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资本论

（精选本）

[法] 托马斯·皮凯蒂 著

中信出版社

目录

收入不平等问题已成为21世纪经济的中心议题

从马尔萨斯到大卫·李嘉图

马克思：无限积累原则

把分配问题重新置于经济分析的核心

19世纪的“拼爹资本主义”在21世纪重现？

靠工作还是吃遗产？

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不平等

工资收入水平的严重差距

资本收入差距进一步加重贫富分化

总收入的不平等：两个世界

美国收入不平等的扩大酿成了金融危机？

继承财富在21世纪如何演变？

财富集中于老年人，越老越有钱

战争后的财富复兴

遗产继承额将在21世纪如何演变？

中国会买下全世界吗？

主权财富基金：资本与政治

主权财富基金会拥有全世界吗？

中国会买下全世界吗？

未来富人是否会更富有？

财富排行榜中的继承者和创业者

富人的道德排名

极端不公平是文明的必要条件吗？

小型食利者组成的社会

食利者：民主之敌

继承财富的回归：欧洲还是全球现象？

中国的资本管制

中国资本管制的优势

历史视角下的资本税

非正统的管理形式：保护主义和资本管制

中国资本管制的秘密

收入不平等问题已成为21世纪经济的中心议题

财富分配已成为时下最广泛讨论和颇具争议的话题之一。但是我们是否真正了解其漫长的演进过程呢？私有资本的不断积累真如卡尔·马克思在十九世纪预言的那样，将导致财富被少数人掌握吗？或者如西蒙·库兹涅茨在二十世纪所设想的那样，增长、竞争与技术进步之间的不断博弈将会逐渐降低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不平等程度，促进其更加和谐的发展？我们对财富和收入从十八世纪演变至今真正了解多少？当下，我们从中又可以汲取怎样的经验呢？

从马尔萨斯到大卫·李嘉图

经典政治经济学诞生于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英、法两国，关于社会分配问题的讨论贯穿始终。人口的持续增长——这是以前不曾出现的情况——再加上农村人口的外迁以及工业革命的来临，使每个人都深深意识到激烈的变革正在进行。这些剧变又是如何影响财富分配、社会结构以及欧洲社会政治稳定的呢？他建议要立即停止所有给穷人的福利资助，严格控制穷人的增长速度，否则这个世界将会因人口过剩而变得混乱而痛苦。

托马斯·马尔萨斯在1798年发表的《人口原理评述》一文中明确指出：人口过剩是影响财富分配的首要因素。

李嘉图于1817年出版了他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主要关注的是土地价格和土地租金的长期演进。和马尔萨斯一样，他的文章几乎没有进行过真正的统计。尽管如此，他对其所处时代的资本主义知识是非常精通的。由于其出生在一个有着葡萄牙血统的犹太商人家庭，他的政治偏见似乎也比马尔萨斯少。他受到马尔萨斯模型的影响，但对其做了进一步的发展。他对以下逻辑悖论十分感兴趣。一旦人口和产出开始稳步增长，相对于其他商品，土地会越来越稀缺。根据供需原理，这意味着土地的价格会不断上升，支付给地主的租金也会上涨。如此一来，地主占国民收入的份额会越来越大，而提供给其他人的份额就会减少，从而破坏社会平衡。李嘉图认为，无论是从逻辑上还是政治上来说，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法是稳步增加对土地租金的税收。

这一悲观的预测被证明是错误的：土地租金在较长时间内仍将居高不下，但最终，随着农业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的下降，相对其他财富形式，农田的价值不可避免的下降了。在十九世纪初期，李嘉图没有办法预测未来技术进步的重要性或工业的发展。就和马尔萨斯一样，他不能想象人类会从食物需求中完全解放出来。

然而，他对土地价格的洞察仍是有趣的：他提出的“稀缺性原则”意味着某些价格可能在几十年后上升到非常高的水平。这可能足以动摇整个社会。价格体系在协调数百万个体的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实际上，现今新的全球经济体系中有着数十亿人。问题是，价格体系既不能发挥约束作用也不能体现道德观念。

在二十一世纪，对于理解全球财富分配来说，忽略“稀缺性原则”的重要性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为了更具说服力，我们可以用世界主要国家首都城市房地产价格，或者石油的价格来代替李嘉图模型中农田的价格。在这两种情况下，如果将这一发生在1970～2010年间的趋势推导至2010～2050年或2010～2100年，将导致国家之间以及国家内部相当大规模的经济、社会及政治失衡——这将使我们不可避免地想起李嘉图的预言。

可以肯定的是，原则上有一个相当简单的经济机制，可以使经济恢复到平衡的轨道上：需求和供给的机制。如果某种商品的供给不足，价格太高，那么，对该商品的需求就会减少，这将导致其价格的下降。换句话说，如果房地产和石油价格上涨，人们就会搬到乡村或者骑自行车旅行（或两种都做）。不用担心这种调整可能令人不快或是复杂的；这种调整可能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在此期间，地主和油田所有者以其余人口为基数进行大范围的积累，这样他们可以很容易地拥有可拥有的一切，包括农村房地产和自行车，一劳永逸。与之前一样，最坏的情况从来不会发生。所以现在警告读者到2050年他们可能要支付租金给卡塔尔的酋长，还为时尚早。我将适时考虑这个问题，我的回答将会更加细致入微，虽然也只是让人相对安心一些。但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弄明白，绝不能排除供给和需求的相互作用在涉及到某些相对价格发生巨大变化的财富分配上，会有大而持久的分歧的可能性。这是李嘉图稀缺性原则的主要含义。但我们没有必要因此而孤注一掷。

马克思：无限积累原则

在马克思于1867年出版《资本论》第一卷时，也就是李嘉图的稀缺性原则发表后的一个半世纪，经济和社会现实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问题不再是农民能否养活不断增长的人口或是土地价格将疯狂的上涨，而是如何理解现在正迅猛发展的工业资本主义的源动力。

当时最引人注目的现实是工业无产阶级的悲惨生活。尽管经济快速增长，但在人口增长和农业生产力提高的大环境下，大批农村人口外迁，导致大量工人涌入城市贫民窟。工人们工作时间很长，工资却非常低。新的城市悲剧发生了，更为明显，更让人震惊，甚至在某些方面比旧制度造就的农村悲剧更加悲惨。《萌芽》（Germinal）、《雾都孤儿》（Oliver Twist）和《悲惨世界》（Les Misérables）并不是来源于其作者的想象力，而是来自于在工厂工作的那些根据法律限制仅大于八岁（1841年的法国）或在矿山工作的大于十岁（1842年的英国）的童工们。维莱姆博士（Villerme）的著作《制造业工人的现状》于1840年在法国发表（推动了1841年一个尝试性的新童工法律的颁布），描述了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于1845年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现状》中描写的同样肮脏的现实。

事实上，今天我们所掌握的所有历史数据表明，直到十九世纪的下半叶——甚至是到后三分之一时间才出现了工资购买力的显著上升。从十九世纪的第一到第六个十年中, 工人的工资停滞在非常低的水平——接近甚至不如十八世纪及其之前的水平。据我们的观察，英国和法国在这漫长的工资停滞的阶段停留的更久，因为在这一时期他们的经济增长正在加速。两国的资本占国民收入的份额——工业利润、土地租金和房屋租金——利用目前可用的不太完整的资料进行合理估算，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大大增加了。随着工资部分赶上经济增长，这一份额在十九世纪的最后几十年略有减少。然而，我们整合的数据没有揭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不平等的结构性下降。我们在1870～1914年间看到的充其量是一个稳定在一个非常高水平的不平等，以及在某些方面不平等程度的螺旋上升，尤其是财富的集中度越来越高。很难说如果没有因战争引发的重大的经济和政治冲击，这个轨迹将会向何处发展。借助历史分析和一点远景预测，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些冲击视为自工业革命以来强大到足以减少不平等的唯一力量。

无论如何，资本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繁荣发展，工业利润增长，但劳动收入却停滞不前。这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当时还没有出现完整的国家统计数据。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第一个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起来了。他们的中心论点很简单：如果经过半个世纪的工业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还是和之前一样悲惨，而立法者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禁止工厂雇佣八岁以下的儿童，那么工业发展的好处在哪里？技术创新、辛苦工作以及人口流动的好处又在哪里？现有的经济和政治体系的破产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人们想知道其后的长期演变：你们到底还能说些什么呢？

这就是马克思为自己设定的任务。1848年，在“民族春天”运动（这是指在那年春天爆发的欧洲革命）爆发的前夕，他发表了《共产党宣言》，一篇简短而强有力的文章，它的第一章由一句名言开始：“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文章第一部分以同样著名的革命预测结尾：“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存的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在接下来的20年里，马克思做了多卷的论述文章对这个结论进行论证，同时第一次科学分析了资本主义及其崩溃的原理。马克思没有完成这本著作的撰写，《资本论》的第一卷发表于1867年，而马克思于1883年带着两卷未完成的遗憾就与世长辞了。他的朋友恩格斯将其遗留的手稿片段进行整合，在其死后将这部大作出版供世人瞻仰。

和李嘉图一样，马克思将他的研究重心专注于对资本主义体系内在逻辑矛盾的分析上。他因此寻求将自己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即认为市场是具有自我调节系统的，就是说，系统内部可以通过自身调节，在不出现重大偏差的情况下达到均衡，与亚当·斯密（Adam Smith）“看不见的手”原理和让·巴蒂斯特·萨伊（Jean-Baptiste Say）生产创造需求理论有异曲同工之意）、空想社会主义者和蒲鲁东主义者（Proudhonians）区别开，马克思认为这些人只是一味地谴责工人阶级的苦难生活，却不曾为解决他们的实际经济困难提出真正的科学分析。总之，马克思将李嘉图的资本价格模型以及稀缺性原则作为强化资本主义动态分析的基础，当时资本是工业设备（比如机械、厂房等）而非固定资产主导，因此原则上累积资本数额没有限制。事实上，他的主要结论可以被称为“无限积累原则”，即资本将不可逆转地不断积累并最终掌握在一小部分人手中，是一个没有天然界限的过程。这就是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终将灭亡预言的分析依据：资本收益率稳定降低（这样将遏制资本积累并导致资本家之间的激烈冲突）或是资本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无限制地增长（这迟早将变成工人运动的导火索）。不论发生何种情况，社会经济均衡或是政治稳定都将变成奢望。

尽管存在局限性，马克思的研究在很多方面还是卓有成效的。首先，他以一个重要问题开始（关于工业革命期间空前的资本积聚），然后试图以自己的方式回答：现代经济学家都应该以他为榜样并从中受益。更加重要的是，马克思提出的无限积累原则表现出其深邃的洞察力，它对于二十一世纪有效研究的意义毫不逊色于在十九世纪的影响。从某个角度看，这个原则比李嘉图的稀缺性原则更加让人担忧。如果人口和生产力增长水平都相对较低，那么财富积累自然会引起极大的关注，特别是如果它增长到极致，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的时候。换句话说，低增长不会完全抵消马克思的无限积累原则：由此产生的均衡状态尽管令人烦扰，但与马克思的预言仍相去甚远。如果积聚终止于有限水平，那这个有限水平恐怕高到足以影响社会安定。事实上，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某些欧洲富裕国家和日本，私人财富水平在国民收入中呈现的高水平，直接辅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把分配问题重新置于经济分析的核心

自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收入不平等在发达国家显著增加，尤其是美国，其在二十一世纪头十年收入集中的程度回到了——事实上甚至略微超过了上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因此，理解在此之前的一段时间收入不平等为何以及如何下降至关重要。可以肯定的是，贫穷和新兴国家的高速发展，特别是中国，很可能会被证明是一种在全球层面减少不平等的有效力量，这与1945～1975年间发达国家的发展情况类似。但是这一发展过程让新兴国家产生了深深的焦虑，在发达国家产生的焦虑则更甚。此外，最近几十年在金融、原油、房地产市场观察到的令人印象深刻的经济失衡，自然引起对于索洛和库兹涅茨“平衡增长路径”（balanced growth path）必然性的怀疑，他们认为所有经济变量都以相同的速率在变化。到2050年或2100年，世界会被交易员、高层管理者和超级富豪所拥有，还是会被石油生产国抑或中国银行所拥有？又或者世界可能将被避税天堂所拥有，因为上述角色中会有许多去那里寻求庇护。如果不问谁会拥有什么，而只是从一开始便假定增长在长期是自然而然“平衡”的，这种想法是很荒谬的。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在二十一世纪初所处的阶段就好似我们的先辈在十九世纪初的状况：我们正在见证令人印象深刻的全球经济的变化，并且很难知道这些变化的广度，或者说几十年之后全球财富在一国内或多国间将如何分配。十九世纪的经济学家将分配问题置于经济分析的核心地位并致力于研究其长期趋势，鉴于此，他们理应得到极高的评价。他们的答案并不总是令人满意的，但至少他们提出了正确的问题。

我们没有任何根本的理由来相信增长是自动平衡的。我们从很早起就应该把收入不平等的问题重新置于经济分析的核心地位并提出十九世纪就已经出现的类似问题。长久以来，经济学家们都忽视了财富分配问题。如果不平等问题重新成为中心议题，那我们就必须开始收集足够广的历史数据，以便更好地理解过去和现在的趋势。只有通过耐心地建立事实和样本，再在不同的国家间进行比较，我们才有希望识别出发生作用的机制并对未来有一个更加清晰的预见。

