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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 一、中苏之间早期的军事合作（1）

- 一、中苏之间早期的军事合作（2）

- 一、中苏之间早期的军事合作（3）

- 二、苏联向中国提供军火（1）

- 二、苏联向中国提供军火（2）

- 二、苏联向中国提供军火（3）

- 二、苏联向中国提供军火（4）

- 二、苏联向中国提供军火（5）

- 二、苏联向中国提供军火（6）

- 二、苏联向中国提供军火（7）

- 二、苏联向中国提供军火（8）

- 二、苏联向中国提供军火（9）

- 三、苏联向中国提供军事技术（1）

- 三、苏联向中国提供军事技术（2）

- 三、苏联向中国提供军事技术（3）

- 三、苏联向中国提供军事技术（4）

- 三、苏联向中国提供军事技术（5）

- 三、苏联向中国提供军事技术（6）

- 三、苏联向中国提供军事技术（7）

- 三、苏联向中国提供军事技术（8）

- 三、苏联向中国提供军事技术（9）

- 三、苏联向中国提供军事技术（10）

- 三、苏联向中国提供军事技术（11）

- 三、苏联向中国提供军事技术（12）

- 三、苏联向中国提供军事技术（13）

- 三、苏联向中国提供军事技术（14）

- 三、苏联向中国提供军事技术（15）

- 四、军队建设以我为主、以苏为鉴（1）

- 四、军队建设以我为主、以苏为鉴（2）

- 四、军队建设以我为主、以苏为鉴（3）

- 四、军队建设以我为主、以苏为鉴（4）

- 四、军队建设以我为主、以苏为鉴（5）

- 四、军队建设以我为主、以苏为鉴（6）

一、中苏之间早期的军事合作（1）

50年代初期，就采取共同的军事行动而言，中苏之间有三次大的军事合作：第一次是在新疆，第二次是在华东，第三次是在朝鲜。尽管中苏同盟条约是1950年签订的，但双方的接触，早在1949年初便已经开始了。那时，斯大林派他们的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秘密访问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迈出了与中共结成同盟的第一步。几个月后，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访问莫斯科，这也表明了中共方面向社会主义阵营和苏联“一边倒”的意愿。就是在这次中苏领导人的会谈中，斯大林提出了帮助中共军队向新疆开进，迅速解放大西北的建议。新疆地处中国的西部边陲，地域辽阔。兰州到乌鲁木齐(旧称迪化)有1 961公里；酒泉（旧称肃州）到乌鲁木齐1 253公里，到哈密591公里，到喀什2 547公里。新疆离内地远，人烟稀少，地方势力很容易拉山头，拥兵自重，闹武装割据。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上，中央政府为消除分裂局面而向新疆进军，先是在清代。1863—1865年，陕西、甘肃和新疆相继发生暴动和叛乱，不久俄国军队也乘机侵占伊犁。1867年钦差大臣、陕甘总督左宗棠率湘军10多万人开始征战，到1873年10月攻占肃州，随后就开始着手准备进军新疆。1876年，清军约7万人向新疆进发，追剿叛军。到1878年1月，收复了除伊犁外的整个新疆，消灭了阿古柏叛军。这以后，清王朝在新疆建立行省，湘军统领刘锦棠出任第一任新疆巡抚。再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辛亥革命以后，新疆长期处于中央政府的实际控制之外，军阀割据，内乱不断。正是在这种背景下，20世纪30年代中期，苏联通过全面援助和支持盛世才政权，排除以往英国、日本在新疆的影响，把新疆纳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当时国际形势很紧张，世界大战一触即发，苏联处在日、德反共同盟势力的东西夹击之中，迫切需要中国拖住日本，稳定东方战线。所以，尽管盛世才有心使新疆脱离中央政府，投靠苏联，斯大林却还没有要承认一个独立的新疆政权的意思，怕这样会刺激中国。而中国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也十分需要得到苏联的援助和支持，不愿为一个鞭长莫及的地方与苏联形成对抗。于是，保持新疆的相对独立，就成为斯大林和蒋介石都可以接受的现状了。不久，苏德战争爆发，在苏联一开始作战失利的情况下，盛世才见风使舵，转而投靠蒋介石，并且采取种种措施迫使苏联的军事和经济势力全部撤出了新疆。1942年底蒋介石很是自豪地宣称：新疆归顺中央，是“国民政府自成立以来最大之成功”。第二年，国民党军队以两个军和一个骑兵军共7万余人，历时两年半和平进驻新疆。1944年9月，蒋介石把盛世才调到重庆，由吴忠信主掌新疆。1949年上半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向国民党统治区大举进攻，但是在毛泽东进军全国的棋盘上，新疆还没有列入战略进攻的主要方向。1949年5月23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在关于各野战军进军部署的电报中指示，年底以前占领兰州、宁夏和青海，1950年春“开始经营新疆”。6月26日，毛泽东又致电指挥西北作战的彭德怀说，如果进展顺利的话，可以在“明年春季或夏季占领新疆”。7月10日至14日，第一野战军在扶眉战役中歼灭敌军4个军43 000多人后，胡宗南系统残部退入陕西汉中地区，下一步攻歼对象是青海、宁夏的马步芳、马鸿奎匪徒。 这时，刘少奇正在莫斯科访问，斯大林对这样的安排很不放心。

一、中苏之间早期的军事合作（2）

根据中共中央代表团政治秘书邓力群的回忆，斯大林当时说，英、美，特别是美国，在策划搞“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对美国势力渗透新疆的担心，使得苏联迫切地要求中共及早进军新疆。由于苏联战后注意发展在新疆的势力，策动和支持了“三区革命”，所以在新疆，特别是北疆，很有影响。考虑到苏联将会在外蒙古独立和东北长春铁路及旅顺基地等问题上与未来的新中国发生利益冲突，斯大林设想在新疆问题上先帮助中共，通过这个来换取将来中共在蒙古和东北问题上的让步。根据现在看到的俄国档案文献的记载，在6月27日这天夜间，也就是刘少奇到达莫斯科后中苏两党举行的第一次会谈中，斯大林就提出，“不应当拖延占领新疆的时间。因为拖延会引起英国人对新疆事务的干涉”。斯大林认为中共过高估计了马步芳的骑兵部队，表示愿意提供40架歼击机，帮助中共军队迅速入疆。毛泽东非常重视斯大林的建议，立即要刘少奇告诉斯大林，中共同意尽快进疆，并且希望刘少奇在莫斯科具体解决苏联提供空军援助和空运部队的问题。这以后，毛泽东在7月23日给彭德怀发去电报说，苏联“极盼早占新疆，彼可给以种种援助，包括几十架飞机助战”，建议彭德怀“冬季即占领迪化，不必等到明春”。接着，毛泽东又致电斯大林说，中共“同意派邓力群去新疆，其任务是在那里建立和北平的无线电联络”，还通告说，如果战事进展顺利，今冬就有可能占领迪化，为此，正在考虑步行进军新疆的问题。8月4日，毛泽东又进一步通知刘少奇和王稼祥说：“8月底或9月初可能占领兰州，那时即可准备进取新疆”。这样一来，进疆的任务就迅速提前了，可是中共当时对新疆的具体情况却是一无所知。从后来邓力群的回忆和“力群电台”发出的电报看，为了让中共力量尽早占领新疆，苏联的确做了许多工作，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作为中共中央联络员，邓力群先后在联共（布）中央联络部和苏联驻伊犁领事馆人员的陪同下，于8月14日秘密到达伊宁。这以前，驻伊宁的苏联顾问团已全部撤回国内了，苏联驻伊宁的领事阿里斯托夫接待了邓力群一行，并安排他们和三区少数民族领导人进行了会晤，这些领导人表示“将尽一切力量”帮助邓力群完成任务。阿里斯托夫也表示“愿以同志关系”和邓“经常往来互相交换意见”。当时，在解放军节节胜利的形势下，驻新疆的国民党军队领导人中有主张接受中共主张的和平派，也有主张奉命坚决抵抗的反共主战派。虽然早在1949年4月张治中等国民党和谈代表决定留在北平的时候，毛泽东就考虑要“用和平方法解决西北问题”了，但是那个时候中共既不了解三区的具体情况，又与新疆当局没有任何接触。倒是苏联方面在7月底8月初，通过与国民党新疆军政首脑陶峙岳、包尔汉的接触，了解到新疆当局有举行和平起义的意愿。8月中旬，苏联驻迪化总领事萨维列也夫对陶峙岳等人表态说：中国将于9月组成新政府，苏联即将予以承认，希望新疆方面及时主动转变，“局势已进入必须转变的阶段，不能有所犹豫了”。这确实对促进新疆的和平起义产生了作用。8月26日兰州的解放，迫使新疆军政首脑下决心举行和平起义。经过与新疆当局的联系，9月2日苏联副总领事叶谢也夫亲自去伊宁，并且连续两次会见邓力群。叶谢也夫说，和平解放新疆的形势已经完全成熟，苏联保证国民党方面将会无条件接受中共的和平条款，希望中共方面抓住时机，果断行事，立即设法开始谈判。叶谢也夫还几次建议邓力群尽快赶到迪化，直接同新疆当局接触，并表示由苏联方面负责从中斡旋，同时保证中共代表的绝对安全。经过与叶谢也夫商议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后，邓力群在9月15日秘密到达迪化，在苏联领事的大力协助下，与陶峙岳、包尔汉进行了正式谈判。不久，新疆国民党当局便通电宣布起义。

一、中苏之间早期的军事合作（3）

在这种背景下，中共军队如果能够迅速进抵新疆，对于稳定西北局势、形成统一全国的局面，无疑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但是兰州距乌鲁木齐差不多快两千公里远，而西北野战军缺少必要的交通工具，加上就要进入严冬了，一旦风雪刮起来，会给部队行军造成极大的困难。尽管毛泽东答应说从华北、华东军区抽调3个汽车团（536辆汽车）给西北野战军，但这还需要时间，而且也不够用。所以，只有寄希望于苏联的帮助了。9月26日，毛泽东电告彭德怀说，关于入新疆部队，除车运、步行外，正同苏方交涉，用30~50架飞机空运。经过商定，斯大林决定派运输机运送西北野战军指战员入疆，具体办法是：部队先向酒泉进发，同时由中方出钱租用的苏联航空公司飞机45架飞往酒泉机场，实行空运。苏联派来的飞机是里2型，这种活塞式运输机最大时速325公里，巡航时速240公里，最大航程2 650公里，升限6 400米，载重7.65吨，载客20～30人，非常实用。第一批进疆部队是王震司令员所辖的第1兵团第2军和第6军共7万人。除车运和步行外，空运的是第6军军直机关和下属第17师（炮兵除外），自1949年11月4日开始空运，共运1 033架次，官兵12 446人，武器装备12 5734吨。其中从酒泉运抵哈密2 908人，从哈密运抵迪化9 538人（即乘车抵达哈密的先头部队）。再加上从10月开始车运的部队，在年底前，中共的主力部队已进抵新疆各主要城市。到1950年3月，后续步行部队全部进驻新疆，也就是说在半年内7万人全部入疆。这次空运在中国军队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中苏军事关系史上也是唯一的。只是中国为此付给苏方的运费款额是多少尚不得而知。

二、苏联向中国提供军火（1）

20世纪50年代，苏联大规模向中国赠予或出售军火，这其中包括各种步兵武器、火炮、坦克、飞机、军舰及其他装备。苏联提供的这些武器装备，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完成从以步兵为主的单一陆军走向诸军兵种合成的现代化转型来说，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时，解放军正继续向大西北、大西南以及华南进军，到1950年5月1日解放了海南岛，大陆除西藏外全部解放。这时的解放军已达到550万人，其中步兵师大约有200个。因为有一些部队留在新解放区，建立了省军区和军分区，还有不少国民党起义部队正在改编过程中，所以这一时期步兵的军、师编制不断变化。不过，总体而言，步兵编制比较齐整，但兵种构成单一，特种部队很少。全军有4个炮兵师，包括军属和师属炮团在内，共有77个炮兵团，装备有60毫米迫击炮以上口径各种火炮2万～3万门。装甲兵有2个战车师，及2个战车团，装备计有美、日式坦克312辆，水陆坦克242辆。工兵总计9个团。空军原有接收、缴获和起义的国民党军队飞机113架。另外东北还有一所从1946年3月开办的航校，使用的是日式教练机。海军于1949年4月23日在江苏省泰州白马庙创立，先成立的是华东军区海军舰队，拥有起义、俘获的国民党舰只，征用的商轮，改装的渔轮，打捞的沉舰，以及从香港购买的超龄舰艇等，累计223艘，总排水量仅有92 050吨，型制混乱复杂，有来自美、英、日、德、法、加、荷、澳等国的舰船，甚至还有辛亥革命前清朝海军烧煤的“楚”字号军舰、“永绩”号炮舰。舰艇主、辅机多达355种，机器磨损严重，而且没有配件。舰上火炮30多种，炮弹无后续供应。这以后，在国民党飞机的轰炸中，还损失了很多舰船，仅原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起义的9艘军舰就有6艘被炸沉，1艘遭重创，“重庆”号巡洋舰、“长治”号护卫舰等先后被炸自沉。这些陈旧的杂牌舰艇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近海作战中勉强可以执行任务，例如在攻占一江山岛时，就发挥了很大作用，但也仅此而已，它们最主要的功能还是用在海军官兵的训练上。当时的部队装备可以用一句流行的话来形容，就是“小米加步枪”。与日本兵和国民党军队作战，中共军队发扬了“小米加步枪”的精神，以劣势装备打败了优势装备的敌人，是值得骄傲的。在新的冷战格局下的国际环境中，中共刚刚执掌政权，又赶上朝鲜战争，中国军队直接面对美国这样具有高科技武器装备的敌对势力，虽然还需要发扬以劣势打优势的战略部署和英勇作风，但是仅仅依靠“小米加步枪”的装备显然是不行了。这时，能够向中国提供先进武器装备的只有苏联。正是依靠苏联提供的大量武器装备，中国军队不仅应付了朝鲜战争，而且对整个部队进行了现代化装备改造。

