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

朱正
简介

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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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

序

邵燕祥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1966年发动到1976年结束，长达十年之久。其间不止一次地宣告取得了重大胜利、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它也确实在一定的阶段，部分地达到了某些既定的战术目的，打倒了所要打倒的政敌；然而，历史最后宣告它以总体的失败告终。

那末，先它九年发动的轰轰烈烈的反右派斗争，是不是取得了如当时所说的“伟大胜利”呢？

在1957年下半年的运动中和1958年的反右“补课”中划定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据有关部门公布的数字为五十三万多人，有人说实际上大大超过此数。即以五十三万来说，这个占了当时估计总数五百万知识分子的十分之一的右派，作为反右派斗争的对象；经过批判、斗争、处分，已经赶出了历史舞台，分别到各种基层单位接受劳动教养、监督劳动或控制使用；他们受到政治上的孤立，在知识分子中间更不用说在工人农民面前，是“反面教员”，谈不到什么政治影响了。右派以外的广大知识分子，也都按照运动部署，向党“交心”，表白从此对党全心全意，不是半心半意，更不是“两条心”。在这个意义上，反右派斗争是胜利了。毛泽东当时就是这样估计的：“在我国，一九五七年才在全国范围内’举行一次最彻底的思想战线上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给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以致命的打击”，他说，“在这以前，这个历史任务是没有完成的。”

在完成了资本主义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即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剥夺了资产阶级以后，毛泽东认为必须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来巩固共产党的领导权，这是既定的战略方针。

毛泽东一贯充分地认识到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的软弱性。资本家们（甚至扩大到若干小业主）尽管未必情愿，但还是在锣鼓声中交出自己的资产，接受赎买政策，迎接了“公方代表”。他们一般表现得听话，守规矩。在国内，被认为还有资本同共产党较量一下的，就剩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了，因为他们自恃有知识，而知识以及由此而来的思想政治影响是不能像浮财和生产资料那样没收的。这样，知识界便成为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主战场。

反右派斗争，就是整个共产党组织并主要依靠知识分子中的左派力量，起来革那些除左派以外的知识分子的命。当然，矛头首先针对右派特别是其代表人物，但被叫作中间派的知识分子之同样成为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是无庸置疑的。把中间派同右派加以某些区别，只是为了集中兵力打击主要敌人所采用的分化瓦解敌人的政策和策略。

决策者对当时知识分子的政治状况是怎样估计的呢？

周恩来1956年1月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说：

“在高级知识分子中间，积极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积极拥护社会主义、积极为人民服务的进步知识分子约占百分之四十左右；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一般能够完成任务，但是在政治上不够积极的中间分子也约占百分之四十左右；以上两部分合占百分之八十左右。在这百分之八十以外，缺乏政治觉悟或者在思想上反对社会主义的落后分子约占百分之十几，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约占百分之九。”

周恩来在这里所说的进步分子、中间分子、落后分子，都是属于人民内部的范畴，不是敌我问题，其中的落后分子也还不等于反革命。

毛泽东在1957年春则抛弃了进步、中间、落后的概念，采用左中右的划分。3月中旬，他在中共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指出，有一种顽固地要走资本主义路线，实际上是准备投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人，“这种人在五百万左右的人数中间，大约只占百分之一、二、三。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占五百万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是在各种不同的程度上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到5月中旬他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中，对敌情的估计也向严重方面变化：“有社会上的左派、中间派和右派。社会上的中间派是大量的，他们大约占全体党外知识分子的百分之七十左右，而左派大约占百分之二十左右，右派大约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依情况而不同。”

后来划定五十三万右派分子，占五百万知识分子的十分之一，大约就是从这里来的。

毛泽东在是否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两条以外，又提出一个对待马克思主义态度的标准。他说：“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如果拿他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看，似乎可以这样说：大约有百分之十几的人，包括共产党员和党外同情分子，是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并且站稳了脚跟，站稳了无产阶级立场的。”这就是说，在大约占百分之二十左右的左派中间，除了百分之十几的人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还有百分之几的左派也许并不那么熟悉马克思主义。不过这不要紧，毛泽东在40年代曾指示：“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要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了我们党的战斗力量。”中共八大（1956）时党员总数是七大（1945）时的九倍，按比例增长，有一千个到两千个真正学会了马克思主义的党的干部就已经够用。现在五百万知识分子中有百分之十几算作是胜利。

而如上所述，右派和广大知识分子肯定是反右派的斗争的失败者。

然则，反右派斗争是一次没有胜利者的斗争。

据说，毛泽东晚年曾向身边工作人员说过：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

一次没有胜利者的反右派斗争的历史该由谁来写呢？

我的湖南籍朋友，在划为右派分子后长年从事重体力劳动，仍然坚持鲁迅研究，卓然有成，进而染指现代史研究的朱正，毅然担当了这项工程。他不以曾沦为失败者而自馁，由春及秋、日夜相继。孜孜矻矻，数易其稿；广搜博览，严格依据已经公开发表的资料，事事有来历，句句有出处，力求在最大程度上让历史得以本来面目出现。这是其正史家的风格，学者的态度。

著者嘱为序，我借此机缘谈一点粗浅的体会，不成熟的看法，附随宏篇，一起请各方面读者教正。

1993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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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多事之秋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要从1956年讲起。谈到1956年，毛泽东说：“去年这一年是多事之秋，国际上是赫鲁晓夫、哥穆尔卡闹风潮的一年，国内是社会主义改造很激烈的一年。现在还是多事之秋……”[1]

[1]《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39页。

赫鲁晓夫闹风潮，是指1956年2月他主持召开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用“反对个人迷信”这个提法批评了斯大林，第一次揭露斯大林对无辜者的大规模镇压。二十大路线的出现有其必然性。它是苏联国内外矛盾发展到那时的公开表露。赫鲁晓夫作为一个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第一个揭露出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弊端，表示了必须有所变革的意思。二十大路线有着明显的民主化和自由化的倾向。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是一划时代的事件，其影响巨大而且深远。35年之后苏共的消亡和苏联的解体，都应该溯源到这一事件。说起斯大林，其实毛泽东对他早就有自己的看法。使他感到切肤之痛的，是斯大林对待中国、对待中国共产党和对待他本人的态度。这方面的意见他说过不只一次。例如，他说：“斯大林对中国作了一些错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一九四九、一九五○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2]

[2]《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86页

对于苏联的国内政策，毛泽东也有看法。例如，他说：“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3]

[3]《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4页。

斯大林在世，有看法也不敢讲。斯大林死后不多久，毛泽东就开始思考苏联模式的得失了。据薄一波说：“在我的记忆里，毛主席是在1955年底就提出了‘以苏为鉴’的问题。”他回忆说，“从斯大林逝世以后，苏联发生的事情，包括贝利亚被揭露，一批重要的冤案假案被平反，对农业的加强，围绕以重工业为中心的方针发生的争论，对南斯拉夫态度的转变，斯大林物色的接班人很快被替换等，已使我党中央陆续觉察到斯大林和苏联经验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而且，“也陆续发现苏联的某些经验并不适合我国国情”[4]。作为一个有经验有眼力的大国领袖，毛泽东并不需要苏共二十大的启发，就已经在思考苏联的教训了。

[4]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72页。

世上也真有些碰巧的事。2月14日是苏共二十大开幕的日子，也正是在这一天开始，毛泽东逐日听取国务院财经方面34个部委的汇报，目的是探索一条不同于苏联的发展道路。同时在莫斯科和北京进行的这两个会的关系，薄一波回忆说：“在得知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消息后，我党中央除了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作了讨论外，汇报中同斯大林和苏联经验相关联的事也多了起来，‘以苏联为鉴戒’的思想更加明确了。”[5]

[5]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72页。

毛泽东这次听取汇报的结果，是形成了《论十大关系》这篇讲话。他说：“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6]

[6]《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67页。

这篇《论十大关系》在毛泽东去世之后才公开发表。当时对苏共二十大公开表明态度的，是4月5日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这篇由陈伯达执笔起草的文章，经过毛泽东详细修改补充。文章表示了对苏共二十大新路线的支持：“二十次代表大会非常尖锐地揭露了个人迷信的流行，这种现象曾经在一个长时间内的苏联生活中，造成了许多工作上的错误和不良的后果。苏联共产党对于自己有过的错误所进行的这一个勇敢的自我批评，表现了党内生活的高度原则性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生命力。”“中国共产党庆祝苏联共产党在反对个人迷信这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斗争中所得到的重大成就。”毛泽东审稿时加写了一些文字，既批评了斯大林，也在能够为之辩解的地方为他作了辩解。他说：“他骄傲了，不谨慎了，他的思想里产生了主观主义，产生了片面性，对于某些重大问题做了错误的决定，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斯大林在他一生的后期，愈来愈深地欣赏个人祟拜，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因而发生了例如以下的一些重大的错误：在肃反问题上扩大化；在反法西斯战争前夜缺乏必要的警惕；对于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农民的物质福利缺乏应有的注意；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特别是在南斯拉夫问题上作了错误的决定。”“有些人认为斯大林完全错了，这是严重的误解。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也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对于他的正确的地方和错误地方作出全面的和适当的分析，从而吸取有益的教训。不论是他的正确的地方，或者错误的地方。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现象，带有时代的特点。”这篇文章还把苏联发生的问题同中国的情况联系了起来。认为：“我们有不少的研究工作者至今仍然带有教条主义的习气，把自己的思想束缚在一条绳子上面，缺乏独立思考能力和创造的精神，也在某些方面接受了对于斯大林个人迷信的影响。”“我们也还必须从苏联共产党反对个人迷信的斗争中吸取教训，继续展开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国所受到的斯大林的影响，这里仅仅说到了不少研究工作者的教条主义习气，其实是远远不只这些。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和领导之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毛泽东在悼念斯大林的文章《最伟大的友谊》中说：“从列宁逝世以来，斯大林同志一直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人物。我们围绕着他，不断地向他请教，不断地从他的著作中吸取思想的力量。”“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是遵循列宁斯大林的学说，得到了伟大的苏维埃国家和各国一切革命力量的支持，而在几年以前获得了历史性的胜利。”“苏联共产党……在过去和现在是我们的模范，在将来也还是我们的模范。”毛泽东后来对人说过，这篇讲话是他的违心之作。1949年7月，刘少奇率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就即将建立的新国家的许多问题，从内外政策、机构设置、重要的人事安排等事项，直接向斯大林讨教。几年间，确实是把苏联作为模范。诸如：共产党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计划经济，五年计划，优先发展重工业，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等方面。一步一步把苏联模式移植了过来。在指导理论方面所受到的斯大林的影响，这里可以举一个例。1928年斯大林在《论工业化和粮食问题》的演说中说：“随着我们的进展，资本主义分子的反抗将加强起来，阶级斗争将更加尖锐”，“向社会主义的前进不能不引起剥削分子对这种前进的反抗，而剥削分子的反抗不能不引起阶级斗争的必然的尖锐化”[7]。

[7]《斯大林全集》第11卷中文版，第149～150页。

1937年他又在《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他两面派的办法》的报告中说：“我们的进展愈大，胜利愈多，被击溃了的剥削阶级残余也会愈加凶恶，他们愈要采用更尖锐的斗争形式，他们愈要危害苏维埃国家，他们愈要抓住最绝望的斗争手段来作最后的挣扎。”[8]

[8]《斯大林文集》（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3页。

这是斯大林有名的公式，正是这个公式导致了苏联肃反的严重扩大化。1955年，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转变为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人民日报》就此发表社论《必须从胡风事件吸取教训》，毛泽东审稿时加写了三段文字。他说：“在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运动中，阶级斗争更加尖锐，反革命分子必然要更加进行破坏活动。”由此可见，反胡风斗争的指导思想，就是斯大林的这个公式。中苏两国的异同，毛泽东说：1956年4月提出的十大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9]。换句话说，同的是原则，是大的方面；异的是方法，是小的方面：大同小异吧。或者说，用有所不同的方法去实现相同的原则。

[9]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471页。

还有一点很大的不同。从十月革命到二十大，苏共执政已经39年。或者换一个计算方法，从1927年打垮了托洛茨基，到1953年去世，斯大林大权独揽26年。在这39年或者26年的漫长岁月中，苏联在国内以及对外关系方面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矛盾，不少弊病已很明显，以致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不得不突出地提出这个问题，表示出改弦更张的态度。而这时，中国共产党执政还不过七八年时间，还在向苏联模式转变的过程之中，时间还不长，这种模式的弊病还不很显著。这时的包袱还不重，还有较大的行动自由。毛泽东决心不再亦步亦趋，《论十大关系》就是他探索新路的第一次重大的努力。他说，十大关系的基本观点就是同苏联作比较。除了苏联办法以外，是否可以找到别的办法比苏联、东欧各国搞得更快更好[10]。

[10]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471页。

在考虑了苏联、东欧的不足和失误，考虑了中国的情况之后，毛泽东提出了他的新方针。《论十大关系》中谈到党和非党的关系，主要是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他提出的方针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一点是和苏联不同的。苏联不允许其他政党存在，在二月革命中一同推翻沙皇的其他社会主义政党都被取缔。毛泽东说：“在我们国内，在抗日反蒋斗争中形成的以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主的许多民主党派，现在还继续存在。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苏联不同。我们有意识地留下民主党派，让他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对他们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11]

[11]《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8～279页。

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国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方针。5月2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他又把这“十大关系”、“双百”方针这些意思向党外的高层人士说了一遍。在谈到这些新方针的时候，还应该提到1月间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长时期以来实行的知识分子政策，是争取、团结、教育、改造。1949年执政以后，不再提“争取”，其余三项不变。不言自明，这是把知识分子看作有待争取，有待团结，有待教育，有待改造的一种异己的力量。周恩来在会上所作的报告对知识分子重新作了估计。他说，我们现在所进行的各项建设，正在愈来愈多地需要知识分子的参加。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应该改善对于他们的使用和安排，使他们能够发挥他们对于国家有益的专长。应该给他们应得的信任和支持。周恩来的报告还指出：目前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主要倾向是宗派主义。毛泽东4月28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和5月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两次讲话，迄今未见发表。对于这一方针的官方阐述，最早见于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文。这是他5月26日在怀仁堂向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医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共两千人的一篇讲话，经毛泽东审阅修改，于6月13日发表。陆定一说：“中国共产党对文艺工作主张百花齐放，对科学工作主张百家争鸣，这已经由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宣布过了。”“要使文学艺术和科学工作得到繁荣的发展，必须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文艺工作，如果‘一花独放’，无论那朵花怎么好，也是不会繁荣的。”“我们的历史证明，如果没有对独立思考的鼓励，没有自由讨论，那末，学术的发展就会停滞。反过来说，有了对独立思考的鼓励，有了自由讨论，学术就能迅速发展。”“我们所主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人民内部的自由在文艺工作和科学工作领域中的表现。”在回答“为什么现在才着重提出这样的政策”这一问题的时候，陆定一谈到国内政治状况、知识界状况的变化。首先是这样一条：“社会主义改造在全国基本地区内已在各方面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剥削制度将在今后几年内在这些地区被消灭。一切原有的剥削者将被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我国即将成为没有剥削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陆定一只说了这么多，只说了国内的原因，没有说国外的影响。他的副手周扬在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的一次讲话中是说到国外的影响的。他说：“最近中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和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提出对斯大林的批评有关。……我们不否认对于斯大林的批评在全世界引起了很大的混乱。但这个混乱现在看来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收获。我们是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12]

[12]《周扬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05页。

陆定一的这篇讲话还向不久前在《红楼梦研究》批判中受到粗暴批评的俞平伯表示了歉意。他说，“俞平伯先生，他政治上是好人，只是犯了在文艺工作中学术思想上的错误。”陆定一并且承认一些批判文章“缺乏充分的说服力量，语调也过分激烈了一些。至了有人说他把古籍垄断起来，则是并无根据的说法”。看来，已经无意于全盘肯定几年来给知识分子造成无端伤害的那些思想批判运动了。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陆定一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使许多知识分子好像感受到了一种新的空气，颇觉兴奋。费孝通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写出了那时许多知识分子的心情：“去年1月，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像春雷般起了惊蛰作用，接着百家争鸣的和风一吹，知识分子的积极因素应时而动了起来。“周总理的报告对于那些心怀寂寞的朋友们所起的鼓舞作用是难于言喻的，甚至有人用了‘再度解放’来形容自己的心情。知识分子在新社会里的地位是肯定了，心跟着落了案，安了。心安了，眼睛会向前看，要看出自己前途，因此对自己也提出新的要求。有的敢于申请人党了，有的私下计议，有余钱要买些大部头书，搞点基本建设。这种长期打算的念头正反映那些老知识分子心情的转变。不说别人，连我自己都把二十四史搬上了书架，最近还买了一部《资治通鉴》。“百家争鸣实实在在地打中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心，太好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从立场这一关改起的。划清敌我似乎还比较容易些，一到观点、方法，就发生唯心和唯物的问题，似乎就不简单了。比如说，拥护党、政府，爱国家、人民，对知识分子来说是容易搞得通的，但是要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就有不少人弄不大清楚什么是唯物的，什么是唯心的那一套。“百家争鸣恰好解决当前知识分子思想发展上发生出来的这些问题。据我的了解，百家争鸣就是通过自由讨论来明确是非，即是知识分子进一步的思想改造，在观点、方法上更进一步的接受辩证唯物主义。现在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有接受辩证唯物主义的要求的。他们希望具体弄清哪些是唯物的，哪些是唯心的，唯心的为什么不对，口服心服地在思想上进人工人阶级。他们欢迎百家争鸣，因为百家争鸣可以保障不会冤屈任何一点正确的东西，而且给任何一点可以长成为正确的东西充分发展的条件。”费孝通把百家争鸣理解为知识分子进一步改造思想、接受辩证唯物主义的途径，这真显示出了七八年来对知识分子教育改造的巨大成绩。要是百家争鸣真达到了这个目的，也就不枉毛泽东陆定一的一番提倡了。只是对于这一方针的贯彻，费孝通并不怎样乐观。就知识分子方面说，“对百家争鸣的方针不明白的人当然还有，怕是个圈套，搜集些思想情况，等又来个运动时可以好好整一整”。不久以后的事实表明，这些并不是知识分子的过虑。就具体领导知识分子工作的干部来说，“等到鸣了起来，闻到一些唯心主义的气味，就有人打起警钟：‘唯心主义泛滥了’，‘资产阶级的思想又冒头了’。大有好容易把妖魔镇住了，这石碣一揭开，又会冲出来、捣乱人间的样子。对这方针抗拒的人固然不算多。但是对这方针不太热心，等着瞧瞧再说的人似乎并不少”。实际情况比费孝通这篇文章估计的还要严重一点，对这方针抗拒的人也并不少。9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基调，依然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毛泽东在预备会议上讲话，说“对斯大林要三七开”。谈到学习苏联，他说：“当然，是要学习先进经验，不是学习落后经验。我们历来提的口号是学习苏联先进经验，谁要你去学习落后经验呀？”[13]当初提出“学习苏联先进经验”这口号的时候，却是并没有作这样的解释的。当初似乎是说，凡苏联经验都是先进的，学苏联就是学先进经验。那时一些不这样理解的人都是吃了苦头的。现在毛泽东作出这种解释，表明他对苏联经验有看法，他决定探索一条同苏联有分别的发展道路。

[13]《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98页。

中共八大公开发表的文件，对苏共二十大表示了明确的支持。毛泽东在开幕词中说：“苏联共产党在不久以前召开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又制定了许多正确的方针，批判了党内存在的缺点。可以断定，他们的工作，在今后将有极其伟大的发展。”[14]

[14]《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第9页。

刘少奇的政治报告也说，“今年2月举行的苏联共产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是具世界意义的重大政治事件。”并且特别提到二十大“批判了在党内曾经造成严重后果的个人崇拜现象”。刘少奇的报告还提到“双百方针”：“为了繁荣我国的科学和艺术，伎它们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党中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科学上的真理是愈辩愈明的，艺术上的风格是必须兼容并包的。党对于学术性质和艺术性质问题，不应当依靠行政命令来实现自己的领导，而要提倡自由讨论和自由竞赛来推动科学和艺术的发展。”对于国内形势的估计，政治报告认为，“现在，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了”，从而提出了加强民主和法制的问题，“目前在国家工作中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进一步扩大民主生活，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必须使全国每一个人都明了并且确信，只要他没有违反法律，他的公民权利就是有保障的，他就不会受到任何机关和任何人的侵犯。”报告中还提到“各民主党派同共产党一道长期存在，在各党派之间也能够起互相监督的作用”[15]。

[15]《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第56页、第42页、第53页、第49页、第53页、第47页。

邓小平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也说：“关于坚持集体领导原则和反对个人崇拜的重要意义，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作了有力的阐明，这些阐明不仅对于苏联共产党，而且对于全世界其他各国共产党，都产生了巨大影响。”[16]

[16]《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第87页。

这些报告反映了苏共二十大对中共八大的影响。至少在这时中共还是基本上接受了苏共二十大的新路线的。提出并且力求贯彻一个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都更加开放的方针，就明显反映出这一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公开提出之后，在知识界引起的反应很不一致。一些人在新方针的鼓舞之下积极从事创作活动和创造性的研究；一些人欢迎新方针，可是还有疑虑，一时不敢有什么动作；一些人对新方针是有抵触，甚至是抗拒的。“双百方针”在文学方面引起的第一个反应，是22岁的王蒙发表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以及围绕这篇小说的种种评论。王蒙应该说是新方针呼唤出来的新人。多年之后他回顾往事，说：“1956年‘双百’方针刚刚提出时便立见成效。那时候很快就出现了新的各种各样的作品和新的艺术探索。“我自己也是在‘双百’方针的鼓舞下创作了《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当时这个勇气是被‘双百’方针鼓励起来的。因为它为文学艺术家们创造了一种轻松自由的气氛，它鼓励了人们进行批评的勇气。”[17]

[17]《新华文摘》1986年第7期第156页。

这篇描写青年人反对官僚主义的小说在1956年9月号《人民文学》发表，立刻以它的尖锐性引起广泛的注意和争论。一方面它受到热烈的欢迎，一方面又受到严厉的指摘。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马寒冰的文章认为，这是“一部不真实的作品”，他从“典型环境和典型性格”这一文学范畴出发，认为像小说描写的这样的区委会是完全不可能有的，至少在中共中央所在地的北京市不可能有这样的区委会。如果真有，也只能写篇新闻报道来批评，却不宜写小说。大约他是以为这没有典型性吧。李希凡的文章也是以这种典型环境论来批评王蒙：“在典型环境的描写上，由于作者过分的‘偏激’，竟至漫不经心地以我们现实中某些落后现象，堆积成影响这些人物性格的典型环境，而歪曲了社会现实的真实。”李希凡认为，这篇小说“把党的一切组织、人员、工作，都写成了‘一片黑暗”，。也有人发表文章，表示不同意这种批评，说这是“用社会学的一般法则，代替了文学艺术的独特规律”。马寒冰不只是不满意王蒙的小说，对于提出百花齐放方针以来文艺界的局面更是忧心如焚。他和他们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陈其通以及两位同事陈亚丁和鲁勒四人联名，在1957年1月7日《人民日报》上发表《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就反映了这种忧虑。这篇文章在有礼貌地称颂新方针“给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事业带来了新的繁荣和无限创造性”之后，笔锋一转，就大谈他们认为新方针所带来的消极现象了。文章说：“在过去的一年中，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越来越很少有人提倡了。”“真正反映当前重大政治斗争的主题有些作家不敢写了，也很少有人再提倡了，大量的家务事、儿女情、惊险故事等等，代替了描写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惊天动地的解放斗争、令人尊敬和效法的英雄人物的足以教育人民和鼓舞人心的小说、戏剧、诗歌，因此，使文学艺术的战斗性减弱了，时代的面貌模糊了，时代的声音低沉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在文学艺术这面镜子里光彩暗淡了。甚至使有些小品文失去了方向，在有些刊物上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灿烂的这个主要方向的作品逐渐少起来了。充满着不满和失望的讽刺文章多起来了。”陈其通等四人的这篇文章明显表示了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忧虑。在1957年1月下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让印发了这篇文章。他说，陈其通等四同志对文艺工作的意见不好，只能放香花，不能放毒草。我们的意见是只有反革命的花不能让它放。要用革命的面貌放，就得让它放。也许这四位同志是好心，忠心耿耿，为党为国，但意见是不对的。[18]一些地方在传达毛泽东这些讲话的时候，只转述了他说陈其通等人忠心耿耿为党为国这些话，却没有说他表示了不赞成的态度。这样就似乎是毛泽东表扬了陈其通等人了。加上那时邓拓也感到对新方针的宣传没有把握，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人民日报》发表这篇文章之后；很长时间没有表示自己的态度。这也就给读者一种印象，似乎《人民日报》是赞成陈其通等四人的这种意见的，这样就增加了一些人对鸣放的疑虑。

[18]黎之《回忆与思考》，载《新文学史料》1994年第4期，第117页。

在这一段时间里，也组织了民主党派讨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这种讨论的情况，正如傅雷写给他儿子的信中说的，“捧场恭惟的远过于批评的”[19]，尽管如此，还是出现了一些离经叛道的言论。例如章乃器在1956年中国民主建国会一届二中全会上提出：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两面性了。后来他的一些文章虽然补充了一些条件和限制，基本上还是这个意思。1957年5月31日他在民建全国工商改造辅导工作座谈会上说，“经过‘五反’和全行业合营高潮，工商业者交出了生产资料，如仍教条主义地强调两面性，这对工商业者自我改造的信心有很大影响”。他还说，“哪个阶级都有两面性，工人阶级也有，只不过积极、消极两面的比重大小不同，这是一个先进和落后的问题”。关于定息的性质，章乃器以为，“不应该把定息说成剥削”（6月2日《人民日报》）。

[19]《傅雷家书》增补本，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47页。

毛泽东把苏共二十大批评斯大林称做赫鲁晓夫闹风潮，同时他还提到哥穆尔卡闹风潮，说的是波兰政局的剧烈变化。6月，波兹南工人上街示威游行，波兰党中央第一书记奥哈布批准使用武器，发生了流血悲剧，使形势进一步恶化，被关过几年的哥穆尔卡在波兰党的八中全会上接任第一书记。同时匈牙利也出了事，党中央第一书记拉科西无法控制局势，被迫下台。10月，布达佩斯开始的骚乱蔓延到全国，只是苏军出动了坦克车才镇压了下去。这两件事统称为波匈事件。看到苏共二十大路线在东欧引起的这种强烈反应，看到国内知识界对波匈事件的热烈反应，毛泽东敏锐地认识到，对于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来说，这是一种可怕的传染病。他不能不重新检讨苏共二十大路线了：“去年这一年，国际上闹了几次大风潮。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大反斯大林，这以后，帝国主义搞了两次反共大风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有两次大的辩论风潮。”[20]

[20]《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33～334页。

“关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我想讲一点。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哥穆尔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反所谓斯大林主义。”[21]

[21]《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21～322页。

“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22]

[22]《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22页。

“对苏共‘二十大’，我们党内绝大多数干部是不满意的，认为整斯大林整得太过了。这是一种正常的情绪，正常的反映。”[23]

[23]《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34页。

“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这是党内的动摇分子，一有机会他们就要动摇。”[24]

[24]《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34页。

“党内党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这一下就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他们随着哥穆尔卡的棍子转，哥穆尔卡说大民主，他们也说大民主。”[25]

[25]《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34页。

“比如说，像我们这样的人，可能犯错误，结果斗不赢，被别人推下去，让哥穆尔卡上台，把饶漱石抬出来。”[26]

[26]《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19页。

毛泽东对哥穆尔卡的不满溢于言表，等于饶漱石。对赫鲁晓夫就更加不满了：“你从前那么拥护，现在总要讲一点理由，才能转过这个弯来吧！理由一点不讲，忽然转这么一百八十度，好像老子从来就是不拥护斯大林的，其实从前是很拥护的。”[27]

[27]《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34页。

这样批评赫鲁晓夫并不过分，他确实“理由一点不讲”。他那个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虽然引发了强烈的持续的政治“地震”，可是对事件并未作出理论的分析，没有讲“理由”。对此事作出理论分析的，只有毛泽东和铁托，只是他们两位的分析颇不相同。对于匈牙利事件的原因。毛泽东作出了意识形态的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共产党，东欧一些国家的党，不讲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了。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党与群众的联系，这些他们都不讲了，空气不浓厚了。结果出了个匈牙利事件。”[28]

[28]《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57页。

毛泽东远比拉科西辈高明的地方，是在作出这种意识形态解释的同时，还看到了事情的另一方面，更本质，更合乎实际的方面：“你不许罢工，不许请愿，不许讲坏话，横直是压，压到一个时候就要变拉科西。”[29]

[29]《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54页。

毛泽东考虑得更多的，是这一事件对中国的影响。他看到了，在国内，“还有资产阶级，还有地主、富农，还有恶霸和反革命。他们是被剥夺的阶级，现在我们压迫他们，他们心怀仇恨，很多人一有机会就要发作。在匈牙利事件发生的时候，他们希望把匈牙利搞乱，也希望最好把中国搞乱”[30]。不但敌对阶级，基本群众也有可能出问题，他说：“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31]这才是更可怕的。对于形势的可能发展，他甚至作过这样极端的估计：“无非是出全国性的大乱子，出‘匈牙利事件’，有几百万人起来反对我们，占领几百个县，而且打到北京来。我们无非再到延安去。”[32]

[30]《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51页。[31]《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24～325页。[32]《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52页。

对于群众闹事，毛泽东不赞成采用拉科西那种加压的方法，而主张用一个排气的阀门：“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33]“我们宪法上规定有游行、示威自由，没有规定罢工自由，但是也没有禁止，所以罢工并不违反宪法。有人要罢工，要请愿，你硬要去阻止，那不好。”[34]“除了大规模的真正的反革命暴乱必须武装镇压以外，不要轻易使用武力，不要开枪，段祺瑞搞的‘三一八’惨案，就是用开枪的办法，结果把自己打倒了。我们不能学段祺瑞的办法。”[35]

[33]《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25页。[34]《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53页。[35]《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54页。

毛泽东的这些讲话，都是在党内的会议上讲的，当时没有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对波匈事件郑重地公开表示态度，是12月29日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篇也还是署名《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文章，是由胡乔木执笔起草的（顺便说一句：毛泽东死后，胡已将此文编入《胡乔木文集》）。比起前一篇《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来，对待苏共二十大新路线的态度有了明显的改变。在批评斯大林问题上，和前一篇相衔接，《再论》还是说了一些这样的话：“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破除关于斯大林的迷信、揭露斯大林错误的严重性、消除斯大林错误的后果方面，表现了巨大的决心和勇气。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同情共产主义事业的人们，都支持苏联共产党纠正错误的努力，希望苏联同志的努力得到完满的成功。”但是全篇的主旨却不是要说这些，而是要竭力为斯大林辩解：“甚至在他犯错误的时候，他的悲剧也在于，他相信那是捍卫劳动者的利益不受敌人侵害所必须的。”关于斯大林的功罪，毛泽东审稿时加写有这样一段：“尽管在某些时候为了纠正这些错误而对这些错误加以强调是必要的，但是为了作出正确的估价，不使人们发生误解起见，将这些错误放在适当的地位也是必要的。我们认为，斯大林的错误同他的成绩比较起来，只居于第二位的地位。”这也就是他不止一次说过的三七开的意思。为什么必须这样分析呢？他已感觉到，全盘肯定斯大林，全面照搬斯大林模式，是行不通的，必须有所更张。现在他又从波兰匈牙利的实例看到，否定斯大林，发展下去，势必鼓励人们起来反对斯大林模式的政治经济体制。对斯大林的三七开，就是对二十大的三七开，有三成是可以接受的，七成是不能接受的。这三七开，也是容许批评的界限，批评在三之内，是建设性的，到三之外，就是破坏性的批评了。简单地说，斯大林遗产中的那些最刺眼，最恶心，最令人厌恶的部分是要消除的，消除这一切的目的，正是要把这体制更好地保存下来，他不认为这些弊端是体制本身的一部分。所以《再论》不但为斯大林辩护，还要为产生了斯大林的制度辩护。这个辩护是针对铁托的。11月11日铁托在普拉演说，指出斯大林的错误“是一种制度的产物”，他说：“这里不仅仅是一个个人崇拜问题，而是一种使得个人崇拜得以产生的制度问题。”《再论》不同意这一个意见，断言“斯大林的错误并不是由社会主义制度而来；为了纠正这些错误，当然不需要去‘纠正’社会主义制度”。为什么呢？《再论》并没有费心提出自己的理由。不过这一没有讲明道理的宣告是重要的，它表明不能容忍涉及制度本身的批评。不能涉及制度，当时也并不只是《再论》这样说。就说最初提出斯大林问题的赫鲁晓夫，也是把事情归咎于斯大林的个人品质，一个字也不涉及制度问题。赫鲁晓夫愿意做的，是在这个制度之下，做一个比斯大林仁慈一些的斯大林。这也难怪，他也是在斯大林制度那所学校训练出来的政治家。《再论》一文是这样总结匈牙利事件的：“在过去时期的匈牙利，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和革命积极性受到破坏，而反革命分子却没有受到应有的打击，以致反革命分子在1956年10月间能够很容易地利用群众的不满情绪，组织武装叛乱。这就说明了过去时期的匈牙利还没有认真地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同毛泽东的内部讲话一样，《再论》实际上也是指出了事情的两个方面。只是像“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和革命积极性受到破坏”这样的表述方式，比起“压到一个时候就要变拉科西”这些话，要含蓄得多。4月间的那篇《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说的是“必须展开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12月的《再论》说的是“我们在坚决反对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坚决反对修正主义”。侧重点是明显转移了。甚至可以认为，这篇文章预告了几年之后的反对所谓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文章概括列举了五条“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到1963年中苏论战的时候，就扩展为25条“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了。这实际上预示了几年之后中苏意识形态的论战，只是当时未必有人想得这么远。4月间的那一篇，多少有一点被动地表明态度的性质，表示对二十大路线的支持。12月的《再论》却从积极方面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对二十大路线表示了更多的保留。不要单纯以为这是从4月的立场上后退了一步，这里反映了更深一层的思考。也不要以为《再论》就是表示最后抛弃了苏共二十大自由化和民主化的倾向，这一试验还要持续半年左右的时间。为了避免匈牙利那种事态，这篇文章还第一次公开提出了两类社会矛盾的思想：“在我们面前有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第一种是敌我之间的矛盾……第二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毛泽东新近产生的一种想法。12月4日他在复黄炎培的信中说：“社会总是充满着矛盾。即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不过矛盾的性质和阶级社会有所不同罢了。既有矛盾就要求揭露和解决。有两种揭露和解决的方法：一种是对敌（这说的是特务破坏分子）我之间的，一种是对人民内部的（包括党派内部的，党派与党派之间的）。前者是用镇压的方法，后者是用说服的方法，即批评的方法。我们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即是说还没完全解决，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还将在一个长时期内存在。另外，还有少数特务分子也将在一个长时间内存在），所有人民应当团结起来。但是人民内部的问题仍将层出不穷，解决的方法，就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这样一种方法。”[36]

[36]《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14～515页。

在不久之后举行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对这个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作了详细的阐发，它成了即将开始的整风运动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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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平常的春天

1957年中国的春天，是一个不平常的春天。

陆定一在怀仁堂作报告，动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可以看作是“鸣放”运动的开始。大半年过去了，党外知识界反应并不热烈。他们的观望态度其实是六七年来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思想改造运动的成果。经过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梁漱溟的批判，对胡适思想的批判，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不久以前又狂飙骤起，经历了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和肃反运动，他们中的好些人本人，至少亲友，成了这个运动或者那个运动的对象，多少有点像《水浒传》上描写的吃过杀威棒的军犯一样，他们还能够对求言诏表现出多大的热情来呢？现在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扩大民主权利，可是响应者寥寥，这就反映了“党和非党群众特别是非党的知识界的某种紧张关系”。[1]《人民日报》发表的陈其通等四人的文章，也更使一些人觉得还是沉默的好。

[1]1957年4月23日《人民日报》社论中语。

毛泽东决心打破这种可怕的沉默，他要亲自出马来给鸣放以有力的推动。1957年2月27日他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以“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为题，向各方面人士一千八百多人讲话，从下午3点讲到7点，讲了四个钟头。

最高国务会议开过没有几天，3月6日，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又开幕了。在与会的八百多人中，党外的有关专业人员有一百六十余人。会议开始，先让大家听了毛泽东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讲话的录音。接着，毛泽东分别邀集到会的教育界、文艺界、新闻出版界的部分代表开座谈会。3月12日，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

现在人们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里看到的这两篇讲话，并不是原始的记录稿，而是经过多次修改的。怎样才能知道毛泽东原来说的意思呢？“文化大革命”初期，各地不少红卫兵组织，出于无限热爱、无限崇拜的心情，以《毛泽东思想万岁》、《伟大的文献》一类的书名，搜集和编印了多种毛泽东文录，有一些其中就收有这两篇讲话的原始记录稿，一时曾经在颇为广泛的范围内流传。除了搜求和阅读这些印本之外，还有一个简捷的途径可以了解当时毛的意见，那就是去看1957年4月间《人民日报》的一组社论：

《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10日）

《怎样对待人民内部的矛盾》（13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17日）

《工商业者要继续改造，积极工作》（22日）

《全党必须认真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23日）

《从各民主党派的会议谈“长期共存、互相监督”》（26日）

这一组社论，显然是为了向公众广为宣传新方针推动鸣放而发表的，它们都是以毛泽东的两篇讲话的原始记录稿为立论的依据，有些句子和段落甚至是直接从记录稿摘抄下来。如果我们将这些社论和《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所载的这两篇对照阅读，即可以清楚地看出两者之间的这种关系。下面对照的材料，引自4月社论的仅注明日期，发表本则注明《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页码。

4月社论：

“在人民群众和他们的领导者之间，也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矛盾。”“目前我国人民群众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主要是由于领导者在工作中的官僚主义作风。”“但是，人民群众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跟人民内部的其他矛盾一样，是在根本利益相一致的基础上发生的非对抗性的矛盾。”（13日）

发表本：

“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但是它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包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的一个矛盾。一般说来，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365页）

4月社论：“要用讲道理的办法跟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种种表现进行适当的有说服力的批评，以便帮助知识分子更快地进步，帮助小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更快地进步。如果采取压服和禁止的办法，那么，对于党和马克思主义者说来，这并不是实现自己的任务，只是取消自己的任务；而对于被压服被禁止的东西说来，这样作的结果，只能是压而不服，禁而不止。”（10日）

发表本：

“我们主张有领导的自由，主张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说，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是非的辨别问题，可以用强制的方法去解决。企图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用强制的方法解决思想问题，是非问题，不但没有效力，而且是有害的。……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368页）

4月社论：

“一九四二年整风运动中，我们党提出了‘团结——批评——团结’这一进行党内斗争的公式，这就是说，为了解决同志间的意见分歧，应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经过整风运动以后特别是最近几年的实践证明，这一公式不但可以用于党内，而且可以用于党外，成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方法。”（17日）

发表本：

“在一九四二年，我们曾经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这种民主的方法，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叫做‘团结——批评——团结’。讲详细一点，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按照我们的经验，这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正确的方法。”（369页）

4月社论：

“在这里，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是有决定意义的，因为如果没有这个愿望，批评和斗争就难于达到新的团结。”（13日）

发表本：

“在这里，首先需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因为如果在主观上没有团结的愿望，一斗势必把事情斗乱，不可收拾，那还不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还有什么党的团结？”（369页）

4月社论：

“对于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近年来在很多地方显然是削弱了。我们有不少的领导者，沾染了一种‘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旧习气，用单纯依靠行政命令的办法来代替对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这种命令主义倾向正是官僚主义作风的一种表现。”（13日）

发表本：

“共产党人在劳动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时候必须采取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决不允许采取命令主义态度和强制手段。”（371页）

4月社论：

“人民内部的矛盾是一个长期的现象，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一个长期的任务。既然如此，为什么现在特别地加以强调呢？这是因为，我国现在正处在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期。……国内阶级斗争的基本结束，本来就会使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历史舞台上上升到比较显著的地位，加上绝大多数人口所经历的这种深刻的历史性的变化，更使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带有特别重要的性质。”（23日）

发表本：

“过去我们已经多次讲过用民主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这个问题，并且在工作中基本上就是这样做的，很多干部和人民都在实际上懂得这个问题。为什么现在又有人觉得这是一个新问题呢？这是因为过去国内外的敌我斗争很尖锐，人民内部矛盾还不像现在这样被人们注意的缘故。”（371页）

4月社论：

“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在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各个环节上，仍然会产生不完全相适应的情况，也就是说，仍然会产生矛盾。”（13日）

发表本：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373页）

4月社论：

“我国现在虽然实现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全行业公私合营，但是资产阶级还存在着；虽然实现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合作化，五亿以上的原来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以至资产阶级思想还将在一个长期间存在。我国的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原来就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范围，现在在思想上离工人阶级化还有一个相当大的距离。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在我国学术文化的领域内有所表现，是必然的，完全不足为奇的。”（10日）

发表本：

“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在工商业的公私合营企业中，资本家还拿定息，也就是还有剥削；……农业生产合作社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有一部分也还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374页）

“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390页）

“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一定要反映出来的。一定要在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上，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要他们不反映不表现，是不可能的。”（392页）

4月社论：

“在我们国家里，思想改造对每一个人都是需要的。因为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空前未有的伟大变革的时代，新事物天天在成长着，旧事物天天在衰亡着；旧的矛盾克服了，新的矛盾又出现。在这样的时代里，每一个真诚走社会主义道路而又不甘落后的人，包括工人和我们共产党人在内，都要时时进行自我改造，才能使自己的思想认识、作风，适合于社会发展的要求。现在还拿着定息、思想作风跟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还有很大距离的工商业者，为什么就不要进行改造了呢？”（22日）

发表本：

“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人人需要改造，剥削者要改造，劳动者也要改造，谁说工人阶级不要改造？……我这个人从前就有过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马克思主义是后来才接受的。我在书本上学了一点马克思主义，初步地改造了自己的思想，但是主要的还是在长期阶级斗争中改造过来的。而且今后还要继续学习，才能再有一些进步，否则就要落后了。难道资本家就那么高明，反而再不需要改造了吗？”（382～383页）

4月社论：

“现在，有某些工商业者不承认有两面性。……这是不符合事实的。资本家放弃了对生产资料的支配权，在企业里担负一定职务，从这一点上说，他们已经是企业的公职人员。……但是，另一方面，由于资本家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还没有最后被废除，资本家还拿定息（仍是一种剥削），所以在他们和工人之间仍然存在着阶级关系。”（22日）

发表本：

“有人说，中国资产阶级现在已经没有两面性了，只有一面性。这是不是事实呢？不是事实。一方面，资产阶级分子已经成为公私合营企业中的管理人员，正处在由剥削者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转变过程中；另一方面，他们现在还在公私合营的企业中拿定息，这就是说，他们的剥削根子还没有脱离。他们同工人阶级的思想感情、生活习惯还有一个不小的距离。”（383页）

4月社论：

“工商业者必须明确认识：以企业为基地、通过工作的实践，是改造自己的主要方法。”（22日）

发表本：

“工商业者的彻底改造必须是在工作中间，他们应当在企业内同职工一起劳动，把企业作为自我改造的基地。”（383页）

4月社论：

“一切真理从来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也从来是在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没有这种斗争，也就不能有真理的发展，不能有马克思主义的发展。”（10日）

发表本：

“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390页）

4月社论：

“马克思主义不害怕各种错误思想的批评，因为历史表明，即使是在资产阶级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各种同马克思主义敌对的理论也没有阻止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思想斗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动力。”（10日）

发表本：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真理，它是不怕批评的。如果马克思主义害怕批评，如果可以批评倒，那末马克思主义就没有用了。事实上，唯心主义者不是每天都在用各种形式批评马克思主义吗？抱着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而不愿意改变的人们，不是也在用各种形式批评马克思主义吗？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害怕任何人批评。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在人们的批评中间，就是要在斗争的风雨中间，锻炼自己，发展自己，扩大自己的阵地。”（391页）

4月社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只能帮助而不会妨碍马克思主义的发展。”（10日）

发表本：

“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相反地正是会加强它的这种地位。”（391页）

4月社论：

“工人阶级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群众的利益，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所以它只剥夺反动阶级、反革命分子的言论自由，而充分保障人民群众的言论和信仰的自由。”（10日）

发表本：

“对于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应该采取什么方针呢？对于明显的反革命分子，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分子，事情好办，剥夺他们的言论自由就行了。对于人民内部的错误思想，情形就不相同。禁止这些思想，不允许这些思想有任何发表的机会，行不行呢？当然不行。”（391页）

4月社论：

“我们的党从来就重视各民主党派的作用，并且在很长期间认真地保持了和发展了同这些党派的统一战线。各民主党派都曾对人民革命事业有所贡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党同各民主党派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去年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改变了我们国家的整个面貌，也加速了各民主党派的进步。在这种新的形势下面，我们党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26日）

发表本：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口号，也是我国具体的历史条件的产物。这个口号并不是突然提出来的，它已经经过了好几年的酝酿。长期共存的思想已经存在很久了。到去年，社会主义制度已基本建立，这些口号就明确地提出来了。”（394页）

4月社论：

“当然，我们首先需要党内广大党员群众的监督，需要来自广大劳动群众的监督；但是在同时，我们也需要来自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因为他们代表了社会上一个方面的意见和要求，并且他们有一定的政治经验和业务专长，往往能够提出中肯的意见和批评。”（26日）

发表本：

“主要监督共产党的是劳动人民和党员群众。但是有了民主党派，对我们更为有益。”（394～395页）

“四月社论”不只是大量透露了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的内容，还透露了他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的内容。例如：

4月社论：

“我们的社会很久以来就处在大变动中间了。抗日战争时期是大变动，解放战争时期也是大变动。但是现在的大变动要比过去的大变动深刻得多。现在我们是在建设社会主义。……存在决定意识，这样深刻的社会大变动当然要深刻地反映到人们的思想上来。”（23日）

发表本：

“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期。中国社会很久以来就处在大变动中间了。抗日战争时期是大变动，解放战争时期也是大变动。但是就性质说来，现在的变动比过去的变动深刻得多。我们正在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大变动当然要反映到人们的思想上来。存在决定意识。”（403页）

4月社论：

“我们国家这个时期的社会大变动，是一场伟大的、用和平的方法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这个斗争基本上是健康的。但是任何新出现的东西都需要有一个巩固的时间，新的社会制度也需要有一个巩固的时间。例如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就大约需要五年的时间才能巩固；不能设想合作社一建立起来就巩固了。那是不可能的。”（23日）

发表本：

“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一场伟大的斗争，是社会制度和人的相互关系的一场大变动。应该说，情况基本上是健康的，但是，新的社会制度还刚刚建立，还需要有一个巩固的时间。不能认为新制度一旦建立起来就完全巩固了，那是不可能的。”（403～404页）

4月社论：

“我国的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原来就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范围。”（10日）

发表本：

“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409页）

4月社论：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并不是什么一时的，权宜的手段，而是为发展文化和科学所必要的长期的方针。”（10日）

发表本：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414页）

将《人民日报》1957年4月间发表的几篇社论同毛泽东两篇讲话正式公布的文本对照，就会发现有些段落甚至字句都基本相同，字句不尽相同的却也表达了相同的意思。应该说是可以看出两者的渊源关系了。可以认为，这些社论是为了向广大公众传达毛的讲话内容而写的，相当准确地介绍了讲话的内容。因此，从这些社论中，也就多少可以推知毛泽东的两篇讲话正式公布之前作了些怎样的修改了。

没有人会愚蠢到认为“发表本”同“四月社论”的所有差异都是毛泽东对讲话记录稿的修改。至少，为了适应社论这种文体的要求而作的技术处理就有多处。但是，如果明白这讲话正式发表前所以要修改整理的目的，就是要将动员人们解除顾虑积极投入鸣放的文件，改为反击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文件，就不难看出一些修改的痕迹。例如，“四月社论”中原来有一些鼓励鸣放、肯定鸣放的意思，在“发表本”中没有了。可以设想这是整理记录稿时删去的。

例如，10日的社论批评了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四人的文章《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认为“他们本身的态度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是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社论还就此提出：“不但应该批判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而且应该批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的歪曲，批判对于教条主义的自由主义态度。”大家知道，毛泽东在两次讲话中都批评了陈其通等四人的文章。可是在这两篇讲话的“发表本”中，批评四人文章一事没有任何痕迹了，并且在涉及教条主义的时候采取了这样的提法：“我们在批评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注意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

就在这同一篇社论中，原来还有这样一段话：

“不言而喻，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是以承认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存在为前提的；没有了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也就无所谓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因此，用马克思主义教育人民，不但不依靠强力去‘消灭’人民内部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而且允许和要求在人民中间进行不同思想的讨论，以便让人民通过这种讨论自觉地达到正确的结论。”

作者在这里表现了马克思主义在同非马克思主义思想论战中必胜的信心。在“发表本”中，这一些话不见了，看见的是：

“我们不应当用压制的办法不让他们表现，而应当让他们表现，同时在他们表现的时候，和他们辩论，进行适当的批评。毫无疑问，我们应当批评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想。不加批评，看着错误思想到处泛滥，任凭它们去占领市场，当然不行。有错误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

两种态度的差别应该说是很明显的。或者有人会说：这两段话的意思差不多，“让他们表现”就是“承认其存在”，“压制的办法”就是“依靠强力去‘消灭’”，“辩论”同“讨论”也差不多……对于这种强辩只须反问一句：如果两种说法真是那么相同，为什么后来不保留“四月社论”那样的说法呢？

23日社论中有“由于党的工作人员的宗派主义错误所造成的党和非党群众特别是非党的知识界之间的某种紧张关系”这样的提法，在“发表本”中当然不会出现了。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情况已经完全明朗，所有非党群众特别是非党的知识界都是衷心拥护党的，这中间并无任何紧张关系。如果有谁同党的关系紧张，那他就不能再算是非党群众和非党的知识界人土，都已经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了。退一万步说，即使真有那么一个半个落后群众同党的关系有些紧张，那原因也决不是党的工作人员的宗派主义错误，而是因为居心叵测的右派分子从中挑拨，这个挑拨者也必定可以找得出来。这是反右派斗争中暴露出来的无数事实所反复证明了的。

26日的社论中有这样一段：

“在各民主党派中央的会议上，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有些地方组织对各民主党派的独立平等的地位不够尊重，有些共产党员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以致不少党外人士有职无权的现象，也都提出了批评。我们认为这些批评从基本上看是正确的，中肯的。我们欢迎这种批评，这种批评是实现‘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一方针的重要方法。”

在“发表本”中，就找不到这样的意思了。民主党派会议上的这些言论，在4月26日发表社论的时候，从基本上看是正确的。可是经过了5月事情正在起变化，到6月19日发表讲话的正式文本之时，这些谈论就是大错特错的了。

同一篇社论中还说了，“为了真正作到‘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我们更要充分尊重各民主党派的独立、自由和平等。凡是各民主党派内部的事务，应该由各民主党派独立的自由的去处理，我们党不应该加以任何干涉”。大约只有最权威的人物才有资格用这种口气说话。可是在“发表本”中再也找不到这样的意思了。

此外，《文汇报》的徐铸成的回忆文章里也转述了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说的一些意见。

3月10日，毛泽东和新闻出版界的部分代表座谈，他对刚复刊不久的《文汇报》表示了赞赏，握着徐铸成的手说，你们的《文汇报》办得好，琴棋书画，梅兰竹菊，花鸟虫鱼，应有尽有，真是办得好。我下午起身，必先找你们的报看，然后看《人民日报》，有工夫再看其他报纸。

徐铸成提问：关于在报纸中宣传“双百方针”，我觉得心中无数，难以掌握。怕抓紧了犯教条主义错误，抓松了犯修正主义错误，请主席指示，该怎么掌握。

徐铸成关心的是，请示的是，怎样才能宣传好“双百方针”，怎样宣传才合毛泽东的心意。可见他是既不愿意犯教条主义错误，也不愿意犯修正主义错误，即资产阶级方向错误的。

毛泽东没有正面回答徐的提问，只是笑着说：我们当年打仗的时候，一点打仗的经验也没有，就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你们各位是有了二十多年办报经验，应该好办得多了，如何掌握，这叫做从打仗中学习打仗嘛。

宣传的尺度得自己掌握，不言而喻，宣传的责任也得自己承担了。

据徐铸成说，毛泽东还谈到了宣传的片面性问题。他说，不要怕片面性，片面性总是难免的嘛。我看任何人都难免有片面性，年轻人也有。李希凡有片面性，王蒙也有片面性。在青年作家中我看姚文元的片面性较少[2]。这是一个不祥的预兆：上海滩上的小文人姚文元已经在毛泽东的眷顾之中了。

[2]以上据徐铸成《“阳谋”——1957》，见《新华文摘》1989年第2期第146页。

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么样？毛泽东回答说：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不会写的，但更多的可能是会写。俗话说得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会写。现在有些作家不敢写，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我们没有为他们创造敢写的环境，他们怕挨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本身唯物论未学通。是彻底的唯物论者就敢写。鲁迅的时代，挨整就是坐班房和杀头，但是鲁迅也不怕。现在的杂文怎样写，还没有经验，我看把鲁迅搬出来，大家向他学习，好好研究一下。[3]

[3]《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190～191页。

座谈中已经接触到了划分学术问题和政策问题这一点。毛泽东说，关于百家争鸣问题，完全学术性的，在报上争来争去不会有影响。至于政策性的，恐怕就要分别一下情况。但是划范围也有困难，因为政策那么多。比如，你们说的节育和晚婚的宣传，报上文章一多了，有人就以为要修改婚姻法，赶快去结婚。这样，报纸也难办。[4]

[4]《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194页。

这里，他分了一下层次。学术性的问题，魏晋清谈似的，争来争去也不打紧。工作中具体政策上的争论，就要分别一下情况。至于政治性的问题，这里他没有说，以后是说了的，10月13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他说他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限于文学艺术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后来右派要涉及政治，就是什么问题都要鸣放。[5]这就是说，让鸣放涉及政治领域的，是右派。

[5]《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85页。

座谈会上，毛泽东说，说到办报，共产党不如党外人士。由这一点又谈到外行领导的问题。他说，说共产党不能领导科学，这话有一点真理。现在我们是外行领导内行，搞的行政领导，政治领导。他以为这在当时是不得已的，他说，这种行政领导的状况，在现在的过渡时期，只好这样，将来是要改变的。[6]他无意于为外行领导辩护，以便长期保存这种状况。到了反右派斗争中，这却成了一条分界线，他在八届三中全会上说：右派说我们不能领导，“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我们驳右派说，我们能领导。我们能者是政治上能。[7]这就是说，批评外行领导的，是右派。

[6]《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192～193页。[7]《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72页。

在座谈会上，毛泽东甚至说他想辞掉主席这个职务去给报纸写文章，辟专栏，当专栏作家的奇想。这当然是他能够作出的对于新闻工作的最高的评价。座谈会上的老报人听了，那种兴奋和愉快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还提出了一个百家争鸣实质上即两家争鸣的论点：“我们提倡百家争鸣，在各个学术部门可以有许多派、许多家，可是就世界观来说，在现代，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8]

[8]《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09页。

这个百家争鸣实质上即两家争鸣的颇为新颖的论点，并不是毛泽东一时兴之所至随口说出的妙语，而是他的一种很执著的观念。宣传会议结束之后，他到一些城市巡行，在天津、济南等地的党员干部会上又把这意思说了一遍。这篇讲话在1964年正式发表的时候，删去了不少内容，这一个论点却没有删去，可见他到后来依然持这种看法。

把学术上的各家各派依其世界观归口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家中去，是什么意思呢？用他后来修改这两篇讲话时加写的字句来表达，这两家争鸣也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9]这种“争鸣”的结局是预先就确定了的：只能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克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一个吃掉一个，结果就只能是一家独鸣了。这也就是不承认马克思主义在百家争鸣中也只是平等的一家。这同原来对于百家争鸣的解释，例如他自己说的科学上不同学派的自由争论，[10]或者陆定一说的，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已经不是一回事了。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是很复杂的，是有反复、有矛盾的。而这“两家争鸣”论，就是连结“百家争鸣”和反右派斗争的过门。人们不应该把从整风到反右的这个转变单纯看成是他受到外界的刺激才作出的决策。

[9]《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89页。[10]《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88页。

这种两家争鸣的思想，在反右派斗争中还没有显示出它的全部威力。人们很容易联想到1966年宣告“文化大革命”开始的《五·一六通知》，它批判“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口号，提出了与之对立的“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的口号，难道不正是“两家争鸣”思想更带理论色彩的表述吗？有“两家争鸣”思想，就会有反右派斗争，也就会有“文化大革命”，这相关连的脉络是够分明的了。

毛泽东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使得他的听众如醉如痴。傅雷应邀从上海来参加全国宣传会议。会后他写信给在波兰留学的儿子傅聪。在这封完全不准备发表的家书中，他说：

“毛主席的讲话，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富于幽默感；而且没有教训口气，速度恰当，间以适当的pause（停顿），笔记无法传达。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讲话的逻辑都是隐而不露，真是艺术高手。沪上文艺界半年来有些苦闷，地方领导（按：指当时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抓得紧，仿佛一批评机关缺点，便会煽动群众；报纸上越来越强调‘肯定’，老谈一套‘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等等。（这话并不错，可是老挂在嘴上，就成了八股）。毛主席大概早已嗅到这股味儿，所以从1月18日至27日就在全国省市委书记大会上提到百家争鸣问题，2月底的最高国务会议更明确的提出，这次3月12日对我们的讲话，更为具体，可见他的思考也在逐渐往深处发展。他再三说人民内部矛盾如何处理对党也是一个新问题，需要与党外人士共同研究；党内党外合在一起谈，有好处；今后三五年内，每年要举行一次。他又嘱咐各省市委也要召集党外人士共同商量党内的事。他的胸襟宽大，思想自由，当然国家大事掌握得好了。毛主席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会贯通了的人。”[11]

[11]《傅雷家书》增补本，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58页。

傅雷并不以研究马克思主义著称，他在这方面的赞扬并不足为荣，但他的景仰之情却是十分真诚的。几个月之前，波兰政局剧变，这时还在动荡之中。傅聪在这样一个环境中留学，情绪也颇受影响。傅雷在信中对他说：“你近来情绪不大好，你看了上面这些话，或许会好一些。千万别忘了我们处在大变动时代，我国如此，别国也如此。毛主席只有一个，别国没有，弯路不免多走一些，知识分子不免多一些苦闷，这是势所必然，不足为怪的。”[12]

[12]《傅雷家书）增补本，第160页。

傅雷不是一个轻易佩服别人的人。从他的家书中，可以看出毛泽东的这些讲话是如何深深赢得了孤傲的知识分子的心。

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批评了陈其通等四人的文章，明确表示他不赞成，同时还对《人民日报》发表该文之后长时间不表示态度提出了严厉的批评。邓拓听了颇觉紧张，于是急急忙忙从来稿中找出陈辽的一篇批评文章登在3月1日的报纸上。陈辽并没有从对于新方针是拥护还是抵制这样的高度来立论，还“认为其中有不少有价值的意见，对目前的文艺工作是有好处的”。他认为，这篇文章的毛病，“是在于他们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以后的文艺工作中的个别的、不是根本性的缺点，当作全面的、根本性的缺点，于是也就认为目前的文艺工作简直是‘糟得很’了，是很堪忧虑的了”。陈辽认为：“我们目前文艺工作的主流是‘好得很’的，至少不是‘糟得很’。”陈辽以他自己对文艺界状况的估计，逐条反驳陈其通等人的估计。这基本上是一篇就事论事被动应战的文章，与毛泽东的批评所提到的高度差距很大。只是《人民日报》一时间拿不出更加符合要求的批评稿件。匆忙间只好先发表这一篇再说。

接着，《人民日报》又约请茅盾写来了批评文章（3月18日见报）。茅盾已经听过毛泽东的讲话，因此他能够站在新方针的高度来批评陈其通他们了。茅盾说：

“他们的文章是缺乏说服力的，批评方法是教条主义的，其结果不但不能对小资产阶级思想作有效的斗争，而且给读者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原来是弊多利少的印象，给广大的、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下鼓舞活跃的知识分子一瓢冷水。”

“陈其通等四位同志反对小资产阶级艺术思想。我极端拥护他们这一个主张，而且我以为这应当是我们在文艺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的课题。但我们进行这一思想斗争时，要小心提防回到教条主义的老调，要同时大力反对教条主义；简单地采取禁止‘放’和‘鸣’的方法，不能解决问题。小资产阶级思想的肃清，是长期的、复杂而细致的工作，我们的批评态度应当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批评和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我们的工作方法应当是让大家来‘放’，来‘鸣’，开展自由讨论，从讨论中加强马列主义的思想教育。”

显然，茅盾是把他从毛泽东的讲话中听来的一些意思写到文章里了。

在3月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批评之后，4月4日的《人民日报》集中发表了批评陈其通等的一组读者来信。接着，周扬在答《文汇报》记者问中也批评了他们（4月9日《文汇报》，11日《人民日报》转载），周扬说：

“当现在正在要求排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障碍，鼓励大家来‘放’和‘鸣’的时候，这篇文章实际起了一种障碍‘放’和‘鸣’的作用。因为照这篇文章所举的例证看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来还不过半年多的时间，就产生了如此之多的消极现象，以致反映在文艺上，‘时代的面貌模糊了，时代的声音低沉了’，那末，必然达到的逻辑的结论，就是只有将这个方针收起来。放呢，还是收？在这个迫切的问题面前，我们的作者根据错误的判断作出了错误的回答。造成这个主要错误的原因就在作者对当前文艺状况的考察是片面的，他们是用教条主义的眼光，带着宗派的情绪去观察事物的。”[13]

[13]《周扬文集》，第2卷，第489页。

周扬虽然指出这篇文章起了障碍“放”和“鸣”的作用，还是笔下留情：教条主义吗？只不过带着这种眼光，宗派主义吗？更谈不上主义，不过一点宗派情绪。周扬的答记者问，也批评了钟惦棐，却不说他有右倾机会主义的情绪，而是说他“采取了抹煞一切的态度，把解放几年来电影事业的成就全部否定了”。

在这几个月里，毛泽东多次把陈其通等人作为教条主义的代表、把钟惦棐作为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同时拿出来批评，可是他只是催促《人民日报》批评陈其通等人，并不催促批评钟惦棐。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当时的意图还是排除障碍动员鸣放，再说，他也明白，对于右的观点从来就不会缺少批评的积极分子，并不必他去催促。

马寒冰不久之后服毒自杀，未免令人叹息。忍死须臾，情况就会有所改变。不要多久百家争鸣就会转为反右派斗争，作为另一种倾向的代表多次跟他们一同受到批评的钟惦棐，将成为最早一批的右派分子，而陈其通陈亚丁却可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克服教条主义，投入反右派斗争》的文章。

关于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人民日报》于3月12日刊出林默涵的文章《一篇引起争论的小说》。文章明显反映出了毛泽东的意见。林默涵的文章表示，不能同意对这篇小说的“粗暴的、武断的批评”，他指出：“说北京不会产生这种人物，不但不符合事实，也表现有些人对于艺术上的‘典型环境’这个概念是没有弄清楚的。”林默涵对小说及其作者作出了在他看来是很高了的评价：“小说的作者对于复杂的生活是进行了比较深刻的观察和思索的，因此，他能够在别人所习以为常的事物中看出某种值得注意的东西。可宝贵的，不但是作者的这种能够捉住生活中某些值得注意的事物的能力，还有他的敢于向缺点进攻的勇气。”“应该说，这篇小说在揭发生活中的消极事物，在描绘各种样子的官僚主义者和政治衰退分子方面是比较成功的，是具有一定的深度的。”小说的问题，林默涵认为，是主人公林震的那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孤芳自赏的情绪”，以及作者“抱着同情和欣赏的态度，把那些缺点也当作优点来加以爱抚和赞扬”，“作者痛恨生活中的消极事物，可是他却没找到能够战胜这种消极事物的真正的积极力量”。这些意见同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一贯论断也是相符的。

和宣传会议同时，3月5日至20日，还在北京举行了全国政协第二届第三次全体会议，主题也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民主党派负责人都发言拥护新方针。

民盟中央常务委员邓初民显然赞同从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高度来评价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他在大会发言中还为此说补充了文献上的根据。他在引用了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中的话，引用了列宁的两段话之后，接着说，“我国的党和毛主席在新的条件下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内部矛盾的理论”。

民进中央主席马叙伦谈到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他说：“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民主党派最基本的一项工作就是要帮助它的成员和所联系群众逐步地改造自己，消除资产阶级思想残余。”

民盟中央副主席、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章伯钧的发言，在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时候，大抵是复述毛泽东讲话中的一些意见，没有发表什么他自己的不同见解。在谈“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时候，态度也很合作，他说：“我们不是为长存而长存，我们是要为实现社会主义而长存，为国家和人民谋福利而长存。为要做好工作，保证长期共存，依我看，就不要为发展而发展，而要继续坚持发展与巩固相结合的方针。在不稳固的基础上遍地摆大摊子，大开放主义，是很危险的。”对于几年来的肃反工作，章伯钧表示了赞扬，以为这“对于人民对于国家建设是一件极有益的不可少的事情”，他认为民主党派机关干部和一些高级干部都应该参加肃反运动。

民盟中央另一位副主席罗隆基的发言，题目是《加强党与非党知识分子的团结》。他认为：“一年来在学术思想方面，‘百花齐放’，放者不多，‘百家争鸣’，鸣者太少。基本原因还在一般高级知识分子顾虑太多，猜疑太重，以致花不敢放，家不敢鸣。”他以为，这是因为“某些党员干部和党外少数进步人士，对思想学术的‘放‘者‘鸣’者，不借口诛笔伐，‘包抄’‘围剿’，以求正人心，息邪说，卫道统。这就使一般旧知识分子无所适从，逡巡不进，瞻前顾后，栗栗危惧。”罗隆基提出了一个“‘落后’与‘外行’之间的隔膜”这样的提法。意思大约是在一些干部眼中，知识分子是“落后”，在知识分子眼中，一些干部是“外行”吧。他还谈到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愿做脱颖而出的毛遂者少，愿做隆中待访的诸葛亮者多。若得三顾茅庐，必肯鞠躬尽瘁”。他没有忘记声明：“我不是说在今天的新社会里，还必须用‘礼贤下士’、‘三顾茅庐’的旧方式来团结高级知识分子，这绝不是的。我必须指出，今天批评、斗争和改造的团结方式同‘士’所期望的‘礼’之‘下’之是有矛盾的。”

罗隆基在这篇发言中，还提出了一个“应该把个人和党的界线分别清楚”的问题。他说“领导干部执行政策是可能发生偏差的，个人是可能犯错误的。一方面，不可以把个人的偏差看成政策的偏差，更不可以把个人的错误看成党的错误。另一方面，接受党的领导，不完全同于接受党员个人的领导，党员个人的威望不等于党的威望。批评个别党员，不管批评是否妥当，不等于反党，更不等于反革命。”

罗隆基说的这些落后与外行的隔膜，批评个别党员不等于反党等等，在不久之后的反右派斗争中，都是最触忌讳的右派言论。

政协会闭幕之后不几天，《光明日报》编辑部改组。4月1日，储安平就任总编辑，取代原任总编辑的共产党员常芝青。

为了把这张报纸还给民主党派，增加党外人士发言之地，这一改组早在1956年陆定一在怀仁堂作报告之后不久就开始酝酿了。曾经有过请徐铸成主持该报的考虑。徐不肯脱离班底只身到一个陌生的场地上去，敬谢不敏。现在鸣放正在推向高潮，这事不好再拖，胡乔木登门敦请，请出了储安平。

新任总编辑上任的第一天，由社长章伯钧陪同到报社。他对前来欢迎的各部主任说，我到这里来工作，李维汉部长支持我，党是我的后台。他马上以全部精力投人新的工作，发出了一百多封征稿的信件，派出好些记者到上海、南京、武汉、广州、西安、兰州、沈阳、长春、青岛这些城市去开座谈会，动员鸣放。

毛泽东本人也要到一些城市去，向地方上党的干部宣讲他的新方针。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一结束，经过三天的准备，3月16日他就启程了。17日在天津，18日在济南，19日在南京，20日在上海，都在当地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4月初中共中央上海局在杭州开会，他也到了杭州，听了到会各省市的汇报，同他们讲了话。

同他在最高国务会议和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比起来，这几次的讲话因为听众情况的不同，他讲的侧重点也不同。在北京的那两次会议上的讲话，是党内外人士一起听的，而且党内的也多是一些高级知识分子。他向他们讲新方针，是为了解除他们的顾虑，动员他们积极鸣放。在外地的这几次讲话。听的都是党内的干部，对自己的一些想法就讲得更加坦率，目的是消除党的干部的疑虑，教他们不要害怕新方针，不要怕人家鸣放。

4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以《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题的社论，首次在报纸上正面阐发毛泽东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社论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并不是什么一时的、权宜的手段，而是为发展文化和科学所必要的长时期的方针。它说，我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范围，他们的思想必然在学术文化领域内有所表现，这问题只能用说服的方法解决，如果采取压服和禁止的办法，那么，对于党和马克思主义者说来，这并不是实现自己的任务，只是取消自己的任务，而且这样作的结果只能是压而不服，禁而不止。社论还认为“双百方针”只能帮助而不会妨碍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这篇社论对陈其通等四人的文章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认为他们“对于目前文艺界状况画了一幅吓人的暗淡的图画”。社论说：

“何以会有这种极端歪曲的估计呢？这是由于，到现在为止，党内还有不少同志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实际上是不同意的，因此他们就片面地收集了一些消极现象，加以渲染和夸大，企图由此来证明这一方针的‘危害’，由此来‘劝告’党赶快改变自己的方针。但是，党不能接受他们的这种‘劝告’，因为他们的方针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

社论结尾处，《人民日报》还作了自我批评：“本报在发表了他们的文章以后，长期间没有加以评论，是造成这种混乱的重要原因之一。”社论表示：“不但应该批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而且应该批评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的歪曲（这是指陈其通等四人文章），批判对于教条主义的自由主义态度（这是报社的自我批评）。”

这时毛泽东刚从南方回来不久，看了这篇社论颇为赏识。当天中午，他把邓拓，《人民日报》的几个副总编辑和编委找去，特别指名要这篇社论的执笔者王若水也去，在他的卧室谈了一个下午。

毛泽东说，看了今天的社论，虽然发得晚了一些，总算对陈其通等四人的文章表了态。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已经开过一个多月了，共产党的报纸没有声音，而让非党的报纸抓住这面旗帜。……

邓拓汇报，他一上来就作检讨，但他的话多次被毛泽东措词尖锐的批评打断：

我看你们是专唱反调，专给陈其通等人唱。

你们不是党报，是派报。

过去我说你们是书生办报，不对，应当说是死人办报。

邓拓解释：过去中央曾有规定，党的会议不发消息，主席讲话没有公布前，也不引用。……

毛泽东说：“中央什么时候有这个规定？最高国务会议发了消息，为什么不发社论？为什么把党的政策秘密起来？宣传会议不发消息是个错误。这次会议有党外人士参加，为什么也不发消息？党的报纸对党的政策要及时宣传。最高国务会议以后，《人民日报》没有声音，非党报纸在起领导作用。党报被动，党的领导也被动，这里有鬼。鬼在什么地方？”

邓拓：我对这件事没有抓紧……

毛泽东：不是没有抓紧，而是没有抓！

毛泽东显得很恼怒。他说，在1月份的省委书记会上，他印发了陈其通四人的文章。当时他说过，这四位同志是忠心耿耿，为党为民，但文章是教条主义的，他是不同意他们的意见的。但邓拓和一些省委书记回去传达，都说主席表扬了他们。为什么会听错？这叫做各取所需。《人民日报》登了一篇驳陈其通四人的文摘是客观主义的，也没有报纸编辑部的意见。

毛泽东肯定了当天报上的社论，并询问了写作的过程。

邓拓说：是王若水同志写的。

毛泽东对王若水说：我要请你吃饭。

王若水说：胡乔木同志作了不少修改。

毛泽东说；修改也总有个基础吧。接着。他又说：中央很多会议你们都参加了，参加了回去不写文章，这是白坐板凳，唯一的作用就是增加板凳的折旧费。以后谁写文章，让谁来开会。

毛泽东对邓拓说，我看你很像汉元帝，优柔寡断，你当了皇帝非亡国不可！

邓拓说：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汉元帝，不过我实在是感到能力不够，难以胜任。希望主席考虑撤掉我的职务。我几次诚心诚意地提出过这个请求……

毛泽东又一次地打断他：我就不相信你那个诚心诚意！你只知道汽车出、汽车进，养尊处优。你不能占着茅坑不拉屎。

胡乔木出来解围。他说。《人民日报》曾经搞了个计划，组织过几篇文章，他因为没有把握，压下来了。这事不能全怪报社，他也有责任。

毛泽东的怒气渐渐平息，就双百方针、知识分子问题和编辑工作谈了不少意见。

毛泽东说，百家者，两家而已；资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一家。知识分子百分之七八十是处在中间状态的。争鸣，就是两家争取这中间状态的知识分子。

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可不可以批评？可以。我考虑过，如说对马克思主义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可以批评，而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可以批评，这样说也不好，所以我在报告中笼统地说对马克思主义可以批评。

知识分子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有人说资本主义私有制正在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哪里还会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知识分子的毛可以附在资产阶级的皮上，也可以附在无产阶级的皮上。无产阶级给他们钱，让他教书、办报、做文艺工作，这是赎买他们，要他们转到马克思主义方面来。伯达同志说对知识分子和对资本家一样，也是赎买政策。不过对资本家可以公开这样说，对知识分子不能公开这样说。

现在的知识分子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他们的灵魂依旧在资产阶级那方面。《三国演义》说曹操是奸雄；不要相信那些演义。其实，曹营不坏，当时曹操是代表进步一方的，汉是没落的。

争取知识分子，用什么办法？一种办法是压，这不会使人心服。1953年统购统销时，党和农民的关系很紧张。现在，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相当紧张，知识分子魂魄不安。党内也紧张。还要继续紧吗？我主张松，这样他们就靠拢我们了，有利于改造，不能紧，越紧他们就和我们的距离越远。

谈到报纸，毛泽东排了一个这样的名次：《文汇报》、《中国青年报》、《新民晚报》或者《大公报》、《光明日报》，最后是《人民日报）和各地党报。

当有人提出杂文难写的时候，毛泽东说，杂文要有，整个报纸文风要改进。杂文也可以写得全面一些。鲁迅的杂文就写得很全面。我辞去国家主席职务以后，可以给你们写一些文章。

邓拓说，主席想写杂文，《人民日报》可以辟一个专栏。

毛泽东说，我用自己的名字不方便，用笔名人家也看得出来，不好办。

在谈话中，毛泽东几次批评《人民日报》改出八个版这件事，说纸张紧张，为什么出那么多。有人支支吾吾地说，出八个版的事是中央同意过的。毛泽东问：中央是谁呀？答：请示过主席。毛泽东说，如果是那样，那是我说了昏话。我的很多话你们都听不进去，这件事就听进去了。[14]

[14]4月10日这次谈话的情况，参见王若水《智慧的痛苦》第320～325页。

这时，在高等学校这些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也在组织座谈会，讨论毛泽东的这篇怎样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座谈中出现了很尖锐的意见。像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傅鹰的发言，就语惊四座。他的这两次发言的记录，登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只供领导同志参考”的党内刊物《宣教动态》1957年第51期（5月12日）上，是这一期的头条，文如下：

傅鹰对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提出尖锐的批评

北京大学教授傅鹰在北大化学系讨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座谈会上作了几次发言。

第一次（4月27日）座谈会上的发言如下：

年轻党员如同国民党特务

党和党外人士关系不好，首先是由于“三反”时的偏差。“三反”后，教授们谈话，只要来了个党员，便都相视而笑，说些专门给党员听的话，其实教授们并非在骂毛主席，也许是在谈梅兰芳的《贵妃醉洒》。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斗争时，党员会说，某次我听见傅鹰在议论梅兰芳，为什么不尊重艺术家？这是什么思想？什么根源？所以我对于年轻党员的看法，就同在重庆时对国民党特务的看法一样。特别是对正在争取入党争取转正的人有戒心。他们越多打你几棍子，入党转正的机会就越大。

没有把握不再来“三反”

现在说话虽然已无杀头的危险，甚至也无失业的危险，但没有把握不再来个“三反”。运动来了，给你提意见的不是毛泽东、周恩来（要是毛泽东、周恩来提意见，保证愿意接受），而是那些年轻的党员、团员。他们在大会上大骂你一通，骂你三分混蛋，你承认五分混蛋，这才鼓掌通过。事后说是搞错了，他只到你一个人面前道歉。为什么科学家都想到北京来？因为运动中偏差的大小与离北京的距离成正比。我相信党，但不相信个别党员不会作难。不怕官，只怕管。好汉不吃眼前亏。你可以批评人家没骨气，为什么不扛起来？这种批评不对。求生是动物的本性，吊打是“不可逆”反应。

当然不是说所有党员都坏，党员和非党员有一个共同之点：良莠不齐。

我最讨厌思想改造

我最讨厌“思想改造”，改造两字，和劳动改造联在一起。有了错才要改，我自信一生无大错，爱国不下于任何党员，有什么要改？现在所谓“改造”，就是要人在什么场合，慷慨激昂说一通时髦话，引经据典，马、恩、列、斯。何必要用任何人都听不懂的话去说人人都懂的事？化学系只我一个人没上夜大学，受不了。夜大学教员把人都当作全无文化。毛主席说一句话，本来清清楚楚，偏要左体会右体会。煤是黑的——就完了。非要说什么“煤之黑也，其不同于墨之黑也，它和皮鞋油又如何如何”，全是废话。

把不好的思想说成资产阶级影响是不公平的

人们有什么不好的思想行为，总说是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这是不公平的。资产阶级思想的老祖宗无非是孔夫子，孔夫子几曾教人贪污，损人利己，唯利是图？我从小就念孔夫子那一套，不觉得有什么错。张子善、刘青山、高岗也不代表无产阶级。

一个化学家怎么可能是唯心的

我不懂一个化学家怎么可能是唯心的。自然科学自然而然就是唯物辩证的。我看过很多哲学书，很欣赏贝克莱，但他终于搬出上帝来，我就不信他了。

前年我在《化学通报》上写了一篇文章（记者按：题为《高等学校的化学研究——一个三部曲》，载《化学通报》1955年9月号），范长江在北大演讲，说我反对党的领导，至少是对老干部没有同情心。那时我刚从石油学院来，石油学院的老干部有一条公式：我是老党员，你是群众，所以，你是错的。这还有什么可说。石油学院的年轻党员，指指点点，我应该如何如何做研究。受不了。他们要跟我谈学问，还得先学五六年，还要下苦功学呢。在石油学院我跟两个小孩一起教普通化学，我根据多年经验，建议把某个教学次序倒转一下，那两个小孩不听，非要照格林卡（按：是苏联教本）的讲。你不听有自由，但反过来却在校刊上批评我学习苏联不积极。其实，我一人看的苏联文献比全石油学院的教授看的还多，他们只看过一本格林卡。

×××“集教条主义之大成”，应作公开检讨

学苏联要一板一眼的学，这是×××的主张，他集教条主义之大成。如果这样何必还要师资，开录音机就行了。据闻，×××在党内检讨过种种错误，检讨了什么我们全不知道，不满意。（邢其毅教授后来点明说，傅鹰的意思就是要×××到北大或是别的地方作公开检讨。邢说，×在一次报告中说知识分子“三月不见英美文献，如丧考妣”，这简直是骂知识分子的祖宗；×在另一次报告中公然号召“学苏联就是要教条的学”。邢说，虽然×是中央候补委员，我对他还是有意见。他如果作个公开检讨，很有好处。）

我和党是同奔一个门，事实证明，他认路比我认得好，我自然跟着他走，并没有被领导的不愉快感。

党对知识分子的脾气还没摸对

党到现在对知识分子的脾气还没有摸对。知识分子的要求就是要把我们当自己人，如此而已，并不需要优待。加了薪便感激涕零，那么蒋介石给更多的钱，怎么办？岂不危险？看电影时，特别留着好位子，坐在这种特殊座位里，心里就想：还是把我当客人。用现在比过去的方法教育知识分子，根本不对头。现在比过去好，因此应该拥护现在的政府，这个逻辑用于知识分子就很危险。过去我刚回国时，住了十三间房，五个澡盆，每月六百元薪水。按这个逻辑推下去，我岂不要反对政府？

知识分子就是爱国

知识分子就是爱国。我父亲从前在外交部做事，从小我就听他说，从康熙尼布楚条约到辛丑条约，每条都是中国吃亏。宣统三年我到上海，公园牌子上写着“中国人与狗不许入内”。后来到美国，过国境到加拿大看瀑布，日本人可以自由来往，中国人就不行；我到物料科领药品，那里的人说，“你们中国人学科学干什么？”我一生的希望就是有一天中国翻身，现在这个希望实现了，所以我拥护这个政府。共产主义我不了解，从书本上看的来说，意识形态方面我不见得全同意，但共产党把国家弄成现在的气派，我拥护它。

但我心里还是有不快，党还是把我当外人。我十分力气只使出六分，并不是不愿意使出全力，是没有机会，还没有和党做到知己。

第二次（4月29日）座谈会上的发言如下：

学校里的衙门习气比解放前还重

学校里至今没有建立起学术风气，衙门习气比解放前还浓厚。在教学、做研究方面，教授的把握最大，教授应对学校的一切有发言权，应尊重他们的意见。解放以来，教授没有地位。留哪个毕业生做助教是由人事处决定的，全凭政治水平，入选的机会，党员比团员大，团员比群众大。什么叫政治水平？我以为，爱国，百分之百拥护政府，政治就够条件。人事处全是一帮孩子，不知大学该如何办，不懂哪能不主观？化学系一个复员军人学生，党员，去年因为侮辱女生，开除出党了，校方处分是留校察看，今年他又在实验本子上大骂教师，我们教研室教师全都认为这回该开除了，人事处不同意。不知人事处凭什么资格不同意。最好废除人事处。如果废不了，至少要他们了解自己的地位，不能掌生杀之大权。教授评级，最后也是由人事处定的。人事处的毛孩子，有没有“术”不知道，“不学”是定了的。不学的人在学校作主，何堪设想？冯新德教授太太神经有病，要求换个清静房。唐有祺教授家人多，要求换个大房。总务科就是不理，我家旁边有一幢大房子，空了一年，也不肯给他们住，现在给新上任的科学研究处副处长（指×××，新入党）住了。现在是长字辈的吃得开，后果何堪设想？当长，什么人都可以，摆一块木头在那里，它也能当长。但木头不能讲课。当长等于穿一件衣，穿了脱了都无所谓的，长与学问并不成正比，常是成反比的，做学问的人就不是当长的料。

真进步是把意见贡献出来

也不能完全怪学校领导，教授本身也要负责。不顺眼为什么不说？宪法规定了言论自由。毛主席提出了百家争鸣以后很久并不热闹，现在才热闹起来。以前没人敢说，偶尔有几个不识时务的人说了，好家伙，我几乎和胡风弄到一起去了，马列主义教研室的人就是这样说我的（按：指傅在《化学通报》上那篇文章的事），不敢说，是没肩膀。很大一部分“进步分子”是光拣领导爱听的话说，昨天还是国民党，今天又申请入共产党，这样的人不只一个，算进步我不信。真进步是把意见贡献出来，把国家办好，中国知识分子有气节传统，不会阿谀谄媚。现在“气节”两字不时新了，说是封建的。三反时，凡是1949年以前的全都要不得。自己半辈子努力培养了多少学生，也全给批判掉了，说是为蒋介石服务。

并非主张教授治校，但应与教授商量。

我并非主张教授治校，虽然有人这样提了。工作应该与教授商量。这次北大校委会讨论评奖问题，尊重教授意见，决定取消了，这才是民主；但早尊重教授意见，也不必花这么多时间来讨论。校长请教授去喝咖啡等等倒不必。把教授当作自己人，遇事征求意见，教授意见错了可以和他争，如果敷衍敷衍，错了也不驳，我就感到是把我当外人。

党和知识分子关系紧张，是党员瞎汇报的

邢其毅教授问为什么人民日报社论说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最紧张，我说，这又不知是底下的党员如何向上瞎汇报的，我就不信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比和农民和资本家的关系还紧张。党员瞎汇报的例子很多。周总理有一次说我国有机化学达到国际水平，我说没有那回事，大概又是汇报得不对。（科学处）[15]

[15]转引自龚育之《毛泽东与傅鹰》，载《百年潮》双月刊，1997年第1期。

傅鹰的这些话，给毛泽东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4月，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了第七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在统一战线工作方面贯彻“双百方针”。认为在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基本上已经过去的时候，处理统一战线内部各种矛盾要贯彻“放”的方针，“鼓励党外人士唱对台戏”。“对台戏”这提法也是从毛泽东那里来的。1月他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说，“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16]。对此李维汉在会上作了这样的解释：

[16]《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55页。

“对台戏是人民内部和阶级间公开合法的斗争，对处于执政地位和领导地位的我们党来说，特别需要健全和发扬人民民主，需要广大人民群众包括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种对台戏。这种对台戏，是我们同党外人士一道解决问题和改进工作的最有效的方式，也是最生动地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促进思想改造的最好的方法。”[17]

[17]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第830页。

这次会议还对去年以来阶级斗争形势和左中右的政治分野作了具体分析，认为1956年下半年“一股反社会主义制度的风，又一般反思想改造的风，逐渐地刮起来了。这股风主要是从右派那里吹来的”，显然他是把章乃器这样的人划入右派了。有意思的是他说：“这些现象是人民内部矛盾的反映，要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办法来对待这股风。右派也是人民的一部分，只能这样对待。”[18]从这里也就可以知道，后来那样的反右派斗争，（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所说的“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右派是反动派、反革命派”[19]，都在中央统战部长的意料之外。

[18]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第829页。[19]《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56页。

在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见报的前一天，4月30日，毛泽东对整风作了最后一次动员。这天，他在天安门城楼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座谈会，请他们帮助共产党整风。他说，整风的总的题目是要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反对三个主义。

据民进中央常委吴研因5月30日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说：“毛主席在4月30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对整风运动提出了指示，他说现在是党要整风，要民主党派帮助党整风，并不是要民主党派整风；还说理论学习也可以停下来，否则会冲淡整风运动。”

那天也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李维汉后来回忆说，毛泽东同志的讲话，鼓舞了党外人士向党提批评意见，帮助党整风的政治积极性。[20]

[20]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第831页。

1957年的春天，就在这样一个接一个的重要会议，从1949年以来没有过先例的会议中度过了。人们看到的，是一派祥和之气。

呵，多么令人怀念的不平常的春天！前人有诗叹曰：

此情可待成追忆

只是当时已惘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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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整风半月

在1956年11月举行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准备在1957年开展整

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采用“和

风细雨”的方法。为了使震动最小，他甚至想预先出告示，到期再进行整风，中间

隔几个月，给人留下改正错误的时间，希望到正式整风的时候，主观主义、宗派主

义和官僚主义都大为减少。

1957年3月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 毛泽东谈到准备开始整风， 又一次提出

“和风细雨”，并且说这是党内整风，“党外人士可以自由参加，不愿意的就不参

加”。

4月27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开展这一次整风运动的背

景，这个文件提出：我们正处在一个新的剧烈的伟大的变革中，党在实现自己目标

的斗争中必需同时改造自己；而执政党的地位使许多党员容易采取单纯的行政命令

的办法去处理问题，一部分人还沾染了特权思想。因此决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

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

动。《指示》对于“和风细雨”的整风方法作了具体说明，就是只开人数不多的小

会，或者个别谈心，不开批评大会或者斗争大会，避免片面的过火的批评。对于整

风中检查出来犯了错误的人，只要不是严重违法乱纪，一概不给以组织上的处分。

还有一条规定，也是毛泽东在宣传会议上宣布过了的，就是“非党员愿意参加整风

运动，应该欢迎。但是必须完全出于自愿，不得强迫，并且允许随时自由退出。”

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

告知省部一级的党组织，说：“现在整风开始。中央已同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领导

人士商量好，他们暂时（至少几个月内）不要表示态度，不要在各民主党派内和社

会上号召整风，而要继续展开对我党缺点错误的批判，以利于我党整风，否则对于

我党整风是不利的（没有社会压力，整风不易收效）。”《指示》明确地说，“党

外人士参加我党整风座谈会和整风小组，是请他们向我们提意见，作批评，而不是

要他们批评他们自己”。

为了贯彻执行这两个指示，各地各系统都举行了许多座谈会。5月8日上海《解

放日报》邀请了22位中、小学教师座谈工作中所碰到的各种问题，报纸以一整版刊

出了他们的发言摘要。

上海第一师范学校王浩川说：我们的校长（也是党支部书记）站在云端上，只

顾作经验介绍，而不抓学校内部的教学工作。在“评优”工作中也缺少民主气氛。

群众认为一位蒙领导百般偏爱，事事出风头在先、吃苦头在后的教师，不应该享受

优秀教师的荣誉，校长不但不考虑这些意见，还批评大家“文人相轻”，还在区里

介绍本校“评优”经验，说得头头是道哩。很多教师对工资改革预先定好级别，讨

论时草草收场不满意。在评级中，全校党员除一人以外，都是评的最高级，而工作

质量与教龄都超过他们的非党员教师却大都偏低。在生活福利方面，不公平的事情

也很多。如房屋分配，真正有困难的人得不到照顾，而暴跳如雷的人，或者是人事

干部，却可以搬进新屋。校长搬进了新屋不算，还花了公家一百多元的装修费，据

说这是有关组织同意的。

上海建筑工程学校林炳彰说：大家对领导偏听偏信，造成了“墙”，很有意见。

教师们说领导只爱听几个人的汇报，不爱听群众意见，以致校内歪风上升，影响教

师工作情绪。一个教师说，我有话不愿在小组会上讲，情愿在大会上讲，怕汇报的

人走了样。一位教师说：一个党员的假话胜过十个群众的真话。

风阳路第一小学吴蕴玉说：在小学教师提升中学教师时，许多团员都提升，但

有教学经验的大学毕业的中老年教师却升不上。群众提出了意见，一个领导同志说：

“党团员是要培养的。”

第三师范学校过唯一说：我们这里有这样一个共产党员，一开口就是“我是吃

过苦的”。他对待同志的态度是怎样呢？有一次他和教研室同志吵起来，那个同志

哭了，我就跑进去和那同志谈了几句。当晚这位党员就找我去谈话说：“你在外面

讲我坏话。”接着就两手插腰，眼睛一瞪。他生病了，有位教师说：“还是他生病

的好，可以不发生什么事情，我情愿替他代课。”他和群众关系的坏，可见一斑。

上海市商业职工学校蔡大庆说：我们学校机构庞大，人事臃肿。全校有近千个

教职员工，教员只有七十多个。科以上干部倒有一百多个。编制既不像军队，又不

像机关，更不像学校。因人设事，官多兵少。因为校长是局长级干部，校长下面设

处，处长下面又设科。

成都第二中学石昭泰说：去年教育局杭局长忽然到我们学校来了。原来是司机

把车子开错了，把成都二中当做了成都中学，局长才发现我们这个学校，于是把这

儿当重点搞了两个月纪律教育。可是局长下基层没有下到底，从来没有找一个教师

谈过话，只是听两位视导的汇报。而视导又是包办代替，他们搞了两个月发现两大

问题：成绩是基本的，缺点是次要的。大家都不同意这种看法，因为纪律问题根本

没有解决。26个班只有一个班纪律有好转，怎么能说成绩是基本的呢？总结修改了

两三次完全要按领导的指示。教导主任说：“我一点自由都没有，这不是我们的总

结，是教育局在做总结。”最近还要把我们的经验在五四中学推广，大家听了都哭

笑不得！ 有些教师说， 大概是局长下来不搞点成绩不好交代。最近有些教师看了

《教育的诗篇》电影，都在说：“我们的杭局长和视导员是和电影里的教育局视察

一样的官僚作风！”

黎明中学杨泽民说：有一次我累得在课堂上痔疮血流满地，学生都劝我休息，

我坚持上完了课，赶到了医院，医生说，“你们的党和行政太不关心人，人不是机

器”。过了三天，党支书和一个党员来看我，听说我身体太弱，要休养一些时候才

能开刀，党员马上说：“要两个星期呀！”同病房的病人听了都不满意。

延安东路小学刘霞英说，教育科对代课教师的态度可以说是“呼之即来挥之即

去”。1955年我就要分娩了，教育科来通知我去代课，结果在下雪天滑了一跤而早

产。产后未满一个月，又通知我四川南路小学需要代课，我回答身体还未复原，他

们说这是“缺额”代课，即代了一学期后可转正，我想了想就去了。搞了一学期工

作后去教育科汇报，人事干事说现在奉局命令一概不吸收新人员。我说：“那么我

不能转正了吗？”谁知这位干事马上脸孔一板，骂我：“原来你是找职业来的，你

要明白我们这里是教育科，你要找职业到劳动局去找！”我写信给教育科说这位同

志态度太欺人，教育科却说我思想有问题。她还说，许多老年教师埋怨自己为什么

早出世三四十年，不然现在也能争取入团入党，取得领导上的信任。

控江二中赵宝礼说：我是毕业班班主任。初三有12门功课，有些教材又重又深。

每门课又抓得很紧，差不多每天有测验。这学期还要考全年的课程。学生的担子已

经很重了，跟随毕业来的是升学、自学、劳动等问题，于是又得进行思想教育等工

作。这些工作教育局要管，青年团要管，管得学生更忙了，一听大报告就是半天，

大会之后又是小组讨论。有些团员和干部还要先开干部会，弄得学生功课学不好，

缺了课又无时间补，身体也累垮了。我们班上就有两个学生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症。

医生要他们休息， 有一个还死不肯休息。 做班主任的对此感到很沉痛，我要叫：

“救救孩子吧。”他还说，我们学校的党群关系也不好。党员的权威思想很严重，

独断独行，不管下面行得通行不通，一个个命令往下发。比如工资改革，校委会和

工会都不同意领导的做法，领导就是坚决不改。评选优秀教师也是这样。领导提出

一个刚从小学教师升做初中教师的人为优秀教师，群众认为他是个四平八稳的人，

业务也并不好，大家很有意见，可是领导置之不理。他还提到了校舍问题。他说，

我们榆林区有些小学的校舍条件实在太差了，白天开电灯上课，60个人挤在一间阴

暗的小教室里， 鼻子都碰得着黑板。应该照顾孩子们的健康。（5月10日《解放日

报》）

毛泽东很重视这些意见。他要求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都来看。

他在这张报纸上批示：这一整版值得过细一看，不整风党就会毁了。请你们注意看

上海《解放日报》、南京《新华日报》、上海《文汇报）、《北京日报》、《光明

日报》，集中看人民内部矛盾和我党整风消息，这是天下第一大事。这个批示明显

表示出他对这些意见是持欢迎态度的。

当时更重要的，是中共中央统战部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

的座谈会。《人民日报》逐日作了报道，下面，摘录一部分《人民日报》刊载的座

谈会上的发言。

5月8日

民盟中央副主席、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章伯钧谈到了党与非党关系问题。几天

前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谈到民主人士有职无权的问题，现在章伯钧就用一些具体事

例来证实这一点。他说到，选拔留学生，学校留助教，都是首先考察政治条件，有

些有能力、有专长的人，常被认为历史复杂而不能人选，非党人士出国学习的机会

不多。非党干部要得到提拔很困难，党员提升得快，好像只有党员才有能力，有办

法。章伯钧大约是根据他在交通部任职的体会，分析说，在非党人士担任领导的地

方，实际上是党组决定一切，这是形成非党人士有职无权的根本原因。

九三学社主席许德珩谈到“长期共存”问题时说：有人说民主党派害了“带病

延年”症，我们九三学社带病是带病了，是否能够延年，还是个问题。去年以来，

九三学社有二百多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这是进步。但是他们入党以后，有些人就

要退出原来在社中担任的工作，南京和杭州两位九三学社的主任委员入党后都退出

去了。长期共存究竟怎样共存法？

民革中央常委陈铭枢谈到了高等学校的党委制问题，这也是几天之前毛泽东在

天安门城楼上谈到的题目，当时他是表示了有意在某种程度上改变学校党委制的想

法的，提出应当集中在校务委员会或教授会。陈铭枢响应了毛泽东的这个提法，他

说，机关中的党组同学校中的党委制有很大区别，机关中的党组今后仍应该存在。

学校中的工作他认为应该更多地依靠教师和学生。

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章乃器提出，要解决有职有权问题，必须克服宗派主义

思想，这样就首先要明辨是非，现在有一部分党员，党内一个是非，党外一个是非，

把“党党相护”当作党性。有人批评了党，明明提的意见是对的，党员也不承认。

有人提的意见尽管是符合党的政策的，但是只要党员负责同志一摇头，非党员要坚

持意见也是很困难的。章乃器谈到他自己，说，不过，我是有职有权的。在粮食部

里，党组和我的关系是正常的，党组管思想政治领导，我管行政领导，党组和我有

了分歧意见，要能说服我，我才同意。但是我这个有职有权，是斗争得来的。经过

斗争达到了团结的目的。

章乃器认为， 4月22日《人民日报》社论《工商业者要继续改造，积极工作》

中教条主义不少。社论中说，“从一个资本家变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不像

孙悟空要变就变那样轻而易举，而是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章乃器认为，脱胎换

骨这说法不只是教条主义，而且是宗教上的信仰主义和神秘主义。照道教的说法，

脱胎是脱凡胎，换骨是换仙骨。现在工商界已经过了五关（战争关，土地改革关，

抗美援朝关，“五反”关，社会主义关），脱胎换骨的改造也改造过了，还要脱胎

换骨，只能使工商界增加无穷的忧虑。

5月9日

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胡子昂说，工商界有人怀疑，“放”、“鸣”与“整”

是三部曲，“放”、“鸣”以后有被“整”的危险。他说，党与非党的关系中间，

好像有一堵墙，一道门槛，有些党员一副严肃的“政治面孔”，使人敬而远之。

致公党主席陈其尤谈到不久以前的那一场肃反运动， 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

议上也谈到了肃反中的问题，他并且提议要进行一次检查。陈其尤说，机关肃反时

民主党派成员有被捕的，但是民主党派根本不知道，或者知道了也不清楚到底因为

什么而被捕。致公党有一成员，在科学院工作，被捕了。他被捕后几个月，致公党

一直不知道，等到知道了，就决定开除他的党籍，但是，不久他又出来了，而且恢

复了工作，至于到底为什么被捕？又为什么释放？致公党根本不知道。究竞为什么

不给民主党派知道呢？是不信任？还是以为民主党派与他的成员不相关？

农工民主党副主席黄琪翔在发言中高度评价了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工作部对

民主党派的帮助。他说，过去参加民主党派的一些共产党员，一般地都起了团结和

密切两党关系的作用，给过他们党一些帮助。因此，近来共产党要把参加了民主党

派的共产党员都抽回去，只能使人感到失望。现在，各民主党派同共产党的政治目

标越来越接近了，共产党应该切实地把民主党派当作兄弟党来对待。

5月10日

民革中央常委邵力子谈到党政关系问题。他说，党在政府部门的领导，最好是

通过党组。一切重大问题，党组决定后，交由党员去运用，使能贯彻执行。如果直

接由党发号施令，就会差一些。特别是县以下的领导机关，党政关系问题就较大，

这主要是以党代政。县长，一般是不被看重的，而县委权力极大。县人民委员会各

部门的工作同样不被看重。一切工作由县委决定。党中央、省委，因为工作繁重，

下设许多工作部门，是有必要的，但县级是否有此必要？当然，县委的机构还是要

存在的，但权力应该放在县人民委员会，县委主要是推动工作，而不是发布政令。

在过去，党中央有时同国务院联合发布指示，当然起作用很大。但今后可否考虑分

别发布指示，国务院向各政府部门，党中央向党的系统。

民盟副主席罗隆基说，民主党派和共产党长期共存，首先要解决民主党派长期

存在的问题。现在有些知识分子不愿意参加民主党派，怕别人说他“落后”，而愿

意争取加入共产党。有人问：加入民主党派是否影响加入共产党，如果有影响，就

不参加。党如果吸收了这样的人入党，不但影响党的威信，而且势必使民主党派发

展的人都是挑剩下的。共产党在工农群众中发展，而民主党派就不能在工农群众中

发展，主要在旧知识分子中发展，而他们多是三四十岁以上的人。这个矛盾应该尽

快解决，否则就很难共存下去。

谈到互相监督，罗隆基说，现在各民主党派都参加了政权，但是过去有很多重

大的政策问题，往往都是在领导党内讨论以后才拿出来协商。他希望今后这些问题

要在党内讨论的同时，也交民主党派去讨论，并由有关方面事前提供情况和资料。

又说，现在党决定的很多事情，都不通过行政，而从党的系统向下布置，只能使担

任行政工作的民主党派成员感到有职无权。

罗隆基说完，民盟的另一位副主席史良立刻表示，她要和罗隆基争鸣一番。她

说，民主党派能不能与共产党长期共存，并不在于民主党派成员人数的多少，而在

于民主党派是否能在社会上发挥作用。不能说共产党发展快，民主党派就不能“长

存”，也不能说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只能是民盟的盟员，不能加入共产党才叫“长存”，

这两种看法都是不对的。史良还用她自己的体验来说明不参加共产党党也是信任的，

并不发生所谓对党外人士就不信任的问题，也没有感到在党的领导下不能发挥作用。

最后史良表示，她认为各民主党派也应该参加这次整风，通过整风可以使民主党派

更加团结。

对于史良的这个提议，主持座谈会的统战部长李维汉立即作了说明。他说，现

在共产党内的整风运动刚开始，在这次整风运动中，要集中地批判共产党的缺点。

因此，我们已经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商量好，在一个时期以内，不要号

召民主人士整风，而着重地发动党外人士来给共产党提批评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

民盟中央常委楚图南接着发言，他谈到各学校党政领导上对民主党派能够发挥

的作用估计不足，民主党派不能在高等学校充分地发挥作用，不但是民主党派的损

失，而且是国家的损失。

民盟另一位中央常委曾昭抡的发言中，在谈到互相监督问题时，他提出的要求

没有罗隆基的那么高，他说，领导党对国家重大问题先讨论，是没人反对的；不过，

民主党派是不是也可以比较早一些参加讨论，早了解些情况？

5月11日

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王一帆说，毛主席说党内有百分之九十的人对“长

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思想不通。以共产党员的思想水平，尚且如此，民主党

派的成员和群众就会有更多的人思想不通。他希望中共党员和民主党派党员有更多

的交叉关系，共产党员不但不应该从民主党派中逐步撤退，而且更要在民主党派成

员中多多培养发展党的对象，以改变大家的看法。

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千家驹谈到有职有权问题，说，共产党是领导党，党员要

在工作中多负些责任，党组要保证机关工作任务的完成，这是应该肯定的，没有人

反对。但事实上现在党委或党组代替行政，党组的决定有时不通过行政而下达，有

些决定，担任科员、秘书工作的党员都知道了，而非党的领导干部还不知道。党的

系统应该是一条粗线，但是行政系统不应当是虚线。

谈到知识分子，千家驹希望能够深入地了解高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情况，而不要

专听党员的片面汇报。他说，中国高级知识分子有高度自尊心，服从真理而不慑于

权威，“士可杀不可辱”，这是优良传统，不应该打击。解放后唯唯诺诺靠拢党，

这是不好的。千家驹还认为在“三反”“思想改造”或“肃反”中斗错了的人，应

向他解释清楚，这不是算老账。中国高级知识分子是有自尊心的，伤了他的自尊心，

积极性长期内不能恢复。

致公党中央常委黄鼎臣也谈党政关系问题，他说，过去党组常常直接代替行政

布置工作，使非党领导人员感到有职无权。现在民主党派成员也可以参加某些党组

会议，但是讨论以后仍由党组直接向下布置。我以为今后行政方面的工作，还是由

行政上下达命令较好。

5月13日

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严信民谈长期共存问题时说，总的说来，共产党是

强大进步的，民主党派是弱小落后的，在这种情况下谈平等是很困难的。当然，并

不要求一切和共产党平等，也不应该这样要求。但现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方针提出来了，民主党要担负一部分政治任务，总得像个样子。否则不但任务完不

成，而且共存也共存不下去。

农工民主党另一位中央执行局委员李伯球提出有些共产党员的特权思想问题。

这也正是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提出来了的问题。李伯球说，许多党员

忘记了党这种教育，机械地用阶级斗争的原则，来掩护他的特权思想；靠着党和党

中央、毛主席在人民群众中的崇高的威信来行使自己的特权。

在谈到党与非党关系的时候，李伯球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天津有一个医院副院

长是共产党员，院长是非党员。副院长常常不经大家讨论自己决定问题，非党院长

批评他，他还说：有什么事，我负责任好了。非党院长说，这样要我干什么。

谈到人们对民主党派的看法。 李伯球讲了自己一段这样的经历， 他说，我在

1954年往四川劳军，有人介绍了我是民主党派，当地的人差一点不把我当慰问团的

团员看待，我只得请以后介绍我时不要介绍我是民主党派，介绍我的政府职务好了。

担任教育部长的无党派民主人士张奚若谈到，有不少党员知识水平太低，不够

他现在所担负的工作所需要的水平。谈到宗派主义，张奚若说，有些党员认为“天

下是咱家打的”，于是老子天下第一，以革命功臣自居。他们认为“给你一碗饭吃，

给你官做就够了，一切不过是为了团结，并不是你真有什么本事”。因此，他有事

情就照他的办法办，正是“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

在这里，张奚若批评了有些党员认为“天下是咱家打的”这种思想，显然他是

不知道3月18日毛泽东在济南党员干部会议上讲的一段话。毛泽东说：“这些同志，

你说他有没有道理，我看也是相当有道理。民主党派有什么资格监督共产党？究竟

江山是谁打下来的呀！所以听他们的话是有不少道理的。”如果张奚若早知道毛泽

东认为这种论调有不少道理，大约他不会针锋相对地提出这一点吧。’

在这次整风宣布要反对的三个主义之外，张奚若还提出了一个教条主义，他说，

有些人知识水平低，经验不足，为了解决问题，想不出办法，就搬教条，搬苏联经

验，依靠教条解决问题。对某些党员来说，教条成了他办事的唯一蓝本。教育部许

多工作没有做好，教条主义之害实在是“大矣哉，大矣哉”。

5月15日

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无党派民主人士马寅初在发言中说，目前有些批评不够实

事求是，有否定一切的现象。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不能光讲坏处，好处一点不讲，

如现在对北京大学的批评，坏的地方说得很详细，好的地方一点也不说，这是无法

令人心服的，也不好共事。

马寅初不赞成取消学校党委制。他说，学校党委制有他的好处，以北京大学为

例，北大有8000个正规生，这8000个正规生的思想、家庭情况，党委都知道。如果

党委退出去，我是无法了解的，叫我做校长，我也管不了，而且我管得多了，俄文

也不能念了，研究工作也不能作了，山也不能爬了，身体也不能锻炼了。他说，单

纯批评党委制不好是不对的，党委制好的地方也要表扬。“墙”必须从共产党和民

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两方面拆，单靠一方面拆是不成的。他的结论是：学校中的党

委制无论如何不能退出学校。不过他认为现在的情况也要改变，只要党与行政合作，

开诚布公，互通声气，相信一定可以办得好。他说，照我想，北京大学的教授是靠

近共产党的，因为他们都亲眼看到共产党的好处，只要共产党接近他们，他们一定

愿与党合作。

民革中央常委陈铭枢在这座谈会的第一天就发表了赞成取消学校党委制的意见，

他在听了马寅初发言之后，又把自己的意见再说了一篇。他说，我是同意实行校务

委员会，取消学校中的党委制。他认为，机关中的党组与学校中的党委会性质不同，

他不赞成取消机关中的党组。

担任文化部长的无党派民主人士沈雁冰说，宗派主义的表现方式是多种多样的，

比方说，一个非党专家，在业务上提了个建议，可是主管的领导党员却不置可否，

于是非党专家觉得这位党员领导者有宗派主义。可是在我看来，这是冤枉了那位党

员了。事实上，这位党员不精于业务，对于那位非党专家的建议不辨好歹，而又不

肯老实承认自己不懂（因为若自认不懂，便有伤威信），只好不置可否，这里确实

并无宗派主义。可是，隔了一个时期，上级党员也提出同样的主张来了，这时候，

曾经不置可否的党员，就双手高举，大力宣扬，称颂上级党员英明领导，但是压根

儿不提某非党专家曾经提过基本上相同的建议，是不是他忘记了呢？我看不是，仍

然是因为若要保住威信，不提为妙。在这里，就有了宗派主义，如果那位非党专家

不识相，自己来说明他也有过那样的建议，但未被重视，于是乎百分之九十很可能，

那位党员会强词夺理，说那位专家的建议基本上和这次上级的指示不同，或者甚至

给他一个帽子：诽谤领导，诽谤党。这里，宗派主义就发展到极严重的地步。从这

样的例子，是不是可以说：不懂装懂，念念不忘于什么威信，于是促成了像上面所

说的宗派主义，但是通常可以把这种情况称之为官僚主义，可见两者有点亲戚关系。

沈雁冰在这里说得很具体，很生动，很带一点感情。大家都知道，当时他正是

以非党专家的身份出长文化部的。这里说的非党专家的遭遇，是不是包含了他本人

工作中的经历呢？如果他真是在说自己，骨鲠在喉，不吐不快，那么，他是一位部

长，能够管得着部长的主管的领导党员是什么人，那一位上级的上级又是谁，谁才

够得上英明领导这样的赞颂，所有这些他都没有说，人们也就不必去猜测吧。

沈雁冰还谈到官僚主义。他说，据我所见，中央几个部的官僚主义是属于辛辛

苦苦的官僚主义，这个官僚主义产生的根源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而

滋长这种官僚主义的土壤却是对于业务的生疏乃至于外行。拿文学艺术来说，究竟

是专门学问，没有这门学问的基础，专靠几本“干部必读”不能解决业务上的具体

问题，不能解决，可又等着你的主张，怎么办呢？捷径是：教条主义、行政命令。

有一个时期，没有学问而靠教条主义办事的领导者，用各种帽子来压服提意见的人，

使得本来沾染教条主义比较少的人也加紧学习教条主义，而结果反被称为“进步”。

这个时间是不是一去不复返了，还不敢这样说。

沈雁冰在这里提到的“干部必读”，需要作点说明。这是1949年二三月间经毛

泽东审批的一套书目，共12种，即《社会发展简史》，列昂节夫《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三

本，即《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

的“左派”幼稚病》，斯大林《列宁主义基础》，《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列宁斯大林论中国》，《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

50年代曾大量印行，并且发行了售价低廉的普及本。沈雁冰说的，就是这一套书。

其实当时也并没有多少干部当真遍读了这12部书，沈雁冰把这些人还稍微估计高了

一点。

沈雁冰最后说，宗派主义、教条主义也同知识水平低、业务不通有关系。而官

僚主义，如就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而言，则主要是或大部是业务不通之故。光了解

情况还不够，你没有这门学问，拿不出自己的主张，于是举棋不定，今天听甲的话，

明天听乙的话，主观上要把事办好，客观上却是官僚主义。

民盟中央常委兼妇委主任刘清扬表示赞同马寅初的意见，她以为马寅初提出的

不能光讲共产党的缺点，不讲优点，学校中的党委制不能取消，这个意见各民主党

派应该很好考虑。她认为应设法让在各方面担任工作的民主党派成员不光是揭露矛

盾，也要提出解决矛盾的建设性意见。她觉得不能使党员消极，不能使党员受委屈，

因为揭露矛盾是为解决矛盾，是为了更加团结。

张奚若再次发言，讲四种偏差。这四种偏差是：第一，好大喜功；第二，急功

近利；第三，鄙视既往；第四，迷信将来。

他说，好大喜功分两方面。第一是大：一种是形体之大，另一种是组织之大。

形体之大最突出，很多人认为，近代的东西必须是大的，大了才合乎近代的标准。

拿北京的一些新的建筑物来说，北京饭店新楼礼堂，景山后街的军委宿舍大楼，西

郊的“四部一会”办公大楼，王府井百货大楼。这些从外表看来，似乎是很堂皇，

而实际上并不太合用。很多人对“伟大”的概念不大清楚。伟大是一个道德的观念，

是一个质量的概念，不是一个数量的概念。体积上尺寸上的大，并不等于精神上的

伟大。大是大，伟大是伟大，这两个东西并不相等。可是，他们把形体之大误会为

质量之大，把尺寸之大误会为伟大。另一种是组织之大，就是庞大。很多入把庞大

叫做伟大。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等于集体主义，集体主义等于集中，集中等于大，

大等于不要小的。由于有这个基本思想，所以工商业组织要大，文化艺术组织要大，

生活娱乐组织形式也要大。不管人民的生活和消费者的需要如何，只要组织规模大

才过瘾。本来这些工商业和社会组织都是为人民服务的，但现在这个办法不管人民

的实际需要，好像人民为他们服务。

为什么这些人喜大呢？除刚才说的把尺寸上的大和精神上的大米分开而外，还

有一种是幼稚的表现，也是思想笼统、脑筋简单的表现。

第二，急功近利。这个态度与好大喜功似乎是不一致的，实际上一面是好大喜

功，另一面又是急功近利。急功近利的一种表现就是强调速成。在某种情况下速成

是需要的，但要把长远的事情用速成的办法去作，结果是不会好的，事情应该分长

远与一时的，百年大计与十年小计自有不同。急功近利，不但对有形的东西如此，

对无形的东西，尤其对高深的学问，也是如此。现在高等学校培养人才的办法，似

乎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以为大学毕业，作了副博士、博士就差不多了，其实除

个别人以外，一般的还差得很远。旧学问如此，新学问也如此。

第三，鄙视既往。历史是有继承性的，人类智慧是长期积累起来的。但许多人

却忽视了历史因素，一切都搬用洋教条的。他们把历史遗留下来的许多东西看作封

建，都要打倒。他们认为，新的来了，旧的不能不打倒。其实，我们的历史给我们

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而他们对中国历史和新社会都很少了解。

第四，迷信将来。当然，将来要比现在好。但不能说将来任何事情都是发展的。

将来有的发展，有的停滞，有的后退，有的消灭。而发展也有不平衡的，不是机械

地等速的发展。总之，将来的事情，不是不分青红皂白，事无巨细都是发展的。因

此，否定过去，迷信将来，都是不对的。

张奚若说的这些，是就他所见的一些事例所作的概括，并不是专门说毛泽东的。

陈铭枢也说了一些类似意见， 却是针对毛泽东了。7月14日民革中央小组批判陈铭

枢的会上，吴茂荪揭发陈铭枢不久以前写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信中用了四句类似的

话批评毛泽东，就是“好大喜功，喜怒无常，偏听偏信，鄙夷旧的”。吴茂荪揭发

说，陈铭枢“把毛主席说成是‘个人修养上的热而不淡，疾而不舒，躁而难宁，察

而难周之失，也难免影响到察人听言，决策定计的睿断，以及在政策措施上的畸轻

畸重，失缓失急’”。吴茂荪还揭发：“陈铭枢污蔑毛主席‘好大喜功’，并要毛

主席‘更加深入体察，以求究竟’。他说毛主席有时‘为喜怒所乘，在一个浪潮之

下，轻于挫伤高级干部的自尊心和他们的固有地位。’他说毛主席‘轻信干部的虚

假汇报与教条主义的分析方法，未经郑重细致的研究，即作过激的决定。’他认为

毛主席‘过分鄙夷旧的’ ，‘对古典文学尚有不尊重之处’。”（7月15日《人民

日报》）

张奚若和陈铭枢的这些话很使毛泽东反感。 在1958年1月28日第十四次最高国

务会议上，毛泽东说，有一个朋友说我们“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

将来”，这几句话恰说到好处，“好大喜功”，看是好什么大，喜什么功？是反动

派的好大喜功，还是革命派的好大喜功？革命派里只有两种：是主观主义的好大喜

功，还是合乎实际的好大喜功？我们是好六万万人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急功

近利”，看是否搞个人突出，是否搞主观主义，还是合乎实际，可以达到平均先进

定额。过去不轻视不行，大家每天都想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是不行的。对过去不能过

于重视，但不是根本不要。外国的好东西要学，应该保存的古董也要保存。南京、

济南、长沙的城墙拆了很好，北京、开封的旧房子最好全部变成新房子。“迷信将

来”，人人都是如此，希望总得寄托在将来。这四句话提得很好。还有一个右派说

我“好大喜功， 偏听偏信， 喜怒无常，轻视古董”。“好大喜功”前面已说过。

“偏听偏信”，不可不偏，我们不能偏听右派的话，要偏听社会主义之言。君子群

而不党，没有此事，孔夫子杀少正卯，就是有党。“喜怒无常”，是的，我们只能

喜好人，当你当了右派时，我们就是喜不起来了，就要怒了。“轻视古董”，有些

古董如小脚、太监、臭虫等，不要轻视吗？

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重提张奚若陈铭枢的这几句话。他

说，“偏听偏信”，就是要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左中右，总有

所偏。同右派作斗争，总得偏在一边[1]。可见他对这些话一直耿耿于怀了。

[1]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本），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7页。

5月16日

民革中央常委黄绍竑谈到党政关系问题，他说，他所以提党政关系问题，绝不

涉及党的领导权问题，而是领导方法问题。我觉得过去某些地方某些工作上，没有

通过人民，通过政府，而直接向人民和政府发号施令，各地方或机关党委五人小组

在肃反运动中直接处理案件，如党和政府共同发布决定而没有把党对各级党委的指

示和政府对于人民的指示分开来，这样就可能导致人们或某些党员认为党的领导方

法就是直接向人民发号施令，这样对于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完成国家过渡时期总任

务是有妨碍的，这样会造成很多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问题。

谈到法制问题，黄绍竑认为，我们的立法是落后于客观形势的需要的，刑法、

民法、违警法、公务员惩戒法都尚未制定公布，经济方面的法规更不完备，五年计

划快完成了，但是度量衡条例还没有制定。他说，公务员惩戒法和各机关的组织条

例办事规则是与整风最有密切关系的法规，必须早日制定。

关于以往成绩的宣传，黄绍竑认为：“成绩是主要的，偏差错误是个别的”已

经成为工作报告中的一种公式，任何工作报告都套上这个公式，我认为这样会意味

着强调成绩掩盖错误，造成更多错误的危险。个别错误即仅仅是百分之二三，也不

能用百分之九十七八的成绩来掩护它、忽视它。就司法方面来说，百分之二三的错

误案件，在全国范围内不知要造成多少人家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就国家经济建设

来说，百分之二三的错误不知要造成多少亿元国家的财政损失，而人民间接的损失

也是可观的。我觉得宣扬成绩、夸耀成绩、掩护错误、忽视错误都是官僚主义的作

风，也是铺张浪费的来源。成绩说得保守一些，错误偏差放在成绩的前面，并不等

于掩没了成绩。而是成绩更加可靠，更加巩固，是有后备力量的成绩。人民对于政

府的成绩是心中有数的，不强调的说，他们也会知道；说得有一点漏洞，一点不确

实，他们也会知道的。强调的说，并不增加他们的信仰；稍微有一两点不确实，就

会减少他们好几分的信仰。

最后黄绍竑谈了两个具体问题，一个是受劳动教养的据说有两万人，大多数是

机关干部，知识分子，他们既够不上刑事犯罪，已经劳动教养了一年多。应该定出

一个整个的解决办法，不宜拖下去。一个是解放战争时期有些国民党人倾向革命，

为奔走和平或参加工作，多少出了一些力；但因历史的关系被怀疑，判了重罪，希

望彻底检查，无辜的平反，历史上有罪的应酌情处理。

全国工商联主任委员、无党派人士陈叔通谈到党与群众之间的墙与沟，他说，

有些党员以为天下是自己打下来的，非党人士在革命胜利以后，吃现成饭，享现成

福，而且高高在上，当然气不过。党员还认为非党人士不懂政治，即使有其他长处，

不懂政治，也没有用处，并且在这些长处之中，都含有毒素。因此，看不起非党人

士。有些党员认为工人阶级同工商界、小资产阶级是阶级问题，搞在一起，就会受

侵蚀，他们怕受传染，因此惹不得，还是同他们生疏好些。这样不知不觉地就在党

群之间有了墙和沟。为了推翻墙，填平沟，要请党员先伸出手来。

陈叔通希望党在整风中能检查两个问题。一个是检查一下，八年来的工作中，

究竟是由于保守所造成的损失大，还是由于冒进所造成的损失大。这里陈叔通看来

似乎对这两个方面无所轻重，但他心里的倾向还是很明确的，他说了，一般说来，

非党员多是比较保守，党员多是比较激进。他提出这个问题，显然是受到1956年反

冒进的影响，对于毛泽东来说，这是个很犯忌讳的题目。陈叔通提出的另一个是检

查一下全面和个别两个方面的问题，是不是有忽视个别问题的情况。他认为，非党

员往往扩大个别问题，抹煞全面，而党员却容易忽视个别问题，强调全面看问题。

陈叔通说，对于个别问题，如果还有类似的个别问题，就不是个别的了，并且有的

个别问题，可能发展成全面的问题。就是以个别问题而论，要是性质严重的，也不

应忽视。何况这些个别的问题，落在一个人、一个村、一个乡上，就受不了。诚然，

非党员不应该扩大个别问题抹煞全面，另一方面党员也不应该忽视个别问题。

陈叔通认为非党员要多了解些新东西，党员也要多了解些旧东西，就可以晓得

旧的历史时期的事物和社会情况。现在的党员对旧社会太生疏了，不能理解那时确

实存在的一些事实。

陈叔通又说，有些格言成了金科玉律，我看值得怀疑。比如“矫枉必须过正”，

在解放初期这样提是正确的，因为土地改革、“三反”、“五反”等大运动，不如

此是搞不起来的，但是是不是永远是金科玉律，有没有毛病？领导上能不能加以考

虑？还有“克服困难”，当然应该克服困难，但是不能任何问题都抬出这四个字，

都叫人克服困难。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这个困难可以克服；如果三个人的饭要十

个人吃，这个困难就很难克服了。讲大道理不能当饭吃，吃了饭讲大道理可以，但

饿着肚子讲大道就不行。不能把“克服困难”当成口头禅，什么问题都叫人“你去

克服困难吧”！

陈叔通最后谈到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布指示的事，他说，我不懂为什么要

这样做。当然，国家是由党领导的，党可以抉择方针政策问题，但国务院是最高行

政机关，我以为有关行政方面的问题应由国务院发指示。因为联合发指示容易在人

民中造成一种印象：党和政府一道发的指示就是重要的，国务院单独发就不重要，

这样就无异削弱了国务院的权力。

致公党中央副秘书长严希纯说，合作共事关系搞得好不好，党与非党两方面都

有责任，今天本着“春秋责备贤者”的精神，党员应该负主要责任。许多党员不了

解解放前在白区工作的艰苦，不了解当时共产党和民主人士一同斗争的血肉关系，

仅仅把今天对民主人士工作的安排当做照顾，当做点缀；至于工作，则于这些人无

关。谈到机关中如何体现党的领导问题，他说，党的领导并不等于不管党员称职不

称职，就把他放在什么“长”的位置上，就体现了党的领导。严希纯举出了这样一

件事例：一个图书馆内有一个图书馆专家，做了十几年工作，但领导上却派一个文

化不高的党员作他的科长。严希纯说，有的在科学机关作领导工作的党员，自己不

懂科学，又不虚心学习，尤其不好的是不懂还要装懂。有些党员还把领导科学技术

机关看成带军队一样，把科学家、教授、工程师，一律当成自己的下级，不尊重他

们的意见，也不给以应有的礼貌。他还说，科学技术工作在研究过程中是允许失败

的，但现在则一遇失败就要追查科技人员的责任，甚至怀疑有政治问题，加以逮捕。

这样专家们如何敢于负责呢？

严希纯还谈到当时推广先进经验中的一些问题，例如混凝土用竹筋代替钢筋。

他说，听说有些地方已经用竹筋造了三四层楼的房子，我很担心，幸而最近国务院

否定了这种所谓先进经验。又例如北京筑了很多质量不好的马路，今年全部翻浆，

据说原来认为以少数的钱造很多的路是先进经验，其实这是常识都通不过的事，根

本不应认为是先进经验。

最后谈到人事工作，他说，党外领导人对人事工作是无权过问的。人事部门往

往只重政治，选派一个留学生，就挑了一个考试成绩最坏的学生，就因为他是党员。

这是很大的浪费。有一党外干部出国路经苏联，回来说红场没有天安门广场大，竟

叫他当众检讨。严希纯还希望早日解决那些在国民党时期因失掉革命的关系自己去

创造条件进行革命工作，今天因肃反、审干中的偏差而抬不起头的共产党员和民主

人土的问题。

民盟中央副秘书长叶笃义谈到长期共存的方针，他说，民主党派的组织不是要

学习共产党，把组织搞得更加严密，由于民主党派成员的成分不同，组织松懈一些，

反而有利于党派的长存。而目前民盟、民进、农工民主党和九三学社，都是团结不

同方面的知识分子的党派，工作对象互相交叉，因而发生“争人”的现象。从团结

五百万知识分子着眼，他建议把四个党派解散，另组一个知识分子的政党。

民进中央常委金芝轩谈党与非党的关系问题。他以为适当安排职位是次要的问

题，首先是要信任党外人士。党外人士都知道党员是代表党来领导的，要是以用人

不疑的态度，而且诚恳地帮助他们，知识分子就认为是知己者，问题就可以少一些。

要是以“主人”自居的态度，抱纯粹使用观点，来对待非党人士，那么，非党人士

就自然会有雇佣观点。更严重的是，有些党员专谈他们的缺点，说他们落后，那问

题就多了。像这样的党员往往喜欢听好话，有这样一批歌功颂德鼻子抹白粉的“积

极分子”来灌迷魂汤，而自己社会经验又不足，他还以为有群众基础，渐渐地就投

入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迷宫。上级当然应负主要责任，现在的确有小官僚欺骗大

官僚的，因为大官僚也喜欢这一套。

陈铭枢就昨天沈雁冰和刘清扬的发言作了书面发言。他说，昨天听沈雁冰同志

说，一些干部由于成了教条主义者，也就成为进步分子了。这句话使我想到了我们

国家对于使用干部的标准——德才资。若单就抽象的政治进步而定为德，就会失之

毫厘，差之千里。因为一个人的政治思想是否真正进步，必须结合他的思想品质和

生活作风来考查，也需看他是否真正完成了任务。抽象的进步是没有的。

他又说，昨天刘清扬同志说，整风不应单提干部的缺点而不提优点。她以为这

样做会使党员干部在群众中丧失威信。我认为她这意见与党中央的整风精神不符，

而且不符合事实。谁都知道党对人民的贡献，是没有什么可比拟的。纵使党员干部

犯了任何严重的错误，也不会抵消党的功绩。但是党员干部中有了歪风，将会影响

和危害党的事业的发展，故歪风必正是有绝对意义的。歪风有如人身的毒菌，不及

早预防，必致蔓延，必须除去而后安，如果一个身体健康的人有毒菌，你反而对他

说：你的身体健康，毒菌莫奈你何。或说：你可以抵消他。这不是“虽曰爱之，其

实害之”吗？

陈铭枢说：从延安整风以来，以至这次整风，党与非党人士提出的批评，都谈

缺点，没有谈到优点，这是符合党的整风精神的。我认为这是好现象。至于说，单

提缺点，怕影响干部的威信这一点，恰巧与延安整风以来的事实相反，人愈能揭发

缺点，并认真修正错误，愈能在群众中提高威信，反之则降低威信。这已是共产党

员久已行之有效的一个真理，一个公式，用不着怀疑。党之所以伟大，也就在此。

发言完毕，到了散会的时候，主持会议的李维汉宣布：从明天起，这个座谈会

将休会几天，成立一个小组，把大家所谈的问题加以排队，准备以后继续开会。

在场的人大约没有谁意识到，事实上刚才李维汉是宣布整风运动的终结。

4月3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要求民主党派帮助共产党整风的整风运动；

5月1日报纸刊登中共中央指示，宣布开展的整风运动；

5月4日中共中央指示所说的请党外人士帮助的整风运动；

5月10日李维汉在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回答史良建议时说的， 要求党外人土

提出批评意见以帮助共产党进行的整风运动；

一句话，就是本来意义上的整风运动，热热闹闹的进行了半个月之后，是到此

为止了。

这样的座谈会开了七次，每次开会的翌日，《人民日报》都作了详细报道。正

如李维汉在散会前说的，“对全国整风运动起了推动作用”。中共中央整风指示公

布之后，全国各地各机关团体学校等等，都开始整风。一些人以这些民主人士的发

言为范本，一些人得到这些发言的启发，在自己所在单位的整风会上慷慨陈辞……

就在这七次座谈会上，一些最重要的右派分子已经出场，一些后来遭到集中批

判的右派言论，例如说党不应直接发号施令，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成绩是不是主要

的，等等，也已经或显或隐的提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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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事情正在起变化