19世纪的“拼爹资本主义”在21世纪重现？

巴尔扎克1835年出版的《高老头》描写得再清楚不过了。高老头原是一名面粉商人，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时期，靠经营面粉和粮食赚了一笔大钱。他是一位鳏夫，为了给两个女儿（但斐纳和阿娜斯塔齐）在19世纪初的巴黎上流社会找个婆家，他牺牲了一切。他留给自己的钱只够支付在一家破旧包饭公寓的吃住费用。在那里，他遇上了拉斯蒂涅。拉斯蒂涅是一名身无分文的年轻贵族，从外省来巴黎学习法律。他野心勃勃，但因贫穷受到羞辱，只好靠一位远房表姐的帮助，挤进了大资产阶级和巨额融资交汇的豪华沙龙。很快，他爱上了被丈夫纽沁根男爵抛弃的但斐纳。纽沁根是一位银行家，早就用光了妻子的嫁妆，搞些投机倒把的业务。拉斯蒂涅发现社会已完全被金钱腐蚀，于是放弃了原来的幻想。他十分震惊地得知高老头是如何被两个女儿抛弃的。她们沉湎于所谓的功成名就，却为父亲感到羞耻，掏光父亲的财富后就很少与他见面。这位老人在贫贱和孤寂中死去。只有拉斯蒂涅参加了他的葬礼。可是一离开拉雪兹公墓，塞纳河两岸就满眼都是眩目的财富，他决定去征服这些资本：“现在咱们俩来拼一拼吧！”他向这座城市呼喊。他的多愁善感和社会教育一去不返，从此，他也变得残酷无情。

最黑暗的时刻是小说的中间部分，拉斯蒂涅面对的社会和道德困境此时最为真切和清晰，而阴暗角色伏脱冷给他上了一课，指点他的前程。伏脱冷与拉斯蒂涅、高老头一起，住在同一家破旧的包饭公寓。他很像《基督山伯爵》里的埃德蒙·唐泰斯和《悲惨世界》里的冉·阿让，是一个伶牙俐齿的骗子，隐瞒了自己曾是罪犯的不光彩历史。这两个人物总体还算得上是个贤人，但沃脱冷非常不同，他极其阴险，愤世嫉俗。他打算引诱拉斯蒂涅杀人，好去染指一大笔遗产。在此之前，伏脱冷给拉斯蒂涅上了一堂极其可怕的课，详细讲述当时法国社会年轻人可能面临的各种不同命运。

伏脱冷对拉斯蒂涅说，认为在社会上通过学习、天赋和勤奋就能成功，那简直是异想天开。如果学习法律或医学这两个职业能力胜过先人财富的行当，伏脱冷则为这位年轻朋友详细描绘了他面前的各种事业前景。特别是，伏脱冷向拉斯蒂涅非常详细地解释了在每个行业每年有望挣到多少年薪。结论非常清楚：即使他在班里名列前茅，历经许多委曲求全，很快进入光彩照人的法律生涯，他依然只能靠平庸的收入生活，没有指望真正成为大富大贵。

对比之下，伏脱冷向拉斯蒂涅建议的成功策略的确更加有效。年轻的维多莉小姐也住在公寓里，她羞羞答答，眼里只有英俊的拉斯蒂涅。娶了她，马上就可以染指一百万法郎的遗产。他可以在20岁时就拿到每年5万法郎（资本的5%）的收入，马上达到他梦寐以求的检察官薪水的十倍，而要当上检察官，还得10年以后。这笔收入也相当于当时巴黎最富有律师50岁时的收入，可当律师还得靠几十年的刻苦努力和阴谋诡计。

靠工作还是吃遗产？

伏脱冷教导中最可怕的是，他对王政复辟时期社会的敏锐描述竟包含如此精确的数字。19世纪法国的收入和财富结构就是如此，法国最富裕之人的生活水平是仅靠劳动生活的人无法企及的。有这样的条件，为什么还去工作？做事为什么必须遵守道德？既然社会不平等本质上是不道德、不正当的，那么为什么不能变得彻头彻尾的不道德，使用一切手段获取资本呢？

在19世纪以及20世纪初的法国，靠继承财富及其收入而获得的舒适水平，只靠工作和学习的确达不到。这种情况尽人皆知，巴尔扎克不需要统计数字来证明，更不需要收入等级的十分位数和百分位数。而且，18世纪、19世纪的英国也非常相似。对简·奥斯汀笔下的主人公来说，工作不是问题，最重要的是财富的多寡，不管是靠继承还是靠婚姻。

其实，“一战”前的各个地方几乎都是这样，而“一战”成就了过往世袭社会的自我毁灭。美国是为数不多的例外，其北部和西部各州的“开拓型”微型社会也是例外，18世纪和19世纪，这些地方继承的资本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不过，这种情形没能维持太久。在南部各州，奴隶和土地是主要的资本形式，而资本占主导地位，继承的财富与旧欧洲一样至关重要。在《飘》中，郝思嘉的追求者们，与拉斯蒂涅一样，不能靠学业和天赋确保未来生活的舒适：父亲（或岳父）种植园的大小是决定因素。伏脱冷不去考虑道德、是非和社会正义，明着对年轻的拉斯蒂涅讲，他愿意像美国南方奴隶主一样过日子，享受着黑人带来的富足。很明显，吸引着这位法国前科犯的美国，并不是吸引着托克维尔的那个美国。

诚然，劳动收入也不总能得到公平分配，但把这个社会正义问题简化成是劳动收入重要还是遗产收入重要也是有失公允的。虽然如此，民主现代性（democratic modernity）的基础是认为源于个人天赋和勤奋的不平等比其他不平等更合乎情理，或者至少我们希望向这个方向发展。

其实，伏脱冷的教导在20世纪的欧洲一定程度上不再管用了，至少一段时间是这样。“二战”之后的几十年里，继承来的财富不再重要，并且也许是历史上第一次，工作和学习成为出人头地的最可靠路径。今天，尽管各种不平等再度出现，许多人认为社会和民主进步遭到了动摇，但多数人依然相信，自伏脱冷教导拉斯蒂涅以来，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依靠学习、工作和职业成功，不仅更加道德，也更有钱可赚。

伏脱冷的教导让我们关心两个问题，尽管可用数据不太完整，但我将在下面回答几个问题。第一，从伏脱冷那个年代以来，我们是否能够确信，劳动收入与遗产收入的相对关系已经彻底转变？如果是，程度有多大？其次，甚至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我们认为这种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那么它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还会被逆转吗？

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不平等

要回答这两个问题，我必须先介绍几个基本概念，以及不同社会不同时期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基本形态。收入一直可以表示为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的总和。工资是一种劳动收入，从定义上讲，在所有社会中，收入不平等都是这两部分的总和：劳动收入不平等和资本收入不平等。这两部分中每种收入的分配越不平等，总收入的不平等就越大。抽象地讲，我们完全可以想象有这样的社会，其劳动收入不平等非常严重，而资本收入不平等较低，或者正好相反，也可能两种成份高度不平等，也可能非常平等。

第三个决定因素是这两方面不平等之间的关系：拥有高劳动收入的个人在多大程度上也享有高资本收入？从技术上讲，这个关系是一种统计相关性，其他因素相等的情况下，相关性越大，总的不平等程度越大。实际上，有的社会里，资本不平等严重，资本所有者根本没有必要工作，那么这个相关性经常很低，甚至为负数。那么今天是什么情况，将来是如何呢？

也要注意，如果拥有大量财富的人想办法获得较高的收益率，而中等财富只获得适当的收益，那么资本收入的不平等可能大于资本不平等本身。这一机制会成为不平等的强大乘数，当前这个世纪刚刚开始，情况尤其如此。在简单情况下，财富等级的各个层次，平均收益率都是相同的，那么从定义上讲，这两种不平等保持一致。

工资收入水平的严重差距

在多大程度上，劳动收入不平等是温和的、理性的或者今天已不再是个问题？的确，劳动方面的不平等总是比资本方面的不平等小得多。然而，忽视它们也是相当错误的，首先是因为劳动收入一般占国民收入的2/3到3/4，其次是因为国家之间劳动收入分配方式有显著差异，这表明公共政策和国家差异对这些不平等和许多人的生活条件有重大影响。

在劳动收入分配最平等的国家，比如1970~1990年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最上层10%的人拿到总工资的约20%，最底层的50%拿到约35%。在工资不平等处于平均水平的国家，包括当今的多数欧洲国家（如法国和德国），最上层10%的人占有总工资的25%～30%，中间40%的人约30%。

在多数最不平等的国家，如21世纪第二个十年初的美国（后面会提到，其劳动收入分配比任何国家都不平等），最上层10%拿到工资总额的35%，最底层50%只拿到25%。换言之，这两个群组的均衡状态几乎被彻底逆转了。在最平等的国家，最底层的50%在总收入上接近最上层10%的两倍（有些人会说依然太少，因为前一群组人数是后者的5倍之多），然而在最不平等的国家，最底层50%比最上层群组还少拿1/3。如果过去几十年在美国出现的劳动收入日益集中还要继续下去，那么到2030年，最底层50%拿到的总报酬只是最上层10%的一半。这种演变显然不一定真的持续下去，但这一点说明，近期发生的收入分配变化决不是毫无痛苦的。

具体地讲，如果月平均工资是2,000欧元，平等分配（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结果是最上层10%每月拿到4,000欧元（最上层1%为10,000欧元），中间40%每月拿到2,250欧元，最底层50%每月1,400欧元。而在更不平等的分配方式中（美国），则形成明显陡峭的层级：最上层10%每月7,000欧元（最上层1%每月24,000欧元），中间的40%为2,000欧元，最底层50%只有1,000欧元。

对受惠最少的半数人口而言，这两种分配方式之间的差别也不是无关紧要。即便考虑税收和转移支付，如果一个人每月收入1,400欧元而不是1,000欧元（额外增加40%的收入），那么对生活方式、住房、度假、项目投资、子女花费等的影响也是相当大的。而且在多数国家，妇女在最底层50%人群中的实际比例很大，所以这种国家间的巨大差异部分反映了男女工资差别的不同。北欧在这方面小于其他地方。

这两种分配方式的差别对高收入人群的影响也很大。一个一辈子每月挣7,000欧元而不是4,000欧元（或者更好，挣24,000欧元而不是10,000欧元），不会花钱买同样的东西，不仅会对所买的东西而且对他人也会产生更大影响：例如，这个人可以雇用收入不高的人来服务于他或她的需要。如果美国的那种趋势持续下去，那么到2030年，收入最高的10%会每月挣9,000欧元（最高的1%挣34,000欧元），中间的40%每月挣1,750欧元，最底层50%每月只有800欧元。收入最高的10%因此可以用一小部分收入雇用许多最底层50%的人充当家庭佣人。

显然，这一同样微薄的工资和上述两种非常不同的劳动收入分配方式是不矛盾的，但却会给不同的社会群体带来迥异的社会现实。在一些情况下，这些不平等可能激起冲突。因此，了解决定劳动收入不平等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力量非常重要。

资本收入差距进一步加重贫富分化

虽然劳动收入不平等有时被（不正确地）视为温和不平等，不再会激起冲突，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与资本所有权分配相比较的结果，而后者在每个地方都是极端不平等的。

在财富分配最平等的社会（还是20世纪70、80年代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最富裕的10%占有国民财富的50%，如果人们准确申报财富的话，甚至还多，约在50%～60%。当下，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初，在多数欧洲国家，尤其是在法国、德国、英国和意大利，最富裕的10%占有国民财富的约60%。

最令人惊讶的事实是，在所有这些社会里，半数人口几乎一无所有：最贫穷的50%占有的国民财富一律低于10%，一般不超过5%。在法国，根据最新数据（2010～2011年），最富裕的10%占有总财富的62%，而最贫穷的50%只占有4%。在美国，美联储最近所做的调查覆盖相同年份，表明最上层10%占有美国财富的72%，而最底层的半数人口仅占有2%。然而请注意，像所有的调查一样，财富都是自我申报，因而这一来源低估了最大财富数值。而且重要的是，补充一下，我们在每一年龄群组中都发现了同样的财富集中度。

最终，在这方面最平等的国家（如20世纪70、80年代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财富不平等好像明显大于工资方面不平等国家（如21世纪第二个十年初的美国）的工资不平等。据我所知，如果“温和”不平等意味着社会半数人口占有较大份额（如1/5～1/4）总财富，那么资本所有权分配属于这种情况的社会从来就没出现过。

如同工资不平等的情况，重要的是要很好把握这些财富数字到底意味着什么。

我们设想有一个每位成人平均净财富为20万欧元的社会，当今最富裕的欧洲国家大体属于这种情况。这一私人财富可以划分成两个大致相等的部分：一方面是房地产，另一方面是金融和商业资产（包括扣除债务以后的银行存款、储蓄计划、股票债券、人寿保险、养老基金等）。当然，这些是平均数字，国家之间有很大差异，个人之间差异更大。

如果最贫穷的50%占有财富总额的5%，那么从定义上讲，这一群组的每个成员平均占有全社会每个成员平均财富的10%。在上一段落的例子中，这意味着最贫穷50%中每人平均占有净财富2万欧元。这不算小数目，但与社会其他财富相比就非常少了。

