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本前言

托马斯·曼和《魔山》

杨武能

二十世纪上半叶，德语文学发展史上出现了一个堪与歌德、席勒的狂飙突进和古典时期媲美的新的高峰，一批世界级的大师——曼氏兄弟、豪普特曼、施尼茨勒、里克尔、卡夫卡、布莱希特、海塞等等——崛起于文坛，形成了德语文学的一个新的经典时期。而托马斯·曼更被誉为这一时期德语文学的“火车头”。

托马斯·曼写过许多著名的政论、杂文和文学评论，他的日记也很有文学价值，但主要创作成就却在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方面。一些文学史家认为，传统的德语文学有以歌德、海涅为代表的诗歌，有以莱辛、席勒为代表的戏剧，有以霍夫曼、凯勒为代表的中短篇小说，而长篇小说——除去一部《少年维特之烦恼》外——在世界文学之林中则没有什么地位。他们认为托马斯·曼是第一个长篇小说大师，真正赢得了崇高而持久的国际声誉，实现了德语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突破。事实确乎如此。自他的《布登勃洛克一家》（1901）问世以来，德语国家的长篇小说创作可谓人才辈出，硕果累累，不仅把诗歌、戏剧等样式的创作远远抛在了后边，而且令世界刮目相看。可以列举的作家和作品实在太多，其中的大多数我们尚未很好译介或者根本没来得及译介（例如德布林）。

仅从继托马斯·曼之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海塞、伯尔、卡内蒂都擅长创作长篇小说这一事实，便足以说明：托马斯·曼开了一代风气而至今影响犹存。

托马斯·曼1875 年出生在德国吕贝克城一位富商的家中。父亲曾做过这座享有相当多独立自主权的海港城市的市议员。托马斯·曼中学未毕业，父亲便去世了，家业随之衰败，全家迁往慕尼黑。托马斯·曼十九岁即在当地一家保险公司做见习生。同年发表小说《沦落》获得好评，决心走文学道路，开始在慕尼黑大学旁听历史、文学和经济学课程，并参与编辑《二十世纪》和《辛卜里其斯木斯》这两个文学杂志。1895年至1898 年随兄长亨利希·曼旅居意大利，1897 年着手创作《布登勃洛克一家》。这部小说于1901 年问世后立刻引起轰动，奠定了他在德国乃至欧洲文坛上的地位。

在随后的半个世纪里，托马斯·曼经历了资本主义世界的严重社会经济危机，目睹了德国发动的空前残酷野蛮的世界大战并身受其害，被法西斯政权褫夺了国籍，长期流亡国外。战后，他虽已成为美国公民，却感到盛行麦卡锡主义的美国窒息了自己的创作灵感，又不愿回到分裂的祖国的任何一方去，只好在1952 年移居瑞士，直至1955 年客死于苏黎世。

托马斯·曼可谓一生坎坷，经历丰富，思想发展的过程更充满了曲折、矛盾和痛苦。所有这些，都反映在了他的作品特别是长篇小说中。

托马斯·曼创作的长篇小说在十部左右，看来数量不多，然而几乎都是宏篇巨制，如取材于《圣经》故事的《约瑟和他的兄弟们》（1933—1942）实为四部曲，加在一起便构成二十世纪德语文学尤其是长篇小说的一个可观的组成部分。这些作品尽管题材不同，风格、手法也有发展变化，但都从精神、文化和哲学的高度，深刻而直率地提出了时代的根本问题，生动而丰富多彩地描绘了人生、社会和世态，恰如巴尔扎克所做的那样。这也就难怪联邦德国的著名评论家马耶尔要将托马斯·曼的小说与《人间喜剧》相比拟了。

在托马斯·曼的所有长篇小说中，公认最成功的是《布登勃洛克一家》、《魔山》和《浮士德博士》（1947）这三部。1929 年，托马斯·曼“主要由于他日益被公认为当代文学经典之一的伟大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当之无愧地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魔山》则是作者继这一“伟大小说”之后的又一划时代的杰作，堪称《布登勃洛克一家》的续篇。

《布登勃洛克一家》的副标题为“一个家庭的没落”，我们也不妨给《魔山》加一个副标题，曰：“一个阶级的没落”。

《魔山》说的是出身于富有资产者家庭的青年汉斯·卡斯托普，他在大学毕业后的暑假里离开故乡汉堡，去瑞士阿尔卑斯山中一所名叫“山庄”的疗养院探望患肺结核的表兄约阿希姆·齐姆逊。他原本打算三周之后便回汉堡去当造船工程师，不想一住却住了七年。原来他闯进了一座“魔山”！

在“魔山”中住着来自欧洲乃至世界各国的病人。他们代表着不同的民族、种族、文化传统、宗教信仰和政治态度，但却有一个共同点，即都属于不必为生计担忧的有产有闲阶级。这些“山庄”的居民在与世隔绝的环境中自有一套独特的生活方式和人生哲学，都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都沉溺声色，饕餮成性，都精神空虚，却在尽情地享受着疾病，同时又暗暗等待着死神的来临。整个“山庄”及其所在的达沃斯地区就跟中了魔一样，始终笼罩着病态和死亡气氛。

在“魔山”中除了上面那些行尸走肉的活人，还游荡着一些幽灵，过去时代的幽灵以及叔本华、尼采等等的幽灵。这些幽灵附着在奥地利耶稣会士纳夫塔和意大利作家塞特姆布里尼等人身上，他们是那些活死人中的思想者。塞特姆布里尼固守着前一两个世纪盛行的资产阶级人道、进步和理性的传统，梦想有朝一日会出现一个资产阶级的世界共和国，还身体力行地参加了共济会的活动，实际上却是个过时的人物，其形象、思想和行径在作家笔下就像个街头摇风琴的行乞者一般寒伧、迂腐、可笑。纳夫塔则自视为“超人”，信奉精神至上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妄想世界有朝一日会恢复到教会享有绝对权利的上帝之国的原始状态，并为此而鼓吹暴力、奴役和恐怖。这个外貌丑陋矮小、言词尖酸刻薄、行事虚伪怪诞的教士，不独继承了欧洲封建反动思想的衣钵，而且是德国军国主义乃至法西斯国家社会主义——他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狂热信徒。

至于“魔山”的统领，则是“山庄”疗养院的院长“宫廷顾问”贝伦斯大夫。他和他的助手克洛可夫斯基博士，一个绰号叫“拉达曼提斯”，一个绰号叫“弥诺斯”，意思都是地狱中的鬼王。然而，“魔山”的真正主宰却并非贝伦斯大夫，而是死神。这不仅因为这位大夫自命为“侍奉死亡的老手”，而且因为他本人的身体和精神也都染上了重病，成了死神的俘虏。

就这样，在死神的统领指挥下，经由贝伦斯这些鬼王的精心安排和组织，风景如画的阿尔卑斯山就变成了妖魔聚会的布洛肯山，“山庄”

的疗养客们便像瓦普吉斯之夜的男女妖精似的纵情狂欢，夜以继日地跳着死之舞。

主人公汉斯·卡斯托普是个性格和体质都很柔弱的资产阶级少爷，且涉世不深，刚入“魔山”还有点儿不习惯，但马上被“鬼王”逮住，不多久就习惯了，参加了死的舞蹈。这是因为“山庄”的独特生活方式自有其魅力。这魅力的表现之一就是使人忘记时间，忘记过去和将来，使活着仅仅意味着眼前的及时行乐。因而“魔山”成了一个介于生死之间的无时间境界，难怪年轻的卡斯托普在山上不知不觉一住便住了七年，难怪他也很快学会了像其他疗养客一样怀着冷漠和娴静的心情，俯瞰和傲视平原上碌碌终日的芸芸众生。

不过，汉斯·卡斯托普也并没虚度在“魔山”中的七年。他年轻、好奇，性格内向，有一个区别于一般疗养客的特点和优点，那就是对周围的人和事乐于观察、倾听和思索。他在跨出校门后突然来到一个新的环境，日日目睹着疾病和死亡，倾听着塞特姆布里尼与纳夫塔的激烈争论，自己对爱情的苦乐和生离死别有了切身的体验，思想活动更是异常活跃。而“山庄”无所事事的特殊生活方式，又提供了他去沉思默想的充裕时间。这样，当他在七年后终于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炮声震醒时，他似乎已经变成另一个人，一个健康的对世界和人生有了自己看法的人。

然而，小说中这位唯一康复了的主要人物，这位有头脑的资产阶级的后裔，却并没找到自己的归宿，仍然没能逃脱死神的控制。因为这时整个欧洲和资本主义世界都着了魔，都跳起了疯狂可怖的死之舞，汉斯·卡斯托普在劫难逃，很快也被战火所吞没。小说便以年轻主人公的死，来为它所揭示的一个阶级的没落打上了惊叹号和休止符。

从上面的故事梗概可以看出，《魔山》既无离奇曲折的情节，也无惊心动魄的场面，但是却不失为一部杰作，不乏引人入胜的思想和艺术魅力。这是因为《魔山》并不重在描绘自由资产阶级没落的外在表现和过程——虽然在这方面也有不少精彩之笔，而重在揭示其内在的历史的和精神的原因。看来，托马斯·曼的小说不同于巴尔扎克等批判现实主义大师的作品之处，就在于此。《魔山》能成为这样一部思想深刻的杰作，应该归因于作者既很好地继承了传统，又成功地进行了创新。

在继承方面，《魔山》首先令人想起了在德语文学中历史悠久的所谓“教育小说”或“修养小说”。这类小说最著名的样板当推歌德的《威廉·迈斯特》和凯勒的《绿衣亨利》。它们写的差不多都是年轻的主人公到社会上受教育、积累经验及思想、性格的发展和成熟过程，借以表达作家自身的教育主张、人生哲学和社会理想，大都富于教育意义、认识价值和哲理性。在《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中，歌德更是别出心裁地虚构了一个“教育省”或曰“教育特区”，让年轻的主人公在那儿接受全面而有计划的强化教育。托马斯·曼的《魔山》无异于一部现代的“教育小说”；对于年轻的卡斯托普来说，那与世隔绝的“山庄”国际疗养院及其所在的达沃斯地区，不啻是一个对他进行强化训练的“教育特区”。

在这个“教育特区”里，不但从空间上集中了整个欧洲乃至世界的精神和思想，让卡斯托普接触到它们形形色色的代表人物，而且使时间浓缩了起来，让他早早面对着死亡，不得不对生与死、健康与疾病、肉体与精神、空间与时间等等一系列问题进行认真的思索。再者，这里还有一些教育者，那就是塞特姆布里尼和纳夫塔。他们俩更是自觉而公开地以年轻主人公的导师自居，并为影响他、争夺他的灵魂而无休止地进行着辩论，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斗争，虽然他们本身都已病入膏肓。这样，生活在“魔山”和“教育特区”中的汉斯·卡斯托普，思想和性格就加速地发展和成熟起来。

不错，这儿的确存在一些悖论，例如把“魔山”称作“教育特区”，既说“魔山”是个“无时间境界”，又说它浓缩了时间等等。然而，不正是由于这许多悖论和矛盾的存在，才使《魔山》更加耐人寻味和富于哲理的深蕴吗？

至此，已接触到《魔山》继承德语文学传统的第二个和更深刻的方面，即它的哲理性和思辨性。

有人干脆称《魔山》为一部哲理小说或者理智小说，这很容易使人产生枯燥、沉闷的联想。其实，《魔山》提出的哲学问题丰富多彩，所使用来进行思辨的手段也富于变化而且生动。除去生与死这个核心问题之外，小说对于例如时间这个构成生命的重要因素，就作了既精彩又深入、全面的思考。仅仅为了揭示时间因人因地而异的相对性，它就自然而纯熟地使用了三种手段：一是主人公卡斯托普在自己头脑里对这个问题的思索和探究（集中在第六章的《变迁》一节）；二是作者的直接插话和评说；三是用故事情节本身进展的快慢直观地显示。且看第三种手段的明显例证：主人公住进“山庄”疗养院第一天，觉得一切都异常新鲜，经历和感受十分丰富，时间也就相对地增加价值，对这天的描写便占了一百多页的篇幅；到了后来，日子过得千篇一律和乏味了，几个月甚至几年便被一笔带过。除去这些，还有一种在《魔山》中用得特别多也特别引人注目的思辨手段，那就是让书中的人物相互辩驳和争论。塞特姆布里尼和纳夫塔这两个人物，似乎主要就是为此而生存的。他们势不两立却相反相成，在无情的论争中几乎探讨了人类社会的所有重大问题，尽管这两人如前文说过的都并不足取，都是言行不一的空谈家，而且言论本身也经常自相矛盾，令他们的教育对象卡斯托普无所适从。总之，《魔山》的思辨色彩浓郁，手段多样而艺术性强，会使读者尤其是爱好哲学的读者觉得饶有兴味。

《魔山》还成功地继承了德国和欧洲的批判现实主义传统，对世情的描摹，对人物的刻画，对环境的点染，都做到了既精细，又深刻，又富于典型意义。小说中的人物非常多，但各具个性特色，不容张冠李戴。

就说仅仅出现在卡斯托普回忆中的祖父和舅公吧，他们都被刻画得活灵活现，既带着时代和阶级的共性，又有不容忽视的个性。类似这样一些富于对比意义的次要人物的存在，加强了小说内涵的历史纵深度，为一个阶级的没落作了必要的背景交待。至于在“侍奉死亡的老手”贝伦斯大夫经管下的“山庄”，那真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以营利为目的的医疗机构的典型，也是异化的典型，托马斯·曼对它和它的主持者的揭露可谓入木三分，触目惊心。

《魔山》的社会批判意义多而且广，不容也不必一一列举。值得注意的只是，以“语言魔术师”著称的托马斯·曼杰出地运用了幽默、揶揄、嘲讽等等语言手段，使自己与他描写的人物、习尚、事件之间保持了必要的距离，即“讽刺的距离”或曰“批判的距离”。这种距离一开始便出现在叙述的语气里，接着又渗进描绘人物肖像的笔调中，到最后更融合到了故事的情节里（最典型的例子是纳夫塔与塞特姆布里尼的决斗）。由于作者运用语言的精确，“距离”的远近分寸便十分明显，从而也就自然而然地表明了他自己的态度和爱憎。不，这儿谈不上爱，因为在书中没有一个真正可爱的正面人物；就连对主人公卡斯托普和他那位生性豪爽的意中人克拉芙迪娅·舒夏特，作者所有的充其量也只是同情和理解而已。

《魔山》同样证明，托马斯·曼确实当得起二十世纪的一位批判现实主义大师的称号。

然而，对于《魔山》这部巨著来说，更值得注意的是它还有所创新，有所突破；它还越出现实主义的常轨，采用了勃兴于本世纪初的现代主义的某些手法。

《魔山》使用得最多也最有趣的现代主义手法是象征。可以说小说的题名《魔山》本身便是一个象征，它所描写的“山庄”疗养院以及生活在里边的形形色色的人物，也都富有象征意义。仅以与软弱的平民卡斯托普形成鲜明对比的表兄约阿希姆为例吧。这位“好样的士兵”身上集中了“德国军人的所有美德”，称得上是整座“魔山”中唯一一个有事业心和责任感的人，却怎么也实现不了去军旗下效忠皇上的夙愿。他那被描写得非常细腻的夭亡，不正象征着德国军国主义引以为自豪的普鲁士精神业已过时和不再有生命力吗？

十分耐人寻味的是《魔山》中还充满着所谓“数字象征”。一个七字贯穿整个故事，反反复复地出现：全书一共七章，主人公迷失在“魔山”中长达七年，“山庄”的餐厅里不多不少摆着七张桌子，主人公的朋友圈子最终凑足了七个人……为什么正好是七呢？是因为上帝“创造世界”也用了七天还是另有原因？这个问题看来只有作者自己才能解答了。

《魔山》成书的十多年，正值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说在欧洲广泛传播和大行其道。托马斯·曼是弗洛伊德的景仰者，小说自然地反映出了他的影响。这倒不是指贝伦斯院长的助手克洛可夫斯基博士也在对病人施行所谓心理分析，也不是指这位形容萎靡、身穿黑大褂的“殡仪馆抬尸者”似的大夫，在“山庄”长年地开着一个大谈爱情与疾病和死亡的微妙关系的讲座，害得男女疗养客们体温升高了老是降不下来——这些都只能看做是对迎合时尚的冒牌博士和骗子大夫的讥讽而已。作者自己使用精神分析方法，主要表现在他深入到人物的潜意识中去挖掘和揭示其思想行为的内在因果关系。一个明显而突出的例子：年轻的主人公一开始非常讨厌克拉芙迪娅·舒夏特，因为这个俄国妇人不拘小节，缺少上流社会的教养，每次进出餐厅都把玻璃门摔得哐啷啷响。可是，随着他对这响声的习惯，卡斯托普偏偏狂热地爱上了这位并不见得漂亮的女病友。为什么？主要因为她长着一双细眯眯的鞑靼人眼睛，令他忆起了自己少年时代倾慕过然而却早已忘记的一个男同学。也就是说，隐藏在潜意识中未得到满足的恋慕之情又固执地表现出来，以致在卡斯托普心中，俄国妇人和那个男同学的形象老是叠印在一起，在他对异性的爱恋中又加进了少年时代的亲切回忆，使他更加着迷和神往。

小说第六章有一节叫《雪》，写了主人公在与风雪和死亡搏斗过程中的一个个梦境，它们也是存在于他的潜意识中的理想和恐惧的折射和显露。这些一开始绚烂美丽、如诗如画最后却阴森可怖的梦境，实际上表明了主人公（也包括作者）在生与死之间，在人道和非人道之间，在意大利作家塞特姆布里尼与奥地利耶稣会士纳夫塔之间作出的选择，虽然他对前者最终能否战胜后者缺少信心。这缺少信心的表现，既合乎欧洲历史的真实，也合乎作家本人思想的实际。

象征和精神分析，只是托马斯·曼使用现代主义手法的两个显著方面。从总体上看，《魔山》堪称德语文学乃至西方文学率先将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结合起来的典范之一。

《魔山》问世于1924 年，它的故事则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夕。书中所描写的死神统治的“山庄”国际疗养院，实际上是本世纪初精神空虚、道德沦丧、危机四伏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缩影。整个“山庄”

都未能逃脱死亡的厄运，这个世界已注定了要走向没落。

《魔山》这部书也是作者对自己在战前的经历和思想的总结。1912年，为了探望患病的妻子，托马斯·曼确曾在瑞士达沃斯地区的一所疗养院住过一些时候。这段经历提供了创作《魔山》的契机。起初他只打算写一个中篇，并以生战胜死为主题，来作为自己《死于威尼斯》和《特里斯坦》等表现艺术家渴望和美化死亡的作品的对立面。大战中的痛苦经历和长时间的深刻反思，使中篇发展成了一部上下两卷的大长篇。而且，在书中的主要人物身上，更清楚地投下了作者自己的影子。卡斯托普与他出身、经历的相似之处自不必说。更值得注意的是塞特姆布里尼和纳夫塔这两个怪人，通过他们，托马斯·曼事实上对自己早先的思想（其中特别是叔本华和尼采的影响）来了一个清算。这个清算既深刻又全面；因此，《魔山》一书不仅对他个人的思想和创作发展有划时代的意义，也成了本世纪初整个西方世界的精神写照，从而确立了它现代经典的地位。

《魔山》是一座有待深入挖掘开采的宝山。笔者不揣浅陋画了这张粗疏的路线图，供勇敢的入山采宝者参考。只有当你自己爬完崎岖的山路，登上险峻的顶峰，才会发现更多更多，才能去寻幽、搜奇、揽胜，寻西方精神思想之幽，搜欧洲人生世相之奇，览德语现代小说之胜。

不畏艰险的朋友，请入“魔山”来！

这本书的翻译工作不用说是很困难的。我们几个人下了最大的决心，几经周折和迁延，终于在主编刘硕良和责任编辑吴裕康同志的督促下，将它完成。具体分工是：杨武能译第一章至第四章以及第六章一部分；洪天富译第五章（最后一节系郑寿康所译）；王荫祺译第六章大部分；郑寿康译第七章。

我们知道，今天奉献给读者的这个译本尚有一些缺陷和不令人满意之处。但是，中国迟迟没有《魔山》这一世界名著的现实不容我们藏拙，我们准备接受读者和专家的批评、指正，以便将来进一步完善修订。

引 子

我们之所以想讲汉斯·卡斯托普的故事，原因不在他个人——读者会发现他是个普普通通的青年，虽然并不乏味——而在故事本身，在我们看来它很值得一讲；而对于汉斯·卡斯托普来说，强调一下这是他的故事，并非任何人都有个随便什么故事可讲，也算照顾了面子。故事发生在很久以前，可谓已经蒙上了历史的珍贵锈迹，绝对必须以过去完成时的时态来讲述。

这种情况之于故事并非缺陷，倒是优点；故事嘛就必须是过去的事情，而且可以说，过去得越久越好，对故事之为故事是如此，对讲故事的人——那悄声召唤动词过去时的魔术师亦然。不过，我们的故事与时下人们尤其是那些讲故事者的情形一样：它看上去要比实际年岁老得多，它的岁数不能以天日计算，它的年龄不能按太阳旋转的周期计算；一句话，它过去的程度并非取决于时间——之所以这样讲，是想顺带着暗示和指出这一神秘因素的可疑及其特有的暧昧性质。

为了不人为地把一件清楚的事情弄得含混模糊，我们干脆讲：故事显得特别古老的原因在于，它发生在某个给我们的生活以及意识划下了深深鸿沟的转折点和界线之前……它发生在，或者让我们有意避免用动词现在时，说它曾经发生在和已然发生在从前，过去，在那些古老的日子里，在大战之前的那个世界上；随着这次大战的爆发，发生了许许多多可以说几乎从未停止发生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们的故事发生在过去，虽然是不远的过去。但是，这样的“过去”越贴近我们，故事的往昔性质不是就会更深沉、更圆满、更富于童话色彩吗？还得说一说，除此而外，我们这故事依其内在特性而言，与童话尚有着这样那样的共通之处。

我们将详详细细地讲汉斯·卡斯托普的故事，讲得明确而又透彻——要知道，故事的精练有趣或冗长乏味，从来都不决定于讲它花了多长时间。我们不担心讲细了令人难堪反感，倒认为只有讲透彻才真正精彩有趣。

也就是说，我们不会在翻掌之间讲完汉斯·卡斯托普的故事。一星期的七天不够，七个月也不够。最好先别去弄清楚，我们要花多少时间才能冲出它缠在我们身上的魔网。上帝保佑，反正不一定非要七年！

让我们言归正传。

第 一 章

抵 达

一个普普通通的年轻人，在盛夏时节离开自己的故乡汉堡，前往格劳宾登山里的达沃斯坪，准备在那儿进行为期三周的访问。

从汉堡去那上边，可是一段很远的旅程；特别是对于只呆这么短短一点时间来说，就太远太远了。途中要穿过几个国家，要越岭翻山，从南德高原下行，直抵史瓦本海滨，然后再劈波斩浪，乘船横渡那些过去被认为是不可测知的深渊。

至此为止还一路畅通，走的都是直线；接下去可就费周折了，走走停停，很是麻烦。到了瑞士境内的罗尔沙赫才重新乘上火车，但也只能乘到阿尔卑斯山中一个叫朗特夸特的小站，在那儿又不得不换车。小站上山风劲吹，周围也没有多少宜人的景色，在百无聊赖地东站站西站站以后，终于登上一列窄轨火车；等到它那小小的、然而牵引力显然非同一般的机车头慢慢动起来，才算开始了这次旅行中真正惊险的一部分；列车一个劲儿地只顾往上爬，好像就没个完似的。要知道朗特夸特车站所处的地势还算不特别高，眼前这条从悬崖峭壁间穿过的荒凉而险峻的铁道，才认认真真地通到山里去。

年轻人名叫汉斯·卡斯托普。他独自呆在一间小小的软席车厢里，车厢内的沙发罩布全是灰色的。他随身带着一只鳄鱼皮的手提袋，这是他的舅公兼抚养人——让我就此交代一下他的大名——迪纳倍尔参议送给他的礼物；他的冬大衣挂在衣钩上，不住地摆来荡去；他腿上盖着一条苏格兰格子呢旅行毯。他坐在紧闭的车窗前，午后渐渐变得凉爽了，自幼在家里娇生惯养的他已经竖起他那宽大时髦的夏季绸外套的衣领。

在他身边的座位上，躺着一本题名为《远洋船舶》的小册子，是他刚踏上旅途时翻过几次的，眼下却已被扔在一边不加闻问了；火车头沉重地喘息着，浊气一股一股地灌进车厢，书皮上已布满微小的煤粒。

两天的旅程将把一个人，一个在生活中扎根未稳的年轻人远远地与他习以为常的世界分开，与他称之为自己的职责、兴趣、忧虑、前景等等一切分开，其情况严重得远非他乘着出租马车上火车站去时所能梦想。旋转着，飞驰着，在他和他的土生土长之地中间挤进来一个空间；这空间显示出人们通常只以为时间才有的力量。一小时接一小时，它在你内心中引起种种变化，其性质与时间引起的变化非常相似，但程度在一定情况下还有过之。它与时间一样造成遗忘，其方式是把人从他的各种关系中分离出来，放进一种自由的、原始的状态。可不是吗，在转瞬之间，它甚至能把一个循规蹈矩的小市民变成跟一个流浪汉差不离。人说时间是一条望川，其实远方的空气也有同样的效力，你吸了它虽然还不像饮过这条望川的水那样彻底忘记一切，但是却忘记得更加迅速。

汉斯·卡斯托普的情形就是这样。一开始，他本无意特别重视这次旅行，没打算把心思花在它上面。他倒是想赶快去一趟了事，因为不能不去，然后又跟动身时一模一样地回来，回到那个老地方，让被迫暂时中断的生活重新开始。就在昨天，他的思想还局限在已经习惯的范围内，考虑的还是刚刚过去的考试，以及即将来到的在通德尔—威尔姆斯公司（包括造船厂、机器制造厂和锅炉厂）的就职；对于面临的这三个星期，他是要有多么不耐烦就有多么不耐烦。然而眼下，情况似乎要求他付出全部的注意力，容不得他再掉以轻心。这样子被突然抬高到一些他从未呼吸过的区域里，到一些据他了解生活条件完全不一般而又简单艰苦的地方，他开始激动起来，内心渐渐充满了某种忧惧。故乡和有条不紊的生活不只远远地留在了他后面，更可虑的是还深深地落在了他脚上，而且他仍在不断地升高、升高。如此悬浮在它们和陌生的异地之间，他禁不住问自己，他到那上边将生活得怎样呢？也许，像他这么个在仅仅高出海平面几米的地方出生和过惯了的人，突然来到条件这样极端恶劣的地区，甚至也没有先在某个高度适中的地方逗留几天，本身就是既不明智又对健康有害的吧？他希望快些抵达目的地，因为一经到了山上，他想就能和在其他任何地方一样正常地生活，而不会像现在似的一个劲儿向上爬呀爬呀，老想着自己是处在何等不寻常的境地。他凭窗张望：列车正在狭窄的隘口上蜿蜒行驶，看得见前面的一些车厢，也看得见累得气喘吁吁的火车头，它吐出的褐色、绿色和黑色浓烟随风飘去。在右边的深谷中水声哗哗作响；在左边的峭壁间兀立着森森古松，直指青灰色的天穹。前边不断出现黑糊糊的隧道口；等到列车重见天光，巨大的山谷又展开在身旁，谷底里的村镇也历历在目。深谷慢慢合拢，紧接着又是新的碍口；在崖头的道道裂隙中，积雪尚未消融。列车一次次地停在寒伧的小站前，有时是到了顶头站，只好调转方向开出去，以致弄得人糊里糊涂，再也闹不清东南西北。举目眺望，群峰巍然耸峙，逶迤直至天际，眼前已经是人们盼望进入的神圣奇妙的高山世界；然而峰回路转，美景又从虔诚的眼睛前消失了。这时候，汉斯·卡斯托普想，阔叶林带已经被他丢在脚下，如果他估计得不错的话，鸣禽区也过完了；想到此，他怅然若失，有两秒钟之久，头脑竟微微发晕，心里也颇难受，情不自禁地举起手来蒙住了眼睛。不过这情况转瞬即逝。汉斯·卡斯托普发现，攀登已到尽头，最高一道隘口已被征服。在平坦的谷地上，列车眼下舒舒服服地朝前滚动。

已经快晚上八点，然而天仍不见黑。一片湖泊闪现在远方，湖水呈灰色，岸边黑森森的松林一直延伸到四周的山峰脚下，越往上越稀疏，最后完全绝迹，只留下泛着白色的光秃秃的岩石。列车停在一个小站前；汉斯·卡斯托普听见车外呼叫“达沃斯村到了”，心想自己的目的地就在前面。谁料突然间，他耳畔响起了约阿希姆·齐姆逊的声音，只听见他表哥操着从容不迫的汉堡腔说：“你好啊，我说。喏，就请下车吧。”

汉斯·卡斯托普往下一瞧，窗外月台上果真站着约阿希姆，只见他身穿一件褐色大衣，光着脑袋，气色是一生里头从来没有过的健康。他笑吟吟地又说：

“快下来呀，你，别忸忸怩怩的。”

“我还没到站哩，”汉斯·卡斯托普愕然地回答，仍旧坐着没动。

“到了，已经到了。这是达沃斯村。从这儿去疗养院更近。我带了辆车来。把行李递给我。”

于是欢笑着，在抵达目的地和再见到表哥的兴奋激动中，汉斯·卡斯托普急忙把手提袋、冬大衣、旅行毯以及手杖和雨伞，最后还有那本《远洋船舶》，一件件给约阿希姆递下去。接着他便奔过窄窄的走廊，跳到月台上，与自己的表哥正式会见，互致问候；但这一切都进行得不特别热情、激动，就像那种冷静而拘谨的人们之间的情形一样。说来也怪，他们竟然都避免互相喊名字，仅仅怕的是显得太亲热了。可是又不好以姓氏相称，他们便局限于互称为“你”。在表兄弟之间，这已经是根深蒂固的老习惯。

一个身着制服、头戴饰有金银丝带的制帽的男子，站在一旁观望，看表兄弟俩如何迅速而微显得尴尬地——年轻的齐姆逊更摆出军人的架势——相互握了握手，然后就走拢来请汉斯·卡斯托普给他行李单；要知道他便是“山庄”国际疗养院的杂役，表示乐意去达沃斯坪车站取客人的大皮箱，以便先生们能驱车径直回去赶晚餐。这人明显地跛脚，所以汉斯·卡斯托普问约阿希姆·齐姆逊的第一个问题是：“是个打过仗的老兵吗？怎么瘸得这么厉害？”

“啊，敢情！”约阿希姆酸不溜丢地回答。“一位老兵！膝头挨了一下，或者后来竟不得不让人把膝盖取掉了，所以才落得眼下这德性。”

汉斯·卡斯托普赶紧思考了一下。

“噢，这样！”他说，同时一边走一边转过头去瞅了瞅。“可你大概不准备让我相信，你身体还有什么问题吧？瞧你的模样就像已经当上军官，刚从演习中归来似的。”他说着从侧面打量起自己的表哥来。

约阿希姆比他高大魁梧，看上去浑身都是青春的活力，就像生来是块当兵的料子。在他故乡人们的头发多为金黄色，不过也有不少人跟他一样头发是深褐色的；他脸上的肤色本来就偏暗，经日光一晒更变成近乎古铜色了。他一双眼睛又黑又大，饱满好看的嘴唇上蓄着两撇小黑胡子，要不是长着一对招风耳，简直就称得上是个美男子哩。一直到前不久的某个时候，这对耳朵还是他唯一的苦恼和不幸。现在他却有着另外的忧虑。汉斯·卡斯托普继续问：“你跟我马上下山去，对吧？我看真的没有任何问题了。”

“跟你马上下山？”表兄问，同时把自己的一双大眼睛转过来望着他；这双眼睛一直都是温柔的，但在最近五个月中，却增添了一些倦怠，是的，甚至是哀愁的神气。“什么叫马上？”

“喏，三个星期以后。”

“噢，这样，看来你在想象中已经又乘车回家去了吧。”约阿希姆回答。“喏，别着急，你这不是刚刚来到吗？三个星期对于我们这上边的人来说几乎微不足道，可是在原本只想来此看看并且总共不过呆三个礼拜的你眼里，这段时间自然是非常长的。先适应适应气候吧，这可不那么容易哩，你会看见的。更何况气候还不是咱们这里唯一稀罕的东西。

留点神，这里的新鲜事有得你瞧。至于说到我，情形并不像你想的那么美妙，你的什么‘三个星期后回家’，那只是山下边的人的想法罢了。

不错，我的皮肤是变黑了，但这主要是让血光照射成的，说明不了多少问题，正如贝伦斯经常讲的，而且，他在最近一次大体检时还说过，几乎可以肯定，大概还需要再疗养半年。”

“再疗养半年？你疯了吗？”汉斯·卡斯托普嚷起来。这时候，他们俩正好是在比一座仓库好不了多少的车站建筑前面，坐进了那辆等候在石块铺砌的广场上的黄色轻便马车；等两匹棕色的骏马开始走动，坐在硬椅垫上的汉斯·卡斯托普又猛地扭转身，满脸的怒容。“半年？你在上边可已经差不多半年啦！一个人才没这么多时间……！”

“是啊，时间，”约阿希姆接过话茬，频频点着头，压根儿没注意到表弟正当的愤怒。“你可能完全不相信，这儿的人对时间才不在乎哩。

三个星期对于他们就像一天。你会看见的。你也会学会这一切。”他说，并且又加了一句，“在山上，人的观念也得改变。”

汉斯·卡斯托普从旁边目不转睛地端详着他。

“可你确实疗养得挺好啊。”他摇着头说。

“真的？你这样认为？”约阿希姆应道，“可不是嘛，我自己也这样想哩！”他说着把身子靠回到椅背上，挺直了身子，但紧接着又身子一歪，取了个半躺的姿势。“我是好一些了，”他解释说，“可还不能说恢复了健康。在胸上边，在过去听得见沙沙响的部位，眼下还是不怎么清晰，不过不怎么严重；可是下边就非常不清晰，而且在第二肋间也有许多杂音。”

“瞧你变得多有学问啦。”汉斯·卡斯托普说。

“是的，上帝知道这是一门多么可爱的学问。我真巴不得在艰苦的军旅生活中把它忘个一干二净。”约阿希姆回答，“可我还咳痰。”他一边说一边懒懒地耸了耸肩膀，那神气与他的模样很不相称，随后又让表弟看一件从他朝向表弟一边的大衣口袋里掏出来的东西；这东西只掏出来一半，马上又被塞回去了：原来是一只扁平的椭圆形蓝玻璃瓶，有着金属制的瓶盖。“这玩意儿咱们山上的大多数人都随身携带着的。”他说，“我们还给它取了名字，取了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绰号。你是在观赏风景吗？”

汉斯·卡斯托普的确在观赏风景，一听表兄问就不由得感叹了一句：“真美啊！”

“你这么认为？”约阿希姆问。

他们沿着山谷的走向，在一条建筑得不怎么规则而与铁轨平行的公路上行驶了一段，然后向左穿过铁道，跨越一条小溪，到了缓缓上升的山路上，向着树林覆盖的山腰爬去；在那儿一片微微突出的草坪上，朝着东南方。坐落着一幢长条形的建筑以及附带的半圆顶的钟楼；建筑的正面全是些阳台，远远看上去就像一块海绵似的有许多孔孔洞洞，这会儿刚开始上灯。暮色迅速降临，一抹曾经使单调的天空一度显得有些生气的淡淡晚霞业已消散，整个自然界都处于那种没有色彩、没有生气的可悲的过渡状态，随后而来的就将是沉沉的暗夜了。在下边人们聚居的狭长而微有曲折的山谷里，不只在谷底而且在两边的坡地上也一样，如今已是处处灯火——特别是在右边比较凸出的缓坡上，房舍层层叠叠，更是显得明亮。左边延伸着一条条通往山腰草坪的小路，最后全都隐没在了黑乎乎的针叶林中。在山谷出口背后的一带远山，呈现出冷幽幽的青灰色，相比之下，山谷又变年轻了。这时吹起阵阵夜风，使人感觉到了山中的寒意。

“不，坦白地说，我并不觉得这儿的景色有多么迷人。”汉斯·卡斯托普回答。“冰川在哪儿？雪峰在哪儿？巍峨的崇山峻岭又在哪儿？

我看这些玩意儿不见得有多高。”

“高，很高，”约阿希姆说，“你差不多到处都看得见树木的分界线，它们的标记太明显了；松树一停止生长，任何树木也都不再长，就像你看见的只剩下了岩石。在对面，在那黑色的羊角形山岩右边，甚至就有一道冰川还在闪着蓝光，看见了吗？它不见得大，但却是地地道道的冰川，名叫斯卡莱塔。还有米歇尔峰和廷岑霍尔恩峰在那边的缺口里，也是终年积雪，只不过你从这儿看不见。”

“终年积雪。”汉斯·卡斯托普重复着。

“是的，永远不融，你愿意这么讲的话。确确实实，这一切都已经很高了。而咱们自己也高得要命，你得考虑考虑，海拔一千六百米啊。

正因为如此，那些山才不显得多么高。”

“不错，来的时候叫人爬得够呛！我简直胆战心惊，我可以告诉你。

一千六百米！这可相当于五千英尺了，如果我换算得不错的话。我一辈子还没有到过这么高的地方哩。”说罢，汉斯·卡斯托普好奇地作了一次深呼吸，想尝试尝试这陌生的空气的滋味。空气是清新的——除此以外毫无特色。它既不芬芳，也不滋润，什么内容都没有；它轻轻地流进体内，一点没使人产生心旷神怡的感觉。

“唔，挺好！”出于礼貌，汉斯·卡斯托普表示。

“可不，这是一种有名的空气嘛。只不过今天傍晚此地的气候还不太有利。有时候，特别在下雪天，它叫你看起来还要美一些，但是老看老看也会非常厌烦。我们这上边所有的人，你可以相信，都对它讨厌透啦。”约阿希姆说着一咧嘴，做了个厌恶的表情，做得是那样夸张而没有节制，又一次使他的容貌遭到了破坏。

“瞧你说起话来可真特别。”汉斯·卡斯托普说。

“我说得特别？”约阿希姆有些忧虑地问，转过脸来望着表弟……“不，不，请原谅，我大概只有一会儿是这么感觉！”汉斯·卡斯托普赶紧解释。他原本指的是“我们这上边的人”这种讲法；它已经被约阿希姆使用过三四次了，不知怎么总叫他听着觉得别扭和异样。

“我们的疗养院比村子更高，这你看见了，”约阿希姆接着说，“高五十米。在广告上写着一百米，但实际上只有五十米。最高的要数那对面的‘阿尔卑斯之宝’疗养院，我们现在看不见。冬天，那儿的人不得不用雪橇往下运他们的尸体，因为道路已完全不能走车。”

“他们的尸体？原来这样！你听喽，你听喽！”汉斯·卡斯托普嚷起来，嚷着嚷着突然爆发出一阵大笑，直笑得想忍也忍不住，直笑得胸部剧烈震动，直笑得被夜风吹僵了的面孔也扭曲起来，隐隐作疼。“用雪橇运尸体！而你对我讲起来竟能如此心情平和？想不到在这五个月中你已经完全变得玩世不恭了！”