中共中央统战部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连续开了几天座谈会。 5月16日统战部长

李维汉宣布要休会几天，到21日恢复开会。为什么要休会四天呢？当时宣布的理由

是，要成立一个小组，把大家所谈的问题加以排队，准备以后继续开会。

看来会场上的各位是不假思索就相信了这个说法的。现在人们都已经知道，这

并不是休会四天的真正原因。

多年之后，李维汉公开了这个秘密：

“在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开始时，毛泽东同志并没有提

出要反右，我也不是为了反右而开这个会，不是‘引蛇出洞’。两个座谈

会反映出来的意见， 我都及时向中央常委汇报。5月中旬，汇报到第三次

或第四次时，已经放出一些不好的东西，什么‘轮流坐庄’、‘海德公园’

等谬论都出来了。毛泽东同志警觉性很高，说他们这样搞，将来会整到他

们自己头上，决定把会上放出来的言论在《人民日报》发表，并且指示：

要硬着头皮听，不要反驳，让他们放。在这次汇报之后，我才开始有反右

的思想准备。那时，蒋南翔同志对北大、清华有人主张‘海德公园’受不

住，毛泽东同志要彭真同志给蒋打招呼，要他硬着头皮听。当我汇报到有

位高级民主人士说党外有些人对共产党的尖锐批评是‘姑嫂吵架’时，毛

泽东同志说：不对，这不是姑嫂，是敌我。……及至听到座谈会的汇报和

罗隆基说现在是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外

行领导内行之后， 就在5月15日写出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发给

党内高级干部阅读。……这篇文章，表明毛泽东同志已经下定反击右派的

决心。”[1]

[1]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第833页至第834页。

这样中途改变主意的事，以前和以后都有，只是这一回的改变似乎太快了一点。

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是4月27日，到写这篇《事情正在起变化》的5月15日，

才过了18天。既然意图已经改变，中央统战部必须按照新的精神部署下一步的活动。

座谈会显然不能再按原定方案进行，必须调整部署，这就是休会4天的真正原因。

从李维汉的回忆中可以知道，这一次是鸣放中的一些言论促使毛泽东改变决策

的。罗隆基说的“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这话，并

不是说毛泽东的，他不会把毛也看作小知识分子。反右派斗争中吴晗揭发过这样一

件事：罗隆基颇有点愤愤不平的对人说过，周思来是南开出身的，毛泽东是北大出

身的，我是清华出身的，为什么他们就能代表无产阶级而我代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

阶级呢？ （8月11日《人民日报》）可见他是把毛泽东周恩来看作同他自己一样的

大知识分子的。他说的，“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

这话，其实就是“外行领导内行”的另一种说法，更深一层的说法，说的是当时几

乎遍及一切机关学校的普遍现象。座谈会上张奚若、沈雁冰、严希纯等人的发言都

谈到了这一点。可是言者无心，听者有意，毛泽东有过受到大知识分子冷遇的痛苦

经验。这情形他曾同斯诺谈过。那时，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每月工资八元的助

理员，“由于我的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意同我来往。我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登记来

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他们大多数都不把我当人看待。在那些来看报的人当

中，我认出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导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

他们抱有强烈的兴趣。我曾经试图同他们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

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2] 后来，还有从苏联回来的

共产主义的大知识分子，也轻视他，说山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他自尊心受到的伤

害多年没有愈合。直到他成了国家的元首，可是在内心深处，也还并没有完全消除

这种怕被大知识分子看不起的顾虑。1958年他写给第一师范的同窗好友周世钊的信

中说：“那些留学生们，大教授们，人事纠纷，复杂心理，看不起你，口中不说，

目笑存之，如此等类。这些社会常态，几乎人人要经历的。”[3] 人人要经历，就

是我毛泽东也经历过的。写这信的时候，他是不是也回忆到了当年傅斯年罗家伦辈

以及王明洛甫等人对自己的冷淡呢？

[2] 《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页，

[3]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48页。

这种个人心理方面的原因是十分隐蔽的，更重要的是政治方面的考虑。在这一

段虽说时间不长的整风鸣放中，放出的言论不论其涉及范围和尖锐程度都大大超出

了毛泽东的预计。长时间里，毛泽东受了自己所办报纸的蒙蔽。报纸是受着严格控

制的，任何强烈一点的不满，任何稍稍涉及要害的批评，都不会出现在报纸的版面

上。从一版到四版，看到的都是一片歌功颂德，感恩戴德。当他长时间阅读这种报

纸之后，渐渐地，他也信以为真了。以为这些报纸反映的就是群众的真实情绪。现

在他发动整风运动，人们在和风细雨地批评某一位科长（甚至还有某一位处长！）

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老爷架子等等的时候，一定会更加由衷赞颂领

袖的英明伟大。 没想到事乃有大谬不然者。5月16日，他在起草的中央关于对待当

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中承认，“自从展开人民内部矛盾的党内外公开讨论以来，

异常迅速地揭露了各方面的矛盾。这些矛盾的详细情况，我们过去几乎完全不知道。”

[4] 他没想到，七八年来的执政地位，而且不具备权力制约和舆论监督的机制，已

经使他的党受到了怎样的腐蚀；他没有想到，七八年间，一方已经积累了多少失误，

而另一方已经积累了多少怨气。因此，当长期防范的悠悠之口一旦撤防，情况就像

大河决堤一般不可收拾。他突然看见了党群之间矛盾的广度和深度。他终于认识到：

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下任何民主化的试验都是有害的，有限度的言论开放不但不能起

到排气阀的作用，反而会使不满情绪得到扩散和加强，从而成为对思想控制的有力

冲击。必须迅速制止事态的这个发展趋势。

[4] 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回顾》下卷，第609页。

当时是有人看到这一点的。6月6日章伯钧在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同民主同盟的

几位教授座谈的时候说：

“这次整风运动，要党外的人提意见，其后果我想毛公一定是估计到

的。民主党派提意见向来总是客客气气的，但估计不足；没估计到党会犯

这样多的错误，现在出的问题大大超过了估计，真是‘超额完成了任务’，

弄得进退失措，收不好，放也不好。”（7月4日《人民日报》）

章伯钧说毛泽东对事态的发展估计不足，是事实；可是章伯钧自己对毛泽东也

太估计不足了。在这个局面之下，他也许有那么一瞬间感到收不好放也不好吧，但

至少当章伯钧在座谈会上作此种估计之前三个星期，他早已不再犹豫，下定收的决

心了。只是这时他只跟党内可靠的同志们打了招呼，而报纸上鸣放的势头并不稍减。

在政协文化俱乐部开座谈会的那时，章伯钧还蒙在鼓里，两天之后突然在《人民日

报》上看到《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才瞠目结舌大吃一惊吧。

促使毛泽东下决心收的，除了整风鸣放中那些过激的言论之外，还有一个也许

更重要的原因，就是鸣放揭露出来的矛盾使一些工人和学生情绪激昂，闹起事来了。

毛泽东写《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前两天，5月13日，《人民日报》以《谈职工闹事》

为题发表社论，它一开头就说：“近一个时期，在某些企业里，发生了一些职工群

众请愿以至罢工之类的事件。”社论没有举出任何具体事例。某些企业是那些？最

近时期是哪天？请愿罢工所为何事？经过如何？一概都没有说。它只说了这些事件

“发生得极少，范围也很小”。不过人们可以设想，如果事情真是这样不值一提，

为什么要让《人民日报》专门为这事发一篇社论呢？大约可以认为，《人民日报》

发社论，就表明这事有一定的数量和规模。

不但有工人闹事。毛泽东说，“在学校里头也出了问题，好些地方学生闹事。

石家庄一个学校，有—部分毕业生暂时不能就业，学习要延长一年，引起学生不满。

少数反革命分子乘机进行煽动，组织示威游行，说是要夺取石家庄广播电台，宣布

来一个‘匈牙利’。他们贴了好多标语，其中有这样三个最突出的口号：‘打倒法

西斯！’‘要战争不要和平！’‘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北京清华大学，有

个学生公开提出：“总有一天老子要杀几千几万人就是了！’”[5]

[5]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32页至第333页。

1957年对毛泽东更直接的刺激来自报纸。在习惯于党性很强的党报的眼睛看来，

这一时期的《文汇报》《光明日报》《新民报》等等是太刺激了。《事情正在起变

化》一文突出地提出了报纸问题。其中说，那些“有相当严重的修正主义思想”的

右派，“他们否认报纸的党性和阶级性，他们混同无产阶级新闻事业与资产阶级新

闻事业的原则区别，他们混同反映社会主义国家集体经济的新闻事业与反映资本主

义国家无政府状态和集团竞争的经济的新闻事业”。说的都是右派在新闻界的表现。

而且，他还以为“新闻界右派还有号召工农群众反对政府的迹象”。[6]

[6]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24页、第425页。

就是这样。政治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新闻界（《文汇报》等等），

教育界（教师和大学生）……都出现了右派进攻的形势，反击右派是必不可免的了。

苏联解体之后，秘密档案公开，从其中可以看到：甚至在取得胜利之前的1947

年， 毛泽东就已经有了不要民盟之类的民主党派的意思了。《百年潮》1998年第1

期所载邱路写的《斯大林特使密访西柏坡——来自俄国档案的秘密》一文中，提供

了这样一个材料：1947年11月30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说，一旦中国革命取得最后

胜利，按照苏联和南斯拉夫的经验，除中国共产党之外，所有政党都应该退出政治

舞台了，这样将会加强中国革命的势力。斯大林不赞成毛的这个意见，他在1948年

4月20日的复电中说， 中国各在野政党，代表着中国居民中的中间阶层，并且反对

国民党集团，所以应该长期存在，中国共产党将不得不同它们合作，反对中国的反

动派和帝国主义列强，同时保持自己的领导权，即保持自己的领导地位。可能还需

要这些政党的某些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民主政府，而政府本身也要宣布为联合政府，

从而扩大它在居民中的基础，孤立帝国主义及其国民党代理人。应当考虑到，中国

人民解放军胜利后建立的中国政府，就其政策而言，还是民族革命的，即民主政府，

而不是共产主义政府。目前还难以预料这将持续多长时间，至少在胜利后会是这样。

这也就是说，暂时还不能实现土地国有化和取消土地私有制，不能没收所有大大小

小的工商业资产阶级的财产，也不能没收大土地占有者以及依靠雇佣劳动的中、小

土地占有者的财产。要等到一定时候才能进行这些改革。即使是南斯拉夫，除了共

产党以外，也还有其他政党参加人民阵线。

从这里可以知道，早在1947年的11月，那时国民党还有强大兵力，战争胜负未

分的时候，毛泽东就已经有了在胜利之后抛弃民主党派的意思了。只是因为斯大林

的电报，才把这事推迟。现在到了1957年，不但完成了土地改革，还实现了对农业、

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到了可让这些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

离开政治舞台的时候了。可见这一场反右派斗争，在毛泽东的思想上，可以追溯到

十年以前，而罗隆基等人的刺激性的言行，不过是促成此事的触媒罢了。

到了5月中旬， 毛泽东已经决心反右。但是这时所确定的，仅仅是一个战略进

攻的方向，还没有来得及对这一场斗争作出很具体很周密的考虑。甚至怎样称呼这

一场斗争的对象也几经斟酌。 “右派分子”这名目并不是一开始就定下来的。5月

14日（中共中央关于报道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中说的是“在

群众中暴露右倾分子的面貌”[7] ，“右倾”，还不过是一种政治倾向，还不算特

别严重；5月16日发出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

中说的是“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8]，5月20日《中共中央关于

加强对当前运动的领导的指示》中说的是“现在的情况是，在上海、北京等运动已

经展开的地方，右翼分子的言论颇为猖狂”[9]，两个指示用的都是“右翼分子”，

这个用语就已经是着眼于政治上的归宿，已经很接近于最后的定名“右派分子”了。

“右派分子”这个最后确定的标准称呼，是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定下来的。

从这个用词变化来推断， 《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的最后定稿必在5月20日的指示

之后。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在此文题目下面所注出的5月15日，当是写出第一稿

的日期， 写完之后又经过了修改。如果说此文在5月15日就已写定成为现在人们见

到的这样， 那么5月16日、20日的指示就不会再采用“右翼分子”这个后来没有再

用的称呼了。

[7] 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613页。

[8] 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614页。

[9] 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614页。

这些指示对于即将开展的反右派斗争作了部署。14日的指示提出了这样一项策

略：“我们党员对于党外人士的错误的批评，特别是对于右倾分子的言论，目前不

要反驳，以便使他们畅所欲言。我们各地的报纸应该继续充分报道党外人士的言论，

特别是对于右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论，必须原样地、不加粉饰地报道出来，使群

众明了他们的面目，这对于教育群众、教育中间分子，有很大的好处。”[10]16日

的指示再次提出了这个策略，其中说，“最近一些天以来，社会上有少数带有反共

情绪的人跃跃欲试，发表一些带煽动性的言论，企图将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巩

固人民民主专政、以利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引导到错误方向去，此点请你们

注意，放手让他们发表，并且暂时（几个星期内）不要批驳，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

前暴露其反动面目”[11]。5月20日的指示提出：“左翼分子前一时期不宜多讲话，

共产党员则采取暂不讲的方针”，“在一个短期内，党员仍以暂不发言为好”[12]。

[10] 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613页。

[11] 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614页。

[12] 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614页。

人们从毛泽东起草的16日指示中可以看到，他在下决心反右的时刻，仍然怀着

听取党外人士批评以克服那些太刺眼了的弊端的愿望。他说，“党外人士对我们的

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包括北京大学傅鹰化学教授在内，基本是诚恳的，正确的。

这类批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对于我党整风，改正缺点，大有利益。”毛泽东在这

个指示中还说：“从揭露出来的事实看来，不正确地甚至是完全不合理地对党外人

士发号施令，完全不信任和不尊重党外人士，以致造成深沟高墙，不讲真话，没有

友情，隔阂得很。党员评级、评薪、提拔和待遇等事均有特权，党员高一等，党外

低一等。党员盛气凌人，非党员做小媳妇。学校我党干部教员助教讲师教授资历低，

学问少，不向资历高学问多的教员教授诚恳学习，反而向他们摆架子。以上情况，

虽非全部，但甚普遍。这种错误方向，必须完全扳过来，而且越快越好。”[13]从

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于民主人士座谈会上提出的一些意见，例如党与非党之间

的墙和沟，一些党员的特权思想，外行领导内行等，实际表示了接受。他说，这种

错误方向，必须完全扳过来，而且越快越好。可见这时他一方面要反右，一方面还

是希望消除一些整风鸣放中揭露出来的弊端。

[13] 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610页。

宣告决策改变最重要的文件，是《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

文章一开篇，毛泽东就痛痛快快地论证了左比右好的道理。左，或者用当时常

用的更规范化的提法，教条主义，“这些人大都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就是看

问题的方法有‘左’的片面性。克服了这种片面性，他们就会大进一步”。而右，

或者说修正主义呢？“这些人比较危险，因为他们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

反映”。如果说前一段整风鸣放的锋芒主要是针对教条主义，即针对了左的话，那

么现在到了把方向转过来的时候了。这篇文章认为，“几个月以来”，大约是说从

2月的最高国务会议划分两类矛盾和3月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动员鸣放以来，“人们都

在批判教条主义，却放过了修正主义”。“现在应当开始注意批判修正主义”。而

且，这篇文章认为，前一段的批教条主义，有批过头了的，有批错了的，“有些被

攻击的‘教条主义’，实际上是一些工作上的错误。有些被攻击的‘教条主义’，

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被一些人误认作‘教条主义’而加攻击”。这种情况当然必

须纠正。

这篇文章提出：“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

坚决最猖狂。”这样，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就成了反右派斗争的重点。除此之外，

这篇文章还提出了在文学艺术界、新闻界、科技界、工商界反右派的任务。

在几百万知识分子中要划分出一部分右派来加以打击，总得有一个划分的标准。

根据一个人批评的对不对来划分行不行？不行。这篇文章认为：“右派的批评也有

一些是对的，不能一概抹杀。凡对的就应采纳。”这就是说，即使你的批评被承认

是对的，被采纳了，也不见得你就一定不是右派。是否右派，要看政治态度。这篇

文章提出：“在我们的国家里，鉴别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真假

善恶，有几个标准。主要是看人们是否真正要社会主义和真正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这也就是6月份在报纸上公开宣布的六条政治标准中最重要的两条。 如果一个人声

明他真正要社会主义和真正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了，是不是就可以保证不划为右派呢？

也不一定。因为，这篇文章表示：“什么拥护人民民主专政，拥护人民政府，拥护

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对于右派说来都是假的，切记不要相信。”如此说

来，这个标准的掌握，也就难了。幸好这篇文章还提出了一个判别邪正的简易标准。

它说，“右派有两条出路，一条，夹紧尾巴，改邪归正。一条，继续胡闹，自取灭

亡”。只要看尾巴的状态：夹紧的是正，翘起的是邪，就同用试纸检验溶液的酸碱

度一样简易和明了。这里说的虽说是已划右派之后，其原则也可以追溯到未划右派

之前。夹紧尾巴，低首下心，驯服之态可掬的，当然不必划为右派；尾巴翘起，桀

骜不驯，不易驾驭的，就以划为右派为宜。

在这篇文章里，毛泽东使用了“诱敌深入，聚而歼之”这样的军事语言，可见

他是把反右派斗争当作一场战争来指挥的。

《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还有一项重要的意义，就是提出了新的知识分子政策，

宣告1956年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报告中提出的知识分子政策已经失了时效。当

时，周恩来说，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应该改善对于

他们的使用和安排”，“给他们以应得的信任和支持”。而《事情正在起变化》一

文中说：“我们同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又团结又斗争，将是长期的。”这句话包

含了三项内容：

第一，知识分子是跟资产阶级相提并论的，对知识分子跟对资产阶级是实行同

一个政策。有一点马克思主义常识的人都知道资产阶级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这

样一相提并论，就是把知识分子置于革命对象的地位，是需要加以打击的社会成分

了。一年之后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这个见解，正式提出“我国现在

有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的思想，明确声称“正在逐步地接受社会主义改

造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是两个剥削阶级中的一个，从而使毛泽东的这

一意见具有某种程度理论的形态。

第二，对知识分子如同对资产阶级的政策一样，要领是又团结又斗争。1956年

毛泽东在同拉丁美洲一些党前来参加中共“八大”的代表谈话时，把这个“又团结

又斗争的政策”讲得很具体，就是“必须斗争的就作斗争，可以团结的就团结起来”

[14] 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他说：“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

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

不要先发制人。”[15]

[14]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10页。

[15]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55页。

在对知识分子实行这个政策的时候，开始，可以团结的有郭沫若辈，必须斗争

梁漱溟胡风辈；到了此刻反右派斗争之时，必须斗争的有罗隆基、章乃器、曾昭抡、

徐铸成、储安平、冯雪峰、丁玲等数十万人，可以团结的有吴晗、翦伯赞、李达、

邵荃麟、叶以群、刘绶松等一批人，团结他们来写批判右派分子的文章，来作批判

右派分子的大会发言；到了几年之后的“文化大革命”中，这吴晗、翦伯赞、李达、

邵荃麟、叶以群、刘绶松等人又成为不可以团结而必须斗争的人了，这些人一直被

斗争到或者自杀殒命或者瘐死狱中，“含冤去世”；到最后，可以团结的只有张春

桥、姚文元、冯友兰、杨荣国等几个知识分子，而必须斗争的有若干反动学术权威，

地富反坏右分子，21种人以及几百万臭老九。总之，可以团结的越来越少，必须斗

争的越来越多。

第三，这将是一条长期执行的政策。果然，这条政策一直执行到1978年中共十

一届三中全会，共计22年。

《事情正在起变化》是个内部文件，甚至党内不可靠的人也是不给看的。一些

获准知道新精神的人，当他知道政策的突然转变和政治风向的突然转变，还是感到

十分震惊。作家黄秋耘回忆说：

“我记得十分清楚， 1957年5月18日的晚上，我在邵荃麟家里聊天，

顺便向他请示一下有关《文艺学习》的编辑方针，因为韦君宜当时下乡去

了，《文艺学习》的编务是由我主持的。我跟邵荃麟很熟，几乎无话不谈，

虽然在职务上他是我的顶头上司，但我对他完全没有下级对上级那种拘谨，

他对我也完全没有上级对下级那种严肃。那天晚上，他兴高采烈、眉飞色

舞地对我畅谈他在浙江视察时的种种见闻（他当时是人大代表）。他在杭

州召开过几次文化界人士座谈会，鼓励大家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收效

甚大，人心大快。（到了十年动乱期间，他这些行动都被说成是‘煽风点

火’了。）对于《文艺学习》的编辑方针，他强调要‘放’，大胆地‘放’。

他认为，《文艺学习》组织对《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的讨论，好得很，

甚至引起了毛主席本人的注意。毛主席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谈到了这篇

作品，还替这篇作品辩护了几句，说北京甚至中央都有官僚主义，王蒙反

对官僚主义并没有错。当然，小说是有些小资产阶级情调的，但没有政治

性的错误。毛主席直接出面替一篇文艺作品说话，这是从来也没有过的事。

我们正谈得起劲的时候，桌上的电话铃声响了。邵荃麟连忙走过去接电话。

不到两分钟，他登时脸色苍白，手腕发抖，神情显得慌乱而阴沉，只是连

声答应：‘嗯！嗯！’最后只说了一句：‘明白了。好！我马上就来。’

我看了一下手表， 已经是9点20分了，肯定是发生了出人意料之外的重大

事件，要召开紧急会议。他放下了电话，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周扬来

的电话，唔，转了！’至于究竟怎样转法，他没有说，我自然也不便问。

沉默了好一会儿，他又叮嘱我一句：‘咱们今天晚上的谈话，你回去千万

不要对别人说！暂时也不要采取任何措施，例如抽掉某些稿子，这样会引

起怀疑的。’我知道他马上要出去，就连忙告辞了。”[16]

[16] 黄秋耘《风雨年华》 （增订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75～

176页。

回忆了这一段往事之后，黄秋耘感慨说：“唉！倘若我早十天半月就知道了这

个‘转’的消息，该有多好呵！我可以挽救许多人。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在十天

半月之前，也许谁也不会知道，风云突变，马上就要发动一场雷霆万钧的反右派斗

争。”

那些没有资格阅读内部文件，没有机会旁听内部电话的人苦了。他们不知道反

右派斗争正在一声不响地从容布置之中，还在一个劲地大鸣大放，向党提意见，帮

助党整风。

经过调整部署之后，中共中央统战部邀民主党派负责人继续举行座谈会。休会

之后的第一次座谈会在5月21日举行。看来还是这样一些人，还是一样热烈的发言，

还是照旧每天详细登报。看不出气氛有什么变化。如果他们之中有谁感觉到了事情

正在起变化，该不会那么不识忌讳地侃侃而谈了吧。座谈会的主持者当然是成竹在

胸，这时倒是真有一点钓鱼之意了。就像《水浒传》上阮小七对卢俊义唱的渔歌那

样，“准备窝弓收猛虎，安排香饵钓鳌鱼”，甚至并不需要什么香饵，就有鳌鱼，

不，鲨鱼上钩了。

下面依旧摘录一点《人民日报》上刊出的座谈会上的发言。

5月21日

第一个发言是章伯钧。他说，近二十多天来，全国各地都在帮助共产党整风，

提出了很多意见，看来是很正常的。这证明鸣放并不影响共产党的领导，而愈益提

高了共产党的威信。他举出引起了很多讨论的学校中党委治校问题为例，他说就他

接触到的朋友来说，大家的看法基本接近，都认为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缺少的，党

是可以从政治上领导科学的。但是，另一方面，大家也都感到这种制度有缺点，发

生了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的缺点。因此大家认为应该更多地听取教授和

学生的意见。

章伯钧还提出，现在是中上层人物发表意见，今后应该彻底地广开言路，希望

这次整风能听一听基层人民的意见。他说，今后有关国家的政策、方针性的重大问

题，可以多听一听各方面的意见。他提到过去一些工作中的失误，如扫盲运动、五

年一贯制、推广双轮双铧犁等问题，如果事先经过国务院的部长们，根据材料，多

方面地进行讨论，或经过民主党派、高级知识分子、专家的讨论，就会减少损失。

如果党内一决定，就那么干下去，是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的。再如文字改革，我认

为既不是国防机密，又不是阶级斗争问题，是一个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却只由少

数热心分子作了讨论。这样，是不是人人都搞通了呢？我看包括党内的一些同志，

大有问题，相当混乱。如果文字改革问题等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我没有意见，

我不能反对；如果是文化问题，就应该在党内外展开讨论，应该多从学术、政治、

道理上进行讨论。

章伯钧说，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

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

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他们讨论，三个臭

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

关于政治设计院，章伯钧就是说了这样几句话。这却成他的代表言论，在反右

派斗争中受到集中的批判。周恩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届四次会议作的政府工作

报告中，说他提出的政治设计院是企图在我们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以外，另外成立的一种国家权力机关，目的不外是想使我们的国家政权离开工

人阶级和它的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 （6月27日《人民日报》）章伯钧在民盟

中央小组批判他的座谈会上解释说，我说到政治上的设计院问题，设计是工程技术

人员的事，不是居于领导地位的。（6月 11日《人民日报》）看他说的政治上的四

个设计院，没有把共产党包括在内，显然是认为共产党是领导党，不仅仅是起一种

提出设计方案的设计院的作用。章伯钧不懂得，工程技术问题上是允许有许多设计

院的，这在政治方面却是不被允许的。即如鸣放，毛泽东说的，是学术问题上的百

家争鸣，文学艺术上的百花齐放，是右派才把鸣放涉及政治。对待鸣放尚且如此，

当然更不能允许有什么设计院设计出政治方面的方案来。章伯钧是出于对共产党领

导地位的尊重，没有把共产党也算做一个政治设计院。毛泽东却是把他的党看作政

治设计院的， 他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3次会议上讲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 说

“这个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是中共中央这个政治设计院设计

出来的，不是章伯钧那个‘政治设计院’设计出来的”[17]。中共中央这个政治设

计院是不加引号的，章伯钧那个政治设计院是加了引号的。不言而喻，只有中共中

央才是唯一的政治设计院，而毛泽东就是这个设计院的总设计师。

[17]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93～494页。

在这一天的座谈会上，章伯钧还说：大多数教授都反映说会多，这要看什么样

的会。假使是千篇一律的报告会，形式主义的会，最好是少开一点。比如国务院开

会常是拿出成品要我们表示意见，这样的形式主义的会，是可以少开的，但如果能

够提出问题，拿出材料认真讨论，有丰富的内容，能够发挥各个人的见解，这种会

大家不会感到多的。章伯钧的这个意见后来也遭到了集中的批判。

章伯钧说完，邵力子立刻起来同他辩论。他说，我是参加了文字改革委员会工

作的，伯钧先生说文字改革只是几个人关起门来稿的，这样说是太冤枉了。事实上，

每个方案提出时，文字改革委员会都征求了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全国政协也讨论过

两三次，伯钧先生以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身份，提出这样的意见就相当严重了。

罗隆基接着发言。他针对邵力子的发言补充说明了一些情况。他说，文字改革

问题，是讨论过的。当时讨论的是拼音文字方案，而不是讨论中国文字是不是要拼

音。说到汉字简化，也没有讨论汉字简化的方向问题，拿出来讨论的是简化字。而

且拿出来讨论时，说是党已经决定了，这样，如果展开讨论，就会说是反对党的政

策，当时很多人是不敢讲话的。

章伯钧接着说，邵力子先生对我的批评是对的。以前有些人说我是共产党的尾

巴，百依百顺。但是，将汉字改为拼音文字，我是怀疑的，政协讨论时，陈毅叫我

讲话，我不讲话。但是大家赞成通过，我也不反对。

罗隆基说，毛主席是赞成拼音化的，这样让大家讨论就很难发表意见了。

邵力子反问说，既然你有意见，当时为什么不讲？现在事情都推到共产党身上，

太冤枉了。

章伯钧回答说，今天就讲了嘛。

这天的会上，民主促进会副主席许广平和林汉达发了言。许广平说，当然，民

主党派需要有共产党的领导，但是如果民主党派做的事情于人民有利，不违犯政策，

就应该发挥民主党派的创造性独立性。如过去我们民进到基层去发动群众和平签名，

常常碰到干部说：党还没有布置，慢点做。我们也只好收起来不做了。我以为像这

类不违犯政策的事情，可以让民主党派多做一些。许广平还谈到，中小学提拔干部

偏重于党团员，有些甚至是清一色的党员，有些教书教不了，才提升为干部。老教

师不管经验多么丰富，也不能提拔。有些教师教学成绩不好，批准入党后马上可以

被提拔。

担任教育部副部长的林汉达谈到有职有权问题。他说，我不是讲我个人有职无

权，而是说整个教育部都是有职无权。很多事情，教育部不知道。教育部发通知下

去，不灵，加上国务院，还不行，非得中共中央、国务院发联合指示才行。政府部

门有什么用？肯定你有成绩，就有成绩，说有偏差，就有偏差。比如1952年把祁建

华一捧捧到天上，好像仓颌第二，孔夫子第二，第二年就打下去了，统统否定了。

这里要作一点注释：祁建华是部队的文化教员，利用注音符号作为识字教学的工具，

当时报纸上说他创造了速成识字法，大力推广。

林汉达还谈到扫除文盲的工作。他说，1954～1955年做得比较好，1956年在冒

进。冒进主要表现在规划上，把七年完成的任务说成三年五年，实际上是纸上谈兵。

到春耕的时候扫盲工作本来已是在走下坡路了，《人民日报》还发表了篇社论，纠

正盲目冒进。《人民日报》社论哪里来的？教育部的部长都不知道。谁能够指挥教

育部呢？ 说1956年扫除文盲900万人，其实这是1954～1955年的成绩，1956年的要

到1958年才能看到成绩。

林汉达谈到这里，马寅初插了一句话说：《人民日报》没有根据是不会登的。

九三学社副秘书长李毅说，现在，非党人士帮助党整风，提出很多意见，鸣放

的高潮正在形成，有人怀疑，我看很健康，不是糟得很，是好得很，不是放得太多，

是放得还不够。为什么说放得还不够呢？李毅说，报纸上虽然雷声震耳，可是很多

机关还是冷冷清清；北京上海雷声震耳，很多城市还是冷冷清清。就是北京也还有

许多人顾虑重重。这些人顾虑什么呢？李毅说了一段十分有趣的话：归根结底，都

是怕打击报复。他们说：鸣、放三部曲，一放；二收；三整。“诱敌深入，聚而歼

之。”

李毅不知道，就在几天之前，毛泽东在《事情正在起变化》这篇秘密文章中，

正好也写了“诱敌深入，聚而歼之”这两句，这真是太巧的巧合，两个人从不同的

出发点想到一块来了。李毅说的三部曲，第一部已过，正在演奏的是第一部和第二

部之间的过门，第三部眼看就要开场。你说出来了，可是你不懂，真是可悲悯的迟

钝啊。不过也难怪，听说《烧饼歌》上的预言，应验之前也是无人能解的。

李毅把避免打击报复的希望寄托在毛主席身上。他说，党的领导人不都是毛主

席、周总理，和尚不是菩萨，菩萨是经过苦修苦炼的，炉火纯青，和尚修炼时间不

长。何况打击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有许多是用马列主义的外衣掩盖起来的。所以

我们社会主义学院现在就有好几个同志夜里睡不着觉，心里打鼓，放吧不敢，不放

吧，闷在心里又难受。有人说，领导上应该从政治上、组织上作出进一步的保障，

有人希望毛主席撑腰，公开讲讲不准打击报复。

他不知道毛主席已经讲了他的意见，只不过是秘密的，其中有八个字已经给他

碰巧猜着了。

李毅在发言中，还说他和章乃器先生有一点争鸣：他以为，章乃器在《人民日

报》发表《从“墙”和“沟”的思想基础说起》一文，只说明了问题的一个方面，

即党的方面；忽略了问题的另一方面，即非党方面。事实上，墙是双方砌的，沟是

双方挖的，需要双方主动，才能推倒墙，填平沟。

李毅还说他和黄绍竑先生也有一点争鸣。认为黄先生指出掩盖缺点、夸大成绩

的偏向是对的；但是因为要纠正这个偏向，就把缺点放在前面，也是不对的。去年

波匈事件闹得很厉害，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对成绩和缺点的估计有问题，所以还是实

事求是为好。

黄绍竑听了，应声说，我并没有夸大缺点的意思，我是主张把缺点放在显著的

地位，目的是在于引起注意，不要忽视缺点。

5月22日

《人民日报》在报道这一天座谈会发言时，前面有一小段文字，其中说：“这

些发言，从不同的立场观点，对党和国家的工作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见解和意见。对

某些问题，会上还展开了争论。在这些意见里面，有不少一部分涉及到国家工作中

带有原则性的问题。我们认真地研究、分析和讨论这些意见，加以正确地对待，以

便改进我们的工作，提高我们的思想觉悟，这对于每一个共产党员和读者，都是十

分重要的。”

当时的读者不知道是不是有谁注意了这段话，多年之后回过头来看，这里面就

大有文章了。其中没有一句对这些意见以及提意见态度表示肯定的话，对待这些意

见，也只说“加以正确地对待”，却不说“加以采纳”，而且提出了“不同的立场”

问题，也就是含蓄地表示了其中有不能接受的意见。

这天第一个在会上发言的民进中央副主席周建人，他持一种值得赞赏的立场和

观点，主张拆墙必须从两面来拆。他说，作为一个民主党派的成员，努力学习，搞

通思想就是拆墙的妙法。他也说到，思想改造也是一种艰苦的工作。出身于小资产

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必须经过艰苦的思想改造。他认为资产阶级分子改造

起来工程比小资产阶级还要大些，他同意采用“脱胎换骨”这个提法。这显然是反

驳章乃器的意见。

民革中央常委陈劭先在发言中表示希望统战部对民主党派的思想改造工作还是

要指导、帮助。因为既然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就不能拿旧思想、落后思想

去监督新的进步的思想，也不能拿资本主义去监督社会主义，只有思想改造好了，

才能“长期共存，互相监督”。陈劭先还表示希望统战部在可能范围内能在党政方

面的重要政策、措施制定之前，事先征求民主党派的意见。他说，有些事情民主党

派往往在登出报来后才晓得。事先不了解情况，如何进行监督？事先征求意见，民

主党派才能起到监督作用。当然，属于机密方面的问题，又当别论。

1933年入党的共产党员王昆仑，以民革中央常委的身份发言，希望支持民主党

派充分参加国家事务，希望今后凡是宪法范围以内的国家大计，不仅事前建议，事

后批评，而且要做到参与他们自己职权内的决策、执行和检查。谈到肃反，王昆仑

说，一方面坚持有反必肃的原则，一方面坚持有错必纠的原则。希望深入进行检查。

凡是某些人在哪里受到错误的处理的，在弄清楚以后，就在哪里为他公开恢复名誉。

如果的确是反革命分子，决不替他呼冤，决不替他要求平反。

民主促进会副主席王绍鏊谈到墙是两方面砌起来的，也应该由两方面动手拆。

我们从旧社会出身的知识分子，往往自鸣清高，强调“士为知己者死”，这就是墙

的来源之一。他还表示，他不能同意有些人提出的在学校中取消党委制的说法。

民进中央常委严景耀反映了一些中小学教师的意见，他说，好些基层同志反映：

把统战部的“统战”二字拆开看是“上统下战”。说到鸣放，他说，有人反映大学

大鸣，中学中鸣，小学小鸣。他还谈到，有一个学校，共产党员的副校长因事出差，

学校出了这样的布告：“副校长因公出差，校内一切事务均由校长代理。”严景耀

表示，他很同意叶笃义的意见，把民盟、民进、九三学社、农工民主党合并起来。

他以为，如果能够合并，可以叫“社会主义同盟”。

罗隆基发言时兴致很高，他说，有一天陈叔通老先生对他说，现在的争鸣气候

好像是“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他又续上两句：“一片整风声，三害除多少。”

他说，通过整风，党加强了，民主党派也提高了。他认为这次的争鸣是很健康的。

大家虽然提了不少意见，但并没有人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

针对昨天会上李毅说的有人怕打击报复这问题，罗隆基说，有人要求党提出保

证，在他们对党进行批评以后，不致在将来受到打击报复。他认为要毛主席出来讲

话保证，那是笑话。但他提出了一个解决这个问题的具体方案，就是要由人民代表

大会和政治协商委员会成立一个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不但要检查过去“三反” 、

“五反”、“肃反”运动中的偏差，它还将公开声明，鼓励大家有什么委屈都来申

诉。这个委员会包括领导党，也包括民主党派和各方面人士。他以为这样作有三个

好处：一、可以鼓励大家提意见，各地知识分子就不会顾虑有话无处说，而是条条

大路通北京了；二、过去“三反”、“五反”、“肃反”虽然有很大的成绩，但是

也发生了副作用， 使人不敢讲话。 有人担心在这次的“放”和“鸣”以后，还有

“收”和“整”。在过去运动中受了委屈的，要给他们“平反”，就可以使他们减

少同党和政府的隔膜。他还主张，“平反”的机构一定要同“三反”、“五反”、

“肃反” 的原领导机构分开。 因为他认为这几个运动过去是共产党领导着搞的。

“平反”时，除了领导党以外，还应该由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说明运动

的成绩，也为受了委屈的人解决问题。受委屈的人，不只各民主党派有，其实共产

党内也有。三、现在谁都不能保证在下级机关里不发生打击报复事件，有这个机构，

敢于打击报复的人，知所畏惧；受到打击报复的人就有路可走，他们可以提出控告。

他以为，这样既检查了肃反中的遗留问题，又配合了整风。因此，他还主张地方人

代会和政协也应该成立这样性质的委员会，使它成为一个系统。

罗隆基的这个主张在反右派斗争中给标上了“平反委员会”这个题目，作为他

的代表言论，受到集中的批判。其实这个主张并不是他的创造发明，他是援引和发

挥毛泽东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的意见。 当时毛泽东在谈到肃反问题时，曾

经提出今年和明年应来一个大检查，全面总结一次。中央由人大常委与政协常委主

持，地方由省市人委与政协主持。罗隆基说的，就是从这里来的。只是有一点不同。

毛泽东只是说要作一次大检查，并没有提出要为此建立什么机构，而罗却说要成立

委员会，甚至要使它从中央到地方成为一个系统。后来罗在民盟中央小组批判他的

座谈会上作检讨， 说他所以说这样的话，是因为对毛主席的指示体会不深刻。（6

月26日《人民日报》）罗说他体会不深刻，这是真的，他确实并不了解毛泽东对这

一问题的具体考虑。 即如检查的时限，4月间毛泽东在上海局杭州会议上说，肃反

检查是查1955、1956年的，过去的不查了。而罗说的，不但是“肃反”，连过去的

“三反”、“五反”也都包括在内。检查的目的，毛泽东说的是“总结经验，发扬

正气，打击歪风”。“在检查工作的时候，我们对广大干部和积极分子不要泼冷水，

而要帮助他们。”更明白些说，就是帮助绝大多数正直地忠心耿耿地在肃反战线和

司法战线上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同志，进一步提高政治水平和业务水平。而罗说的是

鼓励有委屈的人向这个委员会申诉，使敢于打击报复的人知所畏惧。可见两人的出

发点和目的并不相同。这也就是古人论文章所说的“貌同心异”吧。

在这一天的座谈会上，罗隆基还谈到，共产党在发展组织方面，特别是在发展

知识分子方面，是否有些太快了。在解放后这几年里，党员很快地发展到1200万。

罗隆基不知道，毛泽东还认为党内的大知识分子还太少，因而决定加速发展知识分

子入党，到第三个五年计划之末，入党的要达到知识分子的三分之一，今年就要吸

收百分之十五入党。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罗同毛两人想法的距离有多大。在罗隆基看

来，解放初期在知识分子中，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常是“打击别人，抬高自己”，

而这样的人，却被党看成是积极分子，也就是进步分子，吸收进党。他们“一朝权

在手，便把令来行”，非党知识分子感到不服气，既影响了党的威信，又造成了党

和非党的隔膜。

关于有职无权的问题，罗隆基说，党员固然有责任，机构也有问题。他说他在

森林工业部里面是有职有权的，但是部以上有国务院的八个办公室，有国家计划委

员会和国家经济委员会，另外还有党中央的各部，你这个部没有法子有权。很多事

情都是从上往下贯彻，往下交任务。经委和计委向部里要的数字任务，也只能是主

观主义的。计划整个地建筑在关起门来的主观主义的基础上。他认为在经委、计委

和国务院各办公室的领导人员多是党员，这也正说明党对旧知识分子很不信任。他

以为党员的政治虽强，技术知识和对经济计划工作的经验不一定都丰富。应该放心

地让旧知识分子参加管理工作。

关于当前工作中的主要偏向是“保守”还是“冒进”这个颇为敏感的问题，罗

隆基也说了些犯忌讳的意见。他认为从1956年以来主要是冒进，而不是保守。这不

是哪个人的问题，也不是哪个部的问题，而是全部的冒进。

这天的座谈会之后又休会七天， 5月30日才又接着开会。这次休会的原因，据

后来薄一波说， 是因为“5月21日和25日，中央书记处连续召开会议，研究报纸宣

传方针问题和写文章争鸣问题，并拟定了一批题目和指定了作者，确定了各文的审

稿人和交稿日期”[18]。只有作好了这一准备，才能在战斗打响之后迅速抛出一批

有分量的批判文章。既然中央书记处在开会研究反右问题，民主人士的座谈会当然

得停下来，等到书记处研究出结果，统战部才有所遵循，才好研究这个座谈会怎样

配合当前的斗争。现在的任务已经是研究批判右派的文章的题目了，座谈会的任务

显然不再是听取有关整改的建设性批评，而是收集供批判用的右派言论。前一阶段

的座谈会上，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这些最大的“鲨鱼”都已经自动浮到水面上

来了。他们大放特放，材料已经够多。现在要研究的是，还欠缺哪些人的材料，还

有哪几个内定的右派分子材料不足，应该想点什么法子，叫他们也鸣一鸣，放一放。

这就要有点时间去劝驾，做做工作，动员动员。所以就得再一次休会了。

[18]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615页。

就在这几天的休会中间， 毛泽东本人发出了一个重要的信号。5月25日，他在

接见青年团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的时候讲了几句话，其中说：

“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

不能胜利。”

“同志们，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一切离开

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

薄一波说：“如果说以前的指示还都是党内的，并且是‘绝密’文件，限制在

一定级别的范围内传达，莫说普通党员，就是级别较低的党员干部都不知道；那么，

毛主席这次接见青年团代表的谈话，一方面是向党内党外‘打招呼’，另一方面则

是反击右派的公开动员令。”[19]

[19]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614页。

毛泽东在这里提出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这两条标准，也就是不久之后他

公开宣布的六条政治标准中最重要的两条。

第二天的报纸上就刊登了毛泽东的这篇讲话。可是那些正在“猖狂进攻”的右

派分子似乎并没有因此而有所收敛。因为他们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言论（就绝大多

数人来说，更谈不上有什么行动）离开了社会主义。

5月30日， 座谈会又继续进行。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张云川说，党和非

党间是有墙和沟的，在工作上、待遇上、工资上，都表现了党员不是吃苦在前，享

福在后，而是相反，形成特权，形成了墙。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强调非党人员要建

立主人翁感，但是仍会很自然地有作客思想雇佣思想。

张云川还建议，在中国革命史中不要只讲共产党的历史，对民主党派在各个历

史时期的作用也给予应有的评价。他还提出：最好有些年纪较大、社会知识较丰富

的干部做人事工作，因为青年对旧社会情况不了解，在审查别人历史时容易割断历

史，不能全面判断。他建议把对高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肃反工作的成绩和副作

用摸一摸，比较和总结一下。

民革副主席龙云说，他对张奚若先生、章乃器先生、陈叔通先生、章伯钧先生

及其他的先生在座谈会上的发言非常钦佩。相信共产党在这次整风中一定会得到很

大的帮助。不过还有一些人的发言仍有顾虑，原因就在于过去的几次运动使他们害

怕了。他认为这次运动是帮助共产党整风，同以往的历次运动完全不同。首先要信

任共产党，信任毛主席。如有顾虑，就是不信任共产党了。他认为，缺点和错误揭

露得越多越好，如果掩饰起来，将来缺点和错误还会是很多的。

龙云认为错误的根源多半在上面。上面发布指示之前往往没有全面地深刻地考

虑，把天下事看得太易，求治心切，企图百废俱举，殊不知下面办事的人员经验不

足，业务不熟，事体复杂而繁重，不能因地制宜，应付裕如，只能按令而行，造成

紊乱，这也就产生了官僚主义。比如往年的教育事业一直在扩大，今年的教育事业

突然要压缩，结果使得国家感到困难，主管部门感到困难，社会和家庭都感到困难。

这是冒进，也是轻率。又比如去年提倡穿花衣服，今年提倡穿补钉衣服，使得下面

无所适从。龙云在这里说的今年教育事业突然压缩，不久之后就引起大麻烦了，这

一点以后还要说到。至于提倡穿花衣服，那是因为同苏联的易货贸易中进口了一批

花布。

龙云还提出：听说北京师范大学有个附中，现在改为一○一中学，学生完全是

高级干部的子弟，其他的学生就不收。资本主义的君主国家听说有贵胄学校、贵族

学校，平民一概不收。为什么我们社会主义的国家，也要设这种类似的贵族学校呢？

民革中央常委朱蕴山谈到，肃反运动是有成绩的，问题是在执行工作方面部分

地发生偏差，把肃反面扩大化了。他建议在本年人大代表会议后，人大常委会和政

协常委会应即召开联席会议，根据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的指示，迅即组织一个临

时检查机构，会同有关机关方面分往各地认真检查。根本搞错了的，应彻底平反，

并赔礼道歉。曾经在什么样规模的群众会上宣布有罪，现在也应该在同样规模的会

上宣布无罪，使被错斗了的人，在精神上得到安慰。没有搞错的不许翻案。也不应

对领导肃反的干部泼冷水。

另一位民革中央常委刘斐说，党和政府是两个性质不同的系统，党是领导国家

事业的核心，但是，党的领导要通过国家机器去实现，党不应该代政，就像开机器

的人，不能代替机器一样。但是有些党员不了解这种关系，而要把一切都抓在手里，

连评级评薪也要高人一等。以为这样才是实现了党的领导，提高了党的威信。这是

让国家机器生锈的作法，而且会滋长“三害”，加深人民内部矛盾。

刘斐还谈到，过去有些地方没有很好地执行知识分子政策，使一些人受了委屈。

改变这种情况，一方面要有错必纠，为受了委屈的人恢复名誉，另方面要加强对党

员的教育，使他们改变对知识分子的强硬态度，这些人也就会消除成见，体谅过去

产生错误之难免。

民进中央常委吴研因发言，对上次座谈会上周建人的发言表示不满。他说，现

阶段三害之墙只是在开始拆，而且远远没有拆到下层的墙，比如民进的中小学教师

会员就在喁喁向望，希望在下层拆墙时，他们也有机会帮拆。身为民进领导，不代

表中小学教师讲话，却强调要思想改造，我认为周建老的话，至少是会冲淡整风运

动的。

吴研因还谈到，《人民日报》在报道周建人的上述发言时，用了“讨论逐步转

向深刻化”、“周建人同意‘拆墙’要从两面来拆”这样的大字标题，表示赞赏。

吴研因说，我对周建老的发言固然不满意，但并不想发言反驳，因为周建老有他自

己的言论自由，我们虽然不同意，也用不着加以反驳。可是《人民日报》却竟赏识

周建老的发言，认为深刻化，《人民日报》是甚么用意？是不是怕别人帮党拆墙，

拆得太厉害了，暗示党外人士不必多嘴，还是自己去改造思想，拆思想之墙，换句

话说，“去你的吧，你还是回去闭门思过，不必来插手了”。

吴研因不知道，《人民日报》这样处理周建人的发言，是适时的舆论导向，也

就是他所说的暗示。如果他听从了报纸所暗示的，即去闭门思过，不再插手，更确

切说是不再插嘴，或者不至于被划为右派分子了。不幸的是，他以为错的是《人民

日报》而不是他自己。

民革中央常委许宝驹发言说，一般群众都觉得做人事工作的人太严肃，对于人

事机构，感到很神秘，使人发生畏惧心理，产生一种隔膜。很多机关首长为了了解

情况， 听取一部分人的汇报， 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却常引起人们一些疑虑。比如

“汇报全面与否？正确与否？”

民进中央常委徐楚波谈到一些中小学校的情况，他说，有宗派主义的地方，党

员校长和党支部书记多半都是青年人，不大懂业务，和老教师闹不团结。他们认为

老教师落后，老教师认为他们不懂业务，彼此看不起。上级在提拔干部时，多是重

德不重才，党员团员就行。提拔以后，就派到各个学校担任校长、教导主任等职务。

这些青年人又不虚心和老教师相处，向老教师学习，而教育行政部门了解工作情况，

又是只听他的汇报。他说，他在四川视察的时候，当地教育局介绍他到一个学校去

视察，这个学校是被认为党与非党关系不错的学校，校长是优秀校长。可是实际情

况并不如此，教师提出的很多严重意见，甚至是一般学校少见的。

九三学社中央常委茅以升就“墙”与“沟”形成的原因提交了书面发言。谈到

人事制度、、‘服从组织分配”的问题，他说，被分配者应当服从，自是一种义务，

而执行分配的组织，就应当慎重从事，真正做到学用一致，人地相宜，才算尽了责

任。调配干部是件极繁难的工作，而一般组织中主管人事的干部很少“内行”，于

是“乱点鸳鸯谱”的现象就不足为奇了，所苦的是被点的人可能抱恨终身。这首先

表示在工作效率上，成为很大的浪费。他建议，在各机关编制中，可否保留四分之

一的定员，编在“自由市场”中，这些人就是本机关各级领导认为不适当，或自认

不相宜的，让各机关的自由市场，相互自由流通。

茅以升还谈到一个保密问题。他说，在任何国家，保密制度都是非常重要的，

何况我们现在还在继续肃反之中。然而保密要有限制，如果把它当作挡箭牌，认为

一切公事皆可保密，无边无际地发展下去，那末，保密所到之处，就必然是墙沟所

到之处了。有人说这些年来，在办公室里，很多文件看不得，很多事体问不得，回

到家里，一切公事说不得，任何工作写不得。同行相遇，不谈正文，学术报告，不

免空话。有时教授带学生实习，参观不了工厂，工程师做设计，找不到必需的材料。

这样保密的结果，加上机构组织的有经无纬，就大大妨碍了有关情况的了解和经验

的交流，好的无从推广，坏的无从觉察，不但助长了本位主义甚或关门主义，而且

彼此保密，各搞一套，形成极大的浪费。从教育文化来说，知识如水，不流生腐，

大家保密，学术如何交流，水平如何提高？他建议：除因国防上的要求外，对于一

切科学技术资料的保密制度应从速考虑取消，让它能在国内外自由流通，更好发挥

它的作用。

6月1日

这是这些民主人士发言的最后一次座谈会。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报《光明日报》

总编辑储安平作了发言。这篇发言真是来之不易。他事后交代说：

“解放以后，一般说来，我很少在外面说话。鸣放开展以后，也很少

讲话。九三、作家协会来邀，都未发言，多少采取逃避的态度。一则我对

发言的积极性不高，二则我也没有什么具体的问题要谈。所以统战部座谈

会开得很久， 我一直没有去。5月30日上午统战部来电话要我去。我答应

去，但说明不发言。下午听说6月1日还要开会，统战部彭处长希望我6月1

日发一次言。我31日上午还在报社工作，31日下午在家写发言稿，那天下

午和晚上一直在家，没有外出。伯钧同志说我的发言稿给罗隆基看过，并

无其事。”

可见这是一篇千呼万唤始出来的作品。

储安平这篇发言的标题是：

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

全文不长，照录如次：

“解放以后，知识分子都热烈地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但是这几年

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

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

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忘

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主要目的是实现他的理想，推

行他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的政权，党需要使自己经常

保持强大，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

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

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

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在国家大政上，党外人土都心心愿愿跟着

党走，但跟着党走，是因为党的理想伟大，政策正确，并不表示党外人士

就没有自己的见解，就没有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这几年来，很多党

员的才能和他所担当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没有做好工作，使国家受到损害，

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但其过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

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

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我认

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

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今天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

个全国性的现象。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些全国

性的缺点，和党中央的领导有没有关系？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

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我现在想举一件例子，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请教。

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倡议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1949年开国以

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二

个党外人土，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

子都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

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中没有一人可以坐此交椅，或者

没有一个人可以被培植来担任这样的职务？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国的

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内和国际上的观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

“只要有党和非党的存在，就有党和非党的矛盾。这种矛盾不可能完

全消灭，但是处理得当，可以缓和到最大限度。党外人士热烈欢迎这次党

的整风。我们都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尽其一得之愚期对国事有所贡献。但在

实际政治生活中，党的力量是这样强大，民主党派所能发挥的作用，毕竞

有其限度，因而这种矛盾怎样缓和，党群关系怎样协调，以及党今后怎样

更尊重党外人士的主人翁地位，在政治措施上怎样更宽容，更以德治人，

使全国无论是才智之士抑或孑孑小民都能各其得所，这些问题，主要还是

要由党来考虑解决。”

储安平这篇1200字的发言成了当年右派分子向共产党猖狂进攻的代表作。本来，

比起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他们来，储安平的地位声望要低些，就凭了这一篇发

言，他被看作是和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他们一样的头等大右派了。这篇发言是应该

给予这样的重视的，他把那许多右派分子絮絮叨叨说了半天的深沟高墙，外行内行，

特权思想，教条官腔，用三个字概括了起来。他说，这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

根源。因此，这篇发言也就当然遭受到最集中的批判。

在这最后一天的座谈会上，还必须提到何香凝的书面发言。她从孙中山的国民

党内存在着左派和右派的分野谈起，说：

“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走上社会主义。难道在这个时代，

也就一切都是清一色，再也不会有左、中、右了吗？不会的。大凡忠心耿

耿愿意在共产党领导下，诚诚恳恳地帮助领导党，我想这就是左派。……

对社会主义口是心非，心里向往的其实是资本主义，脑子里憧憬的是欧美

式的政治，这些人我认为显然是右派了。”

这里采用了“右派”一语。我们知道，怎样称呼这样一些人，曾经考虑过采用

“右倾分子” 、 “右翼分子”这些名目，是《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才确定采用

“右派”这个提法。如果这篇文章的最后定稿是在何香凝发言之前，可说是不约而

同，如果定稿在何香凝发言之后，也许就是采用了何氏的用语吧。

大家发言完了。6月3日的会是李维汉作总结发言，他的“发言稿事先经毛主席、

少奇、恩来同志看过”。他回忆说：

“6月3日，我在民主党派座谈会上的讲话，还没有说要反右。我问毛

主席、少奇和恩来同志要不要表示反击？恩来同志说，柯庆施在上海已经

有所表示，你可以讲。毛泽东同志审阅我的发言稿时，加了一句话，说座

谈会上提出的批评和意见，‘有相当一部分是错误的。’”[20]

[20]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第835页。

这时李维汉心里想的已经是准备反右了，可是他在会上说出来的，还是一个月

前的那些话。他说，整风刚刚开始，在整风过程中，我们将同时注意纠正缺点、错

误，改进工作。他还说，中共诚恳地欢迎各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的监督和帮助。最

近几个月里，全国范围内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所提出的大量的批评和意见，就充分

地说明了这种监督和帮助是必不可少的。有很多的批评和意见大大有助于中共克服

自己队伍中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这样的一篇讲话，尽管有毛泽东加

上的一句伏笔，也不会使听了的人觉得政治风向就要转变的。这正是希望做到的。

为了稳住人们的情绪，这次座谈会还协议成立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双

周座谈会，成立有关民主党派工作问题的讨论会———

李维汉心中明白，这些会是一次也不会开的。距反右派斗争的公开发动已经没

有双周时间了。此刻成立这样根本不准备开的座谈会和讨论会，就像战斗打响以前

有意制造和平景象以麻痹敌军，以增加袭击的突然性，同时也好让右派的进攻达到

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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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让他们走到顶点

毛泽东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说：

“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党内党外的

右派都不懂辩证法：物极必反。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

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

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

这是毛泽东对态势的估计和战略决策。他在这里提出了诱敌深入的要求，说明

了诱敌深入的利益， 却并没有提出诱敌深入的方法。这方面，5月14日和16日的两

个党内指示中说了一点，就是对于右倾分子的言论，不要反驳，必须原样地、不加

粉饰地报道出来，放手让他们发表，并且暂时（几个星期内）不要批驳，使右翼分

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后来他在《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文

中回顾当时的做法说：“报纸在一个时期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资产阶级反

动右派的猖狂进攻不予回击，一切整风的机关学校的党组织，对于这种猖狂进攻在

一个时期内也一概不予回击……等待时机成熟，实行反击。”

这个计策，就是毛泽东颇为自负的“阳谋”。“阳谋”虽好，只是如果仅仅做

到“不予回击”还是不够的。倘若人家怯战，干脆不来猖狂进攻，摆这八阵图岂不

是白费力气了吗？所以还必须有诱敌之法。这办法就写在一份党内指示之中。

“高等学校组织教授座谈，向党提意见，尽量使右派吐出一切毒素来，

登在报上。可以让他们向学生讲演，让学生自由表示态度。最好让反动的

教授、讲师、助教及学生大吐毒素，畅所欲言。他们是最好的教员。到了

适当时机，则立即要组织党团员分组开会，分别那些是建设性的批评，加

以接受，并改正自己的错误缺点；那些是破坏性批评，予以反驳。同时组

织一些党外人士讲演，讲正面话。然后，由较有威信的党的负责人作一个

有分析有说服力的总结性演说，将空气完全转变过来。”[1]

[1]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32页。

这个文件的题目是《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可是这标题只包含

文件的一半内容。这个文件实际上是两项内容组成的，就逻辑的先后来说，第一是

“组织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第二才是“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

后来的实践证明，这确是一个行之有效的计策，达到了预期的战略目标。

多年之后，历史学家黎澍说起当年旧事，他说：“这个讲话——指毛在最高国

务会议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广泛传达以后，在北京、上海、天

津等几个大城市的民主人士和文化科学工作者中间果然起了鼓舞作用。他们被邀请

在一些座谈会上发言。可是，即使在这个时候，这种场合，发言者也还是心存顾虑。

毛本人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说，人们‘怕钓鱼’。这篇文章是反击右派进

攻的信号。既然直到此时人们还说‘怕钓鱼’，可见直到反右派斗争开始时，也并

没有什么资产阶级猖狂进攻需要‘打退’。”[2]

[2] 黎澍《未完的回忆》。见所著《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8年版，第171页。

当然，黎澍这话是多年之后说的。如果他当时说了，他也就成了猖狂进攻的右

派一分子了。

中共中央统战部根据毛泽东的“阳谋”调整了部署，各民主党派负责人的座谈

会两次休会，让右派的进攻走向顶点。

休会之后的座谈会上，“政治设计院”、“平反委员会”，“党天下”这些最

严重的右派言论出来了；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储安平、黄绍竑、陈铭枢等一

批重要的右派分子出来了。

为了组织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除了这个座谈会之外，还开辟了新的发言场地，

让各个民主党派、学术团体、高等学校都举行这样的座谈会。

下面，先摘录一点《人民日报》逐日刊登的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上的发言。

5月22日

民革主席李济深主持开会。他首先说，民革是在中共领导下，致力于社会主义

事业队伍中的长期合作共事者，我们对于中共通过统一战线的方式推动整风，自应

积极帮助。

陈劭先的发言是讲正面话。他说，从报纸上看，有些人在发表的意见中，有摆

脱共产党的领导的想法，这是不好的。他认为不正确的思想言论，报纸不应当发表。

这态度是很好的，只是他不知道，几天之前中共中央已经一再指示，要求党报不加

反驳、不加粉饰、不加删节地刊出右倾分子的言论，这正是反右的一项重要的准备

步骤。

刘斐这一次发言的态度其实也是可以的。他说，领导党整风，民革是助手之一，

民革成员不能袖手旁观。他同时认为，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不可否认

地在民革内部也存在着，“我们就那么好”？因此他说，民革成员也应该加强自己

的思想改造，在共产党整风期间，结合自己的思想，“照自己的镜子”，通过整风，

改造和提高自己。

龙云在会上也发了言。他发言的内容，据《人民日报》报道，他认为整风就是

找过去的错误。他说为什么整共产党的风？这联系到有职无权的问题。共产党是执

政党，有职有权的人错误就多。他甚至认为，民主党派的错误，也和共产党有关。

整共产党的风，有道理。他说，他这次出发回来，在报纸上看到马寅初、张奚若、

章乃器等人的发言， 受到很大鼓舞。但自己参加了5月21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

座谈会以后，情绪反而低落了，因为发言的人有保留，有顾虑，折中的话很多。他

认为这样下去会冷下来，“没有作到步步紧，而是步步松”，对中共帮助力量不大

了。他认为，有顾虑可以理解。他说，过去几个大运动，都是共产党整人，现在是

不是共产党测验大家的思想，以便以后整人？他说，现在时机不同了！他认为，共

产党员犯错误，不是一个两个，大家都知道，共产党要想办法改变。共产党是执政

党，怎会出尔反尔，开这样大的玩笑，让大家把思想暴露出来，然后再整。

龙云的这篇发言，《人民日报》是24日发表的。据30日《人民日报》报道，龙

云在29日会上的发言中， “对本报5月24日发表的他在22日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

上的发言，表示不满，但是他没有举出具体事实”。因为5月14日党中央已有指示，

报纸发表此种言论不要删节，所以龙云的不满大约不会是因为删节了他发言的内容，

他不满的想必是报道的角度和倾向性。就从报纸上这简短的报道中，是可以感觉到

明显的倾向性的。其实他有些话确是说得很难听，但他还是说了执政党不会出尔反

尔，开这样大的玩笑。他这样说，可以解释为他对共产党还是信赖的。也可以作另

一种解释，在宦海浮沉了几十年的龙云预感到某种可能性，于是故意说破，希望能

避免此种前景。

5月25日

卢郁文发言，他说，最近民主人士对党的领导提了许多意见，如机关中党组织

如何工作，学校改变党委制，合营工厂中的公方代表撤出，基层以党代政，党中央

和国务院联合发指示，以及定息20年等问题。这些意见看来虽然承认党的领导，但

恍恍忽忽又有摆脱党的领导的意思。他提醒说，我们不要忘记，共产党领导社会主

义，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这都是我们举了手的！

卢郁文反驳章伯钧，他说，章伯钧先生不让把成品拿上去，他是希望在国务院

会议上大讨论而特讨论，他说一通，我说一通，然后表决，这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方

式，表面看来是民主的，实际上并不能取得一致。他说，章伯钧先生的这个意见我

不能同意。他认为事先把文件经过各方充分协商，准备成熟，拿出来讨论通过，这

正是社会主义民主的特点，是它的优越性。

谈到党与非党关系，卢郁文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例，他说，他觉得党员同他之

间没有墙和沟，他和党员一起工作、学习、下棋、打扑克，并没有感到有墙，自己

也没有自外。他以为拆墙是两方面的事，并且以为应该允许反批评，这并不是打击

报复。

谭惕吾发言。她认为民革成员帮助共产党整风，应该采取老老实实诚诚恳恳的

态度，不能有任何虚假。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同志中间，旧作风还是少来一点！

她说，必须坚持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这前提决不能动摇，否则

不是今天中国的民主党派了。她说，为了社会主义少些波折，对阻碍社会主义建设

的事情，一定要反映出来。提意见，不一定就是不接受领导。说一切都是因社会主

义制度不好而产生的，那是离经叛道。

谭惕吾不同意卢郁文的意见。她认为卢郁文的意见不是帮助共产党整风，卢郁

文说与党员毫无隔阂，那不是由衷之言。她说，我们要说真话。领导党选择人也要

注意，要选对党进忠言的人。她说，很多党与非党的关系问题，常常不是因为共产

党，而是由无耻的民主人土弄出来的。这些人隔离党，隔离群众，借机会向上爬。

甘祠森认为谭惕吾是太主观了，不能说卢郁文的意见是话不由衷。

卢郁文谭惕吾的这些发言都登在5月26日的《人民日报》 上，随即在读者中引

起反响。卢郁文收到一封匿名信，其中说：“在报上看到你在民革中央扩大会议上

的发言，我们十分气愤。我们反对你的意见，我们完全同意谭惕吾先生的意见。我

们觉得：你就是谭先生所指的那些无耻之徒的‘典型’。你现在已经爬到国务院秘

书长助理的宝座了。你在过去，在制造共产党与党外人士的墙和沟上是出了不少力

量的，现在还敢为虎作伥，真是无耻之尤。我们警告你，乃早回头吧！不然人民不

会饶恕你的！”这封信中还说，“共产党如果只认你这班人的话”，“总有一天会

走向灭亡”。关于这封匿名信的事，下一章还要详细说到。

5月29日

李平衡说，整风中有人道听途说，以官僚主义整官僚主义；有人是为发言而发

言；也有人是以出气态度发言。他认为这都不符合真诚坦率，和风细雨的精神。在

谈到共产党和党外人士之间的墙沟问题的时候。他以为党员固然应该主动动手拆墙，

党外人士也应该动手拆。拆的办法应该是“多接触，多谈心”，有些党的会议，可

以让党外人士参加的应该尽量让大家参加。 他并且建议， 要尽快解决“三反”、

“肃反”中的遗留问题。

陈铭德谈到了放和收的问题。他说，现在只是上层动了，下层还在以“观察员”

的身份观察气候，仍是顾虑。对于最近报纸上出现的一些反批评意见，他认为是一

种收的趋势。他说，放是充分揭露矛盾，收只能掩盖矛盾，乃至一发而不可收拾。

因此，真正爱护党的，就应该鸣，也让别人鸣。

李蒸在发言中表示，最近他从报纸上看到了一种不好的气氛，随便扣帽子，随

便打回去。他说，报馆也应该负责。他说，我们的发言一定要反映真实情况，真正

矛盾，不要把自己的亲身经历，代替了一般。

李蒸的发言，《人民日报》上就只摘登了上面引的这几句。看来这并不是完整

的记录稿，当时他说的必定更多些。最后这一句大约是说卢郁文的，卢以亲身经历

证明党与非党共事中并无隔阂。李蒸以为此种亲身经历并不能代替一般，不能反映

真实情况。

李蒸说毕，卢郁文立刻表示不能同意他的意见，也不能同意上次座谈会上谭惕

吾的意见。卢郁文说，为什么只许批评共产党，而不许批评批评者呢？不公平。党

和非党之间有墙有沟。但是具体的讲，也有没墙没沟的。怎么非说有墙有沟才开心

呢？拆墙填沟应该是两方面的事，共产党应该拆的是三个主义；民主党派和民主人

士要拆的是旧思想、旧习惯、旧作风，要放弃过去的立场，要坚定地树立人民立场。

不这样，单是共产党拆墙，是拆不了的。如有人要求20年定息，墙怎能拆的了呢？

覃异之在谈话中也认为，最近报纸上的一些标题，有“收的味道”，《人民日

报》的标题就值得研究。在他看来，某些积极分子为领导党表露了一种“担心”，

也是“收”的表现。

谭惕吾发言说，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问题上，现在出了岔道。她说，在割治三

害毒瘤的时候，确实出现了一些毒草。关于定息20年，不要公方代表，取消高等学

校的党委制等意见，她是反对的。但是，她也反对从另一方面损害党。她说，帮助

共产党整风，就是要揭露矛盾，就是要敲警钟，把一些党员敲醒。她认为卢郁文是

在代表抗拒整风的共产党员说话，他没有一句话是对党有帮助的，这是对党不实，

对国不忠的表现。

梅龚彬对谭惕吾和卢郁文的争论，作了这样的表示：对中共提意见，是为了帮

助中共整风。什么意见都可以提，不论是正面的，或者反面的，都可以提，这才叫

作争鸣。

6月3日

钱昌照说，个别党员同志确是架子十足。有时为了公事同他们联系，去信不回

信，去电话不回电话，一而再再而三地催促，给你一个极其冷淡的答复，这是极粗

暴恶劣的对人态度。这些同志应放下架子，否则，他们既不能接近群众，群众也无

法去接近他们。他说，经过此次整风，领导党当然更加提高，民主党派也必须提高。

领导党现在是边整边改，民主党派一方面帮助领导党整风，一方面应当检查一下自

己的工作，发扬民主，克服缺点。

翁文灏说，天津有一家永明漆厂的总经理是化学专家，有多年制漆经验，很有

成就，但因为是非党员，就受党员经理的歧视，技术上的问题不能过问。想作试验，

没有原料。他还谈到，去年去河南视察，曾邀集洛阳的一些工厂的非党工程师座谈，

很多人都谈到不能了解情况，和党有隔阂。他分析说，过去共产党为了打倒敌人，

把剥削阶级当敌人看，是对的，现在情况不同了，但仍把他们当敌人看，不信任。

他说，这种绝对观念不取消，共产党就会脱离群众，建设就不会成功。在这种情况

下如果指责非党员没有主人翁思想，工作消极，是冤枉的。

丁贵堂说，宗派主义的形成，是由于他认为自己是特别材料制成的，他们比一

般的人优越，看不起非党人士。假如承认非党人士和他们一样同是中国人，也同是

有爱国心和正义感的中国人，正确适当地放手使用他们，则所谓墙与沟就能不再存

在了。

陈建晨发言，分析批判了6月2日《人民日报》所载章乃器的讲话，认为章所说

的“定息不是剥削而是不劳而获的收入”，“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

“工作上分公私，分党与非党，则工作永远作不好”，“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有本

质的不同，但这两个阶级的分子不能说有本质的区别”等等说法都是错误的。她对

储安平的“党天下”论表示了愤慨，并对储所谈的联合政府问题作了批判。她说，

在民主革命阶段，毛主席是这样讲过的；但是1954年宪法公布以后就不同了。宪法

规定得很清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以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的

国家，现在是消灭阶级，怎能有阶级联合政府呢？不能把过去的道理搬到今天来用。

蔡廷锴在发言中谈到他虽然担任了国防委员会的委员、体委副主任和华侨事务

委员会委员，但事情不多。他对这一点表示不满。

6月5日

担任广西省副省长的民革中央常委李任仁说，每次到中央来开会都听到李维汉

部长说党政要分开，但是到下面就不然，在省里还好一点，愈到下面愈成问题，区

委书记和乡文书就可命令一切。

李任仁认为应该把党的领导和党员的身分区别开来，不能在党和党员之间划等

号。党的领导是宪法规定的，无人怀疑，但每个党员并不等于党。有的机关、学校

中有人给党员提意见，竟被批评反党反组织，这不是比“朕即国家”还有过之吗？

最后他建议民革在即将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如果有提案和发言，

要强调建立法制。他说，共产党整风固然很好，但如果法制不完备，仍然没有保证，

人民没有根据来权衡共产党作得对不对。

周颖在发言中联系邮电部的实际情况提了一些意见。她说，这次邮电部的同志

们揭发了很多问题，这些问题我们都不知道，有些问题，比如某些领导同志作风不

民主，家长式的领导问题，我认为早就应该在党内揭发出来的，为什么一直没有揭

发呢？难道党员同志不知道吗？难道党员同志就没有意见吗？不是的。我认为这是

由于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特别是自下而上的批评不开展，党内民主没有很好发

扬的关系。党内民主发扬不够，势必影响到党外也不能很好的发扬民主。

周颖又说，过去历次运动中都是共产党员打冲锋，现在共产党员为什么“坐阵

以待”？她要求共产党员“立即出马”。她还认为，共产党内有些重大问题被锁在

“保险柜”内，这些问题必须党的负责干部出来揭发，必须党内外夹攻才能攻得出

来。

周颖说，在现在这个时期，民主党派应该作些什么呢？她认为在机关应该成立

一个组织，这个组织有共产党、共青团、工会、民主党派参加。她说，在肃反运动

中，我们民主党派不闻不问，不提意见，民革的成员被斗争，自己的组织袖手旁观。

现在在整风运动中，我们应该改变作风，该作的要勇敢地去作，要和共产党分担责

任。这个组织要负责把群众揭露出来的问题加以研究，提出处理的意见，监督共产

党快一些解决问题。她还谈到社会主义学院的学员相当普遍认为，民主党派这几年

干的工作主要是：歌功颂德、锦上添花、火上加油。因此她认为，这次整风中对共

产党提出的批评，民主党派也负有责任。

谭惕吾又一次发言。这一回她提出了四个问题。第一个是共产党领导国家的方

式问题。现在政府有一套机构，党内又有一套机构，这是双轨制度。党内一套是清

一色，不与群众在一起，脱离实际，这怎么会不产生三大主义和“墙”“沟”。原

说党是抓思想和政策的，实际上已超越这个范围，直接向人民发号施令，政府部门

却没有权。她认为党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指示，是由于国务院单独发指示不起作用。

既然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为什么自己专政的机构不用，而要削弱其职权，

另在政权之外来稿一套党的系统呢？她希望中共中央考虑这样是否合乎中国国情。

接着她就党领导国家的方式问题提出了具体建议：主席办公室应该扩大；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机构要充实，要发挥它的作用，共产党员到这个权力机

关来监督政府，掌握政策；把共产党内各个部改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里的各

种委员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内可以设党组，吸收非党人士参加工作。

她谈的第二个问题是：党的政策应该如何体现。她说，党直接指挥行政部门的

党员，会把国家行政系统搞乱了。她认为党应该把政策提到人民代表大会制成法律，

再由国家管理机关根据法律制成各种法令，通过法律、法令的实施，体现党的政策。

她认为不应在法律、法令之外，再发内部指示。指示代替法律、法令，是不可以的。

第三个是党遵守宪法和国家制度问题。她说，党制定政策，应在宪法范围之内。

在这里，她再一次提出了上海将私营房产商和私营经租公司及属于资本主义经营性

质的房屋纳入社会主义改造范围是完全正确的、是符合宪法的。但是在工作中把个

别的作为生产资料的房屋和作为生活资料的私人住宅纳入公私合营是和宪法第十一

条的规定不符合的。谭惕吾要求中共中央检查在制定的政策中是否和宪法有抵触的？

如有，要赶快纠正。她说，过去不遵守法律是为着推翻政权才不遵守它。共产党今

天是想使国家长治久安呢？还是自己捣自己的乱？她认为这不是小事情，共产党必

须遵守宪法。

关于国家制度问题，谭惕吾说，司法、律师、检察是对执行国家制度起杠杆作

用的，但有些地方这三者是在一个党委领导之下，她认为这是不好的。会场当时有

人问她：司法、律师、检察在一个党委领导之下，是受一个党员领导，还是受党委

会的领导。她回答说她不知道。谭惕吾认为，共产党可以派党员到司法、检察等机

关去担任负责工作，但这些部门不应该由一个党委领导。

第四个问题，是怎样使共产党接受全国人民的监督。她说，政府受人民代表大

会监督，但是党不受什么监督，她认为应该建立制度使人民监督共产党。

李济深最后说，为了帮助共产党除“三害”，不要顾虑伤害不伤害党的问题，

大家有话尽量说，这个会还要继续开。他同意周颖的意见。今后要把会上的发言归

纳起来，提到中共中央统战部去。

李济深还在动员大家有话尽量说，说明他丝毫也没有预感到反右派斗争就要打

响，也没有想到现在还开这些会，只不过是让他们走到顶点。

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上，一些右派分子也在向顶点走去。民盟上海市

委主任委员沈志远5月16日在会上发言， 题目就《党和政府不应管得太多太死》。

他说：

“社会主义是需要计划管理的，但过多的计划管理，就会损害自由，

妨碍积极因素的发挥。社会主义是要求集中化的，但是过多过死过紧的集

中，就会损害灵活主动，同样会妨碍群众积极性的发挥。而今天我们某种

程度上倒反而把可能调动的积极因素变为消极因素了。由于管理过多过死，

一切都要国营，一切都要管起来，包下来，把人们的积极性创造性都管光

了，包完了，于是出现了一系列反常的现象：好些演员长期没有戏演了，

好些教员整年没有书教了，好些名医常年不看病了，好些著作无处出版，

只好藏之名山了，好些学术工作者无法从事研究工作了。在我们这个文化

落后、知识分子异常缺少的国家而出现这样一些现象，这岂不是糟得很吗？”

沈志远表示了取消学校党委制的意思，他说：

“高等学校的党委制，过去也可能起过好作用，但是现在在某些学校

里形成了以党代政，非党校长无权，校务委员会形同虚设，在系里是系秘

书领导系主任的反常现象。为了改正过去的高等学校领导工作中的缺点和

错误，我以为可以考虑学校党委制的改变问题。”

沈志远以为，这样做不但不会削弱党对高等学校的领导，而且一定会加强党的

领导作用，因为党主要是依靠自己的政策方针的正确性去影响群众，而不能单纯靠

组织措施来保证党的领导。

他还谈到出版的专业化制度，即把某一种性质、某一门学科的书归一个出版社

出版，以为这是垄断，是一家独鸣，就是排斥矛盾、掩盖矛盾、取消竞赛、保护懒

汉、奖励不上进、阻碍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它会使思想僵化、企业衙门化、出版

事业的生命枯萎下去。为了消除这种弊端，沈志远建议放宽对出版事业的的管理。

他说：

“今后出版事业应当向社会开放，允许志同道合的人开办像同人出版

社，同人杂志社，书刊出版发行合作社之类的机构，政府只要掌握一些大

的政策方针措施，负起监督检查之责，其他事情是少管为好，何况你事实

上要管也管不了那么多呢。”

更加犯忌讳的是，沈志远提到了“制度”，他说：“不但要清除寄生在党和政

府机体上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三种歪风，而且还要把滋长这三种歪

风的一些不合理的制度大刀阔斧地改革一下。”（5月17日《解放日报》）

《新闻日报》总编辑陆诒在这个会上说，上海各报报道市委召开座谈会的消息，

各报的销路都在上涨，群众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欢迎过。他认为，过去的报纸一片

教条主义，整天板起面孔训人，新闻也不多，报道面不广。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

他以为除了新闻记者本身的水平不高努力不够之外，也因为党的中央和党的上海市

委过去对报纸的领导方针、领导路线是“收”而不是“放”。

陆诒在发言中还提到几天前《文汇报》报道的“左叶事件”，说是农业部部长

助理左叶在农业展览会上骂摄影记者：“你重要还是我重要！再挤就叫你们滚出去！”

陆诒发言的时候可还不知道以后会有更正，他评论说：“如果从我这个老记者的眼

光来看，这条新闻的新闻价值并不高。因为此等事，不仅北京有，上海也有，全国

其他各地，估计也有。”

陆诒说，他要代表新闻记者提出三点希望，一是希望领导上继续“放”，支持

我们在报上“鸣”。二是希望新闻工作者协会像一个人民团体，除了几个人和外宾

碰杯干杯之外（很抱歉，我自己也是其中之一。）要切切实实为我们记者、编辑、

校对、资料员做点事情。三是希望市委书记、市委宣传部长不但能和我们各报的领

导谈谈，也要和我们参加实际工作的记者和编辑谈谈，局长们多开开记者招待会谈

谈，有时让记者将将你们的军，这对工作也有好处。（5月18日《新闻日报》）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王造时也在这会上发言。他是1936年著名的救国会七君子

之一。当年难友邹韬奋在《经历》中曾这样介绍他的情况。

“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开成立大会的时候，他扶病到会，刚巧坐在我的

旁边，我们才第三次见面。他对我说，国难严重到这样的地步，他虽有病，

也不得不勉强来参加。他在会场上还说了几句激昂慷慨的话；他说要起来

组织救国会，先得有准备进监牢的决心，现在他自己果然进监牢了。

“他十六岁在清华求学的时候，因为参加反对巴黎和约，要求罢免卖

国贼曹、陆、章，就两次被捕过。

“他又加入蔡先生等所发起的民权保障同盟，被选为上海分部执行委

员。结果被禁止教书，不能再做教授了。于是他开始执行律师职务，并从

事译著的工作。

“王博士屡有做官的机会，但是因为忠实于他自己的主张，不肯随便

迁就，宁愿过清苦的生活，行其心之所安，这是很值得敬佩的。”[3]

[3] 韬奋《经历》，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123至124页。

可见，不论是北洋政府，或是国民党政府，王造时都持不合作态度。可是在这

次上海市委的宣传会议上，他却表现得相当合作的了。首先，他赞颂了整风运动，

他说：“作为一个开国当政的党，主动地、及时地运用大力，在全国范围内，来推

动这么一个全面揭露矛盾、公开批评思想和工作的运动，在人类历史上，这还是破

天荒第一遭。”他认为通过整风鸣放，“党的威信在全国广大群众的心目中不仅没

有减低，而是更大大地提高了”。“大家把心里头的话吐得越淋漓尽致，大家越体

会到党究竟是我们自己的党。”

王造时为知识分子讲了话，他说：“我深深感觉，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作为

整个阶层来看，确是有着毛主席所说的志土仁人的传统。这个传统是我们保证社会

主义建设成功的一个重要条件。过去对它估计不够，党今后应当更多多加以爱护。”

在知识分子这一方面，他认为，“我们今天的责任，是要本着搞好事情的精神，继

续放鸣，彻上彻下的放鸣下去”。

王造时在这篇题为《把放鸣的重点放到基层上》的发言中还痛切地批评了官僚

主义。他说：

“今天的官僚主义，不是个别的现象，而是普遍存在着；不是刚刚萌

芽，而是发展到了相当恶劣的程度；一般说来，越往下层，越是专横，违

法乱纪的事情越多。它阻碍了我们的生产进展，影响了我们的建设计划，

损害了我们广大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官僚主义的行为，不管是有心或

无心，实际上等于假借党的威信和国家的名器，作了害党害国的事情。正

如周总理所说，官僚主义者在党与群之间筑起了一座墙，挖下了一道沟，

弄得爱国爱党的人，尽管满腔热诚，想为社会主义建设，尽其一砖一瓦之

用，可是莫名其妙地被挡在墙沟之外，凄惶失所，想不通究竟为什么会这

样国家有前途而个人没出路。”（5月21日《文汇报》）。

民盟上海市委会副主任委员、复旦大学教授陈仁炳向中共上海市委宣传工作会

议交了一份书面发言。他认为整风中也可以算旧帐。他说：“我以为在检查缺点，

明辨是非，纠正错误的过程中，旧帐不是不可以算的。有的犯了错误的同志，最喜

欢用反对算旧帐来遮掩他自己的错误。只要我们的动机正确，为了党和祖国的前途，

而不是为算帐则而算帐，不是一种‘算帐主义’，那为什么不好算呢？古人说，前

事不忘，后事之师。譬如说，算一算浪费和走弯路的帐（如果有这样的帐），我认

为没有坏处，只有好处。”

陈仁炳还对他所说的一种类型的党员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说：“今天在不少

的大学、中学、机关、医院、企业里，确实有这么一种类型的党员同志，你说他故

意把工作弄坏也是冤枉，他基本上是忠心耿耿的，但是，他沾染上了饱食终日无所

用心的灰尘。他入城已经好几年，但是对于无论哪一门业务都不大去钻研。一句话，

供给制或者变相的供给制害了他，使他变成一个思想懒汉。在社会主义之下，一个

党员再不努力一些也没有失业的危险，或者反而要连升三级也说不定。对于这样的

同志，我们希望党加强教育。”

陈仁炳的这篇书面发言，6月9日才在《解放日报》刊出，显然是为了供批判用

的了。

就是这些人，这些话。7月9日，毛泽东在上海，对上海的干部说：“在你们上

海，就是什么王造时，陆诒，陈仁炳，彭文应，还有一个吴茵，这么一些右派人物

出来捣乱。右派一捣乱，中间派就搞糊涂了。”[4]

[4]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48页。

不但上海，别的地方的右派也在捣乱，不知忌讳地在各种座谈会上发言。

在天津。 5月24日在中共天津市委教育工作部召集的中学教师座谈会上，第三

女子中学的民盟盟员黄心平说，既然党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现在国内阶级斗争基本

结束，党的领导作用是不是可以削弱一点？他主张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都应该退出学

校。他认为，现在既然容许民主党派存在，各民主党派的党纲又都要求走向共产主

义，同时各个党派又都是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为什么不可以实行各政党轮流执政

的办法呢？一党执政有害处，像共产党已经整过三次风了，但如今仍然有严重的官

僚主义、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通过这一次整风是不是能够彻底消灭这些缺点，还

很使人怀疑。如果不要共产党一党执政，而要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通过竞选来轮流

执政，由各党各派提出不同的政纲来，由群众自由的选择，这就好得多。因为这样

做，可以刺激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不得不努力克服缺点来博得选民的选票，为人民

服务。（5月27日《天津日报》）

5月24日农工民主党北京市委会举行的科学教育界座谈会上， 北京师范大学教

授朱启贤谈到几年来知识分子挨整的情况。他说，师大邱椿老教授，这几年被整的

很厉害，患了高血压。事虽过去，但一提到师大，一看到党员，他就害怕，心就发

抖。学校负责人虽不止一次的去看过邱椿老教授，向他道歉，但整他是在群众中整

的，现在道歉，谁也不知道，别人看邱椿教授，还以为是反动的，连他的女儿，也

感到抬不起头来。应该公开恢复他的名誉。朱启贤还举他自己的事为例说：我刚回

国时，听人说：现在不能称“老子天下第一”，只能称“老子天下第六”。我到学

校，将这些话讲给同教研组的教师听，思想改造时，大字报、校刊，就用大字标题，

批评我狂妄自称“老子天下第六”。钱俊瑞副部长在大庭广众作报告，也提出批评。

实际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外人不知，还真以为我是那样狂妄的人。事后真相明白，

师大党委向我道歉，但批评我是用的大字报、校刊，道歉却外人不知道，影响还留

在群众中。朱启贤还说，我看到报上登出罗隆基的一个建议，要求组织一个有民主

党派参加的委员会， 来检查这几年在各次运动中遗留的一些问题， 我完全同意。

（5月27日《光明日报》）

在清华大学的座谈会上，徐璋本教授说，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一定要

产生教条主义；因为任何学说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都有其局限性，若

以一种比较固定的学说作为指导思想，就不可避免要犯教条主义。他说，任何一个

学者一个学说都不能把一切好的东西都包括进去。我们要文化发展，光解决人民内

部矛盾问题是不够的，一定还要废除以一种学说来指导一切的限制。共产主义还未

实现，对共产主义的概念将来可能会有变化，社会正在发展中，要指导要限制就是

教条主义。因此我不揣冒昧，建议取消用马列主义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希望大家

指正。（5月25日《人民日报》）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景汉5月30日在该校党外人士座谈会上谈到知识分子问题。

他说，希望党对知识分子，特别是经过屡次运动的挑剔而找不到什么大毛病的人，

应该相信他，认为他是可靠的。应以朋友的态度，而不应以敌对的态度来对待知识

分子。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对人生欲望不高，能终生做一个教授，给于一定条件进

行学术研究，那就心满意足了。他们根本不会造反，连造反的幻想也不可能有。古

人云，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这是很有道理的。党还有什么不放心。中国有句民语，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句话很可玩味。仅靠左手拿着马列主义书本，右手拿着苏

联武器，是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的。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希望党员要和我们推

心置腹，最近报刊常带这句话，真是太好了。但是只要有党，党群就不能在一切问

题上推心置腹。在这次座谈会上，李景汉还提到：昨天有位民盟同志主张收，他说，

这是万万做不得的。 主持座谈会的副校长胡锡奎立刻插话： 要大放、大鸣的。（

《人民大学周报》 第150期）他的这些话很有刺激性。不过即使他没有在这次座谈

会上发言也是右派，因为他是主张恢复旧社会学的重要人物之一。

在中国政治法律学会5月31日举行的法学界人士座谈会上， 国务院参事、《政

法研究》副总编辑杨玉清说，这次整风运动是“下轿”运动。他说，有些共产党员

坐轿子，脱离群众。八年来培养的是什么人呢？是抬轿子的人。他说，至今还有人

不愿下轿子，那些抬轿的人也还不愿放轿杆。

杨玉清说，有人说“上级干部太好，中级干部太少，下级干部乱搞”。他反对

这种说法，他强调说，一切发源于北京，乱搞就从北京乱搞起。他说，首先，在北

京的上级干部要下轿，他认为不但要下轿，有的还要下台。《人民日报》总编辑非

下台不可，因为《人民日报》几年来都在歌功颂德，这次运动想“收”不想“放”。

杨玉清还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仅要广开言路，还要“广开贤路”。

他说，今天的事应该谁有本事谁来干。但有些能干事的人，往往被以某种条件不够

为借口，被一脚踢开。今天就要打破这个关。（6月5日《人民日报》）

这里杨玉清是把“下轿”和“下台”分做两个层次来说的，可见他说的“下轿”

并不是“下台”的意思。他说的“坐轿子”，大约是指那种凌驾人们之上的官僚气

派吧。所以他也才把反对官僚主义等等的整风运动叫做“下轿”运动。6月8日反右

派斗争开始以后，杨玉清觉得他的这些话“被误解”，于是在国务院非党人士座谈

会上作解释，他说，“下轿”只是要脱离群众的共产党员到群众中去；“下台”只

是从行政的角度希望个别的人换换工作。 （6月12日《人民日报》）只是这时来作

解释已经不能消除误解了。 10月9日，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说， “什么

‘党天下’呀，什么‘共产党要让位’呀，‘下轿’呀。刚刚‘上轿’，右派要我

们‘下轿’。”[5]

[5]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67页。

大连工学院讲师彭声汉6月5日在中共旅大市委宣传会议小组会上发言，一开头

就引证斯大林的一个论点，他说，我记得在一个刊物上看到斯大林说过：伟大的改

革，必然有它阴暗的一面。他是凭记忆说的，不很准确。这是斯大林《论党的工作

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他两面派的办法》中的一句话，原文是“胜利也像

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一样有其阴暗面”[6]。

[6] 《斯大林文集》（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8页。

他就从这个论点出发来谈中国的现实。他说，近几年来，我觉得这个阴暗面越

来越广，而且阴暗的程度也愈来愈深了。有些事情已经不能用所谓“个别的”缺点

和错误来解释了。

谈到民主问题，彭声汉以为，民主的实质在于思想应绝对自由（表现在我们宪

法上就是言论、结社、集会的自由），组织上则少数应服从多数（投票选举政府）。

他反对把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区别开来，认为它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有

人说：“过去有些事情民主少了些，集中多了些，并不是不民主。”又说“今后应

在民主与集中之间寻求一个适当的比例”，他觉得这是在玩弄名词，在耍花样。过

去不民主，就应该老老实实承认错误。

谈到肃反问题，他认为不能把肃反和审干混起来看。肃反不是对敌人，而是对

自己人专政。他不同意“肃反斗争走的是群众路线”这说法，他说，群众是谁呢？

我把它大致分成四种：打手、走上风的、走下风的、被斗的，如果硬要把它说成是

群众路线，那亦不过是“打手”路线而已。他说，肃反斗争拆散了多少个幸福的家

庭，摧毁了多少坚固的友谊。在和平时期发生这些事情是很反常的，它破坏了人与

人之间的正常关系。我认为这都是教条主义的恶果。（6月8日《辽宁日报》）

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参事室副主任罗翼群6月5日在省人民委员会举行的党外

人士座谈会上发言，谈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平反问题，他说，由于过去党员执行政

策，偏向西天取经中的“大胆怀疑，残酷斗争”来硬套，而太忽视中国原有的社会

道德、政治哲学、历史习惯等优良部分，因而不少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当做敌我问

题来对待。在“三反”、“五反”、“肃反”期间，被斗的人因受不了当时的痛苦，

明非事实，而被迫承认者有之；有些自称为积极分子的人，违背良心，歪曲事实，

或出头作证，或非刑挎打，不惜牺牲他人的名誉、地位或生命，企图取得党的信任，

为争取入党入团的捷径的亦有之。因此，在过去各种社会改革运动中，确不免发生

多少偏差案件。毛主席说，斗错了就要平反，这是英明正确的措施。我建议由省人

委会和省政协从速组设一个专门机构，来全面检查处理这些问题。

罗翼群讲的第二点是国计民生问题。他说，为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当

然首先要从内部积累资金，但过去偏重于国计方面，而对于民生即人民的生活没有

足够的照顾。 解放七年来， 人民生活的确大部分好转，然而也有一部分没有好转

（如城市失业者及贫民和人多田少而又没有副业的农民），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无可讳言。毛主席说，全国不许有饿死一个人，几年来究竞有没有饿死人呢？可以

说没有饿死人，也可以说有饿死人。的确在城市乡村中是很少或没有看见过饿死人，

但是因饿或营养不足而体弱，而生病，因病没钱医治而致死亡者，那就不免有吧！

这算不算接近饿死边缘呢？古人省刑罚薄税敛的政策，不是完全无可取之处。现在

政府对于征粮及各种税收是否过重，征购农产品价格是否有偏低，国营商品利润是

否过高，这些都是人民生活切身的问题。不少人民和低级干部有受到生活的威胁，

是值得检查研究的事情。其他急躁冒进的事情，亦在所不免。因此，我建议对于人

民生活问题也就是各种物价问题， 应有适当的统筹兼顾，分别调整一下。（6月10

日《南方日报》）

罗翼群谈的第一点，即“三反”、“五反”、“肃反”运动的偏差，建议从速

组设专门机构来检查处理，虽说刺耳，但这话别人早已说过，倒也罢了。最可恶是

他提出了“接近饿死的边缘”这提法，却是以前没有谁提过的，而且颇具煽惑力。

6月6日《南方日报》 报道这个座谈会，罗翼群的这篇发言摘登不到300字，给加上

《罗翼群说：人民生活已“接近饿死的边缘”》这标题，突出了这一点。反右派斗

争中也就着重在这一点上反击他。

为了让右派分子走到顶点，不但举行各种各样的座谈会，尽量使他们吐出一切

毒素来，还让他们在各种报纸刊物上发表文章。

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给毛泽东送去了一期《新清华》，上面有水利系教授黄万

里写的《花丛小语）。黄万里是黄炎培的儿子，留学美国的水工专家。文章开头，

是一首他填的[贺新郎]《百花齐放颂》：

“绿尽枝头蘖。怎当他春寒料峭，雨声凄切？记得梅花开独早，珠蕾却曾迸裂！

盼处士杳无消息。 桃李临风连影摆，怯轻寒羞把嫩芽茁。静悄悄，微言绝。

忽来司命护花节。乘回风拨开霾气，宇清如澈。人世乌烟瘴气事，一霎熏销烬灭。

翻潋滟芬香洋溢。好鸟百花丛里翠，这当儿鼓起笙簧舌。心自在，任翔逸。”

蒋南翔不是为了这首词送给毛泽东看的，而是为了文章里其他一些内容。文章

批评了北京新修的一些公路，在原始的土路基上不铺大碎石的路床，却直接铺柏油

碎石路面，完全违反了路面下须先铺上为了排水和散布载重力的路床这种施工常识。

今年春雪特别多，天暖融化之后，路面下的积水不及宣泄，因而路面受载重时就被

压碎，到处翻浆，车辆无法通行。文章议论说：“尽说美帝政治腐败，那里要真有

这样事，纳税人民就要起来叫喊，局长总工程师当不成，市长下度竞选就有困难！

我国的人民总是最好说话的。你想！沿途到处翻浆，损失有多么大，交通已停了好

久，倒霉的总是人民！”这篇文章发表时标题下注明“小说”，其中马路翻浆这情

节可不是虚构， 5月16日中央统战部的座谈会上严希纯的发言就谈到了北京筑起了

很多质量不好的马路，今年全部翻浆的事。[7] 马路没有修好，作为一个工程技术

问题讨论讨论，不就足够了吗？可是一定要拿来同美帝比腐败，当然是右派分子存

心捣乱了。

[7] 见本书第三章。

这篇文章给毛泽东留下了印象。1959年庐山会议上，他还在各小组组长的会上

说：“有这么一些中国人，说美国一切都好，月亮也比中国的好。……黄万里的诗，

总还想读的。”[8]这里说的“诗”，即前面所引的那首[贺新郎]。

[8]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本），第55页。

黄万里这篇文章还提到这以前不久关于黄河三门峡工程的论证。他批评说，论

证中有专家“竟肯放弃了水流必然趋向挟带一定泥沙的原理，而靦颜地说黄水真的

会清的，下游真会一下就治好，以讨好领导的党和政府。试想，这样做，对于人民

和政府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害？他的动机是爱护政府还是爱护自己的饭碗”？在那一

次论证中，黄万里根据黄河泥沙特点，提出降低水库蓄水位，坝底留大泄水洞排沙

的方案，末被采纳。他的书生气太多，不懂得论证这道程序的作用只不过是认可既

定的方案。

不幸而言中。1960年三门峡大坝建成开始蓄水，库尾泥沙迅速淤积，并且迅速

向上游延伸， 威胁到古都西安的安全，情况的严重超过了黄万里的预言。1962年5

月，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说：“修三门峡的方针是对的，但是办法不对，

现在不能发电，泥沙又淤塞，还要大调整。”[9] 1964年周恩来主持治黄会议，确

定了三门峡工程改建方案，恰好就是当年被否定的黄万里的意见。不过这时已经是

他被划为右派分子几年之后了。

[9]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06页。

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傅钟孙在他们学校的刊物《师大教学》上发表文章，谈共

产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题目就很有刺激性：《中共失策之一》。文章说：

“中国共产党近几年来究竟得计多还是失策多？自然是得计多。为了

爱护中共，我倒愿意谈一谈失策的地方。首先我愿意谈一谈对知识分子的

失策，也许这是中共近几年来最大的失策之一。

“每一个政治运动起来，虽然这个运动名目不叫斗争，不管它叫学习

也好，思想改造也好，肃反也好，每一运动起来，知识分子就心惊胆跳。

对于统治者衷心奉承而一再受白眼、挨耳光，这是史无前例的。我想不起

来有那一个兴朝胜世是这样糟蹋知识分子的。我也不晓得这些知识分子究

竟造了什么孽而致会遭这么大的祸殃。地主之所以为地主，资本家之所以

为资本家，必然是有剥削行为，有罪过。我们能够说一个知识分子必然有

罪吗？我们来看看中共是怎样来对待知识分子的。所有的报章杂志上所写

的，报告会、讨论会上所说的，只要一提到知识分子，必然戴上帽子‘旧

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很少单

独提知识分子而不戴帽子的。

“知识分子所感受的待遇与中共所标的知识分子政策几乎完全相反。

这能怪知识分子得福不知感吗？中共中央可以深切反省一下。这能把责任

完全委于下级吗？下级的普遍偏差与上级的领导无关吗？中共可以检查一

下，这几年来四海之内有那一个地方的知识分子不寒心。我不相信知识分

子对中共离心离德而中共能够达到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目的。现在

的知识分子与中共既无冤又无仇为什么不利用？知识分子愿为中共效劳，

因为为中共效劳也就是为祖国效劳，为人民效劳。你有远大计划，现有人

懂行，愿效劳，何苦不用？自然中共会说，我现在是用了，没有一个知识

分子失业呀！但打着用、骂着用，叫知识分子成天用眼泪洗脸，这是何苦

来？难道这是一种政策吗？

“就知识分子说，养着他而不听从他的意见，就是所谓‘豕交兽畜’

的待遇，是知识分子所不甘受的。知识分子的气节是从古以来所鼓励的。

共产党在历次运动中声色俱厉地说：‘要把旧知识分子臭架子打掉’，对

士气毫不顾惜。我认为这是很大的隐忧，无形的损失。

“毛主席号召学习苏联之后，请来许多苏联专家，中国知识分子不论

老少都虚怀若谷，参加学习。这在中国知识分子说来就算是很难得的了。

因为知识分子都有自尊心，都不免有‘世无孔子，不当在弟子之列’的想

法。但是，近几年来，高等学校请求聘请苏联专家时，高教部都责成学校

要有计划、有准备，其中一条，要准备好继承人。为了学得快，有的学校

就指定教授作培养对象，作继承衣钵的人，以便苏联专家回国之后，还能

传授苏联专家的学业。对这办法我曾提出过异议。我认为，我们也是一个

国家，既然称这人为教授，那培养他的人势必要比教授高。即使这个中国

教授非常谦恭有雅量，苏联专家也许不好意思吧！再说在国际上往来，也

要替中国教授留体面。也就是替国家留体面。”

南京大学校刊《南大生活》上，刊出了该校中文系讲师刘地生的文章《要求共

产党第二次解放中国人民》，其中说：“如果共产党这次整风，能够彻底铲除为害

人民的三大主义，共产党就不啻第二次解放处在苦难中的中国人民。”文章中有这

样一段：

“共产党是国家的领导党，但这不等于说共产党就是国家。因为中国

有六亿人口，而共产党只有一千二百万党员。决不能说一千二百万党员的

利益就是六亿人民的利益，更不能说一千二百万党员的利益应该超过六亿

人民的利益。当然这两种利益，有时是一致的，但有时也确有矛盾。有些

人硬抹煞这种事实，说这两种利益没有一点矛盾，是不符合事实的。根据

这一点，我觉得应该改变以往把党放在国家之上，以党的利益代替甚至超

过国家利益的做法。今后制定政策方针应该先从六亿人口的利益出发，不

应该先从党的利益出发。任何一个党派的委员会或支部，除开对那个党的

机关或党员之外，没有权力对党外的政府机关或行政人员发布命令或指示。”

这篇文章还主张：“在学校的党派，可以在教员当中活动，不需要在学生中活

动，特别在中小学，应取消少先队和青年团的组织。大学里的政治课自由选读，以

免阻碍培养青年独立思考的能力。”

到这时候，各地，各民主党派，各高等学校，以及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等

等，开了许多座谈会，许多右派分子在会上发了言，猖狂进攻。许多报纸刊物包括

学校校刊上发表了右派分子的文章，白纸黑字，全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真凭实据。

右派分子的进攻已经接近了顶点，现在是考虑反击的时候了。

6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提出准

备在6月15日左右在报上发表毛泽东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及3月间在宣传会议上

的两次讲话。[10]要求各省市一级机关、高等学校及地方一级机关，加紧进行用大

鸣大放方法的整风，使建设性的批评与牛鬼蛇神（即破坏性批评）都放出来，以便

分别处理。这个指示提出：“请你们注意将你们的单位人数，在运动中，按左中右

标准，排一下队，使自己心中有数。”[11]

[10] 据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589页。

[11] 据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616页。

照这个指示所表明的意图， 公开转入反右派斗争，是6月15日左右之后的某一

天。

这一转变却是提前来到了。提前的原因，也就是在6月6日这一天，发生了另外

一件没有预料到的事情。这一天，章伯钧邀集了民主同盟六位教授在南河沿全国政

协文化俱乐部开了一个会。

事情得从前一天讲起。章伯钧后来在农工民主党的批判会上交代说：

“6月5日下午， 曾昭抡、 钱伟长、费孝通、胡愈之四个人在民盟的

‘科学规划’工作组开会后到家里来找我，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商量。钱伟

长讲了清华大学学生的情况，他说：‘现在是放，还是收？清华大学党委

已不能维持了，如果继续放我们不管，要收那我们就来收。’费孝通也谈

了一下民族学院的情况。曾昭抡也说了，他说：‘现在的情况是全国各地

都起来了，上海的学生闹得很厉害。今天上午，杨秀峰到上海去处理问题

我告诉他，你到上海可以找民盟的负责人谈谈，可以帮助你。’意思是说，

民盟对学校的整风起作用。曾昭抡又说：‘你讲的政治设计院，外边有人

反对，我倒是很欣赏。今天北京的情况很严重，学生有可能上街，市民也

不满意，学生同市民结合起来就是匈牙利事件。’当时，我同意他们的见

解，对形势的估计是这样严重。当天，我们决定：第二天再多找几个人谈

谈，并由我告诉周总理。当天晚问，我曾给习仲勋、李维汉打电话，但是

没有接上头。

“6日上午， 我们又在政协文化俱乐部见面了。这次增加了黄药眠、

史良、吴景超和陶大镛。大家又把头一天的情况说了一下，吴景超估计的

形势没有那样严重。会后，史良的意见是请示领导，找周总理谈，并且说

下午和周总理见面时说一下。”（7月4日《人民日报》）

当时在场的闵刚侯后来写了一篇《章伯钧召集的一次紧急会议》（7月4日《人

民日报》），揭发6月6日的这次会，“给全国人民看看章伯钧是在做些什么阴险勾

当”。这里就依据这篇文章的揭发和与会教授的交代，大致叙述一下这会的情况。

上午10时，会议开始，章伯钩首先说明这次会议的目的：现在学校的情况十分

严重，请大家来研究民盟在运动中应该怎样工作。

费孝通第一个发言，他说，现在各大学的学生都起来了，情绪激烈。从这次运

动揭露出来的问题看，情况是十分严重的。听说北大有两个学生控诉在肃反中被错

斗，有人听了流泪。这种事情在我们知识分子看来是不能容忍的。想不到在解放以

后还有这些事，简直是太黑暗了。今天在我内心中产生了一种新的感情，我对学生

所揭发的这些事实是同情的。学生搞起来，事情很容易扩大。现在学生到处找领头

的， 如果老师加上去，事情就可闹大。当然要收也容易，300万军队就可以收，但

人心是去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也就完了。

费孝通说，今天的问题主要是制度造成的。非党人土有职无权，党团员掌握大

权，作威作福。我看不是个人的作风问题，而是制度所造成的。我已声明不参加共

产党以表示态度。

钱伟长插话：我是坚决不参加共产党的。

费孝通接着说：有人说，没有党的提名，我们什么都当不上。我不相信，要是

能够参加竞选，看群众是不是赞成我。

曾昭抡说：今天学生的问题很多，一触即发。他们上街，市民就结合起来，问

题就闹大了。今天群众对党也是不满的。

章伯钧插话：学生上街，市民跟上去，事情就难办了。

曾昭抡又说：不要看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中国知识分子闹事是有传统的，从汉

朝的太学生到五四运动，都是学生闹起来的。

曾昭抡谈到这些年的政治运动，他说，以运动的方式对待知识分子是不能容忍

的，我就害怕。知识分子还喜欢“清议”，应该多给他们讲话的机会，尊重他们，

但是党不给。

谈到学生，曾昭抡说，解放之初，学生因为解放前闹的太多，想安下心来学习，

那时功课也重，党的威信也高，所以平静了几年。现在情况不同了，党严重地脱离

了群众，加以波匈事件的影响，形势就一触即发。

章伯钧插话：交通部在汉口的学校，学生要请愿。其他地方也有学生罢课，形

势十分严重。

曾昭抡还谈到，西安交通大学已经罢课，上海的问题可能比北京更严重。据陶

大镛的交代（6月24日《北京日报》 ），曾昭抡还说今年高等学校招生人数之所以

减少，是为了怕学生闹事和毕业生出路有问题。

会上，曾昭抡讲了一句最有刺激性的话，他说，目前情况很有点像波兰统一工

人党八中全会的前夕。他还说，这次整风可能党的估计有错误，党可能认为高级知

识分子问题多，青年学生一定不会有什么问题，结果恰恰相反，弄得很被动。

据陶大镛说，章伯钧听了这些话，兴奋得从沙发上跳了起来。他说，大学生这

样闹下去，说不定会发生匈牙利那样的事件。

钱伟长说，现在学生运动的特点是要找个头，如有老师领头就可出乱子。近来

有些学生的家长写信给我，要我劝劝他们的子弟不参加闹事，我曾做过，但学生的

表示十分坚决，这真像“五四”前夕，和我们做学生的时代一样不接受家长的劝告。

钱伟长认为，知识分子最根本的问题是出路问题，学生闹事的原因是没有出路。

现在只有党团员和靠近党的人才有出路。人有没有出路，命运是掌握在党员手里。

有发展前途的课程都得由党员来担任，不论他懂得多少；而将一些真正的专家放在

一边。党是运用这样一套机构和制度来为它工作的，这就是一切通过党团员或无耻

的积极分子（钱伟长说，这句话是引用别人所说的），随时随地记录别人不正确的

言行，向上级汇报，由支部集中到总支，大的问题又集中到党委，然后层层布置，

批判这个，批判那个。有时党委公开做报告，虽不指名，但被批判的对象，心里是

有数的。党就是这样偏听偏信，运用这样一套官僚制度来进行工作是不行的。党对

知识分子的政策是有问题的。上个星期蒋校长（南翔）在报告中居然说了这样的话，

他说今天知识分子是吃共产党的饭，这句话引起了老教师们很大的不满。

这时，费孝通很激动地说，谁说我们吃共产党的饭！我们从来没有吃共产党的

饭，我们是吃劳动人民的饭。

钱伟长接着说，现在的情况要收也容易，只要民主党派站出来说话就可以。现

在民主党派说话是有力量的。学生到处找自己的领袖，希望我们能站出来说话，不

过话也很难说，清华就有人提出请蒋校长下来，要钱伟长当校长。

陶大镛就北京师范大学的情况说明问题的严重性，他说，师大党的领导问题很

多，但至今不敢承认错误。师大问题比较多的是肃反问题和评薪问题。党首先应该

对肃反搞错的承认错误，进行平反，并且北大曾有学生来师大，要求联合罢课。他

还反映了一个老教授的话，说现在的情形是“五四”以来所没有的。

黄药眠说，1953年以前民主革命阶段，党和非党知识分子是在一道的；五三年

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从此一切只有党员可以信任了。党员人数

不多， 于是只有相信青年团员， 这样就造成了党脱离了群众。又说党对知识分子

“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在北京实际执行的是“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

在会议的进行中，章伯钧讲话很多，也很激烈，常常打断别人的发言，插一些

话，例如说，共产党内部的问题也大，计委差不多都是党员，但撤换李富春的大字

报贴在李的门口，这是估计不到的。

吃午饭的时候，章伯钧兴致很高，只听到他一个人滔滔不绝的讲话。他要费孝

通去掉专家局、民族学院和民委会的职务，多花时间搞民盟的工作。—他说，现在

盟大有搞头，党应该对民主党派重新估价，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

长期共存，才能真正解决有职有权的问题。

他接着说，我主张民主党派要大大地发展，至少应该发展一两百万人，无党派

的人都应参加组织。现在党团员有三千几百万，民主党派发展一两百万不算多，同

时民主党派应该深入到县一级，这样才可以真正发挥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

谈到知识分子加入共产党的问题，章伯钧说，知识分子不一定要入党，真的参

加了，一看党内问题也不少，就会感到加入不加入没有什么不同了。

最后章伯钧作了总结性的发言。他说，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斯大林被批

判了，各国共产党员所遵循的唯一理论和行动的教科书——苏共党史也要修改，现

在已没有一个理论和实践的标准了。

章伯钧说，列宁死后有两个人，一个是南斯拉夫的铁托成为反对派，另一个是

中国的毛公继承了列宁主义。这次整风运动，要党外的人提出意见，其后果我想毛

公一定是估计到的。民主党派提意见向来总是客客气气的，但估计不足；没估计到

党会犯这样多的错误，现在出的问题大大超过了估计，真是“超额完成了任务”，

弄得进退失措，收不好，放也不好。现在我们民盟有责任要帮助党。

在场的闵刚候说他的印象，当时章伯钧大有“收拾残局，舍我其谁”之慨。

这一天章伯钧的日程真也排得够满的。上午是民主同盟的活动，下午又是农工

民主党的活动。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李伯球在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上所作

的检讨中，说了这个下午的情况：

“章伯钧、黄琪翔在这时期，约集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会各部

门负责人，在文化俱乐部会谈吃饭。连办公会议也移到文化俱乐部开了两

次。最值得注意的是6月6日下午的集会，参加的人除了中央执行局委员、

各部、处负责人以外，还有张申府、王枕心、王又庸、曾子英以及丘哲、

杨子恒、蔡一鸣、詹云青。据黄琪翔在人大广东小组交代说这次集会的名

单是他与章伯钧商定的。这一次章伯钧大发谬言，主要有如下几点：一、

民主党派发展二三百万，农工民主党今年就可以发展到二三万人，将来不

仅县要发展；还要发展到农村去。二、农工党有一套资本——即有政治活

动经验的老人。过去失去联系的现在都要收罗回来。劳改的，判刑的期满

了都可以来，‘老三党’的人都要得到安排。三、交代张云川到郑州去发

展组织（张于7日离京赴郑） 。四、要马上办《中华论坛》，由张申府、

何仲珉来办。五、成立政策研究委员会，要七八十位专家、高级知识分子

参加。”（7月17日《人民日报》）

章伯钧这一天的活动对毛泽东有怎样的刺激，是可想而知的。

吴晗和胡愈之在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的大会发言中，都谈到了这次六教授的

会，都以为这是章伯钧猖狂进攻的顶点。吴晗说，他们以为共产党失去了人心，以

为“共产党能放不能收，要收得三百万军队，但人心是去了，这条船要沉了”。这

就是6月6日章伯钧召集六教授紧急会议所得的结论。吴晗说，这六个教授主要是罗

集团的密室人物，这次会议，是章罗同盟的一次行动表现，也是章罗同盟到处点火

以后的高潮， 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高潮。（7月7日《人民日报》）胡愈之说，到了6

月6日， 在文化俱乐部由章伯钧召开的会议上，章伯钧主张向党进行讹诈，由民盟

来“收拾残局”，以夺去高等学校中的领导权，狂妄可算是到了极点。章罗联盟的

阴谋野心，到了这时候才完全暴露了。（7月 11日《人民日报》）史良在民盟全国

整风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说，6月6日章伯钧和右派六教授在政协文化俱乐部对当前

形势作了十分狂妄的估计，以为利用共产党整风，到处点火放火，煽动学生和工农，

造成“天下大乱”，推翻人民政权，就可以实行资本主义的复辟。这一举动达到右

派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最高峰。（9月16日《人民日报》）

民盟内部的左派都认为，6月6日的会，是高潮、极点、最高峰，也就是走到了

《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所说的顶点了。

毛泽东在他写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社论中，这样说到这次

六教授的会：

“他们是反动的社会集团，利令智昏，把无产阶级的绝对优势，看成

了绝对劣势。到处点火可以煽动工农，学生的大字报便于接管学校，大鸣

大放，一触即发，天下顷刻大乱，共产党马上完蛋，这就是六月六日章伯

钧向北京六教授所作目前形势的估计。这不是利令智昏吗？‘利’者，夺

取权力也。”

这篇社论还有一段，更点明了民盟和农工民主党：

“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

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还

有农工民主党，一模一样。这两个党在这次惊涛骇浪中特别突出。风浪就

是章罗同盟造起来的。……呼风唤雨，推涛作浪，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

于基层，上下串连，八方呼应，以天下大乱、取而代之、逐步实行、终成

大业为时局估计和最终目的者，到底只有较少人数，就是所谓资产阶级右

派人物。”[12]

[12]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37页、第435页。

现在右派的进攻已经达到顶点。按照原来设想的过了6月15日左右再发动反击，

可能已经嫌迟，可能贻误战机，陷入被动。现在已经到了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猖

狂进攻的最佳时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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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这是为什么

6月8日人们一早醒来，就惊奇地看到《人民日报》的论调跟昨天不大相同了。

这一天的社论说：

“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之下，少数的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

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然叫嚣要共产党‘下台’。他们企图乘

此时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打翻……这一切

岂不是做得太过分了吗？物极必反，他们难道不懂这个真理吗？”

这一篇声讨右派分子的檄文， 宣告了从5月中旬开始的二十多天的备战阶段的

终结。公开的，万炮齐轰的反右派斗争开始了。

也不能拖延了。一些地方学生已经闹事；一些教授已经想起了波兰统一工人党

的八中全会，这是哥穆尔卡取代奥哈布，也就是最高领导换人的会；一些民主党派

的头面人物已经在打算收拾残局了。如果听任这种趋势继续发展，将会出现什么后

果呢？必须立刻扭转这种趋势。这篇社论就是个强有力的信号，宣告从今天起改变

了航向。

这里回顾一下社论见报前24小时里面发生的一些事情。

6月6日章伯钧同民盟六教授开会的情况，当天晚上史良就告诉了周恩来。后来

章伯钧交代说：“会后，史良的意见是请示领导，找周总理谈。7日，国务院开会。

史良对我说，前一天晚上已和周总理谈了，总理未置可否，她叫我再和总理谈一谈。

我写了条子给总理，说情况很严重，谈话的人的态度颇为诚恳等等。总理也未表示

可否。”（7月4日《人民日报》）周只能不置可否，因为这时已经在准备这篇社论

了。报纸午夜就要开印，同右派摊牌已经是迫在眉睫了。此刻你要周恩来怎样表态

呢？

后来李伯球在全国人大的发言中说， 他6月9日在黄琪翔家里，听章伯钧说，7

日国务院会议上，讨论人口调查统计工作问题时，包某批评如何尖锐，章伯钧笑周

总理“当场难堪， 无话可答”。（7月15日《人民日报》）此处所说包某，当是指

国务院参事包惠僧，此人曾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又在国民党政府

内政部担任过人口局局长，是个有资格说几句的人。至于章伯钧说周恩来“当场难

堪，无话可答”，却是误会。那时他心中想的，已经是明天开始的反右派斗争，无

心与包某论难了。

这篇标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是从卢郁文收到的那封匿名信讲起的。

这可并不是一条新闻。昨天的《人民日报》已经报道：卢郁文在国务院党外人士座

谈会上就宣读了他收到的这封匿名信。信的内容，从报纸上摘录的字句看，其中有

“为虎作伥”、“无耻之尤”这些话，而没有“揍你”、“宰了你”、“小心你的

狗头”、“勿谓言之不预”这一类话。似乎称它做“辱骂信”比“恐吓信”要更加

确切。

卢郁文在座谈会上说，这信是他最近收到的，可见已经有几天日子了。看来他

当初并没有很重视这事，所以不曾在收到的当天送请公安机关侦破，或者送请报社

张扬，而是过了几天才在座谈会上说出来。

《人民日报》编辑部当初似乎也并没有很重视这事。如果重视了，有意加以评

论， 一般惯例是在报道此事的同时配发评论的。可是7日的报纸只报道了它，并看

不出要加以评论的迹象。

6月7日已经决定，明天必须发表一篇社论，公开宣布转入反右派斗争。这虽然

是6月6日六教授的会直接引发的，社论却不宜就用这事做由头。因为从技术上说，

时间太仓猝，还来不及弄清楚全部有关细节；从政治上说，也不宜过早亮出底牌。

此刻还要进一步引蛇出洞，人家看到底牌就不肯自投罗网了。既然还不到公布这个

材料的时候，文章怎么写呢？眼前这张当天的报纸上有这个匿名信的材料，将就用

用也可以了。社论就此立论：

“我们所以认为这封恐吓信是当前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因为

这封信的确是对于广大人民的一个警告，是某些人利用党的整风运动进行

尖锐的阶级斗争的信号。这封信告诉我们：国内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虽然已

经过去了，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在思想战线上尤其是如此。”

卢郁文一时成了新闻人物。后世讲到这一段历史还得提到他。在这个意义上说，

他甚至成了历史人物。可是公众对于他的生平事迹知道得很少。只知道他做过“立

法委员” ，1949年4月北平和谈，他是张治中率领的南京政府代表团的秘书长。和

谈破裂，代表团成员留了下来，卢郁文也跟着留了下来。他收到匿名信的时候，是

民革中央委员、国务院秘书长助理；这之后不多久，他是民革中央常委，国务院副

秘书长。他的事情，民革内部的人可能知道得多一些。与他同时担任“立法委员”

的谭惕吾大约就了解他一些底细。后来在批判谭惕吾的会上，程潜揭发说：“惕吾

同志声称看不起卢郁文同志，因此连卢郁文同志拥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言论也看

不起了。就在最近的座谈会上，惕吾同志还在算卢郁文同志的‘老帐’，回避当前

政治上的尖锐问题， 掉转花枪来铺陈人家的历史。”（6月19日《人民日报》）可

见在谭惕吾看来，算一算卢郁文的历史老帐是一件开心的事。只是她的这篇发言没

有发表，人们也就无从得知卢某的更多情况了。

有人甚至疑心这匿名信是卢郁文自己捏造的。 朱蕴山揭发陈铭枢说， 6月8日

《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后，陈铭枢说卢郁文接到的匿名信是捏造的，还说卢郁文是

小丑。 （7月15日《人民日报》）民革中央委员李世军也说，卢郁文接到的恐吓信

怕是假的。 （7月17日《人民日报》）这一回陈铭枢李世军他们是冤枉卢郁文了。

匿名信确实并非他的捏造。公安机关于1958年或1959年侦破此案，将写信的北京大

学历史系学生杨秉功逮捕，以反革命罪判刑。

《阿Q正传》写阿Q在恋爱的悲剧中挨了秀才一竹杠之后寻声去看热闹，却没有

想到自己和这一场热闹有点相关。章伯钧看了这篇社论，一时还没有意识到这是他

前天同六教授开会的反应，还真以为是为一封恐吓信而发的，还满不在乎。这天，

他遇见费孝通，对费说：“恐吓信怎么吓住了共产党，值得这么反击。这社论是共

产党‘示弱于人’ ，共产党这篇社论是输了。”（6月19日《人民日报》）这天晚

上，他又去找史良，谈到《人民日报》这一篇社论，他说：“有人对我说，储安平

的话击中了要害。但我看是用不着写社论的。而且一再掮出卢郁文来，卢郁文这种

人不过是一个小丑而已，我看，胡风、储安平倒要成为历史人物，所谓历史人物要

几百年后自有定评。”（6月13日《人民日报》）第二天是星期日，在黄琪翔家里，

章伯钧对李伯球、 杨逸棠等人说， “这两天形势大变了，要‘收’了”，又说，

“昨天《人民日报》发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共产党算是输了钱。‘收’得太

早。听说各地方很乱，共产党何必自己下手‘收’呢？让我们去收场比较好，我们

有办法，费孝通和我都是这样看法。”（6月26日《人民日报》）

储安平倒是立刻感到了这篇社论的分量。他很清楚，在新的政治风向之下，已

经不再需要他来办报了，当天下午，他即辞去了《光明日报》总编辑的职务。第二

天， 《观察》 时代的老友、现在又同属九三学社的袁翰青来看他。批评说，他的

“党天下”论是错误的。储表示，他准备检讨，他不晓得知无不言本身有个界限，

如果晓得的话， 就不说了。袁说：如果这样，你就不用检讨了。（6月15日《人民

日报》）

李维汉的回忆文中说“《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同志撰写的社论《这是为什

么？》”[1]，以为这篇社论出自毛泽东之手，此说似乎不确。如果真是毛的作品，

就应该与《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这篇社论一同收入《毛泽东选集》第

五卷了。至于说，这篇社论是根据他的决策发表，传达了他的意见，当然是毫无疑

问的。

[1]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第835页。

这篇社论发表的同一天，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

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这篇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时题目改为《组织力量反

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这不仅是反右派斗争的动员令，而且是一份计算周详的

作战方案。

这个指示第一段是讲省市机关和高等学校的。以为这些单位大鸣大放的时间大

约15天左右即足。提出以大字报为战斗武器。因为那时已经出现了有人到本机关本

学校以外去串连活动的事情，指示提出：要预作布置，实行挡驾。在工厂，要召集

老工人开会反击，要求工人看清大局，在此期间不要提出福利工资等问题，一致对

付反动派。

指示的第二段讲民主党派。提出要组织每个党派自己开座谈会，左中右的人都

参加，正反两面意见都让其暴露，派记者予以报道。我们巧妙地推动左、中分子发

言，反击右派。指示还要求每个党报均要准备几十篇文章，从当地高潮开始跌落时

起，即陆续发表。注意组织中、左派写文章。但在高潮未落前，党报正面文章少登

（可以登些中间派文章）。大字报必须要让群众反驳。

这个指示还布置了高等学校里设法让反动的教授、讲师、助教及学生大吐毒素

的事，这一段文章本书前面已经引过了。[2]

[2] 见本书第五章。

尽管反右派斗争是反击右派分子向共产党的猖狂进攻，但这个指示却提出了将

要反击党内右派的意图。它说，党团员中的动摇分子或者叛变出去，或者动摇思叛。

因此，他认为，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3]

[3]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31～433页。

按照这一份作战方案，从现在起，各地还有15天左右大鸣大放大字报的高潮，

在此期间要让右派大吐毒素，畅所欲言，不要为一时好似天昏地暗而被吓倒。同时

要准备好几十篇批判右派的文章，待到高潮开始跌落时陆续发表。

反右派斗争就按照这个指示的布置迅速推向全国。

为了迅速造成声势，指导和推动反右派斗争，《人民日报》在6月8日的《这是

为什么？》之后，几乎每天发表一篇反右派的社论。

9日社论的题目是《要有积极的批评， 也要有正确的反批评》。它一开头就把

批评分为两种，一种是“积极的、建设性的批评”，另一种是“目的在于破坏社会

主义事业、破坏人民民主专政、破坏党和人民的团结的批评”。它说，“对于这种

破坏性的批评进行正确的反批评，自然更为必要了”。

社论说：“现在确实有一些口口声声称赞‘齐放”争鸣’的人，实际上企图只

让他们自己讲话，而不让别人答辩。他们可以把马克思主义的道理一概封之为‘教

条’，把社会主义的制度和机构一概贬之为‘官僚主义’的制度和机构。……也还

有人（例如陈铭枢）从正面劝勉道：‘光说缺点，不说优点，这才合乎“整风精神”