具体而言，在这样一个社会，最贫穷的半数人口一般都是庞大的数目（一般占总人口的1/4），他们根本没有什么财富，或者顶多几千欧元。实际上，有些人（也许总人口的1/20到1/10）仅拥有负的净财富（他们的债务超过资产），这些人的数量不容忽视。其他人拥有少量财富，约6万到7万欧元，也许还多一点。这些情况，包括存在大量绝对财富接近于零的大量人员，导致最贫穷的半数人口平均财富约为2万欧元。其中一些人可能有房地产但债务负担沉重，而其他人则可能只有非常少量的储备金。然而，多数人是租房者，他们仅有的财富是储蓄或支票账户里的几千欧元。如果我们把汽车、家具、家电等包含在内的话，那么最贫穷50%的平均财富会增加到不超过3万或4万欧元。

对这一半数人口来说，财富和资本概念是相对抽象的。对数百万人来讲，“财富”加起来不过是支票账户或低利率储蓄账户里几个星期的工资、一辆汽车和几件家具。无法逃避的现实是：财富非常集中，社会中大部分人几乎意识不到它的存在，于是一些人想象财富属于超现实或神秘的实体。这就是为什么系统研究资本及其分配如此重要。

在天平的另一端，最富裕的10%占有总财富的60%。因此，该群组每个成员平均拥有该社会平均财富的6倍。在这个例子中，每个成人的平均财富是20万欧元，最富裕10%中每人平均拥有120万欧元。

财富分配的最上层10%本身也极不平等，甚至比工资分配的最上层10%还不平等。像当今多数欧洲国家的情况，最上层10%占有总财富的60%，最上层1%的份额一般约25%，其余9%约35%。因此，第一群组成员的富裕程度是社会成员平均的25倍，而第二群组的成员是4倍。具体而言，在这个例子中，最上层10%的平均财富是120万欧元，最上层1%每人500万欧元，其余9%每人稍低于80万欧元。

此外，财富的构成在这个群组中差异也很大。最上层10%几乎每人都拥有房产，但在财富层级中越高，房地产的重要性则急剧下降。在“9%”群组中，每人平均拥有约100万欧元，房地产约占其总财富的一半，而有些人的房地产资产甚至占到3/4还多。相比之下，在最上层1%中，金融和商业资产明显超过房地产。尤其是，在大宗财富中，股票、合伙企业几乎占据全部。在200万到500万欧元之间时，房地产的份额不到三分之一；超过500万欧元时，则下降到20%以下；超过1千万欧元时，则不到10%，财富主要由股票构成。房产是中产阶级和小康阶级最喜欢的投资形式，但真正的财富总是主要由金融和商业资产构成。

总收入的不平等：两个世界

最后，让我们转向总收入不平等问题，即劳动收入加资本收入。不出意料，总收入不平等的水平居于劳动收入不平等和资本收入不平等之间。也请注意，总收入不平等更接近劳动收入不平等而不是资本收入不平等，这也没什么意外，因为劳动收入一般占国民总收入的2/3到3/4。具体地讲，在20世纪70、80年代斯堪的纳维亚平等社会里，收入层级的最上层10%占有国民收入的约25%（当时的德国、法国是30%，现在则高于35%）。在更加不平等的社会里，最上层10%占有国民收入的50%（最上层1%占有约20%）。旧制度（Ancien Régime）及美好时代（Belle Époque）之时的法国和英国是这种情况，当今的美国也是这种情况。

我们有可能想象出财富集中度更大的社会吗？可能不会。例如，如果最上层10%占有年产出的90%（和财富分配一样，最上层1%占有50%），革命就可能发生，除非有特别有效的镇压机关阻止它发生。说到资本所有权，这样高的集中度早已成为严重政治紧张的源泉，用全民公投通常难以调和。不过，这种资本集中度也许可以维持，如果资本收入只占有国民收入的一小部分：如旧制度下只占到1/4到1/3，有时再多一些，当时的财富极度集中已特别具有压制性。但是如果这种不平等程度适用于国民总收入，很难想象底层人民会长期接受这种状况。

即便如此，也没有理由断言最上层10%永远不会占有国民收入的50%以上，或者这种象征性门槛一旦越过，一国经济就会崩溃。实际上，现有历史数据还不够完善，这一象征性极限已经被突破也并非没有可能。尤其是，在旧制度下，直到法国大革命前夜，最上层10%可能已经占有国民收入的50%，甚至60%还多。其他传统农业社会也可能已经是这种情况。其实，这种极端不平等能不能持续，不仅取决于镇压机关的有效性，也可能首先取决于辩护机关的有效性。如果不平等被视为合理（比如说这是因为富人比穷人工作更勤奋、更高效，或者说因为阻止富人挣得多必然会伤害社会上的穷人），那么收入集中度极有可能会达到史无前例的高度。因此，如果劳动收入不平等（从更小范围来说，资本所有权不平等）继续像最近几十年一样渐增，那么美国在2030年左右就可能创下新纪录。最上层10%那时会占有国民收入的约60%，而最底层半数人口只拿到区区15%。

在这一点上，我坚持认为，重要问题是不平等的合理性而不是大小。这就是为什么分析不平等的结构非常重要。一个社会的总收入分配达到非常不平等（最上层占有约50%，最上层1%占有约20%）有两种不同的方式。

达到这种高度不平等的第一种方式是“超级世袭社会”（或“食利者社会”）：在一个社会中，继承财富非常重要，财富集中度达到极端水平（最上层10%一般占有所有财富的90%，仅最上层1%就占有50%）。那么，总收入层级由非常高的资本收入主导，尤其是继承资本。这是我们在“旧制度”下的法国和欧洲所看到的格局，各国总体上差异很小。我们需要弄清，这种所有权结构和不平等是如何出现和持续的，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只属于过去（当然除非它们也与未来相关）。

达到这种高度不平等的第二种方式相对较新。这主要是美国在过去几十年间创造的。这里我们看到，非常高的收入不平等可能是一个“超级精英社会”的结果。人们也可以称之为“超级明星社会”。换言之，这是一个不平等的社会，但是收入层级顶端是非常高的劳动收入而非继承财富收入。

实际上，我们发现这两种逻辑在每个社会都起作用。美国当下主要的特征是：创纪录的劳动收入不平等（高于世界上过去任何时间任何地方的任何社会，包括那些技能差距极其大的社会）和与传统社会或1900～1910年欧洲相比不太极端的财富不平等水平。不要忘记，它们可能在未来的这个世界相互补充，共同发挥作用。如果是这种情况，未来将出现一个新的不平等世界，比以前的任何社会都更极端。

美国收入不平等的扩大酿成了金融危机？

美国的收入不平等在1950～1980年间达到了最低谷：最富有的10%人口的收入占到了美国国民收入的30～35%，与法国今天的水平大致相当。保罗·克鲁格曼恋旧地称之为“我们所爱的美国”——童年时期的美国。在上世纪60年代，即电视剧《广告狂人》（Mad Men）描述的那个时期，也就是戴高乐将军时期，美国实际上是一个比法国更均等的社会，至少对美国白人来说是这样的（法国最富有的10%人群的收入份额飞速增长到超过了35%）。

然而，自1980年以来，美国的收入不平等就开始迅猛扩大。最富的10%人群的收入份额从上世纪70年代的30～35%上涨到本世纪头十年的45～50%——15个百分点的提升。趋势线显得异常陡峭，这让人很自然就会想到，这样的快速膨胀到底还能持续多久？如果以这种节奏上涨，到2030年最富10%的人的收入将占到国民收入的60%。

对于这种变化，我们有必要停下来做出几点说明。第一，我所基于的数据，只考虑了在所得税表格中的申报收入，并没有对任何由于各种合法和非法因素造成的资本收入低估进行矫正。鉴于美国国民账户中的总资本收入（特别是股利和利息收入）与税收表格中的申报数额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以及避税天堂的快速发展（收入以各种方式流向这些地方，大部分甚至不包含在国民账户中），我提供的数据很可能低估了最富10%的人所掌握财富的实际增长幅度。通过对多种可得的资料的比较分析，可以估计，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夕，最富10%的人的收入略超过美国国民收入的50%，这种情况在进入2010年代后再一次出现。

另外，还要注意，在过去三四十年里，股市的狂飙和资本收益只是最富10%的人收入份额结构性上涨中的一部分。可以肯定的是，资本利得在2000年美国互联网泡沫时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2007年也是如此：这两个时期，资本利得一项就为最富10%的人的收入份额增添了5个百分点，这一数额是巨大的。之前的纪录是在1928年，即1929年股市崩盘的前夕，那时也不过是3个百分点而已，但这种水平难以长期持续下去。股票市场上持续不断的短期波动，为最富10%人群的收入份额的变化增加了很大变数（当然对整体美国经济的波动也带来影响），但对于不平等的结构性扩张并没有多大影响。如果我们简单忽略掉资本利得（鉴于这种类型的收入在美国的重要性，这并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方法），仍会发现最富10%人群收入份额的增量很大，上世纪70年代为32%左右，2010年上升到超过46%，增加了14百分点。上世纪70年代，资本利得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为1%～2%，到2000-2010年间为2%～3%（剔除极好的和坏的年份）。因此结构性上涨在1个百分点左右：并非一点不重要，但与最富10%人群的收入份额上升的14个点相比，这确实不算什么。

通过考察不含资本利得的数据序列，我们可以更清晰地识别美国不平等扩大的结构性特征。事实上，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2010年，最富10%人群的收入份额（不含资本利得）的上涨表现得相对稳定乃至保持恒定：上世纪80年代在35%的水平，到90年代达到40%，到世纪之交达到45%。更引人注目的是，2010年的水平（最富10%人群的收入份额已超过国民收入的46%，当然这剔除了资本利得收入）已经明显高于2007年即金融危机前夕的水平了，而且2011～2012年的早期数据显示，这种增长仍在继续。

至关重要的一点是：事实清晰表明，不能指望这样的金融危机本身来结束美国不平等的结构性扩大。可以肯定的是，股市崩盘的直接后果是不平等的扩大总会随之变得更为缓慢，就像它总在股市繁荣时期扩大得更为迅速一样。2008～2009年雷曼兄弟破产后，就像2001～2002年第一次互联网泡沫破裂之后，在股市上获利已风光不再。这些年份的资本利得确实下降了。但是这些短期的波动并没有改变长期趋势，因为长期趋势是由其他力量决定的。我现在必须阐明这些因素的逻辑机制。

进一步的分析很有必要将收入最高的10%人群分解成三组：最富有的1%，紧接着的4%，和底部的5%。不平等增长的大部分来自“1%”，其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从上世纪70年代的9%上升到2000～2010年的大约20% （资本利得的波动使得年度之间存在较大差异），总体增加了11个百分点。可以肯定的是，底部的“5%”群组（2010年家庭收入介于108000至150000美元之间）以及“4%”群组（收入介于150000美元至352000美元）也经历了大幅增加：前者占美国国民收入的比例从11%增加到12%（1个百分点），而后者从13%升至16%（3个百分点）。很明显，这意味着自1980年以来，这些社会群组的收入增长大大高于美国经济的平均增长率，而且高出的程度不容小觑。

美国学院派经济学家也算是高收入组的一员，他们中的许多人认为，美国经济运行的相当不错，特别是它准确而恰当地给才能和功绩以物质回报。这种反应是非常可以理解的。但事实是位于他们之上的社会群组更厉害：国民收入增长的15%归于10%的人；其中的约11%，或者说近3/4属于那“1%”群组（2010年收入超过352000美元）；这其中又有大约一半归属于那“0.1%”群组（每年年收入超过150万美元）。

正如我刚刚展示的，金融危机本身似乎并未对不平等的结构性上涨产生影响。是否存在反向因果关系呢？有没有可能是美国不平等程度的扩大助推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呢？美国收入最高的10%人群的收入份额在上个世纪两次达到峰值，一次是在1928年（在1929年经济危机前夕），另一次是2007年（在2008年危机前夕），考虑到这些特征，上述疑问很难避免。

在我看来，毫无疑问，美国收入不平等的扩大一定程度上会引发国家的金融不稳定。原因很简单：收入不平等扩大的一个后果是，美国中下收入阶层的购买能力发生实质停滞，这必然增大了朴实家庭借债的可能性，特别是那些不择手段的银行和金融中介机构，他们免于监管，并渴望从流通到体系中的巨额储蓄中赚取优厚利息收入，进而就慷慨提供了日益增长的授信额度。

为支持这一论点，我们必须要注意到，1980年以来，美国国民收入中有相当一部分（大约15%）从最穷的90%人口转向了最富的10%人口。具体地，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危机发生前30年（即1977～2007年间）美国经济的增长情况，就会发现最富的10%人口占据了增长总额的3/4，这一时期最富的1%人口就独自占据了国民收入增长的近60%。因此，对于剩下的90%人口，收入增长率每年不足0.5%。这些数字是无可争议的，但却是让人吃惊的：当人们考虑收入不平等的基本合理性时，都应详细审查这些数字。很难想象，在社会群体之间存在如此极端分化的情况下，这个经济和社会如何能够持续运转下去。

很明显，如果收入不平等的扩大伴随着异常强劲的美国经济状况，情况将大大不同。然而不幸的是，这并非事实。与过往几十年相比，美国经济增长更为缓慢，这导致中下收入阶层的实质停滞。

