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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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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代表的产生（1）

- 一个代表的产生（2）

- 一个代表的产生（3）

- 一个代表的产生（4）

- 毛泽东两次接见李宗仁（1）

- 毛泽东两次接见李宗仁（2）

- 毛泽东两次接见李宗仁（3）

- 毛泽东两次接见李宗仁（4）

- 毛泽东两次接见李宗仁（5）

- 毛泽东两次接见李宗仁（6）

- 林彪之死（1）

- 林彪之死（2）

- 林彪之死（3）

- 林彪之死（4）

- 林彪之死（5）

- 林彪之死（6）

- “文革”记愧（1）

- 文革”记愧（2）

- 文革”记愧（3）

- 文革”记愧（4）

- 十八颗鲜红的手指印（1）

- 十八颗鲜红的手指印（2）

- 章士钊上书（1）

- 章士钊上书（2）

- 章士钊上书（3）

- 章士钊上书（4）

- 章士钊上书（5）

- 戴大口罩的姑娘（1）

- 戴大口罩的姑娘（2）

- 戴大口罩的姑娘（3）

- 戴大口罩的姑娘（4）

- 戴大口罩的姑娘（5）

- 戴大口罩的姑娘（6）

- 戴大口罩的姑娘（7）

- 黑龙江1969（1）

- 黑龙江1969（2）

- 黑龙江1969（3）

- 黑龙江1969（4）

- 黑龙江1969（5）

内容简介

内容简介
定都北京，重返联合国，审判四人帮，共和国惩治贪污官员的第一声枪响；
包产到户，第一次招商引资，1977年恢复高考的洛阳纸贵；
从皇帝到公民的溥仪，上书毛主席的章士钊，保护傅雷骨灰的陌生姑娘……
这些，是被后世演绎的传奇，更是不可遗忘的历史。
它们被事件的亲历者记录下来，
或发表于当年的报刊，或珍藏于笔记本之中，多年后才得以面世。
如今，它们已浓缩为共和国历史中一个个不容置疑的瞬间，
被文字定格，成为我们回顾往事的坐标。
本书选编了萧乾、邓拓、丰子恺、罗以民、敬一丹、史铁生、胡絜青、符浩、郭超人、庄则栋、鲁光、戴煌、章含之、毕淑敏等65位作者的文章共60篇，从政治、经济、文化、体育、社会生活、时代人物六个方面，来展示新中国六十年来的变迁。其中，有关乎“国家”的宏大叙事，也有关乎“个体”的具体而微，有辉煌，也有疼痛。60篇文章均突出“故事性”，期以通过这... (展开全部) 定都北京，重返联合国，审判四人帮，共和国惩治贪污官员的第一声枪响；
包产到户，第一次招商引资，1977年恢复高考的洛阳纸贵；
从皇帝到公民的溥仪，上书毛主席的章士钊，保护傅雷骨灰的陌生姑娘……
这些，是被后世演绎的传奇，更是不可遗忘的历史。
它们被事件的亲历者记录下来，
或发表于当年的报刊，或珍藏于笔记本之中，多年后才得以面世。
如今，它们已浓缩为共和国历史中一个个不容置疑的瞬间，
被文字定格，成为我们回顾往事的坐标。
本书选编了萧乾、邓拓、丰子恺、罗以民、敬一丹、史铁生、胡絜青、符浩、郭超人、庄则栋、鲁光、戴煌、章含之、毕淑敏等65位作者的文章共60篇，从政治、经济、文化、体育、社会生活、时代人物六个方面，来展示新中国六十年来的变迁。其中，有关乎“国家”的宏大叙事，也有关乎“个体”的具体而微，有辉煌，也有疼痛。60篇文章均突出“故事性”，期以通过这些经验的“碎片”来透视并努力还原当时的历史场景。同时，60篇文章着重于“原汁原味”的呈现，它们多写于当年，作者均为事件的亲历者，读者可以通过他们的笔墨，感受过去六十年中每个时代独特而鲜活的气息。书中的60个故事，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可能是“旧事重提”，也可能是“闻所未闻”，可能觉得“历历在目”，也可能感到“不可思议”。无论怎样，它们都是那个时代的人们真实的生存境遇和历史经验，都是曾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共和国的历史。或许我们都是历史的人质，但我们都可以书写我们所相信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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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故事
定都北京
临危受命
两声震彻长空的枪响
怀仁堂授勋侧记
毛泽东两次接见李宗仁
林彪之死
重返联合国
特别审判
邓小平智胜“铁娘子”
东方神话
万里赶羊
鱼的神话
大漠深处的蘑菇云
“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纪实
十八颗鲜红的手指印
蛇口招商记
中国“863计划”诞生记
十年磨一“键”
文化渴求
江山如此多娇
到巴金花园去
发现“地下王国”
“我还是第一任主编呢!”
1977年的洛阳纸贵
《辞海》的故事
“感谢观众的宽容”
相约在书店
生活断章
一个代表的产生
四树斋
第二次考试
决口
新年随笔
“花布小鞋”上北京
清泉流向千万家
黑龙江1969
我管布票
“文革”记愧
一壶北京水
老赶不上趟
我找妈妈，你是妈妈吗
网上风景无限
漫长的告别
梦想之上
容国团夺冠
英雄登上地球之巅．
“乒乓外交”
敲开世界冠军的大门
我在南极的220个日日夜夜．
云豹救我们脱熊掌
铿锵玫瑰
超越这一天
人物素描
从皇帝到公民
钱学森归国
访“葡萄常”
大庆王铁人
在建筑工地上
章士钊上书
戴大口罩的姑娘
天地有正气
他移动了群山
敦煌的女儿
核弹元勋的“三子”
芒果女人
编后记

一个代表的产生（1）

一个代表的产生
张潮 马超卿
直到第三天晚上，全村四个选民小组的酝酿会，还是跟头天晚上一样，坚持着只提这两名乡人民代表候选人--查聪敏、阮生财。
按照全村人口比例，潼关县北东村本来也能提三名候选人，小组长们在每次散会前，反复叮咛大家“再考虑考虑”、“不能漏掉好人”。其实呢，慢说大家，就连小组长们心里也有个底底。小小一个堡子里，不过二十七户人家，老老少少一百二十一个人，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人只有七十二名。几辈子生死苦乐在一起，解放后全村又一连三年在互助组里做活，谁对谁的底细，就好比熟悉自己的手纹那样，条条分明。还有谁能比得上这两个好后生？查聪敏是共产党员，又是乡人民政府委员、互助组长、宣传员；阮生财是全村五个互助组的大组长(联组组长)。两个人又都年轻、踏实、谦虚。前两个晚上酝酿时，选民们话不停点，夸这两个人是北东村的“出将入相”、“一唱一和”，把全村领上了互助合作的道路，把全村的产量从解放前的二百石提高到现在的四百石，单看这几天，两个人又带领五个互助组，向全乡提出锄麦竞赛，保证在选举大会以前锄完麦地。
“一对好配手，咱就只看上这两个，瞅不上第三个了。”四个小组，一个结论。
可是，这一晚，小组长们似乎故意不理会这种情况，又一次提出了“再考虑考虑”。
酝酿会就变得很沉闷了，连最爱说笑、最爱争论的第二小组这时也没人吭声，有的人蹲在屋角里，发出了不耐烦的哼鼻声。倒是平常很少发言的张老汉，慢腾腾地站起来，眯着眼睛，看看大家，又看看小组长，问道：
“提不出第三个，这两个可又怎办?大伙都说看上这两个，可总不能两个都选上吧!”
“对!”小组长拿笔记本敲敲手掌说：“咱村只能选一个。”
这一提，可又提起了大家的精神，屋里低声细气吵嚷开了。女宣传员朱秀英停住了手里的线拐子，对另一个妇女说：“哎，可不，前两天咱心思光在提两名提三名那圈子里打转，还没来得及想这两名里头选谁。”
青年互助组组员亢平安，平时话不让人，直进直出，这回却显得比老人们还老成，他一直背靠墙站着，好久没声张，偷偷觑着大家动静。听见朱秀英的声音，便笑着逗她：“你们有啥好主意?说给大伙听听。”
妇女们低下头笑了。朱秀英口快，顶上去说：“两个都好，聪敏好，生财也好!”
“好都好，总不会一个半斤，一个八两。”亢平安截住了她。
“你倒给称个高低，比个上下!”
亢平安没提防朱秀英抢上了前，愣了一愣，袖起两手。避开了对方的话锋：“众人是杆秤，斤两称分明，要比大伙来比。”
“对，比一比!”大家一声附和，蹲着的人一个个站起来了。

一个代表的产生（2）

亢平安生怕别人占了上风，连忙推开挡在他面前的人，挤到小组长跟前，抢先高声说：“咱村还没提出候选人，咱就拿定主意选聪敏。”
话没落点，有些人就发出轻轻的笑声，表示满意。
可是有人马上应战，这人便是朱福堂老汉。朱福堂平时说话稳重，不爱领头出主意。这回却毫不含糊地表示：“各人心里有底，咱选生财。”
也有些人在一旁连连点头。
往下就是两个人各讲自己的理由。谁也不让谁，可又话不交锋。亢平安讲的是查聪敏怎样推广碧蚂一号麦种、提倡施用化学肥料、发动爱国储棉、推动爱国储蓄、带头卖余粮、宣传婚姻法等等；朱福堂讲的是阮生财怎样领导互助组、带头防旱挖潭、黑夜巡地防霜、检查送公粮等等。两人讲的件件是实情，句句不含糊。一个讲完，大家点头；一个说毕，人人称是。可是临到比高低、称斤两，两个里头选哪个，却又分成三伙伙，两伙旗鼓相当，一伙犹豫不决，为数却也不少。
这犹豫不决的一伙里头，也是些好心肠人，实心实意爱这两个候选人，不忍挑剔谁的短处，现在眼看双方要比高低、称斤两，担心会“伤情面”，便有人主张把这两个候选人都提上去，让乡选举委员会去拿主意，挑一个正式候选人，发榜公布，然后开会选举。这个提议立即被许多人顶了回去。
“不成!毛主席给了咱‘印把子’，让咱人民当家做主，咱自己为啥不拿主意!”
“这叫‘粗筛子筛了细筛子过，细筛子过了罗子过’，为的好人里头选好人嘛，又不为的给谁涂红抹黑。”
“好比两个领路人，走路也有个快慢，选个走得慢的人领路，就少不得耽误点路程，你说是不是?”
大伙你一言，我一语，把这些“好心肠人”说得眉开眼笑。
第四天晚上，四个选民小组把这两个候选人几年的事迹算了一笔细账。白天，有些互助组员已经在锄麦、送粪的时候回忆了一番，对证了一遍，双方也交换了一些意见。待到上灯开会，就先比两个人的长处，比过爱国比生产，比过生产比公正。往细处比，查聪敏的长处有八条，阮生财的长处倒有九条；往大处比，查聪敏却又赶过了阮生财。四个选民小组都提到了村里的一个大变化：往年，村里种的全是本地老麦种，一亩只收七八斗，前年政府推广碧蚂一号，给村里贷放了六百斤，可是那时没人敢要。老年人说：“咱村也种过美国大颗麦，可不长颗颗，碧蚂一号颗颗大，怕也打不下多少。”那时，就连阮生财也还拿不定主意。查聪敏却领导他的互助组带头试种了三百斤，他说：“听咱政府的话，保险没错!”他又宣传了别处种了碧蚂一号增产的事实，打消了大伙的顾虑，夏收后一比，种了碧蚂一号的，果然每亩比老麦种多打三四斗。去年潼关县夏收评比，北东村是乙等丰产村，查聪敏组是丰产组，今年全村就都换上了碧蚂一号。堡子四面那片麦色，实在使人眼花，老年人都说一辈子没见过。

