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编辑：王月林

封面设计：马东源

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

张戎 著 张朴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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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20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电子工业印刷厂印刷

开本：880×1168 1/32 印张：16.5 字数350千 插页：16

1997年9月第1版 1997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5200册

ISBN 7-204-03161-X/1.672 定价：22.80元

本书由大海数字化整理发布

献　　给

——未能活着看到这本书出版的

我的姥姥与父亲

书中家庭成员及著名人士绝大多数是真名，其他人名均系虚构，所做的事情则是若干真人真事的合成。

——张戎

目　　录

一　“三寸金莲” ——嫁给军阀为妾(1909—1933年)

二　“喝凉水也是甜的” ——成为满族医生的妻子(1933-1938)

三　“人人都说好满洲” ——在日本人统治下(1938—1945)

四　“亡国奴” ——走马灯似的换政府(1945—1947)

五　“十岁女儿，十公斤大米” ——为新中国而战(1947—1948年)

六　“谈恋爱” ——革命的婚姻(1948—1949年)

七　“过五关” ——我母亲的长征(1949—1950年)

八　“衣锦还乡” ——归故里，遭逢土匪(1950—1951年)

九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与清官共同生活(1951—1953年)

十　“磨难会使你成为真正的共产党员” ——我母亲受审查(1953—1956年)

十一　“反右以后莫发言” ——中国沉默了(1956—1958年)

十二　“巧妇能为无米炊” ——大饥荒(1958—1961年)

十三　“千金小姐” ——我的世界(1958—1965年)

十四　“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1964—1965年)

十五　“破字当头，立在其中” ——文化大革命开始(1965—1966年)

十六　“天不怕，地不怕” ——毛的红卫兵(1966年6月—8月)

十七　“你要我们的孩子变成黑五类吗？” ——父母进退两难(1966年8月—10月)

十八　“特大喜讯” ——进京朝圣(1966年10月—12月)

十九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父母受折磨(1966年12月—1967年)

二十　“我不出卖灵魂” ——父亲被捕(1967—1968年)

二十一　“雪中送炭” ——姐弟们、朋友们(1967—1968年)

二十二　“劳动改造” ——到喜马拉雅山边去(1969年1月—6月)

二十三　“书读得越多越蠢” ——我当农民，也当赤脚医生(1969年6月—1971年)

二十四　“容我朝暮谢过，以赎前愆” ——我父母在干校(1969—1972年)

二十五　“香风味” ——与《电工手册》、《六次危机》为伴的新生活(1972—1973年)

二十六　“外国人放个屁都是香的” ——在毛泽东治下学英语(1972—1974年)

二十七　“如果这是天堂，地狱又是什么样子呢？” ——父亲之死(1974年—1976年)

二十八　“长上翅膀飞” ——(1976—1978)

跋

年 表

海外评论中的《鸿》和张戎(附录一)

一　“三寸金莲”

——嫁给军阀为妾(1909—1933年)

我姥姥十五岁时，就嫁给一个军阀作妾。这年是1924年，在大小军阀的割治下，整个中国战乱频仍。婚事是姥姥的父亲精心策划、刻意安排的。当时，那位军阀身居北京北洋政府警察总监要职，地位显赫，权倾一时。而姥姥的父亲不过是东北的一座偏远小城——义县警察局的职员。

义县位于长城以北一百哩处，距北京二百五十哩。它与中国多数城市相似，建得像座堡垒。自唐朝以来，它就被三十呎高、十二呎宽的城墙团团围住，城墙上修建了雉堞，和按一定距离分布的十六座箭楼。箭楼卓然有序地点缀其间。宽阔的城墙顶部可以纵马驰骋。东、西、南、北四门扼守入城要道，城门之外筑有瓮城。深邃的护城河环绕着，为小城平添了几分幽远的气息。

小城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钟楼。这座古朴典雅的黑褐色石头建筑始建于六世纪，是当年佛教传人该地的产物。每到夜晚，报时的钟声清晰悦耳。一旦出现火灾水患，钟楼也作报警之用。义县是个繁华鼎盛的商业小城，四周的平地地带盛产棉花、玉米、高粱、大豆、芝麻以及梨、苹果和葡萄。再往西去的草原和丘陵，放牧着绵羊与牛群。

我的外曾祖父杨汝山生于1894年，当时满族皇帝统治整个中国。满族发祥于东北，当他们大举入关，攻城陷地，于1644年征服全中国时，属于汉族的杨家先辈为了谋生而闯关到了东北。外曾祖父是杨家的独子，担负着杨家传宗接代、延续香火的重任，所以他在杨家的地位非同小可。他被送进当地最好的学堂受教育，期望着有朝一日通过考试踏入宦途。当官历来是中国男人热衷追求的目标。当官就有权，有权就有钱，没权没钱的人是无安全感的。中国向来就没有一个良好的法律制度，正义没有保障，残酷被制度化，官吏们掌握着对百姓生杀予夺的大权，仕途因而成了那些出生非显贵家庭的孩子脱离困苦环境的唯一出路。

外曾祖父的父亲决心不让儿子步其后尘，当一个毡匠。他撙节开支，督促全家人拼命劳动挣钱为供儿子读书。妇女们不分昼夜地干活儿，为裁缝铺老板缝衣、做钮扣。由于长年累月吃力地重复同一个动作，她们的手指关节都变得红肿僵直。为了省钱，她们把油灯捻到最小，暗淡的灯光严重损伤了她们的视力。

外曾祖父十四岁结婚，妻子比他大六岁。当地人说：“女大三，抱金砖”。“大妻子”的重大责任就带大“小丈夫”。外曾祖母的命运是那个时代中国女人命运的一个缩影。她是一位吴姓皮匠的女儿，由于家庭既非书香门第，又无人在朝做官，更因为她是个女孩，所以没有正式的名字。因排行第二，大家就索性管她叫“二丫头”。“二丫头”还在襁褓中时，父亲就去世了，由伯父抚养。她六岁时的一天，伯父请一位朋友来家里吃饭，在饭桌上指腹为婚，将“二丫头”许配给这位朋友妻子腹中的胎儿——只要将来出世是男孩，就这样，外曾祖父尚未出世便与外曾祖母订了婚，二人直到结婚才见面。

十四年的宠溺有加，外曾祖父直到结婚时还奶气十足。洞房花烛夜，他竟无心进洞房，闹着要睡在母亲房中，他是睡着后才被抱回新娘炕上的。但是，尽管外曾祖父连穿衣都要人帮忙，却懂得怎样“种孩子”。一年之后，姥姥出世了。那是1909年五月初五。姥姥的命似乎比她母亲好，因为她有个正式的名字：玉芳。

姥姥出世时，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年的满清帝国已摇摇欲坠。1894—1895年，日本进攻东北，大败清军，满清政治开始丧失在东北的领土。1900年，八国联军在镇压义和团事变之后，一部分军队进驻东北，一部分则沿长城一线布防。1904—1905年，日俄战争在东北平原决胜负，结果日本战胜，从此成为东北最重要的外国势力。1911年，五岁的皇帝溥仪被推翻，中华民国成立，深孚众望的孙逸仙博士当了临时大总统。

新政府却很快就分崩离析，国家被军阀割据。政权更迭导致的权力真空和道德沦丧。许多人用金银珠宝设法贿赂权贵，以期爬上高位。我的外曾祖父没能积攒足够的钱，到了三十岁时，仍窝在家乡义县当个警察局里的职员。不过他心里却另有打算，因为他拥有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财产——她的女儿。

*　　*　　*

我姥姥算是个美人胚子。瓜子脸，细腻而富有光泽的皮肤，浓密黑亮的头发梳成独辫垂到腰上。大部分时间，女人只能文静，姥姥也就显得文静。但矜持的外表下，她充满活力。她的削肩柳腰是当时美的标准。然而，姥姥最宝贵的财富是那对缠过的小脚——三寸金莲。

姥姥两岁时开始缠脚，她的母亲先将除拇指外的所有脚趾向内弯曲贴在脚底，接着用一条二十呎长、两吋宽的白布一层层紧紧裹住，然后逼着姥姥走路。姥姥疼痛钻心，哭着、叫着、不肯动。但不走就打，不走就不给饭吃。开始时，姥姥只能扶着炕沿慢慢挪动。几个月之后，渐渐有些适应了，她母亲就用一块几十斤重的扇面大磨石，压在她脚背上，以折断脚趾的骨骼。姥姥这次不再是哭喊，而是嚎叫，垂死般的，苦苦哀求母亲住手，母亲只好用一块布塞住她的嘴。

缠脚持续了好几年，以防止压碎的骨头重新长回去，多少年来，姥姥就在这种难以言喻的剧痛中挣扎生活。每当她乞求母亲松开缠脚布时母亲只是流泪叹息，一遍一遍地说：“闺女，不是妈狠心，是为你好啊！如果你有一双大脚，将来可怎么办啊！”

在那个时代，姑娘出嫁时，从花轿中出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由婆婆撩起长裙下摆，查看脚的大小。如果不够小，婆婆会勃然大怒，甩手而去，丢下孤立无援的新娘，面对来自夫家亲戚朋友鄙视和指责的目光而无地自容。脚大往往是因为母亲心软而过早拿掉孩子的缠脚布。当孩子长大受到夫家的轻蔑并为社会所不容时，她会怪罪母亲。

中国女人缠脚的习俗大约有上千年历史，始于宫中的妃子。据爱好鉴赏女人的人说，缠脚妇女的蹒跚步态是“弱柳迎风”，他们还会因为玩赏穿着绣鞋的小脚而倍感刺激。即使在女孩子成人时，缠脚布也不能拿掉。只有到了夜间上床时，才可以用软底鞋代替。男人很少见到裸露的小脚。解开裹脚布的小脚通常被坏死的皮肉覆盖，而且散发臭气。姥姥一年所受的痛苦，我有一些印象：每当我们逛街回来，她进门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脚泡在热水盆里。随着一阵细微而轻松的叹息声，她脸部因痛苦而扭曲的肌肉顿时松弛下来。然后，她用小刀切去脚底的死肉，用剪刀剪去不断生长并刺入肉中的指甲。

姥姥缠足恰适逢缠足之风即将根绝之时，姥姥的妹妹在1917年出生，便逃过此劫。但在姥姥的成长时期，像义县这样的小城中，小脚仍被多数人认为是美满婚姻的必要条件。不过在外曾祖父雄心勃勃的嫁女计划中，仅有小脚还是不够的。她把女儿送进当地一所建于1905年的女子学校。还让她学象棋、麻将和围棋，学画画、刺绣。姥姥最喜爱的图案是鸳鸯，常把它们绣在自己的绣鞋上。外曾祖父为使她的才艺更加完备，还礼聘老师教她弹古琴。

姥姥终于出落成小城的一朵名花。当地人说她在同辈女孩子中是“鹤立鸡群”。1924年，姥姥十五岁，按当地风俗，已是吹吹打打送女出嫁的时候，然而她仍待字闺中。外曾祖父开始寝食难安了，担心女儿年华老去，失去他平步青云的唯一机会。就在这一年初大显身手，北洋政府警察总监薛之珩到义县视察，给了杨汝山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　　*　　*

薛之珩1876年出生于卢龙县。卢龙位于长城以南、北京东边一百哩处，是辽阔的华北大草原的入山口。他父亲是个教书先生，他在家中排行老大。

薛之珩相貌英俊、仪表威严，见过的人都对他印象深刻。好几位算命瞎子摸过他的脸都预言其日后会飞黄腾达。他写有一手好字，1908年，一位名叫王怀庆的将军在怀龙大寺庙进香时，注意到寺庙横匾上他写的字，当即提出要见这位书法家，接着便延揽他为幕僚。

薛之珩很快受到重用，被擢升为军需官，掌管军中钱财粮食供应。他一方面为军务到处奔波，一方面也开始在卢龙和东北各地营造自己的粮栈，并在短时间内发了大财。当他替王将军出兵内蒙古成功地平息了一场叛乱后，官运更为亨通。他在卢龙设计、建造了一座八十一间房屋的大公馆，取“九(久)九八十一”的吉利。

清王朝灭亡后十年间，没有一届政府曾建立起足以控制大部分中国的权威，不久有实力的军阀便为争夺北京中央政府的控制权而混战。薛之珩所属军阀吴佩孚派系(直系)，在二十年代初一度控制着中央政府。1922年，薛之珩出任京师警察总监，并兼任中央政府公共工程部的首脑之一。他管辖长城内外二十多个地区，统率万余名步、骑警。

军阀间的勾结反复无常。1923年5月，薛之珩所属直系军阀开始密谋推翻他们一年前扶持起来的大总统黎元洪。与他们结盟的是冯玉样——就是那位用救火水龙头给部队施行洗礼的基督将军。薛之珩调动他的一万人马包围了北京城内主要政府建筑，要求政府支付拖欠的军饷，实际目的则是要黎大总统出丑，迫使他交出权力。黎元洪拒绝退位。薛之珩下令切断总统府的水电供应。几天后，总统府内的环境变得令人无法忍受，6月13日晚，黎元洪放弃了臭气熏天的居所，逃往天津。

在中国，代表权力的不仅是官员本人，还要有官印。一份公文有效与否，要看是否盖有相应的印鉴，否则即使有总统签字也不行。黎元洪深知其道，把大印藏在一位姨太太处，这位姨太太则躲在北京一家法国教会医院内养病。

黎元洪的专车在快到天津时，被一队武装警察拦住，要黎元洪交出大印。起初，黎元洪拒绝说出藏印的地方，但几小时后，他让步了。薛之珩在凌晨三点全副武装来到医院收缴大印。当他走到那位姨太太的床边时，她甚至不屑于正眼瞧他，傲慢地说，“堂堂总统大印，怎么可以交给一个警察！”但当她接触到薛之珩使人不寒而栗的目光，就乖乖地把大印放到他手上。

在随后四个月内，薛之珩动用他的警察部队以确保有直系军阀所要的总统候选人曹锟能在中国最早的一次选举中当选。薛之珩与冯玉祥派军敬把守国会会堂，放出风声：凡投票得体者均可获得一笔不薄的谢仪。结果不少国会议员闻风从各省专程赶来，八百零四名国会议员中有五百五十五名云集北京。经过台面下激烈的讨价还价，终于在选举前四天敲定了大多数议员能接受的数目：每人五千大洋。1923年1O月5曰，曹锟以四百八十票当选。论功行赏，薛之珩被晋升为平威将军。此次贿选便在中国历史上成了选举被操纵的臭名昭著一例。至今仍有人引以论证民主选举在中国行不通。

1924年初夏，薛之珩视察义县。义县不大，但是战略地位却十分重要。北洋政府势力范围就到这一带为止，再往北是人称张大帅的奉系大军阀张作霖的地盘。薛之珩此行也兼有私人目的：义县的主要粮栈和最大的商店都是他的，包括一家当铺——兼银行，它发行自己的销票，在城里和附近地区流通。

薛之珩的来访对于外曾祖父不啻天赐良机，他设法为自己弄到接待薛之珩的差事，告诉妻子定把女儿嫁给薛之珩。他当然不是在征求妻子的意见，只是通知她而已。这不仅是当时民俗使然，而且外曾祖父压根儿就看不起自己的妻子。外曾祖母流泪了。但什么也不敢说。外曾祖父还特别警告不得对女儿泄漏半个字。

外曾祖父知道如果直截了当提出要把女儿许给薛之珩，不仅会贬低女儿的身价，还要冒被拒的危险。他要先让薛之珩有机会亲自看看自己所提供的是何等宝物。问题是，当时良家妇女是不准介绍给陌生男人的，外曾祖父不得不挖空心思让双方“碰巧”见面。

义县有一座九百年历史的佛寺，由砖木盖成，有一百呎高，坐落在一平方哩大小的一排排古雅的柏树林中。大佛殿内迎面是一尊三十呎高的金身彩塑佛像，墙上绘有线条细腻的壁画，描绘释迦牟尼的故事。带客人参观此地是很自然的事，寺庙也是良家妇女可以单身前往的一个去处。

外曾祖父要姥姥在某天到寺院进香。出于对佛的虔诚心，姥姥行前熏香沐浴，然后面对家中的小神龛默拜数小时，以期在寺院拜佛时能使保持心境平静。她坐上租来的马车，在一位婢女陪伴下上了路。她身着鸭蛋清色罩衫，金缕线滚边，显出线条的素净，蝴蝶形盘扣镶嵌在罩衫的右面。紫红色的百褶裙上绣有缤纷的小花。浓黑的长发梳成一条辫子垂至腰际，头上插有一朵丝质墨绿色特丹花。她一点儿妆也没化，只浓浓地薰了香，据说这是恰到好处的进香打扮。

姥姥走进大殿，跪在佛像前，先叩头数次，接着双手合十低头默拜。此时，外曾祖父和薛之珩正好走进来，立身于大殿耳堂暗处，看了个仔细。外曾父计划得很好，不光时间巧，姥姥跪着时，还把那一双隐藏在裙内的三寸金莲露了出来。

当姥姥叩完头站起来时，小脚一时难以支撑，身体微微一晃，失去平衡，她忙伸手扶住婢女。这时外曾祖父与薛之珩走了过来，姥姥红了脸，低下头，转身就要离开。父亲拦住了她，把她介绍给薛之珩。她忙道个万福，头一直低着。

为保持自己的尊贵身份，薛之珩不便对地位低得多的杨汝山说些什么，但外曾祖父看得出他有点着迷了。两天后，杨汝山冒着倾家荡产的危险，包下戏院，雇来小城最好的戏班子，请薛之珩看戏。这是一座传统的露天戏院，戏台既无帷幕，又无布景。整个表演过程中，男人们围坐在台下的桌子旁，边吃、边喝、边大声聊天。妇女们则坐在旁边上方的包厢中，婢女们侍立于身后。外曾祖父特意把姥姥的座位安排在恰当的地方，使薛之珩一眼就可以看到她。

这一次，姥姥的打扮要比进香时华丽得多。她身着鲜亮的绣花衣，头上插珠戴宝。她与朋友们兴奋地交谈着、笑着。洋溢着青春活力，薛之珩的目光很少往戏台上看。戏剧表演完后是猜灯谜，男、女分开在两个房间，每间悬挂着几十个精致的煤箱，上面写有用诗句编成的字谜，猜中最多的是赢家，男人一边的赢家自然是薛之珩。女人这边则是我姥姥。

现在，杨汝山已经使薛总监欣赏到他女儿的美丽和聪慧。最后一招就是展现女儿的才艺了。在一个天清气朗的夜晚，他请薛之珩到家吃晚饭。酒足饭饱之后，男人们坐在小花园的凉亭中赏月，姥姥被请出闺房弹琴助兴。此时，皓月当空，暖风轻拂，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丁香花味。琴声悠悠传来，薛之珩入了迷。后来，他告诉我姥姥，那天晚上的琴声征服了他。当我母亲出世时，他为她取名“宝琴”。

琴声未落，薛之珩便向外曾祖父提亲，他要娶姥姥做姨太太。薛之珩不提娶姥姥为妻是外曾祖父意料中的事，薛之珩应该早在年少时奉父母之命娶了妻子。而且，杨家哪高攀得上薛家。女儿能被薛总监纳为妾，已属万幸了。像他这种有身份地位的人娶个三妻四妾是不足为奇的。

姥姥在被纳娶的前几天才从母亲口中得知此事。她黯然饮泣，默默无语，恨父亲让她沦为姨太太，但又无权说一个“不”字。违背父母之命就等于不孝，而且就算她拒绝，也不会被当一回事，只会被看作是她舍不得离开父母。唯一有效的拒绝方式是自杀。实际上，她什么也不能说，就是说“好”，也会被看作是轻佻、不守妇道，或暗示她急于离开父母。

外曾祖母看见姥姥如此伤心，便劝她说，嫁给薛之珩，是她最好的归宿。“你知道薛总监的权势有多大吗？”母亲眼中流露出敬畏的表情。“你父亲告诉我，在北京人人都说，薛总监只要跺跺脚，北京城就得摇三摇！”当然，姥姥也不是没有被薛之珩的堂堂威仪所吸引，义县还没有一个男人能比得上这位军阀的风采。父亲又加油添醋地转达了不少薛之珩对她赞美的话，姥姥觉得有点飘飘然了。这一年她才十五岁，不能完全想象为人妾的痛苦滋味，还心存幻想，希望赢得薛总监的爱，过着幸福的日子。

薛总监许诺她可以留在义县，住进他特意为她购买的华宅里。这样她就可以不必离开双亲，远嫁他乡。更重要的是她不必住在薛公馆，整天看着大太太和其他姨太太的脸色过活，陷于永无休止的勾心斗角中。薛之珩还同意把纳妾仪式办得和明媒正娶一样隆重，使姥姥与全家脸面有光。另有一点她觉得非常重要的是，现在父亲遂心如意，因此会对母亲好一点。

我的外曾祖母患有癫痫病，总觉得自己配不上丈夫，对丈夫的态度几近于卑恭屈膝。而外曾祖父却视妻子如草芥，从不关心她的健康。多年来，他一直怪她没替他生个儿子。外曾祖母生了姥姥后。曾小产多次，1917年好不容易生下第二个孩子，却又是个女的。外曾祖父着迷似地想纳妾，只苦于没钱，这次嫁女使他如愿以偿。薛之珩为显出自己的身份地位，给杨家聘礼自是出手阔绰，得利最多的当然是外曾祖父。

迎亲那天，举着彩旗、抬着大匾、提着大红灯笼的队伍，簇拥着花团锦簇的花轿，浩浩荡荡来到杨家门前。旗上、匾上、灯笼上描绘着凤凰吉祥的图案。仪式按传统习惯从黄昏开始，大红灯笼在暮色中闪耀着喜庆的光芒，吹鼓手们吹奏起欢快的乐曲，鞭炮声更是震天价响。姥姥凤冠霞披，一面大红丝巾盖住头，乘着八人大轿前往新居。花轿内闷热难耐，她小心翼翼地掩起头巾，微微掀开轿帘，心情马上由紧张变为高兴：观看迎亲队伍的人群拥挤在街道两边，这和她所知道的纳妾仪式大不相同——一顶简陋的两人小轿，简简单单地铺上一层靛蓝色平布，冷冷清清，没有排场，没有热闹，更没这般风光。迎亲队伍游遍整个义县，进出四座城门，最后来到新居——一座时髦舒适的住宅。薛之珩身着戎装迎在新宅前，身边站满了当地的显贵。姥姥心满意足了，因为就她记忆所爱，义县还未曾有过如此隆重的婚礼。

婚后三天，薛之珩没出房门一步，姥姥深觉快乐，自认为很爱他，薛之珩也以一种鲁莽的方式爱着她。他完全不和姥姥谈论公事，按照传统看法，女人是“头发长，见识短”。男人即使在家，也应表现得威严庄重。姥姥也尽量少说话，早上为他捶捶腿，入夜则为他抚琴。一星期后，薛之珩突然说他要走了，但只字不提要到哪里。姥姥懂得最好什么也别问。她的责任就是等他回来。结果一等就是六个年头。

1924年9月，直奉战争爆发。薛之珩被擢升为北京卫戍部队副司令。但几个星期后，局势发生戏剧性变化：薛的老盟友冯玉祥倒戈。11月3日，总统曹锟被迫宣布辞职。同一天，北京卫戍部队解散，两天后，京师警察部队也遭逢同样的命运，薛之珩匆匆逃离京师，隐退在天津法国租界他的一所住宅内。

同一时期，姥姥也受到再度爆发的战火威胁，因为两派军阀都争着控制义县这样的交通枢纽。薛之珩离开后不久，城外发生激烈的战斗，抢掠四起。一家意大利军火公司对那些资金短缺的军阀打广告说，没钱买军火的话，可用“有掠夺价值”的村庄作为担保物。到处有人强奸妇女，姥姥和其他妇女一样，用锅灰涂脸使自己看上去既脏又丑。所幸义县城里没有打起来，战火向南延伸，生活恢复正常。

对姥姥来说，正常生活意味要设法在她的大宅院内消磨时光。这是一座典型的北方四合院，南面是一堵高七尺的墙，一道拱门与外院相接。铸有铜环的外院双扇正门，平时总是紧锁着。这类建筑是为了适应北方恶劣的气候。这里的夏天气温高过35摄氏度，冬天则骤降至零下30摄氏度。来自北方的西伯利亚寒流和咆哮的蒙古风经常扫荡整个平原。大风卷起漫天黄土，铺头盖脸，迫使人们出外时不得不在头上蒙纱巾来保护脸部。建筑面北是墙，用以挡住风沙。主要房间的所有窗户都朝南开，以接受更多的阳光。院落的正面是客厅和卧室，两侧的厢房是厨房、仓库和仆人的睡房。主要房间都用花砖铺地，木框窗户上糊着白纸，光滑的黑灰色瓦覆盖着房顶。

按当地的标准，这所住宅称得上豪华——比姥姥娘家强得多。但姥姥住在这里，却极其落寞孤单。她有仆人作伴：一个厨子，一个守门人，两个婢女。只是他们的任务不仅是伺候她，还监视她。守门人奉命不准她单身走出大门。薛之珩临行前曾以他的另一个姨太太为例，警告姥姥。那位姨太太在薛之珩外出时，与薛之珩的一名男仆偷情。薛之珩发现后，把她捆绑在床上，用浸透生酒的布塞住她的鼻和嘴，使她慢慢窒息而死。“我当然不能便宜了她，让她死得那么痛快！”薛之珩对姥姥说，“一个女人最卑劣的就是对丈夫不忠。”每当有偷情的事发生，像薛之珩这样的人仇恨女人远胜于男方。“我对付那个男人就是一枪把他给毙了。”薛之珩漫不经心地说。姥姥不知道他说的是不是真的，不过十五岁的她着实被这个故事给吓坏了。

从那以后，姥姥一直生活在恐惧中。她几乎不能外出，她也不是四合院内小天地的真正主人，她得花很多的时间来讨好仆人，以免他们在丈夫回来后，造谣生事，这种事不是不可能发生的。她不时地送礼给仆人，并邀人打麻将，因为赢家总会慷慨地给仆人吃红。

姥姥从不缺钱花。薛之珩钱庄的管帐先生不仅按月送生活费来，还帮她付掉在麻将桌上输的钱。搓麻将是当时中国所有姨太太生活的一部分。抽鸦片也同样普遍，姨太太常用此来麻醉自己，鸦片使她们安分守己，更加依赖丈夫。许多姨太太为了排解孤单空虚而吸毒上瘾。薛之珩也鼓励姥姥吸，但姥姥没有理睬他。

姥姥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待在家里，除了看小说和剧本，就是种花，院内的花台上布满的凤仙花、紫茉莉和鸡冠花。在这个“金丝鸟笼”里，她唯一的伴侣是一支猫。

有时她可以出去看戏，还可以回娘家，但不得过夜。尽管父母是她唯一能倾吐苦衷的对象，但她发现见他们就是受审。父亲由于和薛之珩攀了亲而被提拔为警察局副局长，有了土地、财产，还讨了一房姨太太。每当姥姥开口诉说内心的苦闷时，他就叫她不要胡思乱想，一个良家妇女应该克制自己的情感，一心以丈夫为重，想丈夫、念丈夫当然好，但不能埋怨丈夫，更不能开口诉苦。他用“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话来教训她。

*　　*　　*

六年过去了。刚开始时，姥姥还会收到几封信，后来便是音信全无。姥姥的青春活力无处发泄，性生活也无法满足。由于那双小脚，她甚至不能蹁开大步来舒解心中的烦闷，只能绕着庭院蹒跚地一圈圈地走。她盼信，盼得心碎。她一遍又一遍地重温与薛之珩在一起的短暂时光，甚至她的委曲求全和一味顺从似乎也变得很甜蜜。她知道她不过是他的众多姨太太之一，不敢奢望与他厮守终生。但她仍想念他，想得刻骨铭心，因为薛之珩是她摆脱眼前牢狱似生活的唯一机会。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她终于死心了，意识到自己不过是薛之珩的玩物，只有在兴之所致时，才会再拣起来玩玩。苦闷和绝望常常搅得她坐卧不宁，逼得她透不过气来。当这种感觉突然翻腾上来时，她会一下子摔到地上，失去知觉，此后的一生中，她经常出现这种休克状况。

六年后的一天，她的丈夫终于出现了。会面完全不像她最初朝思暮想的情景：她热烈地向他献上自己的身心。如今，她只是履行妻子的义务而已。同时，她又惴惴不安，担心仆人会向薛之珩乱告状，幸好什么事也没发生。此时的薛之珩已年过半百，似乎不像过去那么威严得令人生畏。他根本未提及这几年都在哪里，为何去也匆匆，来也突然。她也无心问，她不想被斥为好追根究底，“不守妇道”。

事实上，这段时间薛之珩都住得不远。他时而在天津租界，时而在卢龙公馆，过着平静安闲的隐退生活。他的风光已成为过去，军阀割据势力瓦解，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统一了中国，把首都从北京迁到南京。1928年，日本人暗杀了东北军阀张作霖。随后张学良少帅归顺国民党，东北正式与中国其他部分合并。但国民党并没有在东北建立有效的统治。

和一次一样，薛之珩只住了几天。离开前一天的晚上，他忽然要姥姥和他一起回卢龙住，姥姥的心猛地一沉，思想与大太太和众姨太太同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不啻判她无期徒刑。她一边为丈夫捶腿，一边恳求丈夫让她留在父母身边，这是当初他在结婚时慨然允诺的。她委婉地提醒丈夫，母亲的健康欠佳，又刚生了第三个孩子，一个盼望已久的男孩，她理应尽孝道。“无论什么时候老爷光临义县，我都会陪伴您、伺候您。”姥姥轻声细语对丈夫说。第二天，姥姥帮他打点好行装，薛之珩独自离开义县，临行前，就像刚来时一样，他把大把的珠宝金银首饰放在姥姥手上，他相信这是赢得女人心的办法。对于像姥姥这样的女人来说，首饰是生活的唯一保障。

不久，姥姥发现自己怀孕了。1931年春，阴历三月十七，她生下了一个女孩——我的母亲。她马上写信告诉丈夫。薛之珩很快回了信，给我母亲取名为“宝琴”。他要她们母女在身体好一点后尽快到卢龙。

姥姥有了孩子，欣喜若狂，觉得生活有了意义。她把全部的爱和精力都倾注在我母亲身上，这一年是在幸福中度过的。薛之珩虽不断来信要她们母女去卢龙，但每次姥姥总是找一些理由拖延行期。1932年夏的一天，一纸电报传来薛之珩病危的消息，令她立刻带女儿去见他。这回她无法拒绝了。

卢龙离义县有二百多哩。姥姥从来没出过远门，这趟旅行无疑是件大事。她是小脚，还要带行李、抱小孩。最后她决定带着十四岁的妹妹玉兰同行。

这也是一次冒险。东北此时再度陷于战火之中，1931年9月，日本人在逐渐扩张势力之后，发动了对东北的全面侵略。1932年1月6日，日本人占领了义县。两个月之后，“满洲国”成立，所占的领土几乎囊括了整个东北三省，面积大约是法国和德国领土的总和。日本人宣称“满洲国”是独立的，但实际上它不过是东京的傀儡政府，溥仪被推到台前，起先他被称作“执政”，到了1934年，改称为皇帝。当然，所有的这些国家大事对姥姥并无多大意义，她几乎不与外面的世界接触。普通老百姓从来无法也无权选择统治者，只好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对许多满人来说，曾是满清皇帝的溥仪是当然的领袖，尽管国民革命已历经二十多年，中国还未有统一的政府来取代帝王统治。在东北，人们还没有“中国公民”的概念。

1932年的一个炎热夏日，姥姥和她的妹妹抱着我母亲从义县乘火车经山海关进入华北。火车沿着滨海平原疾驰。数小时之后，停在昌黎站，绿瓦覆顶的建筑看上去像西伯利亚的火车站。

姥姥租了一辆马车，沿着崎岖不平、黄土飞扬的道路行驶了约二十哩路。薛公馆在卢龙县一个叫燕河营的小镇外。这时有清朝时期曾是个规模庞大的军营，皇帝和大臣们经常到此巡视，那条黄泥路也因而称为“御道”。路边是成排笔直的白杨，翠绿色的叶子在阳光下泛出耀眼的光芒。白杨后面是成片的桃树林。但姥姥无心欣赏两旁的景致，沿途颠簸已使她精疲力尽。此外，她还担心到时等待她的会是什么命运。

姥姥第一眼看到恭公馆时，就被它的威严气派所震慑。把守正门的保镖笔立在横卧的石狮旁。正门两侧各有四个系马的石猴、石象。“猴”、“象”与“侯”、“相”谐音，讨个“封侯拜相”的吉利。马车通过外门，一堵高大的白墙迎面而立，绕过白墙便是内门。此墙称作“影壁”，既可挡住来客的视线，让人摸不清公馆内部的陈设，又可防止刺客来袭。

在她们穿过内门后，一位婢女不声不响地出现在姥姥身旁，强把她手中的孩子抱过去。另一位婢女则引她进入大太太的起居室。一进到这里，姥姥就得按礼跪下，边叩头边说，“给太太叩头、请安。”姥姥的妹妹不准入内，只能与婢女一样待在起居室外。规矩就是这样，姨太太的家人不算亲戚。当姥姥叩完头后，大太太发话让她起来，并称她为“芳姑娘”，这个称呼马上定了姥姥在家中的地位：“姑娘”比“姨太太”地位还低，只比仆人高一点。

大太太要姥姥坐下。在传统中国家庭中，座位反映出一个人的身份地位。大太太坐在房间的北端，与她的身份相符。和她并排隔着茶桌的一张椅子，是薛之珩的座位。东、西两侧分别排了一排椅子，分属不同等级。姥姥后退走到最靠近门口的一张椅子坐下，以表示身份低下和谦恭。大太太要她往前挪一点，以示宽厚仁慈。

待姥姥坐定，大太太说，从现在起，姥姥的女儿就算大太太本人的亲生女儿了，应称大太太为“妈妈”，改叫姥姥为“姨娘”姥姥要把女儿看作薛公馆的小女主人，举止也要与身份相符。

婢女引姥姥退出房时，姥姥埋着头，强忍住泪水，回到自己的房间才放声大哭。当她被唤去见薛之珩的二姨太时，眼圈仍是红肿的。二姨太长得十分俊俏，是薛之珩的宠妾，负责管理公馆的大小事务。出乎姥姥意外的是，二姨太很同情她。但姥姥不敢完全信任她，在这个陌生的环境中，还是处处小心为是。

直到这天晚上，她才被带去见丈夫，这次准她带上女儿。薛之珩躺在一个暖炕上，两个不知是姨太太还是婢女的人跪在两边为他捶腿、按摩腹部，他双眼紧闭，脸色死灰。姥姥俯身轻轻唤他。他微微张开双眼，勉强挤出笑容，姥姥把女儿抱到他眼前说，“宝琴来了。”薛之珩费了很大的才抖索地伸出手来抚摸婴儿的头说，“宝琴像你，长得好俊！”说罢又合上了眼。

姥姥连连呼唤他，但他双眼未再睁开。可以看出，他已是病入膏肓，活不了多久了。姥姥紧紧搂住女儿。大太太就在身后，不耐烦地扯扯姥姥袖子，催促她离开。她刚踏出门，大太太就唤人抱走了我母亲，并告诫姥姥，不得经常到此打扰薛之珩，只能呆在自己房中，听候召唤。

姥姥心里充满了恐慌。她在薛家一点地位也没有，一旦薛之珩去世，她和女儿的命运就完全掌握在大太太手中。只要大太太愿意，可以把她送给富人作妾，或卖进妓院为娼——这类事在当时相当普遍。姥姥也将永远无法与女儿团聚。

姥姥明白现在只有一条路——尽快逃走。她慢慢控制住自己，开始观察公馆内的环境。薛公馆由许多院落组成，四周的围墙极高。花园的设计是出于安全而非美观考虑：院内有几棵柏树、一些白桦和李树，但没有一棵靠近院墙，连大一点的灌木丛也没有，使刺客盗贼无可乘之机。花园的两道旁门都加了锁，大前门一天二十四小时有保镖守卫。

没有大太太的准许，姥姥不能踏出她住的小院一步。每天只准她和别的妾一道参见病得不省人事的薛之珩。当她按顺序到薛之珩的炕前请安时，口里总是要喃喃地说，“给老爷请安。”

她逐渐对薛家有了进一步了解。她发现二姨太不仅对她很同情，还命令仆人好好伺候她，使她的日子好过多了。在这样的大家族中，仆人的态度视服侍对象的地位而定。他们对受宠者摇尾乞怜，对失势者则落井下石。二姨太也有一个女儿，比我母亲大一点。这是两位妇女同命相连的一条纽带，也是她们博得薛之珩欢心的原因之一。薛之珩只有这两个女儿。

一个多月后，她们两人成了好友，姥姥向二姨太表露了出逃的愿望。经过一番商议，姥姥去见大太太，提出要回义县取一些衣服，大太太准了。但当姥姥问她是否可以带女儿回去向外公、外婆告别时，她拒绝了。薛家的血脉不能离开这座公馆。

于是姥姥只身上路到了昌黎车站，等送她的人打道回府后，她便从聚集在车站四周觅活干的人群里挑出两位精壮的马夫。等到入夜后，姥姥坐在马上，由一位马夫牵着缀绳在前引路，三人一路疾行返回卢龙，直夺薛公馆花园旁门。姥姥发出预先讲好的信号，虽然等待的时间只有几分钟，她却感觉仿佛过了好几个钟头。终于门开了，玉兰抱着我母亲出现在月光下。门是有钥匙的二姨太打开的，她事后用利斧劈破了门，使它看上去像是毁门逃走一般。

姥姥没敢多搂一搂女儿，就和妹妹分别骑上马，我母亲由一位马夫背着，一行人迅速消失在黑夜中。拂晓时分，赶到了昌黎车站。在薛公馆的人发现她们逃走时，她们已登上了北去的列车。回到义县，一下火车站姥姥就摔倒在地，半天无法动弹。

虽然离开了薛家，姥姥仍不敢带女儿回她的住宅，怕惊动仆人去告密。于是她请一位老同学帮忙，把女儿藏起来，这位朋友和公公一起住，她的公公是一位姓夏的满族医生，出了名的习慈仗义，他同情姥姥的遭遇。

姥姥知道，她不过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姨太太，薛家不可能派出人来追她回去。要紧的是我母亲，薛家的血脉。于是她发了一封电报回卢龙，说女儿已在火车上染病身亡。她心烦意乱地等待回音，时而觉得薛家会相信她所编造的说词，时而又感到这种说词太容易被人识破，薛家会派人到义县捉拿她们母女。最后她安慰自己：在一家之长快要去世的当儿，薛家要忙的事太多，没法分心管她们母女。再说，恭家的人很可能会认为没有我母亲去分遗产更好。

姥姥一旦觉得薛家已打算放过她了，便抱着女儿回到自己的家里，过着静悄悄的生活。她甚至不再害怕仆人，因为她知道丈夫不会再来了。卢龙方面一直到1933年秋才来了一封电报告知薛之珩病逝的消息，要她马上回卢龙参加葬礼。

薛之珩是9月在天津去世的。他的遗体盛殓在生漆漆成的棺材中，覆盖上大红绣花绸缎。另有两付桉木陪葬：一付装饰铺陈与薛之珩棺木相似，装着一个姨太太的尸体。她是吞鸦片殉夫的，这在当时是极为贞节的表现。直系军阀吴佩孚为此题了一个块匾挂到薛公馆门上：贞节烈妇董氏嫂。另一付装着另一位姨太太的尸体。她是在两年前死于伤寒，此次尸体重被挖出来。与薛之珩合葬。她的棺木简陋，无漆，也无绸缎装饰，因为她是死于可怕的疾病，被认为不吉利。每付棺木内均注满水银，填充木炭防腐，尸体口含珍珠，以防朽镇邪。

薛之珩与两位姨太太合葬在一个坟墓里，按风俗，他的妻妾死后也将归葬于此。出殡时，最重要的是打招魂幡，本应由死者的儿子执行，但薛之珩无子，大太太决定过继他十岁的倒儿完成这一重任。这个男孩的另一顶职责，是在钉死棺木盖时，跪在棺木旁高喊，“躲钉躲钉！”据说如无人喊叫的话，死者就会被钉棺材的钉子伤害。坟地早已由薛之珩本人选定，优美、肃静，背靠群山，面临溪水，风水很好，叫做“背后有靠，面前有照”。

不过姥姥并没有亲眼看到这些。她没有理会恭家的电报，没有去参加葬礼。结果薛家当铺总管不再送生活费来。过了一个星期，姥姥的父母收到薛大太太信，她转达了薛之珩的临终遗言：放姥姥离开薛家。这在当时算是非常开明的决定，我姥姥简直不敢相信她会有如此好运。就这样，在二十四岁那年，她自由了。

二　“喝凉水也是甜的”

——成为满族医生的妻子(1933-1938)

薛大太太信中要姥姥的双亲领她回去。尽管话说得很婉转，但姥姥心里很清楚，这是撵她走。姥姥重回娘家，外曾祖父极不情愿。他现在正是福星高照、时来运转。除了当上义县警察局副局长外，还变得相当富有，买了一些土地，吸上鸦片，外加两位姨太太。他一走马上任，警察局长就把自己的小妾——一位蒙古姑娘送给他。这种情况在当时官场上屡见不鲜，目的是借此来拉拢属下，以培植自己的势力。不久，外曾祖父又打算再娶一房，姨太太愈多愈显得有身份。他发现无须劳神远求，因为送来的姨太太有个姐姐。

家里的情况已和十年前姥姥离开时大不一样了。除了母亲、妹妹玉兰和弟弟玉林外，多了三口人：两个姨太太加上其中一个所生的女孩，她和我母亲一般大。玉兰年近十六。还没定亲，在当时算是老姑娘了。

现在家里充满不和、压抑与猜疑。姥姥的父亲既怨恨她又讨厌她母亲。他从未喜欢过他妻子，更何况现在又有了两个讨他欢心的姨太太。外曾祖母在1930年终于生了一个儿子玉林，但处境并没有好转。对我姥姥呢，他从没想过她会回来，这下子可能打乱他一手创造的新天地。她姥姥视为“克星”，当时的人们认为死了丈夫的女人命不好——“克夫”。外曾祖父担心姥姥会带来晦气，影响他的官运。

姨太太们更是大感威胁。目前，整个杨家已成了她们的天下。外曾祖母是明媒正娶的大太太，按地位应在姨太太之上。但她是个温顺、懦弱的女子，因而常受姨太太们的欺凌。姨太太一看见她就冷眼以对。儿子玉林的出世更招来她们的憎恨，因为这将夺走她们未来的安全保障：外曾祖父一旦去世，所有财产将自动由儿子继承。她们恨玉林，以至外曾祖父稍微表现出一点爱子的举动，比如摸摸玉林的头，都会惹得她们大发脾气。

姥姥比她母亲坚强得多，过去十年的悲惨日子使她变得更为坚韧，连她父亲也要畏她三分。从返家之日起，她就以杨家小女主人身份自居，姨太太们的嚣张行为开始有些收敛，见面对还会勉强挤出笑脸来，但整个家庭气氛仍是冷如冰窖。我母亲就是在这种环境里度过她二岁到四岁的童年。姥姥虽对她疼爱备至，但她还是能感受到周围的紧张气氛。

姥姥此时是个二十五岁美丽的年轻寡妇，有着知书识礼的才女名声，上门求亲的人不少。但因为当过姨太太，只有一些社会地位较低的人肯娶她做正室，外曾祖父对这种人瞧不上眼。姥姥又坚持不再嫁人作妾，她对那种“不是让别人做牺牲品，就是自己做牺牲品”的姨太太生活已深恶痛绝。

外曾祖父为了甩掉包袱而不断劝女儿再嫁为妾，姥姥却只想过着平的日子，把女儿养大。有时外曾祖父会气得忍不住对她大吼，“难道要我养你们一辈子？”

但是姥姥真的是无处可去，那时的妇女不能出外找工作。在父亲的威逼、姨太太们的指桑骂槐下，姥姥终于不支病倒了。杨家请来满族医生夏瑞堂来为她诊病。姥姥对他并不陌生，他的三儿媳妇正是她昔日的同窗。她逃出薛公馆后，曾把女儿藏在他家。

夏瑞堂的祖辈曾做过满清皇室的御医，受过皇封，到他是第十代传人，以医术高超而蜚声义县。他还是个好心人，对付不起医药费的人，他就白看病不收钱。他身材高大，有一百八十几公分，但动作依然敏捷。他惯穿一身传统的长袍马褂，目光和善，留有一撮山羊胡和八字胡。他的表情、谈吐举止，都散发出一种安详的力量。

夏瑞堂替姥姥治病时，体察到她的病痛不是在生理上，而是在心理上。他对姥姥的身世早有所闻，对她逃出薛家的勇气十分敬慕，对她目前的处境也非常同情。夏瑞堂对姥姥好言相慰，这使得姥姥格外感动，她还从来没有碰上过那么体贴人、那么理解她心思的男人。虽然还是有所顾忌，她仍不由自主地开始对他倾诉久烦心中的苦闷和希望。

他们开始堕入爱河。夏瑞堂正式向她求婚。他说，他要娶她作正室，要像待自己亲生女儿那样把我母亲抚养成人。姥姥欣喜得流下眼泪，接受了他的求婚。外曾祖父也非常赞成这门亲事，特别是夏瑞堂主动提出不要嫁妆。

夏瑞堂当时已六十五岁，前任夫人去世十多年，有三个已成家的儿子和一个出了嫁的女儿，三个儿子与夏瑞堂住在一起，大儿子管理家产，包括田地、庄园；二儿子在父亲诊所学医；三儿子是教师。还有八个孙子，其中一个已结婚生子，夏家算是个四代同堂的大家庭。

这一天，夏瑞堂把儿子们召集到书房，告诉他们自己的打算。儿子们最初的瓜是面面相觑。一阵沉默之后，大儿子怕自己没听清楚，再问道：“您不是要纳她为妾吧？”

夏瑞堂平静地说，他一贯反对纳妾。

儿子们除了惊慌、担忧，还加上愤怒。在一般汉人家庭中，晚辈要服从长辈，各种辈份有其合宜的礼数，而满人礼法更为森严。晚辈必须每天早晚向长辈请安。男的屈腿下跪，叫“打千儿”，女的行屈膝礼。逢年过节，人们还得行大礼——磕头。如今一个当过别人姨太太的年轻女人，将要成为他们的继母，像夏瑞堂一样受他们的问候和跪拜，这简直是令人难以忍受。

全家人——儿子、媳妇、孙子、孙媳妇，甚至重孙，都纷纷挨次哭泣着跪在夏瑞堂跟前，恳求他考虑清楚。他们提出“满汉不通婚”的满族旧习。夏瑞堂回答说，这种规矩早已废除。他的孩子们却说，真正的满人还是应该遵守。他们一再要求他考虑年龄的差距——夏瑞堂的岁数比她整整大两倍，有人更引述了一句谚语：老夫娶少妻，终归是人家的。已婚的孙子甚至上前抱住他的脚，声泪俱下地说：“您就不替我们想想，叫我们今后在人前怎么做人？”

这深深刺伤了夏瑞堂，他明白娶一位姨太太为正室，会使孩子们在社会上抬不起头来。但他仍然认定必须把姥姥的幸福摆在首位，姥姥如果嫁给他作妾，就只能成为这个大家庭的奴隶，单凭他的爱是保护不了她的。夏瑞堂恳求他的家人能遂其所愿，但家人及当时的社会都认为这“不负责”的行为不能纵容。

儿子们央请亲朋好友来做说客。大家一致认定这桩婚事太荒唐了，埋怨他老糊涂。有的人还当面质问他，“您已经儿孙满堂，还娶哪门子亲？”他们还迁怒于姥姥，骂她是“前夫尸骨未寒，就想再嫁人了！”“这女人算计得可好了，不当姨太太，一心要做正夫人。明摆着居心不良，将来虐待夏家子孙不说，还会盘算掉夏家家产。”这句话说穿了还不是一个“钱”字。夏家人担心我姥姥如果以女主人身份当家，就会把整个家产都吞了。

夏瑞堂是个富人，有两千多亩地散布在义县一带，甚至远到长城以南。他在城里有大宅是用灰砖砌成的，以石灰勾缝，四壁贴有墙纸，所有的屋梁和接口都被粉刷过的天花板覆盖住，这些在当时是大户人家的排场。他还拥有一家带药铺的中医诊所，生意十分兴隆。医生有自己的药店，是事业成功的标志。

夏家人眼看说不动夏医生，就派三儿媳妇来劝姥姥。她们见了面，喝了会儿茶，聊了会儿天，才言归正传。未说上几句，姥姥便哽咽起来，拉着这位昔日同窗的手问：“如果你处在我的地位你会怎么办？”三儿媳妇无言以对，姥姥更加伤心。“所谓‘将心比心’，你总知道做姨太太的滋味吧？你总不想当人家的姨太太吧？”

三儿媳归回到家中，感到十分内疚，表示已不想再对姥姥施加压力。她也发现有人跟她想法一样——二儿子德贵，他和父亲一起行医，比其他兄弟更亲近父亲，他认为应该让父亲结婚。三儿子在听到妻子描述了姥姥的身世和品行后，也有些动摇了。

但大儿子和他的妻子仍然坚决反对。大媳妇发现别的兄弟开始动摇，就哭喊着对丈夫说，“他们当然不用担心，他们各有各的本事，杨家女人抢不走。你有什么呢？你不过是爹的管家——那女人嫁来，这个家就会由她来当，财产不都落到她和她女儿手里了。我和我们的孩子到时候该怎么办呢？我们什么都没有，干脆死了算了，可能这就是你父亲想要的！我死了好让你们大家称心如意！”她尖着噪门说着，还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她的丈夫强压着怒火，从牙缝里挤出话来：“等明天再说吧！”

第二天一早，夏瑞堂起床走到门边，吃了一惊，门前黑压压的一大片，全家老少十五个人，除德贵外，都跪在地上。他一出门，大儿子就高声喊，“磕头！”大家应声磕下头。夏瑞堂气得浑身发抖，他要孩子们都站起来，但大儿子说：“不，阿玛(满族称父亲的说法)，我们不能站起来，除非您取消婚事。”

夏瑞堂提起手杖跺跺地，沉重地叹了一口气说：“我知道你们心里在想什么。我在世的日子已不长了，如果你们担心的是继母将会狠心对待你们，我可以告诉你们，她是个好人，我可以保证她的品行……”

一听到“品行”两个字，大儿子立即嗤之以鼻，“做小老婆的人有什么‘品行’可言？好人家的女儿哪有去当小老婆的！”接着他开始辱骂我姥姥。夏瑞堂大怒，举起手杖打了大儿子两下。夏瑞堂向来待人和气，自制力很强。他愤怒的反常举动把跪在地上的子孙们都吓呆了，重孙开始歇斯底里的大哭起来。大儿子也愣住了，但他很快就硬着头皮嘶喊起来。他当着众人的面挨打，自尊心深受伤害，即使父亲住了手，他仍谩骂不已。夏瑞堂怒不可遏，举起手杖又用力打下来，只听“咔嚓”一声，手杖竟断成两截。大儿子又羞又痛，沉默了几秒钟后，突然拔出一支手枪，对准自己的肚子，大声喊道：“古来忠臣以死谏君，孝子以死谏父。阿玛，如果您不答应，儿子只有一死了！”只听一声枪声，大儿子摇晃了几下，弓身蜷倒在地上，子弹穿进的他的腹腔。

在一片慌乱中，夏家马车赶紧把他送进医院。也许他并不想自杀，只是想做做样子，对父亲施加压力，却没想到很不幸地，他在第二天去世。

儿子死后，夏瑞堂失去了往常的安详。尽管他的外表照样平静，但熟悉他的人都能看出他内心十分悲痛。不过，他并不想屈服于压力，办丧事后不久，他就定下婚期，还是举行一场隆重的婚礼。这时的姥姥面对四面八方的非难，说大儿子的死她该负绝大的责任。她害怕，不知该不该继续这一桩婚事，但社会大众的谴责激起她的反抗心理，她相信自己没有罪。

婚礼按满族风俗进行。一辆杨家租来的华丽马车将姥姥送到半路，由新郎派来的另外一辆迎亲马车接她走完后半程。在交接地点上，她的五岁弟弟玉林蹲在马车门下，腰弓成90度，象征是他把姊姊背到迎亲马车上的，到达夏家后，玉林又重复上述动作。按满人风俗，新娘不能自己走进新郎家门，必须被背过去，以显得不失身份。

两位伴娘引姥姥来到举行婚礼的大厅。夏瑞堂站在一张八仙桌前，桌上铺着厚厚的大红绣花绒缎台布，上面供奉着“天地君新师”牌位。夏瑞堂头戴一顶华美的礼帽，形状像王冠，上面还插有翎毛，身着一件宽大的锦缎长袍和马蹄袖马褂，这是传统的满人服装，起源于当年满人的游牧生活，便于骑马身箭。

夏瑞堂跪拜五次，然后单独进入洞房。接着是姥姥拜堂，她仍由两位伴娘陪同，行五遍屈膝礼，同时举起右手碰碰鬓角，以示敬礼。当她进入洞房后，夏瑞堂揭开她的大红盖头，两位伴娘递给他们每人一个葫芦形瓶子。待他们互相交换后，伴娘便离去，留下夏瑞堂和姥姥相对而坐，并保持沉默。稍后，夏瑞堂走出洞房接待着来道贺的亲朋好友，姥姥继续单独待在屋里，连续几个钟头动也不动地价值在炕上，面对贴着大红双喜剪纸的窗户。这叫作“坐福”，象征心静如止水——女人必须具备的品德。等所有的客人离去后，夏家一位男性亲戚走进新房，拉她袖套三次。这样，姥姥才被允许下炕。两位伴娘重新入房，帮助她卸去沉重的绣花外套，换上简单轻巧的大红衣裤，同时还摘掉插满珠宝的头饰，把头发梳成两个抓髻。

*　　*　　*

姥姥嫁入夏家是1935年的事。那年我母亲四岁。姥姥二十六岁。夏家院大宅深，临街的房子用作诊所，还出售各种中草药和按夏家祖传秘方配制的成药。三位徒弟在一间作坊内负责加工、制作。大宅向街正门的顶端，是彩绘成金黄色的屋檐，写有“夏宅”的长方形烫金大匾立在中央。药房后面是天并，周围有许多正对着天井的房间，供仆役和厨师住。往里去，大院分成了若干较小并互相分分隔开的庭院，夏家大小成员分住在过里。大院里种着柏树、腊梅，还有个别致的鸟园。每天早上，夏瑞堂总爱到这里来，边聆听小鸟的叽叽喳喳，边做气功、打太极拳。

姥姥住在夏家大院里，得适应满族的生活习惯。她和我母亲住在一间屋子里，夏瑞堂的卧室则在另外一间。每天一大早，姥姥的神经就开始绷紧，她必须赶在一大家子人来请安前梳洗打扮好，还得把头发盘上去，做成一种非常复杂的样式，再戴上一个不轻的头饰。所有的这些辛苦换来的仅仅是一连串冷透了的早安声，这几乎是一天中大家唯一对她说的话。

姥姥总是笑脸迎人。逢年过节，全家大小向她磕头行大礼时，她都赶快站起来，留空她的座位，象征让夏瑞堂已故的前妻接受儿孙们的敬意。尽管晚辈们勉强做出尊敬她的样子，但姥姥知道他们怀恨在心。昔日的同学——三儿媳妇现在也回避她。吃饭时，会有一位儿媳妇站在姥姥身后伺候，她们总是摆出一张冷若冰霜的脸孔，结果是再好的饭菜姥姥也难以下咽，更说不上仔细品尝了。

尽管夏瑞堂从未对姥姥表露过，姥姥也能体察他因长子自杀而饱尝的痛苦。她默默地尽力替他分担这份心理的重负，对他百般温柔，唯恐不能照顾好他。

我母亲到夏家后，夏瑞堂像对亲生儿女那样待她，让她称自己为“阿玛”。在我母亲印象中，继父只打过她一次：那是她刚到夏家，看见炕上有个带靠垫的座位，似乎又舒服又暖和，就爬上去坐。突然，她发现夏瑞堂脸一沉，冲过来给了她一巴掌，把她从座位上接下来。后来母亲才知道，那是继父特殊的座位，按满人的规矩，只有他才能坐在上面。继父把我母亲改姓“夏”，取名“德鸿”。“德”是她在夏家的排行。“夏德鸿”这个名字从此便跟随我母亲至今。

姥姥有了“继母”身份，夏家人不敢明目张胆欺侮她，怕被人说是忤逆，于是他们把气出在我母亲身上，嘲笑她是“拖油瓶”，夏家的孩子们常把她打得鼻青脸肿。但她很倔强，既不哭，也不叫，只是缠着她母亲，带她“回家”，回到她姥姥家或薛之珩为她母亲买下的住宅去，她记得在那里仆人们待她就像个小公主。但很快她就明白了，不能跟母亲说要“回家”，因为每当此时，母亲总是满脸泪水。姥姥了解所发生的一切，但她从不对夏瑞堂提起，怕在他和他的孩子们之间惹出事端。

于是，我母亲最亲密的朋友就是一些小动物了。她养了一只猫头鹰，一只呼呼拉(鹰的一种)、一只会学几句人话的八哥、一只猫及一些小白鼠。她还有好些蚱蜢和蟋蟀。养在玻璃瓶中。我母亲唯一的人类朋友是夏瑞堂的马夫“大老李”。这位来自大兴安岭的中年汉子，有着古铜色的粗糙皮肤，极厚的嘴唇，粗硬的头发，朝天鼻，看上去不太像个中国人。他从小跟随父亲打猎，捕捉熊、狐狸和鹿子，方法是使用猎枪、埋设夹子和挖陷阱。他们还按人参之类的药材。有段时间，他们靠卖皮毛、人参等维生，日子过得还不错。后来，因“胡子”土匪和官兵的骚扰，他不得不离开大山，逃到义县谋生。他时常说张作霖跟“胡子”没两样。后来，当我母亲听说张作霖是“抗日英雄”时，她总记起大老李的话。

我母亲的鸟类朋友都归大老李照料，他帮她捉虫子，做鸟食，还带她到郊外游玩。冬天教她溜冰；冰雪融化时，他们去踏青，看清明扫墓；夏天钓鱼、采蘑菇；秋天则去打野兔。

东北的冬季夜晚是漫长的。当窗外北风怒号、冰封大地的时候，大老李总是盘腿坐在炕上，把我母亲放在膝头，给她讲北方深山老林的神话传说。五颜六色的神奇鸟和满树林的奇异花就伴着她进入梦乡。特别是那些妙不可言的人参，它们是胖胖的小孩，挖出来时，你得在上面系一根红绳子拴住，不然，一眨眼工夫它们就会跑得无影无踪。大老李告诉母亲，老虎实际上是很善良的，从不吃人，除非受到威胁。但黑熊很凶残，千万得躲着它。如果不幸碰上，要立刻站住不动，直到它低下头。这是因为熊的前额有一绺卷毛，低头时，卷毛正好遮住它的视丝，让他变成“熊瞎子”。这时你就赶紧跑。遇到狼，千万不要跑，因为你不可能跑得比它快。你得面对它站着，两眼盯住它，显得你并不怕它，然后再慢慢退着走开。多年后，大老李的故事居然救了我母亲一命。

我母亲五岁那年，有一天，她正在院子里和她的小动物们玩，夏瑞堂的一大群孙子们围了过来。她发现后想跑，但他们开始推撞她、谩骂她，越来越粗暴。渐渐地，他们把她挤到院子角落的一口枯井旁，只听一声惨叫，我母亲被推了下去，重重跌到底的石砾碎石上。终于有人听到了她的哭喊，叫来了大老李。他扛着梯子跑来，放入井中，爬了下去。此刻姥姥也闻声赶来，急得像疯了似的。不一会儿，大老李抱着我母亲爬了上来，她已处于半昏迷状态，浑身是血口子。姥姥接过我母亲，抱到屋内，夏瑞堂忙为她检查。我母亲有块髋骨摔断了。她至今走路还有些瘸。

夏瑞堂问起事情的经过。我母亲说：“是小六子把我推下去的！”姥姥一听急忙打断她的话，不许她往下说。她同时瞥了丈夫一眼，担心丈夫会难过，因为小六是他最宠爱的孙子。

夏瑞堂一言不发地离开了房间。姥姥说：“小六子是阿玛的心尖儿，别惹他，别让阿玛不高兴。”此后一段时间，我母亲被关在房里养伤，而别的孩子完全不理她了。

此事发生后，夏瑞堂就常常去于义县南面二十五哩的省会锦州，想在那里找份工作。大家庭内的气氛已紧张之极，现在我母亲又险些被置于死地，他决心搬走。这种决定非同小可。在中国，几代人同住被认为是极为荣耀的，有些街道甚至取名“五世同堂”，以表彰某个大家庭。大家庭的破裂被看作是大悲剧，应尽力防止。不过夏瑞堂仍装出愉快的样子，他对姥姥说，以后可以少操点心。我姥姥也大感轻松，虽然她不能显得太高兴。事实上，她一直希望丈夫能搬走。她对冷若冰窖的大家庭已受够了。

夏瑞堂把家产分了，所有的田地和庄园都归大儿子的遗孀，以弥补她丧夫之痛；二儿子分到整个中药店；三儿子则分到夏家的住宅。大老李和其他仆人也都一一安顿。他只为自己保留了满清皇帝赏赐给他祖宗的礼品，此外一无所有。他问姥姥介不介意和他过穷日子。姥姥说：“只要有你，有我女儿，喝凉永也是甜的！”

1936年12月的一个冰天雪地的日子，夏家人全聚集在大门外为他们送行。这群人的眼睛都是干的，只有支持这桩婚事的德贵在流泪。我母亲也泪流满面地向大老李道了别。当列车载着他们向锦州出发时，她开始兴奋起来，在车厢里跳上蹦下，不时趴在窗口向外望。这是她自一岁以来首次坐火车。

锦州是“满洲国”九省之一的省会，当时约有十七万居民。它距大海有十哩，靠近长城，四周也像义县那样被城墙环绕着。不过城里的工商业早已十分发达，东面有个规模很大的纺织厂，西北面有两个炼油厂。锦州是重要的铁路枢纽，甚至还有机场。

日本人在1931年9月开始入侵东北后，少帅张学良被迫放弃他的大本营沈阳。他带领二十万军队撤到锦州，在这里建立了指挥中心。日本人在1932年1月经过激烈战斗后攻占有该城。锦州的沦陷是日本占领整个东北的重要一步，也成为美国与日本之间外交的争论点。日本人轰炸了锦州，使它成为有史以来最早受空袭的城市之一，入城后，又大肆烧杀掳掠。

夏瑞堂在锦州白手起家时，年已六十六，为了省钱，他租了一间小土屋。小土屋十尺长，八尺宽，位于城外小凌河堤坝下的低洼地，河对岸是大片的高粱地。这里是锦州的贫民区，绝大多数土屋的房主都无力盖上一个像样的屋顶，只能用一块块的波纹状的铁皮搭在上面，再压上大石头以防被频繁的大风吹走。

当他们在12月份到这里时，褐色的土地已冻得坚硬如石，河水也冰封了。挨到春天，冰雪消融，土屋四周又顿成沼泽。阴沟污水因春暖解冻而散发出阵阵恶臭。到了夏季，此区成了蚊虫大本营，他们常提心吊胆，怕洪水泛滥，因为河水水位高过堤坝外的土屋屋顶，而堤坝已年久失修。我母亲印象最深刻的是刚到时的寒冷，不单是睡觉，任何活动都得在炕上进行。炕几乎占了土屋的整个面积，余下的空间角落只能放个小炉子，三人挤在一张炕上睡觉，没有电，没有自来水。厕所在屋外，地上挖出一排排相通的坑，四周围着泥巴糊的墙。

新居正对面是一座装饰得耀眼的火神设，前来拜神的人们马马匹系在夏家土屋的门口，天暖时，夕阳西下，夏瑞堂爱带着我母亲去河堤上散步，看锦州八大景观之一的“红螺晚照”。他常吟一些古诗给我母亲听。姥姥不能陪他们散步，那时不流行夫妻出双入对，而且，散步对她那双小脚来说，绝非乐事。

他们处于饥饿的边缘。在义县时，夏瑞堂拥有的土地足以使全家老少丰衣足食。即使在日本人强令“出荷”后，他们也不愁没饭吃。现在没了地，收入菲薄，只能是日本人搜刮后剩下什么吃什么。当地生产的粮食有很多被强行运往日本，剩下的大米和小麦，又被日本庞大的驻军拿走，当地居民只能得到一些玉米、高粱，但是这些东西也很少见，主食变成了橡子面，闻起来、吃起来都令人恶心。米、麦只有黑市里有，姥姥就卖薛之珩给她的首饰去买。到吃饭时，她不是说吃过了，就是说不饿，让着丈夫和女儿，等他们吃完后再吃剩下的。后来夏瑞堂发现她卖首饰，就急忙制止她说：“我已上了年纪，不会长命百岁，你们以后还得靠这些首饰过活。”

我姥姥从未如此苦过，但这却是她一生中最快活的日子。夏瑞堂爱她，女儿又总在身旁。她也不必遵守那些满族的繁文缛节，小土屋内充满了欢笑声。在漫漫长夜里，她和夏瑞堂常玩纸牌，游戏规则是夏瑞堂输了，姥姥就轻轻打他三下，姥姥输了，夏瑞堂则要亲她三次。

姥姥生平第一回有了很多女邻居朋友。虽然他们并不富有，但身为医生的妻子，她受到人们的尊敬。那段蒙受屈辱、蔑视的日子已成过去，如今她是真的自由了。她和朋友们不时在一起玩一种古老的满族游戏——打手皮鼓。一手持鼓，一手拍打，边打、边唱，节奏旋律很简单，几乎可以说随心所欲。唱词内容多是讲述性生活。已婚的讲“感受”，未婚的提问题。由于没有机会受教育，妇女们就利用这种游戏来学习生活知识，也通过歌唱谈论丈夫，交流经历，说些闲言碎语。

姥姥喜欢这类聚会，每每在家练习。她坐在炕上，边打手鼓，边填新词，合着节拍哼，时时停下来揣摩韵律，夏瑞堂也帮着填词凑趣。我母亲太小，姥姥从不带她参加这类游戏，只能在家里看排练。她发现继父和母亲常为所填新词笑得前仰后合，就强扭着母亲要她重说一遍，结果如堕云里雾中，仍是一点不懂。

刚到锦州时，夏瑞堂在一家叫“宝春堂”的中药店当坐堂医师，按钟点支薪。由于他医术高明，名气渐渐传开。不久，他就第一次被请到病人家出诊。当天晚上，他回家时，手里拎着一个纸包，向妻子、女儿眨了眨眼，要她们猜猜里面装的是什么。我母亲发现纸包直冒热气直觉是好吃的东西。她冲上前去，迫不及待地扯开纸包。“夹肉烧饼！”她欢呼起来，接着就狼吞虎咽了起来。偶一抬头，看到夏瑞堂正满怀怜爱地注视着她。五十多年后，我母亲仍能清晰记起夏瑞堂的目光。至今她还说，从此再也没有吃过比那天的夹肉烧饼更美味的东西了。

上门治病对医生很重要，因为病家会直接把钱付给医生本人。病人如果满意，又富有，给医生的报酬就很高。有些病家还会在逢年过节时，置办厚礼送医生。夏瑞堂出诊多次后，夏家的境况就明显好转了。

夏瑞堂的名声也开始远播。一天，他被请到省长府上。原来省长太太突然休克。夏瑞堂药到病除，使夫人恢复知觉。这在当时简直就是起死回生。省长激动之余，马上定制一个大匾，亲手写上四个大字：“济世救人”，派人抬着匾，敲锣打鼓穿城游行送到夏瑞堂所在药店。接着，省长又请夏帮另一个忙。他有一位夫人和12位姨太太，却没有一个为他生孩子的。夏医生给省长、省长太太以及姨太太们均开了药方。不久，竟有好几位怀了孕。事实上，问题出在省长身上。但为了顾全他的面子，结果大家都吃药。此事使省长更加感激不尽，他送给夏医生一个更大的匾，上面仍是他的手书：“送子观音”。从此，夏瑞堂名声日隆，甚至远到四百哩之外的哈尔滨，都有人上门求医。他被誉为“满洲国”四大名医之一。

1937年年底，也就是在锦州一年之后，夏医生和姥姥搬到锦州老南门内通达胡同。新住宅比起小凌河旁的土屋不知好多少倍，墙壁是用石头砌成的，光卧室就有三间。他们和另外两家人共用一个大院子，但只有夏家的房子有一道直通院子的门，另外住户必须从外面绕过街头，通过院子大门才能进入。院落里种着柏树和冬青树，还种了些丁香和别的能生长在严冬、生命力强的花。姥姥爱花的天性又在这里施展开了，满园子都是步步高、鸡冠花、菊花、大丽花和风仙花等。

姥姥和夏瑞堂没有孩子。夏瑞堂信奉一种理论，认为人过六十五岁后，就不应让精液外泄了，这对男人的健康极为重要。他从来不生病，每天洗冷水澡，甚至温度降至摄氏零度以下，也不退缩。他不近烟酒，这也是他参加的一个名叫“在理会”的宗教团体的教义。

虽然夏瑞堂本人就是医生，但他不主张吃药，认为健康要靠锻炼。他坚决反对任何照他看来虽治好身体某一部分但却损害另一部分的医疗技术，不轻易用猛药强剂，担心会有副作用。我母亲和姥姥总是背着他偷吃药。有时她们生病时，他请一位是黄教僧的中医师诊病，这个人相信有些病是“邪气”所致，理应由某种特殊的宗教手段来驱邪。

*　　*　　*

我母亲很快活。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生活中处处都是温馨。这里既没有她姥爷家里的紧张气氛，也不用再害怕夏家大小会欺侮她。她还特别巴望过节。过节总有好东西吃、新衣服穿。盼望过节是中国当时一般人的共同心理，那时没有星期日的概念，只有政府官员、学校师生和日本人的工厂才在星期日停止工作，一般人就靠逢年过节稍事休息。因此，几乎每个月都有某种传统节日。

最令母亲朝恩暮想的是春节。农历正月初一前七天，就开始过小年，家家忙着祭灶王爷。“灶王爷”是一幅贴在灶上的画像，随时录人功过，一年一次升天向玉皇大帝禀告。每年腊月二十三日是灶王爷升天之日，人们把这幅画烧掉，表示他升天去见玉皇大帝。烧掉前先摆上供品，一家人向他磕头，求他“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我母亲此时的任务是把蜜糖涂在画像的嘴唇上，以免他升天后讲坏话。与灶王爷画像一块烧掉的，还有姥姥用高粱秆扎得活灵活现的小人小马，这是供灶王爷差遣和代步用的。到了除夕夜，才又贴张新像，于是，这位神仙又回来了。

小年一过，就忙着准备过年的食物，把猪、羊、牛肉切成不同形态，磨黄米面和糯米面，准备豆沙包、元宵、馒头和蒸糕。所有食物全放入地窖冻起来，以备大年使用。这时，气温在零下20摄氏度以上，等于天然冰箱。

忙到除夕夜，全家人围着火炉，聊天、守岁、吃饺子。半夜十二点一过，鞭炮齐鸣，这是我母亲最兴奋的时刻。她随父母走出房门，按照历书指明的财神爷降临的方向磕头，全城的人也都磕头。然后，纷纷起身向邻居、朋友互道“恭喜发财”。

正月初一，朝东的窗纸一发白，我母亲就急忙跳下床，穿上新衣服、新裤子、新袜子、新鞋子，由姥姥带着去访亲会友。她向所有的长辈磕头，他们给她红包，里面装着压岁钱，这是她一年的零花。接下去的十五天中，成人们互相拜访，互祝发财。发财，是大多数中国人的梦，当时大家都很穷。即使是夏瑞堂这样的人家也中有在过节时才能敞开肚子吃肉。

正月十五元宵节，喜庆的气氛达到高潮。家家张灯、户户结彩。最热闹的场面是“火神爷”出巡，火神爷的塑像被抬出来游行，告诫大家小心火烛。它浑身“火红”，火红的头发，火红的眉毛，火红的胡须，火红的关篷，坐在一顶八人大轿上。前面开路的是高跷队、身分歌队、锣鼓队，跟在轿后的狮子舞、龙灯舞、小旱船，一路上浩浩荡荡，热闹非凡。所经之处，富贵人家、大商号都摆上供品香案，祈求它保佑不遭火灾。

姥姥和母亲兴致勃勃地跟着出巡队伍跑。我母亲注意到火神爷沿途任何供品也不拿，就一颠一颠地被抬走了。姥姥告诉她，这叫“心到佛知，上供人吃”。那些穷日子里，我母亲热望过节的最大兴致，就是有好东西吃。对那些充满诗意而不充满食物的节日她则没什么兴趣，姥姥在元宵节猜灯谜，在九九重阳节一家去赏菊，她都不耐烦地等在一旁。

当一年一度的城隍庙会到来时，姥姥爱带我母亲去城隍庙看泥塑。这些泥塑望画地狱十殿阎王审判鬼魂的故事，教育人们道德准则。姥姥指着一组“割舌地狱”要我母亲看：一个人被捆在柱头上，舌头被一个模样狰狞的小鬼拉得长长的，另一个小鬼正用刀割他的舌头。姥姥说，这是在惩罚那些生前说谎的人，如果我母亲说了谎，死后也要受这种处罚。这就样，姥姥一路快快乐乐地对我母亲挨个解说那些怕人的形象。但在一组塑像前她却突然闭了嘴，接着我母亲快乐离开。若干年之后，我母亲才知道，那组塑像描绘的是“锯人地狱”：一个再嫁的寡妇正被她的两任丈夫从中间锯成两半，因为她是他们俩共同的财产。在那时日，这种恐怖场面吓坏了不少守寡的妇女，使她们忠贞于已去世的丈夫，不管所谓的忠贞是怎样的悲惨。有的人甚至在被夫家迫令再嫁时自杀。我母亲此时才意识到：姥姥决定再嫁给夏瑞堂是多么不容易。

三　“人人都说好满洲”

——在日本人统治下(1938—1945)

1938年初，我母亲快七岁了。她聪明好学，春节一过，新学年开始，父母亲就送她上了学。当时的教育由日本人严密控制，尤其是历史和伦理课程。法定的“国语”是日文。小学四年级后，教学全采用日文。学校绝大多数教师都是日本人或是会讲日语的中国人。

1939年9月11日，我母亲入学第二年，“满洲国”皇帝溥仪携夫人到锦州视察。我母亲被选为学生代表向皇后献花。当天一大群人站在色彩鲜艳的露天平台上，手里挥动着象征“满洲国”的黄色纸旗。我母亲手捧一大束鲜花，站在铜管乐队和达官贵人旁边，显得神气十足。一个和我母亲年纪相仿的男孩则局促不安地站在她身旁，手里也抱着鲜花，这是要献给皇帝的。当溥仪夫妇出现时，乐乐奏起“满洲国”国歌，人人肃立致敬，我母亲走上前去，动作熟练地行屈膝礼，献上花。皇后身着白裙，戴着一双极薄的长至肘部的白手套，我母亲觉得她简直是漂亮极了。我母亲趁机瞥了一眼穿军服的溥仪，觉得在他厚厚的近视眼镜后面有着一双金鱼跟。

我母亲之所以被挑选出来向皇后献花，不仅是因为她的成绩拔尖，还因为她在注册填表时把自己填为满族，这是她继父的民族。“满洲国”被称为满旗人自己的国家，这里的大多数居民是满人，假如能让他们有机会想想谁来统治这个问题，他们会说满人皇帝是天经地义的，所以溥仪对日本人的确很有用。夏瑞堂认为自己是个忠诚的子民，我姥姥也这样想。按照传统，女人表达爱情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对所爱的人百依百顺。和夏瑞堂意见不同这样的念头，姥姥是转也不转的。

在学校，我母亲接受的教育是祖国是“满洲国”，邻国中有两个中华民国：一个是蒋介石领导的“敌国”；一个是汪精卫领导的“友国”(日本人在中国占领区扶持的傀儡)。她被灌输“满洲”并非中国的一部分，要做“满洲国”的顺民。她在学校学的第一首歌是这样的：

红男绿女踏街头，

人人都说好满洲。

你快活来我快活，

吃穿无愁肠，来、来、来，好满洲！

老师们常说“满洲国”是人间天堂。然而，我母亲就是小小年纪也能觉察到，如果这是天堂的话，也只是日本人的天堂。日本小孩上的专门学校，那里设备完善，有良好的暖气供应系统，光亮的地板和明净的玻璃窗。而当地的中国小孩则挤在破烂的庙宇和私人捐赠的旧房子里上课。冬天，由于没有暖气设备，往往不得不中止教学，同学们围着教室跑步，或一齐跺脚。

不仅主要的教师都是日本人，教学方式也是日本式的，打学生是家常便饭。冒犯校规时，哪怕是最微小的过失，如像女孩的头发长过耳垂以下半寸，都会挨凑。处罚方式主要是赏一顿耳刮子，男孩子还常被木棍敲打头部。另一种惩罚方式是在雪地上跪几个钟头。

当地的孩子在街上遇到日本人时，得鞠躬让路，即便这个日本人比他们还年幼。日本学生常常叫住当地学生，无缘无故就打他们耳光。学生们遇到老师必须恭恭敬敬鞠躬行礼。我母亲常对她朋友开玩笑说：日本老师所到之处，就像旋风刮过草地，只见草儿们不断地弯腰。

许多成年人由于怕得罪日本人，也不得不向他们点头哈腰。不过，开始时，日本人的出现并没有给夏家造成很大冲击。中、下层职务仍由当地的满人和汉人担任，我外曾祖父继续做他的义县警察局副局长。到了1940年，在锦州的日本人约有一万五千人。夏瑞堂的隔壁邻居就是日本人，我姥姥和他们相处得很好。这家男主人是一位政府官员，每天早上，当他乘黄包车离家上班时，他妻子和三个孩子都站在门外，向他鞠躬道再见。此番仪式结束后，他妻子就开始做家务事。让我姥姥和我母亲大感困惑的是她戴着白手套搓煤球。第一个煤球还没有搓成，白手套就已脏得不成样子了。

这位日本妇女常常来姥姥家闲坐。她很孤独，因为丈夫极少在家。来时，她爱带上一小瓶酒，姥姥则弄些佐酒小菜。姥姥能说一点日语，那位日本妇女也能讲些中文。她们还互相哼歌，激动时又相对流泪。她们经常相互帮助整理花园，这家邻居有很齐全的花园工具，对此我姥姥十分羡慕。我母亲也经常被邀请到她家花园里玩耍。

但是，夏瑞堂一家也听到了日本人所犯下的罪行。大片大片的“满洲国”北部村庄被烧毁，幸存者被赶进“战略村”集中。东北有六分之一的人口(约五百多万人)失去了家园，成千上万人死亡。东北的矿产资源十分丰富，矿工们在日本监工的严密监视下，没日没夜地干活，直至累死，采掘出的矿产都被运往日本。

很长一段时期，夏瑞堂一直在为皇帝溥仪辩护，说溥仪实际上是日本人的阶下囚，对发生的罪行一无所知。但当溥仪把他对日本国的称呼从“友邦”变成“兄弟”，最后变成“亲邦父国”时，夏瑞堂气得举拳捶桌，大骂他是“认贼作父的昏君”。尽管如此，他仍说不知道皇帝对暴行该负多大的责任。然而，随后发生的两件事彻底改变了他的观点。

1941年末的一天，夏瑞堂诊所来了一位衣衫褴褛的病人。他脸色蜡黄，身体干瘦，弓着腰，一副疼痛不堪的样子。他是铁路的苦力，从早到晚搬运沉重的货物，常觉得胃部像火烧火燎地疼痛。他不知道自己还能支撑多久，但一旦失业了，他就没法养活妻子和刚出世的孩子了。

夏瑞堂告诉他，他的胃不能消化粗食。由于溥仪在1939年6月1日颁示，大米只供给日本人和少部分汉奸，绝大多数当地人不得不依靠橡子面和一些玉米、高粱过活，而这些都是难以消化的。夏瑞堂免费开药给他，又叫姥姥送给他一小袋大米——这是姥姥偷偷从黑市上买来的。

不久，夏瑞堂听说那人已死在苦工营了。原来他在离开诊所后，吃了米饭就去干活，结果在工地上呕吐了。一个日本监工从呕吐物中发现了大米饭粒，立刻以“经济犯罪”的名义逮捕了他，送进苦工营，由于他身体太虚弱，只活了几天。当他妻子听到噩耗时，抱着婴儿投河自尽了。

这次意外事件使夏医生和我姥姥痛不自禁。他们觉得对这家人的死负有责任。夏瑞堂后来总是说：“大米能救人，也能杀人！一小袋大米，三条人命呀！”他开始骂溥仪是“暴君”了。

很快，惨剧直接降临夏家。夏瑞堂最小的儿子在义县当教师。和满洲国所有学校一样，日本校长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幅很大的溥仪像。每个人进房时都必须对此像行礼。有一天，夏瑞堂的儿子一时疏忽，忘了鞠躬。日本校长一个巴掌过去，他一时失去平衡，忍不住说：“难道我每天总得哈着腰，我就不能挺直身子，哪怕是站一会儿吗？早上朝会时我刚鞠了躬……”

没等说完，他脸上又重重挨了一下。只听日本校长喊道：“这是你们满人的皇帝，你们满洲人连最起码的礼节都不懂！”夏瑞堂的儿子冲口而出：“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一张纸片嘛！”此时，另外两位中国老师赶来止住了他。他冷静下来，恢复自制后，勉强对肖像躬了躬腰。

到了晚上，一位朋友跑来通风报信，说他已被定为“思想犯”——这种罪名起码得坐牢，还很可能被处死。夏瑞堂小儿子于是出逃了。从此再也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可能他已被抓住，死在监牢或苦工营里了。

事情并未到此结束，由于弟弟“犯罪”，地方上的恶霸开始骚扰夏瑞堂唯一幸存的儿子德贵，声称他没有尽到兄长的责任，向他勒索保护费。他付了钱，但无赖们贪得无厌，得寸进尺，以至他不得不卖掉药铺，离开义县到了奉天(沈阳)。在那里，他重开了一家新店“泰和堂”。

夏瑞堂从此成为满洲国和溥仪的死对头。

夏瑞堂行医的名声越来越响，日本人、中国人都请他看病。有时他会在替一位日本高官或汉奸治疗之后，对家人说：“我希望他死掉才好。”但这并不影响他的行医态度。“病人是个人。”他常说：“做医生就得给他治病，不能管他是好人、坏人。”

姥姥此时已把她的母亲，即我的外曾祖母，接到锦州。姥姥与夏瑞堂结婚离家后，外曾祖母一直和丈夫在一起。但外曾祖父讨厌她。两个蒙古族姨太太也恨她。她开始疑心这两个女人想毒死她和年幼的儿子玉林，天天吃饭就都用银筷子，还总是先喂狗。在姥姥离家数月后的一天，那条狗突然暴毙。外曾祖母忍无可忍，生平第一次与丈夫大吵一架。在婆婆杨老太太的支持下，她和玉林搬到外面租房子住下。杨老太太对儿子的所作所为也愤慨至极，她于是跟着媳妇、孙儿搬走了，从此再未见儿子，直至临终时，儿子才来看了她一眼。

他们搬出之后，外曾祖父按月送生活费给他们，但他极不情愿，到了1939年初就停止接济了。那时没有法律来保障分居或离婚妇女的权利，她们的生活完全靠丈夫发善心。外曾祖父不发善心，姥姥和夏瑞堂只得负担起他们的生活。当杨老太太于1942年去世后，外曾祖母就和玉林搬到锦州，住进了夏瑞堂家。外曾祖母心里总是不安，觉得自己和儿子寄人篱下。为了报答他们，她几乎用尽全部时间为全家人洗衣服和打扫房间，每天颠着小脚，小心翼翼地走来走去做家务事，生怕得罪了她女儿和夏瑞堂。她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拜佛时总恳求菩萨让她下辈子不要再做女人，“来世就让我变猪变狗，不要变女人！”

姥姥还把她所喜爱的妹妹玉兰接到锦州。玉兰已在义县结婚，但丈夫是个同性恋。他把玉兰送给自己的老板——一位有钱的伯父玩弄。这位伯父拥有一家粮栈和一座榨油厂，已强奸了好几个自己家里的女人、包括他的小孙女。由于他是一家之主，拥有无上的权力，玉兰不敢与他抗争。但当她丈夫要把她再转让给他伯父的合伙人时，她拒绝了。姥姥不得不付钱给这个丈夫，让他休掉玉兰(那时女人不能要求离婚)，玉兰到锦州后，与当地一位叫佩欧的人结了婚。

佩欧是监狱看守。他们夫妇俩常来我姥姥家走动。佩欧讲的故事常常令我母亲毛骨悚然。监狱里关的都是政治犯，他描述他们如何勇敢，受到严刑拷打，仍大骂日本人不已。酷刑是家常便饭，犯人们得不到任何治疗，伤口只得任其发炎溃烂。

夏瑞堂主动提出要为这些犯人治病。他去监狱时，佩欧把他介绍给一位姓董的朋友。董是个刽子手，负责绞刑。犯人被捆在一张椅子上，一根绳子绕着脖子，另一端拴在轮子上，轮子有个把手。行刑时，刽子手摇动把手，绳子慢慢收紧，犯人就在缓慢窒息的极度痛苦中死掉。

从佩欧那里，夏瑞堂知道董的良心很是不安，每次行刑时，都事先把自己灌得烂醉。夏瑞堂请董到家，送给他一些礼物，暗示他尽可能救些犯人，如不要把绳子收得太紧。通常行刑时，总有一名日本士兵或一个受到信任的汉奸在场监督。但有时，如果被处死的人不那么重要。日本人就懒得露面了。还有些时候，他们在囚犯还没有真正断气时就离开刑场。董表示，在这类场合，他可以在囚犯死前做手脚停止绞刑。

行刑之后，囚犯尸体被放入薄木匣内，由一个老马夫用马车拉到郊外南山乱尸岗。到了那里，他打开木匣，把尸体倒进一个浅坑。为重男轻女家庭所溺杀的女婴尸体也常被抛入这些坑内，那时候，这种事很平常。野狗常常在此出没，以死尸为生。

夏瑞堂结识了这位老车夫，不断送给他钱。老车夫也时时到夏的诊所聊天。谈来谈去，话题最终会扯到坟场。“我告诉那些死鬼，”他说，“你们落到这步田地，不要怪我，是日本人害的。记住今天是你们的忌日，明年今天是你们的周年。如果你们想远走高飞，也找个好点的地方投胎，你们头冲的那条路就是条好路。”董和老车夫秘密地救囚犯，虽然互相从来不谈论“营救工作”，夏瑞堂也不知道他们救活了多少人。日本人投降后，被救活的“死尸”们回到锦州，集资为董买了一幢房子和一些地。老车夫当时已去世了。

在他们救出的人当中，有一位是姥姥的远亲，名叫王汉臣，他是地下抗日运动的重要人物。由于锦州是长城以北铁路干线的枢纽，从1937年7月起，它就成了日本掠夺中国财富的集散地，保安措施非常严格。王汉臣的地下组织被日本人的特务打入，整个组织的重要成员都被逮捕。他们受尽酷刑，灌辣椒水、压杠子、用钉子鞋打嘴巴。大部分的人都被杀害了，夏家也以为王汉臣已经死了。有一天，佩欧跑来说，王汉臣还活着，但就要被绞死了。夏瑞堂立即与董取得联系。

行刑的那天晚上，夏瑞堂和姥姥带着车来到南山乱尸岗。他们把车藏在附近的树林中，然后悄悄守候。他们可以听到野狗扒坑时，低沉的嗥叫声和嘶咬声，还能嗅到从坑内散发出来的浓烈的腐臭味。不久，一辆大车出现了。黑暗中，他们隐隐看见老车夫驱车上坡，然后开始把尸体从木匣中倒出来。待老车夫驾车离去，他们赶忙跑到坑边，挨着尸体翻看，终于找到了王汉臣，细细看去，发觉他还活着。由于受酷刑折磨，他完全不能行走，他们费了很大的劲儿才把他弄上车，运回了家。

王汉臣被安顿在夏家那间多出来的房间里。这房间只有一道门，通我母亲房间。我母亲的房间又只能通往姥姥和夏瑞堂的卧室，因而很难有人能够碰巧撞进小屋子里去。夏家是四合院内唯一有门进入院落的一家，其他两家人的门都面街，要进院需绕街通过大门。所以，只要有人放风，王汉臣甚至可以在院子里锻炼身体。

不过，他们仍得冒着被警察和保甲长发现的危险。日本人早在占领初期就设立了对居民监控的制度“保甲连坐制”，把地方上的头面人物都扶持成保长或甲长，负责催税和昼夜查访“不法分子”。这好似一种制度化的黑社会组织，勒索“保护费”和告密是通向权力之钥。日本人也肯出大钱奖赏告密的人。与这些人相比，“满洲国”的警察还不那么可怕。事实上，许多警察相当反日。虽然他们的主要工作之一是挨家挨户查户口，但每到此时，他们就边走边喊：“查户口了！查户口了！”先通知想躲的人。姥姥一听见喊声，就把王汉臣藏在柴房里的一大堆高粱秆中。警察要等好一会见才懒懒散散走进房子，坐下来喝杯茶，接着十分抱歉地对姥姥说：“您知道，这些都是例行公事……”那时我母亲11岁，尽管父母并没有告诉她所发生的一切，但她知道自己不能讲出王汉臣藏在哪里。她从小就学会了谨慎小心。

在姥姥的精心护理下，王汉臣逐渐康复。三个月后，他完全能走动了。告别时，他很激动。“大姐、大姐夫”，他恳切地说，“我这条命是你们给的，今生今世，我永远都会记住。只要有机会，定将报答你们的大恩大德。”三年后，王汉臣回来了，也履行了自己的诺言。

日式教育还强迫我母亲和同学们观看日本的战争纪录片。日本人对自己的残暴并不感到羞愧，也借以灌输恐怖心理。这些电影放映日本士兵把人劈成两半，把囚犯捆在柱子上，放狗将其撕成碎片，用刺刀划开人的肚皮。镜头还刻意强调受害者临死前瞪着刺刀尖的充满恐惧的眼神。放映时，日本人监视着这些十一二岁的女学生，不准她们闭上眼睛或咬手帕来压住惊叫。多年之后，我母亲仍常从这些恐怖镜头所引起的恶梦中惊醒。

1942年，日本军队分散到中国腹地、东南亚和其他太平洋地区作战，人力大为短缺。高小学生和中学生，包括我母亲全班学生，都得停课去纺织厂劳动，美其名日“勤劳奉仕”。日本学生固然也不例外，但享受的却是特别待遇。每天，当中国姑娘步行四哩去上工时，满载日本姑娘的接送专车从她们身边飞驰而过。

吃午饭时，中国姑娘分到的是用发霉的玉米面做成的稀粥，有蛆虫漂浮在上面。日本姑娘吃的则是饭盒：有肉、蔬菜、水果。

日本姑娘做的是轻松的活，如擦窗户之类，中国姑娘则被派去操作复杂的纺织机。她们来回奔跑在高速运转的机器前接线头。这对成年人也是困难、危险的。如果没及时找到断线头或接得不够快，就会遭到日本工头的毒打。姑娘们怕极了，神经老是绷得紧紧的。加上又冷、又累、又饿，结果事故频繁。我母亲同班同学中有一半以上受过伤。我母亲就亲眼见到一支梭子飞出机器，正好打伤站在她旁边的一位姑娘的眼睛。在去医院的路上，日本监工还不断责骂这位姑娘太粗心。

在工厂劳动后，我母亲升入中学。这个时代与姥姥年轻时相比，已大不一样。年轻妇女已不再被关在家里，妇女受教育已为社会所接受。不过，男女孩受的仍是不同的教育。学校对女孩子的培育方针是四个字：贤妻良母。她们学习日本人称作“妇道”的技艺：理家、烧饭、缝纫、茶道、花道、刺绣、绘画、艺术欣赏。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何讨丈夫欢心，包括怎样穿戴、做头发、鞠躬，如何无条件地温顺。姥姥说我母亲长着“反骨”，所有这些技艺，甚至做饭，从未用心学过。

制作一道风味佳肴，或表演插花，是某些考试的方式。日本人和中国人组成的评判委员会，不仅评分，也评人。穿着自己设计的漂亮围裙的姑娘照片，被放在布告栏里，日本官员常常从这些女孩子中挑选配偶。当时是鼓励日本男人和当地女子通婚，有的女孩子还被选中去日本与她们从未见过面的男人结婚。其中一些女孩子——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她们的家庭——是心甘情愿的。我母亲瞧不起这些人。有个比她年长的朋友被选中去日本，不巧误了船，不久日本人投降了，她也就没去成。我母亲见她时，总是斜着眼瞅她。

日本人与鄙视体力活动的中国人传统不同，他们热衷于运动，这很合爱跑跑跳跳的母亲的胃口。此时她年幼时被推落井中而摔断的髋骨已长好，成了短跑能手。有一次，她获选去参加与日本女子学校的短跑比赛。为了赢得胜利，她天天勤练。比赛前一天，她的中国教练把她叫到办公室，要她在这次比赛中，只能输，不能赢。教练说，他不能解释为什么。我母亲难过极了，她明白日本人不喜欢输给中国人。教练还要我母亲把此话转告给另一位参加者，但不得说出是他的意思。

比赛那天，我母亲甚至没能进入前六名，朋友们都看出她完全没出力。另一位中国姑娘就显然没有接受劝告，她跑了第一名，报复跟着就来了。当时，学校每天早上有一次由校长主持的朝会。校长绰号叫“毛驴”，因为他名字叫毛利。“毛驴”在朝会上总是用像在日本军队中发号施令似的噪音指挥学生行四个特定的鞠躬礼：首先是向东方，叫“帝都遥拜”；其次是向“满洲国”首都，叫“新京遥拜”；然后是“天皇遥拜”；最后是朝溥仪的肖像进行“皇帝遥拜”。赛后第二天的朝会上，鞠躬礼刚完毕，“毛驴”校长马上把前一天获胜的那位姑娘拖出队列，说她对溥仪的鞠躬不够90度。他狠狠地打她耳光，用脚踢她，并当场宣布开除她。

这一决定对那位姑娘和她的家庭无异是大祸临头。她父母急急忙忙把她嫁给了一位政府小官吏以避祸。日本投降后，她丈夫被定罪为汉奸。身为汉奸妻子，她唯一的出路是到一家化工厂工作。这家化工厂污染严重。当我母亲于1984年重返锦州见到她时，她已因长期接触有毒化学物质而几乎失明了。她苦笑着说，生活多么具有讽刺意味：当初她坚持要赢日本人，因此被迫结婚而成为“汉奸”队伍中的一员，受尽磨难。尽管如此，她仍然说，她对赢得比赛一点儿不后悔。

由于日本人严密封锁消息，“满洲国”的“臣民们”很难知道外部世界的变化。但从越来越糟的粮食供应上，他们感到日本人的日子不好过了，街头巷尾流传着这样一句歇后语：日本人吃高粱米——没法子。1943年夏天，日本人控制的报纸报道了盟国意大利投降的消息。1944年中期，许多在满洲国政府供职的日本公民被征募入伍。1944年7月29日，美国B-29轰炸机首次出现在锦州上空。日本人下令家家挖防空掩体，学校每天举行一次防空演习。一天，我母亲班上的一位姑娘有意装无意地端起灭火器，朝她特别恨的日本教师身上喷。要是在过去，此事会招来可怕的惩罚，但她竟然没被追究，看来形势对日本人极为不利了。

“满洲国”盛行着消灭苍蝇、老鼠运动。学生们必须剪下老鼠尾巴，装在信封里，交给警察。苍蝇则装在玻璃瓶内，由警察点数。1944年的一天，当我母亲拿着装满苍蝇的玻璃瓶上交时，警察瞧了瞧对她说：“还不够吃一顿呢！”他看到我母亲脸上露出不解的神情，就说：“怎么，你不知道？小日本爱吃死苍蝇，他们油炸着吃呢！”我母亲明显感到他已不再把日本人看得那么可怕了。

这一段时闻，母亲总是很兴奋，好像有什么好事就要发生了。但是在1944年秋天，她的心头却开始笼罩上乌云。她的家好像不似以往那么快乐，双亲之间有了隔阂。

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是合家欢聚的时刻。以前每到这天，姥姥爱在银色月光下摆开桌子，放些水果和月饼。在柔丝般的月光下，姥姥会讲吴刚桂树、嫦娥玉兔的故事给母亲听。母亲总是两眼望着神奇的满月，听得入迷。但姥姥从来不许她说一个“圆”字，原因是夏瑞堂大家庭已四分五裂。每到中秋前后几天，夏瑞堂就闷闷不乐。

1944年中秋之夜，母亲和姥姥坐在爬满冬瓜和豆子的凉棚架下，是时皓月临空，万籁俱寂。透过叶子之间的缝隙，凝视那无星的光辉，母亲情不自禁脱口而出：“今晚月亮好圆哟！”话音未落，姥姥猛然哭起来，转身跑回房中，母亲听见她边哭边对夏瑞堂说：“到你儿子和孙子那里去吧！离开我和我女儿，你走好了！”她哽咽了一会儿，又说：“你儿子自杀，是我的错，还是你的错？为什么我们要年复一年背着这个包袱呢？不是我不要你去看你的孩子们，是他们不要见你啊！……”自从离开义县，只有二儿子德贵来看过他们。夏瑞堂当时一言不发。

打那以后，母亲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夏瑞堂变得越来越沉默寡言，母亲也本能地回避他。姥姥时常独自落泪，有时，姥姥会突然把我母亲紧紧接住，在她耳边喃喃地说：“除了你，我什么也没有！”

当冬季降临锦州时，我母亲仍是若有所失，甚至美国B-29飞机第二次出现在晴朗、寒冷的十二月天空中时，也没能振作起她的精神。

日本人越来越紧张不安。有一天，母亲一位同学借到一本被禁的中国作家小说，来到效外，想找个僻静处读它。她发现一个好像是防空洞的地方，就走了进去，在黑暗中摸索。她的手碰到一个电灯开关似的按钮。顿时警报大作。原来她无意中间进了军火库。她想逃跑，但两腿已吓得发软，勉强跑了几十尺，便被一个日本兵抓住拖走。

两天后，全校学生、教师列队来到西门外小凌河湾一片覆盖积雪的空地上，附近居民也被保甲长召到这里。据说是观看“惩罚对大日本帝国不忠诚的罪人”。突然，母亲看见她的同学被几个日本宪兵拖来。姑娘戴着脚镣手铐，几乎无法移步。她显然受到严刑拷打，脸肿得难以辨认。当她被拉到指定位置，日本士兵举枪瞄准时，她的嘴唇微微抖动，似乎想说什么，但发不出声音。随着一排枪响，她摔到地上，鲜血染红了雪地。日本校长“毛驴”瞪着眼睛扫视学生。母亲竭力压抑着内心的悲愤，强迫自己再看一眼同学的遗体，但她什么也看不清，在眼前晃动的是一片耀眼的红色和白色。

她听到有人在抽噎，是田中小姐，一位母亲喜欢的年轻日本女教师。“毛驴”立刻闻声赶来，他狠狠抽她的耳光，用皮靴踢她。田中小姐跌倒了，翻滚着，想避开“毛驴”的靴尖。“毛驴”仍不停脚地踢，骂她背叛了日本民族。最后他停了下来，吼叫着发出离开的命令。

母亲最后再看了一眼蜷缩着的田中小姐和同学的尸体，强压下她的仇恨。

四　“亡国奴”

——走马灯似的换政府(1945—1947)

1945年5月，德国人投降和欧战结束的消息传遍锦州。美国飞机频频飞过锦州上空，尽管锦州没有遭到轰炸，但其他几个主要城市都被B—29轰过了。日本人就要战败的气氛笼罩全城。

8月8日，母亲的学校受命去神社为“日本胜利”祈祷。第二天，苏联和蒙古军队就开进了“满洲国”。紧接着，人们争相传告美国在日本丢下两颗原子弹的消息。空袭警报的虚惊已是家常便饭，学校停了课，母亲呆在家里帮着挖防空洞。8月13日，日本求和的消息不胫而走。两天后，一位在政府工作的汉人邻居兴奋地告诉夏瑞堂和姥姥，电台马上要播发重要新闻。夏瑞堂没有去药店，和姥姥一起坐在院子里，只听广播说，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溥仪宣布退位。

街头挤满了情绪激动的人群。母亲跑回学校想看看发生了什么事，那里一片死寂，只听到一个办公室里传出轻微的响声。她悄悄跑过去，透过窗户，只见日本教师拖在一起痛哭。

那天晚上，母亲几乎一夜未眠。天蒙蒙亮时，她被街头喧哗的人声惊动，就打开大门，只见一群人围在街口。一位日本妇女和两个日本孩子的尸体横卧在那里。接着她又听说，一位日本军官剖腹自杀，他的家人也被私刑处死，财产遭人洗劫一空。几天后，夏家的日本邻居一家也死了，据说是服毒自杀。在锦州，到处都有日本人自杀、被杀或财产被抢劫的消息。我母亲注意到一位平时靠拣破烂为生的穷邻居，突然间有了很多值钱的东西要卖。学生们，特别是男学生，狠命地揍日本教师，以报复过去的挨打受气。有些日本人把他们的婴儿放在当地人家门口，希望孩子有条活路。有的日本妇女被强奸，许多女人把头发剃光，装扮成男人。

母亲为田中小姐担心。她是学校里唯一从未打过学生的日本教师，也是母亲的同学被处决时唯一流露出悲伤的日本人。我母亲对父母说她要把田中小姐藏在家里，姥姥很忧虑，不过没说什么，夏瑞堂只是点了点头。因为玉兰姨妈与田中小姐身材相仿，我母亲从姨妈那里借了一套衣服，跑到田中小姐住处，田中当时正用衣柜之类家具堵住门以求自保。她穿上姨妈的衣服，看上去很像中国人。碰上有人问，我母亲就说是她表姐。反正中国人自己也弄不清有多少表亲，外人就更糊涂了。田中小姐被藏在那间曾藏过王汉臣的房间里。

日本人的投降和“满洲国”的垮台，使城市陷入无政府状态。受害者不仅仅是日本人，一到夜间，城里城外变成打劫者的天下，救命声此起彼落。家里的男人，包括姥姥十五岁的弟弟玉林和夏瑞堂的徒弟，都爬上房顶守夜，他们手持斧头、菜刀，身边是大堆石头。我母亲跑上跑下地帮忙，那副“贼胆大”的神情，着实让姥姥吃惊不小，她说我母亲“血管里流的都是你父亲的血”。

抢劫、强奸和滥杀持续了八天，直到苏联红军抵达。8月23日全城居民得到通知，到火车站欢迎俄国人。夏瑞堂和姥姥呆在家里没动，我母亲随着大批兴高采烈的年轻人涌入车站。火车进站时，人群挥动着五颜六色的三角形小旗，高声欢呼“乌拉！”出乎我母亲的意料之外，苏联士兵并非大胡子，骑着高头大马，威风凛凛的凯旋英雄，而是一群尘土满身、面色苍白的小伙子。除了以前曾偶尔从疾驰而过的小汽车里瞥到一些神秘人物外，这是我母亲亲眼见到的第一批白人。

大约一千名俄国士兵进驻锦州。起初，人们感激他们帮助赶走了日本人。但不久，新的麻烦来了。日本人投降后，学校关了门，我母亲只得上私人办的补习班。一天，在下课回家的路上，她看见路边停着卡车，一些俄国士兵正把布一匹匹从车里往外递。布匹在当时极为稀缺，日本人统治时期是定量供应，俄国人拿这些布做什么呢？她很快发现这些布匹来自她小学时曾经劳动过的纺织厂，俄国人正用它们向行人交换手表、钟和其他小玩意。我母亲飞也似地跑回家，在一个堆放杂物的大箱子里翻来翻去，从底层找到了一个座钟，又破又旧，她失望极了，但俄国士兵却爱不释手，将整整一匹美丽的白底印花布塞到她手里。晚饭时，全家人议论此事，都啧啧称怪，搞不懂这些奇怪的外国人对毫无用处的东西为何有这么大的兴趣。俄国士兵不仅从工厂拿产品，还整个拆掉工厂，如锦州的炼油厂，把全部设备运往苏联，说是“战争赔偿”。对当地人来说，这等于是工业被毁掉了。俄国士兵还闯进民家，见什么拿什么，特别是手表和衣服。俄国人强奸妇女的消息也传遍锦州，整座城市又笼罩在愤怒和不安的气氛中。

母亲与俄国大兵有过一次惊心动魄“遭遇战”。夏家住宅因位于城墙外，很不安全，所以举家搬入我母亲朋友借给的一所有石头围墙的院子暂住。搬家使母亲每天去补习班要走三十分钟。一天，一辆苏军吉普车突然刹在离她不远处，几个俄国士兵叫着跑下来抓她。母亲撒腿就跑，迎面远处，坚持早晚接的夏瑞堂正冲她挥动手杖，嘴里呼喊着什么。眼看越追越近，母亲转身拐进了路边一家幼稚园的后门。她熟悉里面复杂的建筑结构，利用院院相通的门，从另一条街跑掉了。夏瑞堂很快就松了一口气，俄国人空手而返，满脸挂着不解。

俄国人到达后一星期，母亲被通知参加一个夜间会议。她来到会场，看见不少衣衫又旧又不合身的男子和几个妇女，正在演说他们如何经过八年抗战，打败日本人，使老百姓成为新中国的主人。这些人是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他们是在前一天刚入城的，没有任何欢迎仪式。会场上的女共产党穿得和男人一样，上下一般粗，我母亲觉得难看死了。她心想，像你们这个土样子，穿着破衣，比乞丐还不如，怎么打败得了日本人？她曾经把他们想象成高大英俊、无所不能的超人。她的那位做监狱看守的姨丈和姓董的刽子手，都曾赞扬共产党说：“最勇敢的数共产党了，骨头硬得很，绞索都套上了脖子，还喊口号骂日本人。”

共产党到处张贴布告，要求居民恢复正常秩序，并着手逮捕汉奸和其他为日本警察工作过的人。被捕的人中有外曾祖父，他被关押在自己曾掌管的大牢里。社会治安受到控制，夏瑞堂开始门诊了，我母亲的学校也开了学。共产党人分住在当地人家里。他们看上去很老实，不装腔作势、横蛮无理，还常和房东聊天。他们对我母亲的一个朋友说：“参加进来吧！我们需要有学问的人。说不定你能当个县长。”他们正在招兵买马，扩充势力。

日本人投降时，国、共两党都在竭力扩大自己的地盘，调兵遣将准备重开因抗日而中止的内战。事实上，内战已在有些地区打响了。由于富饶的资源和日本投降造成的“真空”，东北成了双方的争夺要地。虽然国民党军队数量居优势，装备也精良得多，但共产党统治地区离得近，尽管没有俄国人的帮助，也抢先把部队开进了东北。美国人帮助蒋介石把成千上万国民党军队从南方运送到华北，并一度欲在距州锦三十哩处的葫芦岛登陆，后因受到共产党的猛烈阻击才不得不撤退。国民党军队被迫在长城以南上岸，乘火车向北进发，由美国人提供空中掩护。前后计有五万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占领北京和天津。

俄国人正式承认的是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由于斯大林承诺在胜利后三个月内撤走苏军，苏联红军于11月11日撤出锦州，退到东北北部，锦州只剩下中国共产党人。11月底的一个傍晚，我母亲下课回家，看到许多携带武器装备的士兵行色匆匆向南门开进。她知道城郊四周正发生激烈战斗，猜想共产党是在撤退。这次撤退是根据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的战略进行的，叫做“让开大路，占领两厢”，“不拘一城一池得失，重在消灭有生力量。”

共产党撤走不久，一支新的军队进了城，这已是近四个月来的第四支驻军了。这支部队军容整齐，士兵穿的是卡其布，军官穿的是昵制服，拥有崭新的美式武器，这就是国民党军队。人们都跑出房屋，聚集在狭窄的土路两旁鼓掌、欢呼。我母亲也挤到人群前头，她突然发现自己也跟着举手欢呼了，心想这才像打败日本人的军队。她奔回家中，激动地告诉父母，她看到了一些多神气的军人。

锦州洋溢着节日气氛，人们争先恐后把军人请到家里住。一位军官也住进夏家，他举止文雅、谦恭，全家人都喜欢他。夏瑞堂和姥姥觉得国民党一定能维持好秩序，结束混乱，使人们有好日子过。谁知接踵而至的，是失望。

从大后方——内地来的官员看不起当地人，称他们是“亡国奴”。并不时提醒他们应感激国民党把他们从日本人手中解救出来。我母亲的学校复课后，一天晚上举行了一场有军队、地方官员参加的联欢晚会，一个军官的三岁女儿背诵了一段演讲辞，一开头就是“我们园民党人抗战八年，救了你们这些亡国奴…”我母亲和她的朋友听了非常刺耳，一气之下就退了场。

我母亲对国民党官员竞相讨姨太太的做法也大为反感。她的学校是全市唯一的女子中学。从1946年初开始，各类官员纷至沓来，找妻子的有之，找姨太太的更不乏其人。有些女学生甘愿出嫁，有的则不敢说个“不”字，因为她们的家庭把和大官联姻看作是走好运。

十五岁的母亲，正值豆蔻年华，招人喜欢，又是学校中拔尖的学生。好些官员派人登门提亲，但她告诉父母，她一个也不嫁，要自己选择丈夫。她对妇女所受的待遇向来很气愤，又深恨姨太太制度。父母也都支持她，但又畏惧权贵，不得不绞尽脑汁对求亲者婉转推却。有位副官长在定亲金条被拒后，闯入夏家威胁要用花轿强抬人。藏在门外偷听的母亲听见后，掀开门帘冲进去对着他说：“如果要那样，我就死在花轿里！”幸运的是，不久这位副官长部队调防了。

有位年轻的女教师刘小姐，挺喜欢我母亲。在中国，如果朋友很喜欢你，往往会设法把你变成他们家庭的一员。在当时男女独自相识机会少的情况下。把自己的朋友介绍给兄弟姐妹，就成为讨厌媒妁之言的年轻人彼此认识的一个渠道。刘小姐把我母亲介绍给她弟弟，当然先经刘家父母的认可。1946年春节，我母亲应邀来到刘家。刘老爷是当时锦州富商之一，刘少爷还不到二十，就俨然是个风流人物了。他身着墨绿色西服，上衣口袋露出折叠妥贴的手绢，在锦州这样的外省城市，简直是少见的派头。他是北京辅仁大学学生，学习俄语和俄国文学。我母亲颇为动心，刘家人也喜欢我母亲。

刘家很快派媒人向夏瑞堂提亲。夏瑞堂算是那个时代极开明的人，他问我母亲的想法。我母亲提出先做“朋友”，不作进一步的承诺，这在当时是很罕见的。传统男女在订婚前，不能成双成对出现在公共场合。可是我母亲向往快乐和自由，希望能跟男子作朋友而不一定非结婚不可。深知我母亲性格的夏瑞堂和姥姥退回了礼品。因为依照风俗，只要收礼，就意味定亲，以后就很难改变了。我母亲开始和刘少爷来往，所有相识的人都说他们是天生地造的一对，夏瑞堂和姥姥也私下把刘少爷看作乘龙快婿了。但我母亲很快就看出他的浅薄，他从不去北京，整天在家里闲荡，过着公子哥儿的生活。有一天，她发现他居然没有读过《红楼梦》，我母亲觉得这简直不可思议。当她向刘少爷流露出失望的表情时，他轻描淡写地说：“中国古典小说并不合我的口味，我喜欢的是外国文学。”为了显示他更胜一筹，他反问我母亲：“你读过《包法利夫人》吗？这是我最崇拜的书。我认为它是莫泊桑的最伟大的作品。”

我母亲读过《包法利夫人》，她知道作者是福楼拜而不是莫泊桑，顿时，她对刘少爷的好感一落千丈。她忍不住想拆穿他，但终究什么也没说，因为让男人出了丑，她就成了没教养的刻薄女人。

刘少爷好赌，特别是搓麻将，而我母亲对此厌烦之至。一天晚上，麻将搓得正酣，女仆走进来问道：“少爷，今晚要哪个女仆侍寝？”刘漫不经心地点了个名字。我母亲气得发抖，但刘只是抬了抬眼皮，表示对她如此强烈的反应感到不解，他故作惊讶地解释说：“这在日本非常普遍，他们称作‘侍寝’。”他想使我母亲感到自己太土气，太爱吃醋，吃醋在传统中被认为是女人最糟糕的品行之一，丈夫可以据此休妻。和上次一样，我母亲一言没发，但她已满腔怒火。对她来说，与这样一个视调情和婚外艳史为理所当然的丈夫在一起，生活绝无幸福可言。她需要的丈夫应该真诚地爱她，不会做这些事来伤害她。从此时起，她打定主意结束与刘少爷的关系。

几天后，刘家老爷突然病故。因为刘家是名门，刘老爷又是一家之长，刘家决定大办丧事。头七天是入殓仪式，全家人跪在灵堂两旁守灵，请来的和尚端坐在灵堂前，齐声诵念《倒头经》。刘老爷的遗体被安放在一个精致的雕花檀香木棺材内。紧接下去，是嚎丧祭典仪式。参加仪式的不仅有所有家庭成员，还雇了专门办丧事的人前来陪哭。从此时起，一直到七七四十九天后的出殡下葬，嚎啕声从早到晚不能断。同时，要不断为死者烧冥钱，使他在另一个世界有足够的钱花。

死后第四十二天，刘老爷棺材被移人搭在院子里的篷帐内。在下葬前七天中的每个夜晚，死者将到另一个世界的高台——望乡台上俯视全家，只有家庭成员都在场，他才会放心离去。刘家急需未婚媳妇到场陪灵吊孝，一来满足富豪之家的体面，二来使刘老爷能看到儿媳妇。我母亲拒绝了，对刘老爷的去世，她很悲痛，因他对她十分友善。但是，如果她去了，就摆脱不了和他儿子的婚姻，所以当刘家差遣的说客不断登门催促时，她不为所动。

夏瑞堂不反对我母亲与刘少爷断绝往来。但她在这个时候采取这种作法对他来说是对不起死去的刘老爷，是很不光彩的。姥姥也焦急万分，她说：“街坊邻居都知道你和刘少爷的关系，现在人家有难，你甩手不管，让我和你爸爸的脸往哪儿搁？”她又很不理解地说，“谁听说过一个姑娘家拒婚的理由是这个男人弄错了外国作家的名字？说他爱沾花惹草，哪个富家子弟不干些这种事！你用不着担心姨太太、丫环和其他什么人，你那么能干，还怕管不了你的男人？”

但对我母亲来说，“管男人”不是她所想要的生活。我姥姥内心也很了解，只是她希望我母亲快嫁人，因为不断有国民党官员上门来提亲。她对我母亲说：“你不嫁张三，就得嫁李四，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你一天不离开家，我就一天放心不下。想想看，刘少爷是不是比其他人都好得多？”我母亲仍说她宁死也不愿嫁给一个不能带给她幸福和爱的人。

刘家对我母亲大为恼怒，夏瑞堂和姥姥也非常生气，他们使出浑身解数，连哄带哭带骂带劝，却毫无结果。夏瑞堂终于对我母亲大发雷霆：“你丢尽了夏家的脸，我没有你这样的女儿！”我母亲从不记得他曾如此对待过她，“那我就不当你的女儿好了！”我母亲喊着，跑出房间，打点好自己的东西，径直走了。