还要注意，这种在社会群体内部的收入转移规模（大约占到美国国民收入的15%）是美国本世纪头十年贸易赤字规模（大约占到国民收入的4%）的四倍。这种比较的有意义之处在于，这一巨额贸易赤字（对应着中国、日本和德国等的贸易盈余）经常被认为是造成“全球不平衡”（global imbalances）的关键因素，而这种不平衡使得多年来美国乃至世界的金融体系变得不稳定，进而导致了2008年危机的发生。这是有可能的，但要知道的是，美国的内部不平衡是全球不平衡的四倍。这提示我们，要探索很多问题的根源及应对措施，更应关注美国国内的因素，而不仅仅是推向中国以及其他国家。

综上所论，如果认为2008年金融危机，或者更一般意义上的全球金融体系长期不稳定的唯一原因或主要原因，是美国收入不平等的扩大，这种说法总体上是过头的。在我看来，这种不稳定的更为重要的原因是资本/收入比率的结构性上升（在欧洲尤为如此），加之国际资产头寸总量的巨额增长。

继承财富在21世纪如何演变？

在当今世界，资本的重要性与18世纪相比并未有重大变化，只不过资本形式发生了变化：资本的主要表现形式从以前的土地变成了如今的工业资产、金融资产和房地产。财富集中程度也依然很高，只是不再像百年之前那样极端。人口中最贫穷的一半依然一无所有，只不过现在有了世代相传的中产阶级，其财富占了全部财富的1/4至1/3，如今最富裕的10%人口占有了全部财富的2/3，而不是此前的90%。

在所有社会中，财富积累途径有二：通过工作或继承遗产。那么在最富的1%或10%人群中，他们的财富又是来自哪个途径呢？这是必须解答的关键问题。

财富集中于老年人，越老越有钱

正如《人间喜剧》中伏脱冷对拉斯蒂涅说的那样：通过勤奋工作和努力学习未必能过上舒适高贵的生活，唯一现实的途径是迎娶维多利小姐以获得其继承的遗产。

在19世纪的法国，年度继承额大约是国民收入的20～25%，在19世纪末时该比例有小幅抬升，这反映出几乎所有的存量资本都来源于遗产继承。因此在19世纪的小说中遗产继承总是热门话题，这显然不仅仅是因为债台高筑的巴尔扎克们对遗产继承问题有特殊癖好。这是因为遗产继承在19世纪法国社会是属于核心议题，其重要程度与经济活动和社会运行不相上下。此外遗产继承的重要性并未随时间的推移而削弱。恰恰相反，在1900～1910年间，遗产继承的规模反而较伏脱冷、拉斯蒂涅和伏盖公寓所处的1820年代变得更高（从国民收入的20%上升到了25%）。

随后在1910～1950期间，继承额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出现了大幅下降，但从1950年开始该比例又持续回升并在八十年代有明显的加速上涨，在整个20世纪有较大的波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每年遗产和馈赠额对国民收入的比例相对稳定（大致稳定，尤其是与随后的波动相比），但在1910～1950年间却跌到了最高水平的1/5到1/6（最低时继承额仅占国民收入的4～5%），但在1950-2010年间又上涨了三四倍（回复到占国民收入15%的水平）。

1914～1945年间继承额的萎缩程度几乎是私人财富缩水的两倍，因此遗产减少并不完全是由整体财富缩水所引起（尽管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关系）。从公众舆论看，民众普遍认为遗产盛行的年代已经结束，这种看法显然要超过认为资本主义宣告终结的观点。1950～1960年，遗产和馈赠额在国民收入中仅占若干百分点，因此人们自然认为遗产效应几乎消失，因而尽管资本整体重要程度较过去有所下降，但现有财富几乎都是个人通过这辈子的勤俭奋斗而积攒下来的。在这种条件下成长起了几代人（尽管有时人们普遍理解的并不完全是真实情况），尤其是那些出生在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的所谓婴儿潮一代，他们当中许多人今天依然健在，这批人自然会认为通过当世勤劳而不是靠祖先庇荫致富已经是“新常态”。

与此相对，当今世界由“七零后”“八零后”组成的年轻群体却有不同感受，他们感受到（或多或少）遗产继承的重要性将会重新在他们的生活或者亲朋好友的生活中凸显。以房产为例，对于这部分群体而言，来自父母的赠予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能否拥有属于自己的住房、在什么年纪住上自己的房子以及房子的位置面积如何。至少与上一代人相比，来自父母的赠予对当前年轻一代人来说更加重要。遗产继承对年轻一代的生活、职业以及个人和家庭选择的影响，要远远超过对婴儿潮一代人的影响。遗产继承的重新崛起目前尚未完成，这场变迁才刚至中途（2000～2010年遗产继承额占国民收入比例水平处在五十年代低位和1900～1910年高位的中间）。迄今为止，与此前那次变化相比，遗产继承重要性的提升并未对民众看法造成深刻影响，民众思维还停留在“今生奋斗才决定财富”的状态。但经过接下来几十年的发展，情况将会发生很大变化。

从理论上说，随着时间的推移，继承财富的重要性会下降，因为财富的重要性在下降（或更精确而言，非人力资本的财富重要程度在下降，即那些可拥有、可在市场上交换并可根据现行物权法完全转移给后代的财富）。当前没有强烈的逻辑理由来说明为何这种乐观看法一无是处。这也是贯穿全部现代人力资本理论的看法（包括加里·贝克的著述），即便这种乐观看法并不能外化成公式。然而现实情况的发展却并非如此，或至少没有像有些人所想象的那样：从19世纪到20世纪，土地资本变成了金融资本、产业资本和房地产，但资本的重要性依然无损，当前资本/收入比似乎正在恢复到一战前欧洲“美好时代”以及此前的历史最高水平。

基于某些技术原因，如今资本依然对生产起着核心作用，在社会生活中资本也居于支配地位。在生产开始之前，就必须有资本投入来购买设备和办公地以及支付原料以及各类服务开销，当然还有房租。毋庸置疑，人类技能和能力在过去有了长足的发展，但非人力资本的重要性也在按相同比例增长，因此缺乏任何先验理由去认定继承财富会逐渐消失。

第二个可以解释遗产继承自然终结的因素是寿命延长，因为随着寿命延长，死亡率得以降低，而等待继承所需的时间延长（减少了遗产规模）。暂时不考虑各年龄阶段的人口规模：尽管在各年龄序列的人口数量变化十分重要，但只要我们不认为地球人口从长期看不会无限膨胀或萎缩，那么这归根到底是过渡期现象。在此我要用相当长的角度去分析问题，并假设人口各年龄序列的规模是稳定的。那么人均寿命延长将会对继承财富的重要性产生多大影响？诚然，寿命越长，死亡率就会出现结构性下降。在法国，本世纪的人均寿命将达到80至85岁，成人死亡率将会稳定在1.5%以下的水平，这与19世纪人均寿命只有60多岁而死亡率高达2.2%时的情况相比有了很大改善。平均死亡年龄的延长也必然导致遗产继承者在继承遗产时平均年龄的上升。在19世纪，遗产继承者在接受遗产时的平均年龄只有30岁；但在本世纪，这一平均年龄将会是50岁左右。

如果人类平均死亡和遗产继承时间都向后延伸，这是否意味着继承财富的重要性在减弱？答案是：未必。这是因为在世的人之间的相互馈赠日益重要，部分抵消了老龄化效应，此外也可能是因为尽管继承期向后推，但所继承的财产额也在增加，因为在老龄化社会，财富会随着年龄增长。换言之，死亡率的下降趋势，尽管从长远看不可避免，但该效应也会因年长者相对财富的增加而有所抵消，因此继承财富量依然不会有多大变化或至少不会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急剧下滑。法国所发生的情况就完全如此：逝者离世时平均财富与在世者平均财富的比值μ在1950～1960年后明显上升，这种缓慢发生的财富集中于年长者的情况充分解释了为何近几十年来继承财富的重要性会再度凸显。

总之，遗产继承在老龄化社会中会延后，但财富也会随着年纪增长而增加，后者会抵消掉前者的效应。从这个意义上说，假如所有人都不死，那么全部的遗产继承就会消失，但如果只是某社会的平均死亡年龄较高，那么情况就会截然不同。人均寿命延长意味着生命重要时点的全部后移：人们的学习时间变长、参加工作时点后移、继承遗产时间后移、退休年龄后推、直至死亡年龄的后移。然而，遗产对于工作所得的重要性却未必会发生变化，至少不会像人们有时想当然地认为的那样。诚然，遗产继承的时间点后移，这意味着人们相比过去更必须要有自身的职业发展。但这又被遗产数额增大或馈赠数额增大的效应所抵消。不论如何，遗产重要性的变化是微乎其微的，而不像人们有时所想象的如文明变迁般剧烈。

战争后的财富复兴

在1914～1945年间，由于资本和资本所有者多次受到冲击，这样的自我维系机制崩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之一就是造成了重新创造财富的热潮。数据显示，1940～1950年间出现了迄今为止仅此一次的财富现象，即逝者离世时的平均财富要低于在世者的平均财富。1912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夜，八十岁群体的财富是五十岁群体财富的2.5倍。1931年，高出的幅度只有50%。而到了1947年，五十岁年龄段的财富反而比八十岁年龄段的平均财富高出40%。更令老者寒心的是，当年四十岁群体的财富都超过八十岁群体了。这是所有旧有规律都开始失效的年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几年内，财富的年龄段分布忽然出现了钟形曲线，而处于顶点的正是五十岁群体，这与“莫迪利亚尼三角”十分接近（经济学家莫迪利亚尼提出，人们积累财富是为了应对退休后的生活，因此财富最初随年纪增长而增加，后人们会在老年阶段花掉大部分积蓄后死去，这就是著名的“莫迪利亚尼三角”）。只不过在现实状况中，大部分老人的财富并未趋近于零。这与19世纪的状况形成鲜明对照，当时财富随着年龄的增长而线性增加。

这种明显的财富再造的解释其实很简单。所有财富都在1914～1945年间承受了多次冲击，包括房产毁灭、恶性通胀、企业破产以及强制征用等等，因此资本/收入比就出现了迅速下降。如果粗略看，那么有人可能会猜想，所有的财富都承受了相同程度的破坏，因此各年龄段财富分布还是不变。但事实上，那些在战乱中无所失去的年轻群体反而在战后迅速崛起，而不像上了年纪那样的人难以东山再起。假如有商人在1940年时是60岁，他的财产在随后的轰炸、强征和破产中消失殆尽，那么他将很难再白手起家。他或许会活到七八十岁，在五六十年代死去，留给子孙的财产极其有限。但与此相反，假如某人在1940年时才30岁，同样也在战火中失去了一切财产（可能本来就没多少），那么当战争结束后，他还有充分的时间来重新积累财富，因此在五十年代，当他到了四十几岁时，他的财富可能要超过第一个例子中说的那个七十岁的老者。战争让一切归零或接近于零，这必然会产生财富再造的热潮。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两次世界大战确实是在20世纪将所有旧世界的瓜葛一笔勾销，由此也造成了人类终于克服了资本主义的错觉。

这也可以用来解释为何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几十年里，遗产继承额会变得如此之低：那些本应在1950～1960年间继承遗产的人并未见到多少遗产，因为其父母一辈没有时间来重整河山，其父母在去世时留下的财产相当稀少。

具体而言，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遗产继承额的下跌要超过财富本身的缩水，实际上遗产继承额的跌幅是整体财富跌幅的两倍。但最为关键的是，这样的局面并没有维持太久。“重建资本主义”本身就是过渡阶段，而不是代表人们所想象的结构性变化。在1950～1960年间，随着资本的重新积累以及资本/收入比β值的重新抬升，财富又开始朝着高年龄阶段集中，由此衡量逝者平均财富与生者平均财富的比值μ又开始上升。财富的增长与财富向高年龄段集中几乎同步，因此就为遗产继承重要性的强势回归奠定了基础。到1960年，1947年的景象就已经成为历史：六十岁和七十岁年龄段的财富超过了五十岁群体。八十岁年龄段的转机则出现在八十年代。在1990～2000年间，各年龄段的财富分布愈发陡峭。2010年时，八十岁年龄段人的财富比50岁年龄段要超出30%。如果把生前的馈赠也算入各年龄段的财富分布，那么2000～2010年的分布图将更为陡峭，基本与1900～1910年的状态接近，即七八十岁年龄段的财富是五十岁年龄段群体的两倍，只不过现在的死亡年龄要大大延后，这更使得 μ值变高。

遗产继承额将在21世纪如何演变？

鉴于遗产继承额在近几十年的快速增长，自然有人会问，这种快速增长是否会继续下去。

21世纪的遗产继承状况取决于许多因素，包括经济、人口以及政治因素，而历史证明这些因素往往会有规模宏大但难以预测的变化。不难想象，在其他不同情境假设中，结局也会不同：比如说人口或经济增长的明显加速（这种情况发生可能性较小），或针对私人财富和遗产的公共政策有了显著调整（这种情况倒是很有可能发生）。

然而，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是, 2010～2100年间的储蓄行为应该与过去相差不大。尽管个人行为千差万别，但我们发现储蓄率与收入和初始财富呈正相关关系，但不同年龄段之间的储蓄行为差别却不大：笼而统之来说，无论年龄如何，人们的储蓄率都很相似。按照财富生命周期理论，年长者会在最后的岁月大量消耗储蓄，但这种现象在现实中似乎并未发生，无论平均寿命会增加多少。这种现象背后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家族财富传承的动机（没有人希望在去世的时候真的一无所有，即便是在老龄化的社会中），其他原因还包括纯粹的储蓄偏好以及安全感之需，财富不仅意味着特权和实力，也能让人安心。财富的高度集中（即处于金字塔顶端的群体总是能占有全部财富的50%～60%以上，即便是在各年龄段内也是如此）是解释所有这些现象的关键。自1950～1960年以来财富分布又重新出现王朝集中式的趋势，这可解释年长者消耗储蓄行为的缺失（大部分的财富都属于那些不用售卖资产也可以维持现有生活水平的人），因此高遗产的状况得以继续，而新的均衡也得以传承，由此，具有社会积极意义的贫富流动就变得有限。

