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熊培云

着手为花城出版社编选这本年度时评已经很晚了。紧赶慢赶，总算告一段落。按照惯例，接下来得好好与读者“序序旧”了。

回想近十年来中国人的写作转向，最赏心悦目的景象大概就是“评论中兴”了。如今，不光是写诗歌与小说的人纷纷改弦更张写起了评论，各类报章在版面上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个中翘楚，包括《南方都市报》、《新京报》、《东方早报》等报纸，更是不惜成本，每周开辟近二十块版来供读者讨论问题。各路媒体，除了一批精英人士在上面抛头露面，同样活跃着一些来自各中小城市甚至乡村的作者。许多人以评论为业，“做时代进步的生意”。媒体不仅能养活他们，而且能给他们较为体面的生活。说几句“公道话”就能谋生了，为什么？

原因自有千种，大而言之，亦不外乎以下几条：

其一是传播科技的发展。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尤其是伴随着互联网文明的崛起，信息雷同使以发布消息为业的传统媒体不得不转而重视发布观点；

其二是社会解放，一个公民写作的时代悄然来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开放与个体的解放，人们对自由交流的渴望或者要求越来越强烈，参与社会的公共精神也获得了恢复性成长。每位评论员、每个愿意通过自己的文字参与时代命运者，已具有“议员”的作用。

其三是中国改革已经船到江心，进入细节，各种力量的博弈已经日趋激烈。我曾经将改革开放的30年分为三个10年。80年代是群体争民主，波澜壮阔；90年代是个体争自由，润物无声；伴随着物质生活与社会理性的整体性成长，本世纪初的10年则是充分博弈的10年。评论写作，也只是博弈时代的一束浪花。今日中国，方向已明，很少有人会再去纠结于主义，而是回到具体的问题，如社会保障问题、医疗保险问题、房价问题、税收与财政问题、大学生就业问题、农民进城问题等等。

许多人感慨，转型期的中国已经不需要小说了。之所以有此抒怀，恐怕是因为中国这光怪陆离的现实，让那些以想像为业的人对自己的想像力绝望了吧！人们时常感慨大自然鬼斧神工、造化无穷，给了这个世界无以数计的神奇景观。事实上，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也是如此传奇，它体现在“躲猫猫”“临时性强奸”等方面的创造力早已经一骑绝尘、远远超过我们的想像力。

不过，虽说是“评论中兴”，也不是现在才有的事。如果你视野开阔、目光明亮，只需回到上世纪初，就会发现如今这个时代又是那样似曾相识。

打开历史，游目骋怀，倾听两个时代的心跳。而曾经逝去的那个时代，当年的才子佳人们何等意气风发！借着一次次无意有缘的相遇，我陆续了解到了杜亚泉、胡适、董时进、储安平等睿智而坚定的思想者与评论家。无论是《东方杂志》、《独立评论》与《观察》上的评论文章，还是董时进做的农村问题研究，都让我无比震惊，相见恨晚。谓之“震惊”，是因为今日中国人扭扭捏捏讨论的许多问题，杜亚泉、胡适那代人在上个世纪初已经讨论过了，甚至包括“孩子是不是需要读经”这样的小问题。而且，由于种种原因，那代人得出的一些结论，比现在还要深刻。关于这一点，2008年夏天，在我终于通读岳麓书社10卷本的《独立评论》时更是感念犹深。

回想那半个世纪的风流，有多少感慨！2001年，我曾经在《错过胡适一百年》一文中重述胡适的思想，阅尽历史的玩笑与鬼打墙；同样，当我用一本书（《重新发现社会》）的篇幅来谈国家与社会的边界时，发现杜亚泉——这位比我恰好早生整整一百年的思想巨子，只用一篇4000余字的政论便将我要说的道理全讲完了。这样的时候，你是欣慰多一些，还是绝望多一些？

然而，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否定这个时代的意义以及我们身处其中的作为。李慎之先生曾经说过：“二十世纪是鲁迅的世纪，二十一世纪是胡适的世纪。”对此我是非常认同的。以我的理解，二十世纪是一个革命的世纪，是流血的世纪；而二十一世纪是一个改良的世纪，是流汗的世纪。不要奢望哪篇文章对改良社会有个立竿见影、马到功成的效果。如萧瀚最近在“围脖”上与我谈到，“人生一世，唯求心安，有些事做了，有些话说了，便可以了，其他的只看老天了。”

入选本书的作者，很多是我熟识多年的朋友。大家平常聚在一起时，免不了会异口同声地谈到“无力感”这个词——对于你曾经评论或者批评过的事情，一月、两月……一年、两年过去之后，还在发生，依然故我，你会不会觉得沮丧？书生论政，你的批评还有什么意义？类似这样的话我听到很多。真正让一个时评家感到疲惫的，不是频繁的约稿，而是不断的自我重复。我知道很多写时评的朋友都有这样懊恼的体会。

时评写作，的确是琐碎的工程。然而，这不也是卡尔·波普尔所说的“零星的工程”么？为什么不接受做一些细碎的事情？在我看来，推动一个时代的进步，与我们度过漫长一生的有些道理是一样的。既然我们不可能在一天之中过完有生之年，也就不要指望自己哪篇评论可以立竿见影、改天换地。人生也好，写作也好，还是要做些琐碎的事情的。从这方面说，我是很能理解梁文道兄所说的“写专栏比写一本大书重要”的意思的。胡适当年，不还在自己的刊物上撰写如何刷牙的文章么？

事实上，如果你愿意从积极的角度来看待世界，就不难发现，从网上海量的细碎留言到遍地开花的专栏文章，时事评论对社会进步的推动还是居功至伟的。从网民最初对孙志刚案的激情参与到现在近乎日常的“网络弹劾”，在某种意义上说，评论的兴起与日常化也是社会力量获得成长的标志性事件。

接下来说说本书的编选“标准”。几年来，我的一些评论也经常忝列杂文年选或者评论年选，然而每次收到从出版社寄来的样书时，心里也并不十分高兴。不是因为不感激编选者的劳动，而是因为我自认为最好的年度文章没有收入其中。我想，如果编选者能让我自荐篇目，再从中挑选，效果一定会好一些。毕竟，我是通读并且了解自己所有文章及其当时所产生的社会影响的。因此之故，在我编选这部评论年选时，除了我自己寻找以外，我尽可能让熟悉的时评作者自己挑选出几篇自以为最成功的评论，我再从中择一二篇。未联系上的朋友，挑选出的文章若未能代表你本年度的水平或者成就，我只能在此说声抱歉了。

至于其他的“标准”，也是务求简单。一是以时间线索；二是尽可能不遗漏当年出现的重大讨论。虽然都只选了一两篇，仿佛蜻蜓点水，不过作为年选，这每一篇文章也算是时代书签，帮大家保留一点本年度的记忆。不无遗憾的是，由于篇幅、时间及其他原因所限，还有很多优秀的评论没有收入本书。

最后，还要感谢郭光东与五岳散人二兄，他们为本“年选”的出版做了不少前期的工作；感谢我的学生马培杰，是她帮我在百忙之中细致地梳理了本书篇目的时序。当然，最要感谢的还是所有参与时代写作的朋友们，无论他们的评论是否被年选，可以肯定的是，正是大家“要面包，还要玫瑰”的不懈笔战，使这个社会的公共空间才有了今天的成长——虽多有不尽人意，却也渐渐有了生机与风情。

2009年12月9日

农民第六次拯救中国

吴晓波

随着中国宏观经济的萧条以及全球金融风暴的影响，东南沿海数以十万计的工厂陷入困境，大量工人被裁员，从10月份开始，百万农民工被迫提早返回乡村，他们将为这轮经济调整付出最大的代价，他们极可能是最受伤的群体。

1989年，我第一次行走中国。在此之前，我是一个成长在江南城市里的文学青年，我只读到过课本上的中国，在用5个月时间踏遍南部中国之后，我在社会底层触摸到什么叫贫困、什么叫绝望、什么叫不可更改的生活。我第一次知道农民对于中国的意义。在江西井冈山，我找到了袁文才的儿子，他的父亲在1927年把毛泽东迎到了山上，从此拉开了改变中国命运的农民革命。我们在一堵泥墙前交谈，墙上涂着六个字，“打土豪，分田地”，它是60年前的遗迹，虽已褪色，却仍然无比醒目，如附着一个不灭的灵魂。我是在很多年后才恍然，袁文才和他的农民兄弟们之所以抛头颅、洒热血地跟随毛泽东打天下，就是因了这六个字的鼓动。

这六个字赢得了中国农民的心。1958年，随着人民公社运动的兴起，土地又一次回到了政府的手中，在其后的20年里，农民以消极怠工来应对新的土地政策。到1978年，中国开始本轮改革开放，也是在那一年，安徽和四川的农民冒死开始包产到户，土地以承包制的方式再次回到农民手中，它对中国的意义非同寻常，30年间，中国改革数次峰回路转，却始终没有爆发粮食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农民在一开始就自行解决了产能问题，这一景象与另外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前苏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在1990年推动休克式市场改革的时候，曾经爆发过严重的粮食危机。

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试验，可以说是中国农民第二次拯救了中国。随着土地分包到户，耕作效率大为提升，大量的农村人口从土地中溢出，可是当时的城市实行的是“围城政策”，严格控制农民进城，因为户籍制度的执行，农民在城市无法找到工作，无法享受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因此，数以千万计的农民“洗脚上田”后，“离土不离乡”，就地办起了乡镇企业，它很快构成了国有工业体制外的一股重要力量，而且是如此灵活和充满生机的力量。就在拥有所有资源优势却体制僵硬的国有企业长期徘徊在放权让利的试验路径上的同时，乡土工业的崛起成为中国经济变革最重要的推动力，也是中国改革的最大魅力所在，到1987年，邓小平承认，“在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人们可以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第238页找到这一段话。以今视之，如果没有乡镇企业的出现，中国经济变革的格局是不堪设想的。

乡镇企业的崛起，可以说是中国农民第三次拯救了中国。进入80年代中后期，中国开始城市体制的改革，大量的农民被招进工厂，他们很快成为最廉价的、最没有保障的劳动力，因此而形成的成本优势构成了“中国制造”的最大竞争力。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中国商品横扫全球，靠的正是比美欧日工厂便宜4到8倍的劳动力成本。在经济学上，它有一个很动听的名词叫“人口红利”，红色让人联想到鲜血，这个比喻因此十分恰当。

依赖于农民工人的“中国制造”，可以说是中国农民第四次拯救了中国。再说到了1998年前后，房地产成为拉动中国内需的发动机，农民再次成为“城市经营”的利益奉献者，政府以数万元的低廉价格征用无数农田，然后再以数倍、数十倍乃至数百倍的价格出让给开发商。地产的繁荣，造就了富可敌国的地方政府、造就了无数的富豪、造就了无数全世界最崭新的城市，以及造就了无数的中产阶级，但是，这一切都基础在中国农民的土地贡献上，在过去10年里，他们成为惟一没有实现财产性收入增长的社会阶层。

因征夺农民土地而形成的地产繁荣，可以说是中国农民第五次拯救了中国。现在，轮到他们第六次拯救中国。

正在眼下，随着中国宏观经济的萧条以及全球金融风暴的影响，东南沿海数以十万计的工厂陷入困境，大量工人被裁员，从10月份开始，百万农民工被迫提早返回乡村，他们将为这轮经济调整付出最大的代价，他们极可能是最受伤的群体。据估算，如果经济在明年6月份前无法复苏，新增失业农民工人将超过2000万人。这是一个可怕的数据，早在1961年底，因“大跃进”运动失败，中央政府曾经发布《动员城市人口下乡》，将2600万已经进城的农民全数精简下乡，而在1998年前后的国有企业改造中，也曾造成2250万工人的下岗，在当年这都酿成剧烈的社会动荡。

近期的政策动态表明，中央政府在对外贸易和地产消费无法复苏的情景下，试图以巨额固定资产投资的方式强行拉动中国经济，其成效实在让人担忧。道理非常简单，如果消费——无论是国际贸易还是国内市场——没有复苏，对交通、能源性企业的投入都将是无法保证有效产出的，它除了让少数垄断企业获得大量机会以及造成新的投资浪费之外，很难有正向的效应。

在我看来，当前政府最应该提出的是一个强有力的“就业保障计划”，以此为核心，实施企业减税、社会保障及失业救济等一揽子救援方案，并对各地政府进行刚性化的考核监督。这样的方案也许比拿出数万亿元救市要复杂得多，但却是根本之道。

当然，政策的轨道似乎正铺向另外一个方向。

在充满了无穷变数的2009年，一个似乎确定下来的事实将是：我们的农民兄弟，将一如既往地、以无比惨烈的方式第六次“拯救”中国。

（选自《金融时报》2008年11月18日）

历史背后的利益

单士兵

杭州西湖在许多人心中，都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许多年前，司徒雷登也曾这样说。就在本月17日，这位美国前驻华大使的遗骨，被安葬在杭州安贤陵园，他的杭州故居也被辟为名人纪念馆对外开放。

这让司徒雷登从历史的幽暗中又走了出来。连日来，媒体的报道与评论，似乎让这个人完成一次重大的历史转身。在“司徒雷登魂兮归来”的感慨中，在现实对历史嗟叹声里，一个人的司徒雷登，的确是清晰明朗起来了。

其实，早在此次司徒雷登安葬杭州之前，国内许多学者就以大量著述，对司徒雷登的个人行为品格进行大量的还原。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著述，就是北京大学现任副校长郝平撰写的《无奈的结局——司徒雷登与中国》。种种介绍，让人们知道，这个美国人，曾经从美国筹钱在中国办大学，以重金聘请国内外著名教授，以“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为校训，把当年燕京大学办成与北大、清华齐名的高校，进而被视为燕京大学的灵魂。

关于司徒雷登的个体品格，其实从来也都不泛溢美之词。当年周恩来也曾对司徒雷登被日本人拘禁时期表现的个人品德予以钦佩的评价，这些年，国内学者越加推崇司徒雷登的个人魅力。司徒雷登自己也曾认为“是一个中国人更甚于是一个美国人”，甚至他的遗愿也是他回到中国“可以更正一些事情”。而历史，有时就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于是，注定是需要后人以勇气与理性来进行恢复还原的。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天，许多人会以新的目光来打量司徒雷登先生。

以发展开放的眼光，还原历史人物的真实面貌，这当然是进步。问题是，对一个人的司徒雷登形象进行转身，却并不等同于对特定的历史理性进行颠覆。尽管说，当年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的确让司徒雷登这位“大使老爷”的形象不是那么的光鲜高大，那种“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的形象，在很多人心中俨然就是失败敌人狼狈落寞的最好写照。然而，那篇文章的确并不是针对司徒雷登个人的，它与其它几篇评论白皮书的文章一样，真正的批判对象是美国政府，以及白皮书的炮制人——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我曾做过中学语文教师，清晰记得教材里也是如此表述的。

从这个意义看，只是作为“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的司徒雷登，即便在今天，其实也完全是不必要加以转身的。遗憾的是，我们太习惯于以朋友与敌人、好人与坏人来对人加以直接划分了。在利益面前，特别是民族利益面前，必须承认，历史这个小姑娘，肯定是要被赋予时代象征的色彩的，一些历史人物肯定会成为某种利益的标签。所谓在利益面前，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才会成为太多历史事件的注脚。也正因如此，司徒雷登安葬杭州，是当今中美关系经历巨大变化的结果，但是，这件事的转身，说到底，更多的也只能指向一个人的司徒雷登，也只是停留对逝者的一种情感慰藉层面。

这是一个在不断开放中蕴蓄多元价值的时代，不论是对历史人物的道德形象，还是相关的历史价值，人们的认识都随时可能发生变更，在复杂碰撞中形成多元化的认同。但是，在任何一个时代，抛开利益视角对历史界定，一定都是不理性的。对此，学者陆建德有一篇叫做《思想背后的利益》的文章，是谈英国学者伯林的犹太认同问题。文中伯林就强调，“对于各种观点、社会运动、人们的所作所为，不管出于什么动机，应该考虑它们对谁有利，谁获益最多。这些并非愚蠢的问题。”

所以，今天再看司徒雷登，也还是不能只认个人，不看利益。其实，在历史的大浪中，个体往往又只不过是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埃罢了，历史的风向往哪个地方吹，往往也只是来自历史背后的利益驱动罢了。而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

（选自《华商报》2008年11月22日）

消费券好于政府消费，藏富于民好于消费券

叶檀

发放消费券的效果要好于积极财政政策。从根本上说，要拉动民间消费，最好的途径是建立市场公平规则。

在经济下行之时，发放消费券不再是经济学者的异想天开，而成为真实的提振消费、进而提振经济的举措。

投石问路已经开始，成都市民政局面向全市城乡低保、农村五保及城乡重点优抚对象发放消费券，人均100元，共计3791万元，持有者可以凭此券到指定商店购买日用消费品。成都市向特定困难人群发放消费券的行为，被认为是拉动内需的真实之举。如果4万亿元人民币的积极财政政策不能马上见效，市场预测各地消费券拉动消费之举可能很快出台。

消费券的本意是拉动民间消费，而积极财政政策是政府消费，进行基础建设扩张，虽然在短期内可以拉动投资，未免失之偏颇。现在从中央到地方政府，积极财政政策的项目集中于基建，可以拉动的行业不多，集中在水泥、钢铁、有色金属等领域；可以拉动的企业不多，主要是目前产值失速下滑的央企等大型国企；可以带动的就业人数不多，我国绝大部分新增就业人口集中于民企。

如果政府大量发行消费券，由民间自主消费，可以全面拉升企业产能，而不会给央企吃偏食。消费券的另一重要功能是给出明确的市场信号，大部分消费者购买的是什么产品，市场缺乏什么一目了然，企业可以据此制订生产计划，可以损有余而补不足，不至于出现由政府拍脑袋扶持，产生下一轮严重产能过剩的后果。须知，资源错配是我国经济结构的命门。

当然，消费券并非万灵仙丹，以往日本、我国台湾地区发放消费券也只产生了短期效果，而没有让当地经济进入良性循环。消费券不可能改变经济结构，日本到现在还是高储蓄低保障，对于大企业的倾斜政策迄今未变。并且，消费券在大多数情况下是透支消费。

如果政府财政有大量盈余，且预期财税收入大幅增长，发放消费券就是让富于民；如果政府财政拮据，像现在各地政府收入捉襟见肘，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消化产能不得不发放消费券，其本质就是透支未来财富，让地税的纳税者埋单；如果仍然不够，那么只能靠发债或者印钞解决问题，其本质是稀释全体国民的财富，损害未来的消费能力。

相比政府完全主导的积极财政政策，发放消费券与减税是一大进步。不过，要解决中国经济发展结构失衡与民间消费不足的长远问题，更好的办法是建立公平的致富环境，实现与市场机制相配套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日本从1960年开始实行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奠定日本经济强国基础，也是日本在数次金融风暴的沉重打击下没有彻底趴下的根本原因。

公平的致富环境，首要条件是政府减少与民争利、与企争利式的税收模式，其次是中国经济摆脱对于低效率大企业的依赖，两者缺一不可。如果税收调整到企业与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与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速均衡，则可以起到刺激生产与消费的效果。在此次积极财政政策中，税收政策的重要性略次于赤字政策，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如果我国经济依赖于低效企业，动不动需要给巨无霸们低价资源，给巨无霸们输血注资，将使政府财政收入大量失血，即便政府想改变目前的分配税收模式，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消费券可以救急，而正确的税收激励、市场化机制与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则可以使中国立于经济强国之列，不被欧美的消费能力所左右。

（选自《南方周末》2008年12月26日）

只要统计能做假取消啥GDP都没有用

冯海宁

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分组审议统计法修订草案时，吴晓灵委员建议把GDP指标从地方指标中取消，地方只管卫生、教育、就业、环保这些硬性指标。朱永新委员批评存在的“要政绩的时候是一个数字，要补助的时候又是一个数字”这种问题。

按理说，地方GDP统计早该取消了。2005年初，国家统计局负责人就曾披露：2004年各省、区、市上报的全年GDP（国内生产总值汇总数据），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GDP增速相比，高出3.9个百分点，总量差距高达26582亿元。显然，如果早几年就严打GDP造假、取消地方GDP统计的话，GDP就不会有“数字游戏”之称了。

GDP被认为是衡量国民经济发展情况最重要的指标，也是政府决策的重要依据。然而，近年来，GDP数据遭遇广泛质疑，不仅公信力大幅下滑，甚至不排除对政府决策产生误导。因此，借统计法修订之际，取消地方GDP统计、提高对GDP造假行为的处罚力度，是十分必要的。因为中国宏观决策要面临越来越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而真实的GDP无疑是诊断经济状况最重要的仪器。

为了拧干统计水分，有关方面做了不少努力，不仅国家统计局不断调整统计方式，对地方官员的考核也不再是唯GDP论，但必须承认，现在GDP的水分并没有被彻底拧干，舆论对GDP真实性的质疑并没有停止。究其原因，便是统计方法欠合理、统计体制不独立、统计监督不到位等。

那么，取消地方GDP统计后，是否就意味着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是准确的呢？笔者的观点是不一定。如果不能彻底排除权力对于统计的干扰，如果不完善统计方法，如果不加大对统计造假行为的惩罚力度，即便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GDP也难以摆脱公众质疑。

正如朱永新委员所言，统计法实施25年来，处罚官员的最高级别是县级，县级以上的官员没有人受到过处罚，但去看统计数据，特别是GDP造假、财政造假，实际上地级也很多，省级也有。显然，统计造假的违法成本极低，而获益却往往很高，法律的震慑力明显不够。

笔者认为，即便取消地方GDP统计后的统计数据是真实的，但如果这一统计数据是以高污染、高耗能的经济发展模式支撑的，那依然是存在水分的，因为高污染、高耗能总是要还账的。只有当“绿色GDP”真正获得各方支持，尤其是地方政府支持时，我们才能说中国的GDP终于货真价实了。

在笔者看来，无论是建言取消地方GDP统计，还是建议统计法修订加大对数据造假者的处罚力度，都体现出对现在GDP真实性的忧虑。这些建言目的既是在维护统计的科学性，也是在改变某些地方官员扭曲的政绩观，更能让地方政府把注意力集中在卫生、教育、就业、环保等民生领域，因此，应该受到立法机关高度重视。

（选自《东方早报》2008年12月30日）

一个公民的愤怒与一种信仰的沦陷

王石川

湖南郴州的55岁老人彭北京在网上发布了一份《决斗书》，这篇看上去有些无厘头的决斗书却让不少网友怀疑。虽然彭北京的决斗对象是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李晓龙和郴州中院执行局郑建华局长，但近日，这个看似无厘头的决斗书，却在互联网引发了无数同情，郴州市委书记批示回应称有冤屈。（12月30日《成都商报》）

这是一则让人感到苍凉的消息，一名已过知天命的老人掩饰不住内心的愤怒和绝望，向正值青壮年的法官提出决斗。决斗这种滥觞于欧洲的残酷习俗，因其过于血腥和背离法律精神，早已为现代文明所否决。而这名老人偏偏笃信决斗，甘愿以老朽之躯挑战有着年龄优势的法官，其背后必然汹涌着怒火。

作为被挑战者的法官，未必愿意接受决斗，这场纠结着世人目光的决斗，不出意料将是老汉的一厢情愿。那么，明知法官不会应战却执意选择决斗，是不是想通过这种奇怪的方式，引来多方关注，从而推动案情朝着理想的方向发展？这有待媒体继续追踪。老汉是否像《决斗书》陈述的那样遭遇了满腔冤情？同样有待证验。但无论如何，这名老汉从付诸司法途径，然后无奈放弃，再到选择决斗，其间逶迤着多么漫长的无奈，又纠结着多么痛苦的挣扎。

美国法学家伯尔曼说：“法律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应该从两方面理解这句名言，一是人们必须信仰法律，否则法律的价值就无处体现；二是法律要让人们信仰，就必须恪守公平正义，如果法官践踏法律，人们将不会信仰法律。从《决斗书》中我们可以知道，这位名叫彭北京的老人，“（其）正当权益和所投资公司的合法利益”遭遇法院不公侵犯，刚开始他是坚决信仰法律，也对政府寄予厚望，但结果并不如其所愿。

且看其自述：“在过去数年间，我也曾一直寄希望于法院和政府，我为你俩的违法行为和郴州中级法院的违法判决，先后依法提出异议、申诉、控告，我为此足迹遍及郴州、长沙和北京，我不仅找李晓龙、郑建华等平和沟通过，也找过法院、检察院、纪委、人大……”由是观之，彭北京一开始对相关司法机关和政府部门抱有良好期待，不然他不会奔走近十年，也不会“穷尽所有法定救济途径”。但让其大失所望的是，他“别无所得”，最终“对法律和司法机关的态度从充分相信到将信将疑终到彻底绝望！”

哀莫大于心死，基于此，彭北京放弃了司法途径。但其实，心并未死，在彭北京看来，真相不彰、公正不明，难以咽下胸中淤积的愤怒，于是冲天一怒，向法官提出决斗，生死由命、一了百了。这条清晰可辨的路径，让人不免怆然而悲凉。

显而易见，彭北京的遭遇引起了许多网友的共鸣，不少人在向彭北京表达支持的同时，纷纷陈情自己的无奈遭遇。比如有网友坦称对法律的理解是：有钱人就是法；有权人就是法；执法者就是法；有背景者是法；有关系者是法；当官的是法；当头的是法；公检法是法；送礼者是法；双方都送、送的多者是法；现在打官司有理无理放在一边，打的是钱是权、是关系、是实力、是时间，而不是谁对谁错。

可以断言，这名网友所陈述的甚为偏颇，但谁又能否认现实生活中不正存在司法不公吗？黎巴嫩哲人纪伯伦说，“你们乐于立法，但更乐于破坏它们。如同海边玩耍的孩子，孜孜不倦地搭建沙塔，再笑着将它们推倒。”毋庸讳言，揆诸现实，在一些时候，首先是法官践踏了法律、糟蹋了公民对法律的信仰，才让公民失去信任。法律的威严和庄严在于人们信仰，一旦人们潜意识存在上述网友这种想法，将是多么可怕。

英国思想家培根说：“一次不公正的（司法）判决比多次不公平的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公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平的判决则把水源败坏了。”公平判决是涵养公民法律信仰的最好方式，一旦人们对法律失去信仰，后果必然危乎殆哉，它不止让法律形同虚设，最可怕的是“私刑”盛行，比如当事人放弃法律途径，转向决斗甚至单向度地行使更为惨烈的方式。

无论真相是什么，无论彭北京有无受到不公对待，相关部门都应该积极介入，还法律一个公道，以重塑公民对法律的信仰。当然需要赘言一句，郴州市委书记批示称，可以肯定彭北京有冤屈。身为一名市委书记，如此发言是不妥当的，客观上有干预司法之嫌，尽管其初衷也许良好。

（选自《中国经济时报》2008年12月31日）

燃油税又盯上中产阶层？

五岳散人

千呼万唤15年不出来的燃油税，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瓜熟蒂落。尤其是在国际金融风暴的背景下出台，其机会之巧合，动作之迅速，颇令人诧异。

阻扰以燃油税代替养路费等收费项目的原因无非两点：原有的征收养路费体系人员的安置和地方与中央财政之争。

真正起作用的是后一点。各种收费项目的收入虽然有一部分上缴国家，但大部分还是留在地方财政系统中。“费改税”之后，因为跟着燃油销售一起结算，收入明显到了中央财政体系中。

从这个原因说，在这个时间点上出台燃油税只能代表一件事：中央与地方的利益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

金融风暴席卷全球，各国政府纷纷动用国家财政力挽狂澜，我国也不例外，提出两年内投入4万亿人民币刺激经济。与其他国家救市的方式不同，我国更多的是投入基础设施建设。这种投入从长期看确实有效，但短期效果不甚明显，只能通过滴漏效应对普通老百姓产生收益。

国家不但要掏很多钱进行投入，在税收等方面还要进行减免。一面投入增加、一面收入减少，必然需要更稳定与持久的财源才能支撑。

自古以来，理财之法无非是开源节流。现在的经济状况下，节流自然不用提，不论是公务员的加薪还是其他，都是在积极财政的名义下进行，花钱都来不及。因此，开源恐怕是唯一可用的增加财政收入的方式。

“开源”当然不能从社会底层来：一旦经济发展放缓甚至倒退，没有多少抗风险能力的社会底层马上就会重新回到一无所有的境地，并可能由此引发社会矛盾与冲突。也无法从最富裕的阶层来：如果按经济能力作为参考标准，就会发现这个社会最有能力的群体并没有多出力。于是，让还有那么一点资产的中产阶层来埋单似乎就成为必然的事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已经出现了类似中产阶级的群体。虽然这个社会阶层还不够壮大，占人口比例也不算高，但毕竟已经开始了向真正的中产阶级进化的路程。可是，由于社会阶层分化的加剧，尤其是这次金融风暴的作用，今年的社会环境呈现出不同的情况。

这样的政策指向如果形成了习惯，就等于在许多情况下无权无势的、靠自己的勤劳与智慧乃至节俭而攒了一些钱的人总是成为那个最后掏钱的人。这才是燃油税所要给大家的一个提醒。

（选自《同舟共进》2009年1月5日）

让孩子多问几个“为什么”

徐贲

在美国，一个公民不是一下子成年的，得经过三次“成人仪式”。第一次是16岁半，申请汽车驾驶执照的“预备仪式”；第二次是18岁，获得公民投票权；第三次是21岁时有了法定“可以喝酒”的权利。

18岁左右刚进大学的学生们，对喝酒年龄限制意见最大，认为这是侵犯了他们的公民权利。连许多平日不喝酒的年轻人，也会在21岁生日那天到酒店，大模大样出示有出生日期的身份证，以买酒来象征性地庆祝自己成为享有充分权利的公民。

美国学生很在意自己的公民权利，但凡觉得权利受到不当限制，总爱问个“为什么”。他们不喜欢别人把他们当成不懂事的“孩子”。就说饮酒年龄吧，学生们常常会问，年满18岁，一个青年人有了公民投票权，还可以参加军队，既然他们可以担负起选择国家领导人和保卫国家的重大责任，为什么就不能合理合法地和朋友一起喝上一杯？

他们最常行使的公民权利就是言论自由权，特别是“说理”的权利。碰到不能接受的事情，先问一个“为什么”，这成了他们最日常的自由言论。他们有“权利”向父母、教师、学校主管人、政府官员问“为什么”，而被问的那一方则有“责任”向他们解释“为什么”。父母、老师或别的人也许无法给他们一个满意的答复，但却不能无视他们，更不能胁迫他们服从。

有人说，人跟动物的根本区别之一，就是人会问“为什么”，而动物则不会。幼小的动物只会模仿，但小孩子从牙牙学语时便会不住嘴地问“为什么，为什么”。和动物不一样，人的嘴不只是用来吃饭，还要用来说话；不只是用来发声，还要用来问“为什么”。

古希腊戏剧家埃斯库罗斯的《乞援女》（SuppliantMaidens）中表示自由言论的是复合词：eleutheros（自由）和stomos（嘴巴）。幼小的儿童不知道什么是自由言论，但他们却天生就有自由的嘴巴。他们有时候会问出一些令父母、成人脸红或不好意思回答的“为什么”。大人会说，“小孩子不会懂。”对幼儿来说，这是一个对“为什么”的回答或解释。但孩子越长大，这种“你不会懂”的回答就越令他不满意。

美国学生似乎觉得自由言论是一种与生俱来、自然而然的权利。小孩在知道什么是“言论自由”之前，就有了自由的嘴巴。人类在形成“言论自由”的概念前，自由地讲话一定已经很久很久。因此，现代社会中的公民坚持言论自由，并不是要获得人类以前从未有过的东西，而是要争回人类在某个历史时期被某些人用权力强行夺走的东西。

美国老报人斯通说，“也许（自由言论）这个概念是人类在抵制从他们那里夺走言论自由的企图时或在争取恢复言论自由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若真如此，自由言论便确实是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所说的一种“自然正义”。

在美国，父母、老师很注重和孩子“说理”，尤其是先听他们问“为什么”，然后回答他们。

“为什么”不只是一个问题，也是一种平等的、理性的、相互尊重的人际关系。在孩子长大后，这种人际关系发展成为以自由讲话、自由交流为基础的平等公民关系。

美国的小学、中学和大学都经常有学生辩论和演讲，不光是自己讲自己的，还要预先估计对方会怎么问“为什么”，这叫做考虑“反方立场”。学生写作辩论文时也是一样。在美国，老师阅卷时有一条不成文的共识：不考虑“反方立场”的学生作文，不给高于3分（5分制）的评分。

考虑到他人的“为什么”，人在讲话时连语调也会变得谦和有礼。一个人与他人平等对话，自然不会像作指示、作报告那样居高临下。公民平等的意识改变人的说话方式，不仅涉及个人的平等权利，而且涉及每个人的人格平等和社会正派。公共言语中的平等和正派是同一回事，都是自由、平等、理性地用自己的嘴巴说话。当然，必定也都要让别人能这么说话。

如果孩子们从小被允许自由地说话，能够比较容易学会注意自己说的话是否会对他人造成有意无意的伤害。一次，我和朋友在闲谈中说到“脸色泛红”（blush）一词的用法。我朋友说，不知道在非洲的黑人语言中是不是也有相应说法。如果在肤色上看不出红，这个词就可能不会存在。我孩子当时还在上初中，他在一旁听到我们的谈话，很严肃地对我们说：“It’snotfunny（这很无聊）。”

言论自由并不等于一个人想说什么就可以说什么。言论自由是有前提的，那就是说话者要注意听话者的感受，不给他人造成伤害。违反了这个前提，言论自由就可能走向它的反面，变成对他人造成歧视和污辱的言论。

在美国，这样的言论被称作“仇恨言论”（hatespeech）。学生们在学校常常会就哪些具体的话应该被看成“仇恨言论”（不只是“粗话”）进行讨论。例如，faggy这个词是不少中学生的口头禅，意思是“差劲”。但由于这个词与fag（男同性恋者）有直接关系，所以被不少人视为是歧视性倾向不同者的仇恨语言。中学生不太懂事，有时还是把这个词挂在嘴上，但大学生中间就几乎不再听得到这个词了，这和大学生更了解什么是自由言论的公共含义应当是有关系的。

（选自《南方人物周刊》2009年1月9日）

收容遣送寿终了，收容教育为何还活着？

杨涛

2003年“孙志刚事件”后，“收容遣送”告别了历史舞台。不料，已无合法身份的“收容教育”却还好好地活着。

2008年12月29日的《南都周刊》报道，身为某报社产经新闻部主任的傅桦因两年前的两篇报道，在长春市看守所度过了刻骨铭心的28天，历经侦诉审三次取保候审的漫长煎熬，至今仍以待罪之身，等待法院随时可能到来的审判。令我感兴趣的是，两年前和傅桦一起去采访的报社同事姚春，2007年3月，因嫖娼被处收容教育6个月。说实话，如果不是这篇新闻报道，身为法律人的我仍对收容教育知之甚少。查相关法律，才知“收容教育”诞生于1991年，当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的《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规定：“对卖淫、嫖娼的，可以由公安机关会同有关部门强制集中进行法律、道德教育和生产劳动，使之改掉恶习。期限为六个月至二年。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随后在1993年，国务院颁布的《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规定：“对卖淫、嫖娼人员，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三十条的规定处罚外，对尚不够实行劳动教养的，可以由公安机关决定收容教育。”

不过，“收容教育”跟“收容遣送”一样，早已失去法律依据，是无根的浮萍，理应随着收容遣送一起寿终，怎么还能苟延残喘活着呢？且容我细细道来。

收容教育的期限是六个月至两年，并且是将卖淫、嫖娼人员置身于特定场所强制劳动，这明显是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2000年颁布的《立法法》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1991年的《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不是法律，其限制人身自由的规定，与《立法法》的上述规定相冲突，随着《立法法》的出台，这一规定理应失效。而且，《立法法》还规定：“本法第八条规定的事项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有权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但是有关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司法制度等事项除外。”因此，国务院于1993年制定的《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也与《立法法》相冲突，也理应自然失效。

不仅如此，收容教育制度与2005年颁布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也相冲突。《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卖淫、嫖娼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这充分说明，法律对于卖淫、嫖娼的处罚仅限于罚款与拘留，并不包括“收容教育”。无论是《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还是《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都不能违背法律的规定，再行对卖淫、嫖娼人员加重处罚。而且，对卖淫、嫖娼人员除了罚款、拘留外再进行“收容教育”，也违背了行政法的“一事不两罚”的原则，是两重处罚。对于同一件事情，进行两次处罚，并且后一处罚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收容教育”情何以堪？

从法理上讲，无论是卖淫还是嫖娼，尽管违背了公序良俗，在道德上应当谴责，法律也规定要进行处罚，但毕竟，这种行为是属于“无受害人的违法行为”，没有对他人、社会造成直接和重大的影响，动辄对他们处以长达六个月至两年限制人身自由的收容教育，这明显罚过于罪、罪刑不相当。要知道，即使是构成犯罪的故意伤害，如果致使他人轻伤，那也只须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而且实践中往往判处缓刑。难道两个不道德的男女进行了一个以金钱为媒介的性交易，社会危害性会超过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犯罪行为？

而且，由于收容教育是由公安机关自行决定，并不需要司法审查，权力无法得到有效监督，阳光无法透入。因此，它对公民权利造成了巨大威胁，随时可能吞噬公民的人身自由，而给个别不法警察带来发财机会。最近，在网上风行一篇《捞一个“嫖客”的经历》的博客文章便透露出了其中的猫腻，作者称，他的一位朋友在某地嫖娼被抓，为了将他捞出来，作者经过曲折经历，终于在花费了12万多元后，在某收容教育所将朋友带出来。我们无从知晓此事真假，但是，从诸多网友跟帖表示也有过类似经历可以看出，“收容教育”成为个别警察敛财的工具当不是空穴来风。事实上，不合理的制度加上程序上的不健全，迟早会成为某些掌权者的牟利工具。

据悉，新一轮司法体制与工作机制改革已将劳动教养的改革提到议事日程，我们期待，收容教育也尽快寿终正寝！

（选自《东方早报》2009年1月9日）

不要将什么都称为“山寨”

葛剑雄

不久前，记者汪晓东与我谈及“山寨文化”。听了我的意见后，他觉得可以发表，整理出稿子后经我改定，发表于《人民日报》文化新闻版的“新语”栏目中，居然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包括一些批评意见。其中一点，是认为我没有顾及民间的话语权和草根自娱自乐的需要。其实，我当时已经说了与批评者类似的观点，但不知什么原因，或许是限于篇幅，发表时被删去了。

我说：“山寨文化”之流行，还说明一个问题：很多主流文化和高雅文化还没有覆盖到广大群众，或者说，主渠道提供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还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像“山寨版百家讲坛”据说就是因为制作者希望上央视“百家讲坛”没有成功，因而自己制作了一个。当然，我们不能要求央视满足所有人的要求，但也应该容许不同的人发出不同的声音。例如，在不违犯法律、不违背社会公德的前提下，让民众自费制作、播放影视节目，出版自己的作品，发表自己的创意，进行自我表现，自娱自乐。

另外一些意见，我至今不能苟同。但稍作分析，我发现其实我与批评者并不存在根本性分歧，而是对“山寨文化”有着不同的定义。我心目中的“山寨文化”，就是与那些“山寨产品”一样，大多带有抄袭、仿冒或恶搞的特点，少数属自娱自乐，自我表现。但他们却喜欢将“山寨文化”无限扩大，将所有的民间的、草根的、有别于主流的、甚至新出现的都称之为“山寨文化”。我提出“不能过分宽容”，是就“山寨文化”的抄袭、仿冒或恶搞的特点而言，当然不是针对不具备这些特点的民间文化、草根文化、非主流文化。

其实，民间的、草根的、非主流的文化要得到生存和发展，还得靠自身的创造力，并非只有“山寨”一条路。离开了创新，任何文化都难免停滞以至消亡的命运。《哈利·波特》的作者一开始可谓草根，如果她走“山寨”之路，满足于仿冒，能有今天吗？她的成功自然是创新的结果。好莱坞拍中国题材《花木兰》也没有“山寨”，甚至连故事的情节都改了，结果风靡世界。而上海拍《宝莲灯》得到官方全力支持，以为能大获成功，实际上却与“山寨”差不多。就是讲玩，如果一直停留在民间的传统方式，难免不成为遗产，至多有幸得到保护，又怎会像呼啦圈、魔方那样流传于世界呢？

不少人对“山寨文化”充满热情，寄予很大的希望，甚至认为是发展的方向。或许他们着眼于“山寨文化”对现存文化的冲击、颠覆作用，但即便如此，充其量也只起了“破”的作用，那么用什么来“立”呢？今天总不能再搞“破字当头，立在其中”了吧！

（选自《新京报》2009年1月10日）

少数人的权利

崔卫平

日前，一项关于“适当延长女性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工作年限”的方案，引起了人们的热烈讨论，尤其是在网上。

如今这个世界，是一个利益分化、五花八门的场所。人们互相之间的不同意见和冲突，是自然和不可避免的，因此，不同声音的出现，哪怕再强烈的反对，也不值得大惊小怪，而是要看看其理由是什么。人们只有通过说理的方式来协调协商，调节他们互相之间的矛盾。那些不愿意说理的人们，等于放弃了自己的权利。

来自传统男尊女卑的立场和表达可以置之不理。在考虑不同意见时，尤其要重视涉及妇女或他人经济利益、经济保障的那部分。任何改革，都不应该以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为前提。比如，反对的理由之一为：“推迟退休年龄，会延迟企业及一些求职困难的女职工获得社保养老保障的年龄。”这个就需要认真对待，解决的办法是分别对待。

这些人中的许多人一直处于最底层，工作非常辛苦，劳动强度非常大，但是所得薪水却非常有限。如果尽早退休，可使她们摆脱繁重劳动，或者另辟蹊径开辟第二职业，这些人希望早退休。但是早到什么程度，也需要有个限制。谁都希望既不工作又拥有生活保障，人性如此。

有一种说法看起来是替女性着想，云：“女性本身就承担着生育、持家等任务，应该早点退休享受人生乐趣。”这个想法的出发点不错，但是为什么只有退休才是享受人生乐趣，而工作不是享受人生乐趣呢？男性是不是也工作很辛苦，他们或许更需要享受家庭生活的人生乐趣？

当然可以让一部分人自愿退休，但那是在拥有平等工作权利的基础之上。现在的情况是，强令所有女性让她们在55岁退休，必须比她们在同一个办公室或同一个教研组的男性早五年，不论能力和成果如何。这项平等工作的权利，应该说它已经是姗姗来迟，不过总算脚步越来越近了。

另一条反对的理由是说“影响年轻人的发展”，如果退下来可以给年轻人提供机会。但是要问的是：为什么单单是女性不退休影响年轻人的发展，而男性呆在他们的位置上，就不会影响年轻人的发展吗？如果的确是不称职或失职，那么不管是女性还是男性，都需要从他（她）们的岗位上退下来，这与是否影响年轻人的发展毫无关系。

对此意见的反驳是这样的：“女性干部本身数量比较少，因此她们并没有占据年轻人发展的多少空间。”这个说法的确是事实，也很有力，但是包含着一个危险是：在我们环境的舆论当中，少数人永远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他们的重要性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君不见我的博客上关于此项讨论的1000多条留言中，反复有人直言不讳地说“（延长退休年龄），我们90%以上的妇女坚决不同意”。

好大口气，觉得打着多数人的旗号，说话腰板就直了。其实不然。所谓“多数人”，只是一个幻觉。偌大一个世界，每一个人都仅仅处在自己的环境和社会关系当中，他的身份、处境不是别人也正好经历的，而是属于他自己的。有一些情况与他类似的人，但是比起广大的社会成员来，任何人群都只是少数人，哪怕数量上已经十分可观，但还是少数人。

比如说下岗工人很多人吧？但比起整个社会来，他们仍然是总人口中的一小部分，那些广大的农民工并不算在内，他们从来没有正式被聘任过。农民工很多吧？但即使目前我国有一亿多农民工，但是放在全国人口的总数当中，也不到十分之一。再比如复员军人、失地农民，失业大学生、出租汽车司机、环卫工人、同性恋、离婚人群，等等，他们各自加起来人数可观，但是就人口百分比来说，永远只是一小部分。我前面列举的那些希望提前退休的企业女性，那些劳动妇女，她们更是全国百分比总人口当中的很小一部分，广大来自农村的妇女不包括在她们之列，而这并不是说她们就是可以忽视的了。

既然所有的人都属于人口百分比中的“少数人”，那么我们社会就要养成认真对待“少数人”的思路和眼光，不要忽视少数人的利益、不要以多数人的名义，剥夺少数人的利益，觉得可以将他们牺牲掉。而我们每一个人身为“少数人”，也不要有意无意站在所谓“多数人”的立场，对于少数人采取一种旁观的、冷嘲热讽的态度。比如出租汽车司机，他们是我们城市中的少数劳动者，但是他们的利益与我们一样重要。再比如失地农民，我们很少有人认识他们当中的几位，但是他们的利益不可随意侵犯。

需要警惕的是权高位重的极少数人，打着“多数人”的幌子，却仅为了自己谋利益，他们推卸责任的理由往往是，这是“少数人的利益”，大多数群众如何如何。看来思路需要变一下。其实永远不存在一个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利益总是分殊的，关键是如何本着公平的原则达致平衡。

（选自《中国新闻周刊》2009年1月12日）

罗斯福新政的启示

黄益平

面对全球经济衰退威胁，中国政府正在采取果断措施，以财政刺激来确保经济实现8%的增长。不少专家把中国的财政刺激与上个世纪30年代的美国罗斯福新政相提并论，其实有一些误解。

如果我们仔细考察这两大经济政策，就会发现，它们在具体做法上存在相当大的差异。中国这一轮财政刺激措施，确实比以往更加关注民生问题，但重点依然是基础设施建设。而我们一向以为罗斯福新政主要是大规模的建设投资，其实不然，罗斯福新政的核心恰恰是建立了一整套社会保障体系。

罗斯福新政详解

我们一般所说的罗斯福新政，其实最初是由胡佛总统开始的。胡佛1929年3月上任，10月股市全线崩溃，并由此引发了大萧条。对于为什么会出现大萧条，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有着不同的解释，但现在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各国经济伤了元气，欧洲各国债台高筑，美国成为主要的债权国。但美国在1929年以前十年的农业生产停滞不前，国会和政府又大幅度地上调进口关税，给国际贸易以致命一击。

当时胡佛的财长是个典型的“破产主义者”，他认为不管是个人还是企业，一旦财务出现问题，就应令其破产，这样才能净化市场体系，人们才会更加努力工作。但胡佛则认为，政府应该为失业者和农民提供一些支持，尤其要防范银行挤兑。他甚至把大企业家邀到白宫要求他们不减工资，他请求第一轮经济冲击应该反映在利润而不是工资上。

同时，胡佛还要求铁路和公共设施部门的高管增加扩张与维修支出以创造就业机会。事实上，当时联邦政府没有财政能力大兴土木，1929年联邦政府财政总开支仅仅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3%。

1930年年中的时候，胡佛以为经济衰退即将结束，但大萧条才刚刚拉开序幕。到1930年年底，银行挤兑开始加剧，经济衰退也进一步加速，经济形势一直到1933年才开始探底。

罗斯福在1933年3月就任美国总统，他上台之后分两阶段实施了新政。1933年执行的第一轮新政，主要是实现短期经济复苏措施，包括银行改革法令、紧急救助办法、农业项目、工业改革和终止金本位体系。1935年—1936年执行的第二轮新政，则包括工会支持、社会保障法令，以及帮助农民的项目。

罗斯福基本上认同民主党财政平衡的理念，但为了应对经济衰退，他提出将财政分解为常规和紧急财政两个部分，常规财政依然应该保持平衡，而紧急财政则应该允许出现临时性的赤字。他还将政府公务员工资和退伍军人养老金削减40%，来实现常规财政的平衡。

罗斯福新政究竟是加快还是拖延了大萧条以后的经济复苏，学者们对这个问题有很大争议。有些当时的政策甚至被最高法院判定违宪，比如农业调整法案，通过向食品加工业征税来补贴地主，鼓励闲置25%的土地，这样最终提高了农产品价格。但这一做法是以牺牲消费者权益为代价的，因此被法律禁止。

再比如国家产业恢复法案，保障工人联合谈判的权利，鼓励发展工会，同时还试图通过建立政府、企业和劳工之间的协调机制来稳定工资与价格，后来也被法律禁止。

其实，罗斯福新政的最大贡献，不是帮助美国经济复苏，而是帮助美国民众度过了大萧条的艰难日子。比如通过设立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为存款者提供保障；通过建立住房拥有者贷款公司，给住房所有者提供保障；通过建立新的劳工关系法，给劳工权益提供保障；通过农业调整法案为农民收入提供保障；通过建立社会保障法案，为长者和失业人士提供保障。

这些措施是与罗斯福的施政理念一脉相承的。他认为对老百姓来说，最重要的自由莫过于免于（经济）恐惧的自由。如果老百姓的经济安全感增强了，他们就有能力应对各种各样的经济冲击。

中国应该建设社保体系

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能为老百姓提供免于经济恐惧的自由，那么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就更应把它作为施政的终极目标。中国本届政府自2003年就职以来，一直把民生问题作为政策的重点，这一点是有目共睹的。从政府关于财政刺激方案的议论中也可以体会到，其实政府扩大开支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

如果政策目标是社会稳定，那么最有效的手段，就应该是尽量直接解决社会稳定的问题，而不是拐个弯，通过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来增加就业，从而保障社会稳定。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把财政刺激的开支集中到社会福利体系上来，包括最低收入保障、失业救济、医疗卫生、文化教育和农民收入等。这些体系健全了，社会自然就会稳定。

现在实施财政扩张政策，正好给健全社会福利体系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这也恰恰是多年来政府想做又没有做成的。现在不做，以后还得做，到2011年的时候，条件就会不如现在。到那个时候，财政支出都花出去了，经济保持了两年8%的增长之后，又开始出现疲软的势头。比较理想的是，那个时候国外市场已经复苏，因此中国的出口机器可以再次开动起来。

但这样，中国经济又会走回过去对出口过度依赖的老路。更重要的是，这次经济衰退以后，美国老百姓可能将开始增加储蓄，这意味着中国的出口市场可能不会再像过去那样强劲。到那时，政府也许还得回来重新刺激国内需求，尤其是消费。但那时银行的不良贷款比例已经上升了，公共债务负担也增加了，投资过度的问题也可能更加突出。再要拿出几万亿来完善社会福利体系，恐怕就不会像今天这么容易。

（选自《财经》2009年1月15日）

网络语言暴力的根源

袁伟时

说话、写字是人类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但作为思想和感情的载体，它表达的可以是野蛮，也可以是文明。

文革是中国野蛮史的高峰。文革结束之际，比经济极度贫穷更可怕的是中国人的思维也陷入极端贫困和野蛮状态。“火烧###”、“油炸###”、“砸碎###狗头”、“打倒”、“打退”之类语言暴力后面，是人们满脑子“用阶级斗争观点观察一切、分析一切。”钦定的信条绝对不容置疑。复杂的社会简化为壁垒分明的阶级阵线，每个人有明确的阶级定位，历史成了一个阶级消灭另一个阶级的斗争图。对阶级敌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个脚”，理所当然。

众所周知的大事不必唠叨，说件令人哭笑不得的小事吧。文革结束后不久，上中学的小儿回到家里说：一位同学在课堂上捣乱引起哄堂大笑；语文老师板着脸孔教训大家：“笑什么笑？笑有革命的笑，也有不革命和反革命的笑！”这位普通教师的即时反应，是当时环境下阶级斗争“天天讲”的必然产物。仇恨的毒汁——“狼奶”无孔不入，潜移默化，成了普通人言行举止中的习惯，肃清余毒十分困难。

上个世纪90年代，艾晓明教授在她的长篇小说《血统》中说：“每个人都有自己告别文革的时间。”这是非常深刻的论断。

不幸，至今还有一些中国人没有告别文革。浏览互联网，除了娱乐至死的各种花样，“汉奸”、“卖国贼”等政治帽子满天飞成了另一道中国特色的风景线。后者正是文革余毒在作祟。

最新的案例是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发布他领导下的团队的研究成果，认为政府没有必要划定18亿亩耕地保护红线后，“汉奸”、“卖国贼”的帽子立即从四面八方飞来：

茅于轼“走向了背叛自己祖国、背叛中华民族、背叛做人良心的汉奸之路。”

“茅于轼肯定是当代汉奸伪军，看看他的资助老板就知道了。”

“对天则经济研究所这份报告，除了‘卖国’，找不到更恰当的词来评价。”

一项研究成果发表后有赞成、反对等不同声音非常正常。有些学者提出重要数据质疑茅先生的结论；有的则从研究方法上提出商榷意见；如此等等，展示了观点多元化的喜人景象，有助于学术和重大政策研究的深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检验需要足够的时间，不可能是非立判。90年代以来，格林斯潘的经济政策，不是赢得一片喝彩吗？2008年的金融危机却无情揭露了他的失误。这个领域特别需要冷静、宽容和多元的声音。

与之背道而驰的上述暴力语言说明什么？

棍棒背后是无知。这些谩骂的首要特点是缺乏知识。

他们的唯一论据是：“如果有人拿了外国人的钱，想办法让外国政府、公司赚钱，却置本国人民于挨饿的风险之中，你说这样的人是不是在卖国？”这个论断正好有一系列知识性错误。

第一、富裕起来的公民捐出财产或者是社会名流募集资金成立私人基金会，从事文化教育和慈善事业，是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的成果。西方发达国家的仁人志士走在前面，中国一些有远见卓识的人们正在冲破僵化的体制限制仿效西方先驱，展示了自己的崇高情怀。西方当然有政治性的基金会，但福特基金会等绝大多数基金不在这一行列。骂人的先生们，您能拿出证据证明茅于轼从福特基金会申请到的研究经费是包藏祸心的黑钱吗？你们指摘他们拿的是外国人的钱，是不是应该反过来问一问：为什么茅于轼等著名经济学家，研究的又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课题，却在自己的祖国拿不到区区三十万元研究经费？

第二、正常的外国政府的职能不是赚钱；外国公司同中国公司一样，确实是要赚钱的。如果拿外国人的钱为外国公司服务就是“卖国”，在外国公司工作的数以几十万计的中国人岂不都成了“汉奸”、“卖国贼”？中国是不是要中断开放，把这些公司拒之国门之外？

第三、挥舞棍棒的暴徒往往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幡，自封为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化身。这一次他们振振有词斥责茅于轼“置本国人民于挨饿的风险之中”，所以是名副其实的“卖国贼”；似乎他们挺身而出，为的是人民的福祉。这正是缺乏知识的又一铁证。

首先是对学术研究的无知。茅于轼的这项研究明明是考虑如何加快中国的发展，改善百姓生活，对粮食的供给应该如何解决提出自己的建议；怎么能把一项严肃的学术研究肆意断定为谋害中国人的阴谋诡计呢？

其次是对现代文明的无知。一言九鼎，判定别人“卖国”，是“文革”中屡见不鲜的现象。不过，那是对现代国家和现代文明的破坏和亵渎。

在现代社会，确定什么行为属于“危害国家利益”，只有两个途径：

1.法律明文规定。

2.合法的自由选举产生的立法机关按照民主程序通过决议。

学术研究是对未知领域的探索，学术自由是现代文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把学术问题政治化只能证明自己对现代文明的无知。

其实，在学术领域挥舞棍棒只是证明自己腹中干枯，除了骂街，别无长技。承袭文革故伎，羞辱的不是对方，而是自己。

说来令人痛心，老中青不同年龄段中，都有这样的勇于自我侮辱的无知无畏的勇士。灌满他们脑子的毒汁有两个源头：

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负面因素的浸润。“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子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开明如孟轲，尚且有如此专横的一面；从文革到现在给论敌乱戴帽子的逻辑是与此一脉相承的。

另一是从前苏联取来的歪经。“寄生虫”、“人民公敌”、“资产阶级分子”、“贩卖资产阶级的反动观点”……十月革命后众多俄罗斯科学家、作家、教授……在这样的政治帽子压制下被投入监狱，甚至丧失生命！摧毁前苏联的主要功臣，是前苏联各个领域的棍子党！

语言、文字是思想的外壳，把你的学识、人格、道德和教养表露在人们面前。告别文革就是告别野蛮。敬请洁身自爱，不要再往自己脸上擦黑！

（选自《经济观察报》2009年1月17日）

制造敌人的艺术

梁文道

如果你的人缘本来就不算太好，你一定不会跑去故意激怒更多的朋友，让他们也变成你的敌人；除非你很享受被人孤立的感觉。

同样地，一个政府也应该尽量争取朋友。而它的朋友，当然就是人民。某家富可敌国的大企业要是出了内幕交易的丑闻，就算它和政府领导层的关系再好，后者也一定要立刻翻脸不认人，摆出一副人民喉舌的嘴脸模样严词谴责无良奸商。虽然大众必然要追究到监管机构头上，但那些领导硬是能扮演中立执法的角色，让大家觉得眼下对敌的双方其实是商人和百姓，自己则一点关系也没有。

这当然是很不带种的行为，但却是任何政府必要的危机管理手段之一。是的，它要为自己的失责认错，它要检讨各种公共危机发生的原因，重新设计防范它们的方法。可是它却万万不能让人民觉得它已经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它一定要让大家感到它始终站在我们这边；它其实是好人，坏蛋全是其他人。

“毒奶粉”事件的主角三鹿集团终告破产，原董事长田文华在法庭上落泪悔罪。这帮乳品商是整件事里无可置疑的“坏蛋”，是父母愤怒矛头的首要目标。与此同时，一批毒奶患儿的家长对现有的赔偿方案不满意，在一月二日召开记者招待会说明他们的诉求。但是原订的酒店却临时拒绝租出场地，迫使他们在中外媒体的镜头下走上街头，开了一场相当狼狈的露天记者会。不仅如此，警方还在当晚扣押5位组织此次行动的家长。为什么那家酒店要突然拒绝这些受害者在它那里见记者？为什么执法部门会如临大敌地派出警员监视现场，且带走几名家长问话呢？

细看这群家长的声明，它根本没把官方当敌人，对象由始至终扣准在三鹿等一众乳品企业上。就算他们的要求在官方眼中不够合理，但可别忘了这批人是无辜的受害者，而主谋并非官方。此时执法部门的举措不只代表了公权力的介入，更会令那批受害人感到政府原来不只不能百分百地支持他们，甚至连中立的位置都说不上。更糟的是经过媒体报道后，外间会有什么感觉呢？官商勾结原本就是今日中国许多地方面对的首要问题，三聚氰胺一案牵连这么多人，政府怎能再轻易卷入浑水之中，替自己制造更多扣分的机会，加重官商勾结的印象呢？

国人好谈“大局”，偏有不少官员不顾“大局”，本能地把一切有组织的维权行动看作是“不稳定的因素”，不分青红皂白地插手阻扰，结果使自己成为目标，令朋友变成敌人。这岂是政府之福？

（选自《南方周末》2009年1月18日）

拒绝谎言，哪怕是为了爱国！

孟波

“说出真相和实情，这是一切艺术中最最困难的一门艺术。”高尔基在《不合时宜的思想》中说。缘何“最最困难”？除了世事复杂难以言说之外，人们也往往会出于种种原因不愿意说出真相。

日前，证券日报副总编董少鹏先生发表长文《美国公民谢国忠在对中国股市说什么？》，直指谢国忠为“遏制中国股市的海外势力代言人”，但是，当谢国忠宣布自己是中国人并公布护照号码后，董先生几乎失语，对舆论焦点“国籍问题”，只应付了一句“那是谢国忠个人的说法”便草草收场。

董先生为何不愿意“说出真相”？难道刚刚过去几天，董先生就忘了自己在文章绘声绘色、仿佛身临其境的描述了吗——在隆重的入籍宣誓仪式上，谢国忠先生右手紧压在胸前，面对美国国旗，庄严宣誓：“我完全放弃我对以前所属任何外国亲王、君主、国家或主权之公民资格及忠诚，我将支持及护卫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和法律，对抗国内和国外所有的敌人。我将真诚的效忠美国……”

董先生作为一位曾在多家媒体担任过重要职位的知名媒体人士，对评论对象提出的、最小儿科的“五个W”失实的质疑，竟然没有直面的勇气，相信不仅令舆论失望、令公众遗憾，也让同行蒙羞。真实是新闻的贞操，没有贞操的新闻一文不值。

鉴于董先生维护中国股市利益的激情溢于言表，有网友将董先生此举比喻为“自费爱国”，这个比喻可谓生动，但并不准确。第一、董先生发表此文并非“自费”。证券日报一版近半个版的位置，一定价值不菲，相信董先生并未支付这笔费用，相反董先生或许会因为撰写这篇非职务文章而能获得若干稿费。第二、董先生发表此文未必是“爱国”表现。一味唱空对股市是有害的，一味唱多对股市也是有害的。如果一味唱空是卖国的话，那么一味唱多也是卖国。那么，什么真正的“自费爱国”呢？那些在南方都市报上刊登“钓鱼岛是中国领土”广告的人、在《现代快报》刊登“反对藏独”广告的人，才是真正的“自费爱国”。

不能否认确有海外势力炒作中国股市，不能否认国内确有海外势力代言人，但是在批判时，仅仅拥有无上的道义、爱国的激情是不够的，还要有真实的证据、扎实的论证，最基础的功课是先把“五个W”搞清楚。随随便便就希图从一个未加考证的错误前提得出一个正确结论，要么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思维逻辑，要么就是一种对媒体受众信任的辜负。

爱国不需要造假，也不需要谎言。因此，即便人们完全出于最崇高、最伟大的爱国主义动机，但是我们依然无法原谅他们撒谎和造假，尤其无法原谅以爱国主义为借口而拒绝修正错误。