呀！’言下之意，那种既说缺点又说优点、既说错误又说成绩的人，还有那些出来

解答和辩论的人，就都是‘整风’的挡路者了。于是，他们就把对方的嘴一下封住，

至少也是把对方放到一个如果答辩就是‘不虚心’的地位上去了。大家想想，难道

这就叫做‘帮助党整风’么？”

就这样，社论给前段鸣放中的许多言论定性为破坏性批评，他们批评的教条主

义其实是马克思主义，他们批评的官僚主义其实是社会主义。社论把对这些言论的

反击，谦逊地称为反批评。同时，陈铭枢这个重要的右派分子，就这么轻轻巧巧的

带出来了。

10日社论的题目是《工人说话了》。毛泽东写的《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

分子进攻的指示》要求：“要召集工厂主要干部及老工人开会，说明有一些不好的

资本家，不好的知识分子及社会上的反动分子正在向工人阶级及共产党猖狂进攻，

要推倒工人阶级领导的政权，切记不要上他们的当。”[4] 北京、上海、天津、沈

阳、鞍山等地遵照这个指示开了这样的会。《人民日报》在报道这些职工座谈会的

时候配合发表了这篇社论。社论说，“他们对于一切反对共产党、诬蔑共产党、反

对社会主义、诬蔑社会主义的言论，表示了坚定的斗争的决心”。这时，报纸上反

右派斗争的气氛已经很浓了。

[4]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31页。

11日社论的题目是《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团结起来》。它说：“我国目

前还有少数反对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存在，这些右派分子还在利用各种机会积极活

动，这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在我国已经基本解决了，

但是还有阶级斗争，还有政治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还有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

改变了不久前关于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

这篇社论还说：“要不要社会主义？要不要人民民主专政？要不要共产党的领

导？这是我们的国家生活中的最根本的是非问题。中国人民的大团结就是建立在对

这样的问题的共同认识上面。右派分子企图混淆人们在这种根本问题上的认识。”

划分右派的六条政治标准中的三条已经出现了。

12日社论的题目是《正确地对待善意的批评》。这一篇里并无何种值得注意的

意见，只是又增加了一篇反右派的社论，起了一点造声势的作用。

13日没有发表关于反右派的社论。

14日社论的题目是《是不是立场问题》。它主要谈一个问题：“在我国的民主

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成绩究竟是不是主要的？”社论认为，怎

样回答这个问题，是一个立场问题。右派分子“不许别人说成绩是主要的”。社论

说：“倒是否认成绩，现在成了一个根本问题。因为如果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

主义建设基本上是错误的，失败的，人们的面前就会是一片黑暗，新中国就会是一

片黑暗，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就会是一片黑暗。如果是那样，那么问题

就根本不是整风，而是要毁灭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毁灭人民的信心和民族的信心。”

足见问题之严重。凡是不承认成绩是主要的人，当然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

子了。

《人民日报》的社论一篇接着一篇发表，政治风向也一天比一天明朗。许多人

已经根据这些社论的导向改变了立论的基调，拥护这些社论，在发言中重复这些社

论的意思乃至字句。不过也有一些人并没有立刻转过弯子来。

6月8日的指示提出要组织每个民主党派开座谈会，左中右的人都参加，正反两

面意见都让其暴露，还要派记者予以报道。这项指示立刻执行了。在6月8日民革中

央小组扩大会议上，李俊龙发言，谈到当天《人民日报》的社论，他说，写匿名恐

吓信“是一种极不光明的卑鄙行为，我们同意《人民日报》对这种人的严正指责”。

可是他又说：“我们应该继续坚持‘放’与‘鸣’的方针，应该保持这种广开言路

的风气。”“如果明知有的共产党员在工作中存在着若干错误和缺点也不肯说，而

只一味说些好听的话， 那就不是真正爱护共产党的正派人所应采取的态度。”（6

月9日《人民日报》）

同一天，在九三学社的座谈会上，中央常委杨肇燫还在谈人事工作问题。他说，

人事制度应该由党掌握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一些很能干、公正的非党人士也可参加

一些，如科学院尽是些大知识分子，那么一些毛孩子怎么掌握？会上，另一位中央

常委孙承佩也还在说大鸣大放中不应有清规戒律，他说，大鸣大放之中必然有片面

的以至错误的意见。共产党难免犯错误，党外人士也难免犯错误。我们提倡实事求

是，但是不可苛求或者限制。（6月9日《人民日报》）

6月10日在民盟的座谈会上， 候补中委陈新桂仍然说他完全同意储安平所说的

共产党的“党天下”思想是一切宗派主义的根源。他以为不足的是储安平不曾进一

步指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根源是什么，他认为“党天下”的思想根源就是无产

阶级专政。他说，从苏联无产阶级专政中发生的斯大林错误，从匈牙利无产阶级专

政中发生的匈牙利事件，证明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政治制度是有问题的。他还说，无

产阶级专政实际上就是共产党的专政。这样，共产党在贯彻政策的时候，在实行对

国家领导的时候，首先要信任共产党员，再就是信任青年团员，再就是信任靠拢党

的人。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如果不产生宗派主义，不产生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是

不可想象的，不形成“党天下”是很难想象的。

陈新桂的发言刚完，中央常委邓初民、中央委员张毕来都发言批评他。有意思

的是，正在受到批评的章伯钧也批评他，说陈新桂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产生官僚主

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根源的观点，是理论上原则上的错误。

章伯钧接着谈到了反批评是不是围剿问题。他说他不同意反批评是“围剿”这

种说法。他说批评要有民主的风度，要有倾听不同意见的雅量。中共中央统战部开

了13次会，有73人发言，大家提了许多意见，都是批评，共产党没有觉得这是“围

剿”。现在，其他方面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这不能说是“围剿”。否则，就是只许

你批评，不许别人批评。《人民日报》的社论提出“要有积极的批评，也要有正确

的反批评”，这是合乎情合乎理的。

章伯钧谈到大家对他的批评，他说，关于对我提的意见，我不想辩论，因为那

就太小气了。我的意见可能是对抗党的领导、损伤党的领导权的大错误，也可能没

那么严重。我说到政治上的设计院问题，设计是工程技术人员的事，不是居于领导

地位的，也谈到国务院的开会程序问题等，也许就我在政治生活中所处的地位，不

适宜于提这些问题，也许我的话说得含糊。我决不辩护，不说言不由衷的话。

章伯钧还表示，不同意张云川提出的公开民盟中的共产党员。的秘密身份的意

见。同意各方面对储安平的批评。

费孝通发言。他认为这次党的整风，不但是党内的思想改造，也是我们全体人

民的思想改造。思想改造必须是和风细雨的，在紧张空气中，思想是不容易真的改

造的。他赞成采取小民主的方式，最好是四五个人促膝谈心。因此，他觉得最近座

谈会开得太多，而且都有记者参加，座谈内容过一晚就上了报，空气似乎有些紧张。

看来， 费孝通愿意执行的是他在报纸上看到过的4月27日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却

不知道现在执行的是他没有看到过的6月8日关于反右派的指示。

费孝通最后说，他认为鸣和放必须有个共同的基础，这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

和接受党的领导。

座谈会结束之前，陈新桂又一次发言，表示完全同意费孝通的发言，认为目前

有些紧张是事实，这样大家的顾虑就不能消除。他指责《人民日报》，把这几天报

纸上对于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的反批评，说成是帽子满天飞。他说，报纸

不要作盛锡福帽庄的老板。他还激昂地说：“老实讲，要是反革命分子，绝不会讲

报纸上认为的错误言论；他一定会讲，共产党的成绩多么伟大之类。”（6月 11日

《人民日报》）

6月 11日中共武汉市委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民盟湖北省委员会主任委员、

中南财经学院院长马哲民说，他不同意《人民日报》最近几篇社论的态度。他认为

这些社论发表得不适时，还有教条主义残余。他说，原来拥护社会主义的人，不看

这些社论也没有问题。如果思想上有问题的人，本来就怕放，现在一看，就更不敢

放了。他认为这样发表社论，是与毛主席讲话和整风精神不相符的。他表示拥护鸣

放中争的方式，但不同意一棍子打死的做法，他希望今后党更应该发扬大公无私的

精神，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马哲民还不同意卢郁文认为墙是两方面的说法，他说这

是不合乎《矛盾论》 的。他认为应该分清主导方面，不能看做是平衡的。（6月12

日《长江日报》）

6月12日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上的发言，大都是些正面的话，特别是熊克武、

刘文辉、程潜这几位起义过来的人，更是披肝沥胆地表示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

的态度。像刘文辉，就批评了陈新桂说的“三大主义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产物”，批

评了章乃器说的“官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危险”，批评了储安平说的“党天下”，

以为这些意见是站在敌对的立场，企图削弱共产党的领导，来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

进展。对于几天以来政治风向转变的看法，刘文辉说，目前这种反批评是不是“收”？

或者客观上是不是妨碍“争鸣”？我认为不是。

这天的会上，老报人陈铭德也发了言。他首先对“恐吓信”加以痛斥，以为是

卑鄙手段。他说，写信人是害怕这次整风运动会使得人民更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

这种人很可能是反革命分子。他认为《人民日报》在社论中提醒全国人民不要忘了

在我国阶级斗争还在进行着，是十分必要的。不过陈铭德表示了这样一种愿望，他

说：在“鸣放”中出现的一些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不论其错误程度如何，究竟还

是在桌面上公开讲出来的。对待这些言论，应该与写恐吓信这样的破坏活动分别看

待。（6月13日《人民日报》）

陈铭德真是个老实人。他担心匿名信事件会影响到鸣放，殊不知正是因为鸣放

造成了如此局面，才大事张扬匿名信事件的，他是把因果关系颠倒了。当初社论采

用匿名信事件做由头，才使陈铭德这样的人想到可以“分别看待”，这也是有一利

必有一弊，要是社论直接就六教授开会一事立论，即可免此弊。

《人民日报》6月9日的社论还在把对右派分子的批判叫做“反批评”，陈铭德

主张，反批评应该在和风细雨的气氛中进行。他说，有一些人在进行反批评时，脱

离了有的人原来也是提出意见时的具体条件，或者把一些原属错误意见加以进一步

引申、夸张，这样做无助于别人认识自己的错误，对“鸣放”的继续开展可能有消

极的影响。一直到这时候陈铭德还在希望“鸣放”的继续开展哩。

也是6月12日这一天， 农工民主党中央开扩大座谈会。杨清源、严信民等人都

批评了章伯钧。王枕心却全面为章辩解，把别人的批评逐条驳回去。他说，一、章

伯钧关于国务院讨论事情先拿出成品是形式主义的意见，我认为是不完全妥当；可

是杨清源说，他提这样的意见就是旧民主主义思想，我也不同意。什么是旧民主主

义呢？是假民主，欺骗人民的民主，实际上人民没有民主权利。章伯钧提的意见，

并不是要这样的假民主。二、章伯钧说文字改革没有经过讨论，也有人说这不是事

实。其实，讨论过的是改革文字的文字方案，至于“文字要不要改革”，的确是没

有经过讨论的。三、有人说，章伯钧提出的“政治设计院”，有脱离共产党领导的

思想，我也不同意。设计院是参谋机构，并不是领导机构。铁道部和其他各部都有

设计院，难道这些就是脱离共产党的领导了？对于其他一些批评章伯钧的意见，王

枕心也都表示了异议。总括起来，他认为，章伯钧同志的发言，多少有些问题，可

是没有一条是有原则性错误的。因此应该和风细雨地商讨，不可一下子提高到原则

上来看。如果不实事求是，一切都要乱了。

会上，张申府也对章伯钧作了肯定的评价。他说，章伯钧的发言太随便，说话

不太多考虑。他认为章伯钧的立场不够百分之百坚定，但也够百分之九十五的坚定；

关于章伯钧所说的组织“政治设计院”的意见，他认为还是值得考虑的。

章伯钧在座谈会结束前发言，感谢大家对他的批评。他谈到自己在几次座谈会

上发表的意见，说：我认为在这几次会议上曾经谈到“政治设计院”、国务院会议

程序拿出成品和文字改革问题，此外提到国务院机构下的各办各委应当改变，权放

在各部会，多发挥管理机构的作用。谈这些问题主要是个人想对国家提出贡献；可

是有些朋友们指责我说错了。他说，对这些问题我是有意见的，不是凭灵感和一时

高兴；但是语焉不详。可能是犯了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违背党的领导，走资本主义

道路的错误；但这错误要等我加以说明以后再作结论，这才比较合乎民主精神。我

在民盟小组会上也说过我犯错误可能很严重，也可能不那么严重，但不作辩论。因

为，马上就辩论，就等于抗拒批评，不合民主精神。打球有球规，你打来，我打去。

章伯钧说，我那个政治设计院可能是有代表性的错误。最近有朋友告诉我，有许多

的学校和机关的一些人提出来要参加“从设计到施工”，要党退出学校这一类荒谬

的言论，恰与我所说过的政治设计院问题，看起来有相似之处。他表示：希望同志

们继续提意见，我要考验自己，用“动心忍性”的功夫，克制自己，锻炼民主风度，

请老师。

这次座谈会上还宣读了正在郑州为农工民主党发展组织的张云川写回的一封信。

信中说：看到《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上登着农工民主党中央座谈会的消息，

一看内容，不是对共产党提意见，帮助整风；却变成了对张云川提意见，成为农工

民主党整风，甚觉希奇！你们要求我来郑州干事，在我不在座没有机会发言的情况

之下来批评我，也令人很觉得那个。对于这封信，章伯钧解释说，第一，不是农工

民主党党内整风，是帮助中共整风。张云川有回来说明的机会。第二，按照各民主

党派同中共协议的精神，只帮助中共整风，我们党内暂不整风，将来再说。现在批

评我，是纠正帮助中共整风中发生的偏差。（6月13日《人民日报》）

6月14日九三学社的会上， 候补中央委员顾执中提交了一份书面发言，他分析

在这次整风运动中一般人所讲的话，大约可分为四种，即：一，好心说好话；二，

好心说坏话；三，坏心说好话；四，坏心说坏话。他着重描绘了好心说坏话的人的

情况。他说，过去，这种人为了爱说话，爱提意见，不免在不同的场合，遭受到宗

派主义者与官僚主义者的打击、排挤、暗害与不重视。在今天的整风运动中，有不

少人已不顾一切的说了许许多多的不好听的坏话，这种坏话虽然在实质上是好话是

良药，但往往容易被误认为坏话。他还提到，当我们跟坏心说坏话的人进行斗争时，

切忌皂白不分，把好心说坏话的人，也顺便的随意牵涉在内。这样做，在道德上非

忠厚之道，是不应该的。在政治上是助长坏人，孤立自己，削弱自己，是最最危险，

而英明的党也决不会做的。（6月15日《人民日报》）

6月15日，邵力子在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上发言，这时他已按照《人民日报》

最新社论的精神立论了。他说，有人说，不是言者无罪吗？怎么围剿起来？邵力子

辩驳说：鸣鼓而攻，不等于判罪处刑，围剿这个名词是不妥当的；言者无罪，更不

等于言者无过， 说错了话应该纠正，犯重大错误的话更应该予以严正的驳斥。（6

月16日《人民日报》）

刘斐听邵力子念到“鸣鼓而攻之”这一句的时候，插嘴说：是“小子鸣鼓而攻

之”哩！

他们两位都是1949年和平谈判中南京政府代表团的成员。一同过来，一同留下，

老同事了，不妨开点玩笑。他们那一代人，“四书”都是读得熟的，都记得“子曰：

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这一句，“小子”在这里不过是“我的学生们”

的意思，并无恶意，可能还有一点亲呢的意味。再说，把“鸣鼓而攻”作为一句成

语来用，并不是邵力子开的头。《辞源》里就有这词条。刘斐硬给添足这两个字，

看来是不怀好意，是要对这些鸣鼓而攻的小子们和正在发言的邵力子表示一下不敬

吧。这对会场的气氛大约也有点影响，使演出正剧的场面忽而不协调地抹上一笔喜

剧的色彩。又好笑，又不能笑，多尴尬。所以，在下一次的会上，甘祠森在揭发刘

斐的这一回捣乱的时候， 就大声问他：你自己是左派，还是右派？（6月19日《人

民日报》）

刘斐当然是右派。就在他插嘴说“小子鸣鼓而攻之”的这次会上，还有一件事

也同他有关。会上，陈其瑗很激愤地说：“试问，我在统战部说的话有什么肉麻？

我说，我在内务部和共产党员合作共事，关系很好，彼此之间没有墙、沟，这有什

么不对的地方？难道我非要说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才不肉麻吗？为什么李主

席要宣布我在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是肉麻？”陈其瑗发这么大的火，是因为在民

革的一次会上，主持会议的李济深念了刘斐递上来的一张纸条，说陈的发言很肉麻。

（6月16日《人民日报》）

为了使右派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的面目，除了组织这些座谈会，让他们

畅所欲言之外，还在报纸上刊登他们的文章。为了让更多的人看到，《人民日报》

转载了一些原来刊登在学校校刊上的文章。像黄万里的《花丛小语》（6月19日）、

刘地生的《要求共产党第二次解放中国人民》 （6月22日）等等都是。各报编辑部

前一时期收到的右派分子来稿，这时也发表了一批，显然都是准备批判的靶子了。

6月10日的《沈阳日报》 上刊出了沈阳师范学院张百生、黄振旅的《社会主义

建设的新课题》，这是一篇七干余字的长文。它希望：“在这次整风中，党除了应

当坚决铲掉宗派主义、 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三害’ 而外，更重要的是要挖掉

‘三害’的根子，进行彻底的革新，不然将有葬送党、葬送社会主义的危险！”

文章三分之一的字数是谈对肃反运动的看法。它说，“这一运动打击面宽，伤

了感情，使党群之间的‘墙’加高加厚了，使党群之间的‘沟’加深加宽了。很明

显，党中央对残余敌人的估计是最大的主观主义，在这种主观主义的思想指导下，

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宁左勿右’，打错了好人，破坏了法制……“真是‘天下本

无事，庸人自忧之！’”

肃反运动的指导理论。这篇文章指出：“显然这是受了斯大林同志的社会主义

事业越发展敌人越多的错误理论的影响。最后党中央提出的‘有错必纠’是英明的，

适时的。有些人把肃反中的错误完全加在肃反干部身上是不公平的，除了少数乘机

打击报复者外，他们不过是贯彻执行中央的指示而已。根子在北京。”

对于毛泽东亲自定性的“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这篇文章说，“胡风及‘胡

风集团’是反革命分子吗？根据前些时候公诸于世的材料看来，说他们是反革命分

子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从胡风给党中央写的‘万言书’中，丝毫看不出有反革命的

味道。他只是就意识形态范围内的文学艺术问题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和建议罢了，他

的某些看法和建议今天看来还是正确的。对林默涵、何其芳同志的教条主义的批评，

这是公民的起码权利，是百花中的一朵，是百家中的一派。至于《人民日报》揭发

的材料和《人民日报》的按语，表面看来无疑是反革命，其实有些是历史问题，有

些是在言论不自由的情况下对教条主义者发出的暗语，怎么能说是反党反人民而兴

师问罪、大加围剿、拿入囚牢呢？‘偶语者弃市’的做法，仁人志士谁还敢开口！

这样只能阻塞言路，助长‘三大主义’，葬送革命。胡风问题已过了两年，为什么

还不公开审判？我们要求党中央如果打对了就立即公开审判，如果搞错了就马上开

释，并恢复其名誉。”

这两位作者替胡风鸣冤叫屈还不够，还要过问党内的事。文章说，“高、饶事

件的真相也应当向全国人民公布”。

这篇文章还指出“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全面冒进”。例如农业合作化，文章指出：

“我们的农具同两千年前没有什么两样，就这样一窝蜂似的组织起来，很多是变相

的强迫命令，干部水平低、工作混乱、非生产人员增多、生产积极性降低（比单干

时）等毛病就在所难免。……至于说农民都有加入合作社的要求，是自由参加的，

其实是大多数农民怕带落后的帽子不得不参加。去年农业增产，不能完全归于合作

化，主要的是党的信贷政策发挥了作用，假如把这贷给集体农民的二十二亿人民币

贷给小农，可能还会收到更大的效果。”

更加肆无忌惮的是两位作者论党的部分。文章说：

“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前由言论到行动都是站在历史的最前列的，全心

全意为人民，与人民水乳交融，亲密无间。而解放后则逐渐在成为人民的

上司，逐渐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变成了空洞的口号，

自己变成了特权者，陶醉于自已是开国元勋，有汗马功劳，应当有权有势

的泥潭中，陶醉于自已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自我欣赏里，总以为自己是最优

秀的，非我不可。自吹自擂地宣传自己伟大、光荣、正确，把自己摆在国

家之上、人民之上，大有‘党即国家，国家即党’的气派。由于党对一切

问题有最后决定权，从组织上又不信任非党人士，就会把党外一切逆耳的

忠言拒于千里之外，这就便党从思想上到组织上开始脱离群众。党虽然拥

有一千二百万党员，但这仅仅是占全民总数的百分之二弱而已。中国不只

是一千二百万共产党员的中国，而是六万万人的中国；新中国不只是党一

手创造的。共产党的意见也不是百分之百的正确的，从前面说过的‘错在

中央’就可以得到证明。况且有其名无其实的‘党员’日渐增多，难道百

分之九十八的非党同志都无德无才，应当绝对服从百分之二的人的主张，

当这百分之二人的‘顺民’么！这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是人民的历史’

‘人民是历史的主人’的原则有什么共通的地方？”

这篇文章指出：党的威信一年不如一年的病根在于党有绝对的领导权。它论证

说：

“一些老党员进城以后，有了特权，渐渐忘记了革命的真义，喜欢奉

承，作威作福，思想硬化。解放以后很有些人看到入党是攀登仕途的拐棍，

有权有势，官高禄厚，步步高升。于是蜂拥而至，‘争取’入党，在党员

和党组织面前，极尽其拍马（方式变了）的能事，伪装积极，唯唯诺诺，

唯命是从，歪曲事实，欺上压下……以博取党员和党组织的欢心，达到入

党之目的。入党以后，仍如上述之外，还加上对群众不是推心置腹，吃苦

在前，而是成为党的‘包打听’，教训、申斥群众，以改造者自居，等等。

于是，在党群之间就形成了一道隔离群众的‘铜墙铁壁’，促使党从组织

上、思想上硬化，先锋队与战斗队的作用日渐削弱。这不是党的危机么！”

这篇文章认为：“建国以前和建国之初，党有绝对领导权，党员得到重用，就

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合乎规律的，今天的情况变了，历史要求党

取消党的绝对领导权和党员的特权，不然党将阻碍历史向前发展。”对于这个意见，

文章作了这样的论证：

“今天矛盾的性质变了，人民的觉悟提高了，大家都有建设社会主义

的愿望，人民也有参加国家事务的决策的要求。而且取消党的绝对领导权

不是取消党的领导，而是为了加强党的领导，使党永远是先锋队。很明显

的是取消了党员的特权之后，只有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才要求入党了，为了

借此向上爬的卑鄙的个人主义者用八抬大轿请他他也不希望入党了，因为

入党以后无利可图，反而处处需要带头，起模范作用。这样一来，党的组

织才能纯洁，党才能通过党员的模范作用去影响人民，才能通过他的正确

的主张去领导国家，才能根除‘三害’，才能拆‘墙’平‘沟’，才能团

结全国人民，才能推动历史前进。”

这篇文章还提出了扩大民主、革新国家制度的主张。它说：

“解放后这几年来是没有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的，有也只是形式，不

仅没有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民主，连资本主义国家的假民主也没有，宪法成

了一纸空文，党可以不遵守它。实际上是一党专政，是党中央政治局少数

人独裁。党内也没有民主，下级党组织和党员只能贯彻党中央的指示、决

议，党外人士做领导工作是有职无权，只有执行决议的义务，没有参与决

策的实际可能。党是太上皇，威武神圣的。一手托着马列主义的圣经，一

手拿着国家政权的宝剑，谁敢提出异议，不是被扣上反马列主义的铁帽，

就是被带上‘莫须有’罪名的手铐。选举只是变相的任命，代表只代表个

人，谁也不知道自己选的人是怎样的，他代表自己说了些什么。至于集会、

结社、出版等，都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不能逾越雷池一步，这怎能体

现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是对人权的侵犯，严重的破坏法制，必须改变。”

改变的办法，文章指出：

“应该实行直接、普遍的竞选，让代表们能够真正代表本选区大多数

选民的意见，对本选区人民负责。应该让人民自由组织新的党派、社团和

出版报刊，以便广开言路，监督政府，反对廉价的歌颂，提倡大家起来反

不良的现状，只要不反人民，不反社会主义就行，反对共产党的政策也没

有关系。‘真金不怕火炼’，共产党是不怕反的，假如不代表人民利益的

主张和措施，被反掉了又有什么可惜呢！”

关于国家制度，文章说：

“国家大事谁说了算？在宪法规定是‘人大’说了算，而在实际上，

‘人大’不过是个泥菩萨而已，全权都操在党中央手里。‘人大’只是走

走形式，举手通过，完成立法手续。几年来很少看见‘人大’对国家大事

进行过真正的讨论，很少看见委员提出重大动议，却偶尔看他们的一些无

关痛痒的考察记在报上发表。这岂不是笑话！更可笑的是号称统一战线的

‘政协’，把主要精力放在组织有关学习等问题的工作上，实际是不问政

治，或者说问而不政，政而不治，治而不协。‘人大’和‘政协’就像两

朵纸花一样点缀民主的门面。当然，错不在‘人大’和‘政协’，责在党

中央。党对‘人大’与‘政协’说来，成了超政府、超宪法的太上皇。不

只是以党代政，而且是以党代宪法，以党代‘人大’……这样少数人的专

断，肆无忌惮地发号施令，不发生错误倒是不可思议的了。而党中央建国

以来就没有进行过公开的自我批评。要改变这种独裁误国的现象，必须把

党从‘人大’与政府之上拿下来，把政府置于‘人大’之下，使‘人大’

成为真正的权力机关。‘人大’代表必须经普遍的竞选产生，一定要选出

才高德劭者，才能起到真正的代表的作用，不要按各党派‘政治分脏’的

比例瓜分席位。要设立各种专门组织，集中最优秀的各种专家参加工作。

‘人大’常委会应该是专职的。人民代表不应兼任政府之职务。应该创办

‘人大’的有关刊物，向人民宣传政策，刊登消息和讨论的重大问题，监

督政府工作等。至于党对‘人大’怎样起领导作用呢？我们认为这就要靠

党员代表的作用。只要共产党代表人民利益，党员在人民中享有威信，人

民一定选他进去。”

6月15日《人民日报》 上转载12日《陕西日报》上刊登的陕西师范讲师王尊一

的文章，题目是《“三害”应向党中央和毛主席那里挖》，并注明“本报转载时略

有删节”，删去了一些什么内容，不详，就看删剩的，也够厉害了。文章一开头就

说，“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不是存在在个别机关或个别学校里，是在目

前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普遍地存在着。哪么我们要根除‘三害’是不

是应向党中央和毛主席那里挖掘一下呢？”

文章对于天下是谁打下来的就是谁的这样一种道理表示不能接受，它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共产党的确有伟大的功勋，但从此共

产党骄傲起来了，以为天下是我们打下的，政权应由我们掌握，好官我自

为之，人民只能听从共产党的命令、指挥和摆布，人民那有宪法上赋予的

思想、言论的自由。”

文章还拿元朝和清朝的情况和当前的现实作类比，它说：

“元朝时候，把全国人民分为四等，第一等最高贵的人是蒙古人，第

二等是色目人，第三等是汉人，第四等是南宋人。当时统治权在蒙古人手

里掌握，其次才是由色目人掌握，汉人和宋人只是处于被统治者的地位罢

了。我们把这种政治叫做‘民族压迫’。再如清朝入关以后，政治要职都

设复职，如内阁大学士和六部尚书，满、汉人各担任一职，满人官品高，

汉人官品低， 满官有职有权， 汉宫有职无权。这种政治我们也把它叫做

‘民族压迫’。但是，反观今天，全国人民也可分为四等，第一等最高贵

的人是共产党员，第二等是共青团员，第三等是民主党派，第四等是群众。

国家机关、学校、企业的首长，也是多设复职。正的总是由党员担任，副

的偶有民主人士，但民主人士多是有职无权。这种政治的形式，除了本质

不同外，和元朝、清朝又有什么区别呢？这种政治制度，应该叫它个甚么

名字，我不知道。”

这篇文章还说：

“几年来，在各个部门和各个角落，工作发生了错误，总是说下级执

行政策有偏差，或者说没有掌握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但是，政令的草

率颁布，更张频繁，保守、冒进、又保守、又冒进这样摇摆不定，还说是

为了适应情况的发展。另外，一切讨论变成了形式，严肃认真的讨论根本

展不开。领导上对待恭维、奉承、吹牛拍马的人认为是积极分子，认为政

治上可靠，可以得到提拔或升官。对待在政策、号召上稍存怀疑，或提出

不同看法的人，便认为是思想落后，不进步，保守顽固，甚至给戴上反党、

反人民和反革命分子的大帽子。这样一来，谁还敢对党提出一个字的批评

呢？”

6月18日《文汇报》刊出了上海外国语学院教授徐仲年的杂文《乌“昼”啼》，

《人民日报》“略有删节”后于23日转载，文章分三小节，第一小节从有人以“凤

鸣”比喻“报喜”，“乌鸣”比喻“报忧”谈起，以为“乌鸦是益鸟，向人‘报喜’

的喜鹊反而是害鸟”。第二节的小标题是“毛毛雨下个不停”，这是黎锦辉写的一

句歌词，毛泽东曾引用来说明“和风细雨”。可是这篇杂文说：

“毛毛雨下过不停是有害的：下得久了，秧要烂，棉不结铃。田初湿

时是软的，容水过度就会变硬。‘清明时节雨纷纷’，尚且要‘路上行人

欲断魂’；不幸而霪雨一年半载，老百姓就得饿死不少！

“和风细雨自有他的妙处，但迅雷烈风也有扫荡阴霾之功！某些时候，

错误严重，态度顽强：那就用得着迅雷烈风了；在这种情况下，和风细雨

不足以息民愤！

“尤其不希望对己和风细雨，对人迅雷烈风；对党外人士要求自我批

评，对党内人士则要求批评别人！

“我听了许多代表所反映的内容，有些事真令人发指！小民主解决小

偏差，大错误就得用大民主来纠正，正如对症下药，有些病该用霸药来治。”

这意思很明显：以前历次主要是整党外人士的运动，都是迅雷烈风，现在共产

党内整风，却要求和风细雨。杂文作者认为，对于有些令人发指的严重错误，就该

用霸药来治，和风细雨不足以平民愤。

这篇杂文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7月9日他在上海干部会议上说：

“右派最喜欢急风暴雨，最不喜欢和风细雨。我们不是提倡和风细雨

吗？他们说，和风细雨，黄梅雨天天下，秧烂掉，就要闹饥荒，不如急风

暴雨。你们上海不是有那么一个人写了一篇文章叫《乌“昼”啼》吗？那

个‘乌鸦’他提此一议。他们还说，你们共产党就不公道，你们从前整我

们就是急风暴雨，现在你们整自己就和风细雨了。……现在，右派还要挖，

不能松劲，还是急风暴雨。因为他们来了个急风暴雨，这好像是我们报复

他们。这个时候，右派才晓得和风细雨的好处。他看见那里有一根草就想

抓，因为他要沉下去了。好比黄浦江里将要淹死的人一样，那怕是一根稻

草，他都想抓。我看，那个‘乌鸦’现在是很欢迎和风细雨了。”[5]

[5]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45～446页。

徐仲年在他这篇文章中说，“我模仿《乌夜啼》，作《乌“昼”啼》。是否提

防猎人的枪？不在考虑之内！”结果竟引起了毛泽东本人的批评，恐怕更不在预料

之内吧。

这就是反右派斗争开始阶段的形势。一方面，许多人按照6月8日以来的《人民

日报》社论的导向迅速转变过来，挺身而出，鸣鼓而攻；一方面；也有不少右派分

子还在发表言论，发表文章，“自投罗网”[6]。

[6]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37页。

要把整风运动转变为反右派斗争，要给右派分子以致命的一击，光靠《人民日

报》每天发一篇反右派的社论还是远远不够的。要叫他们投降，必须先缴了他们的

械。这就必须把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从他们那里收回来。

毛泽东2月间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讲话和3月

间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虽然没有正式公开发表，可是早已在党内外作了

广泛的传达，当时只愁人们不了解这新方针，只愁了解这新方针的人太少了。对这

两篇讲话的传达，对于热闹了几个月的大鸣大放是一个有力的推动。不少的人是受

到了毛泽东的讲话的鼓舞，才投入到鸣放中来。大鸣大放中，不论是发出悦耳的鸣

声的，还是发出刺耳的鸣声的，都引经据典，而所引以为据的经典，就是毛泽东的

讲话，特别是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马哲民不满意《人民日报》6月8日以来

的那一系列社论，就以它不符合毛泽东讲话的精神为理由。就说那个因学生闹事而

被处决的汉阳第一中学副校长王建国，他罪状中有一条，就是对学生提到毛泽东在

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似乎这篇讲话可以作为学生闹事的依据和护符。当事情已

经起了变化之后，已经不再需要鼓励鸣放，而要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

的时候，决不能让这篇讲话为右派分子所利用，利用为乱鸣乱放的依据，利用为猖

狂进攻的兵器和铠甲。这就有必要把原来的讲话修改之后正式公布，作为标准本。

此后谁再要引据以前未经修改的文本，就都是有意歪曲和篡改了。

此时公布讲话的标准本，可能还有一个外部的原因。那就是《纽约时报》从华

沙一位消息灵通人士那里得到了这篇讲话的文本， 即将它详加摘录，登在6月13日

的报纸上，其中包括毛泽东在整理修改时删去的一些内容。为了应付这一篇突发事

件， 颇费了一些踌躇。《人民日报》6月14日发表《是不是立场问题？》之后，有

整整一个星期不再发表有关反右派斗争的社论， 直到6月19日公布这篇讲话的修改

本之后，才在22日发表《不平常的春天》，又再陆续发表有关反右派的社论来。一

星期未发社论，可以看作是这种踌躇的表现。现在，为了消除这次泄密造成的影响，

正式发表标准本是一个可取的办法。

这个标准本在6月19日的报纸上发表， 题目改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的问题》 。标题下注明：“这是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

上的一篇讲演。现在经本人根据当时记录加以整理，并且作了若干补充。”

这里所说的整理和补充可并不是通常那种文字修饰，而有很重大的意义，应该

仔细看看。

有一些，是单纯技术性的变动。例如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原来第六个问

题是增产节约和反对铺张浪费，第十一个问题是少数民族同大汉族主义问题，西藏

问题，发表时这两个问题互换了，次序，小标题的文字也更加精炼。在全国宣传工

作会议上的讲话，原来讲的第四点是整风，第五点是为人民服务，发表时也互换了

次序，文字也有改动。此外还有多处因语法修辞方面的要求而作的改动。

整理时，删去了不少内容。例如，原来说，人民内部矛盾，如何处理这个问题

是一个新问题。因为历史上马克思、思格斯、列宁、斯大林或者谈得少，或者有错

误。这样就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找到了一个颇高的位置。发表时这些内容都删去

了，改为：许多人觉得，提出采用民主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一个新的

问题。事实并不是这样。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认为无产阶级的事业只能依靠人民群

众，共产党人在劳动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时候必须采取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决

不允许采取命令主义态度和强制手段。这就比当时说的谦逊多了。

原来讲话中说过的一些具体的人物，具体的事情，具体的数字，都删去了。陈

其通、马寒冰等四人的文章；《人民日报》对这篇文章的长时间沉默；钟惦棐的文

章；王蒙的小说；对王蒙小说的围剿，流沙河的诗《草木篇》；北京航空学院一个

党支部副书记马云凤反对苏联出兵匈牙利的标语；1949年以来处死反革命分子的数

字，等等等等，都删去了。外国的人物，如赫鲁晓夫、哥穆尔卡、拉科西、格罗、

铁托、卡德尔等等，他们的名字和对他们的议论，也都删去了。

一些原来说得不很确定的意见，发表时写得比较确定得多了。例如，原来说，

有人说民主是目的。我们跟他们说，民主是手段，民主也可以说，又是目的，又是

手段。发表时改为：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在谈到统筹兼顾适当安排问题的时候，说：我们这

个国家这么多人，六亿人口。这里头要提倡节育，少生一点就好了，要有计划生产。

发表时，这个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增长的意思给删去了，变成要“承认我国有六亿人

口，承认这是一个客观存在”，而且，“这是我们的本钱。我国人多，是好事”。

这一修改反映了毛泽东在人口问题上的摇摆。1949年评白皮书，他说，中国人口众

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7] 。那时还是取得全国政

权的前夜，可以说还不知道问题的深浅。到1957年这时，问题已经相当明朗了。马

寅初在1955年就已经提出了人口问题。1957年的政协会上，李德全、钟惠澜、劭力

子的发言，都以节育为主题。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少生一点就好了的时候，

其实并没有真正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在不久之后的反右派斗争中，人口问题也是一

批判的题目。

[7]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1页。

甚至在反右之后的一年；1958年，毛在一篇影响极大的文章《介绍一个合作社》

中还说，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

干劲大。1958年至1959年大跃进的后果，才使他深切地感受到了人口的压力是什么

意思，这以后才不再听到他说人多是好事了。人口问题上的批判带来的后果就是人

口爆炸，1957年时候是六亿，到1987年就超过十亿。

比起删削来，意义更重要得多的是增补。究竟补充了些什么内容呢？中共中央

文献编辑委员会1986年重编《毛泽东著作选读》，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的问题》一文的题解中说：

“讲话公开发表前，反右派斗争已经开始，由于当时对右派分子向共

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攻的形势作了过份严重的估计，在讲话稿的整理过

程中加进了强调阶级斗争很激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

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这些同原讲话精神不协调的论述。”

所谓“同原讲话精神不协调的论述”。例如关于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发表时

增加了这么一段：

“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

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

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

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

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

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

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

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

据薄一波说，这一篇从讲话记录稿到最后发表稿，加上中间的修改稿，共有15

份稿子，就是说，一共修改了14次。而这一段话，是修改过程中逐渐加上去的。讲

话原稿一直到5月24日以前的修改稿， 都是讲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思想方面即意

识形态方面还存在矛盾和斗争， 而从5月24日以后的改稿，阶级斗争的范围就逐渐

扩展了，分量也逐渐加重了，最后改成现在这个样子。[8]读者当能记得，5月24日，

正是中央书记处开会研究准备批判右派论文的中间。

[8]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586～591页。

还增加了这样一段：

“当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之后，中

国要向哪里去？向资本主义，还是向社会主义？有许多人在这个问题上的

思想是不清楚的。事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社会主义制度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一点，甚至连国外

的敌人也不能不承认了。”

可惜的是，他在增补这一段的时候，没有同时给读者一个定义，没有说明这里

所说的社会主义包括一些什么内容。

这篇讲话中最重要的增补，是六条政治标准：

“在我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应当怎样来判断我们的言论和行动的是

非呢？我们认为，根据我国的宪法的原则，根据我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

和我国各党派历次宣布的共同的政治主张，这种标准可以大致规定如下：

（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

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的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

（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

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

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

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

这六条标准之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

这意思，上个月他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已经说过：“鉴别资产阶级及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真假善恶，有几个标准。主要是看人们是否真正要社

会主义和真正接受共产党的领导。”现在不过是再添上四条公布出来罢了。

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确实是最重要的两条。后来1979年提出四项基本原

则，这两条就包括在内。坚持党的领导这一条是容易理解的，也从来没有什么疑义。

共产党的文件如果不强调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倒是奇怪的事情了。需要研究一下的

倒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条。 因为对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解并不总是很确定的。

1957年六条标准中所说的社会主义道路，同1979年四项基本原则中所说的社会主义

道路，含义已有很大不同。举一个例，1957年初，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

议上的讲话中说，“统购统销是实行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步骤。”[9] 在1957年的

文件中，也是把粮食统购统销规定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容，当年谁非议了统购统销，

就应划为右派分子。后来粮食购销办法都有了改变，也就不再把统购统销包括在必

须坚持的社会主义道路之内了。所以，在一段较短的时间里来看，社会主义道路这

一条的含义似乎还是相当确定的；而如果放在一段较长的时间里来看，它却是颇为

不确定的了。

[9]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35页。

增补的第六条：“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

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这时，可以说是已经到了中苏关系公开破裂的前夜。

表面上虽说还维持着友好的姿态，实际上分歧已经很多。这一点，毛泽东心中有数。

1956年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他谈了许多对苏联的不满。他说：“我们不赞成苏

联的一些事情，党中央已经跟他们讲过好几次，有些问题没有讲，将来还要讲。”

[10] 1957年1月他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说：“再讲一讲中苏关系。我看总

是要扯皮的，不要设想共产党之间就没有皮扯。”[11]这一点，在他的对手赫鲁晓

夫也同样是心中有数的。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里说：“我记得1954年我从中国回

来以后曾告诉过我的同志：‘同中国人的冲突恐怕难以避免了。’我是根据毛泽东

的各种言论得出这个结论的。”[12]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虽然与苏共二十大

新路线的影响有关， 却进一步加深了两国两党的分歧。 赫鲁晓夫回忆说：“关于

‘百花齐放’的口号，我们决定不在报刊上发表。毛泽东并不傻；他知道我们的沉

默是表示对他这个口号不赞成。”[13]

[14]毛泽东确是感觉到了这一点，2月27日

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就讲到苏联报纸不登陆定一文章的事。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

他还说了“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苏联同志不理解”[15]。特别是在鸣

放整风中，已经有不少人提出了苏联损害中国利益的问题。

[10]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21页。

[11]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44页。

[12] 《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665页。

[13] 《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666页。

[14] 赫鲁晓夫还说， “我认为，‘百花齐放’这个口号是个激将法。毛假装

把民主和自由发表意见的闸门开得大大的。他想唆使人们把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用

口头或书面的形式发表出来，以便他能够把那些他认为具有有害思想的人搞掉。”

（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 ，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417页。）这样来看毛泽东

提出新方针的动机，并不全面，忽视了他确实也有想作若干改变的一面，但是后来

的反右斗争，给了赫鲁晓夫这样说的口实。

[15]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78页。

这里要特别提到一件事， 就在公布这篇讲话的六天之前，6月13日举行的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十一次会议上，在讨论国家决算预算草案的时候，常

务委员龙云发表了这样几点意见：1.抗美援朝战争经费，全部由中国负担不合理。

2.第一、二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借款给盟国，又实施租借法案，后来他们有的赖

了债，有的美国不要还了，苏联对我国借款，十年以内还清，时间过短还要付息。

建议延期二三十年归还，借以缓和国内经济紧张。中国为社会主义而战，结果如此。

3.苏联解放我国东北时，拆走了工厂中的一些机器，有无代价？[16]偿还不偿还？

4. 我国援外预算太大，主张抓紧压缩对外援助。（7月14日《人民日报》）龙云这

人，凭他已经表示过的对章乃器先生、章伯钧先生非常钦佩，凭他在民主人士座谈

会上发表的意见，已经够划为一名右派分子了。他的这些话，只不过是一个右派分

子增加一些右派言论。可是在苏联方面看来，这是一位全国人大常委在常委会上的

发言。按照苏联模式的体制，人大虽属于国会的性质，却总是反映政府的意见。为

了不使苏联方面认为龙云的发言是中国政府所授意，认为“双百方针”包含有反苏

的内容，就十分有必要公开批判龙云，把这次发言作为他的最大罪状。也许可以说，

这第六条是为了龙云的这次发言而添上去的。后来中苏关系发生了大变化。到1979

年将这六条政治标准改为四项基本原则时，就删去了这一条，不再认为是必须坚持

的了。

[16] 据司徒雷登提供的数字， 当时苏联在中国东北拆走的工业装备“价值二

十亿美元”；（见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程宗家译，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第

171页）

毛泽东在提出这六条标准的时候，十分客气地表示：“不赞成这些标准的人们

仍然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来辩论。”只是他没有说，这“不赞成”的要付出怎样的

代价。不久之后的对右派分子的处理，就会让人们明白这一点。

当人们6月19日早晨在报纸上看到这篇正式发表的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

盾的问题》，一些听过录音、听过传达、或者风闻过原来讲话某些内容的人，都对

着报纸目瞪口呆了。一些在这篇讲话鼓励之下鸣放了好一阵子的人，看到赫然在目

的六条标准，才发觉自己已经误入白虎节堂，叫苦不迭了。罗隆基说，他因为毛主

席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中没有提出六项政治标准，所以犯错误。（7月11

日《人民日报》）

毛泽东的这篇讲话经过删削、改写和增补之后，变成了一个全新的文件，右派

分子再也无法利用它。反右派斗争的最大障碍已经排除。反过来，这个文件成了反

击右派的威力最大的武器。它在这时修改发表，就像炮兵群向敌军阵地的地毯式射

击，把正在猖狂进攻的右派分子打得晕头转向，无地容身。6月8日毛泽东写的《中

共中央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中提出，从这一天开始，大约

15天内左右时间，还要组织一次大鸣大放大字报的高潮，高潮跌落时即陆续发表原

来准备的反击右派的文章。现在这篇讲话修改发表，高潮立刻陡然跌落。原来预计

的15天左右的时间，实际上只用了11天。

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最初是和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同

时整理成文，同样经他本人作了一些重要的修改和补充。原来有意将这两篇讲话同

时公布的， 可是后来却没有这样办。宣传会议讲话直到1964年6月才在《毛泽东著

作选读》甲种本中首次发表。这时反右派斗争已经过去六七年了，当年关于“放”

还是“收”的那些争论早成陈迹。那些听了这个讲话深受鼓舞的人，例如傅雷、徐

铸成等，许多已经成了右派分子，正在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的历程之中。所以，这个

讲话的公布，已经没有前一个讲话发表时所引起的那种震动了。人们也不怎么重视

它，到1986年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重编《毛泽东著作选读》时，甚至抽下了这

一篇。

不过，对于这一篇当年曾起过很大动员与鼓舞作用的讲话，我们在回顾当年历

史的时候，却不应该忽略它。这时也顺便说说它的修改情况。同前一篇讲话一样，

它原是一篇动员鸣放的讲话；修改的意图也同前一篇一样，是要把它修改成为一篇

反击右派的文件。这种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不可能不同样留下自相矛盾的明显的痕

迹，加进了同原讲话精神不协调的论述。为了反右派斗争的需要而添写的，可以看

到的，有“长时间以来，人们对于教条主义作过很多批判。这是应该的。但是，人

们往往忽略了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在现在的情况下，修正主义是比教条主义

更有害的东西。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

批判。”“我们国内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

但是还有阶级斗争，主要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而且还很尖锐。”

等等。

为了顺利开展反右派斗争，在解决了修改发表讲话稿的问题之后，还有一个小

小问题必须解决。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规定：非党员愿意参加整风运动，

应该欢迎。但是必须完全出于自愿，不得强迫，并且允许随时自由退出。整风开始，

也真有那么一些非党员根据这个规定请求免于参加。现在既然已经转变为反右派斗

争，决不允许有人借此逃避，因此必须取消非党员自愿参加自由退出的规定。

7月27日《人民日报》 刊出了《国务院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参加整风运动和

反对资产阶级右派斗争的决定》。宣布：

“一切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应当把参加这一运动和斗争看作是自己的

崇高的义务和应有的责任。因此，国务院决定：凡是进行整风的单位，所

有工作人员，都应当积极地参加这一运动和斗争。”

这个问题就这样轻易地解决了。

于是，反右派斗争就在全国政治界、工商界、新闻界、教育界、文艺界、学术

界、科技界全面铺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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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章罗同盟”

7月1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

当批判》。其中说：

“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

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还

有农工民主党，一模一样。这两个党在这次惊涛骇浪中特别突出。风浪就

是章罗同盟造起来的。”

“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

这里第一次出现了“章罗同盟”这个缩写的专有名词。缩写是最常见的语言现

象之一，有些好几个词组成的专名，全称太繁，可以截取其中少数文字作为代表。

例如毛泽东笔下出现过的“杨罗耿兵团”[1] 就是杨得志罗瑞卿耿飙指挥的华北野

战军第二兵团的缩写。“章罗同盟”的构词法与此相同，其全称就是以章伯钧罗隆

基为主要代表的中国民主同盟。社论中“风浪就是章罗同盟造起来的”、“其源盖

出于章罗同盟”，也可以读作“风浪就是以章伯钧罗隆基为主要代表的中国民主同

盟造起来的”，“其源盖出于以章伯钧罗隆基为主要代表的中国民主同盟”。社论

中又说“文汇报在春季里执行民盟中央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针”，更可见“民盟”

和“章罗同盟”是同义词。

[1]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64页。

不过，这个提法对于中国民主同盟显然是一种很大的压力。民盟中央的一些人

希望只要章伯钧罗隆基两人承担罪责，从而减轻整个组织的责任，于是就悄悄改了

一个字，改为章罗联盟。7月1日的社论发表之后面天，7月3日民盟中央的整风座谈

会上，主持会议的民盟中央秘书长胡愈之责成罗隆基交代四个问题：1.如何通过浦

熙修控制《文汇报》；2。和储安平事先商量他的发言稿的问题；3.小集团的情况；

4.章罗联盟问题。（7月4日《人民日报》）胡愈之在第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的

发言， 题目就是《章罗联盟的透视》 （7月11日《人民日报》 ），他大约是采用

“章罗联盟”这个提法的第一人。只是同是在这一次人代会上，民盟北京市主委吴

晗作批判发言，都还是采用“章罗同盟”这个提法。（7月7日《人民日报》）

后来的批判文章，几乎全是采用“章罗联盟”这个提法了，似乎是章伯钧罗隆

基二人结成了联盟。不过这样说有一个困难，就是这是两个长期不和的人。他们之

间的不和可以追溯到1945年10月民盟的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那时民盟内部多数人

不满秘书长左舜生的把持操纵，拟议推出罗隆基取而代之，只是因为章伯钧不同意

才打消了这个计划。

民盟高层人士都知道他们二人的这种关系。马叙伦、高祟民、胡愈之、吴晗的

批判发言都透露出了二人不和的真相。马叙伦说：“我前几年就曾为了调停章、罗

之间争权夺利的冲突而伤尽脑筋。 ”（6月19日《人民日报》）高崇民说：“章、

罗两人本来是勾心斗角的，但近年来联合起来了。”（7月1日《人民日报》）胡愈

之说：“章、罗两人是有矛盾的。”（7月 11日《人民日报》）吴晗说：“章罗两

个多年冤家突然变成章罗同盟了。”（7月7日《人民日报》）怎样才能够把一对多

年的冤家说成是联盟呢？马叙伦的解释很干脆：“他们可以为个人野心而冲突，也

可以为个人野心而联合”，另外的几位也都是循着这样一种思路来解释的。把两位

副主席分工合作的工作关系说成是一种政治联盟的关系。

当年对反右派斗争颇为积极的千家驹，晚年对反右派斗争转变为批评的态度，

说“章罗同盟”是千古奇冤。

罗隆基本人也呼冤。他在给沈钧儒的信中说：

“‘章罗联盟’这个名词的来源和事实根据是什么，我直到今天还不

知道。 经过3个月的反省后，我的良心告诉我，‘章罗联盟’这个罪案对

我来说，绝对没有事实根据，是极大的冤枉。”

从已经发表的毛泽东著作看，他始终都是用的“章罗同盟”这个提法。当报纸

上众口一词，都说“章罗联盟”了，他依然不改口。7月9日他在上海干部会议上讲

话， 10月9日在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10月13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他都是

讲的“章罗同盟”。[2]

[2]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50页，第475页，第492页。

如果用“章罗同盟”这个缩写，就根本不会发生是否冤案的问题。因为这是一

个政治概念，与章罗二人个人关系的好坏并无关系。这里不妨用一个另外的例证来

作类比，曾经有一些出版物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缩写为蒋党；桂系，阎锡山，

都曾经与蒋介石兵戎相见， 可是他们又都属于蒋党。 蒋党并没有能够做到他们的

《党员守则》所规定的“亲爱精诚，始终无间”，“章罗同盟”内部有不少恩恩怨

怨，又何足为奇呢？

毛泽东在6月10日写的一个指示中说：

“各党派中，民革、民建、九三、民进等颇好，民盟、农工最坏，章

伯钧、罗隆基拼命做颠覆活动，野心很大，党要扩大，政要平权，积极夺

取教育权，说半年或一年，天下就将大乱。毛泽东混不下去了，所以想辞

职。共产党内部分裂，不久将被推翻。他们的野心极大。完全是资本主义

路线，承认社会主义是假的。民盟右派和反动派的比例较大，大约有百分

之十以上，霸占许多领导职位。我们的任务是揭露和孤立他们。他们的臭

屁越放得多，对我们越有利。但民盟的多数仍然是好的，或者有希望改造

好的。”

这是毛泽东对章伯钧，对罗隆基，以及对章罗领导的中国民主同盟亦即“章罗

同盟”的看法。不过他也指出了，民盟除了百分之十以上的右派和反动派之外，多

数仍然是好的，或者有希望改造好的。正因为如此，不直接说民主同盟而说“章罗

同盟”，对于稳定民盟内部这百分之八九十好的或可望改造好的人的情绪，争取团

结教育改造他们，显然是有利的，对于动员他们去揭发和批斗章伯钧罗隆基等百分

之十以上的右派和反动派，更显然是有利的。

这里，分别来看看章、罗、同盟这三者的情况。

章伯钧（1895～1969），安徽枞阳人。早年留学德国，在德国结识了朱德和周

恩来，参加了共产党。北伐战争中，邓演达是北伐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章在政

治部任宣传科长，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后来他脱离了共产党，同邓演达等人一道

创建了一个被人称为第三党的政治组织，为中央干部会干事之一。1933年福建成立

反蒋的人民政府，章伯钧积极参加了这一活动，担任经济委员兼任土地委员会主任

委员。1941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秘密成立，这是中国民主同盟的前身，章伯钧为十

七个发起人之一，并被推选为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1947年，根据章伯钧的意见，

第三党改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他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章伯钧是个一直热中政治活动的人。当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队鏖战方酣，他

看到未来的政局将在战场上决定，对军事活动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希望他的农工

民主党能够在这方面有所作为。1947年他在香港，要担任过国民党第五十军军长的

杨子恒代表农工民主党，同另一个民主党派的尹某组织了一个民主行动委员会，秘

密进行军事活动。据杨子恒说，那时章伯钧设想中国实行联邦制，主张三分天下，

共产党治长江以北，某一方面治西南，他治东南。淮海战役之后，章伯钧又派李述

中往来于福建、台湾、香港之间，策动福建独立。又派云应霖在广东组织武装，号

称民主救国军。人民解放军渡江前夕，章伯钧又派担任过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情报主

任和汤恩伯部参谋长的武思光回到家乡湖南，组织起一支号称湘西人民革命军的武

装。此外，在江西九江等地、浙江诸暨等地，都有所组织。这些队伍，都各有人枪

数百至数千不等。这里附带说一句：在反右派斗争中，这些当年为章伯钧抓武装的

杨子恒、李述中、云应霖、武思光等人，都被划为右派分子。章伯钧在军事活动方

面，还应该提到他参与了对敌军吴化文、张轸等部的策反。打人国民党西南军政长

官公署担任代参谋长的刘宗宽是农工民主党党员，第二野战军联络员就藏在他家里，

对于二野进军西南的作战起了内应的作用。

罗隆基（1898～1965），字努生，江西安福人。他出身清华学堂（清华大学前

身），先后在美国和英国留学，获博士学位。回国后执教于上海光华大学、中国公

学、天津南开大学，担任上海《新月》月刊和天津《益世报》的编者。

他是一位学问文章都很受人尊重的学者，同胡适、梁实秋、潘光旦、费孝通、

曾昭抡、吴景超、华罗庚、钱端升等人都有交情。他之所以越来越深地卷入政治之

中，是因为他早就希望创造出一种知识分子的政治力量，从而对国家的前途发挥自

己的影响。 他在1930年写的一篇文章中谈到中国“文人做武人的走狗” 的情况：

“如今国内一班声名赫赫的长衫政治家，那一个不是奔走匍匐于武人跟前，都是一

班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奴才。”他“不禁为文人的身分悲，为国家的前途悲”。

为了中国的前途，他希望中国的知识分子能够成为一种独立的力量：“倘使中国的

文人，安心定分，自己早拿定主意，去创造文人的势力，中国今日的局面，或不至

此。”[3]

[3] 《新月》月刊第3卷第2号所载评论《汪精卫先生最近言论集》的书评。

从这样一种考虑出发，1931年他与张君劢等组织再生社，翌年改名为国家社会

党（民主社会党前身）。1941年，他也是民盟的十七个发起人之一，参加了民盟的

政治纲领和组织法这两个文件的起草，并被推选为中央常委兼宣传部长。

罗隆基的政治观点，他在反右派斗争中所作的书面检讨中说，他“回国以后，

一切言论和行动，都是英美资产阶级思想那一套。政治上一贯走的是第三条路线。”

（7月16日《人民日报》 ）从这种英美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出发，他完全不能忍受国

民党的独裁统治。他在《新月》月刊上发表多篇抨击国民党的文章，指出国民党的

“以党治国”就是“以党员治国”，国民党说的“党外无党”，“毋宁谓之‘党外

无民’”。罗隆基说，在国民党统治下，“我们这班非党员的小民，确确实实是剥

夺公权的罪犯。我们小民除了纳捐，输税，当兵，供差的国民义务外，享受了哪一

种权利？……谈谈宪法，算是‘反动’；谈谈人权，算是‘人妖’。”[4] “如今

的党治，在内政上以党治国，是以党乱国；在外交上以党治国，是以党亡国”。[5]

[4] 见《新月》月刊第2卷第8号，第3卷第12号。

[5] 见《新月》月刊第2卷第8号，第3卷第12号。

从这种英美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出发， 罗隆基那时也同样不欢迎共产主义。 在

《新月》 月刊上， 他发表了《论共产主义》（第3卷第1号）和《论中国的共产》

（第3卷第10号），这都是万字以上的长文。前一篇，他就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

经济理论、革命策略、理想社会四个方面谈了自己的看法，例如他举出一些统计数

字之后说： “共产派的人或者要举出钢铁大王， 煤油大王，汽车大王一班人来做

‘富者愈富’的证据。然贫者愈贫，的确不是美国的事实。”表示不接受马克思主

义经济学说中关于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的论点，总括他的看法，就是：“马克思对

资本主义的罪恶，是揭发无余；对将来社会的建造，是全无把握。他的经济的理论

已成过时黄花，然而他在社会革命运动上的贡献，是功德无量。”在后一篇中，罗

隆基告诉国民党说：

“我们认为解决今日中国的共产问题，只有根本做到这两点：1.解放思想，重

自由不重‘统一’；2.改革政治，以民治代替‘党治’。这两点做到了，思想上青

年有了归宿，政治上民怨有了平泄，以后，政治可以上轨道，经济可以谋发展。这

些初步条件做到了，共产学说根本在中国站足不住了，共产党不剿自灭了。这两步

做不到，尽管讨共军着着胜利，湘鄂赣彻底肃清，然而馀毒末尽，病根仍存，共产

党在中国，总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那时罗隆基不希望共产党在中国获胜的态度，是明明白白的。抗日战争的爆发

是个转折：国民党的政治声望下降，共产党的政治声望上升。到了民盟成立之时，

在中国的政治分野中面临二者择一的局面。国民党早已使他绝望，他选择了共产党，

当然他并没有接受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并没有服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他只是在二

者择一的条件下觉得共产党至少要比国民党好些。就政治思想来说，他就是艾奇逊

白皮书所寄予希望的民主个人主义者。在反对国民党的共同事业中，他能够同共产

党合作。当这个前提不再存在时，矛盾的激化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中国民主同盟成立的经过，1945年8月3日张澜在招待外国记者时介绍说：

“中国民主同盟是1941年2月在重庆正式成立的， 它本是中国国民党

与中国共产党以外的若干党派的一种结合（包括国家社会党、中国青年党、

第三党、救国会、职教派、乡建派）。我们一些发起人当时都是第一届国

民参政会的会员。因为国民党与共产党发生新四军纠纷的事件，深深感到

促进抗战胜利，实有全国团结的必要。但要推进全国团结，各党派不可不

先自行团结。同时又感到政治不民主，全国团结，抗战胜利，必无可能。

因此经过多度商讨多次筹备之后，乃有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

“本同盟成立以来，实受了不少的压迫。为扩大基础，加强力量，去

年9月曾经决议改组； 把民主政团同盟改称民主同盟了。从那时起，同盟

中不届任何其他党派的盟员就更加多起来了。”[6]

[6] 《民主革命时期的民主党派》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03页至第

204页。

这些不属任何其他党派的盟员，大都是中上层知识分子，他们不满于国民党的

统治，对共产党有好感。他们希望民盟成为进步的政治力量。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

利之后，民盟就不止在西南和西北有了组织，在华南和华北的各大城市中也开始有

组织了，并且在一些海外华侨和留学生中也建立了组织。罗隆基谈过他的设想：

“我个人对民盟的前途当时就有这样的一种企图，把民盟变成一个单

一的统一的大政党，成为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以外的第三个大党。”[7]

[7] 《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第199页。

1945年10月他为民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后来算是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起草

的政治报告也说了这个意思：

“为在各种实力对峙中，尤其是两大党派对峙中，树立一个独立的中

立的集团，便为那种客观环境所要求。于是产生了这个民主党派联合体的

同盟。民国33年经过一度改组，把民主党派的联盟改为广大民主人士的联

盟，即改为有党派与无党派的广大民主人士的联盟。改组后的中国民主同

盟，仍不失为一个具有独立性与中立性的民主大集团。所谓独立性，是说

它有它独立的政纲，有独立的政策，更有它独立自主的行动。所谓中立性，

是说它介在国两大政党对峙的局面中，是两大对峙力量组织中间的一种，

要求它保持不偏不倚的谨严态度，不苟同亦不立异，以期达到国家的和平，

统一，团结，民主。”[8]

[8] 《民主革命时期的民主党派》，第233页至第234页。

当年在国共之间进行调处的美国特使马歇尔也希望民盟成为这样一个能在两大

政党之间起作用的力量。一次，他对罗隆基说：“中国的自由主义分子应该联合在

一个单一的自由主义的爱国党派之内，致力于人民的福利，而不是小党派领袖的私

利。这样他们就能够对政局施加影响，而这种影响将随着这个党派获得职位和受到

赞助而增长。这样一个党派可以站在两大政党之间，而任何一个大党如果得不到这

个自由主义党派的支持，在正常情况下，就不可能采取有决定性的步骤。”[9]

[9] 《马歇尔使华》，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36页。

在罗隆基的思想上，甚至希望有在民盟影响之下的武装力量。反右中他在民盟

整风会上交代说：

“那时候（指民盟初成立时），我还是想把民主同盟造成中国第三个

大的政党，那时候，我还有个想法，中国的政党非有武力不可，我就把民

主同盟的基础放在中国的西南，四川、云南、广东、广西等省。当时四川

有实力的三个军人，邓锡侯、潘文华、刘文辉是民盟主席张澜的学生和朋

友，张主席对他们是有影响的。李任潮先生在广西，他对两广的军人有影

响。我在云南西南联大教书，通过缪云台的关系我对当时云南主席龙云是

做了一番联络工作的。……那时候，我的想法以及西南地方军人的想法都

不是对共产党的一面倒，而是以实力与北方共产党的实力相呼应，迫使蒋

介石不敢发动内战，一方面中国抗日到底，另一方面，西南军人可以保持

实力。”（8月13日《人民日报》）

民盟在军事方面，真也做了一些工作，民盟中央委员张志和在四川、西康等地

搞起了一支武装，对于后来西南地区的解放起到了配合作用。

到抗日战争胜利之时，民盟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已经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影响，成

了国共两党之外中国最重要的政治力量。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提出的具体纲领

中，有一项就是：“立即宣布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一个由国民党、共产党、

民主同盟和无党无派分子的代表人物联合组成的临时的中央政府。”[10] 1945年8

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时向党内发出的有关通知中说到，“我党亦有条件地承认国民

党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和平发展的新阶段”[11]。

[10]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7页。

[11]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53页。

重庆谈判中，共产党提出民主同盟作为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之一。国共两

党初步商定，政治协商会议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社会贤达四单位组成，

每单位出席代表九人。开会前不久，民盟内部的青年党横生枝节，提出在民盟的九

个代表名额中他们要占五个。结果是青年党从民盟分裂出去。共产党支持民盟坚持

九个名额，不要让步。最后根据共产党提出的方案，重新确定了名额的分配：国民

党八人，共产党七人，民盟九人，青年党五人，社会贤达九人。

当时关于改组政府的讨论，国民政府委员为四十名，同意国民党占二十名，共

产党和民盟共同联合要求十四名，即超过总名额三分之一强，在涉及施政纲领的议

案上有否决权的保证。周恩来对张澜说：“这十四名代表名额，怎样分配，那是我

们共产党同民盟双方自己内部的问题。民盟是个许多单位合组而成的集体政团，你

们数目少了，不好分配，将会影响团结。在目前的政治斗争中，民盟的团结要紧。

在这十四个席位中民盟可以自己斟酌，你们要几个都可以商量。你们要六席，共产

党就八席，你们要七席，我们双方就各半；你们要八席，我们就六席。你们大胆提

出来，丝毫不要客气，我们共产党没有问题。总之，民盟团结要紧。”[12]从这些

事情也可以看出当时民盟在国共两党对峙中所处的地位，可以看出当时民盟和共产

党的关系了。

[12] 见《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第246页。

共产党把民盟看做朋友， 国民党就把民盟看做敌人。据唐纵日记，1946年6月

15日，蒋介石在情报最高指导委员会的会议上作指示：“对民盟不必姑息，罗隆基、

沈钧儒、章伯钧，应施打击。”[13]

[13] 见《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群众出版社1992年版，第622页。

1946年11月国民党违反政协决议片面召集国民大会。共产党当然拒绝参加。民

盟态度如何，关系甚大。张澜从重庆打电话到南京民盟总部，坚嘱反对参加。后来

周恩来对张澜说，那时他正坐在民盟总部的电话机旁边，听到张澜这样说，顿时有

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周恩来对此事评价甚高。他说：“我们也料想到青年党、民

社党一定要参加‘国大’，只要把民盟拉住不参加，‘国大’开了就很臭。这个目

的达到了。”[14]“他单独召开‘国大’，中共不参加，民盟不参加，立刻就使它

不能起作用，人民就不拥护它。”[15]

[14]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以年版，第259页，第275页。

[15] 《民主革命时期的民主党派》，第290页。

1947年民盟二中全会的政治报告中说：“民盟对国事自然应该明是非辨曲直。

是非曲直之间就绝对没有中立的余地。民主同盟的目的是中国的民主，是中国的真

民主。民主与反民主之间，真民主与假民主之间，就绝对没有中立的余地。”[16]

宣告它已经由中立的立场转到民主、真民主的立场，也就是转向靠拢共产党的立场

了。

[16] 《民主革命时期的民主党派》，第290页。

和谈破裂。1947年2月，南京、上海、重庆的中共代表团撤回延安。撤离之前，

他们把房产和财产委托民盟代管。民盟总部也就迁入南京梅园新村，即以周公馆著

称的中共代表团驻地。这事显然包含有表明政治态度的意义。

国民党也随即作出了反应。 1947年10月7日公然枪杀了民盟西北总支部主任委

员杜斌丞，27日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民盟即推派黄炎培和叶笃义去南京，想请邵

力子转圜。平日和颜悦色的邵力子这一天表现得非常严肃，他责怪民盟不该为杜斌

丞被杀一事向蒋提抗议，还在报纸上声明“要诉诸全世界”。邵力子直截了当地回

答说： 事情发展到这步田地，一切都无能为力了。碰了这个硬钉子，11月6日，张

澜迫不得已签署了民盟总部的解散公告。

对于此事，当时周恩来作了这样的评论：

“民盟由于抗战特别由于政协的机缘，客观上一时造成了他在全国的

第三大党地位，使他中间许多领导人物代表着中产阶级的想法，企图在国

共对立的纲领之外，寻找出第三条道路。……可是国民党威胁一来，民盟

有的领导人就表态宣布解散，这又使民盟在人民中赢得的信任跟着丧失，

从而也证明想在国共之间建立起中间道路的第三大党运动是失败了。 ”

[17]

[17]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83页～第284页。

民盟总部被迫解散之后，沈钧儒、章伯钧、周新民等到香港召开了民盟的一届

三中全会，否认在劫持与威胁下发表的解散公告，宣布在香港设立临时总部。全会

的政治报告说：“自从本盟被南京反动独裁政府勒令解散以来，一切所谓‘中立’，

‘中间’的说法和幻想，实早已被彻底粉碎了。……我们要公开声明与中国共产党

实行密切的合作。”[18]它已经不再可能中立于国共两党之间，全会提出了“彻底

消灭独裁卖国的国民党反动集团”的口号。

[18] 《民主革命时期的民主党派》，第350页。

国民党在战争中不断失败。民盟企望的胜利日益临近。他们是怎样考虑胜利之

后同共产党的关系的呢？吴晗在民盟中央整风座谈会上揭发了这样一件事：

“全国即将解放的前夕，沈衡老和民盟中央其他同志（引者按：“其

他同志”指章伯钧）都已从香港到解放区，我在从上海到华北解放区的时

候，罗隆基要我带一封信给已到解放区的沈衡老（以及章伯钧——引者），

要沈老（以及章伯钧——引者）代表民盟向中共中央提出几个条件，这些

条件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主要是主张不要向苏联一边倒，实行所谓协和

外交政策；民盟盟员与中共党员彼此不要有交叉；民盟要有自己的政治纲

领，要和中共订立协议，如果中共不接受，民盟可以退出联合政府，成为

在野党。这封信所提出的政治纲领，全是罗隆基一人起草的，当时曾经提

到上海盟内同志讨论，史良、许广平、楚图南，还有其他同志都不同意。

（引者按：这封以民盟留沪中委名义写的信，当时参加了讨论未表示不同

意的，有张澜、黄炎培和叶笃义；表示不同意的，还有郭则沉。）但是罗

隆基仍然要我带到华北，要沈衡老向中共提出。我到了华北以后，才知道

沈衡老和其他民盟同志是在东北解放区。罗隆基这次主张是十分荒谬的，

当时我也就没有把这封信交出来。按照罗隆基的意思，要末中共接受罗隆

基的反动的资产阶级纲领，使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要末民盟就不参加政

府而以反对党的身份和中共对抗。”

在这一篇发言中，吴晗还揭发了这样两件事：

“1949年政协会议召开之前，罗隆基到了北平，毛主席和周总理都接

见了他。现在有人揭发：罗隆基见毛主席之后就对他的朋友说：‘毛主席

这个人很厉害狡猾，比历代统治人物都凶。’周总理和罗隆基谈话时，周

总理说民主党派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中共代表无产阶级。罗

表示不同意周总理的意见，他说周是南开出身的，毛是北大出身的，我是

清华出身的，为什么他们就能代表无产阶级而要我代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

阶级呢？他说他曾向周总理表示，我们成立人民阵线，你们代表一部分人

民， 我们代表另一部分人民，这样来共同协议合作组织联合政府。”（8

月11日《人民日报》）

罗隆基同毛泽东的这一次谈话， 罗本人在这次会上作的交代中是这样说的：

“我到北京几天以后，毛主席约我单独地谈过一次话，谈到民盟与党的关系时，我

向毛主席表示，希望在盟内的党员公开，却没有说过要党员退出民盟。毛主席接着

说： “你不要在盟内清党。’”（8月13日《人民日报》）说的听的都明白这话的

分量，所以罗才觉得毛“比历代统治人物都凶”吧，他也就明白了原先所祈求的合

法在野党的地位是一种多么不切实际的幻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民盟的高层得到了安排。张澜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沈钧儒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史良任司法部长，章伯钧任交通部长，罗隆基任政务

院政务委员……一时呈现出相安无事的局面。

章伯钧当了部长，可是觉得这同他想像的内阁阁员那样的部长并不完全一样。

一次他对担任部长助理的共产党员孙大光说，“现在部的权限太小了，上面管的人

太多，有委有办，党组上面还有工业交通部（引者按：当时中共中央的一个部），

实际上管不了什么事；所以当部长的劲头都不大，有劲头的是那些副总理或兼什么

委什么办的负责人。我要是党内的，我也要兼点旁的什么事。为什么一个病号还要

挂副总理的名义？现在文教界问题很多，林枫怎么能把文教工作办好？”（7月9日

《人民日报》）对民盟内部的人，他的话说得更难听，据高祟民揭发，章伯钧说，

“我这个部长就是守灵牌”。（7月1日《人民日报》）他觉得无所作为，于是跑古

董铺，买旧书，在政治上显得消沉。他对人说：“生活上有二个东西，一个是物质

的，一个是精神的。仅仅叫他穿西服、住高楼、吃西餐，而不叫他独立思考，这就

好比西郊公园里的狮子和老虎，吃的虽好，可没有自由。”（7月4日《人民日报》）

大有老骥伏枥，髀肉复生的感慨。

当年国民党以部长的位置拉罗隆基，经济部或交通部任选一个，罗不干。现在

章伯钧史良都是部长，他不是，未免有些不快。1956年从林业部分出一部分业务，

成立一个森林工业部，任命罗隆基为部长。据浦熙修在反右派斗争中揭发：罗总是

认为当森林工业部长委屈了他的才能。解放初期他想当外交部长，后来又想当司法

部长，现在是一心想当高教部长，认为这样才能更好地抓大知识分子。（7月 11日

《人民日报》）另据高祟民揭发，罗说过，我，可以做外交工作，但是人家叫我去

管木头。（7月1日（人民日报》）罗在森工部的秘书也揭发，罗说过，政府给我森

工部，我也不借业务，其实不如叫我搞司法部还恰当些。

章伯钧罗隆基都不满足于冷官的位置。后来章在作检讨的时候说过不满足的原

因：“我有一套政治野心，就是抬高自己的政治地位，不是为作官，是为了实现我

的政治主张。 我有篇文章说得很清楚，就是3月间我在政协会议上的发言，我说我

爱护共产党也爱护民主党派。我爱社会主义，也爱民主。王造时看了以后，认为这

两句很好。我把民主与社会主义分开，总是认为苏联的制度缺少一些民主。我极力

反对教条主义，主要是不满意共产党的无产阶级专政。”（7月4日《人民日报》）

罗隆基的想法也差不多，他也正是怕民盟的人只满足于做官而忘了政治主张。

他在一封信中说：“不是无条件驯服，以求在政府中占得一官半职。此点若不明白，

我们全局输了。”（9月3日《人民日报》）

如果目的只在做官，章伯钧罗隆基当然可以照旧当他们的部长。交通部也好，

森林工业部也好，反正都是部长级嘛。如果给了官做还不满足，还要实现一种政治

主张，而且是章伯钧说的那种要比苏联的制度多一些民主的主张，那就只好划为右

派分子了。

苏共二十大之后，毛泽东提出十大关系和“双百方针”，章伯钧罗隆基感到政

治格局可能有所变化，颇觉兴奋。反右中罗隆基在民盟中央作的交代说：“在中共

提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后，章伯钧对我说，现

在我们民主党派大有可为。可以大做特做。”（7月6日《人民日报》）

在这样一种情绪之下， 1957年3月底民盟召开全国工作会议，讨论确定今后的

中心工作， 会议从讨论毛泽东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开始。在讨论民盟今

后作什么的时候，黄药眠主张提“加强政治工作为主，支持大鸣大放，监督共产党”。

民盟中央秘书长胡愈之是秘密的共产党员，他对党的意图比民主人士的理解要深一

层，不同意这个提法，而主张提以文教工作和思想改造为主。黄药眠反驳说，现在

知识分子已成为劳动者了，再强调自我改造，提高政治水平，那是消极的表现。他

认为，所谓“共存”、“监督”，事实上也就是政治民主化，当共产党提出政治民

主化的时候，而有人要把民盟的首要任务放在自我改造、文教工作方面，这样长期

共存就要落空。双方争持不下，章伯钧就出来打圆场，说，现在进行监督还困难，

如人们不习惯，共产党内百分之九十以上反对，我们提也好，不提也好，都不等于

不监督。（9月4日《人民日报》）在这次会议上，章提出要大大发展组织，每个民

主党派可以发展几十万人，几个民主党派合起来可以发展一二百万人，组织发展到

县一级。他提出，民主党派的性质与任务要重新估价。这些也就是很使毛泽东震怒

的“党要扩大，政要平权”。

章伯钧此时的思想，孙大光揭发说，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提出后，孙到章伯钧

的办公室去找他，在谈完工作上的问题之后，又谈到党的方针，当时章伯钧很兴奋

地说：“‘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我早就有这个意见，我就是不讲。中国这样大，

一个上帝，九百万清教徒（原注：那个时候全国是九百万党员），统治着五亿农奴，

非造反不行。”当时，孙要他解释一下，所谓一个上帝是指什么，清教徒又指的是

什么？ 在孙的追问下他解释说， 上帝就是马列主义，清教徒就是党员。（7月9日

《人民日报》）看来这是遁词，如果说“一本圣经”或者可以用来比喻一种主义，

“一个上帝”显然只能是指某一个人。

民盟甘肃省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子恒揭发说，他听章伯钧说过，马克思主义已经

过时了，一百几十年以前，资本家剥削工人到了极点，马克思根据那时的情况，创

造出马克思主义进行阶级斗争，这是有力量的；但它种到人们脑中的东西是要人们

反抗统治者，这种思想对于搞革命、推倒统治者、夺取政权很有用。但是现在已经

取得了政权，工人阶级自己成了统治者，以前那一套就过时了，再强调就会引导到

对自己的斗争。 斯大林就是犯了这样的错误， 因此社会制度要变一变。（7月4日

《人民日报》）

高祟民揭发说，章伯钧罗隆基说过：马克思列宁见过原子能吗？马列主义也是

要变的。（7月1日《人民日报》）

李伯球揭发说，在苏共二十大之后，章伯钧在外地来京同志的谈话会上说，苏

联一定要变，中国也不能让许多小斯大林统治下去。（6月20日《人民日报》）

在这种形势会有所变化的估计鼓舞之下，章伯钧振作起来，活动不少。1957年

5月章伯钧同罗隆基商量决定，成立四个临时研究组，分别研究党委制、科学体制、

有职有权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等四个问题。科学规划问题小组的曾昭抡、千家驹、

华罗庚、童第周、钱伟长五人提出了一个《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

党委负责制问题小组的黄药眠、费孝通、吴景超、陶大镛等人提出了一个《我们对

于高等学校领导制度的建议》。……民盟显示出了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的空前积极性，

也显示出他们在科学、教育等方面有着不容漠视的能量。这时，《人民日报》上出

现了十分醒目的大字标题：“可注意的民盟动向！”

章伯钧罗隆基说了这些话，做了这些事，一场反右派斗争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这里，我们且来看看毛泽东关于民主党派的意见。

《论十大关系》 中提出了‘长期共存， 互相监督”的方针，但是同时又认为

“所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虽然都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是他们中

的许多人，实际上就是程度不同的反对派”。这样说还不打紧，因为国会内合法的

反对派正是民主政治不可缺少的要素。 可是毛的想法并不是到此为止。1957年1月

他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说：“帝国主义国家和我们之间，是你中有我，我

中有你。……我们里头有他们的人，拿中国来说，就是资产阶级中间和民主党派中

间的许多人，还有地主阶级。”这就已经不是合法的反对派了，这是帝国主义的人，

是“他们”的人，也就是说，是敌人了。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还能够和这些人相

安无事呢？在这篇讲话中，毛泽东说：“因为他们没有本钱了……他们脚底下是空

的。如果天下有变，一个原子弹把北京、上海打得稀烂，这些人不起变化呀？那就

难说了。那时，地主，富农，资产阶级，民主党派，都要分化。”

现在他们拼命增加本钱，章伯钧希望发展几百万人，叶笃义提出要解散民盟、

民进、农工、九三这四个都是知识分子的小党派，合组一个统一的知识分子大政党，

而且他们对于科学体制、学校体制这些不必要他们操心的问题也提出主张，这只能

看成是对领导权的挑战。这个势头是决不能让它发展下去的。反右派斗争就从政治

界（民主党派）的右派开始，就从“章罗同盟”开始。

在6月8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和中共中央发出《组

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党内指示之后，已经有人闻风而动，在整风座

谈会上对章伯钧罗隆基等右派分子进行反击了。

6月10日晚上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小组开会， 邓初民批判陈新桂所说的“无产阶

级专政是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根源”这论点。邓初民说，无产阶级专

政本身决不会产生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相反，所以会产生官僚主义、

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正是由于有些党员丧失了无产阶级立场的结果。张毕来也批

判说：无产阶级专政使得我国的工人和农民得到了大翻身，使全国的知识分子得到

了真正的自由，使得资产阶级得到了和平的改造，这是最大的好事，这是最广泛的

民主。怎么能说无产阶级专政是产生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根源呢？章

伯钧也说陈新桂这论点是理论上原则上的错误。

6月13日民盟中央小组的会上罗涵先批评了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 罗隆基的平

反委员会以及叶笃义的发言。他也批评了储安平和陈新桂。史良发言说：储安平的

整篇发言论点是彻底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而伯钧在上次座谈会上对储安平的

批评，我认为是很不够的，是含糊其词、模棱两可的，并没有分析储安平的发言错

误在哪里，没有接触到问题的实质。我要问伯钧：你是不是也有所顾虑，所以故意

含糊其词，或者你是真的不明白储安平发言的本质呢？会上，罗子为的发言也批评

了章伯钧。

6月18日下午， 民盟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为号召全盟展开反右派斗争并开始

盟内整风的决定》。这个决定说，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所发表的反社会主义、

反共产党领导的言论是极端错误的。全体盟员对于这些错误的言论和主张，应当尽

情加以揭发和批判。而这，事实上已经是盟内整风的开始。（6月19日《人民日报》）

5月10日史良向李维汉提出而未被采纳的一项建议： 民主党派内部整风，现在要进

行了。

19日，主持会议的高祟民着重说明了两点：

第一，民盟整风的内容和中共整风的内容有所不同，中共整风的主要内容是整

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思想作风，而民盟整风的主要内容则是整反对社

会主义，反对共产党领导，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和行动。

第二，民盟整风的方法当然也应该是和风细雨的，但是对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极端错误的言行，必须予以无情的揭露和有力的驳斥，决不能把“和风细雨”作为

姑息和容忍这类极端错误言行的借口。

会上，黄药眠批判章伯钧，说他不学无术，就其阶级基础可以说是流氓知识分

子。又说苏联批判斯大林的错误以后，他对苏联的不满就逐渐显露。匈牙利事件后，

他心里更加活动。到毛主席作了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后，他就更加跃

跃欲试。他错误地以为人民民主制度会有根本改变。

《光明日报》总编室主任高天揭露储安平，说他歪曲党要民主党派独立自主去

办《光明日报》这一方针。储安平说过：这句话说的好，我倒要看看怎样让我独立

自主，我要撞撞暗礁，担担风险，用我的肩膀扛扛斤两，看到什么时候会受到阻力。

（6月20日《人民日报》）

罗隆基6月3日出国，到科伦坡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21日回国。他出席了

25日举行的民盟中央小组扩大座谈会，听取人家对他的揭发和批判。

陈鼎文说，只要认识或略为知道罗隆基这个人的盟员，几乎都说他是右派。吴

晗提出盟的组织应受同级党委的领导，罗隆基说这是“腰斩民盟”。

费孝通说，罗隆基认为知识分子和党的距离是思想改造运动搞出来的，思想改

造和肃反是造成党和非党隔膜的原因，所以他要求党以“国士”对待知识分子，不

这样，他们就不肯把力量发挥出来。

潘大逵说，罗隆基一直用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名利观点来影响他，民盟中央曾

经打算调他到北京来工作，当时他很犹豫。这时罗隆基就对他说，你到中央来工作，

只是一个普通干部，最多是一个副部长；而在地方上则是一个领导人。这样，他就

没有到北京来工作。

彭迪先说，罗隆基曾经在人大第一次会议上说，共产党来了，有法无天。《人

民日报》上发表的时候删去了这句话；但他确实说过这句话。他对党的敌对情绪不

知不觉地流露出来了。

罗隆基在大家对他揭发批判之后，表示要作深刻的反省。他说，他从来没有在

民盟内部说过自己思想进步。针对一些人提出的问题，罗隆基表示，他并没有看过

储安平的发言稿，他也没有用过“平反委员会”这名词，他提出这意见，是因为对

毛主席的指示体会不深刻。 他还表示，他不愿意把章罗并提。（6月26日《人民日

报》）

6月30日继续举行的会上，闵刚侯要罗隆基交代：他提出平反委员会的主张后，

有许多人写信给他，他是怎样批复这些信的。罗说，信都是秘书看的。史良立刻质

问他：你不是批了要“扩大影响，造成舆论”么？

罗隆基还谈了他和章伯钧的关系。他说，他一向把章伯钧看成政客，他们的合

作是貌合神离，他也不同意章伯钧的许多主张，比如两院制问题，民盟大发展问题

等。 罗说，今年4月民盟工作会议上他所以支持章伯钧是因为怕麻烦。谈到由章伯

钧罗隆基出面组织召开的科学规划、高等学校领导体制、有职无权、长期共存互相

监督委员会，罗隆基说他事先没有和章伯钧商量，开会约哪些人，他事先也不知道，

是章伯钧确定的。

《人民日报》的这篇报道说：“罗隆基的这种不老老实实交代问题的态度……

激起了大家极大的不满和愤慨，他的发言不断被大家的质问打断。大家要求他端正

态度老实交代，不要狡辩。座谈会在晚上继续进行。罗隆基在下午的座谈会上对他

自己的错误百般进行狡辩。晚上的会议一开始，大家就愤慨地对罗隆基的错误以及

他的不老实的交代进行揭发和批判。在这次会议上发言的有些人和罗隆基的关系是

比较密切的，但是，他们并没有揭发出很多事实。高崇民在晚上的会议上第一个发

言。他首先批判了罗隆基在下午的会议上发言的态度。他说：罗隆基的发言并不是

交代，只是对报纸上及同志们所揭发的材料进行辩解。他表示对这个发言不仅不满

意，甚至是愤慨。”（7月1日《人民日报》）

从这里可以看出夜以继日的批斗会上人声鼎沸的气氛。也看见了对那些“并没

有揭发出很多事实”的发言者加了压力。

不只是夜以继日的批斗会，还有报纸上连篇累牍的批判文章，从整风鸣放期间

发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一直追溯到几十年的政治历史，都在揭发批判之列。

最有分量的是以知情者的身份所作的揭发。例如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严信民

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两篇长文，揭发了章伯钧的好些问题。写的都是亲见亲闻

的第一手资料，当然容易取信于读者。可是如果对照一下相关的材料，其可信程度

就不能不大打折扣了。

在《听听章伯钧的狂言：“我说就是要和共产党争天下”》一文中，严信民说：

“1948年夏我到香港。那时正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各战场上获得重大

胜利，全国人民为行将到来的全国解放欢腾鼓舞的时候，你想，住在九龙

的社会主义者章伯钧又是怎样呢？他陶醉在联邦制的美梦里，准备自己的

力量。在军事方面他设有专人从事活动。他指示地方组织负责人，凡策反

过来的军队一律插上农工民主党的旗帜，不要交给共产党……章伯钧公然

说，毛泽东能领导中国革命，难道我章伯钧就不能领导吗？

“有一天上午，我专程到九龙章伯钧寓所去谈话，有李健生在场。我

介绍了解放区情况，谈到各种政策，最后谈到统一战线，谈到周总理对他

的期望。我看到章伯钧的脸色苍白，他猛然站起身来，颤抖抖地喊叫‘毛

泽东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流氓’。我说还是镇静一点，理智一点。一场

谈话就是这样地不欢而散了。”（7月3日《人民日报》）

在《章伯钧决心要造反》一文中，严信民谈到当年他们在从香港驶往解放区的

船上的事情：

“当北航至黄海途中听到济南解放的广播时，章伯钧慨叹地说：‘大

势已去。’他原以为美蒋决不放弃济南。由济南之解放，他看出美国没有

决心。看出蒋介石的危急。因而对他所幻想的‘相持局面’、‘三分天下’

失去信心。”（8月4日《人民日报》）

人们从这些文章里看到，章伯钧对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竟是这样

一种态度，对于人民解放军的胜利竟怀着这样一种阴暗心理。由此而联系到他现在

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就不是偶然的了。这种根据独家资料作出的批判不能不说是深

刻有力的。只是这并不真是海内孤本。严信民不可能不知道济南解放还真同章伯钧

有一点关系。

济南迅速解放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驻守济南机场的国民党整编第九十六军吴化

文部战场起义。当年吴化文的驻南京办事处处长王一民在《吴化文将军起义记》中

说：

“这天晚上七点钟，我和吴化文一道去鼓楼头条巷一号李济深家。到

后，章伯钧、王寄一、陈铭枢已在座，这是李济深接冯（玉祥）的电话以

后约他们来的。吴化文看到这情况很诧异，半天说不出话来，李济深说明，

这都是对蒋介石不满的人，是民主党派负责人，站在共产党一面，是和共

产党的代表有联系的。……这样，吴化文才打消了疑虑，表示同意，于是

开始会谈。……李济深最后说，章是负责同中共方面联系的，由他向梅园

新村中共代表面谈，情况如何，再约会回答你们。无论如何，千万保密，

这是性命交关的事。7月17日，王寄一约我们去湖南路大同新村九号会谈。

下午2时许， 我和吴化文步行前去。那时，李济深派陈铭枢做代表，章伯

钧、王寄一、吴化文和我，五人会谈。章伯钧说他已同中共方面谈过，对

吴转到人民方面来表示欢迎，希望以后密切联系。吴说：‘我们驻地是山

东兖州，陈毅司令员驻鲁南临沂。’章说：‘以后会密电同你联系的。’

吴回兖州后，陈毅即放回了被俘去的师长于怀安。”[19]

[19] 见《文史集萃》第1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114页。

这并不是一篇立意要为章伯钧辩诬的文章，主旨是讲吴化文的事迹，因而也就

更具有作为旁证的价值。当知道了王一民提供的这些情况之后，可以设想章伯钧听

到济南解放广播时的心情。当年他参与的性命交关的事，现在是收获的时节了。济

南这个省会城市的易手，岂不是国民党“大势已去”的标志么？章伯钧说这句话的

心情应该是感到满足和欣悦吧。批判文章的作者却说“他原以为美蒋决不放弃济南”，

济南的解放使他发出失去信心的慨叹！

从王一民提供的材料中还可以知道：吴化文想另找出路，是只认共产党，不认

民主党派的。他是听了李济深的说明，可以通过章同中共方面联系才愿意同章会谈

的。作为一个现实的军人，他当然只能持这种态度。如果不找中共，难道有什么民

主党派能够释放他被俘的师长么？作为一个现实的政治家，章伯钧也知道他是作为

中共的代理人或者联系人来作这些策反工作的。批判文章说“他指示地方组织负责

人，凡策反过来的军队一律插上农工民主党的旗帜，不要交给共产党”。章伯钧可

能有过这样的愿望或幻想，也可能在某一次说过这意思，可是至少在他本人策反吴

化文这事中间，他并没有这样做。

这里顺便谈一谈批判文章的作法。揭发，批判，摆事实，讲道理，全部凭空捏

造的事，是并不多见的。多半是有那么一点风，有那么一点影，有那么一句话半句

话，即拿来作为根据，再依需要随意解释。如果这材料还不十分合用，可以加以剪

裁之后再作解释，剪裁到面目全非，解释到颠倒是非。严信民的这两篇，还不一定

是最典型的标本。

谈到批判文章，再举一个小例。农工民主党一个地方组织的负责人愿介绍一个

他看中的人参加组织，同时也愿意介绍他同自己的妹妹交朋友，而一篇批判农工民

主党恶性大发展的文章就据此立论，说他“甚至不借用他妹妹来做钓饵，引诱别人

加入农工”，如果这真是一种发展组织的方法，请问他能有多少妹妹呢？

经过一场疾风暴雨的揭发和批判，民主同盟或者说“章罗同盟”中央和各地的

负责人大都被划为右派分子。中央和北京的有章伯钧、罗隆基、叶笃义、陈新桂、

储安平、范朴斋、曾昭抡、钱伟长、费孝通、黄药眠、陶大镛、吴景超、潘光旦等

等，上海有沈志远、陈仁炳、彭文应、王造时、孙大雨、陆诒、吴茵等等，江苏有

陈敏之等，浙江有姜震中、宋云彬等，江西有许德瑗、刘九峰等，山西有王文光等，

陕西有韩兆鹗等，甘肃有杨子恒等，河南有王毅斋等，湖北有马哲民等，湖南有杜

迈之等， 四川有潘大逵、赵一明等。据8月16日新华社新闻稿说：“根据记者的初

步调查，目前民盟中已经揭露出来的右派分子数目最多，占各民主党派揭露出来的

右派分子总数的百分三十九以上。右派分子在民盟中央有，在省市组织中有，在盟

的基层组织中也有相当一批。”这篇新闻稿还说，“上海文艺界民盟组织成分极为

复杂， 这次在文艺界查出的右派分子， 除个别人以外，几乎全部是民盟盟员。”

[20]1958年4月出版的一本小册子提供了如下的统计数字：

[20] 《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18号，第149页、第150页。

“现在查明，全国盟员中的右派人数约占盟员总数的百分之七左右，

而他们在中央委员会中却占了全体委员的百分之二十九，在候补中央委员

中占了百分四十三，在中央常务委员中占了百分三十六以上。在地方组织

中，据初步调查，民盟全国24个省（市）地方组织中，为右派集团篡夺了

全部领导实权的，有上海、四川、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安徽、广东、

江苏、陕西等十个；大城市的县（市）的地方组织，有武汉、重庆、济南、

青岛、福州、杭州等六个。”[21]

[21] 迟蓼洲编写《1957年的春天》，学习杂志社，第74页。

这里说了“据初步调查”，可见是并不完全的统计，如果是斗争完全结束之后

的完整的统计，数字当比这更高一点。即使仅仅看了这个统计数字，也可以明白这

一场斗争对于民主同盟或者说“章罗同盟”是什么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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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章乃器与工商界的反右派斗争

要讲工商界的反右派斗争，就得从资本主义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讲起。

1955年，中国农村掀起了合作化高潮。195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中国农村

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中说，资本主义工商业按行业实行全面公私合营的速度方

面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1956年1月15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北京工商界代表乐松

生向毛泽东报喜：首都已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北京市长彭真同时宣布：我们的首

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人民日报》说：“远大的理想，已经开始变成现实，

在我们的国家里，已经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的城市”。这消息广播开去，全国紧

跟上来， 各地敲锣打鼓，掀起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高潮。1月18日，天津和西安也

宣布进入了社会主义， 接着又来了上海。到1月底止，全国大城市和50多个中等城

市实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

此事的得失，薄一波在多年之后谈到，有这样三条“缺点和偏差”：

第一，“由一家一户的核算改为全行业统一核算，实际上把注意精打

细算的私营企业纳入了吃‘大锅饭’体系；实行定息之后，资本家的利润

所得同企业脱钩，使资本家不关心原来企业的经营好坏了。这些缺点，从

长远看对生产力发展不利，而且也是一个短时期内发生随意并厂并店，拆

毁厂房铺面，丢弃原有设备而造成损失浪费的一个重要原因。我想，假使

当时不搞得那样匆忙，多花一点时间探讨社会主义改造的多种形式，情况

可能会要好些。”

第二，“对于一部分原工商业者的使用和处理也不很适当。从‘高潮’

开始，党中央就明确宣布：公私合营之后，对原企业私方在职人员实行包

下来给以安排的方针。但实际上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好。”合营之后的

公私关系，薄一波说：“少数公方代表态度生硬，缺乏协商精神，认为和

私方人员商量不出什么名堂，分了工也负不了责，对私方人员的合理建议

也往往是置之不理。私方人员中，尤其是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中，有不少

能干的人，他们有较丰富的经营管理知识和本领。对他们弃置不用，对发

展经济和改善企业经营管理来说，都是一个损失。”

第三， 由于在“高潮” 中对小业主、小商小贩的处理意见不明确，

“因此全行业公私合营时，大批个体手工业者和小商小贩按行业卷人了公

私合营，拿了很少的定息，没有想到，他们从此就戴上了资本家的帽子，

不少人在后来政治运动中受到歧视，有的还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吃了不少

苦头”[1]。

[1]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430～432页。

这些问题薄一波说得很概括，本书下面就要写到的工商界座谈会上，对这些就

谈得更具体、更尖锐，给人的印象也更深。如果要认真总结历史教训，工商业改造

这一事件的根本教训当不止上述三条，当毛泽东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之时，这也就是人民内部亟需调整的重要矛盾之一。

对于这些情况，毛泽东也逐渐有所了解。1956年12月间他三次同来京出席全国

工商联代表大会的人士谈话，谈到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他说，作为一个阶级是要

消灭的，但人都包下来。工商业者不是国家的负担，而是一笔财富，过去和现在都

起了积极作用。中国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是现代化的，不是工业的。又说，譬如荣毅

仁年纪轻轻的，这种人来日方长。在这几次谈话中，毛泽东流露了在中国实行“新

经济政策”的想法。他说，上海地下工厂同合营企业也是对立物。因为社会有需要，

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这叫新经济政策。我怀疑

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很早了，只搞两年，退却就转为进攻，到现在社会物资还不足。

对于中国社会的经济成分，毛泽东甚至设想：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

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2]。 从这几次谈话中看，毛泽东是有意解决全行业

公私合营中发生的一些问题的。

[2] 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433～435页。

整风运动开始，中共中央统战部在邀集民主党派负责人举行座谈会几天之后，

又同国务院第八办公室联合邀请全国工商联和民主建国会的主要负责人以及正在北

京参加全国工商联秘书长会议的各省市代表开座谈会。这个座谈会从5月15日至6月

8日举行。 换句话说，就是从毛泽东写《事情正在起变化）这一天开始，到《人民

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社论这一天为止，正是反右派斗争从开始布置到公开

揭幕这一段时间。关于这个座谈会，李维汉回忆说：

“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开始于5月中旬。 这时，中央要反右的方针在我

脑子里已经清楚了。当时胡子婴从西北视察回来，在会上讲了上海一批工

厂搬迁西北，办得不好。黄炎培从外地考察回来，也讲了一篇类似的话，

我看到如果让他这样讲下去，将来要划为右派不好办，就宣布休息，请孙

起孟去做黄炎培的工作，保护了他，工商座谈会期间，有人提出真正的资

本家与会不多，代表性不够，于是又不断扩大规模，找了北京的吴金粹、

天津的董少臣、上海的李康年等一些人到会鸣放，后来这些人都被划为右

派。这个做法实际上是‘引蛇出洞’，把对敌斗争的一套用于人民内部，

混淆了敌我。这个教训是深刻的。”[3]

[3]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第834～835页。

主持会议的李维汉是脑子里已经清楚了，可是到会的工商业者并没有想到座谈

结束之日即反右开始之时，还是对前段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工作提出了不少尖锐的批

评。

一些人提出了公私合营企业管理上的弊病，沈阳市工商联副秘书长马春霖说，

私方人员一向有精打细算的习惯和经验，在试制新产品、提高生产率和技术措施计

划上，一般都能做到少花钱多办事。现在企业扩大了，好排场作风在企业中逐渐滋

长，一般工厂都设有八大科，每个车间又在科的系统下设有八大员，机构庞大，人

浮于事的现象非常严重。私方人员提过意见，但得到的不是尊重，而是讽刺，说小

家子气，作坊作风，不借社会主义建设。（5月16日《人民日报》）

一些人谈到合营之后私方人员生计困难。四川省工商联秘书长李仲平说，成都

市一个机电厂厂长（私方人员），有技术，每月收入40元左右，家里六口人，平均

每人七元，去年有长支，今年没长支了，生活很困难，专业公司要他自己想办法，

他说， 我的资本都交了出来，我人在工厂，叫我到哪去想办法呢？（5月16日《人

民日报》）全国工商联副秘书长经叔平说，据湖南代表反映，高潮后，有少数小商

小贩因生活所迫自杀了。经叔平提出，要解决小商小贩生活困难的问题，就要给他

们适当自由经营的出路，不要把自发工厂叫“地下工厂”，叫“地下工厂”就意味

着不合法， 而他们做的事是人民需要的，为什么不让他们做呢？（5月19日《人民

日报》）

在公私合营企业中公方私方人员的关系上，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盛丕华说，

公私共事关系中最突出的问题是私方人员的职权问题。许多私方人员反映他们的苦

闷说：多做了工作，怕被说成是争夺领导权；少做了又怕被批评为不负责任，觉得

进退两难。 （5月29日《人民日报》）湖南省工商联秘书长彭六安说，公方人员以

改造者自居，相处时总强调阶级关系，私方人员得不到企业和党以及社会舆论的支

持，例如有个私方人员有了一件发明创造，但报纸发表时却说是工人的。有个民建

会员提了一件合理化建议，已经试验成功并达到国际水平，但轻工业部对这件事评

价很低。在私方人员的安排方面，有的有技术却安排搞一般工作，有的有管理经验

却安排下车间。在福利待遇方面，私方家属生病就不能同公方人员、工人家属一样

到医院去治疗。 （5月16日《人民日报》）安徽省工商联秘书长胡庆照说，安庆市

国药总店公私合营时，公方让私方提意见，私方提了意见，公方代表说，我是政府

派来的，我们对你们客气，你们却把它当成福气，神气起来了。私方人员就不敢再

提意见。后来这件事反映上去，市工商局召集国药总店全体职工开大会对证，私方

人员在这种场合下哪敢再说话。胡庆照还说，合肥市一个搪瓷厂的私方人员（民建

会员），为了研究一件产品，不慎把仪器弄坏了，有个团员，不分青红皂白，说他

是破坏分子， 并把这事登在黑板报上，他气得跑到民建会去哭了一场。（5月17日

《人民日报》）广西省工商联秘书长张国英说，南宁和行腊味店的公方，是个转业

军人， 用军队的方法来管理企业，7点钟上班，私方人员迟到一些马上批评；私方

人员第二天6点半到店，他叫职工不要开门。职工问为什么不准私方人员提早进店，

他说，他们是资产阶级，没有改造好，他们还会偷钱的。他整天站在柜台看着。私

方人员为了避免嫌疑，就高声报告每笔营业收入。在工场里，私方人员听见公方代

表的皮鞋声，工作已做完的还得东模西摸，表示还有工作做。梧州市兴华电池厂私

方人员是技术副厂长，厂里改变电池配方时，他提出在没有试验成功时不要大量生

产。公方代表对他说，你是保守思想，是不是想破坏生产？不准你发言。结果因质

量不好，损失四十多万元。（5月17日《人民日报》）

上海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胡子婴说她到西北视察，看到上海一批工厂搬迁西北

以后的情形。她说，当初在迁厂迁店时就有盲目性，没有很好研究当地的情况。在

提出迁厂迁店要求时，好像皇帝选妃一般，点着那一家就是那一家。例如迁到洛阳

去的都是上海南京路上第一流的名牌店，这样并不是太合适的。迁到兰州去的丽华

墨水厂实际上除了水是当地的以外，什么原料仍都从上海运过去，结果成本反比从

上海运去的墨水价钱高。第二，动员时乱许愿，说什么住洋房，牛奶当开水喝等，

而实际情况不是那样。第三，吃饭住房样样都分等级，以致造成很深的鸿沟。第四，

凡是给领导提意见就认为是落后，甚至提合理化建议，也看成是捣蛋，兰州丽华墨

水厂一位会计因为提合理化建议竟调到别的单位去。从上海迁到兰州去的王荣康西

服店的私方人员王嘉明的兄弟因为提意见，被调到百货商店当办事员。兰州财贸部

田广仁部长对信大祥的职工报告时说，“你要民主，我要专政；你要自由，我要纪

律”。甚至在大会上骂王荣康的牌子不值二角钱。这位田广仁部长去买皮包竟打掉

一个私方人员的牙齿，结果告到派出所给了六块钱的药费糊糊涂涂了事。第五，是

非不明，例如洛阳有的机关买布不给布票，问题闹到专业公司，专业公司经理反把

责任推到私方人员身上。此外，胡子婴还谈到兰州大中华菜馆勤杂工打私方人员、

信大祥职工打私方人员，向专业公司、民建、工商联反映都得不到解决。谈到有些

转业军人以功臣自居，转业几年仍不学习业务，认为过去有功，现在应该享福了。

等等等等。（6月5日《人民日报》）这就是那篇李维汉听了觉得有些不好办的发言。

李维汉是多年之后写的回忆，有记得不很准确之处。照他说的，似乎是黄炎培在胡

子婴之后说了些类似的话，其实胡子婴是在6月4日才发言，这时座谈会已经临近结

束。 而黄炎培的发言是在5月25日。至于李维汉说的两篇发言有类似之处，却是一

点也不错的。黄炎培也谈到公方和私方的关系问题，他说，我在这次视察中，发现

不少合营企业是对私方人员存在着歧视的。其中有些歧视的办法甚至到了荒谬的程

度。例如在南京就有一个厂，今年清明去祭扫烈士墓的时候，到了祭扫完毕，工会

的负责人要报告烈士的生平事迹的时候，就要求私方人员走开。无锡有一个协新毛

织厂，今年春节，私方正厂长值班，到车间去巡查，厂内保卫科长竟然要求厂长拿

出工作证才许进车间，而对公方副厂长就没有提这种要求。谈到这些事情，黄炎培

情不自禁地拿他本人的经历来作类比。他说，我在轻工业部工作五年，关系搞得很

好。当部长总想做些部长的事，我管八九十个厂，我想把局长、厂长的名单抄一份

在办公室挂出来，秘书说，党总支不同意，要保密。我说政务院还要公布名单呢，

这有什么保密。不久，我在一位党员司长办公室看见一个名单清清楚楚挂出来了。

经过说明工作需要，我的办公室里才挂上了局、厂长的名单。在这篇发言中，黄炎

培还就私方人员病假工资问题提出了批评，他说，在这一问题上，我认为国务院第

八办公室实在是充分地表现出不关心工商界人士的疾苦，高高在上，十足官僚主义

的作风。 他认为，在目前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还充满着问题。（5月

26日（人民日报》）这就是当时李维汉听了觉得如果让他这样讲下去就可能要划右

派的发言。 所以，这座谈会5月26日休会一天，由孙起孟去做他的工作，这以后，

就再不见黄炎培的发言了。

座谈会上，有好些人谈到人事工作。上海制笔工业公司副经理宁思宏说，本来

人事部门是职能科室之一，应为生产服务，但现在这些部门的人都整天忙忙碌碌不

知所事何事。有人讲人事科已成了公安部门的派出所，有人甚至把人事科的干部看

成“打手”。他希望中央劳动和人事部门，对劳动和人事部门的干部下功夫进行教

育； 各级劳动人事科室，都应开放，让非党人士进去。（5月23日《人民日报》）

全国工商联办公室副主任寿墨卿说，现在做人事工作的都是党团员，而且多数是青

年干部，他们年纪轻轻的，面孔冷冷的，同群众离得远远的，他们学会一套老成持

重的样子，却不懂人情世故，我认为这些年轻人做人事工作是不适宜的。他说，人

事部门应该联系群众、关心群众，同群众打成一片，而现在的人事部门却成为机关

企业的保密部门，一种特殊的部门，只管追查历史，却不关心群众生活，成为群众

的怨府，成为党和群众之间的墙和沟。全国工商联的人事部门也不能例外。因此，

他提出：人事部门应从组织上、任务上以及工作方法上进行必要的改革。第一，一

般肃反工作已经结束的机关企业人事制度完全公开，使“贤者在位，能者在职”，

不管党员、团员或群众都要平等看待。第二，人事任免调动要有请示批核制度。第

三，人事工作应该让非党干部参加，而且应该让群众有可能进行监督，否则，必然

要产生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次整风，人事部门应该是每个机关的重

点。听他说到这里，主持会议的李维汉问全国工商联党员副秘书长黄玠然说：“你

们那里人事部门是不是也都是党团员哪？”黄答：“差不多吧，我不太了解。”李

说：“回去了解了解。向大家作个交代。工商联的人事工作不要都全由共产党员担

任。”（5月21日《人民日报》）

这次整风运动提出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参加座谈会的工商界

人士都表示拥护，但他们对此也不是没有顾虑的。江苏省工商联副秘书长谢惟安说，

目前私方人员在百花齐放声中还不敢大胆放，他们有些话所以不敢公开讲，是怕给

戴落后分子的帽子，怕鸣了以后在工作中遭到歧视，怕与阶级本质联系起来，怕以

后另一个运动来时作为批判的典型， 批判的根据。（5月16日《人民日报》）河北

省工商联秘书长高振声说，有人怕提了意见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又怕招来麻烦。过

去有个私方人员提出有职无权的问题，公方人员就把文件都给他批，弄得这位私方

人员吃不消，血压也高起来了。他还说，共产党到一个阶段有一个阶段的工作，如

过去的三反五反，这回又来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什么名堂，是不是诱敌深入

聚而歼之呢？（5月18日《人民日报》）

在这个座谈会上谈得最热烈的是定息问题。 早在1月间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会

议上，鸿兴织造厂董事长、中国钟表厂总经理李康年提出了一份建议书，建议政府

发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企业改造赎买存单，发行额定为人民币22亿元，于1958年

1月开始发行， 分18年72期兑现。其性质为无记名式的定期存单。到期只兑本金，

逾期不给利息。 每一季度兑现一次，计人民币2750万元，每年11000万元，到1975

年第四季度满18周年，全部兑讫。对资本家赎买，是根据核资后的核实资本，确定

其实占数字，减除1956年、1957年二年定息，而以赎买存单一次向资本家赎买清楚，

收回其企业股票，停止定息制度。在此项存单发行基本上完成后，国内公私合营企

业，一律改为国营，私方人员职务即蜕变而为公家职位[4] 。他的这个被称为主张

定息20年的建议，在工商界座谈会上引起争论。

[4] 见《上海工商》，1957年第10期。

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邓季惺谈了她在定息问题上的意见。她说，定息既然

是作为国家赎买私营企业和为了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支出的一笔费

用，而且这笔费用又不管企业是否有盈余都要支付，为什么不可以由国库支出，一

次赎买呢？这样可以使工商业者单纯以工作人员的身份参加工作，企业内部重重矛

盾也就可以得到解决。她参考了捷克斯洛伐克1945年颁布的工矿企业国有化条例，

建议政府发行“公私合营企业国有化公债”，用来收回合营企业的股票，合营企业

即改变为国营企业。公债发行总额可定为六亿至八亿元，每半年兑付一次，五年或

七年还清。她认为这个方案有四个好处：一、“私方”一词不存在了；工商业者在

国营企业中完全以公家人的身份出现，积极性创造性可以充分发挥，有利于企业内

部的团结； 二、免除现在3个月付一次“定息”的手续，可以大大节省人力；三、

私方不再从企业领取定息，可以简化企业经济核算方法；四、更利于工商业者的改

造，如中小户不愿意要的可不要，从而摘掉“资本家”的帽子，大户可以割掉尾巴，

对定息不再存有延长的希望。她不同意李康年提的定息20年的建议，她说，赎买给

价是照顾性质的，国家财力有限，付给22亿是不合理的。而且定息再拖20年对各方

面都没有好处，中小户也不愿意。不过她认为李康年的建议也有可以吸取的地方。

这当是指简化支付手续这些方面。她这发行公债的建议同李康年发行存单的建议在

形式上也确有某些相似之处。 当然， 发行总额和兑讫期限是大为缩小和缩短的。

（5月21日《人民日报》 ）上海永新雨衣染织厂副经理潘仰尧在书面发言中说，他

认为李康年关于定息20年的建议，是个极大胆、极虚心、极有价值的建议，他同意

这个建议。但在具体实施方面有些不同意见。主张赎买时间应该从1949年算起。他

说，私方接受了赎买存单，并不是就摘下帽子，而应该继续加强学习，认真改造自

己。（6月5日《人民日报》）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陈经畲说，定息20年的问题，

就我们湖北省和武汉方面的情况来说，绝大多数人都不同意。而且中小户对陪着大

户领定息七年，不能把帽子早日摘掉意见很多。因此我个人在这里提个建议，凡是

自觉自愿放弃定息的，不拘大、中、小户或数目多寡，是否可以请政府考虑予以接

受，但是不登报不搞高潮。至于李康年同志建议中，为免除领息人的种种困难，将

领息方法简化一些手续，我是同意的，请政府考虑。但是，简化手续不是变更定息

的性质。（6月7日《人民日报》）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山东省副省长苗海南

说，他不同意李康年定息20年的说法。他肯定说定息还是剥削。果真定息20年，势

必造成大中小工商户的不团结，同时，放松了对自己的思想改造，家庭子女也不会

和睦。（6月7日《人民日报》）

座谈会上许多人都发言反对李康年的主张，倒并不是因为他反党反社会主义，

代表资产阶级索要22亿元这样巨额的国帑，而是因为对于中小工商户来说，定息已

经成了有名无实有害无益的东西，再拖20年怎么受得了。云南省工商联副秘书长聂

叙伦说，昆明饮食业有一户照算半年只有七厘钱的定息，有的行业一户每季只有四

分钱的定息。 因此有些人要求摘掉定息户的帽子。（5月18日《人民日报》）天津

市第四机械工业公司生产计划科副科长王金标说，天津百分之九十的青年工商业者

不同意李康年提出时延长定息20年的意见，他们非常愤怒，不愿意多扣13年的帽子。

（5月25日《人民日报》 ）北京市第二五金工业公司副经理于熙钟说，中小户青年

工商业者看了李康年提出的延长定息20年的意见都很生气，有的甚至说再提就咬他

的耳朵。（5月23日《人民日报》）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毕鸣岐在书面发言中说，

提出定息延长20年，工人阶级反对是理所当然；民族资产阶级中多数的人也不会接

受，而我们民族资产阶级的子女也不会答应。（6月8日《人民日报》）

对于一些定息只有很少一点钱的中小工商业户想放弃定息的愿望，毛泽东是有

所了解的，并且作过同情的表示。1956年12月他在同工商界人士谈话中说：

“现在资本家当中大体有百分之七十左右对定息没兴趣。一个月拿几

毛钱，他们要求放弃定息，摘帽子入工会，享受劳保待遇。我看也可以放

弃吧！”

“把小的占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不划入资产阶级范围内，拿到的定息

只能买几包香烟的，就叫他们小资产阶级。资方代理人也是属于小资产阶

级范围，叫上层小资产阶级。”[5]

[5] 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435页。

座谈会上许多人发言反对李康年的主张，是因为延长定息对中小工商户有害无

益，这反对是从切身利害出发的，并不是一种理论的批判。从理论上批判了李康年

的， 是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经济学家千家驹。他在5月24日的座谈会上作了

长篇发言。他虽是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长，但他首先声明，他不是代表工商行

政管理局，而是以私人资格来发言的。他从资产阶级依然存在两面性这一点谈起。

他说，所谓消极一面，即指资本主义一面，仅就李康年主张定息20年这一点来说，

不就是消极性的一种表现吗？自然，同意李康年的主张的，在工商界中占很少数，

这也证明消极性一面今天已不占主要的地位，但不能说这种思想仅是李康年一个人

的主张。定息20年，除了想吃剥削饭吃一辈子的思想以外，同时还包括一个对赎买

政策认识错误的问题。李康年提议赎买应有20年才够本，这根本不了解赎买政策的

意义。赎买政策体现党和国家和平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方针，这是马列主义创造

性的发展，不是修正马列主义。要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消灭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

有制，这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苏联采取没收政策，我国历史条件不同，采取赎

买政策，方式不同，目标则一。在马列主义者看来，资本家生产资料是剥削所得，

为过去剩余价值的积累（指整个资产阶级说，非指个别人说，个别分子可能是劳动

积累来的，但经过若干年后，亦早已收回原投资了）。我们要搞社会主义革命，就

必须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本应没收，照理亦可没收，但由于我国民族资产阶级历

史条件，我们不采取没收而采取赎买。应该认识，这些生产资料不是天生属于资本

家的，而是工人阶级所创造被资产阶级所掠夺去的，现在是物归原主。宪法上保障

资本家所有制，但又规定要经过国家资本主义改变为全民所有制，这证明在人民中

国，生产资料资本主义所有制并非神圣不可侵犯。国家付给定息，其目的在资本家

可以安心改造，安心工作，就这一点说，定息有其积极的意义。但是现在有些工商

界朋友却曲解了赎买的意义，在他们看来，赎买是国家欠了资本家一笔债，由国家

分期还清，既然赎买就要赎买到底，否则不如干脆说是没收。李康年提议20年，还

有的说“我们拿定息是共产党要给我们的，是维持政府的面子，为了国际影响”。

这些思想都是完全错误的。其错误在于把赎买视为国家欠了资本家一笔债，非还不

可；拿定息是理所当然的，是光荣的事。这种想法是不利于改造的。因为他们把剥

削可耻的根本道理都忘记了。（5月25日《人民日报》）

千家驹作这篇发言的时候，他点名批评的李康年并没有到会。他是到了“梁山

泊英雄排座次”的前夜，发觉少了他不行，才临时从上海找来参加座谈会的，找他

来当右派分子的。6月5日他在座谈会上出现。他说：我是上海工商业者公私合营鸿

兴织造厂董事：长，中国钟表厂总经理，萃众织造厂经理李康年，就是最近报上标

题所谓“定息20年”或者“赎买20年”的建议者。他对他的建议的内容作了扼要的

介绍之后，说，自从我的建议书提出后，所受到的，多半是无理的漫骂，而得不到

真理的帮助与批评。这一次到京以后，读了千家驹同志的发言，他是中央经济理论

权威，也是我们工商界行政管理领导，他谈到了李康年主张定息20年就是消极性的

表现，定息20年除了想吃剥削饭一辈子的思想以外，同时还包括一个对赎买政策认

识错误的问题。李康年说，我没有想吃剥削饭一辈子的思想。我今年60岁了，难道

我一定能活到80岁么，孩子们多已大学毕业做医生了，他们也不会要的，况且我的

定息每月不过二三百元，目前都已买公债了，我的家境也不很困难，何必要计较这

些呢，千家驹同志认为我想一辈子吃剥削饭未免武断。李康年说，他提出这个赎买

存单年期分20年，赎买金额应为人民币22亿元的建议，是根据1955年11月23日《人

民日报》社论《统一认识，全面规划，认真地做好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工作》。

他详细引证社论的内容来解释他的建议，逐条反驳千家驹的论点。例如千家驹说赎

买应自1949年算起，他反驳说：这个主张无非欲减少赎买金额，兼可减少定息数字，

但事实恰恰与此相反，因为当时通货膨胀，物价高涨，财产数字是最高的一年。李

康年还引证了毛泽东1956年11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的“从去年夏季以来，社会主

义改造，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就以极广阔的规模和极深刻的程度展开起来”[6] 。

据以推论说，可见得社会主义改造是1955年夏季以来开始的，1955年夏季以前，至

多说是准备时期，更说不到是赎买开始时期。（6月6日《人民日报》）李康年这篇

4000字的发言看来是花了不少心思准备的，这也就为他自己划为右派提供了更多的

材料。

[6]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17页。

同李康年一样，天津造纸公司经理董少臣也是在座谈会进行的中途临时找来参

加的， 找他来当右派分子的。他被选中的原因是5月17日（人民日报》以《天津工

商联常委董少臣建议撤出合营企业公方代表》为题刊登了他的谈话。他在这篇谈话

中指出，公方代表光有政治资本没有技术经验，是搞不好生产的。私方人员自己觉

得并不是饭桶，过去他们也曾管理好自己的企业；况且合营已经一年多了，国营企

业的管理方法也学到了不少。因此他主张：在一个企业里，只要有党支部的，在党

支部领导和支持下，把生产管理权交给私方执行一年，试试看行不行？他说，把职

权交给私方，把私方这笔“财富”挖出来，把公方代表调到真正需要的岗位上，这

也是增产节约。董少臣在“财富”一语上加了引号，表示这是有出典的，出典就是

1956年底毛泽东同工商界人士的谈话。

5月30日董少臣在座谈会上发言， 他说，自从《人民日报》登出我对公方代表

的主张以后，有人说我想篡夺工人阶级的领导权，说我要造反，说胆子太大了。后

来有人帮我做了解释，说明这个标题和我的原意有些出入，又有人责怪我说了话不

承认。因此，思想上有些沉重，本想申明一下，也有人劝我不要申明，为了“鸣、

放”起个带头作用。他说，本来《大公报》记者访问的时候，我并没有系统的准备，

就随便说了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们资本家接受党的教育已经七年了。合营后，虽

然安排了工作，但作为国家公职人员，总觉得无事可做；衡量自己的能力，又不是

干不了。这反映了私方人员有职无权的苦闷心情。我想，要使私方人员成为自食其

力的劳动者，不能只靠空洞的语言教训一番，必须让私方人员在企业管理的实践中

去锻炼才有可能。因此，我建议在企业党支部领导和支持下，把国家计划、具体业

务交给具有才能的私方人员负责，让公方代表放到更重要的工作岗位（后来新华社

播出来是撤出公方代表），这对私方人员是有积极意义的。我不主张不加区别地把

公方代表完全撤出，那样做是有害的，我只是说选择几个点以一年为期进行试验，

成熟后，再全面推行。我认为这样做有几个好处：第一，私方人员可以有条件学会

社会主义管理技术，成为名副其实的劳动人民；第二，可以精简机构，公方代表可

专做党的工作；第三，党的领导可以掌握全面情况，可以密切私方与党组织的关系，

把生产搞得更好。

董少臣发言后，民建天津市委会秘书长、天津油漆颜料公司副经理车重远表示

响应。他说，我个人认为在个别合营阶段，公方代表是非派不可的，但是全行业合

营以后，情况不同了，一般都成立了专业公司，小的企业变成了车间，层层都派公

方代表是否必要， 值得考虑。（5月31日《人民日报》）可见董少臣这意见还有市

场，这就更是不能放过了。

北京公私合营裕生祥电机厂副厂长吴金萃也是座谈会进行的中途临时找来开会

的。所以会找上他，是因为他在5月7日（大公报》上发表了《怎样看工人阶级？向

工人阶级学习什么？》一文，对当时提出的“向工人阶级学习”的口号表示了异议。

文章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学习是没有问题的，但不是具体到每个工商

业者都可不加分析的向每个工人去学，也可以说学的时候不能把每个工人的各个方

面都笼统的，一概的去学。”为什么呢？这篇文章说，因为，工人阶级“存在于我

们国家里，当然也存在于我们自己所存在的工厂、商店里。阶级是由人集成的，我

们就找到了这个阶级里的人——工人和店员，要向他们学习，然而发现他们（也可

以说原来就知道他们）并不那样理想，他们的品质并不那样高贵，他们的言行当中

有很多我们看来不能去学。比如工厂里的工人有的常常是不爱惜公共财物，浪费材

料，损毁工具，有的不遵守劳动纪律，有的请病假去逛公园遛商场，有的打人骂人，

甚至偷东西……不一而足，在商店里有的店员服务态度很不好，有的工作不积极…

…具体表现出来不是理想的工人阶级品质，相反恰恰是所谓的资产阶级品质。这些

品质在我们身上去之犹恐不及，万万不能去学”。这篇文章还表示不能把这些现象

说成是“个别”的现象，因为“在他们当中犯有这样毛病的实在已不在很少数”。

吴金萃的这篇文章还运用了一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具体地分析了中

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中国的工人阶级的情况。关于前者，文章说：“中国既没有构

成资本主义社会，只是从封建社会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中国民族资产阶级

原就是具有革命和反革命的两面性的资产阶级，解放后又经党和政府不断的教育，

以及职工群众的带动和感染，加以自觉自愿的学习，在思想上已有很大的提高，特

别是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后，全行业公私合营，生产关系已根本改变，基于社会物

质生活条件决定思想意识的道理，思想上又有根本的改变，虽仍具有两面性，已是

先进和落后的两面，并且从一年来工商界在生产经营上的成绩来看，在参加社会主

义竞赛当中获得先进光荣称号和得奖人数来看，都能说明先进的因素已经居于主要

的地位，而落后的因素只占次要的地位，并且先进的一面在不断地增长，而落后的

一面在不断减退。所以我认为：现在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已经根本背叛了资产阶级，

并且已经具有比重相当大的工人阶级思想。党把这个阶级看作财富，不看作是包袱

的道理也正在于此。”末了这一句，看作财富不看作包袱，是引证毛泽东1956年末

同工商界人士的谈话。

关于后者，这篇文章说：“同样由于中国没有构成资本主义很发展的社会，所

以就没有很多规模宏大的工厂，因而从全面来看中国工人阶级在生产过程中所培养

成的集体性、组织性、纪律性……就较弱，同时因为我国工业落后、文化落后，所

以就缺少传统的工人，工人中绝大多数是从农民来的。而农民本身就具有浓厚的小

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思想意识，和工人阶级的思想自有很大区别。若从去年一年来

我国工人阶级队伍空前壮大的情况来分析，职工增加的主要来源仍是农民，其次是

解放前长时间没有从事工作的，或从来没有做过工作的社会无业人员和家庭妇女。

（参看1月19日《北京日报》 ）那么由于历史的和目前的这些原因，中国工人店员

当中，不能不具有很大分量的资产阶级思想或农民小资产阶级思、想。这些思想表

现在行动上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不遵守劳动纪律，不爱护公共财务等等。”因此，吴

金萃认为：“我们不要把说工人阶级思想好看成就是每个在我们面前的工人都很进

步，我们也不要把说资产阶级思想不好，看成就是说我们自己很落后。”