最核心的结论是，在给定的储蓄结构条件下，随着资本回报率提高和经济增长率下降，财富积累过程会逐渐加速并变得更加不公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三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解释了为何μ值在1950～1970年间增长相对缓慢。反过来说，缓慢的经济增长也解释了八十年代以来财富逐渐向年长者集中以及继承遗产的重新崛起。从直觉上判断，当增长率较高时，例如工资以每年5%的速度增长，那么这将有利于年轻人积累财富并与年长者在财富拥有量上竞争。但如果工资增速下降到了1%～2%的低水平，那么年长者势必会将现有的大部分资产抓在手里，其财富也会按资本回报率的速度增长。这个简单但重要的过程充分揭示了 μ 比值的变动以及年度遗产继承额。

暂不考虑不确定性因素，如此精准的模型自然会让人想到，这些模拟也可用来推断未来。从理论上看，在存在大量储蓄行为情况下，如果增长率低于资本回报率，那么μ值的增加可以完全平衡死亡率m的下降，因此最终 μ × m的结果是不受平均寿命影响的，完全是由代际年龄差决定的。那么最核心的结果就是，如果增长率是1%，那么跟零增长率也没有大的区别：因为无论如何，认为老龄化人口会将储蓄花完然后导致遗产财富消亡的这种想当然的结论是错误的。在老龄化社会中，遗产继承者在继承时的平均年龄会拉大，但其继承的财富量却在增加（至少对于那些有所继承的人而言），因此遗产继承对财富的重要性依然保持。

中国会买下全世界吗？

——看全球各国的主权财富基金

主权财富基金在近些年来有了长足发展，尤其是石油出口国家的主权财富基金。但令人遗憾的是，目前有关主权财富基金投资策略和回报情况的公开数据并不充分。挪威的主权财富基金在2013年的资产规模超过7000亿欧元（是美国所有高校基金会总额的两倍不止），其财务报告是全球所有主权财富基金中最详细透明的。其投资策略，至少在开始的时候，比美国大学基金会还保守。这也不难理解，因为毕竟主权财富基金是在公众的严格监督下（或许挪威人民不像哈佛大学那样喜欢把大量资金投到对冲基金和非上市公司股权中），因此其投资回报也没有那么高。最近该基金的管理者获得授权，可以将更多的资金用于另类投资（尤其是国际房地产），因此该基金的未来回报有望提升。不过请注意，该基金的管理成本不到其资产规模的0.1%（哈佛大学是0.3%），但由于挪威财富基金的规模是哈佛基金会的20倍，因此从绝对数字上看，该基金也足以支付专业的投资建议。此外我们也了解到，在1970～2010年，挪威政府把石油产业60%的收入都投入了该基金，另外的40%则用于政府开支。挪威当局并未详细说明，该基金的长期目标是什么，也没有说明从何时开始该国公民会消耗该主权财富基金及其投资回报的部分或全部资金。或许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这取决于挪威的石油储量变化、每桶石油价格的变化以及该基金在未来几十年的投资回报状况。

主权财富基金：资本与政治

如果我们看看其他国家的主权财富基金，尤其是中东国家的基金，那么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国家的主权财富基金透明度要与挪威相差许多。其财务报告往往言之不详，而投资回报状况充其量也就简略提几句，因此我们几乎不可能去彻底了解其投资策略，各年度之间的数据也往往不可比较。掌管着全球最大主权财富基金的阿布扎比投资局（Abu Dhabi Investment Authority，其基金规模与挪威主权财富基金相近）在最近发布的报告中称，1990～2010年间其基金的年均真实回报率高于7%，而在1980～2010年间为8%。考虑到美国高校基金会的投资业绩，这样的数字完全是有可能的，但由于该机构没有提供详细的年度信息，因此也很难对其做出进一步分析。

不同的主权财富基金显然采取了不同的投资策略，这或许与这些基金对待公众的不同态度以及对全球政治形势的不同看法有关。阿布扎比经常称其基金获得了高额回报，但沙特阿拉伯的主权财富基金却十分低调，尽管其规模在石油出口国家中仅次于阿布扎比和挪威而高于科威特、卡塔尔和俄罗斯。波斯湾沿岸的石油小国往往国民数量稀少，因此其主权财富基金报告的潜在阅读对象是国际金融投资界。而沙特主权财富基金的报告则更加沉稳并提供了从石油储量到国际收支和政府预算的情况，显然这样的报告是要给沙特阿拉伯王国的全体公民看的，沙特在2010年的人口总量是2000万人，尽管与中东地区大国相比不算太多（伊朗8000万人口、埃及8500万、伊拉克3500万），但却要远远多于那些袖珍的海湾国家。这还不是唯一差别：沙特基金的投资似乎更加保守。据官方文件披露的信息，沙特主权财富基金的投资回报率不会超过2%～3%，因为大部分资金都投向了美国国债。沙特的财务报告中并没有足够的信息来让外界推断其投资组合变化，但其提供的信息却要比阿联酋详细许多，而且在某些要点方面，这些报告中的数据似乎是正确的。

那么为什么明明可以在别处获得更高的收益，但沙特阿拉伯却选择美国国债作为主要投资对象？这尤其值得发问，因为美国高校的基金会从几十年前就开始慢慢停止投资于美国的国债，而选择在全球范围搜寻更好的投资机会，大量投资于对冲基金、非上市企业股权以及基于大宗商品的衍生交易品。诚然，美国国债是动荡世界中最安全的投资港湾，或许沙特阿拉伯的公众对于另类投资毫无兴趣。但与此同时也必须考虑这种选择背后的政治和军事考量：尽管这从来没有公开说破，但如果沙特阿拉伯是在通过这种方式给为其提供军事保护的美国提供低息贷款，这在逻辑上似乎也并无不通之处。据我所知，无人试图对这样的“投资”计算其具体回报，但无疑回报是相当可观的。如果美国和其西方盟友没有在1991年将伊拉克军队赶出科威特，那么接下来伊拉克就可能会威胁沙特阿拉伯的油田，那么就有可能让伊朗等其他国家也跳出来参与本地区石油资源的重新分配。如此，全球资本分布就会立刻变成经济、政治和军事的全面争衡。在殖民时代就曾有过这样的景象，当时以英法为首的帝国稍有龃龉就会忙不及地推出大炮来保护本国的投资。显然，在21世纪也同样存在这样或明或暗的争斗，只是在充满紧张气氛的全球政治图景中，现在人们难以提前预测冲突会在哪里爆发。

主权财富基金会拥有全世界吗？

那么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主权财富基金的规模会膨胀到什么程度？根据目前的估测（当然这些估测十分粗糙），2013年全球主权财富基金的总规模是5.3万亿美元，其中3.2万亿美元属于石油出口国家（除上面提到的国家和地区外，还有迪拜、利比亚、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伊朗、阿塞拜疆、文莱、阿曼等国家），其余的2.1万亿美元则属于非石油出口国和地区（主要是中国内地和香港、新加坡和其他小型主权财富基金等）。为方便理解主权财富基金的规模，这与《福布斯》财富榜上所有亿万富翁的财富总额相当（2013年约为5.4万亿美元）。换言之，亿万富豪如今拥有全世界财富总额的1.5%，主权财富基金也拥有全球财富的1.5%。或许这是值得庆幸的消息，至少现在还有97%的全球财富不被超级富豪和主权财富基金所掌控。按照我对亿万富翁未来财富的推算方法，同样大家也可推算主权财富基金的未来变化。按现有的推算，这两者还不至于很快就成为世界财富的主宰，在21世纪下半叶，其在全球财富中的比重也就在10%～20%，因此我们似乎还不用担心按月给卡塔尔酋长（或挪威纳税人）支付租金的日子。但如果我们完全忽略，那就会犯下严重错误。首先，现在我们没有理由高枕无忧，因为我们的下一代和孙辈可能会被迫交租金，而我们不应该等到这种局面出现时再去临时想办法。其次，由于全球资本的很大一部分是非流动的（包括房地产以及不可在金融市场交易的商业资本），因此主权财富基金所拥有的流动资本（亿万富翁所拥有的流动资本相对少一些）实际上要比数字所显示的高，这些是可以用来收购破产公司、买下足球俱乐部或在政府无力时出面重振某衰落社区的“活”资金。事实上，来自石油出口国家的投资活动在法国等发达国家日趋活跃，而正如前所述，法国等国又恰好是对资本重新崛起最缺乏心理准备的国家。

最后一点，主权财富基金与亿万富豪的关键区别在于，主权财富基金或至少是石油出口国家的主权财富基金不仅会将投资所得用于再投资，而且还会接受来自石油销售的源源不断的投入。尽管这些新增流量究竟能有多少还充满着不确定性，这是因为地下到底有多少石油、石油需求如何以及每桶石油的价格等都属于未知信息。但可以料想的是，来自石油销售的投入会远远超过现有资产的投资回报。来自自然资源开采的租金，即自然资源销售所得与开发成本之间的差距，自21世纪头10年中开始约占全球GDP的5%（其中半数都是石油租金，而其余的则主要来自天然气、煤炭、矿藏和木材），这比20世纪最后10年的2%以及70年代初期的1%有了明显提升。根据某些预测模型的测算，石油价格将从目前100美元一桶（21世纪初约为25美元一桶）上涨到2020～2030年的200美元一桶。如果每年都有相当比例的石油资源租金流入主权财富基金，那么到2030～2040年，全球主权财富基金将占全球资本总额的10%～20%甚至更高。现在没有任何经济规律说这种情况不会发生。一切都取决于供求状况，即新的石油储备或其他新能源是否被发现，以及人们对无石油生活的适应速度。不管如何，石油出口国家的主权财富基金必然会继续增长，其在全球资产中的比重到2030～2040年时将比现在的比重高出至少两三倍，这是相当规模的增长。

如果这样的局面发生，那么西方国家会越来越难接受这样的观点，即本国资产越来越被来自石油出口国家的主权财富基金掌控，迟早这会引发政治上的应对措施，例如限制主权财富基金对房地产以及实业和金融资产的购买，甚至部分或全部将主权财富基金挡在门外。这样的应对措施在政治上缺乏谋略，也在经济上缺乏效用，但这毕竟是各国政府所能采取的行动，哪怕是小国政府也完全可以这样做。请注意，即便是石油出口国家本身也开始减少对外投资，希望把更多的资金留在国内，因此石油出口国家正在大兴土木建造博物馆、高级酒店、大学甚至滑雪场，这些建设项目规模如此之大，完全不考虑经济或财务上的合理性。或许这种行为反映了这样的意识，即与其投资国外而让外国政府将来没收资产，还不如肥水不流外人田。当然现在并无保证说这样的过程会始终维持和平方式：当涉及本国的资产被他国拥有时，没有人能预知公众的心理和政治底线到底会在哪里。

中国会买下全世界吗？

非石油出口国家的主权财富基金则略有不同。为何一个没有特殊自然资源的国家会决定去买下另外一个国家？其中的一种可能性当然是新殖民主义思想，像是欧洲殖民主义时代那种纯粹对大国实力的渴求。但如今的状况已经不同，现在欧洲国家拥有了技术上的优势可保证它们的支配地位。中国和其他非石油产出新兴市场国家正在迅速发展，当然证据都表明，一旦这些国家追赶上了发达国家的生产效率以及生活水平，那么其高速发展也自然会走到尽头。知识和生产技术的传播起到了基础性的平等化作用：一旦当后发展国家追赶上了发达国家，那么这些国家也就不会再高速发展。

假设当国际平等化过程接近尾声时，储蓄率将会稳定在国民收入10%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全球各地的资本积累都会呈现出相似的状况。世界资本积累的很大一部分当然会发生在亚洲，尤其是在中国，这将与该地区在未来全球产出中的比重相配。但根据核心情境的假设，世界各大洲的资本/收入比都会趋同，因此各地区都不会产生储蓄和投资的严重不平衡。非洲可能是唯一的例外，因为21世纪非洲的资本/收入比会低于其他各洲（尤其是非洲的追赶速度较慢，其人口结构转变也延后了）。如果资本可以自由流动，那么我们会看到来自其他国家（尤其是来自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对非洲源源不断的投资。鉴于上述原因，这可能会导致严重的紧张对立，而现在已经可以看到某些紧张苗头。

当然也有可能出现较核心情境远为不平衡的状况。但无论如何，财富差距扩大的力量在主权财富基金方面并不表现得那样明显，因为主权财富基金的增长完全来自意外收获，而与其受益人群的需求不成比例（尤其是当主权财富基金所在国的国民数量较少时）。这会导致永无止境的积累，资本回报率高于经济增长率代表的不平等转化成了全球资本分布中永远的差距扩大。总而言之，石油租金或许能让石油生产国买下全世界（或世界大部分）并依靠所积累资本的租金自我延续。