上个月，日本媒体狡辩宣称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中有照片造假。后来事实证明照片确系日军暴行记录，但有的并非南京大屠杀的照片，而是日军在外地的暴行记录。因此，这就给提醒我们，即使是爱国，也不容不得一丝一毫的虚假甚至瑕疵。

前不久，易建联年龄造假被揭穿，有人说：媒体要顾全大局，不能出卖国家利益。这种爱国的逻辑是：为了爱国，我们可以被迫造假。呵呵。建立在谎言之上的爱国主义还是真正的爱国主义吗？对这次造假，白岩松先生给易建联的意见是，赶紧说实话，真诚道歉，一段时间过后，风波就会过去，可以更加安心地打球。不知道董少鹏先生是否可以考虑白岩松的建议。

杰斐逊有一句话广为流传：“维持公正，哪怕天塌下来！”我想说的是，“拒绝谎言，哪怕是为了爱国！”

（选自《潇湘晨报》2009年1月20日）

禽流感不是对人类文明的报复

方舟子

近来，世界各地新发现高致病性禽流感的疫情被密集报道，与去年年初首次公布禽流感疫情时引起社会恐慌、人人不敢吃鸡肉、逼得肯德基改卖猪排相比，公众的反应相对平静。反倒是流行病学专家们更为紧张：这是不是意味着一场流感大流行已迫在眉睫？

专家们担心的，不仅仅是禽流感的流行导致家禽大量病死或被捕杀造成的经济损失，也不仅仅是禽流感从家禽传染给人导致死亡的偶然事件，更担心的是禽流感总有一天会变异成可以在人群之中传播的人流感。

上世纪，曾暴发过三次流感大流行，都在一年内传遍全世界，导致了大批人死亡。

这三次流感大流行都与禽流感有关。后两次流感大流行早就被发现是由于禽流感病毒和人流感病毒重组产生新亚型流感病毒引起的，而1918年的流感病毒也于最近被发现是从禽流感病毒演变而来的。

1997年在香港暴发的禽流感，使人们首次发现禽流感能直接传给人。香港政府果断地消灭全香港150万只鸡，平息了第一次同时感染人类的禽流感，可能避免了一次流感大流行。之后出现禽流感疫情的各国纷纷捕杀家禽，也是出于同一个目的。

但是，也有“动物保护”人士指责这种做法是一种“犯罪”，质问：“我们采取这一切手段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为了防治疾病，还是因为我们过于自信，作为万物的主宰，拥有绝对杀戮的权利？”

本来是简单明了的事情，被这一问反而让人糊涂了。就算采取捕杀手段在主观上有什么可恶的动机，在客观上至少起到了控制疫情的目的，从而抢到时间弄清禽流感的传染机制并找到防治办法，例如研发出疫苗或特效药。只要我们承认人的生命高于动物的生命，那么这种做法就是无可指责的。

一些“动物保护”人士还把禽流感视为动物对人类“文明”的报复，声称“从现有的科学研究成果看，禽流感的发生之源，是大规模的工业化动物养殖场”，呼吁人们像我们的初民那样，充分尊重动物的权利，与动物和谐相处，让生活回归到禽类与人类“风雨同舟”一般地亲密相处，才能避免一场人类的新灾难云云。

实际上，禽流感的起源与工业化养殖毫无关系。早在1878年就已有了发生禽流感的记载，禽流感起源的时间可能远早于此时。科学研究已证实，禽流感来自野鸟，迁徙的水禽是禽流感病毒的自然宿主，对禽流感的传播起到重要作用，禽流感病毒亚型的地域分布与特定野禽固有的迁徙路线有关。

而禽流感之所以在中国南部、东南亚各国肆虐，与这些地方盛行家禽与人类亲密相处的非工业化的“亚洲养殖方式”有关。

在这些地区的农村，无数的家禽被放养在田间、池塘、河流和农场，使得它们有与携带病毒的野鸟及其粪便亲密接触、感染禽流感病毒的机会。不仅各种家禽混合饲养，而且与猪、牛、鱼混养。有的农场鸡舍就设在猪圈之上，鸡粪直接掉进猪槽中。

这种混养方式为禽流感病毒在不同种群之间的传播和变异创造了条件。与工业化养殖相比，散养、混养的传统方式不便于发现疫情，也不便于发现疫情后统一捕杀。

即便是亚洲地区的大型养殖场，也与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养殖不同，由于饲养密度太大、卫生条件太差和缺乏疫情监测，容易造成禽流感病毒在家禽间的快速传播。

在西方国家，人们只能从超市购买已屠宰、包装好的家禽肉，而在亚洲国家，在农贸市场购买活禽、当街或在家宰杀仍司空见惯，使人们容易接触到病禽而感染禽流感。家禽、家畜的粪便被当成肥料、饲料撒到田地、鱼池，之后作物和鱼类又被人们食用，这也是传播禽流感的机会。

因此，从野鸟、家禽、家畜到人，中国南方、东南亚各国比较完整地存在着禽流感的传播链，而且，流感病毒能在家禽、家畜和人之间来回传播，基因发生重组，容易产生能在人群中传播的新型流感病毒。

所以，与“动物保护”人士所设想的相反，如果要问禽流感的暴发能给我们什么警示的话，恰恰是要我们放弃与家禽密切相处的饲养方式和饮食习惯，过一种更为“文明”的生活。禽流感不是对人类文明的报复，而是对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的惩罚。

（选自《环球》2009年1月20日）

我的民富路线

时寒冰

次贷危机的爆发，使得我国一个长期被忽视的弊端清晰地展现出来，那就是民不富。由于民不富，无法产生足够强大的购买力，无法使潜在需求转化为实际消费，这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中国股市的惨烈下跌与此不无关系。

我认为，民富主要包括两层意思：

其一，形成稳固而广泛的中等收入阶层，使得中等收入者成为经济主体。从消费角度来看，中等收入者占据主体的国家，内需往往比较活跃。中等收入者是激活内需的最重要力量，在任何发达国家都如此。

其二，低收入者有稳定收入来源，受到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的保护。这种消除低收入者后顾之忧的做法，其实也是通向民富之路的一个重要途径。

但在现实中，我国的收入分配是向政府倾斜的。国家发改委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从资金流量核算结果来看，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国民收入分配出现了向政府和企业倾斜的现象，政府和企业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不断上升，而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持续下降。并且，政府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仍保持扩大之势。国际上通常的发展路径是，当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之后，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通常是上升的，这一趋势有加快倾向。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比2007年同期增长30.5%，增收7606亿元。而同期的GDP增速为10.4%，税收增长速度是GDP增速的3倍。

由于民不富，现在的股市、楼市缺少支撑，股市虽然经过多次强力救市政策，依然走不出低谷，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我国股市自2007年10月份开始的下跌，又使得一部分高价进场者损失惨痛，有人估算，刚刚形成雏形的中等收入群体，因此消失60%以上。这一估算是可信的。中等收入群体缩水，与股市的低迷形成了恶性循环，是股市走不出低迷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中等收入群体的缩水也意味着，如果房价下跌，很难有真正的需求能够支撑得了市场的抛压。

低收入者同样在股市的此轮惨烈下跌中受损，加之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低收入者的忧虑感进一步加重，这也是制约我国内需的一个重要因素。

我所说的民富中，为何只包括两大主体——中等收入者和低收入者呢？因为，高收入者尤其是少数既得利益者的暴富，进一步挤压了中等收入者和低收入者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对社会公平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都是不利的。

因此，中国股市要想走出低谷，中国经济要想摆脱金融危机的阴影，必须走民富路线。

经济学理论与美日等发达国家的实践都表明，一个国家人均GDP在1000～3000美元阶段，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消费结构的逐步升级以及社会结构的全面深化，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社会进步将面临难得的机遇。2003年，我国跨过了人均GDP1000美元的门槛，正在经历一个黄金发展阶段，应该使财富在分配过程中，向民众大幅倾斜。只有这样，才能让国民有钱消费。

在内需萎靡不振的今天，中国经济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上，在这一关键点上，只有当机立断，改变目前的国民收入分配机制，尽快实现民富，中国经济才能从金融危机的阴影中走出来。要做到这一点，关键要做好三点：

首先就应该大规模减税，因为减税可以促进社会投资，增加就业机会。其次，要削减政府的行政管理支出，为社会保障节约出更多资金。其三，要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只有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才能真正消除人们的后顾之忧。

（选自《中国商界》2009年1月21日）

北川政府110万购豪华车令人心痛

舒圣祥

一篇名为《北川政府110万采购豪华越野车》的帖子今日引发网友热议，帖子中展示的“北川采用工作用车中标公告”中显示，1月12日，北川县以110万元的高价购得丰田越野车。北川羌族自治县政府采购中心相关负责人向记者介绍，由于道路受损才采购越野车，110万元越野车在中标后并未购买。（1月22日《新快报》）

北川政府110万购豪华车令人心痛因为路不好所以采购越野车的解释，或许还可以相信；但是，北川道路已经被破坏到只适合开进口豪华越野车，则无论如何都是荒唐辩解。虽然在舆论压力下，北川官方已准备放弃购买110万元的豪华车，但这恐怕只是一种舆论公关策略而已。“北川110万元豪华车”只是整个灾区政府采购潮中一个引人眼球的细部而已。以绵阳购买的10余辆车来看，价格在50万元以上的轿车就有4辆，所有车的总价值超过400万元。汽车之外，谁又能知道在所有灾区政府采购行为之中还可能隐藏着多少令人心痛的惊人秘密？

经过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地震，北川已经永远不可能回到原来的北川，但“生活总要继续”，于是，一切又都回归正常了，无论是好的方面，还是坏的方面——其中，政府部门又以实际行动做出了“表率”。经历过炼狱苦难的地方，生活正在回归正常，本该多么让人高兴；可是，在伤痛尚未甚至永远都难以抚平的时候，为官者的官僚习气却首先“回归正常”了——你说，还有比这更让人心痛的“回归正常”吗？

和灾区人民一样，灾区官员需要从“震时状态”中解脱出来，但这种解脱决不是完全退步到旧时的官僚习气和状态之中，仿佛地震从来没有在这里发生过，仿佛自己从来没有经历过地震的洗礼。在“网络揭腐”已然成为一种现象的今天，“北川110万元豪华车”也许算不了什么，充其量只是反映了一种官场现象而已。但是，这种“回归正常”却令我们如此心痛，因为我们期待从巨大灾难走过来的他们会和他们不一样；可是，他们究竟还是和从前一模一样……

（选自《东方早报》2009年1月23日）

农村大学生比重为何少了一半

李龙

农村大学生比重为何少了一半“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80%，甚至还要高，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这是我常想的一件事情。”新华社1月初播发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署名文章，这是文中的一句话。

从全国范围来看，目前城乡大学生的比例分别是82.3%和17.7%。而在上个世纪80年代，高校中农村生源还占30%以上。也就是说，农村孩子在大学生源中的比例，30年来几乎下降了近一半。

到底是谁把农村的孩子早早地拦在大学门外？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思考。本来经济社会发展了，农民收入逐步提高了，农村孩子上学的机会多了，但事实却是他们上高职、上大学的比重下降了。一项研究显示，随着学历的增加，城乡之间的差距逐渐拉大——在城市，高中、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人口的比例分别是农村的3.5倍、16.5倍、55.5倍、281.55倍、323倍。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相当危险的信号。对于穷人来说，教育是改变贫穷现状的一个根本途径，因为教育可以缩小贫富差距，可以让所有人站在一个公平的起跑线上，可以推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人员流动。但是倘若我们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不断地拒绝穷人，无异于在剥夺他们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如此就容易陷入穷人越穷、富人越富的恶性循环。

当然，农村大学生比重的下降，其中有30年来城市化的结果。那些曾经是农村户籍的学生，在城镇化过程中，变身成了城镇居民，如此此消彼长，比例自然会变化。而就业难也是导致农村大学生比重下降的另外一个原因。不菲的学费，读完大学了却突然发现工作是那么的难找，出于最现实的考虑，很多农村家庭难免会重拾“读书无用论”的观念。

而在这些表象的背后，农村大学生比重下降折射的是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公，是城乡差距的日益扩大。我国独特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决定了农村在教育设施和教育投入上的远远落后。当城市集中大批优势教育资源，从师资力量到教育设施，大办示范性高中时，农村学校却不得不面临着师资流失短缺、教学设备严重不足的困难。再加上我们的教育表现出了向精英化倾斜的趋势，逐步冷落低收入贫困群体。教育一旦患上“嫌贫爱富病”，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农村学生不得不止步于高校校门之外。

教育公平本是最基础的公平，因为受教育权是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同时教育也以其巨大的力量而塑造公平。但现在教育不但没有起到缩小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的作用，反而因为教育资源的不公而拉大了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这不能不引起关注。也正是基于此，温总理在穷人经济学的基础上，曾经提出过穷人教育学的理念，“让所有贫困家庭的子女都能上学，真正享有受教育的平等权利”。可见，穷人经济学与穷人教育学之间，道理是相通的。

英国哲学家培根说过：“只要维持公平的教育机会，贫穷就不会变成世袭，就不会一代一代世世代代地穷。”如何维持公平的教育机会？首先要做到教育资源的均衡化，其次要增加农民的收入、加大对农村的教育投入，如此才可能抑制农村大学生比重的下降。

（选自《广州日报》2009年1月24日）

城乡分割的文明后果

秋风

没有看央视的春节联欢晚会，但从新闻中看到，似乎有一个节目，大连养牛大户刘仁喜和黑龙江种粮高手马广福与两位歌星飙歌。两位农民的演唱效果似乎不逊于两位专业歌手，获得观众最多掌声。这让人不由感叹：几十年的城乡分割制度，城市文明的损失也许不小于乡村。

关于上世纪50年代起逐渐建立起来、由一整套法律、政策所维系的城乡分割制度，人们谈论最多的是农民遭遇的不公平。确实，城乡分割的制度安排极大地拖延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损害了那些本应享有城市文明的农民的权益。城乡贫富差距过大，乃是中国经济结构的一大问题。今日为拯救经济启动内需而将目光转向农民，但城乡分割制度的恶果之一就是农民没有能力消费。

然而，一项制度如果是不公正的，它除了损害那些刻意安排的牺牲者之权益外，最终也会损害设计者刻意保护的群体的权益。城乡分割制度也使正在进行的城市化呈现出畸形，城市民众因而丧失了很多福利，比如城市房屋价格畸高，以及非常重要的一点：城市民众由此无法享受乡村文明的诸多果实。

有心人或许可以注意到一个现象：20世纪美国兴起的几乎所有流行音乐样式，无一不是渊源于乡村。“乡村音乐”自不用说，另一种十分重要的音乐样式——blues，也可说明问题。上个世纪初，很多音乐人，前年还在棉花地里吹口琴，去年乘坐火车到芝加哥在酒馆里表演，今年又出版唱片，走红全美，成长为巨星。他们从乡村带来的那种强悍的生命力，又影响了诸多音乐样式。而所谓黑人灵歌、雷鬼等等，似乎也都渊源于乡村。

在这里，城市、乡村的音乐——广而言之可以说是文明——双向自由流动，形成了一种良性互动格局。就事物的性质而言，也许是因为接触土地，接近神灵，在乡村，生命的直接流露就凝聚而成为原创的文明。当然，这种文明是粗糙的，但它可以给城市文明注入新鲜血液。在城市，这些原生态的文化样式会被精细化、雅致化，由此而普遍化为国民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进而它将回流乡村，使乡村的文明城市化，创造出新的样式。

回头再看中国，有过类似的故事。电影《梅兰芳》中那个看起来相当暧昧的角色——邱如白，原型是齐如山先生。齐先生是河北高阳人，高阳曾经是北方昆曲的一个中心。光绪皇帝的父亲醇亲王在高阳有田地，他的府里办有两个昆曲戏班，招收的艺徒多为高阳境内自己田庄人家的子弟。王府戏班解散，艺人们回到老家高阳，昆山腔才与地方语言、曲调结合，形成了北方昆曲。据齐先生说，当地几个村庄，学戏者很多，经常演戏，以至于村里的狗叫，都有高腔味儿。北京的北方昆曲剧院上世纪50年代建院之初的不少名角儿，系出自高阳。

这故事今日听来如天方夜谭。自50年代以来，城乡之间的法律、政策壁垒高高筑就，农民的昆曲唱得再好，因法律限制也无法进城演出，只能在乡村里低水平地循环。而乡村是无法支持高水平之演出的，于是，乡村的戏曲日益粗鄙化，甚至最终消亡。高阳的昆曲就面临着这样的命运。反过来，城里人只能听政府养活的剧院的演出，因为缺乏乡村艺人的竞争，因为缺乏新鲜血液的补充，这些剧院的艺人的技艺日益退化。

不论古今中西，城市文明只要与乡村脱离，都会倾向孱弱、败坏。有朋友在一个京剧论坛上，用“中怯”一词形容当代舞台上所见的京剧演出之基本特征。这似乎也是当下中国流行音乐的现状。唱歌、唱戏的艺人们缺乏最基本的本钱：嗓子。他们普遍声音微弱，有气无力，矫揉造作，离开麦克风唱不了歌或戏。这并不奇怪，与乡村隔绝的城市的文明，必然是退化的。

自然，在田间地头，人们依然可以听到很多雄浑的嗓子，有令人兴奋的音乐。但在城乡隔绝制度下，音乐市场也是分割的，这些具有音乐天赋的人士无法组织民间班社进入城市，因而没有渠道提振城市音乐的精、气、神。

可以说，在城乡隔绝的制度安排下，文明无法在城乡文明之间双向自由流动，城市、乡村都陷入文明的贫瘠状态。一方面，乡村文化缺乏城市文明的滋润，趋向于枯萎、粗鄙；另一方面，城市文明缺乏乡村文明的补给，趋向于孱弱、造作。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广阔的乡村本来是他人应当羡慕的，是文明具有生命力、创造力的优越条件。不合理的制度却使得现代文明仅仅局限于与土地完全隔绝的城市而先天不足、后天失调。这样的城市也根本没有带动乡村文明演进的能力。因此，为中华文明之长远前景计，也该立刻彻底废除城乡分割的法律、政策体系。

（选自《南方都市报》2009年1月31日）

新闻开放与社会扁平化

鄢烈山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的著作《世界是平的》，在中国很畅销。所谓“世界是平的”是说，始于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全球化进程，从表明地球是圆的，持续进行到今天，由国家、公司到个人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角，不同种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通过互联网轻松实现了自己的社会分工，正在抹平一切疆界，世界变平了，人们之间的距离日益显得微不足道。他描述的是“同一个世界”的发展大趋势。

那么，什么是社会的扁平化呢？人类社会的扁平化，就是实现人类大同，这是人类社会的“同一个梦想”，亦即“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或叫“普世价值”。人与人之间（更不论国与国之间）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都是自由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所谓“共产主义理想”、“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激励人们奋斗的无非就是这个价值目标。

实现社会的扁平化，需要诸多手段和条件。比如，推进村民自治、居民自治、行业自治，发展非营利性的公益组织，促进公民社会的成长，放手让公民实行自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等。不论是汶川大地震的倾情救助，还是北京会的成功举办、志愿者的参与都生动地表明，中国民间蕴藏着一股巨大的能量，可以有效地参与中国社会的治理。无疑，新闻开放是实现社会扁平化的重要途径和条件之一。

新闻开放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对外开放，一个是对内开放，合起来就是一个“不分内外”的全面开放。不论对外对内，新闻开放其实是中国社会发展不可逆转的大趋势。从“大历史”的角度讲，世界潮流不可抗拒，与其被动卷入不如主动做弄潮儿。由30年的国史观之，“改革开放”伊始就两位一体不可分；当年中国选择加入WTO也有以开放“倒逼”改革的意思；在“中国制造”满世界的今天，更是“开弓没有回头箭”。参与全球化的经济分工，不可能只让商品流通，而不让信息流通，或者只让某些自己认为“正面”的信息流通——天下没有这样一厢情愿的好买卖。

信息化时代已经来临，网络、手机等新媒体还在迅猛发展中，要想控制新闻信息的传播，成本会越来越高，最终会被证明根本不可能。除了全球化的经济和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还有一点也同样重要，即：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很多人有了国际视野，农民工见识也广了，很多人的文化程度得到提高，甚至在涉及征地、拆迁、讨薪等切身利益和人身安全范围内不分文化程度高低，公众的权利意识普遍高涨，人们要求反特权反腐败、实现社会公正的诉求会日益强烈。这种内在动力，驱使人们想方设法利用一切可能的渠道和手段向国内外发布新闻，以期引起外界的关注。这就是我们的社会管理者今天必须面对的现实。

新闻开放对于普通民众，自然也有一个改变新闻观念的问题，比如传统的“家丑不可外扬”、批评就是抹黑等等，但总的来说，他们是求之不得。对于公开政策法令、公开集体账本和官员财产呼声很高。农民也知道找媒体“上访”，重庆“最牛钉子户”甚至找外国媒体来采访，“制造舆论（压力）”。

然而，在当下中国，主动的新闻开放的程度，还取决于掌握公权的人们。妨碍新闻开放在官员中大致有以下三种情形。

一种人是冥顽不化，死抱住“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专制主义皇权传统不放，他根本就反对平等、自由、民主、法治等社会扁平化的现代思维。但是这种过气人物是上不了台面的，与人民当家做主、追求社会公正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悖，也与中共中央关于实现“四大民主”、保障公民四权（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承诺性政策目标相反，所以师出无名，不可能得人心。

第二种人较多，主要是担心新闻开放会失控，影响社会稳定。新闻开放需要有个渐进的发展过程，但这种担心从根本上讲是过虑。要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是不愿中国乱的。去年的“3·14”事件、四川震灾和北京奥运一再证明，中国民众是爱国的，对于诬蔑中国的不实报道他们会自发地抵制。对外的新闻开放有助于改变西方人对中国的成见和偏见（比如对西藏民主改革前的历史和发展现状的不了解）；对内的新闻开放，比如瓮安事件的解决，是消除了不稳定因素而不是加剧了社会冲突。反之，“管控”媒体和信息传播，“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三聚氰胺事件中国人丢了里子又丢面子正是如此。

还有一种人，阻挠新闻开放不是观念问题而是利益所系。他们似封建领主，一掌遮天，卖官鬻爵、贪污受贿刮地皮，哪管当地洪水滔天，或者为了出“政绩”升官，至少是逃避问责。总之，为了维护他们的特殊利益，而倒行逆施，不择手段地封锁真相，打击一切妨害其安全的人。掩盖灾难和民变，迫害举报人致死，这样的“新闻”报道已有太多，而且还在继续发生（如去年8月初的山西娄烦村民被埋事故，8月28日《暸望东方周刊》报道《娄烦：被拖延的真相》被“消音”，直到后来温家宝总理批示之后才被调查处理）。新闻开放正是这些“独立王国”和“土皇帝”坐大的克星。

可以相信，不论新闻开放还是社会扁平化都是中国发展的不可阻挡的趋势。

（选自《中国新闻出版报》2009年2月2日）

对伪专家广告该依法惩罚了

展江

宣传某糖尿病药品医学专家“孙仕友”、推销纪念钞的钱币专家“孙云”、某理疗广告中的北大客座教授“张国行”、北京协和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吕青”……这些电视广告中的专家虽然身份和姓名截然不同，但实际上是同一个人。近日，一则名为《电视广告中出现的相貌一样名字不一样的一群骗子》的曝光帖走红于各大论坛，最少的“专家”也有过两次“变脸”。（2月4日《新京报》）

这种行为对社会的危害随着问题的暴露而彰显。接下来，公众期待的自然是如何处罚了。令笔者担心的是，尽管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法制建设成绩不小，“依法治理”已成为常见口号，然而对于媒体（包括传统媒体和新媒体）有关行为的处置并不经常依据由国家立法机关通过的正式法律，而是打着“依法”的旗号以“……的规定”、“……暂行办法”之类行政部门性规章加以惩治，在适用法律方面往往是空置的，这与依法治国的本意相去甚远。当然这也凸显了为传媒专门立法的重要性。

不过这次是一个例外。中国目前虽然还没有专门针对发布广告的媒体法律，但早在1994年10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就已经对虚假广告的相关责任方进行了规定。《广告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利用广告对商品或者服务作虚假宣传的，由广告监督管理机关责令广告主停止发布、并以等额广告费用在相应范围内公开更正消除影响，并处广告费用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对负有责任的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没收广告费用，并处广告费用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依法停止其广告业务。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据此，广告主、伪专家和相关媒体的民事责任是非常清楚的。

笔者推算，由于“伪专家”虚假广告情节严重，处以广告费用五倍的罚款是可能的；而由于播出时间长，播出媒体多，某个伪专家代言的数则广告费总数的五倍可能高达数千万元，加上以“等额广告费用在相应范围内公开更正消除影响”，那一定是一个大数目。除了广告经营者之外，荧屏上的代言者也应是主要处罚对象，伪专家如果被处罚，可能要“大出血”数百万元。而一旦追究其刑事责任，根据《刑法》控以诈骗罪将是可能的。

当然，认定诈骗数额将是相对困难的，因为要对有关企业的销售业务中将通过伪专家广告实现的销售和其他销售逐笔加以甄别。为了维护处于弱势地位的普通消费者的利益，根据《广告法》，作为广告监督管理机关的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而不是新闻出版和广播电视管理部门）理应承担上述举证责任，并移送检察机关，由后者提起公诉。

但是，这么一部难得适用于媒体领域的法律近年来却往往被束之高阁。在本文开头所引的记者的报道中，被提及的是下列规章：《药品广告审查发布标准》、《药品广告审查办法》、《关于进一步禁止和取缔利用公众人物、专家名义作疗效证明的药品广告的通知》。在笔者看来，现在是改变那种“架空”法律、还法律以威严的时候了。

（选自《新京报》2009年2月5日）

中国版限薪令

余丰慧

财政部办公厅日前向各有关单位印发了《金融类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这份被称为中国版限薪令的《办法》明确规定，国有金融企业负责人最高年薪为280万元人民币，且该薪酬为税前收入，要依法交纳个人所得税。根据这个《办法》，金融企业负责人薪酬，由基本年薪、绩效年薪、福利性收入和中长期激励收益构成。金融企业负责人基本年薪的最大值为70万元人民币，最小值为5万元人民币。绩效年薪与金融企业绩效评价结果挂钩，以基本年薪为基数，其绩效年薪一般控制在基本年薪的3倍以内。由此得出，金融企业负责人总薪酬不应大于其对应的基本年薪的4倍，其最大值为280万元人民币。

有媒体报道说，相关业内专家表示，中国可以效仿美国实行“限薪令”，国内金融高管年薪不得超过50万元人民币。无论是280万元还是50万元，都必须有说服力，有令人信服的依据、根据和理由，而不是拍脑袋瞎猜一个数据。

美国普通职工年收入在3万至5万美元左右。金融高管50万美元年薪相当于普通职工的12.5倍；德国普通职工年薪在3万至5万欧元左右，德国金融高管限薪在50万欧元，也相当于12倍左右。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中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24932元，乘以12.5倍，则中国国有或者国有控股企业高管最高年薪不应超过31.25万元。

我们说要坚决防止脱离国情、当前经济形势、行业发展以及自身实际发放过高薪酬。防止脱离什么的国情呢？有三个数据可以表达：2007年中国农民年纯收入平均为4140元，城镇居民年平均纯收入为13786.2元，中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24932元。这就是收入上的基本国情，高管年薪不能脱离这个国情。当前经济形势，从外部看，金融危机尚未见底，从国内看，经济下行风险仍然存在，裁员、就业压力巨大，金融企业高管的薪酬必须考虑这个国内外经济形势。

有几个问题必须澄清：国有以及国有控股金融企业的董事会以及薪酬委员会没有权决定董事会成员以及高管年薪。董事会成员以及高管年薪应该由股东代表大会决定，也就是说应该由能够代表国有资产的代表决定。而代表国有资产应该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而不是企业内部的董事会。类似平安集团那样虽然不是国有以及国有控股企业，但国家也参与有股份，因此，应该比照执行。其他上市或者股份制金融机构应该从维护股东、股民利益，防范金融风险角度，限制高管高薪。

（选自《上海证券报》2009年2月10日）

阻止乡村在文化上的消失

秋风

经济衰退，首先受到冲击的是那些在沿海外向型企业就业的农民工。很多人指望，返乡农民工在乡村创业。然而，这种创业难上加难。因为，乡村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

大多数古代文明是从农业、从乡村开始。所以，在所有成熟的古代文明，对于乡村生活不吝赞美。

比如，古罗马、古代中国、近代英国，都有“田园诗”这样的文体。知识分子即便生活在城市，对乡村也充满了美好的想像，不乏真诚的向往。

这一点是一个常识，毋须多说。然而，大多数人可能忽略了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事实：在两个最为稳定的现代国家，英国和美国，乡村并没有随着现代化进程而隐退。最著名的故事有，美国前总统卡特拥有农场，似乎是个花生种植者。刚刚卸任的布什总统接待外国政要的最高级待遇，是邀请其到自己在德克萨斯州的农场、牧场共享烧烤。

由此隐约可以看出，乡村始终是美国国家精神的一个隐秘根基。美国的确够现代，繁华的纽约城、加州的软件园、华丽的好莱坞，令世人羡慕。然而，在所有这些现代场景的背后，还有一个广阔的乡村，并且，它始终在国家生活的所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举其大者，在美国制宪过程中，乡村向美国宪法注入了自由、个人责任、限制权力的精神。二十世纪以来，乡村不断向美国政治注入保守主义的刺激力量。乡村向城市不断传送文化资源，比如，过去一百年美国几乎所有流行音乐样式都渊源于乡村。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美国人的政治理念、价值观念、文化生活、社会结构，决不是由现代的城市单方面决定的。城市也许是美国的文明之花，乡村却是美国文明深植的树根。美国确实十分现代，但美国也保留着强烈的乡村性。提起乡村生活，美国人多的是羡慕。正是这一点，让美国精神始终与大地保持着有机的联系。

本来，中国有更多的条件在国家结构中保留这种乡村性，从而拓展出宏大的文化场景。不幸的是，过去一百多年来，种种畸形的理念逐渐淡化了乡村：乡土社会是愚昧的、落后的，城市才是先进的、文明的。一些时髦学者告诉人们，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就是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农业社会的价值观念注定了不能适用工业社会的需求。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全民彻底抛弃农业社会的价值观念，全盘拥抱城市文明。按照这样的理念，有些城里的知识分子忙着给农民送去他们自己觉得先进的城市文化。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有些时髦的“理论家”又编造了一大套现代化就是城市化的神话，今天，有些政府正忙着拆除那些承载着深厚文化价值的传统村落，把农民赶上空洞的现代楼房。

这样，通过各个学科的思想、学术，中国思想界、知识界、文化界成功地编造了一套神化城市、歧视农民、蔑视乡村、全面改造乡村文明的意识构架。这种意识构架透过无孔不入的思想灌输体系影响到所有人。乡村被贴上了落后的标签，农民被打上了落后的印记。城市人口因此而产生了一种无端的傲慢，乡村民众也接受了这种意识构架，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文明只有自卑，他们生活的唯一目标就是尽快、永远逃离这落后、愚昧之处。由此，文化意义、文明意义上的中国乡村不再存在了。

然而，如此全身心拥抱城市文明的意识构架，最终却落了个两头空：城市文明孱弱无力，乡村文明凋敝流失。乡村社会严重地空心化，伴随着人员向城市的单方向流入，乡村的文化资源迅速流失、灭绝。这些乡村流入城市的人口也没有向城市输入新鲜血液，他们没有成为文化的缔造者，相反，乡村社会具有生命力的文化由于偏见的压制而耗散于空虚之中。

中国文明面临的最大挑战也许就是：怎样保存乡村社会仅存的一点根脉，进一步复兴它，让乡村在文化上、在人们的价值观中、在共同体的精神结构中恢复其应有地位。

（选自《华商报》2009年2月11日）

拉动经济不能仅靠政府

周其仁

未来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我们常常不能完全看清楚。因此，需要从过去的经验中汲取力量。这一波经济大势的变动史无前例，但是，经济下行的挑战过去也遇到过。例如，1997年以后中国就提出过“保八”。过去的经验对今天特别有意义的地方，就是不能仅靠政府拉动经济。因为无论出手几万亿，对今天中国的经济规模都是不够的。当然，政府发债加上银行信用，可以推动基础设施建设。但是，无论修成了多少基础设施，最后上面要有车跑，才有持续的经济增长。

所以，还是要两手并举：一手是积极的财政政策，针对未来的增长瓶颈启动投资；另一手就是体制性政策，以改革激发经济活力，使修起来的路上很快就有车跑。中国还是转型经济，除了使用像发达国家那样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要更多地考虑体制性政策。

从这个角度来看，今年的经济有如下几点值得考虑。

第一，还是要更充分地发挥相对价格配置资源的作用。经验表明，价格管制即使在高通货膨胀时期也是错误的，因为那仅仅管住了“温度计”，却并不能管住“温度”——那要靠控制货币供应量。

在任何情况下，价格管制总是扭曲经济行为。因此，政府已宣布终止临时价格干预措施是非常重要的。为了振兴产业，还要干脆利落地消除前几年“抑制过热”政策中所有价格管制和变相管制的措施。

更要看到，问题不单单是一般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像汇率、利率、资源价格有更重要的功能，要在这些领域让价格机制发挥更大的作用。灵活的相对价格反映供求，可以帮助产业界和企业发现机会、及时调整投资和经营的方向。

第二，是税收。目前的政策措施里面，已经包含了减少部分增值税的内容，这是对的。但减税的力度远远不够。要是春季后景气低迷进一步加剧，不妨考虑更大幅度的减税措施。

要算清一笔账：究竟是等企业垮了以后搞社会政策救助，还是先采取减税措施让能撑下去的企业尽可能撑下去？我认为，后一个办法更好，那就要把明显偏高的增值税砍下来一块，因为等更多企业撑不住时，做起来就比较麻烦。减税不光是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消费所得税等，都要考虑大幅度地减。此外，进口税能免则免，否则，顺差绝对量还有增加，不是好事情。

第三，虽然总的讲现在信心不足、投资不足，但同样明显的是国内还有很多高利润行业开放不够。不是民间没有力量或没有兴趣，而是开放不够。应该把上一个“保八”时期开始的打破行政垄断的市场开放文章继续做下去。当时，因为中国要加入WTO，在电信、民航、电力这些大行业进行了某种程度的开放与改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很大。现在看来，这些领域以及医疗、教育、文化等领域的市场开放还有很大空间，有很多潜在的投资机会，问题是不准入，谁也没有办法。

有行政垄断因素的大国企的改革，首要的不是利润上交，不是降低高管薪水，而是开放市场准入。因为这些部门超高的利润和福利薪水等，根本上是市场开放不够之果。

前几年国务院有“非公经济36条”的规定，规定非禁即入，但过去的宏观环境实际上没有提供认真执行那个文件的条件，应该利用这次低迷的机会，把行政垄断行业的市场开放文章做大，重新激发企业家精神。

第四，2004年以来，由于汇率机制引导的出口过旺，调控政策的重点就集中于抑制国内产业的产能和投资。开始是三大过热行业，后来又是九大过热行业，再后来调控房地产，这扩大了行政审批和行政控制。

现在，必须加快反向操作，解开那些可以解开、也必须解开的体制性绳索，鼓励生产、鼓励创业、鼓励投资。

中国的改革是逼出来的，这是过去30多年基本的经验。轻轻松松就高速增长、财政收了很多钱、企业账面光鲜、投资人大赚快钱的时候，即使喊改革也不容易有行动。当下的困难可能推进改革，今年的中国应该在改革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

（选自《人民日报》海外版2009年2月11日）

我支持取消文理分科

朱永新

最近，由于正在公开征求意见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当中，涉及了中学阶段文理分科该不该取消，文理分科再次成了人们热议的话题。

这个本来属于常识性的问题，由于涉及众多考生及其家庭的切身利益，在各种调查中竟难分伯仲。其中，反对取消文理分科的理由主要有两条：一是认为中学生的压力现状不允许高中取消文理分科；二是认为文理分科反映了术业有专攻，教育应因材施教。

这两个理由本身是可以讨论的。首先是关于学生的课业负担与学习压力的问题。主张不取消中学文理分科的人认为，现在学生的课业负担已经够重了，如果取消文理分科，把六门功课变为九门，学生的负担会更加重。

其实，学生的课业负担与学生学习多少门课程并没太大联系。在这样的应试教育体制下，即使只学习一门课程，同样可以把学生搞得天昏地暗。学生的学习负担往往不在于他们学习多少门课程，而在于他们对这些课程有无兴趣。学生自己感兴趣的东西，绝对不会成为他们的负担。

问题在于，我们忘记了课程本身的意义。为了应付高考，我们不断加大学科的难度，不断扩大课程的知识容量，而忽视了课程的价值要素。大部分学生成为尖子生的陪读生，从而丧失了学习的激情与兴趣。

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降低学科的难度，加大学科的价值学习力度，解放大部分学生。真正吃不饱的学生可以借鉴国外的做法，利用假期选修大学的课程。其次，全面推进新课程关于必修课加选修课的规定，调动教师和社会资源，开设校本课程和地方课程，让学生有更多的选择机会。

第二是关于全才与专才的问题。反对取消文理分科的另外一个重要理由是，认为一个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学习的最佳时间也是有限的，面面俱到培养全才，只能浪费学生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抹杀学生的个性。

这个看似合理的观点，其实设了一个很大的陷阱。首先，从多元智能的观点看，绝对不能把学生的才能简单划分为文科或者理科。根据加德纳的研究，人的智能至少可以分为语文、逻辑数学、空间、肢体运作、音乐、人际、内省和自然探索等方面，其中又有交叉派生的新的组合。

其次，人的特殊才能、人的专业素质，是需要各种舞台、各种机会去展示、锻炼、发现的。钱伟长考清华大学时，是以文史见长的，其中历史得了满分。但他大学二年级时改学物理，最后成为一代宗师。在国外，大学生一般在第三年才开始选择专业，而且读研究生往往再改变专业，很少像我们这样“从一而终”的。这样，人生就有各种的可能性。

再次，文理分科也不利于专才的培养。过早分科，看起来让学生“术业有专攻”，有更多的时间学习专门的知识，更容易早出成果。其实不然。梁思成曾呼吁要走出“半个人的时代”，就是认为文理分科不利于人才的成长。钱学森也指出，“科学与艺术是相通的。人为地搞文理分科，对培养面向未来的人才，可以说有百害无一利。”真正的大师，大部分是文理兼容的。

最后特别需要提出的是，文理分科是教育的一个重要问题，但并不是这一次教育中长期发展规划中最重要最紧迫的问题，其中教育公平的问题，农村教育的问题，学前（幼儿）教育的问题等，都需要像对待文理分科问题一样，发动全社会的力量深入研究讨论。

（选自《新京报》2009年2月14日）

“购房落户”疑似倒卖户口

倪小林

近日媒体报道称：从地处西南的成都、重庆，到东部的山东、天津、杭州，近期都不约而同地推出了购房落户政策，有的还采取了降低原有户籍政策门槛等诸多方法。有的学者建议，在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也应采取此办法刺激楼市。

不过，笔者以为把房地产促销捆绑在户籍制度上，会引发一系列的后遗症。

首先，房地产市场的问题比一般商品市场要复杂很多，它是居民添置固定资产，和买一两个大件商品完全不一样，眼下房地产销售受阻的原因很清楚，主要是因为价格过高，再加上金融危机的影响，个人收入预期不明朗，居民储蓄愿望增加，购买欲不强。要激活房地产销售市场，关键还是要在价格和刺激消费上做文章，而不应该把重点放在户籍上。

众所周知，中国户籍制度的二元化管理本来就存在着先天缺陷，不利于促进社会公平，不利于人才流动，不利于城市消化吸收农业人口。这些年来，对户籍制度进行改革的呼声日高，各地户籍管理在原有基础上都有不同程度上的松动。如果把购房作为落户前提，就等于把因户籍制度产生的不平等当成促销手段，这本身就是在强化户籍管理的不平等，是与户籍改革的大方向背道而驰的。如果买房子可以送户口，那么户口显然就成了商品，这几年各地都在打击倒买户口现象，难道现在政府自己也要参与非法的户口买卖吗？

按照现有制度，购房与落户是两个不搭界的事情，如果这次把落户当作购房优惠条件，明显是要用价格杠杆充当城市人口新的准入方式，即有钱就可以成为大城市公民，没钱就只能安于原来的农业户口或小城市户口。

有调查数据显示，上海、北京、广州等全国9大城市目前积压了2006年到2008年在建的库存商品住宅约3800万平方米，市场人士分析消化这些市场库存平均要9个月。假如以落户为前提，销量有可能会增加，那时或将有大批的购房人因此进入大城市，这对于目前人口膨胀、资源紧缺的城市将形成新的就业和能源压力。这一点，在以前一些城市将房子与落户相联系时，已经得到验证。

如今房地产价格是高是低争议还很大，供需之间到底是需求不足，还是价格过高抑制需求，人们的看法并不一致。如果为了抬起房价，采用一些违反房地产市场规律的做法，非但对房地产市场不利，还将可能引发新的经济纠纷。希望相关决策部门在设计政策时，能够充分考虑政策的可行性，并考虑政策是否公平合法。

（选自《新华网》2009年2月16日）

经济危机中的失业链条

孙立平

世界性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人们普遍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金融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危机会不会传导到社会，会不会导致社会危机的发生？这当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失业。可以说，失业是经济危机转化为社会危机的最基本链条。茅于轼先生说过，如果不是因为失业问题，经济危机本身其实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在一次论坛上，有的学者对于就业问题甚至用了这样的说法：人们在买房子的时候，强调的是地段、地段、地段，而在经济危机中，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就业、就业、就业。而失业问题在中国还有一层独特的含义。因为目前在中国发生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国际金融危机引爆的传统生产过剩危机，问题主要是集中在实体经济的层面，特别是那些低端的、面向出口的、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这就意味着，同样程度的经济问题，在中国引起的失业问题会更为严重。

金融危机中的失业问题是发生在我国就业压力本来就很大的背景下。数据显示，2009年我国需要安排就业的人数达2400万人。其中包括1300万全国城镇新增劳动力和800万下岗失业人员，此外还有300多万其他人员需要等待就业安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报告表明，城镇失业率已经攀升到9.4%，是官方数字的两倍。有学者甚至认为，实际的失业率可能比上述数字更高。金融危机的冲击，无疑会为这种状况雪上加霜。

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农民工和大学毕业生已经成为就业形势转差的两个最大受害群体。2008年6月以来，在珠三角和长三角等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许多工厂倒闭，大量农民工待业或返乡。实际上，沿海地区大量出口企业倒闭、农民工失业早在全球金融危机大规模爆发前就开始了，其主要原因是美元下跌、人民币升值，出口退税取消，尤其是实行紧缩货币政策后，企业贷款紧张等。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冲击发生后，形势进一步严峻化。据估计，在2008年底，返乡农民工的数量有可能超过1000万人。此外，大学生毕业后就业难，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问题。2009年应届高校毕业生将达到610万，加上历年没有就业人员，超过700万毕业生需要解决就业问题。

白领或中产阶层的失业问题看似不如农民工那样集中，规模也不如前者大，但由于这部分人在社会中独特的位置，其失业造成的社会影响可能会更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白领或中产阶层失业的特点之一，是其失业过程中造成的职位不稳定感和职业不安全感远远超过实际的失业状况，因此，这部分人失业带来的职业恐慌和信心危机，将会是更为严重的，并可能由此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想首先提出两个分析性的概念，即“削底式裁员”与“削边式裁员”。在由金融危机导致的企业裁员中，这两种裁员是有很大区别的。所谓“削底式裁员”，是指被裁减的是底层的一线工人或下层职员。而“削边式裁员”，则是指不同层次的就业职位基本按照同样的比例裁员，在这种裁员中，高管、中层管理人员要和下层职员甚至一线工人同样面临失业的威胁。在人们一般的想像中，可能会觉得金融危机中的裁员或失业会以削底式的方式进行，但从目前已经发生的情况看，更可能的是以削边的方式进行的。因为一个高层或中层管理人员的工资要相当于很多个下层管理人员或一线工人的工资，裁减中高层管理人员能更有效地减少企业费用和工资成本，而且在底层人员被裁减之后，处于过剩状态的中高层管理人员被裁减就成为必然。去年年底的一则报道题目就是《美国银行裁员之刀伸向高管》。据美国的一项调查表明，56%企业高层预期来年裁员，47%员工忧虑失业，25%人开始翻阅招聘广告或更新自己的履历表，为可能面对的失业做准备。甚至有人开玩笑说，危机时期千万不要要求提薪，因为薪金高的人更容易被裁掉。特别是在金融危机中，往往是整个企业倒闭，而在整个企业倒闭的过程中，无论哪个层面上的人都不可能幸免。

“削边式裁员”导致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逐级踢下效应”的形成。即一个位置较高的专业人员的失业，会导致逐级向下顶替，当然这种顶替往往不是发生在企业内部，而是发生在企业之间，特别是不同层次的企业之间。这意味着一个上层的就业岗位的失去，可能会导致若干个岗位上人员的更替。换言之，在这样的失业中，由失业造成的工作不稳定性要远远大于失业本身，由此形成的工作不稳定性的预期会由此而大大放大。形象地说，最终就业位置每减少1个，可能会有10个人经历短暂失业或工作变动，100个人产生工作的不安全感。在这种情况下，职业的不安全感就会产生，甚至形成大范围扩散。与此相联系的，就是社会信心受到沉重打击。在中国，由于中产阶层家庭负债率普遍偏高，许多人都有大笔的房贷需要按月偿还，因此，工作不稳定性带来的影响将会是巨大的。

正因为如此，各国政府在应对经济危机的时候，一个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就是如何保障就业，至少使失业问题不至于过分恶化。在中国政府不久前出台的系列性应对措施中，其中之一也是要解决就业问题。

一般地说，失业问题的严重程度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人口结构以及每年进入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二是经济增长的速度。有专家曾经根据各国人口构成的情况，以经济增长能保证劳动力就业增长的需要为依据，界定过各国经济衰退的临界点：中国8%，印度6%；其他发展中国3%-5%，欧美等发达国家0%。人口老化严重、劳动力数量在减少的日本，轻度负增长不算衰退。在国内，也形成了这样一个普遍的共识，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一定要保障在8%以上，否则失业问题就会恶化。有一种说法，经济增长每下降1%，就将增加约千万失业人群。因此，保增长就成为应对失业问题的最重要的措施。

但是经济增长与就业的关系，并非仅仅取决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同时也取决于经济增长的模式。有时后者的影响甚至更为重要。因此，8%的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并不存在固定的关系。有数据显示，在不同产业部门增加边际投入1万元，能形成的就业机会是不一样的，商饮业可以带动就业0.247人，而包括金属制造、电力、机械制造、化工等在内的重化工业都在0.05人以下。有经济学家认为，修一条地铁投资50亿元，能提供2000人就业就已经不错了。类似的，修高速公路、铁路、水电站、核电站这些都一样，都无法创造大量就业岗位。相反，加强对创业和中小企业的资金、政策扶持则意味着创造很多就业机会。因此，如何将应对金融危机、保增长的措施真正落实到扩大就业上来，是目前迫切要解决的问题。

（选自《经济观察报》2009年2月17日）

白血病患儿“幸好遇见总理”暗藏几多无奈

刘克军

河北人李贵树夫妇因为没钱给患白血病的孩子李瑞治病，决定放弃治疗。后来，他们在天津火车站巧遇温家宝总理并获救助。17日，国务院工作人员专门来医院探望李瑞，将募捐的1.5万元现金交给李贵树夫妇。其中，温总理捐了1万元现金。李贵树在接受采访时激动地说：“幸好遇到了总理。”

李瑞是幸运的。可以预见，有了温总理的关心，有了国务院的捐款以及医院各方面人员的努力，医疗费什么应该不再是压在李贵树夫妇心头的巨石。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们可以像李贵树夫妇一样感叹，“幸好遇到了总理”，是总理救了李瑞的命。可是，当我们感叹“幸好遇见总理”的同时，内心深处总还会有一个抑制不住的声音：假如李贵树夫妇没有与总理的这次偶遇，他们是不是就应该和他们一样认命呢？我知道，这样问有些残忍，但却是我们不得不去直面的事实。与此同时，与李瑞一样患有白血病而无钱医治的儿童又何止几百、几千人呢？

早在2006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妇女联合会主席梁豫秦就曾提出建议——卫生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应牵头研究制定儿童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确立儿童医疗救助机制。她在提议中指出，中国现有的400万白血病患者中，有50%是儿童，并且这个数字还在以每年3万至4万的速度增长，而巨额的医疗费用使得全国白血病患儿的住院率仅为10%左右，每年有10%的儿童白血病患者因治疗不力而死亡。显然，他们不可能都有李瑞这样的幸运和“好命”，也不可能指望媒体、个别企业和社会爱心筹集的“杯水车薪”。如果我们有心计算一下，这该是多么触目惊心的悲剧啊：每年几十万条生命在绝望中消逝！

这些年，也先后有一些省市将白血病救助机制纳入了地方政府的议事日程。以上海为例，截至2006年，上海有2万多名患有白血病的儿童得到了约5000万元的救助，白血病治愈率超过80%，起到了很好的救助效果。与此同时，北京、成都、重庆、郑州、镇江以及江苏等地相继建立了各类救助机制，但多因资金等各种问题，被迫搁置或暂未见到明显效果。

资金难以筹措是事实，但这不能成为漠视生命的理由，只要卫生和劳动保障部门真正愿意牵头，办法总比困难要多。梁豫秦代表曾提议，由卫生部、红十字会等部门牵头，建立全国联网的“0～18周岁儿童医疗互助基金”，这是一个理想的渠道。当然，各地也应该因地制宜，引导社会团体、慈善机构、个体善款都来积极关注救助白血病患儿，政府应该积极建立相应的制度，并将其纳入社保体系，如此，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白血病患儿的救治难题。

儿童是祖国的未来，对于他们生命的保障，制度永远比“幸运”更为现实。

（选自《西安晚报》2009年2月19日）

等贪官自毙的路，实在是太长了

五岳散人

日前，卫生部健康教育首席专家洪昭光应邀到广州举办健康讲座，不时引经据典，谈论贪官命短的话题。看到“人越腐败，死得越快”这个论断，未免稍微有些快意：原来贪官的寿数都不算长啊。所谓多行不义必自毙，在卫生部的健康教育专家口中得到了证实。这结果更是证明中国那句老话是正确的。

只是历史研究者黄仁宇说过，中国是个缺乏数目字管理的国度，笔者因此详细看了看论据里的数字。结果发现有些数字实在是太挑战我的想象力了。比如说这位专家举例云：曾有人对16名腐败官员做跟踪调查，当时他们平均年龄41岁。十年后，16人中15人得病，不少人是癌症，病死的有6人——这十年到底他们是还在继续腐败呢，还是已经到了监狱当中？要是到了监狱当中的话，这不像是说贪官恶有恶报，而是抱怨监狱管理不够人性化。要是还在贪腐中，您能想像为了一个社会学研究而放过这些贪官——而让他们继续干了十年，最后暴毙于工作岗位上？

还有这么一句话也作为论据说了出来：“前不久，我给某位被‘双规’的高层官员看病。几个月前他还红光满面，很健康。可这时，他面容消瘦，精神不振，判若两人。”我们知道，确定相关性在科学上是容易的，确定因果关系是很困难的。要是某人被“双规”了还能红光满面的话，这人的神经之坚强都可以超过那头“猪坚强”了。而且人的寿数实在是很难说的事，要多少钱才能让这帮人暴毙于位呢？或者我们反向推论一下的话就会发现，如果按照贪腐数字来反过来计算，某些贪官的寿命基本上可以与天地同寿了。

我个人更多的是把这条新闻当作一个类似于《三言二拍》的故事来看待。原因也无外两条。其一，这些所谓的数据并不算具有足够的说服力，即使证明了贪腐确实可以短命，在这些人看上去短命的过程中，给老百姓造成的伤害已经足够多了。

其二，我个人从来不相信这种类似于因果报应的说法，能够起到任何阻碍贪腐的作用。连死后十八层地狱都从来没有真的奏效，在现代医药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或许喝多了牛奶会出问题，但官员所享受的医疗条件，总是可以保证他们的寿数并不比其他人短多少。这要是能够有威胁的话，我们这里多少年的因果故事早就使吏治海晏河清了。

我想，这世界上唯一能威胁贪官寿数的，只有一个良好的制度约束与社会监督的机制，没有这个东西，我是宁可相信贪官这些高血压、心脏病都是吃了太多民脂民膏、鲍鱼海参而造成的营养过剩，而不会相信其得病的根源是他内心的愧疚与不安。我更希望这个故事的意义不是给予老百姓一丝快意，这种快意大致类似于相信现在秦桧与严嵩还在地狱里受苦。

（选自《南方都市报》2009年2月20日）

援助农民工，工会组织在哪里呢

张鸣

去冬今春以来，已经有两千多万农民工返乡失业。如此庞大的农民工失业群体，有相当大的部分不可能待在农村务农，实际上处于纯粹的失业状态，因此，在给这些农民工的家庭带来经济困难的同时，也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不稳定因素。

我们看到，各级政府正在想办法解决这部分农民工的问题，全国总工会也有所行动，全总表示，当前要严密防范“境内外敌对势力利用一些企业遇到的困难对农民工队伍进行渗透和破坏”。因此，总工会启动了“千万农民工援助行动”，行动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帮助农民工再就业，包括技能培训，提供信息；二是帮助农民工自主创业，提供小额低息贷款。（2月18日《新京报》）

自从中国产业工人的主体从城市居民转为农民工以来，近年来中国的工会系统，终于推广了浙江义乌的经验，开始操心农民工的事，把农民工纳入自己的事务范围，一些地方的工会还做了一些为农民工维权的事情。但是，由于这个过程时间还比较短，严格地说，整个工会的思维以及工作模式，甚至布局的转型，还没有完成，因此，我们还不能说，现在全总系统的工会，已经成了农民工的娘家。

去冬以来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农民工密集地所发生的劳资纠纷，由于资方撤资或者逃逸所造成的农民工群体性事件，还很少能看到工会的身影。所以说，尽管全总此番举措，创意和方案都不错，出于社会稳定的需要，也的确需要防止“境内外敌对势力”的渗透和破坏，但是，我们的疑问是，实施这些方案的组织在哪里？如果无法实施，又为了防止敌对势力渗透，倒洗澡水顺便扔掉小宝宝，连那些一直在为农民工实施援助的NGO（National-governmentOrganization，非政府组织）一并禁止，那么失业农民工的状况，是不是会更加危险？

众所周知，中国现在的工会组织，基本上是存在于城市里的，大中城市才是工会的基地。很少听说农村里有工会的，这么多年来，只有最近两年，工厂集聚的乡村才有了一点工会的影子，其他地方，尤其是那些农民工的流出地，什么时候有过工会呢？但是，我们知道，返乡失业的农民工返回的乡村，都是那些没有工会的所在，全总的“千万农民工援助行动”，要帮助的恰恰是这一部分农民工。没有组织杠杆，总工会将怎样开展工作呢？难道是由全国总工会派出工作组，分赴这些地方开展工作？我们在相关的报道里，看不见这样的信息，我想，即使全总有这样的心，真的行动起来，难度实在是太大，因为返乡的农民工分散在全国几乎每一个角落，查清他们的分布和目前的状况都很难，更何况具体实施援助。

所以，具有良好愿望和方案的总工会，首先要调整自己的组织结构，使之与现阶段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农民工状况相适应，最好让农民工组织自己的工会。其次，要追踪调查清楚现阶段失业农民工分布和困难的程度。最后一步，才是援助行动的具体实施。

其实，在目前的状况下，总工会若想实现自己的援助方案，靠自身的系统事实上很难推进，一方面要依赖农民工流出和流入地的政府，一方面也要求助于长期实施农民工救助的NGO。因此，问题就来了，如果总工会的方案过于强调防止敌对势力的前提的话，那么各级工会组织，在实施方案的时候，要防止将所有的NGO一勺给烩了，显然，对目前在中国从事救助农民工活动的NGO，要扎实判定是否属于“敌对势力”。他们的工作，已经有了相当的基础，不借助他们的帮助，总工会的援助行动事实上很难奏效，当然，社会维稳的使命也就无从谈起了。

（选自《潇湘晨报》2009年2月24日）

国际公约困住圆明园兽首追索

王琳

法国佳士得拍卖行25日晚间在巴黎拍卖中国圆明园流失文物鼠首和兔首铜像，分别以一千四百万欧元的价格被一电话买家买走。此前，中国民间自发的百人律师团追讨行动，以巴黎大审法院紧急审理法庭23日傍晚作出驳回裁决而宣告失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反复强调了中方反对拍卖圆明园流失文物之立场。27日，中国国家文物局相关负责人致函佳士得公司正式表明强烈反对其拍卖圆明园文物的原则立场，并明确要求撤拍有关文物。北京圆明园管理处亦明确指出，不赞同圆明园流散文物进入拍卖市场，也不赞同以“回购”方式买回被别人“掠走”的中国珍贵文物。这些文物理应归还中国。

无论外交辞令多么强硬，当剥开“强烈反对”与“理应归还”的外衣之后，对他国的一家拍卖行或卖主买家的“外交约束”也仅仅限于“道义呼吁”。事实再次告诉我们，在巨大的经济利益面前，“道义”的力量是何等的微弱。在过往的国家追索中虽也有极少数成功的范例，其背后或多或少都有着国家利益的交换。另外，此番多个官方机构均表示对“回购”被掠夺中国珍贵文物的反对，这无疑是正确而务实的官方应对之策。若是支持“回购”，也就意味着默认了之前外方的掠夺行为是合法的，这不但有悖文物流失国的国家利益，还将起到刺激拍卖和抬高被掠夺文物拍卖价格的反作用。

官方不但要明确反对“回购”，还要明示国内媒体和民众不要过于关注和过度解读在国外举行的类似“拍卖”行为。当依法叫停“拍卖”还几乎是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时，在民族义愤之下加诸于“拍卖”行为上的过分关注和解读，只会导致被拍卖文物的商业价格持续上升。而正如我们所知，商业价格其实并不完全代表文物本身的价值。

对于兔首、鼠首铜像目前的持有人宣称只要“让达赖回西藏”就可将铜兽首归还给中国。笔者认为，这样的政治绑架背后实则仍为赤裸裸的经济诉求——作为卖方，皮埃尔·贝尔无非是想通过挑动中国的民族情绪来为其“拍卖品”加价，而皮埃尔·贝尔一定也非常清楚，中国根本不可能答应他的条件。若是民族情绪被转移到西藏问题或是被转移到对整个法国的仇恨上来，那正是这位持有人所希望看到的。

或许正是因为国家层面的“道义追索”几无成功的可能，才有了民间“依法”追讨。而所谓“追讨”的实质，仍停留在“讨”字上，而不在“追”。“讨”本身就含有“请求”的意涵，这又落入到依赖“道义”的旧圈圈里。并不具有国家强制力的“道义”如何能满足国人在百年积弱之后对失散文物回归的拳拳之心呢？！

也有人搬出“法”来。现实是，“葛大爷”发明的那个极为便捷好用的“纠纷解决机”只是电影的虚构，存于这世间的并没有一套足以调节国与国之间纷争的法律体系。对于文物流失国来说，虽不乏林林总总的国际公约可兹援用，但却也受到诸多限制。这些公约主要包括如下几个：

1954年由海牙会议制订的《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文化财产公约》及其议定书，这是海牙会议首次制定的专门在武装冲突时对文化财产予以保护的全球性公约。对被劫掠文物的归还，议定书规定：每一缔约国应在敌对行为终止时，向先前被占领领土主管当局返还处于其领土内的文化财产。这一《公约》虽开创了文化财产国际保护机制中流失文物归还的先河，但在具体规定上却失之于模糊，对其适用范围在“南”（即发展中国家，通常也是文物流失国）与“北”（发达国家，通常也是文物掠夺国）之间，也一直争议不断。

197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迄今已有91个国家批准加入该公约，这是目前最重要的控制文物非法流转的国际公约。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由国际统一私法协会组织专家组研究草拟有关草案，于1995年6月又在罗马外交大会上通过了《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关于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此公约的适用范围包括：国际范围内返还被盗文物的请求和归还违反文物出口法律走私出国的文物的请求。公约确立了被盗文物返还的三个原则：非法挖掘的文物也视为被盗；被盗文物的持有者应该归还被盗文物；被盗文物的善意取得人在归还文物时，有权获得公平合理的补偿。与前两个公约相比，该公约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遗憾的是，这些公约均明示“无溯及力”，这在法律上也符合“法不溯及既往”的一般原则。对于中国而言，这意味着《公约》并不适用于历史上被掠夺出境的文物。因此，中国于1996年签署该公约时声明保留对历史上被非法掠夺文物的追索权。即便如此，对于那些流失文物拥有大国，多数仍然拒绝加入这一公约，或者加入之后本国立法机关也迟迟不予批准。以美国为例，虽然美国也是此《公约》的缔约国，但为促使保证该项公约实施的特别法律通过，美国国会经过了长达十年的辩论，最终于1983年通过了“文化财产公约实施法案19862号”，即1983年1月由美国总统签署的《文化财产公约实施法案》。经过中方的积极努力，备忘录中对“从旧石器时代到唐代结束（公元907年）的考古材料和至少250年以上的古迹雕塑和壁上艺术”实施进口限制。请注意此处“至少250以上”的特定时间限制——包括八国联军侵华时期被掠夺或流失到美国的中国文物，仍然被排除在可追索的范围之外。

为确保1970年《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的贯彻实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多次会议上倡导和鼓励各国之间签署双边协定。迄今为止，我们在追索文物的双边协定签署上，多表现为“南南合作”。如中国已与秘鲁、印度、菲律宾、智利、塞浦路斯、委内瑞拉等8个国家签署了防止盗窃、盗掘和非法进出境文物的双边协定。而要与流失文物持有大国，甚至是要与文物掠夺大国达成“南北合作”，是何其之难！