“一点也说不上玩世不恭，”约阿希姆耸了耸肩膀答道，“怎么叫玩世不恭呢？对于尸体来说那不是一个样么……？不过，在我们这儿人倒是容易变得玩世不恭的。贝伦斯本人就是这么个德性——同时却又是个好样的男子汉，曾经加入过大学生社团，现在动起手术来也呱呱叫，看样子他是会叫你喜欢的。然后还有克洛可夫斯基，他的助手，一个挺讨厌的家伙。广告上专门提到了他的职能。也就是说，他对病员们进行灵魂分析。”

“进行什么？灵魂分析？这可太讨厌了！”汉斯·卡斯托普嚷起来，但接着愉快的心情又占了上风，使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在其他种种可笑的事情之后，现在又来了灵魂分析术，这可真够他受用的啦，直笑得他前仰后合，泪水从蒙在眼睛上的手指间迸了出来。约阿希姆也开心地笑着——这似乎使他觉得很舒服——这时候，马车已放慢速度，把两个年轻人送上了“山庄”国际疗养院大门前的一段迂缓的斜坡路，因此，他们走下车来时仍高高兴兴的。

三 十 四 号

紧靠右手边，在院门和前边的风门之间，就是传达室；一个法国派头的门房，刚才正坐在电话机旁读报，这时便迎了出来。他也穿着和火车站上那个瘸子一样的灰制服。由他领着，两个人穿过灯光明亮的大厅；在大厅左侧是一排谈话室。汉斯·卡斯托普边走边往里瞅了瞅，发现它们全都是空的。疗养的客人到哪儿去了呢，他问。他的表兄回答：“在做静卧治疗。因为要接你，我今天请了假。平常吃过晚饭我也总是在阳台上躺着哩。”

汉斯·卡斯托普险些又忍不住笑起来。

“什么，已经起了夜雾你们还躺在露台上？”他嗓音哆嗦地问。

“是的，规定如此。从八点到十点。可现在走吧，看看你的房间去，并且洗一洗。”

他们走进由那法国人操纵的电梯。在电梯往上升的工夫，汉斯·卡斯托普擦干了自己的眼睛。

“真把我给笑坏啦，”他用嘴吸了一口气说，“你给我讲了那么多疯狂的事情……什么灵魂分析术，实在是太逗了，本来不讲更好。加上经过这一路旅行，我显然已经有些疲倦。你的脚也冷得非常厉害吗？可同时脸又这么烫，真不舒服。咱们马上可以吃饭吗？我感觉有些饿了。你们这上边的人吃得不错吧？”

他们穿过狭窄的走廊，无声地走在椰子皮编织的席毯上。从天花板的乳白色种形灯罩里投射下来淡淡的光。墙壁上涂了一层清漆，显得白、冷而光亮。不知从什么地方出现了一个护士，头顶白头巾，戴着夹鼻眼镜，拴眼镜的细绳搭在耳朵背上。显而易见，她信奉的是新教，对自己的职业并无真正的热情，好奇心很重，因此坐立不安，无聊得要命。在走廊上的两处地方，在编了号的白漆房门前边的地板上，立着一种球形的容器，大大的，鼓着肚子，而脖子却很短；一开始汉斯·卡斯托普忘记了打听它们的用途。

“你在这儿，”约阿希姆说，“三十四号。右边是我，左边是一对俄国夫妇——有点儿邋遢，还闹闹喳喳的。我不能不这么讲，可是毫无办法。喏，你想讲什么？”

房门是双重的，在门内的墙凹里装着挂衣钩。约阿希姆扭亮了天花板上的灯，在它微微颤动的亮光中，房内显得明朗而宁静，一色雪白的实用的家具，可以拆洗的大壁帷同样也是白色的，软木油布地毯干干净净，亚麻布窗帘上绣着时兴的简洁而愉快的花样。阳台门敞开着，看得见山谷里的灯光，听得见远远飘来的舞曲声。好心的约阿希姆在五斗橱上摆了一只小花瓶，瓶内插着一些在草发第二茬时能够采到的鲜花，什么蓍草花呀、铃铛花呀等等，全是他亲自去山崖上摘来的。

“真有你的，”汉斯·卡斯托普说，“好舒适的一间房间啊！在里边满可以住上几个星期哩。”

“前天这房里死了个美国女人。”约阿希姆说，“贝伦斯一开始就讲，在你到来之前她就会咽气，这样你就有房间住了。她的未婚夫一直守在她身边；这位老兄是个英国海军军官，可一点没表现出男子气。他过不了一会儿又跑到走廊上来哭鼻子，活像个小娃娃似的，随后又用冷霜搽面孔，因为他新刮过脸，让泪水一渍就疼得火辣辣的。前天晚上美国女人还大咳血了两次，这一下就完蛋了。不过，昨天一早已经把她运走，然后自然又彻底地用福尔马林把房间熏了一通。福尔马林，这东西你知道用来干这种事是挺有效的。”

汉斯·卡斯托普漫不经心地听着这个故事。他挽起衣袖站在宽大的洗脸槽前；洗脸槽内的镀镍水龙头在电灯光下闪闪发亮。对于那张铺得干干净净的白铁管床铺，他几乎瞟也没瞟一眼。

“彻底熏过了，这很好。”他一边洗手，洗了又揩干，一边啰啰嗦嗦并且有些东拉西扯地说。“是的，甲醛，连生命力最强的细菌也受不了——H2CO，挺刺鼻子的，是吗？自然喽，最严格的卫生乃是一个基本条件……”他说的“自然喽”仍带着很重的乡音；而他表哥在念过大学以后，讲话已较标准了。他口若悬河地接着往下讲：“我还想说什么来着……很明显，那位海军军官是用保险刀刮脸的，我敢肯定；比起用磨得风快的普通剃刀来，用这种玩意儿更容易受伤，至少我的经验是如此；要知道我是轮流着时而用这种，时而用那种的……喏，刚刮过的脸皮让盐水一刺激当然很痛，而他呢，可能是在服役中习惯了搽冷霜的，所以一点不使我觉得奇怪……”他继续唠唠叨叨，说他在皮箱里带着两百支抽惯了的“玛利亚·曼奇尼”牌雪茄，因此清点行李将是一件极惬意的事；他还向表哥转达了故乡这个那个亲友的问候。

“难道这地方不烧暖气么？”他突然叫起来，并且奔过去摸那些管子。

“嗯，人家说我们冻一冻有好处。”约阿希姆回答，“直到八月份开始集中供应暖气，情形才会改变。”

“八月份，八月份！”汉斯·卡斯托普大声嚷嚷，“可是我却冻得慌！

我是说身上冷得不得了，面孔却显然在发烧——喏，你摸摸，瞧我有多烫！”

这个要人家摸自己脸的唐突要求与汉斯·卡斯托普的个性完全不符合，因此使他自己也感到很难堪。幸好约阿希姆并没真照他的要求做，而只是说：

“这不过是空气的作用，一点也不要紧。贝伦斯自己也成天面孔发紫。有的人永远不能适应。喏，走吧，否则我们什么都吃不上了。”

在走廊上又见到那个护士，她好奇地睁大一双近视眼朝着他们张望。可是在二楼，汉斯·卡斯托普却突然像着了魔似的一下子站住了；那魔力来自不远处的走廊转角后面，他听见从那儿传来一种可怕的怪声，虽然不怎么响，却非常非常令人恶心。汉斯·卡斯托普不由得做了个鬼脸，张大两眼瞪着自己的表兄。显然是有谁在咳嗽——是一个男人在咳嗽；但它与汉斯·卡斯托普曾经听见过的任何咳嗽都悦耳动听，无宁说是健康的生命力的表现——眼下的这种咳嗽完全缺少乐趣，完全缺少爱，也不是有规律地一声一声发出来的，而是有气无力，含混沉浊，就像在搅动身体内的什么烂浆糊，叫人听着起鸡皮疙瘩。

“嗯，”约阿希姆说，“情况很糟糕。是个奥地利贵族，你知道，看上去仪表堂堂，简直像个天生的马术师。想不到眼下却这德性，可是仍然四处走来走去。”

两人继续往前走，汉斯·卡斯托普还是抓住马术师的咳嗽一事大谈不止。

“你得想想，”他说，“我从来还没听见过像这样的咳嗽，这样个咳法对我来说十分新鲜，自然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世界上的咳法多得很，有干咳和不紧不慢的咳，一般说来，不紧不慢的咳比像狗吠那样咳得尖声尖气还轻一点，好一点。记得我在年轻的时候（他说“我在年轻的时候”）患过咽喉痛，咳得那个阵势就像狼叫一样；后来渐渐地咳得疏松了，他们便全都高兴起来。可像这儿这么种咳法却闻所未闻，至少对于我是如此——这压根儿不是活人的咳嗽。它不是干咳，但也不能称作疏松的咳，疏松这个词儿远远表现不出它的性质。是的，听见它你仿佛就看见了那人身体里的情况——在那里边已经一塌糊涂，一团烂酱……”

“得了，”约阿希姆说，“我每天都听见来着，你不用给我描写。”

可是汉斯·卡斯托普根本安静不下来，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要表哥相信，他听见这样的咳嗽确乎就像真的看到马术师的内脏里去了，所以当他们俩走进餐厅时，他那双因长途旅行而显得疲倦的眼睛还闪着激动的光。

在 餐 厅 里

餐厅布置得明亮、雅致而且舒适。它坐落在大厅的右手边，与谈话室正对着，据约阿希姆解释，主要是供新来的没赶上开饭时间的病员以及临时性访客用餐。不过也常常在这里举行宴会，庆祝这个过生日、那个病愈出院以及全院性体检结果良好等等。有时候这座餐厅里是很热闹的，约阿希姆说，甚至还有香槟酒递来递去。可眼下却空荡荡的，惟有一位三十来岁的太太在里边读一本书；只见她嘴里念念有词，还不断地举起左手的中指来轻轻敲着铺有台布的桌子。年轻人坐下来后，她便换了个位子，以便拿背冲着他们。她怕与人交往，约阿希姆解释说，所以进餐厅吃饭总带着一本书。据人讲，她还是个小姑娘就住进了肺结核疗养院，从此便再也没在外边生活过。

“喏，喏，和她比起来，你仅有五个月的住院史，还只能算是初来乍到哟；而且就算你再住上一年，也成不了老资格，是吧！”汉斯·卡斯托普对表兄说。约阿希姆听罢耸了耸肩——他过去没有这个习惯——然后便拿起菜单。

他们坐的是靠窗的一张桌子，地面略高于餐厅其他部分，最最舒适不过。哥儿俩在乳黄色的窗帷前相对而坐，面孔让装着红色灯罩的小台灯映得红彤彤的。汉斯·卡斯托普把两只刚洗过的手握在一起，惬意的、充满期待地慢慢搓着，就跟他每次坐下来等着吃饭时那样——也许，因为他的祖先在吃饭前都要祈祷吧。一个态度热情、说话卷舌音特重的姑娘招待他们；她在黑色的衣裙上罩着白围裙，一张大脸颜色健康到了极点。使汉斯·卡斯托普大为开心的是，约阿希姆告诉他，这儿的人都管女招待叫“餐厅的女儿”。他们向她要了一瓶格鲁德·拉罗塞酒，送来后汉斯·卡斯托普又叫她拿去温了一下。饮食非常丰美。有芦笋汤，灌肉番茄，一种配料丰富的烧肉，一道烧得特别可口的带甜味的菜，一块乳酪，以及水果等等。汉斯·卡斯托普吃得挺带劲儿，虽说他的胃口还不如他原以为的那么好。但是，他已经习惯于猛吃猛喝，尽管他并不感到饿；他这样做是出于对自己的尊敬。

约阿希姆对汤和菜没有怎么动。他说，他已经厌腻这儿的烹调；而咒骂伙食不好，乃是他们这上边所有人的习惯。要知道让你老是坐着，过不了三天就……反过来，他喝酒却喝得挺高兴，是的，甚至可以说津津有味。他一边喝，一边反反复复地表示满意，说终于有了一个可以认真谈谈的人；只不过他在作这种表示时力避使用太富感情色彩的措词。

“是的，你来了太好啦！”他说，和婉的嗓音中微微透着激动。“我大概可以说，这对于我算得上是件大事。它给我的生活带来了某种变化——我是讲，你这一来，总算暂时中断了我们没完没了的永远单调的……”

“可你们在这儿时间本该过得很快呀。”汉斯·卡斯托普打断他。

“又快又慢，随你怎么讲。”约阿希姆回答，“可我却想告诉你，它根本没有前进，根本就不是时间，生活也不成其为生活——是的，不是生活。”他边说边摇头，又伸手去端酒杯。

汉斯·卡斯托普也饮起酒来，尽管他的脸颊这时已烫得跟火一样，可是他身上仍然感觉冷，四肢里有着一种虽说愉快却又颇为烦人的特殊的不安。他说话变得十分急促，因此常常语无伦次；对此，他自己只是把手一甩，表示无可奈何。与此同时，约阿希姆也兴高采烈起来，两人的谈话便更加无所拘束，更加热烈兴奋。这当儿，那位手敲桌面、念念有词的女士突然站起身，离开了餐厅。他们捏着刀叉，一边吃一边比划；腮帮里包着食物，却又忙着要做表情；他们笑，他们点头，他们耸肩；不等食物真正咽下去，他们已经继续讲话了。约阿希姆想听汉堡的情况，把话题引到了计划中的易北河治理上。

“划时代的创举！”汉斯·卡斯托普说，“对于我们航运事业的发展来说意义伟大——真是一点也不估计过高。我们马上便一下子投资一千五百万；你可以相信，我们对自己干的事是心中有数的。”

然而，不管他赋予易北河的治理以多么大的重要性，他还是立刻放弃了这个话题，要求约阿希姆再给他讲讲“这上边”的生活以及疗养客们的故事。约阿希姆乐于从命；他很高兴能以这样的方式吐吐闷气，使自己心里轻松一些。他忍不住又讲了一遍用雪橇往山下运尸体的情况，并且再次担保所据乃是事实。汉斯·卡斯托普又哈哈哈哈地笑开了，他也跟着笑起来，看样子挺开心。他另外还讲了一些滑稽的事，以便将轻松愉快的气氛维持下去。有一位与他同桌吃饭的女士，他说，名字叫施托尔太太，是康施塔特一名乐师的老婆，病得已相当厉害——她是他所见过的最最缺少教养的人。她把消毒念成“笑毒”，而且念得一本正经。

她管医助克洛可夫斯基叫“医猪”，真令人苦笑不得。而且，跟这上边的多数人一样，她还好说长道短，比如对另一位叫伊尔蒂斯太太的女人，她就在背后说人家戴着个“绝育罩”。

“她管那叫‘绝育罩’——真没治！”他们俩仰面靠在椅背上，跟半躺着差不多，笑啊笑啊，直笑得身子打颤，险些透不过气来。

笑完了，约阿希姆的脸色突然变得阴沉沉的，原来是想起了自己的命运。

“是啊，咱们现在倒可以坐在这儿笑，笑，笑。”他脸上现出沉痛的表情，横隔膜的震动常常叫他上气不接下气，说道，“可我什么时候才能出院呢？只有老天知道。要晓得贝伦斯说还有半年，那是算得挺玄乎的，必须作更长的打算。这可真够呛啊，你自己说说，对于我来讲是不是很可悲呢？我早已经入伍了，下个月本来就该参加军官的考试。可现在倒好，成天衔着根体温表游来荡去，计算着那位缺少教养的施托尔太太言谈中闹的笑话，白白地消磨掉光阴。在我们的一生中，一年的作用可不小，要在山下，就会带来许多的变化和进步。而我呢，却在这儿停步不前，恰似一潭死水——是的是的，完全像个臭水坑，这样的比喻一点也不过分……”

奇怪的是汉斯·卡斯托普对表哥的感慨没有反应，倒问起在山上是否能喝到黑啤酒来；约阿希姆带着几分诧异地望着他，发现他原来已经快睡着了——事实上他已经在睡。

“瞧你竟睡起觉来啦！”约阿希姆说，“走吧，对咱俩来说也是该上床的时间了。”

“根本还不到睡觉的时间。”汉斯·卡斯托普回答，舌头已有些搅不转。尽管如此他仍然跟着走，只是伛偻着腰，腿脚僵直，就像个疲倦得快要倒地的人似的——但是到了光线已经暗淡下来的正厅里，他立刻强打起精神来，因为约阿希姆对他讲：“瞧，克洛可夫斯基坐在那儿。我觉得，我必须把你马上介绍给他。”

在一间谈话室的壁炉跟前，紧挨着敞开的滑动式房门，克洛可夫斯基博士正坐在灯光中读报纸。当两个年轻人向他走来时，他站起身，约阿希姆于是摆出军人的架势说道：“请允许我向您介绍我从汉堡来的表弟卡斯托普，博士先生。他刚刚才到。”

克洛可夫斯基博士立刻对这位大家庭的新成员表示欢迎，态度显得是那么轻松、大方、亲切，好像是想暗示，与他面对面站着，任何拘束的表现都属多余，唯有愉快的信赖才叫得体。他大约三十五岁，肩宽，体胖，个头比站在面前的两个小伙子矮得多，要斜仰着脑袋才能望到他们俩的脸——加上脸色异常苍白，白得仿佛能透过亮，白得甚至泛着磷光；与之相对照，他却生着一对火辣辣的黑眼睛和两撇黑眉毛，还有那一部已杂有几茎银丝的分成两股的相当长的大胡子，也是黑黑的。他穿着一件已经磨损得相当厉害的双排扣的黑上装，脚登一双凉鞋似的镂空黑皮鞋，灰色的羊毛袜却又颇厚，上衣的大翻领更是软沓沓的；像这样的领子，汉斯·卡斯托普迄今只在但泽的一个照相师的衣服上看见过，所以就给克洛可夫斯基博士的形象实实在在地增添了一点儿艺术家的味道。他亲切地微笑着，以致从胡子底下露出了一排黄牙；他使劲儿摇着年轻人的手，同时以他带着一点外国拖腔的男低音嗓子说道：“我们欢迎您哟，卡斯托普先生！但愿您很快习惯这上边的生活，在我们当中过得愉快。要是允许我问的话，您是上我们这儿来疗养的吧？”

汉斯·卡斯托普努力克制自己的睡意，想要表现得有礼貌一些，那模样实在是动人。他深怪自己竟这么不中用；以年轻人的敏感多疑，他从助理大夫的微笑和带有勉励意味的态度中，已看到了宽容的嘲讽。他开始回答，说他只住三个星期，也提到他的考试，末了特别加了一句：感谢上帝，他还一点儿病都没有。

“真的吗？”克洛可夫斯基博士像是嘲讽他似的向前斜伸出脑袋，笑得更来劲儿了。他接着说：“要真这样，您这个人倒是极其值得研究的！因为我还从来没见过一个完完全全健康的人。您参加了什么考试，要是可以问的话？”

“我是个工程师，博士先生。”汉斯·卡斯托普不卑不亢地回答。

“噢，工——程——师！”克洛可夫斯基博士仿佛收起了笑容，亲热劲儿在一刹那间也跟着减退了。“这挺棒嘛。如此说来，您在这儿不需要接受任何治疗，不管是身体上或是心理上全不需要喽？”

“不，非常感谢！”汉斯·卡斯托普说时差一点儿往后退了一步。

这当口儿，克洛可夫斯基博士的微笑又胜利地浮现出来。他重新摇着年轻人的手，提高嗓门说道：

“那么，就请您充分享受您那完美无缺的健康，好好睡一觉吧，卡斯托普先生！晚安，再见！”——克洛可夫斯基这么打发走年轻人，重新坐下去读自己的报。

电梯已经没有人开了，哥儿俩只好自己爬楼梯；与克洛可夫斯基相遇弄得他们心烦意乱，因此谁也不说一句话。约阿希姆陪汉斯·卡斯托普回到三十四号房间，瘸子工友已经准确无误地将行李送到了房里。他们俩又聊了一刻钟，与此同时汉斯·卡斯托普便把睡衣和盥洗用具从行李中取出来，并在嘴里衔了一支挺粗挺粗、然而劲道并不大的雪茄。使他感到奇怪和不寻常的是，他今天就只抽了这么一支。

“他看起来挺了不起似的，”卡斯托普一边吐着烟圈一边说，“脸色苍白得跟蜡一样。而那身打扮，依我说实在叫人恶心。厚羊毛短袜，加上这么双凉皮鞋。末了儿他有些生气了吧？”

“他是有些小气。”约阿希姆回答，“你不应该那么一口拒绝接受治疗，尤其是心理方面的治疗。他不乐意看见人家对自己敬而远之。他对待我也不怎么友好，原因是我对他不够信赖。不过，我也不时地把做的梦告诉他，以便他有点什么可以分析。”

“这么说，我是正好犯了他的讳喽。”汉斯·卡斯托普情绪沮丧地说。要知道，他要是什么时候得罪了别人，就会对自己不满意。这样，疲倦又重新向他袭来，而且更加厉害了。

“晚安，”他说，“我困得简直快倒了。”

“早上八点我来领你去吃早饭。”约阿希姆说罢便走了。

汉斯·卡斯托普草草地洗漱了一下。他刚把床头柜上的小灯捻灭，睡魔就已经战胜他；只不过当他想起这张床上前天才死过一个人时，吓得坐起来一次。“这可并非头一回，”他自言自语说，好像如此一来就可以心安理得似的。“不过是一张死过人的床铺，没有什么稀奇。”想着想着，他便睡着了。

可是，他刚一入睡，便开始做起梦来，并且一直不停地做到了第二天早上。他主要梦见的是约阿希姆·齐姆逊直挺挺地仰卧在一架大雪橇上，顺着陡斜的山道往下滑，脸色苍白得像克洛可夫斯基那样泛着磷光；雪橇前面坐着那位“马术师”，不过模样看不怎么真切，就跟某个你只听见过他咳嗽的人一样；“马术师”驾驶着雪橇。“对于我们这上边的人来说，怎么运下山全无所谓。”僵卧在雪橇上的约阿希姆说，说完就像那个“马术师”一样咳嗽起来，咳得如同在搅一桶烂浆糊一般令人起鸡皮疙瘩。为此，汉斯·卡斯托普忍不住伤心地哭了一场，哭完却发现必须去药房一趟，以便要点儿冷霜。谁知他半道上又碰见了伊尔蒂斯太太。

她坐在那儿，手里拿着一件东西，显然就是施托尔太太所谓的“绝育罩”

了，仔细一瞅却又不过是一把安全剃须刀，搞得汉斯·卡斯托普重又哈哈大笑起来。就这样，他一会儿悲，一会儿喜，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直闹到曙光透过半掩着的阳台门射进屋来，终于唤醒了他。

第 二 章

洗礼钵和祖父的双重形象

汉斯·卡斯托普对自己的家只保留着模糊的记忆；他几乎不真正认识他的父亲和母亲。在他五岁至七岁的短短一两年内，他们都相继去世了。先是母亲在等待分娩时突然一下子患了由神经炎引起的血管堵塞，海德金特大夫称之为血栓，使她的心脏立刻麻痹了——当时她正坐在床上笑，好像是笑得昏倒了，其实已经死去。这件事对于他父亲汉斯·赫尔曼·卡斯托普来说太不可思议，他衷心眷爱着自己的妻子，本身又不是一个十分坚强的男子汉，便不知道如何渡过眼前的危机。他的精神受了刺激，从此郁郁终日，做起买卖来净出差错，使卡斯托普父子公司在经营上蒙受了严重损失。隔年的春天，他在风很大的港口视察仓库时染上了肺炎，本已衰弱的心脏经不住高烧，尽管海德金特大夫悉心治疗，不出五天仍然跟着自己的爱妻去了，在有众多市民参加的隆重葬仪中，被送进了卡斯托普家族祖传的墓地。这块墓地在圣卡塔琳娜教堂公墓内，一眼就看得见植物园，地势真是非常之美。

他的父亲老参议比他活得长久，虽然只多活了不长的一段时间；在老头子死前的短短时期里——他同样得的是肺炎，只不过挣扎得更久，痛苦也更大；因为与自己的儿子不一样，汉斯·洛伦茨·卡斯托普是一株深深扎根在生活中的老树，很难一下子砍倒的——这段时间说来只有一年半，在此期间，成了孤儿的汉斯·卡斯托普就生活在自己的祖父家里。那是上世纪初在城市与城外防御工事间的狭长旷地上建起来的一幢住宅，北方的古典主义式样，刷着暗淡的青灰色，大门两侧各有一列半露在墙外的圆柱；要先登上五级台阶才能走进宅中，整个房子为三楼一底，二楼正面全部是落地长窗，外面则有铸铁的栏杆作为保护。

宅子里的房间全都布置得挺讲究，包括那间用石膏浇注了各种花饰的明亮的餐室，它那三扇临着屋后小花园的窗上都挂着紫红色的帘子；在这儿，祖孙两人有十八个月之久天天下午四点在一起进午餐，服饰他们俩的是一个叫菲特的老仆人。这老头戴着一对耳环，燕尾服上缀着锃亮的银纽扣，此外再加一个与自己的主人一模一样的细麻布白领巾；还有那刮得光光的下巴藏在领巾中的派头，也与主人没有区别。祖父与他以“你”相称，和他讲话总操德国北部的土语；并不是为了打趣——他是没有幽默感的——而是为了方便，要知道对管仓库的工友、邮差、马夫和杂役一类的老百姓，他全都这样。汉斯·卡斯托普很喜欢听祖父讲土话，更喜欢老菲特同样用土话回答他；老菲特在服侍主人吃饭时，常常在他身后把脑袋从左边伸到右边，以便冲着他右耳讲话，因为参议的这只耳朵比左耳好使唤得多。要是老爷子听明白了，便一边继续吃一边点头；他身板笔直地坐在桃花心木做的高背椅和餐桌之间，连头也难得向餐盆勾一勾。小孙子坐在对面静悄悄的，无意识地观察起自己的祖父来，注意力完全集中到了他那一双白皙、细瘦、好看的老手上，只见它们饱满的指甲修得溜溜尖，右手的食指上戴着一枚绿宝石的纹章戒指，它们的动作简捷、文雅，用叉子尖一点一点地将肉、蔬菜和马铃薯调理好，头微微一低，就送进口里去了。汉斯·卡斯托普再瞅瞅自己还不灵活的小手，感到它们也已经由先天赋予了将来同样像祖父似的把握和使用刀叉的能力。

另一个问题是，他将来什么时候能把自己的下巴也埋在那么条大领巾里呢？祖父的外衣领子式样奇特，硬挺挺地竖着，尖端一直擦到脸颊，那条领巾则完全填补了两片领子间巨大的空隙。而要想戴这样的领巾，必须像祖父一般的年纪才成，所以今天除了他和老菲特，远远近近就不再有任何人戴这样的领巾和穿这样的衣领了。这是很可惜的，要知道小汉斯·卡斯托普特别喜欢祖父把下巴埋在高高的、雪白的领巾中的模样；甚至他在长成大人以后，对此仍保存着极为美好的记忆，仿佛觉得，那里边包含着一点儿与他的禀性相投合、因而为他由衷爱好的东西。

祖孙俩吃完了，便把各自的餐巾叠好，卷成圆筒，插进银制的环中；这件事当时由汉斯·卡斯托普完成起来并不容易，因为餐巾太大，简直就跟一块小台布似的。接着，身后的老菲特把靠椅拖开，参议在靠椅前站起来，脚步蹒跚地踱到对面的“斗室”里去，好抽他的雪茄烟；有时候，小孙孙也跟着他走到里边。

“斗室”是这么产生的：人们当初为餐厅设计了三扇窗户，使它占据了住宅的整个宽度，这样一来，剩下的面积就不能像这种类型的房子通常那样再布置三间客厅，而只够两间了；但是两间中与餐厅垂直相对的一间仅有一扇窗户朝着街上，长与宽显得不成比例，于是乎就隔出长度约四分之一的一块来，正好成了这间“斗室”。“斗室”是一间从头顶采光的小房间，光线朦胧。陈设简单：一个多层木架，架上摆着参议的雪茄匣；一张牌桌，抽屉里存放着各种挺有趣的物件，诸如惠斯特牌呀，筹码呀，装有可以张开的卡齿的记分牌呀，石板和粉笔呀，抽雪茄的纸烟嘴呀，等等等等。最后，在屋角里，就立着一只螺钿式的玻璃橱，玻璃门后挂着黄绸帘子。

“爷爷，”小汉斯走进“斗室”后常常踮起脚尖，凑近祖父的耳朵说，“请给我看看那个洗礼钵，好吗？”

老参议本已撩起长而柔软的外套的下摆，从裤袋中掏出了一大串钥匙，这时便打开玻璃橱；从橱内立刻扑面送来一股使小男孩觉得既好奇又奇异的特殊的香气。那里面存放着各种各样已经不再派用场而正因此就特别珍贵的东西：一对弯弯曲曲的枝形银烛台，一只装在雕花木架子里的破晴雨表，一本贴着达盖尔银板照片的影集，一只藏利口酒小瓶的杉木匣儿，一个穿着花绸衣的小土耳奇偶人——这玩意儿肚子里装着发条，能够从桌子这边跑到桌子那边，不过早已经失灵不听使唤了——一艘古里古气的帆船模型，临了儿，在最底下，甚至还有一只捕鼠器。可是，老头子从橱子的中间一格取出来的，却是一只光泽褪得很厉害的大银钵，以及托在下边的同样用银制成的盘子；他拿这两件宝贝给孙子看，将它们分别一一地翻过来倒过去，同时进行着已重复过多次的讲解。

银钵和托盘原本不配套，这很容易看出来，小家伙也再一次从祖父口里得到了证实。但是，它们合在一起使用已经有将近一百年，也就是从购到这个银钵之时开始，老头子解释说。银钵很精美，造型单纯、高贵，严格遵循着上世纪初叶的艺术趣味。钵壁平匀结实；钵底为一圆脚，放起来平平稳稳；钵内镀着纯金，只是由于年代久远，已经磨损得只剩一圈淡黄色的光泽了。唯一的装饰是上沿周围绕着一个由玫瑰和锯齿形叶片组成的高贵的花环。至于下边的托盘，它的年事更高，在盘子里面可以读到“1650”这么几个弯弯扭扭的花体数字；在数字周围，还以当时的“摩登式样”虚夸地恣肆地镂着各式各样的装饰图案，例如，像族徽和半星半花形的阿拉伯花饰。反之，在托盘背面，却以变化多端的字体，点刻上了这件器物历来的主人的名字。他们加在一起已多达七位，而且在每个名字旁边还注有各自成为继承人的年代。戴大白领巾的老人用套着戒指的食指挨个儿点着它们，对自己的孙子讲解。这是他父亲的名字，这是曾祖父的名字，再往上，在老头子的口中，这个加在前面的“曾”字就两次、三次、四次地重复着；小家伙呢，则歪着脑袋，眼神凝定，嘴巴微微翕开，既像在沉思默想，又像在白日做梦，神不守舍，让那一连串的“曾——曾——曾——曾——曾”给听得灵魂出了窍。这是一种从墓穴和时间的深渊中发出来的神秘的声音，但是同时却表示着在现实、在他自己的生活与那久已湮没的一切之间虔诚地维持着联系，因此对他产生了十分奇妙的影响，就像上面所说的他的模样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听见这声音，他就仿佛呼吸到了某种夹着霉臭味的冷森森的气息，卡塔琳娜教堂或米迦勒地下礼拜堂的气息，感觉到了那种人们拿着帽子、不敢穿带铁掌的皮靴、走起路来不由得前倾着身子以表示虔诚的地方的气氛。而且，他甚至还听到了这样一些回音很重的地方那与世隔绝似的宁静和幽寂；在“曾——曾——曾”的沉浊音响中，宗教的虔诚，死亡的神秘，历史的古老，所有这一切全都能叫你感受到。如此种种，在小男孩心中造成了一个愉快舒适的感觉，是的，可能就是由于那声音的缘故，为了能听见它和重复念它，他才一次又一次地要求祖父允许自己看这个洗礼钵吧。

末了儿，祖父把洗礼钵搁回到托盘上，让小孙子看那平匀的银钵内壁；在头顶上射来的光线映照下，残留的金膜熠熠闪光。

“转眼就快八年了，”老头子说，“自从我们把你捧在这钵子上边，让给你行洗礼的圣水流到里面去……圣水由圣雅可比教堂的执事拉森倒到我们好心的神父布根哈根凹着的手里，再从他手里淋到你的小脑瓜上，最后流进这钵子中。可我们把水加了温，免得你惊得哭起来，你呢当时也没有哭，相反却在这之前就大喊大叫，搞得布根哈根祷告起来好不费力，而等圣水真淋下来时，你一下子就静悄悄的了，这是你懂得尊敬圣物啊。我们都在想。再过几天就四十四周年啦；四十四年前，受洗的婴孩是你已故的父亲，圣水从他脑袋上也是流进这个钵子。就在这所你父母亲后来居住的房子里，在对面餐厅中间那扇窗户前，给他施洗的是那位黑泽基尔老神父，他年轻时因为在布道中反对法国人抢掠勒索，差点儿没给人家枪毙掉——这老头儿自然也老早老早就见上帝去喽。可在七十五年前，那时受洗的便轮到我自己，也在对面的餐厅中，他们也是把我的脑袋捧在这个银钵上，瞧吧，就跟它眼下立在托盘上一模一样；还有神父所念的祈祷文，也与为你和你父亲念的完全相同；温暖、清亮的圣水同样从我的头发上——当时它不会比我现在脑袋上有的多多少——流进了这个金色的钵子中。”

小汉斯·卡斯托普仰起头来望着祖父干瘪的老脸，见它正好再一次埋到那洗礼钵上，恰似在重温他所讲的那些早已逝去的时光；这当儿，一种已多次体验过的感觉突然向他袭来，如此奇异，既恍惚如在梦中，又令人忧心忡忡，好像同时让他感觉到了流逝和止息，感觉到了变幻无定的存在：这存在就是周而复始和令人晕眩的千篇一律——这是一种小汉斯·卡斯托普过去已有多次机会体验和熟悉了的感觉。他常常期待着、渴望着再体验体验它，而部分地正是为了它，小家伙才那么急于想让祖父给他观看这件代代相传的宝物。

后来，长成了青年的汉斯·卡斯托普反躬自省，发现祖父留在他脑子里的形象比他父母亲的形象要清晰得多，深刻得多，重要得多；这可能与他们俩心性相通、生理上表现出的血缘关系特别明显有关，真是一个面色红润的毛头小伙子与一位苍白干瘪的七旬老翁可能有多么相像，他与自己的祖父就有多么相像。不过，更主要的原因可能还是在老头子方面；要知道在这个家庭里，他毫无疑问是一位真正有个性的人，值得画家的彩笔细加描绘。

一般说来，汉斯·洛伦茨·卡斯托普的性格和思想还在他去世之前很久就已经过时了。他是一位极虔诚的基督徒，属于改良教派，思想上传统观念根深蒂固，一直死抱着只有贵族才能治理国家的狭隘观点不放，好像他还生活在十四世纪，生活在手工业者阶层为在市议会中争取席位和发言权而遭到古老的城市贵族顽强抵抗，新生力量成长起来十分艰难的久远年代。实际上呢，他活动的几十年正好是急剧发展和充满各种变革的几十年，正好是社会的迅猛前进不断对人们的牺牲精神和冒险勇气提出很高要求的几十年。如果说新时代的精神取得了众所周知的一个又一个辉煌胜利，那么上帝知道，这可并非他、并非老卡斯托普的功劳。他尊重祖上的规矩和古老的章程，鄙弃扩充港口这样的冒险行径以及种种亵渎上帝的现代大城市的愚蠢设施，只要可能，他就出来煞车和泼冷水；要是依了他，今天市议会中还会是一派古代的牧歌气氛，就跟当时在他自己的账房间里一样。

老头子在生前和死后，给一般市民心目中留下的印象就是如此，而小汉斯·卡斯托普虽然对国家大事一窍不通，他那一双孩童的眼睛悄悄地观察到的结果却基本上相同——这是一些无言的、也就是说不加批判然而却生动异常的观察；许多年后，作为有意识的回忆，它们仍然绝对地保持着敌视言语和分析的特性，但却在他的脑海里留下了一个明确而肯定的形象。前面说过，这与祖孙俩心性相通有关；这种隔代之间感情最为亲近、性情最为投合的现象并非罕见。孙儿们往往是观察为着崇拜，崇拜为着学习，于是乎，那些本已遗传到他们身上的品质就被造就了出来。

卡斯托普参议又瘦又高。岁月已经压得他弯腰曲颈，他偏偏要努力把它们拉直；他嘴里已经没有牙齿撑持，嘴唇本来只好直接靠在空空的牙龈上（因为他只吃东西时戴假牙），可是他却拼命将嘴往下沉，这样就既避免了脑袋摇晃不定，又使得脖颈挺直、下巴端正，在小汉斯·卡斯托普心中留下了一个极可敬的印象。

老头子喜欢吸鼻烟——他用的是一只长方形的镶金玳瑁鼻烟盒——因此也就使用红色手帕；经常地，从他外套后面的一只口袋里，总有那么一点红红的手帕角耷拉下来，在他的形象中成为一个令人发噱的缺点。对于年事已高的人来说，这样的小缺点简直就是一种特权，不管是出于有意识的不修边幅，还是出于无意识的疏忽大意。总之，在祖父的外表中，小汉斯·卡斯托普以其儿童的敏锐目光，所发现的也就仅仅这一个缺点。可是，不论是对于年仅七岁的孙子，或是在他已成年后的回忆中，老人日常的形象都并非他的本来面目。他的本来面目完全是另一个样子，要漂亮得多，气派得多——就跟一张真人大小的油画上所画的那样；这张油画从前挂在汉斯·卡斯托普父母亲的起居室里，后来随小家伙一起迁到城外的祖父家来，在会客室里那张红绸套大沙发的上方找到了新的归宿。

汉斯·洛伦茨·卡斯托普在画上穿着市参议员的制服——这是一个已经逝去的世纪的市民们曾经穿过的服装，看上去那样严肃甚至虔诚，跟随着一种既庄严又大胆的制度熬过了许多时代，渐渐演化成了堂而皇之的装饰，以便在举行庆典时将往昔变为现实，将现实变为往昔，同时宣示出事物之间的稳定联系，表明他们的决断画押是庄重可靠的。画的是老卡斯托普的全身像，背景为浅红色，采用柱形与尖拱形结合的透视画法。只见他站在那儿，下巴低垂，嘴角下咧，蓝色的眼睛底下泪囊突出，望着远方的目光若有所思，身穿一袭法衣似的黑色外套，下摆长得盖过了膝头，前襟开着，上上下下都用宽宽的毛皮滚了边。从宽大的高高鼓起滚边的套袖中，伸出来用平呢缝成的细瘦的内袖，花边袖口一直盖到手腕。两条老人的瘦腿套在黑色长丝袜里，脚上的鞋子缀着银扣，脖子上是一圈宽宽的、厚厚的、打了许多道皱的褶领，前面压平了，两边隆起老高；从领圈下还伸出一条麻纱襞饰来垂在背心上，显得实在多余。手腕中抱着一顶老式宽边礼帽，帽顶往上逐渐变洗细起来。