一个代表的产生（3）

比到这里，第二选民小组有些犹豫不决的人，眼色开始闪光，倒是有些原先站在朱福堂一边的人，反而变得犹豫起来了。
可是，阮生财互助组里有些组员不服气，他们要“再比比短处”，说聪敏自己的生产比不上生财，有时，多少误点工，多亏有他爹顶住，才没碍大事，生财可就实受得多了。这一层，尽管有人争辩，多数人却认为说得有理。这时又有人“乘胜追击”，说阮生财关心互助组也比查聪敏具体周到，跟着举了一个例子：去年阮生财组里有些组员要修理房屋农具缺木料，阮生财便把联组里的一些木板赊给了这些组员，解决了他们的困难。
沉默了好一阵的亢平安，这时突然跳了起来：“不提木板咱倒一时想不起，提起来，咱还有意见哩!咱要问一问，这卖木板的事，生财先在联组里通过了没?”
“没!”
“现在钱还没收起哩!”
亢平安拍一下腿说：“对嘛!木板是咱联组大伙的，生财他有啥权利没通过联组就卖给他们?为啥到现在还没把钱收起?”
“哼!那是他讲情面!”
“偏心自己的组!”
“不民主嘛!”
许多人又是你一言，我一语地吵嚷起来，阮生财组的人冷不防这一着，又没理分辩，互相咕咕哝哝，从脸色上看，多少还有点不服输。
这时，女宣传员朱秀英手里的线拐子又不动弹了。她呆呆地望着大伙，心里却在打咕咚--她正在集中心思回忆一件事情：去年卖余粮正搞得热火的时候，有一天夜里，阮生财进了她家院子，跟她公公张金财低声交谈，跟着，她看见公公在粮仓里量麦子，阮生财却送来了一袋豆子。当时她正忙着宣传总路线，也没料到阮生财会有啥问题。后来无意中才听见家里人说，阮生财拿豆子换走了二百斤麦，她公公把豆子卖给了国家。
朱秀英越想心越跳，想起当时她也打算把这件事揭出来，可是公公的尊严伤不得；一想自己是宣传员，又是一个干部家属，不揭发这件事，也像自己脸上给抹了一把黑。就这样，心里一直斗争到现在。现在呢?她再也不能按捺了，她避开众人吃惊的眼光，一口气把这件事大声讲完，还附带批评了自己不该隐瞒着这件事。讲毕，她才偷偷瞥了一眼蹲在墙边的公公，这位老人吊着脸，神情不安。
会场却一下紧张起来了。

一个代表的产生（4）

亢平安这时反而平心静气说：“生财这件事过去没人知道，聪敏这件事大家总该看得真。年时购粮刚开头，聪敏家里失了火，烧了三间房子，七八口子挤在旧上房里，他爷爷都受了惊，饭食不进。聪敏真是好样的，第一个报了大数目--五百斤，往后又加到七百五十斤。今年他还得驮点红薯来调剂着吃哩。哦，对，那时又是他的小子快满月，一家都打算作‘满月’，叫聪敏挡住了，他说：‘节省下些粮食，多卖点给国家。’他把爷爷也说得舒过气来了。往后聪敏又一天不落脚地向大家宣传总路线，还说服余粮户朱喜奎卖了五百斤，张金财卖了三百多斤，这一下全村就卖开了，超过了原来卖粮计划，聪敏他有大功劳。可是生财--”亢平安说到这里，就平不下心，静不下气了。“他不为别的，就，就，就为了自己吃得好些。这就完了!”
这一晚，选民们情绪又起了变化。瞧，就连原先主张选阮生财的一伙人，这时也站起来心服口服地说：“这一比，到底比出高低了，怪咱头脑不灵清。”瞧，几天来一直用“父不夸子，妻不夸夫”的态度来躲避发言的聪敏的爹，这时也放弃了“把票投给阮生财”的念头。瞧，跟阮生财结婚不满三天，还穿着大红袄裤就来参加酝酿会的新媳妇，前两天还坦率地夸奖着丈夫，这时也改变了主意，要选查聪敏。
第二小组这晚上细算细比的结果，马上在其他三个小组里传开了，全村选民的心里有了一致的底底。乡选举委员会就根据选民们酝酿的情况，和有关单位商量后，决定查聪敏为北东村正式候选人。最后又发动选民们讨论了一次。村里的人还看到查聪敏和阮生财两个人蹲在一起，高兴地商量着怎样争取锄麦竞赛胜利，又听见阮生财笑着对查聪敏说：“咱缺点很多，一定要多向你学习。”那几天，阮生财不停脚地跑来跑去，指挥着别人搭扎彩棚，布置会场。看看这些情景，全村的人也满心喜欢。到了3月18日开选举大会，七十多位选民心安理得地全投了查聪敏的票。

毛泽东两次接见李宗仁（1）

毛泽东两次接见李宗仁
高建中
1965年7月20日，经毛泽东和周恩来近十年的争取，并经程思远五上北京、两赴欧洲牵线搭桥，在美国定居的原国民党南京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先生，终于回到了自己的祖国。
7月26日上午，李宗仁和夫人郭德洁及程思远等人，正在北京东郊参观一个纺织厂。突然，一位工作人员匆匆来到他们身边，悄声说：“毛主席正在中南海等待接见你们，请立即前往。”
李宗仁的脸上露出了很欣慰很激动的神色，连声说：“好，好，我们马上去! ”
此时，天已将午。在中南海办公的毛泽东，决定以一种很自然的形式来接见李宗仁，接见的地点便安排在游泳池畔的凉棚内。
陪同毛泽东接见李宗仁的有彭真、郭沫若、徐冰、章士钊、刘仲容、江青、于立群等人。
来到了游泳池畔的李宗仁，见到毛泽东还在水中，他悠闲地仰泳在水面上，说形象些，是躺在水面上的，而且手中举着一支香烟。
“啊，想不到主席游泳这样好啊!”李宗仁情不自禁地对随行人员说道。
毛泽东见李宗仁他们到了，便上岸来，很亲切地同李宗仁与郭德洁握手，声音洪亮地说道：“你们回来了，很好，欢迎你们。”
李宗仁赶忙回答说：“我回到祖国感到很高兴。”
毛泽东又和程思远握手，边握手边对程思远说：“久闻大名，如雷贯耳。”程思远一闻此言，不知所措，竟然无言以对。
但是，程思远心里清楚，毛泽东所说的“久闻大名，如雷贯耳”，对他是一种很亲切地鼓励和肯定。在过去的年代，他相信毛泽东听说过他。但是，毛泽东将话说得这样重，主要地还是指他五上北京，为李宗仁的归国牵线搭桥一事。
说着，大家在凉棚内的椅子上坐下来。一阵凉风吹过，赶走了盛夏的炎热，大家感到了一丝凉爽的惬意。

毛泽东两次接见李宗仁（2）

刚刚坐定，毛泽东便以浓重的湖南乡音幽默地对李宗仁先生说：“德邻先生，现在台湾、香港都在骂你们。这不要紧，他们骂我们是‘共匪’，已经几十年了。你这一次归国，也来当‘匪’，是误上‘贼船’了。台湾当局口口声声将我们叫做‘匪’，还将祖国大陆叫做‘匪区’，你不是误上‘贼船’是什么呢?”
毛泽东的幽默，竟然使李宗仁一时语塞。还是程思远反应得快，他赶忙替李宗仁答道：“我们搭上这条船，已登彼岸。”
“是的，登了彼岸。”在一旁的彭真副委员长跟着说。
于是，毛泽东和大家哈哈大笑起来。
“我是登上了彼岸。”李宗仁边说，边和大家一起开心地笑着。
毛泽东又说：“现在，连白崇禧也在骂你。我看他骂你，一是没有办法，二是无可奈何，三是表示遗憾。他是留有后路的，你回来也给他们开了一条路。”
李宗仁的心情立即显得有些沉重，他慢吞吞地说：“他有难言之隐。”
已经年迈的李宗仁，终于见到了毛泽东主席，他在高兴之余，也显得有些拘束。加上天气炎热，他的额头布满了汗珠，不时地掏出手绢擦拭着。
见此情景，毛泽东平和地说：“台湾通过美国阻止你回来，但是没有搞清楚你是怎么回来的。”他说着，显然是对周恩来精密地安排和部署李宗仁归国一事表示满意，不无兴奋地注视着李宗仁。
李宗仁说：“在海外的许多人士都怀念祖国。他们渴望回到祖国来。他们的心是向着祖国的。”
这时，程思远插话说：“我曾经同×××谈过，他也想回来，条件是要当个部长。”
毛泽东挥了挥手，马上表示说：“跑到海外的，凡是愿意回来的，我们都欢迎，他们回来，我们都以礼相待。×××可以回来，给个部长也可以嘛!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不是都当过部长嘛!民社党、青年党都可以回来。张君劢、张嘉璈也可以回来。”
说着，毛泽东将头转向李宗仁，对着李宗仁说：“蒋介石比你高一级，你是他的部下，他回来我们更欢迎。”
李宗仁情不自禁地点了点头，说：“在美国有许多中国科学家感到凄凉、苦闷，怀念祖国。但他们有幻想，想等待美国改变对中国的态度以后再回来。”
毛泽东说：“那不可能吧。”
时间已经过了中午，毛泽东请李宗仁到他的住处看看。
毛泽东和李宗仁等一路来到了丰泽园。大家坐下，毛泽东便又和李宗仁攀谈起来。

毛泽东两次接见李宗仁（3）

李宗仁说：“我们这一次回到祖国怀抱，受到政府和人民的热烈欢迎，首先应对主席表示由衷的感谢。几天来我们在北京地区参观访问，亲眼看到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果，感触颇深。我们为祖国的日益强大而感到十分高兴。”
毛主席说：“祖国比过去强大了一些，但还不很强大，我们至少还得再建设二三十年，才能真正强大起来。我建议你到祖国的各地看一看。”
李宗仁明确地点了点头，毛泽东讲到的到各地看看，这正是他的愿望。
毛泽东对李宗仁说：“我们还是搞孙中山先生的那一套。孙中山先生说中国能够搞好，能富强。孙中山先生的抱负很大，他不是讲过中国可以迎头赶上世界‘列强’嘛，现在我们国内还有些人不相信，说赶不上。”
李宗仁说：“我看是可以赶上的，原子弹都爆炸了嘛!”
毛泽东又说：“是呀，我们去年开人民代表大会时，把孙中山先生的一篇讲话印出来给代表们参考，我们今天就是要实现孙中山的抱负。”
对于孙中山，李宗仁是崇拜的。他知道，海外的华侨、华人都是很崇拜孙中山的。就拿自己来说，当初参加革命，也正是在孙中山的旗帜下成长起来的。而孙中山的革命主张，最根本的一条，是要统一中国。今天，他确实高兴地看到，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领导下，除了台湾以外，大陆已经实现了统一，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人高兴的呢?
对此，李宗仁表示说：“我回国后非常高兴，我们国家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真正统一了(除了台湾以外)。”
毛泽东说：“是统一了，但要一分为二。在经济建设上，现在还有问题。1958年搞一千七百多项，后来调整压缩到六百多项。现在又搞经济计划，提出了一千二百多项，我看是多了。我正在想办法往下砍，事情不能齐头并进，要打歼灭战。过去我们犯错误主要有三条：一是洋框框，苏修撕毁协定，就打乱了我们的计划。二是我们工作中的错误，贪大、贪全、贪洋、贪尖。这是因为没有经验，人民受了一些损失。以后几年，就一年比一年好。六二年比六一年好，六三年比六二年好，六四年比六三年好。今年不错。第三是天灾，这我们没办法。头两条是我们自己的责任。”

毛泽东两次接见李宗仁（4）

听到毛泽东对祖国的经济建设阐述着自己的想法，李宗仁禁不住说：“主席领导中国革命，已经成熟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毛泽东说：“我这个人又纯又不纯。你说我纯吧，有时还有点火。”
李宗仁知道，毛泽东所说的发火，是指对前苏联的修正主义的斗争而言，于是，他说：“对修正主义要反到底，应该发火。”
毛泽东说：“我同意你的意见，现在有些民主人士，在反帝方面问题不大，但在反修方面决心不大，民主党派很少发表一篇反修文章。听说你声明的原稿，提到了反修问题，为什么又去掉了?这个问题，你可以带头讲讲嘛，我赞成你。我们要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修正主义，要彻底地反。”
李宗仁又点了点头。
随后，李宗仁转换了个话题说：“我同美国国务院中国科科长克拉伯经常接触，我曾经向他说，美国同台湾签订‘共同防御条约’，中国人民怎么能接受呢?如果有一个国家同你们的夏威夷也签订这样的条约，你们美国能接受吗?克拉伯不能回答我。我说，如果台湾当局要废除这个条约你们怎么办?难道你们能派兵去打台湾吗?克拉伯说，不能打。打，一定会遭到全世界的反对的。我说，台湾不是个碟子、花瓶，你又拿不去，你们还不如撤走。”
毛泽东说：“关键是在台湾啊。”
见到李宗仁深以台湾问题为虑，毛泽东接着说：“李德邻先生，不要急，台湾总有一天会回到祖国来的，这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李宗仁诚恳地表示说：“主席讲得对。”
随后，毛主席提议照相后吃饭。
宴会安排得很丰盛，有各种各样的京津名菜。大家吃起饭来，气氛更加轻松自然。这时，毛泽东似乎觉得他与李宗仁的话题已经说得差不多了。于是，他边吃饭，边与章士钊和郭沫若谈起了诗文。
宴会结束了。下午三时许，徐冰副部长咬着程思远的耳朵说：“可以散了吧? ”
于是，程思远对李宗仁说：“德公，现在可以向主席道谢了吧? ”
“急什么，少壮派！”毛泽东用目光盯着程思远说，语气好像很严厉，其实十分慈祥。
毛泽东接见李宗仁，就在这样的气氛中结束了。