千家驹在座谈会上针锋相对地批评了吴金萃的这种意见。他说，有人提出，民

族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学习什么？好像说工人阶级缺点多得很，如不爱惜公物，不

遵守劳动纪律，自私自利……难道我们还要向它学习吗？这里面其实就意味着一个

对工人阶级领导不服气的问题。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学习什么，我认为应该学习工

人阶级大公无私、集体主义、纪律性、革命性的优良品质，应该学习他们自食其力

的劳动习惯，应该学习社会主义的经营管理方法……总之一句话，学习社会主义。

学习工人阶级就是学习工人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以及社会主义的经营管理方法。

这些都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东西。有人举出某些企业工人某些缺点，认为中国工

人是不值得学习的。显然这是以局部代替全局的片面性观点。为什么不举出一些中

国工人阶级的优良高贵品质做例证来学习呢（这种例证也是很多的）？对于某些工

人所表现的缺点，我们（引者按：用这两个字就不是以私人资格而是以领导干部的

身份了）应该进行教育，站在工商业者（引者按：这当然就是你们了）立场，就应

该本着“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相互教育。千家驹还谈到合营企业中的劳

资关系问题，他说，劳资双方长期以来是死对头，今天要变成好同志，这决不是一

朝一夕所能做到的。我们工商业者必须有最大的耐性，不怕碰钉子，从工作和生活

上去改变职工群众对民族资本家的观感。工人同志对私方确有些不大公平的地方，

这一方面要加强对职工的教育，但工商业者如把解放前所作所为设身处地想一想，

也就会心平气和一些了。（5月25日《人民日报》）

吴金萃不接受千家驹的批评， 5月31日他在座谈会上发言，说：千家驹先生的

发言吓了我一跳，他虽声明他是以私人资格发言的，但几年来他是经常教育、领导

我们的，谁都知道他是理论专家，他一发言很能影响或引导我们工商界的思想。他

一扣帽子，很多人不敢鸣了。他说这里面其实就意味着一个对工人阶级领导不服气

的问题。我曾一再强调工人阶级的高贵品质，不过分析了若干工人店员还不完全具

备这种品质，并没有想把若干工人店员的落后思想推广到整个阶级上，为什么千家

驹先生却硬说我们把它扯到一起了呢？更何况“不服气”的人根本不会想到向工人

阶级学习的问题，只有对工人阶级领导服了气的人们，才会深入研究如何向工人阶

级学习和学什么的问题。请问难道不许举出这些缺点么？举出来某些工人的缺点就

是不服气， 那么我们今天帮助共产党整风， 提出许多党员的缺点岂不成了更大的

“不服气”？对于千家驹谈到的合营企业中劳资关系问题，吴金萃也表示不能赞同

他的意见。他说，这就是说我们遇到“工人阶级对私方不大公平的时候”，不要提

意见了，只要想以前，不要想公平，而要安心于不公平。吴金萃反问道：事实上这

样解决得了问题么？

吴金萃的发言，除了固执地为他发表在《大公报》上的这篇文章辩护之外，还

谈了他对定息问题的意见。他认为，定息是合营以前的剥削，而绝对不是现在的剥

削行为。他主张按七年计算定息，一律用普通公债票一次付给，企业改为国营，资

本家的帽子也随着一律摘掉。当时规定界线是资本超过2000元的就算资本家。吴金

萃说， 像我是个4000元股本的资本家，每年定息200元，除去百分之四十买公债，

百分之十交互助金， 余下百分之五十为100元，每月合八元多。为了这八元多，资

本家的帽子戴着不提（因为还，有八角的……），病假工资、医药费、家属医药费

就没有人管了。对这样的资本家放弃定息不行，享受劳保不行，中国人的健康条件

又是如此，究竞这定息是照顾呢？还是惩罚呢？是使我们安心呢？还是心慌呢？所

以我想还是都允许摘了帽子吧！

吴金萃的最后一段话，显然是含沙射影攻击千家驹。他说，自然科学家必须把

实验品拿到实验室里来做研究工作，不能光靠书本。社会科学家们若是不深入实际，

必然脱离实际。小说家、画家坐在屋里写作，不体验生活，弄出来的东西就是不伦

不类的，我们真怕研究工商界工作的人们把我们搞得不伦不类。主观主义、官僚主

义固然可怕，但更可怕的是理论家们的教条主义，因为教条主义是从主观主义和官

僚主义来的，并且在制造新的更厉害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6月1日《人民日报》）

他有这一篇文章和这一次发言，就足够划为右派分子了。

这种右派言论，不但在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有了不少，外地也有。例如

中共天津市委统战部召开的工商界座谈会上，天津市工商联常委荣子正说，党对待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问题，都是根据马列主义理论办事，可是许多马列主义的理论著

作，都是很早的时期写成的，把这些理论搬到中国来运用，很多地方对不上号。譬

如，政治经济学里面说，独立劳动者上升为剥削者之后，原来的资金，很快就花光，

然后则不劳而获。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则不然，我们是勤劳肯干，赚的多，花的少，

而且在我们上升为剥削者之后，也不是坐享其成，不劳而获，而是操劳更重。因此，

我们学政治经济学，很多地方是听而不信，不能接受。他还谈到，中央说要赎买到

底，不会是半赎买半没收。但事实上，赎买代价的实际等于没收私方剥削的大半。

在企业合营以前，税务局为了多收税，查账稽征时，把每件东西都估得很值钱。而

工业、商业管理部门在企业合营时清估财产，又样样估得不值钱，结果减少了私方

的股金。这些部门进行上述工作时，都说要实事求是，公平合理，这两种工作也都

是在工人监督下进行的。可是两个“实事求是”，两次监督，却使全国私营企业财

产由45亿元变成为合营后的股金22亿元。（5月31日《天津日报》）

当年被看作资产阶级最大代言人的，还不是李康年、董少臣、吴金萃这几位，

而是章乃器。毛泽东说，右派的老祖宗就是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7] 章伯钧

罗隆基的情况前面说过了，这里讲一下章乃器其人的情况。

[7]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48页。

章乃器（1897～1977） ，浙江青田人。16岁时考入浙江甲种商业学校。5年毕

业，入浙江实业银行，当了一名每月只有生活津贴二元的练习生，从此进入银行界。

在这家银行里，他被逐次提升为营业员、营业部主任，直到副总经理兼检查部主任。

他自幼能文，在商业学校念书的时候就在《学生杂志》发表过文章。后来在业

余广泛阅读各类社会科学书籍，就凭着自修得到的学力，使他得以当上光华大学和

沪江大学的教授。

他很早就有向社会发表意见的强烈欲望。1927年他写信给胡适，说：

“我是一个银行里的职员，我因为晚上有点空，我的精神又极好，我

不愿意把他消磨在无聊的地方，而我的进款，又稍微有一点敷余，所以我

想要利用这一点空闲的光阴和敷余的进款，去办理一种适合个性，而有益

于人类、国家和社会的事业。我经长时间的考虑，我决计去办一个小规模

的言论机关，就是《新评论》半月刊。”[8]

[8] 《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444页。

他希望胡适介绍一批作者为刊物写稿。这件事不知道胡适办了没有。但胡适题

写的刊名，表明他对刊物的支持。邹韬奋也谈到，章乃器为了创办这刊物的事去找

他商谈过[9]。

[9] 韬奋《经历》，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117页。

1927年底，这个几乎是一人唱独角戏的刊物问世了。封面上，印着“要做潮流

的指导者，不要做潮流的追逐者”这样两句口号，是反映着这位主编的志向的。因

为言论激烈，刊物只存在一年多就被查禁了。后来他自己评论说：“尽管刊物水平

不高，立论是那末天真而幼稚，但勇气和毅力是得到一般的好评的。”[10]

[10] 章乃器《七十自述》，见《文史资料选辑》第82辑，第39页。

后来他在邹韬奋编的《生活》周刊、《大众生活》、杜重远编的《新生》周刊、

金仲华编的《永生》周刊等等上发表的那些政论，是更重要，影响也更大些。从这

些文章里可以看出他当时的政治态度。

例如， 《永生》周刊第一卷第八期（1936年4月25日）发表章乃器的《民族解

放斗争中的几个最低要求》一文，针对国民党提出的“先安内后攘外”的口号，尖

锐地说：“这是亡国灭种的政策，是中了敌人‘以华灭华’的毒计！因此，对于这

整个的国策，应该有彻底的纠正。我们应该以攘外求安内，以抗敌求统一，以举国

一致对外觅取民族的生机。”这个“举国一致对外”正是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

的精神。

这时，章乃器积极参加了救国会的创立和活动。他在《七十自述》中回忆往事，

说：“救国会的文件几十万言，十分之九是我执笔的。所有的重大活动，如筹措经

费直至群众上街头的部署，都需要我参加，工作通宵达旦是常有的。”毛泽东1936

年9月18日写信给他以及陶行知、 沈钧儒、邹韬奋几位救国会领袖，说，“先生们

抗日救国的言论和英勇的行动，已经引起全国广大民众的同情，同样使我们全体红

军和苏区人民对先生们发生无限的敬意！”并表示愿意跟他们“更亲密的合作”。

[11]

[11]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63页。

章乃器在救国会的活动，使银行受到了压力。上海市长吴铁城，威胁浙江实业

银行总经理李铭：银行里不应容留章某，否则对银行不利。于是李铭找他谈话，希

望他到英国去留学三五年，费用由银行供给。章乃器回答说：我愿意辞职以免银行

受累。救国会是一件关系国家民族存亡的大事业，我不能离开它。

1936年11月，救国会的七位领袖被捕，章乃器在内。另外的是沈钧儒、李公朴、

王造时、史良、沙千里和邹韬奋，世称“七君子”。到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才放

了出来，关了八个多月。在这期间，起诉，答辩，审判，辩护，抗议，慰问，牵动

了千百万爱国公众的心，围绕这一事件形成了一股新的救国热潮。章乃器在这一事

件中，同难的邹韬奋为他留下了一帧简单的剪影：

“……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以后，我们晤谈的机会才渐渐地多起来。

我们的友谊的加深，唯一的媒介可以说是救国运动。尤其使我肃然起敬的，

是他为着参加救国运动，虽牺牲二十年辛苦所获得的行长位置而毫不顾惜。

自从他和我一同被捕以后，从捕房的监狱起，中间经过上海特区第二监狱，

上海地方法院看守所，我们总是羁押在一起。他所念念不忘的只是民族解

放的前途，救国运动的开展；至于对他自身的遭遇，我从未听见过他有一

言一语的自怨自怼。”[12]

[12] 韬奋《经历》，第117页。

抗日战争爆发，举国一致对外的局面已经出现。这正是他和救国会同人几年来

追求的目标。1937年9月1日章乃器发表了《少号召多建议》一文，说明他在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开始形成时的政治主张。他说：“在国策还未确定的时候，我们不能不

多作政治的号召，使国策能够早点确定下来。在国策已经确定的今日，我们却应该

少作政治的号召，多作积极的建议，使国策可以早点充实起来。国家到了生死存亡

的时候，政府既然已经有确定的国策，有点心肝的人，谁还愿标新立异以鸣高？大

家应该是集中力量、培养力量之不遑，那能再存彼此派别之见，在明争暗斗中再消

耗一丝一毫的国力。”[13]毛泽东认为，章乃器发表此种言论，是“小资产阶级急

进分子在政治上的投降举动”[14]。因为毛泽东从始至终牢记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

章乃器在这里却是放弃了独立性。这是章乃器的言论第一次受到毛泽东的批评。

[13] 转引自周天度主编《七君子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16

～217页。

[14]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92页。

1938年1月章乃器应李宗仁的邀请出任安徽省政府财政厅长。 那里正是新四军

集结和活动的重要地区之一，他以换取统一税收的名义，每月由省财政补助新四军

三万元。1939年5月他被免职，即在重庆经营实业，同时继续从事救国会的活动。

1941年苏联与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条约的附件宣言：“苏日双方政府

为保证两国和平与友好邦交起见，兹特郑重宣言，苏联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

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

这个严重损害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的条约，在重庆立刻引起了强烈反应。中国

政府郑重宣布，条约涉及中国的部分是无效的，并指示驻莫斯科大使要求苏联方面

澄清。一些长期同共产党合作的对苏联态度一贯友好的民主人士都觉得困惑，不但

无法答复他人的质问，甚至无法解开自己心中的疑问。黄炎培在他的日记中说：

“1941年4月13日下午2时，日松冈与苏莫洛托夫在莫斯科签订中立协

定。 4月17日11时，招周恩来、董必武来，舜生、伯钧亦到，请中共表示

态度。周极言苏联此约乃其一贯之政策，与对华毫无关系；至中共态度，

决不因此变更云云。董略同。”[15]

[15] 转引自周天度主编《七君子传》，第660页。

在重庆的救国会的一些领导人，对此也深表愤慨。而且，救国会作为一个有影

响的政治团体，对于这一举国上下严重关切的事件，不能不表明自己的态度。他们

集会讨论之后， 于4月19日发出致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的信，同时将此信在中国报纸

上公开发表。这封信是公推王造时起草，张申府审查，集体通过后发出的。签名的

是沈钧儒、刘清扬、王造时、李公朴、张申府、沙千里、章乃器、胡子婴、史良九

人。信中说：

“今贵国于4月13日与我们的侵略者日本帝国主义订立中立协定， 并

发表宣言相互尊重所谓‘满洲国’及‘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之完整与不

可侵犯性，显然妨害我中国领土与行政的完整，我们不能不表示莫大的遗

憾。故对于我政府宣布其无效的郑重声明，绝对拥护，且深信这是我国四

万万五千万同胞的公意。”

应该说，这封信措词还是很温和的，只表示了遗憾却没有抗议，而且对“友邦

一时的苦衷”表示了理解，表示了依旧对苏友好的态度，信中说：“我们亦为景仰

贵国之人，并且自信今后亦为能同情贵国之人。对于中苏两大民族携手向人类解放

途上迈进，尤具无限的期望。”[16]

[16] 转引自周天度主编《七君子传》，第658、659页。

这件事情，站在一个中国人的立场上看，是非常自然的，可以说是一种责任。

可是如果从国际主义的立场看，发出这封信就是一种严重的错误甚至罪行。什么是

国际主义呢？斯大林有一个简明扼要的公式：

“谁决心绝对地、毫不动摇地、无条件地捍卫苏联，谁就是国际主义

者，因为苏联是世界革命运动的基地，不捍卫苏联，就不能捍卫并推进世

界革命运动。要知道，谁想撇开苏联、反对苏联而捍卫世界革命运动，谁

就是反对革命，谁就必然要滚到革命敌人的阵营里去。”[17]

[17] 《斯大林全集》第10卷中文版，第47页。

按照这个公式，救国会的这封信使苏联处于尴尬的境地，当然也就是“滚到革

命敌人的阵营里去”了。

那时共产国际还没有解散，作为共产国际一个支部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对救国会

的这一行动表明自己的态度，并设法加以补救，要不然在斯大林那里不好交代。那

时周恩来正在重庆，就来解决这个问题。关于这事。当时是章乃器妻子的胡子婴回

忆说：

“1941年，苏联因战略上的需要，和日本签订了互不侵犯协定，其中

有涉及中国主权的地方，国民党报纸即借此攻击苏联，救国会也发表宣言，

对苏联提出抗议。周恩来同志知道后，认为这样做不适宜。沈衡老表示救

国会要作自我检讨。章乃器对这件事很不以为然。他认为救国会发表宣言

是救国会的事，共产党无权干涉，救国会也不应该检讨。他争之不得，就

退出了救国会。章乃器退出救国会时，要我随同他一同进退，我没有接受。”

[18]

[18] 胡子婴《我所知道的章乃器》，见《文史资料选辑》第82辑，第80页。

夫妻之间的政治分歧。导致了半年之后的离异。

七君子中的邹韬奋当时不在重庆， 没有签名于致斯大林的信。5月29日他在香

港，同茅盾、金仲华、恽逸群、范长江、于毅夫、沈兹九、沈志远、韩幽桐一共九

人联合发表了《我们对于国事的态度和主张》，其中说“最近一般别有用心之徒，

抓住苏日中立协定，而以各种方式煽动反苏联宣传，其处心积虑，正要使我与援我

最力的苏联关系疏远，而遂敌人的狡谋。是故确定独立自主外交原则，在今日已为

迫切之举”。[19]这里费解的是“确定独立自主外交原则”一语。如果说“恪守国

际主义原则”就文从字顺了。救国会的这篇检讨我未找到，不知怎样写的，想来其

要旨当与邹韬奋等九人的声明相去不远吧。

[19] 转引自韬奋《经历》，第317页。

附带说一说，救国会这封信给斯大林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影响了他对中国

民主党派的看法。伍修权的回忆记录中谈到1950年初他参加的第一次中苏会谈，说：

“当时新中国成立才两个多月，苏联对我国的情况特别是某些方针政策是持怀疑态

度的，例如……我国的一些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政府，苏联就怀疑我们

会不会执行亲英美的路线等等。”[20]1949年毛泽东第一次出访苏联，给斯大林祝

贺七十大寿，12月16日抵达莫斯科。救国会正好在12月18日在北京自动宣告结束。

这时间大约不是偶然的巧合。

[20] 《中共党史资料》第4辑，第57～58页。

1945年12月，章乃器和胡厥文、黄炎培、施复亮等一起发起建立了民主建国会。

他在成立大会上说，国共两党，仇恨太深，必须第三者组织起来，团结起来，以公

正之态度做和平统一的基础才行，表示了成为国共两党之间的一种政治力量的想法。

1947年章乃器流亡香港，那时的情况，他在《七十自述》中回忆说：“我创设

了港九地产公司。在政治活动方面，我又成为‘宣言专家’。各民主党派在香港联

合发表的文件，又几乎全数是我执笔的。资本主义商业的经营这时也达到了最高峰，

我获得了相当多的利润。”

一些事情，当时同在香港的徐铸成说得更详细些：

“1948年《文汇报》在港创刊时，他也在香港。在当时流亡香港的民

主人士中，他最长袖善舞，经济上最有办法，他开办了一个企业叫‘上川

公司’，设在大道中的大华大厦里。主要业务是经营地产，买进地皮，包

工建造大厦，分层出卖，业务很顺利。他曾经和我谈过，香港的市面必定

日趋繁荣，地产的总趋势，必定日益看涨。当时，由于国内局势的急转直

下，香港很多人对前途是消极观望的，而今天拥有大量地产的企业家，当

时还远未露出头角。……我忽发奇想，假使章乃器一直不走，以经济之长

才，如炬之目光，孳孳为利，或者还可以取得政治上的方便，那末，他可

能已是亿万富翁，车马盈门，安享清福了。而现在……不必谈了。这当然

只是一个不现实的奇想。他是一个为民主英勇斗争过来的战士，怎么能在

久已憧憬的局势实现时，袖手旁观呢！”[21]

[21] 徐铸成《风雨故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5～86页。

情况也正是这样，他自己也说：“正因为图利生涯同我的理想矛盾，所以，在

1948年终，我接到中共中央的电召，便毅然舍去，秘密返回沈阳。参加了新政协的

筹备工作。”（《七十自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章乃器被安排为政务院政务委员兼编制委员会主任。

1953年政务院设立粮食部，又受任为粮食部部长，同时还是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

和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任委员。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提出之后，章乃器发表

了好几篇文章和讲话，提出了好些颇引起争议的论点。1956年11月举行的民主建国

会一届二中全会对他的一些论点进行了批评。当时受到批评的论点，例如，章乃器

说，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在全行业合营后，已经基本上消灭了。至于思想作风

上的两面性，那是长时期的思想改造问题。不单是工商界要这样，许多人都要这样。

在这个意义上，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已经不存在了。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成为一个革

命阶级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说它是红色资产阶级是说不到什么夸张的。工商界进

入社会主义，能交出企业而无所留恋，比那些赤手空拳、喊口号、贴标语的人进入

社会主义还好些。民建的这次会议通过的《关于讨论当前几个重要原则问题的决议》

就是针对章乃器这些论点的。毛泽东对这次批评章乃器的会表示了赞许，他在1956

年12月4日写给民建主任委员黄炎培的信中说： “你们的会议开得很好，谨致祝贺

之忱！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方法竟在你们党内，在全国各地工商业者之间，在高级

知识分子之间行通了，并且做得日益健全，真是好消息。”[22]

[22]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14页。

不知道章乃器在会上表示了怎样的态度，反正事实上他并没有接受批评。这次

会后，他依然一再发表文章和讲话宣传这些被批评的论点。

在《从“墙”和“沟”的思想基础说起》一文中，章乃器以为，斯大林所说的

“我们共产党员是具有特种性格的人。我们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这句话是不科学

的，是带着神秘主义的色彩的。这个说法可以被理解为共产党员一生出来就是做共

产党员的材料。由于这一句话的影响，可能有不少非党人士便以特殊的眼光看待党

员，某些修养不够的党员，也就不免以特殊自居了。这样，这一句话自然也就成为

“墙”和“沟”的一种思想基础了。

这种党员以特殊自居的现象在理论方面的表现，这篇文章指出，关于马克思列

宁主义的掌握，也有“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意味。章乃器说，毫无疑问，党是

革命理论的权威，这是没有人能够否认的。但这绝不等于党对革命理论的“垄断”；

绝不是如某些人所想的那样，只有党员可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非党人士就不

可能在革命理论学习中取得成绩。在这种错误思想的支配下，就使得党所推动的理

论学习在许多场合变成了教条主义的推广。某些党员以“理论大师”的地位出场，

旁若无人，当然也容易变成教条主义者。

章乃器说，在“拆墙”、“填沟”的工作中，批判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

这一条教条是必要的。他还以为，如果党在检查大国主义和大汉族主义之外也检查

一下大党主义，情况可能是很严重的。当然，在这同时，民主党派也应该检查自己

的不接受领导的资产阶级政党思想。

这篇文章还谈到党的领导方法问题，认为“以党代政”的情况的确是存在的：

中央较少，愈到下层愈多，不少党员对国家机构的作用还没有足够的认识，没有充

分认识到国家机构是党进行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武器。章乃器表示同意这样一种

提法：党的领导有如神经系统，科学研究领导、文艺领导、行政领导有如呼吸系统、

消化系统、循环系统等等；党的领导贯彻到各个系统，但不能代替各个系统的作用。

他自己还提出了另一个比喻：党组织有如戏剧的编导，其他国家机构有如演员、艺

术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编导一般不必自己上前台，更不应代替艺术技术人员和管

理人员。他以为这样领导更加主动。以人民闹事为例，如果先让行政负责处理，党

组织加以指导和支持，只有在十分必要的时候才出来作解释和说明，事情就可以处

理得更好一些。如果一开始就亲自出马，处理得好固然没有什么，处理不好就闹僵

了。

章乃器还对中共统战部的工作提了一些批评。认为统战部在处理民主党派内部

分歧的时候，是强调集中的一面，放松了民主的一面，扶植某一个派别，压服其他

意见不同的分子或派别，而没有坚持讲清道理、明辨是非。因而曾经助长了一些独

裁作风和家长作风，自然也就助长了宗派活动。更由于某些党员的官僚主义和某些

非党人士以“上司”对待党员，看起来有时似乎统战部在参加宗派活动。实际上，

今天在民主党派中进行宗派活动，如果不是若隐若显地拿起统战部的幌子，是不大

可能的。章乃器还指出，统战部对人的鉴别往往采取简单化的方式，唯唯诺诺，随

声附和，容易对待的，以至善于帮同压服不同意见的，便算积极，便算忠实；喜欢

提意见，而又坚持自己的主张的，总不免感到麻烦，便作为“闹独立性”。这就是

为什么党一再提出反对个人崇拜，提出不要有无原则的捧场，而个人祟拜和无原则

的捧场仍然存在； 党再三要求听到不同的意见，而不同的意见总难充分发挥。（5

月14日《人民日报》）

在《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问题》一文中，章乃器表示，像毛泽东在

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的，既然什么阶级、什么人都有两面性，都需要改造；

民族资产阶级当然有两面性，当然更加需要改造；民族资产阶级比起其他的阶级，

消极的一面而且还要多一些；除了思想、作风问题以外，而且还有不劳而获的收入

的尾巴——定息。毛泽东这样说，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而像前些时某些教条主义者

所说的却很难使人从思想上接受。因为工商业家所熟知的两面性是指政治上革命与

不革命甚至反革命的两面性，和经济上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的一面与不利于国计

民生的消极“五毒”的一面的两面性，也就是“五反”斗争中说的两面性。他们不

加分析地提出民族资产阶级仍然有两面性，这不能不使工商业家听了之后惊心动魄！

工商业家问：“是不是还要来一个‘五反’？”这对充分发挥工商业家积极性的方

针，不能不起到严重的反作用。章乃器说，1956年初发生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公私

合营高潮，工商业家敲锣打鼓欢迎社会主义。很自然的，他们在“五反”斗争中所

理解到的两面性，是一去不复返了。

章乃器还讲了一点逻辑学。他说，历史上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区别，都只能是

先进与落后的区别。不能设想：一个先进的阶级可以领导一个反动的阶级。对于一

个反动的阶级，唯一的办法是作为敌人来对待，而绝不可能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应该看到， 只要这两个阶级的区别稍微再扩大一些， 民族资产阶级由落后变成了

“半反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就很危险了！

这篇文章中还提到：阶级最后必须消灭，但人是可以改造的。从这点来看，阶

级本质与人的阶级特性是有所不同的。教条主义者是不善于分析的，他们机械地把

这两者完全等同起来了。这样把阶级和组成阶级的一个个的人分开来看，并不是章

乃器的杜撰。毛泽东1956年12月同工商界人士谈话，就说了作为一个阶级是要消灭

的，但人都包下来的话，这里章乃器不过是引据了这个观点。他并就此加以发挥说，

资产阶级的本质——剥削，的确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从资产阶级的生命史来

说，剥削的本质真是“与生俱来，至死方休”的。资产阶级分子——资本家的阶级

特性却并不是“与生俱来，至死方休”的。难道曾经有从娘胎里出来就一定是当资

本家的人？因此，他又一次表示不赞成“脱胎换骨”这种提法，以为这样是把改造

工作神秘化起来，使人望而生畏。这意思，他在5月8日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也说

过。

文章的结尾说，应该肯定：在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当中，积极的一面是主导

的、发展的，消极的一面次要的、萎缩的，而主要的消极表现是自卑和畏缩。[23]

[23] 见《工商界》1957年第6期。

1957年5月31日章乃器在中国民主建国会全国工商改造辅导工作座谈会上讲了

一篇话，《大公报》（6月1日）和《人民日报》（6月2日）都作了报道。他认为报

道中有几点同他当时说的有相当大的出入，于是自己将这些意思写成《关于工商改

造辅导工作的几个问题》一文。其中像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问题，把阶级和人分

开来看的问题，都是重复以前文章中说过的话，只是增加了一些对于座谈会上听到

的批评的回答。但也有些意思是以前文章中没有说过的。

章乃器说：何以有些公私合营企业的工作效率反而不如私营时期呢？何以有些

社会主义企业甚至有些国家机关的工作效率反而不如现代化的资本主义企业呢？当

然，这主要地是由于社会主义要注重整体性，上下左右的关系要复杂得多，行动起

来不可避免地要迟缓一些。但，是非不明，存在“三害”，也是很重大的因素。由

于“三害”的存在，尽管按整体算起来，我们还是比资本主义国家前进快得多，但

不应有的损失已经不少，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已经打了很大的折扣。何以

现代化的资本主义企业会有较高的工作效率呢？理由也很简单。资本家除了要图利

之外，还有一种企业心。为了图利，为了搞好企业，他们自然要用人才。他们并不

愚蠢，他们很会精打细算。他们知道，只要一个人能做三个人的事，就可以大赚其

钱，同时也搞好了企业；反之，如果五个人只能做一个人的事，那就要破产。像我

们这次整风当中所揭露的某些企业、机关在人事方面“德重于才，以资代德”等等

是非不明的偏向，在现代化的资本主义企业中是很难公然存在的。章乃器说，我曾

经这样想：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因为资本主义已经肯定不可能在

我国复辟，而官僚主义却随时可以在我们的思想中甚至工作中复辟。在资本主义当

中，我们还可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找出一些在生产、经营上有益的经验和知识，

为社会主义服务；而官僚主义则是“一无是处”的糟粕。这就是为什么一个社会主

义企业加上了官僚主义，效率反而不如现代化的资本主义企业的理由。官僚主义如

此，“三害”更不必说了。

这篇文章还提出了一个定息的性质问题。章乃器说，过去有人说定息是剩余价

值；后来有人出来纠正了，认为是剥削，而不是剩余价值。他认为这个提法不合逻

辑。他说，如果今天的工人仍然被剥削，那就不能不对私方有对抗。那样，阶级关

系就不可能是非对抗性的矛盾了。既然现在已经肯定阶级关系是非对抗性的矛盾，

就没有理由说定息是剥削。我想，说定息是不劳而获的收入是比较合理的。从整个

阶级来说，定息是剥削的残余；而具体到个别的阶级分子来说，定息是不劳而获的

收入。他还谈到，也不能笼统地说，定息同银行存款的利息有本质的不同。有些人

在解放以后，为了响应政府发展生产的号召，把银行存款取出来，投入企业；过去

几年的股息收入还不如存款，今天的定息也不如存款，还要负剥削的恶名；他们心

中是不服的。

对于当时规定的股本超过2000元的就算是资本家这条界限，章乃器也以为值得

重新讨论。他说，2000元的数太小了。据我了解，不少职工的储蓄存款都超过2000

元。资本稍微超过2000元就算一个资本家，似乎不够合理。（6月9日《大公报》）

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第八办公室联合召开的工商界座谈会上，好些人的

发言都批评了章乃器的这些文章和讲话。 5月24日千家驹的长篇发言，点名批评了

毕鸣岐和李康年，同时在几处地方不点名地批评了章乃器。例如，千家驹说，工商

业者从资本主义社会出身，习惯于老的一套，说全行业合营后，即脱胎换骨，不留

恋资本主义，似乎是不符实际的。有朋友说，“脱胎换骨”这句话要不得，易使人

想到下句就是“抽筋剥皮”。一听就知道这里说的“朋友”是章乃器，千家驹引孙

晓村的话反驳说：为什么下句话不是“超凡入圣”呢？这不是很好一句话吗？

千家驹的发言中，在提出他不同意毕鸣岐的一些说法的时候，顺口说道，我们

更不能同意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放弃生产资料而毫无留恋，比那赤手空拳的工人更加

光荣。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毕鸣岐以为这话也是说他的，在下次发言时声辩说：

这句话我不仅是没有说过，在我的思想深处也没有，我也没有听说民族资本家说过。

（5月30日《人民日报》 ）这是他多心了。千家驹说的是章乃器，这意见在半年前

举行的民建一届二中会上批评过，只是毕鸣岐不知道罢了。千家驹还说，有人说，

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工人阶级中不也有进步、先进与落后保守的两面性吗？对于章

乃器说过不止一次的这个意见，千家驹反驳说，这不是一回事。工人阶级的落后保

守的一面和资产阶级的消极性质是有所不同的，工人阶级也需教育，也需改造，但

决不是“破资本主义”的问题。（5月25日《人民日报》）

看来章乃器并没有接受千家驹的批评。他在《关于工商改造辅导工作的几个问

题》一文中作了一点反驳。他说：

说“脱胎换骨”之下可以加一个“超凡入圣”，那更是想入非非的粉

红色的梦。我想，我们所期求的未来，是大家都成为平凡的劳动人民。倘

使要大家都超出凡人，变成圣人，将来出现了一个“圣人社会”，那倒是

有点像儒家所歌颂的“唐虞之世”，这肯定不是我们的方向。我看，现在

可能已经有一些以“改造者”自居的人物，自命已经“脱胎换骨，超凡入

圣”。这种人很危险，他们会在有意无意中变成了特权的人物。如果深入

地进行检查，可能会在他们的身上发现痕迹不断加深的“小资产阶级”的

烙印。我坦白地说，我很怕做圣人。做了一名高级干部，人们平时对你提

意见有顾虑，接近也有顾虑，已经很不好受。倘若再做了圣人，在一片歌

颂声中竟天天受人崇拜，随便说一句话人们就把它当作“圣旨”，弄得坐

立不安，吃饭睡觉都不自在，那可真有点活不下去。我知道，许多人都不

愿意做圣人，可见“此路不通”。我和许多人一样，只愿做一个平凡而不

庸俗的人。（6月9日《大公报》）

千家驹以外，座谈会上批评章乃器的还有一些人。民建中央委员、中国人民大

学教授吴大琨在六个问题上批评了章乃器，他找出了斯大林《追悼列宁》的全译本，

说章乃器从《联共党史》转引“共产党员是由特殊材料制成”一语来立论，是曲解

了斯大林。吴大琨以为斯大林的本意只不过是说党员和普通工人是有区别的，而章

乃器反对这一点，实质上就是反对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的理论。章乃器说《人民

日报》社论中“服从公方领导”的提法是片面的，实际上就是反对党的领导。章反

对提脱胎换骨的改造，就是要工商界放松自我改造。关于两面性的问题，吴大琨教

授在反驳章乃器的时候，除了讲一些道理之外，还举了一个例：胡子昂同志是工商

业者，但他在访问苏联时却能与赫鲁晓夫并坐，受到很大的光荣。这就说明中国资

产阶级因为有了两面性，所以才有条件能与赫鲁晓夫同志坐在一起。这个“两面性”

是光荣的。对于章乃器说的官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可怕这一点，吴大琨反驳说，章

乃器同志只看到资本主义好的一面，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坏的一面。资本主义是官僚

主义的老巢，如英国、美国政府都有官僚主义，他们就不可能像我们这样地彻底反

对官僚主义。还有，他认为章乃器说的定息不是剥削也是不通的。（6月6日《人民

日报》）那时《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尚未出版，吴大琨无法知道毛泽东关于赫鲁晓

夫的一些内部讲话，还把同赫鲁晓夫坐在一起照像看做是难得的殊荣，这是可以原

谅的。

王光英也批评了章乃器。他说，定息明明是剥削收入，有人硬说是不劳而获。

这个提法代表不了我们工商界。说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我也不同

意这种说法，资本主义就是官僚主义的大本营，没法和社会主义比，如果说资本主

义国家效率高毋宁说是剥削艺术高。（6月6日《人民日报》）

山东省工商联主任委员、山东省副省长苗海南也批评章乃器。他说，有人听到

“脱胎换骨”，就联想到“抽筋剥皮”，也有人比喻为“超凡入圣”，我认为这几

种说法都对。请问：“脱”资本主义之“胎”，“换”社会主义之“骨”有什么不

好呢？“抽”资本主义之“筋”，“剥”资本主义之“皮”有什么不好呢？“超”

资本主义之“凡”，“入”社会主义之“圣”又有什么不好呢？有入问我思想改造

到什么时候完结，我用了唐诗上两句回答：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我

认为活到老，改造到老。（6月7日《人民日报》）

工商界座谈会开到6月8日为止。 7日的会，布置了孙晓村、千家驹、孙起孟三

人作长篇发言，驳斥座谈会上和会外的种种抵抗改造的错误论调，这已经是带总结

性的发言了。

孙晓村首先谈到当前合营企业中的公私合作共事关系问题，这正是座谈会初期

来自各地的工商界人士诉了不少苦的题目。尽管他发言的主旨是批驳反改造的言论，

也还是承认这方面存在的问题不少，承认这些问题严重影响私方人员积极性的发挥，

对于企业的生产经营十分不利。他在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的时候，采取了双方

各打五十大板的公正态度，平分了责任。他认为，从公方人员讲来，相当普遍的是

由于经验不足，以及有些人作风不良，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对工商业者的巨大变化认

识不足。他们自以为忠心耿耿，为党为国，党性很强，立场很稳，其实是违反了党

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使企业生产经营受到影响，私方人员积极性受到挫折，并且怀

疑党的政策是一回事，执行起来又是一回事。另一方面，孙晓村也认为合营之后私

方人员存在工作不够主动，有自卑感，有作客思想，政治责任感不强，对于有职无

权不敢据理力争，对于党和政府的政策将信将疑等等问题。

孙晓村表示不同意章乃器在《从“墙”和“沟”的思想基础说起》一文中对统

战部的批评。他认为，在工商界和民建成员中有左、中、右之分，是客观存在。统

战部与左派既然意见比较一致，当然要多一点接触，这能说是统战部在参加宗派活

动吗？

孙晓村在结束发言的时候说，我们帮助党整风，有一个立场问题，这个立场就

是“一切为了社会主义”。他特别提出：最近这一大鸣大放期间，我们工商界和民

建同志对党提出了不少批评和意见，有一部分批评和意见是错误的，其中有些意见

甚至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对党、对工人阶级、对马列主义、对社会主义这些根本问

题上的极端错误的态度。不知道在场的工商界人士听懂了没有。他在这里是对不到

24小时就要打响的反右派斗争作一含蓄的预告。

千家驹的发言就今天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问题和定息不是剥削的问题再一次

反驳了章乃器。他还谈到李康年，认为他的建议虽也包含少许合理的东西，例如简

化手续，但总的精神是牢牢的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替资产阶级打算真可说是无微

不至。

千家驹说，工商界今日的心情我们是可以理解的，他们有的人有一肚子委屈，

要一吐为快，不要以感情代替了理智，诉苦不能代替分析。有人说，我们是给党整

风，而不是给工商业者整风，但给党整风的目的是为了改进党的工作，是为了建设

社会主义，而绝不是用资本主义思想来代替社会主义思想。千家驹谈到百家争鸣，

以为这决不是说可以用资本主义来反对社会主义，更不是说，即使有人提出了反对

社会主义的论调（自然今天公开提出反对社会主义的人是不会有的，它总是改头换

面以各种不同面目出现），也不许我们加以反驳。他这番话，也可以看作一场空前

规模的反驳（反右派斗争）即将开始的信号。

孙起孟的发言首先肯定党在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的方针政策是正确

的，工作成就是根本的一面，主要的一面，他认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仍然存在，

批评了章乃器那种把资产阶级两面性说成同工人阶级一样的意见。（6月8日《人民

日报》）

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宣告了反右派斗争的开始。

工商界座谈会到了应该结束的时候了。这天开了最后一次会。

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任委员李烛尘发言。他大约

早晨起床之后还没有来得及阅读当天的报纸，还不知道政治风向已经突然转变。他

还在说，现在，从中央到地方，热火朝天地掀起了帮助党整风、对党提意见的浪潮，

全国工商界座谈会上，大家都谈得很好。我们工商界存在问题很多，也是党搞好整

风运动的一般不容忽视的值得依靠的力量。从民建会收到的各地的材料看起来，有

些工商业者对于“鸣、放”是有顾虑的，他们的顾虑不是没有原因的，还有不少人

正在看北京的风向行事。长沙有一份材料反映：一个会员揭露了公私矛盾以后，又

表示后悔了；一个会员错误地认为：“北京鸣放情况现在进入分析和收的阶段，上

海的工人也说话了，自己也有不敢大鸣之感。”这些看法和说法是不应该有的，应

该充分地信任党，因为党对于接受任何方面提出的任何意见，都是敞开着大门的。

李烛尘认为，所有的怀疑顾虑都是多余的，全国工商业者要破除任何思想障碍，把

几百万双眼睛所看到的东西，几百万颗心里所想到的东西，从嘴里说了出来，让党

听到我们的声音，做到实事求是有的放矢，而不是感情用事，这正是表示我们对党、

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无限忠诚。李烛尘还批评了合营企业的公方代表和不少党内的人

士，说他们仍然只知道强调阶级关系，没有注意到形势已经有新的发展，两个阶级

的阶级斗争，已经不是我们国家的主要矛盾。他们低估或者无视工商业者的积极的

一面。

既然李烛尘认为座谈会上大家都谈得很好，所以他没有批评谁，像李康年、董

少臣、吴金萃、毕鸣岐，乃至章乃器的意见，他都没有批评。

民建中央另一位副主任委员胡厥文发言。他说只有大公无私的中国共产党才能

够这样虚怀若谷地倾听人民的意见，乐于接受各种非常尖锐的批评。但是，他认为，

决不能认为争鸣中一切意见都是正确的，党都应该照单全收。比如，对于章乃器同

志最近在报上所发表的几篇文字和谈话中的许多论点，我是不能同意的。他说“脱

胎换骨”是增加工商业者无穷忧虑，说官僚主义比资本主义还可怕，说定息不是剥

削而是“不劳而获”等等，不仅是我不能同意，也是大多数工商业者不能接受的。

全国工商联主任委员陈叔通发言。他在两面性、定息、脱胎换骨等几个问题上

批评了章乃器，说章是在争鸣的掩饰下贩运资产阶级思想的突出典型。

这天座谈会结束时，李维汉作了总结发言。他说，座谈会上提出和接触到的批

评和意见，大多数是正确的，是善意的；有一部分是错误的，其中一部分错误的性

质是严重的。李维汉没有点章乃器的名，但是点出了他的一些论点，说，在我们的

座谈会上，这种论调受到不少朋友的批驳，不是偶然的。这种论调和攻击，是在反

教条主义的幌子下，进行以修正主义攻击马列主义、以资产阶级思想反对工人阶级

思想的斗争，这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两条道路的斗争。（6月9日

《人民日报》）

座谈会结束之后，收到章乃器提交的一篇书面发言，其中对吴大琨、孙晓村作

了反批评。举例说明他们是在改动了章乃器的原话再来批评的，章说：这不是睁眼

睛撒谎，便是健忘。这样的辩论作风究竟正派不正派，是值得他考虑的。

孙晓村对他的批评是登在6月8日《人民日报》上的，想必章乃器也看了同一天

报纸的社论《这是为什么？》。被徐铸成称赞为目光如炬的他，应该立刻明白这篇

社论所传达出来的信息吧。可是有意思的是，他在书面发言的结尾处写道：

“我愿意告诉工商界：整风运动是一定要进行到底的；共产党绝不会做半途而

废的事情。共产党代表了工人阶级忠诚老实的品质，是不会表面一套、里面一套的。

我们要完全相信党的方针、政策，用老老实实，实事求是的态度揭发矛盾，帮助党

做好整风工作。不要怕扣帽子，更不要怕受打击。整风运动从某一些角落来看，肯

定会有曲折，肯定会有过‘左’，过右的偏向，但党是会明是非的，是非最后也一

定会明的。”（6月10日《人民日报》）

他是不是把社论中提到的匿名信事件只看作是某一些角落里的曲折呢？或者，

他是不是虽然预感到了大的曲折却还是故意要这样说呢？

两天之后，6月12日，全国工商界的反右派斗争开始了。就从批判章乃器开始。

这天，全国工商联执委会常务委员会开始批判章乃器。在以后的几天里，全国工商

联和民主建国会两个常务委员会多次举行联席会议，批判章乃器。众口一词，都说

章乃器错了。

第一个发言的是乐松生。他说，章乃器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已经发生了很坏的影

响。北京工商界短期讲习班里有些学员已受到了迷惑，错误地认为章的意见代表工

商界人士的思想。我认为工商界人士应该学习最近《人民日报》的有关社论，辨明

是非，给章乃器的反动思想以狠狠的批评。

当敲锣打鼓庆祝进人社会主义的时刻，乐松生是在天安门城楼向毛泽东报喜的

代表人物，这时他当然有资格第一个发言。他忘记了说的是，他本人也曾受到章乃

器的迷惑。 仅仅四个星期以前，5月16日，他在工商界座谈会上，也说了“有些公

方存在宗派主义，只相信党员、团员、工人，不相信私方人员”。“私方交出企业

后，剩下的就是工作，如果大胆使用，对社会主义有什么不好呢？我亲身体会到，

资本家交出企业不是容易的事，这是脱胎换骨。”“有的公方很小的事情都使私方

不愉快。”（5月17日《人民日报》）这样的小事不必细说，且放过一边。

批判会上，胡子昂发言，说章乃器的错误不是偶然的。去年民建会二中全会上，

大家对他的错误曾进行过帮助和劝告。最近我还同他进行了争论，但他一直坚持错

误的观点。我们应对这种错误思想给予严肃的斗争，不能让它流传开来。

这里提到的二中全会的帮助和劝告，章乃器并不领情。他在座谈会后提交的书

面发言中说，在党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

针之后，居然还有人对思想问题组织“围剿”，就是他对这种帮助和劝告的评价。

苗海南说，章乃器的言论在工商界中已引起了坏的影响，工商联领导上应该赶

快起来加以驳斥。我们一方面要赶快写文章、发指标，澄清工商界的思想；另一方

面，大家再对章乃器进行一次同志式的帮助。

朱继圣说，章乃器针对我们资产阶级有动摇性的弱点，向我们灌输资本主义思

想。我们要批判章的言论，同时还要继续帮助党整风。

王光英说，章乃器的阴谋诡计，一是给同他辩驳的人乱扣帽子，说是教条主义；

二是打拉的战术，拉李康年、毕鸣岐，打击积极分子；三是挂羊头卖狗肉，文章开

头引毛主席的话，下面贩卖他自己的思想。

毕鸣岐一听急了，希望能在他和章乃器之间划一条界线，连忙声辩说，王光英

说章乃器拉我，我要说明，我的思想和章乃器不同。我是要加强资产阶级思想改造，

走社会主义道路，他则是要把我们拉回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他说资产阶级无两面

性，我说有。我说定息是剥削，他说不是。他同意李康年定息20年的意见，我不同

意。他说资产阶级没有了，我说还存在。他和我是有本质上的不同。章乃器拉不拉

我是他的事，我有我的思想。（6月13日《人民日报》）

毕鸣歧此刻来作这样的表示，已经来不及超拔他自己了，不多久之后的批斗会

上，他也就跟章乃器处在同样的位置上。

第二天的会上，陈叔通说，章乃器的思想在工商界已经引起了混乱。在我看来，

章乃器的错误已经不仅是思想，而且是行动。煽动、威胁还不是行动吗？要赶快把

他的面貌揭开，要不然有些工商业者会被他拖下水去。

陈叔通之后发言的是黄炎培。《人民日报》说：“黄炎培在会上对章乃器的思

想品质上的错误和缺点作了揭发和批判。”发言内容未作报道。以黄炎培的身份，

如果他的发言里有可供摘录的，大概不会不摘出刊登的吧。想来他的这次发言不甚

得体，只好不予摘录了。

盛石华说， 我5月28日在统战部召开的工商界座谈会的发言中说了“我认为中

国民族资产阶级是有两面性的，但是，我不反对别人说没有”。这两句话是错误的，

他表示收回这句话。

毕鸣岐觉得第一天说的还不够，第二天又说。他首先从章乃器最近的文章和言

论中列举了16条错误论点加以驳斥。他说，章乃器是民主建国会与全国工商联的负

责人之一，在政府中是部长，竟发出这样似是而非的论点，我们必须同这些错误思

想划清界限，并给予批驳，来帮助他分清敌我思想。章乃器的错误经过大家的帮助

后，希望他有所转变，自己进行深刻检查。如果他不这样做，组织上应有个措施。

（6月14日《人民日报》 ）毕鸣岐在这里第一个提出要给章乃器组织处理的问题，

也许是希望以这样的表示来改善自己的处境吧。

李康年也希望能够缩回去。 6月15日的会上，他说，我过去的建议中，最不妥

当的一点是主张政府发行赎买存单22亿元，兑现年期分为20年，我在这里声明撤回

这一点。但是这个建议的其余部分仍备政府采择。李康年还表示，不能苟同章乃器

说的定息不是剥削、关于两面性问题、关于工人阶级分子同资产阶级分子没有本质

区别的论点。当然，他的这些表示，也没有能够救拔他自己。

章乃器却是不肯认错。15日下午他第一次出席这个会议，在一些人批评他之后

接着发言，他说大家的热情他很感激，但是从讲道理来说，不能说服他，他说这是

他的老实话，要不然也可以来个假检讨。他说，大家反映下面工作不好搞了，说这

是我的言论挑拨起来的，我说不对。这是在党的“鸣”“放”方针下，在党的领导

下自然发展起来的，许多话是整风运动引起的，不是我的文章挑拨起来的。这个时

期的思想工作肯定会遇到许多新的问题，现在是从压服走向说服的阶段，要说服就

要相当高的理论水平、政治水平，把这些变化说是我的文章的影响，这是没有看到

形势的发展。（6月16日《人民日报》）

章乃器不承认这是他挑拨起来的。这使人想起当年救国会七君子受审的一幕。

章乃器受审时，法官问：

“你是不是煽动过日本纱厂罢工工潮？”

章乃器答：

“很惭愧！我没有这样大的本领！我要有这样的大本领就好了！”[24]

[24] 沙千里《漫话救国会》，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第65页。

当年面对的是国民党的法官，是敌我矛盾，故不必细说道理，只以调侃的态度

出之；现在在他看来，是人民内部矛盾，故要说清道理，用语也要委婉得多。他也

确实没有这样大的本领，能够煽动全国工商界提出那么多的意见来的。此刻他要真

有这样大的本领，就坏了。

在这天的会上，章乃器还谈了他对“双百”方针的理解。他说，在理论上唯物

主义与唯心主义无时无刻不在斗争，但政治上还是要欢迎各种有唯心主义思想的人

（如佛教、基督教），否则不利于民族大团结。他认为对某些具体问题的认识有些

不同，这是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范围内允许的，不是什么离开社会主义的

道路问题，他说别人给他戴这项大帽子是违反实际，违反宪法精神的。

批判会继续开下去。现在不但要批判章乃器文章和发言中的右派论点，还要批

判他不肯认错的态度了。 6月17日的会上，苗海南说，章乃器那天说，目前工商界

的混乱是由于党的整风运动引起的，这是对党的恶毒攻击。他过去强调工商业者的

消极性是“五反”运动的副作用，这次又把由于他的谬论引起工商界思想混乱，说

成是党的整风运动引起的，这是十分可恶的。

卢燕南说，章乃器的从压服到说服的论点，是把过去党和政府的政策和工作都

说成压服，把资产阶级接受改造说成是压服而来的。这是否定了和平改造，否定了

工商界进步的一面，否定了民主建国会和工商联的工作成绩。

听了这许多人的批评，章乃器故我依然，还是不肯认错，甚至反而责问这个联

席会议是不是符合党的整风运动的精神。他引用了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的

第三段，批评这个会议没有贯彻和风细雨的精神，违背了党的这个指示。他说，他

还怀疑目前各地工商界在开会批判章乃器到底是压服出来的还是说服出来的。 （6

月18日《人民日报》）

6月19日， 经过修改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公开发表，公布

了划分右派分子的六条政治标准。大鸣大放的高潮即刻落下。结束了前十来天左右

两派意见都在报上刊登的局面，开始了一边倒的反右派斗争。这天，这个联席会议

通过了《全国工商业者团结起来，立即展开对章乃器的反社会主义的活动作坚决的

斗争的联合指示》，同时还以全体到会者一致举手的表决程序，决定给予章乃器以

“停止会内全部职务，责令检讨”的处分。（6月20日《人民日报》）

第二天，章乃器对民主建国会中央派去看他的朱德禽、许汉三说，民建和工商

联要他检讨，而他只有反批评，并且表示不想担任民主建国会和工商联的职务了，

希望两会开除他的会籍。他还想请求国务院检查他的全部言论和行动，如果是反社

会主义的，就请解除他粮食部部长的职务。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职务，在

明年举行选举的时候，就不必提他的名了。他还对来访者说，讲工人阶级是先进阶

级，资产阶级是落后阶级，有什么不好呢？难道一定要说资产阶级是反动阶级吗？

来访者问他：看了毛主席最近发表的文章后有何感想？章乃器说，他的言论可

能有不对的地方，但同毛主席提出的六项标准没有出入。（6月26日《人民日报》）

6月26日周恩来要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届四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 报告中

反右派的内容占了很大分量。25日晚，国务院举行全体会议讨论这篇报告。章乃器

以粮食部部长身份出席会议。在讨论中，他表示不能同意这篇报告对他的批评。他

说，他的一切言论和行动都是为了调动资产阶级的积极性，说服资产阶级诚心诚意

走社会主义道路。他的关于官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说法，意思是强调反对官

僚主义的重要性。他说，他的言论行动没有离开毛主席明辨是非的六条标准，没有

离开过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他要求国务院对他进行检查，检查越彻底越好。

章乃器还说，他提意见有个分寸，就是照顾中共中央的威信，他爱护党就像爱

护自己的眼珠一样，他的言论没有一点批评过中共中央，他批评的是中共的某些人

和某些组织。他说他绝对没有意图在工商界找市场，找鼓掌。他还说，他不是一个

政治家，也不配作一个政客，如果要他作言不由衷的检讨，他没有力气。他的意思

大约是说，只有政客才能随便作出言不由衷的检讨吧。章乃器说他在解放前就反对

资本主义，他不是口是心非的人，更不是两面派。他始终是勤勤恳恳地把自己整个

生命交给党，全部精力献给社会主义，他死了以后，就是把骨头烧成灰，在骨灰里

也找不出反社会主义的东西来。（6月28日《人民日报》）

章乃器认为自己没有错， 也不肯认错。对别人作言不由衷的检讨也很反感。6

月15日（这时批判他的会已经开了几天了）他去出席《光明日报》社务委员会，遇

到了章伯钧，招呼道：“宗兄，你检讨了，我看早了一点吧！”

章伯钧说：“有错，就得检讨。”

这时开会的人尚未到齐，大家在聊天。章伯钧说起他的远代祖先是章邯。章乃

器接着说道：“你祖先原来是一个投降将军。”（6月18日《光明日报》）

章邯原为秦将，战败后降项羽。章乃器这话有没有借题发挥的意思，不详。反

正当时报纸上的小标题是“章乃器认为检讨就是投降”。

这里插说一下章伯钧为什么这么早就作检讨的事。他的女儿章诒和在一篇回忆

父亲的文章中说：“反右运动中，与罗隆基、章乃器相比，父亲认错、认罪是最早

的，而且是按着指定的调子去检查。为此，他反复思忖，最终很快下了决心，他对

妈妈和我说：‘难道让上面认错吗？我不认错，这个运动能收场吗？再不收场，扩

大蔓延下去， 到了乡镇小城就是抓人、 坐牢、杀头，老罗和乃器哪有我清楚。”

[25]看来，章乃器没有看出他这位宗兄的深心吧。

[25] 章诒和《越是崎岖越坦平》，载《今日名流》1997年第5期。

从批判章乃器开始，全国工商界的反右派斗争次第铺开。据8月5日的新华社新

闻稿报道，各地工商界划出的右派分子中较为知名的有：

北京：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刘一峰；市工商联常委阎少青，裕生祥机电厂副厂

长吴金萃，民建北京市委宣传处副处长张焕尧；

上海：市纺织工业公司副经理汪君良，公私合营新现代劳英教材工艺社私方经

理黄苗夫；

天津：市工商联主任委员毕鸣岐，市工商联常委荣子正；

武汉：市工商联主任委员王一鸣，民建中央常委彭一湖；

昆明：民建市主任委员杨克成；

江苏：省工商联主任委员钱孙卿；

福州：市工商联主任委员刘栋业；

山东：袁熙鉴，葛兰生；

河北：省工商联秘书长高振声；

四川：省工商联秘书长李仲平，康心如；

浙江：沈九如，许祖潮；

贵州：梅岭先；

湖南：黄英士；

安徽：张善瑞，张东野；

江西：罗时杨；

西安：张士心；

沈阳：王子仁，齐心；

青岛：黄元吉。

8月5日之后斗争还在继续深入，这名单更有所扩大。例如，李维汉说的座谈会

的特邀人士李康年和董少臣，还没有出现在这名单中。此外还有如全国工商联办公

室主任寿墨卿；上海统一纱厂总管理处副总经理高方；钱孙卿的儿子，担任民建中

委、民建无锡市主委、无锡市副市长的钱钟汉，他们父子两代双双划为右派；全国

工商联常委、湖南省工商联主委向德，不久前他还在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上发言

批判章乃器；民建中委、民建广东省副主委陈祖沛；民建中央宣教处副处长许汉三，

就是不久前受命代表组织去同章乃器谈话的……都划为右派分子了。

前面所引的这篇新华社新闻稿最后说：

“据有关方面负责人对记者说，这场反右派斗争，对于工商业者来说，

实际上是1956年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当时主要生产资料的资本主

义所有制基本上改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继续，不同的

是：这次主要是社会主义改造，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是在政治战线和思

想战线上进行的。目前斗争将继续深入开展，同时还要更加广泛地在工商

界中展开社会主义教育，使每一个工商业者都能从反右派斗争中得到进一

步教育和改造。”[26]

[26] 见《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17号，第170页。

这位负责人的说明十分中肯。对于工商业者来说，反右派斗争正是对私营工商

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继续与完成。原来所有的那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遗留问题，虽

然并没有得到解决，可是立刻被反右派斗争统统取消了。还有谁胆敢提出这些问题

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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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肃反与反右派斗争

在中共中央统战部邀集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上，不少发言者都提到肃反运

动，提到肃反运动的偏差。鸣放期间和整风运动开始以后，有更多的人提出了这个

问题。有些人是讲他看到听到的事例，有些人是倾诉本人所受的冤屈。总之，这是

那时人们思考和谈论的一个热点。

为什么这一问题会引起如此广泛的关注呢？这是因为不久之前刚刚结束一场规

模举世无双的肃反运动。

1955年，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发展为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实际上开

始了肃反运动的序幕。 6月15日，毛泽东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一书作

序。序言中的一些字句，成了7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

子的指示》的内容。例如：

“我们的党组织、国家机关、人民团体、文化教育机关或经济（企业）

机关，在（当着）接收工作人员（他们）的时候，缺乏严格的审查。”

“我们是胜利者，各种人都向我们靠拢，其中（未免泥沙俱下），鱼

龙混杂，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作〔一次〕彻底的清理”。

序言中的这些话，抄到《七一指示》中去的时候，删的改的仅仅是上面用括号

标明的极少几个字。由此可见肃反运动就是“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这一场斗争的

毫无间隙的延伸。

《七一指示》说：

“高饶集团、潘扬集团、胡风集团的揭露，仅仅是我们肃清暗藏的反

革命分子的斗争的开始，而不是这个斗争的终结。正确的估计应当是：在

很多部门，在很多地方，大量的暗藏的反革命分于是还没有被揭露和肃清

的。”[1]

[1] 转引自林蕴辉、 范守信、 张弓著《凯歌行进的时期》，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9年版，第530页。

“很多部门”、“很多地方”、“大量的”，就是这个指示对敌情的估计，也

就是将要发动的这场运动的规模。

运动展开一个月之后，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

示》，对运动提出了这样坚决的要求：在这次运动中达到在机关、团体、军队、学

校、企业（国营的、合作社营的和公私合营的）中彻底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的目的。不完成任务不要收兵。[2]

[2] 转引自林蕴辉、 范守信、 张弓著《凯歌行进的时期》，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9年版，第531页。

这里要作一点名词解释。什么叫做“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如果这是指潜伏的

特务，外国的间谍，秘密的杀手之类，那是无论哪个国家都要力求肃清的。不过这

种人在任何时候也不会有一个很大的数目，这种人注意的目标，通常是军事首脑机

关，兵器工厂，外交机关，反间谍机关等等，决不可能遍及全国一切机关、团体、

学校、企业的。那么这个运动所要肃清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又是些什么人呢？他们

绝大多数是一种被叫做历史反革命分子的人。就是说，他们在1949年中国共产党执

政以前，在当时的政权机关（包括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汪精卫政府、伪满洲国

等等）担任过一定级别以上的官职，例如科长乡长之类，以及军队中（包括北洋军

队、国民党军队、汪精卫军队等等）担任过一定级别以上的军官，例如连长之类，

如此等等，都是历史反革命分子。这些人还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只是在履历

表上有这种那种反革命经历，却都并没有现行破坏活动。如果兼有现行活动的，那

就不叫历史反革命分子，而要算作罪责更为严重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了。只是现行反

革命分子不会有许多， 据7月18日《人民日报》社论说，“在1955年——1956年清

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中，现行犯有三千八百余名之多”。这就是兴师动众的肃反运

动的实际战果。立案审查一百四十余万人，查出了现行犯三千八百余名，还不足百

分之零点三。要搞一个这样大规模的肃反运动，就只能以历史反革命分子为主要对

象，查出一些历史上有各种问题的人，然后加以惩处。这篇社论以后还要详细谈到。

人们回忆一下，当可以记得，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之后几天，曾经用布告向全

国人民“宣布约法八章”，要求“全体人民一律安居乐业，切勿相信谣言，自相惊

扰”。由于各地强大的地下组织的努力，这个布告常常在人民解放军到达之前就广

泛传布了。“约法八章”中的第五章宣布：

“除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和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外，凡属国民党中

央、省、市、县各级政府的大小官员，‘国大’代表，立法、监察委员，

参议员、警察人员、区镇乡保甲人员，凡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者，人

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一律不加俘虏，不加逮捕，不加侮辱。责成上述人员

各安职守，服从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的命令，负责保护各机关资财、档

案等，听候接收处理。这些人员中，凡有一技之长而无严重的反动行为或

严重的劣迹者，人民政府准予分别录用。”[3]

[3]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58页。

那些自认为是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和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的，看到这个布告

都知道自己不见容于新制度，都逃跑了。一些轻信了谣言妄自惊扰的人，也逃跑了。

只有那些相信了这个布告的人才留了下来。到了1950年10月，在派兵入朝鲜参战的

同时开展的第一次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这些人受到了第一次的冲击。虽然这一次要

打击的是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和反动会道门头子，和这些留用人

员的牵涉应该说并不很多，但是正如当时主持其事的公安部长罗瑞卿说的，“1951

年镇压反革命运动高潮的后期，由于领导控制不严和某些地方基层组织不纯，因而

在若干地方发生过程度不同的粗糙草率的‘左’的错误，捕了一些可捕可不捕的人，

也杀了极少数可杀可不杀的反革命分子，甚至错捕了个别好人”[4] 。不过留用人

员和知识分子在镇反运动中被捕被杀的并不是很多的。可是，到了1955年的肃反运

动中，这些留下来的国民党中央、省、市、县各级政府的大小官员，“国大”代表，

立法、监察委员，参议员，警察人员，区镇乡保甲人员等等，很少例外地成了运动

要清查打击的对象。

[4]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第283页。

整风和鸣放期间， 人们议论纷纷的， 主要是1955年的肃反运动。在1951年至

1952年的“三反”运动中，把运动中打作贪污犯的人员叫做“老虎”，各单位都要

编制“打虎预算”，事先规定打出“老虎”的数目再去物色对象。1955年的肃反运

动也沿用了“老虎”这个称呼，也把运动的对象叫做“老虎”。运动开始，每个单

位都遵照统一部署成立一个叫做“五人小组”的机构，领导本单位的肃反运动。五

人小组事先按照一定的百分比，比方说人员总数的百分之五，选定一批老虎。这通

常是一些历史比较复杂的人。如果这个单位没有那么多历史复杂的人，也可以找一

些历史并不复杂的人凑数，这当然以本单位领导人认为可恶的人为限，例如对他提

过意见的人之类。老虎选定之后，即宣布限制其人身自由，吃饭拉屎都有专人看管，

也不许与家属见面通信。 实际上等于把监狱或者看守所分散到每个单位去。 以前

“三反”运动中的老虎也是这样办的。后来“文化大革命”中群众专政的“牛棚”

也差不多。如果这一位或者两位负责看管的专人为人还好，他在执行看管任务的时

候并不给老虎以额外的折磨。如果运气不好，碰上的看管人员是个不怎么正派不怎

么厚道的人，或者碰上一个需要作出一些进步表现的人，这老虎就得多吃许多别出

心裁的苦头。每只老虎的遭遇并不一样，有幸有不幸。这里面倒也真有一点“百花

齐放”。

老虎们的日常功课是写检查，写交代。交代历史，交代社会关系。另一方面，

五人小组派出的外调专干全国满天飞，收集材料[5] 。还要开若干次批斗会，一方

面可以给老虎施加压力，一方面可以在单位内部造成紧张的运动空气。为了造成较

大的声势，有时候还可以选出几只条件适宜的老虎，宣布逮捕法办，从所在单位捉

去，关到看守所，等运动结束时再放回来。希望通过这种办法起到杀鸡吓猴的作用，

给多数并不捕去的老虎以威慑，还可以耸动远近视听。即使只是这样的一部分单位

有选择有限制地抓几个，也都使看守所一时有人满之患，可见决不可能将全部老虎

统统关押，而只能将看守所分散，由各单位自办了。

[5] 在罗瑞卿《我国肃反斗争的成就和今后的任务》报告中提供了这样几个数

字：“全国有专职肃反干部七十五万多人，还有上百万个肃反积极分子。全国参加

外出调查研究的达三百二十八万多人次。 ”（《学习》1958年第1期）由此可知这

一场运动的规模了。

对于抓几个以造声势这种妙用，当时并不是很容易看明白的。中国致公党主席

陈其尤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就谈过这样一件事：中国致公党有个党员

在中国科学院工作，肃反运动开始，他被捕了。致公党不知道他犯了什么事，正要

开除他的党籍，谁知关了几个月，又放了回来，而且恢复了工作。一捉一放，致公

党方面都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陈其尤不懂得，这其实只不过是他的党和这个党员

为造成运动声势而作的一点小小贡献，或者说小小牺牲。

公安部长罗瑞卿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言承认，1955年的肃反运动也

是有缺点和错误的。他说：

“在1955年下半年开始的肃反运动中，也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在

社会上捕了一些本来可以争取投案自首的反革命分子，甚至错捕了个别的

好人。在机关内部，某些单位也有斗争面过宽的缺点，斗了少数不该斗的

人。”[6]

[6]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第284页。

“过宽” ，有多宽？“少数”，是多少？罗瑞卿没有提供具体材料。1957年7

月18日《人民日报》社论《在肃反问题上驳斥右派》却提出了可供推算的数字。

这篇社论列举了“1955年肃反运动的成绩，有以下四个主要的方面”，第四项

成绩是群众警惕性和识别力的提高，无法计量。前面三项成绩都是可以计量的，这

里就来看看社论提出的数字。

“第一，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就现已经定案的来说，有八万一千

多名（普通的历史反革命分子，由于国家采取了更加宽大处理的政策，不

以反革命分子论处，没有计算在内）。”

这里有八万一千多人，是经过清查以后定案为反革命分子的。经过清查，也就

是曾经列为肃反对象，清查以后定案为反革命分子，这就是说，按照当时的政策，

查他们是查对了，肃对了的。

另外还有未宣布具体数字的一些人，也清查了，清查的结果，他们只

是普通的历史反革命分子。这些人也应该认为是查对了的，肃对了的。并

不是他没有问题，仅仅是因为实行了更加宽大的政策才不以反革命分子论

处的。

以上两者合计，列入肃反审查对象，而又可以认为没有肃错的，是八

万一千多人再加另外这一些的若干人。

“第二，由于肃反运动，反革命分子内部日益趋向于分化和瓦解。一

年多来，全国有十九万余名反革命分子投案自首。”

这里说的投案自首，我们姑且设想他们全都是在立案审查之前主动跑来的。既

然是不劳清查，不劳外调，不劳批斗，这19万余人可以认为并未列入肃反审查对象，

可以不计入斗争面。

“第三，在肃反运动中，还有一百三十多万人弄清楚了各种各样的政

治问题。”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给一百三十多万人写出了并非反革命分子的

定案材料。在给这一百三十多万人作出并非反革命分子的结论之前，必定都曾经立

案审查，也就是说都划入了肃反对象的，要不然，他就无案可定了。这些人经过坦

白交代、清算斗争、内查外调等等这一系列必经的程序之后，他还是够不上定案为

一名反革命分子。所以，肃反运动对于这一百三十多万人来说，是肃错了。

前面已经说过，投案自首的19万余人不计入斗争面，只说第一、第三两项成绩，

肃对了的八万一千多人，加上肃错了的一百三十多万人，再加上这两个数字被省略

掉的尾数，再加上并非肃错但由于政策更加宽大而不以反革命分子论处的若干人，

列入斗争面的当在140万人以上。这里只取整数140万做分母，1955年肃反运动中错

案约占百分之九十四强，不错的约占百分之六弱。

这里所说肃对了的，是以当时政策为标准说的。其中有一些到后来又说是错案

了。就说《七一指示》特别提到的潘扬集团和胡风集团吧，潘汉年一案，已于1982

年8月经过法律程序并由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平反昭雪；胡风一案也已于1980年9月经

过法律程序并由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为胡风本人和胡风反革命集团平反。这都属于

最大的错案之列。一些名气没有潘汉年胡风这样大的人，也有不少平反的，只因为

不是名人，不为人所知罢了。如此说来，当年肃对了的就还不足百分之六了。这是

后话，可以不提，因为按照当时的标准，肃他们总是肃对了的。

至于那一百三十多万肃反对象，即使按照当时的标准，即使按照并不更加宽大

处理的政策，清查之后也是终于没有能够定案为反革命分子的。弄出了这样数以百

万计的错案，为什么《人民日报》社论反而要将它算作肃反运动的一项巨大成绩呢？

社论的逻辑是：对于这些肃反对象来说，“对他们弄清了疑点，做出了结论，使他

们去掉了精神负担，便于积极工作”。能够这样凡事退一步想，当然好极了，至少

可以使自己多少得到一点心理上的平衡，精神上的胜利。不过事实上这样想的人并

不很多，否则，鸣放整风期间就不会有那么多肃反对象出来诉说冤苦了。这是鸣放

整风中或者说右派猖狂进攻中的一个大题目。以致《人民日报》不得不专门发表社

论《在肃反问题上驳斥右派》，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

中不得不专门规定了一项：“攻击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的，应划为右派分子。

这篇驳斥右派的社论主旨是宣扬肃反运动的成绩，但它还是以可尊敬的坦率承

认肃反运动也有错误。这些段落同时还相当准确地描述了承受这错误的一百三十多

万人的心态。社论说：

“不少单位错斗了一些好人。这些单位曾经根据一些不确实的材料，

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和仔细的分析，把本来没有政治问题的好人错认为坏

人。还有一些人平日工作上出过容易引起怀疑的差错，肃反运动一来，这

些单位的领导方面没有冷静地加以分析，混淆了工作上的差错和反革命破

坏，以致把这些人当作反革命分子斗争了。……错斗了一些好人，伤了他

们的感情，损害了他们的名誉，使其中一些人暂时地同党和政府疏远了，

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某些环节暂时地受到了一定的损失，对于这些错误

必须坦白承认，并且彻底纠正。”

这篇社论还承认，“在1955年肃反运动初期小组斗争的高潮当中”，“在一个

短的时间内，有些地方，在斗争方式上犯了错误，例如打人骂人等等”。这打人骂

人，当然更加是伤感情、损名誉的事。

在当时，一百三十多万这数字是个什么意思呢？那时全国各个层次的知识分子

总数大约是500万人， 一百三十多万人占百分之二十六，化为近似的简单整数比，

是四分之一，即每四个知识分子中有一个肃反对象，还可以采取另一种计算方法，

当时全国有行政工作人员约170万人，教育系统约200万人，此外商业系统和事业系

统一共作300万人估计， 全国各种机关团体学校企业这些单位的脱离生产的人员共

计约670万人， 在这些人员中，每五个人就有一个肃反对象，斗争面就是这样：四

分之一或五分之一。 而每100个肃反对象，又只有六个在运动结束时被定案为反革

命分子。换句话说，当运动结束时，每一个定案为反革命分子的。平均有16个不能

定案为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对象作陪。尽管情况是这样，在运动结束时，对于一些没

有能够定案为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对象，还是给了记过、降级、撤职之类的行政处分，

以表示并没有肃错。难怪在鸣放整风中有那么多人诉说肃反运动的偏差，他们几乎

每人都能说出一篇肃反运动的故事。这里，只说其中的一个故事，并不是这一案例

特别重大特别有趣特别典型，而只是因为这一位事主孙大雨闹得很有些与众不同。

孙大雨，著名的翻译家和诗人，复旦大学教授，曾经把莎土比亚的诗剧《黎琊

王》、《罕秣莱德》等译成中文，把许多唐诗译成英文。1946年由罗隆基介绍加入

民盟。1947年国共两党在战场上互争胜负的时候，他参加了受共产党地下组织领导

的上海市大学教授联谊会，被推为干事会主席。解放后担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的李

正文当时也是干事之一。这件事反映了他当时在教授们中的声望，反映了他当时的

政治倾向，也反映了当时中共地下组织对他的态度。

1954年9月， 孙大雨在中共中央华东局统战部召开的会议上批评了复旦大学前

党委书记李正文， 说他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打击报复。1955年2月，他又写信给上海

市长陈毅，对一些人提出批评。陈毅收到信，约他谈话，批评了他。在场的一些人

也批评他，柯庆施说他钻牛角尖。市高教局长陈其五说他反党、反政府。最后，陈

毅对他说，我们是朋友，我今天代表党来批评你，是很温暖的。将来绝不会有任何

人对你打击报复。

可是到了8月， 孙大雨就成了肃反运动的斗争对象。拿来斗争他的材料，比如

说孙大雨讲中国共产党认为统一战线不要了；又比如说孙大雨曾经说自己的马列主

义水平很高，共产党内只有周恩来总理有资格与他讲讲话。还有一条是说他打击苏

联专家。这一条材料的根据是这样的，1954年他视察污水处理问题，污水处理厂旁

边有个无线电台。孙提出：那里造厂是不适当的。人家说这是苏联专家讲的。孙问：

苏联专家知道这里有无线电台吗？回答说：他不知道。孙说：那是你们的错。这一

次对话，到了肃反运动中，就变成他讲苏联专家造的发电厂发不出电。到肃反运动

结束时，根据这样一些材料不够定案为反革命分子，只好算是那一百三十多万弄清

了各种问题中间的一人， 没有事了，依旧当他的教授。到了1956年，毛泽东4月在

《论十大关系》中谈到以苏联为鉴戒，不要“人家的短处也去学”[7] ，11月在中

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又批评了那种“认为苏联的东西都好，一切照搬，不应当搬的也

搬来了不少”[8] 的态度之后，这年年底，上海市委书记魏文伯对孙说，肃反里搞

你反对学习苏联，你基本上是对的，他们错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开始，孙大雨多

次在各种座谈会上发言， 诉说自己在肃反运动中遭到的冤屈，什么“从早上9点帮

助到晚上8点” 呀，斗争会上揭发他的一些话他并没有讲过呀，等等等等。其实他

这样的费力申辩是并不必要的。就算那些材料并非歪曲捏造，全部属实，难道他就

应该算是一个反革命分子吗？许多肃反对象也同他一样，在整风鸣放中，不惜舌敝

唇焦去辩白肃反运动中那些横加的恶名。并不是说这些申辩真有什么必要，只是反

映了一种不愿蒙受不白之冤的心情，一种要求公道的心情。可悲悯的人的可悲悯的

心情呵！

[7]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85页，第320～321页。

[8]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85页，第320～321页。

孙大雨的与众不同之处，就是他不仅要人家承认他不是反革命分子（这一点在

他肃反运动的定案材料中已经承认了），还要反过来说那些打击他的人是反革命分

子。1956年12月他在上海市政协会议上发言，把陈其五、李正文、复旦大学现任党

委书记杨西光、市高教局主任曹未风、复旦大学教授章靳以、漆琪生等人说成是一

个反革命集团，把这些人在肃反运动中和运动前后对他的打击都说成是反革命活动。

他还几次向毛泽东周恩来写信，检举这些他所说的反革命分子。他几次提出的反革

命分子名单， 最后累计数达到六十多人， 其中包括史良和上海市副市长金仲华。

（8月2日《新华社新闻稿》）他这样闹到天翻地覆慨而慷，弄得毛泽东都来过问了。

7月9日，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讲话，点了他的名，把他同章伯钧、罗隆基、章乃

器、陈仁炳、彭文应、陆诒并列[9]。因此，他够得上算一名钦定的右派分子。

[9]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50页。

其实，孙大雨这样不需要多少根据就把自己所不满的人宣布为反革命分子，只

不过是模仿了五人小组在肃反运动中的做法。既然你们可以这样随心所欲血口喷人

诬人为反革命，我为什么不可以也这么来胡闹一下子呢。只是五人小组有权给人定

案并决定惩处，孙大雨并无此项权力。他只能在会上这么说一说，聊以快意，算是

一吐胸中的积愤。孙大雨的这些“检举揭发”，可以看作是对肃反运动的漫画化。

孙大雨当然得为他这样的胡闹付出代价，陈其五、杨西光、李正文等16人联名

向上海市人民检察院递交投诉状，告他的诽谤罪了：

事由：

为控诉孙大雨污蔑诽谤、蓄意陷害好人，请依法侦查，提起公诉由。

事实：

被控诉人孙大雨，自解放以来，处心积虑，多次捏造事实，一再肆意

诬指公开诽谤控诉人等为反革命，企图陷害成罪。最近以来，孙大雨更假

借帮助中国共产党整风为名，变本加厉，又大肆公开诽谤，其用心之险恶，

令人忍无可忍。为此，特向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提起控诉。兹将事实经过陈

述于后……”（8月3日《文汇报》）

经过例行的法律程序，1958年6月2日孙大雨被上海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

年，坐牢去了。

肃反运动有多大的偏差，肃反对象有多大的怨气，知识分子对这事有怎样的议

论， 毛泽东还是相当明白的。他也想把这问题解决一下。2月27日他在最高国务会

议上讲话，讲12个问题，其中第二个就是肃反问题。他在谈到斯大林的错误的时候

说，这两类矛盾本来是容易混淆的，容易混起来，我们也有时不免混起来，我们在

肃反工作中，也曾经并且常常把好人当作坏人去整，把本来不是反革命，怀疑他是

反革命去斗，有没有？有的，从前有，现在还有。毛泽东提出了一项纠正这种错误

的重大措施，他说，我们提议今年明年来一次大的检查，全面来检查一次，总结经

验。中央由人大常委跟政协常委主持，地方由省市人民委员会同政协主持。他提出

了这次检查的原则，一不要泼冷水，二有错必纠，一定要改正那个错误，这个包括

公安部、监察部的工作。劳改部门有许多毛病。由人大常委，政协常委主持，并且

我们希望这些常委，人民代表，政协委员还可以参加，具体来得及的都可以参加检

查，全面地检查一次，这对于我们的法制工作会有帮助的。地方有地方人民代表跟

政协委员去参加。

毛泽东的这个对肃反工作作一次全面检查的提议，受到了人们的欢迎。罗隆基

在中共中央统战部邀集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上发言，把毛泽东的这个提议加以

具体化，他主张“由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委员会成立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

不但要检查过去‘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偏差，它还将公开声明，

鼓励大家有什么冤屈都来申诉。这个委员会包括领导党，也包括民主党派和各方面

的人土。”罗隆基提出，“平反”的机构一定要同“三反”、“五反”、“肃反”

的原领导机构分开。而且他还主张地方人代会和政协也应该成立这样性质的委员会，

使它成为一个系统。（5月23日《人民日报》）

反右派斗争中，罗隆基的这个主张被标上“平反委员会”这个题目，成了他本

人的最大罪状。吴晗批判说，这个意见牵涉到两个问题：一个是他对党领导的“三

反”、“五反”、“肃反”等机构是不信任的。一个是他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样

一个最高权力的立法机关，全国政治协商委员会这样一个协商机关，下降或者改变

为司法行政机关，这和这两个机关的性质是不符合的。（6月11日《人民日报》）

吴晗的第一条意见是说，这是罗隆基不信任共产党。其实罗分明说了“包括领

导党”，可见他并没有背着共产党另搞一套的意思。至于说“平反”的机构一定要

同“三反”、“五反”、“肃反”的原领导机构分开，只不过是法学中回避原则所

提出的要求。 1980年1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二十三条

[10]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自行回避，

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也有权要求他们回避；（一）是本案的当事人或者是当事人

的近亲属的；……（二）担任过本案的证人、鉴定、辩护人或者附带民事诉讼当事

人的代理人的； （三） 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处理案件的。”

1983年10月1日起试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 》第四十条也就回

避问题作出了规定。在肃反运动中，从选定斗争对象，到内查外调，到定案处理，

都有劳足下了，现在复查，请足下回避一下，难道不是很自然的要求吗？

[10] 1996年3月17日全国人大人届四次会议修改通过的《刑事诉讼法》，这条

已改为第二十八条。

吴晗的第二条意见，以为罗隆基不应该主张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委

员会来主持其事，以为这样是把最高权力机关和协商机关降低为司法行政机关。他

却没有想一想，最先提出这个主张的是毛泽东，并不是罗隆基。就是在后来正式发

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里，人们还可以看到“我提议今年或者

明年对于肃反工作全面检查一次，总结经验，发挥正气，打击歪风。中央由人大常

委会和政协常委会主持，地方由省市人民委员会和政协委员会主持。”[11]

[11]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8页。

有意思的是，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这一位细心地研究中国的英国学者，以

为吴晗批评的矛头实际是指向毛泽东[12]。这里显出他研究中用心太过以及外国人

的隔膜，吴晗终其一生也没有想到过要批评毛泽东的，后来说他的《海瑞罢官》诽

谤了毛泽东，不过是毛泽东自己的多心。至于说吴晗所批评的罗隆基的主张是来源

于毛泽东的主张，这一点麦克法夸尔并没有看错。

[12] 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1卷中文版，求实出版

社1989年版，第315～316页。

当时把毛泽东的这个提议加以具体化的，还不只罗隆基一人。民革中央常委、

组织部长朱蕴山5月30日在中共中央统战部邀集的座谈会也说了这方面的意见。 前

面简单摘录过了，这里是更详细的摘录：“肃反运动是有成绩的，过去通过群众路

线来肃反，也是正确的，要根据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那是更无可疑义的。问

题是在执行工作方面部分的发生偏差，把肃反面扩大化了。我建议在本年人大代表

会议后，人大常委会和政协常委会应即召开联席会议根据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的

指示，迅即组织一个临时检查机构，会同有关机关方面分往各地认真检查，所谓肃

反遗留问题，依我看来不外四种情况，要根据四种情况分别处理：

1.根本搞错了的，应彻底平反，并赔礼道歉。曾经在什么样规模的群众会上宣

布有罪，现在也应该在同样规模的会上宣布无罪，使被错斗了的人，在精神上得到

安慰。

2.没有搞错，但处理不适当，应根据肃反政策纠正。

3.仅有嫌疑而无确凿证据，或仅因历史不清而发生怀疑者，均应早作结论不拖

尾巴。

4.没有搞错而予以宽大处理的，应该向他说明不能跟着嚷‘平反’，不许翻案。

在纠正错误过程中，肃反干部，包括共产党员在内，有人说是不是需要检查呢？我

想，也不应对领导肃反的干部泼冷水。”（5月31日《人民日报》）

朱蕴山也同罗隆基一样，欢迎毛泽东关于检查肃反工作的提议，并且同样将毛

泽东的这个提议加以具体化。只是二人侧重的方面有些不一样，罗侧重机构设置的

原则，朱侧重检查工作进行的要点，并且注意到了毛泽东的不给肃反干部泼冷水的

要求。结果朱没有事，罗却闯下了滔天大祸。这里更根本的原因还不是二人在说法

上有一点不同，而是因为朱蕴山不属于需要加以打击的人物，而罗隆基即使没有说

这些意见，民盟的那些活动也足够他成为一个需要加以打击的右派分子了。现在有

了这一条，并且把它作为罗的头一条罪状来批判，还有一种显然的利益，就是再也

没有人胆敢提起毛泽东说过的检查肃反工作的事了。

在肃反运动中这一百三十多万被肃错的人看来，他们是蒙受了冤屈，希望对于

肃反运动能够有一次公正的检查，纠正其偏差。而领导肃反运动的干部却往往持另

一种观点，认为发生这些错案是难以避免的。要用这种“难免”论来说服那些肃错

了的人。《在肃反问题上驳斥右派》这篇社论就说：

“有些人不大喜欢‘难免’论。……像肃反这样的斗争，你或者根本

不进行，那只能把反革命分子保留下来；或者认真地进行，那就确实有一

部分错误是难以避免的。

“在最英明的统帅所指挥的完全正义的战争中，也无法保证被炮火击

中的都是该受攻击的。不但普通居民，有时甚至自己方面的战士，也会受

到误伤。但是我们能不能根据这些无心的过失，去否定一场革命战争或者

卫国战争的必要性和正义性呢？我们能不能因此而把犯了这些过失的将士

看作冤仇呢？”

这就是说，肃反运动不是没有错误，而是不应计较这些错误，因为这是难免的。

社论中的这一段话，是具体有所指的。它是反驳1956年10月29日《人民日报》

上的杂文《说“难免”》。这篇杂文引用了《文汇报》上的一段文章：

“在大运动中（例如在肃反运动中），有时发生一点过火的斗争，伤

了自己人的感情，甚至错误地搜了自己人的腰包，这也是难免的。但是有

些领导干部，把‘难免’二字作为免战牌，陶醉于‘运动是健康的，成绩

是主要的’，于是把‘亡羊补牢’的善后工作草草了之——这同样也是缺

乏人道主义的表现。”

这篇杂文赞同这些意见，并且补充说：

“说是‘难免’的事，未必都是真正难免的事。至于‘把“难免”二

字作为免战牌’挂起来的地方，我看那下面简直就不是什么难免的事。

“某些开口就是‘难免’的领导干部，他们虽不是‘常求其死’，常

求其有罪，至少也不是力求‘能免’而竟‘难免’，却是早就预期着‘难

免’，结果当然就有人‘不免’。他们其实是粗枝大叶，浮光掠影，安闲

得很，又有什么‘难’在哪里！所以他们说起‘难免’时，也就那么飘飘

然了。”

这篇杂文被毛泽东看到了。他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说：

“对于一些有害的言论，要及时给予有力的反驳。比如《人民日报》

登载的《说“难免”》那篇文章，说我们工作中的错误并不是难免的，我

们是用‘难免’这句话来宽恕我们工作中的错误。这就是一种有害的言论。

这篇文章，似乎可以不登。既然要登，就应当准备及时反驳，唱一个对台

戏。我们搞革命和建设，总难免要犯一些错误，这是历史经验证明了的。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篇文章，就是个大难免论。”[13]

[13]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49～350页。

杂文作者署名尉迟葵，他的另一个更常用的笔名是舒芜。后来他被划为右派分

子，算是给了他最有力的反驳。

为了在肃反问题上驳斥右派，不只是由《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还有更大的声

势。当时为肃反对象鸣冤叫屈最起劲的有黄绍竑。现在要驳斥黄绍竑，那些想要通

过他呼冤的人就得付出代价了。

例如，北京师范大学俄文系有个学生，肃反运动开始后不久被捕，关了一年多

之后，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决定免于起诉，释放回校。这就是说已经结案了。坏事的

就是她几年前在跳舞晚会上认识了黄绍竑，释放之后托黄绍竑为她转交一份申诉材

料到人大常委人民接待室。为了驳斥黄绍竑，北京师范大学就在7月3日专门举行了

师生员工大会，揭发批斗这个已经结案释放了的人。会上，师生员工代表的发言，

递到主席台上的一百多张纸条，都要求对这个屡教不改的反革命分子严加惩处，要

求学校开除其学籍，要求检察机关重新处理她的案件。

还有一个是河北省龙关县干部业余学校的教员。在肃反运动中被捕，被龙关县

人民法院判刑八年，关了一年半之后释放。释放的原因，据《人民日报》记者集体

采访的《黄绍竑保护的什么人？翻的什么案？》一文说，是“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认为龙关县法院判处稍重，撤销了龙关县人民法院原判”。（7月19日《人民日报》）

2月此人获释，3月，黄绍竑在政协会上提及此事，说要不是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

真监督，此人就会冤沉海底了。现在为了驳斥黄绍竑，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

最高人民法院撤销了河北省法院教育释放的判决，维持县法院原判。9月7日又将这

个已经结案释放数月的人重新收监执行。

这篇《黄绍竑保护的什么人？翻的什么案？》除了提到这两个案例之外，还写

了另外一些案例。

有一个是上海市第一医学院的学生，1949年上中学时参加了圣母军，1955年被

捕，关了几个月，判决免予刑事处分，教育释放，回原校继续求学。

有一个是广州海关的工作人员。这篇文章在介绍了此人案情之后说，“当然，

据此而判处三年徒刑，是比较重了一些，是可以加以纠正的。可是黄绍竑却别有企

图地为反动分子叫屈，攻击人民司法机关没有法制，究竟是站在什么立场说话呢？”

在《人民日报》驳斥黄绍竑的记者们看来，此案也是判重了的。只是《人民日报》

这样说则可，右派分子这样说则不可。

还有一个是名人， 即做过沪江大学校长的凌宪扬。1951年4月被捕，1957年初

释放， 宣布不追究刑事责任。几乎关了6年。黄绍竑对此案的攻击，有一条是“长

期不审不判” 。这样说当然表现出他的隔膜。1951年4月那时，正是第一次大规模

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的高潮之中，处决了多少罪大恶极国人皆曰可杀的反革命分子。

如果把凌宪扬算在罪大恶极国人皆曰可杀之列，也就可以处决了。“长期不审不判”

正是他的造化。

为了驳斥，这篇文章把黄绍竑说过的这些案例都在报纸上概述一番，以表明这

些人确是有罪的。像凌宪扬，他奉当时政府派遣同德国进行贸易的公务行为，被说

成“他在抗日期间和法西斯德国勾结”，成了应由个人承担责任的罪行。

还有一个谭惕吾，也是热心为别人呼冤的。到了反右派斗争中，谭本人成了右

派分子，那些她想给予帮助的人也都没有好下场。

1955年肃反运动中那些被错斗的人，所以被列为肃反对象，大都是因为他所在

单位的领导人觉得他可恶。用鲁迅的话来说，是犯了“可恶罪”。他们为什么被认

为可恶，为什么仅仅因为可恶就遭此无妄之灾呢？这就可以用宗派主义、官僚主义、

主观主义来解释了。可以说，1955年肃反运动中的种种做法，种种偏差，正好是宗

派主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的一次集中的反映。现在整风运动号召反对这三个主

义，这些被错斗的人是有话可说有冤要伸的。控诉肃反运动的偏差，是整风期间最

叫各单位领导人头痛的问题。这是右派分子猖狂进攻最重要的突破口之一。

这个最大的突破口后来变成了最大的陷坑。那些因肃错而大诉冤屈的人，就都

给加上了攻击肃反运动这罪名，纷纷掉下这陷坑，成了右派分子。

这些人是因为被本单位领导人认为可恶才列入肃反对象的，只是因为要定案为

反革命分子有一些硬性的界限，如果他没有当过营长连长，没有当过乡长科长，没

有入过国民党三青团，不信一贯道，没有跟胡风通过信，等等等等都算不上，到了

最后定案的时候，也无法把他定入那八万一千余人之中去，而只能把他定入那一百

三十多万人之中去，算是给他弄清楚了问题。现在好了，现在是反右派斗争，所有

原来那些界限都是不需要的了。根据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只要有“攻击肃清反革

命分子的斗争”这一条就足够了。你呼了冤，叫了屈，你就是攻击了肃反运动，就

应该划为右派分子了。在肃反运动中费了那么大力气没有做到的事情，在反右派斗

争中不必费大力气就可以做到了。在这个意义上说，反右派斗争是肃反运动的最后

完成。

这里有一个可供参考的数字有力地表明了反右派斗争与肃反运动的关系。李哲

人写的《在反右派斗争中站稳立场》一文中说：“在对外贸易部揭发出来的九十四

名右派分子中，有反革命分子和历史上有反革命行为根据宽大政策不以反革命论处

的二十三人，因有问题在镇反、三反、五反、肃反等运动中被斗争或被管制的二十

七人，出身于剥削阶级、曾长期为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服务，或其家属亲友在

运动中被斗争或被镇压、一贯坚持反动立场、对党和政府不满的分子三十二人”。

（9月8日《人民日报》）由此一例，可以想见在当年所划的右派分子里，本人或家

属亲友曾经是肃反对象的占有一个怎样的百分比。

反右派斗争不仅是肃反运动的最后完成，而且是肃反运动的进一步扩大。不但

有不少的人因为攻击肃反运动而成了右派分子，还有一些人因为反右派斗争而成了

反革命分子，一些原来没有定性为反革命的事件，到了反右派斗争中，忽然变成了

反革命案件。这里举张志和、葛佩琦两个案件为例。

张志和一案见于1957年8月30日《人民日报》 ，记者纪希晨在《四川的右派群

丑》的报道中说：

“材料证明，章罗联盟为独霸被称为民盟‘发祥地’、‘根据地’和

‘大阵地’的四川，早在解放前就已经作了布署（注：原文如此）和准备。

刘邓大军渡河以后，他们认为‘国共南北对峙’局面下，正好大有可为，

为达到在‘三分天下’中‘割据西南’的目的，民盟右派分子潘大逢、范

朴斋、张志和、张松涛等，根据章伯钧的扩充实力搞军事投机的指示，除

拉拢大批袍哥（即哥老会）地主恶霸特务入盟（如川西十五个县六百六十

八人中，有一半以上是地主袍哥特务），同时还在川北、川南、西康等地

收编袍哥、土匪，建立反动地方武装，阴谋与人民争天下，企图抗拒解放

军向川康进军。拥有两三千多袍哥土匪，到处抢劫群众的土匪头子朱世正，

被他们委任为民盟西康省委的主任委员。解放后，这些反动武装纷纷发动

反革命暴乱。民盟中央委员张志和亲自发展的伪保安团长王德全首先叛乱

之后，随着朱世正等匪部也都参加了叛乱。”

真是字字充满杀机。33年之后，这件事才有了另一个说法。1990年彭迪先发表

了《民盟在西康策动地方武装起义的前前后后》[14]一文，具体说明了当年这些人

的活动情况。

[14] 见《文史资料选辑》总121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108～117页。

同辑尚有赵锡骅、洪钟、任康执、刘光烈文章四篇，亦涉及此一公案，可参看。

关于张志和，彭文说：

“早在1937年10月间，张志和就奉命由李一氓陪同去延安见毛主席。

毛主席要他回四川秘密做川康上层军政人员的工作。张回川根据毛主席的

指示做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的工作，先是争取他们作中共的友军。

其中刘文辉是主要的一员，其所辖西康，又是战略要地。张在1943年初曾

引刘去见周恩来同志，随即建议在西康雅安设立秘密电台。中共派王少春

负责与延安直接联系。1944年冬到1945年春，中共南方局派张友渔来成都，

又由张志和介绍与刘文辉联系。这时民盟主席张澜又秘密吸收刘文辉、潘

文华入盟。”

1949年12月9日刘文辉、 邓锡侯、潘文华通电起义。在雅安，由中共、民革、

民盟和起义将领建立的西康省临时军政委员会，立刻面对着胡宗南、王陵基所部的

极大压力。彭文说：

“当时，张志和立即电请周恩来同志派解放军先来解放雅安。收到周

恩来12月17日回电，电文如下：‘张志和并转刘、邓、潘三先生：第二野

战军刘、邓来电转如下：恩来巧亥（按：18日24时）军委：我先头十七军

与十军已于铣日（按：16日）攻占乐山、青神，正向西发展中，战果待报；

十一军今（蓧）日（按：17日）可达新津、彭山、岷江之东岸地带。特此

专告。’通知解放军已截断胡军向川南逃走的道路，这对西康同志是很大

的鼓舞，安定了雅安的人心。”

关于张松涛，彭文说：

“1948年4月和8月，民盟四川省支部两次派张松涛去香港，向民盟三

中全会后的总部领导沈钧儒、章伯钧、周新民、李文宜、李相符等汇报了

四川的盟务活动。经民盟总部联系，又见到了中共南方局驻港负责的连贯

和民革的李济深主席与朱蕴山。当时总部具体指示：回到四川要求民盟地

下组织配合中共，搞好地下活动，协助民革建立四川各地组织。张先后带

回李济深、朱蕴山等致杨杰、刘文辉、邓锡侯、张志和等人的密件和连贯

嘱咐刘文辉保护好通讯联络的口信，以及民盟三中全会各项文件，并约定

解放军东到宜昌，北到汉中，川康军人即行起义，从内策应，加速国民党

反动派政权的灭亡。”

关于朱世正，彭文说：

“朱世正系国民党中央军校毕业，年仅29岁，‘天、芦、宝、荣’事

件后，经刘文辉委为国民党西康省保安司令部雅、荣、汉联防总队长。但

朱、刘之间仍有隔阂，互有戒心。朱急于另谋出路。1948年冬，当时民盟

四川省支部负责人张志和叫赵锡骅与朱的老师黄汝杰多次联系，张又安排

吴汉家负责和赵联系研究有关情况，然后决心吸收朱世正入盟。这样就把

反刘的民间武力分化了。民盟组织对朱世正做了许多工作，朱世正与刘文

辉的代军长刘元瑄终于在雅安见面，言归于好，使西康内部安定下来。”

“对朱世正本人，先由赵锡骅和黄汝杰对他进行工作。我到了荥经，

又对他及其部属多次进行政治教育。张志和到西康后，又对来世正进行统

战教育，使来世正认清当前形势，应与刘文辉合作，团结起来，打垮蒋介

石建立新中国，才是中国人民的出路，个人也才有前途，加强了朱世正跟

我们走‘反蒋、联刘、拥共、迎接解放’的道路的信心。”

“为了进一步组训朱世正所属的民间武力，将其改造成为人民武装，

将在荥经的青年同志（大、中学生）组成短期训练班，进行政治和军事学

习。由我讲政治经济学和当前的政治形势等，张松涛讲游击战术、政治工

作和当前的军事形势。”

刘文辉等起义之后，在同王陵基部作战时，彭文说：

“我还亲自去荥经动员朱世正的民间武力，进行整训，作为总预备队，

为安定雅安后方，阻止汉源羊仁安匪部北窜发挥了作用。”

关于王德全，彭文说：

“驻防雅安近郊的西康保安三团团长王德全，经张声明介绍，吸收入

盟。又由王德全在其驻地周围争取和掌握一批民间武力。”

在刘文辉等宣布起义之后，彭文说：

“西康省临时军政委员会命令盟员王德全以及保安三团为基础，加上

所掌握的地方武力，先消灭了王陵基在名山和雅安接壤的反动游击基地张

广德部，随又率部攻克了反共救国军程志武、李元亨等已经占领了的飞仙

关（此地离雅安只三十里，系保卫雅安的要地）。王德全又指挥地方武装

阻击了由邛峡窜犯雅安的王陵基保安团，恢复了雅安北区上里乡。在王德

全部做政治工作的盟员参加了战斗。这样就配合二十四军起义部队阻止了

东北来犯雅安的敌人，使王陵基摸不清底细而不敢再来，对保卫雅安起了

作用。解放军到达雅安、荥经后，王德全、朱世正各部均分别就地复员。”

彭文说：

“1981年10月7日， 张松涛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见到张友渔，向他

汇报民盟在西康搞的地下武装斗争情况时，张友渔表示：‘原来我也做过

刘文辉的工作，你们搞武装斗争是打蒋介石、王陵基，有哪点不对？’又

问‘以后这些武装是如何处理的？’张松涛说：‘解放军一到就全部复员

了。’他说：‘这样就很好嘛。’”

就是这些人， 在1948年1949年做了这些事。到1957年8月的《人民日报》上，

就不但不是功绩而且都是罪行了。是罪行就得惩治。怎样惩治的呢？彭文引述的中

共四川省委川委函（1983）51号文件是这样说的：

“1957年反右派斗争后，又把这支起义部队错误地定为‘以张志和为

首来荥经勾结地主、土匪组织的’‘暴乱土匪性质的武装组织，并决定对

中队长以上人员均以土匪骨干论处’。这就混淆了历史的功过是非，以致

使参与策反起义工作的一大批民盟成员、中共地下党员和其他进步人士受

到株连和影响。这实属一个错案，省委同意予以平反。”

20余年如一梦。到了这一场噩梦醒来的时候，彭文说：

“朱、王二人均已恢复了起义军人待遇，作了政治安排。张志和、潘

大逵、范朴斋、张松涛等人的右派问题，属于错划，均已先后改正。张志

和的骨灰，已于1981年2月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当年这支队伍的中队长以上人员均以土匪骨干论处，既然是“以张志和为首”，

首恶必办，这张志和想必是给办了。假如他不曾被划右派于前，又何至于变成匪首

遭必办于后呢？这个案例也就说明了反右派斗争与肃反关系的另一面，反右派斗争

是肃反运动进一步扩大的一面。大概有人会说，已经让他的骨灰安息在八宝山中，

血食千秋，歆享革命的香火。不就已经证明历史还是公正的吗？只可惜张志和不能

说出他自我感觉如何了。

葛佩琦一案更加有名。他是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的讲师。他在人民大学党

委5月24日召开的非党教授、 副教授、讲师座谈会上发言，据报纸上刊出的摘要，

他说了这样一些话：

“我认为今天党群关系与解放前相比，差了十万八千里。学校是这样，

老百姓也是这样，老百姓把豆饼做的豆腐叫做日本的混合面。统购统销搞

糟了，所以物资供应紧张，老百姓吃不上，有人说这是生活水平提高；生

活水平提高的是哪些人呢？是过去穿破鞋，现在坐小卧车，穿呢子制服的

党员和干部。说良心话，物资供应之所以紧张，这是由于执行党的政策的

人犯了错误（引者按：他并没有说政策犯了错误），例如猪肉哪里去了呢？

不是被老百姓吃光了，而是因为执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发生了偏差，老百

姓不肯养猪所造成的。

“1949年共产党进城时，老百姓都是‘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来欢迎。

今天老百姓对共产党是‘敬鬼神而远之’。老百姓几时也是这样，中国历

史上好多这样的例子，当统治者没有得到统治地位的时候，老百姓总是欢

迎他们的，但他们一旦得到了统治地位，而不顾人民的利益时，人民就要

反对他们。例如，1945年抗战胜利时，受了日本人压迫了八年的老百姓也

欢迎过国民党，后来国民党的大员搞‘五子登科’，人民就反对他们。现

在的情况不同了，老百姓对共产党的意见很多了，共产党若不自觉也是很

危险的。

“过去在学校做地下工作时，是用联系进步、争取中立等一套方式，

而今天是用党员来领导，所以看党员的成绩就是看汇报多少，汇报得多，

就是好党员，党员起了监视群众的便衣警察的作用。这事不能怪党员，因

为党组织叫他们作情报，所以责任在党组织，因这是组织给你任务。

“共产党对我三心二意，我对你也三心二意。中国是六亿人民的中国，

包括反革命在内，不是共产党的中国。党员有主人翁的态度是好的，但是，

你们认为‘朕即国家’是不容许的。你们不应因自己是主人翁而排斥别人，

不能只有党员是可靠的，而别人都是可疑的，特别是对爱发牢骚的党外人，

共产党可以看看，不要自高自大，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搞得好，可

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这不能说不爱国，

因为共产党人不为人民服务，共产党亡了，中国不会亡。因为不要共产党

领导，人家也不会卖国。”（5月31日《人民日报》）

在6月5日的座谈会上，葛佩琦又说了这样一些话：

“群众在鸣放中还有顾虑，这反映了两个问题：一、反映了八年‘民

主’制度的结果，群众对‘祸从口出’有深刻体会，串个门，说句话，就

要被写进‘材料’中，群众对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已经颇感生疏了；二、

群众对共产党说的话不敢信任，怕打击报复。如果群众继续对党不信任，

总有一天党会灭亡的。”

“共产党对这一点应特别重视。因为‘民无信不立’。我还要重述一

遍，群众是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若你们再不改，不争口气，腐化

下去，那必走这条道路，总有那么一天。这也是合乎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

只空喊万岁也是没有用的。”（6月8日《人民日报》）

葛佩琦的这些发言被概括成他主张“杀共产党人”。他写信给《人民日报》编

辑部，说报纸刊出的发言摘要与原话有出入，要求更正，不给登出。他当然成了当

年最知名的右派分子之一。

划了右派就还要查历史。查的结果，就在《人民大学学报》的一篇批判长文中

间公布出来：

“1937年7月， 葛佩琦由北京大学毕业，随平津学生流亡到河南洛阳

一带。 1938年8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0年，葛佩琦找到了胡宗南，被

委担任天水行营西安办公厅上校战地视察和通讯所主任。不久，任第一战

区长官部的少将参议。沈阳解放前夕，由东北跑到北京，以后混入了中国

人民大学。”（《教学与研究》1957年第7期）

哦，原来是胡宗南部的少将军官，主张杀共产党人就毫不奇怪了。他就以这样

一种身份，于1957年12月被捕，判了个无期徒刑。到1975年12月宽大释放在押国民

党县团级以上人员的时候，他又以这个身份获得宽大释放，关了18年。

又过了18年，他死了。这18年里中国发生了许多事情，发生了许多变化，对葛

佩琦，也有了另外一种说法。他死后，新华社报道说：

“新华社北京2月17日电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葛佩琦同志因患心脏病抢

救无效，于1993年1月13日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二岁。 “

“葛佩琦同志1911年生于山东省平度县，1935年参加革命，1938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他在‘一二·九’运动时期任北京大学学生会副主席，是

当时北京大学生抗日救亡运动领导人之一。他曾两次遭国民党政府逮捕入

狱，在狱中他坚贞不屈，表现出革命者的气节。他多次受党指派，在国民

党军政机构长期从事地下工作，不顾个人安危，为革命事业做出了很大贡

献。

“葛佩琦自1951年起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并被

捕入狱。虽长时间蒙受冤屈，但他襟怀坦白，心胸开阔，正确对待个人不

幸遭遇，保持革命者气节。1975年获宽大释放。1980年在党中央直接关怀

下获平反，1983年恢复了中断多年的党的组织关系。

“葛佩琦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刚正不阿，心胸豁达，坚韧顽

强，忍辱负重，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思国忧民，坚信真理，对革命的信

念始终没有动摇过。在冤案平反之后，他以新的姿态投入四化建设，抱病

著述，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为人民奉献余生。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从

不以老革命的身份自居，始终保持一个革命者的本色。”

这条电讯中，“被错划为右派并被捕入狱”一语，是写得简略了一点。根据当

年规定的办法，对右派分子最重的处罚是开除公职劳动教养，如果他仅仅具有右派

分子的身份就不会被捕入狱。他被捕入狱了，就表明他还有另外的罪名，即反革命

的罪名。当然，如果葛佩琦不说这些不中听的话，不被划为右派分子，也就不会算

做反革命分子而判无期徒刑了。这个案例也说明了反右派斗争是肃反运动的进一步

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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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教育界的反右派斗争

教育界是反右派斗争的重点之一。毛泽东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说：“最

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1]

[1]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24～425页。

当年高等学校划出的右派分子，许多却并不是以教授的身份被划的。像6月6日

在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同章伯钧座谈的民盟六教授，曾昭抡、钱伟长、费孝通、陶

大镛、吴景超、黄药眠，就是以章罗同盟骨干分子的身份，像山东大学教授陆侃如，

主要就是以九三学社青岛市主任委员的身份，报纸上宣布他罪状的文章，标题就是

“陆侃如想把‘九三’ 分社变成反共司令部”（7月21日《人民日报》）。还有一

些教授，是因为攻击了肃反运动，例如孙大雨。

那么，教育界的反右派斗争有些什么独特的内容呢？一件大事就是撤销学校中

的党委制问题。 前面第二章已经说过，4月3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同民主人士的

谈话中，是说了“学校党委制恐怕不适合，要改一下，应当集中在校务委员会或教

授会”的话。章伯钧罗隆基等人听了很觉得兴奋，就在5月5日民盟中央扩大座谈会

上作了传达。 随即又在5月10日出版的《民盟中央工作简报》第15期刊出了章所作

的传达。据章伯钧说，“毛主席说，大学校的管理工作如何办？可以找些党外人士

研究一下，搞出一个办法来。共产党在军队、企业、机关、学校都有党委制。我建

议，首先撤销学校的党委制，不要由共产党包办。请邓小平同志约集民盟、九三等

方面的负责人谈谈如何治校的问题。”

这些意见传播开去，立刻在高等学校引起了热烈的响应。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陶

大镛5月20日在该校民盟支部座谈会上作了赞成“民主办校” 的发言。他主张将来

在学校中有关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教授有决定权。他说，为了加强党在高等学校

中的领导作用，将来应把两种类型的工作分开，把行政工作交由行政会议处理；有

关教学和科学研究方面的事项由学术委员会处理。他甚至提出学术委员会不一定要

遵照党委的意见执行。不过，他没有忘记说：我们考虑改变一下党委制，绝不是要

党委退出学校或削弱党的领导，而是要通过一个更好的形式来加强党的领导作用。

（6月4日《光明日报》）

因为毛泽东4月30日提到了民盟和“九三” ，九三学社也就闻风而动。他们从

民盟借抄了章伯钧关于“撤销学校党委制”的传达记录，由九三学社的一些地方组

织，像青岛分社，也从当地民盟组织得到这份传达记录，加以翻印传播。陆侃如后

来交代，他看到这个记录稿，就觉得正中下怀。他在“九三”山东大学和青岛医学

院支部联合召开的民主办校座谈会上说，党委制与“三害”不是两回事，而是互为

因果。党委会不撤销，“三害”就永远除不掉。他在校刊《新山大》发表《我对学

校党委制的看法》一文，表示赞成撤销学校里的党委制。在这篇文章里，他还说批

评他的人“做梦也没想到这棵所谓‘毒草’ 还是毛主席亲手种下的”。（7月21日

《人民日报》）

教育界的反右派斗争，一件重要的事就是否定这份传达记录。九三学社中央常

务委员会在8月初连日举行扩大会议。 会议的内容，据报道是“批判九三学社主席

许德珩关于批发‘撤销高等学校党委制’的错误记录、近二年来他所一贯坚持的大

发展和长时期以来他的个人专断作风等重大错误”。“会上很多同志指出：从民盟

借抄的经章伯钧等右派分子篡改了的关于‘撤销学校党委制’错误的传达记录，是

经过许德珩仔细批改后签发的，并且接着还批发了普遍布置传达讨论的通知。由于

这一错误文件的下达，在鸣放期间给九三学社很多的地方组织、基层组织和社员引

出了错误的政治方向， 在不少高等学校起了点火作用”。（8月29日《新华社新闻

稿》）

这也是陶大镛在反右派斗争中受到批判的重大问题之一。陶又是民盟北京市委

副主任委员， 6月20日他在民盟市委扩大会议上作检讨，第一个问题就是“民主办

校”问题。他说：“章伯钧所作的传达，我从头到尾读了一遍……于是，在我的思

想深处，就把章伯钧的歪曲了的传达埋下了根，我坚信不疑，总以为高校党委制一

定会撤销了，根本就没有考虑到其他问题。在这个错误思想的指导和支配之下，我

以为已经摸到了‘底’，就比较放肆地在座谈会上附和与提出了关于‘民主办校’

的一套错误的看法，对一些不正确的意见，也未能及时地予以分析和批判。”陶大

镛的检讨继续说：“在这里，我必须向民盟市委的同志们表示深切的谢意，他们不

但帮我发现了这次所犯错误的思想根源， 后来又找来了一份毛主席4月30日在最高

国务会议上讲话的最可靠的原始记录。”他说的“最可靠的原始记录”是这样的：

“党章有一条规定，工厂、农村、部队、学校要实行党委制，现在看来，学校党委

制恐怕不适合，要改一下。应当集中在校务委员会或教授会，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

有什么办法和意见，都到那里去讲，人家赞成的就作，不赞成的就不作。这个问题

要研究，由邓小平同志负责找党外人土和民盟、九三等开座谈会，对有职有权和学

校党委制的问题征求意见。”大家看一看，这一段话与章伯钧的传达相去多远啊？

毛主席明明说是‘恐伯不合适’，章伯钧和罗隆基却篡改为‘首先撤销’！这不是

在偷天换日吗？这是何等丑恶的歪曲！这是何等卑劣的伪造！这又是何等阴毒的手

法！章伯钧和罗隆基为什么要搞这一手呢？很明显，他们企图混淆视听，夺取党在

高等学校中的领导权。因为，在全国高等学校的教授中，民盟盟员占着相当大的比

重，《民盟中央工作简报》既在全国范围的盟组织中发布，这就很容易在广大教授

中散布谬论，说什么高校党委要不得啦，快撤销了，它势必会影响党的威信，削弱

党在全国高等学校中的领导作用，这样，章伯钧、罗隆基所热中的所谓‘教授治校’

的那一套就吃香了，它的结果当然只会把高等学校引向资本主义的道路。这是多么

毒辣和阴险的勾当！”（6月24日《北京日报》）

宣布章伯钧的传达是歪曲，篡改，伪造，是错误文件甚至是谬论，当然大大有

助于教育界反右派斗争的开展。不过，如果将章伯钧的传达记录和“最可靠的原始

记录”对照来看，就会发现二者文字当然出入甚大，但在有意改变高等学校领导体

制这一点看，却说不上有什么不同。语气上有所不同的原因，是章罗按照自己的愿

望去理解，故意写得更确定一些呢，还是正式的记录稿为了不致贻人口实，故意写

得不那么确定呢，这就不知道了。

也是受到4月30日毛的这篇讲话的鼓舞，5月13日，章伯钧、罗隆基约集民盟中

央有关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上，决定成立“党委负责制”、“科学规划”、“有职

有权”和“监督、争鸣”等四个临时工作组。其中“党委负责制”工作组由黄药眠、

费孝通、吴景超、褚圣麟（北京大学）、侯在乾（中国人民大学）、李西山（清华

大学）、陶大镛（北京师范大学）、陆近仁（北京农业大学）等人组成。他们讨论

的结果，由黄药眠执笔写成了《我们对于高等学校领导制度的建议》（草案初稿）。

这个文件说：

“目前高等学校中存在有好些问题，问题之所以产生，我们认为主要

是由于：

“一、有许多党员同志对党中央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

认识不足；

“二、有许多党员同志没有掌握到学术机关的特点，错误地把它和一

般的政权机关等同起来；

“三、有许多党员同志的民主作风不够，高等学校中的重大措施很少

和群众商量，甚至有些人错误地以为一切由党员包办，才算是实现党的领

导；

“四、有些党员同志没有充分认识到知识技术力量在近代国家建设中

所起的重要作用；

“五、有些党员同志对于目前要办好高等学校，究竟应该依靠谁，没

有明确的认识。

“除了这些有关思想认识的原因以外，学校的领导机构也的确存在着

一些问题。

“在解放初期，各高等学校是用校务委员会来执行领导的。后来学习

苏联，采取一长负责制（实际上也并没有执行过）。党‘八大’以后又改

为党委负责制。最近人们对于党委负责制表示了不少意见。但究竟什么是

学校的党委负责制，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党中央对这方面的具体的规

定。比方党委负责制和普通机关里面的‘党组’有什么分别，它和校长、

校务委员会之间的关系如何？在系里面，党总支书记（党总支书记常常是

兼系秘书）和系主任之间的关系如何？我们也很难说出一个轮廓。既然对

于这个制度，我们还没有研究，因此我们也就很难对它表示意见。

“不过就目前的领导机构的情况看，的确已经显露出好些毛病。如严

重的以党代政和党政不分的现象，如校务会议多流于形式，如非党干部有

职无权，如群众意见很难通过一个组织系统反映上去，发挥监督作用，如

系秘书实际上领导系主任，如在教师中占相当大的比重的民主党派，直到

现在还没有一定的地位等等。”

在这样概念地叙述了高等学校的情况之后，这个文件对于今后的做法提了四点

建议：

“一、加强党在高等学校内的思想政治领导。党的中心任务是党内党

外的思想政治工作，贯彻党的文教政策。党组是作为全校领导的核心。

“二、设立校务委员会作为学校行政的最高领导机构，它的中心任务

是教学和学术领导。

“三、设立行政委员会处理学校行政事务，以便更好为教学和学术研

究服务。

“四、在校务委员会和行政委员会之外，另行设立各种委员会，广泛

的吸收教职员工参加，协助各有关单位工作。”

关于党的领导方面，这个文件提了这样一些意见：党委或党组对学校内的工作

只作一般原则性的规定，关于具体的工作应分别交由校务委员会和行政会议去作详

细讨论。党通过党组保证党的方针政策能在校务委员会和行政会议中贯彻下去，但

贯彻的时候必须注意灵活性和伸缩性，要耐心地用道理来说服人，不应强制执行。

党委或党组在讨论学校工作时，可以约请群众列席参加。党委负责人应抽出一定时

间学习一门业务，指定负责人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以及无党派人士定期（假定每一

个季度一次）举行联席会议，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如遇有重大事件，重大变革或措

施可以召集临时会议。

关于校务委员会，这个文件提出：校务委员会是学校的最高领导机关，教授、

副教授应在校务委员会占多数。校务委员会应着重讨论有关教学和学术研究的制度

和人事问题。如学术研究计划、教学计划，如教师的聘任、升级，留学生的选拔等。

一般的行政事务工作，交由学校的行政会议去讨论。但其中比较重大的项目，如预

算、决算，如基建，如重要的人事变动等，都必须交校务委员会讨论通过。校务委

员会在制定规章制度的时候，党的负责同志应把党的政策方针加以说明，并陈述党

委或党组的意见。（陈述意见可以精简扼要，不必长篇大论）校务委员会根据这个

方针和意见加以讨论。（必须避免一切规章制度都由党委会决定，交由校务委员会

形式地通过的办法。）学校内的一切措施和重要的人事变动，必须经过校务委员会

的通过才能发生法律效力。校务委员会的决定交由校长负责执行。党的校长或副校

长，对于校务委员会的决议，持不同意见时，他可以有否决权。但如这个决议第二

次再被通过时，则决议仍必须执行。

关于校行政会议，关于设置各种委员会，这个文件也都提出了一些诸如此类的

意见。

《人民日报》在6月8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宣告了反右派斗争的开

始。反右派的社论一篇接着一篇，空气一天比一天紧张。有意思的是，9天之后，6

月17日，民盟中央办公厅还是把这个《建议》（草案初稿）印发给一些人，“请先

审阅研究，容再另行订期举行第二次工作组扩大座谈会进一步来讨论修改”。难道

他们对政治风向转变的反应如此迟钝么，是不是他们认为这个文件同变化了的形势

并无不可调和之处呢？

在反右派斗争中，民盟的这个《建议》当然遭到了批判。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胡锡奎在北京市人代会发言，批判说：“在这个以‘建议’作为幌子的彻头彻层的

反动纲领的第一部分里，右派对党、对党员进行了恶毒的攻击，把在高等学校里工

作的党员刻划为‘不借政策’，‘不学无术’而又‘独断独行’的‘独夫’。把党

委制描写为产生‘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东西，右派分子捏造了这些莫须有

的罪状，正是为了给从各大学里赶走共产党员、消灭党委制的这个阴谋提供论据。

纲领的第二部分，穷凶极恶地干涉了党的内政，擅自规定限制党在各大学的活动范

围的清规戒律，甚至限制共产党开会与说话的自由；这种限制有些类似国民党反动

派的《防止异党活动办法》。纲领的第三、第四、第五部分中，右派更是挖空心思

地制造了种种委员会，其目的是通过我们的活动，使共产党的领导权化整为零，全

部消灭。其中最狠毒的是右派企图设立以教授、副教授占绝对优势的校务委员会，

作为高等学校的最高领导机关，表面上是要扩大民主，而实际上他们的校务委员会

是不要校长参加的，他们规定‘党的校长或副校长对于校务委员会的决定持不同意

见时，他可以有否决权，但如果这个决议第二次被通过时，则决议仍必须执行’。

这就是资产阶级右派否定党委制代之以校务委员会的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实

行篡夺领导权的明日张胆阴谋计划。这个阴谋计划是要保证右派可以在高等学校中

横行霸道， 为所欲为，把高等学校变成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据地。”（7月30日《人

民日报》）

只是胡锡奎的批判中加了引号的“不学无术”、“独断独行”、“独夫”等等，

这在《建议》原文中是找不到的，这也是当年批判文章的通例吧。

教授中划出的右派分子，这里举钱伟长为例。他有些什么右派言行呢？一是关

于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问题，他在接受《光明日报》记者采访的时候说了这样

一些意见：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是工程师的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如果培养目

标是工程师，那就必须把有关的各项知识全部传授给学生，可是事实上是办不到的。

他说，必须把培养学生具有独立工作能力和把全部知识传授给学生二者严格区别开

来。高等学校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把全部知识传授给学生，但是高等学校必须给学生

打下一定的理论知识基础，训练学生在一定范围获取新知识的能力，为将来成为一

个工程师作好准备工作。钱伟长认为，当前高等教育的特点是繁琐。课程门数花样

繁多，又是基础课，又是专业课，又是专门化课。学生一学期要学十多门课，每周

学习时数在30小时以上，一天到晚在教室里换班子，上了这堂课，又是那堂课，以

致走马看花，学得不深不透，更谈不上独立工作能力的培养了。他说，西德的高等

学校每周只上课17小时，美国有的工业大学每周连上课带实验在内只有20小时，它

们也同样培养出了相当水平的人才。他还说，中国学校的专门化设置是采用苏联的，

可是苏联的工业水平要比中国大20倍，运用人才的灵活性也比中国大20倍，按中国

目前的工业水平来看，分工还不可能过细，对于人才的需求还不可能算得十分精确。

因此，专业不宜分得过专过细，以免产生“学用不一致”的倾向。（1月7日《光明

日报》）

在清华大学批判钱伟长的会上，张子高教授发言，说1月7日《光明日报》发表

钱伟长关于教学计划、培养目标问题的谈话，实质上在总的方面否定了学习苏联的

方针和教学改革的成绩，在教学环节方面是否定了学习、毕业设计，忽视了专业课

和专业设置的意义。他离开社会主义教育制度，即有计划有目标地培养高级技术干

部，而企图转回到资本主义教育制度，即通才教育。章名涛教授说，钱伟长说现在

五年制的学生不如解放前四年制的学生。这就是说过去的英美式的教育制度比现在

学习苏联的教育制度要好得多。难道说英美的教育制度是适应社会主义国家的么？

（7月4日《人民日报》）

在全国科联的扩大会议上，张维教授批判说，钱伟长在教育工作上一贯主张走

资本主义路线。他否定教学改革的成就，认为是党带来了教条。关于培养目标的问

题，钱认为工科可以不以“工程师”为培养方向，反对学生学专业课。张维说，钱

伟长的主张实质上是培养“通才”，认为“学了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企图

走解放前旧高等教育的老路。钱伟长反对在教学中政治结合业务，理论联系实际。

他主张学校里不需要党、团组织。钱的这种谬论在学生中影响很坏，有的学生一度

把作毕业设计看成是“浪费青春”。（7月19日《新华社新闻稿》）

钱伟长的另一件事是煽动理工合校。6月1日晚，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四年级20

多个学生访问钱伟长，钱对他们说，我从一开始就是反对理工分家的。院系调整把

理工分了家，是一个很大的错误。教学改革中，有人说我落后，不愿学习苏联，甚

至说我有反党情绪，要我做检讨。我是很拥护学习苏联的，而且一个人如何能反党

呢？我是不做检讨的。最近有人提出理工合校，有人提议把北大的文法学院合并到

人民大学去，而把北大的理学院合并到清华，这是相当理想的方案。不过北大的领

导上有些是不同意的，我出面提出这个问题不方便，北大周培源就是我的老师，你

们搞好一些。这时，有学生说科学馆前已经有人签名主张理工合校了。钱问：有多

少人？ 有人答：600多人。钱说：这太少，至少要搞6000人签名的名单还差不多，

声势浩大，让高教部看看群众的意见。（7月6日《北京日报》）

就在这天晚上，清华园里贴出了第一批质问钱伟长的大字报。钱立刻贴大字报

反驳，并且激动地说，今天一晚大字报贴了满墙，问题很清楚，就是要打我，反正

抓不着我的小辫子。这件事我要去告诉周总理，不是我滚蛋，就是蒋南翔滚蛋。我

向周总理辞职， 允许我辞职，就算啦，不允许我辞职，就得说个明白。（7月14日

《人民日报》）

批判钱伟长，还有一件事情要做，就是要肃清他在青年学生中的影响。有时候，

他是以青年人的导师、 代言人和知心朋友的形象出现的。 例如，毛泽东说，右派

“他们又知道许多大学生属于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的儿女，认为这些人是可以听

右派号召起来的群众。有一部分有右倾思想的学生，有此可能”[2] 。钱伟长不同

意这样的阶级分析。他在中共北京市委的一次座谈会上说，说学生百分之八十资产

阶级出身， 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也是不对的， 这是下了结论去找证明。（7月6日

《北京日报》）早在1956年，他就发表过一篇《过严地管教青年是封建教育思想的

反映》，其中说：

[2]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25页。

“几千年来封建社会残留下来的封建教育思想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封

建社会对青年的‘教育’有一整套，现在我们虽然已经不用那一套‘老成

持重’、‘温文典雅’的字眼，但是这些字眼的某些内容却在“服从”、

‘虚心听取群众意见’等另外一套字眼内借尸回魂了，有许多对青年的不

合理的要求，就是借助于‘服从祖国需要’这样的光辉的字眼里混了进来，

新名词混进了旧内容，确实迷惑了不少青年。”

“约束和管教太多，终究是和发挥青年积极性和创造性的要求不相符

合的。”

“我也曾看见过活泼的青年渐渐地变成沉默寡言，青年们自小在一起

的好朋友因为怕被检查搞‘小圈子’而渐渐疏远了，正当的生活爱好和业

务特长受到了限制，一切好像都有顾虑，甚至像吃根冰棍都可以算做生活

浪费。这样动辄得咎的生活，显然只会伤害他们的锐气，是无益于青年的

教育的。”

“批评和自我批评在主要的原则性问题上友爱地进行是有好处的，如

果是为了‘批评’而‘批评’，没有‘对象’找‘对象’，则就会产生消

极的作用。在目前，这样代表着友好和关心的字眼，像‘帮助’和‘批评’，

都变成了‘管教’的代名词，实在指出了我们的封建残余是根深蒂固的。”

“在学生升学的问题上……在不少地方……硬性地过多地限制了学生

的志愿。有一位爱好农业而具有一定基础农业生物知识的青年，在今年偏

偏把他‘动员’到师范学院去了，而且限制在只能进某某省的师范学院，

才算是‘服从了祖国的需要’。”

“大学毕业以后，学非所用的人也不在少数。如有意见就给你扣上大

帽子。我们强调了服从需要，很少照顾到个人的志愿和专业的培养，使青

年在这些问题上受到了不应有的过多的限制。积极为这些问题提出意见的

青年，总是被认为落后分子。”

“总之，对青年的清规戒律是太多了，管得太紧太厉害了。我们反掉

了自由主义，而让封建主义的残余从后门钻了进来。清规戒律就是不相信

革命群众的积极性， 就是封建社会教育思想的残余。 ”（《中国青年》

1956年第15期）

钱伟长说的，正是青年学生普遍关心的问题，正是他们想要说的话。这可不成。

阮铭写的批判文章，题目就是《钱伟长和党争夺青年的伎俩》。这篇文章说：

“由于思想战线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胜负未决，青年学生又

大部分出身于非无产阶级家庭。因此，灭资产阶级思想、兴无产阶级思想，

是党在青年思想工作中的长期方针。……钱伟长对抗党的这一方针，否认

学生中存在资产阶级思想。他说过：‘说学生中百分之八十资产阶级出身，

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是不对的，这是下了结论去找证明。’并且大肆攻击

对学生思想情况进行阶级分析的所谓‘分类问题’。……他否认学校中存

在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说什么‘教育和土改不同’，认为阶级教育不

能适用于青年学生。”

“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还是兴资产阶级思想、灭无产

阶级思想？这是青年思想工作问题上二条道路的尖锐斗争。是无产阶级和

资产阶级互相争夺青年一代的你死我活的斗争。钱伟长的所谓‘超阶级’

