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黄瓜的黄，西瓜的西 /（美）黄西著.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12

ISBN 978–7–5086–3071–7 I. 黄… II. 黄… III. 黄西－自传 IV. K837.125.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01673号

黄瓜的黄，西瓜的西

HUANGGUA DE HUANG，XIGUA DE XI

著者：[美] 黄西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字数：168千字

版 次：2011年12月第1版

书号：ISBN 978–7–5086–3071–7/K•206

定价：29.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献给我的父母、我的太太和我的儿子

献给所有挣扎的人

献给所有抱希望的人

最后，献给所有不喜欢我的书的人

声明：

本书里的故事都是真的，但有一些人名不是，

我觉得这比人名是真的但故事不是要好。

我有一个家

我返老还童的话就会是这个样子

我出生的房子

小学上学经过的胡同

有时候，我们家出去野餐之前忘了听天气预报

和好友王向东高中时的照片

我爸给我联系锅炉房工作的地方。后来有人把锅房涂成白色，显得干净得多。

我准备高考和中科院考试时我们家住的地方。

中科院时演的小品李白与高立士。鄙人演高立士，好友朱舜山演唐玄宗。

十七年前英雄救美的地方。(故事在第六场)

在老家的煤气管道输送桥上流连忘返

我和我太太在乔伊斯家里。乔伊斯教过我英文写作还请我们到她家过圣诞节。她的儿子丹尼尔和女儿索菲会给我们表演节目。

在北京表演单口相声

在阿灵顿的一家服装店前。

在冈多拉上看威尼斯

东西方的共同点嘛……吃饱了再说

春节表演后有一个老美问：“你为什么穿睡衣表演？”

在美国也有马克思主义教育中心。

一个大学生在粘贴欢迎黄西的标语。

2006年在好莱坞表演

上台之前的平静

喜剧联络站表演后轻松一下

和艾仑同台

和美国家庭滑稽录像主持人Bob Saget 合影。

黄西专场表演，波士顿 (Boston, Massachusetts)

黄西专场表演，丹佛 (Denver, Colorado)

目录

第一场 跳得越远，摔得越惨

第二场 打狼的

第三场 铺路的

第四场 不辜负给我做棉袄的人

第五场 从人生哲学到科学

第六场 从一相情愿，到两相情愿

第七场 1994年我发现了新大陆

第八场 我的第一份工作

第九场 跨过梅森—迪克逊线

第十场 我的第二份工作

第十一场 死亡容易喜剧难，但你总得从一个地方开始

第十二场 第一次上《莱特曼秀》

第十三场 记者年会上的表演“你现在是要自私的时候”

第十四场 全美喜剧节2010

第十五场 一些感想

我记忆里的美好图片是黑白的

第一场  跳得越远，摔得越惨

笑话：我曾经是世界上最年轻的婴儿。然后，我就按照时间顺序开始长大。

“你小的时候很爱笑，而且你长得非常漂亮，像朵花儿一样。”我妈总是这么跟我说。我这里有一些我小时候的照片，证明我妈把我生得还不错，但我没能把这副好长相延续下去。很多年后，中国的媒体把我说成是“其貌不扬的男人”，甚至“丑男”，我爸看了以后就安慰我说：“别担心，儿子，很多成功的人都长得特丑。”谢谢老爸。

我父亲黄龙吉1943年出生在吉林省和龙市（以前叫和龙县），是哥儿四个里面最年长的一个。他念的是吉林工学院（现在改成长春工业大学了），学的是机械工程。我母亲叫李惠淑，生于1945年，吉林省延吉市人，她在吉林药学院学内科和中医专业。我母亲有一个哥哥，现在还住在延吉。我父母是通过朋友介绍认识的，他们俩当年都曾去天安门广场接受过毛主席的接见。他们念大学的时候就开始谈恋爱，那是上世纪60年代。

后来很多大学都停课闹“革命”，学生们没什么事干，我母亲就经常去我父亲的学校。长春的南湖离我爸的学校非常近，所以他们常在南湖边的草地上谈恋爱，我妈采野花，我爸吹口琴。我爸同寝室的一些同学看了以后心生嫉妒。有一次一个同学用大喇叭喊：“黄龙吉，赶快回寝室，赶快回寝室，有人在等你!”我父母就冲回寝室，当然，没有人在等他们。

我父亲是1968年毕业的，毕业后被分配到吉林省板石沟铁矿，我母亲毕业以后也跟着我父亲到了吉林省白山河口公社做医生。

我是1970年2月16日出生的，是我们家的第一个孩子。当时我们住在一个村子里，家里只有一间屋子——草棚、泥墙，厕所（以前我们东北叫茅房）离我们家大概有20米远。邻居们的住房条件也都差不多，基本上都是这种土坯房，家与家之间用栅栏隔开。在我六七岁的时候，隔壁邻居老唐做生意赚了点儿钱，他砌了堵石墙，这样我们就没法再翻墙去他家玩了。后来老唐家又盖了一栋两层小楼，他们家扒草房、盖砖房的时候，我还不大，经常爬到脚手架上去玩。我也经常跑去他们家的仓房，仓房里面有鸡和蜂箱，有时里面还有羊。我和弟弟总是看着羊粪发笑，因为羊粪的样子有点儿像黑枣。我弟弟是1972年出生的。我俩都喜欢芸豆，但只喜欢豆子，不喜欢荚，摘芸豆的时候，我们经常把豆荚扔到老唐家的院子里。在这里，我向我的老唐叔叔道歉了。

我很小的时候，我父母把我送到一个老太太家，请她帮忙照看我，我记得她那时候大概60多岁，总穿一身黑衣服。老太太眼神儿不太好，做完针线活儿后还总爱把针插在炕上，有一次就被我赶上了，一脚踩上，一针见血。

小时候，我和弟弟总是被派去看水稻田、玉米地，有时也看牲口。我们最主要的游戏就是用拳头或木棒打来打去，要不就拿木头刻枪、剑和箭头。有时候街上有一摊积水，车轮碾过，有油漏出来的时候会在水面上形成像彩虹一样的东西，我们就蹲在那儿看。有些孩子会把一种叫“嘎石”[1]的白粉块丢到水里，我们就会边看冒泡边闻那种化学反应散发出的味道。

我母亲是个大夫，很多来找她看病的都是当地农民。这些农民没有上医院的习惯，他们自己或是家里小孩儿生病的时候，就直接到我家来看病，所以我小的时候基本上什么病都得过。我经常咳嗽、发烧，吃药不管用的时候还得上医院打针、输液。很多年以后，我逐渐认识到，我可能有点儿多疑症。当然这也不是什么特别离奇的事，因为我小时候生病的次数太多，所以一不舒服我就觉得自己有病。

有些农民会走上大半天来到我家里，给我母亲送大米饼或豆沙包之类的东西，然后再走上大半天回去。他们这么做是为了感谢我母亲给他们看病，也想跟一个医生搞好关系。他们通红的脸庞和温暖的笑容我记得非常清楚。我心里一直对农民有种好感，而且对他们的苦处有非常深的感触，所以听说四川地震的时候，我的眼泪马上就涌了出来，因为我知道，即使没有地震，他们的生活也已经非常艰难。

我成长的那个年代食品不是很丰富，我们家的生活还算可以，但也很少有肉吃。我还记得我们家有一个街坊，在胡同的另一头住，有一段时间我和他成了朋友。有一次我去他们家玩，他们家里没有电，也没有人烧炕，我看见他大冬天里吃生土豆，还暗赞他的父母真是不错，任由他做他想做的任何事情。我还和他一起吃过生土豆。

在我的家乡，小孩挨揍是很正常的事。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孩子在自家院子里被他们的父亲用棍子或皮带暴打，发出“像杀猪一样的嚎叫”。

有一次我弟弟和邻居家的孩子田军玩，把他们家的镜子打破了，后来田军被他父亲打了一顿。我觉得非常内疚，就对我弟弟说：“你是不是应该告诉爸妈，让他们给人家买一面镜子，这样田军就不用挨打了。”我弟弟说：“如果我告诉爸妈，那我不就要挨打了吗？”

不过实际上，我父母很少打我们。我从小到大可能只挨过两次打，一次是因为我发脾气扔了一支铅笔，我父亲让我捡起来，我不捡；另一次是他发现我偷偷去游泳。我非常喜欢游泳，但我们游的那条浑江非常危险，每年都有一两个小孩儿被淹死。游泳尽管要挨打，我还是经常偷偷去游。我们总是在一个水流比较平缓的地方游，后来我才发现，那个地方其实是结核病医院排废水的地方。

我们的邻居大部分都在离村子不远的两个工厂工作，一个是发电厂，另一个是板石铁矿。我和我弟弟当时在村里属于比较怪的小孩儿，因为我父母教我们说“你好”和“再见”，而我们周围的小孩儿没一个这样说的，大家见面的时候基本上就问“你吃了吗”，或者干脆就不说话，看你一眼。我和弟弟都非常不喜欢说“你好”“再见”这样的话。

我小的时候，每家都自己做棉袄，我爸妈不会做，我们的棉袄是他们的一个朋友杨秀华做的。这个杨秀华是位物理老师，我上高中的时候她还教过我，这是后话了。

我家里有一把小提琴和一把吉他，我爸有时候会教我们，那把小提琴是我爷爷传下来的，现在已经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了。

我和弟弟关系非常好。我们从小就喜欢搞一些比赛，比如站在窗台上看谁跳得远，不过跳得远的那个经常把脸摔破、鼻子摔出血。对我来讲，我和弟弟最珍贵的记忆就是春节时放鞭炮，我们把一年攒下来的零花钱都用来买鞭炮了，我们到处放鞭炮，在家里、在院子里、在雪里，有时候还捏一个在手里放。

春节过了是元宵节，中国的传统要祭祖，烧纸、上坟，不少人在上坟的时候还会放一挂鞭炮。我和弟弟有时就在晚上去坟地里捡那些没有点着的炮，然后把它们都存在抽屉里，等第二年的春节再放。现在回想起来，有点儿像盗墓者似的。

我弟弟是个比较风趣的人。他的一些小习惯和做法总能逗得我父母开怀大笑。小时候的他和我妈在非常拥挤的公共汽车上时，他就会一个劲儿地哭闹，一直到有人给我妈让座为止。

我们在白山亲戚不多，有时会去延边走亲戚，路上要花一两天时间。我的爷爷奶奶住在那种非常传统的朝鲜族房子里，这种房子一进门就是一个炕，灶台和炕连在一起，没有分隔开，烧火的灶就在炕的下面。第一次看见这种房子的时候，弟弟非常兴奋，在炕上滚来滚去，结果一直滚到灶台下面去了。幸亏当时没人在做饭，所以灶里面不是很烫。我们在延边的时候，亲戚们都会聚在一起，做点儿吃的，庆祝一下。朝鲜族人做年糕是用木槌去捣煮熟的米，直到把米打成年糕为止，这种活儿一般只有年轻人才有力气干。在一些朝鲜族居住区，单身女孩的父亲会把周围的单身汉请来打年糕，表现最出色的壮汉有可能被选为女婿。吃完饭，我们会聚在一起唱歌跳舞，我的父母不太擅长跳舞，但我奶奶会举着两个小盘儿在那儿跳。看得出，她见到我们非常高兴。

我弟弟还是个非常勇敢的人。他小时候有一次手被烧红的炉钩子烫了一下，留了一个很大的疤，但他没有掉一滴眼泪，这令我很佩服。但即使是我弟弟这么勇敢的人也害怕家里的高压锅，有时候高压锅上的安全阀会被冲到天棚上。

我们胡同的另一头有一家人养了条狗，那狗总是叫，我每次路过他们家时，它还会咬我的鞋。我和弟弟经常在院子里跟蚂蚁、南北虫之类的东西玩，有时候也会用网去扑蜻蜓和蝴蝶。有一次，我想种棵树，就把一根树枝插在院子里，每天给它浇水，浇完以后又把树枝拔起来，看看根儿长没长出来。最后那棵树被我的好奇心给害死了。

我爸偶尔会用木头给我们刻手枪。我记得我和弟弟第一个现成的玩具是我三叔买的。他有一次来看我们，给我们买了一艘机械船，我们把船放到水里，它可以在水里跑很长时间。我当时大概七八岁。现在的小孩儿都有一堆一堆的玩具，我怀疑他们长大后是否能记起自己的第一个玩具。

我的家庭非常温暖。记得小时候，我妈常抱着我唱歌，有时在傍晚时分，我们能听见房梁上有耗子乱窜，我和弟弟就学猫叫，房梁上的动静就没了。

我父亲非常喜欢带我们去郊外野游，他还喜欢邀请他的一个同事一起去——那个叔叔会给我们照相。到了冬天，很多人会去山里捡一些树棍子，拿回家烧火取暖。我还记得我父亲有一回在山里住了一个晚上，回来时捡了不少树枝。

有两次我父亲请他单位的同事来家里做家具，柜子、桌子什么的，我母亲给他们做饭，大概一两天的时间就可以做完。现在想想，以前的人确实很有手艺。

[1]嘎石，即碳化钙，俗称电石，能和水反应生成氢氧化钙和乙炔。——编者注

别笑！我爸正给我们照相呐！

第二场 打狼的

我5岁半上的小学，我母亲认识小学的校长，所以我可以比其他孩子早一些上学。在整个年级里，我是最小的。不管天气如何，我每天都走着去上学。冬天有时候雪非常大，几乎看不见路。下雪的时候，学校要求学生用铁锹和土篮子铲雪，当时感觉小学的校园非常非常大，活儿总是干不完。

因为我能唱高音，所以参加了学校的合唱班。有一次我需要和一个比我大一些的漂亮女孩儿拉着手唱歌，这让我非常紧张。我们唱完以后，她马上就不见了。我们的领唱对我的唱法提出很多批评，当时我根本不理解她在说什么。

上小学时，学校安排我们睡午觉。夏天的时候，有很多学生睡完午觉以后醒不过来，老师就会带我们去河边洗脸，河水很浑，有时能看见草棍子或牛粪。

有一次我偷偷喝了父亲的酒，喝完了就觉得头晕，一路扶着栅栏才走到学校。我在学校待了整整一天，迷迷瞪瞪的，而且身上一股酒气。

我父母很少喝酒，但我家有一些亲戚非常爱喝酒，有两三个亲戚四五十岁的时候就喝酒喝死了，有几个亲戚甚至还会把他们的小孩灌醉，大人们就看着他们笑。大人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会互相劝酒，有一次，我的一个亲戚喝醉以后就自己睡过去了，还尿了裤子。我弟弟和我非常不喜欢这些喝醉的成年人，我弟弟有时候就管他们叫强盗。

白山的居民基本上都是汉族人，我们家是朝鲜族，我爷爷的父亲是从韩国的庆尚北道迁到吉林延边的（再往前追溯，朝鲜族黄姓起源于中国河南潢川）。我小的时候也有人给我们起外号。我和弟弟在外面玩的时候，有人就会冲我们喊：“高丽棒子！”开始的时候，我们还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这么叫。我还对他们说：“我们不是高丽棒子，我们的爸妈才是。”有些汉族人管朝鲜人叫“二鬼子”，因为日本人在占领东北的时候，把汉族人排在最底层，日本人是一等公民，朝鲜族人是第二等。但是大部分时候，这些话都没有什么恶意。

我上小学的时候，学校有时候会让学生去玉米地或稻田干活儿。我们排成一队，扛着红旗，有时还唱歌，学生们会自己带锄头、镰刀、铁锹和盆子。我父亲非常小心，他经常用麻绳把镰刀缠上，这样镰刀不会伤到人。我小时候很容易口渴，当时很少有学生带水，而我父母会给我带，还叮嘱我不要跟其他小孩儿一起喝，以免细菌传染。不过看到其他小朋友非常渴时，我也会让他们喝我的水。

我从小就喜欢胡思乱想。我们放学回家的时候，我经常边走边想，结果就落到别人后面。有好几次我都找不到其他同学了，一些年长的同学还得折回山上去找我。所以我在小学的时候得了个外号，叫“打狼的”。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北方俗语，“打狼的”原来是指一群人在山里走的时候，会安排最壮的那个人断后，以防狼从背后袭击，但我们那里常把它用做贬义词，指一个人动作比较慢。我觉得我的这个外号比较贴切，因为我发现自己做很多事情都比大家要慢一步。

春天我们去地里播种。有一阵我们的玉米地跟采石场只隔了一条小河，每当他们用炸药采石的时候，碎石会飞过小河，砸到地里来。我们很快就意识到，看见一缕青烟的时候，就必须马上躲开，要不然等听到爆炸声就太晚了。这是学习“光比声音传播得快”的最好办法。

夏天我们往地里施肥。学生到庄稼地之后，农民们会给我们每人分一个盆，我们就用这个盆端着化肥往地里撒。中午的时候，我们到小河边把盆子洗一下，送饭的农民就把土豆汤舀到盆子里让我们吃午饭。

秋天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季节，因为那时候在我们家乡，每家都要到白菜地里买白菜。东北的冬天很长，整个冬天都不会有蔬菜，所以秋天买白菜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有时候我们甚至要到白菜地里自己把白菜拔出来，然后再买下来。我和弟弟常到地里去找一棵最大的白菜，跳到白菜心里，把白菜踩垮。我们也会买其他蔬菜，比如萝卜、芹菜之类的。大部分人都把蔬菜放到自家院子的窖里过冬。很多人家都要积酸菜，除此之外我们家还要做高丽咸菜，或者叫韩国泡菜。做韩国泡菜的过程比较长，我们要把白菜叶子一片一片分开，在叶子上放上辣椒、蒜以及其他配料，有时还放一些苹果片之类的东西，然后把白菜放到菜窖里储存上两三个月再拿出来吃。

另一个让我们兴奋的事是傍晚的火。秋天，大家会把自家院子里的干草和垃圾堆起来，放一把火，火苗蹿起，青烟飘得很高。

学校的寒假大概是一个月。我们每个寒假都有作业，日记每天都得写一篇，而我们一般在新学期即将开始的前两天才会想起来写这些日记，我还得跟其他同学商量好，因为整个月的日记要在两天内写完，我们至少得把天气写成一样的。当然了，我们还有其他的寒假作业，比如捡牛粪或者捡马粪，我们要到马路上把冻住的牛粪或马粪铲下来，放到一个土篮子里，然后把它们集中到一个地方，用做春天或夏天的肥料。

冬天，尤其是放寒假时，我的手背总是冻裂，还会出血。我经常到一个同学家里去下军棋，他父亲是个木匠，冬天我们还要自己用墨把军棋的棋子染成黑色。我这个同学小时候非常自信，但最近听我妈说，他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酒鬼，基本上就靠他母亲捡垃圾挣的一点钱过活。

我喜欢我的一些小学老师，但是小学当时的一些残酷的教学手段，终归还是比较鲜活地留在了我的脑海里。我记得有一个同学，也是农村来的，他没有做完数学作业，老师就拿教鞭在他头上抽了一下，我就看到他的耳朵止不住地淌血。

我上小学的时候正好是“文化大革命”的尾声。街上的喇叭里经常传出一些“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宣传。我无意中也记住了一些毛主席语录，或者当时比较流行的口号，有时我会到学校的老师那儿告诉他们，我们一定要反对右倾修正主义。

后来我逐渐学会了推理。毛主席说过，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我回家以后就问我爸这句话对吗，我爸说对，停了一会儿他又开始纠正自己：“除了毛主席以外。”我接着问，“也就是说‘除了毛主席以外’，每个人都会犯错误是吗？”他说是，接着又说：“周总理和朱德也不会，其他人都会。”当时我还在心里一个劲儿地念叨：“人人都会犯错误，但毛主席、周恩来、朱德不会。”

当时我们家还没有电视，我第一次看电视是毛主席去世的时候，学校组织学生到县里的办公室看一台9英寸的黑白电视，电视里放着毛主席葬礼的画面。去了两三次，每次压力都非常大，当时我小，哭不出来，但总觉得在那种场合应该哭才对，何况我身边有一些小女孩儿哭得特别厉害。

我也看了一些电影和连环画。那些电影主要是关于抗日英雄和战争的。包括我在内，很多男孩儿都曾幻想自己将来会成为一个勇敢的共产主义战士，为祖国献身。我和弟弟哭的时候，我爸就会对我们说：“不要哭，你看八路军叔叔，脑袋掉了都不哭。”这种说法对我们很有效。后来我弟弟长大一点以后就问：“那个八路军叔叔脑袋掉了还怎么哭呢？”从那以后，我爸的这个方法就不管用了。

一开始我们家也没有收音机，所以我们经常到街上的电线杆子下听广播。当时很多广播节目都是非常枯燥的。我记得有时候，大概中午一点钟左右，广播里要报天气预报，报完以后，他们还要报700毫巴高空图上的那些数字，基本没有人能明白那些数字是怎么回事儿，但他们还是要报很长时间。

毛主席去世不久，相声突然流行起来。很多相声以“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那些怪事为题材。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站在电线杆子下听喇叭里的相声，边听边笑，等相声播完以后再回家。有一次我听到一个笑话，回家后讲给我妈听，但我妈觉得一点都不好笑，后来她才发现我讲的笑话不对。那大概算是我第一次学习相声吧。

后来我们家买了一台收音机，我们就开始听评书，《三国演义》、《岳飞传》之类的听了不少。现在回想一下，那些评书里关于中国的历史、战争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结果上课的时候，我满脑子想的都是评书里面的人物。

我从来没去我爸的单位玩过，但经常去我妈的单位，因为我经常生病。在美国当医生，或者现在在中国当医生都是一份很赚钱的职业，但是在我妈当医生的时候，工作还特别辛苦，有时春节都得去加班。但是当医生还是有一些好处的，比如有时我妈会带一些小鸟回来给我们吃。有一次一位白山市武装部部长住院，他从病房的窗户看见外面有麻雀之类的鸟，就用枪把它们打下来，让我妈带回来。我们用黄泥把小鸟裹起来烤，烤熟以后把黄泥扒掉，羽毛就会跟着黄泥一起剥落。这样烤熟的鸟肉非常好吃。

在我们老家，安全问题不怎么被重视。有一次，施工的人在路上挖了个坑，但是没放警告牌，有些人骑着自行车一下就掉到了坑里。我们那里经常有人用耗子药来灭耗子，有些猫和狗吃了死耗子，也被毒死了。隔三差五，我们那儿就有一些疯狗出没，小孩儿就得在家里躲着。我记得有一次，我和弟弟藏在邻居家里，透过门缝儿看外面的一群男人到处找疯狗。

笑话 ：城市是人们在阳台上养猪或养鸡的地方。

我9岁半那年，我家搬到现在的白山市，当时我开始念小学五年级。我们那栋楼叫向阳楼，一共5层，我们住在第4层，家里有独立的卫生间。我们家在阳台上养过鸡，有些邻居还在阳台上养过猪。

向阳楼就在浑江边，楼里的生活废水直接排到浑江，而夏天我们就在江里游泳。河上有一座小木桥通到河对面，对面是菜地和玉米地。夏天的时候，我们几乎每天都会沿着河堤走一段，过木桥，到对岸去游泳。天热的时候，河堤上有很多黑虫子，我们还得小心不要踩到黑虫子。

有一年下大雨，小桥被冲走了，大家就撑一条木船过河。有一天我正在游泳，头扎在水里面，游了一会儿抬起头时，正好撞到船底。我当时想，不好，怎么游到船底下来了。因为在船底没法呼吸，当时我非常紧张，又把头埋进水里游了一段，但再一次抬起头时，又撞到了船底。这时我隐约听到水面上有一些人在喊叫，终于有人注意到我，撑船的人把船掉了个头，我才把头抬到水面上吸了一口气。尽管我喝了几口特别浑的水，但总算保住了一条命。我记得当时船上的人都盯着我看，没有一个人说一句话。

那时候河堤上到处都是垃圾，走路的时候经常能看见碎砖头、木块、铁丝和粪便。还有一次我看见一个死婴，第二天我又跑去看了一眼，那个死婴还在那儿，而且有人在他的头上踢了一脚。

除了游泳，我和弟弟还和住在我们楼下的一对兄弟一起玩。我们经常翻墙，有时我们还会爬到别人家仓房的房顶上。小时候，不少东北人家都有仓房，这些仓房的房顶大多都铺一层沥青纸，夏天的时候，上面的沥青还容易化。有一次我和弟弟在别人家仓房上跑的时候，房顶突然塌了，我弟弟就直接掉进去了。

我和弟弟还会把废木头、纸壳箱之类的垃圾都收起来，堆到一起点着。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奇怪，我们经常这样在楼边玩火，却没有一个人过来告诉我们玩火危险。

有时候，我们晚上也会和邻居家的小孩儿玩。当时楼道里没有灯，晚上我们就经常在里面捉迷藏。有一次一个小女孩儿藏在楼道里面，听到有人走过来就跳出来，大叫一声，结果这个人不是小孩儿，是一个下班回家的大人。那个人被吓了一跳，也大叫了一声。

爆米花那个时候开始流行起来，每次崩爆米花的人过来都是非常热闹的事情。崩爆米花的人的衣服总是非常脏，脸上也落着烟灰。他推着辆手推车，上面有个可以密闭的转炉。每到一个地方，他就把炉子从手推车上拿下来，然后开始烧煤。很多人拎着大米或玉米过来，给崩爆米花的人一些加工费，他就把玉米或大米倒进那只转炉，拧紧盖子，摇着转炉在火上烧一段时间。时间差不多了，他就会准备一个橡胶或者布的袋子套在炉口——这是大家屏息等待的时刻——盖子一开，你可以听到非常响的一声爆破声，还能看到非常大的一团蓝烟升腾，爆好的爆米花就一下子跑到袋子里去了。30年后的现在，我们老家还是有人用这种方法崩爆米花，尽管不像以前那样流行了。

我们老家当时的另一件大事就是公审大会。隔三差五，老年人和小孩儿就会去市中心的一个广场看公审大会。很多辆解放牌汽车上站着被五花大绑的罪犯，胸前挂着一块大牌子，牌子上写着各自的姓名和罪行。我还记得当时公安机关捕获了一个犯罪团伙，这个犯罪团伙经常绑架并强奸妇女。公诉员描述完每个罪犯的罪行之后，当场就会用大喇叭公布他们的刑期：王某某，强奸犯，判刑20年；张某某，反革命罪，死刑。我的同伴告诉我反革命罪是最高的一个罪行，其次是杀人和强奸，这三个罪都可以判死刑。

宣判之后，大部分罪犯都会被拉到监狱。死刑犯和无期徒刑的罪犯会被带到河的一岸，围观的人会在对岸看公安人员枪毙那些死刑犯。死刑犯要跪下，被判终身监禁的罪犯要跪在死刑犯的身边，这样在枪毙死刑犯的同时，也给被判终身监禁的人一个教训。当时我听说死刑犯的家属还要赔偿政府子弹的费用。

在我们老家，冬天没有人清理街上的雪，我经常挂在汽车或公共汽车的后面在街上滑，有时一路从学校滑到家里。汽车司机发现了有时很生气，会突然停下来，把我们这些小孩儿都赶走。有一次我挂在一辆公共汽车后面滑，不知道为什么这次竟有人清理了一段街道，结果我就栽了个跟头，眼镜也掉到旁边下水道的一个盖子上面，从下水道冒出来的难闻的蒸汽在镜片上结了雾。当时街上有很多成年人，没有一个人过来扶我，或者帮我找眼镜。

我们家搬到白山市以后，我父亲送我和弟弟去了少年宫。在少年宫，小孩儿可以学钢琴、小提琴或声乐。这个少年宫离我们家很远，步行大概需要半个小时，还要翻一座小山。冬天山上有雪，没有路，有时我们得先把小提琴从山上滑下去，然后自己再顺着雪坡滑下去。下山以后我们沿着铁轨走回家，有时候我们会把硬币放在铁轨上，火车一来，硬币就被压扁了。当时我和声乐班的女孩儿合不来，我嫌她们太吵，在火车道旁走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互相扔石子。在这个少年宫里，我认识了一个后来上高中和大学时比较要好的朋友肖疆，他总是穿得非常整齐，大家都喜欢他。

我和弟弟经常在我们家的阳台上练小提琴，所以我们去附近杂货店打酱油的时候，里面的人都认识我们。他们总是说：“哦，你们就是拉小提琴的哥俩儿。”我和弟弟感觉非常尴尬，每次都会把头低下来，因为周围邻居家没有小孩儿拉小提琴，当时感觉拉小提琴好像是非常耻辱的事。

我铺过的山坡，现在的学生已经没有这种机会了

第三场 铺路的

我初中的班主任非常苛刻，经常会在全班同学面前羞辱学生，甚至骂娘。有一次我没有做作业，班主任揪着我的耳朵把我拖到讲台上，然后对我咆哮：“你为什么不带作业？你妈在家不管你吗？你妈是马子吗？”

从我家去我初中的学校大概要走半个小时，学校当时要求学生自带椅子，所以每个学期的第一天和最后一天我都非常悲惨，因为路上要带一把非常沉的木椅子。我白天在学校学不了什么东西，因为我总会走神儿，晚上还要上几堂夜课。上完夜课，学生们只能排着队摸黑从山上爬下去，有些学生没有手电筒，只好跟有手电筒的学生一起走，这样就不会被石头绊倒。

我刚上初中的时候，很多教室光有窗户架子，没有玻璃。我们经常趁老师在黑板上写字的工夫从窗户跳出去，下课前再跳回来。

后来教室装上了玻璃，但冬天还是非常难熬。每个教室大概有一两个火炉，离炉子近的学生热得够戗，一个劲儿地出汗，离炉子远的学生又冻得够戗。我当时个子比较小，坐得离炉子比较远，脚总是冻得冰凉。

为了在教室取暖，我们还要从家往学校带煤。有一次我在家里准备好了煤，但忘了带到学校，班主任就罚我在教室外面站着。我当时没来得及拿我的帽子和手套，我的英语老师看见我，就把他的手捂在我的耳朵上，耳朵暖和了，他又给我暖手，他还到教室里把我的帽子和手套拿了出来。我现在想起来还非常感激他。

我们班的学生还要轮流值班生炉子，这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大的一件事。轮到我的那天，早上四五点钟就得起来，一路顶着严寒走到学校去生炉子，路上还很黑，所以走路的时候非常害怕。有一次我带煤，另一个同学带木头，我们一起把炉子生了起来。生完炉子看见旭日东升的景象，我们心里也挺高兴的。

有一年，我的中学决定把学校的泥路铺成砖路。学校要求学生自己带砖头和水泥到学校。学生怎么会有砖头和水泥呢？我不知道其他小孩儿是怎么做到的，反正我当时只好去工地偷了几块砖。学校的修路工程持续了好几个星期，有几天还下了雨。我们是在山坡上铺砖，加上还要挎一土篮的砖头，上下非常困难。我和我同学溜号了一两次，在一个墙角里玩。

最后我们终于把路铺完了，但是我们铺的这条砖路没有维持多长时间。没过几个月，路上的砖头就开始松动，最后这条砖路就消失了，学校也就不再提铺路的事情了。

我们中学有一堵石墙和一个校门，但是很多学生发现石墙底下有一个洞，穿这个洞进学校会比较近一点儿。后来学校发现学生都在钻这个洞，不走正门，于是在洞里堆了一些臭粪。这个方法立竿见影。

除了学校要求的工作以外，有些老师还会吩咐学生去自己家干活儿，并根据学生的表现给他们打分。有一年秋天，一个老师让学生在他家院子里挖一个深坑，他好把萝卜埋到这个坑里，来年春天拿出来吃。第二年春天，大家都不记得把萝卜埋在哪儿了——这些学生把萝卜埋得特别深，但忘了在埋萝卜的地方做一个记号。

我那时的学习成绩非常不好。上课的时候，我总在笔记本上画东画西，或者胡思乱想，很少听老师在讲些什么。我的老师认为我上课精力不集中是因为我在学小提琴，那些旋律总在我脑子里回响，所以听不见老师在说什么。其实他们根本不知道，我满脑子想的都是评书里的东西。

为了让我取得好成绩，我爸给我施加了很大的压力，他总要拿我和弟弟比。我弟弟当时的学习成绩非常好，而且跟他一起玩的小孩儿都是些好孩子。在家的时候，我和弟弟要么在学习要么是装作在学习。为了不打扰我俩学习，我父母说话都是用耳语——在我们家就是这样，只要有一个人在看书，其他人都不许大声说话。我们家的读书环境是很好的，只是我小时候不爱读书。

在我们家，娱乐的方式主要是看电影和听音乐。我爸买了很多黑胶唱片，唱片里大多是西方音乐。

当时不知道为什么，西方流行音乐改编成乐曲的音乐非常流行，我还记得当时我听过的《一曲销魂》（Killing Me Softly with His Song）、《昨天》（Yesterday）、《夏日夜晚》（Summer Night）等等。我们非常喜欢这些唱片。因为当时从广播里听到的歌大部分是歌颂毛主席的，所以听到那些唱片，总感觉还有另外一个世界，那个世界和我们周围这个不甚理想的世界离得很远很远。

我弟弟可以从收音机里调出外国的电台，比如BBC（英国广播公司）、澳大利亚广播电台。记得当时还有一个外语电台的信号是从日本的一个岛屿上发过来的。这些广播电台经常播一些美国的流行音乐。1983年我们听到的第一首美国流行音乐是辛迪•劳帕的《女孩儿只是想寻找快乐》（Girls Just Want to Have Fun），我当时对这首歌里青春的气息、个人的情绪还有轻快的节奏印象非常深。

外国电影开始能在电影院看到了。当时印度电影非常流行，里面总有很多歌舞，东欧和日本的电影也很多。我们最喜欢的电影是查理•卓别林的无声电影，我和弟弟在电影院里笑得非常厉害，回家以后还忍不住笑——我们甚至都没法吃晚饭，因为一想到电影情节就会笑得把饭喷出来。

为了让我取得好成绩，我爸总不让我和我的朋友一起玩，他总跟我说“朋友是时间最大的浪费者”。所以我弟弟经常尽最大努力催他们去上班，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家里玩。他经常对我爸说：“爸，你为什么不上班呢？上班多好啊。”

我还要想方设法通知我朋友我爸是否在家。我跟朋友约好，如果我爸不在家，我就在窗户上挂一片纸，代表可以到我们家来玩；如果我爸在家，我就不挂这片纸。但我这个朋友经常把信号记错，总趁我爸在家的时候跑过来。

初中时我认识了我最好的朋友王向东，王向东是一个非常英俊、聪明而且有幽默感的男孩。我经常把我的朋友请到家里来玩，包括王向东在内。我们会进行各种各样的比赛，谁的脚最臭，谁能让放在嘴里的维生素C药片产生最多的唾液，谁能吐出最好的烟圈儿等等。我们有时候会在一起打琉琉（东北话，指玻璃球），有一次我们决定用一根电线杆投在地上的影子来做启动线，后来才意识到这道影子总在变，因为太阳的位置在变。

有一次，我、王向东还有另外一个朋友旷课，老师非常生气，就让我们把家长叫来。我们不想叫家长，索性就不上学了。我们在王向东和他邻居家玩了一个星期，整天打牌、打琉琉，抽王向东他爸的烟。有一天下午我们正在街上玩得起劲儿，突然班主任出现了，她让我们四个人在街上排成一排，然后在每个人的小腿上踢了一脚，她当时穿了一双鞋跟非常尖的高跟鞋。她告诉我们，如果再不把父母叫来，我们就会被送到收容问题少年的工读学校。班主任走了以后，王向东还跟我说：“黄西，咱们一起去工读学校吧。”我当时想，你疯了吧你，我怎么能去工读学校呢。

我把学校发生的事情告诉了父母，然后我妈去学校跟我的班主任谈了一下。我当时心惊胆战的，因为觉得肯定要被我爸揍一顿。但令我非常惊讶的是，我爸只是问我以后还会不会干这种事，我说不会了，他就说好吧，然后再没提这件事情。

我们每学期有两场大的考试，期中考试和期末考试。我、王向东还有另一个小孩儿总在一起玩，但王向东的成绩总是排在班级前5名，而我总排在43、44名的样子——当时我们班有45个人。我那时觉得王向东是个天才。

我爸开始对我的学习施加更大的压力，他先是不让我拉小提琴，后来又对我采取冷淡攻势。这个攻势持续了好几年，我在家里非常不愉快，所以有一天我作了一个决定——我要撒谎。我开始对我父母编造我在学校的成绩和表现，我爸马上就开始对我笑逐颜开。这种好日子持续了大概有那么三四个月，后来我妈参加学校的家长会，发现事实真相后，她感觉非常难堪，在家里也表现出对我的失望。我爸知道我撒谎以后就变得非常沉默。

从小学开始，我的老师们总是向我父亲反映：“你儿子非常慢。”但他从来没有跟我提过这一点，我对此非常感激。我父亲总是告诉我，你这人哪儿都不错，就是学习不好，你非常聪明，只是不用功。他还给我举例子，比如我小的时候有一次去延吉，耽误了一些功课，回来以后他把乘法表挂在墙上，我很快就背了下来。尽管我和父亲当时的关系不是特别好，但他说的话对我还是非常重要。潜移默化地，他的话还是留在我脑子里了。所以不管我的成绩多么差，我总觉得有一天我能赶上去。

初中的时候，有一个女孩儿总是看我，我当时感觉非常下不来台，所以尽量不搭理她。有时我的朋友会拿她开玩笑，有一次还把她给弄哭了。我还和朋友一起笑话她，我当时坐在桌子上，晃荡着脚，就好像在听音乐一样。我那时特别不自信，因为我的学习成绩不好，还戴着眼镜，在学校老师经常羞辱和惩罚我，在家里父母也经常当着弟弟的面惩罚我，或者拿我跟弟弟比较，所以我总希望任何人都不要注意我。现在回想起来，我非常对不起那个女孩儿。小孩子有的时候是非常坏的。

我在初中的时候打过几次架，但从来没有一次是因为自己。有一次我打了一个比我大的孩子，因为他欺负过我邻居的一个朋友。有一次在路上看见这个大孩子，我冲上去就跟他开打，这一架完全是我挑起来的，最后我把这个孩子的脸给划破了。他父母找到我家来告状，我爸当面向他们道歉，但他从来没有因为这件事情处罚过我，因为他不相信我会先动手打人。还有一次，因为有一个大孩子欺负过我弟弟，我就跟他打了一次架。结果，我被他打了一顿。好像我打架从来就没有赢过，但我的英雄感却从来没有动摇过。

有时候我会偷偷摸摸地干坏事儿。有一次我用几根塑料橡皮筋、两个铁环和一小块猪皮做了一把弹弓，我在街上走的时候把它套在拇指和食指上，对着一个20多岁的壮小伙儿射了几粒黄豆。这个小伙子大喊：“谁干的？我打死你。”我就悠悠地走过去，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

大概就是这个时候，我的一些朋友家里有电视了。电视台会放一些美国的电视剧。我家里没有电视，就跑去朋友家里看。我记得当时放《加里森敢死队》（Garrison’ s Gorillas），讲“二战”中后期，一群由杀人犯、骗子和小偷组成的美国敢死队执行特殊任务的故事。我们都非常喜欢里面一个蹲过监狱的人，他的飞刀扔得非常好。我也去商店买了两把飞刀，一有机会就在家里练飞刀。但我从来没有在打架的时候用过刀。

杨秀华（1938~1993）：优秀的物理老师，慈母，给我做过棉袄

第四场 不辜负给我做棉袄的人

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考大学非常难。在我的家乡白山市，想上大学最好的办法就是上市里的重点高中——第二中学，当时叫浑江二中，现在叫白山二中。想进这所高中，初中的成绩必须要好，但我的成绩是特别糟糕的，我妈没办法，走后门把我弄了进去。那所中学每一届大概有300个学生，每一次考试，不管大考小考，学校都会把整个年级的学生按照成绩来排名。我第一次考试排在第286名，尽管名次很靠后，但我觉得还是有一点进步，因为按我初中的成绩根本就进不了这所中学。

我在高中的第一天就遇见了肖疆，肖疆是我在少年宫里一起练琴的朋友。他这个人总是非常乐观，面带笑容，所以总能看见他的两颗虎牙。我们很快就成了最好的朋友。肖疆经常在小卖店里偷香肠、面包、香烟，他还经常给大家讲笑话，有很多都是荤笑话。肖疆总是拿其他同学开玩笑，有一次他把一块木板架在桌子上，然后用杠杆原理踩他这边的一头，前面几排有个同学的椅子就被撅了起来。就凭这一点，我们大家一致认为他是个天才。

高一的时候，我根本不喜欢高中的课程。我只读历史书，每学期发新课本的时候，我会花一两天时间把历史课本读完。上课的时候，我基本还是东想西想，画东画西，或者在底下做小动作。我高一那年经常旷课去江坝上来回晃。学校的后院有一个非常大的锅炉，取暖用的，我当时经常在锅炉的煤堆旁和锅炉的周围转，或者在邻近的胡同里转，想找一些有意思的事情来做。一直到现在，我有时还会梦见自己在那些胡同里转来转去，尽量避免和那些比较野蛮的小孩儿打交道。有时候被老师抓到，我就得在教室前面罚站，这确实有点丢人，但在我的朋友们看来，这是一件比较光荣的事。

下课的时候，很多男孩儿会走到胡同里抽烟、交朋友。我用各种理由管我妈要钱，然后拿钱买烟。一盒烟经常是坚持不到两天就没了，因为很多朋友管我要烟。当时我也很奇怪，我爸妈怎么没有发现我抽烟呢，后来才知道，他们知道，但他们认为我的学习成绩是最关键的，他们觉得只能强调一件事，不能要求我改变所有的东西。

我的老家是一个充满暴力的地方，我在大学的时候读《教父》，当时还想，哇，小说里写的这些事很有可能在我家乡也发生过。我们老家的人经常是一有问题就大打出手，幸亏大家都没有枪。我妈在急诊室工作过，她经常回家讲年轻人被捅、被砍的事情。我们有时会求她不要再讲，因为那些故事都比较恐怖，听了以后会吃不下饭。

我毕业以后大概一两年，二中有个化学老师，他不喜欢班上的一个学生，那个学生想报考清华大学，他就威胁这个学生说：“就算你被清华录取，我也要给他们写信，让你去不成。”这个学生当时非常气愤，第二天他去学校的时候就带了一把斧子，把老师给砍死了。我不太清楚这个学生后来怎样了。

虽然二中是白山市最好的中学，但学校那时候还是有帮派，经常有学生拜把兄弟，然后就一起打架。我记得学校里面这些帮派兄弟的装扮紧跟美国上世纪70年代的潮流——穿的是喇叭裤、高跟鞋，烫的是爆炸头，经常戴墨镜。这些人当时在学校是最牛的人，很多穿紧身裤的漂亮女孩儿都跟他们一起玩。这些人经常提着刀和车链子在学生面前来回走，嘴里还叼着烟，耀武扬威。不同帮派经常找借口打架。

张腾是肖疆的一个把兄弟。一些同学就经常去张腾家里玩，张腾家离学校很近，他父母是非常好的人，而且对我们非常欢迎。我不是帮派成员，但我还是经常跑去他家玩，我们在他家听了很多香港和美国的迪斯科舞曲。张腾所在的帮打过几次群架，但我总是没赶上。如果有同学在打群架的时候被人捅了，而且严重到要住院的话，他马上会变成我们的英雄。有一次张腾他们帮里有个人就被捅进医院了，我们都觉得他出院以后可能会对人生有一些非常深刻的理解，但他出院以后，肖疆非常失望，他说，“那些刀都白捅了，他一点儿也没变”。在我毕业之前，张腾这个帮里又有一个人被捅了一刀，还得住院。

我上高三的时候，电影《第一滴血》（First Blood）非常火，很多男生看了那部电影以后都觉得需要保卫自己，大家总觉得非正义和暴力的事件随时都可能发生，这些暴力电影确实对男孩的心理影响比较大。

我从来没有加入这些帮派，但我跟帮派的关系处得还都挺好，肖疆、王向东、贾言、李卫东，我们几个是好朋友。我们经常去饭店，一边吃饭，一边喝红酒——当时喝红酒要兑点汽水一起喝。我们经常在一起抽烟、讲笑话，拿我们的老师或者其他同学开玩笑。

我高中的时候还非常爱看武打录像，当时很多武打录像都是从香港引进的。我每周至少要去两次录像馆，很多录像馆都乌烟瘴气的。有时王向东在学校找不到我，就会到录像馆来找。那时候我必须在晚上11点之前回家。我记得有一次我和一个朋友去看一部武打片，在我们连看了几部电影，我必须得回家的时候，武打片里的一个裸体镜头正要开始，这个朋友后来跟我抱怨了好几天，因为我害他没看到那个裸体镜头。

我这个朋友是从另外一个叫三岔子的小地方来上学的，他在三岔子也有自己的一个帮。有一天快下课的时候，他跟我说外面有几个人要打他，问能不能跟我换衣服，我马上就跟他换了。走过校门的时候，我确实看见有几个小伙子在那儿等人，他们盯着我看了好长时间。回到家，我爸看见我穿着非常耀眼的衣服，只是笑了笑，也没说什么。我爸这个人真是非常有幽默感。

肖疆是我们学校最淘气的一个学生，如果老师对他不好，他就把老师自行车带的气给放掉。有时候肖疆也会跟学校里的帮派打架。对他来说，打架就是一种刺激的游戏。有一次他惹了几个人，这几个人追他，他跑着跑着突然停下来，大喊一声，摆了个功夫的架势，这几个人马上就停住了，不知道他想干什么。肖疆冲他们吐了一口唾沫，然后就跑掉了。还有一次，他被几个人在教室里追得四处乱窜，当时我们的教室在四楼，他突然从窗户跳了出去，那几个追他的人都吓坏了，马上跑到窗户边看他是不是摔死了。结果肖疆就站在四楼一个小平台上，站在那里气那帮人。

肖疆和王向东有时候会来我家。因为我妈是大夫，所以他们有时候就翻开我家的医学书，看女性的生殖系统图。我们初中的时候上过生理课，有一堂课专门讲男女的生理区别，但我那时候旷课，所以根本没听过这些课。

高中的时候，有一阵我特别喜欢一个叫王红的女孩儿。她总是打扮得非常整齐，穿着紧身裤，妆画得好、香水也很好闻，但我从来没有跟她说过一句话。那时在我们中学，和女孩儿说话会让人耻笑。

我有一次对坐在我旁边的一个女同学说“你的雪花膏真好闻”，然后我的脸一下子就红了起来，一整天都感觉不舒服。往后几天，我每次见到她都特别兴奋，但没过多久，班里要换座位，我们两个隔了好几张桌子，而我们俩都不想保持这种远距离的关系，所以就再也没有说过话。