中国、印度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情况则不同。这些国家人口众多，国内人口的需求（无论是消费还是投资）还远未满足。当然我们可以想象，中国的储蓄率会继续大大高于欧洲和美国的储蓄率：例如中国可能会采取累积制的养老金体系而不是现收现付制，这在增速放缓的情况下是极有吸引力的（如果人口负增长，那么这样的选择将更有吸引力）。例如，如果中国在2100年之前都把国民收入的20%转换成储蓄，而欧美的同期储蓄率只有10%，那么到了21世纪末，新旧世界的许多资产都会被庞大的中国养老基金掌控。这虽然在逻辑上能说通，但这种可能性并不大，因为首先中国工人和中国社会整体肯定更希望（当然是有理由的）依靠公共养老体系维持退休后生活（如同欧美那样），第二个原因正如上面对石油出口国家和其主权财富基金论述时提到的政治考量，中国的养老基金也会受此影响。

无论如何，现在不用担心由于中国（或石油出口国的主权财富基金）逐渐买下发达国家而造成国际财富分化，最大的危险还是在于国内寡头的崛起，即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资产将集中在国内富豪手里，甚至更进一步，包括中国和石油出口国在内的国家的资产也越来越被掌握在亿万富翁和百万富翁手里。如前所述，这样的过程其实已经开始。随着全球经济增速的放缓以及各国对资本的竞争加剧，那么现在有理由认为，未来几十年的资本回报率将远远高于经济增长率。如果再考虑初始财富越大回报就越高的效应，随着全球金融市场的发展，这种分化现象可能会被进一步强化，那么显然，排名在前1%或前0.1%的超级富豪的财富就会越来越多，与普罗大众的差距也会越拉越大。当然现在很难判断说，这种寡头垄断究竟会发展多快，但似乎寡头垄断的风险要远远高于国际垄断。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目前对“中国将要买下全世界”的担忧纯属杞人忧天。发达国家的富裕程度实际上远远超过公众的想象。如今欧洲家庭拥有的房地产和金融资产在减去负债之后依然高达70万亿欧元。而中国所有主权财富基金的资产再加上其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目前也就是3万亿欧元，不及欧洲家庭净资产总额的1/20。因此发展中国家根本无力买下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必须经过长时间的发展才有可能做类似的举动，但这应该是至少几十年后的事情。

那么为何发达国家公众会有这样的担忧，会担心自己的国家财富落入他国之手？至少这样的情绪不是完全空穴来风吧？首要原因是那种怪罪外国人来解释国内矛盾的普遍情绪。例如许多法国人都认为，来自外国的购买者推高了巴黎的房价。但如果真正分析巴黎购房者的结构，我们就会发现外国购房客（或外国居民）对房价上涨的贡献度充其量不过3%。换言之，如今巴黎房价居高不下97%的原因都是由于法国本国居民造成的，因为现在有数量足够多的法国居民有购买房产的能力。

在我看来，这种被剥夺感还可能是因为在发达国家中，财富高度集中于富人之手（因此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资本仅仅是抽象概念），而超级富豪逃离本国的过程也已开始上演。对于大部分生活在发达国家的居民（尤其是欧洲居民）而言，他们很难接受欧洲家庭财富其实是中国家庭财富的20倍，这是因为欧洲财富主要是私人所有，而政府无权调用这些私人财富来行使公共职能，例如援助希腊，而中国此前却完全可以提出这样的援助设想。但欧洲私人财富非常真实，如果欧盟真的决定要好好动用这笔财富，那也会有办法。但问题在于，单一欧洲国家政府很难单独对资本实施监管或对资本收入课税。今天在发达国家居民那种弥漫的被剥夺感也可能是民主主权的弱化造成。这在欧洲表现得尤为明显，欧洲各国都在为了吸引资本而相互竞争，这就强化了整个财富分化过程。外国资产头寸的迅猛增加也是整个财富分化过程的一部分，这也加深了欧洲居民的无助感。

寡头垄断的概率要远远大于国际垄断，此外寡头垄断也更加难以对付，因为这需要各国政府高度合作，而现在各国政府却在忙着相互竞争。财富的流转也使得国籍的概念淡化，因为最富有的人总是可以转移资产甚至变更国籍，由此切断与其母国的所有联系。只有在相对宏观层面协力推行应对政策，这种困境才有望解决。

未来富人是否会更富有？

历史最为悠久和最为系统的全球财富排行是《福布斯》杂志于1987年开始的全球财富榜。每一年，该杂志的编辑人员都会通过各种渠道收集整理信息，然后将全球每位资产在10亿美元以上的富豪找出来并对其排名。在1987～1995年间，该财富榜上的首届首富是日本人，随后在1995～2009年间变成了美国人，从2010年开始又变成了墨西哥人。根据《福布斯》的报道，1987年时全球只有140名资产超过10亿美元的富豪，但如今资产在10亿美元以上的富豪人数超过了1400人（2013年数据），即增长了10倍。但如果考虑到1987年以来通货膨胀以及全球经济增长状况，这些被世界各地媒体反复报道的数字其实很难解读。如果将这些数字与全球人口和全部私人财富比照，那么就可得出如下一些看上去更加合乎情理的结论。从全球范围看，1987年每1亿人当中只有5名富豪的资产达到10亿美元，但在2013年，每1亿人中有30名。1987年时这些亿万富豪的资产占全球私人财富总额的0.4%，但在2013年该比例达到了1.3%，这超过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和雷曼兄弟倒台前夜的历史最高水平。但这其实并不是说明富豪财富变化的最佳方法，因为加入亿万富豪的人数增长了6倍，那么其财富总额占全球财富总额的比重增长4倍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

财富排行榜中的继承者和创业者

《福布斯》排行榜中最令人惊奇的现象之一就是，无论财富来源于继承还是创业，一旦财富超过了某个规模门槛，那么就会以极高的速度增长，而不论财富的拥有者是否还在继续工作。当然，我们并不能高估这些排行榜推断出来的结论的精确性,但事实本身还是非常有趣的。

首先来具体分析全球财富分布顶端的情况。在1990～2010年间，全球操作系统巨头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的财富从40亿美元增长到了50亿美元。盖茨的财富属于典型的创业所得，盖茨在《福布斯》财富排行榜上当“首富”超过10年。与此同时，全球化妆品巨头欧莱雅集团的继承人莉莉安·贝当古（Liliane Bettencourt）的财富从20亿美元增长到了250亿美元。欧莱雅集团是贝当古的父亲欧仁·舒埃勒（EugèneSchueller）创立的，他在1907年发明了若干染发剂，由此开启了庞大的化妆品商业帝国，这正如百年之前巴尔扎克所写的赛查·皮罗多的发家史。那么盖茨和贝当古两人的财富都在1990～2010年以年均13%的速度增长，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的实际增速约为每年10%～11%。

换言之，这辈子从来没有工作过一天的莉莉安·贝当古的财富增速与高科技巨擘盖茨的财富增速相同，当然盖茨在退休之后其财富也在保持同样的高速增长。一旦财富形成，那么资本就会按自身规律增长，而且只要规模足够大，那么财富可能会连续高速增长长达数十年。

请特别注意，一旦当财富达到了一定的规模门槛后，资产组合管理和风险调整机会就可形成规模效应而产生优势，同时资本所产生的全部回报几乎都能用于再投资。拥有这样数量财富的个人每年只要拿出总财富中几乎可忽略不计的部分，他也足以过上极为奢华的生活，因此他的全部收入几乎都可用来再投资。这是最为基本但至关重要的经济机制，对财富的长期积累和分布有着重大的影响。钱会生钱。这样的现实并未逃脱巴尔扎克的观察，他用如下笔触描述了意大利面食生产商的财富崛起：“高老头积累了大量的资本，这使得他获得了这大量财富可赋予的优势，让他在后来的生意中无往而不利。”

例如史蒂夫·乔布斯，这位伟大创业者所获得的崇拜和追捧与比尔·盖茨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的财富全部来源于其天才式的创造。在2011年，乔布斯达到了职业生涯顶峰，但在当年苹果公司股价高点时，他所拥有的财富大约是80亿美元，只有盖茨（尽管观察家都认为盖茨的创新力不如乔布斯）财富的1/6以及莉莉安·贝当古的1/3。在《福布斯》排行榜上，还有数十人所继承的财富都在乔布斯之上。因此，显然，财富的积累不仅仅是才能的问题。原因在于，继承财富的回报率通常仅仅是因为财富初始体量庞大就会变得很高。

遗憾的是，《福布斯》和其他报刊推出的财富排行榜大大低估了继承财富的规模。对于那些最大规模的继承财富，即数百亿美元或欧元级别的财富，那么或许可以假定，大部分资金依然存在于家族企业（例如持股法国欧莱雅的贝当古家族以及美国沃尔玛集团的沃尔顿家族）。如果情况如此，那么这些财富会和比尔·盖茨或史蒂夫·乔布斯的财富一样易于计算。但并非所有级别的继承财富都是如此：在10亿～100亿美元的财富级别（按《福布斯》的报道，全球每年都会有数百新贵跻身这一级别）或在1000万～1亿美元的级别，那么更多的继承财富是分散在投资组合中，那么报刊记者就很难去掌握这些财富（尤其是继承财富者往往不如创业者那样高调）。由于这种统计方面的直接缺陷，报刊的财富排行榜总是不可避免地会低估继承财富的规模。

富人的道德排名

无论如何，有关富人财富是否应得的讨论是没有最终答案的，因此当前迫切需要超越这种无效讨论。没有人会否认，社会发展需要创业、发明和创新。在欧洲美好年代就有许多发明，例如汽车、电影、电力等等，几乎可与今天的科技创新相媲美。但问题在于，创业本身并不能让所有的贫富差距都合理化，无论差距是多么极端。以“资本回报率高于经济增长率”代表的不公平以及由于初始财富造成的资本回报差距将会导致资本的过度和持续集中：无论初始的财富差距是否合理，财富会自我生长并自我膨胀，会超越一切合理界限以及社会效用角度上的任何合理解释。

因此创业者会变成食利者，不仅是在代际交接过程中，在同一代人中也会出现，尤其是当人均寿命不断延长的今天：一个在40岁时充满了创意的企业家到了90岁就会变得极其保守，而他的子孙也不一定会像他那样具有创业才能。但财富却留了下来，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出现在20年里翻一番的情况，例如比尔·盖茨和贝当古的例子就是如此。

这就是为何要在全球世界范围对大额财富每年征收累进财富税。这样的财富税是通过民主手段控制这种财富爆炸性自我膨胀的唯一途径，与此同时又可继续保持社会上的创业活力和国际经济开放程度。实施这种财税措施也是超越“财富道德关系”无效讨论的良方。每笔财富的存在都有其合理性，但同时又可能有些过度。赤裸裸的财富窃取是罕见的，当然也很少有财富是完全合理的。累进财富税的好处在于可以用灵活、统一和透明的方法来应对不同财富状况，同时让巨额财富置于民主控制之下，现在其实许多财富都已经得到民主控制。

常见的情况是，有关全球巨额财富的讨论往往容易导向对具体某个人能力或品行的判断，这些判断往往带有脸谱化的专断特征。例如对现在的全球首富、黎巴嫩裔的墨西哥地产和电信大亨卡洛斯·斯利姆（Carlos Slim），他就经常被西方媒体形容为靠政府庇佑下（暗指腐败）的垄断租金才积累了巨额财富，而比尔·盖茨则被塑造成白手起家的企业家榜样。有时人们甚至会有这样的错误印象，好像是盖茨本人发明了全部的计算机和微处理器，如果他对生产力发展以及对全球福利的贡献能获得相应的酬劳，那么他的财富应该是现在的10倍（幸运的是，自从他退休之后，实际上地球上的好人才成为了他“积极外部性”的受益者）。毫无疑问，这种对盖茨的顶礼膜拜反映了现代民主社会要将贫富差距合理化的不可遏制的需求，对盖茨的膜拜仅仅是这种需求的副产品。然而在我看来，盖茨实际上也在通过对操作系统的实质垄断获利。此外我还认为，盖茨的贡献也要依靠成千上万的工程师和科学家在电子和计算机领域的基础性研究工作，如果没有这些人所做的铺垫，盖茨的创新也就无从而生。但可惜这些默默无闻的研究人员并未将其每项工作都申请专利。总之，在没有对事实进行基本审查之前就迫不及待地将卡洛斯和盖茨置于正邪两端，是极为不合理的做法。

因此最有益的做法不是去给富豪编一个道德排名，这种做法常常最终沦为给西方唱赞歌的举动，最好还是要去理解财富动态变化背后的普遍规律，即只讲财富而不讲个人，并由此思考相应可以普遍适用而不用考虑其具体国籍的监管，尤其是财税监管。

极端不公平是文明的必要条件吗？

19世纪的小说家常热衷于详细描述当时存在的收入和财富分层，此外，他们还经常以非常具体和细腻的笔触描绘当时人们的生活方式以及什么样的收入水平对应着什么样的日常生活。有时候这种写法也会有对悬殊贫富差距进行辩护的意味，字里行间透露出来的意思就是，如果没有这样的贫富差距，那么社会上就无法形成这样少数精英阶层来讨论超越日常柴米油盐的事情：极端的不公平几乎是文明的条件。