‘超政治’其实都是假的。他只是反对我们分左、中、右，反对我们进行

无产阶级立场教育。但自己却有着鲜明的资产阶级的阶级路线，顽强地向

青年进行资产阶级立场教育。他的阶级路线就是依靠右派，煽动中间群众，

孤立打击左派，以夺取党的领导。譬如，钱伟长和社会上、和学校中的右

派分子亲如兄弟，共同策划向党进攻。煽动中间群众离开党的领导。（鼓

动六千学生签名搞理工合校）对进步分子和党团员表现了露骨的仇恨。说

什么：‘进步的人也不过是口头说说，会说几句漂亮的话。”大家都要求

入党入团，原因是国家今天几乎有这么个制度，团和党是个台阶，小知识

分子又想向上爬，不当党员，不走这条路，其他的路没有。’对党员进行

了恶毒诬蔑。”

“钱伟长宣扬自由主义，在这次整风中更加露骨了，他说什么‘我们

的青年人太不豪放了，束缚太多，我年纪比你们大得多；我不怕束缚，人

家给我戴帽子，我就不戴，把它扔了。’‘现在对青年压缩得太厉害了，

要求循规蹈矩，所以要发作’，钱伟长在这里把信任党，服从组织，自觉

的纪律性都当作‘束缚’来加以反对。而且要求青年‘发作’。这种论调

已经不仅仅是一般鼓吹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思想，而且已经发展到煽动青

年追随他一起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了！”

“否定无产阶级立场教育，宣扬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想，

宣扬脱离政治、脱离实际的资产阶级观点，篡夺党对青年运动的领导，这

就是资产阶级右派‘教育家’钱伟长在青年工作中的资产阶级路线。如果

他的目的得逞，那么我们的年青一代将不能成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者，革命

前辈的接班人， 而成为替资产阶级殉葬的金童玉女。 ”（《中国青年》

1957年第15期）

阮铭当时的身份是共青团候补中央委员、清华大学团委书记，由他来批判钱伟

长和党争夺青年，是很合适的。因为他在反右派斗争中的积极态度，使他成了右派

分子的一个攻击目标。清华大学马列主义政治理论课教研组的右派分子贴出大字报，

要求撤销他团委书记的职务。（见7月22日《人民日报》）

毛泽东说：“大学里，一个中文系，一个历史系，唯心论最多。”换句话说，

也就是要划右派分子也最多。各大学中文系教授划为右派分子的有程千帆、董每戡、

许杰、徐中玉、施蛰存、吴奔星、詹安泰、穆木天、彭慧、张默生、林焕平、蒋锡

金等等。历史系有向达、雷海宗等等。

这里只讲一下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程千帆的情况。早在1952年的思想改造运动

中，武汉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徐懋庸在执行已经够左的知识分子政策中还要别出

心裁，给一些老教授以打击和羞辱。只是弄得太过分了，徐因此也就被撤了职。程

千帆也是受到徐懋庸打击和羞辱的一人。对于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

的整风运动，他是欢迎的，他有话要说。整风鸣放期间，他在各种座谈会上说了这

样一些话[3]：

[3] 有关程千帆材料，全部引自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编《右派言论选集》，湖

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总说三反、思想改造的成绩是主要的、伟大的，伟大个屁！我在北

京碰到很多人一说起思想改造就摇头，什么成绩是主要的，赶快收起吧！

三反思想改造的时候，要我作检讨，撤我的职，都是当众搞的，以后徐懋

庸撤职，若干党员在这件事上作检讨，却是悄悄地搞，待遇太不公平。有

人说人事处简直是警察特务机构，我们几十岁的人的一切就操在他们十几

岁的小孩子手里，今后我要看人事材料，我不同意要由我写不同意。‘三

反’、思想改造的检讨是苦打成招，我不承认，要重新写过。群众为什么

不可干人事工作，为什么非党团员不可。”

“我们历次运动中常常捕风捉影，就去搜家，结果只道个歉。但有教

条主义和特权思想的人，是不知道思想上有创伤是不能一下子磨灭的。宪

法规定人民权利不受侵犯，但民法、刑法都没有公布，人民无权，宪法没

有保证，这是肯定的违法，是不能保障宪法的实现的。”

“人事工作全是党员，人事处、科变成了独立王国，加上腐朽，变成

了黑暗的王国。系主任要查学生的档案袋不行，一定要党员去查。他们犯

了错误别人无法监督，而他们可以随便处治人，使人身加上了阴影，食欲

缺退，工作不起劲。人事工作干部应该是德才兼备，不一定非是党团员不

可。”

“知识分子迫切要求信任，老是像对民族资产阶级一样改造、改造，

什么时候才信任我们。”

“刘真（注：武汉大学党委书记）问向谁争自由民主，他自以为问得

很巧妙，其实这问题很好回答。向谁争人权？向侵犯人权的人争人权。向

谁争民主？向不民主的人争民主。向谁要自由？向不给人自由的人要自由。

现在事实如何呢？选先进工作者，选人民代表，什么代表都是指定的，这

民主么？‘三反’时×××教授被叫做×犯××，随便把人家关起来，这

自由么？”

“肃反时有些青年人当时的态度粗暴，这些错误可以原谅，不能容忍

的是在这次运动中，还有借机报复陷害无辜的嫌疑，当时公安局带手枪逮

捕了图书馆专修科两个教员（其中一个上校特务），但×××说，武大敌

情严重，还有更隐蔽更高级的反革命，现在才开始露头，希望大家提高警

惕，以后烟消云散，没有了。这只可能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容忍还

有超乎上校的特务存在，没有查出，一种就是×××胡说。原来×××、

××、×××等是准备把法律系主任×××当作最大的特务来狠狠地整一

下的，为什么要整他呢？×××是一个很有威望的教授，前后担任过副秘

书长、副教务长，法律系系主任，在工作中常常不同意宗派主义的作法，

选人民代表时，他虽非上级指定的候选人，却得了很多票，这就犯了宗派

主义的忌，为了陷害他，就组织人伪造材料。例如×的太太骂李校长这个

老先生好拐等等（×的妻子是江苏人，不会讲湖北话）。这也算是×的反

革命理由之一，幸而上级了解他，没有批准，否则，×就要当成反革命来

整了。×××不是反革命，你一定要动员人家写材料，人家不好不写，但

他们也有他们的办法，以两面派的办法对付之，即白天写了材料，晚上又

告诉××先生。所以谁写了材料，写些什么，他全部了解。”

关于高等学校的党委负责制、共产党员和群众的关系等等问题，程千帆说了些

这样的意见：

“上海有人提出取消党委制，这是好的——他们想把工作搞好，不是

想把工作搞坏，等到群众不提意见就完蛋了。领导上应该明确一个东西，

在学校里应该依靠专家教授来搞好学校。共产党应该认识这点，中国乃中

国人之中国也，非共产党之中国也。如果中国共产党把全中国人都赶到维

吾尔自治区，你共产党也活不了。”

“在武大入党的人，人们并不向他学习。我对×××的入党是很有意

见的，为了培养他入党，指定他为先进工作者，并替他伪造材料，他当时

新文学史稿还没有出版，就说出版了。党要捧什么人，就要为他搞什么名

堂，选先进工作者是活见鬼，要就和清朝一样，钦赐文正公，现在分明是

赐的，还要说是群众选的，善良的人选上积极分子自己也感到惭愧。”

程千帆在一次座谈会上的发言中尖锐地批评了系主任和副校长。《学习简报》

刊出的他的发言被修改得温和一些了。他不同意，写信给《学习简报》编者说：

“《简报》第一期第4版所登载我的谈话有××在‘业务上并不突出’

一语和我的原意不符。我是说：××的政治水平不高业务也很坏，根本不

配当中文系主任。他当主任，乃是武大中文系的耻辱。试举一个例子。有

一次开会，××忽然引了几句《吕氏春秋》，将音乐的乐，念成‘洛’，

将‘阕’字念成癸。连最普通的学识都没有，还不如一个学生，除了凭党

员的特殊以外，还凭什么作主任呢？此外，这篇报道还暴露了这位‘作者’

对官僚主义的回护。谁不知道是总务处某些阿谀逢迎的人出些坏主意逼迫

刘老将房子让给了×××副校长，座谈会上谈得很清楚，为什么在报道中

连×××的名字都不敢提；×××的名字又不是封建皇帝的御讳。”

这态度颇有一点凌厉。大约是因为受到当时整风鸣放气氛的鼓舞吧。他对形势

的估计比较乐观，在座谈会上说，“看来领导上有决心把这次学习搞好”，“自从

同学大鸣大放后，运动显然起了大的变化，增加了新的血液，同学们很英勇，今后

运动不能忽视这个力量，有人看见过漫画中讽刺，觉得似乎有问题，我认为目前运

动进展得很健康，与历次运动比，这次运动很正常，群众有理智，也很有节制，虽

然个别地方看来有点脓疮，但是主流是正确的，同学们丝毫没有错，不要气馁。”

可是程千帆错了，他没有预料到整风运动会突变为反右派斗争。6月8日《人民

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这天他在中文系学习分会上发言，说：

“帮助党整风我现在才明白，我们是客人，主人请我们吃馒头，你却

要吃面，主人要你提三大主义，你却要提争民主，主人自然不高兴。群众

在整风中究竟处于什么地位？现在我才明白，我们是做客的，这像主人出

门，请客人看门，也好像请人炒菜。党请我们帮她洗脸，我们却是全身洗

到了，一直洗到脚，这当然不合规格。主人要你提三个主义，三个主义以

外，你就不要多嘴。我们这些人在迷魂阵中积极地钻了一个多月，现在比

较看清了自己的地位，痛心的是我的讲义没有写。现在有三条出路，一条

是自动退出，我现在还没有决定，将来是要自动退出的。”

程千帆又错了，他以为还要实行非党员自愿参加整风运动允许随时自由退出的

章程，不知道国务院就要发出一项决定，要求所有工作人员都要积极参加整风和反

右派斗争，已经不能自动退出了。眼前在他面前并没有可以听凭他自由选择的三条

出路，而只有当右派分子这样一个前景了。他终于明白了这一点，对同事说：我是

关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

程千帆被划为右派分子，徐懋庸很觉得开心。在他的感觉中，当年他在武汉大

学的作为，就是今天反右派斗争的彩排，他就是被向党猖狂进攻的右派分子弄下台

的党员干部。这时他已经调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了，还是未能忘怀旧事，写了

杂文《大学里的右派》（笔名弗先），说武汉大学的右派分子如程千帆等人，早在

1953年就搞“右派的大学”运动，在整风中大鸣大放，以“民主战士”的姿态出现，

结果是那个党员干部下台了。这在党是严肃处理，在党员是重新锻炼，而在右派则

是“革命的成功” 。（7月24日《大公报》）徐懋庸写这篇文章，只起了聊以泄愤

的作用，为自己翻案的目的却没有达到。程千帆攻击党员；攻击历次运动，攻击人

事工作，当然要划右派；而徐懋庸闹翻案，就是对上级党委的处分不服，同样是反

对党的领导，同样要划右派。

毛泽东在《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这个内部指示中作了这样的布

置：“最好让反动的教授、讲师、助教及学生大吐毒素，畅所欲言。”[4] 接着，

他又在《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这篇社论中谈到右派分子，说：“这是

一小撮人，民主党派、知识分子、资本家、青年学生里都有，共产党、青年团里面

也有，在这次大风浪中表现出来了。”[5] 这就是说，高等学校的反右派斗争，不

但要在教师中划右派，还要在学生中划右派。

[4]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32页。

[5]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38页。

中国的大学生从来都是以年轻人的敏感和热情关注着国家的命运。近代如清末

的维新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一直都是这样。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

讨论，对人民内部矛盾的揭露，同样激起了大学生的政治热情，他们活跃起来了，

这也就为在大学生中划右派准备好了条件。 5月19日下午和晚上，北京大学学生开

始在大饭厅三面墙上贴出了大字报。一些学生把这说成是“五·一九”运动的开始，

调干学生、共产党员龙英华的大字报说，“五·一九”运动是现阶段马克思主义的

启蒙运动。现阶段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两个体系共处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与列宁时期

的马克思主义不同。五四运动是解决阶级斗争的任务，“五·一九”运动是阶级斗

争消灭以后产生的新思想运动。到20日下午，一天时间里学生贴出的大字报中，就

提出了团委会无权向学生发号召、反对必修政治课、取消党委负责制、彻底开放一

切禁书、言论集会结社绝对自由、党委不能以教育者自居、开辟自由论坛、对肃反

被错斗的人要道歉等等主张。

沈泽宜和张元勋合写的诗《是时候了》，也抄在大字报上贴了出来：

“青年放开嗓子唱，把我们的痛苦和爱情一齐都写在纸上。不要背地

里不平，背地里愤慨，背地里忧伤。心中的酸甜苦辣都兜出来，看一看天

光。批评和指责，急雨般落到头上，新生的草木从不怕太阳照耀。我的诗

是一支火炬， 烧毁人世的藩篱。 它的光芒无法遮拦，因为它的火光来自

‘五四’。昨天我还不敢弹响沉重的琴弦，我只能用软和的调子唱和风和

花瓣。今天我要唱起心里的歌，作为一支巨鞭，鞭笞阳光中的一切黑暗。

为什么有人说集体没有温暖？为什么有无数墙壁隔在我们中间？为什么你

和我不能坦率交谈？为什么……为什么？……我含着愤怒的泪向我辈呼唤：

歌唱真理的兄弟们，快将火炬举起，火葬阳光下的一切黑暗！”[6]

[6] 转引自迟蓼洲编写《1957年的春天》第37页，书中此诗原未分行排印。本

章有关北京大学学生中反右派材料，凡引自该书者不另注明。

物理系四年级学生谭天荣贴出了《一株毒草》的大字报，说马克思主义从1895

年起就开始走向“自身的反面”，说《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是赤裸裸的

唯心主义， 说《人民日报》是“封锁真理的长城”，说三好学生是白痴。（6月28

日《人民日报》）

到21日，大字报由几十张激增到几百张。谭天荣是当时最活跃、最有影响的人

物。他组织了“百花学社”，还参加了《广场》编委会，这些几乎可说是当时活动

的指挥机构。

在大字报中，有严仲强贴出的《疯子的话》，其中说过去几年来的错误，“绝

不是个别的偏差，它是一次根本的路线的错误，其严重性和几次左倾的错误是不相

上下的”。他说几年来“人与人的关系方面也是恶劣到极点了，一方面是民主、自

由、友爱等口号的积累，另一方面是人们实际上不自由、不平等、苦闷的积累，自

上而下的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形成一条大山，沉重地压迫着人们的心

情。可是现在人们愤怒的火炬已从每个裂缝中进发出来，‘五四’的火已将重新燃

烧起来。老爷们，公子们，尽管你们道貌俨然，一本镇静，但是掩饰不了你们的罪

行，历史是不容抹杀的。让你们发抖吧！让你们从宝座上滚下来吧！……现在该是

人民向你们清算的时候了！”

不仅有大字报。在那些日子里，北京大学每天晚上都有数百人甚至上千人的辩

论会，辩论的题目有“要不要必修政治课”、“新社会人与人的关系”、“胡风是

不是反革命”等等题目。还开了一些控诉会，有两个在肃反中被错斗的学生的控诉，

据费孝通说“有人听了流泪”。（7月4日《人民日报》）

各校学生之间还有串联。 5月23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四年级学生程海果（笔

名林希翎）在北大露天讲台上发表了演说。她说，对斯大林的评价，不能归到个人

崇拜，要从制度本身去找，斯大林之所以能产生在俄国，要按历史条件看，苏联没

有典型资本主义基础，社会发展没有按规律来的，这和中国有共同之处，在一些封

建制上建立社会主义。 这些错误大部分受封建之害， 如“三害”就是这样。又说

“三害”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上层建筑的某些政治制度不好，不适合公有制经济基

础，如等级制度、人事制度与保密扩大化。说到胡风，她说，胡风向党中央提的意

见书，郭沫若说是“反社会主义纲领”，实际上那些意见是对的，现在这些鸣、放

都是从胡风处抄来的，如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庸俗社会学皆是。胡风骂人骂党中央

这是不对的，下流的，但骂人也反革命吗？三批材料中张中晓对毛主席的延安座谈

会的报告做了批判，是否惹主席大怒了，冒犯了，等等。除了有到北大来的，北大

也有人走出去，谭天荣和他的五个同学到天津，在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天津师范

学院活动。据陶大镛说，北大还有人到了北京师范大学，要求联合罢课。（7月4日

《人民日报》）

这样的相互串联当然是很叫当校长的头疼的事。人民大学副校长邹鲁风作报告，

要求同学不要与外校联系。程海果不同意，她反驳说：我校同学未患流感，为何要

隔离？北大先搞起来了，交流一下经验为何不可以呢？号召不要和其他校联系这是

没有理由的，这个整风在我国还是新问题，不和兄弟学校交流经验是错误的。主席

讲，学生闹事要闹个痛快，而现在还没有闹事就这样封锁。她说，有人神经衰弱，

对北大问题做歪曲的报告，说北大闹的混乱不堪，怕引起波匈事件，这是无根据的。

北大没有要推翻社会主义的人。

鸣放高潮跌落，反右派斗争高潮起来，这些大学生中的右派分子当然受到了集

中火力的批判。北京大学6701名在校学生签名，写了致全国高等学校同学的一封信，

其中说：

“现在我们正对右派分子展开全面的、系统的批判和反击，我们要从

骨子里揭露右派分子的反动本质。目前，揭露批判右派分子的大字报和小

册子更大量出现了，广播台天天播送着批判右派分子的稿件，全校召开群

众大会，全面批判了谭天荣、龙英华等右派分子。战斗的洪流正以排山倒

海之势，冲洗着前进道路上的一切污秽，奔向那浩瀚的社会主义海洋。”

（6月28日《人民日报》）

关于这件事，毛泽东是这样说的：“拿学生来说，北京大学有七千多人，右派

只有百分之一、二、三。什么叫百分之一、二、三呢？就是坚决的骨干分子，经常

闹的，闹得天翻地覆的，始终只有五十几人，不到百分之一。另外百分之一、二的

人，是为他们拍掌的，拥护他们的。”[7]

[7]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40～441页。

在人民大学，程海果（即林希翎）也受到了批判。历史系讲师许征帆批判说：

林希翎毫不吝啬地用了英明的、伟大的等等形容词来形容毛主席。然而，她又一口

咬定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成员之所以被逮捕，是因为他们竟敢于批判《在延安文艺座

谈会上的讲话》，一句话就把我们敬爱的领袖，勾画为胸襟狭窄、意气用事、无法

无天的“小人”。这还不够狠毒吗？对毛主席进行这种人身攻击，我们是绝不能容

忍的。这位批判者还说，林希翎不看具体的历史条件，用今天党的“百家争鸣、百

花齐放”的方针攻击了过去党的文艺政策。还说，林希翎惯于从极其个别的事实，

得出一般的结论。例如，她看到石家庄法院判错一个农民，人民大学在肃反运动中

斗错了个别的人，她马上就得出了我国肃反扩大的结论。甚至捏造了所谓无辜杀了

72万人的耸人听闻的数字。（《教学与研究》1957年第7期）

不要以为大学生里划出的右派分子都是像谭天荣、林希翎那样的飞扬跋扈桀骜

不驯的人。亡友包子衍是在山东大学历史系毕业的前夕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当时他

还不满23岁。在学校领导看来，他从来是个好学生，让他当了学生会宣传部副部长

兼山大广播站站长。他这个右派分子是怎么当的呢？同班同学章振华在纪念他的文

章里说：

“1957年春天，党的整风运动开始，山大因‘青岛日报事件’出现鸣

放高潮。校园内大字报铺天盖地，‘民主讲坛’的辩论日夜进行。当时已

显露了一些偏差，像大字报里出现了人身攻击；‘民主讲坛’秩序很差。

对此，子衍与我等都有看法。山大党委组织部长和团委书记分别找乔幼梅

（现任山东大学副校长。当时为全校学生会主席，共产党员，班团支部书

记）、包子衍谈话，要他（她）们扭转混乱局面。要包子衍控制广播站，

使大辩论秩序正常。同时暗示在必要时可以成立一个组织，由团委直线领

导，所需物资也由团委供给。一天夜晚，小乔、子衍等来我的寝室议论怎

样贯彻党委、 团委的指示。 最后由乔幼梅、包子衍及我等七人发起成立

‘鸣放社’。当时我们只知道以往在各项运动和活动中我班一直跑在前面，

这一次却落后了。既然党委、团委要我们积极投入，就应该迎头赶上。在

‘鸣放社’成立大会上，包子衍被推举为社长，我被选为秘书。也就在这

次会议上，同学们讨论了使鸣放正常健康发展的意见，最后汇总成三项十

三条。此意见公布后，全校大部分师生都表示赞同。校园内乱糟糟的状况

有了改观。广播站在子衍的努力下也趋于正常。应该说‘鸣放社’是在党、

团的关心、指导下诞生的。社员中绝大多数是党、团员，也为帮助党整风

做了一些对党和人民有利的事。 可在以后6月份的反右斗争中，我班一部

分人却硬说‘鸣放社’是右派组织，乔幼梅、包子衍以及重要骨干近十人

都是右派分子。”[8]

[8] 《包子衍纪念集》，非卖品，第53页。

就这样，这个37名学生的班，划出了七名右派分子。包子衍、乔幼梅都在内。

他接受不了。同班同学李道铭写的悼文说：

“包子衍也不是那么好讲话的。他挺胸而出，在全班反右斗争会上，

他舌战了十几个回合，辩论了两天半。终于，子衍从报上看到丁玲、艾青、

冯雪峰都成了右派，就被迫承认‘糊里糊涂地成了右派’，但仍然坚持动

机是好的。”[9]

[9] 《包子衍纪念集》，非卖品，第56页。

我同他是在共同参加新版《鲁迅全集》的编注工作中成为朋友的，1980年我们

朝夕相见，共事一年。他于1990年7月4日以癌症去世，终年56岁。我在这里写到他，

还不全是为了对亡友的怀念，也是为了让读者知道：当年大学生中所划的右派分子

还有这样一种类型。那时，大学生中的右派分子中，有不少都是跟他一样“糊里糊

涂地成了右派”的。

学生闹事的，更要加以打击。例如，上海交通大学于1955年内迁西安，一些人

对此感到不满。整风鸣放期间，该校有人提出了这个问题，要求迁回上海去。这些

人闹到深夜里敲锣打鼓，鸣放鞭炮，闹得学校停课一周。这样闹的人后来多被划为

右派分子。

真正的学生闹事发生在汉阳。 汉阳县第一中学发生了800多学生罢课游行的事

件。这一事件是学生的升学要求引起的。这一年，中小学毕业生的升学确实是个大

问题。4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就明确宣告了“今年高中毕业生大部分升学、小部

分不升学， 初中和高小毕业生小部分升学、 大部分不升学的情况”。社论承认，

“现在全国各地今年应届毕业的学生情绪都紧张”，“这是一个现在全国人民普遍

关心的问题”，有人“责备政府今年的教育计划订得过低”。为了回答这种责备，

《人民日报》发表了这篇题为《关于中小学生毕业参加农业生产问题》的社论，全

文长达11000字， 是《人民日报》创刊以来最长的社论之一。后来人们才知道，这

篇社论是根据刘少奇3月22日在长沙市中学生代表座谈会上的长篇讲话整理而成的，

现在就作为他的著作收入《刘少奇选集》下卷[10]。社论告诉失去了升学机会的中

小学毕业生：“最能够容纳人的地方是农村，容纳人最多的方面是农业。所以，从

事农业是今后安排中小学毕业生的主要方向，也是他们今后就业的主要途径。”这

篇长篇社论翻来覆去地开导它的读者，到农村去是如何的有面子，有出息，有前途，

不吃亏，因此他们“应该毅然决然地、愉快积极地”去当“中国第一代有文化的新

式农民”。文章写得很恳切，道理也说得很透，很有说服力。只是有一件事情，社

论没有向读者解释。自从粮食统购统销以后，农业人口转变为非农业人口，人们熟

知的简称是“农转非”，是越来越困难了，农村越来越变成一个无法脱离的可怕的

地方。生活在现实中的汉阳县一中的应届毕业生们，不但看了《人民日报》的这篇

社论，更看到了现实的农村。就多数学生来说，他们总是尽一切可能力避下农村的

这样一个前途。

[10] 见张黎群《青年一代的严师益友》 ，载《缅怀刘少奇》，中央文献出版

社1988年版，第357页。

这一年暑期，汉阳县第一中学初中有九个班459人毕业，他们就为了升学问题，

于6月12日闹起事来了。 8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记者曹葆铭采写的《马哲民

策动的“小匈牙利事件”》一文，以8000字的篇幅报道了这一事件的始末。事件的

起因，据这位记者说是，“12日上午最后一节课快下堂，化学教员李穗在三年级第

四班造谣说：‘今年招生很少，二十个人中取个把。你们班成绩不好，顶多取两个。’

学生一听，便哄了起来”。记者说化学教员在“造谣”。可是同一篇报道中又说，

县文教局副局长胡平轩却故意向学生说：“省里决定是百分之三十左右，最少不得

少于百分之五。”记者没有说他造谣，只说他“故意”说，大约是故意向学生泄露

内部掌握的机密数字吧。可是，这百分之五和“二十个人中取个把”岂不是同一个

意思么？所以，与其说是“造谣”，还不如说是“泄密”。当然，泄密是比造谣更

可恶也往往要受到更重的惩治的罪行。其实，《人民日报》社论早就说了，这一年

大部分初中高小毕业生将不能升学，要转入农业生产，这根本算不上什么秘密了。

即使化学教员没有提起此事，难道毕业生的情绪就不紧张吗？正是在这种紧张情绪

之下，有人一提起，“顿时在三年级九个班都贴出了罢课的标语”，闹事开始了。

事态在继续扩大，《人民日报》的这篇报道说：

“有些教员也写出标语：‘支持你们的正义行动！“争取受教育的权

利！’这一来，学生的劲头更大了。一些学生马上就打钟聚集起来，要到

县人民委员会去找文件看。他们又集体向高中同学喊话，到初中一二年级

教室旁边丢石子乱哄，把高中一年级第三班学生和初中一二年级的学生也

哄出来了。校长韩建勋要召集教师紧急会议研究如何劝止，这时也召集不

起来。学生们就乱哄哄地涌出学校了。”

“学生们一上街， 一些学生就贴出和喊出了‘欢迎国民党回来’ 、

‘欢迎蒋介石回来’、‘到台湾去’等反动标语口号。学校地上也画了个

很大的国民党党徽。”

“他们到了县人民委员会，首先冲进文教局打东西，翻文件，然后又

拥到别的办公室乱打乱闹，把县长办公室的门也打破了。”

“有的学生在县人民委员会打电话给邻近的二中、三中，要他们罢课

响应；没有摇通，便将电话机毁了。有些学生就抢了县人民委员会三辆脚

踏车骑下乡去。”

“学生这才提出了三个要求：一、公布招生比例；二、全国统一招生；

三、城乡招生比例一致。但是，李副县长出来答复，他们不听，县委派宣

传部长等来解释，他们也不听。有个学生喊了一句：‘头头们都在县委会！’

学生们又涌向县委会去了。学生们一到县委会，就冲进各个办公室乱打乱

闹。有的学生还冲进去抢组织部里的档案，被干部拦住。学生们又把县委

会的牌子反过来，写上：‘以革命的手段打倒反革命！’”

“住在邻近的兵役局上官明显大尉赶来劝止学生说：‘现在已发现反

动标语，你们要提高警惕！’团县委干部胡子樵也解释说：‘你们不要上

了反革命的当！’学生顿时就哄起来：‘什么？你说我们是反革命分子！’

立即从兜里掏出绳子来，把胡子樵捆到学校去了。”

“学生马上就拥到兵役局去。找不见上官，顿时有人指着楼上军火库

说：‘他躲在这里面！’学生就往军火库拥，被干部们拦阻了。这时，有

的学生说在县委会看到上官，一声吆喝，又拥到县委会去，架着上官就往

外拖。一到学校……就把上官关在花园里。晚上，县委派了十几个干部劝

说学生把上官局长等人放了。”

“13日早晨，学校里黑板上又贴出了大标语……早饭后，三年级第九

班学生首先排队绕校一周，喊各班学生出来，大骂不肯参加的学生是‘叛

徒’、‘无耻’，并说：‘谁敢反对，拳头领教！’结果，全校除了高中

一年级第一、二、四等三个班继续上课外，八百多名学生都停课上街了。

有许多学生还买了新绳子，准备捆人。”

“学生们到了县人民委员会。县长韩茂林接见了他们的代表。……学

生代表就在下面哄。……这时候，杨松涛又在外面唆使学生捆县长。学生

几次往里拥，都被站在县长周围的干部挡住了。……韩县长刚一动身，学

生就围拢来，暗中打他并将他挤倒在地上。这时，干部来扶县长，学生们

就指着干部骂：‘你们是县长的狗腿子！’后面的学生就丢绳子，前面就

捆干部，顿时捆走了滕良知等三个干部。……闹事能手许斯武（学生）跳

上凳去煽动大家要求韩县长领着学生去省里请愿。”

“学生就一股劲往里冲。冲破了县委会的门，见了干部就打。学生们

把干部李邦祯打晕了，四肢抽搐；把干部陈吉逵捆得浑身血印；学生们抓

住干部丁玉乔的头发，压在地下，拳打脚踢。……有的学生就把县委书记

赵连吉逼到墙角，准备捆打。”

《人民日报》的这篇报道不但如此细致地记述了学生闹事的场景，还报道了学

生进一步闹事的计划：“学生们也准备冲进县广播站，向全县广播‘县委会组织工

人打学生的真相’。他们还阴谋打电厂；等全镇电灯一灭，便抢军火，劫监狱。”

幸好事态并没有发展到这地步，闹了两天就平息了。

群众闹事，通常是不在报纸上报道的，只写成内部参考材料供高级领导干部阅

读。这一次却作了相当详细的报道。因为文章一开头就对事件作了这样了定性：这

是“在章罗联盟驻武汉的大员马哲民的策动下，以汉阳县民主党派联合小组长、民

盟盟员杨焕尧和民盟发展对象、汉阳县一中副校长王建国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在汉

阳县机关所在地蔡甸镇制造的一次他们自称的‘小匈牙利事件’”。这王建国虽然

还不是民盟盟员，但已经是民盟发展对象了。县文教局副局长胡平轩已经内定担任

县民盟的负责人了。学校里的杨松涛、钟毓文、张良绍等又是王建国的亲信。这件

事就完全可以记在民盟的账上。民盟煽动学生闹事，或者说，策动“小匈牙利事件”，

这是最合时宜的材料，自不可轻易放过。可能还有一层考虑，就是这年百分之七十

的初中高小毕业生无法升学的问题是断然无法解决的，汉阳有学生对此不满，其他

地方同样也有人不满的，公开宣布对这事的严厉处理，对其他地方心怀不满的学生

可以起到儆戒的作用。

8月5日新华社报道：湖北省汉阳县最近在蔡甸镇举行了群众大会，揭发和控诉

了反革命分子王建国、杨松涛、钟毓文、胡斌、余心平等利用汉阳第一中学学生的

升学要求，煽动和组织近千名学生举行罢课和游行的暴乱事件。9月6日在蔡甸镇举

行了有一万群众参加的宣判大会，当场处决了王建国、钟毓文、杨焕尧三人。杨松

涛等四人被判处了有期徒刑。

对大学生中的右派如何处理，在1957年暑期毕业这一届的分配工作中就有了一

个反映。国务院发布了一个《关于高等学校1957年暑期毕业生分配工作的几项原则

规定》，其中第六项是：

“在这次整风运动中发现高等学校（包括中等技术学校、中等专业学

校）本届毕业生中有极少数思想行为严重反对社会主义的分子和其他坏分

子。对于这种分子，一般地国家仍应该给以生活的出路和继续改造的机会。

他们之中，凡是考试及格的，同样发给毕业文凭；凡是考试不及格的，不

要留级，只发给结业证书。对本届毕业生，各校都应该根据他们的日常表

现，特别要根据这次整风运动最后的表现给他们作出政治审查结论。今后

每届毕业生，都应该作出政治审查结论。其中思想行为严重反对社会主义

的分子和其他坏分子，除了有反革命罪行和违法乱纪行为的应该依法判处

劳动改造或者劳动教养以外，其他都应该给以工作考查。考查的期限可以

分别为一年、两年或者三年，考查期间，分配他们做辅助工作，不给名义，

不正式评级评薪，只给以生活补助费。他们之中错误严重的，应该留校考

查；其他则由国家统一分配，由用人部门负责考查。他们不愿意或者不服

从国家分配，可以由他自找职业，由他们所在地区的政府机关负责考查。”

（7月12日《人民日报》）

当初布置整风运动，是只在县团级以上机关、大的厂矿和大专学校进行。中小

学校属于基层单位，并不在这个规划之内。那时主张在基层单位也要进行整风的，

就被认为是右派的存心煽动。整风运动转变为反右派斗争了，开始也只在上述范围

内划出右派分子。拿教育界来说，是在专业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可是中小学教师

也是一支人数甚多的队伍，这也是不应该忘记的。10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

在中等学校和小学的教职员中开展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的通知》。《通知》说，全国

中等学校和小学校现有教职员二百多万人，其中大多数人都是好人，但是，队伍很

大，社会出身和政治思想情况可能比大专学校还要复杂。城市学校教职员可以采用

机关整风的办法。农村学校教职员可以参加当地农村中的社会主义大辩论。思想政

治问题，利用寒暑假集中起来解决。要做到整风和教学两不误。

据我所知， 湖南一些县的小学教师，是在1957年寒假期间，也就是1958年1月

或2月间， 集中到县城里进行整风学习。这时不但章伯钧罗隆基早已划了右派，城

市里那些机关单位的反右派斗争也都早已结束。可是这些乡村小学教师，一年到头

忙忙碌碌教一点书，平日连报纸也少看，他们竟是如此闭塞，不知忌讳。套用金圣

叹的名言，他们的这项右派帽子，可说是于无意得之，大奇！我的妻子当时在湖南

湘阴县黄柏峡小学（现属汨罗县）教书，就是这样在1958年初的寒假里成了一名右

派分子。我问过她，究竟是因为说了一些什么话才划为右派的，她只记得，她所在

的那个学习小组里，开头一个人说了些什么，于是大家接着话头说下去，结果全组

只有担任记录的一人没有被划为右派分子，因为他专门记录别人的发言，记录本上

没有他的发言。

当过小学教员的毛泽东是这样谈论这件事的。 他在1958年5月中国共产党第八

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说：实际上去年12月以后还在小学教员中搞出十几万

右派，占全国30万右派的三分之一。他们还猖狂进攻，你说章罗划了右派，就不进

攻了吗？他照样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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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

《文汇报》是一张在战火中诞生的报纸。1937年11月上海沦陷。一些报纸不愿

接受敌方的新闻检查自动停刊。 一些有爱国心的报人于1938年1月在沦为“孤岛”

的租界创办了《文汇报》。这张报纸旗帜鲜明地坚持抗日立场。出刊才半个月报社

就挨了炸弹， 炸死一人，伤二人。到1939年5月终于被迫停刊。抗日胜利后复刊。

1946年内战爆发， 《文汇报》即倾向于支持共产党方面，因而于1947年5月又被国

民党当局勒令停刊， 到1949年上海解放之后才复刊。可是，到1956年4月，它又一

次停刊了。

第一次停刊，是被迫；第二次停刊，是勒令；而这一次呢？却是“自动宣布停

刊”的。

这一张很有特色很有读者的报纸为什么要“自动宣布停刊”呢？当时公开宣布

的理由是，停刊之后，整个报社的工作人员都到北京去参加《教师报）的工作。那

时教育部要模仿苏联，出版一张《教师报》，这一批有经验有才能的报人正好派上

用场。教育部要办《教师报》，不去另外调集人员，却这样成建制地接办改组一张

现成的报纸，想一想就知道这里面必有文章。事实上也确实是因为这时《文汇报》

已经有一点办不下去了。

为什么会觉得办不下去了呢？徐铸成说了当时的情况：

“解放之初，我在北京是了解中央对过去的一些报纸是重视的，是希

望我们充分发挥积极作用的，但有些具体领导新闻工作的同志，却对我们

这些报纸采取歧视和排斥的态度，他们认为这样性质的报纸在某些社会主

义国家没有，我国也不应该有，因此他们对我们这些报纸一向采取改造和

逐步消灭的办法，特别在彭柏山当宣传部长的一个时期，我们《文汇报》

和《新民报》 被压得气都透不过来。 在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高压下，

《文汇报》几乎寿终正寝，幸亏中央发觉得早，才使《文汇报》又复刊了。

听说消灭《文汇报》改出《教师报》的方案，就是彭柏山提出的。”

“我名义是社长兼总编辑，严宝礼同志是副社长兼管理部主任，但是

实际上，说好听一点我们也只是可有可无的顾问，坦白说，我是长期以来

不看自己的报纸的，不是不关心，而是凭我三十年新闻工作的经验和良心，

我是不忍看这样满纸教条八股的报纸的，实际负责编辑工作的是一位党员

副总编辑，他从来没有做过新闻工作，文化程度似乎也不那么高明，但他

有一套本事，能够把通的文章改成不通，把所有的稿件改成教条八股。他

把上级的指示当作领导的秘本，不和群众商量，也不在编委会认真的讨论，

我们常常要像猜谜一样听他的说话，究竟是他自己的意见呢，还是市委的

意图？另一位名义是秘书实际掌握管理和人事大权的同志，也是气焰万丈，

善于制造矛盾利用矛盾来树立自己的权威，因此，在一个长时期内，文汇

报内部不仅党群有矛盾，党内也有矛盾，墙内有墙，墙外有沟，一般干部

对报纸前途都没有信心，过一天算一天。”[1]

[1] 徐铸成《“墙”是能够拆掉的》，载1957年5月19日《文汇报》。

这一位党员副总编辑1955年调来的时候，曾经很坦率地对人说：“我到文汇报

来的使命，是改造和消灭《文汇报》。”[2]

[2] 徐铸成《“阳谋”——1957年》，据《新华文摘》1989年第2期，第143页，

以下引自该文者不再注明。

徐铸成在这里说的是彭柏山应对此事负责。到1989年说的却是，市委第一书记

柯庆施认为上海的报纸太多，不便控制，主张《文汇报》停办[3] 。这两个看似不

同的说法其实是可以调和的。柯庆施提出了消灭《文汇报》的任务，担任宣传部长

的彭柏山就提出一个实现这任务的方案。上海是多了这张报，教育部正要人办张报。

这样移花接木似乎是一个两全的主意。只是到了具体实施这方案的时候，彭柏山早

已被列入胡风反革命集团而被打倒，不能再过问此事了。当年徐铸成只能以被打倒

了的彭柏山为靶子，直到柯庆施死了并且被否定了之后，才能将责任归到他名下，

这也反映出知识分子可悲的处境。

[3] 徐铸成《“阳谋”——1957年》。

正当《文汇报》在上海停刊，《教师报》在北京出刊的时候，毛泽东提出了他

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时候停掉这张联系了相当数量知识分子作者

和读者的报纸真不是时候。为了推动百家争鸣，开辟发言之地，几乎是《文汇报》

刚刚停刊就有人考虑它复刊的事了。复刊《文汇报》这主张，是毛泽东首先想到，

或是别人想到向他建议，弄清楚这一点并不重要。总之这主张必定是他赞同的。

7月下旬，中共中央宣传部分管新闻工作的副部长张际春约见徐铸成、浦熙修，

正式通知他们中央已经决定《文汇报》复刊，要他们立即写出《复刊后言论方针》

和《复刊计划》两份方案，迅速送中共中央审批。当时徐铸成向张际春提出的一些

要求，后来也得到了满足。例如在人员方面，他要求把已经在《人民日报》工作的

钦本立还给《文汇报》，要求把一些原在《文汇报》工作过的得力的编辑记者从各

处调回来，要求把那两位无法合作的仁兄调离《文汇报》，这些都做到了。

至于要写复刊后的编辑方针，徐铸成很费踌躇。他想，中央决定《文汇报》复

刊，大概认为它与知识分子一向有联系，应以宣传“双百方针”为重点，但如何宣

传，他心中无底，于是向《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讨教。邓拓说：

“我们已千方百计鼓励知识分子鸣放，但知识分子看来还有顾虑，不

能畅所欲言。你们《文汇报》历来建立了知识分子的信任，你们要首先说

服知识分子抛开顾虑，想到什么，说什么。广大知识分子思想上的障碍消

除了，他们才能尽其所长，为社会主义建设尽其力量。我看这应是《文汇

报》复刊后主要言论方针。其次，我们被帝国主义封锁，也自己封锁多年，

你们应当多介绍各国科技文化发展的新情况，以扩大知识分子的眼界，有

利于他们研究提高水平。也要关心知识分子的生活，他们有什么困难，你

们可以反映。再如室内环境应如何合理布置，业余生活如知识分子喜欢种

花养鱼等等，你们不妨辟一个副刊，给知识分子介绍经验，谈谈这些问题。

应同时注意广大农村的知识分子问题，毛主席讲过：三大改造完成后，不

可避免地出现广大农村的文化高潮。过去《大公报》所载的旅行通讯，这

形式很受读者欢迎，你们不妨派一些记者深入各地农村采访。我一向反对

由各级党委介绍下去，到合作社找人谈。这样必然报喜不报忧，只谈好的，

不谈问题。你不妨直接派记者到基层了解情况，写出旅行通讯，这会有利

于得到真实的新闻，有利于文化高潮的到来。最后一点，我认为《文汇报》

也应注意国际宣传，目前，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影响还只能偏重苏联

和东欧国家，《文汇报》和《大公报》因为历史关系，更可以影响日本东

南亚及西欧各国， 在这方面《文汇报》 有不少有利条件，比如通过香港

《文汇报》多进口些最新的国际书刊，总之对这方面多发言，多报道，可

以弥补我们的不足。”[4]

[4] 转引自徐铸成《“阳谋”——1957》。

徐铸成大体按照邓拓说的这些意见写了《文汇报言论方针计划》送给张际春。

张当面详细看一遍，对徐说：“很好，很好，你们不必等中央批示，先照此计划，

着手筹备复刊工作。”不久，中共中央也就批准了这个方案，批文中特别写明“要

让徐铸成同志有职有权”。

10月1日，《文汇报》在上海复刊。从7月上旬开始具体谈论这事，到出报才花

了两个多月，这样的速度和效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可说是不多见的。这一方面说

明徐铸成这些人是干事的人，特别是复刊《文汇报》这事使他们兴奋，激发出了极

大的热情和干劲。更重要的因素，是中共中央迫切希望这张报纸复刊，把这事作为

推行新方针的一项重大措施，因而给予种种便利，排除种种障碍。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没有共产党的支持这一条，决不可能这么容易就办成一件事情的。

《文汇报》一复刊，徐铸成立刻使出了浑身的解数。这不但是他的事业，而且

可说是他身体的一部分。他一定要办出一张他理想中的报纸来。后来他以颇为自得

的心情回忆复刊一段时间的情况说：

“新复刊的《文汇报》力求革新，全面打破苏联式老框框。内容是贯

彻‘双百方针’为主，多姿多彩。除刊载各方面专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

之文章外，还连载了安娜·斯特朗的回忆录。老一代革命家朱德、魏文伯、

陈同生等同志的诗词，也特寄我报刊载。编排标题也有所革新，使读者喜

闻乐见，耳目一新。附页中有彩色版，主要为实行邓拓同志的建议，关心

知识分子的生活情趣，如书斋如何布置，如何绿化环境，如何提高情操等

等。极受读者欢迎。……我还接受邓拓同志的建议，派记者赴各地采访，

撰写旅行通讯，如派黄裳同志赴滇，宦邦显同志赴四川，金一毛同志赴浙

江等，都写出了极有内容，极精彩的报道，并就地组织了作家撰写作品，

受到广泛的欢迎。这就是后来指为我向各地放火的罪证，这是后话。”

这里说的安娜·斯特朗的回忆录，是她在苏共二十大以后写的一本新书《斯大

林时代》，其中“巨大的疯狂”一章，写1936年至1938年斯大林对无辜者的大规模

镇压。范长江看了这书，推荐给徐铸成翻译连载。那时中国还只有很少数人知道赫

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内容。是《文汇报》上连载的这篇作品打开了人们的眼界，第一

次让人们比较详细地知道苏联的肃反是怎么一回事。从而也引起读者思考1955年中

国的肃反运动。说点火，这篇作品也起了点火作用的。

1956年底到1957年初，《文汇报》组织了“为什么好的国产片这样少”的讨论，

发表了钟惦棐（署名朱煮竹）的《为了前进）、转载了《文艺报》的评论（电影的

锣鼓》（也是钟惦棐执笔），还有一些别人的文章，尖锐地提出了电影业中存在的

一些问题，刚发表了几篇文章，就受到猛烈的围攻，于是报纸只好发表了一些肯定

电影工作几年来的成绩的文章。

1957年3月徐铸成应邀赴京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 毛泽东在同新闻出版界代

表的谈话中， 当面夸奖他： “你们的《文汇报》办得好。”同时毛泽东还肯定了

《文汇报》关于电影的讨论。他说：“这次对电影的批评很有益，但是电影局开门

不够，他们的文章有肯定一切的倾向，人家一批评，又把门关得死死的。现在的电

影，我就不喜欢看，当然也有好的，不要否定一切。批评凡是合乎事实的，电影局

必须接受，否则电影工作不能前进。你们报上发表的文章，第一个时期批评的多，

第二时期肯定的多，现在可以组织文章把它们统一起来，好的肯定，不好的批评。

电影局不理是不对的。这次争论暴露了问题，对电影局和写文章的人都有益处。”

[5]

[5]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188页。

毛泽东这一次同新闻出版界代表谈话的情况，在前面第二章已经详细说过了。

徐铸成听了这些谈话，兴奋，陶醉，产生了一种知遇之感。他决心把报纸办得好些，

更好些，要办出一张使毛泽东更加中意的报纸来。于是，他向毛泽东请示：在宣传

“双百方针”的时候，怎样才能既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又不犯修正主义错误。后

者也就是后来说的资产阶级方向。这个错误，是徐铸成力图避免的。

刚刚参加过全国宣传工作会议， 3月下旬，徐铸成被安排为中国新闻工作者访

苏代表团副团长， 在苏联访问了44天，于5月初回国。他一面访问，一面还是惦记

着自己的报纸，事后他回忆说：“在莫斯科看到《文汇报》，认为有些标题太尖锐，

火气太大，根据我多年从事新闻工作的经验，有些题材尖锐的新闻，标题应力求平

淡；而内容一般的，标题则不妨打扮得突出些。这是编辑的一般常识，为什么《文

汇报》这一段如此火上浇油，我很不安。到京的傍晚，我和钦本立同志通了长途电

话；说了我的看法，问他为什么标题火气如此之大。他对我含糊答复，直到文化革

命后，原文汇报参与编辑的同志告诉我，在那个时期，编辑部负责人几乎天天接到

原‘市委一言堂’的指示，要《文汇报》加温再加温，原来也是‘引蛇出洞’——

‘阳谋’的一个手法。”

访苏归来，在北京停留的时间里，徐铸成还去访问了邓拓。邓拓对他说：“你

们出国后，《文汇报》在贯彻‘双百’方针及帮助我党整风方面干得很好，所以很

受读者欢迎，听说发行数已经接近三十万了。”徐说：“有些标题太火辣辣了，我

是不放心。”邓说：“这些是小毛病。”可见，邓拓这一位中共中央机关报的总编

辑，对于这一段时间里《文汇报》的宣传方向是肯定的，有毛病也不过是小毛病。

第一个批评《文汇报》 宣传方向的是姚文元。6月10日的《文汇报》刊出了他

的短文《录以备考》，对比了几家报纸对于同一新闻稿的不同处理。例如，毛泽东

接见共青团代表时的讲话，《解放日报）和《人民日报》都作了十分突出十分醒目

的处理，而《文汇报》呢？却缩小到简直使粗枝大叶的人找不到的地步，或者看了

也觉得这是一条无足轻重的新闻。其全部地位，大约只有《解放日报》标题用的铅

字二个铅字那么大。又例如，李维汉在民主人士座谈会结束时的讲话，姚文元注意

到，《人民日报》是突出了“社会主义是长期共存的政治基础”作为标题，并且用

“……总的说来，从各方面提出的批评和意见，有很多是正确的，应该认真地加以

接受和处理；有相当一部分是错误的，还须要进一步加以研究和分析”作为副标题，

而《文汇报》则以“中共诚恳欢迎监督和帮助”为标题，以“认为很多批评和意见

有助于克服三大主义进一步加强和巩固共产党的核心领导作用”为副标题。姚文元

说：“明眼人一见就可看出彼此着眼点是不同的。”他当然是个明眼人，从这里看

出了“编排也有政治性，‘各取所需’即是。”

这篇文章正合了毛泽东的需要。他让《人民日报》转载了它，并且借这个由头，

写了一篇《文汇报在一个时期内的资产阶级方向》，公开批评《文汇报》和《光明

日报》。这篇署名为“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文章认为：“这两个报纸的基本政治方

向，却在一个短时期内，变成了资产阶级报纸的方向。这两个报纸在一个时间内利

用‘百家争鸣’这个口号和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发表了大量表现资产阶级观点而并

不准备批判的文章和带煽动性的报道，这是有报可查的。”毛还夸奖说：“姚文元

的文章只是含蓄地指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看到了《文汇报》的一些人站

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向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这个明显的和有害的倾向，是一篇好

文章。”这里，毛泽东对《文汇报》批评的分量应该说是够重的了。

徐铸成的反应，以为这同他个人的关系似乎并不很大。后来他回忆说：“我当

时还很坦然，《文汇报》复刊言论方针是经中央审批的。……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

上毛主席亲口对我肯定并表扬了《文汇报》，可见一个时期是指中央宣传工作会议

以后。 而这次会议刚刚闭幕， 我就到苏联去了四十四天， 回京到5月中旬，所谓

‘大鸣大放’已经过去。回沪近5月下旬，到6月初这一号角吹起的时刻，我为赶写

访苏见闻，尚未全面抓起工作，心想我有什么责任呢？我有什么可检查的呢？邓拓

同志十分关心《文汇报》和我，在《人民日报》这篇社论发表前就电告我和钦本立

同志采取主动，先自动检查。我怎样也不知道如何落笔，到深夜才勉强写成一篇社

论，大意说：我们响应号召，展开了‘双百方针’的宣传，想不到引起读者这么大

的响应。”

这样的检讨当然过不了关。毛泽东说：“《文汇报》在6月14日作了自我批评，

承认自己犯了一些错误。作自我批评是好的，我们表示欢迎。但是我们认为《文汇

报》的批评是不够的。这个不够，带着根本性质。就是说《文汇报》根本上没有自

我批评。相反，它在14日社论中替自己的错误作了辩护。‘我们片面地错误地理解

了党的鸣放政策，以为只要无条件地鼓励鸣放，就是帮助党进行整风；多登正面的

意见或者对错误的意见进行反批评，就会影响鸣放’。是这样的吗？不是的。《文

汇报》春季里执行民盟中央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针，向无产阶级举行了猖狂

的进攻，和共产党的方针背道而驰。其方针是整垮共产党，造成天下大乱，以便取

而代之，真是‘帮助整风’吗？假的，真正是一场欺骗。”又说：“《文汇报》是

按照上述反动方针行事的， 它在6月14日却向人民进行欺骗，好像他是从善意出发

的。《文汇报》说：‘而所以发生这些错误认识，是因为我们头脑中还残存着的资

产阶级办报思想。’错了，应改为‘充满着’。替反动派做了几个月向无产阶级猖

狂进攻的喉舌，报纸的方向改成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向，即资产阶级的方向，残

存着一点资产阶级思想，够用吗？”[6] 毛泽东的这些话，见于他为7月1日《人民

日报》撰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之中。这篇社论的意义远远

不只批判一两张报纸，它是正式向以章伯钧罗隆基为主要代表的中国民主同盟简称

“章罗同盟”宣战的檄文，是这一场反右派斗争中最重要的文献之一。

[6]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36页，第437页。

在这一篇社论里，毛泽东将反右派斗争的策略中可以公开的部分作了概括的说

明，并且称之为“阳谋”。毛说：“在一个期间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错误意

见不作反批评，是错了吗？本报及一切党报，在5月8日至6月7日这个期间，执行了

中共中央的指示，正是这样做的。其目的是让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鸣大放’，

让毒草大长特长，使人民看见，大吃一惊，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些东西，以便动手歼

灭这些丑类。就是说，共产党看出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一场阶级斗争是不可避

免的。让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动这一场战争，报纸在一个时期内，不登

或少登正面意见，对资产阶级反动右派的猖狂进攻不予回击，一切整风的机关学校

的党组织，对于这种猖狂进攻在一个时期内也一概不予回击，使群众看得清清楚楚，

什么人的批评是善意的，什么人的所谓批评是恶意的，从而聚集力量，等待时机成

熟，实行反击，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

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他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从

这里也就可以知道，他提出香花和毒草的划分，并不是什么哲学范畴，而是实施阳

谋的一项必不可少的准备。也可以知道，章伯钧罗隆基徐铸成辈事先就已经被看作

是敌人了。

7月2日，《文汇报》发表了题为《向人民请罪》的社论，完全接受了《人民日

报》社论的批评，承认《文汇报》这几个月中确确实实成了章罗联盟向无产阶级猖

狂进攻的喉舌。 6月份的自我批评，是徐铸成写的，他写得很吃力，不知道如何落

笔。这篇向人民请罪的社论就不必他费心了。已经另外有人执笔，而且还点了他的

名：“章伯钧、罗隆基的锣鼓怎么敲，徐铸成、浦熙修就怎么唱。”社论还表示，

《文汇报》正全心全意投入反右派斗争，用我们的笔，与右派决一死战，而且今后

还要坚决与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和立场作不调和的不懈怠的斗争。 3日，《文汇报》

又以《痛切改造自己》为题发表社论，表示文汇报的全体工作人员，决心通过这次

反右派斗争，改造自己，坚定立场，改变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办好一张为社会主义

建设服务的报纸。 2日和3日的《文汇报》 上，还连续发表了由该报编辑部署名的

《我们的初步检查》，对前一时期发表的言论和版面的编排作了揭发和批判。

《文汇报》这篇连载两天的“初步检查”长一万多字，内容很多。例如关于电

影问题的讨论，这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时候毛泽东表示过赞许的，现在，却检查

说：“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我们组织了电影问题的讨论。在这个讨论中，我们大

量刊登了一些抹煞解放以来电影事业成绩的文章，特别是刊登了朱煮竹所写的《为

了前进》和转载了发表在《文艺报）上的《电影的锣鼓》。这两篇文章，将人民的

电影事业描写得一团漆黑。在讨论期间和以后，有同志向本报提出意见，希望我们

注意这种倾向。然而，忠言逆耳。编辑部没有重视。”

还检查了对罗隆基发言的处理。 3月18日罗在第二届全国政协第三次全体会议

上发言，当天浦熙修主持的北京办事处以专电发来，第二天就以大字标题在第一版

发出。罗的这篇题为《加强党与非党的知识分子的团结》的发言，本书第二章已经

作介绍。现在《文汇报》作检查，以为其中“批评党员，不管批评得是否妥当，不

等于反党，更不等于反革命”这些话是以煽动的口吻说的，是“为右派分子向党猖

狂进攻开路”，而《文汇报》的这样处理，就是“积极支持了罗隆基的这种谬论”。

毛泽东写的批判《文汇报》的社论中说了民盟和农工民主党“点火于基层”，

于是《文汇报》的检查就包括这方面的内容，说：“这种唯恐天下不乱的错误做法，

还表现在到处点火，进行煽动性的报道。”“点火的范围，不仅遍及全国各主要城

市，而且还要点火到基层。”还举了一些报道方面的实例。例如柯庆施在市委宣传

会议上说的目前基层暂时不整风，可是在报道的时候没有将这意思在标题上表示出

来，却刊出了右派分子王造时《把放鸣的重点放到基层去》的发言。《检查》说，

王的这一篇是“企图打乱整风步骤，主张在基层‘放火’的文章”。王造时这篇发

言的要点，本书第五章已作过介绍了。看来他最犯忌讳的是这样一段话：“到今天

为止，来自基层的呼声，还是稀少而微弱得可怜。我们难得听到成千上万的中小学

教师和学生的呼声；我们也难得听到各机关小职员及各店铺小商人的意见；尤其是

我们还难得听到干百万的工人和农民的心头话。今天我们可以摸出一个放鸣情况的

规律，就是越到下面，越不敢放鸣，越不知道如何放鸣；越到乡村，越不敢放鸣，

越不知道如何放鸣，也就是说：哪里最沉寂没有声音，哪里的官僚主义就可能是最

弥漫。因此我认为：从中央到地方，从城市到乡村，我们应当把这放鸣运动及时推

行到人民生活和生产各部门的基层单位上去。”

在这个问题上，《文汇报》的这篇检查还说：“除原已有记者或特约记者的北

京、重庆、广州、南京、新疆等等地区之外，又派出了记者到杭州、镇江、扬州等

地点火。编辑部还指示各地记者召开教师座谈会，向教育部‘提意见’，进行过不

少歪曲事实的报道。而在每一个地方放火，差不多都和当地党委闹对立，把党委说

成是‘高墙仍在’、‘缩手缩脚’，把当地的政治空气描写成‘似暖还寒’，没有

‘春风’，‘密云不雨’，‘未揭盖子”等等。形成打击党的领导，制造紧张空气。”

这些在外地记者的活动，《检查》说：“显著的例子之一，是本报记者所写的《流

沙河谈〈草木篇〉》。《草木篇》是毒草，是向社会主义进攻的毒箭，这是尽人皆

知的了。但在西南的本报记者站在流沙河的立场，写了访问记，颠倒是非，诬蔑别

人‘侵犯人身自由’，致使一些不明真相的读者远道写信给四川文联的党组织提意

见，弄得皂白不分。接着，记者还连续拍发多次有关四川文联讨论《草木篇》的专

电，一再为流沙河的错误思想辩护。”

毛泽东撰写的这篇社论，不仅提出了“《文汇报》在春季里执行民盟中央反共

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针”，而且提出了他们之间的组织系统问题。社论说：“严

重的是文汇报编辑部。这个编辑部是该报闹资产阶级方向期间挂帅印的，包袱沉重，

不易解脱。帅上有帅，攻之者说有，辩之者说无；并且指名道姓，说是章罗同盟中

的罗隆基。两帅之间还有一帅，就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负责人浦熙修，是一位能干

的女将。人们说：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就是文汇报的这样一个民

盟右派系统。”

《文汇报》的这篇检查也接受了这个批评，说：“浦熙修和罗隆基关系的密切

是人所共知。当《文汇报》去年复刊前夕，罗隆基就约了浦熙修同去北戴河。《文

汇报》复刊后，浦熙修在报纸工作中，就贯彻着罗隆基章伯钧的反动观点。浦熙修

不是向党靠拢，而事事向罗隆基、章伯钧等右派野心分子请示，布置本报北京办事

处的工作，她还经常在北京办事处进行‘传达’，现在检查证明，她所‘传达’的，

不是党中央的指示，而是右派分子章伯钧、罗隆基的指示。这样，就使得北京办事

处的编辑和记者，在执行工作的时候，被浦熙修引往错误的道路。有时候，罗隆基

还直接对本报北京办事处发号施令，居然狂妄地申斥记者，说他们不该不将某新闻

以专电拍发上海，其活动之猖狂，由此可见。”

浦熙修开始不接受这个批评。7月6日《人民日报》报道说：“在7月4日继续举

行的新闻工作座谈会上，浦熙修拖延、抵赖、拒不交代罗隆基——浦熙修——文汇

报编辑部这一民盟右派系统的真实情况，遭到了大家有力的抨击，在群情愤慨下，

浦熙修说她将在明天‘老老实实地交代对人民的罪行’ 。”到7月10日的新闻工作

座谈会上，她终于交代了罗隆基与《文汇报》的关系。她说：罗隆基曾经千方百计

要我搞文汇报办事处的工作，不让我去学习和作其他报刊的工作。去年4月2日罗隆

基从莫斯科给我来信，叫我在文汇报的人事安排上，“不必太老实，当争的应该争”。

去年10月，《文汇报》复刊时，他又对我说，“《文汇报》是一张大有搞头的报纸，

这应该是你一辈子的事业了，不必再埋怨我把你安排在文汇报办事处的工作岗位上。”

罗隆基又指使他的亲信刘光华到文汇报办事处来工作，并且要重用刘。以后在整风

期间，刘光华就到处点火。《文汇报》复刊时，原来想以中层知识分子为中心，兼

顾大知识分子，罗隆基认为要多搞大知识分子，代表他们，多替他们说话。我们也

听从了他的意见。所以，《文汇报》在复刊之初就贯彻了“章罗联盟”的“鸣放为

主” 的方针。 罗隆基还要我们不要听党组的话。我们告诉他党组换了人，他说：

“不管换人不换人，党组总是党组。”在工作中，我有事总是问他，我们每天总有

电话来往。他常常在我的面前诽谤党员负责干部。正是这样，我才拒绝中宣部介绍

党员来文汇报办事处工作。（7月11日《人民日报》）

罗隆基在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上作的检讨，也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这

些年来我对《文汇报》的创立和复刊是相当关切的，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这一方

面由于十年来我同浦熙修的私人友谊，我希望她把她的事情做好，另一方面，我亦

错误地认为在中国还应有社会上所谓的民间言论机关。因此我遇有机会就鼓励文汇

报不要办成同《人民日报》一模一样的报纸。由于文汇报徐铸成一再向我发表埋怨

党组的牢骚，我的确曾一再直接间接向文汇报负责人表示过，认为报馆不要过于迷

信党组领导，有事到北京来反映。我与浦熙修是日常见面的，她亦经常向我征询有

关文汇报的意见。通过她我向文汇报灌输了一些不健康不进步的意见，无形中使她

的工作犯了右倾的错误。间接又使文汇报犯了错误。《文汇报》在今年三四月问是

受人夸誉的报纸，今天为反右派斗争的对象，主要在整风时期文汇报犯了错误。这

是今年五六月间的事情，今年5月间浦熙修到东北视察去了，等到她视察回来，我6

月3号又出国了。 即使我真有利用文汇报，在整风期间，来扩大右派宣传，事实上

这个时期亦无法利用的。我只说明事实，并非洗刷责任。文汇报的右倾，徐铸成、

浦熙修两人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已经承认他们的责任，但我以往劝文汇报不要迷信

党组的荒谬主张， 我通过浦熙修经常灌输右派思想的影响是不能推卸责任的。 ”

（7月16日《人民日报》 ）他承认了同文汇报有很深的关系，但是，对于毛泽东在

社论里说的“文汇报在春季里执行民盟中央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针”这一点，

罗隆基排出日程表来为自己洗刷了。

《文汇报》的这篇《初步检查》中还提到：“徐铸成在本报复刊的时候，将两

位党员负责同志赶走，作为他的‘拆墙经验’。对此，不仅津津乐道，还在上海宣

传工作会议上作为发言内容； 还写成文章在报纸上刊出。 ”这里说的，就是那篇

《“墙”是能够拆掉的》，本章前面已经介绍过了。现在已经到了秋后算账的时候，

有冤报冤，有仇报仇。几个月前被“赶走”的两位仁兄也就可以出来讨还旧债了。

在7月2日继续举行的新闻工作座谈会上，据《人民日报》报道：“被徐铸成等从文

汇报排挤出来，现在在教师报工作的共产党员张树人揭露章罗同盟和浦熙修把文汇

报作为反党工具是由来已久的。”（7月4日《人民日报》）并举出了一些事例。因

为不但有公愤还有私仇，发言者当然就有更高的热情了。

毛泽东在《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一文中是将《光明日报》与

《文汇报》相提并论的。他批评的，其实也只是“一个时间内”即储安平任总编辑

时期内的《光明日报》。在这以前，这张号称民主党派的报纸，并没有显现出与共

产党党报不同的面貌。这样的报纸当然不会受到批评。而在6月8日储安平辞职之后，

报纸又回到原来的路线上去了。所以7月1日发表的毛泽东撰写的社论就不再批评它，

而说，“光明日报工作人员开了几次会议，严肃地批判了社长章伯钧、总编辑储安

平的方向错误，这种批判态度明朗，立场根本转过来了，由章伯钧、储安平的反共

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路线转到了革命的社会主义的路线。由此恢复了读者

的信任，像一张社会主义的报纸了”。

储安平主持《光明日报》编辑工作的时间并不长，却是当年的一件大事。他是

4月1日到职的，头3个星期，他只在编辑部“了解情况”。4月19日，中共中央统战

部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协商决定，《光明日报》完全由民主党

派独立自主来办，并撤销党组。储安平这个时候开始实际掌握编辑业务。据《光明

日报》总编室主任高天揭发，储对这一决定的反应是：“这句话说的好，我倒要看

看怎样让我独立自主，我要撞撞暗礁，担担风险，用我的肩膀扛扛斤两，看到什么

时候会受到阻力。”有人问他：“宣传上的重要问题是不是要和中共中央宣传部联

系？”他说：“我们民主党派报纸用不着。”（6月20日《人民日报》）后来，7月

15日，以该报编辑部名义发表的《光明日报在章伯钧、储安平篡改政治方向期间所

犯错误的检查》中，可以看到他这时间内所做的事没有一件不被认为是错的。

第一件错事。这篇《检查》说，储安平抓业务的第一步，就是派出记者到九大

城市召开座谈会，处处点火，打乱整风步骤，煽动人民对党不满。《检查》说，九

大城市座谈会是储安平亲自指挥的一个大规模的阴谋活动。他在章伯钧的支持下，

既不同中共中央统战部联系，也没有向各民主党派中央请示，就作了布置。在记者

出发前，储安平面授机宜，指示记者，要找有代表性的、素来有不满情绪而又敢于

说话的人参加座谈，有一个记者曾经向储请示，如果有些人虽有代表性而“无事可

鸣”，有些人虽“敢于鸣放”而却没有什么代表性又怎么办？储安平肯定地指示，

邀请后者。这就充分表明了他是企图利用那些心怀不满的人，利用知识分子落后的

一面来为“章罗联盟”的阴谋打先锋。这里，对储安平的意图可说是作了很深刻的

分析。不过，这篇《检查》实际上还告诉了人们，储安平并不是一位真正享有权威

的总编辑，他的“指示”是可听可不听的。《检查》说，例如复旦大学的王恒守，

是上海第一个提出取消高等学校党委负责制、主张所谓“教授治校”的右派分子，

储安平就指示驻上海记者一定要邀王恒守参加座谈，可是驻上海记者并没有接受这

个指示。

又一件错事。5月4日那天发表了一篇纪念“五四”的社论。《检查》说，这篇

题为《大胆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社论，是“向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

进行煽动的一篇具有纲领性的文章”。为什么呢？《检查》说，“社论中把‘百花

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和‘五四运动’相提并论，显然是原则性的错误。‘五四

运动’是反帝反封建的文化革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是人民内部的自

由在文艺工作和科学工作领域中的表现’（陆定一）。一个是对敌人的革命运动，

一个是人民内部的自由问题。而这篇社论却号召‘继承和发扬五四的文化革命运动

的传统’，把敌我的界限混淆了。”关于五四运动，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

说过，“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7] ，这是

一个思想启蒙运动。“双百方针”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破除一种新的蒙昧，也可以

看作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在这个意义上，说“双百方针”继承了五四传统似乎并没

有错到哪里去。而在这篇《检查》的执笔者看来，在共产党执政之后，这“继承和

发扬五四的文化革命运动的传统”竟是一个反动口号了。

[7]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0页。

又一件错事。《检查》说，在这一段时期的许多新闻报道和座谈会发言中，把

叫嚣民主党派不受重视、没有发挥作用以及民主人士有职无权等等，用显著的地位

登在报上，企图在读者中造成“党天下”的印象。幸好《检查》的执笔者还没有说

储安平造谣，因为它接着说，对于报道有些民主党派基层组织不受重视，发挥作用

不够，以及对某些担任政府领导工作的非党人土的职权尊重不够，是有一定事实根

据的。问题是夸大了这些个别现象，得出了普遍性的结论。

又一件错事。 《检查》说，是5月26日发表的《北大开辟“民主墙”》。这是

储安平跑到北京大学看了大字报，回来就通知本报学校教育部立即报道的。总编室

主任高天提出：这样报道一定会起煽动作用，扰乱整风步骤。储安平说：这我不管，

是事实我就要发表！

诸如此类的错事，检查出了不少，这篇《检查》长达一万六千余字，摘引起来

不胜其烦。这里再讲一件，即他任内反映在报纸版面上的最后一件错事。6月9日报

纸上发表了民盟中央科学规划问题小组的《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

也就是被郭沫若称之为“一个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的，这已经是大错了。错上

加错的是，同时还配发了短评。这篇题为《为互相监督开拓了新路》的短评认为，

民盟的这个文件表明，“民主党派在协助共产党的整风运动中，不仅是揭露人民内

部的矛盾和问题，而且经过调查研究之后，进一步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协助解决人

民内部的矛盾和问题。同时，也可以看出：民主党派在参与国是，代表其成员的正

当利益、合理要求以及体现相互监督等方面，丰富了新的内容，开拓了新的道路”。

短评还从民主党派的工作方式方法来看这一文件。说：“过去，民主党派在一些重

大问题上，也曾发表意见或提出建议，但很少是通过各级组织广泛征求意见，经过

集中研究后提出的，显然，现在这一作法，在发挥组织作用上是大大提高了一步。”

《检查》认为，“这是恶毒地挑拨了科学家和共产党的关系”。对于短评提出的民

主党派作为一个组织来活动，来参与国是这一点，《检查》未作为分析批判，其实

这是很触忌讳的一点。这《几点意见》和短评6月9日见报，前一天下午储安平已经

辞去了总编辑职务，这应该是他签发的最后稿件。

对于储安平个人来说，比较起来，人们并不很注意他在《光明日报》的错误，

而更注意6月1日他在统战部座谈会上关于“党天下”的发言。

6月7日，《光明日报》社内已贴出批评储安平的大字报。他说：“我当时还很

迟钝，以为这只是个人意见问题。到了6月8日《人民日报》已登出对我的批评，我

看情形不能再工作下去，不能不向章伯钧辞职，当时他同意留下了我的辞职信。”

（7月8日《人民日报》）储辞职之后，即由总编室主任高天主持编辑部的工作，很

快地，在毛泽东撰写的“七一”社论中，就承认它又“像一张社会主义的报纸了”。

11月 11日， 《光明日报》社务委员会邀请各民主党派中央负责人举行会议，

一致决议撤销右派分子章伯钧的《光明日报》社社长职务和右派分子储安平的《光

明日报》总编辑职务。任杨明轩为《光明日报》社社长，陈此生为副社长兼总编辑，

穆欣、高天为副总编辑。这样，无产阶级就从资产阶级右派手中夺回了一块重要的

新闻阵地。

毛泽东批判《文汇报》的社论中还涉及了《新民报》。社论说：“新民报犯的

错误比文汇报小，它一发现自己犯了错误，就认真更正，表示了这张报纸的负责人

和记者们对于人民事业的责任心，这个报纸在读者面前就开始有了主动。”社论还

拿《新民报》将《文汇报》的军：“看来新民报的自我批判给文汇报出了一大堆难

题，读者要问文汇报哪一天赶上新民报呢？”

说《新民报》 犯的错误比《文汇报》小，就是说并不是没有错误。例如，5月

19日《新民报》关于民盟司法座谈会的报道，中间就有王造时说的中国现在是“人

治”不是法治，有李国机说的”现在的审判员都可以随便立法，要怎样判就怎样判”，

还有人说了“字都识不了几个的人就可以当审判员，审判员不会写判决书现在是一

种普通现象” 等等。为了纠正这一错误报道，新民报编辑部在6月24日邀请上海一

部分司法工作者举行座谈会， 逐一反驳5月19日报道中的意见。（7月2日《人民日

报》）

又如，《新民报》5月20日发表杭州专电：《放、鸣风还没有吹到浙江》，说：

“跟上海大放大鸣情况相反，浙江的鸣放，至今还没有多大动静。”“省委至今还

没有明白表示支持争鸣。省委负责同志也没有出面主持会议，让党内外知识分子提

意见。”21日发表《从葛岭瞻望杭州城的城墙》说：“浙江省委有些领导同志却伯

看见矛盾的揭露，总是希望提意见的人越少越好，——这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少放

或不放，不让人发言，有人提了意见，被粗暴的干部扣上大帽子。从最近省委宣传

工作会议的召开到整风学习的展开，好像都还是无声无息地在进行，和中央关于整

风指示中说的‘防止关门整风’的精神和全国宣传会议的方式，都有所差异。”后

来，新民报编辑部主动检查，承认这“是两篇歪曲真象、夸张失实的报道”。这篇

检查说，事实的真象是：“那次省委宣传工作会议上，开始大家对‘鸣’、‘放’

不是完全没有顾虑的，可是后来经过学习，特别是听了周恩来总理讲话后，浙江省

放、鸣的空气就开始活跃起来了。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省长沙文汉、副省

长杨思一、省委宣传部长吕老先和各地、市委书记还按各业务系统分别召开了党内、

外同志座谈会或各地区座谈会，虚心征求大家的意见。当时因为刚巧碰上伏老访问

杭州，大家工作很忙，再加上周总理的报告基本上解决了大家的思想问题，大家都

同意把发言放到即将召开的省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去。”（7月4日《人民日报》）

从这个更正看来，报道中没有说明那些座谈会提意见少的原因：原来是正碰上伏罗

希洛夫来访！这里附带提一下：这篇检查中同江华并列作为重视鸣放的领导人的沙

文汉、杨思一不久之后都被划为右派分子，这里说他们“虚心征求大家意见”，被

认为是支持右派分子向党进攻。《新民报》作检查的时候还是将这作为领导干部支

持鸣放的事例，来证实原来说的“放、鸣风还没有吹到浙江”是错了。

在6月28日的新闻工作座谈会上，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刘贯文批评了5月份

《新民报》所载林放（新民报社长赵超构笔名）的几篇杂文，认为《没有圈圈》是

说大鸣大放不应该有范围，而且反对划范围；《先锋何在》是说现在的新闻自由还

不及过去的新闻自由；《土官僚》是主张打乱党的整风步骤，要求把整风推向基层。

刘贯文说，如果说在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社会主义进攻时，《光明日报》、《文汇

报》是在放火，《新民报》起码也早在为这些放火者煽风。（6月29日《人民日报》）

7月2日的新闻工作座谈会，赵超构检讨了《新民报》的错误。他说，《新民报》

这次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是政治性的错误，不是平常的思想错误。主要是工人阶

级立场不稳，爱憎不分明，不是喜工人阶级之所喜，怒工人阶级之所怒，因而使得

一度批判过的资产阶级办报思想在脑子里复辟。一年来主要力量在搞技术工作，对

政治思想关心很少，只求生动活泼，忽视报纸内容。强调报纸特点，削弱了报纸基

本方向。一麻痹就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钻了空子。赵超构还检讨了他说过的“教条

主义比机会主义更可怕”的错误，现在他认识了，教条主义是好心人把事办坏了，

机会主义则是立场问题。他表示要接受教训，从思想上接受党的领导，并且用党的

思想武装自己，加紧改造自己。（7月4日《人民日报》）他这检讨其实是经不起仔

细分析的。你说你的错误是强调报纸特点，削弱了报纸基本方向。这岂不是说所要

坚持的基本方向是同报纸特点相矛盾的吗？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强调报纸特点就是

修正主义，而这种基本方向是只有抹煞报纸特点才能坚持的。

《新民报》作检讨过关的事，巴金在《随想录》里说起过。那时，赵超构跟巴

金都是四川省代表，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时，住在前门饭店相

邻的房间里。多年之后巴金回忆说：

“杂文家（指赵超构）当时的处境似乎更差一些。那几天他脸上不见

笑容，我也替他担心，却又不便问他有什么情况，在北京我看不到上海的

晚报，但是过两天我就听见了他的笑声。原来他得到暗示写了一篇自我检

讨的文章，连夜打长途电话到上海，在晚报上发表了。检讨得到谅解，态

度受到表扬，他也就放了心：过了关了。”[8]

[8] 见《巴金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96页。

毛泽东6月14日批评《文汇报》 的文章中，说“其他有些报纸的一些编辑和记

者也有这种情形”。例如《大公报》，就在7月5日刊出了编辑部关于几个错误报道

的检查。一篇是《内蒙古采访扑空记》。内容是该报记者到内蒙古采访，要求组织

一些单位负责人开座谈会，向国务院提意见，被内蒙古宣传部拒绝，会没有开成的

事。这篇检查说，内蒙古宣传部不同意开这样的座谈会，是正当的措施，而这篇文

章的写作和刊登，反映了在大公报内存在着的“无冕之王”思想。“你接见我，是

新闻；你不接见我，也是新闻。”笔在我手里，爱怎么写就怎么写，以致产生了恶

劣的影响。又如“六一”儿童节关于北海幼儿园的报道，同时还配发社论，提出了

一个革命干部应当如何教育子女的问题，主张取消招收高级干部子女的特殊的学校

和幼儿园，以为这是“拆墙填沟”的措施，希望一定办到。这篇检查说，这是主观

的、片面的、不负责任的采访和言论，实际上起了“点火”和煽起人民不满的作用，

是错误的。

大公报社社长王芸生在新闻工作座谈会上，以自己30年出头的新闻工作经验，

来否定所谓老报人的办报经验，他说，什么老报人，旧传统？在真理和大学问面前，

应该作总的否定。剩下的一些东西，只是些零零碎碎的技术。（7月4日《人民日报》）

在反右派斗争中，《大公报》不仅有版面上的问题。一些《大公报》的老人，

对于中央确定《大公报》以财经为主，同时进行国际宣传的全国性、政治性报纸的

方针是不满的，他们希望恢复旧《大公报》。有些人贴出大字报要求让徐盈、彭子

冈回来。在这一场斗争中，党组书记、总编辑袁毓明因为支持这种主张也被划为右

派分子。不久以前的新闻工作座谈会上，他还同王芸生等人作了题为《怎样办一张

社会主义报纸》的联合书面发言，检查了《大公报》报道中的一些错误。宣布袁毓

明是右派分子的文章（9月15日《今日新闻》 ）中也无一字提及他同这些报道中出

的问题有何关系，只写了他支持了企图复辟反动旧大公报的阴谋。副总编辑、在旧

大公报干过二十多年的赵思源，旧大公报驻美特派员朱启平，以及萧离、顾国权等

人，都被划成了右派分子，早已调离大公报的徐盈和彭子冈，也被划成了右派分子。

《中国青年报》也作了检查。一件事是“5月7日发表的本报摄影记者洪克同志

写的《部长助理和摄影师》是一篇有很大片面性的报道”。这是关于“左叶事件”

的第一篇文章。本书第五章所记陆诒的发言中已经提及这个事件，因为它轰动一时，

这里稍微详细说一说。 那是在苏联伏罗希洛夫访问北京的时候，4月17日要去参观

北京农业展览会。农业部部长助理左叶负责为国宾带路和维持秩序。当时中央新闻

记录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拉开挡住了镜头的他，他生气了。据说，他说了“你重要

还是我重要？你们给我滚出去”！又据说，当场就有好几个记者扯下记者证以示抗

议。《中国青年报》发了洪克的文章以后，第二天《文汇报》又发表北京专电《新

闻记者的苦闷》报道此事，同时配发社论《尊重新闻记者》，其中尖锐地提出：

“我们可以下这样一条定律：当一个政权反人民的时候，它是排斥记

者、怀疑记者的。国民党在重庆、南京的年代时常封锁新闻，设新闻检查

机构，甚至殴打、逮捕、处死新闻记者。记得采访‘国民参政会’新闻，

记者们也曾受过搜身以及参政员走大门、新闻记者走旁门的伤害人权的污

辱……

“我们人民政权是尊重新闻记者的。但是把新闻记者看作讨厌人，防

范而不是合作，卑视而不是尊重，种种旧作风还是存在的。这证明了人的

思想意识的改变确是落后于经济制度的改变，即上层建筑的改变落后于经

济基础的改变。

“八年以来，新闻记者们所遇见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也

是特别多的，因为这项行业是有特殊性：接触面广。这倒也是新闻工作者

应该不平则鸣的时候了。”

5月10日 《人民日报》 副刊上也有了此事的反应， 其中包括袁水拍的讽刺诗

《官僚架子滚开》，梁汝怀的杂文《要学会尊重人》和方成的漫画。

到了反右派的斗争中， 对于这一事件必须有一个另外的说法了。7月13日新闻

工作者协会在会长邓拓主持下开会调查和分析此事之后，宣布原来报道失实。左叶

在会上检讨了自己当时态度急躁，说话的口气也不妥当。他承认他说了“你的工作

重要，还是我的工作重要？”而不承认说了“再挤就叫你们滚出去”这句话。在场

的一些农业部人员也都证实，只听见他说了“你的工作重要，还是我的工作重要”

的话，却没有听到“再挤就叫你们滚出去”这样的话。邓拓在会上说，我们不能孤

立地来看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是被新闻界右派分子加以夸大渲染，借以发动反对人

民、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领导的政治进攻的一个导火线，它的严重性就在这

里。袁水拍在会上作了检讨，他说：我不经调查核对，就写了这篇实际上为资产阶

级右派分子向党进攻加添火力的东西。我没有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党的立场，在风

浪中有了动摇，做了一件损害党的利益的错事，我非常痛悔我所犯的错误。梁汝怀

和方成也都作了检讨。 8月14日《人民日报》就此事发表社论《对新闻工作者的一

个教训》，说“左叶事件”是右派进攻全国新闻界所使用的武器之一。当时的上海

《文汇报》，在这件事情上表现得最凶狠、最恶毒。社论提出，在目前的反右派斗

争中，不但要用新闻这个工具来反对右派，而且要在新闻界内部揭露右派分子和批

判右倾思想。

《中国青年报》的这篇检查还提到了该报编委刘宾雁和记者陈伯鸿合写的通讯

《上海在沉思中》 （载5月13日《中国青年报》），说这“是一篇对党对文化艺术

领导恶毒污蔑、煽动向党进攻的反动文章。在这篇通讯中，把目前上海文化艺术界

的状况，形容得甚至比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都不如”。究竟它是如何反动的，不妨

看一看原文：

“在这号称中国话剧运动发源地的上海，一个人一年里买到一张话剧

票竟被认为是件大幸事，而唯一的话剧团体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员们又闲得

发慌；许多中国与西方的文学名著无论新旧书店里都买不到，作家与翻译

家却又因出版社长期不印重版书而不满；反动统治时期上海是全国出人出

书出戏最多的所在，解放后反而有点萧条。”

“一个根本问题是党究竟应该怎样领导文学艺术？人们的指责是：过

去党的领导忽视文化艺术以及创作活动的特点。因而本能创造出繁荣创作

所必须的足够条件。作协、剧院变成机关，各种行政职位与送往迎来的活

动妨碍艺术家从事创作。某些领导机关把文化事业当作工商业来办，关心

最多的是财务计划而不是人民的文化需要或艺术本身。往往是外行的行政

干部在艺术问题上有着比艺术家更大的发言权……出版社的过分专业化与

集中造成它的垄断，编辑的疏忽可以埋没一个作家。”

“要领导，就需要了解。党的领导人应该有一定的文化兴趣与艺术素

养这个问题已提到日程上来。作曲家黎锦晖要求重新考虑他的《毛毛雨》、

《葡萄仙子》是否黄色歌曲，对这一问题表示意见自然更比指导一个工厂

的增产节约运动复杂得多。此间文艺界人土所以怀念陈毅同志，就因为他

曾广泛接触文艺界人士并给以各种无微不至的支持。没有一般的艺术兴趣

与素养，要关心或指导文艺显然是困难的。一位作家说，假如党市委委员

都看看小说，那就是作家荣幸的事了。”

“人们着重提出了过去缺乏艺术创作所不可或缺的自由空气问题。有

权有势的教条主义左右风云不可一世。电影界在《文汇报》讨论自己的问

题被怀疑为想造反，巴金的一篇小杂文引起满城风雨。即使艺术界与社会

舆论的态度完全相反，个别领导人也可以把一种意见或一部作品置于死地。

人们认为，今天所以不可能有一个二十多年前胆敢与周扬抗衡的鲁迅，乃

是由于一个作家与党委宣传部长的关系不同。”

“上海的放，仅仅是开始。值得注意的是许多人还不肯说话，有人尽

管说了几次仍未畅所欲言，怕‘钓鱼’、怕汇报、怕检讨是主要顾虑，也

有人仍然怀疑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党内干部有的比党外人士顾虑还多。这

种沉默和另一种沉默是分不开的。人们注意着一些党内负责干部的动向，

现在的印象是：他们参加会，不说话，没表情，也不知打的是什么主意！

这种顾虑与过去党的领导某些反复无常表现是分不开的。去年的一放与秋

后的一收，以及今年3月中的一放一收，人们记忆犹新。”

《中国青年报》的这篇检查，从这篇通讯中摘录出一些字句，然后加以分析批

判，说“这篇通讯形容党的领导干部是一群连小说都不看的、缺乏文化兴趣与艺术

素养的人”，提到鲁迅抗衡周扬，是“明目张胆地煽动向党进攻、煽动推翻党对文

艺的领导”，说有许多人还不肯说话，就是“这篇通讯对当时上海右派反动言论泛

滥的状况犹嫌不足”，说一些负责干部不说话，就是“攻击党的领导没有向右派反

动言论投降”。通讯中可以批判之处可说是都批到了。只是还剩下一条没有批判。

那就是怀念陈毅。怀念前任的陈毅，就是开罪现任的柯庆施。这柯庆施，可是得罪

不起的。这篇检查说：“在编发这篇通讯的时候，报社领导在当时是明确地认识到

这是一株毒草，是有意让它放出去的。我们的错误是放出去之后，迟迟地甚至在反

右派斗争开展很久以后，还未给予批判，使毒草没有得到及时的铲除。”这样一定

要把事后诸葛亮说成未卜先知， 却有一个困难。因为，这5月13日见报的文章，发

稿时间最晚也是12日，而据现在人们所知道的，通知将要转变风向的第一个文件，

是5月14日发出的。本书第四章已经说过，像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邵荃麟，是5月

18日晚上才被告知这个新精神的。很难相信这篇检查在这里说的是真话。不过如果

把这看作对柯庆施的交代，说明发稿时即知道是毒草，却是可以理解的了。

刘宾雁不只是一位记者，更是一位作家。一年前他发表了报告文学作品《在桥

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等等，抨击时弊，在读者中引起很大反响。在反右

派斗争中，这些作品成了重点的批判的对象。这些在本书下一章里将要谈到。

最后说一下《人民日报》。前面说过，4月10日毛泽东严厉批评了《人民日报》，

说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已经开过一个多月了，共产党的报纸没有声音，而

让非党的报纸抓住这面旗帜，非党报纸在起领导作用。《人民日报》“按兵不动”、

“无动于衷”，多半是同中央的精神唱反调，邓拓是“死人办报”，“占着茅坑不

拉屎”。也幸好是这样，到了反右派的时候，《人民日报》才没有什么大过错。当

年邓拓的副手胡绩伟在多年之后回忆说：

“说邓拓对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新精神‘无动于衷’

吗？以后想起来，他是‘有动于衷’的，只是他比较我们更有远见，更了

解这位伟大领袖。他不仅看出毛主席这番话很快会变，而且还很可能潜伏

着一场‘引蛇出洞’的灾难。因而，他当时用自己的脑子进行了一些独立

思考。……他的政治经验比我们丰富，政治警觉性也高，他对毛主席的讲

话采取‘经过中央批准以后再宣传’的办法，而不是闻风而动，赶快紧跟，

是动了一番脑筋的。

“以后的事实证明，他的忧虑是完全正确的。紧接着毛主席的两个报

告而来的，是反右斗争；公开发表的《讲话》，对原来的讲话作了原则性

的修改。所以，邓拓可以称得上是对‘引蛇出洞’的‘阳谋’有预见的人

物之一。在反右斗争开展以后，他悄悄对我说：好歹《人民日报》没有像

《文汇报》、《光明日报》那样大鸣大放，不然，《人民日报》也会被打

成右派报纸，中央党报被打成右派报纸对中央也很不好；《人民日报》没

有大鸣大放，也挽救了社会上和报社内很多同志没有当右派。”[9]

[9] 胡绩伟《报纸生涯五十年》。

尽管邓拓是这样的态度，人民日报社还是划出了29名右派分子，其中包括东方

部主任蒋元椿，漫画家沈同衡，特别是几年前受到毛泽东赞许的两个“小人物”之

一的蓝翎（杨建中）也在内。两位副总编辑杨刚和黄操良，都在反右派斗争中自杀

身死。[10]

[10] 见蓝翎《龙卷风》，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第121～124页。

有远见的邓拓以他的沉着，保全了报纸，保全了报社的一批干部，却没有能够

保全他自己。紧接在反右派斗争之后，大跃进来了。就在这“举国高潮浪接天”的

时刻，毛泽东不再需要书生或者说死人去办他的报纸。1958年末，邓拓调任中共北

京市委文教书记，离开了《人民日报》。几年之后死于非命。

毛泽东在批判《文汇报》的社论中还提到：“新闻记者协会开了两次会，一次

否定，一次否定之否定，时间不过一个多月，反映了中国时局变化之速。会是开得

好的，第一次黑云压城城欲摧，摆出了反动的资产阶级新闻路线。近日开的第二次

会，空气变了，右派仍然顽抗，多数人算是有了正确方向。”

第一次会是5月开的。 那时正是鸣放高潮，空气是批评缺点和错误。党内外一

些新闻工作者在座谈会上提的意见不少。例如，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莫如俭说，

我国目前报纸的性质和作用是根据列宁1901年定义：“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者和

集体的鼓动者，而且还是集体的组织者。”这个定义不完全适合我国目前情势了。

因为一、1901年是革命前，阶级斗争很尖锐的时期。我国现阶段是和平建设时期，

主要矛盾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了。二、过去在解放区的时候，都是工农兵，现在读者

包括知识分子，广大的小资产阶级还有民族资产阶级。他们有他们的要求和兴趣。

除了指导性和鼓动性的题材外，还要有些别的。而目前我国报纸受那个定义的教条

束缚，报纸只限于指导性思想性。因之不能满足他们，产生矛盾。

又如《人民航运报》记者赵琪，把当时占多数的报纸即共产党的党报称为“领

导机关所有制的报纸”，认为它的特点是：一、公文指示多，二、教训口吻多，三、

首长言行多，四、有些话不便于讲，五、有些话不敢讲，六、有些话不准讲。他把

《文汇报》、《新民报》等等称为“人民群众所有制的报纸”，认为这种报纸新闻

多，服务周到、新闻人物活动多，什么话都可以讲。赵琪认为，单纯代表领导机关

意见而不为读者服务的机关报，它的生命已经危险了。

中国新闻社的郑白涛说，我们的国家里是没有新闻检查的。但即使没有新闻检

查，主管部门的教条主义，认为这不能发，那也不能发，结果压死了很多新闻。而

这些新闻却是客观的重大事件，而且是为社会所关心为人民所注意的。我们中国新

闻界的单调、枯燥，是这些教条主义者造成的。一个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官僚式

的社长总编辑，比一个检查官吏妨碍新闻工作的发展。

新华通讯社的邹震说，新闻工作的鸣放问题，就是彻底实现新闻自由、言论自

由和出版自由的问题。过去，这三大自由，被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给限

制在极狭窄的范围里去。我们的自由被“三害”给剥夺了。我们要向三个主义索还

被它蹂躏了的新闻自由。他还说，我觉得今天应该喊出“民主办社”和“民主办报”

的口号来，使中国出现更多的非党的报纸和通讯社，出现更多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

的或民营的报纸和通讯社。

《新民报》的邓季惺说，各级党报和其他机关报的资金来自国库，领导权则属

于各级党委，在党委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由这一性质，决定着报纸的功能，主

要还是从上而下传达政策方针，指导各个工作部门和人民群众在某一时期应该做什

么和怎样做。至于下面不同阶层的群众的需要，读者的爱好就不能照顾得很周到了。

如果要为百家争鸣提供更多的讲坛，为百花齐放提供更多的园地，为民主党派和无

党派人士利用报纸来进行监督，为广大群众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除了更加办好

现有的几份非党报纸以外，我认为各地还应该多办几家集体所有制报纸。

《新民报》的陈铭德也指出了当时报纸的一些缺点，提出了办同人报的建议。

（中国青年报》总编辑张黎群不赞成社会主义报纸指导工作的说法，认为现在的报

纸是布告牌、留声机。

座谈会上诸如此类的一些发言，就是毛泽东说的黑云压城城欲摧，是摆出了反

动的资产阶级新闻路线。不论用什么说法，主张新闻自由也好，主张办同人报也好，

其目的都是为了摆脱共产党对报纸的领导。而不受控制的民间报纸，是同社会主义

制度不能并存的。提出这种主张，是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一个重要方面。

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从6月24日起举行的第二次新闻工作座谈会，空气变了。

一些人作了自我批评。陈铭德说我忽视了社会主义报纸作为集体宣传者、鼓动者和

集体的组织者的主要功能，又把几年来一些报纸的可以克服的非本质的缺点看成了

本质的缺点，因而提出了办同人报纸的建议，这反映了我的浓厚的资产阶级新闻观

点。在开始反右派以来，我认识到这个错误。我现在声明撤回这一建议，同时我还

要继续检查产生这一错误的思想根源。 （6月28日《人民日报》）邹震检讨说，他

的思想原来就是非常反动的。 他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爬上过反动头子于斌办的南京

《益世报》总编辑的位置，疯狂地反对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大“鸣”大“放”以来，

他认为反党的机会到了，积极要求参加新闻界座谈会，想在新闻界放一把火。邹震

说，他那次发言是站在当年《益世报》总编辑那个立场上说话的。他所叫喊的要中

宣部对报纸开放“绿灯”，实际上是要报纸对党随便谩骂，自由攻击；所谓民主办

报、民主办社，就是想要党让出新闻阵地，由右派分子来占领；他把新华社的稿件

描绘得一团糟，是想鼓励报纸不用新华社稿件，给新华社制造困难，以便他在社里

放第二把火。 邹震还交代了他在新华社内部的一些反动言行， 并表示愿意悔改。

（7月20日《新华社新闻稿》）

当然，也有右派分子的负隅顽抗。例如郑白涛说，社会主义下的报纸可以唱对

台戏， 可以小骂大帮忙。 他认为我们报纸上的新闻都是“组织出来”的。他还说

《人民日报》的社论全国报纸不必要转载，《纽约时报》的社论美国其他报纸就不

转载。 他还说储安平派《光明日报》 记者到九个城市开座谈会不能算到处点火。

（6月25日《人民日报》 ）顾执中在会上作了题为《新闻的阶级性、真实性、时间

性、趣味性及其相互关系》的发言，据这篇报道说，他大量引用了加里宁、陆定一、

胡乔木、周扬的言论以及《解放日报》的社论和新华社某一年关于工作的指示，但

是尽量避免涉及自己最近发表的关于宪法、言论自由和新闻工作问题的种种言论。

他在谈到阶级性时，他说《光明日报》前一时期的错误只是储安平模糊了报纸的阶

级立场，采用旧的资产阶级的办报方法来办报，《文汇报》的错误主要是犯了编排

技术第一忽视政治的毛病。（6月28日《人民日报》）

这第二次会上多数人的发言却是批判右派的。《人民日报》的沙英批判了莫如

俭等的“列宁的办报原则过时了”的言论。沙英认为，列宁的报纸是集体的宣传者、

鼓动者和组织者的原则不仅适合于革命时期也适合于建设时期。他说，我们今天正

在建设社会主义，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还没有完成，我们必须用报纸对人

民进行组织教育，使人民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而且报纸这个阶级斗争的工具我

们不利用别人就要利用，《光明日报》、《文汇报》的最近一个时期的情况就是如

此。沙英说，我们根据列宁的原则和学习苏联的经验来办报，当然要结合我们国家

的具体情况，不能教条的搬用，但立场、观点是不能变的。（6月25日《人民日报》）

中国新闻社孙殿伟批判郑白涛，说郑在中国新闻社内就有许多反动的谬论，他同意

章伯钧的言论，主张中国要实行两院制，主张办反对派的报纸。在章伯钧、章乃器、

储安平等人的反党活动被揭露后，他仍然替他们辩护，说“党天下”的说法是对的，

定息不是剥削，甚至不是不劳而获，而是和在银行里存款的利息一样。他认为目前

报纸上对右派分子的驳斥是官僚主义、教条主义的作法。他主张办“同人通讯社”，

不要共产党领导；中国新闻社的同志批评他，他说这是共产党的愚民政策的成功，

并把这些人称作打手。中国新闻社的何耕新也批判说，郑白涛口头标榜新闻没有阶

级性，但是他在工作中却非常有阶级性。章伯钧的所谓“政治设计院”的谬论提出

后，他主张马上发消息。李康年的定息20年的建议他立刻编发了，李后来撤销这建

议，他却不发。看到报纸反右派的言论他就唉声叹气，对反动作品《花丛小语》他

就到处向人宣传。他所管的对外用的稿子几乎和资产阶级通讯杜记者写的一样，片

面地说我们经济困难、原料不足。他对我们实际是大骂而不是小骂。他口称新闻要

像语言一样普遍地为各阶级服务， 实际他却是坚持反社会主义观点。 （6月26日

《人民日报》）北京大学新闻系的方汉奇批判顾执中，对于顾所说的宪法有的被彻

底破坏，有的有名无实，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事实都没有得到保证的谬

论进行了驳斥。方汉奇援引了很多历史上的材料，说明解放前中国新闻的历史，是

一部记者之血的历史，曾有无数的新闻记者被杀害被监禁，无数的报刊被封闭。在

旧中国只有一小撮的统治者有言论自由，绝大多数的人民是没有言论自由的。我们

新中国的报刊是新型的报刊，它是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每个劳动人民都可以通过报

纸对政府的工作进行批评。 当然我们这里是没有反革命、地主的言论自由的。（6

月28日《人民日报》）在座谈会上，有更多的人对徐铸成、浦熙修、储安平等人作

了更多的批判，那是不用说的了。

毛泽东在《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中还说，“一些大学的一些

新闻系教师也有这种情形”。这些教师中最有名的代表是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王中。

他在1956年发表了《新闻学原理大纲》一书，在其中“报纸的性质”一节中有这样

一些提法：

“报纸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可以为政治服务，但不是政治的本身。

报纸与法权在性质上不同：在一个国家内只能建立一种法权，报纸则多种

可并存，法权具有强制作用。报纸与政党不同，政党只存在于阶级社会，

在完成历史任务后即行消失，但在无阶级的社会里人类即有了解情况的需

要和行为，所以没有报纸只是因为条件不具备，在政党消灭后报纸仍应存

在。”

“就报纸刊载文字内容论，多数文字有阶级性（气象预报、自然变化、

自然科学知识等则没有阶级性），为一定阶级利益服务。就其为读者获得

的方式论，是任何人以至敌对的阶级均可以一定代价获得之商品，与情报、

内部文件不同，亦与标语、传单不同。”

“任何政党的机关报具有两重性，报纸产生于政党形成前，是政党运

用社会已存在定期出版物的工具作为政党的宣传工具。政党机关报：一方

面是受政党机关的意志约束，力求使报纸按政党的意志影响读者，另一方

面又保存了政党利用前的报纸性质——人们借以了解新闻的印刷商品，是

两个方面的相合的。‘办报卖’与‘买报看’两方面的结合。没有读者的

报纸则根本不能发生机关报的作用。”

“党报和一般报纸一样，获得报纸必付一定代价，通过买卖关系达到

宣传对象手中，与标语、喊话不同。”

在新闻工作座谈会上，王中说的，也就是这样一些意见。他说，有些业务部门

不懂宣传原理、报纸的性质，一味的要求在报上给他本单位发工作指示。把报纸变

成各机关的联合布告牌。他说，有些单位盲目“保密”，据新闻日报说，呢绒涨价，

商店橱窗标价都改过了，主管部门还要保密，不让报纸报道。谈到党委对报纸的领

导，王中说，党委很容易忽视报纸的特点，或者仍习惯于抗战时期和阶级斗争时期

的作法，对新形势下报纸应起的作用认识不足。报社如按着党委的旧习惯去办报，

便会造成报纸脱离群众。党委不仅是对报社要放手，而且要积极领导报社，使党报

办成为群众所喜爱的读物。报纸，在党委看来是指导别人的工具。但是在读者看来，

报纸是借以获得新闻和知识的出版物，读者花钱买报，我们要对得起人家的五分钱，

如果赠阅的话，人家可能没有什么理由责备报纸。王中还提到《新民报》，他说，

在过去， 《新民报》 的方针是指导文化工作，结果销数不足三万份，很难维持。

“百家争鸣”后，就走丰富的文化生活的道路，就马上上涨，最高到20余万份，绝

大部分是零售和个人订阅。 （现在因纸张困难， 压到十三四万份）上海都排队买

《新民报》。王中提到，有人以为《新民报》的变化是值得新闻学的理论上加以研

究的。（《新闻与出版》第17号）

王中的这些意见在会上遭到了批评。新闻工作者协会研究部长安岗批判说，这

种新闻学观点在客观上同右派分子的进攻起了某种程度的策应作用，模糊了人民报

纸的战斗方向。王中认为报纸同读者的关系是“五分钱”的关系，说什么报纸只是

有商品的基础才能发生作用。还说什么报纸是“买后才有用”，说报纸要在买卖这

一点上“适应社会需要”，并且说不注意报纸商品性的党报是“一片教条主义”、

“寡妇脸”、“官报”。正是在这种观点上，王中就为上海《新民报》捧场。安岗

说，我们的党报是人民的代言人，和人民绝不是买卖关系，王中等的这种修正主义

的观点， 对人民新闻事业的危害性是很大的。（6月29日《人民日报》）邓拓批判

说，王中是一个有纲领有行动的党内右派分子，他在人民革命刚刚打垮资产阶级的

新闻阵地后不久，就捡起资产阶级反动新闻理论的武器，在新闻战线上为资产阶级

保留，向党进攻。他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早已背叛了党和人民。王中在向党进攻时，

并且把持复旦大学新闻系作为他的阵地，以支持他的反动论点的复旦大学学生作为

他的队伍。邓拓说，由于王中在反对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时，制造出来了一套取消

新闻的党性和阶级性的资产阶级反动理论，从根本上否定了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

并且到处贩卖他的谬论，为资产阶级分子张目，因此，王中向党进攻的性质，就要

比一般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更加严重，更加恶毒。邓拓说，王中现在已经面临着政

治上完全毁灭自己的危险的边缘，如果他在回到上海后的继续交代中不能正视这一

点，他就将彻底地自绝于人民。（8月13日《人民日报》）

当年，新闻界的许多右派分子都提出了办同人报纸的主张，也有一些人因为真

想去办一张同人报纸而成了右派分子。 这里插说一件本书作者直接知道的事情。

1957年整风期间，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到了湖南，他在湖南的一次讲话中提

到每个省可以办两个报纸，一个党外办，唱对台戏。其实这并不是谭本人的意见，

这是4月间上海局在杭州开会， 毛泽东在会上的插话，谭是在会上听来的。这话传

到了民盟湖南省委秘书长杜迈之的耳朵里去了。尽管他并不知道毛泽东说过这意思，

就是谭震林的意见，中央书记处书记也已经够权威了。1949年长沙刚解放时，民盟

是有过一张《民主报》的，出刊不久即停刊。杜迈之听到谭震林说了这话，于是跃

跃欲试，想重新办起一张报来，当时《新湖南报》有几个编辑记者也对此事表现了

积极性，愿意同杜迈之合作。反右派斗争开始，这几个人就成了新湖南报社第一批

右派分子。

一场反右派斗争下来，新闻界划了多少右派分子，这里有一份不完全的统计可

供参考：

“据9月底的初步统计，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大公报、新

闻日报、教师报、健康报以及北京、天津、河北、山西、湖南、广西等二

十二个省（市）和省辖市的党委机关报编辑部门，在报纸上进行了批判的

右派分子就达二百一十二人，其中有十二人已经窃据了报社总编辑的领导

职位，如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副总编辑浦熙修，

大公报总编辑袁毓明，新闻报副总编辑陆诒等等，都是新闻界十分恶毒的

大鲨鱼。”[11]

[11] 迟蓼洲编写《1957年的春天》，学习杂志社1958年版，第54页。

这212人是报纸上进行批判了的， 据7月9日中共中央的一项通知，在报上点名

的右派骨干分子只要右派百分之十左右，其他百分之九十的右派骨干，则在所在单

位点名批判， 不要登报。 倘若按照这个比例计算， 报上点名212人，应该是划了

2120人左右。 再说，这一统计截至9月底为止，这时这一场斗争并没有结束。即以

本书作者所在新湖南报社而言， 到9月底划出的右派分子才二十余人，还不到全部

划出的右派的一半。到斗争结束时，全社划出的右派分子是54人。

不要以为新闻界的右派分子都有修正主义的新闻理论和资产阶级的办报路线，

有一些不过是犯了“可恶罪”，被他的上级领导认为可恶而成为右派的。当时担任

中共山东省委副书记、书记处书记的夏征农回忆说：“《大众日报》总编辑刘健曾

在几次会上向省委一再提出批评意见，思想认识上有问题。反右一开始，省委即内

定他为右派，要放到群众中去批斗。我认为，根据现有的材料不能定为右派，不要

放到群众中批斗。后来刘健自杀了。除此之外，再加上其他一些个人偏见，就这样

以反右派不力和同情右派的罪名撤了我的职。”[12]

[12] 《夏征农谈他的文艺生涯及其他》，见《新文学史料》1990年第4期，第

89～90页。

新闻界所划的右派分子，还不能不提到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李慎之。波匈事件

发生，毛泽东派他的秘书林克去征求李慎之的意见。李说，苏联东欧出问题的根本

原因就在于没有在革命胜利后建立起一个民主的制度。谈到中国，他以为“我们的

大民主太少，小民主太多”，人民群众没有多少议政参政的权利，这都是跟苏联模

式学习的结果，现在苏联既然出了问题，中国也必须改弦更张，实行大民主，即人

民对国家大政方针有讨论的权利与自由，以免重蹈苏联的覆辙。他所谓的小民主，

是指那些为了调资定级、分房子、调工作之类的事情的无休止的争吵，以及上班迟

到早退，办公拖拖拉拉这些现象，他认为这都是共产党太讲人情，不讲法制的结果，

这是他所厌恶的。李慎之在这次谈话中发明的“大民主”和“小民主”这两个词，

毛泽东按照自己的意思作了解释。他在1956年11月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说：“有几

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主张要大民主，说小民主不过瘾。他们要搞的‘大

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

‘言论自由’那一套。他们这种主张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缺乏阶级观点，是错误

的。不过，大民主、小民主的讲法很形象化，我们就借用这个话。”[13]这里所引

是经过整理正式发表的，原话是：“大民主就是要上大街，是对敌人的。我们不能

搞大民主，只能搞小民主，搞小小民主。”毛并且认为这不仅是几个人的思想问题，

而是一个思潮。当林克再次来找李慎之的时候，李声明：“我根本没有上大街的想

法。我的大民主是对小民主而说的，而且正是因为敌人已经被打倒了，我们才可以

搞大民主。”毛对这一声明的反应是：“他们主张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实际上与

上大街没有什么不同。”

[13]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23页。

到了反右派斗争中，李慎之被定为极右分子，开除党籍。只是“定案材料”中

没有写上“大民主”这一条。那上面的第一条罪状，是“企图利用内参影响中央”。

把这件中央一再表示满意而且嘉奖过的工作也算作罪行了。[14]

[14] 见李慎之《关于“大民主” 和“小民主”一段公案》，载《百年潮》双

月刊，1997年第5期。

顺便讲一下出版界的反右派斗争。这里有一个不完全的统计数字：“就中央一

级的出版社到1957年9月底止的统计，右派分子占工作人员总数的百分之六点二三，

而担负领导工作的右派，就有三十个，例如人民出版社的曾彦修、通俗读物出版社

蓝钰等，都对社会主义的出版事业作了许多恶毒的攻击。”[15]

[15] 迟蓼洲编写《1957年的春天》，第54页。

他们对社会主义的出版事业作了些怎样的攻击呢？曾彦修在《人民日报》座谈

会上说了这样一些话：

“我们长期看不出整个出版界的方向，只看到教条主义，盲目崇拜苏

联的情况存在好多年。很少谈到我们中国的文学……而只能看到把我国所

有的编辑、印刷、出版的制度一套彻底打垮，编辑只做些改标点、改阿拉

伯字等。解放后基本上停止了学术著作，而让苏联的小册子泛滥于市场。”

“体制问题不要老限制在现有一套，可以办同人出版社。”

“不能因纸张不够把几十个学报停刊，甚至可以少印马列主义。一些

专门刊物内容是不太丰富，但不应随便砍掉。把出版局砍掉中国不会亡，

把这些学报砍掉，中国没有科学，却要亡的。”

在文化部出版局召开的座谈会上，曾彦修又说了这样一些话：

“苏联的出版机构，组织制度要具体研究一下。我去了一趟苏联，觉

得他们的机构和制度是落后的，是一套束缚思想的、教条的东西。我们现

在在把自己的传统完全革掉了，而搬来一些不符合‘二百’方针的大一统

的作法。”

“我认为过去学习苏联是有偏的。可能有成绩。但表现在哪里？是不

是专业分工、出版、印刷、发行分家以及一些编辑人员注意技术小节等都

算成绩呢？我以为不是。反之，这些却妨碍了出版事业的发展。又如计划

发行算不算成绩呢。像现在这样一调查就是七、八十天，也不见得好。总

之我暂时还看不到具体表现出来的成绩，这方面的教条主义、公式主义很

厉害，如果说成绩，那也是‘缺点是主要的，成绩是次要的’。”“解放

后直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提出以前，我认为在出版方面没有方针，

也没有领导。纸张分配不算领导，如果我们向百货公司买纸，照样可以出

书。”

“解放后几年来，光出了一些教条主义的小册子，连环画，没有真正

的出过一些有分量的东西。似乎国家就是靠着这个来吃饭。过去出版局的

总结上的成绩也就是这些，对于我们的文化怎样、科学怎样？没有方针。

在反胡风后又突然更加紧缩了，如曾经说过古籍书只出皇帝的禁书，那还

出什么，只好关门。”

“去年局里搞了个十二年远景规划，召开会议讨论，我对这个计划很

有意见。因为其中第一要出马列主义，第二要出社会科学……而文艺、科

学技术都没有了。难道我们单靠一些教条主义的小册子就能立国吗？这种

草案使人没有发言的基础，也损害了领导威信。”

“出版工作去搞一些没有味道的事，也是不行的，如为了规定《毛选》

在全国同一天发行的组织工作花了不少力气，实在是无聊。”

“过去搞七、八年出版，结果出了不少三、四流的翻译书，反特小说。

著作出不了，而对外国人的胡说八道的小册子却浪费了不少纸张。”

“文化部个别领导同志的领导方式是文化太少，武化太多。我过去检

讨写得不多，来北京不到几个月就检讨了一次。因为出版了恽逸群的《蒋

党真相》，陈克寒打电话语气很不好听，金灿然也要检讨。一次不够，说

不深刻还要重新检讨，不知道根据是什么？难道是‘武化部’吗？” ’

在出版局座谈会上，曾彦修还谈到了他自己对双百方针的认识，可说是很深刻

的反省：

“毛主席提出有百分之九十的高级干部反对或者不赞成‘二百’方针，

我起先想自己大概不是，因为我参加了不少座谈会，写了一些短文章来反

对教条主义，拥护百家争鸣。可是现在检查起来，一接触实际，总给‘人

民出版社’的牌子束缚着，不戴一顶马克思主义的帽子，没有马列词句外

衣，不能进人民出版社的门。所以，我只是形式上同意了，实际并未同意，

要划起来是在百分之九十以内的。我们当然不敢公开抗拒中央‘二百’政

策，但实际执行结果，由于水平低，而是属于百分之九十内的。”

事实上这并不是曾彦修一人的思想，相当数量的老干部也是这样一种心态。在

主观上，感觉到自己是能够接受新方针的，可是多年的习惯，又使他只能在旧的革

命轨道上运行。曾彦修能够看出这一点，并且把自己划入百分之九十之内，正是他

的过人之处，他想得比一般人深。正是多数干部的这种思想状况，决定了当年试行

新方针只能以失败告终，百家争鸣只能一变而为两家争鸣，再变而为反右派斗争。

这样的角色只能演出这样的戏剧。

再说曾彦修，他当年不只是对社会主义的出版事业作了许多恶毒的攻击，他还

说了一些更要命的意见。人民出版社内部的黑板报（！）发表他的答黑板报记者问，

其中说了这样一些意见：

“我个人深深感到人社内部党群的界限和鸿沟达到了原来意想不到的

惊人程度。……最近一周感到沉重，内心也感到很痛苦。痛苦不是因为揭

发多，可怕；而是痛苦在于自己过去认识不够，没有想到支部在群众中这

样孤立，群众对支部已到敢怒而不敢言的程度；痛苦在于：我们进城八年

来，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共产党，具体到社支部，原来和广大群众矛盾如

此之深！虽不是说‘民怨沸腾’，但已有些‘怨声载道’。”

“八年来相当大的一部分党员沾染了肮脏的腐朽的东西。未得政权以

前是革命的，批判的，对现状不满的，入党时是参加革命，抛弃名誉地位

享受。但执政以后部分同志特别是负一定领导责任的同志（包括我在内）

产生了保守主义（不是指一般工作保守），要把持政权，思想深处要保住

我自己相当地位和身份。……因为他已得到某种东西了，官方身份，统治

者一分子，生活职业有保障，有东西可保守了，这样就使得有些人不求进

步，不听取意见，暮气沉沉，（我自己也是一个）这种保守主义与宗派主

义分不开。从人社支部很多同志身上都看出来这些东西与共产主义革命家

不相容，广大群众是从同甘共苦，广阔胸襟，自我牺牲来要求我们党员，

广大党员没有做到，人社存在党员享受特权现象。再说一句，所有这些，

首先是对我自己说的。”

这种认为党处于执政地位时受到腐蚀的意见，曾彦修说过不只一次，他在世界

知识出版社的一次座谈会上，引用了杜甫的“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这一联诗

来说明这意思。这可糟了。据黄秋耘说，“康生对‘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这

两句诗特别反感，用红铅笔在《简报》上划上了杠杠，批示：‘单凭引用这两句话，

曾彦修就该划成右派。’曾彦修的命运就此决定了”[16]。

[16] 黄秋耘《风雨年华》，第179页。

曾彦修的这篇答黑板报记者问，还得罪了人民出版社出版部赵主任和行政处王

副处长。黑板报记者问曾：你对有人提出停止赵、王二人学委一事意见如何？曾答：

赵民愤很大，各方面揭露他专横主观很厉害，从这严重毛病看，他不当学委可以。

王是使人怕（我知道陈原、范用等都怕他，我也有些怕），因为他会整人家。他作

风不好，党内外有意见，是突出的。至于王当不当学委的事，曾彦修倒认为，作为

长期支部书记行政处主任，他知道许多事，工作也需要他参加，他应在工作中改正

错误，通过听取自己工作造成的矛盾边整边改。

到了反右派斗争中，首都出版界连日召开座谈会批判曾彦修。有人质问他：为

什么要硬说解放以来没有出版什么有分量的学术著作，难道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和

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算不得有分量的学术著作吗？曾所谓有分量的学术著作是指的什

么？有人分析说：曾彦修主张办“同人出版社”，就是不要党的领导，要恢复资本

主义的所谓出版自由。（7月18日《人民日报》）

在人民出版社，也开会批判曾彦修。有人批判他的答黑板报记者问，说曾彦修

有如匈牙利的纳吉，他说的“怨声载道”，“八年来相当大的一部分党员，沾染了

肮脏的腐朽的东西” ， 就充分说明了他的“纳吉”身份。还批判了他引用的杜诗

“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来骂党员腐化了这事。王、赵也都在批判会上积极发

言。 （7月13日《人民日报》）如果说，在批斗会上的发言者中，有的只不过是奉

命行事，不得不作出听党的话的姿态，那些曾彦修得罪过的人就不同了，这反右派

斗争同时也是他自己的事情。

通俗读物出版社副总编辑蓝钰在文化部出版局召开的座谈会上，也攻击了从苏

联学来的出版体制。他说：

“现在出版、印刷、发行三个环节是孤立起来的。出版和发行分家，

搞得矛盾百出，笑话百出。例如：书店营业员不了解书，一位支店营业员

自己爱拉胡琴，就进了一些拉胡琴的书，把《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

终结》一书进了不少，在一个县里像《怎样写博士论文》的书也进了等等。”

“出版与印刷的分家据说是为了印刷的统一。现在是否真的统一了吗？

没有。实际上文化部只有统几家直属出版社的本事，而非直属出版社大都

有自己的印刷厂，地方上问题也好解决，苦就苦在直属出版社的头上了，

印刷排不上队，出书很慢。”

蓝钰还对出版社专业分工表示了怀疑，以为有些作家的稿子就无处出了，各出

版社踢皮球。他还以为，现在社会上提出了新的要求，但是除掉国营而外，谁也不

能搞出版社，如果不开个口子，矛盾始终解决不了，还要发生问题，不如让搞一些

私营出版社。他还主张开放同人出版社。

他的这些意见，在首都出版界的座谈会上，在通俗读物出版社的座谈会上，都

受到了批判。

出面批判出版界右派分子的最高级官员， 是文化部副部长陈克寒。 他发表了

《出版工作必须实行计划化》一文，其中说：

“出版界的右派分子曾彦修、蓝钰、彭子冈等人，都竭力反对出版事

业实行社会主义的计划化。他们认为：计划化‘把个人的积极性限死了’；

‘选题计划根本不必要’。蓝钰故意把解放以后的出版工作描绘成‘矛盾

百出’、‘笑话百出’，并且把它归咎于出版事业的计划化。他们特别攻

击纸张的计划供应制度，提出所谓‘自由买卖’、‘自由出版’的荒谬主

张。”

“右派分子否定出版工作计划化，反对出版计划和选题计划，强调所

谓‘民主’‘自由’，提倡读者要什么出什么，其目的，是要否定党的领

导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使出版工作处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无政府

状态， 以便倾销资产阶级的私货，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10月9

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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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

文艺界的反右派斗争，大体上说，有两大任务，或者说有两条战线。一个任务，

是打击苏共二十大以后出现的、 特别是百花齐放方针所鼓舞起来的自由化倾向。

1956年提出百花齐放的口号之后文艺界出现的一些作品（包括文艺理论方面的作品），

已经使一些习惯于斯大林——日丹诺夫文艺政策的人忧心忡忡。在《人民文学》杂

志上，像4月号发表的刘宾雁的报告文学《在桥梁工地上》，6月号又是他的《本报

内部消息》，9月号又是何直（秦兆阳笔名）的论文《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

这些都被认为是修正主义的作品，这些在反右派斗争中都是批判的对象。前面提到

过的《电影的锣鼓》当然也是。陈其通等四人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

一文其实是文艺界反右派的第一枪。只可惜他们“超前”了几个月，那时毛泽东还

没有下决心反右， 他们不听号令就先干了起来， 结果挨了好几回批评，演了一出

《三岔口》。

文艺界反右派斗争的另一任务，是趁这一场斗争的机会用快刀斩乱麻的办法来

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像反对丁陈反党集团，反对冯雪峰，就都是这一性质。像丁玲

和冯雪峰，在30年代就是左翼文艺运动的重要活动家。他们从来没有，后来也没有

自由化倾向。如果反右派斗争的任务仅仅是打击自由化倾向这一项，那是轮不到他

们也划右派的。丁玲在反右派斗争中作检讨的时候说到了这样一件事：“反右派斗

争期间，作协作家支部开会，杨朔同志谈了对整风简报的意见，我谈了浦熙修来找

我的经过，会议开得比较沉默。这时陈企霞发言了，提出文艺界反右派斗争，应讨

论何直的论现实主义一文，及钟惦棐的《电影的锣鼓》一文。……跟着艾青发言了，

而常常是沉默的罗烽也跟着谈到何直的文章，响应陈企霞。”（9月3日在作协党组

扩大会议第24次会议上）丁玲没有说她自己的意见怎样，从她的转述中可以知道，

艾青、陈企霞、罗烽他们以为，成问题的是何直和钟惦棐，而不是他们。可是跟他

们的设想不同的是，他们作为右派分子受到斗争，还在何直、钟惦棐等人之前。

文艺界反右派斗争一开始，首先受到集中批判的，是所谓“丁玲陈企霞反党集

团”。这其实是1955年肃反运动的延伸。当年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兼机关党委书

记李之琏写了一篇《我参与丁、陈“反党小集团”案处理经过》，说明了此案的始

末。摘录如下：

“批判丁玲、 陈企霞开始于1955年8月。从8月3日到9月4日，中国作

家协会党组举行了党组扩大会， 对丁、陈批判斗争，参加者约七十人。9

月30日以作协党组名义把会议结果写成《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

集团活动及对他们处理意见的报告》呈报党中央。批判丁、陈是中国作家

协会党组决定的。党组书记由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兼任，作家协会的一切活

动，也都由周扬直接掌握。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写的题为《关于丁玲、陈企

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处理意见的报告》，是由周扬主持起草，

中宣部部务会议讨论通过后，报送中央的。我是这个部务会议的参加者。

“我读了作协党组报告和代中央草拟的‘批语’后，有一个很深的印

象，报告题目和内容不符。题目是对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的活动及处

理意见，内容却很抽象很笼统，主要是属于思想作风、工作态度等方面的

表现。

“报告中强调了陈企霞和并未列人 ‘反党小集团’ 的李又然两人的

‘托派嫌疑’，说‘党组决定开除此二人党籍’。（当时这二人已由公安

机关实行‘隔离审查’）对丁玲的处理，报告中则说要‘审查她被捕在南

京的一段历史并作出结论；对她的错误，如何处理，要看她对所犯错误的

认识和检讨程度考虑对她的处分问题’。

“这个报告引起我的一些疑问。‘丁、陈反党小集团’既是反党的，

为什么不着重揭露他们的反党事实？既然是‘丁、陈反党小集团’；为什

么报告中罗列的事实主要指丁玲，而对陈企霞只着重他的托派嫌疑？既然

丁玲是反党小集团为首者，为什么只决定开除陈企霞和并未列入‘反党小

集团”的李又然的党籍，而对丁玲是看她以后的态度？……这些疑问，从

报告本身得不到解答。

“1956年5月初， 陈企霞、李又然的‘托派嫌疑’经作协肃反五人小

组和公安机关共同审查和审理予以否定。 5月22日他们恢复了自由。陈企

霞被释放后，要求同党委谈话，申诉作协党组对他所进行的批判与实际情

况不符。 5月24日，由我和主持机关党委的专职副书记崔毅和作协党组的

代表参加，一起听了陈企霞的申诉。他把他和周扬之间的分歧作了全面的

陈述。其中有政治问题、学术问题、思想问题和相互关系问题。陈企霞认

为，党组向中央的报告没有根据，是捏造事实，是对他的‘政治迫害’。

李又然被释放后，也要求同机关党委谈话。是崔毅主持谈的。他从头叙述

了他同周扬的意见分歧。我没有参加这次谈话。据崔毅同志向我反映，在

他听来，李又然同周扬之间的意见分歧，不见得李是错的。

“丁玲在1955年被批判后，安排她到颐和园独自‘闭门思过’。1956

年夏，中宣部组成了以常务副部长张际春为组长的审查丁玲历史（被捕问

题）的专门小组，执行作协党组向中央报告中所提出的‘审查丁玲历史问

题’这个任务。张际春、周扬、刘白羽、我，还有一位作协党总支的同志

共五人组成专门小组负责进行。在审查丁玲的历史问题上，周恩来总理曾

有过指示，他说：‘由于周扬同丁玲之间成见很深，在审查时要避免周扬

和丁玲的直接接触，以免形成对立，不利于弄清是非。’在审查过程中，

张际春组长是认真执行这个指示的。专门小组同丁玲本人谈话时都没有让

周扬参加。

“调查核实的结果是，作家协会党组1955年《关于丁玲、陈企霞等反

党小集团……的报告》中所揭发的丁玲反党事情，主要问题都不相符，绝

大部分属子虚乌有。比如，原来说：丁玲‘拒绝党的领导和监督；《文艺

报》的领导人选，中国文联党组原来决定丁玲为主编，陈企霞、萧殷为副

主编，而丁玲在陈企霞个人的抗拒下，竟然违反党的决定，把陈企霞、萧

殷也列为主编，出现了一个刊物有三个主编的怪现象’。调查结果是：这

种提拔是丁玲同周扬商量，周扬同意后才宣布的（周扬也承认这一事实）。

原来说：丁玲‘狂妄地吹嘘自己，制造个人崇拜……1953年，文学讲习所

在招待德国作家的时候，居然把丁玲的照片与鲁迅、郭沫若、茅盾的照片

并排地挂起来’。调查的结果是，这次会场不是丁玲本人布置的，当地知

道挂了鲁迅、郭沫若、茅盾和她自己的照片时，她即批评了布置会场的人，

并把她自己的照片取了下来。[1] 原来说：丁玲提倡‘一本书主义’，说

‘一个人只要写出一本书来，就谁也打他不倒，有一本书就有了地位，有

了一切，有了不朽。’调查结果是：有一次丁玲和青年作家们谈话，她说：

‘作为一个作家，首先是要写出书来，有作品；一本书也写不出来，还算

什么作家呢？’原来说：丁玲‘常在一些同志面前说“某领导同志不喜欢

你”或“某领导同志迟早要搞你”以挑拨这些同志之间的关系（指的是周

扬和胡乔木之间的关系）。经向胡乔木同志调查，他表示‘没有这种感觉’，

等等。

[1] 曾经这样评价丁玲的不是别人， 正是毛泽东。丁玲1948年6月14日的日记

中记下了她在西柏坡见到毛泽东：“毛主席坐在空地的躺椅上，他很鼓励我。他说：

历史是几十年的，不是几年的。……看一个人要从几十年来看，并举鲁迅为例；并

将我与鲁郭茅同列一等，我说我文章不好，不及他们。”（《新文学史料》1993年

第2期第7页）也许她同文学讲习所的工作人员讲过这段往事，于是他们就这样挂像

片了。

“1956年12月的一次部务会议，由部长（引者注：陆定一）主持，专

门工作小组张海等作了调查结果的汇报，最后提出‘究竟应该根据落实的

结果，实事求是地处理，还是按过去定性的“反党小集团”结论处理？要

求明确指示。”部长听了汇报后，感到很尴尬，并对周扬有埋怨情绪。他

说：‘当时一再说要落实，落实，结果还是这样的！’对今后如何处理，

部长说：‘也只能实事求是，根据查实的结果办。’周扬这时表现得很不

安。他即刻表明：1955年对丁玲的批判不是他建议，是党中央毛主席指示

的。他说，他当时‘还在毛主席面前讲了丁玲的好话’。

“中国作家协会的整风运动，首先是动员群众向领导提意见。向中宣

部领导提意见，最集中的是对‘丁、陈反党小集团’的处理问题。因为，

这是几年来反复几次还没有得到处理的大事。这种情况，引起了部长的重

视。1957年6月6日，作家协会党组根据部长的指示，召开党组扩大会讨论

处理丁、陈‘反党小集团’问题。会议开始，周扬先讲话，在他的讲话中

有这样的话：‘1955年对丁玲的批判只有斗争没有团结，对待像丁玲这样

的老同志，这样作是很不应该的……’党组的邵荃麟、刘白羽等同志也先

后发言表态。有的说‘丁、陈反党小集团的结论是站不住的，不能成立’；

有的说‘批判有偏差，斗争过火’，‘对揭发材料没有核实就向中央写报

告，不慎重’。有的表示承担责任等等。但周扬等的讲话只是承认了一些

事实，没有说明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不能使人信服。因此，在党组扩大

会上提出批评意见的就集中在周扬身上。人们纷纷提出质问，问题越提越

尖锐，态度也越激烈。丁玲、陈企霞也追问‘是谁叫他这么搞的？’……

会议开了三次， 再也开不下去了，只好休会。”（《炎黄春秋》1993年5

月号，第10～15页）

这是一直到反右派斗争开始的前夕的情况。这时，是有意否定肃反运动中提出

的“丁、陈反党小集团”一案的了。这也是与当时有意复查和纠正肃反错案的意图

相一致的。到了反右派斗争起来，这一切又立刻全部翻了过去。作协党组扩大会休

会一个多月之后， 于7月25日复会。在休会的这段时间里，现在人们已经知道，中

共中央在青岛召开过一次重要的会议，毛泽东写了《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为

反右派斗争进一步加码，明确提出右派分子“包括混入共产党内和青年团内一些同

党外团外右派分子政治面貌完全相同的人”，这也就为把丁玲陈企霞这些党员作家

划为右派淮备好了政策依据。具体到这一个案件，这一个多月的休会时间也正好为

斗争作准备。据当时《文艺报》报道：“在第三次会议以后，中国作家协会天津分

会在反右派斗争中，批判了与陈企霞有密切关系的柳溪的反党言行，柳溪向中共天

津市委宣传部坦白交代了丁、陈反党集团的一些罪行，使这一个反党阴谋得以进一

步暴露，这个阴谋集团的缺口就被打开了。”（《文艺报》1957年第19号）

7月25日复会的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实际就是对右派分子丁玲等人的斗争会。

据《文艺报》的这篇报道说：“会议范围进一步扩大，参加会议的有党和非党作家、

艺术家、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文联和各个协会的有关同志共二

百多人。”这一天开会的情形，李之琏在他题为《不该发生的故事》的另一篇回忆

文章中说得要详细一点，他说：

“作协党组扩大会在休会多天后， 于7月25日复会。主要是批判丁玲

等‘向党进攻’，指责‘反党小集团’要翻案等等。会议主持者的调门同

6月上旬会议开始时的认错、 向丁玲表示道歉的态度完全相反，恢复并大

大发展了1955年批判时的作法。在会上积极鼓动揭发丁玲等的‘反党’的

根据。从天津动员一位女作家交代她同‘反党小集团’的另一成员有不正

当的关系，并且听他讲过一些对个别文艺方面的领导人不满的言论。这些

材料当时如获至宝，并以此为‘重炮’，作为反击小集团的突破口。这位

同志被迫承认了一些事，也揭发了丁玲一些类似的那位领导人的议论。这

些都被认为是复会后的重大收获。

“7月25日， 作协党组扩大会复会是在文联礼堂召开的。先安排陈企

霞作‘坦白交代’并揭发丁玲。会议进行中有一些人愤怒指责，一些人高

呼‘打倒反党分子丁玲’的口号。气氛紧张，声势凶猛。在此情况下，把

丁玲推到台前作交代。丁玲站在讲台前，面对人们的提问、追究、指责和

口号，无以答对。她低着头，欲哭无泪，要讲难言，后来索性将头伏在讲

桌上，呜咽起来……会场上一阵混乱。有些人仍斥责丁玲，有些人高声叫

喊，有些人在窃窃议论，有些人沉默不语。会议主持人看到这种僵持局面，

让丁玲退下。宣布由我发言。这个讲话就成为我一次最大的违心之言。”