我们每个年级的300个学生中，大概有100个可以考上大学。我爸参加了几次家长会，我的高中老师告诉他，你儿子永远上不了大学。在我15岁的时候，也就是高中二年级，有一天我爸突然对我说：“你现在已经15岁，是个大孩子了，从现在起，我不会再管你了。我不会对你的成绩再说一句话，以后你自己的前途就自己决定了。”而且他说话算话。表面上我爸对我放弃希望了，但实际上他对我还是非常关心。我们家当时只有一辆自行车，我爸让我骑，他自己走路或坐车上班。很多年以后，我上了大学，我爸告诉我，当时因为所有的老师都说我上不了大学，他背着我在他们板石铁矿偷偷给我找了一份锅炉房的工作，这份工作的主要职责就是用铁铲把煤送进炉子。我听了以后心里还想，哇，我爸后门儿挺硬啊。

新学期开始了，杨秀华成了我的班主任。杨秀华就是给我做棉袄的那个老师。有一次我旷课，杨秀华让我站在教室前面，一般来讲，这种惩罚对我只是“小打小闹”，但因为罚我站的是杨秀华，我心里非常内疚，我总觉得让一个给我做过棉袄的老师失望是一件非常过意不去的事情。从那以后我上课的次数越来越多，我的成绩也越来越好。杨秀华老师1993年去世了，过了很久我才得知这个消息。杨老师的一生非常艰辛，她丈夫有酗酒的毛病，喝醉以后有时还会动手打她，后来她的丈夫早逝，她就一个人拉扯3个孩子。杨老师非常关心落后的学生，曾经和一个爱打架的学生谈话谈了64次。她虽然去世了，但被她教育和感召过的人会永远记住她。

有一次我的成绩在年级里排到了第64名，我爸把我抱得紧紧的，我简直都透不过气来。那天我才知道，我爸是多么想看到我成功。以前每次考试以后，我爸都会跟我谈话，谈很长时间，而且他经常会拿我的成绩和我弟弟或是邻居家小孩儿比，还会拿这一次的成绩和以前所有的成绩比。回想起来，为了让我取得好成绩，我爸用上了各种办法。但我父亲从来没有利用内疚感来逼我学习。有些家长会说，你看，父母为你作了这么大的牺牲，我父亲从来没有说过这种话。他还经常用自己的例子来激励我学习。所以印象里我父亲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没有什么缺点，我整个高中都觉得我父亲的一生没有犯过任何错误。和他比起来，我觉得我经常会作出错误的决定，或是忘掉我应该做的事情。

我父亲的“手段”其实还是有作用的，因为后来我的成绩进步很大。但副作用是我总觉得如果我没有成就，就不会有人来爱我。

我在学习上花的时间越来越多，但我从不熬夜，总是9点钟准时睡觉。当时我对头脑的控制能力很强，老师如果讲我已经知道的东西，我就不听，自学别的东西，一旦老师开始讲新的东西，我马上就把注意力转过来。我当时还刻意和学习好的同学坐在一起——“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是我爸常说的话。我兜里总揣一个小笔记本，我把所有关于数学、物理和化学的问题都记在这个笔记本上，踫见老师就问。我高中那会儿记忆力非常好，当时英语课本里有一篇关于林肯的文章，我花了半小时就全背下来了。大概过了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我的成绩从全年级第64名上升到了前两名。

高考的时候我报考了北京大学。高考那年也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当时是考7门课，连考3天，高考前一天晚上，我突然感觉非常紧张，整晚都没有睡着，所以第二天没有发挥好。不过第二天晚上我就睡得挺好，后来的考试就发挥得比较正常。

几个月以后我拿到通知书，我没有考上北京大学，吉林大学录取了我。我当时有点失望，我爸问我想不想复读一年考北大，我当时想吉林大学也是比较好的学校，所以最终去了吉林大学。

高三的时候我在学习上花的精力比较多。但我以前的朋友还经常在一根水泥管子里打牌，有时候一打一晚上。肖疆很不高兴，因为我很少跟他们一起玩。有一次他跑到我们教室来找我，我当时的英语老师把他堵在门口，跟他讲，黄西是一个很有前途的学生，如果你是他朋友的话就不要把他的前途毁掉。肖疆就再也没有找过我。王向东觉得我能够取得好成绩也是很好的一件事情，他还是把我当成朋友，他虽然不是很用功，但还是考上了长春中医学院。我俩的学校都在长春。

再加上一些小品以博一笑

第五场 从人生哲学到科学

我去上大学的时候，我妈哭了。我当时还不理解，总觉得我会经常回家的，来日方长。我爸陪我去了吉林大学。当时从我们家到长春要坐11个小时的火车，那是非常痛苦的一段路。吉林大学生物化学系的学制是5年，在这5年间，我搭火车回家很多次，经常会买不到坐票，只能站着。有的时候实在累得没办法，我就躺在座位底下，或者爬到行李架子上睡一会儿。车厢里的味道非常难闻，混杂着汗味儿、酒味儿、烟味儿以及各种食物的味道。

我的宿舍里有15个学生。这个宿舍真是够大，以前住着30多个学生，后来学校把这个大宿舍用胶合板隔成两间，我们86级在一边，另一边是85级的学生。因为人这么多，晚上很难入睡，总是有人起来，有人听音乐，或者聊天。当时学校里的厕所是非常脏的，到现在我有时做噩梦还能梦到那些肮脏的厕所。每次开学我都要花上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才能重新适应宿舍里的生活。

第一个学期我没有在学习上花很多时间。我不是跟我的高中朋友王向东还有他的朋友一起玩，就是和我吉林大学的朋友一起玩。王蓬勃、赵海林、赵云峰、常岩松、苏骁、鲁宾都是我的好朋友。王蓬勃非常幽默，他跟大家说，如果一个男的做了偶数次的变性手术，他还是个男的；如果是奇数次的变性手术，他就是个女的。其他一些同学也很有幽默感，比方说赵海林，有一次他针对在学校图书馆里睡觉的现象说，成功是1%的汗水加99%的口水。

第一个学期一晃而过，转眼就要期末考试了。当时我非常紧张。微积分是最难的一门课，在微积分考试之前，我每天都喝酒，通过喝酒来减轻自己的心理压力，喝了一个星期。但是喝完酒以后又不能学习，仅有的一个星期眼看就快要浪费掉了，但就在考试的前几天，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弄明白了微积分，然后就通过了期末考试。

整个学期我都没有理发，回家以后，我爸妈看见我的长头发特别惊诧。我的头发以前一直是我爸给理的，但这次我决定去一家发廊，并烫了一个“大爆炸”，我还买了一双高跟鞋。

第二个学期，我们上分析化学课。有一次上实验课的时候，我看见我们班一个同学于世界从走廊尽头一瘸一拐走了进来，手里端着一个装试剂的小盘子，我们都以为那个盘子里肯定有什么化学药品，结果离近了一看，里面装的是一只鞋跟。当时很流行穿高跟鞋，他掉了一只鞋跟，就把它搁在盘子里，非常伤感地端了过来。于世界是从四川来的一个同学，说话有很重的家乡口音，他在我们大学读了5年，到最后他说的话我还是有些听不明白。

我在吉林大学的时候演过两三个小品。第一个小品是关于一个庸医乱治病的，这个小品在我们系演出的时候，大家都非常喜欢。于是我们又把这个小品搬上了学校的舞台，好像是一次国庆汇演，但那场演出效果不是特别好。从那以后，我就比较失望。后来我又编了几个小品在我们班的元旦晚会上演了一下，但是我对自己写小品、写喜剧没有什么信心，当时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将来会表演小品或是相声。

大概在我演第一个小品的时候，我开始对哲学产生兴趣，因为我开始问自己，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当时我相信可以在书里找到答案。上世纪80年代初，正好是西方哲学和心理学非常流行的时候，所以我在书店和图书馆看了很多哲学书，康德、尼采、叔本华、加缪、弗洛伊德、萨特等人的作品。我非常喜欢尼采，经常一回到宿舍就把他写的诗句大段大段背下来给别人听。“我是一缕青烟，孤独地在高空中求索”或“我是炸药，把历史炸成两段”。不久，我们宿舍的每个人都买了尼采的书。

大学有一段时间我最喜欢的哲学是存在主义哲学。这里面也有一点矛盾，因为我学哲学的目的是想找到人生的意义，但是存在主义相信，人生的意义是自己创造的。我在寻找人生的意义和宇宙的意义上花了不少精力，我总是希望能够找到一句话、一个想法或是一套思想体系来总结和照亮我的人生，之后我就可以不再去想它，去做其他的事情。我就这样努力了好长时间。有时候，我会突然觉得我有了一个新的发现，但第二天我又觉得，不对，我昨天想的也不完全正确。当时我花了很多时间读书，有时候还幻想自己应该在监狱里待着，这样就可以从早到晚读书和思考，用不着干其他事。

有一天我在街上走路时突然想到，我今年才18岁，没有必要把所有的事情都搞清楚。有了这个想法以后，我心里轻松了很多，脚步也瞬间轻快了很多。很多年以后，我读到我非常崇敬的乔治•卡林（George Carlin）的书，卡林是美国单口相声界的泰斗，他有一次笑谈自己寻找人生意义时说：“我有一次找到了人生意义，但后来有人把它改了。”

我现在已经41岁了，我认识到人生的意义不是一句话一个想法或是一套思想体系，而在于每天都要努力去找到一个灵感，找到激励自己的东西，然后用这个灵感提升你的灵魂和生活。

我在吉林大学的时候当过三年班长，大家都说在大学当班长是最差的一个差事，需要干很多活儿，但是跟系里的领导又不是很近，所以不可能得到什么好处。系里其他的学生干部，可以跟系领导搞好关系，分配的时候可以分到大城市或者好的工作单位，但班长很少有这种机会。然而我还是非常喜欢当班长，因为我们班的班长是学生选出来的。我其实还是挺喜欢自己能被其他同学喜欢或接受。另外一点是，因为不需要跟系里的领导和老师整天接触，我会觉得压力小一点。

我在吉林大学的时候，有一些从美国和英国来的老师教我们英语，我们当时觉得这些外教很有意思，他们穿的衣服都很鲜艳，在圣诞节的时候，他们会化装成圣诞老人来上课，还会请我们去他们的住处。当时外教的住处跟我们这些学生和其他老师住的地方都不一样，他们的条件要好得多。学生对这些外教都很好奇。他们跟学校的中国老师比显得不拘谨，非常放松，喜欢开玩笑，而且你很难预测他们下一句话会说什么。有一次我的一个室友请一个英国老师吃午饭，在吃饭之前，他开始祈祷说感谢上帝，当时我很奇怪，还问了他，“请你吃饭的是我的室友，你为什么要谢谢上帝呢？”

有一次上英语课的时候，老师发了一张英文人名表，让班上的每个学生都选一个英文名字。我当时就想挑一个最简单的，但是Tim和Tom都已经被人挑走了，轮到我的时候，最简单的名字就是Joe，我到现在还在用这个英文名。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当时学英语的环境是非常好的，但就像美国有一句话说的“青春都浪费在年轻人身上了”。我当时旷了很多课，即使去上课，我也是胡思乱想。有一次老师叫我站起来，问我：“你说一下，这篇小说里女主人公的感受是怎样的？”我当时感觉非常不好意思，因为我没有听课，我就说“sorry”（抱歉）。“我知道她感觉到sorry，”他说，“但除了sorry，她还感受到什么？”同学们哄堂大笑。

尽管上英语课我没有太认真，但我还是学了一些美国的风俗习惯，比如怎么庆祝圣诞节，或是怎样拼写密西西比，Mi-ssi-ssi-ppi。

我大学的时候还是经常和王向东一起玩，他当时有一个从北京来的女朋友，叫邢文。我们有一次出去野游，旅店的管理人员不让王向东和邢文睡在一个屋里，因为他们俩当时还没有结婚，但邢文一个人睡觉比较害怕，所以王向东和我就轮着跟她聊天，想这么聊一晚上。旅店的管理人员隔三差五还会把头伸进来看看我们在干什么。我跟邢文聊天的时候，邢文睡着了，我当时也没事干，就想吃她带来的一袋酸梅，但没想到她已经把酸梅都吃完了，我放在嘴里的东西都是酸梅的核儿——非常不幸啊。

王向东和我有一次决定一起做生意。夏天的时候，我们在离长春火车站不远的一个地方卖汽水。我们找不到好的地方，因为好地方都被其他卖汽水的人给占了。我们买了两箱汽水，然后就等着顾客上门。有一个顾客喝了半瓶汽水以后把汽水瓶放回箱子里，另外一个顾客喝了半瓶以后把剩下的汽水倒进了之前的汽水瓶，把盖子盖上，对我们说，“你们可以把这瓶汽水卖掉，这样你们才可以做生意挣钱。” 我们没有采纳这个人的商业计谋。

到后来我们也没有卖掉所有的汽水，也没有再一起做过生意。

我们念大学的时候正好是美国流行音乐非常盛行的时候。当时各大商店都在放《四海一家》（We are the World）这首歌，当时还有一首中文歌曲的意思跟它差不多。有时我们还可以听到一个上海的广播电台播放美国流行音乐，U2、迈克尔•杰克逊、麦当娜的歌，我们都是从这个上海电台里听到的。

肖疆和贾言来看过我几次，他们来的时候住在我的寝室，但很少和寝室里的其他人说话。他们有时候睡在我床上，有时候睡在其他同学的床上，基本上是白天睡觉，晚上出去玩。我根本不知道他们一天在干些什么。

有时候王向东、贾言、肖疆和我会在一起玩几天，但后来也玩得比较腻了。因为我们没什么其他事可干，基本上就是抽烟，或者去饭馆吃饭、喝酒。那时家里每月给我的生活费是60元，有时这些哥们儿一来，这钱几天就花没了。我没有向父母要钱的习惯，就只好从同学那里借钱买最便宜的菜，等第二个月再还。

我从来没有好好计划过暑假的生活，大多数时间我都回家，在家里什么事都不做。有的时候我去王向东家里，和他一起听摇滚乐磁带。现在回想起来，我们还真有时间，两个人坐在一起没什么事干，就一起听音乐消磨时间。现在很少有这种时间了。

有一年暑假，我去延边看亲戚，最远走到珲春，我舅舅住在那儿。我到那儿以后，大家使劲劝酒。我还向我舅舅求救说：“舅，你看他们硬让我喝酒，我可喝不下去了，你帮我忙啊。”结果他说：“你到我们农村也没什么事干，喝完酒醉醺醺地睡觉就行了。”我在珲春的时候，我和我一个表弟成了好朋友，后来我这个表弟在去日本打工的途中被卷进了一场斗殴，在船上被人用刀捅死了。这是件非常让人伤心的事，因为我这个表弟是我舅舅唯一的儿子。在过去30年里，有很多延边人，尤其是在延边的朝鲜族人，去韩国打工，做非常辛苦的工作。他们挣钱回家，希望自己的子女能有出息。但因为没有父母的照顾，这些留守的孩子经常会出现问题。而那些出国打工的人通常身体状况都不好，在中国的事业也丢了。他们付出的代价都非常大。

还有一年夏天，王向东、肖疆和我一起去湖南看肖疆的一个姨妈。我们在火车上花了44个小时。因为没钱，所以我们没买火车票。上车以后到处躲查票员，经常在座位底下睡觉。后来我们终于到了湖南郴州，这个城市离广州不远。

肖疆他姨要带我们去一个公园里玩。可那天早上我怎么也找不到我的手表了，我们要出发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家所有人都在找手表，我当时就说，“不用找了，不用找了，也不是什么好表，我不在乎，我们还是去公园玩儿吧。”但没有人理我。后来终于每个人都不再找了，我们才一起去公园。后来我才知道，正巧那天早上肖疆他姨的手表也丢了。我当时感觉非常不好意思，还跟他们解释：“我不是说姨的手表不值钱不用找了，其实我的表也丢了。”但好像没有人相信我，或者是他们根本不想同我争论。

在肖疆姨家待的那几天感觉非常尴尬，他们家大部分在湖南的亲戚都说我们听不懂的湖南方言，也可能是肖疆没提前和他们打好招呼的缘故，对我们也不是很友好。湖南的夏天非常炎热，而且当时家里也没有空调。我们三个都是东北人，吃不惯南方菜，比如苦瓜。

还有一年暑假我去了临江，临江是中朝边境的一个小镇。当时我们是被临江一些帮派的哥们儿请过去的。我们在那儿就经常喝酒，在街上晃来晃去。我记得有个人吃完西瓜以后拿西瓜皮往街上路过的女孩儿身上扔，有块西瓜皮还正好砸在一个女孩儿头上。这个人后来对肖疆说：“我不知道你为什么把黄西当朋友，他打架的时候好像根本用不上。”后来我才知道，这个人听说肖疆和王向东要来临江，还特意抢了别人的钱包来招待我们。在临江的时候他们喝酒喝得很疯，我每次去饭馆的路上都非常紧张，感觉有点恶心，因为我知道在肮脏的厕所里呕吐的滋味很不好受。

大学最后一年，我们需要写一篇论文才能毕业，我的课题是要做一个测试血浆蛋白的实验。为了做这个实验我们还经常去屠宰场采集牛血。当时是冬天，我们一大早就要起来，天不亮就骑自行车去一家私人屠宰场。我们看着一个屠夫把牛牵到胡同的一个小水沟里，水沟里到处是血，那个屠夫用一只锤子朝牛的头上砸下去，接着在一个桶里放血。我们在这个桶里放了一些抗凝剂，这样血液就不会凝固。后来我发现我们研究的这种血浆蛋白非常稀少，没有办法，我们还要去另一家更大的屠宰场采集牛血。那个屠宰场非常大，他们每天早上都会把很多牛用钢丝拽到一台机器里，用电把牛杀死，接着放血、去皮、清理内脏，然后切好，像一道流水作业。牛血一般都直接淌到地板上，流到下水道里。这次我们采集了足够一个学期用的牛血。

可以说，我的毕业论文是用牛血写成的。

我决定在生物学上攻读更高的学位，因为我当时被吉林大学一位教授激励了一下。这位教授非常敬业，她每天考虑的都是学术上的问题，很少被生活的波折影响。对我来讲，这好像是一个很好的人生秘诀：找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比如当教授，然后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到对物质世界的研究里，因为物质世界本身是很奇妙的。这样就不会去想那些令人烦恼的问题，比如说生活的意义，或者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

我决定去中国科学院读研究生，于是非常努力地学习了5个月，从英语、生理、生物化学到有机化学，然后参加了中科院的升学考试。为了准备这次考试，我还特意坐火车回家读了三四个星期的书，把一本很厚的有机化学的书从头到尾读了好几遍。考试成绩下来的时候，我才知道我在申请中科院的所有学生里考了第一名，当时全国各大高校的学生都有报考中科院的，清华、北大、复旦，当然还有我们吉林大学的学生。我有机化学考了100分，生物化学好像是97分。我进了中科院以后，有一天几个年长一些的研究生特意跑到我宿舍里来看我，他们就想看一看这个有机化学考100分的人长什么样子。

大学毕业基本上就意味着大家一起喝酒，一起噙着眼泪说再见。我是我们班的班长，我就把我们班所有的奖学金都用在了聚会上。我有一次在一个饭馆里喝吐了两次，常岩松把我一路背回了宿舍，醒来以后我发现自己丢了一只鞋。常岩松现在是美国一家很大的医疗仪器公司的中国经销总代理。他在事业上非常成功，但他还欠我一只鞋。

我年轻时最好的5年都花在了吉林大学，所以当这5年过去以后，我心里也有点忐忑不安，可能大家的心情都差不多。

我非常怀念在吉林大学度过的5年时光。那5年我看了很多各种各样的书，思考过很多事情，交了很多朋友，玩得也挺痛快。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的我非常单纯，顾虑也少。我大学时成绩平平，考研也不是很有把握，快毕业时根本没想过分配和找工作的事，我爸单位锅炉房的工作也不知道是否还虚位以待。

英雄救美， 不亦乐乎？

第六场 从一相情愿，到两相情愿

在中国科学院入学之前，我还要去北京参加一个面试。面试的时候，我在北京的大舅家住了一个星期。我的表姐春嫒是一个非常活泼、善良、漂亮的姑娘，她让我在她屋里住了几天。当时他们家有一台很旧的打字机，我就是在他们家学会英文打字的。

我在大学时身体一直不是很好，所以到了北京我就开始锻炼，我经常在动物研究所（下称动物所）的院子里跑5 000米，或者做俯卧撑和仰卧起坐。跑步不是件很愉快的事，因为当时条件不是很好，跑步的地方常常会有石子和泥块之类的东西。但我一直坚持跑步，到最后还参加过一次800米的赛跑。

中科院的大部分研究生都想出国留学，我们花很多时间学习外语。当时有很多学生读美国的《读者文摘》，但是他们不太明白里面的一些笑话，尽管他们认识笑话里的每一个单词。我就很容易理解那些笑话，我可以给他们解释那些笑话的笑点在哪里，但是很多笑话解释了以后，就不一定那么好笑了。

在中科院里的第一年，全国各地的中科院分所里的学生都要在北京玉泉路校区上一年课。我们当时有一门非常好的英语课程——教英语课的老师把学生分成不同的组，让学生表演一段在不同场合里的对话。我当时非常感慨，因为我们中科院有很多特别聪明的人。有一个人叫肖毅，有次上课我闻到他身上有一点酒味儿，但是他背英文比我都快，尽管我当时没有喝酒。

我花了很多时间来准备托福和GRE考试。我第一次考GRE的成绩不是很好，所以我后来又考了一次。第二次考的成绩还可以，我记得是2240分，但我记得也有其他同学考2300分。

我三叔来北京看过我一次，他领我到了全聚德烤鸭店。我们在那儿吃饭的时候，三叔非常自豪地对饭店里的所有人讲：“这是我侄子，他以全国最高分的成绩进了中科院。”我们分别的时候，他给我买了一只北京烤鸭，回到宿舍我跟大概十几个同学一起分着吃了。后来我同学经常问我：“你三叔什么时候再来啊？”

有时我吉林大学和高中的一些同学也来找我玩。我记得有一次一个大学同学问另一个跟我一起在中科院读研的大学同学，“黄西是不是还像在吉林大学一样受欢迎？”我那个同学说：“他现在人缘也挺好，但不像在吉林大学的时候那么受欢迎。”

实际情况的确是这样。我刚到北京的几年过得不太愉快，因为当时研究生院的同学都在忙各自的事情：出国、写论文，不像大学时候大家联系得那么紧密。但我也没有感到失望，我觉得这就是成熟的一个过程。很多年以后，大部分研究生院的同学都到了美国，我们的关系处得都很好。我现在还经常和我研究生院的同学来往。

我们在北京转了很多地方。北京是个非常大的城市，每次出门都要花上大半天的时间。我们当时都比较年轻，所以总是觉得饿。有一次我们4个人去饭店，每道菜一上来，就立刻被抢光了，等最后一道菜端上来的时候，桌子中间堆着6个空盘子，当时我们感觉有点儿尴尬。

动物所周末有时允许人们摆小摊卖杂志，我当时在小摊上看到了很多美国的杂志，像《时代》周刊、《人物》周刊之类的。我记得很清楚，我当时在一本杂志上看见了伍迪•艾伦和他太太的一张照片，我不知道为什么对他还有点印象，尽管我当时不知道伍迪•艾伦是谁。

我们在玉泉路的时候课外活动非常多。我的同学几乎玩过所有的体育项目，而且很多人还上过舞蹈课。有一年我们要搞一个表演，没想到我们班居然还有一个准职业选手洪德军，他后来说服我也加入了一个舞蹈表演队，但最后我们的表演还是没搞成，我现在怀疑是不是我的舞跳得特别不好，把整队的水平给拖累了。

在大学和研究生院的时候，我邀请过一些女孩儿一起出去玩，但在研究生二年级到中关村校区之前，我一直没有正式谈过恋爱。到中关村以后，我和一个大学快要毕业的女孩谈了大概半年。到后来我就非常希望她能把我甩了，但不幸的是，她一直也不想甩我，最后没有办法，我只得跟她提出分手。她当时特别不高兴，要我把所有她写给我的信都还给她。

有了那次经历以后，我就不太想认真谈恋爱，我总感觉爱情会伤人，我不需要那个东西。后来我又开始对韩语感兴趣。我参加了一个韩语夜校，在那里遇见了一些韩国学生，我觉得那些韩国学生很有意思，他们很喜欢打棒球。

我在那里认识了一个韩国女孩，她和日本原宿的那些女孩儿有点像，总是把头发染成褐色或亚麻色，妆画得很好看，衣服也很整齐。我们在一起大概有那么几个月，就经常一起出去吃午饭或者在北京各处转。我把她带回我们宿舍的时候，宿舍有些男孩对她垂涎三尺。

后来，我们研究所组织所有义务献过血的人去黄山旅游，我就请这个韩国女孩和我们一起去，她非常高兴。在火车上的时候，我和我的同学用汉语聊天，后来她问我：“你们在说什么？”我就告诉她：“噢，他们问我你是不是我女朋友，我告诉他们不是。”她听了这话马上把脸沉了下来，整个黄山旅游期间，再没跟我说过一句话。我心里感觉非常内疚，就帮她扛着两个大包到处走。我的同学们都笑话我。

我从来没有想过她会对我有感情，我去她学校（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时候，她周围总有很多韩国男孩，这些男孩大多都高大英俊。

我们坐火车先到南京，住在一个旅店里，那个旅店没有独立卫浴——洗澡得到一个专门的房间，房间里有一缸水、一个瓢，我们得捧着瓢洗。我们在南京逛了一下中山陵、秦淮人家，还有其他一些景点，我觉得那座城市非常漂亮。从南京去黄山，我们还要坐汽车，在路上，我们碰见一个人坐着板凳拦在路中间，我们的车不得不停下来。然后那个人把所有乘客都拉到他的饭店，不吃饭他就不让我们走，没办法，我们只好在他的饭店吃了午饭。

黄山到现在为止还是我见过的最美的一座山。山上有水、有花、有从岩石缝里长出来的树，特别漂亮。我们当时非常兴奋，一天一夜都没有合眼，白天在山里玩，晚上在一起打麻将，一点儿都没感到累，尽管几天前我们刚献过血。

我们住在黄山脚下的一个村子里，村里不少人以采茶为生，我看着他们在大锅里把茶烘干，那些茶的香味非常好闻。那个村子也很漂亮，白墙绿瓦的房子，我觉得每条胡同都可以上明信片。

回来的时候，我们又在南京停了一下，于是我和大学同学韩洪飞聚了一次。韩洪飞和这个韩国女孩一见钟情，后来他们俩结了婚，但又离了。

我和我太太在北京见过一次这个韩国女孩。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见过她。

我从来没有和自己的同班同学或同事谈过恋爱。我总觉得如果我每天看见一个女孩儿的话，她会看到我不少缺点，每天看对方的缺点我觉得应该是结婚以后的事。

尽管我的人缘不如在吉林大学时那么好了，但不少同学还是很喜欢我的。有时候我在宿舍一楼跟人聊天，三楼和四楼的人听见我说话，他们也会跑下来跟我打招呼。但我的自我感觉不是很好，我觉得我在公众场合说话的能力也不是很强，而且比较害羞。我记得我的一个同学跟我说：“黄西，以后估计女孩儿会很喜欢你。你有很强的幽默感。”我当时心想，这个人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我最近碰见了一个大学同学孙天霄，他比我高两届。我在中科院的时候，他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他给我讲了一件我自己都记不得了的事。他说我在中科院的时候，有一次去北大玩儿，我问他：“你能不能帮我介绍个女朋友？”他说：“好啊，你想让我怎么介绍你呢？”我说：“就告诉她，我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比较爱变心。”现在孙天霄也住在波士顿，和我们家隔得不远。

有一年暑假，我、肖疆和贾言到离朝鲜边境不远的一个小村子去玩。我们要坐一段汽车，再搭一段渡轮才能到那儿。车在山路上开的时候，那个司机边开边转过头来跟边上的一个乘客聊天，肖疆当时非常紧张，就冲那个司机大喊：“你小心点儿开，我这儿有个朋友是从中科院来的，你这条命不值钱，他这条命可不能浪费。”他这么说让我感觉非常不好意思，但那个司机还真听他的话，马上就不说话了，非常认真地开车。可能在我们老家白山，提起中科院还觉得是个比较大的权威机构。

我在那个村子里过得还比较放松。那个村子的天特别蓝、特别清朗，我们几个经常打牌、抽烟、喝酒。每天晚上，我们都会很早上床，因为在那里晚上确实没有其他事情可做，而且一到晚上就伸手不见五指。

有一次我还游过了鸭绿江，肖疆划船跟着我。在鸭绿江的对岸，我碰见一个朝鲜当兵的，我当时会一两句韩语，就跟他说了几句，但他也不是很明白我在说什么，我给了他一包烟，他收了这包烟，但话还是不多，然后我就游回中国这边来了。这是我唯一一次去朝鲜边境。

回家的时候我们得赶早上5点钟的渡轮，开渡轮的这个人觉得不耐烦，就叫我去帮他开，他自己跑去跟别人打牌喝酒。我一个人开着渡轮——我以前根本没有开过——但是船上的乘客没有一个人抱怨，所以我一个人开了好长一段路。

在北京的三年我总是对前途感到很焦虑。我决定去美国留学，去留学得考托福和GRE，GRE里有很多很少用到的单词。我觉得与其背这些很少用到的单词，还不如把整本字典都背下来呢，我就去五道口书店买了一本牛津词典，然后开始一页一页地背。我当时把那本词典翻来覆去背了8遍，到最后我记住了大概85%的单词。

北京有很多比较有意思的人。有一阵我和一个哥们儿的友情突飞猛进。我们俩都喜欢摇滚乐。他跑来我的宿舍看到一盒惠特尼•休斯敦的磁带，就问我：“你喜欢惠特尼•休斯敦啊？”我说：“是。”他说：“她唱的不是摇滚乐。”那之后的一个星期，他都没来找我玩。后来有一天，他又突然跑来跟我说：“虽然你听惠特尼•休斯敦，我们还是可以做朋友的。”但那时候我已经被美国莱斯大学录取，所以我跟他的友情也没有继续发展。

在他之前，我还遇见了另外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我的太太。1993年的时候，我参加了一个业余的韩语学习班，这个班每个星期天上午有一次课。对我来说，这个学习班意思不大，但是我第一次去上课就碰见了金妍——后来是我的太太。她没有参加那个学习班，而是陪她妹妹去的。我到现在还记得她穿着一件橘黄色的衣服，显得非常漂亮。

我看见她第一眼的时候就非常喜欢她，第二个周末，我就请她和她妹妹一起去北京植物园玩。金妍的笑声非常有感染力，我们在那个植物园玩得很愉快。后来她跟我说她已经有男朋友了，她只是把我当朋友。从那以后，我就开始给她送花，给她写情书，有时候，我还在她公寓门口等她，跟她说话。

过了一段时间她和以前的男朋友分手了，我们开始正式约会。我记得每次约会后我都非常兴奋，回到宿舍，我要一边抽烟一边听很久摇滚乐才能静下心来。金妍总是非常快乐，而且非常温柔。我记得我们恋爱的时候只有那么一次，我们俩一起参加动物所的一个舞会，她突然哭了起来，然后就走了。第二天她又没事了。好几年以后，我问她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她说她已经不记得了。

那时候用跳舞这种方式来谈恋爱还是很普遍的。我们中科院的光棍就经常去大学和研究所跳舞。跟金妍恋爱以后，我也经常带她去一些大学跳舞，有时候我边跳舞边亲吻她的额头，过了几个月我们更加熟悉一些以后，她就开始笑话我，她觉得亲吻额头比较傻。在那之前我一直以为我对女孩还是挺有办法的，现在看来我可能想的不对。

我们在北京跑了不少地方，像紫竹院、北京图书馆等。我们经常一起做晚饭。有一次她请我去北京第一家必胜客吃比萨，当时的比萨还非常贵，一顿饭下来，我在中科院一个月的工资就没了。

金妍的第二语言是日语。她对来美国根本没有兴趣，我告诉她我被莱斯大学录取以后她不是很高兴，但后来她还是决定跟我一起来美国。

我在1994年的时候向她求婚，她同意了。我们在北京领的结婚证。金妍当时根本不想办婚礼，但我的父亲想在延边办一个，因为我们所有的亲戚都住在延边，金妍的父母在延边也有很多亲戚。

婚礼之前我带金妍去了我的老家。回到老家的第二天，我们去路边摊买西瓜，有一个卖西瓜的妇女让金妍尝一块，她说：“你尝一块吧，不喜欢不用买。”金妍就尝了一块，她觉得那个西瓜有点“娄”，就是熟得太厉害了，就不想买。那个卖西瓜的妇女说她的西瓜没有“娄”，尝了西瓜就得买。两个人吵了起来。边上有个小伙子听出金妍不是本地人，就过来想逼金妍买这西瓜，我又跳出来，站在金妍这边跟那个小伙子讲理，他就用拳头打我，我还了手。

我根本不是那个小伙子的对手，他把我摔倒在地上，抄起一块石头就想砸我脑袋。金妍拽住他的腿，最后他没有砸我，把石头扔在地上，走了。

我的脸被打破了。回到家我妈在我脸上缠了不少绷带和胶布，我弟弟当时也在家里准备我的婚礼，我们和我脸上的绷带一起合了影。

接着我们去金妍的老家牡丹江。在牡丹江我第一次见到她的父母、三个姐姐和三个外甥。然后我们从牡丹江一起去延边，在延边，我们举行了一个比较传统的朝鲜族婚礼。

婚礼办完后，我们一家老小一起到北京，送我去美国。

大陆留学生在新大陆

第七场 1994年我发现了新大陆

美国和你在电影和音乐里理解的不一样

24岁以前，我从来没有见过大海，唯一能跟海滩沾点边儿的体验，就是有一次我坐在一辆手扶拖拉机上，那辆手扶拖拉机拉了一车沙子。

和我的很多同龄人一样，在来美国之前，我从来没有坐过飞机，从来没有吃过三明治，也从来没有被外国人包围过。我当时是从北京飞到上海，然后从上海再飞到旧金山。

我在机场东跑西跑，排队的时候一不小心夹在了一个白人前面。他提醒我排队，我道歉了以后就排在了他后面。我当时心想：“如果这个人本来站在我后面，他这么跟我一说，我肯定也会让他站在我前面，他没准儿是在用计。”

上了飞机以后我才发现那个白人就坐在我边上。他说自己是一个大学教授，还给我看了他的名片，他说他坐飞机的时候只要带着这张名片，机场的安检人员就不会查得太严。

当时从上海到旧金山要飞20个小时，他在飞机上的时候跟我讲解怎么吃西餐。当时我觉得美国的食品非常凉，也没什么味道。当然了，真正的美国食品跟飞机上吃的不太一样。我觉得美国的机餐确实给了美国食品一个非常不好的名声。

在美国住了几年后，我才知道这是“实至名归”。我有一次和一个巴西移民聊天，他也抱怨美国食品的味道。我们想不明白为什么一个粮食最丰富的国家不懂怎么做菜，很多国家闹饥荒，饭菜的味道却更好。

我还要从旧金山转机飞到休斯敦。在旧金山机场，海关非常慢，我差点儿没赶上去休斯敦的班机，当时有个黑人还让我用了专门装货的电梯。

从旧金山飞往休斯敦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当时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从达拉斯到休斯敦，那一路上，灯光就没有断过。

到了休斯敦，邢向明和饶群在出口等我。邢向明也是从吉林大学毕业的，她比我高一届。他们开车带我看了休斯敦的夜景，把我送到了我住的地方。我对休斯敦略有了解，因为我在中国的时候看了电影《得克萨斯的巴黎》（Paris, Texas）。第二天，他们带我去了休斯敦的一家超市，我当时时差还没有倒过来，非常困，还跟收银员和其他的顾客说汉语。

饶群非常喜欢美国的文化，他当时跟我讲：“麦当劳是非常好的，你可以同时把肉、面和菜一起吃掉。美国人办事就是有效率。”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对于新来的人，美国就是一个很多梦想被实现的国家。街上草坪都被照料得非常好，而且可以踩踏，24小时有热水，晚上到处都灯火辉煌，空调到处都有，而且基本上每个人都有一辆车，等等。

我在中国的时候，邢向明给了我很多非常具体的建议，告诉我应该带什么东西去美国，包括7件以上干净的T恤、内衣和衬衫。她跟我讲，在美国如果同一件衬衫连穿两天的话，你的同事有可能认为你这个人不洗澡。我还带了菜刀、菜板、不粘锅以及其他一些做饭的家伙什儿，因为邢向明告诉我：“来美国以后你马上就得开火做饭，但你有可能没时间去商店买这些东西。”我还带了很多药，因为我妈觉得如果我在美国生病的话可能不知道该吃些什么药。我甚至带了一本词典、一些被褥和一套西装。我还带了一条泳裤，国内当时的泳裤非常紧身，我记得后来有一次我在莱斯大学的游泳馆游泳，一个美国同学问我是不是职业游泳运动员，当时我还以为他是称赞我游得特别快、特别好，后来才发现他可能是指我穿的泳裤，因为在美国，大部分男士泳裤都比较宽松，我的泳裤非常紧，有点儿像职业游泳运动员穿的。

我来美国的时候用的是学生签证，学校还组织我们去美国的社会保险局办社会保险卡。我的卡上写着：这张社会保险卡不是用来工作的。如果想工作，学校或者工作单位还需要另外出具介绍信。

莱斯大学是非常有意思的一所学校。因为它在美国的南部，在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西雅图的Grunge[1]音乐是非常流行的，当时我去莱斯大学的时候，经常看见男孩女孩坐在卡车后面唱约翰•梅伦坎普（John Mellencanp）的《杰克与黛安》（Jack and Diane）。

新来的外国学生都住在研究生院公寓里，这栋公寓离莱斯大学校园非常近，每间屋子都有一个洗澡间、一个洗手间，还有一个公共厨房和游泳池。我当时觉得这种条件还不错，后来我才知道这其实就是美国比较便宜的汽车旅馆。现在那里的条件比我们去的时候要好了——他们建了一栋新的研究生公寓。

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日子非常难过，因为晚上睡不着觉，白天又听不明白其他人在说什么。有的时候我晚上睡不着，就在研究生公寓的院子里坐着，看着得克萨斯医学中心高大的建筑，想象自己在美国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当时我还对自己说，我永远不想再去接触一种新的文化，真是太难了。

从世界各地来的学生都住在这栋公寓里，但人数最多的还是中国人和印度人。有的时候，学校和教堂的一些志愿者会请我们吃饭，吃的基本上都是烤肉、意大利面、玉米饼和豆子。跟很多汽车旅馆一样，能听见隔壁说话的声音，幸好我隔壁住的是西班牙学生，所以我听不明白他们在说什么。

莱斯大学专门为外国学生开了一个欢迎会。在欢迎会上，有个老师讲在美国的注意事项。他跟我们说：“美国和你们在电影和电视上看到的根本不一样，美国人很少和陌生人说话，他们也不会跟人见一面就做爱。”他还告诉我们，在街上不要和乞丐有眼神接触，尽量不要从你在美国的朋友那儿借钱，不要问他们工资有多少。另一个老师给了我们一个图标，Y轴就是对在美国生存的信心，X轴就是时间，外国人在美国会遇到很多让他们灰心丧气的事情，然后他们逐渐会发现一些应付的办法，从而变得自信，自信一段时间会遇到新的问题，然后又会觉得灰心丧气，接着再找解决的办法。这个周期大概是3个月。看了这个图，我们都有点儿担心，因为那个老师没有解释具体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以及这个周期总共要延续多少年。我猜大概每个人都得自己去发现。

刚来美国的时候是比较孤独的，有的时候去实验室的路上我还在想象如果金妍在我身边该有多好，我们可以一起谈论在美国看见的这些新鲜事儿。有的时候我还会想我的父母或者弟弟会怎么看得克萨斯。

得克萨斯是非常分散的一个州，得克萨斯人总是这样说，而且这话是非常正确的。休斯敦是得克萨斯最大的一个城市，大部分时间街上只能看见车，很少能见着人。但有的时候能一下看见很多人，比如在Rodeo、美国独立日以及一些重大体育比赛的时候。Rodeo是美国很多农业比较发达的地区流行的节日，相当于大聚会，人们会把一些牲口带到城里，还有牛仔骑马套牛或套羊的表演。我们第一次去看这种表演，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哇，得克萨斯还有这么多人。

我们还去看过一次飞行表演。看飞行表演的人也很多，我记得他们当时还搞了一个偷袭珍珠港的表演，就是“二战”期间服役的多架飞机从高空往地下扔炸弹，在地面爆炸，围观的人一个劲儿地喝彩。我当时还在想：“不是日本飞机炸的珍珠港吗？为什么这些人还要喝彩？”我后来才明白，在美国只要有爆炸肯定就有人喝彩，所以在美国电影里，爆炸的镜头非常多。

休斯敦又热又潮，能热到这种程度：在路上开车可能会看到海市蜃楼。我开始不知道那是海市蜃楼，总以为前面有一潭水。

我第一次去海滩是在加尔维斯顿，离休斯敦大概有四五十分钟的车程。因为以前从来没有去过海滩，我不知道下海的时候应该涂防晒霜，第一次看见海又非常激动，在海里待了大概有3个小时。得克萨斯的太阳非常毒，那次游泳以后，我的后背大面积脱皮，一个星期才好。

莱斯大学和很多美国学校一样，有一些host family，汉语大概应该翻译成“志愿家庭”或“接待家庭”。每年外国学生来的时候，学校会让外国学生和这些志愿家庭见见面。我的第一个志愿家庭，女主人叫斯黛弗妮，她是得克萨斯医学中心的一位秘书，她丈夫是个船长，叫瑞，我们都管他叫瑞船长。她还有一个儿子名叫科迪，是她在第一段婚姻时生的孩子。瑞船长是经常做海上贸易的人，他以前跟我说，美国人是非常疯的，美国男人尤其会冒很多风险，会不惜一切代价去取得成功，即便他们有太太和小孩，他们还是不顾一切地想要成功。瑞船长非常喜欢迈克尔•杰克逊，也给我看了很多他的音乐录像，他还让我在他的计算机上玩游戏。他告诉我，斯黛弗妮是个非常善良的女人，她的前夫是一位很有钱的律师，这也是她在离婚时基本没得到什么好处的原因。

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我在中国的时候根本不知道美国人对亚洲人的刻板印象是什么。我和斯黛弗妮第一次见面时，她就跟我说：“请不要嘲笑我的数学能力。”当时我还在想她怎么知道我的数学好呢？后来她又告诉我：“我的祖先是从意大利来的，所以我有一些拉丁脾气。”那以后我才知道，美国人认为，从欧洲地中海地区来的人有一些坏脾气。很多年以后我才认识到，美国人对不同种族、不同阶层都有一定的刻板印象，他们对亚洲人的刻板印象是：非常能吃苦、能干、聪明，但没有幽默感，开车太慢，很少和人交际，不爱发表自己的意见。

斯黛弗妮住在一个普通的两居室公寓里。她对我们很大方，送给我们很多从泰国带来的玻璃碗和从拉斯维加斯带来的咖啡杯，我们到现在还在用。我们见过几次面，有一次她把我们带到动物园和她儿子一起玩。但从那以后她就消失了。

斯黛弗妮消失以后，学校把我们分配给另一家美国志愿家庭——海因斯家。主人海因斯夫妇和他们教堂里的其他教员有美国南部典型的好客精神，他们总是非常有礼貌，而且面带笑容。海因斯有时会请我们去他家吃晚饭，参加节日派对，有时候还带我们去饭店吃饭。斯图尔特•海因斯总是会给他太太开车门，到饭店的时候还要为她把椅子拉出来。我们还见了他的很多亲属。他们有一个十五六岁的孙女当时正在跟一个男孩谈恋爱，他们谈论这件事情的时候都非常兴奋。我当时觉得比较奇怪，因为在中国，如果一个女孩在十五六岁的时候谈恋爱，她的长辈是不会高兴的，而且女孩也不会告诉家里人。同一个教堂还有另一个志愿家庭，他们还为一对中国的年轻人办了一场婚礼。这个志愿家庭把我们很多中国学生都请了过去，大摆宴席，还给了这对新婚夫妇一个挺大的纸盒子，里面装的全是美元。

斯图尔特•海因斯几年前去世了。现在我有时候还会给他的太太杰西打个电话。海因斯的老家在美国南部，是有庄园的世家，他们家过去还有奴隶。

我刚到休斯敦的时候，莱斯大学还没有开学，我提前了大概两个星期到的。到莱斯大学以后，我马上就进了实验室，开始熟悉实验室的环境。刚到美国实验室的时候，我觉得这里的实验室非常干净整洁。当时的教授迈克，以及研究生和本科生也对我不错。

一开始跟美国学生交流很难。我记得我第一次交流是跟一个本科生谈论当时比较流行的一个乐队Ace of Base（基地能手），出国之前，我在北京的一些电台也听过这个乐队的歌。刚来的时候我对美国人的印象是，他们大多非常乐观，非常清楚自己想要什么，而且他们一般对自己做的事还都比较感兴趣。这对我来说非常新奇。因为我在中国的时候，我认识的大多数中国人都喜欢抱怨，即使事情进展得还不错，他们对自己的个人生活也总有一些负面的观点。这也许是因为中国文化里谦虚的因素。还有很多中国人认为，如果你太高兴，就有可能招致不幸的事情，我记得中国有句俗语叫“乐极生悲”，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我有一天在实验室遇见了一个牙买加女孩儿，她在莱斯大学读本科，她对我说：“我妈妈在美国给别人打扫房间，现在我上大学是想找一份好工作。”当时我想，打扫房间为什么就不是好工作呢，这是一份非常诚实和值得骄傲的工作。后来我也经常听别人，或是听媒体里有人讲类似的话。你在广播电视里讲这种话，会让那些打扫房间或其他从事体力劳动的人怎么想呢。

一般来讲，我不觉得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有多重要，我不认为一个科学家就会在道德上比一个清洁工或者妓女要高多少，大家都在想方设法谋生，只要你不伤害他人就可以了。我从不觉得一个行业比另一个行业高尚。

同学是最好的老师

我们一年级的研究生使用同一个办公室。大卫•马耶是一个非常幽默、非常乐观的人，他跟外国学生说话的时候都放慢速度以便让我们听懂。史蒂夫•米勒大学时学的是数学专业，在美国的海军潜艇里工作过，他是个非常传统的人，经常穿着衬衫、打着燕尾服领结。开始的时候，我根本分不清史蒂夫和大卫，尽管他俩长得一点也不像，穿着也不像，而且个头也不一样。