正是鉴于国际公约毕竟不像国内法那样，有警察、司法机构等国家暴力机器为后盾，能够推动国际公约得到践行的仍是“国家道义”。这一场就流失文物的追索与反追索，仍将在“南北”之间持续进行。尽管笔者也肯定民间追讨的积极意义，尽管笔者也坚决反对国外拍卖行不顾道义坚持拍卖中国流失文物，但我们仍然应理性地降低期待，对这场必将成为“持久战”的“南北战争”保持足够的耐心，并在自身的不断发展中去增强谈判能力。

（选自《新快报》2009年2月27日）

农民工的出路不在大城市

程亚文

与一位西安来的朋友聊天，他说他的老家在西安旁边的陕西某县，小时候在老家，看到到处河网密布，当地人因此有“河边走一走、七步必湿鞋”之说。然而这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不过二三十年的时间，现在再回老家去，已经只能看到一处处干裂的河床，而鲜见碧水清舟了，当地人把以前常说的那句话也改了词儿，叫“河边走啊走、几天不湿鞋”。改革开放重心，农村和内地省份相对被忽略，农村金融网点由80年代初的40余万家减少到现在的9万余家，农民的创业空间也因此被严重压缩，就地就业创业的机会大为减少。

国家发展当然不能乱洒胡椒面，而且在一定时期内，把发展资源集中到少数地区和大城市，有历史的原因。但也不能走向另一极端，即过于向少数地区和大城市倾斜。在这方面，许多国家在工业化的过程中，是有经验教训的。日本、法国等在“终结农民”的阶段，也曾面临人口向少数地区和大城市集中及农村的过疏化问题，但后来却都花力气调整改变。而德国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在开始阶段就注意到了均衡发展问题，尽量避免发展资源在某些空间过度集中，和使不同资源在空间上实现关联配合。这不仅控制了困扰许多国家的环境恶化问题，也为充分就业创造了良好条件。

农民工问题不单是就业问题。要将解决农民工的就业问题，置于统筹考虑城乡、地区发展均衡的大问题下一起解决。而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东南沿海已经饱和、内地省份的交通运输条件已经大为改善、国家内部已可推进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的情况下，这种资源条件正在逐渐出现。

（选自《中国经营报》2009年3月1日）

从网络社会通往公民社会

杨耕身

网民的光荣时代，最终需要兑现为良好充分的公民社会。只有在这种前提之下，网民才能成为公民参与的途径之一，网络社会才能成为公民社会的形态之一。

不久前，洛阳网民“老牛”当选该市人大代表，被称为“全国第一个网民人大代表”；“躲猫猫”事件中，由官方组建的网民调查委员会第一次“惊艳亮相”。随着真相大白，受害人李荞明的父亲真诚地“感谢网友和媒体”。

在2006年的美国《时代周刊》上，“网民”被评为年度人物。《时代周刊》写道：“他们的做法不仅仅改变了世界，也改变了世界改变的方式。”不可否认，当互联网以不可阻挡的姿势，网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国网民似乎也正在迎来他们的光荣时代。

然而，在一切都生机勃发之中，更需要理性地思考：网民的光荣是不是意味着公民的光荣？网民和网络有没有被神化的趋势？

必须强调的是，网民首先是公民。不仅因为每一个马甲与ID都对应一个真实的人，而且因为网民的权利亦超不出公民应有之权利。但与此同时，“网民”却并不是公民以及公民权利存在的惟一方式，网络社会亦非公民社会的全部。必须看到，网民其实是公众通过匿名以及网聚的力量，获得其在常态社会生活中所欠缺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与监督权。这表明，网民之作为公民，尚是“隐身的公民”。如果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以“隐身公民”，而不是以真实姓名与身份参与社会事务之时，这未尝不是公民社会的遗憾。因此网民的光荣之处，也许是公民正当权利失落之地。

必须看到，在网民越来越被重视、网络舆情越来越受到关注的当下，公民并非一旦姓“网”，就具有天然的先进性与代表性。因为网民不能替代公民，网络社会不能替代公民社会，这不光因网民群体不能等同于公民群体，还在于网络社会之公共议程，无法像公民社会所关注之事无巨细与无微不至。

事实上，如果没有“俯卧撑”之意外，“躲猫猫”之离奇，很难想像它们会受到网民超乎热情的关注。与此同时，所有的人都不可能持续地生活在激情与狂热之中，虚拟的网络社会也就注定只能呈现出广场政治的特征。更何况，在缺少规束的情形之下，网络本身也是一把双刃剑，愈锋利可能愈伤人。

网络不应只是公民权利的神话，网络社会不应只是虚拟的江湖。网络上的中国，需要由广场政治向公民社会的深刻转型。这意味着，我们最终需要以法律制度明确公民权利，并保障公民权利的充分行使。从这个意义上说，就不能够一味地神话网络和网民，而一定要看到网络和网民背后的东西，让虚拟回归现实，让网民回归公民。

网民的光荣时代，最终需要兑现为良好充分的公民社会。只有在这种前提之下，网民才能成为公民参与的途径之一，网络社会才能成为公民社会的形态之一。而在有关公民社会的定义里，公民社会通常体现于慈善机构、非政府组织、社区组织、妇女组织、专业协会、工会、自助组织等之中。成熟的公民社会是一个更加开放的领域，也是一种更加笃定的期许。

（选自《新京报》2009年3月2日）

上海的效率与孟买的自由

闾丘露薇

一部“贫民百万富翁”，把印度的贫富差距展现在大家的面前。第一次去孟买是十年前，在当地的好几个外交官告诉我这样一件事情：孟买的市长一直认为，孟买是亚洲国际大都会，是上海无所比拟的，但是当他第一次去上海，坐在飞机上看到上海的时候，他哑口无言了。

听完之后，当时觉得这个孟买市长也实在是过于自大，没有见识，孟买和上海来比较的话，差的实在太远。有这样的反应，来自于孟买的贫民区，无法让人信任的食水，还有浑浊的空气，杂乱拥挤的交通。但是，随着去印度的次数多了，加上一些对于印度的了解，开始觉得自己当时的反应过于的武断：城市之间的比较，其实不单单是看得见的高楼大厦和城市发展的规模，应该还有很多别的东西。

听过这样一场讲座，哈佛的一名印度裔教授和麻省理工的一名华裔教授，向美国的学生介绍两个国家的发展。那位印度教授展示给大家的，就是孟买和上海的图片，作为两个备受瞩目，而且已经无法避免被放在对比地位的国家的经济中心，这两个城市的发展模式和速度，反映了两个国家的发展模式和速度。

这两个城市曾经有相似的地方的，上海的棚户区和孟买的贫民窟一样，是外来移民和难民的聚集地，根据统计，1949年年底，上海聚居在200户以上的棚户区总计有300多处，估计居民总共有20万户以上、人口100多万，占到上海当时全部400万人口的近1/3。解放前的国民党政府曾经尝试取缔棚户区，认为有碍观瞻，结果遭到了棚户区民众的强烈抵制没有成功，之后从二十年代开始，推出了贫民住宅安置工程，但是根本跟不上外来人口流入对住房的需求。棚户区的改造，是在四九年之后才成功进行，关键是户籍制度限制人口的流动，以及城市土地收归国有，这样政府才能够对现存的棚户区进行改造，而且这也是显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关键，而从棚户区搬入工人新村的人们，心里面充满了狂喜以及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热爱。

但是孟买当局要处理贫民窟，在没有户籍限制，法律规定公民可以自由迁移，而且在一个地方居住超过一定期限，一般是二十年，就可以拥有土地的情况下，要进行，可以说困难重重。商业机构如果要收购土地，常常需要面对冗长的司法程序。刚刚获得奥斯卡大奖的“贫民百万富翁”在塔拉维拍摄的时候，突然拍摄场地出现了一道十二米的高墙，导演说，知道如果要打官司，至少六七年的时间，所以干脆把这堵墙当成了影片里面的背景。就算是政府为了政府用地征地，也频频遭到激烈的反抗，导致流血事件。

那位教授让大家思考的问题是：到底是需要上海的速度和效率，还是要孟买的民主和自由？他也讲了一个笑话，作为外资到上海投资，认识市长一定ok，到孟买投资，认识市长也是白搭。台下的争论很多，有的认为，为了取得经济的发展，牺牲一些群体的个人自由和权益是必需的，而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可以对这些人进行补偿，孟买的发展速度，远远落后于上海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反对地认为，如果不能够保护每一个公民的权益和自由，这样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

孟买的贫民窟，依靠手工，垃圾回收等产业，产生六亿多美元的效益。而贫民窟也为附近的金融服务中心提供了最底层的服务人力，茶水，清洁等等。其实就是中国城市里面的那些外来务工者，但是提供的，是城市运作不可缺少，但是城里人有不愿意做的工作，只是他们要面对的问题是，他们无法透过自己的劳动付出，最终成为这个城市的一分子。他们最终还是要回去的，这点，让人想起了当年南非政府有秩序城市发展的政策，当城市需要黑人劳工的时候，他们进入城市，不需要的时候，他们必须回到自己的部落。从这点来说，印度贫民窟里面的人们要幸运的多。

不过，对于孟买的官员来说，上海现在成为他们看齐的目标了，政府从2004年开始，提出了一项三十亿的新发展计划，让在2000年前来到贫民窟的居民搬到政府统一建造的公寓里面，不过遭到了抵抗，在去年还爆发的大规模的示威，加上媒体的批评，还有这场金融危机，计划暂时搁置下来。

透过电影“贫民百万富翁”，不管媒体如何强调，贫民窟里面的人们是如何的满足和快乐，这样的生活水准绝对不是这些贫民窟里面的民众所期待的，他们努力工作，就是为了能够有所改善。但是如何在发展和保障民众权益之间取得一种平衡？如何在效率和自由之间取得一种平衡？有没有一种不同于上海和孟买的发展模式？

（选自《南方日报》2009年3月3日）

不要把农村当成“泄洪区”

吴晓波

每次去县镇乡村行走，总会问当地人一个问题：“你们到底需要什么东西下乡？”我听到的回答大同小异，在这篇短文中，我把答案放到最后一节揭晓。

最近，很多东西在下乡。一类是商品，二类是人。

商品是工业品。在财政部、商务部的规划下，彩电、冰箱、洗衣机和手机制造商纷纷跑到乡间促销，政府按销售价格的13%给予补贴，补贴资金由中央财政负担80%、省级财政负担20%。工业品下乡的成效如何，现在还不好说，不过它听上去很像是为城里的工厂企业在解困，所以出了不少的纠纷，譬如列入下乡名单的都是大企业、国营企业云云。

人是大学生。每年600多万应届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几乎已经成了“天下第一难”，于是，让大学生下乡当“村官”成了一个急救办法。这些村官不是按《村民委员会选举法》选出来的，而是“由政府部门正式发文、筛选的专科以上学历应届或往届毕业生，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助理、村主任助理或其他两委职务的工作者。”为了推进这项工作，各省都出台了一些优惠的政策，譬如广东就宣布为每个村官每年补贴6000元。大学生当村官的成效如何，现在也不好说，不过它听上去很像是为城里的就业难题在解困。

工业品下乡了，大学生下乡了，再加上数千万在城里找不到工作的返程农民工，这些景象在告诉人们，中国农村正成为本轮经济危机的“泄洪区”。人人都说中国的危机比美国、欧洲和日本要小很多，原因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在这里——我们有一个如此庞大的“泄洪区”。

但是，这种办法能解决问题吗？我的答案是不能。农民手头的钱本来就很少，现在还要把那么多的耐用消费品促销给他们，用于生产的资金不是就更少了吗？没有任何工作经验以及对农村缺乏热情、仅仅为了谋个职业而下乡的大学生当村官，除了在板凳上多坐一个人之外，到底会给农民有多大的好处？

说说两个老人对农村经济的看法。

一个是陈云。他是著名的“计划经济大师”，他的很多经济观点，例如对民间商品流通的限制是当今的我们所不敢苟同的。不过，他对中国农村则有很精辟的观察：1950年，中国城乡经济陷入萧条，转不动了，情况有点像今天，他想出一个办法，就是拿了钞票去乡村收购东西，然后又刺激农民进城来买东西。他说，“繁荣的重要之点是收购农副产品，这是主要的经验。农村这个百分之九十动了，百分之十也就有办法了。基本动力是农村的力量，这一条道理我们摸到了。”这条道理到现在还灵的，农村要振兴，首先要提高和保护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政府在这方面是有所作为的，所以，应该是农副产品进城，而不是工业品下乡。

一个是费孝通。费老是全世界第一个指出乡村也能发展工业经济的人类学家兼经济学家，他在1935年就看到了这一点。在著名的《江村经济》中他写道，“由于家庭工业的衰落，农民只能在改进产品或放弃手工业这两者之间进行选择，改进产品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也是一个社会再组织的问题……因此，仅仅实行土地改革、减收地租、平均地权并不能最终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最终解决的办法，不在于紧缩农民的开支，而应该增加农民的收入。因此，让我再重申一遍，恢复农村企业是根本措施。”他说的多好，这段话应该重申一万遍。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就是走了费孝通指明的这条道路，改革的开始阶段就是乡镇企业崛起的过程，是农民在乡土上建立了自己的工业体系的过程，这一过程在东部沿海地区已经基本完成了，在中西部地区才刚刚萌芽，所以，农村要振兴，首先要振兴农村的工业经济，政府在这方面是有所作为的。

要提振农村经济的造血能力，办法就是陈云和费孝通指出的两条，一是保护和提高农民生产农副产品的积极性，二是加快农村工业的建设。这些都是战略性的措施，是真正的振兴之道。而要做到这两点，农村最缺的是什么呢？

大家都应该跟我一样找到了答案，让我们异口同声的说——是钱。

（选自《金融时报》2009年3月3日）

别让农民工家庭成为“城市孤岛”

于平

一位母亲死在家中床上三天，她的两个无助的小女儿差点饿死，这是近日发生在重庆的一幕惨剧。（昨日《重庆晚报》）

相信任何人读完此新闻，都会感到无比的震惊，“妈妈我饿了”的哭声，沾满母亲尸水的两张小脸，卧室墙上孩子手指的抓痕……此情此景，即非亲见，也足以让人揪心万分。我们无法想像，数个日日夜夜，这两个孩子经历了怎样的生理和心理的煎熬，我们也无法想像，那位可怜的母亲在临终之前投向孩子的眼神，以及当时她心中的悲凉与痛苦。

这场人伦的悲剧或似乎有偶然的因素，两位孩子的父亲在外地做工，与家中失去联系长达六天，却没有引起警觉。至于他们的邻居，一连几天听到孩子异常的哭声，也未及时查看。但是，偶然的背后，却隐藏着必然，据报道，这个农民工家庭与她生活的城市，几乎是一个隔绝的状态，在当地租房1年零1个月的日子里，没有亲戚，没有朋友，邻里之间不相往来，而当地政府只是关注他们的计划生育和暂住证。

重庆这个家庭的遭遇不禁让人想起另一个曾是新闻主角的不幸家庭——北京的肖志军和李丽云，他们的生存状态何尝不是同样？媒体当时曾报道，在北京一年多，肖李俩人大部分时间没有工作，最常做的就是形影不离地呆在家，对于李丽云而言，肖志军就是她生活的全部，这种孤独无援的生活状态，可以说是导致最后李丽云死亡的间接原因。

其实，北京和重庆的两起悲剧并非个案，在我们的城市中，有太多的农民工家庭已经成为“城市孤岛”，这些农民工家庭在城市中无亲无故，生活在狭小封闭的圈子里，没有任何的外来援助，一个小小的偶然，就足以让这个家庭遭遇灭顶之灾，如一次失业、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奔波劳碌中偶然疏于对亲人子女的看护……林林总总，危机与危险无处不在，他们是脆弱的“孤岛”，脆弱到简直无法想象。

那么，农民工家庭如何走出孤岛呢？固然，这需要靠他们自己，更要靠街坊邻里，在国外，遇到邻家有孩子异常的哭声，邻居的第一反应就是报警。不过，归根结底，还需要靠政府提供完善的公共服务，帮助农民工家庭融入城市。

例如，城市政府应当提供给农民工家庭以教育、医疗等保障，重庆那两个不幸的女孩，其中较大的已经三岁，若在城市的家庭，这种年纪早该被送进幼儿园快乐地学习和生活，而不是生活在封闭的家中。同样，李丽云若有医保，她的小感冒也不会熬到演变为重症，导致母子双亡。例如，城市政府应当组织义工服务体系，帮助农民工家庭。包括为他们家庭中的老幼提供无偿的看护，为孩子提供学习辅导、安全教育，引导他们参与社区的各种活动等。从两位不幸女孩后来受到两千多市民的探访可以看出，只要政府出面招募这种义工，必定一呼百应。我们的城市不缺爱心，缺的只是展现爱心的机会和方式。

要将农民工家庭移出“孤岛”，就应该创造更好的人际交往和邻里守望的环境，特别是社会化的服务体系。为了重庆那个不幸的家庭，为了千千万万处于困境中的农民工家庭，你、我、每一个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请再次为现代社会服务体系鼓与呼。

（选自《新京报》2009年3月4日）

财政政策应考虑面向个人减税、退税

沈洪溥

在现有财政转移支付、减税安排保持力度的同时，或可考虑将城市居民，尤其是以往被关照不够的夹心层中坚城市人群纳入减税等呵护措施范围。原理上，所谓结构性减税本身就应该在关照企业之外，适时适度地向城市中的自然人让利今天是两会的第三天，从前两天的热点议题来看，财政在今年危机形势下所能发挥的作用已经成为两会代表关注的焦点之一。不过，从去年四万亿投资计划出炉至今，中央和地方财政政策的走势并未尽如人意。

一言以蔽之，眼下的财政政策仍是过多的偏重于政府投资，而对减税、退税方面的政策潜力发掘不够。

数据上看，1月份新增信贷1.6万亿元以及贸易顺差维持在高位的状况，加上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不断推出的产业振兴规划，令各方对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向看法更为分歧——看重投资乘数的乐观人士宣称，中国信贷增量倘若按当前速度延续增长，足以抵消通缩影响，年内率先复苏不在话下；看重去存货与再平衡压力的悲观人士则相信投资增速难以持续，不仅“保八”难以实现，甚或经济增速可能回落至5%-6%区间。

如果客观地看待若干近期“利好”数据，则不难发现成色或许较乐观预期尚有不足：贸易顺差的居高不下，不过反映了进口在更快地萎缩，进口收缩速度大大超越了出口；货币信贷的大幅增长，可能并未反映实体经济真实状况，不仅比例骤然放大的票据融资可能部分经由银行——企业——股市渠道进入资本市场，即令是企业自身也有意愿通过发行票据——转存银行方式进行无风险套利；更为复杂的是，虽然目前通缩局势明显，但北方旱灾却可能给年中及下半年粮价、菜价乃至物价带来不利干扰，同时，国内失业人口数量的放大也正带来社会与经济的双重压力……

因此，现实情况要求财政政策义不容辞地负担更多。既缓解货币政策所承受的压力，也有条件从更多角度施力，以支撑系列经济提振政策的劲道平稳与可持续。

传统上，财政往往被视作投资，尤其是基础设施投资的主要渠道。但在目前，财政引致的政府投资却不宜再在高水平上行“筋斗云”之举。多数人都已注意到，中国长期以来即存在消费与投资“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经济推动力失衡问题。这表明，在新一轮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过程中，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仅靠上项目、搞投资来拉动内需，有意无意地坐视失衡状况长期存在。事实上，财政政策内容确实还可以更丰富，例如，在减税与转移支付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转移支付方面，毋庸赘言，公众都已看到中央、地方两级财政资金在对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医疗救助等方面做出的重要工作。减税方面，针对出口企业的出口退税和高科技企业的税收减免也在逐步落实。对于社保统筹、医保改革等“历史遗留问题”中所涉及的深层次矛盾以及多部门协调问题，希图仅靠财政部门一家大包大揽也并不现实。因此，不妨放开思路，活用减税手段。如此，财政政策工具才似可以获得继续推进的广阔空间。

笔者相信，当前中国内部需求的最现实来源仍来自城市，而非众所期待的农村。从此角度出发，在制订刺激内需政策时，城市居民也不应被忽视。

一个最为明显的事实是，在城市，低收入居民因缺乏农村居民自有土地这类“防御型”资产，而较农民实际更缺乏保障最基本生存的要素禀赋。即令是城市的中等收入居民，也因医疗、教育、交通等成本居高不下，缺乏在经济紧缩期扩张消费的意愿。因此，在现有财政转移支付、减税安排保持力度的同时，或可考虑将城市居民，尤其是以往被关照不够的夹心层中坚城市人群纳入减税等呵护措施范围。原理上，所谓结构性减税本身就应该在关照企业之外，适时适度地向城市中的自然人让利。最主要的，当然是被讨论多时，每次都似乎接近终局但却从未落听的所得税起征点提升。如果我们信任统计数据的真实性，那么从所反映的城镇居民收入状况看，要达到促进消费的目的，宜尽早将所得税起征点提升至3000元以上，切实降低在职职工，特别是八零后职场“新鲜人”的税负水平。

再进一步，如果认真计算城市家庭的实际负担状况，则以家庭为单位再行降低税基更为重要，作用也将更为长远。现时，城市居民头顶的所谓“三座大山”——医疗、教育、住房不仅越来越重，而且日益难以撼动，那么，既然不能在短期内完成医改、教改，短期内无法说服开发商向民众让利，何不在税收返还等方面由政府出面减轻居民家庭户的实际负担呢。既然可以针对汽车消费，降低购置税来救“车市”，那么，为何不能着手制订关于就医、就学乃至买房的退税计划呢？多数人都相当习惯各种政策出台时的漂亮称谓——“国际惯例”，其实，以笔者有限的见识看，在经济不振时期，使压力较大的居民家庭享受政府给予的退税倒是真真切切的惯例。

有意思的是，在这个讲求效率的时代，总见地方官员和商人们直言“消费爱国”或者“买XX就是爱国”。但这个“爱”字实在大有门道。爱者，从来都是相互的，不是单向的。那么，忽悠大众掏钱包之余，商人爱消费者，那自然是拿出降价诚意；政府爱民众，则减税就成了可行选项。

当然，或许有人会好心地举出财政收入下滑的数据，来说明财政力量已捉襟见肘。确实，今年一月份财政收入同比锐减超过17%，税收收入同比降幅超过16%，中央本级收入更大降28%，令人对财政政策的后劲儿产生了一定疑虑。但笔者以为，穿透即期数据的表面，我国财政实力其实仍相当充足。既然收入减缓，那么放大举债规模就是。仅举一例，2008年我国的财政赤字仅占全国GDP的0.4%，而2009年中央预计为地方发债的规模也不过2000亿。所以，适度地善用政府负债工具并不会造成赤字大增局面。

重新权衡当下吧。我们既不能幻想政府能够“用钱真如神”，更不能仅将刺激消费的赌注压到农村一头。否则，一旦基建投资持续扩大势头放缓，农村消费增量又没能按时启动，城市居民的存量消费力必将重新变得金贵。到那时，本就外强中干的城市家庭财富恐怕早被高昂的固定生活成本蚕食的一干二净了。

（选自《中国网》2009年3月5日）

两会报道不要只飞花絮

长平

曾几何时，新闻报道盛行假大空。为了纠正这个毛病，这些年记者们从国外同行那里取经，都比较注重细节描写，甚至不放过花絮报道。从那些看似没有关系的花絮中，读者也能了解更多的新闻背景。但是，在很多时候，出现了只有花絮乱飞、不见主体出场的情况。

至少从制度安排上看，全国两会是中国人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为了报道好两会，每个主流媒体都进行了精心策划，派出了精兵强将。记者们云集京城，身影忙乱，会场上架着昂贵的采访设备，整个儿一副厉兵秣马、冲锋陷阵的样子。但是他们发回的报道，除了枯燥的会议材料外，鲜活的东西都是一些花絮。最奇怪的是，这些花絮看起来有趣，其实可能什么都没有说。

各大网站上，每年两会都少不了突出一些例牌菜：第一道菜是美女代表、美女记者。她们的照片的确养眼，但是我看不出来长相跟这个会议有什么关系。第二道菜是少数民族代表的服装展示。这些服装的确很漂亮，但是很少见到媒体报道穿这些服装的人在会上都干了些什么。第三道菜是明星代表，不管他们开会认真还是不认真，记者们几乎都是当娱乐新闻来报道的。第四道菜是领袖后人相遇，他们应媒体的要求握手微笑，说几句“我早就想和你见面”之类的话，就可以成为两会新闻的标题。

以上几道菜跟两会的内容没有任何关系，在媒体中的分量却似乎越来越重。当然，目前它们还是没有超过对代表委员的提案和发言的报道。不过，这些提案和发言也有主次不分、轻重颠倒的花絮倾向。那些没有内容但很幽默的话，那些没有分量但很偏激的话，往往会成为媒体追逐的目标。还有那些略施小惠的政治表演，甚至空洞无物的抒情语言，都会把媒体记者感动得涕泪涟涟。

《孟子·离娄章句下》讲过一个故事：子产主政郑国的时候，用自己的驾乘去帮百姓渡河。孟子对这件事的评价是：“惠而不知为政。”意思是说，这只是小恩小惠，他并不懂得为政。他要是懂得为政的话，就该把桥修好，让百姓不为渡河而发愁。君子只要把政治搞好了，他外出鸣锣开道都可以。

今天人们对政治家的要求，比孟子的时代更高，即便修好了路，也应该亲民一些才好。但是，在区分政治事务的主次、提炼重点方面，记者们还得向孟子学习。

在两会报道中，大多记者不是没有关心国计民生的情怀，但是很少有人列出其中的重点，并让自己的报道工作跟着这些重点走。一场盛大的两会开下来，他们累得人仰马翻，却不知道这些重点问题中，哪些该谈到的还没有谈到，哪些该解决的已经解决了。

有朋友曾经在博客中说，两会期间最受不了的就是，总是听见电视台女记者煞有介事地说：“我又发现一个有趣的细节，代表今天穿了一件红色的衣服。请问代表，这是不是表示您今天特别高兴啊？”求求记者小姐，别再发现那么多细节了，你就说说那些不是细节的东西吧。

（选自《南方都市报》2009年3月5日）

代表委员没有理由沉默不语

冯雪梅

在跑会记者的工作餐上，经常听到他们抱怨：哪个代表拒不接受采访了，哪个委员答应采访又悔约了，哪个官员索性连手机都关了……

时评人批评说：别把两会采访弄成“追星会”，要关注普通代表，要多些真话真见解，要站在公众立场……

两会怎么就成了“追星会”？因为明星、名人、政府要员被媒体所熟悉，几千人的大会，记者不可能认得所有代表委员，话筒和镜头首先一定指向“熟人”，指向敏感话题的关键人物。普通代表无法进入公众视野，除了媒体“不认人”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两会这个“公众论坛”上，他们更多选择了沉默。

沉默总有原因。

大导演躲过女记者的“美人计”，可能因为不屑一顾；热点事件发生地的官员曲线迂回、绕过话筒包围圈，因为话题敏感不愿意说；发表“钉子户造成了房价上涨”的委员，在小组讨论时不言不语，是“领教”了舆论的厉害，怕当“炮灰”；有人是怕说错话，这么高规格的会，那么多领导，说错了耽误“前程”；有的可能是因为种种压力……

代表委员有没有权利保持沉默？作为公民，说不说话是他们的个人自由；作为代表，沉默则意味着失职。开两会的目的，就是要各抒己见，充分表达民意，不说话怎么履行民意代表的职责？

公众有知情权，选民有权利了解自己的代表都做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两会之所以成为舆论热点，乌漾漾的记者在两会上追代表找委员，是因为它提供了一次难能可贵的“面对面”的机会。平时想要抓到部长省长、名人大腕儿怕不容易，现在有了“提问”的平台，能不“围追堵截”？躲不过就沉默，大约是最好的选择。只是别忘了，媒体代表公众行使知情权，“躲猫猫”的游戏在这里行不通。并且，在舆论环境日益开放的今天，想要“躲过去”，很可能是一厢情愿。

曾遭“板砖”的代表委员，原本对其言论的“传播”后果缺少足够心理准备，如今“吃一堑长一智”。这里面，不乏“舆论暴力”的因素。如何进一步提高客观、公正、全面的舆论引导水平，这是媒体的责任。大多数中国人还缺少“自由表达”的机会和训练，对某一观点的批评很容易上升为道德批判和诛心之论。只有更多的充分自由辩论的机会，才会培养民众的表达能力和表达理性，而两会，恰恰是“公民议政”的最好场所和机会，“会上”的发言和论争正好给“会下”的民众以示范。同时，代表委员的称呼本身，就意味着责任和担当。怕挨骂，就不要当代表，即使公众骂错了，也有机会可以澄清可以辩解，沉默不语只能让事情“越描越黑”。

谨言慎行大约也算是我们的一种传统，在高规格的政治会议上，自觉的“小心慎言”或者不自觉的“人微言轻”，可能在一段时间里还是常态，我们寄望于代表委员能意识到自身的责任自我突破，我们更寄望于制度的变革，让选民有效的监督“逼迫”代言人为民请命直言不讳。

（选自《中国青年报》2009年3月7日）

难道要整顿网络以保住“好干部”林嘉祥？

长平

据3月6日的《新快报》报道，全国政协委员、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常务副局长刘功臣在“两会”上接受采访时称，林嘉祥是个好干部，“网络是可以杀人的，他就是个倒霉蛋”，因此，“整顿网络的力度远远不够”。

林嘉祥是谁呢？网民们大概都还没有忘记。去年10月29日晚，在深圳一家酒楼餐厅，一位11岁的女孩被一陌生叔叔要求带路去洗手间。很快，女孩跑回父母的包间哭诉称受到怪叔叔骚扰。随后其父母向怪叔叔讨说法，怪叔叔口里说出了更怪的话，在网上引起轰动。这位怪叔叔就是林嘉祥，时任交通部深圳海事局党组书记、副局长。后经警方调查，林嘉祥猥亵罪名不成立，但属酒后行为失当。随后，他被撤销领导职务。

林嘉祥应该是对网络“贡献”最大的人之一。这两年出了很多大事，但多数事件对网络只能贡献一个词，比如“周老虎”、“俯卧撑”、“躲猫猫”，林嘉祥事件一口气贡献了好几条经典网络用语。我们不妨重温一下：在与小女孩父母争吵过程中，他说：“我就是干了，怎么样？要多少钱你们开个价吧。我给钱嘛！”“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北京交通部派下来的，级别和你们市长一样高。我掐了小孩的脖子又怎么样，你们这些人算个屁呀！”其中被网民们提炼的用语有：“我就是干了”、“和市长级别一样高”、“屁民”等。这些话至今还常被网民引用。

刘功臣委员替他辩解说，事后警方调查显示，林嘉祥只是问了小姑娘“在哪里上学”之类的话，“问的时候拍了小姑娘一下，喝酒了手重嘛”；同时警方调查了156个目击者，他并没有说“交通部派来的，和你们市长级别一样高”那句话。

我理解警方需要认定他的行为的罪与非罪，但不理解为什么要花大力气调查那句话。也不知道在否认这句话的同时，有没有发布有关其他几句惊人语录的调查结论。至少录像上显示，他是一直在与人争吵，那么争吵的话是什么呢？当着一百多个人的面，一口气说了那么多震撼人心的话，就算只说了其中一半，那也是很了不起的演讲了。而这样的干部，在刘委员眼里是一个“很好的干部”，我真不知道那些“一般好”的干部，甚至“不太好”的干部，都是些什么样子。

可以肯定，林嘉祥并非完全没说那些话，否则交通部对他的处分也就太奇怪了，简直是网络第一大冤案。在刘委员的逻辑中，交通部是迫于网络舆论的压力，给了林嘉祥一个完全错误的处分。假如是这样，我看首先不是网络在杀人，而是交通部领导借网络之手在杀人，而林嘉祥居然也就接受了。这就从另一个层面印证了他说的话：“我就是干了，怎么样？”只不过说话的人不是他，而是他的上级了。真希望刘委员冤枉了组织。

我倒是理解刘委员说的“他就是个倒霉蛋”。站在官员的立场看，所有被网络人肉搜索出来的官场丑闻都不过是倒霉而已。有没有比南京“周至尊”更生活奢侈的官员？有没有比江西新余几个公务员更腐败的出国考察？有没有比林嘉祥更“重”的手拍在小姑娘的身上？有没有比他更惊人的恐吓语言？

这种“因为有比我更坏的，所以我就不算坏”的逻辑，正是很多贪官心安理得的理论基础。但正义不是这样要求的，法律也不是这样设计的。只要你犯的事情属实，就没有冤枉你。至于倒霉不倒霉，只要世界上还有犯了错误没有承担责任的人，还有犯了罪逍遥法外的人，所有受到处分的人、进了监狱的人都可以认为自己倒霉。

最有意思的是，刘委员认为，“我觉得现在的公务员是弱势群体”。他的逻辑是，谁都可能会喝多，谁都可能会吵架，为什么公务员乱来一下就会引起这样大的反弹？这个问题很关键，大概很多官员都和刘委员一样没有弄明白。公务员尤其是其中的官员，的确是与众不同的。首先，你们用的是纳税人的钱，拿人钱财替人消灾，而不应拿别人钱财来欺负人。其次，最重要的是，你们手里掌握着纳税人的授权。一个农民工喝醉了酒可能也会说“你们算个屁”，但大家都知道他只是说说而已；而一个位高权重的人，他说的话就可能是真的。

这个事件所以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我曾经说过，就在于民众从生活经验知道，林嘉祥说的句句都是实话。我曾经写道：“他们对网友们的反应反倒可能想不通：这有什么好惊讶的呢？”从刘委员的反应看，真是不幸而言中了。

最要命的是，刘委员认为，林嘉祥事件是受部分“仇官仇政府”的网民煽动的结果，并顺势得出结论说，“目前国内整顿网络的力度远远不够”。“仇官仇政府”，听起来是很吓人的，体现了刘委员的“仇网络”。好在已经有人论证过了，所谓的“仇富”只是大家痛恨有些富人不光彩的致富手段，并没有多少人仇视比尔·盖茨这样的富人。网民们喜欢的官员和政府也不少，痛恨的只是权力被滥用的现象。如果早一点加大力度“整顿”网络，林嘉祥这样的“好干部”可能是被保住了，但可以肯定的是，官场的骄横跋扈只会因此而增多。

（选自《东方早报》2009年3月8日）

牢头狱霸的今与昔

何兵

因为云南牢头狱霸殴人致死一事——“躲猫猫”事件，我重温了清初散文家方苞的《狱中杂记》，他是我们安徽桐城人。方苞因为给好友的书写序，身陷文字狱，被押进刑部大牢。初定绞刑，后被营救释放。《狱中杂记》是他在监狱的所见所闻。

作者说，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三月，监狱每天有三四个犯人死去，被从墙洞里拖出去。一位在押的知县告诉他：这是瘟疫发作啊。现在气候正常，死的人还不多，往年每天十多人。原因是牢房没有窗户，关押的犯人却有二百多人，尿屎味同食物气味混在一起。贫穷的犯人在地上睡觉，很少有不生病的。奇怪的是，大盗们往往精气旺盛，鲜有死去的，死去的都是罪轻的人或者证人。

方苞纳闷地问，刑部监狱为什么关押这么多人呢？那位知县犯人告诉说，官员和小吏们关押的人越多，越有利可图。与案件稍微牵连，就想办法弄进来，戴上脚镣手铐，让他们痛苦不堪。然后劝导他们找保人。搞来钱，官和小吏就瓜分了。有钱人出几十两银子，就可以去掉脚镣手铐，并住进好房子。贫穷无依的犯人，戴上刑具关押，作为标本，警告其余的犯人。结果，罪轻的、无罪的遭受枷锁之苦，重犯反到住在外面。

方苞问小吏：狱吏跟犯人没有什么仇恨，不过希望得点财物。如果确实没有，就宽容宽容他们，这不是善行吗？回答说：这是立下的规矩，不然人人都会有侥幸心理。又有人问：犯人贫富不一样，何必按出钱多少，分别对待呢？回答是：没有差别，哪个肯多出钱呢！可以看出，狱吏们对于潜规则，奉行执法必严的原则。

有些奸狡的人，长期关在监狱里，同狱卒内外勾结，很能捞钱。有个杀人犯，每年能弄几百两银子。康熙四十八年，他被大赦出狱，失去了好营生。几个月后，同乡有人杀人，他就代替那人承担了罪名。因为按照法律规定，不是故意杀人的，不会有死罪。康熙五十一年，他运气不好，又遇上大赦，被发配到边疆戍守。他遗憾地说：“我再没有机会呆在这里来啦！”他几次写呈文，肯求推迟发配，没有得到批准，让他很失望。

看完清代狱中见闻，我在网上搜索当代狱中见闻，看看监狱或类似机构有无变化。下面是搜索的一些结果：

上海的韩寒，类似当年的方苞，也是著名作家。他在博客转载了篇纪实散文——《嫖娼启示录》。韩寒说这篇文章的真假没有经过核实，但类似的过程他听到过不少。

故事是这样的：作者的一个朋友，经不住诱惑被小姐拽上床，被北京的公安拘押起来。本来以为罚款就行了，谁知不仅拘留15天，而且可能直接转收容教养半年。托朋友打听，说要花15万，还最少要在收教所待3个月。律师朋友说，现在是年关，警察任务比较重。任务完不成，直接影响他们的考评，所以没人敢放。

令人拍案惊奇的是，这位在北京犯事的色友，不知为何，被转移到河北邯郸的收教所——据说是收教所从北京买的。个中原因是，在河北嫖娼不算个事，派出所直接罚款5000元放人。收教所在本地搞不到学员，为了创收，只好从北京购买。这次买来的160个学员中，有16个是画勾的，意思是这16个人是可以出钱的。故事的结局是，大家花了12.07万元，将人捞了出来。

这个故事，如果方苞听见，他会觉得是康熙五十一年间发生的。

下面这个故事，是中央电视台报道的：四川省阆中市第二看守所4名在押犯，打伤干警逃出看守所。盖子揭开后发现，这个看守所的在押人员，得经常出去卖酒。酒是看守所自己酿的，几乎每个人都得出去卖，挣的钱交回看守所。看守所规定，卖酒超过25公斤，可以出去玩一天。有时，在押人员卖酒，警察根本不在场。除了外出卖酒，警察心情好的时候，还带着犯人去娱乐场所按摩。

这个故事，方苞没讲给我们听。他可能没见到，或者没想到。云南躲猫猫事件，如果讲给方苞听，他可能这样想：

李荞明和其他5个村民在山上偷砍几棵树，被晋宁县森林公安收押，是因为“官员和小吏们关押的人越多，越有利可图”。纵容牢头狱霸行凶，是“让他们痛苦不堪。然后劝导他们找保人。搞来钱，官和小吏就瓜分了”。李家一直不交保，当然不能宽容——“不然人人都会有侥幸的心理”。犯人贫富不同，必须差别对待——“没有差别，哪个肯多出钱呢？”

至于弄死人，并上了互联网，这倒是牢头狱霸和方苞们万万没想到的。

（选自《南方都市报》2009年3月8日）

请给出个税不调整的充分理由

莫丰齐

“个税起征点近几年不会上调！”财政部一位副部长近日的定调，让很多老百姓的希望变成了失望。对于“不调整”的理由，这位副部长只给了一句解释：“个人所得税的调整，需要具备一定的外部条件，但目前调整个税的条件尚不具备。”

相信多数人和笔者一样，无法理解所谓的“外部条件”所指为何，以至于广大纳税人无法戮力同心协助政府将“外部条件”这只拦路虎驱走。相反，由于得不到对“不调整”理由的充分说明，纳税人免不了要问一个问题：难道财政部真的认为，目前2000元的个税起征点很合理吗？

众所周知，个人所得税不仅是国家财政收入的来源之一，也是调节社会成员收入分配的手段。显然，个人所得税征收的取向，取决于“国家财政收入”与“调节社会成员收入分配”两个因素的变化。

从财政收入的角度看，虽然今年全国财政预算赤字达到9500亿元，但财政赤字并不能成为不调整个税的理由。一方面，个税收入在财政收入中原本占比不大；另一方面，解决财政赤字问题，思路不应该着眼于多向老百姓征税，而应该设法节省不必要的财政支出，比如公款出国“考察”。近年来，国家财政收入增长基本上一直高于GDP的增长，人民收入增长过慢已深深为人诟病，以至于有专家提出应该把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分给老百姓一些。同时，人民收入增长过慢已明显成为内需不振的症结。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财政应该多在“节流”上花心思，而不是“开源”，否则于国于民都不利。

从调节社会成员收入分配的角度看，则更应该上调个税起征点。在京沪深等大城市，月收入2000元者可以算得上低收入阶层，向其征收个税会令他们本不宽裕的生活雪上加霜。有人会反驳说这些城市只是特例，甚至有专家说，如果将个税起征点提高到3000元，则全国只有740万人缴税，东北三省几乎没人缴税了！在他们看来，月收入超过2000元的人理应缴纳个税。可是，如果真是这样，那何来的“小康社会”啊？

向收入多少的人收取个税才比较合理呢？社科院2006年的一个调查数据认为当时的“中间阶层”应该是月收入5000元以上（不包括巨富）。在笔者看来，向“中间阶层”以上的人征收个税，才能真正发挥出个税“调节社会成员收入分配”的功能。

条件所限，笔者引用的数据不一定权威，所以特别希望财政部拿出最权威的数据来，给出个税“不调整”的充分理由，这是对正在光荣纳税的百姓必要的尊重，我们要做荣耀的纳税人，而不是“糊涂”的纳税人。

（选自《京华时报》2009年3月10日）

代表委员会质疑会回应还要有行动

李文凯

两会已经进入高潮。代表委员、政府官员、媒体以及网民，围绕一个个话题，展开前所未有的互动。这些争议和互动，让两会变得热闹好看。

体育明星刘翔的两度缺席是一大看点。“追星”似乎是某些媒体的倾向，但刘翔缺席事件，却脱离了单纯的明星花絮，直指代表委员的履职能力——刘翔应该请辞、或者当被逼请辞。无法履职的人别当代表委员，这话说着容易，落到实处有些难。不过，透过争论，却可以看到，庙堂与江湖之间的疏离感，正在缩小。

丰富的两会话题中，不乏一些热闹是击中要点的。关于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提高、官员财产公示制的建立、4万亿元的用法与监督、灾区的重建与统计，以及司法腐败、食品安全、房地产是非乃至敏感的群体性事件，都在会上得以凸显，寻求对话。两会有多重面目，有时像秀场，不乏个人的个性展示与背景暗示；有时像气场，无论主宾内外都有一种罕见的兴奋状态；但它最重要的是会场，有家国正事需要讨论。而民众对两会的要求，或可简要归纳为：会质疑，会回应。

会质疑，乃是针对代表委员而言。议案提案，本质上就是提问题。虽然关于人大代表专职化的尝试尚未展开，也有委员直言民众不能对其发言要求太深刻，但作为民意代言人，对中国的问题缺乏了解，多少有些失职。

会回应，乃是针对行政部门与官员而言。两会作为一个会场，就家国大事进行对话，代表委员提出一个个尖锐的问题，具体操持行政权力的部门与人员应当正面回应，为民众释疑解惑。但现在有些官员面对质询采取的态度是不“回应”或“王顾左右而言他”，致使众多高质量的“质疑”不能成为高质量的“对话”——对着空气乱挥拳，质疑者成了自讨没趣。

针对提高个税起征点的建议，财政部副部长廖晓军对媒体明言，外部很多条件还不具备，因此这几年不可能进行调整。这个回应引来其他代表委员的强烈不满，以至有了进一步的质疑：“你都定了，要我们来干吗？”事实上，廖晓军也是本届全国政协委员，作为财政部的官员，对于财税事项或许掌握有更为全面的数据，他完全可以站在更专业的角度，回应质疑。不过发言的落点，不是以行政官员的身份作个简单结论，而是以其专业考量，回答清楚个税调整的“外部条件”是怎么一回事、个税与财政收入乃至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又将如何达成。若能如此，想必收获的就不会是抗拒，而是一个理性讨论的有益思路。后来，廖晓军出来解释，关于不提高个税起征点的结论，只是个误会。那误会是怎么产生的，值得总结一下。

寄托国人反腐倡廉厚望的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在这届两会上所获的，依然是一个不置可否的回应——原则上是方向，但不会仓促出台。这样粗略的回答，同样难有说服力，难怪网络有“官员既得利益使然”的解读。其实，早在199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就曾将《财产申报法》正式列入立法规划，时过十五年，无论如何也难说是“仓促”了。对于人心所向却又悬而不决的议题，即便不能一步落实到位，总该有一个大致的时间表，好让公众看到决心，了解进度，如此才能释疑解惑。

可以说，两会作为中国的民主政治生活，已经有效地启动了民众参政议政的意识，也部分改观了行政官员对待权力的态度。至少在两会期间，面对汹涌而来的各色意见与质疑，官员们表现出尊重民意表达、尝试予以沟通的姿态。但沟通不应只是姿态，必须是有效的解释与说服，包含“公众有权了解”的自觉、“公众希望了解”的主动与“公众能够理解”的信任。以“回应”对接已经成长起来的“质疑”，两会的热闹，才会超越话题的热闹，涌现新的活力与魅力。

（选自《中国青年报》2009年3月12日）

两会越多政治街头越少暴力

曹林

曲终人散，京外代表委员们将陆续踏上归途。温暖的阳光打在人们脸上，中南海旁长安街边的柳树吐出了嫩芽，又一年冬去春来。

在这个网络让表达门槛越来越低、让政治参与越来越容易的时代，参政议政已经没有了会堂的区隔。在场的代表委员们，不在场的公众和网友，十天中共同提起了许多话题，发出了许多声音，针砭了很多时弊，多少丑恶、不公、谎言被揭露出来，多少平日被视为敏感的话题此时都可以毫无忌讳地讨论了。很多人肯定都会有这样的期待，如果平常也有两会这样通畅的表达通道，不平者能找到说理的地方，受害者能及时把委屈说出来，那能减少多少矛盾和冲突，减少多少暴力和以暴制暴？

两会越多政治，街头越少政治——这是当政者应时刻谨记的真理和格言，当一个社会的公众能通过“两会”这样规范、安全、合法的制度途径，畅通表达自己的权利诉求时，他们就会越少地选择在街头表达意愿。我所说的“两会”，不仅指这十天的人大和政协两个会议，而是指两种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前者是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后者是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这是中国人参政议政、行使政治权利、表达利益诉求的两个最基本制度通道，而不是仅仅每年3月两场重要的会议。

议会是社会的稳定器，这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研究专家蔡定剑的判断。他说：一个有健全代议制的国家，议会都能起到有效稳定社会的作用，促进社会健康发展。议会制不健全的国家，政治暴力就在所难免。因为代议机关有很大的包容性，可以包容各政党、社会各阶级、阶层人士，他们在代议机关中发表意见、进行辩论。这种辩论毕竟是在秩序范围内，受到法律约束的，比暴力斗争要文明、温和得多，从而给社会造成的震荡和破坏也小得多。任何一个社会都充满着矛盾，现代社会虽然存在着各种解决矛盾的渠道：新闻言论、出版自由、集会游行等等，但其中，只有代议民主这条渠道最有利于社会稳定。

如果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这两个最大的民意渠道能畅通，社会的矛盾冲突和公众的不满会得到很大排解，从而会大大减少街头的不满行动。

贵州的石宗源书记对此应有更深的体会。在反省瓮安“6·28”群体性事件时，这位从新闻出版署走出来的官员多次强调，要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诉求，多方为群众提供畅通的诉求渠道，使群众有话有处说，有理有处讲，有难有处帮，有效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如何让群体“有话有处说”呢？我们不是没有“表达”的制度通道，人大和政协如果能在日常政治中发挥像在“两会”时的积极作用，许多矛盾都会被化解于“可治理”之时，而不致失去控制。

许多暴力冲突的根源，就是人被逼得“无处讲理”。反思去年发生的几起群体性事件和暴力冲突，从贵州瓮安到重庆，从云南孟连到陕西，再到上海的杨佳案——许多事件的起因其实很小，瓮安事件起源于群众对一个女学生死因鉴定结果的不满，杨佳案的起因仅仅是一辆自行车。为什么小问题激化成了大冲突？很大程度上就是小矛盾、小情绪、小冲突缺乏暴露和缓解的出口，没有良性的互动和沟通机制。琐碎、庸常的日常冲突得不到解决，受到不公正对待的群众有话无处说、有理没处讲，矛盾激化中一切就陷入不可治理、不可调和的失控状态，冲突一触即发，演变成群体性暴力冲突。

两会越多政治，就是期待人大和政协能在日常中有更多的作为，有更多吸纳民意、吸纳公众参与政治的机会。就拿云南孟连事件来说，如果当地政协能早注意到胶农和企业的矛盾，及时介入协调沟通；如果当地人大能早注意到民众对警方和企业的怨愤，早点对相关政府部门提出批评和质询，人们还会涌上街头用拳头说理吗？一个地方的人大和政协越有作为，这个地方的社会也就越稳定，代议机关中激烈的争吵和交锋，取代了引起动荡的街头政治。相反，社会最不稳定的地方，人大和政协往往最沉默、最无为。

又一年春暖花开，初春的阳光照在每个人的脸上。政治应该留在会堂中，而不应该打破街头这醉人的春光和平静的幸福。枪炮作声法无声，这是古罗马哲人的智慧，这种智慧在现代民主政治中的延伸就是：两会越多政治，街头越少暴力。

（选自《中国青年报》2009年3月13日）

牢头狱霸们是些什么人

陈家琪

今年2月发生在云南的“躲猫猫”事件，通过李荞明之死，让许多人看到了看守所中非人性的一面。后来，又相继揭发出此前发生的一些事，有一些人不明不白地死在看守所或监狱或劳改队里。这都是一些执法机构，“犯罪嫌疑人”或“服刑人员”在“法内”受到人身自由的限制或惩处后，又死在“法外”的暴力之下。

这使人不得不仔细思考一下“法内”与“法外”的关系，由于这种关系与特殊的空间有关，又让人不得不思考一下这种空间的界限与“越界”的可能。此外，还要再思考一下“法的缺席与滥用”，思考一下“法的犯法或法的侵权”。这几日，又不断传出此类事件，说是海南儋州看守所里又有一名犯罪嫌疑人罗静波被同监舍的在押人员殴打致死，接着，说是陕西丹凤的一名19岁高中生在受审时也不明不白地死去了。

我真怕此类消息就如矿难的频发一样，最后让大家的神经在麻痹中认可了这一现实。上述案件中，有的相关人员已经受到了依法惩处，也有人设想出各种办法并希望把这些想法以法的形式确定下来，以避免再发生此类事件。但似乎总有什么地方不对，让我们觉得所有这些措施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里所说的“根本”，是就一种普遍性的社会结构或时代风尚、道德准则而言的。

到底是什么问题？

我曾在劳改队里工作过多年。作为一种体会，我想说明，不少劳改队里的秩序，基本上是靠犯人们维护的，因为总有一些犯人想通过自己的表现获得奖励或减刑、甚至提前释放。这种可能性越大，“政府”（在劳改队里，犯人们一律称呼管教人员为“政府”）利用犯人们去监视、检举揭发其他犯人的可能性也就越大。那是一个鼓励监视、表彰揭发的场所；所谓“坦白从宽”，就不仅指的是坦白自己的问题，也包括检举揭发别人的问题。

发生在2007年4月2日广西兴安县看守所里的黎朝阳之死，要不是到了2008年的5月30日，有死刑犯黄于新在临刑前的检举揭发，这件事看来也就会这样蒙蔽过去了。检举一事的“好处”自然不言而喻，这不仅仅指的是黄于新因检举有功免却了死刑，也包括黎朝阳之死，包括有关人士在事后的包庇掩盖也至少露出了马脚。但这种鼓励和奖励首先鼓励和奖励的是有关人员为自己谋取“好处”的动机。无论按照哪一种道德学说，这种行为都不能算是道德的。当然，我们也不相信他们是因改造好了才坦白检举揭发的。大家都有自己的“好处”要谋。

“牢头狱霸”们是些什么人？就是那些最有可能获得各种“好处”的人。他们之凶恶，在某种意义上，也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不如此，就无法“镇住”其他在押人员。他们客观上起着一个维护监舍秩序的作用，由于他们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一些“政府”所信任的人，所以也就以为自己的为非作恶是受到“政府”保护的，于是变得有恃无恐。

最应该警惕的，恰恰就是那些最有可能获得各种“好处”的人。“牢头狱霸”们有可能从“政府”，从其他在押人员那里获得各种“好处”，而我们的监管人员又可能从“牢头狱霸”那里获得许多好处，这样各取所需，恐怕无论怎样“立法”都无济于事，因为整个环境就是一个各自为自己谋取“好处”的环境。

从监狱再想到监狱外，想到整个社会，如果那里只讲“好处”，而且各自都有自己的“好处”可谋，那么，最有可能获得各种“好处”的人，是不是也就真的有恃无恐了呢？当然，当事情做得过分时，不断清除他们也就有了另一种“好处”。这其实是“牢头狱霸”们应该想明白的一件事。

（选自《新京报》2009年3月21日）

因为不高兴，一路反到底

徐迅雷

反精英、反民主、反自由、反和平、反西方、反美国、反奥巴马、反法国、反萨科齐、反《南方周末》，反余世存、反袁伟时、反崔卫平、反朱学勤、反马立诚、反钱钟书、反王小波、反白岩松、反龙永图、反林毅夫、反樊纲、反王朔、反韩寒……读《中国不高兴》，感觉该书5个作者就是一路反下来，坚决反到底。反的背后就是“不高兴”，“不高兴”还是客气话，实乃一个“恨”字，满心满肺满肝满脾都是恨，上面一串“反”字若是置换成“恨”字，也通。

他们反的对象很具体，那么他们要的是什么呢？除了大而无当的所谓“大时代”“大目标”“大抱负”“大复兴”、笼而统之的“呼唤高尚集团”“要做英雄国家”“要在世界上除暴安良”外，看不出他们真正要的是什么。

他们很是“怀念”毛泽东，“毛泽东说民族斗争说到底是阶级斗争，这话没错”；他们还说那时代中国有真正原创性的东西，并且念念不忘“文革”歌曲有特色。被称为“当代广大军事迷之精神领袖”的第一作者宋晓军，“要”的东西相对明确一点，那就是要打仗，还要抓紧打，“时间不能太长了，太长了耗下去人心散了”，“让很多爱国的年轻人很着急”。而被称为“中国民族主义领军人物”的王小东，以及原《中国可以说不》作者之一的宋强，狠拿法国开火，恨不得“铁蹄踏破法兰西”，力吹对法国进行“惩罚外交”，要“报复”，且要遵循“黑社会原理”——“要弄就弄痛”，“着着实实惩办一回”。

这就是“时政奇书”《中国不高兴》。它被称为《中国可以说不》的“升级版”。那本1996年出版的“不”，与这本2009年出版的“不”，确是孪生兄弟。相信这两本大作，都将被狭隘民族主义者奉为圭臬、尊为圣经。只是“进化论”似乎不符合狭隘民族主义的特性，说这是“升级版”，其实没什么长进，就那么个情绪和调门。典型如书中反《色·戒》的话：“此前一年，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脱裤子的电影《色·戒》居然可以上演”……

然而，这个《中国不高兴》，一定会让愤青们很高兴的罢，甚至高兴得大喜过望、欣喜若狂也完全可能。该书宣示“为国直言，替天行道”，口气很大；甚至说“抽丝剥茧驱妖蛾，敢为今世开太平”，口气甚狂。看看一些目录标题就知道那些耸人听闻的“全豹”了：

事情正在起变化：2008年西方的“天鹅绒”试探中国的“铁手套”；持剑经商：崛起大国的制胜之道；不能任由美国绑架世界；“趁火打劫”：托起我们的技术水平；中国对西方：“有条件地决裂”；论“优秀的中国人”：马立诚等人的“勇敢”是在挑战民族底线；时代病相：精英们怎样营造“活地狱”；自由民主“先贤祠”里的先生们在贩什么私货……

所谓《中国不高兴》，无非是五个人的“不高兴”。如此盗用“中国”的名义，甚为可恶，应该更名为《五个人不高兴》。“不高兴”的人尤其年轻人是有一些，那作者们可以算“不高兴”的“代表”，但不可擅自代表中国。

不管怎么说，这几个“代表”聪明的，他们巴望着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到年轻一代身上，尤其是以2008年“五月青年”为代表的、曾经大大的“不高兴”了一把的年轻人身上。真是用心良苦。他们知道，当下一代，当所有的年轻人，都被他们的狭隘民族主义思想武装了，今后的世界就是他们的了。可别说这5名作者脑残，他们很清楚，要想在世界上“除暴安良”，就得首先在年轻一代尤其是年轻网民那里“安暴除良”。

那么，结果会是什么呢？“人人手持心中的圣旗，却红光满面地走向罪恶”——伏尔泰曾经如是说。

（选自《中国保险报》2009年3月23日）

不能自主支配的城市土地

朱兰春

关于住宅用地70年后的续期及其费用，《物权法》出台前即已闹得沸沸扬扬，但《物权法》最终没有敢触及这个敏感问题。不过，依专家的解释，《物权法》是民事特别法，住宅用地的续期及其费用，属于政府行为，民事特别法中不便规定政府行为，云云，可谓典型的“遇到红灯绕着走”。事实证明，在这片热土上，有些红灯注定是绕不过去的，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据报道，此次修订《土地管理法》的征求意见稿中，住宅用地70年大限到期后，“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自动续期”替换了原来表述明确的“无偿自动续期”，其预留操作空间的用意明显。掀起你的盖头来，丑媳妇终于要见公婆了！

“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此为1982年《宪法》规定之新内容。迄今为止，未见及任何公开的立法文件，对该条规定予以论证。然而，财产绝不会像法条那样，可以无中生有，凭空创制。按照基本法理，这一大块财产所有权的转移，实际上就是征收，而且是无偿征收。但是，以往的法学理论对此并不承认，另行给出的解释是“国家所有就是全民所有”。表面上看，谁都没有损失，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因为说到底，国家就是你们的，或者说归根结底就是我们的。但是，要害处是，所有权可以是国家的或全民的，支配权却是特定的或注定的。无论是《物权法》还是《土地管理法》，对此可谓寸土不让：“国有财产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所有权；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所有权是虚的，支配权却是实的；所有权可以随便冠名，支配权则非我莫属。

这就是说，你拥有100块钱，却不能自主支配它，这样的“拥有”，你肯定以为是在逗你玩儿，谁也不会拿这样的“拥有”当回事。遗憾的是，这看似变帽子的戏法，正是当今的现实。城市土地，不过是放大了的100块钱！有时候，不把一种逻辑推至极限，确实不容易看出其内在的荒谬。

依照现有法律，城市住宅用地，既是国家所有的财产，也是全民所有的财产。如果全民所有的财产，每隔70年，再向国家缴一次费，按照国家所有就是全民所有的理论，这就是自己向自己收钱，而且是不断地自己向自己收钱。这样绝顶聪明的法律方案，不可能出自所有人之手，只可能是支配人的精心设计。除非承认，国家所有并不真正等于全民所有，所有人的利益并不等同于支配人的利益，否则，依照原有的解释框架，住宅用地期满后收钱之日，就是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的理论破产之时。这种自己找自己要钱的收费方式，可谓令人目瞪口呆。

（选自《南方都市报》2009年3月24日）

如何化解2000亿高校债务？

信力建

通常单纯的经济问题，可以用市场手段来解决。我们国家用十年的时间，花掉了上万亿的财富来发展高等教育。十年下来，新增了5000个亿的固定资产，但是也累积了2000个亿的巨额债务（平均每校1亿）。巨额债务如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直接制约了高等教育的进一步规范与发展。这也成为高校不可摆脱的心理包袱。据了解，仅仅是每年的利息，已经让不少学校透不过气来。可想而知，如果不及时处理的话，高等教育将为此背负巨大的精神压力，学校的现代化与国际化，建设世界第一流的高校，亦无从谈起。

故此，今年的两会，北大的周其凤校长对如何处理2000亿大学债务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大学的债务应该全社会承担”。武汉大学校长顾海良则提出，“允许招收高价生解决大学债务”。而社会上普遍的看法是，高校债务如此严重，向社会伸手是不行的，也不能一味指望政府。高校就是国家财政建成的，花的是纳税人的钱，高校自身又是一个法人实体，在不具备基本的投入产出能力的情况下，经营决策都由政府越俎代疱，还怎么能要求纳税人继续为你偿还债务？

“提高学校收费”一策，客观上并不适用于所有的高等院校，却也不失为一个可行的消除债务的思路。高校收费这些年确实一直在增长，已经到了普通阶层承受的极限，但也应该看到，高等教育的多元化、多层次的需求是社会的诉求之一。在加强助学贷款、资助措施的同时，办高质量、高品质服务和高收费的学校，也应该会有一定的市场。回头想想2000亿债务的形成，总有不少人不由自主地埋怨扩招的冒进。但是，十年前高等教育确实有发展的需要，学校的扩充与发展是应时所需。而政府则热情地成为了“高教大跃进”的强力推手，不但勾画了发展思路，还作主为学校借了巨额款项。地皮、贷款、担保、学校规模，该办的基本包办，该想的也帮你想好了。这样一来，无论是谁在这个位置上，都理所当然地可以不懂经营，不懂管理，不懂技术，也不承担风险和责任。

不知有没有人想过，高校这些年发展欠了一屁股债不说，还赔上了自己的诚信，这是更大的损失。一个人，如果从小到大都由长辈（或上司）替他做了所有的决定，背了所有的责任，就等于把他成长的可能性剥夺了，长大后他很可能变得四肢不勤、五谷不分。由高校巨额债务话题牵扯出来的，恐怕最主要还是高等教育管理体系中的弊病。十年发展，尽管是学术的殿堂，思想的发源地，仍然找不到一个会想问题的头脑，会算账的经营者，会提出问题、承担风险，善于扭转的管理人。而只是一味理直气壮地推卸责任，向国家财政和纳税人伸手，多么可惜！