大部分崇尚精英主义的人都认为巨额薪水差距是正当的，因为由薪水造成的贫富差距据说要比由继承财富造成的差距更具合理性。从拿破仑时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曾有一批数量很小但薪资很高的高级公务员群体（收入是当时平均水平的50～100倍），这些人最低也是政府部长级别。这种情况总是被认可的，包括拿破仑本人也认为这种情况合理，因为拿破仑本人也是科西嘉贵族后裔，当时认为最聪明能干的人所获的薪水应该能够让他们过上与最富裕的遗产继承者相当的生活（这与伏脱冷所说的完全相反）。正如阿道夫·梯也尔于1831年在法国下议院中的发言所指出的：“行政长官应与所管辖范围内荣誉公民享有同等地位。”1881年，法国经济学家保罗·利莱-博利厄（Paul Leroy-Beaulieu）解释说，如果政府只是去提高最低工资水平，那么政府就存在错位行为。他积极为当时的公务员辩护，当时大部分公务员的年收入在“15000～20000法郎之间”；这位法国经济学家认为“普通人可能认为这样的工资很高了”，但其实“根本不足以维持优雅的生活方式，也不足以留存任何积蓄”。

这种对精英阶层的辩护也出现在最富裕社会的讨论中，这才是最令人忧心的，在精英社会中，奥斯汀所描绘的需求和尊严根本不用考虑。近年来，在美国我们可以听到类似的对高级管理人员那种惊人收入的辩护（至少是平均收入的50～100倍）。支持这些高薪的人说，如果没有这样高的薪水，那么社会上的真正财富就会落到继承者的手里，因为会造成不公平。因此按他们的说法，每年给高管支付的上百万甚至上亿薪酬最终是为了实现社会公正。这样的论调容易为将来贫富差距的拉大和恶化铺平道路。未来的世界可能会糅合了过去世界的两大弊端：一方面存在巨大的由继承财富造成的不公，另一方面又存在以能力和效率为理由的因薪酬造成的巨大贫富差距（其实这种说法并无道理）。

在此也值得强调的是，不仅那些身处财富榜顶端的人笃信精英主义论点，认为现代社会中所存在的不公平是合理的，许多身处中间位置的人也认同这种观点，这就造成了底层社会和中层社会的看法差异。20世纪80年代，米歇尔·拉蒙特对美国和法国数百位“高级中产阶级”人士进行了深度访谈，采访对象不仅有生活在纽约和巴黎等国际大都市的人，也有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和立克莱蒙费朗等小城市的居民。她问了访谈对象的职业、社会角色以及社会地位认知以及他们与其他社会团体和阶层的区别等。她的研究发现，无论是在美国还是法国，那些“教育良好的精英”总是首先强调自身的能力和道德品质，他们通常用到的形容词包括活力、毅力、勤奋、努力等等（此外也有宽容、善良等）。奥斯汀和巴尔扎克小说中的人物从来不会觉得有必要去和自己的仆人对比个人品性（当然仆人在小说中都是默默无闻的）。

小型食利者组成的社会

世事轮回，继承财富在当今世界又在崛起，尤其是在2010年以来的法国。根据我的估计，对那些出生在1970年之后的人而言，继承财富将占其一生财富资源（包括来自继承和劳动）的1/4。因此如果看总额，继承财富对现代人的重要性已经不亚于对19世纪出生的人群。在此应当指出，如果最后的情况发展为低增长以及高资本净回报率，那么继承财富可能会在21世纪出生的人的财富资源中占1/3甚至高达四成。

但继承财富总量与过去持平并不意味着继承财富就能发挥相同的社会作用。如前所述，财富的集中度现在大大降低（财富榜上排名前1%人群的财富在1910～1920年间占社会总财富的60%，但在此后的百年间该集中度下降了约2/3，目前只占全部财富的20%多一点），而且随着“承袭中产阶级”的兴起，当今大规模财产的数量也要远远小于19世纪。

此外，如今的文学小说中，社会阶层之间的不平等通常都表现为因工作、薪酬以及技能不同而产生的收入差距。从前以财富层次划分的社会变成了按劳动和人力资本分层的社会。例如，许多最近热播的美国电视剧中的男女主人公要么拥有高知要么技能超群，例如善于治疗疑难杂症（《豪斯医生》）、解决神秘罪案（《识骨寻踪》）或干脆领导美国（《白宫风云》），这是很惊人的现象。编剧显然认为，剧中必须要有几位博士，最好还有诺贝尔奖获得者。在观看这些电视剧时，观众可以察觉到这些电视剧是在给“正当的不公正”背书，即因精英阶层的才能、教育和社会作用所产生的不平等是合理的。诚然最近还是有些电视剧描绘了那种更加令人不安的不公平，就是基于巨额财富的不公平。电视剧《裂痕》中就上演了一批冷漠的企业经营者，他们骗取了工人数百万美元的财富，他们的妻子变得更加自私自利，一面闹离婚，一面不舍得放弃现金以及带游泳池的住宅。在第三季中，受到麦道夫案例的启发，编剧们描绘了某位金融人士入狱后，他的子嗣是如何疯狂争夺其父亲留在安提瓜的财产，由此来继续维持纸醉金迷的生活。在电视剧《黑金家族》中，我们看到生活腐化的年轻继承者们无才无德，终日无耻挥霍继承来的财产。这些当然是极端例子，但当代电视剧中那些依靠祖上遗产过活的角色或多或少都偏向负面，哪怕电视编剧没有公开谴责，而依靠继承遗产生活在奥斯汀和巴尔扎克年代则被认为是完全正常的，甚至大部分人都会从心底里觉得这是必要的。

这种对不公平的观念转变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其中也牵涉到若干误解。首先，当今教育所发挥的作用显然要超过19世纪（在当今世界，几乎人人都有相应的文凭和技能，如果没有则几乎寸步难行：人人都在努力学得某种技能，即便那些有望获得丰厚遗产的继承者也是如此，特别是当继承年龄在逐渐往后推时）。但这不意味着社会朝着精英治理的方向迈进，不意味着劳动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在提升（如前所述，劳动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并未有任何实质提升），也不意味着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获得各种技能。实际上，培训教育方面的不平等只是往高层教育方向推移了，另外也没有证据表明教育的普及真正有效增加了代际之间的社会流动性。然而无论如何，人力资本的转移总是要比金融资本或房地产的转移更复杂（因为至少继承者需要付出某些努力才能完成人力资本的转移），于是这种状况就让人们普遍相信，遗产财富宣告终结，社会变得公平，可惜这种普遍的认知是偏颇的。

主要的误解在于：首先，继承并未终结，继承财富的分布产生了变化，但这是另外的问题。在当今法国社会，超额财产数量相比19世纪确实减少了，现在3000万欧元资产甚至500万或1000万欧元资产都少见。但由于继承财富的总额已经恢复到此前19世纪的高位，因此数额比较大的遗产数量大大增加，例如那些20万、50万、100万甚至200万欧元的遗产。这样的遗产数额虽然不至于大到可以让继承者完全放弃职业而选择随心所欲的生活，但归根到底还是相当客观的数目，毕竟许多人毕生劳碌也不见得能挣到那么多钱。换言之，我们的社会从数量稀少的庞大食利者变成了数量众多的小型食利者，即由小型食利者组成的社会。

食利者：民主之敌

其次，继承资本的分布在21世纪很可能会变得像19世纪那样悬殊。如前面章节所述，目前并无必然力量阻止财富高度集中的重新出现，假设因为各国税率竞争等因素引发增长放缓而资本回报率高企，那么财富集中很可能会回到与欧洲美好年代时类似的程度。如果这种局面发生，那么这将引发剧烈的政治动荡。民主社会的根基在于崇尚奋斗的世界观，或至少是通过奋斗而实现价值的信念，即社会普遍认为，财富不均等应由能力和努力程度决定而不是遗产和租金。这种信念和希望在现代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原因很简单：在民主体制中，尽管公民的生活条件有着巨大差别，但全体公民都享有平等的权利，因此要想克服这对矛盾，那么社会的不公平就必须是由理性和普世真理造成，而不是由不可抗拒的偶然性造成。因此不公平性必须符合正义，而且对人人有用，至少从道理上说是如此，在现实中则尽量做到。1893年，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杜尔凯姆预测，如果继承财富依然存在，那么现代民主社会必然不可持久。他认为，最终财产私有权将彻底终结，由此民主社会才得以延续。

概言之,贫富差距的根本动因就是本书从头至尾都在强调的，资本回报率高于经济增长率导致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机制与市场竞争不充分没有关系，因而也不会因为市场变得更加自由或竞争变得更加充分而消失。因此，认为完全自由竞争会让继承财富消失并让世界形成精英治理的公序良俗的想法属于危险幻想。全民公投以及无财产门槛的投票权的形成使得富人不再拥有法律上的特权，但这并未消除形成食利者社会的经济力量。

继承财富的回归：欧洲还是全球现象？

那么在法国看到的继承财富的回归是否在其他国家也是如此呢？鉴于数据的局限，现在很难对此问题给出精确答案。显然法国在财产数据方面的丰富和全面是其他国家所难以比肩的，但至少有若干结论应该是成立的。首先，来自德国和英国等其他欧洲国家的不完整数据也反映了20世纪继承财富的U形曲线，这与法国的变动趋势是吻合的，由此证明在法国看到的情况在欧洲其他地方也同样存在。

特别是在德国，尽管只有在有限的年份才有相关的数据，但现有的估测表明，德国继承财富在1941～1945年间的暴跌可能较法国更为剧烈，继承财富在德国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从1910年的16%下降到了1960年的2%。此后继承财富额就开始持续快速上升，在1980～1990年间存在明显的加速上行，并在2000～2010年间达到了国民收入的11%～12%。这比法国的水平低（法国在2010年时继承财富额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是15%），但由于德国在1950～1960年间的起点较低，因此继承财富在德国社会中的反弹实际上更加猛烈。此外，目前德法两国的遗产继承额差异完全是因为两国不同的资本/收入比（即β值）。如果德国私人财富总额也上升到法国的水平，那么两国的继承财富额就会相当（假设其他条件不变）。在此也应指出，德国继承财富回升较快主要是馈赠额的迅速上涨，这与法国的情况相似。根据德国官方数据，在1970～1980年，登记在册的馈赠额每年约占继承财富总额的10%～20%，但此后该比例就一直上涨并在2000～2010年达到60%的水平。最后，1910年德国继承财富额较小也主要受到了莱茵河以北人口数量快速增长的影响（即m效应）。同理，由于当前德国人口总量停滞，因此德国继承财富额很可能会在未来几十年里超过法国。像意大利和西班牙等总人口减少以及出生率下降的欧洲其他国家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只是当前没有可靠的历史数据对意大利和西班牙两国的情况展开具体分析。

在20世纪初，英国的情况和法国也很相似：两国的遗产继承额都占国民收入的20%～25%。但英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并未出现法国和德国那样继承财富大幅萎缩的状况，这可能是因为英国的私人财富存量并未像德法两国那样受到剧烈破坏（β效应），财富积累也没有出现严重倒退（μ效应）。英国的年度遗产和馈赠额占国民收入比例从1950～1960年的8%下降到了1970～1980年的6%。尽管从1980年开始，英国的继承财富额也出现了回升，但其势头并不像在法国或德国那样明显：根据现有数据，在2000～2010年，英国继承财富额占国民收入比重仅略超8%。

这其中可能存在若干解释。首先，英国继承财富额较低可能是因为很大一部分财富都是以养老基金的形式存在的，因此这些财富不会转给后人。这当然只能部分解释英国的状况，因为英国养老基金额只有全部私人财富存量的15%～20%。此外，现世财富和可代际转移财富之间也未必完全是替代关系：从逻辑上讲，这两类财富应该是可以相加的，因此如果某国对养老基金的依赖度较高，那么该国的私营财富存量也会相应较大，而其中就会有相当部分的财富投资于其他国家。

英国继承财富额较低的另外一种解释是，英国人对储蓄以及家族馈赠和遗产有着不同的心态。在分析这个解释之前，必须要强调英国在2000～2010年间继承财富额较低的现象完全可以用英国礼物馈赠较少的事实来解释。因为自1970～1980年以来，英国的馈赠额一直占继承财富总额的10%左右，而在法国和德国，这一比例达到了60%～80%。即便考虑到记录礼物馈赠行为的难度以及各国不同的做法，英国和欧陆国家的差距似乎也大到令人有些难以置信，因此不能排除英国礼物馈赠存在低估的状况，至少不能完全排除。那么按照现有的数据，很遗憾我们无法断定，英国继承财富回升势头较温和的现象到底是反映了行为差异（即英国人赚钱更喜欢自己花，而法国和德国人更喜欢留给子孙）还是统计误差。（如果英国的礼物馈赠/继承财富总额的比例与法国和德国相同，那么英国在2000～2010年的继承财富额应该是国民收入的15%，与法国相当。）

美国的继承财富数据更有问题。美国在1916年开始推行联邦遗产税，但只有很少部分的遗产交了联邦税（大约不足2%），而大部分财产赠与也没有报税的要求，因此从这个税种的历史数据上并不能看出真实情况。但遗憾的是，也无法找到其他数据来补充。国家统计部门所做的遗产和赠与调查总是存在严重的低估。这使得我们的知识存在严重的缺失，而大部分基于调查数据的研究也就不值一提。即便在法国，主动申报的赠与和遗产也仅仅占财税数据所反映的一半而已（财税数据还只是实际继承财富额的下限，因为人寿保险等情况是不含在财税数据中的）。显然，那些接受统计调查的个人常常会遗忘自己实际接受的遗产和赠与，此外也会采用“最合适”的方法来说明其财富历史来源（这本身也反映出现代社会对继承财富的看法）。在许多国家，包括在美国，可惜没有相应的可靠财税数据来比照调查数据。当然也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认为，在法国统计调查的低估状况就一定比美国好，因为至少法国公众对继承财富的态度与美国公众同样负面。