卢西恩•史密斯是个个子很高的小伙子，他脸上总是挂着明朗的笑容。卢西恩当时比较喜欢即兴表演，我跟他同学好几年，一直不知道即兴表演是什么东西，也从来没去看过他表演。

我们班里还有一个希腊学生马尔克斯，他也非常友好。我猜想在希腊个人空间比较小，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他总是站得离我非常近，我一点一点往后退，他就一点一点地逼近我，所以我们聊天的时候有点像跳慢舞。我觉得美国人的个人空间感跟中国人还比较相似。

我们同届的同学里有两个女孩儿。梁艾琳来自香港，还有一个叫珍妮特，是从费城来的。这两个女孩儿住在同一间公寓里，很快就成了好朋友。珍妮特是个非常活跃的女孩，说话特别快，还经常去上武术课。

同学之间文化背景上的差异很快就显现了出来。记得有一次，大家在卢西恩的公寓里玩。我用完洗手间之后没有把马桶坐垫放下来，因为我不知道，在美国，如果不把坐垫放下是对女性的一种不尊重。卢西恩的未婚妻非常生气，她当时还问我：“是谁没有把坐垫放下来？”我当时英语也不是很好，所以不是很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感觉自己肯定做了什么不对的事，但我也没有直接问。她看起来特别生气，其他人也非常紧张。

有一次我在走廊上遇见珍妮特，她抱着很厚一沓考卷，我于是走上前问用不用帮她拿，她说，“没关系，我自己能拿。你这么大男子主义啊。”当时我还吃了一惊。从那以后，再想帮女士拿东西的时候，我总是有些顾虑，不知道是该帮还是不该帮。过了一阵子，我就想，算了，还是告诉她们我想帮助她们，她们需要就帮，不需要就算了。

珍妮特那时和当地一家超市的一个管理员谈恋爱，我后来听说那人不是好人，有时候还会打她。珍妮特没有拿到博士学位，她拿到硕士学位以后就去了一所医学院，现在早已是一名医生了。

我们这个研究生班同一届的7个人成了很好的朋友。有一次我们有一个集体项目，马尔克斯穿上一件正装衬衫，艾琳戴上一条燕尾服的领结，以此取笑史蒂夫。另外一次，史蒂夫冒充白金汉教授给大卫写了一封信，告诉大卫，他还要做更多的工作才能拿到足够的学分。白金汉教授是英国人，所以史蒂夫写信的时候还特意用了一些英式英语（比如他说颜色时用英式拼法“colour”而不用美式拼法“color”）。大卫竟然信以为真，真的认为这封信是白金汉教授写的。他当时特别紧张，跟我们聊了一个多小时以后决定亲自去跟白金汉教授谈一下。我们没办法，只好对他实话实说了。

研究生院第一年快要结束的时候，每人都需要写一份论文提纲，这个提纲是博士资格考试的一部分。我们7个人都比较磨蹭，雪上加霜的是，卢西恩和大卫总是在给教授的电子邮件里拿这件事开玩笑。卢西恩把负责研究生资格考试的布拉姆教授比做猫，把我们比做老鼠，把自己比做给猫系铃的一只老鼠。大卫又以玩笑的口气说学校的目的是学习而不是考试。有一次布拉姆教授在走廊碰见卢西恩、大卫和我，他问我们资格考试都准备好了吗。卢西恩和大卫说没有，布拉姆教授又对着我说：“黄西，你一定把提纲写好了吧？”我也说没有。布拉姆教授当时特别生气，他对我们说，你们有大问题了。后来系里其他教授替我们说情，把资格考试的截止日期往后延了一下。现在，布拉姆教授已经成了系主任，她还邀请我去参加2012年莱斯大学的百年校庆。

我对我的英文不是很有信心。有一次上课讨论时我没有勇气说出自己的想法。我和史蒂夫私下讲了一下，然后由他转述了我的意见，得到了赞扬。我当时总觉得，在没有获得最佳表达方法之前不应该说出自己的想法，后来才领悟到，想法要比表达更重要。

和中国的教授比，美国的教授一般比较随便。有一次，教我们神经科学的教授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他当时穿了一件衬衫，最上面的两三粒扣子都没扣，你可以一眼看见他的胸毛，胸毛里还“埋”了一条金项链，他还满不在乎地把脚架在桌子上。很多有幽默感的美国教授会在课堂上开玩笑，但也有很多教授不开玩笑，就直接讲课。美国学生都喜欢那些讲话比较快而且会开玩笑的教授，但是外国学生就觉得这些教授的意思非常难理解。我们这些外国学生都喜欢一位英国教授，这位教授说话非常慢，而且他用的词基本都是书上的。

可能是我们系里有几位英国教授的原因，我记得卢西恩当时对英国历史比较感兴趣。他有一次专门给英国驻美国大使馆打电话，问大使馆的人：“英国现在还是日不落帝国吗？”英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回答说：“噢，我现在不是很清楚，回头给你查查看。”

有一次，几个中国学生在实验室里聊天，一位英国教授走了过来，他说：“哎呀，你们中国的汉字学起来这么困难，学生光是学语言就要花好几年的时间，难怪中国在科学和技术方面这么落后。”他说完以后转身就走了。我们都非常震惊，没有想到这么有偏见的话会从一位教授的嘴里说出来。

在美国头几个月的时间非常难熬，因为我那时跟别人交流还很困难，而且总在反应其他人在讲什么。上升到哲学的角度来看，我总认为世界上有一种统一的人性，人和人应该互相尊重，互相听取意见。我感觉在美国的外国学生经常被忽略，基本上美国的学生表达他们自己想的东西，很少有人对外国学生在想些什么感兴趣。

但我还是下定决心要学习美国的文化，提高我的英语水平。我的计划是要在每一个领域里面至少读两本书，比方说军事、历史、文献、小说等等。我当时对美国的俗语非常感兴趣，因为很多俗语是字典里找不到的，当时也没有谷歌和其他一些网络搜索工具。英文里面有很多俗语，比如“在水桶里钓鱼”（shooting fish in a barrel），意思就是“非常容易”。当时史蒂夫、卢西恩和大卫会把俗语解释给我听。我在和其他人交谈，或者在听广播、看电视的时候，如果听到一些俗语，也会把它们记下来，然后请教我的这些朋友。这个过程非常有趣。大卫后来还要我教他一些中国的俗语，我就教他了一句“炮打蚊子”，他非常喜欢这句俗语，告诉了每一个他认识的人。这是我第一次知道美国人也可以懂得中国人的幽默。

为了让美国人能够听懂我的话，我经常用英语的方式来说汉语的词语。美国人的中文发音和中国人的不太一样，比如他们发“京”字的音时，会把嘴唇撅起来。我有时候跟外国人交流时谈到中国地名就用美国人的那种发音方式，以便他们能够听明白。但后来有一次，一位中国女士突然跟我说：“你应该做一个纯正的中国人，用汉语的发音来说汉语。”后来我才发现，她是一位白人教授的中国太太。

在美国大概有这么两派中国人，一派就想和美国的主流社会接近和沟通，另一派只愿在中国人里扎堆儿。我后来才发现，不管你属于哪一派，不管你多么想融入美国社会，你永远是个中国人。你可能身在美国人圈子里，但你永远不可能把“中国”这两个字从你身上抹掉。我在来美国之前总听人说有时候中国学生之间互相坑，但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事情。我所遇见的在美国的中国人都非常热情，不管是跟美国人接近的还是跟美国人从不接触的，中国人之间都是非常愿意帮忙的。

后来我又和其他一些国家的移民聊过，有一个巴西移民跟我说：“你们中国移民非常抱团。”

周末对于在美国的外国人是非常难熬的，我不知道周末该干些什么。有时候，史蒂夫和大卫会到卢西恩家去玩角色扮演游戏。我没被邀请，我可以理解，因为我的英语听力和口语当时都不是很好。也有可能卢西恩的未婚妻不想让我去她家玩儿，因为我没有把她家的马桶坐垫放下来，或者别的什么原因。不管怎么说，我当时觉得心里不是很舒服。

周末去实验室工作是很常见的事，尤其是外国学生。因为外国学生在美国没有很多地方可去，在实验室至少可以看见其他同学。

我在莱斯大学的第一年和第二年在生物化学课上当助教，我的工作就是在考试之前解答学生的问题，在考试期间监考，在考试之后批改卷子。我当时用英语和大家交流非常费劲儿。当时有个华裔女孩跟我说：“你有很多知识，也懂英语，你要做的就是大声、响亮地说英语。”有时本科生会到实验室里来问我问题，这些学生大部分都是从亚洲来的。有一次，教授让我在一个星期天教一个白人女孩，我们花了两个小时的时间沟通，整个过程非常艰难，因为我当时想把生物化学里面一个酶的公式跟她解释清楚，但她根本不想理解这个公式里面的道理，她就是想记住答案。

在大学里总有新旧学生的循环，我们经常会和新来的研究生一起吃午饭，有时还会去机场迎接新来的研究生。系里总是派白人学生去接欧洲来的留学生，派亚洲学生去接亚洲来的留学生。我对这种安排不是很理解，我猜这是想让一个新来的人感觉舒服、感觉熟悉，但我觉得也应该让不同种族的人互相接一下机，这样可以让新来的研究生体验一下美国校园里的多样性。

有一天晚上，我在计算机室里学习得很晚，大概到了凌晨一两点钟，眼睛几乎都睁不开了。突然间我听到了一阵吵嚷，睁大眼睛一看，一群光着身子的男孩女孩冲进了屋子，他们每个人都在大声喊叫。我当时非常困惑，坐在我旁边的一个女孩儿告诉我，这叫“贝克十三”。“贝克十三”是莱斯大学的一个传统，贝克是莱斯大学的一个分部，它是以美国前国务卿詹姆斯•贝克的家族来命名的。“贝克十三”的传统就是：每个月的13号或者31号，一些学生会在校园里裸奔，他们一丝不挂，只在私密部位抹上一堆肥皂泡，其他学生就拿着水枪追逐他们，想方设法把肥皂泡给冲下去。他们有时候玩得很过分，有一次有个男孩跑到校园外面，想把自己的屁股印在一个商店的窗户上，结果把商店的玻璃给打碎了。莱斯大学非常注重教学，不允许在其他学校很流行的很多学生组织存在，但是它允许举行“贝克十三”之类的活动，也可能是学生确实需要有机会放松一下。

后来我从研究生公寓搬到附近的一栋公寓，当时我还有一个室友，这个室友是个湖南人。他跟我讲：“你太太来了我就会搬走。”因为是湖南人的缘故吧，他非常喜欢吃辣。我有一次炒了一些墨西哥辣椒，他那时候正在睡觉，结果他闻到味道就突然醒了过来，还开始打喷嚏，我当时还向他道歉，他却说：“哎呀，这个味道太痛快了。”

这套公寓里有一台电视机，我从电视上看了一些莱特曼和雷诺的脱口秀，还有其他一些情景喜剧，比如说《家庭琐事》（Family Matters）和《教练》（Coach）。后来我的一些美国朋友还因此笑话我，因为这些电视剧在美国人看来并没有多好。

我的湖南室友总是喜欢评价美国人的长相，他有时跟我说：“美国人的面部表情真丰富，我觉得每个美国人在中国都可以当演员。”我当时也对美国人的面部表情印象比较深，而且我还总在琢磨这些表情究竟意味着什么。

离我们研究生公寓不远的地方，有一家华裔物理学博士开的中餐馆。很多中国人到那个餐馆去打工，而他们都喜欢白人顾客，因为白人给的小费比亚洲人给得多。但有时候他们也笑话白人顾客，我记得有一个在餐馆打工的人对我讲：“美国白人太喜欢挑毛病了，他们非得喝瓶装水，可他们喝水时放的冰块都是自来水做的。”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美国人的消费能力，美国的快餐店可以免费续杯，但还是有些美国人买大杯的饮料。

我后来碰见了从韩国来的研究生黄杰忠。他是个非常有魅力的人，我们在一起相处了一段时间后，我发现他对宗教特别热衷，还带我到教堂去了几次。大部分在莱斯大学的韩国人都去教堂。休斯敦的韩国人教会非常拥挤，尤其是在星期天的时候。黄杰忠把我介绍给教会里面年长的人，这些人跟我握手的时候只会伸出前臂，而不会把整条胳膊都伸出来。

黄杰忠后来对教会事务越来越热忱，每个星期都要在他家搞一些学习《圣经》的聚会。我在他家吃午饭的时候，他还特意把一把空椅子放在那儿，说是给耶稣坐的。

通过黄杰忠我又认识了其他一些韩国研究生。我很喜欢韩语，觉得聚会时他们做的韩国菜也非常好吃。大部分韩国人都很友好，但有一个韩国经济学教授非常势利。第一次看见我的时候，他就跟我抱怨说很多中国朝鲜族人在韩国贩毒，或是干其他非法的事情。我听了以后很反感，即使中国人穷，也并不是说我们到那儿打工的人都在贩毒。我到现在对这个人还是比较反感。有一次我们聊天的时候我还特意问他：“韩国这两年经济怎么样？”当时他一个劲儿嘲笑我，好像我问的问题是他听过的最愚蠢的问题。他还笑话我开的车不好。

黄杰忠后来从莱斯大学的工程专业退学，去了另外一个州的一所神学院。从那以后，我就逐渐和韩国学生失去来往了。

1994年底，金妍来到了休斯敦。那时候北京是冬天，她下飞机时还穿着非常厚的冬装。她对我的第一印象是头发特别长，而且穿着粉色T恤。后来我才知道，如果把不同颜色的衣服都塞进洗衣机里一起洗，所有的白色衣服都会变成粉色；但在光学里，不同颜色的光混在一起会产生白光。

金妍来之前，我的室友又改口说他不想搬走，所以只好我搬。我没有办法，又在研究生公寓里找了一个房间，我和金妍在那里住了几个月。金妍在中国学的是日语，没有学过英语，到美国以后，她马上开始学英语。我有时早上6点钟醒来，发现她还在桌边读英文。

有一次大卫•马耶和他女朋友到我们的公寓来玩。他们进门以后我就问他们：“你们想参观一下我住的公寓吗？”他们说“好”。我说：“行，你们都已经看完了。”这可能是我在美国开的第一个玩笑。后来才发现，一部美国电视剧里面也有一个相似的玩笑。

刚来美国的时候如果你对我说，“你会有自己的车。”我不会相信你。现在我不敢相信我会开这么一辆破车

在得克萨斯，两个地方之间可能会离得非常远，而且休斯敦的公交系统也不是很好，所以我和金妍需要买一辆车。我们在报纸上查看二手车广告，大部分卖主都会让买主到他们的住处去看车。因为我当时还没有车，所以还得让我认识的人带我去看二手车。大卫带我去看了几次，我们看车基本上就是做做样子，在车的周围转来转去，然后跪在地上看看车底下是什么样的，或者把车开出去转一圈。但说实话，我们根本不知道应该看些什么。

最后我们从一个印度人手里买了一辆非常小的铃木，花了2 000美元。从那以后我就开始在停车场以及周围的一些路段练习开车。

我对美国文化总是感觉非常新奇，那时候我想：“美国真是棒啊，不管有多穷，你都可以开着一辆破车，在收音机里听摇滚乐。”现在回头来看，这也是因为我当时刚来美国，所以收音机里每个电台的每一首歌对我来说都非常新鲜。尽管有一些电台专放老歌，但对我而言，都还是一些比较新潮的歌曲。现在我总觉得美国的新歌, 尤其是新的摇滚乐, 听起来像老歌一样。

尽管我非常喜欢美国音乐，但我在莱斯大学上学的时候一张唱片也没有买，因为我们当时总是缺钱。有一次比利•乔和埃尔顿•约翰到莱斯大学的橄榄球场做了一次表演，学生可以购买打折票，当时是20美元，但为了省钱，我还是决定不去看。我那天站在研究生公寓的阳台上，可以隐约听见从橄榄球场飘出来的音乐声。

莱斯大学的橄榄球场非常大，能容纳7万人。1974年，美国的超级杯就是在莱斯大学橄榄球场举行的。美国有三大运动，最流行的运动就是橄榄球，然后是棒球和篮球。我在莱斯大学的橄榄球场看了我到美国后看的第一场橄榄球比赛，当时是莱斯大学队对阵它的宿敌得克萨斯大学队。得克萨斯大学比莱斯大学大10多倍，而且它们的橄榄球队特别强。莱斯大学的学生都可以免费去看这场比赛，我和史蒂夫•米勒还有另外一个同学一起去看球，那天正好下着非常大的雨。我们边看球，史蒂夫边给我讲解橄榄球比赛的规则。那天不知道什么原因，有可能是坏天气偏向弱球队吧，莱斯大学队居然把得克萨斯大学队给打败了。那还是26年来的第一次。

我去了美国得克萨斯交通局4次，才通过了我的驾驶执照考试。我记得考驾照的时候，因为非常紧张，我没太注意一个红灯，我边上的教官不得不用紧急刹车把车停住。我当时紧张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我无照驾驶，开车到交通局去考驾照。我还得再一路开车回家，尽管我没有拿到驾照。

有一次在去交通局的路上，我迷了路，开着车闯进了一个比较破旧的城区，很多黑人孩子在街上玩篮球。看见我开车从他们的地盘经过，他们非常生气，一个劲儿地冲着我喊。这是我第一次目睹美国种族隔离的情况，尽管不是政府要求的隔离，但是在现实生活里，这种隔离还是很明显的。

大卫、我和我太太后来合租了一套公寓，成了室友。有时我们会在公寓里玩游戏，我游戏玩得很好，因为我完全能理解英语和游戏规则。

有时我家人来的电话是大卫接的，他还夸我弟弟英语说得很好。

我们和大卫一起住了三四年，这期间因为种种原因大卫有几次想搬出去。我和我太太都非常紧张，因为他搬出去的话，我们就要自己另找一间公寓，花更多的钱。幸好大卫一直都没搬。那时候我觉得我们还比较孤单，因为美国的学生不太理解中国学生的这种挣扎和奋斗。我当时来莱斯大学时和我的美国同学一样有奖学金，美国的这些同学有了奖学金以后就不用再工作，但我还必须省吃俭用来供我太太上学，我太太有时还必须自己打工挣钱。美国学生可以向政府申请贷款，而外国学生没有资格申请贷款，所以只能自己解决。

金妍和我毕业以后都找到了一份工作。我们和大卫一起住的公寓离我们工作的地方太远，所以我们就打算搬到近一点儿的地方。一些白人学生就开始议论，说我和我太太找到工作以后就把大卫丢下不管了。

我们和大卫刚搬到一起的时候，有些白人朋友说：“大卫这下有口福了，可以吃到很多很好吃的中国菜了。”我猜想大卫可能不太喜欢别人这样说，因为这也是属于涉及亚洲人刻板印象的问题。

大卫很少和我们一起吃饭，他经常吃意大利面条。我和金妍非常奇怪，他怎么能每天都吃同样的东西。跟一些单身汉差不多，大卫非常不喜欢洗碗，他经常把碗和盘子扔在水池里，而且盘子上还有很多没吃掉的番茄酱。在得克萨斯州，蟑螂和蚂蚁比较多，因为天气炎热，没有冬天，所以这些虫子很少会被冻死。大卫有两个抑制蟑螂和蚂蚁的办法：第一，把盘子都泡在水里，这样虫子就接触不到食物；第二，让吃剩的东西干掉，这样虫子会嫌食品太干，不愿意吃。

后来大卫找到了提高饮食营养的办法：吃婴儿食品。他的理由是，人们会给婴儿最好的营养。

我们在公寓里组织过一次感恩节晚宴。我们用卢西恩和他的未婚妻攒的一些火鸡票，只花几块钱就买到了一只很大的火鸡。感恩节那天，大概上午10点多，艾琳给我打来了电话，她问我们：“你们化火鸡了吗？”我这才知道，应该在头一天晚上就开始解冻那只18磅的火鸡。大卫之前也没有告诉过我们这些事情。我和金妍马上就紧张起来，因为感恩节的晚宴一般在下午两三点钟开始，而且光是烤火鸡就要花三四个小时。我们马上采取行动，我在比较大的洗澡盆里装满热水，然后把火鸡浸到热水里，火鸡终于一点一点化开了，最后我们把火鸡成功烤了出来。吃晚饭的时候，我跟大家讲我们是怎样解冻火鸡的，有些人听了以后觉得有点恶心。（其实我们化火鸡的时候，火鸡是装在一个塑料袋里的，化完以后又在烤箱里烤了好几个小时，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北京时间要比休斯敦早十三四个小时，所以我经常会在凌晨时分接到一些亲戚的电话。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往中国打电话还很贵，打一分钟需要一美元，我刚来的第一个月，光电话费就花了几百美元。

有一次我给父母打电话，我高中同学肖疆正好在我父母家里，我当时感觉非常激动，因为我不在父母身边的时候还有朋友去看他们。我们在电话里聊了一通，后来我父母告诉我，跟我聊完以后，肖疆就从他们那儿借了1 000块钱。我父母把钱借给了他，因为他们觉得肖疆是我的好朋友。但肖疆从来没有把钱还给我父母，有一次我母亲碰见肖疆的母亲，提起这事，他母亲说：“你不该把钱借给他，现在谁都知道不该给我儿子钱。”后来我才从其他朋友那儿听说，肖疆几乎从所有认识的人那里都骗过钱，他还用恐吓的手段从我的一些高中同学那里要钱。

我高中同学贾言从王向东那儿借了一万块钱，声称自己要用这笔钱去做面粉买卖。钱到手之后，贾言几天之内就给花掉了，大家都不知道他到底花在了什么地方。这个人就是比较挥霍。王向东一直没有办法把那笔钱收回来，后来王向东想起诉贾言，但他在北京，贾言在白山，山高皇帝远的，所以拿他也没办法。

在高中和大学的时候，有时借钱不还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但成人做这种事情就比较让人讨厌。我有很长一段时间都对混日子的人感兴趣，觉得他们视时光如粪土、敢于抛弃，很牛。很多年以后我才认识到信誉和责任感的重要性。

作为一个新移民，我时常受到我周围一些人的影响。我记得第一天在美国实验室里工作时，牙买加的女孩管加样缓冲液叫“蓝汁儿”，我就跟着她管加样缓冲液叫“蓝汁儿”。后来有一个研究生麦特对我说：“黄西，那个东西正确的学名应该叫加样缓冲液。”麦特后来又告诉我美国标注日期的方式，在中国是写年–月–日，在欧洲是写日–月–年，而在美国写月–日–年。一个例外是，只有在独立日时才用英国标注日期的方法，美国人说独立日时是“4th of July”。

我还把我在国内写的标准英语手写体改成跟小孩的字有点像的一种写法，我觉得这种写法好像更有意思，而且有一种自由感。

我也开始穿黄色的T恤和格子衬衫，这和我的室友大卫有点儿像，我甚至还用了大卫比较习惯的一些说法。比如，在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时，大卫经常说“Rats”（糟糕），所以我有时候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儿也开始说“Rats”，因为我不知道其他的表达方法。

我们实验室后来来了个新人，叫蒂姆•希尔曼，他的长相和说话方式都和影星杰克•尼克尔森非常像。蒂姆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人，他在一个乐队里打鼓。他跟我说，鼓手是乐队里最活跃的人，你看任何一个乐队，鼓手的动作是最多的。其实也不是那么回事儿。仔细看，大多数情况下，主唱的动作才是最多的，但因为他自己是鼓手，就总觉得鼓手的动作最多。

蒂姆和我经常一起聊天，他注意到我的词汇量很大，而我从来没有感觉自己的词汇量大，因为我总是以为美国人知道英语词典里面的每一个词。

当时我正在读一些年代久远的英文小说，而且我在和别人说话的时候经常用一些过时的古词。蒂姆管这些古词叫“值64块钱的词儿”。蒂姆有一次问我：“你最喜欢的脏话是什么？”我就说“Rats”。他说：“什么？Rats一点儿脏话的意思也没有。”然后他就教了我很多英语里的脏话。

蒂姆非常不理解我为什么不知道美国的一些名人或电影，他有时还问我：“你从来没有听说过The Shining [2]？”

美国的学校里经常会有一些聚会，这些聚会大部分都是在原定时间的15分钟以后才真正开始，而且有些人会拖上半个小时到两个小时，尤其是那些年轻人的聚会。这种事情应该有一些明文规定才对，因为我有一次踩着点儿去参加一个聚会，而聚会的东道主还在洗澡，我和我太太感觉非常尴尬。

在美国不是所有聚会都会有吃的，但他们一般会明确告诉你有没有吃的，有些聚会也不明说，所以你只能猜，然后冒一点儿风险。

中国人的聚会基本上大家都坐在一起。在美国的聚会上，大家都在房子里到处转，形成一些小的交谈圈子，有些人就自己在那儿喝点儿酒，放松放松。我对三四个人的谈话圈子很是害怕，因为我总觉得插不进去话，而且在这么小的一个圈子里，你不讲话大家也会注意到，所以我经常跟其他人一对一地聊。我总觉得和一个人开聊之后很难丢下他再去跟其他人聊，所以我经常会跟一个人聊很长时间。后来我才知道，在美国的聚会上，只跟一个人聊天会被其他人认为是一种社交失败，而且在聚会上你如果只跟自己的太太或者结伴来参加聚会的人聊天，也会被认为是一种社交失败。

和美国人打交道的障碍不光是语言上的，更大的障碍来自文化。欧洲来的学生要比亚洲人更容易和美国人接触，因为美国的一些电视剧、电影或者音乐在欧洲更为流行。而且欧洲人总觉得欧洲比美国好，有很多美国人确实也认为欧洲有更好的奶酪、更好的酒、更好的巧克力，更悠久的文化。很多美国人还是欧洲移民。

尽管我没太注意，我的英语还是在逐渐进步。到美国几年后，我就可以和美国的学生在校园酒吧里聊天。当时有一个美国研究生问我喝不喝酒，我跟他说我滴酒不沾，英文叫“teetotaler”。另一个美国学生马上说：“噢，这是个很好的词，你能跟我们（这些白人）在一起的原因是你会用这种词儿。” 这话让在场的人都很尴尬，但他可能也是点破了很多美国学生的想法。很多美国学生不想跟外国学生接触，就是因为他们觉得外国学生没什么意思，也不是很有风度。这也不能完全怪他们，经过一天紧张的学习和劳动之后，大部分人就想轻松一下，他们不想再去费力和不同文化和国家的人交流。

我上了一门免费的英语课，当时教我们的是一个管理外国学生事务的老师，叫乔伊丝。她和我很快成为好朋友，我有时会写一些短文拿给她看。乔伊丝是在俄亥俄州长大的，她的丈夫是巴基斯坦人，他们有两个小孩。尽管很难找出时间，她还是尽量抽空来纠正我的语法和拼写错误，她还经常会给我一些文章风格方面的建议。我到现在还记得，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想拼写一种意大利的食品，叫lasagna（意式肉酱千层面），但我按读音拼成了lazania，她看了以后大笑不止。我到现在为止还是遵循着她当时给我讲的一些写作的方法，比如，不要用艰深难懂的词，越短越好，能够尽快表达出自己的主题思想才是最好的，等等。

到莱斯大学一年后，我们得选一个做博士论文的实验室，我选了斯特恩教授的实验室。斯特恩教授有一种非常冷的幽默感。我听说他在莱斯大学找工作的时候面试大概花了一天的时间，面试结束后，另一个教授问他：“你今天过得怎么样？”斯特恩教授说：“这只是我灰暗人生里又一个黑暗的日子。”

我在他的实验室里非常努力地工作了两三年。有连续两年，我只休过一个周末。斯特恩教授后来总是告诉别人，是因为我的工作，他才能发表一篇很重要的文章，这篇文章是他在莱斯大学取得终身教授职位很关键的一步。

实验室里的其他人，特别是一个实验员，非常不喜欢斯特恩教授，他总是抱怨教授没有给他涨工资，还觉得我跟教授的关系走得太近。这个实验员是一个高大英俊的年轻人，有时候会在实验室里给大家讲他前一天晚上去脱衣舞酒吧的经历。他告诉我们，那些跳脱衣舞的女孩儿都围在他朋友身边，因为他朋友的桌上堆了很多现钞。他做实验的时候还会突然停下来讲一些比较深沉的话，有一次他就这么突然停下来，对我们说：“啊，有一次我爱上了一个结过婚的女人。”然后就没有下文了。实验室里的其他研究生跟他的关系都比较近，他们经常一起去酒吧消磨时间，而我经常是自己一个人在实验室里干活儿。

我们实验室里有些人总是曲解我的意图，而且总把我往坏处想。有一次别的实验室的一个研究生跑到我们实验室，问我可不可以从我这里借一个仪器，我当时开玩笑说：“噢，那得交20块钱。”结果我们实验室的一个研究生勃然大怒，她冲着我喊：“没有人能占有我们这个实验室，我们也用其他人的仪器，所以我们的仪器也应该跟别人分享。”我当时对她的这种反应非常吃惊，因为这种玩笑在美国很常见，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开这种玩笑，她就觉得我是认真的。

尽管我在实验室里比较孤立，但我感觉不是很差，我把其他人的意见放在一边，继续工作。

莱斯大学有很多来自中国的研究人员，从研究生到实验员，大部分中国学生工作都非常努力，而且对其他人都比较友好，所以大部分人都比较喜欢中国学生。但也有几个中国学生不是很受欢迎。有一个中国学生从来不跟美国人说话，需要什么东西，他就直接进去拿，从来不问别人可不可以。另外一个中国人总往别人接水喝的水池里吐痰，这让美国人特别难受，但大家都不好意思跟他说。还有一个中国人，不少美国人认为他对女性态度不好，因为他有时候会在实验室里朝女生喊叫，嗓门儿很大。但了解他的中国学生都说他非常腼腆，他有可能是太害羞了，在人前感觉特别不舒服，尤其是在美国女人面前，所以才大声跟她们说话。

对外国留学生的反感，尤其是对中国和印度学生的反感，在其他实验室也存在。我记得其他实验室的一些美国研究生公开抱怨说：“我们怎么能跟这些外国学生比呢？他们都不需要回家去过圣诞节和感恩节，他们在美国不需要在朋友和家庭上面花时间。”

我一直跟我的中国朋友保持联系，我们隔三差五会聚一次。聚会的主要内容一般都是吃东西、打牌、说笑，有时候我们会一直打牌到凌晨。但到后来，这些聚会变得越来越枯燥，因为大家总是在谈论同样的几个话题，申请绿卡、找工作、工资。我觉得既然我们人已经在美国，就应该多了解一下这个国家，然后找些有趣的事情做。

刚来美国的第一年，大家搬家的次数都很多，有可能是我比较好说话的原因，当时总是有人找我帮忙搬家。给美国人搬家还能吃几块比萨，给中国人搬家就白搬了。有一次帮一个“老中”搬家，我到的时候，他家的东西还没收拾好，他就让我帮他装东西。那天他太太正在上课，所以他还叫我帮忙把他太太的内衣装一下，我跟他说：“哎哟，这个你还是自己装吧。”

上帝让我成为一个无神论者

住在得克萨斯，你不可能不想宗教的事情。我在得克萨斯就已经知道有一种叫“智力设计”的信仰，10年以后，美国其他地方才知道有这种学说。这个学说认为，如果没有上帝在智力上的设计，整个宇宙不会这样井井有条，月亮绕着地球转，地球绕着太阳转，都非常有规律。

美国的传教士最喜欢外国学生。我有时会在街上碰见摩门教或者是“耶和华证人”的教徒，他们穿着西装站在路上，想劝告我们加入基督教。

有一次我们系里有位教授面试一个学生，她问这个学生：“你为什么想要学生物？”这个学生说：“是上帝让我来学生物。”这是一个非常短且有结论性的答案。我后来一想，不管什么问题都可以这么回答，其他人也不敢刨根问底，因为在美国，大部分人都对宗教和政治的东西比较敏感，而且他们不喜欢和陌生人讨论宗教和政治话题。现在想想，我当时也应该用同样的答案来回答一些问题。比如“你写完你的论文了吗？”我可以说：“没有，因为上帝告诉我，应该晚一点儿把那篇论文写完。”

我在中国长大，是一个无神论者。但我对宗教比较好奇，后来有一个化学系的研究生带着我们去了一个宗教学习的社团。这个社团的领头人非常健壮，他有一个太太和四个小孩儿，我们有时候在他家或者后院作见证。我听其他人讲，上帝或者耶稣在他们的梦里出现，然后给予他们人生指导。我还看见他们在后院的游泳池里给一个非洲来的学生做洗礼，让这个学生站到齐腰深的水里，然后把他的头浸到水中。

有一次，我们这些中国学生和宗教组织的人坐在一起聊天。一个中国学生说他已经结婚了，这个美国人马上就问：“你为什么喜欢你太太？”这个中国人就说：“因为我太太很漂亮。”这个美国人马上打断了他的话，说：“长相是非常肤浅的东西，一段婚姻如果只建立在相貌上是不会持久的。”然后就滔滔不绝地讲了精神联系和两个人都信上帝的重要性。后来我看了一眼这个美国人的太太，就明白为什么精神上的联系对他是这么重要了。

后来这个宗教组织的头儿就开始盯上我了，他答应教我开车，这样他可以一边教我开车一边谈论宗教。他有一次跑到我的实验室来找我，一进实验室，他就开始嚷嚷：“哎呀，科学真是离谱！”我的教授也是个无神论者，他盯着这个人看了一会儿，但没有说什么。后来我就离这个宗教团体远了。

在英语世界里寻找自我

那段时间，我需要到贝勒研究所的一个实验室做个实验，这个实验要把DNA注射到青蛙卵里。我在那个实验室没有什么认识的人，所以我就整天在那儿注射青蛙卵，有时候我一天会注射200~400个。这个工作非常枯燥，有时候我回到家，闭上眼睛，看到的还是那些青蛙卵。

贝勒研究所的这个实验室里有两个欧洲来的留学生，一个是极端保守的法国留学生，他每天穿一套非常整齐的西装来实验室工作；另一个是德国人，而且是个非常明显的左翼德国人。这两个人总是在讨论政治和葡萄酒。和美国人相比，欧洲人对政治的话题比较开放，他们很喜欢和陌生人一起讨论政治。有一天这个德国人也工作到很晚，他给我买了一听可乐，然后问我：“你对毛泽东印象怎么样？”

这个实验室里有一个美国女孩，她经常会在周一讲她上周末划船的事，每次听她讲这些事我就开始畅想，能够这样享受人生是什么滋味。这个实验室的人都比较友好，他们有时候会邀请我参加他们的聚会。

在注射青蛙卵的时候，有时我需要等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我在那儿没事干，就开始写一篇关于怎样适应校园生活的文章。我把这篇文章拿给乔伊丝看，她改了一些语法错误以后，鼓励我把文章寄到学校的一个报社，这份报纸居然刊登了我的文章。乔伊丝当时跟我开玩笑说，没想到中国人还挺有幽默感。

因为这篇文章，我从我的研究生同学和本科生那里都得到了不少赞扬。我后来还给我父母寄了一份报纸，我在给他们的信里写道：中国人在美国无声无息，能够在校园发出一点声音，我感到非常骄傲和高兴。

我后来又发表了一篇文章，第二篇文章就比较晦涩，不像第一篇文章那么有意思。1996年美国大选开始了，我们的校报决定所有版面都上大选的内容。我当时对美国的政治理解很少，所以就决定不再给这份报纸投稿。乔伊丝建议我选一些英语写作的课程，我选了一门基础课。我在这门课程里主要学习了怎样有效地建立主题并且有效地阐述自己的观点。我现在还记得乔纳森•斯威夫特的讽刺文学，这种讽刺对他建立主题是非常有效的。

上了英文写作基础课以后，我又想再选修一门写作课。当时有16个学生想选这门课，但是那个教授一个学期只能带12个学生，所以在上第一堂课的时候，这个教授让每个学生用10分钟的时间写一篇短文，教授借此来挑选12个学生。这次我就没被选上。我当时就有点灰心，觉得自己不是写作的料，后来就没再想过自己写东西，而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生物化学上。

尽管我不再写东西，但是我没有放弃提高英语水平。我们系有一个中国学生，他高中的时候就来了美国，在美国念的大学。这个人跟我讲：“我要再花5年时间把我的英语变得和美国人一样好，5年之内，如果我的英语还是赶不上美国人，我就不会再在英语上面花时间了。我会把精力集中在我的事业上。”我当时还想，你怎么知道5年就够了呢？如果需要6年或7年怎么办？你放弃以后前面的5年不都已经白费了吗？

我在做实验的间隙读了很多杂志和书，因为做生物实验有时候需要等待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甚至两个小时，让酶或者其他试剂进行反应，在等待的这段时间，我经常带着我的计时表走出实验室，找到学校的一个墙角或者旮旯，一边抽烟一边读书或杂志，一直到我的计时表响为止。我还在路德教堂参加了一个免费的英语学习班，在那里，我认识了特露迪。特露迪是一个非常开朗的女人，她常常会在星期六早晨来教堂和外国学生聊天。我当时非常喜欢《亚特兰大月刊》和《纽约客》杂志，有时候我会把从杂志上看到的一些单词和句子带到课上去问特露迪，她有时也不知道这些单词或者语句是什么意思，因为这两本杂志的一些文章是非常艰深的，而且有时会用法语。特露迪和我们无话不谈，从她的欧洲旅行到黄色录像。

特露迪的父母有时会到教堂来跟我们聊天。他们有一次去中国旅游，回来的时候还给我们带了不少纪念品，比如从西安带来的兵马俑模型。有一次特露迪邀请我和我太太跟她的父母一起去看了一场赛狗表演，她当时告诉我们应该把钱都压在起跑之前小便的那只狗身上，因为它的体重会轻一点。她这办法倒挺有效的。

在那个时期，我脑子里有一个想法，就想指着一个东西说，这就是我。大概还是有一点身份危机的问题，或者说存在危机、自我危机。我到美国以后，这种危机感持续了好几年，因为我在中国时比较随和，而且非常有人缘，但在来美国以后，我觉得我简直有点像个影子，总是被人忽略掉。像大学的时候一样，我又想通过读书和思考找到自我。

在美国的中国人对美国人也有影响力

在莱斯大学待了两年以后，我就感觉好多了，我下一届的研究生经常到我这儿来征询意见，我那时候才意识到，在美国读研究生对美国人来讲也是非常困难的事情。美国的一些本科生更是没头没脑，我有一次凌晨两点的时候看见一个美国的本科生在实验室里，我问他：“你准备好明天的考试了吗？”他说：“什么考试啊？”结果这个本科生眼泪都差点出来了，他一个劲儿跟我讲：“黄西，求你了! 请你告诉我明天没有考试吧。”我真希望我能这么告诉他。

布雷特•斯维尔兹比我低两届，他后来也加入了斯特恩教授的实验室。他总是跟我长聊，关于实验室，关于怎样可以通过那些考试，还有关于怎样做实验。布雷特是一个很有魅力而且很随和的人，开始的时候，我还很担心布雷特会不会加入实验室里的小帮派，不搭理我。但是布雷特对每个人都很友好，他加入我们的实验室以后，实验室的气氛改变了不少，他会组织我们去得克萨斯州的一些公园玩，后来他又请我们到他父亲的一个农场里待了几天。

布雷特的父亲有一个300英亩的农场，我们住在农场的一栋房屋里。白天我们有时候在他们家的一个池塘边钓鱼，有时候开着他们家一辆“二战”时期留下来的吉普在农场里转，有时候还放牛赶牛。布雷特的父亲有一个枪架，架着七八支步枪，我们用这些枪来打泥盘或者啤酒瓶子。他们家还有一些左轮手枪。

我们实验室有一个印度实验员，她丈夫当时在贝勒医学院做博士后，现在已经成了田纳西大学的一位教授。也许是太太在家管得太严的缘故，他一到农场就开始说脏话，有一次还拿一把枪对着我，把我吓了一跳。后来我就正告他不要这样拿枪指着人。这对印度夫妇还有一段非常不同寻常的故事，这个女实验员在印度属于高种姓阶层，她的家庭不同意她和她先生结婚，因为她先生家的种姓在印度非常低，她的家人把她锁了一个多星期，后来她有个叔叔报了警，警察把她从她父母家里救了出来，放走了。这样她和她的丈夫才结了婚，到了美国。

第二天中午布雷特和我到附近的一个小商店去买牛肉。得克萨斯有很多牛，当地人从早晨五六点钟就开始熏烤牛肉，所以我们去的时候，肉已经烤好了，味道特别香。

晚上的时候我们会在农场里点一堆篝火，看天上的星星和卫星。我们边聊天边吃一种叫S’more的东西，S’more就是把在火上烤过的绵糖和一片巧克力放在一起，然后夹在两片饼干里。这是美国人最擅长的事：把糖放在甜食上，然后夹在特甜的饼干中间。

我在莱斯大学的时候和布雷特的母亲见过几次面，他母亲是个非同寻常的人。她在以前的工作单位卷进了一场官司，这场官司的原委是，一个黑人雇员说自己在公司里受歧视，布雷特的母亲站出来为这个黑人作证，试图证明他们公司确实存在歧视。这场官司打了很长时间，布雷特家里花了将近一万多美元去雇律师，最后他们的官司还是输掉了，所以布雷特的母亲还得自己支付所有的律师费。能够认识一位坚持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而且为自己的信念做出一定牺牲的人，我当时还是觉得很荣幸。

我和实验室里的其他人处得越来越好，我干活儿也不像以前那么疯狂。有时候我干完活儿也和大家一起玩，比如说一起去酒吧玩桌球或者投飞镖。大卫后来邀请我去跟一些研究生院的同学打牌。有天晚上一起打牌时，我把我的棒球帽反着戴，其他的同学看到以后也开始学我反着戴。这是一件比较微妙的事，我意识到，我对其他美国人的想法和行为也是可以有影响的。

我从高中开始抽烟，后来戒过六七次，但我总觉得吸烟对我而言还是有一种情感上的联系，我悲哀的时候抽一根，兴奋的时候抽一根，集中精力的时候抽一根，放松的时候还是想抽一根。对我来说，烟就好像是一个伴侣，无论什么场合都和我在一起。我觉得有烟瘾的人可能都是这样的。

我有一回戒了一年的烟，后来又开始抽。最后我感觉到吸烟对我身体产生了一些影响，如咳嗽、多痰，我最终还是把烟给戒了。最后一次戒烟，我把一盒烟都放在口袋里，但坚决不抽，就这样硬把烟给戒掉了。

我在校园的一个酒吧里找了一份工作，一周在那儿干一天，不挣钱，但中午可以在那儿吃一个三明治、一听苏打水。这是一份比较简单的工作，就是卖三明治、苏打水、土豆片和啤酒。但是做服务员还是比较辛苦，我们的菜单都在一个黑板上写着，但有些人还是一进来就问我们有什么卖的。没办法，我还得把整个菜单跟他们讲一遍。除了倒酒和卖食品以外，我还要放音乐。但是我不知道酒吧里有不少唱片已经被划伤了，我还在想，这支歌真长啊，总在重复，直到有个客人冲着我喊：“你能不能换张盘啊？这张光盘已经坏了，一首歌放个不停。”

来这个校园酒吧的人大部分都是学生，偶尔也有些建筑工人。不知道为什么，所有的建筑工人都喜欢喝Dr. Pepper（一种焦糖碳酸饮料）。后来我的朋友史蒂夫也在这个酒吧打过工。他告诉我，一个俄罗斯的留学生有一次给他写了一张67美分的支票，他对这件事非常反感，他说你以后再给我写这种支票，我就什么都不卖给你。结果第二天，这个俄罗斯人又给他写了一张67美分的支票，史蒂夫真的就没把东西卖给他。经常来酒吧的还有一个数学系的研究生，他在数学系待了将近10年都没能毕业。因为是数学系研究生，他从来不用计算器和计算机，什么都要用手算。

有一次，一个英国留学生和一个美国实验员聊天，他们一边看着我，一边笑。我问他们在说什么，那个英国留学生就飞快地对我说了一些话。因为他说话有英国口音，我没怎么听懂，我当时就非常不高兴，冲他们喊了几句。他跟我道了歉，但我们俩的关系就一直处得不是很好。这个英国学生也比较有意思，他只在没有美国学生在场的时候才跟我说话，如果有美国学生在，他只会跟美国人讲话。我们俩一起谈话的时候，他会抱怨美国人对外国人和外国文化没有兴趣，但他从来没有在美国人面前抱怨过这一点。

他有一次在实验室大谈欧洲制度如何好，在欧洲可以免费上大学，免费看病，美国研究员就管他叫“欧洲共产党”。这个英国学生工作之余的大部分时间基本上就是喝酒、听音乐会或者谈论昆汀•塔伦蒂诺的电影。

这个英国学生有位美国太太，他们有个儿子。我们有一次在我的公寓玩游戏，就是那种通过动作来猜单词的游戏。有一次我拿到的单词是“丘疹”，因为不能说出这个单词，我就一个劲儿用手指着他的脸，他儿子当时大概10岁左右，正好脸上有不少丘疹。现在回想起来，我对他的儿子不太尊重。

后来他和他的太太离婚了，当时他非常难过，有一次我们谈论希拉里•克林顿想要当总统的事，这个英国学生就大声说：“这个世界不再需要强壮的美国女人了。”后来他和另外一个美国实验员结婚了。比较巧的是，在这个英国学生离婚的时候，这个美国实验员的丈夫正好自杀了，之后他们俩就相爱结了婚，过了不久，他们也有了一个小孩。

我和布雷特总在一起锻炼，打羽毛球、掷飞盘什么的。有一阵布雷特和这个英国留学生觉得生活、学习和实验室里的压力都比较大，他们就去找莱斯大学里的一个心理医生。这个医生给他们开了一些药。我当时比较好奇，也给这个医生打了个电话。到了心理医生的办公室，我一坐下就开始跟他抱怨学校和生活的压力。他听完就跟我说：“你信佛教吗？”我说不信。他说：“佛教认为人生是苦海。”然后就建议我读一些书。我当时觉得很好笑，同一个实验室里的人来他这儿，他会给他们开药，我来这儿，他就想把我变成一个佛教徒。那以后我再也没去看过心理医生。

后来布雷特和这个英国留学生要我和他们一起去参加“贝克十三”，我对裸体不是很习惯，就拒绝了。

上世纪90年代末，在美国正好是高科技热的时候。不管什么人，只要懂一点儿计算机，就可以找到薪水非常高的工作。但如果学的是生物化学，工作就非常难找。所以有很多学生物、化学和物理的学生就转到计算机行业去找工作。

我后来也随大溜儿选修了一些计算机课，而且我的计算机课都学得不错。我有一次选了一门Java的编程课，有个考试要求每个学生都用Java语言编一个奥赛罗（和围棋相似的一个游戏）程序，编完以后，大家把游戏放在系里的一台计算机里互相比赛。