在姥姥那个时代，离家出走是不可想象的，妇人无工作可找，最多只能当佣人，就算当佣人也要保人。但时代变了。1946年时，妇女可以自谋生路，能找到像教师、医生这样的工作。我母亲的学校有个师范班，为在此校读满三年初中的女学生提供免费食宿和教育，除了考试外，唯一入学条件是毕业后必须当教师。班里大部分的学生都来自付不起学费的穷人家或那些自认为考不上大学的人。上这个班被一般学生认为是下下策。我母亲一向自恃是上大学的材料，因而当她申请时，班上同学很吃惊。我母亲于是声明自己愿意献身教育。虽然她尚未读完三年初中，但她是出名的优等生，轻松地通过了考试。就这样，在离开家后，她住到了学校。

住校不久，姥姥就跑来央求她回家。她很高兴和父母和好如初，但坚持保留学校的床位。她决心不再依赖任何人，无论这个人多么爱护她。对她来说，师范班非常理想，它保证在毕业后有一份工作，那时大学毕业即失业很普遍。另一个好处是免费，因为夏瑞堂已开始受到经济恶化的影响。

锦州未被俄国人拆卸运走的工厂，现被国民党接收，但他们不能使经济复苏。全城只有少数几家工厂在低水平运转，而大部分所得又落入他们的私囊。国民党接收大员搬进了日本人腾空的漂亮住宅。紧靠夏家的那幢日本文官的住房，现在成了某国民党官员姨太太的私宅。锦州市长韩先生原是当地的一位“穷小子”。他通过没收日本人和汉奸的财产，成了暴发户，娶了几个姨太太。市政府被当地人称为“韩家大院”，因为里面大多数官员都和他沾亲带故。

国民党占领义县后，我外曾祖父就从监狱里释放了出来。当地人说，这是他靠“贡献”全部财产换来的，老百姓盛传国民党大员靠没收财产发大财。为了保护自己，获释后的外曾祖父把自己和姨太太所生的女儿嫁给了一个国民党军官，但这人只是个连长，没能提供给他多少帮助。外曾祖父丢了官、财产，靠行乞为生，人称“蹲阳沟”。我外曾祖母听到这消息时，叮嘱孩子不要提供他任何帮助。

1947年，外曾祖父颈部患了恶性肿瘤。他预感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三番两次托人带信到锦州，央求见见孩子。刚开始，外曾祖母拒绝了。但经不住再三恳求，她软下心肠。于是，我姥姥带着弟妹乘火车来到义县。这是十五年来，姥姥首次与父亲重逢。此时的外曾祖父已形容枯杭，难以辨认了。他看到孩子们时，努力想从炕席上撑起身子。希望与孩子们有个亲热的表示。可是孩子们只说了一句：“我们来了！”就站在门边一动不动，没有走近他。他露出不敢别有所求的神情说：“玉林，叫一声爸爸。”但玉林不吭声。外曾祖父老泪纵横，脸部不断抽搐。姥姥看不下去，恳求弟弟叫一声，同时把弟弟推向父亲。玉林终于咬紧牙关憋出一声“爸爸”。外曾祖父脸上才掠过一丝微笑，抖索地拉住儿子的手说，“做个小买卖，能养家糊口，合家团圆就知足了。不要当官，它会毁了你，就像毁了我一样。”这是他最后的话，他死时只有一位姨太太在旁守候，穷得连口棺材也买不起，尸体就用一个破箱子装着，草草埋掉，家里没有一个人替他送终。

官场腐败现象越来越严重，蒋介石不得不设立“打虎队”追查贪官污吏。队名由来是因老百姓把贪官污吏比作可怕的老虎。“打虎队”号召人们起来揭发贪污腐败。但事实证明。这不过是掌权人向富人勒索钱财的方法之一。“打虎”本身油水就很多。更使无权无势者头痛的是明目张胆的敲诈。大兵们几乎天天光顾夏瑞堂的诊所。先是装模作样地敬礼，接着用可怜巴巴的声调说，“大夫，咱们弟兄缺钱用，您老人家能不能借我们一点钱？”拒绝是不明智的，任何人胆敢和他们顶撞。就会被扣上一顶“共产党”帽子，抓进监狱，甚至受到严刑拷打。大兵们看病不给钱也是司空见惯的。夏瑞堂并不特别在乎这个，因为他认为医生的职责是治病救人。但令他痛心的是有些人随便拿贵重药品如人参、鹿茸等，转身就在黑市上卖高价，而当时连普通药品都奇缺。

内战越演越烈，驻守锦州的士兵猛增。蒋介石直接领导的中央军纪律还算好些，那些无法从中央政府得到军饷的杂牌军，就只能“靠山吃山”了。

在师范班里，我母亲和一位白姑娘建立了友谊。她年方十七，漂亮、聪明、大方。在我母亲眼里，她是位可亲可敬的大姐姐。当我母亲向她诉说自己对国民党的不满时，白姑娘总是开导她，“你不能见木不见林，任何政权都有它的缺点。”白姑娘全心支持国民党，加入它的一个特务组织，任务是追查汉奸。但在一次特务集训中，上司要她暗中监视同学们，从她房里传出一声枪响，集训所的人赶去推开房门，发现她躺在床上，脸色灰白，嘴大张着喘气，满床是血，一句话也没说就死了。报纸将此事渲染成桃色情杀事件，但没人相信，因为白姑娘在男女关系上十分矜持。我母亲听说她被杀是因为要求退出特务组织。悲剧并未结束，白的母亲在一个银楼老板家当女佣。她对独生女的死肝肠寸断，更对报纸造谣说她女儿是因情人太多争风吃醋被杀而悲愤交加，不久也悬梁自尽了。她的雇主因此受到地头蛇敲诈，宣称是他把白母逼死，老板满足不了贪婪的勒索，只得关掉银楼了事。

有一天，姥姥忽听有人敲门，一位年约四十的中年汉子，穿着国民党军服，笑盈盈地走进来。一见姥姥，他深深地鞠躬，称她“大姐”，又称夏瑞堂“大姐夫”。好半天，他们才认出这个穿着神气、结实健康的人竟是那个从日本人绞刑机中死里逃生的王汉臣。和他一块来的是一个瘦高的年轻人，虽也戎装在身，但更像个读书人。王汉臣介绍说他叫诸葛，我母亲立即对他产生好感。王汉臣现已是国民党情报组织的高级官员，负责主管驻防锦州的一支特务部队。他再三对夏瑞堂和姥姥说：“我的命是你们给的，我一定要报答。不管有什么事，开口说一声就行！”

王汉臣很快为姓董的刽子手和监狱看守佩欧在特务组织中找到差事。诸葛也与夏家人十分亲密。他原在天津大学学自然科学，日本占领天津时，他跑到后方加入了国民党。我母亲把他介绍给了一直在夏家生活的田中小姐。两人一见倾心，不久结了婚，搬到外面租下一套公寓房子住。一次，诸葛擦枪不小心，碰动板机，子弹穿透地板，将正在楼下睡觉的房东儿子打死。这家人不敢声张，他们害怕特务，因为特务可以指控任何人是共产党，他们的话就是法律。诸葛的母亲给这家人一大笔钱作赔偿，诸葛为良心所折磨，深感不安。这家人却不但不露任何不满，反而做出万分感激的样子，怕诸葛会察觉他们情绪而害他们。诸葛终于忍受不了，另觅房子搬走了。

玉兰丈夫佩欧在情报组织中干得十分得意，以至改名为“效石”，意为效忠蒋介石。他是诸葛手下三人特务小组成员之一，最初，他们的任务是追查过去的亲日分子；接着，变为监视学生中的亲共分子。开始，效石是叫他做什么就做什么。不久，他就要求换一份差事，因为他不想送人进监狱。他被派去做西门一带的稽查员，专防走私。共产党虽然离开了锦州城，但并没有走远，他们在城郊活动，与国民党军打游击。锦州当局试图严格管制那些主要生活必需品，以防落入共产党手中。那些把布匹、药品等必需品卖给共产党的人，被称作“走私犯”。

效石有了权，发了财，慢慢就变了。他吸鸦片、酗酒、赌博、逛窑子，还染上梅毒。姥姥常劝他，但他就是不改。他觉得他比夏家人过得都称心，当他看到夏家因食品短缺而吃不上一顿好饭时，就每每邀请大家去他家吃饭。夏瑞堂坚决不去，也不让姥姥去，他说：“咱们不碰那些不义之食。”但美味佳肴的诱惑力委实难以抗拒，姥姥偶尔也带着玉林和我母亲偷偷到效石家去美餐一顿。

国民党进入锦州时，玉林正好十五岁。他一直跟夏瑞堂学医，夏瑞堂说他是可造之材。因为姥姥的母亲和弟弟都靠她丈夫生活，姥姥俨然是一家之主，得为玉林安排婚事。她认为出身贫寒意味能吃苦耐劳，因此很快就选中了一位穷人家女儿，比玉林大三岁。我母亲跟姥姥一块去相亲。未来的新娘进来行见面礼时，穿着一件绿丝绒旗袍，是特地借来的。这对年轻人于1946年在婚姻登记处注册结婚，新娘身穿租来的西式白色婚纱礼服，没坐轿子，用一辆西式马车接来。

姥姥还请王汉臣为玉林谋份差事。汉臣安排他去了盐警队。因为盐是生活必需品，当局严禁向共产党出没的农村地区销售。当然，官员们暗地都做私盐买卖。共产党游击队以及国民党军队常常因抢盐打仗。玉林好几次卷入战斗，眼见许多人丧生，觉得实在可怕，只干了几个月就辞职了。

这时，国民党逐渐对农村地区失去控制，越来越不容易征到兵。又因为内战的血腥味越来越浓，年轻人都不愿当“炮灰”。但国民党军队伤亡很大，需要补充，所以到处抓壮丁。怎样才能使玉林不被抓去当兵呢？姥姥只好又去找王汉臣，要他把玉林弄到特务组织里去。出乎姥姥意料，这回王汉臣拒绝了，说那不是正派年轻人立身之处。

姥姥此时不知道王汉臣其实已对特务组织完全绝望，只见他吸毒、酗酒、嫖妓、滥赌，无所不为，心想他本是个自制力和正义感都很强的人，怎会落到这般地步？她提议替王汉臣找个妻子，想用婚姻拯救法拉他一把。但王汉臣却说他不能娶妻，因为他不想活了。姥姥惊诧之余，问他为什么。他流着泪说，他不能告诉她，而且说了她也帮不上忙。

王汉臣参加国民党本是因为恨日本人。但事与愿违，在他的特务活动中，手上不可避免地沾上了同胞的鲜血。他良心受责，但又无路可遁，白姑娘的死就是对每个想退缩者的警告。自杀呢，又形同抗议，可能连累家人。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慢性自杀，使自己“自然”死亡。这就是他疯狂摧残自己并拒绝任何治疗的原因。1947年春节，他回到家乡义县，与兄弟、年迈的父亲一起过年。他似乎预感到这是最后一次与亲人团聚，于是就一直待在家里。离开锦州前，他曾告诉姥姥，要是他死而有憾的话，那就是不能尽孝道：为父亲养老送终。那年夏天，他真的怀着憾意，让白发人送黑发人。不过，他对姥姥尽了最后一分力——为玉林搞到一张特务身份证，使他没有被抓去当兵。玉林没有为特务组织干过任何事，继续在夏瑞堂药房里做事。

我母亲学校里有位姓康的年轻教师，教国文。他知识渊博，我母亲很是敬重。他告诉我母亲和另外一些女生，他参加过昆明市的反国民党运动，他的女朋友在一次游行示威中被手榴弹炸死。他的课有明显亲共倾向，我母亲对他印象深刻。1947年初的一个早晨，我母亲在校门口被老校工叫住，告诉她康老师已经走了，并塞给她一张康老师留下的纸条。我母亲不知道是有人向他暗通了国民党要抓他的消息，也不知道国民党特务组织中藏有共产党人，他们通知黑名单上的人逃走。我母亲对共产党知之甚少，并不知康老师就是其中一员，她只知道自己爱戴的老师被国民党逼跑了。纸条上写着两个字：沉默。我母亲从中体会到两个含意：这是康纪念其女友的诗中的一行，“沉默——无言抗议，积蓄着力量。”这是要她保持信心。另一种可能是警告她不要做任何鲁莽的事，因为我母亲素有胆大名声，而且在学生中有号召力。

很快，母亲得知学校换了名女校长，她是国民党国大代表，和特务组织关系密切。她带来的人中，有一位叫尧寒的当上了政治主任，专门监视学生。而教务主任是国民党区分部书记兼的。

这段时间，我母亲最亲密的朋友是一位姓胡的远房表哥，他父亲的锦州、沈阳和哈尔滨拥有多处商号。胡父的两位姨太太没有生儿子，所以深恨胡表哥的母亲。一天晚上，当胡父外出时，她们在胡母和一位年轻男仆的饭里下了迷药，然后将两个剥光放在一张床上。胡父回家发现，勃然大怒，把妻子关在大院深处一间小屋子里，并不许儿子去看她。不过胡父也觉得此事蹊跷，怀疑是姨太太做的手脚，因此没有休妻，也没有赶她出门。当然，他也害怕家丑外扬。他担心姨太太加害儿子，便把胡表哥送到锦州寄宿学校。就这样，他认识了我母亲。当时我母亲七岁，胡表哥十二岁。不久，胡母在囚室里发了疯。

胡表哥是一个敏感内向的青年，母亲的疯一直像梦魇一样压在他心头，他时常对母亲谈起此事。我母亲由此想起自己家里的女人和所听说的许多母亲、女儿、妻子、姨太太的悲剧。女人的无权地位，那些披着“传统”甚至“道德”外衣的野蛮残忍的风俗习惯，不断激怒她。尽管社会在不断变化，但偏见仍然存在，她急不可耐地盼望着激进的变革。她在学校里得知有一支政治势力公开保证这样的变革，这就是共产党。带来这一信息的是她的亲密朋友舒姑娘。十八岁的舒姑娘因与家庭关系破裂而搬到学校住宿，原因是她父亲强迫她和一个年仅十二岁的男孩成婚。一天，她来向我母亲告别，说她要和偷偷相爱的男人逃去参加共产党。“他们是我们的希望。”她走时说。

我母亲和胡表哥越来越亲密。胡表哥是在发现自己对刘少爷很嫉妒时，意识到自己爱上了我母亲的。他看不起刘，说他是个花花公子。我母亲与刘家断绝关系后，他非常高兴，几乎天天来看她。1947年3月的一个晚上，他俩一块去电影院。电影院分坐票和便宜得多的站票。胡表哥为我母亲买了张坐票，自己却是站票。他解释说他的钱不够多，但我母亲知道他在撒谎，因为他父亲总是拿大把的钱给他。电影放映时，我母亲不时用眼角余光瞟着胡表哥。忽然，她看见一位打扮时髦的年轻女子走近他，缓缓从他身边走过，霎那间，两人的手碰在一起了。我母亲马上站起来，坚持要走。在回家的路上，她要胡表哥作解释。开始时胡表哥一概否认，后来又说我母亲太年轻，有些事还不理解，也不应该知道。我母亲气坏了，不让他进夏家大门。虽然胡表哥接着几天不断来访，但我母亲不见他。

过了一段时间，我母亲心软了，准备接受他道歉。她天天盼着胡表哥来，不时朝门口张望，看他是不是在那儿。一天晚上，雪下得很大。突然，她望见他跟着一个人走进了院子。但他没有往夏家，而是径直朝夏家的一位名叫毓武的房客那里走去。很快，他又出现了，直奔我母亲房间。他急促地对我母亲说：“我必须马上走，警察正在四处抓我。”“为什么？”我母亲紧张地问。他只说了一句，“我是共产党。”便转身消失在雪夜中。

我母亲这才明白胡表哥在电影院里正是完成某个秘密使命。她又急又悔，痛苦万分，心想一切都晚了，再也没时间跟胡表哥和好了。她也猜到她家的房客毓武必定是个共产党，胡表哥被人带到他那里是为了在他那里藏起来。毓武与胡表哥在此之前虽相识，但并不知彼此的共产党身份。这时双方明白，胡表哥在这儿藏不得，因为他和我母亲的关系人所共知，警察一定会到这里找人，这样毓武也可能暴露身份。当晚，胡表哥逃往城外二十哩处的共产党控制区。当第一批春蕾绽开在枝头上时，毓武得知胡在途中被抓，他的护送人员被打死。不久又得到消息，胡表哥被处死了。

胡表哥的死讯在我母亲心里造成的悲哀是无以复加的。长久以来她已不满国民党的统治。当时除了国民党，她知道的只有共产党，又特别为共产党的妇女解放主张所吸引。十五岁时，她还不确知是否要加入共产党。可是现在一切都变了，国民党杀了她心爱的人，我母亲决心投奔共产党。

五　“十岁女儿，十公斤大米”

——为新中国而战(1947—1948年)

毓武是几个月前经朋友介绍来的。当时，夏家从暂借的住处搬入北城内的一所大院里，想找一位富裕的房客，以减轻房租压力。毓武来时，身穿国民党军官服。与他同行的是他的“太太”和一位年幼的孩子。事实上，这女人并不是他的妻子，而是他的助手。孩子是这女人的孩子，她真正的丈夫在千里之外的共产党正规军中。后来，日久生情，他们弄假成真，有了两个自己的孩子。他们的原配夫人和丈夫也都与别人结了婚。

毓武于1938年参加共产党，抗战结束时被共产党从当时的大本营延安派到锦州，负责收集国民党军事情报，并传送给在城外活动的共产党武装力量。他的公开身份是锦州政府军事科科长，这是共产党花钱替他买下的。那时，国民党的官职，甚至特务系统的职位，都可以用钱买到。有的人买官是为了让家人避免被抓去当兵，或免受恶棍骚扰，有的人则是为了自己好敲诈勒索。由于锦卅地处战略位置，国民党驻扎了大批不同系统的军队，多如牛毛的大小官员充斥于五花八门的机构，这有利于共产党人混入。

毓武把掩护角色扮演得惟妙惟肖。他经常聚众豪赌，或大宴宾客，一方面扩大关系网，一方面使他的伪装更加天衣无缝。他的众多“表兄弟”和“朋友”频繁来访，混杂在常来往的国民党官员和特务中，未引起任何怀疑。毓武还有另一层掩护，夏瑞堂的诊所总是开着门，那些“表兄弟”和“朋友”可以直接通过诊所而进入内院，外人看来好像是就诊的病人。

我母亲听到胡表哥被处死的消息，找到毓武，要求为共产党工作。毓武拒绝了，理由是她还小。我母亲只好另找门路，她当时在学校已经是个学生领袖，她希望共产党会来找她。共产党呢，一直在观察她、审查她。舒姑娘离开锦州前曾把她的共产党地下组织接头人介绍给了我母亲，说是“朋友”。一天，这“朋友”找到她，通知她到锦州南站和北站之间的铁路隧道去，与一位二十来岁、上海口音、容貌英俊的年轻人接头。她去了，这个人姓梁，梁成了她的上司。

我母亲的第一项任务是散发毛泽东《论联合政府》这类小册子和有关土地改革、共产党其他政策的传单。这些宣传品有时藏在大捆用作燃料的高粱秆里，有时则在大甜椒上钻个孔塞进去，由人化装成农民以卖柴草、卖蔬菜为幌子，递进城来。

夏家成了这些宣传品的集散地。玉林妻子买下这些带有秘密使命的柴草或蔬菜，把宣传品取出藏在洞炕、中药堆和柴垛里。当我母亲的联络人登门取走这些宣传品时，她还帮忙把风。这些东西学生们得偷偷传阅，但一些左翼小说或多或少能公开阅读，最流行的小说是高尔基的《母亲》。

有一天，我母亲散发的一本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传到一个心不在焉的姑娘手里，她把小册子塞进书包，就去市场买东西，在那儿掏钱时，不小心翻了出来。附近正巧有两个特务，他们看到这薄薄的用黄草纸印成的书，知道这是共产党的宣传品。那位姑娘被抓起来，死在酷刑下。

许多人就这样死在国民党特务手中。我母亲心里很清楚，如果她被抓，也将面临拷打和送命的危险，但她一点儿也不胆怯。她此时已偷偷地读了一些马列主义的书籍，在与朋友们讨论时，他们都为马克思和列宁所勾画的共产主义远景所吸引，被毛泽东对农民、工人以及妇女的许诺激动得热血沸腾。我母亲一想到自己在共产党指示下做事了，已成为共产主义运动的一分子，就勇气倍增。

东北地区是国、共两党作战的关键战场。锦州是东北的大门，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这场战争不是双方在某一固定的前线上对峙。共产党占领了东北北部和大部分农村。国民党拥有除哈尔滨外的主要城市、海港和大部分铁路沿线城镇。到了1947年末，这个地区的共产党军队第一次在数量上超过了他们的对手。那一年他们打垮了二十万国民党军队。有许多农民参加了共产党军队或支持共产党。最重要的原因是共产党在农村实行了一场“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农民们感到支持共产党就能保住他们分得的土地。

由于共产党控制了锦州四周大部分的农村，国民党加强了入城检查的关卡。农民不愿进城卖东西，因为他们在通过关卡时常受尽刁难，被敲诈勒索，产品有时甚至被全部没收。城里的农产品价格天天飞张，加上奸商和贪官操纵，情况就更糟了。

国民党刚到时，发行了一种新货币，称为“法币”。此时夏瑞堂已年近八旬，他担心自己死后我姥姥和母亲生活会无着落，就把全部积蓄换成法币存起来。过了一阵子，法币被“关金”取代，但国民党没法控制通货膨胀。贬值速度惊人。夏瑞堂的全部积蓄便随着货币贬值而化为乌有。

1947-1948年之交的那个冬季，经济形势每况愈下。抗议食品短缺和物价飞涨的游行示威此起彼落。1947年12月中旬，两万饥民抢劫了市内国民党军队的两座粮仓。

经济崩溃了，但有一个行业却很兴旺：卖年轻姑娘到妓院或给有钱人做奴仆。乞丐满街都是，卖儿鬻女多不胜数。有好几天，我母亲都在校门外看见一个衣衫褴褛、绝望不堪的妇女颓坐在冰凉的地上，旁边站着一个小女孩，满脸麻木呆滞的神情，头上插着草标，胸前挂着纸牌，上面歪歪斜斜写着几个大字：“十岁女儿，十公斤大米”。

教师们也是食不果腹。他们要求加薪，政府答应以多收学费的办法解决，但无济于事，因为家长付不起更多的钱。我母亲的一位教师吃了一块从街上拣来的肉，死于食物中毒。他知道这块肉已经腐烂变质，但实在太饿了，饿到一厢情愿地以为把肉煮熟了就可以杀菌。

这时，我母亲已当上女中学生自治会主席。她的共产党上司梁先生指示她为教师谋福利，把他们争取到共产党这一边来。于是，她组织同学到电影院和剧场，在开演前向观众募捐，或搞街头义演义卖。但所得无几，人们不是太穷就是太吝啬。

一天，她在街上碰到一个朋友。这姑娘的祖父是个旅长，她本人和一个国民党军官结了婚。她告诉我母亲这天晚上在城里一家豪华餐馆有个宴会，约有五十名官员携夫人参加。那时，国民党官员经常举办各种各样交际宴会。我母亲跑回学校，通知同学们于下午五点在城里最显著的地方——六十尺高的十一世纪石鼓楼前集合。当她带着一些人到达时，已有一百多位姑娘聚集此地听候她的命令。到了下午六时许，官员们乘着小车、马车和黄包车陆续到达。女人们穿戴得珠光宝气，极尽娇娆。

我母亲等宴会进入吃喝高潮时，指挥姑娘们列队迅速进入餐厅，国民党安全措施竟是如此松散，我母亲的队伍毫无阻碍就进去了。喧哗的宴会顿时鸦雀无声。我母亲站到椅子上，不加修饰的深蓝色棉袍在周围华丽的绫罗绸缎中格外突出，使她看去好像是简朴的化身。她先简述了教师们的困境，然后说：“我们知道在座各位都是大方之士，肯定会慷慨解囊，以表爱民之心。”

此时此刻，军官和太太们尴尬之极。他们不想显得太小气，更想尽快摆脱这些不速之客。姑娘们围着摆满山珍海味的桌子，挨个记下捐赠的数目，第二天上午，第一件事就是分头赶到各个军官家收取承诺的捐款。募集到的款子立即分配到教师手里，让他们在贬值之前赶快花掉。否则几小时之内，就可能一文不值。

此事很快在城里传开。我母亲没有受到报复，也许是因为赴宴者对自己大吃大喝而教师生活无着感到很窘，不想再招惹更多难堪。况且，国民党不反对募捐，既然如此，何乐不为呢？再次目睹“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情境，我母亲更加相信共产党了。

城里吃饭是问题，城外穿衣则是问题，因为国民党当局严禁向农村出售纺织品。玉兰的丈夫效石专门负责拦截把纺织品偷运出城卖给农民或共产党的走私者，走私者中有的专事倒手买卖，有的为国民党官员捞取外快，有的为共产党地下组织工作。

效石和他的同伴只要截住走私车，通常做法是没收布匹，然后把走私者放掉，希望他会再带另一批货来，有时，他们也和走私者坐地分成。无论走私或是捉拿走私，货物最终仍是卖到共产党控制区。效石和同伴越捞越肥。

一天晚上，一辆肮脏不起眼的货车来到效石当班的缉私关卡。他又施展通常的招数，摆出十足的派头来想镇住车夫。他一边估计这批货物的价值，一边揣摸这个车夫的来头。他也盘算要把这一大车货拉到哪里去放一放再脱手。最后他坐上车，命令车夫调头回城。车夫自然遵命。

深夜一点左右，后院响起一阵敲门声，把姥姥从梦中惊醒，她打开门，只见效石站在门口，说有一批货，想在她家放一晚，他没有说明货的来龙去脉。姥姥不能不点头同意，中国人很难对亲戚的要求说“不”字。姥姥没有惊动还在睡觉的夏瑞堂。

天蒙蒙亮时，效石就带着两辆大车出现了，把所有布匹装上就走。不到半小时，武装特务包围了夏家大院。原来车夫是为另一个特务系统工作，自然，他们想抢回这批布。

夏医生和我姥姥非常生效石的气，但心里暗自庆幸至少货物已搬走。不过对于我母亲来说，却是大祸临头，因为她的一些共产党宣传品就藏在屋里。特务一出现，她抓起宣传品就往厕所跑，跑进去就把它们塞进裤脚扎住的棉裤里，外面罩上旗袍和厚厚的棉大衣，然后若无其事地向外走，说是去上学。特务们拦住她，说要搜身。我母亲急坏了，冲着他们大声喊：“我要到我的诸葛舅舅那儿去告你们！”

我母亲开口前，这群人并不清楚夏家与特务系统的关系。由于国民党机构在城里五花八门，任何带枪的、有后台的人都享有专横的权力，车夫也未弄清是谁没收了他的布匹。但“诸葛”名字一出口，带队长官的态度马上发生戏剧性转变：诸葛是他上司的朋友。他一个暗示，部下就低下了枪口，转变了咄咄逼人的态度。这位长官鞠躬敬礼，咕咕哝哝地对他打扰了这样一个有背景的家庭表示歉意。下面的队员看上去比长官更失望，没有货物，就没有钱，没有钱就没有饭吃。他们懒洋洋地拖着步子走了。

锦州当时的一所新成立的大学——东北流亡大学，教师和学生是从共产党控制的东北北部逃出来的，共产党在那里一度实行严厉的政策，许多地主被处死，城镇商店老板和小产业主被批斗，财产被没收。知识分子多出身富家，他们不是目睹了家人受罪，就是自己遭殃，于是纷纷南逃。

流亡大学有一所医学院，我母亲想就读。她的理想是当医生，部分原因是受到夏瑞堂的影响，另外，医务工作是使女人独立的最好职业。梁先生热烈支持她，共产党对她进医学院有他们的打算。她于1948年2月以同等学历进入医学院半日制学习，同时保留了师范生学籍。

流亡大学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争夺知识分子的“战场”。国民党已经看出东北局面江河日下，开始打算撤出，于是鼓励师生向南方“流亡”。共产党不想失去这些受教育的人，他们意识到自己政策上的错误，随即进行修改，保证要保护城市里的资本家和知识分子。锦州地下共产党运用这些温和的政策，开始劝说学生和教师们留下。这成了我母亲的主要活动目标。

尽管共产党政策有了改变，不少人仍决定南逃。6月下旬，一船师生到达锦州西南二百五十哩处的天津。上岸后，他们发现既没食物，又无住处。当地国民党竭力鼓励他们参军，口号是“十万学生十万兵！”“打回老家去！”他们从东北逃到这里，当然不是为了当兵送命。在同行的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策动下，7月5日学生们在天津游行示威，要求食物和住宿。军队开了枪，许多人受伤，数人中弹身亡。

消息传到锦州，我母亲立即召集了全锦州七所中学和中等专科学校的学生会领袖开会，选举成立了锦州市学生联合会，我母亲当选为主席。会议决定给在天津的学生发声援电报，举行追悼大会，会后游行到警备司令部向邱司令递交请愿书。

那是一个灰蒙蒙的雨天，地面被雨水浸泡成粘稠的烂泥。我母亲的同学们聚集在校园里急切地等待消息。天已经黑了，她和另外六名学生会主席仍不知去向。最后有人报信，特务突袭了学生领袖们开会地点，把他们全部抓走，是我母亲学校的政治主任尧寒告发的。

他们被带到警备司令部一间小会议室里。过了一会儿，邱司令走起来，隔着桌子盯着学生们，一副痛惜的样子：“你们太年轻，做事太容易冲动。读好你们的书就行了！”他问道，“你们对政治究竟懂多少？有没有意识到被共产党利用了？”他的语气时而缓和，时而严厉。最后，他许诺只要他们肯签署悔过书并交出幕后的共产党人。就放了他们。他停住口，开始观察这番话的效果。

我母亲无法忍受他的盛气凌人和装腔做势。她一步走上前大声反问：“请问邱司令，我们究竟有什么过要悔？”邱司令显然被惹火了，“你们被共匪利用，无理取闹，还不是过吗？”我母亲立刻回敬道：“我们的朋友就是因为听了你们的话，跑到天津，才死在天津。他们应该遭枪杀吗？我们为他们申冤是胡闹吗？我们做了什么无理的事？”激烈对吵了一阵，邱司令一拍桌子，召来卫兵，“让她知道她在什么地方！”在卫兵来抓我母亲一瞬间，她跳到邱司令面前，一拳也砸在桌上，“不管我在什么地方，我都没做任何错事！”

我母亲的两臂被紧紧抓住，从桌旁拖开。她被沿着通道拉了很长一段距离，又走下几级台阶，推进一问黑屋里。面对房屋的另一端，她依稀看见一个衣衫破烂的男人，似乎坐在长凳上，背靠着柱子，头向一侧低垂。稍顷，她才看清他的上身被捆在柱子上，大腿被捆在凳子上。两个大汉正向他小腿距下塞砖头。每一块砖头塞进去，就是一阵撕心裂肺的惨叫声。我母亲的脑袋里“嗡”地一声仿佛充满了血，她仿佛听到了骨头的碎裂声。忽而她又被带入另一间屋子，引路的军官把她的视线引向一个离他们不远的男人。那人被悬吊在房梁上，上身裸露，乱糟糟的头发向下垂，遮住半边脸。地上有个火盆，一个大汉坐在旁边，漫不经心地吸着香烟。当我母亲看着他们时，大汉从火盆里拿起一根铁棒，铁棒顶端是一块被烧成赤红色的铁块。他咧嘴一笑，举起铁棒直烙向男人的胸膛。我母亲听到一声可怕而短促的呻吟声和烙铁烧在皮肉上的吱吱声，似乎闻到了强烈的焦糊气味，她没有尖声大叫或吓得昏倒。恐怖的场面在她内心深处产生的是强烈愤怒，而愤怒给她巨大的勇气，压倒了恐惧。

军官问她现在是否愿意写悔过书了，她说“不”，结果被关进一个小房间，里面有一张床。在这里，她度过了几个特别漫长的白天和夜晚，与她相伴的只是隔壁刑讯室不时传出的惨叫声。审问者反复要她提供共产党名单，她只是摇头。

然后，有一天，她被带到一处空旷的院子，那里杂草丛生，碎石瓦砾满地。她被推到一堵高墙边，与一位陌生男子并排而立。此人明显受过酷刑，只能勉强立住身体。几个士兵懒散地站在对面的位置，端起步枪。一个士兵走过来，用布条蒙住她的眼睛。尽管看不见，她还是闭上了眼睛。她作好了临死的准备，只为把生命献给了她所追求的伟大事业而自豪。

她听到枪响，但没感到什么。约莫一分钟后，蒙眼布被去掉，她眨眼打量四周，身旁的男人倒在地上。那位曾引她到刑讯的军官走来，眼神充满了惊讶，这个十七岁的姑娘居然没有如他所想的吓傻了。我母亲沉着地告诉他，她没有什么可说的。

她又被带回囚室，没有人再来找她麻烦，也没受刑。几天后，她获释了。在这之前，共产党地下组织积极营救她。我姥姥天天到警备司令部哭闹、乞求，扬言要死在那里。夏瑞堂带着贵重的礼品拜访他有权有势的病人。家里的特务关系也纷纷动员，不少人写保证书，保证她不是共产党，只是年轻冲动。

狱中的经历没有吓坏我母亲，出狱后，她立即组织一次追悼天津七五事件死难学生的大会。校方允许她开追悼会，因为锦州城内已众议沸腾，无不责骂开枪之举，特别因为死伤者都是听信当局的话才南逃的。同时，学校也急忙宣布提前放假，也不考试了，只希望学生赶快回家，一散了事。

此时，共产党动员地下工作人员撤到城外共产党控制区。除负有特殊使命的人员外，那些不能离开或不愿离开的都受命停止活动，因为国民党正在大肆抓人，不少搞群众运动的人被逮捕，甚至被处决。梁先生要走了，要我母亲也走，但我姥姥不准。她说我母亲还没有被确认是共产党，一离开等于不打自招，“那么，为你担保过的人该怎么办呢？”

我母亲就这样留了下来。但她渴望行动，又去找毓武，他是她所知道的唯一留下的共产党了。毓武不知道她和梁先生的组织关系，他们属于不同的地下网线。共产党地下组织是单线联系。如果有人被捕，受不了酷刑，供出的名单就很有限。毓武对我母亲的这次要求欣然允诺，他正用得着她。

锦州是东北五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后勤供应中心。那些军队分布在铁路沿线和几个主要城市四周日趋缩小的地盘上。1948年夏季以前，锦州已有二十万国民党军队，分属几个不同的司令部。蒋介石在战略问题上不能和他的高级将领们意见一致，朝令夕改，又无法完全协调不同派系的部队。许多人(包括蒋介石的一些美国高级顾问)都认为蒋应该完全放弃东北。任何撤军，无论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无论从海上，还是从铁路，关键问题都要保住锦州。这是东北的门户，而且容易得到海上的支援。

1948年春，国民党开始在锦州四周建筑一道由钢筋混凝土构筑成的防御工事系统。他们认为共产党没有坦克和重炮，没有攻坚战的经验，凭借这样的工事能守住锦州。这个工程系统初步构想是一系列彼此独立的钢筋水泥碉堡群，即可以独立作战，又互相沟通。联结碉堡群的战壕六尺宽，六尺深，用铁线网加以防护。东北最高指挥官卫立煌将军曾到锦州视察防务，说这个防御系统是坚不可摧的。

但是，这项工程最终没有完成，原因是材料短缺，施工规划不当，但最主要的是施工部队的军官贪污腐败，建筑材料拿到黑市上转手倒卖，劳动者薪水被层层剥削得所剩无几，无心施工。到了9月初，当共产党部队开始分割、包围这座城市耐，整个体系才完成三分之一，而且大部分是小型的、孤立的普通水泥碉堡，有的甚至是从老城墙取来的土垒起来的。

详细知道这个防务系统的底细和国民党军队的部署，对共产党作战胜败至关重要。他们已集中了庞大的武装力量。约二十五万人，准备发动一次决定性的攻击。共产党总司令朱德打电报给东北战场司令员林彪：拿下锦州，夺取全国胜利就稳操在手。毓武获得指示，在总进攻前提供最新的防备情报。他迫切需要人做帮手，我母亲正好适合。

共产党已经派出情报人员混入城市、郊区进行侦察，但一个男人独自在防御工事附近漫游会引起怀疑，一对恋人就完全不同了。国民党时期社会风气的变化已使年轻男女能一块儿公开出现。

毓武要我母亲在某个特定时间前往特定地点。她需穿淡蓝色旗袍，辫梢上扎红绢花。共产党情报人员将拿一份折成三角形的国民党《中央日报》。届时他将作出擦汗的样子，先擦三遍左脸颊，后擦三遍右脸颊。两人将扮成一对情人。

接头处是老北门城墙外防御工事圈内的一座小庙旁。接上头后，两人挽住胳膊走开。我母亲不完全明白他在干什么，但没有问。他们默默地散步，只是在遇到行人时才开口说些无关紧要的话。这一天安然度过，后来是多次这样的侦察，或沿着城边，或顺着铁路，走走、谈谈。

把情报送出城是另一大难题。到7月底，所有进出城的人都被彻底搜查，只有国民党高级官员的车辆才免于检查。毓武来找我母亲商量如何送走情报，他已完全信任她的能力和勇气了。我母亲想到了她有个同学，是锦州地方守备司令汲将军的孙女。她哥哥是祖父军队里的一位上校。

汲家是锦州很有影响的家族，整整一条街都为汲家所有，那条街因而被称为“汲家街”。在这里，他们有一座堂皇的府邸和一片美丽的花园。我母亲曾去花园与朋友一块散步，并和汲上校成了朋友。

汲上校英俊潇洒，是个二十五六岁的年轻人，持有大学工科毕业文凭。虽然他出身豪富权势之家，但不是个花花公子，我母亲喜欢他，他也喜欢我母亲，邀请她参加茶会，还到夏家作礼节性拜访。他礼貌周到，文质彬彬，姥姥认为他是最佳女婿候选人。

不久，汲上校开始请我母亲出去玩了，开始时他妹妹还在旁边作陪客，后来就找个借口溜走了。她在我母亲面前夸奖她哥哥，说他是祖父最宠爱的孙子。她一定也告诉了她哥哥我母亲的一些事，因为我母亲发现他很了解她，知道她曾因激进活动遭逮捕。他们俩说话很投机。

汲上校对国民党态度似乎很坦率，不只一次，他拽着他的上校军服，感叹说，只盼战争早日结束，好脱掉军服搞工程专业去。他甚至对我母亲说国民党的日子屈指可数了，我母亲感到他对她推心置腹。她猜他也是在传递这样一个信息给她，透过她再传给共产党：我不喜欢国民党，我愿意帮助你们。

于是，他们成了心照不宣的合作者。一次，我母亲试探地建议他不妨带一些部队向共产党投诚，这在当时相当普遍。但他说他只是个参谋，不带兵。我母亲要他去劝说他祖父，他苦着脸说，老头子非一枪毙了他不可。

我母亲不断向毓武禀报，毓武要她保持这个关系。不久，他要我母亲让汲上校用他的吉普车带她出城。他们出去了三四次，每次经过一个简陋的泥巴墙厕所时，她就说要上厕所，把情报藏在厕所内墙上的一个小洞里。他在车里等她，从不问任何问题。他的话题越来越集中在为自己和家庭的担忧上。好几次，他暗示共产党可能会处死他。“我恐怕，”他忧伤地说，“不久就是西门外的鬼了！”他用探寻的目光注视着我母亲的眼睛，显然是想得到否认。

“别想得这么糟！”我母亲总是自信地安慰他。她相信由于他为共产党所做的一切，他会被赦免的，“我肯定这不会落到你的头上！”

国民党的统治到了夏末更加岌岌可危。军事上连遭失败，经济崩溃的速度像脱缰之马。国民党统治地区的通货膨胀率，1947年来超过百分之十万，1948年末更上升至百分之二百八十七万。主要可得到的食物高粱，价格在锦州一夜之间就暴涨了70倍，越来越多的粮食转运给军队，而其中一部分被大小指挥官们拿到黑市上高价出售，普通人的生活苦不堪言。

国民党高级将领在战略上仍是意见不一。蒋介石主张放弃沈阳这座东北最大的城市，集中全力保住锦州，但他无法让他的高级将领们都接受这一主张。他似乎把全部希望寄托在美国人扩大干涉上，失败主义笼罩在将领心中。到9月时，国民党在东北只剩下三座大城市——沈阳、长春、锦州，以及连接这三个城市的三百哩铁路沿线。共产党同时运动以图包围这三个城市。国民党一直不确定共产党将从何下手。事实上，共产党要的是锦州，因为一旦此城失守，其他两座城市的生命线就被切断了。共产党在不声不响地调兵遣将。国民党也在调兵——通过不时遭袭击的铁路以及少量的空运。

锦州之战开始于1948年9月12日。一位美国外交官约翰·F·麦尔比当时正飞往沈阳，他于9月23日作了如下日记：

“沿北向的满洲走廊，共产党的大炮正有计划地把锦州飞机场炸成一片废墟。”第二天，也就是9月24日，共产党军队进一步向前推进。二十四小时之后，蒋介石命令卫立煌将军带上十五个师杀出沈阳重围，解锦州之危。卫将军却裹足不前。9月26日，其产党便孤立了锦州。

1O月1日，共产党完成了对锦州的包围。北面的二十五哩的义县也在当日被攻占，蒋介石飞到沈阳亲自主持作战会议。他命令增加七个军团投人锦州战场，但卫将军直到1O月9日才执行救援命令，也就是在命令下达后两个星期，他才带了十一个军团来，还不是十五个军团。10月6日，蒋介石飞到葫芦岛，命令那里的军队开赴锦州。有的遵命而行，但因兵力过于分散，很快就被共产党各个击破。”

此时，毓武找到我母亲，要她执行一项重要任务：把雷管送进一个汲上校所属部队的弹药库。弹药贮藏在一个大院里，围墙上装有带刺的铁丝网，据说还通了电，进出的人要严格搜查。库内官兵以赌博、酗酒打发时日，有时还把妓女带进去，临时俱乐部几乎天天有舞会。这天，我母亲对汲上校说她想看跳舞，他什么也没问就答应了。

我母亲把雷管装在书包里，跟汲上校驱车进了大院。按照预定计划，她要他带她到处转转，把书包留在车里，他们一走开，早已潜伏在弹药库内的共产党地下人员就将它拿走。为了给她的同志更多时间，我母亲故意放慢步子，汲上校也乐意满足她的要求。

当晚，一阵巨大的爆炸声震动了城市。爆炸以连锁式反应进行，一阵又一阵地冲上天空好像是在放焰火，大院一片火海。第二天一早，汲上校请我母亲到他家。一夜之间，他几乎变了样，脸色发黑，双眼下陷，胡子也没刮，显然整夜未合眼。他显得对她存有戒心，经过一阵难耐的沉默，开始问她是否听到这个消息。我母亲的表情证实了他最不祥的预感——是他帮助敌人削弱了自己的武装实力。他说调查就要开始了。“不知道这次爆炸是使我脑袋搬家，还是给我带来好运。”他叹着气说。我母亲心里很过意不去，想使他宽心。“我想你不会受到怀疑的，”她说，“我也肯定你会受到奖励！”；“感谢你的保证！”汲上校站起身，满脸严肃地向她敬了一个礼。

共产党的炮弹开始落进城里。我母亲第一次听到炮弹飞过时的呼啸声，真有点害怕。但后来，当炮火愈来愈密集时，她反倒习惯了。听天由命使大多数人失去了恐惧感。这一仗也打破了夏瑞堂严格遵守的满族礼数：过去所有人要按地位分先后吃饭，饭菜也不同。现在无论是男人、女人、主人、仆人，全挤在一块吃。一天，全家人正围着桌子准备用餐，一枚炮弹穿进窗户，越过暖炕，一头栽入距炕一尺远的八仙桌下面的地里。万幸的是，和许多炮弹一样，这是枚哑弹。

一旦围城开始，城里就会断粮，连黑市也将消失。一亿国民党元买不到一斤高粱米。像有条件的人家一样，我姥姥也储存了一些高粱和黄豆，妹夫效石利用他的关系也搞到一些粮食。围城期间家里的驴子又被一块弹片打死了，于是也就成了食物。

10月8日，共产党调集二十五万大军进入总攻。大炮声密集猛烈，炮弹落点准确。国民党守军最高指挥官范汉杰将军说，无论他走到哪里，炮弹好像老跟着他。火力点、堡垒及交通要道全笼罩在弹雨中。电话和电力都被切断。

许多民房虽然未中炮击，但陷入熊熊火海，又无救火的水，天空完全被滚滚浓烟所笼罩，大白天几码之外就看不清楚人了，炮弹的爆炸声震耳欲聋。我母亲只听到人们的哭喊声，但听不出在哪里哭喊，出了什么事。

10月13日，外围防线被彻底摧毁，国民党军队十余万人仓皇撤退到市中区。那天晚上，十几个蓬头垢面的国民党士兵闯进夏家讨饭吃，他们已有两天粒米未沾。夏瑞堂有礼貌地接待了他们。玉林妻子煮了一大锅高粱面条。煮好后，她把锅放在厨房桌子上，转身去隔壁房间招呼士兵吃面。这时一块弹片落选锅里，把面条全炸飞了。她一头钻到炕前小桌子下，谁知已有个士兵躲在里面，她一发急，抓住大兵的腿，把他拖了出来。姥姥在一旁吓坏了，待那士兵转过背时说她弟媳，“要是他转身给你一枪怎么办？”

10月14日，最后的攻击开始了，九百门大炮不停地轰击。夏家大多躲进了一个临时防空掩体，这是他们早些时候挖成的，但夏瑞堂拒绝离开房子。他沉着地坐在他房间炕上的角落里，靠着窗户默求菩萨保佑。忽然，有十四只猫跑进了他的房间。他很高兴，“猫进福地”。果然，没有一粒子弹射入他房间，猫也都活了下来。另一个不肯钻入掩体的是我外曾祖母，她始终蜷缩在她房间内紧靠炕沿的橡木桌下。当战斗结束后，盖在桌上的厚棉被和毯子已被子弹打成了筛子。

在掩体里，玉林的幼儿要小便，玉林妻子把他抱出去，几秒钟后她刚蹲过的掩体一侧便被震塌了。我母亲和姥姥不得不跑进房子紧贴着厨房的炕沿蹲下，弹片不断打到炕上，房子开始摇晃。我母亲又跑到院子里，天空中翻腾着浓密的黑烟。空气中散发着呛人的火药味，子弹的飕飕声已变成像下雨似的哗哗声。

第二天凌晨，天尚未亮，一群国民党士兵冲进来，押着二十几个浑身哆嗦的居民——都是夏家的邻居。这些士兵是设在街对面小庙内炮兵阵地的炮兵，他们的阵地被共产党的炮兵准确地轰平了。他们歇斯底里地大喊大叫：“是谁给共产党发的信号？”居民们没人应声。士兵们突然抓住我母亲，把她推到墙根，咬定是她发的。姥姥吓得慌慌忙忙地找出些小金元宝，塞到士兵们手里。她和夏瑞堂一齐跪下，哀求放了我母亲。玉林的妻子说，这是她第一次也是唯一次看见夏瑞堂真的害怕了。

士兵们拿了金元宝，放了我母亲。但他们端着刺刀把所有人关进了两个房间，说这样就没人发得了信号了。屋里漆黑一团，谁都不知道会出什么事。不久，我母亲注意到炮声减弱了，近处有手榴弹的爆炸声和刺刀的碰撞声，还有吓人的尖叫和惨叫声。有人在喊：“缴枪不杀！”喊声越来越近，她还能听到急跑的脚步踩在卵石道上的“啪啪”声。

终于，喧杂声沉寂了，有人在敲院门。夏瑞堂小心翼翼地走到被关的房门边，试着推了推，门未上锁，国民党士兵已经不见了。他走到院子门口，问是谁？只听有人回答说：“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是来解放你们的。”夏瑞堂打开门，几个身穿宽大军服的人闪进来。黑暗中，我母亲隐约可见他们左手臂上扎有白毛巾。他们端着带刺刀的枪，目光警惕地环视着。“别害怕，”他们说，“我们是人民子弟兵，不会伤害老百姓。”他们要求搜查房子，看看有没有国民党士兵，话说得很和气，但并不是在请求同意。这些人没有把夏家翻得乱七八糟，也没拿走任何东西。搜查完后，有礼貌地告别。这时，大家才醒悟，共产党已经占了城。我母亲兴奋极了，她再也没有因共产党士兵的满是灰土的破制服而失望了。

所有在夏家的邻居纷纷焦急地往回赶，想知道他们的家怎么样了。有一家的屋子被夷平，一个没有离开的孕妇被炸死了。

邻居离开不久，外边又有人敲门。六七个惊慌失措的国民党士兵站在那里。一看见夏瑞堂和姥姥就磕头，想讨些老百姓衣服穿。夏家人可怜他们，找出一些旧衣服，他们连忙套在军服外，赶紧走了。

天刚亮，我母亲听见“哇！”的一声尖叫，急忙迎出去，只见玉林妻子从外面跑进来，张着嘴说不出话，用手指着门外，满脸恐怖的神情。我母亲跑到大街上去看，满地横七竖八躺着尸体，有的缺胳膊少腿，有的头被炸飞，有的内脏流淌在外，有的只是血乎乎的一团肉。阴沟里流的是血水。

锦州之战是一场大战，是国、共内战的转折点。两万余名国民党官兵被打死，八万余人被俘。至少十八位高级将领被活捉，其中包括锦州国民党驻军最高指挥官、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中将，他曾试图装扮成老百姓逃跑。当战俘们拥挤着走过街头去临时战俘营时，我母亲看见她的一位朋友和其国民党军官丈夫夹杂其间，身上裹着毛毯御寒。

共产党的政策是：缴枪不杀，优待俘虏。他们不设俘虏营，只扣留国民党中、上层军官。别的俘虏呢，因为普通士兵大多数来自贫苦农家，他们就开“忆苦会”。鼓励这些人诉说没有土地的农民的苦难生活，告诉这些人共产党就是为了使“耕者有其田”，然后给这些人两种选择：拿一笔路费回家，或是留下来打垮国民党分田。这样一来，大部分俘虏愿意留下来加人共产党军队，当然其中一些人是因为到处打仗而无法回家。毛泽东从中国古代兵法中得到启示：攻城为下，攻心为上。共产党的俘虏政策十分成功。特别是锦州一仗之后，越来越多的国民党士兵干脆投降了事。在整个内战期间，一百七十五万国民党军队投降或起义参加了共产党军队。内战最后一年，国民党损失的军队中战死的不到两成。

有一位国民党高级军官被俘时，女儿也在身边，是个临产的孕妇。这个军官请求共产党指挥官让他和女儿暂留锦州。以便照顾女儿生小孩。共产党指挥官不同意，说父亲照顾女儿生孩子多有不便，他会派一位“女同志”来帮助她，国民党军官认为这样说只是为了赶他走。后来才得知，他女儿受到很好的对待，那个“女同志”原来是共产党指挥官的妻子。共产党对俘虏的优待政策既是出于人道主义，也是出于政治谋略，这是他们获胜的关键因素之一。共产党不仅要用枪炮打垮敌人，而且要尽可能地让它从内部瓦解。国民党军队既是被炮火击溃的，也垮于自身的军心涣散。

战斗一结束，首先是清理战场。这工作大部分由共产党士兵来完成。为了尽快弄走那些已开始发臭的尸体和乱糟糟的瓦砾，当地人也热心相助。每天，只见长长的运尸马车队和肩挑手抬的人群朝城外涌。我母亲发现她所熟悉的许多人死于战火，有的是被炮弹打死的，也有因房子倒下来而压死的。

打完仗第二天一早，共产党贴出布告要城里居民尽快恢复正常生活。夏瑞堂挂出了醒目的招牌，表示他的诊所开门了。共产党行政部门赞扬他是城里最先恢复开业的医生。大多数商店在10月20日左右重新营业。紧接着，学校开学，机关开始办公。

新政权第一要解决的问题是粮食。他们号召农民进城卖粮，把价格定得比乡村卖粮高一倍。高粱每斤很快从国民党统治时的一亿元金元券降到二千二百元左右。一个普通工人如今可以用他一天所得买四斤高粱了。共产党还向穷人发放救济粮、盐和煤炭。在老百姓记忆中，国民党从没做过这样的事，所以都说共产党好。另一深得民心的是共产党士兵纪律严明，不抢不奸。许多士兵还被专门派去为居民做事，如挑水、劈柴、修复被战火毁坏的住房等。

锦州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美国飞机不时从空中掠过进行威胁。10月23日，大批国民党部队从葫芦岛和东北方向钳形夹攻。试图夺回锦州，但没有成功。失掉锦州后，沈阳、长春外围的国民党军队也很快被歼或投降。到了11月2日，东北全境就都处于共产党的掌握之中。

共产党在恢复秩序和重建经济方面极有效率。12月3日，锦州银行开门。4日恢复供电。29日，新的街道管理体制——居民委员会取代了旧的保甲制，从此奠定共产党行政管理控制体制的基础。31日，自来水恢复供应，火车也重新运行。共产党甚至结束了通货膨胀。他们制定了一个对人们有利的兑换率，把不值钱的国民党货币兑换成共产党的“长城”货币。

共产党一进了城，我母亲就日日渴望着投身于革命工作，她觉得自己早就是共产主义事业的一分子了。经过数天焦急的等待，一位党代表找到她，让她去见管理锦州青年工作的王愚同志。

六　“谈恋爱”

——革命的婚姻(1948—1949年)

在一个凉爽宜人的秋日早晨，我母亲去见王同志。秋天是锦州一年之中最好的季节，暑热已消，但仍然暖和，可着夏装。狂卷了大半年的风沙，此刻已消逝无踪。

她穿着一件裁剪得体的传统式蓝旗袍，围着白纱巾。为了赶上革命的新潮流，她刚把头发煎得短短的。在新政府机关的一个内院里，她看见有个人蹲在树下，背朝着她，正在花台边上刷牙，她站在一旁静静地等候。当那人抬起头时，一张黝黑的脸映入我母亲的眼帘，他年约二十七八岁，眼睛挺大略带忧虑。在宽大的制服下，我母亲看得出他很瘦，个头大约比自己稍稍矮一点。他若有所思，梦一般的表情使我母亲觉得他像个诗人。“您是王愚同志吧！我是学联的夏德鸿。”

“王愚”是化名，他后来成为我父亲，自1945年以来，他一直是这个地区的游击队指挥官之一，几天前，随共产党军队攻入锦州。进城后他担任共产党市委秘书长、市委执行委员。后来又任市委宣传部部长，主管教育(包括扫盲运动)、卫生、出版、娱乐、体育、青年工作以及收集公众意见等，是个不小的官。

我父亲出生于离锦州大约一千二百哩远的四川省宜宾。宜宾位于岷江和金沙江的交汇处，素有长江第一城的美名，人口当时约三万人。这一带地方是“天府之国”四种的富庶地区之一，温暖湿润的气候很适合种茶。今天英国人品尝的中国红茶，大部分来自这里。

我父亲排行老七，有九个兄弟姊妹。我爷爷张德华十二岁开始就在一家布区商号当学徒。成人后，和在同一商号做事的哥哥一起创业，几年功夫发了财，买下了一座大宅。谁知，从前的老板眼红他们的成就，一状告到官府，咬定张家商号起家的本钱是偷他的，官司一打就是七年。参与审案的大小官吏，个个贪得无厌。张家兄弟为了洗清恶名，几乎贴光了财产、资本，仍未能斗过财大气粗的老板，爷爷被关进监狱。唯一解救的办法是让老板撤回诉讼，这下又花去他哥哥一千块银元。爷爷出狱了，张家也倾家荡产，仅剩下那座大宅。他哥哥又气又恨，加上连年劳累，一病不起，死时才三十四岁。

我爷爷不得不承担起养活两家十五口人的重任。他开始重新经营商号，生意终于在1920年出现转机，但很快又陷入困境。军阀混战，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再加上经济大萧条，他穷于应付，心力交瘁，1933年正当四十五岁壮年时，就撒手而去。为了还清债，他们被迫收了生意，卖了家当。孩子们从此星流云散，有的出外打零工，有的被迫当了兵——当时到处打仗，当兵等于送死。女孩们则尽可能找个经济宽裕的人家嫁。我父亲最喜欢的一位堂姐，当时刚十五岁，只得嫁给一个比她大几十岁的鸦片烟瘾君子。轿子抬走她那天，我父亲光着脚，跟在轿子后面跑，不知以后还能不能再见到她。

我父亲自幼酷爱读书，三岁便能吟通古文，邻里称奇。爷爷去世第二年他十三岁，正在初中读书，因无钱以继，只好辍学外出寻找生路。又过了一年，即1935年，他沿长江而下，来到重庆。这是个比宜宾大得多的城市，他在一家杂货店里当学徒。一天工作十二个小时以上，做完店里的差事，还得帮老板家打杂。每当老板坐滑杆在城里兜风时，我父亲就得帮他提着水烟袋一路跟着小跑。笨重的水烟袋本来可以挂在滑杆上，老板为了摆阔气让人提着，显示他雇得起人专门提水烟袋。我父亲没有工资只有一张床和每日两餐不能果腹的饭，每到夜晚，他饥肠辘辘，难以入睡。

我父亲的大姐在重庆，嫁给一位教师。我爷爷去世后，奶奶就搬来重庆与她同住。有一次，我父亲饿极了，跑到姐姐家的厨房里抓了一块冷番薯吃。他姐姐发现后冲过来对他喊着：“养母亲已经够难的了，我可再养不起一个弟弟。”我父亲很伤心，奔出屋去，再也没有去过大姐家。

他向老板要求一天吃三餐饭，老板非但不给，反而骂他。一怒之下，我父亲跑回宜宾，到处打零工。一天找不到活干，一天就饿肚子。周围的人，也各有辛酸史。每天他步行去做工时，总会碰到一个卖烤饼的老人，驼着背，瞎了眼，摸索着走。为了招引行人的注意，他总用颤抖的声音唱着小曲。每当我父亲听到这令人心碎的曲子，他就对自己说；“这个社会非变不可！”

出路在哪里呢？我父亲还能清晰地记得第一次听到“共产主义”这个字眼的情景。那是1928年，他刚七岁。这天，他在离家不远处玩耍，忽然望见一大群人围在市中心十字路口。他从人缝中挤到前面，只见一个年轻人盘腿坐在地上，双手被反绑着。身旁站着手持大刀的彪形大汉。年轻人向围观的人讲说他的理想——“共产主义”，一讲就是一个多小时，讲完后，刽子手举刀从他背后一刀砍下他的头。我父亲吓得“哇！”的一声用手蒙住双眼，血淋淋的场面令他毛骨悚然，而年轻人临刑前的镇定和视死如归，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后来，他听说这人叫李家勋。

三十年代中期，即使在宜宾这样的偏远城市，共产党也已组织了一个有规模的地下组织。他们当时的行动纲领是抗日。蒋介石对日本人占领东北、侵犯华北实行不抵抗政策，集中力量围剿共产党。共产党的口号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向蒋介石施加压力要他取消“剿共”联合抗日。1936年12月西安事变，蒋介石被他自己的两员将领扣了起来，其中一位是从东北撤退出来的少帅张学良将军。后来蒋介石获释，部分功劳是共产党出面调停，条件是他答应共产党建立抗日统一战线。蒋介石明知同意这个条件会使共产党得以生存和发展，但却不得已而为之。照他看来，日本人只是“疥癣之患”，而共产党才是“心腹大患”。国、共虽然结成联盟，但共产党在大多数地区仍得从事地下工作。

1937年7月，日本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和许许多多中国人一样，我父亲对祖国存亡痛心疾首，投身于抗日救国活动中。当时他在一家出售左翼出版物的书店当店员，利用守夜的机会读了大量左倾书籍。他的另一个工作是在一家电影院为当时风行的美国默片当解说员。他还加入了一个抗日剧团，因为身材瘦削，面且还算清秀，多扮演女角。在剧团里，父亲结识了不少朋友，而且第一次接触到共产党地下组织。他对共产党关于抗日和建立公平社会的主张很是倾心，1938年十七岁时加入了共产党。当时，首都南京刚于1937年12月落入日本人之手，蒋介石把政府迁到重庆。为保障首都安全，国民党警察和特务在四川严防共产党。我父亲的剧团被迫解散，一些朋友被捕，有的则逃走了。我父亲不知如何为抗日救国出力，深感愤懑。

几年前，共产党红军进行了两万五千里长征，曾穿过四川边远地区，最后在陕西延安落脚。剧团的朋友屡屡谈起延安的生活：平等友爱，朝气勃勃，没有腐败，工作充满效率——俨然是我父亲向往的理想社会，1940年初，他一个人踏上了延安之途。他先到重庆，从一位当国民党军官的姐夫那里弄到一封信，以通过国民党控制区和延安外边的封锁关卡。由于没有钱，交通又不便，他多是步行，整整走了四个月，到达延安时，已经是1940年4月了。

延安坐落在黄土高原，以九层宝塔为中心，整个小镇是由一排排土黄的窑洞组成。我父亲就是在这种窑洞里住了五年。毛泽东和他的筋疲力尽的军队已分别于1935年和1936年来到延安，随后在这里建立起共产党的大本营。延安位于穷乡僻壤、几省交界地方，使共产党得以立足。

我父亲在陕北公学呆了一段时间后，申请进入共产党最高理论研究机构——马列主义研究院。入学考试很严，但他考了第一，这多半归功于他在宜宾书店阁楼上日夜的苦读。一起应考的同伴们都很惊讶我父亲这个“乡巴佬”居然会比他们强，他们大部分来自像上海这种大城市。我父亲成了学院最年轻的研究员。他热爱延安，发现这里的人充满热情、理想而且乐观。共产党官员们生活简朴，和普通人差不多，这与国民党官员的奢华生活形成强烈对比。延安不是民主社会，但与他以前的世界来比，简直是天堂。

1942年，毛泽东发动了一场运动，要大家提意见改进工作，叫作“整风”。研究院的一群年轻人，包括我父亲，由王实味领头贴出大字报，批评研究院负责人，要求自由和个人有更多的发言权。此事在延安引起轩然大波，毛泽东也来看大字报，他很不高兴。后来整风演变成了整人，王实味被指控为托洛斯基派和间谍。我父亲是研究院参加“市事”的最年轻学员，院领导之一、中国马克恩主义理论权威艾思奇一向很欣赏他，说他头脑敏锐，绝顶聪明。此时他说我父亲“犯了一个天真的错误”。这样我父亲没被毁掉，但连续好几个月，他和他的朋友耳边仍灌满了无情的批判声，说他们在延安制造混乱，削弱共产党的团结和纪律，损害抗日救国的伟大事业。他们得参加一个又一个会议，在会上一次又一次地自我检讨，共产党领导干部则一再向他们灌输：为了救国必须绝对服从党。

学院关了门，我父亲被派到中央党校教那些农民出身的半文盲军官中国古代史。这番严峻的考验使我父亲完全皈依了共产党。就像许多热血青年一样，他历经万难才来到延安，对共产主义倾注了全部身心，他不会轻易放弃这个事业。他觉得严酷的磨练是应该的，甚至认为这是一种宝贵的经历，为救国大业而净化灵魂。他相信救国的唯一办法就是执行铁的纪律，牺牲小我，完成大我。

当然，延安的生活也有轻松的一面。我父亲踏遍了附近山山水水，搜集黄土高原的民谣，也学会了优雅地跳西方交际舞。交际舞在当时的延安很流行，许多共产党领导人，包括后来的总理周恩来，都喜欢跳。黄河支流延河沿着宝塔山蜿蜒而下，河水充满黄沙，我父亲常来这里游泳，他喜欢仰泳，从水面上仰望立在山尖上的古老石塔。

延安的生活虽艰苦、但也令人振奋。1942年，蒋介石对延安加紧封锁。粮食、布匹和其他日用品一下子几乎都没有了。毛泽东号召军民挥锄种粮，纺纱织布，自制必需品。我父亲成了手工纺纱的能手。整个抗战期间他都在延安。尽管被封锁了，共产党仍在大片地区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尤其是在日本人占领的华北地区。毛泽东的确高明，联合抗日使共产党获得生死攸关的喘息空间。到抗战结束，他们已有效地控制了十八个根据地，大约九千五百万人口，约占当时中国总人口的两成。同样重要的是，他们还积累了如何管理政府的经验，学会了在艰苦条件下搞经济，这些年训练出来的组织能力和控制体系更是举世无双。

1945年8月9日苏联军队开赴东北扫除日军，两天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与苏联人军事合作共同打击日本人，但被拒绝，因为斯大林认的是蒋介石政府。同一天，中国共产党命令自己的战斗部队和政治干部进入战略上至关重要的东北。

日本投降后一个月，我父亲奉命离开延安前往东北的西南部一个名叫朝阳的地方，它位于延安东面七百哩处，靠近内蒙古边界。步行了两个月，我父亲一行人于11月来到朝阳县。这里多是荒山秃岭，差不多和延安一样穷。三个月前，朝阳还是“满洲国”的一部分。苏军进驻朝阳县的第二天，当地共产党地下小组即宣布成立共产党政府，但国民党地下工作人员也亮出国民党牌。结果共产党军队马上从五十哩外的锦州赶来，逮捕并处决了国民党首领，罪名是“阴谋推翻共产党政府。”

我父亲的小组是延安共产党总部正式委派的，他们接管了政权，我父亲成为核心领导人之一。新政府在一个月内开始有效地管理这个有十万人口的地区。第一件事是到处张贴安民告示：(一)释放所有在押犯人；(二)关闭当铺——当物免费领回；(三)关闭妓院，放走妓女，由老鸨发六个月的生活费；(四)开官仓发粮救济贫民；(五)属于日本人汉奸的财产全部没收；(六)中国人的工商业受保护。

这些政策大受欢迎，因为对绝大多数的穷人好处最多。当地人们都说从来没有见过比这更好的政府。在军阀混战期间，朝阳地区遭到各方势力的烧杀掳掠，后来又被日军占领，劫夺了十余年。

我父亲新工作刚开始几个星期，毛泽东发布命令，要共产党军队撤出易受攻击的城市和主要交通线，退到附近的农村，“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农村包围城市”。我父亲的部队于是进了朝阳荒山，与他们终日为伍的只有一些零零落落的野花和偶然碰到榛子树、野果，很少找到吃的东西。夜间温度低到零下二三十的摄氏度，室外过夜如果缺少御寒衣物，会很快冻死。本来，几个星期前还眼看着日本人战败，东北地区共产党的根据地聚然扩大，似乎胜券在握，但此刻却化为乌有。当我父亲和战友们躲在山洞，蹲在穷苦老百姓的茅屋里里，他们的心情极度沉重。

这段时间，共产党和国民党都忙于调兵遣将，准备全面内战。蒋介石把首都迁回南京，在美国人帮助下把大批军队运到华北，并密令他们尽快抢占战略要地。美国人派马歇尔将军到中国，劝蒋介石容纳共产党，建立国共联合政府。1946年1月10日，国共停战协定签字，于1月13日生效。1月14日国民党开进朝阳县城，立即建立起庞大的武装警察部队和情报网，组织地主武装，共同剿共，武装力量达到四千余人。到了2月，已赶得我父亲一行人节节后退，进入越来越荒凉的地带。大多数时间他们只能躲在最穷的农民家里。到了4月，他们无路可退了。唯一生存的办法就是分散开来打游击。我父亲以一个名叫六家子的村庄为中心，建立了他的根据地。这个山村位于小凌河源头，在锦州西面约六十五哩。

游击队武器很少，只能靠袭击当地警察补充，或向地主“借”。他们特别努力争取过去“满州国”的伪军和警察，因为这些人既有武器又有战斗经验。在我父亲的根据地，共产党的主要工作是推行减租减息，没收地主多余的粮食、衣物，钱财等分给贫苦农民。刚开始时进展缓慢，游击队实力单薄，根据地也不巩固。到了7月，当高粱将熟，“青纱帐”内可以藏身时，形势有了明显好转，各路游击队已能够齐集六家子村开会。会场设在寺庙内，我父亲任主席。他引梁山泊好汉的故事做开场白：“这里就是‘聚义堂’，让我们在此共商怎样‘替天行道，除暴安良。’”

我父亲的游击队向西挺进，攻占的地区包括大部蒙古人居住的村庄。1946年冬天降临时，国民党加紧了清剿。11月的一天，父亲的游击队中了埋仗，他本人险些被抓。经过激烈的枪战，他侥幸突围，衣服裤子被树枝扯成了碎片，至今他的同志们忆及此时还忍不住哈哈大笑。

他们几乎天天变更宿营地，有时一个晚上得转移好几个地方。睡觉从不脱衣服，生活就是一连串不间断的埋伏、包围和突围。游击队里有一些妇女，我父亲决定把她们和伤病员向南移到靠长城较安全的地区去。这是一次穿过国民党控制区的漫长危险之行，任何声响都可能导致全军覆没。我父亲万不得已命令把所有的孩子留给当地农民寄养。有位妇女实在难舍孩子，我父亲最后让她选择：留下孩子或军法处置，她把孩子留给了农民。随后几个月，游击队逐步向锦州和铁路沿线靠近。国民党发动了好几次围剿想消灭他们，但一次也没成功。游击队影响越来越大，当时二十五岁的父亲已声名远播，以至锦州城里四处都贴有通缉令悬赏捉拿他。我母亲看过他的通缉令，也从她的国民党特务亲戚口里听到不少有关他和他的游击队的故事。

父亲的游击队每离开一个地方，地方就被国民党军队反攻回来，强迫农民交回分去的粮食和农物等。不少因饥饿吃掉了粮而交不出的农民受到严刑拷打，有的还被杀。六家子的头号大地主金廷泉当过“满洲国”警察署长，曾野蛮地强奸过村里众多妇女。当我父亲的游击队来此安营扎寨时，他逃掉了，游击队打开他的粮仓济民。金廷泉随国民党军队还乡后，逼着农民跪在他面前，向他讨饶，归还共产党分给他们的东西。已吃掉粮食的农民被拷打，家也被砸了。有个农民既不还粮，也不磕头，金廷泉竟当众用火把他慢慢烧死。

1947年春天，形势开始对共产党有利，父亲的游击队重新占领朝阳城控制了周围广大地区，庆功宴会后是晚会，父亲巧妙地把战友名字作成谜底，编成谜语，猜得大家喜笑颜开。土地改革随即进行，把占人口极少数的地主拥有的大部分土地平分给农民。但在六家子无人敢要金廷泉的地。尽管他已是阶下囚，农民们见到他还是点头哈腰。我父亲走访了许多农民，终于了解到金廷泉上次还乡后的暴行。朝阳县政府据此下令处金死刑，执行枪决。但被金烧死的那个人的家属和其他受害者则要求以牙还牙，烧死金廷泉。当火焰在金廷泉周围熊熊燃烧时，他咬紧牙关，一声不哼，直到火舌舔到胸膛才叫了一声。共产党理论上反对酷刑，但通知干部在农民要求复仇时，不应干涉。所以派来对金廷泉执行死型的共产党人没有阻止农民。

像金廷泉这样的人并非一般的富裕地主，他们在其势力范围内有莫大的权力，肆虐乡民，叫作“恶霸”。有些地区，非恶霸的一般地主也被算作“石头”，意即革命的阻力。“对石头”的政策是“可杀可不杀者，杀！”我父亲认为这是错误的。他告诉部下和群众，只有那些罪证确凿的人才应处死。他一再给上级报告提出对人命要谨慎处置，过多的死刑只会损害革命。由于许多像他这样的人直陈己见，1948年2月共产党中央发出紧急命令，要各地禁止滥杀。

共产党的正规部队到来后，1948年初，我父亲的游击队受命与他们共同作战。他转为负责锦州——葫芦岛一线的情报系统，搜集国民党部队部署及粮食供应情况。他的情报主要来自国民党内部的地下工作人员，包括夏家的房客毓武。从这些报告中，我父亲第一次听说了我母亲。

*　　*　　*

在那个10月的早晨，我母亲见到的那个瘦瘦的、看上去喜欢梦想的年轻人，在游击队中不审出名的讲究。他天天刷牙，这对游击队和农民都是新鲜事儿。其他人流鼻涕，不是随地一甩，就是顺手往裤子上一擦。而他不仅用手帕，还有空就洗。他从不在公共脸盆里搓手巾，因为当时眼疾流行。人们还说他书生气十足，身上总带着几本古诗集，就是打仗也不例外。

当我母亲每一次看到那张通缉令，从亲戚那儿听到他们谈论这个危险的“共匪”时，她看得出他们既怕他又佩服他。现在，这位传奇式的游击队首领就站在面前，并非腰圆膀粗的黑旋风李逵。不过，她一点儿也不觉得失望。

我父亲也听说过我母亲勇敢过人，一个十七岁的女孩子居然向男人们下命令。他曾敬佩地想：这真是个解放的新女性。但他把她想成是个母夜叉。结果呢，他喜出望外，发现我母亲富有女性美，甚至还有点俏皮。谈论问题时虽然柔声柔气，却带着少见的精确性，很有说服力。这对父亲是至为重要的，他不喜欢那种夸夸其谈、华而不实、模棱两可的谈话方式。

我母亲发现他很爱笑，牙齿雪白，不像有游击队员一口大黄牙。她也很喜欢听他说话，觉得他懂得真多，可不是那种会把福楼拜与莫泊桑搅在一起的人。

在我母亲汇报会联会工作时，他问她女子中学有多少学生，我母亲马上报了个准确数目。他又问学生们读些什么书，我母亲不假思索地说出一串书名。随后的问题是约有多少学生支持共产党，她都给了有根有据的估计数目。

我母亲邀请他给学生们演讲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历史，他爽快地签应了。几天后，他如约而来，口若悬河，深入浅出地讲解难懂的哲学，令在座的女孩子们——自然有我母亲在内——大为倾倒。

一天，他告诉学生们，党将组织她们去哈尔滨参观。哈尔滨是当时共产党在东北的临时首府。那里的许多建筑是俄国人建造的。宽阔的林荫大道，带雕塑的小洋楼，时髦华美的商店以及欧洲风味的咖啡馆，使它享有“东方小巴黎”的美誉。这次旅行名义上是观光，真实原因是共产党担心国民党会卷土重来，想预先把亲共的教师、学生和其他专业人才如医生等撤离锦州保护起来。但他们不愿言明这一点，怕引起恐慌。我母亲被列为一百七十名首批北上的人员之中。

11月下旬，她兴高采烈地登上火车。此时哈尔滨正笼罩在冰雪之中，像童话世界，俄罗斯建筑群似乎带着浪漫的诗意。在这里我父母相爱了，他为母亲写下了优美的古体诗，造诣很深，使她惊服。当她发现父亲书法也是一流时，就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了。

除夕夜，我父亲邀请我母亲和她的一位女朋友到住处作客。他住在一家古老的俄国式旅馆里，彩色的屋顶，华丽的内墙，窗沿阳台边是一溜石膏浮雕。走进房间，我母亲发现在“洛可可”式桌子上放着一瓶香槟，我父亲在此之前只是在翻译小说中读到过这个名字。

那时，母亲的同学都猜到了他俩相爱了。她身为学生领袖，常去向他汇报工作，一汇报就是几个小时，有时深夜才回来。父亲有一些崇拜者，包括那天和我母亲一块做客的女孩子。那天晚上，当她看到我父亲注视我母亲的异样眼神，听到两人互开玩笑，发现他们怎样抓住机会彼此亲近时，她明白了我父亲爱的是我母亲。当她午夜独自离开后，父亲在喝空的香槟酒瓶底下发现一张纸条：香槟酒瓶太偏心！祝你们的香槟酒瓶永远是满的！

就在那天夜里，我父亲问母亲是否与别人有过婚约。她告诉他，她唯一的爱过的人是胡表哥，但他已被国民党枪杀了。父亲按照共产党男女平等的规矩，也谈了他以前的恋爱史。在宜宾他曾爱过一个女孩，关系在去延安后就中断了。在延安和游击队，他也有过几个女朋友，但战争使人连想也不敢想结婚这种事。

谈完过去，我父亲表示他要写信给共产党锦州市委，请求批准与我母亲“谈恋爱”。这在当时是必需的手续，大概就像是请示家长。实际上就是这么回事。共产党取代了家长。那天晚上，在长谈之后，母亲收下父亲的第一件礼物：一本苏联小说——《不过是为了爱》。

第二天，她写信回家，说她遇见一个非常喜欢的人。姥姥和夏医生的第一个反应是担心而不是热衷，因为我父亲是个当官的，而在普通老百姓心目中，当官的名声向来不好。他们大权在握就专横跋扈，往往不会善待女人。姥姥认定我父亲年龄远大于东北男子成婚岁数，一定已结过婚，娶我母亲不过是多个小老婆而已。

一个月后，共产党认为安全了，就让哈尔滨那批人回锦州。共产党这时批准了我父亲“谈恋爱”。另外有两个人也提出这种申请，但比我父亲晚了一步。其中一位是我母亲以前的地下上司梁先生，他失望之余，要求调离锦州。这两位申请人都是直接向党申请，没对我母亲表达过爱意。

我父亲回到锦州，被任为共产党锦州市委宣传部长。几天后，我母亲带他去见家人。一进门，姥姥就转过脸去，他向姥姥打招呼，她也故意不理睬。我父亲由于长年在外打游击，又黑又瘦。姥姥因此认定他岁数已超过四十，不可能没结过婚。夏瑞堂则对他很客气。

我父亲没呆多久。他前脚一走，我姥姥就哭开了，不断重复她那套“当官的都不是好东西”的观点。夏瑞堂在与我父亲接触后，以及从我母亲的解释当中，了解到共产党对自己的成员行为约束很严格，所以我父亲不可能骗人。但我姥姥硬是不信，“四川那么远，这里的共产党怎么查得出他以前的事？”

姥姥一直不喜欢我父亲，但家里其他人都与他相处得不错。夏瑞堂跟他一聊就是好几个小时，玉林夫妻也喜欢他。玉林的妻子出身贫苦，她外祖父在赌钱时把她母亲当赌注押了上去，结果输了，她母亲被迫接受了不幸福的婚姻。她哥被日本人抓去做了三年苦工，日本投降后才放出来，已是半死不活。和玉林结婚后，她每天早上三点钟就得起床，按满族复杂的传统习俗准备各种各样的饭菜。我姥姥管家，虽然矿产他们是同一辈份，但玉林妻子总感到自己矮了一截，因为他们夫妻生活得靠夏家。她觉得我父亲是第一个平等待她的人，第一个完全不拿架子的官员。他好几次给他夫妇电影票，这是难得的享受，玉林妻子因此认为共产好得不得了。

从哈尔滨回来不到两个月，我父母就交了结婚申请。结婚在传统上一直是“父母之命，媒约之言”，既没有结婚证书，也无需结婚登记。现在对“参加革命”的人来说，党就代替了父母。党的结婚规定是“二八七团一”。意思是：男方必须二十八岁以上，七年党龄，团级以上干部，只有“一”字是会对女方；至少参加革命一年。我父亲虚岁正好二十八岁，党龄已十多年了，职位是副师级。我母亲虽然还不是党员，但她做地下工作的时间符合了“一”字。从哈尔滨回来后，她又一直在“妇联”工作。妇联主管妇女事务，做些解放姨太太、关闭妓院、动员妇女为部队做军鞋、安排妇女就业、帮助妇女婚姻自主、扫盲等工作。

妇联现在成了我母亲的“工作单位”。单位完全由党控制，城市里的每一个人都属于某一单位，他们的生活各个方面都由单位管理，就像在军队里。我母亲得住在妇联，本来也得经过妇联批准结婚，但由于我父亲职务更高，他们的婚姻就由父亲单位作主了。锦州市常委很快就表同意。可是我父亲是副师级，还得获上一级辽西省党委认可。我父母以为不会有什么问题，于是把婚期定在5月4日，那天我母亲满十八岁。

5月4日一到，母亲打点被子、衣物，准备搬到父亲住处。她仍穿着一向家穿的蓝旗袍，围一条白纱巾。姥姥与其说吃惊，不如说是气愤，新娘自己走到新郎家，既无吹吹打打，又无花轿迎接，真是闻所未闻。“你就这样自己走去？”姥姥冲着我母亲发脾气，“他一定不是真心娶你，一定的！”

“现在谁还理会这些规矩！”我母亲依然埋头整理行李。

一想到女儿不能有一个盛大的传统婚礼，姥姥心里难受极了。按照习俗，女孩子一出世，母亲就开始为她置办嫁妆。我母亲的嫁妆包括十几条缎子被面和十几对绣着鸳鸯的枕头，四季穿的漂亮衣服以及绣花床幔，这些现在却成了过时的累赘。我父母也不要繁琐的婚礼仪式，他们觉得这些与感情无关。对这两个革命者来说，爱情才是最重要的。

就这样，我母亲背着行李，自己走去。我父亲和所有其他共产党官员一样，住在自己的工作单位。他的住处是市委机关一栋带滑门的日式平房。这天夜里，他们准备上床了，当我母亲蹲下来为我父亲脱鞋时，忽然有人敲门，一个人站在门口把省委的通知送到我父亲手上——他们的婚姻还没有批准。我母亲低下头来，静静地收拾完行李后，轻轻说了声：“再见！”就悄然而去，没有眼泪，没有抱怨，甚至一丝丝怒气都没有流露，只是从她紧闭的双唇上，父亲才能察觉到她有多么难受。

这一幕情景使我父亲印象深刻。在我童年时，他每每提到此事总是说：“你母亲真不简单。”然后开玩笑似地说，“时代变了，你不会像你母亲那样跑下来替男人脱鞋！”

未准婚姻的原困是省委对我母亲不信任。他们一再追问她的家怎么会与国民党特务有关系。他们要她忠诚老实，一一说明为什么有好几个国民党军官会向她求爱，为什么有那么多三青团朋友。我母亲说她的朋友都是最抗日的、最富正义感的人，当代表中国政府的国民党在1945年来到锦州时，她们当然加入了。她本人当时要不是太小(才十四岁)，早也加入了。而且她的朋友们很快就倾向了共产党，有的还参加了共产党地下工作。

党组织的意见不一：市委认为我母亲的朋友们出于爱国心，无可非议。但某些省委领导却仍没完没了地猜疑。他们要我母亲与朋友们划清界限。“划清界限”是共产党区分“内”“外”、“敌”“我”的主要方法之一，即使私人关系，也是以政治为准，不能不清不楚。如果她想结婚，她就不能再见过去的朋友了。

最使我母亲痛苦的是汲上校现在的遭遇。锦州之战一结束，她在为共产党高兴的同时，就近草地想知道汲上校是否安全。她沿着满是死尸的道路一路跑到汲家大院，那里什么也没有了，没有房屋，没有街道，只有一堆废墟。汲上校也不见了。

当她准备在春天结婚时，突然听说他还活着，就关在锦州一个监狱里。原来他在锦州被共产党攻击时，没法往南逃到天津。结果共产党在1949年1月攻下天津，他被逮捕，旋即押回锦州。

汲上校没有被算作一般的战俘。由于他的家族在锦州势力强、影响大，他被划为“地头蛇”。由于这类人在老百姓中有号召力，共产党认为，他们的反共倾向对新政权的威胁很大。

我母亲很自然地认为只要共产党组织了解汲上校为共产党所做的一切，他就会受到宽待，她立即开始为他奔走。按共产党的规矩，她先向自己单位汇报了这件事，由妇联再向更高一级机构报告。我母亲不知道谁有决定权，她去找毓武为汲上校作保，他清楚汲上校的事，正是他让我母亲与汲保持联系的。毓武写了一份关于汲上较为共产党所做事情的报告，但却说汲这样做是出自对我母亲的倾慕，他也许并不知道自己是在为共产党工作，只是被爱情冲昏了头。我母亲说她和汲上校没有相爱过，但她拿不出任何证据。

母亲又去找另一位地下组织领导，那人也清楚汲上校为共产党做的事。但他拒绝提供任何帮助，他不愿意提到汲帮助送情报这回事，希望把这份功劳算在自己身上。

所有的这些事都是在我父亲准备结婚时发生的，自然他们的关系投下了阴影，不过，父亲同情母亲的困境，也认为汲上校应受到公正对待，虽然他知道姥姥喜欢汲上校做女婿而不喜欢他，但他没有让这种不快影响自己的判断力。

5月底的一天，我母亲正在妇联开会。突然有人进来塞了张条子给她，纸条是市党委负责人共产党东北部队总司令林彪的侄儿林肖侠写的，几句话像诗一样：“省委已经同意了，你还有心思开会吗？赶快回来结婚吧！”

母亲忍住内心的激动，静静地把纸条交给会议主持，主持人点点头同意她走。她直奔我父亲住处，身上仍穿着蓝布的列宁装，双排钮扣，收腰，下摆刚好罩住肥大长裤的上部。一拉开门，她看见林肖侠和其他党委领导人，以及警卫员们都聚集在屋里，他们也是刚到。我父亲说已叫了一辆马车去接夏瑞堂。林问：“丈母娘呢？”我父亲不吭气。“这就不对了。”林说，随即派车去接姥姥。我母亲当然很伤心，她猜我父亲是讨厌姥姥和那些国民党特务亲戚的关系。这难道是我妈的错吗？她忿忿地想。当然，她压根儿没想到这或许是我父亲回敬丈母娘对他的不理不睬呢！

传统婚礼，往往极尽铺张，远超出常人的经济能力，办一桩体面的婚礼而倾家荡产是屡见不鲜的。共产党提倡废除旧俗，节俭办婚事，所以这个小小的聚会就是我父母的全部婚礼。

夏瑞堂来了。大家围坐在一起吃市委作为特殊招待送来的新鲜螃蟹。另外是红枣和花生，还有桂圆，传统上这些都是团圆多子的象征。过了一会儿，夏瑞堂和大部分客人起身告辞，开完会的妇联干部这时来了。

夏瑞堂和姥姥对婚礼的事一无所知。第一辆马车也没有说接夏医生做什么。第二辆马车到时，姥姥才知道是女儿结婚，于是匆匆赶去了。当妇联的有位领导透过窗户望见她到来时，与别的人耳语一番，大家几乎同时站起来，急急忙忙从后门走掉了。我父亲也跟着她们走了，我母亲差点哭出声，她知道妇联的人瞧不起她母亲，不光是因为国民党亲戚关系，还因为她曾经当过姨太太。虽然妇联管的就是妇女解放，可是有的出身农民的妇联干部非常守旧。尽管共产党政策规定姨太太享有与妻子同样地位，而且可以单方面解除婚约，尽管她们自己就是这些政策的执行人，她们却认定好人家的姑娘绝不会当小老婆。

我母亲只好想法圆场，告诉姥姥新郎工作去了。“共产党不能放下工作结婚。”还说自己也得马上回去工作了。姥姥对共产党办终身大事竟如此草率大惑不解。不过自共产党执政以来，破除传统的新招一个又一个，姥姥也就见怪不怪了。

我母亲当时的工作之一是教她曾去“勒劳奉仕”的统纱厂女工读书识字，给她们讲男女平等。当时厂里仍然保持工头监工的制度，有个工头对女工想打就打。我母亲帮助解雇了这个工头并组织女工选出她们自己的小组长。她工作努力，女工们也喜欢她。但女联对她没有好评，倒不是说她这件事做得有什么不对，而是嫌她不会做鞋。

妇联的中心工作之一是为军队做布鞋，我母亲不会做就让姥姥和姨妈帮忙。当她很得意地抱着一大捆数量远远超过她定额的精致结实的布鞋来到妇联时，出乎意料，她非但没有因聪明而受称赞，反而被训斥了一通。妇联的农民干部想象不出地球上居然有女人不会做鞋，好象是说人不会吃饭。在女联会上，我母亲因为“资产阶级作风”遭批评。

我母亲与妇联中的上司处不好。她们是年长守旧的农妇，多年来打游击吃尽了苦头，对像我母亲这样长得漂亮、受过教育的城市姑娘看不顺眼，更不满这些女孩子一下子就迷住了她们的男性战友。我母亲申请入党，她们说不够格。我母亲每一次回家看父母都受到批评，说她“家庭观念重”，脑子里留有封建余毒。她只得尽量少回家看姥姥。当时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革命者除了星期六外，都必须住在自己的工作单位，所以我母亲得在妇联睡觉。那地方与我父亲住处仅隔着一道矮墙。一到晚上，她就翻过矮墙，穿过小花园，来到我父亲房间，黎明时再回到自己住处。这件事不久被发觉，她和我父亲均在会议上挨批。共产党机构全面管理着个人生活，尤其是那些参加了革命的人的私生活，任何事情党都要过问。有时，一会成了干预私生活的手段，会上常常讨论些琐碎的事，私人怨恨以革命的名义煞有介事地发泄。

我父亲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我母亲则被要求进行书面检讨，罪名是“爱情至上”，而不是“革命至上”。她觉得非常委曲，如果是在战争时期，她还能理解，但现在跟丈夫过夜会给革命带来什么损害呢？她不愿写检讨，向我父亲诉苦。没想到，我父亲反为那些批评他们的人说话，教训她，“革命还没成功，战争还在进行。我们违反了制度，就得检讨。建立新中国需要钢铁纪律，不理解不同意也得服从。”

一波未了，一波又起，而且是轩然大波：一位姓卞的诗人自杀未遂。卞是我母亲的好朋友，曾一同去哈尔滨。他是新月诗派的信徒，此流派的典型代表人物胡适先生后来成了国民党的驻美大使。新月派崇尚纯美，讲究形式，特别受英国诗人济慈的影响。卞在战争期间加入共产党，但随即发现他的诗歌表现形式与革命不能协调，革命需要的是宣传鼓的，而不是自我表现。他一方面觉得革命有理，一方面又觉得颓丧，感到自己无法再写诗了，但他的生命又离不开诗。

卞的自杀震惊了共产党，解放之初有人就居然对革命如此失望！由于卞的工作是在锦州党校教识字不多的官员学文，对此事的调查就由学校党组织进行。结论武断地说他自杀的原因是对我母亲单相思。妇联开会指责我母亲在哈尔滨时和卞相好，后来有了我父亲这个高干就把他甩了。我母亲气愤之极，要求她们拿出证据，而她们自然什么也没拿出来。

在这件事上，我父亲站在母亲这边。他清楚在哈尔滨时，我母亲爱上的是他而不是卞。他看见过卞读诗给她听，也知道她欣赏他的诗，但不觉得这有什么错。可是他们俩都无法抵挡洪水般的风言风语，特别是来自妇联有些人的刻薄话。

就在这当儿，我母亲听说她为汲上校的陈情书被驳回了，她痛苦得快发疯。她曾对汲担保过，现在觉得像是自己骗了他，她一定定期到监狱去探视汲，报告奔走的进展。她总是对他说想不出有什么理由共产党不放他，她乐观地企盼着，也设法使他高兴。但这一次，汲一看见她哭红的眼睛和为掩饰绝望而扭曲的脸，马上就明白没有希望了，两人当着守卫的面痛哭起来。当时他们相对而坐，隔着小桌子，手放在上面，汲上校抓住我母亲的双手，她也没有抽回。

我父亲知道我母亲探监的事，刚开始时他并没说什么，因为他同情她的处境。但后来却动了气，卞为她自杀的谣言还在风头上，现在又说他妻子与国民党上校有瓜葛——而他们还算在蜜月期呢！当然，对我父亲来说，个人感情还算其次，他告诉我母亲共产党的理：国民党要反攻靠的就是像汲上校这样的人。“共产党怎么敢放他呢？”他说，“我们和国民党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啊！”当我母亲争辩说汲上校曾帮助过共产党时，我父亲提醒她，探监对汲没有好处，尤其是两人拉手。自古以来“男女授受不亲”。拉手成了两人相爱的证据，汲上校为共产党做事也变成爱情故事了。我母亲觉得我父亲说得有道理，于是乎更悲痛绝望了。

亲戚朋友的遭遇更加剧了她的痛苦。共产党攻下锦州后，立即宣布任何为国民党特务系统工作过的人必须投案自首。她舅舅玉林从来没有当过特务，但他有一张由王汉臣帮助弄到的特务证，尽管妻子和姥姥一致反对，他仍认为应该说实话，就主动汇报了。其实，他是进退两难：不汇报，让共产党查出来的话就倒大楣了，而这个可能性很大；主动交代了，他又给了他们怀疑自己的根据。

共产党的结论是“政治历史有污点，不予惩罚，控制使用”。这一结论像许多裁决一样，不是自法院，而是由党组织作主，这结论含义模糊不清，就这样，三十多年里，玉林的命运完全由政治气候和上级的态度来决定。当时锦州市委很开明，玉林被允许继续在夏瑞堂诊所里工作。

姥姥的妹夫效石是特务，但没有染上血腥，所以被下放到农村做体力劳动，叫作“管制”。虽然不是坐牢，但是让社会上的群众看管，同样有效率。他的全家人自愿和他一起走，行前他得住医院治疗性病。共产党正展开一场扫荡性病的运动，患者都得强行医治。

管制持续了三年，其间，他有自由，但必须定时定期向地方警察部门详细汇报他都做了什么事，想了什么。管制结束后，他变成像玉林那样，被秘密监视。常见的形式如“三明治”——两红夹一黑，即由两个专门选派的邻居负责监视。其他邻居特别是居委会，即有权利又受到鼓励随时报告“坏分子”的行踪。“人民执法，天网恢恢”，让众多的公民积极参与控制，是共产党最主要、也是最有效的统治手法。

诸葛，那个跟田中小姐结了婚的特务，被判处“终身劳改”。他被送到边远的新疆劳改农场，1959年跟很多国民党官员一道受大赦释放，他的妻子田中小姐被遣返日本。就像苏联一样，几乎所有判刑的人不是坐牢，而是送到劳改营，做危险或污染严重的活儿。

有些重要的国民党官员，包括特务，没有受到惩罚。母亲学校教务主任是国民党区分部书记，由于他救过许多共产党人和亲共分子，如我母亲，所以他被赦免。那个当过特务的女校长和另两位都是则躲了起来，后来逃到台湾。送我母亲进监的政治主任尧寒也跑去了台湾。

共产党也赦免大人物，如末代皇帝溥仪，以及一些国民党高级将领，因为他们“有用”。毛泽东说他的政策是：“我们杀小蒋介石，不杀大蒋介石。”他的理由是：让溥仪这种人活着有利于国际舆论。谁也不敢公开抱怨这种杀小留大的政策。但私下却有很多不满。

这一段时间我母亲终日焦虑不安，挂念舅舅生死未卜。她流露的悲伤被妇联说是同情国民党，立场不稳。她得检讨又检讨。

妇联有领导还责备她未经批准就擅自探视汲上校。她们说，开始由她去的原因是考虑她新参加革命队伍，她一直从旁观察，看她到底需要多长时间才会觉悟，才能主动向党请示。我母亲问：“到底哪些事我得请示呢？”回答是：“事事得请示。”“含混的事事”都请示上级，成为共产党的一项基本法则。人们因此养成了不自动自己作主习惯。

妇联等于我母亲的整个天地，她在期间被孤立了。流言蜚语甚至说汲上校想利用她复辟。“看她把自己弄得多糟糕。还不是因为太轻浮，跟这么多男人有关系，又都是些什么男人呀！”离开会场去结婚成了她的过失。我母亲申辩说，这是市委领导让她去的。“那你自己是什么态度？”妇联领导反驳道，“真正的革命者应该把工作放到首位。”

刚满十八岁，而且才新婚，对新生活充满了希望的母亲，感到从未有过的不知所措，孤立无援。她向来自信有判断是非的能力。但是现在，她的同志，她在光荣崭新的解放运动中的同志，好像总是说她错，甚至对她的人格、对她的忠诚提出怀疑。而她所爱的丈夫也说她不是。她第一次开始对自己失去信心。她没有怪共产党，没有怪革命，也没法怪妇联的那些人，因为她们是她的同志，又代表了党的声音。她开始把愤怒转向丈夫，觉得丈夫不是站在她一边，而总是和别人站在一起反对她。在公开场合丈夫支持妻子中可能是件难事，但私底下可以说些好听的安慰话呀！可是她听不到。从结婚起，我父母之间就有了鸿沟：我父亲对共产党的忠诚是绝对的，他认为不论公开还是私下，应该说同样的话，即使对妻子也不例外。我母亲灵活多了，她兼具理性和情感，把一部分空间留给自己，而我的父亲则完全献身给党和革命事业。

锦州的气氛已经令人无法忍受，我母亲告诉丈夫她想离开，越快越好。我父亲同意，尽管因此他会错过眼前的一次升官机会。他向市党委提出调回家乡宜宾。市委很惊诧，因为不久前，共产党问他是否愿回老家时，我父亲的回答是“不愿意”。

1949年夏季，共产党势不可挡地向南方挺进，他们已经占领了蒋介石的首都南京，就要攻到四川。他们在东北的经验证明，大批忠心耿耿、土生土长的行政官员是必不可少的。

共产党组织同意我父亲调动。婚后不到两个月，解放不到一年，我父母为流言蜚语所迫，离开了母亲的老家。我母亲从解放时的喜悦转为郁郁寡欢。在国民党统治下，她可以用行动发泄内心的激愤，也易于感觉到她在从事正义的事业，这就给了她勇气。现在她却似乎处处被动，样样出错。当她向我父亲诉说时，父亲告诉她：“这不奇怪，当共产党就得经过痛苦的磨练，不这样就当不了共产党员。”

七　“过五关”

——我母亲的长征(1949—1950年)

我母亲离开锦州之前，一向同情她的组织部长坚持要妇联吸收她为共产党预备党员。这位部长说她该入党了，因为她要到新地方去工作，那里不了解她，入党会很难。这个决定意味着在一年之内，只要她能用行动证明，就可以成为正式党员。

我父母加入了一群有一百多人的队伍、往西南进发，大多数人是嫁给四川人的东北人。为了这次行军，所有人被编成部队建制，换下灰色干部装，穿上绿色军服。内战仍在他们途经的地方激烈地进行着。

1949年7月27日，姥姥、夏瑞堂和我母亲最亲近的朋友，都到车站为他们送行。朋友中有好些仍受共产党的怀疑。离别时，我母亲内心充满矛盾。一方面，她觉得自己就要摆脱困境，像一只笼中鸟突破樊笼、飞向一空。另一方面，又觉得万分难舍，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这些至爱的人。特别是她的母亲呢？旅途凶吉未卜，四川当时仍在国民党手中，而且行程约有一千哩，真是难以置信的遥远！将来不知道自己能否再回锦州。她想放声大哭，但又强忍住眼泪，不想让母亲太难过。当站台渐渐从视野中消失时，我父亲安慰她要坚强起来，告诉她“参加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必须“过五关”，即通过艰苦的磨练，对家庭、学业、爱情、生活、体力劳动保持一种全新的态度。共产党的理论是知识分子应去除“小资产阶级劣根性”，向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看齐。我母亲已听过无数次这样的理论，她承认要为新中国奋斗就得改造自己，她刚写了一首诗，里面有这样一句：“脱掉绣花衫，迎接满天的风沙。”但她也需要温柔和体贴，可惜没能从我父亲那里得到。

到了天津时，没有火车坐了，因为往南去的铁路因黄河泛滥和战争破坏已停止运行。我父亲建议在天津城里转转，想纾解一下我母亲因离别而生的哀伤与郁闷。天津是一个大港口城市，近代美国、日本和一些欧洲国家都在这里拥有租界。薛之珩就曾隐退在天津的法租界里，尽管我母亲当时并不知道此事。这里一区一区的建筑都有不同的异国情调：建于本世纪初的巍峨法国式宫殿，明亮雅致的意大利宅邸，浮华的晚期洛可可式奥匈帝国小楼，就像各国在这里举行了一个彼此炫耀，也向中国人炫耀的荟萃展览。母亲在东北看惯的尽是低矮、单色调的日本银行以及绿屋顶浓黄色墙的俄国银行，如今这些奇风异格的建筑令她眼界大开。父亲也是第一次观赏到这种景致，以往他只是在外国文学作品中读到有关这些欧洲的建筑风格。当他们沿着散发出浓烈槐香的林荫大道漫步时，我母亲能感到我父亲正兴致勃勃地尽力想把自己的兴奋感染给她。但她仍旧情绪低落，不仅想念母亲，内心还愤愤不平，埋怨我父亲不会说一句体贴话，不会表达温情。

铁路线的中断是“长征”的开端，他们得靠两条腿继续行程。共产党军队忙着向前推进，后方还存在地主武装、土匪和残余国民党部队。我父亲这支百十来人的队伍只有三支枪，一支在父亲手里。好在每到一地，当地政府都派一队士兵护送，带着一、两挺机枪。

他们每天必须步行很长的一段距离，背着铺盖卷和随身用品。对那些打过游击的人来说，这算是小事一桩，但我母亲从没有这样走过，一天下来，满脚水泡。到了晚上，她把脚泡在热水里，按照同事教的方法，用针和头发挑破水泡，挤出积水。这样做能带来短暂的轻松和舒服，但第二天再上路时，却是一阵阵钻心的痛。她不可能停下来，只能咬紧牙关，挣扎着往前走。

大部分旅程无大路可走，泥土的小路天晴时还好说，一下雨就是一片泥泞，又烂又滑。我母亲记不清摔过多少次跤了。每到住地，浑身是泥，得先找水洗衣服，再弄火烤干。一连几天这样折腾下来，我母亲一到住地就筋疲力竭地瘫倒了。一天，他们在大雨中步行，气温高达30摄氏度以上，母亲内衣被汗水浸透，外衣又被雨水打湿。当队伍开始翻爬一座三千尺高的山时，她浑身已是一点劲儿也没有了，身上的背包像千斤重的巨石，汗水混杂着雨水顺着前额往下淌，眼前一片迷蒙，金花四冒。她大口大口地喘粗气，双腿像灌了铅一样沉重，世界变得毫无意义了，只剩下挣扎，拼命机械地抬脚、移步。好不容易挪到山顶，才稍为松口气：下山总该容易些吧？谁知更难，倾斜的山势，又陡又窄的小道，一边是峭壁，一边是深沟，她的小腿肌肉发软、发抖，抖得厉害，难以举步，路又滑得历害。好几次，她紧紧抱住树干，才没有跌下山涧。

翻过山，又是河，水深齐腰。她在水中也站不稳，到了河中间时，一股急流扑来，她身体晃，跟看就要摔倒，幸好旁边一位男子一把拉住了她。就在此时，母亲望见一位与她同等级的女人正坐在她丈夫的车里，母亲差点要哭出来。这位先生和我父亲一样，也是位高级官员，他们的职位可以在行军中乘吉普车或骑马。我母亲经常希望丈夫能主动让她搭车，或至少帮她带上背包，但我父亲从来不开口。就在她差点淹死在河里的那晚，她向父亲提出，要他偶尔让她搭吉普车，她说自己累得不得了，又经常呕吐。父亲说他不能这样做，按规定母亲没有资格乘车，坐他的车就是“夫荣妻贵”。父亲认为他必须破除中国传统的沾亲带故恶习，而且我母亲身为知识分子，更就该经受磨练。“那为什么那位女干部能乘丈夫的车？”母亲问道，父亲解释说，她是一位“老革命”，有特殊理由这样做。她在三十年代就和后来成为朝鲜首相的金日成共同指挥过一支游击队，在东北与日本人作战。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她历尽磨难，第一任丈夫就是被斯大林下令处决的。“你不能和她比，”我父亲说，“你不过是个青年学生，如果别人说你娇气，会严重影响你的前途，我是为你好。”他提醒她，她只是个预备党员，能否转来正式党员，还有待批准。“你只能选择一个”，他说，“坐车或者入党，两者不能兼得。”

我父亲有道理。中国革命基本上是场农民革命，农民都曾有过艰苦的生活经历，对追求享受和安逸的人都特别敏感，因而参加革命的人按规矩必须锻炼自己对艰苦生活甘之如饴。我父亲自己在延安及后来在东北打游击时，就经历了这些磨练。我母亲也懂得这道理，但在她辗转跋涉、生病、疲乏、流汗、呕吐、背包像山一样沉，腿如铅块重时，她就忍不住要抱怨丈夫没有给自己应有的同情和帮助。宿营地多在小学教室、空出来的仓库或废弃的庙宇里，男女挤在地上一个挨一个睡下。当晚，我母亲再也控制不住了了，第一次哭了起来。我父亲就躺在她旁边，她转身背对着他，将头埋在双臂里，试图捂住哭声。我父亲马上醒过来，忙用手蒙住她的嘴，悄悄在她耳边说：“别出声！别人听见了，你就得挨批！”当时被批评是件非常严重的事。她的同志们会说她不配当革命者，是个意志薄弱的胆小鬼。父亲急忙塞一给她一条手帕，让她捂住哭声。

天亮后，母亲所属的小队党支部书记——也就是那位渡河时救过她的男人，把她叫到一边说，同志们对他的哭泣有意见，说她就像“一个剥削阶级的娇小姐”。这位书记不是不同情她，但他也不得不转达其他人的批评。他说走几步路就哭，太丢人。从此后，我母亲再也没哭过。

这次“长征”最危险的地段是在刚被共产党占领的山东省境内。这一天，当他们在一个山谷里行进时，一阵密集的子弹从山上打下来，队伍立刻疏散找掩体，我母亲躲在一块大岩石后面。护送他们的解放军分路攻击山头，双方互射了约十分钟后，偷袭者逃跑了。有一位战士中弹身亡，有几位负伤。大家动手埋了死者，我父亲和其他官员把马让给伤员。

经过四十天的行军和若干小规模战斗，他们到达了锦州南面七百哩处的南京市。这里原是国民党的首都，有中国的“火炉”之称。眼下已是9月中旬，还是热得像进了烤箱。他们被编入西南服务团，住进一所营房。母亲床上的竹凉席上有一个人形汗渍印，这是以前住过的人留下的。从到达之日起，他们天天接受军事训练，打绑腿、打背包、顶着酷日急行军。身为军队的一部分，他们必须严守纪律，得穿粗厚的卡其布军服和粗土布衬衣内裤。制服的钮扣直扣到脖子上，热得发昏也不准解开透透风。和大家一样，我母亲总是热得喘不过气来，制服背后一大块汗渍印。他们戴着军帽，帽子紧紧扣在头上，头发不准外露，母亲的帽边一直浸在汗水中。偶尔，他们获准可以外出，母亲做的头一件事就是一下子吃好几根冰棒。除了上次在天津短暂逗留外，同行的好些人从没有过大城市，他们对冰棒好奇极了，有的人还买了一些，小心翼翼用毛巾包起来放进包里，带回营房给其他同志。等他们回到营房打开包时，惊讶地发现冰棒都已化成水。

除了军训就是政治课，讲课的多是些大人物，有未来的领袖邓小平，有后来当上外交部长的陈毅元帅。我母亲和战友们坐在中央大学绿菌苗草坪上的树荫下听课，讲演者则站在大太阳下，一讲就是几个小时，深入浅出，妙趣横生，听得大家入迷。

一天，我母亲的班上进行负重行军训练，跑步登紫金山，到中山陵。回营房时，她觉得下腹隐隐作痛。晚上在国民党中央大礼堂有京剧表演，由当时最红的名角主演。母亲和姥姥一样是个戏迷，所以没管肚子痛的事，一股劲儿想去看这场演出。当晚，她跟大部分人列队走到五哩外的剧院。父亲乘小车去。在路上，她又觉得肚子疼痛加剧，想返回，又舍不得放弃难得的京剧。结果演出一半时，她实在痛得难以忍受，就走到父亲座位前，要他用车把她送回去。她还没来得及提肚子痛这件事，父亲就回头看他的司机，发现司机正如痴如醉地沉浸在台上表演中。于是他对母亲说：“看他看得多起劲，我怎能为送老婆而打断别人的兴致呢？”母亲懒得再解释，掉头就走了。

她挣扎着往营房走，阵阵剧痛令她天旋地转，腿像踩在棉花堆上。也记不清走了多久，才终于走回营房，除了卫兵外，里面空空如也，大家都去看戏了。她勉强拖着步子撑到床铺，借着灯光看见裤子已染上一大片血水。她一下倒下就昏迷过去了。她失掉了一个孩子，没有人在身旁。

散戏后，我父亲坐车比别人先回来。她发现母亲躺在床上，先以为她是累得睡着了。但后来看见她身上有血，才醒悟到她是失去知觉。他冲出去找医生，医生诊断后说可能是流产，得送大医院抢救。他们打电话到医院叫救护车，院方却提出须用银元支付救护车费和手术费。虽然我父亲没有银元，但他立刻同意了。他知道政府会为他支付这笔费用，“参加革命”就自动有了健康保险。

母亲差点死掉，输了血、清了子宫后，她总算脱离了危险。当她一睁开眼，看到父亲坐在身边时，劈头就说：“我要离婚。”父亲马上向她道歉说不知道她已经怀孕了。事实上母亲自己也不知道，她只知道月经没有来，但以为是艰苦行军的结果。父亲说他也不知道流产是什么样子，但他保证今后会更加体贴她，还一直说他爱她，要改过。

当母亲还在昏迷时，父亲洗了她沾满血的衣裤。这在当时中国是少见的。最后母亲同意不离婚，但她要回东北继续学医。她告诉我父亲，自己还是走了好，她好像怎么努力也不对，老是受批评。“你可不能走！”我父亲焦虑地说：“回到锦州，党一定会认为你是怕苦而当逃兵，这会毁了你的一生。即使学校收你，让你毕业，你也不能找到合适的工作，只能在别人的歧视下生活一辈子。”我母亲当时并不知道共产党有条不成文规定：“退出革命”会被当作逃兵而终身受辱。但她从父亲紧张的语气中醒悟到：一旦加入革命，你就绝不能退出了。

10月1日，我母亲还躺在医院里，她和同志们接获通知等待一个特别广播。医院临时安装了大喇叭，人们集中在一起，听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我母亲哭得像个小孩似的。她很兴奋，自己为之战斗，为之献身的新中国终于出现了！当她听到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声音时，一股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升腾而起。此时她责备自己曾经信心动摇，想她所受的苦比起拯救中国的伟大事业是多么微不足道。她暗暗发誓要永远忠于革命，不再退缩。当毛泽东的简短宣言结束时，欢呼爆发了，帽子被抛向天空——这是中国共产党人从苏联学来的一个姿势。我母亲流产前几天，我父母第一次一起正式照了相。照片上两人都穿着军服，若有所思，略带忧郁地注视着镜头。照相是为了纪念进入国民党首都南京，我母亲立刻寄了一张给姥姥。

10月3日，我父亲的部队向四川进发。此时，共产党部队已逼近四川。我母亲还得在医院呆一个月。出院后她被转到国民党金融家、蒋介石的内兄孔祥熙的一幢大别墅里休养。有一天，她跟别墅里其他人被请去参加解放南京的纪录片拍摄。他们打扮成普通老百姓的样子，列队欢迎共产党，结果这个艺术再现成了纪录片被广为宣传。我母亲在南京又呆了两个多月。她经常收到我父亲的电报，或是成札的信件。我父亲每天都写信给她，一到有邮局的地方就寄。每封信的内容都是说他有多么爱她，说他要改过。还一再叮咛她别回锦州，“抛弃革命”。

到了12月末，母亲接到通知，和另一些因病留下的同志一起离开南京去四川。这天黄昏时刻，他们到码头等船，由于白天仍有国民党飞机出没轰炸，袭击江轮，轮船多是昼伏夜航。为了躲避空袭，灯火都被关掉，码头上寒气逼人、刺骨的北风夹着雪花扫过江面。母亲穿一双单薄的“解放鞋”。鞋底写着“打老蒋，保家乡”。她来回跺脚，驱寒取暖。

小火轮终于载着他们出发了，沿长江西行到安庆前的二百里，白天他们都藏在江北岸的芦苇丛中躲飞机，船上有一队士兵护送并装载大量的军用物资和弹药，甲板上安装了重机枪，他们不时与国民党散兵游勇以及地方匪徒交火。一次当他们驶进芦苇丛时，一群国民党士兵边开枪边冲过来，共产党士兵在甲板上还击，母亲和其他妇女则躲在甲板下。船飞快开走，朝更远的地方躲去。

当他们到达长江三峡将进入四川省时，江面一下子窄多了。小火轮换成了两艘重庆来的小船。军用物资和一部分士兵乘一艘，其余人乘另一艘。长江三峡素有“鬼门关”之称。一天下午，太阳突然消失了。我母亲急忙跑到甲板上张望，但见两岸陡峭险峻的悬崖峭壁，排盛开道森严巨大的屏障，直插云霄，几乎遮住了整个天空。它们似乎朝着轮船斜压而来，好像要把船压个粉碎。江面如此狭窄，仿如自天而降的神剑压在群山中划出来一条细细的水道。小轮船不断与急流、险滩、漩涡和暗礁搏斗，险象环生。有时，船好像是直对着礁石冲去，快粉身碎骨了，有时，惊涛骇浪扑向船弦，似乎要把它卷起来抛向岸边的悬岩。但每一次，舵手总能在最后一刹那间使船转危为安。

共产党是在上个月才占领四川大部分地区的，未随蒋介石逃到台湾的国民党军队仍四处袭击。有一次，国民党士兵朝载军火的那一艘船开火，一下子打中了。我母亲看见江面上燃着一团团的火，顺江漂浮下来，仿佛直扑她的船来，她的船赶紧调头躲开。整个过程没人表现出恐惧或高兴的样子。大家对死亡的事情已看得太多，都麻木了。

船行三峡，我母亲感到自己置身于全新的自然世界中。高耸的绝壁上长满奇大的青藤古树，使弥漫着神秘气息的峡谷更加阴森，隐约闪现在树林的猴子，不时发出长啸。看不完的峻崖，数不完的巨峰，是我母亲对四川的第一印象，和东北大平原景致迥然不同。

有时船停泊在筑有青阶的山脚下，石阶一级级往山顶延伸，消失在迷蒙的云雾中。山上有小镇、村落，人在白云里。由于浓雾不散，人们在白天也点上菜油灯，星星点点如鬼火。我母亲觉得这里的山民皮肤特别黑，颧骨突出，个子矮小。和她熟悉的北方人相比，他们的眼睛大而圆，轮廓也分明得多。她第一次见他们头缠白布时，很是惊讶，还问同船的四川人怎会有这么多人戴孝。

1月中旬，到了重庆，我母亲换乘更小的船去长江上游一百里外的小城泸州。她在那里接到我父亲传来的口信，说有船到泸州接她去宜宾。这是她第一次知道丈夫已活着到了目的地。她对他的怨气已消。他们已有四个月没见面，她非常想念他，当船沿着三峡而行，她目睹了古代骚人墨客为之吟诗作赋的壮丽景观时，总会想象他如果见到这种景致，会有多么兴奋。我母亲一想到途中他一定为她作了诗时，心里就泛起一阵温暖。

当晚，她乘船去宜宾。翌晨醒来时，阳光透过满江雾带来暖意。两岸的山岗翠绿平缓，江流也似乎变得恬静安祥。她靠着船舷，倾听江水懒洋洋的拍打声。这天下午，正是春节“除夕”，她到了宜宾。第一眼看去这座小城仿佛飘浮在云彩中，仿如海市蜃楼。船近码头时，她抬眼寻找丈夫。透过江面的雾气，他的身影隐约出现：披着件军大衣，站在岸边，一名警卫立在身后。他脚下是宽阔的卵石河滩，城市就在他背后山坡上一级级石阶的尽头。四周临江的房子是奇特的吊脚楼。支在一根根木柱上，好像会随风飘去。码头在突出的岬角上，一块木板搭上来连接了岸和船。警卫走上前接过我母亲的行李，她轻快地随着木板弹跳的节奏走上岸来。我父亲伸手扶住她，他们没有拥抱，当时在公共场合拥抱是违背传统的，不过我母亲看得出他的心情和她一样激动，她觉得很幸福。

八　“衣锦还乡”

——归故里，遭逢土匪(1950—1951年)

一路上，母亲心里一直在猜：宜宾会是什么样？它的山像三峡两岸的山那样高耸险峻吗？宜宾有电灯、戏院吗？当她随我父亲一步步进入城内时，她惊喜地发现来到了一个十分美丽的地方。