这是一幅出自有名的大师之手的杰作，保持着古老风格的高雅情趣，对于所要表现的人物再合适不过，谁见了心里都会产生种种有关中世纪晚期的西班牙或者尼德兰的联想。小汉斯·卡斯托普经常观察这张肖像，自然并没艺术鉴赏的能力，但却不无某种一般的甚至深刻的理解，尽管只有一次，而且就那么一晃便过去了。当祖父郑重其事地动身上市参议会去时，他看见他确实像画布上的样子；但是小汉斯便禁不住把他这画中人一般的形象，我们已经说过，当作了自己祖父的真正本来面目，而那每天见到的祖父反倒成了所谓的临时替身，只能差强人意地凑合算数啦。须知，祖父日常形象中使人感觉离谱和可惊之处，显然就来自这种勉强的甚至有几分笨拙的凑合，就是他那本来面目的无法消除干净的某些残余和暗示，例如那俗称“捏死老子”的老式白色高领结。只不过，这个名称显然不配用来指老参议那件令人赞叹的衣饰；对于它，即那西班牙细褶领圈，领结充其量也只能是一个暗示。同样，祖父戴着上街那顶翘得非同寻常的大礼帽，也是画上的宽边毡帽的替身，只不过更相像一些，还有那带褶子的长礼服，它的原型在小汉斯·卡斯托普看来就是画上滚着宽宽毛边的打了褶的袍子。

因此有一天，人家说他要与祖父永别了，小汉斯·卡斯托普便打心眼儿里赞成让他的遗容恢复本来面目。遗体就停放在祖孙俩经常面对面地坐着进餐的那间大厅里。在大厅中央，汉斯·洛伦茨·卡斯托普眼下被花圈围绕着，躺在一具包着银饰的棺柩上。他死于肺炎，和肺炎作了长时间的顽强的斗争，虽说在实际生活中，他看起来只是个善于迁就妥协的人。眼下他躺在灵床上，谁也闹不清楚是个胜利者还是失败者，只不过表情极为安详。由于长期斗争的结果，他模样已经大变，鼻子显得尤其瘦削；他的下半身被一条单子盖着，单子上放了一束棕榈枝，头被一个绸枕垫得高高的，使下巴再美不过地埋在胸前的高贵领圈中；双手让花边袖口遮去了一半，手指头被人为地安排成了自然的样子，却仍旧掩饰不住冷漠和缺少生气。人们在他的两手之间塞了一个象牙雕成的十字架，他仿佛低垂着眼睑，正一动不动地俯视着它。

祖父生病之初，小汉斯还见过他好几次；可待到临终前，他就再也没见着他了。家人完全不让他看那斗争的场面，何况它又主要是在夜里进行的。他只是间接地通过家中窒闷的气氛，通过老菲特红红的眼睛，通过接送大夫的车来车去，才有所感触。可是，他如今在大厅里看到了结局，这个结局归纳起来就是：祖父已经庄严地从临时性的勉强凑合状态中超脱出来，一劳永逸地复归了自己天生的本来面目——这个结局值得赞赏，尽管老菲特一个劲儿地摇脑袋，抹泪水，尽管汉斯·卡斯托普自己也哭了，就跟当初他看见自己的母亲刚刚去世，紧接着又看见父亲同样静静地、陌生地躺在那儿时一样地哭了。

要知道在短短的时间里，对于如此年幼的小汉斯·卡斯托普来说，这已经是第三次，以致死亡这件事给他的精神乃至于知觉——实实在在也包括知觉——都产生了影响。死的景象和使他产生的印象不再新鲜，而是已经相当熟悉。就跟他头两次尽管自然地流露出悲伤但却挺过来了，丝毫未表现出神经虚弱一样，这次他也挺住了，而且显得更加坚强。

由于不了解这一连串的事件对自己一生的实际意义，或者也有幼稚的漫不经心，确信世界总会这样那样地给他以关照，汉斯·卡斯托普在灵柩旁让人看见的一直是一种孩子气的冷漠和就事论事的专注；到了第三次，这冷漠与专注又混进一些过来人的情绪和表情，增添了一层特别的老于事故的味道——由于心灵受到震撼而经常流泪，别人一哭也跟着哭起来，这样的情景在他已不可想象，他有的只是一种理所当然的反应而已。在父亲去世后的三四个月内，他已将死这事忘记了；跟下他又回忆起来，当时的所有印象又真切地、一古脑儿地、原原本本地重现在他的脑海里。

这些印象分解开来，化作语言，大概可做如下表述。死亡是一件圣洁的、有意义的和带着凄凉之美的事，也就是说与宗教或灵魂有关，但与此同时又是上述一切的反面，非常具体，只牵涉到肉体和物质，既不美，也无意义，更不神圣，就连凄凉也说不上。那庄严的宗教气氛表现在停放尸体的排场上，表现在花团锦簇以及众所周知的象征天国安宁的棕榈枝上；除此之外，把这种气氛渲染得更加强烈的还有已故祖父那僵死的手指间插着的十字架，那灵床档头立着的托尔瓦德逊雕制的给死者祝福的耶酥像，那立于灵床两侧、在眼下同样获得了宗教性质的枝形烛台。所有这些布置显然都有更确切的和良好的意义，要是想到祖父就要永远地恢复他本来的形象的话。然而除去这点，小汉斯·卡斯托普肯定也注意到了，虽说并未明白地向自己承认，那就是它们全部，特别是那大量的鲜花，尤为甚之的又数那鲜花丛中触目皆是的晚香玉，都还有另一重意义和现实的目的，就是想将死亡的另一个既不美丽也不凄凉、相反倒是不正常的肉体的低下的方面加以美化，以便使人忘却，或者不为人意识到。

故去了的祖父显得那样陌生，仿佛不再是他本人，只是一具真人一般大的腊像，死亡将它塞在灵床上取代祖父本身，而眼下一切庄严神圣的排场都是靠它来进行的——这，也属于死亡的第二个方面。也就是说，那儿躺着的人，或者更确切地讲，物体，已不是祖父自己，而只是他的躯壳——汉斯·卡斯托普知道，做成它的不是腊，而是它本身的物质，只是物质。正是这物质处于不正常状态，一点也不值得悲哀，就像那些关系着身体，仅仅关系着躯体的事情，很少值得人悲哀一样。小汉斯·卡斯托普观察着那腊黄色的、平匀的、像乳酪一般凝固的物质；那真人般大小的偶像，还有他故祖父的脸和双手，就是由它做成的。这当口，一只苍蝇落在那不能动弹的额头上，开始把自己的长鼻子探来探去。老菲特小心翼翼地驱赶着苍蝇，生怕不小心碰着死者的额头；他的表情是那样一本正经，好似对自己正在做的事不该有任何了解，也不屑了解——这一庄重的表情显然跟祖父仅仅只剩下一具躯壳的事实有关。然而，那苍蝇在盘旋了一阵之后，又在祖父的手指上，在紧挨着象牙十字架的地方，勉勉强强地着了陆。目睹着这一幕，小汉斯·卡斯托普深信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加清楚地嗅到了那种早已熟悉的气息，虽然是淡淡的，却特别凝滞顽固，使他不好意思地想起一个患有讨厌的疾病谁见谁躲的同学来；那晚香玉的芳香暗地里就担负着驱散这臭气的使命，然而却事以愿违，尽管它们如此美丽繁茂，忠于职守。

小汉斯反复多次地参加守灵：第一次单独跟老菲特；第二次跟做酒商的舅公迪纳倍尔以及雅默斯舅舅和彼得舅舅；随后还有第三次，一群穿得干干净净的港口工人来到揭开了的灵柩前站上那么一会儿，表示向卡斯托普父子公司从前的老板告别。接着便是葬礼。那天大厅中挤满了人，圣米歇尔教堂的布根哈根神父，正是当初为小汉斯·卡斯托普施洗的那位，这时也戴着西班牙式的领圈，当着众人致了悼词。随后，在紧跟着灵车的第一辆马车里，他和小汉斯·卡斯托普异常亲切地闲聊起来，而在他们后边，还跟着一支长长、长长的队伍——接着，这一阶段的生活便结束了，汉斯·卡斯托普马上改换了住处和环境，尽管他还年纪轻轻，这样做已是第二次。

在迪纳倍尔舅公家——关于汉斯·卡斯托普的品性德行改换住处和环境对汉斯·卡斯托普并无坏处。因为他搬到了迪纳倍尔参议——他法定的监护人家中。在这里他什么也不会缺少：对他个人眼前的成长肯定不缺少关心，同时还照顾着他目前尚一无所知的未来的利益。迪纳倍尔参议是他亡母的叔叔，眼下负责管理卡斯托普家族的遗产。他变卖了不动产部分，已着手对经营进出口业务的卡斯托普父子公司的账目进行清理，结果盈余了大约四十万马克。这就是汉斯·卡斯托普可以得到的遗产，迪纳倍尔参议将它们全部买成绝对保险的证券，而每到一个季度的头上，他都从如期领取的利息中提出百分之二来给自己作佣金；这样做并未损害他跟外侄孙的亲情。

迪纳倍尔的住宅坐落在哈维尔施德胡德路旁边一座花园的深处，临着一片容不得哪怕一丝杂草混在里边的大草坪以及公共玫瑰花圃，再往前就可以看见易北河。每天清晨，尽管拥有一辆漂亮的马车，老参议仍步行去他在老城的商号，以便活动活动筋骨，因为他久不久地会发脑溢血。下午五点，他同样徒步而归，接着迪纳倍尔家中便开始十分讲究地用午餐。老参议是个结实汉子，穿着上等英国呢料缝制的衣服，金丝眼镜背后眨着一双淡蓝色的金鱼眼，鼻头像盛开的鲜花，水手式的胡子已经灰白，左手粗短的小指头上戴着一枚光灿灿的钻石戒指。他的妻子早已过世。他有两个儿子，即雅默斯舅舅和彼得；他们俩一个在海军中当差，很少呆在家里，另一个在父亲的酒业中活动，是公司的既定继承人。

多年来，操持家务的是萨勒恩，一位家住阿尔托纳的金匠的女儿；在她圆滚滚的手腕上，总套着白色的浆得硬硬的绉边。她坚持家中的早餐和晚餐必须丰富，必须配有冷食，配有大虾和鲑鱼、鳗鱼、鹅胸脯以及番茄酱加烤牛排。每当迪纳倍尔参议请客的时候，她都把佣人们盯得很紧；也就是她，尽心竭力地充当着小汉斯·卡斯托普的母亲这个角色。

汉斯·卡斯托普就如此成长在恶劣的气候中，在海风和潮气中，成长在——如果可以这样讲的话——黄色的橡胶雨衣里；整个地看，他感到心满意足。一开始，他确实有点儿贫血。海德金特大夫说过，得让他每天上午放学以后额外地多进一次早餐，饮上大大的一杯黑啤酒——一种谁都知道营养丰富的饮料，海德金特大夫还确信它能够生血；不管怎么说吧，黑啤酒确实以一种对他来说是可贵的方式起到了安神的作用，防止了汉斯·卡斯托普的一种怪毛病，即他经常会翕着嘴，神不守舍地在那儿发呆，让迪纳倍尔舅舅讥笑他老“打盹儿”。除此之外他却健康而正常，是位很不错的网球手和划艇手，虽然他不大情愿亲自去操桨，更喜欢在夏日的傍晚走到乌伦霍尔斯特租船俱乐部的露台上，坐在那儿一边听音乐，一边品美酒，一边观赏那些灯火明亮的船只，以及在船只间映着五色灯光的海面上来回游弋的白色天鹅。他说起话来也是那样从容、理智，虽然有一点空洞单调，还带着方言的味道。是的，只要注意看看他那无暇可寻的金黄色的头发，看看他那修剪得很好、但不知怎么总让人觉得是老古董的脑袋——这个脑袋以某种干巴巴的漫不经心的方式，表现出一种不自觉的世代相传的傲慢——那就谁都不会怀疑，这位汉斯·卡斯托普确系汉堡土地上生长出来的纯粹而地道的产品，在这儿他是如鱼得水。至于他本人，如果他也试着问一问自己的话，对此同样不会有哪怕一瞬间的怀疑。

这种大海港城市的气息，这种由世界贸易和富裕生活造成的湿乎乎的气氛，曾是他的父悲维系生命的空气，汉斯·卡斯托普也心甘情愿、理所当然和舒舒服服地呼吸着。他鼻腔中充塞着海水、原煤和沥青散发出的蒸气，充塞着堆集如山的殖民地产品咖啡和烟草的辛辣气味，眼睛却在观察码头上那些巨型的蒸气旋臂式起重机，看它们如何模仿着公象的沉静、聪敏和巨大的力量，把成吨重的货物一袋袋、一包包、一箱箱、一桶桶和一捆捆地从靠港船只的肚皮中拽出来，卸到火车的车皮和仓库里去。他看见那些跟他自己一样穿着黄色橡胶雨衣的商贾们，中午一到，立刻蜂拥进交易所；在那儿，他知道气氛紧张激烈，有的人一遇风吹草动就十万火急地散发请柬，举行大招待会，为了能延期偿付自己的债务。

他看见那挤挤挨挨的船坞——这儿也是他未来的主要利益所在——看见那停在船闸中的亚洲和非洲的远洋货轮高耸着庞然大物般的身躯，龙骨和螺旋桨裸露在外，由老树一般粗大的撑子支着，像一头头到了陆地上便一筹莫展的大水怪，浑身上下爬满了侏儒大军，那是在擦洗、捶打、涂漆的工人们。他看见在雾气包裹的天蓬罩着的船台上，耸立着正在建造的船舶的骨架，手执设计图和舱位分布图的工程师们正在给造船工人发指示。——这一切，对于汉斯·卡斯托普来说是从小就司空见惯的，在他心中引起的只是种种故乡的亲切感和归属感。它们大致在那么一种生活状态中最为强烈，就是星期天上午，当汉斯·卡斯托普跟雅默斯·迪纳倍尔舅舅，或者跟齐姆逊表兄——约阿希姆·齐姆逊——来到阿尔斯特湖畔的亭子中，就着一杯陈年波尔多酒吃一份夹着熏肉的热热的圆面包当早点，吃完了便身子往椅背上一靠，尽情地吸起他的雪茄来的光景。

因为只有这时候，他才是真正的他；他确实很喜欢过舒服的生活，是的，别看他文质彬彬，像患着贫血，却是那样潜心而执著地沉湎于生活的原始享受，就像一个不肯放开母亲乳房的婴儿。

他用自己的双肩舒适而不无尊严地托负着高度的文明，那种城市商业民主制度的统治阶层遗传给自己子孙的文明。他像一个乳婴似的被洗得浑身干干净净，然后让那位深得他这个阶层的青年信赖的裁缝将自己穿戴起来。他收藏在英国式橱柜中的内衣不多，但却是精心裁制的，由萨勒恩照管得妥妥帖帖。当汉斯·卡斯托普还在外地念大学时，他总是定期将内衣送回来清洗和修补——因为他的信条是，出了汉堡，在整个德国便没有人会熨衣服——而只要他那漂亮的彩色衬衫的花边袖口起了一点点毛，他就会满心感到不舒服。他那双手虽然模样不特别高贵，却保养得很好，细皮嫩肉的，还有一枚铂金链戒和祖父传给他的那枚印章戒指作装饰；他的牙齿嫌软了点，已有几处缺损，但都一一用黄金镶好了。

他站立和行走时肚子微微凸前，给人一个不十分精神的印象；可他在筵席上的举止却优雅极了。他笔直的上体彬彬有礼地转向他的邻座，和人家闲谈——言语机智，略带方音——他在切鸡块鸭块或者灵巧地操着专用餐具从蟹钳中拔出那玫瑰红的肉来时，胳膊肘总是轻轻地贴着两胁。他饭后的第一需要是一个喷了香水的洗手盆，第二需要是一支未上税的俄国香烟；这种烟他总能暗中从一条方便的渠道搞到。抽完它再抽名叫玛利亚·曼齐尼的雪茄，这是一种味道很好的不来梅牌子——关于它将来还要谈到——它的香味和咖啡的香味合在一起叫人简直没得说。

为了使自己贮备的烟草不被暖气熏坏，汉斯·卡斯托普把它们藏在地窖里，每天清晨他都得下地窖去，用盒子装上他一天消耗的分量。而摆在他面前餐桌上的那块充其量像个小圆球的黄油，他却是勉勉强强吃下去的。

读者看得出来，我们想把一切能使人对他产生良好印象的地方统统道出，但又不夸大其辞，既不将他说得更好，也不将他说得更坏。汉斯·卡斯托普既非天才，也非傻瓜，如果说我们在评价他时避免用“平平庸庸”

这个词的话，那么，并不是出于对他的智力水准抑或整个人品有什么考虑，而是出于其他原因，特别是出于对他的命运的尊重；他这命运，我们总认为有着某种超出个人之外的意义。他的脑子足以满足实科中学的种种要求而无需过分使劲儿——须知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无论为了什么目的，他都绝对不肯这样做。倒不是害怕吃苦，而是绝对看不到有任何必要，或者更确切地说，没有绝对的必要；也许正因为如此，我们不愿意称他平平庸庸，要知道他确以某种方式感觉到了缺少上面说的那种必要性。

人不仅仅过他作为个体生命的私生活，而是自觉不自觉地也生活在时代和同时代的人们中；要是他承认自己生存的一般的非个人的基础也属必须，视它们为理所当然，怎么也想不到要对它们进行批判，就像好样的汉斯·卡斯托普的实际情况那样，那么，很有可能，他就会隐约感到自己的品行受了它们的缺陷的影响。个人眼前会浮现着这样那样的目标、意图、希望、前景，激励着他去行动，去作更大的努力；但是，如果围绕着他的非个人因素，也就是时代本身不管外力怎么推动都从根本上缺少希望和前景，暗暗让人感到是无望的、没有前途的、一筹莫展的，如果对于那个自觉不自觉地提出来的问题，那个反正会以某种方式提出来的问题，即一切的努力和行动到底有没有一个终极的、超个人的、绝对的意义——要是对这个问题只能以空空洞洞的沉默作为回答，那么，正好在那些秉性比较诚实的人身上，这种情况几乎就会不可避免地产生使他们变得麻木不仁的效果，其影响将越过心灵、道德的界线，扩及到个人的心理和生理上去。在时代对“为了什么”这个问题作不出满意回答的情况下，却能努力进取，超凡脱俗，那就得要么有孤高的秉性——这不多见，而且带着英雄气息——要么生命力特别旺盛。汉斯·卡斯托普既非前一种人，也非后一种人，所以就确实平平庸庸，虽然是那种体面意义的平平庸庸。

在上面我们不仅谈了年轻人学生时代的心理情况，也谈了后来他已经选定自己立身的职业的那些年代。要问他上学的成绩怎么样，他甚至还留过不止一次级。可整个说来，他靠着自己的出身，靠着良好的品性，最后还靠了他那很可观却缺少热情的数学天赋，终于一级一级地升上去了。拿到了初中毕业证书，他又决定继续念高中，实事求是地讲，主要是想将一种已经习惯了的临时和未定的状态延长下去，以争取更多的考虑时间，考虑决定他汉斯·卡斯托普到底将来想干什么，因为他确实长时间心中无数，甚至到了高年级仍然不清楚。当事情后来终于决定了时——说他终于作了决断似乎言过其实——他大概还感到，事情本来也完全可以是另一个样子。

不错，他确实对船舶一直很感兴趣。小时候，他曾用铅笔在自己的笔记本上画满了小渔轮、运蔬菜的平底帆船和五桅大帆船；十五岁那年，他站在来宾席上观看了双螺旋桨的波茨坦“汉莎”号新式船在布洛姆与伏斯造船厂下水以后，曾用水彩将这艘躯体修长的船惟妙惟肖地画到纸上，被迪纳倍尔参议拿去挂在了自己的私人写字间里。画上那汹涌的绿色玻晶般透明的大海处理得如此灵巧，如此喜人，有位熟人看了对迪纳倍尔参议说，这是个天才，将来可望成为一位出色的海洋画家——这个评论由参议不动声色地转告了自己的被监护人，汉斯·卡斯托普听罢只是快意地一笑，压根儿没考虑会去操那种紧紧张张却填不饱肚子的营生。

“你所有不多，”迪纳倍尔舅公不时对他说，“我的钱将主要归雅默斯和彼得，也就是说将留在经营里，彼得只获得他应得的那份息金。属于你的财产管理得挺稳妥，将带给你可靠的收入。可是要靠利息过日子，这年头已不再轻松愉快，除非你有五倍于你现在的资产；你要是想在汉堡这个地方混出个人样儿来，过你已经过惯的生活，那就得老老实实挣钱，这点你最好记住，孩子。”

汉斯·卡斯托普记住了舅公的话，开始寻找一种不论对自己还是对他人都算过得去的职业。有那么一天，他终于找到了——那是在通德尔—威尔姆斯公司的老威尔姆斯的启发下实现的，这老头在周末的惠斯特牌桌上对迪纳倍尔参议说，汉斯·卡斯托普这孩子应该学习造船，对，这是个主意，将来要是进了他的公司，他愿意对年轻人另眼关照。职业一经选定，汉斯·卡斯托普就把它看得很高，发现它虽然复杂和吃力得要命，却也真的挺不错，挺重要，挺了不起，以他平和的天性而言，这无论如何远远胜过了他表兄齐姆逊所选择的职业，他的已故母亲的异父姐姐的这个儿子执意要当军官。加之约阿希姆·齐姆逊肺部本来就不怎么健康，可也许正因此他才喜欢上了野外的差事。在那儿很难有什么真正动脑筋的活儿和让人神经紧张的事情，也许他就该如此吧，汉斯·卡斯托普略带轻蔑地下了结论。须知，他本人虽说一干活儿就累，却对工作怀有极大的尊敬。

这样我们又回到了先前的一些提法，即我们曾推测说，时代对于个人生活的影响一直扩展到了他的生理机能。汉斯·卡斯托普怎能不尊敬工作呢？要是那样就悖乎自然了。一切情况都使工作在他眼里无条件地值得尊敬，而且从根本上讲，除了工作，就没有什么再值得尊敬的东西了。工作就是原则，人都将经受或者经受不住它的考验，这就是时代的绝对意志，它反正都得对自己作出回答。也就是说，汉斯·卡斯托普对工作的尊敬带有宗教信仰的性质，他自己清楚，这是不容怀疑的。至于他爱不爱工作，却是另一个问题；他无法爱工作，虽然他很尊重它，而且原因很简单，工作使他受不了。繁重的工作令他神经紧张，使他很快精疲力竭。他坦白承认，他本来就更加喜欢自由自在、轻轻松松地打发光阴，不希望背着辛劳的沉重铅块；更加喜欢那舒舒坦坦的时日，不愿它被咬紧牙关去克服的重重障碍割裂得支离破碎。汉斯·卡斯托普这种对工作的矛盾态度，还需要作仔细的分析。如果在心灵深处，在那个他自己也不甚了解的地方，他对作为绝对价值和自己会回报自己的原则的工作深信不疑，并且能从这种信念中获得安宁，那么，是不是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无论他的身体或是精神——首先是精神，通过精神也影响身体——都会更高兴、更持久地愿意工作呢？如此一来又提出了他是否平平庸庸或者超乎于平庸的问题；对这个问题，我们不想作三言两语的回答。因为我们并不自视为汉斯·卡斯托普的赞美者，而愿意留下猜测的余地：在他的生活中，对于他无忧无虑地享用玛利亚·曼齐尼雪茄的乐趣来说，工作干脆就成了某种妨碍。

他没有被召去服兵役。他打心眼儿里对当兵反感，有办法免掉它。

也可能是在闲谈中，从老参议迪纳倍尔口里，常来哈维尔施德胡德路走动的医官埃伯尔丁博士听说了，年轻的卡斯托普很担心应征入伍会妨碍他刚刚在外地开始的学业。

卡斯托普的脑瓜工作起来原本慢条斯理，加上到了外地仍旧保持着平心静气地进早餐喝黑啤酒的习惯，现在却开动塞进了解析几何、微积分、机械学、投影原理以及图解静力学等等；他还得计算负载和未负载的排水量、稳度、纵倾的转移以及定倾中心，有时也觉得不是滋味儿。

他绘的技术图纸，那些肋线、吃水线和纵视图等等，虽说不像他画的那艘行驶在大海上的“汉莎”号一般美，可是每当需要用视觉支撑想象，需要涂阴影，需要用欢快的原材料色调表示横断面时，汉斯·卡斯托普比他的大多数同学都要能干灵活。

假期里，卡斯托普回到家总是穿得干干净净，讲讲究究，带着贵族气的似醒非醒的年轻的脸上还留着两撇金黄色的小胡子，一看就是在发迹的途中；城里那些主持公务同时对许多家庭和个人的情况了如指掌的先生们——在一座实行自治的城市共和国里，大多数人都有此癖好——还有他的同乡们，都以审视的目光打量着他，心中暗暗问自己，这位年轻的卡斯托普有朝一日会在城里扮演什么角色呢？他有可资凭借的传统，姓氏古老而优越，将来有一天，几乎可以肯定，他这个人本身就将成为一种政治因素，不可等闲视之。将来他要么进市议会，要么进市政委员会，参加制订法律；他将担任荣誉职务，分担当局的重担；他将跻身行政部门，也许负责财政或者市政建设；他的声音将受到倾听，得到重视。人们可能感到好奇，他，年轻的卡斯托普，有朝一日会进哪个党呢？外表常常会骗人，可他原本就完全像民主党人心目中不该像的那个样子，而且，他与他祖父的相像之处也一目了然。也许他会继承他的衣钵，成为一块绊脚石，一个保守分子？这很可能——但相反的情况也同样可能。因为他到底是位工程师，是位正在崛起的造船家，是个与世界航运和科技打交道的人。这样，汉斯·卡斯托普就可能投奔激进党，成为一个莽撞汉，成为一个古代建筑和自然美景的粗鄙的破坏者，像犹太佬一般肆无忌惮，像美国佬一般目无尊长，不肯谨慎地创造符合自然的生活条件，而急于轻率地与珍贵的传统决裂，把国家推入冒险的实验之中——这些也可以想象。他的血统是否会使他相信，你们这些经常接受市政厅两边门岗敬礼的智者看一切问题确实高人一筹，或者他已注定了要支持市议会中的反对派？使他的乡亲们感到好奇的这样一些问题，在他那金黄以至于微显淡红的眉毛底下的蓝眼睛里找不到回答；也许他自己也压根儿不知如何回答，汉斯·卡斯托普还是一张未曾书写的白纸。

但他踏上我们遇见他的旅途时，他正好二十三岁。其时他已在但泽综合技术学院读完了四个学期，接下来的四个学期他是在不伦瑞克和卡尔斯鲁厄的技术大学度过的；前不久，他虽无辉煌的成绩和乐队的伴奏，却也体面地离开了第一阶段总考的考场，正准备去通德尔—威尔姆斯公司当见习工程师，在船台上接受实际的训练。就在这节骨眼上，他的道路突然来了下面的转折。

为了参加总考，他狠拼了一阵子，回到家来仍然无精打采，这与他的身份太不相称。海德金特大夫见他一次就骂一次，要求他去换换空气，而且得彻底。去诺德尼岛或者浮尔岛上的威克浴场，大夫说，这次已不能解决问题；要问他嘛，汉斯·卡斯托普在上船台之前就该进山里去住几个星期。

这倒挺好，迪纳倍尔参议对他的外侄孙和被监护人说，只不过今年夏天他们俩得各奔东西，因为他，迪纳倍尔参议，是八匹马也拉不到山上去的。那地方不适合他，他需要适当的气压，否则就会发生意外。汉斯·卡斯托普嘛，请自个儿高高兴兴地进山去，并且顺便看看约阿希姆·齐姆逊。

这个建议是理所当然的。因为约阿希姆·齐姆逊真的病了——不像汉斯·卡斯托普，而是确实病得很厉害，甚至曾经发生过一次大的恐慌。

老早老早，他就经常容易感冒发烧，有一天还实实在在咯了血，于是乎慌慌张张地跑到了达沃斯山上；令他最最遗憾和苦闷的是，他正处在快实现自己心愿的节骨眼儿上。有好几个学期，他不得不遵从家里人的意见攻读法律；但他终究抗拒不了内心的渴求，还是改弦易辙，报名去当候补军官，而且也已被录取。可他眼下却呆在“山庄”国际疗养院里（主任医师是宫廷顾问贝伦斯博士），从入院至今已五个多月，正如他在明信片上一再写的，真是无聊得要命。要是汉斯·卡斯托普在去通德尔—威尔姆斯公司就职之前愿为他略尽微力，那最好也上山来，在这儿陪一陪自己可怜的表哥——这对双方都是再美不过了。

时值盛夏，他下定了作这次旅行的决心。那已是七月里最后的日子。

他动身时打算在山上呆三个星期。

第 三 章

一 本 正 经

汉斯·卡斯托普担心会谁过头，因为他实在太疲倦，可结果起来得反倒早了些，有充裕的时间去仔细地完成他的晨课——那是些体现着高度文明的老习惯，起主要作用的除去其他种种东西不算，是一只橡胶盆，一个盛着绿色的拉文德尔牌香皂的木盘子以及与之配成一套的须刷；与梳洗和保养皮肤的工作结合在一起，他顺便从旅行箱中取出和整理了行装。当镀银的胡须刨滑过他抹着香皂泡的脸颊的时候，他想起了夜里做的那些乱七八糟的梦，不禁摇了摇脑袋，脸上泛起宽容的微笑，心中油然生出一个在理性的阳光中刮脸的人所有的优越感来。他并不觉得完全睡够了，只是随着新的一天的来到，仍感到神清气爽。

他在脸颊上扑好粉，一边将手揩干，一边穿着他的苏格兰毛线睡裤和精制山羊皮红拖鞋往阳台上走。阳台是拉通了的，只是用不透明的玻璃给各个房间隔出了自己的范围，但在接近栏杆处还留着通行的豁口。

早晨清凉而多云。长长的雾带凝定不动地挂在左右两侧的山峰前，远处的群山则罩着白色和灰色的浓云。这儿那儿可以看见一小块一小块和一条条的蓝天；每当太阳射出它的目光，谷底的市镇便白亮白亮的，与山坡上黑色的松林形成强烈的反差。不知哪儿正演奏晨乐，多半就在昨天晚上也开过音乐会的那家旅馆里吧。赞美诗的和声隐隐地传来，歇一会儿便是一支进行曲。汉斯·卡斯托普打心眼儿里喜欢音乐，因为音乐对于他，作用也和那每天早餐时饮的黑啤酒相似，即可以深深地安慰他，令他陶醉麻木，诱使他“打盹儿”。他眼下就听得很舒服，脑袋侧在肩上，张着嘴巴，两只眼睛也有点红了。

脚下，他昨天晚上走过的山路像条带子，蜿蜒曲折直到疗养院前。

短茎的星状龙胆花生长在斜坡的湿草丛中。一部分平地被篱笆围起来，成了花园；园中有碎石小径、花坛和在一株挺拔的良种枞树底下人工开掘出的岩洞。一间用白铁皮做顶篷的朝南的敞厅里，摆着许多躺椅，敞厅旁竖着一根漆成酱红色的旗杆，旗杆顶上有时飘扬着一面旗——一面绿白两色作底的随意想出的旗，中央绘着以一截蛇形棒表示的医学的徽号。

一个女人在花园中走来走去，一位形容忧伤——不，简直是悲哀的上了年纪的贵妇。周身一色黑衣，乱蓬蓬的灰黑色头发上扎着一条黑纱巾。她以同样的速度一口气不歇地在小径上走着，膝头是弯曲的，两条胳膊直直地垂在面前，额头牵着长长的皱纹，一双黑眸子死死地盯着前方，眼睛底下垂着松软的坠肉。她那衰老的像南方人一般苍白的脸上，配着一张忧虑憔悴地向一侧咧下的大嘴，让卡斯托普想起曾经见过的一位著名悲剧女演员的画像；她虽然并不知道，她自己那大大的满含恼恨的脚步，却正好合上远远送来的进行曲的节拍，这光景让人瞧着心里直发怵。

汉斯·卡斯托普沉思着，同情地俯视着那位夫人，觉得她那悲哀的样子仿佛使晨光也黯淡起来了。可这当口儿，他的意识又捕捉到一点别的什么，一些清晰可闻的声音，不悦耳的声音，从左边贴邻的房间里传来。据约阿希姆介绍，那是一对俄国夫妇的房间。同样，那些声音也与愉快爽朗的早晨很不协调，而是粘糊糊的，仿佛亵渎了它。卡斯托普想起来，昨天晚上也曾听见同样的声音，只是自己当时太困了，没能去注意。那是一种挣扎声、吃吃吃的笑声和喘息声，年轻人不会老是听不出它的猥亵性质，虽然由于心绪很好，一开始极力不把它当回事。人们自然可以给这好心绪种种别的称呼，诸如含糊其辞的心地单纯，或者严肃动听的过分害羞，或者带有贬低意思的消极应付、逆来顺受，乃至可以称它为某种神秘的恐惧和虔诚——在卡斯托普对那讨厌声音的态度中，上述种种心理都各有一定的分量。在面孔上，它表现出来的却是一种一本正经的模样，好似他既不该、也不屑去理睬他所听见的一切：这么种正派庄重的表情不完全属于他的秉性，但在某些一定的场合却为他所惯用。

他带着这样的表情，从阳台退回自己房中，不想继续去听那些在他觉得是严肃的——不，甚至是震动人心的事情，虽然它们在进行时伴着吃吃吃的笑声。然而在房间里，隔壁的举动听得反倒更加清楚。听上去像是在围着桌椅床铺进行追逐，桌子乓的一声倒了，人已经被抓住，一阵扑打和亲吻的声响；这看不见的一幕还加上了伴奏，那是从外边传来的早已过时的低劣圆舞曲的曲调。汉斯·卡斯托普手里捏着毛巾，站在房中侧耳倾听，尽管心里非常不乐意。突然，他的脸红得连扑粉都遮不住了，原来他清楚地预料到会发生的事果然发生，隔壁的好戏毫无疑问已进入动物性的阶段。上帝啊，真见鬼！他心里想着，一转身，以故意弄出响声的动作，赶紧梳洗完。喏，人家是夫妇，上帝保佑，因此也就正常。可是在清早，这就过分了，而且我敢说，昨天晚上他们就没安安稳稳地睡觉。毕竟是病人嘛，既然来这里，至少其中一位是这样，该将息将息才对。然而，真正丑陋之点却被当作了理所当然，他愤怒地想：墙壁这么薄，一切都听得清清楚楚，这样的情况怎么能容许！造价自然便宜，便宜得没了廉耻！待会儿他是不是还会见到那两个人，甚至被介绍给他们呢？那将是尴尬透顶的事。这当儿，汉斯·卡斯托普惊讶地发现，那适才泛起在他刚刮过的脸上的红潮，竟然不肯消退，或者甚至还有那伴着红潮出现的温热感，它们都滞留在他的脸上，跟他昨天夜里发烧时没有两样；他一觉醒来烧已退去，不想适才的一幕又将它唤了回来。

这使他对隔壁那对夫妇更没好气，甚至嘟起嘴唇很难听地骂了他们一句，紧接着自己便犯下又一次用水去冰脸的错误，结果使情况更糟。这一来，当约阿希姆敲着墙壁叫他的时候，他情绪不佳，爱答不答；约阿希姆走进房来，他的样子自然不会让表哥觉得是神清气爽、朝气蓬勃。

早 餐

“早上好，”约阿希姆说，“这是你在上边睡的第一夜。满意吗？”

表哥已作好外出的准备，穿着一身运动服，脚登一双缝制得很结实的皮靴，腕子上搭着他那件双排扣的大衣，大衣侧面的口袋上隐隐可见装在里面的扁瓶子的轮廓。今天他仍然没戴帽子。

“谢谢，”汉斯·卡斯托普回答，“还行。我只能这么讲。夜里做了些乱七八糟的梦；再就是这房间有个很不隔音的缺点，实在是讨厌。外面花园中那个穿黑衣服的女的，她是什么人？”

约阿希姆立刻明白了问的是谁。

“啊，那是‘两个全都……’”他说，“咱们这儿的人都这么叫她，因为大伙儿从她嘴里听见的，就只有这几个字。墨西哥女人，你知道，一句德语不会，法语也几乎等于零，只能讲几个破碎的短句。来山上陪她的大儿子已五个星期了，已经完全没有指望，很快就会咽气儿的——他全身都是病灶，给彻头彻尾感染上了，可以这么说，那情形到了晚期大致像斑疹伤寒，用贝伦斯的话来讲——对于一切有关的人无论如何是够恶心的。十四天前，她的第二个儿子也上山来了，说是想再见一见哥哥——小伙子模样儿长得挺俊，他哥哥也是——哥儿俩都是美男子，一双黑眼睛火辣辣的，女士们一见全得灵魂出窍。喏，小的一个在山下已经咳嗽过几声，可平常还挺精神。一上山来，你说怎么着？就发烧啦——而且一下子三十九度五，温度高得不能再高，你懂不懂；马上卧床休养，要是还能好起来，贝伦斯说，那多半是他运气。而不是他聪明。无论怎么讲，他说，小伙子上山已经晚了……是的，从此那位母亲便这么转悠起来，多会儿只要她不守在他们身边；大伙儿跟她讲话她永远只是说‘两个全都’，因为别的她一点不会，而眼下此地又谁都不懂西班牙语。”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汉斯·卡斯托普说，“如果我去结识她，她对我是否也会这么讲呢？真叫人有些奇怪——我的意思是说，既滑稽又可怕。”他说，一双眼睛又有了昨天的神气。他感觉它们好像在发烧，眼皮沉甸甸的跟哭了很久一样，昨天那位骑师的怪咳在他眼中点燃的火焰又烧了起来。一句话，他感到现在才与昨天的经历接上了头，好似重新进入了现实的情景之中，而一觉刚醒时却不是这样。他已准备好了，他对表兄讲。与此同时，他给手帕滴上几滴拉文德尔牌香水，在额头和眼睛下边的脸上搌了搌。“你要没意见，咱们就‘两个全都’吃早饭去吧。”他开了这么句玩笑，感到得意至极；约阿希姆却瞪了瞪他，奇怪地一笑，像是既带着哀愁，又含有嘲讽——为什么吗？这只有他自己知道。

汉斯·卡斯托普弄清了自己已经带上足够抽的烟，随后便拿起了手杖、大衣和帽子。是的，还有帽子，在这点上他很固执，因为他对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习俗都太清楚，不可能如此容易地仅仅三个礼拜就适应一些陌生的新习惯。——他们就这么出了房间，往楼下走去；在走廊上，约阿希姆指着这间那间房门，告诉他住的人的名字，德国名字和带着各式各样异国音调的名字，并且加上对他们的个性和病情的简单说明。

他们也碰见一些已经用完早点回来的人；约阿希姆对谁道早安，卡斯托普便礼貌地掀一掀帽子。他有些紧张而神经质，就像一个小伙子要去许多陌生人面前亮相，而恰恰又清楚地感觉到自己双目无光，脸红筋胀，因此深以为苦。这么讲当然只对了一部分，卡斯托普的脸并不通红。

而是很苍白。

“别让我待会儿忘记了！”他突然急切地说，令人莫名其妙。“你可以把我介绍给花园里那位夫人，只要正好方便，我一点不反对。让她尽管对我讲‘两个全都’吧，我完全不在乎，作好准备了嘛，再说也懂得它的意思，会用适当的表情去对付。相反，那对俄国夫妇我希望不要认识，你听见了吗？我坚决不愿意。这两个人太没教养，如果我一定得挨着他们住三个礼拜，没法作出其他安排，那我也不愿意认识他们，这是我的权利，我最最坚决地请你别……”