放在这台计算机里的游戏没有一个能把我编的游戏打败。在最后考试的时候，教授把所有的游戏都放在一起，他自己编了一个程序，用这个程序来比较所有同学编的游戏。结果让我很吃惊，有一些美国学生从来没有把自己的游戏放在公共的计算机里，却把我的程序打败了。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在一个法国网站上找到一个类似的程序，改编了一下，就用改编过的法国程序打败了我的。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把自己的程序放在公共计算机上，所以我根本不知道，有些人做的程序已经比我做得好了。

我从这件事上学到的教训就是：你总是应该在背后付出更多的努力。美国有一句俗语：像鸭子一样，表面上非常平静，但在水底下应该拼命划。 （Be like a duck, calm on the surface, but paddling like hell underwater. ）

我后来再没有写过计算机程序，但我的计算机知识也没有白学。乔伊丝离开莱斯大学后，在休斯敦的一家难民服务所工作，这家机构的经费非常少，也没有数据库，我就帮他们建了一个数据库，尽管非常简单，但还是有用。

对外国学生来说，在美国旅游是件大事。为了省钱，我们经常会用一些旅店的打折优惠券。出门旅游的时候，我们在杂货店里买吃的东西，这样就用不着在饭店里吃饭，有时候我们干脆带着方便面。其实有些在美国长大的华人也是非常节省的。我后来听说有些在美国长大的华人，他们会住很高级的酒店，但仍然会自己带一些方便面，有些人甚至会带微波炉。我旅游的时候极其认真，会把在旅游书上看到的所有景点都游览一遍。我的原则是：先把所有景点都看到，拍些照片，等老了以后再来看这些照片，慢慢欣赏。

我来美国的第一次旅行去的是佛罗里达。那次是和我中科院的同学祝勇一起去的，他现在已经是耶鲁大学的教授了。我到现在还是对我帮他拿到莱斯大学的录取通知感到非常自豪。刚到莱斯大学的时候，我接到进化系一个教授的电话。这个教授问我认不认识一个人，我当时没听明白她在说什么。后来她就告诉我这个人的名字怎么拼，我通过她的拼音才意识到，哦，这个人是祝勇。我就告诉这个教授，我的这位朋友是个非常聪明能干的研究人员。那个教授还是觉得他的英语成绩不是很好，我就告诉她，祝勇在实验室里花的时间很长，所以他没有在英语考试上花很多时间，等他来了美国，他的英语很快就会跟上来的。然后这教授就问我：“他是个非常开朗的人吗？”她当时用的词是outgoing，我就说：“Very outgoing，very outgoing.”其实我还是第一次听人用outgoing这个说法，我猜想是开朗的意思，但我也没好意思问，因为我觉得如果我问这个教授的话就说明我的英语也不太好，我的英语不好，怎么能保证我的朋友英语好呢。但不管怎么说，祝勇还是被莱斯大学录取了。

第二年圣诞节的时候，我和金妍去了美国的西海岸和拉斯维加斯。我们是和一对从上海来的夫妇——郭亦乐和黄芳一起去的。他们两口子还拿了一些拉斯维加斯旅店的优惠券。拉斯维加斯很多大旅馆的饭店可以免费点几道菜，所以到了这个饭店，我们就点最贵的一道菜，比如圆角牛排。我们当时甚至都不太知道怎么用英语说圆角牛排。在拉斯维加斯，赌博和性交易都是合法的。这个城市到处都有老虎机，连机场和杂货店里都有。大街上总是有人发脱衣舞俱乐部或者性服务方面的宣传单。我们在老虎机上赌了几把，但大部分时间都在看风景。我们在新年的晚上从拉斯维加斯飞回休斯敦，黄芳当时举起酒杯想祝贺新年，空中小姐以为她是想把酒杯扔掉，马上把酒杯从她手里夺了过去。

我和金妍也去了得克萨斯州内的不少地方。有一次我们去科珀斯克里斯蒂，当时我们是那儿唯一的一对亚洲人，在杂货店买牛肉的时候，大家都盯着我们看。我们在海边搭了帐篷野营，但找不到地方把牛肉弄熟，后来野营地的另一家人把他们的炉子借给我用。我觉得在海边野营不是个好主意，因为晚上比较难入睡，海风总是很响，尤其在帐篷里听的话。

第二天晚上我们去了得克萨斯州沼泽地里面的一个公园。那里白天非常热，所以我们一般必须到傍晚才能看见一些动物。我们看见了很多鹿，还有其他一些动物。晚上待在帐篷里，我们听到了一些声响，还担心外面是不是有狼或熊。第二天早上我们一看，不知道什么动物把我们落在桌上的一些土豆片和香肠给吃掉了。

金妍终于通过了托福和GMAT考试，接着被休斯敦大学录取。休斯敦大学离休斯敦大概一个小时车程，有时候我开车送她去上学，有时候她得自己开车去。有一次下大雨，金妍自己开车，车突然失控，在高速公路上打了个转，掉到旁边的沟里去了。另外有一次，路上有11辆车撞在一起，我们的车是第9辆，幸好金妍没有受伤。那段时间我每次在实验室看到金妍来电话，就担心是不是又出车祸了。

我们的铃木车在那次车祸中被撞得破烂不堪。右侧的车窗玻璃全碎了，一下雨，车里就会积一摊水，尤其是副驾驶那一侧。右侧的车门完全被撞坏了，没法儿打开，所以想坐我们的车还得从驾驶员那一侧进去，然后再爬到乘客座位那边。出车祸以后，警察把我的年检牌给摘了，我就把车开到一个中国人开的修车行里。那个“老中”说他那儿不能搞年检，又介绍我到一个墨西哥人开的车库。他说你给那个墨西哥人塞10块钱，他就会让你的车通过年检。我开着车到了他说的那个修车行，那人看了一眼我的车，说：“哟，你这个车的车闸真好使！”然后就给了我一个年检贴儿。

没过几天，我那个年检贴儿就被偷走了，因为我的车没有玻璃。没有年检贴儿，我被警察逮了好几次，我跟警察解释了一下我的情况，警察放了我几次，但我还是得搞一个年检贴儿。

这辆破车我又开了大概一两年，我和我太太在车里面坐着还没有什么大问题，但如果有乘客的体重超过100磅，车轮就开始发出摩擦的声音。慢慢地，我研究生院的同学，甚至我的导师，都开始笑我的车，但我开着还是非常自豪，而且有五六个研究生院的同学还搭过我的车。

有一次我在路上开车，停下等红灯时，一辆卡车在我边上停下来，有个人把脑袋伸出来冲我喊：“想卖车吗？”我说：“现在不能卖，我只有这一辆车。”他给了我一张名片，说他可以花200块钱买我的车。我当时想这简直是荒唐，我买这车可是花了2 000块。

那辆车的空调完全不行了。休斯敦的夏天非常难熬，尤其是在路上等绿灯的时候。车一停，车里一点儿风都没有。有一次我在等绿灯的时候，收音机里还在讲休斯敦的炎热，广播员说：“休斯敦已经有3人丧生，另有33人濒临死亡。”我坐在车里想，我算不算这33个人里的呢？

我和金妍把每一分钱都攒下来交金妍的学费，但我的奖学金还是不够用，金妍开始去餐馆打工挣一些钱。我对金妍说，我宁愿从我同学那儿借钱，也不愿让她一边打工一边上学，但其实这两样我们都做了。我从同学那儿借了大概六七千美元，金妍还是一边打工一边上学。后来金妍在一个叫邓明的中国人那里找了份工作。邓明是一个计算机工程师，那时大概40出头，自己开了家公司，当时我还想不通邓明为什么非要自己出来干。但我们的经济状况非常紧张，有时候，金妍甚至会向不太熟悉的人借钱。

有很多移民参加老鼠会 [3]，想通过老鼠会来赚钱。我有一个中科院来的同学就加入了老鼠会，他后来还想把我也拉到老鼠会。他到我的公寓跟我讲老鼠会是怎样操作的，还想卖一些珠宝给我，我当场就婉言谢绝了。他因此对我很有意见，从那以后再也没有跟我联系过。

金妍后来在大陆塑料袋厂找了份工作，这家工厂主要生产超市用的塑料袋。工厂的主人是一个从上海来的中国移民，他雇的人大部分都是非法的墨西哥移民。他经常会克扣这些工人的工资，这些工人非常生气，就找我太太讲理，他们不清楚我太太其实只是在那儿做会计，不能作任何决定。当时的工作条件非常不好，有很多墨西哥工人都受过工伤。不过那时候得克萨斯的生活成本非常低，一个人在饭店工作就可以养活一家人，买一辆车，还可以买下一栋房子。

金妍的学校里也有很多外国留学生，我们参加过他们的一些活动，记得我遇见过两个日本留学生和一个从阿联酋来的留学生。这个从阿联酋来的阿拉伯人跟我讲，他觉得萨达姆•侯赛因是个英雄，我当时听了这话还比较吃惊。

后来那两个日本留学生结婚了。他们结婚之前，请我去参加男方的单身聚会，我太太则被请去参加女方的单身聚会。两个单身聚会都是在脱衣舞俱乐部里搞的，这是我们第一次去美国的脱衣舞俱乐部。在脱衣舞俱乐部里，我看见那些半裸的女人在舞台上跳舞，或是在顾客身边走来走去，都有点打哆嗦。有一个人还让一个舞女跑到我的桌上来跳，那个舞女的乳房差点儿把我的眼镜都给撞掉了。后来有个美国人告诉我，有些脱衣舞女是学校的学生，想挣点儿学费。他还告诉我，得克萨斯州有很多做生意的人会把他们的客户带到脱衣舞酒吧。我到现在也不知道这到底是对是错，但我也没有刻意去证明这一点。

我的太太去了另一家脱衣舞俱乐部，她说她在那里看见了一些半裸的男人。

我们后来参加了这对日本夫妇的婚礼。新娘的父母从日本飞到美国，后来他们俩有了小孩，然后搬回到日本的冲绳岛。自那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联系过。

1999年春天，我们从休斯敦飞到美国的东部走廊，就是从华盛顿一直到波士顿。华盛顿这个城市非常富有历史和政治底蕴。我们租了一辆车，参观了一些比较好的博物馆。水门事件的发生地水门宾馆还在。华盛顿是一个非常整洁的城市，那里的地铁非常干净，我看见到处都有人在跑步。但是从华盛顿的中心往任何一个方向开几分钟，就会看到很多条件非常不好的住房，后来我才知道华盛顿的犯罪率在美国是非常高的，甚至华盛顿的一个市长马里恩•巴里还因为贩毒被关进过监狱，他从监狱里出来以后，又被选为华盛顿市市长。

下一站是纽约市，我们住在肖毅的太太赵小兰的公寓里面，她的公寓离哥伦比亚大学不远。第一天我和金妍睡在她们家的饭桌底下，第二天她的室友出去旅游，所以我们住到了她室友的屋子里。我们在纽约逛了不少地方，还一直爬到了自由女神像的皇冠上面——后来到“9•11”以后，已经不允许游客上那么高了。那时候我还爬到了世贸大厦的顶上，后来又去了一趟埃利斯岛，因为在美国历史上的很长一段时间，埃利斯岛是美国接纳移民的地方。

在人们的印象里，纽约人非常粗鲁、粗暴，没有耐心。尽管纽约人在美国的名声非常不好，但我们在纽约还是遇到了很多好人，尤其是年长一些的。如果你站在纽约的大街上，脸上有一点困惑的表情，马上就有人停下来问你：“需要帮你指路吗？”我想给金妍照相的时候，还有人会停下来问我：“你们俩想不想拍一张合影？”

想看一看校园外的世界

金妍终于拿到了一个会计学硕士的学位，毕业以后她就开始找工作。我俩一起练习了一些面试技巧。她在休斯敦面试了很多公司，包括安然。金妍和安然公司一个面试官谈得非常投机，因为金妍给她讲了一下自己的亲身经历，包括怎样从头开始学英语、在餐馆打工付学费的故事。更重要的是金妍在面试后给他打电话，讲了对公司历史和现状的了解以及对在该公司工作的热情。

1999年6月，我在实验室工作的时候接到金妍的一个电话，她告诉我，她从安然得到了一份工作。我们实验室的实验员后来告诉我，看到我当时对着电话大喊大叫，她觉得很奇怪。那一刻我的确特别兴奋，对金妍来说，找一份工作确实不容易，因为她刚来美国的时候连英语字母表都还认不全。

去上班的前一天，金妍在家里做饭的时候，锅里的热水溅到她脸上。我马上拨了急救电话，救护车把她送进了急诊室。我们当时没有健康保险，所以非常紧张，我不知道金妍的脸能不能好起来，就是能好也不知道这次治疗要花多少钱。

第二天金妍去上班的时候脸上缠着绷带。安然的一个经理听说她脸受伤的事情之后，马上就把她纳入安然的保险体系，安然公司还把所有紧急救护的医疗费用都包了，并把她送到一个皮肤科的专家那儿去看。因为当时治疗得比较及时，金妍的脸上没有留下任何伤痕。在上世纪90年代的美国企业界，安然是一颗冉冉升起的巨星。新闻里总在介绍安然公司，他们的每个雇员都非常能干。金妍在公司里非常受上司赏识，尤其是公司的一位副总裁，但她有时候回家会跟我说：“我真不知道安然是怎么赚钱的。”

我们慢慢把欠朋友的债都还掉了，后来我们又贷款买了一辆日产车。

我在莱斯大学研究生院的5年时间一晃而过，我开始边写论文边找工作。很多工作必须是美国公民或者绿卡持有者才能申请。我那时才认识到，我还需要申请绿卡。我当时非常气愤，因为我们这些移民还要花这么多额外精力在劳务市场和美国人竞争。

美国的移民法案是非常复杂的，而且不同的律师会给你不同的建议。我第一次找的一个律师建议我申请劳工卡，通过这种方式大概要花10年时间才能拿到绿卡，而且这10年还必须在同一家公司干。我给了这个律师一笔预付金。后来我没有办法只好舍弃这笔预付金，找另外一个律师申请“美国国家利益”这个项目。通过“国家利益”这个条款，就不用盯住一家公司干。但是这个律师告诉我，想通过这个条款来拿绿卡，我需要得到很多推荐信才行，有时候需要10份以上。写推荐信的必须是一些社会地位比较高的人，比方说美国的科学院院士，或者比较有名的政治家，诸如此类。给我写推荐的人必须在每一封推荐信里解释，我为什么对美国国家利益有好处，以及我为什么是一个“国宝”（national treasure）。我当时感觉自己像大熊猫一样，我的那些教授看到“国宝”这个词也都笑了一通。我有一次还找其他大学的一位教授给我写推荐信。大部分教授都非常愿意帮忙。有一位教授同意了，但是他说：“你可以自己写一封推荐信，我给你签名就可以了，但是你在推荐信里不要用那种极高赞誉的表述。”

问题是，这种推荐信里就需要有这种极高的赞誉。（例如，“黄西在神经生物学里的研究是最有突破性的。如果他不能在美国继续从事他的研究，美国的健康水平和国家利益都会受到损害”。）把我捧得越高，我就越容易拿到绿卡。

后来我又找了我的一个神经生物学教授，请他给我写推荐信。他说：“黄西，我对你很不了解。”尽管我以前上他课的时候拿了一个A。

终于，我所有的推荐信都齐了。1999年底，我开始申请绿卡。

1999年，我通过了论文答辩，拿到了博士学位。拿到学位以后，大家为我开了一个派对，布雷特和其他一些同学把我推倒在地，其他研究生都纷纷堆在我身上。这种祝贺的方式我倒是挺喜欢。

我毕业的那一年，生物化学博士很难找到工作。因为没有其他出路，大部分博士，包括美国人在内，都去做博士后了。这段时间是我比较难过的时候，因为我来美国的目的是想成为一位教授，这就意味着我还要做很多年的研究，而且要做博士后，但博士后的薪水非常低。我在做博士研究生的后两三年里，没有取得很好的科研成果，也没有在很知名的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我当时就比较彷徨，不知道应该继续搞科研做一位教授，还是找份工作看看美国大部分人是怎样生活的。

在我彷徨的这段时间，我一个人开车到得克萨斯的一个山区里待了三天，想让自己的脑袋清醒一下。我白天爬上山间的巨石，晚上就在车里睡觉。有一天晚上，我在车里睡觉的时候被一个州警叫醒了，他拿手电朝车里晃了一下，问我在干什么。我告诉他，我就是想在车里睡觉，第二天去州立公园玩。他让我把车开到离高速公路稍远一些的地方，以免别的车不小心撞到我。

第二天我继续爬山，登山的大多都是老人，或是成群的年轻人和十几岁的小孩。我从汽车收音机里听到的大部分都是乡村音乐，得克萨斯的山区很少能听到其他类型的音乐，不过乡村音乐在那个地方听感觉倒挺适合。

过了几天，我终于有了一个想法，我觉得我应该在公司找一份工作。我当时想，我已经30岁了，到现在为止我一直都在学校里面，我应该从学校走出去，看一看社会是什么样子。

回到休斯敦以后我就开始花大力气找工作。我给生物公司和制药公司发了上百份履历，还经常参加一些跟找工作有关的培训班和演讲，学习怎样面试、怎样和公司建立联系。莱斯大学学生中心也教学生怎样面试，怎样有效地找工作。我们学校的图书馆甚至还有一些书籍，专门教你怎样回答面试过程中雇主可能提出的一些问题，比如，你的近期目标是什么，5年之内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作一下自我介绍等。

经过将近6个月的努力，我终于得到了华纳–兰伯特公司的一个面试机会。这是密歇根州的一家公司，面试要持续整整一天的时间。开始我要给他们作大概一小时的演讲，内容是我在做博士研究生时候的工作，接着要跟不同的雇员或雇主聊，每人聊半个小时。我在面试的前一天飞到密歇根，那天晚上，我整晚都没有睡着，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到其他城市去面试，心里还非常紧张。但第二天的面试效果很好。我喝了很多咖啡，雇员和雇主提出的问题，我也答得很好。没过几个星期，我就在华纳–兰伯特公司找到了第一份博士后的工作。

几个星期以后，我太太又把我的履历给了她一个同事的丈夫陈志。陈志在休斯敦附近的一家初创公司做计算机软件的工作。这个公司叫“基因模型”，主要是想发展用基因芯片来研究人体基因组，然后找到和疾病有关的一些基因。和华纳–兰伯特公司比，这家公司非常小，但它离休斯敦很近，他们还可以请我去当科学家，而不是博士后——在美国公司，博士后比科学家要低一级。

我接受了基因模型公司的工作。

那个时候，一毕业就能在一家公司找到工作是很少见的，所以我在那家公司工作后不久，布雷特•斯维尔兹就请我回莱斯大学去给研究生讲找工作的方法和生物公司的情况。

在我正式开始工作之前，也就是1999年的圣诞和元旦期间，我和我太太去新墨西哥滑雪。这是我第一次滑雪，和我们同行的是一个中国女孩和她的美国老公理查德。这个中国女孩跟我说，刚来美国上课时，她想向坐她边上的一个美国男孩借一下橡皮。她在中国学的是英式英语，在英式英语里，橡皮就是rubber，但在美国，rubber就是避孕套的意思。

理查德是一个典型的得克萨斯人。我们四个人以前都没滑过雪。到了滑雪场，租了滑雪的装备之后，我们就在山坡上走来走去，爬上爬下，体力消耗非常大，因为我们当时不知道可以坐滑雪缆车到达山顶再滑下来。过了几个小时，我们终于发现了滑雪缆车，而且还参加了一个培训。我们在新墨西哥滑了三天雪，玩得非常高兴，但回到休斯敦后，我们都累得病倒了。理查德和我非常喜欢互开玩笑，但我们的太太对此不是很高兴，我猜想她们可能希望自己的先生庄重一点儿。理查德还经常跟我说，你是中国博士里面唯一一个能开玩笑的人。

理查德在新墨西哥州有一些亲戚，他们带我们去一个饭店吃饭。新墨西哥州的墨西哥饭店非常多，饭店里放的墨西哥音乐很吵，吃的东西极辣。后来我们自己去饭店的时候，我非常奇怪的是理查德不给服务员小费，尽管他的妻子对服务员都有些不太高兴，因为服务员对她老公有点儿太友好了。理查德当时跟我说，这些人不应该以为冲我笑一笑就能从我兜里拿到钱。

除了滑雪，我们还在新墨西哥周围的几个城市玩了一下，比如圣达菲之类的地方，有很多艺术家在那儿住。新墨西哥州有一些很独特的建筑，那些建筑有点儿像土坯房，都是泥土颜色的，就连那里的麦当劳也建得像土坯房一样。圣诞节的时候，新墨西哥有一个传统，人们会把一种传统的纸灯笼放到树上或河里。

[1]Grunge是摇滚乐的一种，混合了朋克和重金属音乐的元素。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美国西海岸，在90年代被很多人接受而走红。Grunge多以虚无、沮丧、冷漠、挫折为主题，歌词很直白，不扭捏、不做作，不拽文，可以直接听到歌者的发泄--编者著

[2]The Shining，《闪灵》，20世纪80年代的一部美国电影。

[3]老鼠会是“金字塔销售计划”的俗称，就是变质的“多层次传销”。根据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和华尔街资料显示，老鼠会成立于1964年，由美国人威廉•派屈克在加州创立——编者著

我第一份工作的实验室

第八场 我的第一份工作

2000年的时候，我开始在基因模型公司工作。工作的第一天，我的印度老板就让我去给他复印一些文章，我当时愣了一下。他感觉到我不是很喜欢做这种跑腿的事，以后就再也没有让我做过。我开始工作的时候正好是美国高科技热的尾声，美国公司的雇员都有公司的股票，大家都在等着公司上市，好发一笔财。

基因模型公司在离休斯敦大概50英里的地方，参加工作不久我就买了一辆新的丰田车。有时我会和陈志一起拼车走，我自己开车的时候比较容易犯困，因为得克萨斯的地势比较平，尤其在休斯敦附近。

这时候我和金妍就想把我们那辆旧的铃木车卖掉。我给以前在路上跟我打招呼的那个人打了个电话，他曾出价200美元要买我的车。我把我的旧车开到他的公寓，那个公寓还比较大，但几乎没有家具。他家里有几个小孩儿，都穿着非常脏的衣服。他还问我：“你有小孩儿吗？”我说没有。他就拿我开玩笑，说我和我太太的性生活还是不够丰富。

他已经对我的破车不是很感兴趣了，我跟他侃了一通以后，他终于答应花125美元把它买下来。我也就同意了。终于，我的第一辆车被人用125美元买走了。

两个月以后，我接到警察打来的一个电话，说他们发现了一辆废弃的铃木车，这辆车注册在我的名下。我跟警察解释我已经把那辆车卖掉了。警察问：“你还想要吗？”我说：“不想要了。”他说：“你不要担心，我会处理的。”所以那辆车有可能在一个废车堆里面，或者是修理一下以后又被卖掉了。

和莱斯大学相比，基因模型公司里面形形色色的人更多。公司有一些管设备的人，每天骑摩托车上班，周末就去跳伞。还有个同事非常喜欢阴谋论，整天疑神疑鬼，他戴着一副老花镜，眼睛看起来特别大，还总把野猫领到家里。这个人的太太是中国人。有一天他得提前下班，因为他太太实在受不了家里有那么多猫，把其中几只扔进了洗碗机。有时候他会突然透过他的老花镜瞪着我说：“黄西，你知道吗？除了我们住的这个宇宙，还有其他9个宇宙。”我说：“噢，我还真不知道这件事。”然后他就自己嘟囔着走开了。我们公司还有一个得克萨斯州土生土长的人，他从来没有接触过东方食品，有一次我们一起去了一家印度餐馆，他用鼻子闻了闻咖喱的味道，说：“这什么味儿啊？是酱油味儿吗？”

菲利普是一个非常高的小伙子，他的眼神和面部表情比他的话来得要快。菲利普的脾气不太好，总是因为其他人不称职而生气。他还总抱怨尽管自己念大学的时候非常用功，但成绩总是不好。

有一次他去了Kiss的演唱会（Kiss是美国的一个流行乐队），回来以后他对我说：“一个24岁的小伙子就该去听Kiss的演唱会，那才叫party。”在美国的流行乐坛，Kiss是一支非常怪的乐队，因为他们戴着面具唱摇滚乐，那些面具跟京剧的脸谱非常像。

菲利普还对公司的经理们整天开会非常不满，他觉得经理应该去实验室工作。

后来公司前途未卜的时候，他在圣迭戈找了一份工作，然后就搬走了。

基因模型公司当时有很多年轻的单身汉，所以每个星期四，公司都有个“欢乐时光”聚会。我有时候也去酒吧参加这些聚会，尽管我喝酒不多，但在那儿玩也挺有意思。有些同事会一直喝到第二天凌晨。

有一天早上，公司一个白人女孩对我说：“我昨晚梦见你了。”我根本不知道应该怎样回答。谢谢？还是别的什么？我就说：“噢。”然后走开了。我觉得女人经常做一些非常离奇而且不相关的梦。这个女孩的男朋友在学校里学哲学。聚会的时候，她总在逼她男朋友找工作挣钱。

葛雷格•多纳休是一个从斯坦福大学毕业的博士后，他加入基因模型公司以后，很快大家就一致认为他是个非常敏锐的科学家。他非常擅长组织和表达自己的思想，而且分析能力也很强。葛雷格经常在公司的走廊里走来走去，边走边想。他曾经跟我说地面上有些瓷砖不太整齐，因为这些瓷砖的图样不是很对称。他还说有些同事会在厕所里待很长时间以逃避工作。这些事情我很少会注意到。我们有时候在一起吃饭，他对我们公司的前途非常担忧，因为他已经有家了，需要养家。他经常跟我说：“黄西，真希望有一天我们没有必要在餐馆里狼吞虎咽，然后赶回公司做事。希望公司上市以后，我们都能发财，不用这么忙。”

葛雷格来自美国中西部，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再洗礼派教徒。再洗礼派在美国宗教里是信仰和约束都比较严格的一个教派。他经常跟我说，你要么完全信一个东西，要么就完全不信。他不太喜欢一些比较开放的教派，也不太喜欢美国当前流行的一些喜剧，他认为这些喜剧比较庸俗，他经常跟我说：“他们没有必要谈这些东西。”

圣诞节的时候葛雷格请我和我太太去他家。我们带了大白兔奶糖，他们很喜欢，但是他太太总觉得奶糖外面那层薄的糯米纸是塑料纸，怎么也吃不下。 我们看了一些比较传统的美国圣诞节卡通片，比如《查理•布朗的圣诞节》，但我觉得这些卡通片没什么意思，节奏很慢，看上去也有点儿压抑，可能是因为我小时候从来没有看过这些卡通片吧。

那次聚会的时候，我才发现葛雷格非常喜欢 Doo-Wop音乐，Doo-Wop 是美国20世纪40至60年代比较流行的音乐，他主要是受他父亲的影响才喜欢上这种音乐的。我从他那儿了解到博比•麦克费林也是一个Doo-Wop歌手，他的歌在80年代比较流行，很多人都听过他的《不要烦恼，快乐点儿》（Don’t Worry, Be Happy）。

有一天我在商场买东西，突然有人叫我，我回头一看，是一个加拿大同事安德鲁•杰克逊。他看见我非常兴奋，还把我介绍给了从加拿大来看他的父母。安德鲁来到美国是因为当时美国和加拿大有一个贸易条约。我和安德鲁成了非常好的朋友，我们经常一起打网球，玩滑轮，有一次我们还决定一起去学射击，但那次他在公司工作到太晚，到我们家的时候，我已经走了。我在得克萨斯还真学了一下怎么用手枪。安德鲁告诉我，他自我介绍的时候总是把中间的名字也用上，这样别人就不会把他的名字和美国总统的名字搞混。我当时还在想，可能是加拿大人比美国人更了解美国历史吧，因为我在美国很少听人说起安德鲁•杰克逊这位总统。安德鲁在我们公司是搞软件的，通过安德鲁，我和我们公司生物信息组很多搞软件的人来往比较多，他们组甚至邀请我一起吃午饭，吃饭的时候我有时也给他们讲几个小笑话。我们有一次去了一家希腊餐馆，点了一道菜叫做火焰奶酪，这道菜是把酒洒在奶酪上，点上火，然后把着火的奶酪端上桌。我当时就跟他们讲，我不想尝试这个火焰奶酪，我不是个胆小鬼，但就是比较害怕肉体痛苦。

后来公司的生意越来越不好。我们公司的雇员工作非常卖力，大家想把我们的产品做好，但公司管理层的矛盾非常大。我们公司只有120人，这种内部的矛盾和斗争在其他公司也非常普遍，尤其是在刚刚起步的公司。我的中国朋友陈志认为安德鲁有可能和我们公司高层的人有亲属关系，因为安德鲁有时在生物信息组传播消息，发号施令，而且他好像事先知道生物信息组的变化。但我觉得安德鲁其实跟公司的高层没有什么亲戚关系，他只是个离了婚的工作狂，每天都工作到很晚，别人下班了以后，他还经常跟公司的高层经理们聊天。

我在生物信息组还交了另一个朋友彼得，彼得也来自美国中西部。他的嗓门非常大，他在办公室和人聊天时，其他人都能听到。彼得是第一个给我介绍当时很不起眼的搜索引擎——谷歌的人。我在那个公司工作的时候，有时候会把同事请到我的公寓来打麻将，或者烤肉。我们还在我家里搞过一个感恩节聚会，那次聚会安德鲁没有带任何东西，其他同事都笑话他。因为加拿大的感恩节和美国的感恩节不是同一个时间，所以我估计他没有意识到那次是感恩节晚宴，从那以后，每次在我公寓里搞聚会，安德鲁总是要带很多东西。

我的岳父岳母到美国来看我们，我带他们去了得克萨斯的一些地方。我的岳母非常不习惯给小费，在餐馆吃完饭，我们把小费放在桌上走了，她有时候会回到饭店把小费拿走。我的岳父岳母很善良，对人非常关心周到，但是我的岳父还是待得不耐烦，因为他们在得克萨斯不会开车，而且我们周围没有人会讲汉语或韩语。在我们家住了大概两个月以后他们就回去了。对来美国的中国父母来讲，两个月是非常短的。我们把他们一路送到旧金山，确保他们能够登上正确的航班回中国。把他们送走以后，我和我太太又在旧金山游玩了一下，我那次在旧金山玩得非常高兴，在大街上连蹦带跳，我太太就用录像机给录了下来，我周围的一些游客还以为我们是在拍电影。后来我们又到优山美地国家公园玩了几天，然后就回家了。

在公司，我的工作就是化验从其他公司和研究所送来的样品，我领导的五人小组分析一些癌症患者的某些基因的图片频率。我们组里有一些人非常缺乏科学培训，我们在做实验或者做化验的时候，他们根本不理解其中的道理，我还得一个劲儿跟他们讲，注意不要污染样品，注意样品追踪，等等。

我还要和自动化工程师非常紧密地合作，这样我们就可以用公司的机器来处理这些样品。有一个叫艾萨克的工程师，他是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他从加拿大威尼佩格来，就总说威尼佩格大学的工程系有多好。他以前在美国的福特汽车公司工作过，就总讲福特公司发明创造的能力有多强。他还跟我们说，福特公司非常有钱，它还有很多新产品，根本用不着靠卖车赚钱。现在看来，这些说法基本上是胡说八道，但是他当时确实相信这些。有一次我和我太太跟他一起吃晚饭，他非常认真地对我们说：“吉姆是我们公司最好的一个工程师，哦，不对，我应该把这话纠正一下，在我来我们公司以前，吉姆是我们公司最好的工程师。”我太太当时就憋不住了，她哈哈大笑。我当时感觉非常尴尬，艾萨克自己反倒一点儿也没觉得尴尬。

我在公司所有的朋友和同事都非常不喜欢艾萨克，不管他说什么，大家都会反驳他，还在背后拿他开玩笑。我记得有些人说：“艾萨克真是讨厌，公司明明有空调，他还是像猪一样出汗，我觉得他应该回加拿大去。”

我和艾萨克花了很多时间去完善自动化的流程。他经常会唱一些圣诞歌曲，然后把歌词改一下。他觉得这样特别有意思，我听了这些歌特难受，10岁小孩才唱这种东西。我们的自动化仪器每干完一件活儿，他就会放一些电视里的音乐，其他人都不喜欢这些音乐，最后没办法，他还得把这些音乐取消掉。每次出问题，他从来都不会承认是自己的失误，有一次实验出了问题，明显是他的责任，但他坚持说有人在前一天晚上到公司搞破坏。而且对其他人的建议，他总是要抵抗很长时间。一个生物实验上的改进，我得和他讲3次以上。我当时的上司跟我说：“我真想朝他的肚子来上一拳。”

有一个星期五的上午，我们的实验没有做好，他就在实验室滔滔不绝地分析生物上的原因。他说，溶液里的蛋白肯定已经变性了。我当时就受不了了，冲他喊：“艾萨克，我们现在一直都在化验DNA，我们根本没有蛋白。”他瞪了我大概一分钟，然后就离开了。接下来的几天，他都待在家里，没来上班。我对他喊完以后心里也非常内疚，几天后我向他道歉，他接受了，我们又变得友好起来。我总觉得和他一起工作是件苦恼的事情，但我也不应该对他大喊大叫，我觉得我有可能是受了其他人对他的意见的影响。

从那以后，我成了他在我们公司唯一的朋友。

我们公司一直没能上市。公司请来了一拨又一拨的投资商，我们还要假装勤奋工作，给这些投资商留下好印象。我们公司的钱烧得很快，然后公司就开始裁员。最先被解雇的是公司的一些元老，这些元老和新的管理层关系不好；接着是工作表现上有问题的人；然后是人事部等职能部门的人。有时候保安会突然出现在某个人的桌子边，那个人就必须马上收拾自己的东西离开。看着公司这样解雇员工是非常令人痛心的事情，我们裁员的规模越来越大，越来越频繁。开始的时候是10%，然后是20%、50%，每个星期，我们都会组织好几次告别午餐会。

有些人找到其他工作以后就跳槽了，包括葛雷格。葛雷格还对我说：“我感觉自己像个叛徒，但是没有办法，我还得养家。”他后来在密歇根的卡拉马祖市找到一份工作，新东家是法玛西亚公司。这家公司后来被辉瑞公司收购，辉瑞把法玛西亚的所有雇员都解雇了。葛雷格被解雇后，又在礼来公司找了一份工作。

彼得在康涅狄格州找了一份工作。有一天晚上他突然在我的公寓外面敲门，他是来和我说再见的。临走的时候，他还送我一顶他的牛仔帽。

那段时间我的精神压力非常大，胃也开始不舒服。安德鲁告诉我：“你的工作是安全的，你应该放松点儿。”他这话也对，我在基因模型公司一直待到最后。但这也不是件好事，因为早一点儿被解雇的人，公司还会给他们一笔解雇费，等到公司倒闭以后，就没钱付解雇费了。

公司的情况一塌糊涂的时候，安德鲁、我太太和我决定一起出游。我们当时都感觉到可能不会在得克萨斯住很长时间，所以就决定去得克萨斯的大湾州立公园玩。这个公园在得克萨斯州靠近墨西哥边境的地方。

出发的那天早晨，我们钻进安德鲁新的PT漫步者轿车，开往大湾公园。去大湾公园需要开10个小时的车才能到，因为得克萨斯是非常大的一个州。路上我们被在墨西哥边境巡逻的得州警察拦住，这个警察看了我们的证件，还把车的后备箱打开，看看有没有藏非法移民。后来我们又一次被一个边境警察拦下，这次这个警官问我们是哪个国家的公民，当他听说我和我太太都是中国公民时，他要求看我们的护照。我太太当时就非常不高兴，因为我们在美国住了7年，从来没有人要求查我们的护照，所以我们感觉没有必要带护照。安德鲁带了他的加拿大护照。最后那个警官还是让我们走了，安德鲁和我太太在车里还因为是不是应该带护照争执了半天。

最后我们终于来到了大湾公园。进了公园，我们就开始搭帐篷野营，抽比较便宜的雪茄，打牌，还在温泉里游泳。安德鲁在加拿大老家经常野营，所以他有野营用的几乎所有东西。这些东西大部分都是高门的产品，包括鞋、睡床，甚至炉子。

我们从来没有想到得克萨斯有这么多样貌截然不同的地理区域。大湾公园非常大，里面有广袤的沙漠，穿过沙漠，可以看见绿油油的山，还有温泉，白天的时候有34~35摄氏度，晚上只有4摄氏度。我们在炙热的太阳下爬山，遇见了很多动物，浣熊、野猪、鹿，还有各种各样的鸟。有一次我不小心碰到了一棵仙人掌，好几百根小刺儿扎在了我的右胳膊上。幸好安德鲁带了急救盒，他和金妍用小镊子把那些刺一根一根拔掉。光干这事儿，我们就花了好几个小时。

这次旅游几乎没有比较难过的时候。我们总是高兴地聊天，聊一些电视节目，像《辛普森一家》（The Simpsons）和《南方公园》（South Park），或是聊一些自己家里的事。安德鲁说他父亲看到别人做错事情的时候总是要讽刺说：“干得不错。”后来我们一路上总在说这句话。每当事情出错的时候，总有一个人会说：“干得不错。”

我带了吊床。我们把吊床挂在两棵树的中间，我太太想在吊床上睡个午觉，结果一不小心从吊床上掉了下来。我还把这个过程录了下来，但我总是忘记把这段录像寄给美国家庭滑稽录像节目。

我们在公园周围还看了一些被遗弃的矿井。很早以前这附近是比较热门的采矿点，但现在只有一些纪念品商店和一家小饭店。那家饭店里的食物非常难吃，吃了那里的东西以后，在得克萨斯炙热的太阳下面烤着，胃里非常难受。

有一天晚上，我们在离格兰德河非常近的一个地方野营。格兰德河是美国和墨西哥的分界线，那是一条非常窄的河，可以坐小船到河对面去，也可以从我们野营的地方河过去。我们没有去对面那个墨西哥小村子，因为我们没带护照。后来我们听说这个小村子里的人都是非常好的消防员，每当大湾公园有野山火的时候，这个村子里的村民就会河过来，帮助美国人把火扑灭。在我们离开大湾公园以后不久，佛罗里达起过一次大火，这个村子的墨西哥人还被美国人用飞机接到佛罗里达去灭火。

从大湾公园回来以后，安德鲁在贝勒肿瘤研究所找了一份工作，因为他以前的上司在那儿工作。在美国，如果一个移民没有绿卡又失去工作，两个月后就得回国。我的一个美国同事还对我说：“别担心，你可以来我家躲着！”我在基因模型公司倒闭的前几个月开始找工作。我先后得到了8个面试机会，所有这些面试我的公司都给了我一份工作。我找工作的时候在家里待了两个月，我觉得这两个月是我一生中最舒服的两个月，因为我知道我已经有一份工作，只需要坐在家里等更好的一份而已。每天我会一大早起来，拿上一份报纸，然后到公寓的游泳池边上，躺在晒太阳的躺椅上读新闻。中午的时候，我经常会和研究生院的同学或者以前公司的同事一起吃午饭，有的时候我会一个人在麦当劳吃午饭，边吃边读一些幽默书籍。那时我基本上每个星期都要接受一个面试。

有一次面试要飞到华盛顿，当时天气不好，我从舷窗可以看见闪电劈开乌云。飞机颠簸得非常厉害，我感觉稍微有点恶心，也开始害怕。但我突然听见一些高中生在我后面一个劲儿地大喊大叫，他们非常兴奋，好像是在游乐园玩儿一样。我觉得他们心态非常好，当没有办法的时候，还不如享受一下这样的颠簸。从那以后，飞机颠簸的时候我就再也没有害怕过。

安德鲁有时会给我一些找工作和谈工资的建议，有次他对我说：“你应该告诉他们，你的价值更高，你的工资应该更高一点儿。”我有一次按照他的建议对一个雇主说，你们给我的工资太低。安德鲁问我：“你是在拒绝他们公司之前还是之后讲这话的？”我说是之后，他当时就说：“哎呀，那你就太刻薄了。”我当时听了他的话以后更加糊涂了。当时他在和一些女人谈恋爱，他跟我说，休斯敦有很多单身的母亲想找对象。

大卫•马耶请我吃了一顿午饭以表示他对我丢工作的同情。后来找到工作以后，我也享用了很多顿告别午餐——和我莱斯大学的同学，或是和中国朋友，以及基因模型公司以前的同事。我当时在基因模型公司干得非常卖力，经常晚上要加班，周末也要加班。我在那里交了很多朋友，后来看着他们一个个被解雇，一个个搬到其他城市，这个经历是非常悲惨的。有了基因模型的经历以后，我就不想在那些小型的生物公司干，我想在工作和生活之间有一个比较好的平衡，不想每天都担心我的工作，担心我的饭碗。

后来我在赛诺菲–安万特找了一份工作，这家公司在离波士顿不远的一个地方。去赛诺菲–安万特面试的时候，我和这家公司的一些员工在一家饭店吃饭，这个饭店叫寰亚饭店。吃饭的时候，有个人发现米饭里有一片用过的邦迪创可贴。

七年得州生活，留下一顶牛仔帽（图片由马克•奥斯托提供）

第九场 跨过梅森—迪克逊线

在去波士顿前，我和我在中科院的朋友丁月云和朱舜山联系了一下。他们说我可以在他们家住上一段时间。2001年8月底，我把一些必要的东西放在我的丰田车里，花了3天时间从休斯敦开到波士顿。在去波士顿的路上，我准备了一些教美式英语发音的磁带，这样我可以边开车边练习英语发音。听烦了以后，我就听一些流行歌曲。我发现越往北走，电台里放的比利•乔的歌曲就越多。乔在美国的蓝领阶层是非常受欢迎的歌手，而且越往北，工业企业就越多。梅森－迪克逊线是美国南部和北部的分界线。在美国南部的亚拉巴马和密西西比，人们开车都比较慢，车距也比较远。在田纳西州的时候，有一次我在麦当劳吃饭，服务员告诫我开车要小心，说下一段路警察经常会把车辆拦下罚款。我在麦当劳吃完晚饭就去旅店睡觉了，第二天早上，我起来以后就马上开车上路，没多久就被警察抓住，因为我车开得太快。

越往北走，工厂越密集。我还看到很多废弃的工厂，墙上还有很多涂鸦。

我在丁月云和朱舜山家住了一个星期。他们住在一个叫艾克顿的小镇，那里的风景非常优美，树很多，岔路口也很多。我有一次迷路，就问一个女人：“对不起，我现在迷路了。”她看了一眼我的车牌（得克萨斯的）说：“噢，得克萨斯往南走。”

到了波士顿以后，我马上开始找公寓。我看了很多狭小的、发霉的地下室，即使是这种公寓，当时每个月的房租也要1 000美元以上，我在休斯敦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旧的楼房和公寓。有些房东还非常傲慢，听说我是从得州来的，就给我大讲在波士顿这种大城市，事情多么复杂，多么不一样——尽管休斯敦比波士顿大，但是在美国北部，只要一提起得克萨斯，人们总认为那里到处都是牧草和牲口。

我发现波士顿的人非常不友好，有一段时间我有很强的抵触情绪。我在路上开车，如果有人切到我前面，我会对他们竖中指。在波士顿待了大概三年以后，我才慢慢喜欢上波士顿和波士顿人。现在如果有人再把车横在我的车前面，我不但不生气，还会想，哇噢，他的技术不错啊。

2011年，美国的“历史”频道把波士顿评为全美开车条件最差的城市。他们认为原因在于波士顿的路，因为波士顿周围的这些路都是波士顿人从前赶牛车或者马车留下来的，所以非常狭小、弯曲，而且令人困惑。从其他地方来的人很多时候都不知道自己在哪条街，甚至在哪个城镇。有一次我看见一个人在桥上逆行，还有一天晚上，我刚拐了一个弯，突然发现有一辆白色的丰田车停在两条路的中间，车里的两个女孩正弓着腰查地图。我的车离她们的车已经很近，根本来不及踩刹车，这两个女孩从后视镜看见我的车冲了过来，马上抱住了头。我无路可走，只好把车拐上了人行道，幸好人行道上没有人。那两个女孩看见我没撞上就开走了。当时真是万幸没有出车祸，也没有人受伤。

我在阿灵顿找了一个一居室的公寓。和我在得克萨斯的公寓比，这里非常吵，晚上我可以听见路上汽车的声音。开始的几个晚上，我都睡不着觉，但我还是逐渐习惯了这些声音。

刚搬进阿灵顿的公寓，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没有电视看，我就躺在地板上看了很多书，包括马尔科姆•艾克斯的自传，这个人跟波士顿还有一些关联，他年轻的时候经常在波士顿比较富有的比肯希尔地区撬门破锁，偷富人的东西。他的自传使我更加理解美国的种族关系。

和休斯敦比，波士顿是非常紧凑的一个城市。波士顿有很多佐治亚式或爱尔兰式的红砖房，因为波士顿在美国算是历史最悠久的城市之一，所以很多楼就显得很旧很脏。每一栋楼的砖缝里都好像有上百年的历史、压抑和挣扎。

有一次我想去哈佛广场，就在波士顿一河之隔的剑桥市，结果我从那个广场开过去三次都没有认出来。我总觉得广场应该很大，就像记忆中的天安门广场一样，没想到哈佛广场那么小。

朱舜山和丁月云来我的公寓看过我几次，他们有时会给我带一些吃的。我还从他们家借了一个气垫床，后来把气垫床还给他们以后，我在基因模型公司的同事彼得从康涅狄格州给我带了一张折叠床过来。这张折叠床是我当时唯一的家具。周末的时候，我会去周围的书店看看，还会和金妍通很久的电话。我住在得克萨斯的时候，根本没有感觉到得克萨斯人有口音，我当时认为他们说的就是纯正的美国口音。来波士顿以后，有时候给得克萨斯的同事和朋友打电话，我才认识到得克萨斯人是有自己口音的。

“9•11”

2001年9月10号，我去新单位报到。这个单位是大型制药公司赛诺菲–安万特的一个分支机构，我们这个分支非常小，大概只有五六十人。新单位在剑桥市，离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都不远。

工作的第二天，我们在公司附近的一个酒店开会。正开会的时候，公司总裁突然把会议打断，说纽约的世贸大厦被一架飞机撞了。当时我们还觉得可能是飞行员犯了什么错误，一不小心把飞机开进了大楼里面。后来休息的时候，我给金妍打电话，她在公司的电视上看到飞机撞上世贸大厦的场面还有些纳闷，为什么公司的人在上班时间看电影。

“9•11”在美国历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每一个美国人都记得“9•11”发生的时候他们在干什么。我的同学肖毅工作的地方在华尔街附近，离世贸大厦不远。他当时正在上班路上，看到地上飞机的影子时，他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还是低头走路。后来他就看见人们到处乱跑，再后来就看见烟尘滚滚而来。当时纽约的地铁系统都停了，他走了大半天才回到公寓。