宜宾坐落在山坡上，俯视着清、浊两江汇流处。一层层随坡逐渐登高的房舍闪烁着灯光。在母亲眼里，这些房屋由泥砖和竹子组成的墙，还有薄薄的、月牙似的屋瓦是很别致，比起东北那些需要抵挡风雷隆冬的石墙和厚重瓦块，显得轻巧花俏。透过薄雾，她能看到远处群山上的一间间小竹屋，点缀在暗绿色草坪上，周围环绕着樟树、水杉、茶树和竹丛。她长出了一口气，总算来到一个如诗般的地方，而且我父亲还让他的警卫扛上她的行李哩！这座小城不像她所经过的许多城市村庄那样饱受战争破坏，驻防的七千国民党卫戍部队不战而降。

父亲现在住在一处优雅的大院内，是新政府办公和居住的地方，我母亲也随他住了进来。这里的花园长满了她从未见过的亚热带奇花异草：楠木、木瓜树和芭蕉丛。地面上覆盖着翠茸茸的青苔，水池里金鱼在嬉戏，甚至能透过碧清的池水看到一只卧底的乌龟。父亲卧房有一张双人沙发床，母亲从未睡过如此柔软的床，东北都是硬邦邦的砖炕。宜宾没有严寒，一床薄被子就能过冬了。这里也没有东北的北风和满天黄沙，再不需要纱巾遮脸了，水井没有盖子，一根竹竿总插在井里，系着一个汲水泊桶。人们把磨得发亮的青石板斜支着，在上面用棕刷刷洗衣服。这洗衣方式在东北也是不可想象的，因为衣服不是马上冻成冰块，就是盖满灰土。母亲生平第一次每天都能吃得到米饭和新鲜蔬菜。

随后几个星期算是我父母真正的蜜月期。第一次他们住在一起，不被批评为“爱情至上”，周围的气氛是轻松的，共产党为迅速的胜利而欢欣鼓舞，父亲的同事不再要求夫妇只能在星期六晚上一起过夜了。

两个月前，1949年12月11日，宜宾被共产党占领。父亲六天后到达，他被任命为宜宾县委书记。全县人口超过一百万，十万人住在政府所在地宜宾市。父亲和一百多名在南京参加革命的学生同船到达。轮船首先停留在宜宾城外江对岸的电站旁。共产党在这里有一个地下据点，相当活跃。几百名工人聚集在码头上欢迎我父亲一行人，挥舞着纸做的五星红旗，高喊欢迎口号。因为地下党没见过正式的国旗，结果五颗星的位置被画错了。

父亲和另一位共产党干部登岸发表演说。工人们听到他用宜宾方言讲话时，都高兴得笑了。另外引人注目的是，他戴着一顶红军时代的八角军帽，看上去与众不同。随后他们过江入城，此时父亲已离家十年了。他非常爱他的家庭，想念他母亲。他曾从延安写信给最喜欢的小妹，叙述他的新生活，希望她有一天来延安加入他们的行列。由于国民党加强封锁，断了音讯，这些年来，父亲的大家庭甚至不知道他还活着，他们想他想得流泪，跑在菩萨面前祈求保佑他平安无事。有一天，他们突然收到我父母在南京的合影照片——这是多年来第一次得到他的消息。他还附了封短信说，很快就会回宜宾了。他告诉家人他先前已改了姓名，叫“王愚”，意思是诚实无私得被人们认为像个傻瓜。现在，他改回姓张，由于对“愚”字难舍，因而定名为张守愚。

十年前，我父亲离开宜宾时，是个饥肠辘辘被人欺负的学徒。十年后的今天，他以本城、本地区最高的行政长官身份回来了。而且年纪还不到三十岁。这可谓是“衣锦还乡。”他的大家庭觉得很是荣耀。

他们听说过许多关于共产党的奇谈怪论，因而渴望看看十年后的他变成什么样了。重逢之时，父亲喜不自禁，无拘无束，孩子似地快活大笑。他没有变！他母亲最初的担忧消失了，沉浸在幸福中。中国人不习惯用拥抱亲吻来表达感情，只有盈眶的泪花表示出他们内心的欣喜。父亲的小妹妹一边活泼地抚弄着自己的长辫，一边兴奋地和阔别多年的哥哥交谈。每当她想强调她的话时，就歪着头把辫子甩到肩后，父亲看到四川女孩特有的顽皮姿态时，不由得会心而笑。十年北方的严峻生活，使他几乎忘却这些撒娇的举止。

祖母一件又一件地告诉父亲他去延安后大家庭发生的种种事情。讲来讲去，最后讲到她的大女儿。祖母曾在重庆依靠大女儿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大女儿的丈夫已去世，留下了一些土地出租。当时对共产党的土地改革传闻甚多，家里担心她被划成地主，分掉土地，失去生活来源。妇女们更是忧心忡忡：怎么办呢？她将来靠什么为生？共产党怎么能这样办事？

父亲按共产党的说法作了解释，妇女们还是疑虑重重。他一时又急又委屈，就说：“我日夜盼着今天的团聚，和你们分享我们的胜利，共产党当然会公平办事，老百姓不会再受苦了。你们要高兴才是，可是你们就是不放心，尽往坏处想……”说着说着，他突然哭了起来。女人们也都哭了。父亲的泪是委屈的泪，家里人则是对未来不知所措。

祖母住在城边一所大而雅致的老宅院里，这是她丈夫遗留给她的。房屋分上下两层，木制结构。油漆粉刷得很漂亮，有院墙与小路隔开。房前是花园，屋后有梅林。每逢开花时节，空气里飘逸着浓浓的香味，密匝的翠竹满布庭院，使老屋显得幽美而神秘。院内整整齐齐，屋里窗明几净。家具由紫檩木制成，暗红发亮，古色古香。我母亲一到宜宾就爱上了这座张氏老宅。

母亲拜见我祖母是件大事。按传统，已婚妇女的顶头上司是她婆婆。她必须完全服从，忍受婆婆的挑剔和专横。待到“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她就以同样的方式对待自己的儿媳妇。“解放媳妇”是共产党的重要政策之一。许多传言说共产党媳妇桀骜不驯，会骑到婆婆头上作威作福，大家提心吊胆地等着看我母亲会怎样行事。

登门那天，庞大的张氏家族聚集在祖母的住宅。母亲一走进前院门，就听见人们在低声嘘嘘：“她来了！她来了！”大人要孩子们静下来，孩子们却蹦来蹦去，想瞧一眼这位来自远方的共产党媳妇。

当我父母一起走进客厅时，我祖母坐在上方的一张雕花紫檀木八仙椅上。客厅内两侧对称地排列着同样的椅子，每两张椅子之间有个方桌，上面摆着花瓶或其他装饰品。这种传统的、规矩的摆设，增加了拘谨的气氛。母亲从两溜椅子中间走上前，看到她婆婆非常安祥的面孔、高高的颧骨，很像父亲，小眼睛、尖下巴、微微下垂的薄嘴唇。她很瘦小，眼睛半闭，好像在沉思。我母亲走到她面前跪下来，行三磕头大礼。本来这是很平常的传统礼节，但没有人知道这位年轻的共产党人会不会照规矩做。此时，整个大家庭如释重负。我父亲的兄弟姊妹们忙着向高兴的祖母道贺，“真是好媳妇！漂亮，贤慧、又尊敬老人，您真是好福气！”

我母亲为她的小小成就感到自豪。她和我父亲曾花了些时间商量此事。共产觉废除“磕头”，认为它是封建余毒，有辱尊严。但我母亲坚持要磕这么一次头，让婆婆高兴。我父亲同意了，他既爱母亲，又想顺着妻子，特别是她刚流了产。此外，这次磕头也不同寻常，它向老百姓证明共产党是通情达理的。不过我父亲自己可没磕头，尽管大家都指望他也行此大礼。

我父亲家族的女人都是佛教徒。其中我父亲的三姐张俊英没有结过婚，特别虔诚。她带着我母亲对菩萨磕头，对春节期间供出的祖先神龛磕头，甚至对后花园的腊梅和竹林磕头。俊英娘娘相信枝枝花、棵棵树都有神灵。她要我母亲对竹子磕头十多次，祈求它们不要开花，中国人认为竹子开花是大灾大难的征兆。我母亲觉得这一切都很好玩，唤醒了她童年的记忆，给了她一个放纵顽皮的机会。每当我父亲有异议时，她就说这是改善共产党的形象。国民党说共产党要扫除一切旧习，而她让老百姓看到的不是这么回事。

我父亲全家对我母亲都非常好。我祖母开始时看上去有点拘谨，其实为人随和，很少说人不好，更从不挑剔。俊英娘娘的圆脸上有些麻子，但她的眼神是如此柔和，任何一个见到她的人都说她心地善良，和她在一起，会感到十分安全和放松。我母亲不禁把我祖母、娘娘们与自己的母亲相比，她们不像自己母亲那么精力四溢，但她们的和善和安宁使我母亲犹如回到自己的家。俊英娘娘能烧美味的四川菜，北方单调的食物无法与之相比。我母亲虽是东北人，但她喜欢麻、辣、烫的四川风味。这些菜的名称尤其使她着迷：“麻婆豆腐”、“怪味鸡”、“香酥鸭”、“童子金鸡报晓”……我母亲常去张家大院和大家庭一道吃饭，窗外就是果园，结满了桃、李、杏。早春时节，果园是一片粉红色、白色的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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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母亲很快被分配在宜宾县宣传部当干事。她呆在办公室的时间很少，主要是下乡征粮。共产党面临的首要问题是让人们有饭吃——这已开始成为难题了。

西南地区是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堡垒，蒋介石于1949年12月从四川前往台湾时，二十五万国民党军队陷在这里。在四川，共产党是先占领城市，而不是“农村包围城市”，装备尚佳的国民党军队仍占据着川南的大部分农村。绝大部分粮食掌握在亲国民党的地主手里。共产党的部队要吃饭，干部要吃饭，城镇居民要吃饭，起义被俘的国民党军队也要吃饭。他们迫切需要粮食。

开始时，共产党派人去买粮，只是许多大地主拥有私人武装力量，再加上国民党残留部队的支持，拒不卖粮。我母亲到达宜宾后的几天，一部分原起义的国民党部队又拖枪叛变，川南发生了大规模暴乱，宜宾处在饥饿的威胁中。

共产党派出了武装征粮队，以机关干部为主，由武装士兵护送下乡征收粮食。当时几乎全体干部都出动了，整个宜宾县政府仅有两名妇女留守。一位既当收发、秘书，又整天坐电话机旁负责询问、统计各队征粮情况，另一位刚生了孩子。

我母亲有好几次下乡征粮。她的征粮队有十三人：七位干部、六名士兵。她得自己背背包、粮袋，再加上一把涂过桐油的帆布伞，征粮队徒步多日，沿着羊肠小道翻山越岭。每到一个村子，他们就去敲那些最破烂不堪的门，找那些最贫苦的农民，向他们一遍遍宣传共产党将分给他们土地，为他们带来幸福的生活，然后询问哪家地主存有粮食。大多数农民向来对城里的官员存有戒心，许多人只模模糊糊地听说过共产党，而且尽是些坏话。我母亲迅速把她的北方口音改成了当地方言，很快和农民交上朋友。人们都信服她的话，也肯告诉她谁家有余粮。工作队打听到后，就登门拜访，要地主到指定地点把粮食卖给新政府。一些地主很害怕，工作队没费多少口舌，他们就交出了粮食。但另一些却向武装土匪报告工作队的行踪。我母亲和她的同志经常遭到袭击，每个夜晚都处于警戒状态，还得不时转移宿营地。

开始时，他们住在贫苦农民家里。后来得知，土匪一旦发现谁帮助过征粮队，就会杀掉他的全家。在发生好几次这样的残杀事件后，征粮队为了不牵连无辜的农民，就在露天、荒弃的寺庙、祠堂或小学校里过夜。

我母亲第三次征粮时，开始呕吐、头晕——她又怀孕了。她筋疲力尽地回到宜宾城，想好好休息休息，可是她的工作队却又要出发。当时没有明文规定说孕妇该不该去征粮，我母亲也很矛盾，一方面她完全明白征粮的重要性，而且当时整个气氛是牺牲、奉献，为自己考虑是一种耻辱；另一方面，征粮必须随时准备与土匪战斗，要能够跑得快，而她连走路也头晕。她对五个月前的流产记忆犹新，很害怕在野外又流产，到时既无医生又无交通工具，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最后，她仍决定去，同行的还有一位孕妇。一天下午，他们在一家地主院子里准备吃午餐。房主在共产党来时已逃走，所有家当能带的已带走，不能带走的也被偷盗一空。齐房高的土墙多已倒塌，院内长满了草。木门没有锁，在山风吹拂下嗄嗄作响。大家正在厨房里忙着，一个中年男子出现了。他一副农民打扮，穿着草鞋，宽松的裤子外围着一条土布围裙，围裙一角撩起掖在腰带下，头上裹着一条肮脏的白布头巾。他是来通风报信的，有一股有名的“大刀队”正向这里包抄过来，这些人特别急于捉住工作队里的我母亲和另外那位孕妇，人人都知道这两人是本县共产党高官的老婆。来人其实不是普通农民。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他是该地区的镇长，管辖好几个村子，大刀队要他合作，他就加入了，并成为其中一个头目。但眼看大势已去，他想给自己留条后路，希望找到立功的机会，所以来通风报信。

工作队跳起来就跑，我母亲和另外那位孕妇跑不快，镇长就带她俩爬过塌墙，藏在一个草垛里。老炊事员忙着在灶房里包做好的饭，并把水浇到铁锅上，使锅冷下来好带来走。他觉得饭菜太宝贵，铁锅在当时也很难买到，都不能丢下。两名战士呆在厨房帮助收，催他赶快跑。当三人用布袋盛着饭菜，扛上铁锅从后门跑出去时，大刀队已从前进了院子，追上他们用乱刀砍死。由于大刀队枪支弹药少，看见工作队员在前面跑也无法射击，他们也没发现在草垛里藏身的我母亲和另一位孕妇。

后来，这支大刀队被击溃了，一些人被俘，包括那个通风报信的镇长。他既是那支大刀队的首领，又是“地头蛇”，这些罪名足以把他处死。但他报信给这支征粮工作队，救了两位孕妇和其他队员，又立了功。那时判死刑必须由三人小组批准。三人小组是由我父亲、那位孕妇的丈夫和地区公安局长组成。投票结果是二比一，那位孕妇的丈夫希望赦免他，我父亲和公安局长则要判他死刑。我母亲恳求三人小组留他一命，但我父亲毫不动摇。他对我母亲说，此人正是知道工作队里有能留他活命的重要干部的妻子，才来通风报信。他不同于一般的人，死在他手上的人太多了！那位孕妇的丈夫跟我父亲吵了起来，我父亲手拍着桌子大声说：“正因这件事涉及到我们的妻子，我们才不能宽大处理。如果我们让个人感情影响判决，新中国和旧中国又有何区别呢？”就选样，镇长就处决了。

我父亲的不妥协深深伤害了我母亲，照她看来，她欠镇长一命。我父亲不饶他，等于把她的命不当一回事。再说，他还救了别的工作队员呢！不久，我母亲的工作队又被派去征粮。她这时有强烈的妊娠反应，不断呕吐，整天累得半死。自从那次猛跑躲入草垛后，她时时感到腹部作痛。另外那位孕妇的丈夫决心不让他妻子再去了。他说：“所有怀孕的人都不要去，孕妇不能去冒险j”

但他遭到母亲上司米女士的坚决反对。米女士是一个农民出身的女游击队员。她说她在打游击时生过几个孩子，整天跑路也没有小产。她还说，很多农家女都是在地上分娩，用镰刀割断脐带，很快就又下田工作了。我母亲知道米女士的一个孩子在战场上出世，部队走时不得不扔下，怕孩子的哭声给整个队伍带来危险。失去孩子后，她似乎想让其他人也都遭受同样的悲剧。她坚持要我母亲再次出发。那时参加革命的人结婚条件是“二八七团一”，因此任何怀孕的共产党妇女都是高级干部的妻子。如果她们不愿去冒险征粮，共产党怎能说服别人去呢？我父亲同意米女士的决定，说我母亲该去。

母亲本意也是要去。她虽担心流产，担心孩子，但她准备去赴死。她只是希望我父亲能反对她去，或替她说话，把她和孩子的安危放在首位，但她再次失望了，她丈夫放在首位的是革命事业。

接连几个星期又是翻山越岭和与土匪作战，几乎每天都传来征粮队员遭土匪折磨、杀害的消息。土匪特别会残害女人，一天，父亲一个侄女的尸体被抛到宜宾城门外，她被强奸后杀害，下身用刀戳得血肉模糊。在一次战斗中，一名年轻女子被大刀队捉住，这股大刀队又被共产党的武装部队包围。于是他们把她捆了起来，要她大声向她的同志们喊话，开个缺口让大刀队逃走。但她却大声喊：“向前冲，不要管我！”她每喊一声。大刀队的人就用刀割下她身上一块肉，她就这样被凌迟至死。发生好几次如此事件后，共产党决定：女人一律不准参加武装征粮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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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在锦州的姥姥挂念着我母亲的安危，一收到女儿到达宜宾的信，就决定到四川去看她。1950年3月，她独自出发，跨过大半个中国，就算是她的“长征”吧！

她对中国的其他地方一无所知，想象中的四川不仅山高水远，而且人烟稀少，缺乏日常生活用品。她第一个直觉是为我母亲带上大量的食物，但拿来拿去又发觉拿不了。国家仍处在动乱当中，一路上战况时会发生，她不光得自己拿行李，还得要步行很长的路程，这些对她的小脚是太难了。最后，她只带了一个小包裹。

我姥姥的小脚自嫁给夏医生后就放了，因为满人的习俗是不裹脚。放开裹脚布的过程几乎和裹脚一样痛苦，折断的骨头再也不能长全，脚也不能恢复自然的形状，依然卷缩成一团。我姥姥为了使她的脚看上去和天足差不多，就在鞋里塞了许多棉花。

出发前，林肖侠——那位要我姥姥参加我父母婚礼的领导，给她开了一张路条，说明她是“革命者”的母亲，这样沿途的共产党就会提供食宿和交通工具。她沿着和我父母大致相同的路钱从东北到西南行程几千里，有时乘闷罐火车，有时乘无篷卡车，没有交通工具时就步行。有次她跟一些别的共产党妻儿们一起搭无蓬卡车行进。半路，孩子们要撒尿，卡车就在路边停了下来，忽然四周响起枪声，子弹打到卡车箱板上，顿时，孩子哭声混和着枪声乱成一片。我姥姥贴着车箱趴着，子弹在她头上呼啸而过、护送的共产党士兵用机关抢还击，打退了偷袭者，这是些国民党的散兵游勇，他们也采取“游击战术”，一哄而起，打了就跑。我姥姥没受伤，但有几个小孩和一些战士被打死了。

到达华中重镇武汉时，差不多完成了三分之二的路程。由于沿长江而上的水路不安全，她不得不在武汉等了一个月，直到局势稍为稳定才又上路。即使这样，她乘的船也多次遭到岸上火力的袭击。甲板两侧用沙袋筑成的四尺高的工事，整条船看上去像一座漂浮的碉堡。遭袭击时，船就全速前进，尽快离开枪击区，警卫则从掩体后还击。我姥姥和其他女人小孩都躲在底舱，一动不动，直到射击声停止。

过了宜昌后，她换上一条较小的轮船过长江三峡。到了5月，接近宜宾时，又乘上了一条盖有棕榈树叶的棚船。两岸青山翠竹，倒影在清澈见底的江水中，风里带着柚子花香，姥姥开始见识到了“天府之国”。

这条木船由十二个人划梁。他们高声唱着川江号子，内容随心所欲。有经过的山水村庄的传说，竹林精灵的神话，也有自己的触景生情。我姥姥最觉好笑的是他们对一个女乘客挤眉弄眼地唱情歌，所唱的是四川方言，姥姥完全听不懂，但却能透过乘客们发出的阵阵高兴又窘迫的笑声，明白歌词的俏皮。姥姥听说过一些四川人的“吊膀子”，像川菜那样其味无穷。她觉得挺开心，当然，她并不知道我母亲已有好几次从鬼门关里被拉回来，母亲也从没在信上提过流产的事。

姥姥到宜宾时已是5月中旬，一路走了两个多月，母亲正整天恶心呕吐，情绪低落，再见到她母亲当然喜出望外。父亲可不怎么高兴，他好不容易摆脱了岳母而第一次和妻子单独相处，现在岳母却又远从千里之外自天而降。他很清楚，母女关系的亲密不是他这个作丈夫所能比的。

母亲此时对父亲有一肚子的怨气。随着土匪威胁日增，军事化的生活方式又恢复了。他们都一天到晚在外奔走，很少在一起过夜。父亲总是在乡下，收集农民的意见，调查农村情况，解决各种问题，特别是保障粮食供应。就是在宜宾，他也常通宵在办公室工作。我父母越来越少碰面，无从沟通，姥姥的到来又添了新的波折。

姥姥被安置在我父母居住的县委大院里的一间屋子暂住。那时，共产党政府的工作人员都是“供给制”，没有工资，由政府供给他们住房、食物、衣服和日用品，外加少量零花钱，就像军队一样。大家在食堂吃饭，饭菜很差，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是不准在家开伙，即便自己有钱也不行。

姥姥来后，把一些珠宝卖给国家银行，得到钱就到市场上去买肉类、蔬菜，为我母亲补身体，传统认为孕妇要有足够的营养。不料很快召来了一大堆批评意见，米女士的意见最多。她说我母亲是“资产阶级特殊化”，浪费了宝贵的燃料，当时柴火供应极匮乏，得像征粮一样到农村去收购，我母亲被说成是“娇小姐，离不开娘，不像个党员，不像国家干部。”我父亲在党组织会议上做出检讨，并要我姥姥停止在家做饭。我母亲动了气，“你难道不能容忍我只特殊这一次吗？我又不是自己贪嘴，我是为了孩子，我怀的这个孩子是我的，也是你的！”最后我父亲让了步：姥姥可以一星期烧两次饭，但不能超过。我父亲补充说：“这样做已是不对了。”

我姥姥的到来还触犯了更重要的规定。在“供给制”下，共产党政府努力控制供给人员数量。按规定，只有一定级别的干部才有权接父母同住。父亲级别够了，但他为了给政府减轻负担，让自己的母亲继续由俊英娘娘赡养。母亲呢，却不够级别。我母亲说她母亲不需要政府供养。她自己有珠宝可维持生活，同时，张家妇女也邀请我姥姥搬去同住。米女士的答复不容商量：按规定探亲者只能住一个月，期满后我姥姥必须回东北。我父亲也同意了。

母亲拼命想说服父亲，可是他说制度就是制度，他没有权力也不能够改变它。旧中国糟就糟在有权的人凌驾于法规之上，而共产党革命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让当官的跟老百姓一样服从规定。他还说：“腐败从小事开始，缺口一开，慢慢地，我们的革命就完了。”母亲伤心地恳求道，她害怕再一次流产，能不能让她母亲呆到孩子出世以后再走？但我父亲仍不同意，我母亲找不到任何理由说服他了，她愤愤地想：“他对我没有感情，完全不考虑我和孩子的死活，他不爱我。”

姥姥不得不走。她冒着生命危险，跨过大半个中国，走了两个多月，只在我母亲身边呆了一个多月。她怕我母亲流产，也不相信宜宾的医院和医生。临行前，她去看俊英娘娘，郑重地跪在地上给她磕了个头，说把女儿托付给她了。俊英娘娘也很悲伤，希望姥姥能呆到孩子出世再走。她竭力劝说我父亲，但他不为所动。

我母亲怀着沉重的心情，流着泪，送我姥姥到码头。姥姥登上一条小船，又开始了她的漫长而危险的归程。我母亲站在江边向雾气蒙蒙中渐渐远去的小船挥手，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见到母亲了。

这是1950年7月，我母亲一年的共产党员预备期满了。她所属的党小组开始讨论她的转正问题。党小组有三个人：我母亲、我父亲的警卫员和我母亲的上司米女士。宜宾当时党员很少，米与警卫是正式党员，都不同意我母亲转正。对这两个来说，我母亲的表现样样都是“资产阶级”。他们说她不情愿参加工作队下乡征粮，我母亲说她去了。可是他们说：“但你心里是不情愿的呀？”硬要她交代“怕死不敢去”的思想，他们指责她享受特殊饮食，让她母亲专门在家为她烧饭，又爱生病，“从来没见过这么娇气的孕妇！”米女士还批评她让我姥姥给婴儿做衣服，说：“哪听说刚生的孩子就穿新衣服？！哪家工人、农民的孩子不是几岁了还光着屁股到处跑？！完全是资产阶级的浪费作风！为什么你就不能像我们在战争年代那样拿两件旧衣服给孩子裹一裹就算了？！”就连我母亲对我姥姥离开感到伤心也变成了“娇小姐，离不开娘”、“家庭观念重”的严重错误。

这年夏天，是多年来最热的一次，天气非常潮湿、闷热，温度高达37摄氏度以上。我母亲每天洗澡，米女士对此大加指责。北方的农民，由于缺水很少洗澡。在游击队里，虱子被称为：“革命虫”，男、女游击队员相互比赛谁的“革命虫”多，爱干净是属于资产阶级。当阴冷的秋天到来时，我父亲的警卫又多了一条意见，说我母亲表现得“像国民党官太太”，因为她用了我父亲洗脸剩下的热水。那时，为了节省柴火，只有一定级别的干部才有权用热水。我父亲够级别，但我母亲够不上。我父亲家里的妇女都曾多次告诫我母亲，临产前不要用冷水洗澡，以免留下后遗症。在警卫批评后，我父亲就再不允许我母亲用他的热水了。我母亲心里直冒火，为什么丈夫不站在她这一边反对这无休无止、莫名其妙的纠缠小事？

管生活细节是“思想改造”的内容，共产党不仅要大家守纪律，而且所有的思想，无论大小都要统一。每个参加了革命的人每周都有至少一次生活会来检查思想。一边批判自己的“错误思想”，一边接受别人的批评。有些自以为是或心胸狭窄的人，把会议变成发泄私怨的场所。农民出身的人振振有词地在会上批评出身有钱的人。共产党革命是以农民为基础，因而受过教育者往往因自己出身富有而内疚，认为受批评和自我批评是理所当然的。

开会是共产党管理人民的手段。众多的会议留给人们很少自由的时间。会议上追究琐事、干预私生活，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理由是每个人都得洗涤灵魂的一切细微角落。我母亲的党小组开会批评她，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一个月又一个月，要她做没完没了的“思想检查”。

我母亲得心甘情愿地接受这一切。对她来说，当不当共产党员比生命还重要，如果党拒绝了她，她的生命就失去意义了，就像一名狂热的教徒被革出教会。共产党从来不隐瞒“思想改造”是个痛苦过程。这样的过程革命者都得经历。我父亲在参加革命时已经历过，现在还在继续不断接受批评。我父亲根据自己的经历告诉我母亲，她的痛苦是正常的。

最后，党小组的两人摊了牌：反对她转成正式党员。我母亲陷入极度绝望之中。她把自己献给革命，无法接受革命不要她了。使她特别愤怒的是：她尽是被一些琐碎的、文不对题的理由排斥在党外。这两个人的思想方式似乎与她想象中的共产党理想有十万八千里之遥，也就是说她被落后分子排斥在先进组织之外。然而，革命却告诉她，是她错了。在她内心深处还有别一点隐约的恐惧：如果真被拒绝转为正式党员就将在别人的歧视下过一辈子。

所有这些想法在我母亲脑海里翻来覆去，整个世界仿佛都在和她作对，她绝望地看待人生，大部分时间一人独处，黯然泪下。她既不能也不敢公开抱怨，这会被看作是对革命失去信心。她不能责备党，又找不出党错在哪里。于是她迁怒我父亲：让她怀了孕，又在她万难时不帮助她，连句安慰话也听不到。多少次她徘徊码头，凝视江水，想到自杀，借此惩罚我父亲，想象他在发现自己自杀后会有多悲伤。

党小组的意见必须经党支部同意并报上级批准。支部委员由三个思想十分开通的知识分子组成。他们认为党小组对待我母亲不公正，但根据共产党制度，他们很难推翻党小组的意见，所以他们迟迟不决地拖时间。这很容易办到，因为三人都在乡下征粮，很难聚到一块开会。

这一段时间宜宾城形势危急。一部分共产党驻军被调往外地，一部分参加武装征粮队分散在四乡，城内兵力空虚。反共武装部队因逃往台湾、印度半岛、缅甸的路被切断而感到绝望，只得背水一战，包围了宜宾城，结果战斗激烈，险些失守。我父亲一听到这个消息就立即从乡下带部队赶回来。

战斗紧贴城墙展开。冲在前面的是大刀队，说是喝了“圣水”，能刀枪不入。国民党士兵端着枪跑在后面。共产党部队的指挥官命令士后瞄准后面的国民党兵，放过前面的大刀队农民，希望把这些农民吓跑。

尽管我母亲怀孕七个月了，她仍和其他女人一道为城墙上的士兵送水送饭，救护伤员。此刻，她在日本人学校受过的救护训练派上了用场，她又很勇敢。激烈的战斗持续了好几天，攻城者最后退走了。不久，宜宾地区的暴乱被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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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土地改革展开了。共产党在那年夏天通过了一条新的土地改革法案，这是他们改造中国的关键步骤，叫作“土地还家”。他们重新分配所有的耕地、家畜和记主产，使每个农民拥有数量大致相同的土地，也允许地主保留和其他农民相等的田地。我父亲是宜宾地区土改主要领导人之一，我母亲因快生产了而未参加。

宜宾原是一个富庶地区，当地有句俗话：“种一(年)吃三(年)。”但几十年的军阀混战使老百姓苦不堪言，后来抗战八年打日本，老百姓要缴纳重税。蒋介石把他的战时首都迁到四川后，更来了一大批贪官污吏和投机商人。1949年，国民党把四川当作在大陆的最后据点，在共产党到来前，又课征了一大笔税。再加上贪心的地主，这个富庶地区变得惊人的贫穷。百分之八十的农民有上顿没下顿，遇上灾年，得靠吃野菜和红薯叶为生，平均寿命只有四十岁。贫困是使我父亲早年被共产主义吸引的源因，现在，共产党又据此提出土改。

宜宾的土改大致是和平的。部分原因是比较凶狠的地主都参加了武装暴动，在战斗中被打死或后来被抓去处决了。但有的村子也发生了暴力事件，一次，一个共产党土改队员强奸了一个地主家庭的几个女人，然后割去她们的乳房，说是“坐地麻圈”，我父亲下令将此人枪毙。

再早，一伙土匪抓住一个大学毕业生征粮队员。土匪首领下令把他劈成两半。后来，在土改时期，这个土匪头子被抓住，被害者的朋友是共产党土改队队长，把他活活打死。然后挖出心脏吃了，以示报仇。我父亲下令撤了这人的队长职务，开除党籍，但没有枪毙他，理由是他不是对无辜者施暴，而是对一个凶残的杀人犯。

土改花了一年时间才完成。大部分地主蒙受的损失是失去了大部分土地和房产。那些“开明地主”——没有参加武装暴动或私下帮助过共产党的人——则受到礼遇。我父母的一些朋友就是来自当地的地主家庭，我父亲曾应邀到他们的深宅大院作客。当然，这些宅院不久就被农民均分了，只有一小部分属于他们。

当父亲完全投入工作时，母亲于11月8日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一个女孩。父亲当时不在城里，但他已替姐姐取名为肖(呢称小)鸿，意思是要她像我母亲(德鸿)。姐姐出生七天后，俊英娘娘雇了一个滑杆把母亲从医院抬到张家大院。我父亲得知后批评我母亲：一个共产党员不该坐滑杆让别人抬。我母亲解释说，这是有传统根据的，产妇不该下床走路。我父亲反问她：“农村妇女生产后，怎么就能下地干活了呢？”

我母亲心里是说不出的郁闷。她转为正式党员问题迟迟未决，姥姥来了又走。她没法跟我父亲吵，又没法对党发火，就把气发到婴儿身上。出院后的第四天，我姐整夜啼夜不止。我母亲心焦透了，打了她。住在隔壁房间的俊英娘娘跑了过来说：“你太累了，把孩子交给我吧！”从此以后，娘娘就照看我姐姐了。几星期后，我母亲回去工作，姐姐仍由俊英娘娘抚养。

有好长一段时间，我母亲都觉得我姐姐是个“包袱”。别的孩子咿呀学语的第一句话是“妈妈”，可是她不准小鸿喊她“妈”。当我姐姐会走路时，一发现母亲来看她，就会马上躲起来。直到今天，我母亲仍带着内疚和悔恨记起她当年是如何对待我姐姐的。

俊英娘娘为我姐姐请了个奶妈。“供给制”规定政府为干部家庭的每个婴儿付奶妈费用。奶妈被当作国家公职人员对待，提供免费的身体检查。她们不是仆人，甚至不洗尿布。当时请奶妈对政府还不是沉重负担，因为那些获准结婚的都是相当高级的干部，孩子很少。

我姐姐的奶妈年近二十岁，她自己的孩子在产后死亡，奶水很多。她丈夫在宜宾城内教书，她本来住在乡下照顾公婆。丈夫家是地主，土改被分了土地，需自食其力，她又种不好地，就搬到里和丈夫同住。通过朋友介绍，她结识了俊英娘娘，现在与她丈夫一起住进张家大院。

母亲生了孩子，有三十天产假。她在张家大院里和慈祥的婆婆、温和体贴的俊英娘娘一起度过一段愉快时光，心情渐渐恢复平静。满月后，她有了新工作：到宜宾市共青团任职，这是宜宾地区重新华区的结果，宜宾是个专区，有七千五百平方里面积，人口超过二百万，分九县一市(宜宾市)。我父亲被任命为专区四人领导委员会委员，兼专区宣传部部长。

这次重新划区也使我母亲的上司换了一位新人，她是宜宾宣传部部长，管共青团。在共产党中国，尽管有规章制度，但所属的直接领导的秉性比起西方来远为重要，直接上司的态度就代表党，所以好领导会使一个人的生活发生根本变化。

我母亲的新领导叫张西挺。她和丈夫都是1950年进驻西藏的共产党军队军官。四川是入藏的必经之地，汉人普遍不愿进西藏工作，觉得那是片蛮荒之地。他夫妇俩找了个借口，退伍来宜宾工作。她的丈夫姓刘，自取名为“结挺”。表示他极爱妻子，这对夫妇后来以“二挺”闻名。

到了春天，我母亲被提拔宜宾市共青团团委书记。这是个重要职务，而她当时还不满二十岁。我母亲恢复了往日的活跃和平静心态，就是在这种气氛里，她怀了我，这是1951年6月。

九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与清官共同生活(1951—1953年)

我母亲现在换了一个新的党小组，由她、“挺”夫人和一位原为宜宾地下党的女子组成。母亲和她俩相处甚好，组织生活会已不要“交待思想”，也不在小事上吹毛求疵了。1951年7月，她们投票赞成她转为正式共产党员。

她的新上司“挺”夫人长得不漂亮，但很苗条，有张性感的嘴、雀斑脸和生动活泼的眼睛。她还具有刻薄的巧辩能力，浑身洋溢着活力，是位个性很强的女人。我母亲立即对她很有好感。

“挺”夫人不像米女士，米女士一看我母亲就不顺眼，老是对她“横挑鼻子竖挑跟”。“挺”夫人则和我母亲趣味相投，她准我母亲做好喜爱的事，如看小说之类。她俩在同一间办公室，只要没别人在，两人就都偷着看书。那时不成文的规定是只能看马列著作和报纸，违犯者一被发现，就是一顿批评。“挺”夫人还允许我母亲私下去电影院看电影，这在当时也是很不得了的事。1953年以前，政府机关没有休息日，党员、干部们只能集体去看革命内容的苏联电影。而公共电影院仍由私人经营，上映一些美国电影，如卓别林主演的喜剧片。另一件使我母亲很开心的事是可以每隔一天洗一次澡而不再挨批了。

一天，我母亲和“挺”夫人到商场去买了两码波兰产的质地薄软的粉红色细花布。她已眼馋好久了，就是不敢买，怕人说她轻佻。到宜宾后不久，她上交了军服，仍穿她的列宁装，里面穿的是做工粗糙、没有腰身体形的土布本色衫衣。虽然没有规定必须穿这种衬衣，但是任何与众不同的人必招非议。我母亲和“挺”夫人兴高采烈地拿着这块布跑到张家大院，没多久，四件漂亮的衫衣做好了，每人两件。第二天，她们把它穿在列宁装里面。我母亲把粉红色领子翻到外面，一整天都感到极度度兴奋和紧张。“挺”夫人更大胆，她不仅把衬衫领子翻了出来，甚至卷起外套的袖子，两只圆润的胳膊上露出一圈美丽的花边。

我母亲对这种大胆行为又吃惊又佩服。正如所料，她们招来不少异样的眼光。但“挺”夫人昂然不睬，还对我母亲说：“别理他们！”有她这位上司顶着，我母亲也就放心了，她可以不必担心别人用语言或眼神来批评她了。

“挺”夫人胆敢无视众议的一个原因是她有位掌权并乐意为夫人用权的丈夫。“挺”先生高鼻梁、尖下巴、背有点驼，与我父亲年龄相仿。他是宜宾地区共产党组织部部长，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务，因为该部门管干部的升降和所有党员的档案。像我父亲一样，“挺”先生也是负责整个宜宾地区的四个领导人之一。

我母亲在共青团里工作的同事差不多都和她同龄，她们受过较好的教育，思想比较开放。比起她过去一块工作过的那些年龄大、觉得唯有自己才是革命者的农民出身的党员妇女来说，这些年轻人爱说爱笑，不那么死板，她们喜欢跳舞、野餐，谈论政治，也谈论文学艺术。

担任要职意味着我母亲受到尊重，大家认识到她能干又充满干劲，就更加敬重她。她恢复了自信心，不再像过去那样需要我父亲的支持，怨气也就没有了。此外，她已习惯了不再指望他总把自己摆到首位，失望也就少了。

因为我母亲地位提升了，也够格接姥姥来同住。1951年8月，我姥姥和夏医生经过一段艰难旅程后到了宜宾。这时交通已恢复正常，他们一路上乘火车和轮船过来。到宜宾后，因为他们是干部家属，由国家付费给他们安排了住处。在地区专署招待所内的一个小院子里，有三个房间、一间厨房，外带厕所。政府免费供应米、油盐和柴火，以及少量零用钱，由招待所所长按月送上门。我姐姐和她的奶妈搬来了。我母亲短暂的空闲时间几乎全花在这里，享受姥姥烧的可口饭菜。

我母亲很高兴能把姥姥和夏瑞堂搬来，她很爱他们，也对他们现在远离战火放了心。1950年下半年，美国军队曾一度打到鸭绿江边，美国飞机还轰炸扫射了东北一些城镇。

我母亲首先想知道的是汲上校的下落。如晴天霹雳，姥姥说他已被押解到锦州城西门外河湾处决了。姥姥还说是她埋了汲上校。中国人讲究“入土为安”，这是一种宗教般的情感，也有现实的一面：尸体不埋好，就会被野狗撕碎，被乌鸦叼走。过去对被处死者的一种处罚是暴尸三天三夜，然后才埋掉。现在，共产党发出告示，家属立即埋掉被处死的亲人。如果没人认尸掩埋，后事将由政府雇人去做。

我姥姥去了枪决现场，汲上校的尸体和别的十五具尸体在地上倒成一排，被子弹打得尽是窟隆，他们的血把雪地染成暗红色。汲家没有一个人留在锦州，所以我姥姥拿了一块红色大绸包裹他的尸体，雇了一个职业殡仪队为他办了个体面的葬礼。我母亲问姥姥有没有见到其他认识的人，我姥姥说碰到一个人在那里为丈夫和兄弟收尸，他们曾是国民党地区首脑。

出乎我母亲意料之外，我姥姥收尸这件事被她的弟媳妇玉林的妻子揭发了。这个女人一向觉得我姥姥高她一等而心里不快。我姥姥是夏家的女主人、管家，而她不得不做很多家务重活。由于共产党的宣传，她恍然大悟到，原来这么多年，她一直是在受“剥削和压迫”。我姥姥为上校收尸提供给她一个很好的出气机会，玉林妻子告姥姥同情罪犯。邻居们集合起来开了一个批判会“帮助”我姥姥认识“错误”。我姥姥不得不参加，她明智地决定不为自己辩解，很温顺地接受批评，但内心却十分气这个弟媳妇，也气共产党。

这个事件也加深了我姥姥和父亲之间的紧张关系。他发了顿脾气，说她同情国民党。但是很明显，他还有另一层嫉妒的心理。我姥姥和我父亲总是话不投机，但对汲上校另眼看街，认为他才是理想的女婿。

我母亲夹在她母亲与丈夫之间，实在很难做人，同时，内心又充满矛盾。一方面，她对汲上校之死感到极度悲伤；另一方面，她又忠于共产党。汲上校的死是“镇压反革命运动”的一个部分，这场运动的目的是扫除一切曾经掌有大权或有号召力的支持国民党政权的人，这是因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而引起的。当时美国军队迅速推进到东北边界，毛泽东担心美国人会进攻中国，或帮助蒋介石的军队反攻大陆，或是两者兼有。他派了一百万军队开赴朝鲜对付美国人。

尽管蒋介石的军队从没离开过台湾，但美国人确实组织了国民党的残余部队以缅甸为基地向中国西南都进攻。偷袭沿海地区的活动很频繁，特务登陆、破坏活动也增多了。许多内地省分先后发生了暴动。共产党担心国民党的支持者在此气候下会试图推翻他们尚未巩固的政权。如果蒋介石发动反攻，这些人就会以第五纵队充作内应。共产党想向民众表示他们将牢牢掌握政权，保持中国安定，他们知道中国人最渴望的就是安定。在镇反杀人问题上，共产党内部存在若干分歧，但中央决定绝不手软。一份官方文件说道：如果我们不杀掉他们，他们就会回来杀了我们。

我母亲虽然承认这个理论有道理，但心里仍有个疙瘩。不过她不想与我父亲谈。事实上，现在她很难看得见他，他把大的时间都花在各地农村，排解各类问题，即便是回到城市，两人也少有呆在一起。当时共产党的干部一个星期工作七天，从早晨八点到夜里十一点，彼此几乎没有时间说话，女儿也不住在一起，大家在食堂里吃饭，没有什么家庭生活可言。

土改一结束，父亲又下乡负责修建该地区的第一条公路。以前，连接宜宾与外界的交通全靠江河。新政府决定修建一条公路通往云南省。他们仅用了一年时间，在没有任何筑路机器的情况下，建成一条八十多哩长的公路，穿山越岭，跨过河流。筑路大军是由农民组成，以干活来换粮。

在筑路期间，农民曾挖到一副巨大的恐龙骨，稍微受损了。我父亲因此作了自我检讨，保证日后要小心挖掘。骨架完整出土后，就用船运到北京博物馆去了。他还派士兵去保护一些公元200年的墓穴，以免农民们拿走墓砖去修建家里的猪圈。

一天，两个农民被坍方的石块砸死了，父亲沿着羊肠小径步行一整夜来到出事地点。当地农民第一次亲眼见到他这样的大官，都很感动，觉得他真正关心老百姓。过去他们所见的大都是只想中饱私囊的官吏。

父亲在农村和农民生活在一起。共产党干部要求与工人、农民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并了解他们的需要。从1951年开始，母亲也与工人“三同”。她住进了工厂，做演说，听意见，解决问题，鼓动工人支持新政府。她向青年工人解释什么是共产主义，鼓动他们申请加入共青团和共产党。

城外有家工厂生产绝缘瓷管。工人住在低矮潮湿的窝棚里，二十名女工睡在一张木板搭成的通铺上，上面只铺张竹席。饭吃不饱，每月仅能吃到两次肉。女工们站在冷水里不停地洗瓷瓶，一站就是八小时。缺乏营养、劳动条件恶劣使传染(特别是肺结核病)大肆横行，饭碗和筷子又不认真清洗消毒，加上“碗筷不分家”，更使疾病流行。

3月时，我母亲开始咳嗽，并咳出了血。她明白自己得了肺结核，但她仍然坚持要工作，她因没有人对她的生活琐事横加干涉而感到轻快。更重要的是她相信她所做的事，为自己的工作成果而欣喜。由于她的努力，工厂的状况日渐改善，青年工人们信任她。许多人在她鼓励下宣誓忠于共产主义，她感到革命需要她的奉献和自我牺牲。她每星期工作七天，连续几个月不休息，结果肺上出现了四个空洞，而在夏季她又怀了我。

11月下旬一天，她昏倒在工作地上，当好被送到一家从前外国教会建立的医院。这里仍有一个欧洲牧师和几个修女，身穿宗教服装。我母亲由中国天主教徒照顾。“挺”夫人鼓励我姥姥送东西给她吃，而她的食量也十分惊人，有时一天可以吃掉一整只鸡，十个鸡蛋，外加一磅肉，蔬菜、水果、米饭还没算在内。结果我在她肚子里长得很大，她的体重增加了三十磅。

医院里有少量医治肺结核的美国进口药物，“挺”夫人出面把全部的药都拿来给我母亲，我父亲得知后要求至少送一半回去。但“挺”夫人厉声反驳：“这样做有什么意义？所有的还不够治一个人！如果你不信，去问医生好了。而且，你妻子在我手下工作，你管不着！”我母亲非常感谢“挺”夫人能顶住我父亲。我父亲不再坚持了，他本来也左右为难，不知怎么办才好。妻子的健康对他非同小可，但他内心又很不安：别的病人怎么办呢？为什么自己的妻子要比他们更重要呢？这实在和他的原则相冲突，所以不要他作决定也好。

由于我的个头大，母亲肺上的空洞受挤压而开始复合。医生告诉她这得益于胎儿，但母亲认为应归功于美国药，而她能够享用此药还得感谢“挺”夫人。母亲在医院里呆了三个月，直到1952年2月才出院。这时，她怀孕八个多月了，突然要她出院，说是为了她的“安全”。一位官员告诉她，北京有个外国教士的住处发现了枪支，所有的外国神父和修女都受到怀疑。

我母亲不想离开，医院屋里屋外十分清洁，有个优美的花园，盛开着美丽的百合花，护理又尽职精心。当时在中国难得有这样安静、舒适的场所。但是她只能服从，搬到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曾是国民党军医，随部队投降了共产党。他担心我出世时，我母亲腹腔内的急剧变化会使她肺的空洞重新张开，发生大出血，如果我母亲有个三长两短，他自身的背景和我父亲的高位可能带给他灾难。

我快出世前，这位院长建议我父亲，把我母亲转到附近泸州市的一家医院，它的设备较好，有专门产科医生。但是我父亲拒绝了，他说他的妻子应该和普通老百姓一样，不应享受特殊照顾。我母亲得知后伤心的想：他怎么总是不管我的死活呢？

我于1952年3月25日出生。院长从另一家医院请来医生，由本院几位医生助阵，并搬来氧气瓶和输血设备。“挺”夫人也来了。按中国传统，男人不能看接生，但是院长要求我父亲等在接生室外面——万一出差错，他可以知道不是院长的责任。接生过程非常困难，我的头出来后，宽肩膀被卡住了，而且我太胖了。护士们又推又拉。好不容易我出来了，身上被挤压得青一块紫一声，处于半窒息状态。医生们先把我放在热水中，然后又放在冷水里，再抓着我的脚，头向下举起来，啪啪啪直打我的背。终于，我哭了，声音也特别大。大家笑了，全部松了口气。我体重达十磅多，我母亲的肺安然无恙。

一位女医生把我抱给父亲看，他的第一句话是，“哎呀！这孩子怎么是个鼓眼儿！”我母亲听了觉得很刺耳，俊英娘娘说：“什么鼓眼儿，是漂亮的大眼睛！”

在中国，身体以及外界一有变化，就得吃某种特定食物。刚生完孩子的女人要吃红糖、糟蛋。像所有医院一样，这家医院有厨房，病人和家属能自己烧饭。我姥姥已在医院做好了这种食物，专等我母亲出产房。

当夏瑞堂听到我出生的消息时，他笑着说：“生了一个二鸿！”我于是得名“二鸿”，意思是第二只鸿雁。给我取名算是夏瑞堂一生中所做的最后一件事。我出世后四天，他就去世了，那年他八十二岁。那天他正在床边喝一杯牛奶，我姥姥出去了几分钟，回来取杯子时，发现杯子掉到地板上，牛奶四溅，他已毫无痛苦地离开了人间。

在中国，葬礼是件极要紧的事，很多人宁可倾家荡产也要办得风风光光，我姥姥很爱夏瑞堂，要为他办一个隆重的丧礼。她首先要一副好棺材；其次要棺材由专人抬，不用大车拉；第三，要有和尚念经和吹鼓手吹吹打打“送行”。我父亲同意第一、第二项，但不同意第三项，共产党认为这类排场是搞“封建迷信活动”。但是，按传统规矩，只能极卑贱的人才会被悄悄地埋掉，要表示对死者尊敬就得热热闹闹大吹大擂。对我姥姥来说，这非同小可。她与父亲大吵起来，争吵中，她当姨太太时留下的休克病发作了，一头倒下，在这一生最悲痛的时刻，她还得独自一人承担，她没有告诉我母亲夏瑞堂的死，害怕影响她的健康。葬礼后她完全垮了，在医院住了近两个月。

夏瑞堂葬在宜宾城边一座小山顶上的墓地里，俯视长江，墓前松柏香樟成荫。他在宜宾时间虽短，但赢得了所有认识他的人的热爱和尊敬。死后，他曾住过的招待所所长代我姥姥安排葬礼细节，并带领他的职员参加了无声的送葬队伍。

夏瑞堂的晚年很幸福。他深爱宜宾，很欣赏与东北中央军委然不同的亚热带奇花异草。他和姥姥受到很好的照顾，有免费的房屋住，还有花园，丰盛的食物送到家里。在一个没有福利保险的社会中，这是每个中国人的梦想——晚年有靠。

夏瑞堂和每一个人，都相处甚好。他尊敬我父亲，说他有才学，又是个有道德有原则的人，过去见许多官，没有见过像他这样的官。俗话说：“无官不贪”，我父亲不但不滥用职权，甚至不照顾自己家庭的利益。

这两个男人可以一聊就聊几个小时，他们的道德价值观相似。我父亲的表达方式是意识形态的语言，而夏瑞堂的则是人道主义。有一次，夏瑞堂对我父亲说：“共产党做了许多好事，就是杀人太多，杀了不应该杀的人。”我父亲问：“哪些人？”“比方说那些‘在理会’的师父、师爷。”夏瑞堂指的是他所属的那个宗教帮会组织，会首们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处死了。新政府镇压了所有的帮会，因为他们不想让任何组织分享老百姓的忠心。夏瑞堂说：“他们并不是坏人，你们不应该杀了他们。”接着是一段沉默。我父亲显然觉得自己应为共产党辩护，他说：“共产党与国民党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夏瑞堂能看出我父亲自己也说服不了自己，但又感到不得不替共产党辩护。

我姥姥出院后，和我父母、我姐姐和她的奶妈，以及我和我的奶妈住在一起。我奶妈自己的女儿比我大十二天，由于没钱，迫不得已当奶妈。她的丈夫是个手工匠，因为赌博和贩卖鸦片而被关进牢里——共产党一上台就禁赌禁烟。宜宾曾是鸦片交易的中心，据估计有两万五千人吸毒上瘾，鸦片甚至可当货币流通。鸦片生意通常和黑社会组织有关，国民党财政收入的一部分也靠它，共产党来到宜宾后两年就禁绝了鸦片。

我奶妈这样的妇女没有社会福利，到我家后，政府付她薪水，才能把钱给她婆婆照看她的孩子。她个子小，皮肤细腻，眼睛分外大而圆，一头浓密黑发梳成圆髻。她心地很好，待我像自己的女儿一样。

民间习俗说姑娘家宽肩膀不好看，削肩才算美丽，所以我的肩膀被紧紧裹住，以便长成削肩。但我总是放声大哭，使我奶妈心疼地松开绑我肩膀的束带，由我在客人面前挥舞胳膊并抓他们。这是我在幼儿时喜爱的举动，我母亲认为我开朗的个性是因为她在怀我时心情愉快。

我们住在父亲的办公院里，从前是一个大地主的府邸。院中的大花园有花椒树、芭蕉丛和其他散发香味的亚热带花木。由于没有公职园丁看管，我父亲在花园里种上西红柿和辣椒，他觉得这是一种乐趣，也是一个原则：共产党干部应从事体力劳动，不应像从前的达官贵人那样“四体不勤，五谷不分”。

我父亲非常爱我。当我会爬时，他每每趴在地板上用背当成一座“山”，让我在上面爬上爬下。我出世后不久，他升为宜宾地区专员，是仅次于党委第一书记的第二号人物。党和政府名义上有别，但实际上不分家。

当我父亲刚到宜宾肘，他的亲属和老友都指望沾光，在中国，任何一个有权势的人理应先照顾他的亲属。俗话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但我父亲认为这是腐败的象征，是旧中国罪恶的渊源。他也知道，当地民众正瞪着眼睛看他如何行事，他所做的一切都事关共产党的声誉。

我父亲不帮亲友任何忙，让人觉得他“六亲不认”。他的一个哥哥要他介绍到电影院当收票员，他说：“这事应由劳动部门安排。”这种绝情的答复闻所未闻，从此以后大家庭再没人找他帮忙了。在他被任命为地区专员后，又发生了另一件事。他的另一个哥哥是茶叶专家，在茶厂工作。五十年代早期经济发展情形好转，生产扩大，管理部门推荐他为专区工商科副科长。当时规定，一定级别以上的擢升，须由我父亲审批。推荐资料放到他桌上时，却被他否决了。他全家人都很生气，我母亲也发火道：“又不是要你提拔他，人家靠自己本事，你不帮助他情有可原，但你也不能压制他呀！”我父亲说，他哥哥没有足够能力，可能是人家看在他专员兄弟的面子上。推荐部门很愤怒，因为我父亲的话意味着他们的推荐动机不良，结果我父亲两面不是人，他这个哥哥从此不再和他说话了。

我父亲并不后悔，他认为把个人、家庭置于社会之上的传统危害极大，要堵死。他不让亲人享有任何特权，跟外人一样公开对等。但什么叫公平，没有客观标准，于是他靠自己的直觉去做，唯恐亲人得到不该得的好处。他甚至不和同事们商量，部分原因是他知道他们没有一个人会说他的亲友不够格。

他对传统的挑战在1953年达到高潮，那年所有的共产党干部被分成二十五级，最高一级薪金是最低一级的二十倍。级别不同，各种待遇都不一样，服装质地是高级毛料还是低廉的棉布，住房的大小，能否有室内厕所等等，都视级别而定。

这个级别制还决定了每个干部所能接触到的信息。共产党不仅控制信息，而且按级别高低来分配。比方说，有的文件只传达到“地师级”，有的则可传达到“县团级”。

尽管级别制的重要意义在当时还没完全显现出来，但干部们已能隐约感到这对他们的生活会有重大影响，他们都很紧张地等待评定结果。我父亲已经被上级定为11级，此时被指定审批宜宾地区干部的级别，其中包括他最喜欢的小妹妹的丈夫。当基层报上给他定的级数时，我父亲决定降他两级。大家庭中人人都很生气：人家老老实实工作，和你妹妹结婚就该少两级吗？然后轮到我母亲，我母亲的单推荐她为十五级，我父亲大笔一挥，把她也降两级，定成十七级了。

一个人的级别并不直接和他的职务有关，职务升了不一定会升级。在以后的近四十年里，我母亲只在1962年和1982年升过两次级别，每次只升了一级。四十年终于扳回了我父亲扣去的两级。八十年代，她的级别使她无权购买飞机票或火车上的软卧，因为只有十四级以上的干部才准买。她不能住旅馆的单人套房，这是十三级以上的干部享用的。当她想把屋里的电表储存安数换大一点时，住屋管理员告诉她，只有十三级以上的干部才准用大电表。

这些使我父亲全家都大为恼怒的事，却深受当地民众的赞扬，他的好名声持续至今。1952年一天，市第一中学的校长向我父亲汇报工作时说，他正愁着教师们没地方住。你父亲立即回答说：“那么，就住我家大院好了。这么大个院子才住了三个人！”他不管三个人实际上是谁：她的母亲、姐姐俊英和他一位智能不足的弟弟。学校喜出望外，他家里的人却很伤心。这栋带有迷人花园和竹林的老屋，在过去最困难时也没舍得卖。尽管我父亲为他们三人在城中找了一栋小房子，他母亲心里还是不痛快。但她很豁达，心地又善良，所以也没多加计较。

并不是每位干部都像我父亲那么清廉。共产党掌权后不久，发现面临的危机。他们先前正是因为号称要建立清廉政府，所以才吸引了成千上万民众的支持，但是现在一些共产党干部却开始受贿，为自己的亲友捞取好处。一些共产党员还大开宴席，既是请客，也是炫耀。花费都由公款支付，而当时正是政府资金极为短缺的关头，一方面要重建破碎的经济，一方面朝鲜战争又吃掉了国家预算的一半。

由于一些干部开始大规模贪污，共产党政府担心老百姓的拥护、共产党员的纪律及献身精神都会消蚀殆尽。1951年底，政府决定发起一场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政府枪毙了一些贪官，也关了一批人，还撤掉了很多人的职务，甚至有一些长征老红军因牵涉到大规模贪污或贿赂案中而被处决，以杀鸡儆猴。这一场疾风暴雨后，共产党干部在二十多年里少有贪污腐败的事情发生。

我父亲负责宜宾地区的三反运动。这里没有发现贪污的官员。但我父亲说，为了让老百姓看到共产党搞廉政是说话算话，哪怕是一丁点儿越规行为都得公开自我检讨，像用公家电话处理私人的事情，或用公家信重复写私人信件。从此，干部们变得十分谨慎，甚至不敢用公家的墨水写私信，他们都带着两支笔——公家跟私人的，不时换来换去。我父亲的道理是，共产党得从小事着手，在中国建立一套全新的道德标准：公共财产和私物要完全分清楚，有权的不把国库当作自己的钱包。他的同事也都这么认为。

三反运动是针对共产党内部，但腐败往往是一个巴掌拍不响，党外有贿赂者，特别是“资本家”、工厂主和商人，他们那时还未被革命触及。1952年春天，三反运动展开后不久，另一个“五反运动”也开始了，这次是冲着资本家来的，反“贿赂、漏税、诈骗、盗窃国家财产和收买官员获得取经济情报”。结果发现许多资本家都犯有一项或多项这样的违法行为，惩罚通常是罚款。共产党利用这场运动对资本家软硬兼施，一方面使他们就范，一方面利用他们搞经济，关押的人并不多。

发动这两次相关联的运动的方式是共产党早期就发展起来的：由“工作组”领导的“群众运动”。“工作组”是临时组织，主要由政府工作人员组成，共产党官员领队，由中央到各省再到基层，层层委派。一般来说，只有在某次运动中已经审清的人才可以担任那次运动的工作组成员。

工作组下到单位去“动员群众”，几乎每晚都开会，组织学习中央最高决策机构发布的文件指示。工作组成员通过个别谈话、会议演讲，鼓动、劝说大家站出来揭发可疑的人和事，并鼓励人们写匿名信投到专门设置的信箱中。工作组调查每个案子，然后裁决，送上一级审批。

中国没有真正的申诉体系，但被怀疑的人可以要求看证据，可替自己辩护。工作组有权作判决，包括公开批判、撤职，以及各种不甘落后监督。最重的判决是把人送到农村做体力劳动。只有很严重的案件才由正式的司法系统审理，当然这仍不离党的控制。在每次运动中，上级发布一连串的指导方针，工作组必须遵照执行。但是到了个人的案件时，工作组的公正与否，甚至工作组成员的个人好恶、脾气等，都会影响案件的处理。

每次运动，中央决定审查范围，然后动员群众——包括这些人的同事、邻居、亲朋好友——对范围内的人揭发批判，而不由公安机关做此工作。这是毛泽东的一大发明——把全体民众都卷进控制体系中，“罪犯”难逃来自四面八方警戒的眼睛，特别是在一个有管他人事习惯的社会中。此“高效率”的代价也高：由于审查标准、政策往往含糊，群众中又夹杂着各种私人恩怨，以及流言蜚语，因此许多人无辜受害。

俊英娘娘一直靠织布养活自己、母亲和傻弟弟。每天她都工作到清晨两、三点钟，视力因煤光昏暗而受损。她把积蓄和借来的钱凑在一起买了两台手工织布机，请了两位朋友和她一起干活，赚了钱均分。俊英娘娘拥有机器，所以也算雇主。在五反运动中，每个雇主，不管雇人多寡，都属运动对象。俊英娘娘这样的小工作坊，虽属全作性质，也落人调查范围之中。她很为难，既想要她的朋友离开，又不想让她们感到被解雇了。但是这两位朋友告诉她：一走了之最好，这样要是有人诬告她的话，她就不会以为是她俩。

到了1953年中期，三反、五反运动的风头过去了。资本家听话了，国民党被连根除掉，群众大会告一段落。干部们心里都很明白大批群众揭发的资料并不可靠，所以对每个案子都派专人一一调查。

*　　*　　*

1953年春，我母亲被提升为宜宾市委宣传部部长，“挺”夫人升为该市市委书记，仍领导她。5月23日，我母亲在医院产下第三个孩子，是个男孩，取名京明。住的就是那家我母亲怀我时养过病的教会医院，此时已没有外国教士、修女了，全中国的传教士都被驱逐出境了。我姥姥住在另一家医院里，她犯的严重哮喘，我也因肚脐发炎在奶妈陪伴下住了院。病床很少，医生通常把床位让给干部家庭，我们的医疗费也全免。但绝大多数人没有免费医疗，农民看病、吃药、住院都必须付钱。

我姐姐和俊英娘娘此时住在乡下俊英娘娘的朋友家（我姐姐和俊英娘娘此时住在俊英娘娘乡下的朋友家）。于是家里空荡荡，只剩我父亲。一天，“挺”夫人登门汇报工作。过了一会儿，她说头晕，要躺一躺。我父亲扶她躺到一张床上，她乘势把他拉向自己，想吻他，我父亲立刻挣脱开，快步走出房间，边走边说：“你一定是太累了。”不一会儿，他又进来了，显得很激动。他端来一杯水，把它放在床边的方桌上说：“你一定知道我很爱我妻子。”在“挺”夫人来不及做任何举动，说任何话时，他又匆匆离去，并顺手把门关好。杯子下面是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共产主义道德。

几天以后，我母亲出院了。当她抱着襁褓中的儿子跨进家门时，我父亲劈头第一句话是：“我们得马上离开宜宾，越快越好。”我母亲难以想象何事要这么紧张。他于是告诉她发生的一切，并说“挺”夫人盯上他已有一段时间了。我母亲开始的反应是惊愕多于愤怒，觉得“挺”夫人怎会是这样的人。停顿了一会儿，她问：“为什么要忙着走呢？”我父亲说：“她是个不到黄河心不死的女人，我怕她会再找我。而且她报复心很强，我担心她会伤害你。这很容易，你在她手下工作。”

“她真的这样坏？”我母亲问。“当然，我听人家说她被关押在国民党监狱里时，曾勾引过看守。你说，她真会对我下手吗？她可是我在这里最好的朋友。”

“你不知道，”我父亲说，“有句话叫恼羞成怒，我当时应该做得缓和点，不要扫她的面子扫得太厉害。可是现在晚了，我太冲动了，我很担心她会报复。”

我母亲能想象得出我父亲如何断然拒绝了“挺”夫人，但她不能想象“挺”夫人会狠毒地整她，也看不出“挺”夫人会给他们带来什么灾难。于是我父亲把他前任专员苏先生的事告诉了她。

苏先生是位贫苦农民，在长征路上加入了红军。他不喜欢“挺”夫人，嫌她太轻佻。他反对她把头发梳成若干股辫子，这在当时的风气下，算是标新立异。他几次要她剪辫子，她都拒绝了，要他少管闲事。苏先生对她更加反感，批评更多，使“挺”夫人益发恨他，决心利用自己丈夫的权位对苏先生展开报复。

在苏先生办公大院里有个女工作人员，是已逃往台湾的国民党官员的姨太太。她曾向苏先生卖弄风情，尽管苏是有妇之夫。有关他两人“关系不正常”的闲言闲语不胫而走。“挺”夫人于是要这个女人写报告，说苏先生对她不怀好意，动手动脚，要奸污她。虽然苏是专区专员，但这女子认为“挺”先生一家的权力更大。苏先生被指控“利用职权和前国民党小老婆关系暧昧”，这对共产党的老干部来说，可是不可宽恕的罪过。

在中国，把人打下来的标准做法是同时提出几个不同的指控，使案情更严重。“挺”夫人又找到另一条苏先生的“罪过”。苏曾写一封信给党中央反对一项政策，他自信是按党章办事，又自恃是长征老红军，所以话说得相当直。“挺’’夫人就拿这件事说他反党。

“挺”先生提出把苏先生开除出党，解除他所有权务。苏先生强烈否认这两件事，他争辩说：第一个指控纯属捏造，他从来没对那个女人有过意；至于第二个指控，他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错，他根本就无意反党。控制宜宾专区的党委由四人组成：苏先生、“挺”先生、我父亲和第一书记。现在苏的命运得由其他三人决定。我父亲为他辩护，他深信苏是无辜的，也认为写们给中央是正当的。

但结果我父亲失败了，苏先生被撤职。党委第一书记支持“挺”先生，鉴于苏先生身上本来就蒙着一层阴影：他三十年代早期在四川当红军“没当对”，当的是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张图焘当时是个风云人物，1935年3月率部与毛泽东和红一方面军在长征中会合，后来对毛泽东的领导提出挑战，却失败了，他离开了长征，部队遭到严重损伤后，又被迫加入了毛的队伍。1938年，红军走完长征到达延安后，他只身逃跑，投靠了国民党。因为这段历史，红四方面军的所有人都被烙上污点，他们对毛泽东的忠诚受到怀疑，因为红四方面军的许多人都来自四川，所以四川对这个问题特别敏感。

在共产党掌权后，这类无言的歧视也落到了一部分毛泽东没有直接领导过的革命队伍头上，包括地下党。再加上许多地下党员出身富有家庭，这些家庭在共产党治下多被清算，压力就更大了。另外，他们比工农干部受的教育多，也成了嫉妒的对象。

尽管我父亲自己是游击队军人出身，他直觉地与地下党人关系较亲切。他说地下党里有最勇敢、最无私、文化水平最高的共产党人。他常说：“共产党怎么能有分地下地上呢？”他挑选的干部大多是能干的地下党员。

我父亲也认为把红四方面军的人当作怀疑对象是个大错。他设法为苏先生开脱罪名，首先他劝说苏离开宜宾以避免进一步麻烦。苏先生采纳了他的建议，在我家吃了他临行前的最后一餐。他调到四川省会成都，在那里被任命为省林业局的干部。他从成都写信向北京的中央委员会申诉，把我父亲列为证人，我父亲也写信支持他上诉。后来，共产党专案组澄清了苏先生“反党”的罪名。但是，“与国民党小老婆关系暧昧”的指控则没能完全推翻，那位小老婆不敢改口。但她提供的证词显然软弱无力、前言不搭后语，等于告诉专案组她的揭发并不真实。苏先生在北京林业部占了一个相当高的职位，但未能官复原职。

我父亲向我母亲讲述此事的目的在于说明“挺”夫人不会善罢甘休。他还举了其他的例子，反复说“走为上策”。第二天一早，他就去了位于宜宾以北一天车路的成都。他直接去见熟悉的省长，要求调到成都工作，理由是在家乡工作难以招架众多的人情关系。他没说出真正的原因，因为他没有足够的证据指控“挺”夫人。

省长李大章对我父亲的处境表示同情，说他会帮助我父亲调到成都，但他希望能等上一段时间，因为成都所有合适的职缺都满了。我父亲说他不能等，他愿意接受任何安排。一再坚持后，省长让了步，让我父亲做省文教办公室副主任，一边说：“可是屈才呀！”我父亲说这没关系，只要有工作做就好。

我父亲紧张得根本没回宜宾，要我母亲马上来成都，但张家的妇女们都反对，说她刚生了孩子不能长途劳累。结果我父亲一俟满月就派警卫来接我们了。我弟弟京明的奶妈和我姐姐的奶妈都不想到成都，因为离家太远。京明的奶妈向我母亲提议留下京明给她照看。我母亲同意了，她对奶妈完全放心。而且京明又太小，不宜旅行。

6月底的一天，我母亲、姥姥、姐姐、我和我的奶妈，以及我父亲的警卫在黎明前离开了宜宾。我们挤进一辆吉普车，行李是两只小箱子，那时像我父母这样的干部根本没有自己的财产，仅有几件必须的衣服。我们的车在凹凸不平的土路上颠簸，上午到达内江车站，天气热得让人发晕，我们还得在站上呆几个小时等火车。

当火车进站时，我突然要小便，我奶妈抱着我去站台边。我母亲怕火车开了，就阻止她。我奶妈从未见过火车，也没有时间表的概念，她满不在乎地反而说我母亲，“你不能让司机等一下吗？二鸿要撒尿呀！”她以为每个人都会像她一样，自动把我的需要放在首位。

由于我们的身份不同，上火车后，我们得分开坐。我母亲带我姐姐到卧铺；我姥姥在另一节车厢内有一个软座；我奶妈和我呆在“母子车厢”里，这里她有个硬座，我有一张小床；我父亲的警卫则坐硬座。

暑热中一切好像是慢动作。火车徐徐而行，窗外的稻田和甘蔗田间，偶尔有农民裸着上身，赤着脚，在田埂上走着，头戴宽沿草帽，似乎在半打着盹儿，纵横交错的小溪，时流时止，由小土坎引入织锦般的稻田中。

我母亲陷入沉思。四年来，这已是第二次她和丈夫不得不离开他们依恋的地方。头一次是故乡锦州，这次是我父亲的故乡宜宾。革命似乎没能解决人与人之间的一些问题，反而带来了新问题。她模糊地感觉到：因为革命是人干的，人就把自身的毛病带进了革命。但她一点儿也没想到她卷入的这场革命并没有设法克服这些毛病，反而靠它们来进行控制。

下午，火车驶进成都。心情转向对新生活的期待。她知道一些有关成都的故事，这曾是古代三国时期蜀国的首都，由于丝织品久负盛名而被称为“锦城”。它又名“蓉城”，据说满城尽是芙蓉花，一场大雨之后，芙蓉花瓣会淹没整个城市。我母亲当然念过“花重锦官城”的名句。她现在二十二岁，二十年前，她母亲也是这个年纪，但没有自由，是男人的玩物和财产。我母亲现在至少是个独立的人，无论有什么样的痛苦都不能与她母亲的遭遇同日而语。她告诉自己应该感谢共产党革命。火车离成都车站越来越近了，她越来越充满信心，要为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献身。

十　“磨难会使你成为真正的共产党员”

——我母亲受审查(1953—1956年)

我父亲到车站接我们。天气闷热，一点风也没有，叫人喘不过气来。我母亲和姥姥从凌晨起就乘汽车、火车一路颠簸过来，现在已筋疲力尽了。我们被带到四川省委的一个招待所临时住下。我母亲走得仓促，新工作还没安排好，也没来得及找到住处。

成都是四川省省会。四川省当时有六千五百万人——是中国人口最多的省份。成都是个拥有五十万人的大城市，始建于公元前五世纪，十三世纪马可波罗曾访问过这里，对它的繁荣景象赞叹不已。城内规划和北京相似，古老的宫殿位于南北向的中轴线上，把全城一分为二：西城区和东城区。1953年时，城市发展早已超出旧城范围，变成三个行政区：东城区、西城区和郊区。

我母亲到成都几个星期后分配到了新工作。领导问了我父亲的意见，而没有问她，这在当时是天经地义的。我父亲说任何单位都可以，只要她不直接在他手底下工作，于是就让她担任东城区宣传部部长。因为住处由单位安排，东城区委在一个典型的旧式庭院里给了她三间房，我们都搬了进来，我父亲仍住在他的办公室里。我们的住处就在区委办公大院里。政府机关宅院大都是从国民党政府、官员和地主那里没收来的。办公室就是工作人员的家，老干部也一样。没人自己烧饭，大家都在食堂吃。食堂也供开水、热水，用保温瓶装走。

星期六是已婚夫妇唯一可以住在一起的一天，“过星期六”就成了干部们做爱的委婉说法。后来这种军事化生活渐渐放松了，夫妇能在一起的时间多了，但几乎所有的人仍住在他们的办公处。

我母亲的宣传部管理的范围很广，包括初等教育、卫生、娱乐和查访民意。我母亲以二十二岁之龄就负责约二十五万人的所有这些事项，她一天到晚在外面忙，我们难得见到她。1954年，政府对基本生活必需品如粮食、棉花、食用油和肉类等实行“统购统销”，不准自由买卖，农民都得卖给政府，由政府定量配给城市人口，并拨给短缺的其他农村。

共产党每发布一项新政策，总四处宣传，要民众支持。我母亲的工作之一就是告诉人们“统购统销”政策怎么好：中国人口众多，衣食问题从来没有解决过，现在新政府公平分配基本生活用品，不再由一些人囤积居奇，而使另一些人挨饿。我母亲全心全意相信这种理论。她整天骑着自行车东跑西走，参加、主持数不清的会议，甚至在怀第四胎的最后几个月也是如此。

她在临产最后一刻才到医院。1954年9月15日，第二个儿子出世了。这又是一次危险的分娩，她异常出血，经验说明必定是哪里出了差错。当医生忙着下班回家时，她叫住了他们，坚持要他们留下来给她作仔细检查。结果发现她的胎盘产出不全，还有部分留在子宫里。医生马上给她全身麻醉，清查宫腔，终于找到这块碎片，这可算救了她一命。

我姥姥当时在锦州，因为她的母亲病重。我父亲一直呆在农村，鼓动民众支持政府的“统购统销”政策。他已被提升到十级，并任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宣传部主要作用之一是密切观察民意：民众对一项特别的政策有何感觉？有什么不满？因为农民占了人口的大多数，所以我父亲经常下乡。他和我母亲一样，热爱他的工作，认为这样可使党和政府时时和人民保持接触。

母亲生产后的第七天，父亲的一位同事派了一辆小汽车把她从医院接回家。这是大家习以为常的事，丈夫外出，党组织负责照料他的妻子。我母亲很高兴能乘车回家，因为走路得花半个多小时。我父亲几天后才从农村回来，得知她乘车之事，大发脾气，责备他的同事违反规定。按规定，妻子只能在与丈夫同行时，才可以坐公家的轿车。我父亲的同事强调这是特殊情况，调车是因为她刚生产，又做过手术。我父亲说，那也不能违反规定。我母亲再次觉得无法忍受他这种僵硬的态度，这是第二次我父亲在她难产后指责她了。她问他为什么没有及时到城把她接回？这样不就不会违反规定了吗？我父亲说他有要紧的工作亟等处理，我母亲理解他的献身精神，她自己也是这样在奉献，但是她仍觉得有满腹怨言。

小黑出生两天后就患上湿疹。我母亲说这是因整个夏天她都没吃到青果的缘故，她太忙于工作了。中国人相信青果能清热，否则孕妇体内的热就会聚集在胎儿身上引起疾病。有好几个月小黑的手都得绑在他的小床栏杆上，防止他不耐奇痒抓伤自己，半年后，他被送到一家皮肤病医院。

小黑的奶妈是来自宜宾的乡下姑娘，有一头美丽的长发，一双水汪汪的眼睛。她曾意外造成自己的婴儿死亡，当时她躺着喂奶，不慎睡着了，婴儿窒息而死。她一心想到成都这个大城市来玩，就托人介绍去见我的俊英娘娘，恳求把她介绍到我家做事。当地一些妇女劝说俊英娘娘不要管她的事，说这女孩子到成都是为了脱离她的丈夫。但我娘娘是个极善良的人，仍为她介绍。我娘娘尽管没有结过婚，却总是愿天下人生活幸福，对别人的弱点充满理解和宽容，从不批评指责。

几个月后，传闻这位奶妈和机关大院的一个勤务工关系暧昧。我父母认为这是他人私事，也就睁一支眼闭一支眼。小黑去皮肤病医院时，奶妈也和他同去。当时共产党已大致消减了性病，但仍有一些人在接受治疗，住在皮肤病医院专门的病房里。不久，院方发现这位奶妈与一位性病病人同床，就告诉我母亲，说让她继续给小黑喂奶很不安全，我母亲只好辞了她。此后，小黑由我的奶妈和大弟京明的奶妈共同照料，京明此时已从宜宾来成都。1954年底，京明的奶妈写信给我母亲说，她丈夫成了酒鬼，经常打她，她想来成都。我母亲自京明满月后，已有18个月没见到他了。他来后很长一段时间都不让我母亲接近，只叫他奶妈“妈妈”，这令我母亲十分伤心。

我父亲也很难接近京明，但却和我十分亲密。他常趴在地板上让我拿他当马骑，还常常放一些花在衣领上让我闻，如果他忘记了，我就会指着花园命令他立即弄些来。他经常亲我的脸蛋。一次，他没刮脸，我皱眉大喊：“老胡子！老胡子！”有好几个月，我一直都叫他“老胡子”。从此他亲我时，就特别小心翼翼了。我喜爱一颠一颠地到处跑，在各办公室串来串去，追在干部后边叫我给他们取的绰号，要他们听我背童谣。不到三岁时，大家都叫我“小外交家”。我想干部们喜欢我是因为我的稚气使他们得到片刻休息与乐趣。我小时长得胖嘟嘟的，大家都喜欢把我抱在膝盖上捏我、搂我。

当我刚过三岁时，我和姐姐、弟弟们被分送到不同的寄宿托儿所。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把我从家里带走，又闹又哭，两脚乱踢，把头发上的蝴蝶结也撕开了以示抗议。在托儿所里，我故意给教师制造麻烦，把牛奶倒在抽屉里，鱼肝油胶囊也捏破了扔进去。午饭后得睡午觉，我就给大房间里的其他孩子讲自己编造的恐怖故事。教师发现后，罚我坐门坎。

我们被送到托儿所是因为没人照看我们了。1955年7月的一天，我母亲和东城区的几百名职工、干部接到通知：不许出机关大门一步。一场新的政治运动开始了——“内部肃反”，即“肃清暗藏在革命队伍内部的反革命分子”，每个人都要被彻底审查。我母亲和她的同事毫无怨言地接受了。反正他们平常也少出门。大家也觉得为了新社会的稳定，共产党要检查成员是件很自然的事。我母亲和其他同事一样，对共产主义的奉献精神使她对严厉的纪律并无丝毫不满。

一个星期之后，几乎所有同事都清查完毕，自由了，我母亲是极少数的例外。党组织告诉她，她的过去有若干问题不清楚，需进一步审查。她得搬出她的寝室，到办公楼内的另一间房子里。在这之前，她获准回家几天安排家务，因为她可能会被隔离相当长的时间。

毛泽东说他所清查的人“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或是托洛斯基分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共产党的叛徒”。这些人为国民党复辟，为美帝效劳(美国此时不承认大陆中国，并加以封锁)。处决我母亲的朋友汲上枝的“镇反运动”直接打击的是国民党的人，而现在“肃反”的目标则指向共产党政府内，只要背景跟国民党有一点关系的，就得受审查。

共产党对每个人的过去底细都已摸得一清二楚，他们早在掌权前就建立了详细的档案制度，党员的档案由组织部填写。非党员的公职人员档案由他们单位的领导整理，并由人事部门保存。每年领导们都要针对每个下属写一份报告，放进他们档案。任何人都不准看自己的档案，只有特别指派的人才能看别人的档案。只要档案里写着你过去与国民党有关联，无论这种关系是多么薄弱，你就成了肃反运动的目标，由工作组审查。我母亲是重点怀疑对象，我们的奶妈也各因她们家人的问题而被卷了进去。

有一个工作组专门调查省组机关内的公务员——司机、花匠、保姆、厨师等。我奶妈的丈夫因赌博和贩毒而关在牢里，这使她“有了问题”，京明的奶妈因嫁到一个地主家，她的丈夫以前是一位国民党小官吏，于是她也成了不受欢迎的人。奶妈的地位无足轻重，共产党对她们的案情也兴趣不大，但是，她们得离开省委机关。

我母亲是在被隔离审查前，获准短暂回家安排家务时，被告知我们的奶妈必须走的。当她把这项消息转告给两位奶妈时，她们声泪俱下，她们非常喜爱京明和我。我奶妈还担心从此失去收入，于是我母亲给宜宾专员写了封信，请他帮她找一份工作。结果我的奶妈被安排去一家茶场，带着她女儿一起生活。京明的奶妈不想回到她丈夫身边，她在机关里交了一位男朋友，是一名公务员，她想和他结婚，泪眼汪汪地苦求我母亲帮她离婚。离婚在当时是非常困难的，但她清楚，我父母(特别是我父亲)说的话很顶用。我母亲决心帮她。如果她能离婚，与那位公务员结婚，那就自动从地主成份变成“工人阶级”，没必要离开我家了。我母亲于是跟我父亲商量，但他坚决反对，“你还想管人家离婚？亏你想得出来！老百姓会说，共产党拆散人家美满夫妇。”我母亲说：“那我们的孩子怎么办？谁来照看他们？”我父亲的回答很简单——送他们去托儿所。

当我母亲告诉京明的奶妈她不得不走时，她悲痛欲绝。京明幼儿时代最深刻的记忆就是送他妈奶离开。这是一个昏暗的黄昏，他被抱出前门，他的奶妈也站在那里，穿着一件农村妇女的罩衫，手里提着一个布包裹。京明张开手臂哭着要她抱，但她站在他够不到的地方，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淌。然后，她走下台阶朝小院的门走去，一个京明没见过的人和她在一起。她走到院门口，停了下来，转过身。京明又哭又叫又踢，但没人把他抱近一步。她站在那里望了京明很久才转身消失在门边。京明以后再没见过她。

因为我的外曾祖父母患肺结核病刚去世，我姥姥此时仍在东北，我母亲只得把四个孩子都送进托儿所。因为事发突然，市内托儿所都只能收一个，所以她不得不分送我们去四家托儿所。母亲离家时，我父亲对她叮嘱道：对党要忠诚老实，相信党会作出正确的结论。我母亲顿觉一阵委屈，她本想父亲会说些温柔、体贴的话来安慰她。我母亲满腹怨气，在一个潮湿闷热的上午去报到，接受“隔离审查”——她自己的党审查她。

审查并不是耻辱，被审查的人也不一定是“反革命”。它只意味某个人的背景有待清查。但我母亲完全没想到她会成了重点审查对象。她觉得很伤心，自己对党一片忠心，仍得不到信任。想来想去，她又告诉自己该乐观点，笼罩在她身上七年的疑云这次将会彻底扫除了。她自信没有做过对不起共产党的事，没有任何问题要隐瞒。她是个忠实的共产党人，确信党会了解一这点。

审查小组有三人，组长姓匡，是成都市党委主管书记。他家和我家很熟，现在他对我母亲虽然仍然客气，但态度严肃多了。像其他受审者一样，我母亲被指定了“陪伴”。她们处处跟着她，连上厕所也跟，还和她同睡一张大床。党说这是为了保护她，我母亲心里明白这是防止她自杀、逃跑，或与他人串供。

几位女陪伴轮流值班。她们之中有一位不久离去，因为她自己也被送到隔离审查了。每天，陪伴必须把我母亲的行为、言语记录下来，写报告。她们其实都是她认识的人，虽然不在同一个部门，但都在同一个区委大院里工作。她们对她都很友好。除了失去自由外，我母亲过得还好。

专案组成员及那些陪伴找她谈话时都很和气，当然谈的都是不愉快的话题。虽然出发点并没认定你有罪，但也不是认为你无罪，当时没有西方国家那一套司法程序，被审查者一上来就像矮了一截。我母亲的档案里详载了她过去各种经历，如地下党，在锦州妇联，到宜宾工作等等，还有她的领导们写的各种报告。专案组首先提出，为什么她在1948年能从国民党监狱里轻易出来？她甚至没有受过刑。可不可能逮捕她就是个骗局，以赢得共产党的信任，渗透到共产党内，当国民党的特务？

其次怀疑的是她与汲上校的关系。既然汲上校曾试图透过她向共产党买条生路，她难道没有企图从国民党那边获得类似的保障吗(如果国民党打赢的话)？还有那些追求她的国民党官员，难道她没有鼓励这些人，以便在国民党那儿留条后路吗？查到后来，最主要的问题仍是：是否他们有人指示她潜伏在共产党内为国民党工作？

我母亲得证明自己的清白，但她办不到这点。跟他有关的人不是已被处死就是逃到台湾去了，或者她根本就不知道人家在哪儿。而且所有的证人几乎都是民国党，他们的话能信吗？当她再三被盘问相同的问题时，她觉得说不出的焦虑，心想，“我怎么说才能使你们相信呢？”

她还被问到她的国民党亲戚，以及在锦州学生时代的朋友。这些朋友当时才十几岁，共产党占领锦州前加入了国民党的三青团。这时共产党中央文件把所有的日本人投降后担任过国民党三青团分队长以上的人都划为“反革命分子”。我母亲解释说，东北情况特殊，日本人投降后，国民党被看成是代表祖国的党。但这都没用，她的这些旧朋友现在都成了“反革命分子”。我母亲没参加过国民党，但专案组老问她，“为什么你会有这么多国民党关系？”她被隔离审查了六个月。有好几次，她被带去参加斗争“反革命分子”的群众大会。成千上万人举着拳头，喊着震耳欲聋的口号。“反革命分子”必须站在台上，受批判，然后当场宣布判决，带上手铐，押往监狱。也有些“反革命分子”由于已经“坦白认罪”，会上宣布给他们“宽大处理”，也就是说不进监狱了。这些人中有一个我母亲认识，在一次群众大会后她自杀了。不断审讯使她精神崩溃，绝望之余，她被迫认了莫须有的罪名。七年之后，共产党承认她是清白无辜的。

要我母亲参加这些大会是要她“受教育”。但她个性坚强，没有像许多人那样被吓住，也没有被审讯时的诱供弄昏了头。她一直保持清醒，真实地写下她的经历。在那些难以入睡的长夜里，她一想到被平白无故地关在这儿，就痛苦不堪。温热的夏夜，她躺在床上听着蚊帐外蚊子的嗡嗡声，秋天好不容易来了，雨又下个没完没了，后来便是寂静而寒冷的冬夜。她反复咀嚼着对她不公正的怀疑，特别是那段遭国民党逮捕的历史，她一向引以自豪，做梦也没想到达竟会成了个污点。

但她努力说服自己，不能怨恨党，党是为了维护自身的纯洁。在中国，不公平待遇历来是家常便饭，现在至少是情有可原。她还反复在心里念着党对成员所要求的话：“你在经受考验，磨难会使你成为真正的共产党员。”她思索着被定为“反革命分子”的可能性。如果真变成这样，她的孩子就将会受到株连，他们的一生就毁了。为避免这一个后果，唯一办法就是和我父亲离婚，不再见孩子了。每想到这儿，她就想流泪，但她已学会把眼泪往肚里吞。她甚至不能在床上辗转太多，因为“陪伴”就睡在身边，她们不论对她有多友好，还是必须对她的每个表现作汇报。流泪表示她感到了党的伤害或对党失去信心，这两者党都不喜欢，会对最后定案产生负作用。

我母亲咬着牙，告诉自己要相信党。可是叫她最难以忍受的是完全切断与家人的联系，她非常想念孩子，渴望有个能靠一靠的肩膀，或至少一句充满爱意的话。但我父亲既没有写信来，也没有来探视她，因为这些都不准。她倒常接到电话，电话线那端传来的是玩笑和宽慰之语。整幢楼只有一部电话在机要室女职员的办公室桌上。我母亲接电话时，“陪伴”就站在房间里。不过，她们因为喜欢我母亲，想让她放轻松点，就有意表现出没有在听。机要员不是我母亲专案组成员，没有权听。而我母亲也没有向她汇报的义务。由于“陪伴”的好心，我母亲接这些电话从未遇到麻烦。她们只是简单地向上面报告“张部长来电话了，谈的都是家务事。”此话一传开，人人都说我父亲是一位体贴的丈夫，好关心我母亲。我母亲的一位年轻“陪伴”还对她说，她将来也要找一个像我父亲这样的好丈夫。

天知道这些电话并不是我父亲打来的，来电话的是另一位高干，我母亲的好友。他在抗日战争期间脱离国民党而加入共产党，由于曾是国民党军官，也被怀疑、审查过，还在1947年被关进监狱，不过他最后澄清了罪名。此时，他以过来人的身份来鼓励我母亲。

我父亲在长达六个月的时间里，一次电话也没有来过。他在党多年，明白共产党不愿受审查的人与外界联系，甚至不愿他们与家属接触，他觉得安慰我母亲就是对党不信任。但我母亲不能原谅他，在这段她最需要爱和支持的期间，他没有给她，他把党摆在第一位。

1月的某个早晨，我母亲坐在窗前望着阴雨扑打着外头一丛丛颤抖的小草，小草上方是七里香花架，数不清的嫩枝、树叶交缠着，突然有人叫她去见专案组的匡组长。匡先生说，她可以回去工作了，也可以出门，但每晚须回隔离审查处睡觉，因为党组织还没有对她的问题下最后的结论。

我母亲明白审查已陷人胶着状态，大多数疑点既不能证实也不能推翻。尽管她对这样的情形不满意，她还是把它抛诸脑后，兴奋地想：六个月来终于第一次可以去看孩子们了。

这段时间我们四个孩子分散在四处寄宿托儿所里。我们也极少见到父亲，他常常离开成都，下乡去了。偶尔回一次成都，如逢星期六，就叫他的警卫把我和姐姐接回家。他从来不去接两个男孩，说他们太小，他应付不了。“家”其实就是他的办公室，我们到了那里，他又总是出去开会，他的警卫就把我们锁在房间里，办公室没什么好玩的，我和姐姐比赛吹肥皂泡。有一次我被关得不耐烦了，喝了许多肥皂水，结果病了好些天。

我母亲可以出门时，第一件事就是跳上脚踏车飞快地向我们的托儿所。他特别担心京明，他那时才两岁半，几乎没有和母亲相处过。但是六个月的隔离，她的脚踏车车胎早瘪了。她居然没注意到，跳上去蹬了几下才发现，于是她把车推到街口打气，当修车工人慢腾腾地打气时，她焦躁地走来走去，一生中从来没有如此不耐烦过。

京明的教师对她显然很生气，说京明是从没有家长来接的极少数几个孩子之一。京明看都没来看她一下。开始时，京明哭着要“陈妈妈”——教师此时问我母亲，“当然不是你，对不对？”我母亲承认“陈妈妈”是他的奶妈。后来一到星期六，其他的父母来接孩子时，京明就躲在一间屋子的角落里。老师故意对我母亲说：“你一定是个后母吧！”我母亲没法解释。

当老师把京明带到会客室时，他站在屋里老远的那一头，动也不动地，低着头不理我母亲，母亲拿了一些桃子，剥了皮要他过来吃，但他不肯走过来，她只好把桃子放在手帕上，从桌上推过去，京明等到她抽回手，才抓起一个桃子，几口就吞了下去，然后他又拿起另一个，不一会儿，三个桃子全都吃得精光。自隔离审查以来，我母亲第一次流下了眼泪。

我记得她来看我的那个晚上。我快四岁了，睡在小木床上，周围是栏杆，像个木笼。栏杆一面放下，母亲坐在小床，握住我的手，想哄我慢慢入睡。但我老想把我种种调皮捣蛋的事一古脑儿告诉她。我也很担心，万一睡着了，她又不见了，怎么办呢？每当她猜我已入睡，想轻轻抽手离开时，我就紧紧一抓，大哭起来，就这样她一直坐到深夜。最后她抽手时，我哭叫不止，但是她没有回头，一径去了。我不知道她回隔离处的时间已经到了。P174

十一　“反右以后莫发言”

——中国沉默了(1956—1958年)

由于我们没有保姆，母亲每晚又得回隔离处睡觉，我们几个孩子仍得继续呆在各自的托儿所里。其实，母亲不管怎样都无法照顾我们，她正忙于和其他中国人一样“跑步进入社会主义”——就像一首宣传歌里唱的。

毛泽东加速了改变中国面貌的计划。1955年7月，他号召加快“农业合作化”；同年11月，又突然宣布把所有的私营工商业国有化。政府和私人老板先共同拥有企业，政府再逐步把企业从私人手里“赎买”过来。业主每年可领取他的企业总值的百分之五，共拿二十年。因为按官方说法，中国没有通货膨胀，所以二十年国家就付清了赎买费。以前的老板仍留下来当经理，并支领高薪，但是在他之上有一位党的领导掌握实权。

我母亲受命领导一个工作组负责指导东城区内的数百家食品厂，糕点铺和饭馆的国有化。虽然她受审查，每天晚上得回隔离处过夜，但她仍被派任此重要任务。

当时，党组织对她是“控制使用”，一边给她工作做，一边继续审查她。这只有她自己和专案组的人知道，她所领导的工作组只知道她曾被隔离了六个月，并不知道她的问题还没结果。

隔离审查初期，我母亲写了封信给姥姥，编了个理由要她暂时呆在东北。她不想让母亲知道自己出了问题而担惊受怕。国有化运动开始时，我姥姥仍在锦州，她也卷入了这场运动，原因是夏瑞堂的药店。她和夏瑞堂1951年离开锦州后，药店由她弟弟玉林代管。夏瑞堂于1952年去世后，药店所有权由姥姥继承，现在国家要出钱“买”她的药店了。每个私营企业里都成立了一个小组，由工作组成员、资方代表、职工代表组成，负责估计资产，使国家能“合理”地付款。当然，大家总是定出一个低得可怜的数目，取悦政府。虽然夏家药店估值低得可笑，大约人民币五百元(不足一百美金)，但却给我姥姥带来了意外的好处：她的阶级成分因此变成了“小业主”，算“独力劳动者”，没戴上“资本家”这顶“剥削阶级”的帽子。她虽然对财产被变相剥夺而满心不愿，但一言不发。

在这场国有化运动里，共产党政权动员了大队人马敲锣打鼓上街游行欢呼。还有无数的会议，有些是专为资本家开的，会上我姥姥看见所有的资本家都说乐意让政府把企业买去，甚至还表现出一副很感激的样子。许多人说，运动比他们所预料的好得多，听说在苏联，企业都被没收，在中国则是买卖。而且国家连命令也没下，得大家心甘情愿才算数。当然，谁敢不心甘情愿呢？

我姥姥也给搞糊涂了，不知该愤恨这场她自己女儿全心全意投身的革命呢，还是该庆幸？药店生意是夏瑞堂半辈子的血汗，曾是她和女儿赖以生存的支柱，她当然不愿眼见它就这样化为乌有。

四年前在朝鲜战争期间，我姥姥有一次类似的经历。当时，政府鼓励老百姓捐钱买战斗机。我姥姥有薛之珩和夏瑞堂留给她的珠宝，这是她的全部财产，也是一生的纪念物，她不想献出去。但我母亲也劝说她，这些都是旧社会的东西，是剥削来的，理应退还给人民。她还引用当时标准的口号：“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抗美援朝，打败美帝。”我姥姥心想她管不了什么美帝不美帝，但她被我母亲的这些话说动了：“妈，您还留这些东西做什么？现在没有戴这些玩意儿了，您也不必靠它们过活。我们有了共产党，中国不会再穷了，您还担什么心？不管怎样，您有我，我会好好照顾您的，您不必为生计发愁了。还有，我得说服别人捐献。这是我的工作。如果连自己的母亲都不带头，我怎好去动员别人呢？”我姥姥终于屈服了，只要为了女儿好，她什么都可以做。她交出了全部的珠宝，只留下一对手镯、一对金耳环和一个金戒指，这是夏瑞堂给她的结婚礼物。政府给了她一张收据，对她的“爱国情操”大加表扬。

她对失去珠宝耿耿于怀，只不过把怨气都藏在心里。撇开感情的因素不说，还有非常现实的一面。我姥姥一生的生活总无保障。共产党真能照顾好每个人吗？永远吗？四年过去了，她又面临同样的问题：国家要她交出她想留下的财产，这家药店是她仅剩的东西了。当然这次她毫无选择余地，但她也跟政府配合，她不想让女儿失望，也不想让女儿因她而遭到一丝为难。

药店国有化拖了很长时间，我姥姥一直呆在东北。我母亲也不想在获得自由之前，让姥姥回四川。1956年夏季，我母亲才完全恢复了行动自由，隔离取消了。然而，她的案子仍没明确的结果。到了年底，成都市党委才作出结论，她和国民党没有政治联系。这种明确的裁决算是救了她，因为她知道她的案子有可能因为“缺乏证据”而一直悬在那里，就像许多人一样。那样她就将永不能翻身，一有运动就会被拉出来整。十八个月的痛苦总算熬过去了，她非常感激她的专案组组长匡先生，因为一般官员作结论时，往往“宁左勿右”，以保护自己。匡先生得要有很大的勇气，才会开脱了她。

我母亲算是很幸运的了，这次“肃反”下来，全国十六万人被定为“反革命分子”，此后十多年的生活被毁掉。这些人中有我母亲在锦州的朋友，他们就因为曾当过国民党三青团干部，而丢了工作，被下放去劳动改造。

这场彻底铲除国民党势力的运动使一个人的家庭背景和亲朋关系变得至关紧要。中国历史上有株连九族的传统，有时甚至街坊邻居都要跟着倒楣。“肃反”前，共产党里有很多家庭出身“不好”的人，甚至有许多政敌的儿女在党内居高位。事实上，早期共产党领导本身就没几个“出身好”的，但在1955年之后，出身什么样的家庭变得越来越重要。日后的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受害者的数字像滚雪球一样愈滚愈大，首当其冲的都是受害者的至亲。

尽管有这些人的悲剧——也许正因为这样的铁腕控制，1956年是本世纪中国最稳定的时期。外国侵略、内战连绵、饿殍遍野、土匪蜂起、通货膨胀、贪污腐败——所有的这些都成了历史。安定——中国人的梦想——真的实现了。这使得像我母亲这样的人尽管个人受罪也支持共产党。

1956年夏天，我姥姥回到成都。她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各托儿所把我们接回来。我姥姥打心底就不相信托儿所，说一个阿姨管那么多孩子怎么照顾得过来。我和姐姐看上去还好，不过一看到她，我们就大哭大闹吵着要回家。京明的老师说他孤僻得令人害怕，不让任何成年人接近他，只一味固执地要他的奶妈。我姥姥一看见小黑就忍不住眼泪直流，这孩子看上去像个呆子，只会一个劲地傻笑。把他放在哪里，或坐或站，他就一动不动呆在那里保持原姿势，他甚至不知道去厕所解便，连哭叫都不会。我姥姥一把将他抱在怀里，从此小黑成了她最疼的外孙。

一进家门，姥姥就一边流泪一边骂我父母是“铁石心肠”，她不知道他们是有苦说不出。而他一人毕竟无法照顾我们四个小家伙。我和姐姐还是得回幼儿园去，住全托，只有星期六才接回家来，每逢星期一早上，我父亲和他的警卫员就一人肩上扛一个，送我们去幼儿园。我和姐姐总是双腿乱踢，扯他们的头发，就是不愿去。不久后，我似乎潜意识地得了怪病。一到幼儿园就发高烧，高得吓坏医生。但一回家，烧就奇迹般地退了。最后，父母无可奈何了，只好让我和姐姐也呆在家里。

家是姥姥创造出的神奇天地。她让我觉得大自然的花呀、树呀、云彩呀、雨呀，全是活生生的东西，它们也有感情，有眼泪，有心地。我们如果亲人中国向来对小孩的要求——听话，就会平平安安。否则，各种古怪的事都会降临。吃橘子时，姥姥说：“如果你们不听话，把橘子籽吞进了肚子，它就会在你们的肚子里发芽、长大，长呀长，有一天，哎呀！就从你头顶上冒了出来。长叶子，结果实，最后比我们家大门还高，你就进不了房子了！”

头上长棵橘子树的景象使我十分入迷，有一天，我故意吞下一粒橘子籽，只吞了一粒，因为我不想在头上长果园，那会太沉，我是扛不动的。整天，我每隔一会儿就摸摸头顶，看橘子树是不是长出来了。有好几次我差点忍不住要问姥姥：头上橘子树结的果能不能吃，但我还是憋住了，不想让姥姥知道我不听话而伤心。我决定在姥姥发现头上的橘子树时，撒个小小的谎，说是不小心吞下去的。那晚我睡得很不安宁，总觉得橘子树正在蠢蠢欲动地顶开我的头。

不过通常姥姥讲的故事总是使我快乐地进入梦乡。她能讲很多中国古典戏曲中的故事。我们也有很多有关动物、鸟类和其他神话传说的儿童书。外国书像《安徒生童话》、《伊索寓言》、《小红帽》、《灰姑娘》、《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都是我童年的伴侣。

我也爱上了童谣，它们算是我最早接触到的诗。姥姥有时抑扬顿挫地念古诗，尽管我完全不懂意思，却总像着魔似的入神。有一天我母亲无意中听见她在教我们念《楚辞》，觉得对我们来说，是太艰深了，想阻止她，但姥姥却坚持说，我们并不一定要理解里面的含意，只需欣赏它的韵律美就够了。姥姥经常说她很后悔在二十年前离开义县时，丢掉了她的古琴。

我的两个弟弟对睡觉前听故事没有兴趣，但与我住同一个房间的姐姐却和我一样着迷。她的记忆力十分惊人，三岁时就能完整地背诵普希金的长诗《渔夫和金鱼的故事》，令所有听过的人都惊叹不已。

我们的家庭生活平静而充满了温馨。尽管母亲对父亲有意见，但很少跟他吵架，即使吵架也不当着我们的面。父亲非常疼爱我们，虽然我们三岁后就很少用搂抱、亲吻来表达父爱了。对弟弟们，他让他们“搭马马肩’’(骑在他肩上)，有时拍拍他们的肩膀，或摸摸头。但对女儿们就没有这些举止，很有点“授受不亲”的味道。他在进我和姐姐的房间时，总要敲门征得我们同意。

我母亲也不常抱我们、亲吻我们。这是因为她得遵守另一套不成文的规矩：共产党清教徒式的生活方式。在五十年代早期，共产党员除了吃饭睡觉外，每一分钟都属于革命，都得花在工作上。抱孩子与革命无关，得尽快做完了事，否则会挨批，说你不全心全意为革命工作。

起初，我母亲很恋家，所以不断受到批评，说她“家庭观念重”，后来她才慢慢习惯了永无休止的工作。当她每天夜里回家时，孩子们早已人睡，她就坐在我们床边看着我们熟睡的脸，听我们平静均匀的呼吸，这是她一天中最幸福的时刻。她一有空就搂着我们，轻轻地给我们搔痒，尤其是搔胳膊肘，简直舒服透了。我最喜欢的还是掏耳朵：搬张小凳坐在她面前，把头枕在她膝盖上，眯着眼，好像飘上了九重天。“掏耳朵”是一种享受，我记得小时候常看见那些职业掏耳朵的人担个小担子游街窜巷，一边是竹椅，另一边挂着一串串晃来荡去的五花八门掏耳工具，小勾匙啦，带绒毛的小棍啦，等等。

从1956年开始，干部们星期日可以休息了。我父母爱带我们上公园，去儿童乐园玩。我们在那里荡秋千，坐旋转木马，还沿着青草覆盖的斜坡往下飞跑。我至今还记得有一次曾翻着筋头从坡上滚下来，我料想会落在我父母张开迎接的胳膊里，结果却撞到几棵芙蓉树干上。

但父母跟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仍是不多。姥姥总摇着头叹息：“谁见过这样当爸爸妈妈的？”她于是把全部心血都花在我们身上。但她怎么也照料不过来我们这四个小家伙，我母亲就从宜宾把俊英娘娘请来帮忙。她和姥姥处得十分融洽。到了1957年初，母亲又请来一位保姆，住在我们家，她们三人也和睦无比。也正在这时，我们搬进了新房子，这是以前一个基督教教士的住宅。我父亲也搬来了，第一次我们整个家庭都生活在一起了。

新来的保姆十八岁。她第一次到我们家时，身穿印花的大红大绿棉衣裤，这在城里姑娘看来是“土气十足”。当时城市居民流行穿的衣服是素色，这是共产党清教徒式的生活方式所带来的潮流，城市妇女服装式样也学苏联。而我们的新保姆穿的是传统农民服装开襟式，布做的钮扣，而非新式的塑料钮扣，不用皮带系裤子，而用松紧带。许多从农村到城市里来的姑娘都马上换衣着打扮，以免被人当乡下佬。但我们的新保姆则安然自得，显示她极有自信。她的手大、粗糙、黑里透红的面颊上，挂着略带羞涩憨厚的笑容，一笑总有两个酒窝。家里人很快就都喜欢上她了。她和我们一道吃饭，和我姥姥、俊英娘娘一道做家事。姥姥很高兴有了两个知心女友，因为我母亲从没时间在家里陪她说话。

新保姆来自地主家庭。她拼死拼活要离开农村，离开那个受歧视的天地。1955年肃反结束后，政治气氛相对松弛了，又可以雇用家庭出身不好的人了，我家才敢雇她。共产党建立了一套户口制度，每个人都得在她们生活的地方注册，只有城市户口的居民才有食物配给。新保姆是农村户口，所以她在我家没有粮食供应。但我家里的配给足够供她吃。一年后，我母亲帮她把户口从农村迁到成都市。

我家还付给她工资。政府的供给制已于1956年下半年取消。我父亲的警卫员也取消了，几个副部长合用一个勤务员，在办公室为他做打开水、安排汽车之类杂务。我父亲现在按他们的级别拿固定工资，我母亲十七级，我父亲十级，他的工资比她多一倍。当时物价很低，又不是消费社会，因而两人工资加起来绰绰有余。我父亲算“高干”，这是由十三级以上干部组成的一个特殊阶层，在四川省有几百名，十级以上干部约有几十名，而四川省当时有七千二百万人口。

1956年春，毛泽东宣布了“双百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鸡。说是要给艺术、文学、科研更多的自由。共产党想争取那些受过教育的人的支持，因为中国开始进入工业化时期，建设急需人才。

历来中国的教育水准都非常低，原因之一是人口太多(当时全国人口已有六亿多)，绝大多数人都很贫穷。传统的专制统治实行愚民政策以使人民安分守己。中文字又特别难学，有好几万个单字，不能一望而知如何发音，而且每个字都有复杂的笔画，得一个个分别记。全国有好几亿人一字不识。

任何受过教育的人因之都被称为“知识分子”。在共产党领导下，“阶级成份论”成了统治基础，“知识分子”算一个阶层，相当含糊，即包括工程师、技术员、作家、教师、医生、科学家，也包括护士、学生、演员。

在“双百”方针下，整个国家享受了一年左右相当宽松的气氛。1957年春，共产党邀请知识分子批评各级领导。我母亲听了毛泽东的一个一级级向下传达的话后，非常激动，整夜没有睡意。她觉得中国共产党真的越变越民主了，她为自己是共产党员而自豪。

其实传达到我母亲的只是毛泽东欢迎批评的话，并没有传达另一席话。那次毛说鼓励批评好似“引蛇出洞”：诱出那些胆敢反对他和共产党统治的人。一年前，苏联领袖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谴责了斯大林，深深震撼了毛泽东。因为毛与斯大林是惺惺相惜的。1956年匈牙利发生推翻共产党政权的暴动事件——不久被镇压住了——也使毛大受刺激。他知道中国有一大批受过教育的人都希望开放、自由。他想要防止中国发生类似的匈牙利事件，后来他曾对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表示，鼓励人批评等于是个陷阱，他的同事提议要“收”了时，他说还要继续“放”，以确保所有潜在的异端分子都统统现形。

毛泽东不担心工人或农民。他坚信这些人会感激共产党让他们填饱了肚子，使他们过上安稳的生活，他不相信这些人会想起来造反。毛泽东不喜欢知识分子，他们比别的阶层更喜欢独立思考。匈牙利事件就是知识分子扮演了重要角色。

基层干部和知识分子由于对毛泽东的真正意图一无所知，都忙于欢迎批评和提出批评。按照毛泽东说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我母亲热心地到她主管的学校、医院、娱乐部门一再宣传要人们在会议上大鸣大放，写大字报。于是各种各样的意见都出现了。一些知名人士带头在报上发表批评文章。

我母亲是东城区文教机构的领导，当然首当其冲，最主要的是说她偏爱重点学校。当时中国有若干小学、中学和大学是指定的重点学校，国家把有限的财力投入这些学校，优先分配给它们优秀的教师，先进的教学设备，让它们选择最聪明的学生。重点学校毕业的学生升学率极高，特别是进入重点大学的比例很高，于是一些普通学校的都是抱怨我母亲“偏心”。

教师也分等级。好的教师级别高，薪水也高，在食物短缺时有特殊配给，还有较好的住房和招待戏票等。我母亲提拔的大多数高级别教师家庭背景好像都有点儿“问题”。所以有些低级别的教师抱怨她用人重才轻阶级成份。我母亲当时检讨了“偏爱重点学校，对一般学校关心不够”，但她坚持说她提拔、重用人才没有错。我母亲对一个批评十分反感，有位小学校长是1945年入党的，比我母亲早，不服气受她指挥。她说我母亲根本没有能力当宣传部长，只是靠丈夫的官大。

还有不少别的意见：校长要求有聘任教师的权力，而不是由教育局硬性分配。医院院长要求自己采购药物，因为医药公司分配来的药物常不对路，需要的不给，不需要的一大堆。外科医生抱怨粮食定量低，说他们的工作量不亚于京剧的武生，但定量比他们少四分之一。一位机关干部还感叹许多传统名牌货，如“王麻子剪刀”、“胡开文笔纸”都从成都市场上消失了，现在成批产的商品都粗制滥造。我母亲个人对这些意见也十分赞同，但她没法替他们解决，因为这些事涉及国家政策，她所能做的仅是汇报上去。

我母亲听到的意见大多是个人牢骚或改进工作的具体意见，并未涉及政权问题。这些议论在1957年初夏兴盛了一个月。6月初，毛泽东“引蛇出洞”的那席话口头传达到了我母亲这一级。在这席话里，毛泽东说“右派”已对共产党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攻击。还说，右派占知识分子总人数的百分之一到十，要“聚而歼之”。管“反右派运动”的人于是取了毛泽东所说的两个极端数字的中值：百分之五，定为必须抓出来的右派人士额数。为了完成“指标”，我母亲得在她管辖的学校、医院、娱乐团体里找出一百多名右派来。

虽然我母亲对有些直接攻击她个人的意见十分不满，但凭心而论，她看不出有什么够得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报纸上倒是登了些反对共产党“一党专制”，或不满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但在她管辖的小单位里，哪有这样大的意见呢？她上哪里去找右派分子呢？另外，她打从心底觉得此事不公道，先是宣布“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现在却把提了意见的人打成右派。

整个中国有好几百万的共产党干部和我母亲一样陷于两难处境，成都市反右运动迟迟开展不起来。四川省上级决定拿一个人来开刀——一家研究院的党委书记郝先生，这个机构汇集了许多高级科学家，所以上级曾要求他抓一大批出来，但他却说那里一个右派也没有。他的上司发火了，说：怎么可能呢？这些科学家中有好多人是从西方留学回来的，他们必定受过西方思想的毒害，怎么会满意共产党呢？怎会没有右派呢？郝先生说这些人回国是出于自愿，这正说明他们不反共产党，他可以担保。他的上级屡次要他改变立场，但他坚持不改，结果被划成右派，开除出党，撤职降级，被分配去打扫他那个研究院的试验室。

我母亲认识郝先生，她很佩服他的勇气，因此和他成了很好的朋友，友谊一直持续至今。她常在傍晚和他在一起，向他述说自己的苦闷。但是从他的身上，我母亲也可预见自己的下场——如果她没完成上头所交待下来的任务的话。

我母亲每天在没完没了的会议后，得向市委汇报运动的进展。不需要报名字，数目就是一切。

但是她到哪里去凑这一百多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呢？最后，一位负责学校教育的孔先生报告说有几所小学学校的校长已划了几个教师为右派。其中一个小学教师的丈夫是国民党军官，在内战中丧生，她曾说过“今不如昔”之类的话。有一天，校长说她懒惰，不认真教书。她动了怒，与校长大吵，还动手打了校长。别的教师劝阻她，说校长怀孕了。据当时那些教师所形容，她狠狠地说：“我正想打掉这共产党的狗崽子！”

另外，有一位女教师的丈夫逃到台湾去了。一些年轻的女教师揭发她，说她把丈夫以前送给她的金银首饰拿出来向她们炫耀，宣扬国民党时代的生活多么惬意，还对她们说，她很遗憾，美国人没能打赢朝鲜战争，进攻中国。

在当时的情况下，我母亲不可能去调查核实，谨慎会被视为袒护右派分子，怀疑同事的诚实。

医院的院长和卫生保健部门的负责人都投有抓出右派来。但市当局把在市委组织的会上鸣放的几位医生划成了右派。可是这些加起来还不到十个人，还低于我母亲所要完成的定额数。我母亲的上司殷先生后来不耐烦了，警告她：如不能找出足够的右派，就证明她本人“与右派只差一步”。被划成右派不仅意味着丢官在政治上受歧视，更重要的是孩子、家庭都将受到牵连，他们的前途也都完了。孩子们会在学校、所住的街上受孤立，居委会将监视这个家庭，留心谁来看过他们。要是右派被送到农场，农民会把最重的活摊派给他和他的家庭。还有别的种种后果，但没有确知是什么。这种吉凶未卜、提心吊胆的日子是最可怕的。

我母亲进退维谷，她如果被划成右派，就只有两条路走：要么与孩子们断绝关系，要么毁了他们的前程。我父亲可能被迫和她离婚，否则，他也会跟着倒楣。就算我母亲肯牺牲自己，与我父亲离婚，整个家庭仍将永远抬不起头。可是拯救她自己和她家庭的代价是一百多位无辜的人和他们的家庭。

我母亲的辖区内，有一所“成都市第二师范学校”。师范学生都免学费，还发生活费，往往吸引了穷人家小孩来读。当时第一条连接“天府之国”四川和其他省的铁路“宝成线”完工通车，大量食物突然被调运出川，结果一夕之间不少物价涨了一倍。“二师”学生发现他们的生活水准下降了很多，于是上街游行，要求更多的生活费。这次游行被市委比作是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学生们开的会被比作“裴多菲俱乐部”，学生是“匈牙利知识分子的徒子徒孙”。市委下令把所有参加游行的学生都划成右派。这所学校共有三百多名学生，一百三十名因参加了游行都变成了右派或“反社会主义分子”。虽然此校并不属于我母亲掌管(她只管小学)，但因校址在东城区地盘内，市委就大笔一挥把这笔数目算成她的。

殷先生并不因此放过我母亲，反而把她列为右派怀疑对象。但是在他还未来得及采取行动前，自己就被打成右派。1957年三月，殷先生赴北京参加全国省、市宣传部长会议。分组讨论时，与会的代表们都被鼓励对他们所在各省领导提意见。殷先生对四川省委负责人说了些牢骚话。我父亲是四川省代表团团长，回川后他得照例作会议情况报告。后来，当反右运动开始时，这位负责人找副团长核实。但这位先生当时一听殷先生开始发牢骚就聪明地去了厕所。在反右后期，殷先生被定为右派。我父亲听到这个消息非常不安，翻来覆去地想他对殷被划为右派负有责任。我母亲安慰他说：“这怎么会是你的错呢？”但我父亲始终没有心安过。

当时有些干部借机公报私仇，这是一箭双雕的买卖：既凑够了右派指标，又打击了自己的私敌。在宜宾，刘、张二挺利用反右清洗他们忌妒又合不来的才干之士。我父亲在宜宾时所提拔的人，许多都成了右派。一位他的得力助手被划为“极右派”，原因是当时中共称“对苏联要一边倒”，而他说不该“太绝对”。结果他被判了三年劳改，去修筑一条穿越荒芜山区的公路，许多人死于此工程，他算是活着出来了。