毛泽东两次接见李宗仁（5）

1966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七周年。此时，“文化大革命”已经在全国掀起来了。为了保护李宗仁，周恩来安排有关部门，将他秘密送到解放军301医院保护了起来。国庆节到来之际，李宗仁应邀登上天安门参加庆祝活动。
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李宗仁， 目睹到波澜壮阔的场面，并没有激动起来。他很高兴毛主席和国家领导人在这样的“大革命”中，依然给予他的礼遇，但又为这动荡不安的局面深深忧虑着。他听了林彪的讲话，说这场“文化大革命”就是因为存在有“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而搞起来的。可是，这么搞起来，究竟是治国安邦之道，还是致乱之源，他在担心。
此时的毛泽东和林彪热情地检阅着红卫兵队伍，兴高采烈地接见了红卫兵代表。
随后，毛泽东看见了李宗仁，便马上兴致勃勃地向李宗仁走过来，边走边向李宗仁伸出手来，李宗仁赶忙伸出双手，去握住毛主席的右手，两人一边握手一边摇晃。
当时在场的解放军画报摄影记者孟昭瑞迅速抓拍下了这一场面。并且做了如下记述：
1966年国庆节，毛主席邀请李宗仁先生上天安门，故意地站在城楼的中间热情地握着他的手，似乎为了让所有的人都能看到这一历史性的会见。这充分地体现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是坚定不移的。当时， 我只是不停地拍照，但仍然能清晰地听到毛主席带着浓重的湖南口音对李宗仁说：“请多保重身体，共产党不会忘记你的。”
毛泽东边与李宗仁握手，边请李宗仁到休息室去吃茶。来到休息室，毛泽东请李宗仁坐在沙发上位，李宗仁说：“主席在这里，我怎么好坐在上位呢!”
毛泽东说：“你比我年岁大，是老大哥，应该坐在这里。”
在休息室，毛泽东和李宗仁进行了坦诚的长时间的谈话。事后，李宗仁将毛泽东与他的谈话详情告诉了尹冰彦先生。尹冰彦做了如下记录：
坐下之后，毛泽东点起香烟，边吸边说群众是发动起来了，群众一起来，那就不能完全依靠个人的想法去做。毛主席说火头是他自己烧起来的， 点火容易灭火难。看来这火还要烧一个时期。接着毛问李宗仁对这场“文化大革命”有什么看法，有什么意见，希望李宗仁坦率地谈谈。

毛泽东两次接见李宗仁（6）

李宗仁很谦逊地说：“毛主席高瞻远瞩，英明伟大，古今中外任何国家领袖，没有一个人能有这么大的魄力来发动这场革命。目前虽然稍乱一点，但是为子孙后世着想是要付出一些代价的。”李宗仁又把北伐时期，在武汉和苏联顾问鲍罗廷的一段谈话讲了一遍--当时革命军打到了长江中下游，攻克了重镇武汉和南京，由于革命队伍内部发生了严重分裂，李宗仁由南京到武汉进行调处。在他会见鲍罗廷的时候，除了对革命形势做了分析外，鲍罗廷说革命就是和妇女分娩一样，为了生儿育女，就难免这一时之苦，受了这个痛苦就换来了将来有子女的幸福。李对鲍说：“痛苦对产妇来说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作为一个助产生就要尽可能减少她的痛苦。”李宗仁用这段回忆来比喻“文化大革命”，他的意思是说当前的乱是为了未来的治，作为领导人要尽可能缩小这乱的范围和程度。
毛主席认为李宗仁的话很对，并且表示他也正在做这个制乱的工作。并说明当前的问题很多，要一件一件地去解决。譬如红卫兵小将们给各民主党派下“哀的美敦书”，勒令限期取消组织，这是不可以的；听说他们砸烂政协，要彻底毁灭统一战线，这更是不对的。接着，毛主席把统一战线在民主革命中的作用、贡献和社会主义时期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对李做了说明。最后，毛主席明确地说民主党派不能取消，这要对红卫兵说清楚，有些人可能听不进去，但这要好好地做工作，说服教育他们。
毛主席讲完了问李宗仁：“李先生，你的看法怎么样?”
李宗仁急忙连声说：“毛主席英明高见，我从前根本不晓得这些道理，今天算是顿开茅塞。”
毛主席和李宗仁走出休息室， 回到原来的位置上，继续检阅游行队伍。检阅完了有几位新闻记者立即围住了李宗仁，询问毛主席和他谈话的内容。李说：“只谈家常生活，没有别的内容。”
1969年1月30日，李宗仁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七十八岁。李宗仁在弥留之际，为表达他对归国后，国家、政府对他生活照顾的谢意，表达自己对新中国的热爱以及希望为祖国统一作贡献的心情， 口授了一封给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信，信上说：
我在1965年毅然从海外回到祖国所走的这一条路是走对了的。
我们祖国的潜力是举世无匹的，我们祖国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
在这个伟大时代，我深深地感到能成为中国人民的一分子是一个无比的光荣。
在我快要离开人世的最后一刻，我还深以留在台湾和海外的国民党人和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的前途为念。他们目前只有一条路，就是同我一样回到祖国的怀抱……

林彪之死（1）

林彪之死
符 浩
近些年来，关于林彪叛逃的文章，在海内外报刊上多有登载，已使这一震惊中外的历史事件的前前后后昭之于世。每当我读到这些文章时，不禁心潮起伏，我的思绪总是萦绕于1971年9月中旬那些不寻常的日子。那十几个日日夜夜大概是新中国成立后我睡眠最少、工作最紧张的时刻。
当时，我担任外交部的核心小组成员、办公厅主任，由于工作的关系，我对“林彪叛逃，机毁人亡”后的情况略知一二，现谨记述如下。
1971年9月13日下午，外交部办公大楼里，人们进进出出，一如往常，没有任何异常现象。但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已知道林彪和叶群等人乘一架三叉戟飞机于13日零点32分由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朝西北方向逃跑，目标很可能是某个外国。周恩来总理迅即指示外交部，要密切注意外电报道，并研究和提出在各种可能的情况下的交涉或应对方案。
当时，我们对林彪叛逃的动机、目的和具体经过都不清楚。后来才知道，林彪一伙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为争夺权力进行的宗派活动失败后，由于党中央和毛主席采取一系列措施，削弱了林彪集团的权势，打乱了他们的阵脚，使他们陷入被动的境地。1971年8月，毛主席到南方巡视，与湖北、河南、湖南、广东、广西、江西、江苏、福建等省区党政军负责人谈话时，重点谈了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斗争，指名批评了林彪及其一伙。并指出：“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9月5日和6日，林彪、叶群获知讲话的部分内容，推测国庆节前后可能召开中共九届三中全会，解决他们的问题，于是决心铤而走险，策动武装政变。7月，林彪的儿子林立果向他们阴谋政变的组织“联合舰队”下达“一级战备”命令。8月，林彪下达批准林立果这一行动的手令。他们密谋在毛主席南行途中对他采取谋杀行动，同时他们还做了带领亲信骨干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准备。9月3日，毛主席从南昌到达杭州，当他了解到一些可疑的情况后，立即机智地采取措施，迅速乘车于9月12日提前返回北京，使“联合舰队”的谋杀计划破产。9月12日晚10时30分，周总理接到中央警卫局的电话报告，反映林立果傍晚乘一架三叉戟飞机从北京到山海关等异常活动的迹象，周总理立即警觉地下令，追查擅自调飞机到山海关的事，并命令飞机马上飞回北京。林彪、叶群、林立果看到南逃阴谋已难得逞，于9月13日零点左右，不顾警卫部队的阻拦，乘汽车从北戴河逃往山海关机场，乘256号三叉戟飞机强行起飞。

林彪之死（2）

14日上午，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在会议室开会，会议由核心小组组长、代理部长姬鹏飞同志主持，内容是进一步落实周总理昨天的指示。会议的气氛不像往常，而是有一种严峻感。但大家都很镇定，会开得有条不紊、从容不迫，对林彪出逃作了四种估计：
一、由林彪出面公开发表叛国声明；
二、由林彪或其他人通过外国广播或报纸发表讲话；
三、林彪及其追随者暂不露面，也不直接发表谈话，由外国通讯社客观报道林彪等已到达某国某地；
四、暂不发表消息，以观国内动静。
会议还详细讨论了在各种情况下对外交涉以及如何表态的问题。
时间过得真快，中午12点的钟声已经敲过，但会议还没有散的意思。这时，紧闭的房门被突然推开，值班秘书忘了平时的礼节，快步径直奔向姬鹏飞同志。鹏飞同志以他那特有的沉着和冷静接过一份手抄特急报告。我们的目光注视着他脸上的表情，都急于想知道报告的内容。从每个人的脸上都可以看出，这是一份极不寻常的“特急件”。随着他目光离开文件，脸上绽出了笑容，用一种异常的语调向大家说道：“机毁人亡，绝妙的下场!”接着把报告读了一遍。
原来这是我国驻蒙古大使馆，使用中苏关系恶化后已封闭两年多的从乌兰巴托直通北京的高频专线电话传来的报告。大致内容是：9月14日上午8点30分，蒙古副外长额尔敦比列格紧急约见许文益大使，通知有一架中国喷气式军用飞机于13日凌晨2时左右坠毁在肯特省贝尔赫矿区以南十公里处。蒙有关部门在当日上午得知此事后，即派人到出事地点察看，经多方证据表明，这是一架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的飞机。机上共有九人(八男一女)，全部死亡。蒙方对我国军用飞机深入蒙古领空，向我提出口头抗议，要求我方说明飞机深入蒙领空的原因。许大使向对方提出我方要求到现场调查。
这个报告使会议的气氛活跃起来。韩念龙同志从姬鹏飞同志手里接过报告，逐字逐句仔细看了一遍--因为对蒙古的事务由他主管。
会议当然不能结束。一个最紧迫的事，就是要把这份报告迅速送给毛主席和周总理，这也是他们急切等待的消息。姬鹏飞同志立即要王海容同志打电话到主席和总理办公室，但得到的回答是，主席和总理自前天夜里起一直没有合过眼，刚刚服过安眠药入睡，总理按习惯要四个钟头以后才能醒来。主席和总理办公室的同志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党组决定：立即派人把报告送给主席和总理看，否则就是失职。同时，再一次和两个办公室的秘书通电话，强调送去一份特急和特别重要的文件，一定要把主席和总理叫醒。

林彪之死（3）

下午两点钟过后，我刚刚回到办公室，从抽屉中找出一包苏打饼干，权作是午餐。还没吃两口，姬鹏飞同志就叫我去他的办公室。正巧他也在吃饼干，我也就不客气地不请自拿了。他边吃边告诉我，总理来电话说，他刚从主席住处回来，对外交部的同志迅速把报告送到并叫醒他们感到满意。总理特别对我驻蒙古大使馆，在不了解实际情况下，为了使国内尽快知道我机在蒙古境内失事，当机立断，启用已经封闭两年多的专用电话线，以最快速度把情况传回来表示满意。接着讲到总理交办的几件事，要我立即去办。
总理的指示有：一、将今天收到的我驻蒙古大使馆的报告用三号铅字打印十八份，下午6时由符浩亲自送到人民大会堂北门内，交中央办公厅王良恩副主任；二、从现在起，指定专人译办我驻蒙使馆来的电报，由符浩亲自密封后送总理亲启；三、今天的报告，凡经办和知道的人都要打招呼，要绝对保密。
因昨夜几乎没有睡觉，我回家吃过晚饭后，便想利用这个时间小憩一会儿。但实在太兴奋了，怎么可能睡得着。我便信步来到住同院的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同志家里。他一看到我就哈哈笑道：“说曹操，曹操到。我正要打电话请你来呢。”我也笑着问道：“今晚有什么好节目?”“当然有。”他略有些狡黠地眨了下眼，说道：“我前几天从箱子里翻出一副章太炎书写的对联，刚刚挂上，特请你来一赏。”进了他的书房后，果然壁上新换了一副对子，章太炎篆体书写的有碗口大小的字，盖出自太炎先生晚年之笔，神完气足，味道淳古隽永，在他的墨迹中应属上品。文曰：“龙惊不敢水中卧，猿啸时闻岩下音。”这是节录李白《夜泊黄山为殷十四吴会吟》一诗中的两句。乔冠华听到我连声赞叹，很是得意。他特意指出其中的几个颇为古异于通常小篆的字说，这几个字选字得体，尤见太炎的功力。他告诉我说他特意请翟荫塘同志查出这几个字由石鼓和彝器中的出处。赏玩了一会儿，两人的目光不期而遇，他悠悠地说道：“该言归正传了。”我们不由得放怀大笑起来。
这两天，我们都太兴奋了，也都太紧张了，本急欲畅谈一下。林彪叛逃事，那时还不能和家人、朋友谈，只能在“知情者”间谈。从何谈起呢? 赏玩太炎这副字，好像使我们都松弛了好多。
我们围绕着“林彪叛逃，机毁人亡”的主题谈了起来。他拿出一瓶未启封的茅台，我们边谈边饮，兴致达到了高潮。我又抬头望着那副对联，突然想起了另一位唐人诗句，脱口诵出：“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乔冠华听后，沉思了一会，突然将满杯茅台一饮而尽，对我说道：“贾宝玉不是说述旧不如编新吗? 我把这首诗略加改动，你看新意如何。”他又斟满一杯，端在手中，站起身，用他那苏北口音吟了起来，吟毕又一饮而尽，真是豪兴冲天。后来郭沫若同志看到了他的这首新“塞下曲”后，曾挥毫将此诗书成条幅并加赞语赠给乔冠华：