二、苏联向中国提供军火（2）

1.陆军武器装备新中国要求苏联大规模供应武器是在准备出兵朝鲜之际，但因事情曲折，真正提交武器装备清单却是在赴朝作战以后。1950年10月2日，毛泽东起草了一封给斯大林的电报，其中说到中国同意出兵朝鲜，并开列了所需武器弹药的清单。因当时中共中央领导内部意见不合，还要再讨论出兵问题，这封电报没有发出。后来周恩来赴莫斯科与斯大林商谈出兵事宜不顺利，虽然苏联答应以贷款方式提供武器，但因在苏联空军出动问题上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周恩来中途赶回北京商议决策，也没有提交所需武器弹药的清单。从现在看到的历史文献，中国首次向苏联提交所需武器弹药清单是在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结束之时。1950年11月7日，毛泽东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说：“由于人民解放军陆军的武器装备主要是从敌人手里缴获来的战利品，因此造成步兵武器口径种类繁多的情况。这一状况给弹药生产，特别是步枪和机枪子弹生产带来很大困难，此外我们的工厂目前所能提供的这种子弹为数甚少。志愿军部队直接参加朝鲜军事行动的有12个军，计36个师，但仅有6个步枪和机枪弹药基数。今后，随着军事行动的发展，我们在保障军队弹药方面势必出现很大困难。如果军工生产方面不出现变化，那么，改换装备工作可能要到1951年下半年方能开始。为克服目前困难，我请求您研究一下关于在1951年1月和2月这一时期给36个师供应步兵武器装备的问题。”毛泽东提出的具体要求是：苏式步枪14万支，步枪子弹5 800万发；苏式自动枪26 000支，自动枪子弹8 000万发；苏式轻机枪7 000挺，轻机枪子弹3 700万发；苏式重机枪2 000挺，重机枪子弹2 000万发；飞行员用手枪1 000支，飞行员用手枪子弹10万发；梯恩梯炸药1 000吨。对于这36个师的步兵轻武器，11月9日，斯大林回电表示同意，说1951年1—2月可如数运到中国。这批武器的到货数量与中方要求的完全一致，具体型制为：1891/30式水连珠步枪；1938/44式骑枪；1927式ДП轻机枪（圆形弹仓，即转盘机枪）；1927/44式ДПМ轻机枪（长方弧形弹仓，位于枪身下方）；1943式郭留诺夫СГ43重机枪；1941式ППШ木柄冲锋枪；1943式ППС铁柄冲锋枪；ТТ30/303式手枪。

二、苏联向中国提供军火（3）

利用这批武器，我们在朝鲜的志愿军有34个师更换了装备，另2个师的武器作为补充消耗和分给军校、军区用作训练。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这36个师的轻武器，基本上都是苏联在二战期间甚至战前研制的武器，是苏军退役淘汰的装备，而当时苏军现役装备的一些新式武器，如СКС45半自动步枪、АК47突击步枪（冲锋枪）、РПД44班用轻机枪、РП46连用轻机枪、СГМ重机枪，都不肯卖给中国，甚至在后来提供的60个师的装备中，还搭配上了324挺1910年式水冷马克沁重机枪。从这些武器的型制上就可以判断，当时苏军陆军师的装备领先于中国部队10年左右。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的发展，特别是志愿军第二番部队大规模入朝，中国军队急需大量武器装备。1951年5月25日，第五次战役后期，毛泽东派总参谋长徐向前率代表团赴莫斯科与苏联政府谈判购买60个师的苏联武器装备问题。谈判从6月上旬开始，一直持续到10月中旬。开始双方达成协议，根据苏联的生产和运输能力，在3年内完成60个师装备的供应，而在1951年完成10个师的供应。9月，斯大林又提出，除1951年已经提供的4个师的装备外，原计划的其余6个师的装备和物资要推迟半年，我们表示接受。最后到1952年4月双方确定，当年供应16个师的装备，其余40个师的装备分两年到1954年底供应完毕。这60个陆军师的武器装备，是按照苏联的编制配备的：每个师（14 963人）有3个步兵团、1个炮兵团、1个坦克自行火炮团、1个独立高炮营、1个独立五七反坦克炮营。炮团装备有122毫米榴弹炮、76.2毫米野炮、120毫米迫击炮各1个营（12门），坦克自行火炮团装备Т34坦克24辆、76毫米自行火炮16辆，独立高炮营装备37毫米高射炮12门，独立反坦克炮营装备57毫米反坦克炮12门。全师步兵武器13 938件，炮303门，汽车261辆，特种车84辆，马车517辆，马1 136匹。 在60个师的武器装备中，我们无偿赠送给朝鲜人民军3个师的装备，另1个师的装备拆散给各军事院校作训练用，实际装备了56个师。但即使这些装备了苏联武器的部队也多是在国内驻防，真正到朝鲜前线作战的仅有3个师。主要原因，一是装备时间晚了，部队全部换装后战争已经接近尾声，二是苏军的装备不适合朝鲜的山地作战，例如，坦克团就不需要每个师都装备。20世纪50年代前期，中国共有106个陆军师，除56个师按苏军编制装备外，另外50个师都是用国产仿苏武器换装的，这些部队都部署在淮河以南，因那里水网稻田地多，山地多，完全按苏军装备没必要。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后，为装备、培训中国的坦克装甲兵，根据中苏协议，苏军10个坦克自行火炮团1950年11月来华，由中国组织10个团的机构，对口接收装备和接受训练。这些装备有Т34中型坦克300辆、ИС2重型坦克60辆、ИСУ122自行火炮40辆。中国用它们组建了3个坦克师（每师2个团，再配以摩托步兵团、炮兵团）、3个独立坦克团，以及基地训练团。苏军根据二战的经验，炮兵的装备配备中，地面制压炮兵（山炮、野炮、榴弹炮、迫击炮）、野战高射炮兵和反坦克炮兵的比例为6∶2∶2。志愿军出国作战时，作为统帅部的战略预备炮兵只有地面炮兵（或者叫突破炮兵），没有高射炮兵和反坦克炮兵，而且装备也很落后。如炮1师、炮2师、炮8师，配备的都是杂牌美日式野战榴弹炮。后来用苏式火炮改进了装备，如炮7师、炮3师入朝时，装备了苏式122毫米榴弹炮、152毫米榴弹炮，加强了地面炮兵的攻击力。此外，也增加了高射炮兵和反坦克炮兵。如装备了苏式五七反坦克炮的炮31师、炮33师后来也曾入朝作战。但苏联提供的反坦克炮制式落后，都是苏军淘汰品，这种炮需要用骡马牵引，行进起来长度达17米，在前线作战行动不便，特别是在山地行军和近距离打坦克，还不如国产五七无坐力炮。

二、苏联向中国提供军火（4）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还用苏联37毫米高射炮编组了101个独立高射炮营，其中53个营入朝，另40个营编入城防高射炮师、团，4个营编入坦克师，4个营编入海军基地。5个野战高炮师、1个城防高炮师均入朝作战（野战高射炮师和城防高射炮师用苏联85毫米高射炮装备了24个营，用76.2毫米高射炮装备了14个营）。另外，炮21师、炮22师（共9个团）装备的是苏БМВ132毫米火箭炮（即喀秋莎），在朝鲜战场作战中也取得了一定战果。这种火箭炮在汽车上有16个滑轨发射器，火力大，机动性强，但发射时尾部喷火，目标大，由于志愿军没有空军掩护，所以发射后需要立即转移阵地，隐蔽起来；又因为射程仅8公里，射弹散布面大，只能用来打地面集团目标，而这种目标较少，所以在实际使用中受到限制。中国军队在1950年代用苏联火炮装备了榴弹炮兵师14个、反坦克炮兵师2个、火箭炮兵师2个、野战高射炮兵师5个，共87个团。此外，还有城防高射炮兵师3个、高射炮团33个、探照灯团4个、雷达团1个、独立雷达营8个。工兵方面，用苏联的工程器材、舟桥装备了28个工兵团，其中入朝工兵团13个。铁道兵方面，入朝的铁道兵10个师，加上铁路员工共15万多人。铁路工程器材基本上购自苏联。通信器材和防化器材也是向苏联购进的，用于全军各通信分队和防化分队。苏联出售给中国的陆军武器，在1954年以前，几乎都是苏军的淘汰退役品。1954年苏联领导人更换后，对华政策有所改变，开始向中国提供苏军现役装备中的枪炮等武器。到1960年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就不再向中国出售陆军武器了。有关这些武器的情况如下：1891/30式水连珠步枪，已在二战中被淘汰，苏联士兵多使用1938/44式骑枪。两者性能一致。骑枪枪管略短，射弹散布面较大，1944式骑枪增加了折叠式刺刀。这种步骑枪机件简单牢靠，用1908年的枪弹，浸澈力（也称穿透力）大，射程远，虽然有效射程定为400米，但在2000～3000米内仍有杀伤力。二战后，苏军改用СКС45式半自动步枪，使用1943年的中间式枪弹，比1908年式的枪弹轻巧。1908年枪弹重22.88克，外壳长54毫米，药量3.3克，弹丸重9.6克；1943年式枪弹重16.4克，外壳长39毫米，药量1.6克，弹丸重7.9克，口径均为7.62毫米。水连珠步枪中国很早就有了，大概在1904年日俄战争后即散落在中国民间，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又被大量购入。俄国十月革命后，在其内战期间，部分白军败逃到中国，曾被奉军收编，参加中国军阀混战，水连珠步枪大量流入东北和华北。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10月初，八路军在山东的第四游击支队在淄川的一个排就曾用水连珠步枪集中射击，击落过日军的一架轰炸机。该机从济南起飞轰炸九江，返航时被击落，飞行员被俘，送到延安后参加了反战同盟。指挥打下日机的武中奇，今在济南干休所休养。在朝鲜战场，1951年11月12日夜，担任公路防空哨的公安师一个副班长在黄海北道东村里公路上放哨时，用苏制1891/30式水连珠步枪发射4发子弹，击落了美国空军的一架B-26夜航轰炸机。后来，苏联将1891/30式步枪、1938/44式骑枪图纸转让给中国，1953年中国仿制，定名五三式步枪。1954年苏联将СКС45式半自动步枪图纸转让给中国，1956年中国仿制出来，称为五六式半自动步枪。50年代后期，1891/30式、1938/44式和国产五三式步骑枪逐步退役，改为民兵武器，用以除山害，保护农田作物。打野猪，用五三式步枪，命中一发，野猪难以逃走，如用五六式步枪命中一发，野猪可能逃走。

二、苏联向中国提供军火（5）

1927式ДП轻机枪（即通常说的转盘机枪）在抗日战争中曾卖给中国，八路军从国民党政府那里得到一些。但国民党军队是用仿制的捷克ZB26式轻机枪，简称捷克式，性能优于苏ДП式，用7.9毫米步枪弹。1944年苏联将ДП式改进为ДПМ式，弹仓移到枪身下面。图纸转让给中国后，中国仿制出来称为五三式机枪。但苏军战后改用РПД班用轻机枪和РП46式连用轻机枪。1955年1月，苏联方面把РПД班用轻机枪图纸转让给中国，中国1956年仿制出来，称为五六式机枪。1957年，苏方又向中国转让РП46式连用轻机枪图纸，中国1958年仿制出来，称为五八式机枪。苏军二战中仍使用1910年式水冷马克沁重机枪，1943年研制出СГ43郭留诺夫重机枪，可迅速更换枪管，不用水冷却。苏联供应给中国的60个师的装备中，重机枪除СГ43式外，还搭配了324挺1910年式马克沁重机枪。二战后苏军淘汰了СГ43式重机枪，改用改进型的СГМ型。СГ43式重机枪图纸转让给中国后，中国于1953年仿制出来，称为五三式重机枪。СГМ型重机枪图纸于1956年转让给中国，中国1957年仿制出来，称为五七式重机枪。在志愿军入朝后，中国兵工厂技术人员依靠苏联1941式ППШ木柄冲锋枪实物，测绘出图纸，1950年10月仿制出来，12月毛泽东批准生产，定名为五○式冲锋枪，生产了3.6万支，枪弹720万发。苏联1943式ППС铁柄冲锋枪图纸转让给中国后，中国于1954年仿制出来，称为五四式冲锋枪。苏联在战后淘汰了ППШ式和ППС式冲锋枪，改用АК47式突击步枪，设计师为米哈伊尔&#8226;卡拉什尼科夫。这是一种世界名枪，世界各国纷纷仿制，据说数量达到5 000万～7 000万支。20世纪70年代一位西方轻兵器专家说：美国出口可口可乐，日本出口索尼，苏联出口卡拉什尼科夫。80年代，卡拉什尼科夫曾应邀访华。АК47式突击步枪图纸于1955年1月转让给中国，仿制出来称为五六式冲锋枪。СКС45半自动步枪（中国仿制为五六式），РПД班用机枪（中国仿制为五六式）和АК47突击步枪，这三种枪共用1943式枪弹，因此便于战场上供应。而1943式枪弹的弹壳用的是钢材，表面覆铜覆漆，这样可节省贵重金属铜材。只是苏联在1951年不肯给中国上述武器，到1955年1月才向中国提供。苏1930/33ТТ手枪（托卡列夫），口径7.62毫米，与冲锋枪共用一种枪弹。中国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按实物测绘图纸仿制出来，定名为五一式手枪，后又按转让图纸生产，定名五四式手枪。苏军于1943年制出ПМ（马卡洛夫）9毫米口径手枪，1957年转让给中国，中国1959年仿制出来，定名五九式手枪。苏1938式ДШК12.7毫米高射机枪，1954年中国按照苏联转让的图纸仿制出来，定名为五四式高射机枪，但这种型号的机枪只能射击时速600公里的活塞式飞机。苏联1948年研制出14.5毫米ЭПУ型单管、双管四联高射机枪，可射击时速800公里以上的喷气式飞机。1955年1月，苏联将这种机枪的图纸转让给中国，中国1958年仿制出来，定名五八式高射机枪。苏1939式37毫米（1.5吋）高射炮，射速快，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打下的敌机最多，很受志愿军官兵欢迎。但是炮弹供应不足，尽管把国内苏式装备中20个师的37毫米高射炮弹调运到朝鲜，仍然供不应求，这是停战前唯一没能按规定基数配齐的炮弹。1954年中国将这种高射炮仿制出来，定名五四式高射炮。苏军在战后的1947年研制出了В47双管37毫米高射炮，但是它的图纸没给中国。后来中国自行研制的双管37毫米高射炮于1965年定型，称为六五式高射炮。