这才是高等教育暴露出来的更大危机。

高校有病，十年发展更积重难返。当此之际，更应该秉着理性和客观的态度，实事求是，治病救人。并且，趁着由于金融系统的相对通融和政府的大力担保，2000亿债务还没有来得及成为坏账的时候，及时查明病因，理清病理，不讳疾忌医，不惜下“猛药”，方有根治的希望。

策一倒闭。假使欠债的是民办高校，事情就简单得多了。民办学校自主经营，一切风险责任自负，如果资不抵债，无力偿还的话，最常见的处理就是宣布倒闭。由公共资源直接投入的高等院校，能不能倒闭？理论上是可以的。远有国企倒闭的前车可资借鉴，还有近年义务教育学校包括幼儿园的撤并处理可作参考。最大的副作用也只是学生安置问题。其他无非是一批既得利益者失去了自肥的来源，有什么不可以呢？

策二改制。退一步说，如果因为学校是公办的不能倒闭，那么改制或者债权重组也能带领学校走出困境。由社会机构或个人出资收购，在理论上是可行的，可以帮助高校摆脱一部分令人头疼的债务问题。转而由民间承担，并实施对学校的管理。前提是厘清产权结构，以及承担一点所谓资产流失的风险。话说回来，现在高校面临的风险还有比2000亿债务更大吗？只要限定转制的过程公平透明、转制后仍用于高等教育，那么，现有的高校资产只不过是从一主体流转到其它主体，还在社会上用于办教育，并不存在流失问题。

策三债务清算重组，财务基金管理。高等教育既然要走向国际，在财务管理上也可以参照世界高校的常见作法，产权债务重组，无论归属，先成立财务管理基金，向校务管理和理事会公开，再讨论学校经营管理方略、债务偿还办法。其实，这是高校实行社会化管理的必经之路。高校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独立法人，要长大成人，不管是不是追求跻身世界名校之列，都必须真正履行自身的法律定位和社会职能。现阶段，独立学术、独立财政和独立管理就是高校证明自身实力的试金石。

谁的游戏，谁来买单，要视乎我们的高校能否真正地长大成人，独立承担职责和使命，真正成为现代社会架构中的建设力和推动力。无论采用什么法子，只要能把道理说得通，把账目厘清楚，把游戏规则制订好，2000亿的债务，还是不难找到解决办法。怕就怕我们的高校和教育管理部门，花数千亿买不回来一个教训，既学不到现代管理思维和国际视野，也找不到一个精明的教育经营管理人才。如此，再多的钱填进去，也等于白白扔进大海，糟蹋了社会财富不说，还污染了大自然。

（选自《南方日报》2009年3月26日）

《中国不高兴》把民族主义当钱卖

魏剑美

以我的观察，大凡以极左面目出现的人，都不大让人放心。偏偏这类人物又喜欢代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表态立言，好像他们先天就取得了“革命”或者“爱国”独家代理的某种授权。多年前那本《中国可以说不》名声实在狼藉得可以，我至今没有听到几个有文化的人说该书好。但这又有什么要紧呢？人家好歹抢了一个“对抗国际强权”的风头，而且总还有些热血青年头脑一热就掏钱买书。我原本猜想，这些靠“对抗强权”吃饭的人总该有些别的勇敢行为才是，比如对身边的强权者和种种不公正的现实发出一点点声音。然而遗憾得很，痛骂“美帝国主义”的这些“正义热血”人士，似乎很少为现实的苦难呐喊。

正是有了这样的观察经验，我对于最近火暴登场的《中国不高兴》一书压根儿就没有关注的兴趣：你们几个人爱高兴不高兴是你们的自由，何以动不动就扯上中国？莫非中国就是你们几家的囊中之物，随时随地都可以拿出来抖弄一番？当然，稍有一点市场意识的人都知道，这是精明的商家和文化贩子们在变着法子掏那些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愤青”和“愤老”们的钱包。

不过你掏钱包就掏钱包吧，还不许人家表达一点他们上当受骗之后的愤怒。《中国不高兴》作者之一的刘仰，甚至痛斥那些匿名批驳他们的人为“狗”，为“东西”，为“它”，为“奴才”，为“缩头乌龟”，为“侏儒”……总之，凡是能想出来的骂人的词汇他阁下都口不择言地堆砌了上来。这倒也暴露了以“爱国主义”独家代理人自居的这伙人的本来名目：对西方列强“不高兴”的他们，一翻脸就会对自己人更“不高兴”的，甚至立马剥夺了你做人的权利，将你发配为犬科类动物或者甲壳类动物。他们的权力可真有点骇人，连对方的物种都可以改变的啊！这样的“爱国者”实在比“美帝国主义”还要让人两股战战。

这样的腔调当然并不陌生，历史上多少自称“替天行道”（这也是《中国不高兴》一书封面的宣传语，如果可以的话，我个人很想看看“天”写给他们五个人的授权书）的英雄好汉，在号召奴隶们奋起反抗某个强权之后，自己立马就以更加凶残的主子形象出现了。在他们看来，大伙之所以要帮着他们一起来“打倒某某”，就是为了俯首帖耳做他们的顺民，否则，他们就要取消人家“做人的资格”。

刘仰要痛斥那些被他称为“它”的“东西”，其理由是“它痛恨中国，痛恨中国强大，痛恨一切批评西方和美国的声音。这个‘东西’一贯把中国描绘成古往今来全人类最黑暗的地狱，一贯把中国贬低成人类文明的毒药。只要看到‘爱国’这样的字眼，哪怕闻到‘爱国’的气息，这个‘东西’便受到极大地刺激，简直就要精神病发作。”尽管这些言辞用语尽得“文革小将”的精髓，颇有横扫、痛批、不可战胜的威武气势，但我还是感到奇怪，因为这样“痛恨中国强大”的“东西”，我还真一个也没见着。当然，批评中国“黑暗历史与黑暗现实”、欢呼西方进步文明的大有人在，但这名单中带头的却是梁启超、谭嗣同、陈独秀、鲁迅、孙中山、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这些文化大家和革命先驱。谁都知道，他们的“恨”不是因为“痛恨中国”，而是恰恰是因为爱得深沉。

就我所知，也绝无一个反对爱国，甚至于看到爱国字眼“就要神经病发作”的人。事实上人家“反对”和被“极大地刺激”到“精神病发作”的，只是借“爱国”名义行霸道之实的狭隘民族主义者和“骂娘爱国者”。骂《中国不高兴》就等于“反对爱国”，这种逻辑真还有些“创造性”啊。匿名骂人当然是卑怯的，也算不上什么英雄好汉，但其思想逻辑倒是与那些“文攻武卫”者相映成趣。人家除了没署名之外，其余也谈不上更为低劣。如果“没有任何实实在在的内容，只有污言秽语地发泄”，和“泼皮无赖般的撒野”，是一件丢人的事情，“坐不改名行不改姓地”出版和宣传，得意自命为“民族主义的领军人物”，就更高尚么？

（选自《中国青年报》2009年3月26日）

对极端言辞的煽惑性应保持警惕

安平

第一次看到《中国不高兴》这个书名的时候，立马想到了当年相当普及的动画《没头脑和不高兴》。后来一看，原来有此联想的人尚多，中国日报网上一篇评论的题目便是《中国没头脑的姊妹篇：〈中国不高兴〉》。一本书能给一个时代的人留下如此深刻记忆，书籍的作用，看来的确不小。

“中国不高兴”，主体似乎是“中国”，虽然实际上作者大概希望读这本书的每个中国人也一起不高兴。但将国家这个概念赋予人格，在咏叹、歌颂时偶一为之大概没问题，什么时候都这么来，不免会造成歧义。一个国家“不高兴”，可以是一个国家的政府“不高兴”，也可以是一个国家的国民“不高兴”。有些时候，二者并没什么分别，但另外一些情况下，却有很大不同。具体点说，如果落实到部门和群体，我们知道，“城管队不高兴”和“无证摊贩不高兴”，经常是难以调和的两回事；具体到个人头上，你不高兴，可能是因为对某些外国所作所为看不上眼，也可能是因为看一场小病花了一个月的工资。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把这些差异都抹平呢？那就是“对外”。“一致对外”了，不一致的问题也就成了小节，可以忽略。我估计，这本书的作者，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作者在接受采访时也承认，原稿中关于“内政”的一些内容，为了出版的需要，删了很多。虽然我们并不确知被删掉的是一些什么样的内容，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除了对外“不高兴”这一块，剩下的“不高兴”作者自行阉割了。看来作者很清楚，“不高兴”的表情不是对什么对象都好摆的。

问题是，我们不能一直处在一个“对外”的情况下。太阳每天照常升起，小民的生活每天继续。看了书“不高兴”或“高兴”一下并不能对个人的民生问题有任何助益。况且，如果只能对外不高兴，转过脸来就得是笑脸，那是川剧“变脸”，有助于增强表演才能，却无益于身心健康。

当然，也存在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有人本来因为身边的原因不高兴，却憋在那发不出来。突然有人甩出一块色彩鲜艳的布头，立刻就冲过去发泄一通。重要的是拍桌子骂娘的痛快，至于骂谁，为什么骂，是否值得骂，倒在其次。这么做多少有点“没头脑”，但从历史上看，这倒是常态。

当前世界金融危机的程度，据说是1929年经济危机级别的。事实上，在那次经济危机中，有些国家就开始不高兴，而且越来越不高兴，后果如何，我们都看到了。“我们需要这样一个英雄集团带领我们这个民族，完成在这个世界上管理、利用好更多的资源，并且除暴安良的任务。”这样的话语，在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之后的若干年里，不是有很多狂人都说过，并获得了本国国民的狂热赞同么？纵虎容易缚虎难。史鉴不远，对经济不景气下，极端言辞的煽惑性，我们应该保持足够的警惕。

从事实的反应来看，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对这本书都没给什么好脸色。正是多事之年，这本书看起来很像鼓劲帮忙，实际上却很可能帮倒忙，未必就招待见。从短期的效果来看，集体性不高兴的作用能有多大呢？眼前可为例证的，是“武大学生阻止着和服的母女俩在樱花下拍照”，“不高兴”的后果，果然“很严重”。

当然，辩证地看，这本书也并非一无是处。比如它提出的“内修人权，外争族权，制裁西方，肃清内贼”。我看这一二三四的顺序还真没错。真把这本书当回事，也得从第一步开始做，至于后面的事情，以后再说吧。

（选自《长江商报》2009年3月26日）

不要再廉价爱国

张千帆

近日，武汉大学校园内发生了一对“和服母女”拍照，“引来众多学子围观声讨”和轰赶的事件。（3月22日《长江商报》）有学生对她们叫喊：“不要穿和服在武大拍照！”“穿和服的日本人滚出去！”我平素只对政府行为感兴趣，一般不评论私人言行，因为不论自己是否认同，那毕竟是个人自由。但这起事件实在太失风度、太丢人现眼，而且并非发生在哪个田间小巷，而是在一所堂堂以文见长的全国知名学府，问题非同一般，因而不得不评说几句。

大凡有常识的人都知道，不论穿着什么，在校园内拍照完全是这对母女的自由。大学校园是公共场所，只要不违法乱纪、伤风败俗或以其他方式损害公共利益或妨碍他人自由，任何人都有权利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表达自己。这正是宪法第35条保障的言论自由的题中之意。当然，其他人也有自由评论的权利。那名学生的喊叫虽然不雅，和雅致秀美的武大校园很不和谐，但确实也是他表达不雅的自由。然而，此后引起更多学生围观甚至轰赶，就超出法律的底线了，因为这种行为已经超越了“口诛笔伐”的言论范围，妨碍了她们受宪法保护的表达自由。涉嫌违法的显然不是这对母女，而恰恰是那些貌似“爱国”的学生。

参与围攻的武大学生说，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和服“是日本人特有的服饰，让人看了很不舒服，有种异样的感觉”。难道“有种异样的感觉”，就可以如此妨碍他人的自由吗？照这种逻辑，只要警察在大街上看谁“很不舒服”，岂不是也可以将他赶走甚至带回警局审问一下？武大校领导听到哪个学生的言论不顺耳，是否也可以将他赶出校园？中国留学生在日本穿唐装或中山装，是否会接受日本人的“对等待遇”呢？如果这种思维确实代表了相当部分大学生的心态，难免让人为他们的素质担忧。

中国人原本是一个宽厚、宽容、自信和自强的民族，儒家哲学虽然不乏狭隘、虚荣、守旧之处，但总体上还是体现出泱泱大国的大度心态。儒家的耻感及其对自省的重视造就了特有的中华性格，和现在动辄怨天尤人、戾气冲天的狭隘个性恰成对比。当然，你可以说这是150多年列强欺凌尤其是日本侵华犯罪的结果，但无论如何都不能作为失却做人基本尺度的理由吧。即便中日历代恩怨未了，也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向无辜者开刀，更不用说是两个弱女子。武大学生的这种行为是我们祖先引以为耻的，为什么到今天反而成了“爱国”之荣了呢？

这些学生误以为是在表达爱国情绪，实际上是给中国丢脸，让人以为中国人就是这么狭隘、粗鄙、欺软怕硬——用鲁迅的话说，就是这么阿Q，连中国的大学生都这么没有教养。幸好拍照者似乎是武汉本地人，而不是日本人，丢人还没丢出国门，不过这种心态所决定的行为方式注定是让外人看不起的。至少大学应该是一个有文明、有教养的地方，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应该体现出一点起码的风度。为了中国的荣誉，请不要再用这种廉价的方式“爱国”了。

（选自《新京报》2009年3月28日）

经济变革政治建构与社会重建

陈季冰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政治究竟有没有实质性的变革？这是一个具有重大价值但又非常容易被遮蔽的问题，原因在于它本身就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问题。那些不遗余力地呼吁政治体制改革的人会有意无意地忽视过去30年里中国政治发生的显著变化，同样，那些对政治改革抱持谨慎保守态度的人会想方设法证明，中国的政治实际上一直在取得进步，与“文革”刚结束时相比，其变化之大可谓翻天覆地。

去年12月初在复旦大学举行的一个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论坛上，国内知名政治学者、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先生的一个报告令我印象深刻。他在列举了“真理标准大讨论”和“姓资姓社讨论”等一系列我们记忆犹新的当代重大节点性事件以后得出结论：中国没有政治改革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每一次的重大经济改革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生产力解放之前，都经历过一次相应的政治观念的重大突破——政治变革是经济改革的前提。事实上，假如没有政治上的突破，中国的改革开放根本就不可能发生！

李君如无疑是有道理的，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从未“设计”过什么具体的经济改革方案。他是一个标准的政治家，他的主要功勋就是带领中国共产党突破一个又一个过去的意识形态禁忌，从而为经济体制改革开拓空间和动力。据我所知，撇开身在其中的政界官员本身不说，对中国政治持类似看法的学术界人士不在少数，包括因出版《江泽民传》而在中国读者中名噪一时的美国投资银行家兼学者罗伯特·劳伦斯·库恩（RobertLawrenceKuhn）博士。这位西方媒体眼里的“中国的辩护者”在新近出版的《中国30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TheInsideStoryofChina’s30—YearReform：HowChina’sLeadersThinkand WhatThisMeansfortheFutureoftheWorld，中译本由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12月出版）一书中对中国的政治改革作出了许多正面评价。

然而，政治就像一个人的行为，做什么（行为的内容）和怎样做（行为的模式）是两桩不同的事情，李君如教授和库恩博士显然都把过去30年里中国政治的内容与中国政治的模式混为一谈了。我的看法是，改革以来中国政治的内容确实发生了无与伦比的变革，但期间中国政治的模式则保持了基本稳定。改变的是政策，而非政策形成的程序。目前社会普遍要求的所谓政治体制改革，主要集中在政治运作的模式方面，而非政治行为的内容方面——社会上并没有多少人对“建立市场经济”、“实现现代化”和“完成中华民族的复兴”这些过去和未来的奋斗目标有什么异议，他们认为必须改变的是实现这些目标的方法。因为历史经验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政治行为的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政治内容的成败。

清晰地区分政治内容与政治模式的意义在于，这有助于我们在今后的改革过程中自觉地辨明我们所做的事情的方向和范畴。尽管内容和模式相互影响，但两者毕竟不能相互代替。一般而言，内容的改变总要比模式的改变容易得多，其效果也要立竿见影得多。而当两者中的某一领域的变革动力因各种原因趋于衰减的时候，有意识地推动另一领域的变革，将发挥一定的弥补作用。进而言之，面对当下的困局，如果政治体制改革确如许多人所判断的很难推进的话，那么要解决经济社会生活中的许多突出问题，就必须进一步在政治的内容方面取得新的突破。具体来说，这就是许多人呼吁的“新一轮思想解放运动”。30多年前的那场“真理标准大讨论”丝毫没有动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但它却极大地改变了党领导的方向，从而直接带来了30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变。

不管怎样，正如李君如所指出的，审视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走过的历史，有一个规律必须得到承认：变革的根本动力来自政治，是政治的变革建构了经济的变革，而非相反。

（选自《中国经济时报》2009年3月28日）

孙东东们为何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鄢烈山

3月31日，我在《南方都市报》发表了《孙东东也该问责》一文，说的是他在去年9月12日，在新浪网以卫生部专家调查组成员和法学教授身份，就三鹿事件答记者问，大包大揽地说什么奶粉保险、企业主动、政府处理没有疏漏。如今水落石出，三鹿破产，田文华受审，先后已有三批涉案党政官员受到严厉处分，他这种大言欺世的无良专家也该对公众有个交代。

《南方周末》的老同事看了此文后，对我说，想不到孙东东会是这样。本世纪初，山西省青年农民李绿松为改建村小学危楼奔走呼号未果而写出反腐标语，给抓进看守所，被刑讯逼供割伤舌头；《南方周末》报道这个轰动一时的“割舌案”，虐待上访者民警被绳之以法，就多亏了孙东东仗义执言。我上网一查，网上果然还有相关信息：“2001年2月5日，北京大学司法鉴定室就山西‘割舌事件’，出具了一份司法鉴定书……结论意味着，上访青年李绿松的舌头真的被人割了一刀。这个结论让主持鉴定的北京大学法学院孙东东副教授感到震惊，他对本报记者说：‘我愿意到太原的法庭上作证。’”那个时候的孙副教授还是很正直很勇敢很可爱的。

这段往事中他对上访者的态度，与他最近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3月23日）采访时发表的言论判若两人。如今，他斩钉截铁地说：“对那些老上访专业户，我负责任地说，不说100%吧，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把他（们）送到医院就是（对他们人权的）最大的保障。”他，变糊涂了吗？

我在《孙东东也该被问责》一文里，先谈他关于老上访户该送进精神病院的言论，痛心疾首地痛斥他作为精神病学专家和法学教授而不懂心理学、没有现代法治观念。进一步搜索孙东东过往的言论，发现我太小看他了。据《健康时报》2007年11月29日报道，在打工者肖志军拒绝为9个多月身孕的妻子李丽云做手术签字，导致李丽云死亡而举国哗然的事件中，他答记者问说：“这件事既不能反映法律的缺失，也说明不了医院和医生有什么责任”，“医生的强制医疗权力如果不受约束的话，极有可能因泛滥而造成对生命的滥杀，比如，可以以治疗为借口，把不同观点的人关进精神病院，进行迫害。这在历史上是有过先例的，希特勒对犹太人和残疾人的灭绝就是打着治疗和净化人种的幌子进行的。”你瞧，他并不主张医院和医生有“强制收治”精神病人的权力！你可以察觉他现在的逻辑只有一条是一贯的：强势一方总是有理的，现行制度没有什么要修正的。

这就要说到官方聘用的专家的职业伦理了。我国当下官方聘用的专家大致可分四种：第一种是党政机关系统的公务员，如政研室的人，他们好比古代的幕僚、谏官，或军队的参谋；若一味顺着领导说话，提不出新建议，不能为决策者拾遗补缺防错纠错，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代领导公关或搞宣传的新闻发言人除外）。第二种是半独立的研究机构，如社科院的，他们更该从“应然”的目标提出决策参考。第三种是孙东东这样兼职的官聘专家（包括各级政府的参事、咨询委员）；第四种是为专项论证、听证聘请的专家学者。这后两种人不能把获聘当荣誉或拿红包的机会，做掩饰领导独断的幌子，为所聘机关开脱责任而忽悠公众。

要这些官聘专家尊奉职业伦理，像司马光在《谏院题名记》里说的“专利国家，而不为身谋”，靠道德说教肯定没有用。靠什么？我想，一靠对聘用机关及其负责人严格问责，使他们必须聘用有真才实学敢讲真话的人才，而不会用南郭先生与应声虫。二靠对专家学者的问责，对违背良知乱“论证”忽悠公众而失去公信力的专家，无情地淘汰掉。三是落实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的制度，论证不走过场，让利益攸关方都有参与博弈的机会，让公共决策经过广泛的社会辩论，使官方专家不能不慎重对待自己的职业信誉。有了这三条，我想孙东东们就不会“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了。

（选自《长江商报》2009年4月3日）

说说我为什么不高兴

熊培云

据说在经济危机之下，世界已经进入一个“炫耀肌肉”的时代了。国外媒体最近注意到中国的一个新变化：虽然中国业已超过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它还成功举办了奥运会并进行其首次太空行走，大家理所当然地认为中国会很快乐的，但中国高兴不起来。

与此相关的是，最近有几人合写了一本书，向世界宣告“中国不高兴”。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谈到今日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对时局的思考过于封闭与偏执，与上世纪初的开放与包容精神相比可谓“一代不如一代”。我举的是胡适的例子。胡适那一代人虽然也知道中国要建立“有兵的文化”，但并不把中国之落后简单地归罪于国外势力或者“帝国主义”，而是首先从中国内部找原因。在胡适看来，那个时代的当务之急是完成文化与制度上的改良，一方面要“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另一方面要实施宪政这平常人的政治，以清除“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这困扰中国几千年的五大祸害。

早在若干年前，龙应台先生写过一篇流传很广的文章——《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在这篇文章中，龙先生说：“在一个法治上轨道的国家里，人是有权生气的。”而且，“不要以为你是大学教授，所以作研究比较重要；不要以为你是杀猪的，所以没有人会听你的话；也不要以为你是个大学生，不够资格管社会的事。你今天不生气，不站出来的话，明天——还有我、还有你我的下一代，就要成为沉默的牺牲者、受害人！如果你有种、有良心，你现在就去告诉你的公仆立法委员、告诉卫生署、告诉环保局：你受够了，你很生气！你一定要很大声地说。”

当说，不高兴是一项基本人权。问题在于，谁能代表“中国不高兴”？众所周知，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组织，本身并无情绪。既然中国是无数中国人组成的，如果有情绪，有喜怒哀乐，那也是具体每个中国人的事。

“不高兴派”的确可以告诉大家自己很生气，但不要冒充中国。我在国外也经常见到“一个人的示威”，比如有一年在柏林的马路边上便看到一位中年男子举着个纸牌——“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显而易见，他只是代表自己。如果他自诩代表整个德国，代表所有德国人的意志，那他就已经是一个“侵略者”、一个“意淫犯”了。

每个人都有不高兴的事情。借这个机会，我想说说作为一个中国公民同时作为一个人，有哪些事情让我不高兴。当然，在此我也只代表自己。即使有人看完我的“不高兴”而感同身受，我仍要强调，我所说的只代表我自己的经验与感受。

细想下来，今日世界与中国让我不高兴的事还挺多，不妨略举数例：

我的父母在乡下吃了一辈子共和国的苦和亏，被征了一辈子的皇粮国税“剪刀差”，到老年却没有社保，以至于我不得不像“临时政府”一样为他们尽责——不同在于我不向他们征税。为什么21世纪的中国仍要“养儿防老”而不能做到“养政府防老”？那么多的财政收入究竟要用到什么紧要地方？纳税人养政府，政府却不养纳税人。为此，我不高兴。

我回到乡下，看到村庄空空荡荡，道路坑坑洼洼，一片萧瑟景象。家乡长了几百年的大树被掌权者贩卖。在那里，我真切地感受到故乡沦陷。地球是圆的，阳光只照耀城市。为此，我不高兴。

走在城里，我看着新修的马路被一次次挖开，虽然GDP因此增长，有人因此大赚其钱，但既然总要这样折腾，为什么不给马路预装一根拉链，而且只在半夜拉开？为什么人民（当然包括行人）没有免于被折腾的自由？为此，我不高兴。

开车时，我看到三三两两的妇女抱着租来的孩子站在马路中间乞讨；不开车时，我看到司机从不知道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有时甚至将人撞飞。孙立平先生说，中国的危机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为此，我不高兴。

在一个代议制国家，我的利益被人堂而皇之地代表。然而，代表我利益的人姓甚名谁我竟不知晓——即使是那隐姓埋名的佐罗，我也知道他的刀剑与相貌。在他们穿红戴绿满脸喜庆参加一年一度的“政治嘉年华”之前，为什么从不询问我需要什么利益？为此，我不高兴。

我照章纳税十几年，没有收到过一张税单，更不知道自己所交的税款最后用在哪里。为什么我只看得到税务局，却看不到“税权局”？为什么宪法里只有纳税的义务条款而无权利条款？都说预算是众人之事，为什么我看不到公共预算？没有预算的政府就是“看不见的政府”，没有预算公开的工作就是“地下工作”。为此，我不高兴。

今日中国，“拆迁党”四处招摇。在没有《物权法》时，我盼着《物权法》出台，以阻挡“推土机经济”扫荡民宅；然而《物权法》出台后，扫荡民宅的事仍然时有发生。我曾经一厢情愿地讴歌“‘钉子户’引导人民”，然而事实却是“更多的‘钉子户’倒在路上”，却是穷人家的房子“风能进，雨能进，官商勾结的推土机更能进。”为此，我不高兴。

独坐书房，读西欧财政史。读到17世纪英国中央政府给社会带来的经济负担不到5%，想起2007年中国财政收入占GDP比例占到了20.80%，而且全年财政收入的1/3被用于“三公消费”，想起大学生不去创业，而是争考公务员。国富民穷，权力诱人。为此，我不高兴。

我时而文思泉涌，给一些媒体写文章，谁知文章发表后里面有几句话不是我写的，而我写的又不知道哪里去了。为此，我不高兴。

打开电脑，我做网站，有人不高兴。我不做网站，只看别人的，有人不高兴。为什么他们不高兴优先于我不高兴？下网之前，我看见周久耕说不让房价下跌是为人民服务，我知道周久耕在说谎。为此，我不高兴。

深更半夜，我打开电视，无数影视明星和药贩子混在一起，还在像吃了春药一样亢奋。他们从早到晚贩卖假药，和电视台一样不知羞耻，只当这一代中国人全是最易上当受骗的“东亚病夫”。不是要反低俗么，怎不见有人管？为此，我不高兴。

网络销售大行其道，如今实体书店一家家倒闭。偶尔逛书店，发现几个“不高兴”的人偷梁换柱、以偏概全、炫耀肌肉，以中国的名义冒充我在不高兴。为此，我不高兴。

（选自《南方都市报》2009年4月4日）

重申清明的三种价值与理想

社论

昨天是清明节。人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缅怀逝者，追思先人：在北川老县城，万人公祭遇难者；在北京，45万市民祭奠亲人。和以往不同的是，伴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的习俗如烧纸钱等也有了变化。诸如用鲜花代替纸钱、天堂信箱寄哀思、网上祭奠先烈等新的祭祀方式，在一些地方悄然兴起。在以《清明上河图》闻名的开封，昨天举行的2009清明文化节，诸如蹴鞠、马球、斗鸡、抖空竹等具有民俗特色的表演活动，为前来祭祖、踏青的人们带来别样的乐趣。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谈到清明文化，人们首先想到的总是这幅行人悲伤、春雨缠绵的场景。从扫墓的习俗看，清明无疑是令人伤感的节日。又因为，寂静的春天，万物吐旧纳新，满地都是生命的芬芳，都是刚刚苏醒的泥土的气息，在这样美好的季节，人们怎能不去怀念那些不能与之分享良辰美景的逝者？而且，于国于家，总有一些生离死别的人和事，值得铭记。

然而，清明带给中国人的意象与价值，远不应止于此。虽然今天，它在名义上只是一个祭奠逝者、表达哀伤的节日。

从时间上看，作为传统节日，清明节最早可以追溯到周代，距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最初只是一个节气，只是到了唐玄宗年间才与寒食合并，渐渐演变成怀念祭祀家族先人的节日。伴随着时间的流逝，清明也渐渐被赋予了更多意义与内涵。

如有文史学者指出，清明除了让活着的人向逝者遥寄来自尘世的哀思与温暖，同样负载着尘世间最高贵的价值与理想，暗合了“天地清明”、“政治清明”与“人心清明”等三重境界：

其一是来自天地自然的“清明”。按“岁时百问”的说法：“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净。故谓之清明。”人是社会存在，同时又是自然存在。回想人世间的万般美景，还有什么比得上那树底清风、明月万里，更让人心旷神怡？

其二是来自心灵境界的“清明”。哲学家说，真正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生命本身。清明是关乎生命的节日，它让人从纷纷扰扰的空间之维回到时间之维，追思过往，省思现在，念想未来。每一次扫墓都是生者与死者的对话，它不仅扫去逝者碑上尘埃，更扫去活人心里的尘埃，让生活回到生命本身，重归内心世界的宁净与“清明”。

其三则是“政治清明”，这也是人们最易忘却的一种“清明”。“清”就是法制与规章明晰，就是清廉无贪腐；“明”则是光明正大，是阳光政治。君不见，在古代中国，为官者的大堂之内都会以“明镜高悬”标榜。虽然腐败并不因此销声匿迹，但它至少表明了吏治清明是中国人自古以来的政治理想——虽未能至，心向往之。

从自然、人心到制度，由“清明”勾勒出的三重境界，同样是三重理想。其包括的意义，既有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又包括寻回人心的价值与内在的安宁，以及为此必须寻求的制度上的保障。

清明时节，哀思寂寂。面对那些已然逝去的生命，或淡或浓，伤感总难免。然而，如上所述，哀伤不是我们生活的目的，清明更是可以省思的日子，清明还有更广阔的自然诉求、精神理想与政治内涵。清明连接生者与死者，连接生态、生命和生活。在此意义上，以营造和谐、自由而美好的世界的名义，有必要重申“清明”所负载的三重理想。

（选自《新京报》2009年4月5日）

集体中国和公民中国的G20

安替

这个世界变化得真快。在两年前，大家还在讨论G8是否接受中国作为成员，而刚刚在伦敦召开的G20已经正式宣布了七国富人俱乐部对世界统治的终结，不但如此，很多媒体认为G2（中美两国）才是真正能让经济恢复的核心因素。顺应中国急速提高的国际地位，国内有人出书大声说出“中国不高兴”了。

从80年代保“地球球籍”到今天中美两国G2，我从懵懂的小学生成长为今天而立之新闻人，目睹了这个国家为自己在“世界之林”地位奋力挣扎的过程。我们一直有两个中国，一个中国是把13亿作为背景的“集体中国”，我们在很多主权数据的排名的确进入了世界前列，而另外一个中国是把13亿作为分母的“公民中国”，那我们至今按照美元和按照权利算依然是世界排名百名开外。我爷爷虽然因为有海外关系而一生遭受迫害，但他在抗日战争时经历的国仇家恨，让他依然更加看重13亿作为背景的“集体中国”是否受到尊重，在知道香港会回归的时候，他拿着《参考消息》流下了泪水。而身处“集体中国”在世界稳步上升期的我，却更加在意“公民中国”，关注人权、民主和公民社会的扩大化，因为爷爷的梦想已经实现，下面应该是我们自己的了。

因此我认同这样的说法，在08奥运之前，在G20之前，我们还是有一股对过去民族受到外族欺辱的情结而必须牢记“落后就要挨打”因而让整个国家的国际地位优先于个人福祉的提高，这尚能解释通；但从此之后，你再说中国是弱国，实在是没有任何人能相信了。不过，“集体中国”的强大，却一直是以牺牲“公民中国”的更快发展作为代价的。因此，能否平衡发展这两个中国，在以公民为单位的世界列表中，让“公民中国”也进入G20？一个排名世界第二的“集体中国”、拖着排名近百的“公民中国”，这让我怎么也没有是强国公民的感觉。

G20之后的世界是一个复杂的世界，看看在伦敦上演的戏码，就知道目前的国际局势有多古怪了：英美两国和德法两国在如何对应经济复苏激烈冲突，中国一方面为自己的金融安全而质疑美元地位，获得其他国家的背书，但美国也友情支持中国，挡住了法国荒谬绝伦的提案（要把香港和澳门列为避税天堂而进行严格监管）。我相信“集体中国”会继续在国际舞台合纵连横，继续为保持世界领先地位而努力。

但当央视记者在G20以“全中国”和“全世界”的名义质问奥巴马总统的时候，请我们注意他的回答：“我是美国的总统……我最直接的责任是让我们美国的人民生活得更好，这才是他们选举我到这个职位的目的。”我想，这样的话也是“公民中国”对“集体中国”领导者的迫切期待。

（选自《南方都市报》2009年4月5日）

回到村庄重拾希望

吴祚来

我清楚的记得十年前的那场金融危机，东南亚经济遭到重创，中国当时也深受影响，在外地做生意与打工的村民们回到了故乡，他们不谈“金融危机”这样的概念，见了面只说，外面生意不好做了，或者在外面赚不了钱了，所以都不约而同地回到故乡。村里的一些人家楼房盖了一半，钱续不上，就停工在那儿，有些无奈，也有些令人感伤。

又一场危机不期而至，通过电视镜头我们看到，男人们还有年轻的女孩子们又纷纷回到了村庄，回到属于自己的土地上，村庄热闹起来了，村庄里的小店也红火起来了，村庄里的小学教室开始坐不下由城市回来的农村娃。通过电视镜头，我们看到，那些天天盼自己男人回家的媳妇嫂子们，满面泛着幸福的红光，对她们来说，钱多钱少都得过日子，关键是自己的男人回来了，孩子们有爸了，晚上点灯有说话的伴了，有什么比得上这样美满的生活呢？

当我们计算国家GDP或乡村劳动力在城市创收时，我们有没有计算过，农民们的幸福指数呢，特别是留守儿童与留守村妇们的幸福指数？那些在城市里打工的村民们，除了得到一些并不能算理想的收益，他们的幸福收益又是多少呢？

村庄还在，家还在，幸福也还在，生活就可以继续，希望就可以重新萌生。

对村庄里的农民来说，无论如何建设城市，城市都不可能属于自己，自己的户口永远被捆绑在土地上。农民的存在似乎是“应招”性质，城市需要时，他们就坐着火车扛着包袱，自费来到城市，低成本地劳作；而城市的建设业已“完成”，或告一段落，他们就打道回家，某些时候甚至可能是劳而无获。但无论如何，城市是他们工作与收益的希望所在，而乡村，只有生活本身，土地里长不出希望，没有任何想像的空间。

静态的村庄不复存在，动态的村庄正在成长，我们如何应对动态的村庄，让村庄与城市互相滋补，共生共长？这是整个社会必须面对的严峻问题。

当村庄成为世界经济的一部分时，村庄同时也成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当我们主流社会大谈村庄社会因经济而出现波动的时候，我们忽略了文化的意义，我们忽略了非物质文化生活对村庄的价值与意义，当一个陕北老汉坐在窑洞门口晒太阳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意识到，那是一种绿色的经济与绿色的文化“消费”？当一个男人带着老婆孩子在田间地头劳作的时候，那是不是一种田园牧歌式的幸福生活？当国家实施中小学义务教育之时，当各地实施最低生活保障之时，以城市经济为中心的思维应该从我们主流意识形态中汰除，正是以经济发展为主导的思想，使我们对村庄充满危机感与威胁感，似乎村庄社会离开城市经济之后，村民们没有城市经济发展带来的收入之后，村庄将出现动荡，会出现不稳定因素。这是对村庄的子虚乌有的想像。

村庄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人们回到村庄，最不容易的是犯罪，因为村庄总能为人的生存提供基本的保障，各种亲缘关系总能给有困难的家庭予以帮助。而在城市却不同了，城市是陌生人社会，城市对乡村人的援助体系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所以乡村的人们在城市更容易走到歧途，甚至铤而走险。最近一位失业的大学毕业生在京抢劫，就是身无分文，想回家看望重病的父亲而无法成行所致。

改革开放30年，是物质经济发展的30年；后改革年代，应该是非物质经济文化发展的时代。物质经济时代使每一个都追求物质利益，将物质利益看成第一追求，似乎只有钱能带来幸福，只有钱才能证明成功，但是，钱真的能带来幸福吗？钱真是代表成功吗？当村庄里的人们涌向城市，当村庄里的人们无法真正融入城市，当村庄里的人们讨要不到工钱，我们发现，正是追逐物质利益，物质拜物教，使城市人坐收村庄之利，他们成为发展的主体，而村庄却日益沦为城市的附庸，成为自然生态与文化生态意义上的沦陷之地。村庄没有确立自己的主体性，因为城市将自己塑造成幸福的中心，幸福的发源地。

村庄的主体性来自村民们对土地的拥有权，无恒产者必无恒心，有恒产者，才有自主性，才有自信心。当一些人担忧土地回到农民手中，会造成无端流失，会造成大量农民无地无产，因此会影响社会稳定，那么，这些人想过没有，土地如果进入市场流转，那么会产生巨额的税收，国家为什么不能用土地增值的部分为农民建立养老与失地保险呢？城市工人在上一轮国企改革中失去了工作，但并没有影响社会稳定，为什么？因为他们获得了基本生活保障，而且年轻健康者还可以重新就业；农民如果自己不愿意耕种土地，将自己的土地卖出，那么他可以到规模经营的农场里就业，成为新的“农民工人”，这样的农业就业，比到城市就业总是强多了吧：一是在熟人社会里工作，拖欠工资的事件就会大大减少；二是在自己的村庄附近就业，不影响正常的家庭生活。近30年大量农民进入城市，造成和平年代最大规模的家庭分居，这难道不是一种巨大的精神财富的损失吗，和合圆满的家庭生活值多少钱？经济学家能计算得出来吗？

现在农民成为精神上的流民，在城市他们是暂住，回到乡村，他们还是暂住，他们觉得还是应该回到城市获得利益，尽管在村庄里得到的是一种生活上的价值，在家庭中自己还原为一个实在的人，而在城市他们只是一个符号，一个工具。农民的悲剧性在于，他们在乡村里得到价值时，得不到利益，而在城市里得到一些利益时，却无法得到生活的价值。

其实我们都成了拜物教教徒，而我们每一个人却都不自知，我们除了金钱，似乎什么都无法安慰我们的心灵，什么都使我们得不到安全感与成功感，这才是最可怕的事情。当一个国家衣食无忧之后，所有的问题就都成为文化问题，都成为意识形态问题——宗教上的信仰问题，政治上的民主自由问题，经济上的公平平等问题，生存伦理上的正义博爱问题。而我们的主流社会却沉缅于经济发展不能自拔，经济无论如何发展，能解决信仰与终极关怀问题么，利益无论如何发展，都不可能成为价值。中国城市、乡村社会，应该在追求价值上开始新的进程。没有价值追求，只有利益追求，必然疲惫、崩溃在经济泥潭里。

村庄现在需要的，还有管理与观念上的升级，也需要技术与文化上的升级，村庄民主化管理制度的建立现在正是一个好时机，因为村民们从城市大量返乡，利用这样的机会进行民主选举与村庄规划，使村庄在发展模式与经济出路上，有一个共识与发展方向。中央新政使村庄获得了一定的经济保障，譬如农业税的减免，农村学生中小学学费的免除，以及正在进行的农村医疗与养老保障，都使村庄获得了一定的经济保障，也是生存权力的保障，也是发展权力的基础。

村庄现在最需要的，是公民权力的保障，与城市市民一样拥有公民权力，一方面是在自己的村庄选举真正的权力代表，还有就是民意代表。村庄需要恢复权力生态。在传统农业社会里，村庄具有高度自给自足能力，也具有较高的自治能力，村庄里的长老与教书先生在自然村庄里具有协调民间社会的能力，也是民意的代言人，而在现代民主制度下，在过去权力失衡的民间生态中，需要重新培养村庄里的自治生态，既要有经济发展的带头人，更需要民意协调的代言人。

村庄不是用来担忧的地方，不是需要城市怜悯的地方，村庄是中国经济与文化的大后方，十年前的金融危机之所以得以化解，是因为乡村的人们退回到乡村之中，积蓄能量，以空间为中国经济后发获得时间，而这次世界金融危机冲击中国东南沿海，但乡村仍然以博大胸怀，接纳着无数返乡的亲人。村庄可以一年两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需要城市，但城市如果离开了村庄，就会失去发展的力量。

危机之时，我们更应该思考的是在思维上将村民公民化，使他们在将来的日子里，进入城市之时，以公民的身份获得城市工作的权力，如果将农民仅仅看成是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低成本的劳动力，村庄就会永远得不到真正的尊重与发展。

（选自《中国经济周刊》2009年4月7日）

政府医疗服务的真谛是什么

徐迅雷

新医改方案正式公布了。其中有许多关注点：坚持公益性，作为公共产品向城乡居民统一提供，对13亿国民普惠，使全体人民“病有所医”；财政3年将投入8500亿；部分公立医院将转民营，支持民营资本办医疗……（4月6日新华社）

对新医改方案，人们当然期待腾笼换凤、鸟枪换导弹。长期不曾享受到的人，都巴望着能够真正享受政府提供的医疗保障。医疗资源成为公共产品，当然应姓“公”——公众的公，而非传统意义中公家的公。政府服务的真谛，就是为每一位公民、每一个百姓公平提供服务。

当今时代，经济确实发展了，但关乎社会和谐的现实问题依然普遍存在。许多“不确定性”让很多普通百姓缺乏安全感。不同年龄群体，有各自的不确定性，比如年轻人对解决住房的不确定性、中年人对子女教育的不确定性、老年人医疗的不确定性等等，都不免让人焦虑。中国人多，平均享受的资源并不多，如果没有提供基本保障，必然就会缺乏安全感和幸福感，按照著名画家陈丹青的说法，即永远是“兵荒马乱”的感觉，“每一个个体，都有不安全感”。这种情形在患者众多的医院里更是常见。“兵荒马乱”的心态、神态与形态，使我们的百姓往往是“苦瓜脸”，让人看了心里难受。普适性的“安全保障”与“幸福供给”，只有政府才能实现，而医疗就是其中关键的关键。

把基本医疗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这在我国还是首次。长期以来，包括医保在内的医疗资源，大头被官员、公务人员所享有。两年多前就有媒体报道说，中国社科院报告显示，在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这个数字的准确度存疑，但一个基本事实是，官员、公务员的医疗保障是最好的，企事业单位要差一个档次，其他人的保障相差就更大了，至于农民基本上就没有享受到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对“公费医疗”只有羡慕得流口水。医疗资源配置的失衡，当然是一种社会不公，尽管很大程度上是历史原因造成的，可时至今日，这种局面非改不可了。医疗资源成为公共产品，那么就不能成为“少数人的公共产品”。我们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当然是包括服务每一位中国人，而不是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小部分人享受了大部分人的医疗资源。

现阶段政府对医疗资源的投入，无论数字看起来有多大，也都是有限的。如何把有限的医疗资源用在刀刃上，也是一个要讲效率的科学发展观问题。目前应该重点对付大病保障。人们最怕的就是得大病。像那位在天津火车站候车室偶遇温家宝总理的白血病患儿小李瑞，应该是政府投入的医疗资源给予保障，而不需要总理自己捐款相助。那才是一种理想的医疗保障状态。

时短情长。情短制度长。总理关爱白血病患儿的情谊是宝贵的、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一个国家的医疗保障制度的建设。政府为人民服务的真谛就在这里：作为公共产品，就得覆盖全民、公平享有，而且制度一旦确立，就必须长期稳定并不断完善。这也正是新医改方案的可贵之处。

（选自《荆楚网》2009年4月7日）

别对新医改抱太高的期望

易鹏

通读这1万3千字的医改方案，看来多年医疗市场化表现出来的弊端，逼迫我们寻找到了正确的改革方向。很多人会为之欢欣鼓舞，但我们也必须务实、理性地知道，别对这个新医改抱太高的期望。

这次新医改重点是强调医疗公平，但必须要清醒地知道这种公平肯定是低层次的公平。中国目前依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尽管中国GDP总量列全球第三，但人均排名在一百以外。这次为了新医改，国家和各级政府三年会投入8500亿，分到每个人每年也不足250元。在金融危机今年国家财政赤字达到9500亿历史新高的情况下，要想政府再拿出更多的钱投入到医疗方面，配合医疗体制改革，难度将会比较大。

另外，医疗体制改革牵涉到各方面的利益，要让所有的各方都来支持新医改，可能需要更多的智慧。比如说在政府部门之间，卫生部和财政部就会从自己的角度理解和推进医疗体制改革。比如在国家公费医疗上，公务员和其他群体对待新医改会有不同的考量。而如何既要保证医疗的普惠性，又如何调动医务工作者的积极性就需要好好思考。从这次新医改的方案中，我们就可以感觉到为了平衡各种不同方面的利益，从而使得这次医改方案变得有点点中庸。

这次新医改方案更多的是一种指导性的方案，很多配套的细则并没有出台。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差异很大，一个全国性的指导方案，肯定需要各地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来推进，总不至于让上海和宁夏搞一种模式吧。所以实施的时间将是慢走的，而不是一蹴而就的。

综上所述，我们对新医改不要抱太高的期望，但这种方向正确的医改我们应该支持。通过循序渐进来推进新医改，最终让全中国人真正分享到全民医疗的改革成果。

（选自《潇湘晨报》2009年4月7日）

汉字繁体简体，兄弟相煎何急

何耀伟

全国政协委员潘庆林提出，建议全国用10年时间，分批废除简体汉字，恢复使用繁体字。一石激起千层浪，在网上有人大声叫好，恨不得立马让所有简体字消失不见，也有人严词痛斥，称其有违文化发展潮流，反诘道：何不恢复甲骨文？

在笔者看来，繁体和简体是汉字的两种形态，是情如手足的关系，都有着广泛的应用领域，在社会生活中都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难道就不能和平处，一定要兄弟阋墙吗？

考察汉字的演变历史，从甲骨文、金文到篆书，再到隶书、楷书，发展的总趋势是从繁到简。而且文字产生于人类保存信息和传递信息的需要，本身就是方便人们生产、生活和交流的产物，在对效率的要求越来越高的时代背景下，在人们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的今天，因繁就简已成为汉字发展的必然趋势。

我国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在大陆地区推行简化字，既是对清末以来前人工作的继承，在方便书写、促进扫盲工作等方面发挥了十分积极的意义。迄今为止，简化字已为大陆国人所熟知和应用，成为生产生活须臾不可或离的基本符号。因而，废除简体汉字是不现实的，也不符合我国社会发展的方向和文化发展的趋势。

但也要看到，在推行简体字几十年之后，仍有诸多恢复繁体字的呼声，这本身就说明繁体字有着强大的生命力，特别是在港澳台及海外华人中仍被普遍使用，对此我们不应视而不见。况且，对不识繁体的人来说，前人的许多书画、古籍以及古迹上的题字势必都不认识，这将造成文化的断层。繁体字的结构、笔法也都是前人不断探索的结果，在美感上显然简化字是无法与之媲美的。另外，简化之后，一些字失去了本身具有的象形意义，还有一些意义不同的繁体字被简化为一个字，如发的繁体字有两个，发和，本身代表不同的内涵，但简化后却无法进行区分了，无疑也会对汉字意义的丰富性造成一定损失。

一位学者说道：写书法绝不会写简化字，但发表文章绝不用繁体字。现在许多网站都设了简体和繁体两种版本，方便了港澳台及海外读者阅读。这表明繁体简体的应用都有着各自广阔的空间。它们完全可以共存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并非兄弟二人不相容的关系，定要决个你死我活。

因而，汉字简化，总的来说是一种必然趋势，废除已经推行多年并广泛运用的简化字既无必要也不可行。但繁体字在海内外也有着十分广阔的市场，其本身也包含着丰富的意义和内涵，学习和识别繁体字对国人而言也很有必要。我们应坚持识繁写简的原则，继续推行使用简化字，从小学开始教育孩子识读一些常用字的繁体形态，在书法、古籍、文学等领域推广和普及繁体字。

繁体字简体字都自汉字的母体而生，是血浓于水的同胞兄弟，本可以同生共荣、并行不悖，我们为何强要其手足相残呢？

（选自《新华网》2009年4月9日）

被统计都是一种幸福

刘洪波

2008年全国职工平均工资的系统数据公布了。看上去相当振奋：2.9万元。

统计数字，一个大范围的结果，会使人感到无可奈何，因为你的个人感受，无法对它给予肯定或者否定，而只有另一个同样范围的统计可以来证实或者否定它。

然而，每个人都确实是有感受的。数字无法给人幸福感，再可观的数字也不能。幸福不幸福，只能由自己的生活来体现。当然，我们身边有很多人觉得不是这样，看到GDP数字，会为居于世界前列而骄傲和自豪，但对个人生活来说，其实不如你是否达到了2.9万元现实。无论达到或者没有达到平均水平吧，2.9万元这个数字，使你从G20乃至G2的宏伟描述回归到自己，这是有意义的。

我想，可能有太多薪酬超过2.9万元的人是不会发出声音的，这使得2.9万元显得特别荒谬。社会上有薪酬拿到几千万元的人，有收入几百万元的阶层，有平均收入近20万元的行业，这是很有利于提高平均工资数字的因素。你是计算平均数时的一个人，拿几千万元的人也是计算平均数时的一个人。公式里，你们是平等的，数字上你们可以平均。这是平均数的本质，不算秘密。

中国的统计系统，真正奇怪的不在于计算数值的公式，而在于很多人不被纳入计算之中。例如失业率，统计局算的是登记失业率，无登记则不在其内，所以总体上有多少人失业，失业的比例有多少，那个数字就无足为据。职工平均工资水平，当然也是这样，你在工作，但未必就是职工，所以你不能从职工平均工资水平中看出有工作的人平均拿到多少钱。你要被统计，得在国有单位、城镇集体单位以及联营经济、股份制经济、外商投资经济、港澳台投资经济单位里工作，而私营企业和个体从业不计。

以自己为例吧。我在一家报社工作，年收入超过2.9万元不止一倍。我有一个姐姐，两个弟弟，他们各有家庭，总共6人，其中两人是教师，另外四个人算是城市外来人口，自谋生计。这6个人没有一个达到年收入2.9万元。这6个人中，有两个人会被计入“职工”而被统计。另外4人不是“职工”，他们的收入是多少，生活情况怎样，永远不会被统计，他们是连统计也会忽略掉的一部分人。

社会上有着很多未被统计进去的人，这些人的生活境况比被统计的人要差得多。当我们说职工平均工资的时候，已经看到平均数后面巨大的不均等生活，数字随时可以平均，而财富的不平均分配是巨大的。但人们还没有看到的部分，是“职工平均工资”也好，“登记失业率”也好，都是截取着这个社会中尚属被关注到的那一部分在给出数据。未被关注到的人，生活在社会之中，但将会被各种统计以及建立在统计基础上的政策忽略。

你在工作，非常努力，仅够养家糊口，甚至养家糊口也还艰难，但不被统计；你处在工作年龄，但未被登记失业，这是因为你不具备被统计和登记的资格。很多人离开了农村，因而不会被与农民有关的统计所包含，但他们并未被纳入城市，也不会被城市体制中的统计所包括。统计与他们无关，政策与他们无关，唯一有关的是政策的墙壁。他们因种种原因而离开农村，从而开始自生自灭。他们有生计，会受驱赶；他们有工作，但时常变换；他们甚至无法拥有失业的伤感，因为他们的头脑里就没有失业与就业，而只有“有事做”和“没有事做”，他们的职业期限以一件件“事”来计算而不是以进入哪一“业”来计算。

统计针对制度关注到的事项和人口。在我们这里，连被统计都足以成为一种幸福，你要庆幸自己在统计范围之中。看看，“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幸福感就是这么容易产生。

（选自《东方早报》2009年4月10日）

口号没用，民富要紧

谢国忠

一季度的宏观数据正陆续出来。我们现在所见，一季度的用电量是负增长的，出口增长从之前正的20%多到现在负的20%多。这些数据所反映的情况，不用说，大家也都可以知道是怎么样一个局面：2009年一季度，中国宏观经济仍在硬着陆。

上月初，我在广东东莞调研时，看到一些企业的状况现在还是很困难的。此前工厂已经关了不少，活下来的工厂现在不关了，但它们的增长仍然是负的。民企的运行环境如此，我见到的很多老板都表示不想干了。他们想去搞金融投资。都不干活，都不做实体经济了，谁来创造就业呢？

在这样的局面下如果出台新的经济刺激计划，可能会有两个目的。一个是稳住，一个是增长不要断续。现在如果不刺激一下，下一步的增长就跟不上了。但是现在看，这两个出发点可能都不太合适。

我们面临的根本问题，实际上是要改变经济增长模式，经济增长模式需要转型。目前重要的是改革而不是刺激经济。仅仅再去刺激经济，只能起到一个稳定、“止疼”的作用，就像短期内吃片止疼药，不要让病情过于恶化。至于靠新的经济刺激计划形成新的一轮经济增长，可能未必能达到目的。振兴工业行业，并不是工业需要帮忙，而是工业没有需求。最终我们要做的，只能是改变增长模式，创造需求。

如果希望现在吃一片止疼药，等世界经济回暖，火爆了，我们就跟上了，然后恢复过去的增长模式，这个想法我觉得风险很大。世界经济现在遇到的困难，暂时恢复不回来，几年内也难以恢复。

钱要花在刀口上面，花在改革、改变增长模式上面。如果单靠刺激经济，但经济增长模式没有改变，就只能维持。中国还是有牌可以打的。可是如果把钱花在老模式上，一旦钱花完了，就没牌了。到那时，再回头找其他出路，会很被动，很困难。

改革的具体内容，一个是要把中国推向世界，扩大开放；第二个是“藏富于民”，创造国内的消费需求；第三是城市化建设。应把资金主要用在国内，不要大量借给外汇储备。

目前中国出口下跌造成的影响暂时还无法弥补，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内需不足的问题。而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是老百姓手里没钱。因此，“藏富于民”将是未来必须也是首先要做的。包括我建议的把国企股票分给老百姓，就可以创造5000亿元的消费需求。

财政部部长谢旭人说政策应不仅是公共投资方面，还包括减免税收。减税也是一个办法，可以降低老百姓的生活负担，增加老百姓的购买力。我们的问题最终还是老百姓的财富和收入不足。

很多人把股市看得很重，可是民生问题不是把股票炒高就能解决的。如果股市吹起来就好，那全世界还会有穷人吗？

其他的新增长点，比如“新能源”等等，都是些小玩意儿。靠这些不可能改变增长模式，这是喊口号，喊口号的话和实际情况是有区别的。要看这个行业到底有多大分量，和我们30万亿人民币的经济规模相比，能起到多少有意义的作用呢？

宏观经济硬着陆，出口和房地产下滑，下一步经济要发展，仅靠投资“刺激”是难以拉动的，最终是要在一个正确健康的发展模式下，让企业有钱赚，老百姓有收入和财富，让中国经济出现内需增长，刺激整体经济恢复发展。这才是真正的出路。

（选自《东方早报》2009年4月11日）

看病难报销　医保基金睡大觉

唐钧

近年来，违规挪用医保基金的事件屡禁不止。两会期间，国家预防腐败局副局长屈万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2007年全国城镇职工基本医疗统筹基金，当期的结余率是34.8%，2008年是32.8%，“这个比例远高于发达国家控制在10%以下的水平”。他表示，这些钱是财政部拨付下来做事的，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可那么多基金还放在那里，证明地方政府失职。（3月10日《华商报》）

以上说法也许略有瑕疵，但医保的钱花不出去是一个事实，对此，我分析大致有以下原因：

首先，医保基金并非“财政部拨付下来”的，而主要是由职工个人及其所在工作单位缴费形成的。当年建立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时，确立了一个原则，就是“坚决不搞第三个‘确保’”，这是针对之前提出的两个“确保”而言的。两个“确保”是指“确保下岗工人的下岗生活费，确保退休人员的退休金”。要做到两个“确保”，就要靠中央和地方财政出资来保底，这给当时资金规模有限的中央和地方财政造成了一定的压力。所以在搞医疗保险时，就再也不敢或不愿搞“确保”了。光单靠企业和个人缴费来维持医疗保险的整个盘子，资金是十分紧张的，所以制度初创时在资金运用方面就会十分谨慎，这就造成了报销比例过低的缺陷。至此，可以说都还属于正常。但是，迄今制度运行已经十多年了，还是维持很低的报销比例，造成资金积压，这就很不正常了。

其次，在制定医保制度时，确定了也要像养老保险一样实行“社会统筹+个人账户”的模式：参保人去看病，先要从个人账户中支付费用，等个人账户的费用用完后，设了一个自付费用的“门槛”，医药费用的总额要越过“门槛”才能进入社会统筹报销医药费。但是，这也成为造成资金积压的原因：一则从总体来看，生病的参保人毕竟还是少数，所以多数参保人没看病，而个人账户中的钱又只能自己用，所以造成大量积压。另外，在一些地方，参保者也琢磨出了省钱“诀窍”，一家人先共同努力把一个人个人账户的钱用光，然后再把他抬过“门槛”，最后全家就都跟着他花社会统筹的钱。所以，这一家其余的人个人账户的钱都“沉淀”下来了。

新农合的情况基本也是如此，当然新农合中是有财政投入的。目前是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给每个农民每年各投入40元，共80元。因为新农合的总的筹资规模更小，所以“惜报（销）”的情况可能更严重，报销的比例也就更小，也更容易造成资金积压。

虽然在说法上有不准确之处，但国家预防腐败局官员认为累计结余过多，会给地方政府造成挪用的机会，这是绝对有道理的。当年，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在评价新加坡的中央公积金时，就曾经说过，一旦政府手边放着如此之多的资金，就会情不自禁地去挪用它。这就是个人账户的缺陷之一。

从理论上说，医疗保险与养老保险的机制截然不同。老年风险是在一个确定的时刻发生的，而医疗风险则是从“摇篮到坟墓”伴随终生的。所以，要以个人和家庭来对付疾病风险实际上无能为力。但是，另一方面，疾病风险毕竟只侵扰少数人，而且这些人的数量可能会趋于一个常数。因此，只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大家都拿出一点钱，聚到一起，就可以帮助患病的人应对风险。疾病风险更符合“大数定律”，就是说参加的人越多，制度本身的抗风险能力就更强。故而，医疗保险的“覆盖全民”，不仅仅是道义上的，而且是符合制度本身规律的制度安排。

从以上理论出发，医疗保险中个人账户的设计实在是多此一举，它反而使相当一部分资金闲置起来，产生被挪用或滥用的风险。同时，医疗保险应该一年一结算，当年结余过多，下一年就应该作出调整，或者少收保险费，或者提高报销比例……以前制度初创时，国家财政困难，在“确保”制度运行方面的不作为可以理解。建议今后以国家财政，或者以“社保基金”来做“担保金”，这样就可以使当年收取的医疗保险基金能够被最大限度地使用。

（选自《新京报》2009年4月11日）

美国大学为何敢拒授奥巴马学位

王攀

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定于5月13日出席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春季毕业典礼并发表讲话。但校方表示届时不会授予奥巴马荣誉学位，理由是他刚刚就任总统，“主要工作尚未开始”。（4月12日《扬子晚报》）

拒绝授予奥巴马学位——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牛气了一些。事实上，是否授予名人学位，是一个大学的自由；而且美国的大学也有这个传统。比如，位于印第安纳州的圣母大学已经决定在奥巴马下月17日造访时授予他法学荣誉博士学位。所以，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可否授予总统学位不是焦点，焦点在于校方拒绝授予奥巴马学位的勇气。由此，有网友问，如果换成国内大学，敢于对官员说不吗？言外之意，国内大学缺乏骨气，甚至巴结还来不及呢。

的确，我也相信国内大学少有这样拒绝官员的勇气。但我们能怪大学没骨气吗？恐怕不能。原因在于，拒绝的成本和风险不一样。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拒绝向总统授予学位，当地媒体提醒：一、“奥巴马几乎不会再参加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毕业典礼并发表演讲”，二、“甚至没人知道会不会再有其他总统莅临”。也就是说，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拒绝的风险仅仅是遗憾和吓跑其他总统。如果换到国内大学，拒绝授予官员学位的风险恐怕就不止这些了。

再接着探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拒绝授予奥巴马学位，奥巴马会不会不快？肯定会。奥巴马会不会有报复之心？可能没有——但我们暂且假定他有报复之心。可问题是，即使他想报复这个大学，也只能心有余而力不足。因为他无法左右这个大学校长的任命，也无法暗示当地州政府掐这所大学的脖子。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这个权力，制度为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拒绝授予奥巴马学位提供了保护伞，奥巴马的不爽只能在心里，只能是怀恨在心。

但如果我们国内大学拒绝一个官员呢？我们也假设一个官员会不高兴、会怀恨在心。那么，这个官员就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左右一个大学校长，甚至一个大学的命运。而且，也正是因为官员掌控着大学校长的前途，大学校长就不遗余力地巴结官员，别说大学可以授予官员学位，就是不可以也会变着法授予官员学位。这几年，官员攻读学位热，大专、本科、硕士、博士……一些官员的学历年年看涨，文凭越拿越高，含金量多少，当事人自知。

怪谁呢？怪我们的大学校长没有骨气、媚官？怪我们的官员报复心强？都不正确。怪就怪在，没有一套制度保证大学校长的骨气，没有一套制度制止官员的报复之心。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拒绝授予奥巴马学位，面对的风险不过是留下遗憾和吓跑其他总统；而国内大学拒绝授予官员学位，面临的风险可能是校长位置不保，学校在公共资源获取上可能被穿小鞋，等等。没有保证大学独立的制度环境，才是大学媚官、官员掐大学脖子的原因所在。