（《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3期第134～135页）

从7月25日开始， 这样的斗争会持续不断地开了一个多月，什么问题都搬了出

来，包括经过调查明知不是事实的材料，例如骄傲，把自己的像片和鲁迅郭沫若茅

盾的挂在一起，例如一本书主义等等。不但在斗争会上，报纸刊物上的批判文章也

一再把这些材料搬出来。曾经在丁玲主持的文学讲习所学习过的玛拉沁夫在《清除

灵魂里的垃圾》一文里揭发丁玲说：

“据说，前年批评丁玲的‘一本书主义”时，她不服气，申辩自己没

说过‘一本书主义’这五个字，其实问题不在于是否说过这五个字，而是

在于丁玲是否有这种思想。记得丁玲在1954年左右，突然到处强调作家最

主要的是写出来作品来，写出好作品来。初听起来，或从字面上看来，这

句话本来没有什么错误，但是一次、再次老是听她讲这句话时，就使人感

觉到这句话还渗杂着旁的一些情绪。那时，我们几个学员曾经背地谈论说，

丁玲作了几年文艺行政工作，没作好，现在一再强调这句话，大概是想来

显示一下自己虽然行政工作没作好，但有好作品，并以这来安慰自己吧！

我们还说： ‘在这一点上，丁玲同志有点阿Q精神。’今天看来，这样分

析显然太浮浅了。其实丁玲的思想实质并非这样简单。她给我们讲过这样

一个故事：在她发表作品以前，人们看不起她，请胡也频参加什么聚会时，

请柬上总是写‘也频先生及其夫人’，她说，一看见这几个字就生气，她

说不当别人的附属物，因而拒绝出席。后来当她发表了作品。轰动了文坛，

出了名时，那些过去瞧不起她的人，都开始向她巴结了，新闻记者们也蜂

拥而来，要求拜见，可她以拒绝会见来给以报复。有一天，忽听有人扣她

家门，她开门一看，原来又是那些记者，于是她只说一句‘我对你们说过，

我不接见你们’，便‘啪’的把门一关，把他们顶了回去。在旧社会，拒

绝那些庸俗无聊的新闻记者的访问，并不是什么值得指责的事。在这里，

我引了她这段话，是说在三十年后的今天，丁玲对前去拜访她的青年作者

们，津津有味地大谈这些话，不能说是‘不过随便谈谈而已’。这话里显

然包含着这样意思：当你一旦写出好作品来，身价即刻提高百倍，腰板也

就硬了。将这话再与最近报刊上揭发的丁玲所说的‘一个人只要写出一本

书来，就谁也打不倒你’，以及她对许广平先生所说：‘你现在不管做多

少工作，都算得什么呢？写东西才是自己的。’等等言论联系起来，就不

是什么一般的‘家常话’了。”

即使丁玲不承认说过“一本书主义”这五个字也不打紧，反正玛拉沁夫以亲耳

听到的话作证，坐实了这一点，这就比一般的揭发批判有力得多。揭发之后，还有

一段章太炎《谢本师》式的文字：

“作为一个学生，我曾向丁玲的作品学习过，作为一个文学青年，在

艺术上我曾得到过她的帮助；因而我也尊敬过她。但是，丁玲，你不要以

为你在我们这些青年作者当中有‘影响’，不管你对你错，都会听你的；

如果你仍反党到底，你就会被群众无情地抛弃掉！”（《文艺报》1957年

第22期）

玛拉沁夫的这种批判文章，比他的小说和散文作品更有影响更受重视。他就从

这里开始，一步一步做到了中国作家协会的党组副书记，后来还以此身份到丁玲的

家乡主持筹备纪念丁玲的活动。

还要批判丁玲的作品。 像《三八节有感》 ，《在医院中》，直到早年的作品

《莎菲女士的日记》，都引来了多篇批判文章。不但她本人的作品，就是在她主编

的延安《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上的一些文章，也要批判。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文

艺报》 1958年第2期刊出了一个“再批判”专辑，其中包括林默涵批判王实味《野

百合花》、王子野批判《三八节有感》、张光年批判《在医院中》、马铁丁批判萧

军《论同志之“爱”与“耐”》、严文井批判罗烽《还是杂文时代》、冯至批判艾

青《了解作家、尊重作家》这些文章，并附上被批判的各篇原作。这时毛泽东正在

南宁开会，也抽时间审阅了一部分稿子。他在给文艺报主编张光年、副主编候金镜、

陈笑雨的信中说：

“看了一点，没有看完，你们就发表吧。按语较沉闷，政治性不足。

你们是文学家，文也不足。不足以唤起读者注目。近来文风有了改进，就

这篇按语说来，则尚未。题目太长，‘再批判’三字就够了。请你们斟酌

一下。我在南方，你们来件刚才收到，明天就是付印日期，匆匆送上。”

又说：“用字太硬，用语太直，形容词太凶。效果反而不大，甚至使人不愿看

下去。宜加注意。”

毛泽东对按语作了修改，改写和加写了一些文字。他说，这一批“奇文”“奇

就奇在以革命者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谢谢丁玲、王实味等人的劳作，毒草

成了肥料，他们成了我国广大人民的教员。他们确能教育人民懂得我们的敌人是如

何工作的。鼻子塞了的开通起来，天真烂漫、世事不知的青年人或老年人迅速知道

了许多世事”。受到再批判的艾青和罗烽也都被划为右派分子。萧军没有被划为右

派分子，却也跟右派分子同时在文坛消失，直到1980年才同右派分子一道从地平线

下冒了出来。

受到“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一案牵连的，不仅有艾青、罗烽、萧军等人，

负责办理此案的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兼机关党委书记李之琏等人，因为没有能够

完全按照领导的意图办案，也被划为右派分子。李之琏在《不该发生的故事》一文

中回忆说：

“中宣部领导人号召所有党员对机关党委、特别是对我进行揭发，翻

遍了机关党委的会议记录、搜查了我个人保存的文件，只要一字一句同此

案有关的材料，就决不放过，一律作为问题揭发。丁玲寄给党委的申诉材

料，就是从文件柜里搜查出来的。会议规模越来越扩大，从开始的几个人

到几十人、几百人，最后扩大到千多人。大会批，小会斗，折腾了四个多

月才结束。

“由于在审查丁玲历史问题时，在结论草稿第一稿上我加写了：丁玲

被捕后，同敌人作了种种斗争，终于回到党的怀抱等话，被说成是‘美化

叛徒’；又在于审查丁玲‘反党’问题时，丁玲写给党委的申诉没有提交

审查小组讨论，而她提出的申辩又和调查的结果相一致，就被认定这是我

同丁玲‘合谋翻案’。根据这两大‘罪状’就定我们几个人为‘反党集团’，

我是‘首要分子’。其实，这件事都是根据实际情况，为着使审查小组的

工作能正常地顺利进行，经我提出和张际春同志同意的。张海和崔毅同志

有的知道，有的并不知道。黎辛同志本来早已去湖北工作。他是机关党委

的副书记兼作协机关党总支书记，主要工作在作协，机关党委的全面工作

管的很少。在批判我们时，将他调回来揭发问题，因他无可揭发，就叫他

检查，给他戴了多项‘大馆子’，并被认定我们四人是一伙，互相包庇，

充当右派和反党分子的保护人。最后结果是我和黎辛定为‘右派分子’，

开除党籍，张海和崔毅定为‘反党分子’，留党察看。”

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从批判“丁、陈反党小集团”开始，很快就牵连到冯

雪峰的头上。冯雪峰是1927年入党的共产党员，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党团书记，中

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参加者，中国作家协

会副主席和党组成员，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反右派斗争要反冯雪峰，主要的原因

也是算他的历史老账。早在30年代在上海从事左翼文艺运动时期。他就同周扬结怨

了。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同周扬提出的“国防文学”口号

发生争论，也同冯大有关系。鲁迅已经被尊为文化新军的旗手，不好说他什么，因

而周扬要谈30年代的左翼文艺运动，就很有些地方感到文章不好做。如果冯雪峰划

为右派，就可以由他来承担蒙蔽鲁迅的责任，30年代左翼文学史就容易写了。

如果仅仅是周扬有此需要，还不一定能做到这一点。周扬知道，这时毛泽东对

冯已经很不满意了。一件事是冯任主编的《文艺报》压制了李希凡、蓝翎关于《红

楼梦》研究的文章，毛泽东专门为此事写了一封信，说李希凡、蓝翎的文章是“反

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说《文艺

报》“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2] 《人民

日报》专就这事发表皮水拍署名的《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毛泽东在审稿时

加写道：“《文艺报》在这里跟资产阶级唯心论和资产阶级名人有密切联系，跟马

克思主义和宣扬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却疏远得很， 这难道不是显然的吗？ ”

（1954年10月28日《人民日报》 ）冯雪峰挨了批评，就在1954年11月4日《人民日

报》发表（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从毛泽东对这篇检讨作的一些批语

可以看出他对冯的意见有多么大了。例如，冯在检讨中说：“我犯了这个错误，不

是偶然的。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内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长期地统治着的事实，我

就一向不加以注意，因而我一直没有认识这个事实和它的严重性。”这里“古典文

学研究领域内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显然是从毛泽东的原信中引来的。可是他仅

仅就这个领域来作检讨，毛就觉得不满了，批道：“限于古典文学吗？应说从来就

很注意很有认识，嗅觉很灵。”毛的原信中有这样一句：“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

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冯即据以检讨说：“我对于资

产阶级的错误思想失去了锐敏的感觉，把自己麻痹起来，事实上做了资产阶级的错

误思想的俘虏”，毛以为这样检讨不行，批道：“一点没有失去，敏感得很。”冯

的检讨说：“我感染有资产阶级作家的某些庸俗作风，缺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斗

精神”，毛批：“不是‘某些’，而是浸入资产阶级泥潭里了。不是‘缺乏’的问

题，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冯的检讨里说他自己“不自觉地在心底里存在着轻

视新生力量的意识”，毛批：“应说自觉的。不是潜在的，而是用各种方法向马克

思主义作坚决斗争。”既然毛对冯的看法如此，作协党组扩大会当然可以把他拿出

来斗争了。 1957年8月27日《人民日报》以《文艺界反党分子冯雪峰是丁陈集团参

加者、胡风思想同路人》这样一个长长的标题，报道了作协党组扩大会批判他的情

况。

[2]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34～135页。

历史的旧账，是批判冯雪峰的一个重点。郭沫若的批判发言中就说：“二十年

前在上海分裂文艺战线，闹出两个文艺口号之争，完全是冯雪峰在作怪，今天被揭

发了，而他却把责任全推在鲁迅身上去了。”（9月28日《人民日报》）

这件事，夏衍在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上所作的批判发言中讲得更加具体；

他说：

“1936年雪峰同志从瓦窑堡到上海，据我们所知，中央是要他来和周

扬同志和我接上关系的。雪峰到了上海不找我们，先找了鲁迅先生，这一

点，按当时情况完全是应该的，可是这之后，你一直不找渴望着和中央接

上关系的党组织，而去找了胡风，不听一听周扬同志和其他党员同志的意

见，就授意胡风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引起了所

谓两个口号的论争，这是什么缘故？今天在座的有许多同志——如沙汀、

荒煤、立波等同志都可以证明，当时，由于抗日爱国运动的勃兴，我们已

经有了半公开活动的机会，我们已办了许多外围刊物，找我们是并不很困

难的。事实上，我们知道雪峰到了上海，还是从救国会的非党同志那里知

道的。雪峰同志可以找胡风、甚至可以找章乃器，为什么不找我们。我们

在上海的工作有错误，犯过左倾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错误，但是无论如

何，我们是忠实地奉行着党的政策。在白色恐怖中，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

我们终于保全了整个文化界的党的组织，我们还联系着包括救亡团体和职

业团体在内的广泛的群众组织，我们领导着上海所有的进步剧团和数以百

计的合唱队，掌握着三家影片公司的编辑部和四家进步书店，出版着十种

以上的进步刊物，——为什么你要违反党的指示而撇开我们呢？算我们是

一支暂时失掉了联系的游击队吧，中央要你来整理、领导这支游击队，你

可以审查我们，整顿我们，但你不能完全撇开我们而直接去找正在反对我

们、破坏我们的胡风及其党羽；退一步说，你听了胡风的话，也该找我们

来对证一下吧，你硬是撇开了我们，不是帮助我们，而是孤立我们，不，

实际上决不止于孤立了我们，而是陷害了我们，章乃器等本来是向我们联

系的，见了你之后，他向外公开说，我已经和‘陕北来人’接上了关系，

今后你们不要来找我，‘陕北来人’说，上海没有共产党组织。我还听人

说，这位‘陕北来人’曾告诉原来由我们领导的外围人士说，周扬、沈端

先等假如来找你，‘轻则不理，重则报送捕房’。还有，已经过世了的钱

亦石同志曾告诉过周扬同志，雪峰在外面说，夏衍是蓝衣社，周扬是法西

斯，这不是陷害，还是什么？这一切，今天在北京的章汉夫同志，王学文

同志，邓洁同志都可以证明。”（8月14日第17次会议上）

会上的情况，在场的黎辛后来回忆说：

“8月14日第十七次会议批判冯雪峰，这是最紧张的一次会议。会上，

夏衍发言时， 有人喊‘冯雪峰站起来！ ’紧跟着有人喊‘丁玲站起来！

“站起来！“快站起来！’喊声震撼整个会场，冯雪峰低头站立，泣而无

泪；丁玲屹立哽咽，泪如泉涌。夏衍说到‘雪峰同志用鲁迅先生的名义，

写下了这篇与事实不符的文章’（引者注：指冯雪峰写出初稿由鲁迅补充

修改定稿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究竟是什么居心？’

这时，许广平忽然站起来，指着冯雪峰，大声责斥：‘冯雪峰，看你把鲁

迅搞成什么样子了？！骗子！你是一个大骗子！’这一棍劈头盖脑地打过

来，打得冯雪峰晕了，蒙了，呆然木立，不知所措。丁玲也不再咽泣，默

默静听。会场的空气紧张而寂静，那极度的寂静连一根针掉地的微响也能

听见。爆炸性的插言，如炮弹一发接一发，周扬也插言，他站起来质问冯

雪峰，是对他们进行‘政治陷害’。接着，许多位作家也站起来插言、提

问，表示气忿。”[3]

[3] 黎辛《我也说说“不应该发生的故事” 》，载《新文学史科》1995年第1

期，第78页。

这时冯雪峰只想委曲求全。有人告诉他，如果他对所犯错误的认识和检讨的程

度符合要求，处分就会轻些。他不希望落得开除党籍的下场，就努力往深处作检讨。

他在作协党组扩大会上检讨说：

“我对于周扬同志等，在1933年的时候，已经形成了宗派主义的成见。

1933年底我离开了上海， 1936年4月底回上海时听了胡风、周文等人的一

面之辞，立刻又加深了我的宗派主义的看法。因此，我没有事先同周扬同

志等商量，而倒是听了胡风的意见，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

这口号。这首先是违背了党的组织原则的做法，是撇开了党的做法，是我

的反党行为。1936年7月至9月之间，我的宗派主义、狂妄自大、我个人就

是党的那种最恶劣的态度和作风，发展到极端的地步。我竟至于怀疑周扬

同志等，要调开周扬同志，并且要停止当时的党团对上海文艺界的领导工

作，由我来通过群众加以领导，但调开周扬同志和停止党团活动，都没有

成功，我就从外面对周扬同志等加以打击，也就是对上海党组织加以打击，

这就是鲁迅先生的《答徐懋庸的信》和我以吕克玉笔名写的那篇文章。这

是我给同志以宗派主义的打击和违背党组织原则的反党行为登峰造极的表

现。”（9月4日在第25次会议上）

冯雪峰的这篇检讨还说：

“我到上海之前，周扬同志等同鲁迅先生之间的隔阂，是已经形成的；

但我到上海之后，我不但没有向鲁迅先生解释，进行团结工作，反而隔阂

加深了，这也是我要负责的。”

这些检讨，显然都是不得已的违心之言。1936年派冯雪峰从陕北到上海工作，

这事是张闻天决定。张闻天之妻刘英在她的回忆录《在历史的激流中》记述道：

“东征途中，上海地下党也有人来。本来早就想恢复同上海党的联系，

现在可以付诸行动了。派谁去合适呢？闻天想到了冯雪峰。三十年代初闻

天在上海临时中央当宣传部长的时候，雪峰就是他的助手。闻天觉得，此

去上海，恢复组织，冯雪峰是一个最合适的人选。他可以通过鲁迅、茅盾

等的关系，摸清情况，然后恢复、整理党的关系，恩来同志也认为雪峰合

适。 4月初，闻天和恩来已从河东回到瓦窑堡。冯雪峰同志是地方工作委

员会的委员之一，还在河东工作，即把他调回来，由恩来与闻天分别交代

了任务。记得临走之前，我们还在自己窑洞里请雪峰吃了一餐饭。闻天交

代雪峰：‘到了上海，先去找鲁迅、茅盾，他们是靠得住的。’还叮嘱他

要谨慎小心，注意隐蔽。雪峰很精干，对上海的文化人熟悉，关系多。他

到上海后，很快就建立了上海——西安——陕北的交通线，后来又设好了

秘密电台，和陕北通报。那时闻天、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谈到李允生（冯

雪峰的化名）和上海的工作，都觉得干得不错，对他是满意的。”[4]

[4] 刘英《在历史的激流中》，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98页。

刘英说当时张闻天周恩来对冯雪峰在上海的工作感到满意，是有文献作证的。

1992年有人在中央档案馆发现了1936年7月6日张闻天周恩来（联合署名为“洛思”）

写给“李（允生）兄”即冯雪峰的一封信。其中明确地说：“你对周君（指周扬）

所用的方法是对的。”其中还谈到鲁迅：“你的老师（指鲁迅）与沈兄（指茅盾）

好吗？甚念。你老师送的东西虽是因为交通的关系尚未收到，但我们大家都很感激。

他们为抗日救国的努力，我们都很钦佩。希望你转致我们的敬意。对于你老师的任

何怀疑，我们都是不相信的。请他也不要为一些轻薄的议论，而发气。”（1992年

7月6日《人民日报》）在反右派的斗争会上，冯雪峰当然不能以当年的信件来为自

己辩白。此刻，尽管心中万般委屈，他也不得不表示，当年他对周君所用的方法是

不对的了。

除了要将这历史的旧案翻过来，冯雪峰在整风运动中的表现也是批判的内容。

据作协党组扩大会的新闻报道：

“据王任叔、徐达等揭发：在大鸣大放期间，冯雪峰看到资产阶级右

派分子大举向党进攻的时候，他兴奋地说：‘洪水将冲破大门。’他一反

平常的沉默、抑郁的状态，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各编辑部门到处放火，向

党发动进攻。

“在整风座谈会上，他号召对党不满和反党的分子：‘有冤报冤，有

仇报仇’。又说：‘党内对党外应和风细雨，党外对党内暴风骤雨也不妨；

上级对下级应和风细雨，下级对上级暴风骤雨也未尝不可。’

“他还在全社的整风动员大会上污蔑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肃反工作有

‘重大错误’，并说：‘必要时也可暴风骤雨，大民主也不要紧。’他到

该社第二编辑室，有人问他：‘整风中骂人、拍桌子、打人可不可以？’

他说：‘也可以。’在共青团的座谈会上，他说：‘我向来是喜欢青年的，

你们有什么尽管说，没有什么可怕，大民主也不妨。你们不是造社会主义

的反，不是造共产党的反，反的是三害嘛，你们就是打我们一顿也不算什

么。比如儿子打老子，老子不对就该打。’”（8月27日《人民日报》）

最后，丁陈反党集团扩大成了包括丁玲、冯雪峰、陈企霞、艾青、罗烽、白朗

和李又然七人的右派反党集团。

文艺界的老共产党员划右派的还有江丰，他是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中国美术家

协会副主席、党组书记。紧接在7月25日作协党组扩大会斗争丁玲之后，从7月28日

开始文化部又一连几天召集首都美术界开会斗争江丰。和别的右派分子不同的是，

江丰是站在左边来反对党的。斗争会上，揭露了他这样一些反党言论：党内党外出

现的右倾机会主义及单纯技术观点，是因为八大决议和党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

争鸣”方针的缘故。百花齐放在社会上可行，在我们学校内不行；我们校内只容许

开一朵花，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江丰也不同意毛泽东对陈其通等人文章的批评，

他说，我过去是同意陈其通的，现在，我的脑袋不是灯笼，也不会随风转。斗争会

上，还揭发了江丰另外一些右派言行，例如他说，肃反运动有什么成绩？许多人都

说肃反成绩是主要的，在群众运动中有偏差是不可避免的，这种理论非常可怕。又

说：文艺界又肃出了什么特务。这篇报道还说，江丰同情和拉拢在肃反运动中受党

审查过的人， 反对领导肃反的同志。（《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17号，第190～

192页）

10月13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3次会议上说：“共产党里头出了高岗，你

们民主党派一个高岗都没有呀？我就不信。现在共产党又出了丁玲、冯雪峰、江丰

这么一些人，你们民主党派不是也出了吗？”[5]

[5]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88页。

丁玲、冯雪峰、江丰，都是反右派斗争中文艺界划出的著名右派分子，可是他

们并没有什么自由化倾向。虽然也有批判文章给他们戴上“修正主义文艺思想”这

样的帽子，其实是冤枉的。像江丰，甚至在陈其通等的文章受到毛的批评之后还表

示同意陈其通，甚至连百花齐放的口号都不能接受，更不要说有什么修正主义或者

自由化的倾向了。而反右派斗争的任务，更本质的说，却是要打击文学艺术界刚好

出苗头的所谓修正主义或者自由化倾向。这种倾向一个最引人注目的代表作，是何

直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一文。这篇文章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

提出了自己的疑虑。对于苏联作家协会章程里提出的这个定义，就是在苏联文学界，

这时也已经有人提出异议来了。何直的文章就引证了西蒙诺夫很长一段议论。西蒙

诺夫指出：这个定义所规定的“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

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好像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

能够与这个任务结合，也能够不结合；换句话说，并不是任何的真实性和任何的历

史具体性都能够为这个目标服务的”。而那些粉饰太平的作家，“他们借口现实要

从发展的趋向采表现，力图‘改善’现实”。何直完全同意西蒙诺夫的这些意见。

他进一步指出了这个定义的不合理性：

“首先，如果认为‘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里没有‘社会

主义精神’，因而不能起教育人民的作用，而必须要另外去‘结合’，那

么，所谓‘社会主义精神’到底是什么呢？它一定不是存在于生活的真实

和艺术的真实之中，而只是作家脑子里的一种抽象的概念式的东西，是必

须硬加到作品里去的某种抽象的观念。这就无异于是说，客观真实并不是

绝对地值得重视，更重要的是作家脑子里某种固定的抽象的‘社会主义精

神’和愿望，必要时必须让血肉生动的客观真实去服从这种抽象的固定的

主观上的东西；其结果，就很可能使得文学作品脱离客观真实，甚至成为

某种政治概念的传声筒。

“其次，这所谓‘社会主义精神’既是作家主观上的一种观念，那么，

它必定是作家的世界观的一部分。……作家的思想——世界观，是在探索、

认识、反映客观真实时，伴随着形象思维，起其能动性的作用，因此，这

种作用是有机地表现在艺术的真实性里面，是无须乎在艺术描写的真实性

之外再去加进或‘结合’进一些什么东西去的。

“再其次，所谓‘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和具体地去描

写现实’，所谓‘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从文字含义上和从

习惯上我们都可以把它与‘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这一原则联系起来进

行了解。……在我们今天的时代里，离开了革命发展所给予人民生活的复

杂影响，离开了现实在革命发展中的面貌，是难以想像如何去描写典型环

境中的典型性格的。反之，如果离开了典型化的方法。也就很难去描写革

命发展中的现实，很难去达到艺术描写的真实性。……但是，由于社会主

义现实主义的定义规定，在‘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描写现实’

时，又要求‘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教育

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于是，你们又不能不怀疑，所谓‘从现实的革命

发展中……描写现实’，所谓‘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既是

似乎可以与思想性（所谓‘教育……人民的任务’）分离，自然也就可以

与典型问题分离；因为典型性与思想性本来是分不开的，因为现实主义文

学本来是将文学描写的艺术性、真实性、思想性，与典型问题和典型化的

方法紧密地有机地溶合在一起的。”

何直的文章还指出：“所谓旧现实主义，也并非绝对的只是批判的现实主义。

……想从现实主义文学的内容特点上将新旧两个时代的文学划分出一条绝对的不同

的界线来，是有困难的。”“企图在几句简单的词句里对于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现

实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作出硬性的规定和说明来，这是很困难的，因而也是不聪明

的。 ” 何直的文章表示，也许可以用“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这个提法取代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提法。

联系到中国，何直的文章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义所产生的一些庸俗的思

想，“在我们中国还跟另外一些庸俗的思想结合起来了，因而更加对文学事业形成

了种种教条主义的束缚。这些庸俗思想，就是对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的庸俗化的理解和解释，而且主要表现在以对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的理解上”。

谈到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何直的文章针对当时的流行病，指出：

“首先，必须考虑到，文学艺术为政治服务和为人民服务应该是一个

长远性的总的要求，那就不能眼光短浅地只顾眼前的政治宣传的任务，只

满足于一些在当时能够起一定宣传作用的作品。其次，必须考虑到如何充

分发挥文学艺术的特点，不要简单地把文学艺术当做某种概念的传声筒，

而应该考虑到它首先必须是艺术的、真实的，然后它才是文学艺术，才能

更好地起到文学这一武器的作用；即或是一篇杂文，一段鼓书，一篇特写，

也不要忘记了它的文艺性。此外，还必须要考虑到各种文学形式的性能，

必须考虑到各个作家本身的条件，不应该对每一个作家和每一种文学形式

作同样的要求，必须要尽可能发挥气——不是妨害各个作家独特的创造性，

必须少用行政命令的形式对文学创作进行干涉……

“说‘政治标准第一”，是因为，自古以来没有无倾向性的文学；是

因为人民所需要的是那种为自己的利益服务的文学。但是，并不能由此得

出结论，以是否配合了每一个临时性的政治任务为文学作品的最重要的标

准；也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是艺术标准并不重要。政治和艺术标准必

须统一。

“正因为我们在这些问题上有一些糊涂观念，于是，就发生了多种多

样的、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混乱思想，例如：不应该写过去的题材呀，过

多地从是否配合了任务来估计作品的社会意义呀，出题目作文章并限时交

卷呀，必须像工作总结似的反映政策执行的过程呀，以各种工作方法为作

品的主旨和基本内容而忘记了人物形象呀，不应该写知识分子呀，不应该

以资本家或地主富农为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呀，作家最激动和最熟悉的‘过

去的题材’不要写而硬要去写那些不激动不熟悉的东西呀，生活本身就是

公式化的呀，离开了形象及其意义去找主题思想呀，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去

领导创作呀，政治加技术（艺术）呀……还有：我提倡写新人物，你就不

应该写落后人物呀；如果你写了落后党员，就是‘歪曲共产党员的形象’

呀；创造新人物最好是按照几条规则来进行呀；写先进人物不应该写他有

缺点和一定要写缺点呀；机械地把生活内容分成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并

用之作为衡量作品的标准呀；把对作品的批评变成对作家的政治鉴定呀；

文艺刊物都机械地忙于配合当前任务呀……还有：你说描写新英雄人物才

是‘社会主义精神’呀，我又说反映矛盾冲突才是‘社会主义精神’呀，

而他又说人道主义精神才是‘社会主义精神’呀……”[6]

[6] 秦兆阳《文字探路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36～166页。

文章写得很概括，反映的正是几年来文艺界的情况，说远一些，也包括了延安

文艺座谈会以来解放区文学的情况。尽管作者没有用刺激性的语言，但是以它内容

的尖锐性立刻引起了注意，不少作家和批评家是欢迎它的，赞同这些意见。当然也

有人反对， 认为这是修正主义观点。 反右派斗争起来，它就遭到了集中的批判。

1956年12月号《长江文艺》发表了周勃《论现实主义及其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

提出了同何直文章近似的意见，批判者常常是把这两篇放在一起来批判。姚文元在

1957年9月号《人民文学》 上发表了一篇近三万字的长文《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

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新文学》，副题是“同何直、周勃辩论”，他说：

“自从去年9月何直的文章在《人民文学》 发表以后，在文学理论中

逐渐出现了一种修正主义思潮。这种修正主义思潮强调现实主义的中心是

‘写真实’，强调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同过去的现实主义没有方法上的不同，

因此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流派；强调现实主义方法对艺术的决定作用，而

把作家的思想同创作方法完全隔裂开来，以为有了艺术性就一定会有思想

性。他们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归结为‘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

“在‘写真实’‘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不要外加的社会主义

精神’等等口号下，是不是有人在作思想上的倒退呢？我觉得是有的。他

们以为不要马克思列宁主义就能够达到艺术上的真实性，却不了解这样做

的结果是远离了生活的真实。”[7]

[7] 姚文元《论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第50～94

页

姚文元这篇文章，洋洋洒洒，从海涅扯到维尔特，又从雨果扯到巴尔扎克，可

是对何直文章中概括地列举的教条主义在文艺界的表现并不加以辩驳，也没有否认

存在这些现象。何直的文章论证了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义的缺点导致了这些现象

的出现的，而姚文元的批判文章却说，“公式化概念化并不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本

身的产物”，为什么不是的呢？他没有说。这种不需要逻辑论证，就如同写判决书

一般的姚文元风格，这种后来反映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论林彪反

党集团的社会基础》等文章中的风格，这时就已完全定型了。

姚文元的文章还说：“如果我们再从某些具体作品去分析，就可以更明显地看

到这种修正主义思潮的影响。 ”他举出了“一些去年9月以后发表的作品”，其中

包括宗璞的短篇小说《红豆》，李国文的短篇小说《改选》等等。姚文元说：“像

《改选》这样的作品，至少是代表了一种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完全不同的流派的创

作倾向的。细致地分析这些作品，将有助于我们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创作中

的地位，以及真实性同思想性的不可分割的关系，并且将有助于说服一部分作者认

识没有政治立场的‘写真实’的虚幻性，认识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同马克思列

宁主义思想割断将会把我们引导到什么方向去。”有了这一纸判决书。《改选》的

作者李国文就划为右派了。

姚文元这一类批判者吞吞吐吐想说而又没有说清楚的意思，倒是秦兆阳即何直

后来给他说破了：他们“认为只要是提倡现实主义，就是提倡‘写真实’论，就是

不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就是提倡资产阶级的批判现实主义，就是提倡揭露社会

主义的阴暗面，就是反社会主义。”[8] 难道他们的社会主义竟是同真实如此不相

容的么？

[8] 秦兆阳《现实主义——难苦的道路》，见《文学探路集》第200页。

作品受到集中批判的，还有刘宾雁。当时刘是《中国青年报》编委，新闻界反

右派已经斗争过他了，批判了他在报纸上刊出的《上海在沉思中》等篇通讯。可是

他在1956年又发表了《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等几篇报告文学作品，

引起了强烈反响，这些也得批判。

《本报内部消息》写的是报社领导人陈立栋和青年记者黄佳英的冲突。姚文元

在《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和创作倾向》一文中批判说：

“他用自己反党的眼光把陈立栋丑化了，他恨陈立栋执行党的指示，

所以他就把陈立栋丑化成一个没有任何优点的人。作者在竭力假造出这样

的一个公式：执行党的指示＝官僚主义＝独断独行＝教条主义和党八股。

同其他右派一样，他在这里攻击的不是官僚主义，而是党的领导。

“作者把黄佳英当作英雄的先进人物来表现的，在黄佳英身上寄托了

他反对‘官僚主义’的全部理想。然而黄佳英是怎么样一个人呢，那是一

个被美化了的‘反现状’的个人主义者。但尽管作者想把她写成娜斯嘉型

的人，在刘宾雁的笔下，在阶级斗争十分尖锐的中国，黄佳英却不是娜斯

嘉，而是反党的个人主义者。”[9]

[9] 姚文元《论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第207、211页。

这里说的娜斯嘉，是苏联尼古拉耶娃中篇小说《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中

的主人公。这是斯大林死后出现的最早一批对苏联现实有所批判的作品之一，中译

本在不久以前出版，引起了强烈反响。这时姚文元还没有权力把外国作家划为右派

分子，所以就硬说黄佳英不是娜斯嘉。

李希凡也批判了这篇作品。他在《从〈本报内部消息〉开始的一股创作上的逆

流》中说：

“绝不能低估《本报内部消息》在一部分青年中的影响，尤其是在有

着浓厚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青年中间，黄佳英起了极大的煽动

作用。在反右派斗争中，很多青年右派分子，正是披着黄佳英的外衣出现

在群众的面前。别的右派分子的历史我不清楚，赫赫有名的林希翎，这个

卑劣透顶的人物，我非常清楚她是怎样走上舞台扮演黄佳英的（报纸上已

经全部揭露了她的丑恶面目，我在这里不再细谈了）。难道林希翎之流不

正是刘宾雁的黄佳英的模特儿吗？

“不能把《本报内部消息》的出现，看成是文艺创作上的孤立的现象。

《本报内部消息》是文艺上反党逆流的最初的浪头。当然，早在刘宾雁的

第一篇特写《在桥梁工地上》里，就已经流露了阴暗的反党思想，如把老

干部写成不学无术，思想僵化，不能领导复杂的现代化工业的人，诬蔑我

国建设进度缓慢，并武断地说我们建设中的缺点不是由于缺乏建设经验等

复杂的原因所造成的，根源好像全在领导上的保守无能等。不过，这篇特

写的缺点究竟还非常隐蔽，刘宾雁在当时也不敢露骨地大胆地宣传他的反

党思想。只有在他的《在桥梁工地上》发表，并受到《文艺报》、《人民

文学》等大肆捧场以后，刘宾雁才敢于写《本报内部消息》这样露骨的反

动作品，自从这篇作品又受到某些报刊的赞，扬以后，所谓‘揭露生活的

阴暗面’ ， 和歌颂黄佳英之流的‘青年勇士’的作品，就大量出现了。

《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里的（主要是经过人民文学编者修改后的）林震，

实际上是黄佳英的男性翻版。”（9月17日《中国青年报》）

《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这篇作品，李希凡以前评论过的，可是在全国宣传会

议上毛泽东说了，北京甚至中央都有官僚主义，小说反官僚主义并没有错，表示不

同意李希凡对它的评论。现在李希凡趁批判刘宾雁的机会再一次提出这篇小说。既

然林震实际上是黄佳英的男性的翻版，那么这篇也就如同《本报内部消息》一样是

露骨的反动作品了。看来李希凡的批评标准比毛泽东的还更严一点。当然，他在括

号中加注，说是经编者修改过的。莫非毛泽东看的并据以评论的是作者的手稿而不

是经过编者修改之后刊登在《人民文学》上的本子么？

艾青也受到批判。臧克家在《艾青的近作表现了些什么？》一文中说：

“艾青是一位诗人，去年七八月里他忽然写起寓言来了，寓言这种文

艺形式，在过去反动统治的时代里，作家们受着压迫不能畅所欲言地直接

表现个人的思想，往往取这种借物寓意、指桑骂槐的表现形式，去讽刺打

击反动的坏东西，但艾青的讽刺对象却是正面的新事物。”

诗人不去写诗，却来写寓言，这已经是不正常的现象了，可批判者一；何况寓

言讽刺的对象还是正面的新事物，可批判者二。于是批判者就来具体分析这些寓言

了，一篇是《养花人的梦》：“这篇寓言等于一篇宣言，鲜明地表现了艾青对‘百

花齐放’方针的恶意讽嘲。艾青首先讽刺了那位院子里‘种了几百棵月季花’的养

花人，说他的‘院子里呈现出了一种单调的热闹’，于是，在艾青的笔下，出现了

‘自尊’的牡丹；‘冷淡里就含有轻蔑’的石榴；‘能体会性格美’的白兰；‘带

来了信念’的迎春；说着‘只爱温顺的人，本身就是软弱的；而我们却具有倔强的

灵魂’的仙人掌。……他的思想，他的情绪，表现了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主导力量

的不满，对毛主席所提出的文艺工农兵方向的抵触。他觉得月季花虽然‘专宠’但

‘实在寂寞’。艾青对我们的新社会制度（月季花就是它的象征）是不满意的，他

感觉它‘太单调了’，‘大窄狭了’。对于那各种各样的花他付以最大的热情。他

赞美她们的‘轻蔑’、‘性格的美’、‘倔强的灵魂’……而为她们的不‘被理解’

而愤愤不平。艾青不是站在党的立场、社会主义的立场，对于一切非工人阶级思想

的东西去进行斗争、说服，反倒以极度热情去鼓吹资产阶级思想化身的东西向社会

主义制度进攻。艾青近两年来，由于政治热情的衰退，由于远远的脱离群众，由于

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情感的浓重，他对于新社会的事物，不但不感觉兴趣，有时

发生抵触的情感。最近被揭露的他的反党言行，就是他写这类反社会主义作品的根

源。”

臧克家还趁批判艾青的机会表白了他的一个大见识：百花齐放即思想改造。他

说：“‘百花齐放’的过程，也就是作家们思想改造的过程，而最终的目的是使所

有的作家一步步达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学习》1957年第10期）

不但批判他的作品， 还揭发他的反党言行。 例如9月24日《人民日报》 所载

《艾青能不能为社会主义歌唱？》一文中说，“他一直是抗拒着党对文艺工作的领

导的。他刻薄地说：‘现在有一些人，创作不出来了，就搞理论，理论也不行了，

就干行政。结果呢，行政管理论，理论又管创作。一层管一层，创作就给管得枯萎

了。”’

根据姚文元的判决，艾青是完了。姚在《艾青的道路——从民主主义到反社会

主义》一文中说：“艾青的‘时代’就这样地在人民的憎恨中结束了。从资产阶级

的民主主义到反社会主义，艾青走完了他自己的路。”[10]

[10] 姚文元《论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第358页。

批判容易招惹是非的杂文也是题中应有之义。一年来杂文写得勤又写得好的，

徐懋庸要算一个。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和中国作家协会在11月26日到29日一

连几天联合开会斗争徐懋庸。据这个会上的统计数字，“徐懋庸从去年11月到今年

8月， 在北京、天津、上海、武汉等地的报刊上发表了近一百篇反党、反社会主义

的文章” 。（12月2日《人民日报》）姚文元的《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和创作倾

向》一文中摘引徐的《不要怕不民主》和《苦闷》这两篇，即据以批判道：

“徐懋庸之流高喊‘不怕黑暗’、‘揭露阴暗面’的人，却把我们社

会说成似乎没有‘民主’，要‘享受民主’，就要向‘官僚主义者’争取。

徐懋庸的脑子里，其实是装满了的资产阶级民主，他所要‘享受’的，是

一种不要集中的绝对民主。‘我们就不能等到他们自己放手’，这‘我们’

和‘他们’，就表示在根本立场上他是把自己同各级领导干部（他们当然

可能有某些缺点）处于对立地位，同党的领导处于对立地位，既然‘他们’

不肯‘自动放手’，那就只有‘斗争’了。于是，当社会上右派疯狂进攻，

‘言论一放，意见纷纷’之时，徐懋庸也就挺身出来作右派的喉舌，他大

呼‘这是好现象’，‘现在的人愈多的感到社会的苦闷’，‘苦闷多极了’。

怎么摆脱这不是个别事件而是整个‘社会的苦闷’呢，就是要在社会主义

思想之外‘生出更好的思想来’。这‘更好的思想’是什么？——恐怕每

一个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都会明白的。我们在某些‘揭露阴暗面’

的作品中所看到的，不就是徐懋庸所推销的反对领导、反对民主集中制的

‘更好的思想’吗？”[11]

[11] 姚文元《论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第200～201页。

徐懋庸当然被划成了右派分子，不过这倒是真有一点冤枉，几年以前他担任武

汉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的时候，也是一位“左得可怕”的领导人。这也说明了人

的复杂性。当他以武汉大学党委书记的身份出现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就是党的化身，

就是无产阶级的化身，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人格化。而当他用回春、弗先等等笔名写

杂文的时候，却是一个“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鲁迅语）的杂

文家了。这当然是反右派斗争必须打击的对象。

宋云彬也是个重要的杂文作家。在反右派斗争中他的一些杂文受到批判，这不

仅仅是因为文章写得锋利，还因为其中公开了一些令人尴尬的事情，例如浙江龙泉

金沙寺塔被毁事件，还有，“去年春间，不知道是杭州市哪一个机关发动的，在二

十几小时以内，把西湖上的陶成章烈士、冯小青、苏曼殊以及武松等等的墓统统给

挖掉了，后来经许多人提出抗议，官司打到北京，才又于二十几小时以内把那些坟

墓统统恢复了原状。说起这些事情，使人、哭笑不得。”（6月4日《文汇报》）这

种文章也真够叫人头痛。划他做右派，也就更好批判这些文章了。其实，宋云彬即

令一篇杂文也不写，大约也不能躲过当右派分子的命运。因为他是中国民主同盟浙

江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也就是“章罗同盟”驻浙江的重要代表。

戏剧界最著名的右派分子是吴祖光。5月31日他在文联第二次整风座谈会上说：

“文艺界‘鸣’‘放’之后，陈其通同志的文章表示了怕‘乱’，他

是很有代表性的。但我的看法是：事实上早已乱了。‘百花齐放、百家争

鸣’就是为了平乱。我活到四十岁了，从没看到像这几年这样乱过。遇见

的人都是怨气冲天，不论意见相同或不相同，也不论是党员或非党员，领

导或被领导，都是怨气冲天，这说明了‘乱’。党中央提出整风是为了平

乱，使今后能走上合理发展的道路。过去从来没有像这样‘是非不分’，

‘职责不清’，年青的领导年老的，外行领导内行，无能领导有能，最有

群众基础的党脱离了群众。这不是乱，什么才是乱？”

“解放后有一个现象，那就是组织的力量非常庞大，依靠组织，服从

组织分配，已成为人民生活起码的道德标准。组织和个人是对立的，组织

力量庞大，个人力量就减少。过去作家艺术家都是个人奋斗出来的，依靠

组织的很少。 马思聪之成为马思聪是他个人苦学苦练的结果。 现在一切

‘依靠组织’，结果，变成了‘依赖组织’。个人努力就成了个人英雄主

义。

“作家、演员，长期不演不写，不作工作，在旧社会这样便会饿死，

今天的组织制度却允许照样拿薪金，受到良好的待遇。作了工作的会被一

棍子打死，不做的反而能保平安。听说一个文工团的团长写了一个剧本，

其中写了一个反面人物，结果受了批评，把立的功也给撤销了。鼓励不劳

而食、鼓励懒惰，这就是组织制度的恶果。解放后我没有看到什么出色的

作品。一篇作品，领导捧一捧就可以成为杰作，这也是组织制度。

“组织力量把个人的主观能动性排挤完了。我们的戏改干部很有能耐，

能把几万个戏变成几十个戏。行政领导看戏，稍有不悦，艺人回去就改，

或者一篇文章，一声照应，四海风从。这是因为党有如此空前的威信。政

府如此受人爱戴。但是声望应起好的作用，现在却起了坏的作用。过去，

搞艺术的有竞争，不竞争就不能生存。你这样作，我偏不这样作，各有独

特之处。现在恰恰相反，北京如此，处处如此。北京是《白蛇传》、《十

五贯》，于是全国都是《白蛇传》、《十五贯》。

“我感觉党的威信太高了。咳嗽一下，都会有影响，因之作为中央的

文艺领导就更要慎重、小心。当然，不可能有永远正确的人，有些作家艺

术家兼任行政领导，他自己也口口声声说不愿作，但是作官还是有瘾，作

官跟作者百姓就是不同，政治待遇、群众看法等都不一样，所以有些作家，

他们打心里还是愿意作官的。很多作家，艺术家原是朋友，但现在却成了

上下级了。

“组织制度是愚蠢的。趁早别领导艺术工作。电影工作搞得这么坏，

我相信电影局的每一个导演，演员都可以站出来，对任何片子不负责任，

因为一切都是领导决定的，甚至每一个艺术处理，剧本修改……也都是按

领导意图作出来的。一个剧本修改十几遍，最后反不如初稿，这是常事。”

吴祖光还说了些文艺工作之外的问题。关于吸收党员问题，他说：“因为积极

斗争别人而入党的人，假如现在证明斗错了，这样的党员的人格就有问题。这样的

党员多了，非党之福。”关于肃反问题，他说：“肃反是搞重了，面搞宽了，北大、

戏曲学校……都很严重。肃反很欠思考。有些人解放前对革命忠心耿耿，做了很多

工作，而肃反中却狠狠地斗了他。这是不公平的。”他还举了个例：如电影局，在

肃反时，有一位同志被斗，她的爱人因之便和别人结了婚，后来证明她是被斗错了，

结果却拆散了人家的夫妻。”

吴祖光还在《戏剧报》第11期发表《谈戏剧工作的领导问题》一文，其中说：

“我们谁都会谈所谓‘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可是它在培养文学

艺术人材这一方面表现了什么呢？对于解放以来，工、农、兵的每一条战

线上都是人材辈出，蓬勃前进，而文艺战线上独独新人寥落的具体现象我

们又该如何解释呢？”

“解放以后的新社会产生了新的生活习惯，这种新的生活习惯形成了

新的制度，我感觉到这种制度可以叫做组织制度。革命的成功正是把全国

人民的力量组织起来的结果，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但是就文学艺术

的角度看来，我以为组织力量的空前庞大使个人力量相对减小了。”

“从党中央提出党内整风以来，在这短短的时期内，仅从报纸杂志上

看到的一些被压制被埋没的人材的事实就真足以使人触目惊心。我们今天

的生活制度由于组织一切包干的结果，竟使不劳而食成为合理合法的事情，

因为恰巧有许多辛勤劳动出来的作品反而受到了无情棍棒乱敲乱打，于是

索性不写不做反而落得平安无事。可惜的是艺术家们和剥削阶级不同，他

们对于不劳而食并不认为是幸福，而认为是耻辱与痛苦。”

“‘服从组织分配’在革命斗争当中，在军事行动当中，我想它应当

是属于铁的纪律。但是到了今天，在我们的文艺园地里施行组织分配的办

法就使人很难理解了。无论如何，写作、演、唱总是属于个人的行动；一

个口齿不清的人总不能由于集体力量、大家帮忙而能使他变得伶牙俐齿起

来；但是在我们的工作当中，由于万能的组织分配的结果，却是什么样颠

倒因果、乱点鸳鸯的事情都做得出来。我想在文艺工作的安排上，‘组织

分配’决不能绝对化。如果‘组织分配’只占五分（而且是经过深思熟虑、

公平合理的分配），自愿亦占五分的话，事情便会变得好一些的。”

“所谓‘组织’亦就是指的领导。领导的权限无限扩展的结果，必然

是日深一日的目空一切，自以为是。从主观主义开始，教条主义、宗派主

义、官僚主义必然接踵而来。从文艺工作说来，谁都懂得‘为人民服务’

的道理，但是今天无数的艺术团体的领导，偏偏就从不估计人民群众的需

要，认为群众浑噩无知。对群众喜爱的东西，用无数清规戒律斩尽杀绝，

把群众不喜爱的东西塞给群众作为对群众进行教育。”

“我们的传统戏曲艺术有着悠久的历史，我们的优秀的表演艺术家们

代代相传，每一个都身怀绝技。作为新文艺工作者得到与民间艺人合作的

机会正应该抓住机会好好地向他们学习一下；但是绝大多数的同志们却是

颐指气使，发号施令；还没有摸到传统艺术的规律，便神气活现地以改革

者自居，把自己的一知半解硬去套人家的脖子。中国的传统戏曲节目之丰

富是尽人皆知的，但是这些年来把拥有几万出戏的古典戏曲生生挤兑得只

剩了寥寥几出戏在舞台上苟延残喘，这种大杀大砍的手段真是令人惊佩。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真是这些戏改干部的话活写照。”

“对于文艺工作者的‘领导’又有什么必要呢？谁能告诉我，过去是

谁领导屈原的？谁领导李白、杜甫、关汉卿、曹雪芹、鲁迅？谁领导莎士

比亚、托尔斯泰、贝多芬和莫里哀的？……”

有了这样的发言和文章， 吴祖光当然是右派分子。中国戏剧家协会在6月23日

和7月1日开了两次会，斗争吴祖光。会议由戏剧家协会主席田汉主持，会上有20多

位剧作家、导演、演员发言。周信芳就领导的重要性以及解放以后戏剧界出人才少

的问题批判吴祖光。他说，戏剧事业在党的领导下才有发展，只要看民间职业剧团

努力争取加强对他们的领导就是证明。袁雪芬曾对他说，如果没有党领导、没有新

文艺工作者的帮助就没有越剧。周信芳说这也是越剧发展特别快的原因。他认为党

这几年来在培养戏剧界的新生力量方面也已作出很大成绩，可是从解放到今天也不

过七八年，一株幼苗不能立刻变成参天大树。一个演员要在艺术上有所成就也不是

一朝一夕之功， 要达到杨小楼这样成熟的境地， 也要有杨小楼的岁数。（7月8日

《新华社新闻稿》）当时大约没有谁预料到：这天主持开会的田汉、发言的周信芳，

几年之后的遭遇会比今天挨斗的吴祖光还要悲惨。

翻译家傅雷，这时是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书记处成员。几个月之前他赴北京

出席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聆听了毛泽东的讲话，真是五体投地的佩服。

当鸣放转变为反右，他也被划为右派分子了。当时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作

协分会党组书记周而复后来回忆说：

“著名翻译家傅雷在‘鸣放’中说了一些不妥的和错误的话，我和他

有些交往，平时出席作协上海分会的什么会议，他发言并不积极。这次市

委召开了文学界座谈会和宣传会议，邀请他参加，帮助党整风，态度转趋

积极，不止一次发言，提出批评意见。柯庆施同志亲自处理，要划他为右

派。我认为根据中央划右派的条例，傅雷可以不划为右派，最多是属于可

划可不划的范围。对柯庆施的决定，我保留意见。宣传部负责同志倾向赞

成我的意见，但因为是柯庆施决定，他也没有提反对意见。恰巧周扬同志

到了上海，我将傅雷的情况向他汇报，他同意我的意见，可以不划为右派，

并向柯庆施汇报。柯庆施沉思了一下，说：可以不划傅雷为右派，要他检

讨一下过关。我高兴柯庆施终于接受了意见。我根据柯庆施的指示，找了

柯灵同志，傅雷的老朋友，转达了市委的意见，委托他找傅雷谈一次。柯

灵欣然受命，亲自我了傅雷告诉他检讨一下，就可以过关，不划为右派。

傅雷听了很高兴，立刻认真准备，做了检讨。我把傅雷的检讨送给宣传部

负责同志和柯庆施。过了两天柯庆施批示下来，仍然把傅雷划为右派。柯

庆施除了是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同时是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兼管江

苏、浙江，对于中央各部委负责人的意见不大尊重，更不高兴这些人过问

上海市委的工作。柯庆施坚持把傅雷划为右派，无可挽回了。”[12]

[12] 周而复《往事回首录》，载《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4期，第54页。

想来柯庆施原来说的只要傅雷检讨一下，可以不划右派，并不是假话。在他，

傅雷也好，别的什么人也好，要划都可以划，要不划都可以不划。只是不能让中央

宣传部一个副部长来过问上海的工作。为了偏不给周扬面子，于是更要把本来也表

示过同意不划右派的傅雷划上了。在傅雷，当然是立刻毁了他的名誉，他的事业，

几年之后还搭上他的性命；在柯庆施，这只不过是像赌桌上的一枚筹码：他赢了，

周扬输了。

解放之后最忌讳小集团。几个人接近一点就可疑。在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

鸣”的方针之后，在文学界，在大学生中，出现了一些自发地结成的社团。反右派

斗争起来之后，这些自发地结合起来的文学社团也多遭到了批判。这里只举一个例。

江苏省一些青年作家、翻译家陈椿年、高晓声、叶至诚、方之、陆文夫、梅汝恺、

曾华等在1957年6月初发起组织《探求者》 文学月刊社，他们不过是有此意愿，并

没有成为事实，就因为反右派斗争而中止。他们草拟的“章程”和“启事”也作为

供批判用的材料公布出来。

《探求者文学月刊社启事》说，对于目前有一些文艺杂志的办法，我们很不满

意；编辑部缺乏独立见解，显示不出探讨人生的精神；特别在艺术问题上，没有明

确的目标，看不出它们的艺术倾向。这是用行政方式来办杂志的必然结果。用行政

方式办杂志的缺点在于它是“官办的”，尽管申明并非机关刊物，但是却摆脱不了

机关刊物的性质。《启事》在概述了机关刊物难免的缺点之后说，我们这样来办杂

志，我们是同人刊物，有自己的主张，自己的艺术倾向；我们把编辑和作者混同一

起，稿件的主要来源就依靠同人，我们将在杂志上鲜明地表现出我们自己的艺术风

貌。

刊物的政治见解和艺术主张，《启事》说：

“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目前世界上最好的制度，它具有伟大的

生命力。我们愿意为这个制度的胜利，贡献出全部力量。目前，中国的社

会主义制度刚建立不久。如果说建成社会主义的道路还在探索，需要不断

地积累经验，吸取教训；那么，在建成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人生的道路就

更为复杂，更需要多方面进行探讨。

“思想意识的改变是一个艰苦的过程。旧时代遗留下来的思想意识中

间，有坏的，也有好的。必须加以辨别。坏的要铲除；好的要继承，要发

扬。这是一件细致复杂的事情。在新思想、新意识建立的过程中，有益的

和有害的、正确的和错误的经常同时出现，错综地交织在一起，也必须加

以辨别。有益的和正确的要扶植，要帮助他们成长；有害的和错误的要批

判、要纠正过来。这更是一件细致复杂的事情。近几年来，把一切旧东西

看成坏的，把一切新东西看成好的，这种教条主义的观点已经造成了严重

的危害，阻碍了思想意识的健康发展，更特出地妨碍了年轻一代的成长。

教条主义又把浩瀚统一的社会生活归结成支离破碎的教条，僵化了人们的

正常生活。

“再者，我们过去在长期的阶级斗争中，由于当时的需要，把政治态

度作为衡量人的品质的主要标准，往往忽略了社会道德生活的多方面的建

设。阶级斗争有它历史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但是，在阶级斗争基本结束、

社会的主要矛盾表现在人民内部的今天，我们看到了人们道德面貌上存在

着各种缺陷”，也看到了阶级斗争给人们留下了许多阴影，妨碍了人们之

间正常关系的建立。人情淡薄，人所共感。

“鉴于以上种种，我们将勉力运用文学这一战斗武器，打破教条束缚，

大胆干预生活，严肃探讨人生，促进社会主义。”

他们在文学方面的主张，《启事》说：

“文学创作有过漫长的历史，积累了多种多样的创作方法。今天看来，

就像打仗可以用各种各样的兵器一样，只要对社会主义有利，各种创作方

法都可以运用。我们不承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最好的创作方法，更不承

认这是唯一的方法。”

《启事》还谈到这样说的理由：“现实主义是否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而起

质的变化，成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还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社会主义的文

学有了几十年的历史，出现了许多好作品，这些作品的创作方法是否就叫作社会主

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我们认为尚有待于对具体作品进行认真分析研究，目前难

下定论。”

尽管不承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最好的创作方法，《启事》还是表示了应该说

是很好的态度：“不断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指导下，

运用现实主义的方法进行创作，就是我们的主张。”

《探求者文学月刊社章程》有这样一内容：“刊物不发表空洞的理论文章，不

发表粉饰现实的作品。大胆干预生活，对当前的文艺现状发表自己的见解。不崇拜

权威，也不故意反对权威，不赶浪头，不作谩骂式的批评，从封面到编排应有自己

独特的风格。”“本刊系一花独放、一家独鸣之刊物，不合本刊宗旨之作品概不发

表。”等等。（《雨花》月刊1957年10月号）

一些青年作家只是在想办这样一个刊物，于是就成了一个“集团”，必须批判

了。姚文元在《论〈探求者〉集团的反社会主义纲领》一文中批判说：

“看一看《探求者》的启事中说的：‘建成社会主义的道路还在探索’，

其反动性就非常清楚了。 这‘探索’ 两字只是一种幌子，实际上它是在

‘探索’ 的掩盖下否定了由苏联所开辟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道路， 要

‘探索’另外一条同十月革命的道路、同总路线规定的道路完全不同的道

路。然而，反对早已肯定了社会主义道路，否定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规律，

就必然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二十世纪全部历史就证明了没有什么介乎社会

主义路线资本主义路线之间的‘中间路线’。《探求者》先生们既然否认

了早已确定的基本道路，他们走资本主义道路、梦想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

的企图就十分明显了。这是口头上说什么‘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目

前世界上最好的制度’等等所决不可能掩盖的。”

“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学，从五四运动以来，早已离开了探索时期了。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传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以后，中国的革命已经

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许多先进的爱

国人士屡次探索又屡次失败的革命道路问题，十分明朗地放在中国人民面

前了。谁要是离开了这条道路去‘探求’另一条道路，那就完全是反动的

了。”

“《探求者》们的反社会主义的纲领中，很明显地可以看出他们是国

内外修正主义思潮无保留的狂热的拥护者。他们自己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一整套的主张，即使资产阶级文艺的知识来说，他们也是浅薄的、一知半

解的，他们的反动纲领，不过是国内外修正主义思潮凑合起来的一碗杂碎

汤罢了。他们在理论上是秦兆阳的弟子，他们手里挥舞的也不过是秦兆阳

的修正主义那里搬来的破刀烂枪而已。然而当这种种修正主义思想被他们

剪贴起来凑成一套主张时，就成为非常完整的一个反社会主义的纲领。”

[13]

[13] 姚文元《论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第247～272页。

中共江苏省委机关报《新华日报》的社论《〈探求者〉探求什么？》说：

“不满意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领导的现状，不满意社会主义革命的现状，

不满意共产党领导的现状，这就是‘探求者’要去‘探求’另外什么东西

的原因。”

“他们既然不满意现状，当然只能探求到现状的反面去。离开马克思

主义的指导思想，离开共产党的领导，离开社会主义道路，必然走向资本

主义道路。二者必居其一，这是不用探求就很明白的常识。因此，他们所

谓‘打破教条束缚’，就是要打破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领导；所谓‘大

胆干预生活’，就是反对社会主义的制度；所谓‘严肃探讨人生’，就是

否认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这就是他们所谓‘探求’的实质。

至于所谓‘促进社会主义’，也就是要把社会主义‘促进’到他们所‘探

求’的那些方向和目标去。”（10月9日《新华日报》）

这一场批判的结果是：高晓声、陈椿年、梅汝恺、曾华被划为右派分子，陆文

夫、方之、叶至诚的处境比右派分子也好不了多少。

这几个当年被姚文元斥责为浅薄的、一知半解的年轻人，在20多年之后，方之

拿出了小说《内奸》，陆文夫拿出了小说《美食家》等篇。高晓声拿出了小说《陈

奂生上城》、《李顺大造屋》等篇，梅汝恺除了拿出所译显克微支几百万字的小说

之外，还拿出了自己的几部创作小说。这些作品都拥有大量的读者，也能经受时间

的考验。而姚文元的书，除了有几个如我似的倒运的读者还不得不去读它之外，一

般读者大约已经无意一顾的吧。

批判丁玲、 陈企霞反党集团的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在9月16、17两日举

行总结大会，这实际上也是文艺界反右派斗争的总结大会。陆定一、周扬、郭沫若、

茅盾等人都讲了话，作家协会党组书记邵荃麟作总结发言。

陆定一说，这次斗争很重要，对于文艺工作的今后发展是有很大的意义的，它

将会大大地巩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陆定一强调地提出了作家的思想改造问题。

他说：作家的职业，像战场上第一线的哨兵一样，是光荣的，也是危险的，容易被

敌人俘虏。因为文艺家的工作方式是手工业的方式，容易产生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

的思想；作家又容易出名，就容易骄傲自满，成为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他提出：

作家应该彻底改造思想，把“我”放在集体之下，把人民群众，把党的事业放在最

崇高的地位。大约是为了加强对作家的思想改造，陆定一还提出党员作家应该编入

生产单位或城市街道的党的基层组织，过党的生活。最后，他提出要狠狠地反右派，

狠狠地改进工作，狠狠地改造思想。

郭沫若说，文艺界反右派斗争是整个反右派斗争中的一个重要战线，文艺界斗

争的胜利不仅可以纯洁文艺队伍、巩固党对文艺的领导，并可以鼓舞全国各界的战

斗，使社会主义教育能够更普及更深入。他说，我们一定要坚持继续斗争，争取彻

底的胜利，使我们文艺界的每一个人都能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必须努力改

造自己，成为一个无产阶级的文化工人。

周扬说，在我们的革命文艺队伍中，有许多人是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受的是

资产阶级的教育。许多人是背着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包袱”参加革命的。一种人在

革命的斗争中，经过磨炼，逐渐地把个人主义的“包袱”甩掉，改造自己成为集体

主义的战士，在革命队伍中感到自由、轻快；和党一条心。另一种人，却始终背着

个人主义的“包袱”不放，抛不开个人得失，个人恩怨：有一点成绩就向党居功，

碰一点钉子就对党不满，因此他们不但甩不掉那个妨碍自己前进的“包袱”，反而

增加了“包袱”的分量。党和革命的力量越强大，他们便越感到“不自由”，越感

到格格不入。他们对党不是向心，而是离心。遇到重要关头他们就经不起考验，最

后就走向反党以至叛党的道路。现在我们要过社会主义这一关，党的作家应当努力

做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不要堕落成为个人主义的野心家。

周扬说，对一本书主义的批判是关系用共产主义世界观，还是用资产阶级个人

主义思想去培养青年作家的重大问题。我们提倡作家应以自己的创作全心全意地为

人民服务。写一本书，画一幅画，导演了一部影片，就认为自己了不得，就以为从

此可以向党讨价还价，甚至和党分庭抗礼，这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世界观的极端恶

劣的表现。他们忘记了他们的名誉、地位，是党和人民给予他们的，因而也是可能

从他们手中收回的。（9月27日《人民日报》）

事后有人回忆说，当时周扬说的有些话，“整理成文章发表时省略了，如：对

文艺界的错误不仅要敢于斗争，还要善于斗争，敢斗、善斗才能取得胜利，又如，

我们笑，要像外国谚语说的那样，不要笑得太早，要笑到最后”[14]！

[14] 黎辛《我也说说“不应该发生的故事”》，载《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1

期，第80页。

周扬发言之后，把讲稿整理好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看后约周谈话，黎之回忆

说，“据周传达说，毛主席认为文章很好，他有些想法，因要去苏联，没有时间细

读，是否等他回来，再改改。毛主席当时提了些意见。周扬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作了

修改。毛泽东由苏回国后，周扬把修改稿又送去。毛泽东在这一稿上批示：

‘周扬同志阅后，即送胡乔木同志转小平同志：

‘此事前日和你顺便谈过：应印发给以小平为首的会议各同志，作一二次认真

的讨论（事前细看周文），加以精密的修改，然后发表。发表前可送我看一次。会

议讨论时要有周扬和其他几位文艺领导同志参加。此事请你告小平办。

毛泽东十一月二十四日

‘这是一件大事，不应等闲视之。

‘我现在不看。待小平会议讨论再加修改后，我再看。’

“此后周扬找文艺界领导同志反复征求了意见，并找林默涵、张光年等人帮他

进行了彻底的修改， 最后由他定稿，1958年2月又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亲自作了

很大的修改，当时在文艺界广泛传达了毛泽东的修改部分。”[15]

[15] 黎之《回忆与思考——整风·鸣放·反右》 ，载《新文学史料）1995年

第1期，第103页。

周扬这篇讲话，经过这些整理、补充，最后成了一篇大文章，题为《文艺战线

上的一场大辩论》。毛泽东审稿时加写了一些话，后来经常被人们引用的一大段是：

“在我国，一九五七年才在全国范围内举行一次最彻底的思想战线上

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给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以致命的打击，解

放文学艺术界及其后备军的生产力，解除旧社会给他们带上的脚镣手铐，

免除反动空气的威胁，替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开辟了一条广泛发展的道路。

在这以前，这个历史任务是没有完成的。这个开辟道路的工作今后还要做，

旧基地的清除不是一年工夫可以全部完成的。但是基本的道路算是开辟了，

几十路、几百路纵队的无产阶级文学艺术战士可以在这条路上纵横驰骋了。

文学艺术要建军，也要练兵。一支完全新型的无产阶级文艺大军正在建成，

它跟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大军的建成只能是同时的，其生产收获也大体上只

能是同时的。这个道理，只有不懂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才会认为不正确。”

（1958年2月28日《人民日报》）

毛泽东在给林默涵的信中， 说这篇经过他修改的文章“写得很好” ，指示在

《文艺报》和《人民日报》同时发表。

多年之后，周扬本人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劫难之后，要出《周扬文集》了。据

当时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的李曙光说，“编辑过程中自然要涉及到一些有

争议的文章，特别是几篇重要讲话，其中首先遇到的是《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

当时人有主张收，有人不赞成收，两种观点，议论纷纭。周扬自己想加一说明收录。”

最后没有收。原因呢。李曙光说，“我想要写一个说明也是很困难的。”[16]

[16] 黎之《回忆与思考——整风·鸣放·反右》 ，载《新文学史料》1995年

第1期，第103～1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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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

邓小平《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中说：“右派分子活动的主要场所是知识分子

成堆的地方，如高等学校、某些国家机关、新闻出版机关、文艺团体、政法界、科

学技术界、医药界等。”（10月19日《人民日报》）教育界、新闻出版界、文艺界

反右派斗争的情况已经简单说过了，这里来说一说其他几个界别。

先说科技界。 前面已经说过，5月13日民盟中央决定成立四个临时工作组，其

中一个组是研究“科学规划问题”的。这个组由曾昭抡、千家驹、华罗庚、童第周、

钱伟长五位科学家负责。他们向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提出了一份书面意见。到了

反右派斗争中，这事也被宣布为章罗同盟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活动。这一篇《对

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受到了集中的批判。最早来批判的是郭沫若，

他以中国科学院院长的身份，在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作大会发言，题目就是《驳

斥一个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人家不过是提了几点意见，一共才谈五个问题吧，

而批判者称之为一个“科学纲领”，真是抬高它了。

这个《几点意见》提出的第一条意见，是关于“保护科学家”的问题。郭沫若

批判说：“这个意见书中提出了所谓‘保护科学家’的口号。这显然是企图造成一

种印象：我国科学家受到威胁，或者迫害，需要加以‘保护’。事实上有人说过这

样的话：‘解放以来，中国知识分子遭了浩劫’。他们这样不顾事实危言耸听的目

的，不外是想离间科学家同党和政府的关系，引诱他们走上错误的道路。”这样的

批判很有分量。只是这意见书的原文中并没有“解放以来，中国知识分子遭了浩劫”

这样的话，原来这是批判者从别处移来以坐实“危言耸听”这个断语的。而且，原

文说“保护”，并不是指受到威胁或者迫害的意思。原文对“保护”所作的说明是：

“我国目前科学家还很少，科学基础还相当薄弱，要开展科学研究，争取十二

年内使我国最急需的科学部门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必须‘保护科学家’，就是采取

具体措施保证科学家，特别是已有一定成就的科学家有充分条件从事科学工作，扭

转目前科学家脱离科学的偏向，首先要协助他们妥善地解决时间，助手，设备，经

费以及合理安排使用等问题，使他们真正能够坐下来，好好安心工作。”

可见这里所用的“保护”一词，只不过是一种特别强调的修辞手法，意思不过

是格外强调保证科学家工作条件的意思。其实像保证工作时间，解决图书资料和工

作设备，配备助手等等问题，都是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已经提出来

了的。[1] 周提出这些，是改善党同科学家的关系；民盟跟着提出这些，郭沫若就

说是离间科学家同党的关系了。说相同的意见都不行，就更不要提不同的意见了。

[1]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1页。

这意见书说，“科学研究工作应该有领导地进行，国务院成立了科学规划委员

会，这对加强科学研究的领导有积极的作用。……至于学术领导和科学研究的‘火

车头’，我们认为应该在实际工作中逐渐形成，不要主观地先行规定谁是领导、谁

是‘火车头’。”又说，“科学研究工作除少数必须集中外，应尽可能把研究工作

去‘就人’，科学家在那里，研究工作就放在那里。”

郭沫若批判说，这就是“反对有计划有重点地发展科学工作，反对对科学工作

的统一领导，其结果就是要使我国不能充分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来发展科学

事业，就是要使我国科学工作长期停留在落后的状态。”这前提和这结论之间有着

怎样的逻辑关系，郭沫若没有说。

意见书说，“过去在升学、升级、选拔研究生、留学生时，有片面地强调政治

条件的偏向，我们认为今后应当业务与政治并重。人民内部在培养机会上应一视同

仁，对于有培养前途的青年都应当平等地看待。”主张的只是业务与政治并重，而

且一视同仁的仅限于人民内部，属于敌我矛盾性质的当然不包括在内，应该说是下

笔时很有分寸感的。可在郭沫若看来还是不行，认为这是“企图以资产阶级虚伪的

‘平等’观，在青年中进行挑拨和煽动，指望造成一部分青年对党和政府不满。”

资产阶级虚伪的平等观当然不行，与之对立的，应该是无产阶级真实的不平等观才

是好的了。郭沫若阐述了这种无产阶级观点，他说，“如果要‘一视同仁’，那倒

真正是不平等了。先说工农学生吧。大家知道旧中国在反动统治之下，工农女子被

剥夺了受教育，特别是受高等教育的权利。现在，反动统治已经推翻了，对于这个

不合理的不平等的状况，难道我们不应该尽最大力量来加以改变吗？”

关于社会科学的问题，意见书提出，首先要改变对待旧社会科学的态度。它说，

某些学科解放后竟被废除，或不成为独立科学。过去研究社会学、政治学和法律学

的人很多转业了。过去许多课程因为苏联没有就被取消了。意见书认为，对待旧社

会科学应当是改造而不是取消。因此应当恢复的应即采取适当步骤予以恢复。对于

这种意见，郭沫若批判说，“在我看来，今后为了发展社会科学，首要的任务就在

于继续扩大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的队伍，提高马克思主义的水平，而不是什么发

展资产阶级社会科学。那种‘恢复’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主张，实际上是开倒车，

反对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社会科学。如果按着这个主张去做，其结果是削弱马克思

主义的思想领导，而使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重新泛滥。”

这个意见书中还有这样一段：“在社会科学方面的另一偏向是往往把政策措施

或政府法令当成客观规律，例如，有些财经上的重要政策问题，如果政府部门的负

责人作过报告，学者们也就只能作些宣传解释工作。这样是不够妥当的。开国以来，

在政法、财经等方面所采取的方针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也不能说每一措施、

每一阶段或每一环节都是毫无缺点的。我们认为应该鼓励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重视

调查研究工作，根据实事求是的精神，对政府的政策法令提供意见。”

对于这段话，郭沫若在这次大会发言中却没有加以批判。不是不想批判，而是

一时还没有想好怎样立论。 过了两个多月，他想好了，9月18日他在中国科学院召

开的座谈会上这样批判说：“他们在这里，一方面污蔑共产党和政府的政策措施等

等都是盲目的，而不是依据客观规律的，另一方面又污蔑共产党和政府不准‘学者

们’从事科学研究，只准他们作些政策方面的‘宣传解释工作’。事实是这样吗？

暂且不说党和政府的政策法令是体现着客观规律的，也暂且不说许许多多的社会科

学研究工作者，是把宣传解释党和政府的政策，作为自己光荣的职责的，现在我们

只问问右派先生们：党和政府究竟在什么时候禁止过‘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对客

观经济规律进行研究呢？ ”（9月19日《人民日报》）一个说是“偏向”，一个说

是“光荣的职责”，同右派分子真不可能有共同的语言了。 不但要批判意见书写

了什么，还要批判它没有写什么。郭沫若在人代会的那篇发言说：“党和政府的方

针是，科学研究工作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意见书中对于这点一字不提。”据此

就定性说，这“意见书是一个彻头彻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科学工作纲领”。没有提

到什么就是反对什么！

郭沫若总结说：“这不是一个孤立的文件，而是章伯钧等右派分子企图夺取国

家领导权，首先是文教工作的领导权的阴谋的一部分。”最后，他代表中国科学家

们宣誓： 要对右派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和政府的周围。（7

月6日《人民日报》）

意见书的五位作者中，曾昭抡和钱伟长二人被划了右派分子。另外三人联名在

6月26日《光明日报》 上发表检讨《我们也被右派分子利用了一次》。承认自己政

治警惕性不够，也为自已作了点解释，说是他们因事因病没有完全参加会议，特别

是最后由不在五人小组之内的费孝通修改过的文件没有征求大家的意见就送走了。

华罗庚在听了郭沫若的批判发言之后，表示完全接受。他在这次人代会上的大

会发言中说， “郭老这些意见是完全正确的。并且远远地比我们6月的初步检讨更

为深刻。 ”（7月14日《人民日报》）他还说，虽然他和童第周只参加了两次碰头

会，并没有参加定稿，但是在见到该稿并且发现其中有一些原则性错误的时候，却

未加否认，这是不能容忍的自由主义态度。他说，以自由主义态度来对待政治生活，

是随时会上右派分子的当的。他表示愿以这个事件作为教训，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学

习，逐步建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坚决与右派分子斗争到底。

7月14日， 中国科学院召集在北京的科学家一百多人开座谈会，批判民盟提出

的这个文件。主持座谈会的郭沫若说，民盟中央“科学规划问题”临时研究组提出

的《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党反社会主义

的科学纲领。郭沫若问曾昭抡、钱伟长说，你们身为科学院学部委员，唯恐中国科

学院工作不陷于无政府状态，是何居心？

曾昭抡、钱伟长在会上交代了起草意见书的过程。曾昭抡说，他一再热心发起

对于科学体制问题的讨论，主要是想让民盟抢先一步走，是与共产党分庭抗礼的思

想在作怪。钱伟长说，他的错误主要是出于个人野心，他十几年来打算在中国办一

所像美国加里福尼亚理工学院一样的理工大学，这所学校在各方面都起领导作用，

这个学校以科学研究为主，教学为辅。在科学规划问题上，他是耍两面派，为了个

人野心，他不同意把科学研究集中到科学院去，但他在科学规划委员会说了谎话，

只说高等教育部不重视科学研究。

参加起草意见书的另外三个人也在这天的座谈会上发了言。千家驹质问曾昭抡

搞科学体制问题是否有不可告人的动机。童第周又说了一下他参与此事的经过。华

罗庚又一次表示了悔恨：我嗅觉十分不灵，犯了错误，对不起人民，要作为教训，

今后下功夫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站稳立场，明辨是非。他并从他的亲身经历说明

今天有了党的领导，科学家的工作条件，比解放前不知要提高了多少倍，而右派分

子竟提出要“保护科学家”的口号，是一种血口喷人的诬蔑。在这天的会上，李达、

王亚南、 茅以升、杜国庠、何作霖等人也对民盟的这个意见书作了批判。（7月15

日《人民日报》）

座谈会在7月16日、 22日、24日这几天继续举行。几天里共有的人发言还有90

人作了书面发言。发言的有赵九章、钱学森、杨石先、张光斗、黄子卿、张维、翦

伯赞、冯德培、陈望道、侯德榜、傅鹰、陈建功、石志仁、郑奠、王葆仁、杜庆华、

傅承义、严济慈、杨钟健、柳大纲、侯外庐、关肇直、范文澜、施履吉、范长江、

尹达、郭永怀、吴有训、罗常培、刘东生、巫宝三、陆远九、林鸿荪、林榕等人。

作书面发言的有郑振铎、罗尔纲、陆学善等人。

千家驹在22日的会上作了《接受惨痛教训，深刻检查自己》的检讨。他承认在

提出这个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上负有一定的政治责任。他说，这一反党反社会主

义的科学纲领，在政治上是章罗联盟向党进攻的第一炮；在思想上，这是资本主义

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思想体系谁战胜谁的问题。他说，我是研究社会科学的，而且

一向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竟至于政治麻痹到这样不可救药的程度，可以

解释的唯一理由就是在我思想深处有和这个反动纲领相通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东

西，可以和这个反动纲领起共鸣，还不只是“和平共处”而已。他说，反动纲领中

的反动论点和我在今年4月底在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大会中的一次发言对照， 可以

看出它们是互相合拍的。第一，我在学部大会发言中主张培养年青一代的科学家要

搞点“自由市场”，作为社会主义统一调配的补充。我主张对于研究工作干部的人

事调配，应决定于指导研究的科学家，而不是决定于人事部门。我反对过去人事部

门对科学研究工作者“统”的太死，主张开放科学研究工作者的“自由市场。”这

不就是反动纲领中所谓培养干部一视同仁等论调的张本吗？搞点“自由市场”，这

就是否定国家对科学研究工作有计划的调配人力的必要性，也就是反对集中的民主。

这种思想发展下去，就是无政府状态，也就是主张无领导的绝对的“自由”。第二，

我在学部大会发言中提出“有的人就只能以领导的发言或政府的政策措施当成客观

的经济规律。找点材料来引证一下或宣扬一番，即算尽研究之能事。固然，政府制

定政策方针是十分慎重的，基本上也是以客观情况做依据的。但亦不可能设想政府

的经济政策或经济措施，在每一阶段每一环节都是完全符合客观事物发展规律，尽

善尽美。”这一段话就是反动纲领中所提出关于社会科学的问题第三段话的根据，

我在发言中还有一段说：“有人说，今天做经济工作只有三条路，一搬弄教条；二

研究经济思想史或解放前的经济史料；三研究外国经济问题。”这里，虽反映有的

人有这样一种看法，但这样看法显然不符合事实的。第三，反动纲领中错误严重的

就是提出首先要改变对待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态度和“恢复”资本主义社会科学一

段话，这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复辟思想赤裸裸的暴露。这一段话虽然是费孝通的得意

之笔，“应当恢复”和“应当重视”两句是费孝通亲笔加入的，但在我的思想深处

也是有共同的基础的。我在学部大会发言中曾经说：“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科

学，不要采取一律否定，一棍子打死的办法。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科学，基本上属

于资产阶级思想范畴，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但是其中，也不无可取的地方，如能加

以吸收，错误的加以批判，正确部分加以继承，即可发扬马列主义，丰富马列主义。

不幸过去几年，有些学科，只要苏联所没有的，我们就一律否定，认为一无是处，

如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法律学等等全部加以否定，这种故步自封的办法，实

在是十分幼稚可笑的。”这一段话虽然与费孝通的有辞句上程度上的不同，本质上

却是一样的。这真是我自己资产阶级思想最突出的表现。社会科学是阶级性最强的

科学，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学、政治学、法律学是完全为资产阶级服务，是巩固资

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武器，我们要加以“恢复”，这不是为资产阶级复辟打掩护是什

么？ 我虽然没有提出要“恢复” 的话，但主张不要全部加以否定，这和费孝通的

“恢复”论也不过五十步笑百步之差而已。第四，我把解放后旧知识分子的进步性

估计过高，这一点虽然没有在反动纲领中反映出来，但我在科学院发言中却特别暴

露了我这一错误观点。我说：“对于我国解放前学习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旧知识分

子，我们也是对他们的作用和进步估计不足的……把旧知识分子看成永远是旧知识

分子，这是十足的形而上学的观点，不是辩证法的看法。”现在看来，对旧社会来

的知识分子不是估计过低而是过高的问题。从这次对右派分子反党、反人民的斗争

中，暴露出来的右派分子绝大多数不是高级知识分子吗？以自己来说，我平时是以

进步的知识分子自居的，但从这次作为民盟五人小组的一成员，竟不认识这样重大

的反党反人民的科学纲领的反动性质，我是否还是一个进步的知识分子，也就大成

问题了。这证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一种脱胎换骨的改造。千家驹说，这一事件

给了我生平一次最深刻的阶级教育。我要以这件事件为教训，进一步改造自己的思

想， 学习马列主义，彻底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7月

23日《人民日报》）从千家驹的这篇检讨中可以知道，民盟提出的这一份意见书，

有些段落是以他的一篇发言为张本的。然则他同这一文件的关系不可谓不深了。可

是他没有因此而被划为右派分子。这是又一个例证，证明有无右派的思想言行与是

否被划为右派分子并无必然的联系。

在座谈会上作检讨的还有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陶孟和， 他说， 我在《大公报》

（6月16日） 上发表的谈话里，可以说全篇充满了不能容忍的错误；我说“阻碍高

级知识分子发展的原因之一， 是过去执行政策中的一些错误和偏向， 如‘三反’

‘五反’，思想改造等运动伤害了一些高级知识分子，院系调整、教学改革也伤害

了一批人。”在这里我强调了我们国家重要政策执行中的错误和偏向，而不说它们

的重要性和成绩。这是因为在我的心目中，只注意到旧社会科学工作者，以至连国

家的五大运动、文教政策的优越性都忘掉了。我承认这是完全错误的。我说“特别

是社会科学一门科学等于连根都拔掉了。”我没有考虑整个院校调整教学改革是有

计划的，有步骤的，并且完全是正确的，而偏偏举出社会科学学科来说是连根拔掉，

这是我偏爱社会科学。我说“文教政策没有照顾接受过去遗产，在原有的基础上发

展，特别是社会科学更惨。”这是诬蔑党的文教政策。接受民族遗产、发扬我国民

族文化的优秀传统，是党的文教政策的重要内容，这方面的成绩也是十分巨大的。”

我说“过去对高级知识分子的做法是：否定过去一切，割断历史。如果把过去一班

人弄掉，而能把接班人搞好也好。但是最大的错误是对留学生的政策。”我这里笼

统地批判了留学生政策是错误的。我说否定过去一切，割断历史完会是违反事实。

党和政府对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包括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家在内，对他们的安

排和照顾是十分周到的。这些是我所身受的，但却诽谤国家的知识分子政策。对于

12年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我说，“我大胆说一句，像现在这样的情况，赶不上。”

事实上，我们现在有许多门学科已经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水平了。我说“我们在科学

上几乎缺五代”（按：陶孟和把大学四年毕业算为一代，从抗战算起共五代）。把

解放以来八年间所培养的一大批一大批的青年都给抹煞了，这是荒谬的。我说“无

知，实在害人不浅。”我用这种字眼嘲弄社会科学领导方面，乃是态度极端恶劣的

表现。这说明了我自己还保存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自高自大目空一切的卑劣作风。

陶孟和说，通观他在《大公报》上发表的全篇谈话，实际上起了为右派分子张目的

作用。他还检讨了6月8日在中国科学院党组召开的座谈会上说的“知识分子遭受了

一次浩劫”，他说，用“浩劫”两字形容旧社会学家是十分荒谬的说法。陶作检讨

之后，严济慈、杨钟健都对他作了批判。杨钟键说，陶的检讨是不深刻的。陶发表

的一些反动言论，实际上是给反动的科学纲领作了注脚。

民盟的意见书中有这样一句：“除少数例外，有领导科学研究能力的科学家，

尽可能不担任行政工作，特别是六十岁以上的老科学家，急需传授后代。更应如此。”

在这天的座谈会上，化学研究所研究员王葆仁把这一项原则性的建议具体到人。他

批判说，科学院的院长、副院长除了张劲夫副院长以外，都是六十岁以上的人。这

句话的意思就是要六十岁以上的院长、副院长下台，让六十岁以下的曾昭抡、钱伟

长上台。张副院长不满六十岁也还是要下台，因为曾昭抡还有另一条所谓“外行不

能领导内行”。（7月23日《人民日报》）

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简称科联） 全国委员会从7月17日开始，

连续开了四天扩大会议。批判民盟提出的这个意见书是会议的重要内容。发言的有

钱三强、吴有训、秉志；任鸿隽、陶述曾、方石珊、李宗恩、张维、涂长望、程孝

刚、黄子卿、陈一得、赵祖康等人。据报纸报道说，曾昭抡、钱伟长向到会科学家

作了交代，“他们在交代中表示愿意向人民低头认罪，并将向组织彻底交代他们的

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但是他们对自己的罪行只重复了报纸上已经揭露过的一些

内容。科学家们对曾、钱今天的交代表示愤慨，严正地要求他们作彻底交代，不要

自绝于人民。”

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在会议开幕时讲了话。他说，在发展科学事业中，走社会

主义的道路，就是一定要有党对科学工作的领导，而走资本主义道路则反对党对科

学工作的领导，认为党不能领导科学工作。前一条道路就是我们现在正在走着的道

路，我国大多数科学家也是赞成走这条道路的。几年来我国在科学事业中取得成绩

正证明了这条道路的正确。今后我们还要继续走这条道路。主张走后一条道路的可

以民盟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作代表。聂荣臻说，右派分子的反动纲领是以对有关

科学体制问题提供意见的方式提出来。其实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对这点郭沫若院

长早就揭穿了。可是有的右派分子被揭露后，在他们作检讨时，仿佛人民批判他们，

仅仅是因为他们对工作不该提出这种或那种意见，这种说法是必须予以驳斥的。任

何善意的意见和批评一向都是为我们所欢迎的。右派分子的言论之所以必须反对，

决不是由于他们提供了意见，而是因为右派分子的这些言论包含了对社会主义的深

厚的敌意， 是因为他们企图反对社会主义， 反对共产党领导，篡夺国家领导权。

（7月18日《新华社新闻稿》）

对于这个受到猛烈批判的“科学纲领”过了二十多年之后才有了一个新的说法，

1980年5月8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关于爱国人士复查问题的请示报告》中说：“在批

判‘章罗同盟’ 时， 曾经把民盟中央的《对于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和

《我们对于高等学校领导制度的建议》，说成是‘章罗同盟’的反动纲领，事实上，

这两份意见书不是章、罗二人提出的，而是民盟中央分别由曾昭抡和黄药眠负责的

两个小组起草的。在这次复查中，我们和有关部门及民盟中央都认为，这两份意见

书的基本内容是可取的，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不是‘章罗同盟’的纲领。”

在反右派斗争中，对一些自然科学家，是有意识地保护过关了，比起另外一些

界别来， 划出的右派分子要少些。例如，据报纸报道，在7月23日北京科学界的座

谈会上“许多科学家对华罗庚22日的检讨提出了一些批评” 。（7月25日《人民日

报》 ） 批评的内容没有报道，显然含有保护的意思。9月8日，中共中央更发出了

《关于自然科学方面反右派斗争的指示》，《指示》说，在科学界高级知识分子中

间必须认真开展反右斗争，决不能有温情主义，但要区别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不

同情况，区别对待。特别是对于那些有重大成就的自然科学家和技术工作人员，除

个别情节严重非划不可者外，应一律采取坚决保护过关的方针。在反右派斗争中，

对挂帅点火的，进行深入地揭露批判；对有较高科学成就的，不可轻易划为右派，

必须划的，也应“斗而不狠”；对有的人，“谈而不斗”。对于老右派，主要应该

拿过社会主义这一关的政治标准来衡量；而不可简单地拿他们在民主革命阶段是否

右派来衡量；对在日内瓦会议后争取回国的欧美留学生，一般要“不划不斗”。

社会科学界可没有这样幸运了。在批判民盟关于科学体制问题意见书的时候，

着重提出了一个资产阶级社会学复辟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统计系教授吴景超

在1957年1月号《新建设》 杂志上发表《社会学在新中国还有地位吗？》一文，其

中说：

“在解放以前，中国许多大学中都设立了社会学系。1952年院系调整

之后，这些社会学系都一概取消了。过去搞社会学的人，大部分都改业了。”

“整个地说来，资产阶级的社会学，其立场、观点与方法，基本上是

错误的。但是在百家争鸣的时代，我认为在我国的哲学系中，还有设立社

会学一门课程的必要。在这一门课程中，可以利用历史唯物论的原理，对

于资产阶级社会学进行系统的批判，同时也尽量吸收其中的一些合理部分，

来丰富历史唯物论。”

“旧社会学还有其他一些部分，如人口理论及统计，社会调查（都市

社会学与乡村社会学都可以并入社会调查之内），婚姻，家庭，妇女，儿

童等问题，社会病态学中的犯罪学部分，都可酌量并入其他学院有关各系

之内。开设这些课程，当然不能采用旧的课本，讲授时也不能采取旧的立

场观点与方法。但是以历史唯物论的知识为基础，来研究这些问题，对于

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也还是有用的。”

4月10日在《新建设》 社召开的关于社会学的座谈会上，吴景超更提出设立社

会学系或社会学专业的主张。反右派斗争中他写的一份书面交代中说，“在百家争

鸣的口号提出之后，恢复旧社会学的思想，逐渐发展起来。我是第一个人提出社会

学在中国是否还有地位这一问题的。”

6月9日，也就是民盟关于科学体制问题意见书在《光明日报》刊出这一天，费

孝通、吴景超、陈达、李景汉等人开了社会学工作筹备委员会，推陈达为主任，提

出要团结和联系原来社会学界同人成立社会学会。所有这些，就被指摘为图谋复辟

资产阶级社会学的阴谋活动。“在反右派斗争中，这是社会科学界批判的一大目标。

郭沫若在中国科学院召开的座谈会上批判说：“中国共产党和一切马克思主义

者对于现代资产阶级的反动的哲学和反动的‘社会科学’，包括社会学、经济学、

政治学、法律学、历史学等等，不论过去和现在，都只能采取原则否定的态度。但

是资产阶级右派居然公开要求我们改变这种态度，并且用一切卑鄙的手段，来辱骂、

污蔑和丑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企图打倒马克思列宁主义这面战斗的旗帜，以

便为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复辟，为资产阶级反动统治的复辟，铺平道路。在这

个问题上，我们难道能够作丝毫的让步吗？”

对于费孝通的一些具体论点，郭沫若批判说：“关于资产阶级右派所谓‘恢复’

旧社会学的问题， 我想请大家看一看费孝通2月20日发表在《文汇报》上的一篇题

为《关于社会学，说几句话》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费孝通表示，‘社会学’这

块牌子是否恢复，他并不重视，他所真正关心的是要在实际上用资产阶级社会学来

进行‘社会调查’，来‘研究’‘有关人民民主专政的一系列问题’，例如：‘党

和非党的共事合作关系’，‘阶级消灭后的人和人的政治关系’，‘人民代表大会

制的运用’，‘民主党派的相互监督’，‘知识分子的思想变化’，‘人才的使用

和安排’与‘人事管理制度’等等问题。费孝通的这些文章充分表明了主张‘恢复’

社会学的真正用意，这种主张和章罗联盟的整个政治阴谋完全合拍。正如大家所知

道的，费孝通所提出的这些问题正是资产阶级右派这个时期中反共反社会主义的主

要题目。右派所以注意‘党和非党的关系’，‘人和人的政治关系’，就是要煽动

党外人士起来反对共产党。右派所以注意‘人民代表大会制的运用’，就是要用资

产阶级的国家制度，来代替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例如采用‘两院制’之类。

右派所以注意‘民主党派的相互监督’，就是为了用民主党派来和共产党分庭抗礼，

以至使民主党派成为反对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的工具。右派所以注意知识分子问题，

就是为了反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把知识分子引上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道路。右派

之所以要讨论什么‘人才的使用和安排’，‘人事管理制度’等问题，意思那就更

明显了。他们不是大喊大叫我们没有充分‘发挥’右派知识分子的‘力量’吗？他

们不是集中火力来攻击我们的人事制度，造成口实，好让资产阶级右派知识分子出

来染指国家工作的决策吗？”（9月19日《人民日报》）

在这次座谈会上作批判发言的还有夏康农、侯外庐、齐燕铭、孙定国、陈翰笙、

孙冶方、邓初民、金岳霖、黄子通、吴半农、王学文等人。关锋发言批判吴景超的

《社会学在新中国还有地位吗？》一文，说这篇文章写得文不对题和不合逻辑，这

是吴景超故意这样做的，例如他提出院系调整时取消若干大学的社会学系的问题，

但他不从正面来反对，却拐了一个弯，说是在旧社会学中，有人口理论及统计、社

会调查等八个课程可以分别在大学里的各系开课。接着吴景超说，旧社会学中的这

八个项目，要以“历史唯物论的知识为基础”来进行研究。试问：像人口理论和统

计、社会调查这样的问题，既然用历史唯物论的知识来研究，那么这又和“旧社会

学”有什么关系呢？如果这些问题，要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进行研究，那就根

本不发生什么没有地位的问题。 吴景超在这里不是故意混淆视听， 欺骗读者吗？

（《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20号，第85页）关锋过去并不是一个怎样知名的人物。

反右派斗争给了他脱颖而出的机会， 到了1966年5月28日成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他是成员之一，成了文化大革命前期能够呼风唤雨的人。

经济学界反右派斗争的一件大事，就是批判陈振汉等人的意见书。陈振汉是北

京大学经济系教授，民盟北京大学支部副主任委员。1957年5、6月间，他和北大经

济系的徐毓丹、罗志如两位教授（都是民盟成员）、邮电部副部长谷春帆（民革）、

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巫宝三（民进）以及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干部学校副校

长宁嘉风（九三）六人，集会两次，座谈经济学的现状及今后发展方向问题，座谈

的结果，写成《我们对于当前经济科学工作的一些意见》一文。此文已写出第二次

稿，因为反右派斗争起来，没有最后定稿即中止了。作为一种供批判用的反面材料，

在《经济研究》 1957年第5期上将这篇文章的第一次稿（原稿）、第一次稿（修正

稿）和第二次稿同时刊出。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些话：

“一个国家应当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作家不可

能留下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具体方案。因为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我们不能从

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找到现成的和四海皆准的规律。”

“从全国解放以来的八年中间，我们国家在国民经济的恢复，社会主

义的经济建设工作基本上是在摸索着前进的。”

“我们的各项具体工作，无可讳言，多半是从摸索着前进的，我们的

财经政策和设施，不少是盲目地搬用苏联成例，即是碰碰试试，主观主义，

盲目行事，并未遵循什么客观经济规律，也不知道有什么规律可资遵循。

由此，我们的工作并非没有错误，甚至是严重的错误，也并非不出偏差，

往往是幅度很大的偏差。也因为如此，虽然总的说起来，我们这些年来经

济建设突飞猛进，获得了灿烂的成就，虽然错了就改，偏了就纠，而因此

造成的损失却是影响不小。”

“我们目前的经济科学还是停滞在相当幼稚的阶段，除了教条地搬运

苏联教科书的一些东西以外，就是一些现行制度的描述。因而也还不能起

指导实践的作用。”

“如何对待经典著作问题：现在的风气是经典著作上的一字一句都是

金科玉律，只能引证训诂，逐字逐句转述背诵，甚至连手民排校的错误或

翻译上的错误、诘屈聱牙的译文也神而敬之的能完全摒除。诸如此类的界

限的存在我们认为这样是不利于发挥党外经济科学工作者的积极性的。我

们认为党内经济科学工作者，不论是在业务部门，在高等学校和在科学研

究机构的，应该加强和党外同行的联系，增进对于他们的认识和了解，欢

迎他们参加适合参加的工作，和他们分享自己所能享受的工作便利。”

意见书还提出了对待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态度问题：

“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大特色，便是批判地吸收和利用资

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列宁的《帝国主义论》

是这方面的最好的典范。马克思和列宁以后，随着帝国主义形势的发展，

资产阶级经济学也有了很大发展，其中是否还有某些地方反映了（那怕是

歪曲地反映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实际情况，可供我们批判吸收和利用呢？

资产阶级经济学所用的一些方法，是否也可以用来替社会主义经济学或社

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呢？”

“泥古不化本身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适用于一定历史时期的理论解

释或理论总结，不一定适用于另一段历史时期。例如货币的购买力（价值）

是否必须以黄金的价值来解释，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的实际工资是否

不断下降，产业预备军的百分比是否必然扩大，这些问题都可以根据现实

情况重新研究，这些问题是客观存在的，过去大家回避它，不谈它，实际

并未解决，我们觉得只有在马克思主义和党在科学方面的领导下好好展开

研究与争辩才能解决这些问题。”

有意思的是， 这篇意见书是在6月19日毛泽东公布《关于正确处理人内部矛盾

的问题》的修改本之后写出第二次稿的。所以它的结尾处写了这样几行：

“我们有毛主席的六条标准，紧紧掌握这六条标准就可以解决问题而

不会陷入修正主义的泥淖里。我们坚决反对修正主义，我们肯定社会主义

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但是我们同时也主张：对于现实

经济问题要作现实的探讨，不能固步自封。是敝屣就要摒弃。”

尽管表明了拥护六条标准、肯定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态度，还是过

不了关。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9月3日到5日连续开会批判陈振汉和他们的意

见书。会上有二十多人发了言。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杨培新批判说：“陈

振汉说马列主义没有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方案’是毫无事

实根据的。《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等著作以及中国共产党关于对工业、

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都说明马列主义经济学在这方面是有一

套完整的理论的。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工业国有化、农业集体化，有计划地发

展社会主义经济、文化，逐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准备条件向共产主义过渡，这就

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恩格斯在1877年在《反杜林论》中提出的理论，已预见

到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80年来，这个规律已为实践所证明。陈振汉把马克思主义

嘲笑为‘和尚念经’，这只能证明陈振汉的反动立场。马克思主义指导了九亿人口

的国家完成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些国家的经济建设的速度远远超过资本

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的这个伟大胜利，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生气勃勃的行动

的指南。”

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王亚南批判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辩证唯物主义

的世界观为指导的，是在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实践中生长起来的，是

为苏联、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经济建设的经验所丰富和发展起来的，说马克

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教条，只是一种无耻的污蔑。

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严中平揭发说，陈振汉在十多年前就主张：在中国的外国资

本和外国工厂增加的结果并不阻碍而且帮助民族资本的积累，说是因为外国资本输

入或外国人在中国办工厂的结果，与民族资本一样，是增加本国人民的生产能力，

也就是增加他们的所得。严中平认为这是陈振汉由来已久的买办资产阶级的反动观

点。

北京大学教授樊弘揭露陈振汉以主张“竞争平衡论”来宣扬资本主义的优越性，

说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通过竞争可以使生产中偏差得到平衡，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

经济建设却会产生严重的偏差，并且因为社会主义必然产生官僚主义，所以这种偏

差不可能消除。

这篇报道还说：“在会上发言的人对陈振汉的两次交代表示不满，指出他的态

度是极不老实的，没有接触问题的实质。”（《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20号，第82

页）

郭沫若在中国科学院9月18日的座谈会上也批判了陈振汉。 他说：“陈振汉秉

承章罗联盟的意旨，首先对中国共产领导的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工作大肆攻击，

说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工作，其中包括计划工作、财政工作、金融工作等等，都是

‘盲目的’，根本没有遵循什么客观经济规律，以致偏差颇大，错误很多，损失不

小。其所以如此，据陈振汉说，一方面是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成为

‘过了时’的‘敝屣’，不能指导当前的国家经济工作，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的

国家经济部门的负责人员不懂得经济学常识，是一些教条主义者、官僚主义者和宗

派主义者。这个局面岂不是糟糕透顶吗？那末怎么办才好呢？陈振汉代表资产阶级

右派回答：这好办得很！他的办法的第一条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然早已过

时，‘是敝屣就应摒弃’，干脆把它扔掉，改用资产阶级的经济学，特别是现代垄

断资本的辩护人凯恩斯的经济学说，把它作为国家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就好了。办

法的第二条是：现在的国家经济工作的指导人员，既然不能担负领导的重任，那末

干脆请他们下台，让这批资产阶级右派的‘经济学家’或者喜欢这批‘经济学家’

的人上台就好了。经济工作方面应该如此这般，经济科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方面，

也应该如此这般。陈振汉的‘意见书’数易其稿，洋洋数千言，其主要内容，事实

上就是这样。”（9月19日《人民日报》）

经济学界的大批判还有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人口问题。费孝通、吴景超、陈

达、 李景汉这几个右派分子都是就人口问题发过议论的，吴景超在《新建设》3月

号上发表了《中国人口问题新论》，认为过多的人口不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不利

于社会主义建设。农业科学院的研究员陆钦范写了一本《人口问题抛砖集》的小册

子，自己花了三百数十元印了一万份送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报纸说他用危言耸听

的笔法强调了人口问题的极端严重性。陆钦范说：

“假如我是蒋介石或杜勒斯，我就希望大陆上每一个十五岁到五十岁

的妇女以每年生一个孩子的速度进行生育。这样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比匈

牙利事件规模更大的骚乱，就会在我国发生了。虽然这种假设的极端情况，

仅是寓言性质的，我希望文艺工作者，在此百花齐放之春，可以取材于此，

写一些产妇群众们如何不满，砸医院，砸牛奶场，砸工会要求福利等，这

是第一阶段，接着是父母们为了要求送孩子入学，砸学校，城市青年们要

求就业，砸工厂，农村青年们为了扩大不了耕地面积，纷纷离开合作社，

以至牲口们为养犊育驹，要求饲料地等等。”

农业科学院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开了三十多次小大会议斗争他，说他是一个以

人口问题为幌子、企图在我国挑起匈牙利事件的右派分子。可是他固执己见。据报

道说：“反右派斗争开始后，当群众驳斥他的反共反社会主义谬论时，他就出大字

报，一一反抗，诡辩，谁批判他，他就找谁争吵，态度十分横蛮，妄想把批评者压

下去。后来他看到形势不对，就大喊‘要退出整风’，扬言今后不参加会议，不看

大字报，不订《人民日报》，并且闭门不出，企图逃避斗争；……群众到他办公室

去找他参加辩论会，他竟敢叫群众‘滚出去！’并想把群众推出门去，还用棉花塞

住两耳不听别人劝告，耍无赖态度。”这篇报道还揭发了陆钦范其他一些言论，例

如“污蔑共产党‘已成为一个权利集团’，恶毒地说共产党是‘世袭”‘比起土地

私有制来更是真正的封建’；诅咒党‘终究会被时代的车轮所抛弃’。”等等。不

过，据这篇报道说，陆钦范最后还是承认了错误。（9月8日《人民日报》）

可是，在人口问题上的代表人物并不是吴景超、陆钦范这些右派分子，而是马

寅初。他向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提交的书面发言，就是一篇洋洋一万六七干字的

学术论文《新人口论》。其论点与吴景超等人的并无原则的不同，只是更系统，更

有科学性。要批判右派分子在人口问题上的主张，就不能不批判马寅初。可是他的

学术地位，过去他对蒋介石不买账的名声，特别是现在在政治上的合作态度，以北

大校长的身份为学校党委制辩护，都是不能划为右派分子的。于是只是在批判在人

口问题上发表过意见的右派分子的时候， 不点出姓名地附带批判一下。10月4日的

《人民日报》发表专文《不许右派利用人口问题进行政治阴谋》。点了费孝通、吴

景超、陈达、李景汉、陆钦范等右派分子的名，说他们是利用人口问题、节育问题

来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说费孝通、吴景超等人是“用算账的办法，来证明社会主

义是搞不成的”。文章接着说：

“算账的还有一位经济学家，他算的面更宽。他不仅从资金积累的状

况，扩大积累的要求，并且从扩大外汇和工业原料的来源，以及推进科学

的研究等等方面，算了一大堆的账。结论是：因为人口过多，资金积累太

少，不敷分配，所以不能搞很多的大型工业，而只能多搞中小型工业。然

后他抬出列宁的一句话来画龙点睛地点清了他这些话的意义。他说，列宁

说过，‘没有大工业，就没有社会主义’。这就是说，中国因为人口太多，

所以搞不成社会主义。”

“右派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些很明显。现在问题在于，究竟怎样走

法？这点，章罗联盟的人不敢公开说出来。可是前述那一位经济学家的文

章，倒无意中透露了一点消息。他说：要解决中国资金少，人口多的矛盾，

不亦难矣哉。他指出了两条道路。他说：‘我们不屑向美国借款，我们亦

不能用帝国主义剥削殖民地的方法来榨取资金；亦不能仿效日本，以甲午

赔款作为工业化的本线。我们只得自力更生、依靠自身的积累。’这确实

是两条截然相反的道路，这点完全没有问题。不过他接着就说道：‘但自

身的积累与消费的比例，是百分之七十九与百分之二十一之比，可否把消

费减少一些呢？一看我国的实际情况，这是带有危险性的’。我们看，既

然是这样，那就只能走前一条路了。”

这篇批判文章认为，这样提出人口问题，就是“把中国出卖给美帝国主义”的

“理论根据”。

批判文章中所引“那一位经济学家”的意见，都是摘引自马寅初的《新人口论》

一文。还有马寅初的文章中并没有写出而让批判者看出来的。例如文章批判陆钦范，

说他“很注意挑拨农民，挑拨工农关系”的时候，捎带一笔，说“这点，从吴景超

和前述那位经济学家的文章都可以看出来。”这“挑拨工农关系”可是一顶颇有分

量的政治帽子。马寅初虽没有划为右派，也可算受了一次严重警告的处分了。

史学界也是反右派斗争的重要战场。毛泽东在《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这

篇讲话中说，“大学里，一个中文系，一个历史系，唯心论最多。”[2]

[2]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44页。

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雷海宗4月14日在天津教授座谈“百家争鸣”的会上说：

“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树立的新的社会科学的看法，大家在理论上是一

致的，承认马列主义应该发展，可是实际上是停止了发展，还停留在恩格

斯死时1895年的地方。1895年以后，列宁斯大林在个别问题上有新的提法，

但他们主要谈当前革命问题。从了解整理几千年来人类历史经验，建立新

的社会科学来说，基本上停留在1895年。教条主义者就是这样。马克思恩

格斯生平也是经常修改他们的学说，他们注意到当时每个社会科学部门的

发展情况，掌握科学研究的材料和成果。可是以后人们就认为他们已解决

了一切问题，社会科学不能再发展了。事实上并不如此。1895年以后社会

科学上新材料很多，对旧材料有很多新的认识。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要

把1895年到今天六十二年的课补上。这不是那一个人个人的问题，而是整

个社会主义阵营的问题，工作艰巨得很。……另外历史问题，如希腊史，

六十二年来发现了好多材料。1890年在埃及发现的雅典宪法，可以说明好

多问题。这本书恩格斯末看到，他如果看到，他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

的起源》一书中在有些问题的提法上就会不同。社会科学是需要不断发展

的；在理论上大家都这样说，在实践上却认为社会科学是停留在1895年的

了。……我们要体会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问题的方法，而不是光揣摩他们的

结论。马克思恩格斯是掌握六十二年前的材料做出的结论，如果他们掌握

了今天的材料，就会另作结论。如果拿六十二年前马恩研究希腊史时的结

论来解决中国古代史问题，这当然解决不了问题，而只会把问题搞得越来

越糊涂。”（4月22日《人民日报》）

翦伯赞的《右派在历史学方面的反社会主义活动》一文批判了史学界的几个右

派分子，第一个就是雷海宗：

“雷海宗用一本所谓《雅典宪法》作武器，向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

进攻。他发表了荒谬绝伦的马克思主义停滞论、过时论和不合国情论等等

陈腔滥调。他诬蔑地把社会主义国家的科学说成一钱不值，而在另一方面

则把他心爱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所谓‘社会科学’捧上了天。他说：‘整个

社会主义阵营的社会科学太薄弱、太贫乏。’‘苏联历史科学水平之低是

惊人的，苏联学者的著作，在资本主义学术界看来连评论的资格也够不上，

可以说不是科学作品。’甚至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写历史的书很少，

仅有几本也是赶任务的书’。而在资本主义国家则‘可以清楚地指出它有

那些学派，那些代表性的著作。’又说：‘最近六十年来，世界（资本主

义世界）的社会科学仍在不断的有新的发展，不断地增加新的材料，对旧

材料不断地有新的认识新的解释。但这些对我们社会主义阵营的社会科学

界来说是等于不存在的。我们今天仍满足于六十年到一百年前马克思和思

格斯在当时的认识条件和资料条件下对问题所说的个别的语句’。他对于

马克思主义真是极尽诬蔑之能事。雷海宗的谬论，主要的是说马克思主义

过了时，实际上过了时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资产阶级的所谓科学方法。

慢说资产阶级已经临于没落的时代，就是在这个阶级的青年时代，资产阶

级的所谓科学方法，也是像马克思所说的，‘好像是一匹笨重的驮马，面

临本质与现象，结果与原因，就一筹莫展了’。而雷海宗却说这匹‘笨重

的驮马’到了垂死的时候反而出现了一日千里的奇迹，岂不是神话。”

翦伯赞不但批判了雷海宗的马克思主义停滞论，还批判了他对现实的一些看法：

“对于党的领导雷海宗也放射了毒箭。他诬蔑‘中国知识分子一言不

发的本领在全世界的历史上可以考第一名’。他说解放后知识分子‘一般

地是一言不发的，或者只能希望他们发的一套假言’，大家请注意雷海宗

在解放以后所说的都是‘假言’没有一句‘真话’，大家都知道历史学最

基本的要求就是真实性，一个言不由衷的专说假话的人，怎么能给学生以

正确的历史知识。我们希望他把心里的真话说出来。雷海宗在文章中还谈

到不要党‘发号施令’，并威胁地说，不然，知识分子就要说假话，或者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地消极怠工了。”

翦伯赞的这篇文章，还批判了荣孟源和向达。说荣孟源“主张复古主义，企图

用主要是封建主义的历史学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证据就是他《建议编撰

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资料》一文中“没有一个字提到马克思主义，而是以一种隐晦

的笔调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向达，翦伯赞批判说，“向达在很多会议上的发言

中对科学院的党的领导大肆攻击。他说科学院的领导是外行领导内行。一些行政领

导的党员干部都是外行，‘根本不懂业务’。他说科学院的党的领导‘有如张宗昌

带兵’，把共产党比作北洋军阀。他所谓外行就是共产党。向达说：‘现在史学界

之所以奄奄一息是和范文澜的宗派主义分不开的。’又说：‘这几年史学界的人意

气消沉。’他闭着眼睛问：‘历史界解放后这样不行，党里负责的人要不要负责。’

请问向达，你从那里看出现在的史学界是‘奄奄一息’，‘意气消沉’？又从那里

看出是和范文澜的宗派主义分不开？”（10月4日《人民日报》）

文物界也反右派， 郭沫若在9月16日文物界反右派的会上发言，批判了文物界

的右派分子叶恭绰、宋云彬以及湖南的陈裕新。郭沫若反驳这些右派分子说：革命

的破坏是在所难免的。经历一次像土地改革这样伟大的革命运动，古书文物那能没

有一点损失！中国地方大，文物多，保护起来，很有困难。而且是否一切古物都碰

不得，也值得研究。譬如城墙，在中国几乎到处都有，往往一个小市镇也有城寨。

除了必须保存、可以保存者外，我看有很多城墙是可以不必保存的。凡是古物一律

都动不得的思想，是一种封建的拜物狂，偶像崇拜的思想。宋云彬把龙泉拆塔事件

夸大起来， 好像天下文物都被共产党破坏了，这样看问题是不合逻辑的。（9月30

日《人民日报》）

法学界。

复旦大学法律系教授杨兆龙在5月9日《新闻日报》发表长文《我国重要法典何

以迟迟还不颁布？》，共分三节。第一节“立法和社会主义的关系”，其中说：

“社会主义法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构成部分，同时也是它的体现；社

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指导原则，同时也是它的内容。无产阶级的

专政，虽然对于阶级敌人不必讲民主，但在人民内部却必须实现真正的民

主；至于法治，那就是对于阶级敌人，也是不应该有例外的。”

第二节“苏联及欧洲人民民主国家立法的经验”，称赞了保加利亚的

刑法典，“在某些方面，比苏联的更合理，表现了更高的立法水平。例如，

关于刑事被告无罪推定的原则，该法典第八条规定：‘刑事被告，未经证

明有罪前，被认为无罪。他有诉讼防卫权’。这无疑地为社会主义的立法

树立一个民主法治的先例，不能说不是一大贡献。”还称赞了捷克斯洛伐

克的刑法典，说“它可以说是到现在为止社会主义国家最完美的一部刑法

典。它第一个废除刑法上的类推解释的制度，第一个对刑法的原则及犯罪

的构成要件与处罚作比较细密精确的规定。”

第三节“对我国立法应有的基本认识”，首先谈到1949年“废除国民

党的六法全书及一切反动法律”这事，作者认为，“就当时国内的形势来

讲，国民党统治集团还未完全屈服，他们还想标榜旧‘法统’以和人民政

府对抗。为了端正大家的视听起见，采取这个原则，也是可以理解的。”

“我们过去八年的立法成就及欧洲人民民主国家在1952年左右所达到的一

般水平相比，还差得很多。”这篇文章说：”

“我们过去在立法方面的努力实在跟不上实际的要求。例如，平常与

人民的基本权利的保障及一般社会关系的调整最有密切关系的刑法典，刑

事诉讼法典，民法典，民事诉讼法典等至今还没有颁布。什么是合法的，

什么是违法的，什么不是犯罪，什么是犯罪，以及应如何处罚等等，在好

多场合，一般人固然无从知道，就是侦查，检察，审判人员也没有一明确

的标准足资遵循。这就使得我国法律制度的建设，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中，

变成了最薄弱的一环。上述这些法律的不及时颁布使大家不能于事前在这

方面得到应有的教育。因此就发生一些无根据的控告和不应有的错捕、错

押、错判的情况。无论在刑事或民事方面都难免使坏人感到无所顾忌，好

人感到缺乏保障，因而引起不必要的矛盾。在过去的七、八年中既没有及

时地颁布过一部完整的法典，又没有设法弥补这个漏洞（如由主管部门颁

布一些有系统的条例规程等），使许多事情长期没有法规可以遵循，因而

造成某些混乱现象，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严重的事态。这种情况，如果继续

存在下去，很可能成为制造不安与矛盾的一个重要因素。”

杨兆龙的这篇文章还对立法工作进展慢的原因提出了他的一些看法。例如他说，

他在一位高级干部处听到过，主张立法，尤其主张及早系统地立法，就是“旧法”

或“六法”观点，甚至于就是立场有问题。杨认为这种论调是幼稚可笑的。又例如

他说有人误认立法必须一劳永逸，而不知它是应该随时配合国家的需要，随时加以

修改的，要想订立一种一劳永逸的法律是不可能的。又例如他说，有人认为如果制

定一套完密的法律，难免限制政府机关的应付事情的灵活性，杨兆龙指出，政府机

关那种无明确的法律限制的办事的“灵活性”有时颇足以破坏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

治，因而影响人民对政府的信仰。

杨兆龙的这些论点在反右派斗争中都遭到了的批判。周恩来在一届人大四次会

议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就为“无法可循”这一点作了辩解，一方面提出这几年里制

订了多少法律和实际上起了法律作用的决定和指示，一方面也说明在过渡时期政治

经济情况变化很快，在各方面都制订带有根本性的、长期适用的法律是有困难的。

中国政治法律学会理事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吴德峰在中国科学院召开的座谈会上

发言，也就这一点作了批判。他说，“建国以来，我们国家先后颁布了数千件的法

规，这些法规，曾经有效地指导和保障了我国各项工作的胜利开展。而右派分子硬

不承认这个事实，叫嚣什么‘无法可依’、‘有法难依’，那又是什么原因呢？原

来我们的法律是保护人民、镇压反革命分子的；而那些自命为‘黄文正’‘谭青天’

所要的却是压迫人民、保护反革命的法律，自然，这就难怪他们说什么‘无法可依’、

‘有法难依’了。我们应该正告右派分子，你们要求的那种法律，在人民的国家里，

是永远不会有的。”这里说的“黄文正”和“谭青天”，是对积极为平反冤狱奔走

呼号的右派分子黄绍竑、谭惕吾的调侃的称呼。

对于杨兆龙称赞的“无罪推定论”，吴德峰把它当作一种右派言论加以批判。

他说：“值得严重注意的是，有些右派分子窃据了专政机关的工作岗位，他们不仅

到处散播什么‘无罪推定论’、‘审判有利于被告论’以及繁琐的‘证据论’等荒

谬的有害的观点，而且还公然以这些论点作为审理案件的‘理论’根据，利用职权，

以各种借口为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各种刑事犯罪分子开脱罪责，轻纵罪犯（这种事例

在不少地区均已发现）。这种情况不仅说明法学界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性，而且还说

明这种斗争的更直接、现实的重要意义。”（10月4日《人民日报》）

由吴德峰出面来批判右派分子的这些法学观点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早几年他担

任武汉市市长的时候，发生了一件诬陷武汉市第二医院工作人员纪凯夫的事件，当

办案人员向他汇报发现不少反证的时候，这一位担任过红二方面军保卫局长、中共

中央晋察冀局敌工部长的人，根据自己多年从事锄奸保卫工作的经验提出：反证越

多就是证据越多。他就是因为这件诬陷案中的责任被撤销了武汉市市长的职务。比

起《老残游记》里所写的刚弼办案来，不知谁的水平更高一点。都决不会轻纵罪犯，

二人却是相同的。像“无罪推定”这样的右派论点，当然就必须批判了。

在首都法学界， 到9月中旬，共开了41次批判右派分子的会议，批判了北京政

法学院院长、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副会长、民盟中央常务委员钱端升，最高人民法院

顾问俞钟骆，国务院参事、《政法研究》副总编辑杨玉清，北京市司法局副局长楼

邦彦，国际法研究所所长王铁崖，国务院参事、前法制委员会委员吴传颐，国际关

系研究所研究员陈体强，国务院参事谭惕吾等人。

《人民日报》还发表社论《在政法战线上还有严重的斗争》，批判政法界右派

分子的论点，例如，社论说：

“右派分子为了抗拒我们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还提出了所谓‘司法

独立’、‘审判独立’等口号，企图把司法系统同人民民主专政对立起来。

他们说，如果不让司法独立就是违反宪法。其实，我们现行的司法审判等

制度是完全符合宪法的；倒是右派分子要在我国搬用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

所谓‘三权分立’的做法，这才是真正的违反宪法。右派分子自认为只有

他们懂得法律，他们自称‘专家’，并且公然说，‘现在谁够条件就由谁

来干’。事实证明，他们除了死守住反人民的旧法观点以外，对于人民的

法律根本无知。”（10月9日《人民日报》）

这样，“司法独立”，“审判独立”也是必须反对的右派分子的主张了。

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时间到了1996年，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修改通

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

使审判权，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

个人的干涉。”第十二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

罪。”因此全国人大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第三十四点说：“向人民法院

提起讼诉前，原‘被告人’的称谓修改为‘犯罪嫌疑人’。”修改后的《刑事诉讼

法》 还注意保障了被告人的权利。 当年《人民日报》社论的作者是不是预料到了

“人民的法律”会有这些变化的呢？当年法学界被批判的一些右派言论，错就错在

出现的时间：超前了几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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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斗争百景

毛泽东在《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这篇讲话中说，“对这些右派，现在我

们正在围剿。”怎样围剿呢？“群众斗争的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

报。”摆事实，讲道理。斗争会怎么开法，各地大同小异。这里举一个例。

沈阳师范学院的张百生、黄振旅二人合写了一篇《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课题》，

这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于是他们学院在6月28日、29日、7月1日、3日和

5日连续几天举行争辩会，批判他们。

在6月28日第一次争辩会上， 张百生首先声明说，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有很大

的辉煌的成就，写文章时因为写得很匆忙，而且是为了帮助党整风，同时觉得一提

成绩就千篇一律，所以写得很少，今天要再估计，不得不简单提一下。他说，比如

没有土改，就不会有新中国，不能奠定农业合作化的基础；没有抗美援朝，就很难

设想有今天这样读书的环境；没有三反、五反，就不能有今天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

造，也不能保证有今天这样廉洁奉公，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机构；没有镇反，就不可