反右运动并没有席卷整个社会。工人和农民照常过活。一年的运动下来，至少有五十五万学生、教师、作家、艺术家、科学家、医生及别的专业人才被划为右派。大多数人都失去工作，下放到工厂和农村去做笨重的体力劳动，有些人进了劳改营。他们的家庭成员都成了二等公民。教训既残酷又清楚，(此处删去一句)，有一句顺口溜道出了当时的气氛，“三反以后莫管钱，反右以后莫发言。”(此处删去一句)

更有甚者，1957年的悲剧还在于，大祸不仅“从口出”，而且“从天降”。“指标”制度加上个人私怨，意味着任何人都可能遭殃。有的右派得了这样的头衔：“抽签右派”，由大家拈阄决定；“厕所右派”，有些人在马拉松式的会议中实在忍耐不住大小便，去了厕所，返回时才发现自己成了右派；“有毒不放”，即使任何话也没说，任何人也没反对，但当一位领导不喜欢你时，他也许会说，“这人看起来对劲，他父亲曾被共产党处决，我就不信他对共产党没有刻骨仇恨，不过不说就是了。”有些好心的领导则正好相反，“让我抓右派，抓谁呢？我总不能害人，抓我自己算了。”这样的人被称为“自认右派”。

对许多人来说，1957年是一道分水岭。我母亲仍然忠于共产主义理想，但已开始对它的实践产生了疑问。她把这些疑虑对她的朋友郝先生说了，但她从不对我父亲说。不是因为他没有疑虑，而是因为他不会和她讨论。共产党的纪律就像军事命令，禁止党员们私下议论党的政策。党章规定：党员必须无条件服从党组织，下级服从上级，你有不同意见，只能向代表党组织的高一级领导反映。这种军事化纪律沿袭了共产党在延安时期或更早期所建立的制度，也是他们胜利的关键。他们就是用这种铁的纪律在一个传统上个人关系高于一切的社会里保持政权。我父亲无条件服从这个 种纪律。他相信革命要成功，就不能从内部挑战。在革命过程中，你站到哪边就得为那边作战，就算你这边并不完美，但只要比对方好就行。团结统一胜过一切。

我母亲看得出，凡事只要涉及到党，她在我父亲眼里就是外人。一天，她针对时势向我父亲发了些牢骚，他没有理睬。我母亲苦涩地说：“你是个好党员，不是个好丈夫！”我父亲点了点头，说他知道。

十四年后，父亲对我们提到他在1957年的险遇。早在延安时期，他二十岁时，曾和著名女作家丁玲成为要好的朋友。1957年3月，他到北京参加宣传工作会议，丁玲托人带信请他去天津看她。我父亲是想去，但更急于回家，故打消了念头。几个月后，丁玲成了中国大右派。父亲告诉我们说，“如果真去看了她，我这顶右派帽子就跑不掉罗！”

十二　“巧妇能为无米炊”

——大饥荒(1958—1961年)

1958年秋天，我六岁了，开始上小学。从家到学校约要步行二十分钟，沿途多是泥土、石块铺成的僻静小巷。每天，在上学、放学途中，我总用双眼紧盯着每一寸路面，搜寻被踩进石缝、泥土里的破钉子、锈螺丝钉。所有能送进火炉去的破铜烂铁都是我的目标。当时六岁的我正在为席卷全国的大炼钢铁出力呢！我得和同学们比赛，看谁拣的废铁最多。到处都有大喇叭传出震耳欲聋、日夜不停的宣传口号和振奋人心的革命歌曲，红旗四处飘扬。报纸通牌标题、涂在墙上的大标语都在呐喊：“大跃进万岁！”“全民动手，大炼钢铁！”尽管我不完全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我知道毛主席要全国老老少少炼很多很多的钢铁。在我的学校里，坩锅代替了我们烧饭的铁锅放在厨房改装了的大炉子上。铁锅已被砸得稀烂，与我们收集到的废铁一起，倒进里面。炉子昼夜熊熊冒火，直到倒塌为止。我们的教师一天二十四轮流把木块、煤炭塞进炉中，有的则用大勺子在坩锅里搅动。许多课程都停下来了，因为老师们得全力以赴对付大坩锅。高年级的学生也统统参加了，我们低年级的被组织起来扫打教师的住宅，照看他们的孩子。

我记得有一次和同学去医院看望一位老师，她的手臂被熔铁烫伤。身着白大褂的医生和护士们都神情激动地在医院院子和病房过道里跑来跑去，原来这医院院子正中就立着一座炼炉。他们必须不停地把木材、煤炭送进去。有的医生一下手术台就跑去炼钢，整夜医院里热闹异常。

在我入学前不久，我家搬进一个特殊大院，这里是四川省权力的中心，由几条街打通组成，一墙高墙与外部世界隔开，住宅、办公楼应有尽有。进大门斜对着的是二次大战时期的美国军人俱乐部，海明威曾于1941年在这里住过。俱乐部建筑是中国传统风格，有深红色的大圆柱玫黄色的穹形瓦铺成的大屋顶，檐角翘上蓝天，这座楼现在是四川省委办公厅。

院内有个很大的停车场，司机们闲坐着等待调遣。现在这里也竖起了一个巨大的炼铁炉。夜晚火光冲天，嘈杂的人声在距它300米外的我的住房里都可以听到。我们家的炒菜锅和所有其他厨房内的铁家当都被扔进了这个炉子。这并不影响我们吃饭，我们不需要它们了。不成文的规定不允许各家自己做饭，大家都必须到食堂搭伙，但是这炼炉总也填不满。我父亲柔软而舒适的钢弹簧床被送了进去，附近街道的铁栏杆也送了进去。我的好几个月没见到父母了，他们经常不回家，以确保他们各自所管的火炉温度不会降下来。

这是毛泽东想把他不成熟的梦想变为事实的时代，毛想一夜之间把中国变成第一流的现代化强国。他称钢铁为工业的元帅，并号召人们在一年之内提高一倍的钢铁产量，即从1957年的五百三十五万吨增加到1958年的一千零七十万吨。但他并不扩建由专家管理的先进钢铁工业，而决定沿用他的老办法：搞群众运动，让所有人民参加。每个单位都有一个钢铁指标，日复一日，月复一月，所有的人都停下正常工作去完成它。国民经济的发展被简化成生产多少吨钢铁的问题。全国上下被卷进这个支配一切的运动。据官方估计，近一亿名农业劳动者放下手上的农活去大搞钢铁，而国家大部分粮食生产都是靠他们。平原、山区的树木都被砍光了用作燃料。但是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生产出来的都是废铁，老百姓叫它“牛屎疙瘩”。

这样荒谬的情景不仅反映了毛泽东不懂现代经济，也反映了他不时认为自己可以改变、创造现实的倾向。不顾现实可能对吟诗作赋有用，但对一个拥有绝对权威的政治领袖，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此处删去一句)几年前，他对芬兰大使说：“即使美国的原子弹威力再大，投到中国来，把地球打穿了、炸毁了，对于大阳系来说，还算是一件大事，但对整个宇宙来说，却算不了什么。”

苏联的变化使毛泽东益发坚信自己。在1956年赫鲁晓夫谴责了斯大林之后，毛对赫鲁晓夫越来越感到失望。次年，他去莫斯科出席世界共产党最高级会议，回来后，确信苏联与东欧已背弃社会主义而变成了“修正主义”。他认为中国实行的是唯一纯正的马列主义，得为世界开辟出一条新路，非我莫属的信念很容易就和唯意志论结合在一起了。

除了迷恋钢铁以外，毛泽东突然开始憎恨麻雀，理由是它们吞食谷物，于是动员各家各户驱赶这些失宠的小生物。我们全部坐在房屋外面拼命敲打金属器皿，从饶钹到铝锅都有，以惊吓麻雀，使它们不得停息在树上、房上、地上，最终因疲劳坠地死亡。时至今日，我还能清晰记得我们姐弟和省委机关各级干部坐在大院里大枸树下拼命敲打发出的震耳欲聋的钉铛声。

毛泽东的经济目标也犹如神话一般，他宣称中国工业要在十五年内超过英国赶上美国。对中国人来说，这两个国家代表了资本主义世界。十五年内超过它们将是中国的胜利。毛的号召唤起了人民的自豪感，激发了民众极大的热情。当时，美国和西方其他主要国家拒绝承认中国，使中国人感到气愤。他们渴望向全世界显示中国人能够比西方国家活得更好，相信自己能创造奇迹，毛泽东鼓舞了他们，他们的精力有个宣泄口。雄心压倒了谨慎，就像无知战胜了理性。

1958年初，毛泽东从莫斯科回国后不久，来到成都，呆了近一个月。他此刻满心都是这个念头：中国什么都能办到，特别是从俄国人手里接过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权。就在成都，他构思出“大跃进”草图。成都市为他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游行队伍，但参加的人并不知道毛就在这里，他避开了人们的视线。游行队伍里有一条标语是：“巧妇能为无米炊”。修辞学上的夸张变成了实际要求，不可能的幻想被人认为可以实现。

那年春天几乎天天阳光明媚。一天，毛泽东要去唐朝诗人杜甫的故居“草堂”。我母亲的东城区干部负责公园一部分安全警卫工作。她和同事假装成游人，留心观察可疑人物。毛泽东很少遵守时间表，他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的确实行踪。所以，我母亲枯坐在茶馆喝茶，尽量保持警惕。终于她坐不住了，告诉同事她想去走走。她无意中走到西城的监视区，那里的干部不认识她，立即跟了上去。当西城区党委书记接获报告亲自赶来看时，他笑了起来，“这不是东城区的老夏同志吗？”事后，我母亲被她的领导郭先生批评为“无组织、无纪律，到处乱跑。”

毛泽东还访问了成都平原的一些合作社。当时合作社规模尚小，正是在这里，毛泽东号召农民并社。后来，这些合并后的大社称作“人民公社”。这年夏天，全中国农村都“人民公社化”了。每个“人民公社”有两千至两万户人家。运动的先锋之一是毛泽东树为样板的河北省徐水县。当地干部迫切地想证明他们不会辜负毛泽东的厚望，于是宣称他们要把粮食产量提高十倍。毛泽东十分开心，笑着说：“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其实粮食多了还是好！国家并不需要这么多，但农民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也行！”毛泽东陶醉了，沉浸在中国农民历来的梦想——填饱肚子中。听毛这么一说，当地农民为了让伟大领袖更开心，就声称他们的马铃薯可亩产一百万斤，小麦亩产叫二万斤，白菜一棵重五百斤。

在那个年月，把梦想当作现实来吹牛，而且自己也信以为真，已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农民们把几块田里的庄稼全移到一块田野给党的干部看，以证明他们真的创造了奇迹般的收成。类似的“样板田”也展示给轻信或愿意相信的农业科学家、记者、各地来访者和外国人看。尽管不适时的移栽和有害的密植使庄稼在几天内都死掉了，但来访者却不知道或视而不见。大多数人都卷入了这种迷乱、疯狂的世界中，自欺欺人支配了整个国家。许多人——包括农业科学家、党的高级领导——都说他们目睹了奇迹。诚实的人也被弄糊涂了，因为他们怎么也造不出那种奇迹，反而怀疑自己的能力有问题而责怪自己。当时消息被封锁、制造，一般人很难凭自己的经验或知识来建立信心信息（保持自信），遑论（何况）此时已成为全国性的一般热潮，淹没了理智，任何头脑清醒的人都会被孤立。消极的随波逐流是最容易、最轻松的事，稍为放慢脚步、停下来想一想都会马上遇到麻烦。

有一幅四处张贴的漫画描绘一个老鼠模样的科学家翘着二郎腿喝茶，一边嘲笑身边炼炉前的炼钢工人说：“你们这种炉子只能用来烧水给我沏茶。”那位高大的工人此时打开巨大的炉门，流出滚烫熔铁，反驳道：“你能喝下多少？！”大多数人看到不合理的现象已不敢说真话，特别是在1957年反右运动刚过去后。即使有人敢直言，也马上被批判，撤职降级，他们的家庭也跟着受歧视，孩子们的前途暗淡。

在许多地区，拒绝吹牛说谎的人最后也被打出“产量大增”来。在宜宾，一些生产队领导被倒叫在村里的广场上，被这样逼问：“你们生产队每亩生产多少斤小麦？”

“四百斤。”(一个实际的数字)

“四百斤？打！”

然后，再问：“每亩多少斤小麦？”

“八百斤。”

即使是这种不可能的数字也远达不到要求。这不幸的人还是挨打了，结果是，有的人忍受不了折磨而不得不把数字提高到“一万斤”；有的则因拒绝乱说而被活活打死。(此处删去一句)。

打人、吊人的基层干部和农民自己往往也不相信这类荒唐的牛皮，但因害怕挨打而去逼别人。他们觉得反正是执行党的命令，只要闭上眼睛跟着毛泽东就可平安无事了。人们的责任感和人格被扭曲、被摧毁。甚至连医务界也跟着吹牛，夸口“治愈癌症放卫星”。

卡车常常开到我们居住的省委大院，载咧着嘴笑的农民来汇报他们创造的奇迹。一次，车上是一根黄瓜，足有卡车那么长，又一次，两个孩子抬着一个大番茄，好像重得抬不动；还有一次，一头纸糊的大猪差点没挤破破卡车，农民们说他们真的养了这么大的猪，当时年幼的我也信以为真。或许是我被周遭的大人弄糊涂了，他们表现得好像是真有这回事。人们学着蔑视理性，大家一起演戏。结果全国上下交相欺瞒，言语脱离了现实，不负责任，也反映不出人们的真正想法。说谎说得心安理得，因为话说了就算了，没人认真。

社会变成了个大军团。毛泽东在建立人民公社时，就说过其主要的好处是“便于领导”。农民被组织起来，不再是分散的个体了，由最高领袖指挥他们耕作土地。毛泽东把农业简化成八个字，“土、肥、水、种、密、保、管、工”。中央委员会发布了两纸文件，指示全国的农民应该怎样改进地力，如何使用肥料，密植农作物。这些简单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指示必须严格照办，结果农民们得一次又一次地按指示重种他们的庄稼。

人民公社办食堂也是军事化的一种，毛泽东在那时完全迷上了它，轻描淡写地把共产主义定义为“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食堂本身并不从事生产，这一点毛泽东并不在意。1958年，不成文的规定要农民不得在家中做饭，大家都得到公社食堂进餐。厨房用具如铁锅之类，都砸了拿去炼钢。更有甚者，在一些地方，钱也被废除了，每个人现在由公社和国家来照料了。农民每天工作后，整队进食堂，大吃大喝，吃够为止。而从前即使是在收成最好的年分、最富裕的地区，农民都不敢敞开肚子吃。现在，他们消费加上浪费，很快就吃光了整个农村的储粮。当然他们也整队到田里干活，但做多做少无关紧要，因为产品都是国家的，完全与农民自己的生活无关。毛泽东给人的印象是共产主义的最后阶段快到了，所谓“共产”，对农民来说意味着做不做事，都能分到一份。由于丧失工作的动机，大家只是到田里打个转，或睡个好觉。

因为“钢铁大王”挂帅，大批大批的农民把时间都花在寻找燃料、废铁及铁矿上，使炼钢炉不至停顿。留在田里的尽是妇孺，他们还得用手做每件农活，因为牲口全被拉去为钢铁生产做贡献了。到了1958年秋收时，田里很少人去收割。

1958年欠收已预示了食物将会严重短缺，但官方统计却显示农产量呈倍数增长。官方宣布，1958年全国小麦产量领先于美国。《人民日报》开始讨论这样的议题：粮食太多了怎么办？

我父亲的部门负责四川省的报纸，和当时全国的其他出版物一样，他们也登了许多“奇迹”式报道。新闻报刊是党的喉舌，当涉及到党的方针政策时，我父亲或其他任何宣传机构的人都无发言权，他们不过是一条大输送带里的一环。但我父亲已警觉到危机将要发生，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向上级反映。1958年底，他写了一封信给党中央委员会，陈述这样生产钢铁毫无意义，徒费资源，农民被搞得疲惫不堪，浪费了劳动力，而且食物已出现短缺现象。他呼吁采取紧急措施来扭转恶化的趋势，他把这封信交给省长李大章转上去。李大章是四川省的第二号人物，当初就是他帮助我父亲调来成都。

李省长告诉我父亲他不会代转这封信的。他说信里所说的事一点儿也不新鲜，他说：“党了解一切，要相信党。”毛泽东曾说：无论如何绝不能给群众泼冷水。大跃进已改变了中国人被动的心理，中国人不再前怕狼后怕虎，而是敢想敢做。

李省长还告诉我父亲，在省内领导阶层中，他已被冠上“反对派”的危险绰号，只因为他对党绝对忠诚、严守纪律，才平安无事。省长说：“好在你只对党说出了心中疑问，没有在群众里说。”他警告我父亲，如果一意孤行硬要上书，他就会惹上严重的麻烦，他的家人和其他人也会受到牵连。这里的“其他人”明显指的是李省长本人。我父亲不再坚持了，他一半觉得省长的话有道理，而且代价委实也太高了，这段时期他已开始学习做些妥协了。

但是我父亲和宣传部门的仍收集了一大堆的意见，上报给中央。当时在人民和干部中弥漫了不满的情绪。事实上，大跃进使领导阶层发生了分裂，这是共产党掌权十年以来所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分歧。毛泽东从国家主席位置上退了下来，刘少奇代之。刘少奇擢升为中国第二号人物，但他的威望还不及毛泽东，毛仍保留共产党主席这个最关键的位子。

反对呼声持续高涨，以致共产党于1959年6月在庐山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批评大跃进的做法，提出经济建设的办法要实际。这封信事实上已写得十分婉转了，还照例加上乐观的结论：四年内赶上英国。尽管彭德怀是毛泽东最亲密的老战友，毛仍听不进人家对他的批评，特别是当时他处于被动地位，因为他已意识到自己错了。他以一种满受委曲的姿态称彭的信“大有炸平庐山之势”。他把会议拖长了一个多月，猛烈谴责彭德怀元帅。彭和几个公开支持他的人被定为反党集团，每个人都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被罢了国防部长之职，被软禁起来，后来被送到四川，安排了一个有职无权的官职。

(此处删去5行)。当时，只有极少数高级干部站在彭元帅这边，尽管大多数人心里都对毛的灾难性政策持怀疑态度。有一个人避免到庐山举手同意打倒彭德怀，此人就是当时的共产党总书记邓小平，当时他的腿摔伤了。邓的继母在家里嘀咕：“我一辈子都在种田，从来没有见过这种胡说八道的种田法！”当毛泽东听到邓因玩撞球而伤腿的经过时说：“伤得可真巧啊！”

四川省负责人开完庐山会议后，带着印有彭德怀在庐山发言的文件回到成都。文件发到十七级以上干部，要他们对彭的观点表态。

我父亲已从李省长处听到了一些庐山会议的争论。在他参加的“考试”会上，他对彭德怀的信作了一些含糊的评论。回家后，他做了一件以前从没做过的事：暗示我母亲这是一个“引蛇出洞”的圈套。我母亲非常感动，这是第一次他把她的利益放在党规之上。

在母亲的“考试”会上，她很惊讶地发现其他许多人似乎都已听到风声。一半以上的同事对彭德怀的信都表示愤慨，说他对毛的政策批评是“颠倒是非”。其他人看上去像失掉了说话能力，吞吞吐吐半天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有个男人则勉强地说：“处在我的立场上，很难说同意还是不同意，因为我不知道彭元帅举的证据是否真实。如果是真的，我支持他。当然，如果不是真的，我就不支持。”

成都市有两位局长是老红军，曾是彭德怀的部下，两人都说同意他们德高望重的老司令员的观点，他们还加上自己在农村的经验来支持彭的意见。我母亲担忧这些老红军知不知道这是个陷阱，如果知道，他们仍说出自己的心里话，真是英雄！她但愿自己有他们的勇气，但她得替孩子想想——他们怎么办呢？她已不再像当年做学生时那样无牵无挂了。轮到她发言时，她含糊地说：“这封信的观点和党最近一两年的方针不一致。”她的领导郭先生不大满意她的说词，因为她没有表明是赞成还是反对彭德怀。那些天她每天都惴惴不安，不知何时大祸临头。支持彭的老红军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解除职务，下放体力劳动。我母亲则在会议上受批评，说她思想“右倾”。郭先生指出她还犯了另一个“错误”，1959年买卖鸡、鸡蛋的黑市在成都蔓延，当时国养鸡场困难重重，作用不大，而人民公社又禁止农民私下养鸡。结果鸡和鸡蛋都从国营商店消失了，少数农民设法在家里留下一两只鸡，藏在床下下蛋，偷偷带到城内的偏僻小巷以国营商店的二十倍价格出售。干部们每天都被派出去捉拿这些农民。有一次郭先生要我母亲去“抓黑市”，她说：“只要老百姓需要，卖鸡蛋又有什么不对？有求就要有供嘛！”就因为这句话和她在“考试”会上的暧昧态度，我母亲被批评思想“右倾”。

由于有许多共产党干部同意彭德怀的观点，清洗“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运动再次撼动全党上下，这次的教训是：不准对毛泽东提任何批评——即使明显是他的错。干部们都看到，不管你的职位有多高(彭毕竟是国防部长)，也不论你过去的功劳有多大(彭一直是共产党部队里高级将领之一，为共产党打天下，立下汗马功劳)，只要触犯了毛泽东，一夜之间就会沦为阶下囚，他们也明白：开诚布公地说出心里话再辞职也不行，哪怕是悄悄辞职，辞职被看成是一种抗议，参加了革命，入了党就没有退出的余地，(此处删去一句)在此之后，大跃进更是如火如荼地发展，更多天方夜谭式的经济指标从上面强压下来，更多的农民被派去炼钢，不切实际地命令像雨点般落下，在农村造成混乱。

1958年底大跃进的最高潮时，一场大规模的建筑工程开始了：首都十大建筑，将在十个月内完工，也就是在建国十周年纪念日——1959年10月1日前。

十大建筑之一是人民大会堂，天安门西侧的一幢苏维埃式立柱大厦。它的大理石正面长达四分之一哩，悬挂着水晶吊灯的主宴会厅可容纳几千人，这里是召开重要会议和领导人接见外宾的地方。所有的厅堂都很堂皇，以各省名字命名。我父亲负责装饰四川厅的工作，完成后，他邀请和四川有关系的中央领导来检查。四川人邓小平来了，贺龙元帅也来了。贺龙是著名的罗宾汉式人物，创建红军的开国元勋之一，也是邓小平亲密的朋友。

一时我父亲因事暂时离开了，留下这两人和另一位官员——邓的兄弟闲谈。他回来时，正好听到贺龙元帅对邓的兄弟说：“令兄才是正统。”他们看见我父亲进来，就停止了谈话。

事后我父亲一直紧张万分。他知道自己是无意中听到了高层统治阶级内部不满的心声。看来他是凶多吉少了。幸而，什么事也没发生，大约过了十年后他告诉我这件事时，他这么多年来他一直生活在恐惧中，“这种造反的话，就算只是听听也会犯杀头之罪！”

他无意听到的话不过是对毛泽东的一点儿不满而已。这种不满情绪在许多高级领导中都有，包括新的国家主席刘少奇。1959年秋天，刘来成都视察一个人民公社。一年前，毛对这个社的掺了水的水稻产量数字大加赞扬。为了迎接刘少奇的到来，当地干部把他们认为可能泄露机密的人都锁在一间庙里。但是刘少奇也有他的“情报”，他走到庙前时刻意停下来，要到里面看一看。干部们急忙提出各种借口劝阻，甚至说庙要倒塌了。但刘坚持要看，最后那把生了锈的大锁哐铛一声开了，一大群衣衫褴褛的农民蹒蹒跚跚走到阳光下，极为尴尬的公社干部试图对刘主席解释这些人都是捣乱分子，把他们锁起来是因为他们可能伤害主席，农民们都默不作声。虽然公社干部都无权决定政策，他们对治下的农民却有无上的权力。他们如要惩罚某人，可以派他做最坏的工作，给他最少的粮食，或捏造莫须有的罪名折磨他、斗争他，甚至逮捕他。

刘少奇问了一些问题，农民们只是咧着嘴笑，支支吾吾的。在他们看来，冒犯国家主席要比冒犯公社干部好得多。因为几分钟后，国家主席就要回北京去了，但公社干部却会和他们过一辈子。

另外一位中央高级领导也来过成都——朱德元帅，由毛泽东的一位秘书陪同。朱德是四川人，曾是红军的总司令和共产党取得胜利的主要军事功臣。1949年以后，他就逐渐引退。此行他访问了成都附近几个人民公社。当他沿着锦江岩边散步时，沿岸的凉亭、竹林及垂柳环抱的茶馆激发了他的诗兴，朱德顺口吟道：“天府之国真正好。”毛泽东的秘书补充了下句，“可惜共产风刮糟了！”当时我母亲在旁跟随，她心里暗暗说，“我完全同意！”

毛泽东自然对这样的同事疑心重重，又对在庐山会议上受到反对耿耿于怀，他固执地坚持他的经济政策。虽然他不是不明白它们造成的灾难，并且悄悄修改了一些极端行不通的命令。但他绝不愿意丢面子，全盘取消他的办法。就这样。六十年代初，一场大饥荒席卷了全国。

在成都，每个成年人每月的食物配给减少到大米十七斤，食用油二两，要是有肉卖的话，也只能分到二两。这是当时所能得到的全部，其他食物几乎没有供给，连卷心菜也极为罕见。许多人患了水肿——一种由于极度缺乏营养而造成皮下积水的疾病。病人变黄、腿肿得像水桶。最流行的医治方法是吃小球藻，据说它所含的蛋白质多。小球藻以人尿为养料。所以人们不再去厕所，而把尿撒在便盆里，往里面种下小球藻种籽，几天后就会长出像绿色鱼卵一样的东西，然后用勺子把它们舀出，冲洗干净，混着大米一起煮。大家都吃得恶心，又不能不吃，因为它确实能减轻水肿。

我父亲的食物配给也和其他人一样，但因为是高级干部，所以享有一些特权。在我们居住的省委大院里有两个食堂：一个小灶，是为部长和他们的妻子儿女设的；另一个大灶，为低于这个级别的其他人服务，包括我姥姥、俊英娘娘和保姆。食堂里的食物比街上要多些，因为省级政府有自己的农场，而且受管辖的县政府也常送来“礼物”。这些珍贵的食品都分到两个食堂，小灶优先。

我父母还有特别的购买券，我常和姥姥用它们到大院之外的专门商店去买食物。我母亲的购买券是蓝色的，她每月有权买五枚鸡蛋、一两黄豆和二两糖。我父亲的购买券是黄色的，因为他的级别较高，他可以买两倍于我母亲的配给。我们把两个食堂和其他门道拿回来的食物混在一起吃。大人总是让着孩子，所以我没有挨饿，但大人们都半饥半饱。我姥姥得了轻度水肿，她在家里养了小球藻，我知道大人总吃它，虽然他们不告诉我为什么要吃这种泡在尿里的东西。有一次，我好奇的尝了一点，马上觉得恶心，吐了出来，再也不碰它了。

我没意识到周遭正有一场大饥荒发生。一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边吃着一块小馒头，一个人冲过来，一把从我手上抢走，待我回过神来，只见一个非常瘦小的黑背影，赤着脚飞快地跑进一条泥泞的小巷消失了。当我告诉父亲这件事时，他眼里露出非常悲哀的神情，摸着我的头说：“你很幸运，别人家的小孩子都在挨饿。”

那时，我经常到医院去治牙。在那儿，我看到一群群腿肿得透明发亮，圆得像大水桶的病人，被人用平板车拉到医院，医院此时已人满为患。当我问牙科医生他们怎么会变成这样时，她叹了口气，简单地说：“水肿。”我问她是什么意思，她只含糊地咕哝了几句，我似懂非懂地想到这和食物有关。

水肿病人大部分是农民，他们没有粮食配给。农村的饥荒情况最严重，因为政府的政策是有粮先给城市，公社干部不得不强制农民交出最后的存粮。在许多地区，藏粮的农民不是被捕，就是一阵吊打。不愿从饥饿的农民手中夺走粮食的干部被撤职，或受到肉体折磨。结果是种粮的农民饿死了几千万人。

我后来才知道我家在四川和东北的几位亲戚死于这场饥荒。其中一个是我父亲的傻兄弟。我祖母于1958年谢世，他不听家人的劝，不懂要慢慢吃配给的粮，结果一个月的粮在几天之内就被他吃得精光，于是很快就饿死了。我姥姥的妹妹玉兰和她丈夫效石也在这场大饥荒中去世。由于效石原是国民党特务，他家被送到东北北部偏远地区的农村。粮食一少，公社就根据他们的不成文规定，给“阶级乱人”效石全家最后分粮。结果他们夫妇两人把食物让给孩子吃，自己送命，孩子们幸免于难。我姥姥兄弟玉林的岳父也是饿死的，死前，他把枕芯和编结大蒜串的草带都吃了。

我八岁那年的一天晚上，一位瘦小、满脸皱纹的妇女来到我家。她形容枯槁，似乎一阵风就能把她吹倒，她是我家保姆的母亲。她一进门就趴在我母亲面前磕起头来，称我母亲是她女儿的“救命恩人”，说：“如果不是你，我女儿也活不成了……”我当时不明白这话的含意，后来才知道她是来报信，说她丈夫和小儿子都饿死了。一个月后，我家保姆收到一封信，信说她母亲从我家回去后不久也饿死了。我永远也忘不了我家保姆哀哀欲绝的痛哭情形，她靠着门前台阶的柱头，用手绢捂着嘴，身体不停地抽动着。我姥姥盘着腿坐在床上，也在哭。我藏在姥姥的蚊帐外面的一个角落里，听见姥姥自言自语地说：“共产党好，共产党好，就是这么多人都饿死了……”几年以后，我听说我家保姆的哥哥和嫂子也饿死了，因为地主家庭在饥饿的人民公社里常常是排在最后面分粮。

1989年，一位曾在专门救济饥荒的部门工作过的干部告诉我，他相信四川饿死的人有七百万，这占了“天府之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十，全国饿死人数呢？一般的估计是三千万人。

1960年的某一天，宜宾俊英娘娘邻居的三岁小女儿突然失踪了。几天后，这邻居偶然看到一个小女孩在街上玩，身上穿的衣服很像是她女儿的。她上前细看，发现那衣服确实是她女儿的，就立刻报告了警察。经过调查。发现小女孩的父母是卖烧腊肉的，他俩诱拐并杀了不少孩子，当作兔肉高价出售。这对夫妇后来被处死，案情秘而不宣，但大家都知道那时常有小孩被杀的事发生。

多年后，我遇到父亲的一位老同事，他是一个非常和善、能干、从不夸大其词的人。他非常激动地告诉我一件当时在一个公社中所亲眼目睹的事。这个公社有百分之三十五的农民饿死，虽然那年本应是个丰收年。眼看就要到手的谷物大部分没有收割，因为男人们被派出炼钢。后来公社食堂又浪费了大量粮食，终于酿成大饥荒。一天，一个农民闯进他房间，跪倒在地就是一阵痛哭，说自己犯了不赦之罪，乞求惩罚。最后才弄清楚，这人杀了自己的婴儿，并吃了孩子的肉。饥饿成了难以控制的魔鬼，驱使他去动刀。他发疯似的揪打自己，脸上泪花滚滚。我认识的这位先生下令把他抓起来，后来枪决了他，以警告那些杀害儿童者。

官方对饥荒的解释之一是：赫鲁晓夫突然逼中国偿还朝鲜战争中为帮助北朝鲜而欠下的债。因为好些中国人都记得从前被债主无情逼讨的苦日子，这么一说，他们怨恨的目标就转向苏联。(此处删去一句)。

另一个官方公布的原因是：史无前例的自然灾害。中国是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每年总有一些地区发生自然灾害造成粮食短缺。当时全国的气象全盘消息只有最高层领导才知道。事实上，由于人口难以流动，很少有人知道邻近地区发生了什么，甚至隔个山坡就像隔了千山万水。许多人对官方宣传信以为真，至今仍以为饥荒是自然灾害造成的。我虽然不了解全局但是我曾和来自全国各地的一些谈过话，极少有人说他们那个地区在那几年发生严重天灾，不过，却都提到饿死人的事。

1962年初，毛泽东在一次有七千名干部参加的会议上说，饥荒是七分天灾，三分人祸。当时刘少奇却突然冒出一句：“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我父亲听到后对我母亲说：“恐怕少奇同志要倒大楣了。”

当这次演讲传达到我母亲这层干部时，刘少奇插进来的话已被删去了。当传达到普通干部、老百姓时，甚至连毛泽东说的“七分三灾，三分人祸”也没有了。隐瞒事实真相确实有助于稳住人民的情绪，老百姓没有起来反对共产党。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前几年反党的人不是被杀就是吓得不敢动弹。另一部分原因则是老百姓不清楚共产党是否应对大饥荒负责。共产党干部没有贪污腐败、囤积居奇。他们也在挨饿，仅仅比普通民众好一些。甚至有的农村党员自己先挨饿，首先饿死。这次饥荒从死亡人数来看，比国民党治下所饿死的人要多得多，但看起来大不一样：在国民党时代，有人饿死，有人却骄奢淫逸。

共产党掌权后，许多地主家庭出身的干部把他们的父母接到机关大院同住。饥荒严重时，共产党下令把这些老人送回农村与当地农民一起挨饿，共产党干部不准利用权力照顾他们的“阶级敌人”父母。我一些朋友的祖父母不得不离开成都，后来皆死于饥饿。

大多数农民的生活都局限在自己的村子里，难以看到外面的世界。他们把饥荒责任归咎于向他们下达灾难性命令的基层干部，当时广泛流传的话是“共产党干部上级好，下级胡乱搞”。

大跃进和骇人听闻的饥荒情形深深震撼了我父母，虽然他们不大了解全局，但他们并不相信“自然灾害”一说。他们心中有强烈的内疚感，因为他们是在宣传部门工作，正好处于虚报假消息的中心。我父亲为了平息良心上的不安，避开不诚实的日常工作，自愿去人民公社解决饥荒问题，这意味着要和农民呆在一起挨饿。这样做符合毛泽东的指示：与群众同甘共苦。只是他的下属很不满意，因为他们不得不跟随他到农村去挨饿。

从1959年下半年至1961年饥荒最严重的时期，我很少见到父亲。他长期呆在农村里，和农民一样，吃番薯叶、野菜，甚至树皮。一天，他走在田埂上，远远看见一个只剩骨架的农民非常困难地移动步伐。突然，这人消失了。我父亲赶忙跑过去，发现他倒在田里已饿死了。每天，我父亲都为他所看到的事而痛苦不堪，但是他没见识过最坏的一面，像他这样的高官走到哪里都有当地干部围着。后来他得了肝肿大、水肿和严重的身体机能衰弱，有好几次他一从农村回到成都就进了医院。1961年夏天，他一连住了好几个月的医院。他变了，不再像昔日那样对党坚信不疑。党不高兴了，说他“革命意志衰退”，令他出院。

他爱上了钓鱼。流经医院有条小河叫玉溪，河畔是弯弯垂柳，柔软纤长的枝条低垂，轻拂着潺潺流淌的溪水。云彩倒映在水中，一会凝聚在一起，一会又散开。我常坐在倾斜的岸坡上，注视着水中云彩，看我父亲钓鱼。空气中有股大粪味，我背后那块地，曾是医院的花坛，现在改为菜田了，以补充职工和病人一点额外的营养。现在，我一闭上眼睛，仍能看见毛毛虫在一个劲地蚕食卷心菜叶，弟弟捉它们给父亲作鱼饵。蔬菜都长成一副可怜相，医生护士们显然对种田是外行。

历来中国士大夫对皇帝失望时，常常隐居到深山田园中去钓鱼。钓鱼代表回归自然，不问政治，是不满现状、消极不合作的象征。我父亲很少钓到鱼，他曾写过一首诗，“我自垂钓不为鱼，我得鱼趣不贪钓。”他的钓鱼伙伴——宣传部另一位副部长总把自己钓到的鱼给他。这是因为在1961年饥荒中，我母亲又怀孕了。传统上认为鱼是胎儿头脑和头发发育的基本营养。她当时并不想要孩子，她和我父亲都靠工资生活，政府已不再为他们提供奶妈和保姆。由于有四个孩子，姥姥和父亲家庭一部分人要供养，他们没有多少余钱。我父亲工资的一部分总是用来买书，特别是厚重的古文书籍，有的一套就值两个月工资。偶尔我母亲向他抱怨，别的领导有的对出版社说一句“工作需要”，就能免费拿书。我父亲却坚持自己买。

那时绝育、流产甚至避孕都很困难。共产党在1954年曾开始推行计划生育。我母亲负责她所在地区的这项工作。就在那时，她怀小黑到了后期，挺个大肚子，经常幽默地在会议上自我批评说：“我是个犯了错误的人。”但是不久毛泽东转而反对计划生育，他要一个人口众多的强大中国。他说，如果美国对中国投原子弹，中国人只需再生产，就可以重新成为大国。他也像传统中国农民一样，认为“多子多福”。1957年，他亲自把一位北京大学著名的提倡计划生育的教授马寅初划为右派，此后计划生育就无人敢提了。

我母亲1959年曾怀了孕，她向党组织写报告，请求允许流产。这是标准的程序。必须经党批准的一个原因是，当时做这种手术很危险。我母亲说她忙于革命工作，如果不生这个孩子，她就能为人民作更好的服务。结果上面批准她动手术，手术方法很落后，痛得她死去活来。母亲在1961年再次怀孕时，医生和她本人都说不能再做人工流产了。党组织也不允许，因为规定说，两次手术之间最少需隔三年。

我家的保姆这时也怀孕了。她和我父亲以前的一位勤务员结了婚，此时他在一家工厂工作。我姥姥动用购物券买的鸡蛋、黄豆，并烧好多父亲同事钓的鱼，分给两个孕妇吃。我们的保姆1961年底生了个男孩，离开我家搬去工厂与丈夫同住。在她还没走时，每天都是她去食堂端回饭菜。一天，我父亲远远看到她在从食堂回来的小路上走，一边用手拈饭盒里的肉往嘴里塞，一边飞快的嚼着。我父亲怕她看见自己受窘，赶快转身从另一条路躲着她走开了。他也没告诉任何人，直到许多年之后，才告诉我。父亲讲这段事的原因是说明我们的保姆饿得多么厉害，他年轻时代让中国人不再挨饿的梦想，竟远未实现。保姆离开我家后，由于缺粮，我家就雇不起人了。愿当保姆的人都来自农村，在城里没有口粮。就这样，我姥姥和俊英娘娘只好照看我们五个孩子。

我最小的弟弟小方出生于1962年1月17日。他是我们兄弟姊妹中唯一由我母亲喂奶的孩子。在他出生前，我母亲曾想把他送给别人，但当他出世后，她就和他难舍难分了。小方成了母亲的宠儿，我们大家也很喜欢和他玩，拿他当大玩具。他在充满爱的环境中长大，我母亲相信这是他成人后为人轻松自如、充满自信的缘故。我父亲总是围着他转，对其他孩子都没有这样过。小方能玩玩具时，我父亲每周六带他到百货商店买一件新玩具。小方一哭，我父亲就好像天塌下来一般。

到了1961年初，数千万人死亡终于使毛泽东不得不放弃他的一些灾难性经济政策，让务实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共产党总书记邓小平管理国家。他作了一些“自我批评”，但里面充满了自怜，听起来好像代人受过，他在为全国不胜任的、胡作非为的干部担当罪责，他进一步宽宏大量地指示全党从灾难的经历中吸取教训。但是，吸取什么教训呢？干部们是不能自作主张的。毛泽东明白地告诉他们，教训就是他们脱离了群众，擅自做决定而没有反映老百姓的意愿。这些由毛泽东带头所作的不痛不痒的自我批评掩饰了真正的责任，也没有人去追查责任。

但情况毕竟开始好转。务实主义者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说了那句著名的话：“不管白猫黑猫，捉得住老鼠就是好猫。”大炼钢铁停了，疯狂的经济指标取消了，一些切实可行的经济政策也开始推行。农村公共食堂废除了。农民的收入现在与他们的劳动有关了。被人民公社充公的私人财产还给了农民，包括小型农具和家畜，农民有了一小块自留地。在一些地区还实行土地分租，在工业和商业方面，官方认可了市场经济的一些方面，结果短短两三年内，经济又繁荣起来了。

随着经济管理的松动，政治也放松一些了。许多地方被摘掉“阶级敌人”的帽子，以前在各种政治运动中被整肃的人也平了反。这些人中有1955年的“反革命分子”，在1957年的“右派分子”，有1959年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因为我母亲在1959年曾遭批评为“右倾”，在1962年时，为了补偿她，就把她的级别从十七级提到十六级。文学和艺术方面也有了相对的自收，气氛较为松弛了。我的父亲和其他许多人一样。认为这个政权还能够吸取教训改正错误，而且能把中国搞好，这使他们又恢复了信心。

这一切发生时，我一直生活在省委大院的高墙内，我没有直接遭遇过悲剧，外界只是一些隐约的墙外音。正是在这样的世界里，我开始了我的少年时代。

十三　“千金小姐”

——我的世界(1958—1965年)

1958年，我母亲带我去“实验小学”报名。我身穿一件粉红色灯芯绒外套和绿色法兰绒裤子，头发上扎个粉红色大蝴蝶结。我们直接走进校长办公室，校长、教导主任及一位教师正在等我们。她们笑着迎上来，敬称我母亲为“夏部长”，把她当大人物看待。后来我才知道这所学校隶属我母亲管辖。

她们之所以安排这次特殊的面试，是因为我只有六岁。按规定，小学只收七岁以上的孩子。而这次甚至连我父亲也不在乎打破规定，他和我母亲想让我早点上学。面试时，我流利地背诵了古诗，写了一手漂亮的汉字。使学校确信我的能力已超过了学龄。后为校长和她的同事们又让我做标准入学考试，结果也令她们十分满意，就这样我破例入了学。我父母为我感到自豪，因为好些他们同事的小孩都被这所学校拒收。

每个父母都想把自己的孩子送进实验小学，因为它是成都市及全省最好的“重点”学校。当时进重点学校非常困难，入学严格按考试成绩，即使是高干子弟也没有优先权。

每次我被介绍给一位新教师时，人们总是说：“这是张部长和夏部长的女儿。”我母亲常骑自行车到学校来检查工作。一天，天气突然变冷，她给我送来一件绣花绿灯芯绒外套。校长亲自到我班上把衣服交给我，全班同学都盯着我看，令我感到非常难堪。我像其他小孩子一样，总是不想在团体中显得太突出，希望能被同龄的人接受。

每个星期我们都有考试，成绩贴在布告栏上，我总是名列前茅，使落在后面的同学不大舒服，他们在背后叫我“千金小姐”，有时还恶作剧，把青蛙放到我书桌的抽屉里，或把我的辫梢系在座位靠背上面。他们还说我缺乏“集体主义精神”，瞧不起人，我知道我只是喜欢独自行事。

除了大跃进时我们停课炼钢外，学校的课程和西方学校差不多。没有政治课，但有必修的体育课：跑步、跳高、跳远，还做体操、游泳。我们每人都得参加一项校外体育运动，我选了网球。训练的目的是培养、选择职业运动员。起初我父亲反对我参加，但我的网球教练——位漂亮的年轻姑娘，穿着短短的运动裤去找我父亲谈。她冲着他迷人地笑着，告诉他网球这项最雅致的运动在中国尚未广泛推展，他的女儿应该“树立榜样”。我父亲管四川省的体育，不得不同意。

我很喜欢我的教师，他们都很优秀，上起课来我都听得津津有味。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名叫达力的自然科学课教师。他为我们讲解把卫星送入轨道的理论(苏联人刚刚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登访其他星球的可能性。在他的课堂上，就连最不守规矩的男孩子也会入迷地粘在座位上。我偶然听到有同学在背后说他是“右派”，但谁也搞不清楚这是什么意思，也没有影响我们打心眼里对他的尊敬。

我母亲在若干年后告诉我达力先生曾是位儿童科幻作家，他在1957年被划成右派，因为他写了一篇关耗子偷食养肥自己的文章，被指控为含沙射影，攻击共产党干部。他不能写书了，要下放去农村。我母亲全力运用关系把他调来实验小学，当时很少有干部敢用右派。

也就是因为这分勇气，她被派来主管我们掌校。按地理位置，这所学校应属成都市西城区，但市政府想让学校拥有最好的师资，而好教师往往来自“成份不好”的家庭，我们的教导主任的丈夫就是前国民党军官，当时还在劳改。通常这类背景的人不可能有好工作，但市政府知道我母亲敢对他们委以重任。我父亲多多少少是她的靠山，她比西城区的同事更安全。

1962年，我父亲应邀把他的孩子送进一所紧靠省委大院的新学校“泡桐树小学”，得名于校园里成荫的泡桐树。学校是西城区办的，这个区一所重点学校也没有，现在想办一所。他们从别的学校调来优秀的教师，因为省上大人物的孩子们都送来这里，所以这所学校马上以“贵族学校”闻名。

在泡桐树小学建立之前，成都有一所为高级军官子女开办的寄宿小学。一些政府高官也把孩子送进去。这所学校有个“比吃比穿比爸爸”的声名，在这里常常可以听到：“我爸爸是师长，你爸爸才是个团长！”一到周末，学校门外小汽车排长龙。保姆、警卫、司机等着接孩子回家。许多人认为这种风气对孩子有害，我父母对这所学校更是反感。

泡桐树小学并不是特权学校。在和校长及一些教师见了面后，我父母很满意，觉得他们有信心要树立良好的德育典范和纪律。更难得的是，每年级只有二十多名学生。而实验小学仅我的班上就有五十名学生。当然，泡桐树小学的这种师生比例是方便照顾住在附近的高级官员，我那位不再那么认真执着的父亲为了我的教育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我的新同学大多数是省级机关干部的孩子，有些和我住在同一个大院里。除了学校，省委大院就是我的全部世界。花园里到处是精心培育、修剪的花草树木，白果树、棕榈树、剑麻、夹竹桃、木兰花、山茶、玫瑰、木槿，还有两棵稀有的紫荆树，奇异地依偎在一起生长，互相连接的树枝像两支紧挽的胳膊，俨然是一对难舍难分的情侣。它们还很敏感，如果在其中一棵的树干上搔搔，哪怕很轻，两棵树就都会一块抖动起来，树叶不停地摇晃，我们叫它们“痒痒树”。午饭后，我常坐在紫藤萝架下的鼓形石凳上，手肘支在石桌上读书、下棋。周围是五彩缤纷的花叶，不远处一棵棕榈树兀立着，高傲地直插天空。我最喜爱的是爬满棚架的七里香花。开花时节，满屋生香。我喜欢坐窗前，凝视着它，拼命吸那浓郁的芳香。我们刚搬入省委大院时，住在一幢带有庭院的楼房内。它是中国传统式的建筑，没有现代化设备，室内没有自来水、抽水马桶及瓷浴缸。1962年，若干幢拥有这些设施的西式公寓在大院的一个角落建成，我家分到一层。搬入之前，我参观了这个新奇的世界，冷热水开关啦，抽水马桶的水缸啦，装在墙上嵌了镜子的壁柜啦！我都觉得妙不可言。我用手抚摸着浴室墙壁上光亮的白瓷砖，觉得它们是那样的凉爽宜人。

大院内有十三幢公寓四幢分给各部部长，其他分给处长。我们的公寓占了整整一层，而处长们是两家分享一层。我们的房间比他们宽敞，我们有防蚊纱窗，他们投有。我们有两间浴室，他们只有一间。我们一星期有三天热水供应，他们没有。我们有电话。这在当时极少，他们没有。下层干部住在街对面一个小点儿的院子里房间设施又差一截。几位省委书记在省委大院里拥有独立的院落，两道院门昼夜有持枪卫兵守卫。只有特别授权的人才允许进出。“书记院”里每位书记占一幢两层小洋楼。第一书记的住宅门前台阶上，还有卫兵把守。我就是在这种对等级和特权都习以为常的环境中长大的。

所有在大院内工作的成年人进出大门时都需出示证件。我们小孩子没有证件，但警卫认识我们。如果我们有朋友来玩，就复杂了。他们得填表，然后警卫再打电话到我们家，家里人得走到前门把人领进去。工作人员不欢迎别的孩子进入省委大院，因为怕吵闹。这使我们不便带朋友到家里来玩。我在实验小学的四年内，只请过几次女同学来家玩。

除了上学，我很少到院子外面去。有时，我和姥姥一块去百货公司，但我从来没有欲望买什么东西，“消费”对我而言，是个生疏的概念，我父母只在特别日子才给我零花钱。我们的小食堂像饭馆，饭菜很好吃。除了饥荒年间，每顿总有七八样菜可选择。厨师们是精选来的，不是特级，就是一级(和教师一样，厨师也分等级)。家里也总有糖果和水果，除了冰棒之外，我说不出还想买什么别的吃，一次“六一”儿童节，父母给了我一些零花钱，我一口气吃了二十六根冰棒。

省委大院内的生活自成一个世界，这里有电工、水管工和其他修理人员，还有商店、理发店、电影厅和舞厅。当时非常流行跳舞，每逢周末，省委机关不同层次的工作人员有不同的舞会。在从前美军俱乐部里举办的舞会是为处长以上的干部开的。它总有一个乐队，省歌舞团的男女演员们也被请来助兴。有些女演员常来我家和我父母聊天，然后带我在大院里散步。能和她们走在一起我感到很骄傲，因为演员是众所瞩目的焦点。人们对他们特别宽容，他们的穿着可以比别人更丰富多彩，甚至可以有风流韵事。我父亲按理说是他们的上司，但这些演员不像别人那样对他毕恭毕敬，反而常跟他开玩笑，叫他“明星舞者”。我父亲只是笑笑，看上去很不好意思。舞会跳的是简单的交际舞，舞伴们有点拘谨地在光滑的地板上转来转去。我父亲确实是舞场高手，显然玩得很开心。我母亲不会踩拍子，也就不喜欢跳舞。休息时候，孩子们进入舞池，相互手拉手，在地板上做“滑雪”游戏。场内的气氛是热闹而欢快的。蒸腾的热气，扑鼻的香水，衣着鲜丽的女士和眉飞色舞的“绅士”，形成了一个我梦想的神奇世界。

每个星期六晚上都放电影。1962年，随着政治气氛的松弛，甚至有些来自香港的片子，大多数是爱情片，使人们一窥外部世界。当然也放映振奋“革命精神”的片子，根据等级，在两个不同的地点放映：上层人物在一个座位宽大舒适的大厅内，其他人则拥挤在一个大礼堂里。我曾去过一次，因为大礼堂要放映一部我想看的片子。早在电影开始前座位就全部占满了，后来的人得自带板凳。许多人站着看，后面的人得站在椅子上才看得见。我以前并不知道会是这样，没带凳子，又被挤到后面，什么也看不见。这时认识的一位厨师，正站在一张能容纳两个人的长凳子上，看见我挤过来，就把我也拉了上去。凳子很窄，我站不稳，人们不断推来推去，一会儿就把我挤倒了，跌下去时，我的眉角碰到一张凳子的棱角上，伤痕至今还在。

在我们小放映厅里，有些片子是“保密”级的。外边的人，甚至连大礼堂的观众也不准看。这些叫作“参考片”，大部分是西方电影的剪辑。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迷你裙和披头士合唱团。我记得有部片子演的是在一个海滨浴场，有个男人偷窥女人换衣，被那些妇女朝他头上浇了一桶水。另一部纪录片演的是抽象派画家让猩猩在一张白纸上涂墨作画，一个男人用屁股弹钢琴。

我想这些参考片一定是被选来表明西方有多颓废。虽然观众都是高级干部，可是就连他们也只能接触到一丁点西方信息。偶尔有西方电影在一个小电影放映室内放映，这里是不准孩子进去的。我很好奇，求父母带我去，他们答应了我一两次，那段时间我父亲已对孩子随和多了。门口有一名警卫，因为我是和父母一块，他也就没有阻拦。电影远超过我的理解范围，有一部片子讲的是一位美国飞行员在日本投了原子弹以后发了疯。另一部黑白片有个场面是一位工会领袖在小车内被两个恶棍毒打，鲜血从他的嘴角淌出来，我吓坏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逼真的流血暴力行动(学校体罚已被共产党废除)。那时候，中国电影都是温和、伤感或振奋人心的，哪怕是有一点点暴力也只是做做样子，仿佛京剧里的武打。

我对西方工人的穿着——没有补丁的整洁西服感到迷惑不解，这与我脑中所想的资本主义国家“被压迫人民”的衣不蔽体大不相同。电影结束后我问母亲这个问题，她说了一些“相对生活标准”之类的话，我仍不懂，这个问题后来一直留在我脑海里。

年幼的我以为西方是个充满贫困和悲惨生活的世界，就像《安徒生童话》里无家可归的“卖火柴的小女孩”。当我还在幼稚园里，不想把饭吃完时，老师会教训我，“想想资本主义世界那些饥饿的孩子们！”上了小学后，老师们想要我们勤奋学习就说：“你们能上学，有书读，是多么幸福啊！在资本主义国家，孩子们得出去干活养家。”只要大人们想要我们接受什么事，便说西方人想要却得不到，我们该珍惜我们的好运气。我不知不觉也就这样思考问题了。一次，我看见班上有位女孩穿了一件我从未见过的新式粉红色透明雨衣，就想要是能把我那把陈旧的蜡纸伞换成这种雨衣该有多好！但是转念一想，又立刻责备自己有“资产阶级倾向”。我在日记中写道，“想想资本主义世界的孩子们吧！他们甚至连伞都没有一把！”

我心目中的外国人形象也很可怕。所有中国人都是黑头发黑眼珠，西方人有不同颜色的头发、眼珠，看上去很奇怪。我脑子里的西方人形象或多或少是官方宣传的写照：乱蓬蓬的红头发、颜色怪异的眼珠，又高又长的鼻子，走起路来跌跌撞撞像喝醉了酒，不停地往嘴里倒可口可乐，大腿以一种极不雅观的姿态扭曲着，还老是怪腔怪调地说：“哈罗！哈罗！”我不知道“哈罗”是什么意思，以为是句骂人的话，当男孩子们玩“打游击”游戏(类似“牛仔打印第安人”)时，敌方一定在鼻子上粘上玫瑰花刺，代表西方人的高鼻子，嘴里还要不停地说：“哈罗！哈罗！”

小学三年级时，我们班想用花草装饰教室。有个同学提议她可以从平安桥街的天主教堂花园里拿来一些稀奇的花卉，她的父亲在那里做花匠。这个教堂从前曾有个孤儿院，后来关闭了。教堂仍开放着，但在政府控制下。共产党要天主教徒与梵蒂冈脱离关系，加入“爱国教会组织”。由于共产党的宣传，教堂在我心目中是个既神秘又可怕的地方。我就是在一本描写外国传教士的小说中第一次读到“强奸”这个字眼的。传教士还被说成是帝国主义间谍和用孤儿院的婴儿做医学实验的凶残角色。

每天我上学、放学的路上，都要经过槐树夹道的平安桥街街头，可以看到教堂的侧面。在我看来，最富异国情调的是它的立柱，白色大理石质地，古希腊风格。中国的柱子多是涂漆的木头。我很渴望进去看看，曾要求那位女同学带我去她家玩，但她说她父亲不准地带任何人来家里。她的拒绝更增强了我的好奇心，所以这次当她主动邀我去教堂花园采花时，我就追不及待地跟她去了。

越来越靠近教堂时，我心情越来越紧张。到达门口时，心仿佛快跳出了喉咙。我似乎从没见过这样威严的大门。我的同学踮着脚扣了扣门上一个金属环。门边一扇小门嘎吱一声开了，昏暗中一个满脸皱褶、背驼得厉害的老头出现了，他的样子简直和神话故事里的女巫一样。我看不清他的脸，但凭想象他有一只很长的鹰钩鼻，戴顶尖帽子，就要骑上扫帚腾空而去。我完全没想到他是个男的，不可能是女巫。我躲开他，赶快迈进大门，跃入眼帘的是一个小巧玲珑的花园。我由于太紧张，也没看清花园里有些什么，只记得花草尽是鲜艳夺目的色彩，形状稀奇古怪，还有一眼小喷泉，泉水从假山中涓涓流淌下来。那位女同学拉着我的手，领我沿院子周围的长廊走。走到远远的那一头时，她打开一扇门，告诉我那儿是神父布道的地方。布道！我曾在一本书里见过这个词，说是传教士利用布道把国家机密泄露给帝国主义间谍。我跨过门槛进入这间很大但光线很暗的厅堂时，更加紧张了，有一阵子什么也看不见。后来我终于看清大厅那头有一尊塑像。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耶稣受难像，我走近时，十字架上的那个人似乎悬在半空中，笼罩在我头上，朝我压下来。那血淋淋、受刑的姿态和脸上的神情，令我十分恐怖，我转身跑出大厅，差点在门口和一位身穿黑袍的男子撞了个满怀。他伸手想扶我，我以为他要抓我，马上闪身急躲，飞快逃走。身后不知什么地方有一扇重门嘎吱响了，接下来是死一般地沉寂，只听见喷泉轻轻的流淌声。我拉开小门，一路逃到街口，心咚咚乱跳，头阵阵发昏。

*　　*　　*

比我晚一年出世的弟弟京明和我不一样，从小思想就很独立。他酷爱自然科学，读了许多通俗的科学杂志。尽管这类杂志和其他出版物一样不可避免会有政治宣传，但它们也报道了西方科技进步的情形，这些让京明印象十分深刻。他完全被这些杂志所介绍的镭射、气垫船、直升机、电子仪器和汽车等图片所吸引。此外，“参考片”也使他见识到西方科技进步的情形。他开始对学校、新闻媒体和大人所说的资本主义世界是地狱的话表示怀疑。(此处删去一句)。

由于美国具有最先进的科技，京明就特别注意这个国家。十一岁那年，一天他兴奋地在餐桌上向全家描述美国在镭射方面的新发展，说着说着向父亲表示他很崇拜美国。父亲一下子茫然以对，不知说什么才好，看上去非常忧虑。好一会儿，他才摸着京明的脑袋，对母亲说：“我们该怎么办呢？这孩子长大了一定是右派！”

不到十二岁，京明就根据儿童科学书上的图片，完成了几项“发明”。其中有一个是他想用来观察哈雷彗星的望远镜和用灯泡的碎玻璃片烧制的显微镜。有一天，他想改进一把可连续发射鹅卵石或罗汉果的橡皮筋“枪”。为求逼真的音响效果，他向一位父亲是现役军官的同学讨一些子弹壳，以烧制撞击发声装置。这位同学找到一些子弹，拔去弹头，掏空弹药，把弹壳给了京明——没想到雷管还留在里面。京明用剪碎的牙膏锡管充填到弹壳里，用火钳夹着放到厨房的煤炉上烘烤。当时炉上有个水壶，京明把火钳伸到水壶下面时，突然一声巨响，壶底炸出一个大洞。大家都跑来看出了什么事。京明给吓坏了，倒不是怕爆炸危脸，而是怕我父亲——父亲在我们心目中很严厉。

但父亲并没有打京明，甚至没责备他。他只盯着京明看了一会儿后说，他已经吓得够厉害了，应该到外面散散步。京明如释重负，连蹦带跳地跑走了。他没有想到自己能如此轻松过关。等他回来后，父亲对他说，在没有大人指导的情况下，不得再做任何实验。不过父亲没有严格约束他，京明很快就又我行我索。

我帮京明做过几次实验。有一次，我们做了一个以自来水为动力，可以把粉笔打碎的粉碎机模型。当然这是京明动脑又动手的，我只有三分钟热度。京明和我同读实验小学。达力先生也教他的班级，他为京明打开了科学世界的大门，京明一直很感谢他。

我的二弟小黑出生于1954年，是姥姥的宠儿，但我父母很少关注他，原因之一是他们认为他已从姥姥处得到不少爱了。他本能地觉得父母不太喜欢自己，所以总在他们面前畏畏缩缩。这使得我父母很烦。特别是父亲，他不能忍受照他看来不直接了当的行为。

有时父亲被小黑惹火了，就打他一顿。但事后父亲又后悔了，有机会就摸摸小黑的头，说自己不该发脾气。姥姥总是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和父亲吵，父亲又会怪她惯坏了小黑，结果他们之间的关系老是紧绷绷的，姥姥因此更疼小黑。

我父母认为只有儿子可以打骂，对女儿则不能这样。我姐姐小鸿只挨过两次打。一次是在五岁时，她非要在饭前吃糖果不可，饭菜端上桌后，由于嘴里还在嚼水果糖，她又嚷嚷说吃什么都没有味道。父亲回头瞪了她一眼说：“叫你不要吃糖偏不听。”小鸿一听觉得挨了骂，哇的一声就哭了起来，把筷子扔到房间对面。父亲一下子火了，随手给她两巴掌。她马上抓起一把鸡毛掸子就打父亲，他从她手中夺过鸡毛掸，小鸿又抓起扫帚。一场混战后，父亲把她锁进了我们的卧室，嘴里不停地说：“惯得不成样子了！真给惯坏了！”我姐姐没吃成这顿午饭。

我姐姐在她童年时代很任性。不知为什么，她绝对拒看电影或戏剧，也拒绝旅行。有许多东西她讨厌吃。要她喝牛奶、吃牛羊肉，就好像给她灌毒药似的。我小时候因为跟她学，错过了许多电影和无数美味佳肴。

我却不任性，还不满十岁，大人们都说我懂事。我父母从来没对我动过一根指头，也没骂过我。他们难得的批评也很谨慎客气，好像我是个成人，自尊心容易受到伤害。他们给了我很多爱，特别是父亲。晚饭后，他常常带我去散步或去他朋友家拜访。他最亲密的朋友都是些老革命，聪明能干，而且背景上似乎都有什么“污点”，因此职位都不高。有一位朋友曾是毛泽东的挑战者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的军官；另一位是唐寅似的风流才子，他的妻子——也是位党的官员，总扳着一张冷冰冰的面孔，我父亲尽力回避她。我喜欢这些成人聚会，但更喜欢一个人悄悄呆在一边读我喜爱的书。学校放假时，我整天都一边咬着自己的辫梢，一边读书。除了文学和一些较简单的古诗集外，我还喜欢科幻和探险故事。我记得有一本科幻小说描写一个人在另一座星球上只呆了几天，返回地球时，发现已是二十世纪了。所有事物都变了，人们吃装在胶囊内的食物，乘气垫船旅行，用电视通话。我渴望能生活在这些拥有神奇发明的世界里。

童年时代，我急着快点长大，常梦想长大后要做什么。从开始阅读、写字起，我就喜欢看尽是文字的大部头书，而不喜欢小人书。我也很性急，吃水果糖从来没耐性慢慢吮，总是一进嘴就几口嚼了，甚至连喉片也咬碎吞了。

我和弟弟、姐姐相处融洽。按传统，男孩子和女孩子很少在一块玩，但我们是好朋友，彼此关心，不会忌妒或竞争，也很少吵嘴。我姐姐一看到我哭，自己也会哭起来；听到别人表扬我，她会很高兴。我们之间的良好关系常被人夸赞，别的孩子家长常请教我父母是怎样教育孩子的。

父母和姥姥共同营造了一个爱的家庭。我们只看见父母相爱，从没有见过他们吵架。饥荒年之后，我父母和大多数干部一样，不再像五十年代那样从早上八点工作到晚上十一点了，家庭生活占据了较重要的位置，也不再被视为对共产党不忠诚。我父亲这时已四十出头，人也成熟了，变得和我母亲更亲近。他们有较多的时间在一起，随着年纪渐长，我看见他们越来越相爱。

一天，我听到父亲告诉母亲，他的一位同事对她的恭维话。这位同事的妻子素有美人之称。“这是我们俩人的好运气，老婆这样出色。”他对我父亲说，“看看周围，她们俩是无人可及的。”我父亲很是得意，以一种喜不自胜的表情回想当时的情景，“当然，我客气地笑了笑，心里可在想，你老婆怎么可以跟我老婆比？我老婆才更出色呢！”

有一次，我父亲参加了一个为时三星期的招待全国各省宣传部部长们旅游全国的观光团。在父亲整个官宦生涯中，这是他唯一的一次旅游，这个团一路上备受礼遇，还有一位摄影师随行帮他们拍照留念，但我父亲却觉得若有所失。到了第三个星期，旅游团到达上海时，他想家想得不得了，借故说不舒服，飞回了成都。从此以后，我母亲就叫他“老傻瓜”，“你的家飞不了，我也丢不了，就这一星期你都玩不下去？你看你平白失掉了多好的游览机会啊！”但我能感觉得到，母亲其实是蛮高兴我父亲会如此想家。

我父母最关心小孩的两件事是：学业和品德。无论工作有多忙，他们常检查我们的家庭作业，也经常和老师联系，希望我们在学业上出人头地。饥荒年后，他们有较多的空闲时间，对我们的学习情况更加关心。晚上他们轮流给我们做课外辅导。

母亲是我们的数学教师，父亲辅导我们国文。这些晚上对我们来说是个严肃的时刻。我们可以进父亲书房去看书，书房里硬皮精装书和线装古书从地板一直堆到天花板。在翻书之前，我们得先洗手。我们读过大作家鲁迅的作品，也读了唐宋诗词，有些诗即使是大人也难理解。

父母也十分注重我们的道德教育，父亲想让我们长大后成为诚实而有人格的公民。对他来说，共产主义革命其实说是道德革命。他给每个儿子各取了个能表达他理想的名字：“直”，正直、诚实，给了京明；“朴”，朴实无华，给小黑；“方”，廉正、不圆滑，给了小方。我父亲相信这些都是旧中国缺少的品质，共产党革命就是要复兴这些东西。

一次他训斥京明。原因是他用公家信笺做纸飞机，我们用家里的电话得先征求他同意。由于他的工作包括新闻媒体，公家提供给他多份报纸和期刊。他鼓励我们看，但不许拿出书房。每到月底，他就把它们拿回部里上交，因为旧报纸都卖给旧货收购部门，他不要占国家一丁点儿便宜。为了帮他检查报纸是否齐全，我不知花了多少枯燥的星期日。

父亲对我们很严格，这使他和姥姥、和我们之间不时关系紧张。1965年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的帕花公主到成都表演芭蕾舞。这对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社会来说是桩极为新鲜的事，我非常想看演出，由于父亲的职务关系，他常有新上演节目的招待票，而且通常是贵宾座。他常带我去，这一次，他因事不能去，但给了我一张票，不过却要我不得坐在贵宾座上，得找人换到后排。那天晚上，我手里拿着票站在剧场门口。观众们蜂拥而入，拿的全是招待票，座位好坏视职位高低而定。当演出就要开始时，我仍站在门口，不好意思吆喝换票。入场的人渐渐少了，我急得差点哭出来了，心想要是有个不那么严厉的爸爸就好了。正在这时，我看见一位父亲部门里的青年干部，就鼓足勇气，从后面拉了拉他的衣角，恳求他换票。他笑了，立刻同意让我去坐他的后排位子。他一点儿也不觉得意外，我父亲对孩子管教严格在省委大院是出名的。

1965年春节，为慰劳教师举办了一场特别演出。这次父亲带我去看，但他不让我和他坐在一起，把我换到最后一排，说我坐在教师前面不合适。结果我几乎看不见舞台，心里直气爸爸。后来我听老师们赞扬他的周到，教师们看到一些高干子弟懒散地半躺在前排座位上，感到很刺眼。

纵观历史，权贵子弟往往骄横无礼，令老百姓大为反感。有一次，一位新来的门卫没认出一个住在大院的女孩，不让她进来，结果她对他大吼大叫，还用书包打他。有些孩子常粗鲁地冲着厨师、司机和其他公务员直呼其名，这样对长辈是一种大不敬。有一次我目睹一个男孩子把饭菜退回小食堂，指名道姓地说厨师饭菜做得不好吃。那位厨师流露出深受刺伤的眼神，但什么也没说，显然是不想得罪孩子的父亲。有些家长对孩子的纨绔作风不以为然，我父亲却非常生气，“这种干部怎么会是共产党员！”我父母亲教我们要懂礼貌、尊重别人，称服务员“叔叔”、“阿姨”。我们在餐桌上吃完饭后，总把用过的碗筷送回厨房，我父亲说这样做是尊重厨师。这些琐碎小事使我们赢得大院职工的好感。我们回来迟了，厨师会把饭重新温热。花匠给我们花和水果。司机会乐意绕路接送我们——当然是瞒着我父亲，因为如果他不在车上，我们不得坐他的车。

我们的现代化公寓在第三层楼上，阳台面朝大院院墙，墙外是泥巴石子路面小巷，对面是一排穿斗式木板连檐平房，是成都人的典型住所。这些房子都是泥巴地面，没有厕所或自来水。房子正面是用直立的木板一块接一块拼成的，其中两块木板构成了门。前面的房间直通里面一间，这一间又通到另一间，一连几间就是一户人家。房子后门通向另一条街道。由于房子两侧的墙与邻居共有，这些房子都没有窗户。居民们为了通气透光，得让前、后两面门敞开着。盛夏夜晚，他们坐在狭窄的街沿上读书、补衣或聊天。从他们坐的位置可以直接仰视我们寓所亮晶晶的玻璃窗和宽绰的阳台。我父亲说不要刺激住在小巷里的人们，不许我们在阳台上玩。

夏季晚上，小巷里居住的男孩子常常沿街叫卖蚊香。他们吆喝着一种特别的调子，“蚊香哟蚊香”以吸引买主。我的夜读就这样被这种悲伤的调子所萦绕。由于父亲的不断提醒，我明白能在宽敞、凉爽、有嵌木地板和防蚊纱窗的房间里看书是一种特权。“不要认为你们比那些卖蚊香的孩子高一等”，他说，“你们不过是运气好。我们为什么要搞共产主义？就是为了让每个人都住进像我们这样的房子，住进更好的房子。”

父亲的教诲，使我逐渐对自己的特权感到羞愧，每听到大院里一些男孩子，站在阳台上模仿穷孩子叫卖蚊香的小调，我都为他们感到羞耻。当我随父亲乘轿车外出，司机按着喇叭穿过拥挤的人群时，我觉得窘得不得了。人们一往车里窥视，我就往座位底下滑，以避开他们的目光。

十一二岁时，我就是这么一个严肃的姑娘。我喜欢独自沉思，想着那些令我困惑的道德问题。儿童乐园、做游戏早已引不起我的兴趣，和别的女孩子在一起说长道短，我也觉得没意思。尽管我容易接近，也招人喜欢，但是我和别人之间似乎总有一段距离。在中国，人们相互间很容易熟得不分你我，特别是女人们。但我从孩提时代起，就喜欢独处。

父亲注意到我性格的这一面，曾称赞我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当我的老师要求我要有“集体主义”精神时，父亲却告诉我，过分“甜如蜜”、“群居终日、言不及义”没什么好处。父亲的教育，实际上就是给我英文所说的privacy与space。这两个词中文没有完全对应的字，但这不等于中国人没有这类要求。京明也坚持要有自己的生活，不了解他的人以为他孤僻、脾气古怪。事实上他爱交际，也惹人喜爱。

父亲常对我们说，“我觉得你们的母亲用‘自由放牧’的方式来培养你们，实在是好。”父母让我们自在生长，任我们保有自己的天空。

十四　“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1964—1965年)

1964年，也就是我十二岁那年，毛主席开始渐渐主宰我的生活。饥荒后，他不得不让步，“退隐”了一段时间。现在，当经济情况明显好转时，他又开始东山再起。

1963年3月，毛泽东号召全中国人，特别是青年人，“向雷锋同志学习”。雷锋是位士兵，1962年二十二岁就死了，生前做了许多善事——专门帮助老人、病人，把自己多年的积蓄捐献给灾区救灾，还把定粮分给生病的同志。

雷锋开始支配了我的生活。每天下午我们走出校门“学雷锋做好事”。我们模仿雷锋，跑到火车站去帮旅客提行李。当我们径直从乡下来的老太太手上抓过行李时，她们紧张万分，死死按住自己的财物，一面高喊“抓小偷”。每逢天阴下雨，我就拿着雨伞，守在街头，眼巴巴地盼着有个老人迷路，使我有机会像雷锋一样，把他送回家。每当我看见有人挑水——大多数普通民家没有自来水——我就想鼓起勇气上前帮他担，只是说不出口，我当然完全不知道一担水有多重。

到了1964年，这种童子军式的“每日一善”已逐渐转向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老师们告诉我们：要效法雷锋，最重要的是学习他热爱毛主席的精神。雷锋每做一件事前总会想起毛主席的教导。《雷锋日记》现在成了我们的道德教科书，它里面几乎每一页都有类似的誓言：“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我们都宣誓：“要像雷锋叔叔一样，上刀山、下火海、粉身碎骨在所不辞，毛主席指向哪里，我们就奔向哪里。”当时毛泽东和雷锋的崇拜，其实是一枚镍币的两面：一面是绝对权力，另一面是绝对服从。

我第一次读毛泽东的书是在1964年，那时毛泽东的两条相互补充的口号——“为人民服务”和“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主宰了我们的生活。雷锋的一首“四季诗”里就是这两句口号的诗化，这首诗我们都背得滚瓜烂热：对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火热，对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

我们的老师根据这首诗告诫我们在做“好事”时务必小心，否则会误帮了“阶级敌人”。但谁是阶级敌人呢？当我问老师、父母时，他们也都说不出个所以然，有时回答：“像电影里的坏人。”但是在我周遭根本碰不到像电影里那种一望即知是坏蛋的反面人物。这样一来，我从老太太手上拿包袱时，心里就不踏实了，我总不能问她：“你是阶级敌人吗？”

我们有时到学校附近的小巷打扫民宅。有一所房子里住着一位年轻男子，他总是懒洋洋地半躺在竹椅上，脸上挂着讥讽的笑容袖手旁观。当我们累得满头大汗替他擦窗户时，他还得寸进尺地把自行车推出来，要我们替他洗净擦亮。我们一边洗，他还一边挖苦：“真是可惜啊！你们当不成真正的雷锋，因为这里没有摄影记者拍下你们拿去上报纸。”(不知怎么回事，雷锋每次做好事时，总有记者在场摄影。)

我们大家都很恨这个懒人和他肮脏的自行车。他该是阶级敌人吧！但我们知道他不是。他在一家机械厂工作，是工人阶级，革命的领导阶级。我感到迷惑不解了。

我常常做的一件“好事”是在放学后帮人推板板车(手拉车)。这些板板车经常满载水泥包、石块或电缆杆，沉重得可怕。拉车人每迈一步都像使尽了浑身力量，甚至在严冬时，也见他们光着膀子，汗流浃背地吃力工作。上坡就更艰难了，每次看到他们拼命地拖着车子时，我总感到揪心地难过。自从掀起学雷锋的运动后，一放学，我就站在斜坡下等待，遇到板板车经过时，我就从后面使尽全力帮着推。拉车人总会稍稍偏过头来给我一个感激的微笑。当然他不能停下来，一停下来就拉不动了。

有一天，一位同学跑来用严肃的口气告诫我：拉板板车的人就是“阶级敌人”，他们在劳改。我帮错了人！这一惊非同小可，我忙赶去问老师，当时我们都把老师的话当作“圣旨”。但是这回她丧失了平时的权威模样，看上去像是不知该说什么好。她沉思了一会儿，才说她也不知道，不过要我以后别再去帮人推车了。老师也不知道！这更使我如陷五里雾。事实上，那些人很多是跟国民党有关系的，或是历次运动的牺牲品。他们确实是在劳改，而教师显然不想告诉我。从此，我只要一见到拉板板车的人，就强压住沉重的心情，转过脸迅速走开，不忍心看那些弓着腰、步履艰难的苦力。

为了使我们仇恨阶级敌人，学校还经常召开“忆苦思甜”会，说我们这代人“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完全不知道国民党统治下的生活有多么悲惨。他们说，雷锋就曾经受过苦，七岁时，他母亲被地主强奸后悬梁自尽，这就是为什么雷锋憎恨阶级敌人而全心拥护毛主席。

老工人、老农民也被请来作报告，告诉我们他们小时候如何挨饿，在寒冬腊月没有鞋穿，他们的小兄弟如何在小小年纪就饿死了。他们一再反复地说多么感谢毛主席救了他们的性命，让他们吃饱穿暖。有一次还来了位凉山彝族奴隶，他说那个地区一直到五十年代后期才取消奴隶制度。他边说边撩起衣服让我们看以前主子毒打他留下的疤痕。每当作报告的人绘声绘色地描述他们的苦日子时，坐得满满的礼堂内总是一片啜泣声，我总想：国民党怎么这样坏呀！毛主席实在太伟大了，我要一辈子忠于您。

为了让我们尝尝没有毛主席生活会是什么滋味，学校食堂不时地给我们做“忆苦饭”，说这是国民党统治下穷人吃的食物。这些饭是由各种稀奇古怪的野菜做成的大杂烩，难吃得不得了，我第一二次吃时还吐了出来，不禁心想，炊事员不是在恶作剧吧？这是人吃的吗？

有一天，我们去参观西藏的“阶级教育展览”。有张照片是地牢。里边爬满吸血的大毒虫。还有可怕的刑具，包括挖眼睛的勺和割脚筋的刀。有位藏民坐着轮椅车到我们学校来作报告，他从前是个奴隶，被主人割断脚筋，终身残废。

1964年后，一些地主庄园被辟作“阶级教育展览馆”，展示以前的地主如何剥削农民的血汗，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1965年春节，父亲带我们去参观川西平原著名地主刘文彩的庄园，坐车约两个半小时。虽然说是去受阶级教育，实际上是借机踏青，我们几乎从来没有机会全家出城到乡下去玩。

我们的汽车行驶在一片葱绿的成都平原上，桉树整齐地排列在柏油路两旁。我目不转睛地凝视窗外秀丽的景色，一丛丛翠竹环抱着农家小院，透过竹叶隐约可见澄黄色麦草覆盖的屋顶，屋顶上炊烟袅袅。每个竹丛都有小溪环绕，溪水映着沿岸盛开的迎春花。父亲在行前说要我们每人写一篇散文，描写早春的乡村景色，我于是不得不细心观察。但有个现象使我大惑不解：田野里稀疏散布着树木，光秃秃的枝干上只在顶端有一小撮叶子，仿佛是旗杆上戴着顶小绿帽。父亲解释说成都平原人口稠密，农民缺柴烧，就把能砍得到的枝叶都砍光了。他没有告诉我，其实几年前这里的树多得很，“大跃进”时，树都被砍去炼钢了。

乡村看上去十分繁荣，我们停车吃饭的集市，农民摩肩接踵，身着新衣，面带喜色，交谈声，叫卖声、货担叮当声响成一片。年纪大的男人头上缠着一条崭新的白布，腰间围着深蓝色的围裙。黄澄澄的油淋鸭在人头攒动的饭馆厨窗内鲜亮夺目，街道两边各种临时搭起的小摊上传出阵阵诱人的香味。我们的车按着喇叭挤过熙来攘往的集市开往县府，县府位于一处深宅大院，两尊石狮蹲伏在大门两边。我父亲在1961年大饥荒时曾在这里住过，四年后的今天，当地官员想向他夸示他们的生活有了多大的改善。他们陪我们去一家饭馆，之前已事先订好了厢房。饭馆里人挤人，个个盯着我们看，看“县老爷”毕恭毕敬陪着“大人”。我瞥了一眼他们的餐桌，上面满是新奇的东西。除了省委小食堂的菜单外，我不知道还有其他的菜，面对满桌美味，真的有点应接不暇。我特别喜欢那些新颖的名字，“珍珠丸子”、“三大炮”、“狮子头”。饭后饭馆经理送我们出餐厅，又引来一阵侧目。往庄园的路上，我们的小车超过了一辆无蓬卡车。那辆车上有我的一些同学，他们显然也是去地主庄园上“阶级教育课”。一位老师站在卡车上，看见了我，对我微笑。我觉得很不好意思：自己坐的是轿车，而同学和老师却迎着初春寒风在卡车上颠簸。我于是缩到座位下去了。父亲抱着小弟弟坐前座，他也认出了我老师，微笑着打招呼，接着转身想告诉我，却发现我不见了。他高兴地笑了，认为我对特权感到羞愧是一件值得赞扬的事。

讲解人员带我们参观这座庄园，我一路上都感到震惊。有一组塑像描绘农民向地主交租的情形，其中一个场面是地主用不同的量器盘剥农民：用大斗收租、小斗借出，利息还高得不得了。庄园里有刑讯室和阴森森的水牢，牢内有个铁笼子浸在污秽的水里，铁笼子小得让人关在里边既不能站直又不能坐下。讲解人员说这是地主用来惩罚抗租的农民的。据说有所院子曾住过三个奶妈，专门挤奶喂成年的地主刘文彩，因为人奶最能滋补身体。另外，他的五姨太，一天要杀三十只鸭子，她不吃肉，只吃鸭掌。

刘文彩地主庄园是全国有名的，当然我当时完全不知道他的兄弟正在北京任某部部长。1949年底共产党大军压境时，他是地方军阀，在成都不战而降，所以共产党让他当部长以示奖励。整个展览教育我们的是“国民党治下的吃人社会”，我们该感谢毛泽东。的确，崇拜毛泽东就是利用人们对昔日痛苦的回忆。我们的“阶级敌人”据说是那些用心险恶企图使国民党复辟的人，他们想把中国拉回到从前，使我们没有学校念书，冬天没有鞋穿，因此我们必须粉碎“阶级敌人”。我们还听说，在1962年“困难时期”——这是官方对饥荒的委婉说法——蒋介石曾准备反攻大陆。

尽管有这一大堆教育，“阶级敌人”对我和同一辈的人来说，仍十分抽象，只是个蒙蒙胧胧的概念。他们似乎属于遥远的过去，毛主席也没有告诉我们身边的人中谁是敌人，原因之一是他自己特别彻底粉碎了过去。然而，阶级敌人的形象已深植在我们的脑海。

同时，毛泽东播下了对他个人绝对忠诚的种子，我和同辈的人都在这种简单而有效的灌输中成长。个人崇拜成功的部分原因是毛泽东好像总是有理，对阶级敌人狠就是忠于人民，完全顺服于他即是无私。这些词藻后面的含义小孩子很难看透，特别是成年人也帮着毛说话，当时他们也都卷入了崇拜毛泽东潮流中。

两千多年来，中国一直都由皇帝统治，皇帝既是国家权力的象征，也是人民的精神领袖。中国人的宗教情感常投注在皇帝身上。我的父母就像其他几亿中国人一样，深受这种传统的影响。

毛泽东好像是中国人的上帝。他总很神秘，令人可望而不可及。他从不上电台广播(当时还没有电视)。除了几个“朝臣”外，很少人能和他接触，甚至连他的同事也不能随便见到他。我父亲离开延安后，只看过他几次，都是在大规模的会议上。我母亲则仅见过他一次：1958年他来成都时，有一天，十八级以上干部被召到金牛坝他的住所与他合影。大跃进惨败后，他有相当一段时间完全不露面了。

毛泽东的地位也很符合历史上改朝换代的模式，(此处删去两行)实现了中国人的梦想。中国人早已对连年战争深恶痛绝，所谓“宁为太平犬，不作乱世人。”中国在毛泽东的统治下，变成了世界刮目相看的强国，中国人不再自卑，不再以当中国人为耻，这一点对他们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其实，中国是在美国的逼迫下，回到了闭关自守的“中央王国”，关起门来“精神胜利”。虽然如此，民族自尊对中国人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所以他们衷心感谢毛泽东，认为对他崇拜理所当然。一般中国人几乎接触不到真实的消息，无法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无法分辨共产党的成就中哪些应归于毛泽东，哪些应归于别的领导人。

恐惧也是个人崇拜的重要因素。许多人甚至不敢思想，怕说漏了嘴惹来大祸。就算他们有不同的看法，也不敢向自己的孩子说，孩子们不知轻重，一旦说给他人听，不仅给自己，也会给家人带米麻烦。通过学雷锋，忠于毛主席的意识更强烈。一首人人都会唱的歌说：“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我们被反复灌输谁反对毛主席、谁就是我们的敌人，自己的父母也不例外。家长也鼓励自己的孩子奉行毛主席的话，如此未来才有保障。

家长们的自我控制，使孩子们不知道最基本的事实。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玉林或我姥姥的那些亲戚。家里没人告诉我母亲曾在1955年被隔离审查，也没人提大饥荒，我对毛主席简直没有一丝异念。我的父母就像其他父母一样，从不对自己的孩子说任何违反正统的话。1965年新年时，我的“新年决心”是要“听姥姥的话”，父亲摇摇头说：“这样不对，姥姥也要听毛主席的话，把这条改成听毛主席的话。”3月25日，在我十三岁生日那天，父亲给我的礼物不再是科幻书，而是一套毛泽东四篇哲学著作的合订本。

只有一位成年人曾对我说过“离经叛道”的话，这人就是邓小平的继母。她有时会住在女儿那里，她女儿在四川省委工作，是我们家的邻居。邓奶奶很喜欢小孩子，我总在她家进进出出。每当我和朋友从食堂偷来泡菜，或从大院的花园里采来南瓜花或野菜时，我们就带着这些收获到她家，因为带回家会挨骂的。她总替我们洗干净炒熟，我们吃得津津有味。特别是这些东西都是偷来的。邓奶奶当时已快满七十岁了，但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得多。她小脚，性情温和，有张坚强的面孔，平常老穿着一件灰色布褂，脚上的黑布鞋是自己做的。她对我们很亲切，完全没有长者的架子，和她在一起十分轻松自在，我喜欢坐在她的厨房里和她闲聊。十三岁那年，在一次揪心揪肺的“诉苦会”后，我跑去看她，心里对在国民党统治下生活过的所有人充满同情。我问她：“邓奶奶，您在黑暗的旧中国。一定受过许多苦吧？！那些士兵一定抢过您的东西！那些吸血鬼地主是怎么剥削您的？”“嗯——”她回答说：“他们并没有常常抢东西，也不尽是坏人……”她的话仿佛一颗炸弹，惊得我目瞪口呆，以后从不敢对人提起。

(此处删去3行)他们采取了一系列务实的做法，放松对经济和社会的控制。对毛泽东来说，他俩简直是在走资本主义路线而没有一点社会主义味道。(此处删去3行)他仍一心想搞他的一套，只等时机成熟。(此处删去2行)

平和的发展令毛泽东窒息。他是个天生军事领袖、一位战斗的诗人，他需要行动。(此处删去一句)他常说“与人斗，其乐无穷”，人跟人斗才能使社会发展。他属下的共产党员现在变得越来越不合他的胃口了，他嫌他们太宽容，一心要和谐，而不要斗争。(此处删去5行)

1964年，省委大院的周末舞会停止了，香港电影消失了，我母亲的烫发变成了短短的直发，衬衫和外套也色调单一、上下一般粗了。我特别觉得可惜的是她不能穿裙子了，记得不久前的夏天傍晚，我常用竹编儿童车推着小方去大院外等她回家。街道两边是法国梧桐，我常靠在斑驳的树上等母亲骑着车出现，我爱看她从自行车上跳下来，蓝白棋格裙跟着膝盖优雅地像一面扇子那样撩起，如今她只穿大管子似的裤子了。

我姥姥当时五十多岁，但打扮上比我母亲女性化。虽然穿的仍是传统式浅灰色外套，她特别小心维护自己又长又黑的头发。中国传统(共产党仍继承下来)，中年以上的妇女头发不能长过肩膀，而过了三十就算中年了。所以姥姥只能把她的头发做成一个圆髻，但她总在上面插朵花，有时是一对象牙色木兰花，有时是一朵带两片深绿色叶子的纯白栀子花。她从来不从商店买洗发精。说这类化学药品会使头发变干，失去光泽。她是用煮皂荚的水洗头的，先用手搓泡在热水里的皂荚，搓出喷香晶莹的泡沫，然后把浓黑的头发缓缓散开，撒入这一盆亮晶晶滑溜溜的白沫中。她还用柚子籽的汁液泡木梳，使木梳滑润，梳起头来分外舒服，还留下淡淡清香。洗完头，她再淋一点自制的桂花水，这时候香水已开始从商店里消失了。我总记得她盘着腿从从容容地梳理头发的情景，这是她唯一慢慢做的事，做家事她可利落极了。姥姥也用一支炭画笔稍稍描眉，并在脸上轻扑一点粉。看她眼含微笑、专注地照镜子的神态，我就想这一定是她心情最愉快的时刻。

虽然我自幼就看她梳妆打扮，但每次都觉得新鲜。画里、电影里常把爱打扮的女人称作是“坏女人”，如“姨太太”之类。我隐隐听说我亲爱的姥姥也曾是“姨太太”，但我此时已习惯于脑子里装满各种矛盾的说法和想法，学会让它们“和平共处”，各不相扰。当我陪姥姥上街购物时，我看得出她的打扮不论是多么谨慎细微，都有点与众不同。姥姥总是惹人注目，而她挺直着腰走路，有点不自然，又有点得意。

因为她生活在省委大院内，所以没什么麻烦，如果姥姥住在寻常街道上，她就会在居委会管辖之下，像其他没有工作单位的人一样。居委会负责人主要是些退休者，家庭妇女，有的人喜欢管闲事，耍耍权。我姥姥要是受他们管，可能会遭到指指戳戳的非议。省委大院里没有居委会，她只每星期去开一次会。和别家的丈母娘、老太太、保姆在一起，听读文件，只此而已。姥姥挺喜欢开这些会，去那里她可以跟别的女人们聊天，回家时往往眉飞色舞。

当我在1964年秋季上中学时，生活中的政治气氛更浓了。入学的头一天，我们就被灌输要感谢毛主席，提倡“阶级路线”，我们才能顺利入学。毛泽东指责中学、大学偏重资产阶级子弟，现在“家庭出身好”的孩子要有入学优先权了，也就是说小孩的双亲，特别是父亲要是工人、农民、军人或干部。“阶级路线”使一个人生在什么家庭更加重要了。

然而，“家庭出身”的划分本身并不精确。比如说：一位工人很可能一度是国民党的雇员；职员又是属于哪个阶级呢？知识分子好像总有点问题，但如果是共产党员又怎么办呢？应该怎么对待这些人的孩子呢？许多招生干部决定走一条稳妥的路，把优先权让给共产党干部的孩子，因此我的同班同学有一半以上来自干部家庭。

我的中学是一所全省重点中学——成都四中，它收录省内的统一考试中分数最高的学生。前些年，入学资格完全取决于考试分数，到了我们这一年，考试成绩和家庭背景都同样重要了。

入学考试有两门：数学和语文。我的数学得了满分100分，语文得了个不寻常的130分。由于我父亲常在我们耳边叮咛：不该靠父母地位，要靠真本事。因此我听说上四中靠“阶级路线”，觉得十分不服气，但是我没有多想，只要是毛主席的话就准错不了。

就是在这段时期，“高干子弟”开始形成一个特殊阶级。他们具有某种特殊气质，让人一望而知“血统高贵”，有来头，碰不得，不少“高干子弟”变得比以前更高傲。从毛泽东起，全国上下都担心这些人的行为。报刊上也时常讨论高干子弟问题，但越是担心，越讨论，就越使他们引人注目，显出他们与众不同。

我父亲常告诫我们脑袋里不要想自己是什么高干子弟，也不要只跟高干子弟玩，我又少有机会和其他家庭背景的孩子们接触，家庭背景的重要使得大家相互接近他们都不自然；彼此又缺乏共同经历，也不投机。就这样，我的朋友很少。

入四中后，有两位老师专门来家拜访，问我父母要我学哪种外语，英语还是俄语，我父母选择了英语。当问到我第一学期要学物理还是化学时，我父母说让老师决定好了。

我一跨入校门就爱上了这里：古色古香的大门，蓝色琉璃瓦大屋顶，精雕细琢的屋檐。门前一级石阶，门廊由六根朱红大木柱支撑。进门是两排整齐的柏树，一直通向内院，加强了肃穆的气氛。这所学校始建于汉景帝来年(公元141年)，由蜀郡太守文翁所建，是中国第一所地方政府开办的学堂。校园正中是一座宏大堂皇的孔庙，保存得很好，只是目前挪作它用，安装了十几张乒乓桌在庙内，由大柱子隔开。孔庙正门前面有一条巨石组成的阶梯通往大广场，使人走向孔庙时会产生一种敬仰的感觉。不远处是一座两层教学大楼，把广场和一条小渠分开，渠上有三座拱型小石桥，石栏杆上雕着狮子和其他动物。小石桥再过去是桃、李、梧桐环绕的美丽花园。孔庙正面石阶下有两个巨大的青铜香炉，不过已不再有青烟冉冉。孔庙前的广场成了篮球场和排球场，往外去是两块草坪。春季午饭后，我们爱在这里坐着、躺着，懒洋洋地晒太阳。孔庙后面是一片草坪，草坪之外是果园，紧连着布满藤蔓、青草和矮树丛的“后山”。

实验室分散在校园各处。我们在里面做生物、化学实验，学习用显微镜或解剖动物的尸体。我们在阶梯教室里看教学片，我还参加课外生物小组，跟着老师爬上后山，走进花园，学习辨识各类植物。我们通过控温孵化箱，观察卵蛋如何变成蝌蚪和小鸭。春天校园是一片粉红色的花海，桃花满树。但我最喜欢的是传统中国式建筑的图书馆，两层楼都有凉廊环绕，靠外是一圈栏杆又是椅子，油漆鲜艳，向外斜伸出去，叫做“飞来椅”。我有个最喜爱的角落，我常坐在这里看书，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只有近在咫尺的两棵稀罕的银杏树会使我分心。它们像两位高贵、优雅的树中君子，翩翩摇着小扇般的叶子，总让我想摸一摸。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老师们，他们都是各个学术领域的佼佼者，不是特级就是一级教师。听他们讲课是十足的享受，往往下课铃响，我仍兴味盎然不想离开。

但是政治已渐渐渗进校园。朝会变成了毛泽东思想的灌输大会，还有定期的学习会，阅读宣传资料和报刊社论等。我们的中文课多了政治文章，少了古典文学。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政治课成了必修课。

几乎所有的事都被政治化了。一天，在朝会上校长宣布以后每天课间十五分钟做眼部保健操，说这是毛主席对我们的一片关心，因为他老人家看到许多学生戴眼镜。我们听到后个个心情激动，有人还哭起来。眼部保健操是医生们设计的，我们合着音乐节拍用手指按揉眼眶周围的穴位，然后凝视窗外的白杨或柳树，因为绿色有助于消除眼睛疲劳。每当做完操，看完叶子，我觉得很舒服，于是感谢毛主席，发誓要忠于他。

有一个反复宣传的主题是防止中国“变色”，意思是防止中国变成资本主义。中国和苏联之间的意识形态已有分歧，刚开始时对公众秘而不宣，到了1963年初爆发成公开论战。我们听说，自从斯大林在1953年死后，赫鲁晓夫掌握了权力，苏联向国际资本主义阵营投降，苏联孩子重新过着悲惨的生活，就像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孩子一样。有一天，我们的政治课老师又讲到苏联时说：“如果我们不警惕，我们的国家就会逐渐变色，从鲜红鲜红的，变成二红二红的，再变灰，最后变黑。”这时全班同学都笑了起来，有的还偷偷看我，因为我的名字“二鸿”与“二红”同音。当天晚上，我要爸爸给我取个新名字。他建议改为“张章”意为“文章”和“立早”，表示他希望我能在年纪轻轻时就成为一名好作家。但我不喜欢这个名字，我说我要个有“军事味的”。那时，我有些朋友已改了名字，叫“军”、“兵”什么的。我父亲选的字展露他的古文学识，我得名“戎”，“武装”的意思，这个字除了古诗和成语之外，已不在别的地方出现了。它给人的意思是身披铠甲的古代武士，手持长矛，足跨千里马，驰骋于刀光剑影的疆场。当我带着新名字回到学校时，甚至有些老师也不认识这个“戎”字。

我要军事味的名字是因为毛泽东号召全国学解放军。林彪于1959年接替彭德怀元帅当国防部长后，解放军成为崇拜毛泽东的开路先锋。毛泽东也想使整个中国军事化，他在不久前还写了一首诗，要女人“不爱红装爱武装”。我们得知美国人正在等待时机入侵中国，恢复国民党政权，为了抵抗美国和国民党入侵，人人都得加强军事训练。据说雷锋就是日夜苦练臂力，终于成为一名优秀的手榴弹投掷手。体育一下子变得非同小可，短跑、游泳、跳高、平衡本、体操以及掷铅球和模拟手榴弹，统统非做不可。除了每星期两小时专门的体育课外，四十五分钟课外运动也由自愿变成必须。

我天生没有运动细胞，除了打网球外，对跑跑跳跳总是退避三舍。在以前这不是什么问题，但现在到处是标语：“锻炼身体，保卫祖国”。一和政治挂钩，事情变严重了。可惜我压力越大，运动越糟。下水游泳时，我老想到自己正被入侵的美国兵追赶，逃到一条波涛汹涌的江边，我不会游泳，所以要么淹死，要么被抓住受拷打，结果吓得我在水里直抽筋。有一次，我不小心走到深水处，一脚踩不到底就以为自己要死在游泳池里了。虽然在夏天每个星期都有游泳训练，我却从来没能学会。

掷手榴弹显然非常重要，可惜我总落在全班最后，木头手相弹我最多只能投几码远。我心虚地觉得同学们都在怀疑我对美帝国主义战斗的决心。果然，在一天政治学习会上，有同学问我为什么手榴弹老是掷不远。众目睽睽之下，我如坐针毡，觉得这些目光都在说我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第二天，我起了个大早，躲在操场一角，两臂平肩抬起，每只手上各拿两块砖头，这也是从《雷锋日记》如法炮制来的，雷锋就是这样锻炼臂力成了掷弹能手。几天辛苦下来，我的手臂又红又肿，看来真是朽木不可雕，我只好灰心丧气地放弃了。从此以后，只要一拿手榴弹，我的两手就不听使唤地抖。

1965年的一天，突然传来命令，要我们拔草坪上的草。毛泽东认为，栽花种草和饲养宠物是资产阶级的恶习，要清除。学校草坪上的那种草后来我在世界各国都没有见过。我们叫它“爬地草”。它爬遍泥地表面，千千万万钢爪的根扎入地里，四下伸展，互相缠绕，形成地面和地下两个网络，又紧紧捆绑在一起，仿佛一团乱麻似的铁丝绞进泥土。倒楣的是我的手指，每次拔完草下来，就布满了又深又长的血口子。学校发下锄头和铁铲进行歼灭，但一场春风，一阵细雨，它们就又绿了大地，我们又得重新开战。

花倒是容易对付，但消灭它们一样难——没有人愿意做。毛泽东早就对养花种草发过几次异议了，他还选择了替代物——白菜和棉花。但只有到现在，他的指示才得到实施。不过，老百姓太爱他们的花了，许多花坛还是保留下来。

我对铲除花草也感到十分难过，但是我并不怪毛主席，反责备自己不该有这种“小资产阶级”情调。那时，我已养成“自我批评”的习惯，不断压抑自己与毛泽东指示相违背的任何一点想法。在心里，这些想法还使我害怕，又不敢跟别人谈。我时时压制这些情绪，努力要自己“端正”思想，我经常生活在不断的自责之中。

像这样的自我检讨是毛泽东治下的中国的特殊现象，仿佛这样做我们的社会就能变得更新、更好。(此处删去一句)

如果没有在经济方面的惊人成就，这种崇拜毛泽东的宗教情绪在中国这样的一个传统世俗社会里是不可能成功的。饥荒过后，中国迅速复原过来，生活水准大幅度提高。在成都，虽然米仍然定量供应，但肉类、蛋、蔬菜都很充足。冬瓜、萝卜、茄子等在菜店内堆不下，就在门外人行道上堆积如山，夜间也无人看守，没人来偷，因为便宜到几分钱就可以买一大堆。一度珍贵的鸡蛋现在在店里成筐成筐地变质腐烂。几年前，市面上还一个桃子也看不见，现在买桃子算“爱国”，干部们挨家挨户要居民买“爱国桃”，非常便宜，几乎白送。

还有一些成就，也大大增强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1964年10月，中国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这件事在报刊、广播上大为宣传，说它显示了国家在科技和工业方面的长足进步，有能力和欺凌弱小的帝国主义者相抗衡了。正巧，赫鲁晓夫下台，成了毛泽东英明伟大的证明。1964年，法国作为第一个西方大国承认中国，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这被欢呼成是对美国的一大胜利，因为美国仍拒绝承认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另外，这段时间没有全国性的政治运动，人们心满意足。当然把所有的成就都归功于毛泽东，只有中央高级领导阶层心里明白毛泽东实际上的贡献有多少。(此处删去一句)在那几年里，我写了不少满腔热情的颂词，感谢毛泽东的领导，不断宣誓永远忠于他。

1965年，我十三岁那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六周年。10月1日夜晚，成都市人民南路广场上举行了一场盛大的烟火庆祝晚会。广场的北面是一座建于公元三世纪的皇宫城楼，那时成都是蜀汉的首都，四面城墙环绕，已是个繁荣的城市了。城中刚被修复一新的城楼，显得富丽堂皇，很像北京的天安门，不过颜色不尽一样，绿色的琉璃瓦大屋顶下是灰色的城墙。白色大理石栏杆围着的城楼楼台上耸立着深红色立柱，此时作观礼台用。我和全家人及四川省的高官和家属们正站在城楼上，享受节日气氛，等待烟火晚会开始。下面的广场上聚集了五万名群众，唱歌、跳舞。“砰！砰！”放烟火的信号枪在我身旁几码处发射，顿时天空变成了绚丽的火树银花，变成了一波接一波五彩缤纷的海洋。人们的欢叫声与烟火声此起彼落，一派喜气洋洋。突然，天空无声无色了几秒钟，随后无数束烟火蓦然腾空而起，像天女散花般在夜空几乎同时爆开，只见一条系在气球上的长而奇大的白绸带标语从半空中飘飘而下。广场上的火光照亮了上面的大字：“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我顿时热泪夺眶而出，一遍遍对自己说：“能生活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我实在太幸福了！”我不明白资本主义世界的孩子们没有毛主席怎么办？而且他们还没有希望亲眼看见他！我直想把这些可怜的孩子救出苦海，当场下定决心要努力工作，建设强大的中国，支援世界革命。此外，努力工作还有个更重要的目的——当上劳动模范去北京见毛主席，这是我生活的目标。

十五　“破字当头，立在其中”

——文化大革命开始(1965—1966年)

六十年代初，尽管毛泽东的经济政策引发了大灾难，他仍是中国至高无上的领袖，民众崇拜的偶像。但是由于这段时间实际上是由务实的领导人在管理国家，因此在文化、艺术方面，相对地较为自由。在经过漫长的冬眠后，一大批戏剧、电影、小说破土而出，当然，没有一本书、一出戏公开批评共产党，很多只是历史题材。当时毛泽东处于守势，(此处删去两句)对那些历史故事感到很不是滋味，觉得它们是在影射现实。

借古讽今在中国已有悠久历史，人们都懂得这种讽谕手法。1963年4月，毛泽东下令禁演“鬼戏”——一种专讲冤魂向枉杀他们的恶势力复仇的戏，这类戏使毛很不舒服，(此处删去一句)。他对“明戏”特别敏感。这类戏的主人翁多是明朝著名的清官海瑞，他冒着生命危险为民请命，苦谏皇上，为此丢了官，被放逐到偏远地区。毛泽东怀疑海瑞是影射彭德怀元帅，这位前任国防部长于1959年批评毛泽东的导致大饥荒的经济政策而被毛罢了官。彭德怀被罢官后不久，一系列以海瑞为主题的“明戏”风行一时。江青要作家写文章批判，又要中央宣传部、文化部的部长禁戏，不过这些人都不理睬她。

1964年，毛泽东理出一张名单，说三十九位艺术家、作家、学者是“反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一种新的阶级敌人。其中就有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作者吴晗。(此处删去3行)

这张名单没有公开，这三十九人所属的党组织也没有清洗他们。毛泽东下令把名单发下去，发至我母亲这一级干部，要各级党组织照样抓“反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1964年冬天，我母亲被派到成都“牛市口”中学当工作组组长，责任是从高级教师和喜欢舞文弄墨的人物中抓些可疑者。

我母亲很不情愿，特别是这次运动威胁到的是她最欣赏的人。此外，就算她热心搜寻，也抓不到。人们对从前的政治运动还记忆犹新，很少有人敢开口讲话。我母亲把她的想法向主管整个成都市这场运动的上司鲍先生作了汇报，鲍也深以为然。

1965年过去了，我母亲抓不出一个“反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鲍先生也没有对她施加压力。他们的消极态度反映了共产党干部当时普遍的情绪，大多数人对整人的政治运动厌倦透了，只希望提高生活水准，过正常生活。但他们并没有公开反对毛泽东，相反地还在鼓动对毛的个人崇拜。只有少数一些人对神化毛泽东运动的迅速扩展感到焦虑不安，然而他们无能为力。毛泽东的权力太大，威望太高，势不可挡，最多只能消极抵制而已。

毛泽东注意到共产党干部对他的政治运动不积极，他认为这表示他们对他已不再那么忠心耿耿。当他下令发表一篇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的《海瑞罢官》文章时(即姚文元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北京市委和负责文艺、宣传的中央宣传部都拒绝刊登，这证实了他的怀疑。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对毛很重要，他希望借此动员民众卷入他的政治运动。他和民众之间一向是由共产党组织作桥梁，现在他发现这道桥粱不通畅了，他等于失去了控制权。

毛泽东感到岌岌可危，他怕斯大林那样的下场，更怕还在世就要被“赫鲁晓夫”取代。他决心先发制人，摧毁他说的“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以及他在党内的追随者。这个整人运动就是所谓的“文化大革命”。毛深知自己是孤军作战，但这倒使他觉得“独立寒秋”，在傲然向全世界挑战，也给了他机会运筹帷幄。他甚至把自己想象成悲剧英雄，与强大的共产党机器大决战。

1965年11月10日，毛泽东屡次要北京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而不成，终于在上海把它发表了，这里是他的亲信当权。在姚的文章里，“文化大革命”这个字眼第一次出现了。共产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不转载这篇文章，北京市委机关报《北京日报》也拒绝转载，各省呢，有的转载了，有的也不转载。我父亲当时管《四川日报》，他不想登这篇文章，因为他意识到此文不仅是针对彭德怀，而且号召开展新的政治运动。他去见专管文化事务的省委书记，这位先生决定打电话请示邓小平。邓当时不在办公室，贺龙元帅接了电话，贺龙是邓小平的好友，也是政治局常委。贺龙在电话里说不要转载姚的文章。

四川在12月18日登载姚的文章，是最后刊登的省份，比《人民日报》11月30日还晚。《人民日报》转载时，总理周恩来专门写了“编者按”，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学术讨论，不是整人的政治运动。(此处删去一句)

后来的三个月，毛泽东的对手们，加上周恩来，进行了一系列活动，想把文化大革命从整人的轨道上引开。1956年2月，当毛泽东不在北京时，政治局通过了一个决议，后来称为《二月提纲》，强调学术问题的争论必须局限在学术范围内，不能变成政治迫害。毛泽东反对这个决议，但政治局充耳不闻。

同年4月，四川省委要我父亲按照《二月提纲》精神起草一份称为《四月意见》的文件以指导四川的文化大革命。内容有：这是一场学术讨论，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能当“党阀”，不能以势压人，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正当此文件准备在5月份发表时，突然接到命令停止发表。此刻政治局有了新的决议，这回毛泽东在场，占了上风，并加上周恩来的支持。毛泽东推翻了《二月提纲》，下令清算所有持反对意见的学者和他们的观点。他还说是共产党内的当权派包庇“反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以及其他阶级敌人，这些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他对他们宣战，“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就此拉开序幕。

偌大的中国共产党中，谁是“走资派”，毛泽东当然不可能心中有数。他知道他要打倒整个北京市委，这时已做到了。他也知道要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和党内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但毛并不清楚在庞大的共产党机构中谁忠于他，谁追随刘、邓和他们的“资本主义道路”。(此处删去一句)他相信那些忠于他的人将在大风大浪中涌现出来。按他的话就是：“破字当头，立在其中”。毛并不担心他的行动会把整个中国共产党毁了。(此处删去4行)。

毛不清不楚地叫喊反走资派，可把全国老百姓和绝大多数共产党干部都搞糊涂了，大家不明白他到底要干什么，也不知道他想对哪些人下手。我父母也像别的官员一样，只知道毛泽东要打倒一批共产党干部，但不知道是谁，也许就是他们自己，大家惶惶不可终日。

就在此时，毛泽东作了一个最重要的组织安排，建立起个人的发号施令体系，独立于现有的共产党组织之外——虽然名义上仍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领导之下，这样他就可以以党的名义发令。

首先他把1959年接替彭德怀任国防部长的林彪提拔为副手，林就是那位在军队里不遗余力地推行崇拜毛泽东运动的人。毛泽东又设立了中央文革小组来直接、具体领导文化大革命，让他以前的秘书陈伯达任组长，而实权在他夫人江青和康生手里。

下一步，毛泽东改组了新闻媒体。最重要的是《人民日报》，老百姓都知道它是共产党中央的喉舌。毛泽东于5月31日派陈伯达去执掌《人民日报》，以确保他能畅通无阻地向亿万中国人直接下令。

《人民日报》从1966年6月起，每天头版头条都套红，有各种口号、社论、要“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要人民追随毛泽东，参加文化大革命。

6月初，我们学校的正常教学完全停止了。每天上学只是政治学习，读毛泽东著作、报纸上的社论。校园里安装了大喇叭，天天喊《人民日报》上的标语。报纸的第一版常是一幅通版的毛泽东像，还有若干《毛主席语录》。我至今仍记得那些通栏口号：“毛主席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命根子！”“谁敢反对毛主席，我们就要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全世界人民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由于天天反复地念，这些口号都深印在脑海里。报纸上还总有外国人仰慕毛泽东的故事，欧洲人争购《毛泽东选集》的照片，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也被用来加强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读报很快发展到背诵《毛主席语录》，这是本红塑料皮、巴掌大的“小红书”，每个人都发有一本，说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惜”。每天我们集会时要一遍又一遍地齐声朗诵，我现在还能一字不漏地背出其中许多章节。

一天，我们读到一则《人民日报》报道，说有位老农民在他家的卧室墙上贴了三十二张毛主席像，原因是只要一睁开眼，不论面朝哪个方向，他都能看见毛主席的光辉形象。马上，我们也在教室的墙上贴满了毛泽东的像——这样我们也可以到处看见他的慈眉善目了。但是我们马上又得揭下来了，有消息说，老农民其实是用毛主席像作贴墙纸，因为毛的像是用最好的纸张印刷的，而且免费供应。消息还说已查出写此则报道的记者是“暗藏的阶级敌人”，想鼓动大家“污辱毛主席”。第一次，我下意识地感觉到恐惧。

像牛市口中学一样，我们中学前段时间也来了工作组。他们勉勉强强地把学校的几位名教师定成“反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但对学生们保密。然而，到了1966年6月，在汹涌澎湃的文化大革命浪潮下，工作组觉得不抓“阶级敌人’’不行了。于是骤然公布了名单，还发动了学生和老师写大字报和标语口号。一时间，这些东西铺天盖地，充满了校园。有的老师积极，是因为他们得服从命令，忠于党。有些人是顺应时势，有些是忌妒那些名教师，有些则是害怕使然。

在受害者当中，有一位我欣赏的国文老师——纪先生。据一份大字报上所写的，他在六十年代初曾说过这么一句话：“光是空口喊‘大跃进万岁！’哪能填饱肚子？”我当时并不知道大跃进造成了大饥荒，所以不明白他所说的话，但能感受到其中大不敬的味道。

纪先生有某种与众不同的气质，那时我说不出是什么，现在才明白，他是具有一种讽世的态度。他有一种似笑非笑的干咳，叫人觉得他有话未说出。我们的教科书上一篇文章是共产党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的回忆录，追忆长征时的艰苦。他生动描述了军队在崎岖的山路上行进的情形，他们手上拿的火炬照亮了无月的夜空，仿佛是一条红色巨流。当他们终于抵达目的地时，全都“冲上前去，大家抢了一碗饭就吃”。这令我困惑了，红军战士不是都宁愿自己挨饿，也要把最后一口饭让给同志的啊！怎么会抢饭吃？我问纪先生，他干咳笑说我不能体会到饿肚子的滋味，然后他迅速改变了话题。我当然没有被说服。

除此小小的“不满意”外，我对纪先生是五体投地。看见我敬佩的老师们被乱整，我感到十分伤心。我对工作组要我们写大字报揭发、批判他们十分反感。那年我十四岁，本能地厌恶所有好斗的行为，再说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好写的。满校园的白纸黑字，奇奇怪怪、杀气腾腾的气氛令我十分害怕，如“砸碎某某的狗头！”“某某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我开始逃学，躲在家里，为此我总在会议上被批评“家庭观念重”。开会成了我们全部的学校生活。我讨厌开会，一种不可言状的恐惧总跟着我。

不久我们学校的党书记凯先生，一位性格开朗、生气勃勃的人，被定成了“走资派”，理由是他重用“反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他在学校做的每一件事都成了罪证，甚至安排学毛著时间比教学时间少。

我同样吃惊的是，学校共青团书记陕先生被谴责为“反对毛主席”。他是个风流才子，我一向渴望引起他的注意，原因倒不是别的，只是他可能帮助我一到十五岁就尽早入团。他教授高中学生马克思主义哲学课，常在学生的作文上，用红笔划出他认为写得出色的句子。现在这些毫无关联的句子被他的学生拼凑成一些短文，据此在字报上说他恶意攻击毛主席。多年后，我得知这种找罪证的方式源于1955年的肃反运动，当时一些作家就用此法打击他们的同行。

多年后，陕先生告诉我，他和凯先生被整的真实原因是：当时他俩都不在学校，他们被派为工作组成员到别的单位去了，在校的领导趁机把他们拿来当替罪羊。他俩本来就和校长处不好，校长何乐不为。陕先生悻悻然地对我说：“如果当时我们在学校，他去了工作组，这个龟儿子就有得受了。他屁股上的屎多得很！”

书记凯先生对共产党忠心耿耿，自觉受了天大委屈。一天傍晚，他写了一封遗书，然后用剃胡刀片割了自己的喉咙。恰好那天他妻子比平时早回家，赶快送他进医院急救。工作组对他自杀的消息秘而不宣。他们很紧张，因为心里明白，像这样的牺牲品是凭空捏造出来的，没有一点证据。

共产党视自杀为叛党行为——对党丧失信心，向党示威，因而不准对自杀者有半点同情，可当我母亲听到凯先生自杀的消息她痛哭了。她很喜欢他，知道他是位乐观的人，不是极度绝望是不会寻此绝路的。

我母亲不肯随波逐流，不在她任工作组组长的学校乱抓替罪羊，但学校的学生开始被《人民日报》鼓动起来反对老师了。从报上他们得知，毛泽东说老师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把学生当敌人”，用考试整他们，毒害他们的心灵，为国民党复辟做准备。毛泽东宣布：“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一天，我母亲骑自行车来到学校，一进门就听说学生们把校长、教导主任、级别高的教师和他们平素不喜欢的老师都当作“反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关进了一间教室，门上贴了张纸，写着“鬼儿班”。教师们都不敢管，他们已被文化大革命搞得手足无措，现在中学生似乎握有了某种权柄，学校到处是巨大的标语，绝大多数是《人民日报》的标题。

我母亲径直去了“鬼儿班”，后边跟着一群学生。只见门口围着一堆学生，有的看起来很凶，有的不好意思，有的担心，有的不安。学生见她来了，就围拢了过来。母亲身为工作组组长，是学校的最高领导，被当作党的化身。学生们静静地望着她，等她下命令。他们已办起了“鬼儿班”，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我母亲语气强硬地下令解散“鬼儿班”，这在学生当中引起一阵骚动，但没有人站出来反对。有些人交头接耳，我母亲要他们说大声点儿，他们又一声不吭。她告诉大家没有公安机关命令关押人是违法的，野蛮对待自己的老师更是可耻，他们应该感谢和尊敬老师。教室门打开了，“犯人”们被释放出来了。我母亲胆子算大的，尽管她也忧心忡忡，因为此时省上也在找替罪羊，我父亲已预感到下一个会轮到他了。他的几位同事已悄悄透露消息给他，叫他小心，其管辖的单位被“打了招呼”(暗示把矛头指向他)。