“好的，”约阿希姆回答，“他们已经这么讨厌了吗？不错，在一定意义上讲是些野蛮人，一句话，不懂文明，这我预先已告诉你了。那男的经常穿着一件松垮垮的皮上衣来进餐——我给你说已经很旧，我一直奇怪贝伦斯怎么不出来干涉。还有女的也不怎么讲究，别看她戴着顶羽毛帽子……不过你完全可以放心，他们坐得离我们很远，在那个差劲儿的俄国席上，要知道还有桌好样儿的俄国席，坐的都是上等俄国人——你几乎不可能和他们聚在一块儿，即使你自己愿意。人们在这里压根儿很难结交，因为疗养客中外国人这么多就不容易，我自己也只认识很少几个人，尽管我来这里已有很长时间。”

“他们俩到底谁有病？”汉斯问，“他还是她？”

“他，我想。是的，只有他。”当哥儿俩在餐厅门外的衣架前脱外套的时候，约阿希姆显然漫不经心地回答。随后，他们便走进那拱顶平缓的大厅，只听得人声杂沓，餐具叮当，“餐厅的女儿们”端着冒汽的咖啡壶四处奔忙。

餐厅中摆着七张桌子，多数顺放，只有两张打横。这是些每张能坐十个人的大餐桌，虽然并非所有的座位上都放齐了餐具。只往厅中斜插进去几步，汉斯·卡斯托普就到了自己的座位前：为他安排的位子是在餐桌的档头，整个餐桌处于大厅中央靠前的部位，夹在两张横放的桌子之间。卡斯托普笔直地站在自己的椅子后边，向约阿希姆应有如仪地介绍他的同桌的人鞠躬，动作拘谨，态度却友善，眼睛几乎没看对方，更别说留心他们的名字了。惟有施托尔太太的样子和名字被他记住了，知道她有一张红通通的脸，一头灰黄色的浓发。她那表情显得如此固执而无知，你可以认为对她的教育曾有过重大的失误。接着，卡斯托普坐下来，同时高兴地发现，这儿的人对早晨第一餐是很重视的。

桌上备有一罐罐的果酱和蜂蜜，一碗碗奶粥和燕麦糊，一碟碟炒鸡蛋和冷火腿；黄油摆在那儿听凭自取，有谁揭开已经流泪的瑞士乳酪上面的钟型玻璃罩，正要用刀子去切；桌子中央，放着一盆鲜水果和果干。

一位白衣黑裙的餐厅女儿询问卡斯托普愿意喝什么：可可，咖啡，还是茶？她个子小得像个孩子，却长着一张长长的老脸——卡斯托普大吃一惊，原来是个侏儒。他望着自己的表哥，可这位只是无所谓地耸了耸肩膀，扬了扬眉毛，好像说：“是的，唔，那又怎么样？”于是，他只好承认现实，以特别有礼貌的态度要了茶，就因为来问他的是个女侏儒。

随后，他便往奶粥中加了些肉桂粉和糖，开始吃起来，眼睛却越过另外那些让他享用的食品，去打量坐在七张桌子前的食客们，他们都是约阿希姆的伙伴和命运相同的病友，身体内部都有问题，都在一边进早餐一边喋喋不休地交谈。

大厅的装潢符合新时代的口味，在简洁实用之中加上了一点想象的色彩。与其宽度相比，进深不见得很大，四面由一条回廊包着，回廊上摆着些上菜桌，通过一扇扇大拱门进入放餐桌的厅内。厅中的柱子下半部装了涂有檀香木色油漆的护板，上半部光光的，刷成了白色，跟整个墙壁的上半截和天花板一样；柱子上还嵌了一些彩条，都是些单调、滑稽的老样式，一直向上延伸，与平缓拱顶上远远辐射开去的装潢条连在一起。为大厅增辉的还有几个大吊灯，电气照明，白铜铸造，形状为上下重叠的三个圆圈，由一种精巧的编织物连成一体，在最底下的铜圈上装着一圈乳白灯泡，如同一个个小月亮。厅内有四扇玻璃门：两边相对的横头各一扇，出去便上了厅前的阳台；第三扇在左前部，直通前厅；最后就是汉斯从走廊上进来时经过的那扇，因为今天早晨约阿希姆领他下的又是另一道楼梯。

在他的右手边，坐着个穿黑衣服的女人，肤色微黄，两颊泛红，模样寒酸，一看就像个缝纫女工或者上门服务的女裁缝，大概因为她只知道一个劲儿地就着咖啡吃黄油小面包吧，而在汉斯·卡斯托普的想象中，一个女裁缝总是跟咖啡和黄油小面包联系在一起的。他左手边坐着一位英国小姐，同样已经上了年纪，且面貌丑陋，手指干枯僵硬，正在一边读来自家乡的写得长长的书信，一边喝一种血红色的茶水。她旁边是约阿希姆，再旁边就是穿着苏格兰呢上衣的施托尔太太。她左手紧握着撑在脸颊旁边，一边吃东西一边讲话，显然想使自己的表情变得文雅一点，正努力用上嘴唇遮盖她那又细又长的门牙。一个年轻人长着两撇细长的小胡子，脸上的表情就像嘴里含着什么味道难吃的东西似的，一来就坐在她旁边，只顾闷声不响地进早餐。他进餐厅时汉斯·卡斯托普已坐好了，只见他走起路来下巴抵着胸脯，对谁也不理不睬，走到桌前便一屁股坐下，仿佛想表示坚决不愿跟新来的桌友认识。也许他病太重，再也顾不上这些繁文缛节，对自己周围的事已不感兴趣。有那么一会儿工夫，卡斯托普正对面坐了个非常瘦削的淡黄色头发的年轻女孩儿。她只把一瓶酸奶酪倒在自己碟子里用勺儿舀着吃，吃完马上又走了。

席间的交谈并不热烈。约阿希姆应付着施托尔太太，问她病况怎样，听她说不够好便得体地道一声惋惜。她抱怨浑身无力。“唉，我真是软绵绵的啊！”说时拖长了声调，想装文雅却弄巧成拙。还有，她刚起床体温即已达三十七度，到了下午可咋个得了。女裁缝宣称自己体温也这么高，不过声明说，她量时倒是感觉有些激动，心里就像面临着什么特别的和具有决定意义的事情时那样紧张、不安，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纯属一种没有心理原因的身体的激动。原来她不是女裁缝，因为她说起话来非常准确，近乎文雅。而且，对于这样一个其貌不扬的微不足道的人，那所谓的激动以及有关它的一席话，在卡斯托普看来有些不相称，不，应该说几乎不成体统。他依次问女裁缝和施托尔太太，她们在山上已经住了多久——前者住了一个多月，后者已住了七个多月——然后搜索枯肠地操着英语向他右手边的女人打听，她喝的是什么茶——这是野蔷薇果茶——味道还好吧——她几乎是急不可待地说“好、好、好”，说时望着人来人往的大厅——第一次早餐并不严格要求病员一齐来享用。

卡斯托普原本有些担心会见到种种可怕景象，结果却失望了。餐厅里气氛非常愉快，你简直没有在一个充满痛苦的地方的感觉。皮肤黝黑的青年男女哼着歌子走进来，和餐厅的女孩们拉着话，胃口绝佳地吃着喝着。也有一些中年人，一些夫妇，以及一个讲俄语的带着几个孩子的家庭，还有一些半大少年。女士们几乎全部穿着用羊毛或丝织成的紧身上衣，所谓Sweater，白色的或者彩色的，烟囱领，两侧有口袋，站着交谈时把两手插在袋中，那模样很是潇洒。在有些桌子，大伙儿正在传看照片，毫无疑问是新拍摄并自行冲印的；另一桌在交换邮票。大家谈论着天气，还有睡得怎么样，早晨起来口内测定的体温多高等等，多数人都快快活活的——多半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只是由于眼前无可担忧，而且又这么多人呆在一起。自然也有那么几位手撑脑袋坐在桌边，望着面前发呆。不过大伙儿都不去理睬他们，让他们发呆就是了。

突然，汉斯·卡斯托普身子猛地抽搐一下，像是受到了激怒和侮辱。

原来是一扇门给乒的一声关上了，正是左前方直通大厅的那扇门——有谁随手放开了它，或者甚至是出去以后有意用力一摔，那声音是卡斯托普宁死也不肯忍受的，从来就痛恨的。这恨也许产生自他的教养，也许是他与生俱来的一种特异反应——总之，他讨厌这么摔门，谁要以这样的罪过扰乱他的听觉，他就恨不得揍谁。加之这门的上部装着一小块一小块的玻璃，那响声就更加震耳：那是一种哗啦哗啦的噪音。见鬼，汉斯·卡斯托普愤怒地想，竟是如此该死的混账！由于那会儿正好女裁缝在对他说话，他无暇弄清楚坏蛋是谁。然而，在他金黄色的眉宇间已添上了皱纹，在回答女裁缝的话时，脸也扭歪了，表情显得挺尴尬。

约阿希姆问，医生们是否来巡视过了。是的，第一次已经来过，有人回答——差不多正好是在表兄弟进来的那一眨眼工夫，他们出了餐厅。既然这样，约阿希姆说，他们就不用等了。要介绍，这一整天还有的是机会。谁知在门口他们竟和快步走进来的贝伦斯宫廷顾问险些撞在一起，他背后还跟着克洛可夫斯基大夫。

“喔哟哟，小心点儿，先生们！”贝伦斯说，“闹不好你我脚上的鸡眼都可能遭殃。”他说话带着很重的下萨克森口音，好像总包着一大口东西在咀嚼。“哦，是您，”他冲着约阿希姆双脚立正地向他介绍的卡斯托普说，“喏，非常高兴！”他向年轻人伸出手来，这是一只大如铁铲的巨手。他骨骼突露，比克洛可夫斯基大夫高出三个脑袋，头发已经全白，脖子前凸，一双充血的蓝色大眼睛鼓鼓的，眼里泪水汪汪，鼻子撅得很厉害，八字须修剪得很短，斜着往上翘起，那是他的上嘴唇老往一边抽动的结果。约阿希姆对他的脸颊发过的议论证明完全属实，它们的确发青；这样，在他那外科医生的白大褂映衬下，他的脑袋更显得色彩斑斓。

他的大褂儿束着腰带，长得盖过了膝头，下边仅露出带条纹的裤子和一双穿着黄色鞋带的旧皮靴的大脚。克洛可夫斯基也穿着工作服，只不过他的大褂儿是黑色的，质地为一种黑色有光呢，衬衫样式，袖口装了松紧带，也同样衬托出他面色的苍白。他的举止完全符合助手的身份，压根儿没参加众人的寒暄，只是那张绷紧了的嘴，使你看出他对自己作为下属的地位感觉奇异。

“表兄弟？”贝伦斯问，同时用手在两个年轻人之间来回指点着，用充血的蓝眼睛从脚到头地打量……“喏，难道他也想入伍当兵？”他问约阿希姆，脑袋同时朝卡斯托普一歪……“哎，上帝保佑——什么话？

我可是一眼就看出，”——这时他直接对卡斯托普道——“您是个普通老百姓的样子，过的是舒适生活——一点也没有这位军官身上的那种勇武气。您能成为一个比他更好的病人，我敢担保。我一眼便能断定谁能不能成为合格的病人，因为这也需要天才，干什么都需要天才；这儿这位阿喀琉斯手下的勇士一点儿没有这种天才。出操训练也许有，这我不清楚；可生病一点儿没得。他老吵着要走，您不肯相信吧？老是想走，老是来催我，折磨我，迫不及待地要去山下受那份罪。真叫性急得过了头！半年这么点点时间都不肯给我们。再说，山上咱们这儿不是挺美吗——您自己说说，齐姆逊，咱们这儿是不是挺美！喏，您的表弟会给我们更多的面子，会好好乐一乐。而且女人也有的是——顶顶漂亮的女士。

至少从外边看有几位美得像画儿上似的。不过您得给自己添几分血色，听我说，否则在女士们那儿身体会亏损的！生活的金树纵使可以常青，脸色发青却不完全对。当然是严重贫血。”他说，同时径直走到汉斯·卡斯托普面前，用食指和中指一下翻开了他的眼皮。“当然严重贫血，我说对了。您知道吗？您做得一点儿不笨，您离开了汉堡一段时间。汉堡这座城市很值得我们好好感谢，它气候那么湿乎乎的，不断给我们送来一批批可亲的客人。不过，如果允许我借此机会给您提个建议，不一定算数——完完全全免费，您知道——您呆在山上的期间，最好您表兄干什么您也干什么。处在您的地位，最聪明的办法就是过一段像患了轻度肺炎一样的生活，增加点蛋白质。在我们这儿蛋白质的新陈代谢确乎不寻常……虽然消耗的总热量提高了，体内蛋白质却有增无减……喏，您睡得挺好吧，齐姆逊？不错，是不是？好，现在该开始散步了！不过别超过半个钟头！回来就去含那水银柱雪茄！结果都得好好登记，齐姆逊！

公事公办！一丝不苟！礼拜六我要查曲线的变化。您表弟也得一块儿量。

量体温啥时候都不会有害处。再见，先生们！祝你们玩得开心！再见……再见……”说完他就在克洛可夫斯基大夫尾随下往餐厅里走，两条胳膊摇摇摆摆，掌心完全向后，同时不住地向左右两边问睡得是否“挺好”，而回答都不是否定的。

愚弄·最后的晚餐·中断了的快活“一个很可亲的人。”汉斯·卡斯托普说。说时，他们俩友好地点头跟正在门房里整理信件的跛脚看门人打招呼，随后便走出大门，来到疗养院外。大门在刷成白色的主楼的朝南一面，主楼的中部比两翼高出一层，而且当中还耸着一座不怎么高的石板色铁皮盖顶的钟楼。从这道门出来，不会经过那篱笆围着的花园，直接便到了野外，面对着一片片倾斜的高山牧场；牧场上这儿那儿孤零零地立着高度适中的云杉，爬着低矮的卧藤松。他们踏上的那条路——实际上除了通往谷底的车道以外唯一可走的路——引导他们往左缓缓地向上爬，经过疗养院背面的厨房和生活服务设施；在那儿一些地窖的铁钎子门前，立着好些铁垃圾桶；继续往前走一小段，就到了一个大转弯，猛然向右上方爬去，直到那树木稀疏的陡壁前。这是一条坚硬的、淡红色的、还有些湿漉漉的小路，路边上这儿那儿地躺着一些大石块。哥儿俩在散步的途中并不孤单。一些后吃完早餐的疗养客接踵而至；大群大群已走上归途的人们，脚步噔噔噔地迎面从山上走下来。

“一位很可亲的人！”汉斯·卡斯托普重复着，“说起话来口若悬河，听起来叫人愉快。把体温表叫作‘水银柱雪茄’，真是太妙了，我一听就懂……可这会儿我真得点上一支。”他说着站住了，“我再也忍不住了！

从昨天中午起就没抽过一支像样的烟……请原谅！”他边说边从那饰有他签名式银字的皮盒中抽出一支玛利亚·曼齐尼来，一支最上等的漂漂亮亮的货色，如他所喜欢的那样一端已经压平，他用挂在表链上的一把弯角小刀削去头子，揿燃从衣袋里掏出的打火机，把那长长的、前头粗壮的雪茄凑上去，吧嗒吧嗒地吸燃，吸得陶然欲醉。“成！”他说，“现在我可以跟你一道继续散步啦。你自然是只喝啤酒不抽烟的？”

“我从来不抽烟，”约阿希姆回答，“干吗偏偏在这儿就得抽呢？”

“我真的不明白，”卡斯托普说，“不明白一个人怎么能不抽烟——那样，俗话说，他可就放弃了人生的精华部分，无论如何也放弃了一种极可贵的享受！早上醒来，我心头高兴，就为了白天能抽烟；到吃饭时，我心头高兴，也是因为能抽烟。是的，我甚至可以说，我只是为了抽烟才吃饭，虽然我这样讲有些夸大。但是，一个没烟抽的日子，它对我将乏味透顶，将十分无聊和失去魅力；要是清晨我不得不告诉自己，今天没烟抽——我相信，我干脆不会有勇气起床，真的，会在床上一直躺下去。你瞧，一支点燃的雪茄在手——毫无疑问不得串味儿，或者吸起来不通畅，这是极叫人恼火的——我是说，有一支好雪茄在手，那你就算成了，就真的不怕再发生任何事情。这正如躺在海边一样，在海边躺着就够啦，不是吗？一切都不再需要，不需要工作，也不需要娱乐……感谢上帝，全世界都有人抽烟，是不是？据我所知，你不论漂泊到哪个天涯海角，没有什么地方的人不解此道。甚至北极考察队，为克服疲惫也要带上充足的烟草；每读到这样的描写，我总是非常感动。须知，在北极没烟抽会多么难受——举个例，我没烟抽就难受得要命；而多会儿我还有一支雪茄在手，我就能坚持，我了解，它会帮我渡过难关。”

“可是，你这么嗜烟如命，总有些不对劲儿。”约阿希姆说，“贝伦斯的话完全对：你是个老百姓——他这话肯定不仅仅是赞扬，而是指你懒散得不可救药，事情正是这样。再则，你本来身体健康，想做什么事不好做？”他说时眼里已露出倦意。

“可不，健康得已经贫血了，”卡斯托普回答，“贫血得还挺厉害，如他告诉我的，已经脸色发青。的确是这样，我自己也发现，和你们这些山上的人比起来，我果真面带青色；然而在家里，我却不怎么觉得。

可就在这点上，他也很可亲，立刻给了我种种建议，完全免费，如他自己所说。我乐意遵照他的嘱咐做，完全按你的生活方式生活——和你们一起在山上，除此也没其他事情好做；再说，以上帝的名义增加蛋白质，怎么也不会有坏处，虽然听起来不怎么是滋味，这你得向我承认。”

走着走着，约阿希姆已经咳嗽起来，一阵两次——爬这样的坡，他似乎也吃力。到第三次发作时，他站住脚，拧起了眉毛。“你尽管先走。”

他说。汉斯·卡斯托普赶紧往上爬，头也不回，爬了一会儿，便放慢脚步，最后几乎停住了，因为他觉得，他似乎已经拉下约阿希姆一大段。

不过，他并没有回头看。

一队疗养客，有男的有女的，朝他迎面走来——适才，他还看见他们走在半山腰的平路上，这会儿已经冲着他噔噔噔往下跑，又是说又是笑。一共是六七个人，有几个年轻得很，有几个已上了点岁数。卡斯托普歪着脑袋打量他们，心里却想到约阿希姆。他们都没戴帽子，皮肤黝黑黝黑的。女士们穿着色彩鲜艳的毛衣，先生们多半既未穿外套，也未带手杖，就像一些在自己家门口随便溜达的人。因为他们是下山，根本不吃力，只需要稳住两条腿，不要它们跑起来和打趔趄就行，是的，只是让身子往下坠，所以步履显得轻飘飘的，因而表情和整个神态也显得轻松愉快，令卡斯托普也巴不得参加到他们中去。

眼下他们到了卡斯托普身边，他能看清他们的脸了。他们并非全都脸色黝黑，有两位女士就白得显眼：一位瘦得像根棍儿，面孔呈象牙色；另一位又矮又胖，长着难看的色斑。他们全都盯着他瞧，带着同样的放肆的微笑。一个穿绿毛衣的瘦高女孩儿，发式做得很糟糕，一双似睁似闭的眼睛看上去挺愚蠢，在与卡斯托普擦身而过时胳膊差点儿碰着他，嘴里反倒嘘了一声口哨……真叫疯了！她是在嘘他，可嘴唇并未撮起，而是闭得很紧。但嘘声确实出自她，当她愚蠢地用她那双似睁似闭的眼睛紧紧盯着他的当口儿——那是一种令人极不舒服的嘘声，粗糙、尖锐，却空虚而拖长，到结尾音调还沉了下去，使他想起年市上那些橡皮小猪挤出的声音：它们像充满着怨尤似的排放出吹进它们肚子里去的气。可同样的声音怎么会从女孩的胸脯内迸出来，却实在不可理解。随后，她跟随着她那一伙走远了。

汉斯·卡斯托普呆呆立着，目光凝视远方。接着他猛地转过身去，至少明白了那讨厌的嘘声是在开他的玩笑，是预先商量好了来愚弄他，因为从那伙远去的人的肩膀可以看出，他们在笑。其中一个厚嘴唇的矮胖男孩，他两手插在裤袋中，上衣很不像样地耸了上去，竟然不加掩饰地扭回头来朝着他笑……约阿希姆赶上来了。他与那伙人打招呼，按他惯有的骑士风度差不多是退到了一边，立正向人家行鞠躬礼；随后，他目光温和地走到表弟跟前。

“你干吗脸色这么难看？”他问卡斯托普。

“她嘘我，”卡斯托普回答，“在从我身边走过的时候，她从肚子里发出嘘声，这点你愿给我解释吗？”

“哈，”约阿希姆把手一甩笑道，“不是从肚子里，异想天开。她叫克勒费特，赫尔米娜·克勒费特。她是用她的气胸发出嘘声。”

“用什么？”卡斯托普问。他激动异常，但又不知道原因何在。他哭笑不得，接着道：“你可不能要求我懂你们的黑话。”

“继续散步吧！”约阿希姆说，“我可以一边走一边给你解释。你那么站着像生了根似的！这是一种外科治疗法，你可以想象，一种手术，在这上边经常施行的手术。贝伦斯是这方面的行家……举例说，一边肺坏得很厉害，你明白，另一边肺却健康或比较健康，在这种情况下，就让有病的肺停止工作一段时间，以便得到调养……也就是说，病人将在这儿，这儿边上的什么部位开一刀——我说不出准确的位置，贝伦斯却清清楚楚。然后，把气，氧气，你知道，打进他身体里去，就这样使坏肺页停止工作。气当然保持不久，差不多每半个月得换一次——病人就像被充气一样，你必定这么想。如果这么做一年或者更长时间，一切不出问题，坏肺就会通过休息得到痊愈。自然情况不总如此，有时甚至还是件冒险的事。不过，据说这气胸疗法已取得许多漂亮成果。你刚才看见的那些人，他们全都有气胸。他们中有伊尔蒂斯太太——脸上长着色斑的那位——有莱薇小姐，那个瘦瘦的姑娘，你可以回忆得起——她曾经卧床很长一段时间。他们成群结队，是因为气胸这玩意儿自然地把人们联系了起来；他们自称‘半边肺协会’，并以此驰名全院。不过，协会的骄傲却是赫尔米娜·克勒费特小姐，因为她能用气胸发出嘘声——这是她的特殊天赋，绝非人人都会。至于她究竟是怎么弄的，我无法告诉你，连她自己也讲不清楚。只不过是她在快步走以后，就能从身体里发出嘘嘘的响声；这现象，她自然就用来吓唬人，特别是吓唬新来的病员。而且我相信，她这么干会消耗氧气，因为她每八天就得充一回气。”

这一讲卡斯托普也乐了，激动已经转变为愉快。他一边走一边用手蒙住眼睛，弯着身子，低声而急促地吃吃吃笑了起来，笑得肩膀都剧烈颤抖

“他们也登记注册了吗？”他问，说起话来很吃力，声音既像哭又像哀鸣，就由于他忍俊不禁。“他们有没有会章？可惜呀，你不是会员，否则他们就可以特邀我参加活动，作为贵宾，或者作为……名誉会员……你应该求求贝伦斯，让他也使你半边肺停止工作。没准儿你也能从身体里发出嘘声，只要你下功夫，毕竟是学得会的嘛……这是我一生听见的最滑稽的事！”说完，他喘了口气。“嗯，请原谅，原谅我这么胡扯。可他们自己不也是高高兴兴的吗，你那些气胸朋友！瞧他们下山的神气……想想，这就是那个‘半边肺协会’！嘘——她还冲我来这么一下，真是个疯子！然而，他们确实兴高采烈！他们为什么兴高采烈，你愿意给我讲讲吗？”

约阿希姆搜寻着答词儿。“上帝呀，”他说道，“他们那么自由……我是说，他们还年轻，时间对他们没有意义，过些时候他们说不定会死去。干吗他们要绷着脸呢？我有时想：生病和死本来就不严重，不过像散步罢了，细论起来只有山下的生活才存在严重问题。我相信，你只要在山上呆得久一点，便慢慢会明白这个道理。”

“没问题，”汉斯·卡斯托普回答，“这我甚至坚信不疑。我已经对你们山上的人产生了很大兴趣；而只要感兴趣，不是吗，自然而然地就会理解……可我是怎么啦——它抽起来不对味儿！”说着，他仔细端详着手里的雪茄。“我一直在问自己有哪儿出了毛病，现在才发现是玛利亚不好抽。味道同烧马粪纸一样，我向你担保，真像胃上出了毛病，但不可理解！我早餐吃得确实比往常多，可这也不成其为理由；要知道，吃得越多，雪茄的味儿应该越好才对。你想说，这是我睡得不够安稳的缘故吧？也许我因此有些不正常。不，我必须扔掉它！”他重新试着吸了一口，说，“每抽一口便失望一次，硬抽下去毫无意义。”他又犹豫了那么一刹那，就将雪茄扔向坡下潮湿的针叶林中。“你知道吗，根据我的认识这与什么有关系？”他说，“我确信，这跟那该死的脸孔发烧有关；今天一起床我就受它折磨，现在又开始了。鬼知道，我总觉得，我脸上一定像害羞似的通红……刚上山时，你是否也这样？”

“可不是嘛，”约阿希姆回道，“一开始，我也觉得异样。别担心！

我不是告诉过你，要适应我们这儿的生活也不容易嘛。可你一定会恢复正常的。瞧，那儿的板凳多美。让咱俩坐一会儿，然后往回走；我该去做静卧治疗了。”

道路变得平坦起来。眼下它正朝着达沃斯坪的方向延伸，在山壁约三分之一的高度上；放眼望去，透过长得瘦高瘦高的让风吹歪了的松树林，可以看见市镇在已经变得更好的光线中泛着白色。哥儿俩坐的那条简单钉起来的板凳靠着倾斜的石壁。在他们身旁，一股山泉水咕噜咕噜地扑哧扑哧地顺着木槽流下谷底。

约阿希姆告诉表弟那些云雾缭绕的阿尔卑斯山群峰的名字——它们似乎在南面封住了山谷——举着他的登山杖指指点点。卡斯托普只是用眼睛往那边瞟了瞟，然后躬着身子，用他那城里人的镶银文明棍的铁包头，在沙地上画小人儿，并要求了解别的事情。

“我想问的是——”他开口道，“在我那间房里，你说我来的时候刚刚发生过那种事。自从你到了山上，除此之外已经死过许多人了吗？”

“肯定已有好些，”约阿希姆回答，“不过处理得很秘密，你明白，大伙儿一无所知，或者只是事后才偶尔知道；若是谁快死了，就严格地将情况封锁起来，对其他病人，特别是对那些本来便容易发生意外的女士们。你旁边的人死了你也全然不会察觉。棺材一大早运了来，趁你还在睡觉；运走也选择在那样的时刻，例如正当开饭的时候。”

“唔，”卡斯托普应着，继续画他的小人儿，“正所谓发生在幕后。”

“是的，可以这样讲。不过最近，嗯，等等，离现在可能已有八个礼拜——”

“那你就不好再说是‘最近’。”卡斯托普口气干巴巴地指出，带着警惕的神气。

“什么？噢，不算最近。你这人很认真。我只是随口说了这么个数字。就讲一些时候以前吧，完全出于偶然，我又窥见了幕后的秘密，那情况我今天还记忆犹新。当时，他们给小胡郁丝，芭尔芭拉·胡郁丝，一个信天主教的小姑娘送去最后的晚餐，你知道，是说让她领临终圣体，行最后的涂油礼。我刚上山时，她还跑来跑去，快活得要命，调皮捣蛋得跟一般半大女孩没有差别。可没过多久，她的情况便急剧恶化，再也起不了床，成天躺在那间隔我三道门的屋子里，父母亲都来了，这会儿又来了神父。他来的时候正好大伙儿都在喝下午茶，走廊上没有一个人。

可你想象一下，我睡过了头，在做主要的静卧治疗时我睡着了，没听见敲钟，晚起了半个小时。于是，在此关键时刻，我没能跟大伙儿呆在一起，而是像你说的闯到了幕后。当我穿过走廊时，他们正迎面走来，都穿着花边衬衫，打头的是个十字架，一个带着灯的金色十字架，像土耳其军乐队中的铃杆一样，被举在前面开道。”

“不好这么比。”汉斯·卡斯托普口气颇有几分严肃地说。

“可我这么觉得。我情不自禁地产生了这样的联想。你就让我往下讲吧。我说他们朝我迎面走来，快步地走来，像行军一样，一溜三个人，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打头的是个举十字架的男子，随后跟着鼻梁上架着副眼镜的神父，再后边是个拎着圣香炉的少年。神父将圣体钵捧在胸前，盖得严严实实的；他向右歪着脑袋，挺谦卑的样子，这是他们最神圣的仪式嘛。”

“正因为如此，”汉斯·卡斯托普说，“正因为如此，我奇怪你怎么能说是‘铃杆’。”

“是的，是的。不过等一等，要是你当时在场，你现在回想起来同样不会知道你脸上该作何表情。真是做梦也想不到——”

“什么意思？”

“我这就讲。我当时想，在那种情况下应该如何举动。我头上也没帽子可以摘下来表示表示——”

“你瞧是吧！”汉斯·卡斯托普再一次很快地打断他。“你瞧是吧，应该戴顶帽子！我早留意到，你们山上的人都是不戴帽子的。可是应该戴，以便能摘下来，在需要这么做的场合。不过你还是往下讲吧！”

“我靠在墙根上，”约阿希姆又说，“态度庄重，等他们到了我面前还微微鞠了一躬——正好在小芭尔芭拉寝室的外边，二十八号房间的外边。我相信，那教士见我鞠躬很高兴；他很有礼貌地表示感谢，摘下了头上的小圆帽。与此同时，一行人已经停下来，拎圣香炉的辅祭少年走上去敲了敲门，随即便将门打开，站在一旁让他的上司先进去。现在请你想象和描绘一下我的恐惧，我的种种感觉吧！就在神父将脚跨进门去的一刹那，屋子里发出一声垂死者的惨叫，那么凄厉嘶哑，你从来也不会听见过，一声接一声地喊了三四声，再往后便是无休无止的叫喊，显然大张着嘴巴，唉，那里边有哀鸣，有恐怖，有挣扎，简直无法描述，其间还夹着一种叫人听了毛骨悚然的乞求，可是突然，声音变得空虚而沉浊了，活像落进了地底再从深深的地窖钻出来的一样。”

汉斯·卡斯托普身子猛地转过去对着表哥。“是芭尔芭拉吗？”他激动地问，“‘从地窖钻出来’，怎么会呢？”

“她钻到被子底下去了！”约阿希姆说，“你试想想我的感觉！神父站在门边上，说着安慰的话，我仿佛现在还看见他。他说话时总把脑袋伸出去，说完又缩回来。举十字架的男人和辅祭少年还站在门口。这样，从他们俩中间我便能看清屋里的情况。也是一间跟你和我一样的房间，床靠着房门左面的墙壁，床前站着些人，自然是亲属，是父亲母亲，也在对床上说着安慰的话，可那儿除了一堆乱糟糟的被子外什么也看不见，只听见哀乞声和可怖的挣扎声，只见双脚在乱蹬乱踢。”

“你说她用双脚乱蹬乱踢？”

“拼命地乱蹬乱踢！然而没有用，她一定得领临终圣体。神父走上前去，同行的两位也走进屋，关上了房门。但在这之前我还看见：芭尔芭拉把脑袋伸出来了一下，满头金发乱蓬蓬的，睁大着眼睛，一双完全没有颜色的白翻翻的眼睛定定地瞪着神父，随着一声惨叫她又钻到了被子底下。”

“可你现在才给我讲这些？”汉斯·卡斯托普停了半晌说，“我不明白，你怎么昨天晚上没早些给我讲。不过，我的上帝，她必定还有很多力气，竟能这样挣扎。没有力气怎么能成？按道理，不该请神父来，除非到了人已虚弱不堪的地步。”

“她已经很虚弱，”约阿希姆回答，“……唉，说来话长，进行第一次选择是很困难的……她已经很虚弱，只是恐怖给了她力量。她确实害怕得要命，她发现自己快死了。她毕竟是个小女孩，因此可以原谅。不过有时候，成年男子的表现也这样，自然就是不可原谅的懦弱了。遇到这种情况，贝伦斯有办法对付，会采取一种恰当的语调和他们说话。”

“怎样的语调？”汉斯·卡斯托普眉毛拧在一起问。

“‘别给我这样装相！’他说。”约阿希姆回答，“至少最近他对一个人这么说过——我们听护士长讲的，她当时也在帮助抓住病人。这老兄临终时闹得不像话，压根儿不乐意死。于是贝伦斯就对他吼起来。‘劳驾您别给我这么装相！’他说。那病人马上就不再吱声，安安静静地死去了。”

汉斯·卡斯托普用手拍了一下大腿，身子往椅背上一靠，仰起头来望着天空。

“嗨，听我说，这可太过分了！”他嚷道，“对他大喊大叫，径直对他说：‘别给我这么装相！’对一个即将死去的人！这可太过分了！从一定意义上讲，临终者是值得尊重的。怎么可以不问青红皂白地对他……临终者应该说是神圣的，我要说！”

“这我不否认，”约阿希姆回答，“不过，如果他表现得这么懦弱……”

“不！”卡斯托普坚持自己的看法，态度激烈得和人家对他的反驳全然不相称。“我坚持认为，一个临终者是高贵的，任何一个四处奔波地笑着挣钱填肚子的俗人都比不上他！怎么可以——”他的嗓音变换不定，听上去极为异样，“怎么可以不分青红皂白地对他——”他突然忍俊不禁，大笑起来，话也说不下去了；跟昨天一样，他笑得身子颤抖，没完没了，笑得闭上了眼睛，从眼皮间笑出了眼泪；这是那种从深深的心底涌出来的笑。

“嘘——！”约阿希姆突然制止他。“快别闹了！”他低声说，并暗地碰了碰大笑不止的表弟的身子。汉斯·卡斯托普抬起泪水模糊的眼睛。

从左边的路上走来一个陌生人，一位身材矮小的褐发绅士，两撇小黑胡子卷曲得很好看，穿着条浅色格子裤，走过来与约阿希姆互道了一声“早上好”——他那一声发音准确而又悦耳——只见他交叉着双脚，用手杖支撑着身体，姿态优美地站在了约阿希姆面前。

意 大 利 撒 旦

他的年龄很难估计，想必在三十至四十岁之间，因为他整个样子虽然显得年轻，两鬓却已夹杂着银丝，往上去头发已明显地稀疏：窄窄的脑门上已突出两大块空地，额头显得更高。他的衣着，那宽大的淡黄色的格子裤，那双排扣、大翻领的粗呢长外套，所有这些都远远称不上华贵；还有翻下来的衬衫硬领也已经洗过多次，边上都起了毛，他的黑色领带同样破旧，而袖口显然根本没戴——从衣袖缠在他手腕上那软遢遢的样子，汉斯·卡斯托普看了出来。尽管如此，他仍断定站在面前的是位绅士。陌生人那有教养的表情，那落落大方的、优美的姿态，都不容对此有任何怀疑。可这寒伧与优雅的混合，再加上一双黑眼睛和两撇卷曲的小胡子，都让卡斯托普想起某些外国乐师：圣诞节期间，他们来到汉堡的宅院中演出，演完以后便用黑幽幽的眼睛仰望着楼上的窗口，手举着软帽，等着人家给他们扔小钱。“摇风琴的艺人！”他心里嘀咕。因此，当约阿希姆从凳子上站起来，有几分尴尬地介绍他们相识时，卡斯托普对此人的名字并不觉得奇怪。

“我表弟卡斯托普——塞特姆布里尼先生。”

汉斯·卡斯托普也站起来致意，脸上还留着刚才高兴过度的痕迹。

意大利人却以有礼貌的措词请他们两位别客气，硬叫他们坐回到位子上，自己则仍以优美的姿势站着。他面带微笑，站在那儿打量着表兄弟俩特别是卡斯托普；在他丰满的八字胡下边，正好是它好看地向上卷起的地方，他的一边嘴角微微凹了下去，成了一个小涡儿，带着一丝讥诮，特别显示出他的机敏和警惕，顿时让仍然头脑昏昏的卡斯托普清醒过来，感觉到羞涩。塞特姆布里尼开口道：“二位很开心——有道理，有道理。早晨这么美！蔚蓝色的天空，太阳发出欢笑——”他轻快地一扬胳膊，用淡黄色的小手指着天空，目光同时也快快活活地随着手斜着瞥了上去。“事实上我们已经快忘记我们在什么地方。”

他说话不带口音；只是从吐字的特别准确，可以断定他是个外国人。

他的嘴唇在组词时流露出某种快乐。听他讲话是件愉快的事。

“先生旅途很愉快吧？”他问卡斯托普，“是不是已经有判决？我是讲：是不是已完成初查那可悲的入院仪式？”这儿他本该停下来等着听人家讲话，因为他提出了问题；卡斯托普呢也准备回答。谁知意大利人却又往下问：“很顺利吧？从您快活的笑声——”他又沉吟了一会儿，嘴角上的涡儿变得更深，“无法得出肯定的结论。我们的弥诺斯和拉达曼提斯判了您多少个月？”在他嘴里，那“判”字强调得特别滑稽。“要我猜一猜？六个月？要不九个月？他们可不小气……”

汉斯·卡斯托普讶然失笑，一边极力回忆弥诺斯和拉达曼提斯是何许人。他答道：

“怎么会？不，您错了，塞普吞先生……”

“塞特姆布里尼，”意大利人纠正他的错误，语音清晰而抑扬顿挫，同时还幽默地鞠了一躬。

“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对不起。是的，我说您错了。我根本没有病。我只是来看望表哥齐姆逊，只住几个礼拜，趁此机会也休息休息——”

“真该死。您不是我们的人？您身体健康，来这里只是客串，就像俄底修斯在冥府里一样？需要何等的勇气，才敢下到这深渊里来，来到这死人居住的空虚所在——”

“下到深渊，塞特姆布里尼先生？请您别这么讲！我是爬了差不多足足五千英尺，才到了你们这上边——”

“那只是您的感觉！请相信我的话，那是一种错觉。”意大利人果断地一摆手说，“我们是些落进了深渊的人，不对吗，少尉？”他把脸转向约阿希姆。约阿希姆对称他“少尉”高兴得不得了，却极力掩饰着，沉吟地答道：

“不错，我们的情绪是有些低落，不过，终究还可以振作起来嘛。”

“是的，我相信您可以；您是个好样儿的人，”塞特姆布里尼说，“是的，是的，是的。”他一连发了三个尖厉的S 音，同时又把脸转过来对着汉斯·卡斯托普，然后用舌头顶着上腭轻轻地啧、啧、啧了三声。

“瞧瞧瞧，”他目不转睛地望着这位新来者，同样来了三个尖厉的上腭音，目光慢慢定住了，茫然无所视的样子，一会儿才又回过神来，继续说：

“您完全是志愿到我们下界来的，愿意和我们做一段时间伴儿。喏，这很好。可您预计住多少时候？我问得不礼貌。可我感到好奇，想听听您给自己规定多长的期限，独立自主地，而不是听任拉达曼提斯摆布。”

“三个礼拜，”汉斯·卡斯托普故作轻松地回答；他发现，人家对他挺羡慕。

“上帝啊，三个礼拜！听见了吗，少尉？说出来岂不是有些难为情：您上这儿来三个礼拜，随后就离开？我们可不知道礼拜怎么算，先生，如果我可以告诉您的话。我们最小的时间单位叫月。我们算起数来气派可大啦——这是我们下界居民的特权。我们还有其他一些特权，它们的性质全都差不多。请容我再问一句，您在山下从事什么职业——或者更确切地说，准备从事什么职业？您瞧，我们对自己的好奇心不加限制。