“9•11”对整个美国的震撼非常大。当时的报纸、杂志、电视还有普通人都在谈论这件事，到处都是美国国旗，有时候一辆汽车上会贴四五面美国国旗，好像美国要从太平洋和大西洋独立似的。因为“9•11”，美国卷入了两场战争，国债越来越高。小布什的政策就是借钱打仗，老百姓觉得美国在外面打仗无关痛痒，但不知不觉，他们已经负债累累。

“9•11”过后不久，我在一个超市买东西。排队的时候，一个衣衫不整的人大声对我说：“如果美国对恐怖分子说，我原谅你，你们做得不对，但我们不会报复你，这该多好啊。”他的话让在场的很多人感觉不太舒服，但确实发人深省。假如美国当时选择高姿态，没有动手去打其他国家，全世界都会站在美国一边。我觉得如果美国当时没有出兵，会在历史上给世界留下一个非常好的印象。

美国在中东开战以后，暴露出很多问题，这些问题我以前从来都没有注意过。

美国整天标榜自己的人权有多好，但“9•11”之后，你会发现，这些美国公民享有的一些权利是非常薄弱的，很容易被政府剥夺掉。很长一段时间，一些普通老百姓的各类记录都会被美国联邦调查局审查，甚至包括在图书馆借书的记录。

美国总是强调自己是一个多元社会，有言论自由的权利。但政府的宣传机构还是非常强大的，而且很多人相信政府的话。美国侵略伊拉克的时候，美国政府告诉老百姓，美国军队一旦在伊拉克出现，伊拉克人会捧着鲜花，举着美国国旗，把他们当做解放者夹道欢迎。这种说法非常荒唐，我简直都要笑喷了。

有些美国老百姓确实很无知，因为大部分美国人从来都没有出过美国。

当时有一个叫比尔•马赫的喜剧演员引起了很大的争议，甚至丢了自己的饭碗。“9•11”以后，很多电视主持人都管恐怖分子叫胆小鬼，但是马赫说：“我们不应该管这些恐怖分子叫胆小鬼，恐怖分子坏是坏，但不能说他胆小。”马赫不是站在恐怖分子的立场，他是站在美国人的立场，想让舆论诚实。因为说实话，他丢掉了自己在美国一家挺大的电视台里的工作。后来他在一家有线电视的一个广播电视台主持自己的节目，这样反倒更好，随便说什么都可以。

有一些美国人在“9•11”以后开始攻击穆斯林或清真寺，我当时很气愤，因为没有报道显示这些破坏清真寺的人被抓到过。现在“9•11”已经过去10年了，这种歇斯底里也在逐渐减轻。我能够看见美国痊愈的过程。2011年，得克萨斯有一个美国白人因为在“9•11”以后朝一个巴基斯坦人开枪而被判处死刑，这个巴基斯坦人的脸被枪打得不成样子，但他还是不希望枪击他的人被判死刑，他想原谅这个人。

新英格兰的生活

波士顿在美国的马萨诸塞州，马萨诸塞州在美国东北部一个比较大的区域——新英格兰区。金妍最后辞掉了她在安然的工作。辞去安然的工作对金妍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决定，那时候很多人还千方百计想进安然。结果金妍辞职以后没几个月，安然就倒闭了。

来波士顿之前，金妍已经找好了一份工作，她就在家里待了两个星期好好放松一下。她来的时候正好是新英格兰的秋天，这可能是这里最好的季节，有时在高速公路上就可以看见非常绚丽的红色和黄色的叶子。我们去过新英格兰区的不少地方，每个星期天的早晨，我们都会在一个不同的小镇吃早饭。冬天的时候，我们会开车去戴维斯广场，在广场找一家咖啡店，喝杯咖啡，吃些点心，望着窗外的人在雪地里一瘸一拐地走，有些人还差点儿滑倒，我们在咖啡店里看着倒挺有意思。

新英格兰的自然条件非常好，它离太平洋很近，所以离我家不远的地方就有很多海滩。新英格兰还有很多山，我们可以爬山或者滑雪。如果喜欢在平静的水面游泳或者划船，也有很多地方可以去，因为新英格兰有很多池塘、河流和湖泊。有时候我们根本不作计划，钻到车里就往北开，然后找一个风景好的地方过夜。有两次我们根本没有带够衣服，还得到当地卖纪念品的地方去买衣服。

几乎每年我们都要去缅因州一两次。有一次我们开车去缅因州，一路上午饭和晚饭吃的都是大龙虾。回公司以后，有一个同事跟我说，缅因州的早饭还可以吃到大龙虾，我说：“你这么一说不是把我整个假期的经历都给毁了？我现在已经有遗憾的地方了。”

冬天的时候我们会去滑雪，但我太太不是特别喜欢滑雪，因为她觉得每次到滑雪场以后都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租鞋或者准备别的东西。有时候，我在山坡上滑雪，她就在我们住的地方看书。有一次我在滑雪缆车上和一个滑雪教练坐在一起，他拼命劝我在他那儿上一门滑雪课，他还指着一个在雪坡上摔倒的人说，如果这个人上了我的课就不会摔得这么惨。我当时还在想：哟，你该注点儿意呀，那个人能听见你说话。

夏天的时候我们经常去海滩，有一次我在海里游泳遇到暗流，等我游到岸边的时候，已经不在之前下水的那个地方了。我找不到金妍了，因为我游泳的时候没戴眼镜，这时候海滩上的其他人告诉我：“你太太在那儿。”我当时才意识到，我和金妍是海滩上仅有的两个亚洲人，所以大家很容易认出我们。

我们在2002年的时候开始找房子。在中国和得克萨斯，大部分房子都是用砖建的，但在新英格兰，大部分房子都是用木头建的，我总感觉这里的房子就像一个有地基的木头箱子一样。

后来我们找了一个房地产经纪人。他是一个在美国出生的亚美尼亚人，有一个孩子，开一辆SUV（多功能运动车）。有时候他会带我们去看房子，有时候我们就自己去看。我们看了很多房子，记得有一次在梅尔罗斯镇上还看见一栋比较出名的紫色房子，这栋房子里里外外都是紫色的，院子里还有很多塑料做的粉色小鸟。有些房子很明显有被水淹没的痕迹，有些地下室有水泵，还有水靴子挂在墙上。我们后来终于在阿灵顿找到一处比较普通的房子。我们当时比较保守，不想买太贵的房子，如果有一个人丢掉工作，我们还付得起每个月的房贷。

看上这栋房子以后，我们雇了一个律师起草买房的契约，还雇了一个专门灭虫的人检查房子里有没有白蚁。因为白蚁吃木头，它们会对木头房子的结构造成很大的威胁。我请的那个律师态度不是很好，非常傲慢，每次我问他契约里的一些细节，他总是跟我讲：“我已经做了几千份契约了，你交给我做就行了。”后来我还是发现，他在契约里漏了一条比较标准的款项。我打电话去问他，他说这其实问题不大，我当时非常生气，当场就把他解雇了。

后来我又雇了另外一个律师，签下了房契。

我们在2002年底搬进了新房。搬进去以后不久，有一天下班回来我们发现前门稍稍开了一点，进屋以后，我们看见地灯被打翻了，摆在壁炉上面的一些照片也被掀翻在地毯上，但找来找去都没发现丢了什么。出于小心，我们还是给警察打了电话。警察马上就来了，在我们家周围转了转，他给出的最好解释是，可能是周围邻居的小孩从我们家洗手间的窗子里跳进来偷酒喝。我们给警方打了一份犯罪报告以后，那个警察就离开了。

两天以后我们回家，家里面又乱得一塌糊涂，这时候我就觉得是有什么野生动物跑进我们家了。我太太不信，后来我们还是给警察打了个电话，警察来了还是搞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一个邻居对我们说：“我在这里住了26年了，还从来没有看见警察这么短时间来了两次，你们刚来一个月，怎么事儿这么多。”后来警方就决定派一些侦探过来。

第二天有两个侦探到了我们家。他们手里提着两个工具盒，跟我以前在电影和电视里看到的侦探一点儿都不像，他们没有那种帽子、怀表和拐杖，而且也不抽雪茄。其中一个侦探还戴着一副眼镜。他们在我们家洗手间的窗户和很多抽屉里撒了很多蓝粉取指纹样品，然后跟我聊了一会儿就离开了。

当天晚上在整理书架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身边一个洗衣篮里的衣服动了一下。我马上跑到街对面把邻居保罗叫了过来。我拿了把锤子，保罗拿了根棍子，保罗用棍子捅了一下洗衣篮，从里面跳出来一只松鼠，跑了。

我们给镇上的动物管理人员打电话。第二天他们发了我们两个老鼠夹子，我在老鼠夹子里放了一些花生做诱饵，把一个放在客厅，另外一个放在地下室。下班回来一看，所有的花生都被吃光了，但老鼠夹子里什么都没有。保罗问我：“那只松鼠怎样了？”我说：“你是在问我的宠物吗？”

就这样又过了几天，一个星期六的早晨，我坐在沙发上读报纸，眼角的余光扫到一条毛茸茸的尾巴从沙发垫子下伸了出来。我马上叫我太太到楼下来，挡住楼梯和餐厅的门，接着我飞快地把前门打开，把沙发垫子掀开，并堵上了通往洗手间的门，这个毛茸茸的不速之客无路可逃，只好从前门跑了出去。

第二天我给警察打了电话，告诉他们是一只松鼠在我们家藏着。我问他们：“你们还没抓到什么人吧？”幸好他们还没抓到什么人。

我没有武松打虎的勇气，但黄西打松鼠的勇气还是有的。

我们街对面有一对老两口，布鲁斯和爱丽丝，都是非常善良的人。他们的女儿住在离他们家只有一小时车程的地方。布鲁斯见到我总是跟我打招呼，还经常过来跟我聊天，他非常愿意把自己的工具借给我。天气好的时候爱丽丝喜欢在屋子外面读小说。每个星期六，他们老两口都会去赛马场下注，小赌一把。

金妍的父母在我们生小孩之前来看过我们两次。他们给了我的家庭和事业很大的帮助。我的岳父喜欢和人打交道，他和我的邻居们处得比我还熟。但文化上的差异还是闹出了一些笑话。一次有个邻居到我家做客，岳父请他留下吃晚饭，在中国这常常是出于客气，但没想到这个邻居真的留下来吃了晚饭。还有一件事比较有意思，汉语里“那个”的发音听起来有点像英语里一个有关黑人的贬义词，而我岳父又比较喜欢用他的中指指人，在美国中指是骂人的手势。有一次在多切斯特的一家中国杂货店，我岳父对卖鱼的人大声喊：“我要那个！”边说边用他的中指指了指鱼。我当时非常紧张，因为周围住的很多黑人也来这家杂货店买东西，当时就有很多黑人站在旁边。幸好他们没有注意我们在说什么。

我的岳母是个很细心勤快的人。她把报纸杂志里有关我的所有报道都剪下来，收藏在本子里。

我有时候会去朋友斯科特家消遣一下，他有很多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音乐录像。他是个非常细心的人，有自己的“最喜欢的1 000首歌”排行榜，还经常会更新榜单。有一次他突然跟我讲起克里斯蒂娜•阿奎莱拉的新歌《美丽》（Beautiful），“我觉得它应该在我的Top100（前100首）里。”他说。

有时候我们还一起打台球和保龄球。我那时很少看见他的其他朋友，因为他不是很喜欢朋友们之间来往太多。

我和斯科特去看过两次摇滚演唱会。我在中国和美国都看过不少演唱会的录像，而我第一次现场看演唱会是在吉列体育场，看的是邦•乔威的演唱会。我那天身体有点不太舒服，工作结束后又马上去看演唱会，还在现场跟着歌跳了一会儿。结果演唱会结束以后我又累又病，差点儿在车里吐了出来。第二次是去波士顿的芬威棒球场看了一场滚石乐队演唱会，滚石的主唱迈克•贾格尔那时已经60多岁，但他还是在非常大的舞台上到处跑，给我们的印象特别深。在看演唱会的时候，坐在我前排的几个人就公然在那儿吸大麻。

新英格兰的体育

有一个搞单口相声的人跟我讲，体育是最让人兴奋也最愚蠢的事。体育让人愉悦，但是一不小心在里面投入的感情就会太多。美国有很多非常狂热的球迷，在重要比赛的时候，他们会穿自己支持的球队的球衣。他们整个赛季都穿那一身衣服，等到决赛的时候，那套球衣闻起来就像好几个星期没清理的学生宿舍的厕所。还有一些人留胡子一直留到他们最心爱的球队赢了为止。我还看见过一些人把他们球队的队标画在自己的胸脯上，气温只有10摄氏度左右的时候还光着膀子看球赛。

在美国的很多大城市，橄榄球或者棒球场的棚顶都是可收缩的，但波士顿的不是，因为波士顿以继承传统为荣。在波士顿，橄榄球赛经常会在大雪天里照常进行，但是棒球赛经常因为下大雨而无法举行。

我总觉得我会给我所在城市的球队带来好运气。我刚去休斯敦的时候，休斯敦火箭队连赢了两年NBA冠军，一直到迈克尔•乔丹回到芝加哥公牛队。后来休斯敦的一个冰球队还赢了特纳杯。到波士顿也是一样。我一到波士顿，波士顿爱国者橄榄球队就开始赢比赛，后来他们还赢过三次超级杯。

波士顿还有非常好的棒球和篮球队，这两个队历史上都赢过很多次冠军。尽管在美国棒球和篮球比赛都很多，但冬天经常会下雪，连门都出不去，所以很多人就在家里一边看足球一边喝点儿酒，非常舒服。我不知不觉地成为了爱国者橄榄球队的球迷。在2007年的时候，爱国者队以不败的成绩进入超级杯决赛，却被纽约巨人队打败了。那天我一晚上都没睡着觉，从那以后，我就不太看体育比赛了，因为我觉得没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花在体育比赛上面，我已经有了家庭和事业，业余时间确实不多。

和我的朋友斯科特比，我还是比较幸运的。斯科特的父亲是个非常狂热的红袜棒球队的球迷，他2003年去世时84岁，但他从来没有看见红袜队赢过全美棒球比赛，因为红袜队连续86年没有得过冠军。他父亲去世以后，斯科特决定放弃红袜队，转而支持红袜队的死敌纽约扬基队。但是第二年，红袜队打败扬基队，86年来第一次赢得冠军。

红袜队赢得冠军的那天晚上，我在纽约的一个相声俱乐部表演，观众听说我是从波士顿来的以后，就开始大声起哄。当晚晚些时候，我在街上走，隔会儿就能听见波士顿红袜队的球迷在街上到处乱叫。

棒球是波士顿最流行的体育运动，波士顿有“红袜国家”之称。有一次，我和我的同事决定去买红袜队比赛的球票，史蒂夫、迈克和史蒂夫的室友斯科特一起去芬威球场排队。他们头天晚上12点就开始排队，我是当天早上6点钟左右去和他们会合的。那时正好是2月份，是波士顿最冷的时候，我到的时候看见排队的人有的睡在睡袋里，有的就蜷在几床被子里，还有人带了小炉子。我们会合以后就开始聊天，然后轮流出去买吃的、喝的，上洗手间。我对同事说：“今天天气真冷。”他说：“昨晚12点钟更冷，你这会儿来已经暖和多了。”这时我后面的一个人就冲我们喊：“谁加塞儿啦？我在这儿冻了一晚上，我可不能让人加在我前面！”这个人看上去比较吓人，有点像地痞。史蒂夫马上跟他解释，说我们在谈论其他事情，然后就把话题岔开了。

那天排队排到后来，整个队伍越来越像一个马戏团，人来人往，还有几辆小卡车为这些球迷提供免费咖啡。电视台的新闻记者也来凑热闹，采访这些排队的球迷。终于排到我们了，我买了几张球票，最便宜的一张也要60美元，这让我非常怀念在得克萨斯花6美元就可以看一场棒球的时候。第二天，我们在波士顿的一家报纸上看到了一篇棒球赛售票的报道，报纸上还登了一张照片，照片上就有那个有点像地痞的人。史蒂夫指着照片对我说：“你看，这人还在腰上别了一把枪。”枪从那个人的棉衣里露了一点儿出来。我非常感激史蒂夫帮我化解了当时的紧张局面。

几个月以后我去看了一场红袜队和扬基队的比赛。红袜队和扬基队在美国体育运动中是非常有名的死对头。有不少人在街上卖T恤，T恤上有很多骂扬基队的话，如“扬基队不怎么样”，等等。我有一个同事是从康涅狄格州来的，他是扬基队的球迷，我们去看球的时候，他戴了一顶扬基队的帽子，就有很多人瞪着他或者讥笑他，有的人甚至还来扒他的帽子。

我们看比赛时，前面几排的一个年轻人和另一个扬基队的球迷起了争执，我当时担心他们俩有可能动手。这时后面过来一个比较年长的人，我心想，太好了，他会把他们俩拉开。没想到这人把红袜队的年轻球迷推到一边，把手勒在扬基队那个球迷的脖子上。大家开始紧张起来，后面有几个人站起来把这两个人拉开了。

每次重大比赛以后，波士顿都会有一些人到处闹事，甚至会把汽车掀翻。后来波士顿的警察找到了一个防止这类事情发生的办法。2011年，波士顿棕熊冰球队赢了斯坦利杯以后，警察就把体育馆周边的几条街道封锁住。采取这项措施以后，基本上就没有类似的肇事事件发生了。和波士顿相比，加拿大的冰球队输给波士顿冰球队以后，加拿大的温哥华市就有不少人闹事。

海外旅游

2002年，我们参加了一个去意大利的旅游团。意大利的风景和历史都让人心旷神怡。在罗马，很多道路、建筑，还有下水道系统都是从古罗马传下来的。我们在罗马的时候还看见一栋楼，大概有2 000年的历史，地基和一楼是罗马帝国时代留下来的，中部是文艺复兴时候建的，最顶层的楼建于20世纪。

后来我们从罗马去威尼斯。在威尼斯，我们坐了一条冈多拉（独具特色的威尼斯尖舟的名字）在河道里穿来穿去。威尼斯非常美，风景如画，但这个城市的味道不太好，因为威尼斯水道里的水很少流动，我们在威尼斯乘坐冈多拉的时候，看见一个人把厨房里的脏水倒到水池里，这些脏水就从他房子下面的一个管道里排出来，流到我们划船的水道上。

我们的旅游车里大概有30多个人，都是从美国和加拿大来的，我们是唯一的一对中国夫妇。我和我太太在赶旅游车的时候迟到了两次，然后有个老头儿就开玩笑说：“中国人怎么总是这么晚啊。”他说完以后，大家都静了下来，气氛非常尴尬。后来我们的美国导游还向我们道歉。旅游团里有一对从得克萨斯来的夫妇，那个女人有时候会和我们聊天，但她总是管我太太叫寿司。还有一对印度夫妇对我们也比较友好。有一个加拿大人还对我说：“你们为什么要留在美国，你们应该来加拿大。”很多加拿大人认为美国是一个种族歧视非常严重、傲慢而且有帝国主义心理的国家。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美国人都这样。

意大利人跟北美人完全不一样。第一天在罗马，我们整个旅游团去参加了一场晚宴。在意大利，正式的晚宴大概有5个步骤，开始的时候喝葡萄酒，接着吃沙拉和肉，然后是正餐，最后吃甜点。我们吃饭的时候，有个乐队在餐桌周围走来走去地演奏。我们吃着饭，听着音乐，突然听见一个女人大喊大叫，接着又有个女人叫了起来，叫声此起彼伏，后来我才发现乐队的一个人在客人中间窜来窜去，顺手掐了在座女士的屁股。金妍也被他掐了屁股，她还大笑了一通。有一位女士还一个劲儿地抱怨怎么没来掐她的屁股。在意大利的最后一天，我们又参加了一场晚宴。晚宴上有几个唱意大利歌剧的人为我们助兴。有一位是中年女高音，唱着唱着就从舞台上走下来，在每一个男性游客的嘴上亲一下，当时她儿子就在旁边弹钢琴。她往我们餐桌边走的时候，金妍马上站起来把她挡住，所以直到今天为止，我从来没有被女高音亲过。

2005年，我们又去了一趟欧洲，这次我们去了巴黎和阿姆斯特丹。我们在巴黎的时候吃了蜗牛，参观了博物馆，然后在美丽的巴黎街头转了转。我们还在伍迪•艾伦和朱莉亚•罗伯茨一起吃晚饭的一个地方用过一次晚餐。我们当时点了一些海虹，他们给了我们一个大铝桶装海虹的壳，每次我把海虹壳放进去都会发出非常响的当啷声，这种声音非常影响情绪。

从巴黎去阿姆斯特丹只要坐几个小时的火车。阿姆斯特丹是一座非常美丽的城市，有很多河道，而且有很多个子非常高的人骑自行车。我们在那里遇见了很多非常友好的人。商店里的人和路上的行人有时候会提醒我：“你的背包拉锁没有拉好。要小心点儿。”有一次我们在电车上刚把地图拿出来，马上就有人走到我们面前要给我们指路。他正在给我们指路的时候，另外一个人走过来，说他知道一条更好的路，然后这两个人就开始争执。我当时心想：“你们俩一个人说一半就可以了。应该搞AA制。”在英语里，AA制恰好就是“Go Dutch”，而荷兰正好是“Dutch”。

我们后来还去参观了安妮•弗兰克故居，在这之前，我不知道安妮•弗兰克后来被纳粹抓到了，当时感觉非常凄凉。

现在回想起来，幸亏我们在有小孩之前去了很多地方，因为有小孩后就很难出去旅游了。

找到一些抑制肿瘤的基因并获专利

第十场 我的第二份工作

我到第二家公司的第一天，老板就对我说：“你现在做这份工作，在中国肯定算是富人了吧。”这是美国人对移民的一种典型态度，等于在说，你能来美国是幸运的。有时候看电视，播音员说，某某某从印度到纽约来开出租车圆美国梦，好像开出租车是一个印度移民最大的梦想似的。那样的话，每辆出租车都应挂一个“请勿打搅美国梦”的牌子。

我在这家公司的第一个老板情绪起伏很大。有一次我们的仪器没有操作好，他就开始指责我没做好我的工作，后来我到他的办公室跟他理论：“从来没有人清楚地告诉我，操作那个仪器也是我工作的一部分。”他向我道了歉以后，再也没有指责过我什么。但他对其他雇员的态度还是比较粗暴。有一次他叫我去参加一个会议，并在会上做一个报告。我花了很长时间把那个报告做好，但开会的前一天，他突然决定自己去，还拿我的报告在会上发言。

尽管我当时在公司工作很卖力，但我总觉得我对人要比对科研更感兴趣。有时候我希望自己没有博士学位，因为很多美国人不喜欢和博士交往，觉得和他们在一起没什么意思。

我当时有一些比较要好的同事。有时候我们会在一起打牌，去酒吧聊天，偶尔还会一起去滑雪。有一年我们去缅因州的一个滑雪场滑雪，在铺天盖地的大雪里开了好几个小时的车。我们还带了一桶啤酒，上床睡觉之前，我们把啤酒放在外面冷藏，第二天，整桶啤酒变成了一大桶冰。白天的时候，有些人出去滑雪，有些人就在住处待着，喝那些化了的啤酒。我属于上山滑雪的那拨人，这是我继新墨西哥滑雪以后第一次滑雪。

和我们一起滑雪的有一个身材非常小的美国女孩，我看见她上了一个山坡，也跟着上去了。我当时觉得如果她能从那个坡上滑下来，我应该也可以。但没想到这个坡是一个双黑宝石的坡。在美国，黄坡一般是比较初级的，蓝坡中等，黑宝石的坡是比较陡的，双黑宝石的坡最陡。我当时的滑雪技术不够好，所以我一路摔跟头，从山顶一直摔到山脚下。滚到山底之后，我爬起来还想：现在我有点儿经验了，下一次我应该能行。我再次爬到那个山顶，结果又一路摔了下来。我到现在为止还是只能滑那些蓝色的坡。

史蒂夫来自内布拉斯加，他的实验台在我的前面。有一次他在收音机里听到雪儿•克罗和基德•洛克的对唱，就跟着唱了起来。我问他，你是不是喜欢乡村音乐，他当时还有些不太高兴，说：“我是从内布拉斯加来的，黄西。”在波士顿，听乡村音乐还是稍微有点儿让人看不起，但我说话的时候没有这个意思。

我是一个找不到合适的表达方式而让误会长存的专家，后来想想，我当时应该解释一下我不是在嘲笑他。

史蒂夫非常喜欢跟我们打牌，他还知道一些比较有地方特色的玩乐项目，比如剥玉米和橄榄球。在他中西部的老家，玉米田到处都是，而橄榄球是最流行的体育运动。我也在我家里组织了几次玩牌的活动。在美国，男人们经常一边玩牌一边抽雪茄，所以太太们往往不太喜欢这类活动。但我太太还比较喜欢史蒂夫，因为史蒂夫很会聊天，而且他还是挺有魅力的一个人。

有一次我们公司一个叫乔林的女孩儿也想和我们一起玩，但是一晚上她都没有来。第二天我们才发现，她把我家的地址搞错了，去了另外一个公寓，她在那个公寓外面一直喊我的名字——那个公寓的人肯定对她非常恼火。

史蒂夫非常喜欢笑话，他有时候会去相声俱乐部听笑话。我有一次对他讲，第一次滑雪的时候，我锻炼得特充分，一直在爬坡，因为我不知道那些缆车是干什么用的，他听了哈哈大笑。

有一天早晨，史蒂夫突然去世了。因为他有梦游症，他住的公寓在3层，那天早上，他把窗户推开，直接从楼上“走”了下去。他去世的时候只有30岁。我们公司的人都非常震惊，都去医院向他的遗体告别。后来我们在哈佛大学的一个小教堂里举行了一个纪念仪式，我还到台上讲了一下史蒂夫的工作精神以及我们一起打牌的事。我当时说：“史蒂夫有时候告诉我，黄西，今天是西杂交[1]星期一，后来我才发现还有西杂交星期二、西杂交星期三，在拿到最好的结果之前，他从来不会放弃。”那天葬礼上的有些听众还因为我讲的东西笑了起来。葬礼以后，很多同事说我在上面讲得很好。一个同事还特意跑过来，感谢我能够代表一起打牌的同事在史蒂夫的葬礼上说几句话。

那以后我就认识到，在美国，幽默在任何地方都是比较受欣赏的，即使是在葬礼上。我希望史蒂夫永垂不朽。

在美国，每个组织里都会有一两个喜欢拉帮结派的人、一个好说闲话的人和几个比较随和的人，而且总会有一个人大家都不喜欢。在我们公司，艾迪就是那个大家都不喜欢的人。艾迪大概40多岁，我觉得他这个人还可以，但是其他人说他常喝得醉醺醺的跑来上班，还常给女同事写骚扰邮件，有时候还会在公司过夜。有一次我们去看垒球比赛，我的一个同事对我说：“你看，艾迪开车的时候把车门打开，还大声放80年代的歌曲。”另外一次他对我说：“艾迪给一个女孩开门以后，就直勾勾地盯着那个女孩的屁股。”反正看一个人不顺眼的时候，看他做的所有事情都会不顺眼。

后来，艾迪还是因为给女同事发性骚扰邮件和工作表现不好而被开除了。

最喜欢拉帮结派的人是阿曼达。阿曼达有一群非常亲近的朋友，大部分都是女孩。吃午饭的时候，她们总会坐在一起。有一次一个临时工杰夫刚刚加入她们组，她就开始不喜欢杰夫，因为杰夫在做实验的时候对她说：“我喜欢迪士尼的电影。”尽管这是句不痛不痒的话，但不知道为什么，阿曼达就是不喜欢这个人。

爱说闲话的人是珍妮。不管什么事她都知道，不论什么人她都能聊得开。我第一次参加公司一个晚宴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女同事都坐在一起，只有索菲不太合群，她和我一起坐。珍妮马上就对其他女同事说：“索菲不想和我们坐在一起，她喜欢黄西。”把我搞得非常尴尬。索菲是一个希腊裔女孩，她是有点与众不同，喜欢独立音乐，非常喜欢《吸血鬼猎人巴菲》（Buffy the Vampire Slayer）这部电视剧，害怕在公共场合说话，她嘴唇上经常涂着鲜红的唇膏。我们一起滑雪的时候，她会穿着那种色彩非常鲜艳的分趾袜。她在我们公司朋友不多，有些人会时不时地拿她开玩笑，但没有太多恶意。美国的公司有个传统叫“扬基换礼物聚会”，每个人都带一个礼物来参加聚会，礼物都必须包上，然后每个人抽一个号码，按照抽到的号码去拿礼物。就是一种交换礼物的方式。有一年圣诞节的时候，索菲主持了扬基换礼物的聚会，我们的同事都祝贺她战胜了在公共场合说话的恐惧感。后来她搬到了美国的西海岸。

在2004年和2005年的时候，我的老板是多利。他是个非常有雄心的人，当时我们用了一项新技术RNAi筛选和癌症有关的基因。我当时在实验室做了大量的工作。后来和我巴黎的同事见面开会的时候，他们都不相信所有这些活儿都是我一个人做的，还以为我带了个团队，或者有一个自动化系统。我在这个领域很快成了专家，不久我就和一些同事申请了一项专利。到2006年初的时候，我做的这个项目被评为公司的一个典范项目。

2004年，我10年来第一次回老家看父母。我对北京的变化印象特别深。我爸带着我去看延边的亲戚。我爷爷住在中朝边境的一个小村子里，我爸跟一个出租车司机讨价还价了半天，定了一个价格。我们在泥泞颠簸的路上开了很长时间，后来又沿着中朝边境的图们江开。中国这一侧的山是绿油油的，但在朝鲜的一侧，山都是光秃秃的，因为当时朝鲜闹饥荒，他们都迫不及待地想种地、产粮，所以把树林都砍光了。

我们的出租车还得穿过两条小河才能到我爷爷那里。我当时觉得这个司机非常辛苦，想给他一点小费，但他坚决不收。这个司机是山东人。

我爷爷比10年前明显老了很多。我和爷爷、二叔以及一些堂兄坐下聊了一会儿。我回美国之后不久，我爷爷就去世了。那次去爷爷家非常辛苦，但我父亲非常欣慰，因为我们在爷爷去世前不久见到他了。

2006年的时候，我被分到另一个组，给一个新老板干活儿。新老板给我安排了两个新下属米歇尔和凯伦。我花了很长时间培训米歇尔，教她分子生物学和细胞生物学的实验室技术，她学得非常快。后来我们又来了一个女实验员，这两个女实验员在一起总是滔滔不绝地聊天，有时候吵得我头都疼。

有一次一个同事跟我说，米歇尔是一个很酷的女孩。他说得对，米歇尔确实有一点野劲儿，她十几岁的时候就一个人从马萨诸塞跑到加利福尼亚，在那里的餐馆打工，后来自己决定在加州念书。她有时候跟我说她非常讨厌富人，因为她在加州的时候伺候过他们。

她在念大学的时候有一次把车从加利福尼亚一直开到马萨诸塞。她和她的一个女伴开车回来的时候，车上的雨刮器不好使，她们就用绳子把雨刮器拴上，然后用手拽着绳子把前挡风玻璃上的雨给刮掉，就这样一路开回了马萨诸塞。她是我认识的人当中唯一一个有时开车开着开着就没油了的人。

我刚见到米歇尔的时候，她是一个金发女郎，当时我们公司里很多单身小伙儿都对她感兴趣，她也和很多人谈过恋爱。和她一起工作也非常有意思，我们有时候边工作边聊天，有一次我们俩在争论到底应该把一个仪器放在什么地方，她突然对我说：“我们俩有点像夫妻吵架一样。”我当时听了以后很想笑，这时有一个中国同事对她这种玩笑表示不赞同，所以我没笑出来。

有一次我把米歇尔带到一间暗室，教她怎样冲洗照片。爱说闲话的珍妮看见以后马上说：“你们俩单独在一间屋子里啊！”我听了这话马上就不好意思再和米歇尔一起去黑屋子。后来米歇尔变得越来越独立，我和她一起在实验室里的时间也越来越少。

米歇尔突然有一天变成了一个棕色头发的女孩。她在订婚以后就不再把头发染成金色了。她肯定对自己变换形象以后是否还有魅力产生过怀疑，因为有一天她说：“我今天因为超速被警察拦了下来，但警察还是放我走了，我想我还是挺漂亮的。”这句话跟美国人经常说的一件事情有关，有些人相信警察不会给漂亮女人开罚单。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有一次，我太太在限速35英里/小时的一条街上以75英里的时速开车，被警察拦下来。我太太当时连驾照都没带，我把我们的牌照号给警察登记，我还说：“噢，对不起。”警察说：“你为什么说对不起，是她在开车。”我太太就笑了起来，那个警察就把我们给放走了，根本没有给她开罚单。我当时非常惊讶，她超速超了40英里/小时，还没带驾照，照样没事儿。而我是从来没有这种运气的。

米歇尔非常健谈，她和陌生人聊天的时候，听上去就好像她已经和这个人认识了很长时间一样。有一次她在车库倒车的时候撞了正在开车的马萨诸塞州的一个参议员，后来这个参议员成了马萨诸塞州生物技术委员会的总裁。她把总裁的车撞了以后，他们俩聊了一通，然后她留下名片就走了。

爱说闲话的珍妮离开我们公司以后，米歇尔就变成了那个爱说闲话的人。不过我跟米歇尔一起工作了4年，我对她还是非常欣赏的。

你算什么亚洲人

2006年，科林来到我们公司。科林是一个加拿大籍的华人，他叔叔在1996年帮他申办了绿卡，到2006年才获批，所以科林才有机会来美国工作。科林总是能够记住美国深夜脱口秀的一些笑话，第二天到公司就给大家讲。我们俩在一起时经常会开玩笑。美国的AAA，也就是美国机动车协会的金牌会员，享有250英里的免费拖车服务。我听说了以后就说，我也想成为一个金牌会员，这样的话我不用花钱就可以去纽约，因为纽约到波士顿的距离大概也就300英里。有一次我们要搭车，当时在汽车站有个风华客车公司，那里只有一个人穿着比较脏的衣服在卖票，我当即决定搭这个风华车，因为其他客车公司有售票台、电脑和穿制服的服务员，对我来讲，那意味着公司开销太大，车费一定很贵。

科林的性格比较开朗，开始我还好奇他怎么能够融入阿曼达的小帮派，但他好像和每个人都处得来，包括我在内。通过科林，我和公司其他讲英语的亚洲人熟了起来。皮拉达当时在我们公司做博士后，她是个泰国人，从菲律宾的一个国际学校毕业以后来到美国，在布朗大学拿了学士学位，后来又在哈佛大学拿了博士学位。她在泰国的家里有佣人，她父母还在美国给她买了一栋公寓。皮拉达的男朋友是个白人，在波士顿的一所学校管理学生的财政补助。皮拉达的父亲对她非常不满，因为她和她男朋友在结婚之前就住在一起，而且她男朋友学位比她低。她和她男朋友都处了五六年，她父亲还是不想和她说话。

皮拉达极富想象力，所以跟她说话比较有趣，而且她非常善良，喜欢帮助别人。她有时会去看我的脱口秀，而且愿意和记者谈有关我的事。赛诺菲–安万特不是很喜欢雇本公司的博士后，所以2008年皮拉达还得离开赛诺菲–安万特，我当时感觉非常难过。

梅也来自泰国，她会说泰语、英语、德语，还会一点汉语以及其他语种。梅的父亲是泰国的外交官，所以她跟随她父亲在全世界很多国家住过。后来她告诉我，她是在中国上的幼儿园，直到现在她还会唱：“小松树，快长大……”她有点儿像一本能走路的百科全书，文化、体育、烹调、音乐，无所不知。

爱丽丝•泰是一个美籍华人。她父亲从台湾来到美国，她父亲本姓蔡，但是美国移民官把他的姓错拼成泰，他就索性不改了。爱丽丝是个有点古怪的女孩儿，在万圣节的时候，她常常是公司唯一一个身着特殊服装来上班的人，有时候她扮成一只蜜蜂，有时候扮成一个仙女。爱丽丝总是能发现一些比较奇怪的小吃，她从中国城里找到这些小吃以后，经常会带到公司，让每个人都尝一下。

我们这五个亚洲人经常一起出去吃午饭，因为这样我们可以点一些比较特殊的菜，例如牛肚、鸭掌或者一些非常辣的东西，白人看到这些东西胃会不舒服。后来我才发现，在我们几个亚洲人里，我对吃是最不挑剔的。很多亚洲人必须得吃米饭，我基本上什么都吃，而且经常一吃完就不记得自己吃了些什么，所以他们经常跟我开玩笑说：“你还算亚洲人吗？”

对美国的种族问题，我们几个的观念也不太一致。我对种族歧视的词汇非常反感。皮拉达说她有时候在街上走，有人会冲她喊Chink（对华人的一种贬义词），但她不太在意，她觉得反正自己也不是华人。爱丽丝也不太喜欢这些种族歧视的词汇，但她也不是特别在乎，因为她觉得这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她经常说：“不管哪个种族的人，在生活中总会遇到一些困难和挫折。”梅只是对我们说，她的华人丈夫对这些反华人的蔑称非常反感。

科林花了大半年的时间来准备他在蒙特利尔的婚礼，他的太太朱莉是一个来自魁北克的中国女孩儿，非常甜。我们当时都认为科林去教堂就是为了在教堂搞一个婚礼。科林给我的婚礼邀请卡看上去非常漂亮，我差点儿就给他们写感谢卡了。我们没能去加拿大参加他们的婚礼，于是我给他们买了一个结婚礼物，他们收到礼物又给我寄了一张非常漂亮的感谢卡，我看了以后真想给他们回一张。

我非常喜欢我的这些朋友，我们在一起几乎可以谈任何事情。我一直对死亡有些恐惧，不是因为我怕生病怕衰老怕出事，而是死亡这个概念总是令我产生很多疑问，因为死亡把一切都变得毫无意义。我听歌的时候也听不了跟死亡有关的歌，美国有一个流行乐队，他们有一首歌是写给在车祸里丧生的朋友的，每次在收音机里听到这首歌，我就必须立即换台。我跟我朋友聊起这些事的时候，皮拉达就说：“那首歌其实不太悲哀，它的节奏还有一点欢快。”我现在对生和死还是没有参透，但我对死亡想得不如以前那么多，而且不像以前那样对死亡感到压抑，这也算是不错了。

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有孩子

2006年年中的时候，金妍怀孕了。我们去见了很多次妇产科医生，看了胎儿的超声波照片，还上了很多育儿课。当时我们唯一没上的就是喂奶课，我觉得喂奶课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刚生下小孩以后的48小时里，会有很多护士在产房进进出出，她们的建议都是不一样的。我有时也非常奇怪，这么一个非常自然的过程怎么会有这么多讲究。

我们决定给我儿子起一个英文名，这个名字应该是比较常见但又不是特别流行的，后来我们就决定管他叫Jake（杰克），当时这个名字在起名排行榜上大概排在六七十名，比较普遍，但不是遍地都是。我儿子2007年3月出生，第二年我才发现，Jake是那一年最常见的新生儿的名字。我儿子的中文名叫晋，晋有这么几层意思：第一，晋和我太太的姓的拼音是一样的；第二，晋是晋察冀的晋，上面是一个亚，下面是一个日，亚洲的太阳。

我记得我在中国的时候很多中国人非常喜欢白人小孩，当时美国小孩到中国来，总有一大堆人围观，而在美国，大家都觉得亚洲的小男孩非常可爱。有一次我们在超市里，有个女士甚至给了我儿子一美元，她说：“噢，你太可爱了，拿这个钱自己买块糖吃吧。”

在美国，不同种族之间通婚、同性恋结婚并领养小孩的事情越来越多，整个美国也变得越来越多样化，包括我住的这个小镇。有时候带儿子去公园玩，我根本分不清哪个小孩是哪个父母的，有时候亚洲小孩有白人父母，白人小孩有亚洲父母（或者是保姆），黑人小孩有白人父母。

有了孩子以后，生活变化很大。大概有两年，我们家的生活就是围绕着儿子的尿布、食物还有他大量的照片和录像打转。他将来写自传的时候会非常容易，因为有这么多的照片可以提醒他。

我儿子睡觉的时候，有时我会不知不觉凝视他天使般的小脸，我就在想这是一个开始，但愿我能把他抚养好。如果我白天对他很严厉，我的心里会非常难过。我常常会想，当我还是一个婴儿的时候，我的父亲是不是也这么看着我，有着同样的感情呢。

做一个父亲就意味着我在家里也是一个表演者。我儿子总想让我画东西，我给他画了很多东西，但我最拿手的还是画马，我画马的功夫主要是中学的时候上课开小差练出来的。弗洛伊德曾经说过，所有的艺术都是自画像。哈！

现在我开车送他去幼儿园，他会要我给他讲故事，我基本上就是用他周围的人、动物还有树来给他编故事。我一边开车一边可以从镜子里看见他被故事深深吸引的脸。到达目的地以后，我说：“故事讲完了。”他就露出非常幸福的表情，尽管编这些故事很累，但能看见他这么幸福的脸庞，我心里还是很甜的。

回家

2011年3月，我们回了趟老家。从波士顿到我老家，一共花了48个小时。

我们先从波士顿飞到华盛顿，然后从华盛顿飞14个小时到上海——坐的是一架飞越北极的波音777——飞机上的电视屏幕显示外面的温度零下90摄氏度，但飞机里的温度还比较舒适。我们飞到上海以后，在我小姨子家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一大早飞到长春，然后花40分钟打车到汽车站，最后坐4个多小时的汽车。刚看惯上海的高楼大厦，我们沿途看到的那些小村子就显得非常凄凉惨淡，很多房子都松动坍塌了，有时候汽车停下来让乘客上洗手间，那些小商店和肮脏的洗手间和我记忆里的30年前一模一样。

车在山里绕的时候天突然开始下雪，路变得特别滑。后来这辆车出了车祸，3辆车撞在一起，司机和几个乘客都受了伤。我和我太太就开始为儿子担心，我们用从美国带来的一些光盘让他分神。很多乘客把车门打开，一边抽烟一边打手机聊天，在车里车外来回转。从长春到我老家的汽车是一小时一趟，后来我们后面的一辆车跟了上来，我们就在大雪里抱着小孩、拖着特别沉的行李一路走到后面那辆车里，这辆车虽然挤点儿，而且没有座，但里面还挺暖和。等了好几个小时，终于来了一辆警车，道路恢复了通车。

回一次家真是不容易。大概在那之前一个月，过春节的时候，我弟弟和他女儿在火车上站了一晚上才回到家。

每次回中国我都觉得自己比以前要穷，我觉得中国人现在都非常有钱。西方国家经常指责中国在货币上做手脚，故意贬低人民币的价值，我还非常感谢中国政府这么干，这样我的美元在中国还能值点儿钱。

笑话：中国通胀这么厉害，我在饭店里吃饭的时候要先付钱。

我推荐大家去我的老家看一看，白山市离有名的长白山非常近，在那儿必须吃几样东西：野菜、煎饼还有熏兔子。

我已经17年没回老家了，和其他城市一样，老家变化非常大。但是灰尘和垃圾依然到处都是，有些地方的施工质量也不是很高，经常可以看见砖头和水泥板从街道或者建筑物上掉下来。

我去了我们老家北山公园里的一座庙。去的时候周围没有一个人，我在庙里转了转，在墙上，我看见了这么一句话：人生应该像泥土一样，被人践踏和被人唾弃的时候，仍然要为此高兴。这句话在我脑海里久久回荡，因为我还是白山的儿子，我就是在尘土里长大的。

到老家的第二天，我们到周围去玩。我儿子对我的老家印象特别好，他一个劲儿地大声喊：“这个城市太棒了。”我还给他买了一些糖葫芦、煎饼和糖豆，这些都是我小时候吃的东西。在市里兜风时，我父母指出老家的新建筑物让我们看，出租车司机毫不留情地嘲笑我们：“这地方有啥看的？”在我的老家，当一个人又老又病，而且他的子女都不在身边照顾他的时候，他会说：不管怎么样，我的儿女还是出息了，因为他们不在这个市里住。

一到老家，我们马上开始商量去我岳父母家的办法。我们花了两天的时间讨论，还做了方案，后来我们发现，还是得先回长春，再从长春搭夜车去牡丹江。到了长春，我把我太太送上火车，然后折回我的老家。我去看了我长大的一些地方。我小时候住过的那座房子已经有了新主人，这个新主人把后院的旧栅栏拆掉了，把后院变成了前门。老唐家的两层楼还在那儿。那些胡同还跟我记忆里30年前的一模一样，胡同中间有一条小脏水沟，胡同两头儿有大堆大堆的垃圾，味道还是不太好闻。

我沿着小时候上学经过的那些胡同走到了我的小学。小时候那些又窄又短的胡同感觉非常长，总也走不完。有一年春天开学的时候，我父母给我买了一双新鞋，我出了门都不知道该往哪儿踩，因为街上到处都是烂泥。

河口小学变得比以前好多了，我简直都认不出来了。我觉得中国所有的学校都比以前的条件好很多，这也是中国让人看到希望的地方——不管市民的居住条件多差，学校的楼房都还不错。接着我又去了我的中学第二十一中，进了校园，我发现我小时候铺路的那个山坡已经有了水泥台阶，看起来好像是专业人士铺的。

后来我和我父亲去了白山市第二中学。学校的保安还跟我打招呼，我问他：“能不能到里面看一眼，我是这个学校毕业的。”这个保安问我是哪年毕业的，我说是1986年。他说：“我也是那年毕业的。你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黄西。他说：“噢，你就是那个学习特别好的学生吗？我们是一个班的，我们俩以前坐得很近。”但说实话，我还是想不起他到底是谁，可能是我念书太多的原因，从小学、中学、大学、中国的研究生院，到美国的研究生院。

我回以前的高中看了看，发现校园比以前大了一倍。学校把以前的厕所扒掉了，而且从周围的菜地里并了一块土地进来。我在二中逛了一圈以后，我以前的英语老师来到值班室，他马上就认出了我，还记得我父母的工作单位，因为他到我家做过一次家访。他告诉我：“你当时吓得直哭，因为你觉得自己可能惹祸了，我其实就是去你们家家访，没别的意思。”我当时感觉特别难为情，我不记得我因为老师家访的事哭过，但也可能我记错了。我还是没有忍心告诉他，是肖疆把他自行车带的气给放了。

笑话：我在老家的时候，总是想叫我父亲从头开始失望一次。

我妈也是一个比较风趣的人。我们有一次路过我妈工作的医院，医院门口有108盏灯，我爸说这108盏灯象征着《水浒传》里的一百单八将，各显神通。我妈说：“哦，我还以为是逼上梁山的意思。”我们听了以后都哈哈大笑。我妈告诉我，现在有些农民还是给医生送礼，有些医生甚至在桌子底下发现一只活鸡。

我父亲要比电话里听起来稍微老一点。因为他在电话里总是高谈阔论，笑声朗朗，显得很年轻。我要走的时候，我父亲正发烧，我当时觉得可能也不是什么大病。等我回到美国，我父亲这边就住了院，被诊断为脑血栓。我给他打了电话，当时他说话也是神志不清，还把我当成我弟弟。当天晚上我就大哭了一场。我爸连烧了50多天，烧到第30天时，我母亲把他送到北京。王向东正好在北京，还特意开着一辆救护车到火车站去接我父亲。从小长大，我总觉得我不是我最好朋友的最好朋友，这次我就觉得我是我最好朋友的最好朋友。我父亲是一个非常正面、积极的人，他总是相信人和社会好的和进步的一面。跟他聊天时，我有时候听得有点烦，因为他总是说事情在变好。现在有点遗憾，因为我有时会忘记他是将近70岁的人了，还会在电话上和他争论，好像他跟我是朋友一样。

我父亲非常相信科学，他以前总管自己叫“黄科学”。小时候吃饭，他建议我们先吃肉，再吃蔬菜和米饭，因为肉最难消化。他跟我们讲：食物会在胃里形成一个同心球，先吃的东西在最外面，离胃壁最近，而胃壁就是分泌胃酸的地方，所以越难消化的东西应该越早吃。

父母的爱是世界上唯一无条件的爱，父母可以为你和你的前途做任何事情。在我反叛的十几岁时，我还经常想，将来我做父亲，会成为一个更好的父亲。而现在我真的是个父亲了，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会想：我父亲会怎么做呢？

当我们的父母忘掉我们小时候的事情时，我们这一生的一部分也会被抹杀掉。我在时间面前感到绝望。我的父亲是一个非常好学和善于讲话的人，但很少有人听过他的声音。

在美国有一句话，不要等到你的父母老得不能说话、老得不懂事的时候才告诉他们，你非常感谢他们、爱他们。但能怎么做呢？如果对他们表达感情，他们没准儿会觉得是不是出什么事了。我这个人是不善于表达感情的，尤其是对自己的家人。但是最近，我儿子有一天突然对我说：“爸爸，我爱你。”当时我的心都化了。所以爸爸妈妈，如果你们读这本书，我想对你们说：“我爱你们。”

我母亲和弟弟都飞到北京来看护父亲，我叔叔和在北京住的堂妹也都每天去看他。后来他的身体终于康复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1]西杂交：原意是蛋白免疫印迹杂交（Western Blot），是一种过程复杂的蛋白质检验技术。英语里说Western Blot Monday有“在每个星期一专门做西杂交”的意思，但由于过程复杂，可能又会有Western Blot Tuesday，Western Blot Wednesday...