（选自中国网2009年4月13日）

汉字、国家与天下

梁文道

自从今年两会有人提出分批废除简体字，重新推广繁体字，一个困扰中国人达百年以上的老争议一下子就又成了大家关心的时髦话题。比起简繁之争，更有趣的其实是它背后的思潮转变；夸张点说，这种思潮的变化甚至与近年“普世价值”对“中国特色”的讨论有隐隐呼应的关系，是中国民族意识崛起在另一层面的表现。

今天大家在辩论汉字繁简之争时，往往忽略了当年中国政府推动简体字，除去扫盲等种种便利考虑之外，还有一个更长远更终级的目标：那就是汉字的拉丁化。早在1951年，毛泽东就曾指出：“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这也就是当局推行汉语拼音方案的理由了，它不只可以为全国上下的普通话树立标准，还能让大家逐渐适应拼音文字，令它终有一日取传统汉字而代之。也就是说，简体字只是一个过渡阶段，汉字的拉丁化才是现代汉字改革最后的目的地。

晚清以降，从世界语运动，国语罗马字运动，一直到汉字拉丁化运动，各种废除传统汉字的激进方案层出不穷。而且他们的推手虽然政治立场迥异，但却有志一同，所据的理由也大致相似。例如钱玄同，他认为传统汉字“和现代世界文化格不相入”，主张“学校从教字起直到研究最高深的学术，都应该采用拼音新字，而研究固有的汉字，则只为看古书之用”。又如瞿秋白，他更嫌白话文运动的结果不彻底，无法做到完全的“文言合一”，于是激烈地说：“要写真正的白话文，要能够建立真正的现代中国文，就一定要破除汉字采用罗马字母。我们可以把一切用汉字写的中国文叫‘旧中国文’或者汉文，而把罗马字母写的中国文叫作‘新中国文’。或者简直叫作‘中国文’”。

为什么包括毛泽东在内的这批名人如此痛恨汉字，非欲除之而后快呢（尽管他们一辈子也在使用繁体字）？用现在的说法，那是“受到了西方的毒害”。当年的语言学家受到粗俗版达尔文主义的影响，认为全人类的文字系统都可以列进一条单线进化的轨迹，从图画文字到象形文字，再从象形文字到表意文字，最后则进化至表音文字。汉字是种表意文字，比起拼音的西方文字，实在落后太多。在那年头，中国知识界为了寻找中国落后的原因，真可说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于是连沿用数千年的汉字也被他们拿出来当作革命的对象，似乎汉字不改就不得富强。

如果说真有什么东西极具“中国特色”，不该轻易让步于“西方主导的普世价值”，那一定就是传统的汉字了。由于汉语以单音节为主，同音字的数量太多，所以汉字的发展走向了表意的道路，着重字形构义，以免同音字造成误会与不便，这种特征和语音辨义的拼音文字大异其趣，开发了拼音文字所不具备的视像世界。欧洲学者很早就已经注意到这一点，并且据此联想推论出种种中西文化差异的玄谈，很富“东方主义”色彩。他们有的嫌中国思维方式过度联接自然现实，所以缺乏逻辑推理能力；有的则反过来说汉字形体只需三两个具体模件，就能表达极抽象的意念，是种适合哲学的文字（例如现代普通语言学之父洪堡特，他曾赞誉汉字形体“自有哲学工夫在其中”）。无论扬抑，他们都晓得汉字是欧洲人的异己，与拼音文字完全是两种不同的语言世界。

我的老师，哲学家关子尹先生就曾在《论汉语古文字中的哲学工夫》一文中以“几”为例，说明汉字抽象思维的特点：“‘几’的金文从戍，从二幺，即两条细丝并列之形，意会一些‘细微之极’的事情或事态，《周易·系辞上》中‘夫易，圣人所以极深而研几’中的‘几’，即是此意；‘戍’则解持戈防守。二者合起来，便意会吾人对‘细微之极’的事象保持警惕。”一个“几”字，在中国哲学里的重要，真可以“微言大义”形容。“例如《周易·系辞下》中有‘知几其神乎’、‘其知几乎，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等语，很清楚的道出了‘几’的认识与掌握于世道人生的重要。”又如《尚书·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后世号称‘十六字心传’的经典名句，因为此中提到的‘危’和‘微’，正是‘几’一字从从戍的要旨所在。”为什么一个字就能表达如此精湛深微的想法呢？这正是汉字以形构义的结果。

假如真把汉字拉丁化，变成一套拼音文字，不仅会造成一字多义等种种实际的麻烦，更有可能改变了汉语思维世界的特质。我无意在此比附汉字拉丁化和汉字简化同样会遇上的问题，因为我不想正面介入当前的繁简之争。我感兴趣的，始终是当年中国知识界改革汉字呼声背后的动力，到底是什么使得他们宁愿中断汉语思维本色的传统，也要奋力推动一场惊天动地的语言规划呢？

与今日大谈“中国特色”的情况相反，早辈中国知识界中的“进步分子”以粗糙的演化论为世界观基础，把他们心目中的“西方”视为普世人类文明的最高阶段，它既高级又普世，我等不得不从。包括共产主义者在内的左派，尤其用心于旧中国的改造甚至扬弃，尤其钟情于普世大同的国际情怀。从“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政治口号，一直到汉字拉丁化的倡议，尽见这种心意的急切。所以蒋介石虽也曾动过简化汉字的念头，但始终不及共产党人的坚持决绝，未能真正推行革命大计。然而，这么说还是太过简单，很容易让人以为那些“进步分子”只是盲目追求西化，从而忽略了汉字革命里头的复杂面向。

首先，汉字拉丁化的主张和白话文运动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那就是语言优先于文字，声音优先于字形。之所以要读写白话文，是为了“我手写我口”。不只要让我手上的文字臣服于我口中的语言；更要一反古代文言分离的传统，达致言文一致的境界。瞿秋白和钱玄同力主汉字拉丁化，其实是这种想法的合理延伸：既然要我手写我口，那么我使用的文字就不该是表意文字，而是能彻底地透明地传达语音的表音文字。如果借用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的说法，这实在是一种非常西方的“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以语音为绝对根源的玄妙形上学。

但是，如此激进的西化方案却又吊诡地服务了建国的目的。因为要真正做到我手写我口，真正实现汉字拉丁化的长程目标，我们说的语言就不能不统一；否则大家按照各自方言不同发音拼写出来的文字又如何能通行全国？所以，我们不能只是改变书面语，也不能只是改造汉字，还要同时推行遍及全中国的“国语”或“普通话”，使中国人先说同一种语言，再以此为基础写出同一种文字。

以往的中国人虽有不同方言，却能凭脱离口语的文言文彼此沟通，而且还发展出广被东亚的汉字文化圈。从日本、朝鲜一直到越南，莫不在汉字的影响范围之内。可是和这种汉字文化圈相适应的“天下观”，却与现代东传而来的民族国家观念有矛盾。按照现代民族主义的常规，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必须有统一而标准的国语，又必须有能够准确表达这套国语的文字系统。所以除了日本保留部分汉字，朝鲜和越南都先后放弃了汉字，按自己的国语改采一套新造的拼音文字（就连日本也曾有过完全弃绝汉字的“新国语运动”）。至于中国，白话文运动和国语运动更是民族国家建立计划的一部分。可别忘了，自清末开始，“中国不算是一个国家”和“中国人是一盘散沙”的哀叹就已渐成共识。要让中国人团结起来，语言统一是极其必要的；要让中国人没有内在的区隔，把本属士绅阶层的书写能力交还给大众，也是不可避免的。白话文的推行，汉字的改革，以及标准普通话的成立，全是中国建成民族国家的核心工程。

虽然这样的叙述太过简略粗糙，不过我们还是可以了解到现代汉字改造计划背后的种种张力。它不单单是为了扫盲（其实，即便扫除文盲也是现代民族国家建立过程中的常见步骤），更是为了建立一个新中国，把中国从过去的“天下中心”变成现代民族国家之林的一员。问题是外来的民族主义思潮总是要求我们统一国语，并以语言驾驭文字，仿效西方民族国家在语言上的种种规划。但这种举措却与传统中国文言分离，以文字形体为思维核心的现实差得太远。这是现代民族主义不可排解的内在紧张，一方面想要树立自我，另一方面却不得不跟随现成的模式；每一个民族国家都要宣称自己的独特，但每一个国家宣称自己独特的方法却是一模一样的。围绕汉字汉语的种种争议正源自这种深层的矛盾：如果它要成为一套现代的民族国家语文，它就必须放弃自己固有的特色；如果它要保持字形构义、言文分离的传统，就不得不违反现代民族主义的惯见模式。所以语言和文字的问题总会特别敏感地引起中国人的兴趣，从媒体上的方言和口音之争，到汉字该不该回复繁体的论战，再小的涟漪下面都是汹涌矛盾的暗流。昔日我们以改革汉字为代价，换回民族国家大舞台的入场券，于是留下了难忘的创口和难解的矛盾，与现代中国建立过程中的各种耻辱一起进入集体记忆。今天我们自觉强盛，自然就有抹除伤口的冲动，以回复汉字原貌为崛起象征。近年有不少学者重提古人的“天下”秩序，觉得它是以民族国家为基石的“国际”秩序外的另一选择。把“天下”的重现和汉字的复原这两种提法放在一起并观，实在是件别有兴味的事。

（选自《南方周末》2009年4月15日）

我是纳税人，可是光荣在哪儿？

纳税人

今年4月是第18个全国税收宣传月。围绕“税收·发展·民生”主题，各级税务机关组织开展一系列宣传活动，宣传的重点是中央有关税收的决策措施、税收法律法规和政策、税制改革、税收法治建设、纳税服务、税务干部队伍建设等。

搞了那么多个税收宣传月，但效果却不咋地。君不见，喊了那么多年的“纳税光荣”，耳朵都起茧了，却不知道到底光荣在哪里。口口声声说“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取之于民”倒是感同身受，可“用之于民”却不明不白。你想想，每月工资要扣税，任何消费要缴税，自己辛苦赚来的钱得掏部分出去，这感受能不深刻吗？可是，纳的税去了哪里，干了什么，却没有人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别说铺张浪费了，即便是用纳税人的钱干了正事，也不愿大大方方承认这是纳税人的功劳。你看，用纳税人的钱修条路，却说这是“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我出钱办事，怎么你成了活雷锋。用纳税人的钱搞工程，却说这是“政府投资项目”——自己都靠纳税人养着，哪来的钱搞投资啊。用纳税人的钱养了庞大的政府机构，可找政府办个事却是门难进、脸难看——仆人哪有这样对待主人的……如此等等，也难怪大家纳税时都不情不愿，不以偷税为耻，反而津津乐道。

税收宣传轰轰烈烈，可纳税时依然扭扭捏捏。这说明，税收宣传没有抓住“牛鼻子”。怎样才能够让纳税人高高兴兴地纳税呢？什么方式才是最好的税收宣传方式呢？虽然不差钱，但既然用纳税人的钱专门来搞一个税收宣传月，就该好好宣传宣传纳税人的贡献。明明白白告诉纳税人，“纳税光荣”到底具体体现在哪里，“用之于民”到底用在哪些地方，这必须对纳税人有个交代。可是，仔细看看今年税收以宣传月的宣传重点，有宣传税收政策法律法规，有宣传税务机关自身，却恰恰没有把纳税人摆上台面。

其实，与其泛泛地谈什么“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纳税光荣”之类的口号，与其板着面孔说什么避税、逃税的违法责任，还不如大张旗鼓地宣传纳税人的贡献，彰显纳税人的功劳。只有让纳税人在现实生活中清清楚楚地感受到，纳税不是无条件的牺牲，而是一种交易关系，是纳税人向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代价。而且，这种交易是对等的，是物有所值的。那么，纳税就不是那么痛苦的事情。试想，当纳税人行走在宽敞的人行道上时，一句“您的依法纳税，让您行走更舒适”就会让纳税人备感光荣；当纳税人走进免费博物馆，一句“这里的一砖一瓦，都是纳税人您的贡献”就会让纳税人心情舒畅。还有那些政府投资工程、民生工程等，不如统统改叫“纳税人工程”亲切。如此做法，就比“纳税光荣”这个空洞口号实在，也有助于改善当前的征税环境。

（选自《中国青年报》2009年4月21日）

以“缓查贪官”换取官员财产申报制度

何家弘

我最近看到两条风马牛不相及的新闻：一条是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和总理普京带头申报了他们个人和其家庭在2008年的收入情况，意在推动俄国的廉政建设，其后俄政府11位部长也向外界公布了他们的家庭收入状况；另一条是中国羽毛球协会为解决青少年运动员普遍年龄造假的问题，而决定在网上公开球员的年龄等个人信息，因为有既往不咎的“特赦”政策，所以很多球员在今年全国青年羽毛球锦标赛上都报出了真实年龄——一位前全国少年冠军在两年间竟然狂长5岁。

感叹之余，我突然觉得二者之间其实存在一些内在的联系。

在当下中国，官员腐败是民众最为关注的社会问题，我们动用了死刑来对付腐败问题，但是“奈何朝杀而暮犯”，腐败包袱犹如滚雪球般越来越重。我相信要解决这腐败问题必须依靠制度。

反腐败的主要任务不在于反昨天的腐败，而在于反今天和明天的腐败。具体来说，这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对官员权力的监控，如建立官员决策过程公开制度；其二是对官员财产的监控，如建立官员财产公开申报制度。在当下中国，后者具有更为现实的意义。

世界上很多国家的经验表明，官员财产公开申报制度是预防腐败的一项有效措施。而在中国，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虽然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却是千呼万唤不出来。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绝大部分官员持反对态度——据《暸望》周刊2009年第11期报道，多次为官员财产申报求法的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王全杰的调查表明，接受调查的官员97%对“官员财产申报”持反对意见——因为让官员如实公开申报全部私有财产，包括在其直系亲属名下的财产，以及在海外的财产，后果相当严重。要知道，不少官员的财产中或多或少地包含着非正当收入。因此，要想建立名副其实的官员财产公开申报制度，必须给那些“不良资产”解套。

我以为，“缓查贪官”的临时性政策就可以成为“解套”之举。1970年代中期香港廉政公署成立之初，腐败透顶的警察部门中，大批警员被捕入狱，许多人惶惶不可终日，部分警察上街游行，冲击廉署总部。为了挽救一项濒临流产的制度，港督麦理浩于1977年11月5日深夜发表紧急特赦令，宣布除非涉及非常严重的罪行或已经展开调查的案件，对警员1977年1月1日前所犯贪污罪行不予追究，从而为一个新制度的生存换取了空间。

借鉴这一经验，相关权威部门可以选择适当时机，宣布对过去的贪污受贿行为实行附带条件的“缓查”——只要在规定之日后不再有新的贪污受贿行为，以往的贪污受贿行为就不再查办；如果有新的贪污受贿行为，则一并查办过去的贪污受贿行为。与此同时，严格推行官员财产公开申报制度，并允许公民在网上查阅。因为已有“缓查”政策，所以在申报时不问财产来源，只要申报，就视为合法财产。

与此同时，我国应对现有反腐败机构进行整合，变分散为合力，成立集中型的“廉政总署”。整合之后，“廉政总署”的首要任务是全面审查官员财产申报是否属实。凡是没有如实申报的财产，就可以直接推定为非法所得，并由此调查其全部财产的来源以及有无违法犯罪行为。没有申报之后的严查，缓查政策就毫无意义，因此这也是一种“宽严相济”。从这个意义上讲，缓查贪官为官员财产公开申报制度解了套，但同时又为某些官员上了套。

对于贪官来说，“缓查”确乎是个圈套，但属于诚信的圈套，因为权威部门会信守“如实申报便不追查”的承诺。不过，这些贪官仍然面临两难的选择。如实申报吧，大家都知道他有那么多财产，会有什么看法？不如实申报吧，日后被查出来的后果不堪设想，而且过了这村就没有这个店了。当然，他们可以在申报之前把自己的“多余财产”以实名或匿名的方式捐献给专设的廉政基金。财产公开之后，官员们必须小心翼翼地夹着尾巴做人，因此这“缓查”贪官，没准还可以成为我国社会风尚转变的契机。

在当今世界，最珍贵的东西是什么？既不是钱财也不是人才，而是制度。在人类社会的群体竞争中，最重要的取胜因素是制度。在人类文明的进化发达中，最有潜能的要素也是制度。在人类文化的交流互动中，最具影响力的元素还是制度。诚然，美好制度的创建往往需要付出代价，比如创建者眼前的个人利益。但是，恰如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创建者的付出会转化为子孙后代的福祉，百年之后仍会获得民众的感激。

（选自《东方早报》2009年4月22日）

“中国奇迹”八成靠全球技术

陈志武

多年来，我的兴奋点一直是金融史，因为金融史有助于理解近代史。我曾有一个大胆的观点：为什么近代西方的实力大幅上升？原因就是金融的发展。在200年前，西欧都是城邦国家，几个城市就能组成一个国家，城邦国家之间总是打来打去。为了支持连续不断的战争，在征税日益困难的情况下，统治者发明了债券。小小的创新，让国家得到了资金，也让购买者领到了利息。战争让这些国家有了金融创新的动力。随后，英国和法国更是依靠国债发展起庞大的海军。谁借到的钱多，谁就拥有更强的军队。相比之下，清政府在鸦片战争失败之后，不是把财政收入用于发展国力，而是拼命往国库存钱，因为不平等条约的赔款高达6亿两银子。如果清政府能按照5%的年利息从本国融资，兴许它还不至于这么快灭亡……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认为，中国之所以能产生奇迹，其实是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从GDP本身来看的话，根据实际购买力计算，1980年中国人均GDP相当于450美元左右，现在大概是8000多美元，的确是翻了很多倍。不过，跟西方国家相比较，人们会发现，中国过去30年有这样快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过去200年的工业革命给中国创造的机会确实是非常大的。

1980年代初，中国开始把人们的手脚放开进行自由市场化的改革，与此同时，对外开放也让许多熟悉的技术送到了中国家门口。如果看中国的GDP，我估算过大概有超过85%、86%都是来源于鸦片战争以后进入中国的方方面面的新技术，无论国家电力公司、华能、中国移动、中国石油等这些大的国有企业，还是我们熟悉的民营企业百度或者无锡尚德，都是围绕着从西方引进新的技术从而出现了新的产业。众所周知，它们基本上都不是中国发明的。所以，“中国奇迹”很大程度上也是得益于全球科技的进步，以及国际贸易的发展和新的世界经济秩序。

所以我的结论是：中国过去30年改革开放的成就，相当程度上是通过模仿、通过引进非常成熟的技术，让中国能够比原来更加充分地利用廉价劳动力，让中国变成世界的工厂，借用历史的发展机会搭上全球化的便车，让中国在30年的时间内实现了人均GDP好几倍的增长。由于来的太容易，所以会让人产生一种错觉，以为功劳都是自己的，错误都是别人的。我们常说西方国家有阴谋、散布“中国威胁论”，给中国设置各种障碍。结果使我们很容易把很多本来应该做的制度性改革、民主性发展都搁置下来，甚至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

中国的钱还处于“过去时”

另一个问题是，很多中国人困惑，美国人怎么这么有钱？他们非但不存钱，还贷款借钱。去年美国的储蓄率是-1%，他们挣100元，要花101元。中国人挣100元，只花费54元，甚至恨不得全部存进去。那么，钱、资本、财富，这三者是同样的概念吗？在美国，这三样东西基本相等，这是因为美国证券化高度发达。但是，在中国，这三个词的意思非常不同！

其实，从一张钞票能看到一个金融系统，而金融体系发达与否，直接关系到个人的幸福水平和社会的经济发展程度。我认为：钱，主要是一个货币的概念，流动性最好，可以直接进行交换；资本，是能够生钱的钱或者财富，是活的财富；而财富，既包括流动性的，也包括不流动的，包括凝固的有价物。比如，土地是财富，但是，当土地不能买卖交换时，它顶多是财富，不能变成资本；一个人未来的收入也是财富，但是如果没有金融工具把未来的收入作证券化变现，那也顶多是财富而不是资本。财富不能马上变成钱，财富的范围比资本大，资本比钱的范围大。这个差别，恰恰就是中美两国经济的核心差别。

中国人说张三有钱，意思是张三过去赚了很多钱，它是一个过去的概念。但在美国，人们说李四有钱，不仅包括他过去剩余收入的总和，还包括未来各种收入的折现值。美国人可以把未来的任何潜在收入提前变现，这包括个人未来的劳动收入、生产性资产的未来收入、企业的未来收入、土地的未来收入等等，通过票据化、证券化的方式把这些收入变现。由于美国人的“钱”包括了未来的收入，自然是比中国人富有。

如果我20年前读大学的时候，每天能多花一元钱，它带给我的满足肯定大大高于今天我多花1000元钱带来的满足。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我很年轻，那是花钱能带来享受最多的时候，也是最有能力花钱的时候，但那也是我最没钱的时候。金融市场的发展能直接决定你能否在最能花钱、最想花钱、又最没钱的时候花到未来的钱。中国人还没有途径把未来的钱折现，所以拼命存钱，这样既约束了个人发展，也抑制了经济发展。

金融市场对企业的意义更大。一家创业型公司上市，市盈率为20倍，这意味着，通过其股权上市，创业者马上就能把未来20年的收入提前变现，今天就能享受未来的财富。变现后股东立即增加了一大笔财富，他们既可消费，也可以进行新的投资。如果没有股票交易，哪怕公司未来的收益再多，这些股东投资者也无法提前使用，这就大大减缓了经济的发展，大大压缩了“钱”的内容和金额。

中国闲钱很多，没有被资本化的财富就更多了，这些财富是可望不可及的资本。中国的许多创业者、许多企业都很缺资金。比如，全国有2000多个县，每个县都有自来水公司和电力公司。这些公司每年的收入都很稳定，风险很低。在美国，这种收入流变成了理想的证券化对象。假设每人每年花的水电费为300元，5亿城市人口每年的花费为1500亿元，如果把未来50年的收入流进行证券化，其资本价值可达1.5万亿元左右，这些提前变现的资本可以为新的建设提供资金，为新的创业提供资金，把中国经济这个蛋糕提前做大。类似地，电信资产收入、高速公路收入流都可以证券化。你说金融市场的发展，能带来多少资本？金融发展妙就妙在这里！

据说，美国的人力资源、企业现金流、企业资产甚至土地，都可以通过证券化变成资本的一部分。证券化的实质就是将流动性差的资产、还没到手的未来收入，分割为股份或者金融契约，让社会认购，投资者可以获得稳定回报，企业也能受益。那么，中国为什么迟迟不能开展类似的证券化、资本化呢？我认为，这不是金融机构不想创新，而是金融交易的安全性还要逐步提高。投资者的权益需要可靠的制度保证，包括契约执行的架构、完善的法律、法院的公正判决、依法执行，以及一个庞大的金融中介机构提供信用服务。如果条件成熟，中国经济将迎来一次新的飞跃。

（选自《沪港经济》2009年4月23日）

被成龙先生侮辱与损害的自由

单士兵

这是“五四”运动的九秩之年。尽管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历史风尘，有时候，仍然发现，传统与现代，文明和野蛮，自由与强权之间的那条中隔线，是那样的细弱、模糊，且易断。

这样的感慨，缘于香港演艺圈带头大哥成龙最近的一番话，它让人感觉到丝丝不安——“有自由好还是没有自由好，真的我现在已经混乱了。太自由了，就变成像香港现在这个样子很乱，而且变成台湾这个样子也很乱，我慢慢觉得，我们中国人是需要管的。”

依我看，说话，写文章，很多时候，不仅是权利，而且，也是一种权力。语言的剑道进入政治社会的决斗场，可以针砭时事，裁判是非，但也可能混淆价值，制造毁誉。成龙是有身份的，作为艺人，他既有公共人物的身份，也有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这样的权力身份。这一切，决定着他话语权的影响力，一旦把屁股坐歪了，那实在是一件很可怕很危险的事。

现在，成龙这番“自由言论”，就让中国人很受伤。中国大陆以及台湾、香港地区的大量媒体，都发出了批驳成龙的声音。当然，说话与写文章，都是要讲求语境的，断章取义的事情，会陷于偏执，有失厚道。对于成龙这句“中国人是需要管的”，我也仔仔细细地分析了他的“发声情境”，生怕冤枉这位很有中国心的艺人。但事实证明，公众是清醒的，是很有智商的，这一回，成龙的确是说错话了。这样的人说错话，当然也就不是件小事情。

因为太自由，所以就很乱，这个谬误逻辑，是被批评无数次的旧命题。乱、自由、管制这三者关系，其实是政治社会学的常识。道理其实最简单不过，越是自由度很高的公民社会，越是不容易乱的，因为自由平等提供了一个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为了彼此依存共处，自然可以缔造出彼此都能接受的契约规则。不难理解，在这样的自由语境下，尽管也有管理，那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管理，比如，防止公权力的扩张滥用，防止政府浪费公共资源。

为什么成龙会说出这样很有些“脑残”的话呢？很显然，就与现在一些公共人物的话语权泛滥有关。在任何领域，都能看到一些公共人物的身影。比如，成龙说“中国人是需要管的”，是在刚刚结束的博鳌亚洲论坛上。说实在的，对于成龙出现在博鳌论坛这样的场域，我是很奇怪的。一直以来，在这个高层次的对话平台上出现的，多是政府、工商界和学术界领袖。然而，成龙也可以凭借名流身份走上这样的公共话语平台，不谈演艺而是谈自己很外行的民主政治，陷于“无知者无畏”的理论鄙陋，也并不意外。

龙应台有句话，很有道理。她说，自由与民主，差别就在这里：没有民主的自由，或许美好，但是政府赐予的，它可以给你，也可以不给你。这说明，没有平等的话语权，那将是多么可怕的事。而成龙那句“中国人是需要管的”，之所以很伤人，就是因为它包含着某种强权意识，把矛头直接指向民众，不是权力或者政府。在现实中，其实也经常听到这样的声音，而且多是来自那些既得利益集团。这种对公民的“管理”意识，实际上就因为担心公民自由威胁或者损害到他们自身的利益。现代公民社会，权力的本质是应该用来服务于公民的自由权利的，公权以“管理”的姿态多进一步，公民的私人权利与自由也就会随后退一步。

想当年，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对青年提出的第一点要求，就是“自由的而非奴隶的”；鲁迅干脆悲哀地说，中国只经历过两个时代，一个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一个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然而，五四以降，近百年岁月流逝，现实之中却仍有太多的权力傲慢地守在自以为是的“传统”里，使本应自由平等、互相尊重的现代公民关系一再遭遇强权的割裂。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权力与精英的认识才能够从“中国人是需要管的”，向“中国人是需要自由的”进行普遍转身呢？

（选自《华商报》2009年4月24日）

为什么没有“诽谤政府罪”

杨涛

因为网上发帖，王帅被河南灵宝警方跨省抓捕，刑事拘留8天。河南省副省长兼省公安厅长秦玉海向公众道歉，灵宝市公安局分管副局长被停职，王帅获得783.93元国家赔偿。但此时，同样因为网上发帖而被抓的内蒙古男子吴保全，已在牢狱中被羁押整整1年。

在王帅案中，王帅的帖子没有针对任何一名官员而是批评政府，而诽谤罪的犯罪对象只能是针对自然人，因此，警方以诽谤罪对王帅立案师出无名。同样，在吴保全案中，法院认为，吴在没有全面了解康巴什新区开发情况的前提下，只听信少数人言语就公然在网上捏造事实、发布帖子辱骂诽谤他人及政府，给个人及本地区造成恶劣影响，危害了本地区作为全国先进市区的社会发展秩序。但是，这种所谓的“诽谤政府”也是不能成立的。

诽谤罪的对象不包括法人、团体尤其是政府机关，这是有法理依据的。依据在于，国家机关没有名誉权，既然没有名誉权，就不存在诽谤的问题，也就不存在用这一罪名治罪。从理论上讲，名誉权是自然人专享的一种人格权，是指自然人所享有的对自己所获得的客观社会评价、排除他人侵害的权利。在我国《民法通则》中，法人也享有名誉权，那是将自然人的名誉权向私法人如公司、企业的一种延伸，是考虑在市场经济下，一些公司、企业处于竞争的环境，对他们公司声誉的损害，直接导致他们的生产经营蒙受损失。但是，对作为公法人的国家机关来说，他们无须处于市场环境之下，没有竞争和生存压力，无所谓名誉权。当然，政府的高效运行，需要有一定的声誉，但这种声誉的获得不是靠遏止民众的批评来获得，而是需要公信。

政府所需要的公信，恰恰是建立在允许民众的批评基础上，甚至包括不当和失实的批评。从理论上讲，政府的目的就是为民众服务。但是，政府一旦组成，就容易形成小集体的利益，容易滥用权力侵犯公民权利，从而背离组建政府的宗旨。所以，宪法和法律就要鼓励公民站起来，批评和监督政府，保证政府的权力在正常的轨道行使。而要让公民能大胆地批评和监督政府，就要倡导一个宽松的舆论氛围，就要容忍公民对政府的不当甚至是失实的批评，因为公民不具备侦查机关所具有的权力，公民不是中纪委，不可能等到调查清楚真相后再来监督。一个能容忍公民批评的政府才可能有为公众谋福利的动力，最终才能获得政府高效运行所必备的公信。

而且，即使是公民的批评失实，政府也无须通过所谓的名誉权保护来维护声誉。因为，相对于单个公民而言，掌握了公权力的政府是强大的，它具有很强的媒体公关能力和众多公共资源，可以来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解，对失实的批评进行澄清。在国外，政府通常都设立公共关系部门，与媒体进行协调与沟通，并且也有进行信息发布和信息公开的相关平台。我们国家的许多地方政府更是办有党报、党刊、电视台、广播和网站，具有强大的媒体公关能力和新闻发布平台。政府完全可以通过媒体或者通过新闻发布、信息公开等方式来澄清所谓的失实批评，无须进行名誉权的诉讼，更遑论借助诽谤罪来维护自身的声誉。

在各国的司法实践和法学理论中，通常不承认政府享有名誉权，不允许政府提起诽谤之诉。早在1923年，美国伊利诺斯州法院就驳回芝加哥政府对一媒体的指控：“在这个国家没有法院曾经判决甚至暗示过指控政府的诽谤会在美国的司法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在著名的《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中，美国最高法院重申了这一点，指出由政府机构提出诽谤诉讼是违宪的。在德国司法实践与学者论著中，也是始终不承认政府享有名誉权的。

当然，有人担心，如果政府不享有名誉权，那么一些人捏造事实肆意攻击政府或者煽动颠覆政府，岂不会动摇我们的统治根基？其实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其一，政府不享有名誉权，但政府官员享有名誉权，公民不能损害政府官员的名誉。当然，政府官员作为“公众人物”，其提起诉讼时，理论上讲应当先证明批评者具有“实际恶意”（《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中所确立的原则）——必须举证说明被告（媒体）在作出那些具有诽谤和诬蔑的报道时带有“事实上的恶意”，即媒体在进行有关原告的报道时清楚地知道自己使用的材料或信息是“虚假不实的”，或对其使用的材料和信息的真伪予以“肆无忌惮的无视”。其二，公民批评政府是涉及具体事务，不能煽动颠覆政府，刑法规定“以造谣、诽谤或者其他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选自《经济参考报》2009年4月28日）

5·12周年了，请不要把丧事办成喜事

何雄飞

“请放轻你的脚步，请放低你的声音，给逝者一片安宁！”这是汶川地震区废墟中一块警示牌上的文字。

一年前，四川省内有68712人在“5·12汶川大地震”中遇难，17921人失踪，遇难和失踪者中有5335人为学生。一年后，在这片掩埋着曾经鲜活生命的土地上，已经或将要迎来一场场为了忘却的纪念。

艺人、歌手、老板们紧紧拉住灾区群众的手，在慰问、亲善、义卖和募捐的旗帜下，同声呼唤“大灾有大爱”、“人人伸出一双手”。在“人人伸出一双手”的呼喊声中，我眼前浮现的是北川县城那堆埋下了一万人的土堆，它现在芳草萋萋，非常适合于用观光望远镜暸望，也适合旅客作为背景留影。但它的下面，该有多少双手伸着呢？

4月的一个下午，我站在北川中国科学院青年希望小学“女生宿舍”门前，三头肥猪正舒服地躺在阴影里，宿舍已经空空如也，只剩下前后两块黑板沉默着。

一位绵阳的热心市民送我去车站，两边的路上随处可见热火朝天的工地。他说，现在，绵阳的学校和医院，只要不是混凝土框架结构的，就算是好的也都要一一推倒重建。

刘汉希望小学的师生们是幸运的，他们平安逃出生天，如今住在当地最好的安置点——绵阳八一帐篷小学里，老师和学生时常会乘飞机前往各地汇报或演出。

当我来到八一帐篷小学时，板房里正传来一阵阵欢快的喇叭声，一个着迷彩服的小学生正捧着一个长嘴茶壶在练习倒茶术。教导主任说，这些是为“六一”儿童节准备的节目。

从绵阳到安县（北川新县城）的路上，尘土飞扬，一排排的水泥平房正在兴建，水泥厂、水泥搅拌机、建材业生意兴隆。

在北川县任家坪村的一处斜坡上，一对老夫妇正在吃午饭。老婶热情地叫住我，说到，吃过午饭了没有，来，来，吃一点。她唏里哗啦喝的是一碗菜粥。

他们住的是一个临时用树枝、篷布搭起来的小屋。他们差点在“5·12”地震、“9·24”泥石流中遇难，好在都侥幸逃过。只是临着村里后山的许多人却没有如此幸运，许多人至今仍没有找到尸首。

老婶说平时住在下面的板房，吃饭时候会上来到菜地里弄点青菜吃。她边说话，边往土坑里添柴，锅里正煮着一锅蕨菜，水开了，菜熟了，她又用铁钳把菜夹到地上，用炉灰搅匀，说是留着接下来几顿吃。

感谢呀，感谢你们外省的呀，要不是你们帮助……我们怎么报恩呀。老伯很激动，眼里闪着泪花。他有高血压，还有许多其他疑难杂症，坐在门槛上，每说一句话都要用力地往门外吐一口浓痰。

我像一个做错事的孩子不知所措。也许，在他们看来，我是一个关心灾区前来援助的外省人，而事实上，我不过是一群来灾区打捞故事、唤醒别人内心痛苦记忆的新闻客中的一分子。

“5·12”之后的一年间，我曾先后两次前往灾区，从最早关注灾难时刻的信息传播，到今天寻访当事人口述一年之变。

这期间，见过热心救助者，逃出生天者，官僚推诿者，沽名钓誉者，心怀英雄梦者，发地震财者；乞怜者，坚韧者，戏谑者，冷漠者。媒体将灾难作为塑造新闻影响力的战场，英雄因为巧遇镜头而成为英模，受灾者因一次次展示伤疤而疼痛难忍，艺人和老板爱将灾区作为慈善的背景板，会哭的孩子便能找到娘，喝到更多的奶水……

然而这一年，地震于我并未有多深的触动。

除了最早一度沉溺于电视台的地震现场直播中，之后便慢慢恢复内心的平静，直至如今。自己同身边的许多人一样，照常过着平静如水的日子，该吃喝玩乐就吃喝玩乐，该看碟就看碟，该干好事还干好事，该干坏事还干坏事。好人并没有因此变得更好，坏人也并没有因此变成好人。

就算是在受灾的四川人脸上，也照样是一副天塌下来当被盖的笑脸，板房里照样会三缺一就拉你坐下。

有时，会作一个最坏打算，如果地震是发生在自己身上，不知，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是否因此发生巨大转变？

或许会，或许不会，谁知道呢。

但在2009年5月12日来到，纪念活动越来越热闹的日子，我只是自己一遍遍在心里默念：老天爷保佑，请不要把丧事办成喜事；老天爷保佑，请不要把纪念晚会办成庆典晚会；老天爷保佑，请不要把赈灾义演办成慈善秀场。

（选自《东方早报》2009年5月12日）

炫富仇富：不能不正视的社会鸿沟

张鸣

杭州出了一起交通事故，一个开跑车的年轻人，撞死了一个属于浙江大学的路人。跑车、富家子和浙大学生，这几个带有刺激意味的符号，已经足以掀动一场网络风潮。接着，又有传说，撞死人的富家子，出事之后，有说有笑。

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凡好车出事，往往会出现很大的麻烦。宝马麻烦最大，其次是奔驰和凌志，网上经常会爆出宝马男或者宝马女的劣迹，大多都是交通事故，甚至是一些轻微的刮蹭。而激起网民愤怒的，无一例外是刮蹭者骄横的态度。即使没有事故，好车被人划痕、扎胎的事情，也时有发生。

必须承认，我们的社会，已然出现了一条很深的鸿沟。所谓的好车，仅仅是鸿沟的象征，代表着有权有钱的人。而这样的人，则被那些开不起好车的人、挤公车的人、只能用两脚走路的人所嫉视。这种现象，被一些人说成是仇富。

我们现在的社会，的确存在仇富的现象，不止仇富，而且仇官，凡是富且贵者，都在被仇之列。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责怪发出仇恨的弱势一方，意义其实不大。嫉妒心人人有之，任何社会都是这样。从某种意义上讲，适度的嫉妒也是一种促人上进的动力。当然，恶性的嫉妒容易导致绝望，绝望是毁灭的源头，一旦嫉妒变成了绝望、愤怒，就可能产生“与汝皆亡”的冲动。

一般来说，产生这种恶性嫉妒的原因，不是富贵本身，而是富贵背后的不公。就像赛跑一样，如果起跑线一致，跑道一样，失败者即使心有不甘，也只能认账。但如果他们发现有人中间坐了一段车，或者吃了兴奋剂，那就不一样了。我们也必须承认，在转型时期，富贵背后的不公是大量存在的。民众中关于这种不公的认知，具有传染性，很快会殃及所有富贵人，无论这些人的发迹是否存在权钱交易的问题。

跟仇富仇官现象并存的是，炫富、炫贵的现象在我们的社会也相当普遍，有钱要臭显摆，有权有势更要臭显摆，甚至通过特殊渠道拿到一张稀有的门票，都会拿出来显摆。开跑车在城里飙车，就是炫耀之一种。这种炫耀，使民众的仇富仇官心理更加激化，激化到只要碰上好车，就一律侧目而视。

因此，要想使这种社会的鸿沟被削平一点，当然最要紧的，是尽量在制度上突出公平二字，免得不公平戕害整个社会的进步。但是，已经富起来的人，握有权势之人，要尽可能保持低调，不要以富贵骄人，同时也要教育子弟不要以富贵骄人。更重要的是，先富贵起来的人要对社会有所回馈，对弱势有所帮助。在历史上，中国社会一向是士大夫和农民并存，士大夫握有政治和文化权力，也大体上过得比农民富足、体面。但是，凡是士大夫，都有义务为社会做公益，不仅要张罗修桥铺路、兴修水利，而且要担负救难济贫的责任，通过这种行为，赢得社会的尊重。凡是不做公益的富人，都不被列入乡绅的行列，为乡里所不齿。现在的社会，虽然说富贵者也有积极参与公益之辈，但是，总的说来，尤其是对于那些有权者而言，公益心还是相当淡薄，利用权力为自家造福劲头大，为民造福的心气小。

社会有贫富差异是不可避免的，但出现不仅物质而且心理上的社会鸿沟，却非国家社会之福，尤其非富贵者之福。若要填平鸿沟，需要出大力气的，还是强势的一方。强势的一方不作为，最后遭殃的，还是他们自己。

（选自《中国青年报》2009年5月12日）

一些专家的公信力真是我们的心病

吴杭民

5月19日《深圳晚报》报道，日前，国家安监总局在其网站上发布“对近期安全生产工作的建议”，该建议证实了吉林康乃尔化学工业有限公司发生泄漏，吉林化纤集团千余工人中毒并非之前所说的心理作用。

吉林化纤集团职工中毒事件之所以引发了舆论的持续关注，那份被多方质疑的专家组的调查意见可谓推波助澜。这份认为此次事件“可以排除化学物质的毒性所致，主要与心因性因素（俗称心病）有关”的结论，最终被事实?了一个大耳光。

在人们的印象中，现在一些专家忙得很，每每有重大公共事件发生，总能见到他们的身影。但是，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对一些专家的敬仰之情渐渐减弱，也记不清有多少专家意见被民众质疑，并最终被证明他们的确是在信口开河。吉林化纤集团职工中毒事件发生后，工人们就怀疑，他们的种种不良反应与一道之隔的康乃尔化学工业有限公司排放的有毒气体有关。但由七名医学专家组成的专家组，经过实地检测后言之凿凿：那是你们的心病啊！

说实在的，这个结论让我们茅塞顿开，原来，人们之所以对一些专家产生信任危机，只是因为他们的公信力已成为我们的心病，开始让我们郁郁寡欢。前不久有报道披露：与演艺界明星类似，在邀请方——中介机构——经济学家之间，已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产业链条，而频繁走穴已成为一些经济学家的“主业”，他们的出场费也在三年内涨了10倍，这更让人们怀疑：在钱堆里打滚的专家，能以民生为本吗？

那么，现在该如何重树专家的公信力呢？笔者认为，对一些趋炎附势、公德沦丧的专家，建立公开问责直至退出相关专家组的制度，已迫在眉睫。有关部门不妨从吉林化纤千余工人中毒事件的专家组“开刀”，首先责令他们公开向有关当事人和公众道歉，并彻查其中有多少非正常因素，该如何处理毫不留情，并形成相关的制度，让民众的心病能最大限度地减轻。

（选自《齐鲁晚报》2009年5月24日）

北京户口迟早要灰飞烟灭战略上一定要藐视

童大焕

为取得北京户口，20多岁的央视女记者张某被假冒的所谓“国情局局长”聘为《国情内参》的兼职编辑，即“特工”，并惨遭骗财、骗色。

骗财骗色的事情几乎每天都在发生，但眼前这个新闻让人拍案惊奇。央视、年轻女记者、财、色、北京户口、特工……几乎所有的“传奇元素”结合到一起，而且都是人们长期关注热度不减的“猛料”，想不引起民众的关注都难。尤其是天下第一难的“北京户口”，使人们的注意力一下子集中到制度的不公而非人性的弱点。的确，这个靶子没有打偏，罪魁祸首就是北京户口。人性的弱点有时非人性所能改变；而制度方面，却可以通过改良而减少悲剧和骗子的产生及权力的腐败寻租。一个不好的制度，使人性沉沦弱点张扬，可见不好的制度是多么害人。

有关北京户口的悲剧，比这严重得多的，我们不是没见过，去年1月，一名成绩优异的高三女生玲玲因不能在北京报名高考选择了服毒自杀，幸亏抢救及时脱离了危险。而这一切，仅仅因为她是个未婚生育的孩子，母亲已再嫁多年，即使她父亲有北京户口，她却一直是个“黑户”；2006年7月，北京市昌平区某厂工人刘瑞良，在孩子生下后的43天里，四处奔波为孩子上北京户口。在没有结果的情况下，元旦之夜摔死了满月不久的小生命。悲剧主人公刘瑞良是北京市集体户口，妻子是外地人，按当时政策，无法为儿子落户。至于更多的，买车买房，孩子上学，出国签证等等，没有北京户口的麻烦，以及由此带来的时间成本、经济成本和心理煎熬，都只是上述户口悲剧的一个底色。

古老北京的城市底色是灰色，世界上最严厉的户口制度，也使这座城市蒙上了一层人为的灰蒙蒙的制度底色，在这个底色下，每天都有无数的悲剧、闹剧和丑剧在发生。这是对“首善之都”的绝妙讽刺，时不时地，就会冒出一个与北京户口有关的引人注目的案件，给这个麻木的社会一个尖锐的刺激，提醒我们，对于中国内地居民来说，自由迁徙的权利，还真的是没有。哪怕到了今天，北京户口的含金量，除了因为没有户口而有可能使第二代上学、高考权利无法得到保障之外，其实已经可以忽略不计。

尽管如此，我还是想忠告迄今还没有生孩子的年轻人及其父母：不合人性、不合社会公平与效率、不合时代潮流的落后的北京户籍管制，迟早要土崩瓦解灰飞烟灭，战略上我们一定要藐视北京户口，我们第一要关注的，是事业，是发展的空间和前途。至于户口，且先放一边去，等你们未来的孩子上小学以后甚至快上初中了再来关心不迟。它距离现在的时间，至少在六七年以后，那时，即使户籍制度还像今天一样坚硬如铜墙铁壁，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适龄入学儿童锐减，也将逼得教育和高考制度作出向更有利于保障平等受教育权的方向调整。

（选自《时代周报》2009年5月28日）

男女平权退休是宪法权利

蔡定剑

调查有多少人赞成和反对同龄退休，没有任何意义。就像不可通过投票决定是否要残害一个人的肢体，也不可通过村民投票来瓜分一个村民的财产一样，是否符合宪法精神而不是人数多少才是依据近来，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在修改《实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时，将原草案中“规定适当延长女性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和女性高级知识分子的工作年限，实现男女平等”的内容删除的新闻，引起高度关注。

多年来，一些学者强烈呼吁立法机关废除男女退休年龄不平等的歧视性规定，实行男女同龄退休。有关部门也曾发出文件称，企事业单位、国家机关女干部和女高级知识分子可以延长退休年龄。但这些文件没有法律效力，未普遍执行，引起一些事业单位女性的反歧视诉讼。

地方对退休年龄有立法权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有关部门在解释为什么删除这一条款时说，“规定职工退休年龄属于国家事权，地方立法不宜作出具体规定。”我认为，这一解释没有法律根据。所谓“国家事权”指国家立法保留的权力，而立法法第八条规定，我国立法的保留权力只限于：国家主权的事项、民事基本制度、犯罪和刑罚等十项基本内容，职工退休年龄并未列入其中。因此，这一理由不成立。

在中央与地方立法权的关系上，我国采取的是“法律保留”原则和“不抵触原则”，“从本地实际情况出发的原则”，并不是中央没有相关立法，地方就不可以作出相应的规定。根据立法法，地方性法规可以就“为执行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需要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做具体规定的事项”和“属于地方性事务需要制定地方性法规的事项”作出规定。所以依据法律保留原则，不属于立法法明确规定的中央保留立法事项，地方完全可以从本地实际情况出发，充分发挥自主性。

下位法可以扩大对公民权利的保障

也有人说，退休年龄国家已有明确规定，如将延长部分女性退休年龄的规定写入《办法》，则势必会造成与国家法律相抵触。这是对我国立法“不抵触原则”的严重误解。

什么是地方立法的“不抵触”？不是说下位法与上位法规定不一致就形成抵触，而是说下位法违背上位法的禁止性规定才叫抵触。下位法在没有上位法规定的情况下，只要没有侵犯法律保留的中央事权，是可以做出创新规定的；在上位法有规定的情况下，如果下位法扩大对公民权利的保障，这种不一致也不能认为是“相抵触”。

例如，妇女权益保障法第11条规定：“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中，应当有适当数量的妇女代表。”这个适当数量在国家层面的解释是不少于20%多，而《湖南省实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第8条规定，“代表候选人中妇女的比例一般应当占百分之三十以上”。能说这种“不一致”与法律相抵触吗？它进一步扩大了法律规定的平等选举权，更能充分地保障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中，应当有适当数量的妇女代表”的实现。

如法律或法律解释旨在扩大和加强公民权利的保护，当与宪法或法律“不一致”时，不能视为是与宪法、法律相抵触，正如美国联邦宪法保护的公民基本权利的范围是比较窄的，而不少州宪法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范围比联邦宪法宽。

1992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和国家人事部共同颁布的《关于县（处）级女干部退（离）休年龄问题的通知》明确规定“党政机关、群众团体的县（处）级女干部，凡能坚持正常工作，本人自愿的，其退（离）休年龄可到六十周岁”。这也为延长女处级干部退休年龄的地方性法规，找到了中央层面上的政策依据。北京作为首都，完全可以在男女平等方面先行一步。

“腾岗位”既不合理也没效果

还有人认为，延长女性退休年龄会影响青年人就业，使得原本严峻的就业形势雪上加霜。宪法保障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各方面都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而劳动权作为一项经济的宪法基本权利，同样也为妇女依法平等享有。这种为了腾岗位而要求女性提早退休的做法，本身就是一种男子主义的歧视性思想。

此外，女高级知识分子和管理人员提前退休腾岗位增加就业，也并不能达到预期。她们文化水平较高，经验丰富，就业能力比刚毕业的大学生强，不少退休的仍被返聘，也有不少人在退休后找到第二份职业。这样，她们在享受退休待遇的同时，又找到另一份工作，占用了更多的社会资源。这种以退休促就业的做法，难以真正解决就业难题。要给年轻人腾岗位，也可以规定男性提前退休，只让女性做出牺牲，并不符合宪法精神。

提前退休不是对女性的保护

有一种反对男女同龄退休的观点认为，提前退休是一种对女性的保护和照顾，而不是一种歧视。这是一种过时的，甚至强词夺理的说法。不否认当年规定女性提前退休有照顾之意，但随着时代发展，退休与否会直接影响到收入及生活质量的高低。数据表明，退休金所占工资总额逐年变化，呈下降趋势。对女干部而言，提前退休还限制了其提升的可能性。可见，男女不同龄退休的规定已经发生变异，原本的保护性变成歧视性，与宪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宗旨相违背，它不仅使女性经济利益受损，同时也影响了女性职业生涯中的升迁和政治权利。

当然，有些“蓝领”基于工作压力等想早退，而白领女性则主张同龄退休。对这种分歧，最好在确保男女平等享有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前提下，把提前退休的选择权交给女性本人，让想提前退休的女性如愿，又不强迫别人提前退休。

民主投票也不能剥夺平等退休权

那些以生理、经济或就业等理由反对给予平等劳动权的主张，都缺少人权平等的基本理念。调查有多少人赞成和反对同龄退休，没有任何意义。就像不可通过投票决定是否要残害一个人的肢体，也不可通过村民投票来瓜分一个村民的财产一样，是否符合宪法精神而不是人数多少才是依据。

男女不同龄退休，也不符合国际标准和世界潮流。美国社会保障署编写了《全球社会保障：1999》，该书收录全世界172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保障制度，其中对退休年龄（或享受养老金年龄）有明确规定的国家（地区）有165个，男女退休年龄相同的国家（地区）有98个；不同的67个。瑞典、丹麦、挪威、冰岛等国男女均定为67岁，加拿大、荷兰、芬兰、西班牙等国，男女均定为65岁；法国规定男女均定为60岁。一些国家也都纷纷修改过去男女不同龄退休的规定，走向男女平等之路。

有人认为，部分女干部和知识分子与男子同龄退休，会造成新的、女性内部的不平等，所以要反对。这些人忘记了，在一条沉船上，由于所有人不能同时获救，就反对先救出一部分人，是很荒唐的。

（选自《南方周末》2009年6月4日）

开征物业税面临制度性矛盾

秋风

物业税似乎又要上路了，政府最近提出研究开征物业税。如果说，前几年关于物业税的议论主要是为了抑制房地产市场过热，遏制投资，那这一次，就主要是为了解决财政收入问题。但是，中国果然有开征物业税的制度条件吗？

不知道这个物业税所说的“物业”是什么，如果它就是学界一般所说的“不动产税”的话，那么，世界大多数国家确实都在征收不动产税。但这一点，并不构成中国同样开征不动产税的依据。原因在于，中国的不动产制度完全不同于其他各国。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实行土地的个人私有制度，即便在有些国家，政府对土地的使用、转让、用途转换进行严格监管，但土地究竟是私人所有的。政府欲从土地上得益，就只能通过税收的方式，或在土地交易环节或者对土地及其上建筑物之保有征税，后者就是不动产税。

但中国，法律明确规定，城市土地全部属于国家所有。城市政府的这种所有权不是政治上的、象征性的，而是商业性产权意义上的。城市居民要建造房屋，只能向城市政府购买。在现有制度下，购买主体似乎只能是房地产开发商。开发商建好房屋后出售给居民，居民支出给开发商的价款中，相当一部分用于抵扣开放商当初支付政府的土地交易款。

也就是说，实行土地私有制度的其他国家的政府只能从私人的土地交易中获得一笔税金，与此不同，在中国，城市政府以土地出让者的身份，从购买土地的普通民众手里得到了一笔土地出让价款。

当然，假如城市居民因此而获得了对于他的房屋所占用之土地的完整所有权，也即，出现土地的完全转让，则政府随后对该土地及其房屋征收不动产税，未必就全无道理。麻烦在于，居民向政府支付价款所获得的，并非完整的土地所有权，只是70年期限的建设用地使用权。

房屋属于业主，业主对其享有所有权。政府对此征税是有道理的。但对房屋所占用之土地，业主并不享有这种权利。问题就来了：政府征收的物业税，究竟是对房屋的保有征税，还是对土地的保有征税？这个问题涉及到税负的承担主体问题：如果是对房屋的保有征税，则自然是业主纳税。如果是对土地的保有征税，那究竟应当由谁交税？是享有所有权的政府，还是享有使用权的业主？

假如业主的土地使用权是稳定而持久的，则政府就土地向业主征收物业税，似乎还有点道理。

然而在中国，法律规定业主的使用权仅为70年。而且，在这70年期限之内，个人的使用权极不完整，也很不稳定。不稳定的根源恰在政府。各种法律反复强调政府对土地的所有权，强调所有权高于其他权利，就是为便利政府行使其所有权。政府可随时借其土地所有权和作为公共管理者的规划权，改变物业所在地块的用途，强制业主拆迁。这样，业主从物业所得的收益其实受到限制。

更重要的是，业主支付给政府的土地价款，更接近于土地租金。政府既已获得租金，则政府理应对它所获得的租金征税。当然，要政府对自己的收入征税是荒唐的，但政府在获得租金之外对同一物业征税，是否合适？当然，政府可能说，它是对房屋征税，相关部门采用“物业税”概念而非不动产概念，大约就基于这一考虑。问题是，房屋估值中不可能不包含土地的价值，否则不能解释同一面积的房屋在不同区域相差好几倍。也就是说，只针对房屋价值征税，从技术上很难做到，而且没有意义。

总之，在中国开征物业税面临某些制度性矛盾。解决这些矛盾的唯一办法是扩展业主对土地的权利。可以借《土地管理法修订》之机明确，住宅的70年建设使用权自动续期，就是“自动免费续期”，赋予业主以永久性使用权。随之，业主对土地的支配、处置权将会扩展。这样，业主购买土地相当于一次性买断，政府所获得的不是固定期限内的土地租金，而是真正的出售价款。随后该块土地即与政府没有商业性产权关系，而仅存在公共管理关系。

据此，政府当然可以对该块土地及其建筑物征收保有环节之税。

（选自《中国经营报》2009年6月7日）

国企改革需要二次革命

马光远

国资委副主任邵宁6月7日在京表示，今年1到4月份，央企的营业收入下降9.2%，利润下降36%。同期地方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营业收入下降8.4%，实现利润下降58.1%，降幅均超过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4月份全国22个地区的工业利润降幅的平均水平。

对于造成国企营业收入和利润双双下降的根本原因，邵宁将之归结为产能过剩问题。邵宁认为，长期以来，中国很多行业的产能是按照出口20%—30%来配备的，但在目前国际市场需求萎缩的情况下，有些需求实际已经不存在。但很显然，即使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2008年之前，产能过剩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孪生儿，一面是高速增长，一面却是产能过剩。就此而言，“双降”的确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巨大，但产能过剩本身却是一个亟须解决的老问题。

就中国的经济语境而言，产能过剩的原因非常复杂，有产业结构的问题，有收入分配不合理导致居民消费能力不足的问题，有单纯追求GDP增长而忽视经济质量的问题，亦有融投资体制等深层次的问题。但具体到国企本身，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下“双降”的情况就会发现，所谓的产能过剩，只是一种表象，而深层的原因，只能从国企改革本身找到答案。

自2003年国资委成立以来，以中央企业为代表的国有企业的确度过了五年的幸福时光，无论是营业收入、利润还是管理，都成为历史上表现最好的时期。国企在国民经济中的带动力、影响力不愧为中流砥柱。就利润而言，从2003年至2006年，央企利润由3006亿元增加到7547亿元，增长151.1%，而2007年利润更突破1万亿元。这些成绩，和国资委加强管理，和企业公司治理的加强，和中国入世后经济的景气都不无关系。然而，也正是因为这些成绩，导致我们在对国企本身与市场竞争的关系方面认识出现了偏差，对于国企从一些领域退出和产业布局进行战略性调整和结构升级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国资委成立之初，一直表示要将中央企业调整为30到40家，后来又表示2009年要调整到80到100家，然而，距离目标还很远。

一方面是国企不断壮大，另一方面却是民间投资在国企与外资的挤压下日益萎缩。如果再从资源占有、就业和对GDP增长的贡献而论，占有社会资源60%以上的国有单位，每年对GDP增长的贡献不足30%，吸纳的劳动力不到20%。而占有资源不到40%的非国有经济，其创造的GDP增长近70%，吸纳的劳动力更是在80%以上。央企的利润从总的数额看好像增长很快，但实际上央企利润的80%以上来自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中联通、中移动、中电信等不到10家垄断企业，绝大多数国有企业要么经营困难，要么产能过剩，要么因为政策因素每年面临大面积的政策性亏损局面。

就今年1月到4月的经营状况看，在国家4万亿的投资主要由以央企为代表的国有企业承担的情况下，央企的“双降”更从另一个层面说明在国家大投入的情况下，国企创造利润的能力很低。

因此，笔者认为，要真正改变产能过剩的痼疾，就宏观层面而言，一定要放弃“唯GDP增长”的迷信观点，回归科学发展观，下决心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转型作为重中之重，让宝贵的资源不再为了单纯的增长而流向过剩的落后的领域；就微观层面而论，必须推动国企改革的二次革命。国企改革多年的历史表明：在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的低效率不可能得到根本性的改变，这个改革的共识我们一定要坚持，因此，必须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重组，而不是强调任何一个领域都做大做强。

除了必须要国家控股的个别领域之外，中央和地方的国有企业应该选择从绝大多数竞争性领域退出；不是必须由国家控股的垄断行业，必须打破垄断，让民间资本进入；对于一些经营困难的企业，国家应该成立国企改制基金，承担人员安置等改革的成本，关闭这些企业并不再承担政策性亏损。

因此，各级国资委的使命就是以监管者的身份确保国有产权向关系国计民生、国家安全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经营性的国有产权应该慢慢地只在基础设施和公益性行业存在，而从其他的竞争性领域高效、公平地退出，并用变现的钱来安置职工，补交社保欠账，让老百姓有一个踏实的未来。而不要再一味强调做大做强国有企业，以便启动民间资本，优化经济的微观主体。唯有建立真正地以经济效益为主的市场主体，才能从根子上解决产能过剩问题，加速完成国企改革未完成的使命，避免国企改革回到最坏的纳什均衡中去。

（选自《东方早报》2009年6月9日）

绿坝别“拦截与过滤”了依法行政

王琳

7月1日以后，在我国境内生产销售的计算机出厂前“应预装”一款名为“绿坝-花季护航”的绿色上网过滤软件，而进口计算机在我国销售前也被要求“应预装”该软件。据此前报道，“绿坝-花季护航”具备拦截色情内容、过滤不良网站、控制上网时间、查看上网记录等功能，工信部等几部委使用中央财政资金买断其一年服务供全社会免费使用。目前，这款软件的国内装机总量已超过5000万套。

对于工信部而言，预装上网过滤软件似乎只是一纸通知的事。但在今天这样一个依法治国的时代，行政机关的任何行政行为都必须具备合法性。对于数以千万计的电脑用户而言，如果“强制”预装上网过滤软件在某种程度上就是限制他们使用自己合法私有财产的部分功能。虽然“拦截色情内容、过滤不良网站”确实可能有利于保护青少年健康上网，但如果“何为色情”，“何为不良”不能准确定义，“绿坝-花季护航”的“拦截”与“过滤”行为则不可避免将伤及无辜的网络信息源。

而“控制上网时间”有些类似于“机动车单双号限行”，都涉嫌对公民财产权的部分剥夺。一个事涉数以千万计普通公众合法权益的行政行为，在出台之前居然没有以听证等形式广泛征求民意，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也正因为预装上网过滤软件事关民众的财产权、隐私权及对商品的自由选择权等，对已是既成事实的《关于计算机预装绿色上网过滤软件的通知》，我们仍须进行合法性追问。

首先要追问的是，工信部如此大手笔撒钱是否合乎政府财政支出的程序正义？从报道中可知，所谓供“全社会免费使用”，实则也是纳税人自己埋单，因为工信部等几部委使用中央财政资金4170万元人民币买断这套软件的一年服务。照工信部推行“绿坝-花季护航”的决心，应该不会只用一年就撤退，下一年度是否还要花费数以千万计的巨额资金购买软件服务？这样的大手笔，是否需要列入政府预算，接受人大代表的审议？从维护公众权益的角度看，敦请我们的全国人大代表或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们，在人代会或常委会会期上明确提出质询，并对此项花费予以讨论。从几大门户网站设置的投票调查来看，反对在个人电脑上安装此类软件的网民远远超过了支持者。这些反对的声音，也是真实且明确的民意诉求，人大代表与工信部都不可视而不见。

还需追问的是，为何在我国境内生产销售的计算机都要安装的是“绿坝-花季护航”？报道中说，几部委是在通过全面的评测工作后，才确定了两款技术、性能和功能最好的软件，即图像过滤软件“绿坝”和文字过滤软件“花季护航”，组合成“绿坝-花季护航”绿色上网过滤软件。如果是为满足行政办公需要的行政招标行为，评测也好，招标也好，政府可以依法自主确定。这类软件如今是要安装在个人电脑上，就必须征求公众意见，并尊重公众的自由选择权。应当承认，确有部分家庭对能够实现“拦截色情内容、过滤不良网站”的软件有需求。只是这种需求完全可以通过市场竞争方式来实现，而绝不应以行政招标的名义行产品垄断之实。这种以行政强制来推行的软件捆绑，还需接受《反垄断法》的拷问。对于其他同类软件而言，“绿坝-花季护航”在个人电脑中的捆绑行为，也符合了不正当竞争的所有特征。