好奇也同样被我们算作是自己的特权。”

“没关系，没关系。”汉斯·卡斯托普说，随后讲了自己的打算。

“造船工程师！这可了不起！”塞特姆布里尼嚷起来。“请相信，我确实认为了不起，虽然我自己的才能在其他方面。”

“塞特姆布里尼先生是文学家，”约阿希姆略显尴尬地解释说，“他曾在德国的报刊上写过悼念卡尔杜齐的文章——卡尔杜齐，你知道。”

他的样子越发尴尬了，因为他表弟惊异地瞪着他，好像是说：你又知道什么卡尔杜齐？你跟我差不多，我说。

“是这样，”意大利人点着头说。“我曾有幸向贵国同胞介绍这位伟大诗人和自由思想家的生平，在他结束自己一生的时候。我认识他，可以自称是他的门生。在波洛尼亚，我曾坐在他的脚下。现在，我能称作是教养和欢乐的一切，都得自于他。不过咱们要谈的是您。一位造船专家？您可知道，在我眼中您看着看着就高大起来了？您坐在那儿，突然变成了整个劳动世界的代表，实业天才的代表！”

“可是塞特姆布里尼先生——我还在念大学，才刚刚开始。”

“不错，万事起头难。说到底，一切工作都困难，只要名副其实，对吗？”

“是的，连鬼都知道！”汉斯说，他说的是心里话。

塞特姆布里尼迅速一扬眉头。

“您甚至唤来了鬼，”他说，“就为了加强您的意思？唤来那地道实在的撒旦？您可了解，我伟大的导师就写过一首《撒旦颂》？”

“请原谅，”汉斯·卡斯托普说，“歌颂魔鬼？”

“正是歌颂他。在我的故乡，有时候过节要唱这首颂歌。啊，向你致敬，撒旦，你这叛逆者，你这理性的反动力……一首挺美妙的歌！不过，这位撒旦大概不会是您想象中的魔鬼，因为他对工作的态度很好。

您想的那位却厌恶工作，因为他怕工作，多半就是人们常说的连边儿都最好莫沾他的那位——”

这一切让单纯的卡斯托普听起来是那样奇怪。意大利文他不懂，即便能懂也令他不舒服。有那种神父礼拜天布道的味儿，尽管是用轻松、戏谑的闲谈口气说出来的。他望着自己的表兄，约阿希姆垂下了眼皮。

随后，卡斯托普接上话茬儿：

“嗨，塞特姆布里尼先生，您把我的话太当真了。鬼不鬼的只是我的一句口头禅，我向您担保！”

“人总得有精神。”塞特姆布里尼伤感地凝视着空中说。可是，他马上又兴致勃勃地以优美的语调回到了本题上：“无论如何，我从您的话里看出您选了一种既艰辛又光荣的职业，这大概不会错。感谢上帝，我是人文主义者，是个讲人道的人，对非智力方面的事一窍不通，尽管对它们我真心诚意地敬重。不过，我也可以想象，您那职业的理论要求清醒敏锐的头脑，实践要求投入整个的身心——不是这样吗？”

“当然是这样，可不，我可以无条件地对您表示同意。”卡斯托普回答，不知不觉间，他努力使自己变得健谈起来。“当今之世，对人的要求这么高，可你别刨根问底，想弄清它们究竟多艰难，否则你就真正会失去勇气。不，这不是开玩笑。即使一个人不是最强者……我在这儿山上只是做客，但也并非一个多么强壮的人；我是在撒谎，如果我说工作非常非常如我的意。相反，它倒令我有些疲劳，我必须说。只有在无所事事的时候，我才真正感觉自己健康——”

“比如眼下？”

“眼下？噢，我刚到山上——头脑还昏昏然，您可以想象。”

“啊——昏昏然。”

“是的，我睡得也不十分好，再加上第一顿早餐真的太丰盛……我习惯了正常的早餐。可今天早上的看起来对我太结实了，太丰盛，像英国人说的。一句话，我感到有些憋闷，特别是雪茄今天早晨也不对味儿——您想想！这种情形我从来没有过，除非真的病了——喏，今天我抽起雪茄来像牛皮。我不得不扔掉它，硬着头皮抽下去没有意义。您抽香烟吗，如果允许我问的话？不抽？那您就很难设想，这对一个从小就特别喜欢抽烟的人来说是怎样令他气恼和失望，像我……”

“在这方面鄙人没有经验，”塞特姆布里尼回答，“但正因为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我才不致结交不三不四的人。一系列思想高贵和明智的人都讨厌烟草。卡尔杜齐也不喜欢它。不过，您可以赢得拉达曼提斯的理解。他是热中您这种罪孽的人。”

“什么，罪孽，塞特姆布里尼先生？……”

“怎么不是？对问题应该实事求是，把话讲透。这可以增强和提高生命的价值。而我自己也有罪孽。”

“连宫廷顾问贝伦斯也抽雪茄。一位富有魅力的人。”

“您这么认为？噢，您和他已经认识了？”

“是的，刚才，在我们出来的时候。他几乎等于给我看了一次病，不过是免费，您知道。他立刻断定我贫血。然后就建议我在这里完全像我表哥那样生活，多在阳台上躺一躺，也同样要经常量体温，他说。”

“真的吗？”塞特姆布里尼嚷起来……“太妙啦！”他仰天大叫，同时笑起来。“在你们那位大师的歌剧中怎么说来着？‘我是捕鸟人哟，永远快快活活，嗨莎，嗬卜莎莎！’一句话，太有趣了。您将遵守他的嘱咐？毫无疑问。您怎么会不呢？好个魔鬼头儿，这位拉达曼提斯！果然‘永远快快活活’，尽管间或有些勉强。他爱犯忧郁症。他的罪孽不称他的心——否则也就不成其为罪孽啦——烟草使得他忧郁——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可敬的护士长太太把它们管了起来，每天只定量供应他一点点。要是他经不起诱惑去偷了，那又会心情忧郁。一句话：一个灵魂迷乱的人。您已经认识了护士长么？不认识？这可是个错误！您不该不主动去结识她。她出身封·米伦冬克家族，知道吗！与专司医药的维纳斯女神区别仅在于，她在胸脯上老戴着个十字架，而女神却……”

“哈哈，太妙啦！”卡斯托普笑起来。

“她名叫阿德里亚迪卡。”

“真这样吗？”汉斯·卡斯托普叫起来，“听听，多有意思！姓封·米伦冬克，又叫阿德里亚迪卡。听起来好像她早已作古了似的。完全是中世纪的味道。”

“尊敬的先生，”塞特姆布里尼回答，“这里确有些‘带着中世纪味儿’的东西，像您喜欢形容的那样。反正我本人坚信，我们的拉达曼提斯纯粹是凭着艺术家的敏锐，才使这位活化石当上了他这魔宫中的女总管。他确实是位艺术家——您不知道？他画油画。您有什么办法，这又不违禁，对吗？人人都有他的自由……阿德里亚迪卡太太告诉每一个愿意听的人，也告诉别的许多人，在十三世纪中叶，有位米伦冬克曾经当过莱茵河畔波恩地方的修道院女住持。她自己出世的时间离此也不可能久吧……”

“哈哈哈！我觉得您真会讽刺，塞特姆布里尼先生。”

“讽刺？您的意思是：恶意的。不错，我是带着点恶意——”塞特姆布里尼说，“我的苦闷在于，我注定要把我的恶意浪费在这样可悲的对象身上。我希望您对讽刺一点不反感，工程师先生！在我的眼里，它是理性闪闪发光的武器，可以用来对付黑暗与丑恶的势力。尖刻的讽刺，先生，是批判的灵魂，而批判又意味着进步和启蒙的开始。”话锋一转，他又谈起彼特拉克来，称彼特拉克为“新时代之父”。

“咱们得去静卧了。”约阿希姆若有所思地说。

文学家讲话时一直伴以优美的手势。现在他一指约阿希姆，作为他手势表演的结束，同时说道：

“咱们少尉发布命令了。那就走呗。咱们同路——‘向右转，朝山下的院子，大步前进’。啊，维吉尔，维吉尔！先生们，他已经被超过了。我相信进步，没错儿。不过维吉尔会用一些形容词，却没有哪个现代诗人也会……”他们踏上归途后，他便开始操着意大利腔调朗诵拉丁文诗句，念着念着突然停住了，因为迎面走来一位年轻女郎，看样子是小镇上的居民，模样儿根本说不上特别漂亮，可他马上露出殷勤的微笑，嘴里拉拉拉地哼起了歌子。“啧啧啧”，他舌头顶着上腭，一迭连声。“哎，哎，哎！拉，拉，拉！你甜蜜的小姑娘，你可愿成为我的？瞧，‘她的眼睛明又亮’。”他引用着诗句——天知道是谁写的——并且对尴尬地转过身去的姑娘送去一个飞吻。

一个轻浮透顶的家伙，汉斯·卡斯托普想，而且一直坚持这想法，即使塞特姆布里尼在卖弄风情的小插曲之后言归正传，又开始挖苦起人来。他的矛头主要对准宫廷顾问贝伦斯，讽刺他那双大脚，还抓住他的顾问头衔不放，说那是个患脑结核的亲王赐给他的。这个亲王臭名昭著的生平今天还是整个地区的话柄，可拉达曼提斯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两只眼全闭了起来，俨然百分之百的宫廷顾问。两位先生大概还不知道他就是夏季疗养的发明者吧？是的，正是他，不是其他任何人。真可谓丰功伟绩。从前，在夏天，只有最最忠实的信徒才坚持呆在山谷里。

我们的“幽默家”以明察秋毫的眼光发现了这个弊端，认为它只是对偏见的恐惧，因此创立一种学说，证明夏季疗养不仅同样值得提倡，甚至特别有效，简直就缺少不得，至少对于他的疗养院来讲是如此。他懂得如何向人们灌输这种理论，写了一些通俗文章去登在报上。从此以后，他的营生在夏天就跟冬天一样兴旺起来。“天才！”塞特姆布里尼叫道。

“头——脑——灵——敏”他说。随后，他对达沃斯地区的疗养院逐一加以讥讽，对主事者们的生财之道进行貌似赞扬的挖苦。例如有位卡夫卡教授……每年到了化雪的关键时刻，当许多病人要求出院的当口，卡夫卡教授总会有急事不得不又外出八天，答应一回来就给人办出院手续。谁料他一去就是六个星期，那些可怜虫只好等着，眼看账单越来越长。卡夫卡一直跑到阜姆城，不稳稳当当赚五千瑞士法郎不回来，这样又拖过去十四天。一次，他头天回院，第二天就死了病人。沙尔兹曼在背后议论卡夫卡教授，说他用的注射剂不够干净，结果病人们都受了感染；他穿着橡胶底的鞋子，就是不让他的死鬼们听见他的脚步声。——作为报复，卡夫卡反过来又讲沙尔兹曼曾强迫病人服用大量葡萄酒，让他们“快快活活”——目的同样是拉长账单——其结果人像苍蝇似的一堆堆死去，不是死于痨病，而是死于肝硬化……就这么没完没了。汉斯·卡斯托普听着这口若悬河般的讽刺挖苦话，笑得很开心。意大利人语音语调清纯流畅，滔滔不绝，没有半点土音，叫人听着本来就很舒服。他用的语调实在、入耳，就像都是他那两片灵活的嘴唇新创造的；他喜欢使用意义婉转尖刻的成语和句型。喜欢拿词儿做语法和形态的变化；他十分明显地炫示自己的快活和得意，似乎神志再清楚、再集中不过，压根儿不可能说错哪怕仅仅一个字。

“你讲得真滑稽，塞特姆布里尼先生，”汉斯·卡斯托普说，“真生动呀——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才好。”

“形象鲜明，嗯？”意大利人应道。他用手巾当扇子扇着，虽然天气非常凉爽。“这就是您寻找的那个词儿。您想说，我讲起话来形象鲜明。可等一等！”他嚷起来。“我瞧见什么了！那边，咱们的冥府判官在散步呢！瞧瞧多有意思！”

三个人已经走完了弯道。不知是因为塞特姆布里尼在不停地讲话呢还是因为下坡，或者他们实际上离开疗养院并不像汉斯·卡斯托普想象的那么远——须知那条我们第一次走的路，总显得比我们走熟了的同一条路长得多——反正他们很快就下了山。塞特姆布里尼说得不错，在那下边的空地上，顺着疗养院的背面，走着的正是两位大夫：穿着白大褂的宫廷顾问在头里，脖子往前伸得长长的，两支胳膊像划桨一样；跟他在一起的只有穿着黑罩衫的克洛可夫斯基博士，遵照医院的规矩在履行公务时一直跟在上司的身后，东张西望的目光显得更有自知之明。

“唉，克洛可夫斯基！”塞特姆布里尼叹道，“他在那儿踱着，心中知道我们女士们的全部秘密。请注意他那穿着打扮的确切象征意义。他那黑外套暗示，他真正研究的领域是黑夜。此人头脑里只有一个想法，而且是肮脏的想法。怎么搞的，工程师，我们竟然还完全没有谈过他！

您跟他认识了吗？”

汉斯·卡斯托普回答认识了。

“喏，怎么样？我猜想他也使您觉得不错。”

“我真的不知道，塞特姆布里尼先生。我跟他只匆匆见过一面。再说我也不善于很快地下判断。我和人见面时只是想：你原来就是这样的么？好吧。”

“这叫做头脑迟钝！”意大利人回答。“下判断吧！您不是没长眼睛和头脑。您觉得我说话刻薄，对吗？可我之所以如此，也许不无教育的意图。我们人文主义者全部有教育家的天赋……先生们，人文主义与教育学的联系证明了它的心理学性质。不应该剥夺人文主义者的教育职能——谁也剥夺不了它，因为只有人文主义者才保持了人的美丽和尊严的传统。曾经有那么一天，僭妄地以黑暗和反人道时代的青年导师自居的教士被他们取代了。从此，先生们，就再没出现任何新型的教训者。人文中学——您会说我落伍守旧，工程师，可原则上讲，抽象地讲，我请您理解我，我始终是它的拥护者……”

在电梯中他还一个劲地阐述他的理论，直到上了三楼，表兄弟俩离开电梯，他才闭住嘴。他自己上四楼去，在那儿，约阿希姆告诉表弟，意大利人住着一间朝后院的小屋。

“他大概没钱？”陪约阿希姆回到房间后，卡斯托普问。表哥房中的陈设跟他那边完全一样。

“是的，”约阿希姆回答，“他想必没有。或者刚好只够住在这儿的开销。他父亲也是文学家。你知道，我甚至想他祖父也是。”

“嗯，还有，”汉斯·卡斯托普问，“他真的病了吗？”

“据我所知不危险，但是很顽固，一犯再犯。许多年前他已经得了病，中间出去过一次，可没多久又不得不回来。”

“可怜的家伙！加之他看上去是那么地迷恋工作！嘴巴太能讲了，从这个扯到那个，轻松得很。只是对女孩儿的态度有些轻浮，令我不舒服。可后来讲到人的尊严，听起来那么棒，简直跟发表节日演说一样。

你和他经常在一块儿吗？”

思 想 敏 锐

然而，约阿希姆的回答已经勉强而又含糊。桌上躺着个有绒布衬里的红牛皮小盒子。他从盒中取出一支小小的体温表来，把灌着水银的下端塞进嘴里。他将它含在左面舌根底下，以致伸到口外的玻璃棍斜着翘了上去。随后，他开始换衣服，套上便鞋，穿了一件旧军装似的上衣。

他从桌上取过一张印好的表格，一支铅笔，一本俄语语法——原来他在学俄语，因为他说，他希望将来在部队里用得着——待如此装备停当，他便在外边阳台上的躺椅里坐下来，把一条驼毛毡子轻轻搭在腿上。

毛毡差不多没有必要：在前一刻钟，云层已越来越薄，越来越薄，阳光直射下来，像夏天一般温暖、耀眼，约阿希姆只好用一顶白麻布阳伞遮住脑袋。借助一个小小的精巧的装置，伞拴在了躺椅的扶手上，可以根据太阳的位置随意调节。汉斯·卡斯托普对这发明表示赞赏。他想等着测量体温的结果，顺便看一切都是怎么做的，还观察了倚在阳台角上的那只皮口袋——约阿希姆在寒冷的日子里才用它——他把胳膊肘支在栏杆上，俯瞰着花园。在那儿的公用静卧厅里，这会儿已伸脚伸手地躺着许多病人：有的在看书，有的在写字，有的在聊天。不过，能看清的只是厅内的一部分，大约五张躺椅。

“这样得多长时间呢？”汉斯·卡斯托普转过身来问。

约阿希姆竖起了七根手指。

“那该已经够了——七分钟！”

约阿希姆摇摇头。过了一会儿，他从嘴里将体温表拔出来，一边观察，一边道：

“是的，你要是留意它，我说时间，它就走得很慢。一日四次，我都挺喜欢量体温，因为只有在量体温的时候，你才会发现一分钟或者甚至七分钟原来是怎么回事儿——在这儿山上，一个星期的七天咱们都得挨过去，可怕极了。”

“你说‘本来’。你不能说‘本来’。”汉斯·卡斯托普诘难道。他将一条腿跨在栏杆上坐着，眼白牵了红丝，“时间根本谈不上什么‘本来’。它对你显得长，就长，使你觉得短，就短，可实际上多长多短，谁也不知道。”他不惯于谈论玄虚的哲学问题，却又感到想要谈的强烈欲望。

约阿希姆不同意他的话。

“什么话！不。咱们可是能够测量它。咱们有钟表和日历；一个月过去了，那么，它对你、对我、对咱们大家都同样过去了。”

“请注意，”汉斯·卡斯托普说，同时将右手食指举起来靠在失神的眼睛旁边。“当你在量体温的时候，一分钟就是你所感觉的那么长，对吗？”

“一分钟有这么长……就是它延续的时间正是秒针跑完一圈所需要的。”

“可它需要的时间却完全不一样……对于我们的感觉来说！实际上……我说，从实际情况看，”汉斯·卡斯托普重复着同样的意思，把食指用力地按在鼻子上，鼻尖完全歪了，“那是一种运动，一种空间运动，不对吗？好了，等一等！也就是说，咱们是用空间来度量时间。可这不正跟想依据时间来测量空间一样嘛——只有愚昧无知的人才如此干呢。从汉堡到达沃斯二十个小时的路程——是的，乘火车，可步行呢？

步行要多长时间呢？还有，用思想呢？一秒钟也要不了！”

“我说，”约阿希姆道，“你这是怎么啦？我想，在我们这儿你感到不对劲儿了吧？”

“别胡扯！我今天头脑很清醒。时间究竟是什么？”汉斯·卡斯托普问，同时使劲儿把鼻尖按到一边，使它苍白得已完全失去了血色。“你乐意告诉我吗？空间我们可以用自己的器官，用视觉和触觉去判别。这很好。可我们判别时间的器官是什么？你愿意给我指出来吗？瞧，你稳稳地坐在那儿。可是，对于一种严格说来我们是一无所知也讲不出它的任何特性的东西，我们又该怎样去衡量呢！我们说：时间在流逝。好，就算它真能流逝吧。可为了测量它……等一等！为了能被测量，它必须流得均匀。然而，在哪儿又写明了，它是这样流的呢？对于我们的意识来说它并非这样；我们只是按照规定，假设它如此，我们的尺度仅仅是约定俗成。请原谅……”

“好，”约阿希姆抢过话头，“如此说来，在我的体温表上高了四个刻度，也不过是约定俗成吧！然而，就因为多这几道线，我必须在这儿磨磨蹭蹭地挨日子，不能去服役，这个事实真叫讨厌透顶！”

“你有三十七度五？”

“又已经降下来了。”约阿希姆在表上作记录。“昨天晚上差点三十八度，因为你来了的缘故。所有人在来客时温度都升高。不过，这毕竟是好事。”

“那我现在就走吧。”汉斯·卡斯托普说，“关于时间，我脑子里还有一大堆想法呢——一整套的思想，我想说。不过，这会儿我不愿用它们使你激动，你的体温表上已经高了几条线。我将完全保留起来，待会儿再讲，也许在早餐以后。到了吃早餐的时间叫我一声。我现也去静卧，反正又不痛苦，赞美上帝。”说着，他便绕过玻璃隔墙，到了自己的阳台上；那儿靠着小茶几同样有一把打开了的躺椅。从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卧室中，他取来那本《远洋船舶》和他漂亮的白、绿、暗红相间的格子呢旅行毡，然后便坐下了。

他也很快就不得不撑开了阳伞；一旦人躺下来，太阳就烤得叫你受不了。可躺在那儿却异常的舒服，汉斯·卡斯托普立刻满意地发现——他想不起来，他曾经在什么时候坐过这么安逸的躺椅，椅架是老古董样式——可这仅系口味问题，因为躺椅显然很新——用抛光了的红棕色木料做成，卧垫罩着柔软的印花织物，从脚下一直到靠背顶端，里边实际上是由三块厚厚的垫褥拼接起来的。除此而外，还用细绳不松不紧地捆着一只绣花亚麻面枕头，你怎么靠上去怎么适合，叫人觉得特别惬意。

汉斯·卡斯托普眯缝着眼，一条胳臂支在又宽又平的扶手上，静静呆在那儿，没有读《远洋船舶》消遣。透过阳台的拱形墙隙看出去，外面的风景虽然荒凉，但在阳光朗照下也跟画上一般美，而且像配了框子。汉斯·卡斯托普欣赏着，心头思绪万千。突然他想起了什么，在周围的一片寂静中高声说：

“确实是个女侏儒，今儿早上侍侯我们进第一次早餐那位。”

“嘘——”约阿希姆来了一下。“小声点好不好。不错，是个女侏儒。那又怎么样？”

“不怎么样。只是我们压根儿还没谈过这事。”

随后，他继续胡思乱想。他坐下来时已经十点钟。现在又过去了一个钟头，一个平平常常的钟头，既不长，也不短。当它过完以后，疗养院和花园里便响起一阵锣声，先是很远，后来近了，最后又慢慢远去。

“早餐。”约阿希姆道。听得见他已经站起来。

汉斯·卡斯托普也结束了眼前的静卧，回到房中稍微整饰一下外表。

表兄弟俩在走廊里碰了头，一起下餐厅去。汉斯·卡斯托普首先开口：“喏，躺得真是舒服极了。这到底是什么躺椅？如果这儿买得着，我就带一把回汉堡去；躺在上边就跟升了天堂一样。你或许认为，它们是贝伦斯让人按照他的设计定做的吧？”

约阿希姆不知究竟。他脱去外套，第二次跨进餐厅；里边已经吃喝得很来劲。

到处都泛着牛奶的白光；在每个座位前都摆着一只大玻璃杯，盛了足足半公升牛奶。

“不。”汉斯·卡斯托普说，第一次的早餐虽然对他还是个沉重的负担，他却在女裁缝与英国女士之间自己的座位上坐下来，无可奈何地展开了餐巾。“不，”他说，“上帝保佑，我压根儿喝不了牛奶，特别是现在。也许有波尔特黑啤酒吧？”他先是礼貌而温和地问女侏儒。可惜没有。但她答应送杯库尔姆巴赫啤酒来，也确实送来了。黑色的，很稠，翻涌着棕色的泡沫，很好地替代了波尔特。汉斯·卡斯托普从一只半公升的高玻璃杯中大口大口地喝着，一边吃着吐司夹冷肉。又端上来了燕麦糊和大量黄油以及水果。他只是盯着它们看了一会儿，因为实在没有能耐再消受。他也打量食客们——对他来说，他们已开始显出区别，这个那个已给他留下了突出的印象。

他自己那席坐满了，只有正对他的上方座位空着，一问才知道是留给大夫的。原来一有时间，大夫们就来参加大伙儿一块儿进餐，并且不断变换席位，所以每一桌的上席都空下来给他们。眼下两位大夫谁都未到场，有人说正在做手术。那位蓄着八字须的年轻人又进来了，下巴垂在胸口上，满面愁容地坐着，旁若无人，那个淡黄色头发的瘦削少女又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一勺一勺地吃着酸奶，好像这是她唯一的美味。她旁边这回坐了一位愉快的小老太婆，正操着俄语，与沉默的年轻人搭讪，可对方只是忧心忡忡地瞪着她，除了点脑袋毫无回答的表示，脸上却又出现了像是嘴里含着什么难吃的东西的怪模样儿。正对着他，在老太太的另一侧，还坐着一位年轻姑娘——模样挺漂亮，脸色鲜艳，乳峰高耸，栗色的头发卷成很悦目的波浪形，一双圆圆的褐色眼睛稚气未尽，美丽的手上戴着枚小小的红宝石戒指。她很爱笑，也讲俄语，只能讲俄语。

汉斯·卡斯托普听人叫她玛露霞。此外他还发现，就是每当她笑和讲话的时候，约阿希姆都绷着面孔，垂下眼睛。

塞特姆布里尼穿过一道侧门，一边捻着胡子一边走向他的座位，那是斜对着卡斯托普的一张桌子的档头。当他坐下去时，同桌的人哄的一声全都笑起来；多半是他又讲了什么缺德话。汉斯·卡斯托普也认出了“半边肺协会”的会员们。赫尔米娜·克勒费特傻眉傻眼地踅到她在一道通露台的门前的席位旁，向那个适才笨拙地缩起上衣的小伙子打招呼。在那张横在汉斯·卡斯托普右边的餐桌上，除去皮肤呈象牙色的莱薇和紧挨着她的生色斑的胖太太伊尔蒂丝，还有一些人他不曾见过。

“瞧，你的邻居来了。”约阿希姆倾着身子，低声告诉表弟……那一对儿从卡斯托普旁边擦身而过，走向右面的最后一席，也就是“差劲儿的俄国人席”；那儿已坐着另一对带着个丑男孩的夫妇，正大肆吞咽麦片粥。男的身体虚弱，脸颊凹陷，面呈灰色。他上身穿件棕色皮外套，脚登一双带纽襻的大毡靴。他老婆同样瘦瘦小小，头上的羽毛帽子摇来晃去，穿着一双细巧的高跟皮靴，走起路来步履急促。在她的脖子上，围着条不甚干净的鸟毛披巾。汉斯·卡斯托普毫无顾忌地打量着他们俩，这种情况在他还从未有过，自己也觉得有些粗鲁唐突。然而正是这粗鲁唐突，突然令他感到某种快意。他的眼神显得既呆滞又咄咄逼人。谁知就在这时，他左手边的玻璃门咣啷一声碰上了，情形跟第一次早餐时一样。可他只是脸孔扭一扭，没像早上那样浑身一震。他想转过头去看个究竟，却觉得过于困难，不值得花这个力气。如此一来，他又未能弄清楚，究竟是谁开门关门那么鲁莽。

原来问题出在早餐的啤酒上，平时它只使他云里雾里地有点儿晕乎，今儿个却使年轻人完全醉了，麻木了——那后果就像他脑门儿上挨了一闷棍似的。眼皮沉得像挂了铅，舌头已不听使唤；他出于礼貌想与英国太太简单聊几句也不成功，甚至只是改变一下视线的方向，都要求他拿出巨大的自制力。还有，那讨厌的脸孔发烧，现在完全达到了昨天的严重程度：他的两颊像热得肿了起来；他呼吸困难，心跳得像有只缠着布的榔头在敲打。要说这一切他还能忍受的话，那只是因为他的脑袋已处于一种像他吸了两三口氯气后的麻醉状态。克洛可夫斯基博士来共进早餐，并且在他对面入了座。卡斯托普也只像梦里似的依稀看见了他，虽然大夫一再地拿眼瞪年轻人，同时操着俄语与右手边的两位女士讲话——年轻的姑娘们，就是艳丽的玛露霞和瘦削的酸奶爱好者，在大夫面前都谦卑而羞涩地低垂下眼睑。整个说来，汉斯·卡斯托普的举止自然还是得体的。因为舌头不听使唤，他干脆静静呆着一言不发，用起刀叉来甚至还特别文雅。当表兄向他点点头时，站起身，他也同样站起来，茫然无所视地向同桌的人鞠躬告退，跟在约阿希姆身后，脚步稳当地走出去了。

“什么时候再做静卧？”在离开大楼时，他问表兄。“据我看，此地最好的就是这件事。我希望，我现在又已经睡在了我那呱呱叫的躺椅上。咱们要散很远的步吗？”

多 说 了 一 句

“不，”约阿希姆回答，“不允许我走远。这段时间我通常只往山下走一小段路，穿过村子，直到达沃斯坪，要是来得及的话。在那儿可以看看商店和各种人，买需要用的东西。午饭前还得静卧一小时，饭后再一直躺到四点钟，你完全不用操心。”

哥儿俩沐浴着阳光，走下通向疗养院的山路，跨过小溪和那条窄窄的铁轨，眼前就出现山谷右侧斜坡上那些形状奇特的山峰：小施雅角峰，绿色钟楼群峰，村前峰，约阿希姆一一说出它们的名字。在那边半坡处，躺着达沃斯村用围墙包围着的公墓——约阿希姆也同样用手杖指了指它。一会儿，他们已走上大道。大道比谷底高出一层楼光景，顺着梯形的斜坡向前延伸开去。

已经说不上还有一个村子；反正，除了名字以外，便没留下任何东西。疗养地不断朝着谷口方向扩展，已经将它完全吞掉了；早先叫做达沃斯村的整个居住区合并到了所谓达沃斯坪里，已经看不出任何界线。

旅馆、公寓——全都建有众多的敞厅、阳台和静卧室——以及出租房间的小小民宅，排列在大路两侧。这儿那儿还在增加新建筑，有的地方建了一半却停下来了。穿过大路，可以看见山谷中一片片开阔的草地……汉斯·卡斯托普怀着获取他已习惯和迷恋的生活享受的渴望，又点着一支雪茄。多半该感谢他刚才喝那杯啤酒，他现在时又不时地吸出了令他醉心的香味儿，真感到说不出的满足：自然它只是偶尔出现，而且也很微弱——需要相当聚精会神，才能获得一些隐隐约约的快感，那讨厌的牛皮味儿仍然强烈得多。他无法接受这无可奈何的事实。为获得那要么根本没有、要么只是像嘲讽似的远远向他致意的享受，他继续努力了一会儿，到头来还是厌倦和反感地将雪茄扔掉了事。尽管如此，他仍感到有义务和表兄说说话，否则太不礼貌。为此目的，他开始回忆先前他准备讲的关于“时间”的精辟道理。然而，事实是他已将那一整套理论忘得干干净净，脑子里连一点儿想法也没剩下。不得已，他只好讲起身体方面的事情来，而且讲得颇为奇特。

“你什么时候再量温度？”他问，“中饭后吗？好，很好。饭后肌体处于充分活动的状态，情况必定显示得更清楚。贝伦斯要求我也一样测体温，这多半只是开玩笑，你说呢？——塞特姆布里尼听了也哈哈大笑，根本没有意思。是的，我甚至连体温表都没有哩。”

“喏，”约阿希姆回答，“再简单不过，你买一只得啦。这儿到处都有温度表卖，几乎每家商店全一样。”

“可用得着吗！不，静卧嘛，我倒觉得不错，我愿一起做；量体温对于一个旁观者就太多余，还是留给你们山上的人自己去干吧。不过我真想弄明白，”汉斯·卡斯托普继续说，同时把双手扪在心口上，像一个热恋者在表白心迹，“为什么这段时间我的心跳得如此厉害？——它非常令人不安，我已经考虑很久。你想想，人面临着特别高兴的事情，或者担惊受怕，简言之，在种种心情激动的情况下，才会怦然心悸，是不是？可如果他的心完全自发地怦怦跳起来，无缘无故，所谓自作主张地跳，那就叫我觉得蹊跷，明白我的意思吧？这好像身体自行其是，与心灵不再有关联，在一定意义上已成为一个死的躯壳，虽然实际上并不曾死——这样的情形压根儿不存在——相反甚至异常活跃，只不过已完全独立：头发和指甲都继续在生长，其他体内的功能，我听说是物理的和化学的，也在愉快地起作用，毫无问题……”

“这算什么术语？”约阿希姆挑眼地说，“愉快地起作用！”也许，他只是想报复一下汉斯·卡斯托普，因为早上他曾挑剔过约阿希姆的“铃杆”。

“可事实如此！就是愉快地在起作用！我不明白你干吗听不入耳？”

汉斯·卡斯托普反问。“再说，我只不过顺便提到。我想讲的只是：如果身体独立地活着，不与心灵发生关系，自我突出，就像我这无缘无故的心悸一样，那就叫人觉得情况不妙，令人忧虑。你因此就得去寻找与此有关的意义，寻找心灵的激动，要么是欢乐，要么是忧惧，用它们来为上述情况作解释——至少我自己是这样，我只能讲我自己。”

“是啊，是啊，”约阿希姆连声叹道，“这大概跟发烧时的情况差不多——人发烧时，他体内的机能，让我借用你的话，也特别‘愉快地起作用’，而且同样可能的是：人会情不自禁地去寻找心灵的激动，以便给你所谓的情况一个近乎合理的解释……可咱们干吗谈这不愉快的话题呢！”他嗓音颤抖，说不下去了。对此，汉斯·卡斯托普只好耸耸肩，就跟昨天晚上他第一次看见约阿希姆耸肩的样子完全相同。

哥儿俩默默无言地走了一段。随后约阿希姆问：“喏，你觉得这儿的人怎么样？我指与我们同席的那几位。”

汉斯·卡斯托普东张张西望望，漫不经心的样子。

“上帝呀，”他说，“我不觉得他们多么有趣。在其他席上坐的人，我想更有意思；不过这只是一种印象。施托尔太太应该洗洗头倒是真的，那么油腻。还有那位玛祖卡，她或者叫别的什么来着，叫我觉得有些愚蠢。她总那么吃吃吃地笑，不得不拿手巾将自己的嘴堵住。”

约阿希姆听他胡乱安名字，哈哈哈笑起来。

“‘玛祖卡’，太妙了！”他嚷道，“人家叫玛露霞，对不起——差不多相当于玛利亚。不错，她真的太轻浮了。”他说，“事实上她有充分理由放庄重点儿，要知道她病得不轻啊。”

“真想不到，”汉斯·卡斯托普说，“看上去她那么健康。特别是不会相信她胸脯里有毛病。”说到此，他企图与表兄交换一个轻松的眼色，不料却发现约阿希姆晒得黑黑的面孔上白一块青一块的，就像血色已经褪去，而且嘴巴咧着，现出一脸苦相。那模样如此特别，使年轻的卡斯托普惊诧莫名，不禁立刻更改了话题，打听起同桌的其他人来，心中努力要尽快忘掉玛露霞以及约阿希姆的奇怪表情，而且也成功了。

那喝野蔷薇茶的英国女人叫罗宾逊小姐。那女裁缝并非女裁缝，而是柯尼斯堡一所国立女子中学的教师，这就是她措词正确得体的原因。

她名叫恩格哈特小姐。至于那位快活的老太太，约阿希姆自己也不知道她姓什么，在山上已住了多久。反正她是酷好酸奶的年轻女子的姑妈，陪她一直生活在疗养院里。同桌的人中，病得最重的要数布鲁门科尔博士，列奥·布鲁门科尔，来自奥德萨，就是那个蓄着两撇小胡子的模样阴郁的青年。他住在山上已经好些年了……眼下哥儿俩已走在城里的人行道上了——看得出来，这是不同国籍的人们聚会的主要地段。他们碰见一批批悠闲地逛街的疗养客，多数年纪轻轻。男士们穿着运动服，不戴帽子；女人们也没帽子，穿着白色连衣裙。有的说俄语，有的说英语。街道左右两旁排列着商店，橱窗都装饰得挺漂亮；卡斯托普的好奇心跟他的疲惫发烧进行着激烈搏斗，强迫他的眼睛去看。在一家男子时装店门前，他流连了好长时间，想弄清楚它陈列出来的绝对都是上等货色。

随后来到了一座圆型建筑前。与它相连的是一条带顶的长廊，里边有乐队正在演奏。这儿是家疗养旅馆。在好几处网球场上，正进行着比赛。脸颊刮得光光的小伙子，长长的腿上穿着熨得笔挺的法兰绒短运动裤，脚登橡胶底鞋，赤裸着小臂，正在与皮肤黝黑的白衣少女对抗。只见他们奔跑着，为了击中高空里那粉白色的球儿，常常仰着身子纵起在阳光中。在修整得很好的球场上，散落着面粉似的白灰。哥儿俩找一条空板凳坐下来，一边观看，一边评头品足。

“你大概不在这儿打球吧？”汉斯·卡斯托普问。

“不允许我打啊！”约阿希姆回答，“我们必须静卧，永远地静卧……塞特姆布里尼总说我们是水平地生活着——我们是些水平的人，他说。

他这句笑话非常低劣。——那边打网球的是些健康人，要不就是明知故犯。再说他们玩得也不怎么认真——主要为了那身穿着打扮……要说禁止，我们这里禁止玩儿的东西可多啦，例如扑克，你懂吗？还有这家那家旅馆里的小马驹——我们院里明确禁止，说它害处再大不过，但是，在晚上查房以后，还是有些人跑下山来下注。据大伙儿讲，那位授予贝伦斯顾问头衔的亲王，就经常这么干。”

汉斯·卡斯托普几乎充耳不闻。他的嘴傻张着，因为光靠鼻子他不能很好呼吸，尽管并未患感冒鼻塞。他的心和着隐隐传来的乐声怦怦乱跳，这乐声令他感到痛苦。在紊乱而矛盾的心情中，他开始打起盹儿来，直到约阿希姆提醒他该回去了。

归途上他们几乎一言不发。道路虽然平坦，汉斯·卡斯托普却打了好几次趔趄，自己也禁不住苦笑了笑，摇了摇脑袋。开电梯的瘸子送他们上了自己的楼层。在三十四号房间门前，他们简短地道声“回见”，便分手了。汉斯·卡斯托普穿过房间，径直来到阳台上，一屁股坐进躺椅里，连姿势都来不及调整，便堕入了沉沉的半睡眠状态；只是由于心跳太快，他才睡得不十分安稳。

当然，一位女士

他不知过了多久。时辰一到，锣又响了。不过还没马上喊吃午饭，只是要求作准备，汉斯·卡斯托普清楚；因此，他仍躺着不动，直到那金属的轰鸣声第二次膨胀开来，慢慢远去。约阿希姆穿过房间来找他，他还想换换衣服，却已经得不到表兄的允许。约阿希姆最讨厌和鄙视不准时。他说，如果连吃饭的时间都不能遵守，都拖拖拉拉，哪儿还可能争取康复，去部队服役呢。他的话自然有道理，汉斯·卡斯托普只能回答，他本来就没病，不过却困极了。他仅只洗了洗手，两人随即走进楼下的餐厅；这已是今天的第三次。