二、苏联向中国提供军火（6）

苏德战争前，苏军装备了1937年定型的45毫米反坦克炮。但在战争初期的使用中，发现这种炮无法击穿德军坦克前装甲板（70毫米）。于是，苏联1943年又研制出57毫米反坦克炮（ЗИ2型）。随着德军不断推出新型坦克（虎式、豹式重型坦克和斐迪南自行火炮）并投入战场，苏联也在1942年研制出76.2毫米加农炮（ЗИС型），在反坦克作战中效果良好。重型加农火炮需要牵引，在战场上机动性能差，而在履带车底盘上装设固定的重型加农炮成为自行火炮，其优越性就充分显示出来了。1942年以后，苏军陆续装备了122毫米、152毫米、100毫米、85毫米自行火炮，支援坦克和步兵作战，战果优异。对这种武器，二战中中国译名为自动推进炮，刘伯承译为自行火炮，台湾称为自走炮，都是指履带车上的固定火炮。苏式57毫米反坦克炮，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的使用中战果不佳，因为远距离使用这种反坦克炮的战机少，又需要牵引机动，在近距离作战还不如国产的五七式无坐力炮。但苏联在提供给中国的60个师的武器中，仍然将这种炮作为制式武器编入独立反坦克炮营。中国按苏联的图纸生产，于1955年仿制出来，定名为五五式。不久以后，中央军委决定改用苏式76.2毫米加农炮取代。76.2毫米加农炮（60个师的装备中每个炮兵团装备1个营，12门）在朝鲜战场上可用为炮兵群中的制压、支援火炮，射速快，较受欢迎。中国于1954年仿制出来，定名五四式加农炮。但这种武器也是苏军淘汰的。苏联在1948年研制了一种新型85毫米加农炮，重量轻，性能优越，取代了二战中的76.2毫米加农炮。1955年苏联才将新型加农炮图纸给中国，中国1956年仿制成功，逐渐取代了76.2毫米加农炮。1957年苏联向中国提供了130毫米和152毫米加农炮图纸，中国1959年仿制出来，称为五九式加农炮。苏联的1937式82毫米和107毫米迫击炮、1938式120毫米迫击炮，都提供给中国，并用在了朝鲜战场上。此前中国可以生产60毫米和82毫米迫击炮，太原阎锡山的兵工厂还生产过一种迫击炮，叫150毫米臼炮。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大量使用国产的82毫米迫击炮和炮弹。苏联于1952年把82毫米、107毫米、120毫米迫击炮图纸提供给中国，107毫米迫击炮是可分解用骡马驮载的山地迫击炮，中国只生产了一部分。制式化时期，82毫米迫击炮为营属迫击炮，120毫米迫击炮为师属炮团、团属炮营火炮。中国按苏联的标准，1953年仿制出82毫米迫击炮，1955年仿制出120毫米迫击炮。1955年1月苏联把1943年式160毫米迫击炮图纸转让给中国，中国1956年仿制成功。但160毫米迫击炮笨重，射程不够远。60年代后，中国自主研制开发，除生产出新型120毫米迫击炮外，还研制出性能更好的100毫米迫击炮。沙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能生产122毫米、152毫米、203毫米、305毫米榴弹炮。十月革命后改进，生产出1937式加农榴弹炮，1938式122毫米榴弹炮，1943式152毫米榴弹炮。1951年10月徐向前在莫斯科谈判时，苏联答应提供152毫米（6吋）口径榴弹炮以下的苏式枪炮图纸。中国于1954年生产出仿苏122毫米榴弹炮，1956年仿制出152毫米榴弹炮。但苏联没有提供给中国加农榴弹炮图纸，中国在1966年自主研制出了152毫米加农榴弹炮。苏联提供的第一批高射炮图纸，除单管37毫米炮外，还有85毫米、76.2毫米高射炮，构成高、中、低对空火力层次。但在朝鲜战场，野战85毫米高射炮和76.2毫米高射炮因人工操作，特别是人工标定爆炸引信，延误时间，又不准确，故而打下的敌机少，只是对敌机构成威胁。由于敌机飞行员每次飞行都在航图上作出中国高射炮火力配置的标记，志愿军便采取游击方式，经常转移高炮阵地，使敌飞行员以为到处都有高炮，出航时顾忌颇多。

二、苏联向中国提供军火（7）

对用于城防的85毫米高射炮，苏联研制出计算机自动指挥系统，可使数门高射炮同步联动，自动测定方位角、高低角，标定爆炸引信，指挥员只需按电钮发射。1954年6月，苏联主动向中国提供这种新型85毫米高射炮图纸，1954年12月又出售给中国С19型100毫米高射炮48门，装备了2个团。1955年4月，苏联还向中国出售过С60型57毫米高射炮64门，装备2个团，并转让生产图纸，而这是40年代后期苏联新研制的产品，性能更好，也配有自动指挥仪。于是，中国先仿制了57毫米和100毫米高射炮，1959年仿制成功，当时没有仿制85毫米高射炮。60年代末，考虑到100毫米高射炮的重量过大，不适合江南水网较密的地形，又开始研制85毫米高射炮，1972年定型投产。关于坦克和自行火炮。Т34中型坦克在二战中是十分优异的坦克，德军将领曾建议德国仿制。但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这种型号的坦克同美国的М26、М46坦克相比，就不占优势了。1947年，苏联在T44坦克（未成批生产）的基础上研制出了Т54坦克，50年代初又研制出可防原子武器的Т55式新型坦克，于是就把Т54坦克的技术资料转让给了中国。在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建设的坦克工业中，作为中国工厂的首批产品，装有100毫米口径炮的五九式坦克生产了出来。在苏联提供给中国的10个坦克自行火炮团中，有60辆ИС2和ИС3型重型坦克，这是二战后期的产品。战后苏军装备了ИС4新型重型坦克，在十月革命节莫斯科红场检阅中出现，使外国来宾耳目一新。这种新产品没有提供给中国。10个坦克自行火炮团中还有40辆СУ122自行榴弹炮，是苏联1943年的试验品，在Т34坦克底盘上装122毫米榴弹炮。这种炮弹道弯曲，而支援坦克作战需要初速大、弹道低伸的加农炮，因此苏联即停止生产，改产122毫米加农炮装在ИС2坦克底盘上，即为122毫米自行火炮，射程20公里以上。朝鲜战场自1951年夏战线稳定后，坦克已不能发挥其快速突击和机动的特点，只能使其火炮发挥作用。美国陆军师中编有149辆坦克，除曾以小编队短距离出击外，多是以个别坦克在前沿作固定发射炮使用，因坦克炮初速大，弹道低伸，弹丸出膛速度快于出膛音响，往往是击中目标爆炸后才被得知，对志愿军前沿阵地守军威胁很大。而ИС重型坦克上的122毫米加农炮射程远，用来打敌军前沿的固定坦克效果很好，迫使敌前沿的固定坦克不得不转移阵地。据苏军坦克团官兵讲，二战中这种ИС-2重型坦克在紧急情况下要自行炸毁，以免落入德军手中。但这种坦克苏联只卖给中国60辆，后来中国又在旅大有偿接收了18辆。而60个师的76.2毫米自行火炮是1942年在苏军中试用的轻型火炮，以Т70轻型坦克为基础，在其履带底盘上装76.2毫米炮。按苏军经验， 2~3辆坦克作战需1辆自行火炮支援，其火炮威力要大于坦克炮。德军入侵苏联时使用的Ⅲ型坦克（装37毫米炮）、Ⅳ型坦克（装75毫米炮），在Т4坦克（装76.2毫米炮）、КВ重型坦克（装76.2毫米炮）面前处于劣势，后德军在1942年把虎Ⅰ重型坦克（装88毫米炮）投入战场，使苏Т34、КВ坦克受到威胁。苏军于1943年在Т34坦克上改装85毫米炮，并以КВ重型坦克为基础研制出ИС1重型坦克，也装85毫米炮，但对付德军虎Ⅰ型坦克仍然不占优势。于是1944年苏联推出了装配122毫米加农炮的ИС2重型坦克，使德国虎Ⅰ型坦克失去了优势。苏联在1942年试制出76毫米自行火炮，因火力小于Т34的85毫米炮，于是用ИС2重型坦克底盘装122毫米加农炮，制出122毫米自行火炮。同时，苏联还推出85毫米、100毫米、152毫米自行火炮，用于支援Т34和ИС2坦克作战。而76毫米自行火炮则改用于支援步兵作战。

二、苏联向中国提供军火（8）

在卖给中国的60个陆军师的装备中，苏方确定的坦克自行火炮团配置为Т34坦克24辆、76毫米自行火炮16门，而76毫米炮很难支援装85毫米炮的Т34坦克作战。由于当时中国方面缺乏现代技术兵种兵器在战场使用的知识，就稀里糊涂地接收了960门76毫米自行火炮。另外，在卖给中国的10个坦克团装备中，每团配置Т34坦克30辆、ИС2重型坦克6辆、122毫米自行火炮4门。本来自行火炮按规定应配122毫米加农炮，但苏联却为了做试验而安装了122毫米榴弹炮，也是欺负中国人不了解情况。在陆军接收的旅大基地苏军装备中，有357辆坦克自行火炮，这是中国接收的第三批，也是最后一批坦克自行火炮。有关的详细型制数据没有查到，但据相关材料推断，应包括ИС2重型坦克18辆、Т54坦克16辆、Т34坦克224辆、СУ100自行火炮99门。中国用以编成1个机械化师（3个机械化团、1个坦克团、1个重型坦克自行火炮团、1个榴弹炮团、1个高射炮团，共7个团），还用其他苏军装备编成1个野战高射炮师、1个反坦克炮师、1个加农炮兵旅（152毫米加农榴弹炮、122毫米加农炮各2个营）。朝鲜停战后，彭德怀一再强调尽可能不再购买苏联的武器，只进口一些高性能的武器，如米格17、米格19飞机，57毫米、100毫米高射炮，С75地对空导弹等，不再进口坦克，待本国能生产坦克后再扩建坦克部队。目前部队掌握的武器主要用来训练，训练要走在国产武器生产之前，不能在可成批生产时才训练。当时中国接收旅顺基地的苏军装备有一定的政治因素，这个问题下面还要专门谈到。最后还有军用汽车。现代战争离不开汽车，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以租借法案向苏联运去了各种车辆46万多辆。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说：“如果没有这些东西，我们怎么能够从斯大林格勒推进到柏林!”新中国成立时，全军拥有缴获的和东北军区购自苏联的汽车共24 000余辆。1950年10月志愿军出国作战，共有汽车1 300余辆（3个汽车团700多辆，4个军各100余辆），仅第一个星期就被敌机打坏217辆。从志愿军1950年10月19日夜出国到12月底的72天中，国内给志愿军补充汽车12 486辆，损失6 646辆，送回国内修理438台，受损率达60%以上。到1953年朝鲜停战，共拨给志愿军汽车21 728辆，其中损失7 729台，上交修理8 436辆，所剩不足一半。朝鲜战争开始时，苏联答应在1950年12月15日以前为志愿军提供3 000辆汽车，但难解燃眉之急。11月5日，周恩来与扎哈罗夫会谈时，催促苏联务必于11月内将中国所购第一批汽车运到。周恩来说，“现时汽车第一，坦克、大炮都可以放在汽车后”运来。11月17日，周恩来又致电斯大林称，由于敌机轰炸，“车辆不足”，“粮食和冬季服装不能及时运到，部队正在忍饥挨饿”，而中国能够紧急动员的车辆只有200辆。周恩来恳请斯大林下令先借用苏军旅顺基地的500辆旧汽车。斯大林当天便回复，立即在满洲里站向中方交付新车，11月20日移交140辆，11月25—26日移交355辆。

二、苏联向中国提供军火（9）

此后，苏联的汽车源源不断地运送到朝鲜前线，仅1950年即达5 000辆，1951年中方又提出购买12 000辆。总之，到战争结束时，全军拥有各种汽车71 000余辆，这其中包括运输车、指挥车，以及随60个步兵师、10个坦克团装备和炮兵、工兵、防化兵、防空军、公安军、海军、空军购买苏联装备时配置的特种车（牵引、工程修理、加油、消防清洗、通信、移动发电等专用车辆）。在中国能够自产汽车之前，军车的来源主要是购自苏联。 1956年10月，我国在苏联帮助下建成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生产能力虽能达到年产运输车3万台，但因原材料不足等缘故，达不到设计规模，年产仅2 000～3 000辆，而特种军用车辆在整个50年代仍依靠从苏联进口。到1958年，全军车辆92 000余辆，增加的数量基本还是购自苏联。从60年代起，中国开始自主开发研制各种军用特种车辆，经过25年的努力，到1985年，全军拥有的各种车辆的国产率达到90%以上，结束了军用车辆依靠进口的历史。苏联提供的武器装备对志愿军在朝鲜三八线上顶住美军起到了首要的作用，使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在短期内起了质的飞跃，用彭德怀的话说就是，短短几年超过了旧中国几十年的建设。当然，苏联向中国出售的陆军武器制式落后陈旧一些，有些还是苏军的淘汰退役品，但毕竟是经过战争考验的，我们不能仅以部分枪炮的状况而否定苏联武器对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的作战力量所起的主导的、积极的作用。