和纳特•约翰逊严肃、认真地讨论搞笑（摄影师张勇，甜视觉Sweet Vision Studio）

第十一场 死亡容易喜剧难，但你总得从一个地方开始

我在基因模型公司工作以后开始写日记。因为我经常会在生活中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而我总觉得以前也经历过类似的事，但我不记得当时是怎么度过这些困难时期的，所以我觉得应该写点日记，如果将来再遇到什么困难可以回头看一看，从过去的经历里吸取一些教训。我断断续续写了一年，但后来我几乎把这事儿给忘掉了。

有一天我把以前的日记拿出来翻了一下，当时感觉很压抑，因为我在日记里写的大部分都是不安全感、挫折感，对自己不能控制的事感到遗憾，对自己没做到、做不到的事感到后悔。只有读到我在日记里写的玩笑时才感觉有点意思。

读了日记以后我就想，算了，以后就把生活里有趣的事情写下来。有人说过：不管处境如何，你都可以选择哭或者笑，你总可以有所选择。尽管犹太人在历史上一直受迫害，但犹太人仍以他们的幽默感而出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难民营，在最艰苦甚至有生命危险的时候，他们还坐在一起讲笑话。

我在公共场合讲的第一个笑话

和其他外国学生一样，我非常羡慕那些能在公共场合清楚表达自己想法的人。拿到博士学位以后，我就参加了一个叫国际演讲会（Toastmasters International）的组织。这是一个世界范围的组织，它的目的就是改善人们在公共场合演讲和说话的能力。这个组织每星期都会举办一个聚会，参加聚会的成员必须做一个即兴演说，当然了，也可以是准备好的演说。这种活动基本上每次都有十几个人或七八个人参加。有些人来这个组织锻炼几个月，等他们感觉到在公共场合讲话比较自如后，就离开这个组织。还有一些人在这个组织里待了很长时间。在这里大家互相鼓励，每个人只要站起来讲话，不管他讲得是好是坏，大家都会给他鼓掌。

国际演讲会经常会举行一些比赛，成员可以参加不同的比赛项目。其中有一个项目要求参赛者讲自编的虚构故事，而且要比较夸张。我有一次讲到在山里遇到熊的故事，当时我觉得自己可能马上就会死掉。我跟大家讲：“我以前有过一次濒死的经历，就是路过一个墓地，这次我有一次真正的濒死经历了。”当时整个屋子里的人都大笑起来。之后有人跟我讲，真没想到你还有这么强的幽默感。

我们还是选门课吧

我来美国以后，根本不知道美国也有单口相声这种艺术形式。2001年，我在休斯敦的同事带我去了一家相声俱乐部，那天晚上艾默•菲利普斯在表演，当时我只能听懂他一半的笑话，但我还是被这种艺术形式深深吸引住了。后来我们家里安了有线电视，我就能够在电视里看到一些单口相声表演。

我们搬到休斯敦以后，我自己也想尝试一下单口相声，但我对单口相声非常不了解，所以我在2001年底参加了布鲁克林高中一个单口相声成人业余学习班。这个学习班开始的时候大概有12个学生，结束的时候只剩下8个人了。这些学生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和行业，有开五金商店的，有做广告的，有一个老师、一个理发师，还有一个会计……我在这个学习班里认识了我的朋友斯科特。

我们每个星期聚在一起上一次课，时间一小时，上了6个星期。我们学习了笑话的结构，比如铺垫、抖包袱，怎样用麦克风，以及在哪儿能找到相声俱乐部。在这个课堂里，我们还会谈论各自最喜欢的单口相声演员，并分析他们成功的原因。我们还分析了不同单口相声的风格，比如有些是智慧型的，有些是喜欢发牢骚的，有些喜欢搞耸人听闻的事情，还有一些专门让人感觉不舒服。

我们还了解了单口相声演出的不同形式。有一种演出叫“公开麦克”（Open Mike）或者业余演出，所谓公开麦克基本上就是有一个专业的单口相声演员主持，很多业余的相声演员每个人上台讲5~10分钟。还有一种专业的演出，在美国，专业的演出就意味着表演者会得到收入。这种演出一般会有一个主持人，首先由一个开场的相声演员讲10~15分钟，接着是中间表演者讲20~30分钟，最后领衔主演再讲40~50分钟。

这门业余课的目的就是想让学生自己写一些段子，上完这门课以后大概能写一个5分钟左右的相声段子。在这个课程结束以后，学生们会到剑桥一个叫做相声演播室的俱乐部做一次演出。但不幸的是，毕业的那天晚上，我工作比较忙，没能参加这场演出。

我的第一场单口相声表演

过了几个星期，2002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在萨莫维尔的一个叫汉纳的体育酒吧里，我第一次真正上台表演单口相声。那天晚上，酒吧的电视机里放着体育节目，有些人在玩台球，在不远处还有人在打保龄球。大部分顾客都是到那儿去看电视、玩保龄球或者喝酒的。酒吧的一个角落放了一只麦克风，这就算是我的舞台。

那天晚上我在台上大概讲了5分钟。我讲的时候几乎没有人笑，有几个从单口相声成人学习班里来的同学坐在台下就微微笑了一下。全场大概也只有那么七八个人偶尔听一耳朵。等我演出结束以后，有个人走过来对我说：“我觉得你可能很有意思，但是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那天晚上我讲的笑话里，只有一个后来还能用上。这个笑话是：我决定留在美国，是因为在中国我不能做我擅长做的事——散发异域风情。

即使这个笑话那天晚上也没有人觉得好笑。

令人灰心丧气吗？是的。我灰心丧气了吗？没有。原因很简单，刚开始搞单口相声的人都做得非常不好。和我一起参加学习班的人也没有一个做得好的。有一次，一个比我早一年涉足单口相声的美国人还问我：“你是怎么写笑话的？”

喜剧不是冲刺，喜剧是马拉松

刚开始做单口相声时，我很难找到上台的机会。有时候尽管不能上台，我也会去一些俱乐部见一见他们的老板或其他相声演员。我给俱乐部的老板打过很多电话，波士顿比较大的几个相声俱乐部，我都打过电话，像喜剧联络站、喜剧演播室等等。有些俱乐部的老板对喜剧演员的态度非常粗暴，乔伊就是一个以对相声演员粗暴闻名的人。有一次我给他打电话，电话接通以后，他非常简短地说了一句：“一小时以后再打过来。”然后就把电话挂掉了。一小时以后，我又给他打电话，他对我吼道：“你他妈是个什么东西，你是一个闹钟吗？”然后又把电话挂掉了。几个星期以后，他突然给我打了个电话，同意我在他的俱乐部演出。几年前，有几个打手突然出现在那个俱乐部里。乔伊夺路而逃。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在那儿见过他。据说乔伊欠了黑社会的钱。

有些相声俱乐部需要看简历，所以我就给不同的俱乐部发了很多自己的履历和照片，但是从来没有一个俱乐部给我回过电话。

“喜剧储藏室”是一个开在地下室的相声俱乐部。这个俱乐部以前是某个银行储存金条的地方。直到现在，那里相声演员的舞台和观众席还是被一道非常重的铁门分开的。在喜剧储藏室俱乐部，有时会有一些新秀的演出，但每个新手必须得带两名顾客来才能上台演出。当时我在波士顿人生地不熟，所以大雪天里我就站在俱乐部的门口问路过的人：“你想看喜剧演出吗？”如果他们同意的话，我就又问：“你进去以后能不能就说是来看我演出的？”有些人同意了。只要有两个人同意帮忙，我当天晚上就可以上台表演。还有一些俱乐部就是比较彻底的公开麦克，比如峭普斯俱乐部，在这里，只要签了名，你就可以上台表演，但那儿几乎没有什么观众，基本上就是上台给其他的相声演员讲笑话。有些相声俱乐部在一些比较危险的街区，比如埃普拉尔德岛俱乐部，是在多切斯特，每次我在那儿表演都会看见至少一辆警车闪着紧急灯开过来。有一次一个喜剧演员从俱乐部出来以后，发现有几个人正想把他的车推倒。另外一次有两个喜剧演员在俱乐部外面吸烟，一个人冲过来掏出枪想抢他们的钱，其中一个喜剧演员跟抢劫的人说：“你就朝我开枪吧，我今年已经36岁了，我已经活够了。”那个拿枪的人真就走了。

后来事情逐渐有了好转，因为吉姆•戴维斯，一个麻省理工学院的毕业生，在蜥蜴酒吧开了一个相声俱乐部，他的相声俱乐部吸引了很多智商比较高的喜剧演员。每个周一的晚上，我们都有一场演出。我到现在还记得我第一次到蜥蜴俱乐部的情景，我当时没有上台的机会，只是想到那儿去看一下演出，认识一下俱乐部的老板戴维斯先生。那天晚上安迪•欧费斯在上面表演，他演着演着突然开始脱衣服，最后他把所有的衣服都脱了。观众看见他穿着一条老年人穿的内裤，最后他把内裤也脱了下来，里面到处都是婴儿的爽身粉。我当时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几年以后，安迪创立了自己的裸体相声秀，他还把这种裸体相声秀带到美国其他很多城市，在他的裸体相声秀里，相声演员必须要裸体表演，我从来没有上过他的秀，也没有看过他的秀，因为我还是喜欢穿着衣服表演的相声演员。

第一次成功的喜悦

有了初步的表演经验以后，我一直努力争取在不同的相声俱乐部表演的机会。没事的时候，我就在一个褐色的小笔记本上写点东西。我总是把这个小笔记本放在口袋里，有什么想法就记下来，对着一面镜子或者一个录像机练习。即使练习过，在每次表演之前我也非常紧张，要花很长时间才能把这种紧张的情绪压制下去，然后尽量把当天晚上想讲的笑话记下来。

蜥蜴俱乐部每个星期一都有一个相声表演比赛。在那天晚上表演的单口相声演员必须表演一分钟的新段子。赢家获得的奖励就是一张可以在楼上餐厅使用的20美元餐券。尽管这个奖励不是很大，但这个比赛让表演更有意思。有一天晚上我还真赢了。到现在我依然清楚地记得我赢了以后非常高兴，开车回家时天上下着非常大的雪，雪花就像是在空中横着飞一样，我边开车边享受这种兴奋感，感慨着美国真是个奇妙的国家，像我这样的移民也能够得到其他人的欣赏。

蜥蜴俱乐部是我在美国第一次体会到单口相声威力的地方，喜剧演员可以让整个屋子的人都跟随他的思路，和他一起笑。这种感觉是每个喜剧演员都在寻找的。我在蜥蜴俱乐部里赢了6次，获奖次数排名第二。获奖次数最多的是彼得。后来我还在俱乐部里演过一些小品，有一些是我自己写的，有一些是彼得或者其他喜剧演员写的。

里克•詹金斯是相声演播室俱乐部的老板，他有时候也到蜥蜴俱乐部来看演出。如果他发现谁的表演取得比较大的进步，他就让这个人到他的俱乐部去表演。相声演播室在哈佛广场的一栋楼里，这栋楼的一楼是家中餐馆，叫香港楼，二楼是个酒吧，三楼就是这个相声俱乐部。哈佛大学的学生给这家中餐馆起了一个昵称叫“the Kong”。香港楼的蝎子碗非常受欢迎，蝎子碗基本上就是一大碗加了果汁和冰块的酒，几个朋友可以用吸管同时喝。开始的时候，我每隔几个月才能去这个俱乐部表演一次，不过我在这里的大部分演出效果都还不错。

我的第一次喜剧节竞赛

从我的喜剧事业的角度来讲，2003年是很不错的一年。年初的时候，有一天我在洗脸时忽然想到，可以排练一个竞选总统的小品。我马上把这个想法写了下来。蜥蜴俱乐部的老板吉姆•戴维斯看了我的想法以后就建议我把它拍成一个小短片。我们把演员和摄制都找好以后，准备选一个天气比较好的周末把这个短片拍出来，因为我们非常想在室外拍一些镜头。美国的一些总统候选人经常会在街上和选民握手或者亲吻街上的小孩。我当时也想拍一些这种镜头，但是我们等了好几个星期，每个周末都在下雨或下雪。没有办法，我们就决定在我家里把所有的镜头都拍下来。

3月份的一个周末，吉姆、庆达、尼克还有我的朋友斯科特一大早就来到我家里。我们花了两个多小时就把所有的镜头都拍完了。后来这个小短片还在剑桥的一个喜剧节的短片比赛上拿了冠军。2010年，当我被邀请去美国记者年会表演的时候，我还用了这个总统候选人的素材写了不少笑话。

从2001年起，波士顿每年都会举办一个喜剧节，这个喜剧节从北美的各个国家征集喜剧演员。主办方经常能够拉到几百甚至上千人来参赛，然后他们在这上千人里选择96个人去参加三轮比赛，最后选出一个冠军。在我们的成人学习班里，我是唯一被选入这个比赛的。我在第一轮比赛里表现不错。有个朋友还鼓励我说：“你能赢得整个比赛。”在第二轮比赛里我也表现得很不错，杰•雷诺的《今夜秀》的一个工作人员跟我说：“你把你今天晚上的录像带给我寄来，我看看能否在《今夜秀》上播出。”《今夜秀》是当时美国数一数二的喜剧节目。后来我告诉斯科特，《今夜秀》有人对我感兴趣。斯科特说：“如果你能上《今夜秀》，我就自杀。”不知为什么，我感觉他还说得挺认真的。

那天晚上我特别兴奋，一夜都没睡着觉。第二天我就花了一整天的时间整理我的笑话，想找到最好的笑话和最好的顺序。因为我表演相声只有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而且开始的时候，我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写新笑话和排练新笑话上，所以我练得很好的笑话不多。我在《纽约客》杂志上看到一个喜剧演员说，必须把一个笑话讲72次以上，才能真正把每个笑话的用词、用时以及抑扬顿挫都搞准。我当时只有8到10分钟比较好的段子，在决赛的时候还需要演8分钟。那天我一直跟我太太讨论用哪个笑话比较好，她肯定听得不耐烦了，但她也没有说什么。

决赛那天晚上，我感觉非常紧张，而且很疲劳。但彼得非常兴奋，他告诉我们，那天晚上的裁判很多都是娱乐圈的大牌，有些来自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有些来自比较好的杂志，还有一些是喜剧节的组织者。他非常自信地跟我讲：“他们已经注意到我们了。”但他的话让我感觉压力更大。

在决赛里我表现得非常不好。决赛一共8个人，我排在第8名。比赛结束以后有个人跑过来跟我说：“喂，你应该讲一些关于非典的笑话。”当时我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后来斯科特的朋友基利跑过来问我：“乔丹跟你说什么了。”我这才知道这个人是波士顿非常有名的乐队“街头顽童”的一个歌手，在美国比较有名。

我最终没能赢得冠军。但是参加决赛已经给我带来了不少新的机会，从那以后，我就被邀请到喜剧联络站的俱乐部表演——这个俱乐部是当时波士顿最好的俱乐部之一，本地和全美知名的相声演员都在那儿表演过。我一般都是在星期一至星期三的晚上上新秀的节目。有一次我在相声联络站表演，效果非常不好。在波士顿非常有名的相声演员托尼•威就跟我讲：“黄西，你讲话一定要慢下来，你有很多很好的笑话，但是你必须给听众足够的时间想一想再笑。”

托尼•威是一个久经沙场的单口相声演员，在年轻的单口相声演员里有很高的声望。扣题（call back）是单口相声里的一个技巧，就是先讲一个笑话，几分钟以后，再把之前讲的笑话的部分内容重复一次。我当时觉得把一个笑话用两次有点偷懒，但托尼跟我讲，观众非常喜欢扣题，因为用了扣题，观众就会觉得他们自己也在故事当中，这样单口相声演员和观众的关系就会更近一点。从那以后，我每次上电视都会尽量用扣题的方式讲一个段子。之后不久，我又和斯科特一起参加了一个即兴表演的成人学习班。讲课的老师是艾米莉，她也是一个搞单口相声的演员。在那个课堂，我们没有学即兴表演的一些原则，例如，永远要对搭档说是；同意搭档讲的话并补充一个例子；在舞台上，每个错误都是机会。

我们没有学习这些原则，基本上就是玩儿一些即兴表演的游戏，例如，情绪转换或者字母表游戏等。字母表游戏的规则是，和搭档在台上对话的时候，每说一句话就必须使用字母表上的下一个字母，比方说，你搭档说话的时候用A打头，你回答的时候就必须用B打头。我非常喜欢这个游戏，因为这个游戏很有挑战性，但是有些人就不喜欢。有个女孩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当场就决定退课，因为她当时一个句子也想不出来。对我来讲，最困难的游戏是情绪转换。在这个游戏里，表演者需要根据指示随时表现出不同的情绪。可能正在表演开心情绪，接下来就会被要求表现出非常伤感的情绪。对我来讲，愁眉苦脸的情绪是非常难找的，不知道为什么我脸上总是带着微笑。

参加这门业余课的同学在我的公寓里又聚了几次。我非常喜欢即兴表演，但是在搞了几个月即兴表演以后，我在台上说单口相声的时候却觉得更加困难，因为我周围没有搭档跟我对话。当时我想成为一个比较好的单口相声演员，所以以后就没有再搞过即兴表演。

谢谢了，你让我表演多长时间？

2004年是比较平静的一年，那一年我在枕头边也放了一个小笔记本。因为我有时候会在床上想到一些有意思的事情，但等第二天找到笔和纸的时候，就想不起来那个想法是什么了。在这期间，我还开始在寰亚餐厅主持一个相声节目，寰亚餐厅就是我在面试的时候，我的一个同事在米饭里吃出邦迪创可贴的地方。寰亚餐厅的老板是从台湾来的，她先生是美国人。他们总是跟我抱怨生意不好，但我实在没忍心告诉他们饭里有邦迪的事。寰亚离我工作的地方不是很远，他们有喜剧表演的时候就会把喜剧演员的名字贴在门上，因为我当时还不想让我的同事知道我在搞喜剧表演，我就把我的姓从Huang（普通话的黄）变成Wong（粤语的黄）。我在那儿主持星期天晚上的公开麦克，但那时候很少有听众。我记得有一次，一个顾客喝醉了，在酒吧里的一台小计算机上玩游戏，有一个相声演员每讲一个铺垫，这个醉鬼就会把他的包袱给抖出来，这个演员非常难受，因为他所有的包袱都被一个醉鬼猜出来了。

我逐渐告诉一些朋友和同事我表演单口相声的事情，有一些同事还去看过我的表演。2004年我生日的时候，我太太觉得把我中科院的同学请到寰亚餐厅给我庆生是个好主意，因为我非常喜欢单口相声。我太太给我所有的同学都发了邀请，结果只有一对夫妇来看了我的表演。迄今为止，波士顿有很多从大陆来的学生，也只有这一对中国夫妇去相声俱乐部看过我的表演，大部分在波士顿的中国人对自己家庭和工作场所以外的世界都非常不了解，他们觉得如果去单口相声俱乐部听不懂笑话会感到尴尬。

加里•莫尔曼是艾米莉的一个朋友。他当时也和我一样住在阿灵顿，后来加里去了北京，在北京成了一个演员。

2005年初也没有什么大的起伏，我在相声方面没有什么收获。偶尔我会在专业表演里做中间表演人。但是在波士顿的几个主要的俱乐部里，我都不是红人。

在喜剧演播室的里克给我争取了一个在NBC（全国广播公司）《多样性》（Diversity）的试镜机会。由于美国NBC电视台想在自己的电视节目里增加一些少数族裔的面孔，所以他们到喜剧演播室来找一些少数族裔喜剧演员。我试镜的时候非常成功，但一直没有从他们那儿得到什么消息。后来，我才发现他们选择了埃里克•常，一个长相非常英俊的华人和意大利人混血儿。

杰里•赛恩菲尔德说过：喜剧是一门生存游戏，你必须随时寻找下一个演出机会。新手上台表演的机会非常难找。新手相声演员接到活儿一般会问：“谢谢了，你让我表演多长时间？”后来有人邀请去吃午饭，我们也会开玩笑地说：“谢谢，你让我表演多长时间？”有一次我被一个波士顿比较红的相声演员邀请去一个教堂表演。这个教堂在新罕布什尔州，演出时间是在中午。我开了一个多小时的车到那儿，讲了十几分钟给他开场。这个相声演员事先说会给我50块钱的报酬，结果演出结束后，这个人跟我讲：“主办方说没办法付你50块钱。这样吧，算我欠你一个人情。”我当时还觉得，太棒了，这么红的单口相声演员欠我一个人情，这对我将来喜剧事业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但之后我再没有从那人那里搞到过任何演出机会。

不知道什么原因，有很多波士顿的单口相声秀都是在中餐馆里表演的。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有一家非常出名的顶好俱乐部，当时很多喜剧演员都在这家俱乐部锻炼自己的本领。现在每年还有顶好俱乐部的团聚表演。顶好俱乐部是在一家叫顶好的餐馆里搞起来的。我有一次在一家中餐馆里讲笑话，正往舞台上走的时候，突然有个顾客把他的杯子举起来对我说：“能不能再给我来点儿冰茶。”我就跟他说：“我等会儿再给你加。”我上了台以后，就对那个顾客讲：“你现在还要冰茶吗？”大家哄堂大笑。

我在波士顿城郊的九龙饭店里表演过很多次。九龙饭店的服务员和厨师大部分都是中国人，其中有一个人还问我：“你是来美国学相声的吗？”有天晚上，一个单口相声演员向观众介绍我的时候说：“在我刚才去厨房的时候遇见了下面要上台的人。”后来在另一场演出中，主持的单口相声演员也用一模一样的方式把我介绍给观众。这个单口相声演员下来后对我说：“我的上帝呀，真不好意思，原来已经有人用过这种方式介绍你。你一定对此深恶痛绝了吧。”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用同样的方式把我介绍给观众，我们还成了很好的朋友。

我不仅喜欢在台上逗观众笑，我也喜欢喜剧演员这个群体。

在喜剧演员这个群体中，有各种不同性格的人。有些人非常喜欢交际，他们在俱乐部演出结束以后还会聚在一起聊天、打牌，或者星期天的时候一起玩垒球；有些人在自己演出结束以后就马上回家。我就是属于第二类的。有些相声演员比较外向，有些比较内向。我一般都比较谦虚，而且低姿态。我认识一个黑人相声演员，他是个外向而且很有自豪感的人。有一次他跟我说：“我是波士顿最好的少数族裔相声演员。”过一会儿又补充道：“我特别不喜欢谦虚的人。”

美国大部分喜剧演员都有一种荣誉感和诚实感。很多年前，有个相声演员经常偷用其他人的笑话，趁别人不在场的时候就在台上讲他们的段子，但他没有想到这些相声俱乐部的老板对各个相声演员的笑话都非常熟悉，结果有个老板把这件事告诉了其他的相声演员。后来几个相声演员把这个家伙围住打了一顿，然后把他赶出了城。有很多相声演员都比较尊重现实，他们希望自己的喜剧能够反映真实生活。如果他们听见台上有些人讲的故事非常不真实，就会瞧不起他，尽管有些笑话还是很有意思。我觉得如果笑话的质量好，和现实稍有距离倒也无妨。

我认识一个叫EJ的相声演员，有一次，他的驾照因为酒后开车被吊销了一年。一年以后，他到法官那儿（美国重新取回驾照的一个程序——法官得相信你已戒酒才会允许你重新持驾照），法官问他：“你最近喝没喝酒？”EJ回答说：“噢，我又喝酒了。”就因为这句话，他需要再等一年才能拿到驾照。不能开车对单口相声演员来说是个巨大的障碍，因为他们总是需要到其他城镇演出。但是EJ就这样连续三年跟法官说他仍然在喝酒，所以他就连续三年没能取回驾照。后来等他终于戒了酒，才把驾照拿了回来。

其实也并不是所有的俱乐部老板都苛刻，有一些还是比较风趣的。有天上午我给一个相声俱乐部老板发了条短信，这个俱乐部老板以前也是一个单口相声演员。我在短信里问他，能否让我在他的俱乐部表演，他马上给我回了个短信：“不好意思，我们今天晚上要搞一个女性喜剧秀。”然后我给他回了一句：“好吧，谢谢你没有把我当成女人。”他马上又回复我：“我可以把你当成女人，但我觉得你不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这是个很简单的笑话，但我还是笑得挺厉害。大家开了个玩笑以后，我觉得很多困难都消失了，我可以再回到写作和表演的生活上来。虽然我的前途还不是很确定，但是有那么几分钟的时间里，我觉得问题也不大。

白人觉得好笑的段子，美籍华人也会觉得好笑吗？

亚美社区发展协会（ACDC）是由几位亚裔活动家创立的非营利组织，他们游说市政指定一些住宅以低价出租或出售给波士顿中国城里的穷人。这个组织每年都会举办一个筹款活动。2005年，他们邀请我去表演15分钟。上台之前我非常紧张，因为我的段子都是面对白人和黑人观众摸索出来的，美籍华人平时很少去相声俱乐部，所以我不知道美籍华人对我的笑话会有什么反应。

让我惊喜的是，当天晚上表演的效果非常好。这次表演很大地增加了我的自信心。我以前也听说韩裔相声演员玛格丽特•赵的段子是不被亚裔社区接受的。尽管我非常尊重玛格丽特，她是美国亚裔喜剧的先锋人物，不过我还是希望自己能被亚洲人接受。

后来我联系上了纽约的华裔单口相声演员及社区领袖杰米•龚，他当时正在组织一个亚洲音乐演出。杰米是个非常外向的人，他在2004年美国申办奥运会的时候还举着火炬从中国城跑过。我搭了一辆车到纽约，他把我带到他在中国城里的住所，他们家有三层楼，他妹妹住一楼，他住二楼。他还给我看了他在2004年擎过的火炬。晚上我就睡在他家的沙发上，第二天我在卡罗莱相声俱乐部表演了一场。

杰米以前组织过亚洲相声演员的巡回演出。我当时非常希望他能够再组织一次类似的演出，这样我也可以参加。但是到2005年的时候，他已经把心思都放在香港，正努力在中国传播美式脱口秀。

我的第一次《莱特曼秀》试镜

2005年的时候，我又被选入了波士顿喜剧节比赛。在喜剧节之前，我还请求喜剧节的创始人吉姆•米奇给我一个到《莱特曼秀》试镜的机会。那次试镜在波士顿意大利区一个搞即兴表演的小剧场里进行。我给吉姆打电话没打通，就在他的留言机里留了言，告诉他我前段时间参加了NBC《多样性》的试镜。我也没有期望太高，因为我和吉姆不是很熟，而且在波士顿，很多资历非常深的单口相声演员都在等着去《莱特曼秀》试镜。几个星期以后，吉姆给我来了个电话，说会给我一个试镜的机会。

不久，2005年的波士顿喜剧节开始了。我在第一轮就被淘汰了，当时我太太和她朋友还在观众席里看比赛。这场比赛失败以后，我开始认真考虑是否应该放弃喜剧，把精力放到科研上来。

去《莱特曼秀》试镜的那天，我有点生病，所以一整天都情绪低落。波士顿即兴表演小剧场里的环境非常好，音响也很好。那天晚上座无虚席，因为大家都知道来参加试镜的人里有波士顿最棒的单口相声演员。还有很多从纽约和美国其他地方来的单口相声演员也来参加试镜。当天晚上每个相声演员都想给艾迪•布里尔留下好印象。艾迪是《莱特曼秀》的星探。他每年都会在美国各地面试几百甚至上千人，从中挑一些好苗子。当天晚上的表演是由托尼•威主持的。我上场之前，他向观众介绍我时说：“下面要上场的这个人有非常独特的幽默感，请大家仔细听。”

我的第一个笑话就把大家逗得前仰后合。那天晚上，我是表现最好的一个。当晚表演结束后，参加面试的人要排队从艾迪那里接受反馈，艾迪告诉我：“我记得在2003年的波士顿喜剧节见过你。”之后他给了我一些非常具体的建议。他说他很喜欢我讲的几个笑话，但是他不太喜欢有关大脑移植的那个笑话，因为那有可能触怒做过器官移植的人。最后他跟我说：“你现在已经走在通往《莱特曼秀》的路上了。但是我需要看到你更多的笑话，你可以给我寄一些光盘来。”后来我给艾迪寄了一些我的表演光盘。几个星期以后，我和太太在阿姆斯特丹旅游的时候，收到艾迪的电子邮件。他说他喜欢那个光盘里的两个笑话，但是他还需要看更多笑话。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就把他这句话当做一个非常有礼貌的回绝，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和他联系过。我没和他联系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在波士顿，大家都知道上《莱特曼秀》非常艰难，即使水平已经达到了他们的要求，也可能永远上不了他们的秀。因为《莱特曼秀》对美国单口相声演员来讲算是最高级的一个秀，他们每年只选两到三个新手在节目里表演。

2005年的时候，艾迪在波士顿举办了几个讲座，介绍单口相声的基础知识，以及应该怎样改进单口相声水平等等，他还讲了《莱特曼秀》找单口相声演员的一些标准。他在讲座上说：“黄西是波士顿最好的喜剧演员。”通过他的鼓励和支持，我才没有放弃单口相声，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请我去做中间表演者。

我的第一次领衔主演

2006年初，我在一所高中的捐款演出里第一次做领衔主演。最初我是被请去做中间演员，但是那天的领衔主演临时有事需要早一点离开，所以他就让我来做领衔主演。当时我表演了40多分钟，大家给我鼓掌13次。那天晚上爱国者队有一场比赛，但是很多人都没看比赛，跑来看我的演出。

作为中间表演者，我讲得越来越好。我的表演还被人放在美国的视频网站上，获得了很高的点击率。

托尼•威后来请我到一个为自闭症患者募捐的义演上表演。那天晚上，我见到了我在喜剧界的偶像史蒂文•赖特。那天我的表演非常成功，我和史蒂文•赖特在一起的照片被《波士顿环球报》刊登后，我的很多同事才发现我在做单口相声表演。有个同事还给我的老板发了一封电子邮件。另外一个同事把阿拉斯加的明信片贴在冰箱上，因为一些报纸和杂志登了一个我写的有关阿拉斯加的笑话：在阿拉斯加有半年是白天，半年是黑夜。我想知道，他们那儿邮局的过夜快递怎么办？（In Alaska, half the year is day and the other half is night. I wonder what the overnight delivery situation in that state is like?）

我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往纽约跑，希望多认识一些纽约的相声俱乐部老板。美国有一个相声俱乐部叫做连环画俱乐部，这个俱乐部每两年都会集中看新手表演。每当这个时候，从美国各地来的单口相声演员都会站在俱乐部外的大街上排队，当自己的名字被叫到时去领一个号码，然后俱乐部的人会告诉他表演的时间。到我表演的那天，我搭了一辆大巴去纽约。当天晚上的表演反响不是很热烈，俱乐部的老板娘说我在台上走来走去很不自然。事实上，因为那时候正好是冬天，我去纽约的时候穿着非常沉重的靴子，所以在台上踱来踱去的时候，步调显得很不自然。因为那天的表演不是很成功，那个相声俱乐部没有再请我回去表演。

2006年的冬天，我还去了一次洛杉矶，看看那里单口相声的情况。去之前我联系了一个以前曾经在波士顿工作的单口相声演员。他后来到洛杉矶的好莱坞即兴表演馆里当了一个小老板。我还把我的一张表演光盘寄给了埃米•安德森。埃米是一个韩裔喜剧演员，小时候被美国人领养。她当时正在洛杉矶组织一场亚洲喜剧表演。埃米对我们非常热情，在马里布的海滩上见面以后，我们一起在一个日本餐馆吃了午饭。埃米是6年之前从美国中西部搬到洛杉矶的，她也在美国喜剧中心电视台表演过。她经常跟我们讲：喜剧事业是一个艰苦挣扎的过程，反正在哪儿都是一样挣扎，还不如找一个环境比较好的地方，比如加利福尼亚州。当天晚上她去好莱坞即兴表演馆看我的演出。我那天的演出效果很好，演出结束后我还碰见了德鲁•凯里。我看见他的时候有点紧张，因为他是个知名的电视明星。但他主动找到我，和我握手以后说：“你的表演很不错。”

那天晚上表演完以后，我和埃米以及其他一些从波士顿来的单口相声演员聊了一会儿。彼得在一年以前离开波士顿到洛杉矶。他在2003年波士顿喜剧节的表演很成功，取得了第二名，从那以后他有了自己的经纪人，并决定搬到洛杉矶。但是到2006年初的时候，他已经决定不再说单口相声，开始写小品。我当时问他：“你为什么要放弃单口相声呢？史蒂文•赖特那样的大明星在开始的时候也非常艰难。”他笑了一下，没有说什么。我感觉他对自己的决定还是非常自信的。

在洛杉矶机场等飞机的时候，我和好莱坞即兴表演馆的小老板谈了一下我的喜剧事业。他告诉我，他觉得我更像一位作家，而不像一个搞表演的人。我非常不喜欢听这话，但我还是很尊重他的意见。

2006年底的时候，我又在纽约高萨姆相声俱乐部找到了一个表演的机会。我和我太太开车到纽约，住在我朋友肖毅的家里，另外一个朋友唐磊那天晚上也到演出现场给我捧场。当主持人宣布我名字的时候，唐磊还一个劲儿在下面喝彩。那天晚上每个喜剧演员有7分钟的表演时间，时间到时，主持人会点亮红灯示意时间到。上台以后，我的表演效果非常好。我觉得时间已经过了，但没有看到主持人亮红灯，我以为是我自己没注意到红灯，就马上又讲了个笑话以后走下台。后来那天晚上主持节目的喜剧演员告诉我：我表演的时候他没有点红灯，因为他觉得我在台上表演的效果非常好，就想让我多讲一会儿。唯一遗憾的是俱乐部的老板那天晚上没在。我来的主要目的是想给俱乐部老板留一个好印象，但是连老板的面也没有见到。我们只好开4个小时车回波士顿，以后找机会再来。

之后我又往纽约跑了很多次。有一次我们6个喜剧演员从波士顿开车去纽约的一个相声俱乐部。我们开了很久，一路上几个人互相开玩笑来消磨时间。等我们到了俱乐部才发现，那里只有几个观众，我们想见到的俱乐部老板还马上就要搬到洛杉矶。我那天晚上的表演效果也非常不好。

《波士顿环球报》采访

2005年，我在亚美社区发展协会的募捐晚会上的表演非常精彩，所以2006年他们又请我去演出，而且让我作为领衔主演。他们为这次表演作了很多宣传，因为这次表演，《波士顿环球报》和新英格兰有线电视台都采访了我。

和《波士顿环球报》的记者里克•卡恩约好时间，我就去了他的办公室。我们一起聊了几个小时，采访结束以后，我们还在电话和电子邮件里聊了一段时间。这篇采访后来刊登在《波士顿环球报》的星期天版面上，篇幅很大，文章的开头用了很多我写的笑话来吸引读者。在这次采访中，里克也问了一些比较有意思的问题，例如：是否可以拿种族开玩笑？自嘲是不是可以作为一个种族成熟的标志，或者是该种族在美国社会地位比较稳定的标志？我当时跟他说，在美国的亚洲人已经差不多到了能够自嘲的时候了。我当时还跟他说，尽管社会已经很进步了，但仍然存在很多种族歧视的现象。

落在了其他人后边

2006年底的时候，托尼•威还给我提供了一次机会——到中国和他一起表演。因为他去中国的那段时间正值波士顿喜剧节期间，所以我就没有在喜剧节报名。不幸的是，托尼因为一个电视剧取消了去中国的计划。结果我只好留在波士顿，但却不能参加波士顿喜剧节的比赛。那一年，丹•巴尔杰赢得了波士顿喜剧节的冠军，然后得到了在美国喜剧中心电视台表演的机会。沙恩•莫斯和丹•巴尔杰也因为他们在喜剧节的表演受邀参加阿斯彭喜剧节。阿斯彭喜剧节在2007年以前是全美范围的单口相声比赛，沙恩在阿斯彭的比赛中拿了冠军，然后拿到了一次在《柯南•奥布莱恩秀》的表演机会。我那些天非常沮丧，因为那一年参加波士顿喜剧节的喜剧界人士非常多，而我连在喜剧节竞争的机会都没有。

2006年底和2007年初的时候，波士顿有很多喜剧演员在全美范围内受到了关注。丹•萨利是和我一起在蜥蜴相声俱乐部演出过很多次的单口相声演员。在我们同一批的单口相声演员里，他是第一个在全美范围的电视台表演的。他在喜剧中心电视台表演了10分钟，在他之后，乔•李斯特、埃琳•贾奇以及迈克•卡普兰也先后到喜剧中心电视台表演。

在这段时间，很多波士顿的喜剧演员都冲到了全美喜剧表演圈里。我去喜剧中心电视台试镜过几次，也给《柯南秀》寄过表演光盘，但都没有收到回音。我后来还去蒙特利尔的喜剧节试镜了两次。这个喜剧节的组织者告诉我：“黄西，可能你有些笑话还比较有意思，但是观众不会对一个移民的故事感兴趣。”这话对我的打击非常大，作为一个从中国来的喜剧演员，我不仅需要克服语言和文化上的障碍，还要克服另外一个更大的障碍，即观众能否接受一个移民的表演。

有一次，波士顿一个资历较深的单口相声演员跟我说：“黄西，你搞的这个东西是幽默，不是喜剧。”我非常不同意她的观点，我觉得幽默是最好的喜剧，不过我可以理解她这么说的原因。2006年的时候，戴恩•库克这种类型的单口相声演员非常受欢迎。他的单口相声，音效非常响，肢体动作也很多，他经常在舞台上跑来跑去。因此很多人告诉我，如果不改变风格，我就不会走很远。

到那个时候，我已经经历了很多次失败的试镜和比赛，我开始对自己的能力产生怀疑，觉得自己想在娱乐界谋取一席之地的想法可能很不现实。美国已经有许多非常杰出的娱乐人才，人们为什么会喜欢一个从中国来的相声演员用第二语言作的表演呢？我用英语讲笑话是以己之短攻人之长，这么做是不是非常愚蠢呢？另一方面，我觉得在潜意识里，我总会被其他亚裔美国人的表现所影响。当时关颖珊是全世界最好的花样滑冰运动员，她在不同的比赛中多次获得冠军，但在最关键的奥运会比赛里她总是拿不到冠军。2006年冬运会的时候，《时代》周刊没有选择关颖珊，而是把一个白人女孩作为封面人物。我当时很为她打抱不平，觉得《时代》周刊不重视亚洲人。不过，后来这个在《时代》周刊杂志封面出现的白人女孩还是赢了冠军。这件事对我的信心打击比较大，我有时候会怀疑亚洲人是不是在关键时刻缺乏这种临危不惧和冷静的精神来真正摘取冠军，亚洲人是不是没有在关键时刻发挥出最好水平的基因？

咱们拍个电影吧

好莱坞喜剧明星马丁•劳伦斯的经纪人托珀•卡鲁到喜剧演播室来看过我的表演，他的言行举止就像一位慈父。他表示对作为我的经纪人管理我的喜剧事业很感兴趣，但我们谈了几次以后，他突然失踪了几个月。

托珀同时还是个电影制片人。11月的时候，他决定拍一部叫《面部舞蹈》的电影。他邀请我在这部电影里演一个角色。我演的这个中国移民想找一个黑人女孩谈恋爱。电影里有几个镜头是我在街上穿着裘皮大衣，戴着那种黑人的发套，想学会怎样和黑人女孩打交道。托珀当时准备在哈佛广场上拍摄这些镜头。我就问他：“如果我是个想找黑人女孩的人，我为什么要去哈佛广场？哈佛广场上大部分都是白人和一些亚洲人，很少有黑人在那儿。”他听了我的话觉得很有道理，就决定去马塔潘的蓝山街拍摄这些镜头。马塔潘是一个黑人街区，我们在一个星期六的白天拍了将近6个小时。我站在街上跟过路的人讲：“对不起，我想找一个黑人女朋友，你能不能给我一些建议。”有很多路过的黑人告诉我：“你应该带更多金银首饰，女人喜欢这些东西。”另外一个人说：“你应该穿一件真正的裘皮大衣。你现在穿的这个玩意儿对你找女朋友没有什么好处。”下午的时候还有个人跟我讲：“你不要站在这里，这里比较危险。一个星期以前这儿还发生过一起枪杀事件。如果你想找女人的话，还不如到街头的酒吧里，花20块钱就可以找一个妓女。”有些人看着我，脸上表现出怀疑的神情说：“你不像是从中国来的，你好像是从波士顿来的。”还有些人注意到有人正在拍摄我们的对话，他们或者表现得更加有声有色，或者根本不搭理我。拍摄快要结束的时候，有一对黑人夫妇跑到我跟前说：“如果想找黑人女孩，你就告诉她们你非常喜欢‘车厢里有些杂货’的人。”我问他们这句话什么意思，那位黑人太太就笑了笑跟我说：“这就是‘你喜欢大屁股的女人’的意思。”

后来我们又到一家黑人开的服装店，问他们的店员什么样的服装能够吸引黑人女孩。结果店员就拿了很多比较肥的裤子，还有一些非常昂贵的裘皮大衣，和一些色彩鲜艳的鞋给我看。

在街上拍摄的6个小时里，除了我们的摄影师和托珀的太太，我没有见到一个白人，这仅有的两个白人还是和我们一起来的。在那6个小时期间，除了一个亚洲人以外，我们见到的全都是黑人。在美国，尽管种族隔离不是官方的政策，但事实上隔离还是存在。

《面部舞蹈》在一些电影节上放映过，但是从来没有在美国的各大影院真正公映过。

就在这段时间里，我的岳父母来美国玩。我太太带着他们到西海岸游玩了一个星期。他们不在的时候，我几乎每天晚上都会出去表演。有时候一天晚上会表演好几场。那个时候，和一些搞单口相声的同行比，我确实是落在了后面, 我没有赶上的希望。

2006年的时候，我还拍了一些广告。有一次拍广告的时候需要染脚指甲，我岳父看见了还偷偷问我太太：“黄西不是总染脚指甲吧？”不久，我太太怀孕了。我当时上了不少跟育儿有关的课，并且从来没有错过一次B超检查，因为我想看看我太太肚子里的孩子。

在这期间，我非常认真地考虑过是否要放弃单口相声。因为我快要成为父亲了，但是我的单口相声还是没有什么大的进展。没有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对我成为职业单口相声演员抱有信心。我当时还在考虑是不是应该回到学术界，或者是去商科或法律学校学习，这样我的收入会更高一点。

讲笑话还是不讲笑话，这是个问题

2007年3月，我儿子降生了。这时候，我基本上已经停止了写作和表演。在儿子出生之前，我把自己所有的笑话都存到电脑里，尤其是那些以前练得比较熟的笑话。这样如果偶尔有人请我去表演，我还能随时用上。我儿子出生的时候是7磅4盎司，说实话，之前我不太理解人为什么要生孩子。我到现在还不知道怎么去劝别人要孩子，只是知道我自己和儿子在一起的时候非常高兴，心里甜滋滋的。成为父亲以后就很难想象为什么有些人不想要小孩。有一次我推着婴儿车在哈佛广场上逛的时候遇见了一些年轻的相声演员，他们看见我推着婴儿车就一边跟我聊天一边往后退。我倒也没有怪他们，因为我单身的时候也非常怕小孩。

有了孩子后，工作量非常大，怀孕对母亲的身体影响也非常严重。和母亲比，父亲稍微容易点儿。但我晚上还是睡得很少，我是从那时开始喝咖啡的，只有这样才能在工作的时候不至于睡着。

2007年整整一年，我都很少去演出。偶尔有几次去相声俱乐部的时候总是看见很多新人，有几个资历稍微老一点的相声演员跟我说：“还以为你已经离开波士顿了呢。”还有一个人说：“我以为你去电视台工作了呢，因为你的笑话非常适合上电视。”

2007年底的时候，我就对育婴的一些事情比较熟练了。这时我也琢磨了一下自己的人生。大概人们在创造了一个生命以后就会开始反思自己的人生。我当时想，将来我的孩子长大以后我要怎么对他讲呢？“你爸以前是个搞单口相声的，后来决定放弃。”我儿子问我：“为什么呢？”我回答：“因为你来到了世上。”