这些事父母从没对我们孩子们提起。他们从来就不和我们谈政治斗争，现在更不可能开口了，情况是如此复杂、混乱，他们自己也搞不清楚，怎么能使孩子们理解呢？告诉孩子又有什么用呢？谁都无能为力，而且不知道反而更安全些。所以我们兄弟姐妹对文化大革命毫无心理准备，只模模糊糊地感觉到好像有什么祸事将会发生。

就是在这种气氛里，8月份来临了，百万红卫兵乍现，狂风暴雨般席卷了整个中国。

十六　“天不怕，地不怕”

——毛的红卫兵(1966年6月—8月)

在毛泽东引导下，年轻一代总想着哪一天会与阶级敌人战斗，而新闻界对“文化大革命”闪烁其辞的号召，使人们觉得大战即将来临。一些对政治很敏感的学生嗅到他们的偶像毛泽东和这场运动有直接关系，而所受的思想灌输使他们毫不犹豫地跟着毛走。6月初，一些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学生举行了几次集会，对形势进行分析，决定称自己为“毛主席的红卫兵”。他们还引用了一条经常刊登在《人民日报》上的毛语录“造反有理”，作为他们的座右铭。

早期的红卫兵多是高干子弟，只有他们才有胆量搞这类活动。此外，他们是在政治环境中长大的，比其他人更热衷政治活动。江青注意到他们，她在7月接见了他们。8月1日，毛作了一个颇不寻常的举动：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了一封公开信，对他们的“造反有理”，表示“最热烈的支持”。在这封信中，毛还微妙地把他早先的说法修饰成“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对这些十几岁幼稚狂热的中学生来说，这封信简直就像上帝发来的圣旨。很快，红卫兵组织在北京如雨后春笋纷纷成立，并迅速扩及全国。

毛泽东要用红卫兵作他的冲锋队，他感觉到人们对他攻击走资派的号召反应冷淡。共产党拥有为数颇多的支持者，另一方面，人们对1957年的教训还记忆犹新。那时，也是毛泽东号召人民批评共产党干部，结果那些应邀提意见的人都成了右派，从此倒楣，好些人都怀疑这次又是故伎重施——“引蛇出洞”。

毛泽东如果想要动员老百姓，(此处删去3行)对他来说，那些十几岁到二十几岁的少男少女是太理想了。这些人是在对他的狂热个人崇拜及阶级斗争的气氛下成长的，又具有年轻人的特质——爱造反、大胆、勇于为“正义事业”献身，渴望冒险和行动。(此处删去一句)只有用这支大军，(此处删去一句)才可以造成一场足以动摇甚至摧毁共产党基础的大混乱。有一条口号可扼要说明红卫兵的使命：“谁反对文化大革命，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和谁血战到底！”

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所有的政策和命令都是通过党组织逐级下达的。毛泽东现在撇开这条渠道不用，直接转向千万年轻人。一方面，他通过新闻媒体，发出一些堂皇的号召。这些年轻人就像六十年代许多西方人一样，被“造反”、“教育革命”、“砸碎旧世界创造新世界”、“造就一代新人”这些动听的言词所吸引。另一方面，他又通过中央文革，特别是他的夫人江青直接到学生中去发具体指示。毛泽东深知年轻人潜在的暴力性，他说：“现在停课又管饭吃，吃了饭要发热，要闹事，不叫闹事干什么？”

把年轻人导向控制下的暴力，牺牲品必不可少。学校里最明显的目标就是老师，其中一些早已成了工作组和学校当局的牺牲品，现在，青少年们又开始攻击他们。比起父母，老师是更理想的靶子，因为父母分散在家，造反没法集中，而且在中国文化里老师是比父母更重要的权威人物。几乎在每一所学校里，老师都被污辱、殴打，有的学校里学生私设公堂、“监狱”，有的甚至把老师折磨致死。

(此处删去一句)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第一次接见了一百多万年轻人。日后，他又如此接见过七次，共一千三百万人。在这首次大会上，林彪第一次以毛泽东代言人身份出现在毛身边、公众面前。他号召红卫兵冲出学校大门，杀进社会，“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四旧)。”

红卫兵们按照这个含糊不清的口号指示，冲上街头，抄家、砸古董、毁文物、撕古画、烧书。就这样，几乎所有的私人收藏品都毁于一旦。许多作家、艺术家受尽各种方式的凌辱、毒打，强迫他们目睹自己的作品化为灰烬，不少人含恨自杀。博物馆遭抄、砸，宫殿、庙宇、古墓、塑像、宝塔、城墙这些“旧”东西当然在劫难逃。只有少数地方躲过浩劫，如紫禁城，是周恩来派驻军队，并下特殊法令保护的结果。

毛泽东称赞红卫兵的行动“好得很！”，号召全国上下支持他们，并鼓动红卫兵扩大攻击的目标，增加恐怖。以往在共产党统治下享有特权的各行各业的顶尖人物都被冠上“反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罪名。红卫兵的施暴对象还包括“老”阶级敌人，以前的地主、资本家、与国民党有关系的人，以及先前政治运动中的牺牲品，如“右派”等，他们的孩子也包括在内。

文革前大多数的“阶级敌人”没有被处死或送去劳改，而是放在群众中“监督”。警察只准对指定的人提供档案资料。现在政策改变了，新上任的公安部长谢富治下令把“阶级敌人”交给红卫兵处置，并把这些人的“罪行”告诉红卫兵，如“阴谋推翻共产党”，以激发青年人的怒火。

文革之前，私设公堂，严刑逼供是被禁止的。现在，谢命令公安人员：“不要受过去规定所约束，不管是国家的，还是公安机关的。”他还说：“我不赞成打死人，但有人(红卫兵)如果对阶级敌人恨之入骨，欲置之死地，我们也劝阻不住。”

酷刑拷打之风顿时盛行全国，特别是在抄家时。被抄家的人得跪在地上对红卫兵磕头，红卫兵则挥舞铜头皮带连打带踢。他们还多被剃成“阴阳头”，头发被剃光一半。财产不是被砸烂就是被抄走。

北京打人最厉害，这里有中央文革小组在旁煽风点火。城区的一些剧场和电影院被用作审讯室，受害人痛苦的哀嚎声使人们都避开这些地方绕道而行。

最初，红卫兵是由高干子弟组成的。不久，当其他阶层出身的人渐渐加入时，有些高干子弟就成立了他们自己的特殊组织。(此处删去一句)在毛泽东第二次大规模接见红卫兵的集会上，林彪佩戴他们的袖章，以示自己也算是他们其中的一员，江青还把10月1日国庆日在天安门金水桥前值勤的这种“神圣任务”派给他们。结果，一种荒谬“血统论”出现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在这种“谬论”的支配下，一些人横行霸道，甚至在学校办“劳改营”，折磨那些“出身不好”的孩子。

(此处删去4行)。从红卫兵的角度来看，那些热衷抄家、拷问的人也不全都忠于毛释东，他们不过是抓住选个合法的撒野机会，尽情享受。

其实只有一小部分的红卫兵真正卷入残酷的暴力活动，大部分的人都尽量避免参与，他们可能避开是因为红卫兵是松散的组织，总的来说，没有人用枪逼着你干坏事。事实上，毛泽东本人从未下令叫红卫兵去杀人，他的指示暧昧不清，一个人无须卷入暴力或邪恶行动也可以感到忠于毛泽东，那些选择暴力的人不能把罪过全推在毛泽东身上。

但毛泽东鼓励暴力也是事实。1966年8月18日他第一次接见百万红卫兵时，曾问一名红卫兵叫什么名字？当她回答“宋彬彬”时，毛问：“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宋回答：“是！”毛说：“要武嘛！”毛泽东很少在公开场合讲话，这三个字被大肆宣传。被红卫兵当作真理似地遵从。9月15日，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时。他的代言人林彪站在他身边宣布：“红卫兵小将们！你们斗争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那些走资派、反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吸血鬼及寄生虫，都被你们搞得狼狈不堪。你们做得对！做得好！”台下马上响起一片震耳欲聋的“毛主席万岁！”狂呼声，天安门广场上黑压压的人群激动地流下热泪、誓言忠诚！毛泽东像慈父般地挥手致意，更引起狂喜。

毛泽东通过中央文革控制了北京的红卫兵。他又发出号召，要他们到各省去串联，鼓动外地以北京为榜样。我姥姥在锦州的弟弟玉林和他的妻子被殴打后，连同两个孩子一道下放到农村。共产党刚到锦州时，玉林因有一张国民党特务证而受到怀疑，但那时并无事。到现在，才遭了大殃。那时我家完全不知道这些事，人们避免通信，以免不知何时谁会牵连到谁，祸从天降。

四川人当时并不十分清楚北京的恐怖气氛，红卫兵在四川较少暴行，部分原因是没有中央文革小组在煽动。另一方面，四川的警察对公安部长谢富治的命令装聋作哑，并不卖力把“阶级敌人”交给红卫兵。当然，四川的红卫兵和其他省一样，也模仿北京。这儿有着同样的混乱情形——控制下的混乱。红卫兵抄那些指定的牺牲者的家，却不去商店抢东西。大多数的机关、商业、邮电和运输仍运作如常。

我的学校在一些来自北京的红卫兵帮助下，于1966年8月16日成立了红卫兵。那段时间我一直呆在家里，装病逃避开会和可怕的口号，所以几天后，一通电话要我立即回校参加“文化大革命”，我才知道有这么个组织成立了。一到学校，我马上看到许多同学都自豪地戴着印有“红卫兵”金字的红袖套。

在那些日子里，新生的红卫兵象征是“毛主席的孩子们”，具有不可言喻的光荣。我当然也要参加，所以立即向班上的红卫兵头头交了申请书。他姓耿，是个十五岁的男孩子，过去他总是找机会跟我呆在一块儿，在一起时又变得局促不安。

我当时心里纳闷：耿怎么一下子成了红卫兵？还神秘兮兮的。我看得出来，红卫兵大多数是高干子弟，学校红卫兵领袖就是四川省共产党主要领导的儿子。因为我父亲的级别比许多人的父亲都高，所以我理应是红卫兵的一员，但耿私下告诉我说，我“太软弱”、“太不积极”，得经过考验才能参加。

自1966年6月以来，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每个人必须整天泡在学校里，以示全心投入文化大革命。我呢，总想躲在家里。现在再这样做就危险了，我只得住进学校。当时男孩子都把宿舍让给女孩子，自己睡教室，非红卫兵成员也由红卫兵带着一块儿参加各种活动。

回校第二天，我就和另外几十名孩子上街去改换街道的名称，使它们更革命化。我住的省委大院所在的街叫“商业街”，我们来到街口，开始激烈争论应该改成什么新名字。有人提议“灯塔街”，以示省委灯塔般的作用。另一些人则说该叫“勤务员路”，因为毛主席说，共产党官员是人民的勤务员，最后却不了了之，因为有一个基本问题无法解决，路牌挂得太高，摘了半天也摘不下来。据我所知，以后谁也没有再去过问此事。

北京的红卫兵比我们狂热得多。我们不断听到他们成功的消息：英国代办处现在位于“反帝路”了，苏联使馆则位于“反修路”。成都街道也开始抛掉了像“五世同堂”(旧道德)、“杨柳青”(非革命的红色)、“玉龙”(封建权力象征)这样的名字，取而代之的是“破旧”、“东方红”和“革命”路。一家叫做“香风味”的著名餐馆横匾被砸个粉碎，新名字是：“火药味”。

交通混乱的情况持续了好多天。红卫兵对指挥交通的红绿灯提出抗议，说用红色代表“停止”是非常反动的，红色应该是前进呀！车辆也不应该靠右行驶，而应靠左。我们要交通警察靠边站，自己指挥交通。我被派到一个街口告诉骑自行车的人靠左骑。成都很少汽车和交通信号灯，但在几个大十字路口仍出现混乱情况。结果周恩来出面说服了北京红卫兵，旧的交通规则得以恢复。年轻人为此找到了一个借口，我们学校的一位红卫兵告诉我，英国的车辆是靠左行驶的，因此我们得靠右，以体现反帝精神，当然她没有提到美国。

我从小就讨厌集体活动。现在，十四岁的我更讨厌这一切了。可是，我努力压抑自己的“个人主义”思想，因为这有违毛主席的主张。我所受的教育是：思想一与毛的教导相冲突，就产生一种愧疚感。我不断告诫自己：要跟上新的革命理论与实践，不能理解时得努力改造自己。然而，尽管费了很大的努力，我仍拼命躲避红卫兵剪行人的长头发、窄裤管、裙子或敲掉半高跟鞋鞋跟等激烈活动。这些东西成了红卫兵攻击的目标，据说是“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

我自己的头发也成了同学们批评的目标，我只好把它剪成齐耳根的短发，在责备自己“小资产阶级情调”之余，我为失去心爱的长辫而落泪。小时候，我的奶妈喜欢把我的头发梳成一根“冲天炮”。六十年代早期，我的头发盘成两个小抓髻，用一圈小绸花绕起来。早上，当我匆匆忙忙吃早饭时，姥姥或保姆会用慈爱的手给我梳头，我最喜欢粉红色的绸花。

1964年后，由于毛泽东号召朴实的生活方式和强调阶级斗争，我在裤子上打了补钉，以使自己看上去更加“无产阶级化”。头发也梳成了规矩的两条辫子，没有了色彩鲜艳的绸花，那时留长发还没有受到指责。姥姥在剪我头发时，边剪边心疼地嘀咕。她的长发留了下来，因为她盘成髻，而且很少出门。

成都著名的茶馆也因“腐朽”受到了攻击。我不明白为什么，但也没有问。1966年夏天，我学会了遇事不问为什么，许多中国人早就这样做了。四川的茶馆是个独特的去处，通常位于竹林丛中或一棵大树的华盖下，一圈竹椅围着低矮的方木桌，用了多年的竹椅仍散发出淡淡的清香。沏茶时，一撮茶叶投入茶杯里，开水倾注进去后，茶碟松松地盖在上面，蒸气透过缝隙飘逸而出，带来茉莉花或其他茶叶花的芳香。四川有很多种茶，仅茉莉花茶一种就有五级。

四川的茶馆犹如英国人的酒吧。人们，特别是老人，爱到这里来消磨时间，一口一口地吸着长烟袋，面前摆上一杯茶和一碟瓜子。提着开水壶的服务员奔忙于座位之间，从一两尺外准确无误地往客人杯中加开水。高手可以把水加到高于杯缘而不溢出来。我还是个孩子时，总是着迷地看着水从壶嘴划出一条弧线落人杯中。但是我很少被带去茶馆，它有一种安闲享乐的气氛，是我父母不赞成的。

就像欧洲的咖啡馆一样，四川茶馆也提供报纸，它们通常放在竹框内。有些顾客到茶馆阅读，但茶馆主要是一个会友、谈天、交流讯息以及闲言碎语的去处，有时也有合着竹板节拍说书的。

可能正是因为它的悠闲气息，坐茶馆的人没在搞革命，所以茶馆得关门。一天，我和几十个初中学生(大多数是红卫兵)来到一个坐落在锦江河畔的小茶馆。竹椅、方桌散布在一棵大槐树下，夏日微风吹来一股股花香。当我们沿着河岸高低不平的卵石路走近茶馆时，顾客们(大多数是男子)从棋盘上抬起头来。我们在树下停住，几个同学开始喊道：“起来！都起来！别在这个资产阶级的地方鬼混！”同年级的一位男孩子抓起就近桌子上的棋盘纸一角，猛然一扯，棋子撒了一地。

下棋的是两个年轻人，其中一个往前一冲，拳头也捏了起来。他的朋友忙拉了拉他的衣角，止住了他，两人默默俯下身去拣棋子。扯棋盘的男孩继续喊：“不许再下棋了！你们不知道这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他弯腰抓起一把棋子就朝河里扔。

我以前所受的教育是要对年长者有礼貌，但现在的革命好像要我们杀气腾腾。温文尔雅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我受的批评里就有这一条，这也是不让我入红卫兵的理由之一。在文化大革命年代，我目睹了人们因说“谢谢您”而遭攻击，说是“资产阶级虚伪”，文明礼貌快绝灭了。

当时在茶馆外，我可以看到大多数同学都对这种横蛮无理的时髦说话方式感到羞愧不安，没有几个人跟着吵吵嚷嚷。一些人默默地在茶馆墙上和槐树干上张贴长方形标语。

顾客们开始静静地沿河岸散去。看着他们离开的身影，一种失落感笼罩了我。几个月之前，这些成年人可能会摆摆手把这帮小孩子赶走，但现在他们知道毛泽东赋予红卫兵无上权力。后来我回想时，才明白好多孩子一定是因为能指挥大人而兴奋。不过，红卫兵并未享受到自我表达的真正自由，从一开始，他们就只是工具，一条口号说得再清楚不过了：“我们红卫兵天不怕、地不怕，因为伟大领袖毛主席是我们的红司令！”

当然，1966年8月，站在河岸旁的我并没有想到这许多，只是感到迷惑。我和同学们一起走进茶馆，有的要经理关门，有的贴标语，顾客纷纷悄然离去。但在一个角落里，一位老人仍兀坐在他的桌子旁，平静地呷茶。我走到他身边，感到很窘，因为此刻我应按照红卫兵的规矩用一种权威式的口吻说话。他看了看我，又继续发出呷茶的声音。他有一张满是皱纹的脸，像宣传画上典型的“工人阶级”。他的手使我想起一课短文里描绘的老农民的手：它们可以抓起多刺的木柴而不感到痛。

可能因这位老人自信无可挑剔的背景，或因他的高龄，或者他不把我放在眼里，反正他就是坐在那儿，不理会我。我鼓起勇气，小声地请求他：“请您离开，行吗？”他看也不看我就回答说：“去哪里？”“当然是回家。”我说。

这回他转过脸来看我了，声音有点激动，尽管话说得很轻：“家？什么家？我和两个孙子合住一间小屋子，我只有一个竹帘围起来的角落，只够放一张床。就这么大点。当孩子们回到家时，我就来这里找点清静。为什么你们连这个也不准？”他的话使我既震惊又惭愧，我第一次听到有人竟然有这样狭小的家。我没再说什么，转身走开了。

这家茶馆像四川其他茶馆一样关闭了十五年，一直到1981年邓小平的改革政策使它重新开了门。1985年，我和一位英国朋友去到那里，坐在那棵老槐树下。一位服务员过来用开水壶从两尺外给我们加水。周围的人们在下棋、聊天。这是那次回中国旅行中最愉快的时刻。

当林彪号召“破四旧”时，我们学校的一些学生也开始砸学校了。我们学校有两千多年历史，到处是古物。这些成了狂热分子攻击的目标。雕花屋檐的古老房顶被敲破，已成为乒乓室的孔庙大殿琉璃瓦屋顶也遭到同样命运。大庙前的那对大铜香炉被掀翻，一些男孩子朝里面撒尿。学生们拿着榔头和铁棒走上后花园的小石桥，打碎石栏杆上的小雕像玩。大操场一侧有一对长方形巨大石碑，约二十尺高，上面用漂亮的书法刻者孔子生平。现在，一根粗绳把它们捆了起来，两队学生使劲拉，要把它们拉倒。一两天也没拉动，因为地基太深。红卫兵只好从外面请来些工人沿着基座四周挖了两个大坑。当这两块碑终于在欢呼声中倒下时，后面的小路也被掀翻了。

所有我喜爱的东西都消失了。对我来说，最心疼的是图书馆。那些金色琉璃瓦屋顶、精致的雕花窗框、漆成蓝色的飞来椅……都被打得稀烂，书架也被推倒了。一些学生着了魔似地撕书取乐。然后，写上黑字的白纸条以×形贴在门上、窗上，以示查封。

书籍是毛泽东的“破”的主要目标。由于它们不是在最近几个月写的，没有在每页引用毛的语录，红卫兵宣布它们都是“毒草”。除了马、恩、列、斯、毛的著作，以及已故鲁迅的作品外，大多数的书都付之一炬。(此处删去一句)焚书使中国失去了一大笔珍贵的文化遗产，即使有的书逃过红卫兵的手，后来也因为“读书无用”而成了人们炉里的燃料。

我们学校没有点燃焚书的火把。因为学校红卫兵头头是一位好学的学生，一位温文尔雅的十七岁男孩子。他当上红卫兵领袖是因为他父亲的地位，而不是他本人的野心。虽然他无法阻止普遍的破坏情形，但尽力保护了书籍。

虽然照规矩我应该参加“革命行动”，但跟大多数学生一样，我躲避开了。之所以能逃过是由于这些破坏行为不是有组织的，没有人强迫我们参加。我可以看得出来，许多学生不愿意做，但也没有人敢站出来劝阻。一些同学可能和我一样在压抑自己离经叛道的意识，训斥自己要改造思想。我们心里也都有数，任何异议都会给自己惹来大祸。

这时“批斗大会”已成了文化大革命的一大现象，多由情绪激昂的人群参加，会中少不了肉体折磨。在毛泽东亲自支持下，北京大学的学生带头于1966年6月18日批斗了六十多位教授、系主任、校长。他们戴着涂写侮辱性口号的高帽子，脸上涂着黑墨，表示“黑帮”，身上也贴着标语，在地上一跪就是几个小时。批斗时，这些人由两名学生从后面揪住头发，狠狠地反扭双臂，好像要把骨头折断，这叫做“坐喷气式飞机”。此模式很快风靡全国，大大小小的批斗会都非有不可。

一次我被我们班的红卫兵叫去参加一个批斗大会。当我看见十几个老师被押上操场的台子，低着头，手臂被扭成“喷气式飞机”时，那种恐怖气氛使我在盛夏的午后感到浑身冰凉。不久，一些人被踢得跪在地上。另一些人，包括我的英文老师，一位年长、学者味十足的男子，被迫站在一条长而窄的长凳上。我的老师年龄大了，开始颤抖，重心不能保持平衡，终于摔了下来，前额被板凳的尖角划破。一个站在他旁边的红卫兵本能地仲手去扶他，但那位红卫兵大概马上发现自己“失态”，于是立即站直了身子，努力做出一副严厉的样子，握紧拳头，吼叫道：“滚上板凳去！”他不想让别人看到他对“阶级敌人”软弱。血顺着老师的前额往下流，在脸侧凝成血块。这些老师被指控有各种稀奇古怪的罪，但他们被押上台批斗的真正原因是他们都是高级教师，属“反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要不然就是有些学生对他们怀有怨气。

在后来的年月里，我才得知我们学校的学生表现还算温和，因为四中是明星学校，学生多是用功读书和成绩优秀的。在一些性情较野的孩子集中的学校，有的老师被活活打死。在我的学校，我只亲眼见过一次打老师的情形。我的哲学老师对成绩较差的学生有时有点太严厉。有些学生恨她，就说她“道德破坏”，理由是她和她丈夫是在公共汽车上认识的，婚姻源自偶然一面。“一见钟情”也成了罪，这说明文化大革命其实是最封建、最“旧”的。男孩子们把老师带到一间办公室，说要对她“采取革命行动”——打人的代名词。他们动手前，特别要我到场，说：“当她看到你这个得意门生也来了，那才好呢！”我之所以被称作是她的得意门生，是因为她经常赞扬我。同学们也觉得我太软弱，需要接受“革命教育”。

那天小办公室里挤满了人，我缩在外圈。一开始打老师时，有人用肘部碰我，要我到前排去打，我没理会。我的老师被前排的男孩子们用脚猛踢，躺在地上痛苦的翻滚，头发散乱着，哭着求他们住手。打她的男孩子则用冷冰冰的语调对她说：“现在你知道求饶了，你过去不是凶得很吗？现在好好求饶！”他们一边踢她，一边令她向大家磕头，并喊：“请革命小将们饶我一命！”磕头求饶是一个人最大的耻辱。老师坐了起来，茫然地看着前面。我从她披散在脸上的乱发中，看到她的眼里是极度痛苦、绝望而木然的神情。她急促地喘气，脸色像死人一样铅灰。我转身溜了出去，好几位同学也离开了。背后传来口号声，声音有点儿勉强，想必是大家都害怕才喊口号壮胆，我加快步子逃走，一颗心怦怦乱跳，担心自己会被抓去挨打。但没有人追我，后来也没有受到惩罚。

在那些疯狂的日子里，尽管我明显地缺乏热情，经常躲在家里，我也没有遇到麻烦。原因除了红卫兵本身组织松散外，还因为我父亲是个高级干部，根据“血统论”，我是“自来红”。虽然有些好斗的红卫兵对我不满，但我只是挨批评，没有人对我采取什幺“革命行动”。

红卫兵把学生分为三大类：“红五类”、“黑五类”、“麻灰类’。“红五类”的人出身“工人、农民、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黑五类”出身“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麻灰类”介于两者之间，是那些划不进两边的人。我那个年级本已按毛泽东的“阶级路线”招生了，所有学生理应是“红五类”了。但文革使得每个班级好像都得找些“坏人”作为革命对象，结果我的年级有十多个人成为“黑五类”或“麻灰类”。

我有个好朋友叫艾玲。我经常到她家去玩，和她家很熟。她的祖父是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全家过着优越的生活。他们的住宅宽大，有一个精巧的小花园，雅致又奢华——比我家的住所好得多。我特别为她家所收藏的古董所吸引，尤其是一套鼻烟壶，那是艾玲祖父二十年代在牛津大学留学时，从英国带回来的。

现在艾玲突然成了“黑五类”。我听说她同学抄了她家，砸烂了所有的古董，包括那些鼻烟壶，还用铜头皮带打她的父母和祖父。我第二天见到她时，她头上围着头巾：同学给她剃了个“阴阳头”，她只好把头发都剃光。她见到我时低头流泪，我觉得无能为力，找不到半句话来安慰她。

在我们班上，红卫兵召开会议，要大家自报家庭出身，以供分类。我说出“革命干部”时，大大松了口气。有三四个学生说他们的出身是“职员”，这其实也是“干部”。但按当时红卫兵规定，只有高干才算“革干”，一般干部不算。但界限不清，结果所有出身“职员”的孩子和一个父亲是营业员的女孩一块被班上的红卫兵划成“麻灰类”。会上宣布将监督他们打扫学校操场、厕所，他们得随时保持低头状，听从红卫兵的管教，还必须每天汇报思想和行动。

这些同学情绪一下子落了千丈，满脸颓丧，平素的激动和热情已消失得无影无踪。我的一位女同学低着头，眼泪一个劲地流。我们曾是朋友，会后，我走过去，想说点什么。她却抬起头来，满眼尽是愤恨。我一句话也没说出来就走开了。我在校园内若有所失地走着。已是8月底了，栀子花开了，香味好像来自另外一个世界，与周围的气氛完全不协调。

黄昏降临时，我朝宿舍走去。突然看见四十码外教学大楼二楼一扇窗外有东西在晃动，紧接着传来沉闷的一响。由于面前柚子树杈挡住了我的视线，我看不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只见一大群人朝那个方向跑。从混乱的骚动和惊叫声中，我判断出是有人跳楼了。

我下意识地用手捂住眼睛，飞快跑回宿舍。我怕极了，脑里浮现出空中那一具模糊、扭曲的人形。我赶紧关上窗户，但人们紧张的嘈杂声仍透过薄薄的玻璃窗传来。

一位十七岁的女孩企图跳楼自杀。文化大革命之前，她是学校共青团的一名负责人，是学习毛主席著作和雷锋的模范，她常做“好事”，为同学洗衣服、打扫厕所，还不断在学校里讲话，说她如何“听毛主席的话”。我常看见她和同学散步、谈话，显然是在对那些想入团的人“谈心”，脸上总是一副认真极了的表情。现在她却突然成了“黑五类”。其实，她的父亲是党员干部，在市政府里工作。但是她班上有些父亲职务较高的同学向来嫌她多事，讨厌她，眼下有了权，决定把她算成“黑五类”。几天来，她一直和其他“黑、麻”学生在一起，由红卫兵看管在操场除草。红卫兵为了羞辱她，剪掉了她美丽的黑发，把她的头剃成怪诞的秃子。那天晚上，她班上的红卫兵又训斥她和其他“黑、麻”类，她咽不下这口气，反驳他们说，她更忠于毛主席。有个男孩子甩了她一耳光，说她根本不配提忠于毛主席的话，她是阶级敌人。她跑到窗口，跳了下去。红卫兵在震惊之余，赶紧把她送到医院。她没有死，但终身残废。好几个月后，我在街上看到她时，她腋下夹着拐杖，双眼茫然。

在她跳楼那天晚上，我整夜无法入睡。一闭上眼，一个巨大、模糊的人形就在眼前晃动，浑身上下都是血，我吓得发抖。第二天，我跑去请病假，被批准了。现在似乎只有家是唯一安全的地方，我只想能永远不出门。

十七　“你要我们的孩子变成黑五类吗？”

——父母进退两难(1966年8月—10月)

但是家已不再是避风港。父母显得心事重重，几乎没注意到我。父亲不是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就是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母亲不时地走进厨房，拿着塞得满满的字纸篓，把成团的稿纸往炉里塞。姥姥看上去好像预感到大祸临头，焦虑的眼神直跟着他们转。我提心吊胆地观察着大人的情绪，又不敢问。

父母亲没有告诉我几天前他们的一次谈话。他们坐在临街的窗前，不远处的电线杆上架着扩音器，不停地呼喊毛泽东语录，特别是那句：“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这些翻来覆去的叫声挑起了人们害怕的情绪，也掀起了某些人兴奋的情绪。扩音器还不时宣传红卫兵取得的胜利成果：他们又抄了多少“阶级敌人”的家，砸烂了多少“反革命狗头”。

父亲当时若有所思地望着窗外血红的夕阳，良久，他才转身对着母亲慢慢地说：“我无法理解文化大革命，但我相信现在所发生的事完全是错的，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人们连最基本的权利和保障都没有了，简直不堪设想。我是个共产党员，我有责任要阻止这一场灾难，我要写信给党中央，给毛主席。”在中国，除了向领导者上诉外，几乎没有其他反映民情、影响政策的渠道。现在又只有毛泽东可以改变局势，因而父亲只能向毛泽东上书。

母亲的经验告诉她，这样做非常危险。过去上书的人大多受到打击报复，还累及全家。但她一声不响，两眼盯着远处被夕阳染红的天空，竭力压抑自己既担心又生气又有怨说不清的复杂情感。最后，她说，“你这不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吗？”

父亲答道：“这是场不寻常的大火，不知又会有多少人要遭殃了，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火烧。”

母亲提高了嗓门，满是怨气地说：“好吧，好吧！你不要你的命了，你也不管你的妻子，这我知道。但是，你想过我们的孩子没有？你要是倒了楣，他们就是‘狗崽子’。你要我们的孩子变成‘黑五类’吗？”

父亲沉思了一会儿，说话了，像在对自己说：“没有人不爱自己的子女，‘知否兴风狂啸者，回头犹看小於菟’。吃人的野兽尚且如此，何况人乎？但是共产党员不比一般人，还要想想别人的孩子。这么多被整的人，他们的孩子怎么办呢？”

母亲站起来，走开了。她知道父亲已打定主意，再劝也没用。她独自一人时，才抽泣起来。

父亲开始写信了。他一遍遍地打草稿，又揉成团重写。他平时就认真得很，一个字、一个标点都要推敲半天，现在写这封信给毛泽东，更是非同小可，不仅要准确地表达他想说的话，还得小心翼翼地措辞，尽可能减少潜在的，特别是可能祸及全家的后果。换句话说，他的批评不能叫人看出是批评，他得罪不起毛泽东。

父亲早在6月份就开始考虑写这封信，那时省里抛替罪羊的浪潮已经掀翻了几位他的同事，从那时起，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他自己也将要成为替罪羊。一天，我母亲在市中心一个显眼处看到一张大字报，上面指名道姓说我父亲是四川省文化大革命的头号反对派。大字报上面主要批评的是两件事：一是去年冬天他抵制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而此文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号角；二是他起草《四月意见》，力图把文革局限在纯学术讨论范围里，“转移斗争大方向”。

当我母亲告诉父亲这张大字报时，他马上说这一定是省委领导指使的，因为这两件事只有省上少数几个领导知道。我父亲据此相信这些人已打定主意抛他出来做替罪羊了，当时成都各大学的学生开始把斗争矛头指向省上的领导人，中央文革小组转达给大学生的讯息比中学生多，他们告诉大学生说毛泽东真正目的是“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共产党内握有权力的干部。大学生中高干子弟少，因为大多数共产党干部是在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结婚的，他们的孩子此时还不到上大学的年龄。所以大学生不必“保爹保娘”，乐意把矛头指向共产党干部。

四川省的权力核心虽然已被中学生无法无天的暴力行动弄得昏头转向，但大学生们的进攻才真正使他们心惊胆颜。他们觉得必须抛出一个够份量的替罪羊来安抚大学生。我父亲是四川文化领域负责人之一，这个领域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攻击目标，而且他向来以按自己的原则行事而闻名。此刻正逢大家最需要全体一致服从时，他们觉得最好能把这个不听话的人打哑。

父亲的预感很快得到证实。1966年8月26日，他被召去参加四川省最有声望的大学--四川大学学生所召开的一个大会。大学生已经开始批斗校长、教授、系主任等，现在矛头又指向省上领导。这次大会名义上是省上领导听取学生的批评意见，在成都市最大的“锦江大礼堂”内(那时改名“东方红”)召开。省的领导干部齐齐一排坐在台上，台下挤得满满的。

学生们是来找碴的，大厅里的气氛不久就沸腾了起来。他们一边喊口号，挥旗帜，一边往台上冲。要抢麦克风控制会场。虽然我父亲并不是会议主持人，但是省领导却指定他控制混乱局面。当他和学生对峙时，别的领导人都一溜烟地走了。

中国官吏一般要保持一种不动声色、居高临下的威严。但我父亲却像个学生一样跟年轻人对吵，“你们到底是受过教育的学生，还是流氓？你们讲不讲道理？”可惜他的真诚、无官气并不为学生所欣赏，反而召来更多反对的口号声。事后，大字报、大标语马上攻击他“列硬顽固地镇压学生运动”。

这次大会成了四川省文化大革命的里程碑。四川大学红卫兵组织因此得名“川大八·二六”。以后“八·二六派”成了四川省文革两支主要势力之一，成员有数百万之多。

就在这次会议后，省上领导规定我父亲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离家，理由是要保护他。我父亲明白他是先被故意抛给学生当靶子打，后又被软禁在家。他马上把这些遭遇加进给毛泽东的信里，一天夜晚，他流着眼泪，请求我母亲把信交到北京去，因为他已失去了自由。

我母亲原先并不赞成他写信，现在却改变了主意，原因是父亲就要成了替罪羊，孩子们也要变成“黑五类”，要吃苦受罪了。不管希望有多么渺茫，到北京去申诉是救丈夫和孩子的唯一办法，她答应父亲去送信。

8月的最后一天，父母房内的喧杂声使我从心神不定的午睡中惊醒。我踮着脚尖，悄悄走到父亲的书房门口，透过虚掩的门，我看见父亲站在正中央，几个人围着他。我认识这些人，他们是父亲宣传部里的工作人员，此刻看上去个个表情严厉，失去了平时的笑脸。我听见父亲说：“请代我感谢省委领导，感谢他们的关心。但是我不想躲起来，共产党不怕学生。”

他的语调虽然平静，但话里深藏的激动却使我害怕。这时一个男人大声说：“不过，张部长，你应该相信党组织。大学生会攻击你，他们不讲道理，还可能打你，党认为你应该转移到安全地方。这是党的决定，你知道共产党员要无条件服从。”

一阵沉默后，才听见父亲说：“好吧！我服从党决定，我跟你们走。”此时，母亲问：“去哪里？”一个男人不耐烦地说：“党指示，不让其他人知道。”当父亲走出书房时，他看见我，就拉起我的手说：“爸爸要外出段时间，听妈妈的话，做个好孩子。”

我和母亲随父亲走到楼下，朝大院门口走，沿途站着宣传部的干部。我的心怦怦乱跳，双脚就像踩在棉花堆上。父亲看上去激动不安，他握着我的手，我感觉到他在颤动。我伸出另一只手抚摩他的手背。门外停着一辆汽车，车门打开者，显然是在等他。车里坐着两个人，一个坐前排，一个坐后排。母亲的脸紧绷着，但看起来并不慌乱。她注视着父亲的眼睛说：“我一定去北京。”父亲没有搂我，也没有拥抱母亲，就上车去了。中国人通常不在公共场合里拥抱、亲吻，即使是在非常时刻。

当时我不知道父亲被隔离了，只听说这次行动是保护他。我那时才十四岁，还不懂得洞识虚伪手法。他们需要虚伪，是因为没打定主意拿我父亲怎么办。大多数像这样的带走人都不是由警察办的，来的人都是父亲部里的下属，凭的是省领导一句口头命令。

父亲刚一离开，母亲就把几件衣服塞进一只提包，说她要到北京去。父亲的信还是草稿，写得很潦草，满是涂改处。看见来人时，他加了几句话，就把信匆匆忙忙塞到母亲手里。

姥姥紧搂着四岁的弟弟小方哭了起来，我说我陪母亲去火车站。我们没时间等公共汽车，于是跳上一辆脚蹬三轮车。我又害怕又慌乱，母亲也没向我解释前因后果。她看上去很紧张、心事重重。当我小心翼翼问她发生了什么事时，她只简短回答：到时就会明白。我想她一定是觉得太难解释清楚了，我也习惯了大人说我太小，有的事理解不了。母亲似乎在集中精神思索下一步该干什么，我也就不打搅她了。我没有看出来的是：她自己也正努力想从这团乱麻中理出头绪来。

就这样，我们沉默而紧张地坐在三轮车上，手握着手。母亲不断回头张望。她知道省上是不准她到北京去的，母亲让我陪她，就是担心可能出事，我好做个见证。到了车站，她买了张硬坐票，乘下一班车赴北京。由于第二天凌晨才发车，我们就坐在一间大棚子似的候车室板凳上过夜。

我蜷成一团靠着她，静静挨过这漫长的一夜。车站前的水泥地广场上，有几盏没有灯罩的路灯挂在木灯杆上，发出黯淡的光，映出地面上的一滩滩积水。那天上午刚下了一场雷雨，我只穿了件衬衫，现在冷了，母亲就用她的雨衣把我包起来。夜深了，她要我睡一会儿，我太困了，头倒在她膝上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朦胧中我感觉到她膝盖在抖动，把我摇醒了。抬起头来，只见两个身穿带帽雨衣的人站在我们面前，正低声说什么。我仍睡意朦胧，听不清楚他们的话，也看不出他们是男是女。只听见母亲平静、克制的声音，“那我就喊红卫兵。”那两人沉默了，相互低语一阵走开了，显然不想引起别人的注意。

天蒙蒙亮时，母亲乘上了去北京的火车。几年以后，她告诉我，那两人都是她认识的妇女——父亲部里的工作人员。她们对她说，省委命令她回去。我母亲引用党章反驳，党员有权到中央申诉。两位使者则说，还来了别的人，车子就在站外等候。暗示她如果劝说不听，就要强行抓她回去。母亲说：要是他们敢动手，她就向车站一带的红卫兵喊救命，说他们阻止她去北京见毛泽东。我问她何以确信红卫兵会帮她，而不会帮那些人来捉她，“要是这些人对红卫兵说你是逃跑的‘阶级敌人’怎么办？”母亲笑说：“我算准他们不敢冒这个险，但这个险我非冒不可。”

到了北京，她拿着我父亲写的信来到“群众上访接待站”。中国自古以来都没有独立于政权之外的法律体系，所以历代统治者都没有专门机构，让老百姓投诉上告，共产党继承了这个传统。文革期间，一度看上去共产党官员好像要失去权力了，于是成千上万曾被迫害的人涌入北京。但中央文革小组很快宣布，“阶级敌人”不准翻案，告走资派也不行，胆敢这样做的人罪加一等。

“上访接待处”很少接待像我父亲这样的高干案子，也极少有妻子像母亲这样大胆来京替丈夫伸冤，于是母亲引起特别关注。很快，副总理陶铸接见了她，他当时管中央宣传部，又是文化革命的领导人之一。我母亲把父亲的信交给他，请求他下令让四川省委放我父亲回家。

两个星期后，陶铸又见了她，给她一封信，说我父亲没有做错事，应该放回家，指责他的那两件事应该由四川省委负责。陶铸接受了我母亲的说法，因为找替罪羊来保自己这种事在当时全中国太普遍了。陶铸表示对我父亲信中所担忧的抓替罪羊和暴力混乱的情形深有同感。我母亲看得出他也想控制这个局面，正因为如此，不久他自己也被打倒，成了刘少奇、邓小平之后的“中国第三号走资派”。

我母亲手抄下陶铸给她的信，寄给我姥姥，要她把此信交给宣传部，并告诉他们，不放父亲回家，她就不回成都。她担心回去后省上可能控制她，仍不放我父亲，权衡利弊后她决定呆在北京，以便通过继续上访向四川当局施加压力。

姥姥按母亲的话办了，但省委领导说整件事是场误会，他们只想保护我父亲。他们坚持要我母亲马上回川，停止这种“干扰四川文化大革命的行动”。干部们接奉指示，频频到我家来劝说，要我姥姥上京把我母亲接回来。一位干部这样对她说：“我是替你女儿担心，为什么她一定要和党闹误会呢？党只想保护你女婿。你女儿不听党的话，跑去北京，再不回来，就是反党。你知道反党有多严重吗？你是她的母亲，你要为她着想。党现在已经答应，只要她回来就没事了。”

姥姥一想到女儿惹出了这么大的麻烦，就坐立不安。如此几次谈话后，她产生了去北京的念头。一天，来人告诉她，我父亲的精神已经有点不正常了，只有我母亲回家才能送他进医院，于是姥姥下决心去北京。省委宣传部给了我姥姥两张火车票，一张给她，一张给小方。他两人坐了三十六小时火车到了北京。母亲一听父亲生病了，就马上发电报给宣传部，说她正搭车返回。10月份的第二个星期，她、姥姥和小方都回到成都。

母亲赴京这段时间，9月一整个月，我一直呆在家里陪伴姥姥。她日夜焦虑，整晚睡不着觉。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父亲在哪里？被逮捕了吗？还是被保护起来了？我的家倒楣了吗？这些问题我都得不到回答——也没人肯告诉我。

我之所以能逃避到学校，呆在家里这么长一段时间而平安无事，原因是红卫兵组织从来没有像共产党那样严密控制。另外，我在红卫兵里有个“保护人”，就是那个腼腆上司耿姓男孩，他没有召唤我回校。9月下旬的某一天，耿打电话要我在10月1日国庆日前一定要回去，否则，我就不可能加入红卫兵了。

没有人强迫我加入红卫兵，我自己非常想加人。尽管这几个月来在学校、家里所发生的事使我觉得厌恶和恐惧，使我从来没想到要怪文化大革命和红卫兵，文革和红卫兵是毛主席领导的，而毛主席在我心中是个神，我是想也不敢想他会错的。

就像当时千千万万其他中国人一样，我没有理性的思维能力。我们已被恐惧和长期灌输所扭曲，以致对偏离毛所设下的轨道简直不可想象。另外，我们周围到处是虚伪、欺骗性的高调与假信息，使我们几乎不可能看清事实，作正确的判断。

回到学校后，我得知一些没能加入红卫兵的“红五类”们发了很多牢骚，埋怨他们被拒于红卫兵之外。学校红卫兵只好让大家都在国庆日前一古脑儿全加入，耿因而要我在那时赶回学校。就这样，在文化大革命带给我家灾难时，我反倒成了红卫兵。

当我的手臂套上印着金黄大字“红卫兵”的红袖套时，我异常兴奋。当时最时髦的打扮是穿旧军装，就像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时的装束。我也想赶时髦，等一戴上红袖套，就飞跑回家，从一只旧箱底层翻出一件已洗成灰白的列宁装，这是母亲五十年代的制服。衣服有点不合身，稍大，不过我请姥姥为我改小，再配上一条从父亲裤子上抽出的旧皮带，就打扮整齐了。走上街时，我浑身不是滋味，觉得自己看起来太咄咄逼人了。尽管如此，我照旧穿它。

一两天后，姥姥去了北京。我因刚加入红卫兵，得呆在学校。家里发生的剧变，如今令我终日胆颤心惊。当我看见“黑五类”和“麻灰类”成天低着头打扫厕所、操场时，恐惧就爬遍全身，好像我也是他们中的一员。当红卫兵夜晚外出抄家时，我的两腿也不禁颤抖，好像他们是去抄我的家。一看见同学在附近交头接耳，我的心就怦怦乱跳，忍不住心想他们是在议论我，说我已变成了“黑五类”，说我父亲已被捉起来了。

不久，我发现了一个避风港——“红卫兵串联接待站”。从1966年9月起，毛泽东鼓动年轻人在全国各地“串联”、煽风点火，要人们起来“造反”。为此，交通工具、食物和住宿都免费提供。学校于是来了许多“串联者”。我们学校的接待站是以前一个演讲厅，成天晃荡的串联者来到这里喝茶、谈天。如果他们声称有重要公务，接待人员就为他们安排一个时间会见学校红卫兵头头。在这里工作的人不必去看守“黑五类”、“麻灰类”，也不必去抄家。另外，那五个女工作人员看上去一点也不狂热，和她们在一起有种温暖的感觉，使我不会老是紧张兮兮，于是我费尽心思地加入了。接待站里人来人往，络绎不绝，有时还排着队。有的人成了熟面孔现在回想起来，才明白有些男孩子不过是想找女孩子闲扯，并非一心来闹革命的。我记得自己当时却认真得不得了，把他们言不由衷的公事话都当了真，一个劲儿地把那些废话做成笔记，从不回避他们的注视，也不理会他们的眉来眼去。

一个闷热的夜晚，接待站像平常一样满是人，一片吵吵嚷嚷声。两名有点粗俗的中年妇女出现了，自我介绍是学校附近一个街道居委会的正、副主任。她们压低嗓门，表情神秘，好像在报告什么重大机密。我一向很讨厌这样故弄玄虚，所以走开了。但看得出来她们一定是说出了什么爆炸性消息，因为接待站马上沸腾起来，不少人高声喊叫： “上卡车！上卡车！”“都去！都去！”我还没搞清楚出了什么事，就被卷出房间，拥上了一辆卡车。当时毛泽东下令工人要支持红卫兵，所以有的卡车司机到学校来听候我们的调遣。我和那位居委会主任被挤到一起，她又开始重复说她的故事，眼睛里尽是忙不迭地逢迎周围红卫兵的神气。她说她的辖区内有一个国民党官太太，丈夫逃到台湾去了，她在家里藏了张蒋介石的像。

这个居委会主任令我十分反感，特别是她那张谄媚的笑脸，我也恨她弄得我第一次去抄家。很快，卡车停在一条狭窄的巷口，我们大伙儿跟着那两个女人走进泥石子地的巷子。四下一片漆黑，只有连接屋墙的木板之间透出灯光。我高一脚低一脚地走，尽量落在后面。那位被告发的女人家有两个房间，都很小，容不下我们一卡车人。我自然乐得躲在门外，但好景不长，有人在房间里高声嚷嚷，要房里的人挤出地方，让外面的人都进去“接受阶级斗争教育”。

我一挤进屋，大粪臭、尿臊味和长久不洗澡发出的汗渍味马上扑鼻而来，房里已被翻了个底朝天。那个女人大概有四十好几，跪在屋子中间，半裸着身体。屋里吊了盏昏暗的电灯，在阴影下，她跪着的人形显得奇形怪状。她头发蓬乱，有些似乎被血粘在一块儿，两眼绝望地张大，嘴里不断尖叫：“红卫兵小将，我没有藏蒋介石的像，我没有！”她又朝地上使劲地磕头，响极了！血从前额渗出来，裸露的背上布满鞭打的血痕。当她撅起屁股磕头时，裤子上屎尿染成的污迹隐约可见，臭气一阵中起。我吓坏了，赶快移开视线。这时我瞥见了打她的人，一个姓钱的17岁男孩子，此刻他懒洋洋地半躺在一张椅子上，一只手拿着皮带，另一只手玩弄着皮带上的铜扣头，一边缓缓地说：“讲实话，不然，我还要打你。”

钱同学的父亲是驻西藏的一名军官，因为汉人常把西藏想成是高山恶水，不适合汉人生活，绝大多数赴藏军官就把家眷留在距西藏最近的大城市、入藏的门户成都。以前，我很喜欢钱同学，特别是他那种略带倦意的味道，使我觉得他很文雅。此时，我禁不住喃喃地说，一边竭力控制不要颤抖，“毛主席不是教导我们要文斗不要武斗吗？是不是……”

我的细弱声音在房间里引起几个人的共鸣。但钱同学蔑视地扫了我们一眼，狠狠地说：“你们要和阶级敌人划清界线！毛主席教导我们，‘对敌人仁慈就是对人民残忍！’怕流血就不要当红卫兵！”他的脸因狂热而变得丑恶。我们大家都沉默了，虽然我们十分厌恶他的作为，但我们没法和他争辩。我们所受的教育，是不得同情“阶级敌人”，不然，我们也会变成“阶级敌人”。我尽量不引人注意地退出房间，来到后花园，那里已被红卫兵用铁铲乱刨过了，一些人还在弓着腰挖，想发现点什么。房间里又传来抽打声，混和着那女人的哭叫声，使我头皮发麻。别的人想必也感到不可忍耐，他们停止了挖掘，直起身来，一边走，一边说：“什么都没有，走了！走了！”挤出房门时，我看见钱同学漫不经心地站在那位妇人面前。告密的居委会主任还是那种讨好的眼神，但现在加上了害怕的神情。她半张着嘴，好像想说什么，但又没说出来。瞥了瞥她的脸我明白了：这里其实根本没有什么蒋介石像。她是假红卫兵之手整那个可怜的女人，红卫兵被利用来算旧帐、泄私愤。我爬上卡车，满心是厌恶和狂怒。

十八　“特大喜讯”

——进京朝圣(1966年10月—12月)

我找了个借口请假，第二天上午从学校回到家。家里空无一人：父亲仍被隔离，母亲、姥姥、小方在北京，另外两个弟弟和姐姐都呆在各自的学校里。

京明和我在同一所中学，他刚读一年级，进校不久就遇上文化大革命。他的志向是成为一名科学家，但文革谴责科学家是“资产阶级”，又来势凶猛，把社会翻了个底朝天。看来他科学家是当不成了，失望之余，他从一开始就对文革深怀不满。文革前，他和班上几位要好的同学就互称“铁哥们儿”，像大多数青少年一样，他们渴望一种冒险生活，到神秘的高山、原始森林去探险。京明算是“大哥”，他个子大，学业成绩好，常利用自己的化学知识在班上表演魔术，对没兴趣或早已自学过了的课程公然旷课。京明为人正直，讲公道，这些都使他的伙伴们对他颇为钦佩。

当学校的红卫兵组织于8月16日成立时，京明和他的铁哥们儿被并了进去。他们的工作是油印传单，拿到街上去散发。传单是由高年级红卫兵写的，内容不外是：“成都第四中学红卫兵司令部第一军第一师成立宣言”(所有红卫兵组织都有类似的大招牌)、“严正声明”(某同学宣布改名为“黄卫东”——姓黄的要保卫毛泽东)、“特大喜讯”(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在北京接见红卫兵时说：“经科学检查，毛主席身体十分、十分健康，至少能活到一百六十岁。”)以及“最新最高指示”(由中央文革泄露出来的毛泽东的一两句话)。

京明很快就厌倦了这种生活。他开始逃避这些活动，把注意力转向一位同龄的女同学。她在他心目中算得上是十足的窈窕淑女——美丽、温柔、未语面先红，脸上却又略带高傲的神气，像个冰美人。不过京明是在单相思，仅止于崇拜她，从没有想过找机会和她接近。

一天，京明所在的红卫兵支队被召集到一家宅院抄家。高年级红卫兵说这家主人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红卫兵们开始到各房间翻箱倒柜时，这一家子全被集中到一间房里看管。京明被指派为看守，他暗自欣喜，因为另一名看守是他的意中人。

“犯人”有三名：一位上了年纪的男子、他的儿子和媳妇。这次抄家显然早在他们预料之中。他们平静地坐在板凳上，脸上露出听天由命的神情，淡漠地盯着京明，像是在看一片空白。京明在他们这种注目下变得局促不安，而意中人在场更使他觉得很别扭。她看上去很不耐烦，不时地转头朝门外望。一会儿，几个男孩子抬着五大箱瓷器走出院子。她嘴里咕咕噜噜对京明说了些话，大约是说她要去看一看，随之就消失了。一个人面对“犯人”，京明觉得越来越不舒服。

当那位儿媳妇站起身来，说她想到隔壁房间去奶孩子时，京明马上同意了。那女人离开后不久，京明的意中人冲进房间，问京明“犯人”为何不见了。当京明回答说是他允许时，她一下子狂怒地冲着京明破口大骂，骂他“对阶级敌人发慈悲”、“丧失阶级立场”，一面从纤细的腰上解下军用宽皮带，卷成个圈，一只手握着，晃动着指点京明的鼻子——红卫兵标准的姿势。京明惊呆了，平素如此娴雅端庄的姑娘一下子竟变成了凶神泼妇，他心目中美好的女神粉碎了。初恋就这样破灭了。

当他从失落的木呆情绪中醒转过来，想回嘴时，女孩子已跑出房间，稍后和一位高年级红卫兵队长一起回来。他也用皮带指着京明大骂，不过他很快就住口了，因为意识到在“阶级敌人”面前争吵太不合适，红卫兵家丑不可外扬，于是下令京明回校，“听候处置”。

那天晚上，京明所属红卫兵支队开会，没有要他参加，铁哥们回宿舍时都回避了他的眼神，不和他说话。这种反常情况持续了好几天，他们才告诉京明发生的事。那天会上，那位女孩激烈地指责京明心慈手软，坚持给他一个严厉处分，开除出红卫兵，关押起来。但铁哥们决心保护“大哥”，拒绝表态，并替京明说好话。他们说这个女孩对“革命同志”态度粗暴，她曾如此对待其他同学，引起公愤。

京明仍被处分了：和“黑五类”、“麻灰类”一起去拔草。毛泽东不喜欢草，所以中国人就得不断拔草。草难根治，总会重新长出来，这就提供了一种不断惩罚“阶级敌人”的方式。京明只拔了几天草，他的铁哥们实在不忍心看着他受罪。但他已被定为同情分子，不再被派去做“抄家”这样的大事了。京明求之不得，不久便和铁哥们乘火车外出“云游天下”——玩去了。京明和大多数红卫兵不同，竟没想过要进京朝圣——去见毛泽东。他在1966年底才回成都。

我的姐姐小鸿那年十五岁。她是她们学校首批红卫兵之一，首批加入者有几百人之多，因为这所学校有许多干部子弟。她害怕暴力的作为，很快变得恍恍惚惚不知所措，于是在9月初跑回家，想从父母处得到帮助。但家里空空如也，只有焦虑不安的姥姥在，这使她更加紧张，又回去学校，自愿去看管图书馆。那里和我们学校图书馆一样，先被洗劫，然后封存。她在一片狼藉的书堆中翻阅，贪婪地啃读所有能拣到的“禁书”。正是书占据了她的思想和生活，使她免于精神崩溃。9月中旬，她和几位朋友去全国旅行，也是到1966年底才回成都。

我的另一位弟弟小黑那年十二岁。他就读的是我曾读过的实验小学。当红卫兵在中学风起云涌时，小黑和他的朋友也急于参加。对他们来说，加入红卫兵意味着天天可以住在学校里，不必回家受家长管束，还可以欺压、指挥成人。他们来到我的中学，要求加入红卫兵。一个红卫兵为了摆脱他们的纠缠，就随口说道：“你们可以自己组成红卫兵四九六九部队第一军嘛！”他们马上拿鸡毛当令箭，成立了一支军队，有二十名小学生，小黑成了宣传部头领，其他孩子也全有官做，诸如“司令”、“政委”，没有一个兵。

小黑参加了两次打教师的行动。一位牺牲品是体育教师，被定罪为“坏分子”，因为一些小黑年级的女学生声称这位教师在体育课上摸她们的乳房和大腿。为了讨得姑娘的欢心，男孩子揍了这个教师一顿。另一位挨打的是班主任，因为她常去学生家里拜访，把学生在学校里的淘气恶行报告给家长，所以学生们都很恨她。由于学校严格禁止体罚，老师有时不得不请家长管孩子，有的家长就痛打儿子一顿。

小黑的“部队”也搞过一次抄家。有人告诉他们，说有一户居民以前是国民党。孩子们完全不清楚抄家该做什么，只模糊地觉得，应该去找日记一类的东西，上面记着“盼望蒋介石回来”及“仇恨共产党”的内容。这家人共有五个儿子，个个生得虎背熊腰。他们一字排开，双手叉腰，一言不发地站在门口，瞪眼盯着小黑的“部队”。小鬼们此刻全傻了眼，围聚在门外裹足不前。终于有一个孩子鼓足勇气，蹑手蹑脚想进去。一个儿子走出阵来，用一只手提起他的后衣领，一把抛回“部队”里。从此。再也没人提起要采取类似的“革命行动”了。

到了10月第二个星期，小黑仍呆在他的学校，京明、姐姐在外旅行，母亲和姥姥还在北京，我独自一人在家。一天，父亲突然不声不响地出现在门口。

父亲这次回家显得怕人地平静，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他不搭理我，既没说他一直在哪里，也没说发生了什么事，只深陷在冥想中。他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整夜不眠地踱来踱去。夜深了，我听着他的脚步声，感到非常担忧、害怕，睡不着觉。两天后，当我看见母亲、姥姥和小方从北京回来时，终于大松了一口气。

母亲马上去父亲的宣传部，把陶铸的信交给一位副部长。父亲很快被送进疗养院，母亲获准去陪伴他。疗养院位于幽静、秀丽的乡下，两边都是绿色的小溪。父亲有一间套房，会客室里摆着一排空荡荡的书架，卧室里有一张大双人床，盥洗间嵌着发亮的白瓷砖。阳台外面有几棵桂花树，正散发着醉人的香气。秋风吹来，一点点桂花瓣轻轻飘落在无草的泥地上。

我去探望他们时，父亲看上去很平静。母亲告诉我，他们每天到门外小溪去钓鱼。我觉得他们都平安无事了，于是告诉他们我想到北京去见毛主席。和所有人一样，这是我一直最渴望做的事。可是我到现在还没去，原因是我感到父母需要我，我应该在他们身边。

红卫兵进京朝圣并没有组织，但受到极大的鼓励，享受免费提供的食物、住宿和交通工具。两天后，我和学校“接待站”的另外五位姑娘就乘火车离开了成都。当火车嘘嘘地喷着白烟驶向北方时，我的心情既兴奋，又摆脱不开为父亲担忧的阴影。窗外是广阔的成都平原，一些稻子还是金黄金黄的，另一些已收割，露出一块块黑色泥土，好像一大幅拼花织锦。城里的动乱对农村的影响很小，尽管毛夫人江青领导的中央文革小组不断煽风点火，但是毛并未全力支持她，因为他很清楚：老百姓得先有饭吃，才可能去“闹革命”。而且，农民也都明白，如果他们像城里人那样停止生产跑去闹革命，第一个挨饿的就是他们自己，几年前的大饥荒就是前车之鉴。绿竹环绕的农舍看上去仍然十分安宁，像田园牧歌。绿竹丛顶端隐约可见的烟囱上，缕缕炊烟缠绵着，由微风轻轻地摇散。文革开始还不到五个月时间，我的世界已经完全变了样！我凝视着静静的田野，让忧郁笼罩着我。庆幸是，此刻我不必担忧被批评为“小资产阶级情调”，和我同行的五位女孩子都没有挑剔别人的嗜好，和她们在一起，我感到很轻松。

富庶的成都平原景色很快就被连绵起伏的低丘所取代，西边的雪山顶在远方闪闪发亮。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开始在秦岭隧道里进进出出，秦岭像一座天然屏障把四川与中国北部隔开，西藏在四川西两，险峻的长江三峡在东部，南面被长期视为蛮夷之地。所以自古以来，四川总是自成一体，四川人也素有独立精神之名声。(此处删去一句)。

过了秦岭，窗外骤然是另一番风情：柔和的绿野变成了苍凉的黄土地。成都平原的草屋也变成一排排山边掘出的窑洞。就是在这样的窑洞里，父亲度过了五年岁月。火车距延安只有100哩，毛泽东长征后在那里建立了他的指挥中心。在延安父亲编织了他的梦，变成了忠实的共产党员。想到他，我的眼睛湿润了。

火车连续行驶了两天一夜，列车员不断跑来对我们说：他们很羡慕我们就要见到毛主席了。北京站前是一幅巨大的标语：“欢迎你们，毛主席的客人！”这时虽然已是午夜，站前广场仍被照得如同白昼。探照灯在密密麻麻的人群中扫来扫去，大家都戴着红袖套，说着相互不懂的方言，又笑又叫又吵。背景是北京站，它是一所巨大敦实的苏联式建筑，唯一的中国特色是两边钟楼上的仿古大屋顶。

我半醒半睡、跌跌撞撞地走入探照灯下的人群里，面对这种现代化建筑物的浮华、宏伟和闪亮的大理石，感到惊叹，我过去常见的是传统暗色的木柱形粗糙的砖墙。出站后，我回过头来，一股激动的情绪霍然涌起，我看到一幅巨大的毛泽东画像挂在建筑物的中心，下面是毛手书的三个金色大字“北京站。”

扩音器引导我们来到站前广场一角“接待站”。就像其他中国城市一样，北京干部们被派来为串联的红卫兵安排食宿。住宿安排在大学、中学、招待所里，甚至机关办公室也腾出来。在排了好几个小时的队后，我们被分配到清华大学。公共汽车载我们过去，到达后，通知我们在学校食堂吃饭。安顿数百万年轻人的工作是由周恩来亲自负责，他还得处理国家繁杂的日常工作，毛泽东不会管这些事的。要是当时没有周恩来或其他这样的人物来管理国家，中国经济及文化大革命都可能会垮掉。毛泽东很清楚周恩来的重要性，所以明令大家不准攻击周。

我们六位姑娘都很严肃，来北京的唯一目的是见毛泽东。不幸的是，我们刚好错过了他第五次在天安门广场检阅红卫兵。怎么办呢？观光游览是不算革命的，所以我们把全部时间都花在清华校园里抄大字报上。毛泽东说旅行是串联，目的是“交流文化大革命经验”，我们得把北京红卫兵的大字报抄下来带回成都。

事实上，客观条件也使我们无法观光：大学远在郊区，离市中心有十哩之遥。而每辆公共汽车都挤得满满的，门上吊着、顶上爬着都是人。尽管如此，我们还得为不出去玩耍找个革命的理由。

校园的生活极不舒服，时至今日我似乎仍能闻到当年我们的房间来自走廊那头厕所的臭味，由于下水道不通，洗脸槽流不下去的脏水和便池的屎尿都溢出来，淌满了瓷砖地。多亏厕所有个门坎，污水屎尿不致流到走廊上。学校管理机关陷于瘫痪，没人来修理。可是农村来的学生还在使用这些厕所，他们已习惯于和粪便打交道。当他们拖泥带水走出厕所后，过道房间便留下一串臭哄哄的污迹。

一个星期过去了，毛泽东似乎没有再发动另一次检阅的迹象。下意识里我们都急于摆脱这个肮脏的环境，于是决定先去上海，参观中国共产党1921年的诞生地，然后再赴湖南，瞻仰毛泽东的出生地。这都是“革命圣地”，不算游山玩水。

没想到旅程艰难万分，火车大爆满。在这段时期，高干子弟控制红卫兵的时代已结束了，因为他们自己的父辈已被攻击为“黑帮”、“走资派”。过去一直受压的“黑类”和“灰类”开始组成自己的红卫兵，也参加了串联。“红”变“黑”了，“黑”又变“红”了。我记得有一次在火车上碰到一个美丽苗条年约十八岁的姑娘，有双非常大的黑眼珠，长长的眼睫毛。一如惯例，我们见面就互通“家庭出身”。当我听见那位可爱的女孩子毫无窘态地报出自己出身“黑类”时，我简直惊呆了，她似乎完全确信我们这些“红”姑娘会友好待她。

当然，我们六个人原本就毫无斗气。我们的座位总是车上叽叽喳喳聊天的中心。我们之中最年长的姑娘十八岁，也是最受欢迎的人物，大家称她“小胖子”，因为她实在是胖嘟嘟的。她笑得最多、最开心，具有一种深沉浑厚的歌剧般嗓音。她也爱唱歌，当然只唱毛泽东的语录歌和一些歌颂毛的歌曲。除此之外，所有的歌曲几乎都在十年文革中被禁止了。

这是我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最愉快的日子。但是我心里仍挂念父亲，也时时感到旅途不适。火车上每一寸地都被占满了，行李架上、座位下都是人，厕所里也满满的，根本无法挤进去，只有朝圣的虔诚信念支撑着我们。

有一次，我急于小便。当时我靠窗坐着，被挤得紧贴着车壁，原为三个人的座位现在挤了五个人。经过一番不可思议的拼搏，我终于到了厕所，却发现根本不可能使用。就算坐在水箱盖上的男孩子愿意把他的脚从便桶盖子上抬起来一会儿，就算坐在他双脚之间的女孩子能被人抱起来让出便桶。我也不可能在众目睽睽下方便。他们不可能让出厕所到过道上去，那里也满是人。于是我又折腾一番挤回到座位，急得几乎掉出眼泪。结果越急就越憋不住，我吓得两腿发抖，决定到了下一站，无论如何得下到站台去上厕所。时间和火车行驶都好像是蜗行牛步，终于我们停在一个薄暮笼罩的小站上。在朋友们的帮助下，我打开窗户，爬了出去。但返回时，我发现进不去了。

我可能是六个人当中最缺乏运动神经的一个。以往当我必须由窗户爬进火车时，一位朋友得到站台上把我托起来，别的人在车里全力接我。这一次，虽然有四个人合力在车上拉我，我仍无法把头和手肘伸入车窗。尽管当时是严冬季节，我还一个劲儿流汗。就在此时，火车缓缓启动了，恐慌万分的我四下张望，想找找有没有人可以托我一把。我的眼光落到一个瘦小、黑脸的男孩子身上，他正悄悄挨近我，但是他的目的却不是想帮我。

我的钱包放在外衣口袋里，在爬窗户时露了出来。那个男孩用两根指头把它一夹就夹出来了。显然，他先前一直在等火车启动这个时机。我一下子哭了起来，那个男孩子愣住了，他看着我，露出踌躇的神色。然后，他很快把钱包又塞回我的衣袋，双手托起我的右腿，把我举起来。火车开始加速了，而我已爬上了车内桌面。

有了这次经历后，我对小扒手们总心怀同情。文革期间，当经济一团糟时，小偷到处都是。有一次，我全年的粮票被扒光。即便如此，每当我看到警察或别的人打小偷时，我就觉得揪心地难过。那位小站上的扒手比伪善的“社会栋梁”们表现了更多的人性。

我们一共旅行了两千多哩，我从来没有这么疲惫不堪过。我们去了韶山，参观了毛泽东的故居，修得像座博物馆。使我十分惊奇的是，毛家住宅看上去很宽大，一点儿也不像我想象中的“受剥削”的贫苦农家。一幅巨大的毛泽东母亲照片下有一行注脚，说她很仁慈，因为毛家富有，她经常把粮食分给贫苦农民。这样说来，我们伟大领袖的父母原来竟是富农！但富农是“阶级敌人”呀！为何伟大领袖的父母是英雄，而其他富农是仇恨的对象？一连串闪现的问题把我吓坏了，我不敢往下想。

当我们于11月中旬回到北京时，这里已是冰天雪地了。接待站已不再设在车站，站外面积太小，不足以容纳四面八方涌来、日益增加的年轻人。一辆卡车把我们载到一个公园。整整一个晚上我们站在霜地上不断跺脚，排队等待分配住宿。地上全是冰霜，坐也不能坐。我又累又倦，站着站着就打起盹来。我这个四川人是第一次见识到北方严寒气候，而且我是秋天离家的，没带任何冬衣。此时此刻，我真正体会到北风刺骨的滋味了。黑夜仿佛无止尽的漫长，队伍也一圈又一圈地绕着公园中心冰冻的湖。

拂晓来了又去。我们仍在排队，我已筋疲力尽。天又黑了，我们才挪到接待窗口，分到了住处：中央戏剧学院。我们的房间以前是歌唱教室，现在地上铺着两排草垫，既没有床单，也没有枕头。一些空军军官来接待我们，说他们是“毛主席派来照料红卫兵的亲人”，并指导我们军训。我们为毛主席的这份关心感动得痛哭流涕。

军训对红卫兵来说，是个新发展。毛泽东此刻已决定刹住他造成的混乱局面。住在中央戏剧学院的红卫兵被空军军官们编成了班、排、连、营，由他们指挥操练。我们几个姑娘和军官们关系处得很好，特别喜欢两位直接指挥我们的军官。按惯例，我们一见面就互相通报了家庭背景。连长是位北方农民，政治指导员生长在著名的园林城市——苏州，出身知识分子家庭。一天，他们提议带我们六个人到动物园去，但要我们不告诉其他人，因为他们的吉普车装不下太多人。他们也暗示说他们不想制造一种坏印象：带我们去玩耍，偏离了“文化大革命”。由于不想给他们惹麻烦，我们谢绝了，说“要一心一意闹革命”。结果那两位军官带来大包成都少见的大红苹果，还有冰糖葫芦——早有所闻的北京一大名产。为了报答他们的盛情，我们偷偷溜进他们的卧室，把他们的脏衣服收集起来，清洗干净。我至今仍然清晰地记得自己是如何使尽全身力气对付在冰冷的水里又硬又重的卡其布军服。姑娘们帮战士洗衣服是许多书籍、文章、歌曲和舞蹈的题材。原因是毛泽东要“全国人民学解放军”，上上下下都要像军队那样服从他、于是学习军人与爱军宣传齐头并进。

我甚至洗了他们的内裤，但我的脑子里从来没有过丝毫性的念头。大概很多我这一代的中国姑娘都被政治激变所支配，无从发展青春性意识。当然，并非人人如此。没有家长的管束，有些少男少女便自由放纵。回到成都时，我听说以前的一位同学自杀了。她是位俊俏的十五岁女孩子，和一些来自北京的红卫兵一起去各地串联。她和同伴在途中发生了性关系，回家后发现怀了孕。她被父亲毒打了一顿，左邻右舍以鄙视的目光看待她，红卫兵战友也在背后说长道短。她无法忍受，上吊自杀了，留下一张字条，说她“没脸见人”。这种封建的羞耻观本应是文化革命的真正目标，(此处删去一句)却没有列在要红卫兵破除的“四旧”之中。

文化大革命也产生了许许多多咄咄逼人的道学先生，大多数是年轻姑娘。我的一位同班女孩曾收到一封情书，写自一个十六岁的男孩子。她大笔一挥，回信指责那个落入情网者是“革命的叛徒”，“当阶级敌人仍猖獗一时，资本主义世界的人民仍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时，你却尽在想些不知羞耻的事！”当时这种风气流行一时。毛泽东号召“不爱红装爱武装”，女性温柔成了指责对象，不少姑娘说话行事都努力像个粗野的男人，谁不这么做谁就被看不起。当然，那些日子也没有表现女性特征的机会，我们只准穿没有体型的蓝色、灰色或军绿的衣裤。

在戏剧学院里，空军军官们天天指挥我们围著篮球场一圈又一圈地操练。操场旁边是食堂，一列上队，我的双眼就不断朝那个方向瞟，即使是刚吃了早饭也如此，我每天脑子里想的都是吃饭，不知是由于肚里缺少油水，还是太冷，或是操练太枯燥，我不断想着各种四川菜：香酥鸭、糖醋鱼、醉鸡，还有数不尽的小吃。

我们这六个姑娘没有一人有花钱的习惯，再加上觉得买东西好像跟资产阶级有某种关联，所以我尽管一个劲儿想吃东西，也只买过一串冰糖葫芦。买之前，还经过一段长时闻痛苦的煎熬，和别的姑娘反复讨论。后来我回家时，一口气就吞食了一盒走了味的饼干，一边把姥姥在我出发前给我的零花钱几乎原封不动地退还她。姥姥一把将我搂在怀里，不停地说：“真是个傻丫头！傻丫头！”

我是带着风湿病回家的。北京冷得水管里的水都结冰了，可我们得在露天操场上顶着刺骨寒风训练，又没有大衣穿，一天下来没有热水暖暖脚。我们刚到时，每人分到一床毯子。几天后，更多的姑娘到了，毯子就不够用了。我们六人一起商量，分给新来者三条，我们合用三条。大家长久以来受的教育是要义不容辞帮助同志。军官们曾告诉我们，毛毯是战备物资，是毛主席下令拿出来给他的红卫兵用的，那时我们都不禁感谢毛主席，现在，毯子没有了，我们应该更加感谢毛主席，他倾其所有地都给了我们。

毛毯太小，不足以盖住两人，除非紧紧挤在一起。可我无法静卧在一处。自从目睹学校那桩自杀事件后，我便爱做恶梦。父亲被带走，母亲去了北京之后，恶梦更加频繁。我老是睡得不安稳，翻来翻去的，不时翻出毯子外，房间暖气供应有气无力，一旦要睡着了冰冷的凉气就袭来。离开北京时，我的膝关节红肿得几乎没法蹲下。

更要命的是，有些农村来的孩子带来了跳蚤和虱子。一天，我走进房间，看见一位朋友在哭，原来她在内衣的腋窝处发现了一串细小、白色发亮的虱子卵。我怕极了！因为虱子会引起无法忍受的奇痒，而且使我自己觉得自己很脏。从此以后，我无时不感到身上有地方在发痒，一天有好几次仔细检查内衣。所有的折磨使我天天祈盼毛主席快点检阅我们，这样我就能回家了。

11月24日下午，我们照常在男孩子的房间里学习毛语录，(军官和男孩子们出于男女界限不进姑娘的房间)。我们和蔼的连长迈着不寻常的轻快步伐走进来，提出打拍子指挥大家唱当时最流行的歌曲《火海航行靠舵手》。他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举动，令我们十分惊喜。他挥舞着手臂打拍子时，两眼闪闪发光，脸上喜气洋洋。当他示意大家安静，说要宣布一项好消息时，我们马上就猜到了。

“明天我们要见毛主席了！”他话音未落，我们便欢呼起来。一阵无词的大叫后，我们的兴奋变成了一阵阵的口号：“毛主席万岁！”“跟着毛主席，永远闹革命！”

连长告诉我们，从现在起任何人都不得离开校园，大家得互相监督。“互相监督”在当时是很正常的事，更何况现在是要保护毛主席的安全，我们当然乐意从命。饭后，连长找到我们六位姑娘，压低嗓门，一本正经地说：“你们愿不愿意为保卫毛主席的安全出力？”

“当然愿意！”我们齐声回答。他作了个“嘘”声手势，要我们保持安静，又低声问：“明天早上出发前，你们提议大家互相检查以确保没有人携带违反规定的物品，好不好？你们知道，年轻人容易疏忽……”他早先已宣布过规定——不准携带任何金属物品进入会场，甚至不准带钥匙。

当晚，我们无法入睡，整夜大家都在兴奋地交谈。早上四点钟，我们起了床，排列整齐，步行一个半钟头到天安门广场去。队伍开拔前，连长使了个眼色，小胖子就站出队列，提议互相搜身。我看得出一些人觉得她在浪费大家的时间，但连长笑眯眯地赞许，让我们先搜他。一个男孩走出队列来执行，在连长口袋里发现一大串钥匙。我们的连长做出一付恍然醒悟、懊恼自己不够细心的样子，对小胖子眨眨眼，笑了笑。接着，大家互相搜身。整个成功的表演反映了毛泽东统治下的一种做事方式：即便是命令，也做得要像是老百姓自发的。

清晨时，北京大街在沸腾，红卫兵从四面八方列队向天安门广场进发，震耳欲聋的口号声就像大海的浪涛声。每喊一句口号，小红书就举上头，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形成道道红光。天亮时，我们到达广场，在天安门东头、宽阔的长安街北面，沿着慢车道和街沿整齐排列成行。我站在第七排，后面还有许多排。列队完毕，大家原地盘腿坐在冰凉坚硬的水泥地上。我的关节红肿，很痛，坐了一阵，屁股就麻木了。又冷、又困，又无法打盹，就更累了。军官们不停地打拍子，指挥大家唱歌，要不同的红卫兵连队互相挑战，让大家保持高昂的情绪。

接近正午时，只听得一片片狂热的“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自东面似暴风呼啸而来。我此时已因筋疲力尽而反应迟钝，好一会儿，才意识到毛泽东站在敞篷车上向我们这个方向开过来了。突然，雷鸣般的欢呼声在我四周爆发：“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坐在我前面的红卫兵们一下子都跳了起来，不断发狂地跳跃，拼命舞动小红书。“坐下！坐下！”我大叫，但徒劳无益。我们连长反复交待过，整个检阅过程都必须坐着，但现在极少有人遵守这条纪律了，大家争着站起来看毛主席。

因为盘腿坐在地上的时间太长，我的下肢麻木了。有好几秒钟，我看到的只是一片上下起伏的后脑勺。当我终于趔趔趄趄地站起来时，只看见汽车长蛇阵的最后几辆，其中一辆上站着刘少奇——国家主席，他的脸正好朝着我这个方向。

那时，大字报已经在指名点姓地说他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反对毛主席。虽然他还没有被正式打倒，但人人都清楚：他倒台的日子已不远了。在历次检阅红卫兵的新闻报道中，看得出他的地位无足轻重。这次检阅，他没有以中国的第二号人物身份站在毛泽东身边，而是被安排在后而，几乎是最后一辆车上。

刘步奇看上去心事重重，情绪低沉，此刻，我对他没有任何感情。虽然他是国家主席，但他对我这代人来说没有什么意义，我们是在崇拜毛泽东的环境中长大的。如果刘要反对毛，他当然该被打倒。

目睹青年们正狂热地表达对毛泽东的忠诚，刘少奇一定感觉到他的处境是何等没有希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他本人长期倡导对毛泽东的神化崇拜，在一个很少有宗教意识的国家里引发了青年人对毛泽东的宗教狂。(此处删去3行)当然，不管是刘少奇还是别的人也许都无可奈何，无法阻挡崇拜毛泽东的澎湃潮流，毛就有那样的威力。

1966年11月25日上午，我脑子里并没有想到这么多，我全心全意想的是看毛泽东。我把目光飞快地从刘少奇身上移开，扫向车队前列。我看见了毛泽东宽大结实的背影，右手正稳稳地挥动着。一眨眼间，他就从我的视野中消失了。这就是我朝圣的全部？这么久的艰苦等候换来的就只是他的背影？太阳似乎失去了光辉。周围呢，红卫兵还在又跳又叫。我注意到身旁的一位姑娘正在刺破右手食指，挤出鲜血在一张整整齐齐折叠的手帕上写字。我知道她在写什么，千千万万红卫兵都做过这样的事，报上也不厌其烦地报道：“今天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看看她，我更绝望了，生命仿佛失去了意义，一个念头闪过脑海：也许我该自杀？

这个念头一闪而过了。现在回想起来，大概是我在下意识地衡量自己对多年梦想的破灭到底有多失望，特别是为了追求这个梦想，我受了很多苦，爆满的火车、红肿的关节、饥饿寒冷、虱子奇痒、臭水四溢的厕所、终日筋疲力竭。所有这一切换来的只是一眼背影而已。

朝圣就这样完结了，几天后，我们动身回家。我算受够了，一心只想温暖、舒适，洗个热水澡。但是，“家”笼罩在阴影中。我记得临行前那段不安的日子。不管旅行有多么不舒服，但它不使人担惊受怕。我与成千上万的红卫兵共同生活了一个多月，从未眼见任何暴力，也不感到恐怖。大家虽然如醉如痴般狂热，但井然有序，和平无事，彼此都十分友善。

离京前，我接到母亲的来信，上面说，父亲已经康复，全家都很好。不过她最后加了句话，说她和父亲都成了“走资派”，得接受批判。我的心为之一沉，当时我已明白：“走资派”——共产党干部——是文化大革命真正的靶子。我就要看到这会带给我家和我本人什么命运了。

十九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父母受折磨(1966年12月—1967年)

走资派本来是指那些推行资本主义路线的共产党官员。其实，共产党官员对他们推行什么路线完全没有选择的自由。毛泽东和中央机构里那些与他意见不同的人，都是以党中央的名义下达指示，各级官员的责任只是无条件服从，无论是“左”的还是“右”的，都得执行。如果他们实在不喜欢某项指示，顶多能做的是消极抵抗，即便如此，还得尽力掩饰。因此不可能根据官员的工作决定谁是走资派。

许多官员有他们自己的见解，但共产党的规定使他们不能向公众流露，他们也不敢流露。所以一般群众根本无法知道他们的共产党上司的真正想法，更不用说靠这些想法来决定谁是走资派了。

现在毛泽东就是利用这些群众来打倒走资派。他们并不知道谁像“走资”，毛泽东也无意让他们独立判断。结果变成以官员职务来决定是不是走资派。这还不在于级别高低，关键是这个人是否为独立单位的领导。在中国，人们分属一个个“单位”，对一般群众来说，权力的代表就是他们的顶头上司——单位领导。不少人对顶头上司难免有怨气，(此处删去一句)，这是一种最普遍的心态，(此处删去一句)，就像学生对老师不满的心理。各个单位的领导干部也是共产党权力结构中的关键环节，而毛泽东现在就是要除掉这个权力结构。

我父母亲都是各自单位的领导，所以他们成了走资派。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突然间，大大小小单位的领导都被谴责说是执行了“资本主义”政策或“反毛主席革命路线”。如：农村自由市场、工厂工人搞技术、文学艺术相对自由、体育竞赛(这项如今成了“资产阶级锦标主义”)。大多数官员此时如梦初醒：原来毛泽东并不喜欢这些政策，但这些政策不是来自党中央吗？毛泽东不是党的主席吗？现在犹如晴天霹雳，他们被告知原来党内还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发布资本主义的政策。

每个单位总有一些人很活跃，他们称为“红卫兵造反派”(造反派)。他们到处张贴大字报、大标语，宣称“打倒走资派！”召开批判大会斗争上司。这些大会往往声势浩大，而内容空泛，被斗的人总是辨说，他们是遵照党的命令行事。毛泽东以前总要求他们无条件服从党，他从未告诉过他们还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他们怎会知道呢？又怎敢不服从。自己另搞一套呢？各个单位的领导也有许多支持者，组织起来保护他们，这些人被称为“保皇派”。结果两派互相指责，有时还动起手来。由于毛泽东从来没有明说过要打倒所有的共产党领导，有些造反派也犹豫了：如果他们斗争的领导最后又不是走资派了怎么办呢？除了写写大字报、大标语、参加批斗大会外，一般群众不知道究竟该做些什么。

我于1966年12月回到成都时，感觉到四周充满茫然的气氛。我父母现在回家里住了，疗养院要父亲这种走资派离开，不得再享受特权，住院医疗，省委大院的小食堂也关了门。我们得到还在正常营运的大食堂去搭伙。尽管共产党的机构已经瘫痪，我父母也不需要再上班了，他们却照常按月领工资。我父母的单位都和文化有关，中央宣传部领导人又是毛泽东不喜欢的对象，所以我父母跟全国宣传部长们一样首当其冲。大字报、大标语一个劲儿地猛烈抨击他们：“炮轰张守愚！”“火烧夏德鸿！”攻击全中国别的宣传部长们的话也都大同小异。

我父亲的省委宣传部开批判会斗争他，朝他喊口号。和大多数政治斗争一样，群众的真正动力其实来自个人怨恨。斗争我父亲最积极的要算姚女士，一个看上去正经得要命、“革命”得了不得的副处长。她一直渴望有扶“正”的一天，认定是我父亲挡了她的路，眼下报复的机会终于来了。她在一次批斗会上，朝父亲吐口水，还抽他耳光。但一般说来，愤怒的程度是有限的。许多我父亲的下属喜欢他、敬重他的为人，对他并不凶狠。那些隶属他管辖范围但非直接领导的单位，如《四川日报》，也斗争他，但那里的干部对他没有个人恩怨，斗争会只是形式。

我母亲的宣传部根本就没有开过批斗她的会。身居此位的人一般都难免会挨斗。但没人斗她。她平素待人和善，又总努力帮助下属解决像住房、调换单位这样的切身问题。在过去历次运动中，她总是尽力避免整人。大家都喜欢她，不愿意整她。

我从北京回来的第一晚，姥姥忙着给我做馄饨、蒸八宝饭。饭桌上母亲乐观地述说她和父亲的遭遇。她说他俩商量好了，文革之后不再当官了，要当一般老百姓，享享天伦之乐。我以后才了解到这只是他们自我安慰的幻想，他们不会不知道，一旦加入共产党就没有退出去的余地。但在当时，他们得抱点希望才能支持下去。

我父亲也说：“资本主义国家的总统都可以在一夕之间变成普通公民，更何况在社会主义国家！一辈子当官不是好现象，这会造成滥用权力。”他还向我道歉，说他一直在家搞“一言堂”，“把你们搞得噤若寒蝉，现在，你们青年人起来造我们老一辈的反，我看是件好事。”他接着说，仿佛是一半对我，一半对他自己：“我觉得我们这些干部挨批、挨斗没什么了不起，就算狠了一点，让我们威风扫地，又有什么关系？”

我的父母是在竭力想理解文化大革命。他们对丢官、丢特权并无怨言。但是，不久文革摧毁了他们最后一丝幻想。1967年到了，文化大革命突然加大了马力。第一阶段的红卫兵运动已制造了“红色恐怖”。现在毛泽东把目标转向了他真正想打击的人，以他的班子替换“资产阶级司令部”和原有的层层共产党组织。刘少奇、邓小平，还有陶铸，都被正式点名批判，并被关押。

1月9日，《人民日报》和新闻广播宣布“一月风暴”在上海爆发。上海的造反派夺了市委的权。毛泽东号召全国人民以他们为榜样，从走资派手中夺权。

“夺权！”这在中国是一个极富魔力的词语。有权并非意味着你能制定政策，而是意味你对下属有生杀予夺大权。除了金钱以外，权力还能带来特殊待遇，受人敬畏，被人讨好，还有报复的机会。当时在中国，一般老百姓几乎没有出气的安全阀门。这里没有狂热的足球赛、压力集团、出气官司，甚至暴力电影。人民既不可能反抗国家体系和不公平现象，也不可能示威游行。甚至议论政治是非——这种大多灵敏社会里重要的缓和紧张气氛方式——在这里也严格禁止。下级不敢对上司发火，但有了权就有了发作的机会。由于这种种因素，毛泽东的“夺权”号召获得许多支持者，他们都想对某些人展开报复。权力固然会带来危险，但它到底比没权强些，对从来没有掌过权的人来说，更是如此对一般老百姓而言，现在毛泽东犹如降了一道圣旨，“权力”成了一个可以抢夺的东西了。

造反派的士气一下子高涨起来。各种各样的人：工人、教师、营业员，甚至政府机关的干部，都当上了造反派。造反派以上海为榜样，对失势的保皇派大打出手，逼他们投降。全国早期的红卫兵组织(包括我学校里的)也在此时解散了，因为它们以高干子弟为核心，而现在高级干部全成了文革的主要攻击对象。北京一些老红卫兵起来反对文革的这种新发展趋势，结果都被逮捕。四川省主要负责人的一个儿子写了张反对毛夫人的大字报，被乱棍打死。

省委宣传部那些把我父亲从家里带走的人现在摇身一变，成了造反派，姚女士是他们的领袖，她也当上了整个省级机关的造反派头头。造反派一出现就分裂成若干派系，为争夺每个单位的权力而混战，他们互相指责对方“反文化大革命”或者是“保皇派”。在成都，多如牛毛的派系很快在两所大学的大旗下汇聚成两大派：即四川大学的“八·二六”和成都大学校温和的“红成”(红卫兵成都部队)。它们在全省内各自指挥数以百万计的群众。姚女士的组织依附于“八·二六”，而她的反对派则和“红成”挂钩，后者的成员多敬重我父亲。

我们省委大院围墙外的树木和电线杆上，“八·二六”、“红成”各自安装了扩音器，每天不分昼夜地谩骂对方。一天晚上，我听到广播说“八·二六”聚集了几百名支持者武装攻下了一家“红成”控制的工厂，他们抓住了“红成”派的工人，用各种刑法折磨他们，有“喷泉”(打破头颅，血喷涌而出)。还有“风景画”(用刀乱割受害人的脸)。“红成”的广播说有几名工人从房顶上跳下来成了烈士。我猜想他们是不堪折磨而自杀的。

造反派斗争目标之一是各单位拔尖的业务人才，不仅包括杰出的医生、作家、艺术家和科学家，还有工程师、熟练工人，甚至掏大粪的模范。造反派指责他们是走资派的红人，当然，仇恨的真实原因往往是妒忌。不少人假革命的名义要踩着别人头顶爬上去。

“一月风暴”也触发了对走资派的野蛮施暴。现在这些人已被夺走权力了，人们受煽动，放胆地折磨他们。那些过去仇恨共产党上司的人抓住这个机会进行报复，当时四川流行的话是：有仇报仇，无仇打破头。当然，历次政治运动的受害人没机会这样做，因为中央明文规定不准他们造反。这段时期，毛泽东还没拿定主意该让谁去执掌权力，于是野心勃勃的投机分子都忙于表现好斗精神，以便顺杆爬上去。对立的派别也争着比狠。人们纷纷卷进这场运动，或是慑于形势，或是随波逐流，或是对毛泽东忠诚，或是期望清算个人宿仇，或者就是出出闷气。

我母亲开始遭受折磨，打她的人并非她的下属，多是些刑满释放的盗窃犯、强奸犯、毒品走私犯，还有鸨母。他们重返社会后，被分配到街道工厂里。过去的政治犯现在也还是文革的靶子，这些刑事犯却不受限制尽情地打走资派。虽然他们对我母亲没有个人恩怨，但她是这个区的高级领导之一，这一点就足够了。

在批斗她的大会上，这些刑事犯最活跃。一天，她挨斗后回到家，脸部痛苦地抽搐着，原来在斗争会上她被迫跪在碎玻璃上。整个晚上，姥姥用镊子和大针一点一点挑出陷进她膝盖肉里的玻璃渣。第二天，姥姥给母亲做了一对厚厚的护膝、一个护腰，因为打人的人最爱打腰部，引起内伤。

好几次，我母亲被押着游街示众，头上戴一顶丑化她的高帽子，脖子上挂一块沉重的牌子，上面用粗黑字歪歪扭扭写着她的名字，还打了一个大×，表示她是“罪该万死”。每走几步，她和她的同事就被迫跪在地上向围观群众磕头，孩子朝他们扔石子、吐口水，有些高喊他们的头磕得不够响，要重新来。我母亲和她的同事只得在石头路面上使劲再磕。

那年冬季的一天，街道一家工厂开批斗会，开会前，参加者在食堂里吃午饭，要我母亲和同事在露天的粗砂砾地上跪一个半小时。当时下着雨，她的衣服全湿透了，贴在身体上，寒风吹透湿衣，冻得她浑身发抖。会议开始后，他们命令她把腰弓成90度，站在台上。她的双腿因刺骨的冷而不断打颤，得用尽全力才忍得住。当空洞粗野的口号呼喊得震天响时，她的腰部和脖颈疼痛难忍，于是稍稍扭动了一下身体，想抬头减轻一下痛苦，突然，有人从背后一掌将她打倒在她。

她后来才知道出了什么事：当她抬头的那一瞬间，一个坐在台下前排的女人霍地跳起来，举起一把长锥子，向她左眼猛刺过来。这人过去是妓院老鸨，共产党取缔妓院，判了她的刑。现在她盯上了报仇的目标——我母亲，大概是因为我母亲是挨斗人中唯一的妇女。眼看锥子就要刺到时，站在母亲身后的造反派看守赶快把她打倒，躲过迎面而来的锥子。要是没他，母亲的一只眼就瞎了。

母亲没有告诉我们这件惊险的事，她很少讲述挨斗的经过。当她不得不提到跪碎玻璃渣这样的事时，也总是小心翼翼地尽可能轻描淡写。她从来不给我们看身上的伤痕，始终显得沉着，甚至乐观。她不想让我们为她担忧。但是，姥姥看得出来女儿受了多少罪，她焦虑的目光总跟着我母亲转，一面还得尽力掩饰自己的痛苦。

一天，我们从前的保姆和她丈夫来看我们。在整个文革期间，很少有人像他们这样做。我很感激他们带来的安慰，特别是他们得冒着被指责为“同情走资派”的危险。交淡中，保姆不小心说漏了嘴，对姥姥提到她刚看到我母亲游街示众的情景。姥姥顿时神色大变，抓起她的手催她往下讲，结果还没等她开口，就一下失去了知觉，身子直挺挺地往后一倒，头“砰”地一声碰到地板上。待她慢慢醒转过来时，眼泪就顺着脸颊往下淌，嘴里说：“我女儿到底犯了什么法？要受这种罪？”

我母亲在不断的折磨下得了子宫出血症，以后的六年时间里，几乎是天天淌血，直到1973年做了子宫切除手术才根治。有时她昏倒了，被送进医院，医生开的处方是用荷尔蒙来控制流血，我和姐姐轮流替她注射。母亲深知依赖荷尔蒙很危险，但她没有选择的余地，这是她能熬过批斗会的唯一办法。

同时，省委宣传部的造反派对父亲的攻击也渐为猛烈了。宣传部是省级机关最重要的部门之一，野心勃勃的人多。以前共产党的驯服工具现在变成了激进的造反派，附属于“八·二六”，由姚女士领导。一天，他们和一些年轻的红卫兵闯入我家，直奔我父亲的书房。他们指着书架大骂我父亲“顽固不化”，竟然还收藏着这么多的“反动书籍”。早些时候，当十几岁的红卫兵掀起烧书狂潮时，许多人出于害怕，都把自己的藏书付之一炬，但我父亲没有这样做。在这个节骨眼儿，他为了保住藏书，就指指成套的马列主义精装书，但姚女士吼道：“不要想愚弄我们红卫兵，看你藏了多少‘毒草’！”她抓起几本中国古典线装书挥舞着。“什么‘我们红卫兵’？”我父亲反唇相讥，“你够当红卫兵的妈了——你也该懂点道理。”

姚女士跳上前狠狠抽了我父亲一记耳光，人群跟着咆哮，当然也有几个人闪在一边想忍住笑。随后他们从书架上扒下书来，胡乱塞进预先准备好的大麻袋里。拖着装满书的麻袋下楼时，他们对我父亲说，这些书将在第二天的批斗会后烧掉。他们“勒令”他观看整个烧书过程，以“接受教育”。同时他们要他必须自行烧掉没拿走的书。

我下午回到家时，看见父亲站在厨房的一个大水泥槽前，槽里燃烧着熊熊的火，他正把藏书一本本扔进火里。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他落泪，他的哭声好像不能痛痛快快地放出来，不时，在狂烈的抽泣声中，他用力跺脚，以头撞墙。

又惊又怕的我好一阵子不敢说一句话来安慰他，最后我伸出胳膊从后面搂住他，但仍不知该说什么才好，他也一言不发。我父亲把他所有的积蓄都花在买书上，书等于是他的命。水泥槽里的火慢慢熄灭了，我看得出他的脑子也发生了变化。

父亲无数次在批斗会上挨斗。姚女士和她的造反派每次都从其他地方请来战友以壮声势。批斗会的开场白总是千篇一律地呼口号：“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这时，每个人都举起小红书边喊边从胸前向家中画弧形。我父亲拒绝这样做，他说“万寿无疆”是对封建帝王喊的，不适合毛主席——一位共产党员。

结果招来的是歇斯底里的狂叫和一顿毒打。在一次大会上，造反派命令所有挨斗的人跪在一幅毛泽东大画像前磕头。别的人都服从了，我父亲却拒绝了。他说下跪和磕头是封建礼节，共产党不搞这一套。台下一阵大喊大叫，台上的造反派则狠狠地踢他的腿，狠命往下扯他的头发，要他下跪。他竭力挣扎，一边喊：“老子就是不下跪，就是不磕头！”造反派更被激怒了，要他“低头认罪”。父亲回答说：“我不低头，也没有犯罪！”

几个壮汉强压下他的头，但一松手，他便昂起头来，挑战似地盯着台下。造反派又一拥而上，拽他的脖子。我父亲于是和他们扭到一起，台下闹成一团，骂他“反对文化大革命”。我父亲愤怒地说：“这算什么文化大革命！哪有半点‘文化’在里面？简直是‘武化大革命’！”

打他的人喊道：“你好大胆，竟敢反对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发动的！”父亲提高了嗓门：“我就是要反对，毛主席发动的我也要反对！”

全场一下子鸦雀无声，“反对毛主席”是犯死罪的。就是没有反，别人说你反你也得死。造反派目瞪口呆，因为我父亲似乎毫不害怕。他们从惊愕中恢复过来时，又狠命地打他，要他认错。他又拒绝了。狂怒的造反派把他捆起来连拖带拉地送往公安局，要求逮捕他。可是，不收他。警察喜欢法律、秩序，同情领导干部，讨厌造反派。他们说逮捕像我父亲这样的高级干部需经上级批准，而当时没人发出这一道命令。

父亲不断挨打，但不肯悔改。在我周遭的人中，他是唯一敢在批斗会上和造反派硬顶而不肯低头的人。许多人(包括造反派成员)私下都说很佩服他。有时，陌生人在街上遇见我们，会压低声音说他们十分敬佩我父亲。一些男孩子告诉我弟弟，说希望有我父亲一样的硬骨头。

每次挨斗后，父母回家都受到姥姥的精心照料。她此时已把对女婿的怨气搁在一边，父亲对她也温和多了。她在他的伤口上贴药膏以减轻伤痛，还给他服云南白药治他的内伤。

我父母被“勒令”在家，随时等待被架去批斗。逃跑、躲藏都是不可能的，那时候中国就像一座大监狱，每个家庭、每条街道都被人民自己监视着，在这么一块大地上，没有地方可以藏身。我父母也不可能出门轻松轻松。“娱乐”这个概念已不复存在：书、画、乐器、体育、扑克牌、棋类、茶馆、酒馆统统都被扫荡。公园荒芜了，里面的花、草一塌糊涂，笼鸟、金鱼也都死光。舞台、戏院、电影院只准上演江青参加制作的八个“革命样板戏”。有的地方，连“样板戏”也不敢演。一位导演被关进监狱就是因为江青说他把戏里面英雄人物受拷打后的妆化得太凄惨了，“夸大了革命斗争的残酷性”。我父母更不敢想上街散步了。街头时有游街示众的场面，到处是杀气腾腾的大字报、大标语，街上的人像行尸走肉，个个表情不是生硬就是恐惧。另外，我父母是走资派，被认出来会有被羞辱、谩骂甚至殴打的危险。

当时恐怖到什么地步呢？没有人敢烧掉或扔掉报纸，因为张张报纸的头版都有毛的画像。版面内容都有“毛语录”，都得妥善保存起来。如果有人发现你烧毁或撕掉的话，就大难临头了，保存这么多的报纸也是个大问题：伟大领袖的面孔可能被老鼠咬，也可以腐烂。两者都会被说成是有意侮辱毛泽东，都是杀头之罪。成都第一次大规模的派系战斗就是因这种事触发的，一次开大会时，有些红卫兵不小心用有毛泽东像的画报垫在屁股下坐，另一派就指责他们亵渎伟大领袖。我母亲的一个朋友在写大标语时，把“衷心热爱毛主席”的“衷”字写得有点像“哀”字，结果受到残酷的折磨而自杀。

1967年2月的一天，在恐怖气氛最浓时，我父母曾做过一次长谈。当时母亲坐在床边，父亲坐在一张藤椅上，两人面对面。他告诉母亲，他现在总算明白了“文化大革命”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不是真的要搞“大民主”，让一般群众说话，也不是打倒干部的骄气，取消他们的特权，“文革”是用非常手段来扩增毛泽东个人的权力体系。

我父亲说这番话时说得很慢，字字斟酌。我母亲问：“毛主席不是很宽宏大量吗？他都能容纳得下溥仪，为何要把那些与他一起出生人死，打下江山的战友置之死地呢？”

父亲很激动，但却平静地说：“溥仪吗？他是个罪人，早已被老百姓唾弃了，留下他，他能复辟吗？但是…”他停住了，意味深长地看着母亲。母亲理解他的意思：毛泽东不可能忍受任何潜在的挑战。不过她仍不解地问：“为什么让我们这些下面的人受大罪呢？为何要害这么多无辜的人呢？又为何要造成这么大的混乱呢？”

父亲说：“可能毛主席觉得他不把整个世界翻个底朝天就达不到目的。他办事从来就喜欢彻底，而且他不是说过吗？搞革命就是要有牺牲，就是要付出代价。”

父亲沉默了一会儿又说：“这不能叫革命，跟马克思主义一点儿边也沾不上。(此处删去一句)。让国家和人民遭受这么大的灾难，肯定是错的！”

母亲一阵揪心，感觉到大难临头了。她的丈夫既然这么说，一定会有所行动。果然，他说：“我要写信给毛主席。”

母亲头一下垂到手里，叫出声来：“有什么用呢？毛主席能听你的话？你这不是明明白白以卵击石，自取灭亡吗？你这次别指望我去北京帮你送信了！”

父亲弯下身来吻吻她，说：“我没有要你去送信，我用邮寄。”他双手捧起她的头，望着她的眼睛，无可奈何地说：“除此之外，我有什么办法？还有哪条路好走呢？我一定要说话，我想总会有点用，至少我问心无愧。”

“你的心就这么重要？”母亲说：“比孩子还重要？你要他们当‘黑五类’、‘狗崽子’吗？”

一段沉默后，父亲才犹犹豫豫地说：“那么你就和我离婚吧！带大孩子。”他不再往下说了，这使我母亲揣测到，他可能还没有打定主意写信，他很清楚后果实在太严重了。

一天又一天过去了。2月下旬，一架飞机飞掠成都上空，成千上万的传单从灰暗的天中闪落下来。这是一封中央军事委员会签署的信，信上日期是2月17日。这封信要造反派停止暴力行动，虽然没明说反对文化大革命，但制止文革的努力显而易见。我母亲的一位同事带给她一张传单，我父母心里顿时燃起了希望，看来中国德高望重的老元帅出面干预了，成都街上出现了若干支持老帅们的游行。

这些传单是北京怀仁堂内激烈交锋的结果。1月下旬，毛泽东第一次号召军队支持造反派。绝大多数共产党军队的高级将领，除了国防部长林彪以外，都怒不可遏。在2月14日和16日，他们和政治局、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开了两次长会。毛泽东没有参加，林彪也没有参加，会议由周恩来主持。这些军队的统帅、长征的英雄、革命的元勋们和还没被清洗掉的政治局成员联台起来反对中央文革小组。他们谴责文化大革命残害了大批无辜，使国家陷入混乱。一位叫谭震林的副总理愤怒地说：“我一辈子都跟毛主席，现在我不跟了！”会议后，老帅们开始采取步骤停止暴力。由于当时四川的情况特别严重，他们专为这个省委发了2月17日信件，用飞机在成都上空散发。

周恩来没有明确站在多数派一边，他仍然忠于毛。毛泽东马上展开反击，个人崇拜赋予他魔法般的极力，在那万众顶礼膜拜的年代，他一示意，造反派就群起攻之。政治局委员和老帅们被粗暴地揪斗批判，他们的家被抄砸，军队没有起来支持他们。

这是中国最高层仅有的一次反对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的尝试，毛称它为“二月逆流”。在全国各地掀起对走资派更残酷的斗争。二月的政治局会议对毛泽东来说是个转折点，他看到了他是何等的孤立，几乎人人都反对他。他于是下决心抛弃整个共产党，让它名存实亡，政治局实际上被中央文革小组取代。林彪着手清洗军队中忠于老帅的将领，中央军委被他个人的办公室“林办”所顶替，由他夫人叶群主持。(此处删去两行)。毛泽东选派他信得过的人到各省去组织“革命委员会”，这是他个人权力的新工具，取代了过去的共产党体系，把以前的人马换掉，一直换到最基层。

毛泽东派来四川的代表竟是我父母的熟人——宜宾的刘、张二挺：刘结挺、张西挺夫妇。在我家离开宜宾后，他夫妻两人完全控制了这一地区，挺先生当上了地委第一书记，挺夫人任宜宾地区首府宜宾市委书记。

“二挺”利用他们的职权不断制造冤案，迫害了一大批人。其中一个是挺夫人五十年代初期的警卫。她数次勾引这位年轻人，有一天，她佯装肚子痛，要他替她按摩腹部，慢慢拉着他的手去摸她的下身，警卫马上抽回手，走出了房间。事后挺夫人对丈夫说警卫要强奸她，这位无辜的年轻人于是被判了三年劳改。

有人寄一封匿名信到四川省委揭发此冤案，省委下令进行调查。“二挺”身为被揭发的人，本来无权看这封信，但他们的一个密友私自将此信交给他俩。“二挺”利用权力把宜宾政府上上下下都召集起来“开会”，要每人写一份报告，借此鉴别笔迹。但也没能抓住写匿名信的人。

在宜宾，干部和群众都被“二挺”的淫威所慑服，不断的政治运动不断需要有牺牲品，为“二挺”提供了整人的机会。1959年，“二挺”整掉了宜宾地区专员李鹏。此人是在1953年接替我父亲任专员的，是一位长征老红军，外号“李草鞋”，因为他总穿一双农民的草鞋——以示自己不忘本。“李草鞋”在宜宾深受爱戴，使“二挺”妒火中烧。在大跃进期间，脾气耿直的“李草鞋”不愿强迫农民去炼钢，1959年又直言不讳地警告农村正发生饥荒。“二挺”把他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解除职务，开除出党，下放到一家酿酒厂的食堂当采购员。饥荒年中他饿死了，本来他的老红军资格和他的职务可以比别人更可能吃饱肚子，但解剖医生切开他的胃时，发现里面只有稻草。他至死是一位廉洁的人。

1959年还发生了另一桩案件。一名医生被“二挺”定罪为“阶级敌人”，理由是他说了有的病人是饿死的——那时谁也不敢这么说。“二挺”制造的冤案有数十个，许多人冒着生命危险写信给省委控告他俩。1962年，温和派在中央占上风，在全国各地为以前政治运动的受害者平反。四川省委也组织专门的人调查“二挺”，结论是两人滥用职权、陷害无辜。“二挺”被解除了职务，软禁起来。1965年，当时任共产党中央总收记的邓小平签署一项决定，把他俩开除出党。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二挺”设法逃到北京，向中央文革小组告状。他们说自己是狠抓阶级斗争的英雄，说正是由于勇于和阶级敌人斗争，他们才被旧的共产党当权派所迫害。当时我母亲也在北京，与他俩在“上访接待站”巧遇。他们很热情地问她在北京的住址，但我母亲没有告诉他们。

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发现了“二挺”。通过陈伯达的关系，毛夫人接见了他们，结果一拍即合，江青热衷于文化大革命，与其说是出自政策使然，毋宁说是报私仇——而且常常为了一些极琐碎的小事。她操纵斗争刘少奇夫人就是典型一例。她对红卫兵说，她非常愤恨刘夫人常陪着丈夫(国家元首)出国访问。毛泽东只出过两次国，都是去苏联，而且也没有带她去。这还不算，在出访中，刘夫人身穿美丽合身的旗袍，还戴着项链。当时的中国，人人像苦行僧似的，没人敢这样穿戴。江青数次找到红卫兵诉说对刘夫人的妒恨，说到伤心处还声泪俱下。红卫兵心领神会，在斗争刘夫人时，逼她穿上过去出访时穿过的衣服，戴上乒乓球串成的“项链”。刘夫人被定罪为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逮捕入狱，差一点被整死。

早在三十年代，江青在遇到毛泽东之前是上海的小演员，每每感觉被文化界的显要人物冷落了。这些人当中有的是地下共产党的领导人，1949年后，大部分都成了共产党中央宣传部的负责官员，为了报复这些人事实上或想象中对她在上海的羞辱，三十年后，毛夫人用尽一切办法要在他们的工作中找出“反毛主席、反社会主义”的“罪行”来。(此处删去一句)。结果整个中央宣传部，甚至全中国上上下下的宣传部，都被毛泽东定为“阎王殿”而被“砸烂”。

她还整那些在上海时期她所忌妒的演员。一名女演员叫王莹，三十年代与江青争演《赛金桦》的女主角而取胜。三十年后(1966年)，江青把王莹和她的丈夫弄成死囚。王莹于1974年3月在狱中自杀。另一名著名演员叫孙维世，延安时期曾与江青同台在毛泽东面前演过戏，显然比江青更像个明星，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共产党上层人物都喜欢她。孙是周恩来的养女，不觉得自己有必要去巴结毛夫人。1968年，江青下令将她和她哥哥逃捕。她死在狱中的酷刑下，甚至周恩来的势力也不足以保护她。

毛夫人的心狠手辣逐渐被小道消息广泛传播开来，从大字报登载她自己的言论中也可以看出她的禀性，她后来几乎成了人人仇恨的对象，但在1967年年初，她的恶行仍然很少有人知晓。

毛夫人和“二挺”是同一类人，(此处删去一句)，他们的行为有个专有名词：“整人”。他们整起人来从不知疲倦，手段之毒辣血腥，实在是登峰造极。1967年3月，毛泽东签署了一项文件宣布给“二挺”平反，并授权他俩人来四川省组建革命委员会。

一个过度性的权力机构——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委会成立了，一共四个人：两个军人，成都军区(中国八大军区之一)政委张国华、司令员梁兴初，再加上“二挺”。毛泽东说，每个革命委员会都要由三种人组成：军队的代表、造反派代表和“革命干部”代表。革命干部代表从以前的共产党干部中选择，完全取决于“二挺”的好恶。

1967年3月下旬，“二挺”来看我父亲，他们想拉他合作。我父亲一向享有正直、公正的声誉。甚至“二挺”这样的人也赞赏他的品德，特别是他们知道当他们被罢官软禁时，我父亲并没有落井下石。当然，他们也需要像他这样能干的人。

我父亲以应有的礼貌接待他们，我姥姥则十分热情，她对他俩害人的事不知道，只记得在我母亲怀我时，是挺夫人下令把宝贵的美国药物都给了我母亲，治好了她的肺病。

当“二挺”走进父亲书房时，姥姥就在厨房里忙开了，准备包饺子招待客人。她忙着揉面、剁肉馅、切香葱、拌调料、做辣椒油。厨房里一片抑扬顿挫声。

“二挺”对我父亲说，他们现在平反了，回四川来主持工作。他们已去过宣传部，从造反派那里听说了他给自己惹的麻烦。尽管如此，他们念在宜宾同事一场，现在仍很看重他，希望和他一起工作。他们许诺他只要愿意合作，他说的那些话可以一笔勾销。他们还暗示他甚至可能官加一等。

我母亲先前已从街头大字报上看到了有关“二挺”出任的事，告诉了我父亲，父亲却说“千万不要相信这种谣言，这是不可能的事！”他完全不敢相信毛泽东会把这么重要的职务让这两人来担任。现在他竭力压抑对来者的厌恶，说他很抱歉，无法接受他们的好意。

挺夫人冲口而出：“我们是在帮你的忙，换了别人，求都求不来。你知不知道你现在是什么人？我们又是什么人？”

我父亲生了气，高声说：“不管我是什么人，我自己做事自己当，不和你们搅在一起！”随后他们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我父亲说他认为过去共产党组织给“二挺”的处罚是对的，他们根本不配担任重要职务。“二挺”被这些意外的话弄得目瞪口呆，警告他说话要小心，是毛主席亲自给他们平的反，还称他俩是“好干部”。

我父亲的愤怒一发不可收拾了，他说：“毛主席怎么可能知道你们两人的全部作为呢？你们算什么好干部？你们犯了严重的错误！”他好不容易才忍住了没说“犯罪”这两个字。

挺夫人高声喊叫起来：“你胆子也太大了！毛主席的话你也敢反对！林副主席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你难道不知道？”

我父亲说：“如果一个人能说一句顶一句，就不错了，怎可能一句顶一万句呢？通都不通。”

“二挺”后来对造反派说，他们当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们警告我父亲，说他的思维方式、言论都是反对文化大革命的，而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领导的。父亲说有机会的话他要找毛主席辩论。这些话在当时听上去不啻是自杀，“二挺”无言以对，沉默了一会儿，站起身就走。

我姥姥听见愤愤的脚步声，跑出了厨房，双手因为忙着包饺子而满是面粉。她迎面碰上挺夫人，笑着请他们留下来吃饭。挺夫人没理睬，一扭头登登地走出了我家。走到楼梯转弯处，她停下来，转身生气地对站在楼上的我父亲说：“你是不是疯了？我最后一次问你：你后不后悔？想好没有，还拒不拒绝我的帮助？你要明白，我现在要怎么处置你都行！”

我父亲回答：“我不和你们打交道，我和你们不是同一路人。”

姥姥还站在楼梯口，惊慌失措，父亲径直进了他的书房。他几乎马上又出来了，手上拿着砚台走进了盥洗间。他往砚台上滴了几滴水，沉思着返回书房。他在写字台前坐下，一圈一圈地磨墨，磨好后，把一张纸摊在桌上。不一会儿，就写出了给毛泽东的第二封信，信的开头是：“毛主席，我以一名共产党员的身份，请求您停止文化大革命。”他接着写了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带来的种种灾难，信的结尾说：“像刘结挺、张西挺这样的人居然被授以要职，掌握千百万人民的生杀大权，我实在为我们的党和国家感到十分担忧。”

他写好了信封“北京：毛泽东主席收”，便拿着这封信去了街口邮局。在那里，他对柜台后面的营业员说寄挂号信。营业员接过信，瞥了一眼，竭力不动声色。我父亲接过挂号信收据后，走回家——等待。

二十　“我不出卖灵魂”

——父亲被捕(1967—1968年)

父亲寄出那封信后第三天下午，我家响起一阵敲门声。母亲打开门，进来三个人，穿着清一色肥大的蓝色制服，这是那时中国人的标准打扮。我父亲认识其中一人，他是宣传部的公务人员，是个造反派。另一个不认识的、脸上疙里疙瘩的高个子开腔了，说他们是公安局的造反派，奉令逮捕我父亲，理由是我父亲是“炮打毛主席、文化大革命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他和另一位个头短小的人走到父亲两侧，抓住他的胳膊示意他走。

他们既没有出示身份证，也没有逮捕令，但是毫无疑问，他们是夺了公安局大权的造反派便衣警察，显然有权命令我父亲，因为他们是和父亲部里的造反派一块儿来的。

虽然来者并没有提到那封写给毛泽东的信，但父亲知道这封信一定是被截了下来——这是不可避免的。他已有心理准备，因为这封信不仅是对毛泽东、对文革太不敬，而且“二挺”现在有了权，可以下令逮捕他。他还是寄了信，不愿放过一线希望。眼下，他压制着激动情绪，一言不发随来人走出去。出家门时，他住了脚，轻声对母亲说：“不要和党记仇，党正在犯错误，群众不会允许，无论错误有多严重，相信将来党会改错。和我离婚，把我们的孩子带大。”

我下午回家时，发现父母亲都不见了。姥姥只说父亲被造反派抓走了，母亲到北京为他申诉去了。她没有说是公安局来抓的，那样的话对孩子来说太可怕了，公安局出面逮捕比造反派带走要严重多了。

我跑到省委宣传部去问他在哪儿，回答我的是一阵训斥声。姚女士最厉害：“你要和你的现行反革命老子划清界线！”“不管他在哪里，都是他应得的下场！”我忍住愤怒的泪水，对这些所谓有知识的成人感到无比厌恶。他们何须如此冷酷无情！即使在那种年月，一个和善些的脸色、一种温和点的口气或沉默不语都不是不可能。