三、苏联向中国提供军事技术（1）

及中国仿制苏式武器新中国的军事工业最初是依靠苏联援助和仿制苏式武器建立起来的。而苏联援助的方式首先就是向中国转让苏式武器的技术资料、图纸和生产许可权。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前夕，周恩来和林彪于1950年10月赴苏联，11日到黑海海滨休养胜地见斯大林，商谈中国出兵朝鲜问题，在要求苏联供应出国作战的武器的同时，也提出请苏联向中国提供陆军武器的制造蓝图，供中国仿造。对此，斯大林未置可否。1951年4月28日，毛泽东再次致电斯大林说：“鉴于朝鲜战争的经验及中国兵工厂目前生产陆军步兵武器的能力，我们计划将来发展兵工厂。通过对该问题的研究，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兵工厂在武器生产方面必须制造与苏联兵工厂相同的产品。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满足国际形势发展要求。因此，我们急需从苏联政府获得制造各种武器和弹药，首先是为陆军制造规定样式和口径的步兵武器和弹药的许可证，这样我们才能生产同样的武器。周恩来同志已于去年10月向您提出了这一问题。在今年4月，我们也同扎哈罗夫同志讨论过此问题，并请他向苏联政府报告这一问题的实质。为了同由您授以全权的有关部门代表讨论该问题，我们拟派一个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徐向前同志为首的由6人组成的代表团前往莫斯科。”5月2日，斯大林答复毛泽东说，“同意供给中国制造苏军装备中现有各种武器、弹药所必需的蓝图”。5月20日，周恩来向布尔加宁电告了中国代表团的名单和启程日期。5月25日，徐向前率中国政府兵工代表团启程，6月4日抵达莫斯科。经过长时间谈判，直到10月18日才签订了关于中国工厂获得生产苏式枪炮、弹药特许权和交付苏式枪炮、弹药生产技术资料及必要时派遣苏联专家给予技术援助的协定，其中规定，可向中国提供陆军152毫米榴弹炮以下的陆军通用武器，而较先进的重型武器，苏方不予提供。有的材料透露，徐向前此行同苏联签订了有偿转让8种轻武器制造技术的协议，但因没能看到协议原文，只能推断这8种武器指的是步（骑）枪、手枪、冲锋枪、轻机枪、重机枪、高射炮、迫击炮和火炮。苏联提供的图纸并不是斯大林复电中所说的“苏军装备中现有各种武器弹药”的蓝图，而是苏军现役中已淘汰不用的武器弹药的图纸，移交给中国不过是启封复制而已，很容易办到。晒制图纸也并非难事，尽管那时还没有复印机，但用感光纸在阳光下晒蓝图或用密封筒熏制都很快捷，完全可在一个多月内把转让的图纸及技术资料准备出来，移交中国，但事实上第一批图纸运交中国是在1952年下半年，即拖延了大约一年。苏联拖延提供图纸和技术资料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推销其库存的淘汰退役军火。1945年5月苏军攻克柏林时，苏军员额达到1 135.6 万人，战后复员850万余人，到1948年只剩下287.4万人，因此大批武器弹药入库封存，而现役部队均已换用了性能更好的新武器。苏联答应向中国供应的陆军武器，包括36个师的步兵轻武器和60个师的全套装备，基本上都是库存的旧品，只是安排火车发运的问题。如果中国及时仿制出这些武器，自然就会减少向苏联的订货。而中国当时已经有了一定的仿制轻武器的能力。旧中国从19世纪60年代起便开始从国外引进现代武器制造设备和技术，进行仿制。到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经毛泽东批准的年度生产计划，已有75毫米山炮和70毫米步兵榴弹炮40门，步枪子弹500万发，各种炮弹32万～37万发，手榴弹107万发，信号枪弹20 000万发。徐向前代表团内的重工业部副部长兼军工总局局长刘鼎、副局长钱志道，都是仿制武器的专家。早在苏联提供图纸资料和生产许可权以前，中国的军工厂已经按实物测绘图纸，开始进行仿制了，并于1950年10月生产出了1941式ППШ木柄冲锋枪，1951年1月生产出了1930/33式ТТ手枪。如果苏联很快把图纸移交给中国，那么，在朝鲜战场上，志愿军就能够大量使用中国自己生产的武器弹药，而这样就势必大大缩减苏联推销其旧军火的规模。

三、苏联向中国提供军事技术（2）

按徐向前在莫斯科签订的协定，苏联派出了乌达洛夫等五人专家组于1952年来华，进行了3个月的考察。根据苏联专家组考察后的建议，1952年5月21日军委拟定了《关于兵工问题的决定》，并于7月报请中共中央批准。按照这一决定，中国将利用苏联提供的图纸生产15种陆军武器，具体型制有：枪械6种，即1891/30式步枪、1938/44式骑枪、1943式ППС冲锋枪、1927/44式ДПМ轻机枪、1943式СГ43重机枪、1930/33式ТТ手枪、1938式ДШК12.7高射机枪；迫击炮3种，即1937式82毫米迫击炮，1938式107毫米迫击炮、1938式120毫米迫击炮；野战火炮3种，即1942式76.2毫米加农炮、1943式57毫米反坦克炮、1938式122毫米榴弹炮；高射炮3种，即1939式37毫米高射炮、1938式76.2毫米高射炮、1939式85毫米高射炮。苏联海军在二战中还使用了一种1938年生产的100毫米自动高射炮，但到1948年才在陆军中装备这种高射炮，所以第一批转让时没给中国，大概到1955年才向中国转让了100毫米高射炮图纸。由于翻译和消化图纸、资料还需要一段时间，所以实际上中国是1953年才正式开始仿制苏军武器的。1953年当年仿造出1891/30式步枪、1938/44式骑枪、1943式ППС冲锋枪、1927/44式ДПМ轻机枪、1943式СГ43式重机枪和1937式82毫米迫击炮等6种苏式武器。但此时朝鲜已经停战或接近停战，这些仿制武器对志愿军作战能力的进一步改善几乎没有发生什么作用。后来仿制出苏式37毫米、57毫米、100毫米三种高射炮，其中57毫米高射炮是1955年后才向中国提供的图纸。85毫米高射炮图纸苏联当时提供了两种，但50年代中国没有仿制，到1972年才生产自主研制的85毫米高射炮。武器是特殊商品，世界各国对武器质量的要求都是严格、苛刻的，也就是说，要求在定型前，经得起各种严酷考验，如在高温烧烤、严寒冷冻、碰撞摔磕、水淹泥埋等条件下，仍能保持其功能。这就要求在原材料选用、加工工艺、成品检测等一系列生产工序上遵守规定标准。苏联提供的第一批武器技术资料，虽属过时产品，但在生产、检测、工艺、规章等方面仍是现代工业必须具备的文献资料，它在中国规范武器生产检测和建立现代规章制度等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还是长远有效的。此外，试制枪炮还需要测试场（俗称为靶场，正式名称为“军械科学研究试验场”，后改称“常规兵器试验基地”）。徐向前率代表团在莫斯科签订转让陆军通用武器技术资料协议时，也相应地达成了在中国建立武器性能测试场地的协议，中国从苏联进口了一批测试设备和仪器，并聘请苏联专家来华进行安装指导。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经过勘察，选定在吉林省西北白城子与内蒙接壤地区建立测试场地。1954年11月，中苏又签订了协助中国建设军械测试场地议定书，聘请了苏联内弹道、外弹道、弹药、火炮及轻兵器专家。后来，在白城子基地的基础上，中国又独立自主建立了陕西华阴基地和河南洛阳基地，从而具备了对陆军及部分海军、空军及电子装备进行系统测试的能力。相对说来，苏联向中国提供飞机制造技术和图纸要早一些。1950年7月19日，苏联即向中国转让了苏式雅克18教练机、雅克11中型教练机和图2轰炸教练机图纸。1951年10月中苏签订协议，苏联帮助中国改建、扩建、新建6个飞机修理厂。当然，飞机的仿制难度比陆军武器要大得多。1954年10月，南昌飞机厂试制成功雅克18教练机，定名为初教5型。不过，其零部件，尤其是螺旋桨（高压木质），要靠苏联提供。雅克11中型教练机和图2轰炸教练机，中国未生产。1956年中国根据苏联1954年转让的米格17飞机图纸进行研制，定名歼5式。1957年在石家庄厂生产出1949年苏联研制的安2型飞机，定名运5式。1959年在哈尔滨飞机厂仿制出苏式米4型直升机，定名直5型直升机；这一年中国还根据苏联图16轰炸机部件组装出第一架图16轰炸机，1963年开始仿制，定名为轰6式。另外还有轰5式轰炸机，这种飞机是中国在60年代根据苏联50年代末转让的伊尔28轻型喷气轰炸机图纸，参照实物，自行研制开发的，于1967年定型，名为轰5式。到60年代，中国开始自主研制新一代教练机，1962年定型为初教6型。80年代后这种教练机出口到美国，供个人旅游和飞行表演，因其操纵灵活自如，受到赞扬和欢迎。

三、苏联向中国提供军事技术（3）

从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以后，直到1960年中苏关系恶化，这段时期是苏联向中国转让技术、文献资料的黄金时期。从陆、空、海军常规武器到战略尖端武器，无论是出售实物还是转让技术资料，多属于苏军现役装备的技术水平，而且门类齐全，填补了中国诸多方面的空白，为中国军事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除了转让技术、图纸和资料外，苏联在援助中国系统建立基础工业几百个重大项目的同时，还帮助设计军工企业，派遣军工专家，加速了中国仿制苏式武器的发展进程。这是中国军事工业历史上一次规模最大的全面技术引进，苏联的这种援助，对于缩短中国同现代化国家的差距具有不可磨灭的功绩。这一时期，苏联全面向中国转让较先进的技术，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苏联党内高层争夺斯大林继承权的结果。1952年10月，苏共十九大后，苏共中央领导核心成员有五人，即斯大林、马林科夫、贝利亚、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由于斯大林的疑心，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岗诺维奇、米高扬等“老近卫军”已遭冷落，就是马林科夫和贝利亚等“新秀”的地位也岌岌可危。1953年3月，斯大林突然去世，几乎所有的人都松了一口气，但围绕继承权的问题，苏共高层领导很快就在克里姆林宫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角逐。最早出现的是马林科夫和贝利亚的联盟。论职务，马林科夫最高，同时掌管党中央和部长会议，论实权，贝利亚将内务部和安全部合二为一握在手中，野心勃勃。此时，赫鲁晓夫已被免去莫斯科市委书记的职务，只是负责苏共中央书记处的工作；布尔加宁则担任国防部长。1953年6月，赫鲁晓夫说动马林科夫、布尔加宁及其他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逮捕了贝利亚，并于年底秘密枪决。1953年9月，赫鲁晓夫出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将党的权力，特别是干部的任命权抓在手里。1955年1月，马林科夫受到批判，被迫辞去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由布尔加宁继任，为赫鲁晓夫所信任的朱可夫接替布尔加宁任国防部长。到1957年6月，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7人在苏共中央主席团向赫鲁晓夫发难，赫鲁晓夫则利用他在苏共中央委员会的影响和力量制服了对方。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人被打成“反党集团”，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萨布罗夫、别尔乌辛等人也陆续被挤出核心领导圈子。在这一系列斗争中，赫鲁晓夫需要得到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因此，他掌握的苏共中央一直与中共保持着联系，并及时通报情况，以求得到中共的理解。在此期间，中共始终采取配合的立场，毛泽东对苏共党内斗争的结局也表示认可。所以，赫鲁晓夫一方面要取悦中共，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对中共支持的感激，在这段时期采取了对华特别友好的方针，大规模提供经济和技术援助，其中也包括向中国转让苏军现役装备武器生产图纸及样品，帮助中国建立军工企业，甚至答应向中国提供原子弹、导弹的技术及样品。苏联加紧对中国转让武器制造技术资料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在美苏冷战对峙的国际环境中，苏联为在军事上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需要提高军事一体化的程度。为了围堵和遏制共产主义势力，美国从1949年起以建立军事联合体的形式在苏联、中国和各社会主义国家周围构筑了一个包围圈。首先是1949年4月4日建立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先是从北美到西欧的12个国家加入，1952年希腊、土耳其加入，1954年联邦德国加入，共计达15个国家。1955年2月，土耳其同伊拉克签订《巴格达条约》，英国、巴基斯坦、伊朗随后加入（1955年11月改为《中央条约》）。通过美国、土耳其同北大西洋公约集团联结起来，美国、英国、巴基斯坦同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泰国、菲律宾等8国于1954年9月6日在马尼拉签订了《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而美国早在1951年8月就同菲律宾订立了《共同防御条约》，1951年9月1日同澳大利亚、新西兰订立了《澳新美条约》，1951年9月8日同日本订立了《安全条约》，1953年8月8日同韩国订立了《共同防御条约》，1954年12月2日同台湾订立了《共同防御条约》。通过这些军事防御条约，美国完成了对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包围链。其中特别是1954年10月23日北大西洋公约国外长在巴黎签订协定，接纳联邦德国加入北约，重新武装联邦德国，这在苏联和东欧引起对战争的警惕，一些国家的居民甚至开始囤积粮食和日用品。

三、苏联向中国提供军事技术（4）

针对巴黎协定，苏联也决定加强集体防务，并于1954年11月29日至12月2日，在莫斯科召集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领导人会议，宣称为保障欧洲安全，准备成立华沙条约集团。中国派遣驻苏大使张闻天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会议，代表中国政府宣布：充分支持会议的决定和一切措施。1955年5月11日至14日，苏联、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民主德国共八个国家在华沙开会，成立华沙条约集团，中国派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以观察员身份出席并代表中国政府宣布支持华沙条约。与此同时，亚洲也出现了紧张局势。1954年7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一定要解放台湾”。9月3日，解放军海防部队炮击金门，打死美军顾问两名。1955年1月18日，解放军攻克浙江近海一江山岛。美国调集大批海军、空军到台湾海峡，引起所谓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甚至宣称，这是继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后，第三次同中国走到了“全面战争的边缘”。在1955年3月21日至31日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两次讲到“我们必须准备应付可能的突然事变，今后帝国主义如果发动战争，很可能像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进行突然袭击”。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开始积极谋求军事防务的一体化。事实上，早在战后初期，苏联在帮助东欧各国建立军队和国防系统的过程中，已经在那里实行了军事一体化，华沙条约组织的建立不过是以条约形式把军事防务一体化明确和固定下来。新中国成立后，中苏同盟条约的签订，就意味着中苏将在反侵略战争中采取共同的军事行动。军事一体化的具体内容之一就是武器型制的统一化，而中国的武器主要靠从苏联进口，进一步完成型制统一化，自然就要大规模仿制苏联武器。在彭德怀出席华沙会议后途经莫斯科回国途中，赫鲁晓夫曾表示：苏联正在考虑采取某种办法把中国同华约组织结合起来，可以设想通过加强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执行中的各项措施来实现。此后，苏联屡次邀请中国军事代表团参观苏军演习，中苏签订共同防空协定，以及大量向中国有偿转让现役武器装备的制造图纸和资料，协助中国建立军工企业，都是实现军事一体化的具体做法。1956年1月，李富春、张闻天、黄克诚代表中共出席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八党会议。据李富春1月7日报告，会议讨论了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外交和军事领域全面合作的问题。在军事方面，会议决定在军工生产上进行配合，实现生产的专门化和分工，拟定总的计划，互相供给，不必每国均生产一切武器，应建立常设委员会研究生产和交流经验。后来如何具体落实，不得而知，但军事一体化的趋向十分明显。1955年1月11日，苏联以政府换文方式开始向中国提供现役陆军武器技术资料和实物，共有6种枪炮：СКС45半自动步枪，以取代1891/30式步枪和1938/44式骑枪；АК47式突击步枪，以取代ППС43式冲锋枪；РПД44式班用轻机枪（1957年又提供РП46连用轻机枪），以取代1927/44式ДПМ轻机枪；1948式ЗПУ双联和四联14.5毫米高射机枪，以取代1938式12.7毫米高射机枪；РПГ2型40火箭筒（弹径80毫米）和1943式160毫米迫击炮，此前未提供过类似武器。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火箭筒。朝鲜战争期间，苏联向志愿军提供36个步兵师轻武器时，没有提供РПГ2型40火箭筒，原因很简单，一是苏军现役装备武器一般不出售，二是防止该火箭筒落入美军手中。从火箭筒的发展史可以看出，苏联研制的这种新型武器吸取了国外的先进技术。1942年，美国在法国专家参与下，首先研制出2.36吋（60毫米）反坦克火箭发射筒，1942年12月在北非突尼斯打德军坦克取得优异战果，德方误认为是遇到大威力、中口径反坦克炮。德军缴获到手送回国内，德国技术人员结合德国领先的聚能装药技术（空心装药），于1943年研制出“铁拳3型”88毫米反坦克火箭发射器和火箭弹，苏军攻克柏林战斗中损失的坦克有60%～80%是被这种火箭弹击毁的。苏军缴获后迅速研制出РПГ1型反坦克火箭筒，战后又生产出改进的РПГ2型。