林彪之死（4）

月夜雁飞高，林彪夜遁逃。
无需轻骑逐，大火自焚烧。
巧合无间，妙不可言。嘱题小幅一轴，欣然命笔，以示奇文共欣赏，好事相与祝也。冠华同志座右，望常拍案警奇。
9月15日下午3时30分，我国驻蒙古使馆报告：许文益大使及随行人员共四人已于下午2时离开乌兰巴托去飞机坠毁现场视察。现场周围覆盖着三四十厘米高的茅草，飞机着陆点正好在比较平坦的盆地中央，在着陆点以南约三十米长的草皮被飞机腹部擦光，西侧平行处，是右机翼划出的深约二十厘米的一道槽沟。再往南，擦地痕迹消失了，进入燃烧区，草地燃烧面积长八百米，宽度由北边的五十米扩展至南面的二百米，呈梯形。在烧焦地上散落着大大小小的飞机残骸，被炸断的机尾上可以看到五星红旗和“256”等标记。在完全烧毁的机头以北五十米处，散放着九具尸体，大都仰面朝天，四肢叉开，头部多被烧焦，面部模糊不清，难以辨认。到现场的同志把尸体由北向南编成一至九从各个角度拍了照片。据事后验证，一号尸体是林彪座车司机杨振纲；二号尸体是林立果，衣服全部烧成焦麻状，死前似在烈火中挣扎过；三号尸体是林彪的秘书刘沛丰；四号尸体是特设机械师邵起良；五号尸体是林彪，瘦削秃顶，头皮绽裂，头骨外露，眉毛烧光，眼睛成黑洞，鼻尖烧焦，胫骨炸裂，肌肉外翻；六号尸体是机械师张延奎；七号尸体是空勤机械师李平；八号尸体是叶群，是唯一的女尸，烧灼较轻，头发基本完好，左肋部绽裂，肌肉外翻；九号尸体是驾驶员潘景寅。许大使他们在现场察看时发现，每具尸体腕上都没有手表，脚上没有鞋子，看来是在飞机紧急降落前，为避免冲撞扭伤，他们都作了准备。许文益等同志在蒙方人员协助下，按照蒙古人的习俗，掩埋了死者的尸体。
请示总理后，我用专线和许文益同志通了话，告其速派专人送回有关资料，并面报详细情况。
9月18日凌晨1时，使馆报告，决定派二等秘书孙一先送现场照片、目测示意图和有关材料回部，并当面汇报。
第二天晚上驻蒙使馆又报告，孙一先于20日乘4次列车离乌兰巴托回国。
9月21日下午3时30分，从乌兰巴托开来的国际列车准时到达北京车站。我和秘书王万慧同志早已到车站等候。孙一先和中建公司的贺喜同志同车到达，一下车我们就迎上去。孙、贺两人和我们打过招呼后，又东张西望。显然，孙一先并不知道我们是专程来接他们的。王万慧同志把孙一先同志拉到一旁，我低声对他说：“我就是来接你的，已安排好你暂住招待所。”关于贺喜同志，原来我们不知道他与孙同车回国。我正在犹豫是否要贺喜同志一起到招待所时，贺单位的同志来接他了。我先跟他打了个招呼：关于我国有一架飞机坠毁的事，没有公开之前要保密，不能外泄，家里人也不能说。

林彪之死（5）

来到外交部招待所早已准备好的房间，孙一先同志便把从使馆带来的文件和现场拍摄的胶卷交给我，我马上要王万慧同志先把这些东西带回部，把文件交给部值班室主任徐连儒同志妥为保管，胶卷交给正在待命的孙秀娟同志冲洗。然后，我对孙一先同志说：是周总理要我来车站接他的。并告诉他飞机坠毁，情况很复杂，要绝对保密。并向他交代了几条注意事项：第一，暂住招待所，不得外出，也不要在招待所内到处走动；第二，不要同外面联系，包括亲属和所属单位；第三，如果在招待所遇到熟人，就说是临时回国送文件，现在正等文件，随时准备返馆，有关飞机的事，一句也不能讲；第四，随时准备汇报。并将一个电话号码和外交部值班室主任徐连儒的名字写给他，如果有事可与徐联系。
晚上11时许，我和姬鹏飞、韩念龙等同志来到大会堂福建厅，总理早已到了，正伏案批阅文件。我们尽量在离他较近的沙发上坐下，低声研究有关问题。大约半个小时后，孙一先同志被领了进来。周总理和他握手后，突然回过头来问我，和他一起回来的还有谁。还没等我讲完有关贺喜同志的情况，他一听说贺喜已回家，便面色一沉，那双浓眉猛然一蹙，厉声打断我的话：“你当过兵吗？”霎时间，我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总理对外交部的许多干部的经历是十分了解的，他当然知道我曾在部队里工作过。记得第一次单独见总理，是在1950年的7月，我被任命为驻蒙古使馆临时代办，因为是新建馆，临行前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听完总理的指示起身告别时，总理半开玩笑地指着我说：“已经是外交官了嘛，怎么还穿军装？”此时此刻，总理问“你当过兵吗？”分明是批评我的警惕性跑到哪里去了。他严肃地审视着我，我立即回答：“我马上把贺喜找回来。”
约一个半小时后，服务员请我到隔壁房间接部值班室的电话，说已按我的交待把贺喜同志从酣睡中叫醒，并已送进招待所住下，待孙一先同志回去后向他转告注意事项。此时，我真有如释重负之感……
孙一先汇报完情况，我看了一眼手表，已是22日凌晨2时多。服务员送来了夜餐，每人一碗热汤面，唯独总理外加了一小碟花生米。据经验我知道会还要接着开下去。果然，先是李德生和邝任农同志到了，紧跟着是吴法宪。总理把现场照片交给他们传看，同时把另一套照片交给杨德中同志，并说，由你主持研究一下，飞机究竟是怎样坠毁的，又对我说：“你也参加。”

林彪之死（6）

杨德中同志和我来到东大厅，公安部长李震、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李际泰等已坐在那里等候。等他们看过照片和示意图后，我根据孙一先的汇报和使馆的报告材料，做了必要的说明。然后大家进行分析、讨论，最后一致认为李际泰同志的分析有道理。他的看法是：飞机因燃料将要耗尽，被迫做紧急着陆的准备，驾驶员不熟悉较大区域的地面情况，于是选择一块平坦的地面，冒险以飞机机腹擦地降落。但在飞机着陆后，由于失去平衡，右翼向下倾斜，触及地面，与沙石冲磨，骤然升温引起油箱起火，从而导致全机爆炸。看来，驾驶员还是有一定经验和技术的，选择了野外迫降的处理办法。当然，也不排除其他原因，例如，机件失灵，或被地面炮火击伤而坠落，或击伤后被迫着陆，但这些可能性较小。因为地面上有飞机滑行的痕迹和大面积的燃烧。如果是在空中爆炸，残骸会分布得很广，地面也不会形成大面积的燃烧。杨德中同志认为有必要找一架同类型飞机并和驾驶员及有关地勤人员研究一下，大家赞同这个办法。我又建议，最好把孙一先同志也带去。
早晨4点多，杨德中同志又向总理汇报分析结果。我走出大会堂北门，天色微明，回头望去，福建厅的灯光从窗纱中透出，总理仍在工作。……
9月26日晚，人民大会堂西大厅里，仍按原计划出国访问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全体人员正在向总理汇报准备情况并听取指示。我作为代表团的成员，离总理坐得很近，灯光下，我发现总理半个月来明显地消瘦了，但清癯的面孔却有一种喜悦和轻松的表情。我们告别总理快要走出北门时，一位服务员从后面赶上来对我说：“符浩同志，总理请你去西大厅。”我一怔，顾不得多想，便疾步返回。
大厅里只有总理一人，他看我站在那里等他的指示，便摆手示意让我坐下，他好像在思考着什么。这时我猜想，莫非有了什么新的任务要我去做，可又不便主动提问。总理终于开口了：“你明天一早就要动身去巴黎了，有关林彪叛逃的事，见到黄镇同志时，把情况告诉他。”他顿了一下，语气更加郑重地接着讲道：“中央已决定逮捕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这些也告诉他。”并叮嘱说，只告诉他一个人。
9月29日，我们辗转抵达巴黎。当晚，我就前往我驻法大使馆邸。与黄镇大使说笑一番后，我暗示他，奉总理之命有要事转达。他拿着打开的小半导体收音机踱到花园的草地上，一边漫步，一边谈了起来。显然，他对带来的信息，非常兴奋激动，我们情绪相互感染，长时间沉浸在喜悦之中。

“文革”记愧（1）

“文革”记愧
史铁生
多年来有件事总在心里，不知怎么处置。近日看《干校六记》，钱锺书先生在书前的小引中说，若就那次运动(当然是指“文革”)写回忆的话，一般群众大约都得写“记愧”。这话已触到我心里的那件事。钱先生却还没说完，接着写道：“惭愧常使人健忘，亏心和丢脸的事总是不愿记起的事，因此也很容易在记忆的筛眼里走漏得一干二净。”我想，到了把那件事白纸黑字记录下来的时候了，以免岁月将其遗失。这样，也恰好有了篇名。
1974年夏天，双腿瘫痪已两年，我闲在家里没事做。老朋友们怕我寂寞常来看我，带书来，带新闻来，带新的朋友来。朋友的朋友很容易就都成了朋友，在一起什么都谈，尽管对时势的判断不全相同，对各种主义和思想的看法也不再能彻底一致。那年我二十三岁，单单活明白了一点，对任何错误乃至反动的东西，先要敢于正视，回避它掩盖它则是无能和理亏的表现。除此一点之外，如今想来是都可以作为愧而记录的。
先是朋友A带来了朋友B。不久，B带来三篇手抄本小说给我看。现在记得住标题的只有《普通的人》一篇。用今天的标准归类，它应该属于“伤痕文学”，应该说那是中国最早的“伤痕文学”。我看了很受震动，许久无言，然后真心相信它的艺术水平很高和它的思想太反动。这样的评判艺术作品的方法，那时很流行，现在少些了。B不同意我的看法，但我能找到的理论根据比他的多，也比他现成而且有威力。“中间人物论”呀，“写阴暗面”呀，“鼻涕和大粪什么时候都有”呀，“阶级立场”和“时代潮流”呀，等等，足令B无言以对或有话也不再说了。我自视不是人云亦云者流，马列的书读得本来不算少，辩论起来我又天生有几分机智，能为那些干瘪的概念找出更为通顺的理由，时而也让B陷入冥想。现在我知道，为一个给定的结论找理由是一件无论如何可以办到的事。B为人极宽厚，说到最后他先是笑了，然后问我能否把这些小说给他复写几份。我也显出豁达，平息了额与颈上暴胀的血管，说这有什么不行?一来我反正闲得很，二来我相信真理总是真理，不会因为这样的小说的存在而不是真理了，存在的东西不让大家看到才是软弱或者理屈。我们一时都没想起世上还有公安局。