从那以后，我开始把中国人分成两种：一种是有人性的，另一种是无人性的。不管他们是十几岁的红卫兵，还是成年的造反派、走资派，文革大动荡使人的本性全露了出来。

当我跑来跑去找父亲时，母亲正在火车站等火车，准备第二次赴京。比起六个月前的那一回，她的情绪要低落得多。那时，还有一点伸张正义的希望，这次却十分渺茫。但我母亲并不甘心就此作罢，她要争取。

她意识到此次赴京只能找一个人——总理周恩来，别人都不行，反而可能葬送她丈夫、她自己和全家人。她清楚周恩来比毛夫人和她的中央文革小组温和得多。他还有权指挥造反派：他几乎每天都在下令给造反派。

但是，要见周恩来就好比走进白宫或单独觐见教皇那样难。就算她顺利到了北京，到了“上访接待站”，她也不可能指名道姓地说她想见哪位中央领导，因为这会被看作是对别的领导不敬，甚至是侮辱他们。她更焦虑了，特别是想到她离家出走可能已被造反派发现了。他们是不准她任意出门的，只许呆在家里等着挨斗。她侥幸希望如果造反派找不着她，会以为她落入另一伙造反派手中了。

我母亲在火车站徘徊。突然，她看见一面大旗，上面写着几个大字“红卫兵成都部队赴京告状团”。大旗下聚集着二百名左右二十来岁的年轻人，举着标语，说明他们是大学生，要去北京向中央控告“二挺”。还有标语说他们到京后会受到周恩来的接见。

与对敌“八·二六”相比，“红成”算是温和派。“二挺”明显地偏袒“八·二六”，尽管“二挺”背后有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撑腰，他们俩也没能树起绝对权威，“红成”不愿甘拜下风。

此时文化大革命已被造反派各派之间的激烈武斗所支配。毛泽东一号召从走资派手里夺权，这些战斗就爆发了。三个月后的今天，绝大多数造反派头头表现出他们的作风完全不同于被赶下台的共产党干部：他们要的是自己的权力，并非什么理想、主义，甚至不是毛泽东的狂热信徒。毛泽东不断指示他们联合起来分享权力，但他们个个只想独吞。他们“打语录仗”——引用毛泽东模棱两可的语录来互相攻击。“毛语录”里很容易找到适用于各种情况或双方各执一词的话。(此处删去两行)

“红成”很清楚，要想打倒“八·二六”，就得先打倒“二挺”。他们也知道“二挺”滥用职权报复陷害的恶名。当时这两人的恶行人尽皆知，有的人不敢明说，但仍有不少人公开议论，甚至毛泽东亲自对他的支持也不足以使人们俯首听命。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红成”派人赴京告状。因为“红成”是四川的两大造反派之一，人数约数百万，所以周恩来答应接见他们。

我母亲跟在“红成”队伍后面通过检票口进入车站，只见开往北京的特别快车喷着白烟，停在站台。我母亲正想随学生登上车厢，却被一个男学生挡住了。那人大声问：“你是谁？你不是和我们一起的吧？快下去！”我母亲那时三十五岁，看上去当然不像学生。

她紧抓住车门把手不放，喊了起来：“我也要去北京，去告刘、张二挺的状，我以前就认识他们，让我上车！”男学生看着她，一脸不相信，这时，从他背后传来一男一女的声音：“让她上来，听听她说些什么。”

我母亲挤进了满满的车厢，坐在那一男一女之间。他们自我介绍说是“红成”的参谋人员，男的姓翁，女的姓颜。两人都是成都大学的学生。

从他们的言谈里，我母亲看得出学生们对刘、张知之甚少。于是她讲了一些文化大革命前宜宾的冤案，也提到1953年挺夫人勾引我父亲的事。她告诉他们，最近“二挺”来我家拉我父亲和他俩合作，他严词拒绝了。母亲还说，“二挺，现在把我父亲逮捕了，原因是他写信给毛泽东，反对任命他俩担任四川省新领导。

翁和颜答应让她和他们一起去见周恩来。我母亲整晚都在盘算该对周恩来说些什么、怎么说。

到了北京站，一位总理办公室的人已在等待他们。代表团被送到一家政府招待所住，周恩来第二天晚上要接见他们。第二天白天，当学生们外出时，我母亲呆在房间里写信给周恩来。她可能没有机会说话，而且不管怎么说都需要有书面资料。晚上九点，她和学生们一起到了位于天安门广场西边的人民大会堂，这次接见是在四川厅，我父亲曾于1959年负责该厅的装饰。学生们围成一个弧形坐下，面对着周恩来。椅子不够，有些人就坐在铺着地毯的地板上，我母亲坐在后排。

母亲很清楚她的话必须简明扼要有份量。接见过程中，她脑子里一直在转着自己的话，以至没有留意学生们都说了些什么。她只注意到总理的反应：间或点点头，表示听明白了，他从不表示支持或不支持，只是听，偶尔说些普通的话，如：“按毛主席指示办”或“要大联合”。他的一位助手在一旁做笔记。冷不防地。她听见总理像是要结束会议了：“还有没有别的事？”我母亲立即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说：“总理，我有话要说。”

周恩来抬头望着我母亲，她显然不是一名学生。他问道：“你是谁？”我母亲通报了自己的名字和职务，紧接着报了我父亲的名字和职务说：“我丈夫现在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抓起来了，我到这里来是为他伸冤的。”

从周恩来的眼神里可以看得出他很留心这件事。因为我父亲是个高级干部。他说：“学生现在可以走了，你留下来谈。”

我母亲非常希望能和周恩来单独详谈，但她觉得不能让学生走。她说：“总理，我希望留下学生在场作见证。”她边说边把写好的信请前面的学生传递给周。

总理点点头说：“好吧！你说。”

我母亲迅速清晰地说我父亲是因写给毛主席一封信而被逮捕，信中提到不同意任命“二挺”作四川省的新领导，因为这两人滥用职权，这是他在宜宾亲身体会的。除此之外，我母亲还含混地说信中包含了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意见。

她无数次仔细推敲过怎么说这番话，对周恩来她得实说。但是她害怕在场的造反派学生，所以不敢一五一十地重复父亲的信。她得尽可能地轻描淡写：“我丈夫有一些十分严重的错误观点，但是他并没有在群众中散布这些观点，他是按照党章向毛主席陈述。按党章规定，这是共产党员的合法权利，不应该据此作为逮捕他的理由，请总理维护党章。”

从周恩来的眼睛里，我母亲看出他已经完全明白了我父亲信里的实际内容，也明白我母亲不能讲出来的苦衷。他低头看了看我母亲写的信，然后转身对坐在身后的一位助手耳语了几句。这时，整个大厅鸦雀无声，所有人的眼睛都看着周恩来。

助手递给周恩来一些纸，上面有国务院的抬头。他开始以稍微费劲的方式写起来——他的右手在延安时期从马背上跌落下来时摔断过。写完后，他把字条递给助手，由这人向大家宣读。

字条说：“第一，张守愚身为一名共产党员，有权给党中央写信，不管信的内容有什么错误，都不能作为定反革命的根据；第二，张守愚身为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必须接受群众的审查和批判；三，张守愚的所有问题都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处理。最后署名：“周恩来”。

我母亲大大松了口气，不知说什么好。这条子上没有照一般情况写明给谁，也就是没有写明要给四川省新领导。因此，我母亲不必把纸条交给他们或其他任何人。周恩来的意思很明白，他要她保留这张条子，把它拿给任何有帮助的人看。

颜和翁两位大学生就坐在我母亲左边，当她转身看他们时，两人都笑容满面，为她高兴。两天后，母亲乘火车回成都。她一直和颜、翁呆在一起，担心“二挺”会得知周恩来纸条的消息，派人抢走它并把她抓走。翁和颜也认为和她呆在一起是他们的责任，说：“八·二六可能会来抢走你！”到成都后，他们坚持把我母亲送回家。我姥姥招待两人吃猪肉香葱烙饼，他俩吃得狼吞虎咽。

我马上就喜欢上颜、翁。他们也是造反派，但对我家是这样和善、这样友好、这样温暖！我简直不敢相信。我也从他们对看的眼神里，从他们忍不住在人前互相开玩笑、打打逗逗的举动中，看出他们在谈恋爱。我听见姥姥悄悄叹着气对母亲说，应该送给他俩一些结婚礼物。母亲说不可能，别人知道了会给他们惹麻烦。接受走资派“贿赂”可是一桩不小的罪过。

颜二十四岁，在成都大学读三年级。姓生动的脸上架着一副显眼的厚眼镜，她很爱笑，笑时不断把头向后伸，令人暖洋洋的。在那些日子里，深蓝和铁灰色的中山装、军便服是男人、女人和孩子们一律的服装。有些女人穿上这些还显得刻意打扮。颜就不同了，她看上去马马虎虎、不修边幅，好像钮扣老会扣错位置。短发像是不耐烦地向后拉到一起，束成乱乱的一把。甚至热恋也没能使她更留意自己的外貌。

翁显然可有点时髦的意识了。他穿着一双草鞋，裤脚总是挽起，以为衬托。穿草鞋在当时学生中很流行，以示“农民化”。翁非常机智又善解人意，我觉得他很不平凡。

这餐猪肉葱烙饼吃得很愉快。饭后，颜、翁两人起身告辞。我母亲送他们下楼。他们对她低声耳语，要她一定要把周恩来给的字条藏到安全地方。那时我母亲没有对我们几个孩子提及见周恩来的事。

就在那天晚上，母亲去看她的老同事陈沫，给他看了周恩来的字条。陈先生在五十年代初曾在宜宾和我父母共过事，关系融洽。他也和“二挺”过从甚密，“二挺”平反后，他投靠了他们。我母亲流着泪求他看在共事多年的份上，解救我父亲。陈先生答应在“二挺”面前说好话。

一天，我父亲突然出现了。我松了口气，兴奋极了！但喜悦马上变成了恐惧，父亲的眼神很奇怪，他没说他一直都在哪里，开口说话时，我几乎不懂得他在说什么。他整夜不睡觉，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大声地自言自语。一天，他强迫全家人站到院子里，当时正下着倾盆大雨，他说这是“经受革命风暴”。又一天，他收到工资袋时，一把将它扔进厨房的火炉里，说是“与私有制决裂”。我们意识到可怕的事发生了：父亲精神失常了。

母亲成了他发狂的对象。他骂她“不知廉耻”、“是个懦夫”、“出卖灵魂”。但不一会儿，又对她异常亲热，当着我们的面一遍遍说他是多么爱她，他配不上她，恳求她“原谅我，回到我身边来吧！”

他第一天回到家时，曾用怀疑的目光审视母亲，盘问她前一阵都做了些什么。母亲说她去北京告状，要求释放他。他摇着头，不相信她，要她拿出证据来。母亲决定不告诉他周恩来字条之事，她看得出他的头脑已不清醒了，担心如果“党”下命令，他就会把字条交出去，甚至交给“二挺”。她甚至不敢提颜和翁作她的证人，我父亲绝不会同意她和红卫兵造反派有关系。

他反反复复盘问母亲上京这件事，每问一遍，母亲的“供词”就出现新的漏洞，父亲的怀疑和紊乱思绪就加剧一层，他对母亲的怒气近乎暴力的边缘。我们几个孩子想帮母亲说话，努力解释一件我们也不清楚的事。当然，父亲一开始追问我们，事情就更一塌糊涂了。

原来在父亲被关押期间，审讯他的人不断对他说，如果他拒绝写“认罪书”，他的妻子和孩子们就会和他脱离关系，唾弃他。要人“认罪”是标准的整人作法，使牺牲品承认自己“有罪”，在摧毁他们的精神方面，占有极重要的份量。但我父亲说他无罪可认，也没什么可写的。

于是审讯人告诉他，我母亲和他“划清界线”，不要他了，他要求见她一面，他们说她拒绝来。当审讯人意识到他已经出现幻听现象——一种精神分裂症的征兆时，他们引他注意隔壁传来的微弱叽叽喳喳声，说我母亲就在那里，但不会来看他，除非他写认罪书。他们的戏演得如此活灵活现，父亲觉得自己真的听到母亲的声音。他的精神终于崩溃，不过，他仍是一字未写。

审讯者通知他可以回家时，对他说，允许他回家是让他的妻子监视他，“她是党派来监视你的。”还说他的家就是座新监狱。由于父亲完全不知道突然被释放的原因，加上精神已经分裂，这个解释就深植在他的脑子里。

我母亲一点儿也不知道监狱里发生的事，当父亲问她为什么他会被释放时，她无法给他满意的答案。她不仅不能告诉他周恩来干预此事，也不能提到她去找过陈沫。陈是“二挺”的左右手，我父亲不可能容忍他的妻子向“二挺”求情。于是，恶性循环形成了，母亲进退维谷和父亲精神失常都在加重。

母亲东奔西走，想给他治病。她去了省委门诊部，去了精神病医院，但是挂号室的护士一听到我父亲的名字就摇头。没经过新的权力机构批准，他们不敢收他，而他们也不能代我家申请。

母亲找到省委宣传部的主要造反派，要求他们批准送父亲就医。他们是姚女士领导的，牢牢地掌握在“二挺”手里。姚女士对母亲恶狠狠地说父亲是在装疯以逃避惩罚，还说母亲利用从继父夏瑞堂处学来的医学知识帮他演戏。造反派引用一句标榜文化大革命冷酷无情的流行口号，说我父亲是“落水狗”，绝不能留情，要痛打。

在“二挺”的指使下，造反派的批斗会变得更加野蛮了。一天，父亲回到家，一双眼睛又青又肿。另一天，我看见他被狠狠地反扭者双臂架在一辆缓慢行驶的大卡车上游街示众。一块巨大、沉重的牌子用一根细铁丝吊在他的脖子上，铁丝深深陷进他的肉里。他拼命挣扎，想抬起头来，造反派则从后面使劲往下压。这样的摧残下来，他却看上去没一点痛的感觉。我看着万分难过，精神病似乎使他的心灵和肉体分开了。

父亲把家里相册和“二挺”合拍的照片都翻出来撕个粉碎，他还烧掉了他的被套、床单及家里的许多衣服，并把桌椅腿折断，再放火烧掉。

一天下午，母亲正在床上休息，父亲躺在书房内他喜欢的那张藤椅上。猛地，他跳起来，蹬蹬地重步走进卧室。我们听见脚步声，冲了进击，只见他正掐着母亲的脖子。我们惊叫起来，扑上去想把他拉开，又拉不动。母亲看上去快要窒息了。幸而，父亲松了手，一转身大步离开了房间。

母亲脸色像死灰一样，她慢慢坐起来，手捂着左耳，父亲刚才一拳打了她的耳朵，把她痛醒了。她对站在一旁抽泣的姥姥说：“别担心，我没事儿。”她的声音徽弱，但是很平静。她转向我们说：“去看看你爸爸怎么了，然后回自己房间去。”她半靠着嵌在樟木床头的椭圆形镜子，从镜子里我看见她的右手紧紧抓着枕头。那天晚上，姥姥整夜守在父母的房门口，我也无法入睡，如果父亲把他们的房间锁起来打母亲，该怎么办呢？

母亲的左耳耳膜破了，几乎全聋了，她觉得呆在家里太危险，第二天便到她的部里找房子要搬过去。区委的造反派很同情她，把花园一角的花匠住房拨给她一间。房子很小，只有八平米、十长，放进一张床和一张书桌，就连走路的地方也没有了。

那天晚上，我和母亲、姥姥、小方睡在这里，大家挤在一张床上，伸伸脚翻个身也不行。母亲的子宫出血恶化了，我们非常惊慌，刚搬到一处新地方，没有炉子，不能消毒注射器和针头，因此不能给她注射。到后来，我疲倦有了，迷迷糊糊睡着了，但是我知道母亲和姥姥都整夜没有合眼。

我们搬走后，留下京明陪父亲住。我呆在母亲的新住所照料她。我们的隔壁邻居是区委造反派头头，很年轻。遇见他时，我没有主动跟他打招呼，不敢肯定他是否愿意和走资派的家里人说话。出乎意料，每次相遇，他总是自然地招呼我们。他待我母亲也很有礼貌，虽然态度有点生硬。见惯了省委宣传部造反派凶神恶煞的样子，我觉得在这里非常轻松自在。

几天后的一个早晨，母亲正在屋檐下洗脸，这人走出他的房门招呼她，问她愿不愿意交换房间。他的房间有我们的两倍大，下午我们就搬进去了。他还帮我们找来另一张床，这样我们就能睡得舒服点了。我们非常感激他。

这位年青人眼略微斜视，他的女朋友长得很美，晚上总在他房间里长久地说笑。这种事在那个时代极少见，他们似乎并不在意我们知道。当然走资派也无权搬弄是非。当我早晨与他们碰面时，他们总给我一个愉快而和善的微笑，看得出来他俩很幸福。从这里我发现人们只要心情愉快，就会变得很和善。

一俟母亲健康好转，我就回家看望父亲。家里糟得不成样了，窗户被打碎，到处是砸烂、烧焦残留下来的家具碎片，满地都是衣服。父亲似乎对我在不在家反应冷漠，只是不停地一圈圈地走。

晚上我反扣上卧室的门，怕他不能入睡，一个劲儿找我反来复去地说话。但是门上面有一扇小窗户无法上锁，一天夜里，我惊醒过来，看见他正灵活地从那扇窗户爬进来，敏捷地一跳就跳到地板上。他不注意我，只漫无目的地随手毫不费力地举起沉重的桃木家具，把它们摔回地上。精神病使他变得超乎常人地灵敏和有力。呆在家里像场噩梦，我无数次想逃到母亲那里去，但又下不了决心离开父亲。

有一两次他打我耳光，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遇到这种情况，我就逃到后院里，躲到阳台下。春夜的寒风里，我瑟缩着，倾听着楼上父亲的动静，全心盼着一切归于沉寂，这意味着父亲睡着了。

一天，我发现他不见了，心里霍然升起一种不祥的预感。我跑到门外，迎面碰见位顶楼的邻居往下走。我们早己不打招呼了，以免飞来横祸。但是这次他开了口，说他看见我父亲到楼顶平台上去了。

我们住的那幢公寓有五层，相连的大楼只有四层。我们的顶楼有一扇小窗户通往那座四层楼楼顶平台，上面铺着砂砾、涂着沥青，边沿围着一圈低矮的铁栏杆。我跑到平台小窗户边，一眼就看见父亲正站在远处平台边缘，我看见他的左脚好像正往上抬，要跨过栏杆。

“爸爸！”我颤声地喊，竭力想使声音听上去平静自然。我的本能告诉我：不能让他受惊。他停住了，转身朝着我：“你来这里干什么？”

“爸爸，快来帮我钻过窗户。”

我总算使他离开了楼顶边缘。我抓紧他的手，拉他进到楼里，一边浑身哆嗦着，眼里含着泪。他似乎受到感动，一向漠然的脸上恢复了一种接近正常的表情，眼睛也不像往日那样只瞪着沉思。他把我抱下楼，放在沙发上，甚至拿来一条毛巾为我擦去泪水。但是这种正常迹象只维持了很短的时间，我还来不及从惊恐中恢复过来，他举起手掌又要打我了，我只得逃跑。

省委宣传部造反派不但不让父亲治病，反拿他的疯来取乐。他们出了一系列大字报连载故事，配以花花绿绿的漫画刊头，标题是：“张疯内史”，以戏弄我父亲。大字报就张贴在省委大门对面最显眼的位置上，吸引一大群人。我强迫自己去读这些“故事”，我可以感觉得到四周人的异样眼光，许多人认识我。我听得见交头接耳声，那是在告诉那些不认识我的人。我为父亲万分难过。但我清楚我的反应会传到迫害父亲的那些人耳里。所以竭力保持平静，我要让那些人知道他们不可能摧毁我们。我心里没有恐惧，也不感到羞辱，只充满蔑视。

是什么把人变成了魔鬼？为什么人们会这样盲目地残忍？就是在这段时间，我对毛泽东的忠诚开始动摇了。以前，当别人受迫害时，我不能绝对肯定他们是无辜的，但我清楚我父母的为人。毛泽东不再是个十全十美的偶像了，但是在此阶段，和许多人一样，我诅咒的是他的夫人和中央文革小组，我仍然不敢怀疑毛泽东这位神一般的“皇帝”。

眼看着父亲的身体和精神日渐恶化，我母亲只得再去见陈沫，恳求他帮助，他也答应尽力一试。我们耐心等待着，但没有回音，他的沉默说明他碰了钉子。绝望之余。我母亲来到“红成”指挥部找颜和翁。

控制着四川医学院的造反派“川医九·一五”隶属“红成”。这家医学院有个附属精神病院，只要“红成”指挥部开个口，就会收下我父亲，颜和翁同情我们，但他们还得说服其他人。

那时人道主义已被谴责为“资产阶级的虚伪”，对“阶级敌人”更不能发慈悲。颜和翁得为治疗我父亲找出个政治理由来。他们有个好理由：我父亲是受“二挺”迫害而致病的，他了解“二挺”，能够为“红成”提供攻击“二挺”的有力证据，甚至可能帮他们打倒这两人，从而使“红成”的对敌“八·二六”垮台。

另一个理由是：毛泽东说新的革命委员会包含革命干部、造反派和军人三种势力。“红成”和“八·二六”此刻都在过去的共产党干部中寻找“自己人”，以代表他们的利益加入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此外，造反派也开始发现政治斗争太复杂了，他们需要有能力的官员充当顾问。“红成”认为我父亲是个理想人选。

“红成”当然也知道我父亲说过反对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的话，但是这些都是在他们对手的大字报上看到的，而大字报是个大杂烩，既有事实也有谣言，他们可以不予理会。最后“红成”准许替我父亲治病。

父亲于是被进进了四川医学院附属精神病院。医院坐落在成都郊区，周围是稻田。一丛丛竹子从高墙和铁门上探出轻轻摇曳。进去后是诊病室，然后又是一道铁门和砖墙，围着医生、护士居住的内院，内院满地是绿茸茸的青苔，尽头是一段红砂石台阶，伸向一座没有窗户的两层楼房，它的两侧是坚固的高墙。那些石阶是唯一入口，通入精神病房。

两位男护士身着普通衣服从家里带走父亲，说是押送他去参加批斗会。到达精神病院时，父亲拼命反抗着要离开。他们把他架上楼梯，拖进一闯空着的小屋子，然后关上了门，这样我和母亲就不会看见他们强行给我父亲穿上紧身衣了。我看见父亲被又拉又拖，心里非常难过，但我知道这是为他好。

精神病科的医生苏先生，年约三十，有一张文雅的脸，和一种让病人一望便生信赖之感的气质。他告诉我母亲，在作诊断前，他得花一周的时间观察我父亲。一周后，他得出结论：精神分裂症。他用电疗和胰岛索注射治疗我父亲，每次治疗时得把他紧紧绑在床上。几天后，父亲开始恢复正常了。一天他流着泪恳求母亲要医生换一种疗法，“太难受了！做一次就死一次！”他说。但是苏医生说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过一阵子，我去看父亲时，他正坐在床上和母亲、颜翁交谈。他们都在笑，父亲甚至时时开心地大笑，他看上去已完全复原了。我心里非常激动，借口上厕所去擦掉眼泪。

由于有“红成”指挥部的命令，父亲受到很好的待遇，有特别饭菜和专门护士。颜和翁常来看他，并带来父亲部里那些同情他，也遭到姚女士迫害的善良、正直的人。父亲很喜欢颜和翁，虽然他平素不留心个人私事，但他看出两人在谈恋爱，风趣地跟他们开玩笑。我看得出颜和翁跟他在一起很快乐。我心想，噩梦终于结束了，父亲现在恢复正常，我们可以在一起顶住任何灾难了。

在医院治疗了四十天后，已是7月中旬，父亲出院了，他和母亲一起被载到成都大学，住进了一座小小的独立院落。院门口有学生把守，“红成”还给父亲取了个假名字，他们请他不要在白天走出院子，说是为了他的安全。母亲从一个特别的食堂取来饭菜绘他吃。颜和翁每天都来看他，“红成”的头头们也来，他们对他都十分殷勤、周到。

我也常去看望父母，借了辆自行车在坑坑洼洼的乡间道路上骑一个钟头。父亲看上去似乎很平静，他一再向学生们道谢，感谢他们替他治好了精神病。

天黑后，他可以出小院，我们就在校园里散步。身后不远处跟着两名学生。我们沿着弯曲的小道走去，路边拳头般大小的栀子花在夏日黄昏的凉风中散发着浓浓的香气。这种安宁好像是一场梦，远离暴力和恐怖。我知道这里是父亲的监狱，但我希望他永远呆在这里。

1967年夏天，全中国的造反派之间的派战变成小型内战。他们敌对的情绪远远超过了对走资派的仇恨，因为他们棋逢对手，现在才是真正在为自己争夺权力。以毛泽东的情报首脑康生和毛夫人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火上加油，称两派的武斗是“共产党和国民党斗争的延续”，却又不说明哪派是共产党，哪派是国民党。中央文革小组下令军队武装造反派，让造反派“文攻武卫”，但又没有告诉军队应该支持哪一派，结果各个部队纷纷武装自己偏爱的那一派。

军队此刻已处在大动荡中，林彪正忙于清洗军队里的对手，安插他的亲信。毛泽东明白军队不能乱，便约束住了林彪的行动。不过，他对造反派之间的武斗态度暧昧。(此处删去3行)

在四川，武斗格外激烈。部分原因是这个省是中国军火工业的基地。坦克车、装甲车和大炮被造反派从装配线、军火库里调出来武装自己；另一个原因是“二挺”想利用武斗来消灭自己的反对派“红成”。在“二挺”发源地宜宾，残酷的武斗还用上了步枪、手榴弹、迫击炮和机关枪，仅宜宾城里就有一百多人被打死。“红成”被迫放弃这座城市。

许多“红成”成员撤到宜宾附近仍在“红成”掌握中的城市泸州。“二挺”派遣了一支五千多人的“八·二六”枪打炮轰，最后夺占了这座城市，打死了近三百人，受伤的更是不计其数。

成都的派战武斗是零零星星，只有最疯狂的人才被卷了进去。既便如此，我仍亲眼目睹过多次有数万人之众的“抬尸游行”，抬着武斗中丧生的浑身是血的尸体，边走边对空中鸣枪。

就是在这种形势下，“红成”向我父亲提出了三点要求：第一，宣布支持他们；第二，揭发“二挺”；第三，当他们的顾问，代表他们参加四川省革命委员会。

我父亲拒绝了。他说他不能卷进造反派之间的争斗，也不能提供反“二挺”的资料，因为这只会恶化情势，制造更多的仇恨。他说他不会代表任何一派加入四川省革委会，他根本就不想进去。

友好的气氛于是变成了不快的争执。“红成”指挥部在此事上发生了分裂，一部分人说，他们从来没有遇到过如此固执和不识好歹的人，他几乎被“二挺”迫害致死，却拒绝让别人替他报仇。他还胆敢对强大的造反派说“不”字，而正是这个造反派救了他的命。更奇怪的是，他还拒绝平反和重新掌权。“红成”领导越来越生气，一些人大叫说“狠狠捧他一顿，打断他几根骨头，教训教训他！”

颜、翁及其他一些人替他说话。翁说：“有他这样品德的人太少了，不能打他，而且，就是打死他，他也不会屈服，只会是我们的羞耻。他是一个有原则的人！”

不管怎么威胁打他，不管他多感谢“红成”，父亲仍不愿违背他的原则。1967年9月底的一天夜晚，一辆车把他跟母亲送回了家。颜、翁保护不了他，他们送他到家，依依不舍地说再见。

我父母马上又落到“二挺”和姚女士的造反派手里。姚女士希望用折磨我父亲来讨好“二挺”，在即将成立的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中担任我父亲那一职位。“二挺”还把意思表达得很清楚，谁要是对我父亲好，谁就会自毁前程。省委宣传部中同情我父亲、不肯随波逐流的人也遭到批斗。

一天，姚女士的两名部下到我家抓走了父亲，说是要他参加批斗会。不久，他们又来我家，通知我和弟弟们去把他领回来。

父亲斜倚在宣传部院子内的一堵墙边，正挣扎着想站起来。他的脸上青一块、紫一块，肿得奇大，头发放胡乱剪成了阴阳头。

原来那天并没有什么批斗会。他一到宣传部，就被推进一问小屋子里，里面站者几个不认识的大汉，正在等他。他们一看他就挥拳猛打，专打他的脸部和腰部，用脚狠踢他的下身。他们还用水灌入他的鼻子嘴里，然后踩他的肚子，把水、血和粪便强压出来，父亲昏迷了过去。

当他醒过来时，暴徒们不见了。他口渴难忍，爬出房间，从院子里的脏水坑里用手舀水喝。他想站，却站不起来。院子里满是姚女士的造反派，没有一个人伸出一根指头帮他。

打我父亲的暴徒是“八·二六”在重庆的伙伴“反到底”的成员。重庆是座距成都一百五十哩的山城，这里爆发了大规模武斗甚至重炮轰过长江。“反到底”被赶出山城，许多成员流落到成都，有些人就住进省委大院。这些人怒气无处发泄，找到了姚女士等人，说他们的手心“发痒”，想“开斋”，尝尝血肉的滋味，于是父亲被抓过来“贡献”给他们。

那天夜里，父亲不断发出一阵阵不由自主的呻吟声。他是个很坚强的人，以前多次挨打，回家后从来没有哼过一声。第二天清晨，十四岁的弟弟京明跑到食堂门口守候，门一开就进去借了辆手推车，拉父亲去医院。行前，十三岁的小黑借来一把发剪理光了父亲的阴阳头。父亲从镜子里看见自己的光头时，露出一丝苦笑说：“这也好，下次批斗会，我就用不着担心被揪头发了。”

我们把父亲放在手推车上，送到最近的骨科医院。这次不像治精神病，不需要批准了，骨头没有意识形态的色彩，跟头脑没关系。当我看见那医生满脸同情地轻轻触摸父亲，小心翼翼地为他检查时，我的喉咙哽住了。仇恨、打斗我见得太多，而爱心、温柔却太少太少。

医生说我父亲有两根肋骨被打断了，但不能收他住院，住院要特别批准。另外，医院也是人满为患，天天的批斗大会，派系武斗也是家常便饭，受重伤的人实在太多了。我曾看见一个青年人躺在担架上，头有三分之一不见了，抬他的人说是被手榴弹炸的。

我母亲又去见陈沫，恳求他向“二挺”求情，不要再毒打她的丈夫了。几天后，陈带来答复：“二挺”打算“原谅”我父亲，只是他必须写份大字报，赞扬“好干部刘结挺、张西挺”。陈沫还强调说：“二挺”近来不仅获得中央文革小组的全力支持，而且周恩来还特别称赞他们是“好干部”。陈沫告诉我母亲，继续和“二挺”作对等于是拿鸡蛋碰石头。当母亲把这番话转告父亲时，他说：“我不写，他俩没有干过好事。”母亲流着泪求他：“你不要当官，也不要平反，这都算了。但你总要保住一条命嘛！”父亲回答说：“我不出卖灵魂。”

一直到1968年年底的这一年多，我父亲和大多数以前的四川省委领导干部一样，不断地被拘留、释放，我们的家也不断被抄来砸去。拘留干部现在有了个时髦的名字：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在学习班上，“二挺”对那些胆敢反对他们的干部施加了强大的压力，有些人自杀了。但是我父亲抗住了压力，拒不答应跟“二挺”合作。他后来说，多亏他有一个温暖的家庭，没有家人的爱，他也会走上绝路。当时我们全家的心思都关注在父亲身上，父亲被拘留时，一准探视，我们就去看望他。他每次短暂回家，我们都尽力安慰他，使他感到家里充满爱。

“二挺”知道我父亲很爱他的妻子，所以想通过我母亲来摧毁他的意志。他们派人给我母亲施加压力，要她揭发他。我母亲本来有很多理由埋怨我父亲：他不邀请她母亲参加婚礼；让她艰苦步行了数百里；在她处境困难时没有给她多少同情；当她难产时，不送她到更好的医院救治；他总是把党和革命看得比她重要。然而，我母亲了解他、敬重他，从来没有停止过爱他，现在他身陷困境，她更觉得自己要跟他同生共死。不管受到多大压力，她绝不跟他“划清界限”。

我母亲的东城区委宣传部对“二挺”命令置若罔闻，但姚女士的手下很愿意效劳，一些跟我母亲毫无关系的组织也出来帮忙整她，数不清有多少次她被揪去批斗。有一次是在成都市中心的人民公园，那里聚集了上万人，绝大多数人根本不知她是何许人也，她的官还没有大到那种程度。我母亲被扣上各种各样的罪名，包括她有个军阀爸爸，尽管这个爸爸在她不到两岁时就死了。

文革期间，每个走资派最少有一个专案组，收集他们的资料，调查他们的过去，毛泽东想把每个为他工作的人的底细查个一清二楚。先后曾有四个专案组专门审查我母亲，最后那组有十五人，被派到各地去调查。正是通过他们，我母亲才得知多年失去联络的老朋友和亲戚们的下落。当然，大多数调查者都是游山玩水，回来时两手空空，只有一个小组带回惊人的“收获”。

四十年代后期，在锦州时，夏瑞堂曾租了几间屋子给地下共产党员毓武居住。毓武负责搜集锦州城内国民党的军事情报，并偷送出城，他一度是我母亲的上司。毓武本人的上司当时潜伏在国民党内。文革期间，这人被酷刑逼供，要他坦白是“国民党特务”。最后他受不了酷刑而交出一个“特务网”，其中包括毓武。

毓武也受到严刑折磨，最后无法忍受时，为避免牵连无辜，他割腕自杀，他至死也没提到我母亲，但是专案组却发现了他们的关系，硬说她是“特务网”的一员。

她十几岁时和国民党有过的那些关系都被翻了出来，所有曾在1955年审查过的问题现在又被翻出来查。这一次不再是提问题要她回答了，而是简单地命令她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特务。她争辩说这段历史，在1955年已做了交代，没有问题，但她被告知她那时的专案组长匡先生本身就是“叛徒”。

匡先生年轻时曾被国民党抓进监狱。国民党对被捕的共产党员承诺，只要他们签下悔过书，刊登在地方报纸上，就释放他们。起初匡先生和他的同志们拒绝了，但共产党组织指示他们接受这个条件，说是党需要他们出来工作，不在意签署那份并非真心实意的“反共声明”。匡先生执行了指示，被释放了。

这类事在当时极为普遍，许多共产党员都是这样出狱的。最有名的一次是在1936年，六十一名被捕的共产党员遵照当时的中央委员会指示，在国民党拟好的“反共启事”上按手印出了狱，刘少奇是直接下达指示的人。这六十一人当中有不少人后来都成了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其中有人当上副总理、中央部长以及好几个省的第一书记。文革期间，经毛泽东亲自批准，这些人被定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残酷折磨，跟他们稍有关系的人都陷人了苦难的深渊。

以“六十一入叛徒集团案”为先导，几十万以前的共产党地下党员及跟他们有关系的人，包括那些最勇敢、舍身为共产党打天下的人，都被冠上内奸、叛徒和特务的罪名，被野蛮地批斗、拷打和关押。根据后来公开的官方文件，与四川相邻的云南省有一万四千人死亡。在河北省，八万四千人遭受酷刑，数千人致死。我母亲后来才得知，她青梅竹马的男朋友胡表哥就是其中之一。她原先还以为他早已被国民党抓去枪毙，实际上他父亲用金条把他赎了出来。共产党掌权后，他一直在河北省政府工作，没有人肯告诉我母亲他是怎样死的。

匡先生的“叛徒”罪名就是和这些人一样得来的，他受尽折磨不堪忍受而自杀，但被救活。由于是他在1956年为我母亲作了“无罪”的结论，如今这成了她有罪的证据。母亲在各种名义下被关押了近两年：从1967年底到1969年10月。她的处境好坏完全取决于看守的良心，有好几个看守暗地里待她很好，有位看守为母亲搞来了治子宫出血的药，还要她当军官的丈夫利用军队特别的食物补助，每星期给母亲带来牛奶、鸡蛋和鸡。

多亏有像她这样的好心看守，母亲才获准回了几次家，每次待几天。不久，此事让“二挺”发现了，好心肠的看守被换成一名酸黄瓜脸的妇女。这人是谁，从哪里来的，我母亲一概不知。她以折磨我母亲来取乐，心血来潮就命令母亲在院子里弯着腰站上几个钟头。冬天，她强迫母亲跪在冷水里，直到昏迷过去。有两次，她还强迫母亲坐在一根长条板凳上，两脚直直地伸向前，不能弯曲，她在母亲的脚后跟下塞砖头，目的是折断膝盖或坐骨。这种刑罚叫老虎凳，二十年前，在锦州时，母亲曾在国民党审讯室里见过。那次是吓唬她的，这次却来真的了，不过只坐了两次。原因是每次用刑时，女看守一人做不来，得找男看守帮忙，男看守很不情愿地帮了两次，就拒绝再做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这名女看守被诊断是个虐待狂患者，进了精神病院。

关押期间，母亲签了许多“认罪书”，说她同情资本主义路线，但她拒绝谴责我父亲，也不肯承认是“特务”，因为她知道一旦承认就会牵连别人。

那时，我们有好几个月见不到母亲，也不知道她被关在哪里。我常常在可能的拘留处大门外，晃来晃去，希望能侥幸看到她。

有一阵，她被关在成都的主要商业区春熙路上的大华电影院里。我们间或获准送包裹给她，交给看守，由她们转。有时也可以在看守在场时，跟她说几句话。如果碰上一个较凶狠的看守，我们就只能在敌意的目光监视下交谈。1968年秋季的一天，我给她送去一些食物，看守简单地对我说不要再送东西来了，问她为什么，她又不说，回家后，我姥姥一听就昏过去，以为女儿已离开人世了。

我不知道母亲到底怎么样了，坐卧不安，拉着六岁的弟弟小方的手又去了那家已没有电影好演的电影院。我们在门前的大街上来来回回地走，两眼搜索楼上的一排排窗户。我们看不见母亲，绝望地大喊“妈妈！妈妈！”行人都盯着我们看，我也不管，一心只想看到她，弟弟哭了起来，母亲还是没有出现。

多年后，母亲告诉我，那天她听见了我们的喊声。事实上，那个虐待狂看守还有意稍稍打开窗户，让我们的声音传进去。她告诉我母亲，只要同意与父亲划清界线，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特务，就能马上和我们团聚。“否则，”那看守加强了语气，“你就别想活着从这栋楼出去！”我母亲仍说“不”，一边用指甲戳进掌心，不让眼泪掉下来。

二十一　“雪中送炭”

——姐弟们、朋友们(1967—1968年)

1967年和1968年间，(此处删去4行)，我家像许多其他受害者一样，并没有被蓄意饿死。我的父母仍然按月领工资，尽管他们不仅没有工作做，而且是斗争折磨的对象。省委大食堂还是照常营业，一方面让造反派吃饱以搞革命，一方面也给我们这些走资派家庭饭吃。我们和所有城市居民一样，也有配给的东西。

城市里的人大都什么工作也不做，只搞革命，但毛既要中国人互相斗争，也要他们活下去。他保护了精明能干的总理周恩来，使经济能够运行。他也清楚得储备另一位第一流的治国人才，以防周恩来有何不测，所以他也保证了邓小平的安全，毛泽东不想让中国分崩离析。

但是，当他的革命没完没了时，经济大部分陷于瘫痪。城市人口增加了好几千万，却很少盖新住宅，公共设施更别提了。几乎所有的东西——从食盐、牙膏、卫生纸、布匹到各种食品，不是凭票供应，就是完全从货架上消失了。整整一年内，在成都买不到食糖，半年里竟买不到一块肥皂。

从1966年6月起，学生们不再上课了。教师不是被批斗，就是也组成了自己的造反派。不上课就表示没有人管，但是年轻人能利用这种自由干些什么事呢？没有书、音乐、电影、戏剧、博物馆、茶馆，几乎上没有什么路子可以消磨时间——人们只能偷偷打扑克牌，当然官方没有明说可以打。跟绝大多数革命不一样，毛泽东的革命叫人无所事事。结果，当红卫兵就成了许多年轻人唯一可做的事。暴力批斗会、写标语、喊口号、武斗等成了他们唯一能发泄青春活力的方式。

加入红卫兵并不是强迫性的，随着旧共产党体制的土崩瓦解，政权对个人的控制松弛了，人们有独自行事的机会，许多人只是懒懒散散呆在家里做“逍遥派”。精力无处发泄的后果之一是琐碎无聊的争斗，暴戾之气取代了文革前的祥和、讲礼貌的气氛，街上到处有人吵架。另一个后果是，没有人管计划生育，文革中人口猛增两亿多。

1966年还没完，我们姐弟就结束了当红卫兵的日子。那时，父母当了“阶级敌人”，儿女被要求划清界限，有不少人确实这样做了。(此处删去一句)。我认识的人中，有人改了姓，以示与父亲脱离关系；有人从来不去看望被关的双亲；还有人甚至在大会上批斗自己的父母。

母亲处在要她和父亲离婚的巨大压力之下。一天，她问我们的看法。继续和父亲在一起意味着我们会变成“狗崽子”，我们亲眼见过这类孩子受到歧视和虐待。但是我们说，不管怎么样，我们要跟着父亲。母亲说她很高兴，为我们感到骄傲。我们对父母的忠诚在他们遭受迫害时变得更加强烈了。我们心痛他们受的苦，钦佩他们的骨气，厌恶迫害他们的人。在文革这场大动乱中，我们对父母滋生了一种新感情。我们也迅速脱离童稚，姐弟间没有嫉妒、竞争、口角，没有一般十几岁孩子通常的麻烦，也没有他们的欢乐。文化大革命摧毁了我们正常的青春期，使我们早熟。

在十四岁时，我对父母的爱是超乎寻常地强烈，我的整个生活都围绕着他们。每当他们短暂在家时，我总是小心注意他们的情绪，尽力让他们开心。在他们被关押起来时，我不断去见那些恶狠狠的造反派，要求见父母亲。见不见得到，我都设法让他们知道我是多么爱他们。我因此在父母亲部门的造反派中出了点名，引起迫害我父母的那些人恼怒。他们恨我，还因为我有意显得不怕他们。一次姚女士对我咆哮，说我不把造反派放在限里，进省委宣传部如入无人之境。他们的愤怒使他们在一张大字报上造谣，说“红成”为我父亲治病是因为我引诱了翁。

除了父母，我大部分的自由时间都和朋友们一起度过，1966年12月从北京回来后，我和小胖、她的女友青青一块去了成都郊外一家飞机维修厂，在那里呆了一个月。那时我们没事干，正好毛泽东又因为工厂变革开展不起来而要年轻学生去“煽风点火”。

我们三个姑娘在工厂唯一煽起来的风、点起来的火是一群小伙子的注意。他们属于该厂正陷于瘫痪的篮球队，我们一起到郊外散步，享受大片早春蚕豆花的浓香。很快我父母的情况恶化，我就回家了，把毛泽东的命令和参加文革的义务都一古脑儿抛开。我和小胖、青青及篮球队员们的友谊保持了下来，在我们这个圈子里，还有我姐姐小鸿和我们学校里的几个女孩子，她们都比我年长。我们经常在各自家里聚会，一呆就是一整天，有时干脆留宿。除此之外，我们无事可做。

我们对哪个篮球队员喜欢哪个姑娘谈了又谈。焦点是队长，一位长得很帅的十九岁男孩，叫“山”，他不爱开口，姑娘们就猜他到底是不是喜欢青青。青青非常喜欢他，每次见他之前，总是紧紧张张地把她那头垂肩的黑发洗了又洗，梳了又梳，仔仔细细地又熨又拉她的衣服，以看上去漂亮些。她甚至还扑了一点粉，擦了一点口红，用炭笔轻轻画眉毛。我们大家都友善地跟她开玩笑。

我也被山先生吸引，一想起他就心跳加速，有时夜里醒来会看见他的脸，感到浑身发热。时不时，我还喃喃地叫他的名字，害怕或担心时，会自言自语地同他说话。但是我从来没有对他、对朋友，甚至对自己表露过这种感情，只是羞涩地想着他。我父母的遭遇支配了我的生活，支配了我的思想，我不允许自己想一点自己的事，把这看作是对不起爸爸妈妈。文化大革命剥夺了我正常的少年生活，使我没有过拌嘴、耍脾气和交男朋友的少女生活。

但我并不是没有虚荣心。我把几大块蜡染的抽象派图案式的蓝布片补到已褪色成灰白的裤子膝盖和臀部，叫朋友们一看见就笑。我姥姥也莫名其妙说：“谁家女孩子像你这身打扮的。”但是我坚持要穿，我不是想把自己打扮漂亮，只是想跟别人不一样。

一位朋友的父母都是名演员，一天，她告诉我们：他们双双自杀了，因为无法忍受批斗。不久之后，另一位姑娘的哥哥也自杀了。他是北京航空学院的学生，和一些同学被指控组织反对毛泽东的政党。警察来抓他时，他跳出三楼窗户。他的伙伴有的被处死，有的被判处终身或长期监禁——这是对付任何想组织反对党者的通常处罚。极严的惩罚使组织反对党的情形很少发生。悲剧成了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小胖子、青青和其他一些朋友的家庭没有遭殃，可他们一直是我的朋友。迫害我父母的人权力没大到无孔不入，没有给他们施加压力。当然，朋友们仍因不随波逐流而承担风险。像千百万人一样，他们奉行中国传统道德：“雪中送炭”。他们的友谊使我熬过了文化大革命最黑暗的岁月。

她们也给了我很多实际的帮助。1967年底，“红成”开始进攻由“八·二六”派控制的省委大院，我们那座公寓大楼被改建成堡垒。我们奉令从三楼住宅搬到隔壁那幢楼底层的一套房间。

我父母当时正被拘留。照例我父亲单位本应负责这次搬家，但是现在他们只是简单下令要我们走。那时根本没有搬家公司，要不是朋友们帮助，我们就连床也没有了。即便如此，我们也仅搬走最必需的家具，父亲那些笨重的书柜只好放弃了，我们挪都挪不动，更不用说抬下三楼了。我们的新家原属另一个走资派，他家原占有两套房间，现在得让出一套给我们。大院的房子就这样重作安排，腾空楼上的房子作制高点。我姐姐和我合用一个房间，我们总是死死关着那面对着荒废后花园的窗户。因为一打开，淤塞的下水道恶臭味就会充满屋子。晚上我们躺在床上常听院墙外面高喊投降的声音，还有不时的枪响声。一天晚上，我被玻璃破碎声惊醒，原来一粒子弹射穿窗户，嵌入对面的墙壁。奇怪的是，我并没感到害怕。生活中的恐怖太多，子弹已经失去威慑力。

我开始在闲暇时写古体诗。第一首令我满意的诗是1968年3月25日，我十六岁生日那天写成的。当时的气氛照常是很黯淡，没有人帮我庆生，我父母都在拘留中。晚上，我躺在床上，听着远处的枪声、造反派的扩音器声及令人毛骨悚然的叫骂声。对我而言，此刻是个转折点：过去的教育使我相信生活在人间天堂——社会主义中国，而资本主义世界是黑暗的地狱。现在我问自己：如果这是天堂，地狱又是什么样子呢？我真想看一看还有什么地方比这里更痛苦。第一次，我自觉憎恶自己的社会，渴望能有另一种选择。

不过，我在潜意识里仍然避免指责毛泽东。从我孩提时代起，他就是我生命的一个部分，他是神，是偶像，是主宰，我活在世上的意义和他息息相关。几年前我还会高高兴兴地为他牺牲。现在虽然他的魔力已大不如前，但他仍然是神圣的，不容置疑的，甚至在此刻我也没有想到反对他。

就是在这种黑暗中摸索、探寻的心情下，我想好了我的诗，描写过去那种被灌输、单纯的日子已消逝了，好像一树黄叶被飓风吹落，卷向天边，一去不返。我也描绘新世界所带给我的迷惘，因为我不知道该想什么，怎么去想。我写好诗后，躺在床上开始推敲。突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我马上反应过来：又是抄家。姚女士的造反派已光顾我家好几次了，找整我父亲的证据。他们拿走了所有“资阶级奢侈品”，像我姥姥在共产党建立政权之前所穿的雅致的绸缎衣服、我母亲的狐皮大衣，以及我父亲的毛料制服——即使是道道地地的毛装。他们甚至把我的御寒毛裤也抄走了。我已经对家被翻个底朝天习以为常了。

这次我却一下紧张起来：他们发现我的诗怎么办？记得父亲开始被批判时，叫母亲把他的诗都烧掉。他很清楚，任何作品都可能被断章取义地歪曲，用以陷害作者。我母亲舍不得把所有的诗都烧完，保留了一些写给她的。结果造反派以这些诗为“罪证”，专门开了几次批斗会折磨我父亲。父亲在一首诗里，曾自嘲没登上四川峨嵋山顶峰：“虽无壮志攀金顶，却有闲情涉玉溪”。姚女士和她的同伙据此硬说他有野心，要篡夺最高领导权。

在另一首诗里，父亲描绘自己熬夜工作的情形：“灯随深夜白，走笔到天明。”造反派说他把社会主义中国描绘成“漫长的黑夜”，说他用自己的笔迎接天边发白——国民党反攻回来(白色是象征反革命的颜色)。诸如此类歪曲文学作品荒唐可笑的解释，当时大为风行。毛泽东虽然喜欢古体诗词，(此处删去一句)，但写诗仍是危险的消遣。我太清楚这种危险性了，一听到敲门声，就飞快跑进厕所，拴上门。姥姥去开门时，我努力控制住颤抖的双手，把诗稿撕得粉碎，抛进便池内，放水冲掉。我仔细搜索地面以确保没有碎片落下，但是冲一次水并没把碎片冲干净，我只得等着再冲一次。造反派已经来到厕所门边了，敲着门命令我马上出来，我没有答理。

我弟弟京明这晚也受了惊。从文革一开始，他就常去专门买卖书籍的黑市。中国人做生意的天赋是如此强烈，毛泽东最反对的资本主义活动——自由市场，居然还能在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中存活。

在成都市中心区最繁华的春熙路边，竖立着一尊孙逸仙先生的铜像，这是共产党掌权以前立起来的。当时很少提及毛泽东之前的革命领袖，包括孙先生，但是出于政治考虑，(此处删去一句)。孙先生的铜像被保暗下来了。周围的草地成了一个苗圃，买卖花卉。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红卫兵闹闹嚷嚷要砸烂全中国所有的孙逸仙先生的纪念物。只因周恩来出面发出一道保护令，孙先生的铜像才幸存下来。而苗圃荒废了，说是腐朽的资产阶级爱好的玩意儿。当红卫兵开始抄家焚书时，一群人聚在这块地方买卖那些逃过大火的书籍。来这里露面的，各色各样的人都有：有红卫兵，他们想倒卖没收来的书籍赚零用钱；有不甘寂寞的生意人，他们嗅到了钱的气味；有教师、研究人员一类的学者，他们不想使自己的藏书付之一炬，又怕继续保存它们惹来大祸；当然还有那些热爱读书的普通人。上市交易的书一般是在1949年共产党夺权后至文革开始这段时间出版的。除了中国古典文学之外，还有莎士比亚、狄更斯、拜伦、雪莱、萧伯纳、萨克莱、托尔斯泰、陀斯妥也夫斯基、屠格涅夫、契诃夫、易卜生、巴尔扎克、奠泊桑、福楼拜、大伸马、小仲马、左拉等许多作家的名著，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在中国非常受欢迎。

书的价格取决于多种因素。如果书上有图书馆的印章，价格就会大跌。大多数买主那时仍然对公家财产敬而远之。共产党多年的铁腕统治已树立了控制和秩序的威望，如果被捉到“盗窃国家财产”的罪证，将受到严厉惩处，大家宁愿买私人藏书。色情小说在共产党掌权后发行量非常少，所以卖价最高，当然买这种书也要冒很大的风险。司汤达的《红与黑》被认为有情爱描述，能卖到极高价，相当于一般人两星期的工资。

京明经常出入这个书籍黑市。他最初的资金来源是一捆捆从废旧物资收购站买来的书。有些吓怕了的市民们把自己的藏书当作废纸卖给废品收购站，京明和一位收购站店员拉上关系，成捆地用废纸价买下这些书籍。然后他再分门别类地以高价卖到黑市。在他很快通晓各种书籍价格之后，就在黑市上买书转卖。他先自己看，看完后再卖掉，再买更多的。

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到1968年底，几千册书流经他的手。他抓到机会，每天以两本的速度贪婪地阅读。每次从自由市场交易下来，他只敢在手边保存十几本书，带回省委大院后小心翼翼藏好。他的一处藏书地点是省委大院内一座废弃的水塔后面。一天，一场大雨毁掉了他藏在这里的心爱书籍，包括杰克、伦敦的《野性的呼唤》。他也把一些书偷偷带回家，藏在床上的草垫下面或贮藏室的黑暗角落里。就在抄家那天晚上，正好有本《红与黑》藏在他的床上。不过他耍了个花招，把藏在家里的书都包上了《毛泽东选集》旧皮，姚女士和她的同志们没有想到要检查。

京明也在别的黑市上进进出出。他对科学的热爱并没有因文革而降温。那时，成都唯一一处科学器材的黑市交易无线电零件、半导体材料，因为当时半导体、无线电工业可以“传播毛主席的声音”而得以发展。京明买了零件，自己安装成收音机后，再以高价卖出。这样他就有钱买更多的零件来达成他真正的目的：实验种种一直困扰着他的物理理论。

为了赚钱维持自己的科学实验，他甚至买卖毛泽东徽章。这段时间，许多工厂都停止正常生产，转而制造各式铝质毛泽东头像的徽章，优劣精粗，触目皆是。那时，各种收藏如集邮、搜集绘画等都被禁止，说是“资产阶级恶习”。人们嗜好收藏的本能就集中到了毛的徽章上——当然只敢暗地里交易。京明靠这项交易发了一笔小财。伟大舵手的光辉形象竟然也成了投机商品。

黑市不断被取缔，常是几辆满载造反派的卡车突然风驰电掣般开来，截断整条街，捉拿看似可疑的人。有时派来许多暗探，假扮买卖人模样，混到正热心交易的目标身边，一声哨子响，立即抓住这些人。被抓人的所有物品、钱财统统被没收，还被毒打。一般惩罚是“放血”——用刀子戳屁股。释放前都受到警告：下次再犯，惩罚加倍。但人们照来不误，黑市上仍满是做交易的熟面孔。

我的二弟小黑在1967年初时十二岁，因为无所事事，加入街头兄弟队。这类集团在文革之前几乎不存在，现在盛行起来了。一个兄弟伙称为一个“码头”，领头的叫“舵爷”。伙内每个成员都是“兄弟”，都有一个绰号，一般和动物有关系。如果男孩子很瘦，就叫“瘦狗”。有一撮灰发叫“灰狼”。小黑的绰号是“黑蹄”，原因是他的名字有个“黑”字，皮肤又黑，此外，帮伙内跑腿做事也十分敏捷，他是他那个兄弟伙中最年少的。

起初，兄弟伙待小黑像客人似的客气，因为这些人很少能和高干子弟交朋友。他们多来自贫困家庭，文革前常因种种理由离开学校。他们的家庭不是文革的斗争对象，他们自己也无心卷进这场运动。尽管高干现已倒了楣，看上去大有永世不得翻身之势，兄弟伙的一些孩子还是爱模仿高干子弟的派头。文革初期红卫兵运动时，高干子弟嗜爱共产党绿军服，因为只有他们才有可能通过父母的关系得到这些装束。有些街头男孩子就设法通过黑市搞来一些看上去不太走样的旧衣服，染成绿色。但是他们还是缺乏那股子神气，而且染的颜色也不是很正确，一看就是冒牌货。这些可怜的孩子们成了他们的朋友和高干子弟双方嘲笑的对象，讥讽他们是“业余高干”。

突然之间，高干子弟转了风向，都穿清一色的深蓝色军便装和中山服。虽然在文革期间，绝大多数人都穿蓝色，但高干子弟的“蓝”蓝得很特殊：颜色很深，从头到脚清一色。脚上的鞋也有特殊样式：黑灯芯绒面配上白色塑料鞋底，鞋底和鞋面之间嵌着一条黑塑料带。在他们选择定下这种打扮后，别的阶层的孩子要不想被嘲笑成“业余高干”的话，就得避免了。

一些街头孩子于是创了自己的时髦风格：在一件外套内穿上许多层衬衫或运动衫，把领子一层层翻出来，翻出来的领子越多越时髦越潇洒。小黑经常在夹克下面穿六七件衬衫或运动衫，即使是炎炎夏日也要穿两件以上。穿在里面的运动裤则从有意裁短的外裤下面露出来。他们穿白色或蓝色的橡皮底、帆布面运动鞋，但不系鞋带。他们也戴军帽，用硬纸板垫在里面，使周边挺起来，希望能看上去仪表堂堂，像个大人物模样。

小黑的兄弟伙终日四处游荡，消磨时光的方式之一是偷东西。不管偷到什么，都得拿出来，上交给舵爷，由他平均分配。小黑胆小，不敢偷，他的“兄弟伙”没有表示异议就分给他一份。在文化大革命期阔，小偷到处都是，特别多的是摸钱和偷自行车。我认识的大多数人都有皮包被扒的经历。我每次上街买东西，不是自己的钱被偷，就是见到有人在尖叫哭喊抓扒手。警察已分裂成几派，无人对盗窃执法。

外国人于七十年代大批来到中国时，许多人都称赞中国人社会道德好。一双被扔弃的短袜会紧跟它的主人跨越千山万水，从北京追到广州，洗得干干净净，折得整整齐齐，重新放到主人的旅馆房间里。外国来访者没有意识到只有外国人和受到密切监视的中国人才会享受到这种照料。他们也不知道，没人敢偷外国人的东西，因为既便是只偷了一条手帕也会有被判死刑的危险。那双洗净折好的袜子并没反映社会的真实情况，只是在演戏。

小黑的兄弟伙也以追逐女孩子为乐。像小黑这样的小男孩因为太害羞，是不敢跟姑娘们正面交锋的，于是成了大男孩的信差，负责传递错别字连篇、语法混乱的情书。小黑扮演的角色是去敲女孩子的家门，那时他总是祈祷：来开门的是女孩子本人而不是她父母或兄弟，后者肯定会迎头就是一巴掌。有时，他实在太害怕，就把信从门缝里塞进去。

当女孩拒绝求爱对，失恋的人会想办法报复，小黑和别的少年就成了工具，不是去姑娘家门口大吵大闹，就是用弹弓打碎她家的玻璃窗。姑娘一出门，小男孩们就一拥而上朝她吐口水，叫骂他们自己也不会懂的脏话。中国语言里骂女人的话是极有声有色的，如：“梭叶子——妇女的生殖器；“马鞍”——即骑上去的形象；“漏灯盏”——性交次数太多；“破鞋”——“用”得太旧。

有些女孩子只得在兄弟伙里找保护人，更能干的，自己就成了女舵爷。那些卷进这种男性世界的姑娘给自己取了些生动的绰号，如“黑牡丹”、“破酒壶”、“女蛇妖”。

兄弟伙的第三大消遣是打群架，只要稍受挑衅就大打出手。小黑对打群架非常兴奋，遗憾的是，他的胆子实在算不得大，每当有恶斗征兆出现时，他的办法是拔腿就跑。多亏他缺乏所谓大丈夫气概，他没缺胳膊、断腿。当时许多孩子在这些毫无意义的打斗中受伤，甚至死亡。

一天下午，他和一些兄弟伙像往常一样四下闲逛，一个兄弟飞快跑来报信，说一个兄弟的家被另一个码头的人抄砸了，这个兄弟本人也被放了血。大家一听，群情激昂，马上跑回自己码头“仓库”取武器：木棍、砖头、刀子、钢鞭及铁棒，小黑把一根三节棍掖在腰带里。他们迅速跑到出事地点，发现“敌人”已经撤走了，受伤的兄弟已被父母送往医院。小黑的舵爷写了一封错字连篇的挑战书，由小黑负责送到对方的码头去。信中提出到空旷的人民体育场决斗。体育场此刻已不再用来举行体育比赛了，毛泽东说那是“锦标主义”，而且运动员也得全心投入文化大革命。

在约定的那天，小黑的兄弟伙邀约了七八十个男孩子，在跑道上等待，眼巴巴地等了两个多小时，才见一个二十岁刚出头的小伙子一瘸一拐出现了。他是成都市黑社会有名的唐跛子，虽然还很年轻，但已“德高望重”。唐跛子是因小儿麻痹症变瘸的。他父亲曾是国民党官员，他只能去做那种无人肯于的活儿，在一家街道工厂当工人，那里的工人没有国营工厂工人的福利待遇，如铁饭碗、公费医疗和养老金。那家工厂就建在共产党没收的他家住宅里。

唐跛子的家庭背景也使他不能接受高等教育，但此人脑袋很灵光，很快成了成都黑社会的首脑。眼下他是应另外那个码头之邀来讲和的，他先掏出几盒最好的香烟，散发给所有在场的人，然后拿出一封道歉信：赔偿一切损失，包括受伤者的医疗费。小黑的舵爷不得已地接受了：唐跛子的面子很大，很难对他说“不”字。

不久后，唐跛子就被逮捕了。1968年初，文化大革命的第四个阶段开始了。第一阶段是中学生、大学生的红卫兵运动；第二阶段是造反派斗争走资派；第三阶段是造反派内部的派系武斗。现在毛泽东总算决定停止派系之战，新的恐怖又制造出来，以表明谁不听话都不行。于是，一大批迄今还没受冲击的人，包括造反派，成了牺牲品。整人的名堂层出不穷，有一个称为“清理阶级队伍”。就在这次浪潮中，唐跛子遭了殃。直到文化大革命1976年结束对他才从监狱里放了出来。八十年代初，他奇迹般地变成了一位企业家、百万富翁，是成都市最有钱的人之一。他家被占用的住宅现在退还给了他，他把它重建成一幢颇为洋气的两层楼房。在成都最豪华的舞厅内常能看见他坐在显眼处，以长者的神气看着同来的少男少女跳舞。他不跳，只付钱，用一种故作漫不经心的姿态点厚厚一叠钞票，支付所有在场者的花费。他在享受新获得的权力——金钱。

这都是后话了。1968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抓了唐跛子，也毁掉了数百万人的生活。仅所谓“内蒙古人民党”一案就约有十分之一的成年蒙古族人遭受迫害，至少有两万人致死。当时所谓“六厂二校”经验是清理阶级队伍的典范，(此处删去一句)。六厂之一的北京新华印刷厂有这么一段报告：“在给这个女人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之后，在劳动时，她趁着看管她的民兵一时疏忽，就以最快的速度冲上女宿舍的四楼，跳楼摔死了。当然，反革命自杀是难免的，但是少了一个反面教员。”毛泽东在这个资料上批道：“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

一连串以各种名目整人的大小运动都是由全国各地纷纷建立的革命委员会指挥的。四川省革委会于1968年6月2日成立，核心领导仍然是那四个主持筹备委员会的人——张、梁、刘、张。委员会包括“红成”和“八·二六”两大造反派的头目，以及一些“革命干部”。

新权力体系的建成对我们家有重大的影响。首先是走资派的工资被扣发了，家里每人每月只给发一定数量的生活费，现在我们家的收入少了一半多。虽然我们没有挨饿，但是已买不起黑市上的东西了。国家供应每况愈下，例如肉每月只有半斤。我姥姥一天到晚都在操心，怎样才能使我们这些孩子吃得好一点，怎样才能送食物给被拘留的女儿、女婿。

省革委的另一个决定是命令所有的走资派统统搬出省委大院，腾出房间给新当官的。我们家搬进一栋三层楼小洋房的顶层，这里原是个杂志社，现在关了门。顶楼没有自来水也没有厕所，我们洗脸刷牙，甚至倒掉一杯剩茶水都得下楼。但是我并不在意，小楼是如此之优雅，生活中我已好久没有看到美丽的东西了。

我们在省委大院里住的是单调无特色的水泥大楼，而新住所是一栋别致的砖木结构两面对称的楼宇。弯弯的八角屋檐下，精工细雕的窗棂泛出柔和的棕红色。后花园种满了桑树，前园则有一个大葡萄架、一丛夹竹桃、一棵茂密的枸树，还有棵巨大的不知名的树，果实像胡椒籽，含在船形的褐色脆荚里。我特别喜爱那儿棵少见的芭蕉，长长的弧形叶子，给人梦的遐想。

在那些日子里，“美”成了受鄙视的概念，我们竟会被赶到这可爱的地方作惩罚。我们分到的主要房间是长方形的，又大又亮，木条镶嵌的地板，三面全是玻璃窗。每逢天晴，隐隐可见远远的川西雪山。阳台不像一般的是水泥，而是木头的，也漆成棕红色，围栏上是云字希腊花纹。另一间朝阳台开的卧房有二十多高，一根褪色的猩红房梁横贯在半空中。我马上爱上了我们的新住宅。后来我才意识到在冬天时，那间满是窗户的大房间是寒风驰骋的战场；卧房每当刮风，尘土就像下雨一般从高高的天花板上飞下来。尽管如此，在风清夜静时，躺在床上，看月光透过窗户洒到床前，看高高的枸树影子在墙壁上婆娑起舞，我的心里就充满了欢乐。我为能搬出省委大院，逃脱那儿肮脏的政治环境而感到轻松。我希望我们家永远不要再进那个大院。

我也很喜欢我们的新街道，它的名字是“支机石街”。几百年前，有一块巨大的陨石落到这里，传说它是支撑天上织女的纺织机的石头。这街道用碎鹅卵石铺成，我喜欢它远胜过省委外那条柏油路。只有一件事时时使我想到省委大院——我们的一些邻居，他们在我父亲部里工作，并属于姚女士的造反派。一看到我们，他们就铁着个脸，当不可避免和我们交谈时，用的也是训斥的口气。邻居中有一位是关了门的一家杂志社编辑，妻子是位中学教师，他们有个男孩子，名叫小小，和我小弟弟小方年龄相仿。一次，一个机关干部带着五岁的女儿来串门，住在他家。三个孩子老凑一块儿玩耍。我姥姥对小方和他们一起玩是说不出的忧虑，但她不敢禁止——邻居也许会说这是仇视毛主席的造反派。

通往顶楼我家的是一圈圈暗红色螺旋形扶梯。底部有一个很大的半月型桌子，过去上面放着一个大瓷花瓶，插着一束梅花或桃花。现在什么都没有了，三个孩子经常在上面玩。一天，他们玩“医生和病人”：小小扮医生，小方扮护士，五岁的女孩扮病人。她趴在桌上，撩起裙子准备让小方“打针”，小方拿起一根小木棍作他的“针”。就在这时，女孩子的母亲从楼外沙石梯上走了进来，她尖叫起来，从桌子上一把抓起女儿。她在女儿大腿内侧发现一些擦伤，她的反应不是带小孩子去医院，而是跑到两条街外的省委宣传部召来一群造反派，吵吵嚷嚷挤了一院子。

我母亲当时碰巧从拘留所回家呆几天，马上被抓了下来，小方也被抓住了，大人们围着他大吼大叫，威胁要打死他，逼他说出是谁支使他“强奸”小女孩。他们想强迫他承认是他哥哥们支使的。小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连哭好像也不会哭。小小看上去也吓坏了，哭着说是他要小方打针的。小女孩也哭起来，说并没有真打。但是大人们叫这两个小孩闭嘴，继续吓唬小方。最后，在我母亲建议下，人群推着我母亲，拖着小方，吆三喝四地朝四川省人民医院走去。

一进候诊室，小女孩的母亲和造反派们就怒气冲冲地对医生、护士和别的病人说：“走资派的儿子强奸了造反派的女儿！一定要和这个走资派算账！”当医生在房内给小姑娘检查时，一个陌生的年轻人在走廊上大声嚷道：“为什么你们不打死这个走资派呢？”

医生检查完毕，出来宣布：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这个女孩被强奸过，腿上的擦伤不是新伤痕，而且不可能由小方的那根小木棍引起。为了证明这一点，她举起小木棍给大家看它漆得很光滑，大腿上的伤痕可能是小孩爬树造成的。人群不情愿地散开了。那天晚上，小方发高烧满床乱爬，脸通红，眼睛瞪着，嘴里不停地说胡话。第二天我母亲带他去医院检查，医生给他开了大量的镇静剂。几天以后，他恢复了，但是他不再和别的孩子一起玩了。从此，六岁的小方就告别了童年。

*　　*　　*

搬到支机石街，靠的也是姥姥和我们五个孩子。但是那次我们有我姐姐小鸿的男朋友——正谊的帮助，正谊的父亲曾是国民党政府职员，1949年以后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一部分原因是他的背景，另一部分原因是他患有肺结核、胃溃疡。他只得做些临时工，打扫街道或在公共水管处当收费员。六十年代初的大饥荒时，他和太太都又饿又病，死在重庆。

正谊在一家飞机发动机厂当工人，1968年初认识我姐姐。像这家工厂许多工人一样，他也参加了厂里的“八·二六”派，但不是积极分子。在那些完全没有娱乐活动的日子里，造反派大都成立了自己的唱歌、跳舞队伍——文艺宣传队——以为消遣，演唱一些毛泽东的语录歌及颂扬他的歌曲。正谊爱好音乐，参加了厂文艺宣传队。虽然我姐姐并不是这家工厂的工人，但她喜欢跳跳蹦蹦，于是和小胖、青青也参加了。她很快就和正谊坠人爱河了。他们的关系引起各方面的反对，正谊的姐姐和他的同事担心他和走资派联姻会毁了他的前程，我们的高干子弟圈子嫌正谊不是干部子弟，而我则不近情理地把我姐姐想拥有她自己的生活看作是背弃父母。但是他们仍继续交往，这股爱情力量支持我姐姐度过了文革的艰难岁月。我和全家人不久就都喜欢上了正谊，十分尊重他。因为他戴眼镜，我们都叫他“眼镜”。

文艺宣传队的另一位“音乐家”是正谊的册友，木匠，卡车司机的儿子。他是个快快活活的年轻人，有一只奇特的大鼻子，使他看上去不太像中国人。在文革时期，我们能从照片上看到的外国朋友都是阿尔巴尼亚人，当时这个小小的、遥远的国家是中国唯一的盟友——甚至连北朝鲜也被认为是堕落的“修正主义”国家。于是他的朋友们都他“阿尔”。

阿尔拉来一辆板车帮我们把家具搬到支机石街，为了不使他负担过重，我提议放弃一些笨重的家具，但他坚持要我们带走所有东西。他脸上挂着若无其事的微笑，握紧拳头，得意地露出自己隆起的块块肌肉。我的弟弟们都羡慕地用手指戳那些硬邦邦的疙瘩。

阿尔很喜欢小胖，那次搬家后，他邀请小胖、青青和我到他家去吃饭。这是一个普通成都居民住的临街连沿房，没有窗户，泥巴地面，我是第一次走进这种住宅。当我们到达阿尔住的街道时，我看见一群年轻人站在街角，眼光跟着我们。他们对阿尔打了个招呼，阿尔挂着有点得意的神气，走过去和他们搭话。回来时，脸上换成了活泼的微笑，有意漫不经心地对我们说：“我告诉他们，你们都是高干子弟，我和你们交上朋友，文革完了好走后门买高级商品。”

我愣住了。他们似乎以为高干子弟以前都有特权买高级消费品，而我很清楚并非如此。我也很惊讶地显然觉得和我们交朋友很光彩，好像提升了他在朋友心目中的地位。这是怎么回事呢？我的父母还在拘留中，我们刚被撵出了省委大院，四川省革委会刚成立，走资派被打倒了——总之，文化大革命已经胜利了。但是阿尔和他的朋友们显然相信我父母这样的干部还会东山再起。

我一次又一次遇到别人以类似的态度看待我们。每当我跨出我们住处那道高高的黑漆大门时，我能感觉得到支机石街居民们注视的眼神，混合了好奇和敬畏的神情。我看得出来，老百姓心里都明白，革命委员会只是过眼烟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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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秋季，一支新队伍接管了大、中、小学校，称作“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由士兵或那些没有卷入派战的工人们组成，职责是恢复秩序。和其他学校一样，我们学校的宣传队马上把所有文革开始时在校的学生叫回学校管束。查到不在成都的学生下落后，发出电报召回，很少有人敢拒不返校。

回到学校里，即便是那些没有受迫害的教师也不敢教书。所有教材全被说成是“散布资产阶级毒素”，没有人敢写新的。我们只好坐在教室里一遍遍地背诵毛泽东的文章，阅读《人民日报》社论。我们也唱毛泽东语录歌，集体跳“忠字舞”，随着音乐节拍，扭动身体，手里摇晃小红书。

要大家跳“忠字舞”是全中国所有革命委员会发布的重要命令之一。这种荒唐可笑的舞蹈在当时到处可见，学校、工厂、街道、商店里、火车站台上，人人都在跳。甚至在医院里，只要能走动的病人都被叫起来舞蹈。

我们学校的宣传队还算宽厚，有的宣传队就不是这样了。成都大学的宣传队是“二挺”亲自选派的，因为这所大学是他们的对头“红成”的司令部。翁和颜这下遭了大难，“二挺”下令要宣传队对他俩施加压力，要他们揭发、批判我父亲。翁、颜拒绝了。后来他们告诉我母亲，他们钦佩我父亲的骨气，决心挺起腰杆子来。

1968年底，中国所有在校大学生一齐“毕业”了，没有通过任何考试，都分配了工作——被打发到全国四面八方。宣传队警告翁和颜，如果他们不揭发我父亲，他们的前途就完蛋了。他们两人没有屈服，结果被分发到四川东部山区的一处小煤矿坑做工，这是可能分配到的最坏的工作。那里工作环境非常差，几乎没有什么安全设施，女人也得像男人一样伏在地下爬进低矮的坑道，用人力拖着煤筐把煤炭拉出来。颜的遭遇部分是因那个时代歪曲的漂亮话：毛夫人一直坚持说男人能做的，女人也能做。毛泽东的口号是：“妇女能顶半边天。”但是女人都知道，要叫你去做重活儿时，就说是给你平等。

把大学生都打发走后，轮到中学生了。我们很快就发现大家都得“上山下乡”去做繁重劳累的农活，毛泽东要我一辈子当农民。

二十二　“劳动改造”

——到喜马拉雅山边去(1969年1月—6月)

1969年，我父母、姐姐、弟弟京明和我一个接一个地被撵出成都，发配到四川偏远地区。那时，千百万城市居民被下放到农村。这样，年轻人就不会再呆在城里“游手好闲，惹事生非”，我父母这样的成年人也有了一个去处。过去的共产党机构现在被毛泽东的革命委员会代替了，以前当官的现在全无职无位了，让他们到农村做体力劳动，倒是一个简易的解决办法。

根据毛泽东的说法，我们到农村是去“改造”。毛泽东说每个人都要“劳动改造”，但他从来不解释两者的关系。当然，也没有人敢请他说清楚，甚至想一想这个问题也算“犯上”。事实上，上上下下的中国人都心知肚明：笨重的体力劳动，特别是落户农村，是一种惩罚，最明显不过是的：(此处删去一句)，那些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成员、军队里的军官，都不用到农村改造，他们的孩子也大都没去。

我们家最先走的是父亲。1969年新年刚过，他就被发配到位于喜马拉雅山脉东南的西昌地区米易县。那里是很偏远的地方，今天是人造卫星的发射基地。它距离成都有三百哩，当时不通火车，坐卡车翻山越岭要花四天。在古代，此地是流放犯人的地方。据说这儿山林谷壑中弥漫着一种神秘的“瘴气”。

前省委的干部们在这儿建立了一所“干校”，在中国起码有好几千个这样的农场。它们并非学校，也不专为共产党干部所设。作家、学者、科学家、教师、医生、演员，在愚昧至上的新秩序下，都变成无用的人，都被发配到这类地方来。

来“干校”的人不仅有像我母亲这样的“走资派”和其他“阶级敌人”，绝大部分政府里的造反派也落到同样的下场。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容纳不下他们，因为这个新的权力机构得包括工人、学生背景的造反派，外加军人。“劳动改造”成就了处理剩余造反派的现成方式。我父亲同事里只有少数人留在成都，姚女士算一个，她准备当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的宣传部副部长了。她不再当造反派头目了，此时所有选反派的组织都解散了。

“干校”不是集中营或劳改营，但是它们与外界隔绝，成员们被限制了自由，在严格的管理下做笨重的体力劳动。中国每块可用耕作的土地都挤满了人，所以“干校”只能建在荒凉地区或大山里，“学员”们得种粮养活自己。虽在他们仍拿工资，但是什么也买不到，生活十分艰苦。

为了让我父亲收拾行装，在去米易前几天，他被放回家了。回来后他只想一件事：看看我母亲。母亲仍在关押中，父亲怕自己将来再也看不到她了。他写信给革命委员会，语气尽可能谦卑，求他们准许让他去见她，但是石沉大海，沓无回音。

关押我母亲的那个废弃了的电影院坐落在成都市从前最繁华的春熙路。我弟弟京明经常出入的那个半导体、收音机黑市就在旁边不远处。他几次看到母亲和别的被关押者排成一行拿着饭盒、筷子去食堂。由于电影院食堂不是天天营业，他们间或得外出到另一家食堂进餐。京明的发现意味着我们有时能在街道上看见母亲。要是她没有其他在押者一齐露面，我们就焦急万分，不知她怎么了。后来才知道这是那个虐待狂看守在处罚她，让她挨饿。但可能第二天我们就见到她了，在一队十几个沉默不语、神情黯然的男女中，低着头，戴着白袖套，袖套上是四个黑色大字：牛鬼蛇神。

我和父亲去守候了几天，从凌晨等到中午，但是她始终没有出现。我们在街上徘徊，在结霜的人行道上跺脚取暖。这天早上，当浓雾消散，毫无生气的水泥楼房显现时，母亲出现了。她已有好几次在这条街上看见过她的孩子们，所以此时两眼飞快地寻找着我们的身影。当她的眼睛遭逢到父亲时，两人的嘴唇都微微颤抖着，没有发出声音，他们只是目不转睛地凝视着，直到看守喝令我母亲低头。我母亲转过街口消失了，父亲依然站在那里，两眼呆呆地望着。

两天后，父亲走了。尽管他显得很平静，我看得出他的神经绷得紧紧的。我很担忧他的精神病会复发，特别是他要去“干校”，将在孤独中承受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没有家人在一旁支持、安慰。我决心尽快去看他、陪他。但怎么去呢？通向边远地区的长途客车早就不开了。几天后，当我得知我们学校的学生将去宁南县，离我父亲干校只有五十哩时，我很高兴。

1969年1月，成都市所有的中学生都被送到四川农村。我们得和农民一起生活，接受他们的“再教育”。他们究竟教育我们些什么，从来没有明确说过。毛泽东只是一再说受过教育的人比文盲农民更愚蠢，需要改造得更像农民。他的一句名言是：“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

我所在的中学和姐姐的中学都满是走资派的孩子，自然被发配到最荒凉的地区去。革命委员会成员的孩子没有和我们一起去“接受再教育”，他们当了兵，这是当时唯一的、比下农村更舒适的选择。从那时起，某人重新得势的征兆之一就是他的孩子参了军。

文革中，全国约有一千五百万青少年被送到农村，是全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人口迁移。这次行动组织之迅速，之井井有条，说明文革的混乱其实是在控制下的。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份补助金，用以买衣服、被子、床单、箱子、蚊帐以及包裹铺盖卷的塑料布。连发胶鞋、水壶、手电筒这样的细节也注意到了。大多数东西都得专门生产，因为它们在货架空空的商店里买不到。贫穷家庭的孩子还可以申请额外的津贴。下乡落户后的头一年，由国家供给我们零花钱，定量的食物，如大米、食油和肉等。这些钱、物从落户的公社领取。

大跃进起，农村组成了人民公社，每个公社包含许多村子，大约有两千到两万农户。一个公社管几个生产大队，生产大队又分成若干生产队。一般每个生产队就是一个村子，是农村生活的基本单位。在我们学校里，最多八个学生安插到一个生产队，可以选择同伴自愿组合。我选择了小胖子的同班同学。我姐决定和我一起去，而不跟她的学校走。政策允许“投亲靠友”。我弟弟京明和我在同一所学校，他不到十六岁，所以留在成都，十六岁是下乡的起码年龄。小胖子也不用下乡，她是独生女，政策准许她留在父母身边。

我盼望去宁南。我没有亲身体验过体力劳动的艰苦。按我的想象，下乡是去一个如诗如画的世外桃源，远离政治。一位来自宁南的公社干部给我们讲话，描述那里的亚热带气候：湛蓝的晴空，硕大的红木棉花，一▲米的香蕉，金沙江在明媚的阳光下闪烁，微风吹过江南，荡起道道涟漪。

长久以来，我生活在一个阴沉沉、雾蒙蒙、满街白纸黑字大字报的世界里，阳光灿烂、万紫千红对我来说像是一场梦，我一边听那位宁南县干部在台上讲，一边在下面想象自己坐在奇花遍野的山坡上，脚下是金光闪闪的金沙江。那人也提到“瘴气”，我曾在古文中读到它，一听更觉得这个地方古老、神秘了。我一点儿也没想到疾病的可怕，心目中的危险仅限于政治运动。我急着赶快出发，另一个原因是以为距离父亲很近。我没想到宁南和不远的米易之间隔的是一万多米高的无路可通的崇山峻岭，对地图我从来一窍不通。

1969年1月27目，我的学校向宁南开拔。每个沉重可以带一只箱子和一个铺盖卷，坐在卡车上，每辆卡车约装三十个学生。只有几条凳子，大多数人坐在自己的铺盖卷上。一串卡车在乡间公路上颠簸行驶了三天，把我们送到西昌边界。过了成都平原后，我们沿着喜马拉雅山脉东南走，翻山时卡车得系上链条、我受靠着车尾坐，看鹅毛大雪和冰雹如何把世界侧自，又如何一下子变成了蓝天和耀眼的阳光。大自然变幻无穷的美丽使我目瞪口呆。西边远处几立着一座山峰，有两万五千多米高。在它之外是古老的山野，世界上许许多多植物都发源于此。我来西方后才知道每天看到的花卉，如杜鹃花、菊花、大多数的玫瑰花都发源于此。那里也是大熊猫的生息之地。

出发后的第二天下午，我们来到一个叫石棉县的地方，这是以该地主要的矿产石锦命名的。在山间公路上，车队停下来让我们上厕所。所谓厕所不过是两个泥巴窝棚，里面是一排挖在地上的坑，坑里爬满了蛆。如果说厕所里的情景令人作呕的话，厕所外面所见的让人恐怖，这里的工人脸都像死人似的灰白——铅的颜色，个个表情呆滞。我吓坏了，问负责送我们去目的地的工宣队员东安，这些像僵尸一样的人是怎么回事。东安说他们是犯人，石绵矿有剧毒，主要由服苦役的犯人来采，在几乎无任何安全保护和卫生环境下干活。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次，亲眼看见中国的劳改营。

第五天，卡车把我们送到一座山巅的粮站，目的地到了。大吹大擂的下乡落户光荣的宣传，使我以为会有一个敲锣打鼓的大会迎接我们，给我们戴大红花。但是，欢迎仪式只是一个公社干部来粮站接我们，他结结巴巴说了一通报纸上面的话。还来了一群农民帮我们提行李，他们面无表情，说的方言也令我们莫名其妙。

我姐姐和我以及另外两个女孩、四个男孩一齐去新家，我们八个人组成一个小组。有四个农民帮我们提行李，一路上谁也不说话。他们似乎听不懂我们问的问题，大家只好沉默。我们一个跟一个，走了好长时间，一步步走进墨绿色的深山，我筋疲力尽，无心欣赏它们的美。有一次，我勉强靠一块巨石上喘气，四下望去，发现我们的队伍在这个无穷无尽山连山、绵延起伏的世界中十分地渺小。这是山的天下，没有道路、没有房屋、没有人烟，耳朵里只听到风在林中呼啸，还有不知何处传来的潺潺流水声，我感觉到自己完全消失在这份寂静神秘中了。

黄昏时，我们来到一个黑蒙蒙的山村，没有电。煤油又太昂贵，不到天黑透是不会点上的。人们立在门口半张者嘴，瞪着眼睛看我们，表情不知是感兴趣还是冷淡。大概像七十年代中国刚开放时许多外国人在中国遇到的情景一样，的确，我们对农民来说像外国人，他们对我们来说也是如此。

村里已为我们安排了住所，两个柱泥墙的大房间，分别给了我们四个女孩和四个男孩。一条走廊通往村子里的大厅，这里有一个砖砌的炉灶，供我们做饭用。

进了屋，我一头栽到一块硬邦邦的大木板上就爬不起来了。这木板是我和姐姐合用的床。有些村里的孩子尾随着我们，发出兴高采烈的闹嚷声。他们围在我们门口拍门，我们开了门，他们又一哄而散。待我们关上门，他们又跑回来使劲敲。他们也从窗外往里看，叽叽喳喳的议论，发出一些奇怪的声音。所谓的窗户，一过是墙壁上挖了个方形的洞，当然没有百叶窗，也没有装玻璃。我们露出笑脸，请孩子们进来玩，但没人敢进来。我非常想洗澡，于是把一件旧衬衣挂在穿洞上，权作窗帘，然后把毛巾浸在脸盆内冰冷的水中。我努力不去注意孩子们的吃吃笑声，他们不断撩起“窗帘”，我们只得穿着棉袄马马虎虎的擦身体。

我们之中的一位男同学是领队，负责和村里人联系。他回来转告我们，大家有几天空闲时间准备生活用品，如煤油、柴火及挑水注满水缸。几天后，我们就得下田干活了。

宁南的农活全靠手工，跟两年年前干活的方式一样。没有机械——连牲畜也没有，因为粮食太宝贵了。为了迎接我们，村民们替我们担满了一缸水，第二天我就见识到每滴水有多宝贵了。担水得爬三十分钟狭窄的山路才能到达井边。装满水后，每担有八十斤重；即使是空桶，扁担一上肩，铁肩膀也马上疼痛难忍了。当男同学们骑士般的宣布担水的事归他们时，我登时放了心。

男同学们也负责做饭，因为四位女孩子中连我有三个从未做过饭。在这里学做饭可不是轻松的事，米是没有去壳的谷粒，必须先倒进一个石头钵里，用沉重的石槌使尽全力锤打。接着把打出来的谷米混合物装在一个大竹筛子里，以一种特殊的手膀运动托着摇，轻轻的谷壳会集中在上面被划拉出去，剩下来。一上阵我的手臂就疼痛难耐，不久便抖个不停，端也端不住筛子。每做一顿饭都像一场筋疲力尽的战斗。

我们还得上山砍柴。到森林保护规则允许砍伐的地区要走两个钟头的山路。因为只许砍枝桠，我们得爬上矮松树，用柴刀一个劲儿地乱砍。砍好的柴打成捆，背在背上。我是小组中最年轻的，所以只背了一筐松针。走回来又是两个小时，翻山越岭到家后，我累得心里直想，这筐至少重一百三十斤，挂在秤上，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还不到五斤！塞进灶里，一下子就烧光了，连一锅水也烧不开。

开头一次砍柴时，我从树上跳下来，把裤子的后裆撕破了。我很窘，只好躲在树林里，最后才走出来，心里巴望着别的人都走在我前面，看不见我的破裤裆。但是，所有的男同学都拥有十全十美的骑士精神，死活都要我走在队伍前面，免得他们走得太快把我抛在后头。我只得一再解释我不是客气，而是真的想要走在最后。

甚至上厕所也不是易事，得爬下一个陡峭溜滑的斜坡。厕所是一个深深的坑，坑上搭着木板，两条腿分别蹲在两块板上。隔栏就是山羊圈，蹲下来时，要么面对山羊，要么屁股冲着山羊。这些家伙不喜欢入侵者，总想用角把我们抵走。我一上厕所就感到神经紧张，几天解不出大便。一旦走出来，又是一番奋斗，才能爬上斜坡。每次回到住房，我身上总要添些新的伤痕。

第一天上工时，我们和农民一起干活，我被派出背我们厕所和其他圈里的粪便，放到一块刚用火烧去灌水和杂草的空地上。现在这上面覆盖着一层草木灰，与羊粪、人粪混和在一起，就是肥料，以备春耕。

我背上沉重的篓子，手脚并用爬上斜坡。这些烘便还算干燥，但仍有一些粪汁开始慢慢浸透进我的棉布外罩，浸湿了我的内衣和背部，又从顶部溅到我的脖子上，渗入头发里，当我终于走到那块空地时，我看到背粪的农妇们十分灵巧地把腰斜着一扭，轻轻松松地把背篓里的粪便倒了出来。但我怎么弄也倒不出来，我累得要命，拼命想赶快把背上的重荷扔掉，于是慌慌忙忙脱掉右肩上的背带。就在这一瞬间，背篓重量猛一下甩向左边，我往左一屁股跌在粪堆上。不久后，一位朋友的膝盖就这样脱了臼。我还好，只是稍稍扭伤了腰。

吃苦是“思想改造”的一部分。照当时的理论，我们都应吃得津津有味，因为它使我们一步步变成新人，更像农民，在文革前，我天真地抱着这种态度，故意去做笨重的体力劳动，希望自己变成个好点儿的人。在1966年春的一天，我们班去帮助筑路。女孩子分配到轻活：把各种石头分开，再由男孩子砸碎。我自告奋勇做男孩子的事，抢着用我举也举不起的大锤砸石头。一天下来，两臂又红又肿。现在，还不到三年，我所受的灌输崩溃了，盲目信仰的心理消失后，我发现自己厌恶宁南大山里的艰苦生活，吃苦似乎毫无意义。

我刚到这里就患了严重的皮疹。以后三年，只要一到农村，这种湿疹就复发，而且无药可治。我日夜为奇痒所苦，忍不住要去搔它。在开始新生活的三个星期内，我身上几处流浓，小腿感染发肿，腹泻、呕吐也来了。公社的医疗所远在三十多哩外。在最需要强壮身体时，我苦于摆脱不了虚弱。这时，我也醒悟到几乎不可能从宁南去看父亲。走到最近的公路要花一天时间，就算走到了，也没有公共汽车。途经的货车很少，去米易的更罕见。幸好，工宣队员东安来我们村检查安置工作，当他看见我病了时，就好心提议我回成都治疗，他正好要乘最后一辆送学生到宁南的卡车回去。这样，我刚到宁南二十六天后，就又动身回成都了。

要走了，我才发现自己还不认得村里的农民。我只认识会计，他是这里识字最多的，常常来拜访我们，显然是因为大家都是“读书人”。他的家是我唯一去过的农家，记得最清楚的是他年轻妻子那张经过日晒雨淋的脸上所表露的猜疑神情。她当时正在清洗血淋淋的猪内脏，背上背着个一声不吭的婴儿。当我对她打招呼时，她冷漠地看了我一眼，也没开腔。我觉得和整个环境格格不入，不知如何是好，很快就离开了。

在和村民们一起劳动的那几天里，我没有多余的精力，也就没有和他们交谈。他们似乎远在天边，与我无关，我们之间隔着难以翻越的宁南大山。我清楚我应该努力去接近他们，就像朋友们和我姐姐那样，晚上下工后去拜访他们。但是我每天都又累又痒又浑身不舒服。另外，去拜访农民对我，意味着我要在那儿呆一辈子。而我已在下意识里拒绝了当农民，拒绝了毛泽东为我安排的一生。

三个星期的为生存而奋斗，使我无心欣赏宁南大山。临别时，我才突然爱上了这里非同一般的自然美景。春天来得早，二月金黄的迎春花就在挂着冰凌的松树旁怒放了。山涧里，溪水形成一个接一个冰晶透明的水塘，奇形怪状的岩石散布在周围。水里的倒影是多彩多姿的云朵和大树仪态万方的华盖。无名的小花从岩石缝里挣扎着冒出来，亭亭玉立地开着。我们在这些仙境般的水池里洗衣服，洗完了在岩石上摊开。当艳阳和爽风带走水气时，我们躺在草地上听松林在山风中呼呼地响。我对远山满坡的野桃树总是不胜惊叹，想象有几个星期后，那里将是粉红色桃花的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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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踏上了归途，在空荡荡的卡车尾部被抛上抛下，忍受着胃痛、腹泻的折磨。漫长的四天旅程后，我终于回到成都。径直去了省委附属的门诊部。打针吃药使我很快恢复了。省委门诊部像省委大食堂一样，仍然对我家开放。四川省委会力不从心，你争我斗，没法形成有效的行政机构，甚至没能制定出一套管理日常生活、工作的规章制度。结果是，旧规定还是起作用，新旧夹杂充满漏洞，人们大半还是可以自行其事。大食堂和门诊部没有把我们拒之门外，我们仍然享受便利。

除了门诊部开的西药和针剂外，姥姥说我需要中药调理。一天她回到家，提着一只鸡和一些当归、黄芪，说炖鸡吃是“大补”。汤里她还洒了些切得细细的小葱，这些东西在商店里买不到，她是颤着小脚走了好远到农村集市上去买的。

姥姥自己也病了。过去她总是精力充沛，忙个不停，很少见她坐一坐。现在我有时见她躺着，两眼紧闭，狠狠咬着自己的嘴唇，像是忍受巨大痛楚。我小心翼翼问她哪不舒服，她却总是简单地说没事，仍去为我买药，排队买东西，回来做给我吃。

我病好之后，没有人命令我回宁南，我开始计划去看父亲。正在这时，一封电报从宜宾发来，说俊英娘娘患了重病。她一直在照料我最小的弟弟小方，我马上启程去服侍她。

我父亲在宜宾的亲戚对我家一直都非常好，尽管我父亲没能好好照顾他们。中国历来儿子孝顺的表现是为母亲准备一口上好木料、滑漆多层的棺材，并在她去世后不拘财力很讲排场地办丧事。但我父亲不但没有做到这一点，相反地，我祖母1958年去世时，亲戚们在葬礼后才告诉他。原因是共产党政府提倡丧事从简，推行用火葬以节省土地。亲戚们因此担心父亲会反对他母亲土葬和隆重的葬礼。自我家搬到成都后，亲戚们很少来拜访。

然而，当我父亲在文革中倒楣时，他们却常来看我们，尽力帮助。俊英娘娘不断往来于成都和宜宾之间，后来干脆把小方带到宜宾去照顾，以减轻姥姥的负担。她和我父亲最小的妹妹“八娘”各住一半从前祖母的房子，她无私地再把自己的一半分了一部分给一门远亲。因为那家的房子旧得不能住了。

我到宜宾那天，娘娘坐在堂屋正门边的一张藤椅上。堂屋中放着一口黑红色上等木料大棺材，这是她自己的棺材，是她仅有的“奢侈品”。看见她时，我不禁悲从中来。她刚中了风，腿已经半瘫痪了。那时医院断断续续的开诊，医疗设备没有人保养、修理，大都坏了，药物供应也时有时无。医院说对她的病无能为力，她只得呆在家里。

俊英娘娘最痛苦的是排便。吃完饭后，她会感到无法忍受地胀痛，每次都得经历一番挣扎才能排出大便。亲戚们的偏方有时有用，有时没用。经常给她按摩肚子，一次，她胀痛得忍耐不住，叫我用手指伸进她的肛门把大便抠出来。所有的这些方法只能暂时让她解脱一下，结果是她只敢吃一点点东西，变得很虚弱，只好常常坐在客厅的藤椅上望着后院的番木瓜和芭蕉树。她从不诉苦，只有一次轻言细语对我说：“我好饿，要能吃就好了……”

她得有人扶着才能走动，渐渐地，甚至连坐着也很困难了。但她不能老躺着，怕得褥疮。我就坐在她身边，让她靠着我。她说我是个好护士，又说我一定累了，一定厌烦老坐着陪她。不管我怎么坚持，她每天只坐一会儿，以便我能到外面散散心。

当然，外面没有什么可散心的。我渴望看书。但是除了四卷《毛泽东选集》外，房子里只剩下一本字典，别的书都烧掉了。我靠研究字典里的一万五千个字消遣，努力记住那些不认识的字。

剩下的时间都花在照料七岁的小方身上。我常带他出去散步，有时他觉得没味道了，就闹着要玩具枪或炭块模样的糖果——商店里只有这些可怜巴巴的东西陈列着。但是我没有钱，我们连基本的生活费都很少。小方才七岁，不懂这些，常常一屁股坐在满是灰尘的大街上又踢又叫，扯我的外衣。我蹲下来，好话相哄，在智穷计尽时也跟着哭起来。每当这时，小方就不哭了，和我言归于好，两人都筋疲力尽地回家去。

甚至在文革中，宜宾也是个充满诗意的小城。波涛起伏的江水和宁静的山峰外是模糊的天边，给我一种无穷无尽的永恒感觉，使我在重重悲剧中得到短暂的纾解。每当黄昏降临时，刺目的大字报，护音器都朦胧隐去，没有街灯的小巷子包裹在雾气中，只见街道两边木板房的缝隙中透出一闪一闪的灯光。不时有一处明亮的小天地：临街的小吃店，总有一张木桌摆在人行道上，四条窄板凳围在周围。桌、凳都因年长日久和人来人往而磨得油光闪亮，桌上放着一盏光小如豆的菜油灯。尽管从没有人坐在桌边交谈，店主仍把小吃店开着。在过去的岁月，一到黄昏时，这样的小店就会挤满了人，七嘴八舌“摆龙门阵”，一口品呷着当地名酒“五粮夜”，面前放一盘佐酒的腌猪舌头或卤牛肉，要么就是麻辣花生。那时，生活还没有完全被政治所支配。而现在只剩空空的小吃店，唤起我恍若隔世的遐想。

一走出漆黑的小巷子，扩音器的声音就从四面八方袭来。市中心每天广播十八个小时以上，除了颂歌就是声讨。内容且不说了，光是音量就大得无法忍受，我不得不强迫自己充耳不闻，以保持精神健全。

4月的一天傍晚，广播却吸引了我的注意：共产党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了。和往常一样，中国人不知道他们的代表在这个最重要的大会上干些什么。广播说将宣读新的中央委员会名单，我的心顿时一沉，这意味着文革的组织机构将被确定下来。

这次代表大会中是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象征毛泽东个人权力机构正式建立。1956年“八大”上的最高领导，没几个还留着。当时的十七位政治局委员中只有四个——毛泽东、林彪、周恩来，李先念进了新的政治局，别的人除了去世的，都已被批判、斗争和清除掉了，有些人也来日不长了。

国家主席刘少奇，共产党“八大”的第二号人物，从1967年起一直被监禁，在斗争会上被毒打。他生病了，也得不到治疗，既不能治疗长期患有的糖尿病，也不能治疗被监禁后所患的肺炎。等到生命垂危之时才给予治疗，因为毛夫人下令无论如何得再让他活些日子。她说：“现在快要开刘少奇的会了，不能让他死，要让他活着重看被开除出党，给‘九大’留下活靶子！”刘少奇的判决书上称他是：“一个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这个判决书是由周恩来宣读的。九大后，才准许刘少奇死，他死得很惨。

贺龙元帅是另一位政治局委员、共产党军队的奠基人之一，他是在九大后两个月去世的。慑于他在军队里的威望和权力，在两年半的时间里，打手们慢慢折磨他。用他自己对夫人的话说就是：“他们硬是想把我拖死，杀人不见血。”折磨他的办法有：大热天每天只给一小壶水；在严寒的北方动机，几个月温度都在零度之下，关掉了暖气；不给她药治他的糖尿病。最后，当他的糖尿病恶化时，一夜之间给他输了两千多毫升葡萄糖。注入几个小时后，贺龙就去世了。

文革初期曾帮助过我母亲的政治局委员陶铸，也被惨无人道的关押了三年。不断的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摧垮了他的健康。他患上了胆囊癌，却不给他治疗，捱到癌细胞扩散全身的末期，才由周恩来出面批准给他动手术。他病房里的全部玻璃穿都用报纸糊上，透不进光来。当他快断气时或终于去世后，都不准家属来看他。

彭德怀元帅也是被类似的残酷折磨整死的，他的苦难持续了八年时间，从1966年到1974年。他的病房窗户也是被报纸贴得密密实实的，他最后的要求是看一眼外面的树枝和阳光，但仍被拒绝了。

这些和其他千千万万的迫害事件体现了文化大革命中使用的典型手法。并不签署死刑判决书，(此处删去一句)，但总有人心领神会，变着法子折磨。他们的办法包括精神压力、肉体摧残、不给治病——甚至以药杀人。这种整死人的办法在中国有个特殊名词，叫“迫害致死”。毛泽东当然清楚所发生的事，(此处删去一行)。他的责任毋容置疑。执行者也有份儿，(此处删去一句)。他们喜爱施虐的天性也得以尽情发挥。

这种令人毛骨悚然地折磨共产党上层领导的内情直到多年后才逐渐为人知晓。说出来后，没有人感到惊愕，人们的亲身经历使大家对这类事已经是司空见惯了。

当我站在宜宾广场的人群中听广播念九大中央委员会名单时，我提心吊胆地等“二挺”的名字出现。果然有他们，我感到我家已永世不得翻身了。

不久后，我收到电报，说姥姥病倒了，她以前从没有这样过。俊英娘娘催我回家照料她，我带着小方马上乘火车回了成都。

*　　*　　*

我姥姥快满六十岁了，无法忍耐的奇痛终于压倒了她。她感到有千万根针扎在身上，扩散着，最后集中到耳朵里。门诊部的医生这说可能是神经性病痛，他们没有办法，唯一的建议是尽量保持心情愉快。我带她去另一家医院，从支机石街走路得半个多小时。

新当权派根本不关心小老百姓出门交通，因为他们出门有专门司机开小汽车接送。公共汽车对革命并非生死攸关，他们就由它停开。人力三轮车又被禁止，说是压迫劳动人民。我姥姥因剧烈疼痛不能行走，我只好借了辆自行车，在后面的行李架上放一块软垫，扶她坐上去。她手抓住车座，我推自行车，小黑扶着她，小方则坐在自行车的横杠上。

多亏一些医生护士保持了职业道德和献身精神，医院还没有关门。但医院墙壁上有大标语，指责他们“以工作压革命”——这是坚持工作者的标准“罪名”。那位替姥姥检查的女医生眼圈发黑，眼皮时不时地抖动。我想她一定是被大群大群的病人搞得疲惫不堪了，而且她还得忍受那些政治攻击。医院里挤得满满的，到处是阴沉沉的男女，有些人脸部青肿，有的断了肋骨躺在担架上，他们都是批斗会上的牺牲品。

医生仍说不出我姥姥患了什么病。X光和其他临床诊断设施都坏了，没法给她检查，只给了她各种止痛药。当这些药都不管用时，医院没收她住院。病房爆满，病床一张挨着一张，连走廊也排满了床。护士们从这间病房跑到那间病房，无法细心照料如此多的病人。于是我决定陪姥姥住院。

找回家拿来一些厨房用具，以便在医院里为她烧饭。一张竹席铺在她病床下，就是我的床。整夜，我不断被她的呻吟声惊醒，比薄被子下面钻出来给她按摩，暂时减轻她的痛苦。病房里，到处是浓浓的尿臊臭，每个病人的尿壶都放在病房旁边。我姥姥很讲究清洁，一定要自己起身到厕所去大小便，甚至夜间也如此。但别的病人并没这样做，他们的便盂有时几天也不倒掉，几个护士忙得团团转，顾不上这些细节。

姥姥的病床紧靠着窗户，可以看到医院的前园。现在这里长满了杂草，木凳也被砸坏了。我第一次透过窗户看出去时，见到几个小孩正围着一棵瘦小的玉兰树，扯它所剩无几的枝桠，要摘上面开着的几朵孤伶伶的花。成年人从旁经过，也不干涉，破坏树木的行为已屡见不鲜了。

一天，从开着的窗户外，我一眼看见了我的朋友平先生从自行车上跳下来。我的心也跟着蹦跳了，脸一下子发了烧。我飞快地把玻璃窗当镜子，照了照自己。在公共场合照镜子会召来横批，有“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之嫌。那天，我穿了一件白底粉红格子外衣。当时刚允许年轻妇女穿这类图案的衣服。头发也可以留长了，但只能梳成两条辫子。我经常左思右想：两根辫子应该靠近一点呢？还是分开一点呢？梳得直挺挺的呢？还是辫梢微微曲翘呢？辫子部分比松散部分长一点呢？还是短一点呢？这类差别虽然细小却无穷无尽。政府并没有规定头发该怎么梳，衣服的样式、色调如何，但是大家怎么打扮你也得怎么打扮。因为大家差不多都一样，稍稍有点变化就会引人注意。所以看上去既要吸引人，又要跟别人没什么大的不同，使人无可挑剔，便成了一门真正的学问。

我还在翻来覆去不满自己的形象时，平已经走进病房来了。他样子很平常，但有某种气质使他与众不同。那是一种玩世不恭的味道，在当时毫无幽默感的时代里可算得凤毛麟角。他父亲是文化大革命前共产党省委某个部的部长，但平和绝大多数高干子弟不同。“为什么我要下农村？”他说，而且说到做到，为自己搞了一张“病情证明”，留在成都。他是我见到的第一个思想自由、不以任何事为神授皇颁而不可怀疑的人。他是第一个打开我头脑里的禁区的人。

至此为止，我一直想避开谈恋爱，因逆境而变得更强烈的对家人全心的爱，盖过了其他感情。虽然在我的内心一直有另外一种性爱的感觉存在，渴望冲出禁忌，但是我成功地把它锁了起来。认识平使我内心交战不已。

这天平出现在我姥姥病房里，一双眼睛青肿，说刚被温先生打了一拳。温是我所在四中的高中学生，不久前护送一位在宁南大山里摔断腿的姑娘回成都就医。平故意满不在乎地描绘他俩人打架的情形，暗示说温不高兴他与我过从甚密。后来我听温说他打平的原因是他不能忍受：“这家伙在我面前自鸣得意、龇牙咧嘴地笑。”

温生得短小粗壮，大手、大脚、大板牙。和平一样，他也是一个高干子弟。但他总是卷起袖子、挽起裤脚、穿双草鞋，打扮得像个家农民——完全是宣传画里的模范青年形象。一天，他告诉我他要回宁南去继续接受改造。我问他为什么，他随口回答：“为了紧跟毛主席呀！我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嘛！”我一下子愣住了，无言以对。我还以为人们只在公开场合才说这种官活。然而他并非故作正经，他是脱口而出，使我觉得他是认真的。

温的思维方式并没有使我对他敬而远之。文化大革命教育了我不要按人们的信仰来区分他们，而该看他们是否心术不正，是否残酷。我知道温是个正派人，当我想永远脱离宁南时，就是请他帮的忙。

我离开宁南已经两个多月了，虽然没有规定不准这样做，但是国家有办法使我迟早必须回大山里去。我的户口已由成都迁到宁南去了，呆在城里没有粮食和其他配给。这段时间我是靠家里人的定量配给过活的，维持不了多久。我意识到必须赶快把户口迁移回成都附近某个地区，因为农村户口不准迁进城镇，所以把户口重新迁回成都根本不可能。把户口从偏僻的山区迁移到像成都平原这样富庶的地区也不行，除非有亲戚在那儿愿意接收我们。“发明”个亲戚是容易办到的，因为中国人七大姑八大姨太多，没有人弄得清。

我有个好朋友南南刚从宁南回来找路子，我跟她计划一块转，还加上我此刻仍在宁南的姐姐。迁移户口首先得搞到三张证明：第一张是亲戚所有的公社，说明他们愿意接纳我们；第二张是这个公社所在的县政府，批准公社的请示；第三张是四川“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办公室”，批准这次迁移。有了这三张，我们还得回宁南生产队，获取他们的批准，然后再到县城找管户口的，最后由他同意放我们走。只有到那时候，我们才可拿到那份对每个中国公民都至关重要的文件——户口薄。到了新地方，再把它交给当地政府。

只要你想从政府划死的框框里走开一小步，哪怕是小小的一步，生活总是变得这般复杂困难。这还不算，节外生枝是家常使饭。当我们正在计划迁移时，犹如晴天霹雳，中央政府发出一项新规定，在6月21日起冻结户口。现在已经是5月的第三个星期了，在那之前，能找到一个真正愿意接纳我们的亲戚，然后再把所有关卡打通，几乎不可能。

我们找温求助，他没有半点犹豫就同意为我们制造这三张证明。伪造官方文件是严重的犯罪行为，可能会坐很久的牢。但是这位忠于毛泽东的红卫兵对我们的告诫只是耸耸肩。

关键是印章。在中国，所有的官方文件都有印章盖在上面。温写得一手好字，也会模仿官印的字体刻章。他用一块肥皂来刻，一个晚上的时间，我们三个人所需的全部证明就都有了。没有他，就算运气好，这些至少也要花好几个月才能搞到。温还提议和我、南南一起回宁南，帮助我们处理剩下的手续。

快走了，我又不想走，放不下心，姥姥还在医院。她极力催我动身，说她要出院回家，以照看年幼的弟弟。我没劝阻她。因为医院实在是个令人压抑的场所，不仅气味不好闻，而且还吵得不得了。每日每夜不是呻吟声就是过道的上喧哗声，还有叫个不停的扩音器广播，每天清晨六点钟就把每个人都吵醒了。最糟的是不断有病人在众目睽睽下去世。

姥姥出院那天傍晚说，觉得尾椎骨刺痛，不能坐在自行车车的行李架上。小黑骑上车，带走她的衣物、毛巾、洗脸盆、热水瓶和碗筷，我扶着她慢慢走回家，那天黄昏天气闷热，姥姥边走边咬着嘴唇，身子不时抖着，显然在竭力抑制痛得忍不住的呻吟声。我对她说些闲话想分散她的注意力。街旁的梧桐树曾是绿盖成荫，现在只剩下稀疏的枝叶——三年文革无人管理的结果。建筑物伤痕累累，这是造反派战斗所留下的。

我们走了一个钟头，才走一半。天色突然变了，狂风卷起尘土和大字报碎片扑面而来。姥姥踉跄了几步，我紧紧扶着她。接着下起大雨来，我俩顿时全身都淋透了，附近又没有地方可以躲，只好一步步艰难地向前挨。湿漉漉的衣服贴在身上，妨碍我们行走。我觉得透不过气来，姥姥瘦小的身体在我手臂里越来越重。雨乘风势密集得像大幕似地挡在我们面前，抽打着我们已经湿透的身体。我感到非常冷，姥姥啜泣起来：“老天！让我死了吧！死了吧！”我也想哭，但只是说：“姥姥，马上就到家了…”

忽然听见一阵车铃声，有人问：“喂！要搭车吗？”原来身后来了一辆三轮货车，一个年轻人身穿衬衣，敞开胸，蹬着车，雨水顺着脸颊小溪似地往下淌。他走过来，抱我姥姥上了车，上面已有个老人蜷成一团低头坐着，这时点点头向我们打招呼。年轻人说这是他的父亲，他刚从医院接他回家。他把我们一直送到家门口，挥手说了声：“不用谢！”就消失在雨幕中了。由于雨水呛得我张不开嘴，我没问他的姓名。

两天后，姥姥起床了，下厨给我们作烙饼，又像往常一样忙忙碌碌打扫房间。我看得出她是强撑着，我要她休息，她不听。已经是6月初了，姥姥不断催我快走，并要京明和我一起去，说我上次在宁南病得很重，没人照料不行。京明刚满十六岁，暂时还未被送下乡。我发了封电报，要姐姐回成都照顾姥姥。十四岁的小黑自靠奋勇地说可以信得过他，七岁的小方也郑重其事地作了保证。

当我向姥姥告别时，她哭了，说她不知道这辈子还能不能再见到我了。我抚摸着她瘦骨嶙峋、青筋凸起的手背，把它贴在我脸上，强抑住要夺眶而出的眼泪，说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　　*　　*

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一辆去西昌的卡车。从六十年代中期以来，毛泽东命令许多重要工厂(包括我姐姐男朋友“眼镜”工作的那家工厂)迁移到四川，还特别在西昌地区建设了一个新的工业基地。毛泽东的理论是四川的大山是最好的掩体，可防御美国或苏联的攻击。从五个不同省份调来的卡车组成了车队，不停地向西昌的工业基地运输物资。通过一位朋友介绍，一个北京车队的司机答应让我们搭便车。我们得坐在卡车尾部，因为驾驶室里坐了一位副驾驶员，以换班驾车。每辆卡车属于一个车队，每天黄昏时会合。

这些司机跟他们的全世界的同行差不多，乐意载姑娘而不愿带小伙子。因为卡车是唯一的交通工具，男孩子就很愤怒。沿途都可以看到贴有树干上的标语：“强烈抗议五省车队搭女不搭男！”有些胆大的男孩挡在路中间想强迫司机停车，我学校就有个男同学因没及时跳开而被辗死。

偶尔也听说幸运搭上便车的姑娘被强奸的事，不过，多的却是浪漫的恋爱故事，这些旅途造成了不少眷属。参加战略基地建设的卡车司机享有一些特权，其中包括允许把他的妻子的农村户口迁到他所住的城里，有些姑娘就抓住了这个机会。

载我们的司机很善良，行为无可指责。当黄昏停车住宿时，他们总是先帮我们找好住处，才去专门接待他们的招待所，还请我们一起吃晚饭，使我们能免费享受丰盛的饭菜。

只有一次我觉得他们脑里或许有点儿与性相关的念头。一次停车时，另外一辆车的司机邀请我和南南下一段坐他们的卡车。当我们告诉我们那位司机时，他的脸拉长了，酸溜溜地说：“那好，你们去好了，和你们那些好人儿们一起走好了，反正你们更喜欢他们。”南南和我面面相觑，喃喃地说：“我们没有说过喜欢他们，你们对我们都很好……”结果我们没有去。

温表现得好似南南和我的监护人，不断要我们小心司机，小心男人，小心小偷，小心吃东西，晚上不要出门……他帮我们提东西，给我们送热水，吃饭时间总是要京明、南南和我随司机一起去吃饭，而他呆在旅馆里替我们看行李，当时小偷遍地都是。我们吃完后再带些东西回旅馆给他。

温对我们没有任何不恭的地方。进入西昌地界后的那天黄昏，南南和我想去河里洗个澡，天气很热，而西昌的月夜又是那么美。温替我们找到一个僻静的河湾，我和南南在弯弯的芦苇旁边。在野鸭的陪伴下洗澡。月光洒在河面上，散成千千万万闪闪的银环。温坐在路边，一丝不苟地背对着我们，为我们放哨。像许多小伙子一样，文革前的教养使他们觉得要有骑士风度。

住旅店得有证明。温、南南和我的证明是各自的宁南生产队开的，京明的是四中开的。住旅馆很便宜，但是我们的钱不多，因为父亲的大部分工资被扣发。所以南南和我同睡一张珠，温和京明则在另一个房间挤一张床。旅店很脏，设备又简陋。上床前，南南和我总要一遍又一遍细细地检查被单，看有没有跳蚤和虱子。旅店的洗脸盆上是一圈圈黑灰色或深黄色的污垢，极容易染上沙眼，我们就用自己随身携带的脸盆。

一天晚上，大约十二点钟，我们被一阵呼呼的敲门声惊醒。每个人都得起来“向毛主席作晚汇报”。这种滑稽的表演和跳忠字舞是孪生兄弟，表演方式是晚上聚集在毛泽东画像或塑像前朗诵语录，一遍遍有节奏地挥舞着小红书，高喊：“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睡眼朦胧的南南和我跌跌撞撞地走出房间，别的旅客也三三两两出现了，用手揉着眼睛，扣着衣扣，拉着鞋后跟。没有一个人抱怨，没人敢。早上五点钟，我们又得起来，“向毛主席作早请示”。当我们重新上路对，京明说：“这个城里的革委会主任一定是神经衰弱，睡上睡不着觉。”