总而言之，由于美国的数据十分不可靠，因此很难精确研究美国继承财富的历史变迁。如果一定要估算20世纪继承财富在美国的变迁（当然美国的数据基础没有那么完整），我们会发现继承财富在美国的变化也存在U形曲线，只不过没有那样明显。美国继承财富占国民收入比重在20世纪和21世纪初都要低于法国（美国在1950～1970年也存在低点）。主要原因在于美国的相对快速人口增长，这导致资本/收入比（β效应）较低以及财富向高龄集中的趋势相对温和（m和μ效应）。当然这种差距不应被夸大：继承财富在美国社会也有着重要作用。毕竟美欧之间的差异并不是由所谓的既定文化差异造成的，而主要是由于人口结构和人口增速的差异造成的。假如某天美国的人口增速像某些长期预测那样出现下降，那么美国的继承财富额也有可能像欧洲那样出现明显上升。

对于贫穷和新兴市场国家，可惜现在缺乏可靠的历史数据对其继承财富和变迁状况进行分析。但如果这些国家的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放缓（预计在21世纪就会出现这种状况），那么与低增长发达国家的情况类似，继承财富的重要性在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也将大大提升，这一点应该是可以推断的。在那些出现人口总量下降的国家，继承财富的重要性很可能会上升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但必须记住，这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鉴于目前像中国这样的高速经济增长，继承财富额可能在未来若干年内都会相对保持低位。对于现在的中国劳动年龄人口，他们的收入正以每年5%～10%的速度增长，因此大部分社会财富将是来自现有人口的积累，而不是来自祖上的遗产，因为祖辈的财产可能极其有限。继承财富在全球范围的卷土重来将是21世纪的重要特征，但在未来几十年内受影响程度最深的可能还是欧洲以及受影响程度略轻的美国。

中国的资本管制

中国资本管制的优势

资本所有者不用劳动就可以获得国民收入的一个可观份额，资本收益率通常在每年4%～5%。在所有文明中，这一事实都会激起激烈的而且常常是愤怒的抵制，此外还有各种政治反应。禁止高利贷是最常见的政治反应之一，在大多数宗教传统中，包括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我们都可以发现这种或那种形式。希腊哲学家对利息的意见摇摆不定。由于时间之流永不停息，利息原则上可以永无止境地增加财富。亚里士多德特别指出，无限的财富是危险的，而他也注意到“利息”一词在希腊语（tocos）中本意是“子女”。在他看来，钱不应该“生”出更多的钱。在一个低增长甚至零增长的世界，人口和产出世世代代几乎保持不变，“无穷无尽”显得尤其危险。

不幸的是，禁止利息的企图常常不合逻辑。剥夺有息贷款的合法性，其效果通常是限制了政治或宗教当局认为不合法或没有价值的某类投资及商业金融活动。然而，他们并不普遍质疑资本收益的合法性。在欧洲农业社会时期，基督教当局从未质疑过地租的合法性，因为他们自身从中获益，他们赖以维持社会秩序的集团也从中获益。当时社会禁止高利贷最好视作一种社会控制方式：某些类型的资本比其他资本更难控制，因此也更令人不安。资本可以给其所有者带来收入，这一基本原则毫无疑义，所有者也无需证明其合理性。当时的思想颇为警惕无限的积累。来自资本的收入应该用到有益的方面，例如资助慈善行为，当然不能投入商业或金融冒险，这可能会导致疏离真实信仰。土地资本在这方面非常令人放心，因为它只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自我繁殖。结果，整个社会和宗教秩序也显得不可改变。地租在成为民主的死敌之前，长期被视为社会和谐的源泉，至少对获得者而言是这样。

由卡尔·马克思和其他社会主义著述者在19世纪所建议、20世纪在苏联和其他地方付诸实施的资本问题的解决方案，要远为激进，如果不谈别的，逻辑上也更加一致。通过废除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包括土地和建筑，以及产业、金融和商业资本（除了很少的小地块和小合作社），苏联实验同时消除了所有资本的私人回报。禁止高利贷变得更为一般化：剥削率（在马克思那里代表被资本家占用的产出份额）因而降到零，连同私人回报率也降到零。伴随资本的零回报，人（或工人）终于挣脱了连在财富积累枷锁上的锁链。资本回报率高于经济增长率造成的不平等只不过是不好的回忆，尤其因为共产主义夸大了其对增长和技术进步的影响。对这些沉湎于极权主义实验的人而言不幸的是，私人产权和市场经济不单单服务于确保资本对除了劳动力外一无所有者的统治。它们在协调亿万个体的行动方面也扮演着有用的角色，没有它们不会如此容易。

历史视角下的资本税

对于私人资本及其回报的永恒问题，资本税将是较温和且更为有效的解决方案。在依赖私人产权和竞争力量的同时，对私人财富征收累进税将以普遍利益的名义重新控制资本主义。每种类型的资本都将以相同的方式征税，没有先验的歧视，遵照“在决定投资什么上面，投资者一般比政府更有利”这一原则。如果需要，巨额财富的累进幅度可以非常大，不过这是法治政府的民主辩论问题。对于资本回报率高于经济增长率导致的不平等，以及对资本回报作为初始资本规模之函数的不平等，资本税是最适当的反应。

在这种形式下，资本税是一种新的思路，是明确为21世纪全球化世袭资本主义所设计的。诚然，土地形式的资本从史前时期就被征税了。但是财产通常以非常低的统一税率征税。财产税的主要目的是通过要求财产登记来保障产权，而不是重新分配财富。英国、美国和法国的革命都遵从这一逻辑：他们设立的税收制度决非旨在减少财富不平等。在法国大革命期间，累进税的想法是被激烈争论的话题，但是最终累进原则被抛弃了。不仅如此，从建议的税率相当低这个意义上说，当时最勇敢的税收提议今天看起来都相当温和。

累进税革命不得不等待20世纪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一时期。它在混乱中出现，并且主要以累进所得税和累进遗产税的形式到来。不可否认，有些国家（最引人注目的是德国和瑞典）早在19世纪末期或20世纪早期就建立了年度累进资本税。但是美国、英国和法国（直到20世纪80年代）没有转移到这个方向。而且，在确实对资本征税的国家，税率也相对较低，无疑是因为这些税收设计的背景和现在非常不同。

这些税收也受困于基本技术缺陷：它们不是基于课税对象资产的市场价值，这每年可以修订，而是基于不经常修订的税务机构的价值评估。这些评估价值最终丧失了与市场价值的联系，很快使得税收失去价值。随着1914～1945年间的通胀冲击，同样的缺陷破坏了法国和许多其他国家的财产税。如此的设计缺陷对累进资本税可能是致命的：每个税收等级的临界值多少依赖于比较随意的因素，比如在指定的城镇或地区最后一次财产评估的日期。1960年以后，对这种随意性税收的挑战变得越来越普遍，尤其是在不动产和股票价格快速上升的时期。法庭也常常介入（就是否违反平等税收原则进行裁决）。德国和瑞典在1990～2012年间废除了年度资本税。这主要是由于其设计陈旧（回到了19世纪），而不是对税收竞争的反应。

法国目前的财富税（impôt de solidaritésur la fortune, 或ISF）某种程度上更加现代：它基于各种资产的市场价值，每年重新估值。这是因为该税的设立相对较近：20世纪80年代引入，当时通货膨胀，尤其是资产价格，已不能忽视。在经济政策上与其他发达国家保持不一致或许有好处：在某些情况下，这会让一个国家领先于其时代。尽管法国的“团结财富税”（ISF）基于市场价值，在这方面它和理想资本税类似，然而在其他方面它与理想税制非常不同。前已述及，它因大量豁免而漏洞百出，并且是基于自我申报财产持有的做法。2012年，意大利引入一个相当奇怪的财富税，它显示了目前背景下单个国家自己可以做什么的界限。西班牙的情况也很有趣。西班牙的财富税就像现在已经不存在的瑞典和德国版本，是基于多少有些随意的不动产和其他资产的评估。该税的征收在2008～2010年暂停，然后在2011～2012年严重的预算危机中恢复，但是其结构并未修改。类似的紧张气氛几乎无所不在：虽然鉴于政府不断增长的需要，资本税看起来符合逻辑（当大额财富增长且收入停滞，政府不可能对这样诱人的财源视而不见，无论哪个政党当权），但是在单个国家内合理设计这样的税种非常困难。

总结一下：资本税是一个新想法，需要适应于21世纪的全球化世袭资本主义。税收设计者必须考虑何种税收安排是合适的，应税资产的价值该如何评估，以及关于资产所有者的信息应该如何被银行自动提供和在国际范围内共享，以便税务机构不需要依赖纳税人自我申报财产持有情况。

非正统的管理形式：保护主义和资本管制

资本税没有替代者吗？不，有其他方法管理21世纪的世袭资本主义，有些已经在世界的不同部分进行尝试了。然而，这些非正统的管理形式不如资本税令人满意，而且有时候其制造的问题比解决的还要多。如前所述，政府收回经济和财政主权最简单的方法是诉诸保护主义和资本管制。保护主义有时是保护一国经济中相对不发达部门的有用方法（直到国内企业做好了面对国际竞争的准备）。它也是反对不遵守规则的国家的有力武器，对一个国家而言，排除使用的潜在可能性是愚蠢的。不过当保护主义被大规模长时期使用时，其自身并非繁荣的源泉和财富制造者。历史经验表明，选择这条路的国家，可能没法像其承诺的那样使其民众的生活方式得到显著改善。此外，保护主义对阻止资本回报率高于经济增长率导致的不平等或财富集中到越来越少的人手中无能为力。

资本管制是另一个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多数富裕国家提倡完全和绝对的资本流动自由化，没有控制，也没有各国间关于资产所有情况的信息分享。诸如经合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类的世界组织，以经济科学最新发展的名义来推销同一套措施。但是，这一运动本质上是由民主选举政府推动的，反映了特殊历史时刻的主导思想，苏联解体和对资本主义自动调节市场的无限信心是这一时期的标志。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这种方式是否明智遭遇严重质疑，富国很可能将增加资源在未来数十年进行资本控制。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开始，发展中世界已经展示了其道路，那次危机让很多国家包括印度尼西亚、巴西和俄罗斯相信，国际社会指示的政策和“休克疗法”并不总是明智的，是时候设定自己的道路了。那次危机也鼓励一些国家积累额外的外汇储备。这可能不是对全球经济不稳定的最佳反应，但是它有如下优势：单个国家在不丧失主权的情况下即可应付经济冲击。

中国资本管制的秘密

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一些国家经常实施资本管制，不为完全解除资本流动和经常账户管制的大潮所动。中国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例子，其货币从来都不可自由兑换（但是，将来有一天可能会，当中国确信积累了足够的储备可以埋葬任何对赌人民币的投机者）。中国也严格控制进入的资本（没有政府批准，不能投资或购买中国的大公司，其批准通常除非外国投资者满足于占有少数股权）和流出的资本（没有政府同意，资产不能转移出中国）。资本流出问题目前在中国非常敏感，是中国资本管制模型的核心。这就引出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中国的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他们的名字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全球财富排行榜中，是不是他们财富的真正所有者？比如，如果他们愿意，他们能不能把钱转出中国？虽然这个问题的答案笼罩着神秘的面纱，但是毫无疑问，中国的产权概念和欧美是不同的。它依赖于一套复杂且不断演变的权利和责任。举个例子，一个取得中国电信20%股份的中国巨富，想要带着家人移居瑞士，同时继续保留他的股份并收取数百万欧元的股息。相较于一个俄罗斯寡头，他这样做很可能会非常困难。这一判断基于这样的事实，经常有大量资金离开俄罗斯去可疑的目的地。这在中国从未见到，至少到目前为止是如此。无可否认，在俄罗斯寡头们必须小心翼翼不得罪总统，因为总统可以送他们进监狱。但是，如果能够避开这个麻烦，他们显然可以依靠来自开发俄罗斯自然资源的财富过得很好。在中国这似乎控制得更严格。上述问题可能是众多原因之一。该结论很可能经不起更细致的考察。

我不是要为中国的资本管制制度辩护，不过，资本管制是管理和遏制财富不平等动态的一种方法。此外，中国有比俄罗斯更加累进的所得税（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采取统一税，像许多前苏联集团的国家），尽管它仍然不够累进。所得税带来的收入投入教育、医疗和基础设施，其规模远大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比如印度，中国显然已经将其远远抛在后面。如果中国愿意，尤其是如果其精英阶层同意，那么中国显然足以实施我此前讨论的累进所得税和资本税。在某些方面，中国比欧洲更有能力迎接这些挑战，因为欧洲必须应付政治分裂和税收竞争的特殊紧张局面，这可能会在未来某个时间到来。

无论如何，如果欧洲国家不能一起协调和有效地管理资本，单个国家很可能实施自己的控制和国家偏好（实际上，这已经开始了，有时伴随着对国家捍卫者和国内股东的不合理推广，这常常基于虚幻的前提，即他们比国外股东更容易控制）。在这方面，中国拥有明显的优势，将很难被击败。资本税是资本控制的自由形式，能更好地适应欧洲的相对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