三、苏联向中国提供军事技术（5）

火箭筒在作战中实用性极强。应苏联国防部邀请，1954年9月10日至26日，彭德怀和刘伯承率军事代表团（团员有粟裕、陈赓、许光达、刘亚楼、邓华、陈锡联、宋时轮、王尚荣、周希汉）赴苏联参观有原子弹实爆的军事攻防对抗演习。在布尔加宁对演习进行讲评后，中国代表团参观了苏军演习部队的武器装备，并看到了РПГ2型40火箭筒。主人介绍说，这种火箭筒可以在150米距离外击穿150毫米的坦克装甲，但没有讲何时可以向中国提供。当1955年1月苏联转让了РПГ2型40火箭筒的技术资料和样品后，彭德怀看着样品感叹地说，如果在志愿军出国时有这种单兵反坦克武器该多好啊！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时，全军只有缴获的美制60毫米、88.9毫米火箭筒642具，57毫米无坐力炮29门，而且火箭弹和炮弹的库存也少得可怜。入朝部队每个营只有火箭筒3具，而美军一个师有88.9毫米（3.5吋）火箭筒543具、坦克149辆。志愿军打坦克主要是靠在国内战争时用过的集束手榴弹、集束爆破筒和炸药包等，虽然志愿军官兵英勇无畏，但只能在地形有利的条件下近距离实施爆破，如地形不利或遇敌军集群坦克，则完全无能为力。志愿军出国后急需反坦克武器，中国兵工部门技术专家急前线所急，以实物测绘图纸，对美式火箭筒和无坐力炮作了解析研究，在简陋条件下反复试验，终于在1951年上半年研制出90毫米火箭筒、57毫米无坐力炮及火箭弹、炮弹。特别是无坐力炮弹，不同于从前的后膛炮弹，在弹壳上钻出许多孔，使弹药发射时从弹壳孔溢发能量，向后尾喷发火焰，以消释后坐力，因而攻克了无坐力炮弹和发射药这一重大难关。1951年下半年即向朝鲜前线送去90毫米火箭筒5 000具、两种火箭弹20万发和一批无坐力炮及炮弹。1951年秋天，志愿军第26军在五圣山下抗击美军，进攻中用无坐力炮一举击毁美军坦克7辆。总之，自1951年下半年，中国自产的火箭筒、无坐力炮送到前线后，士兵手中才有了单兵反坦克武器，但可惜的是在时间上晚了整整一年。志愿军入朝后同美军作战，因缺乏步兵反坦克武器吃过大亏。例如在第二次战役时，西线我第38军113师深入敌后尤源里，截断敌军退路，取得重大战果，但在南逃、北援美军夹击下因缺乏反坦克兵器，眼看着美军坦克、汽车300多辆突围逃走。东线我第20军58师172团围歼下碣隅里美陆战1师，部队也因缺乏反坦克兵器，被敌坦克引导敌步兵突围逃走。第四次战役中，1951年2月13日至15日，我志愿军第39、40、42军部队共8个团围歼砥平里之敌（美军第2师第23团和法军营），阻击增援部队，在6公里距离把增援的美骑1师步兵消灭殆尽，但因缺乏反坦克兵器，援敌的23辆坦克冲进砥平里，会合被围的21辆坦克，协力据守，我攻击两夜未能歼灭该敌，只得于15日晚撤围收兵。砥平里之战影响深远。美军在战后评论说，砥平里之战是中国军队“2月攻势成败的关键”，“如果砥平里陷落，第8集团军将全线陷入崩溃”。韩国的战史作者则把砥平里之战比作“第二仁川”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军在北非的阿拉曼之战 。 当然，砥平里战斗我方没能取得全胜，其教训是多方面的，但缺乏反坦克兵器毕竟是重要原因之一。1955年1月苏联转让了РПГ2型火箭筒的实物和技术资料后，中国于1956年仿制出来，称为五六式。后来，这种兵器在中印边界反击战中打敌军地堡火力点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不过，在1955年1月接受苏联转让的这6种新型枪炮技术资料后，中国并没有立即安排仿制生产。经过仔细商量，4月19日，彭德怀和聂荣臻联名向毛泽东和党中央报告军队装备和兵工生产情况。报告说，为争取在第二、第三个五年计划内实现陆、空、海军装备和油料自给，建议再筹建一批军工厂。至于按何种武器型制仿制，报告指出，虽然最近苏联转让了6种新型枪炮的图纸资料，但不宜立即组织生产。理由是，我陆军手中目前装备的是苏联提供的36个步兵师的轻武器和60个师的武器，而1952年苏联提供的技术资料和图纸，是与这些武器装备配套的，我军工厂从1953年开始仿制生产的也是这些苏式武器装备。

三、苏联向中国提供军事技术（6）

虽然这都是苏军淘汰退役的武器，但如近期发生战争（当时正值台海危机），我军势必仍以这些手中旧型武器作战，而新型枪炮从试制、投产到部队实行换装，还需要一定周期。因此，提议1955年仍继续按旧型制生产，到1956年再根据国际形势决定是否按新图纸生产。党中央批准了彭、聂的报告，1956年国际局势缓和下来，中国开始按新型制生产。总的来说，中国在1950年代陆续仿制并定名的苏式陆军武器装备大致有以下数种。步枪：五三式步枪，根据苏联转让的1891/30式步枪、1938/44式骑枪图纸1953年仿制而成；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根据苏联1954年转让的СКС45式半自动步枪图纸于1956年仿制而成。手枪：五一式手枪，根据苏联1930/33ТТ手枪（托卡列夫）实物测绘出图纸仿制而成；五四式手枪，根据苏联转让的1930/33ТТ手枪（托卡列夫）图纸仿制而成；五九式手枪，根据苏联1957年转让的ПМ（马卡洛夫）9毫米口径手枪图纸于1959年仿制而成。冲锋枪：五○式冲锋枪，根据苏联1941式ППШ木柄冲锋枪实物测绘出图纸于1950年仿制而成；五四式冲锋枪，根据苏联转让的1943式ППС铁柄冲锋枪图纸于1954年仿制而成；五六式冲锋枪，根据苏联1955年转让的АК47式突击步枪图纸仿制而成。机枪：五三式机枪，根据苏联转让的ДПМ式轻机枪图纸仿制而成；五六式机枪，根据苏联1955年转让的РПД班用轻机枪图纸仿制而成；五八式机枪，根据苏联1957年转让的РП46式连用轻机枪图纸仿制而成。重机枪：五三式重机枪，根据苏联转让的СГ43式重机枪图纸于1953年仿制而成；五七式重机枪，根据苏联1956年转让的СГМ型重机枪图纸于1957年仿制而成。高射机枪：五四式高射机枪，根据苏联转让的1938式ДШК12.7毫米高射机枪图纸1954年仿制而成；五八式高射机枪，根据苏联1955年转让的14.5毫米ЭПУ型单管、双管四联高射机枪图纸于1958年仿制而成。高射炮：五四式高射炮，根据苏联1939式37毫米（1.5吋）高射炮图纸于1954年仿制而成；另外，中国根据苏联1955年转让的С60型57毫米高射炮和100毫米高射炮图纸，1959年仿制出了57毫米、100毫米高射炮。反坦克炮：五五式反坦克炮，根据苏联57毫米反坦克炮图纸于1955年仿制而成。加农炮：五四式加农炮，根据苏联76.2毫米加农炮图纸于1954年仿制而成；五六式加农炮，根据苏联1955年转让的85毫米加农炮图纸于1956年仿制而成；五九式加农炮，根据苏联1957年提供的130毫米和152毫米加农炮图纸于1959年仿制而成。迫击炮：根据苏联1952年提供的82毫米、107毫米、120毫米迫击炮图纸，中国生产了一部分107毫米迫击炮，1953年仿制出82毫米迫击炮，1955年仿制出120毫米迫击炮，1956年根据苏联转让的1943年式160毫米迫击炮图纸仿制出160毫米迫击炮。榴弹炮：根据苏联提供的152毫米（6吋）口径榴弹炮以下的苏式枪炮图纸，中国于1954年仿制出122毫米榴弹炮，1956年仿制出152毫米榴弹炮。但苏联没有提供给中国加农榴弹炮图纸，中国于1966年自主研制出了152毫米加农榴弹炮。

三、苏联向中国提供军事技术（7）

火箭筒：五六式火箭筒，根据苏联1955年转让的РПГ2型火箭筒实物和技术资料于1956年仿制而成。坦克：五九式坦克，根据苏联转让的Т54坦克的技术资料仿制而成，装有100毫米口径炮，是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建设的坦克工业中的首批产品。除了陆军武器，中国在空军和海军装备的研制上也要依赖苏联。由于军事工业落后，极大地限制了中国武器装备的研制和生产，同时也阻碍了现代化兵种的发展。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美国空军参谋长范登堡曾经说过：“共产党中国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世界上主要空军强国之一。”这当然是指志愿军购买了大量苏联飞机。1954年9月布尔加宁来华时说，中国在短短几年内建立起一支两三千架飞机的空军，可说是“暴发户”。东欧国家搞空军都是从几十架到几百架。当然中国是大国，要有与大国地位相应的空军。但彭德怀头脑清醒，他在1953年3月20日和27日第十七、十八两次军委会议上说，朝鲜战争以来两年多的时间，我们特种兵的建设，超过了国民党几十年的成绩。但也要看到，中国现在还是农业国，特种兵建设规模要加以适当限制。首先受财政负担的制约，现朝鲜战争尚在进行，主要财力要用于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建设上。特种兵的扩大还受到干部、人才培养的限制，还有物质条件的限制。我们的飞机比英国多，但英国能自造飞机，我们靠进口，我们要造飞机、坦克、汽车、军舰，就要先建工厂，但我们还没有钢材、仪表、光学工厂，没有真空管，这是农业国解决不了的。进口火炮、飞机、坦克很多，零配件不能自给有什么用？朝鲜停战后，彭德怀1953年于9月8日向毛泽东报告，建议召开一次全军干部会议，就全军建设中的总定额、整编、发展规模、重大制度改革等问题作出决议。在发展规模上，彭德怀提出修改1952年7月18日经毛泽东批准的五年军事建设计划，“确定各特种兵部队在五年内均不再扩大，仅在现有的基础上加以巩固提高，各兵种的技术人员（如飞行员、工程人员）可多培养一些，但部队则不再新建”。按这个原则，彭德怀提议空军到年底发展到72个团即不再扩大，这比原五年计划中的150个团削减了一半多。不过，彭德怀在报告中提出要增加飞行员数量，每架喷气式飞机要配备二个半到三个飞行员。其他军兵种也均按上述原则提出了修改原五年计划的战斗单位，限制其规模。毛泽东批准了这个报告后，1953年12月7日至1954年1月26日，彭德怀主持召开了全军高干会议，通过了建军总方针，以及全军保持的总定额等重大原则。1955年2月18日，彭德怀向毛泽东报告说：“在1953年全军高干会议以前，对于国防现代化和建军重点的认识上是有些模糊不清或者有些偏向的，各军种、兵种都想把自己的部队发展得很大，装备力求搞得很多。这种思想自然有其积极方面的意义，但基本上则是脱离国家的实际的，既没有考虑到国家的工业基础，又没有考虑到国家的财政状况，也没有考虑到即使这些装备能够从苏联订货进来，但零件的补充、日常的修理、技术人才的培养是否能够得到解决。经过高干会议的一场思想斗争和以后的许多事实证明，那种脱离实际的思想，已有根本上的改变，虽然还不能说已经彻底解决。”

三、苏联向中国提供军事技术（8）

在这方面，海军的情绪比较突出。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在高干会期间向中央军委提出，要在《六&#8226;四协定》的基础上追加海军建设规模的计划。彭德怀一方面认为萧劲光的计划不无道理，因抗美援朝战争的确挪用了海军的外汇经费；另一方面又认为，从中国实际出发，和平时期每年拨给军队的国防费50亿元人民币左右，其中用来购买装备的约为1/3，即17亿元左右，但这只能用于购买国内订货，而向苏联购买则需要外汇，每年外汇又要各军兵种综合分配，给海军多了，势必减少其他军兵种的配额。此事毛泽东责成周恩来于1954年2月12日主持会议，专门讨论海军建设计划。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彭德怀、邓小平、贺龙、刘伯承、陈毅、聂荣臻、李富春、黄克诚、谭政、萧劲光、罗舜初、周希汉、黄敬、赵尔陆、万毅、萧向荣。萧劲光首先就海军五年建设计划作说明，即除中苏《六&#8226;四协定》的三年购货计划外，再追加两年订货，总共13亿多卢布，合人民币12.6万亿元（旧币）。邓小平发言说：“主席指示，第一个五年计划内，国家机构经费最后要做到不超出国家支出的30%。根据这一原则，军费今后只能每年递增4万亿元。不管你想干什么，钱就是这些，否则只有改变30%的比例。”彭德怀发言说：“这个原则不能动摇，应以此为标准，拟定各兵种的均衡发展计划。”第一机械工业部长黄敬说：第一个五年计划内除海军要求装备军舰3万吨、辅助船6 000吨外，民用船要求48万吨，从造船能力讲，无法再满足新的要求。现在船厂只有装配能力，没有造船用的机器和钢材的技术设备，技术干部奇缺，在不增加新要求的情况下，“一五”期间造船业需投入5.1万亿元。陈毅、贺龙、刘伯承、李富春等发言，一致主张应集中主要财力建设重工业，各特种兵建设经费应尽可能地缩减。最后周恩来总结说：“从我国造船业可能发展的速度、国家财政能力和与苏联订有三年海军订货协定等情况出发，海军五年建设计划应该是在五年时间内实现中苏三年海军订货协定，即以苏联根据协定供应的海军装备作为中国海军五年建设计划方案，不可能再增订新的两年订货计划。”这些情况说明，在当时中国领导人的思想中，武器装备，特别是耗资巨大的空军和海军装备，不能仅仅依靠进口，也要逐步建立起自己的研制和生产系统，只有如此才能在可靠的基础上加强现代化军种建设。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在第一个国民经济五年计划中，军事工业占有绝对优势的比重。据薄一波回忆，苏联在一五计划期间援助中国的156项工程，大致是分五次商定的：第一次，1950年商定50项；第二次，1953年商定增加91项；第三次，1954年商定增加了15项；第四次，1955年商定再增加16项；第五次，口头商定再增加两项。五次商谈共确定项目174项。经过反复核查调整后，有的项目取消，有的项目推迟建设，有的项目合并，也有的项目一分为几，最后确定为154项。因为计划公布156项在先，所以仍称“156项工程”。这“156项工程”，实际进行施工的为150项，其中在“一五”期间施工的有146项。这150项施工项目的构成是：军事工业企业44个，其中航空工业12个、电子工业10个、兵器工业16个、航天工业2个、船舶工业4个；冶金工业企业20个，其中钢铁工业企业7个、有色金属工业企业13个；化学工业企业7个；机械加工企业24个；能源工业企业52个，其中煤炭工业和电力工业各25个，石油工业2个；轻工业和医药工业企业3个。实际上，基础工业中相当一部分也是为军事工业服务的，而仅军事工业的比例，也几乎达到30%。