疗养客们从两道入口拥进厅内。也有的从对面敞着的阳台门走进来，七张桌子边上立刻坐满了人，仿佛大伙儿从不曾离席一样。至少汉斯·卡斯托普的印象是如此——自然纯粹是梦幻般的违背理性的印象，不过他那昏昏沉沉的脑袋有一会儿硬是驱赶不走它，甚至可以讲对它还有几分欣赏，因为在进餐过程中他多次企图把这印象召唤回来，凭着成功地制造错觉。快活的老太太又操着她那含糊不清的语言，与坐在斜对面的布鲁门科尔博士搭讪；博士满面愁容地听着她说。她瘦削的侄女终于放过酸奶，在吃一些别的什么，吃餐厅的女儿们用碟子送上来的稠糊糊的大麦糊。不过，她只吃了几勺儿，便推开了。漂亮的玛露霞又把散发着桔子香味儿的手绢塞在嘴里，免得吃吃吃地笑出声来。罗宾逊小姐仍在读一些字体圆圆的信，那是她今天早上已经读过了的。显然她一句德语都不会，也不希望会。约阿希姆很有骑士风度地操着英语，对她讲了讲“今天天气”什么的；她一边咀嚼食物，一边干巴巴地应答，随即又一言不发。至于说到穿苏格兰羊毛衫的施托尔太太，她今天上午作了检查，眼下正在报告结果。她装模作样地显得极没有教养，把上嘴唇一次次地往回收，不断露出她那兔子般长长的门牙来。右上部，她抱怨说，还有杂音；除此而外，左胁下还有短促的噪声；“老头子”讲啦，她还得在山上呆五个月。她把贝伦斯宫廷顾问叫做“老头子”，足见缺少修养。而且，她表示很气愤，“老头子”今天没有坐到她这一桌来。按照“周年”——她显然想说“周期”——今天中午该轮到她这桌了；可“老头子”偏又坐到了左边的桌子上——贝伦斯宫廷顾问果真坐在那儿，在碟子前捧着他那双大手。自然啦，那桌上有来自阿姆斯特丹的丰腴的萨洛蒙太太。她除去礼拜日，总是穿着袒胸露背的衣服来餐厅。“老头子”

显然喜欢这个，尽管她施托尔太太没法子理解；要知道每一次体检，她不是可以让他爱看多久就看多久么？接下来，她压低声调激动地说，昨天晚上在上边的公共静卧厅里——也就是在屋顶上的那间——灯全被关掉了，而且是出于施托尔太太称为“一眼就可望穿的”原因。“老头子”发现后大发雷霆，吼声全院都可以听到。只不过罪犯他自然又没有抓着。其实呢，并不需要去专门念大学，也可以猜出是来自布达佩斯的米克洛齐希上尉，这家伙与女士们胡混从来就不加隐讳——一个完完全全没有教养的人，莫看穿着件紧身制服，从本质上看却是一头禽兽——是的，一头禽兽，施托尔太太压低了嗓门儿重复道，说话间额头和上嘴唇都渗出了汗水。维也纳来的伍尔穆勃朗特总领事夫人和他的关系怎样，达沃斯村和达沃斯坪的人没一个不清楚——几乎已经不好再讲什么关系暧昧啦。上尉先生常常一清早就跑到总领事夫人房间里去，不怕她还睡在床上；随后又陪着她梳洗打扮。而且在上星期二，他硬是到了清晨四点才离开伍尔穆勃朗特的房间——住在十九号的小弗朗茨最近气胸出了毛病，他的护士亲眼看见了上尉，羞得出来连门都找错了，突然发现自己已经站在来自多特蒙德的检查官房里……临了儿，施托尔太太又对山下镇上一个“滑稽的所在”大讲一通，她的漱牙水便是在那儿买的——约阿希姆低下头呆呆望着自己的盘子……午餐既烹调精美，又极为丰盛。算上那富有营养的汤，总共不下六道菜。鱼之后是一份带配菜的结结实实的烧肉，肉之后是一盘蔬菜沙拉，然后又是烤鸡，还有一份味道不亚于昨晚的面食，最后才是乳酪和水果。

每样都上了两次——而且并非徒劳。人们把自己的盘子装得满满的，在那七张桌子边吃着，吃着——真个是狼吞虎咽，胃口大开，叫人看着肯定是一种享受，要是与此同时不也使你觉得有些个不正常甚至恶心的话。不单那些说说笑笑、互相掷面包团的快活的人大吃特吃，就连那些不做声的阴郁的人也一样；他们只是在上菜的间隙才把脑袋托在手里发呆。在左手边的一桌上，有个看年龄还在上中学的半大孩子，上衣的袖子很短，戴着一副厚实的圆圆的眼镜，他把堆在自己盘子里的食物事先都切碎，混合成糊糊，然后埋着脑袋大口大口地吞咽，不时还用餐巾去眼镜背后擦眼睛——也不知他到底要擦什么，是汗水呢还是眼泪。

在进午餐的过程中发生了两件事，汉斯·卡斯托普在身体状况允许的条件下都注意到了。一是那玻璃门又重重地碰上了——正当上鱼的时候。汉斯·卡斯托普猛吃一惊，悻悻地对自己说，这回非要逮住那坏家伙不可。他不只心里嘀咕，嘴里还嘟囔了出来，竟然认真到这个地步。

“我必须弄个水落石出！”他激动万分地低声说，弄得罗宾逊小姐和女教师都望着他，惊诧莫名。同时他把上身整个扭向左边，张大了眼睛。

这时走进大厅来的是一位女士，一位太太，不，多半还是个年轻姑娘；仅仅中等个儿，穿着白羊毛衫和花裙子，一头金黄色的头发，梳成了辫子随便地盘在脑袋顶上。汉斯·卡斯托普仅仅看见她的一点侧面，或者说几乎完全看不清她的样子。她脚步轻轻，与她进门的气势形成奇怪的对照，简直可说是蹑手蹑足。她微微探着头，走到了最靠左的正对阳台门的桌子前，也就是所谓的“好样儿的俄国人席”那里。她行走间一只手插在紧身的羊毛衫口袋里，另一只手却伸到后脑勺，为的是托一托和整理整理发辫。汉斯·卡斯托普望着这只手——他对手很敏锐，很有研究，在结识新交时习惯于首先注意人家身体的这个部分。那只托发辫的手，它不特别具有贵夫人气派，不像年轻的卡斯托普周围的女士们的手，总是修整、保养得很好。它相当宽，指头短短的，带有单纯幼稚的气息，跟一个女中学生的手差不多。它的指甲显然没让美容师碰过，只是凑凑合合地剪齐了，同样像个女中学生。它两侧的皮肤看上去有些粗糙，几乎让人猜想她还保持着咬手指的小小的恶习。不过，这些仅只是汉斯·卡斯托普的印象，并非他确确实实看清楚了——他们之间的距离实在太大。迟到的女士点点头，向同桌的人们打招呼。她坐到桌子的内侧，背冲着大厅，紧靠占据了首席的克洛可夫斯基博士，同时扭过头来扫视大厅里的众人，手仍然托着脑后的头发——这当口，汉斯·卡斯托普匆匆瞥见她颧骨宽宽的，眼睛却只是两条细缝……一见之下，他蓦然像是想起了什么或者什么人，但只是个淡淡的影子而已，稍纵即逝……

“当然，一位女士！”汉斯·卡斯托普心里想，并且又一次想出了声，以致恩格哈特小姐也就是那位女教师都听明白了他的意思。寒酸的老处女不由得会心地微微一笑。

“那是舒夏特夫人，”她说，“太懒散啦。一位挺招人喜欢的太太。”

话未说完，恩格哈特小姐脸上的红晕已加深一层——她每次一开口，都是这个样子。

“法国人？”汉斯·卡斯托普口气严肃地问。

“不，俄国人，”恩格哈特小姐回答，“也许她丈夫是法国人或者法国血统，我知道得不确切。”

是否就是那个？汉斯·卡斯托普仍然很激动，手指着“好样儿的俄国人席”上的一位溜肩膀男人问。

噢，不，他不在这儿，女教师回答。他压根儿没来过，这儿的人都不认识他。

“她应该好好地关门！”汉斯·卡斯托普说。“老那么顺手一摔，真没教养。”

女教师谦卑地微笑着，接受卡斯托普的指责，仿佛做错事的是她本人。这一来，关于舒夏特夫人的谈话便没能继续下去。

第二个插曲是布鲁门科尔博士暂时离开了餐桌——别无其他。只见他那脸上的难受劲儿突然明显起来，目光更加充满忧郁地盯在一个点上，接着便轻轻地移开椅子，站起身来往外走。这当儿施托尔太太的粗鄙又得到充分的表现，因为她显然幸灾乐祸地感到自己病得不如布鲁门科尔重，于是便给他的离席加上一连串半含同情、半带鄙视的注脚。“可怜虫！”她说，“他眼看就要玩儿完啦。这么一会儿又得出去放臭气。”

“放臭气”这样粗俗的语言，她竟然顺顺溜溜地木无表情地说出了口，汉斯·卡斯托普只能感到既骇异又好笑。几分钟后，布鲁门科尔博士又以出去时同样谦卑的姿态走了回来，坐下后继续开始吃。连他也吃得很多很多，每道菜都取了双份，那么一声不吭地带着忧心忡忡的表情。

接下来午餐宣告结束：多亏菜上得迅速——特别是那位女侏儒，两条腿真叫快得出奇——仅仅花了一个小时。汉斯·卡斯托普气喘吁吁，自己也不清楚怎么就上了楼，怎么就躺在了他自己阳台上那把顶呱呱的软椅里；须知，午饭后的静卧一直要持续到下午喝茶——算得上一天里最重要的一次，必须严格实施。在那将他一边与约阿希姆、另一边与俄国夫妇隔开来的看不穿的玻璃墙之间，他躺着，心怦怦直跳，张开嘴巴呼吸着，脑袋昏昏沉沉。他掏出手帕来用，发现被血染红了一团，却没力气想出个究竟，虽然他一向挺担心自己的身体，生就一种敏感多疑、无病找病的天性。他又点着一支玛利亚·曼齐尼雪茄，而且把它抽完了；这次跟往常一样味道很不错。他昏昏欲睡，心情抑郁，恍惚地想着自己来到山上后的经历多么奇特。有两三次，他想到施托尔太太那样的粗鄙，想到她用的可怕的词儿，便忍不住笑出声来，胸部受到了剧烈的震动。

阿 尔 宾 先 生

在下面的花园中，有时微风吹来，那面饰着蛇形棍的幻想出来的院旗便会飘飘扬扬。天空又均匀地铺满白云。太阳不见了，空气立刻变得凉浸浸的。公共静卧厅里看样子座无虚席；那里边笑语杂沓，乱成一片。

“阿尔宾先生，求求您，拿开那把刀子，把它收起来吧，不然会出乱子的！”一个抑扬有致的女高音抱怨道，接着又说：“阿尔宾先生，好人！看在上帝份上，别把这可怕的凶器拿在眼前来刺激我们的神经！”第二个女人的声音插了进来——话音未落，一个坐在侧面最外边椅子上的黄头发青年——他嘴里含着一支香烟——就以放肆的口气应道：

“甭想！太太们怎么也该允许我玩玩我这把刀子！可不是嘛，它特别锋利。当年我在加尔各答从一个瞎眼魔术师手里买过来的……他可以把它吞下去，他的徒弟马上又从离他五十步的地下把它挖出来……你们想瞧瞧？它比我的剃胡子刀还快呢。您只要摸摸这刀刃，它割进您的肉里就像切黄油一样。等一等，我拿近点给你们看……”阿尔宾先生站起来。马上响起一片尖叫声。“那好，我现在去取我的手枪！”阿尔宾先生说，“它会使你们更感兴趣。一把要人老命的家伙。穿透力为……我回房间去取它来。”

“阿尔宾先生，阿尔宾先生，求您别去！”好几条嗓子尖叫着。可阿尔宾先生已经出了静卧厅，朝着自己房间走去——还是个毛头小伙子，高挑个儿，一张红通通的娃娃脸，耳畔蓄着两小溜连鬓胡子。

“阿尔宾先生，”一位女士在他背后喊，“您最好取来您的大衣穿上，看在我的面子上！您患肺炎躺了整整六个礼拜，这会儿坐在这里却不穿大衣，盖也不盖，还一支一支抽香烟！这叫做试探上帝，阿尔宾先生，我老实告诉您！”

可他仍一边走一边讪笑，几分钟后已提着枪走回来。这下子女士们叫得就更加没命啦，可以听见有几位想从躺椅上跳起来，却缠在毯子里跌倒了。

“你们瞧瞧，多么小巧，多么锃亮，”阿尔宾先生说，“可只要咱往这儿一按，它就会咬掉……”又是一片尖叫声。

“自然是装了弹药的，”阿尔宾先生继续说。“在这块铁板中间，上着六颗子弹，每射一发铁板就转动一孔……再说，咱带着这家伙也不是为了闹着玩儿。”他说。这时候，他发现效果已经减弱，便把枪插进胸前的衣袋里，又坐到椅子上，跷起二郎腿，点着了一支新的香烟。“绝对不是闹着玩儿。”他重复念叨着，然后闭紧了嘴巴。

“干吗哟？到底干吗哟？”几个嗓子颤抖着问，像是已有不祥的预感。“太可怕啦！”一个嗓子突然单独叫起来；阿尔宾先生听着直点头。

“我看，你们现在开始明白了。”他说，“确实，我带上它是为了这个。”他不顾自己肺炎刚好，又吸了许多烟雾进去，提起精神，好继续信口开河。“我准备着它，为的是有朝一日我这破玩意儿觉得太无聊了，我就可以自己为自己效劳。事情相当简单……我花了些工夫研究，清楚怎么处置最省劲儿。”——“处置”二字一出口，又响起一声尖叫——“心脏部分排除在外……在这儿下手我感觉不怎么舒服……我宁愿立刻丧失意识，办法就是让一粒漂亮的小物体钻进这有趣的器官里去……”说这话时阿尔宾先生伸出食指，点了点他那黄头发剪得短短的脑袋。“要对准这儿……”说着，他又从衣袋里拔出那把镀镍的手枪，用枪口敲了敲太阳穴。“这儿，血管上方……就算没有镜子也毫不困难。”

几个声音哀求着，一起发出抗议，其间甚至响起急促的抽泣。

“阿尔宾先生，阿尔宾先生，快把枪从您的太阳穴上拿开，叫人目不忍睹！阿尔宾先生，您还年轻，会恢复健康的，会回到生活中去，会赢得大家的喜爱，我担保！穿上您的大衣，躺下去，盖好毯子，好好休养！下次浴室的师傅来用酒精为您擦身子，您别再赶他走！把烟戒掉吧，阿尔宾先生，您听我说，我们求您保重您的生命，您的年轻而宝贵的生命！”

但阿尔宾先生不可动摇。

“不，不，”他说，“别管我。你们的好意咱感谢。咱还从未拒绝过任何女士的哪怕一点儿请求。不过请您注意，抗拒命运没有用。我在山上已经是第三年……我已经够了，不想陪着玩下去了——您能怨我吗？

不治之症，我的女士们！——你们瞧我，瞧我坐在这儿，可是却患了不治之症——宫廷顾问不管是好是歹，他本人差不多已经不加隐讳。对这个从事实得出的结论，你们难道还想让我产生一点点怀疑吗！这好像在中学已经决定留级不再补考，那就什么也无需再做，无需再想。一切真叫我好笑。您要巧克力吗？请自取吧！不，您吃不穷我，我房间里还有的是。八大盒，五块加拉彼德牌，四磅林特牌，全在上边——统统是我患肺炎那会儿，疗养院的女士们让人给我送来的……”

什么地方有个男低音在要求安静。阿尔宾先噗哧一笑——笑声像一条飘动的破布。接着静卧厅中便静下来，静得跟一场梦破碎了或者幽灵刚刚散去后一样；而刚才说出的那些话语，此刻还在沉默中奇怪地回响。

汉斯·卡斯托普倾听着，直至它们完全消失。纵然他还不能肯定，阿尔宾先生是否是个花花公子，却已禁不住对他产生了某种嫉妒。具体地讲，那个学生生活的比喻给他留下了印象，因为他自己在初中时也曾留过级。他清楚地回忆起那虽然有些丢人，但却是一种富有幽默情趣的懒散状态。他曾享受过这种状态，当学年临近结束，他放弃了拼命地复习应考，能“对一切都感到好笑”的时候。他的感想模糊而紊乱，没法很精确地说出来。他主要的印象是，荣誉自有许多好处，但耻辱同样也不少，是的，后者带来的好处更加没有边界和限制。他试着把自己摆在阿尔宾先生的位置上，设想自己彻底摆脱了荣誉的压力，可以永远享受耻辱的无边好处，情况又必然会怎样。想着想着，一种甜蜜而迷茫的感觉突然袭来，令年轻人大吃一惊，一时间他心跳的节奏更加急促了。

意大利撒旦不体面的建议

后来他失去了知觉。当左边隔墙后的谈话声惊醒他时，怀表上正好三点半。这时候克洛可夫斯基博士没跟着宫廷顾问，而是单独来查房，正操着俄语跟那对不文明的夫妇谈话，像是在问丈夫的身体感觉，要他拿体温登记表出来给他看。然后，他继续执行任务，但不是通过阳台的隔墙，而是退到走廊上，绕过汉斯·卡斯托普的房间，从门外进了约阿希姆的屋子。人家如此围着他转一个圈，对他不理不睬，汉斯·卡斯托普觉得就像是一种侮辱，虽然他绝对没有与克洛可夫斯基博士单独会谈的愿望。诚然，他正好健康，不被计算在内——须知这上边的人就是这么个情况，谁有幸身体健康，人家就对他不闻不问，不把他当作一回事；这，令年轻的卡斯托普感到气恼。

克洛可夫斯基博士在约阿希姆房里待了两三分钟，就顺着阳台继续走去。汉斯·卡斯托普听见表兄说，可以起来准备饮午茶啦。“好，”他回答，同时从躺椅中站起来。但是，他躺久了头晕得厉害，这么半睡半醒并未能使他精神焕发，脸颊反倒很不舒服地发起烧来，而平常他却总是感觉冷——也许他盖得不够吧。

他洗洗眼睛和手，整理好头发和衣服，在走廊上与约阿希姆碰了头。

“你听见那位阿尔宾先生了吗？”他在楼下时问。

“当然，”约阿希姆回答，“这家伙真该管一管，唠唠叨叨的，把整个午休给搅了，让太太们激动得那么厉害，好几个星期也休想恢复过来。

严重地违反院规。可谁又乐意去当告密者呢！再说，那样的谈话对于多数人还是值得欢迎的消遣呢。”

“你是否觉得可能，”汉斯·卡斯托普问，“他当真会去干他所谓‘毫无困难的事’，让一个小小的物体钻进自己脑袋里去吗？”

“唉，可不，”约阿希姆回答，“并非完全不可能。这种事在咱们上边常发生。在我来之前两个月，一次大体检结束之后，那边的林子里就有个大学生上了吊。我到达后的头一些日子，大伙儿还经常谈论。”

汉斯·卡斯托普吃力地打了个哈欠。

“是的，在你们这儿我感到不舒服，”他解释说，“舒服我不能讲。

我看我有可能不再呆下去，告诉你，我必须离开——这你恐怕不会见怪吧？”

“离开？你这不是心血来潮吗！”约阿希姆嚷起来，“胡闹。你刚刚来，怎么能才住一天就下结论！”

“上帝啊，还是第一天？我真觉得在你们山上已经呆了好久好久啦。”

“喏，别又开始胡思乱想时间的问题！”约阿希姆说，“今天早上我已经让你搞得头昏脑涨了。”

“不，别担心，我已经全忘了，”汉斯·卡斯托普回答，“通通全忘了。这会儿我自己头脑也一点不清醒，事情已经过去……现在是该喝茶了吧。”

“是的，然后我们又可以走到今天早上那条板凳跟前去。”

“上帝保佑。不过，但愿别碰上塞特姆布里尼先生。今天我再也参加不了任何有学问的谈话，这点我预先声明。”

餐厅里，凡是此刻能够端上来的饮料统统端上来了。罗宾逊小姐又在喝她那血红的蔷薇花茶，她的侄孙女又在一勺一勺吃酸奶。除此之外还有牛奶、茶、咖啡、巧克力，是的，甚至肉汤。各桌都坐满了在那顿丰盛的午餐以后躺了两个钟头的客人。人人都在忙着把奶油抹到大片大片的葡萄干糕饼上去。

汉斯·卡斯托普要了茶，把重复烤过的面包浸进去。他也尝了尝果酱。葡萄干糕饼他仅仅仔细瞧了瞧，一想起要切来吃就着实打了个冷颤。

大厅有着朴素的彩色拱顶，安放了七张桌子，他又坐在其中一张自己的位子上——今天已经是第四次。再过一会儿，七点正，还将有第五次，为的是进晚餐。在短促而空虚的间隙时候，可以填进一次去山路边水管旁那条长凳的散步——到那时路上挤满了熙熙攘攘的疗养客，哥儿俩得不停地打招呼——然后再到阳台上静卧微不足道的一个半小时。汉斯·卡斯托普躺在那儿感觉很冷。

晚餐前他认真地换了衣服，随后便去坐在罗宾逊小姐和女教师中间喝蔬菜汤，吃配菜的烤肉和烧肉，吃了两片蛋糕。蛋糕里边无所不有：杏仁，奶油，巧克力，果脯，杏仁泥，还有很不错的乳酪夹黑面包。他又要了一瓶库尔姆巴赫啤酒。可是，只喝完那高玻璃杯的一半，他就清楚地认识到他该上床了。他脑壳里嗡嗡响，眼皮沉得像铅铸的，心跳得像敲小锣。他痛苦地觉得，漂亮的玛露霞似乎用戴着小红宝石戒指的手掩着脸，身体朝前倾着，在偷偷地笑他，虽然他拼命努力，不让她有任何理由这样做。仿佛远远的，他听见施托尔太太在讲什么。她的话使他感觉如此荒唐绝顶，甚至他自己也闹不清楚，施托尔太太真是那样讲了呢，或则只是在他的头脑里，施托尔太太的话发生了荒诞的变化。她声称，她会调制二十八种不同味道的鱼汁——她敢担这个保，虽然她丈夫告诫她别讲出来。“别去讲！”他说，“谁也不会相信你；即使相信，人家也会觉得可笑！”可今儿个她偏要讲一讲，公开承认她确实可以配出二十八种鱼的调料。这在可怜的卡斯托普听来很可怕。他猛然一惊，伸手去摸额头，完全忘了嘴里还有一块夹着切斯特乳酪的黑面包没有嚼，没有吞。直到从席上站起来，他还把面包含在嘴里。

他们通过左边那道一再被摔得很响的玻璃门，直接到了前厅。几乎所有疗养客都走这同一条路；原来是在吃过晚饭的这段时间里，前厅和紧邻着的沙龙里有一些娱乐活动。多数病人分成一小堆一小堆地站在旁边聊天。围着两张铺着绿色台布的可折叠的桌子，有些人正在玩牌。一张玩的是多米诺，一张玩的是桥牌，参加者全都是年轻人，阿尔宾先生和赫尔米娜·克勒费特也在里边。除此而外，在第一间客厅里还有几样光学玩意儿：第一是架立体西洋镜，通过透镜，可以看见竖在箱内的照片，例如一艘威尼斯小艇上的船夫什么的，实实在在，却不能动弹，也没有血色；第二是支单筒望远镜模样的万花筒，把一边眼睛靠近透镜，只要轻轻转动一个轮子，筒里的星星和阿拉伯花饰便千姿百态，变化莫测；最后是一面旋转的鼓，装上电影胶片，从一旁的开口望进去，就可看见要么是个磨工在和扫烟囱的人打架，要么是位小学教员在惩治学童，要么是个戏子在走钢丝，要么是一对农村小青年在跳华尔兹。汉斯·卡斯托普用一双冰冷的手抚着膝盖，每一种玩意儿都看了很久。他还到桥牌桌旁去站了站，看不可救药的阿尔宾先生如何撇着嘴角，以老练的手法甩牌。在一个角落里，克洛可夫斯基博士与围成一个半圆形的女士们亲切交谈。她们中有施托尔太太、伊尔蒂斯太太和莱薇小姐。“好样儿的俄国人席”的成员退到了相邻的一间用门帘与游艺厅隔开的小沙龙里，组成一个亲密无间的小团体。除了舒夏特夫人，还有一位黄胡须、凹胸脯、金鱼眼睛的形容萎靡的先生；一个皮肤黧黑、柔发蓬松、戴着一对金耳环的少女，一看就是那种富于个性的幽默的典型；还有就是从席外参加进去的布鲁门科尔博士以及另外两个溜肩膀青年。舒夏特夫人面朝游艺室，坐在小房间背面一张圆桌后边的沙发上，是小团体的核心。

汉斯·卡斯托普不无鄙夷地看着这个没教养的女人，暗暗考虑：她似乎使我想起了什么，但要说又说不出来……一位三十岁光景、头发稀疏的高个子男人，在一台褐色小钢琴上把《仲夏夜之梦》里那首《婚礼进行曲》翻来覆去地已经弹了三遍，现在又应一些女士的请求，开始第四遍弹这支乐曲，而且在弹之前，还深情地、默默地用目光向每一位女士致意。

“请问贵体如何，工程师？”一直在大厅中转悠的塞特姆布里尼两只手插在裤兜里，这时候来到卡斯托普面前问。他仍然穿着灰色的粗绒布外套，浅色的格子花裤子。他在称他工程师时面带微笑；看着他那翘起的黑胡子，胡子底下讥诮地撇着的嘴角，汉斯·卡斯托普感觉头上像浇了凉水。他怔怔地望着意大利人，嘴唇翕动，眼睛布满红丝。

“啊，是您，”他说，“是早上散步时我们在山上那条长凳……在那水槽旁边……碰见过的……当然当然，我一眼就把您认出来啦。您相信吗？”他明知道不该讲，却仍然讲了出来，“当时乍一看我还当您是个摇风琴的街头艺人哩！……这自然纯粹是胡扯，”他添了一句，因为他发现塞特姆布里尼换上了冷峻的审视眼神，“一句话，蠢透啦！我简直完全不能理解，天知道我怎么竟……”

“您别介意，一点也没有关系，”塞特姆布里尼又打量打量年轻人，然后说，“我想知道，您今天过得怎样——您在这乐园里的第一天？”

“非常感谢。完全按照规定，”汉斯·卡斯托普回答，“多半是‘水平地’，用您喜欢的说法。”

塞特姆布里尼莞尔一笑。

“可能，我偶尔是这么说，”他说，“喏，这儿的生活方式您觉得有趣吗？”

“又有趣又无聊，全看您愿怎么讲，”汉斯·卡斯托普回答，“有时候真难分清楚。我根本没感到无聊——你们山上的生活太活跃了。可以听见、看见这么多新奇的东西……可另一方面，我又感觉仿佛来到山上已不止一天，而是已经很久——我简直觉得自己年岁增大了，头脑也更聪明。”

“更聪明？”塞特姆布里尼眉头一扬问，“请允许我问一下：您到底多大啦？”

你瞧，汉斯·卡斯托普竟不知道！他一下子说不清自己多大了，尽管他拼命地甚至绝望地努力要想起来。为了争取时间，他让人家将问题重复一遍，然后回答：

“……我……多大？当然是二十三。很快就要满二十四岁。请原谅，我累了！”他说，“可说累还不完全适合我的情况。您知道吗，就像在做梦，明明知道自己是在梦中，想醒来却又醒不过来？我的情况正是如此。

想必在发高烧，除此不能作别的解释。您相信吗？我的脚一直冷到了膝头。如果允许这么讲的话，因为膝头已经不属于脚——请原谅，我头昏脑涨到了极点，归根到底也不奇怪，一大早就开始……就已经让人用气胸给嘘了一下，然后又听阿尔宾先生滔滔不绝的演说，而且是以水平的姿势。您想想，我老是觉得自己的五种知觉都已靠不住；我必须讲，这比面孔发烧和双脚发冷更令我心疼。请坦白告诉我，施托尔太太自称会做二十八种鱼汁，您认为可能吗？我不是指她是否真的能做——我认为绝对不可能——我只想搞清楚，是她方才在桌上真这么讲过呢，抑或只是我自己这么感觉——我仅仅想知道这个。”

塞特姆布里尼望着他，像根本没有听，两只眼睛定定的，一副茫然无所视的神气。“是的，是的，是的，”他像早上那样一连三下，“瞧瞧，瞧瞧，瞧瞧！”他把齿音念得很尖锐，带着嘲讽的难以捉摸的意味。

“您说二十四……？”他问。

“不，二十八！”汉斯·卡斯托普答。“二十八种鱼汁！不是什么一般的卤水，而是专门的鱼卤，惊人就惊人在这里。”

“工程师！”塞特姆布里尼以生气的规劝口吻道，“请您清醒清醒，别再说这些无聊的傻话！我一点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二十三岁，您说？唔……请允许我再提个问题或者给您一个您愿听就听的建议。既然您呆在我们这儿难受，既然您身体，如果我没完全搞错的话，还有精神都感到不舒服——怎么样，您就别等着在这儿老起来，一句话，今天晚上就重新收拾好行李，明儿一早就搭例行的快车动身离去？”

“您认为我应该走？”汉斯·卡斯托普问，“在我刚刚抵达的时候？

不，我怎么能才过一天就下结论呢！”

说这话时，他不经意地瞟了瞟隔壁房间，正好与舒夏特夫人打了个照面，看见了她那细眯眯的眼睛和宽宽的颧骨。她到底让我想起了这世界上的什么东西或者什么人呢？汉斯·卡斯托普暗忖。然而，这个问题他那疲倦的脑袋不管怎么想，也想不出答案来。

“自然，要适应你们上边的生活，对我也不十分容易。”他继续说，“这本该预见到的；因此，仅仅为了头几天有些脑袋发昏、面孔发热就马上偃旗息鼓，我必定会感到羞耻，甚至认为自己是个懦夫，再说也完全违反理性——不是吗，您自己说……”

一下子，他的言词变得很恳切，肩膀也激动得直耸，像是一定要说服那个意大利人，无论如何都得将他的建议收回才好。

“向理性致敬，”塞特姆布里尼回答，“还要向您的勇气致敬！您刚才的话还中听，很难提出反驳的理由。而且我真的也观察到一些能很好适应的先例。例如去年的克乃弗小姐，奥蒂莉娅·克乃弗小姐，一位显宦家庭的千金。她在山上住了一年半，住得真是习惯极了，以致完全康复以后——这儿有时也有恢复了健康的——还说什么都不肯离开。她诚心诚意地恳求贝伦斯宫廷顾问同意她留下，说她不能走，不愿走，这儿就是她的家，在这儿她感到幸福；然而要入院的客人很多，她的房间必须腾出来，所以恳求没用，人家仍坚持让她康复出院。谁料奥蒂莉娅却发起烧来，曲线陡直上升。可是人家揭穿了她，拿走了她常用的体温表，给她换了支‘哑大姐’——您还不知道这是什么，就是一支不带刻度的体温表，检查时大夫自行用尺子量，自行登记结果。奥蒂莉娅，我说先生，只有三十六度九，奥蒂莉娅的烧退啦。这一来她就只好去湖里游泳——当时是五月初，夜里还上冻，湖水虽说冷得不像冰，准确地讲却只有零上几度。她在水里老泡着，想闹上这个那个毛病——可结果呢？她康复了就是康复了。告别时才叫伤心绝望哟，父母亲安慰的话全听不进去。‘要我去下边干什么？’她不停地喊，‘这儿就是我的家！’也不知她后来怎样了……可我觉得，您没听我讲，工程师？您站着挺吃力，如果我没完全弄错的话。少尉，您的表弟在这儿呢！”他转过脸去对正走过来的约阿希姆喊，“领他上床去吧！他既富有理性又很勇敢，只是今儿晚上有些站立不稳了！”

“不，真的，我全听懂了！”汉斯·卡斯托普要人家相信，“‘哑大姐’只是根水银棍儿，完全没有刻度——您瞧，我不是完全理解了吗！”

不过，他随即还是由约阿希姆带进电梯，回到楼上，跟其他许多病人一样——当晚的娱乐已告结束，大伙儿各奔东西，回到大厅和阳台上做晚间的静卧去了。汉斯·卡斯托普跟着走进约阿希姆的房间。走廊上铺着椰子皮编织的席毯，脚一踩就微微拱起，但卡斯托普已不再觉得不舒服。

他坐到约阿希姆的撒花大靠椅上——他房里也有一把同样的椅子——点着了一支玛利亚·曼齐尼。可雪茄的味道像粘土，像煤块，像很多东西，就是不像它应该像的那样。然而他坚持抽着，一边看约阿希姆作静卧的准备，看见他穿上件士兵便服式的上衣，再套一件旧外套，然后把床头柜上的小灯和他的俄语教程一齐搬进阳台，拧亮小灯，嘴里含着体温表坐到躺椅上，接着就灵巧得令人吃惊地开始用搭在躺椅上的两条驼毛毯子将身体裹起来。汉斯·卡斯托普打心眼儿里佩服表哥的熟练本领。

约阿希姆把毯子一条接一条地展开，先是左，后是右，立着将自己从胳肢窝一直盖过脚，最后使整个身子变成一个绝对均匀平整的包裹，露在外边的只有头、两肩和双臂。

“干得真漂亮。”汉斯·卡斯托普说。

“全靠练习。”约阿希姆回答，说话时用牙将温度计咬在口里。“你也能学会的。赶明儿一定给你弄两条毯子来。你回到山下也用得着；而在我们这儿更必不可少，特别是你又没有毛皮睡袋。”

“夜间我不在阳台上静卧。”汉斯·卡斯托普解释，“我不会这么做的，现在就告诉你，我觉得那太离奇了。一切总得有个限度。归根到底，我必须表明，我只是上你们这儿做客的。我准备再坐一会儿，抽抽雪茄，如此而已。味道糟极了。不过我清楚烟是好的。对我来说今天已经够了。

马上就九点——真遗憾，连九点还没到。不过一到九点半，就是时候了，就可以心安理得上床睡觉。”

他打了个寒颤——又一个，接着很快地一连几个。汉斯·卡斯托普跳起来，飞快跑向墙上挂着的气温表，像是要当场拿获什么似的。室温雷氏九度。他握住暖气管，发现是冷冰冰的。他语无伦次地嘀咕着，意思大概是虽然才八月间，不生暖气仍旧叫缺德，因为不能看印在纸上的月份的名称，而要看实际的温度；眼下这气温不是叫人冻得像狗一样么？可同时他又脸孔发烧。他坐下去，又再站起来，语音含糊地求约阿希姆允许他从床上拿了条被子，坐到椅子上，将被子打开来盖住下半身。

他就这么坐着，既冷又热，还受那味道讨厌的雪茄的罪。一种窝囊极了的感觉向他袭来，他觉得仿佛一生中从未这么难堪过。“真没劲儿！”他嘀咕道。可这当口，他又突然感到一种特别的想入非非的喜悦和希望。

这感觉稍纵即逝，他只好坐在那儿，等着它也许还会再来。然而没再来，剩下的只有难受。临了儿，他只得站起身，把被子扔回床上，撇着嘴嘀咕了几句诸如“晚安”或者“小心别冻着”或者“吃早饭时还是叫我吧”

什么的，便摇摇晃晃地经过走廊，回自己房间去了。

脱衣服时他哼起歌来，但不是因为高兴。他机械地、下意识地上了厕所，完成了临睡前的种种文明义务，从旅行小药瓶中将淡红色的漱口药水倒进玻璃杯，郑重其事地漱起口来，用他那软性的优质紫罗兰香皂洗了手，才穿上长长的上等亚麻布睡衣——睡衣胸前的口袋上绣着两个字母：HC。随后，他躺上床，熄掉灯，把自己昏昏沉沉的发烧的脑袋倒在那个美国女人临死前睡过的枕头上。

他绝对肯定地相信马上会堕入梦乡，结果完全错了。刚才他几乎睁不开眼皮——这会儿却根本合不拢，一闭上马上又不安地抽搐着张开来。现在还不到他习惯睡觉的时间，他自言自语，再说白天也睡得太多。

加之室外还有谁在敲打地毯——这显然与事实有出入，或者说压根儿没这回事。实际上是他自己的心在跳，跳得身体外边老远都听得见，声音就真像室外有人在用藤拍儿抽打地毯一样。

室内还不是一团漆黑；从两边的阳台上，从约阿希姆和“差劲儿的俄国人席”那对夫妇那儿，透过开着的阳台门投进来小灯的亮光。汉斯·卡斯托普眨动着眼皮，仰卧在床上，突然眼前重新显现出一个情景，一个他白天观察到但又怀着恐惧和温情试图立刻忘却的情景。那就是在谈到玛露霞和她的体态特征的一刹那，约阿希姆脸上表情的变化——嘴奇怪地扭歪了，黧黑的脸膛一块青一块白。汉斯·卡斯托普懂得并看出了个中的奥妙。他懂得这么深刻，看得这么真切，像从来还不曾有过，以致那敲地毯的拍儿既加快了速度，也增大了力量，几乎压倒了达沃斯坪上传来的小夜曲的旋律。原来在山下的那家旅馆里，眼下正举行音乐会；一出轻歌剧结构对称平稳的已经奏滥了的曲调，穿过夜空飘送到山上，汉斯·卡斯托普不禁用口哨跟着悄声吹起来——有人确实能像耳语似的悄声吹口哨——一边吹一边还用冰冷的双脚在鸭绒被子底下打拍子。

这样子当然没法睡着，而汉斯·卡斯托普也完全不觉得有睡意。自从他以如此新鲜和生动的方式懂得了约阿希姆何以脸色大变，世界在他眼前就像更新了似的，他在内心深处重又体验到了那种放纵的喜悦和希望，而且他还期待着什么；可究竟是什么，他却不认真想。但是，当他听见左右两边的邻人已结束静卧回到房内，以在房内的水平姿势代替室外的水平姿势时，他不禁自言自语地道出了他的信念，也就是那对野蛮的夫妇今晚该会相安无事吧。我可以放心地入睡了，他想。他们今晚会保持安静的，我绝对肯定！谁料他们并非如此，而汉斯·卡斯托普也不是诚心想说真话。是的，如果他们真的相安无事，那他自己岂不成了糊涂蛋么？对于他之亲耳所闻，他惊讶得忍不住不断发出无声的叹息。“不像话！”他哑然呼喊，“太不成体统！谁会相信有这种事？”与此同时，他又不时地嘬起嘴唇低声吹口哨，去和那从山下连绵不断地送来的乏味老调。

他终于睡着了，但同时却开始做怪诞的梦，比昨天夜里的更加怪诞。

他经常不是吓醒了就是梦见在拼命地奔跑，以致一下从床上跳了起来。

他在梦中看见宫廷顾问贝伦斯迈着两条罗圈腿，摆动着两只僵直的胳臂，和着远处送来的进行曲，大步地、没精打采地在花园的小路上走着。

他走到汉斯·卡斯托普面前便站住脚，戴上一副镜片很厚的圆眼镜，嘴里开始胡诌起来。“是个老百姓，当然啦。”他说，也未征得同意就伸出他那大手，用食指和中指将卡斯托普的眼皮翻起来。“有身份的老百姓，我一眼就看见了。可是不无天才，不无浑身发高烧的天才！会高高兴兴地在咱们山上住一些年头的！噢，先生们，快一点，该去散步啦！”说着将两根粗大的食指塞在嘴里，异常悦耳地打了一个唿哨，立刻从不同方向飞出变得小小的罗宾逊太太和女教师来，在他左右两肩上一边坐一个，就跟她们在餐厅里吃饭时坐在汉斯·卡斯托普两边一样。接着，宫廷顾问又一蹦一跳地往前走，同时用一条餐巾在眼镜背后擦眼睛——也不知究竟要擦什么，是汗珠呢还是泪水。

接着他又梦见自己在校园里，在他多年来度过课间休息的地方，舒夏特夫人同样也在；他正打算去向她借支铅笔。她拿了半截银杆的红铅笔给他，用低沉悦耳的嗓音提醒他别忘记一下课就归还。当她瞪着宽大的颧骨上那对蓝不蓝、灰不灰、绿不绿的细眯眯眼盯着他瞧时，他猛地从梦中苏醒过来，因为他终于知道了而且努力想记住舒夏特夫人到底使他想起了谁。他赶紧将这个发现记牢，为的是保存到明天；他感到又被睡梦包围了，马上就发现自己必须躲避克洛可夫斯基博士的追逐。博士要抓他去进行灵魂分析；对此汉斯·卡斯托普真是怕得发疯，怕得要命。