从比较法上看，上网过滤软件并非新鲜玩意。但欧美国家无一例外地是向民众“推荐”这些软件。工信部的“应预装”实则还是传统的管制型思维在起作用。我们常说政府体制改革的首要目标，就是要实现从管制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的转型。多一些“推荐”，可能就会多一些民意支持。一味强制性的“应该怎样”，将会带来民意的反感。在多数电脑用户都对这一软件的作用并不认同时，它要实现本旨目标，几乎是不可能的。有“应预装”，就会有自行反安装。在电脑“重装系统”都日益变得傻瓜化之后，还有什么“应预装”能够实现“应使用”？

吊诡的是，昨天深夜，新华社报道说，工信部考虑到不同层次用户的实际情况，软件运行环境对计算机配置要求低于目前市场主流产品，并可由用户自行选择安装与否，同时对用户上网行为不进行任何监控，也不搜集任何用户信息。这与《通知》中的“应预装”和“对于逾期未预装、不按时上报、虚假上报和拒不上报的，工业和信息化部将责令其限期补报或改正”的说法大相径庭。但愿这些《通知》中没有的新内容能够体现在《通知》的具体实施中。

（选自《东方早报》2009年6月10日）

公众掌控遥控板是最大的时务

笑蜀

央视《新闻联播》是中国的脸。于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当《新闻联播》十年来最大规模的新政即将启动的消息传出，会引来中外舆论那么强烈的关注。其实2006年《新闻联播》更换主持人，就已经有国际媒体惊呼：

“天哪，他们居然面带微笑播新闻了。”

显而易见，《新闻联播》主持人的表情已经不是他们个人的表情，而是国家的表情，是国家形象的一部分。所以，当他们微笑出镜时，会让外部世界惊讶。原来中国并不总是那么沉闷，那么紧张，那么单调乏味。中国也会微笑，而且笑得那么亲切，那么明亮。

仅仅是一个浅浅的微笑，就在一瞬间感动了世界，刷新了中国。原来感动世界并不难，刷新中国并不难，只要你更人性化。

人性化，这是中国社会变革的主题。三十年中国改革史，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奥秘，无非就是变指令供给为市场供给，通过市场供给确立消费者主权，让消费者引领生产的方向，供给的方向，整个市场的方向。让整个生产和供给都符合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实现消费者的权利和尊严。一言以蔽之，通过市场化，达到人性化。人人蓝装像群蓝蚂蚁的传统中国形象，从此一去不复返。一个鲜艳的中国，一个多姿多彩的中国，逐渐脱颖而出。无须高声强辩，这已悄然之间颠覆了世界对中国的观感，一个人性化的中国，一个不仅可敬而且可亲的中国，开始得到世界的认同。

人性化也是中国新闻变革的主题。相对于急剧变化的社会现实，新闻显得过于滞后，久被抑制的变革冲动也就愈加强烈。市场化媒体自不待言，就连传统主流媒体，现在也开始踏上新闻变革的不归路。《人民日报》评论版在河南王帅案中执著地追问，英文版《中国日报》在邓玉娇案中仗义执言，《环球时报》英文网站对当下前沿话题毫不回避，都显示了难得的职业勇气，其华丽转身足以令人惊艳。

正是在新闻变革的门槛上，《新闻联播》主持人罗京于6月5日凌晨驾鹤西去。人们为罗京扼腕，不仅因为他英年早逝，也因为他承受的角色压力。在送别罗京的同时，人们实际上也在送别一个时代，期待新时代的晨钟。《新闻联播》此次最大规模的新政，客观上是对这种强大社会心理的回应。

这无疑是一个积极的回应。无论播报风格向轻松、活泼的转化，还是领导人新闻比例的压缩，从形式到内容的这些变革不管怎样千差万别，旨趣都只有一个，那就是更尊重公众的需求，更尊重新闻价值和传播规律。如果说，中国硬实力的爆发性增长，中国经济在世界上的崛起，发端于市场化供给，即发端于消费者主权的回归；那么中国软实力的爆发性增长，中国新闻在世界上的崛起，同样有待新闻的市场化供给，有待新闻消费者主权的落实。

识时务者为俊杰。遥控板早已掌握在公众手中，公众的关切，公众的偏好，公众的选择，正决定着频道的方向、新闻的方向，对新闻界来说，这就是最大的时务。如何顺应这样的时务，尊重并确保公众的需求能够影响公共议程，这是中国新闻必须解决的观念问题。正是在这点上，《新闻联播》此次新政当是一个可贵尝试。

（选自《南方周末》2009年6月10日）

“小学生卖淫案”背后有无另一个习水

杨耕身

昆明“小学女生卖淫案”徒然发生惊天逆转。昆明市公安局、检察院日前通报，经调查，“女生”存在卖淫行为，其父母刘仕华、张安芬因涉嫌容留妇女卖淫，公安机关依法对刘仕华刑事拘留，对张安芬取保候审。通报指出，“3·16”事件是由刘仕华等人有意策划、弄虚作假、暴力抗法、欺骗媒体、误导群众，造成的一起影响恶劣的事件。

如此峰回路转，甚至仅凭一纸通报便断然否决此前当地警方的结论，公众舆论难免一时难以回过神来。于是在通报次日，舆论照例质疑如云。有断言其背后“或藏权力滥用链条”者，有疑虑于通报“仍疑窦丛生”者，有提示“责任区分不能模糊”者。可见，一场惹起轩然大波的公共事件，的确需要更充分的证据与更缜密的逻辑，才好取信于人。

昆明通报的事也许是真的，两位女生竟确有“卖淫行为”。即便如此，刘仕华、张安芬二人仅涉嫌“容留妇女卖淫”依然让人为之迟疑。两名女生如何变成了“妇女”？通报为何对女生年纪这么重要的案情未予标明？不过按此前报道的一致口径，她们一个年仅15岁，一个13岁。由此而言，若她们确有卖淫行为，那刘仕华二人的行为就该构成“引诱幼女卖淫罪”，而那名神秘的“嫖客王某某”就该涉嫌“嫖宿幼女罪”。罪名不同，量刑亦大有区别，不知昆明方面何以重拿轻放了。

被卷入此案的两名女生，一个不满18岁，一个不满14岁。这意味着，当两女生被证明的确存在卖淫行为，那么另一个巨大的问题就变得不容回避，这就是在此案背后，是否隐藏着另一个习水？此前，贵州习水性侵幼女案一度惊世骇俗，令人发指。同样是幼女，同样是“卖淫”，同样是被操控，昆明“卖淫”女生与习水被性侵的女生有何显著的不同，为何两起案件的处理呈现大相异趣的走向？我们看到，习水案那些嫖宿或性侵幼女者不得不面临审判，而昆明那名“嫖客王某某”至今仍神龙不见首尾，仿佛处于某种不可言喻的保护中。

昆明案中一名警察说，“不管白天还是晚上，狭窄的巷子里到处都有‘站街女’。”当地居民也透露，这里“站街女”现象普遍。而两名女生也正是在这里遭到警方跨区抓捕。我拒绝以一种恶毒的猜测，想象那些“站街女”中有多少“小学女生”，但作为一个更为恶毒的事实，却是习水案之后，更多的“习水”被接连发现，有如一种持续的崩塌。因此，昆明小学生卖淫案至此并未完结，我们投向昆明的目光依旧充满疑惑。

（选自《珠江晚报》2009年6月12日）

“文化渗透”无可指责

吴祚来

近年来，中国汉办与全球各地大学合作，已开办了256所孔子学院，其中美国就有53所孔子学院、4所孔子学堂，成为海外推广中文和中华文化的重要力量。

因为有境外媒体指责中国在海外创办孔子学院是文化渗透，所以“文化渗透”似乎成了贬义词，中国国家汉办主任许琳在接受《侨报》记者独家专访时表示，“软实力”只是政治家和媒体冠以的概念，实际是语言文化交流。中国希望世界人民能了解真正的中国，并非说中国十全十美，也不是要刻意宣传什么，或者输出价值观。渲染中国文化渗透，有的是担心，有的是故意，这是没有根据的。她说：“中国人还没学会干这个呢。”

这使我想起一位朋友移民加拿大时的一些际遇，他们一家移民那儿一个月时间，就有三位社区里的邻居造访，他们不约而同地只有一项要求，要给他家的小朋友免费辅导语言。日本的老人想给孩子辅导日语，韩国的朋友想给孩子教韩语，还有一位可能是当地人，要给孩子辅导英语。他们都希望有所“贡献”，要表达一份爱心与关怀，但这种爱心与关怀背后，无疑却有着文化本位主义的价值理念。

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的母语能为众多的人接受，希望自己在传授母语过程中得到尊重，体现自我价值。这种文化传播或母语传播，是一种本能，从国家战略到个人需要，无不客观存在。文化传播具有利己性，同时具有利它性，所以文化与价值的传播与输出，是互利而有意义的事情。

文化传播与价值输出是光明正大的事情，它不同于政治意识的输出与政治渗透和干涉。人类的历史不仅是交流物质价值的历史，还是交流精神价值的历史，人类通过物质与文化的交流，逐渐实现了价值共识，对物质的利益属性与文化的价值属性有了共同的认知与需要。我们知道，在殖民主义初期，航海而来的西方殖民者甚至可以用普通的玻璃换取土著人的黄金珠宝。在现代人看来，这种交易是一种不平等的交易，而在当时，土著人尽管以黄金为珍贵，但并没有意识到玻璃制品在当时西方文明不过寻常之物，是信息不对称造成了这种不公平的交易行为。它反映的不是价值交易，而是“需要性”交易。因为土著人对玻璃制品有好奇的需要，正是这种需要，使这种交易能够成立。还是回到文化传播与价值输出这样的话题。

人类的物质资源只能通过交易的方式互换，因为它很难“共享”，金戒指只能戴在一个人手指上，但文化的内容与文化中的人文价值，却可以实现共享。

当古印度僧人到东方文明古国传教时，我们说，他们是在文化渗透，用他们发现的“价值”来传播给异域文明，并希望提升人们生活与生命的意义，使人与人之间更和谐。佛教的许多理念与价值观经过一千多年的传播，深入人心，并深刻地影响了中华传统文化。而希伯来文明中的基督教在公元前三四世纪时在古罗马传播，最终使强大的古罗马帝王接受了基督教教义，一种宗教信仰不能征服一个国家，但可以征服一个强大的国王心灵，文化通过“传递”而“播种”到对方心灵之中，因而影响整个社会文化生态。

语言文字的教育与传播是较低层次的文化传播，或者说仅仅是技术性的文化传播。文化传播的高层次传播是美学意义与价值观念意义上的传播，也就是，当我们的文化艺术使异域民族感受到了美，获得价值理念上的认同或提升，那么，我们的文化就会成为有影响力的文化，成为深入人心的文化，成为有软实力的文化。所谓的文化渗透，就是用自己独有的文化之美、文化价值，去播种到人的心田，使人的心性愉悦和谐。

有价值的物质财富与非物质财富都一样，无价值的东西，不可能实现传播，因为别人不接受。有限的价值，有限传播，无限的价值，无限传播，这是价值传播学第一定理，但价值自己不会走路，得有人去传播去弘扬，向不同观念的人去解释普及。孔子学院就是文化桥梁，它不仅要教授中国的语言文字，还要使异域民族感受到中华文化之美，在更高层次上，使世界各民族认识到中华文明中蕴藏的价值，以此实现文化价值共识共享。在对外文化宣传上，我们不能别人说什么，我们就否认什么，我们要看对方说的是不是正确，我们还应该有自己在文化认识上的主体性。

如果我们做得对，做得符合规则，我们就从容地去做。文化与价值的传播是无罪错的，有罪错的，是对他国内政的干涉，譬如用金钱来影响他国政治选举等，这是世界上任何国家都要共守的文明规则。至于文化传播与价值传播，它体现的不仅是硬实力，还有软实力。

（选自《凤凰周刊》2009年6月15日）

学术腐败动摇国本

付瑞生

《东方早报》15日报道，国内哲学界权威学术期刊《哲学研究》的一篇论文再次让中国学术界蒙羞，今年第4期刊登了署名“陆杰荣、杨伦”的文章《何谓“理论”》原是抄袭自云南大学王凌云多年前的一篇旧稿《什么是理论（Theory）》。而其后辽宁大学确认，两篇文章至少80%内容重复。其作者陆杰荣系辽宁大学副校长，杨伦为北师大在读博士。

联想起不久前浙江大学贺海波论文造假事件余波未息，到近来网上热议的东北财经大学“史上最牛硕士论文抄袭”，再到华中师范大学“更牛硕士论文抄袭”事件，更让我们惊叹，此类“学术群租”真是蔚为壮观，小小象牙塔内本容纳不多的原创，一篇论文竟能招来如此之多欺世盗名的“租客”，而陆杰荣副校长和李连达院士这样的大牌学者，也如此“疏忽”，随便“出租”自己的大名。

此时，让人不能不对易中天的一段讽刺拍案叫绝。“学术量化之后，大学老师每天都在计较发多少论文，发在哪里。大学就像个养鸡场，学校天天数蛋，简直就是地主老财的思维方式”。比喻虽然辛辣，却点出了学术不端行为的关键。“今天撒把米，明日就数蛋”。从讲师升为副教授，要发多少篇论文，从副教授升为教授，又要发多少论文。博士硕士要毕业也要发论文，大学变成养鸡场，老师学生都变成了母鸡加小鸡，根本没有心思做学问，搞研究，光急着“生蛋”了。袁隆平发过几篇论文？但没人否认他是中国最顶级的农业专家，如果按照现在有关部门的要求，袁隆平哪还有时间去种植水稻做试验。

更奇妙的是，还规定母鸡下蛋要下在什么地方，比如权威刊物、核心刊物什么的。

或许有人说，抄袭剽窃只是学术界的皮毛之疾，癣疥之患。然而，问题在于，这些小偷有一天得势了，壮大成汪洋大盗，并且势力强大到足以与“官军”（正义）对垒的程度，事情的性质就发生了根本的转化。耗子成精，小偷造反了，皮毛上的癣疥任其腐烂也可能侵入膏肓。诚信是社会良性运转之本，学术腐败最大的危害，就是毒害一代青年学人的良知，摧毁社会的价值观，有动摇国本之罪，再不设法医治，国家为之付出的代价将更大。

（选自《钱江晚报》2009年6月17日）

农村养老社保难填城乡鸿沟

童大焕

2009年，全国10%的县（市、区）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年满60周岁、符合相关条件的参保农民可领取基本养老金（见今日本报第3版报道）。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最大不同在于，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是一个带有社会福利性质的制度，其基础养老金部分由财政出资，中央和地方财政各分担一部分；凡达到规定年龄，即可领取养老金。

有媒体在报道此事时说，中国农民自古以来依赖土地和子女养老的模式即将发生改变。对于中国农民而言，这一政策的意义，堪与2006年正式取消延续了数千年的“皇粮国税”（农业税）相提并论。

但是如果你看到基础养老金的数目，便会知道以上评价未免陈义过高。据悉，当前设计的方案是，试点地区的基础养老金从每月55元起步，地方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增加但不能减少。北京已经达到了280元。中央财政根据地区不同给予补贴，初定西部地区补贴80%，中部60%，东部20%。每月55元的起步标准，只是每人每月的总花销的小小零头。而我母亲在世的时候，一畦不到两平米的土地用来播种菜苗，可以给她带来平均每月上百元收入。这是在远离县城、省城的普通乡镇所在地。

当然，农村基础养老金，有总比没有好。但它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实质意义，难逃雷声大雨点小、口惠而实不至的嫌疑，在实施过程中却有可能浪费巨大的行政成本。

不论是农村基础养老也好、合作医疗也好，都是对现行城乡差距日益拉大、城乡公民权利日益不平等的局部修补，但这样虽有广覆盖，然而低标准的修修补补，无法遏制越来越大的城乡鸿沟势头。这里牵涉到两个方面的基本问题，就是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即土地和房屋溢价得不到保护，所以不论是新农合还是农村基础养老，都是取之者多予之者少。也就是说，由于农村集体土地和农民的房屋及宅基地无法真正实现与城市国有土地、房屋“同权同价”，导致溢价部分绝大多数被政府和开发商拿走，这就是“取之者多”；而所谓新农合、基础养老等等，表面上轰轰烈烈，但实质内容甚少，更不足以弥补农民在征地、拆迁中的直接、间接损失之百分之一、千分之一。

另一方面，城市居民不能自由地向农村居民购买土地、房屋，导致农村经济、文化资源日渐“失血”。这个问题与农民完整的土地、房屋财产权利缺失也可以说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中国城乡差距的鸿沟天堑，短期内恐难抚平。根本原因，就是长期以来城乡二元制度剥夺农民土地、房屋等财产权利以及农民自由迁徙权利的丧失、城乡自由流动的中止。其实农民医疗、养老之所以成为问题，是因为他们缺乏储蓄，没有资产。中国农民是世界上最勤劳最节俭的，但是他们勤劳却不富有。这是因为他们的土地、房屋不能真正成为可变现可抵押可自由交易的资产。于是乎，城市居民的财产性收入突飞猛进，而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则永远是一个空中楼阁。养老、医疗当然就成了问题。

政府有责任有义务保障公民平权，但这不是浮于面上“滴水之恩”似的金钱给予（体现为基础医疗和基础养老保障），而应还权于民。保障农民与城市居民平等的财产权利和自由权利，把完整的土地、宅基地、房屋权利还给农民，才是真正的对症下药。所谓集体财产的概念，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不符合权利要求和经济规律的概念。而城市居民自由自主地“告老还乡”的权利，是中国传统文明得以延续、中国乡村不至于成为文明的蛮荒之地的制度保证。

（选自《南方农村报》2009年6月28日）

工人以开胸验肺揭穿谎言痛何以堪

社论

这不是戏剧，是新闻：

河南省新密市工人张海超，2004年6月到郑州振东耐磨材料有限公司上班，先后从事过杂工、破碎、开压力机等有害工种。工作3年多后，他被多家医院诊断为尘肺，但企业拒绝为其提供相关资料，在向上级主管部门多次投诉后他得以被鉴定，郑州职业病防治所却为其作出了“肺结核”的诊断。为寻求真相，这位28岁的年轻人只好跑到郑大一附院，不顾医生劝阻铁心“开胸验肺”，以此悲壮之举揭穿了谎言。（7月10日《东方今报》）

其实，在张海超“开胸验肺”前，郑大一附院的医生便对他坦承，“凭胸片，肉眼就能看出你是尘肺”。

这个真实的故事令人心碎。张海超的被迫自救，更像在拿健康甚至生命冒险，赌自己没病（肺结核），而是社会（郑州职防所）有病（“误诊”）。郑大一附院的诊断也证明张海超是对的。不幸的是，由于无权做职业病鉴定，该院的诊断只能作为参考，一切还要看郑州职防所是否会“持之以恒”地继续“误诊”。据说，在开胸后张海超曾找过新密市信访局，答复是他们只认郑州市职防所的鉴定结论。

为维权求医，近两年来张海超花费近9万元，早已债台高筑。耐人寻味的是，张海超自知面对的是一家大企业，“我这是一个人在战斗！”他也深信在那个企业里与他有相同遭遇的工友，还另有其人。这种“一个人在战斗”的公民形象，其痛感之深，情何以堪。

具体到张海超之个案，一方面，表现为相关法律有漏洞可钻。根据《职业病防治法》的相关规定，职业病诊断应当综合分析病人的职业史，分析职业病危害接触史和现场危害调查与评价，需要用人单位提供有关职业卫生和健康监护等资料。然而，从实际效果看，用人单位很少愿意“自证其罪”。如有医生指出，“得了职业病，还得单位开具证明才能鉴定，说是让高污染企业凭良心办事，其实恰恰给企业留下了能钻的空子”。在切身利益面前，企业良心靠不住。

另一方面，则是法治与社会之阙如。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类似个案时有发生？为什么自救者时常走投无路，不得不采取极端方式？为什么原本由全社会担负的自救成本，却要由一位孤苦无告的农民承担？在人类还没有完全放弃“以暴易报”的思维前，人们在张海超身上也看到了一种“让人含泪的暴力”，一种并不施害于他人，而是加诸自身的暴力。为证明自身清白（得的是职业病而非普通的传染病）而“开胸验肺”，又何尝不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自残”？

由此，也就需要填补相关制度漏洞，把张海超们无奈的个人被迫自救，变成具有制度性保障的依法“他救”，切实维护劳动者的合法利益。比如，在用人单位不愿“自证其罪”的情况下，由政府相关部门或司法部门介入调查其罪，或实行“责任倒置”，并接受社会监督，使职业病患者及时进入法定诊断程序；对不严格依法开展诊断工作，害怕承担责任、回避矛盾，甚至恶意“误诊”的职业病诊断机构，予以公开问责。

无论如何，如果恶意“误诊”能得到应有的惩罚，如果法律正义能得到有效伸张，如果相关维权制度健全、维权途径通畅，张海超绝不至于要如此与“误诊”对赌，“一个人在战斗”。

（选自《新京报》2009年7月13日）

网瘾电疗中心就像一座“古拉格”

魏英杰

卫生部日前叫停了所谓的“网瘾电击疗法”，但据7月16日《东方早报》报道，这并没有影响到山东临沂精神病院“杨永明网瘾治疗中心”的生意，仍有不少的家长带着孩子前来求医。

卫生部组织专家研究论证，表示该治疗手段的安全性、有效性尚不确切，国内外并无相关临床研究和循环医学依据。说白了，这玩意儿根本没什么科学依据。还有人指出，连网瘾能不能算是一种病，都值得讨论。比如，美国医药协会2007年就拒绝将网瘾纳入《精神疾病诊断手册》。可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家长趋之若鹜，把孩子送进这所精神病院？

以我这个外行人看来，这个所谓的“网瘾电击治疗法”并不神秘，虽然它在治疗手段上没什么科学依据，却很懂得家长和“病患”的心理。在整个治疗环节中，电击疗法无非是其中的一环，甚至不算是最为极端的一种。这家网瘾电疗中心的一整套“规章制度”，才是这种“恐怖疗法”的核心。

这么说吧，电击疗法更像是一种现代巫术，它在整个治疗环节中，所起到的作用并非直接治疗网瘾，而是对“病患”实施肉体折磨和精神震慑。刚来的“病患”，不管三七二十一就给通上电进行电击酷刑，让他们承认自己患了网瘾这种病。你说那些平时娇生惯养，从未见过这等架势的孩子和家长，哪个不得服服帖帖的？

更进一步讲，这家治疗中心完全是利用家长和小孩的“有罪心理”，对他们进行精神和行为操纵，最终达到所谓的治疗目的。试问，那些家长来治疗中心前，哪个不是被孩子弄得一点招都没有的？看到孩子沉溺于网络，哪个心里不是感到对不起孩子，认为有责任管教好孩子的？而那些无论是主动还被动到这里来的孩子，又哪个不是因为管不住自己（上网），内心多少有着矛盾、自责心理的？一旦对家长和“病患”成功实施“精神绑架”，接下来的事情当然好办多了。

这家治疗中心有着一整套的“规章制度”。比如针对家长建立“家长委员会”制度：家长必须全程陪护，与孩子同吃同住同上课；更重要的是，家长不可以私下讨论治疗效果，不能质疑医生的治疗方法。这实际上是为了配合和树立治疗中心的绝对权威。而孩子们在里面，则被迫接受一场美其名曰行为矫正的摧残身体和人性的“治疗”。进了治疗中心后，“病患”就要上交手机、MP3以及QQ和游戏账号密码，并被告知不能喝茶、不能谈论治疗、不能上厕所锁门乃至于不能碰触人民币等等86种具体行为，否则将会被拉去电疗。

“生活”在这里，每个人（包括家长）都置身于一种互相监督、互相告密（“上报”）的恐怖环境中，一旦有违规行为，“病患”上“电刑”，家长则被罚款（“加圈”）。在这样的规训和惩罚之下，别说网瘾，恐怕让一个患了毒瘾的人住进来都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这种治疗方法明显是以一种更加可怕的“病”来驱赶另一种“病”，以肉体折磨和精神恐吓来化解“病患”的心理依赖和行为习惯。在这样的双重摧残面前，网瘾又算得上什么呢？

这不能不让人想起索尔仁尼琴的名著《古拉格群岛》。在某种意义上，这种网瘾电疗中心就是一座“古拉格”，一座劳改营。这种办法有可能让孩子们暂时逃离网瘾——一比如一旦上网就马上会产生被电击的条件反射，但从这里出来的孩子，身心必将受到严重摧残，一个个鲜活、独立的个体可能因此从精神层面上被毁灭。这种治疗中心居然能够在光天化日之下存在，还受到一些家长的拥护，只能说明这些家长乃至于这个社会真的“该吃药了”。

（选自《晶报》2009年7月17日）

那些中学生为什么不得不去征税

王琳

审计署网站最近发布的审计调查称，有13个省的62个县级国税局为完成税收任务，违规向169户企业提前征税和多征税款共23.4亿元。

以上说的是不该征、多征，税收乱象中也有该征却征不到，于是就乱征。比如广东吴川市川西中学就有老师规定，凡入选“三好学生”的同学，每人必须完成一辆“车船使用税”征收任务。

老师的职责是教书育人，为什么做起了强迫学生去征税的荒唐事呢？原来，根据吴川市政府统一部署，黄坡镇分给该校680辆摩托车税收征收任务，学校又要求每位教师完成3辆征收任务，并与今后的职称评定、评优评先挂钩。这起荒唐的闹剧有清晰的链条：从政府分到各镇，镇里分到学校，再从学校分到老师，老师又分到学生。于是乎，学生竟然成了编外“税收人员”。

依照“税收法定”原则，不但税种要法定，税额要法定，征税主体和对象都要由法律规定。提前征，多征，强迫无征收权限的公民代征，都是违法之举。从合法性角度看，税收征管部门的违法是显而易见的。税收征管部门“知法违法”是一个方面，但违法提前征税和多征税居然还征上来了，违法层层摊派征收任务居然还成功摊派下去了，这其中的根源更让人担忧和不知所以。那些被提前征税或多征税的企业，之所以要迎合国税部门的违法征收，只因为他们在现实的征税权面前无力抗拒——他们本来可以依法向国税部门说“不”，却又担心将来可能遭到国税部门的种种“合法性伤害”，因而只有忍气吞声，自甘配合违法。

而各镇、各校和老师们，在遭遇上级摊派税收征收任务之时，本来也可依法对上级说“不”。但问题在于，“官大一级压死人”。基层政府中的这种绝对权力一定程度上已经异化为对上负责，而不是对下负责。因此，上级权力从不担心它的违法决定会得到下级的拒斥，除非下级不想干了。正是这种权力运行的畸形生态，决定了在日常的行政执法行为中，“黑头（法律）不如红头（文件），红头不如口头（领导意志）”。

改变这种权力倒置和权力异化的路径，只有以权力来制约权力、以权利来制约权力。一是要使行政权受到司法的制约，要让被违法行政行为侵害的企业和公民能够便捷地借助司法系统实现有效的救济。而司法权要想真正扮演制约行政权的角色，就必须继续推进“去行政化”和“去地方化”。

其次是要改变官员只对上负责的制度异化。只有让违法官员的去留命运，同时决定于普通民众而不只是上级官员手中，官员才会真正尊重法律，尊重民意。当行使权力的官员不得不对民意负责，上述的征税乱象才会在源头上得到遏制。

（选自《东方早报》2009年7月21日）

百万精英出国不归该引发怎样的反思

张铁鹰

中国成人才流失最大国家，目前超百万精英滞留海外，留学热潮可能带来的人才流失，无疑将直接影响21世纪中国在国际人才战场上的成败得失。（7月21日《广州日报》）

必须承认，我们在新时期的人才争夺战中吃了败仗，数十万出国留学者学成不归，清华、北大等著名学府成了国外人才的“预科班”。想想解放初期，百废待兴，条件异常艰苦，可是钱学森等众多人才冲破重重阻力归国效力，现在生活改善了，许多人却不愿回来了，其中的原因真的值得我们好好反思。

身为中国人，受中国文化熏陶多年，无论在何处留学，多数人不可能不爱自己的祖国，不可能对中国没有感情，他们中的多数人之所以滞留国外，主要还是对国内发展环境的不满，有的甚至心怀恐惧。比如，科研经费的申请搞“暗箱操作”，有的人搞科研有一套，可不会拉关系，不会“跑项目”，结果经费申请不下来。某大学发生过“四十个教授竞争一个处长”的事，这说明“行政化”已经使人才很难再安心地做学问了。

照实说，这几年，我们对人才引进也很重视，不少地方政府开出了优厚的条件，但效果似乎不明显。原因就在于，人才引进来之后，大多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只是做了领导的“花瓶”，这样的结果，不仅对已引进的人才是种摧残，而且对人才的回归形成了严重的阻碍。

大量的人才流失，降低了国家的竞争力，影响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我们常说“栽下梧桐树，引来金凤凰”，只要有了利于发挥作用的环境，人才自然会回归。很多人才表面上滞留国外，实际上，他们非常关心国内的变化，不少人一直在期待回国的机会。人才流失国外，党和国家着急，他们自己也着急，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多么盼望成长的环境早日改观啊！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不是埋怨某些人才出国不归，而是抓紧培育人才发挥作用的环境，让人才感到回国效力更容易出成绩，更有利于实现自身价值。

（2009年7月22日）

九零后有多堕落？

长平

最近九零后孩子锲而不舍地自毁形象，引起了大人们的焦虑。先是浙江慈溪某学校爆出“摸胸门”，一个女生让几个男生摸胸玩耍；然后是北京顺义某学校撞上“脱裤门”，一个女生被几个男生扒掉衣裤；前几天广东佛山又发生“排便门”，一个女生上厕所时玩自拍。这些事件引起关注，是因为都被拍成视频，在网络上传播。

丧失道德底线，毫无羞耻之心，这是大人们看过视频之后普遍的感慨。前两个“门”涉及到性道德，所以更容易激发怒气，让人觉得这一代人极其堕落，简直无药可救。一时呼声四起，或要反思教育，或要整顿网络。

值得注意的是后一个“门”，虽然也涉及到下半身，但是无关乎性，要点是恶心。有网友指出，照片上的大便极有可能是PS上去的，也就是说并没有真拍，而是假造一个东西出来恶心人。她要恶心谁呢？可能是恶心同辈，结果被恶心得最惨的是长辈。

由此可见，与其说是本性迷失，不如说是故意挑衅。这不过是成长的烦恼，青春期叛逆的表现而已。由于性和排泄的禁忌传统，对它们的试探从来都是此间叛逆主题，并非自九零后才开始。他们的选择，我们的惊讶，其实正反映了我们在这件事情上的沉迷。也许他们玩一下就放下了，而我们还死死地抱着，唉声叹气，愤世嫉俗，乃至大动干戈，要整顿这个治理那个。这只能证明，我们的问题比他们严重多了。

九零后的教育有没有问题？自然是有的，但肯定不是青春叛逆的问题，更不是个性张扬、难以管教的问题。他们面临的最大问题，乃是父母给他们构建的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独生子女的娇宠，都是以爱的名义，其实进行的是非爱教育。在家庭，举全家之力，拔苗助长，把孩子当赌注，一心想着要超过邻居小朋友；在社会上，也以为了孩子的名义，蝇营狗苟，徇私舞弊，贪赃枉法，滥施权力。临到头来，却要怪孩子自私，怎么说得出口？

尽管如此，我也看不出九零后比他们的父母一代更堕落。回想我们受的教育，如果不是死要面子涂脂抹粉的话，不得不承认远远无法和他们相比。我们的确更热爱集体，但是代价是交出个体的独立；我们看的报纸和电视的确要干净很多，但是也要虚假很多；我们的确没有地方去发布恶搞视频，也没有什么游戏可以上瘾，但是也少了通过网络了解外部世界的机会。我真是看不出，我们的成长问题，比起“摸胸”、“脱裤”、“排便”来，有什么更好。如果我们认为下半身的问题，比上半身的问题更严重，那正是我们的教育缺陷。

这几个视频中，真正值得重视的，也是上半身的问题。比如在“脱裤门”里，那几个男生何以欺凌羞辱一个女生？就算他们没有脱掉她的衣裤，而是以这种方法强迫她去做义工，那也是不能容忍的。

此外，大人们与其去感慨这一代人的个性何其张扬，不如少一点以爱的名义对他们受教育权利的剥夺，对他们成长空间的限制；与其去盯着他们的下半身说三道四，不如自己在工作中少一点暗箱猫腻，让社会多一点公平正义，让他们走出学校之后，比我们当年看到更多灿烂的阳光。

（选自《南方日报》2009年7月24日）

我若是洛阳农民就不会拿土地换户口

党国英

在眼下过渡时期，农民既希望获得城市户口，又希望保留农村的土地。他们的土地流转给什么人，由自己决定更好。

如果农民能用劳动换取社会保障，政府又何必要我放弃农村土地？

现在，一部分农民可能按政府的要求拿土地换了户口。我希望当地政府允许这部分农民“反悔”，否则，恐怕会留下社会不稳定的后患。

洛阳市政府日前出台文件，要以更大力度推动城市化进程，准备到2020年，让洛阳市的城镇化率达到65%。这是一个值得赞许的政府工作目标。（7月18日《河南商报》）

按目前中国经济发展势头，农民的生活水平一定会逐步提高。原因主要有三个：

农业技术水平在提高。我刚从某地农村调查回来，了解到的一些情况令人感慨。山东某市去年每亩耕地生产粮食平均达1吨。农民告诉我，仅秸秆还田这一项措施，就可使粮食增产20%。在黄河下游地区，这个措施有压碱的作用。昔日黄河下游白花花的盐碱地景观，现在已经不容易看到了。这么一项简单的技术，作用大得不得了。良种广泛使用的作用更不用说。

农业专业化水平在提高，生产一定数量的农产品，农民的劳动时间大大减少了。在山东德州，甚至连抓育肥鸭子上车的工序也专业化了。因为这个变化，虽然中国农村是所谓“386199部队”（妇女、儿童和老人）种地，全国粮食照样年年增产，除非粮价过低，农民不愿意种地。专业化是靠市场化推动的，其中活跃在农村的商人在发挥积极作用。

农民的收入水平在提高。去年，我到了中条山山脉某个村庄，一位年轻农民告诉我，他的三口之家年收入在2万元以上，其原因也简单：山里人大量去了城里，留在山里的耕地多了，核桃树多了，药材资源也相对多了，农民只要勤快一点，挣钱的机会也大大增加了。

上述三方面因素，其中任何一个因素获得进步，都有利于改善农民生产生活状况。洛阳市政府努力推动城市化，对农民当然很有好处。为此，如果我是一位洛阳农民，会为政府的政策目标投一张赞成票。但如果政府要我拿自己的土地换取洛阳的城市户口，我却要认真掂量。我倾向于不做这种交易，理由有四个：

第一，洛阳的城市化速度越快，我当农民的前景越光明，那就没必要用自己的承包地，换取洛阳市的一纸户口。按现有一般技术，家里两个劳动力耕种50亩土地没问题，一年种两季，按目前的成本和粮食价格情况，可获得3万元纯收入，政府还可以补贴5000元，再做一些非农兼业，还可以增加几千元收入。这个情况比城里低端劳工要好。当然，要得到50亩地不容易，我要租地种，要支付别人地租。我究竟能租到多少地，取决于洛阳市的城市化速度。还有，不是每个洛阳农民想的都和我一样，特别是年轻人喜欢到城里过一种丰富多彩的生活，但这正是我能租到更多土地的条件。

第二，如果我租不到足够的土地，为了增加收入，我不得不用更多的时间在城里做工，但即使如此，我仍然不愿意用土地换户口。在城里做工、生活，本来就应该和其他城里人一样，有理由获得各种社会保障，实在没必要用我的土地换它。

第三，如果我住在洛阳郊区，我的土地可能转变用途，成为建设用地，那它就很值钱；用它换了户口，可能吃了大亏。国家的土地政策将会变化，公益用地的范围会压缩，其他商业用地也不会像过去那样征用，农民将有讨价还价的权利。这个制度一旦成为现实，农民的城郊土地就会增值。

第四，如果我住在洛阳北部条件不好的山区，生活条件很差，我仍然要考虑土地换户口的代价。现在政府打算在农村发展养老事业，加上已经在农村推开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山区农民的日子也会逐步改善。农村的生活成本比城市低，对年纪大的农民，只要政府在农村发展社会保障事业，住在农村也不一定是坏事。

如果都像我这样想，岂不是没人愿到城市去了？这个不用担心。一般情况下，农民只是不愿用土地换户口。其实，如果发展趋势稳定，农民和市民的界限也没区别。国家要在2020年建立城乡一体化的体制机制，到那时，农民就是市民的一部分，他们不过是在“农业车间”工作。在眼下过渡时期，农民既希望获得城市户口，又希望保留农村的土地。他们的土地流转给什么人，由自己决定更好。

在许多方面，城市比农村有魅力，但那里的社会保障要付出代价才能获得。如果农民放弃的土地不能转变用途，只是转给种粮大户继续当农田使用，政府方面就不会有一分钱的收入，由此，我担心政府拿什么给农民支付社会保障的费用。如果农民能用劳动换取社会保障，政府又何必要我放弃农村土地？

现在，洛阳市政府的声音比较响，一部分农民可能按政府的要求拿土地换了户口。我希望当地政府允许这部分农民“反悔”，否则，恐怕会留下社会不稳定的后患。这也算是善意的提醒。

（选自《新京报》2009年7月25日）

成都醉驾判死刑为公众安全加防火墙

柏文学

7月23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发生在去年底的孙伟铭无行驶证且醉酒驾车造成四死一重伤案进行了公开宣判。法院一审认定孙伟铭的行为已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且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故依法判处其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7月24日本报A2版）

对于开车撞死人的交通肇事案件，肇事者被判实际死刑的，这还是第一次，从而具有开先河的意义，此案例也将成为标杆案例。

“成都醉驾”的死刑，首先是肇事者罪有应得。孙伟铭无行驶证且醉酒驾车造成4死1重伤，这不是一般的交通肇事。孙伟铭理应知道汽车可以轻易撞死他人，他理应知道无证驾驶、超速行驶、闯红灯、酒后驾车尤其是醉酒驾车，会对他人的生命带来极大的威胁，却故意在没有考取合格驾驶证的情况下，长期无证驾驶，超速，闯红灯，尤其是醉酒驾车肇事逃逸，导致4个鲜活的生命被无情终止。

“成都醉驾”的死刑，是当前民意所渴盼的。腾讯网上调查，认为孙伟铭的死刑量刑恰当的占91%。虽然孙伟铭的死刑，换不回4个生命的起死回生，但是可以告诫社会大众尊重他人生命，警醒人们迅速提高驾驶伦理水平，可以促使驾车者不要无视别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并可树立法律的绝对权威，逼出遵法守法的习惯，不再无证驾驶，不再超速行驶，不再违规行驶，不再酒后驾车。

“成都醉驾”的死刑，更是当前实际情形所决定的。“成都醉驾”之后，杭州发生飙车致死一人案，南京也发生一男酒后驾车致5人死亡事件。我国的“汽车王国”时代还远远没有到来，而“汽车杀人”时代却汹汹而至，平均每5分钟就有1人丧命车轮下。

为了大众生命和健康的基本权利，我们的法律再也不能对无视他人生命的汽车驾驶行为宽松放纵。不少法律专家、律师、法官和有识之士，都在呼吁将酒后驾车列入刑事犯罪，甚至飙车超速50%也应当入罪。我们的立法部门应当引起重视。由于车轮和水火一样无情，必须对机动车驾驶严加规范，加重违规处罚，加大违法成本，直至死刑，为公共安全加一道“防火墙”。有个教授说，死刑是一种报复。我认为，死刑不是报复，而是对活着的人一种行之有效的保护；死刑可以降低依然活着的人遭遇无辜伤害的可能性。

（选自《扬子晚报》2009年7月25日）

公务员为何不怕房价高

徽湖

将当下的房价与官员的收入一对比，不难发现，官员所在的公务员群体买不起房非常正常，要是买得起，反而不正常。在所有的行业里，公务员的收入水平只能算中等偏下，如果用房价收入比来衡量，他们要买得起房，就和普通大众一样，至少要不吃不喝10多年才可以。

难怪有副厅级的广东干部李慧武站出来诉苦，虽然自己月收入达到8000元，但是两个月工资才能买得起1㎡的房子。听这话，似乎大众都要为李厅长抹几把伤心泪，但实际上，官员买不起房，不等于他们没有房子住。以笔者所在的城市北京为例，一季度该城市的平均房价在1.6万元/㎡，这样的价格如果一个处长买房，则需要付出三个月工资的代价，这样的房子似乎处长也买不起。

但在北京，可以做一个调查，贵为处长的公务员们，如果说他们没有自己的房子，打死你也不会相信。买不起房子不等于没有房子，在公务员群体中体现的淋漓尽致。公务员们靠工资收入压根就买不起房子，但事实上他们根本就不缺房子。

公务员的房子从哪里来？难道是天上掉下来的，那普通大众为何捡不到？大家都知道，国务院在1998年取消了福利分房制度，全体国民的住房都被纳入到货币化的商品房体系，这其中也包括了取消了公务员的福利分房。

但实际上，取消福利分房的制度只是针对普通大众，实际上福利分房在公务员队伍和诸多事业单位依然存在，福利分房永未消失。尤其是在04年中国的房价进入快速上涨通道后，福利分房死灰复燃，成为公务员获得低价房屋的最佳渠道，众多公务员单位和事业单位以各种名义获得分房。在此情况下，高房价可谓对公务员群体未产生任何影响。

公务员获取福利分房的主要渠道如下：有些单位通过审批经济适用房；有些采取集资建房；有些单位通过优先渠道获取“两限房”；还有的单位按照成本价将原有公房出售，或者按照经济适用房价格出售公房；一些部委和地方打着保障住房的名义，以各种名义为公务员建实物性住房。上述住房的价格几乎都以极低的价格供应给公务员，公务员的住房问题，自然得到圆满解决。

举两个最简单的例子，笔者认识北京药监局的一位阿姨，其单位出售给其一套北京三环内的60㎡两居室，房屋总价不到1万元，而在08年这位阿姨以90万的价格将房子转卖出去，这个利润和开发利润比起来，应该是暴利中的暴利。

同样的我的两位同学都混在京城，一位打工，月收入接近万元，另外一位在外交部工作，月入4000元。同学聚会时，打工的那位长吁短叹，因为至今买不起房，而外交部那位虽然工资可怜，但人家的单位好，成本价不到4000购买了东三环的80㎡的两居室，这样的房子如果是商品房至少价值200万，那位打工的老兄奋斗一辈子也未必能买得起。

容许官家放火，不许民间电灯。当特权和“超国民待遇”成为公务员们防止高房价侵害的最佳保护伞。按照经济学远离，非市场化的途径是用来解决低收入阶层的住房问题，以便在效率中注重公平。但现在来看，这种公平完全被公务员体系所侵占，而真正需要经济适用房、或相关保障住房的人只能靠边站。

（选自《南方日报》2009年7月26日）

有多少官员现在能自己买得起房子

马光远

6月20日，在广州举行的一个经济论坛上，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惠武称：“以目前的广州楼价，有七八成广州市民买不起房。”他还以自己为例说：“广州很多房子价格超过2万元/平方米了。我是副厅级干部，每月工资8000多元，两个月工资也买不起一平方米的房子。”

其实，类似李惠武先生那种感慨，在2007年广州市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上，广州天河区副区长丁建华就发出过。丁建华2003年从外地调入广州后，由于没有赶上福利分房的末班车，从而成为“无房一族”。我们尚不知，两年后的今天，丁建华先生是否实现了拥有自己住房的梦想。但考虑到今年以来广州很多楼盘的价格已超越巅峰期的2007年，我宁愿相信丁建华先生仍是租房一族。

将当下的房价与官员的实际收入做一对比，不难发现，官员所在的公务员群体买不起房其实非常正常，要是买得起，反而不正常。在所有的行业里，公务员的收入水平充其量只能居于中下，按照房价与收入比，官员要买得起房，至少得不吃不喝15年。李惠武作为副厅级干部，月收入有8000多元，在我国公务员群体里已经属高收入，而这么高的收入在公务员里面的比例绝对不会超过20%。其两个月工资尚且买不起一平方米的房子，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当然，在房价高企之前已经买房的公务员不在此列。

但是，官员买不起房，不等于他们没房住。拿北京来说，北京市的公务员在实行阳光工资之后，工资水平高于在京各大部委的公务员。但和北京的房价比较，公务员能买得起房的也没几个。按照最新统计，今年1至4月，北京市四环以内商品住宅期房均价为每平方米15593元。也就是说，在北京，一个局级干部要用两个月的工资，而且要不吃不喝，才刚够买一平方米住房，处级干部需要三个月的工资，而主任科员则需要五个月的工资。其他公务员的情形就可想而知了。

但是在北京，要说混到处级你还没有房子，那你真的白混了。“买不起房子不等于没房子”这个铁律，在各大部委林立的北京，几乎成了一个公开的悖论：官员靠实际工资收入压根就买不起房子，但官员很少没有自己的房子。

这样，一个很自然的问题就是：公务员的房子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众所周知，从1998年开始，国务院已经明文取消了福利分房制度，公务员的住房也纳入了货币化体系。在公务员取消福利分房之后，除了低收入阶层，所有的人都被赶进了市场化的大潮。

然而，事实上，福利分房这个公务员队伍、诸多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能享有的特权，并没有真正走入历史。特别是2003年之后，房价进入快速上涨通道，福利分房这个已经被剔出主流住房制度的事物，再度焕发生机。一些单位以各种名义出现的福利分房，比过去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有些单位通过审批建经济适用房；有些单位集资建房；有些单位通过各种方式享受“两限房”，挤占穷人的利益；还有的单位按成本价将原有的公房出售，或者按照经济适用房价格出售公房。一些部委和地方打着保障性住房的名义，以各种形式为公务员建实物型住房。通过这么一个游离于商品房之外、几乎等同于成本价的住房供应体系，许多公务员的住房问题，自然而然地解决了。

这样的特权和“超国民待遇”并非仅限于有些公务员队伍。上行下效，一些有行政级别的事业单位也按照这个标准搞，大学也不例外，国有企业更是不愿落下，于是，整个行政化管理的官员、准官员、学术精英的住房问题，基本都通过非市场化的途径解决了，高房价的切肤之痛和他们没有了关系。

这样，一些地方官员和学术精英就能够以超脱的身份看待房价，特别是一些学术精英之所以极力为高房价辩护，背后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这些精英可以与权力精英分享“福利分房”的待遇，可以悠闲地用“刚性需求”、“城镇化”，甚至“反对房地产复兴等于反人类”、“房地产业救国”等说辞来解释高房价的合理性。肉不在自己身上，说话自然不疼。

如果把这种逻辑放大到全国大大小小的单位的大大小小的官员那里，高房价背后的权力逻辑就基本很清楚了。之前我们探讨房价畸高的种种缘由，不外乎归于土地财政。这的确是一个原因，但这显然只是一个“公共原因”，维护地方财政收入的前提是这些人的住房问题与高房价无关。

事实上，一些官员、精英之所以罔顾房价与居民收入水平严重背离的事实，极力鼓吹高房价的合理性，根子并非在“公”，而在“私”。如果这些官员和学术精英，都必须通过购买商品房来解决自己的住房问题，我们看到的肯定将是另一道风景。官员也罢，学术精英也好，都脱离不开亚当斯密对“经济人”的分析，都离不开私利这个终极限制。笔者假定：如果从明天开始，对全国一定级别以下官员和学术精英彻底废除福利分房，虽然住房需求会大涨，但房价百分之二百将暴跌。

逻辑非常简单：只有当畸高的房价真正影响到官员和精英的个人利益，他们才会真正控制房价，才会严格土地执法，才会治理信息混乱、坑蒙拐骗的房地产市场，才会迫不及待公布房产成本，才会寻求真正降低居民购房的税费负担，才会打击开发商囤地、假按揭等违法行为，一些扰乱市场的开发商才会被真正诉诸法律，由一些权力精英、学术精英和开发商精心构建的高房价共谋同盟将彻底瓦解，房价的“无知铁幕”将被撕开。如此一来，房价焉能不回归？

房价，其实真的很简单。

（选自《文新传媒》2009年7月26日）

交通规划存缺陷收拥挤费有何用

吴木銮

《广州市城市交通改善实施方案》日前通过评审。方案建议在一些繁忙路段征收道路拥挤费。广州可能通过红外线感应等技术，对进入收费区域的车辆自动计费。方案还认为，这主要是学习新加坡的做法。

对于广州的上述建议，笔者认为有值得赞赏之处。但是，拥挤收费并不完全是一项纯粹的技术手段。它的实施不仅需要建立在各种配套条件已经存在的前提下，还要有民意基础及收费后财政资金有效使用的问题。

从政府来说，财政收益是巨大的。有数据显示，新加坡政府从1998年的9月至12月，平均每月的收费就高达338万美元。这些资金转用于发展公共交通，因此新加坡的公共交通系统更加完善和发达。有经济承受能力或者有需要的自驾车市民一方面要交高昂的收费，另一方面享受着更好的路况。因此，新加坡道路拥挤收费是“一箭多雕”。

对广州而言，最大的问题在于，城市交通规划本身就有一定的缺陷，比如存在路网布局不合理、停车场设置不足等等问题。如果仅仅是把一些道路拥挤的地段划出来进行收费，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反而有可能助长问题的恶化。

道理就在于，拥挤收费后政府一方面可以增加财力，另一方面这些收入也要一定用于改善交通。此外，拥挤收费后虽然有一些路段的交通压力是减轻了，但是这些区域周边的交通压力却同步增加了。新加坡也发现同样的问题，也就是指定区域周边的交通压力增大。

此外，在公共交通没有改善的前提下，即使是有一定的收费，可能许多人还是愿意选择自驾汽车出行。另外，还有两个因素可能制约拥挤收费的效果。一是许多商业场所位于拥挤区，人们不会因为收费而减少商业活动；二是现今市区大量的车辆仍为公家所有，这也会削弱拥挤收费的实施效果。政府通过增加一些公用经费开支，还是可以照常使用指定区域的道路。

新加坡也是个道路相对封闭的国家，实施拥挤收费相对容易。而广州作为一个南方商业发达城市，路面的汽车有大量来自外地。那么拥挤收费如何操作。

（选自《新快报》2009年7月30日）

看晚清三方角力

邵建

1905年以后的晚清政治格局，有三种力量在角力。一是孙中山的同盟会，一是梁启超的立宪派，一个是清政府。这三支力量交互对立，无疑孙是要革命的，梁因坚挺立宪则属于反革命。至于清廷，在梁启超看来，它扮演的角色却是“制造革命”。

这里的革命是指以推翻现政权为诉求的武装暴力。梁启超并非不理解以暴力对付暴政的合理性，毕竟前有先贤的教义如孟子，后有泰西的学说如洛克。他和他的立宪派所担心的乃是革命以后。在梁氏等人看来，革命既然诉诸暴力，即使成功，国家也会陷入长期的内乱和争斗（这正是辛亥以后的情形）。所以，梁氏在反革命的同时，力推君主立宪，不是推翻清政府，而是以开议会的方式改造它。但，梁启超面对的困境是：不在于他反革命，也不在于孙闹革命，而在于清政府天天制造革命。于是乎梁启超两面作战，一边与同盟会战，阐释自己为什么反革命；一边与清政府战，斥责其不断制造革命。前者不论，后者的代表作就是梁氏的《现政府与革命党》。

梁几乎开篇就指出：“革命党者，以扑灭现政府为目的者也。而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厂也。”就清政府而言，“大小官僚以万数计，夙暮孳孳，他无所事，而惟以制造革命党为事。”看起来，梁启超指的是清政府的大小官员，但他的真正目标，却在于专制制度本身，是这一制度孳生了最后又必然朽蚀这一制度的大小官员。因此，梁进一步指出：“革命党何以生？生于政治腐败。政治腐败者，实制造革命党之主品也。”

把腐败与革命径自联系起来，视腐败为革命的催发剂，这是梁启超的洞见。梁氏面对的腐败，远不是一般性的官员腐败，或者说在大面积官员腐败的后面，根本就是制度层面的政治腐败。因此，解决此一腐败，当从制度入手（而不仅是惩治官员），就成为梁启超的立宪之要。至少在梁看来，制度问题制度医，用宪法限制君权，并以议会分解君权，都是能扭转时局的根本举措。在该文中，梁启超坦陈：“夫革命党所持之主义，吾所极不表同情也，谓其主义之可以亡中国也。”但，面对不思改革反以压制为能事的清政府，梁启超更痛陈革命党“所以迷信此亡国之主义，有激而逼之者也。激而逼之者谁？政府也。”

1936年，一位笔名叫素痴的读者在《大公报》缅怀梁任公当年的政论，提及的正是这篇《现政府与革命党》。此公认为梁启超对流血的恐惧，“使他不得不反革命”，但他的悯世之心又“使他无法容忍现实政治的黑暗”。于是他两边陈词，既劝革命党放弃暴力，又劝清政府彻底改革，结果，两边都是“言者谆谆，听着藐藐”，以致局势日下。这位素痴先生已是30年后读此论，不禁“太息痛恨于盖世雄文的浪掷”。

为劝进清政府，梁文有这样一个比喻，一个不洁之人，会生虮虱，因此他天天要杀，但虮虱杀不尽，反而越生越多。惟一的办法是“沐浴更衣，不授以发生之余地”。比喻过后，梁启超分别以日、俄为例，指出：“未当虮虱之方生，而沐浴更衣绝其源者，日本政府是也。当虮虱之既盛，而终日疲精神于扪虱者，俄罗斯政府也。”上个世纪初，日俄两国在中国东北交战，结果日胜俄败。本来日俄两国都为君主国，而且俄大日小。小日本所以战胜大俄罗斯，从立宪派看来，主要是制度在其中起作用。日本虽小，但推行君主立宪，所以它战胜了依然是君主专制的俄罗斯。至于那个比喻性的“沐浴更衣”，即是以立宪政治的“衣”，更其专制政治的“服”。

梁启超的声音，革命党当然听不进去，它革意已决；但清政府后来不得已却听了进去。1906年，清政府出洋考察的五大臣分两批回到北京，他们提交给御前讨论会议的《考察各国宪政报告》，就是梁启超暗中执笔。清政府实实在在感到了体制危机，它最终被逼上了制度改革的道路，于1906年秋宣布“预备立宪”。然而，就在各省陆续成立犹如省议会的咨议局时，清政府也在朝廷中成立了类似后来国会的资政院时，辛亥革命一声枪响，打断了立宪进程。革命终于抢先一步，走在了历史的前头。

时局如棋。晚清三方，革命的战胜了制造革命的，反革命的欲挽狂澜却未果。后人的同情，不在清政府，却在梁任公——所谓“雄文的浪掷”。可这浪掷之言，穿过弯曲的历史隧道，让后来者听了，依然发人深省。

（选自《新京报》2009年8月2日）

《西藏一年》，值得重视的范例

周国平

西藏是国际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长期以来，对西藏发生的变化，中国政府、西方媒体和西藏流亡群体评价迥异，几乎各自处于自说自话的状态，殊难沟通。最近，一部题为《西藏一年》的电视纪录片，好像打破了这个僵局。仿佛一个奇迹，书云执导的这部作品，得到了不同立场各方的认可。该片先于去年在BBC播出，反响热烈，英国各主流媒体予以广泛报道和高度赞扬，随即迅速被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流电视台订购、播放。

7月31日《中国青年报》报道，书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在达赖喇嘛方面，书云辗转收到了一个邮件，英文发信人是《西藏生死书》的作者索甲仁波切，信中转达了达赖喇嘛私人办公室的邀请，他们请书云出席一个宗教活动，并且说，达赖喇嘛也会参加。书云转述，他在邮件里说：‘你的工作对于增进我们对当前西藏的了解很有价值。’‘我得到信息，达赖喇嘛说从这部纪录片中看到了现在普通藏族人的生活。’”

7月27日晚11时多，《西藏一年》第一集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结束。此前的7月16日晚，《西藏一年》的新闻发布会在“新闻联播”中播出。书云说，央视版比BBC版每集删了12分钟。“其实，变化不大，只是根据中国观众习惯，我把一些国内观众可能熟悉的过场镜头去掉了，加快了节奏。另外，还在解说词方面做了几处微小的调整。”

如此看来，《西藏一年》是一个值得庆幸和重视的范例，能给我们以极其有益的启发。

首先，该片尝试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制作模式。一方面，由独立制片公司投资，独立导演执导；另一方面，政府主管部门只批拍摄许可，对拍摄内容不加干涉，制作完成后由十几位藏学专家审片。这两者的结合，使得该片幸运的有可能成为真正的独立作品。

当然，要成为真正的独立作品，不能单靠良好的制作模式，更须有正确的创作理念。在这方面，最突出的一点，便是没有意识形态的预设。作者采取的是人类学方法，拍摄地选在古城江孜，这里集城市、乡村、寺庙于一身，既有深厚的西藏传统文化，又经历着现代化的冲击，能够比较完整地反映变化中的藏地面貌。主要拍摄对象是身份各异的8个普通藏人，包括高僧、普通喇嘛、妇女干部、乡村医生、饭店老板、三轮车夫、包工头。作者和他们朝夕相处一年，用摄像机辛勤而忠实地记录他们四季的日常生活，力求尽量客观地呈现出今日藏人的生存状态。

我特别欣赏书云的拍摄态度，平和、朴实、从容、亲切，毫无猎奇心理，决不夸张和渲染。她拍摄的是普通藏人，她把自己也当作一个普通人，一个对藏人及藏族文化怀有敬畏之心和喜爱之情的普通汉人。她甚至不把自己当作一个学者，尽管对藏学有相当研究，但绝不充当内行，妄下论断，而只是平实地记录自己的亲见，予以同情的理解，对不理解的事物则诚实地存疑，决不强不知以为知。她的立足点其实是人性和常识。

基于人性，书云将心比心地去体会这些普通藏人的悲欢。基于常识，她化解了意识形态的极端化思维。在她的镜头下，真实的西藏完全不是非此即彼、黑白分明的，而是进步与问题并存，在巨大变化中延续着古老的传统。

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书云表示，作为一个导演，她解决不了该由政治家做的大问题，但她希望在人心之间架一座桥梁。应该说，她的这个愿望得到了很好的实现。事实上，一切意识形态的纷争，最后只能以真实为尺度评判和化解。立足于人性和常识，呈现真实，艺术家在这方面大有可为，书云已经为我们做出了榜样。

（选自《新京报》2009年8月9日）

网瘾是一种瘾吗

梁文道

“网瘾”的真正问题出在主流社会对网络的偏见，更准确地说，这是上一代人的偏见。首先，他们限制孩子上网的时间，不让小孩老贴在计算机前面。然后，他们把上网时数过长看作一种心理缺陷，所以用“电击治疗法”来治疗它。终于，一群用心良苦的老师为了拔除一个16岁孩子的“网瘾”，把他活活打死。问题是，“网瘾”真的是一种病吗？沉迷上网又真是一种不健康的瘾吗？犹如一个人吸烟吸上了烟瘾，喝酒喝出了酒瘾，必须戒除，必须诊治？

一般而言，所谓“网瘾”并不泛指上网时间过长，而是说一个人花了太多工夫在网上玩游戏和看视频（尤其是色情视频）。可是大家常常会把所有长期在线的人也视作网瘾患者，不管他们究竟是在游戏、泄欲，还是单纯地和别人聊天交流，乃至于阅读不同网站的讯息。假如我们下意识地以为一个人用去很多时间在网上就很病态的话，那么我们就该好好重省到底什么叫做正常了。

很多年前，互联网刚刚普及，一批先觉者已经转型成了宅男，闭门在家，终日上网。当时林奕华曾经在他的剧场作品里安排一个角色讽刺这些人，他说：“某人宣称要在网上认识全世界，可他却从不出门走进这个世界”。这话说得真好，起码我曾奉为铭言，提醒自己可别变为这种脱离世界的傻蛋。然而，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才发现互联网原来不是认识世界的工具；它就是世界。

勤于阅读的人叫做书虫；尽管稍稍异常，可这究竟不算是病，甚至还是种美好的习性；那为什么一把阅读搬上网就立刻成了问题呢？喜欢交朋结友，不惧陌生，任何人他都能轻松搭上两句的人，往往是大家羡慕的榜样；那又为什么一个老在网上聊天室搭讪陌生人的家伙会成为值得医学眼光关注的对象呢？同样地，什么电影都看的人是影迷，片刻不能没有音乐的人是乐迷，老坐在电视机前的人则可称作视迷；或许他们的生活不够健康，时间的管理也不够明智；但我们绝对不会用看待“网瘾”的方法去严肃处理他们。可见“网瘾”的真正问题出在主流社会对网络的偏见，更准确地说，这是上一代人的偏见。

互联网的出现和普及是人类世代巨变的分水岭。在互联网之前出生的人是前网络社会的成员，他们要学习上网，逐步适应网络带来的种种变化，慢慢掌握网络的新用途。对他们而言，“上网”是一种特殊行为，就像他们看电视看报纸一样，是种需要刻意去做的动作，而且可以计时。所以，前网络时代的人能清晰算出每天上网上了多久，他们会把上网当回事。

互联网以后出生的人，则是许多学者口中的“数字原居民”（DigitalNative）。他们生在一个互联网连接范围无远弗届的年代，用不着太多力气就能活用各样数字工具，并且参与网络的革命，主动开发出不同的网络用途。对这一代人来讲，“上网”渐渐变成一个没有意义的字眼，因为他们从来就在网上。他们不会呆呆坐在桌前上网；利用手机等流动通讯装置，他们无时无刻地在线。哪怕他们上床睡觉，他们的博客仍然开放，facebook的户头仍然存在，人家可以日夜无休地留言，仿佛这个人的“虚拟人格”始终醒在网上。