文革”记愧（2）

我便用了几个上午帮他抄那些小说。抄了一篇或者两篇的时候，我忽然抄不下去，笔下流出的字行与我的观念过于相悖，越抄心里越别扭起来，竟觉得像自己在作那小说。心一惊，停一会，提醒自己：这不是我写的，我只是抄，况且我答应了朋友怎么能不抄完呢?于是又抄，于是又别扭又心惊，于是自己再提醒自己一回，于是……终于没有抄完。我给B写信去，如实说了我再不想抄下去的原因。B来了，一进门就笑，依然笑得宽厚，说那就算了吧，余下的他另想办法。我便把抄好的和没抄的都给他拿去。
不久就出事了。B把稿子存放在A处，朋友C从A处拿了那篇《普通的人》到学校里去看，被她的一个同学发现并向有关部门报告了。C立刻被隔离审问，那篇稿子也落在公安人员手里。我们听说了，先还只是为C着急，几个朋友一起商量怎么救她，怎么为她开脱罪责。想来想去，不仅想不出来怎么救C，却想起了那稿子全是我的笔迹。这时我还未及感到后果的严重，便并不坚决地充了一回英雄，我说干脆就说是我住院时从一个早已忘记了姓名的病友那儿抄来的吧。几个朋友都说不好，说公安局才不那么傻。我也就不坚持。几个朋友说先别急，等A和B来了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当然，最好的办法是眼前的祸事梦一样地消失。
傍晚，A和B都来了，我们四五个人聚到地坛公园荒芜的小树林里去，继续商量对策。只是A和B和我与此事有关，其他人都是来出谋划策。这时问题的焦点已转到“倘若公安局追查下来怎么办？”因为想到C处很可能还留有我的其他笔迹，因为想到C也可能坚持不住。据说这时C还在学校隔离室里坚持着死不交待，大家一会为她担忧，一会又怪她平时就是不管什么事都爱臭显摆并且对人也太轻信。怪C也晚了，C正在隔离室里。大家又怨A，说C一贯马里马虎你还不知道吗，怎么就把那稿子给她拿到学校去?A后悔不迭，说C是死求活求保证了又保证的。怨谁也没用了，当务之急还是想想怎么应付公安人员可能的追查吧。B坚定地说，不管怎么样绝不能说出原作者。大家说这是一定的。那么，公安局追查下来又怎么办呢?大家绞尽脑汁编了许多枝叶丰满的谎话，但到底都不是编惯了谎话的人，自己先就看出很多破绽。夜色便在这个问题前无声地扩散得深远了。第一个晚上就是这么结束的--什么办法也没想出来，默祈着C能坚持到底，但如果真如此又感到对C无比内疚；幻想着公安局不再深究，但又明白这不过只是幻想。

文革”记愧（3）

十四年过去，我已记不清从事发到警察来找我之间到底是几天了，也记不住这几天中的事情是怎样一个顺序了。只记得我们又聚到地坛去商议了好几回。只记得我一回比一回胆怯下去。记得有一个晚上，还是在那片荒芜的小树林里，A和B都认为还是我一开始编造的那个谎话最为巧妙，若警察根据笔体找到我，就由我来坚持那个谎话--就说是我在住院时从一个不知名的病友那儿抄来那篇小说的。我未置可否，过了一会我只提醒说：我的父母均出身黑五类之首，我的奶奶仍在以地主的资格每日扫街呢。大家于是沉默良久。我本还想说由我来承担是不公平的，因为唯独我是反对这篇小说的，怎么能让一个人去殉自己的反信念呢?但我没说。后来A替我说出了这个意思。以后多年，我一直把这逻辑作为我良心的蔽护所而记得牢固。可是一年年过去，这逻辑也愈显其苍白了，一是因为我越来越清楚我当时主要是害怕，二是反对这小说和不反对抄这小说同样是我当时的信念。信念又怎么样呢?设若我当时就赞成这小说呢?我敢把这事担当下来拒不交待吗?我估计百分之九十还是不敢。因为我还记得，那些天有人对我说：公安局可不是吃素的，我若说不出给我小说原稿的人的姓名，他们就可以判定这小说是我写的--不管他们是真这么认为，还是为了威逼我，还是出于必须有个结果以便向上边交待，反正他们急了就会这么干。我听了确乎身上轮番出了几回汗。尤其看到父母亲人，想到他们的出身和成分本来就坏，这一下不知要遭怎样的连累了。夜里躺在床上不能睡，光抽烟，体会着某些叛徒的苦衷。有些叛徒是贪图荣华富贵，有些叛徒则是被“株连九族”逼迫而成，现在平心去论，一样是叛徒但似不可同日语。这就又要想想了，假如我是孤身一人会怎么样呢?轻松是会轻松些，但敢不敢去挨鞭子或送脑袋仍然不是一件可供吹牛的事。贪生怕死和贪图荣华富贵之间仍有着不小的差别。几年之后我倒确凿有几回真的不怕死过，心想要是1974年的事挪来现在发生有多好，我就能毫不犹豫地挺身就死了，但这几回的不怕死是因为残病弄得我先有了不想活的念头，后才顺带想做一回烈士的。这当然可笑。我才知道，渴望活也可以是比不怕死更难能可贵的。但渴望活而又怕死却造就了很多千古遭骂的叛徒。最好当然是渴望活而又不怕死，譬如许云峰。不过，毕竟许云峰喊的是共产党万岁而明确是坐国民党的牢。大智大勇者更要数张志新。可张志新若也坚定不移于当时人人必须信奉的一种思想，料必她也就不可能有那般大智大勇了。话扯远了，拉回来，还说我，我不及张志新之万一是不容争辩的。至于哥们义气呢?但“株连九族”却更是殃及亲人的呢!所以“株连九族”有理由被发明出来。

文革”记愧（4）

我原是想把这件事如实记录下来的，但亏心和丢脸的事确已从记忆的筛眼里走漏一些了，写到这儿我停笔使劲回忆了两天，下面的事在记忆中仍呈现了两种模样。与B已多年不见，为此文去找他核对似大不必要，就把两种模样的记忆都写下来吧。最可能的是这样：正当我昼夜难安百思不得良策之际，B来了，B对我说：“要是追查到你你就如实说吧，就说原稿是我给你的。”我听了虽未明确表示赞同，却一句反对的话也没说，焦虑虽还笼罩，但心的隐秘处却着实有了一阵轻松。许久，我只说：“那你怎么办?”B说：“这事就由我一人承担吧。”说罢他匆匆离去，我心中的愧便于那时萌生。虽料沉重只是要匀到一生中去背负，却也仍怔怔地不敢有别种选择，也仍如获救了一般。其次也可能是这样：B来了，对我说：“要是警察来找你你就如实说吧，就说原稿是我给你的。C已经全说了。”我听了心里一阵轻松。C确实是在被隔离的第三天熬不住逼问，全说了。但这是B告诉我的呢，还是之后我才听别人说的呢?我希望是前者，但这希望更可以证明是后者吧，因为记忆的筛眼里的不仅容易走漏更为难堪的事，还容易走进保护自己少受谴责的事。我就没有谴责过C，我没有特别注意去不谴责C，想必是潜意识对自己说了实话：实际我与C没什么两样。总之，不管哪个记忆准确，我听了B的话后心里的那一阵轻松可以说明一切--这是着重要记录下来的。
后来警察来找我，问我原稿是谁给我的，我说是B；问我原作者是谁?我说不知道。我确实不知道，B从未跟我说起过原作者是谁，这一层B想得周到。我当时很为B把这一层想得周到而庆幸。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原作者是谁。1978年我也开始写小说，也写了可归入“伤痕文学”的作品。那几年我常留意报刊上的小说及作者介绍，想知道《普通的人》的作者是谁，但终未发现。我也向文学界的朋友们打听过，很多人都知道那篇小说，却没有谁知道作者的情况。1983年在崂山旅游时遇到B，互相说笑间仍有些不自然，我终未能启口问他此事，因为当年的事到底是怎么了结的我完全不知，深怕又在心上添了沉重。现在想，倘那篇《普通的人》渐渐被淡忘了，实在是文学史上的缺憾。
随忆随记，实指望没把愧走漏太多就好。

十八颗鲜红的手指印（1）

十八颗鲜红的手指印
王立新
1978年11月24日，在冬日寒风中抖瑟的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十八户农民，聚集在一间茅舍里，召开了一个秘密会议。
尽管“大包干”之风也吹到了小岗，由于底子太薄、人心太散、土地太瘦，虽然把一百一十五人先划为四个作业组，后又扩大为八个作业组，仍是调不动大家的积极性。
难道穷透了底的小岗，竟无半点拯救的希望了么?
生死攸关的春种时节，硬逼出了三位“揭竿而起”的农民。
第一位是生产队长严俊昌。“学小靳庄”的时候，他就是生产队长，上午赛诗下午唱样板戏，一天农活干不了三个小时。盛怒之下，他撂了挑子。公社书记逼他上任：“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干来干去，全队揭不开锅了，连一队之长也离乡背井，踏上了外流之路……
第二位是生产队副队长严宏昌。
第三位是会计严立学。
他们向全村最年长的关庭珠老人请教：“怎么干，才能有吃的?”
“只有一条道儿!”
“什么道儿?”
“包产到户!”
三人私下议论开了：“如果‘包产到户’能干好，咱们就豁出去!”
他们决定召开绝秘会议，对十八户农民的命运做出严峻的选择……
小小茅舍里挤满了愁眉不展的农民。
面面相觑。
鸦雀无声。
不知过了多久，传出一个苍老而低沉的声音，年过六旬的老人严国昌说话了：“你们放心，这样搞下去准能搞到饭吃!不过……不过，你们倒霉肯定不得轻，说不定会打成‘现行反革命’，那时可就毁喽。”
又一位老人严家芝接着说：“你们这样搞下去，一家老小可就成问题喽。”
沉默被打破了。
愤懑难抑的农民七嘴八舌呼喊起来：“你们要是倒霉，我们帮助把你们的小孩养到十八岁……”
“全村养着!”
全场沸腾了。

十八颗鲜红的手指印（2）

三个生产队干部在逃荒中都未流过泪，面对如此舍身相护的群众，再也抑制不住了，泪如泉涌。
严宏昌从衣兜里掏出一份早已拟好的条文，声音打颤地说：“就是杀头也让脑袋掉在富窝里!我们写了一个保证书，对咱们小岗搞秘密‘包产到户’做了两条规定，如果同意就请各户按上手印……”
“再补上一条!”
“把你们的孩子抚养到十八岁!”
严宏昌掏出钢笔热泪盈眶地补写上了这灼人心肺的第三条，然后，把预先准备好的印泥取出来，轻轻地放在一张破旧桌子上。
十八户农民争先恐后地站起来，涌到桌前，用粗糙的食指在殷红的印泥中有力地按了按，把一簇簇硬茧托起的沉重指纹，依次按在白纸上。约定如下：
一、“包产到户”要严守秘密，任何人不准对外说。
二、收了粮食，该完成国家的就完成国家的，该完成集体的就完成集体的，粮食多了，要向国家多作贡献，谁也不要装孬。
三、如果因“包产到户”倒霉，大家把我们的孩子抚养到十八岁。
签字人：严宏昌(手印)、严家齐(手印)、严俊昌(手印)、严美昌(手印)、严立学(手印)、严国平(手印)、严立富(手印)、严家芝(手印)、严立华(手印)、关友申(手印)、严立坤(手印)、关友江(手印)、严金昌(手印)、吴庭珠(手印)、严学昌(手印)、关友章(手印)、严富昌(手印)、韩国云(手印)
1978年11月24日
如今，这份“绝密文件”陈列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里，向人们昭示着那年掠过中国大地的那场急风骤雨。

章士钊上书（1）

章士钊上书
章含之
厄运终于降临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在学校受到冲击，大字报贴满了我宿舍房门口，学校的大字报区里也有不少，骂我是“黑帮爪牙、亲信”、“修正主义苗子”。我被揪出来几次后就被踢出“革命群众”的队伍。当时我惶恐之极。我虽然经历过几次政治运动，却从未见过红卫兵在“扫四旧”的口号下用皮鞭抽打他们所定的“反革命”，对过去的党的领导干部、教授学者施以种种虐待、凌辱的恐怖景象。那时一有机会我就骑车跑回家。三十年来我第一次感到家庭给我的安全感。父亲出奇的镇静。尽管附近的红卫兵也不时把大门敲得震天响，进来检查有没有“四旧”，领袖像是否挂在应挂的地方，父亲却毫无惊恐之感。他给了我极大的支持力量，他说他不相信这种混乱会延持太久。后来我的自行车被英语系教师中的“革命造反派”“征用”了。当时社会一片混乱，公共汽车也无法正常行驶，我不敢天天回家，怕被“造反派”发现后禁止我离开学校。在那疯狂的日日夜夜中，我特别地想家。因为我是“黑帮爪牙”，学校里没有人理睬我，除非是开我的批斗会，要我“交待”同黑帮的关系。我像是落入一个黑暗的深渊，多么想念温暖的家，想念我的女儿和老双亲!
1966年8月29日的夜里，厄运终于降临到父亲的头上。而且命运的安排偏偏是在我偷跑回家的那个晚上。
这天晚上，学校大操场开大型批斗会。斗争对象是班禅。我们这些同“黑帮”有牵连的人是不准排在革命队伍中的。我们只准在革命群众入场之后，自己拎个小板凳坐在操场边缘“受教育”。我坐了个把钟头后，想家的情绪强烈得难以抑制。我担心家中两老一小在这乱哄哄的日子中会遭意外。随着台上斗争形式越来越残酷，我心中的恐怖感也越来越强烈。最后我竟不顾一切地离开操场奔出了校门，一直走到白石桥，搭上11路无轨电车，擅自跑回家了。父亲见我脸色苍白，神情惊慌，忙问我出什么事了，我说：“我担心你们，怕你们出事。”说完就瘫坐在沙发里，父亲安慰我，要我放心，说他是个老朽了，红卫兵犯不上来找他麻烦。只有年仅五岁的妞妞对外面世界正发生的这场毁灭性的灾难浑然不知，依然安安静静地熟睡在她的小床上编织着她美丽的梦。