三、苏联向中国提供军事技术（9）

早在1952年5月中苏进行购置海军装备谈判时，已经对海军五年建设计划需要转让的各种装备、技术进行了初步磋商，苏联还对中国海军建设提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建议。1952年9月，罗舜初赴莫斯科同苏联海军部会谈时，苏联答应提供一些舰艇的蓝图。最后，在6月4日签订了《关于供应海军装备及在军舰制造方面对中国给予技术援助的协定》即《六&#8226;四协定》。根据《六&#8226;四协定》，苏联政府将于1953年至1955年内，移交在中国建造的6种舰艇的全套器材设备及图纸资料，计有50型护卫舰4套（代号6601）、183大型鱼雷快艇24套（代号6602）、613中型潜艇3套（代号6603）、122БИС猎潜艇4套（代号6604）、254К基地扫雷舰4套（代号6605）、151江河扫雷艇10套（代号6606）。后来因海军在自行研制的50吨炮艇和53甲、54甲炮艇上已加装了苏联的小型扫雷具，又根据当时海军“空、潜、快”的方针，拟将有限的外汇用以追加其他舰艇，故而“6606”艇仅来了图纸，并未向苏提出订货和建造。1956年5月，苏联又提供了254М基地扫雷舰（6605舰的改进型）的图纸资料和器材设备。因此，《六&#8226;四协定》转让制造舰艇实际上仍为6种型号，只是内容有了改变。苏联转让这些舰艇的资料、图纸基本上是免费的，协定规定无偿地给予中国建造军舰和生产水雷的转让制造权，而根据协定3号附件提供的图纸资料，仅收取复制费和运费。同时，苏联政府还将于1954年至1955年内，派遣为数150人以内的苏联专家来华给予技术援助，并接受为数100人以内的中国造船人员到苏联工厂进行培训。这些优惠条件，在斯大林时期恐怕是难以给予的。《六&#8226;四协定》很快得到落实。随着各项技术组织措施的逐步落实及图纸资料和器材设备的陆续到货，苏联政府按照协定于1954年11月起派出了技术援助委员会。委员会在华期间先后共有288位专家，分别来自苏联造船工业部和其他部门的32个工厂、5个电气安装公司、12个中央设计院、8个科学研究院和海军。其中，委员会领导4人、舰艇设计专家30人、建造工艺专家136人、安装调试专家44人、工厂设计与基建专家16人、交船验收专家58人。按工作性质和分级原则，委员会及其下属的各专家组由相应的中方机构和人员与之对口配合。委员会主席祖鲍夫和副主席依伏奇金对口配合船舶工业管理局，实施全面领导。委员会副主席米金对口船厂基建设计机构，指导各工厂的改造和基建。委员会副主席塔盖叶夫则对口配合产品设计分处，直接领导各产品设计专家组。各产品设计专家组对口产品设计分处相应的产品科，各工厂专家组对口配合厂长和总建造师等。除安装调试和交货专家轮流到各工厂进行调试和协助交船验收外，各产品的设计专家组和工厂建造专家组分别固定常驻产品设计分处和各建造工厂。在转让制造中，苏联专家在下列方面给予了技术援助：（1）对有关全面性的或特别重要的技术组织问题向局领导提出书面建议。（2）指导编制造船工业长远计划，协助组织有关工业部门供应为舰艇配套的机电设备。（3）对有关产品设计或建造中重要的技术问题、生产组织、工艺规程等向设计分处和工厂领导或与其配合的中方人员提出书面建议。（4）向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军代表、工人讲解设计、工艺图纸资料。

三、苏联向中国提供军事技术（10）

（5）在图纸资料翻译、技术校对中口头解答翻译人员和技术人员提出的问题，保证制造质量。（6）根据苏联发来的修改通知单修改一份俄文资料，然后由中国设计人员修改其他份数的俄文资料和中文译制资料。（7）指导中方设计人员作出适合国情、气候和生活条件的修改设计。（8）对建造中发生的设计、技术问题，通过填写问答簿的形式予以答复。（9）保证正确统计及存放到货的器材设备及按期制造工艺装备和专用工具。（10）在首制产品建造中，对高强度低合金钢的自动焊、半自动焊、X和Y射线焊缝质量检查、管子冷弯、轴系安装、电气安装、木材胶合等工作进行示范操作，传授经验，协助监造和现场指导，保证建造质量。（11）通过开办技术人员训练班，培养一批设备、仪器的调试人员。（12）选择各型舰艇的交货试航基地，保证正确组织各产品的系泊试验、工厂试航和国家试航，以及对首制产品的工厂交船队和海军舰艇人员进行指导。《六&#8226;四协定》及其执行，使中国的造船工业在仿制苏式舰船的过程中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到1957年下半年，协定中的大部分舰艇已经装配完成，少部分正在装配制造过程中。按照协议的规定，全部项目的进口将于年底结束。经过几年对这批舰艇的装配制造，中国开始掌握了建造军舰的生产技术，培养了一部分技术骨干人员，初步建立了一支年轻的造船设计力量，不仅可以自行设计巡逻艇、扫雷艇和其他辅助船只，对苏联舰艇在设计方面也可以进行适合国情的修改工作。

三、苏联向中国提供军事技术（11）

中国军工企业在1954—1960年中苏合作期间有了明显的发展。1952年8月17日，周恩来、陈云、李富春等率代表团携带中国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草案到莫斯科商谈。直到斯大林去世后，1953年4月4日，米高扬才向中方表示了8点意见。又经过一个多月的商谈，5月15日，中苏签订了在“一五”计划期间苏联援助中国91项工程的协定，其中军工项目，除枪炮厂、坦克厂（车体、发动机厂）、飞机工厂外，还有发动机厂、仪表厂、轮毂厂、降落伞厂等。1954年7月1日，张闻天向莫洛托夫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对1953年协定提出了一些修正和补充的意见，还要求苏联帮助建设新的企业。苏共中央研究后，决定满足中国政府的请求。赫鲁晓夫在给中共中央的复函中，除同意为新建企业增加3.5亿～4亿卢布贷款外，还特别建议在中国目前建设中的一些企业里，应组织下述新改进的几种类型的军事技术的生产，以代替1953年5月15日协定中所规定的那些类型的军事技术的生产，即：以米格17喷气机代替米格15比斯型飞机，以装有ГРОМ2型雷达和ПУЗО6型炮兵指挥仪的新式85毫米高射炮代替1944年式85毫米高射炮，以В34М11型的新式坦克发动机代替В234型发动机，以新式ФП100型过滤吸收器代替ФП75型过滤器；以К5活性炭代替К4的活性炭等。在苏联8月10日正式提交给中国政府的备忘录中，确认了这些新技术，并答应为建设15个新的国防工业企业提供设备和帮助，以取代1953年协定中只是改造这些企业的规定。此外，再援建14家新的工业企业。这些企业，尤其是军工企业，所得到的苏联先进设备，就连苏联自己的许多工厂也尚未配置。在此基础上，赫鲁晓夫在10月访华期间，正式签署了协议，新增15个援建项目，贷款4.2亿卢布。1954年协定为中国军事工业发展开辟了新的天地。讲到军工企业，应该谈一下派驻军队代表的制度，这也是来自苏联的。据苏联顾问讲，这是他们从血的代价中得出的经验。由军队派出代表常驻军工企业，检查和验收武器装备，对于保证及时的军需后勤供应是必要的。但苏联的军代表只受派出的军事单位领导，照此在中国实行，出现了军方与厂方关系紧张的状况，引发了成本核算、检验标准和交货期限等问题上的矛盾。1956年2月，彭德怀到重庆视察军工厂了解情况后，提出了军代表制的三项原则，即尊重厂方领导，坚持正确职责，虚心向群众学习。这三项原则随即在军械部派出的军代表中进行了传达，但其他军兵种的军代表并不知道。1957年3—4月间，彭德怀在南京、上海又视察了军工厂，召集厂领导和军代表座谈。座谈时一位厂领导说：彭老总呀，我们成了亡国奴啦！还有一位厂领导说，军代表验收降落伞时，用剪刀乱剪。根据座谈的情况，在三项原则的基础上，彭德怀又主持制定了十项具体措施，规定：军代表中党、团员的关系要转到工厂；军代表可参加党委或列席厂的党委会；省军区机关要过问军代表的工作，调解双方工作关系等。经党中央批准，于1957年6月13日颁发了新的军代表工作条例，改变了苏联军代表制的模式。1958年9月，彭德怀到哈尔滨、沈阳等地视察后，又进一步明确，军代表必须接受部队和厂党委的双重领导，驻同一城市的军代表要统一协调工作等。这些规定经中共中央批准于10月23日颁发，进一步完善了适合中国情况的军代表制度。1975年11月1日，国务院、中央军委下令取消军代表制度，产品质量由厂党委负责。到1977年10月16日又恢复了军代表制度，并延续至今。1956年4月6—7日，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8226;伊&#8226;米高扬率领苏联政府代表团访问中国，是中苏军事合作中的又一重大事件。访问期间，米高扬和李富春签署了关于苏联援助中国建造55个工业企业的协议，为此，苏联将提供价值约为25亿卢布的设备，并提供设计工作和其他种类的技术援助。中国政府将通过贸易程序支付这笔费用。在这些援建项目中，国防工业仍然构成了主要内容，它包括米格19喷气式歼击机和图16型喷气式轰炸机生产厂、17个用于飞机制造厂的配套产品生产厂、2个炮兵系统生产厂、3个光学仪器厂、8个无线电技术厂，以及操纵鱼雷的回转仪生产厂等。不过，根据以后的情况发展看，当时似乎并没有解决转让米格19歼击机和图16轰炸机图纸资料的问题。

三、苏联向中国提供军事技术（12）

1957年7月8日，中国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二机部部长赵尔陆向彭德怀、聂荣臻递交了一份报告。报告说：我国政府于3月12日致电苏方，请求援助生产新型歼击机。4月25日，苏方发来备忘录，建议现在可以在中国生产米格19型喷气歼击机，并表示，中国的技术专家小组可以在任何对中国方面适当的时间来商谈有关组织生产米格19飞机的事宜。经与空军研究后，认为应要求改作援助生产更新型的喷气歼击机。为此，建议派以空军为首的代表团赴苏联，我部可派一名副局长随同前去。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要生产的轰炸机的型号，亦希望这一代表团前去确定。7月11日，彭德怀阅后批示：“请聂总决定。我意可照赵部长意见办理。”18日下午，聂荣臻就此事召集黄克诚、赵尔陆、刘亚楼、万毅开会商定：先请粟裕总参谋长把我们希望得到援助生产比米格19更新一点的歼击机的要求向军委的苏联总顾问谈谈，请其正式向苏联国防部反映，待其回复后再定。不仅空军如此，海军也提出了新问题。到1957年下半年，按照海军《六&#8226;四协定》转让制造的主要项目已基本完成。中国开始向苏联谋求更新技术的援助。1957年9月，聂荣臻、陈赓、宋任穷等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同苏联政府代表团在莫斯科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于10月15日签订了《在火箭和航空等新技术方面向中国提供援助的协定》，通常称为《十&#8226;十五协定》。对于海军来说，这个协定中只有海军所需的一种地对舰导弹。在签订协定时，周恩来对萧劲光说：这个协定主要是解决陆军和空军的问题。你是海军司令，熟悉海军情况，海军的新技术问题，待你到苏联去跟他们谈谈。当时，世界上海军大国已经发展了核动力和以火箭、导弹为主要武器的舰艇。《六&#8226;四协定》范围内的舰艇苏联海军已经停止制造，正以新的舰艇取而代之。中央军委和海军领导人开始考虑和研究如何以新技术改进海军装备的问题。1957年11月，彭德怀率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访苏，在红场上举行的十月革命节盛大阅兵典礼上，代表团成员对苏军的建设成就，特别是各式导弹，大开眼界。庆祝活动结束后，苏方安排代表团访问白俄罗斯军区和远东军区，参观了苏联空军学院、炮兵学院和基辅防空指挥所，以及赤塔、伯力、海参崴等军事基地和敖德萨造船厂，看到了原子破冰船、米格21战斗机和几种类型的导弹，还观看了原子防空和氢弹爆炸的电影。作为代表团的成员，萧劲光与苏联海军总司令戈尔什科夫商谈了海军所用导弹及新型武器问题。萧劲光说，现在苏联已经决定转让制造数种火箭导弹等新武器，我们拟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开始建设。这里，陆、空军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唯有海军的问题，你看如何解决？戈尔什科夫略加思索后回答说：海军通常是落后于陆、空军的，因为海军是在陆军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当然，我国海军现在已经有了自己的东西，但是新武器的重量、体积、发射的稳定性以及把它们使用到海军上来，仍然是很难解决的问题。戈尔什科夫又说：不过，我们海军计划1958年改装一批新武器，即火箭、导弹武器，到那时候我想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在11月16日的另一次会谈中，萧劲光提出了一些需要苏方帮助解决的具体问题。关于海军工业建设和建军方针问题：究竟应该发展“旧”海军工业即鱼雷、柴油机为好，还是发展“新”海军工业即导弹、原子动力为好。戈尔什科夫原则上表示赞同新旧相结合发展的方针，但对如何结合，特别是海军所用导弹问题，他一再说明这是苏联海军还没解决的问题。戈尔什科夫认为中国不需要建造原子潜艇和导弹潜艇，而只建造641型、613型潜艇就行了，并说641型潜艇将来可以改装导弹。关于海军的科学研究问题，对于萧劲光提出的派遣苏联专家来华、派中国学员到克雷洛夫海军工程学院学习和红旗海军学校两个中国学员要求作导弹毕业论文设计等问题，戈尔什科夫基本都满足了中方的要求。