我当时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是，如果我现在放弃，我到底是一个懦夫，还是一个敢于放弃自己喜欢的东西的英雄呢？

经过很长时间的思索，我觉得成为父亲以后就把自己喜欢的东西放弃是一个比较懦弱的举动。

2007年冬季的一天，我冒着大雪去路边的一家咖啡店买了杯咖啡，然后就坐下来开始写笑话。我从晚上10点一直坐到12点咖啡店关门为止。那天我没写出什么好的笑话，就是感觉非写些东西不可。我回家以后就马上睡着了。尽管喝了咖啡，但是因为有孩子后缺觉的原因，这些咖啡根本不起什么作用。

也是在这段时间，我们公司和哈佛医学院有个合作项目，所以我经常需要去哈佛大学。我在哈佛大学的校园里注意到，这里已经有很多华裔教授。我当时就觉得，美国不需要再多一个华人教授，部分中国人应该试着在其他领域有所突破。

应该给想象力一个机会

我又逐渐回到相声俱乐部做一些表演。这一次，我对成功没有抱任何幻想，我这时的榜样是我的一个大学同学。虽然他的微积分考试没有及格，但他还是非常喜欢微积分，直到大学毕业的时候，他一有闲暇时间还会做些微积分的题。从他的故事里我得到了很多启发。我喜欢单口相声，是因为我觉得创造一些以前从来没有存在过的笑话是一个非常奇妙的过程。能够创造一些属于自己的东西也是一件非常高兴的事。

2007年底的时候，我还有很多假期没有用掉，所以我就决定12月份的时候在家休息。白天看孩子，晚上去喜剧演播室表演。那段时间，我白天写了很多东西，晚上去讲。但是尽管付出了努力，在那一个月的时间里也没有写出什么好段子。

2008年开始了，进展依然缓慢。我参加了一些演出，但是根本没有任何突破的迹象。在继续写作和表演的同时，我还要强迫自己每个星期都做一件和自己喜剧事业有关的生意方面的事情，例如和一些代理机构联系，或者给俱乐部老板打电话，或者跟其他的单口相声演员聊聊天。这样可以扩大自己的接触范围，多寻找一些机会。虽然没有很大收获，但至少这些努力也不会对我造成什么损失。

我的岳父母2007年底回国后，我和太太都比以前忙多了。我常常下班后去接孩子，回家后一只手抱儿子一只手做饭，晚饭后再去表演。有一天晚上表演之前，我和凯文•诺克斯聊了一会儿。凯文是波士顿相声界的老将，号称“相声狂人”，他从前在拉斯维加斯表演后会把观众带到大街上狂欢一通。他当时正在化疗，身体非常虚弱。我对凯文说我已对成功不抱希望了，他对我说：“你会一路走到最高的地方。不要因为现在还在给别人免费表演或只赚50块钱就丧气。好莱坞总是在找新题材、新明星。”凯文2010年死于癌症复发。他给了年轻的相声演员莫大的鼓励。

我在中国的唯一一次单口相声表演

我们一家三口在2008年4月份的时候回了趟中国。那是我第一次去上海，国内的变化又让我吃了一惊。

笑话：中国现在变化很大，基本上美国有的东西中国都有，除了中国城以外。中国有很多亚洲人开的饭馆，但是没有白人在他们周围住。

我儿子那时还非常小，所以我决定不回白山，因为那里没有机场。我和父母还有弟弟就在上海见了面，然后我们再从上海一起飞到牡丹江我太太的老家。不管怎么说那里还有一个飞机场。

我在国内从来没有去看过单口相声演出。2008年回国之前，我和国内的一些相声俱乐部联系了一下。我试了一个月，才和丁广泉老师联系上。丁老师为我在海淀剧院安排了一场演出。

我从牡丹江回来后在北京待了几天。那段时间我每天都会去不同的俱乐部看表演。中国的观众看单口相声和美国观众有点不一样，在美国，大部分的相声俱乐部都是晚上有节目，好一点的俱乐部的天棚都比较低，俱乐部的室内温度也调得比较低，观众一边喝酒一边看演出。在中国有很多相声演出是在白天或者傍晚，观众基本喝茶，吃花生，嗑瓜子，很少有喝酒的；美国的观众比较爱笑，中国的观众比较爱鼓掌。

演出那天王向东带着我去了海淀剧院。那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在美国认识的朋友加里•莫尔曼也去给我捧场。丁广泉那天没有去看我演出，因为他当时在唐山参加一个喜剧节，他的一个学生接待了我。

我在更衣室里等待的时候，当天的节目主持人问我：“你是自己来的吗？”我说：“是的。”当时我才意识到，国内大部分都是对口相声。然后他又问我：“你的西装在什么地方？”他们告诉我，表演传统段子应该穿长袍，表演比较现代的段子应该穿西装。幸亏当时我带了一件西装外套。我上台的时候他们又让我把眼镜摘下来，但我没有同意，最后他们只好很不情愿地让我戴着眼镜在舞台上表演。

我之前花了两天时间把我的笑话从英文翻译成中文。那个星期天下午，在这个能容纳300人的剧场里大概只有三五十个观众。我对着这些观众表演了7分钟左右，我的笑话大部分都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但是观众确实掌声鼓励了两次。通过这次演出我发现，找出逻辑错误的笑话，或者通过逻辑引申的一些笑话比较容易把观众逗笑。其他和文化背景相关的以及玩文字游戏的英文笑话中国观众不容易理解。我还记得当天效果非常好的一个笑话是：如果我在一起车祸里丧生，我希望能够和一个水泥搅拌车撞在一起，这样我死以后马上就会有一尊我的雕像。这基本上就属于玩逻辑的笑话。那天同台表演的还有很多其他相声演员，大部分人的演出效果也不是很好。这是我唯一一次在中国表演单口相声，虽然效果不是很好，但是也要比我第一次在美国表演的效果好得多。

相声表演结束以后，我和一个看上去经验很丰富的单口相声演员聊了一会儿。他当时一边吸烟一边跟我讲：“你的这些段子，大家需要想一会儿才笑，所以你讲的还不是相声。”他的这个说法比较有意思，因为在美国也有人跟我提过类似的建议。

2010年4月的时候，《华尔街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说我无法把13亿中国人逗笑，而且还说丁广泉认为我的段子不好。但丁广泉那天根本就没在现场。说实话，我都不知道丁老师是否说过这句话，因为那篇报道登载了一些我自己也没有说过的话。

在中国的外国人

加里•莫尔曼后来邀请我去了一个在北京的外国人聚会。我们约在东直门地铁站见面，他来的时候骑了一辆小摩托车，让我坐在他身后的后座上。他在拥挤的人群里开得非常快，我在后面心惊胆战。我从来没有把一个男人抱得这么紧。

参加聚会需要带一个礼物，加里把我带到了一个西方人开的非常小的杂货店。中国人在美国开的杂货店一般都非常狭小，这次我才看到在中国的外国人也开了非常狭小的杂货店。在那天晚上的聚会上，我知道有很多外国人在北京住，而且很多是在国内的演艺圈里混。当时我听说在北京的外国人汉语越流利薪水越高。那时候加里刚在一部中国电影里面找到角色，那部电影是关于中国的第一个奥运运动员刘长春的故事。他在电影里演一个英国的种族主义者。

谎言的诞生

我从中国回到美国以后接到一个电话，电影《谎言的诞生》想请我出演一个角色。美国大部分电影都是在好莱坞拍的，但是后来马萨诸塞州在税收方面给电影工业一些优惠的政策，所以也有些电影会在波士顿拍摄。我在那部电影里面演一个村民，提一些关于上帝的问题。5月份的一天早上，我来到了拍摄现场。我发现在电影里有台词的演员和群众演员的待遇差别非常大。有台词的演员有自己的休息室，有一些比较好的专供食品。有一天下午，天气突然变冷，马上就有一个助手跑上来搓我的手，让我暖和一点。

瑞奇•热维斯是这部电影的导演，他还是一个在英国和美国都比较有名的喜剧演员，主演了在两国都非常受欢迎的喜剧《办公室》（The Office）。瑞奇是个非常有意思的人，跟他一起工作比较轻松。在拍摄的时候，他突然从人群里钻出来，用一支玩具枪朝史蒂夫射击。史蒂夫是和他一起合作写剧本的人，在电影里客串一个小角色。后来瑞奇表演的时候，史蒂夫改掉了自己本应说的台词，突然对瑞奇讲：“我喜欢美国的办公室，我觉得美国的办公室比英国的办公室好。”结果现场又哄堂大笑，因为瑞奇是英国人。

那天参加拍摄的很多演员是演舞台剧出身，所以他们的声音比较洪亮。这些舞台剧演员在拍摄的时候，瑞奇需要提醒他们不要太夸张，但轮到我说台词的时候，瑞奇没有给我任何指导，他只是告诉我再把台词念一遍。那一句台词一共拍了三次，每次我说那句台词的时候，其他演员都忍不住笑。拍摄结束以后，剧组让我第二天再来做一些即兴表演。

第二天，在拍摄现场，连那些化妆师都告诉新来的人，我前一天非常有趣。尽管那时候有一些从纽约和洛杉矶来的演员，而且有很多演员都在电影和电视上露过面，但我还是觉得那天我像个明星一样，因为大家都在议论我的表演多么有趣。

第二天我做完即兴表演后，有一些演员告诉我，他们觉得我表演时说的那些话非常有趣。但一年半以后电影在剧场里放映的时候，我即兴表演的那些镜头都被剪掉了。非常遗憾。

星探艾迪：“我脑子里理想的笑话就是你讲的笑话。”

第十二场 第一次上《莱特曼秀》

艾迪•布里尔来了

从北京回来不久，喜剧演播室的老板，里克•詹金斯告诉我，艾迪•布里尔要在喜剧演播室搞一次《莱特曼秀》的试镜，艾迪想再看看我的表演。到那时候，我已经有3年没有和艾迪联系过了。5月11号，我又在《莱特曼秀》试镜了一次。还是和往常一样，他会给每个相声演员一个反馈。那天晚上他把我第一个叫去，告诉我他认为我已经有能力去上《莱特曼秀》，只是需要找到一些合适的笑话，并把这些笑话按正确的顺序表演出来。从这以后，我就开始剪辑这5分钟的段子。我隔三差五会给艾迪寄一些光盘，听取他对这些段子的意见。

我对艾迪的反馈非常认真，但是同时，我对上《莱特曼秀》也没有抱很高的期望。因为有很多单口相声演员都在他们的候选名单上。有一些波士顿的单口相声演员告诉我，《莱特曼秀》总是让人在段子上花很多工夫，但是几个月甚至几年以后仍然不会用你。

同时，我还是继续去公开麦克来发现新的段子。这段时间我写出一些非常棒的笑话，我在波士顿相声演员里的名气也越来越高。有个相声演员对其他人说：“我从来没见过有谁比黄西更逗！”有时我演出结束后有些观众会喊：“再讲一个吧！”

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我到现在还记得那天从公司回家，我在车里面听到大地震的消息后潸然泪下。我非常了解中国农民的生活多么艰难，他们种地非常辛苦，拥有的东西却很少，灾难性的打击使他们的情况雪上加霜。我从收音机里听到这样一个故事，有几个美国记者在四川的时候路过一个村子，他们看到一个人的房子全都倒塌了，而且基本没有什么吃的。这几个记者第二天又找到这个村子，给这个人带了一些食物。结果这个人拒绝了记者的好意，并对这几个记者说：“你们再往山里走一点，那里有些人的情况比我更糟，你们应该先帮助他们。”

这个故事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因为那段时间美国媒体上关于中国的负面报道非常多，大都是在讲中国生产的含铅儿童玩具、劣质婴儿奶粉，环境污染以及童工之类的问题，隔三差五还会有一些中国的贪官被抓的消息。大部分美国人很少看到有关普普通通的中国人的真实生活报道。

汶川地震后我想搞一场募捐演出，把演出赚到的钱捐给红十字会，我的朋友和同事都非常支持。我当时想在美国的一些媒体上作一些宣传，我联系了《波士顿环球报》、本地的广播电台以及一些电视台，但是没有一家媒体答应帮我，所以这次募捐演出的消息基本上就是通过一传十十传百的办法传播出去的。有些人去看了表演，有些人不能去看表演但还是在网上买了票。

那场演出大概只募捐到900美元，不是很多，因为我当时的知名度非常低。

2008年10月的时候，艾迪要我去纽约，在CBS的制作人面前再表演一次。《莱特曼秀》和CBS的一些制作人对我的英语口音有点儿担心，他们怕美国中西部的人听不懂我的英语。我乘上去纽约的大巴，在纽约的高萨姆俱乐部又表演了一次。当天晚上有很多非常成功的单口相声演员都在那儿表演，像迈克•博比克利亚、埃杰•巴克、史蒂夫•赖特等等。在这种试镜中每个人都非常紧张，当时有一个高大而且非常滑稽的黑人喜剧演员，他都没有把自己要讲的东西讲完就下了台。他有一个金发碧眼的挪威女朋友，当时这个女孩儿就坐在我边上，跟我聊一些英语学习方面的问题。我当时比较紧张，因为她特别高大的男朋友就在我旁边，我担心他会嫉妒。

那天晚上我的表演很成功，但不幸的是，CBS的制作人没有来。因为当天是一个犹太人的节日，那两个制作人都是犹太人。所以当晚我就乘了一辆夜车回到波士顿，在凌晨两点钟的时候，我还在和艾迪互相发电子邮件，商讨怎样完善我的笑话。

尽管一夜没睡，第二天我还是照常上班。我喝了很多咖啡和可乐提神。与此同时，我又感觉我上《莱特曼秀》的机会越来越渺茫，因为当晚有很多非常厉害的单口相声演员都参加了试镜。

上《莱特曼秀》的更好办法是去《柯南秀》试镜

2008年12月31号，有一个新年晚会请我去做中间演员。表演的地方在弗雷明汉，马萨诸塞州的一个剧场里。当晚的领衔主演布赖恩•基利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喜剧演员。他还给《柯南秀》写笑话。他看了我的表演后，就问我想不想去《柯南秀》试镜。

2009年1月，我又去纽约的东村相声俱乐部参加《柯南秀》的试镜。我那天晚上表演的段子非常好，但是我根本不知道《柯南秀》的人是不是在场。表演以后我跟艾迪说了有关这场面试的事情。他马上给我发电子邮件，说他很高兴我能够去《柯南秀》试镜。但是他觉得，我应该在《莱特曼秀》上和大家见面，因为《莱特曼秀》的收视率要比《柯南秀》高得多。他终于许诺给我在《莱特曼秀》表演的机会，而且还邀请我去参加全美喜剧节。

2月份的时候，我得到了一个在新罕布什尔州的音乐大厅表演的机会。这个音乐厅是一个富丽堂皇的剧场，墙上、舞台上以及一些包厢的扶手上都有非常华丽的装饰。当时有一个相声演员从纽约特地赶来参加这场演出，他还雇了几个摄像师现场拍摄他的表演。他雇的这些人都是些专业的摄影人，同时有几个镜头对着演员和观众。当时我请他们把我的演出也录下来，他们答应了。那天我的演出非常成功。有一位观众还当场给我画了一幅肖像漫画，并在演出结束后给了我。几天以后，摄影师告诉我已经把录制的东西剪辑完了。但是他们向我要不少钱。我答应了他们的价钱以后，还要一路开车到缅因州去取这盘录像。路上由于超速我又吃了一张罚单。我记得那天是2月16号，我的生日。最后我终于把光盘拿到，寄给了艾迪•布里尔。尽管我花了很多钱弄到这张光盘，但是这个钱没有白花。艾迪•布里尔看了这张光盘以后，非常兴奋。他又给了我一些建议，比如我每次讲完一个笑话后就对着观众笑，这个习惯不太好。听了他的建议以后，我又回到喜剧演播室录制了一场我不笑的表演再给他寄过去。他看完以后又告诉我：“这次你再讲一遍，手里不要拿着麦克风，因为《莱特曼秀》上没有麦克风。”所以我又需要回到喜剧演播室再表演一次同样的段子。

艾迪终于给了我一个确定的日期，4月5号。我当时非常激动，就给我在中科院认识的一些朋友发了电子邮件。有一个朋友马上又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她的同事，这个同事以前是在赛诺菲–安万特工作的。结果那天我们公司开会的时候，我的同事米歇尔就问我：“听说你要上《莱特曼秀》？”我说：“是的。”她说：“哦，这真是个大事儿。”我说：“算是个大事儿，但以前也有很多人干过。”

我表面上显得很镇定，但是我心里知道，这对我确实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杰里•塞恩菲尔德把《莱特曼秀》比做喜剧里的奥斯卡。在美国，有多少喜剧演员搞了一辈子单口相声，却从来没有上《莱特曼秀》的机会。我还记得波士顿的一个喜剧演员曾跟我讲：“我就是想让我的母亲去世之前能够看我在《莱特曼秀》上表演一次。一次就够了。”

和美国其他的电视节目一样，《莱特曼秀》也会经常变更录制时间。他们改了几次，后来确定在4月12号。

在4月12号之前，我一有机会就会练习将要在《莱特曼秀》上表演的段子。如果我要表演20分钟，我就会把那5分钟的段子放在前面讲。那个段子80%的时候效果都非常好。但有的时候，或者是观众没有注意，或者是因为我的笑话不是对着观众喊的，观众没有笑。有一次我在喜剧演播室排练这个段子时，在我前面演出的一个相声演员的强项是拿观众开玩笑。当我上台的时候，我的这个段子根本就没有人笑，因为观众已经习惯了相声演员在台上跟他们对话。后来里克有点替我担心，他说：“哎哟，你这个段子只有3分半钟。”但是这个时候，我已经确信我的段子足够好了。

4月初，我在佛蒙特参加了一场演出。我从家开车到佛蒙特一共花了3个多小时。到那时候我才发现，演了7年的单口相声，而且我马上就要上《莱特曼秀》了，他们却依然叫我过去做开场演员。而且那次表演的中间演员从事单口相声表演还不到一年时间。那天晚上，智商比较高一点的笑话，观众都不是很喜欢，我还被迫用了比较高的声音和一些肢体动作来逗人笑。那天晚上正在下雪，演出的组织者给我安排了住宿，但我就是想回家。我问了一下旅馆的服务员雪会不会下得很大，他们告诉我那边的积雪都清理得非常快，应该不会有问题，所以当晚我就决定开车回家。当我开到山里的时候，雪越来越大，最后几乎看不见路了。而且我的车开着开着就突然失控，还会在雪地上打转。我的眼里只有天空、树枝、水沟、天空、树枝、水沟……我的车大概转了四五圈，最后还算幸运，停在了路上，而且正对着我要去的方向。更加幸运的是，后边没有车开过来。我不是基督徒，但是当我的车失控时，我马上把车里的收音机调到了一个基督教电台。美国有一句话叫做“战壕里没有无神论者”。当时，佛蒙特的山区就像战场一样恐怖。

后来我终于把车开到了山下，在山下的小镇子里还拿了一张罚单。真是非常倒霉的一个晚上。

在距离《莱特曼秀》录制还有一周的时候，艾迪来到了波士顿。想为全美喜剧节试镜。我又在他面前表演了一次，这次我还穿了西装。演出结束后我告诉他：我在佛蒙特的山区差点儿出事。艾迪跟我讲：“一定要注意安全，我们需要你，你是一个电视明星。”

《莱特曼秀》是在曼哈顿中心的埃德•沙利文剧场录制。这个剧场历史非常悠久，英语世界里所有有名的表演者都在这个舞台上献过艺，从甲壳虫到猫王，从伍迪•艾伦到米奇•赫德伯格。莱特曼先生总是把剧场的温度控制在13摄氏度左右。因为他认为在这个温度下人们比较爱笑。在《莱特曼秀》表演的时候，他们让我选择一首自己喜欢的歌，乐队会在我上台的时候演奏这首歌。我选了《纸飞机》，这是MIA乐队的一首关于移民的歌。

我搞单口相声的一个动机就是想讲有关移民的故事。我总是觉得，尽管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但是移民的故事总是被第二代或第三代移民讲述的。刚来美国的这些移民或者是没有语言技能来讲述他们自己的经历，或者是工作太繁忙，抽不出时间去做其他事情。

上《莱特曼秀》表演的每个喜剧演员都必须穿深色西装。喜剧界还有一个传统，就是每次上《莱特曼秀》的喜剧演员都会买一套新西装。《莱特曼秀》每年只会请20多个喜剧演员，而且只有两三个新手。

2009年4月11号，我带着太太和孩子去了纽约。我们住在梦幻旅馆，这里离《莱特曼秀》的录制剧场只有一街之隔。当天晚上我去了康米克斯相声俱乐部，最后一次练了那些笑话。

2009年4月12号，我们在纽约的一家餐馆里吃了早饭，然后就带着儿子去中央公园。午饭以后我想睡个午觉休息一下，但却睡不着。在床上躺了一会儿以后，我太太决定带着儿子出去玩，这样我可以在旅馆里静静地休息一下。我稍微休息了一会儿，就去剧场看一下环境。《莱特曼秀》的工作人员都对我非常好。艾迪告诉我：“录制的时候，你听到念你的名字后就走到舞台上。在这个蓝色的舞台上有一个淡蓝色的圆点，你就站在这个圆点上表演。”艾迪后来又跟我强调，讲话的时候速度一定要放慢。艾迪离开以后，我突然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我问《莱特曼秀》的一个工作人员：“演出结束以后我该怎么办，和大家说再见后就离开舞台吗？”他说：“对！”

因为儿子很小，所以我太太没有办法把他带到观众席上。我太太就和我去了更衣室，然后又去另外一个房间里等待上场。他们就在那个房间的电视上看表演。我上场的时候我太太非常紧张，她都不敢看电视屏幕。我两岁的儿子在电视屏幕上看见我出现以后非常激动，一个劲儿地喊：“爸爸！爸爸！”没过多久，我太太就听到了一次掌声。这时她觉得可能我的表演效果还不错，然后就开始看电视。

我在台上开始讲我精心策划过的笑话，每个笑话的效果都非常好。我讲完以后，乐队开始奏乐。我和莱特曼先生握了手后就往台下走。忽然我看见后台有一名工作人员手忙脚乱地告诉我：“回去，回去！”我当时就有点糊涂了。转过头来一看，莱特曼先生还在台上等着我。有另外一名工作人员在前台伸出他的手做了一个倒数的手势，五、四、三……这时我才知道，我应该和莱特曼先生站在一起，和当天的观众道别。意识到这个以后，我又走回到那个蓝点上面。这时候，观众一阵狂呼。

演出结束以后，《莱特曼秀》的领头作家跑到台上来祝贺我。当时我非常激动，因为演出非常成功，我当时感觉，即使那天晚上被一辆汽车撞上，我也会带着笑容。后来一想，不应该这样想，因为我以后还想再到这个舞台上表演。

演出是在4月12号录制的，真正播出的时间是4月17号。我在录制的第二天还要去上班。上班的时候我就开始回想自己的表演，一整个星期都忐忑不安，总会挑自己的毛病。记得在表演的时候有一个单词应该用现在时我却用了过去时，而且我开始担心，他们是不是会把我的段子从整场秀里剪掉。

4月17号的时候，喜剧演播室俱乐部搞了一个观看我在《莱特曼秀》表演的聚会。如果你们还记得的话，喜剧演播室俱乐部是在一栋楼的第三层，第二层有一个酒吧，酒吧里面有很多台电视机。当天晚上我决定和我太太以及孩子待在家里。后来其他的相声演员对我讲了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有一个单口相声演员还把当天的实况录了下来。他们那天晚上把酒吧里的所有电视都转到《莱特曼秀》，当时有一个酒吧的顾客还非常不高兴，因为他正在看一档体育节目。当莱特曼先生宣布“他经常在喜剧演播室里表演……”时，整个酒吧一片欢呼。

在《莱特曼秀》里面发生的事情不会滞留在那儿

不管用什么标准来衡量，我在《莱特曼秀》的第一场表演都是非常成功的。后来我看了自己的表演，我每讲一个笑话，观众基本上都会鼓掌。7年的辛苦写作、表演和试镜没有白费。世界各国的人都在评论和赞扬我的表演。比较有意思的是，有很多澳大利亚人和加拿大人都对我在段子里面提到的一些美国法律感到困惑，他们在网上开始讨论起这些法律来。后来我发现一些美国人也不明白我笑话里提到的宪法修正案。一个同事还用谷歌搜索相关内容。

2009年，我有一个美国朋友的哥哥到中国旅游。他发现国内的一个导游把我在《莱特曼秀》上讲的段子一字不差地背了下来，为游客的旅途解闷。我朋友的哥哥跟这个导游说：“我在美国的时候见过黄西。”结果那个导游根本不相信他。后来我朋友的哥哥就把这个导游的电子邮箱给我，并对我说：“你应该给那个导游发封电子邮件，收到你的邮件他一定会很高兴。”后来我就给那个导游发了一封邮件。我在邮件里跟他说：“非常荣幸你能用我的笑话为你的游客提供娱乐。”但我从来没收到过他的回复，也可能是他怕我告他侵犯版权吧。

后来美国的《读者文摘》登了我的一个笑话。这件事比较有意思，很多年以前我还在中科院读研究生的时候，曾经给我的朋友解释过读者文摘里的笑话。现在，我的笑话已经登在《读者文摘》里了。

那个时候，我把自己的电话和电子邮箱地址放在了我的个人主页上。因此有很多观众给我打电话或发电子邮件，表达他们对我的笑话的喜爱。其中有一个美国中西部的人给我发的一封邮件是这样说的：“那天晚上我正在看《莱特曼秀》，你静悄悄地走上台，用你讲笑话的功夫征服了我的头脑。”

后来还有一所大学的政治系主任也给我来过一封电子邮件，讨论我在笑话里讲的东西。蒙特利尔喜剧节的组织者也给我来过邮件，这个组织者就是那个在2006年时跟我说“你可能有些笑话比较有意思，但是没有人会对一个移民的故事感兴趣”的人。这次他在邮件里写道：“我看了你在《莱特曼秀》上的演出，连看了3遍以后，我身上直起鸡皮疙瘩，你讲得太棒了，祝贺你！”

我的一个在加利福尼亚的中国同学看见我在《莱特曼秀》上的表演后，就给另一个在波士顿的中国同学打电话说：“你看见了吗，黄西上了《莱特曼秀》？”结果在波士顿的这个同学根本不知道莱特曼是谁，所以加州的那个同学在电话里花了半小时跟他解释《莱特曼秀》是怎么回事。在为《莱特曼秀》作准备的时候，我从未和我的朋友斯科特提过要上《莱特曼秀》的事，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比较敏感、嫉妒心比较强的人。他之前说过如果我上《今夜秀》表演，他就要自杀。尽管那时他已经不说单口相声了，但我还是不想让他心里难受。在上《莱特曼秀》的前一个星期，我太太跟我说：“你最好还是跟斯科特说一下，你上《莱特曼秀》他早晚会知道。不告诉他可能更不好。”我觉得她说得有道理，就告诉斯科特我下周要上《莱特曼秀》。他当时在电话里表示祝贺。从那以后他好像没什么不对劲儿的。但几个月后有一次我俩一起吃午饭，他跟我说他那期间曾试图自杀，后来还被同事们送到医院的急诊室。我现在也不是很清楚他到底为什么会有自杀的想法。他现在还在接受心理治疗，我们之间一直有来往。他母亲去世的时候，我和其他朋友还帮他筹办了葬礼。

后来也有人想邀请我写书以及作巡回表演。我还接到了很多美国经纪人的电话和电子邮件，我跟五六个经纪人聊过以后，决定选择罗里•罗斯加登做我的经纪人。罗里•罗斯加登在美国娱乐界摸爬滚打了28年，他现在同时还是其他一些著名单口相声演员的经纪人，包括雷•罗曼诺、罗伯特•克莱恩和布赖恩•里根。

不久，我又接到一个从《莱特曼秀》打来的电话，他们想在我下次去纽约的时候和我见个面。艾迪告诉我，莱特曼的电视制作公司环球裤子公司（World Wide Pants）想和我一起拍一部情景喜剧。莱特曼的公司是美国有名的电视制作公司，在美国非常流行的电视剧《人人都爱雷蒙德》就是该公司制作的。在美国，拍情景喜剧也是单口相声演员的一个奋斗目标。

正巧几个星期以后，我还要到喜剧中心电视台试镜。喜剧中心电视台的总部也在纽约，所以我在5月初的时候又去了趟纽约，先和我的经纪人见面，然后我们再一起去见World Wide Pants制作公司的人。我和罗里在福赖尔俱乐部吃了午餐。福赖尔俱乐部是美国很有名的一个犹太人俱乐部，很多非常著名的喜剧演员都是这个俱乐部的成员。吃饭的时候，罗里问我：“我们今天下午和制作公司见面的时候，他们会问一些有关你日常生活的故事，你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呢？”我告诉他：“我的生活其实挺平淡的，没有什么大的波澜。”罗里说：“你可千万不能跟制作公司说你的生活很平淡。如果你平淡的话，没人愿意找你拍情景喜剧。你除了工作和搞喜剧以外还干些其他什么事情？”我就跟他大概谈了一下我在业余时间做的事情，比如，和朋友打牌或者打羽毛球之类的。

那天下午我们一起去了莱特曼的制作公司，制作公司总裁罗布接待了我们。罗布非常平易近人，他穿着T恤和牛仔裤，但我的经纪人当时是西装革履。我们聊了一会儿以后，我就比较实在地告诉他：“我在现实生活里其实是一个很平常的人，而且我发现在我周围的有些人比我更有意思。”作为例子，我给他讲了莱斯大学那个教授的故事。就是那个说“今天是我灰暗人生里又一个黑暗的日子”的教授，罗布听完笑了一下，然后就跟我说：“好吧，让我们一起来干吧。”

出来以后罗里跟我说：“真是太棒了，这件事比你在《莱特曼秀》上表演要重大得多。你回去应该和你太太庆祝一下。”

后来我父亲在电话里告诉我，5月11号的中午，他在家里边准备午饭边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这个节目正介绍网络点击率排行前10名的视频。其中有一天我的视频还排在了第一名。收音机里的播音员介绍视频时说到“一个从吉林大学毕业的在美国的生化博士……”时，我爸就想：“哦？这听上去有点像我儿子啊。”结果后来播音员真就念到了我的名字。在上《莱特曼秀》之前，我跟父亲说过第二天要上电视演出，但是我父亲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根本不知道《莱特曼秀》是什么东西。在收音机里听到我的名字以后，他马上就激动起来。大概每个父母见到自己的孩子有所成就都会非常高兴。

美国有一份中文报纸叫《世界日报》，我上《莱特曼秀》表演以后，这家报纸刊登了一篇关于我的文章，那篇文章是我第一次在中文媒体出现。那篇文章把我形容成一个“其貌不扬”的人。我父亲读了以后跟我讲：“别担心，儿子，很多成功的人都长得很丑。”

我的第一次杂志摄影：不能露得过多

在2009年6月的时候，《波士顿人》杂志想做一个有关爱情与性爱的专栏。他们想找几个比较成功的喜剧演员拍一些比较性感的姿势。我从来不喜欢这种比较风光的摄影活动。我是个谦虚的人，而且平时做人也比较低调，但另一方面，他们邀请的单口相声演员里，我是唯一的亚洲人。我觉得在美国的亚洲人应该多抛头露面，所以就答应了这个邀请，但前提是——我不能露得过多。他们一口答应了这个条件。后来，他们让我模仿女演员布莱克•莱弗利吃冰激凌的动作。

摄影那天我来到了他们的摄影棚。我进去的时候看见其他一些单口相声演员已经在开始拍照了。走廊上贴有演员的照片，每张照片的下面都有一行字，解释这个单口相声演员对摄影的一些要求或态度。在迈克•卡普兰照片的下面写着：不在乎裸体。在我的照片下面写着这么一句话：对自己的身体感觉不是很自然（Not comfortable with his body）。哈哈。

当时我穿了一件非常紧的白色T恤，他们还在我的衬衫上喷了很多水，然后给我一个冰激凌吃。拍摄的时候，我感觉到手机在震动，拿出来一看是个华盛顿的号码。我当时没有接，因为给我打电话的人很多。拍照结束以后，我查了一下留言箱，结果那是从美国广播和电视记者协会来的电话。协会的主席邀请我在2010年美国广播和电视记者协会的年会上表演，我听了以后非常激动。

结识艾伦

《艾伦秀》的制作人给我打了一个电话，邀请我参加艾伦在芝加哥的一个演出。这个演出将会在TBS电视台播放。我一直都是艾伦的粉丝，因为她的段子大都是高智商的，能够被她邀请去表演是一个很高的荣誉。她的制作人以前认识我的经纪人罗里，所以我就让他们俩处理我的日程。我们一家提前几天飞到芝加哥，住在离芝加哥不远的一个旅店里。节目是在芝加哥剧场录制，这个剧场看上去很眼熟，因为这里就是拍摄得过奥斯卡最佳电影奖的音乐电影《芝加哥》的现场。

在演出前一天排练的时候，我坐在观众席上，艾伦在台上排练。她演出的最后一段是问答环节，她当时让舞台工作人员问她几个问题。有一个人问她：“你喜欢芝加哥的食品吗？”艾伦说：“我是一个素食主义者，所以我在芝加哥没有吃到很多本地的东西。”然后另外一个舞台工作人员又问她：“所有的女同性恋都是素食主义者吗？”我当时非常惊讶，不知道这个问题会不会激怒艾伦，结果艾伦大笑了起来。

艾伦的排练结束以后，她的助手带着她走下台。艾伦停下来说：“我想和黄西打个招呼。”然后她就朝我走了过来。当时我感觉有点紧张，因为在此之前我很少见到电视明星。艾伦走过来跟我说：“你好，黄西，真感谢你能参加我的演出。”我对她说：“非常感谢你邀请我，我是你的粉丝。”然后我指着自己穿的衣服问她：“你觉得我穿这一身演出合适吗？”她上下打量了一番说：“我们可能会给你弄一些更合适的衣服。”她的助手马上跑到外面去给我买了一些衣服。第二天我们就开始了表演，那场表演是我到那时为止见过的人数最多的一场表演。大概有3 000多人挤进了剧场。我那天晚上的表演效果非常好。表演结束后的几天里我和家人就在芝加哥游玩。我们参观了芝加哥的一些公园，还坐船在芝加哥转了一圈，那里的建筑都非常有特色。

在芝加哥为艾伦演出后不久，她又邀请我去她的脱口秀节目里表演。《艾伦秀》的收视率在美国日间脱口秀节目里排第二，仅次于《奥普拉秀》。而且她很少邀请单口相声演员在她的节目中表演。7年之内，她只邀请了4个单口相声演员上她的节目。所以对相声演员来讲，这是一个非常高的荣誉。我那次在《艾伦秀》上的表演后来重播了3次。在电视上的露面使得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在街上认出我。

迈克尔•杰克逊去世了。我记得那天我正开车去一个相声俱乐部演出，车里的收音机正放着他的音乐。在我找到停车位的时候，收音机里正在播放他小时候唱的《本》。我当时眼泪就不知不觉涌了出来。他是我年轻时代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而且是美国明星力量的一个重要标志。他的一生被一些丑闻、奇怪的举止以及法庭的审判玷污了不少，但是在我心灵深处，我从来没有真正相信他是骚扰儿童的人。他非常喜欢小孩儿，而且公开说他有时候和很多小孩儿在一张床上睡觉，如果他是一个对儿童性骚扰的人，他不可能告诉其他人这些东西。

迈克尔•杰克逊的逝世又暴露了很多美国人的虚伪。在他活着的时候，很多人非常无情地攻击他，而他去世以后，同样一些人又马上站出来颂扬他是一个多么伟大的人。

迈克尔•杰克逊有可能是最后一个国际巨星。在他以后，再没有一个美国明星能够取得像他那样的国际地位。他的音乐和舞蹈风格至今为止仍然被美国的流行歌手所模仿，比如贾斯汀•提姆•布莱克、克里斯•布朗和阿瑟小子。其他国家也有很多他的追随者。

我记得在中国的时候，每当我母亲听见从收音机或者光盘里传出来美国音乐，她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想，这是迈克尔•杰克逊吗？听说在加拿大的某些省，很多人甚至管黑人叫杰克逊。

在迈克尔•杰克逊人生的最后阶段，他显得非常凄苦和孤独，甚至需要用给马用的镇静剂才能入眠。在他去世的前五六年，在美国就有很多谣传，说他有一天会自杀。

尽管有种种不幸和缺点，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是比任何人都耀眼的明星。

我和艾伦的来往还没结束。在2009年11月份的时候，艾伦又邀请我去“全美音乐奖”颁奖典礼的红地毯上采访歌手。我当时也非常激动，花了很多时间来了解这些被提名的歌手。我还需要向他们提一些问题，了解这些人的逸事也可以写一些笑话。艾伦还给我分配了一个职业作家和我一起工作。这时，我太太终于觉得她在电视、广播、杂志以及网上看的很多娱乐八卦新闻有用武之地了。在我去机场之前她还在跟我讲，詹妮弗•洛佩兹和她的先生有了一对双胞胎。

颁奖那天，我和《艾伦秀》的作家碰了头，吃了午饭以后，我们一起到了红地毯上。那个作家准备了一些笑话和小礼品。我采访的时候其实是站在红地毯的边上，红地毯的中心有一个制作人会把这些歌手领到我面前，然后我再对他们进行采访。和我一起的那位作家就在我身后跪在地上写一些我应该问的问题。

在红地毯上的两个小时过得非常快，大部分歌手态度都非常友好，尤其是搞乡村音乐的歌手。凯莉•安德伍德非常有幽默感，也非常配合采访。我和杰克•布朗开了玩笑，还采访了非常老牌的乡村音乐歌手瑞芭•麦肯泰尔。我跟瑞芭说：“我在得克萨斯的时候，听过一首乡村音乐风格的歌曲，名字叫《我给她一个结婚戒指，她给我一个手指头》，你听过这首歌吗？”（双关语：接受戒指时要伸出手指——无名指，而“给我一个手指头——中指”是叫我滚蛋的意思。）她皱了一下眉头，然后问我：“小伙子，你是在什么地方听到这首歌的？”这首歌是我在得克萨斯山区里自省的时候听到的。

这位《艾伦秀》的作家想了一个主意，让我和其他的歌手一起唱《美国派》（American Pie）。这是一首非常老的歌，不过我还是很熟悉。但令我吃惊的是，有很多歌手还真不知道这首歌。跟其他歌手合唱的时候，我才真正知道这些歌手的嗓音有多好，尤其是克里斯•多特里。

乔•佩里是美国挺有名的一个乐队史密斯飞船乐队的吉他手。我看见他在红地毯上转来转去，穿着一身海盗服。他走过来跟我聊天，我跟他说：“祝贺你发行了新唱片。”其实我当时脑袋里面想的是邦•乔威的一张唱片。后来我的朋友斯科特告诉我，史密斯飞船在近9年内都没有出过新唱片。幸好当时乔•佩里没有注意到这句话。

现在回想起来那次经历对我来说确实是比较可贵的，因为我一直对美国的流行歌曲比较感兴趣，那天的采访给了我和很多流行歌手面对面谈话的机会。我还和迈克尔•杰克逊的哥哥乔•杰克逊聊了几句。乔•杰克逊头脑非常清晰而且很幽默，并一直微笑着和我说话。

当时美国最红的一名说唱歌手“50分”（50 Cent）走到我面前时，我问他：“你知道颁奖仪式结束以后有哪些比较过瘾的聚会吗？”他听了这个问题不但没被逗笑，反而愤怒地瞪了我一眼，问道“你说什么？”他瞪我的时候我确实有点心惊胆战，因为这个人在美国是搞黑帮说唱的，他年轻的时候身上中过9发子弹。但是这个时候我也没有退路，只好又问他“我想找一些比较野、比较狂的聚会，你肯定知道不少吧？”他又瞪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讲，摇了摇头就离开了。在我们旁边采访的是MTV，50分到了MTV那里马上就活跃起来，因为MTV提的都是有关他新唱片的问题。

在去红地毯采访的前一天晚上，我有点担心我在红地毯上会感到紧张。但是等我到那儿以后，一点儿也不觉得紧张。也许是因为在那一刻，我觉得那些歌手其实和单口相声演员也都差不多，他们一路奋斗，最后才能够站到红地毯上享受这一刻荣光。我一直感觉很轻松，一直到妮可•基德曼和她的丈夫凯斯一起出现。我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见了她以后就有些紧张，我问他们：“你们的双胞胎怎么样了。”妮可笑着对我说：“我们没有双胞胎，你记错了吧？”我转过脸来对着摄像机做了个鬼脸，觉得非常尴尬。我当时脑子想的可能是詹妮弗•洛佩兹的双胞胎。妮可又问我：“你是不是把我们和布拉德和安吉丽娜搞混了。”她的丈夫看上去有点不高兴，把妮可给拽走了。尽管我犯了一个错误，但这确实是整个下午采访过程中最有意思的一段。从某种角度来讲，这也是喜剧的最大一个优点：在喜剧里没有错误，只有机会。你就应该随机应变。

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

全美音乐奖之后，马上就到了感恩节。我把太太和孩子都带到了纽约。因为当时中央电视台的驻美记者杨福庆想采访我。罗里给我安排了一场在高萨姆相声俱乐部的表演，杨先生开了7个小时的车从华盛顿到纽约来录制我的表演，并采访了我和我的经纪人罗里以及一些观众。采访后不久，这段采访录像就在中央电视台播了。我的叔叔在北京看见了以后，给我父亲打了个电话说：“我看见你儿子后大吃一惊，冷汗都出来了。”

第二天，我的上司给我发了个短信，因为听说我将在艾伦秀上表演，所以很多雇员一大早就跑到餐厅里去看电视。我看了短信以后有点担心，我非常喜欢喜剧，不过在工作时间看电视是非常不妥当的事。其他人平时看电视我也不会太在乎，但我不希望他们因为我去看电视。从那以后，我就把同事从我的社交网站好友名单中删除，这样他们就不会收到我的表演信息。在美国，边工作边娱乐是大家都喜欢做的事情，不过工作的时候还是应该精力集中才对。

那天我们还去看了纽约的梅西感恩节大游行，两岁的儿子骑在我的肩膀上。2011年他已经4岁了，到现在他还能清楚地记得那天在纽约的天空上看见的巨大气球。

“黄西，你将来成了大名人以后，如果你的佣人告诉你，乔•拜登在门口等你呢，请千万不要问‘who？’”——拜登

第十三场 记者年会上的表演“你现在是要自私的时候”

该为重大的时刻作准备了

2009年12月以后，我开始为即将来临的美国记者年会作准备。能在这个年会上表演，对美国的相声演员来说是非常高的荣誉。因为记者年会每年只请一流的单口相声演员作为领衔主演。而且美国总统有95%的可能会出席年会。在这个年会上表演对我来讲是项比较艰巨的任务，因为我平时讲的笑话很少涉及政治。大部分去相声俱乐部的人都不是很喜欢涉及政治话题的相声，而且很多电视里的脱口秀节目经常谈论政治，所以我觉得在相声俱乐部里谈政治好像有些多余。政治上的笑话也容易过时，因为政治事件热一阵就过去了。所以，我觉得这次表演对我非常有挑战性。不过我也非常喜欢有挑战性的事情，我之所以用英语说相声也是因为这具有更大的挑战性。

另外一个挑战就是拿奥巴马开玩笑很不容易。因为奥巴马总统没有一些很明显的个人缺陷。布什以愚蠢出名，克林顿有性丑闻，但是至今为止，美国的单口相声演员很少有人能够讲一些关于奥巴马的经典笑话。不过我自信可以编出一些有关奥巴马的不错的笑话。奥巴马当时正在搞健康保险的改革，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事情也可以作为笑话的素材。正如一些美国的喜剧演员所说：我只跟我爱的人开玩笑。当你对一个人的背景非常感兴趣、非常着迷的时候，你可以写出一些关于他的很好的笑话。我看过奥巴马的自传，他对在美国作为一个少数族裔公民的看法和感受我也非常认同。为了准备这个年会的表演，我开始关注政治新闻，而且还要注意电视上的脱口秀里面已经讲过了哪些笑话，这样我就不会偶然写出和其他人一样或者类似的笑话。每天早上，我把儿子送到托儿所后，就马上去一家咖啡馆，坐在那里写上一小时，然后再去上班。

《莱特曼秀》表演以后，我开始接到一些作为领衔主演的邀请。领衔主演经常需要讲45分钟，所以在我领衔主演的时候，我会把在记者年会上要讲的段子穿插进来练习一下。在记者年会上我大概需要表演20分钟，把这20分钟的段子穿插在45分钟的表演里，即使观众不喜欢这20分钟里的笑话，我还是可以利用其他25分钟把他们逗笑。我在排练的时候，经常会把一个观众叫到台上，假装他就是奥巴马，然后对着他练那些笑话。另外我还决定，把我在2003年拍的那个竞选总统的短片里的一个角色用到这次演出里来。

《莱特曼秀》听说我要在记者年会上表演的消息以后，2010年2月又请我到他们节目上表演了一次。莱特曼先生向观众宣布我将在美国记者年会上领衔主演的消息后，他又加了一句：“你看，有的时候梦想会成为现实。”

这次在《莱特曼秀》表演结束后，我的经纪人罗里跟我说：“门外有很多摄影记者在等着你。”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会争着给我拍照，还以为经纪人在跟我开玩笑。这些记者堵在沙利文剧场的门口，我根本没法躲开他们。后来有一个摄影记者给我拍的照片还登在了2010年的《纽约时报》上。当时《纽约时报》刊登了安德鲁•卡耐基的大幅公益广告，那个公益广告的标题是：移民，美国的骄傲。在这个大幅广告上有很多在美国取得杰出成就的移民，包括得过诺贝尔奖的华人、著名的音乐家以及鄙人。我到现在还珍藏着那一期的《纽约时报》。

记者年会

在记者年会开始前大约两个星期，有天晚上演出结束后我正在街上走的时候接到了经纪人罗里的电话。他告诉我，他刚接到通知，总统不会出席记者年会的晚宴。我当时感到特别沮丧，但我没有很多时间为自己感到悲哀，因为副总统将代替总统出席记者年会，所以我又需要准备一些关于副总统的笑话。

我太太非常重视这场演出，要我全力以赴准备，不要管家里的事。她说：“你现在是要自私的时候。”

在晚宴的前一天，我和我太太飞到了华盛顿。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要去会场试一下音响系统。表演是在晚上，但是音响系统必须在一大早就调试好，因为调试好以后，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人还要花几个小时在现场作安全检查。那天中午我和罗里一起吃了午饭，各自聊了些个人生活经历，总感觉我们两个人能在一起工作是件非常奇妙的事，因为我们俩的背景迥异。那天晚上我穿了燕尾服，我的太太也穿上了她的黑色礼服和高跟鞋。她的鞋跟非常高，以至于我们根本没办法步行至演出现场，尽管旅店离会场只有两分钟的路程，可我们还是打了一辆出租车。