唱颂歌、背语录、戴毛泽东像章、挥舞小红书，早已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当全国各地革委会在1968年末先后成立后，这类荒诞可笑的对毛泽东顶礼膜拜的仪式更变本加厉。新上任的革命委员会成员们认识到：最安全、最划算的行动就是什么工作也不做，除了整人，就是使劲搞毛崇拜。一次，我在成都一家药店买药，一个老营业员从他的灰边老花眼镜后面无动于衷地瞄了我一眼，嘴里呐呐地说：“大海航行靠舵手……”他干巴巴地停住了。我愣了一下，才醒悟过来，我应该接下句：“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这是一段林彪讨好毛泽东的话，这样的对答成了打招呼用语。

全中国大大小小的革命委员会忙于修建毛泽东塑像，成都市中心就竖立了一尊巨大的白色大理石毛泽东站像。为了容纳它和兴建“毛泽东思想万岁展览馆”，炸掉了成都市雄的古城楼。记得几年前，我站在这个城楼上兴高采烈地观看国庆烟火。大理石取材于西昌，由专门称为“忠字车”的载重卡车运来。那种车队每辆都插满小旗，披上红绸彩带，还有朵大大的红绸花束在车头。车队从成都只能空车出发去载大理石，而往西昌基地运物资的卡车即使空车返回，也不准载大理石，做毛泽东雕像的石头得专车专用。

我们和那位载我们到西昌的司机挥手告别后，搭的就是这样一辆“忠字车”去宁南。路上，我们在一个大理石采石场停下来休息。一群汗流浃背的工人光着膀子、蹲在地上喝茶，抽几尺长的细烟杆。有人告诉我们，他们没有用任何机器采石，全靠一双手，以表示对毛主席的忠心。他赤裸的胸膛上别着一个毛泽东徽章，使我又吃惊又为他痛。当我们又上路时，京明说那个徽章可能是用胶布粘上去的。至于他们赤手空拳采石，他说他们大概本来就没有机器。

京明总爱说这样不敬的酸话使我们大家笑个不停。这在那些年月很罕见，幽默很危险。毛泽东虽然鼓励大家“造反”，但并不想要任何人真正犯上，对权威不恭也不行。想问题没有“忌讳不恭”的约束，是我启蒙的第一步。就像平一样，京明帮助我解脱了脑里的桎梏。

我们进了海拔约五千尺的宁南，我的肠胃病又犯了，一吃东西就吐，眼前天旋地转。但是我们不能停下来，必须尽快到生产队，以在6月21日前办完迁移手续。南南的生产队较近，我们决定先去那里。我们在大山里爬上爬下，走了一整天。夏季的山洪咆哮而下，山涧里的水面上没有桥梁。温走在前面探水的深浅，京明把我背在他瘦骨嶙峋的背上。我们常常得在两尺宽的羊肠小道上走，一面是陡峭的石壁，一面是万丈深渊。学校里有同学就是在夜间行走时跌落悬崖摔死的。太阳火辣辣地照在头顶，我们都脱了皮。我渴得忍不住，很快就喝光了每个人水壶里的水。但还是渴，每到一个山涧，就一下子扑在地上大口大口喝冰凉的山水。南南想阻止我，说甚至农民也不渴这种没煮沸的水，但我顾不得许多。当然，紧接着是翻肠倒胃的呕吐。

终于，我们看到了人家。门前是几棵高大的板栗树，四下伸展着威风凛凛的华盖。农民请我们进去歇脚。我一眼看见灶台上放着一个大陶钵，就舔着干裂的嘴唇不知不觉走了过去。陶钵里可能盛着米汤，在这样的大山里，这是最可口的饮料。主人很客气地请我喝，米汤本应是白色，但我看到的却是一片暗黑。突然一阵嗡嗡声爆发了，一群苍蝇从米汤上面飞起，再往里看，还有些被淹了的苍蝇。平时，我看见苍蝇就恶心，此刻却熟视无睹，把苍蝇吹开，大口大口吞下米汤。

到南南村子天已经黑了，第二天，她的生产队长十分乐意地在三张证明上签字盖章，巴望她快离开。几个月来，农民们明白了，他们得到的并不是额外的劳动力，而是额外的供养的嘴巴。他们没法把这些城里的撵走，现在有人自愿离开，自然求之不得。

我病倒在床，无法去自己的生产队。温就独自前往办理姐姐和我的手续。南南和她队上的女伴们尽力照料我，绐我喝反复煮沸的东西。但我仍躺在床上浑身难受，想念姥姥和她美味的鸡汤。在那些岁月，鸡是珍品，南南开玩笑说，我的肠胃病害得妙，只想吃最好的东西。她和别的女孩及京明都四下为我买鸡。但当地农民既不吃鸡，也不卖鸡，他们养鸡是为了下蛋，是这里祖宗的规矩。朋友们却听说原因是这里的鸡带麻风病菌，这种可怕的疾病在这些山区相当普遍。这一说吓得我们连鸡蛋也不敢吃了。

京明决心为我做姥姥那样的汤。他爱发明些小玩意的长处派上用场了。房前是一个晒谷场，周围麻雀很多，他用棍子支起一个大圆簸箕，下面洒上谷子，一根绳子一头系在棍上，他握着另一头，躲在屋里，从一面摆好的镜子里观察动向。只见麻雀蜂拥而至抢食，偶然还会来一只大模大样的斑鸠。京明把握好时机拉绳了，我就有鲜美的野味汤喝了。屋后的山坡上长满了桃树，现在结实累累。京明和姑娘们每天上山大篓大篓地背桃子。京明说我生吃不行，于是为我做果酱。

我就这样被“娇惯”着，每天坐在门厅里看远处一重重的山。读京明带来的屠格涅夫和契诃夫的书。我对屠格涅夫的小说情有独钟。看了一遍又一遍，甚至能背下《初恋》的许多段落。

夜晚，蜿蜒的远山轮廓就像一条神话中的火龙出现在黑沉沉的天边。由于西昌的气候十分干燥，森林保护法又没有施行，没有防火设施，许多山天天在燃烧，只有当一道峡谷挡路或一场大雨自天而降时，山火才会熄灭。

几天后，温回来了，带来盖好章的文件：我们生活队同意放我和姐姐。我们于是立刻上路去找县里管户口的李安办。虽然我仍然十分衰弱，走几步就两眼金花乱冒，但没法子，离6月21日只有一个星期了。

我们到了宁南县城，发现这里的气氛就像在打仗。此时，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大规模武斗已经被制止了。但是在宁南这样的边远山区，武斗还在继续。打输的一派躲到了山里，不时袭击。县里里到处是武装人员在把守，大多数是彝族人。这些少数民族生活在西昌地区的深山老林中，传说他们睡觉的姿势不是躺着，而是蹲坐着，双手抱膝，头枕在膝上手臂里。武装派的头头，指使彝人在前面冲锋或干持枪站岗这些危险的事。我们到县政府找李安办时，得和彝人守卫用手势比比划划解释个老半天，因为我们不懂彝语，他们不懂汉语。一接近，他们就举起枪对着我们，还把指头扣在板机上，我们吓得要命。却又不得不做出满不在乎的样子，据说他们会把任何害怕的神色看作是心虚的表现，并会据此行动。

最后我们终于找到李安办的办公室，但他不在。遇到的一位朋友告诉我们李安办躲起来了，因为大多成都来的“知识青年”找他解决问题，忙得他不可开交。那位朋友也不知道他躲到哪里去了，不过他建议我们去找一队“老知青”，说他们可能知道。

“老知青”是指文革前下乡的青年人。共产党一直在动员大学考试落榜的青年到农村去，说他们可以“在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中大显身手”。这鼓舞了青年的浪漫热情，许多人响应了共产党的号召下乡落户。农村生活的严峻，去了就出不来，又眼见干部子弟即便落榜也不下乡的现实，不少人由理想破灭而转为玩世不恭。

这群“老知青”对我们十分友好，招待我们吃了一餐丰盛的野味，又去帮我们问李安办在哪儿。我们在等答复时，坐在宽敞的松木阳台上，面对一条叫做黑水河的咆哮河水谈天。河中高高的礁石上，鹭鸶一只细长的脚独立着，一只展伸着，好像在摆出优美的芭蕾舞姿。有些鹭鸶在飞翔，优雅地挥动白雪般的翅膀，我还从没见过这样自然而千姿百态的舞者。

主人指给我们看河对面的一个黑暗山洞，洞顶悬吊着一把锈痕斑斑的青铜剑。山洞位于湍流的江边陡壁上，人进不去。传说这把青铜剑是公元三世纪三国蜀汉丞相诸葛亮留下来的，他七次远征这一地区的历史十分有名，现在故事里的剑就近在眼前，我兴奋得不得了。故事里诸葛亮七擒当地部落酋长孟获，又七次放了他，希望以宽宏大量来征服人最重要的是征服他们的心，毛泽东和共产党对这种战略很在行。我隐约想到，恐怕这就是为何要我们“思想改造”的原因——这样我们就会心甘情愿地做驯服工具了。这也说明为什么要我们以农民为榜样，因为他们是最不会思索地听从指挥的。今天我们能看到这传说的又一寓意：攻心要有强力做后盾。

主人的话打断我的沉思。他们热心建议我们见到李安办时向他暗示父亲的职务。一位笑眯眯的小伙子说：“他一听就会马上拿出大印来给你们盖上。”因为我们学校颇有名气，他们都知道我们是高于子弟。我对他们的提议半信半疑，有点犹豫地说：“但是我们的父母都成了走资派了……”

几人齐声回答扫除了我的顾虑。“这有什么关系？他是老共产党员吧？”“是。”我喃喃地回答。“是高干吧！”“也算是，”我含糊地说，“但这是文革前的事了，现在……”

“那有什么关系，有人宣布撤他职了吗？没有？那就对了呀！你看，事情明明白白，共产党老干部气数未尽，他就知道……”那位乐呵呵的小伙子指着诸葛亮留下的铜剑说。那时我还没有意识到中国老百姓似乎从来没有真正认为毛泽东的个人权力体系足以取代文革的共产党体制。他们似乎都相信被撵下台的共产党干部还会东山再起。这时，那位乐呵呵的小伙子还在继续说话，摇着头加强语气：“这时的干部谁敢得罪你们，将来给自己惹麻烦！”

我想起“二挺”骇人听闻的报复性迫害。中国人总得防着有权势或可能有权势的人哪天报复。

离开时，我问他们该怎样向李安办暗示父亲的职务而又不至于显得庸俗。他们都大笑起来，说：“他只是个农民！没有那么细腻的感情，怎么说都行，反正他们也辨别不出来。你干脆就直接了当地说，你爸爸是什么长……”我注意到他语气时的轻蔑。后来我发现大多数“知识青年”，不管是老的还是新的，在农村落户后都渐渐看不起农民。这结果与毛泽东所期望的恰恰相反。

在几天焦虑地满山乱转后，我们终于在6月20日找到了李安办。我一直在脑里演练该怎样说出父亲的职务，但和他一对话，却发现原来完全没有必要。李安办主动问我：“你父亲文革前干什么？”他又问了好多个问题，与其说是必要，毋宁说是好奇，问完后，他从外衣口袋里掏出一个肮脏的手帕包，打开露出一个木头印，还有一个扁平的小盒子，装的是印泥。他慎重其事地把章戳在印泥里。然后在我们的三张证明上一一盖上了大印。

在户口冻结二十四小时前，我们总算盖到这个非同小可的最后一章。当然我们还得去找管理户口簿的办事员拿户口簿，不过这只是手续而已。我一下子松懈了下来，结果是剧烈的胃疼和腹泻。

我挣扎着返回县城，到达时天已大黑。我们找到了县委招待所，这是一幢单调的两层楼房，在一个四面有围墙的院子里。招待所登记处没有人，整个大院也空空如也。大多数房间的门紧闭着，只顶楼上有些房门虚掩着。

敲了敲，里面没人，我就进一间。窗户开着，可以看到一处后院墙半塌，外面是一片田野，走廊对面是另一排房间，四下似乎连个鬼也没有。从房间里一些私人物品和喝了一半的剩茶，我猜出有人刚在这里，走了没多久。我实在太疲倦了，没有精力去想这人是什么人，为何离开。我甚至没有力气把门关上，就一头栽在床上和衣睡着了。

扩音器声把我惊醒，大声播放毛泽东语录，特别震惊的—条是：“敌人不投降，就叫它灭亡！”凭经验，我马上意识到有人在攻打这座楼了。

接着我听到近旁子弹的呼啸声和玻璃窗的破碎声。扩音器在叫唤一个造反派组织的名字，警告他们赶快投降，不然的话，他们就要炸楼了。

京明冲了进来。一些端着枪、戴着藤帽的人跑进走廊对面面向大门的房间，其中有一个满脸稚气的少年，背的枪比他还高。他们什么也没说，就冲到窗户边用枪托砸碎玻璃。端起枪往外打。一个人看上去是这伙人的头领，要我们赶快离开大楼。原来这是他们这一派的司令部，现在反对派来攻了。我们当然越快逃离越好。但现在从楼梯下去已经不可能了，楼梯面对大门，出去就挨打，怎么办？

我们疯狂地把被单撕成条，结在一起，好像根绳子，一头拴在窗框上，另一头抛下楼。当我们手抓着被单两腿乱蹬到地面时，子弹飕飕打在四周的硬土上。我们弓着腰跑，跳过倒塌的围墙，一路飞奔，奔得像快断了气，直到觉得安全后才停下来。此时天色和玉米地都开始泛白，我们前往附近一个公社的朋友处歇口气，以决定下一步怎么办。路上，听一些农民说那个招待所已被炸飞了。

在朋友处，有一个消息正等着我。我姐姐从成都发来电报，电报到时我们刚好离开南南村子去县城找李安办。因为没有人知道我在哪里，朋友们便把它拆开，并逢人就告诉电报的内容，使得不管谁看见我都能把话带到。

我就是这样得知姥姥去世的。

二十三　“书读得越多越蠢”

——我当农民，也当赤脚医生(1969年6月—1971年)

我和京明坐在金沙江边等渡船。我双手托着头，凝视着野马般奔腾的江水翻滚着从我面前流过，急匆匆地要走完它漫长的旅程——从喜马拉雅山到大海。它在下游三百哩处的宜宾城，与岷江汇合，成为中国最长的江——长江。长江在下游舒展开来，蜿蜒平缓，把周围大片的田园变成“鱼米之乡”。但是在上游的大山里，它却凶猛湍急，以致无法在江上架桥。只能靠渡船连接四川省和云南省东部。每到夏季，融化的雪水奔腾咆哮而下时，常会淹死人，就在几天前，它还吞没了一条渡船，上面有我三个同学。

黄昏隆临，我感到浑身难受。京明把自己的外套铺在地上，使我不必直接坐在被暮气润湿的草上。我们的目的是渡江到云南省去，设法搭便车返回成都。穿越西昌的公路已因造反派武斗而中断，我们只得绕路而行。南南和温去了我的生产队替我拿我和姐的户口簿，还将把我们的行李运回成都。

十几个健壮的男子划着渡船逆流而上，齐声唱着号子。划到江心，他们停了下来，任江水把船顺流而下冲到对岸。巨浪几次劈头盖脸扑过来，船孤弱无援地颠簸起来，我紧紧抓住船舷。要是在平时，我准会吓得要死，但现在我只有麻木的感觉，脑子里全是姥姥去世的消息。

一辆孤伶伶的卡车停在云南岸边巧家镇的篮球场上，司机乐意载我们一程。当卡车在凹凸不平的路面上下抖动行进时，我不停地苦思我当初该怎样做就可以救了姥姥。我们经过了云遮雾障的群山，在它们的怀抱里有许多泥巴房屋，背后总是一丛丛芭蕉树。看到那些颀长的芭蕉叶，我想起姥姥病房楼门口的那两盆小小的，不结果实的观赏芭蕉。当平来看我时，我总和他坐在这些芭蕉旁边，交谈到深夜。姥姥不喜欢他，见不得好玩世不恭的神态和目无尊长的样子。有两次，她蹒蹒跚跚走下楼来，生气地把我叫上去。虽然当时我也恨自己让她着急，但是却无法控制自己，忍不住想见平。现在我只希望一切能重新开始！我再也不会做任何惹她生气的事了。我会一心一意守护着她，使她恢复健康——可怎样做她才能活下来呢？我一点儿也不知道。

我们经过了宜宾，道路曲折地环绕着城边的翠屏山。看着山上优雅的红杉翠竹，我又想起了4月从宜宾回到支机石街家的一桩事。我告诉姥姥，在春光明媚的一天，我去过翠屏山山边为夏瑞堂扫墓，俊英娘娘还给了我一些纸钱到墓前去烧，天晓得她是从哪里搞来这些“封建东西”的。我在山上转来转去怎么也找不到坟，墓地已被摧残得七零八落。红卫兵说土葬是封建风俗，夷平了墓地，砸烂了墓碑。我忘不了当我开始提起这次扫墓时，姥姥眼睛里顿时燃起的激动火焰，忘不了那火焰陡然熄灭，因为我傻里傻气地又加上一句说没找到坟。她的失望神色一直紧揪着我的心，一想起就恨自己为什么不撒个谎。现在太迟了！

在路上折腾了一个星期之后，我和京明到了家，家里只有姥姥的空床。我还记得她躺在上面的样子，浑身绷紧，头发蓬松但仍整洁，紧闭着嘴，脸颊凹陷下去。她总是静静地忍受无比的痛苦，从不哭叫，从不翻滚，只有忍。因为她的坚忍，我当时竟没有意识到她的病有多么严重。

母亲仍在拘留中。小黑和姐姐对我讲述姥姥临终前的情形时，我痛苦得听不下去，只好叫他们不要讲了，几年后我才知道我走后发生的事。每天姥姥做一阵家事后就在床上躺一阵，紧闭着眼睛忍痛。也不断喃喃自语，为我的长途跋涉担忧，为弟弟们担忧。不时她叹着气说：“这些孩子将来做什么好呀？书也没读上！”

有一天她终于爬不起来了，没有医生会来我家。我姐姐的男朋友“眼镜”背她去医院，姐姐走在一边支撑着她。几次这样进医院后，医生叫他们不要再来了，说他们诊断不出她身体哪里出了毛病，一点儿办法也没有。

就这样，姥姥只得躺在床上等死了。她的身子一点点变得僵硬，嘴唇时不时动着，显然在说话，但是我姐姐和弟弟什么也听不见。他们不断去母亲的拘留地，请求准许让她回家，但是每次都被拒绝了。

逐渐地，姥姥的整个身体似乎都已死去，只有她的眼睛仍然睁开着，像是在期待什么，她不肯闭上眼睛，因为她还没见到心爱的女儿。终于我母亲获准回家了，之后的两天时间，她没有离开姥姥的床边，姥姥时时对她轻轻说话，告诉母亲她是怎么病的。

她说属于姚女士造反派的那些邻居在院子里开会斗她。她在朝鲜战争期间捐献珠宝得来的收条在抄家时被造反派发现了。他们说她是一个“大剥削阶级分子”，不然哪里会有这么多珠宝。姥姥说造反派令她站在一张小桌子上，地面高低不平，桌子摇摇晃晃，她头昏。邻居们围着她骂，那个指责小方强奸她女儿的女人用棍子敲桌腿。她没办法保持乎衡，从桌上背朝下跌到水泥地上。她说从此以后身子就痛起来了。

实际上，院子里并没有开过斗争会。但就是这样的幻觉缠绕着她，直到她咽了气。母亲回家第三天，姥姥去世了，两天后，一火化后，母亲马上得回拘留地去。

多年来，我常常梦见姥姥，从睡梦中哭醒过来。她充满个性——生气勃勃，多才多艺，非常能干，但她从来没有机会发挥她的才华。无论是生活在她父亲那个野心勃勃的小城警员家里，还是给军阀做姨太太；无论是做一个满族大家庭的继母，还是一对共产党人的母亲。在她的一生里，幸福对她都是可望而不可及。就在跟夏医生一起的日子也笼罩在夏家破裂的阴影下，忍受着贫穷、日本人的占领和内战。她本来可以从照看外孙儿女中得到欢乐，但她又总在为我们操心。她的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恐惧中度过，还多次面对死亡。她是个坚强的女人，挺过了一个又一个磨难。但是，最后她支持不住了，灾难降临到我父母身上，外孙儿女没有着落，周围充满罪恶与敌意。所有这些合在一起，终于压垮了她。对她来说，最无法忍受的还是女儿受罪，我母亲挨的每一次斗、每一次打，都痛在她心里，她是被这种累积起来的痛苦所杀。

还有一个更直接的因素导致了她的死亡：她没得到适当的治疗，在她病入膏肓之际，甚至不准女儿来照料。这都是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我问自己：这样的革命有哪点称得上好呢？平白无故给我们带来这么多苦难！我一遍又一遍地对自己说我恨文化大革命，使我无法解脱的是我无能为力。

我也责备自己没能照顾好姥姥。当她在医院里时，我认识了平和温。他们的情谊好像是一堆软软的棉花把我包起来，使外界的悲惨和姥姥的痛苦对我刺激都不那么强烈。现在我告诉自己，当时的任何欢乐是多么不应该，特别是姥姥原来病已垂危！我决心不再交男朋友，我想只有这样才能为自己赎罪。

在以后的两个月时间里，我一直呆在成都、和南南、姐姐一起忙于寻找个家在成都附近公社的“亲戚”，以收容我们。我们必须在秋收结算分配粮食之前找到这个人，否则下一年我们就没饭吃了——国家只供应我们一年，下一年1月就到期停止了。

平来看我，但我不理他，叫他不要再来了。他给我写了许多信，我拆也不拆开就扔进火炉里——这种方式我可能是从俄国小说里学来的。温从宁南回成都，带来了我的户口簿和行李，但我却拒绝见他。有一次，我在街上遇见他，摆出不认识的样子，我只看见他迷惘的一瞥，好像深深受到伤害。

温回到了宁南。1970年夏季的某一天，他的村子附近发生林炎火灾。温和一个朋友拿起扫帚就冲出去救火。风卷起一团火向他朋友迎面扑来，使这个年轻人的脸部留下一道道疤痕。此后不久，这两个朋友离开了宁南。越过边界进入老挝，这里左翼游击队正在和美国人打仗。那段时间，虽然政府禁止，许多高干子弟，仍偷偷越过边界到越南、老挝去和美国作战。这些年轻人对文化大革命的幻想破灭了，希望从打“美帝”中重新找到自己的青春理想。

到老挝后不久，有一天，温听到警报声，美国飞机来了。他第一个跳起来，拿枪向外冲。但是他没有战斗经验，又刚到不熟悉地形，一脚踏上自己人埋的地雷，顿时被炸得粉身碎骨。我对他最后的记忆是他在成都一条泥泞挑战巷口望着我的那双困惑、受伤的眼睛。

*　　*　　*

1969年10月17日，林彪以那年早些时间在中苏边界上发生武装冲突为借口，下令全国处于紧急战备状态。他以疏散为名，把军队里的反对者和那些被清洗的最高层领导人撵出北京，把他们软禁或关押在全国各处。各地的革命委员会也利用这个机会加速驱逐他们不要的人。东城区的五百多名干部被逐出成都，下放到西昌地区一个称为“牛郎坝”的偏远山乡。我母亲也在被赶之列，临行前允许她回家十天安排子女、收拾行李。她把小黑和小方送去宜宾，虽然俊英娘娘半身已瘫痪。但是宜宾还有别的伯父、娘娘可以照料他们。京明则被下放到成都东北方五十哩外的一个公社落户。

南南、我姐和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德阳县的公社愿意接纳我们，此地离京明落户的公社不太远。我姐姐男朋友“艰镜”的一位同事是这里的人，他乐意把我们算作他的侄女。虽然我们没有证明证实亲戚关系，但没有人想查个究竟，只要我们是劳动力就行。这个地区的一些公社缺人手。

因为每个队最多只能接纳两个，我们被分配到了两个生产队，我和南南同一个生产队，我姐姐独自去了三哩外的另一个队。这里还有火车，不过得在乡间田坎小路上步行约五小时才能到达火车站。

就这样，我家天南海北，七口人分散在六个地方。小黑倒很高兴离开成都，他正在读中学，用的语文教材是一些老师和工宣队员编的，里面有课文指名点姓谴责我父亲。小黑因此成了同学们歧视、欺侮的对象。

1969年初夏，他的学校被派往成都郊区农村帮忙收割麦子。男孩和女孩们分别在两间大仓库里打地铺。一到晚上，满天繁星的苍穹下，田坎路上是一对对漫步的少年们。爱情的蓓蕾萌发了，我十四岁的弟弟爱上了同组的一位姑娘，几经踌躇后，他终于鼓足勇气，利用在田里割麦子的机会，紧张的接近那个女孩，约她晚上出来散步。她低着头，什么也没说，小黑以为她默许了。

那天夜晚，在迷人的月光下，小黑倚着干草堆，带着初恋的激动心情，焦急地等待意中人。突然一声口哨，一群班上的男孩子跳了出来，把他围在中央，像皮球似地推来攘去，用粗话骂他，然后把一件外衣蒙在他的头上，拳打脚踢。小黑好不容易才逃脱，踉踉跄跄跑去敲一个老师住处的门，大声喊救命。老师开了门，一掌把他推了出来，说他管不了，不许小黑再打搅他。

小黑不敢回住处。只好在干草堆里躲了一夜。这时他才明白是心上人叫来那些打手，她感到自己受了侮辱：一个“走资派”的儿子居然敢厚着脸皮向她求爱！

回成都后，小黑向他的兄弟伙求援。他们来到他的学校“走一转”，耀武杨威一番，还牵着一只大狼狗。他们把带头打小黑的那个学生从教室里拖了出来。那人浑身发抖，脸色死灰。但在兄弟伙要动手“教训”他时，小黑发了怜悯心，要他的舵爷饶了那人。

怜悯已成了一种陌生的观念，被看作是愚蠢的表现。结果小黑受到变本加厉的欺负。他想再请他的兄弟伙帮忙，可是这此人对他说他们不会帮助一个“虾子”。

到宜宾后，小黑对又要上学忧心忡忡，担心再受气。没料到，他甚至可以说是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教师、管理学校的工宣队和学生们似乎都听说过我父亲，公开表示敬佩。小黑马上被另眼相看，学校里最漂亮的女孩子成了他的女朋友，最霸道的男孩子都让他三分。小黑看得出来，我父亲在宜宾是个传奇式的英雄人物。尽管人人都知道，他现在倒了楣。知道“二挺”大权在握。在“二挺”统治下的宜宾，民众过着恐怖的生活，数以千计的人在武斗或私刑拷打下身残、死去。我家的一位朋友侥幸逃生：当他的孩子到停尸房为他收尸时，发现他还有一口气。

宜宾老百姓向往过安定的生活，渴望有不滥用权力的共产党干部，向往有致力于建设的政府，于是怀旧的情绪全集中在我父亲当专员的五十年代初期。那是共产党最得人心的时期——他们刚取代了国民党，结束了饥饿，建立了秩序，还没有发动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也还没有发生人为的饥荒)。在民间，我父亲和过去的美好时光等同起来了，成了与“二挺”鲜明对比的好官。

由于我父亲的缘故，小黑在宜宾过得很惬意——虽然他从学校里什么也没学到。新编教材除了《毛泽东选集》就是《人民日报》社论。而且谁也管不了学生——毛泽东还没有收回他鄙视正规教育的“最高指示”。

教师们和工宣队想要小黑帮忙维持秩序。但是在这里甚至我父亲的威望也无济于事。小黑渐渐被一些男孩子称为老师的“走狗”。有关他的流言蜚语传播开来，说他在街灯柱下搂抱他的女友——这在当时可是一种“资产阶级罪恶”。小黑失去了他的特殊地位，被责令写检讨，还发誓要思想改造。那姑娘的母亲到学校来大吵大闹，要学校送她女儿去做检查，证实女儿的贞操。在这幕闹剧后，她带着女儿退了学。

小黑在班上有个好友，一个人人喜欢的十七岁少年。他有个很敏感的痛点：他母亲从未结过婚，但却生了五个孩子，每人有不同的、不知名的父亲。这种情况在当时的社会十分罕见，虽然官方说不应该歧视“私生子”，可这还是个不光彩的名声。如今，在一次政治运动浪潮中，这个少年的母亲被戴上“坏分子”的帽子批斗，男孩对有这样的母亲感到耻辱，他私下告诉小黑说他恨她。一天，学校颁发最佳游泳者奖(毛泽东喜欢游泳)。学生们一致选了这个少年，可是审定会后却没有他。原来一个青年女教师反对说：“我们怎么能选这种人，他妈妈是个‘破鞋’呀！”

那位男孩一听说，抓起一把菜刀就冲进这个教师的办公室，要和她拼命。同学把他拉住了，那老师吓得躲了起来。小黑看得出这件事给他的朋友的伤害多么大：他第一次失声痛哭。晚上，小黑和一些同学来陪他。第二天，他不见了，直到后来尸体被冲上金沙江岸。投江之前，他先紧紧捆住了自己的双手。

文化大革命不仅没有清除中国文化中的封建东西，相反地，它赋予这些东西政治上的尊严地位。现代专制和古代的偏狭互助互长，封建道德的罪人现在变成了政治上的牺牲品。

*　　*　　*

我的德阳新公社是一片丘陵，小山上长着灌木丛和桉树。大部分的农田都是良田，一年两季收获：一季小麦，一季水稻。也大量栽种蔬菜、油菜籽、番薯。来此地对我最大的解脱是不必爬山了，可以正常呼吸，不必整天都气喘吁吁了。我一点不在乎在这里老得走狭窄泥泞的田坎小路。我总是走得摇摇晃晃的，不时一屁股滑坐在地上。有时在摔倒前，我本能一把去抓前面的人，结果总把南南一掌推倒在田里。我也不在意另一种危险：走夜中可能会被狗咬伤，有些狗还有狂犬病。

刚到时，我们住在猪圈旁边，晚上在猪的哼吱哼吱声、蚊的哀诉声和狗的叫声组成的交响乐中睡着。房间里总有股猪粪臭、蚊香味。不久，生产队为我和南南盖了一所房子，有两个房间，在一块过去取土造砖的泥地上。这块地比一埂之隔的稻田还低，春季和夏天，当稻田灌上水后，或一场大雨之后，房间里的泥巴地就变成沼泽。我和南南只得脱下鞋子，挽上裤脚，趟着泥水在房里走来走去。幸好我们两人合睡的双人床脚高，使我们可以在泥水的两尺之上睡觉。上床后，我们把一盆清水放在一个板凳上洗脚。生活在这样潮湿的环境中，我的骨头、肌肉老是疼痛。

但是小屋子也好玩。水退下之后，床下和房闻角落处会长出蘑菇来，发挥点想象力，屋里就好似神话故事的场景。一次我不小心把一勺豌豆洒在地上，水退下后，一丛纤细的豆芽顶着瓣冒出来，阳光从带木框的墙洞——我们的窗户——照进来，豆瓣伸着腰张开，好像在阳光下刚刚醒过来。

小小山村的景色永远对我充满魔力。门外正对着村子的水塘，满池的睡莲和茶花。房前小道向左爬上一座约三百五十尺高的小山，太阳在山背后，在黑色的岩石群中落下。天黑之前，银色的薄雾轻轻悬浮在山脚下的田野上。男人、女人和孩子们在一天劳动后乘着暮色回家，挑着筐，扛着锄，拿着镰刀，看上去就像在云中飘。他们的狗摇头摆尾地跑出来接他们，在主人的周围欢跳。炊烟从草屋顶上，冉冉上升，木水桶碰着石头井壁卡嗒卡嗒地响，人们在挑水点火做晚饭了。竹丛中是高声交谈的人群，男人们蹲着，一口口吸着细长的旱烟杆。女人们既不吸烟也不蹲着闲谈，因为传统认为女人这样做有失体统，而革命的中国没有人提出要改变这类风俗。

正是在德阳，我了解到中国农民是怎样生活的。每天一早，队长分配农活。所有农民都得干活，每人每天挣一份固定的“工分”。工分积累总和是决定年终分配的要素。农民从生产队分得粮食、燃料和其他日常生活用品，外加一点再款。收获后，生产队向国家上交公粮，剩下的大部分用来分配，每人先分基本口粮。每个男人都一样，女人则比男人少四分之一。三岁以下的孩子分男人基本口粮食的一半，三岁以上就算成人了，因为孩子显然吃不完一个成年人的口粮，所以孩子越多越好。这种分配法显然使人们不热衷计划生育。

分完基本口粮之后，剩下的收获按每人挣得的工分分配。每年两次农民聚集在一起评定每人每天挣多少工分，没有会错过这种会。评来评去，大多数青年、中年男子最后都是一天十分，女人都是八分。一两个村里公认最强壮的人则多一两分。像以前的地主这种“阶级敌人”和他们的家属一般则比别人低两分，尽管他们并不比别人做得少，还常常做最重的活。南南和我算是没有经验的“知识青年”，只评了四分——和十来岁的孩子一样。他们说这只是“开始”，然而我的工分从来没有提高过。

因为同样性别的人与人之间工分相差甚少，工分总值实际上取决于人出了多少天工，而不是这人怎么工作，卖不卖力，成果如何。于是不但劳动没有效率，还成了村里人彼此不满的原因。没有人想比别的挣相同工分的人多干活，大家两眼总盯着别人，生怕多做，被人占了便宜。女人们忿忿不平，认为有时男人和她们做同样的活，却多挣两分。争吵情事不时发生。

我们经常在田里磨磨蹭蹭呆上十个小时，干五个小时就能完成的活，我们不得不磨够十个小时，因为这才算一个整天。我一到地里就两跟盯着太阳，一心指望它快点下山，度时如年地计算离收工哨还有多久。我很快就发现无聊与繁重的农活同样令人筋疲力尽。

这里就像宁南和四川大部分地区，完全没有机械。作业情况和两千年前差不多，只是有了从政府那里用粮食换来的化肥。除了水牛拉犁外，也没有牲畜代劳。所有的东西，包括水、粪、柴、蔬菜、谷物、番薯等等，都得用肩挑。我对挑东西最感头痛，只挑水做饭这一桩事就使我的右肩终日红肿疼痛。一有喜欢我的小伙子来玩，我就显得可怜巴巴的，他们当然也就自告奋勇，把水缸给我装满。我还乘机把罐子、脸盆，甚至大碗统统拿出来让他们装。

生产队长好心不让我挑东西，派我去和孩子、老人、孕妇一起干“轻活”，可是这样的活对我来说并不轻。舀大粪很快使我双臂疼痛，更不用说看见肥大的蛆虫在粪上蠕动时所挑起的恶心感。在一片白得耀眼的棉海中采棉花似乎充满诗意，但是我很快发觉并不是那么惬意：无情的烈日，高达30摄氏度的湿热，更不用说东戳西捅的棉枝扎得我浑身是伤。

我宁愿插秧，这被看作是重活，因为得整天弯着腰。一天下来，最能吃苦的人也在抱怨中伸不直腰。但是我喜欢在无法忍耐的炎热中把双脚浸在凉水里，看着面前一排排纤细、翠绿的秧苗，踩着软软的稀泥，实在舒服。我只怕蚂蟥。有一次我感到小腿肚痒痒的，抬起脚来正要搔，只见一条肥胖、滑溜溜的东西一头正扎在我的皮肤上，似乎拼命要钻进去。我尖叫了一声，旁边的农家姑娘吃吃地笑了起来，觉得我大惊小怪。尽管如此，她还是趟着水过来，冲着蚂蟥上方我的腿部就是一巴掌，蚂蟥扑通一声掉进水里。

在冬天，早饭前得干两小时的工。我和体弱的妇女们爬上山坡去砍柴。山上光秃秃的，几乎没有树木，甚至灌木丛也稀疏疏的。我们经常得走很远的路才会有点收获。我们一手抓，一手用镰刀割，多刺的灌木丛的每天都在我的手心和手腕里留下几根刺。开始时我花很多时间把它们挑出来，后来挑不胜挑，只好干脆让它们留在肉里，发炎化脓后，自己钻出来。

我们砍来的都是一些“毛毛柴”，意思是顶不了用，一下子就烧光了。有一次我禁不住说：这些山怎么连一点儿树也没有。和我一起的农妇们告诉我，以前不是这样，大跃进前，山上尽是松树、桉树和柏树。它们已统统被砍倒塞进土高炉炼钢去了。农妇们说着这番话时，显得无动于衷，好像速与他们每日为柴火拼命的悲剧毫不相干，好像生活本来就是如此，不是天灾，就是人祸，无可奈何。我吃惊极了，在此之前，我一直认为大跃进是“辉煌的胜利”。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看到它的恶果。

我还发现了许多其他的事。农村经常召开“诉苦会”，让农民诉说国民党统治下的苦难，激发对毛泽东的爱戴，让年轻人“受教育”。农民们讲起挨饿的童年，感叹道：现在的孩子惯坏了，要小心哄着才肯把饭吃完。

然后他们的话题转到一次大饥荒，说当时他们只有番薯叶吃，要不就在田坎上挖来挖去希望找到草根充饥。他们说，村里死了好多人，我为他们的故事难过得流泪，在说完他们多么仇恨国民党和多么热爱毛主席后，农民提到饥荒发生在“公社那年”。突然我醒悟了，原来这次饥荒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他们显然是把两个政权搞混了。我问道：“那段时间是不是发生了空前的自然灾害？是不是自然灾害引起了饥荒？”“才不是这么回事！”他们异口同声答道，“天气好得不能再好了，田里的谷子很多很多，但是那个人——”他们指着一个畏畏缩缩的四十来岁男子说：“他下令我们都得去炼钢，结果是到手的庄稼一半都烂在地里了。他却对我们说：‘没关系，我们已经进入共产主义天堂了，再也不用担心没粮食吃了。’以前我们总是控制着吃，但是那阵大家吃公社大食堂，敞开肚子，吃剩了就丢，大米也拿来喂猪，后来，食堂没有粮食了，他却命令民兵把守仓库，不准开仓，一说粮食要运到北京、上海去，那儿有外国人。

就这样，一点一点地，真相显现出来了。那个灰头灰脑的人在大跃进时期是这个村子里的生产队队长，他带头砸了农民的锅灶，铁锅拿去炼钢，不准农民在家开伙。他又浮夸收成，结果国家收购粮食像天文数字，把农民倾其所有也交不够。村里饿死了几十个人。在大饥荒后，所有罪责都归他，公社让村民们把他选下台，戴上“阶级敌人”的帽子。

就像大多数“阶级敌人”一样，他没有进监狱，而是由村民们监督，这是毛泽东的一个法子：使老百姓总有个近在眼前的仇恨对象。一有政治运动，这个人就和其他“阶级敌人”一起拉出来当靶子打。他分的最重的农活，得的只是一天七分工，比同等劳动要少三分。我从来没见过任何人和他交谈，全是看见过好几次村里的小孩子朝他的儿子扔石头。

农民们感谢毛泽东惩办了他。没有人问他到底有没有罪，没有人怀疑细究，他应负多大的责任，一次，我找到机会单独向他问起往事。他显得受宠若惊，可怜巴巴地说：“我只是执行上级指示，我只是执行呀！… ”随后他又叹息着说开了。“当然我不想扔了官，我不当，别人就会当，我和我的孩子们怎么办？可能早就饿死了。生产队长官不大，但起码可以死在全村的最后。”

他的话和农民的故事，深深震撼了我。第一次我无意中发现在文革之前的阴暗面。事实和漂亮的官方说法相距太远！下是在德阳的山野田间，我的怀疑加深了。

我有时在想，毛泽东把城里学生娃娃赶到乡下去，让他们接触现实，睁大眼睛，他到底知不知道这会产生什么后果呢！我又想，他也许十分有把握大多数人不可能根据支离破碎的信息来推断出合理的结论。确实如此，十八岁的我只有模模糊糊的怀疑并不能理性地分析。(此处删去两行)。

德阳县也像宁南一样，很少有农民能阅读报上最简单的文章，能写最起码的信，许多人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共产党早期致力于扫盲的激情已被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挤掉了。

这个村子有所公社补贴办的小学，文革一开始，孩子们就尽情的折磨老师，把可怜的老师弄来斗争、游村、头上顶一个沉重的铁锅，脸用油烟涂得漆黑。有一次，他们差一点打裂了老师的头骨。从此之后，不管怎么劝，没有人敢当老师了。

大多数农民也不关心学校教育。他们说：“上学有啥子用？你花钱读书，一读就是好几年，最后还是个农民，得靠出力吃饭。会读书也多挣不了一口，为啥要浪费钱、浪费时间呢？不如早早挣点工分。”一旦生为农民，就得一辈子当农民，几乎没有别的前途，这种政策使得农民丧失了受教育的动机。学龄儿童们呆在家帮忙做家事，照看年幼的弟妹，十岁出头就下田干活了。女孩子们呢，农民觉得上学更是彻头彻尾的浪费，他们说：“出了嫁就是人家的人了，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了水。”

当时，“夜校”被鼓吹成是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把教育带到乡村”。有一天，我们队里宣布要办夜校了，并要我和南南当老师。我很高兴，然而，上了头一堂课后，我便看出这里根本没有教育可言。

千篇一律，一上课，生产队长总要我和南南给大家读(毛泽东选集)或(人民日报)社论。然后他开始讲话了，一讲就是一个钟头，都是报上最新的政治术语，毫不连贯地串在一起，不知所云。不时地，他也发些具体的指示，而且都借毛泽东的名义：“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天要吃两顿稀的，一顿干的。”“毛主帮教导我们不要浪费番薯去喂猪。”如此等等。

经过一天地里筋疲力尽劳动后，农民们一心只盼回家做自己的事，夜晚的时间对他们来说很宝贵。但是没有人敢“逃学”，他们只是坐在这里打瞌睡。渐渐地，夜校不了了之。这种“教育”不是让人变聪明，而是变蠢。我一点儿也不惋惜它最后废除了。

由于缺乏教育，农民的世界狭小得令人伤心。他们的谈话集中在极琐碎的日常小事上。一个农妇花了一上午时间抱怨她的小姑子用十把“毛毛柴”煮早饭。她说本来只要九把就够了(柴也是由生产队分配的)。另一个则喋喋不休地几个小时数落婆婆，说她在米饭里放了太多的番薯(米比番薯宝贵得多)。我知道他们天地狭窄并不是她们的错，但仍觉得这类聊天令人难以忍受。

另一个百谈不厌的话题是“性。有一个来自德阳县城的梅姑娘，落户在我们邻居队上。风言风语说她与不少城市青年、农民都睡过觉。我在田里劳动时不时听到人们且粗话谈论她。不久传来消息说她怀孕了，但把肚子勒得紧紧的。为了证明自己没有怀“野种”，梅姑娘故意做所有孕妇不适合做的活，像挑担子等。后来在她村子里的溪边上的一丛灌木里发现了一具死婴，大家都说是她的，但没有人知道是不是一生下来就是死的。她的生产队长命令挖个坑把孩子埋了，就此了事，可是有关她的流言蜚语传得更起劲了。

梅姑娘的故事使我寒心，但还有别的事更可怕。我的邻居有四个女孩，全是黑皮肤、圆眼睛的美人。不过村民们觉得她们不美，说她们太黑了，在大多数中国农村，白皮肤是美的标准“一白掩百丑”。当这家大女儿到了该出嫁的年龄时，她父亲决定招个女婿上门。这样他不仅能保住他女儿的工分，而且还能多个劳力。农村风俗是女人嫁进男人家，上门女婿对男人是一大羞耻。这个邻居总算从穷山区找到了一个青年，这人拼命要摆脱山区，眼前只有结婚一途可帮他了。新女婿于是在人前地位很低，成了岳父的出气包。我经常听见他岳父高声骂他，时不时禁止女儿跟他同房。女儿不敢违抗，怕被说成是不孝，又怕别人讥笑她太想和男人睡觉。女人要求享受性生活，甚至和自己的丈夫做爱都被认为是件可耻的事。一天早上，我被窗外的喧闹声惊醒，原来这个青年头天晚上灌了好几瓶酒精浓度很高的番薯酒，第二天一早，他的岳父使劲踢他的房门，要他下田干活，等破门而入时，才发现女婿已死在床上了。

一天，我们生产队做豌豆面，借我的搪瓷盆装水，那天，面没做成，变成一滩稀糊。围在制面大桶周围焦急地等着分面的人群变了脸色，当他们看见我走过来时，都大声抱怨起来，恨恨地瞧着我。我感到很害怕。后来，一些女人告诉我，村民们把制面失败归罪到我头上，说我必定是在来月经时用过脸盆，害得他们“倒了灶”。女人还说，因为我是城市来的，所以还算运气。要是换上她们，家里的男人一定把她们痛打一顿。

另一次，一群小伙子担着番薯经过我们村子，在狭窄的路边休息。他们的扁担放在地上，挡住了路。我没有留意，抬脚跨过了一根。忽地一声，一个小伙子跳了起来，一把抓起扁担，冲到我面前，两眼冒火地瞪着我，就像要一扁担打过来似的。从别的农民议论中，我才明白女人跨过男人的扁担，男人肩上要长扁疮。我只得又跨回来，以示“清毒”。我在农村全部时间里，从来没有看过扫除这类迷信的努力。人人习以为常，提也不提。

我们生产队里受到最高教育的人是从前的地主。由于宣传的结果，我以为地主就是恶人。现在我才发现，我其实和这家地主最合得来，尽管一开始我有些局促不安。他们和那些深深印在我脑中的宣传机器所铸造的形象没有任何相似之处。丈夫没有一双残忍、贪婪的眼精，妻子也不扭动屁股，甜言蜜语地勾引干部。

有时，我们单独在一起，他会开始诉苦。“张戎，”他有一次说，“我知道你是个好人，你看了这么多书，知书识礼。你来评评这个理，这事公道不公道！”他讲起他怎么会弄上一顶地主帽子。40年代后期，他在成都一家餐馆当跑堂的，千辛万苦攒下点钱。那年一些有远见的地主已意识到共产党将会到四川了，到了会搞土改，所以他们贱价卖地。跑堂先生没有政治眼光，买了些地，还满心欢喜，以为占了便宜。他不仅很快就在土改中丧失了这些土地，而且还一下子成了“阶级敌人”。说到这里，他长叹一声：“一失足成千古恨呵！”

村民们似乎对这家地主没什么仇恨，只是保持距离。但是，像所有“阶级敌人”一样，这家人总被分派没人愿干的活。他家的两个儿子尽管是村子里干活最卖劲的人，但比其他男人每天少挣一个工分。在我看来，他俩又聪明、又能干，是远近最温文尔雅的人，看上去与众不同。在村里所有的年轻人中，我本能地跟他俩最接近。然而，尽管他们有种种美德，也没有姑娘愿意嫁给他们。他们的母亲唠唠叨叨地告诉我，说她为少数几个好不容易由媒婆引见来的姑娘不知花了多少钱买礼物。这些姑娘总是接下衣服和钱后就不来往了。换上别的农民，会把礼物要回来，但这位地主只好自认倒楣，当母亲的常叹道，儿子们没有希望结上一门好亲事，又感叹道他们倒处之泰然，每次失望之余，总尽力使她开心，说要放弃赶集来挣工分，把失去的礼物钱挣回来。

所有这些不幸都是以平淡的口气叙述的，没有多少戏剧情节，也不怎么动感情。在这乡野，甚至死亡消息也只像石头投进了水池，溅起一阵浪花后，波纹很快散成了平静的水面。

就在这沉静的小村子里，在无数个万籁俱寂的深夜。我在那间潮湿的小茅屋中看了很多书，想了很多事。刚到德阳时，京明给了我几大箱子他在黑市上买来的书。那时他敢在家里藏书了，因为被抄家的人和抄家的人都一块儿被赶到米易干校去了。每天我一下田干活，心里就巴望能早点收工回房看书。

我也贪婪地阅读父亲收藏的还没有被烧掉的书，包括一套《鲁迅全集》。鲁迅是中国二三十年代最伟大的作家，他早在1936年就去了世，远在共产党掌权之前，所以他逃脱了政治迫害的劫难，甚至变成了毛泽东所推崇的英雄。而鲁迅最得意的门生、最亲密的同事胡风，却被毛泽东亲自点名为“反革命分子”，并押了几十年。迫害胡风导致了1955年的“肃反运动”，我母亲就是在那次运动中被隔离。

《鲁迅全集》一直是父亲最心爱的藏书，当我还是个孩子时，他便常常给我们读鲁迅杂文了。那时，即便有我父亲解释我也似懂非懂。而现在我完全被迷住了，我发现这些杂文笔锋锐利，(此处删去一行)。没有党派的语言，只有强烈的人道主义。他以怀疑的天才向所有被奉若神明的观念挑战，他是另一位用他自由的才智把我从教条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人。

父亲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对我也不无帮助。我是挑着读的，用手指跟着那些晦涩的语句一字字啃，心里纳闷：究竟19世纪德国的论战与当代中国有什么关系？但是有一个东西吸引了我，是我很少在中国见到的，那就是论证的逻辑。读马克思帮助我理性地分析问题。

第一次用新方法组织我的思维，使我不胜快乐！其他时间，我则让思维滑到朦胧的意境里，写我的古体诗。在田里劳动时，我也往往沉浸在诗的构思中，繁重的劳动变得可以忍受了，甚至还有了乐趣。因为写诗，我喜欢孤独，不愿和别人闲扯。

有一天，我整整忙了一个早上，用镰刀砍甘蔗。一边砍一边吃靠近根部最甜的那段。甘蔗要送到公社糖厂去换糖。我们得交出一定数量，但不管质量如何，所以我们总把最好的部分先自己吃了。大家回家吃午饭时，得留个人在田里看守以防偷窃。我主动要求留下来，这样我就有些自己独处的时间，农民回来了，我再加吃饭，于是又可以有更多的时间。

我仰面躺在甘蔗堆上，一顶草帽半遮着脸，透过草帽是一望无涯的深蓝天空。一片叶子从甘蔗堆上伸出来，伸到我的头上，看上去和天不成比例的大。我半闭上眼，感到沐浴在凉悠悠的绿中。

这片叶子使我想起多年前的一丛绿竹，也是这样一个夏季中午，天气也是这么炎热，父亲坐在阴影里垂钓，作了一首带几分惆怅的词。如今和着他的格律，我开始写自己的词。天地一切好像都不复存在，只有微风吹过甘蔗叶子发出沙沙声。那一刻，生活也似乎变得美好。

那时，我抓住每一个机会独处，明显地表现出不想和外界有任何关系，这必定使我看上去显得清高。又由于官方命令以农民为榜样，我老是看到他们的缺点，不想努力去结交他们。这一切都使我在村子里不大讨人喜欢，虽然农民也没有管我。

农民们还不满意我做事不卖力。劳动是他们整个生命，也是他们判断其他人的主要标准。他们对哪个人劳动努不努力，看得一清二楚。他们看得出我讨厌体力劳动，一有机会就躲到屋里看自己的书。其实，我在宁南患上的肠胃病和皮疹一到达德阳就立即复发了，几乎每天都拉肚子，腿也因搔破皮肤感染而流脓发炎。我时常虚弱头晕，但是向农民诉苦也没有用，他们的艰辛生活使他们把所有死不了人的病痛都看得微不足道。

农民最不高兴的事就是我经常不在村里干活。三分之二的时间我都在父母干校陪他们或在宜宾照料俊英娘娘，每次一走就是好几个月，没有规定不准走。我显然没有挣够我基本口粮的工分，但我却照样在村里分粮食。农民们摆脱不了这种平均分配的分粮制度，也摆脱不了我，他们无法把我赶出生产队，他们很自然怪罪于我，我也觉得对不起他们。但我也摆脱不了他们，我想走也走不了。

生产队怨声不断，农民却仍让我来去自由，部分原因是我和他们保持了距离。我学会了最好的处事办法是当一个略显高t傲的外人，一旦你变成了“群众的一员”，马就会被别人干涉控制。

这时，我姐姐小鸿在邻村做得很好。虽然她和我一样，也被跳蚤咬得浑身是伤，两腿被病毒感染得红肿，还经常发烧，但是她仍然坚持卖力干活，评上了一天八个工分——女人的最高级别。“眼镜”经常从成都来看望她，帮她出工。他的工厂像大多数其他工厂一样停了产。因为旧的行政管理被“砸碎”，而革命委员会又只关心让工人闹革命，而不是搞生产，结果大多数工人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眼镜”于是常到田里帮我姐姐干活，让她能休息一会儿。有时，他也和她一起做。村民们喜笑颜开地说：“好划得来，我们收了一个女子，结果得了两个劳力。”

南南、姐姐和我常在一周一次的逢场天去赶集。我喜爱喧喧嚷嚷的小巷，挤满了背篓、扁担，摩肩接踵，热闹非凡。农民们会走上好几个小时去卖一只鸡或十几个鸡蛋，要么一捆竹子。绝大多数赚钱的营生，如像种经济作物、编竹筐，养猪卖钱等，都被禁止个体搞，说是资本主义。这样，农民们只有很少东西可以卖钱，没有钱，他们不可能进城去，所以赶场几乎是他们唯一的消遣。他们利用这个日子探望亲戚、看朋友，男人们一群群地蹲在泥泞的道路边上一口口抽旱烟。

1970年春季，我姐姐和“眼镜”结婚了。在那种气氛里，他们没有心思举办婚礼。他们只是一同到公社办结婚证书，然后走回我姐姐的村子请村民们吃喜糖、抽喜烟，农民们都很兴奋：糖烟可是难得的款待。

对于农民来说，婚礼是一大事。一旦得知结婚的消息，他们就纷纷拥进我姐姐的茅草屋，向新婚夫妇祝福。他们也带来礼物：一把干面、一斤大豆、几个鸡蛋，仔仔细细地包在红草纸里面，用草绳在上面扎成花结。这些礼物份量可不轻，是农民们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用省下的。我姐姐和“眼镜”深受感动。当我和南南来看这对新人时，他们正在教村里的孩子们跳“忠字舞”，逗大象开心。

结婚没能使我姐姐脱离农村，她不能回成都与“眼镜”住在一起。当然，“眼镜”如果愿意放弃他的城市户口，就很容易到农村和我姐住，我姐的农村户口却去不了成都。就像几千万中国夫妇一样，他们两地分居，一年享受十二天法定的探亲假，幸运的是，“眼镜”的工厂停了产，他有很多时间呆在乡下。

到德阳一年之后，我的生活发生了变化：我加入了医生行列。我们生产队隶属的生产大队有一个医疗站，医疗小伤小病。它的经费由大队下属的所有生产队共同分担，免费提供有限的医疗服务。站里有两个医生，一个是青年人，有张文雅、聪明的面孔。他五十年代从德阳县卫生学校毕业，回到家乡工作。另一个是中年人，长着山羊胡子，最初从师于中医，1964年，公社送他去读了一个西医速成班。

1971年初，公社下达命令要医疗站设一名“赤脚医生”。这个新鲜名称的意思是：医生要和农民打成一片，像珍惜鞋子的农民一样打赤脚。当时“赤脚医生”被捧为文化大革命的新生事物。我们生产队赶紧抓住这个机会来摆脱我。到了医疗站，我的口粮食和其他收入就由大队而不是生产队供给了。

我一直想当医生，家人的病，姥姥的死，都使我痛感医生的重要性。来德阳之前，我已向一个朋友学针灸，也读过一本本叫《赤脚医生手册》的书，这是很少的几本官方批准出版的书之一。

宣传赤脚医生是毛泽东的政治策略，他指责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卫生部是“城市老爷卫生部”，说它不去照顾农民，只关心城里人，特别是只关心共产党干部。他还谴责医生不愿意到农村去工作，尤其是不愿意去偏远的山区。毛泽东身为这个政权的头号人物并没有为这种局面承担责任，也没有下令建医院和培训更多的合格医生。在文化大革命中，医疗状况变得更糟。毛的指责只为增加人们对文革前共产党体系和医生护士这样的知识分子的不满情绪。

毛泽东为农民想出个“高招”，大量制造医生——“赤脚医生”。他说：“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又说：“书可以读一点，但读多了害人，的确害人。”这些话是1965年6月26日说的。同一天，他还讲了句名言，变成了卫生、教育领域的指导方针：“书读得越多越蠢。”我于是没有半点培训就走马上任当医生了。

医疗站在一座小山顶上，离我的茅屋有一个小时路程。隔壁是大队小卖部，卖火柴、食盐和豆油，全凭票供应。医疗站有一间大屋，另有一间小屋是我的住处。

我的医疗职责不清不楚。迄今为止，我摸过的医书只有那本《赤脚医生手册》，现在我一头钻了进去，这本书没有什么医疗理论，只是罗列症状和开处方。每天我和那两个医生都穿着日常服装坐在诊断室里，我的桌子在最前面。患病的农民一个个绕过我的桌子，去见后面两个医生，显然对我这个十八岁的不时翻书的姑娘放心不下。我与其说被得罪了，毋宁说感到松了口气。我要是病人，也不想看这种医生：我给他讲病状，他翻书，再抄处方！有时，在一种讽刺的情绪里，我想：是否我们推崇赤脚医生的新领导——不包括毛泽东，我仍然不敢怀疑他——会请我当他们的医生呢？当然他们不要。赤脚医生本来就是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当官的”服务。我很高兴只当了一名护士：按处方单发药、打针。我早就因治母亲的子宫出血学会了打针。

人人都要找的医生是那个读过卫生学校的年轻人，他的中药处方治好了许多人。他也勤勤恳恳，不习东村来西村去地看病，就是种草药。另外那位有山羊胡子的医生，他那种漫不经心的态度把我吓坏了，他用同一根针对若干病人注射而不消毒，打青霉索也不做皮试——这很危险，中国的青霉索不纯，会引起严重的过敏，甚至死亡。当我客气地接管了他的消毒和皮试工作时，他笑了，没有被我的干涉所得罪，又宽慰我说，从来没有发生过医疗事故：“农民不像你们城里人那么娇气。”

我喜欢这两个医生，他们对我很好，对我的问题有问必答，不厌其烦。他们自然不把我看作一个潜在的对手。在农村，大家看重的职业技能，而不是政治口号。

我爱这山巅远离村落的生活。每天早上，我早早起身，蹁到山边，迎接初升的太阳，背诵讲解针灸的古诗。脚下，田野和茅屋在雄鸡的啼鸣中苏醒，一颗孤单单的太白星静静地放着微光，天空每分钟都变得更加明亮。我忍受晨风中冬的芳香，爱天仙子大花瓣拌落一串串珍珠般的露水。小鸟在四处叽叽喳喳的欢叫，使我从吟诵中分心。我徘徊再三，才回去点燃炉灶做早饭。

靠一张人体解剖图和针灸诗歌的帮助，我大致知道了身上哪个地方可以插根针进去，治什么病。我急切切地盼望有病人给我治，也有一些同样急切切的病人来找我——从成都下乡到附近村子里的喜欢我的男孩子们。他们常常走几小时来让我扎上几针。一个小伙子卷起衣袖露出肘部的针灸穴位时，摆出勇敢的面孔说：“来扎吧！不然要男孩子当朋友干什么！”

我没有爱上他们当中的任何人。姥姥去世后，我曾下决心不交男朋友，以全心全意照顾父母。现在这个决心正在减弱，但是我发现很难倾心于谁，而我从小受的教育使我不倾心就不会以身相许。周围城里来的很多小伙子和女孩子过着相当随便的生活，但是我却孤独地坐在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位子上。大家还传说我会写诗，这就使我显得更加“神圣”了。

所有的男孩子们都表现得像十全十美的骑士，有一个送了我一把三弦，还花了好几天教我弹。获准可唱的曲调都是歌颂毛泽东的，而且少得可怜。但是对我没什么关系，我的演奏技能更加有限。

在那些温暖的夜晚里的，坐在小小的药用植物园爬满喇叭花的竹篱笆旁，弹我的三弦。一旦隔壁的小卖部关了门，我便孑然一身。夜色茫茫，只有柔和的月亮和远处茅舍透出的眨眼的灯火。萤火虫一闪一闪的，好像是无数小隐身人举着火烛追逐嬉戏。植物园的花香使我沉醉，虽然我的音乐完全不能和高歌的青蛙与低吟的蟋蟀组成的乡间合唱队比美，但我从乐声中寻得了慰藉。

二十四　“容我朝暮谢过，以赎前愆”

——我父母在干校(1969—1972年)

从成都出发乘三天卡车，到了西昌北部的牛郎坝。这里南去的路分了叉，一条去西南面，通米易——我父亲的干校就在那里；另一条往东南，通宁南。

著名的牛郎织女神话就发生在这儿。王母娘娘的小女儿织女(我家那条支机石街的那块陨石据说就是支撑她织机的石头)从天庭下凡到这里的邛海中洗澡。在湖畔生活的一位放牛郎看见了这位女神，两人很快坠入爱河，结了婚，生了一儿一女。王母娘娘认为织女下嫁凡人触犯了“天条”，于是派天兵天将捉拿她回去。牛郎在后面紧迫不舍，在他快要赶上时。王母娘娘从头上拔出一支玉簪在他们两从中间一画，画出了一条巨大的河流——银河。银河把牛郎织女永远隔开，只在每年七月初七，普天下的喜鹊飞搭桥，两人才得以团聚一天。

在西昌格外晴朗的夜空中，银河这亿万颗星组成的洪流显得分外苍莽浩瀚。明亮的织女星在银河一岸，牛郎和两个孩子的牛郎星座则在另外一岸。多少世纪以来，这个神话故事一直口口相传，因为中国人的家庭老是被战争、土匪、贫穷及冷酷无情的政府所拆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母亲就是被送到这里。

她是在1969年11月到达这里的。同行是约五百名以前的东城区同事，既有走资派，也有造反派。他们从成都被匆匆撵走，到了这里没有住处，只有几间曾在这儿建筑成都—昆明铁路的工程兵留下来的土屋。一些人搬进了这些土屋，另一些人则挤进当地农民家。建筑材料只有泥土和茅草。泥土得从山上挖出，担下来，混合着水做成泥砖。没有机械，没有电，没有牲畜代工。牛郎坝高达海拔五千尺，一年没有明显的四季之分，一天却有四季。早上七点，当母亲开始劳动时，气温在零度以下，中午则骤升到27摄氏度。下午四点，热旋风卷起小石子往人脸上打，身上热得想剥层皮。晚上七点收工时，温度又往下跌。在这种恶劣的条件下，母亲和其他人每天得劳动十二个小时，只有中午短暂的吃顿饭才算休息一会儿。开始的那几个月，吃的只有米和水煮甘蓝菜。

母亲的干校是按照军队编制，由一些军官管理，受成都市革命委员会直接控制。最初我母亲被当作“阶级敌人”，中午吃饭时不准坐下，得低着头站在一旁“认罪”。宣传媒体说这种惩罚方式可以提醒人们不忘阶级斗争，休息时还得留出一分精力来仇恨。母亲向她的军官连长抗议，说她总不能一天到晚干活不歇口气。这人是文革前东城区开装部的军官，和母亲关系甚好，于是他下令停止这种处罚。不过母亲仍被分配去做最笨重的活，也不像别人那样有星期日可休息。结果她的子宫出血情况又恶化了，随即还得了肝炎，又黄又肿，站起来都很困难。

干校倒不乏医生，东城区医院的一部分医务人员也下放到这里。只有革命委员会成员们最需要的医生才准留在成都。为母亲治病的医生告诉她，他和同事们都非常感谢她，因为她在文革前的政治运动中没整他们。因为缺乏西药，这个医生就走很远的路为她采集草药，像车前草、半枝莲、鱼腥草、仙鹤草等。

那位医生还向干校的当权者夸大她的肝炎传染性，这一下他们怕了，把她搬到半哩外一处废弃了的猪圈里，让她单独住。一些好心的同事帮她把猪圈打扫干净，铺上干草，睡上去简直就像豪华的床垫。折磨她的人不敢沾边，医生却天天来看她，悄悄替她向当地农民订了份羊奶，逐日送来，一位同情她的炊事员为她每天送饭。当四下无人肘，她就会偷偷往菜里打个鸡蛋。干校有肉吃了后，我母亲每天都能吃到肉，而其他人只能每星期吃一回。她还有水果吃——梨子和桃子，是朋友们在市场上买的。害肝炎对我母亲来说真是“天赐良机”。

大约四十天后，她不无惋惜地恢复了健康，搬回干校营地，此时大家都搬进新土屋了。牛郎坝的气候很奇特，“雷在中间打，雨在团转下”，也就是说坝子中央小盆地四周山上下雨，盆地中却无雨，只干打雷闪电。因为盆地里土壤太干，而且一打雷就危险，当地农民不在这里种庄稼。但是造却是干校唯一可以弄到的土地。他们种上抗旱玉米，从山凹低地担水过来。大家都很想吃米，于是提出帮农民做活，以工换米。

农民答应了。当地风俗是女人不准担水，男人不准插身，而且插身的妇女必须是生过儿女的，最好是儿子。农民们相信多子的女人插的身“结子多”，产量高。我母亲成了这个风俗下的首选对象，她生了五个孩子，有三个是儿子。比大多数女同事都多。这下她得整天弯着腰在水田里做十五个小时，子宫不时地出血。

晚上，她和其他人轮流守夜看守猪圈，防止狼来偷猪。茅草土屋住地背后是连绵大山，叫“二狼窝”，可是名符其实的狼窝。农民告诉他们：狼很精，偷偷钻进猪圈后，对猪是又用舌头舔，又用爪搔，特别是搔猪耳朵后面，使猪舒服得迷迷糊糊的，不发一点声音。然后狼轻轻咬住猪耳朵，牵着它走，边走边用尾巴轻轻拍打猪身，此时猪还以为是情人在爱抚它，会乖乖地跟着狼，把自己送入狼口。

农民还告诉城里人，有时还会出现豹子。这些野兽都害怕火光。因而每到夜晚猪圈外都得点起篝火，有人守夜。就在这些火堆边上，我母亲度过了许多个不眠的夜晚，坐在火堆边上望着流星闪着白光划过繁星满布的苍穹，二狼窝山的黑色轮廓映在天边，狼嚎声时隐时现，时远时近。

一天傍晚，她蹲在小池塘边洗衣服。洗完直起腰来时，她看见对岸二十多码外有一只狼瞪着眼睛望着她。她头发一下子竖起来，但马上，她记起了童年时大老李告诉她的故事，遇到狼时得退着慢慢走，不要露出惊慌失措的神色来，不要回身，不要跑。她照这样倒退着一步步往住处走，脸总朝着狼，狼也跟着她。翻过山坡她到了住地边，狼站住了。这里可以看见火光，听见人声。这时她才猛地转过身飞快地跑进一扇门里。

在西昌的夜里，篝火几乎是仅有的光明。这里没有电，蜡烛是有，但贵得吓人，煤油很少。不过有灯也没有什么东西可读，不像我在德阳比较自由，可以看京明从黑市上买来的书，干校控制得很严，能阅读的只有《毛泽东选集》和《人民日报》。偶尔，几哩外的驻军兵营放映电影，总是毛夫人江青的样板戏。

一天天、一月月过去了，繁重艰苦的劳动、单调枯燥的生活变得令人无法忍耐。每个人都想念家人和孩子，造反派也不例外。他们的怨声可能更大，因为他们意识到过去自己卖力是白费了，什么也没得到，更不能回成都重新进入政府工作了，革命委员会的缺已经占得满满的了。就这样，在来到牛郎坝的几个月后，消沉代替了大批判，造反派们的沮丧有时还得靠我母亲的说笑来驱散。她由此得了个绰号：“观音大士”。

夜里，躺在稻草床垫上，时时回想自己孩子们的童年。她发现自己想不起多少故事。在我们长大成人的过程中，她是一位忙于工作、经常不在家的母亲，把自己献给革命事业，牺牲了家庭生活。现在我母亲悔恨地想她的一片忠心似乎毫无意义，她以一种无法忍耐的心疼想念着孩子们。

1970年2月，母亲到牛郎坝三个月了。在春节的十天前，她的连队列队在住地前面准备欢迎一位来校视察的“首长”。等了老半天，只见土路上远远走过来一个人，大家都盯着看，低声议论，说这不可能是首长吧？他应该是乘小汽车来的，而且还应有随行人员。来人也不像当地农民：那种用长长的黑毛围巾包着头的样子太洋气了。等再近一点儿看，才发现这是个年轻姑娘，背上背着一个大背篓。看着她一点点走近，我母亲的心怦怦直跳，觉得来人像是我。她心想：“这要真是我的女儿该多好啊！”突然，周围的人兴奋地用手肘碰她说：“是你女儿来了，夏德鸿，你女儿来看你了，是二鸿！”

这是母亲后来告诉我的，当时她的心情好像是隔了若干世纪，突然见我自天而降。我是第一个儿女来干校探亲的，激起了大伙儿对母亲的羡慕和对我的亲热。6月从成都载我来西昌办户口的那辆卡车，这回又把我送到这里。我背上的大背篓里装满了香肠、鸡蛋、糖果、蛋糕、挂面、白糖、和罐头，全是我们五个孩子和“眼镜”从我们的配给及生产队分配的东西中节省下来的，为的是好好款待一下父母。背篓沉重得好像要把我压垮。

有两件事使我又吃惊又放心。第一，母亲看上去很好。她后来告诉我她刚从肝炎中康复。第二，她周遭已没有敌意气氛，不少人还叫她“观音大士”，这简直使我不敢想象，她还算是个“阶级敌人”啊！

我母亲用一块深蓝色的头巾包着头，在下巴打了个结。她的脸不再细嫩了，在酷热的阳光和狂暴的风沙下变得十分粗糙，皮肤看上去像西昌当地的农民一样，比她实际年龄三十八岁要苍老十岁。当她抚摩我的脸时，我感到她的手像是块龟裂的老树皮。

我呆了十天，在大年初一那天去父亲的干校。那位送我到这里的好心卡车司机将在我下车的那个地点来接我。母亲的眼睛湿润了，虽然父亲离这里不远，但是却不准她两人互相探望。我把原封不动的装满食品的背篓重新背在背上，母亲坚持把所有的东西都带给我父亲。母亲对我即将离去显得很悲伤，不断地说可惜她没能给我吃上传统的春节早餐——象征合家团聚的汤圆。但是我不能等，担心会误了车。

我和母亲步行了半小时来到公路边，坐在高高的茅草旁等候。周围的山脉像大海一样起伏着，厚厚的茅草就是海中的波涛。太阳变得耀眼温暖了。母亲搂着我，整个身体似乎都在说她舍不得让我走，担心再也看不见我了。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她的干校和我的公社都有结束的一天，还以为这些地方就是我们的终老之地、有成百上千的可能性使我们将天人永隔。母亲的悲哀心情感染了我，我想起姥姥，我去了一趟宁南回来就失去了她。

太阳越爬越高，仍然不见卡车的踪影，远处干校的烟囱冒出的股股浓烟渐渐稀疏了。没给我汤圆吃的遗憾情绪占据着母亲的心，她一定要回去拿。

她离开后，卡车开来了。我往干校方向望去，远远见她正朝我跑来，白金色的干草在蓝头巾四周飘，她手捧着一个彩色瓷碗，小心翼翼地跑着，看得出不想让汤圆的汤洒出来。她还离得很远，约莫二十分钟才能到。我不能让司机等那么长的时间，他已经帮了我很大的忙了。我爬上卡车，回头看见母亲还在跑，只是那个碗好像不见了。

几年之后，她告诉我当她看见我爬上卡车时，碗从手上落了下来。但是她依然跑着，想弄清真的是我上了车，虽然上卡车的不会是别人，在这灰黄的世界里没有一点人迹。她一连几天神志恍惚地走来转去，心里若有所失。

经过好几个小时的颠簸后。我到了父亲的干校，它坐落在大山之间，过去曾是劳改农场，犯人们在荒山野岭中开拓了这个农场，然后迁移到别的处女地去开发，把这块已耕出一点成果的土地让给这些比他们处境好一点的被贬人士。干校很大，容纳了几千名以前省组机关的干部。

我得走一两个小时才能到达父亲的“连队”。途中有座铁索桥架在深河谷上，一走上去就摇个不停，使我几乎失去平衡。背篓很沉，我筋疲力尽，但仍禁不住惊叹群山的壮美。虽然此时只是初春，鲜艳的山花已开了满山遍野，在木棉树下，番木瓜丛旁。走近父亲的营地时，我看见几只五彩缤纷的野鸡在梨、李、杏的花枝下大模大样地漫步。几星期后，树上抖落下来的粉红、洁白的花瓣，会淹没这些泥巴小路。

已有一年没有看见父亲了，看到他的第一眼使我翻肠倒肚地心酸。他挑着一担砖一路小跑着进了院子，旧蓝外套空荡荡地挂在身上，挽起来的裤脚露出一双青筋凸起的腿。风吹日晒的脸上满是皱纹。头发灰白斑斑。他看见了我，一阵手忙脚乱地放下担子，显然是兴奋得不知如何是好。我跑向他，中国传统父女不拥抱抚摸，他用眼睛告诉我他是多么高兴。他的眼神里都是爱和温情。我也从中看见了磨难留下来的痕迹，他昔日的朝气和活力变成了一种衰老的茫然，虽然犹带一丝不屈。他才四十几岁啊！应是年富力强的时候。我的喉咙哽住了，马上又紧张地审视他的眼睛，担心他的精神病是不是复发了。不过他看上去还好，我心里一块大石头落了地。

他和省委宣传部的另外七个人同住一间小屋子，墙上只有很小的一扇窗户，门总得开着，以透气透亮，甚至晚上有时也得开着门睡觉。屋子里的人互不打招呼，没有人理会找的到米。我马上感到这里的气氛比我母亲的干校要紧张得多。看得出来，这地方是在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也就是在“二挺”的直接控制下。院子里的墙壁上贴满了一层层大标语和大字报：“打倒×××！”“×××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大字报下靠着些用破的锄头、铲、锹。很快，我就发现父亲在一天繁重体力劳动之后，还得在晚上挨批判斗争。既然只有一个法子可离开干校，这就是回去为革命委员会工作，而要做到这一点又只有讨“二挺”的欢心，于是一些造反派就竞相比赛谁最狠。我父亲成了当然的牺牲品。

他不准进厨房，身为“攻击毛主席的现行反革命”，他是危险分子，可能在饭菜里下毒。这种事有没有人相信并不重要，关键是要凌辱他。我父亲默默隐忍了种种折磨，只有一次按捺不住怒火。他刚到干校时，造反派要他戴白袖套，上面写着几个黑字：“现行反革命分子”。他一把把袖套摔开，咬紧牙说：“来！来把我打死算了，我不戴！”造反派只得罢休，他们深知他说话算话，而上面又没有下令要打死他。

“二挺”在干校尽情地整治他们的敌人。有位官员曾于1962年参加过调查他两人的专案组。这人在1949年以前从事共产党地下工作，被国民党抓进监狱受严刑拷打，摧毁了健康。在干校他已病得很重，但还得去干活，不能有一天休息。他做得慢，就强迫他晚上接着做。大字报说他“装病偷懒”。我看见一张大字报是这样开头的：“同志们，你们可曾注意到这个面目狰狞的活死尸？……”在西昌无情的阳光下，他的皮肤晒干了，大块大块褪皮。他也饿得不成人形：他的胃切除了三分之二，得少食多餐，但他无法多次进餐，所以总是挨饿。一天，他饿得受不了，就走进厨房找些泡菜水喝，结果被人说是他想下毒。他预感死之将至，写了封信给干校领导，说自己快死了，可不可以减少点重活，结果唯一的答复是更狠毒的大字报浪潮。不久后的一天，他正在田里施肥时，在灼热的阳光下一头栽倒了。他被送到干校医院，两天后去世。临终前没有人在他的身边，他的妻子已经自杀了。

在干校被迫害的人不光是走资派，那些与国民党有些微关联的人、那些私仇的目标、妒恨的对象，连失了宠的造反派头头，都在挨整。有许多人死了，不少是跳进奔腾咆哮、切过丛山的安宁河里自杀的。夜静更深时，河水在山谷中激起阵阵回声，几重山之外都能听见。干校的人不寒而栗，说这声音听上去就像是冤死的鬼魂在呜咽。

每听到一件自杀的事，我就多一层紧迫感，决心减轻父亲精神和身体的压力，要他感到自己被爱，生活中有值得为之生存的东西。斗争他的会上——现在已变得非暴力了，因为干校的人已没有那么多精力了——我总坐在他能看见我的地方，使他感到有人陪伴而安心。会一结束，我们就一起去散步，我东拉西扯地说些闲话，让他忘却丑恶的斗争会。我让他坐下来给他按摩头、脖子、肩膀，他则背诵古诗给我听。白天我和他一起劳动，自然是干那些最脏最累的活。有时我帮他挑担子，担子有一百多斤重，我尽量显得若无其事，尽管在沉煎的负荷下，我站都站不住。

我呆了三个多月。干校当局准许我在食堂里吃饭，在一间有五个女人的屋子里分给了我一张床。同室人自然不理我，非跟我说话不可时，也只是几个字。大多数于校的人见到我都露出“横眉冷对”的敌意，我也报以如入无人之境的样子。但是这里也有好心人，或者说是有勇气表现他们好心的人。

其中有个叫“永”，二十儿岁，有张善良细腻的脸，两只大耳朵。他是个大学毕业生，文革快开始时，分配到省委宣传部工作。在干校他是我父亲所在“班”的班长。尽管他得服从命令，把最重的活分给我父亲，但一有可能，他就悄悄减轻我父亲的农活。有一次，我跟他简短对话时，说我带来的炉子没有煤油烧，没法为父亲弄熟带来的食物。

几天后，永绷着张毫无表情的脸，做出闲荡的样子从我身边走过，我感觉到有件金属制品塞到手上：是一个铁丝做成的炉子，高八寸，直径四寸，这是他自己做的，可以烧卷成小团的旧报纸。报纸现在可以烧掉了，毛泽东的像已从上面消失了。毛泽东自己不要报上老登他的像。登像的目的——“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已经达到了，继续登只会适得其反。我在这个烧废纸的炉子上所烧的菜胜过干校伙食千倍万倍。当诱人的香气从小锅里冒出来时，我注意到父亲同室的七个人都不知不觉地做吞咽动作。我很遗憾不能给永一点，被同事听到风声，我们大家都要倒楣。

多亏有永先生和其他正直的人，我家姐弟才得以到干校看望父亲。也是永先生允许我父亲在下雨时歇工，这成了他唯一的休息日，星期日别的人不干活，父亲却像母亲一样得劳动。下雨天雨一停，父亲和我就到松林里去采蘑菇，打野豆子。回到营地，我把这些收获和一个鸭罐头或别的肉煮在一起，跟他享受一餐美味佳肴。

晚饭后，我们常溜达到我最喜欢的“动物园”去。十多个奇形怪状的石头，散开在草地上，像一群稀奇古怪的动物地晒太阳。石头上有些凹坑，正好可把身体靠上去，我们就坐在石头上凝视远方。不远处的斜坡下面是一排巨大的木棉树，外面是安宁河，再往远处就是无边远际的山岭了。木棉树猩红色的花样子像玉兰，但是大得多，直接从赤裸裸的、无叶的、笔直的枝桠上冒出来。我在干校的那几个月里，眼看着这些硕大的花开放，大团大团的红花浮在乌黑的枝条上。花谢了就结出拳头大小的果实，爆开后吐出丝般的绒毛，随着温暖的山风满山遍野地飘，像在飘雪花。

一天，当我们正在“动物园”里休息时，一个农民路过，吓了我一跳。他像个侏儒，又怪模怪样。父亲告诉我这地方与世隔绝，近亲结婚十分普遍。然后他叹息着说：“这个山区里边要做的事太多了！我真想来这里当个公社社长，或者生产大队长，做些实际工作，做些有益的事，要么就当个普通农民。我当官是当够了。要是全家搬到这里来，过农民的单纯生活多好啊！”从他的眼睛里，我看到了一个精力充沛、能干的人渴望有个发挥的地方。我也看出他有点像历史上的士大夫，宦途失意后对世外桃源充满梦想。我还能体谅得到父亲的另一层苦衷：一旦成了共产党的官，就不能平安地退出不干，田园生活于是可望而不可及，成了美梦了。

我去看了父亲三次，每次都呆上几个月。我们几个孩子轮流去，所以父亲一直都有家人陪伴，享受家庭温暖。他经常自豪地说：他是干校人人羡慕的对象，别的人中罕有不间断地有孩子陪伴的，连来探望的人也少。文化大革命恶化了人与人的关系，使无数个家庭亲情淡薄。

我家却变得更亲密了。小时候常挨父亲打的小黑现在更爱父亲了。他第一次去干校时，当权者对父亲总有孩子来陪很不舒服，于是不分给小黑住处。他只得和父亲合睡一张单人床。为了让父亲睡好一点——睡眠对他的精神非常重要——小黑从来不让自己熟睡，担心会伸腿伸手碰醒了父亲。

父亲则自责过去对小黑太严厉。他常摸着小黑的头，歉然地说：“简直不可想象我过去那样打你，对你委实太粗暴了。”他又说：“我这段时间想了很多往事，过去对你们太厉害。真好笑！文化大革命反而让我变了个人。”

干校的伙食老是水煮大白菜。由于长期欠缺油水，大家一天到晚都觉得饿，每次吃肉都翘首以待，好像过节，甚至最狠的造反派也有了笑模样。这时的父亲会把肉从自己碗里夹出来，塞到孩子的碗里，于是你让我，我让你，筷子和碗打起仗来。

父亲常常反省自己的过去。他告诉我他怎么没邀请姥姥参加他的婚礼，又怎么在她千里迢迢从东北到宜宾的一个月后就打发她走。我听见他多次责备自己，说过去对他母亲照料不周，又太死板，结果连母亲丧事，也是事后才知道的。他摇着头说：“唉！太迟了！”他还责备自己五十年代对俊英娘娘的做法。当时他曾努力劝她放弃佛教信仰，守着要她这位素食者开斋吃荤。

俊英娘娘于1970年夏天去世，她的瘫痪情况逐渐侵袭了全身，而始终没有得到适当的治疗。她死时镇静自若就像她的一生。我们对父亲封锁消息，因为知道他对她的爱与尊敬有多深。

那年秋天，我弟弟小黑和小方在干校陪父亲。一天吃完晚饭后他们正在散步，八岁的小方脱口说出俊英娘娘去世的消息。父亲脸色顿时变了，一动不动，像发傻似地站了很长时间，然后他转向路旁，蹲下身去，双手捧着头，肩膀因抽泣而抖动。弟弟们从来没见过父亲哭，一下子都惊呆了，不知如何是好。

*　　*　　*

1971年初，消息传出：“二挺”下台了。我父母，特别是父亲，情况很快有了明显的改善。他们开始有了星期日休息，干的活也轻了些，有人和我父亲说话了，尽管态度仍然很冷淡。说明形势真的变了的证据是，一个新“学员”来了干校——姚女士，那个过去折磨我父亲最起劲的人，随“二挺”垮台被撵了下米。随后，我母亲获准探望父亲两个星期，这是他们几年来第一次团聚，也是两年来第一次见面。上一次是父亲临去干校前跟我在成都大街上看了母亲一眼。

但是我父母受的罪还没结束，文化大革命仍在继续。“二挺”下台并不是因为他们干了太多坏事，而是毛泽东怀疑他们与陈伯达关系密切。陈伯达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现在毛泽东要整掉他。这次运动又多了牺牲品，“二挺”的左右手陈沫自杀了，他曾帮助我父亲从监狱中释放出来。

1971年夏季的一天，我母亲发生严重的子宫出血，昏了过去，被抬进医院。当权者不准我父亲去看望她，虽然他俩都在西昌。母亲病情稳定后，获准回成都治疗。在成都，子宫出血是止住了，但医生发现她得了“硬皮病”，右耳后面的一块皮肤变硬，并且开始萎缩，右下颚变得比左边小，右耳听力逐渐消失，右边的脖子变得僵直，右手右膀也感觉麻木，动作不灵活。皮肤病专家告诉她，皮肤硬化最后会扩散到内脏器官，那时她全身和内脏都会萎缩，在三四年内会死亡。他们说西医没有办法治这种病，只有试试靠口服强的松，脖子上注射可的松混悬液控制。

我当时正在父亲干校，接到母亲来信说她患病，父亲马上就去请假要回家去看她。永先生很同情他，但是干校领导拒绝了。我父亲当着满院的人痛哭失声，他部里的造反派都愣住了，在他们眼里，他一向是个铁人。第二天一早，他就赶到邮局，等了几个小时，开了门，他发了一份三页纸长的电报，开头是：“闻君病重，辗转不能成眠。待罪之身，不容榻前相伴。不知今生今世能否再见一面！我深知自己‘不是个好丈夫’，万望君勿撒手而去，容我朝暮谢过，以赎前愆。”

*　　*　　*

1971年10月25日，“眼镜”来德阳看我，带来一则爆炸性新闻：“林彪死了！”“眼镜”听了正式文件传达，说是林彪想暗杀毛泽东，未遂后逃往苏联，飞机在蒙古境内坠毁。

林彪之死有各种神秘的说法，但他的垮台与一年前陈伯达失宠有关。他们把毛泽东吹捧得太过神化，引起毛对他们的疑心。他怀疑林彪一伙人在耍阴谋，想把他架空，让他享受抽象的赞美，而剥夺他的实权。毛泽东特别怀疑林彪这个他所选择的接班人，怀疑他处处“红书不离手，万岁不离口”的动机。毛泽东断定这个第二号人物想“抢班夺权”。(此处删去一句)。

我的村子听公社传达了这件事的官方说法。这个消息对农民没有任何意义，他们连林彪是谁也不知道，但我却欣喜若狂。那时我还不敢怀疑毛泽东，对文革我是恨林彪。我还把他和毛泽东的分裂当作是毛决心与文革决裂，要结束这场灾难了。林彪之死重新激起我对毛泽东的忠诚，很多人和我一样乐观，因为当时有种种迹象表明文革正在扭转。果真如此，紧接着林彪事件，走资派开始平反，离开干校。

11月中旬，我父亲听到林彪事件的文件传达。马上，一些造反派就对他面带微笑了。会议上他们史无前例地让他坐下，要他“揭发叶群”——林彪的夫人，她和我父亲是四十年代初延安时期的同事。我父亲一声不吭。

然而，尽管他的同事纷纷平反，准备回家，当权者却对父亲说：“你不要以为自己没事了。”我父亲对毛泽东的批评仍是不赦之罪。

父亲的健康状况一直在恶化，因为巨大的精神压力，几年的野蛮批斗、毒打，再加上恶劣条件下的繁重体力劳动。五年时间里，他一直靠服用大量镇静剂来控制自己。有时，他要服用二十倍于常人的剂量，毁坏了他的身体。他每时每刻都感到身上某处在剧痛，后来开始咳血，气喘心跳，一阵阵头晕。他刚满五十岁，看上去就像七十岁的人了。有的医生板着脸，不耐烦地给他开药，不给他好好检查，也不听他细说病症，去看一次病回来总要听一些造反派的训斥：“不要以为装病就可以躲掉了！”

1971年冬天，京明在干校陪父亲。他很担忧父亲的身体，一直呆到1972年春天。这时，他接到他落户的生产队的一封信，说他如果不立即归队，秋结算就不给他分口粮。他离开的那天，父亲送他去火车站，当时铁路已从成都修到战略基地西昌。去火车站的路很远，一路上两人沉默着。突然父亲剧咳了起来，京明忙把他扶到路边坐下，给他捶背。过了好半天，父亲才缓过气来。他抬起头，长叹口气说：“唉！可能活不长了，人的一辈子好像一场梦啊！”京明从未听他议论过生死，吃了一惊，忙说些话安慰他。父亲继续说：“我问自己怕不怕死，我现在这个样子哪点有死了好？苦海无边，看不到个了结。有时我也很软弱，站在安宁河边心里想往下一跳了事。但我又想，死不得，我这样问题没说清楚就死了，你们大家就没有出头的日子了……”他停顿了片刻，接着说：“我这些日子一直在想过去。我是学徒出身，童年很若，眼看着社会有那么多不公平，我参加共产党，就是想建起个公正的社会来。结果这个社会有多公正呢？这么多年来走南闯北，没日没夜地工作，从来没有想过为自己、为家庭谋私利，到头来还是落得这么个下场，累及妻儿。老百姓说：落坏下场一定是做了亏心事，得了老天的报应。我想着我这辈子所做过的事，我是判过几个人的死刑……”

父亲向京明说起朝阳的恶霸和宜宾的土匪头子，然后说：“这些人血债累累，老天有眼也会要他们死呀！我想来想去也想不出我这辈子到底做错过什么要受这种罪。”

沉默了好一会儿，他才又慢慢地说：“如果我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了，你也就不要相信共产党了。”

二十五　“香风味”

——与《电工手册》、《六次危机》为伴的新生活(1972—1973年)

1969、1970、1971年过去了，生活是死，是爱，是折磨，是喘息。在米易，旱季和雨季交替接踵而至。牛郎坝上，月亮圆了又缺，缺了又圆；风呼啸又沉寂，沉寂又呼啸；狼嚎了又停，停了又嚎。在德阳的药园里，草药花一年年地开，我奔走于父母的干校，母亲的病床和我的村之间。我在稻田里洒粪，对着莲花做诗。

我母亲是在成都家里听到林彪摔死的消息的。她于1971年11月平反，获通知不必返回西昌劳动了。虽然她可领取全额工资，但没有复职，她原先的职位已被别人占去。东城区宣传部现在有了六七个部长，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又加上新平反的、从干校返回的干部。生病也是没给她工作的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是我父亲没有像大多数走资派那样平反“解放”。

大规模“解放”干部是毛泽东批准的。(此处删去一句)随着林彪的死和对林彪同伙的清洗，毛泽东丧失了掌握军权的手。除林彪外，别的老帅都反对文革，毛不是清洗就是疏远了他们，多年来完全依赖林彪控制军队。他倒是把他的夫人、亲属和文革明星们派到军队去任要职，但是这些人连仗都没有打过，军队不服气，不听从他们的指挥。现在林彪垮了台，毛泽东只能回过头来启用那些已被清洗，但仍在军队里享有很高威望的领导人，包括邓小平，不久，邓就将复出。把大多数赶下台的共产党干部请回来是毛泽东的第一个让步。

毛泽东也知道要搞好经济才能保住他的权力。他的各级革命委员会里满是二流角色，又四分五裂，根本无法使国家经济正常运转。毛泽东没有别的选择，只好用老干部。

我父亲依旧在米易，但是自1968年6月以来扣发的工资全部补发了。我们突然有了天文数字般的银行存款。抄家时造反派拿走的东西也都退给了我们，唯一未还的是两瓶人人爱喝的茅台酒。还有其他一些鼓舞人心的迹象：周恩来现在权力增加了，着手致力经济建设。旧的管理体系大部分恢复了，强调生产和秩序，重新引进了如奖金这类物质奖励，以刺激生产。农民可以搞点副业赚钱，科研恢复了。在六年的空白后，学校也开始正常上课了，小方在十岁才开始读小学。

伴随着经济复苏，工厂开始招新工人，为鼓励大家好好干活，工厂职工在农村落户的子女有优先权招进工厂。虽然我父母不是工厂职工，但是一家以前属东城区管辖，后来划归成都市二轻局的工厂乐意收我。就这样，我在二十岁生日前几个月，离开了德阳。我姐姐走不了，因为城市青年在下乡后结了婚的，禁止被招工回城，即使他们的配偶是城市户口也不行。

当工人是我唯一的出路。绝大多数大学还没有招生，也没有其他职业可供选择。当工人一天只工作八小时，不像农民得从黎明做到天黑。工人也不必挑重担，我还可以住在家里。最重要的是我变成了城市户口，这意味着保证有粮食供应及其他配给。

工厂位于成都东郊，从家骑自行车到那里要四十五分钟。一半的路沿着锦江河岸骑，随后穿行油菜、小麦地间的泥巴路，最后到了一个破旧大院，里面是一堆砖头和废钢烂铁，这就是我的工厂“手工机具厂”。它是个相当老的企业，一些机器是本世纪初的产品。五年的批判斗争、大标语、大字报和派系武斗后，厂长和工程技术人员重新被启用，厂里开始又生产机具。工人们欢迎我，一半是冲着我的父母：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使人人向往昔日的共产党体系，那时至少有秩序和稳定。

我被分派到翻砂车间当学徒，一个人人叫她“韦”的女人是我的师傅。她童年贫苦，十几岁时还没有一条像样的裤子穿。共产党给她带来了新生活，所以她很感激共产党。她入了党，在文革初期参加了忠于共产党干部的“保皇派”。毛泽东公开支持造反派后，她的组织被打垮了，她也落到被拷打折磨的地步。她的一位好朋友，也是同样感谢共产党的老工人，被手脚倒绑在一走，吊起来折磨致死(这种酷刑称为“鸭子浮水”)。韦含着眼泪向我讲述她苦难的过去，说她的命运是和共产党连在一起的，她恨林彪这样的“反党分子”。她待我像亲生女儿，主要原因是我出身共产党干部家庭。我跟她在一起有点不自在，因为我爱党的程度实在赶不上她。

车间里有约三十名男、女翻砂工，把砂土夯实在铸模箱里。炽热的、冒着气泡的铁水被行车吊起往铸模里倒时，会溅起火花飞舞。那行车开起来吱吱嘎嘎地响，使我提心吊胆，生怕满锅铁水会一下子掉下来泼到下面干活的人身上。

我的翻砂工作又脏又累，猛夯模子里的砂土很快就使我手膀红肿了。不过我的情绪高昂，天真地以为文革快结束了。我一头栽在工作里，那股干劲会使德阳县的农民目瞪口呆。

虽然我很卖力，但是在一个月后听说要调换工作时，我还是松了一口气。我实在有点儿支撑不住一天打八小时的夯锤。厂里出于对我父母的好意，提出几个工作机会让我选择——车工、行车工、电话接线员、木匠或电工。我想当木匠，又想当电工。当木匠能造出可爱的木头玩艺儿，满有意思的，我明白自己没有一双巧手。如果当电工，我就成了厂里唯一的女电工。电工班还有个姑娘，但此刻她要调去做别的差事了。她一直是大家赞美的对象，当她爬到高高的电线杆顶端时，过往的人都会停下来举头欣赏她。我跟她一见如故，她告诉我当电工最大的好处是不必在机床旁边一站就是八年小时，只需坐在电工房里等人召唤，这意味着我有机会在上班时间看书，我于是拿定了主意。

就和当赤脚医生一样，当电工也完全没有正式训练：毛对正规教育不喜欢，要人“在干中学”。头一个月，我触了五次电。电工班的六位师傅耐心教我，但我连最基本的常识都没有，甚至不知道什么是保险丝。那位过去的女电工送给我一本《电工手册》，我废寝忘食地阅读，看来看去还是把电流、电压混在一起。最后我觉得自己实在不可救药，浪费其他电工的时问，决定不再学理论，他们怎么做，我就跟着怎么干。我居然干得不错，逐渐能单独做些零活了。

一天，一个工人来报告说有个配电盘出了毛病。我转到板子反面去查线路，第一眼就认定是一根螺丝松了。我的反应不是先去切断电源，而是冒失地一手把试电笔螺丝刀捅了进去，想拧紧那颗螺丝钉。配电板背面是一团密如蛛网的电线，布满了380伏电压的接头。我把螺丝刀伸入这片“电区”，小心翼翼地在间隙中推进。总算插上去了，但螺丝钉其实没有松。此时我的手因紧张而轻抖着，我屏住气把电笔退出来，快抽回到边上，正要松口大气时，一阵强烈的电流，流经我的右手传到我的脚，弹得我跳了起来，螺丝刀从手上打飞了出去。原来它碰上了一个带电的接头，我一屁股坐在地上，心想好险，要是螺丝刀在电网里边碰上了接头，我恐怕就没命了。我没有把这件事告诉别的电工，不想使他们不放心，每次修理都陪我去。

我对电击很快习以为常，也没有人对这类事大惊小怪。一位老电工告诉我1949年前，当工厂还是私人老板时，他是用手背去检测电流的，只有在共产党统治下工厂才给电工们买了电笔。

我们电工班有两间屋子，电工们一有鉴定会就在外面那间玩扑克牌，我呢，在里面看书。在当时的中国，不和大家一起玩总会受到“脱离群众”的指责。刚开始时，我对独自躲在里面房间看书忧心忡忡，别的电工一进来，我就赶紧把书放下，笨拙地试图和他们闲扯，结果是他们很少进来了。我看得出他们并不在意我的不合群，相反的，他们不想打扰我，从此放了心。他们待我这么好，我于是主动多做点工作。

电工班里有位姓戴的年轻人，他在文革前读过高中，算文化水准很高的人了。他写有一手好字，还能弹好几种乐器，我对他很有好感。每天早上，我总看见他斜倚在电工班门边，等着向我打招呼。我呢，也不知不觉地老和他一起下车间干活。早春的一天，我们完成一件修理工作后，靠在铸造车间背后的干草堆上，吃午饭，晒太阳，享受那年的第一个艳阳天。麻雀在我们头上叽叽喳喳叫个不停，又飞到稻草里找谷粒吃。稻草堆散发着一股阳光和泥土的芳香。就在那时，我发现戴和我一样喜爱中国古体诗，我们当即作诗酬和。我喜出望外，因为我这一代人很少有人懂得并欣赏古诗词。下午我们很晚才回去上班，没有人责备我们，别的电工只是望着我俩会意地微笑。

很快，戴和我在休息日里也盼着回厂呆在一块儿了。在工厂里，我俩尽量找机会彼此接近，靠近时，我们中间像有一股特别的电流，使我们既兴奋又紧张，引我们要碰碰对方的手指。半句话、一个眼色，都会引起无数的东猜西想。不是烦恼就是甜蜜。

不久我就听到人家议论纷纷，说戴配不上我。这一半是因我在厂里受到另眼相看，这里只有我是唯一的高干子女，许多工人没接触过别的这类人物，只听传闻说高干子弟如何妄自尊大，娇惯坏了，我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使厂里人又惊又喜。有人似乎觉得厂里没人配得上我。还有一个原因是戴的父亲曾是国民党军官，又劳改过。工人们相信我的前途远大，不该跟着倒楣。

戴的父亲是偶然成了国民党军官的。1937年，他和两个朋友长途跋涉去延安参加共产党打日本。快到延安时，国民党的路卡拦住了他们，劝说他们留下。两个同行的朋友坚持要去延安，戴的父亲则留下来当了国民党，心想反正是中国人的部队，打日本就行。抗战胜利后，国共内战时，他和那两位朋友成了对敌。1949年后他去劳改，而那两位朋友成了共产党军队里的高级军官。

就是因这偶然的机缘，戴成了“出身不好”的人。有人说他不知天高地厚纠缠我，甚至说他想往上爬。从他黯然的脸色和苦涩的笑里，我看得出他深受刺伤，不过他什么也没对我说。从前我们用诗来暗示情感。现在，他连诗也不写给我了。从前那股自信和热情消失了，我们单独在一起时，他表现得自卑而沮丧。在公开场合，他则笨拙地、有点讨好地竭力向别人显示他实际上并不喜欢我。我又伤心又生气，气他太窝囊，太没有尊严。在特殊环境里长大的我，没有意识到在中国尊严是个奢侈品，社会底层的人得不到。我当时没有理解到戴的内心矛盾，他不能公开向我示爱，因为他生怕毁了我。就这样，我们俩逐渐疏远了。

在我们相识的四个月时间里，“爱”这个字谁也没提过，我甚至在脑子里压住了这个念头。那个年月的人们不可能放任自己的感情，因为家庭出身这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总像个巨大的阴影，笼罩在每个人的心头上，与戴这样的“阶级敌人”家庭结亲，后果实在太可怕了，所以我在下意识里自我约束，从来没有和戴坠入爱河。

*　　*　　*

这段时间，母亲停止使用强的松，改吃中药治她的硬皮病。我们在农村集市上到处为她搜寻中医开的各种古怪的药，什么龟板、蛇胆、蜈蚣、鳖甲。医生们建议在天气转暖后到北京去找第一流的专家治疗子宫出血和硬皮病。为了补偿她过去遭受的种种磨难，东城区领导要派人陪她，母亲就让我陪她去。

我们在1972年4月北上，住在朋友家。现在大家可以互相联络而不怕带来危险了。母亲在北京和天津看了几位妇科医生，他们诊断出她的子宫里有个良性肿瘤，建议她切除子宫。手术前他们说只要她注意休息，保持情绪愉快，流血就能控制住。硬皮病专家说她的硬皮病可能控制在局部，如果真能如此，她就没有生命危险了。母亲听从了医生的建议，在第二年切除了子宫，硬皮病后来也稳定在局部。

我们拜访了我父母的许多朋友，他们都已平反了。一些人刚从监狱里放出来。大家频频举杯庆祝，泪水也不断泉涌而出。每家都有亲人因文革而死，一位老朋友的八十岁母亲从家里被赶出来，睡在楼梯口上，半夜滚下来摔死了。另一位朋友看见我时，忍不住流下眼泪，因为我像他的女儿，她和我年龄差不多。她和同学们一道下放到气候恶劣的西伯利亚边界落户，在那里怀了孕，心里害怕，就私下向一个产婆求助。那人把麝香拴在她的腰上，要她从墙上往下跳坠胎，结果她大出血死去。每家每户都有悲剧，但是我们也谈到希望，谈到好一点的将来。

一天，我们去看望童先生，他是我父母的老朋友，此时刚释放出狱。他是从东北到四川的“长征”途中我母亲的上司，后来当上了公安部一个局的局长。文革开始时，人家说他是苏联间谍，又说他主持了在毛泽东房间里安录音机，搞“窃断”——这件事他是受命做的，因为当时毛泽东说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宝贵得无以复加，必须加以保存，而毛泽东说话的湖南口音太重，秘书们很难全懂，有时他们还没在场，所以得把毛的话录下来。1967年初童先生被捕了，关在专关上层人物的秦城监狱。他在单身牢房里戴着手铐脚镣关了五年，腿变得像木棍般的细，上身则肿大得像木桶。他的妻子儿女被逼着和他“划清界限”，家里的大部分东西，包括所有的衣物，都在抄家时被没收。林彪垮台后，由周恩来批准，童先生从监狱里放了出来，他的妻子也从东北边界干校被召回来与他团圆。释放他的那天妻子给他带了些新衣服，他劈头第一句话却是：“你不应该只给我带物质东西，应该给我带精神粮食(《毛泽东选集》)”。一套《毛泽东选集》是童先生五年单独囚禁期间的唯一读物。我那时住在他家，看见他每日召集全家学《毛选》，认真得使我觉得悲伤而不是可笑。

几个月后，童被派往一个南方港口城市去执行公条。长期的监禁使他身体无法承担繁重工作，他很快就发了心脏病。政府派一架专机把他送往广州大医院，医院里的电梯没开，他坚持自己走上四楼，说被人抬上去不合共产党员的道德。他死在手术台上，死前留下话，不让家里人去看他，因为：“他们不应该停下手上的工作。”

1972年5月，当我们还住在童先生家里时，母亲和我收到电报，说准许我父亲离开干校了。林彪垮台后，医生终于为我父亲检查了身体，结论是他的血压高得可怕，还患有严重的心脏病、肝硬化及动脉硬化等疾病。医生建议他到北京来做彻底检查。他乘火车到成都，然后飞来北京。因为到飞机场没有公共汽车，非乘机人又不能坐民航的大汽车，我和母亲只能在北京城内的民航大楼等他。他显得又黑又瘦又苍老。这是他三年半来第一次走出米易的大山。最初几天，他好像被这个大城市弄糊涂了，说“过街”是“过河”，“上车”是“上船”。在挤满人的大街上他犹犹豫豫地走，显得很迷惘。我是又笑又流泪，拉起他的手做他的向导。我们住在他在宜宾一块工作过的老朋友家里，这人在文革中也受了很多折磨。

除了这人和童先生外，我父亲没去看任何人——因为他还没有平反。和我充满乐观的心情相反，他心事重重。为了使他高兴，我缠着他和母亲在38摄氏度的高温下游览全城。有一次，我硬拉着他和我去爬长城，我们乘上一辆挤满人的长途汽车，车里汗臭熏天，尘土又呛得人透不过气来。我不停地东说西说，他呢，挂着抑郁的微笑听。突然，坐在我们面前的农妇抱着的一个小孩大哭起来，农妇一巴掌打下去。父亲忽地从座位上跳了起来，朝她大喊：“你怎么这样打孩子！”我连忙拉他的袖子要他坐下，车里乘客都在看我们，因为公开干涉他人的这类事很不寻常。我叹了口气，想起父亲从前怎么打京明和小黑。他变多了！

在北京我也看到了做梦也不敢企望的新书。那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问了中国，中国官方说他是“打着白旗来的”。美国人是头号敌人的这种想法和我所受的一些别的灌输一样，早已从找头脑里消失了。我很高兴尼克松访华，因为随着他的访问，中国出现了一种新气氛。在这种气氛里，一些外国书籍翻译出版了。这些书都是“内部发行”，但“内部”是什么，没有明确规定。结果是只要是一个通过职务、身份得到一本书，他的朋友们就都能看到。

我也看到几本，有尼克松的《六次危机》(Six Crisis)，当然经过一点删节，特别他有那么段反共历史；胡伯斯坦(David Halberstain)的《出类拔萃之辈》(The Best And Brightest)；夏勒(William L．Shirer)的《第三帝国的兴亡》(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以及沃克(Herman Work)的《战争风云》(The Winds of War)。这些书使我看到了外面世界的最新动态，使我喜不自胜。《出类拔萃之辈》对肯尼迪政府的描写让我对美国政府的松弛气氛惊叹不已。书中写实的笔调也令我大为折服，它们是多么冷静、超然！对照中国宣传媒体的说教、谴责和断言，甚至尼克松的《六次危机》也成了平和文风的典范。我为《战争风云》中气势雄伟的时代描述所慑服，更被它偶然提到的西方妇女穿着讲究、多选择所吸引。我当时二十岁，只有几件衣服，式样跟大家一模一样，不是蓝的、灰的，就是白的。我合上眼，想象着抚摸那些我从来没见过、穿过的漂亮衣服。

这些新鲜空气自然是林彪垮台后整个政治风气的一部分，但尼克松的访华也给松“紧箍咒”带来了冠冕堂皇的理由。增加国外的信息说是因为中国人不能显得对美国一无所知而丢了面子。学习英语不再是大逆不道了，而是革命事业的需要，为了“在全世界广交朋友”。尽管尼克松没有去成都，为了避免吓坏了尊贵的外宾，文革初期被红卫兵改成杀气腾腾名字的街道和餐馆，也恢复了旧名。“火药味”改回“香风味”。

就是在这种气氛里，我在北京呆了五个月。我一个人独处时，总想到戴。我们没有通信，我给他写了诗，但都没有寄出去。慢慢地，对前途的向往战胜了对旧情的眷念。特别是一则消息使所有别的想法都黯淡无光，自十四岁以来，我第一次看见了一个从不敢梦想的前途——上大学。在北京有很少数的学生已于前一两年入学了，看来全国大学不久就要统统开学。周恩来强调了毛泽东的一条语录，“大学还是要办的”，以使重开大学合法化。我焦躁地等着回成都去准备功课考大学。

1972年9月，我回到工厂，看见了戴。我的悲伤心情已变淡了，他也显得平静，只是偶尔露出一丝忧郁。我们再次成了好朋友，但不再谈诗了。我埋头学习，准备上大学。虽然不知道上大学要念什么。这可由不得我，毛泽东说过“教育要革命”，内容之一是大学读什么专业由国家分配，而不由个人兴趣——个人兴趣是个人主义，是资产阶级的罪恶。我只得学习所有主要的课程：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和英语。

毛泽东还指示大学生不得来自传统渠道——中学毕业生，而必须从工人、农民和士兵中选拔。这对我倒正合适，我是真资格的农民，而且现在又是工人。周思来决定举行入学考试，虽然他得把“考试”这个词改成了解考生“掌握基础知识的状况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是根据毛泽东的另一条语录，毛不喜欢考试。上大学的新程序是：首先由申请者的工作单位推荐，然后参加入学考试。最后招生单位权衡考试结果和申请人的“政治表现”来做决定。

近十个月时间，我把傍晚、周末及在工厂里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细心啃教科书上。这些书是朋友们的，侥幸逃脱了红卫兵焚书的大火。我还有好几个教师，他们乐意放弃傍晚和假日休息时间，热心帮我补习。高度发达的中华文化在文革中面临灭绝的危险，使热爱这个文化的人们都感到有一条纽带把他们联系在一起。

1975年春天，邓小平平了反，升为副总理，实际是代理患病的周恩来。我高兴极了！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明确无疑的信号：文革渐渐扭转情势了。大家普遍认为邓小平是致力于经济建设而不是搞破坏的人，是出色的治国人才。文革中毛泽东没有把他整死，而是把他送到一家拖拉机厂保护起来，以在周恩来出意外时派上用场。毛泽东总是很实际，不会断了后路。

我很高兴邓小平复出也有个人原因。当我是孩子时，他的继母邓奶奶对我很好，他妹妹是我家在省委大院里多年的邻居。邓阿姨和她丈夫因为是邓小平的亲戚而被批判斗争，省委里那些在文革前讨好奉承她的人，在文革中都极力避开她，有的在斗争会上大骂她，但是我家像以往一样对她。她呢，也是省委大院少有的几个在我父亲被迫害时，偷偷对我们表示佩服我父亲的人。在那些日子里，一个点头，一丝微笑，都是罕见而宝贵的，我们两个家庭发展出彼此信赖的感情。

1973年夏天，大学招生开始了。我感觉到自己像是在等待生死判决。四川大学外文系的一个名额分配给了成都市二轻局，而这个局管理了包括我的厂在内的二十三家工厂，每个厂推荐一名候选人士参加考试。我的厂里几百名工人中有六个人申请，各车间举手表决选举，五个车间有四个选了我。

我所属车间里还有另一名申请人，她是我的朋友，十九岁。工人对我们俩都喜欢，但他们只能在我们之中选一个。选举时，她的名字先念，我看见一排排工人在不安地耳语、对看，大家显然不知该怎么办。我心里乱糟糟的——选她的人越多，选我的人就越少。突然她站起身米，略不好意思地笑着说：“我想放弃申请，选张戎。我比她年轻两岁，我明年再争取。”工人爆发出一阵放心的笑，都答应第二年再推荐她。果然，她于1974年进了大学。

我为她的好心和投票结果而深受感动，工人们好像都帮我实现梦想。我的家庭背景也不无作用，戴很想读书，但没有申请，他知道自己不可能成功。

我参加了语文、数学和英语考试。考试前一天晚上我紧张得无论如何也睡不着觉。一上午考完后，我回家吃午饭，姐姐在家等着我，轻柔地按摩我头部，使我迷迷糊糊休息了一阵。题目都很简单，基本上没有涉及我拼命塞进脑子里的几何、三角、物理和化学。我每门考得都很好，特别是英文口试，得了全市所有考生的最高分。

我正想松口气，却遭到当头棒喝。7月20日《人民日报》上出现一篇关于《一张白卷》的文章。有名考生叫张铁生，是落户锦州附近农村的青年，他答不出大学入学考试题，只好交了一份白卷。他在卷上写了一封信，骂考试是资本主义复辟。他的信被主管那个省的毛泽东侄儿兼助手毛远新发现，让新闻媒介大力宣扬。毛夫人和她的同伙把强调学术水准斥责为“资产阶级专政”。他们说：“就算整个国家都成了文盲又算什么？重要的是文化大革命取得了最伟大的胜利！”

结果我参加的考试被宣布无效。大学入学这下子全由“政治表现”决定了。可是“政治表现”如何衡量呢？我的工厂推荐我的材料是在电工班的“集体鉴定会”后写出来的，由戴起草，我从前的女电工师傅润色。写得我简直像个天上难找、地下难寻的十全十美模范。我一点也不怀疑别的二十二候选人也有同样的推荐资料，怎么可能靠这样的评语判出高低来呢？

不靠评语又靠什么呢？一个广为宣传的“英雄”喊道：“你问我凭什么上大学，我凭的是这个！”话音一落，他举起手，露出老茧。但是我们大家的手上都有老茧，我们全部在工厂干过，绝大多数人还在农村待过。

只有一条路：后门。

四川省招生委员会的大多数当权者都是我父亲的老同事，现在平了反。他们欣赏我父亲的勇气和正直，愿意帮助他。我父亲非常希望我能够上大学，但他不愿去找这些老同事。他说：“这对那些无权无势的人太不公平了。要是办事都得这样，这国家有什么希望呢？”我气得和他争执，说着说着就大哭起来。我必定看上去伤心透了，因为父亲满脸痛苦地说：“好吧！好吧！我去。”

我搀扶着他朝一哩外的一家医院走去，一位招生委员会负责人正在这里住院，检查身体。几乎所有文革被整的人都身心交瘁。父亲拄着拐杖慢慢地走着，过去的生气勃勃和敏捷已没有半点影子。看着他拖着艰难的步伐一点点往前走，不时停下来喘气，显然内心也像手脚一样挣扎着，我真想说：“回去吧！”但是，我又太想上大学了。

进了医院院子，我们坐在低矮的石头桥沿上休息，父亲看上去回肠九转。终于他说话了：“你能原谅我吗，女儿？我实在不能做这事……”顿时我觉得一阵愤怒，直想冲他大喊，说我也不想做这种事，但不这样做就没有希望。这不是我的错，实在是没有更公平的路好走啊！我想告诉他我是多么想上大学，而且我有资格上：凭我的艰苦学习，凭我的考试成绩，凭我是工人们选出来的。但话冲到嘴边又吞了下去。我明白父亲知道这些，正是他从小鼓励了我对知识的渴求。然而，他有他的原则，我爱他，只能接受他这个人。我也理解他的困境，一个讲道德原则的人生活在一块道德的沙漠里。我咽下眼泪，简单答了一声：“当然。”我们沉默地拖着步子回了家。

幸运的是，母亲是个在死胡同中也要冲出条路来的人。她去见招生委员会主任的妻子请她向丈夫转述我的情形。她还去见别的招生委员会负责人，向他们强调我的考试成绩，她很清楚那些以前的走资派一听这个就会动心，结果他们都支持我。1973年10月，我进了四川大学外语系。447

二十六　“外国人放个屁都是香的”

——在毛泽东治下学英语(1972—1974年)

自1972年秋，从北京回来后，照顾五个孩子成了母亲的主要工作。我最小的弟弟小方那时已十岁了，需要每天辅导以补上他缺的课。其他孩子的未来也大部分要仰仗她。

社会半瘫痪了六年多，大量社会问题出现了，并且积压了下来，最严重的问题之一是几百万年轻人被送去了农村，现在又都削尖了脑袋想返回城市。林彪垮台后，国家开始重建经济，城里需要劳动力，因此一部分人有可能回城。但是政府同时也得对回城人数严加限制，因为在中国，国家保证城里人的食物，住房和工作，于是争取有限的“回城证”的奋斗达到了白热化程度。

国家定的若干规定，使相当多的人不能参加竞争。已婚是排除一些人的一条规定，一旦结了婚，城里哪个单位都不要你。正是如此，我姐姐不能向城里申请工作或上大学，而进工厂上大学又是回成都的唯一合法渠道。她非常难过，因为她想和丈夫生活在一起，当时他的工厂已经正常开工，他不能呆在德阳了，除非是官方规定的探亲假时间，一年只有十二天。她只剩一条回成都的路，那就是弄一张得了某种严重疾病的医院证明，许多和她情况类似的人都是这样回成都的。为此母亲不得不去找一位医生朋友，帮姐姐搞到一张肝硬化的证明。她于1972年底回到成都。

现在要办什么事都得通过私人关系，走后们。每天都有人来找我母亲，有老师、医生、护士、演员和下层干部，都来求她帮忙把自己的孩子弄进城。她常常是他们唯一的希望。尽管她没有工作，但她总是热心为他们东奔西跑。父亲是不可能帮别人的忙，他已经固守在自己的原则里永远也学不会“灵活”了。