三、苏联向中国提供军事技术（13）

此后，对于萧劲光提出的一系列技术问题，苏联海军方面也都给予了认真、具体的答复。尽管苏方在海军所用导弹等问题上有许多保留，说苏联尚未制造出导弹快艇等，但表示一旦海军研制出新武器，不会忘记兄弟中国。通过这次访问，海军领导人了解到苏联已经停止生产613型潜艇、50型护卫舰和183型快艇，同时，苏联海军已经开始装备导弹。回国后，海军召开会议进行讨论，并于1958年4月以萧劲光、苏振华、罗舜初三人的名义向国防部长彭德怀和中央军委写了报告。报告认为，目前苏联已对若干舰艇（潜艇、鱼雷艇、反潜艇）的动力和结构进行了技术改进，并试验成功了几种潜艇、鱼雷艇用的火箭和导弹武器。因此，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所提供的五种舰艇基本上已不宜再继续按照旧资料图纸进行建造，而是急需获得苏联的新舰艇设计图纸及资料，以便使我们少走弯路，避免某些不必要的浪费，并尽早获得较新、较现代化的装备，特别是可携带火箭、导弹的潜艇、快艇。报告建议，以中国政府名义向苏联提出这一请求。5月10日，彭德怀主持第一五二次军委会议讨论海军的要求。彭德怀主张对这类问题应明确一种方针，即基本的是要靠自己研究、设计、试制，否则永远只能制造旧的。但为了先行仿造，同意通过政府向苏方提出援助的要求。随后，周恩来亲自给赫鲁晓夫发去电报，希望苏联政府对中国海军建设给予新的技术援助，在可能的条件下，有计划、有步骤地向中国提供建造新型战斗舰艇和可携带火箭、导弹武器的舰艇的设计图纸，以及制造这些舰艇的有关机械部件、材料、无线电技术器材和新武器等设计图纸、设计资料。这一要求，引发了中苏关系史上令人瞩目的“联合舰队”问题。关于中苏领导人在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问题上的分歧和争吵，此处不赘，不过这里应该说明，这场争论的结果，并没有直接影响苏联对中国的军事援助。1958年7月31日至8月4日，赫鲁晓夫秘密访问北京，与毛泽东举行了会谈。回国后，于9月8日致电周恩来，同意对中国海军建设提供技术援助，并提议派代表团进行商谈。在海军代表团出发前，周恩来于10月17日特意召见海军政委苏振华，强调这次谈判很重要，要争取苏联支持和帮助我们，这次谈判要得到的必须是新的技术及设计图纸和设计资料，以达到更新一代舰艇装备的目的。以苏振华为首的代表团在莫斯科与苏联有关部门进行了三个多月的紧张谈判，其中一些重大问题都及时向中央军委和中共中央请示报告，终于在1959年2月4日与苏联签订了《关于苏联政府给予中国海军制造舰艇方面新技术援助的协定》，即通常所称的《二&#8226;四协定》。在这个协定中，苏联政府同意卖给中国五种舰艇，即常规动力导弹潜艇、中型鱼雷潜艇、大型和小型导弹及水翼鱼雷艇；两种导弹，即潜对地弹道导弹和舰对舰飞航式导弹，以及这些舰艇的动力装置、雷达、声纳、无线电、导航器材等51项设备的设计图纸资料，还有部分舰艇制造器材及导弹的样品，并转让这些项目的制造特许权。按照这个协定的规定，进口给海军的装备和图纸将使中国的海军装备再次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虽然这些装备在苏联海军并不是最先进的，可对于中国海军来说，已经属于“尖端”技术了，这使海军领导人兴奋不已。《二&#8226;四协定》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改变了海军的发展规划。1958年8月15日，中央军委曾提出一个1959—1962年军队装备建设规划，其中规定海军以发展潜艇为重点，并相应发展以快艇为主的水面舰艇。《二&#8226;四协定》签订后，海军于1959年6月在大连召开了党委一届六次全会，会上讨论了海军建设的方针和规划，专题研究了科研和造船问题，并请技术专家给党委委员们上课，讲解新型舰艇的战术技术特点。在这一基础上，海军党委10月向中央军委报告：在以发展潜艇为重点，同时发展中小型水面舰艇的方针下，今后海军建设将以发展导弹为主，并不断改进常规装备。此后，中国对苏联的军事援助要求，特别是提供新型武器制造资料方面的要求，不断提高和扩大。1959年5月28日，周恩来致函赫鲁晓夫，提交了1960年向苏联订购的军事技术装备器材、国防工业生产所需要的主要原材料、民用航空器材等项军事订货单，希望苏联政府研究，并尽可能予以满足。周恩来还建议，计划从1960年起，逐年向苏联政府提出中国所需要的国防技术研究用的资料和仪器设备，包括在中方的军事订货单内。同时，中国要求苏联派遣大批军事技术专家来华。

三、苏联向中国提供军事技术（14）

俄国的档案文献显示，1959年，中国对苏联国防新技术专家的需求越来越迫切。1月27日，要求聘请13名国防情报和保密工作专家；6月24日，要求聘请195名军事顾问；9月22日，要求聘请8名P2导弹专家；11月23日，要求聘请23名高级军事技术顾问。而且这一年的6月，中国还希望已经在华工作的137名军事专家延期两年。当时，中国已经把从莫斯科得到军事技术援助的要求提高到了最大限度。与此同时，在空军方面，中国谋求苏联提供技术援助的活动也在积极进行。1959年8月27日，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商务参赞张伟烈从莫斯科发来电报说，苏联国防部已经同意向中国提供米格9飞机专用的液体火箭发动机样品和资料，以及比米格19飞机性能更好的歼击机的资料。聂荣臻阅后欣然批示：“苏联答应给的样品和两项资料应当接受，请报告周总理批示。”9月23日，周恩来致函赫鲁晓夫，要求根据中苏两国有关苏联帮助中国发展新技术的三个协定，在1960年内提供中国订购的国防新技术装备物资和试制这些装备所需要的原材料、样品以及有关技术资料，其总值大约为1.65亿卢布，希望苏联尽可能满足中方的要求。第二天，周恩来又去信提出，为了加速中国的战斗机制造，请苏联政府在以下两个问题上给予援助：一是及早供应制造米格19型飞机所需的主要材料。二是为了加速中国航空材料的试制和生产，希望苏联政府同意供应图16和米格19飞机及即将转让中国制造的米格21Ф型飞机生产所需主要材料的生产技术资料（根据苏联1958年转让的米格19飞机的制造图纸，中国仿制出了这种飞机，定名歼6式，1960年首次试飞质量不过关，1961年重新试制，1963年定型投产）。9月26日，聂荣臻就派代表团赴苏谈判转让制造米格21Ф型歼击机的特许权问题，给周恩来及中共中央写报告。报告说：为了与苏方商谈该型飞机（或更新型飞机）的技术资料交付的进度问题、组织新飞机生产的原材料供应问题、派遣专家问题等，经研究，拟由空军和一机部组织一个代表团，由空军副司令员王秉璋率领访苏。同时，为了训练部队，拟于明年向苏联订购若干架米格21Ф型飞机（或更新型飞机）和相应的导航设备，此项外汇已列入明年新技术外汇预算内。鉴于苏联现供应我国的图16轰炸机的样机和生产资料性能已比较落后，为了能够尽早取得更新型的轰炸机，拟趁商谈歼击机之便，向苏方探询供应更新型轰炸机和空对空导弹的可能性。10月8日，周恩来批示：原则同意。10月28日，聂荣臻即召集刘亚楼、王秉璋、张连奎、李强、王诤、刘有光等开会，研究了中国政府航空工业代表团赴苏谈判转让制造米格21Ф型歼击机的特许权所涉及的一些具体细节，以及仿制С75地对空导弹的一些问题。其中谈到，为了加速培养中国的专家，应请苏联供应设计资料，派遣研究设计专家。29日，把研究的有关问题写报告给林彪（此时彭德怀已在庐山受到批判，由林彪接替国防部长之职）、贺龙、罗瑞卿：“为改善我空军装备，增强战斗威力，在发展方向上似应作通盘考虑和规划，包括各种型号的轰炸机、歼击机、直升机和运输机，以便使航空事业有计划地发展”；“上述问题，拟趁商谈米格21Ф歼击机供应问题的同时，与苏联有关方面交换意见，如果能谈出结果，再报中央正式向苏联提出”。

三、苏联向中国提供军事技术（15）

根据空军的要求，周恩来于11月7日致函赫鲁晓夫：请苏联政府考虑，在给我国提供制造新型歼击机资料的同时，供给我国生产该型歼击机及其发动机、飞机设备所需要的材料的制造资料等，同时供应我国组织该型歼击机生产所需要的各种专用设备。为了使我国空军能够提早训练使用米格21Ф型歼击机的飞行人员，我们拟向苏联政府订购该型歼击机12架及其相应的维护器材和全套测试、导航、通信设备。我们希望苏联能在1960年第二季度内供应上述飞机。鉴于近几年来国防工业，特别是航空工业的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我们认为有必要就我国国防工业今后几年内在导弹和军用飞机的发展方向和生产安排方面的一些问题，向苏联同志请教。然而，所有这一切努力和要求到1960年全部化为乌有了。由于中苏两党领导人在意识形态和对外政策方面愈来愈明显的分歧，两国关系全面破裂是迟早要发生的。在中苏军事合作中的中国仿制苏式武器方面，此时又回到了斯大林时期的状况，即苏联只允许中国仿制其即将停产甚至已经停产的武器装备，而其正在研制或生产的新武器装备，则拒绝向中国提供。对中国军工企业研究、设计、试验工作的援助，也局限在规定的几种仿制型号上。聂荣臻的体会是：总之，苏联“想长期使我国处于仿制阶段，处于依附地位，永远落后他两三步”。在具体做法上，一般生产技术资料可以供应，关键性的生产技术资料、研究设计和理论计算资料以及原材料生产技术资料，则拒绝供应；通用设备可以供应，专用和非标准设备、精密测试仪器，则拖延或拒绝供应；一般原材料可以给一点，越是特种原材料，卡得越紧。至于苏联专家来华，搞仿制的工艺专家还可以来一些，设计专家就难请了，科学研究专家则干脆拒绝派遣。1959年6月，苏联单方面暂停执行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已经显示出在国防尖端技术上对中国实行限制的迹象。此后，不仅米格21新型飞机和导弹的技术资料被苏方卡住不给，《二&#8226;四协定》中应允的海军技术援助也全部中断。1960年7月，苏联突然宣布全面撤退在华专家，最终断绝了中国得到苏联国防新技术援助的希望。这种状况的结果是，迫使中国的军事工业转变了仿制苏式武器的发展方向，而走上了自行设计、自行研制、自行生产的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赫鲁晓夫曾回忆说：“当时中国武器库中所有的现代化武器都是苏联制造的，要不就是根据我们的工程师和研究机构向他们提供的样品和设计图纸仿造的，我们给了他们坦克、火炮、飞机、海军武器和陆军武器，实际上，我们整个国防工业都是向他们敞开的。”赫鲁晓夫的话，大体上是符合实际的，在1960年以前，中国自主研制的武器只有个别项目起步，成品武器都是苏制的或仿苏制的产品。

四、军队建设以我为主、以苏为鉴（1）

在学习苏军问题上，始终存在的“反教条主义”与“反经验主义”的争论，从军内争论扩大到上纲上线的地步，刘伯承、叶剑英等一批高干被点了名；在叶剑英主持下，花了五六年的时间，编写出了我军第一套完整体系的战斗条令1956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全党认真学习《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等5篇文章，克服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克服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克服学术研究、报刊宣传、教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总政治部也发出了贯彻中共中央指示的补充通知。在学习过程中，对于如何认识教条主义的问题，军内出现了一些分歧和争论，主要发生在军训部门和军事院校。1956年下半年，南京军事学院在贯彻中央通知学习5篇文章时，有部分学员对当时实行的“6个小时一贯制”的课业制度和近似“三堂会审”的考试形式反应强烈，并不断有人给上级写信，反映军事学院“在教材方面、教学方法方面、对待我们的经验的态度方面以及其他方面”，都有教条主义倾向。但同时也有相反的看法。10月28日，南京军事学院战史系主任蔡铁根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题为《关于向苏军学习的问题》，全文5 500多字。信中说，“自从毛主席在全国省、市书记会议上讲话的精神传达到军队以后，在军队中关于学习苏军的问题，引起了新的酝酿”，“在党内外各种会议上，到处可以听到对教条主义、形式主义、死搬硬套的批评和指责”，“结果是造成了军事思想上的大混乱，特别是在北京”。蔡铁根曾任训练总监部军事科学和条令部条令处处长，所以对苏联军事科学和条令也发表了看法。信中说，他“深深体会到苏联军事科学的系统性与完整性，它虽不是天衣无缝，确实是漏洞很少”。而我们学习苏军四五年，只是“升堂”尚未“入室”，“我们在学习和运用苏联这一套的时候，都往往是割裂开来，随意取舍，采取了这一套，丢掉了那一套，吸取了这一规定，抛弃了那一规定，结果弄得四分五裂，驴唇不对马嘴，八方不对头，还美其名曰‘批判地接受’，最后只好都执行不通”。只有对苏联的军事科学“全部学会，学通，只有真正地全部融会贯通之后，才谈得到批判”，而现在“我们还有很多东西没有学，还有很多人没有学”，“当着还没有学会，学通，甚至还没有沾过边的时候，就要来批判，他会批判出个什么结果呢？”来信建议“中央应该重视这些情况，并澄清现存的思想混乱，统一全军的认识，进一步肯定向苏联学习的方针。制定我军条令时，应以苏军条令为蓝本”。邓小平阅后将原信转到军委。彭德怀当日批示：“蔡铁根同志给邓小平同志的信，应发给军委主席、委员及总参谋长、副总参谋长、各部首长和国防部各副部长阅。”11月，主管全军院校工作的副总参谋长张宗逊率领一个工作组到了南京，在军事学院和总高级步兵学校举行了一系列座谈会，写出一份调查报告。在报告中肯定了几年来院校学习苏军经验的成绩，同时指出学习中的片面性，把许多不适用于中国军队的东西也学来了。报告的结论是，认为军事学院教条主义严重。彭德怀看过这份调查，感到有必要亲自前去了解南京军事学院的问题。