能获得抗美援朝的胜利，不知有多少工厂、桥梁要被破坏；“优先发展重工业”这

个方针也是正确的，等等。但是，他又说，这些更正并不表示他们接受了批评。

不但有教师和学生发言批驳。7月1日的争辩会上，沈阳县姚千户乡乡长姚恩林

和五位农民声称代表全乡农民发言。姚恩林说，我们农民从报纸上看到了张百生、

黄振旅的文章，非常气愤。大家都要放下锄头来找他们两人面对面辩论。为了不影

响生产，我们乡、社干部一再劝阻他们，最后派了我们几个代表来与张、黄辩明是

非。

姚恩林说，张、黄两个人说合作化是“中央一声号响”，“大多数的农民怕戴

落后的帽子，不得不参加。”我作农村工作已经五六年了。1952年和1953年我在北

郊财落堡区工作的时候，看到的事实是：“黑社”比我们政府批准的社还多。要不

自愿，为什么要组织黑社？当时我们的干部正像毛主席批评的那样，是小脚女人，

曾经去拆过“黑社”，因此我们下乡的时候，老百姓不给我们饭吃，骂我们是绊脚

石。自从毛主席批评以后，我们的脚步才迈开了。有没有不自愿的呢？有！有些地

主、富农，特别是土改后新上升的富农，他们看到合作化后不能剥削人了，不大愿

意参加。但是广大农民参加了合作社，他们孤立了，没有别的办法了，于是不得不

也要求入社。我们看到了这一点，也向他们交代了政策，他们一定要参加，也不能

不让他参加。这能叫做强迫吗？谁要这么说，就是替地主、富农和想走资本主义道

路的人作辩护。事实证明，合作社的确是农民摆脱贫困的唯一道路。有个农民叫裴

庆芳，1953年秋他退社了。1954年他就垮台了。车卖啦，拉下了饥荒，1955年他又

申请入社了。就是通过合作社这种优越性的教育，吸引了广大农民参加合作社。这

能叫做强迫吗？

姚恩林说，张百生说合作化运动不顾时间、条件、地点，事实完全不是这样。

1956年以前，农村的阶级已有分化，一些单干户卖掉了土地，开始出卖劳动力，另

外有些人却成了富农。如果不合作化，阶级的分化还要大。张百生说不顾时间，难

道得等到恢复了封建社会，再搞一次土地改革，然后再来搞合作化吗？这也不合乎

发展规律啊！（掌声）我们农民再不要给人扛大活啦！（热烈的掌声）

姚恩林说，张百生说合作化不顾地点，姚千户乡是个交通便利的地方，张百生

先生不愿意听，那么我们就谈谈离我们二十的邻乡——白清塞乡丰收农业社，那里

百分之八十的土地是生地。合作化以后开了二千多亩的水田，能种花生的山地都种

了花生，不能种地的山坡栽了树，因此去年每个劳动日分两元多钱。三个普通劳动

力做250个劳动日，就分五百元，按一户五口人计算，每人就是100元。另外还有副

业。山区的合作社不但巩固丁，而且受到了政府的奖励。这不是地点吗？（掌声）

我们社是平原，张百生先生不高兴听，我就不说了。（掌声）

姚恩林说，再讲讲条件。张百生说我们现在使用的还是两千年前的农具。是的，

生产关系先进，农具落后，用句新名词，这是个矛盾。可是不能说弯弯犁就不能合

作化，用旧农具我们也增产了。“五三”社去年打了四眼大井，安了一台锅驼机、

三台电力机，把一千多亩旱田变成了水田。没有合作化就不可能做到这样，我还没

有看见旧社会的大地主能一下子把一千多亩地变成水田。

姚恩林说，张、黄两个人说咱们下边干部水平低。的确没念过中学，也没进过

大学，就是农民，一看就看出来了。（台下齐笑）开始的时候，工作混乱，真是脑

袋疼。原来都是管自己那个小家，现在要管一千来户的大家，不仅种地，还要养猪，

养鸡，还得摆弄机器。要大学生去，他们不去。要初中生来，他们说要升学，我们

就不得不自己干。那个没戴帽子的（他用手指着在旁边坐着的农民代表朱恒普）就

是我们的锅驼机手。（鼓掌）他没有文化，政府扫除了他文盲，又举办训练班，叫

他学习，也学来学去就知道了又是什么活塞，又是什么杠杆的。他不仅懂得了理论，

操作非常熟练，还可以保证不出故障。（鼓掌，再次鼓掌）我不是抹杀学生的作用，

可是不要把我们看得太不像样子了。（热烈鼓掌）这是旧社会的看法。党和政府关

心农民，采取了很多措施，培养和提高了我们。我们那里也有专家。看起来养几千

只鸡不算什么，那玩艺死起来也没治，可是就不死。（掌声）

姚恩林说，农村最大的变化，不仅是遇不着要饭的啦，而且鳏寡孤独、老弱残

疾都得到了“五保”待遇。所以有人要拆散合作社，“五保”户们说我们找他算账

去。现在农村没有扛大活的了，没有卖地的了。没有阶级分化了。我们这么说，写

文章的人如果晃脑袋，就一定领他们去看看！（掌声）

姚恩林说，关于肃反问题，姚千户乡杀了两个人，一个是警察署署长，后来又

当了伪保长。是他先杀人，我们后杀人，他杀过人，我们才杀他。另一个也是这样。

这两个人不杀，他们还要杀我们，这两个人不杀，群众也不答应。在唐家屯一个人

也没杀，因为他们没杀人。

姚恩林说，张百生说一个社一个乡里代表不了全国。我们说：我们一个乡一个

社能办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都会办好的！（鼓掌、再鼓掌、再次鼓掌）

张百生、黄振旅在姚恩林发言之后作了一点辩解。说他们所说的“全面冒进”，

不是指农业，而是指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全面改造。

在7月3日的争辩会上，沈阳市铁西区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工人金宝荣就“全面冒

进”一说驳斥张百生和黄振旅。他说在1949年沈阳市就出现了第一个手工业生产合

作社，到现在已有八年历史了。早在1954年政府就在三个月内接到占总数五分之一

的12000名手工业工人组织合作社的要求。 当时干部有右倾保守思想，不批准，他

们就拿着报纸拉着干部的手去找手工业局长，质问为什么不执行党中央指示。铁西

区在合作化高潮以前就有九个黑社。他问道：这能说手工业合作化是冒进吗？他接

着说：有一个103个人的社，开初只有12元资金，但是现在有45000元了。还有一个

153个人的社， 开办时买两元钱纸得向人家借，但是现在却有了16万元资金。全区

百分之九十六的社员比合作化前增加了收入。49个社中已有43个社实行了公费医疗，

一个患肺病的社员治好病花了1600元，他感动地说：若不是合作化，他的生命和他

一家人的生活就得垮台。直到现在还有人在千山、汤岗子等疗养院休养。合作化不

仅使社员经济生活上升，也促进了他们文化的提高，3400人当中，如今有一千多人

进了文化学校。手工业工人们知道，这种生活是共产党给他们的，因此，当他们听

说张、黄要“取消共产党的绝对领导权”时，怒火冲天，表示坚决不答应。

农民、手工业工人发言以后，张百生、黄振旅仍不承认错误，说姚千户乡不能

代表全国农村情况。7月5日，从张百生的家乡辽阳县安平区四方台、旭家沟、石桥

子乡的农民代表从一百多里外赶来参加争辩会。

四方台曙明合作社的主任王惠龄说：我就是张百生一口咬住“冒进”的四方台

人，今天社员一定要我来跟他辩论辩论。他说，我们合作社一百七十多户农民，除

了几户以外，都是欢欣鼓舞、自觉自愿地参加合作社的。只有几户我们没有强迫、

但也不是真心自愿入社的。那就是：张百生的姐夫，他原来是富农，家里有胶皮车，

后来看到人家都入社了，雇人雇不着了，没有办法才要求人社，入社前还把胶皮车

卖了。另一家是张百生的舅舅张振洲，是伪保长、反革命分子，当年耀武扬威，曾

被判处劳动改造一年，他当然不愿入社。再有就是张百生的表兄张右明，富农、反

革命分子，曾被判处劳动改造三年，这样的人自然也不大愿意入社。张右明常常夸

张百生，双手翘着大拇指说：“张百生这小子真这个，竟敢整党中央和毛主席！”

据报纸报道：“王惠龄揭这些底的时候，台下爆发出一阵阵掌声，张百生的脸

色却越来越难看。”

王惠龄一定要张百生回答两个问题：一、说冒进了有什么根据？这消息是从哪

儿来的？二、说合作化冒进，山区不该合作化，代表谁的利益？王惠龄说，这是代

表富农、地主说话，仅仅代表你舅舅、表哥、姐夫这些反革命、富农的亲戚！张百

生也真是罪孽深重，祸延他人，他的舅父、表兄、姐夫在多大程度上受到牵连，不

清楚，但至少是又让人提出来数说一顿。

王惠龄还驳斥了张百生说农民生活赶不上合作化前的谬论。他列举事实说：现

在青年穿皮鞋的有五六十个，我也有，今天没穿；穿大衣的二十多个。如果说生活

低，为什么过去没有买，合作化以后才买呢？戴手表的也有三个两个，这是历来就

没有的。

旭家沟乡红星社主任徐文良说；我跟张百生是一个堡子的人，最知根知底。他

小时候的事我知道，我小时候的事，他也知道。他说山区就不能办合作社，我现在

就讲我们是怎样办起了合作社的。1955年12月23日那天召开的人社报名大会，去的

人非常多，个个都争先抢报第一名，把玻璃都挤破了。这还不是自愿吗？张百生说

山区合作化要慢慢化，我们村就是山区，越是山区越要合作化。合作化后我们南沟

栽果树，北沟放蚕，开了三百多亩水田。所以农民一听说你主张“解散合作社”就

来火了，一位72岁的老大爷（五保户）跟我说：“主任！是要解散合作社吗？谁说

的我找谁，让他养活我！”张百生！群众都认为你是给地主说话，要拿起锄头打你。

据报纸报道：张百生最后表示要向人民请罪。（7月11日《人民日报》）

找来一些工人农民斗争右派分子，在当时是一个常用的办法。像在上海市人代

会上斗争孙大雨的时候，据报道：“工人代表卫雪珍、吴良先、胡伟康等对孙大雨

的反动言行进行了说理斗争。申太染织厂工人代表王启发说：孙大雨说肃反是‘肃

革’，证明孙大雨是完全站在反革命分子的立场上说话。南洋烟厂女工代表卫雪珍

等驳斥了孙大雨的‘工人阶级没有知识’、‘不能领导革命’、‘不能领导建设’

等谬论。卫雪珍说：我们厂里一部车子两个半工人生产，每年可以为国家创造一百

一十六万元的财富，而两个半工人每月只要一百七十元。她责问孙大雨：你每月拿

了国家四百六十二元，可买大米三千多斤。两年拿了一万多块，你到底为人民做了

些什么事？有的代表说：人民把孙大雨送到十八层楼上去（孙大雨住的十八层楼的

公寓是政府照顾高级知识分子住的），孙大雨却要把中国人民踏到十八层地狱里去，

搞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复辟阴谋。孙大雨完全是忘恩负义之徒。孙大雨在

代表们的严正驳斥下脸红耳赤， 低头不语。代表们要孙大雨再作老实交代。”（8

月22日《新华社新闻稿》）

这些都是从当时报纸上摘录的。大约是有意作为样板加以推广的吧。下面再摘

录一些事后回忆的场景。

从维熙谈当年北京日报社的情况：

“徐钟师是年长我一轮的老编辑了。我和他在一个记者组里共过事。

他工作兢兢业业，平日沉默寡言，是报社里最不显山不露水的人。但是他

也被揪了出来，被当作挖出来的右派分子。

“他走进会场来了，顿时使我吃了一惊：昨天他低头走路时，浓密的

头发还披在额角；此时昂首站在被审判席的他，竟然成了亮晶晶的光葫芦

头。老徐不但剩光了头发，还刮净了脸上平日的胡子拉茬。特别吸引我注

意的是，他脱去平日皱巴巴的四兜制服，竟然在这样的大会上，穿起中式

蜈蚣扣儿的蓝布裤褂。一种‘士可杀而不可辱’的神色，溢于须眉之间。

会场死寂了几秒钟后，沸腾起来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

“沉默。

“‘你是蔑视反右斗争！’

“还是沉默。

“‘打垮徐钟师的猖狂反动气焰！’口号在会场轰鸣起来。

“一呼百应，连我们也跟着喊起讨伐之声。

“‘先整他的态度！’

“‘这老右派是花岗岩脑袋！’

“我的心怦怦乱跳，情不自禁地朝丁紫（徐钟师之妻）望去，地面色

苍白如纸，嘴唇连连翕动。情绪沸腾的会场，掩没了她的声音。她焦急、

尴尬、茫茫然不知所措。

“好在因为徐的态度极端恶劣而会议中途天折。当愤怒的群众高举着

拳头高呼‘打倒’、‘严惩’之类的口号时，徐钟师竟然连连拱手抱拳，

微笑，向群众致谢：‘感谢各位关照！感谢各位关照！’没有几天，徐钟

师被送劳动教养。案由么，据说是同意大右派储安平的‘党天下’谬论，

态度恶劣至极。”[1]

[1] 从维熙《走向混沌》第1部，作家出版社1993年版，第4～6页。

从维熙还记下了在北京日报社新落成的四楼礼堂开会批判刘宾雁的时候戚学毅

跳楼自杀的场景：

“斗争刘宾雁那天，正是炎炎夏日，我坐在后排靠窗的地方，已热汗

淋淋。高高个儿大鼻子的刘宾雁，站在被批斗席上不断地抹汗。粗粗的男

低音和尖利的女高音组成的讨伐声，正在大礼堂里回荡之际，突然坐在我

前几排座位上的一个男人，离位站起。当我们还没弄清是怎么一回事时，

他突然登上四楼窗台，像高台的跳水运动员那样，鱼跃而下。麻线胡同一

个挎着篮子买菜的老太太，被突然凌空而坠的庞然大物吓得坐倒在路旁。

“会场乱了。楼下乱了。街上乱了。

“会议被这突然事件所惊呆。尽管掌握会场的主席，惊愕过后以精辟

的语言指出这是反动分子干扰对刘宾雁进行批判的丑恶表演，说了些‘物

以类聚’、‘兔死狐悲’之类鼓动战斗情绪的话，但大会场仍然被戚学毅

之死蒙上了一层阴影。

“血——我探头往下看时，看见了鲜红的血。

“我头脑里总是盘旋着他迈上窗台，纵身跳向漠漠大气的姿态。

“我垂下头。我捂上脸。

“我不敢走出会场，也不敢再探头下望。但耳朵里倾听的不再是那些

义愤的讨伐之词，而在用全部神思倾听楼下街头上的嘈杂声音。

“我希望他还活着。我希望他仅仅跌断了双腿。

“但是，我听到有人在楼下呼喊：

“‘这个家伙为右派分子殉葬了！”[2]

[2] 从维熙《走向混沌》第1部，第6～7页。

黄秋耘的回忆录记述说：

“在反右派的斗争中，自杀的人大概没有在‘文化大革命’中那样多，

但是也为数不少。例如广州就有一个参加革命多年、在香港《华商报》和

东江游击区工作过而且颇有点名气的新闻记者招麦汉从六榕寺的花塔顶上

跳下来，当场肝脑涂地。我追悼他的诗中有‘血溅阶前色尚殷，一生功罪

总难论’两句，现在看来，他什么罪也没有。据当时在颐和园谐趣园的疗

养所养病的何礼同志告诉我，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期间，他每天早上起来

散步，常常看到后山歪脖子的老槐树上吊着一两个人，还有一些人是跳湖

自杀的，身体插入湖底淤泥中，只有两只脚露出水面。这些殉难者并不全

都是‘右派分子’，也有些是由于亲人或挚友被划为右派，悲愤填膺，忧

郁欲绝，因而走上这条绝路的。北京日报的一位青年记者戚学毅，他自己

在反右派斗争中什么问题也没在，没在受到过冲击，只是因为刘宾雁被划

为右派；他又不愿意去批斗他、揭发他，就在批判会的现场从高楼上跳了

下来。他在临死前几天告诉过韦君宜：‘我读过黄秋耘那篇《锈损了灵魂

的悲剧》，我可不愿意自己的灵魂受到锈损，带着锈损了的灵魂而活下去

是没有意思的！’苏联诗人帕斯捷尔纳克说过：‘诗行是会血淋淋地杀死

人的！’这并不是危言耸听，我那篇一千多字的散文就血淋淋地杀死了一

个可爱的青年！”[3]

[3] 黄秋耘《风雨年华》，第182页。

斗争右派分子的会，各行业各系统都在开。一个右派分子有几重身份，就有几

个系统去斗争他。例如章伯钧，就得出席民主同盟的斗争会、农工民主党的斗争会

和交通部的斗争会； 钱伟长就得出席民盟、清华大学和科技界的斗争会等等。9月

11日在中国妇女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又斗争了丁玲、刘王立明、谭惕吾、彭子

冈、李健生、浦熙修等人。其实她们早已分别在文艺界、民盟、民革、新闻出版界、

农工民主党和各自所在的单位挨过斗争了。这一次又给加上一个“妇女界右派分子”

的名义再斗争一次。这也显出了做一个男人的幸福，因为只有妇联没有男联，一个

男人被划为右派分子，并不会因为他具有男人这种身份而多挨一次斗争。

当年精心组织规模最大的斗争场景在广东：对右派分子罗翼群的斗争。罗说的

农民“接近饿死的边缘”这话，是太犯忌讳了。于是不惜花大力气组织了斗争的这

一幕，安排他到农村去“视察”。下面是这篇报道的摘录：

“6月11日到16日， 罗翼群在兴宁‘视察’。他见到农民就先问：粮

食够不够吃？油、肉够不够吃？你的脸色为甚么这样瘦黄？甚至面对着体

格非常结实的农民也问：你为甚么这样瘦弱？当然，他没有得到使他满意

的回答。

“罗翼群在回到他的家乡兴宁县以前，更先写了几封信给村里的地主

分子、被管制的反革命分子和旧军官，要他们搜集材料。罗翼群到了以后，

又立即做了布置，并且串连了一些人开了两次会，专门搜集‘农民接近饿

死边缘’的材料。

“但是罗翼群从兴宁到平远，到蕉岭，从农村跑到学校，不知走了多

少地方，不知碰到多少人，不知费了多少力气，就是找不到‘农民接近饿

死边缘’的材料。

“他的活动，受到了反革命分子、地主分子和被管制分子一小撮人的

喝彩。他所到之处，谣言四起，敌人嚣张。有的地主分子编山歌讽刺农民。

有人叫嚣‘看干部和社员的头几时会掉’。反革命分子造谣，‘国民党在

汕头登陆了’，‘国民党将广州炸烂了’。在罗翼群到过的笃坡乡，更出

现了‘打倒共匪’、‘农民到饿死边缘，行动起来打倒共匪的时机成熟了’

的反动标语。

“罗翼群在蕉岭县的五天当中，就已经陷人了当地农民、学生、职员

的重围之中。24日，蕉岭县第二中学教职员和学生就曾当场质问罗翼群：

你为什么说广东农民接近饿死的边缘？25日，第二中学又派了代表几十人

到县城请他参加座谈会，准备继续驳斥他的谬论，但是罗翼群拒绝了。

“第二天，第二中学师生、一中老师、一些机关职工，一起与罗翼群

举行了五小时的座谈。罗翼群不能为他的谬论开脱，竟又诡称‘我说饿死

边缘指的是城市并不是农村，指的是全国不是指你们这里’。28日，蕉岭

县城一千名农民、学生、职工又在文化馆举行座谈会，发言人接连举出事

实驳斥罗翼群的谬论。罗翼群理屈词穷，狼狈不堪地说：‘在蕉岭没有到

饿死的边缘， 绝对没有’。一看事情不妙，29日清早6点钟，罗翼群便偷

偷地离开了蕉岭，溜之大吉了。

“6月29日上午9点钟，当罗翼群来到梅城镇的消息传出后，梅城镇的

居民、工人、学生、机关干部约二千多人，怀着愤怒的心情到他的住所去

质问他：‘农民接近饿死边缘的根据何在？’接着、附城、水白、扶大、

城东、城西、西阳等乡的农民听到消息后，也派了代表一千多人赶来和罗

翼群讲理。罗翼群卸下行装大约有三十分钟，整个旅社的四层楼内和门口、

大街上都站满找他辩理的人群。上午ll时左右，在梅县人民电影院，三千

多工人、农民、居民、干部，向罗翼群展开争辩。许多人都用切身经历的

事实驳斥了罗翼群的谬论。罗翼群不能作答，竟嫁祸于人，说他的‘饿死

边缘’的谬论是被《南方日报》断章取义弄错了！12时左右，梅城镇大街

小巷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反对右派分子罗冀群’，‘拥护共产党’，‘坚

决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的标语。下午3时半，又有约一千名工人、教师在

工人文化宫集会，驳斥罗翼群的谬论。

“30日清早，他离开梅县去到兴宁。距离兴宁县城四十里的官田乡的

农民，为了当面和罗翼群辩论，预先在公路上等他。当罗翼群乘车到达后，

五十多个农民立即包围了他。只是由于兴宁县城的工人代表和城郊农民代

表反复向当地农民说明，要赶快把罗翼群送到县城去，农民才放他走开。

罗翼群进城到了旅馆门前，又立即被越来越多的群众包围。经过维持秩序

工人的一再劝说，群众才给罗翼群让开路采。

“不久，工人和农民的代表进入旅馆访问罗翼群。一个工人代表说：

我们这些有汗酸味的人访问你来了！罗翼群回答说：我要休息。随后有人

质问他：现在你被你所说的‘接近饿死边缘’的人们包围起来，你有甚么

感想？罗翼群竟无耻否认他说过‘农民接近饿死边缘’的话。

“当天下午，兴宁各界人民举行了驳斥罗翼群的座谈会。这个会议原

来邀请一百五十人参加，但在会议进行中，工人、农民越来越多，一直增

加到一千五百人。会上发言的工人和农民的代表，用无可辩驳的事实驳斥

了罗翼群。

“7月1日，兴宁县五万群众集会游行，继续痛斥罗翼群的谬论和他进

行的反动活动。当天，有两个群众集会要罗翼群去辩理。但罗一出门，即

被群众包围。县人民委员会只好备汽车把罗翼群载到大会会场去，一路上，

要靠人民警察的开路，汽车才慢慢地走动。大会结束后，罗翼群刚从台后

溜出来，去路就被几万愤怒的群众挤得水泄不通，连汽车都上不去。大家

高呼，要继续和罗翼群辩理，有人恨得想用雨伞柄戳他；罗翼群在民警、

工人纠察队保护下进了汽车。汽车开动时，人群还紧紧地围着汽车跑。一

路上，沿街店户的商人、店员、小贩也都围上来，痛骂罗翼群。这样，汽

车只能在群众的紧紧包围中蜗牛似地开行，从大会会场到县人民委员会虽

然只有一里多的路程，却足足开了四十多分钟。

“7月2日，罗冀群仍然陷在群众的包围之中。

“在兴宁县期间，罗冀群不敢离开人民警察。愤怒的群众，使这个猖

狂一时的政客惊慌失措起来。他甚至不敢住在旅馆里了，因为每天有大批

工人和农民到旅馆中来和他辩理。他向县长要求住到县人民委员会去。他

的要求得到了应允。但无论住在那里，罗翼群只要一出门，就有几百人甚

至几千人围上来，没有三、四个警察保护，他便不能离开宿舍一步。他要

理发，虽然理发店离县人民委员会只不过百步之遥，但是已经寸步难行的

罗翼群，怎么能平平安安地跨过这段短短的距离，到达理发馆呢？于是只

得把理发师请到宿舍来理。

“没有为自己的谬论寻到任何根据，又受到群众的反击，罗翼群决定

要回广州了。7月5日，他乘车由兴宁出发，但中午车到河源，又被从四面

八方到来的群众包围起来，要和他辩理。罗冀群缩在车厢里发抖，被群众

簇拥着进了河源县人民委员会。河源县长在群众的要求下，同意组织河源

县各界人民代表反右派分子筹委会，同罗翼群辩理。当晚，城乡五千群众

冒雨参加了大会，对罗翼群的谬论进行了严厉的斥责。

“河源城到广州，中间要经过博罗、增城等地。5日晚、6日早晨，这

两县有许多群众准备等待罗翼群说理。在这种形势下，罗翼群如何才能回

到广州？河源县向广东省人民委员会请示。省里考虑到广东省、广州市还

有更多的人要同罗翼群辩论，又念他年纪大了，便决定派省政协副秘书长

乘专车到河源接他回来，并且打电话告诉博罗、增城两县的领导干部，说

服群众，不要半路拦车。

“6日上午， 罗翼群从河源县人民委员会刚一出来，又被一百多群众

包围，要留下他继续辩论。经过县长一再说服，群众同意他走了，但是在

车身上贴满了标语。

“车身贴满标语，一定会被群众认出，于是，一出城，马上就用水把

标语刷洗干净。同时，车上准备了麻袋，让罗翼群躺在车后放行李的地方，

告诉他一看到群众，就把身体用麻袋遮起来。看来，罗冀群是衷心地感激

政协副秘书长的安排的。他安静地躺下来，用两条麻袋遮好肚子和两腿，

两只手警惕地捏着麻袋边，只要看到人群和村庄，他立刻用麻袋把自己盖

严。

“汽车以每小时八十里的速度向广州开进。快到增城的时候，在一个

村庄旁边边竖着一块门板，上面写着‘质问罗翼群’五个大字。还聚着一

些人用怀疑的眼光注视着这辆急驶车子。罗翼群发现了，连连求人告诉司

机，继续加快速度。罗翼群说在这附近的一个镇子上绝对不能停车，不然，

他认为增城肯定过不去。问他为什么？他答道：这个镇子上有兴宁的许多

商人，他们能认出我来。车子进入增城时，车上的人都捏着一把汗。因为

满街都是质问罗翼群的标语，道旁站着许等待质问罗翼群的群众。这辆时

速已经超过四十公里的车子，引起了大家的怀疑和注意，有些人探头看着

坐在车子里的人，显然是在找寻车上是不是坐着他们久等的罗翼群，可是，

车子开得这样快，罗翼群又被麻袋盖得那样严，群众怎么能发现呢？就这

样，罗冀群终于在周密的保护下混过了沿途群众的耳目。虽然是十分狼狈，

但他却平安地回到了广州， 结束了他这一次不平常的‘视察’。”（7月

13日《人民日报》）

这一场演出前后历时二十余日，经过兴宁、平远、蕉岭、梅县、河源、博罗；

增城七个县和一些集镇，每个城镇都动员了成千上万的群众，7月1日兴宁县就有五

万人集会游行，在河源县，冒雨前来的有五千人，而且组织得如此井井有条，显出

了很高的领导水平。想来只有省一级的领导人才能编导这样一场演出吧。罗翼群受

到这样高规格的待遇也说明了对他身份的重视。当年孙中山大元帅开府广州，任命

他为大本营军需总局局长、广东全省筹饷总局总办，为孙中山筹措军费出力不少，

颇得孙倚重。 后来做了国民党中央委员。1949年9月在香港签名参加通电起义，做

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中央委员、广东省参事室的副主任。大约平日以天下之大老

自居，说话也肆无忌惮，也就活该被捉弄一回吧。

斗争会大同小异，也有别出心裁花样翻新的，但水平不会超过捉弄罗冀群这一

幕，就不多说了。这里只说一件事，就是利用右派分子所写的“密信”作为斗争的

武器。

这里得解释一下名词：何谓“密信”？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九十条

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按照这

个规定，除了原来写的就是公开信，或事后写信或收信的一方有意公开发表的信函

外，一切信函都是“密信”，而且这秘密是受法律保护的。在反右派斗争中宣称一

些信函是“密信”，意思就是强调它是诡秘的，有着不可告人的黑幕的。像斗争罗

隆基， 就把他的一些私人间的通信作为材料。 7月2日的新闻工作座谈会上，正是

《人民日报》七一社论提出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这一条线之后，浦

熙修在会上念了罗隆基给她三封信的一些片断：

“我十分希望他们能够团结，能够把文汇报搞好，这事值得他们努力，

我绝对站在帮忙的地位。”

“表面上我是一股子劲，谁又知道我心窝里的矛盾呢？逢人都说我积

极，只有我自己知道，这‘积极’与‘创造’是不相干的。”

“我以为所有跑龙套人都换换班，那就谢天谢地。像我这样无事忙，

绝对没有时间做一点自己想做的事，真不甘心。”

找不出别的证据，只好用这些“密信”来坐实《人民日报》社论的论断吧。为

了证明这确实是反对共产党的证据，报纸在“跑龙套人”后面用括号加注“指共产

党的领导人”。不知道这注解是浦熙修加的还是报社的记者编辑加的。任何一个知

道京剧中所谓“跑龙套”是什么意思的人都明白，这是指舞台上最无足轻重的角色。

罗是把自己的冷官位置比做跑龙套，并且对此表示厌倦，希望能换换班，让别人来

跑龙套，让他留点时间做一点自己想做的事。他这话当然反映了一种消极情绪和不

很愿意合作的态度，但是作为反共的罪证分量还嫌不足，所以一定要以括号加注，

似乎他在主张共产党换班。这一例又说明：要以“密信”作武器，常常必须加以曲

解。

9月3日《光明日报》以《罗隆基反共集团的一批密信》为题，刊出了民盟中常

委萨空了在民盟中央整风座谈会上的发言摘要，摘录了罗隆基与潘大逵、赵文璧、

范朴斋、彭文应等人的来往信件。

利用“密信”来做文章，最有趣的是翻译家张文松的一批信件。这一位马克·

吐温著作的中译者，大约文章风格也受到马克·吐温的感染，在给人写信的时候也

来一点马克·吐温式的讽刺和谈谐。这可糟了。他在写给山东师范学院的友人庄维

石、李金声和戴天庆的信中有一些这样的字句：

“我指挥着由无到有的队伍，先后开辟了两个战场。”

“本帅执法如山，抗命者斩！！！”

“倘再误戎机，定以军法从事！！！”

如此等等。

7月28日《人民日报） 就以《四十多封密信》为题，摘要刊登了这些信件。就

根据这些信件，说这是“一个有组织、有纲领、有纪律、有经费的反动集团。”真

是开玩笑也有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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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一次伟大胜利的大会

在反右派斗争高潮中举行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又把斗争推

到新的高潮。 7月15日会议闭幕，《人民日报》就此发表社论，题目就是《反右派

斗争的一次伟大的胜利》。社论这样描写了这次会议：

“从大会的各项报告到小组的讨论和大会发言，一直充满了反对资产

阶级右派的革命精神。代表们用自己亲身经历的事实驳斥了右派分子散布

的错误言论，证明中国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而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必

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不论大会发言中和小组讨论中，代表们（除极少数

右派分子外）都表现了对右派分子的极端愤慨，表现了对共产党的路线政

策和对国家的根本制度的热烈拥护。代表们还揭露了许多右派分子的反动

活动。他们的义正词严的责问，迫使代表中的右派分子不能不低头认罪。

这是反右派斗争的一次伟大胜利。”

这一段话可以看作对这次会议确切的、概括的说明。

曾经在报纸上公布：已经决定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于6月3日在

北京召开， 要求所有代表在5月30日以前报到。过了一个星期，报纸上又公布了会

议改期举行的决议，改为6月20日召集，推迟了17天，没有说明改期的原因。

改期的原因也许不止一个。但显然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要等到《关于正确处

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修订本正式公布之后再开会。最初决定的6月3日，是无论

如何来不及了， 只好推迟会期。曾经准备在6月15日左右在报上公布这个文件，因

此就决定改20日为召集的日期。这也就是为什么这文件终于在19日见报的缘故：不

能更早，也不能更迟了。

20日至25日这几天是预备会议。据新华社报道：“预备会议期间，各代表组将

讨论毛泽东主席今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上 《关于正确处理人

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的报告，并对预决算和年度计划等问题进行座谈。”跟3月间

举行的全国政协第二届第三全体会议不同，那一次是从与会者聆听毛泽东的这篇讲

话的录音开始的；这一次可没有录音听了，他们只是阅读刚刚公布的已经同录音有

了许多不同的文本。代表们就根据这个文本，特别是其中新加的六条政治标准，发

出对右派分子的批判。

预备会议的小组座谈中，反右派的气氛的已经相当浓烈了。代表中的工农业劳

动模范都斥责了右派分子，一些知识分子身份的代表也斥责右派分子。湖南省代表、

复旦大学教授周谷城说，右派把中共提出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误解

为要把资产阶级思想与社会主义思想长期共存下去的想法。他说，那些忘记了社会

主义，企图把资产阶级思想巩固下来，甚至要恢复资本主义的人，他们是大错而特

错了。（6月22日《人民日报》）

预备会议期间，许多小组代表批判了章伯钧、章乃器、罗隆基、龙云、黄绍竑、

储安平等人。费孝通在江苏代表小组会上作了自我批评，他说，台湾报纸利用了他

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说明了他的立场和思想感情都是有问题的。他说，

他已经向右跑了， 他感到很危险，要转变过来。（6月23日《人民日报》）山东省

代表、北京大学副校长江隆基谈到他们的学校的一些情况，他说，有小部分学生受

了无政府主义思想、资产阶级思想以及极端的个人主义思想的影响，他们公然反对

社会主义、反对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共产党的领导，谩骂教授“愚蠢”、“无知”，

甚至制造谣言，向外校和其他城市的大学散布反动言论，校内外的右派分子相互呼

应，相互影响，这就值得我们广泛注意。（6月23日《人民日报》）

几天预备会议之后，26日会议正式开幕，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这个从头到

尾贯串了反右派精神的报告后来没有编入《周恩来选集》，这里只能据当时报纸引

用。周在报告中说：

“现在有些右派分子借口帮助共产党整风，发出了许多破坏性的言论，

其中有不少是直接向我们国家的基本制度进攻的。他们从资产阶级民主的

观点出发来攻击我们的国家制度。他们诬蔑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他们企图

在我们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外，另外成立某种国家

权力机关，例如所谓‘政治设计院’、‘平反委员会’之类，他们的目的

不外是想使我们的国家政权离开工人阶级和它的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

这是批判章伯钧罗隆基等人的。报告中还有：

“有人主张或者赞成把股息延长到二十年，有人想要把二十年的股息

一次付清，有人说股息不是剥削，仅仅是‘不劳而获’，说资产阶级分子

和工人阶级分子已经没有本质的差别，甚至说‘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

加危险的敌人’。”

这是批判章乃器李康年等人的。章乃器表示过对于“脱胎换骨”这提法的反感，

周恩来问：资产阶级得到脱胎换骨的本质改造，又有什么不好呢？报告还说：

“有些右派分子把共产党对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说成是什么

‘党天下’ ， 这完全是恶意的诽谤。”这是批判储安平的。报告还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在颁布宪法前后，已经制定了许多重要

的法律”，“并不像有些人所说‘完全无法可循’”，这是批判杨兆龙等

人的。

报告中说，“有人认为统购统销糟透了，这是直接攻击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这是批判彭一湖等人的。不久以后制订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中把统购统销列

为不容反对的基本政策之一，谁反对了谁是右派分子。

对于一些最普遍的右派论点，这篇报告都作了反驳，例如外行不能领导内行，

报告是这样反驳的：

“如果‘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说法意味着只有本行才能领导本

行，这不仅否定了政治对于科学的领导，而且实际上也否定了科学研究工

作中的统一领导的任何可能，因为学术上的专业是分门别类的，而世界上

同时精通各种科学专业的科学领导干部是不存在的。”作为一种抽象的论

辩，这应该说是很高明的。只是回避了一点：这问题为什么提得这样普遍？

是不是因为共产党内专业人才不足，就把数量相当大的一批并不称职的党

员摆在领导岗位上去了呢？一定要把内行摆在被领导的地位，把外行摆在

领导的地位，是不是宗派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

发言的代表都表示拥护周思来的报告，声讨可恶的右派分子。湖南省代表舒新

城在小组讨论中说，这个报告对右派分子击中了要害，驳斥得有力。他说，当初他

听到“党天下”的说法和“定息不是剥削”的谬论时，只感到他们的话荒谬，连常

识问题都不懂，没有想到这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的重大问题。他认为知

识分子必须认真改造自己，只有有了劳动人民的感情，才有勇气站出来和右派分子

斗争。 （6月28日《人民日报》）江苏省代表小组的郑振铎和王绍鏊都说，共产党

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宪法规定的。右派分子不是不懂宪法，而是别有用心。

（6月28日《人民日报》）

文化部长沈雁冰在大会发言中说：正像周总理所说的，如果“外行”不能领导

“内行”，意味着只有本行才能领导本行，就不但否定了政治领导，也否定了统一

领导的任何可能。人们当记得，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沈雁

冰以文化部的情况为例说到外行领导内行这问题，真是说得又痛切又生动。两个月

过去了，他的见解大有提高。在这篇大会发言中，他又是以文化工作为例，说，看

目前的事实， 决不能说所有负责文化工作的领导干部都是外行， 而且“内行”和

“外行”也是相对的、可变的。有些同志即使过去是外行，现在却已经或者正在变

成内行，或者经过学习以后可能变成内行。（7月14日《人民日报》）

周恩来的报告中说：“右派分子还攻击我们的选举制度。他们认为，只有像资

本主义国家的选举才是最民主的。”周恩来批驳了这种意见。他说，在我们这里，

“选举制度首先是要保障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同时又照顾在全

国人口中占极少数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其他爱国人士，使他们在国家权力机关中也有

一定比例的代表。”周恩来的这个论点也在代表中得到了响应。辽宁省代表、劳动

模范施玉海在小组讨论中说，右派分子说我们国家不民主，如果不民主，我们这些

劳动人民能在这里开会讨论国家大事吗？北京市代表小组讨论时，老舍、乐松生和

张友渔等代表也都表示，我国的选举是真正的民主选举，主要体现在选举时都经各

民主党派反复协商，又在选民中充分酝酿，保证各阶层各民族都有代表当选。他们

说， 不然，像章伯钧、罗隆基和章乃器等人是很难当选为人民代表的。（6月30日

《人民日报》）这议论很精彩：既宣扬了选举制度的优越性，又调侃了不识相的右

派分子。稍有一点自相矛盾之处的是，一定要把选民所厌弃的章伯钧、罗隆基和章

乃器等辈选出来，是不是也算是对选民的意志不够尊重呢？

周恩来的报告中还说：“现在还有人企图抹杀苏联对我国真诚援助的巨大意义，

这显然是在有意挑拔中苏友谊，破坏国际团结，从而破坏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这说的是龙云在人大常委会讨论国家决算预算时发表的反苏言论。龙云的这些意见，

当时在人大常委会上就遭到了批评。现在国务院总理在向人大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又提出批评。在这次人代大会上，好些代表都在大会小会上批判龙云。广播事业局

局长梅益在云南省代表小组讨论中说，苏联对我们进行了史无前例的真诚无私的帮

助，苏联和中国都在进行建设，我们不能损人利已，假如采取“你的是我的，我的

还是我的”的态度，还能算朋友吗？假如削弱了苏联，就是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和

我们自己的削弱。关于苏联军队解放东北时运走一些机器的问题，梅益认为苏军当

时这样做是必要的，当时国民党正在进攻东北，苏联运走的机器多是军火工厂装备，

龙云是不是主张把这些军火厂留给国民党政权制造枪炮来屠杀人民呢？ （7月2日

《人民日报》）梅益在此时此地说这些话，是很合时宜的。至于他说运走的多是军

火工厂的装备，那恐怕是他不怎么了解情况。据夏衍说，“苏军运走了所有日伪留

下来的工业设备，则是连塔斯社也不能否认的。”夏衍还谈到当时这事引起上海的

一次群众示威，说，“这一次苏联对盟友的掠夺行径，却给了国民党以一个反苏反

共的机会。 说实话，即使在当时，我们的心情也是很矛盾的。” [1] 夏衍说的是

“所有”，即无所选择，梅益说的多是军火工厂，即有所选择；塔斯社不能否认，

梅益却能否认；夏衍心情矛盾，梅益心情不矛盾。这就是说梅益不但与右派分子龙

云不同，也与未划右派的夏衍不同。

[1] 夏衍《懒寻旧梦录》，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559页。

在河北省代表小组会上，王芸生说，去苏联访问，龙云是参加的，每一个去访

问的代表都受到很大的教育。但是龙云没有受到教育。毛主席多次教导我们“一边

倒”，我们都知道中苏两国的友谊是中国人民的最大利益，没有苏联的援助，我们

的抗美援朝和社会主义建设都不能取得这样伟大的胜利和成就，这难道还不明白吗？

（7月2日《人民日报》）

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秘书长钱俊瑞在大会作了书面发言，批判罗隆基、章伯钧和

龙云的反苏立场，特别着重批判龙云，说他“放肆地挑拔中苏关系”。钱俊瑞说，

龙云先生，你参加多少次的人大会议，人大常务会议，政协会议，最高国务会议，

以及各种各样的会议和座谈会，你难道连苏联对我们的贷款是帮助我国的建设，利

率很低，甚至没有利息，这一点还不知道么？苏军帮助我们解放东北时，美国正帮

助蒋介石大举空运军队到东北，要使东北成为美国的军事基地，那些工业装备如果

不搬走，不是直接在帮助了美蒋，大大地阻碍了全国的解放么？而且，你难道不知

道，解放以来，苏联政府给我们的工业装备，不论在数量上和技术上，不知要超过

那些旧有的装备多少倍么？

在这篇书面发言中，钱俊瑞赞颂苏联说，苏联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在

这个国家里是没有压迫、没有剥削、没有穷困，人民享有最大的自由，经济文化可

以有计划地顺畅地发展。它以平等对待各国人民、各个民族，他扶助弱小民族和被

压迫者。具体到中苏关系，钱俊瑞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联第一个承认我

国。 1950年2月14日就和我国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从此苏联就开始了对我

国长期的、全面的、无私的援助。苏联政府给我国以低利和无利贷款，帮助我国恢

复和发展经济；支援我们抗美援朝；派遣大批专家和通过技术合作来帮助我们建设。

发展中苏贸易，使美国对我国的禁运政策破产。从1953年我国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

划的建设后， 苏联曾先后决定帮助我国新建和改建对我国工业化有决定意义的156

项重要企业，他们帮助我们设计，供应头等装备，帮助我们安装。苏联帮助我国建

设大规模的水库和长江大铁桥一类的大工程，帮助我们作黄河和长江的水利规划。

去年苏联派遣优秀的科学家，帮同我国科学家作出12年科学发展的规划，为我国建

立原子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我国派遣几千留学生到苏联，帮助我们培养大批专家，

等等。苏联政府和人民长时期来对我国革命和建设这样真诚无私的帮助，真像天一

般大，难道右派分子果真是一手遮天么？（7月16日《人民日报》）

这些批评不知道是不是真叫龙云心服，反正是他先在小组会上作了检讨，后来

又到大会上去作了检讨，承认他当初发言的动机虽然自以为是狭隘的爱国主义，实

际的客观效果却是反苏、反社会主义、反党、反人民的。（7月14日《人民日报》）

龙云的最大不幸， 是在1962年就死了， 没有能看到1964年出现的一些文件。例如

1964年2月29日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信， 其中说：“我们不能不指出：苏联对中

国的援助，不是单方面的，更不是无偿的，并且主要是通过贸易的形式进行的。…

…还应该提到，我们从苏联进口的东西，比起国际市场价格来说，是贵得多的……

至于苏联对中国贷款，必须指出，其中的最大部分，是我国用来从苏联购进军事物

资的。这些军事物资的大部分，都已使用和消耗于抗美援朝战争之中。……长期以

来，我们每年都在为苏联的这些贷款偿付本息，它占去我国对苏联出口的一个相当

份额。这就是说，连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向中国提供的军事物资，也不是无偿援助。”

龙云泉下有知，当会从这里得到一点宽慰，可以瞑目了吧。

人代会进行期间，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

当批判》，会上反右派斗争的气氛进一步升温升级。社论中第一次出现了“章罗同

盟”这个提法。一时间章伯钧、罗隆基，中国民主同盟，以及同时被社论点名的农

工民主党，成了众矢之的。受到最大的压力。

前面已经说过，“章罗同盟”一词，是“以章伯钧罗隆基为主要代表的中国民

主同盟”的缩写。这里的“同盟”二字对民盟的压力太大，所以民盟中央秘书长胡

愈之在大会发言就悄悄地改为“联盟”了。他发言题目就是《章罗联盟的透视》，

似乎只是这两个人的事。

胡愈之从章罗二人的政治历史谈起。抗日战争以前，抗日战争之中，抗日战争

结束以后。说他们在政治上一直走中间路线，七分反蒋三分反共，或者六分反蒋四

分反共。他们梦想着要按照资本主义的形式来改造中国社会。

据胡愈之说，在苏共二十大之后，章伯钧在农工民主党内说过这样的话：“现

在很多人说资本主义不好，事实上资本主义也还有生命力。为什么有生命力，就因

为有多党制度，有民主制度，有上下院，有在朝党和在野党。资本主义的办法是：

你不行，我来；我不行，你来。在朝的骂在野的，在野的骂在朝的，这就有生命力。”

“社会主义民主还要发展变化，现在正在继续变化，形势还要变，我们大家的责任

很重大。”胡愈之给作了注释：章伯钧所谓“变”就是变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所

谓“责任”就是要向工人阶级和共产党进攻，夺取党的领导权，破坏社会主义制度。

胡愈之把毛泽东提出的章罗同盟一词改为章罗联盟，但是他明白，而且知道别

人也明白，“章罗两人是有矛盾的”，为了把这两个有矛盾的人说成联盟，得找出

一个说法。胡愈之的说法是：要干这样的一件大事，——就是前面说的向共产党进

攻、夺取领导权、破坏社会主义制度这些大事——就得要一个强大的队伍，于是章

伯钧、罗隆基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联盟就结合起来了。（7月11日《人民日报》）

民盟初创时以自己的住所特园供给民盟作为活动场所的鲜英，大会发言的题目

就是《斥民盟败类章伯钧罗隆基》，斥责之中也说到一些掌故，他说，“他们彼此

之间更是水火不相容，罗骂章是马路政客，章骂罗是右派分子，各搞小集团，互相

诋毁，那时使故张澜主席最感头痛的就是他们两个。”（7月14日《人民日报》）

民盟北京市主任委员吴晗的大会发言也是讲这件事。有意思的是他没有说章罗

联盟，还是说的章罗同盟。这大约是因为他发言比胡愈之要早几天吧。吴暗说，章

伯钧、罗隆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是一贯的，有组织、有计划、有部署、有策

略、有最终目的，并且，还和各方面的反共分子有配合，异曲同工，互相呼应，妄

想钻帮助党整风的空子，夺取党的领导权，把今日人民的天下，变为章罗同盟的天

下。章罗怎样从不和变成同盟的关系，吴晗说，章罗两人原来是两个把头，争权夺

利，勾心斗角，互不相让。过去，他们之间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在盟内争地位，争

各自党羽的安排，建国以来，章罗在民盟中央，除了闹人事纠纷以外，从来也没有

想到要替人民办点好事。突然一年多以前，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在匈牙利

事件之后，在世界各国反共高潮之后，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口号提出之后，他

们对国际和国内形势的估计，以为要变天了，共产党站不长了，民主党派大有可为

了。章罗两个多年冤家突然变成章罗同盟了。（7月7日《人民日报》）这里吴晗说

的很对，这两个是多年的冤家，所以这“章罗同盟”是一个政治概念，而不是着眼

于这两个人的私交。提出“章罗同盟”一说的背景，吴晗又说对了。正是苏共二十

大之后国际国内形势发展到今天， 特别是整风鸣放中出现的形势， 才有必要提出

“章罗同盟”这个说法来。吴晗的这篇大会发言，在控诉章罗的时候也为自己作了

一点表白，他说，北京的盟组织一向坚持盟的各级组织必须接受同级党的领导的基

本原则。这个原则章罗在表面上敷衍，在实际行动上恰好相反。他们异口同声，多

年来恶意攻击北京盟组织，虽然我们一贯执行盟中央的指示，但是却因为不接受他

们阴谋反共、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指示，就说我们‘只听中共北京市委的话’，

不听他们的话，说民盟市委反领导、无组织、无纪律、是独立王国。说我们接受党

的领导，“腰斩民盟”。吴晗在这里表白了他对党的‘片忠爱之心。这“腰斩”二

字，毛泽东听进去了，记住了，后来还引用了。他要的正是吴暗说的这种做法。

对章罗的批判，在大会小会上都热烈进行。甘肃省代表杨子恒说，今年有一次

他到北京，就听章伯钧说过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北京市代表华罗庚说，他听章

伯钧说过，马列主义不值得学，学了也只是增加些教条，还不如学学《曾国藩家书》。

江苏省代表史良说，匈牙利事件发生后，章伯钧经常说，你看，三年之内（有时说

二年之内或一年之内）中国一定要有变化。（7月4日《人民日报》）安徽省代表周

新民还揭露了这样一件事：1946年11月间，青年党和章伯钧等以第三势力方面的名

义写信给蒋介石，说假如与中共和谈不能达成协议，即希望蒋介石召开伪国大。在

他们写信给蒋介石的当天上午，第三势力的代表见到了当时中共代表周恩来，但他

们没有向周恩来谈到他们写信给蒋介石的事情。周新民说，章伯钧就是以这种两面

手法欺骗中国共产党， 和青年党一起进行破坏旧政协决议的阴谋活动。 （7月3日

《人民日报》）

关于写信给蒋介石这件事，周新民说的与事实有一点出入。第三方面为建议国

大延期一个月继续和谈写给蒋介石的这封信，后来叶笃义在《我和民主同盟》一文

中说，“幸而沈钧儒、章伯钧、张申府三人在交通银行散会之后去梅园新村中共代

表团告知此事，发现了这是一个圈套，赶在信件还未送去之前，把签在信上自己的

名字涂了去。”[2]只是当时叶笃义也是右派分子，他不可能来澄清事实了。

[2] 见《文史资料选辑》增刊第2辑，第11页。

章伯钧罗隆基之外，章乃器也是在会上遭到集中批判的一个。山西河北安徽湖

南省等省工商联的主任委员宋子纯、吴银山、潘锷鏱、向德，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

员孙起孟，北京农业大学校长孙晓村，济南市副市长、工商业者张东木，工商业者

朱继圣等都发言批判了他。这些发言只不过是重复报纸上的批判文章，并无新内容，

目的不外造成声势。

更大的声势来自工农代表所作的表示态度的发言。

辽宁省七位农业劳动模范联合发言的题目是《右派小丑们太不自量力了》，说

右派分子硬要把自己装成代表农民利益的样子，好像他比共产党还关心农民。那么

请问：打倒封建统治，分给农民土地是你领导的吗？搞合作化运动是你领导的吗？

（7月4日《人民日报》）

19位来自军队的代表联合发言的题目是（人民的子弟兵，永远忠于人民》，其

中说，资产阶级右派的先生们，难道这些烈士用鲜血结成的胜利果实能够让你们篡

夺吗？不能，绝对不能。你们简直是在白天作梦。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

志愿军永远是社会主义的卫士，如果有人胆敢破坏我们神圣的社会主义事业，我们

将和过去对付一切反革命一样，彻底的打垮它，消灭它。这篇发言中还摘引了一名

机关枪射手写给右派分子的信：我敢向你作保证，我是个优等机枪射手，到时候我

一会对准那些反党、反人民、破坏社会主义的家伙，不高不低，不左不右，准准确

确地打中他那聪明而又糊涂的脑袋瓜。（7月 11日《人民日报》）

来自东北地区工业部门的劳动模范马恒昌、王祟伦、孟泰等16位代表联合发言

的题目是《我们工人天生和共产党一个根子》，说右派分子的言论激起了全体工友

的愤怒。他们想要请右派先生们到他们工厂看看，这样也许在他们今后考虑问题，

发表言论的时候，会增加点工人的观念。联合发言者还以戏弄的态度说，有些火气

暴的工友可能发火， 但是我们可以负责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7月14日《人民日

报》）

医学家和医学教育家林巧稚、吴英恺、黄家驷、诸福棠等16位代表联合发言，

说，有人认为这几年的医学教育事业没有成绩。说是教学改革改坏了，学习苏联学

错了，学生的质量降低了，还有人狂妄的喊叫“党不能领导高等教育”、“党不能

领导科学”、“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等等，这是完全和事实不符合的，是右派分子

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恶意中伤，想把我们的医学教育事业拉回到资本主义老路上去。

（7月19日《人民日报》）

来自云南省的15位少数民族代表，包括傣族、彝族、拉祜族、哈尼族、纳西族、

佧佤族、白族、僳傈族、景颇族、回族、苗族和侬族，作了联合发言，批判龙云。

（7月13日《人民日报》）

蚁美厚、吴桓兴等十位华侨代表联合发言，说右派分子章伯钧、罗隆基、章乃

器、储安平、龙云、黄绍竑、陈铭枢等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甚至破坏中苏团结

的罪恶活动，引起了我们无比的愤恨。（7月13日《人民日报》）

这些各行各业各界的人大代表的联合发言，当然使会场上反右派的气氛更浓、

声势更大，可是更有分量的批判还是要由更有身份的人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

委员、宣传部长陆定一以《我们同资产阶级右派的根本分歧》为题发言，说是有四

个根本分歧，那就是要不要社会主义、要不要工人阶级领导、要不要人民民主专政

和民主集中制，要不要联合苏联。陆定一说，我们同资产阶级右派在这些根本问题

进行斗争，已经有多年的历史。1953年，就有人发表所谓“工人与农民的生活，是

九天九地之差”的谬论，来反对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这说的是梁漱溟，

尽管他这一回并没有参与章罗同盟的猖狂进攻，陆定一还是没有忘记他，似乎还要

把他算是右派的先驱者。

陆定一一点也没有低估他的批判对象。他说，这些右派分子是不可轻视的，他

们有财产，有知识，有一定的管理和组织的能力，同国内外反动派有千丝万缕的联

系，有进行政治斗争甚至武装斗争的经验。问题的严重性，他认为，右派的主张，

就是要我们亡国，就是要我们人头落地。

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批判了右派的论点，却并没有点出右派分子的姓名。陆

定一的发言却点了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储安平的名。在谈到6月6日章伯钧同

六教授谈话这事，陆定一说，值得注意的是，在六位教授中，有高等教育部副部长

曾昭抡在内，他就是向章伯钧献计，说什么学生问题一触即发的。一个高等教育部

的副部长，唯恐学校不乱，究竟居心何在？我们不能不问。（7月12日《人民日报》）

这次大会最大的胜利，还不是上自总理和宣传部长，下至来自工农兵和各地各

界的人大代表众口一词声讨右派，而是大会临近结束的这四五天里，人大代表中的

右派分子一个接一个走上讲台声泪俱下地斥责自己。小组会上的自责不用说了，在

大会上作了自责的发言的有：

7月12日

叶笃义：《揭露罗隆基的本来面貌，并检讨我自己的错误》

韩兆鹗：《愧恨交集》

王毅斋：《对我的错误言论的初步检讨》

杨子恒：《揭发章伯钧罗隆基的阴谋并检查他们对我的影响》

7月13日

毕鸣岐：《我是一个犯了严重错误的人》

费孝通：《向人民伏罪》

黄琪翔：《请求人民的宽恕》

储安平：《向人民投降》

龙 云：《思想检讨》

7月15日

章伯钧：《向人民低头认罪》

罗隆基：《我的初步交代》

章乃器：《我的检讨》

黄绍竑：《我的错误和罪行的检讨》

陈铭枢：《自我检讨》

谭惕吾：《我为什么犯了严重的错误》

张云川：《我恨自己是一个右派分子》

潘大逵：《我承认错误》

李伯球：《我痛恨自己给章伯钧利用作点火的工具，支持了黄琪翔在农工民主

党执行章伯钩的道路》

马哲民：《我要重新做人》

黄药眠：《我的检讨》

宋云彬：《我辜负了人民给我的信任和荣誉》

钱孙卿：《我做了人民的罪人》

曾子说的，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戴上一顶右派分子的

帽子，就说是人之将死，显然是言重了。但是人们从他们作的检讨中听到的声音，

用“其鸣也哀”这话来描写，却是颇为切贴的。

章伯钧说：“我恨自己的丑恶，要把旧的反动的我彻底打垮，不再让他还魂，

我要同全国人民一道来参加反右派分子的严肃斗争，包括对我自己的斗争在内。伟

大的中国共产党过去救了我，今天党又重新救我一次，我希望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

和教育下，获得新生命，使我重新回到爱国爱社会主义的立场，痛改前非，全心全

意为社会主义服务。”

罗隆基说：“几年来，我自己政治地位日渐提高，我自己的日常生活极为安定，

尽管我的资产阶级思想没有改造，但我自问绝对没有推翻党推翻社会主义的野心和

阴谋。即令我是一个万分自私自利的人，推翻党，推翻社会主义这对我没有什么好

处。……我没有懂得党的领导的真实意义，我低估了知识分子的进步。因此，我就

一贯想讨好知识分子，特别旧知识分子，我以为这样就可以扩大民盟的影响，扩大

民盟的组织，提高民盟的地位，能够在国事的决策上取得较多较大的权力来解决这

些问题。我的妄想亦只此而已，绝对没有推翻党、推翻社会主义、恢复资本主义的

阴谋。”

潘大逵说：“最近我的儿子、侄女（一个是团员、一个是党员）都分别由东北

和武汉来信，一面表示惋惜，一面表示愤慨，都说党和人民对我不薄，生活比过去

国民党时代不知道好了多少倍（我自己也知道要不是在1949年得解放，不但生活不

下去，就是性命也难保），真想不到过去参加民主革命的人今天竟会如此地反党、

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最近我的两个小儿子（都还在成都读小学）听见说我是右派

分子，他们又弄不清这个名词的含义，到处向人家打听，损伤了他们幼小天真的心

灵，我想起他们不禁使我非常悲痛。”

黄琪翔说：“自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二十年间，我逃亡，我投蒋，我反

蒋，我抗日，行动表现动摇，但思想上没有一时一刻离开共产党，即令在最艰难的

日子里我也从来不忍离开共产党；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这是我始终深信不疑的。

解放八年以来，我满足于人民和我自己所得到的一切。如果说我思想上还有问题的

话，那就是我的地位过高，生活过优，而对人民的贡献太少。我有善良的愿望，而

决无反共之心；我有爱国的热情，而决无反社会主义，自搞一套的‘雄才大略’。

我爱共产党，我爱社会主义；我愿意永远为祖国的富强繁荣事业而奋斗；我愿意永

远生活在美丽温暖的社会主义祖国的可爱的怀抱里。除了一心一意永远跟着共产党

走以外，我还有什么路可走呢？代表们，我是犯了错误的，任何批评，我都接受，

特别是对于当前的错误的批评。我只有正视自己的错误，坚决改正错误。只是我犯

错误的原因是由于失足而不是由于自愿，因此我有勇气来请求你们，不要遗弃我这

曾经迷失道路的浪子（引者按：黄琪翔此时59岁），并且请求你们宽恕。最近以来，

我的心情沉重难以语言刻画的；我觉得自己受到冤屈，因此我仿捏、悲观、失望、

痛苦，我几乎失掉了对于人间一切的信心。我羞愧到不敢在我的亲爱的人：我的年

老的母亲、我的贤良的妻子、我的天真活泼的女儿的面前睁开眼睛。我怕他们怀疑

我，憎恨我，最后离开我。”

储安平说：“我内心感到无比沉痛，感到无地自容。每天邮差同志送报纸信件

到我门口，我自己都没脸到门口去拿。上上星期我因病去看医生的时候，我都不敢

说我姓储，深恐医生怀疑我就是右派分子储安平。”

这样的发言，有些是由衷的悔恨，有些是违心的自诬。希望以这样的态度求得

一点谅解，得到一点宽恕。后来的事实表明，他们这种努力并没有达到所希冀的目

的。后来，该怎么处理的还是怎么处理了，

也有一些右派分子作的检讨只不过是为了应付过关，并没有说真话。像叶笃义，

他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曾经建议将民盟、民进、农工民主党和九三

学社这四个都是以知识分子为工作对象的党派解散，另组一个知识分子的政党。他

的这个意见在会上就得到了响应，民进的中央常委严景耀不但表示了赞同，甚至考

虑了合并组成的新党的名称，他以为可以叫“社会主义同盟”。关于这件事，叶笃

义在做检讨的时候是怎么说的呢？他说，关于四个党派合并的意见，这完全是不实

际的主观主义想法。四个党派在发展组织上的交叉碰头现象只有通过彼此协商来解

决。解散合并是削足适履的想法。各个党派都有他的人事关系和历史渊源。谁也不

能强迫他们解散，谁也不能强迫他们合并。叶笃义如此检讨，显然是一种遁词。他

这建议当然是大错特错大犯忌讳，但是并不是错在要去强迫谁，事实是不必去强迫

就已经有人来响应了。叶笃义意见的实质，是想到现有的民主党派太弱小，太无力，

太少发言权，才产生合并的想法的。如果合并成一个统一的独立的知识分子政党，

真正成了值得一顾的政治力量，就可以追求更大的发言权，直到要求分享权力，这

当然是决不能容忍的。事实上，叶笃义严景耀想象过的合并并未实施，仅仅像1956

年到1957年那样发展了一阵子，活跃了一阵子，就被认为“党要扩大，政要平权”，

就被认为猖狂进攻，必须予以反击了。作检讨的时候，这道理叶笃义应该是想清楚

了，对于他的意见错在何处应该是有所认识了，他是故意不说破这一点，想用装一

回糊涂的办法来避重就轻吧。

也有右派分子在大会作的检讨中间夹带一点辩解。 像罗隆基， 他就不肯承认

“章罗联盟”一说：

我同章伯钧合作的事件，今天只能交代这些。他是《光明日报》的社

长，对《光明日报》的事情，三四年来我从没有过问过。他是农工民主党

的主席，对农工民主党的事情我不可能过问。他在政治上有什么野心，对

知识分子有什么野心，他从来没有和我谈过。对他日常许多言论和主张，

例如两院制，以及民主党派发展几百万等等，我不同意，我向高崇民和盟

中其他人批评过，但从来没有向他说过。我在政治上有什么野心或愿望，

我亦从来未同他谈过。这就是章罗两人一年来的真实关系。我绝不隐瞒，

我绝不捏造。现在报纸上和许多人的交代中，都提出“章罗联盟”这样一

个名词，都认为这是这次右派分子猖狂向党进攻的最高的指挥领导机关，

是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有纲领的中心阴谋机关，今天我不辩解。我

同章伯钧合作了的罪过行为，我据实交代。我还要请领导党和全国人民切

实调查，认真追究。如果将来发现我同章伯钧的合作行为中我还有故意隐

瞒某种阴谋，我愿受我应得的惩处。……我坚决相信中国共产党是有真是

真非的。 不会冤枉任何人的。将来真是真非自然会水落石出的。（7月16

日《人民日报》）

章乃器的检讨发言，第一句就是“我是一个犯错误的人”，能这样认识就好。

可是接着第二句是“我的错误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思想和作风”，这

就是说，他不承认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他就是在自己划定的这个界

限之内，一方面作检讨，一方面作辩解。例如：

“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我并没有说，社会主义必

然带来官僚主义。恰恰相反，我认为‘只要肃清“三害”，就成为标准的

社会主义的企业、机关’。但某些右派分子已经把社会主义与官僚主义甚

至‘三害’之间画上了等号，我的说法容易同他们的说法混淆起来。我应

该否定我的说法。”

更多的是更正面的辩白。他说：

“哪能设想，一个黑暗时代，在敌人千方百计的威逼利诱之下，都不

肯表示反共的人，今天反而要反党？哪能设想，一个人在资本、主义的泥

坑里就追求社会主义的人，在今天社会主义事业已经取得如此辉煌胜利的

时候，反而要反社会主义？”

章乃器说：

“八年来，我的言论和行动同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的确

毫无相同之处的。……我的问题只是思想的问题；我的错误只是理论上的

错误。”

在这篇发言中，章乃器还为自己澄清了一件事情，关于救国会的事情。7月1日

上海《新闻日报》揭发批判陆诒的时候，陆诒提到他前些时候在北京，同顾执中、

王造时等人在全聚德谈起恢复救国会想法。《新闻日报》的这篇报道中说章乃器也

表示要在恢复后的救国会担任职务。章乃器说没有这回事。他说：

“居然有人说我参加了章伯钧、罗隆基在全聚德召开的会议，而且答

应在他们所策动的未来的反动组织中担任职务。我必须声明，这是完全没

有根据的。近两年来，我一共只到过四次全聚德餐馆，都是有关方面宴请

外宾的场合。我的行动是众目共见的，可以调查的。王造时上次来京的时

候，我曾和他谈过一次话。当他提到要恢复救国会，征求我的同意的时候，

我即一口回绝。我说，第一，我在重庆时就离开了救国会，救国会解散我

也没有与闻，今天没有资格主张恢复它；第二，我对民主党派工作没有兴

趣，参加了一个民建已经嫌多，屡次想退出，那有心情再搞第二个？第三，

我和救国会的某些同志过去合作得不好，今后也不能希望合作得好。那能

谈得到什么担任职务呢？”

这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从小组讨论到大会发言，都充满了反右派的内

容。已经划为右派分子的代表愧恨交集地作检讨，不用说了，没有划为（包括此时

还没有划为）右派分子的代表慷慨激昂地批判……气氛极为浓烈。

然而，这些只是一眼望去能够看到的现象。当时，代表们（至少，一部分代表）

的真实心态究竟是怎样的呢？四川省代表巴金事后回忆说：

“在这一届的会上开始了对所谓‘右派’的批判，不仅在我们的大会

小会上，在会场以外，在各个单位，在整个社会中都掀起了‘热火朝天’

的‘反右’运动。这情况是我们完全没有料想到的，前一段时期，到处都

在举行座谈会，邀请大家‘大鸣大放’，我们都分别出席了有关的会，发

表了意见，各人都写了文章。我到了北京，就感觉到风向改变，严冬逼近，

坐卧不安，不知怎样才好。没有想到，我刚在前门饭店住下，上海《文汇

报》驻京办事处的一位女记者就来找我，要我写一篇‘反击右派’的短文。

我当然一口答应，我正需要用这种表态文章来保护自己。她催得急，说是

要用电报把文稿发到上海去。反正文章不长，可以摘抄大报上的言论，我

当天就写成了，记者拿去，第二天见报，我的心也安定了些。我还记得短

文的题目是《中国人民一定要走社会主义的路》。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多

年的心愿，但文章里的句子则全是别人常用的空话。我当时还不知道‘反

右’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只是我看见来势凶猛，熟人一个个落网，一个个

给点名示众；更奇怪的是那位来找我写‘反右’文章的女记者，不久就给

揪出来，作为‘右派’受到了批判。

“在会议期间我的心情十分复杂。我一方面感谢‘领导’终于没有把

我列为右派，让我参加各种‘反右’活动，另一方面又觉得左右的界限并

不分明，有些人成为反右对象实在冤枉，特别是几个平日跟我往来较多的

朋友，他们的见解并不比我更‘右’，可是在批判会上我不敢出来替他们

说一句公道话，而且时时担心让人当场揪出来。”[3]

[3] 《巴金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95～596页。

恐怕不是只有巴金一人是这样。会场上一千多代表中还有不少也是这样一种心

态吧。有的代表在大会上慷慨激昂地作了批判右派分子的发言，可是不久之后自己

也被划为右派分子了。而这正是巴金时刻提心吊胆害怕发生的事。

7月8日《人民日报》的社论《斗争正在开始深入》实际上反映出了人们对于这

一场斗争的态度：

“有一部分处在中间状态的人们，对于反对右派的斗争还在将信将疑，

还在抱着观望态度。他们在心里盘算着：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有一些人甚至以为：这是不是共产党受不了批评，不想再整风，因而转移

了目标呢？

“……对于右派分子的温情主义……竭力原谅右派分子，把右派分子

描写为中间分子，把他们的错误的言论行动描写成为偶然的疏忽、修辞上

的夸张、被人利用等等，不愿意同他们分清界限，更不愿意对他们进行坚

决的斗争。”

7月6日南京《新华日报》社论的题目就是《反击右派不能温情主义》。第二天，

《人民日报》将这篇摘要转载。

这种对右派分子的温情主义，也就是说对反右派斗争消极的抵触，就是在这如

火如荼的人民代表大会上也不是没有反映的。并不是所有未划右派的代表都表现了

对右派分子的极端愤慨。像叶圣陶的书面发言，标题是《公文写得含糊草率的现象

应当改变》，全文三千余字，无一字涉及反右派斗争。就好像毛泽东没有讲过人民

内部矛盾，陆定一没有讲过百家争鸣，共产党中央没有宣布过整风，整风并没有变

成反右。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大会小会上的发言他也似乎都没有听到，甚至似

乎世界上并无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储安平其人一样。此时无声胜有声。这样的书面

发言，能不能认为是反映出它的作者对反右派斗争的态度呢？

叶圣陶持这种态度是可以理解的。像他多年共事的老友宋云彬已经被划为右派

分子了，他的好儿子叶至诚在江苏正因为“探求者”集团受到冲击，是不是会划为

右派还在未定之中。如果这样的人就叫做右派分子，那他就太了解右派分子了。你

教他怎么去随声附和批判右派呢？ ’

代表们在大会发言或书面发言中，江苏省副省长冷遹谈长江下游的整治，黄河

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李赋都谈水土保持，安徽省政协副主席程士范谈基本建设，水产

部部长许德珩谈水产事业，山东省政协副主席王祝晨谈地方志工作，他们也都同叶

圣陶一样，没有一句话跟反右派斗争有关。

朱学范大会发言的题目是《全国职工一定要把反对右派分子的斗争进行到底》，

全文五千多字，专讲反右派这一个问题，看来是紧跟形势了。可是他只是从1949年

以来全国职工各方面状况改善讲起，以反驳右派分子否定成绩的论点，那些已经在

报纸上被一驳再驳了的论点。可是，全文没有出现一个右派分子的姓名，不但. 在

全国范围内批判的大右派他没有提，而且，他这位邮电部部长，对邮电部划出来的

右派分子也没有提，他压根儿没有提到邮电部反右派的情况。应该说，这正是他更

不愿意提的。过去中国劳动协会的战友，他找到邮电部来做劳动工资处处长的周颖，

也划成右派分子了。1948年在哈尔滨开的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上，朱学范作国民党

统治区职工运动的报告，深情地谈到，国民党特务“将劳协福利社主任周颖同志及

干部三十八人拘捕，用美式吉普车押解警察局侦缉队私刑逼供”[4] 的事。有过这

些事情，他当然不愿意在此种情况下提到她了。这种避实就虚的声讨文章，是不是

反映出了某种不得已呢？（7月11日《人民日报》）

[4] 见《中国工会历次代表大会文献》第l卷，工人出版社1984年版，第447页。

老科学家梁希的发言，题为《地球离不开太阳，人民离不开共产党》，列举了

一连串数字以说明几年来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只在最后轻描淡写地提了一下“少数

知识分子得陇望蜀，贪心不足，要和中国共产党争领导权，……先生休矣！”他只

说“少数知识分子”，没有采用“右派分子”这个标准的称呼。（7月 11日《人民

日报》 ）不采取“右派分子”一词的还不只是梁希一人。宋庆龄在7月13日《人民

日报》发表《团结就是我们的力量》一文，表示了对共产党的拥护，对整风运动的

拥护，对双百方针的拥护，谴责了“有少数人……要利用这场运动来使我们的新的

政治制度和我们的国家基础发生动摇”。甚至提到了“有人倡议‘政治设计院’”，

谴责了写匿名信的反动分子，所有这些，当然都是很符合当时气候的。费解的是她

也是没有采用“右派分子”这个当时最为流行的用语。在五千多字的长文中，一次

也没有出现过。这现象应该怎样解释呢？

这种对右派分子的温情主义是令人失望的。7月7日是卢沟桥事变20周年纪念日，

郭沫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两首诗作为纪念。第二首是：

“右派猖狂蠢动时，温情那许一丝丝！已将率土成公物，竟有么魔倒

大旗。毒草必须成粪壤，争鸣方好咏新诗。勿忘二十年前事，起舞中宵共

振衣。”

右派分子大约就相当20年前入侵的日本人，当然对他们一丝丝温情主义都是容

不得的了。不过，无论是《人民日报》的社论，还是郭沫若的七律，对于肃清温情

主义似乎都收效甚微。 到了9月份，《人民日报》还在呼吁克服温情主义。这一次

出面呼吁的， 是对反右派斗争颇为起劲的史良，9月13日她在民盟全国整风工作会

议上作报告，说，“现在基层还有不少右派分子没有被揪出来。有些人说，别的地

方有右派，我们的单位中间不会有右派，用不着进行斗争。这种想法是十分有害的。

也有一些人害怕打击右派的面太广， 时间拖得太久， 主张草率收兵。”她号召：

“必须认识，对右派分子姑息宽容。对斗争采取旁观或保留态度，就是右倾思想的

表现。我们必须克服右倾思想，克服一切温情主义，积极地勇敢地投到战斗中去”。

（9月16日《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连篇累牍地批判温情主义，甚至出动郭沫若史良这些名人，或者

作诗，或者呼吁，清楚地反映出人们对这场反右派斗争并没有多少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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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战场既在党外，又在党内

反右派斗争，是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共产党的猖狂进攻。如此说来，进攻

的一方即右派分子是在党外， 党内即反击的一方是没有右派分子的。其实不然。7

月9日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讲话， 就提到了“共产党、青年团里头的右派”。

他说：

“右派进攻的时候，我们的政策是这样，就是只听不说。有那么几个

星期，硬着头皮，把耳朵扯长一点，就听，话是一句不说。而且不通知团

员，不通知党员，也不通知支部书记，不通知支部委员会，让他们混战一

场，各人自己打主意。学校的党委、总支里头混进来一些敌人，清华大学

党委的委员里就有敌人。你这里一开会，他就告诉敌人了，这叫做‘起义

分子’。”[1]

[1]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44页。

这里说的是清华大学党委常委（上届党委第一书记）、校长助理袁永熙。他曾

是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的学生运动领袖。他的妻子陈琏是陈布雷的女儿。夫妻俩都是

共产党员。他大约是反右派斗争中最早被点名的党内右派分子。

党员团员中有多少右派呢？毛泽东在这篇讲话中说，“北京学校的党员大概是

崩溃了百分之五，团员崩溃得多一点，也许百分之十，或者还多一点。”

几天之后，毛泽东在青岛召开了省市委书记会议，部署反右派斗争，包括反对

党内右派的斗争。毛泽东把他在会上谈话的一些要点写成《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

一文，说：

“这里所说的资产阶级右派，包括混入共产党内和青年团内的一些同

党外团外右派分子政治面貌完全相同的人，他们背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向党猖狂进攻，因此必须充分揭露，并把他们开除出去，借以纯洁党团组

织。”[2]

[2]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57页。

7月28日， 《人民日报》根据这个精神发表社论，这篇题为《反右派斗争是对

于每个党员的重大考验》的社论说：“有一些好心的同志似乎认为右派分子只有党

外才有，只有在资产阶级、民主党派和没有经过改造的知识分子的队伍中才有，而

在共产党内部是不会有的。可是这个看法不符合事实。”在当前这一场反右派斗争

中，“有一部分党员的立场却并不是明确的坚定的，他们在这样严重的斗争中认识

模糊，态度软弱；还有极少数的人虽然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实际上却站在反

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当资产阶级右派向党进攻的时候，他们成了可耻的内应。”

“他们在整风运动中，利用党的生活和国家生活中个别的、局部的缺点、错误，同

党外右派分子联成一气，向党实行了内外夹攻。”既然是这样，社论当然要提出：

“必须对党内外的右派分子‘一视同仁’地展开斗争。”

9月11日， 《人民日报》就这一问题再次发表社论，这篇以《严肃对待党内的

右派分子》为题的社论，已经不只是一般地提出党内也要划右派分子，而且明确地

将划右派范围扩大到“有不少是一、二十年党龄的老党员”中去。这篇社论提出：

“他们的党龄愈长，职位愈高，对党的危害就愈大。”

6月8日中共中央《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中说，“这是

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3] ，反右派斗争的党内战场就这样开辟

了。

[3]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32页，

与党外右派分子政治面貌完全相同的，例如对外贸易部行情研究所欧美研究室

主任严文杰。据报载：他向党中央提交了长篇意见书，“不仅一般地反对党在政治

上、组织上、思想上的领导，而且对党的领导和组织形式提出了荒谬的主张。他把

党的领导局限于‘应是社会主义方向和道路和重大方针政策问题’。他认为‘只有

党中央和省（市）党的委员会才能起这个作用，而地委、县委、区乡党委、机关与

企业学校党委是不能起这个作用的’，‘同时党政各有一套系统，同级政法、监察、

团体、企业又听同级党的，造成重复’，这就形成了‘以党代政或党政不分’。他

要求省委以下党委和机关、企业、学校党委‘不作为起党的领导作用的部门，只是

通过党务部门’ ， ‘它对国家工作，机关企业事务，对社会人民无任何权利’，

‘机关企业地方政权只受政府和人民代表会议的领导’。”

“严文杰认为相当多的中下层党员干部（包括相当于中央的局长级干部）不称

职，他们是靠党籍吃饭的。他把党的中下层干部丑化为‘无知的庸才’。污蔑说：

‘职位在人之上的人，论起工作，瞠目结舌，甚至胡乱来一场。“这些人最好的是

不起作用，而一般的是起反作用。’另一方面，他认为‘我们的业务都掌握在旧人

员和青年知识分子手里，这些人又由于历史和家庭社会关系而不能得到提拔’。他

说这种情况已达到‘使人难忍’的地步。他主张把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

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培养起来的这些中下层党员‘拿开’，用包下来的办法，

给他们终生生活保证金。再按情况要他们退休和下乡，或担任简单的工作。严文杰

把党过去执行的干部政策说成是‘德乱才废’。他说，‘到中下层“才”被废弃了，

而“德”往往成了辈数、年资、领导欢心的排队。’只要是党员，级别高，就可得

到重用。他认为人事部门的干部农村出身者多，知识水平低，狭窄，有宗派主义思

想。他说：‘管人的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人，不承认别人的知识和才能。’‘儿戏别

人的前途和名誉’。‘党的威信会在此赔光’，‘结果很可能弄到个天怒人怨的地

步’。”

“严文杰对三反、五反、肃反等运动大肆诬蔑。他说：‘亲身经历过这些运动

的人，想起来就感到心惊肉缩，毛骨悚然。’‘一到此时，真是人人自危，社会大

恐怖。’‘伤人不谓不深。’‘不管什么人，只要领导手指一下，就可以斗的，’

‘斗争场面，比坐牢难受多了。’‘想想看，在反恶霸斗地主的时候，一个受害的

农民起来斗的时候，那些如疯似狂的气势，当以后有一个变化的时候，那些受过伤

的人会怎样对付我们！’‘我觉得，反会把一些本不一定是反革命的人逼着去反革

命。’‘不管成绩怎样，这种运动不能再搞了！’‘要求政府规定：除非检察院同

意，并由法院接受和主持外，一般机关、团体不得开斗争会。’他还公然提出要对

领导肃反斗争的同志进行报复，说什么‘冤死人者死’，‘冤人坐牢者囚’。露骨

地表现了他仇视革命的情绪。”

这篇报道还说严文杰“对人们阐释领袖著作的文章，他恶毒地诽谤说：‘好似

一篇文章足以解决天下一切学说和工作问题。’‘好似当今天下，除此之外就再无

学问了。’又说：‘我真不知何必如此？若一个人写了东西，要这么多解说人家才

能懂，则本来那个东西便大可休矣！’”

6月8日以后， 严文杰反对《人民日报》 反右派的宣传。据这篇报道，他说，

“《人民日报》比人家粗暴得多，厉害百倍。”《人民日报》的标题：《人民没有

委托葛佩琦说这样的话》，严文杰说：这是否经过公民投票了？我看葛佩琦也代表

社会上的一部分人。葛佩琦说要杀共产党人并没有说现在就杀啊！如果共产党真不

好，为什么不允许别人杀你呢？

这篇报道还说：对外贸易部的黑板报宣布李泰华是右派分子。严文杰即以中国

共产党党员的名义向黑板报提出强硬抗议，质问这是谁的主意，为什么。当他因此

受到攻击的时候，还说，“对不同意的事抗议一下也不可以，我要问成什么世界。”

（7月23日《人民日报》）

反对党内右派斗争的重要战场之一是政法部门。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

在批判李世农时候说的：“公安、司法、检察机关和法院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武

器，是党和人民执行对敌斗争的刀把子。这个刀把子定要紧紧掌握在忠于劳动人民

利益的坚定的革命干部手中， 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下之。”（1958年3月10日《人民

日报》）据《人民日报》公布在中央政法部门担任重要职务的党内右派分子有：监

察部副部长王翰；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贾潜，副庭长朱耀堂，研究室主任

鲁明健；最高人民检察院运输检察院副检察长刘惠之，一厅厅长王立中。

王翰虽然只不过是监察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可他是中共八届一中全会选出

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当年中央机关所划的党内右派分子中，在名义上这要

算是最高的了。据报纸上公布的材料说，王翰否定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诬蔑

国务院各部的工作是一塌胡涂，攻击我国发展国民经济计划不是冒进就是冒退，说

现在的大学教育和建筑工程都不如解放以前，他对黄绍竑的反社会主义言论十分赞

赏，到处替黄绍竑吹嘘。报纸还说，王翰的祟美思想也极为严重，所举出来的证据

就是：他坚持要用美国资产阶级学者杜威的“图书十进分类法”来整理监察机关的

档案，而不赞成国家档案局规定的管理办法。王翰还吹嘘美国的导弹，赞扬资本主

义的厂矿企业经营完善和产品的优美，甚至他小孩吃的奶粉也一定要买美国货。

报纸还说，王翰想把监察机关置于党和政府之上。他认为监察机关与被监察部

门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监察机关从属于谁，就不能监察谁。他提出监察机关不仅

要检查国家计划、决议、命令的执行情况，而且要检查这些计划和决议的制定，这

样才能抓住有头等意义的大问题。王翰还主张监察部门要搞垂直领导，不赞成中央

关于监察部门体制改为双重领导的决定。

监察部连续开了16次全体人员大会斗争王翰，贴了他一千一百多张大字报，还

办了一个王翰罪证展览会。（12月5日《今日新闻》）

据报纸说，王翰还是监察部党内右派集团的首领。这个集团包括副司长彭达、

研究室主任陈达之、研究室的翻译室主任梁建一、副司长安汝涛等人。据公布他们

材料的报道说，这些党内的右派分子，还隐藏在反右派斗争的领导小组中，“利用

他们的职位，一方面千方百计地利用一切公开场合为正在被斗争的右派分子辩护和

解围。同时暗中还给他们‘打气’，对他们表示百般同情和支持。如当时还是研究

室领导小组成员之一的右派分子陈达之就公开替被斗的右派分子刘永的反动言行辩

护，说什么刘永基本上是拥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他们的错误言行是由于领导上

对他们使用不当所造成的，并公开向党组提出：‘刘永不该划为右派分子’，企图

替刘永开脱。另一个党内右派分子梁建一还请正在被斗争的一个党外右派分子吃饭、

逛公园、看电影，要他‘经得起考验’。”（8月20日《人民日报》）

彭达的材料， 据报道说，“5月18日彭达在第二司全体干部整风学习讨论会上

的发言中，直接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他首先说，‘不要迷信社

会主义’。接着又说：‘社会主义制度一切都好，这只是宣传’。‘社会主义制度

有两面性，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无产阶级专政带来官僚主义。’”“彭

达还恶意攻击肃反运动，反对肃反运动中采取群众路线的作法。他否定监察部的肃

反成绩，诬蔑监察部第二司的肃反是‘人为地制造矛盾’。他还诬蔑监察部五人小

组领导人是‘过于执’，表示自己要当‘况钟’。他经常打击肃反积极分子，甚至

辱骂肃反积极分子‘是没有头脑的’。彭达为了拉拢第二司当时的一位肃反的对象，

竟然向他泄露党的机密。并在大鸣大放期间指使他在肃反问题上向党进攻。”这篇

报道还公布了彭达另一个大错误， 这恐怕是他被划为右派分子的最直接的原因：

“彭达十分厌恶老干部。他知道老干部是党的领导骨干，一般说来政治思想水平比

较高，比较容易觉察或识破他的反党活动。因此，他总是恶意攻击老干部，说什么

老干部都是些‘万金油’、‘白帽子’、‘甩袖子队’、‘吃老本，吃完了，就完

了’ ；‘老本就是资格和能讲两句马列主义’等等。”（8月20日《人民日报》）

监察部部长钱瑛就正是一位1927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他骂的

该不是钱瑛吧。

贾潜是一位在很长时间里以大律师的身份从事活动的共产党员，不止一次利用

法律来保护党不受侵犯。共产党执政之后，他当了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

他吃亏就吃在懂得太多的法学。报纸上公布了他一些这样的右派言论：“政治是政

治，法律是法律，我们是司法不是司政策”（12月12日《人民日报》），“党对法

院工作的领导是通过制度法律来实现的。法律是人民的意志，也是党的意志，审判

员服从了法律，就等于服从了党的领导。因此，审判员只需服从法律，再不必有什

么党的领导了。”“党具体过问人民法院审判工作就是违法”（12月24日《人民日

报》）。报纸还说，贾潜打着“法律科学”的幌子贩卖旧法观点，片面强调“有利

被告”、“无罪椎定”、“自由心证”等主张，为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减轻

或开脱罪责。他们在审理案件时，对于有罪的人首先要求从“无罪”方面来考虑，

对于有严重罪行的人首先要求从“减轻情节”方面来考虑，对于犯有死罪的人首先

要求从“可以不死”方面来考虑。（12月12日《人民日报》）

刘惠之的右派言论，据报纸公布的有这样一些：同犯罪作斗争不是检察机关的

专有任务，一般监督是社会主义检察工作区别于资本主义检察工作的根本标志。报

纸说他要把检察机关对敌专政的锋芒指向国家机关和干部，企图把一般监督工作凌

驾于党和国家机关之上。他违反我国宪法明文规定的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

位，把铁路部门的党委列为铁路检察机关的对象，说什么“被监督的领导监督机关

不合适。”关于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工作，他不强调协同公安机关一致对敌，也不

强调互相制约，而只片面强调检察机关应以监督者的身分监督公安机关的违法行为。

关于审判监督工作，他主张把保护被告权利作为主要任务，而在实际上抛弃检察机

关揭发犯罪的作用。报纸还说，刘惠之提出：党委的领导应该是方针政策的领导，

属于纯业务性质的问题党委不应干涉。（12月20日《人民日报》）

王立中的大问题，据报纸上披露的材料说，是他“不经领导上审查批准，擅自

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员的身份在1957年1月29日的 《光明日报》 上发表了题为

《做好一般监督工作有什么意义》的文章，其中恶意地夸大了我国国家机关、工作

人员和合作社的所谓违法的‘普遍性’和‘严重性’，将某地人民委员会《关于配

设护林员以利开展护林工作的通知》中提出的‘护林员有权制止或拘留盗伐、滥伐

森林和引火烧林的不法分子送人民法院处理’的正确措施说成是‘违法的’。”这

篇报道还说，王立中的这篇文章“被香港反动报纸转载，被台湾国民党制成传单散

发”（12月20日《人民日报》）。

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说党内右派分子是“一些同党外团

外右派分子政治面貌完全相同的人”，强调了两者相同的一面，其实党内的反右派

斗争还有它特殊的背景，还有它的特殊性。这个背景就是1956年发生的所谓“反冒

进”事件。当毛泽东决心反右派的时候，他是把“反冒进”同“右派进攻”联系起

来考虑了。反对党内右派，正好算一算“反冒进”这笔帐。

1956年11月，周恩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作了《一九五七年度国民经济发展

计划和财政预算的控制数字》的报告。报告的基调是反冒进。他认为，1956年的经

济工作有冒进性质的错误。他说：“1953年小冒了一下，今年就大冒了一下。”他

提出：“过去设想的远景规划，发展速度是不是可以放慢一点？经过人大前后的研

究，我们觉得可以放慢一点。”他以颇有点犯忌讳的钢产量为例，“原来设想钢产

量在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要达到年产三千万吨，肯定地说，照现在这个速度

是不可能实现的。”如果硬要定到三千万吨，“其他就都要跟上去。那就会像我们

常说的，把两脚悬空了，底下都乱了，不好布局，农业、轻工业也会受影响，结果

还得退下来。”

周恩来在报告中提出：八大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所提出的数字，也“只

是个建议，有某些达不到的指标是不是可以修改？我觉得是可以的。”“建议中有

些数字当时觉得是恰当的，现在发现还有矛盾需要解决，那就应该解决，我想这是

许可的。”

他还谈到毛泽东心爱的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他说，“这也是一个建议，是一

个草案。”草案现在执行快一年了，事实证明有些是需要重新研究的，这些并不是

不可以修改的。比如扩大耕地面积，要求十二年内开垦一亿四千万亩显然是有困难

的。如果每年开垦一千万亩，就要投资五亿元。这五亿元的投资，明年度无论如何

也挤不出来，今后也不是每年都可以挤出来的。”他说，“八大的建议和农业四十

条，是规定了每年进度指标的。这两个文件经过我们研究以后觉得可以修改。上不

去，就不能勉强，否则把别的都破坏了，钱也浪费了，最后还得退下来。”

在报告中，周恩来提出了一个“究竟应该怎样估计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问题。

他的答案是：“经过国务院常务会议多次讨论，大家认为，第一个五年计划基本上

是正确的，成绩很大，但是错误不少。”[4]

[4]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33～235页。

毛泽东不同意这种估计。这次中央全会结束的那天他讲了话，反驳了周恩来所

作的只是基本上正确的估计。他说，“第一个五年计划根本正确。至于错误，确实

有，这也是难免的，因为我们缺少经验。”“总的说来，现在看不出第一个五年计

划有什么大错，有什么根本性质的错误。”他还提出：“要保护干部和人民群众的

积极性，不要在他们头上泼冷水。”[5] 显而易见，他认为反冒进就是打击干部和

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就是在他们头上泼冷水。

[5]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14～315页。

一年之后，那时反右派斗争的高潮已过。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把这

笔旧帐拿出来算了。他说：

“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不要

多了，不要快了，至于好、省，也附带扫掉了。好、省我看没有那个人反

对，就是一个多、一个快，人家不喜欢，有些同志叫‘冒’了。……去年

下半年一股风，把这个口号扫掉了，我还想恢复。……还扫掉农业发展纲

要四十条。这个‘四十条’去年以来不吃香了，现在又‘复辟’了。还扫

掉了促进委员会。”[6]

[6]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74页。

其实， 反冒进这思想在八届二中全会以前就提出来了。1956年6月20日《人民

日报》以《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为题发表社论，提出了反冒进的

问题。毛泽东一时没有对这篇社论表示自己的意见。现在，被扫掉的多快好省口号

要恢复了，被扫掉的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要复辟了，他就对这篇社论表明了态度。

他认为这篇社论是说他的。社论中，“特别是中央提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

的方针和发布‘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之后，在许多同志的头脑中就产生了

一种片面性，……”一段的旁边，毛泽东批了“？尖锐地针对我”一句，在“也不

问客观条件是否可能，一律求多求快，百废俱兴，齐头并进，企图在一个早晨即把

一切事情办好。这样由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当然免不了要犯错误。”这一段旁

边，毛泽东批道：“既然使干部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不是方针错了吗？”

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 毛泽东调侃周恩来：“恩来在1956年二中全会的

报告敢说心里话，这一点可取，虽然是错的。”

也就是在这次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在为一批按语写的说明中说：

“我们没有预料到一九五六年国际方面发生那样大的风浪，也没有预

料到一九五六年国内方面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这两

件事，都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7]

[7]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26页题解。

国际方面的风浪，也就是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等等，这些同反右派斗争的联

系，是明明白白的。这里毛泽东又把“反冒进”同反右派斗争联系了起来。不久前

他说过，要在三个问题上同右派搞清楚，头一个问题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

义建设的成绩，几亿人民作的事情究竟好不好，右派分子是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

会主义建设的成就的。 例如黄绍竑在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上， 就表示不赞成把

“成绩是主要的，偏差错误是个别的”当作公式往任何工作报告上套去。陈叔通甚

至希望检查一下，究竟是由于保守所造成的损失大，还是由于冒进所造成的损失大，

显然是与党内反冒进的声音共鸣。陈叔通虽然未被划为右派分子，但他是在右派分

子猖狂进攻的座谈会上说这番话的，是在为在座的右派分子黄绍竑、叶笃义等人张

目。党内的那些反冒进的声音，例如认为第一个五年计划仅仅是基本上正确而不是

根本正确，而且错误不少，这就和党外右派否定成绩的论调并无不同。正如《人民

日报》社论说的，党内右派成了党外右派“可耻的内应”，“向党实行了内外夹攻”，

反冒进，实际上就是起了这种党内右派的作用。

有些地方反对党内右派的斗争直接同反冒进一事联系了起来。 在1958年5月举

行的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在大会

发言中谈到甘肃省委反右派的情况，他说：

“党内外的右派分子便利用我们工作中的个别缺点，大肆向党进攻。

说‘五百万亩水地是人命换来的’，是‘秦始皇磨民’；说1956年各项工

作都‘冒进’了，‘技术改革措施搞坏了，这些都是领导上的脑袋发热造

成的’；说批判‘甘肃落后论’是‘无的放矢’；说1956年春召开的区委

书记会议是一个‘冒进’会等等。……经过全民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

特别是经过了传达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在党内清除了以孙殿才（原省委

常委、副省长）、陈成义（原政法党组书记、副省长）、梁大均（原省委

委员、银川地委第一书记）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情况大变，一个波澜壮

阔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一日千里地向前迈进。1958年的水利工程六个多

月的成绩就等于1957年的十倍。原来准备十年基本上摆脱干旱威胁的愿望，

现在看来，只要苦战三年就可以实现。”（1958年5月17日《人民日报》）

从甘肃的事例可以知道，反右派斗争，特别是反对党内右派的斗争，为接踵而

来的大跃进扫清了道路。

也许就是因为表现出了反对“反冒进”、反对党内右派和大跃进的积极性，张

仲良在这八大二次会议上被增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反对党内右派还有利于解决党内的矛盾。有的单位党员领导干部正副职之间长

期不和，关系很僵，无法解决，党内开展反右派斗争，就为解决这一矛盾提供了方

便。一些领导干部只要能把他的副手在工作上的不同意见都算作反党反社会主义，

就能把他划为右派分子，在权力斗争中取胜了。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在八大二次

会议上谈到他们那里的情况：

“在整风和反右派斗争中，取得了思想战线和政治战线上社会主义革

命的伟大胜利。同时，比较彻底地整顿了一次党的组织和干部队伍，揭露

出一批右派分子，特别是揭露出像沙文汉、杨思一、彭端林、孙章禄等隐

藏在省委内部右派分子。这些人是阶级异己分子和叛徒，是极端个人主义

者。他们与党外右派分子互相呼应，进行地方主义、修正主义和其他反党

反社会主义的活动。他们为了实现篡夺党的领导的野心，在党内制造混乱。

到处找岔子，拿大棒敲人。使党内的一部分人产生一种‘多做多犯错误，

少做少犯错误，不做不犯错误’的错觉，使浙江党组织在贯彻党的各项方

针、任务上遇到了很大的困难。”（1958年5月19日《人民日报》）

罪名说得颇为抽象，连甘肃那几位的反冒进的材料也没有。20年之后（1977年

9月8日）《浙江日报》上的一篇文章重提此案，说沙文汉“他们叫嚷党政分工，反

对党委对政府工作的领导。他们攻击党的干部路线，划圈圈，搞分裂，搞阴谋诡计，

搞地方主义。他们诬蔑党内没有民主，要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说的也颇抽象。不

过从“他们叫嚷党政分工，反对党委对政府工作的领导”这些话里，不难看出一点

真相，沙文汉当时是浙江省省长。这些说法明显地反映出了省委第一书记和省长的

权力之争。据《浙江日报》这篇文章透露，当时毛泽东曾亲自过问此案，文章说，

“毛主席听了省委关于沙、杨、彭、孙问题的汇报，作了许多指示。经党中央批准，

给他们戴上右派分子帽子。”

安徽省反出了一个以李世农为首的右派集团。李世农是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

长，分管政法工作。这个集团有杨效椿（省委委员、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检察长）、

李锐（省委委员、省副检察长）、陈仁刚（省司法厅党组书记、副厅长）这些人，

都是安徽省政法方面的领导干部。据报纸上公布的中共安微省委开除他们党籍的决

议说，“李世农是这个反党集团的首脑，他伙同他的爪牙，利用职权，宽纵了大批

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他还经常散布取消肃反斗争、为反革命开脱罪责的谬论，说

什么‘残余反革命保险一个也找不到’、‘反革命分子有两面性’、‘反革命分子

在我机关多做一年工作，等于多赎一年罪’。他甚至亲手制定一些该判不判、重罪

轻判的案例。令各地仿行。据初步统计，经过李世农罪恶指导，全省放掉的反革命

分子和其他坏分子达二千余名之多。”（1958年3月10日《人民日报》）

关于李世农其人， 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在一篇报告中是这样说的：

“李世农貌似忠厚，伪装朴素，如果我们只看到他的这种假象，就会认为他是一个

‘正人君子’，但透过假象去看他的本质，就会了解他是内怀奸诈、居心叵测、抬

高自己、打击别人的野心分子。又如：李世农向中央多要救济款，如光从这一问题

的表面现象来看，可能认为他是关心灾民，也可能认为他是在救灾问题上有依赖思

想。但实际上他是有意夸大灾情，借此否定合作化的成绩和攻击省委对灾情的正确

估计。 ”（1958年3月10日《人民日报》）忠厚是貌似的，朴素是伪装的。这正好

是他奸诈的证据。这固然是修身方面的大毛病，却还只关系一个人的荣辱。至于说，

省委的正确估计是灾情不大，而他却要有意夸大，这事就要关系若干人的生死了。

李世农集团的其他成员，据报纸上说：“杨效椿亲自宽纵了反革命分子和其他

坏分子一百余名，错误地释放了大批被劳动教养的人，并且诬蔑1955年的肃反运动

是‘犯了扩大化的错误’。”（1958年3日（人民日报》）

陈仁刚。据报纸上说，“安徽省委曾指示各地批判右倾思想，坚决打击反革命

分子和坏分子的各种破坏活动。但是，肩负司法领导责任的陈仁刚，却抗拒省委指

示，竟在蚌埠召开的县人民法院院长会议上布置反‘左’的任务，要求司法干部不

要‘脑子发热’‘盲目附和’，说‘省委今春提出在政法部门批判右倾是错误的，

与中央文件精神不符， 与下面情况不符’。”这篇报道还说，“今年3月间在皖南

的时候，陈仁刚要歙县、绩溪、宁国、屯溪四个县市复查1955年早经多次检查并据

实判决的案件。他还亲手检查两个案件，企图把因造谣污蔑人民政府、破坏统购统

销而判罪的原被管制的反革命分子俞伯渊改判‘教育释放’，把不法地主分子汪碧

玉‘免于刑事处分’。陈仁刚还把他这种包庇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作为‘榜样’，

要这些县市的司法干部仿效，企图为犯罪分子开脱罪责。”

据这篇报道说，陈仁刚还有一个大错误，就是同厅长李湘若的关系。李湘若是

党外人士，安排当了厅长。陈仁刚在名义上是李湘若的副手，但作为司法厅的党组

书记，是事实上的领导人。可是呢，“整风运动开始以后，陈仁刚和党外右派分子、

安微省司法厅厅长李湘若里应外合向党进攻。李湘若为人奸诈，一贯对党不满。陈

仁刚是知道的。但陈却毫无原则地吸收李参加不必要参加的党的重要会议，把党内

机密文件给李湘若看，并将他自己下乡收集的那些反动的所谓‘调查’告诉李湘若。

李湘若在向党进攻时，就动用了不少上述材料。”（1957年9月7日《人民日报》）

假如他同李湘若关系紧张，李湘若攻击他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等等，那就好了。

李世农一案是当年著名的大案，全国省级以上报纸都作了详细报道，公布了中

共安徽省委开除他们党籍的决议，刊登了省委书记曾希圣评论此案的的长篇讲话。

《人民日报》还配发了社论，舆论造得很足。可是他不像别的右派分子一样要等到

1979年才“改正’ ，到1962年7月，也就是曾希圣被免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一职不

久，安徽省委即对他的问题进行甄别，并报中央监察委员会同意，决定撤销开除他

党籍的决议，恢复了党籍、名誉、职务和级别，看来人事关系方面的原因在这里起

了很大的作用。

云南省反出了一个以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郑敦和副部长王镜发为首的反

党集团。据报纸上说，郑敦“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他的野心活动早在1948年

云南地下武装斗争时期即已开始”，“以云南地方干部的‘领袖’自居。”据这篇

报道说，郑敦王镜发“他们宣称老干部‘没有文化’，应该采取赎买政策让其退休，

‘进博物馆’”。（1958年5月26日《人民日报》）

河北省反出的党内右派分子有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刘洪涛，省委候补委

员、省工会联合会主席杜存训等人。据报纸上说，“1957年夏季，当资产阶级右派

向党发攻猖狂进攻的时候，刘洪涛和右派分子王葆真结成政治上、思想上的联盟，

向党进行了猖狂的进攻。 1957年3月问，王葆真借水利问题向党和人民政府发动了

攻击，否认党和政府几年来水利工作的巨大成就，污蔑党和政府‘虚掷’水利经费，

给河北人民造成了严重的灾害。刘洪涛竟给王葆真出谋划策，企图借水利问题混淆

视听， 制造混乱，以达到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目的，在1957年8月省人民代表大会

第六次会议期间以及会后，刘洪涛为了包庇王葆真，掩盖他自己的反党罪行，进行

了一系列的反党活动：坚决反对在大会上对王葆真的彻底批判；隐瞒王葆真的反党

言行材料；以省委统战部长身份，使用威胁手段，玩弄两面手法，阻止对王葆真的

批判” （1958年7月12日《人民日报》）。这里提到的王葆真是老同盟会员，中国

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时即任中央常委。这时是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杜存训的问题，据这篇报道说，“杜存训打着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的招牌，公

开煽风点火，反对和破坏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利用少数人的不合理要求和狭隘的

经济利益，来破坏工人阶级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利益，煽动和欺骗工人群众；把斗

争的矛头引向党，利用工人闹事来反对党，挑拨工会与政府对立，阻挠和抗拒执行

政府的法令， 企图把工会凌驾于国家政权之上”（1958年7月12日《人民日报》）

等等。

广西反出的党内右派集团，是以前广西省委常委、广西省副省长陈再励为首，

包括前省委常委王梦周，前省委委员廖原、骆明、王浩，候补委员廖联原等人，他

们的问题， 据报纸上说，是从1956年6月开始，“就打着‘反冒进’、‘反主观主

义’的旗帜，极力诋毁农业合作化和农业生产取得的巨大成就，攻击党的领导，进

行破坏党的团结的活动。 到1957年6月，中央宣布处理因灾饿死人事件时，他们的

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发展到最高峰。硬把因灾饿死人事件说成是合作化和粮食统购

统销政策所带来的恶果， 并进而全盘否定广西的工作成绩， 认为党在农村工作上

‘犯了路线错误’，要求‘重新估计农村工作’，要省委‘肯定错误’。”广西被

反出的党内右派分子还有自治区检察院副检察长徐江萍。据报纸上说，“当去年党

内外的资产阶级右派向党疯狂进攻时，他恶毒地攻击肃反成绩，替地主、富农、坏

分子和反革命分子‘伸冤’叫嚣，硬说所谓‘冤案’、‘错案’占百分之五十以上’”。

（1958年7月15日《人民日报》）

共青团内也反出了一批右派分子。团中央候补委员、团云南省委副书记董学隆

就是一个。抗日战争期间，办在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是学生运动的一个中心。抗日

胜利以后，这里的学生运动继续高涨。董学隆就是当年学生运动的一个参加者。他

出席了共青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聆听了毛泽东说的“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

行动是完全错误的”这篇讲话。据报纸上公布他的材料的报道说，“‘三大’一开

完，他就急急忙忙坐飞机赶回昆明。他利用吃饭、休息时间和打扑克等方式，去接

近群众，到处点火。他大力宣传北大民主墙上向共产党攻击的大字报，把右派的进

攻说成‘真和解放前反美运动一样’，是‘青年思想活跃’的表现。他并把他认为

对党有意见的人找回来鸣放，煽动一些对肃反等运动不满的人向党‘伸冤’，公开

提出要党组织在大会上公开向这些人道歉，并污蔑肃反积极分子是‘小公安局长’。

他污蔑我们新中国的教育和团的工作是把青年培养成‘机器人’，‘唯唯诺诺’的

人，取笑那些服从祖国分配的人不敢‘言志’。他到处作报告说：‘孔夫子时代弟

子可以言志， 为什么在有先进思想作为指导的今天不敢呢？”’（1957年8月28日

《中国青年报》）

中央团校政治经济教研室教师罗三都去参加了中国青年报社斗争刘宾雁的大会

回来，他问别人：“无产阶级内部的民主到底有多大？”“右派分子刘宾雁的文章

如果换个人写是不是也是右派？”别人让他再讲，他说，“我不说了，我如果再说

可能又变成右派了。 ” 不再说也不成，罗三都还是被划为右派分子了。（1957年

《中国青年报》）

相对地说，当年共青团中央机关划出的右派分子不算太多。这里有一个偶然性

的因素在起作用：当时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是胡耀邦，他对这一类政治运动不甚积

极。 1957年7月，他率中国青年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活动。他在

国外的这两个月，国内正是反右派斗争的高潮。共青团中央机关的反右派斗争是由

团中央书记兼机关党委书记罗毅主持。胡耀邦回国，刚到乌鲁木齐就急于打电话询

问，当他听到团中央已经打出一百多名右派分子的时候，他说：“损失惨重啊！”

他叫罗毅马上煞住，等他回京再说。他回来以后，尽量保护了一些人，几乎要划右

派的团中央宣传部部长项南、中国青年报社社长张黎群，被他保了下来。中国青年

报副总编辑陈模，他竭力保了一年，到1958年共青团三届二中全会上，还是被划了

右派分子。胡耀邦当会有无力回天之恨吧。

人民解放军内也反出了一批右派分子。军衔最高的是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陈沂

少将。如果照当时的解释，左即教条主义，右即修正主义，此人可说是从来没有右

过， 后来也没有右过。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人民内部矛盾，就说，几位

左派，就是我们军委政治部文化部长陈沂，他的部下陈其通、马寒冰等几位同志，

在1月7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声明，四个人署名，实际上是怀疑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这个方针。把陈沂和四个人的文章联系了起来，似乎他对四个部下的文章

也要负点责任。不过这不要紧，虽说批评了几回，总是还肯定了是忠心耿耿，为党

为国的嘛。可见在反右派斗争开始的时候还是把他算作左派的。据报纸上说，批判

党内右派分子陈沂的第一次会议，是11月13日开的。这时反右派的高潮早已过去，

为什么还要反出他这个右派来呢。据报纸上刊登的材料说，“他目无组织，目无领

导，唯我独尊。他把他所领导的文化部当成一个独立王国，当做争名夺利的工具，

只准他向党向上级要支持，要人要钱，不准党和上级对他的工作进行监督和批评。”

“在军队内部他以‘文艺特点’同领导上对抗；而在军队外部则又以‘军队特点’

以‘实力派’自居，企图与党的整个文艺工作分庭抗礼。”（1958年3月1日《今日

新闻》）在总政治部领导看来，他是一个不服提调的下属，这大约就是陈沂被划右

派的原因吧。

工会。被划为右派分子的高元，是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档案处处长，有16年

党龄的共产党员。据报纸上说，他认为“工人并不是为了社会主义建设参加工会，

也不是为了学习共产主义参加工会，而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切身利益参加工会的。因

此工会的本性就是保护，至于共产主义学校作用，无产阶级专政支柱作用，党联系

群众纽带作用，都不是工会的本性，而是党强加于工会的。”高元认为，工会存在

的客观基础，是国家有官僚主义分子，违法乱纪分子，国家不可能不犯错误，国家

可能会侵害工人的利益。资本主义对待工人的一套，在我们国家中都有，只是分散

而不集中罢了。 所以需要工会和政府唱对台戏， 需要工会来保护。这篇报道说，

“今年4月， 国家调整某些高级消费品的物价，高元就在同志中间散布他的谬论：

国家对工人一方面增加工资，一方面又提高物价，这是国家对工人耍手腕。全国总

工会应该对此发表声明，表示遗憾。”高元还说：“党只注意长远利益，不能代表

工人群众的目前利益，或切身利益。有了党的领导，工会就不能很好地保护工人群

众的切身利益，党就成了碍手碍脚的东西了。”他还提出：“工会法规定全国只有

一个工会，是否合适可以考虑。工人可以自己组织工会，不一定参加全国总工会。”

（11月 11日《人民日报》）

党内的右派分子还应该提到谢雪红。她是台湾彰化人，1925年在上海参加中国

共产党，曾在苏联东方大学学习。1928年参加建立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任候补

中央委员。1947年参加台湾“二·二八”起义，领导台中地区的武装斗争。起义失

败后赴香港，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发起组织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任主席。

1949年9月， 代表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出席宣告建立新中国的政协会议。反右派斗争

的初期，似乎并没有要将她划为右派分子的意思。据报纸上说，“今年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开会时，有一位代表要谢一道揭发章伯钧，谢却说：‘不要落井下石，不要

指名批判， 放放空炮好了。’”（12月26日《今日新闻》）可见在7月热火朝天的

反右派斗争期间，还有人邀她去一道批判右派。直到高潮早已过去的11月10日，才

开了批斗谢雪红的第一次会议。划她右派的材料，据这篇报道说的，有这样一些：

“她以‘老革命’和‘二·二八女英雄’自居，目空一切，唯我独尊”，“这次更

利用党整风机会放出许多毒箭，向党进攻”，“煽动台盟干部用写大字报等办法企

图赶走台盟的共产党员”，“当右派分子疯狂地攻击党的肃反政策的时候谢雪红也

不例外， 她在今年1月22日政协工作座谈会上提出一批案件，要求平反”等等。当

年各个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员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尽管不在少数，但主席被划右派的，

只有中国农工民主党的章伯钧和她谢雪红了。

少数民族的著名的右派分子，有马松亭，他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伊斯兰教协

会副主任、中国回民文化协进会副主任和北京伊斯兰经学院副院长。据报纸上说，

他说过回民文化协进会是同化回民的机关，说回民文化协进会的共产党员干部不懂

回民的事。（8月19日《新华社新闻稿》）

宗教界。天津市天主教教友爱国运动促进会副主任委员聂国屏、常务委员高庆

琛都划了右派。据报纸上说，聂国屏以天津市人大代表的身分视察肃反工作时说，

天主教的案子不是政治问题，是信仰唯物论和唯心论问题。他还提出：判十年二十

年徒刑的都应该宣判无罪。（8月24日《人民日报》）

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公布了一批右派分子名单，他们是基督教刊物

《田家》半月刊主编刘龄九，中华基督教会鼓浪屿堂会牧师周清泽，中国布道会上

海教会基督教会堂牧师董鸿思，中华基督教循道公会宁波教区主席范爱侍，上海灵

粮堂长老、上海市政协委员周福庆。据报纸上说，刘龄九说过：国民党能够保持统

治22年，而共产党取得政权只有八年就已经腐化。还说肃反运动伤害了高级知识分

子的自尊心，打击了他们的积极性，要求为基督教界的反革命分子平反。在主要是

供农村基督教徒阅读的《田家》半月刊上，刘龄九说农业合作社没有办好，减了产；

农民宁愿饿死不愿累死。周清泽说今天人民内部的主要矛盾是人民要生活下去却活

不下去，人民要求自由一些却得不到自由，全国百分之八十的农民都在埋怨。三自

爱国运动极有损于教会的宗教生活。

前面说的王翰、沙文汉、李世农等等，就是当年最大的党内右派分子。其中没

有一个省委第一书记和部党组书记，更没有一个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不过，

也还是有两位候补中央委员在这场大风暴中受到了冲击，那就是潘复生和古大存。

担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的古大存，当时被认定犯了“进行地方主义活动错误”，

受到撤销职务处分。担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的潘复生，从报纸上披露的材料看，

他说的像灾区不搞生产救灾，只搞合作化，人民流离失所，社会主义没饭吃；农民

过去不如牛马，现在和牛马一样。统购统销好比一根绳子，拴在农民脖子上。这样

一些言论，也足够划为右派了。可是他只是定为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受到

撤销职务处分。

如果说，“反冒进”是党内右派的一种表现，那么不但中央委员会里有人反冒

进，就是政治局常委里面也有人反冒进的，只是毛泽东不为已甚，他不想把党内所

有反冒进的人都划为右派分子。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 在谈到为什么

“反冒进”一阵风吹遍全国大多数地方的时候，毛泽东说，这是因为党内除右派外，

有一个观潮派，又一个促退派。就这样，他只把那些反冒进的人中的一部分划为右

派，而另外的一些仅仅给戴上观潮派或促退派的帽子，网开一面，放了过去。毛泽

东的这种态度有利于党内高层领导团结一致地去反右派。可以认为，反右派斗争是

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层最后一次统一行动。这以后，从大跃进开始，人们就不再看

到这样的一致行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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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不采取极端的政策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开了二十多天。从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

报告直到大会的发言，多是慷慨激昂的批判右派分子；代表中的那些右派分子也都

一个接一个走上讲台，声泪俱下地检讨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难怪《人民日

报》的社论称这次会议为“反右派斗争的一次伟大胜利”。以此次会议作为象征或

者标志，可以说反右派斗争已经大获全胜，现在是需要考虑怎么处理这许多右派分

子的时候了。

毛泽东出席了6月26日人代会的开幕式。可是他不等大会闭幕就离开北京了。7

月9日， 他在上海干部会议上讲了话，讲反右派问题。他表示，对右派并不是要一

棍子打死。他说，我们并不准备把他们抛到黄浦江里头去，还是用治病救人这样的

态度。他们是知识分子，有些是大知识分子，争取过来，让他们多少做一点事[1]。

这说明他是从这种倾向来考虑对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的。

[1]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55页，第456页。

几天之后，他又到了青岛，在那里召开了省市委书记会议，着重讨论反右派斗

争。毛泽东把他在会上谈话的一些要点写成《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文章

对于这一次反右派斗争的意义，作了这样的估计：

“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

死我活的矛盾。”[2]

[2]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55页，第456页。

“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

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

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

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

的社会主义革命。

“第一个决定性的战斗，在过去几个月，主要是最近两个月内，我们

已经胜利了。但是还需要几个月深入挖掘的时间，取得全胜，决不可以草

率收兵。要知道，如果这一仗不打胜，社会主义是没有希望的。”[3]

[3]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61～462页。

在这一次会议上，毛泽东谈了一些反右派斗争的政策和策略。对待民主党派，

毛泽东说，打右派主要是打头子，把头子打了，就不好作怪了，以后采取剥笋政策。

唐僧这个集团，猪八戒较简单可以原谅，孙悟空没有紧箍咒不行。他在这里虽是以

神话小说作比喻，确实也说出了需不需要划右派的一条分界线，如果像猪八戒一样

简单，不必借助紧箍咒也可以领导得了，就没有必要给戴上右派帽子；如果是没有

紧箍咒就不行的孙悟空，当然少不了给戴上一顶右派帽子使他就范了。

毛泽东还提出：各省市的共产党组织对当地民主党派组织的领导，要不管其中

央，予以腰斩。“腰斩”这话，是有出典的：据吴晗说，章伯钧对于民盟北京市委

接受中共北京市委的领导表示不满，说是“腰斩民盟”（见7月7日《人民日报》），

毛泽东所要的正是这种办法。

毛泽东并且提出：广播、电话、电报、邮电要抓住，不让民主党派去发展。

对右派分子的处理，毛泽东表示无意采取极端的政策。他说，“只要他们不当

特务，不再进行破坏活动，也给他们一点事做，也不剥夺他们的公民权。这是鉴于

许多历史事件采取了极端政策的后果，并不良好。我们应当看得远一些，在几十年

后看这个事件，将会看到我们这样对待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会有深远影响和巨大利益的。”[4]

[4]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56页。

具体地说，这将要采取的并不极端的政策是怎样的呢？在青岛，毛泽东提出了

对右派分子的处罚的上限：他说，要搞个劳动教养条例，除了少数知名人士之外，

把一些右派都搞去劳动教养。 他这话是7月18日说的，8月3日，国务院就以命令公

布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里并没有写明“右派”二字，但

一看就明白，它的第一条第二款规定的，“罪行轻微，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反革命分

子，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受到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的开除处分，无

生活出路的”，就是说的当前斗争中划出来的那一大批右派分子。这个《决定》宣

称：这些人都是“应当加以收容实行劳动教养”的。

8月4日《人民日报）在公布这个《决定）的时候配发了社论《为什么要实行劳

动教养》，对这一项措施作了这样的解释：

“对于这些坏分子，一般地用说服教育的办法是无效的；采取简单的

惩罚办法也不行；在机关、团体、企业内部也决不能继续留用；让他们另

行就业又没有人愿意收留他们。因此，对于这些人，就需要有一个既能改

造他们，又能保障其生活出路的妥善办法。根据人民政府长期的研究和考

虑，把他们收容起来，实行劳动教养，就是最适当的也是最好的办法。”

也许这真是长期研究和考虑的成果，要不然怎么毛泽东说了才半个月文件就弄

出来了呢。从这篇社论来看，原来的意图是，凡是划为右派分子的，机关、团体、

企业内部是决不继续留用了，这也同毛泽东提出来的除了少数知名人士之外，把一

些右派都搞去劳动教养的意见相符。不过后来具体执行起来是更加宽大了，后来只

把问题最大最严重的那些右派分子和极右分子投入劳动教养，其中问题特别严重的，

在投入劳动教养的同时宣布开除其公职，作为对右派分子最重的处罚。这一部分人

他日解除劳动教养也不能再担任公职，大约就是以前所说的永不叙用的意思。另一

方面，原来说的机关团体企业内部决不继续留用，似乎后来也收回了成命，有些右

派分子在降低工资若干级之后在原单位留用了。至于说在原单位留用的右派分子是

不是一定比投入劳动教养的要更舒服一些，更幸福一些，那却是难说得很了。

这篇社论还说：“劳动教养同劳动改造罪犯是有区别的，它同救济鳏寡孤独的

教养院也不相同。”划了两条分界线。后一条分界线显然是陪衬。从那时直到现在，

那种救济鳏寡孤独的教养院在中国也并不怎么普遍。而在接受劳动教养的右派分子

中，大约也不会有人糊涂到把自己看作被救济的鳏寡孤独。要真有这样糊涂，那就

比猪八戒还要简单，也就不必划为右派分子，不会投入劳动教养了。社论要着重强

调的，是前一条分界线，即劳动教养和劳动改造罪犯的区别。强调这个区别，就表

示没有将右派分子当作罪犯，没有给予刑事处分，也就是体现了“可以宽大为怀，

不予办罪”[5] 的精神，如果误以为这两者是没有多少区别的，岂不辜负了上面宽

厚仁慈的用心了么。

[5]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38页。

这两者究竟有怎样的区别呢？1958年至1962年，本书作者根据这个《决定》被

劳动教养；后来，1970年到1973年又被劳动改造。两者都亲身经历过，可以作一点

简单的说明。这篇社论在讲这两者区别的时候，是这样说的：“劳动教养管理机关

必须制定一套带有强制性的行政制度和纪律，不能允许被劳动教养的人破坏这些制

度和纪律。例如不准他随便离开农场和工厂而自由行动，不准破坏公共秩序，不准

破坏生产，否则就要受到处分，情节严重的还要受到法律制裁。”这些，与劳动改

造其实没有多大差异，反正都是在剥夺了人身自由（即社论说的“不准他们随便离

开农场和工厂而自由行动”）的情况下，在警戒线之内，在枪兵的看管之下劳动。

在这一点上，委实说不出这二者有多少区别。社论在紧接着这一段文字之后来了一

个“但是”，这“但书”才是说出二者区别的所在（反过来正好证明“但是”之前

是并无区别的）。“但是”什么呢？社论说：这些被劳动教养的人，“在劳动生产

中，对他们同样实行按劳动成果给工资报酬的原则，具体地说就是多劳多得，少劳

少得，不劳不得。”这里，确实显出了二者的区别。

这里就来看一看这区别的具体情况。劳改犯是没有工资报酬的。每个月只发很

少一点零花钱，以供购买手纸、肥皂、烟卷等等之用。我当劳改犯的时候，开始时

每个劳改犯每月零花钱是一元五角，后来提高为二元。可是，囚粮、囚服概不计价，

真正实行了吃饭不要钱的制度。而且，夏季的蚊帐，冬季的棉被，谁要是缺了什么，

也都免费发给。而劳动教养呢，在劳动一两个月之后，就根据实际表现出来的劳动

力强弱评定工资等级，分甲乙丙丁四等，那时，甲等每月是28元，每等递减四元。

像我这样低能的人只评得个等外，每月工资14元。扣除伙食费十元，所馀也就无几。

就是评上甲等乙等的，如果他要登记购买一套棉被之类，也就颇感拮据了。就经济

状况来看二者的区别，有人说笑话：劳动教养是按劳分配，劳动改造是按需分配。

这劳动教养与劳动改造却有一个极重要的区别，是这篇社论所没有说的。这是

一个十分可怕的区别。如果是劳动改造，先得判刑，无期徒刑或者有期徒刑。有期

徒刑，或者十年八年，或者三年五年，开始服刑之日即可以知道刑期终了之时，心

里有个底。 而1957年8月公布的这个《决定》，却对劳动教养期限的长短没有作出

任何规定，它的第四条说：“被劳动教养的人，在劳动教养期间，表现良好而有就

业条件的，经劳动教养机关批准，可以另行就业；原送请劳动教养的单位、家长、

监护人请求领回自行负责管教的， 劳动教养机关也可以酌情批准。 ”这就是这个

《决定》对于解除劳动教养条件的全部说明，表现良好，酌情批准，这都是弹性极

大的规定。那时，我们谁也不知道这条路还有多长。直到1979年11月29日国务院公

布的《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才宣布“劳动教养的期限为一年至三年。必要

时得延长一年。节日、星期日休息。”我衷心赞美这个补充规定。我想，许多被劳

动教养过的右派分子都会想，如果这时被劳动教养，就不会再有那么多的悬念和失

望了。

回头再说1957年的事。当年所划的右派分子究竟有多少被劳动教养，这里没有

直接的数字，却有一个可供推算的数字。李维汉说，“全国五十五万余被划为右派

分子的人半数以上失去了公职，相当多数被送劳动教养或监督劳动。”[6] 前面已

经说过，劳动教养是对右派分子最重的处罚，其中问题尤其严重的才同时宣布开除

其公职。监督劳动是次一等的处罚，就没有同时开除公职的了。所以，不问可知，

凡是开除了公职的，必定是送劳动教养的。而且这只占劳动教养人数的一部分，因

为被劳动教养的右派分子中还有若干是保留公职的。如果李维汉所说的数字是有根

据的话，五十五万余人半数以上失去了公职，即有二十七万五千以上的人被开除公

职送劳动教养。再加上未开除公职者，劳动教养的人数就比这更多了。

[6]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第839页。

1957年9月20日至10月9日举行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是一次与反右派斗争关系极

大的会议。虽然还有另外几项议程，但主要议题是反右派。作为处理右派分子的前

提，会议讨论通过了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更重要的，会议对这一斗争作出了总结，

把斗争中的一些做法和提法，提升到了“理论”的高度。

9月23日，邓小平在会上作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主要是讲反右派斗争。

从6月8日公开宣布反右派开始，到这时刚好三个半月。邓小平说，“经过了三个多

月的斗争，情况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在各民主党派、高等学校、其他知识界和

省市以上机关，斗争一般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当前的任务是把反右派斗争进

行到底。”

对于这一场斗争的性质和意义，这个报告接受了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

势》所作的估计。报告说：“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

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

资产阶级反动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

盾。”

关于知识分子，这个报告又有了新的提法。它说：“资产阶级，特别是它的知

识分子，是现在可以同无产阶级较量的主要力量。”这就改变了周恩来的《关于知

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说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论断。

这个报告还说，“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说，多数的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和小资

产阶级家庭出身的，所受的教育也是资产阶级式的。所以，为方便起见，同资产阶

级放在一起说。”

1956年9月25日李维汉在中共“八大” 发言，谈到执行对民族资产阶级又团结

又斗争的政策的几点成功经验，其中有一条就是“把民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同民

族资本家区别开来”[7] 。在“八大”时候，这种区别被认为是一项成功的经验；

到了八届三中全会上，为方便起见，这种区别不再是必要的了。

[7]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第495页。

这种将知识分子定性为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并不是反右派以后出现的新提法。

3月12日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就是这样说的： “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的知识

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

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

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8] 开完宣传工作会议，毛到天津、济南、

南京、上海、杭州，又把这意思说了几遍。邓小平以总书记和整风领导小组组长的

身份来作这个报告，大约也不能有另外的提法。毛死后，他就表示了不同意这样的

提法。他在1977年和1978年说的是：“‘四人帮’把知识分子一概称为‘臭老九’，

并且还说这是毛主席说的。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曾经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一

部分。这样的话我们现在不能继续讲。”“‘四人帮’把今天我们社会里的脑力劳

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歪曲成为阶级对立，正是为了打击迫害知识分子，破坏工人、

农民和知识分子的联盟，破坏社会生产力，破坏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

设。”[9]

[8]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09页。

[9]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3页，第89页。

这篇报告认为，现有的几百万知识分子现在多数是中间派，“因此要用大力团

结、争取和教育他们，纠正他们的错误观点，帮助他们实行自我改造。”——完整

地重新提出了“争取、团结、教育、改造”的知识分子政策。

具体到当前的反右派斗争，什么人应该划为右派分子呢？这篇报告提出：

“他们在政治上的主要论点是： 1、宣扬资产阶级的经济政治制度和

资产阶级文化， 反对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和社会主义文化。2、反对

国家的基本政策如外交政策、统购统销政策、知识分子政策、五大运动等。

3、 否认人民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否认党和

无产阶级能够领导国家建设。 4、反对党对国家工作的领导，反对党在各

个部门（特别是文教科学技术部门）的领导，要求取消党在若干基层单位

（特别是高等学校和新闻出版机关）的领导。

“右派在学术文化方面的主要论点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马克思主

义就是教条主义。社会主义国家没有科学文化，有也不如资本主义国家。

要求资产阶级的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唯心论哲学复辟。向党和人民

政府要求‘独立’和‘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文艺自

由”等。”

右派有这样一些论点。换句话说，有这样一些论点的就要划为右派分子了。

这篇报告的另一处地方说：“党的领导、无产阶级专政、民主集中制绝对不容

动摇。党的各项基本政策等，绝对不容动摇。”反对了，或者说动摇了这些的，都

应划为右派分子，是不用说的了。

显然，所有这些规定，都是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

增补的六条标准的具体化。

这个报告还提出了党内反右派问题：

“在反右派斗争中，必须像对待党外右派分子一样，一视同仁地严肃

地对待党内的右派分子。但是，现在还有一些同志，在反对党内的右派分

子的斗争中，表现了比较严重的温情主义，特别是对一些应该划为右派的

老党员更加惋惜、心软、下不了手。这种情绪必须加以克服。”

“对于党内的右派分子应该开除他们的党籍。如果因为情节较轻，转

变较好而不开除，就可以摘掉他们的右派‘帽子’。”

这里的一些字句， 曾出现在9月11日《人民日报》社论《严肃对待党内的右派

分子》之中。

这篇报告还提出：“必须大力加强文教战线的领导骨干”，怎样加强呢？据10

月22日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决定从中央一级党政机关中抽调一千名高级、中级党

员干部，派往大、中学校和若干科学、文教单位去工作，以加强党对文教战线的领

导。各省市也都抽调了一批党员干部到文教战线上工作，反右派斗争之后，党外和

党内划出了那么多右派分子都不能再留在原来的岗位上，这许多空缺得有人填补才

成。

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讲话， 是根据他对反右派斗争的看法重新考虑中共

“八大”的路线。“八大”的提法是“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

现在已经解决了。 ”经过了反右派斗争，就不再这样说了。10月7日，毛泽东在全

会组长会议上说，“八大”那时“对阶级斗争强调得不够。”[10] 9日，他在全体

会议上，更正面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

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并且批评说，“‘八大’

决议上有那么一段，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

矛盾。这种提法是不对的。”[11]

[10] 据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627页。

[11]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75页。

在这篇讲话中，毛泽东对反右派斗争采用的一些方法作了很高的评价。他说：

“今年这一年，群众创造了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

辩论，大字报。现在我们革命的内容找到了它的很适合的形式。……我们找到了这

个形式，适合现在这个群众斗争的内容，适合现在阶级斗争的内容，适合正确处理

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抓住了这个形式，今后的事情好办得多了。大是大非也好，

小是小非也好，革命的问题也好，建设的问题也好，都可以用这个鸣放辩论的形式

去解决，而且会解决得比较快。”[12]他的着眼点，是今后的事情好办得多了。反

右派斗争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大获全胜，足见这是个行之有效的方法，他以为可以用

这个方法解决今后的一切问题。他是这样说了，也是这样做了。例如他在1958年写

的《工作方法六十条》中，就有好几条提到了“鸣放辩论”的妙用。比如像农业合

作社的积累和消费的比例问题， 他引述了“湖北同志” 即王任重这样的意见：以

1957年生产和分配的数字为基础，以后的增产部分四六分（即以四成分配给社员，

六成作为合作社积累）、对半分、倒四六分（即以四成作为合作社积累，六成分配

给社员）。如果生产和收入已经达到当地富裕中农的水平的，可以在经过鸣放辩论

取得群众同意后，增产的部分三七分（即以三成分配给社员，七成作为合作社积累），

或者一两年内暂时不分，以便增加积累，准备生产大跃进。”通常大概没有人会愿

意减低自己的收入的，可是通过鸣放辩论就能够取得群众的同意。他是这样的喜爱

这方法，后来在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时候，在规定公民基本权利那一条

里，在“公民有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的自由”后面，

添上了“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这一句。

[12] 《毛泽东选集》策5卷，第467页。

邓小平在这次中央全会上作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也肯定了这种方法。报告

说：“实行大鸣大放大争，摆事实，讲道理，出大字报，开座谈会和辩论会，这是

最广泛的社会主义民主，是资产阶级民主所不能梦想的。”这些话恐怕应该认为是

反映了毛泽东的意见。多年之后，邓小平说，“‘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

大辩论，这是载在宪法上的。现在把历史的经验总结一下，不能不承认，这个‘四

大’的做法，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从来没有产生积极的作用。”[13]他说的是“从