“数字原居民”也许不认识他家的邻居，但他会和一个泰国人做朋友；他不请同学来家里游戏，但他会和他们一起在虚拟的空间里比赛谁先找到神秘的宝藏；他不和伴侣去看电影，但他会把心爱的视频传给对方，同时附上一堆评注甚至自己的习作。你说他们脱离现实，那是因为你不在他们的现实里面。你会因为网络的不现实而拒绝网络购物吗？你可想过，“数字原居民”将来可能还会在网络上学、上班，甚至找医生遥距看病呢。

没错，很多人习惯了网页间的穿梭跳动，因而丧失长时段的注意力，但这是注意力训练的问题，而不是什么“网瘾”；很多人会因为网络上的休闲活动耽误正事，但这只是因为我们的“正事”还没充分适应网络时代的冲击。

总有一天，“网瘾”会成为历史名词，“惧网”才是让人担忧的疾病。到了那时候，“网瘾治疗”大概就和中古的宗教裁判所，19世纪的手淫治疗术一样，是种可笑复可悲的历史现象。

（选自《南方周末》2009年8月12日）

历史上加税导致的社会动荡

五岳散人

税收乃是国之大端，因税收而起的纠葛几乎贯穿于整个人类的文明史。有学界中人半认真、半玩笑地说过，收税就是山大王收保护费的进化形态。这话说在前现代社会是正确的，因为天下是家天下，既然打下了天下，所有东西自然非我莫属，“四海之内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有一切最终的物主是天子，他给你的是使用权，你为这个交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因为收税而必须提供公共服务的观念之所以深入人心，大概应该归功于英国的《大宪章》。英国贵族觉得自己交钱以后，作为国王则必须提供公共的服务来作为交换。而美国人之所以独立，是因为英国国王“忘记”了他征税的权力必须得到人民的同意才行，所谓“无代表不纳税”的意思就是说，国家征税当然是正当的权利，但因为我交税就有了参政议政的资格，所以你必须要在议会里给我席位才行。税收导致了世界上出现了一个叫做美国的国家。

其实中国的改朝换代也经常是因为税收。中国古代长期实行的标准税率大概在10%左右，这是一个看上去比较合理的税率，即使经过了多少代王朝，这个税率也是被认可的。连西方对于这个比例也是情有独钟，甚至天主教的贡献给上帝的“十一税”也是这么个比例。这期间到底是什么因素造成这个比例被广泛认可，有人说是经济水平的缘故。而清朝入关以来，顺治留给康熙的政治遗嘱之一就是“永不加赋”，所说不往上增加的就是这个税率。

但实际上没有任何一个朝代能够真的按照这个标准来执行。如果我们考量历代王朝关于税率的资料就会发现，基本都会达到30%左右，越到王朝的末期，税、赋、徭役、厘金、火耗、慕余、规费就会越沉重。有人说这是统治能力的关系，是在上者不能驾驭之后，社会动荡以至于必须增加赋税来进行平复，越加赋税也就越加剧动荡，最终导致倾国。

此说固然有道理，但其实我们也可以考察另外一种状态：统治者本身的消耗。中国最后的两个王朝是明与清。这两个朝代都具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不产生价值的寄生阶层异常庞大，远远超过前代。明朝初期大杀功臣，能够历代食俸的他姓其实是不多的。但明朝的规矩是任何朱家的凤子龙孙都有天生的俸禄（此情况在其他朝代也如此，但基本从来没到这种程度），从最初分封的亲王到后来降等袭封的各种群主、县主，朱家的子孙几乎充斥着所有地方。而每年政府的财政收入有很大一部分都花在养这些废物的身上，而这个团队在不断的扩大当中，最终到明朝末年，能够吃掉三分之二的财政收入。一旦烽烟四起，明朝就只能从开源节流上想办法，什么剿饷、辽饷都是临时加派，而加上的税想减回来——李自成倒是有个方法：闯王来了不纳粮。

清朝更是不用多说，王公大臣、凤子龙孙不少，整个满族作为征服者全部都是生下来就有俸禄的铁杆庄稼。而这个铁杆庄稼的后果，是从入关的时候女人都能骑乘、所有王公都能打仗，短短的百年之后就完全失去了马背民族的骁勇。而白吃饭的人口始终在增加，也一样造成了财政的巨大压力，承平的时候还好，一旦国家有事用钱，既不能压缩八旗的钱粮（肃顺短暂的减等发放过，慈禧以及恭王掌权后，为了收买人心，很快就恢复原有的额度）、又不能让皇室血脉去卖白菜为生，自然只能在百姓身上刮了。晚清时知道自己财力不及但又要变法图强、船坚炮利，这钱也只好自增加百姓的赋税而来。——八旗是统治的基础，这是不能失去的。

明清两朝最终不治身亡，固然有内外交困之类的原因，统治者为了保证自己阶层利益而花在自己身上的钱太多也是重要的原因，这就导致一个国家的利益只是为了一个集团进行服务，虽然很多人知道这会最终覆亡，但整个集团是按照惯性前进的。可叹国家的税收不但不能造福于民，反而是那些掌权者用来交换王朝崩覆的手段了。

而清朝亡国时，离英国《大宪章》签署已经过了686年，美国因为税收而建国，也已经过了122年。

（选自《南方都市报》2009年8月16日）

大炮为什么没打死蚊子

林达

最近，挂马耳他国旗、俄罗斯船员运作的货船神秘失踪，海盗的话题再次被人提起。

去年我就在《新京报》的这个专栏中，写过一篇关于海盗的评论，时隔近一年，根据联合国决议，容许各国海军自行出来执法，各国海军编队加起来，已经是一个国际军舰博览会了。可是，海盗还是照样猖獗。看中国船员与爬上船的海盗对峙周旋的录像，看得叫人又紧张又感觉荒诞。

今年被海盗劫持货船、渔船的国家和地区加起来，已经又是一串长长的单子：有我国的台湾地区，还有希腊、土耳其、荷兰、也门等，由于船员的国际化，他们的国籍更是涉及中国、美国、法国、俄罗斯等大国。想起去年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案，里面“重申谴责索马里沿海的海盗和海上武装劫船行为”，真是有一种很“书生气”的感觉。

目前全球12%的石油、50%的干货以及30%的货柜运输，都必须经过索马里外海的阿拉伯海、亚丁湾海域。因此，去年印度面对自行其是的各国海军，曾经呼吁联合国成立一个国际维和海军部队，但到现在还没有动静。不论是维持现在的状态，还是联合国统一指挥作战，效果都差不多。我去年形容这是大炮打蚊子，现在想说，海盗实在是“一本万万利”，怎么也不会金盆洗手、善罢甘休。

关键就在于赎金。海盗的本质是一种经济恐怖活动。一般来说，以前流行的劫机之类，多是政治恐怖活动，劫机者往往会提出一个政治诉求，例如放掉我们在某国监牢的战友之类。这一类劫机、劫人质事件，政治恐怖活动的对手，通常是国家政府。面对对方诉求，国际社会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规则，就是不答应对方的根本诉求。例如劫机，只谈判我放你生路、你放掉飞机上的人质，一般不满足作为劫机目的的基本要求。人质绑架也一样。

这个原则很好理解，因为假如劫机绑架者都能够轻易达到自己的目标，那么，类似恶性事件会越来越多。从单一事件看，你是救出了受害者、拯救了生命，但从长远去看，你是在鼓励更多劫持绑架的恐怖活动，是把更多人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海盗之所以屡禁不止，一个重要原因是，海盗的谈判对象是商业公司，国际商界没有共同规则，说是我为了不造成更多劫持商船，我就坚持不交赎金。事实上，海盗也确实因此受到巨大鼓舞。

回头看，最近传为佳话的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赴朝鲜“英雄救美”事件。在美国，大家看到两名女记者回家，在松一口气的同时，在一片叫好声中，一些外交行家也以同样理由，质疑这个行动是否违反了一些外交原则。而对所谓重开美朝对话新契机的乐观，也并不乐观。说到底，迄今为止，谈和不谈，主动权始终在朝鲜手中。国际社会面对类似朝鲜和伊朗核发展之类的问题，并没有任何主动有效的办法。这才是一个基本事实。

当然，这是两种不同的情况，但其中的道理却有相似之处，那就是，为了达到一个眼前的目的，要不要考虑放弃谈判的基本规则？而放弃，则可能意味着失去长远的目标，并且产生更多更复杂的难题。所以，真正有远见的决策者，恐怕会将尊重基本规则置于首位，而不会为了得到眼前利益选择放弃。

（选自《新京报》2009年8月22日）

治土地囤积必先治扭曲的政商结构

林涛

日前，国土资源部就土地囤积现象发难，认为目前的高房价应归咎于开发商囤积土地，并指出，单纯增加土地供应无法平抑房价。而开发商任志强则指出，由于土地供应市场的不确定性，土地储备是必须的，如果国土部加大土地供应，开发商就不会去囤地。

政府有关部门和开发商争执再起，台上似乎吵了个热闹，但对于长期关注房地产问题的民众而言，这样的红白脸轮番上阵其实已经上演过多次。每一次都是将公众注意力引向口水，而回避了问题的核心。

国土资源部的逻辑十分简单，既然开发商囤积土地，那么地荒论就不存在，既然地荒论站不住脚，那么“地价拉高房价”，以及房地产开发成本中，土地成本占比例过大等言论都无法成立。事实上，国土资源部此前已经进行了全国范围内的房地产开发成本调研，发现土地成本仅占房地产开发成本的23%。如此逻辑，貌似严丝合缝。

那么，地荒论被推翻了吗？地价拉高房价是伪命题吗？事实绝非如此。毫无疑问，如果不存在“地荒”，那么接连不断地拍出“地王”就无法解释。而在不少地区，新拍出的楼面地价已经超出周边商品房的现价，也充分说明地价拉高房价属实。很明显，开发商囤积土地现象与土地供不应求现象是同时存在的。而纵容开发商囤地，与人为制造“地荒”以拉高新增地块价格，提升“城市价值”的都是地方政府。一直以来，中央政府收紧地根的政策，都会成为地方政府减少土地供应的理由，而中央政府要求盘活存量土地的指令，往往被地方政府消极应对，这才是导致房价“越调控越涨”的根本原因。

以广州为例。在2004年“8·31”大限以后，土地转让模式开始从协议批地转为“招、拍、挂”。直接导致2005年广州仅共出让了不到50万平方米的土地，这一年政府的理由也是开发商手里还有大量土地未开发。但政府根本没有动手清理土地囤积。增量土地的减少，令在早年囤积了大量土地的开发商采取以增量土地抬升存量土地价值的手段，一方面大呼地荒，一方面开始减少开发量，提高开发档次。供不应求拉高了单位面积房价，产品结构的高档化则提高了购房门槛。事实上，这种情形到最近一两年才得以纠正。

由于协议批地时期，一些有关系的开发商可以通过非常规的手段，以极其低廉的价格获得大量土地并囤积，例如广州雅居乐集团最便宜地价仅为65元/平方米。而实行了招拍挂以后，政府又在公开市场大幅度减少土地供应，令此前没能通过政商关系获得土地的中小开发商，必须与大开发商竞争少量增量土地。最近的例子是，日前广州旭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总价6060万元拍下位于广州市中心区域的一块面积仅为5000多平方米的地块，而这块土地的起拍底价为3559.5万元，溢价70.26%。

因此，房地产市场迅速出现了分化。大开发商由于有廉价囤积地块在手，新开发的楼盘必然是暴利。而中小开发商则面临土地成本大幅度提高，利润率急剧下降的局面。用一个平均数去指责开发商暴利，驳斥地价拉高房价，只能抹杀了两者的差别，同时遮掩了新增土地价格形成机制的扭曲。

必须肯定的是，当前全国展开清查土地囤积的行动，倘若能以足够高压，迫使地方政府完整实行，必定能有效地改善当前房地产市场的扭曲现状。

一方面，清查土地囤积，本身就能起到增加土地供应的作用，因为对囤积土地的清理，必定将增大土地垄断者的持有成本，迫使他们放出存量土地，投入市场，而新增的土地又将改善供求关系，降低土地价格，为更多开发商进入降低门槛。

另一方面，清查土地囤积也有助于扭转当前开发商通过竞投小面积土地去拉高存量土地价格的恶习。以广州为例，2007年土地市场高峰期，广州市一口气拍出了27幅区域“地王”，其中24幅至今没有动工，总面积超过120万平方米，相当于2008年广州市住宅建设用地出让面积的总和。

为什么这些高价拍得的土地不立即开发？因为开发商当初拍得这些土地就不完全是为了这些土地本身。提高新增的小面积地块价格，拉高周围大面积存量土地的比价，才是开发商不惜重资竞投“地王”的原因。而最恶劣的是，开发商在拍出新“地王”时，并不需要真金白银地投入，时至今日，仍有8块2007年的“地王”尚未缴纳土地出让金。开发商实际上是在用“意向”土地出让价格哄抬房价。只有催缴土地出让款，并清理占地不开发行为，才能有效遏制这些扭曲市场的举动。

但是，清理囤地，仍然不能替代政府按市场需求供应土地。必须看到，由于我国商品房建设用地出让主体只有政府，因此政府按市场需要足量出让土地，必须成为平抑房价的准绳。因此，寻求房地产市场长远发展的稳固基础，建立更为制度化的土地供应计划势在必行。

（选自《东方早报》2009年8月26日）

《读者文摘》破产与数字化生存

张敬伟

24日，拥有全球最大销量的通俗杂志《读者文摘》在美国正式申请破产保护。这是最新一桩在融资收购高峰期达成的媒体交易走向破产的案例。（《江苏商报》8月27日）

没有人会想到，伴随美国几代人成长的畅销杂志《读者文摘》，会在金融危机时举步维艰、难以生存下去。须知，这份诞生于上世纪20年代的文摘类杂志，曾是大萧条时期美国人最为珍贵的精神食粮和心灵鸡汤。目前，她有48个版本，19种语言，风行60多个国家，拥有1.3亿读者。影响力如此之大的一份畅销杂志，怎么会突然尴尬到申请破产保护的境地呢？

有人将其归结到金融危机。这似乎很有道理，因为金融危机以降，已有《洛杉矶时报》、《芝加哥论坛报》、《芝加哥太阳时报》等6家主流报纸出版公司申请破产保护。由于美国媒体出版公司秉承完全的市场化运作，每一家报纸的背后都有大财团的资助。在美国金融业一泻千里的萧条市场下，必然波及到其他产业的经营。除此之外，更为主要的原因在于，传统出版业遭遇到了网络阅读时代的狙击，使传统阅读走到了末路。

传统出版业已经遭遇到了多轮挑战。第一次挑战是收音机时代的冲击，无线电波的有声传播，曾使一部分阅读者变成了“听众”；第二次冲击是电视时代，声像互动的鲜活使人类步入大众娱乐时代，使更多的年轻人疏离了纸质阅读；信息化时代，网络虚拟空间的无限性使所有的纸质文档变得滞后，人们可以通过鼠标滑动随意浏览全球各地的各类信息，它还使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作家”和“出版家”。据联合国的一项统计，现代人网络阅读的比例已经超过70%，习惯纸质阅读的比例不过20%，还有10%是跨界于纸质和网络阅读之间。

在此情势下，全球各地的出版业经营状况都不好，在出版业发达的美国，出版业每年的产出占文化产业的比重也在下降。正因为如此，很多美国权威媒体如《时代》周刊和《今日财富》等，都对传统出版业的前景发出了悲观的“报纸将死”的声音。

很多人担忧数字化阅读的盛行，会使人类失去书本和传统阅读的“经典”文化和生活方式。这不过是无谓的杞忧。因为人类文化史上，出版业的更新和人类阅读方式的演进一直在进行，从甲骨文、竹简木牍、丝帛、羊皮纸到纸张发明、活字印刷和铅印乃至激光照排，文字与出版载体的转换一刻都未停歇。不能因为老的出版模式和阅读方式的衰微，就担忧新的阅读方式。

就此而言，《读者文摘》申请破产保护未必是坏事，如果通过资产重组，摆脱债务重负，从传统出版业进军虚拟网络，在网络世界重新打造一个新的畅销电子版本来，将会成为传统媒体数字化生存的典范。

（选自《中国青年报》2009年8月28日）

该隐退的不是煤老板，而是煤老板方式

黄波

“山西煤老板”，你在网上搜索时，以下一些词汇会高频率地弹到你的眼前：挥金如土，悍马，“二奶”，买群楼，大字不识，暴富，原罪……

显然，这是一个让当代中国人心态复杂的群体。而现在，这一群体据说即将隐退。山西省实施的我国规模最大的煤炭企业重组方案即将步入收官阶段，山西煤炭企业数量将从现在的2200个减少到100个左右，小煤矿将被彻底终结，煤老板退出历史舞台已成定局。（8月28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消息）

“煤老板退出历史舞台已成定局”的判断稍显轻率。很明显，过去咱们称之为“煤老板”的人，即使有一些转到其他行业，但多数不过是在重组中变身为大大小小的股东而已，人还是那些人，标签换了一下，怎么就叫“退出历史舞台”？

“煤老板退出历史舞台”，宣告者仿佛欣喜若狂，这同样让人疑惑。“老板”是我们生活中非常光鲜的一个词汇，“煤”不过是物态化的生产资料，合在一起就让人不舒服了吗？和许多利用其他生产资料赚取利润的人一样，“煤老板”并非天然就是一个贬义词，用一句流行的话，“煤老板”这个群体没有原罪。

那么，和“煤老板”有关的东西中，究竟是什么让我们产生强烈的拒斥心理？在我们看来，并非“煤老板”这个词，也不是“煤老板”这个群体，而是这个群体创造出的特有的“煤老板方式”。

“煤老板方式”有哪些特征？煤老板的炫耀式消费容易引起财富分配机制的联想，也许可以算一个，但其对社会的作用有限，又非强制性，即使列入“煤老板方式”，也不是最重要的。

“煤老板方式”对社会影响最大，而公众又无法规避这种影响的，当属下列三项：对安全的漠视；对资源毁灭性的掠夺；“独富其身”的发展路径。应该隐退的不是“煤老板”，而是这种“煤老板方式”。这次煤炭企业重组，如果能让“煤老板方式”从此退出历史舞台，那的确是值得欢呼的事情。而恰恰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充满期待，同时也抱有隐忧。

企业重组，变小为大，改私为公，能否使矿难的发生率降低？鉴于大型国有煤矿的矿难并不罕见之事实，我们很难认为，企业变大、改制了，对生命安全就理所当然地更加重视，就有了一套保障矿工安全的完善机制。

不可再生的资源在暴利面前，显得那么脆弱。“在我之后，哪怕洪水滔天”，这种心态催生了“煤老板”对资源的毁灭性掠夺。资本的这种心态不奇怪，关键在于社会要有约束的力量。重组以后的企业和原来的煤老板相比，是否会稍稍节制对利润的渴望？社会约束的力量能否经此诞生并发生作用？这些问题恐怕不能淹没在“煤老板退出历史舞台”的欢呼声中。

煤老板的暴富并不表示，他身边的人群一定会从这种暴富中获益，一个事实是，即使是其炫耀式消费，拉动的也往往不是当地的内需。民众身在资源丰富的地方，自己难以分享，最后却还要承担资源一旦枯竭所带来的各种痛苦，“煤老板”时代没有解决好的问题，“后煤老板”时代会不会有所突破？

“煤老板”退隐了，如果“煤老板方式”依然活跃，我们所羡称的“产业升级”、“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只能是说说而已了。

（选自《长江商报》2009年8月29日）

税收不应该打年底双薪的主意

汤劲松

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发布通知，停止2002年的“双薪制”计税方法，年底双薪收入将不再分别计税，这意味着工薪阶层部分员工的最后一个月的纳税额将增加，收入缩水。（9月1日《广州日报》）

根据上海财经大学财税专家胡怡建的算法，以月薪5000元为例，年底双薪合并计税后，只会比原来的计征办法多交纳575元个税。同时，他也指出，合理避税的办法也不是没有，比如，将第13个月的薪水视为年终奖，就可以规避个税多征。再者，大家都知道，工薪阶层并不是人人都能拿到年底的双薪，就算能在年底拿到双薪的人，合起来的双薪，也未必就能够上适用税率的较高限额。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双薪合并计征个税，受影响的群体并不大。可是，这条消息出来之后，引来了公众的广泛注意不说，持否定意见的人还不在少数。

先来看看大环境。现在的情况是，我们正处于全球性的经济大萧条之中，困难企业和失业人员增加，必然会影响到税收。加强征税力度，以补充政府财力的不足，这似乎是一个好办法。即便如微不足道的年底双薪合并计税，也被期望最终能达到汇涓成流的效果。税收汇财于国，本不该存在多大争议。

只是，如果我们站在工薪阶层的视角，就不难看出一些问题。现在的经济大环境并不十分乐观，民众的收入又已显窘迫：国家统计局8月发布的一项数据显示，2009年上半年，全国职工工资“增幅九年来最低”。众所周知，靠“死工资”吃饭的工薪阶层，在我国占创造社会财富人口的绝大多数。而这一部分人又是我国贡献个税的绝对主体。即使他们都能拿到年底双薪，但却合并计税，那工资依然面临着缩水困境。试想，这次是在“年底双薪”的微末之处“开源”，下次又会盯上哪里呢？所以，当税收打起了“年底双薪”的主意，哪怕涉及人数不多，也足以让公众用警惕的目光审视。

前些时间，国家发改委给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中表示，“将深化收入分配改革，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比重”。既然提高劳动者收入是“深化收入分配改革”的基本要求，那么，理想的个税征收政策，就应尽可能地在法理内，向普通劳动者倾斜，最大程度地让利于民，以达到“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比重”的目的。在这个时候，打起“年底双薪”主意的税收，难免落个“与民争利”的口实。

也许，加强征税力度，是出于早日度过经济寒冬的考量。只是，水宽鱼才活。那种人为压瘪公众荷包，近似涸泽而渔的做法，不但会引起反感，更会影响公众消费信心。一个很浅显的道理是，只有民众的收入提高了，有保障了，才有底气消费，扩大内需、提振经济也才有了可能。

放宽眼界来看，这或许更多是“藏富于国”和“藏富于民”之间的选择。藏富于国，公众往往被要求以大局为重，牺牲小我；藏富于民，也许才切合民生民本的理念。需要提醒的是，那种让公众无条件充当牺牲者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如果真想渡过目前财政难关，与其在如此微小的地方“开源”，还不如更多地在“节流”上做文章，比如，最大程度地消减目前数额仍显巨大的“三公消费”。

（选自《重庆时报》2009年9月2日）

打黑除恶不应为法治留遗憾

周泽

9月1日，中国公安部公布了全国“打黑办”通报的7起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典型案例。其中，已经两审终审的案件2起，一审审结的案件3起，还有尚处一审过程中和侦查过程的案件各1起。（9月1日中新社消息）

打黑除恶无疑是维护社会治安、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的得民心之举。将打黑除恶案例向社会公布，展示公安司法机关打击犯罪的成果，确实能够鼓舞人心，震慑犯罪。不过，笔者认为，公安机关将尚待法院审判的案件，甚至还在侦查的案件，作为办案成果进行公布和宣传，未免欠妥。

首先，公安机关将未经判决的刑事案件进行公告、宣传，有悖刑事诉讼法关于无罪推定的原则。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一规定要求公安司法机关，在人民法院对犯罪嫌疑人未依法判决有罪之前，应将之作为无罪的人对待。这也是《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国际人权文件的要求。公安部和全国“打黑办”将尚未经人民法院审判或者未经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的案件予以公布，广泛宣传，在未经人民法院判决的情况下，确定案件当事人有罪，明显违背了无罪推定的刑事诉讼原则。

其次，将尚未进入审判程序或尚未作出终审判决的案件，作为打击犯罪成果予以公布，进行宣传，可能妨碍人民法院独立审判，损害案件当事人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

获得公正审判是一项基本人权。为保证案件当事人获得公正的审判，国际人权文件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其中就包括由独立的、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审判。我国刑事诉讼法也规定，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现在，作为强力部门的公安部和全国“打黑办”将尚未进入审判程序或尚未作出终审判决的案件，作为成就予以公布和宣传，相当于对案件先作了盖棺定论，必然给正在审理案件或者将来审理案件的人民法院法官，带来无形的压力，妨碍人民法院独立审判，影响公正司法，并最终损害案件当事人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

再次，将尚未进入审判程序或尚未作出终审判决的案件，作为打击犯罪成果予以公布，进行宣传，存在潜在的对当事人过度伤害且难于救济的风险。

从无罪推定的角度，未经人民法院判决有罪前，公安部和全国“打黑办”将有关案件作为打击犯罪成果予以公布，进行宣传，对案件当事人来说，无疑遭受了名誉等人格权利的损害。而且，即使是势大力沉的打黑除恶，案件当事人在未经人民法院判决有罪之前，在理论上都有被判决无罪的可能。如果最终被判决无罪，之前被作为罪犯广泛宣传所造成的人格利益损害，是难以救济的。

最后，公安机关将尚待法院审判的案件，甚至是还在侦查的案件，作为办案成果进行公布和宣传，放大控方声音，实际是在法庭上对案件当事人控诉之外，对当事人进行没有辩护人的“媒体公诉”，有悖基本的社会正义理念。

公安机关此次将多个未经审判的打黑除恶案件作为办案成果予以公布，进行宣传，无疑为法治留下了遗憾。而这在刑事案件，特别是打黑除恶之类大案件的信息传播中，并不是个例。而以笔者作为一个执业律师所接触的案件来看，公安机关在打黑除恶中为法治留下的遗憾，还不只是案件信息的披露，在犯罪嫌疑人获得律师帮助和辩护的权利保护等方面，问题也相当突出。以公安机关此次公布的典型案例中的辽宁任世伟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为例，担任任世伟律师的笔者，在该案侦查阶段，曾在近一年的时间内9次前往沈阳要求会见犯罪嫌疑人任世伟，公安机关均未安排会见，最后案件到了审查起诉阶段，笔者申请会见，检察机关仍表示要由辽宁省公安厅专案组批准，经批准后还得由公安人员陪同才能会见，并将会见时间限制为30分钟，不仅损害了犯罪嫌疑人获得律师帮助和辩护的权利，也直接侵害了律师的执业权利。

但愿打黑除恶不要再为法治留下遗憾。

（选自《长江商报》2009年9月5日）

网瘾是如何被发明出来的？

熊培云

不出所料，有关网瘾诊治的标准终于要出台了。专家说每周上网40小时以上即可认为是网瘾。和许多人一样，我“被网瘾”了，而在去年，玩网络游戏成瘾被正式纳入精神病诊断范畴。

上网十几年，我也时常想过“信息斋戒”的日子。记得刚上网时，我也算是网民自嘲的半夜上厕所都要检查email的人，然而我并不认为这是一种需要医治的病。对于一种新科技，尤其是彻底改变了人们工作、生活与交流方式的传播工具，以及随之而来的全新文化体验，人们充满喜悦与好奇，甚至有迷恋之情，本在情理之中。我至今未忘幼年时得到第一支铅笔时的喜悦。我终日握着它，显然不是因为我有拿铅笔的瘾，实则是因为我喜爱更需要它。

很多人迷恋网络，也是因为需要。事实上，我从并不认为网络是最理想的所在。如卡尔维诺所说：“天堂就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如果能有那样一个图书馆，又有一群智性的朋友可以交流，我倒是可以不用互联网而终日泡在图书馆里的。而且我敢说，无论是在上网还是泡在图书馆里，对我而言都只是一种文化上的沉浸与享受，而非病理上的成瘾。更重要的是，怎样打发自己的时间，完全是个人自由。

写下《美丽新世界》的赫胥黎曾经感慨“医学已经进步到不再有人健康了”。我想原因不外乎两个：一是科技越来越发达；二是越来越多的人以“发明疾病”为业。这不是说所有的医生都在玩弄病人，操控疾病，但无论你是否愿意承认，地球上的确存在着无数“疾病发明家”，他们将医院变成卖场，将医药当作唯利是图而非治病救人的工具，企图实现“地球人都病了”之宏伟目标。人一天天衰老，或因为某种劳累，出现某种不适，本是最自然的事情，然而在“疾病发明家”那里，衰老也是一种病。

当然，发明疾病并非目的，更重要是推销被发明的偏方。至于效果如何，就全靠广告里异想天开的演示图片或者视频。今天，影像的发达使传统的医疗试验开始让位于图像处理。

与此相关的是，这一新兴疾病已经带动网瘾治疗产业的异军突起。有消息说，中国的网瘾青少年已经增加到1300多万，戒除网瘾已经悄然成为了一项拥有300多家机构，规模达数十亿元的产业。最让我吃惊的是，有些地方甚至连电击成瘾青少年这样的“矫治集中营”都已经出现。看来我真是有些异想天开了，我原以为这些荒诞行为通过《发条橙》那部电影已经终结了。可怜的是那些孩子，如果没有这些自以为是的心理医生，世界会美好得多。

“每周40小时！”这个标准不由得让我想起法国作家于勒·罗曼的一出戏剧。1923年，罗曼的三幕剧《柯诺克或医学的胜利》在巴黎首演，并大受欢迎。通常我们会说医生是为人们去除疾病的，但在罗曼的这出戏剧里，主人公柯诺克却成了去除人们健康的鼻祖。柯诺克是20世纪初的一位法国医生，他创造了一个只有病患的世界：“健康的人都是病人，只是自己还不知道而已。”（多像现在心理医生的话！）柯诺克到一个叫圣莫希斯的乡村行医。当地居民个个身强体壮，根本不必看医生，原来的老医生虽穷困潦倒却也怡然自得。柯诺克来了后，首先要做的就是设法吸引这些活蹦乱跳的居民来诊所。为此，他拉拢村里的老师办几场演讲，向村民夸大微生物的危险；接着又买通村里走报消息的鼓手，公告民众新医生要帮大家免费义诊，以防堵各种疾病大幅传播。

村子里的平静被打破了。当村民们知道自己生活在巨大的危险之中，正遭受各种疾病入侵时，候诊室很快被挤得水泄不通。就这样，无病无痛的村民被柯诺克诊断出大病大症，并被再三叮嘱务必定期回诊：许多人从此卧病在床。根据医嘱，每晚十点都要量一次体温。接下来的情形大家可想而知，整个村子简直成了一间大医院，原本健康的人束手就擒，躺在病床上喝开水，而医生柯诺克、药店老板以及附近开餐馆的都成了有钱人。

柯诺克成了“白衣里的黑心人”的代表人物。然而，这样的故事对于生活在今日的人们并不陌生。搞演讲的老师、被买通的鼓手、别有用心的免费义诊，我们都能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对应人物。

想想今日大众媒体更是让你欢喜让你忧。欢喜的是，不通过它们你不知道世界原来这么多灾多难啊，这儿火车出轨，那儿火山爆发，相比之下你过得真是幸福安宁；忧愁的是，医药方、媒体与各色代言人合谋，散布虚假与夸大其词的医疗广告，甚至不忘制造恐怖气氛，比如你睡觉打个鼾都可能一命呜呼……就这样害得原本腰缠不多的老百姓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想不病都难。

补充一下，上面的故事我是在一本名为《发明疾病的人——现代医疗产业如何卖掉我们的健康？》一书里偶然读到的，作者尤格·布雷希是德国《明镜周刊》的医药记者。和他一样，我并不反对医药带来的文明，但反对生命医疗化。至于那些发明“网瘾”的人，还请读读布雷希写在书里的一段话：再造医病互信，每位医生都能贡献一己之力，其实很简单，只须牢记一条医事美德：“别打扰健康的人。”

（选自《新京报》2009年9月5日）

依法如何严惩？

梁文道

听说赖昌星真有可能要回国了，至少他的前妻已经先走一步，自动归案。回想过去这么多年，中方或者派人直接找他谈判，或者和他在加拿大对簿公堂，又或者利用外交途径游说加国有关单位，始终没法把他带回受审。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依据加拿大司法单位的说法，主因是贪污重犯在中国有可能判死刑，而加拿大是个没有死刑的国家。其实中国政府也曾公开承诺绝对不会把赖昌星送上刑场，但加拿大那边就是不相信。不只不信，在他们看来，这种承诺本身就说明了中国的司法有问题：假如你的司法真是公正而可信的，你又怎能在审判之前就先断言被告不会被处以极刑呢？

从这个“军规22条”（catch22）式的诡局，我想起了许多官员常常放在口边、许多媒体常常用在笔下的四个字：“依法严惩”。

一些官场和媒体的常用语就跟口号一样，听起来十分正式，稍作分析便知道漏洞重重。只是这种语言有麻痹大脑的作用，听得多说得多，习以为常，大家很容易就会久而不觉其怪，丝毫不察其中的矛盾甚至荒谬。“依法严惩”就是一个好例子了。遇上重大罪案，有些官员想也不想就说“我们一定会依法严惩那些歹徒”；发现重大弊端，有些报刊的社论会呼吁当局“必须依法严惩涉事人员”。大家说得如此顺口，似乎完全没意识到“依法”与“严惩”是不能这么简单就接起来的。

如果真正依法，一个嫌犯怎可能连审都还没审，便知道他一定有罪，而且还会被重判严惩？如果真正依法，一个嫌犯就算肯定获罪，我们也绝不可能在开庭之前便断定他得到的处罚必定是严厉的。简单地讲，“依法”就不可能“严惩”。有些官员甚至在还没捉到疑犯之前，便对媒体预言那些罪大恶极的家伙一定会被“依法处以极刑”，这就更令人不知该从何说起了。

“依法严惩”这个说法其实是运动年代的遗留物，那时候法治不彰，公平审讯只是幻想。而法庭，与其说是查明真相的地方，倒不如说是面向革命群众的舞台。它不是用来搞清楚一个人究竟有罪没罪的场合，而是个揭露罪犯恶行，羞辱他教训他，然后定罪量刑的教室。在那个年代，一个人在被押上法庭以前就已经是罪人了，而刑罚的分量和方式也早在审讯之先便已大致确定。审讯只不过是把这些东西组合起来，将抽象刑律应用在具体个人身上的程序。这就叫做“依法严惩”了。

到了现在，我们还在乐此不疲地“依法严惩”。为什么？

必须考虑它在语用上的含义。一是昭告天下，我们懂法律了，而且尊重法律法制；大家可以放心，我们绝对不会随随便便捉人，草草率率判刑，一切有根有本，非常正当。二是让社会安稳，让大家知道作奸犯科的家伙一个也跑不掉，而且都得严厉惩治。既要人认识到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又要人感到中国如今已经是个法治国家，所以我们才会沿袭“依法严惩”这个古怪的说法，直至今日。

由于中国曾经经历过一个“无法无天”的时代，而且法制建设也还处于现在进行式的状态，有待完善；所以害怕别人说我们不讲法律不重法治，便是我们的集体无意识里的一种忧虑了。难怪“依法”几乎被说成了口头禅，常见各级公务人员动不动就用“依法”修饰任何动词任何语句，深怕别人以为他们行事有不依法不合法之嫌。可“依法”说得多了，我们就很容易忘记它的确切意义，弄出“依法严惩”以至“依法处以极刑”这类句式，使人以为中国式的依法就是还没捉到人更还没开庭，就已能未卜先知地断定疑犯难逃严惩。

（选自《南方周末》2009年9月9日）

建立县级改革试验区的设想

于建嵘

难以制约的县委书记权力魔杖

当前县级政权运作有一个明显的权力悖论。一方面，为数众多的县级党政负责人用掌握的权力侵犯农民土地、不当拆迁居民住房，有的还把国家司法作为私人工具，对付那些对其批评建议的民众和媒体，甚至对上访民众采取各种控制手段；另一方面，针对近年基层频发的官民冲突事件，县级官员表示，由于许多部门实行垂直管理，县级党政缺乏综合调控能力，是以有限的权力承担着无限责任。

行“恶政”的能力不受制约，图“善治”的能力却捉襟见肘，这一权力悖论说明，县级党政的政治定位、横向政治权力制衡和纵向行政分权都存在缺陷。

执政党地位决定党处于行政权、司法权等之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也不能离开党的领导。制度设计上，县域范围内，对党权的制约主要依赖于党内民主和党外监督，而这难以落实：纪委监督同级党委是“以下犯上”；地方人民代表大会没有任免和监督县委书记的权力；新闻监督也很难；信访制度异化，民众行使监督建议权的合法渠道严重堵塞。现实政治中，对县委书记的制约主要是来自上级党委，但又天高皇帝远。

因此，在权力运行中，县级党委处于地方的权力制衡之上，县委书记可以有效摆脱各方面的制约和监督。

纵向分权损伤地方行政能力

正因难以制衡县委书记权力，目前是靠中央集权缩小地方党政的权力。在行政权的纵向分割上，主要是通过将重要部门如国税、海关、铁道、能源、银行、外汇等划归中央直管，工商等划为省级直管，剥夺县级党政的部分财权和事权。

但这些措施损害了县级党政主导本地经济和社会的行政能力，妨碍了其对地方事务的管理。用以扼制地方独大的纵向分权，加剧了县级党政有限权力与无限责任间的结构性矛盾。

双重权力来源，对谁负责？

更加严重的是，在现代国家，地方行政区划应有明确的最高责任机构；一个地方的民众，应能找到对其权利、利益负责的最高主政官员。但现实中县级党政并不定位于此。县委书记可由上级党委直接任命，而不是真正由县域范围内的党员、人大代表或民众选举产生，对其治下的民众并不负有直接责任。

县级政府的权力，一来自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的授权，二来自中央政府的授权。然而在现实中，县长的选举需要上级的备案或批准，对上负责远超过对下负责。县级党委与政府的不同权力来源，以及政府的双重权力来源，造成地方党政责任目标不清晰，县级党政的有限权力，又无能力对地方事务进行全面管理，最后，没有哪个机构、哪个人能对地方负全责。民众在寻求权益救济或有其他诉求时，当地官员能以“没权管不了”来推脱，但当地党政侵犯民众权益时，又没有机构能对其进行制衡，从而造成矛盾和政治压力向上级政府和中央转移。

另外，干部管理制度中地方领导人的激励机制出了问题。压力体制促使地方党政领导人不择手段地保护官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干部异地为官制度和频繁调动，使得县级党政负责人对辖区失去了身份认同与道义责任，失去了对地方利益的长期考量。目前还未建立起对县级党政负责人进行科学评价的标准，也没有相应的责任追究机制。结果，县级党政容易不求“善治”，对本地民众和中央政府双重不负责任。可以说，县级党政已经形成了独立利益，在施政行为中官员的个人选择有了私利化倾向。

针对这种情况，浙江、广东等已进行了一些改革，被称为“强县扩权”或“省管县”，将原属市政府的一些行政审批、审核权下发给县，以提高县的行政效能；将县财政直接同省财政挂钩，在财政分成方面也有所改变。这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县级政权的自主权，但它解决不了县级政权的权力监督问题，增加了权力滥用的风险。海南强县扩权后，数位县委书记的腐败案就说明了这点。

另一政改思路，以安徽宣城的“党政合一、交叉任职”为代表，它是针对重复分工导致的工作效率下降而进行的改革。但改革局限在乡镇一级，作用有限。

七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改革主要集中在行政权范围内，不足以解决权力结构缺陷带来的问题，且其并非在县域范畴内进行。应拓宽思路，进行县级改革试验。

县人大改革：直选，专职化，取消常委会

首先是县人大的改革。县人大代表应取得本县户口两年以上，或在本地连续工作/居住八年以上，以保证对本地利益的认同。

县人大代表的选举，突破选举法中有关“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四倍于镇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原则分配”的规定，实行同票同权。

由选民直接选举的人大代表候选人，均列入正式代表候选人，不再受选举法中的比例限制和正式代表候选人确认程序的限制。代表候选人名单应当由现行的在选举日的5日前公布，提前到至少45日前公布，以让候选人有充分时间与选民接触并宣传自己的主张，以真正搞活竞选。

县人大代表要专职化。当选代表为国家公务员的，保留公务员（或教师）身份，但在任代表期间不再担任原职务，不再担任代表后自动恢复原公职。当选的人大代表享有高于本地科局级以上公务员平均工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当选期间的升级和加薪等按在职时处理。非公职人员当选代表的，按上述标准发给工资并办理保险。

为每位县人大代表设立专用经费，专用经费限额，由人民代表掌握使用。人大代表应在其当选选区设立工作室，公布联系方式，有责任向其选民汇报工作，对群众反映问题的处理结果及时反馈。

县人大代表有权配备助理，助理工资等费用由该代表的专用经费列支。助理可以采取资格制，经考试取得资格者可以在省范围内由人大代表聘用。

取消县人大常委会，最终达到人大主任的“去官员化”。人大常委会委员因其人数少、来源狭窄、任职时间长，实践中早已官员化了。人大代表专职化以后，因人数并不很多，完全可以通过人大全体会议来审议相关事项，不需再设常委会。

县人大主任应由全体代表选出。条件成熟时，限制政府官员担任人大主任，由不具备公职者担任，更好地体现人大的性质。

取消选举县政府领导时候选人的人数或比例限制，提名、酝酿候选人的时间由不得少于两天延长至不得少于二十日。进一步保障人大的罢免、质询、询问、调查等各项权力，落实人大“撤销本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的权力。

行政改革：选县官，增权限

然后是县行政改革。改革异地为官制度。政务官应具备取得本县户口五年以上或在本地连续工作/居住十年以上的资格，以发挥地方精英对地方政治的主导作用。在县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专职化基础上，在取消候选人人数限制和延长提名时间的前提下，由县级人大代表选举县行政长官。经过五到十年，通过修改宪法，过渡到直接由全县选民直接选举县行政长官。

当选的县行政长官在任期内，不得升迁或调动。辞职的，至少在两年内不得担任任何公职。

党政一体，交叉任职。县行政长官应是党员，当选后同时担任县委书记。其行使的行政权力，要受到人大的监督和司法机关的制衡。作为一县之长，应就一县范围内的所有事项向该县居民负责。

改革现在行政权层级划分，给予县级政权实在的政治授权。在财政上实行“省管县”，即在财政收支划分、专项拨款、预算资金调度、财政年终结算等方面，由省直接分配下达到县（市），县财政和地级市本级财政直接同省财政挂钩；另外，在财政分成方面，也应扩大县级财政的分成比例。

把部分省市经济和社会管理权下放给县级政府，应涵盖计划、经贸、外经贸、国土资源、交通、建设等方面。除国家法律、法规有明文规定，须经市审批或由市管理的，由县自行审批、管理；须经市审核、报省审批的，由县直接报省审批。对国务院有关部委办文件规定的，须经市审核、审批的事项，具体操作中可以采取两种形式：采取省、市政府委托、授权、机构延伸、个案处理的办法；争取中央有关部委办授权或同意。

条件成熟时，应明确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权限划分，逐步法制化。除关系国家全局、地方无法承担的事务外，应给予县级政权完全的政治授权。

司法改革：两院改垂直领导

法院和检察院实现垂直领导，县级两院不再对本级人大负责并报告工作，改向上级两院负责并报告工作。开始阶段，县级两院可以改由市两院领导，市与省、中央两院关系不变；条件成熟时，整个两院系统全部实行垂直领导。经费上脱离县级政府，先由市级财政保障，条件成熟时，直接由中央财政供给。人事上，两院领导由上级任命，不再由地方人大选举。

取消县级政法委的设置，两院工作不再受县级党委指导。法院内部不再设立审判委员会，全面转向实行法官负责制。

法院院长应有专业背景，不应从其他党政机关调任。法官实行异地任职和流动回避制，以更好地保持司法机关独立性，以免与当地党政形成利益共同体。

县级政府违反各级法律、法规的抽象行政行为，应列入法院审理范围。法院受理案件的范围，只受法律的限制，不受各种红头文件或内部精神的制约。将社会纠纷纳入法制解决的轨道。

（选自《南方周末》2009年9月9日）

达沃斯年会：有思想就有未来

社论

有思想者自远方来，不亦乐乎？9月10日至12日，来自全球86个国家和地区的1400多位政治、经济、科技精英齐聚中国北方的海滨城市大连，参加2009年夏季达沃斯年会，为中国发展加油，为世界经济把脉。

从“绿色经济蕴藏的机遇”到“重新思考亚洲发展模式”，从“以科技进步推动经济增长”到“以创新满足社会需求”，从“中国应加快向消费驱动型转变”到“中国应该抢占新的经济增长点”，从“中国、日本和韩国：共同改变权力制衡”到“中华文明：变革的历史”等，各式议题异彩纷呈。

从瑞士到中国，从达沃斯到大连，人们注意到，达沃斯论坛从来就是思想者的聚会，是开放性的社会论坛。没有观点的限制，没有刻板的程序，没有冗长无效的官话与客套，没有拒绝他人言说的霸道，没有操纵舆论与观点的暗示……在这里，人们或者在会场互动，或者在会外交流，只有思想，没有禁忌。

“共同讨论、分享经验”，这是达沃斯论坛的宗旨。在本年度夏季达沃斯年会上，虽然名流荟萃，但大家最关注的还是你是否有思想，你的言说是否有含金量。从表现上看，达沃斯年会更像是精英聚会，但不得不承认，多元、包容、平等、开放等原则，使其不失为一个重要的思想交流平台，这里不仅有西方的智慧，同样有东方的智慧，更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智慧，真正在努力以世界之力救济世界。

在此，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古老的东方智慧对这个世界的意义，已越来越彰显。而且，寻找东方智慧也已成为越来越多的西方人的共识。如曾力荐在中国举办夏季达沃斯论坛的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教授说：“中国准备在世界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包括在知识领域中的作用，中国将不只是为本国人民谋福利，还将为全世界的人民作贡献。”世界经济论坛首席运营官施耐德所说：“世界经济论坛需要中国，不仅因为中国的地位，也因为中国的智慧。”

当然，也要注意到，社会比国家古老，建设一个美好的世界，不仅要不遗余力地关注社会，更少不了社会广泛而积极的参与。也正是这个原因，9月10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出席第三届夏季达沃斯年会开幕式和企业家座谈会时刻意谈到，在关注经济发展的同时，要关注社会事业的发展，把经济发展与医药卫生、科技教育等社会事业发展紧密结合起来，这样达沃斯就会办得更好。

众所周知，本届达沃斯年会是在世界经济处于低谷之时召开的，社会各界也因此寄予厚望。对目前的困难重重，虽然未必有立竿见影的灵丹妙药，但是，与会者在这次年会上碰撞、迸发的思想火花，将对未来的世界施加积极影响。同时，达沃斯年会没有观点的限制，没有刻板的程序等理念，是值得我们在议事时借鉴。

中国人常说，“酒好也怕巷子深”。在过去，人们总是感慨“发现真理比传播真理更难”。在传播日益发达的今天，“世界是平的”，伴随着世界性的开放社会的到来以及互联网的勃兴，只要政府与社会之间能倾心倾听与交流，其实每天都是达沃斯，每天都有思想的火花绽放，而有思想就有未来。

（选自《新京报》2009年9月13日）

政府不可“诱民入罪”

魏英杰

1951年6月，台湾《自由中国》杂志发表夏道平执笔的一篇社论，标题就叫作《政府不可诱民入罪》。这篇社论谴责台湾相关权力部门派人装作借高利贷者或倒卖外汇者，引人上钩，再以相关罪名逮捕，以获取高额奖金和罚金。

根据当年台湾相关法规，破获金融案件，告密人可以得到全部案款30%作为奖金，承办单位可以得到35%。因是之故，台湾“保安司令部”派人在银行存入巨额款项，申请开立本票，然后以本票作抵押，到处以高利率向人借款，等成交之际现场逮捕涉嫌案犯。熟知台湾思想史的人，对这段往事想必不会太陌生。

时光流逝近六十年，近日上海也发生了一起疑似“诱民入罪”事件：一位高收入白领发帖称，自己好心让一名声称胃疼的路人搭便车，却被闵行区城市交通执法大队定性为“非法营运”，因此不仅车被扣留，人还被“扭手臂卡脖子”。（9月15日《东方早报》）这个帖子经由韩寒在博客上转发后，在网上引起了强烈反响。

由于事件过程及其性质尚待认定——虽然网上一边倒地批评执法部门，这里只能在假定的基础上进行分析。我的看法是，如果执法部门在这里采取了“钓鱼式执法”，那无异是在“诱民入罪”；倘若这位白领人士涉嫌“非法营运”，执法部门则应公开相关证据，证明其确实存在相关违法事实。

执法部门能否采取“钓鱼式执法”，并不可一概而论。比如公安部门对那些隐蔽性极强、侦查难度极大的违法犯罪行为，往往就会采用“诱惑侦查”等手段。但是，采取这种手段的前提应当是，违法犯罪行为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包括犯罪预备），即具有明确针对性，而非针对不特定的对象或行为。

打个不太恰当比喻，公安部门侦查到某场所存在卖淫嫖娼违法活动，派人化装成“嫖客”前往谈价钱，诱其上钩以固定证据，这种办案手段是合宜的，不至于引起多大非议；但如果反过来，公安人员伪装成“卖淫女”四处招揽“生意”，这就可能构成“诱民入罪”。因为有些人可能就是走过路过，并没有想到干这种勾当，而执法人员这样做却是在诱导这些人产生违法冲动和行动。思想上“嫖娼”并不违法，但执法部门为此提供了“便利”，那就是陷人于“不法”了。

从这个角度讲，如果执法部门先让人伪装成路人搭便车，再以“非法营运”进行处罚，无论是否涉及钱款，都可能构成了“诱民入罪”。从现有报道看，执法人员放“倒钩”时并无特定对象，也没有证据表明该车主以前有搭客收费行为。这就意味着，采取“钓鱼式执法”更加失去了合法性依据。退一步讲，即便执法部门认定该车主确系“非法营运”（只是尚未获得有力证据来查处），采取这种“钓鱼式执法”恐怕也非善策。此事所引发的强烈质疑，正表明这样做既容易发生执法纠纷，还可能殃及无辜，损害公民的正当权利。

应当进一步追问的是：为何相关部门会采取这样的执法手段？网上普遍的看法，这是“罚款经济”的一种恶性表征，急功近利的执法部门受利益所趋，不惜滥用职权、构陷公民。也有其他车主称，自己曾有过类似遭遇，并被处以数千上万的罚款。但只能说，这只是其中一种可能性。

还要看到，这种执法的随意性在相当程度上源自于相关法规的模糊性。惩处“非法营运”固然有法可依（详见我国《道路运输条例》第64条规定），但如何认定相关违法事实，在现实社会中却没那么简单。按规定，未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运输经营的，管理部门可以采取相应处罚措施——这等于赋以执法部门相当大的“政策空间”。就拿搭便车、拼车等现象来说，有的地方视同“非法营运”而严厉打击，有的地方却又发文件加以鼓励支持，可见相关法规在这方面缺乏明晰、具体的规定，那么执法部门也就难免“跟着感觉走”。

所以，要防范执法部门在这问题上不作为或乱作为，明确相关法规是首要任务。其实搭便车、拼车（即便是有偿行为）是一种国际惯例，为许多国家和地区所支持，美国甚至为拼车出行者开辟优先行驶通道。客观而论，这种做法既有有益于公序良俗，还有利于建设节约型社会。倘若执法部门不问青红皂白，把上述行为尽皆纳入打击对象，这不仅不合情理，也有损法规本义和精神。

这位白领的遭遇并非单纯的执法对错问题，其实质是公民在为法规缺失“埋单”。由于法规不明确，执法部门或因执法难度太大而陷入被动，但也可能加以利用，使之成为“合法”获取部门利益的来源。最终，有关部门还可以借此转嫁执法不当所应承担的责任。试想，一旦搭便车、拼车“合法化”，相关部门还能够以执法的名义“诱民入罪”吗？

（选自《上海商报》2009年9月17日）

邮政专营范围如何确定需三思

周泽

新《邮政法》将于10月1日起正式实施。该法第五条关于“国务院规定范围内的信件寄递业务，由邮政企业专营”的规定，引起了快递行业普遍不安——邮政专营范围如何确定？是否会对快递行业造成生存危机？

从新《邮政法》总则部分的规定来看，新《邮政法》的目的在于“保障邮政普遍服务，加强对邮政市场的监督管理，维护邮政通信与信息安全，保护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保护用户合法权益，促进邮政业健康发展，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需要”。其中，“保障邮政普遍服务”是根本。虽然新《邮政法》将邮政企业的业务分为邮政普遍服务业务与竞争性业务，允许邮政企业在履行邮政普遍服务义务的同时，非邮政普遍服务范围和特殊服务的寄递业务可以与其他经营者竞争，但从整个新《邮政法》关于邮政企业的规定来看，都是侧重从邮政企业履行邮政普遍服务义务的角度进行规范的。同时，新《邮政法》还规定由邮政企业承担一些特殊服务职责。显然，新《邮政法》并未将邮政企业视为普通的商业企业，并不鼓励邮政企业像其他民营快递企业一样去追逐商业利益，而是将之视为负有特定公共责任的机构。

新《邮政法》规定，“对邮政市场实施监督管理，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以及鼓励竞争、促进发展的原则”。显然，新《邮政法》关于“国务院规定范围内的信件寄递业务，由邮政企业专营”的规定，并非为了在邮政普遍服务之外的竞争领域给邮政企业确立垄断地位，以排除和限制民营快递企业与邮政企业之间的竞争，从而保障邮政企业获取垄断利益。因此，邮政专营范围的确定，不应该实质性地构成对邮政市场竞争的限制。

透过《反垄断法》的规定，以及新《邮政法》关于“快递企业不得经营由邮政企业专营的信件寄递业务，不得寄递国家机关公文”的规定，可以看出，新《邮政法》关于邮政专营的范围，显然应指涉及国家安全的物件寄递。邮政专营范围应由需要寄递的物件性质决定，而不应由相应物件的重量来决定。

有关部门提出的以需要寄递的信件重量为标准来确定邮政专营范围的方案，目的显然在于确定邮政企业在信件寄递业务上的垄断经营地位，限制和排除民营快递企业在这个目前竞争激烈的业务领域与邮政企业竞争。这不仅不合理，而且违背了《反垄断法》关于“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不得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规定。

在部门利益驱动下，在部门立法下邮政专营范围规定，也许最终仍然会以需要寄递的信件重量为标准来确定邮政专营范围。但可以肯定的是，即使这样规定，仍然不可能得到有效执行，邮政企业期待的垄断利益也不可能实现。毕竟，信件寄递服务并不是邮政企业与民营快递企业之间的利益划分问题，而是用户选择由谁来为自己服务的问题；邮政企业与民营快递企业之间如何分配信件寄递市场，不取决于邮政专营范围如何确定，而取决于用户的需求和选择。

没有谁可以强求具有交易自由的用户接受邮政企业或民营快递企业的服务。实际上，民营快递企业在1986年出台的《邮政法》上并无合法地位，信件寄递业务由邮政企业垄断经营，1990年出台的《邮政法》实施细则，也明确了邮政企业对信件寄递的垄断经营地位，但快递市场仍然以无法阻挡之势快速发展了起来，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发展到了上万家。这就是市场的力量，用户有需求，必然就会有人来为用户提供服务。可以想象的是，新《邮政法》实施后，不合理的邮政专营仍然难以阻挡市场的力量。

（选自《长江商报》2009年9月19日）

末班车上的疯狂

廖保平

如果说要我挑出本周最好的评论标题，我会选张鸣先生的《权力末班车上的最后疯狂》，这是一个陈述，也是一个判语，形象生动，意味深长。

河北武安市教育局局长换人了，就在市委宣布此项任免令的当晚，原教育局长冯云生利用模糊的权力交接空间，签署大批调令，将数百名农村教师调入城市。这不是在权力末班车上最后疯狂一把是什么？

当我反观一周的新闻，再细细琢磨这个标题，发现，这个标题可以适用于评论很多新闻事件，也就是说，现象往往很多，但万变不离其宗，在此不妨举例说明，并将张鸣先生的标题“盗用”一下。

“市长、书记都拍板了，规划师、设计师已经沦为绘图员了”，城市规划唯长官意志马首是瞻，被开发商暗地操纵，这样的新闻你可能还是头一次听说，但在城市规划界早就是公开的秘密了——“城市规划纸上画画、墙上挂挂，不如领导一句话”。

这跟冯云生有很大的区别吗？我看不出来，冯云生是在任免令突然降临后，上演最后的疯狂，一般的长官呢，不必如此突击办事。但是为官一任，总是有期限的，权力到期，下一站有没有车，能不能换乘，都不确定。如此，在某一时段某一地方为官，不就像是坐了一趟末班车么。

一任之内，用权不只是“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问题，更是“有权不用，提拔无望”的问题。为了高升，就要有“政绩”，要“政绩”就要有“工程”，就要一切围绕“中心”转。从获得权力的第一天起，就开始了意志的疯狂生长，并让每一次都成为最后一次。因此，有评论说，“长官意志是城规被操纵的总根源”，但这个“意志”没有被扼制，“警惕规划师沦为权力的奴婢”这样的评论就是一句废话。

央企高管的薪酬高得离谱，一直民愤极大又徒叹无奈，最近有了新希望，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联合出台《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的指导意见》，首次对所有行业央企发出高管“限薪令”。

央企高管只是国有企业的代理人，国有企业虽说全民所有，但实际上“所有者虚置”，“全民”并没有实际的所有权，分不到一个子儿的红利。相应地，监管部门与这些国企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另外，央企的高管虽如官员一样，有一定之任期，但在企业内部却如皇帝老爷一言九鼎，搞砸了还有国家兜底，乘上这样一辆豪华型班车，想让人不疯狂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

照说，“限薪令”出台，媒体评论应该欢呼才对，不然，盛大林撰文指出，“央企高管的限薪令靠不住”，认为釜底抽薪的办法就是改制：在一般竞争性领域，国有资本应该坚决地退出来。这不能说没有道理，可是权力分肥得不到有效控制，那么，游走于垄断与市场，博取超额利润无疑是最好最疯狂的办法。

自发生让一个公元1111年11月11日出生的人，在千年之后申请经济适用房这等荒诞不经的事后，本周，北京又出现“4岁宝宝”领取廉租房补贴一事。对此，北京市住建委出来澄清说最牛宝宝符合政策，但这个“4岁宝宝”究竟是什么情况，相关部门的解释仍语焉不详。只要详情不公之于世，就难以消解民众往疯狂的方向去想，毕竟富人吃低保、权力吃低保、死人吃低保，这种“政策即权势者的红包”的疯狂，已经让人们领教了太多。

也许这一周还有类似的例子，不多举了，例子太多时举例也会成为一种负累。想说的是，权力总是有时空边界的，突破边界的成本极低时，它总有无限扩张的冲动，这是人自利的本能，当这种冲动无以约束时，就会呈疯狂状态，正如人们形象的比喻——裸奔。

如果将每一次任期视同一个区段的末班车，那么避免疯狂的唯一办法，就是对权力严加看管，增加权力越界的惩罚成本，这其实是一个没有解决好的老问题。因此，正像张鸣所说，“目前看来，唯一的途径，是让众人盯着点。”

（选自《长江商报》2009年9月19日）

真正的通识教育不能回避公民精神

社论

中山大学博雅学院昨日举行了开学典礼，35名新生将接受四年不分专业的所谓精英化教育，培养“做学问”的人才。这些博雅新生从今年中大招收的新生中报名遴选，其中理科类学生10名，文科类学生21名，外语类保送生4名。根据之前的信息披露，博雅新生的课程将以古代经典阅读为重点，诗经和孔孟著作等将占据最高的课程学分。广州教育界人士对此有赞有弹。

大学倡导通识教育，或开设博雅课程，这在当今高校几成习惯。这种补充式教育的初衷是，普及不分专业的基础常识，打通文理工科的壁垒，在严密的学科切割下健全青年的人格和认知。而中大的做法确有不同，它以通识教育的名义新创了一个博雅专业。实际上不再面向全体学生，削弱了通识教育的普遍需求，收窄了这个超越学科的平台跨度。

时至今日的大学教育，旧制未除而革新困难，自由思想与独立精神被迫在夹缝中生存。教师和学生之间只剩下为着就业的知识传习，这种积弊历久弥坚。本来通识教育可以提供机会，在陈规陋习之外创设经世致用的新鲜视野，特别是以公民精神为指引，澄清大学精神在教师与学生中的双重迷失。而中大对博雅学院的用意，已与真正意义上的通识教育出现割裂，没有太大关系。

现时的中国多几个读经的人并非紧要，精英化教育更是一条迷途，实因根本的匮乏是现代公民的匮乏。通识教育若能体察到这种匮乏对国民与社会的影响，并在这个方面多做事业，大学和学生都将从中受益。经史子集培养不了现代公民的人格，沉湎其间，恐怕不仅会失掉对社会实况的见解，甚至还会把这种无知看作理所当然。若再以专业美名概括，真有不知今夕何夕之感。

通识教育在国外乃至港台地区都有成熟的模式，区分它的真伪并非难事。难就难在，是否能坦陈大学教育的落后之处，是否承认养成公民品格是大学生培养不可或缺的方向，是否践行大学对现代中国的建设责任。说到底，还是大学教育的用心，以及用什么来影响青年前途的问题。真正的通识教育理应拂去蒙尘，而不是在显见大学精神的不足之后，再做遮蔽的举动。

通识教育不仅对学生有价值，对高校同样重要。大学行政化早就是不争的事实，它的社会后果之一就是失去了批判能力。教师被固定在专业岗位上，服从行政指令，通识教育对他们而言，也是一种去行政化及自我解脱的路径。有论者认为，很难造成具有公民精神的大学教师，但从以下情形可见启发：当教师只能在通识教育课上树立师者声誉时，那些现实障碍迟早将被跨越。

当今的大学生，为了就业而读书固然有苦衷，可仍要洞察社会运作的实情。埋没于专业中，或者面朝过去读圣贤书，已与时代的需要格格不入了。真正的通识教育提供窗口，同样借助它获取方式方法，以公民之要求为己任，查勘个人与社会的坐标，从大学时就参与推动公民社会的成长。皓首穷经不该也不会是通识教育的主流，只因为青年要更清醒，而不是更糊涂。