他穿过阳台上的一道道玻璃隔墙朝前跑，可是腿脚不听使唤。他不顾生命危险跳进花园里，情急中甚至去爬那根红棕色的旗杆。正当追赶他的大夫抓住他的裤脚那千钧一发的一刹那，他满头大汗地醒了过来。

可还没等他稍稍平静一下，他又睡着了，并且梦见下面的情景。他正努力用肩膀把塞特姆布里尼挤开，意大利人却硬站在那儿，面带微笑——从那漂亮地往上翘起的丰满的小黑胡下边露出的微笑，真叫汉斯·卡斯托普受不了。“真讨厌！”他清楚地听见自己说。“滚开，您只是个摇风琴的流浪汉，令人讨厌！”然而塞特姆布里尼就是赖着不肯走。

汉斯·卡斯托普仍站着考虑该怎么办，突然却悟出已经到了行动的时间，也就是该给那些打算弄虚作假的人送“哑大姐”去了，送那种完全没有刻度的水银棍儿去了——他醒来时，下定决心要把梦里的发现告诉表兄约阿希姆。

就在这样的奇遇和发现中，夜慢慢地流逝着。赫尔米娜·克勒费特小姐、阿尔宾先生、米克洛齐希上尉和施托尔太太等等，都在卡斯托普的梦中扮演了乱七八糟的角色。例如米克洛齐希上尉嘴里含着施托尔太太在逃跑，被帕拉范特检察官用投枪刺穿了背脊。有个梦汉斯·卡斯托普一夜之间做了两遍，而且两遍完全一模一样——做第二遍时天已快亮了。他仿佛坐在摆着七张桌子的餐厅里，门咣啷一响，舒夏特夫人走进来，一只手插在白色毛线衣的口袋里，另一只手托着后脑勺上的头发。

这个没教养的妇人不去“好样儿的俄国人席”，却不吭不响地踱到汉斯·卡斯托普身边，默默地伸过手来让他亲吻——可不是给他手背，而是给他手心。汉斯·卡斯托普吻了她的手，吻了两只未经保养、手掌嫌宽、指头粗短、指甲边的肉皮已经翘起的手。在这一刹那间，他从头到脚充满了一种甜蜜得令人心慌意乱的快意。那是他在尝试着摆脱荣誉的重压去享受耻辱的无穷好处时已感受过的——眼下，在梦中，他重又体验到了，只不过还要强烈得多。

第 四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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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的夏天就这么完了吗？”第三天，汉斯·卡斯托普含讥带讽地问他表兄。

气温下降得令人害怕。

年轻的探访者在山上度过的第二天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夏日。在枪尖一样的柏树梢头，挂着碧蓝闪亮的天幕；谷底的小镇，在炙热的空气里熠熠生辉；牛群在山坡游荡，吃着温暖的浅草，叮当的牛铃撒布在四野的空中。吃第一次早点时，女士们已经穿上轻薄的上衣，有的甚至是镂空衣袖，这可并非对谁都合适——例如施托尔太太穿上就完全要不得，她的膀子虚胖得像海绵似的，透气的衣服根本不合适。男士们也以各有特色的装束对美好的天气作出反应。看得见各种棉毛便装和麻纱西服；约阿希姆·齐姆逊则以象牙色薄绒裤配他那蓝上装，军人气派十足。至于塞特姆布里尼，他也一再地声称要换换衣服。“见鬼！”他在早点后与表兄弟俩一道去山下散步时说，“这太阳真厉害！我看来是该穿得薄一点啦。”可说是说，他仍旧一如既往地穿那大翻领的外套和格子呢长裤——看样子，这多半就是他全部的行头。

第三天却出了大毛病，仿佛时序完全给颠倒了个儿，汉斯·卡斯托普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早饭后，大伙儿已经静卧了二十多分钟，太阳却突然躲了起来，一堆难看的泥炭色浓云从东南方的山脊上升起，一股充满异味的狂风扫过山谷，冷得人骨头生痛，就像从不知哪儿的冰天雪地里刮来的一般。气温猛跌，天地间立刻完全是另一番景象。

“雪。”玻璃隔墙后面传来约阿希姆的声音。

“什么雪不雪？”汉斯·卡斯托普立即问，“你该不是讲现在就要下雪了吧？”

“肯定，”约阿希姆回答，“这样的风我们知道。它一刮就会有滑雪场啦。”

“胡扯！”汉斯·卡斯托普说。“我要是没记错，这会儿才八月初。”

然而约阿希姆是对的，他已经对此间的情况有所了解。没过多一会儿，在反复响起的雷声中，一场大雪已纷纷扬扬地下了起来——雪那么大，那么密，天地万物都裹进了白茫茫的雪雾里，小镇和山谷已全然没了踪影。

整个下午雪一直下着。暖气生上了。约阿希姆使用毛皮睡袋照常坚持静卧，汉斯·卡斯托普却逃进自己房内，把椅子移到暖气管旁边，坐在那儿望着室外的怪现象，不住地摇脑袋。第二天早晨，雪不再下，室外的气温也回升了几度，然而雪仍旧积得齐脚脖子深，展现在卡斯托普惊奇的眼前的，还是一派严冬景象。暖气又关了。室内气温为零上六度。

“你们的夏天现在就完了吗？”汉斯·卡斯托普问表兄，口气中含着辛辣的讽刺……

“还不能这么说，”约阿希姆就事论事地回答，“上帝要是愿意，还会有好些个美妙的夏日。甚至到了九月都很可能。不过问题是，在这儿季节区分不那么明显。你知道，它们可以说混在了一起，跟日历不协调。

冬天有时太阳大得叫人流汗，散步必须脱掉外套；夏天嘛，喏，你自己看见了，就是这个样子。要说下雪——那更把一切全搞乱了套。一月份常下雪，五月份也不见得少，八月里还下，这你见到了。总的来讲，没哪个月不可能下雪，这是实话。简言之，咱们山上有冬日，有夏日，有春天和秋天，却没有真正的一年四季。”

“真叫乱得可以。”汉斯·卡斯托普说。他穿著套鞋和冬大衣，跟表哥一道下山去买静卧盖的毛毯；很明显，这样的天气他带来的格子呢旅行毯已不顶事。有一阵他甚至考虑是否该买条毛皮睡袋，后来却作罢了，不，在一定程度上是被这想法吓得退了回去。

“不，不，”他说，“就买毯子吧！我回到山下肯定还用得着它们；什么地方的人都有毯子，它们没任何特别和令人大惊小怪的地方。毛皮睡袋却太特殊——你仔细想想，我要是买了它，我就会觉得自己打算在此地安家落户了。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我已属于你们同一类……一句话，仅仅住几个礼拜就买条毛皮睡袋绝对不值得，除此以外我也不想再多讲什么。”

约阿希姆表示赞成。于是，哥儿俩就在英国人聚居区一家陈设美观、货物丰富的商店中，选了两条像约阿希姆那样的驼毛毯子，也就是特别长特别宽的那种，质地柔软，有着天然色泽。他们让店里立刻将毯子送回院里去，送到“山庄”国际疗养院第三十四号房间。当天下午，汉斯·卡斯托普就准备第一次使用它们了。

这会儿自然是第二次早餐以后，因为在其它时间按日程安排完全没有下山的可能。天下起雨来了。路上的积雪已变成飞溅的泥浆。在回院的途中塞特姆布里尼赶上了他们。只见他撑着把雨伞，却仍然光着头，同样急急地往回走。他脸色发黄，心绪显然很凄楚。他以纯净的语调和讲究的措辞，抱怨这寒冷和潮湿令他吃够了苦头。至少把暖气开起来也好嘛！可那些混账的当权者，雪一停就让关上了——真是条愚蠢的规定，完全没有一点道理！当汉斯·卡斯托普提出异议，说室内温度低点大概符合疗养的原则——是的，免得把病人都养娇了，塞特姆布里尼却狠狠地挖苦他。哎，确实，疗养原则。神圣不可侵犯的疗养原则！汉斯·卡斯托普先生谈到它们时的语气完全正确，那就是诚惶诚恐，虔诚谦卑。

只有一点引人注意——虽说是在绝对使人愉快的意义上引人注意——那就是他们中能享受绝对优待的，正好是与当权者的经济利益完全一致者——反之，对那种并非完全如此的疗养客，人家总习惯于眼睁眼闭，漠不关心……表兄弟俩听得笑了；塞特姆布里尼却从他所渴望的温暖，一下子将话题扯到自己故去的父亲身上。其间，自然也并非没有联系。

“我的先父，”他拉长声调动情地讲，“他是位高雅的人——身体与心灵一样敏感！冬天里他多爱自己那小而温暖的书斋啊，他打心眼儿里爱它，总让它的室温保持在雷氏二十度；为此把一只小暖炉烧得红红的。

在阴冷潮湿的日子里，或者碰上刮刺骨的北风，你从住宅的走廊踏进他那房间，一股暖气便迎面扑来。你立刻像披上件轻软的大衣，眼里也盈满了快活的泪水。小房中拥挤着书籍和手稿，其中不乏极为珍贵的善本真迹。他穿著蓝色法兰绒睡衣，置身于这些精神财宝之间。他站在窄窄的书写台前，潜心于文学创作——他身体小巧玲珑，比我矮一个头，请二位想象一下！可两鬓的灰白色头发却如此浓密，鼻子却那么长，那么精致……一位了不起的小说家，先生们！那个时代最杰出的几位之一，很少有人像他那么熟谙我们的语言，堪称绝无仅有的意大利语文体大师，合乎薄伽丘理想的文学家……学者们打老远来和他交谈，有的来自哈帕浪达，有的来自克拉科夫，他们硬是来到我们居住的地方，为了向他表示敬意；他呢，也彬彬有礼地接待人家。他还是一位卓越的诗人，闲暇时刻，他也用托斯卡纳方言写短篇小说，文字漂亮极了——一位使用惯用语的巨匠。”塞特姆布里尼让他家乡的语音在舌尖上慢慢融化，脑袋摇来晃去，感到极大的满足。“他的花园是按照维吉尔的式样建起来的。”他继续说，“他讲的话语动听而有教益。可是温暖，他那小小的书斋里必须温暖，不然他就会颤抖，就会气得流泪，为了人家竟让他挨冻。现在您倒想想，工程师，还有您，少尉，我——他的儿子，眼下却得在这该死的野蛮地方受怎样的罪。身体在盛夏季节冻得发抖，心灵不断被屈辱所折磨！啊，太残忍了！我们周围都是些什么东西！愚蠢的魔鬼奴仆，那个宫廷顾问的手下，克洛可夫斯基，”塞特姆布里尼真个咬牙切齿，“克洛可夫斯基，这无耻的‘忏悔神父’，他恨我，就因为我珍惜自己的人格，不愿供他干那虚伪的勾当……还有我那席上……我被迫同席一块儿进餐的都是些什么人哟！右手边是哈勒来的啤酒桶——名叫马格努斯——他蓄着一溜干草捆儿似的胡子。‘别拿文学来烦我！’他竟然说。‘它能给我什么？美好的性格！我拿美好的性格干得了啥？我是个讲实际的人，美好的性格在生活中几乎不会出现。’瞧，这就是他想象中的文学！美好的性格……哦，圣母玛利亚！他的老婆坐在他对面，渐渐地就发起愣来，口水流出来也不知道。真是个肮脏得要命的……”

约阿希姆与汉斯·卡斯托普没有交换意见，两人对塞特姆布里尼的演讲的看法却完全一致：太繁琐啰嗦了，虽然听起来也挺有趣儿，是的，措词如此大胆、尖刻，给人留下了生动的印象。汉斯·卡斯托普对他说的“干草捆儿”，还有“美好的性格”，特别是对他那无可奈何的滑稽口气，都报以好心的一笑。随后，他也说：“上帝，是的，在这种地方人的确有点儿杂。你不能自己选择同桌进餐的人——真要那样，也不堪设想。在我席上就有这么位女士……施托尔太太——我想您是认识她的？真是粗鄙得要命，我必须说。有时候，当她劈里啪啦说开来，我简直不知道眼睛该朝那儿放。可她却叫苦连天，说她温度高了，周身无力，看样子病情不轻哩。这就太怪了——既有病又愚蠢——我可不知道我表达得准确不，但我总感觉非常稀罕：一个人既很愚蠢，同时又生着病；这两样碰在一起，大概是世界上最恼人的事情吧。你简直不知道，你该以怎样的表情去对待她的话；因为对一个病人你愿意肃然起敬，不是吗，生病差不多是件庄严的事，如果允许我这样讲的话。然而，一旦掺合进了愚蠢，竟讲出什么‘Fomulus’，什么‘滑稽的处所’等等莫名其妙的话来，就让人哭笑不得，就让人陷入了进退维谷的窘境，其可悲的程度简直没法说。我是讲两者不协调，不和谐，人们不习惯于把它们联想在一起。在人们的想象中，一个蠢人必定是健壮的、平常的；疾病必定将人变得敏感、聪明和特别。人们通常都这样想，不是吗？我说了许多，自己也不完全有把握，”他最后讲，“只是话已经谈到这儿，所以我也……”

他脑子里乱哄哄的。

约阿希姆也有些尴尬。塞特姆布里尼扬起眉头，一声没吭，做出很有礼貌地等着他把话讲完的样子。事实上，他是希望看见汉斯·卡斯托普完全没了辙，好将话茬接过去：“了不起，工程师，您竟表现出了哲学天才，这我完全没看到！按照您的高论，您想必也不怎么健康，因为您给人的印象显然是不无智能。

但是，请容我告诉您，对您的推断鄙人不敢苟同。我反对它，是的，真正充满敌意地反对。如您所看见的，在思想方面我确实有些偏激，宁肯让人骂我古板，也绝不肯放过该批判的观点不予批判，就像您刚才所阐述的……”

“可是，塞特姆布里尼先生……”

“请——原谅……我知道您打算讲什么。您想说，您对自己的话并不多么认真，您刚才发表的看法并非不折不扣是您自己的观点，您只是从许多现存的观点中随手取来一种，试着讲一讲，并不负什么责任。对您这个年纪倒也是实情；您这样的青年还缺少男子汉的坚定，还乐于尝试各式各样的观点。乐于尝试。”他说。他把placet 中的“c”这个音念得像意大利方言一样柔和。“一句名言。我感到惊讶的只是您的尝试方向单一。我怀疑事出偶然，倒担心存在着某种正要形成固定性格的倾向，要是不加防止的话。所以，我觉得有义务纠正您。您说，生病加上愚蠢是世界上最恼人的事。这我可以同意。我也宁可看见一位有头脑的病人，而不愿看见一个患肺痨的傻瓜。但我不满意您将生病加愚蠢差不多看成是一种风格的错误，一种自然口味的混乱，或者如您喜欢说的，一种使人的感情进退维谷的状态。如果您把生病看成某种高尚的事情和——您怎么讲来着——对了，庄严的事情，那么，它跟愚蠢加在一起绝对不和谐。这同样是您自己用的词儿。无论怎样，不！疾病绝对不是高尚的，绝对不是庄严的——那么看本身就是一种病态，或者会造成病态。

也许，我能激起您对这种看法产生厌恶的最有把握的办法，就是告诉您它是衰老而丑陋的。它产生自遭受迷信践踏的古代；那时候，人类的意识被扭曲了，被剥夺了尊严。它产生自充满恐怖的时代；那时候，和谐与幸福被怀疑、遭诅咒，残疾病弱反成了进入天国的通行证。然而，理性与启蒙驱散了笼罩在人类心灵上的阴影——但是还不彻底，今天它们还相互进行着斗争。这斗争就意味着工作，先生，尘世的工作，为了尘世、为了荣誉和人类的利益而进行工作。每天都在这样的斗争中得到新的锻炼，人就会获得彻底解放，沿着进步与文明之路，向着越来越光明、温柔、纯洁的未来前进。”

见鬼！汉斯·卡斯托普又惊讶又难为情，心里想，好一首咏叹调！

我怎么会招惹出它来呢？在我耳里它显得枯燥乏味。他老是工作工作地想说明什么？尽管不是地方，他却一个劲儿地扯什么工作。最后，汉斯·卡斯托普讲：

“太妙了，塞特姆布里尼先生。您的高论值得一听。谁也不可能……根本不可能讲得更生动形象，我想。”

“倒退倾向，”塞特姆布里尼又讲起来，与此同时，他举高雨伞，放一个路人过去，“倒退回那些黑暗、痛苦时代的观点的倾向，请相信我，工程师，就是一种疾病——一种已经研究得很充分的疾病。科学已为它取了各式各样的名称，有美学和心理学的名称，有政治学的名称——还有与事情风马牛不相及的教科书的名称，您完全可以把它们忘记。

只不过在精神生活中一切都有联系，都互为因果，只要你给魔鬼一个小拇指，他就会把你整只手乃至整个人都拿去……再者，健康的原则永远只能表现出纯粹健康的品格，不管以什么作为开端——所以请您记住，疾病远远不是什么高贵的东西，不是什么太庄严的东西，说它难于与愚蠢联系在一起，反倒意味着对人的贬低——是的，一种造成人痛苦、损坏人意识的贬低。作为单个的肉体现象，疾病还可以调养和护理，可精神上予以尊重就错了——请记住！——大错而特错！您说的那个女人——我不打算回忆她的名字——噢，谢谢，施托尔太太——一句话，这个可笑的女人，据我看，不是她的情况使人的感情，如您所说，陷入了进退维谷的窘境。生病而又愚蠢——上帝保佑，本来很可悲；不过事情也简单，只要怀着同情，耸耸肩膀就得啦。真正的窘境，先生，真正的悲剧，只是在自然残忍地破坏了人格的和谐时——或者事先已使其成为不可能时——才出现。那时候，自然常常把一个高尚的乐于生活的心灵，与一个不适于生存的躯体结合在一起。您知道列奥帕尔迪吗，工程师，或者您，少尉？他是我们意大利一位不幸的诗人，一个体弱多病的驼子。

他那原本伟大的心灵不断地为身体的病痛所累，不断遭受屈辱、讥讽和压抑，唱出来的怨歌真是令人心碎。请听这一首！”

说着，塞特姆布里尼开始用意大利语朗诵起来，用舌尖细细玩味着那美丽的音韵，一边还摇头晃脑，还不时闭上眼睛，全不顾他的两位同伴一个字都听不懂。看来他只是为了欣赏自己的记忆力和朗诵本领，并在听者前炫示一番。终于，他又说道：“可你们不懂，听不出诗里的悲痛。先生们，你们完全可以体会到，驼背诗人列奥帕尔迪缺少的首先是女性的爱。这说明了他为什么无力抗拒自己心灵的枯萎。荣誉和德行的光辉对他慢慢变得暗淡了，大自然使他觉得暴戾——它确也暴戾，又愚蠢又暴戾，我完全同意他的想法——他甚至绝望了——说来很可怕——对科学和进步绝望了！这儿，工程师，您才看到了真正的悲剧！才有了‘人的感情进退维谷的窘境’——不是在那个女人身上——我不屑回忆她的名字……别说什么疾病会使人更富有灵性，看在上帝份上，别这么做！一个没有躯体的灵魂正如一个没有灵魂的躯体，都同样不算人，都同样可怕；而且，前一种情况只是少有的例外，后一种情况却比比皆是。通常，都是身体姿肆放纵，狂妄僭越，攫取了全部生命。一个生了病在休养的人，就只是躯体而已。这违反人性，贬低人格——在多数情况下，他充其量不过是行尸走肉……”

“滑稽，”约阿希姆突然冒出一句，同时弯下腰，望着走在塞特姆布里尼另一侧的表弟。“最近，你可是也说过一些非常相似的话哩。”

“是吗？” 汉斯·卡斯托普应道，“嗯，很可能，我脑子里也可能产生过类似想法。”

塞特姆布里尼默默无语地走了几步，然后说：“那更好，先生们。那更好，要真是这样的好。我也远没有给二位上什么哲学课的意思——这不是我的任务。如果咱们工程师自己已经发表过与我一致的看法，那只是证实了我斗胆的猜测，即他是位喜欢思考的人，只不过按照有天才的青年的方式，对一切可能的观点都想作一番尝试罢了。有天赋的青年才不是一张白纸哩。在他们的纸上，倒像是用悦目的墨水写上了一切，既有对的也有错的；教育者的任务，是对的就坚决发扬，错的呢，就通过切实有力的影响予以永远消除。二位去采购东西了吗？”他换成轻松的语气问……“不，没什么，” 汉斯·卡斯托普回答，“也就是说……”

“只给表弟买了两条毛毯。”约阿希姆漫不经心地应道。

“静卧用的……天冷得要命……我却得跟着躺几个礼拜。” 汉斯·卡斯托普苦笑着，眼睛盯住地上。

“啊，毛毯，静卧，”塞特姆布里尼说，“是，是，是。对，对，对。

事实上：乐于尝试！”他又用意大利腔调说了一遍，随后就与表兄弟告别。这时候，瘸腿看门人已经在招呼他们，他们走进了疗养院。到了门厅，塞特姆布里尼自称要在中饭前读读报纸，便独自转进谈话室。看来，第二次静卧他是想开小差了。

“上帝保佑！”到了电梯里，汉斯·卡斯托普对约阿希姆说。“真是个教育家——他新近自己也说过，他有这方面的天才。对他可得好好留神，别多说一句话，否则就要听他慢慢给你上课。不过嘛，他讲的道理也值得一听，每个人从他嘴里蹦出来的字都那么圆润，那么有味儿——听着他的话，我总会想起新鲜的小面包。”

约阿希姆笑起来。

“这你最好别对他讲。我相信他准会失望的，如果他知道了你在听他教诲时竟想到小面包。”

“你这么认为？是的，完全没把握。我总有个印象，他并非完全为了教训人；也许教训人还是次要的，主要还是为了说话本身，为了让它们一字一句从他嘴里蹦出来，滚出来……像富于弹性的橡胶球……只要有人留心听他讲，他就心满意足了。啤酒桶马格努斯说那些关于‘美好的性格’的话诚然有些蠢，可塞特姆布里尼也应该讲明白，文学存在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不打算问，免得自我暴露。我实际上懂得也不多，而且在此之前还从来没见过一位文学家。不过，文学要说不为了创造美好的性格，那也显然是为了创造美丽的语言，这是我与塞特姆布里尼打交道的印象。他使用的是怎样一些词汇哟！他说‘德行’时全然不带一点动作——我请你注意！我一辈子还从来没用过这个词儿，即使在学校里，当书里写着‘勇敢’让人解释的时候，我们也总回答‘勇敢’。我必须说，我听见他说出‘德行’二字，心中便为之一震。可随后，当他那么咒骂寒冷，咒骂贝伦斯，咒骂流口水的马格努斯，总之，咒骂所有一切时，又使我变得有些神经质。他是个持不同政见者，我马上就明白了。对现存的一切，他都攻击；这总有点儿狂妄，我禁不住要说。”

“你可以这么说，”约阿希姆郑重地回答，“可他的言行也有些可骄傲之处，完全不让人产生狂妄的印象，而是相反。他这个人很自重，或者说很重视整个人类。这就是他身上令我喜欢的地方，在我眼里显得光明正大的品格。”

“你讲得对，”汉斯·卡斯托普说，“他甚至有些严厉——这经常叫人不怎么舒服，因为你感觉——让我们说：老受到监视。是的，这样措词一点不错。你相信吗，我总觉得他不赞成我买毯子来做静卧，他对此有反感，就这样那样地找茬儿。”

“不，”约阿希姆惊讶地、若有所思地回答，“这怎么可能？我没法想象。”说完，他嘴里含着温度表，搬上所有必须的东西，上阳台静卧去了。汉斯·卡斯托普则开始盥洗更衣，做好午餐的准备——因为离吃午饭的时间只剩下不到一个钟头了顺便说说时间

待哥儿俩吃完午饭回到楼上，毛毯包裹已经躺在汉斯·卡斯托普房中的一把椅子里。今天，他就要第一次使用它们——经验老到的约阿希姆向他传授了像山上所有人那样用毛毯将自己包扎起来的技艺，这是每个新来者必须立刻学会的。首先将毯子一条一条铺在躺椅上，脚那头要垂到地上一大截，然后人坐下去，开始裹里面一床毯子。先直着从一侧一直裹到腋下，然后坐起来，弯下腰，将地上多余的一截卷到脚上；此时必须特别将叠起来的下边抓紧，然后再裹另一侧。如果要想尽可能地均匀平整，就得注意使脚下的两个尖角与直着的椅子棱保持方向一致。

这之后再以同样的方法，裹外面一床毯子——要掌握它可就更困难一些啦。汉斯·卡斯托普作为笨手笨脚的初学者，没有少叹气；他腰弯了又直，直了又弯，为了练习人家教他的手法。只有少数几位老行家，约阿希姆说，能够三四下同时将两条毛毯裹得严严实实。可这是一种罕见的令人羡慕的本领，不只需要多年的练习，还需要天赋。天赋二字听得汉斯·卡斯托普笑起来，猛地倒回到椅背上，背都跌痛了。约阿希姆没马上弄懂有什么滑稽可笑之处，莫名其妙地望着表弟，可最后也跟着笑了。

“成啦。”当汉斯·卡斯托普没了四肢，脑袋靠着柔弱的枕头，被适才的功课搞得精疲力竭，像根圆筒似的躺在椅子上时，约阿希姆才说，“即使现在到了零下二十度，你也不会有任何问题啦。”说完就绕过玻璃隔墙，同样地包裹自己去了。

汉斯·卡斯托普怀疑所谓零下二十度也没问题的说法。因为他仍然冷得要命，身上一阵一阵地打寒颤。同时，他透过阳台的拱形木框，望着外边淅淅沥沥下着的小雨出神。在他看来，这雨随时有可能变成雪花。

真叫奇怪，天气这么潮湿，他脸孔却仍旧感到燥热，就像坐在一间暖气烧过了头的房间里一样。还有，刚才练习裹毯子就把他累倒了，也够可笑的——真的，他刚把《远洋船舶》捧到眼前，两手便立刻发抖。看来他也并非完全健康啊——极端贫血嘛，宫廷顾问贝伦斯早已说过，所以才总是发冷。不过，身体的不适之感被躺着的巨大快意抵消了，被那把躺椅难以解析的近乎神秘的优点抵消了。还是第一次试躺，这些优点就已被他体会出来，得到他高度赞赏，后来又一而再、再而三，非常可喜地经受住了考验。不知是因为坐垫柔软，还是因为靠背倾斜适度，是因为扶手高宽得当，还是因为枕头软硬恰到好处，总之，这把卓越的躺椅考虑得不可能再周到，人躺上去真是再舒坦不过。因此，汉斯·卡斯托普心满意足，为了他面临着的两个显然空虚却肯定是宁静的钟点，为了那由于打扫房间而规定下的两小时主要的静卧。尽管他自己只是来做客，仍感觉这个规定完全适合。要晓得他生性好静，可以长时间无所事事地呆着——我们回忆得起来——喜欢未被令人头脑发昏的活动所败坏、侵蚀因而被遗忘掉的自由自在的时光。四点正吃午茶和糕饼、蜜饯，然后外出走动走动。接着又静卧，直至七点钟进晚餐；晚餐跟每次吃饭一样，总会带来某些令人高兴的紧张气氛和有趣场面。再往后就是瞧瞧立体西洋镜，瞧瞧万花筒，或者瞧瞧……汉斯·卡斯托普的日子过得顺顺溜溜；尽管听起来也许过分夸张，我们还是想如人们常说的，称他已经生活得像在家里一样。

从根本上讲，这种以异地为家，这种也可能是艰难的对于新环境的适应和习惯，是一种奇怪的事情。人们几乎是为这么做而这么做，怀着一个既定的意图，就是还没完全成功或者刚刚成功又将它抛弃，以便回到原来的生活中间。人们将这类异地而居穿插在主要的生活联系里，作为间歇和插曲，目的就是为了“休养”，也就是为了使人的肌体得到更新和调节，免得它冒因为生活单调而被娇惯、变松弛和迟钝的危险。那么，长期不变的有规则的生活，又怎么会造成肌体的松弛和迟钝呢？生活负担造成身体及精神的疲劳和消耗倒不很重要——因为普通的休息，就是医治它们的药方——更重要的原因在心灵方面，在心灵对时间的体验——人觉得时间是在以均匀的速度不断地逝去，而生命本身又与时间休戚相关，紧紧联系，一个削弱了，另一个便免不了受到影响。对于所谓无聊的本质，人们普遍存在着多种错误的想法。总而言之，就是相信事情新鲜有趣，就能“驱赶”时间快跑，也就是使时间缩短；反之，单调空洞就会阻碍时间的行进，使行进变得艰难。这可不绝对正确。空洞单调固然可以将一瞬或一个钟头延伸，使它们变得“长而无聊”；但是，使用大的乃至最大的时间单位，就可缩短它们，甚至将它们化为乌有。

反之，内容丰富有趣，好似可以使一小时乃至一天缩短、加快，然而从大处着眼却赋予了时间的进程以宽度、重量和充实，以致事件频繁之年就比内容贫乏、空虚、让风也吹得跑的轻松念头过得慢得多，后者则稍纵即逝。所以，人们所谓时间长而无聊，实际上倒是由单调造成了时间病态的短促：由于不间断地老是一个样子，绵长的时间便萎缩了，以一种使心灵惊惧得死去的方式萎缩了。如果一天像所有的天，那么所有的天也就只像一天。完全单调的生活，即使再长过起来也会十分短促，稍不注意便已逝去。习惯乃是时间意识的淡漠或者说入睡。如果青年时代我们过起来觉得很慢，往后的生活却好象越来越快，真叫步履匆匆，那想必也是习惯了的缘故。我们大概都了解，时不时地改变习惯和养成新的习惯，是我们唯一能保持生机和新鲜的时间意识的方法，是我们唯一能使时间感受减慢、增强和变年轻，从而也更新自己的整个生命感的途径。我们变换居留地和空气，到温泉旅行，目的均在于此。这也就是时时变些花样，加些调剂，能使人精力充沛的原因。到一个新地方的头几天——大约六至八天吧——时间的步履总显得年轻，也就是说长而有力；然后，随着人“习惯”的程度加大，它就明显地逐渐缩短了。那种执着于生活的人，或者说得更正确些，那种希望抓紧生活的人，他们便会发现日子又变得轻飘飘地开始往前溜去，心中于是感到恐惧；而最后一个星期——我们就说总共四个星期吧——更将快得吓人，一晃眼便逝去了。自然，时间意识更新的效果会超出在异地呆的时间本身，人恢复常规的生活以后，还会显示出来，也就是回家后的头几天同样也变得新鲜、实在和充满朝气，不过只有很少几天是如此罢了。人会很快重新习惯常规，要摒弃它却慢一些。人的时间意识要是因为年事高而疲倦了，或者从来没得到过有力的发展——这是先天不足的表现——那它会迅速入睡，只要二十四小时一过，人又觉得自己似乎从未离开家，旅行于他只是夜里的一场梦而已。

为什么在此插进这番议论？是因为年轻的汉斯·卡斯托普也有相似的想法。几天以后，他就对他的表兄说——说时睁大布满红丝的眼睛瞪着约阿希姆：

“我老觉得滑稽，一个人初到异地，怎么会感到时间这么长。这就是……自然谈不上我感觉无聊，恰恰相反，我简直可以讲快活得像个国王。可是，当我掉转头看看，所谓回顾吧，你理解的，我又感觉自己像在这山上已经过了鬼知道多长时间。回想起那会儿我没能马上明白自己已经到了，还等你说：‘就请下车吧！’——你想得起吗？——那情景对我仿佛已是前辈子的事。这跟度量、跟整个理性都绝对没有一点关系，纯属感觉问题。自然会很愚蠢，如果我说：‘我相信自己上山已经两个月’——那样就太荒唐了。我只能够讲：‘已经很久很久’。”

“不错，”约阿希姆嘴里含着温度表回答，“我也得到了好处。自从你来了，我差不多就可以随时跟你在一起。” 汉斯·卡斯托普笑了，笑约阿希姆未作任何解释，笑他讲得这么简单。

他试着讲法语

不，他怎么都还不能说已经习惯，无论是就他对此地十分特别的生活的了解而言——如他自己所说，他不可能在短短几天里获得这种了解，甚至在三个星期里也不可能，他当着约阿希姆同样承认——还是就他的肌体适应“山上这些人”那种非常特殊的生活气氛而言；因为这种适应使他感觉不是滋味儿，极不是滋味儿。是啊，他仿佛感到根本没办法适应似的。

正常的日子安排得条理清晰而又考虑周到，只要你顺应它的驱动，就会很快跑上轨道，感觉轻松自如。然而每隔一周或者更长时间，又会出现某些有规律的变化；对这些变化只能逐步适应。适应这种可能只须一次，适应另一种则要反复多次。至于每天会碰见的个别的人和事，汉斯还得随时留心学习，学习更加仔细地观察事物，以便用他年轻人的敏锐吸收新的东西。

例如，走廊上有的门前放着那些短颈球形瓶，汉斯·卡斯托普刚来那晚上就注意到了。它们装着氧气——当他问起，约阿希姆便对他解释说。瓶里装的是纯氧，每瓶价值六法郎。这种提神的气体是拿来输给快死的人的，使他们最后兴奋一下，坚持多活一阵子——他们通过一根橡皮管将氧吸进肺里。也就是说，在放着球形瓶的房间里，躺着的都是垂死者或如宫廷顾问贝伦斯所说的“痛得快死的人”。有一天，他穿著白大褂，脸色铁青地穿过走廊，碰见汉斯·卡斯托普，两人一同下楼去，他就对年轻人用了这个外来词。

“喏，您是位事不关己的旁观者！”贝伦斯说，“您怎么样，在您审视的目光中可对我们有些好感？可佩服我们？不错，我们夏天的疗养季节还可以，情况挺不坏。可为了搞得像个样子，我也付出了不少心血。

只可惜您不肯在我们这儿过冬天——您只打算住八个星期，我听说？

嗯，三个星期？那真叫来去匆匆，连脱下外套都不值得，您说是不是？

真可惜，您不能和我们一块儿过冬天；要知道，您真该瞧一瞧，什么是霍特福勒节，它会让您长见识。”他说这些话时，语气俏皮透顶，“这是下边坪上的一个国际性节日，可要等到冬天才过。小伙子们蹦蹦跳跳地玩地滚球。女士们呢，我的乖乖！一个个花枝招展，像天空里的鸟儿，我告诉您，都风流多情极啦……可这时我得去照顾咱那位濒死的病人啦，”他说，“在二十七号房间。已经奄奄一息，您知道。从中间给切掉了。昨天他已喝进去五大瓶，今天还得开，这个搀鬼。不过到中午大概就会回家去了。怎么样，亲爱的罗伊特呀，”他边说边跨进房间，“怎么样，要不要我们再开一瓶……”他的声音消失在了随手带上的门后。可在一瞬间，汉斯·卡斯托普来得及瞥见房间靠里边的床上，躺着个脸色蜡黄的年轻人，下巴上稀稀疏疏长着几根胡须，头平放在枕上，只是慢慢地朝门口转过来他那双其大无比的眼睛。

这是汉斯·卡斯托普一生中看见的头一个垂死者，因为无论是他父母亲还是他的祖父，在临终时都是瞒着他的。那年轻人长着胡子的下巴冲着天，脑袋仰在枕上，显得多么庄严！他慢慢转向门口的特大眼球投射出的目光，又是何等意味深长！汉斯·卡斯托普还完全沉迷在那匆匆一瞥的印象中，下意识地也努力把眼睛慢慢地睁大、睁大，使目光显得意味深长，就像那位Moribunclus 一个样，同时继续往楼下走去。他就这么瞪着眼睛，看见一个从他身后的门里出来在楼梯口便赶上了他的妇女。他没有立刻认出是舒夏特夫人。她呢，对他那奇怪的眼神也只淡淡一笑，就用手托着后脑勺上的发辫，抢在他前面无声地、脚步灵活地、微微探着头走下楼去了。

在头几天他几乎没有结交什么人，后来很长一段时间也没有。整个说来，院里的日程安排对此不利；加之汉斯·卡斯托普生性矜持，觉得自己在山上只是个客人，或者只是个如贝伦斯所说的“事不关己的旁观者”，有约阿希姆交谈和做伴，他大体上已感到满足。楼层的护士自然久已伸长脖子望着他们俩，直到曾经也陪他说说话儿的约阿希姆终于介绍她认识了他的表弟。她耳朵背后挂着夹鼻眼镜的带子，说起话来不仅做作，简直让人挺难受。你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得到一个印象，仿佛她已经被无聊折磨得有些丧失理智。要想摆脱她还挺困难，因为每当谈话快要结束，她就表现出病态的恐惧；每当年轻人看样子要走了，她就用急促的话语和目光，用绝望的微笑将他们拽住，使哥儿俩出于怜悯，只好留了下来。她东拉西扯地谈她的爸爸，说他是位法学家，谈她的表哥，说他是位大夫——显然为了标榜自己出自有教养的阶层，藉以提高自己。至于那边房间里她照料的那个病人，他是科堡一位玩具制造商的儿子，名叫罗特拜恩；新近这年轻德国佬的病灶已扩散到肠子上了。对于所有有关的人，这都很够呛，年轻的先生们该想象得出；特别是当你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有着上等阶层的敏感，就太够呛啦。你甚至背都不能转……最近，先生们猜猜怎么着，她只是出去了一会儿，只是去买了点牙粉，回来就发现病人坐在床头上，面前摆着一大杯黑啤酒，一截意大利腊肠，一大块黑面包和一条黄瓜！所有这些家常美味，全是家里人送来给他补身子的。结果第二天自然是要死不活。他这叫做自己找死。

但死了只对他个人意味着解脱，她还是不成——顺便说说，她名叫白尔塔，实际上就是阿尔芙雷达·希尔德克涅希特——因为她反正又得去护理另一个病人，病情可能重些也可能轻些，可能在这儿也可能在另一家疗养院，这就是展现在她面前的未来，别的前景根本没有。

是啊，汉斯·卡斯托普说，她的职业无疑挺艰辛，不过嘛也令人满足，他是否可以认为？

当然，她回答，令人满足——令人满足，但却非常艰辛。

喏，愿罗特拜恩先生诸事顺遂。表兄弟俩说着想溜。

可她赶紧用话语和目光制止他们。她那么拼命想拴住年轻人，让他们跟她多呆一会儿的情景，看上去实在可怜；不再给她一点儿时间，似乎有些残忍。

“他睡了！”她说，“他不需要我。所以我才有几分钟到走廊上来……”她抱怨宫廷顾问贝伦斯，说他跟她讲话口气太随便，有损于她的出身。她更喜欢克洛可夫斯基博士——因为她称他很有良心。随后她又谈起自己的爸爸和表哥，可脑子已想不出新的东西。为了再拴住哥儿俩一会儿，她徒劳地挣扎着，以致突然提高嗓门儿，开始大声喊叫，因为他们真准备走了。——终于，他们摆脱了她。可白尔塔护士呢，仍朝着他们的后背探出上半身，眼巴巴地盯着他们，好象要用目光将他们吸回去一般。末了儿，她从胸中吐出一声叹息，转过身去，走进了她照管的病人的房间。