章士钊上书（2）

我和父亲、母亲默然对坐着。此刻我的心是宁静的，真希望这院子能成为我们一家人永久的庇护所。
但是，这小小的庇护所就在这天夜晚遭到了无情的扫荡。大约十点半钟，我和二老还在说话，大门突然被擂得像是马上坍塌下来一般。紧接着一阵狂呼乱吼，大约二三十名戴着“新北大红卫兵”臂章，穿着没有领章帽徽的旧军服的青年男女洪水般冲进院来。我搀扶着年迈的父亲站起来“迎接”这批不速之客，心跳得剧烈极了，像是马上要跳出喉咙；血往脑子里涌上去，而脑子却是一片空白。恐惧已被一种麻木代替，胸口却又像被愤怒填满。
红卫兵冲进客厅，当然一眼就认出了父亲。他们中一个人野蛮地抽出腰上的皮带(还是个女孩子!)冲着父亲扬起，却又落下，厉声地命令父亲到院子里去。我挡在前面，尽量平静地对他们说父亲年纪大了，晚上院中有风，是不是就在屋里说。几个红卫兵上来猛然把我推开，抓起父亲就往院中拉。母亲吓得瘫在沙发里不能动弹，红卫兵喝令她站起来，说：“臭老太婆还想坐沙发，滚开！”不知为什么这批如狼似虎的“革命造反派”竟没有问我是谁，也没有理会我，我猜他们大概知道我在外语学院也正挨斗，不会自由回家来。妞妞在东屋里被吵醒了。保姆搂住她，叫她别出声。我不知应当到哪里去，是到院中照看父亲的安危，还是陪着母亲免她受过多的惊吓。犹疑片刻后我轻轻对母亲说：“你别害怕，他们不会拿你怎么样，我去爹爹那里。”我跑出屋子，一群红卫兵挥着皮带在父亲面前大喊大叫，他们用最粗野的语言凌辱父亲，说他是鲁迅笔下的落水狗，说他是老混蛋，等等，等等。今日想来，仍为在那混乱岁月中文明被践踏到如此地步而心颤。他们叫父亲低头，父亲不低头，默然不语。他们上前按他的头，父亲打个踉跄。我想冲上去，但红卫兵挡住我，把我推进屋。那时我一点不想哭，只想喊!我拼命控制自己不失去理智。红卫兵冲着父亲念了点什么东西，宣布他的“罪状”，声言他们来造他的反，要他表态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父亲仍不说话。然后他们命令父亲原地站着不动，而他们则一窝蜂似的拥向客厅，开始了他们的“革命行动”。他们索要去家里箱笼的钥匙，到处乱蹿，翻箱倒柜，把大批珍贵古籍线装书扔在地上。他们甚至还钻进天花板里不知搜寻什么。这批“革命派”就这样造了大约两个小时的反，父亲一直站在当院。初秋深夜的微风已带有冷意，可怜的父亲显然站不住了，那时他已八十六岁高龄。我被扣在屋内不许出去，隔着窗子看父亲抖索的身躯，此时我才哭了起来。

章士钊上书（3）

红卫兵造完反，带了大批的“战利品”(书籍、信件为主)撤退了，临走前到处贴封条，书架、书橱、书桌，连沙发上也恶作剧地横贴了好几张封条，并且警告我们这些“反动分子”如果坐沙发，封条就断了，他们就回来批斗我们。这一切闹腾结束了，他们涌出院子，上卡车回去了。第二天早晨，我们才发现“造反派”在我们大门外贴了又长又宽的辱骂父亲的对联和横幅，并且贴了一张大字报警告我们不许撕对联、横幅。
北大红卫兵走了后，我赶快扶父亲走进卧室，让他躺下。此时我满腔的愤怒、心酸、委屈再也忍耐不住了，不知为何我扑通跪在父亲床前，把头埋在他手臂中痛哭起来。父亲轻轻拍着我的头，细声说：“不要难过，他们迟早会来的!”后来，父亲说他累了，要歇一会儿。
每次，我晚上偷跑回家总是搭末班车回学校，怕外语学院的“革命派”发现我溜了。这一天当然不可能了，我也顾不得明天回校后的处境，呆坐在乱七八糟的客厅里，为今后父亲的处境担心得要命。
给毛主席写信
半个小时左右过去了。父亲自己颤悠悠地从卧室出来。我急忙过去，问他要什么，我替他拿。他摇摇手似乎无力回答我。他端坐在写字台前，说：“拿纸笔来。”我不知父亲要干什么，我说：“休息吧，明天再写。”父亲不动声色地说：“不，现在写，给毛主席写信。”
第二天(8月30日)早晨，信送出了，父亲在信中告诉主席北大红卫兵如何来抄他的家并斗争了他。当时我以为这封信是不会有回音了，没想到，信送出的第二天，总理办公室就来了电话，说主席已把章老的信批转给总理落实办了，北大红卫兵已受严厉批评，命令他们立即送回被抄物品。
抄家后那几天晚上，我对家里很不放心，常常偷跑回家。我那时住在两人一间的教师集体宿舍，同房间和隔壁的同志暗中对我都很好，所以我偷跑回家他们并不去报告。8月31日晚上，当我回家听到总理的指示时，我激动得眼泪流个不停。母亲还告诉我，总理指示从第二天起派两名便衣警卫在我家里值班，不准任何人闯入。自这场“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我第一次感到痛痛快快地吐了一口气。

章士钊上书（4）

更没想到的是9月1日，父亲收到了毛主席的亲笔复信，信的内容如下：
行严先生：来信收到，甚为系念。已请总理予以布置，勿念为盼!顺祝健康
毛泽东
九月一日
同一天，总理指示301医院接收父亲以及程潜、傅作义、蔡廷锴、李宗仁等人住院保护。后来我得知，主席把父亲的信转给总理时作了批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总理不仅立即对父亲的安全采取了十分周密的措施，而且乘毛主席作此批示之际，亲自拟定了以下一批应受保护的民主党派人士及干部名单：
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蒋光鼐、蔡廷锴、沙千里、张奚若。
(1)副委员长、人大常委、副主席
(2)部长、副部长
(3)政副(政协副主席)
(4)国副(国务院副总理)
(5)各民主党派负责人
(6)两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宗仁
三个月后，父亲从301医院回家，红卫兵打砸抢、抄家、打人的狂飙此时已平静了一些，大概是该抄的家都抄完了，该打的人打过之后都赶回老家了或进“牛棚”了或屈死在棍棒下了。父亲受到毛主席的保护可以在他的住所闭门读书写字，对天下事不闻不问，平安地过日子。然而，父亲回家后听到“文化大革命”不仅没有收敛反而急剧地在往“深化”方向发展，斗争矛头已十分明确地指向“刘邓司令部”时，心情十分沉重。
我们家过了一个寂静的元旦和春节后，反击“二月逆流”和“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已遍布全国各地。父亲要我买回许多红卫兵小报，整日看这些充满火药味的宣传品，对国家前途充满忧虑。
“这个运动再搞下去，国家要完了。不能打倒刘少奇!”终于，在1967年3月初，他对我说：“这个运动再搞下去，国家要完了。不能打倒刘少奇。这些家伙(指江青一伙)要把中国毁掉。”他毅然决然地宣布说：“我要给毛主席写信，请他制止打倒刘少奇。毛、刘分裂就会使国家分裂。”我当时在学校的处境已有所好转，外院的“造反派”已卷入外事口围绕对待陈毅同志的态度的斗争，学校里的“当权派”被关进牛棚，我们这些“爪牙”无人过问了，因而我在家里陪伴父亲的时候也比较多了。当我听父亲说要给毛主席写信建议不要打倒刘少奇时，我吓了一大跳。

章士钊上书（5）

我深知，这一不幸的趋势已无可挽回。刘少奇同志实际上已被打倒多时了。我劝父亲不要写了，因为他的意见是无济于事的。江青的“中央文革”怎么会听取一个本来也属打倒之列的老朽民主人士的意见呢?我对父亲说，他好不容易闯过险关，多亏毛主席保护。千万不要写这种信，万一使主席生气，把信交给“中央文革”处理，可能招来杀身之祸。我求他不要管了，安安静静过日子吧。但父亲义愤填膺地说：“我非写不可!我不能看着国家这样毁掉!”
父亲终于送出了给毛主席的信。他在信中说自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兴旺发达，全都仰仗共产党之英明领导。而毛、刘团结乃共产党领导核心坚强的保证。他说假若刘少奇同志确实犯了错误，望毛、刘两位领导能赤诚相待，好好谈谈，刘可做检讨，但切不可打倒刘少奇等等。
送出给毛主席的信之后，我替父亲捏了一把汗，生怕此信带来不测。想不到呈毛主席的信刚送出，父亲竟又写了一封长信给刘少奇同志，大意说他不信外面对刘少奇的诬陷不实之词，但为大局计，建议少奇同志做些检讨。无论我如何劝说，父亲都不肯相信一个堂堂的国家主席当时实际上已经沦为阶下囚了。我猜想父亲的这封信送到中南海后根本就没有到达刘少奇同志的手里，而是被中南海中的造反派“缴获”了。
父亲给毛主席的信送出后大约只有三四天，毛主席在3月10日又一次亲笔写了回信，全信内容如下：
行严先生：惠书敬悉。为大局计，彼此心同。个别人情况复杂，一时尚难肯定，尊计似宜缓行。敬问安吉!
毛泽东
三月十日
我读着毛主席的复信深深地松了一口气，但父亲却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他知道他所能尽的力已到尽头，局势的发展已无可挽回。不过他认为是“中央文革”的坏人编造了少奇同志的“罪状”欺骗了主席。父亲给刘少奇同志的信自然是没有答复的。

戴大口罩的姑娘（1）

戴大口罩的姑娘
朱佛恬
1966年夏末，著名文学翻译家傅雷和他的夫人朱梅馥，遭受极左路线的狂暴迫害，同时含冤死亡。
他们有两个儿子，都不在身边，大儿子傅聪远在国外，小儿子傅敏在北京工作。当时，只有傅雷夫人在上海的胞兄--我的姨父，和我的姨母，以及与傅雷夫妇朝夕相处多年的老用人菊娣，三人得到通知到场。
一个寒冷的晚上，我们在家等待一位陌生的来客
傅雷夫妇死后四个多月的一天，突然有一个戴着大口罩的姑娘出现在菊娣阿姨面前，她说姓高，是傅雷夫妇的寄女，打听他们的亲属。
不久，那个戴大口罩的姑娘又出现在一位老太太即傅雷的远房婶母面前，提起傅雷夫妇的骨灰，这个头脑清晰而又疑虑重重的老人说了声：“你到底是什么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就伸手去拉大口罩。“喔!”姑娘往后一退，说声“对不起”就转身离开了。
冬，该过而未尽；春，应到而不来。一个寒冷的晚上，还没有什么震响打破夜静，姨妈和我心情复杂，在家坐着等待一位陌生的来客--有人打来过奇怪的电话，写来了一封字迹劲秀感情诚挚的信，为的是傅雷夫妇的后事，信上没有具名。
快十点钟了，楼底下隐约传来几阵不重的叩门声和开门声。我想，陌生客果然如约而至了。轻微的脚步声上了楼，来客大约已经停留在二楼房门外，不等敲门，姨妈就从椅上起身，三脚两步过去把门打开。室外过道里没有灯，借着室内的灯光，出现一张特大的白口罩，和一对见到人后马上低垂下来的大眼睛。
啊，果真是一个年轻的姑娘!
我说不清楚她是陌生还是心怯，是惶惑还是恐虑，瑟瑟缩缩站在门外。
“噢，同志，是你写的信吧，请里面来。”姨妈用小声平静的口气，让客人进房。
“谢谢。”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她迟疑了一下，缓步跨进门槛，随手回身关上了门，就在房门口站定了。
我也站了起来，打量起她：瘦小的身材，一件陈旧的深蓝色布上衣，一条深色的长裤，一双普普通通的黑布鞋，一头短发。在这样的寒天里，浑身上下给人一种单薄的感觉。
她没有对房内看一眼，就和姨妈断断续续轻声说起话来：
“我冒昧前来的目的，信里已经写明白了，我读过傅雷的书，听过傅家的琴，唉，他们一家子!”