中山大学设置博雅“专业”，引起了对何谓通识教育的审视，实质上，这些争议源自对大学教育现状的不同看法。通识教育的核心是公民精神，但能否坚持公民精神，并将这种精神流传到教育的深层次上，其实也在很大程度上验证高校能否站稳真正的大学立场。历史地看，大学偏离要担当的角色已经有些日子了，能否从匡正通识教育开始，引领自己及那些青年行往理应走的路呢？

（选自《南方都市报》2009年9月20日）

高考加分应当摆脱行政控制

童大焕

继“重点大学本地化”之后，高考加分政策也日渐成为高考选拔中公平议题的焦点。今年先后曝光的重庆、湖北等地部分考生改民族、浙江裸分和加分“状元”之争等一系列事件，进一步使高考加分问题受到严峻的公平考验。

高考加分的初衷，是为了更好地促进教育公平，它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少数民族、军烈士子女等实施一定的照顾政策；另一方面的内容，是为了对现行的应试教育纠偏，根据学生的特长等方面的综合素质，给予加分，目的是为了不遗漏一些偏科但在某些方面确有过人之处的特殊人才。

但是越到后来，随着加分权力的下放，高考加分有越来越泛滥成灾之势。有统计显示，教育部规定高考加分的情况大约14项，而各地林林总总的优惠种类累计达到192项之多，涉及体育、外事、残联、民政、计生等10多个部门和单位。一些加分项目形象模糊，如三好学生、优秀干部、综合素质评价等等，都缺乏清晰的边界，为权力和金钱入侵预留了巨大空间；甚至如少数民族加分等条条杠杠非常明确的政策，也无法挣脱权力的摆布。高考加分逐渐异化为某些权贵和富人为子女谋私利的工具，直接冲击了高考和社会公平的底线。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高考加分腐败的症结在于行政权力主导，最难以逃脱的宿命也是行政权力主导。一项以促进教育公平为目的的政策，播下龙种、收获跳蚤，最终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重庆今年19.6万考生，获高考加分人数高达7万人，占比35.7%！2009年4月，北京大学招生负责人做客人民网时曾透露，根据往年的统计，北京大学近几年在北京录取的考生，40%以上都存在加分投档的情况。有教育界人士对2008年北京市高考考生成绩分布表（文史类）分析后得出，在考取600分以上的所有599名考生中，得到加分照顾的考生达到了214人，这个比例高达35.7%，与重庆考生的加分占比惊人一致！去年北大在重庆招录的24名文科考生中，就有17名是获得了加分的，比例高达71%！其中重庆文科裸分状元刘超然也因为加分者太多，差点与北大擦肩而过。多亏了北大最后“扩招”，在重庆临时增加了4个文科招生计划。

加分的泛滥已经到了如此严重地步，修修补补的改革已经不足以纠正其实施过程中可能的偏差，它的确面临一场“大手术”。这个大手术从哪里下手？中央教育科学研究院褚朝晖研究员开出的药方是：将高考加分与行政权力剥离！（9月12日《新京报》）

这是一个切中要害的诊断。可是其开出的具体药方却令人怀疑其“药效”。他说：涉及加分的教育、科协、体育、外事、民委等部门和单位，仅有提供证据的权力，是否加分，应该由专业人员组成的委员会而非行政部门确认。

笔者不禁要问：专业委员会及其成员不会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天外来客吧？他们由谁来定、由谁组织、由谁来保证经费？他们固然可以由资深的专业教育人士组成，但在中小学和大学都高度政府垄断化、行政化的国度，你到哪里去找足够多、足够超然的教育专业人士？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在一个教育资源被高度垄断化和行政化的国度，要想让高考加分政策摆脱行政力量的控制，简直如拔着自己的头发让自己飞上天一样天真。

因此，要最大限度摆脱权力对高考加分的控制，最根本的办法就是最大限度地取消加分政策，仅保留对少数民族和英烈子女加分，并且严格地进行全面的公开、公示。

有人会说，仅仅依靠考试，存在标准单一、不利于素质教育和偏才怪才选拔等缺陷，因此，彻底取消加分并不现实。

那也好办，要加分可以，但是录取过程中必须严格把裸分和加分区别开来，加分只能作为高校录取的参考，而不能直接进入分数由高到低的排序。不能让高考加分者“后来居上”把裸分者一批批甩在身后。要知道，在一些考生人数多的大省，高考加十分就可以轻轻松松甩掉八九千人，而我们现行的高考加分政策动不动就加二十分，甚至不排除一些在当地“背景比较硬”的获得多种加分。

具体做法是对现有的高校录取投档制度进行改革，120%的投档，不能像现在一样按照加分后进行投档，而是前面的100%或110%按裸分投档，后20%（或者严格限制在10%以内）是按照加分后的前几名进行投档。有20%的加分名额已经足够多了，中国没有那么多偏才怪才，否则早已经是世界上第一的人才大国了。

这样做还不够，还是没办法防范那20%仍有作弊的可能。绝大多数高考加分者不都是因为有特殊才能吗？那么好，高校对于有录取意向的高考加分者，一律必须通过面试环节，尤其是加分内容方面的面试。既然这些方面他们平时都是有异于常人的才能的，是骡子是马拉出去溜溜就知道了！

这样两减（减少加分、投档减去加分后排序）一加（加分者必须加上面试环节），加分的权力就由对全国几千所所有高校同时生效的地方行政力量“一手遮天”状态，切实回到了各个高校自主的状态。至此，方可谓“摆脱了行政控制”。

（选自《新民周刊》2009年9月21日）

李鸿章会公示他的财产吗？

洪振快

李鸿章是有争议的人物。争议之一，是李鸿章的财产。

李鸿章的家财到底有多少，这大概只有李鸿章自己知道，或者李鸿章自己也不太清楚。当时的社会舆论普遍认为，李鸿章的家财总该在千万以上。当然，这里的“千万”，指的是银元或银子。

给李鸿章作传的梁启超算是知情人，他给李鸿章算过一笔账，说李鸿章病死的时候，“家资逾千万，其弟兄子侄私财，又千万余元”。容闳，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美博士，也算是当时的消息灵通人士，他估计李鸿章死后“有私产四千万以遗子孙”。容闳说的“四千万”与梁启超说的“逾千万”相差比较大，可能的原因在于梁启超说的是动产，而容闳说的包括了不动产。梁启超算的包括李鸿章在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煤矿、通商银行的股份，还有南京、上海等地当铺、银号的“管业”，这些都是动产。李家还有很多不动产，比如数千顷土地，在全国各地数量巨大的房地产等等，如果把这些不动产都算进去，梁启超说的就会和容闳说的靠近一些。

清末有个说法：“清代中兴功臣中最富者，惟合肥李姓为最，兄弟六人，一、二、四房约皆数百万……合六房之富，几可敌国。”李鸿章家族是否真的富可敌国不易下定论，但仅就地产而言，近年有学者翻阅李氏地产目录，得出结论说：“就地产来说，半个安徽是李家的”，“上海的半条华山路是李家的”，由此可知合肥李氏财富之巨。

现在的问题是——李鸿章的财产从何而来？

李鸿章有贪污受贿的嫌疑，但没有确凿无疑的证据。有人怀疑，1896年李鸿章代表大清帝国与沙皇俄国在签署《中俄密约》（即《中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时接受俄方300万卢布的贿赂。又有人说，1898年李鸿章在和俄方谈判《中俄旅大租地条约》时还接受过俄方另一笔50万卢布的贿赂。这些指控未必成立，李鸿章是否犯下受贿罪和出卖国家利益罪还有待更确凿的证据。但是即使所有关于李鸿章受贿的指控都成立，所涉受贿金额与其巨大的家财相比还是有很大差距。因此，李鸿章如果有罪的话，“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是一条最能成立的罪名。

既非贪污受贿，正式工资又很有限，李鸿章巨额财产的来源就成了一个谜团。现今官员落马，法院判决书中常常会出现“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字句，人们不免惊讶，一般人的财产来源总是一清二楚的，何以官员们“巨额财产”会“来源不明”？屡见不鲜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事实，只能说明权力运作的灰色空间巨大，及由此带来的巨大的灰色财富。

从组织淮军起，李鸿章手上就掌握了巨大的权力。之后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等职，权力自然更大。李鸿章搞“洋务运动”，如清末的费行简所写的《近代名人传》所说：“创举实业，则官私糅杂，无复条理，而招商、轮船、开平煤矿，皆有鸿章虚股甚多。”所谓“虚股”，如同现下所说的“干股”（即股东不必实际出资就能占有公司一定比例份额的股份），随着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等“实业”的扩张和壮大，其好处当非常可观。至于如何收受“干股”，自有盛宣怀等人为之操办，并不需要李鸿章费心劳神。

帝制中国的权力具有奇特的财富吸聚效应，李鸿章手上巨大的权力自然也难免为其带来巨大的财富。有人说，李鸿章一生为人诟病，都是受长子李经方和门徒盛宣怀所牵累，正是此二人依赖李的大权，干出无数损公肥私的事情。或许，李鸿章的巨大家财真是李经方和盛宣怀为之谋求而得，但没有李鸿章手上的巨大权力，李经方和盛宣怀也就无法为之谋求巨大的利益，因此从根本上说，仍是权力运作的灰色空间太大所致。

在晚清，李鸿章身系国运，由此留下荣辱、褒贬不一的议论。这些议论之中，包括一副著名对联的上联：“宰相合肥天下瘦”。这句话中用得最妙的“合肥”这个词，它语带双关，既指李鸿章系安徽合肥人，又寓“合当自肥”之意。官至宰相的李鸿章手上既有巨大的权力，那么自肥就简直是势所必然的事。因此，“宰相合肥”简直就是一个帝制中国的官场定理。

李鸿章的巨大家财是难以公之于众的，所以消息灵通的梁启超和容闳都只能猜测。现今人们殷切期待实施官员财产申报、公示的制度，并且希望由此带来反腐的光明前景。显然，实施官员财产申报、公示的制度有利于反腐，但认为这个制度一旦实施反腐问题就迎刃而解，那就未免太过天真了。从此前已在试点的官员财产申报实践来看，财产申报往往成了合法收入的申报，对于不合法的、灰色的收入则不见踪影。此中存在的矛盾或困境显而易见：官员们正式的工资、福利等合法收入在财务部门本来有明确的记录，不需申报有关部门也掌握得一清二楚；而那些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倒是腐败的证据，但官员们显然不会自己去申报。这样，所谓的财产申报制度也就未免流于形式主义。

由于完备的社会信用体系和完备的信息化管理体系尚未建立，对于个人财产信息的掌握也存在很大的困难。官员们可以将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秘密存入能够为之保密的银行，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已经熟练地运用这一办法。李经方在1933年立下一个遗嘱，其最后一条写道：“吾自少至老陆续秘密存入一大银行之款不计其数，皆无存券，数十年来本利未尝计算，亦不知若干万。但此银行永远存在，不致倒闭停歇，亦无人可以冒领支取。凡吾名下之款，吾子孙将来有德者，该银行当然付给；无德者，亦无从妄取分文。吾后人其各好自为之！此时吾固不能亦无从预为之支配耳。”据估计，李经方“不计其数”的银行秘密存款，数额大约是500万英镑。这500万英镑的秘密存款也成了历史谜案，假如李经方生前被查处，这笔巨款恐怕也难以成为其贪污受贿的罪证。

由此可知，要李鸿章、李经方自己去申报、公示财产是做不到的，要查清其巨额家产的来源也难以做到。腐败产生的根源在于权力运作的灰色空间，反腐败的根本在于限制权力，而要限制权力，需要有制度化的力量，而不是靠官员的道德品质，这些都是最最基本的常识。因此，反腐败如果不从限制权力入手，而追逐一些细枝末节的技术化方案，那是舍本而逐末，腐败也难以真正被扼制。

（选自《南方都市报》2009年9月27日）

祭孔祭的是什么

十年砍柴

昨天是孔子2560年诞辰，海峡两岸举行了盛大的祭孔大典。大陆的山东曲阜、浙江衢州两大孔圣后裔最大的聚集地和其他十余座城市在文庙里同步祭孔；在台湾，孔子第79代孙、最后一任衍圣公孔德成的长孙孔垂长首次以“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身份，参与祭孔典礼。

孔子曾说过“祭如在”，即把所祭奠的祖先、贤哲当成还活着的人，那么如果今日孔子在受祭时真有感知，面对华夏大地各地冠盖如云，对其致祭，回顾自己死后近2500年，特别是近一百年的历史变迁，以及孔子与儒学的遭遇，将作何感想？而那些参与祭奠的官员，或名人，会不会扪心自问一句：自己来祭孔，究竟在祭奠什么？对孔子的价值乃至传统文化的价值，究竟有何认知？

其实孔子生前并不得志，作为一个四处推销自己政治、道德主张的读书人，他不受当时各国君主和贵族的待见，所以在困于陈国时自嘲为“丧家之犬”，和中外许多先哲一样，死后才享受殊荣，几千年香火不断，而且历代帝王对其追赠的规格越来越高，直至成为万世师表、百代素王。但是，曾活着的孔子只有一位，而历代的孔子却有着不同的面目，如汉代、宋代、明代、清代的“孔子”就各不相同，每个时代的统治者都为了自己统治的需要而诠释孔子，包括蒙元、满清两代由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王朝，尊孔乃是为了强调其文化上的合法性。九十年前中国新文化运动中，那些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年轻知识分子，所针对的当然不是春秋时那个叫孔丘的老先生，而是对陈旧的封建道德和文化专制的一种反抗。

由于战火绵延、政权更替以及自然迁徙，孔子的后裔已经遍布全球。在清代以前，中国的孔家分为南北二宗，北宗当然是孔子的出生地曲阜，南宗则是宋代建炎年间，曲阜孔家一支随宋室南渡，定居衢州。因此张孝祥这类南渡的士大夫，北望齐鲁大地，发出“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的痛哭，孔子出身地成为寄托家国之思的符号。但随着历史的发展，民族的融合，曾被金人统治的曲阜，多年后亦然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圣地，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力量，亦可以说是孔子的价值之所在。六十年前那场政局大变迁中，最后一代“衍圣公”孔德成迁往台湾，此岸的曲阜，因为是孔子的诞生地，曾受到过政治运动的波及。然而历尽劫波后，在孔子2560年诞辰时，曲阜所在的大陆，最后一代衍圣公安息的台湾，都不约而同地以祭孔来表达一种文化认同。

祭孔首先是一种仪式，仪式的价值必须体现在他所能传达的文化内涵上。今天中国许多地方包括祭孔、祭黄帝、祭炎帝在内的祭祀活动，除了那些仿古的衣冠、孩子诵读经典的场面外，还有什么更为深远的意义吗？比如思考孔子的思想和现代文明规则的打通问题。如“仁者，爱人也”，放在现在的语境下，能否解读为人道主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能否解读为既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又要尊重他人的合法权利？祭孔，毕竟不是一场喧嚣的表演，对处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来说，它应该具有更高的精神维度。

（选自《华商报》2009年9月29日）

开放就是影响力

社论

“世界媒体峰会”昨日在京举行，来自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35家主流媒体和机构的负责人，以及国内40多家媒体的负责人参加会议。

世界再一次聚焦中国。在这场被称为“媒体奥林匹克”的媒体盛会上，来自世界各地的媒体领导人试图分析世界传媒业的现状和发展趋势，着重探讨国际金融危机、迅速变化的受众需求和不断涌现的高新科技等背景下，传媒机构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新加坡《联合早报》总编辑林任君说，胡锦涛主席出席世界媒体峰会并致辞，表明中国政府对此次峰会的重视，随着峰会的召开，中国媒体发展将向前跨出一大步。诚然，一方面，如林任君所述，中国是一个日益强大的国家，媒体的影响力必将不断扩大。另一方面，从中也可以看到中国政府与媒体界努力使本国媒体“与世界接轨”的良苦用心。

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必定要有与之相称的媒体力量。有抱负的媒体不仅需要在中国建立起公信力与影响力，而且要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公信力与影响力。在这方面，媒体发达国家显然有许多经验可以汲取。这也是本次高峰会议的主旨——“合作、应对、共赢、发展”的本意。中国媒体如果想有大作为，也如胡锦涛所指出的，必定要“不断创新观念、创新内容、创新形式、创新方法、创新手段，增强亲和力、吸引力、感染力，切实搞好舆论监督和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使中国及中国媒体不断走向一个更开放的时代。

毫无疑问，中国已经并正在收获因开放而得的影响力。中国的传统媒体加上互联网的兴起，已经让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媒体大国。新传播技术的发展，让中国拥有了世界上最大的互联网市场，网民达3.38亿；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移动电话市场，手机用户超过7亿，其中1亿多用户通过手机上网；数千万计的中国网民开设了博客，他们通过博客在本地以至全国性的辩论中发表见解。

这种影响力，依照媒体发展与信息传播的规律，必将因开放而放大。过往的种种表明，中国越来越开放；而且，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也因这种开放日益提升。路透社总编辑史进德在致辞时，这样表达开放与透明的重要性：新闻的最高目标就是成为一面镜子，向人们呈现社会最真实的一面。相较以前“数据不可靠，采访机会寥寥无几”而言，今日路透社已经可以像报道七大主要工业国那样，充分且专业地报道中国经济消息。

中国因自信而开放，有目共睹。

古语云，“没有不透风的墙”。它同样说明一个道理，即以传播信息为业的新闻业是全球性的行业、开放性的行业。美国时代华纳亚太区总裁谈到，媒体越来越没有国界，而当中国从一个内向型的参与者，转变成全球传媒行业的领头羊时，中国一定会有自己的“时代华纳”。显而易见的是，中国要想拥有自己的时代华纳，必定少不了一个开放的市场与开放的管理体制，这意味着它不仅有一流的国际新闻，也要有一流的国内新闻。

当然，本次峰会的目的并非只是为媒体把脉。作为信息提供者，媒体生产的产品必须为社会所需，才可能有真正的出路。任何一家有抱负的媒体，无论在怎样的一种开放条件下，都必须切实担起社会责任。如胡锦涛主席在会上所强调的，“媒体要切实承担社会责任，促进新闻信息真实、准确、全面、客观传播”。

媒体总是试图“影响有影响力的人”。一个事实是，中国及中国媒体正在一步步走向开放。在过去并不漫长的岁月里，中国人看到了开放就是生产力；而在今天以及不远的将来，人们更可以看到开放同样是影响力，看到中国媒体与中国一起崛起。

本届“世界媒体峰会”在北京举行，对提高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让国际社会听到更多中国的声音，营造与中国地位相称的价值观输出和国际形象，也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它让国际社会更清晰地看到了一个日益开放的中国，一个在开放中日益成长并创造出更大影响力的中国。

（选自《新京报》2009年10月10日）

体制弊端不除，“教授治校”只是空想

郭于华

中国科技大学前校长、新近出任由深圳市政府出资兴办的南方科技大学（筹）校长的朱清时先生，明确表示自己要实践“教授治校”的办学理念，其核心内容是“去官化和去行政化”。在高等教育专业人士看来，这样的理念本是常识、常理，但在中国背景下，宣称践行常识却引起众声喧哗，原因在于，我们身处其中的大学生态已经太不正常了。

大学生态恶化，每个有正常感觉、正常思维和尚有良知的教育工作者和学术工作者都感同身受。以我所在学校为例，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完成学业都须经一项重要环节——社会实践，而这一活动是由学校行政部门统一安排的。关键问题在于，我们是社会学系，所有学生毕业论文的完成都须建立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故此我们向学校有关部门要求自行安排学生的社会实践，以免将宝贵的暑假时间用于不关涉专业、不切合实际的“实践”过程。但是在当前的“全权”体制下，我们年年打报告，年年被驳回，专业和学术完全没有发言权。

这其实只是大学生态全豹之一斑，“学术行政化，学校衙门化，学界官场化，学者奴才化”的趋势体现在大学生态的方方面面。行政指挥棒每日在我们头顶打转：昨天是每个导师要给自己的博士生每人每月200元生活补助；今天是博士生必须在所谓核心期刊发表4篇论文方可答辩毕业；明天是研究生毕业论文要有中期报告、预答辩、正式答辩；后天可能又来了××评估检查。此外，还有种种招数层出不穷——申报硕、博士点，申报一级学科，申报××级重点学科，申办××基地……叠床架屋、花样翻新，似乎永远没个完。而对这些数不胜数的规定、要求、招数，我们从来不能问一声：它们从哪来的？谁定的？依据何在？

大学生态的恶化和种种乱象来自于至上而且不受约束的权力。从课程设置、教学安排、教案教法、考试形式，到科研指南、项目申报、（尤其是）资源配置，以及教学与科研评估，无一不是行政主宰、权力通吃。权力支配下的大学生态，人们貌似在搞教育、做学问，其实是在制造五光十色的肥皂泡，一捅就破不要紧，只要能带来官位、权势、利益。最后落空的恰恰是办大学的实质性目标——教育与学术。这种氛围中，谁若拿学术当回事，就没人拿你当事；那些不想当官而只想好好教书、做学问的教师没有适合的空间而且没有尊严，于是大家都不免趋之若鹜地奔向权势，把学术场域变成官场、名利场和商场，甚至战场。

从那么多教授、学者争当官员，在体制内谋取一官半职，从那么多官员想方设法获取学历学位、学而官或官而学，从那么多毕业学子看好公务员，甚至数千人争抢一个位置的现象中，我们不难窥出个中缘由。而作为官外人，作为体制边缘人，作为“白丁教授”，我们却不知所措，无计可施。面对一部庞大的官僚机器，我们甚至不知道究竟是谁在指挥我们、监控我们、恶心我们。面对不合理的种种规定、指示、要求，我们通常的做法是想方设法、东拼西补，变通也好，妥协也罢，最后应付过去了事。而这次对付过去了，不知下次又会来什么“工程”、“计划”，只知道权力支配的学术“大跃进”一定会来。长此以往，工程、计划越来越多，越搞越大，而学术的生存空间却越来越逼仄，我们的人格、特性和锋芒也越来越萎缩。就像朱清时先生打的比方：“我们都是坐在火车里的人，突然发现火车走错方向了，但是这个时候谁都不敢跳车。因为这个时候你要承担很大的风险。你跳车，即使安全着陆了，其他人也都不认你了，觉得你很不合群”。（参见2008年4月24日《南方周末》）

教书与做学问是创造性的劳动，是追求卓越的事业，最需要自由的意志、独立的人格、开放的心灵和舒展的精神，而服膺于权力的人，其人格是扭曲的，灵魂是委顿的，眼光是狭小的，又如何能够完成教育的使命？在围绕着权力打转的旋涡中浮于表面的只是光鲜而短暂的名利泡沫，而真正的大学精神、学术志业统统被卷入水底。

“教授治校”的倡导着眼于长远的、建设性的教育发展和学术创新，实践这一理念必须从制度变革与制度创新着手。否则，有人会说，现在的高校，从主任、院长，直至校长，无一不是教授，“教授治校”不是已经实现了嘛！概而言之，体制弊端不除，高等教育没有希望，“教授治校”只能是空想。

（选自《东方早报》2009年10月11日）

从2049年看中国

陈志武

我们很庆幸自己能生活在2049年的中国，不仅经济总规模已超过美国，而且，老百姓分享真正的“全民所有制”的好处。

今天已经是2049年，自1949年至今已经一百年，期间中国走过几个不同阶段，经历了几次危机，包括国内的和国际的。尽管如此，中国经济虽然按人均GDP算还是落后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但今天在总体规模上跟美国不相上下，已经是世界经济二强。

回首看过去，在中国经济达到2049年的这种境界前，并不像当初预期的那么一帆风顺，原来总觉得中国就是与其他国家不同。只是现在回首往事，我们还是发现人性决定的规律，在中国也不例外。

想当年，1978至2008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在长达30年中年均增长超过10%，在那种经济奇迹的基础上，又加上在2008—2009年世界金融危机中，因为那时的政府大刀阔斧救市，让中国经济很快从危机中走出来，于是，中国的经济成就受世人赞叹不已，这当然不奇怪。

回顾2009—2019年的历史

可问题也恰恰来源于此，因为那次危机之后，自满占据上风，人们变得过于自信，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势头不可能不持续，风水轮流转已经转到中国了。结果，在金融危机之前打算进行的许多基本制度改革被无限期推迟，包括土地制度改革、国企产权改革、财政民主改革、政治权力制衡机制改革，危机之后都被推迟。据说，当时的决策层、知识界和业界普遍认为没必要改变之前的体制，没必要改变那时已经势不可挡的“国进民退”潮流，他们觉得正是那种政府严格管制、国有企业主导的经济体制才使中国经济不仅快速增长30年，而且给其以极高的抵抗危机冲击的能力。

就这样，2009年之后改革动力快速退化，体制改革就是如此，不进则退，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国富民穷”局面继续恶化。这不奇怪，因为在2008—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一方面政府几万亿的“铁公基”项目主要由大中型国企承接，另一方面2009年的数万亿“天量信贷”也主要流向国企，民企中顶多只有大型民企得到一些，而数千万家中小民企得不到，更何况把这么多银行存款贷给国企后，使原来一直就有的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雪上加霜。结果是，国企资源雄厚，在各行业出击，众多民企被挤出，停业关门。见到众多民企要么关门、要么经营困难，许多人没有认识到这是金融资源与国家政策的歧视所致，而是得出“民企靠不住，只能靠国企”发展中国经济的结论。于是，从2009年到2018年，金融资源和政策继续重点偏袒国企。

国企强势，民企被挤，在2015年前，就没有哪个行业不是国企绝对垄断。政府拥有的资产产权以及其他形式财富的比重，重新回到1990年代初的水平。也就是说，从整个经济的财产性收入中，政府得到的份额重回国企产权改革以前的水平，民间家庭得到的份额出现新低。

第二个表现是，财政税收占GDP之比继续上升。在2007—2008年时，老百姓收入占GDP比重还只略低于50%，但是，到2018年，则降到不到GDP的40%。之所以财政税收的扩张能够实现，是因为民主宪政改革一直没有足够的压力，因此，制约税率和税种过度膨胀的机制没机会形成。当然，税收增长的一个原因是2005年后收税的效率提高很多，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基于需要。2008—2009金融危机期间开始的那么多“铁公基”项目，迫使各级政府继续往里面投资数年，否则就有太多烂尾工程，所以，政府需要很多钱。再者，原来地方政府可以靠“土地财政”，比如，在2007年，不少市政开支的80%左右来自土地出让金，所以，那时候，各地政府有很多激励去“保护”房价。只是经过几轮行政操纵后，到2015年左右，房产已经是天价。在那时候中国城镇化比率已接近60%，还没进城镇的因房价太高，进不了城，而城里以房子投资的人也无法再多买了。更何况城镇里能够被政府卖的地已所剩无几。就这样，房价到顶，“土地财政”的路就越来越窄，为了支持开支需要，各地政府只好放弃“预算外收入”，转向更多依赖正式的征税。

第三，国内民间消费需求继续下降，到2018年居民消费只占GDP的30%左右。一方面，由于上述“国富民穷”的趋势越来越强，2009年后，虽然许多经济学家和官员都强调扩大民间消费的重要性，但是，在民间掌握的资产财富和收入比率越来越低的情况下，这当然只是愿望而已。另一方面，民营企业在1978年时几乎没几个，到2008年时有六千多万家，而到2018年只剩五千多万家。这种因金融资源和政策歧视造成的国企挤出民企的结局，对社会就业打击严重，2008年前的中国经历是：对国企的投资是对民企的四倍，但国企并不增加就业机会，而民企每年增加就业五百万以上。可是，这些数据并没能改变中国资源配置偏袒国企的基本格局，反而在2008—2009年世界金融危机后得到强化。因此，从那以后，就业需求大于就业供给的局面继续恶化，使劳动力成本即老百姓收入继续下降，这也造成了2018年居民消费只占GDP的30%。

在民间消费无法增长太多的情况下，中国经济的增长就不能转型到依赖内需，而是只能继续依赖出口市场。可是，到2009年时中国在许多商品的全球市场份额已接近顶峰，2009年后要再增加，其在各国的政治阻力越来越大，特别是那次全球金融危机对各国就业的冲击之后，连美国的政客也抵挡不住来自工业工会的压力，不得不让步于贸易保护主义。在2013年之前，中国政府想尽办法让中国的出口每年勉强增长一点，但到2015年出口已无法增长了。

于是，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开始的“再国有化”以及“铁公基”运动的后遗症，到2015年已经完全暴露出来，不仅社会失业严重，而且许多基建项目完工后使用率低，国企亏损又开始像1970和1980年代那么严重，这些都转换成银行的呆坏账。加上从那之后房价持续下跌，银行的住房贷款呆坏账日益严重。一场银行危机在即。

不过，由于商业银行都是国有或者国家绝对控股的，所以，银行的问题就是政府的问题，也就是说，只要政府财政没有问题，财政部就能为银行买单，银行破产危机就不可能发生。

只是如上面介绍的，到2015年，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已经越来越吃紧。虽然“土地财政”还是有一些、各种税率已经很高，但是国企亏损越来越大，政府需要往其中补贴的金额越来越多，银行的呆坏账也在膨胀，这就逼着政府加税，并通过向银行发国债补充财政，以期度过挑战。

到2018年，严格意义的金融危机还没发生，只是在国有经济的安排下，潜在的金融危机已经被转变成财政危机。在继续加税可能使社会不满加重、同时政府负债已经很多的情况下，还是选择多印钞票，以通货膨胀将财政危机转移给社会老百姓。结果，还是引发强烈的社会不满，出现动荡。

危机之后改革30年

往事并非总是不堪回首。1978至2008年长达30年改革开放的经济奇迹，来的太容易，以至于即使人们没有把其背后的逻辑弄清楚，也不妨碍中国经济增长那么多年。特别是经过2008—2009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经济的表现，让许多人更是不能认识到：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恰恰是因为离原来的管制经济越远、离国有企业垄断越远、靠经济自由越近、靠民营经济越近所致，而不是因为国有经济比重很高所致。

在当时自信与自满占上风的情况下，太多人的确难以理性地理解当初中国经济奇迹的原因，难以选择进行基础性体制改革。所以，在2009年后，反而选择强化“国进民退”。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2018年后的短暂危机和动荡不完全只是一件坏事，因为人也好，社会也好，太成功之后，特别是太长时间成功之后，会变得过于自信，然后就朝着非理性的路走得难以自我回头。俗话说，“不见棺材不掉泪”，看来只有危机才能逼着社会纠错。

2019年后社会还是经历了一段时期的镇痛。可是，痛定思痛，这为那时的领导人倡导的基础性制度改革创造了社会基础。这就是为什么之后开始了真正的国有资产民有化改革、土地产权交易市场改革、征税权制约机制改革、财政民主化改革，等等，这些是邓小平时期也考虑过但之前时机不成熟的改革，终于在过去的30年发生了。

1978—2008年是“经济”改革开放时期，2019—2049年也是30年改革开放，只是侧重点在体制上。两个阶段加在一起，才完成中国“渐进式”改革路径的全程。回过头看，当年人们说东欧的“休克疗法”改革方式如何如何的不合适，而中国的“渐进式”是多么优越。只是现在再看这个问题，差别在于东欧在当时就完成了，他们早就不谈改革的话题了，因为改革的事对他们已经相去太远；而中国的“渐进式”到今天，到2049年才走完。人生有几个七十年呀！

不过，我们很庆幸自己能生活在2049年的中国，不仅经济总规模已超过美国，而且，老百姓直接拥有由原来国有资产组成的国民权益基金的股份，分享真正的“全民所有制”的好处，而且政府对各行各业的准入管制大大减少，即使行政部门想扩张权力，也没有那么容易，会受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各专业委员会的听证监督和问责。更重要的是，各行业不再有国企垄断了，而是各家民营企业自由竞争，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也不管其出身或教育背景如何，都能自由创业、进入充满发展前景的行业。由于没有多少国企存在了，金融资源不再有歧视性地偏向一些企业，忽视另外的企业，所以，在发展机会上更加平等，连商业规则、行业法律法规都更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今天的中国是更加商业化、市场化了，以至于家庭的利益交换功能也淡化，那种通过家庭血缘关系来互通利益的传统安排已经越来越轻。许多人说现在社会的人情味淡，离婚率高，生小孩的数量也少了，等等，这并不是坏事，因为在金融市场以及其他市场取代家庭、社会关系的经济交易功能之后，婚姻和家庭的基础更多是感情，而不是利益，个人是为自己而不再是为别人活着。所以，一旦没了感情，婚姻的基础就没有了，离婚属合情合理的选择。有了金融市场解决养老病残的经济安全安排之后，自然没必要靠多生小孩“养子防老”了，人的生命就这样从功利工具目的中得到解放。生命多可贵呀，就那么几十年，何尝不充分享受自由飞翔的人生体念呢？市场的发达最终实现了“五四”运动所追求的个人自由和个人解放。

（选自《中国企业报》2009年10月12日）

“有身份”与“刑不上大夫”

十年砍柴

被网友称为“史上最牛团长夫人”、新疆建设兵团某医院党支部书记和她的丈夫被免职了，但这帮官人在和保护莫高窟壁画的讲解员冲突中所说的“我们是有身份的人”、“不要浪费警力”注定会成为近期流行的“雷语”。

照理说，“有身份”没什么了不起，人在这世上无论贫富贵贱、三教九流，哪怕是被官府文告蔑视性地名之为“无正当职业”的人，也必定有一个类似标签的身份。但这帮官人所说的“有身份”，对中国国情不陌生的人对其特殊涵义相当地了解，那就是“有特殊身份”、“高人一等身份”之意。即使和小民发生冲突，或者有干律例，也应获得和小民不一样的待遇。

现代社会是一个契约社会，即一个法治社会，“权利平等”是其最基本的原则。而与之不同的则是许多国家和民族曾经历过的“身份社会”阶段，“身份社会”质言之就是“等级社会”，人与人权利不平等，一个人享有的权利和他在社会中的身份是密切相连的。皇帝至高无上，他享有的权利最大，无论是司法方面——无人能对他进行审判，除了造反；还是财产方面——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甚至是性权利方面，他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从王公大臣到低层官员，根据其政治地位的高低，而决定其享有权利的多少，服饰则是这种等级最直观的标识。那可是清清楚楚，一点都含糊不得，一含糊就是僭越，僭越则是大罪。

无论是秦以前的封建时期，还是秦以后的皇权时代，“刑不上大夫”都算一条习惯法，它和“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并不矛盾，后者说的是相同的情节其罪名是一样的，杀人了就是杀人了；而前者则指同罪不同罚，用在小老百姓身上的处理方式，不能同样用在官人身上。在秦以前，卿、大夫这些贵族犯事了，和庶民犯事得到的处罚是不一样的；在秦以后，获得官籍的人，和小老百姓的诸方面待遇包括司法层面的处理措施也大不相同。上至元勋、大臣，犯事了有“议亲”、“议贵”、“官当”之说；下至谁考了个秀才，有了最初级的功名，在褫夺生员资格之前，官府不能对其上刑具令其在大堂前跪下。

人因身份不同，所面对的裁判体制不同，这是“身份社会”诸多不平等最扎眼的。所以清朝末年，革命者革命的理由就是满人有特权，特别是司法方面的特权，在旗的人犯事了，只接受宗人府、步军统领衙门等专门机构的处理；外国殖民者进入中国，最伤中国人感情的便是“治外法权”，只要是洋人，哪怕是个混混，在中国地面犯事了，也只受本国领事或法庭裁决。

在如此历史背景下，“我们是有身份的人”和“不要浪费警力”联系在一起，就有一种逻辑关系。团长夫人等官人们情急之下，直率的语言很准确地反映了这种逻辑关系：警察是用来治民护官的，比如街上有人打架，或者官人们的钱包被小偷偷了，得劳烦警察。而“有身份的人”做了点错事，理想状态乃是对方的上司——同样是官人，和自己坐下来协商，吃吃讲茶；大不了内部通报批评一下。而要和小老百姓一样，让警察来处理，情何以堪呀！

建设兵团的团副，相当于一个副县长，搁在古代顶多是八品官的县丞，都有如此特权意识，我不由得心生今夕何夕的疑惑：我们是生活在一个现代契约社会，还是一个古代身份社会？

（选自《南方都市报》2009年10月19日）

网络监督为何以“谣言”的方式出现？

王晓渔

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因为质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震惊中国。2009年10月15日天涯等网站出现帖子，声称逯军调任“郑州市引才办主任”，郑州市委组织部表示“网贴可以肯定为谣言”，因为逯军事后被“停止工作，在家反省”，持续至今，最终的调查和处理结果尚未作出。（《武汉晚报》10月18日）

我专门找到那个帖子，却很难把它与“谣言”联系在一起，感觉更具“玩笑”的成分。帖子的标题是《“替谁说话”的逯军局长当了“郑州市引才办主任”》，但是正文找不到“谣言”的影子，丝毫也没有提到逯军复出，只是中规中矩地把逯军的简历、照片和事发时有关部门声称调查的内容贴了出来。这样，标题和正文就互相冲突。郑州市委组织部声称网贴是谣言，没有明确指出究竟标题是谣言，还是正文是谣言，如果是后者，是否意味着有关部门并未对逯军进行调查？

在一个人肉搜索时代，郑州是否有“引才办”，或者逯军是否就任“引才办主任”，几秒钟之后就可以验明正身。为何会有网友“造谣”？如果说这个网友“别有用心”，为何这个“谣言”在天涯等著名网站获得广泛关注并且迅速传播？如果说众多网友“不明真相”，为何有的网友在转帖的时候，为了表明这是一个“谣言”，甚至戏谑性地把逯军的新职务写成“荷兰省郑州市引才办主任”，使得“谣言”彻底成为“玩笑”？

在我看来，这个帖子既不是一个复杂的“谣言”，也不能仅仅视为一个简单的“玩笑”，而是充分表明网络监督走向困境时的无可奈何。近年来，网络反腐不仅为公众瞩目，亦获党和政府承认。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新近推出的《中共党建辞典》收录了“网络反腐”的词条，新华网则发表了题为《中共积极探索“网络反腐”迫使官员检点言行》的报道，以因为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的原南京市江宁区房产管理局局长周久耕为例，对网络反腐做出了高度评价。

网络反腐成为整顿吏治的全新模式，各方对它充满期许。但毋庸讳言，一些地方政府仍然无法适应网络反腐的新形势，或者说他们已经找到了应对网络反腐的新方法。在“躲猫猫”事件中，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透露，一些政府部门面对公众舆论习惯采取“拖、堵、删、等”的方法。网络监督同样面临这种情况，一些部门在事发时迫于舆论会高调表示严肃处理，等到舆论转移方向之后就不了了之。以逯军事件为例，从6月18日郑州市监察局领衔成立联合调查小组，到现在已经整整四个月，调查和处理结果一直难产。与之不同的是，因为享用“九五至尊”天价香烟而闻名的周久耕，从声称严厉查处低于成本价售房到被免职，相隔半个多月的时间，到被立案是两个月的时间。难道逯军的情况比周久耕还要复杂？

网络监督的效果最终取决于地方政府，如果地方政府做冷处理，躲过舆论高峰，当事人就会安然无恙。“停职”或“免职”成为平息舆论的最好方式，公众认为这是处分，但根据《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处分种类有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和开除，并无“停职”或“免职”一说，停职只是调查之前的步骤，免职可能会另有任用。对于当事人来说，“停止工作，在家反省”有时相当于“带薪休假”，与其说是惩罚，不如说是奖励。

在这种情况下，“谣言”成为网友“最后的武器”，他们只能通过这种方式让那些已经冷却但未得到处理的事件重新获得关注。显然，他们自己也不认为“谣言”是正确的，所以，才会出现标题“造谣”、正文却没有“谣言”的奇怪现象，而且标题里的“谣言”更像是一个“玩笑”。

对于地方政府来说，“辟谣”的最好方式就是将调查结果及时公之于众。最近我看到另一个传闻，因为“纵做鬼，也幸福”而闻名的山东省作协副主席王兆山，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成员参加法兰克福书展，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我很希望有关部门出面指出这是一个“谣言”。此外，今年6月，清华大学表示核查自己的硕士毕业生、湖北省宜城市市长周森锋的论文是否抄袭，迄今已经将近4个月的时间，依然没有公布核查结果，是否又要等到一个“谣言”出现才会有所表示呢？

（选自《南方都市报》2009年10月19日）

今年我感谢诺贝尔文学奖

叶匡政

连着两年，我对诺贝尔文学奖都有些失望。我是指去年和前年，克莱齐奥和莱辛。我失望的原因很简单，他们的文学与我的生活处境，关联很少。

今年颁奖前，有媒体让我预测，我说获奖者我们肯定不认识，无人能预测。我甚至不想关心它究竟颁给了谁。然而资讯太发达，这种重要消息你是躲不过的。果然，第一时间“推特”微博上就跳出一个陌生的名字：赫塔·米勒，一个从罗马尼亚流亡的德国作家。她的作品曾禁止在罗马尼亚出版，1987年，她逃到了西德。

我只从网上读到她的两个短篇小说，分别是《黑色的大轴》和《一只苍蝇飞过半个森林》，但让我对她的作品充满了期待。人们多用“诗性”来解释她的语言风格，我看是远远不够的。她的语言更像在严酷的审查制度下，被逼迫出的一种语言策略。所以在文字中她有大量的留白、隐喻或暗示，只有遭受过同样境遇的人，才能体会到那些陌生化表达中的深意。它是恐惧的诗性，也是阴郁的哲学，它只可能诞生在那些被极权深深伤害过的人群中，也只有在他们中间，才能找到真正的共鸣。只有被强制者扭曲的思考，才能造就这样的文本。从这个角度说，是审查制度造就了这宏大而另类的诗性，这绝望而沉重的哲学。米勒是值得我景仰和信赖的作家。

我突然明白了诺贝尔评奖委员会的用意，他们是在以这种方式，向生活在另一个世界的人们致意，向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中的作家致敬。我想起了这个世纪最让我喜爱的诺奖作家凯尔泰斯，他是2002年诺奖获得者，匈牙利人。在凯尔泰斯生活的地方，谎言一直是真理，让他吃惊的是，后来连谎言也变得不再真实了。他就像一个特殊时代孤独的证人。凯尔泰斯一直把奥斯维辛看作是人类的财富，认为只有通过对这一历史事实的清算与思考，人类才可能重生，才能认知良知和正义的力量，才能实现与历史的真正和解。他用母语写作，他通过一次次的自我否定，让人们辨认在每个人心中存在的凶手。

因为找不到米勒的作品，这几天我又重读了凯尔泰斯的《英国旗》和《船夫日记》。我想说，凯尔泰斯就像是米勒的哥哥，而米勒是凯尔泰斯亲密的妹妹。实际上，他们更是我们亲密的兄妹。中国作家或许只有通过他们，才能真正明白写作的力量。

今年我感谢诺贝尔文学奖，它重新唤起了我对文学的爱和敬意。

（选自《时代商报》2009年10月19日）

白毛女应嫁黄世仁和教育者观念落后

熊丙奇

据长江日报报道，文艺报资深编辑、著名文艺评论家熊元义到华中师范大学汉口分校讲学时提到，“白毛女应该嫁给黄世仁”的观点近来在年轻人中流行，这表明人们由上世纪40年代对群众疾苦的同情，演变成而今对权钱的膜拜。现场一“90后”女生小谢站起来说：“如果黄世仁生活在现代，家庭环境优越，可能是个外表潇洒、很风雅的人。加上有钱，为什么不能嫁给他呢？即便是年纪大一点也不要紧。”

同样是湖北高校，一个多月前，在武汉大学传出一条新闻，在武汉大学校长与新生家长见面中，一位家长泪流满面地诉说：“我女儿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都需要空调！为什么不能给新生寝室装空调？”

这两条新闻，都引来一片“哗然”。但一片哗然中，“为什么不能嫁他？”“为什么不能给新生寝室装空调？”这两个问题，似乎没有人回答。

“为什么不能嫁他？”女生问的那个“他”是现代版“黄世仁”，她进行了简单的套用，就是今天的“富人”，有豪宅、名车。既然我们已经不再用、也不能用“恶霸地主”来制造现今通常意义上的仇富情绪、阶层分离，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设问“假使你是白毛女，你愿意不愿意嫁给黄世仁”这样的问题呢？依照这样的设问逻辑，现在的城市保姆，也是在给别人当“长工”啊。

随着时代的发展，大家明白一个道理，婚姻、爱情，说到底，是每个人的私人事务，公众并无权力斥责某人的婚姻选择和爱情选择，而不能再像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及以前，结婚还要得到单位同意，家庭在审视子女的恋爱问题时，还要看“成分”——这些都已经渐渐被抛进历史的垃圾堆。如果说，嫁给官员、企业老板，就是对权钱的膜拜，那所有官员、老板夫人不都成了权钱膜拜者？

不妨对著名文艺评论家熊元义问一个问题：假如你的女儿，爱上了一个房地产商，他住着别墅，开着悍马，长相不错，年纪也不是很大，你会认为女儿膜拜金钱，不让她嫁给“成分”不好的房地产商，然后一定要她找一个工人家庭出身的青年吗？还是恰恰相反呢？

“为什么不能给新生寝室装空调？”问得好。今天的大学，校园不可谓不漂亮，楼不可谓不高，校领导的办公室谈不上奢华，至少也很现代，空调自不在话下。可学生宿舍的生活设施，却总是跟不上，楼里没有烧水、热菜的厨房不说，有的寝室里连电风扇也没有。学校说，这样可以培养孩子艰苦朴素的精神。空调与艰苦朴素有密切关系吗？一个学生挥汗如雨写作业，就艰苦朴素，而在空调房间里看书、作业，就不艰苦朴素了？如果这样，首先应撤掉所有办公室、会议室的空调，领导、教师带头艰苦朴素。

我接触的一些学生，无不特别反感老师和家长“忆苦思甜”想当年，说得把他们自己感动得不行，可学生们却听腻了：我们生活在现代，而不是过去，都像过去那么活，还发展社会干啥呢？

这两个引来一片哗然的问题，从另一个侧面看却道出了我国教育存在的严重问题，即教育者没有随时代变化而改变自己的教育观念，也没有认真研究受教育者群体的变化。今天的“教育者”仿佛不是生活在21世纪，而是还生活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或最多70年代，用那个时代的观点，来教育今天已经变化的学生。这样的教育，连教育者本身都需要彻底的教育，更谈何因材施教？

（选自《东方早报》2009年10月19日）

行政权力监督无方　钓鱼执法惟利

社论

司机孙中界自残手指以证清白，将上海城管部门“钓鱼执法”推上舆论峰尖。前日，上海浦东新区城管执法局公布“10·14”涉嫌非法营运事件调查结果称，这一事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取证手段并无不当，不存在所谓“倒钩”执法问题。然而，这一结论并未服众。当地官网昨日以《上海高层不满浦东结论，邀各界彻查孙中界案》为题，头条披露事件进展，并透露一个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中央和地方媒体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将开展进一步调查。

既然在事实环节各执一词，涉事双方又分属官民之列，独立公正的第三方力量就尤为必要。涉嫌非法营运的孙中界，意欲以自残手指证其清白，情有可原而理不足见，因为事实不可能由一根手指来证明；而涉嫌“钓鱼执法”的浦东城管执法局“自查自纠”公布单方调查结论，同样陷于不能自证清白的法理困境，因此不足采信。此时上海及时组成由多方人士构成的联合调查组开始工作，第三方力量的有力介入值得期待。

早前，舆论纷纷指陈上海政府部门“钓鱼执法”的种种危害与不当，似乎当地政府部门并不认为“钓鱼执法”的方式违法，但浦东新区城管执法局的调查结论事实上明确了态度，就是所谓“倒钩”执法明显错误，并不可取。这一部门表态令人惊异。因为它直接承认了“钓鱼执法”在上海并没有合法性，并不需要多么复杂的说理论证。剩下的事情，不过是要鉴定具体的事实性环节，究竟是属于非法营运还是“钓鱼执法”。

然而，“钓鱼执法”在上海早已人尽皆知。2008年3月，一个假扮“钩子”诱导黑车的女人，被司机刺死在车里，事件震动全国。在上海的出租车行业，所谓“钓鱼执法”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上海部分区县推出了有奖举报制度。以闵行区为例，一年查处非法营运车辆的罚没款就达5000万元。一个暗访记者就能掌握的情况，在当地政府部门眼里却成了透明的存在。这事实上表明，“钓鱼执法”这一现象早已不是孙中界、张军这些个案的认定如此简单，它本身已经累积了这座城市流失已久的人心与公义。

孙中界或者张军们的个人抗争，它所还原的细节和法理，固然对他们个人的清白与权利的维护意义重大。但对公众而言，更广义的公义论判早已清晰，那就是“钓鱼执法”查处黑车不得人心，而它在上海早已成为事实。这种民心的论判，不会因为执法部门对孙中界或张军非法营运的最终认定而取消，相反，它只会在执法部门一意孤行的执拗和口是心非的颟顸中日积月累，并最终爆发。

因而，政府部门旷日持久的漠视和纵容更值得检讨。上海执法部门对查处黑车的乐此不疲，对“钓鱼执法”的屡试不爽，表现出行政执法惟利是图的鲜明倾向。正如有论者言，“钓鱼执法”本身并非一概违法，但行政执法者如此热衷以此道查处非法营运，而不是其他更紧迫的民生议题，甚至不惜损伤公义、戕害人心也要干。这种选择性执法的逐利倾向和扭曲程度，已经到了近乎羞耻的境地。

谁在鼓励行政执法这种惟利是图的倾向？在上海，一份《查处车辆非法客运规定》的地方法规明确，执法人员“以录音、录像、笔录等”为证据，即可列为非法营运。而部分区县《打击黑车有奖举证制度实施办法》和查处带来的巨额行政罚款，催生出行政执法部门空前的逐利热情，以致钓鱼执法成为公开的秘密。更重要的是，当行政权力在丧失公众责任的前提下要提高执法质量时，以罚没款项等经济激励为基础的绩效考核，就成为政府内部不得不依赖的激励途径。就此而言，行政执法如果惟利是图，它与一家不正当竞争的公司目标就没有区别。

上海“钓鱼执法”风波再起，表明缺乏公意监督和有效委托的行政权力，如何异化成对公义与法律的僭越，对政府治理目标的偷换，并进而造成对人心与道德的伤害。它貌似代表公众而执法，却徒有私心而自利。当孙中界事件日渐走向细节的争执，上海“钓鱼执法”现象却依然可能存续。以个案处置应对体制痼疾，它总是有效的，也总是有限的，期待上海这一次能举一反三。

（选自《南方都市报》2009年10月22日）

番禺垃圾发电厂环评要民主公开

社论

广州在番禺新建垃圾焚烧厂的动议引起周边市民不安。因应规划地小区业主的反对意见，市环保局和建设委近日先后表态，承诺项目未通过环评绝不会开工运营。承建公司重申使用先进设备控制焚烧中产生的污染问题。番禺区政府答应召开新闻会，联同环评单位和专家作进一步回应。业主代表已把意见书送达环卫局和华南环科所，并将向其他部门及市领导递交联署签名。

无论对项目执行部门还是数十万居民，眼下这个局面都不是他们想要的。规划建设垃圾焚烧厂虽属行政事务，却也深刻影响市民生活。公用市政项目遇上反对声音，这在广州不是第一次，政府不必谈虎色变。理应尊重公众对环境的安全需求，进而在合作的框架内寻找妥善的解决之道。既然现在的焦点是垃圾焚烧厂的环境评估，那就围绕这一要务在程序上加以必要的完善。

垃圾焚烧发电是高科技范畴，环评义不容辞要具有科学性。值得警惕的是，技术上的可行性并不天然地等于项目的可行性。承建商宽慰大众说所用设备都是高精尖，其实这并不够。番禺垃圾焚烧厂不是在荒野中运作，它的周围密布小区，环评的科学指标必然要包括人及环境所受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可承受的底线。如果片面地强调技术的科学性，又可能得出不科学的结论。

用科学的环评报告平息争议，一个民主的环评过程不可或缺。除了政府部门的专家，也应该将项目的直接利害方吸纳进听证过程，如地产商和周边业主。避免将番禺垃圾焚烧厂的环评合同承包给利益相关方，否则会伤害环评的独立性。其实可以考虑延聘中立第三方机构参与论证项目的合理性。在确保民主环评的前提下，做到民主决策，将政策的风险评估做足，取信于公众。

尽管广州市重大决策听证程序规定草案尚在征求意见，但番禺垃圾焚烧发电厂完全可以作为检验该草案的标本，亟须郑重启动听证会制度，赋予项目环评一个现实依托。这个听证会当有广泛的代表性，释疑解惑，提供对话和互动。听证不仅要伴随环评全程，还应当能将民意注入决策，这是环评乃至于项目取得合法性的重要依据。在允诺环评之后，听证机制当及时跟进跟上。

实现科学的、民主的环境风险评估，彻底的信息公开就是题中应有之义，这也是决策中最难克服的部分。例如，要公开具体的环境数据，不仅仅是垃圾焚烧厂与小区大门的距离；参与环评的专家名单也当公开，毕竟这不是秘密行动；规划的公众参与部分也当诚实地公开。番禺垃圾焚烧厂的核心数据迄今只在部门内掌握，这不利于形成公开的环评局面，饱受诟病在所难免。

环评的根本原则是，不能只呈现有利于承包商和部门单位的，而应好坏互现、利害兼备。广州已有李坑垃圾焚烧厂的经验，如果对高科技的运用有自信，可以理直气壮地列举数据，用事实驳倒反对意见，根本用不着躲闪。事态发展到目前的地步，有关部门除了给出暂时的诺言，当有实质进展。全城关注下，不可能强行让公众接受简单的结论，敷衍是不明智的，暗度陈仓更是下下策。

公众并非拒绝高科技，而是担心高科技的本土化；公众不讳言利益，而是忧惧利益遭挟持。是否放行垃圾焚烧发电厂，民意与决策初衷已然相逢，僵局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若要释放其中的对立情绪，唯一途径只能是说服，而说服所凭借的理据只能建立在科学、民主和公开的环评基础上。时至今日，民智民力皆有长进，就连政府也承认：压服不等于行政，愚弄不等于胜利。

（选自《南方都市报》2009年10月25日）

海归都水土很服了更让人忧虑

熊丙奇

浙江大学海归博士自杀事件，经媒体报道后，引来广泛关注，海归“水土不服”的老话题又重被提及。众多评论中，笔者注意到，不少论者呼吁改善国内高校的学术环境，为海归创造良好的科研条件，与此同时，也要求海归们现实些、坚强些，不要走极端。

我不清楚这名海归博士的遭遇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出海归的“水土不服”问题，并进而引起高校的重视。以我的观察，在众多高校校领导那里，是很难有海归“水土不服”的认识的；反过来，海归“水土很服”倒成了时下高校与学术界的新趋势。

根据教育部的统计，77.7%的部属高等学校的校长、84%的中国科学院院士、75%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和62%的博士生导师都有留学经历。由此可见，海归中“成功者”甚多，执掌国内高校的校长大多是“海归”，以他们的经历看，怎可得出“海归水土不服”的结论呢？

本来有个基本逻辑：这些海归校长们在国外大学接受了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也见识了国外大学的管理，或多或少会在国内大学的管理中借鉴现代大学制度的经验。但这个基本逻辑，却没有成为现实。与之相反，“海归经历”在海归校长身上的印迹，很难觅得。

这就不得不提到“水土很服”的问题了。这些年来，有的“海归”一回到当前的高校制度中，就“如鱼得水”。概括起来，有两种情形：

一是在海外功成名就者。他们是近年来高校争相“引进”的海外杰出人才。此类引进，大多不为所有，但为所用。被引进者不需全年工作，每年工作两三个月即可——重点不在让他们亲历教学、科研，而是用其头衔，参与联合申请课题、评审学科或者报奖，并称这为学校做出的贡献远远大于教育科研的作为。于是两下之间协议达成，高校迅即获得一位“大师级”人物，由此构建“团队”，获得课题，而该人也心领神会，获得属于自己的那份好处，毫无水土不服之感。只是这种合作已被人指出，是“假引进”。抛开是否“假引进”的争议，不少海归被高调引进之后，有莫大的名声，却无多少实质性的科研成果，却是事实。

二是对国内高校办学体制与学术体制深入研究者。他们对国内高校的运作、领导的喜好，了然于心。回国决然不提什么学术自治、教授治校，而是动辄把书记、校长挂在嘴边，时常跑行政机关办公室，汇报科研设想、畅谈科研规划，并及时呈上科研成果。把国外的经历进行适当的美化自不在话下，在国内进行研究时，还识时务地把研究成果与相关领域的领导进行“深度合作”。如此这般，不一会儿工夫，就成为领导的红人。

以上两类海归，或许不是海归中的大多数，但却对当前的高校学术研究有很大影响，并影响另外一些海归的命运。这些有一定成就的海归和懂得国内官员、大学领导喜好的海归，往往是各种场合（座谈会、研讨会）的座上宾，他们的意见对学校制订政策十分关键，用领导的话说就是：你看，来自某某名校的某教授都很支持，证明这符合世界潮流。倒是那些有想法、见地，敢于直言的海归，却轮不到参加座谈会，或者最多轮到一次——在一次会议上，像在国外那样发表对领导的意见，那么，此后的会议就不再邀请你了。就这样，加入到国内大学中的海归们，没有加速国内高校办学制度的改革，反过来，处处维护现行制度，成为既得利益的一员。国内学术环境对学者的改造力度，也可见一斑。

从“水土不服”到“水土很服”，不是水土变了，而是人变了。这种转变，令人思量。在这两类海归的夹击之下，本想回国有番作为的海归，有的退却；还有已经回国的，却因把在国外的“坏习惯”带回来（也被称为“学呆了”），处处不适应。有网友就针对浙大博士遗书中所称“国内学术圈的现实：残酷、无信、无情”发表感言，说其缺乏对国内学术圈的基本了解，太过书生气，太过理想化了。

在国内学术环境不变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海归“水土很服”，已经让“水土不服”成了异数。这更加剧水土改造的难度。此番浙大博士的自杀，在其他海归不存在水土不服的背景下，很有可能作为独特的个案，被教育部门与学校更多地从其个人方面找原因，于办学与学术体制的改革，恐难产生多大触动。

（选自《东方早报》2009年10月26日）

离开草根富不过二代

袁岳

清代末年的状元公张謇先生经商一生，所积财富累数百万两，而大多用之于教育和地方建设，他平常生活非常俭朴，没有客人鲜少杀鸡杀鸭。他应日本博览会之邀前往考察，买的是最便宜的三等客票。他说，三等舱位有我中国工农商界有志之士，一路与他们叙谈振兴实业大事，乃极好良机，求之不得。

我有一些朋友，生意做大了就因此只在投资圈或者富人圈呆着，直到有一天生意完蛋变成常人时才能被一般人重新看见。还有一些朋友因为自己有了点家世，就把自己的孩子在国际学校、贵族学校放着，甚至平时也让自己的孩子在富孩子的圈里呆着，直到他们证明自己是败家子为止。

事实上，有意思的是，大部分社会精英起于草根，他们人生打拼的方式就是脱离草根，进入精英，然后与草根隔绝。

我一直对草根中有出息者希望远离草根甚至泯灭身上草根特性的强烈愿望感到悲哀。

我从吴晓波兄的《跌荡一百年》里读到，民国初年有一位家世显耀的企业家聂云台先生，他是曾国藩的外孙，曾与黄炎培先生一起创立了中华职业教育社，写过一本十页的小册子《大粪主义》，大意是：旧时中国见面有对中毒者灌大粪解毒的做法，他看当世有四种毛病：骄慢、体面、娇懒、奢费，这四毒浇上一勺浓烈的大粪就一切可以化为乌有了——在教坛上，学校的老师带头，跟学生一起去挑大粪、洗厕所、浇粪种菜，让学生认识到街上挑粪的才是最可宝贵的人，等等。

他说的道理是极端了点，但他接近草根的意识却很明晰，我们今天的精英们用金玉之法对待自己与孩子的太多了，而用“大粪之法”实在不足。

（选自《第一财经日报》2009年10月30日）

唐德刚已逝，我们还要逼近历史

黄波

改革开放以来，颠覆中国大陆读者对历史和历史学看法的人，当推黄仁宇和唐德刚。他们的著作引进出版后，均一纸风行，影响了几代读者。

黄仁宇于2000年西行，现在又传来了一条让人遗憾的消息：10月26日，唐德刚在美国旧金山家中因肾衰竭辞世，享年89岁。（10月29日中新社消息）。

唐德刚最享盛誉的著作，有三个方面，一以胡适为主题，以《胡适口述自传》、《胡适杂忆》为代表；一为口述史，《李宗仁回忆录》、《张学良口述历史》等大书，都是他抱着抢救文献的精神，从重大事件的亲历者嘴里，一点点“抠”出来的；再就是风靡海内外的皇皇巨著《晚清七十年》。稍知近现代史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这些工作对我们逼近历史真相的意义。唐德刚关注的都是最复杂的人物，最能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事件，虽然在专业学者眼里，他偶尔会犯史料择取不严的毛病，但总体而言，其工作堪称严谨，这也使得他的著作成为中国人了解近现代史无法越过的大山。

唐德刚的成功端赖两点：独树一帜的文笔，以求真为第一要务的治学原则。唐氏的文章早有定评，他旧学功底深厚，又有负笈海外的阅历，故下笔能够融铸古今，文风流畅而不轻佻，雄健而富韵味，带有鲜明的个人风格。唐德刚的高明还在于，他对历史少有功利主义的态度。在他那里，历史就是历史，曾经发生过的事件，不因我们厌恶就自动湮没，没有发生过的事件，不因我们喜欢而大放光彩。他笔下的李鸿章、袁世凯，曾让习惯用判断代替史料辨证的我们大吃一惊。也许你不尽同意他的看法，但你只要认真读他的书，就会承认，至少他给我们提供了观察历史的一种视角。

对历史的认识，是无法生硬塞给读者的，从这一点上讲，唐刚强继承了其师胡适“拿证据来”的精神，成效可观。但历史内涵的丰富性又决定了逼近历史始终是一个有待完成的工作，现在，哲人其萎，我们继续这一工作才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选自《长江商报》2009年10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