在演出之前我们和几位参议员、众议员以及记者协会的主席琳达•斯科特聊了一会儿。演出开始后我就需要坐到主席台上，坐在我身边的是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的一个记者，另外一边是当时美国众议院多数党领袖的助手。在主席台上，我们面对着2400名观众。我看见很多电视台的记者就坐在离我不远的地方。活动开始的时候要奏美国国歌，同时海军陆战队扛着美国国旗走进来。之后还有一些颁奖仪式，美国副总统乔•拜登在会上作了15分钟的讲演。当晚奥巴马没能出席年会，他通过录像向大家致词。但他们请了奥巴马的模仿者在宴会上表演了几分钟。当主持人念到我名字的时候，我尽量不去想我马上就要站在几千个记者面前讲笑话，如果我说得不好，这些记者可能在广播、电视、报纸等各种不同的媒体里面谈这件事。我的表演在开始的时候反响不是很热烈，这些记者的反应比我在相声俱乐部排练时面对的观众要冷淡得多。因为记者的职业决定了他们以难逗笑而出名。而且这一屋子的人也确实是美国的精英，从副总统到国会议员到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以及美国最出名的记者，这些人都是以文字游戏为生的。我对此也早有思想准备，但是逐渐地，我的表演还是吸引了他们，笑声越来越大，越来越频繁，掌声也越来越多。后来有人问我：“你在台上讲笑话的时候，脑子里在想什么？”说实话，在台上的时候，从我的角度刚好可以看见在观众席坐着的凯西•格里芬[1]的脸。所以当时我一直在想凯西•格里芬为什么会在观众席上，是那个人长得像凯西•格里芬呢，还是就是凯西•格里芬本人。

在台上表演的15分钟过得非常快，我表演完以后全场观众起立鼓掌喝彩。那次讲演是我一生最难忘也是最令我激动的时刻。在演出结束以后，我还和副总统拜登聊了一会儿。他讲话也非常有意思，他对我说：“黄西，你将来成了大名人以后，如果你的佣人告诉你乔•拜登在门口等你呢，请千万不要问‘Who？’”

在演出结束之后的一个聚会上，我和我太太以及我的经纪人简直就像大明星一样，每个人都拉着我们照相。过了一阵儿我实在没有办法，只好低着头悄悄离开了。

记者年会表演后的反响

在表演结束的第二天，我接到华盛顿的两家电视台的采访邀请，但是很不巧，我第二天就要飞回波士顿，所以没有时间接受他们的采访。刚一回到波士顿，又收到了CBS晚间新闻主持人的采访邀请。但CBS的总部在纽约，而我在波士顿，那天又正好是星期五，所以没有来得及把卫星信号搭好。等到星期天的时候，美国医疗改革的新闻占据了整个新闻时间，所以CBS的采访也泡汤了。不过后来美国有线电视频道里最大的新闻节目《福克斯与朋友们》采访了我一次。

人们对我在记者年会上的表演评价都非常高，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甚至把我称为中国喜剧界的新面孔。从美国和中国发来的电子邮件塞满了我的邮箱。表演之后没有几个星期，我的表演视频在中国和美国的网站上就达到了上百万次的点击。

一开始，也有一些中国人觉得我是在拿中国开玩笑来取悦美国人，但是很快，越来越多的人理解了我的笑话。现在有很多中国人都跟我说，在看我那次表演的时候觉得做中国人非常自豪。

在街上走的时候，有越来越多的人能把我认出来。有一次我在哈佛大学边上的一条路上就遇到一些学生跟我打招呼。我没有念过哈佛大学，但是却有一些哈佛的学生看了我的表演后对我说：“黄西，你是我的偶像。”

还有一个晚上，一个在停车库里值班的人认出了我，他用一口浓重的牙买加口音问我：“你是不是那个喜剧演员啊？”我说：“是。”然后他说：“你拿乔•拜登开玩笑了对吧？”能够得到其他族群移民的认可对我来说也是非常值得高兴的事情。有一次，几个堪萨斯大学的中国教授去看了我的表演。他们是这样说给我听的：在一个加油站里，一辆卡车在他们边上停下来，卡车司机把窗户摇下来问他们：“嘿，你们认识黄西吗？”

2010年底的时候，日本《读卖新闻》的一个记者专门飞到波士顿来采访我。这个记者告诉我：“我采访你是因为我去过你在中国的老家白山。”他在日本的一本中文杂志上读到了有关我的故事，深感好奇，为什么一个从我老家那种地方出来的人会在美国取得成功。

对我自己来讲，记者年会讲演是最有意义的一次表演。不仅因为演出的成功，还因为作为第一个亚洲人站在这么高的平台上为几百年华裔移民史振臂一呼，我感到非常自豪。我在美国记者年会的那场表演也是你现在正在读这本书的原因。

《华尔街日报》

记者年会表演前后，我收到了《华尔街日报》的记者卡洛琳发来的一封电子邮件。她告诉我，她想写一篇有关我的报道，尽管她平时的报道领域主要集中在商业贸易方面。我听了以后挺感兴趣，因为《华尔街日报》是美国最大的报纸之一，也是一份国际性的报纸。我没有想到这么牛的报纸愿意报道我的故事。

卡洛琳是一个从上海来的女记者，因为都是中国人的缘故，我和她聊了很多。她还采访了我在中国的家人以及在美国的一些朋友。不过她对喜剧的概念以及喜剧的形式都非常陌生。很多人都缺乏敏锐的幽默感，也不理解笑话里比较细腻的地方。但是给《华尔街日报》写有关喜剧的报道时，如果你只会照搬别人的观点，还是很容易出问题的。

卡洛琳的那篇文章在《华尔街日报》的头版刊登以后，她非常骄傲，还在我的个人主页的留言板里留言：头版刊登。结果有一个喜剧演员马上就在她的留言下评论道：这个记者好像一点也不懂喜剧。在私下里，卡洛琳两次给我的语音信箱留言说：“请不要因为这篇文章憎恨我，编辑对我的文章作了很多修改。”我从来没有给她回过电话，因为我简直不敢相信，一个《华尔街日报》的记者对自己在文章中表达的观点都没有把握。

我对整个《华尔街日报》在这件事上的所作所为有些吃惊，因为他们从来没有问过我，报纸写的内容是不是准确的。我接受其他报纸例如《波士顿环球报》采访的时候，报纸工作人员有时会给我打电话核实我是不是说了某件事，但是《华尔街日报》从来没有人做过这种事，而且他们还把我引用的别人的话给写错了。

[1]凯西•格里芬是美国的一位单口相声女演员。

中国人拿全美相声比赛的冠军

第十四场 全美喜剧节2010

2009年的时候，我答应艾迪参加全美喜剧节的比赛，但是后来因为要去参加《艾伦秀》，我就把那次比赛推掉了。2010年6月，我参加了全美喜剧节，这个喜剧节是在约翰尼•卡森的老家诺福克举行的。约翰尼•卡森是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末非常红的脱口秀主持人。约翰尼•卡森去世以后，诺福克每年都会举办一个全美喜剧节来纪念这位脱口秀界的传奇人物。主办方会在美国各地选拔20到24个单口相声演员，邀请他们到这儿来参加比赛。

已故的喜剧大师乔治•卡林说过，在美国的中西部表演单口相声是最痛快的，因为那里的人非常欣赏单口相声，而且都非常热情。而我的感受是，诺福克人比他描述的还要热情。

在全美喜剧节期间，诺福克的志愿者会开车去机场接那些从各地赶来的喜剧演员，并带着他们在城里逛。第一天，招待我的志愿者带我到一个叫“威士忌小溪”的餐厅吃饭。那个餐厅吃饭之前会提供一碟带壳儿的花生，服务员告诉我可以把壳儿扔在地上。我当时有点疑惑，因为在有些州里，随地扔东西要罚款1 000美元。那家餐厅的烤肉非常好，不过有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是，他们会在地瓜上放一些红糖。

接待我的志愿者是埃文和玛丽，他们同时还接待另外一个喜剧演员。这对夫妇甚至同意让那个喜剧演员把他们的车开到机场再开回来。我当时非常感慨，没有比这里的人更好的了。几天以后，埃文和玛丽给我买了一个拖拉机模型的玩具，因为我跟他们吃晚饭的时候曾提起过给我3岁的儿子买玩具的事情。他们对我说，这样做是希望我不要觉得他们偏向另外一个喜剧演员。我觉得他们的做法也有点像是在地瓜上加红糖。

除了招待我的这两个志愿者以外，这个城市里的其他人也都很友好，而且他们对喜剧节都非常关心，我遇到的很多人尤其是那些志愿者都问我去年为什么没来参加比赛。我在接受一家广播台采访的时候，主持人说：“我们去年就听说你会和你的太太以及孩子一起来，结果我们非常失望，因为你没来。”

约翰尼•卡森剧场是每个单口相声演员梦想的舞台，那里的音响非常好。每一个在台上的人听起来都像一个职业的播音员，观众的笑声听起来也特爽。

我没有想到在这里还会遇到一些挺有意思的事。我和一些相声演员一起参加了一个本地人的聚会。那里5月底的时候发过大水，有的人房子被淹了，很多人都坐在非常大的白色帐篷里，一起吃饭聊天，然后为受灾的家庭募捐。一顶帐篷里大概有一两百人。帐篷中间搭了一个小舞台。每个喜剧演员上去作一下自我介绍后，就和台下坐着的人搞一些互动问答。当时有个观众问我怎么穿着一双篮球鞋。听他这么说以后，我才发现这里没有人穿篮球鞋。

喜剧节的比赛一共有两轮，我在两轮里的表现都非常不错，最后还赢得了冠军。现在有我名字的照片还陈列在这个城市的一个博物馆里。这件事情也挺有趣，我来自万里以外的中国，在美国中心的一个城市赢了全美相声比赛，而这个城市几乎看不到亚洲人。

赢了这场比赛以后，我和在全美喜剧节赢得终身成就奖的埃德•阿斯纳照了一张相。和他照相的时候我根本不认识这个人，后来才知道他是一个很红的喜剧演员。上世纪70年代曾在美国情景喜剧《玛丽•泰勒•摩尔》里表演过。

笑话：我希望我能够提前得到一个终身成就奖，然后什么也不干了。

2010年底，我被波士顿喜剧节提名为“2010年波士顿最佳单口相声演员”。颁奖典礼在波士顿的威尔伯剧院举行，我发表获奖感言时说：“5年以前，艾迪•布里尔来到波士顿喜剧节，他看了我的表演后告诉我，‘你现在已经在去《莱特曼秀》的路上了’。所以，年轻的喜剧演员们，如果他还没跟你说这句话……”这时候观众就大笑起来，我继续讲：“你应该考虑上TBS（特纳广播公司）。”观众又发出一阵哄笑。这几句话背后有一个故事，当时有个非常著名的主持人丢掉了在NBC的工作后就去了TBS电视台。这个笑话的意思就是如果上不了《莱特曼秀》，赶快想其他办法。

我获得“2010波士顿最佳单口相声演员”后，喜剧节还为我举办了一个调侃会。这个调侃会把波士顿最好的单口相声演员都请去，大家轮流在台上拿我开涮。这在美国是一种比较独特的荣誉，人们想对一个人表示尊敬和欣赏的时候，就让他在舞台上坐着，其他人轮流到麦克风前面对他开各种低俗、下流甚至带有种族歧视的玩笑。在这个调侃会上，有关我的任何事情都被拿来开玩笑——我在中国的成长经历、我的口音等等。有些相声演员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为这个调侃会写笑话。

在调侃会上埃里克讲了这样一个笑话，他说：黄西以前牙特别黑，我猜中国的狗含糖量很高。他这样讲是因为美国人对亚洲人吃狗肉感到不舒服。

我想说什么来着？

第十五场 一些感想

关于在美国搞单口相声

我在单口相声界的偶像乔治•卡林说过，人的漫长一生中，大概只有15分钟的时间充满了灵感。我对这种说法非常赞同。我们的生活总是充满了一些非常平庸和不起眼的事情，真正的灵感和艺术冲动很少见。

我认为自己是生活的学生，也是喜剧的学生。我觉得生活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大的笑话。这个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人，希特勒屠杀了几百万人，特里莎嬷嬷拯救了成千上万的人，但是最后我们都要死去。我觉得这是全宇宙最大的一个笑话。而我作为一个单口相声演员，就是要在这个宏大的人生笑话里采集到一些小笑话。

我到美国的初衷是想成为一位科学家。有人经常问我：“科学背景对你的喜剧事业有帮助吗？”我觉得没有什么直接的帮助，但是我从科学上学到的一些原则也可以用在喜剧里。例如在搞生物科学研究时，只能通过实验的方法才能找到答案，在喜剧里也一样，必须不断撰写和排练新笑话，然后通过新的手段和途径找到最佳喜剧效果。生物科学和喜剧，都是一种提出假设和淘汰的过程。喜剧确实和生物科学一样，是一门实验科学。

另外一点，从事生物科学和喜剧事业的人都需要有持久的精神才能取得成功。在中国有一句话叫做“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美国也有些喜剧演员说，在美国一般需要15年时间才能够一夜成名，同时，你也可能要花15年时间才发现自己不适合说单口相声。中国人的说法和美国人的说法是一致的，都是说要打持久战。

我在搞单口相声的时候有个信念：只要找到正确的铺垫，任何语言的任何一个词语和句子都可能变成包袱。在生物学里，只要你找到合适的环境，平常的分子可以成为药物——不起眼的霉长在一碟细菌里使人类发现了抗生素。无论在生物领域还是喜剧界，把事物放在不同背景里都是很重要的。我的一个大学同学没有选择癌症或心血管等特别热门的专业方向，而是选择了比较偏的生态和进化方向。所有同学都是学分子生物学，实验手段也都一样，但在我们同一届的留学生里他是最早当上教授的，而且是耶鲁大学教授。所以不要怕自己做的东西偏，只要认准一条路，有时候同样的手段会在不同的领域里取得更有影响的成就。

有时候我也在想，我在喜剧领域的成功概率能有多少。我是一个移民，英语是我的第二语言，我的本行是搞科研。我人生的头24年都是在中国度过的，到美国以后，和美国人的共同点也很少。有很多美国的单口相声演员以他们小时候的一些儿歌、电视节目或者电子游戏来逗笑，听他们讲这些的时候，我根本不明白观众在笑什么，因为我跟他们差了24年的时间。这样一分析，成功概率是很小的。

另一方面，我比较喜欢为移民讲话，但是移民中的很多人都不会说英语，或者英语听力不是很好。我的视频在网络上获得了很高的点击率，但不知道在网上看我视频的人有多少会真正到相声俱乐部里看我表演，因为很多人对自己的英语没有很大的信心。大部分移民从来没去过相声俱乐部，有些移民去看我演出的时候就在台下坐着，等我表演结束后过来和我打个招呼，或者照张相。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有点像商场里的圣诞老人。我32岁才开始从事单口相声，美国很多成功的单口相声演员从十六七岁就开始了。但这些都是客观因素。主观上，我把自己的目标定为，到72岁时，我能说“我从事单口相声已经有40年了”。这个目标还是比较容易达到的。有时候在找到自己热爱的事业后，应该把目标放低点，眼光放远点。这样可以在工作中找到乐趣，成功是意外的收获。

当然也有对我有利的客观因素。美国的好处在于这是一个比较开放的社会，老百姓在电视上或者私下里可以谈论任何事情，所以我对美国文化很快就有个大致的了解。作为中国移民的优势是，我可以从新的角度理解美国社会和文化，所以我有些包袱可能是别人意想不到的。因而从某种角度来说，我的喜剧可能像一面镜子，在这面镜子里，美国人可以看见他们自己的生活和社会。

我做喜剧的初衷就是想逗人笑。现在有些人来看我表演是因为他们想听一些比较高雅的笑话。美国人评价我的喜剧是比较高雅、高层次或者高智商的。有个广播电台的人在采访的时候问我：“你讲了很多高智商的笑话，这会不会加固亚洲人智商比较高的刻板印象？”我当时几乎无言以对。

我不是很清楚自己是否喜欢高雅或者高智商单口相声演员的称呼。我做喜剧演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喜剧演员在台上讲话的时候好像有一种反叛精神，他们是向精英、传统以及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挑战的。我希望高智商单口相声不会影响这种反叛精神。

中国人与美国人的幽默感

2010年，《华尔街日报》刊登了一篇关于我的报道，很多人误认为那篇文章代表我的观点。但是它并没有准确表达出我的意思。如果大家有空，可以看一下。我在这里想通过评论那篇文章谈一下我对中国人和美国人的幽默感的一些看法。

第一，《华尔街日报》的那篇文章说，在中国，没有人拿别人的不幸开玩笑。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美国有句话：喜剧就是悲剧加上时间。在中国也是一回事。我在中国的时候，最喜欢的一个段子就是姜昆的《虎口遐想》。在上世纪80年代相声的黄金时期，很多相声段子都是拿人们在六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时期所经受的悲惨经历开玩笑。另一方面，那篇文章认为经常去相声俱乐部听相声的美国人对其他人漠不关心，这也不对。只要去过美国任何一家像样的相声俱乐部你就会知道，如果舞台上的单口相声演员说“我最近和女朋友分手了”，台下的观众也会对他表示同情。美国的观众并不喜欢把任何事情都拿来开玩笑。美国相声演员的职业道德是不拿不属于自己的弱势群体开玩笑，比方说白人不拿黑人开玩笑，或健康人不拿残疾人开玩笑。

那篇文章还提到，一个叫卡特的相声演员被人告知在中国不能拿经济开玩笑，这话也没有什么真实性。周立波就经常拿经济开玩笑。

第二，我觉得幽默的东西可以被翻译。马克•吐温在中国和美国都是以幽默著称的。我在美国记者年会上的表演，在中国的网站上已经有上千万次的点击，尽管有很多人需要看字幕才能够理解。

我接受《华尔街日报》记者采访时，提到了一些中国人和美国人都非常喜欢的笑话，但是他们这篇文章根本没提这点。而整篇文章的论点就建立在我在中国的唯一一次表演上，而且那次表演也不是正式的表演，没有经过什么排练。从科学的角度，根本不能通过这么一场短短的演出来证明什么。这篇文章还讲了一个美国的单口相声演员去香港演出的经历，但是她在香港是用英语而不是粤语演出的。不管怎么说，我在中国的唯一一场演出比我在美国的第一场演出要成功得多。

除了被忽略掉的东西以外，那篇文章引用的很多话都是不准确的。那篇文章说我写出100个笑话大概只有一个能逗人笑。其实我根本没有说这句话，当时我只是引用杰里•塞恩菲尔德的一句话，他说他写出10个笑话里有一个比较成功就挺高兴了。这在喜剧界是众所周知的，我不可能说是我自己说的话。

那篇文章最后引用了我父亲的一句话，我父亲说：“我儿子能在喜剧界取得成功简直像黑鸡下白蛋。”那篇文章引用这句话就想说明中国人对我在美国取得成功不是很理解，其实我父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一种谦虚，就是觉得当爸的不怎么样但当儿子的挺有出息。一个在中国长大的记者连这句话都没有听明白。

第三，那篇文章里所说的“相声演员对着中国观众抖了包袱以后还需要解释一下包袱”是比较羞辱人的。在中国，有些笑话讲了以后确实需要解释一下，而这在美国也是一样的，有很多喜剧演员在抖了包袱以后都需要再解释一下。在这一点上两国的区别不是很大。

总而言之，我觉得不管来自哪个国家或哪种背景，往深里讲，幽默都是相通的。尽管中文和英文有很大不同，但中文和英文的有些笑话都是相通的，例如在英语里，有一句俗语叫做“等着第二只鞋掉下来”（waiting for the other shoe to drop）。在中国也有一个很有名的相声段子：有个人楼上的邻居每天晚上回家都特别晚，还总爱把两只靴子都重重地扔在地上。楼下的人很不高兴，跟他表达了不满。当天晚上，楼上的人甩掉一只靴子后突然想起了楼下邻居的话，于是把另一只靴子脱下来轻轻地放在了地上。结果楼下的邻居等得怎么也睡不着，只好跑上来敲门，问他什么时候把第二只靴子脱下来。这是个很好的例子，这两个国家有不同文化，但这个笑话几乎是一模一样的。除了笑话以外，汉语和英语还有相似的表达方式。一个例子就是中国人和美国人关于上厕所的表达方法。在中国，上厕所的时候说“大号”是大便、“小号”是小便，而英文里面“第一”是指小便，“第二”就是指大便。美国的一个单口相声演员编的一个笑话是：我们要争取第一，但要小心不要踩到第二。

中美幽默的不同之处的确存在。在美国，单口相声的个人化比较强，和自己的亲身经历联系得越紧密，大家就越喜欢。所以美国单口相声也经常被不同的人用来表达自己对政治、宗教和生活的看法。到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有很多人用单口相声来表达自己对一些文化和种族歧视现象的看法，所以现在有很多报纸和广播电视的记者都会问我一些跟种族有关的问题。他们经常问我：“听你相声的是白人多还是亚洲人多？”我觉得白人至少占90%以上，因为在美国的亚洲人很少去相声俱乐部。美国一些亚裔相声演员经常会拿对亚洲人的刻板印象开玩笑，比如亚洲人喜欢开小店、开饭馆、擅长数学、不会开车等。但我觉得拿对亚洲人的刻板印象来开玩笑是比较容易的，对我来讲挑战性不是很大。所以尽管我也有一些段子涉及这些内容，但总的来说我在这方面下的工夫不是很大。

成功的秘诀就是找到自己喜欢的事业

有很多国内外年轻人问我这个问题。喜欢的事业是从失败里面找到的。为了记录下每一个灵感，我会在口袋里放一个笔记本，笔记本的封面上，我经常会写一句座右铭，其中一句是：经常失败，才能尽快成功。我最喜欢的座右铭是，成功是从一个失败走向另一个失败，但是仍然保持着热情。如果做一件事情屡屡失败，但你还是不想放弃，这大概就是你应该为之奋斗的事业。

我年轻一点的时候，在逃避失败和失望上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因为失败和失望非常难熬。很久以后我才逐渐认识到，失败是一个非常必要的过程。大家应该相信，将来会有一天，我们会把自己现在不擅长的事情做好。美国有一位非常著名的说唱歌手埃米纳姆，有一次我在广播里听到了他19岁时的一场表演，那次表演非常差劲儿，简直不敢想象这个人将来有一天会成为美国最成功的说唱艺术家之一。所以，成功的秘诀就是找到自己喜欢的事业，坚持不懈地努力。

有人把融入美国主流社会作为成功的标准。有一些中国人问我：“你已经能够融入美国主流社会了，你对想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华人有什么建议吗？”我遇到过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有一次一位华人女士问我如何才能融入美国主流社会，我跟她聊天时才发现，她的老公就是美国白人——即使你嫁给了一个美国白人，可能仍然感觉无法融入美国主流社会。我和很多美国人打过交道，去过他们的教堂，参加过他们的活动，经过多年的摸索总结发现，美国是一个多元化社会，没有必要刻意去加入主流社会，主流社会享受的东西你可能觉得还挺无聊的。亚洲人需要找到能让自己快乐的东西，自己活得快乐，有了强大的文化后，美国主流社会会主动接近你。

中国的崛起

我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来到美国的。来的时候觉得美国的节奏要比中国快得多，但到了2011年，情况完全反过来了，美国的节奏与中国比起来显得非常缓慢。

记得在2007年夏天的时候，我给一个青年组织作一场讲演，在场的听众大部分是父母在中国城的华裔中学生，他们中很多人听我说英语都觉得奇怪，因为他们都认为从大陆来的中国人不太会说英语。后来我才知道中国城里有很多人根本就不说英语，有些在美国生的华人一辈子都待在中国城，也不说英语。那天作完讲演以后，有一个女孩跑过来问我：“现在中国已经很强大了吧？”这是2007年的时候。我当时有点为这些小孩感到悲哀，他们在比较贫困的中国城里长大，在学校受到孤立，他们都希望自己祖辈出生的那个国家强大起来，这样他们才能够感到骄傲。后来我就告诉她：“是的，中国正在发生很大的变化，马上就要变成一个非常强大、富有的国家。”她听了以后很高兴，对我说：“我对同学们也这样讲，但是没有人相信我。”

她说得很对，大部分美国人根本没有意识到中国的崛起。美国人从小所受的教育是，美国是头号强国。直到2009年和2010年美国金融危机的时候，他们才意识到，中国现在是美国的债主。我来到美国以后就觉得美国是一个非常以自我为中心的国家，在美国很少能听到国际新闻，除非美国在某些地方打仗，美国人才会去了解这些国家。有一句贴在车上的标语是：“战争：美国人学习地理的方法。”

21世纪初的时候，美国人非常自满。他们觉得把一个蠢货选成总统也无所谓，选民之所以选小布什做总统，不是因为小布什的能力强，而是因为他们觉得小布什是一个能够坐下来一起喝啤酒的人。换句话说，他们把本国最重要的一份工作交给了一个不称职的人，就是因为这个人看上去比较和蔼。小布什上台以后，基本上把美国的财富都浪费掉了，不仅是财富，美国的人力和在国际社会中的声望都被浪费掉了。

我在中国所受的教育是，中国是一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国家。新闻里总是强调，中国要比欧美国家落后至少150年。这样宣传后，中国人会怎么做呢？中国人会向其他国家学习。中国人不仅向美国学习，还向任何一个发达国家学习。结果，中国取得的成功超过任何人的想象。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历史的不断重复。西班牙从殖民地掠夺了很多黄金，成为欧洲最富有的一个国家。17世纪，摆脱西班牙统治的荷兰发展成为“海上马车夫”。当时的英国没有太多殖民地，他们就生产商品来换取黄金。在商品生产的过程中，英国发展了自己的工业，成为下一个超级大国。英国有了很多钱以后，工业生产又被转移到美国，后来美国又成为世界制造业强国。一两百年前的美国和现在的中国情况差不多，污染很严重，也没有人尊重知识产权。当时查尔斯•狄更斯来美国访问的时候非常气愤，因为街上到处都是他的盗版小说。最近几十年，中国又成了世界工厂。

在美国的华人

我在前面提到了一些美国的种族问题，美国的种族和政权结构大概是这样的：白人占人口的多数，控制整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命脉，其他种族的政治地位基本取决于美国及其欧洲祖先对他们的内疚程度——黑人被当做奴隶有400年历史，犹太人也一直是受迫害的民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还遭到灭绝性的种族屠杀。所以，在政治上，犹太人和黑人比其他种族的影响力更大。在最近几十年时间里，从拉美来的移民非常多，拉美裔成为美国增长最快的人口。因为美国是个民主选举的国家，政客需要拉选票，所以在美国，拉美人的政治地位也越来越高。

相对于其他种族来讲，亚裔在政治上几乎没有什么权力。每年竞选总统的时候，候选人都会去讨好黑人、犹太人以及墨西哥裔。总统候选人根本用不着讨好亚裔，因为亚裔人数少，而且很少站出来讲话，所以基本上没有什么政治势力。

除了政治以外，在公共媒体上，例如电视和电影里，也很少看见亚洲人的面孔。

在美国，如果自己不努力发出声音，没有人会来听你的意见。政治和娱乐是让自己的声音被其他人听到的主要渠道，而且这两个渠道是相互关联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时候，黑人领袖杰西•杰克逊义正词严地谴责好莱坞，说在好莱坞几十年都没有黑人得过奥斯卡奖。没过几年，哈莉•贝瑞和丹泽尔•华盛顿就得了奥斯卡奖，2005年，黑人演员杰米•福克斯也获得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

政治和文化上缺乏影响力对普通美籍华人的生活有影响吗？有。美国很多雇主都喜欢解雇亚洲人，因为亚洲人从不抱怨，不敢站起来争取自己的权利。而且亚洲人没有自己的领导核心，没有公众人物站出来替他们打抱不平。即使有些亚洲人能保住自己的工作 ，他们被提升的机会也很少——不仅美国人认为亚洲人不适合当领导，有些亚洲人自己也这么认为，我有一个亚裔的女性朋友就曾对我说亚洲人不适合做领袖。

有一些地方对亚洲人的偏见和歧视非常公开。有一个在金融领域工作的亚洲人对自己的上司说，她有一个中国朋友在另外一个公司做首席财务官，她的上司马上就对她说：“在我们公司，只有西方人才能当上首席财务官。”这个亚洲人听了以后特别气愤，后来她发现这句话其实不是她上司讲的，而是公司最高领导层讲的，她的上司只是一不小心说漏了而已。2011年虎妈的《虎妈战歌》（Battle Hymn of the Tiger Mother）这本书在美国引起了很大反响，亚裔社区以及美国主流社会都有很多争论。但是如果你仔细看这些争论就会发现，大部分美国人指责的对象都是亚洲人：亚洲父母的教育方式、亚洲孩子的成长方式、亚洲孩子不像白人孩子那样合群，或者不像白人孩子那样喜欢体育和集体活动。他们批评亚洲学生只会背书和考试，不知道怎样跟人打交道或者在公共场合说话。

这些批评有正确的一面。从前有一些中国朋友也觉得我不务正业，有个人说我：你就是能侃而已。我有一个中国同学提过，他所在的美国公司里有个中国的同事参加国际演讲会，想改善自己在公共场合说话的技巧，后来这个人被公司解雇了。这个同学跟我提这件事情的时候还有点幸灾乐祸。我认识的很多中国人都以能够在公司默默无闻地工作感到骄傲，他们非常看不起喜欢抛头露面和表达自己想法的人。

有一次，我在美国一所高中有一场表演。在那里我注意到，午饭期间，很多黑人和白人的小孩儿在一起玩儿，打打闹闹，但有些亚裔的男孩子就是自己坐在桌边玩电脑。我看到以后非常心酸。我觉得亚洲人确实应该多和人打交道，多在公共场合表达自己的意见。

但美国的主流媒体里很少批评美国社会排斥亚洲人的问题，连讨论这个问题的人都很少。亚洲孩子必须比白人孩子成绩好才能进同样的高校，黑人和墨西哥裔的孩子成绩可以差一些。亚裔在美国占总人口的5%，但在管理阶层只占0.3%。从美国最好高校毕业的亚洲人常常要给从一般学校毕业的白人干活儿。

有一次美国的一个电台正在讨论亚洲人的问题，我想打电话进去阐述自己的观点，但是电话怎么也打不通。我觉得这种对亚洲人的排斥不仅对亚洲人不利，而且对美国也非常不利。如果美国想保持在经济和工业上的领先地位，它就应该重视优秀人才，主动去理解从不同文化背景来的人，欣赏他们的技能，而不应该因为亚洲人社交能力不强就排挤他们。作为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主流社会也应该想办法让所有成员感觉容易适应，不应该使少数成员受到孤立。现在美国公司里面有个词叫做“竹顶”（bamboo ceiling），就是指亚洲人往上升迁非常难。

提到华人在美国的地位时，我觉得大家应该读一本书，这本书是张纯如写的。张纯如是在美国出生的一个华人，她在20世纪90年代写过一本南京大屠杀的书，后来她又写了一本有关美籍华人的书。在后面这本书里她讲了很多华人在美国生活的历史，她对华裔在美国的地位感到非常痛心。中国人在美国的命运总是由中美关系来决定的，19世纪中期，有一些美国人想让中国人做奴隶，清朝政府抗议了以后，他们才放弃这种想法。1882年，美国政府还通过了排斥华裔移民的《排华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不允许华人入籍为美国公民。直到1943年美国政府才废除这一法案，允许合法进入美国的华人加入美国籍，因为“二战”中中国是美国的盟友。1945年，为了解决“二战”中美国军人的外籍配偶和子女的身份问题，美国国会通过了《战争新娘法》（War Brides Act），大约5 000名美国军人的中国籍妻子进入美国。

不善于在公共场合表达自己的想法，是亚洲人在美国最吃亏的一个方面。现在我遇到在公共场合贬低亚洲人的情况时就会站出来说话。

因为亚洲人很少在相声俱乐部露面，所以有很多时候，相声演员在台上随便拿亚洲人开玩笑。有些玩笑还能接受，有些玩笑是对亚洲人种明显的贬低。

有一次我表演结束后，另一个单口相声演员上台后称我是“Chinaman”（支那人），他说这个词的时候还显出一种很不在乎的样子。如果一个新手这么讲还有情可原，但他是一个在相声界混了很长时间的人，他在台上用了这个词以后，也感觉有点不好意思，就转身对我说：“我们之间不会有什么问题吧？”我马上回答他：“不，有问题。”等他表演完以后，我对他讲：“我觉得你不应该用那个词。”他马上跟我道歉：“真对不起，我一直以为Chinaman是一个比较有趣的词，我也是从其他相声演员那儿听到的。”但他明显是在撒谎，因为大家都知道“Chinaman”是对中国人的一种蔑称。我当时就对他说：“我看够了某些单口相声演员敢拿亚洲人开玩笑，不敢拿黑人和其他种族的人开玩笑。”然后他就对我说：“真是抱歉，我一直都很欣赏你，我希望和你成为朋友，我该怎么办呢？”我对他说：“我真不在意你是不是我的朋友，但你不能再用那种胡言乱语取笑华人。”他对我说：“我发誓，以后我再也不会用那种词语来形容华人，我还会告诉其他人也不要这样说。”

我对美国种族主义的移民政策也非常不满。我父母想来美国看望我，到美国大使馆签证两次都没过，签证官怀疑他们有移民倾向。而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公民都可以不用签证就到美国。也奇怪，美国的所有盟友都是富有的国家。美国的所有政策中，移民政策是最没有经过辩论和深思熟虑而制定的。因为受移民政策影响的主要是移民，而很多移民连选举权都没有，所以美国政客大部分都不在意这些移民怎么想。

美国

一个国家就是那个国家里的人民。我最喜欢美国的原因是因为美国有迈克尔•杰克逊、Lady GaGa和埃米纳姆这样的人，他们有各种不同的背景，而且很多人出身贫寒，但是他们能在美国社会创造新的时尚和潮流。

美国的文化，尤其是流行文化，都是从底层渗入到高层的。有很多音乐是在街头流行后，才逐步被美国主流社会以及上流社会接受。换句话讲，很多艺术家都出身底层社会。在美国，一流的单口相声演员没有一个是富家子弟。搞艺术是一件非常艰苦的事情，继承遗产显然要轻松得多。

最能够代表美国梦的，也许是美国现任总统奥巴马，他出生于美国平民阶层，父亲是非洲人，母亲是美国人。他小时候，在美国的很多地方都待过，还在印尼生活过，他上的大学也不是名校，后来才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大学毕业以后，他不想马上找一份稳定的工作，而是到芝加哥的贫困社区做社区服务。美国的教育体系是有很多弊病，但是哈佛大学法学院倒真是给了这个特殊人物一个机会，他拿到哈佛大学法学学位以后就回到芝加哥从政。为了能够在政坛建立一些必要的关系，他有时候晚上需要离开自己的太太和孩子去和一些政客打牌。2000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在芝加哥举行，奥巴马想参加这次大会，但他的资格根本不够进入大会会场。他40多岁去非洲的时候还是心甘情愿地住在一些非常便宜而肮脏的旅店里。后来奥巴马的太太米歇尔说，当她的先生被选为伊利诺伊州的参议员时，她才真正为作为一个美国人感到自豪。她这句话受到了很多批评，尤其是美国白人的批评，说她不爱国。但是作为一个看到了社会很多不公和黑暗面的少数族裔，她说的话非常正确而且真实。

我有一次因为开车的事情吃了罚单，要去法院申诉。到了法院，我看见90%的被告不是黑人就是拉丁美洲人。我当时特意问一个在法庭办公室工作的白人雇员，为什么法庭上绝大部分的被告都是少数族裔。她听了以后非常生气，对我说：“你不高兴的话就跟《波士顿环球报》说去吧。”我还认识一位英国女性，她小时候曾到美国做志愿者，帮助费城的穷人，但她长大以后不想来美国，因为那次经历让她觉得美国是一个生活特别贫困、特别艰难的地方，而且美国大部分人根本意识不到或者不想意识到自己国家还有这么多贫困的人。我觉得她的这种看法是正确的。2005年，新奥尔良被淹以后，很多美国人才第一次看见美国贫困的一面。洪灾过后，很多新奥尔良的市民变得和第三世界的难民没什么区别。

有一次我去美国的一个救济站当志愿者，为无家可归的人提供免费早餐。我早上5点多钟起来，到了救济站以后就开始帮忙做饭。其间我出来了一次，看见一些来领饭的人在外面吸大麻。我当时有点不高兴，心想，我辛辛苦苦来这儿准备早饭，他们倒好，在外面一边吸大麻一边享受。后来领饭的人陆陆续续多了起来，我们在厨房里就比较忙了。我的主要任务是洗碗，当时他们都用非常热的水和洗涤剂洗碗，我比较粗心没戴手套，在那儿洗了几个小时碗后，我手上的皮肤好几年都没恢复过来。在这个地方我确实看到了不少无家可归的人，而且很多有工作的人也来这儿吃早饭，因为他们的收入很低。我还看见了一个单口相声演员的弟弟来这里吃早饭。我听说他哥哥是某某单口相声演员，但是我没告诉他我认识他哥哥，因为我不想让他哥哥感到尴尬。

我经常在相声段子里讲自己小时候受苦和打架的事情，来美国以后才发现，美国的贫困和暴力似乎更加厉害。有一个跟我关系挺好的美籍华人是在纽约的南布朗克斯区长大的。他告诉我，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他们学校有的学生会带着枪上学。他中学就有个同学在楼梯上被枪杀了。小时候他住在一栋5层楼的楼房里，有时候在街上互相打斗的那些团伙会把对手从他们住的那栋楼的5楼推下去。因为那是小区里面最高的一栋楼。

在美国有一种现象，越在大城市的市中心，贫困越厉害，因为在上世纪60~70年代出现过非常有名的“白人逃离”现象。在取消种族隔离以后，黑人开始涌到城市里找工作、找住房，但是住在城里的白人不想与黑人住得特别近，所以就搬到市郊去了。再加上很多白人都有汽车，所以他们可以住在市郊，白天到市中心上班。这种现象持续了很长时间，结果美国很多城市的中心住的都是黑人。这些黑人当时非常贫困，很多人住在政府建的居民楼里，要靠政府救济。从这种贫困和挣扎的生活里，产生了美国上世纪80年代末一直到现在都非常流行的音乐——说唱。

作为伊利诺伊州的参议员，奥巴马是少有的几个敢于对发动伊拉克战争投反对票的参议员。那时候连希拉里•克林顿都投了赞成票。2004年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在波士顿举行，当时奥巴马作了一个讲演，他的讲演非常有魅力、魄力、号召力。马上有很多美国人知道了这个年轻的参议员。4年以后，他就变成了美国总统。美国现在还在经历着经济危机，政客之间互相攻击，而且为了自己所属的利益集团明争暗斗。尽管有这些不足，美国仍然非常有创造力，这是值得中国人学习的。从互联网、iPhone到GPS的发明者，从伍迪•艾伦、杰里•塞恩菲尔德到米兹•赫德伯格，他们为了能够找到新的、独特的东西，永不倦怠。美国的优点就在于它有重新创造自我的能力。

美国在世界上的很多国家里都不受欢迎，但美国人从小就被教育说，其他国家的人之所以不喜欢美国是因为他们憎恨美国的自由。这种说法简直荒唐可笑。我认为其他国家不喜欢美国的原因是因为美国的虚伪。美国总是喊着人权的口号，但是他们最多也就是能尊重自己公民的人权，他国公民的人权在美国眼里的价值要小得多。美国每隔10年就要打一次大仗，而且很多都是非正义的战争。在“9•11”以后发动的战争中，美国国内媒体很少有对其他国家无辜平民伤亡的报道，所以老百姓看不到战争的真相。另外，由于美国借钱打仗，所以美国的普通老百姓都没有从自己腰包里掏钱支付战争的费用。

在美国表演单口相声确实给了我很多机会看到这个国家的方方面面。我记得有一次在新罕布什尔州表演，我跟观众说我是从中国来的，在得克萨斯住了一段时间。观众听见我提得克萨斯以后马上起哄。我当时还觉得很奇怪，他们对中国没有什么反应，一提到得克萨斯怎么都起哄和讥笑。后来我才知道，那天来看我表演的都是在工会工作的人，而得克萨斯工会的势力很小。

现在美国人对中国的一些习俗也比较了解了。美国很多城市的人都会庆祝中国的春节。有一次春节前后我在波士顿表演，有些白人看完表演以后还给了我红包。在春节的时候，中国城里也会放鞭炮、耍龙灯，有很多白人和黑人的小孩儿也会去耍龙灯。每年波士顿还有一个龙舟赛，很多美国人会参加这些龙舟赛，他们在比赛中划船、练武术，或者吃粽子。

也许有一天，大家会尊重彼此的文化，走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都不会感觉孤单和陌生。也许有一天，世界就会像一个村庄，人们可以自由选择生活方式和生活地点。

美国的初级教育

在中国的时候，每次考完试学校都要排名次。我父亲每次去学校，老师不是说我太笨就是说我太慢，或者对我父亲说我考不上大学。但美国的教育体制走另外一个极端，他们不会轻易伤害学生的自尊心，注意从小培养孩子的自尊心和自我感。尤其是在孩子年纪小的时候，学校的老师总是向家长夸孩子。所以有些移民的父母还特意请其他移民老师来评价自己的孩子。从中国或俄罗斯来的老师会给出比较客观的评价。

美国的教科书里有很多内容，但老师不强迫学生去背所有的东西。如果学生真的感兴趣，他们自己会去读。

如何学好外语？

问这个问题的人很多。一些美国人去其他国家之前也问我这个问题。

说好外语不光要有韧劲儿，最关键的是要有信心。有些中国人对我讲，“有很多事情和感情用英语是表达不了的”，这种想法是学语言的最大障碍。英语已经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了上千年，你得相信你能用英语把任何东西都表达出来。一个词不行用两个或五个。一次说不清楚没关系，下一次会说得简洁又有效。

要用外语来思考和感觉。在街上看见一块瓦片掉在花坛里，想一想用英语怎么描述它，花坛主人的感想如何。此外，还要勇于开口去说，不要因为说得不流利就不敢说，表达的观点要比表达方式本身重要得多。

最后，不要怕在另一种语言里丧失自我。你的骨子里永远是中国人（除非你本来就不是中国人）。

我经常被问到的一些关于单口相声的问题

问：你是怎样写笑话的，这些笑话是从哪儿来的？

答：这是我遇到的问题里最难回答的一个，因为我确实不知道这些笑话是从哪儿来的。写笑话很多时候是凭直觉，所以关键是要多写。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突然想到一个好笑话。

有些笑话到台上一讲马上就会有很好的效果，另外一些笑话需要花很长时间不断完善。我有个笑话讲了两三年才开始把观众逗笑。我最近还听说，美国有个非常有名的单口相声演员把20年前讲过的一个笑话拿出来，改了一下铺垫，使这个笑话变得更加好笑。

我之前也提到，每一个单词和每一句话都可以是一个包袱，关键是你怎样去寻找铺垫。

问：你在表演的时候总会讲新的笑话吗？

答：我一般在表演的时候把新笑话和旧笑话混着讲。有些单口相声演员说，一个笑话需要练72次才能讲好。一个笑话里包含很多的东西，选词、重点、语调，还有面部表情、肢体动作等等。

问：你在你太太面前练习讲笑话吗？

答：我刚开始作单口相声表演的时候在我太太面前练过讲笑话。后来发现，我太太的笑点和观众的笑点不一样，因为她看我和其他人看我的角度是不同的。

问：你后悔读生化博士吗？因为现在从事喜剧事业，你的专业就用不着了。

答：生活有时候是很奇妙的，它会把你带到意想不到的地方。我觉得就应该随着生活走，人生谁也说不准。也许有一天，中科院会研究幽默基因。这样我的两样技能都可以派上用场了。

问：你为什么这么性感？

答：从来没有人问我这个问题。

关于人生的一些看法

人生就是非常复杂同时也是非常简单的，上班或上学，然后回家吃饭、睡觉，这就是人生。也许人生有时候太简单了，所以很多人为人生的意义感到困惑。

什么是幸福？美国是一个把追求幸福写在了《宪法》里的国家，80%的美国人都不喜欢他们的工作，但大部分人把他们醒着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工作上。

我们几乎不可能取得极致的快乐。在你人生任何一个非常高兴的时刻，总是有一些事情缠着你，使这些时刻不像理想中的那么美好。即使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全心全意地爱你，你也非常高兴，但同时你心里可能还会想让她更加幸福，或者觉得她的性格不是很完美。你可以爬上珠穆朗玛峰，但你可能又会想：下一步我应该去哪里呢？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幽默是面对人生不完美的最好办法。

回想起来，我总是对所谓的小人物比较认同，这也许和我成长的经历有关。我从小看见有些人在街上以捡垃圾、卖瓜子水果来谋生。最近有一些中国来的留学生看完我的表演后说，中国现在已经很富裕了，你怎么还在谈你小时候有多穷多穷的事呢？我为在一个贫困的地方长大而自豪，这种经历让我更加珍惜已经有的东西，让我对在任何艰难的环境里生存更有信心。

笑话：我现在不怕穷，我小时候家里比较穷，如果现在我变穷了，我会觉得自己更年轻。

我有一种反英雄主义的精神。我以前看电视的时候，就对皇帝和将军不是很感兴趣，觉得他们已经有了荣耀和风光。我更关心他们手下的那些小兵，有时候他们在战斗刚开始就被杀死了，他们脑海里想的是什么？会有人记得他们，为他们哭泣吗？

我在制药厂工作的时候，有一天我太太来公司找我。她告诉公司看门的人，她是来看黄西的，那个看门人非常激动地说：“噢，黄西，我跟他非常熟。”在美国的公司里，各阶层分得非常清楚，而且有很多人很势利，只和自己的上司笑脸相迎。我觉得任何人都应该多和处于弱势的人打交道。因为从骨子里来讲，我们并没有那么不同。

我最受不了的人是从来不拿自己开玩笑的人。每个人都会犯错误，如果从不拿自己开玩笑，我觉得这个人很可能非常固执，也可能比较虚伪。

美国总统会雇人写一些笑话，供他们在讲话的时候用。他们希望通过展现幽默感来获得好感。这么做有可能比较过分，但是自嘲确实可以从某一方面说明一个人对自己和现实比较了解。

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上都只有有限的生命（除了我以外），在这有限的时间里，我们都应该有点儿幽默感，多笑一笑。

我不知道怎样来结束我的这本书，就用这两个字来结束吧：待续。

我的自传短了点儿，因为我想显得年轻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