戴大口罩的姑娘（2）

她低垂着头，说到这里突然抬起头来望着姨妈，声调提高，语气坚定得几乎有些执拗：“我到火葬场去找过他们的骨灰，听那边人说，如再无人认领，要处理掉了。但是，认领要亲属出面，我没有这个条件，只好来找你们。你们可以把骨灰盒取出来转存到西郊吉安公墓。”说着，说着，她声调低沉下来，嘟哝了一句：“要不，儿子回来，连父母的骨灰也看不到了!”我注意到了她那双眼里的泪光，姨妈沉吟起来。
“我们也考虑过，这是一个难题，不瞒你说，我们家也快到今天不知道明天的地步了。”姨妈沉思了一会儿，又说：“同志，你叫什么名字，家离火葬场不远吧?请坐下详细谈。”
“我姓高，伯母，人家对我说你们心地和善，才再来找你们。我也想到你们的困难，如果相信我，可以委托给我去办，我没有什么可顾虑的。”她顿一顿，又加重语气说了句：“应当尽快去办理。”
她既没有回答询问，更没有详谈自己，始终站在近门处的角落里，没有摘下口罩，也没有走过来坐下。高个子的姨妈也一直站着，微驼着背侧着头倾听。听罢，姨妈说道：“你讲的我都明白，好吧，明天一早就让我这个侄儿和你一同去办理吧，谢谢你!”
姑娘神态松快了些，看了我一眼，点点头，我们约定了会面的时间和地点。
姑娘的小包内，只有孤零零一张一元的钞票
第二天早晨，轻雾蒙蒙，云层很厚。我在胶州路转角上见到了那个仍旧戴着大口罩的姑娘。她穿得还是那样单薄，手里多了一只布质的提袋。
我上前招呼，姑娘点点头就在前面引路了。
进了火葬场，她去办理领取手续，交涉了好久，我们才看到了两只暗红色的、没有照片、没有名字的骨灰盒，她把两只骨灰盒审视了一下说：“我们送走他们吧。”说完捧起一只骨灰盒放进了自己的提袋，又把另一只骨灰盒放进了我的提袋，仍旧由她带路往西郊去。
上了车，她掏出一只小小的搭扣手包，打开手包要买车票，我偷眼看去，那小包内只有孤零零一张一元的钞票。我赶紧说：“不该你买，我这里有。”她也不勉强。
我们换了几次车，步行了几段路，下了最后一段公共汽车。看来她累了，在路边一块石头上坐了下来，胸脯起伏着直喘粗气。
“你累了吧?”我带着歉意问。
“嗯!”
“你很衰弱，有病。”我几乎像个医生那样肯定。
“唉!已经多年了。”姑娘叹口气说，“现在一个身强力壮的人说死就死了，像我这样病弱的人，生命的价值更低了，好，不谈吧。”姑娘站起了身。
走过一座人群乱哄哄的公墓工地，拐进了一条乡间小道。村舍旁刚好有一个洗衣台，我建议再休息一会，我们就在石墩上坐了下来。这时，云隙中漏出一缕阳光，我感觉身上有了一些暖意。

戴大口罩的姑娘（3）

我望望姑娘，问她：“你真热心，高同志，怎么对傅雷一家这样熟悉?”
姑娘吁了一口气，低声慢慢说道：“不能说熟悉，说来也说不清楚，我从小喜欢文艺，早上上学，晚上回家，经常听到他们家的琴声，它有时使我误了上课，忘了回家，后来知道那是傅雷的家，他们一家人都会弹琴。”童年时代的欢快心情，在她光闪闪的眼神里表露了出来，她继续说下去：“我因为身体不好，很消沉，只有书本和音乐是我唯有的安慰，可是，就那么一天，我走到那里，门上和围篱上贴满了标语和大字报，他们死了!”她闭一闭眼，垂下了头。
“你认识他们吗?”我问。姑娘摇了摇头。
我很惊奇，更直率地问起来：“就这样，你就?”我没有说下去。
姑娘立刻反问了一句：“我这样做不对吗?”
“不是这个意思，可是……”我想说下去。
“走吧，办事情去吧!”姑娘打断了我的话。
我们又慢慢步行了刻把钟，来到几排平房跟前。她带我走进顶头一间办公室内，对办事人说了来意，听到死者是傅雷，办事人看了我们一眼问：“你们与死者什么关系?”“亲戚。”她这样回答。
她转手替我付了寄存费，办事人把两张骨灰寄存证交到她手里，她审视了一下转交给我，说声：“要放好。”看我把它放进了上衣口袋，才移开了目光。
随着工作人员走进后面平房里，我们在成行成列高高的搁架夹弄中穿行。走着，姑娘似乎看到了什么，停下步子，指着搁架对我说：“你看，顾圣婴，她!”她的眼神里似乎又增添了一层忧伤。旁边搁架里齐眼的地方，并排放着三只有照片的骨灰盒--那位年轻的女钢琴家和随着她同归天国的母亲和弟弟。“前天刚送来，她们是开煤气死的。”旁边的工作人员插了一句，他指指近边的搁架说：“放在上层。”
姑娘叹息一声，对三只骨灰盒又端详了一会儿，才移步向前。到了地点，我从不远处搬来一架小木梯，我们取出了两只骨灰盒，她掏出一方洁白的手绢，轻轻拂拭掉了盒上的浮尘。她踏上几级小木梯，把我递给她的盒子平平正正放好，走下了小木梯。
我放回小木梯转身过来，先听见姑娘的啜泣声，后来她就倚在搁架旁边痛哭起来。我也心里一酸，赶紧掏出手帕走到搁架尽头处擦泪。
姑娘哭得那样伤心，哭了很久，我不得不走过去劝止她。
我们离开了公墓，踏着坎坷不平的泥路，都不说话。这段路好像比来时更长，走着走着，终于又走到了来时经过的那片墓地。现在，我们都看清楚了，原来乱哄哄的人群是在掘坟。
我们乘车到了市区，我说步行一段路吧!姑娘同意了，走到新华书店门口，她放慢了步子，眼望着书店的橱窗，自言自语嘟哝起来：“巴尔扎克没有了，雨果没有了，罗曼&#8226;罗兰也没有了，都没有了……”她住了口，回头对我说：“刚才两张寄存证放好了吗?”

戴大口罩的姑娘（4）

“放好了。”不是她亲眼看着我放进衣袋的吗?
我们在静安寺附近分手。
过了一个星期，我去看望骨灰，傅雷夫妇的骨灰盒前有人供上了一束馥郁的腊梅掺夹着几朵鲜艳的月季，存放室的同志大概一眼看出了我的特征似的说：“你的亲戚，那个戴大口罩的姑娘来过了。”
市上不再出售鲜花，这样的寒天，更不知从哪个暖房里弄来的月季花。啊!傅雷姨爹晚年日夜工作，足不出户，庭园里种些月季，成了他的爱好；再说，梅馥姨妈是腊梅花盛开的季节出生的。这是姑娘的深情，还是巧合?
姑娘拿了一只搪瓷杯和一只小布袋，在“造反派”挟持下走了寒天没有过尽，“造反派”来抄了姨爹的家。不幸，姑娘的那封来信和两张骨灰寄存证也落到了“造反派”手里。
“造反派”天天光临，他们摆出一副“革命者”的姿态训斥：“你们身为共产党员，立场在哪里?哼，这样严重的问题，向公安机关报告了没有?”
他们一次比一次说得严重了：“这个问题，上海警备区司令部也知道了，有人竟敢写信到中央去要为傅雷……”那个为首的没头没脑地讲。
“她叫什么名字，住在哪里?我们一定要抓到她!”他们声色俱厉，咄咄逼人。
他们把事情描绘得那么复杂，我顶起嘴来：“人家是好人嘛!只不过是个会弹琴的姑娘，很简单，是出于同情心。”
“哼，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他们背诵起语录来了。
“你怎么知道她会弹琴，什么根据?”
“这有什么奇怪?我说起傅家有两架钢琴，她说她的琴老师家里有三架呢，就这么回事嘛。”
“好嘛，我们就找她的琴老师!”为首的那人接嘴了。
这样，我就被他们塞进一辆黑色小轿车，到派出所、公安局、音乐学院……
早出晚归，到处去查找。
一天上午，押着我找到中山公园附近一条里弄内，车子在一幢楼房前停下，五六个人前去叩门。
小轿车的到来，惊动了整幢楼。各层各户的窗子先后打开了，伸出一张张惊惶的脸，然后，又迅速把窗户严严地关上了。
“这里有没有姓吴的，在几楼?”
“没有。”门关上了，门又被叩响了，照旧这样问着，不知第几次了。
“在三楼。”有人应了一声。
门开了，五六个人一哄而进。我被带进了一套有三四个房间的居室。

戴大口罩的姑娘（5）

零乱的家具，飞扬的纸张，一派已经抄过家的景象。母女两个人抖抖瑟瑟挤在一间放着两张单人床的小间内。一个大间里，三四架钢琴被堆在一起。
女主人姓吴，是琴老师，五十开外年纪。她记不起有过姓高的女学生。当然，“造反派”们要我交待姑娘的形象。“没有什么特别，身体瘦弱，步子很轻，眼睛很大，布衣布鞋，戴个大口罩，是个贫苦人家的姑娘。”我没好气地说。琴老师定了定心，想起什么来了：“你们没有搞错吗?有个姑娘倒有些像她，她是自己找到我这里来的，是个中学毕业生，我不收她费用，她帮我誊写琴谱，学琴很用功，她身体不好，已经很久不来了，我确实不知她家住哪里。”
“好，我们就到中学去找她。”带队的那人说。
时间已近中午，那伙人上饭店填饱了自己的肚子，我忘了带钱和粮票，也无人管，空着肚子被押着继续上车。
东一处、西一处查问，他们果然在一个学校查到了名字和地址，车子七转八弯开到了姑娘家。
我摸不清什么路、什么门牌，被五六个人拥押着进了房间，姑娘不在家，时间已是下午三点钟了。
一看来了那么多人，听到女儿出了事，父母吓慌了，父亲连连叹气，诉说起自己的艰难：“我经常失业，经常改行，现在做些誊写工作，我做不及大女儿帮帮我，小的几个儿女还在念书，一家几口，清苦日子，我只知她喜欢看书弹琴，不知道她在外面干了些什么。”母亲哭着诉说女儿的病弱和怪癖：“我这个女儿身体很差，一个月倒要病半个月，书本和音乐好比她的性命，实在可怜!”
主人惊慌，“造反派”得意，对我倒也松了些，我从容注意起周围环境来。桌上一架很旧的小小的收音机，有一本薄薄的傅雷译的《巴尔扎克短篇小说集》，旁边放着一个厚厚的毛边纸本子。我顺手打开一看，原来是那本短篇小说集的手抄本，多么工整秀丽的笔迹，誊写它得花多大的工夫啊!
直等到晚上七点，姑娘回家了。
那伙人把我推在门背后，让我从门缝里看人。姑娘进来了。依旧戴着大口罩，她看到一屋子人一点也不惊慌，我虽站在门背后，她仍然发现了，只是向我点点头。
她像询问又像回答说：“你们找我?我没有什么事。”
“认识他吗?”有人一把拖了我出来喝问姑娘。
“我认识。”姑娘坦然回答。
“他们搞过串联，还攻守同盟，当然认识。”有人叫嚷着。

戴大口罩的姑娘（6）

“串联？！攻守同盟?”姑娘表示轻蔑。
“傅雷的骨灰，是你领的吗?”厉声的问话。
“是我去领的。”回答很清楚。
“你为什么要去领?傅雷是个什么样的人?”有人追问。
“他是一个文学家，一个著名的法国文学翻译家。”她回答得很明确。
父亲斥责了：“孩子，你疯了!”
母亲哭了：“你与人家非亲非故，你为啥这样!”
女儿很镇定，不顾父母的指责，扫了大伙一眼，问那个为首的：“你们要我怎么样?”
“你还有更严重的问题，跟我们走再说!”“造反派”摊牌了。
姑娘随手拿了一只搪瓷口杯和一只小布袋，在两个“造反派”挟持下出门去了。临出房门，她再次对我微笑点头。
“我怎样想就怎样做，没人指使，没有后台”
这是那个“造反派”和那个孱弱文静的姑娘之间一段“审问”对白：
“为傅雷的事，写信给中央，是你吗?”
“是的，我写过一封信给周总理。”
“为什么不具名?”
“保护自己。”
“傅雷是大右派、反革命，你对他怎样认识?”
“傅雷摘帽，是登过报的。”
突然，进来一个怒目愠容的人参加逼问：“那些事，是谁派你干的?你后面还有谁?”他两眼紧紧盯着姑娘的脸，姑娘两只大眼睛也紧紧盯着对方的脸，竟然，逼问者却移开了目光。
姑娘这才慢慢回答：“我怎样想，就怎样做，没人指使，没有后台。”
“交待清楚动机目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嘛。”有人口气转圆，说服动员了。
“上海警备区知道这个案子的，你怎么办，怎么交待?你认识太模糊了!”有人吓唬了。
“对傅雷的崇敬，对傅聪的爱慕，对他们一家的同情，我完全承认，这是我的全部认识和彻底坦白，至于处理，你们凭政策吧!”