即使通过正式渠道，为了保证不会节外生枝，私人关系仍然非常重要。1972年3月，有两个单位在我弟弟京明所在的公社招收新工人：一家是位于德阳县的东方电机厂；另一处是成都西城区，但未说明是哪个企业。京明想回成都，但我母亲向西城区朋友们打听，才知道是一家屠宰场。京明马上撤回申请，进入德阳的电机厂。这是一家在1966年从上海迁来的大厂，当时毛泽东把工业疏散到四川大山里，要防美、苏袭击。京明以工作勤奋和正直博得工人们的好感。1973年，他是厂里两百名申请者中选出来上大学的四个人之一。他轻松地通过了笔试。但是由于父亲还没有平反，母亲得设法使大学在做必不可少的“政审”时，不会被京明的背景所吓倒，反而会得到这样一个印象：我父亲就要恢复名誉了。她还得确保京明不会被别的有后台的候选者挤下来。就这样，在1973年10月，我进入四川大学时，京明获准进入位于武汉的华中工学院学习铸造，他的爱好是物理，但不管怎么说，他已觉得如登七重天了。

就在京明和我准备功课考大学时，我的二弟小黑很伤心，进大学的基本资格是当过工人、农民或士兵。而他一样经历也没有。政府仍不断把城里的年青人大批送到乡下去，除了下乡，他唯一的出路就是参军了。每个名额都有几十个人报名，要进得去只好通过关系走后门。

父亲还没有平反，母亲几乎是克服了不可逾越的障碍而使小黑于1972年11月参了军，小黑被分到中国北部一所空军航校。三个月基本训练后，他成了一名无线电通信士。他每天只需工作五个小时，极为轻松，其余时间都花在“政治学习”和种粮食上。

在学习会上，每个人都说自己参军是为了“听党的召唤，保卫人民、保卫祖国”。但是大家都有个更实际的动机：城里的年轻人想躲避下农村，来自农村的人想利用部队作跳板跳进城市。从穷乡僻壤来的农民呢？参军意味着至少能填饱肚子。

七十年代，像参军一样，入党变得与思想越来越少有关联。每个人都在入党申请书中说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入党意味着把生命奉献给人类最伟大的事业——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但对许多人来说，真正原因是为了个人利益。不是党员就当不了军官，军官退役后可自动转为“国家干部”，有固定的工资、相应的特权，更不用说拿城市户口了，而一名士兵退伍后得回到他的村庄再做农民。每年快退伍时，总有人自杀、发精神病或意志消沉。

一天晚上，小黑正和一千多名士兵、军官及军官家属们一块看露天电影。突然之间响起了半自动步枪的砰砰声，接着是猛烈的爆炸声，观众们纷纷尖叫着四散逃开。开枪的是一名即将复员回去当农民的士兵。他没能入党，因此没当上军官。他先开枪打死了他连队的政治指导员，他认为是这人不让他入党，然后他朝人群乱开枪，还扔了一枚手榴弹。有五人被打死，都是军官的妻子，还有十多个人受了伤。后来他跑进一座楼里，战士们把楼团团围住，用扩音器向他喊话劝降。但当这个卫兵向窗外开火时，他们立即中止喊话一溜烟四散了，这使众多激动的围观者乐不可支。最后，调来一支特种部队，经过一阵激烈交战，他们冲进了被士兵占据的房间，发现这个士兵已经自杀了。

像周围的每一个人一样，小黑想入党。这对他倒不是像对那位农民士兵那样生死攸关。他知道他在退役后不会下乡，按规定是哪里来就回哪里去，他自然可以在成都工作，无论他是不是党员。但如果他是党员，工作就会分得好些。他也可以接触到更多的信息，这对他极为重要，因为那时的中国是一个知识的沙漠，除了简单的宣传外，很少东西可读。

除了这些实际问题外，恐惧的心理也绝非没有。对许多人而言，入党有点像拿保险。有党员资格就表示会少受点怀疑，这种相对的安全感叫人放心。此外，在小黑所处的那种政治气氛极端浓厚的环境里，如果他不努力入党，他的档案中准会记上可疑的一笔：“他为什么不想入党呢？”申请入党没有被接纳也会产生疑问：“为什么他没有被吸收呢？这其中一定有点什么问题。”

小黑以真正的兴趣阅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经典——部队里少有其他书，而他总得有什么东西来满足对知识的渴求。因为党常说学习马列主义是党员的首要条件。所以小黑以为自己可以一举两得，既能满足兴趣，又能获得实际的好处——入党。可惜他的上司和同志们并不欣赏他学马列，反说他是在炫耀自己。他们大多数是农民出身，半文盲，看不懂马克思的那些大部头书。小黑受到批评，说他骄傲，脱离群众。

想入党，他得另找路子。很快，他意识到最重要的事是取悦他的直接上司。还有就是跟同志们搞好关系。除了随和、干活卖力外，他得按最字面上的“为人民服务”办事。

和大多数军队不同，中国军队不把讨厌的杂活简单地分派给下级，而是要人们主动去做。早晨六点三十分起床集合，那些想入党的人得提前起床去做打水、扫地这样的“光荣任务”。这些人人数之多，以至于大家争来争去。为了弄到一把扫帚，人们起得越来越早。一天早上，凌晨四点刚过，小黑就听到有人在扫地了。

还有其他一些杂事，最要紧的是种粮食。基本粮食供给非常少，甚至对军官也不例外，每个星期只能吃一回肉。因此每个连队得自己种谷物和蔬菜，为自己养猪。在收获时，连指导员常常会做如此动员讲话：“同志们，现在是党考验你们的时候了！我们必须在天黑之前做完整块地！当然，我们任务很重，但是我们革命战士一人能顶十个人！党员要起带头作用。争取入党的同志们，这是党考验你们的关键时刻！通过这场考验的人可以在劳动结束时火线入党！”

党员确实要起“带头作用”，但是，渴求的申请者才真正得竭尽全力。有一次，小黑累得筋疲力竭，倒在田里。当“火线”入党的新党员举起右手宣誓“为光荣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时，小黑被送进医院，住了好多天。

通往党大门的最直接的道路是养猪。连里有儿十头猪，是全体官兵的宝贝儿。大家都喜欢围着猪圈转悠，左看右看，品头论足，眼巴巴地盼望这些可爱的动物快快长大。要是猪长得好，猪倌就成了全连队的宠儿。这个位置有许多竞争者。

小黑成了一名全日制的猪倌。这是一项又脏又累的活，更别说心理上的压力了。每天半夜，他和他的同事们轮流起床喂猪吃额外的饲料。当母猪产子时，他们又一夜接一夜地值班观察，以防母猪压死小猪。珍贵的黄豆经过精心挑选、洗净、磨碎、过滤后，制成豆浆，满怀感情地喂给母猪催奶。空军的生活和小黑想象的真正相差十万八千里，生产粮食占据了他三分之一以上的时间。一年艰苦地养猪后，小黑终于被吸收入党。像其他许多人一样，他算是船到码头车到站，可以歇口气了。

入党后，每个人都向往当军官。(此处删去一句)要升为军官得由上级决定，所以绝不能让他们不高兴。一天，小黑被叫去见这个航校的政委。因为吉凶未卜，他惴惴不安。那位政委五十多岁，身材肥肥的，眼睛有几分浮肿，说话声音宏亮。当他点燃一根香烟，问小黑家庭背景、年龄、健康状况时，他显得特别亲切温和。他还问小黑是否有未婚妻，小黑回答说没有。政委这么关心他，小黑感到是个好兆头。政委继续称赞他说：“你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工作也很勤奋，群众对你印象很好。当然你必须保持谦虚谨慎，谦虚使人进步……”诸如此类等等。到政委捻熄烟头时，小黑猜想他的军官委任状已是囊中之物了。

孰料政委点燃了第二根烟，开始讲述一家棉纺厂失火的事：一位女纺织工冲进火海抢救国家财产，被严重烧伤。她的四肢不得不切除，只有头和躯体留了下来。尽管如此，政委强调说，她的脸没有被毁容，更重要的是她还有生育能力。政委说报上正准备大力宣传这位女英雄，党想满足她的希望，她说她想和一位空军军官结成革命伴侣。小黑年轻、英俊、未婚，又是军官提拔对象……。

小黑是同情这位姑娘的，但谈到和她结婚则是另一同事了。不过他怎么拒绝政委呢？他找不出理由。爱情？爱情不就是“阶级感情”吗？谁能比一位共产主义女英雄更应得到阶级感情呢？说他不了解她，也不行。中国许多婚姻都是党安排的。身为党员，特别是一名想做军官的党员，小黑本应说的话是：“我完全服从党的决定！”他痛悔自己先说了没有未婚妻。政委继续讲他当军官是不成问题的，与女英雄结合将是一段佳话，国家自然会派护士照顾她，也会让他们生活得很好。可是小黑一心只想找一个得体的托词来拒绝。

政委又点了一支烟，等着小黑作答。小黑仔细地措词，问是不是组织上已经决定了。他知道党总是喜欢人们“自愿”。如他所料，政委说不是，并说：这取决于小黑。小黑决定放手一搏，他“供认”自己虽然没有未婚妻，但他的母亲已为他物色了一个女朋友。他心里明白这位女朋友必须有慑服力，本人也应“条件很好”。于是他说女朋友是某大军区司令员的女儿，现在一家军区医院工作，他们刚刚开始“谈恋爱”。

政委马上说他只是征求意见，无意包办小黑的婚姻。小黑没有因拒绝而受到惩罚，之后不久他也升为军官，负责一个地区无线电通讯分队的工作。一个出身农家的年轻人主动要求和那位残废女英雄结了婚。

*　　*　　*

在此期间，毛夫人和她的同伙又在加紧活动，阻止国家恢复正常。在工业方面，他们的口号是：“停工停产也是革命”。他们开始干扰农业了，说：“宁要长社会主义的草，不栽资本主义的苗。”吸收外国技术成了：“外国人放个屁都是香的。”在教育方面：我们“宁要一个没文化的劳动者，而不要一个有文化的精神贵族。”他们又号召中、小学生对老师造反，1974年1月和1966年一样，北京中、小学一些教室的窗户、桌椅被砸得稀烂。毛夫人声称这是“和十八世纪英国工人破坏机器一样的革命行动”。所有的这些煽动只有一个目的：给周恩来和邓小平制造麻烦，在全国重新引起混乱。只有害人、捣乱，毛夫人和其他文革明星才有机会生存下来，搞建设他们是一窍不通。

周恩来和邓小平竭力使国家开放，因此毛夫人发动了对外国文化的攻击。1974年初，她在报上大规模地谴责意大利导演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执导的一部有关中国的电影。尽管在中国谁也没有看过这部电影，连名字也没听说过，更不用说安东尼奥尼这个人了。这种对外国的畏惧和憎恨又在费城交响乐队访华之后，延伸到贝多芬身上。

林彪垮台已有两年时间了，我的情绪从希望转为绝望和愤怒。唯一使我宽慰的是现在不像文革初期那样疯狂、为所欲为，现在有人不断和疯狂斗。在这段时间，毛泽东对两派都不全力支持。他不喜欢周恩来和邓小平想要扭转他的文化大革命，但也清楚他的夫人及其追随者们治理不了这个国家。

毛泽东让周恩来继续管理国家，但他的夫人又咬周恩来。毛发动了一场“批林批孔”新运动。这运动表面是谴责林彪，实际上矛头是针对周恩来的。人们普遍认为周恩来是孔教大儒的典范。尽管他一直都十分忠于毛泽东，但仍不被放过，即便他身患癌症，生命垂危。

就是在这一段时间，我开始醒悟到毛泽东应该对文化大革命负责，但我依然没有明确地在脑子里谴责他，就是想也没有想过。打破一个偶像实在是太困难了！(此处删去一句)。

教育成了毛夫人和她的同伙搞乱的前线，因为教育对经济建设不产生直接影响，而且教学每走一步都等于是否定文革所提倡的愚昧。我入大学后，发现自己身居战场。

四川大学曾是“八·二六”造反派的司令部，是“二挺”依靠的力量。学校的建筑物上到处是七年文革留下的伤痕，完好的窗户寥寥无几。校园中央原先以优美的莲花和金鱼出名的池塘现在成了臭气冲天的蚊蝇滋生地。学校大门内的法国梧桐林荫道也不成荫了。

我一进校门，一场反对“走后门”的政治运动就开始了。当然，没有人挑明这样一个事实：正是因为文革当权者自己堵死了“前门”，人们才不得不走“后门”。我可以看出新的“工农兵学员”中有许多人是高干子弟，其他所有人也都多多少少有点门路才进得来，要么自己就是小干部，要么和生产队长或公社书记或工厂头头有关系，“后门”是唯一的门。我的同学们对过场运动都不太积极。

每天下午和一些晚上，我们必须“学习”那些望而生厌的《人民日报》文章，不是批这个就是批那个，还得进行毫无意义的“讨论”，众口一词重复报纸上的陈词滥调。我们得住在校园里，只有星期六晚上和星期日才能回家，而星期日晚上就得回校。

我和另外五个女孩合住一间寝室，三张上、下铺的床对面而立。床之间是供我们学习用的一张桌子和六把椅子。剩下的一点空地放洗脸盆。窗户下面是恶臭的污水沟。

英语是我的专攻科目，但几乎没有办法学习。四周没有母语是英语的人，根本就没有外国人。整个四川当时都不对外国人开放，偶然有一两个人进四川，总是“中国的朋友”，但即便是跟他们说几句活也会受到怀疑。收听BBC或美国之音可能进监狱。外国出版社一概没有，只有毛主义的英国共产党党报《工人》，就连它，也被锁在个特殊的房间里。我还记得自己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获准看此报纸时的激动心情。当我的双眼落到头版支持批林批孔运动的文章时，激动顿时烟消云散，坐在那里发呆。这时一位我喜欢的讲师走了过来，带着微笑对我说：“这张报纸可能只在中国看得到。”

我们的教材里尽是一些荒谬的宣传。学习的第一个英语句子是：“Long Live Chairman Mao！”(毛主席万岁！)但没有人敢从语法上分析这个句子。在英文里，表达祝愿或希望的语法术语叫“虚拟语气”。1966年，四川大学的一位讲师因胆敢说“毛主席万岁”是虚拟(即非现实)而遭毒打。有一篇课文讲的是溺水身亡的青年英雄金训华，他跳进洪水抢救电线杆，说是电线杆载着毛主席的声音。

有一套文革前出版的教材，里面节录了奥斯汀、狄更斯和王尔德等大师的作品，还有欧美历史的故事，我读起来津津有味。但我得千方百计从系上讲师们那里一本本地借，叫京明从他的大学图书馆里设法为我借到寄来，两周到了期又寄回去让他续借。生活很大一部分精力都花在找书上了，找到后又想方设法要多留几天。

在读这些书时，一旦有什么人来了，我就一把用报纸把书盖起来。一部分原因是因书的“资产阶级”内容。更重要的是，我不能表现得太用功了，也不能显得超越别的同学太远而引起他们的忌妒。尽管英语是我们的主修科目，而且政府也出钱供我们学习——“工农兵上大学的优越性”之一，但是我们不能让人感到太热衷学习，这叫做“白专”。在那个逻辑混乱的年代，“专”(擅长自己的专业)就一定是“白”(反革命的颜色)。

不幸的是我的英语比同学们好。于是招来一些“学生干部”的不满意。大学里的学生干部是最基层的当权者，主持政治学习，检查同学们的“思想状况”。我班上的学生干部大多数来自农村，他们想学好英语，但他们往往底子太差，又没有多少语言天分。我同情他们焦虑和不得志的心理，也理解他们对我的忌妒。但毛泽东的“白专”概念使他们对自己的学习落后感到理直气壮——他们觉得自己是“红”——给他们的忌妒穿上了漂亮的革命外衣，让他们以政治口实发泄个人的压抑心理。

不时地总有个学生干部找我“谈心”。我们班有个班干部姓明，以前是个农民，参过军，又当过生产队长。他的学习能力很差，但是老爱一本正经地给我上政治课，大讲一通文化大革命的最新形势、“工农兵学员的光荣使命”以及“思想改造的必要性”。我不断地被叫去“谈心”是因为我有“缺点”，但明先生从来不直接了当地指明，他会让批判的利剑悬在半空中，说：“群众对你有意见，你知道是什么吗！——”然后观察我的反应。他最后也会泄露出一点天机，今天是老生常谈的“白专”，明天又说我没有争着去做像打扫厕所、洗同学们衣服之类的“好人好事”。有一天，我被指责说我不愿把大量时间花在辅导同学们身上，还给我加上一个罪恶的动机，说是我不想让他们赶上我。

有一条批评，明先生更说得嘴唇颤抖，显然是深深发自内心：“群众反映你骄傲，脱离群众。”在当时的中国，要是你想自己单独呆一呆又没能掩饰这种愿望，人们准会说你瞧不起他们。

学生干部之上是政治工作干部，对英语他们是知之甚少或一窍不通。他们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他们。我不时得向一个管我们年级的政工干部汇报思想，每次去之前，我都在校园里徘徊好几个小时才能鼓足勇气去敲他的门。尽管我相信他不是坏人，但我怕他，更讨厌他千篇一律的说教、话里带话的旁敲侧击。像许多人一样，他喜欢弄权，玩猫捉老鼠的游戏。我得做出一副谦卑和诚恳的模样，保证一些我不想答应也无意去做的事。

我开始怀念乡下和工厂的岁月，那时相对来说没人管我。大学控制得紧多了，因为毛夫人对它特别感兴趣，而且现在我落在那些文革受益的人群之中了。没有文革，系里很多人绝不可能在大学学府里。

有一次，我们年级的一些学生接受了一项编辑英文缩写字典的“任务”。系里认为现有的一本是“反动的”，因为书中的资本主义的缩写词选多于“革命的”缩写词。“为什么罗斯福有FDR这个缩写词，而毛主席却没有呢？”有些学生义愤填膺的问道。他们极其严肃地到处去找“革命的”缩写词，真真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但最终不得不放弃“历史使命”——英国国家还没有搞我们的文化革命。

我难以忍受这个环境，我可以理解无知，但不能接受对它的颂扬，更不能心甘情愿地由它统治。我们经常得离开大学去做那些和我们专业毫不相干的事。毛泽东说过我们得“学工、学农、学军”。但我们究竟学什么呢？他又照例不讲清楚。我们先“学农”，进校一月后，1973年10月，整个学校都打点行装出发到成都郊区的一个叫龙泉山的地方。这里是副总理陈永贵一次访问的牺牲品，陈以前是山西省山沟里一个叫大寨的生产大队的队长。这个大队成了毛泽东在农业上树立的模范。说是因为它靠农民的社会主义热情而不是靠物质刺激来生产。(此处删去一句)。陈永贵副总理访问龙泉山时，一时兴起说：“嗯，原来你们这里也有山。想想看你们能造出多少梯田来！”在他眼里，成都肥沃的果园和他老家贫瘠的山岗一个样。可悲的是他的话具有效力，成群的大学生赶来炸毁为成都提供苹果、李子、桃子、花卉的果园和花圃，接着从老远肩挑手推运来石头以建设水稻梯田。

凡是毛泽东号召的活动，我们都必须表现出莫大的热情。许多同学的干活方式好像是在大喊：“快看我干！”我被认为“不积极”，一方面是我藏不住对这种活动的厌恶，另一方面是因为无论我怎么使劲也不出汗。那些汗流浃背的同学总是在每晚的总结会上大受表扬。

大学生们只顾表现卖力，忘了效果。大家胡乱塞进地下的炸药经常炸不了，这倒好了，因为根本没有安全措施，我们造的围梯田的石埂很快就倒塌了。两个星期后，我们离开时，山已不成样子，到处是炸药眼，一滩滩固化的、不成形的水泥和一堆堆乱石没有人过问。整个活动不过是一场表演、一出闹剧，一种毫无意义的手段来达到一个毫无意义的目的。

我讨厌这些活动，反感我们的劳动、我们的整个存在被用来玩弄劣等政治把戏。1974年末，当我和全校一起被送到一个军营去“学军”时，我已厌烦之至。军营离成都有两个小时的卡车路，其实这里是个美丽的地方，四周有稻田、桃树和竹林环绕。但是我们在这里呆的十七天对我来说漫长得就像一年。每天早上的长跑使我喘不过气来，身上也因不断卧倒，在假想的坦克火力下匍匐前进而伤痕累累，我们还得几个几个小时地用枪瞄准目标和扔木头手榴弹。这些军事活动都是政治任务，尽管我完全没有这方面的能力，也非表现得满脸热情不可，还得在其中取得好成绩。英文好，军事不好，那简直是大逆不道，是“白专”。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军队本身，军事技术又算业务不算政治了，强调军事就是“以军事压政治”，是要倒楣的。

我是少数几个没能把木头手榴弹扔在危险范围外的学生之一，我们因此没资格参加投掷真家伙的隆重场合。当我们几个人可怜巴巴地坐在一个山顶上听远处的爆炸声时，一个姑娘痛哭失声。我也忧心忡忡，这又证明了我“白”。

第二关是射击。当我们朝射击场行进时，我对自己说：这次可不能不及格，绝对必须通过。轮到我时，我趴倒在地上，透过准星瞄准目标，但是我看到的却是一片漆黑，没有目标、没有地面，什么也没有。我抖得厉害，沉得全身软绵绵的，一股劲儿向下瘫。射击命令听上去是那么轻微，好像是从遥远的云端里飘来的。我扣动了扳机，但什么也没有听见，什么也没有看见，报结果时，军官教练迷惑了，我十颗子弹居然一颗也没有打上靶板，更不用说击中目标了。

我简直不能相信这个结果，我的视力十全十美。我告诉教练枪筒可能弯了，他觉得我有道理，这结果是差得太离谱了，不可能全是我的错。我拿了另一枝枪，得到第二次机会，自然引起那些也希望打两次但没有获准的人的不满。我的第二次射击稍有改善，十发子弹有两发击中的外圈。尽管如此，我的名次仍是全校倒数第一。看着贴在墙上的宣传画一样的结果表时，我明白这下我被漂得更“白”了。我听见一个学生干部幸灾乐祸地说：“哼！打两回！多打一次对她有什么用！要是她没有阶级感情，没有阶级仇恨，就是扣一百次也救不了她。”

我每天心情压抑，退缩进了自己的天地，几乎没有注意到指导我们的士兵——二十岁刚出头的年轻农民。只有一件偶然的事吸引了我对他们的注意，一天晚上，当一些女孩收回晒在绳子上的衣服时，她们发现内裤上有干了的精液。

*　　*　　*

我在大学里那些文革前因学术优秀任职的教授、讲师家里找到安慰。好几位教授在共产党掌权前曾到过英国和美国，跟他们在一块我感到轻松自在，有共同语言。尽管如此，他们仍很小心谨慎，多年的压制使大多数知识分子都这样。我们避开危险的话题，那些到过西方的人很少谈论他们在那儿的日子。虽然我很好奇，想问得要命，但是我管住自己，不希望给他们出难题。

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从来不和父母讨论我的想法。我能指望他们说什么呢？说危险的真实思想还是安全的谎言呢？还有一层，我不想让他们因我的异端思想而担忧。我想让他们蒙在鼓里，这样，如果我出了什么事，他们也可以诚实地说他们不知道。

能交谈思想的人是我同一代的朋友。那时候除了说话以外也没有别的事可做，特别是和男性朋友。和一个男人“出去”，在公开场合被人看见在一起，就等于要订婚了。出去又能去哪儿呢？电影院只放那几部毛夫人批准的片子。偶尔演一部稀罕的外国片子，多是阿尔巴尼亚的，大多数的门票又都落人那些有关系的人的口袋里了。疯狂的人群挤在售票处，你扯我拉，像打仗似地要买那仅剩的几张票。卖黄牛票的从中得高利。

因此我们只得坐在家里聊天了。我们坐得规规矩矩，就像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在那些年月里，和男人交朋友是不寻常的事，一位女友一次对我说：“我从来不知道哪个女孩有你这么多男朋友。女孩子通常只有女朋友。”她说得对。我认识的许多女孩都和第一个接近她们的男人结了婚。我自己的男朋友呢？他们对我唯一的表白是伤感的诗和克制的信，当然其中有一封是血书，来自我们大学足球队的守门员。

我和朋友们经常谈到西方。那时我想象西方一定是个美妙的地方。(此处删去一句)。许多年来，我天性倾心的东西统统被斥责为西方的罪恶：漂亮的衣服、花、书、娱乐、有礼貌、温文尔雅、自然无拘、怜悯、善良、自由、对残酷和暴力的憎限、爱而非“阶级仇恨”、对人的生命的尊重、希望独处、专业好……。有时我问自己：谁能不向往西方呢？

我非常好奇地想知道不同于我的生活的西方生活是什么样子，我和朋友们交换传闻和从官方出版物中挖出的只言片语。西方技术发达和高生活水准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最使我感叹的是他们没有整人的政治运动，没有无时不在的猜疑，好像人人有尊严，更有难以置信的自由。对我来说，西方自由的最终证明是那儿居然有那么多人抨击西方、赞扬中国。几乎每隔一天，专门登载外国新闻的《参考消息》的头版就有一些对毛泽东和文革的颂扬。最初我对这些报导很生气，但是很快地，我从中看到那些国家是多么宽容，那里的人们可以有不同意见，甚至是极端“错误”的意见！我心想这正是我想生活的社会！我开始认识到正是这种对反对派、异议者的容忍，才使西方不断进步。

我还是情不自禁被一些言论所激怒。一个西方人到中国看老朋友，一些大学教授，回去后撰文说这些人高高兴兴地告诉他，他们是多么喜欢被批判、下乡劳动、是多么乐意被改造。作者的结论是：毛泽东使中国人变成了“新人”，这些“新人”把西方人认为的悲痛看成快乐。我气得说不出话来。难道他真的不知道没有抱怨的时候，压制正是登峰造极吗？是什么样的高压才使人们挨了打还要叫好？难道他真看不出这些教授已被搞到何等可悲的地步？他们心里有多少恐惧？当时我没意识到，西方人少见中国人那样的违心的表演，不知道他们在被迫做戏。

我也不知道西方人不容易得到中国的信息，得到的大部分又被误解了，人们不了解文革，相信了它的宣传和高调。结果，我认定那些颂扬文革的西方人是不诚实的。朋友们和我开玩笑说他们是被我们政府的“盛情款待”收买了。尼克松访华后，当外国人获准进入中国某些指定地区时，无论他们走到哪里，那里就马上出现一块中国人不得接近的禁地。最好的交通设施、商店、餐馆、宾馆和风景点都为外国人保留，挂上“仅供外宾”的牌子。中国人最喜爱的茅台酒，普通中国人完全买不到，外国人却可以随意喝。最好的食物都留给外国人享用。报纸上自豪地报导基辛格说他访问中国后，腰转变粗了，因为享用了多次十二道菜的宴会。而正是这段时间，在四川“天府之国”，我们的肉食供应是每月半磅，成都街上是从北方逃荒来的无家可归的农民，靠讨饭过日子。老百姓普遍对把外国人当王公贵族款待十分怨恨。朋友们和我私下常说：“为什么要骂国民党挂‘华人与狗不许入内’的牌子？——我们不是在做同样的事吗？”

在那些年月里，我全身心地渴望外界信息，千方百计、削尖了头脑地找寻。懂英文给我很大便利。尽管大学图书馆在文革中被查抄，损失的多是中文书。英文藏书被翻了个底朝天，但大部分保留了下来。

图书管理员很高兴有人来借阅这些书，特别是一个学生来借，他们非常热心地帮我找。因为目录系统乱七八糟，他们得从一堆堆的书中翻找出我想要的。正是通过这些善良的年轻男女的大力帮助，我才看了一些英文古典书。奥尔科特(Louisa May Alcott)的《小妇人》是我读的第一本英文小说。我发现阅读像她及奥斯汀和布朗特姐妹这样的女作家作品比狄更斯等男作家要容易得多，描述的人物也更能引起我的共鸣。我读了一本欧美文学简史，对希腊的民主传统、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启蒙运动的怀疑主义大为倾倒。当我在《格列佛游记》中读到皇帝发布一道文告，命令他所有的臣民必须从小的一端打鸡蛋、违者处以重罚时，我想斯维夫特(Swift)到过中国吧？眼界大展，茅塞顿开的惊喜是难以描绘的。

一人呆在图书馆对我来说是进了天堂。黄昏时分，走近它时，我的心总是激动地跳跃，期待着独自和书本呆在一起，任外部世界消失的乐趣。当我急急忙忙跑上楼梯进入这幢中国古典式建筑时，长久埋藏在不通气的房间里的旧书味使我兴奋地发抖，我憎恨楼梯太长。

借助于一些教授借给我的字典，我开始读朗费罗、惠特曼以及美国历史，《独立宣言》我从头到尾背了下来。当我读到“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即所有人都生来平等”，人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自由与追求幸福的权利”时，我的心为泪水所鼓胀。这些观念在中国是闻所未闻，为我打开了一个美妙无比的新天地。我随身总带着的笔记本上写满了这样的段落，都是我含着眼泪一字字抄下来的。

(下删10行)。

二十七　“如果这是天堂，地狱又是什么样子呢？”

——父亲之死(1974年—1976年)

在这段时期，我父亲和大多数以前的同事不同，没有平反，也没有复职。1972年，我们从北京回来后，父亲一直住在支机石街的家里，没有事做。没有平反是因为他指名道姓地批评了毛泽东。负责审查他的专案组同情他，想把一些他说过的反毛泽东的话算成是他在发精神病，但是这遭到省革命委员会的强烈反对，他们想给他定大罪。许多我父亲以前的同事同情他，也钦佩他的勇气，但他们也得为自己着想。另，我父亲不属于任何共产党内的宗派，没有强有力的保护人可以说一句话为他洗清罪名，相反地，他有一些身居要职的对头。

1968年的一天，我母亲从被关的地方短暂释放出来，在路边一家小吃店里，忽然，她看见一个我父亲过去的朋友和他的妻子也在那里吃饭。五十年代初在宜宾工作时，我母亲和“挺夫人”是他们两口子的媒人，文革中他们投靠了“二挺”。这时，他们朝我母亲点点头，显出不想和她多说话的样子。我母亲不管三七二十一，径直走到他们的桌边坐下，请求他们向“二挺”求情放过我父亲。听完我母亲讲述后，那男的摇了摇头说：“事情没这么简单……”随即他把手指伸进茶里，沾上水在桌上写了个“左”字，然后意味深长看了我母亲一眼，和妻子一道站起来，一句话也没再说就走了。

左先生是我父亲以前的同事，他是少数几个在文革中几乎没有挨整的高干之一，姚女士的造反派捧他，“二挺”跟他酒饭往来，“二挺”、林彪倒台后，他居然安然无恙，继续掌权。

父亲始终不认罪。当专案组要把他反毛的话说成是精神病造成的时候，他无可奈何、痛苦万分地承认了。每日，他生活在强烈的精神压力下，不知他们会给自己定什么罪，更不知会如何“祸及妻儿”。他还忧国忧民：老百姓跟共产党现在都没有行事的准则，腐败开始蔓延；官员们首先照顾自己的家庭和朋友；教师们因为害怕挨打，给学生一律打高分；公共汽车售票员既不卖票也不查票；着眼于公共利益的人受到公开嘲笑。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毁掉了共产党的纪律和社会道德。

父亲焦虑重重，忧心如焚。为了不再“乱说话”，进一步害自己和累及家庭，他只好依赖镇静剂来控制自己。当政治气氛松弛时，他吃得少，运动风声紧时他就多吃。精神病医生每次开药时都担心地摇头，说这种吃法非常危险，但是不吃又不行。1974年5月，他觉得自己快旧疾复发了，就要求进医院。多亏他那些卫生部门的官复原职的同事，他这次入院很顺利。

我请假离校到医院去陪他。那位上次为他治病的精神病专家苏医生这次又负责给他治病。在“二挺”统治时期，苏医生因诚实地诊断了我父亲的病而吃了很多苦。造反派命令他说我父亲是装疯。他拒绝了，因而在大小批判会上挨斗、被毒打，也不让他当医生了。1968年的一天，我看见他时，他正在清扫垃圾箱，洗刷医院的痰盂，那时他才三十多岁，头发就已经花白了。“二挺”倒台后，他平了反。这次他和其他医生、护士对父亲和我非常友好。他们告诉我他们会细心照料我父亲，要我不必陪伴。但我坚持，我想他最需要的是爱。我还担忧他一旦摔倒，周围没人，后果会不堪设想。他的血压高得可怕，又发了好几次轻度心肌梗塞，这使得他走起路来高一脚低一脚，就像随时都会摔倒。医生说跌倒可能致命。我搬进了男病，和他同住在1967年夏天住过的房间。医院里每间病房可容两个病人，我父亲独占一间，我就睡在另外那张床上。

因为怕他跌倒，我时刻都和他在一起。他上厕所时，我在外面等候。如果他呆在厕所里时间太长，我就会胡思乱想，以为他发了心脏病，在门外不顾不好意思地大喊他，要他回答。每天我都陪他在后花园散步，这里满是精神病患者，穿着灰条纹的衣裤走来走去，瞪着呆滞的眼睛。他们的眼神使我既害怕又觉悲哀。

花园里五彩缤纷，白蝴蝶在草坪上淡黄的蒲公英花尖拍翅，环绕的花坛里长着紫荆和婆娑起舞的竹子，大红石榴花从一丛夹竹桃后探出头来。我一边散步，一边作诗。花园的一头是一间大娱乐室。病人在里面打牌、下棋，翻翻屈指可数的报纸和书籍。一位护士告诉我，文革初期这里是病人学《毛泽东选集》的地方。毛泽东的侄儿毛远新发现毛泽东的小红书能代替药物治好精神病。但这种学习并没持久，护士说：“病人一开口，我们就吓得要死，天晓得他会说些什么？”

病人们都不狂暴，治疗削弱了他们生理、精神上的活力。既便如此，和他们呆在一起也是件怕人的事，特别是在夜晚，当父亲的药物发生作用使他熟睡后，整座楼都悄然无声时。和所有病房一样，我们的病房也不能从里边上锁。有好几次我从梦中惊醒，看见一个陌生的病人站在我床边，撩起蚊帐，以精神病人特有的直勾勾的眼神看着我。我冒出冷汗，拉上被子塞住嘴不让自己喊出声来，怕吵醒了父亲，睡眠对他的康复太重要了。最后，病人像幽灵般拖着脚步走开。

一个月后，父亲回家了。但是他没有复原，他的大脑神经受非人压力的时间太久，依旧存在的高压空气又完全谈不上放松，他只能照旧不断地服用镇静剂，精神病专家也毫无办法。他的脑子和身体就这么折磨坏了。

到后来，专案组终于起草了一份结论，上面说他“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和“阶级敌人”只有一步之遥。按共产党的规矩，草稿给我父亲看，接受就在上面签字。他看完后，满脸泪水，但签了字。

可是省革委主管部门的当权者还是不满意，他们要写得更严重些，给他处罚。拖到1975年3月，一天，我姐夫“眼镜”的工厂准备提拔他，派人到父亲部里进行必须的“政审”。一位过去姚女士造反派的成员接待了来访者，告诉他们我父亲“反对毛主席”，问题很严重，结果“眼镜”的提拔告吹了。“眼镜”并没有对我父母提到过这件事，担心这会使他们不安。但是省委宣传部的一位好心人到家来悄悄告诉了母亲。父亲无意中听到了，他心痛欲裂，万般无奈地向“眼镜”道歉，怪自己误了女婿的前程。他流者绝望的眼泪对母亲说：“我究竟犯何罪，让女婿也受牵连？我到底要怎么办，才能救你们呢？”

以后四天，父亲不管吃多少镇静剂也无法入睡。4月9日下午，他在院子里对母亲说他想去睡一会儿，就独自上楼了。母亲在我家楼下那间小厨房里做好了晚饭，没叫他吃，想让他多睡一会儿。等了半天，她心里不安，上了楼，来到卧室，发现唤不醒他了，她马上意识到父亲发了心脏病，我家没有电话，母亲连奔带跑，到了一条街外的省委门诊部，辗转找到主任冉先生。

冉是个很能干的人。文革之前，他负责省委上层官员的保健工作，经常出入我家，殷勤备至地对全家的健康问长问短。文革开始我家倒了楣后，他也变了张脸，不答理我们了。在那些年头里，像冉那样的人，我见得多了，但总想不透他们何以要如此。

母亲找到冉先生时，他一副不耐烦的样子，说做完手上的事就来。母亲说心脏病不能等，但他只是瞟瞟她，意思是催他也没用。一小时后，他才带着一个护士大驾光临，两人都空着手，没带任何急救物品。护士见事不妙，转身回去拿，冉先生把我父亲的身体翻来翻去地检查，这对心脏病人很危险，半小时又过去了，急救品才到，我父亲已经停止了呼吸。

那天晚上学校照例停了电，我在宿舍里伏在蜡烛光下看书。忽然来了一些省委宣传部的人，没有多加解释，就驱车带我回家。

我看见父亲侧躺在床上，面部表情异常平静，好像是在沉睡。他看上去不再衰老，甚至比他实际年龄五十四岁还要年轻。我觉得肝肠寸断，无法控制地痛哭起来。

以后几天，我都在默默地流泪。我反复想着父亲的一生，想他白费了的忠诚，粉碎的梦。他不该死，然而他的死似乎又不可避免。那个时代容不了他，因为他想做一个诚实正直的人。(此处删去一句)

母亲要追查冉先生的责任。如果不是他渎职，我父亲可能不会死。她的要求被看作是“寡妇的感情用事”而不加理会。她也决定不在此事上纠缠，她得集中精力打更重的一仗，为我父亲争取到一个好一点的悼词。

追悼会上的悼词非常重要，人人都会把它理解为共产党对我父亲的评价。这份资料还会放进他的档案，在他死后继续决定孩子们的前程。悼词有固定的规格，对已平反的干部有标准的评价，任何跟标准评价不同的语句都会被理解为党对死者有保留，或者是在谴责他。悼词写出来了，拿给母亲过目，上面满是暗示性的指责，母亲清楚有了这样的悼词，我们家最好的结果也是永无出头之日，坏的结果我们将一代一代地永远受歧视和打击。于是她拒绝了一份份悼词草稿。

虽然她要达到要求是难之又难，我母亲很清楚有很多人同情父亲。死亡对中国家庭来说，可能是唯一的机会能争取到非此得不到的东西。于是父亲去世后卧床不起的母亲在病床上毫不放松地“战斗”，她威胁说如果得不到一份像样的悼词，就要在追悼会上当面控诉当局。她把父亲的朋友、同事请到病床边，告诉他们孩子们的命运托付给他们了，他们都答应为父亲说话。最后，当局软了下来，悼词改得大致无害。

追悼大会定于4月21日召开。按规矩，父亲以前的同事们组成“治丧小组”，小组里包括左先生。一切细节都有规定。参加大会约有五百人，大都是省级机关几十个部、局的干部，甚至有可憎的姚女士。每个部、局都要送一个纸花圈，尺寸按规格。我家也情愿追悼会官办，因为对我母亲这样的干部来说，私人葬礼闻所未闻，不官办会被看作是共产党唾弃死者。大多数与会的人，我都不认识，不过我的朋友们，像小胖、南南和厂里的电工。川大的同学也来了，学生干部明先生自然不例外。姥姥去世后，我拒绝见的老朋友平也来了，我们的友谊马上恢复，好像没有六年的间隔。

追悼会有一项是“死者家属代表讲话”，母亲要我说。我回顾了父亲的人格、道德原则，对共产党的忠诚以及对人民的奉献。我希望他去世的悲剧能引起与会者的深思。

结束时，所有人都排成队从我们面前经过，和我们握手。我看见许多从前的造反派脸上挂着眼泪，甚至姚女士也是一副悲哀相，这种人在各种场合好像总有相应的面具。有些造反派喃喃地对我说：“你爸爸受了很多罪……”可能他们真的是内疚。但内疚又能什么用呢？父亲已经死了——他们中有不少人都捅过一刀。我想，下次运动会不会照样对别人下毒手呢？

一个我不认识的女青年一头趴在我肩头上痛哭，我感觉有张纸条塞到手心里。我后来看了这张条子，上面写着：“我为你父亲的高尚品德深深感动，我们一定要向他学习，完成他未竟之业——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我的发言真的使她得出这个结论吗？我沉思默想，看来道德原则和高尚情操竟都成了共产党的专有品。

父亲去世前几个星期的一天，我陪他到成都火车站去接他的一位朋友。我们坐在半敞的候车棚里等候，十年前就是在这个候车棚里，我送母亲去北京为他申诉。如今候车棚依旧，只是更加破烂，更加拥挤。更多的人挤在站前的广场上，有些躺在水泥地上睡觉，有些人呆坐着，不少妇女在奶孩子，还有人在乞讨，这些都是从北方逃荒的农民，被天灾加上毛夫人小集团制造的人祸所驱赶南下。来时他们大多挤在火车顶上，坐不稳摔下来跌死的，火车穿越隧道时被撞死的时有所闻。

去火车站的路上，我告诉父亲我想在暑假到长江三峡玩，我对他说：“我最想做的事就是玩。”父亲摇头不同意说：“年轻人应该多学习、多工作。”

坐在候车棚里，我又说起旅游，一个清洁工正在扫地，她扫的道上坐者一个北方农妇，旁边是个破烂包袱和两个衣衫褴褛的幼儿，还有个婴儿正在她怀里吃奶。她敞着胸，没有半点不好意思，胸脯又黑又脏。清洁工径直扫过去，对坐在地上的人视而不见，把垃圾都扫到他们身上。农妇完全无动于衷。

父亲转身向着我们说：“周围到处有人这样生活，你难道还有心思玩吗？”我没话说了，心想：“我一个人能干什么呢？我不玩、不愉快又能起得了什么作用呢？”我没说出来，这听起来是自私得不可思议，我是在“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道德教育下长大的。

在父亲去世的万事皆空的心绪里，我开始怀疑所有这些格言、训导。我不想要伟大的使命，不想要“事业”，只想要生活——平静的生活，可能是琐碎的生活，却是自己的生活。我告诉母亲暑假期间，我想沿长江旅游。

她极力赞成我去，姐姐也支持我，她当时已回到成都和“眼镜”一起住在我家里。“眼镜”的工厂本应该供给他住房，但是在文革中没有建过新住宅。有许多像“眼镜”这样的职工，进厂时是单身汉，八个人住一间单身宿舍。十年之后，大多数人结了婚，有了孩子，没办法，只好挤在父母或岳父母家，三代同堂很普遍。

姐姐没有工作，因为她是在回城前结婚的，按条款她不能就业。但另有规定是：国家职工死了，他们的一个儿女可以安排工作。就这样因父亲去世，姐姐在成都中医学院谋得了一份差事。

7月我和京明同下长江，他当时在长江边上大城市武汉读书。我们的第一站是庐山，山上到处郁郁葱葱，气候异常凉爽。好些重要的共产党会议就是在这里召开的，包括1959年彭德怀元帅被罢了官的庐山会议，那次会议旧址成了“革命传统教育圣地”。我建议去看看，京明白了我一眼说：“天天都有‘革命教育’课你还没有上够？到这里来也不想歇一歇？”

我们在山上照了许多相，一卷三十六张的底片只剩最后一张了。在下山途中，我们经过一座两层楼别墅，若隐若现地从一片梧桐、木兰、松针中露出来，看上去就像乱石砌成，与身后山岩混成一体。我觉得这里十分美，就照下了最后一张相。突然有一个人好像是从地下冒出来的，他低声但严厉地命令我把相机交给他。他身着便衣，但我注意到他有支手枪。他打开相机把我的整卷底片曝了光，然后才把相机还给我，随后就消失了，就像又钻回地下去了。一些站在我身边的游客悄悄地告诉我们说：这里是毛泽东的消夏别墅。(此处删去两行)。到了那个好像有隐身术的警卫听不到的地方，我开始惋惜三十六张相片白照了，京明咧嘴笑着说：“你总算领教了看圣地的厉害了。”

我们乘公共汽车离开庐山。像中国的每一辆公共汽车一样，这辆也爆满。我们只得像鹭鸶一样伸长脖子以维持呼吸。文革以来几乎没有新公共汽车出厂，而在此期间，城市人口增长了好几千万。车才开了几分钟，一个趔趄停了下来。前门吱吱挤开了，一个身着便衣，看上去颇带权威的人一只脚踮着站上来。他大声喊道：“蹲下来！都蹲下来！前边有美国客人！这么多乱糟槽的头看起来太有失国体了！”我们只得想法弯腰低头，但人太多，办不到。那人还在喊：“每个人都有责任维护伟大祖国光辉形象，我们必须表现有秩序、有尊严！快点蹲下！把头都低下去！”

冷不防地我听见京明大声说：“毛主席不是教导我们绝不要向美资本主义低头吗？”我吃了一惊，这样的话是自找麻烦，幽默在当时很危脸。不过那人只是朝我们这个方面瞪了一眼，什么也没说。他又大略扫视了一遍整个车厢，就匆匆下车了。他显然不想让“美国客人”看见大吵大闹。任何中国人不一致的现象都不能让外国人看见。

我们沿长江而下，处处是文革浩劫的痕迹：庙宇被毁、雕像被砸、古老的城镇受破坏，中国古老文明的印记几乎丧失殆尽，但是损失还不只限于此。中国人不仅仅毁坏了自己大多数美好的东西，还失却了对美好东西的鉴赏和珍惜，并且造不出新的来。除了伤痕累累，但仍然令人叹为观止的风景外，可爱的中国变成了一个丑陋的国家。

暑假快结束时，我乘船从武汉长江逆流而上过三峡回四川，旅程是三天时间。一天早上，我正靠着船舷跟一个乘客聊天，江风吹来，吹散了我的头发，把发梳吹落到江里，那乘客目瞪口呆，指着我们刚经过的一条支流入江口对我说起一段故事。

公元前33年，汉元帝想和强大的北方邻邦匈奴讲和，决定把一名宫女嫁给匈奴的可汗。他从宫中三千名嫔妃的画像中挑选，这些人中好些他连见也没见过。因为是“下嫁番邦”，他选举了画像上最丑的王昭君。启程那天，皇帝才发现她非常美。她被画得难看是因为她拒绝向画师行贿。皇帝下令砍了画师的头，可惜王昭君还是非走不可。她坐在江畔边梳头边流泪，伤心自己要远离祖国到野蛮番邦去生活。一阵风把她的梳子卷到江里，就像是想要她的一件东西留在祖国，后来她自杀了。传说中说她的梳子落水之处，江水变得像水晶一样清澈，得名“清江”。我的旅伴咧嘴笑着说：“哎呀！坏运气！看来你最终要在外国生活，嫁给一个野蛮人了。”我笑了笑，从话里看到中国人一向把其他民族视作野蛮人的传统。我想，那位古代美人王昭君如果嫁给了番王，会不会反而幸福呢？她至少天天与草原、骏马、大自然做伴。而和中国皇帝在一起，她的天地只是豪华的牢房，连棵树也没有，因为树可能使姬妾爬墙逃走。我想我们是多么像中国传说中的井底之蛙，说天只有井口那么大。我觉得有股强烈、紧迫的欲望想去看外面世界。

那时，我虽然已经二十三岁了，学了近两年的英语。但从来没有和一个外国人说过话。我只在1972年在北京看见过外国人。有个外国人曾来过我们学校，他是少数几个“中国的朋友”之一。那是个炎热的夏天，我正在睡午觉，一个同学兴冲冲地跑来。把我们都叫醒，大声说：“外国人来了！外国人来了！快去看外国人！”一些人跟去了，但我决定继续睡午觉。我觉得傻乎乎的围着外国人看实在太可笑。另外，我们又禁止和他谈话，即使是“中国的朋友”也不行，看一阵有什么用呢？

我从来没有听过任何外国人讲话，只听过一卷灵格风语言学习录音带。当我开始学英语时，我借来录音带和录音机，在支机石街家里听。一些邻居聚集在楼下，睁大眼睛摇着头说：“这声音真好玩！”他们要我一遍又一遍地放给大家听。

和外国人交谈是每个学外文的学生的梦想，我的机会终于来了。游长江返校后，我听说我们这一年级的学生在10月份要被送到南部港口城市湛江去和外国海员练习英语。我兴奋极了！

湛江离成都大约有七百五十哩，乘火车要两天两夜。它是中国最南端的港口。离越南边界很近。到了这儿，就像是到了外国，有本世纪初的殖民风格建筑物，模仿罗马风格的拱廊，好似教堂窗户的彩色圆窗，以及支着五颜六色阳伞的大阳台。当地人说广东话，俨然是一种外语。空气中有股不熟悉的大海气息，异国情调的热带植物香味和一个新世界的感觉。

但是我在这个世界里的激动心情总是被现实所压抑。我们由一名政治工作干部、三名讲师带队。他们宣布纪律：我们不得到海边去，虽然住处离海边只有一哩。港口是“闲人勿进”，怕有人破坏或从那儿“叛逃”。他们还讲了个故事，说有个广州学生不知怎么地钻进了一艘货船，藏在货仓里，他不知道货仓要封几个星期，当到岸打开货仓时，他已经人死尸烂了。我们除了住处那几条街外，哪儿也不准去。

这样的规定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是每次宣布都免不了使我愤怒一阵。一天，我被一股强烈的冲动所支配，一心非出去看看不可。我于是装病，得到允许后到城里医院就诊。我在街上徘徊，一心想去看大海，但没有成功。当地人不愿帮忙，他们不喜欢不会说广东话的人，故意装着听不懂我说的话。我们在这个港市呆了三个星期，只一次准许我们到一个岛上看海洋。

到这里来的目的是找海员练英语。我们分成几个小组，轮班在两个外国海员出没的地方遭遇他们：用硬通货购买商品的友谊商店和海员俱乐部，里面有酒吧、餐厅、撞球室和乒乓室。

和海员说话的内容有严格规定。除了在友谊商店柜台边的几句问答外，我们不得单独和他们交谈。如果他们询问我们的姓名地址，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得给真的。他们都准备了假名字和根本不存在的住址。每次交谈后，我们得作详细的报告，写上我们都说了些什么。这是与外国人接触的标准规矩。我们一次又一次被告诫要服从这些“涉外纪律”，否则，不光自己倒楣，还要影响其他人——别的学生也不准再来了。

练习英语的机会其实是零零碎碎的。轮船不是天天有，也不是所有的海员都要上岸，绝大多数海员的母语并非英语，他们是希腊人、日本人、南斯拉夫人、非洲人，菲律宾人最多，他们也只会寥寥几句英语。偶尔也有幸运的时候，如曾来过一位苏格兰船长和他的妻子，以及一些会说一口漂亮英语的北欧人。

当我们在俱乐部里等待宝贝的海员时，我爱坐在后院的阳台上看书、凝视那一丛椰子树和棕榈树在深蓝色天空上的剪影。一有海员闲逛着走过来。我们便跳起身来迎上去，就像是赶过去抢他们似的，一面尽可能保持尊严，一面如饥似渴地要跟他们说话。当我们拒绝他们请喝饮料的邀请时，我常常看见他们的眼神里透着一分不解。我们不能接受他人请喝的饮料，因为这是命令，更有甚者，我们完全不能喝饮料。柜台橱窗里的五颜六色的瓶瓶罐罐只供外国人消费，我们只是干坐着，四五个脸色严肃得令人望而生畏的年轻男女。我完全没想到这对外国海员来说该多么奇怪，这光景和他们对港口生活的期待差了十万八千里。

当第一批黑人水手露面时，我们的教师委婉地告诫女学生要小心。他们说：“这些人开化程度低，还没有学会怎么控制自己的本能。所以他们随时随地都要表现自己的感情，如抚摸、搂抱、甚至亲吻。”教师面对着一屋子露出震惊和厌恶的面孔，告诉我们这样一个故事：上次来的一个女学生在一次对话中突然尖叫起来，原来有个冈比亚海员想搂抱她，她以为自己要被人强奸了(在一群人、一群中国人中)。她恐惧的心理是如此强烈，以后随便怎么劝她也不敢跟外国人说话了。

男同学，特别是男学生干部，被赋予保护女生的任务。黑人水手每和一个女生说话，他们就互使眼色，赶忙过来“救”我们，接过话题，或简直就插身站在找们与黑人水手之间。那些黑人可能并没有察觉到这些预防措施，特别是男生们总会立即大谈“中国和亚、非、拉人民的友谊”、“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他们会背诵从书本上搬来的话：“中国将永远和被压迫、受剥削的第三世界人民站在一起，支持他们反对美资本主义和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黑人看上去有点如陷五里雾中，有时也很感动，于是拥抱中国男人，男生们也回赠以同志似的搂抱。

当时毛泽东的理论是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的一员。但是说起来好像不是在简单地陈述事实。而是在表示谦虚，以一种优越感的姿态把自己降低到第三世界去，好像我们列入第三世界是为了领导它，保护它，别人都明白我们其实是远居第三世界之上的世界大国。实际上，我们优越在哪里？我们人多？我们地大？在湛江，我看见那些第三世界的水手戴着华丽的手表，拿着新颖的相机，喝着奇特的饮料——这些东西没有一样我们见过。他们的生活显然与绝大多数中国人有天壤之别。(此处删去两行)。

我对外国人非常好奇，渴望知道他们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和中国人有哪些地方相似，哪些地方不同？但是我得隐藏我的好奇心，那时对外国人显示好奇除了有政治的危险外，还算丢脸。在毛泽东领导下，(此处删去两行)。中国人把在外国人面前显得“尊严”放在极为重要的位置上。所谓“尊严”其实是做出来的傲慢，莫测高深。一种普遍的做法是表现得对外部世界没有兴趣，我的许多同学根本就不向外国人提问题。

可能部分原因是我无法抑制好奇心，部分是我的英语较好，海员们似乎都乐意跟我说话。我小心谨慎，尽可能少说，让别的同学有练习的机会，但是有些海员却拒绝和别的学生交谈。我和海员俱乐部主任的关系也很好。他姓龙，个头大极了。我的引人注目引起了明先生和别的头头的不满。在政治会上，有人指责我违反了“涉外纪律”，说我看上去“太感兴趣”、“笑得太多”、“嘴张得太大”，还用手势——我们女学生得把手放在桌子下面，坐得纹丝不动。

中国社会很多人仍然要女人保持“端庄矜持”的举止，面对男人的注目要垂目做害羞状，笑不露齿，当然更不能用手势。违反这些行为规范就是“轻浮”。在当时，对外国人“轻浮”简直不可饶恕。

这些针对我的批评使我怒不可遏。正是我的共产党父母给了我自由开明的教育，他们把对女人的清规戒律看作是共产党革命要革除的东西。但是现在对女人的传统束缚和政治上的压制却结合起来了，二者都用来发泄指责者的无聊小气的不满和忌妒。

一天，来了一艘巴基斯坦船。巴基斯坦驻华武官从北京来迎接，龙先生命令我们全体学生把俱乐部来个彻底清扫，他举行宴会招待客人，让我当他的翻译，这使一些不能赴宴的同学非常忌妒。几天后，巴基斯坦人在他们的船上回请我们，我也受到邀请，那位武官曾到过四川，他们还专门为我做了一道川菜。龙先生很高兴他们请了我，当然我也很兴奋。

但是，老师们不准我去，尽管巴基斯坦船长本人专门来请，龙先生又威胁以后不再接待川大学生了，他们仍然说谁都不准登上外国轮船：“谁负得起这个责任，跟船跑了怎么办？”他们要我去撒个谎，说我那天晚上另有安排。我无奈地去了，伤心地想我这是拒绝了唯一一趟出海的旅程，唯一一顿外国餐，唯一能尽兴说英语的场合和唯一次置身一个新奇世界的机会。

就是不去，我也招来非议。明先生尖酸的问：“为什么外国人这么喜欢她呢？”好像这里头有鬼。湛江之行结束时，有关我的报告里说我：“表现有问题。”

在那个可爱的港口城市里、在阳光下、海风中、椰子树旁，每个愉快的时刻都变成了悒郁。我同学中有位好朋友，他尽量想使我高兴，要我想开点，比起那些文革初期因忌妒而挨整的人所受的罪，我所遭遇的不过是小小的不愉快而已。但一想到我的生活最好也就是这个样子，就更加沮丧。

这个朋友是我父亲同事的儿子。其他城市长大的学生对我也很友好，他们和农民背景的学生很容易区分开。他们面临一个新奇的世界比较自信，不像有些农民出身的学生干部那样充满焦虑，也就没有要压人的心理。湛江对那些从前的农民，现在野心勃勃的人是强烈的文化冲击，不安全感往往促使他们想让别人也不愉快。

三个星期后，我怀着既遗憾又如释重负的心情告别了湛江。在回成都的路上，我和一些朋友去了广西省的桂林，那里山水如画，有“甲天下”的美称。外国游客准许来这里，一天，我们看见一对外国夫妇，男的手里抱着一个婴儿。我们互相微笑，用英文说了句“您好！”、“再见！”。当他们消失后，一个便衣警察把我们拦住盘问。

12月，我回到成都，发现那里人们情绪激动，都在反江青及上海的三个人，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这四个人结成一帮，是此时文革的支柱。毛泽东也曾在1974年7月警告他们不要搞“四人帮”，当然当时我们并不知道毛泽东的这番话。八十一岁的毛泽东逐渐对周恩来、邓小平的务实做法感到无法忍受，“四人帮”变得更加得势。1975年1月，周恩来因癌症住了医院，邓小平继之主政。“四人帮”呢，没完没了地搞了一个又一个胡闹的运动，全国人民的忍耐限度已到了极限，各种传言四起，全是骂“四人帮”的，人们只有用这些传言才能表达他们的激愤。

恨毛夫人江青的传闻最多。从宣传媒体里，(此处删去两行)，老百姓看见她和两个面目姣好、体格魁伟的青年男子过从甚密，老百姓就私下议论说他们是江青的“面首”，“面首”就是除了丈夫外，可以有男妾，男的小老婆。自然人人都清楚，这些话不适用于除她以外的女人。事实上，正是在毛夫人的控制下，在文革中中国人遭受了极端的性压抑。毛夫人控制了新闻煤体、文化娱乐十年，任何与爱情有关的情节都从老百姓的视听中删除了。越南军队歌舞团来中国演出时，有幸观看他们表演的人听解说词说歌中所唱的爱情是“同志似的友爱”。寥寥几部主要从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进口的欧洲电影里，所有男女靠近一点儿的场面都被剪掉了，更不用说搂抱亲吻。

在拥挤的公共汽车、火车和商店里，我经常听见有女人骂男人，打男人耳光，男人呢，以脏话回敬，两人开始对吵。我本人也曾多次遇到男子动手动脚，碰上这样的事时，我总是躲开这些因激动而打颤的手和膝盖。我替这些男人难过，他们生活的世界使他们的性欲没有发泄之处，除非他们幸运有门美满的婚姻，但这种机会很少。我认识的一位上了年纪的领导干部，一天在一家商店里被抓住了，因为裤子上渗出了精液。当时人群把他挤得贴在一个妇女身上，他被扭送到公安局，后来被开除出党。在那年代女人也同样倒楣，每一个单位里总有一、两个人因婚外韵事被骂成“破鞋”而挨斗。

不过清规戒律对上层人物并不适用。(此处删去两行)。1975年底，人们愤怒地议论就像一锅沸腾的开水。有一阵，大家都得受“社会主义是天堂”的教育，有许多人就公开暗示我八年前曾问过自己的问题：“如果这是天堂，地狱又是什么样子呢？”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去世了。对于我和千千万万中国人来说，周恩来代表了一种较讲道理、开明、致力于国家建设的政府。在文革那些黑暗的年代里，周恩来是我们的一线希望。我和朋友们都十分悲痛他去世。对他的悼念和对文革的厌恶是交织在一起的。

但是周恩来在文革中与毛泽东合作，是他宣读说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他几乎每天都在接见红卫兵和造反派，对他们发号施令。当政治局和老帅们于1967年2月想阻止文革时，周恩来没有支持他们。他是毛泽东的忠实仆人，但他也可能是在尽量防止更大、更可怕的灾难，比如公开对毛泽东挑战后肯定会产生的大规模内战。他维持了中国正常运转，这使毛泽东的文革得以进行，但也使国家避免了完全崩溃。只要办得到，他保护了许多人，包括写条子救我父亲。他还保护了中国最重要的文化遗址。他是处于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当然也有这种可能：生存是他的第一考虑。他一定很清楚，一旦站起来反对毛泽东，他自己马上就会完蛋。

校园变成了白花圈、悼念大字报和对联的奇特海洋。每个人都臂戴黑纱，胸前别白花，看上去很哀伤。追悼会半自发、半组织。因为人人都知道在周恩来去世时，“四人帮”还在猛烈攻击他，而且下令不准开追悼会，所以对他的哀悼无论对老百姓还是对当官的来说，都表达了他们对“四人帮”的反抗。但也有许多人悼念周恩来是出于别的原因，我们班上的明先生和有的学生干部就盛赞周恩来所谓的对“粉碎1956年匈牙利反革命暴乱”的贡献，感谢他树立了毛泽东在全世界的领袖地位，歌颂他对毛泽东的绝对忠诚。

一旦出了校园，离经叛道的火花就多了。在成都大街上，大字报、大标语上尽是小字评语，有许多人围着伸长了脖子看。一张大字报道：天地昏暗，巨星殒落……

空白处还批了一行字：“‘天地昏暗’，红太阳(毛泽东)到哪里去了？”另一幅大标语说：“油炸迫害周总理的刽子手！”边上的话是：“你每个月的菜油定量才二两，拿什么来炸这些刽子手？”十年来，第一次看见了这种公开讽刺和幽默，我的心为之一振。

毛泽东指定华国锋来继承周恩来，并发动了一场名叫“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四人帮”把邓小平的言论汇编成册散发下来叫大批判。在1975年的一次讲话里，邓小平承认延安地区农民的生活水平比四十年前红军长征到达时还要苦。另一次，他说共产党干部应该对专家们说：“你领导，我来当助手。”还有一次，他规划下一步工作，重心是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允许更多的自由，结束政治迫害。人们拿这些话与“四人帮”的行为对比，邓就成了他们心目中的英雄，对“四人帮”的愤恨上升到了极点。听到传达这些材料后，我觉得很不可思议：这些人怎么把中国人都当成傻瓜，他们真以为这些材料会使我们恨邓小平，而不赞美他吗？他们真以为我们会爱戴他们？

大学里，大会不断召开要批判邓小平，但是大多数人都消极抵抗。台上在发言，台上做什么都有，游荡、大声交谈、织毛衣、看书、睡觉。发言人拿着事先准备好的稿子，以一种平淡、无感情、几乎谁也听不清楚的声音照本宣科。

因为邓小平是四川人，四川省有许多他的传闻，时不时说他被放逐到成都来了。我经常看见一群群人围在街口，原来他们听说邓小平要从这里经过，在等着看他。有时围的人数多达万余。

同时，越来越多的民众公开表达对“四人帮”的愤恨。“四人帮”也叫“上海帮”，所以上海的自行车和其他商品突然都卖不出去了。当上海足球队来成都比赛时，全体观众都对他们起哄。人群还挤在体育场出口，在他们进出时高声辱骂他们，要他们滚回上海去。

抗议活动在全国爆发了，并于1976年的清明节达到顶峰。在北京，数以万计的市民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好几天，以特制的花圈、充满感情的诗词、讲话来悼念周恩来，用彼此心照不宣的话来发泄他们对“四人帮”的恨。4月5日夜晚，抗议活动被镇压了，警察冲散了人群，捉走了好几百人。“四人帮”称这次清明节示威是“中国的匈牙利反革命暴乱”。已为阶下囚的邓小平被指责为幕后指挥，说他是“中国的纳吉”(1956年匈牙利总理)。毛泽东正式罢免了邓小平，并强化了批邓运动。

示威被镇压了，新闻媒体大肆谴责。但是它居然能发生这个事实改变了中国的气氛。这是自1949年以来第一次大规模对当权者的公开挑战。

1976年6月，我们班被打发到一家工厂去“学工”一个月之后，我和一些朋友一起去爬成都四面风景秀的峨嵋山。7月28日下山途中，我们听见一个旅游者背着的扩音机正在大声嚷嚷。我平时对一些人嗜好带这种宣传机器已烦得要命，何况在此风景区！好像我们的耳朵还没有受够到处竖立的扩音器的骚扰。但是，这个广播吸引了我的注意：北京附近的煤矿城市唐山发生了强烈地震。我猜这一定是空前大灾难，因为新闻媒体一般都不报道坏消息。果然，官方的数据是二十四万二千人死亡，十六万四千人受重伤。

虽然“四人帮”利用宣传工具夸耀他们如何关心灾区民众，他们却一再要全国人不要被地震分了心，忘记了“批判邓小平”这个首要任务。毛夫人公然说：“唐山不过就死了几十万人嘛！有什么了不起，批判邓小平才是关系八亿人民的大事。”这话就是出自暴戾的江青之口也好像太暴戾过分了，但这是正式向我们传达的。

在成都也有许多地震警报。从峨嵋山回来后，我就和母亲、小方去了听说较安全些的重庆。我姐姐留在成都，睡在一张橡木大桌子下面，上面覆盖着被子和毛毯。干部们组织老百姓到处搭起临时窝棚，动员人手一天二十四小时观察动物的表现，据说它们有预知地震的天赋。但“四人帮”的追随者却张贴大标语说：“警惕邓小平的罪恶用心用地震压革命！”还召开了一次群众大会“严厉声讨走资派利用地震破坏批邓”，参加大会的人多是来走走过场。

9月初，对地震的恐惧渐消失，我回到成都。1976年9月9日下午，我在上英语课。大约两点四十分，我们接获通知说三点钟有重要广播，要大家全部到系上院子里去听。我走出教室，心里一个劲儿气愤。那是一个典型的成都霭霭秋日，我听见沿墙的一排竹子在飒飒作响。快到三点钟时，扩音器接通，发出一阵尖锐的噪音，我们系里的总支书记站到集合起来的人群面前。她悲痛地看着我们，用低沉、哽咽的声音吐出一句话来：“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

我顿时明白了，毛泽东死了。

二十八　“长上翅膀飞”

——(1976—1978)

这消息使我顿感轻松，一刹那间，我反而失去感觉。长期灌输的自我约束马上起作用，我注意到四周是一片哭声，我也得做出适当的表情来。我缺乏正确表情的面孔该往哪儿藏呢？似乎只有前面那位同学的肩膀。他是个学生干部，此刻显得心碎。我一下子把头埋在她的肩膀上，背也一抽一抽地，还发出恰当的呻吟声来，结果假装被当了真，那女学生干部一边大声抽泣，一边扭动身体好像要转过来抱住我哭似的。我把整个身体重重地压在她背上使她动弹不得。一边也希望她以为我是悲痛欲绝了。

在毛泽东死后的日子里我想了很多。我知道他被看成是个哲学家，我努力思考他的“哲学”实际上是些什么，想来想去，我悟出他的哲学的中心思想是对永恒斗争的需要和欲望。他的思想核心似乎是“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人斗人是历史前进的动力。为了创造历史，得不断大量制造“阶级敌人”。(此处删去一句)。我想到中国人所经历的恐怖和灾难，都是为什么呢？

(此处删去4行)。毛泽东经过文革后留下的是一个道德荒蛮、一片仇恨的土地。中国大量文化遗产被摧毁。但是，一般人对此应负什么责任呢？我难以肯定。(此处删去6行)。

中国人似乎在衷心地哀悼毛泽东，但是我怀疑有多少眼泪是真的。人们不得不时刻做样子，他们有时自己也无法分辨出什么是虚情假意，什么是真心实意。(此处删去一句)。然而毫无疑问的，人民的情绪反对继续毛泽东文革的政策。在他死后不到一个月时间，10月6日，毛夫人和其他“四人帮”成员就被捕了。谁也不支持他们——军队不支持、警察不支持，甚至他们自己的警卫也不保护他们。他们能挨到现在靠的只是毛泽东。

听到那四个人被逮捕得那么轻而易举，我感到一阵悲哀。就这么几个二流的跳梁小丑居然压迫了九亿中国人整整十年！当然我主要的感觉是欣喜若狂。文革最后的暴君终于垮台了！许多中国人都和我有同感，当我上街买酒准备和家人、朋友举杯庆贺时，竟发现店里的酒都已卖光了——到处都有人在庆祝！官方也举行庆祝集会，和文革中的群众大会形式一模一样，这使我很生气。我特别气愤的是在我的系里，政治辅导员和沉重干部们又在组织大会，俨然一向是反“四人帮”的英雄。

新的头号人物是毛泽东选择的继承人华国锋。(此处删去一句)。他上任首先做的事，是宣布在天安门广场建毛泽东的陵墓。而数十万人在唐山地震后没有房子住，还睡在街道临时搭起的窝棚里。

我母亲以她的经验立刻意识到一个新纪元开始了。毛泽东去世当天，她回她原来的部里报到工作。她在家里呆了五年。现在想再好好干一番了。她的新职务是东城区委宣传部的第七副部长，而在文革前她一直是部长，她对此毫不介意。

在我急躁的心情里，生活似乎像过去一样，没有变化。1977年1月，我的大学课程结束了，既没有考试也没有授学位。虽然毛泽东不在了，“四人帮”倒了台，但毛泽东所定的毕业生从哪里来必须回哪里去的规矩仍然有效。对我来说，这意味着要回那家手工机具厂。受高等教育后应该有不同的工用照毛泽东看来是“培养精神贵族”。我一心不想回原来的工厂，回去了我就再也没有机会用英语了。厂里没有英文资料要翻译，也没有人说英语。再一次，母亲成了我唯一的希望。她说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工厂拒绝收我。我在厂里的朋友说服了厂长，写了一份报告给二轻局，说虽然我是个好工人，但是他们了解到他们该牺牲局部利益以完成更伟大的事业——让我的英语造福祖国。

在这封词藻华丽的信发出之后，母亲要我去见二轻局局长慧先生。他和我母亲是老同事，当我还是幼儿时，他非常喜欢我，我母亲知道他会被我的话打动。我见他后的第二天，二轻局召开全体委员会议讨论我这件事。委员会共有二十多人，事无巨细都得大家坐在一起决定。慧先生说服了大家：应该给我机会使用英语。于是他们给四川大学发了封公函。

虽然外语系让我日子难受过，但是他们需要教师，1977年1月我成了四川大学外语系的助教。我又想要这份工作又不想在那里，我得住校，在政治辅导员的眼皮下过日子。最糟糕的是我很快得知我头一年时间什么事也别想做，到了一个星期后，我就被编入工作组送到成都郊区的乡下，作为一种“再教育”。

在乡间，我下田劳动，开无休止的单调沉闷的会议。压烦、不满以及二十四岁还没有未婚夫的压力使我先后对两个男人有点昏昏然。其中一个我从来没有见过，只迷上了他写来的文笔优雅的信。后来，第一眼看见他，爱意马上就飞到九霄云外去了。另一位姓候，原是个造反派头头，他是时代的产物。机智又不择手段，我被他的魅力迷惑。

1977年夏季，清查“四人帮”追随者的运动开始了，侯被关押起来。清查对象是“造反派头头”和参加过含混地定义为“打、砸、抢”的人：指行凶打人、杀人及破坏、抢劫国家财产。几个月后这个运动不了了之，(此处删去一句)。干坏事的人都简单地声称他们这样做是因为忠于毛泽东。另外，也没有确切的标准来衡量犯罪，只有一些明显的杀人犯和大抢劫犯被抓了起来。参于抄家、破坏文物、烧书、派战武斗的人太多。文革最恐怖的地方——笼罩全国的使千千万万的人精神失常、自杀、死亡的高压空气——都是人民集体做出来的。几乎每个人，包括年幼的孩子，都参加过野蛮的斗争会。许多人动手打过人。更有甚者，被整的也整人，整人的也被整。没有独立的司法机构来执行调查审判。新当权的共产党干部决定谁应受惩罚，个人感情经常成为关键因素。一些造反派罪有应得，一些错轻惩重，还有些人轻飘飘就过了关。左先生仍当三朝元老，姚女士只是换了个不那么如意的工作。

“二挺”从1970年起被关押，但没有送交法庭——因为没人决定怎么对待他们。现在他们唯一遭受的惩罚只是坐在非暴力的会议上，听被他们迫害的人或家属控诉他们。我母亲在这样一个大会上谈过这对夫妇是如何整我父亲的。对“二挺”的判决是在1982年，刘结挺被判处二十年监禁，张西挺判处十七年。

候被关押时，我有许多晚上睡不好觉。他很快就被释放了，但那些短短的清算“四人帮”的日子勾起的悲愤回忆淹没了我对他的感情。虽然我不可能知道他本人究竟负有多少责任，但是我很清楚身为一名大规模红卫兵组织的头目，在那个野蛮的年代里，他是不可能清白无辜的。我仍无法使自己恨他这个人，但是我不再为他难过了。我希望他罪有应得，所有犯下罪行的人也都受到惩罚。

这一天什么时候才会到来呢？真的能来到吗？正义真的能伸张吗？伸张正义会不会激起更多的怨恨呢？中国不能再多恨了，我们现在的已经够多了。在我的四周，曾一度竭力打杀对手的各派现在得在同一屋檐下生活，走资派和过去批斗、折磨他们的造反派天天得见面，一起工作。到处充满勾心斗角，紧张空气是家常便饭。我们什么时候摆脱文革留下的噩梦呢？

1977年7月，邓小平东山再起，取代了华国锋。邓的每一次谈话都是一阵春风。政治运动停止了，“政治学习”被称作“苛捐杂税”。共产党的政策要由实践来检验，而不是教条。最重要的是，对毛泽东的每句话都照办现在是错误的了。邓小平在改变中国，我紧张地盯着这一点点扩散的光明，就好像注视着黑暗中的一星摇曳的烛火，唯恐一般寒流袭来把它扑灭。

按照邓小平的新规定，我在公社的“徒刑”于1977年12月完结了，比原订的一年减少了一个月时间。短短一个月之差使我的心飞上了天。我回到成都，学校正准备姗姗来迟的1977年入学考试，这是自1966年以来首次正规考试。邓小平宣布：大学入学必须通过考试，而不能走后门。因为从毛泽东的政策上变过来需要时间使老百姓有思想准备，秋季招生延期了。

系里派我到四川北部群山去面试考生，我欣然前往。正是在从一个县城到另一个县城招考的旅程中，独自乘车行在蜿蜒、尘土蔽天的山间公路上时，我突然第一次起到，如果能到西方留学该有多好！

几年前，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一个故事。他是1964年从香港返回“祖国”的，回来就不准他离境了。直到1973年，由于尼克松访华带来的开放，他才获准去香港探望他的家庭。到香港的当天晚上，他听到他侄女打电话给东京安排到那里去度周末。这件小事使我思绪万千，从此一想起就心神不定。这种见世界的自由，一种我不敢梦想的自由，不断地折磨我。因为出国简直是闻所未闻，这愿望就一直被牢牢地囚禁在我的下意识里。在别的大学是有人拿奖学金到西方学习，但是去的人完全由掌权者指定，起码要是党员。我既不是党员，又不被系里信任。即便机会自天而降至系里也浇不到我身上，但是现在，第一次我脑子里什么东西动了一动，高考既然已经恢复，(此处删去一句)。那么我是不是有希望去西方留学了呢？这梦想刚一萌芽，我就马上强迫自己掐掉它——我多么害怕那不可避免的失望！

归来时，我听说系里真有一个名额，让一名青年或中年都是到西方去留学。系里已确定了一个人。这个惊人的消息是罗教授告诉我的，她七十岁出头，走路不太稳，拄着根拐杖。除此以外，她十分精干，做起事来急急忙忙，说英语也非常快，好像是要把所有她知道的都一下子说出来。她在美国生活了大约三十年。她的父亲是一位国民党高级法院的法官，希望女儿受西方教育。在美国她取名露西，爱上了一位名叫路克的美国学生。他们计划结婚，但是路克的母亲说：“露西，我很喜欢你，只是我不敢想象你们的孩子将来面孔是什么样子？我很为难……”

露西和路克断绝了关系，她的自尊心强，不愿在对方家庭不欢迎她的情况下嫁给他。五十年代初，共产党掌权后，她回到中国，心想中国人的尊严终于会恢复了。但是她忘不了路克，年龄很大才和一位教英语的教授结了婚，她并不爱这个人，夫妇俩总是吵个不停。在文革期间，他俩被赶出了自己的家，挤在一间十尺长、八尺宽的小屋子里度日，屋子里塞满了褪色发黄的旧期刊和满是灰尘的书。这对白发苍苍的老夫妻一个坐在双人床边，一个坐在唯一的一张椅子上，那种无法忍受对方的光景，看到就叫我伤心。

罗教授很喜欢我，说从我身上看到了她自己的青年时代。五十年前，她也像我一样，急于从生活里寻求幸福。她最终没有得到，她告诉我她希望我能如愿以偿，听说有出国留学名额，还可能是到美国时，她又兴奋，又着急，怕我在出差，没法提出要求。这个名额系里给了易小姐，她比我早一年毕业，当了干部。当我在乡下时，她和系里文革期间毕业的青年教师都参加一个培训班以提高英语水平，罗教授是他们的教师之一，她的教材摘自原版英文刊物，是她从在北京、上海等比较开放的城市朋友那里要来的。当时四川仍然完全对外国人关闭。每次我从乡下回成都，都去听她的课。

一天，她的教材是一篇关于美国工业使用原子能的文章，罗教授解释了这篇文章后，易小姐从书上抬起头来，挺直了腰，以义愤填膺的口吻说：“这篇文章只能以批判眼光来看！美帝国主义怎么可能和平利用原子能呢？”听到易小姐这样鹦鹉学舌似的照搬官方宣传，我的不耐烦一下子冒了上来，冲口说：“你怎么知道他们不可能呢？”易小姐和班上大多数人都以一种难以置信的眼光转过脸来看我，对他们来说，我这样的反问简直不可思议，甚至够格“反动”了。我心一悬，但就在过里，我看到罗教授眼里闪烁的一星火花，一丝只有我能看出来的赏识笑容。我感到被理解、受到了鼓励。

除了罗教授外，别的老教授、老讲师也都希望是我、而不是易小姐去留学。但是，虽然在新的政治气候里他们开始受到尊重，他们说话还是不顶用。除了我母亲，谁也帮不了我。我听从她的建议，去见主管大学的父亲以前的同事。我告诉他们我有一点意见：邓小平同学说大学入学必须看考试成绩，而不能走后门，为什么留学生选择不这样做呢？我恳求他们给我一次公平竞争的机会，让我们大家考试。

正当我和母亲努力争取时，一道命令突然自北京下来——从1949年以来第一次，留学生的选拔取决于全国统一考试的成都，首次全国统考将很快在北京、上海、西安同时举行。

我们系上奉命送三名候选人赴兵马俑的出土地古都西安应考。系里撤消了易小姐，改派两名中年教师，一名青年教师做候选人。两名中年教师是指定的，都是非常出色的四十出头的讲师，文革前一直在教英语。部分是因为北京要求注重学术水平，部分是因为我母亲的争取，系里决定第三名年轻候选人须通过笔试、口试，从二十几个文革期间毕业的学生中选择，考试时间定在3月18日。

这两门考试我都得了最高分，虽然我口试赢得有点不寻常。我们是每次一个人进到一间教室，面对两名主考官：罗教授和另一位老教授。他们坐在一张大桌子后面，桌上散放着一些纸团，进去的人随意拿一个打开，用英语回答上面的问题。我打开了一个，只见上面写着：“最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二中全会的新闻公报的重点是什么？”我当然一点也不知道，只站在那里拼命搜肠刮肚想找出什么话来说。罗教授看了看我的脸，伸出手来接过那张条子。她瞥了一眼，递给另外那位教授看。然后她默默把纸条放进口袋，用眼神示意我另外拣一个，这次的问题是：“说一说社会主义祖国的大好形势。”

多年来的强制性讴歌社会主义祖国大好形势早已使我厌烦得要死，可这一次我有满肚子话要说，我甚至还刚写了一首诗欢迎1978年的春天。邓小平的左右手胡耀邦当时担任了共产党中央组织部长，开始替各种各样的“阶级敌人”平反。中国显然正从文革的阴影里挣脱出来。工业正在全面复苏，商店的货架上多了商品，学校、医院和服务行业都恢复正常工作。长期受禁的书籍也纷纷出版了，人们等在书店外面排队购买，有时要排上两天。街道上是笑脸，家庭里也有了笑声。

在这样的春意里，我开始拼命地准备西安的考试，只剩下不到三周了。几位教师慷慨地帮助我，罗教授整理出一个书目，还给了我十几本英语书。递给我时她又想到我不可能有时间读完它们，于是飞快地在她堆得满满的写字台上清出一个空间，放上她的手提打字机，花了两个星期打出这些读物的大要。她俏皮地眨眨眼说，五十年前路克就是这样帮她参加酒会、跳舞的她应付考试的。

两位讲师和我由系党总支副书记带领乘火车去西安，成都离西安有一天一夜路程，大半时间我都伏在我的硬卧铺位上忙着复习罗教授的笔记。没有人知道究竟有多少名额、去哪个国家。当时在中国绝大多数的资讯都是国家机密。到达西安后，我们听说共有十二人参加这里的考试，多半是来自西部四个省份的中年讲师。密封的试卷临考试前一天才从北京空运来。笔试占一个上午时间，有三道题，一道是翻译《根》的一大段。考试大厅的窗户外面，4月的古城正是“长安无处不飞花”的时节，满天飘舞着杨柳白絮。快到中午时，我们的试卷被收了上去、封好，直接送往北京和北京、上海的试卷一起评分。下午是口试。

到了5月底，我得到消息，说这两门考试我都成绩优异。母亲一听到这个消息就加紧活动——为父亲恢复名誉。虽然父亲去世了，但是他的档案仍关系着他孩子们的前途。档案里现有的结论说他犯有“严重的政治错误”。母亲很清楚，即使中国正在变得自由、开明，这样的结论仍然会阻止我出国。她不断去游说现已重新做官的我父亲以前的同事。她拿出周恩来的字条，上面说我父亲有权向毛泽东上书。这张字条曾被我姥姥煞费苦心地藏在她的一个小脚棉鞋里。现在，在周恩来写这张字条的十一年之后，母亲决定把它交给省委的新负责人。当时赵紫阳是省委第一书记，胡耀邦在中央主管平反工作。这是个幸运的时刻。(此处删去一句)。

6月12日，省委组织部一个处长出现在支机石街我家，带来党对我父亲的新结论。他递给我母亲一张薄薄的纸，上面写着：我父亲是好干部、好党员。这表示他正式平反。在这之后，我的奖学金才由教育部批准了。

在系里正式通知我之前，兴高采烈的朋友们就告诉了我，到英国留学的消息。甚至不认识我的人都为我高兴。我收到许多贺信和电报，去了一个又一个庆祝聚会，流了一场又一场兴奋的眼泪。到西方去留学在当时可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中国封闭了几十年，每个人都因缺乏新鲜空气而感到窒息。我是我们大学的第一个，而且就我所知，也是整个四川(那时有九千万人口)1949年以来的第一个到西方去留学的。并且，我是凭学习成绩争取到的——我连个共产党员都不是。中国开始变了，我能出国表示了人们有希望、有机会了。

我没有欢喜得忘乎所以，我的成功对周围的人来说是如此可望而不可及，以至于我对他们感到某种歉意，表现得兴高采烈好像对不起朋友们，甚至会刺伤他们，而把欣喜藏在心里不外露似乎又不诚实，所以不知不觉地我的情绪变得忧虑。

我也真感到悲哀：偌大的中国，机会却微乎其微，人们的才华得不到发挥。我明白我很幸运，尽管我的家庭遭受了种种巨大不幸，但毕竟有优越的条件。现在看来中国正在变得更开放和公正，我焦急地希望变化得更快，让全国的人都一样幸运。

思绪万千，我走完了那时出国前必须走的过程。首先，我去北京参加一个专门为出国人员办的一个月短训班，接受爱党爱国思想灌输。然后是一个月时间周游中国，目的是使我们爱上祖国的大好河山，而不会打主意“叛逃”。官方为我们办好了一切出国手续，我们还得到一笔置装费：在外国人面前我们得衣冠楚楚。

锦江蜿蜒着从校园旁边流过，在成都的最后几天夜里，我总是沿着它的堤岸散步。在夏季傍晚的薄雾里，河面闪着月光，我回想着二十六年走过的路。我享受过特权，也遭受过磨难，有过勇气，也有过恐怖；见过善良、忠诚，也见过人性最丑陋的一面。在痛苦、毁灭和死亡之中，我更认清了爱及人类不可摧毁的求生存、追求幸福的能力。

万千滋味在心中翻腾。多年第一次，我特别想念父亲、姥姥和俊英娘娘。在这之前，我一直避免想起他们，因为他们的死是我心里最痛苦的一角。现在我想象着他们该会为我多么高兴、多么骄傲。

我飞到北京，和十三名其他大学教师(包括一名政治辅导员)会合，一齐飞离中国。我们飞机于1978年9月12日傍晚八点钟起飞。我差一点误了飞机，因为几个朋友来北京机场向我告别，我觉得不应该老去看表。当我最后靠在飞机座位上时，我才意识到没有好好搂搂母亲。她是在成都机场为我送行的，几乎不动什么声色，没有流眼泪，我去到地球另一端似乎也不过是我们曲折多事的生活中的又一段插曲。

中国越离越远了。我从窗户看出去，只见银色的机翼外是一个无边的宇宙。我再看了一眼过去，就开始憧憬未来。我一心想拥抱世界。

跋

伦敦成了我的家。十年的时间里，我不愿想起往事。1988年，母亲到英国来看我。她生平第一次给我讲她和姥姥一生的遭遇。她回成都后，回忆如洪水涌出，多年未流的眼泪淹没了我的心。我决定写《鸿》。往事已不再痛苦得不堪回首。我已找到了爱和充实，心境已然平和。

我走后，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78年底，共产党摒弃了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挨整的人们(包括我书中的“阶级敌人”)平了反。这些人中有母亲在东北的朋友，他们在1955年被打为“反革命”。现在他们和家庭不再受歧视，他们不再做繁重的体力劳动，分配了较好的工作。许多人被邀请参加了共产党，当了官。我的舅姥爷玉林和他的妻儿都于1980年从农村回到了锦州。他当上了一家中药厂的会计科长，妻子做了幼儿园园长。

被整的人恢复了名誉，重新做了结论，放入他们的档案。整人的旧结论被取出烧毁。火焰在中国大陆每一个单位燃起，吞蚀了一张张薄薄不起眼，但却毁掉过无数生命的纸。

母亲的档案很厚，满是对她在青年时代和国民党关系的猜疑。现在所有这些坑人的话化为灰烬。取而代之的是两面结论，作于1978年12月20日。结论明确地说对她的怀疑都是错的。她的家庭成份也从可怕的“军阀”换成了无害的“医生”。

1982年，我决定留居英国，这在当时是个不寻常的选择。母亲认为这可能会给她带来工作上的不便，就申请提前退休。1983年，她的要求获准了，有女儿住在海外并没有给她带来麻烦，要是在以前，这可是不得了的罪。

中国的门越开越大。我的三个弟弟如今都在西方。京明在英国搞他的科学研究。小黑从空军退伍后当记者，现在在伦敦。他俩都结了婚，各有一子。小方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拿到国际贸易硕士学位后，如今在一家法国公司从商。我姐姐小鸿是我们几个兄弟姊妹中唯一留在中国的。她在成都中医学院做行政工作。八十年代允许私营企业时，她按政策许可离开医院两年去协助兴办一家服装设计公司，这是她一心向往的职业。两年到期后，她得选择要私营企业的兴奋和冒险呢，还是要国家机构的按部就班和铁饭碗。她选择了后者，她丈夫“眼镜”在银行做管理工作。

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已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从成都到伦敦，一封信只要一星期，母亲可以从街上邮局发传真给我。无论我在世界何地，都可以直拨电话回家给母亲。电视上天天有经过筛选的外电新闻，跟官方宣传摩肩接踵。主要世界大事，包括东欧和苏联的革命与动乱，都报道了。

1983至1989年，我每年回去探望母亲。每次我都不胜惊喜地发现：毛泽东治下生活的主要特征——恐惧——已在戏剧性地慢慢消失(此处删去六行)。它已没有毛泽东时代那种无处不在、摧毁一切的强大力量。今天的政治会议上，人们可以公开指名议论党领导人。(此处删去一句)。可是毛的脸还俯视着天安门广场。

八十年代的经济改革使中国人的生话水准有了前所未有的提高。因为一部分功劳归于外国贸易与投资，全国各地官员和平民都争先恐后地欢迎海外商人。1988年，母亲回锦州，住在玉林家。那是套狭小、简陋的公寓房子，旁边有个垃圾堆。街对面耸立着锦州最高级的宾馆，那里每天都大张宴席款待海外投资者。一天，我母亲看到一个人走出宴会厅，被恭维的人群簇拥着，他正给人们看他在台湾的豪华住宅和汽车的照片。这人是母亲念中学时的政治主任。四十年前，就是他把母亲送进国民党监狱的。

1991年5月

年 表

年代人物事件历史事件

1870年夏瑞堂医生出世满清帝国(1644--1911年)

1876年薛之珩(外祖父)出世

1909年姥姥出世

1911年满清帝国被推翻；

实行共和制；

军阀混战

1921年父亲出世

1922—1924年薛之珩出任北京北洋军阀政府警察总监

1924年姥姥嫁给薛之珩作姨太太，薛总监下台

1927年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统一绝大部分的中国

1931年母亲出世日本侵略东北

1932年姥姥和母亲到卢龙日本占领锦州和义县以溥仪为首的“满洲国”宣布成立

1933年薛之珩去世

1934—1935年长征：共产党到达延安

1935年姥姥与夏瑞堂结婚

1936年夏瑞堂、姥姥和母亲到锦州

1937年日本侵入中国腹地

国共合作

1938年父亲加入共产党

1940年父亲步行去延安

1945年父亲到朝阳日本投降

锦州先后为苏联人、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占领

1946～1948年父亲在朝阳一带打游击

母亲成为学生领袖，参加共产党地下工作国共内战(结束于1949—1950年)

母亲被捕

父母相遇锦州大战

1949年父母结婚，离开锦州，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

南下至南京共产党打下四川

母亲流产蒋介石去台湾

父亲到宜宾

1950年母亲到宜宾；征粮剿匪土地改革

小鸿出世中国介入朝鲜战争(直到1953-年7月)

1951年母亲成为张西挺领导下的宜宾共青团负责人，共产党正式党员镇反运动(汲上校被处死)

三反运动

姥姥和夏瑞堂到宜宾

1952年我出世五反运动

夏瑞堂去世

父亲成为宜宾地区专员

1953年京明出世

举家移往成都

母亲成为东城区委宣传部长

1954年父亲成为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小黑出世

1955年母亲“隔离审查”孩子们进幼儿园肃反运动(母亲锦州的朋友们戴上反革命帽子)公私合营运动

1956年母亲被解除隔离百花齐放运动

1957年反右运动

1958年我上小学大跃进：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

1959年大饥荒(至1961年)彭德怀向毛泽东挑战，被整。

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

1962年小方出世

1963年学习雷锋运动；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不断升级

1966年父亲成为替罪羊，被隔离母亲到北京申诉父亲被允许回家我加入红卫兵；进京朝圣

我脱离红卫兵文化大革命开始

1967年父母亲被折磨老帅们阻止文化大革命的努力失败

父亲写信给毛泽东；被捕；精神失常刘结挺、张西挺成为四川主要领导人

母亲去北京，见到周恩来

父母在成都不断被关押(至1969年)

1968年全家被赶出省委大院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1969年父母去米易干校

我下乡去南宁

姥姥去世

我在德阳当农民

母亲去西昌干校第九次共产党代表大会正式组成文化大革命权力机构

1970年俊英娘娘去世

我当赤脚医生“二挺”下台

1971年母亲病重；回成都进医院

母亲平反

我回成都，先后做翻砂工、电工林彪死亡

1972年父亲从干校回家尼克松访华

1973年我就读于四川大学邓小平复出

1975年父亲去世

我第一次与外国人说话

1976年周恩来去世；

邓小平再度被清洗

天安门广场示威

毛泽东去世

“四人帮”被捕

1977年我成为教师；被派下乡邓小平恢复权力

1978年我赢得去英国的奖学金

海外评论中的《鸿》和张戎(附录一)

江枫

张戎，由于《鸿》于1991年10月在美国出版后一连数十周高居畅销书排行榜首，并在第二年获得英国非小说类文学大奖NCR奖、全英作家协会非小说类文学作品年度奖和当选为当年杰出女性而一举成名，更由于很快这本书就被翻译为二十一种文字，在近三十个国家和地区出版，销售量达数百万册之巨，已经是享有世界声誉的作家。要了解一位作家，最好的途径莫过于读这位作家的作品，随着这部自传体著作中文本在中国大陆的印行，作者生身故土对她暂时陌生的读者，都一定会熟悉起来。

但是，这部以三代女性主人公坎坷经历为主线的著作，可以真实而生动地帮助读者了解作者的身世和家史，以至从一个独特的侧面纵观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却还来不及告诉我们张戎和她的《鸿》行销世界以后，世界各国千千万万读者心目的《鸿》和张戎。

现在，有关《鸿》和张戎的评论，收集起来，已经够出整整一本大书。仅仅来自英语世界和华语世界的，也已称得上洋洋大观。评论家的背景不同，倾向各异，分别从各种角度剖析作品的得失，也回答了张戎这部处女作何以能在难以计数的类似作品中脱颖而出，引起可以说是全球性的轰动。

“联合王国价值最高的图书奖，25,000英镑的NCR图书奖，昨晚海伦敦大学讲师张戎赢得。”这是英国《星期日独立报》的新闻报道，“由计算机制造公司NCR资助的这个奖金，是专为非小说类文学作品而设的唯一大奖，张女士的自传体著作《鸿》击败了其他三名竞争对手：菲南德斯·阿梅斯托的《哥伦布》，霍尔洛伊德的《伯纳·萧》和理恰森的《毕加索》。”评委会主席特伦斯·斯坦普说，“评委们全都发现，这是一部一经捧读便不忍释手的作品。三个女人的生活经历和生动形象，说明了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我们选中它，不是因为善作文字游戏，而是由于能告诉人们一些新的东西。”

首先为张戎大声喝彩的是大西洋彼岸容易激动的美国人——“如果你对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多少有点关心，即或毫不关心，《鸿》都会紧扣你的心弦。这部著作好得令人目眩：是不可思议的历险记，是有关勇气的童话，是惊心动魄的残暴故事，而且，也是对于男女两性之间难以相互理解的沉思录。”这是经常为《纽约新闻报》撰写书评的卡洛琳·西伊评论《鸿》的一段导语；她的结束语是，“这是一部心平气和、分寸得当的历史书，但是读起来却好像是通俗小说畅销书，就像人们所说的，一读，就放不下。”

《记忆的艺术》，是美国《时代周刊》一篇书评的题目。作者好像是位亚裔作家，名叫H.G.Chua—Eoan，他说，“世世代代回忆中的家族史，往往由于记述者外加的形象和色彩而有失准确，然而也会有某个幸运的家旋，有某个叔伯、姑姨或从兄从弟，能够以精确的描绘再现以往，保证记述几乎无懈可击而成为往事的真实写照。张戎这部引人入胜的回忆录，就具备这种性质。”

“张戎并未试图作出复杂的社会学解释。她仅仅是按照编年的时间顺序、不加修饰地叙述往事和轶闻，以一些真实的生活寓言，为二十世纪中国的众多难解之谜提供任人解读的答案。”他认为，“虽然几个士主人公给人印象深刻，然而张戎书中写得最好、最富于悲剧性格的形象之一，却是她的父亲、一个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共产党官员的形象。”

作为文学作品，他说，“一段段分开来读，张戎的叙述可能显得平淡。但是作为一个整体，作者以细腻的人物描绘和亲切的直接回忆，多姿多彩的次要人物和错综复杂然而令人着迷的侧线情节，达到了狄更斯的境界。结论是，“以三千年文明史自豪的民族，曾经修养出忘却的艺术”；“而《鸿》，证明了中国人也有记忆的艺术。”

《洛杉矾时报》的一篇书评，把张戎的《鸿》和收视率极高的电视连续剧对比，同世界文学史上小说大师们的杰作相提并论，认为：“这部书记述一个中国家庭三代人真实生活经历的家史，包含着比《豪门恩怨》更富戏剧性的家庭纠葛，比《小杜丽》(狄更斯著)更能令人心碎的悲剧，比巴尔扎克笔下任何画卷更具讽刺意味的波谲云诡和形形色色蝇营狗苟之徒。”作出这种充满热情的评论的作者本人，就是一位著名纪实文学作家，是《末代皇帝》、《神话背后的裕仁》和《不能咬就亲吻那只手：齐奥塞斯库的崛起和覆亡》等书的作者爱德华·贝尔。

他说，“张戎根据她自己和家庭幸存成员的回忆，生动地调动起中国的各种景观、音响和气味，为新兴的中产阶级在从1920年代起席卷中国的灾祸和动乱中的遭遇，写出了必然是最惨淡但也是感觉最敏锐的记述。”

“张戎记述所及的那一历史时期，已经成了许多第一流学术研究著作的主题，但是还没有一部像《鸿》这样的书。在这本书里，家史和政治历史交织在一起。”贝尔以内行人的口吻指出，“也许这部长篇巨著唯一、然而是次要的缺陷，是企图把文化大革命既当作历史、又当作切身经历来记述。已经有一整批的‘红卫兵’文学，使我们熟悉了那些可怕的年月，我曾迫不及待想要快速读完那些叙述导致文化大革命发生过程的篇页，急于再读到成都，再读到张戎和她那令人惊异的一家人。”

《从封建主义到共产主义：不仅仅是一部家史》，是作家戴维·盖茨为美国《新闻周刊》写的一篇评论，他说，“有装饰美趣味的书名《鸿》(英语书名为‘野天鹅’)，对于记述中国以往三代人生活的这部目光锐利、动人心弦的著作，在分量上是显得轻了一点。而副标题‘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却可能会吸引谭恩美(华裔美国女作家、《喜福会》的作者)的读者，但是和这部作品的宏大规模不相称。这部家史——其最为令人难忘的人物是一个堂吉诃德式的刚正不阿的父亲——也是一部义和团之乱到天安门广场的中国史。这种双重焦点不是牵强组合的米切纳(美国小说家)式的作品，因为在中国，政治气候的微小变化也会对公民个人产生直接和意想不到的影响。事实上，消除公私界限正是毛泽东的伟大理想境界。”

随着英国版继美国版之后问世，在崇尚适度和分寸感的英国评论界，也表现出越来越大的热情。七十年代曾经常驻香港的女作家米涅特·马琳在英国《每日电读报》题为《中国的悲剧》的一篇书评中称，“《鸿》是一部很不寻常的杰作。有关这部回忆录的一切都异乎寻常，包括在这里也一定会取得的、已经在美国取得的那种成功。它不仅是一部受到普遍欢迎、令人不忍释手的畅销书，而且，受到了几乎每一位关心中国事务的评论家最严肃和满怀钦敬之情的注意。”

“这部著作，能唤醒一部伟大的悲剧被认为该会唤醒的，诸如悲悯和恐怖之类，所有各种情绪；还能引起一种在看到智慧之光指向黑暗深心时，混合着钦佩、绝望和惊喜的复杂感觉。”她还认为，“这是一部非常容易消化的二十世纪中国史。”

英国著名书评家露茜·休斯—哈利特的评论又有她独特的视角，她那篇发表在《独立报》上的文章说，“这是一个不寻常的故事，虽然时间背景完全设定在二十世纪(张戎的外祖母生在1909年)，却记述了中国从一个半封建社会转变成为现代国家的转型过程。”“张戎用质朴的语言叙述她的故事，成长要的政治和历史背景中，始终把焦点对准个人的亲身见闻和经历，从而写出了一部广受读者大众欢迎而爱不释手的历史书。”

这位评论家指出：“乐于在叙述笼罩一切的恐怖同时也记录小小的个人欢乐，既标志着张戎的真诚，也是使得这部著作如此令人着迷的诸多因素之一。”身为女性评论家兼作家的露茜，似乎特别看重这一点，她接下去还说，“把《鸿》和畅销书目上那些作品相提并论，也许显得看轻了它题材真实的重大严肃性，但是这部著作，确实给了读者许多和优秀历史小说联系在一起的美感享受。张戎既写日本侵略军的占领、内战、饥荒和恐怖，也写茶馆和求亲的礼仪、广播喇叭震耳欲聋的吼叫和十几岁街头小流氓帮伙的帮规。尤其是她还坦率道出了接受群众性思想改造的真实感受。”

“在所有记述二十世纪中国梦魇中切身体验的著作中，《鸿》是我读过的最有思想深度也是最能催人泪下的一部，从一个方面说，像是阴森而凄惨的东方童话，然而张戎叙述她和别人回忆的确凿根据和含蓄的激情无可置疑。这不仅是一个有关变化着的中国背景下中国三代妇女经历的记述，也是向她死去的父亲、历经痛苦的母亲表示孝敬之意，并为他们和所有千百万受迫害者辩冤的出色(而且是非常中国式的)举动。”这是一位著名作家柯林斯·瑟伯隆在英国刊物《旁观者》上发表的评论。

另一位著名作家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为《伦敦书评》写的书评说，“这是一本非常难得的渊源于悲悯和愤怒的好书。这是一个在私下由母亲说给母亲、女儿说给女儿，一代代传下来的女人的故事。当然，这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的故事。”他认为，《鸿》具有一种“安详而理性的风格，毫不见‘诉苦’的痕迹。”张戎是杰出的说故事能手，善于不动声色地叙述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她行文的语气，是历史学家解说政治和经济背景时所用的那种语气。这本书不是一部不同政见的记录，而是忍受和逐渐睁开眼睛的记录。”

乔伊斯·巴纳德，一位俄国和中国问题专家，在美国《商业周刊》上也称赞“《鸿》，从不说教，而是通过丰富的细节和动人的故事传达”所要传达的信息。

他说，“《鸿》，追溯了三代中国妇女的奋斗历程，但是大大超过了一个非小说版的谭恩美式小说。它是有关中国似乎无穷无尽周而复始的自我摧残的史诗性著作。许多中国作家的作品经过翻译多少都失去了一点东西，而张戎用英语写作，她那不动声色的叙述把读者的心深深引入这部扣人心弦的巨著。”他也认为，“书中最富于戏剧性的，是张戎的父亲张守愚的奋斗始末。”

曾任香港《远东经济评论》主编多年的德列克·戴维新，在《金融时报》的书评中写道，“这部有关真正的三个中国女儿(英语原作副标题)的故事，是以一种伴有智慧和真正中国式天真的绝对真诚讲出来的。这是一部宏伟的力作，是外界曾经断断续续窥探着、猜测着的那位不可思议的伟人，给中国所造成的灾难的局内人报道。”

传记女作家安托尼娅·弗雷泽在《泰晤士报》上一篇书评中写道，“《鸿》，一方面，是娓娓动听、引人入胜的故事叙述——张戎像《天方夜谭》里那个以善于讲故事赢得生命的女人，是中国的谢赫拉扎德——另一方面，又充满痛苦，使我情不自禁地想起(荒诞派作家)贝克特的小说《无名的人》的结尾，‘你必须走下去，我不能走下去，我将会走下去。’然而，像所有关于历劫犹存的故事的伟大作品，无论自始至终遇到了多少悲惨和可怕的磨难，《鸿》毕竟还是一本令人振奋的书，给我留下持久而深刻印象的，我相信，还是这家祖孙三代女性的勇气和精神。”

她在赞叹之余又感到惊讶，“难道这果真是她的第一部著作？但是肯定不会是她的最后一部：这位谢赫拉扎德一定还会给我们讲更多好听的故事(我注意到，她刚好不到四十)。为了她的缘故，愿她有较多的欢乐和幸福可说。”

《亚洲华尔街日报》在1992年11月6日，以“《鸿》获得成功后心灵净化的一年”为题发表了一首张戎专记，因为张戎说，《鸿》对于她是一服清泻剂。作者苏珊·凯瑟琳卡·柯尔在伦敦西区、张戎和历史学家琼·哈利德一年前婚后购买的新居里访问了她。据苏珊报道，英国广播公司正准备为张戎和她母亲夏德鸿拍两集电视专题片，现在第一集已在伦敦播出，第二集上个月刚在成都拍完的。她说，“《鸿》是本世纪有关中国的书籍中拥有读者最多的一部。”

据都柏林的《爱尔兰时报》报道，张戒和她的母亲今年7月应邀参加了爱尔兰的戈尔韦艺术节，当时平装本《鸿》已继精装本之后出版，而且也高居畅销书排行榜首。

艺术节期间，这家报纸发表了佩内格普·德宁在伦敦对张戎的访谈录，既有他的评论，也披露了张戎自己有关于《鸿》的谈话。德宁说，使得七百页的非小说类作品并不显得冗长而能成为畅销书的因素之一，是“张戎所驾驭的日常英语，简洁而娓娓动听，能使读者对于她描写的事件和激起的感情，不致由于文学或文化的障碍而被疏远。”

“现在以简装本面市的这本书，两年前初版以来，已经风靡了全世界。图为它并不仅仅是三代女人的故事，而且也是中国本身的故事。”“这部心乎气和、冷静而有权威性的传记，读起来像小说；一段家史，而情节、人物和情绪，始终保持着惊险小说的特点，有起伏、有转折，有英雄、有无赖，有欢乐，有痛苦。而没有一句多余的话。”

德宁说，“时时出现的个人悲剧，都是构成噩梦的材料，却看不到一丝怨恨。”张戎的回答是，“当我写这本书时，确实非常愤怒，但是并不怨恨。怨恨会腐蚀心灵，愤怒却令人振作。”德宁暗示，《鸿》所表现的直率，是受到了某些非小说类文学作品影响。

张戎承认，“就风格而论，我确实受到一些纪实文学作品的影响，但是这本书的说故事方式，却来源于维多利亚时代的和俄国的文学。当你描写可怕的事件时，必须给人某种缓解或慰藉。”德宁认为，这种才能“正是张戎最大的禀赋。她是个天生的说故事能手，总能使得读者不断地猜想以后的发展。从家庭琐事到宏伟的全景扫描，个人悲欢和重大事件，常在同一页上天衣无缝地交织在起伏跌宕之中。”

德宁十分欣赏张戎这样一位华人作家的英语，他说，《鸿》的语言是英国英语而不是美国英语。如果当初那笔奖学金把她带到了美国，不知道《鸿》会不会是另外一个样。”另一位评论家也称赞张戎的英语“规范”，但是，偶尔在描写丑陋的事件时使用“丑陋的美国英语”如“抓替罪羊”—“soapegoating”之类，倒有助于增强语言的表现力。

“当过红卫兵的张戎，在思想上是不是已经放弃共产主义而转向资本主义？”这是许多记者会问，许多读者会想的问题。

在英国生活了十几年的张戎回答道，“对于我来说，任何意识形态都太狭窄。我写书，我感兴趣的是人的故事；人的故事十分复杂，意识形态却非黑即白。如果你接受某种意识形态，你就必须站在某一方面，你就不得不接受一种非黑即白的标准，用这种标准去解释，更不要说去指导人类社会，就过于简单化了。”

澳大利亚女作家苏珊·吉森，于今年1月17日在悉尼《星期日先驱报》书评版上预告，张戎将于本月抵澳参加悉尼艺术节。她说《鸿》“所取得的商业上和评论上的成功像脱缰狂奔的野马。由于热烈要求参加张戎的文学午餐会的太多，已经安排好另外一场。”她说，“西方长时期以来就需要一本根据切身经历以第一人称记述中国共产党的实验而且好读的书，张戎的这本书就完全值得我们这种期盼。”她认为，“这本书的女主人公是张戎的母亲，宝琴。”她赞赏“这位令人敬畏的女人”，是她“当丈夫拒不在他的原则问题上妥协或低头的时候，以她的务实精神和政治机变使一家人得以度过危难。”她认为，“这本书最有趣的一面，是对于个人崇拜如何发挥作用的种种描写。

她说，“要想理解毛以后的中国和预测中国未来会有的问题，要想读戏剧性的情节、悬念和内心深处的活动，请读这本书吧，其中有无所掩饰的真诚和史学著作的壮阔宏伟。”涉及文化大革命的部分，张戎只是“摆事实”，海外的评论界却喜欢分析、理解、“讲道理”，尽管角度各有不同，但是批判的彻底程度都超过了期许的极限，考虑到我国的“国情”，其实至少是有借鉴意义的，也都不加引述了。然而苏珊的最后一句话却值得我们深思，她说，“中国之所失，成了我们之所得。”

在非英语国家，反响也异常热烈，法国的《巴黎人》、荷兰的《金融报》、奥地利的《新闻报》，都发表了热情赞誉的书评。法国的杂志《ELLE》(《她》)根据法译本读者的评选，已给她颁赠了“读者奖”。这次从中国回去，据张戎离京时说，还要到比利时去领一项她还不知道准确名称的奖。

在日本，据“讲谈社”报告，分成上下两册出书的WILDSWANS日文译本，用他们的日语汉字说，已经成了“<本年度上半期>大bestseller”。无论如何，我是难以料到的：在日本、在短短的时间内竟然也达到了“70万部突破！ f4刷！”而且，在不同性别，不同年龄段的读者群中都引起了共鸣。

在读汉语的华人世界，首先是台湾的报纸在报道张戎获奖的同时，就预告《鸿》的中文译本即将由中华书局出书，今年2月，张戎应出版了中文对本的中华书局之邀，并为下一部巨著《毛泽东传》收集资料访问台北时，各种报刊都作了广泛而热情的报道和介绍。

余友梅在台湾《经济日报》上以“跨越世代鸿沟”为题发表评论，据他引述，“去年1O月曾与张戎同游英国，在六个城市作文学朗诵的诗人余光中说：‘《鸿》这本书中所叙述的中国三代女人，就像三棱镜的三面，把中国的苦难和悲剧，反映出来，并化成美丽的光谱。这就如同文学的元素，虽然现实而丑陋，但是凝聚起采，却可以化成优美的文学。’”余光中并且赞赏《鸿》的作者无意干“以文载道”。

香港某杂志刊发了方苏的评论《中国人的经历太多了》，据作者报道，张戎2月过港，3月又在港小留。他也认为，这本书中“一个极为突出的人物是张戎的父亲，他是一个忠诚而又有着强烈道德原则的共产党干部。这使他成为《鸿》里面一个非常痛苦而有悲剧性的人物，不少书评认为他才是全书的中心人物。”

较有分量的汉语评论，是香港《国事评论》一篇署名平平的“试析荣获英国书籍大奖之《鸿》”，作者把《鸿》称作“中国的《百年孤寂》”，并以此为题。《百年孤寂》，即大陆所译《百年孤独》。作者认为，“如果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马奎斯(大陆译马尔克斯)的名著《百年孤寂》是以本世纪中拉美地区一场死了20万人的政治斗争为蓝本，塑造一幅拉丁美洲悲壮历史图画，那么，《鸿》所概括的，则是本世纪以来死了几千万中国人的世界罕见的民族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残酷剧集。可以说，《鸿》所写的是中国的《百年孤寂》。”

他说，“《鸿》是最珍贵的价值在一个‘真’字。书中所涉及的人和事都来自真实的故事，那是完全不需要编撰的活生生的事实。除了作者本身有她家庭的特殊的背景这一‘个性’以外，她的家庭各成员的遭际更具有全中国人的‘共性’。换句话说，中国近代每一个家庭与个人都经历过张戎女士及其家庭所经过的遭遇。只是苦难的程度有深浅，个人色彩有浓烈之分别而已。这也便是张戎女士的故事丝毫不需要渲染就能打动每一个读者的缘故。”

“此外，《鸿》的语言亦颇具特色，”他接着说，“在平实的记述中蕴涵的幽默，绝无哗众取宠之心，确有尽述真情实感之诚的写作风格令人感动。读者就好像坐在作者身旁，听她‘讲那过去的事情’似的亲切自然，并不自禁地会引起自身的联想。书中几乎没有议论，但客观细致的叙述，本身就是对历史的最中肯的评价。它不但让外国人了解到中华民族真实史况，更使中国人读后深刻地反思：为什么中国人千百年来摆脱不了苦难，挣不掉愚昧的枷锁！？”

谈到《鸿》的中文对本时，评论者说，“由于这部书的另一比较罕见的特点，即是由中国人用英文创作，再翻译回本国文字，所以具有中西文化融合的独到之处，例如，在对事件的叙述上，更为冷静，并注意挖掘哪些外国人关注的方面，在语言表达上，有中国文学的含蓄，也有西方文化的直截了当。”

海外报刊同时议论得较多的，是她正在着手、尚未完成，而已经有英、美、法、德、日等国出版商决定出版的：“由中国人用英文写的《毛泽东传》”。迄今，她已成功采访过许多和毛泽东有过接触的各国政要，这次来大陆采访，收获也颇丰硕，现已满载而归，愿这位更成熟的作家早日完成她更成熟的杰作。

不少评论都提到，对于这样一部有关中国而以真实为其显著特色的著作，何以未能在中国大陆出版，感到迷惑不解。现在疑惑已可冰释，《鸿》的中文译本即将在北京上市。这一事实将表明今日中国的开放，一种不失控的开放，也表明作者对生身故土的深情，表明她非常重视在对她有着哺育之恩的这块土地上出这样一个版本，否则，就不会接受一个作家，特别是一个享有世界声誉的作家，一般不会接受的删节。但是删节不多，据张戎说，删去的只是某些“感想”，而且在删节处都加以注明。感想当然带有议论的性质。这种为了适应我国“国情”的删节，也许倒增强了这部著作述而不论的风格。任何议论都有可能遭到反驳，惟独确凿的史实是任何理论家也驳不倒的。真，是《鸿》最重要的“存在的理由”之一，也许，也会是它存在得很久的理由。

据张戎目前在越洋电话中告知,WILD SWANS在英国已售出80万部，至今仍是第一号畅销书；两集专题片已经播出，一部广播剧正在制作，一部电视连续剧、一部影片都已经开拍，由于此书而在比利时获得的那一项奖，名称是GOLDEN B00KMARK“金书笺”奖。

1993年11月28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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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

献给

目录

一　“三寸金莲”——嫁给军阀为妾(1909—1933年)

二　“喝凉水也是甜的”——成为满族医生的妻子(1933-1938)

三　“人人都说好满洲”——在日本人统治下(1938—1945)

四　“亡国奴”——走马灯似的换政府(1945—1947)

五　“十岁女儿，十公斤大米”——为新中国而战(1947—1948年)

六　“谈恋爱”——革命的婚姻(1948—1949年)

七　“过五关”——我母亲的长征(1949—1950年)

八　“衣锦还乡”——归故里，遭逢土匪(1950—1951年)

九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与清官共同生活(1951—1953年)

十　“磨难会使你成为真正的共产党员”——我母亲受审查(1953—1956年)

十一　“反右以后莫发言”——中国沉默了(1956—1958年)

十二　“巧妇能为无米炊”——大饥荒(1958—1961年)

十三　“千金小姐”——我的世界(1958—1965年)

十四　“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1964—1965年)

十五　“破字当头，立在其中”——文化大革命开始(1965—1966年)

十六　“天不怕，地不怕”——毛的红卫兵(1966年6月—8月)

十七　“你要我们的孩子变成黑五类吗？”——父母进退两难(1966年8月—10月)

十八　“特大喜讯”——进京朝圣(1966年10月—12月)

十九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父母受折磨(1966年12月—1967年)

二十　“我不出卖灵魂”——父亲被捕(1967—1968年)

二十一　“雪中送炭”——姐弟们、朋友们(1967—1968年)

二十二　“劳动改造”——到喜马拉雅山边去(1969年1月—6月)

二十三　“书读得越多越蠢”——我当农民，也当赤脚医生(1969年6月—1971年)

二十四　“容我朝暮谢过，以赎前愆”——我父母在干校(1969—1972年)

二十五　“香风味”——与《电工手册》、《六次危机》为伴的新生活(1972—1973年)

二十六　“外国人放个屁都是香的”——在毛泽东治下学英语(1972—1974年)

二十七　“如果这是天堂，地狱又是什么样子呢？”——父亲之死(1974年—1976年)

二十八　“长上翅膀飞”——(1976—1978)

跋

年表

海外评论中的《鸿》和张戎(附录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