来”，这只能理解为他是说即使在反右派斗争中这“四大”也没有产生积极的作用。

[13]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57页。

本书第一章已经说过，中共的“八大”接受了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扩大民

主自由的新路线的影响。在“八大”之前和之后，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

互相监督的新方针，决心开展一场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

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些都可以看作是有意告别斯大林的道路而跨出的试探

性的一步。而一年之后的八届三中全会宣布反右派斗争的胜利，同时也就是宣告这

一次对新路线的试探的失败。这时就只能回到“八大”以前的路线上去了。对于这

一转变的原因和后果，薄一波是这样说的：

“毛主席和我们党为什么修改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论断？有国内原因，也有国

际原因。从国际方面讲，波匈事件，特别是匈牙利事件，对毛主席和我们党影响和

震动太大了，仿佛中国也存在着这种现实的危险，再加上国内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

派分子利用帮助党整风的机会发动进攻，就更加重了这种危机感。由于偏重于从阶

级斗争的角度去观察问题，于是就认为八大关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

本解决的论断不妥当了，重新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

盾。这种受国际和国内暂时情况的影响而修改党的基本理论和实践的做法，是一个

很深刻的教训。实践证明。八届三中全会修改党的八大关于我国主要矛盾的论断，

动摇了八大路线的根基，从此开始了对八大路线的偏离，助长了‘左’的指导思想

的发展。”[14]

[14]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631～632页。

这里对于这一偏离的原因所作的分析，作为一种粗线条的描述来看，薄一波这

样说并没有错。如果说得更细致一点，不错，匈牙利事件是发生在中共“八大”之

后，可是这时并没有下决心放弃“八大”的路线。《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一文中第一次公开提出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的问题，一方面可以看作是总

结匈牙利事件的历史教训的结果，另一方面也可以看作是试探新路线时跨出新的一

步，带有中国特色或者说毛泽东特色的一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关于人民内

部矛盾的讲话，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都明白无误的表明，直到这时，直

到整风运动开始之时，他都无意回到“八大”以前的路线上去。当然，思想上的矛

盾是有的。这种矛盾就反映在开完宣传工作会议之后他在天津、济南、南京、上海

和杭州等地巡行时的讲话中。但这些思想上的矛盾，并没有妨碍他发动一场反对三

个主义的整风运动。由此可见，反右派斗争才是促成这一转变的真正原因。而总结

反右派斗争的八届三中全会，就是偏离“八大”路线的岔道口。反右派斗争在历史

上所起的作用，还不是几十万右派分子和他们的几百万家属受到了多少苦难，而是

从此扭转了历史发展的趋向，从这里，就只能走到“以阶级斗争为纲”，走到“文

化大革命”去。邓小平也是把反右派斗争当作历史的分水岭看的。他说：“1957年

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1957年反右派的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

[15]

[15]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4～295页。

八届三中全会讨论通过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对于反右派斗争来说，是一

个十分重要的文件。这个文件的第一部分规定，凡言论、行动属于下列性质者，应

划为右派分子：

一、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城市或农村中的社会主义革命，反对共

产党和人民政府关于社会经济的基本政策（如工业化、统购统销等）；否

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坚持资本主义立场，宣扬资本主

义制度和资产阶级剥削。

二、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民主集中制。攻击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和

人民政府的外交政策；攻击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否定“五大运动”的

成就；反对对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攻击共产党和人

民政府的人事制度和干部政策；要求用资产阶级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代

替社会主义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

三、反对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反对共产党对于经济

事业和文化事业的领导；以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为目的而恶意地攻击共

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污蔑工农干部和革命积极分子，

污蔑共产党的革命活动和组织原则。

四、以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共产党为目的而分裂人民的团结。煽动群

众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煽动工人和农民分裂；煽动各民族之间的分裂；

污蔑社会主义阵营。煽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之间的分裂。

五、组织和积极参加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小集团；蓄谋推翻

某一部门或者某一基层单位的共产党的领导；煽动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

政府的骚乱。

六、为犯有上述罪行的右派分子出主意，拉关系，通情报，向他们报

告革命组织的机密。

毛泽东在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时候添上的六条标准，

全都包括在这个《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里面了。这里的第一条关于社会主义制度

的，即毛泽东的第二条；这里的第二条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集中制的，即毛泽

东的第五条；这里的第四条关于人民团结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即毛泽东的第一、第

六条。毛泽东只是提了个纲，这里添上了子目。

这里的第五条说的是：“某一部门或者某一基层单位”，在邓小平的《关于整

风运动的报告》中说得更加明确，是“特别是文教科学技术部门”和“特别是高等

学校和新闻出版机关”。这里就是重点所在。

这里的第六条说的多是共产党内部的右派分子，例如清华大学党委常委袁永熙。

他们才有条件将反右派的机密泄漏出去。

这个文件的第二部分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应划为极右分子：

一、右派活动中的野心家、为首分子、主谋分子和骨干分子。

二、提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意见，并积极鼓吹这种意见的分子。

三、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特别恶劣、特别坚决的分子。

四、在历史上一贯反共反人民，在这次右派进攻中又积极进行反动活

动的分子。

这里第四条说的这些人，后来大多算做反革命分子，而不算做右派分子了，例

如葛佩琦。

就是根据这个标准，全国划出了几十万个右派分子。确数是多少呢？前面所引

李维汉提供的数字是五十五万余人，这是个概数。细数是552877人。[16]在德国乌

利·弗朗茨的《邓小平——中国式的政治传奇》中提出了另一个数字：“从1957年

到1958年间，就有八十万党员和非党人士被定为右派，据1980年透露有二百九十万

人受到株连。”他没有说明材料来源。两个数字相差约二十五万人。不过，这两个

数字可能都是对的，因为前者是1980年复查时的数字，这和当年实际所划的数字有

出入是很自然的事情，本书采用不会有人责备我夸大的552877这个数字。

[16] 转引自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1页。

邓小平说：“1957年的反右本身没有错，问题是扩大化了。”[17]薄一波对这

扩大化的情况作了这样的说明：“反右派斗争中所划的五十五万人中，除极少数是

真右派外，绝大多数或者说百分之九十九都是错划的。在这些被错划的人当中，有

许多参加革命多年的党的干部，许多同党长期合作共事的爱国人士和朋友，许多学

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和富有经营管理经验的工商业者，以及许多政治上热情但不成熟

的青年学生。”[18]薄还提出了几条为什么会扩大化的原因，其一是：

[17]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44页。

[18]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618～619页。

“对右派分子数字的估计，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主观随意性，并不是建

立在严肃的事实基础上的。 6月29日，毛主席估计需要在各种范围内点名

批判的右派， 北京大约四百人，全国大约四千人。仅仅过了十天，即7月

10日， 新的估计又翻了一番，到9月八届三中全会时，全国已划右派达六

万二干多人，据会上的透‘底’估计，全国大约有右派分子十五万人。而

到整个运动结束， 全国共划右派分子五十五万人， 比八届三中全会的透

‘底’估计还多四十万人。这说明，我们对右派情况，并没有一个确实可

靠的估计，而基本上是跟着群众运动走，整出多少算多少。”[19]

[19]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619～620页。

这种事先就确定数字的主观随意性，并不是自反右派斗争才开始的。例如1951

年“三反”运动时的编制“打虎预算”，也是清查之前就预算出贪污分子的数目，

其主观随意性也并不见得比反右派斗争时小多少。只是在几个月之后运动结束之时，

那些错打的“老虎”都得到了解脱。反右派斗争却不同。黄秋耘说，“过去，每一

次政治运动的后期，都有一个甄别定案的阶段。但是在反右派斗争中，划谁当右派，

只要领导小组，甚至仅仅是领导小组的第一把手，三言两语就定案了。由于每个单

位都要完成一定的比例，只许超过，不许达不到。有些单位，例如中小学校，实在

找不出几个合适的对象，只好用抓阄的办法来决定‘右派’的人选，或者像选举代

表一样，提名投票表决，这样的做法简直如同儿戏，但一个人甚至一个家庭的命运

就从此决定了，假如再来一个甄别定案，原定的任务肯定无法完成，所以这样一道

手续，就一律免掉了。”[20]

[20] 黄秋耘《风雨年华》，第183页。

就毛泽东来说，他确定右派的数字，是从他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总的估计出发的。

《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说：

“社会上的中间派是大量的，他们大约占全体党外知识分子的百分之

七十左右，而左派大约占百分之二十左右，右派大约占百分之一、百分之

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依情况而不同。”[21]

[21]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24页。

7月间的一次讲话中，他对这数字作了更具体的分析：

“像刚才讲的北京大学，只有百分之一、二、三。这是讲学生。讲到

教授、副教授，那就不同一些，大概有百分之十左右的右派。”[22]

[22]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41页。

10月13日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

“现在，全国究竟有多少人不赞成社会主义？我和许多地方同志摸了

这个底。在全国总人口中间，大概有百分之十的人，是不赞成或者反对社

会主义的。这里包括地主阶级，富农，一部分富裕中农，一部分民族资产

阶级，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部分城市上层小资产阶级，甚至个别

的工人、贫下中农。六亿人口的百分之十是多少呢？是六千万人。这个数

目不小，不要把它看小了。”[23]

[23]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82页。

对这六千万人可以作这样的分析：已经说明，在全人口中占了一个相当大数量

的工人和贫下中农，只有个别的不赞成或者反对社会主义，这一部分人肯定没有达

到百分之十，这六千万人主要是由其他社会成分组成的。正像在高等学校右派的百

分比教授副教授的要大大高于学生一样，在这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百分比就必定

要高于其他社会成分的了。

各地的反右派斗争，看来就是按照毛泽东的这种估计确定划右派的指标，最后

的执行结果和这项算非常接近。据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提供的数字，

中国各类知识分子，“包括高级知识分子和普通知识分子在内，大约有五百万左右”

[24]，五十五万右派分子约占各类知识分子总数的百分之十一稍强，与毛泽东的预

算相符，可说并未突破，也就是说，不能说扩大化的。

[24]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04页

还有另一种说法，说右派分子划多了一些，即扩大化了，是因为“1957年10月

15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但是，由于种种

原因，这个通知实际上没得到贯彻执行。”[25]这就是说，有一个很好的文件，可

惜没有得到贯彻执行。如果贯彻了，执行了，就不致划出这么多的右派，可免扩大

化了吧。这个《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第一第二两部分，已经在前面引用了。按照

它的规定，要当一名右派分子是很容易的事情，比如第一项的“否定社会主义革命

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就是不承认“成绩是主要的”这个公式，而指摘许多缺

点的人，宣称今不如昔的人，就得划为右派分子。反对了统购统销政策的，也是右

派了。这里还提到了工业化政策也不容反对，可是没有作出说明，远不像统购统销

政策这样确定。不知道说的是从苏联照搬过来的以发展重工业为中心的政策呢，还

是毛泽东调整过次序为农轻重的政策。不过这种不明确正好给单位领导人随意掌握

的自由，他所要划的人就无可逃遁了。比如第二项，攻击肃反运动的，是右派，那

一百三十多万肃错的人要诉说冤苦，大抵就够划为右派了。还有，攻击人事制度和

干部政策的，也是右派。那些在前一段座谈中就反对宗派主义发表过意见的人，大

抵都犯了这一条。比如第三项，恶意地攻击领导人员，污蔑工农干部和革命积极分

子，是右派分子。整风会上批评过单位领导的，大都可以套上这一条。第四项，关

于社会主义阵营。这一条也不难闯上，湖南就有一个小学教师，只是因为不能从长

期歌颂斯大林的气氛中突然转过弯子来，表示不能接受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

因此被划为右派分子，此人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当了造反派，闹得很凶，她的问题

提得很尖锐：或是为她平反，或是为赫鲁晓夫平反。又比如第五项，蓄意推翻某一

基层单位共产党的领导的是右派。基层单位共产党的领导即党支部书记。党支部书

记也是不能反对的。要说这个文件后来并没有严格贯彻执行也可以，因为网开三面，

让不少可划右派的人成了漏网之鱼。 如果严格执行起来， 当年所划右派必不止

552877人，拿这些标准来复查，当年所划右派分子绝大多数都是罪有应得，很少有

冤屈。鲁迅之后最重要的杂文作家聂绀弩，也是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事后就在一封

信中说过：“我认我所经历为罪有应得，平反为非分。”[26]在他，这也许是杂文

笔法，是忿激的反语。如果我们来一个“反面文章正读法”，拿这《标准》来对照

他的言行，未始不可将这话看做他认罪态度良好的表现的，可见用这个文件来逐个

检查，也不能说有什么扩大化的。

[25] 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65页。

[26] 《聂绀弩诗全编》，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第426页。

这个《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还有个第三部分，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错

误应予批评纠正，但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一、在根本立场上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而只是对于局部性

的工作制度，局部性的不属于根本原则的政策，工作中的问题，学术性的

问题，共产党的个别组织，个别工作人员表示不满，提出批评的人，即使

意见错误，措词尖锐，也不应划为右派分子；同样，在根本立场上并不反

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而只是在思想意识上有某些错误的人，也不应划

为右派分子。

二、有过类似右派的思想，但是并未发表过或散布过，而且已经认识

错误、自动检讨出来的人，或者偶然讲过类似右派的话，现在已经承认错

误，而在历史上一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三、对于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或共产党的领导发表了错误的言论，

但是并未积极宣传，事实证明不是出于敌意，经过指正表示愿意转变的人，

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四、一度盲目地附和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或者一度被蒙蔽参

加了右派小集团，或者一度被右派利用，在了解右派错误以后，迅速地站

在正确立场，同右派决裂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五、历史上曾经站在反动立场，现在也没有显著的转变，但在右派进

攻时期并未进行反动活动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六、凡是界乎右派分子和中右分子这间的疑似分子，在尚未查出足以

确定为右派分子的充分材料之前，一概不划为右派分子，并且不用斗争右

派分子的方法来对待他们。

这里规定了不应划为右派分子的政策界限。有人说，如果严格遵守这些界限，

就不至于有反右派的扩大化了。可是当年一再反对温情主义和右倾情绪，怎么可能

遵守这些政策界限呢？ 薄一波在他的回忆录中说， 这个文件中规定的政策界限，

“无疑是正确的，但在当时强调反对‘右倾情绪’的气氛下，却是很难做到的，实

际上很多这样的人都被划成了右派分子。如把说了几句错话，属于认识上的问题，

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把几个人在一起的自由议论，说成是反党小集团；把对某

个或某些领导人的正常批评，说成是向党进攻；把向党交心，检查自己的错误思想，

说成是恶毒攻击，思想反动，把在理论问题研究中的不同见解，说成是反对马列主

义等等，这就不能不导致反右派的严重扩大化。”[27]薄一波在这里说的把交心材

料、自我检查作为划右派的依据，是直接违反文件规定的第二条政策界限的。即并

未发表过或散布过的错误思想，自动检讨出来，是不应划为右派分子的。事实上却

大量划为右派了。甚至可以认为，这是当年打右派的一种十分常见的方法。即第一

步，宣布其为右派分子；第二步，责令其作深刻检讨；第三步，据检讨中所写的定

案。这是你亲笔写的，亲自承认有这些反动思想，划你为右派难道冤屈了吗。

[27]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621～622页。

这里举两个例。一个是王蒙。据黄秋耘说：

“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是毛泽东同志亲自表过态，认为没

有政治错误的，结果还是成为‘右派’的罪证。事后中共北京东城区区委

还反复对人说明，王蒙之所以被划为‘右派’不是由于他写了这篇小说，

而是根据他自己坦白交代出的‘反动思想’定罪的；他上交给组织的日记

中写到，英国还有海德公园式的民主，中国连这个也没有……等等，他们

认为，这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王蒙定右派，一点也不冤枉。其实他

的最大错误在于得罪了东城区区委的领导，骂他们是官僚主义者。虽然毛

主席表过态，还是可以用别的罪名来给他定罪的。这真是‘欲加之罪，何

患无辞’！”[28]

[28] 黄秋耘《风雨年华》，第185～186页。

另一个例子是舒芜说的：

“1957年，党中央决定整风，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

号召广大群众提意见帮助党整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多数同志觉得王任叔

同志身上这三风都比较明显，于是对他的批评比较集中，而这中间自然又

是古典文学编辑室的同志提的最多，最尖锐。不久，风云突变，‘反右’

开始，王任叔同志代替冯雪峰同志领导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运动，‘右派’

纷纷被揪出来，其中以古典文学编辑室的为最多，据说这是一个以我为首

的‘右派小集团’，差不多包括了古典文学编辑室的全部业务骨干，我们

的目的据说是要拥护‘大右派冯雪峰’，打击排斥正确体现党的领导的王

任叔同志，夺取党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部分的领导权。在王任叔同志领导

之下，对我们一直是按这个口径反复批判的，我们也一直是按这个口径反

复检讨交代，一次比一次深刻，终于被允许过了关。可是1958年定案时，

给我们每个人作的结论，却完全不是按照这个口径写的，……直到1978年

讨论给我‘改正’，重新看到我自己签过字的结论，才大吃一惊，原来那

上面一个字也没有涉及那些事，根本没有提‘右派小集团’，写上去的差

不多全是当时我自己‘挖反动思想’挖出来的，例如对社会主义商品供求

关系的看法之类。显然是写结论的时候才发现运动中着重批判的那些事，

个人之间的冲突的痕迹太明显了，写进结论，将来很可能翻案，不如写上

这些大题目，堂而皇之，难以翻案。然而，二十年后重看，就显得特别空

洞，有些年轻的同志说，真没有想到当年的‘右派’，就是凭这几条空洞

的罪名定的，这又是写结论时未能料到的。”[29]

[29] 舒芜《历史需要我们作证》 ，见《未免有情》，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7

年版，第316～317页。

从这里也可以知道：一个人被划为右派分子的真正原因，和写在他的定案材料

中的那些划他为右派的依据，和在报纸刊物上公开揭露他的右派罪行，常常是不相

干的三件事。划一个人为右派，可能是为了凑人数，也可能是为了泄私愤，报私仇，

也可能是为了明心迹，等等等等。这些事情当然心照不宣，不宜说穿，更不会写入

结论。写入结论的，常常是经确定划右派之后收集到的材料，主要是自我检查的交

心材料。而登报的材料呢，却一般都不照结论来写，因为这是一种宣传文字，主要

从宣传效果这个角度来选材，尽量选用能够使被写者难堪的材料，以及生活上的隐

私之类，这也就是让他们“在公众面前扫脸出丑”的意思。

就用诸如此类的办法给这五十五万余名右派分子定了案。到了处理右派分子的

时候了。讨论了这些事情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结束以后几天，10月13日，毛泽东召

集最高国务会议，他在讲话中就提出了处理的问题。他说，反击右派总要告一个段

落嘛！比如，现在北京这个反右派的空气，就比较不那么浓厚了，因为反得差不多

了，不过还没有完结，不要松劲。现在有些右派死不投降，像罗隆基、章乃器就是

死不投降。一部分死硬派，他永远不肯改，那也就算了。摆他几十年，听他怎么办。

谈到处理右派的方针，毛泽东说，是不是要把右派分子丢到海里头去呢？我们一个

也不丢。我们采取不捉人，又不剥夺选举权的办法，给他们一个转弯的余地，以利

于分化他们。具体到人，毛泽东也作了一些考虑，他说，章伯钧的部长恐怕当不成

了。比如丁玲，就不能当人民代表了。比如钱伟长，恐怕教授还可以当，副校长就

当不成了。还有一些人，教授恐怕暂时也不能当。对右派如何处理，如何安排，这

个问题请诸位去议一下。

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 毛泽东又提到这问题。他考虑，大学生中右派如何

处理，或者开除百分之二十，留百分之八十；或者根本不开除，百分之三十劳动考

察。

1月29日， 国务院第九十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在国家薪

给人员和高等学校学生中的右派分子处理原则的规定，规定了处理右派分子的六条

办法，最重的一条是劳动教养，其中问题尤其严重的还同时开除其公职。第二条的

监督劳动。另外还有留用察看、降职降级降薪等等几条处理办法。

毛泽东提出， 各地要在处理之前开一次右派分子大会。1958年1月28日他在最

高国务会议上说，要开一个右派分子大会。在大会中，第一向他们致谢，第二想帮

助他们。所谓感谢他们，是指他们向工人和党进攻，当了教员；帮助他们，是想在

其中使五成或七成的人，经过五年或十年时间，逐渐变过来，为人民服务。总有不

变的人，即使如此，也有用处，用处就是在他不变。容许社会上有一部分人，不变

不强迫。对右派批判必须严肃、深刻、全面，处理要比较宽大，当然宽大无边是不

好的。要有处分，但要留一条路让他们走。第一是为了许多思想上还未解决问题的

中间分子，第二是为了这些右派本身，使他们有可能回到人民的队伍里来。当然首

先要他们自己下决心，但是还要我们帮助。毛泽东说，右派大会要开，那一天开要

研究，不只是北京开，各地也要开，先开小的，然后开大的。

最先开这样的会的， 是共青团中央机关。2月14日、15日两天分批开了右派分

子会议。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在两天的会上都讲了话，指出他们的错误是十分严

重的，是从根本上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是大是大非问题；但是，只要能真正地

低头认罪，决心悔改，前途仍然是光明的。还向他们宣读中央关于处理右派分子的

六条办法，说明严肃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指出只要他们愿意悔改，党对他们是采

取宽大政策的，可以一不按反革命处理，不杀不关，二不剥夺公民权，三大部分不

开除公职，给饭吃，给工作做，而且组织上还准备诚恳地帮助他们改造，鼓励他们

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并指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很年轻，来日方长，只要愿

意继续为人民服务，还可以取得人民的信任，不少人还可能变成好干部。

前面所引李维汉的话，是“半数以上失去了公职”，这里胡耀邦说，是“大部

分不开除公职”。二说之所以不同，一种可能是胡是在处理之前说的，说的是他的

意愿；李是多年之后的回忆，说的是实际的战绩。另一种可能是，李说的是全国的

总数，而胡是就团中央机关的情况说的。青年团的干部年纪轻，政治条件好，需要

开除公职的相对说会少些。再说，当年胡耀邦对待右派就比较温和，曾经竭力保护

一些干部，就说他在这次右派大会上，还说什么来日方长，还以变成好干部相期许，

可以看出他的温情主义。所以他要大部分不开除公职。

这五十五万右派分子，一个个都按照这六条处理办法受到了处罚，他们有的在

劳动教养场所，有的在农村从事劳动。即使留在原单位的，一般也不能当作知识分

子使用了，只能干点粗笨活。不但不能当作知识分子使用，甚至还不当作普通人使

用。例如1958年11月中共湖北省委（按：第一书记是王任重）关于做好当前人民生

活的几项工作规定，其中有一条是：“不准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

分子、右派分子在公共食堂担任任何职务。”在公共食堂里都没有右派分子的岗位，

其他也就可以类推了。

由于毛泽东无意采取极端的政策，右派分子最严重的处罚只要劳动教养就够了，

没有判刑的，像葛佩琦被判无期徒刑，是算了他的国民党军队少将的老帐，算是反

革命分子了。右派分子当时也没有处死刑的。像汉阳县第一中学学生闹事一案处决

的三个人，就不称为右派分子而称为反革命分子。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和之中，

各地都有一些右派分子被判徒刑和死刑。当然除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这个“前科”

之外，还添上了一些新的罪名。像被毛泽东提到过的北京航空学院的马云凤，划右

派之后受不了那些折腾，逐渐变成一个阿尔志跋夫笔下的绥惠略夫式的人物，从受

社会迫害一变而成为向社会复仇，最后竟要去制造一起交通事故，因而也被处决了。

各民主党派中央都在1958年1月间先后开了会， 宣布撤销右派分子在各党派内

担任的领导职务，被宣布撤销职务的有：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龙云，中央常委陈铭枢、黄绍竑、谭惕吾、李俊

龙；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章伯钧、罗隆基，中央常务委员叶笃义、沈志远、马

哲民、郭翘然、潘大逵、钱端升、韩兆鹗、曾昭抡、费孝通、黄药眠、潘光旦，中

央委员李伯球、陈仁炳、彭文应、黄琪翔、钱伟长；

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章乃器，中央常务委员毕鸣岐，中央委

员钱孙卿；他们在全国工商联担任的领导职务同时也被撤销；

中国民主促进会副主席林汉达；

中国农工民主党主席章伯钧，副主席黄琪翔，中央执行局委员李伯球、杨逸棠、

王一帆、张云川、李士豪；

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委员陆侃如、董渭川、袁翰青、薛愚，中央委员储安平，顾

执中虽然只是个候补中央委员，却列为榜首，并且撤销他“社内的一切职务”；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主席谢雪红。（2月1日《人民日报》）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在1958年2月1日至11日举行，会议的一项

重要内容就是公开宣布对右派分子头面人物的处理。会前由原选举单位正式撤销代

表资格的有：钱端升、沈志远、杨逸棠、江丰、刘兰畦、沙文汉、杨思一、王国松、

李士豪、宋云彬、姚顺甫、冯雪峰、曾昭抡、向德、谭惕吾、雷天觉16人。另外，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认为，章乃器、潘大逵、曾庶凡、黄绍竑、陈铭枢、黄现璠、

费振东、乔传珏、马哲民、章伯钧、叶笃义、程士范、潘锷鏱、罗隆基、费孝通、

储安平、钱伟长、钱孙卿、欧百川、王天锡、韩兆鹗、丁玲、张东木、谢雪红、杨

子恒、郑立斋、黄琪翔、李伯球、徐铸成、黄药眠、王毅斋、张珍、张云川、朱君

允、毕鸣岐、谭志清、龙云、李琢庵38人，已经丧失继续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职务的合法根据，不应出席本次会议。

这次会议，罢免了黄绍竑、龙云、陈铭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职

务；罢免了费孝通、黄现璠、欧百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委员的职务，罢

免了张云川、陈铭枢、黄绍竑、黄琪翔、谢雪红、罗隆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案委

员会委员的职务；罢免了龙云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职务；罢免了黄琪翔国防委员会委

员的职务。

1月31日， 毛泽东主席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签署命令：撤

销章乃器粮食部部长职务、撤销章伯钧交通部部长职务，撤销罗隆基森林工业部部

长职务。 2月11日宣布了新的部长人选。交通部是原任副部长的王首道（中共中央

委员）接任部长。粮食部是调原任轻工业部部长的沙千里出任部长。这时沙千里的

共产党员身份还没有公开，人们只知道他也是当年救国会七君子之一，显然是接替

章乃器的理想人选。只是森林工业部没有必要任命新部长了，因为这次会议决定将

这个森林工业部重新并入了林业部。这个部的存在，和罗隆基的部长生涯，是同始

同终。

这三位部长撤销职务的情况，我只看到章乃器留下的一点记录。他回忆说：

“大概是1月28日上午， 周恩来总理召见我，我就乘车到西花厅去见

他，当时在场的还有习仲勋、徐冰两位秘书长。周总理对我说，要撤我和

章伯钧、罗隆基的职，马上就要提交国务会议讨论，已经告诉了伯钧、隆

基二人，而且不让他们出席会议，但可以让我出席会议申辩。我问，我写

的《据根事实，全面检查》的文件有没有看过，他说没有，我说，那是很

遗憾的。我问，撤职的事情是否最后决定了。他说，党中央决定了。我说，

那还申辩什么呢？我愿意放弃出席权利。他说，那也好，辩论起来我们人

多，你说不过我们的。他又说，也曾考虑过是否让我们辞职，可是又何必

那样转弯抹角呢？我说，撤职倒没什么，但为什么要扣上反党、反人民、

反社会主义的罪名呢？这是违反事实的，是宁死不能承认的。他说，那你

可以保留思想，我们党是准许保留思想的。于是，他又谈到和罗隆基谈话

的经过，他曾问罗作何打算，罗答要么就自杀，否则便只好接受。总理说，

你可以去美国。罗问，是否意味着驱逐出境？总理答，绝不是。总理问我

作何打算？我说，我是全心全意，全力投向党的，党给我处分，我愿积极

接受下来，作为党对我的锻炼和考验。我和党共事已经三十年了，仍然没

有被了解，那就请再看五年吧；五年不够，也可以看十年，到那时我也不

过七十岁；我现在开始就好好地锻炼体格，充实头脑，准备那时再为党工

作十年。总理笑着说，你倒真乐观呀。”[30]

[30] 章乃器《七十自述》，见《文史资料选辑》第82辑。

到这时，反右派斗争的任务可说是圆满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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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余韵

对几十万右派分子作出了处理，他们在劳动教养场所、在农村、或是留在原单

位，从事体力劳动。争取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其中名气大的，也都已经在公众面

前扫脸出丑。作为一个历史事件来说，反右派斗争是结束了。历史又要揭开新的一

页，写上新的事件了。可是这事又还没有完，它像一个摆不开的幽灵，不时在历史

的新页上投下自己的阴影。

毛泽东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 一文主要是讲反右派的。 其中还说到：

“十年至十五年以后的任务，则是进一步发展生产力，进一步扩大工人阶级知识分

子的队伍，准备着逐步地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准备以八个至十

个五年计划在经济上赶上并超过美国。”[1] 向共产主义过渡，赶上并超过美国的

口号，都提出具体的时限来了。

[1]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62～463页。

实际上是为反右派斗争作总结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批评了1956年的“反冒进”，

提出了“多快好省”，提出要恢复“促进委员会”，基本通过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

条。这就揭开了大跃进的序幕。

叙述大跃进的过程和情况，不是本书的任务。这里只说一下反右派斗争与大跃

进的关系。1958年9月5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几亿劳动群众，工人农民，

他们现在感觉得心里通畅，搞大跃进。这就是整风反右的结果。”周恩来在全国人

大二届一次会议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在政治战线思想战线没有取得革命性的

胜利以前， 也不可能发生一九五八年式的大跃进。”（1959年4月18日）前面一章

已经引用过，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中说反右派斗争“是一个政治战

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所以周恩来的这句话，直截了当地说

就是“在反右派斗争胜利以前，不可能发生一九五八年式的大跃进。”事实也确实

同毛泽东周恩来说的一样：大跃进是反右派斗争的直接结果。能看出点问题，敢提

点批评意见的人，这时多已被划为右派分子，被剥夺了发言权。那些没有被划为右

派分子的知识分子和干部，眼看到不久前别人是怎样成为右派，落得怎样的境地，

当然不敢再多说一句话。土法炼钢，打麻雀，高产卫星田，吃饭不要钱，对于这些

层出不穷的新事物，没有谁敢说一个不字。大跃进就这样没有遇到一点抵抗，开展

起来了。

右派分子被排除在正常社会生活之外。他们在旁边看着大跃进，看法还是有的。

有一种材料说，“章伯钧、罗隆基、龙云等，发表了许多尖锐的、讽刺性的意见，

即许多‘右派反动言论’。章伯钧说，1958年搞错了，炼钢失败了，食堂办不起来

了，大办水利是瞎来。罗隆基说，物资供应紧张是社会制度造成的。私营工商业改

造有毛病。现在人民怨愤已达极点。共产党说唯物，实际上最唯心。龙云说，解放

后只是整人，人心丧尽，内政还不如台湾。全国干部数量，比蒋介石时代成百倍增

加。陈铭枢说，供求相差惊人，几年之内也难恢复正常供应。要是过去发生这种情

况，早就该‘下诏引咎’了。他们实行的不是列宁主义，而是斯大林主义。于学忠

说，共产党的政策忽冷忽热，‘大跃进’的成绩全是假话。天安门的工程，像秦始

皇修万里长城。”[2] 这样一些议论，已经起不到什么作用了。这时能够引起重视

的批评意见，只能是来自共产党内，特别是党内高层，像彭德怀、张闻天了。

[2]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本），第45页。

1959年7月23日，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批评彭德怀，说他们重复了1956年下半

年、1957年上半年犯错误同志的道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只差30公里了。

26日，他又在《对于一封信的评论》中批评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说是

大有猖狂进攻之势。不过，他说，“这种情况远没有达到一九五七年党内外右派猖

狂进攻那种程度”。庐山会议通过的《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

争》的决议也作了这种区别，说“但是这种矛盾现在还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如

同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反动右派猖狂进攻那样的敌我矛盾。”

1959年8月24日，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给刘少奇。其中说：

“关于全国四十五万右派分子分期分批摘帽子的问题，据江西省委杨

尚奎同志说，是一个重要的政策问题。他说，已经向你说过了，你答应回

北京统一考虑此问题。我认为，积以时日，至少可以争取百分之七十的右

派分子改变过来。例如说，在今后七年中（或更多时间），每年争取转变

和摘掉帽子百分之十左右，是有可能的。请你提向常委和书记处讨论一次，

由中央发一个指示，在国庆十周年时机，根据确有改变的情况，给第一批

改造好了的右派分子，摘掉四万五千人左右的帽子，即百分之十，对于教

育右派分子，一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主党派成员，将大有作用，他

们会感到确有前途。对于目前反右倾、鼓干劲也甚有利。摘去帽子后，旧

病复发，再次、三次……右倾，也不要紧。给他再带上右派帽子就是了。”

根据毛泽东的这个提议， 中共中央于9月17日下发了《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

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 ，11月2日又下发了《关于摘掉右派帽子的人员的工作分配

和生活待遇的规定》 。12月5日，报纸公布了中共国家机关和民主党派中央机关摘

掉一批确已改造好的右派分子帽子的消息， 共142人，其中有费孝通、潘光旦、沈

志远、徐铸成、浦熙修等等。各地也都这样摘掉一些右派分子的帽子。

那时正是反对彭德怀的庐山会议刚开过不多久，正是阶级斗争更进一步加紧之

时。这时摘掉一批右派分子的帽子，以及同时特赦一批在押犯人，都不是政治空气

趋向缓和的表现，而是为了国庆十周年做的应景文章。和本书作者同在一处劳动教

养的几百名右派分子，也有几十个被宣布为确已改造好了，摘掉了帽子。按说，摘

帽之后，即不再存在当初送劳动教养的前提，该可获释回家了吧？可是不成。他们

只不过是把称号由劳教人员改变为新工人，从宣布摘帽子之日起即换到新办起来的

新工人食堂吃饭，每月工资也比劳教人员的多了几块钱了。

时间进入了1962年初，已经渐渐从大跃进造成的困难中走了出来，可以冷静地

总结一下这几年的经验教训了。年初中共中央在北京开了扩大的工作会议（七千人

大会），毛泽东在会上表示了自我批评的意思，他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

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3] 在这前后一段不很长的

时间里，政治空气显得比较宽松，对于1957年的一些提法不再坚持了。例如关于知

识分子，周思来在全国人大二届三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又说中国知识分

子的绝大多数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 （1962年4月27日） ， 而不再说是

“同无产阶级较量的主要力量”了。

[3]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22页。

1962年3月2日，周恩来对广州召开的全国科学工作、戏剧创作两会议代表的讲

话中，对于当年批判右派分子的一些论点重新作了说明。例如关于共产党的领导，

周恩来说：“我们说党领导一切，是说党要管大政方针、政策、计划，是说党对各

部门都可以领导，不是说一切事情都要党去管，至于具体业务，党不要干涉。党领

导不是党员个人领导。党是一个集体，是有组织的。党的领导是组织领导，不是个

人领导。党员个人怎么能领导？一个单位的个别党员，怎么能说他就是党的领导？

党章没有规定党员有这样的权利，实际上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本事。例如一个学校，

党的领导是指学校党委的领导，有些事情学校党委也不能解决，要请示上级党委决

定。至于支部，如系支部、剧团支部、车问支部，只是起保证的监督作用，不是指

挥，下命令还是要行政首长才行。行政上的事由行政决定，书记也无必要去干涉。”

[4]如果当初就是这种提法，1957年黄绍竑、谭惕吾辈也就可以少提许多意见了。

[4]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65～366页。

又如外行领导内行的问题，周思来说，“外行领导内行要有个范围，以前我们

讲过外行能领导内行，这是讲的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领导。党委书记、委员有些

不懂专业，但可以超脱专业，看到全局，通过党委集体研究作出贯彻党的方针政策

的决定或贯彻上级指示的决议。我们说外行能够领导内行，不是要外行去干涉业务，

对业务确实不借嘛。外行变成内行，要经过学习，就是学会了，也要尊重专家，尊

重群众意见。”[5]提出了“不是要外行去干涉业务”，如果当初就是这样解释的，

整风鸣放当中人们也就不必去提那许多意见了。

[5]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65～366页。

这时，陈毅也在广州，他也在全国科学工作会议和戏剧创作座谈会上讲了话，

戏剧性地向与会人员行了“脱帽礼”。他说：“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我们国

家劳动人民中间的三个组成部分，他们是主人翁。不能够经过十二年的改造、考验，

还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项帽子戴在所有知识分子的头上，因为那样做不符合实际

情况。”陈毅批评说，“过去没有从团结他们、体谅他们出发，有很多事情做得太

粗暴、太生硬。”[6]不知道陈毅说的太粗暴太生硬的事情是不是包括反右派斗争。

不过在他说这话之前，也没有什么比这更粗暴更生硬的事情了。

[6] 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998页。

只是这宽松的政治空气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到这年9月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

毛泽东又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了。作为这次中央全会的准备，

先在北戴河开了一个月的中央工作会议。薄一波回忆说，“1962年8月9日，当有人

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上提出‘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是否合适’

时，毛主席便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些阳魂过来了，但是阴魂未散，有的连阳

魂也没有过来。’这表明毛主席对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的做法是不同意的。

……陈毅同志9月11日谈到他在广州着重批评了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左’的倾向时，

小平同志明确表示‘陈总讲的是对的’。而毛主席却表示了不同看法，他说：人家

请你讲话总是有目的的，总要沾点光，没有利益他不干。我对总司令讲过，你到处

讲话要注意。”[7]

[7]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006～1007页。

也是在1962年，中共中央统战部提出了给右派分子进行甄别的问题。李维汉回

忆说，“1962年，我们在《关于在右派分子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报告》中进一步提出：

如果领导上认为需要和右派本人或家属申请甄别的，可以甄别。对于确实划错的，

予以平反；对于可划可不划而划了的，可以从宽摘掉他们的右派帽子。由于‘左’

的影响，这一案当时未能解决，以后又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一拖就是十六年。”

[8]

[8]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第839页。

李维汉说的这件事，薄一波的回忆录讲得更详细。他说：“统战部曾几次提出

对划成右派的本人及其家属要求甄别的， 应该进行甄别。他们1962年7月26日给中

央的报告， 再次提出这个意见，可是8月17日《中央关于右派分子工作的几个问题

的复示》，虽然同意‘对于其中个别确实完全搞错了即确实不曾有过右派言论、行

动的，才作为个别人的问题，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但是明确表示‘对右派分子

不应当一般地提出甄别平反问题’，认为统战部报告所说如果右派分子本人和其家

属要求甄别的（包括已摘掉右派帽子的人员）应该进行甄别的意见‘是不妥当的’、

‘这样做起来，实际会搞成一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普遍的甄别，或者对很多右派

分子进行甄别。这是没有必要的，也是对党和人民不利的。’当国家机关党委确定

以冯雪峰等人为右派甄别试点对象， 进行甄别试点工作时，毛主席9月29日在反映

这一情况的中央宣传部《宣教动态》增刊第63期上做了如下严厉的批示‘刘、周、

邓三同志阅。请邓查一下此事是谁布置的？是组织部，中直党委，还是国家机关党

委自己？此事出在中央机关内部，右派分子本人不要求甄别，而上级硬要试点，以

便取得经验，加以推广。事件出在六、七月。其性质可谓猖狂之至。阅后付还。查

后告我。’这样，对右派分子的甄别工作就不可能再进行下去了。”[9]

[9]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007～1008页。

这件说起甄别又忽然中止的事，黄秋耘的回忆录中也举了一例。他说：“顺便

提一下，在三年国民经济暂时因难时期的后期，大概是1962年年初，中共中央曾经

非正式地提出复查甄别右派案件。北京中直机关打算以冯雪峰、曾彦修、武经天等

人作为试点。中国作家协会打算以杨觉一案作为试点，进行复议。杨觉一案确实是

一桩根本不能成立的假案。杨觉是《文艺学习》的一个编辑，请假到他的爱人潘漪

的娘家河北省雄县去探亲。潘漪所在的生产队是一个富队，他们认为跟邻近的穷队

合并成一个生产队，吃大锅饭，未免吃亏太大。要求分开来独立核算，按照当时的

农业政策规定，这也是可以允许的，至少是可以考虑的。那个生产队的干部写了一

份请求‘分队’的报告，一式两份，托杨觉替他们送交中共河北省委农村工作部和

人民日报社读者来信部。不管这个请求本身的是非曲直如何，都与杨觉本人并无关

系。他唯一的行动就是代人家送出了两份既非出自他的手笔又与他并无直接利害关

系的报告。可是当时作协的领导小组为了多凑几个右派（其实早己超过指标），就

以‘反对农业集体化’为名，把他划为‘右派分子’，行政处分是降了五级，调到

河北省张家口地区怀安县广播站工作。第一次甄别复议时大多数人（包括原来《文

艺学习》的主要领导人韦君宜和我）都主张给杨觉平反改正。只有经办这一案件的

同志投了反对票，理由是杨觉很难说完全没有错误，他介人了一桩跟他毫无关系的

事，可能是由于偏袒他的爱人所在富队。隔了几天举行第二次复议时，会议一开始，

作协党总支副书记王翔云就宣读了一个中共中央文件，声称所有右派案件今后一律

不准再甄别复议，还是维持原来的决定，即使处分过重，至多早点给当事人摘帽子

就算了，党籍不准恢复。这一件假案直到1979年才获得改正。”[10]

[10] 黄秋耘《风雨年华》，第183～184页。

甄别的话虽然不能再说了，可是给确已改造好的右派分子摘掉帽子的工作还是

一年一度进行。 薄一波提供的数字是： “1959、1960年两批摘掉约九点九万人的

‘右派分子’帽子的基础上，从1961年起，又分批摘掉了一部分‘右派分子’的帽

子。到了1964年，已先后五批共摘掉约三十多万人（其中主要是知识分子）的‘右

派分子’帽子。”[11]

[11]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001页。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把阶级斗争强调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通向文化大革命的道路

打开了。

1966年8月举行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

定）。这个文件中不止一次出现了“右派分子”一词，例如关于干部问题，就说在

干部中有“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说是“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

分子，要充分揭露。要斗倒、斗垮、斗臭，肃清他们的影响。同时给以出路，让他

们重新做人。”又如，这文件说，“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群众，挑动学

生斗学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这些地方说

的，似乎不大像是1957年划出的五十五万右派分子。那年所划出来右派分子，少有

留在干部队伍里的了，时间已经过去九年，更不会有留在学生队伍里的了。那么，

这里所说的似乎是这次运动中新划出来的一批右派分子了。总之，没有说明白。

这个文件中有这样一段：“有些学校、有些单位、有些工作组的负责人，对给

他们贴大字报的群众，组织反击，甚至提出所谓反对本单位或工作组领导人就是反

对党中央，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等类口号。他们这样做必然要打击到

一些真正革命的积极分子。这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决不允许这样做。”这

个意思， 1966年8月23日《人民日报》社论《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说得更

加明白：

“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顽固派，荒谬地把自己本单位的领导，同党

中央，同整个党等同起来。……如有革命学生批评他们，起来造他们的反，

就被说成是什么‘反党中央’，说成是什么‘反革命’。

“任何一个地区，任何一个单位的党组织，都必须无条件地走群众路

线，接受群众的监督和批评，决不允许以任何借口拒绝和压制群众的批评，

更绝对不允许把批评自己的群众打成‘反党’，‘反党中央’的‘反革命

分子’。党中央就是党中央。任何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党组织，如果违

背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违背了毛泽东思想，为什么

批评不得？为什么反不得？为什么人家一批评，就叫做‘反党’，‘反党

中央’，‘反革命’？”

这就正好同1957年的说法相反了。1957年的说法，党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

是由一个一个具体的基层组织组成的，因此，凡是“蓄谋推翻某一部门或者某一基

层单位的共产党的领导”的，就应划为右派分子了。这差别是因为1957年是全党一

致地要在右派猖狂进攻面前保卫党的领导；而1966年却是要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

权派手中夺权，就唯恐天下不乱了。同样的言行，在1957年要划右派，在1966年却

被看成是革命。右派分子也不必悲叹自己生不逢辰，不该“超前”了几年。因为文

化大革命初期颇为风光的造反派，到1982年整党中，其中不少人都属于受到清查和

处理的“三种人”了。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夺权斗争，主要的冲击目标是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

权派，即现在还掌握权力的人。可是早已失去权力和从来没有掌握过权力的右派分

子也未能幸免。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右派分子自在必扫之列。1967年1月13日中共

中央、国务院发布了一个《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

简称《公安六条》。其中宣布右派分子同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

子以及叛徒、特务、走资派等等二十一种人是加强专政的对象。

右派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怎样的冲击，下面节录一点章乃器写的回

忆文字：

“1966年8月24日的灾祸。 这是我有生以来所遇到的最大的灾祸，是

对我一次最严峻的锻炼和考验。从24日到31日，整整八个昼夜，我在绝食

中受到了百般的拷打、凌辱和威胁。后来看到北京六中‘劳改所’的材料，

那里面所用的酷刑，十分之八九都已在我的身上预演过了。”

“我已经体验到，正面用毛主席的话去对抗他们，是会招到邪恶分子

的反感的；而在无统一组织、无统一纪律的情况下，邪恶分子是可致个别

人死命的。于是，我就用婉委规劝方式，这样，既可争取善良分子的同情，

也使邪恶分子无所借口。如我问‘毛主席会不会打人、骂人？解放军八项

注意中的第五项是什么？打人、骂人、罚跪是什么时代风俗习惯？毛主席

的优待俘虏政策是为俘虏治伤、治病，现在怎么可以不为我的爱人治病，

不为我治伤？’这一系列问题的提出，是起到应有功效的。”

“我这时候除了遍体鳞伤之外，右目的拳伤特重。看出去有个红色的

外围带锯齿形的椭圆圈，经常在眼前闪现，可能是瘀血所致。内伤也相当

重，右胸、背、股、尾闾和膝部均经常疼痛。”

“8月25日以后七天的遭受， 是每天总有几批人来拷打、凌辱我。门

是开着的，又没有人管，拷打和凌辱的自由是很充分的。值得记述的，是

有人用钢丝包橡皮的鞭子打我，所得的伤肿特别不容易消退。还有人划了

火柴烧我的手，更有人用汽枪射击我的头面。此外，如用冷水挠头，如用

水壶灌鼻孔，如硬要我吃肮脏的食物，等等，就算是轻微的了。可怕的是

居然有人主张用辣椒水灌我的鼻腔。大概是因为我家里找不到辣椒，所以

没有实现。但到最后我们要迁出之前，竟有人在用油彩涂抹我的面部之后，

用氨水灌我鼻孔，我真不知道这坏人是怎样教育出来的。”

“在遇难前，我因为看到《续孽海花》对于魏伯阳的《参同契》评价

甚高，特取几年前所作摘记重加研究。结合中医阴阳五行的学说，我看懂

了那中间的许多隐语遁辞，理解了它的理论体系。我正在另写一篇破除迷

信、揭发真理的有关气功的文章，而灾祸已突然袭来，我所收集的资料、

写下的笔记和未完的文稿统统散失了。”

“柳老（亚子）写的一个立轴，已装帧收藏，8月24日事变中被毁了。”

[12]

[12] 章乃器《七十自述》，见《文史资料选辑》第82辑。

章乃器是这样含垢忍辱，熬过了十年文化大革命。也有熬不过来的，像傅雷，

1957年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时候是何等兴奋，对毛泽东真是五体投地的敬佩。

可他回到上海之后不过几个月就划成了右派分子，屈辱地过了几年。到了文化大革

命开始，他受不了那种凌辱，就夫妻双双自杀了。

还有田保生。凌其翰在他的回忆录中说：

“田保生是我在国民党外交部同事多年的老友。他青年时代肄业于清

华大学，为钱端升教授的高足，后来应第一届高等文官外交官的考试，录

取后分配在国民党外交部欧美司。当时在国民党政府驻联合国办事处工作。

他为人质朴诚实，素为我所器重。……新中国诞生了，当时钱端升教授去

美国，暗中劝田回国，他毅然辞去了驻联合国办事处的职务，奔归新中国。

先在华北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第二期学习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基本

知识，继就分配在中国人民外交学会担任国际法的编译工作，埋首苦干，

举凡奥本海国际法巨著，希金斯和哥伦伯斯合著的海上国际法等英文原著

译成中文，都有他的一份辛劳。不幸1957年他被错划为右派，十年浩劫初

期， 又遭受严重的冲击。1966年8月28日，他因不堪‘造反派’的百般凌

辱，与夫人双双含冤而死。1979年8月28日才获昭雪。”[13]

[13] 凌其翰《我的外交官生涯》，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202～203页。

劝他回国的钱端升教授也划了右派，前面已经说过了。记述这事的凌其翰本人，

在担任国民党政府驻法大使馆公使的时候，于1949年10月带领使馆和驻巴黎总领事

馆的九名馆员，发表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宣言，轰动一时。1957年也被划成了右

派。

有自杀的，还有被杀的。一些1957年划出的右派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处决了。

当然加上了一些新罪名，例如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之类。

亡友刘凤翔和我同时被划为右派分子，同在一处劳动教养。1970年4月4日以反

革命集团案处死。同案还有几个同时被处死的，是其他一些机关划出的右派分子，

我不认识，现在也记不起他们的姓名了。1985年我收到湖南日报社务委员会寄来的

一份文件，照抄如下：

湖南日报编委会文件

湘社发（1985）028号

关于刘凤翔同志被错划右派的改正决定

刘风翔同志原为湖南农民报编委。1949年10月参加工作，1952年11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1957年被划为右派，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送劳动

教养的处分。根据中央[1978]55号文件精神进行复查，刘风翔同志原被划

为右派属于错划，应予改正。经研究决定，恢复其党籍，恢复一切政治名

誉。 鉴于刘风翔同志1970年4月被判处死刑，1984年11月，经省高级人民

法院复查，决定“撤销原判，宣告刘凤翔无罪”，其善后问题按职工死亡

对待。

刘凤翔同志在农民报工作期间，兢兢业业为党报工作，为办好《湖南

农民报》作了一定的贡献。他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事业，为人忠诚耿直，

是一位好干部，过去强加于他的一切不实之词，应予彻底否定。

湖南日报社务委员会（印）

1985年8月5日

没有遗骨安葬仪式。正如分不清他遭遇的究竟是个人的灾祸还是民族的灾祸一

样，在一丛死刑犯的白骨中也无法鉴别那些是他的遗骨了。一切都混成一团了。他

已经化解、溶合在历史之中。

这是明正典刑的，至少在形式上经过了一些法律程序。还有完全无法无天的。

亡友蒋养毅，在湖南省航运局子弟学校担任语文教师的时候被划为右派分子，和我

同在一处劳动教养。1962年解除劳动教养以后凑巧住处邻近，同局长沙市城东区文

艺路派出所管辖，编在同一个右派分子学习小组，每星期和节假日集中“学习”一

次。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他被遣送回原籍道县。不久，道县发生了“贫下中农最

高法庭”处死全县阶级敌人的事件，所有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

子、右派分子等等阶级敌人，包括他们家里的老人和婴儿，悉数处死，靡有孑遗。

后来我听说，蒋养毅是被用扁担打死的，那就比枪决更加惨苦了。

我今天用我的笔记下这一页历史，而他们却早已经用他们的血记下这一页历史

了。

愿他们的灵魂得到安息。

1976年中国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对一些历史积案逐渐有了新的说法。关

于1957年反右派斗争一案，李维汉回忆说：“1978年4月，中央统战部协同公安部、

中组部等有关部门召开了烟台会议，产生了中央五十五号文件，决定全部摘掉右派

分子的帽子。我看到文件后感到不解决问题，因此写信给胡耀邦同志，主张对错划

为右派分子的人要复查平反，并提到1962年中央统战部当时的意见。中央采纳了我

建议。当年9月17日，中央又批发了《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

指出：对过去错划的人，要做好改正工作，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原来的工资待遇。

现在全国被划为右派分子五十五万余人中，己改正的五十四万余人。（其中有些是

从宽处理的），维持原案不予改正的只有五千人，而且还在陆续甄别。”[14]

[14]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第839～840页。

这里， 李维汉有一点小小的误记。1978年4月的文件，是第十一号文件，即中

央统战部、公安部关于摘掉全部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和中共中央的批复。他说

的9月17日中共中央批发的 《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决定的实施方

案》才是第五十五号文件。

第十一号文件提出：从1959年到1964年，先后已有五批摘掉了右派帽子。右派

分子中的上层分子，绝大多数都已摘掉右派帽子，尚未摘帽子的，主要是原中下层

干部、中小学教员和一部分大学生。他们多数都在农村、街道或劳教场所劳动，有

的被管制，有的原来工作的取消了工作和工资，生活发生困难。自从1975年特赦释

放全部在押战犯和宽大释放国民党县、团以上人员以来，特别是粉碎“四人帮”以

后，各项政策逐步得到落实，右派分子和他们的家属迫切要求摘掉右派分子帽子。

我们认为，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条件已经成熟。

这个文件规定：被遣送到农村的右派分子，摘掉其右派帽子后，一般不再返回

城市，但工作有需要的或确属年老病残，在农村无依靠，而在城市有亲属赡养的，

可准其返回城镇落户。

文件还规定：遵照中央1962年的规定，对于右派分子一般不搞甄别平反，只是

对于其中个别确实完全搞错了的，才作为个别人的问题，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

这样一个文件，李维汉看了，当然会感到不解决问题。五十五号文件有了很大

的进步。它提出了受理要求改正的申诉，凡不应划右派而被错划了的，应实事求是

地予以改正。贯彻执行这个文件的结果，用薄一波提供的数字，是百分之九十九的

右派分子都得到了改正。

在二十七名最知名的右派分子中， 改正了二十二人： 章乃器（故）、陈铭枢

（故）、黄绍竑（故）、龙云（故）、曾昭抡（故）、吴景超（故）、浦熙修（故）、

刘王立明（故）、沈志远（故）、彭一湖（故）、毕鸣岐（故）、黄琪翔（故）、

张云川（故）、谢雪红（故）、王造时（故）、费孝通、钱伟长、黄药眠、陶大镛、

徐铸成、马哲民（故）、潘大逵。不予改正的五人：章伯钧（故）、罗隆基（故）、

彭文应（故）、储安平（故）、陈仁炳。

在复查的过程中，民盟中央的一些负责人曾提出对章伯钧、罗隆基二人也应予

改正。这个意见未被采纳。

改正右派分子的过程中，意见也是有分歧的。这里以公安部的情况为例：

“新华社北京1月12日电公安部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对错划右派分

子进行改正的指示，实事求事，解放思想，这项工作做得又快又好。经过

复查，原划的六十三名右派分子都属于错划，在去年年底前已经全部进行

改正。

“错划右派的改正工作刚开始时，有些同志顾虑这样做会否定反右派

斗争的成绩；有的办案同志怕将来被扣上‘右倾’、‘一风吹’的帽子。

经过反复学习中央有关文件，大家认识到，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应

当坚持实事求是这一党的根本原则。不能认为对错划的右派进行改正就是

否定反右斗争的成绩。专门负责这项工作的复查小组还提出，要设身处地

为被错划的同志着想。二十一年来，这些同志背着沉重的思想包袱，时刻

盼望着党对他们落实政策。早一天解决他们的问题，就可以早一天调动他

们及其亲属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进一步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

“在对被错划为右派的同志进行改正的工作中，公安部坚持在弄清事

实的基础上，以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为准绳，依靠各单位群众讨

论，分清大是大非。凡错划的就坚决改正，不附加任何条件，不纠缠具体

问题。对属于给本部门的领导和工作提意见，改正结论就写上‘没有右派

言论’；对说过一些错话，但不是从根本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结论就写

为‘不是右派言论’，而不再纠缠具体问题，不搞烦琐哲学；对确有类似

右派言论而当时很快作了深刻检查的，结论就写为‘有错误，但不应定为

右派分子’。对于一些全部闻名的、难度较大的案件，由部领导同志主持

召开有各局负责同志参加的典型案例讨论会，引导大家不要仅仅凭当事人

几句尖锐的话下定论，而要分析他通篇言论的基本思想，严格按照划分右

派分子的标准办事。有一个干部对在肃反中自己被审查有意见，1957年整

风鸣放时曾写文章批评本单位的肃反运动是‘无反也肃，有错不纠，言者

有罪，闻者不成’，因而被错划为右派。有的同志认为这个人出身剥削阶

级家庭，社会关系复杂，他的上述言论是阶级本能的反映，他被划为右派

的问题不能改正。经过典型案例讨论会和本单位党支部会、群众会上下多

次讨论，大家统一了思想，认为这位干部的文章是在充分肯定全国肃反运

动的成绩的前提下，对本单位的肃反工作提出批评，言词虽然尖锐一些，

但按《标准》衡量，仍属于错划，不能以他出身不好作为附加条件而不予

改正。还有一位干部被错划为右派，前几年‘四人帮’在公安部的亲信曾

利用这一错案整老干部。有人担心改正这个错案会使问题复杂化。但大家

认为，这个同志既属错划，就不能因为‘四人帮’的亲信曾经插手而放弃

实事求是的原则，因此，也坚决改正了错划他为右派的结论。

“公安部对待被错划为右派的同志满腔热忱，改正的结论批准后，就

立即通过口头或打电报、电话通知他们本人。部里还派出专人到这个部被

错划为右派的同志居住比较集中的青海省，向他们当面宣布改正结论，和

他们谈心，并对经济困难的同志给予了补助。这些同志对这次改正的决定

都表示满意，特别为党恢复、发扬了实事求是的光荣传统而欢呼，表示要

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出力。

“目前，公安部正根据这些同志的专长、健康状况、本人要求和工作

需要，着手安排他们的工作。有一个懂三种外文的同志，已经上班工作。

对于过去家属受到株连和影响的问题，公安部正根据本人提出的名单，分

别发函到有关单位，消除影响。”

有一种传闻，说公安部的右派改正工作，最后是在胡耀邦直接过问之后才这样

解决的，并以此为范例，由新华社详细报道。看了这一例，也就可以知道各地右派

改正工作是如何进行的了。

当年所划的右派分子，宣布改正之后，回到了正常的社会生活中。多数都能重

新从事自己的专业工作，有些人甚至得到比反右派斗争之前更高的地位，像王蒙，

就成了中共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十三届中央委员，还当了一任文化部长，是沈雁

冰之后唯一以作家身份担任这一职务的人。

1981年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一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

决议》，其中关于反右派斗争作了这样的叙述和评价：

“这一年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

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

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

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

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

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在这决议起草的过程中，邓小平就提出：“1957年反右派斗争还是要肯定。三

大改造完成以后，确实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

反击这股思潮是必要的。我多次说过，那时候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

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错误在于扩大化。统

战部写了个报告给中央，提出错划的都要改正，没有错划的不改正。但是，对于没

有错划的那几个原来民主党派中的著名人士，在他们的结论中也要说几句：在反右

派斗争前，特别是在民主革命时期，他们曾经做过好事。对他们的家属应该一视同

仁，在生活上、工作上、政治上加以妥善照顾。”[15]《决议》通过之后，就“要

在这个统一的口径下来讲话。思想不通，组织服从。”[16]

[15]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4、第383页。

[16]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4、第3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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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在将当年和事后书报上有关反右派斗争的一些材料摘抄排比之后，对这一事件

的始末当有一个粗略的印象了。叙事既毕，简单说一点对这一事件的思考。

一、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虽然只沸反盈天的闹了几个月，却是国内外许多矛

盾交叉的必然结局。斯大林对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长期统治，形成了一套定

型的模式。这种模式，虽然在一定时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但日子久了，还是

越来越显示出这一模式对内对外的弊端。到1953年他离开历史舞台的时候，已经不

可能按照旧有模式继续运转下去了。赫鲁晓夫召开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毛泽东

提出论十大关系，这同时发生在1956年的两件事，都是反映了探索一条与斯大林模

式有所不同的新路的努力。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可以认为是有

意在意识形态领域实行比过去的较为宽松的政策；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

可以认为是有意让民主党派即共产党之外的政治力量有较多的发言权和活动空间。

这种宽松一点的倾向，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文件中有明显的反映。

鉴于斯大林把一切矛盾都归于阶级矛盾之失，毛泽东提出了区分两类不同性质

的社会矛盾的思想，接着又发动了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的整风运动，以

消除他认为是当时主要弊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他看到，匈牙利的

拉科西，坚持旧模式，拒绝作任何改变，结果酿成大祸。他要把人们要求有所更张

的愿望置于他的倡导、疏导和控制之下，以避免重演匈牙利事件。

当时存在的弊端，毛泽东是把它概括为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往深

一层看，这三者不过是表现出来的形式，其实它们只是不受制约的权力的必然产物。

后来的历史更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紧接在反右派斗争之后来到的“大跃进”，以

及“文化大革命”，就更不是轻描淡写的三个主义所可以比拟的了。

可是，在1957年，不论从哪个方面说，都还不具备解决这个问题条件。这百花

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是毛泽东提出来的，可是，首先，毛泽东本

人对这个新方针的理解就有一个范围并不怎么宽广的边界：百家争鸣即两家争鸣；

长期共存即废物利用； 认为“没有参加打天下的就没有资格监督” 的这种说法是

“有道理”的，等等。明确地表示了权力不容他人染指的态度。所以当出现了储安

平的“党天下”论之类的意见，就必须坚决反击了。

1957年7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反右派的社论《用人可以不问政治吗？》，

其中说：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文中曾经这样来描写资产阶级专政的实质：

‘马克思所运用到国家和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的阶级斗争学说，必然要归

结于承认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无产阶级专政，即不与任何人分掌而直接

凭借群众武装力量的政权。为要实现推倒资产阶级，就只有使无产阶级变

为统治阶级，变为能够镇压资产阶级所必然进行的拼命反抗，并能够组织

一切被剥削劳动群众来建设新经济制度的这样的统治阶级，才能够做到。’

当然，这里所说的不与任何人分掌政权，并不是说无产阶级国家政权中不

与广大的非无产阶级群众联合，并不是说无产阶级不需要在经济文化工作

中充分地使用一切在旧社会受教育的、但是愿意同劳动人民一道建设社会

主义的专家和技术人员，而是说不与任何人分掌政权的领导。在我国，由

于具体的历史条件，参加无产阶级领导的政权的，不仅有广大的农民和革

命知识分子，而且有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的政治活动家。”

这里说得很清楚：革命知识分子、资产阶级分子、甚至资产阶级的政治活动家，

可以“参加无产阶级领导的政权”，却决不可以“分掌政权的领导”。这一条界线

说得够明白了。储安平说的，“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

党员做头儿”，一些参加政权工作的党外人士抱怨有职无权，其实正是题中应有之

义，一点也没有错的。认了这一点，没有染指领导权的非分之想，也就可以相安无

事，长期共存；一些人却认为这是整风运动所要整掉的宗派主义，这篇社论明白无

误地澄清了这种误解。

这篇社论所引据的是列宁的著作，这里就顺便说几句列宁。赫鲁晓夫在苏共二

十次代表大会大反斯大林的时候，有一个提法，叫做“恢复党内生活的列宁主义准

则”。意思是说斯大林违背了列宁。从前托洛茨基派反斯大林，也是称自己为列宁

主义左派反对派。都是强调了斯大林不同于列宁。但这只是事情的一方面。在苏联

和苏共都已成为历史陈迹的今天，人们就很容易发现，斯大林现象其实是列宁主义

合乎逻辑的发展结果。二月革命推翻沙皇的统治，俄国各个社会主义政党社会民主

工党（包括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都作出了贡献。十月革命之后立

即取缔其他社会主义政党、实现布尔什维克独掌权力的，是列宁。在俄共第十次代

表大会上反对“工人反对派”，从而为压制党内持不同政见者创立一个先例的，又

是列宁。就这篇引据列宁的社论来说，说反右派斗争继承了列宁的遗产，似乎也不

为过。

二、如果说，毛泽东对他提出的百家争鸣等等新方针有着诸如此类的考虑的话。

那么，党内其他的人对这个方针的抵触就更大一些。陈其通等四人的文章，只不过

是最早一个明白表明态度的代表。毛泽东不只一次说过，部长以上的干部，十个有

九个不赞成新方针。可以想象，在或大或小的机构担任领导职务的党员干部欢迎这

个新方针的，大约不会很多。他们，是在战争、土地改革，各种秘密工作中获得足

够的革命资历的，革命就把这一定级别的领导职务当作对他过去功绩的酬劳，却并

没有给予他们足够的领导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的专业知识的训练。因此几年来出的问

题不少。一个领导人应该懂得他所领导的专业，这应该说是常识范围内的事情。而

事实上，这些被安排在领导岗位上的党员，有不少并不具备应有的专业知识。在反

右派斗争中，提出外行领导问题就等于反党，道理就在这里。外行领导必定造成工

作中的错误和缺点，因此讳言缺点，凡事都要先肯定成绩，道理也在这里。这些领

导干部怎么会欢迎下属提出批评性的意见呢。 5月19日《人民日报》社论《继续争

鸣，结合整风》中描写了这些干部的心态：“有一些同志对于党在党外‘争鸣’的

同时进行整风，并且要党外人士帮助我们整风，思想上还有点搞不通。他们听到各

种意见大放大鸣，并且有的意见是针对着自己的，于是在思想上就放不开，觉得岌

岌不可终日，认为这样就‘使领导陷于被动’了。”

三、在知识分子这一方面，罗隆基大约可以算是当年最热中政治活动的一个代

表人物。他希望知识分子成为一种力量。1949年以前，在和国民党的斗争中，他是

把他的民主同盟看成和共产党一家的，他把自己的全部力量无保留地投放在共产党

这一方面。赶走了国民党之后，民主同盟发现，几年来的奋斗目标，想要在国家政

治生活中发挥较大作用的愿望只不过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它剩下的，只有在同国民

党斗争时似乎举足轻重的一点点可以感到自得的回忆。自身只有这样大的力量，就

只能起到这样大的作用，这当然是他很不甘心的。罗隆基说，这时所希望的，只不

过是“扩大民盟的影响，扩大民盟的组织，提高民盟的地位，能够在国事的决策上

取得较多较大的权力来解决这些问题。我的妄想亦只此而已，绝对没有推翻党、推

翻社会主义、 恢复资本主义的阴谋。”（7月16日《人民日报》）所以，在毛泽东

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他们就兴奋雀跃，可是他不知道，毛对于他们“党

要扩大，政要平权”很反感，这一矛盾导致了反右派斗争的爆发，他们就立刻成为

右派分子了。

四、还有国外的影响。赫鲁晓夫是不赞成百花齐放这个方针的。毛泽东在中共

八届三中全会上委婉地说到了这点：“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苏联同志

不理解。 ”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讲了一大段中苏关系，他说：我们革

命成功了，斯大林又说是假的，我们不辩护，抗美援朝一打就真了。可是到我们提

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我们讲，他们不讲，还说我们是搞自由主义，好

像又是不真了。这个报告公布后，《纽约时报》全文登载，并发表了文章说是“中

国自由化。”……当时苏联看不清，给我们一个照会，怕我们向右转。反右派一起，

当然“自由化”没有了。如此说来，反右派斗争竟起了向赫鲁晓夫表明心迹的作用。

如果当时毛泽东不反右派，甚至当真搞自由化，当然也不一定会发生后来勃列日涅

夫派兵进驻捷克斯洛伐克扑灭布拉格之春那样的事件，但总会有不少麻烦的了。

综合当时国内外诸因素来考虑，反右派斗争的发生都是不可避免的，当时是不

是存在另一种选择的可能性呢？不反右派行不行呢？抽象地来探讨，也可以有另一

种可能性。这就是说，共产党的第一大党的地位、执政党的地位，虽然没有任何力

量能够动摇，但是却不再享有不受制约的权力。在它还有力量维护自己这种不受制

约的权力的时候，是决不会接受这种要求的。换句话说，那时社会还不要求解决这

个问题。历史仅仅提出能够解决的任务。

五、有一种意见，认为毛泽东早已有了引蛇出洞的预谋，整风鸣放不过是为计

划中的反右派斗争作准备。赫鲁晓夫就是这样说的。他说：“百花齐放这个口号是

个激将法。毛假装把民主和自由发表意见的闸门开得大大的。他想唆使人们把自己

内心深处的想法用口头或书面的形式发表出来，以便他能够把那些他认为具有有害

思想的人搞掉。”这当然只是一种怀着敌意的情绪化的评论，把本来很复杂的事情

看得过于简单了。他抹煞了毛确实有消除弊端的愿望。

国内一些研究者也持有类似的说法。 他们的理由是：1957年1月毛在省市自治

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就已经出现了后来反右派斗争一些辩论的题目、一些

政策和策略。例如，他讲了有些民主人士和教授的怪议论，涉及共产党能不能管科

学，社会主义有没有优越性，成绩是不是基本的，对肃反运动的估计，对统购统销

的估计，对合作化的估计。毛还谈到同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唱对台戏的问题，以为

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里的一些提法后来都出现在反右派斗

争之中。不过，并不能因此就认为这时他就已经决心开展那样一场反右派斗争了；

反右派斗争要打击什么，要维护什么，这些在毛的思虑中当然不会是一时灵感

忽然出现的。他不但在这次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相当完整地阐述了这些意见，

更早，像在几个月之前的八届二中全会上，也就讲过要足够估计成绩等等问题。但

是这些都仅仅说明他的思想中有发动一场反右派斗争的因素，却不能说这时他已经

在计划开展这场斗争了。就在这次省市委书记会上，在谈到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的

时候，毛说，我们要把他们的政治资本剥夺干净，没有剥夺干净的还要剥。剥的方

法，一个是出钱买，一个是安排，给他们事做。可见这时他还没有想到可以采用更

加爽快的第三个办法，即给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

六、关于“右派”这项帽子。6月8日，也就是《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

社论这一天，后来划为右派分子的老报人顾执中在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委员会召开的

座谈会上说：参加了许多座谈会，感觉有两种偏差：群众有些左，《人民日报》又

有些右。 （6月9日《光明日报》）6月29日《人民日报》社论《再论立场问题》嘲

笑他说：“顾执中先生的两句话特别有意思：‘群众有些左，《人民日报》又有些

右。’这两句话所以特别有意思，因为其中所说的‘群众’，所说的‘左’和‘右’，

意义都同一般人的了解截然相反。在这里，真可以说是没有共同的语言了。”

“左”和“右”作为政治的分野，最初是在1789年的法国国民议会里，从来社

会地位很高的贵族坐在议长右边的荣誉席上；而激进派则自然而然地坐到远离他们

的左边。坐在中间席位上的多是态度比较温和的人。从这时开始，那些政治倾向比

较保守的、愿意同政府合作的，就被称为右派；而政治倾向激进的、要求改变现状

的，就被称为左派。顾执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群众有些左，《人民日报》又有

些右”的，他在这里同一般人的了解并无不同。这种将“左”“右”两个字颠倒起

来使用，并不是从这时候开始的。比方说对苏联的态度，巴比塞给斯大林写了一本

赞颂备至的传记，这就是左翼作家；纪德在《从苏联归来》一书中写了些批评性的

意见，这就是转到了右翼。如果不这样颠倒起来使用，当年的右派大都应该叫做左

派，而被认为左派的其实是右派。当年的反右派斗争其实是反左派斗争。

七、当年使用“右派分子”这项帽子其实颇为吝惜颇为克制的。1957年9月4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工人、农民中不划右派分子的通知》：在农村中，对于地主、

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不要叫右派分子。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应当

批判，不要戴右派分子的帽子。工厂中科室以上的干部和技术人员可以划右派分子，

在工人中则只定先进、中间、落后的界限，不作左中右的划分。是阶级异已分子、

反革命分子、流氓分子、坏分子的，可按各人具体情况加以确定，但一律不用右派

分子的名称。工人、农民中已经划了右派分子的，应当改正。由此可见，划右派仅

仅限于知识分子之内，右派问题即知识分子问题。似乎可以认为，从反右开始就有

把右派分子的问题作为整个知识分子问题的一部分通盘考虑通盘解决的意向。

八、有一种说法，说反右派斗争是“开了以言定罪的先例”[1] 。一些人就是

因为在座谈会上的发言不中听而被划成了右派分子，受到了劳动教养之类的处罚，

似乎也可以说是以言治罪吧。至于说开例，却并不是的。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难道

不就是以言治罪吗？更早，王实味的一篇《野百合花》，终于送掉了头颅。这些都

在反右派斗争之前。在《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文中，毛泽东对此作

过这样的解释：“这种人不但有言论，而且有行动，他们是有罪的，‘言者无罪’

对他们不适用。他们不但是言者，而且是行者。”当然，发言也是一种行为。这样

解释起来，言与行之间相对的区别也不承认了。右派分子也只能这样想才能够说服

自己。例如沈志远，他在自我检查中说：’“大概所谓言，只能私下说说，如果公

之为言论，影响到别人，就变成了‘行’而不仅仅是‘言’了。”[2]他认识到了：

只有讲一点对别人毫无影响的话才可以免无罪戾吧。一场斗争下来，知识分子大都

有了这样的认识。 1958年1月，宣传部长陆定一召集上海市新闻、出版、文学、电

影等单位党内负责干部座谈，有人反映：反右以来，大家缩手缩脚、谨小慎微，不

敢说话。毛泽东对这种情况表示了不满，他问：为什么知识分子不敢讲、不敢写呢？

我们人民的自由已被压死了吗？

[1] 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65页。

[2] 见徐铸成《怀念沈志远》 ， 载所著《旧闻杂忆续编》，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2年版，第152页。

没有人再提意见。

通向“大跃进”的道路打开了。

通向“文化大革命”的道路打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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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丁酉年纪事

但凄凉顾影，频悲往事，殷勤对佛，欲问前因……

辛弃疾：《沁园春》

一

1957年，我在长沙新湖南报社，在这里经历了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全过程。

在1955年的肃反运动中，我被列为斗争对象，在整整一年时间里，享受了每一

只“老虎”都享受过的一切待遇：检查交代，批判斗争，不必说了。最难受的是失

去了行动的自由，一天二十四小时，从吃饭到拉屎，都有专人看管，比起后来我在

看守所和劳改队的经历，都管得更严厉些。斗了一年，没有查出什么反革命的材料。

于是说我参加了一个“思想落后小集团”，以撤职和降一级工资结案。我很觉得委

屈，又不敢申辩，就这样心有馀悸的过了几个月。我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情进入1957

年的。

从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初，我感觉到空气似乎有了一点宽松。《文汇报》复

刊了。它连载了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其中“巨大的疯狂”一章是写苏联肃反

的，同我不久前身历的大同小异。在《争取人民民主，争取持久和平》停刊前不久

的某一期上，有文章反驳了斯大林的“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的公式。可以看出，

空气是有了一点变化。同事的脸色也不都是冷若冰霜了，有一位大约是做工会工作

的同事还要我去申请困难补助。我敬谢了她的好意，告诉她：我的《鲁迅传略》快

要出了，将要得到一笔稿费。

3月，副总编辑苏辛涛到北京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回来，兴冲冲地作了传达，

还传达了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 4月，《人

民日报》陆陆续续发表社论，宣传新方针。费孝通发表了一篇很长的文章《知识分

子的早春天气》，我也感到了一种早春的天气。

5月1日，报上刊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宣布一个反对官僚主

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开始。同以往的三反五反镇反肃反那些暴风骤

雨式的政治运动不同，《指示》提出了“和风细雨”，提出了“恰如其分的批评和

自我批评”这些原则，并且规定：“开会应该只限于人数不多的座谈会和小组会，

应该多采用同志间谈心的方式，即个别地交谈，而不要开批评大会，或者斗争大会。”

还说要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

勉”的原则。

几天之后，总编辑官健平在全社大会上作动员报告，宣布报社开始整风，号召

全体人员向报社领导提意见，反对三个主义。内容大体上就是按照中央指示说的。

动员大会之后，即分小组开会座谈，向领导提意见了。

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还规定了：“非党员愿意参加整风运动，应

该欢迎。但是必须完全出于自愿，不得强迫，并且允许随时自由退出。”我不是党

员，即根据这一规定提出不参加整风运动。我要报考大学，需要时间复习功课，准

备考试。一天晚饭后，文教部同事黎风邀我同去散步，劝我还是参加整风运动。他

说，党有决心克服三个主义，希望你提意见，帮助党整风。他还说了：你不会没有

意见吧。我说，我只对于把我列入肃反对象有意见。他说，那你就提嘛。今天我重

提往事，不过是说清楚一下事实，并不是对黎风兄有任何抱怨之处，第一，我猜想，

他是奉命来同我谈话的；第二，我同他彼此之间素无恶感 （大约这就是由他来同我

谈话的原因吧），他决没有加害于我的意思；更重要的，第三，即使没有他的劝说，

事情的结局也不会有任何不同，因为，不久国务院就发布了《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

员参加整风运动和反对资产阶级右派斗争的决定》，宣布“凡是进行整风的单位，

所有工作人员，都应当积极地参加这一运动和斗争。”取消了原先非党员自愿参加

自由退出的规定。

就这样，我就参加整风的小组会了。

那时，《人民日报》逐日详细报道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的

发言，新湖南报社的座谈会也从这些报道中受到启发，一些人学着说他们说的那些

话，例如外行领导内行之类。在这一方面，他们对官健平提出了不少批评，说他对

报纸业务一不懂二不钻，外行得很。徐铸成在《“墙”是能够拆掉的》一文中，说

《文汇报》的一位党员副总编辑“有一套本事，能够把通的文章改成不通”，这话

在新湖南报引起了共鸣，一些人说，宫健平所有的，正是这样一套本事。

我在小组会上只提了一个问题，肃反运动肃我是错了。1949年8月长沙解放，9

月我即考进了新湖南报办的新闻干部训练班，这时我还不满十八岁，中学还没有毕

业。不但是没有政治历史问题，可以说还没有政治历史。为什么要把我列为肃反运

动对象呢？在肃反运动后期，宣布处理之前不久，报社肃反五人小组找我谈话，念

了一个《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十人小组关于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解释及处理的

政策界限的暂行规定》给我听，我越听越觉得同我没有关系。这个文件中说的特务

间谍、反动党团、反动会道门、恶霸、土匪、胡风分子、托匪分子、汉奸、蒋匪军、

政、警、宪人员、敌对阶级、现行反革命破坏分子……都跟我扯不上。肃反运动一

开始，就宣布俞润泉、张志浩、朱正、钟叔河四人是一个“反革命集团”。这四个

新闻干部训练班的学员，过去并不怎么接近，现在大约是因为都要加以打击。就临

时编为一个小集团了。

有趣的是这个小集团的称号，或者说“所定的性质”，开始，反革命小集团；

批斗若干时日之后，调子稍稍有点降低：反动小集团；最后定案材料上写的，却更

加客气，只不过是思想落后小集团了。当我看到拿给我签字的这份定案材料，真是

啼笑皆非。肃了一年，并没有把我肃成反革命，这是因为十人小组的那个文件规定

了一些具体界限，现在不说我反革命了，只说是思想落后，我有什么办法证明我的

思想并不落后呢？在整风小组会上，我说：如果这是肃落后运动，我落后，肃我是

肃对了。现在是肃反运动，在定案材料上没有一条反革命的内容，肃我是肃错了。

这里简单插说一下新湖南报社的肃反运动。在1955年的肃反运动中，新湖南报

立案审查的有十余人，他们之中，像朱正、钟叔河，在政治历史上毫无问题。有些

人有问题，例如许任飞，曾任国民党军方报纸桂林《扫荡报》总编辑，后来又在重

庆《大公报》任编辑；谌震曾任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主席刘建绪的秘书，挂过上校参

议的头衔；邹今铎原为新四军，皖南事变中被俘，在上饶集中营关过。他们的这些

问题都不是在肃反中查明，而是相反，都是因为自己早已交代了这些问题才被列为

肃反对象。这十多个“老虎”被内查外调、检举坦白、批判斗争，折腾了大约一年。

其中谌震、许任飞、俞润泉三人还被宣布逮捕法办，捉到看守所关了几个月，到运

动结束时才放回报社来。我还记得，每捉去一个，就把我们这些“老虎”领到写了

这事的黑板报前面（逐个带去，每次一个），吓唬一番：你得争取时间，坦白交代，

否则下一个就是你了！如此等等。这样一年肃反运动的结果，报社并没有肃出一个

反革命分子来。这些“老虎”，包括“逮捕法办”的三个，除了自杀和病死的以外，

现在多已享受离休老干部待遇了。

肃反运动的这种情况，并不是新湖南报社一处独有的，其他单位的肃反也大同

小异。 1957年7月18日《人民日报》社论《在肃反问题上驳斥右派》中提供了几个

数字，拿来计算一下，就可以知道这种情况是必然的了。社论说，在肃反运动中，

“有一百三十多万人弄清楚了各种各样的政治问题”，这就是说，给一百三十多万

肃反对象写出了并非反革命分子的定案材料，换句话说，就是肃错了的。而在定案

材料中定为反革命分子的，社论说是“有八万一千多名”。两项相加，肃反对象共

约一百四十多万。取整数以一百四十万为分母，错案率是百分之九十四强，每一个

在运动结束时定案为反革命分子的，平均有十六个不能定案为反革命分子的肃反对

象作陪。

这里说的是全国的情况。至于新湖南报社的肃反运动弄得这样一场糊涂，还有

一个特殊情况。那就是报社肃反五人小组组长是官健平，而他，正是毛泽东所说的

那种“别有来历”的人物。当时他是报社最高领导人，我们这些在下面的编辑记者

无从知道他的底细。文化大革命开始，那时他当了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长。省委机

关造反组织“永向东”去调查了那些“走资派”的情况，一查，可就不得了。“官

健平何许人也？现已查明，他的姓名、年龄、籍贯都是假的，只有性别是真的。他

曾是追随‘反共救国团’的得力帮凶，抓过农民领袖，打杀过共产党人，后来又成

为国民党第四战区游干班特务中队长的心腹，结业后又被提升为工作队的分队长。

还在四十年代初，他在广西一个中学任训育主任时，结识了在该校当教师的地下党

员何大群。此时，他一方面秘密担任国民党湘桂铁路特别党部的监察委员，一方面

又和我地下党交往密切。日本投降后，他来到长沙，取得地下党的信任，混入了党

内，并施展种种伎俩，迷惑上级领导，当上了地下工委书记。解放后，官健平对顶

头上司阿谀奉承，青云直上，飞黄腾达。”（邓钧洪《追记〈新湖南报〉的“反右”

斗争》，载上海《新闻记者》杂志1989年第6期）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些经历，岂不

正是肃反运动应该审查处理的对象吗？可是不成。他是五人小组组长，肃反运动正

是由他主持，他当然不会把自己列入斗争对象。他需要的是转移视线，把运动搞得

轰轰烈烈，于是把那些主动交代了历史上的某些问题的人作为对象，还凑不足数字，

再找一些历史上毫无问题并且毫无疑点的人作为对象。

这些人，自己本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没有隐瞒什么问题，却被列为肃反对象，

平白无故失去一年自由，挨了多次批斗，不免有些怨气。整风运动开始，号召向领

导提意见，于是好些肃反对象就把这问题提出来，要求“给一个说法”。

小组会上，提其他意见的也不少。当时发言最积极，意见最尖锐的，是钟叔河

和李长恭二人。李是不久前才从江西钨矿工人报调来的，山东人，很豪爽，能写，

是个发稿很多的很强的记者。

这样的小组讨论延续了两三个星期吧，也就冷下来了，小组会也不再开。大家

并没有感觉到有什么异样，以为要说的话都说过了，也不必多开会了吧。现在想来，

冷下来的原因的是中共中央布置反右派斗争的内部指示已经下达，要将整风运动转

变为反右派斗争了。人事科也忙起来，晚上都加班，这倒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猜

测这是为什么。事后想来，当是为反右派斗争作准备吧。

二

6月8日一早起来，人们吃惊地在报上看到《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

过两天，又是社论《工人说话了》。大家知道，风云突变了，反右派斗争开始了。

《新湖南报》在版面上当然立刻有了反映，每天都以很大的篇幅报道省内外的反右

派斗争。至于报社内部，一时却颇为沉闷，不见动静。官健平在党支部会上作了反

右派的动员，号召共产党员起来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至于他有没有在包括党

外干部的全社大会上也作了这样的动员，我就不记得了。

新湖南报反出来的第一个右派分子是唐荫荪。大约是7月8日，黑板报的大字标

题是《向唐荫荪宣战》。当时大家都知道要反右派了，但是都没有想到第一个会是

他，很觉意外。他谦和文静，工作努力，人缘也好，以前也没有受过什么批评处分。

整风鸣放中，好些人都比他更活跃，发言比他更尖税，更刺激，这些人都还没有被

划成右派，为什么第一名右派分子是他呢？

现在想来，就不难明白了。唐荫荪当然应该是新湖南报社的第一名右派分子，

因为他是中国民主同盟的盟员。他上大学的时候，对国民党的统治不满，想找共产

党，没有找到，找到了民盟，就加入了。在他自己，以为这是冒着危险参加了革命，

没有想到几年之后这却成了他受打击的一个原因。反右派斗争的锋芒主要是针对民

盟的。毛泽东在为《人民日报》撰写的“七一”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

批判》中宣称：“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

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整个春

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这里说的“章罗同盟”即

“以章伯钧、罗隆基为主要代表的中国民主同盟”的简称，毛泽东有这样用简称的

习惯，例如他把杨得志、罗瑞卿、耿飙统率的华北野战军第二兵团简称为“杨罗耿

兵团”。党报原是不让民主党派发展组织的，但唐荫荪是解放前参加民盟，解放后

考入新闻干部训练班，到新湖南报工作，参加了青年团，却还保留了盟员身份。他

是新湖南报社唯一的民主党派成员。9月5日《新湖南报》的反右派报道说：“唐荫

荪就是民盟右派集团安放在本报的坐探。”报社的反右派斗争拿他来祭旗，就是理

所当然的了。

唐荫荪最主要的一项右派罪行，是筹办同人报。9月5日报纸上那篇报道宣布，

他、钟叔河、郑昌壬、李长恭、朱纯五人，是一个筹办同人报的小集团：“在大鸣

大放中，民盟右派集团为了与党分庭抗礼，笼络知识分子，办报的雄心勃勃。因此，

他们之间很快地结合起来，共同密谋开办同人报。”

民盟湖南省委原来是有一张对开日报的。 1949年8月5日长沙解放，7日，由民

盟湖南省委宣传部长杨伯峻任社长的《民主报》在长沙出刊，比《新湖南报》的创

刊还早了八天。《民主报》的总主笔是杜迈之，报上的专刊有王西彦主编的“新文

学”，杨荣国主编的“新知识”等等。这张报纸从创刊起，就受到政治方面和经济

方面的压力。一次因为刊登了某一稿件，受到《新湖南报》读者服务栏刊出的众多

读者投书的围攻。该报又无固定财源，向银行贷了几次款，终于无法维持，于1950

年12月11日停刊，人员星散。杨伯峻从此潜心著述，成了研究古汉语的著名学者。

一些编辑记者，如朱纯和后来也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严伯嘉等，就调到新湖南报来了。

整风鸣放初期，谭震林到了湖南。他批评了《新湖南报》，说是“死人办死报”，

还说每个省可以办两个报纸，一个党外办，唱对台戏。其实这些都不是谭本人的意

见。“死人办报”是毛泽东骂邓拓的话，表示了他对《人民日报》对鸣放报道不力

的不满。办两个报唱对台戏，是4月间中共中央上海局在杭州开会时毛泽东的插话。

谭震林的这些话传到了民盟湖南省委秘书长杜迈之的耳朵里，尽管他不知道这是转

述毛泽东说过的话，就是谭震林的意见，中央书记处书记也已经够权威了。这个信

息使杜迈之十分兴奋，于是跃跃欲试，想重新办起一张报纸来。唐荫荪是盟员，朱

纯是民主报的老人，钟叔河是朱纯的丈夫，再邀了李长恭、郑昌壬两个，这五个人

就成了“一个与民盟右派集团有密切联系” 的小集团， 他们是要办“一张湖南的

《文汇报》 ——在民盟右派集团领导下的反共、 反人民的同人报”。 （见9月5日

《新湖南报》报道）

事实上，像经济来源、社址这些至关重要的先决条件都没有涉及到，不过是有

此意愿，有些谈论，也就足够划为右派了。

对于这个小集团的最后处理，唐荫荪的处分最轻，是监督劳动，其他四人都是

劳动教养。由此也可见唐被列为小集团之首，完全是因为他的民盟盟员身份。

三

在反出这个党外右派小集团之后不久，新湖南报又反出了一个党内右派小集团。

这个小集团共二十余人，约占全社右派分子半数。其中包括邓钧洪、苏辛涛两位副

总编辑，以及傅白芦、蔡克诚、柏原、李冰封、张雨林、袁家式六位编委，此外多

是各报道部主任副主任等中层干部，业务骨干可说是一网打尽。

所以会发生这事，有一个背景，就是在1956年编委会内部有过一场“关于改进

报纸工作的争论”。事情得从1955年说起，原来主持全面工作的副总编辑邓钧洪调

任湖南省人民委员会文教办公室副主任，中共湖南省委另派官健平任新湖南报总编

辑。此人情况，前面已经说过一些。他对报纸业务懂得不多，在他的主持下，报纸

版面充斥着每年周而复始的农事活动的报道：春耕、积肥、抗旱、防汛……省委和

业务领导部门送来的那些工作指示，总结报告等等，他全都登在报上。而1956年毛

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新闻界的响应是《人民日报》改版，

《文汇报》复刊，版面都很活泼，有吸引力。对比之下，多数编委认为新湖南报不

能这样办，提出要从报纸的特点出发，要把报纸办得丰富多彩，读者才愿意看。于

是，在编委会内，以官健平和秘书长孟树德为一方，苏辛涛和其他几个编委为另一

方，就此展开了争论。

争论的情况，在1993年出版的《湖南省志·新闻出版志（报业）》中有所反映：

苏辛涛等多数编委针对官健平的做法，提出了四条主张：一、从报纸的特点出发，

以抓政治思想为重点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二、应当办得丰富多彩，充满群众的声

音；三、不能只有“天线”，而且要有“地线”，意思就是不要只看着领导机关，

也要注意群众的反映、意见和要求；四、报纸宣传固然要以党的中心工作为中心，

但同时也要抓好一般社会问题和群众生活问题的报道。这些意见，与《人民日报》

改版报告的精神是一致的。

《湖南省志》中还记述了当年争论中的一个具体的例子。

“ 1956年3月一组关于农业社包工定额的经验介绍加剧了上述两种意

见的对立。这组报道共九篇， 最突出的是3月11日《长沙县合心农业社进

行分季分级定额的作法》一文，长一万多字，登了整整一版。其中‘定额

表’占一半以上，将一百六十九项农活，按春夏秋冬四季和副业，分为一

至七级，定出工分标准，全部是繁琐的数字。 文章透露， 定额公布后，

‘社员顾虑很多：，但报纸却当作样板向全省推荐。不久，编辑部内部举

办改进报纸工作展览会，把这篇文章当作反面典型，并加了批语：‘究竟

是内部刊物，还是党报？竟用如此大的篇幅来刊登只供少数人阅看的东西！

何况在此以前已登过不少类似的了。难怪人们说它是“大地主”！’‘大

地主’一词，出自胡乔木《短些，再短些》一文，本是形容文章过长，浪

费了报纸的篇幅。有人却指责说：‘最露骨的是把合心乡的经验当作恶霸

大地主。……省委书记和农村工作部长作了广播，要在全省推广。如果我

们真的把它打倒不登，那能算是省委机关报吗？”’（湖南出版社版，第

232～233页）

胡乔木的《短些，再短些》一文曾经编印在新湖南报社的业务学习材料里，其

中“大地主”不过是形容那些占据大块版面的长文章。在争论中，孟树德就加以曲

解，说是把省委交来发表的文章看做应该打倒的恶霸地主。这就已经是反右派斗争

中大批判的先声了。

这场斗争持续了半年，双方互不相让，谁也说服不了对方。在苏辛涛等人一方，

多是老报人，有办报经验，又有《人民日报》改版报告等等文件作依据，以为道理

在自己手上。可是不论他们怎么说得头头是道，可就是无法说服官健平。原来，官

健平也是身不由己，他不过是分管报纸的省委书记处书记周惠派驻报社的代理人罢

了。周惠就是因为原来报纸没有能够按照他的意图去办，十分不满，才调开邓钧洪，

派官健平来。官健平的任务就是来改造报纸，就是要把报纸办得符合周惠的要求。

他对办报业务一窍不通，才更是执行这一任务的适当人选。在争论中，多数编委不

是提出了要从报纸的特点出发吗，作为回答，官健平说了一句警句：“省委的意图

就是报纸的特点。”假如官健平向多数编委的意见让步，同意从报纸的特点出发，

那他就是个不称职的代理人，也就不会让他留在总编辑的座位上了。有人天真地认

为，是省委偏听偏信，受了官健平的蒙蔽，不了解新湖南报的情况，希望省委能下

来听取争论双方的意见。不过也有人感觉到了，说：“省委实际上是报社争论中的

一方。”

多年之后，邓钧洪在《追记〈新湖南报〉的“反右”斗争》一文中说：

“在历时半年的争论中，这位省委领导（指周惠）大发雷霆，在与周小舟同车时，

发牢骚说：‘新湖南报的知识分子要反对我，你看怎么办？’周小舟没有表态，而

是主张把争论继续下去，并一再鼓励我们：‘真理越辩越明。’”

邓钧洪在这里透露了一个事实，即周惠同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的分歧。周小舟

是个温和的人，对反右派斗争，特别是对新湖南报社的反右派斗争，实际上是不以

为然的，《周小舟传》中对此有一点含蓄的反映：

“此时， 湖南的反右派斗争进入白热化的阶段， 到9月上半月止， 省直机关

‘千军万马反击右派，战果辉煌，捷报频传’，‘查出的右派比7月底增加二倍多，

党内右派比7月底增加四倍多’ 。对于反右扩大化的问题，周小舟虽然已有察觉，

并持保留态度，但大局已成，他也无能为力。在他非常熟悉的《新湖南报》编辑部，

由于1956年3月的一场关于办报方针问题的争论， 竟然在1957年至1958年，制造了

一个全国仅有的特大‘反党右派集团’，几乎一网打尽了勇于坚持正确办报方针和

中央及省委关于改进报纸工作决议的全体业务骨干。此时此刻，周小舟坐立不安，

进退失据。他觉得眼前的现实，和他过去聆听的毛主席的教诲是如此不相协调。难

道说，一夜之间，这些多年共事的战友就变成了蒋介石或纳吉么？他忧心如焚，难

以自解……”（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6～57页）。

纳吉在匈牙利事件中被拥戴为总理，事件平息后被处死。这里为什么提到纳吉

呢？因为周惠说：“报社的问题，匈牙利问题，是一码事。”

3月，苏辛涛到北京出席了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听了毛泽东的讲话，

还听了毛在2月底最高国务会议上关于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的录音。 在座

谈会上，毛表扬了《文汇报》，说它办得活泼，登些琴棋书画之类，他也爱看。邓

拓在会上作了发言，苏辛涛觉得，其中对经验技术的宣传甚至比他自己还要厌恶得

多。所有这些，都使他很受鼓舞。8月19日《新湖南报》的反右派报道中说：

“今年3月， 苏辛涛从北京参加中央宣传会议归来，和其他右派子一样，自以

为给他们的反动论点找到了什么‘根据’，刚一到家，就得意洋洋地对小集团的成

员及别的同志说：‘我们的问题在北京解决了。’他以‘胜利者’的姿态鼓励傅白

芦、蔡克诚等重整旗鼓，向党进攻。”

苏辛涛的兴奋并没有多久，整风运动便转变为反右派斗争。他和那些主张改进

报纸的编委，以及赞同他们意见的中层骨干，被打成一个党内右派小集团。他们的

主张被宣布为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已调离报社的邓钧洪、李冰封，都调回报社批斗，

划为右派分子。

反右派斗争一举摧毁了新湖南报编委会，省委另派了杨大治来任副总编辑，胡

开明、梁中夫来任编委。另外还从其他单位抽调了一些人员来任编辑记者，这样才

维持了报纸的连续出版。可以附带提一句：这杨大治和梁中夫到1959年又成了右倾

机主义分子。

四

除了前述两个右派小集团之外，新湖南报还划出了一批零散的右派分子。其中

谌震、邹今锋、萧湘、周艾从、张志浩等人都是1955年的肃反对象。前面已经说过，

在肃反运动中，新湖南报立案审查的有十余人，他们有些是没有政治历史问题，有

些是没有隐瞒什么问题，却受了一年的冤屈。在整风运动中，他们把这冤屈说出来，

求一个公道，于是就成了“攻击肃反运动”。而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

标准”的通知》规定，凡“攻击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的，“应划为右派分子”，

于是他们就都被划为右派分子了。在新湖南报所划的右派分子中，包括党外右派分

小集团中的钟叔河，有九人是肃反对象，中右分子中有两人是肃反对象。还有雷震

寰，在新湖南报被列为肃反对象，肃反运动后调湖南工人报，由湖南省总工会划为

右派。

我自己也是个没有集团归属的零散右派分子。也是从肃反对象这个身份顺理成

章转为右派的。 记得大约是9月14日，报社贴出了第一张骂我的大字报，标题就是

《朱正大翻肃反案》 。 接着就是批判斗争等等一整套程序， 不必细说。12月9日

《新湖南报》第三版刊出了一篇我的“罪状”，倒是颇有保存和传布的价值，现在

剪贴在下面。

《鲁迅传略》作者朱正原来是一贯反共的小丑

本报讯 今年五、六月间，本报文教部编辑朱正一反沉默的常态，在

报社内部的座谈会上和省文联所召集的座谈会上，积极发言，放出种种毒

箭。他诬蔑党所倡导的“百家争鸣”是“百犬争吠”，咒骂报社领导同志

“不学无术”、“空架子”、“官僚主义”、“瞎扯蛋”。许多忠心耿耿，

积极工作的党员，他都斥之为“专靠党员牌子吃饭”，并且反对党对国家

工作的领导。他特别欣赏右派分子杨继华所说的新社会“使人与人之间的

关系变成了赤裸裸的政治关系”，认为是代表自己说出了心里话，拿着四

处传播。

本来，他对于自己在肃反中被列为审查对象，早就怀恨在心。他曾经

不顾事实；毫无根据地诬蔑肃反运动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决定

惩办在前，搜集罪状在后”，是“罗织成罪”。整风开始以后，他更是借

此大举进攻，整天不干工作，大做翻案文章，说是“要以最多的时间和精

力来搞这件事”，对党“回敬一下”。他和肃反中受到审查的小集团的成

员钟叔河等密谋，研究如何翻案，联合向党进攻。他拿着自己写的翻案文

章，对别人说：“这是好文章，骂得淋漓痛快，一吐我心中的积怨！”可

见他恨党之深了。这还不算。他还要求把这反动翻案文章“在最近一期整

风简报上全文登出”。 当领导上拒绝他的无理要求时，他说， 要把这份

“意见书”送到街上油印铺子里去印，印好后到处散发。在写翻案文章时，

他还要挟组织，要看自己的档案材料。

除了在报社内部兴风作浪以外，他还积参加陈芜、刘样等右派分子发

起、并受到魏猛克支持的“文学社”。他们企图联络文艺界的一批恶少，

来与党所领导的文艺事业相对抗。

由于家庭出身，和阅读无政府主义者等反动著作的影响，朱正从解放

的一天起就诅咒新社会。后来，他对新社会的仇视发展到了更自觉的阶段。

1950年，他先后调到郴州群众报和原湖南工人报工作，就对两报负责人进

行造谣攻击； 8月调到湖南人民广播电台以后，拉拢一些人组织小集团，

进行反共宗派活动，企图搞垮整个广播电台党的领导。调到新湖南报工作

后，他很快地就与历史反革命分子、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党分子勾搭起

来，组成小集团，进行反共活动。1955年肃反运动中，组织上不得不又一

次对他进行了审查。

表面安静，内心仇恨，伺机而动，这就是他在肃反运动以后的情况。

这期间，他用大部分精力去“研究鲁迅”。他说：“我以后要好好写点东

西，出了名，别人要整我也就不那么容易了。”——这就是他的目标和口

号。他还不止一次地对别人说：“研究创作，最好研究鲁迅的小说，总共

只有十几篇。”意思是容易研究，也容易出名，而且，“……得一笔稿费，

比我的薪水不知多好多倍！”他就是用这种龌龊的心思来“研究鲁迅”的。

他东剽西窃而写成的《鲁迅传略》经作家出版社出版以后，他又得意

忘形起来了，恬不知耻地自吹为“研究鲁迅的专家”，“同一辈鲁迅研究

者中首屈一指的人物”。可是，实际上这个“专家”连鲁迅的著译都没有

全部读完，更不必说研究了。他所热心“研读”的只是鲁迅逝世后国内外

作家所发表的关于鲁迅的论文和回忆文字，以便从中偷窃一些东西。拆穿

来看，他只是一个抄袭者，他的“杰作”《鲁迅传略》只是一件东抄西袭，

拼拼凑凑的百衲衣。 然而，朱正却以为自己又有了反共的资本了， 便以

“鲁迅研究专家”的身份去参加陈芜、刘样等右派分子发起组织的反动文

学社，并决定拿出一千元来创办同人刊物，长期“干”下去。……但是这

个仇恨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文人”是干不下去的，他的毒爪已经被捉住

了。

这篇文章中，说我“对于自己在肃反中被列为审查对象早就怀恨在心”，是确

实的，不冤枉；我也确实应陈芜之邀去谈过搞个文学社的事。有些话，却必须加一

点注解了，例如，说我“阅读无政府主义者等反动著作”，是指巴金的著译，因为

除此之外，不但那时以前，就是直到现在，我也没有阅读过另外讲无政府主义的书，

不知道为什么不直说巴金著译， 而要说得如此含糊。 还有含糊的哩，文章里还有

“由于家庭出身”一句，什么出身呢？没有写。没有写，就留给了读者充分的想象

的余地，当然不会往产业工人、贫雇农这个方向去想象，只会往地主、恶霸、资本

家、买办这个方向去想象。我父亲看了这句话，很不舒服，说，要写家庭出身，就

写明白什么出身嘛。他是有理由觉得不舒服的，后来四清运动中，四清工作组给他

定的成份，是城市贫民。

五

当时我并不知道，事后许久才知道，新湖南报社的反右派斗，争，是全国新闻

界的第一大案。《湖南省志》说：“当时《新湖南报》编辑部包括《湖南农民报》

在内，不过一百四五十人，被打成右派的有五十四人，占当时编辑部总人数的三分

之一，且多是新闻工作骨干，其中编委八人，包括原社长邓钧洪，原副总编辑苏辛

涛等。有的同志早已调离报社，也调回批斗。株连之广，比例之大，损失之重，全

国新闻界无出其右。”（前引书，第233页）

毛泽东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所作的预算：“右派大约占百分之一、百

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新湖南报社的实际战绩超过毛的最高估计三倍多。

不论就百分比来说，还是绝对数字来说，新湖南报在当年全国各新闻单位中都居第

一位。比被毛泽东两次撰文批判的头一张右派报纸《文汇报》，比章伯钧任社长、

储安平任总编辑的《光明日报） ，比全国第一家报纸《人民日报》所划的右派分子

都要多。

1958年4月底，报社开大会，宣布对右派分子的处分。据前引邓钧洪的文章说，

“十二人被送劳动教养，十一人被监督劳动，其余均受到开除公职，开除党团籍和

撤职降级的各种处分。……不少人妻离子散，有的迫于生计，只好流落街头，靠拖

板车为生。”

我受到的是开除公职劳动教养的处分，这是对右派分子处分最重的一级，这以

上没有更重的处分了。 想到这一点，我至今都感激毛泽东的宽厚仁慈，他在7月间

的青岛会议上表示，对右派分子不采取极端政策，最多只要劳动教养就够了。假如

他决定最重的也可以判处死刑，那我早就没有命了。

《新湖南报》（包括《湖南农民报》）的54名右派分子中，最早自杀的是黄德瑜。

在一次批斗他的斗争会之后，他只穿着短裤和拖鞋出走，从此就失踪了。当时曾多

方寻找，都没有找到。文化大革命中新湖南报一些右派分子大闹翻案的时候，1979

年全面解决右派分子问题的时候，他都没有出现，必定是不在人世了。前些年黄德

瑜的儿子找到报社来，报社给他安排了一份工作。

在农村监督劳动中自杀的，有欧阳楠。

1960年，在长沙新生电机厂劳动教养的李长恭等人，一天加班到深夜，肚子饿，

想把次日的早餐换成当天的夜餐提前吃，伙房说要请示事务长，李长恭就去敲事务

长的门。结果被睡意正浓的事务长大骂一顿，饭没有吃到，却被定性为企图利用粮

食困难制造反革命暴乱，判了十二年徒刑。跟在后面也想吃餐饭的周艾从判管制三

年。李长恭在坪塘新生水泥厂服刑。文化大革命开始，他被宣布是该厂的“三家村”

成员，予以批斗，他很觉厌倦，就跳崖自杀了。

文化大革命中，新湖南报的党内右派小集团的一些人串连起来大搞翻案活动。

他们多次集会，还出了几期报纸。这些翻案者中，像柏原和刘凤翔，认为新湖南报

的反右派斗争完全弄错了，这五十四个人都应该平反。据刘凤翔告诉我，也有人认

为只有党内右派小集团一案错了，应予平反，至于党外右派小集团即同人报集团，

以及那些原是肃反对象的零散右派分子，是并没有划错的，不应平反。一些人不知

趣跑去参加他们的翻案活动，遭到拒绝。我不相信文化大革命能给人以公道，不相

信这翻案括动能够成功，因此，只采取一种旁观者的态度。钟叔河的态度也是这样。

他说，如果他们的翻案得手，在他们的平反大会上，必有一项“批斗真右派”的议

程，又要把我们牵去斗争一次了。

当年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长唐麟对反右派斗争很积极。他在1959年反对右倾机

会主义中间受到打击， 此刻成了新湖南报右派翻案的积极支持者了。 他甚至说：

“支持不支持新湖南报受迫害同志的正义行动，是拥护不拥护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试

金石。”只是他此刻的支持已不起任何作用，翻案并未得手。而且他本人也自顾不

暇，不久也就跳楼自杀了。

翻案者也付出了代价。蔡克诚被报社的造反组织“红色新闻兵”抓去，在关押

中忍受不了殴打凌辱，自杀身亡。

李均因翻案被判徒刑二十年，关了四年多才改为免予刑事处分，放了出来。我

的好友刘凤翔在1969年判徒刑十五年，到1970年4月4日就以反革命集团罪被枪决了。

到1985年他才获彻底平反昭雪，宣布恢复其党籍，恢复一切政治名誉。

此外，还有谌震、萧湘、钟叔河、蓝岗和我自己，先后被判了刑期长短不一的

徒刑。

1979年，根据中共中央发布的政策文件，当年新湖南报所划的右派分子陆续宣

布改正。包括判了死刑，判了徒刑的在内，没有一个没改正的。这些人一部分由报

社收回，一部分收回后再介绍到别的文化教育机构去，继续从事专业工作。我就到

了出版社，由编报改行为编书了。到1983年，也有几个人做了官：柏原做了中共湖

南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傅白芦做了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湖南日报社长，李冰封做了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湖南省出版局长，张式军做了中共湖南省委党校副校长，其妻

罗光裳做了湖南省妇女联合会副主任，李均做了湖南日报副总编辑，杨德嘉做了省

出版局副局长。只是年纪都老了，现已全部离职休养。

（原载《黄河》双月刊，199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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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请入历史的迷雾

《人物》是一家办得很严肃认真的杂志，我是每期必看，很得到些益处。比方

说吧，1994年第五期上赵舒先生的《叶永烈著〈胡乔木〉一书指谬》，就是一篇好

文章，不只是指出了一本书中的谬误之处，而且提醒读者注意目前出版界的一种不

良倾向，“略有一点资料就可以敷衍成一部长篇传记”。而且一望而知作者赵先生

是一位真正的历史家，从这篇字数不多的文章里可以看出他研究工夫之深。

可是，有朋友告诉我：这篇文章可惹出麻烦来了：在一张什么报上登着，被批

评者索赔一百万元呢！我听了大吃一惊。因为，当我没有零钱花了，有时也写点书

评，好弄个几十百把块钱稿费。今后可要小心，如果误触地雷，批评了招惹不起的

作者，即使倾家荡产，也凑不出一百万元的赔款呀。

叶永烈先生的书，我读得很少。为什么读得很少呢，后面再说。虽然读很少，

还是读过一篇：《拨开历史的迷雾——罗隆基传》。读过之后，我倒更糊涂一些了。

过来人回忆往事， 当能记得：“章罗同盟”这个提法，最早是出现在1957年7

月1日《人民日报》 上，出现在毛泽东撰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

判》中间：“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风

浪就是章罗同盟造起来’的”。而“章罗联盟”这个提法。最早出现在7月4日《人

民日报》报道民盟整风座谈会的消息中，是民盟秘书长胡愈之首先说出来的。查阅

当年旧报，即可知道7月1日以前，无“章罗同盟”一语。7月4日以前，无“章罗联

盟”一语。而叶先生的文章却说，“六月二十一日，罗隆基刚刚飞回祖国，到达昆

明机场”，就看到“报上用邮票那么大的黑体标题，印着：《彻底批判章罗同盟》，

《揭露章罗联盟的罪恶活动》 ”。叶先生能在6月21日以前找出一张这样的报纸来

么？下面。叶先生栩栩如生的描写的罗隆基大发脾气，说他6月21日在长途电话中，

6月22日在北京章伯钧家中， 说的那些“我什么时候跟你结成联盟？”“今后也永

远不会跟你联盟！”这些话似乎不必再加分析了。

罗隆基编过一个时期《新月》月刊，在上面发过不少文章，要谈罗隆基就不能

不提到这刊物。叶先生说：“《新月》月刊创刊于一九二八年，是中国文学史上颇

有影响的刊物。它是‘新月社’主办的”。这就真使人不好怎么说了。你要说他没

有看过《新月》月刊吗，他文章又引用了《新月》月刊的材料；你要说他看过吗，

刊物第一卷第一号第一篇第一段就说：

“我们这月刊题名新月，不是因为曾经有个什么‘新月社’，那早已

散消，也不是因为有‘新月书店’，那是单独一种营业，它和本刊的关系

只是担任印刷与发行。新月月刊是独立的。”

新月社是1923年末成立的，存在的时间不长，《新月》创刊时“早已散消”，

如何能来“主办”呢？

叶先生的文章还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张澜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

副主席，章伯钧任政务院委员、交通部部长，罗隆基任政务院委员、森林工业部部

长。”不满三行，却有三处与事实不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张澜是中央人民政

府六位副主席中的一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这个职务是1954年一届一次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之后才设立的。张澜一生都没有担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政务院

委员应该是政务院政务委员。正如现在的国务委员不能称为国务院委员一样。当年

章伯钧是安排当了政务委员兼交通部部长，罗隆基当初却并没有安排他兼部长，只

单是政务委员罢了。是到了1956年，为了安排他，才从林业部划出一部分业务，建

立森林工业部， 让他兼了部长。反右派之后，1958年2月，撤销了右派三部长（章

伯钧、章乃器、罗隆基）的职务。交通部和粮食部都任命了新部长，森林工业部却

不必再宣布新的任命，部的建制也撤销，所有业务又重新并入林业部了。

假如有一个读者，是从叶先生的这本书里才第一次接触到这一段历史，以为在

1957年6月21日以前报纸就在批判“章罗同盟” 或“章罗联盟”，以为《新月》月

刊是新月社主办的，以为张润担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之际就有一个森林工业部……那是请他进人了历史的迷雾，还是帮助他拨开了

历史的迷雾呢？

这里就要说我为什么很少读叶先生的书了。有些事情，我一看就知道他没有说

错，因为我从其他书报中得到的知识告诉我：确是像他说的一样。有些事情，例如

本篇中举的几例，我一看就知道是说错了，这也是因为我已有了这方面的准备知识。

这两种情况都不要紧。可怕的是我没有准备知识的部分，无法判别说对了还是说错

了。所以，他的这一本《沉重的一九五七》，我在看了这一篇之后，后面的几篇就

只好不看了。

稿子写了当然希望发表。不过这一回我请编辑先生从严审稿，最好请一位律师

看一下，看看叶先生是否可以索赔，并预测一下索赔金额，我好估算一下我的承受

能力。

（原载1994年12月24日《文汇读书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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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

请另举一例

《吴晗传》 作者苏双碧、 王宏志两位写的《真诚的人犯了真诚的错误》一文

（见《书屋》 1997年第3期），如实地论证了“吴晗积极参加反‘右派’斗争，并

非违心的，而是他的盲目造成的”，因为，“反‘右派’扩大化，党当时没有发觉，

吴晗更不可能发觉”。这篇文章，对于人们理解反右派斗争，扩大点说，对于理解

1949以来的中国历史；对于理解吴晗，扩大点说，对于理解自从“五四”以来中国

几代、几种倾向的知识分子的心态，都是很有启发的。

因为1957年中国发生了一场反右派斗争，从而才发生吴晗对这一场斗争的态度

问题。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场反右派斗争呢？苏王文章说：

“……中央统战部从五月八日到六月三日，邀集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

举行座谈会达十三次，国务院系统召开工商界座谈会达二十五次。两个系

统的与会发言者达一百七十多人，说明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热情之高。但

一些发言由于措词激烈， 或带有情绪， 把一些不可通用的政治术语，如

‘政治设计院’、‘党天下’，以及设立类似海德公园的自由场所等等，

用来对党和政府提意见，当然是有些偏颇的。因而，原先以为这些尖锐的

批评是姑嫂吵架，现在，却由毛泽东明确提出：‘这不是姑嫂，是敌我。’

这样就把一部分较激烈提意见的人，推向党的对立面了。五月十五日，毛

泽东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尖锐指出：……可知，毛泽东此时已经

明确要搞一场反右派斗争。”

这个说法，有一个困难。因为，在反右派斗争中受到集中批判的那些最厉害的

右派言论，都是在五月十五日以后出现的。如：

章伯钧提出“政治设计院”，是在五月二十一日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

罗隆基提出“平反委员会”，是在五月二十二日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

储安平提出“党天下”，是在六月一日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

这个座谈会以及工商界座谈会上的全部发言，都在第二天《人民日报》上详细

报道， 上述三篇发言，即分别见于5月22日、23日、6月2日的《人民日报》上。至

于海德公园一说，在这两个座谈会的报道中没有反映，假如有人说了，当不会不作

报道的吧。也许另有出处，我没有找到。

5月20日以后才出现的论点，怎么可能促使毛泽东在5月15日就定下反右派的决

心呢？用这几篇文章作例来证明这个论点，是完全不适用的，要证明这个论点，需

要举另外的例证。

（原载《出版广角》199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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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四

一个重大事件的不同记载

同一件事，可以有若干种不同的记述，对照来看，是一件颇有趣味的事情。

为纪念周恩来诞生80周年，夏衍写了一篇《巨星永放光芒》，其中有这样一段：

“总理的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这是举党皆知，举世皆知的，可是，

在路线问题上，原则问题上；他却是针锋相对、寸步不让的。有一个突出

的例子：1946年在南京，当国共谈判濒于破裂，全面内战即将爆发的关键

时刻，一个民主党派的负责人背着中共代表团，背着民主党派中的左派，

向马歇尔提出了一个极端不利于我党我军的所谓‘调处’方案。当周总理

看了这个‘民主人士’交来的文件之后，平时总是春风满面的总理，在他

浓眉下的那双锐眼发出了忿怒的光芒指着那个背信弃义的‘朋友’大声地

说：‘过去人家说你是伪君子，今天我说你是真小人！’这时，总理不仅

生气了，而且可以说是暴怒了。他说，你们爱怎么做，那是你们的自由，

但是中国共产党是不会受骗的。可是，当这个人讷讷地承认了错误，和另

一个年迈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匆忙地赶到马歇尔总部去撤回这个‘方案’时，

人们看到总理的眼眶里是带着激动的泪水的。”（《夏衍杂文随笔集》，

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716页）。

夏衍是文学家，他这段文章的目的是通过这件事显示出周恩来的性格，这个总

是和蔼可亲的人有时候也会暴怒的。应该说，要求写出人的性格来这目的是达到了

的。原原本本叙述这件事的始末不是这篇文章的任务。如果用许多字去说明这事的

原委，对于这篇文章来说，就离题远了。有历史癖的读者想要弄清楚这件事，可以

去读另外的书。

童小鹏在《追思周总理在发展革命统一战线方面的丰功伟绩》一文中也说到了

此事。他说：“当时民主党派中的一些人，以和平调解人自任，帮着蒋介石假戏真

唱，明知‘和平已经死了’，还硬要把‘死马当活马医’。民盟中的右派梁漱溟、

罗隆基等企图牺牲人民的利益，向国民党妥协退让，捞个一官半职，竟违反有重要

主张和行动要事先共同商讨的协议，提出了一个有利于国民党而不利于人民的‘折

衷方案’，送到孙科和马歇尔那里。思来同志看到这个‘方案’以后，极为愤怒，

当面痛斥了他们：现在国民党已经全面向解放区进攻，他们要以武力消灭我们，你

们还想在我们背后捅一刀子！国民党要把我们打倒在地，你们还想在我们身上踩一

脚！但是，我们共产党是什么也不怕的，最后的胜利必然是我们的！你们这样做，

倒要考虑你们自己的前途！经过一场斗争，梁漱溟等人不得不收回那个方案，从而

粉碎了国民党拉拢民主党派中的右翼分子，为其政治骗局效劳，妄图孤立我党的阴

谋。”（《怀念敬爱的周总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100～101页）

两篇文章都写了周的“暴怒”、“极为愤怒”，这是相同的。童小鹏把这事的

经过写得详细一点，但也有不如夏衍写得多些的地方，像“伪君子真小人”这话，

分量是很重的。

还有一点重要的不同。夏衍说了他们“背信弃义”，说了他们的“错误”，可

是并没有说他们是存心“帮着蒋介石假戏真唱” ， 没有说他们是想到国民党那里

“捞个一官半职”。这其实是不难明白的，如果真是向着国民党，即使发再大的脾

气也不会回头的。正是因为至少在自我感觉上是更向着这一方面，看到发脾气才感

觉事情办坏了吧。至于说捞个一官半职，如果真有此意，岂不也就捞到了吗？青年

党民社党的一些人，不论声望才具都远不及梁、罗，不都去当上了部长吗？当年国

民党确实出过交通部长或者经济部长任挑一个这样的价钱来拉过罗隆基的，罗并不

必自己设法去捞。

夏衍的文章是写得更客观一些。对于童小鹏的这一篇也不必深责。他吃亏是写

得早一年，那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举行，还没有清算“以阶级斗争为纲”，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些提法，还没有着手解决历史遗留问题，那时，对

民主党派，对民主同盟，对梁漱溟、罗隆基，就还是这样一种提法。这个例子也告

诉读者们：读书最好注意一下那书是何时写的，再想一想那时是怎样的政治气候，

想一想那时作者只能怎样写和不能怎样写，这样想就比较能够准确把握书中的内容。

童小鹏文章提到了梁漱溟罗隆基二人。正好这两位当事人都留下了有关的记载，

梁在《过去和谈中我负疚之一事》一文中说：

“这天清早同人集会于交通银行之前，忽得一消息说，政府对共党决

取断然处置；国大制宪行宪合并举行；十月初旬在沪频与民盟中共洽谈之

某院长（孙科），已内定出任副总统。本来21日蒋飞台湾，25日国军下安

东，国人早有政府和谈是骗局之感。至此消息传来，大家心理更动摇了。

我处在这种环境中，亦随着众人失去定力（有时我更急躁）。大家都说今

天这方案定稿后，即为最后定案，各人签名之后即行送出，接受不接受，

随他们；我们不管了。我亦不曾有何异议。——大约即有异议，亦无人理

睬。当下共清缮三份：一份给政府，一份给中共，一份给马特使。政府一

份推定张君劢、左舜生、缪云台三位送去。中共一份则推莫德惠、李璜及

我三人送去。我奉命而行，对于方案究竟是否妥当，送去的后果如何，似

皆未考虑。

“我同莫、李二位到梅园晤周，以文件交他。声明这是最后之折衷方

案，并由我分条加以讲解。第二条刚提说两句，周面色骤异，以手阻我，

说：不用再往下讲了！我的心都碎了！怎么国民党压迫我们不算，你们第

三方面亦一同压迫我们？今天和平破裂，即先对你们破裂。十年交情从此

算完。今天你们就是我的敌人！态度愤激，泪落声嘶。我茫然不知所措，

只有两眼望着他。他更诘问我：25日晚约好，彼此有所决定，事先互相关

照，今何失信？我顿忆前事，自觉理短，更无话可说。在我正不得主意之

时，幸莫、李二位提醒，赶紧把文件从各方收回再说。我愁着全体同人签

名之件，两三个人岂有权收回？又幸李先生表示青年党方面由他负责。我

这才跑出把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三位均寻来梅园商量。大家齐声说：

收回！收回！莫李黄罗四位急急奔向孙科公馆，居然取回了原件。马歇尔

那一件，他还没有拆，亦取回。各件均请周过目，说明作废，周先生方才

收泪息怒。我亦才如释重负，感谢李幼椿（璜）不已。这富于剧情之一幕，

在梅园新村客厅内外都挤满了人，人人都看见了。”（梁漱溟《忆往谈旧

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39～240页）

夏衍和童小鹏那时想必就在梅园新村客厅内外挤满的人群之中，目睹了这一件

事的吧。

梁漱溟在这里写的，都是他本人在场的情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所编《周恩

来传》 写到此事（第657页），就是引据梁的这段文字，在文献研究室看来，它说

得实在，同事实无大出入吧。

梁还在他的其他著作中说过这事，谈到赴孙科处收回文件的情形。我们知道，

去孙处办这事是莫德惠、李璜、黄炎培、罗隆基四人，梁没有去，他写，只能写事

后听说的情况，还不如看看罗隆基的记述，是第一手材料。

罗隆基的《从参加旧政协到参加南京和谈的一些回忆》一文十分详尽地写下了

此事的始末和背景，用了五千多字。下面只摘录其中讲述收回文件的段落：

“主客寒喧几句以后，孙科就面带喜容，向我们夸赞提案的公正不偏，

细密周到，并且说‘国民党方面刚才开会，已决定接受了，蒋主席亦在电

话中同意了’。黄炎培代表马上用从容而严肃的口气说：‘好是很好，可

惜我们做事不细心，还抄漏了一条呢。’孙科马上问：、“漏了什么样一

条？很重要吗？’黄说：‘重要，要紧极了！’李璜忙插嘴说：‘有了那

一条还更周到呢！’孙科又问：‘是什么样的一条？”黄就说：‘请你拿

文件来，我可以告诉你遗漏了什么条文。’孙科就从衣袋中把文件拿出来

交给黄炎培委员。 黄接了过来， 打开文件，用手指着，口中不断地说着

‘喏、喏、喏……，。黄正在‘喏’不出下文来的时候，孙科见他有为难

的样子，就说：‘你记不清楚了，就另外抄一条送来好了！’我马上从黄

手中抢过文件来说：‘我记得，你给我，我来说。’我把文件拿到手后，

立即将文件插进西装袋里，并且说：‘这种正式文件怎能补抄一条呢，还

是赶快回家另外誊写一份正式的送来吧！’文件到了手，于是黄、李、莫

三人齐声说：‘对，对，对，还是重抄一份的好！’孙科亦搞得莫名其妙

了，只是一再问：‘要重抄吗？要重抄吗？’说时迟，那时快，我们四人

已经一齐站起来向孙科告辞了。我们离开孙宅后，就直奔梅园，反原函送

交周思来代表看了，安他的心。我立即离开梅园乘车跑到马歇尔寓所。这

时马歇尔尚未回来。我从他的秘书那里取得了原封未开的文件，又回到了

梅园送给周恩来代表看了。这个收回文件的事，总算是大功告成了。在梅

园客厅里的人也大家都转闷为笑了。 （《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辑第270

页，第273～274页）

周恩来发怒的一幕，罗不在场，他没有写；孙科寓所的一幕，梁不在场，他写

不好。把梁罗二人的记述合起来看，就可清楚此事的全貌了。

童小鹏文章将梁罗并提。粱漱溟是这个方案的倡议者和主要执笔者，祸是他闯

下的。罗隆基不过是十一个签名者中之一人，不是倡议者，又不是执笔者，他的过

失与责任，恐伯不能说比另外十人中的谁更多些。在挽回事态这方面说，马歇尔处

的那一份，是他独自取回的，取回孙科处的那一份，他也出了些力。比较起来，夏

衍更会写文章，他只是在材料的剪裁取舍方面显露其倾向性，而小心避免越过事实

这条界线。

（原载《同舟共进》199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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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本书是1993年花了整整一年时间写的。这以后的几年里，我又陆续把在书报

中遇到的有关材料随手增补进去。1996年有几位中共党史方面的专家教授看了这部

稿子，即根据他们的意见作了一次修改，将他们指出欠妥之处悉数删除。几经周折，

现在算是得到出版的机会，于是将近年所写几篇有关这一公案的文章附于卷末，供

读者参看。

写作此书，我与其说像个著作家，不如说更像一个节目主持人。我把当年这些

人物，不论被认为左派还是右派的，都一个一个请来，让他们走到前台，各自说各

自的话。希望这样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再现当年的场景。

在本书将要出版之际，我应该感谢许多朋友的帮助。从开始构思、收集资料、

动手写作、直到联系出版者，每一个环节都是朋友在帮忙。如果没有朋友们的帮助，

也就不会有这本书了。我将永远铭记他们的友情。

我设想现在印出的只是个征求意见本，希望读者给我指出书中的错误和缺点。

我想在数年之后能够有一个补充修订的机会，把一些现在未能用上的材料补进去。

1998年3月7日，朱正于北京旅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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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

作者：朱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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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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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多事之秋

二 不平常的春天

三 整风半月

四 事情正在起变化

五 让他们走到顶点

六 这是为什么

七 “章罗同盟”

八 章乃器与工商界的反右派斗争

九 肃反与反右派斗争

十 教育界的反右派斗争

十一 《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

十二 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

十三 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

十四 斗争百景

十五 一次伟大胜利的大会

十六 战场既在党外，又在党内

十七 不采取极端的政策

十八 余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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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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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附录二

附录三

附录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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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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