戴大口罩的姑娘（7）

被逼问了一昼夜后，这个善良勇敢而又机智的姑娘写了一份材料，主要内容是：从传闻中，听到傅雷遗书写到自己还是爱国的，内心震动，确信傅雷不是反革命，所以决定写信给周总理，要求出面干预。并多处奔走设法保存他的骨灰。
当时，人们传说，那姑娘是个怪人，被放了。
“一切总算过去了，但愿春永在，波长平”
10月的春雷震响后的第三个春天，要为傅雷夫妇平反昭雪了，可是，傅雷--祖国文艺园地里的一个辛勤园丁，他的骨灰在哪里呢?还是在姨爹的档案材料袋里找到了那两张姑娘再三叮嘱保存的寄存证。在他们追悼会的前三天，“公墓”工作人员耐心地在杂乱的盒堆里寻出了两只十三年前的骨灰盒，交回亲属手里。
人间春暖，那位当年在严寒风雪里保护了傅雷夫妇骨灰的陌生姑娘，现在哪里呢?
经过多方查找，我们终于在1980年夏天，知道了她的下落。
雨潇潇，风细细，凉夏的午后，在上海西区一条小巷里一间简朴的居室内，我又见到了这位姑娘。
十四年了，我们怀着同样的心情，回忆起往事。
“……傅雷夫妇平反昭雪的消息，我第二天读报就知道了，我的心也平静了，我年轻时代做的一件事情，总算已经过去了，你们不必再来找我啊!”她望着窗外的雨丝，微笑着说：“一切总算已经过去了，但愿春永在，波长平!”

黑龙江1969（1）

黑龙江1969
罗以民
往事如烟。然对我而言，艰苦的“知青岁月”却是一辈子刻骨铭心的。
1969年初，中国的“文革”进入到了白热化的阶段。然而3月2日，黑龙江省珍宝岛上一阵激烈的枪声，迅速把全国“工农兵学商”的视线都转了过去，似乎中苏大战一触即发。
仅仅过了四天，1969年的3月6日，杭州的两千多名热血青年便登上了一趟硬座车，长驱两千五百公里，奔赴黑龙江前线。
出发前几天，我同班的十名男同学在校门口合影留念。我当时是杭州第一中学高一的学生。杭州一中是一所有近百年历史的名牌中学，校址是清代的贡院，鲁迅、李叔同、夏丏尊等都曾在该校执教过。这座大门十多年前已被拆重建，“人去门非”了。
3月6日的出发是悲壮的。送行的父母亲朋把杭州火车站挤得水泄不通，车上车下哭声一片。父亲把他的照相机慷慨地给了我，而以前他是不准我碰的。可惜当时太穷，买不起闪光灯，否则可以抢拍下许多宝贵的镜头。
火车终于启动。哭声和抽泣终于停止。十几分钟后，不知是哪一节车厢带头唱起了苏联的《共青团之歌》，于是所有的车厢都跟着唱了起来，似乎这一列车全部是中国的“青年近卫军”。
从这一刻，我知道我成为大人了，我踏上了社会。那一年，我二十岁。
当时天天喊着“打倒苏修”的中国青年居然最爱唱的是四五十年代的苏联歌曲。保尔&#8226;柯察金感染了几代中国人。我们就是唱着苏联歌曲奔赴前线准备去跟苏联人打仗的。
火车到了福利屯，算是到了终点，全体下车。每个同学都领到一套黄棉衣和一顶狗皮帽。狗皮帽很暖和，在黑龙江零下三十度的严寒中没有一顶好帽子是无法生存的。但是有不少狗皮帽很难看，全白、全黑色的很少，大部分是花狗皮的。女同学们一般都爱漂亮，于是挑帽子就颇费周折。

黑龙江1969（2）

我和一百四十多位同学被分配到黑龙江同江县三村公社三村大队当社员。三村大队距县城十八公里，但距黑龙江(界河)仅三公里，当时属于最前线，我为此十分自豪。当时，同江县(今同江市)全县人口仅两万多人，全县十八岁以上人员均发给“边境居民证”。
刚到三村时没有集体宿舍，女同学们被分配到老社员家住，而男同学则住在生产队队部的马号里。开始的两个月，男同学们饱受了跳蚤侵扰。5月份，北方的春天来了，老社员们开始帮我们造宿舍。这些屋子泥巴墙草顶。第一年冬天，新房子没有糊严实，怎么烧也烧不热，晚上室内温度常至零下，睡在火炕上头冻得慌，还得戴上狗皮帽。给父母写信，写着写着钢笔里的墨水也被冻住，只能哈几口热气暖一下笔再写。可信中从来不说那儿苦，生怕父母难过。
到了三村没几天，我就参加了村里的武装基干民兵连。第一次发给我的枪是苏制的步骑枪(“二战”时使用的)，另外装备三十发子弹和四颗手榴弹。这种“老爷”步枪虽然射速比自动步枪慢，但枪管长，子弹装药多，因此弹道低伸，射击精度很高。我曾用此步枪射击两百米外飞速奔跑的狍子，首发命中。当年我们的枪就放在家里，劳动归来，常自觉到雪地里去训练，枪法都不错。
我们村前黑龙江中我方一侧有一个长约十八公里的大岛叫克巴亮子，比珍宝岛的面积要大几十倍。当地人管打鱼人下江临时住的地方叫“亮子”，我想这“亮子”也就是“晾鱼网”的地方吧。在1969年之前，三村的民兵就与登岛的苏军多次发生过冲突。1969年发了枪，县里便指示三村派了二十多个武装民兵带一挺机枪上岛日夜放哨，监视苏军动静，白天则以打鱼为掩护。我便在其中。
当时苏军巡江使用的是高速汽艇和炮艇，而我们民兵巡逻用的是生产队里的木质平底渔船。
我们两人一只船，分前后棹，站立划行。我们经一个月的艰苦训练，驾船技术几乎与老社员不相上下。这种小船很轻，如两人配合默契，划行的速度也是很快的，因为前后棹可以同时划水、挡水，故小船急转弯很灵活。这一点是小木船与炮艇周旋时的唯一优势。
1969年7月8日凌晨，距克巴亮子六十公里外的同江县八岔岛又发生了一场战斗。我国驻岛民兵击沉苏方一艘入侵的巡逻艇，并生擒一人后迅速撤离了该岛。苏军当天下午即出动了十几艘炮艇，在十几架飞机的掩护下，公然派出数百名武装士兵登上八岔岛搜索苏方的被俘人员，直至深夜。苏军最后纵火报复，将全岛树木烧光。1969年7月9日的《人民日报》，登载了我外交部的强烈抗议。

黑龙江1969（3）

可当时因为民兵哨所没有电话机，我们居然对这样的重大事件全然不知。我们是在第二天早晨才接到通知全部撤回的。
7月8日上午，我和同学王祖荣仍然划船下江巡逻。那天我俩带了两支步枪、八颗手榴弹和一颗反坦克手雷。7月6日，有同班同学从邻近的富锦县来看我们，说他们那儿苦极了，已三个月没有吃到肉了。我俩便想顺便打几条鱼回去给他们解解馋。小船谨慎地沿着主航道我方一侧作业，打了好几网都是空的，最后才好不容易打到几条大鲤鱼。
正在这时，江对面飞驶过来一艘苏军炮艇，我们也不加理会，依然慢条斯理地收网。突然这艘炮艇气势汹汹地闯入我方水域，直向我们的小船扑来。我和王祖荣不约而同地把手榴弹和手雷都从船舱舱板下拿了出来。我在前棹，飞快地从上衣口袋里掏出手雷引信，把平时分装的手雷组合好。我又把四颗手榴弹盖全部拧掉，两颗插在腰间，两颗拉出拉火环，搁在舱板上，步枪里的五发子弹是早就压好了的。我对王祖荣说：“如果炮艇敢停船抓人，等它一靠近，我们就突然扔手雷，再加一顿手榴弹，把它打瘫痪，如果咱们的手雷没打准，就蹬翻小船，跳水游回去。”
当时小船离我方岸边仅三百米，江面约宽一千米。我们都知道苏方的炮艇装甲并不厚，前后配两挺14．5毫米的双管高射机枪，仅有七八个人，一颗反坦克手雷击中甲板，再补几颗手榴弹，它就会丧失战斗力，说不定我们还可以抓到俘虏。我方民兵下江从来没有暴露过带有武器，攻其不备，是有可能得手的。但攻击失败，则可能遭敌高射机枪射击。
苏联炮艇很快逼近了我们。我俩迅速掉转船头迎着大浪，与炮艇周旋。炮艇连转了数圈，小船只是在原地不断地掉头，船头总是朝向炮艇。如果小船船身与浪平行便会立刻翻掉。我看炮艇越靠越近，便右手扔掉了一只前棹，举起了手雷。那手雷约八百克重，平时在陆地上助跑最远也不过扔二十米，可此刻是在船上。炮艇离小船还有四十米，够不上，真急死人。
炮艇上的苏军士兵似乎没有多少战斗准备，前后高射机枪的枪衣也没脱，两个士兵甚至还光着上身。艇首站着一个军官，手里提着一只小铁锚，看来他也是想在靠近我船时将铁锚扔上小船把我们拖走。以往他们曾多次用这样的办法来抓中国人。
他的铁锚比我的手雷重得多，他需要靠得更近。

黑龙江1969（4）

突然，那个军官看见了我手里的手雷，立刻喊了一声扭头就往船舱里跑，那两个光膀子的士兵也连滚带爬地钻进了船舱。那炮艇立刻一溜烟跑远了。
我和王祖荣强压着两颗狂跳的心，还故作镇静地把网理了一下，收拾好了，才划船返回自己的岸边。附近二村边防站观察所的高倍望远镜把这一切看得很清楚。
返回途中，当我俯首一看自己脚下的时候，顿时惊呆了：两颗横躺在舱板上的手榴弹拉火环全都被甩得直直的，如果我在混乱中踩住了拉火环，手榴弹在颠簸中再来回一滚，岂不就在自己脚下爆炸了吗?我只觉背上直冒冷气。我立刻停船，也不敢跟王祖荣说，只是将拉火环小心翼翼地塞进手榴弹柄，拧上盖子，这才松了口气。
一个多月后，县里召开大会，宣布了黑龙江省军区合江军分区给我的“通令嘉奖”，县里还给我评了一个模范。
那次大会我没去参加，因我仍在克巴亮子值勤。奖状是村民兵副连长代我领的。军分区奖给我一斤上海产的全毛毛线。这斤毛线后来打成毛衣，一直穿到今天。虽然多次拆洗，但一直舍不得扔掉。全家只有我一个人知道，那是用命换来的。
1969年，是插队最苦的一年，但也是最锻炼人的一年。这年冬天，上级命令严加战备，严防苏联全面进攻。黑龙江结了冰，苏联的坦克几分钟就能冲过江来。一天，县民兵武装独立营全部拉出去野营训练。我和俞志华编在一班，他任班长，我为班副。按照规定，副班长指挥一个战斗小组，行军时走在一班的末尾。但俞志华认为原来的机枪手军事素质太差，硬要我来担任，让我行军时紧跟在他的身后。他要求一旦发生情况，机枪一定要在三十秒内就能发挥火力。我便扛着那挺苏制德普式轻机枪(弹盘里装满了实弹，全重十七斤半)，冒着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在茫茫的雪原上走了七天。野地里雪深齐膝，深一脚、浅一脚，一天仅能走二十五公里。晚上一看，脚上还磨出了水泡。饿了，啃几口冻得梆硬的死面饼，渴了就从地上抓几把雪吃。以后，我真的参了军，但部队的野营拉练也没这么苦。当然，俞志华经常来帮我扛机枪，他是一个很不错的班长。

黑龙江1969（5）

值得一提的是俞志华当年养的一只狗，叫“舍利姆”，是条个子不大的公狗，是俞志华从老社员那儿抱来养大的。它全身漆黑，屁股溜圆，只有鼻子上有一块白斑，跑起来速度很快。俞志华平时把它训练得像只警犬，特别凶猛。几年后的一个冬夜，“舍利姆”和村里的几十只狗围堵闯入村子觅食的三只野狼，巡夜的民兵赶到，三只狼夺路而逃，“舍利姆”居然单枪匹马追出村外，结果三只狼一起返过身来，将“舍利姆”咬得浑身是伤。第二天中午，俞志华在村外找到了奄奄一息的“舍利姆”，把它抱回了自己的知青屋，给它上药、包扎。几天后，“舍利姆”终因伤重死去。临死它还在舔着俞志华的手。
许多年后，俞志华跟我谈到“舍利姆”，还不无伤感地说：“它是为保卫村子而死的。”
俞志华在黑龙江整整工作、战斗了十年后才调回浙江。他由余杭市委书记调任杭州市公安局长。他的枪法是历届杭州市公安局长中最好的，今年初的一次手枪射击，十五发打了135环，平均每发9环。
他说：“这都是在黑龙江练的。”
黑龙江啊，魂牵梦萦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