四、军队建设以我为主、以苏为鉴（2）

1957年3月初，彭德怀视察南京军事学院，他在3月2日听取军事学院领导人汇报工作后指出，学院教学中有严重的教条主义，“最主要的表现是教学内容和我国我军实际情况不相适应”。针对南京军事学院开办6年来一直使用苏联教材的情况，彭德怀明确指出：“我认为学院应当着重研究毛泽东同志的军事著作，作为指针来整理我军的历史经验。然后根据我军的经验，参考苏军的经验，结合我军的具体条件，编写我军的条令和教范。把我军历史上的有用经验和苏军有用经验在我军现有装备技术的条件下，加以恰当的运用和发扬。这样才能使学校取得更合适的教材，使教学内容更切合我军实际情况，同时也使得我军的优良传统能够贯彻到全军，永久保持下去。学校的教学方针，应当以我军现实装备技术情况为主，照顾将来可能发展的情况为依据。教材应当以自己编写为主，编好之后，征求苏联专家的意见，以便除了军事装备技术的教材以外，逐渐改变依赖顾问编写教材的情况。就是某些技术兵种的战术教材，也应当切实根据我军的情况，将苏军的教材加以适当的修改。”谈到对待苏联顾问的态度时，彭德怀说，在苏共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以后，苏联顾问的工作方式已经逐渐有些改变，同时也表现出某些敏感，我们在一定问题上对他们加以迁就是必要的。我们和顾问之间应当是同志式的诚恳的协商态度，对他们所提的建议，要加以认真地分析研究，既不要笼统接受，也不要草率拒绝，必须实事求是。对于某些不适合我们的情况的建议，应公开说明不能采纳，如果无理地强迫我们接受，则可以给予有分寸的、同时又是与人为善的批评。这样就可以加强我们自己的责任心，即使我们自己把事情做错了，也容易吸取教训。在学术问题上，如果与顾问有不同意见，应当同他们讨论，不要采取简单拒绝的办法，暂时不能得出结论时，双方意见都可以保留。关于学习苏军经验的问题，彭德怀认为：“学习苏联先进军事经验，我们是坚定不移的，但应坚决贯彻‘批判地学习’的方针。在这个方针之下，就全军范围来说，应当以学习苏联的军事技术和合同战术为重点，对于苏军的战役、战术，应当从我军的现实情况出发，在以我军经验为主的基础上加以学习和参考。”3月4日，彭德怀与总高级步校领导人座谈时又说：中苏两国军队的思想体系不同。学校编制上学外国，搞那么多部、教授会，横宽纵短，适应一长制个人裁决。政治、文化教授会可撤销，政治部不管政治文化教育管什么？“必须批判教条主义，才能搞出自己的。我们六亿人，又不那么笨，两千年前出了孙子，难道现在就不行吗？”“学苏联有积极的一面，学了技术、战术。但在整个思想阵地上给我们带来了混乱。”“中央从来是说要学先进经验，不要盲目地学。失败的引以为戒。不要照搬，不要以为‘蓝本’。晒蓝图，就是搬运，不是批判地学，这就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这些话显然是针对蔡铁根的信说的。当时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刘伯承因病在上海住院，3月14日彭德怀路经上海时，将上述讲话记录送给刘伯承看，刘阅后说没有意见。回到北京后，彭德怀对这篇讲话记录加以斟酌修改，于4月24日送给毛泽东，并附信说：“这次我在南京着重了解了军事学院的情况，同他们的教职学员分别座谈了3天，感到该院在教学工作中教条主义倾向相当严重。因为这个学院是训练我军高级干部的学校，对于全军的学校和部队影响很大，所以我特别向该院党委讲了一次话，着重提出该院应当展开反教条主义的工作。”毛泽东在25日批复：“退彭。此件已阅，同意。”

四、军队建设以我为主、以苏为鉴（3）

彭德怀还把这篇讲话稿送给了邓小平，邓阅后转送周恩来。后来对这篇讲话，他又稍加整理，作为《视察南京军区工作向党中央和军委的汇报》中的一个部分，送中央政治局和军委。后经中央批准，这份报告中包括“军事学院教学中的反教条主义”在内的大部分内容都刊登在军内刊物《八一》1957年6月第118期上。彭德怀的这篇讲话和报告，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学习苏军，以我为主”的原则。但对彭德怀的结论，也有不同看法。在军委秘书长黄克诚组织讨论这个报告时，训练总监部副部长萧克表示，对那种认为教条主义是训练和教学工作中主要倾向的观点，是不能同意的。他特别是对把军事学院冠之以“教条主义大本营”的说法不满意，萧克认为，工作中有缺点、有错误，可以批评，可以纠正，但不能夸大。军事学院在教学方面有生搬硬套的东西，但还不能说是在整个教学内容上都“与我国我军的实际情况不相适应”。训练总监部成立时刘伯承任部长，因刘在南京主持军事学院工作，训总工作由武装力量监察部长叶剑英代理，叶并代理训总机关党委书记。张宗逊任训总副部长兼军校管理部长、训总机关党委副书记。萧克副部长兼陆军训练部长，李达副部长兼计划监察部长，彭绍辉副部长兼科学条令部长，周士第副部长兼军外训练部长，郭天民副部长兼军事出版部长。1956年6月6日党中央通知全党学习《改造我们的学习》等五个文件后，张宗逊主张反教条主义，萧克主张继续反经验主义，争论到1957年下半年，与军事学院的问题交织在一起。1957年9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确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国内的主要矛盾，问题就有些复杂了，本来是如何学习苏军的认识问题，后来越来越上纲上线，成了路线斗争问题。训练总监部机关自1956年6月以来一直对学习苏联的态度争论不休，尽管如此，仍只是机关内的争论，并不是全军性问题。而且，毛泽东1957年4月25日批准了彭德怀3月2日在南京军事学院的讲话，中共中央批准了彭德怀关于南京军事学院反教条主义的视察报告，并在军内刊物上发表，应该说问题在全军范围内已经解决了。至于训总，虽萧克、李达等一些人仍持异议，但也是认识问题，对全军并无大影响。1958年3月1日，高等军事学院开学时，新任院长兼政委刘伯承提出的教学大纲，即是按彭德怀在南京军事学院讲话精神拟订的，也说明这个问题大体上已经过去了。然而，到1958年5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再次提出了教条主义的问题。毛泽东在会议期间提出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大鸣大放，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吸取教训，着眼于团结全党、全军；号召“把火线扯开，挑起战来，以便更好地解决问题”。反教条主义渐渐成了会议的主题。6月9日，黄克诚又传达毛泽东的讲话：教条主义不懂得社会存在决定人的意识，意识又反过来影响（推动）社会存在。苏军条令、规章制度，是在苏联土壤条件中产生的，这些人不承认中国的社会（客观）存在，不承认中国有它特殊的东西。还说，主席对会议的决心很大，开不好，大家就不要走。此后，会议便扩大范围到师一级，并且不断升温，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批判教条主义、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党宗派活动等，先后点了萧克、李达、陈伯钧、宋时轮、粟裕、叶剑英、刘伯承的名，严重地伤害了一部分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对全军的训练和建设造成了消极影响。

四、军队建设以我为主、以苏为鉴（4）

这次会议震动了全军，颇有些后来“文革”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味道。不过，会上提出了“以我为主”加强军队建设的方针，对人民解放军以后的发展还是有积极作用的。对于学习苏军的问题，这次会议也谈得最透彻，最全面。彭德怀在5月24日的预备会上发言说，几年来在军队工作中的一些重要问题上，干部中存在着不一致的认识。譬如我军是实行党委领导制好，还是实行单一首长制好；对苏联经验的学习，究竟应当采取什么态度；毛主席的军事著作是否是系统的军事学说；我军“小米加步枪”的经验是否完全不适用了；组织编制上“横宽纵短”原则是否合适；军队的体制是否应加改变等。实际上，这五个问题都是针对苏军模式讲的。6月29日，毛泽东在各小组长联席会上说：“战争中按苏联条令执行是不行的，还是搞自己的条令”，“军事训练已经八年了，连一本战斗条令都没有搞出来，这次要集中一些有丰富工作战斗经验的同志，要搞出一本自己的战斗条令来”，“要以我为主，学习别人的经验”。7月19日，彭德怀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中提到：“必须大力加强军事研究工作。首先应该在最近一两年内，编写出我军自己的条令、教范和教材。编定的方法是以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为指针，以总结我军经验为主，参考苏军和其他国家的有益经验。采取全军动手，分工负责的办法，由各部门、军种、兵种、院校分担任务，各自组织一批有实际经验有一定写作能力的同志，写出初稿交广大干部讨论研究，并经过试验最后修改定稿。”1959年1月24日，彭德怀在全军军事科学研究工作会议上就战斗条令编写中的以我为主、原子武器的作用、常规武器的地位等问题，发表了他个人的见解。4月24日，彭德怀率军事代表团访问东欧及蒙古等国，在飞机场对送行的叶剑英说，争取早日写出我军的各种条令。这时在中国军队中，苏联军事学术的“独尊”地位已经不存在了，除了强调自己的优良传统外，也开始重视西方的军事理论。1958年7月，彭德怀曾同林彪、朱德、叶剑英等人交换意见，认为军队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和领导机关干部，应开阔视野，建议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西方国家政府和军队将领的著作印发给高级干部阅读，报经毛泽东批准，于1959年4月由总参谋部翻印出版了一批书籍，每册前面均有一“说明”，全文如下：“为了帮助我军高级干部，了解和研究美英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思想和情况，特将有关二次世界大战的马歇尔的报告书、邱吉尔的回忆录、隆美尔的战时文件、罗斯福见闻秘录、艾森豪威尔回忆录、欧洲争夺战，以及岛屿战争（太平洋争夺战）等书翻印作为参考资料。这些书的作者，在很多地方是为了夸耀，为美、英资产阶级吹嘘，并散布着反苏、反共、反人民的观点。加上这些书都是国民党出版机关翻译、出版的，因此，许多问题都要从反面去看，希望读者注意。”

四、军队建设以我为主、以苏为鉴（5）

1950年代中期及其以前的苏联军事学术理论有以下特征：首先是总结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常规技术军种、兵种的使用和相互协同的丰富成败经验，其水平属于世界第一流之列。其次是继承沙俄旧军事学传统，在建军方面混淆十月革命前后军队性质和战争性质的界限，在赞誉俄国历史上抵抗拿破仑入侵的将领库图佐夫的同时，也宣扬对外扩张侵略的有名将领苏沃洛夫、纳希莫夫、乌沙科夫等。这一方面激发了广大人民在对德军作战中的爱国热情、自尊心和自豪感，但同时也宣扬了沙文主义；最后，在文献、书刊的文风方面存在普遍的公式化、僵化和形式主义，所有的观点和提法，都要搜寻出“天才统帅”斯大林的语录作为根据，以此代替了科学的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核武器、火箭技术、喷气式飞机等新技术在军队武器装备领域的发展应用日新月异，由此引起各国军队在编制、战术、战役等方面作新的探索研究。到50年代中期，苏军统帅部也开始着手研究新技术武器条件下的作战指导问题。不过对于核武器在未来战争中对作战行动的影响，一时并未达成共识。有的认为核武器彻底改变了未来战争进程，在几分钟内就可决定胜负；有的则认为核武器只是增强了攻防作战中的火力效能，但进行战争和战役的基本原则与常规武器时代并无本质的改变。由于长期处在文化专制主义的影响下，到50年代，苏联的军事理论水平已经无法同西方的军事理论相比了。至于中国对教条主义的批判，虽然毛泽东的意图有其内在的政治含义，但就大多数军队领导人而言，主要还是如何学习苏联的问题，而并非不要学习苏联，毕竟当时中苏还是同盟国。所以，1958年7月19日，彭德怀在军委扩大会的总结发言中谈到今后军队的工作时提出：“第一，必须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军事著作，坚决以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作为今后我军建设和作战的指针。第二，必须树立正确的学习态度……以我军经验为主，有选择地学习外国经验。应当肯定，向苏联学习，这是一个坚定不移的方针。不仅过去要学，现在要学，而且将来也还要学。这几年来，我们在向苏联学习方面，取得的成绩也是显著的。我们进行反教条主义的斗争的目的是为了学得更好一些，而不是反对向苏联学习。因此，我们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同时，还必须注意防止经验主义。一切借口反对教条主义，而拒绝学习苏军先进经验的言行都必须加以批判，我们不仅要向苏军学习，还要向其他兄弟国家的军队学习。同时还要注意研究敌军情况，从中吸取有用的东西。”这个总结发言是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胡乔木参与下研究定稿的，后经大会主席团通过，中央政治局批准，下发到团级单位。按照这一精神，在叶剑英主持下编写的战斗条令，除以我军经验和装备水平为主外，还参考了苏军1948年、1952年、1953年和1959年版的历次野战条令，而且还特别仔细研究了美军1954—1956年版《野战条令作战纲要》，这都是国外最有代表性的军事学术研究成果。

四、军队建设以我为主、以苏为鉴（6）

这次编写条令是“以我为主”的。军委扩大会议确定，发动全军各大单位抽调干部参加条令的编写工作，由叶剑英主持。1958年12月，1959年6月、7月，叶剑英先后在武汉、大连、南京主持编写条令会议，到1959年底，全军共编出空军、海军、炮兵、防化兵、通信兵、铁道兵战斗概则和条令，以及司令部、后方勤务条令等20余种，编写出各种专业的条例、教程、教范、教材等1.5万余份，其中一些送部队实践。1960年1月和6月，叶剑英又在武汉、北京主持审议条令会议。到1961年4月，叶剑英在广州召开军委验收条令会议，审议验收了《合成军队战斗条令概则》、《连以下步兵战斗条令》、《空军飞行条令》。到1964年，《合成步兵战斗条令》、《合成军队军、师战斗条令》、《合成军队团、营战斗条令》先后经中央军委批准颁发全军试行。同时又修订了《内务条令》、《纪律条令》、《队列条令》和《政治工作条例》。至此，中国现代军事史上，第一次有了自己的一套完整体系的战斗条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