除她之外，汉斯·卡斯托普在这些天里只认识了那个穿黑衣裙的脸色苍白的夫人，那个他在花园里看见的被称作“两个全都”的墨西哥女子。确实，他也听见她嘴里念叨那成了她绰号的可悲咒语，不过因为已有思想准备，就保持了落落大方的风度，事后他对自己挺满意。哥儿俩是在第一次早餐后按规定出去遛弯儿时，在疗养院大门前碰见她的。只见她身上裹着黑色的喀什米尔披巾，膝头弯曲着，跨着长而急促的步子，不停地在那里踱来踱去。黑色的纱巾包着她已掺进银丝的头发，在下巴底下打了个结子，将她那生着一张愁苦的大嘴的老脸衬托得更加惨白。

约阿希姆和往常一样没戴帽子，只好向她鞠躬致意；她慢慢回着礼，在看人的时候窄窄的额头上皱纹变得更深。她停下来，因为看见了陌生的面孔。她微微点着头，期待着年轻人靠近。显而易见，她认为有必要听一听新来者是否已了解她的命运，并且让他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约阿希姆介绍了自己的表弟。她便从披巾中向客人伸出手来，一只干瘦、泛黄、血管凸露的、戴着许多戒指的手。她一边继续向他点头，一边两眼死死盯着他。随后就是：

“先生，”她说，“我把情况全告诉您……”

“我知道这件事，太太，” 汉斯·卡斯托普压低嗓门回答，“对此我深感遗憾。”

在她那漆黑的眼睛底下，松垂的泪囊竟如此大，如此沉，汉斯·卡斯托普从未见过。从她身上散发出一股淡淡的枯叶的气息。年轻人的心软下来，变得有些严肃了。

“谢谢。”她的发音尖锐，与她衰朽的形象形成奇怪的对照，同时，她那大嘴的嘴角凄惨地往下撇着。随后，她把手缩回到披巾底下，歪过头，继续踱她的步去了。汉斯·卡斯托普一边往前走，一边说：“你瞧，我一点没事儿，把她对付得非常好。对付这类人我都会很在行，我相信，我生来就懂得怎样跟他们打交道——你说不是吗？我甚至认为，整个说来，我与悲伤的人能比与快活的人更好地相处，上帝知道原因在哪里，也许就在我也是个孤儿，早早地失去了父母吧。可是当人们严肃而悲哀地面对着死亡之时，死亡却不能使我心情抑郁，感到难堪，倒令我觉着适得其所，至少比处在热热闹闹的场合更好、更称心。

最近，我曾想：这儿的女士们也太愚蠢了，竟如此地惧怕死，惧怕与死有关的一切，以致院里什么都小心翼翼地瞒着她们，要等她们吃饭去了，才给快死的人送终。呸，太蠢了。你不挺乐意看见一具棺材吗？我可是挺乐意。我觉得，棺材是件非常美的家具，即使空着；而一旦有谁躺在了里面，那它在我眼里就简直变得神圣了。至于葬礼，则有着感化心灵的作用——有时候我想，人不该进教堂，而应去参加葬礼，如果他想获得一点点启迪的话。人们都穿著规规矩矩的黑衣服，手里拿着帽子，眼睛凝视棺木，形容庄重肃穆，谁也不许像平时生活中那样开无聊的玩笑。

我很高兴，人们终于表现出了一些虔诚。有时候我问过自己，我是不是该去当神父——在一定程度上，我相信这挺适合我……但愿我刚才用法语讲的话没有什么错误？”

“没有，”约阿希姆回答，“至少‘对此我深感遗憾’非常正确。”

政治上可疑

正常日子有规律的变化到来了：首先是一个星期天，一个在露天平台上演奏疗养音乐的星期天。这种事每两周一次，也就是作为双周结束的标志。汉斯·卡斯托普上山来正碰着个双周。他星期二抵达，第五天便碰上听音乐。这一天在那气温骤降、寒冬乍到之后又充满了春天的意味——空气柔和清新，淡蓝色的天空中飘着白云，阳光和煦地照在山坡和谷地上，刚积起的雪迅速融化了，四野又是一派夏日的葱绿。

很显然，人人都热诚地迎接这个星期天，都努力地想有所表现；院方和疗养客相互支持，相互鼓励。还在早餐桌上，就增加供应了撒糖粉的蛋糕，每个座位前还摆上了一只插着几朵花的小玻璃瓶，野丁香甚至阿尔卑斯山玫瑰什么的。男人们把花摘下来插进衣襟的扣眼里——多特蒙德来的帕拉范特检察官甚至穿了一件黑色燕尾服，撒花坎肩——女士们的打扮更富节日气息——舒夏特夫人穿著一身轻柔似水的敞袖花边晨衣走进餐厅，在玻璃门咣啷一声关住以后，她先转过身来，像是要在众人面前姿态优雅地亮亮相，然后才脚步轻轻地直趋自己座前。她穿得如此漂亮，以致汉斯·卡斯托普的邻座，那位柯尼斯堡来的女教师禁不住连声赞叹——甚至连“差劲儿的俄国人席”上那对野蛮夫妇，连他们俩也对主的日子表现出尊重，男的脱掉皮外套和毡靴，穿了件短大衣和皮鞋；女的呢，尽管今天仍然戴着那顶肮脏的羽毛帽子，下边却换了件绉领的绿绸上衣……看见他们俩，汉斯·卡斯托普皱了皱眉头，脸也红了；这是他上山后常有的情况，自己也已注意到。

第二次早点以后，疗养音乐就开始在露台上演奏起来。各式各样的铜管和木管乐器一应俱全，吹奏出来的曲调时而轻快，时而徐缓，几乎一直演奏到了吃午饭。在音乐会进行时，静卧的规定就不是非遵守不可了。虽然仍有些人躺在自己的阳台上享耳福，在花园敞厅中的三四把椅子上同样也坐着人，不过，多数疗养客还是坐在有顶篷的平台上一张张白色小桌子前。至于活泼的青年们——他们也许觉得坐椅子太庄重了吧——干脆占据了通向花园的石台阶，在那儿制造着欢乐的气氛。这些年轻的病人有男有女，大多数汉斯·卡斯托普要么已经见过，要么已经听到过名字。里边有赫尔米娜·克勒费特小姐，有阿尔宾先生；只见他端着一个大大的花铁盒子走来走去，请所有的人吃装在盒里的巧克力，自己却一点也不尝，而是含着个金烟嘴儿抽香烟，一副老爸爸神气。此外还有“半边肺协会”的厚嘴唇小伙子和面孔呈象牙色的瘦削的莱薇小姐；还有一个叫拉斯穆森的头发灰黄的年轻人，他让两只手软沓沓地垂在胸前，看上去就像鱼的鳍。从阿姆斯特丹来的萨洛蒙太太，一位穿红衣服的大胖女人，也混在小青年中间。在她身后坐着那位头发稀疏的颀长男子，他会弹奏《仲夏夜之梦》中的乐曲，现在却双臂抱膝，目光忧郁地凝视着胖太太棕黑色的后颈窝。另有一个从希腊来的红发少女；以及一个少女长着一张貘一般的脸孔，从什么地方来的还不知道。还有那个眼镜片极厚的饕餮小伙子；以及一个十五六岁光景的戴单眼镜的少年，他在干咳时总爱把小指头那长得长长的盐勺似的指甲伸到嘴里去，显然是头上等蠢驴——以及其它许许多多的人。

蓄着长指甲的小青年，约阿希姆低声告诉表弟，进来的时候原本没有多少病——体温正常，只是出于小心，才让他做医生的父亲送到了山上，根据宫廷顾问的诊断大约只住三个月就该够了。现在三个月过去了，体温倒上升为三十七度八至三十八度，真的病啦。可他生活得仍旧那么荒唐，真该挨嘴巴。

表兄弟俩独自占了一张小桌子，与其它人离开一段距离。这时汉斯·卡斯托普一边喝早餐剩下来的黑啤酒，一边抽他的雪茄。现在，他觉得烟味有时好了一点。跟往常一样，啤酒和音乐使他陶醉了，以致张着嘴巴，歪着脑袋，睁大了红红的眼睛望着周围无忧无虑的人们。他尽管意识到所有这些人体内正经历着难以阻止的崩溃衰败，其中大多数人都发着低烧，还是完全没有妨碍他，相反倒使他觉得整个情景更有意思，甚至可以说还增添了某种特殊的精神魅力……人们在小桌旁饮着气泡儿翻涌的汽水。台阶上有谁在拍照。在那儿，另一些人正在交换邮票；从希腊来的红发少女正用一个本子为拉斯穆森先生画像，画好后却不给他看，而是张开大嘴笑着将身子转来转去，使他久久没能将本子抢到手。

赫尔米娜·克勒费特小姐眼睛有睁不闭地坐在石阶上，拿一个报纸卷儿和着音乐打拍子，听凭阿尔宾先生将一束野花拴在她的衣襟上。厚嘴唇小伙子坐在萨洛蒙太太脚底下，仰着脑袋与她闲扯，头发稀疏的钢琴家则目不转睛地在背后死盯着她的颈项。

大夫也参加到疗养客中来了，宫廷顾问贝伦斯身穿白大褂，克洛可夫斯基博士穿著黑罩衫。他们一桌一桌地依次走过，宫廷顾问差不多对每个人都要开上句轻松的玩笑，以至走到哪儿，哪儿就会掀起一阵愉快的骚动，就像轮船行过总要带出长长的波痕一般。最后，他们下台阶到了年轻人中间，在那里，克洛可夫斯基博士立刻陷入女性们的邀请和飞眼的重围。宫廷顾问却表现出对男士们的尊重，向他们展示自己上靴带的艺术：他将大脚踏在高一级的台阶上，解开鞋带，用一种特别的熟巧把它们扯下来提在手上，然后又在无需另一只手帮忙的情况下，异常麻利地将带子还原好。好几个人都企图学他的样，结果全都徒劳。

过一会儿塞特姆布里尼也在露台上露了面——只见他拄着手杖从餐厅里踱出来，今天仍穿著他那平绒外套和淡黄色裤子，脸上带着不以为然的警惕表情环视了一下四周，然后慢慢走近表兄弟的桌前，请求允许他与他们同坐，同时说了句：“啊，挺不错嘛！”

“啤酒、雪茄外加音乐，”他说，“这就是您的祖国！看得出，工程师，您富于民族情绪。您现在如鱼得水，我很高兴。让我也来分享分享这和谐的情趣吧!”

汉斯·卡斯托普紧抽了几口——他一看见意大利人，就这么做了。

他说：

“您可是迟到了，塞特姆布里尼先生，音乐会想必马上就要结束。

您不喜欢听音乐么？”

“不喜欢受人指挥，”塞特姆布里尼回答，“不喜欢按日历行事。不喜欢它带着药房的气味儿，不喜欢它出于卫生的考虑由上头指定给我们。我对自己的自由还相当重视，或者讲还相当重视那给我们留下的一点点自由与人的尊严的残余。这样的活动我只来当当旁观者，就跟您在我们疗养院整个儿也只是旁观者一样——我来呆上一刻钟，然后便走自己的路。这样做，可以让我产生独立不羁的幻觉……我不想说这比一个幻觉强，可只要它能给我某种满足感，您还好讲什么呢！您的表哥嘛，又是另一回事。对于他这就是执行任务。不是吗，少尉？您把它也看成任务的一部分。噢，我知道，您了解那种在做奴隶时保持自己骄傲的伎俩，一种令人头昏眼花的伎俩。在欧洲并非人人掌握了它。音乐呢？您不问我是否承认自己为音乐爱好者吗？喏，如果您说‘爱好者’，”——汉斯·卡斯托普记不起自己说过——“那么这个词儿倒选得不错，有些随随便便的味道。好吧，我同意。是的，我是个音乐爱好者——可这并不等于说，我特别重视它——情况差不多就是这样，我看重和喜欢这个词儿，喜欢这个精神的载体，这个工具，这个时代进步的闪光的犁头……音乐……它含糊不清，暧昧可疑，不受约束，难以区别。想必您会反驳说，它可是清清楚楚的呀。可自然界也可以是清楚的，小溪也可以是清楚的，但对我们又有什么用？这不是真正的清楚，这只是一种梦幻般的清楚，不说明任何问题的清楚，不负任何责任的清楚，不做出任何结论的清楚，所以也是危险的，因为它诱使我们去它那儿寻找安宁……您可以说音乐会使心灵变得崇高。很好！它能使我们的感情燃烧起来。然而，现在的问题却是要激发我们的理性！音乐看样子像是行动——我却怀疑它会助长无所作为。让我把话说透吧：我对音乐怀有一种政治上的反感。”

听到这儿，汉斯·卡斯托普禁不住一拍大腿，高声喊道，如此高论他这一辈子真叫闻所未闻。

“就算这样，也请您思考思考！”塞特姆布里尼微笑着说，“音乐作为最后的激励情感的手段，作为一种向上向前的推力，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如果听者的精神已预先受过训练的话。但文学必须走在前面。音乐单独不能使世界前进。单有音乐是危险的。对于您这个人来说，工程师，更绝对危险。在我进来的时候，我一眼就从您脸上的神色看出来了。”

汉斯·卡斯托普笑开了：

“哈哈，我的脸色您不能瞧，塞特姆布里尼先生。你们这上边的空气我受不了，您不相信吗？我想到该适应它，就越发感觉难受。”

“我怕这是您的错觉。”

“不，怎么会！鬼才知道我怎么总这样疲倦，并且发烧。”

“我仍旧认为，我们必须感谢院方举办音乐会。”约阿希姆谨慎地说，“您嘛是从更高的出发点观察问题，塞特姆布里尼先生，所谓从作家的立场，所以我不想反驳您。不过我认为，能在这儿听听音乐，仍然值得感谢。我本人并不具有多少音乐修养，再说演奏的那些曲子也不见得怎么样——既非古典，也非现代，仅仅是铜管乐而已。但不论怎么讲，还是不失为一种可喜的调剂。它使几个钟头变得充实而有益，我是说：它把时间分成一段一段，分别将它们填满，使里边总算有了点什么；而往常，我们却得一小时一小时、一天一天甚至一周一周地消磨，真叫可怕极了……您瞧，眼下这支不起眼的普通曲子大约要奏七分钟，不是吗？这七分钟可就自成一体，有开端，有结束；它们将自己显露出来，避免了不知不觉就消失在永远一个样子流逝的时间里。而且，它们本身还重复地被曲子的各种音符分得更小，然后变成一个个节拍，以致每一瞬间都有点什么发生，都获得了一定的意义——我们可以把握住的意义。而往常……我不知道说得对不对……”

“太好啦！”塞特姆布里尼叫起来，“太好啦，少尉！您很好地阐明了音乐本质中无疑是合乎道德的因素，即它能用一种十分特别的生动有趣的度量方式，赋予时间的流逝以清醒、精神和价值。音乐能唤醒时间，唤醒我们对时间的细腻感受，唤醒……在这个意义上，音乐是合乎道德的。艺术合乎道德，只要它使人清醒。可是，如果它起着相反的作用，那又怎样呢？如果它麻痹人，使人昏昏欲眠，阻碍行动和进步呢？音乐也能起这样的作用，从本质上讲，也可以像鸦片起的作用一样。这是一种罪恶的作用啊，先生们！鸦片是魔鬼创造的，因为它使人迟钝、麻木、怠惰，使人安于奴隶式的静止无为……音乐这东西很值得考虑，先生们。

我坚持认为，它具有两重性。不把话扯远了，我干脆称它在政治上是值得怀疑的。”

他还继续这么讲了一阵，汉斯·卡斯托普仍然！他讲，只是已不很了然他讲的究竟是什么意思，一则因为疲倦，再则那边石阶上一伙小青年们的嘻哈打笑也分了他的心。他看清楚了吗？究竟是怎么回事？那个长着一张貘一般面孔的女孩子，正忙着为戴单眼镜的青年缝他运动裤膝头衩上的扣子！由于患有哮喘，她呼吸困难，脸颊发烧；他呢，也咳咳呛呛，同时把小指头那盐勺一样的长指甲伸进嘴里！他们病着呢，两人全一样。可这正好证明山上的年轻人中间，男女关系很是特别。

乐队正演奏波尔卡……

希 培

星期天就这么显然与其它日子不同。此外，下午主要的活动为疗养客们乘车结伴出游。喝过茶以后，一辆辆双套马车盘山而上，停在疗养院的大门前，等着接订车的主儿，主要是那些俄国佬，特别是俄国妇女。

“俄国人老爱乘车出去兜风，”约阿希姆对汉斯·卡斯托普说。——他们俩站在大门口，看着人家出发，以此消磨时光。“他们要么去克拉瓦德尔，要么去湖滨，要么去弗吕拉谷，要么去修道院；能去的就是这些地方。你要有兴致，趁你在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去一次。不过我想为适应环境，你暂时还有的是事情，用不着往外跑。”

汉斯·卡斯托普表示赞成。他嘴里咬着根雪茄，两手插在裤兜里。

他看见那位矮小而快活的老太太由自己瘦削的侄孙女陪着，同另外两位妇女一块儿坐上了一辆马车；她们是玛露霞和舒夏特夫人。后者穿著件背后有带子的薄风衣，但仍未戴帽子。她和老太太坐的是后边脸朝前的位子，两个年轻姑娘则坐在对面。四个人都异常兴奋，不停地活动嘴皮子，说她们那柔软得几乎像没有骨头的语言。她们说说笑笑，笑车里那条毯子，她们好不容易才将它扯开来，把大家的腿全盖好，笑老太太带在路上塞嘴的俄国糖食，用一只有棉花和纸屑作衬垫的木匣子装着，现在已被她拿出来请大家享用……舒夏特夫人沙哑的嗓音，卡斯托普听得特别留心。每当这个不拘小节的妇女出现在他眼前一次，他便更加觉得她和什么非常相像。他曾努力回忆到底像什么，后来在梦中才明白了过来……然而玛露霞的笑声，她那圆圆的棕色的眼睛在蒙着嘴的手绢上面稚气地张望的神情，她那高耸的据说里面病得不轻的胸脯，都让他想起别的什么，他最近才看见过的、令人震惊的什么。这当儿，他不由得膘了身边的约阿希姆一眼，但只是小心翼翼地，连头也不曾动一动。没有，赞美上帝，约阿希姆没像上次那样脸上红一块青一块，嘴角也不曾凄苦地咧着。不过，他仍死盯着玛露霞，而且那姿态，那眼神儿，怎么也不能说够军人气派，相反倒如此忧郁，如此忘情，只能讲是个地地道道的老百姓。只是他很快警觉了，转过脸来看着汉斯·卡斯托普；这位呢，刚好来得及收回目光，把它送到空中的什么地方去。与此同时，他却感到心脏怦怦地狂跳起来——无缘无故地、自动地狂跳起来。

礼拜日剩下的时间再没有任何特殊内容，也许除了吃饭以外。饮食虽然不大可能比平时搞得更丰富，至少菜肴却更精美。中餐已吃过用虾米和剖开的樱桃作花饰的果汁烧鸡，用糖丝编成的小篮子装着的冻糕和鲜菠萝。晚上在喝过啤酒以后，汉斯·卡斯托普就感到比前几天更疲倦、更冷，手脚更沉重，因此不到九点钟，他便向表哥道晚安，然后一头钻到鸭绒被子底下，像死人一般睡去。

可是第二天，也就是他上山后度过的第一个星期一，在疗养院的日程安排上仍有一点定期出现的新鲜事。那就是每隔十四天，在餐厅里，面对“山庄”所有成年的、听得懂德语的、尚不曾病入膏肓的疗养客，克洛可夫斯基博士要作报告。汉斯·卡斯托普听表兄讲，那是一系列内容连贯的科学普及性报告中的一次，总题目叫做：《爱情作为致病的力量》。这有教益的谈话在第二次早餐后进行；逃避听讲，约阿希姆又说，是不允许的，至少会使主持者极不高兴。——正因为如此，塞特姆布里尼尽管德语比不少人都棒，却不仅从来不听，而且还说一些不三不四的话，自然就被认为是放肆无礼至极了。至于汉斯·卡斯托普，他立刻决定去听主要是出于礼貌，但同时也不掩饰自己的好奇。然而，在此之前，他干了一件极不合宜的事。他突然心血来潮，独自一人出去散了很久的步，效果之坏大大出乎他的预料。

“你听我说！”约阿希姆清早走进他的房间，汉斯·卡斯托普的头一句话说，“我看我不能再这么干下去了。我已经厌烦所谓‘水平的生活方式’——老那么躺着血都快凝住了。你的情况自然不同，你是个病人，我完全不愿影响你。可我今天想吃完早餐马上去好好走一走，要是你不见怪的话。就那么随心所欲地去外边走那么几小时。我留了一个面包在袋里当第二次早餐，因此不受约束。咱们倒要瞧瞧，看我回来的时候是不是已成为另外一个人。”

“好吧。”约阿希姆回答，因为他看见表弟说得挺认真，显然主意已定。“不过别搞过分了，我劝你。山上与家里不同，再说还得准时回来听报告！”

其实，使年轻的卡斯托普决心这么做的，除去单纯的身体原因外，还有其它一些原因。他觉得，造成他头脑发烧、口里常常没有味道、心无故乱跳的罪魁祸首，似乎主要并非适应气候水土的困难，而是另一些事情，诸如隔壁那对俄国夫妇的行径，席间有病却愚蠢的施托尔太太的唠叨，每天他在走廊上听见的马术家搅烂浆糊似的咳嗽，阿尔宾先生的高谈阔论，养病的青年男女之间的暧昧关系对他的刺激，还有约阿希姆在看见玛露霞时的表情，诸如此类，等等等等。他想，哪怕是暂时跳出“山庄”这个魔圈，到野外去好好喘口气，使劲儿活动活动筋骨，就算晚上累倒了也知道为什么，想必不会坏吧。于是，早饭后，当约阿希姆例行公事地溜达到山上水槽边那条长凳时，他便与表兄弟分道扬镳，手里摇着手杖，大踏步地沿着马路往山下走去。

这是个清冷的云雾蔽天的早晨——八点半光景。如他所期望的，他深深地呼吸着清晨的纯净空气。它是那样新鲜，那样轻柔，没有潮腻的香味，没有任何内容，引不起任何回忆，顺顺当当地就流进了汉斯·卡斯托普体内……他跨过水渠和窄轨铁道，上了敷设得不怎么规则的大路，离开大路立刻转进草地上的小径，在平地上走了一小段，随即斜着向右边相当陡的山坡爬去。爬山令汉斯·卡斯托普高兴；他的胸部舒展开了，他用手杖将盖住额头的帽子顶到了后脑上。到了相当高的山上，他回首眺望，只见他初来时经过的那片湖泊美丽如镜子一般，禁不住唱起歌来。

他想起什么就唱什么，总之是各式各样民歌风的多情善感的歌子，像大学生酒歌集和体育协会歌曲集里搜集的那种，其中一首有两行是：浴场应该有美酒和爱情，

更值得夸耀的却是德行——

他开始还是轻轻地哼着，很快就放开喉咙拼命地唱。他那男中音原本沙哑，今天他自己却觉得优美悦耳，因此越唱越带劲儿。要是音起高了，他就改用假声；这在他听来同样挺美。要是忘记了词儿，他就用一些无意义的音节和字将曲调填起来，以歌唱家似的圆圆的口型，用浓重的大舌颤音r，把曲词送进空中。最后，不论是词句还是曲调，他都干脆随心所欲地幻想出来，而且还一边唱一边像歌剧演员似的挥动手臂。

由于边爬山边唱歌很累，他不久就感到呼吸困难，越来越困难。可为了理想，为了歌唱艺术的美，他克服困难，一边不断喘气，一边坚持唱完了最后一支歌，直至呼吸急促，眼冒金星，脉搏跳得飞快，终于身子一沉，坐在一棵粗壮的松树底下——刚才还是那么意气洋洋，突然之间就心烦意乱，头昏脑涨，到了绝望的边缘。

当他勉勉强强重新稳定神经，站起来继续散步时，他的脖子却很厉害地抖动起来，脑壳直摇晃，虽然他还如此年轻，就跟当初他爷爷汉斯·洛伦茨·卡斯托普一个样了。这种现象使他自己禁不住想起他先祖父，可他却不觉得讨厌，反倒乐于摹仿老人将下巴顶在胸脯上的庄重模样；这种老祖父用来控制摆头风的办法，一直就让小孙儿喜欢。

他沿着蜿蜒的小路继续往上爬。叮当的牛铃吸引着他，他也找到了牛群。它们正在一所小木屋附近吃草，木屋顶上压着石板。迎面走来两个蓄着胡子的男人，肩膀上扛着斧子，走近他跟前就分了手。“喏，回见，谢谢！”一个对另一个说，嗓门低沉，上腭音很重，说时讲斧子换了换肩，也不择路，钻进枞树林就嘁嘁喳喳地向山下走去。在四周一片岑寂中，那一声“回见，谢谢”听起来煞是奇怪，使因爬山和唱歌疲乏了的汉斯·卡斯托普恍然如在梦中。他轻声重复着，极力模仿山民那喉音很重的显得朴实敦厚的土话。他越过小木屋继续往前走了一段，想要一直走到树林边上；可他瞅了一下表，便放弃了这个打算。

他向左上了一条回达沃斯坪的小径，先走一段平路，然后便下山。

他进了一片树干很高的针叶林，在穿过林子时甚至又轻轻唱了几句歌，虽然脚步小心翼翼的，虽然膝头在往下走时比先前颤抖得更加厉害。可是一走出林子，他就停住脚步，让突然展现在他面前的一派美景给怔住了。好一个幽静、和平而又肃穆的小天地！

在平缓的石头溪涧里，一道山水从右边的山坡泻下，泡沫翻涌地漫过阶梯状的层层石岩，静静地向着谷底流去；溪上画一般地架着一座栏杆古朴的小木桥。一种灌木的铃铛模样儿的小花四处蔓生着，使整个谷地变得蓝莹莹的。从谷地里一直到山脚下，这儿那儿耸立着一棵棵或一丛丛枞树，高大、匀称、端庄，有一棵扎根在山溪旁边的峭壁里，斜着伸展进图画中，看上去更是别有一番情趣。溪水潺潺，使这与世隔绝的所在显得格外美好、幽寂。在小溪的另一边，汉斯·卡斯托普发现了一条凳子。

他跨过木桥，在凳子上坐下来，观赏那瀑布似的溪水，那翻滚的泡沫，聆听那絮语般的、看似单调却富于内在变化的潺潺水声。须知汉斯·卡斯托普如爱音乐一般爱水的絮语，是的，也许更有甚之。谁知刚刚坐稳当，他却突然流起鼻血来，连衣服也弄脏了一点儿。血流得很急，止都止不住，足足折腾了他半个钟头，使他不得不在板凳与小溪间奔来跑去，用手帕去浸水，将湿手巾一次次搭在鼻子上，身子仰卧在板凳上面。他一直躺到血终于止了——他那么静静地躺着，手抱在脑袋底下，蜷着膝头，闭紧两眼，耳中充满潺潺的水声，倒也没什么不舒服，相反浑身血液循环大大减缓，身体活动量骤然降低了，反倒令他感到心平气和。要知道，他在呼出一口气之后，竟然久久不感觉有吸进新鲜空气的必要，而是让心脏在他平静的体内慢慢跳上几下，才懒懒地马马虎虎吸口气了事。

仿佛突然之间，他又回复到早年的那种生命状态，那种再现了他最新印象的梦里的典型情景，一场几天之前的那个晚上做过的梦中的情景……他是那么坚决那么彻底地摒弃了空间与时间的距离，回到了彼时彼地，你完全可以说，躺在这山间溪水旁的板凳上的只是一具无生命的躯壳，真正的汉斯·卡斯托普已离得远远的，已处于往昔的环境中，已处于一种尽管极为平常但却富于冒险情趣和令人陶醉的状态。

他当时十三岁，念九年制中学的四年级，还是个穿短裤的小男孩。

他站在学校的院子里，和别的班跟他年龄相仿的另一个男孩谈话——谈话是汉斯·卡斯托普随便引起的。虽然谈的事情简单明了，不会持续多久，却也使他十分快活。时间是最后两节课之间的休息，汉斯·卡斯托普班上刚上完历史课，正要上图画课。院子的地面是用精制砖块铺砌起来的，一道木板盖顶的开有两扇门的围墙将它与校外的马路隔开来。学童们有的三五成群地站着，有的并排着走来走去，有的半坐半倚在教学楼涂了釉子的墙壁的凸棱上。院内一片嘈杂。一位戴宽边软帽的教员一边注视着学生们的活动，一边咬火腿面包。

跟汉斯·卡斯托普谈话的男孩姓希培，名字叫普里毕斯拉夫。奇怪的是，这名字中的“里”得念成“希”，因此他就叫“普希毕斯拉夫”。

再者，这个稀罕的名字和他的模样还挺配；他长相也非同一般，很有些特别。希培是人文中学的一位历史教授的儿子，全校出名的模范学生，年龄几乎跟汉斯·卡斯托普一般大，却已比他高一个年级。他出生在梅克伦堡，瞧他的模样显然在血管中混合着不同民族的血液，要么日耳曼人的血液混进了文德斯拉夫人的血液中——要么倒过来。他的头发虽说是黄的，却在脑顶上剪得很短很短。他的眼睛呈蓝灰色，或者灰蓝色——一种不怎么好确定的有多种含义的颜色，一种近乎远山似的颜色——眼睛的形状只是窄窄的一条缝，仔细看去甚至还有些斜，眼睛底下马上就是大而突出的颧骨——一张以其类型而言决不丑陋的面孔，甚至还有些讨人喜欢，但是却足以令同学们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吉尔吉斯人。此外，希培已经穿长裤；在他那件背后开衩、扣子一直扣到脖子根儿的蓝上衣的衣领上，总是掉着好些头屑。

眼下的情况是，汉斯·卡斯托普长久以来就在注意这位普希毕斯拉夫——从校园里熙熙攘攘的众多认识与不认识的同学里，他偏偏挑中了他，对他发生了兴趣，老用眼盯着他，也许应该讲钦佩他吧？无论如何，卡斯托普对他是格外关心，在上学的路上一想到能观看他与同学交谈、说笑，能远远地听见他那微带嗄哑但却悦耳的嗓音，心中便暗暗高兴。

可以承认，汉斯·卡斯托普这种感情并无充分的原因，除非我们把他奇怪的名字，把他是个模范学生——这一点不可能起多大作用——或者连他那吉尔吉斯人的眼睛什么的，统统都给算上。这双眼睛有时茫然无所视地瞟着旁边，就像蒙上了夜幕似的变得幽暗起来。汉斯·卡斯托普也不大理会自己特别留意希培的理由，更没想在必要时如何将它表述出来。要知道还谈不上什么友谊，他压根儿就不“认识”人家嘛。首先，没考虑到可能会谈这件事，就丝毫不存在给它起一个名称的必要——汉斯·卡斯托普不善于也不乐意做这种事。其次，名称如果不意味着评价，那也意味着定性，即是在已知和习惯的事物中为其明确一个位置。汉斯·卡斯托普呢，却无意识地怀着一种信念，认为像他眼下这样隐藏在内心中的热情，还是永远避免明确定性为好。

理由充分也罢，不充分也罢，他这种无以名之、难于述说的感情却充满生命力，以致汉斯·卡斯托普暗暗怀着它已经有一年——大约一年，因为说不确切它始于何时。这至少表明他性格的忠诚与坚定，如果我们考虑到在那个年纪，一年时间是何等长久的话。遗憾的是一说起性格，通常就包含着某种道德评判，不管是褒还是贬，虽然常常两者俱有。汉斯·卡斯托普并不以自己的“忠诚”自豪；他这种性格——我们并非要给予评价——实际上是他心灵迟钝、缓慢和固执的表现，是他的一种持久的基本情绪的表现，即觉得生活中的某些状态和情况越稳定，越长期存在，就越有价值。他还倾向于相信，他正好生活于其中的状态和环境是无限绵长的，因此便珍惜它们，不希望发生变化。所以，他也习惯了内心中对希培那种隐秘的不声不响的感情，从根本上视它为自己生活里一个稳定的组成部分。他喜欢由它而造成的心灵的激动，诸如希培今天是否会碰见他、从他身旁走过、也许还会看他一眼之类想法引起的激动，喜欢他这个秘密赐予他的无声而温柔的充实感，甚至喜欢种种同时也会由此产生的失望等等。对于汉斯·卡斯托普来说，最大的失望莫过于希培“不存在了”；这一来校园会一片荒凉，日子会索然无味，然而却依然存在着希望。

过了一年，事情出现了富于冒险情趣的高潮，然后靠着汉斯·卡斯托普的忠诚又维持了一年，再往后终于结束了——而且是在他没有察觉的情况下，将他与普希毕斯拉夫·希培联系起来的感情纽带便慢慢松了，散了，正如当初他也未曾察觉这纽带是怎么结起来的一样。后来，普希毕斯拉夫随着父亲调动工作而离开了学校和城市，这些汉斯·卡斯托普几乎没再注意。在此之前，他已将他遗忘。可以讲，“吉尔吉斯人”的形象从雾里走出来，不知不觉地进入汉斯·卡斯托普的生活，慢慢地越来越清晰具体，直到终于出现那么亲近、实在的一刻，他站在校园中，一时间比其他一切都重要，随后又慢慢地退去，没有分别的痛苦，重新消失在了雾里，无踪无影。

眼下，汉斯·卡斯托普又回到了那富于冒险意味的情境，回到了那亲近、实在的一刻。当时的谈话，真正与普希毕斯拉夫·希培本人的谈话，是这么开始的：轮到上图画课了，汉斯·卡斯托普发现自己没带铅笔。他班上的同学谁都自己需要用笔；可在其他班他也有这个那个熟人，他可以去向人家借呀。可他觉得最熟的是普希毕斯拉夫；他感到与他最亲近，与他在心里边已经打过无数次交道。他心里一高兴就决定利用这个机会——他称之为机会——于是真的找普希毕斯拉夫借铅笔去了。他没有想到这个行径颇有些奇怪，因为他实际上并不认识希培；要么就是他有意不考虑这个，不顾一切地想亲近希培已经昏了头。于是，在那砖块铺垫的闹闹嚷嚷的院子里，他便真的站在普希毕斯拉夫面前对他说：“对不起，可以借我一支铅笔吗？”

普希毕斯拉夫用他高颧骨上那对吉尔吉斯人眼睛瞅着他，嗓音低沉悦耳地和他讲话，一点也不大惊小怪，或者他也感到惊奇，只是没有表现出来。

“好的，”他回答，“可你上完课一定得还我。”说着便从袋里拔出自己的笔来，一支带箍的银色铅笔。必须把箍往上推，红色的笔尖才会从金属套里伸出来。希培解释着简单的原理。两个人都低着脑袋。

“可别掰断了！”他还讲。

瞧他想到哪儿去了？好像汉斯·卡斯托普存心借了不还，或者会粗心大意地将笔弄坏似的。

接下来两人相视笑了笑；因为再没什么话好说，便犹犹豫豫地背转身，各自走了。

这就是全部经过。但汉斯·卡斯托普在一生中，从没有像他紧接着上图画课时那么心情愉快过；因为他是用普希毕斯拉夫的铅笔在画画儿，而且还可望在下课后再将笔交还给它的主人。作为纯粹的归还必将自自然然，无拘无束。他感到那么自在，还将笔尖削了削。从削下来的红碎屑中，他捡了三四片保存在书桌里面的抽屉里，差不多保存了整整一年之久——大概谁见了也不会猜到他们包含着多么巨大的意义。结果归还的手续极为简单，却完全符合汉斯·卡斯托普的心愿，是的，他甚至还特别引以为自豪——与希培的私下接触令他受宠若惊，陶然欲醉。

“这儿，”他说，“谢谢。”

普希毕斯拉夫一言不发，只是很快地检查一下弹簧，就把笔插进了衣袋里……

从此以后两人再没有讲过话。但这一次，多亏汉斯·卡斯托普的敢作敢为，事实到底成了事实……

他睁开眼，心中为自己走神走得这么厉害感到迷惘。“我相信，我做梦了！”他想，“是的，那是普希毕斯拉夫。我已很久没再想到他了。

那些铅笔屑跑到哪儿去了呢？书桌在迪纳倍尔家的阁楼上。它们想必还在左边靠里那个小小的暗屉里吧。我没把它们拣出来，甚至也没心思去扔掉它们……完全是普希毕斯拉夫，活生生的普希毕斯拉夫。没想过什么时候还能如此清清楚楚地再看见他。他跟她是多么出奇地相像啊——他跟山上那个女人！因此我才对她很感兴趣？或者反过来：因此我才想起了他？胡思乱想！胡思乱想，但却美好。再说我得走了，而且赶快。”

可是他仍旧躺着，想来想去，回忆着往事。终于，他站起来。“喏，再见，谢谢！”他自言自语，泪水涌进了眼眶，脸上却带着微笑。他本已打算往回走，却又很快坐了下去，手里拿着帽子和手杖。他没法不注意到，他的两个膝头已支撑不住身体。“喔唷，”他想，“这可不成，我说！

而且还要我十一点准时去餐厅听报告！到这儿来散步美倒是挺美，看来又确实有它的难处。是的，是的，可我也不能留在这里。我只是把腿躺麻木了，走起来就会好一些的。”于是他又试着站起来，由于鼓足了劲儿，他成功了。

无论怎么讲，在兴冲冲地爬了那么高之后，要回去是艰难的，沿途上，他一再停下来休息，只觉得脸突然变白了，冷汗冒上了额头，心乱蹦乱跳得呼吸都感到困难。他咬着牙顺着蜿蜒的山道往下走，可走到邻近疗养院的山谷，就清楚地看出再也没有力气自己走完上“山庄”去的长长的路了。然而不存在电车，出租马车也见不着，他只好求一位驾着空车去达沃斯的驿车夫让自己搭车。他与车夫背靠背地坐着，双脚从车上垂下来，身子像快睡着了似的摇来晃去，头一点一点，让路人看了既同情又惊讶。他就这么让车子颠簸着往回走，在过小铁道的地方下了车，付了钱，也没看一看给的是少是多，就没头没脑地往上山的环形公路赶去。

“快一点，先生！”法国门房说，“克洛可夫斯基的讲座刚刚开始。”

汉斯·卡斯托普把帽子和手杖扔在存衣处，牙齿轻轻咬着舌头，既匆匆忙忙又蹑足蹑手地挤进差不多是关着的玻璃门，只见疗养客们已一排一排地坐在椅子上。在餐厅窄的一头，摆着一张铺了台布、蹲着只漂亮的磨光玻璃大肚瓶的桌子，桌子后站着穿礼服的克洛可夫斯基博士，正在作报告……

心 理 分 析

幸好近门的角落上有把椅子空着。他悄悄坐到上面，装出一副始终就坐在那儿的神气。由于刚开始，听众们的注意力全系在了克洛可夫斯基的两片嘴唇上，几乎没谁留心到他。这样很好，因为他样子看上去挺可怕。他的脸色白得像麻布，衣襟上带着血迹，活像个刚刚逃离作案现场的凶手。坐在前面的女士在他落座时自然转过头来，用一双细眯眯的眼睛打量着他。汉斯·卡斯托普认出她正是舒夏特夫人，心中十分不悦。

真见鬼！难道就不肯让他安静安静么？他原想赶到后可以坐下来，休息休息，没想坐在自己紧跟前的却偏偏是她——真是巧合，一个在其他情况下有可能令他感到高兴的巧合。可眼下他这副疲倦而又狼狈的样子，谁知会有什么结果？这给他心脏增加了新的负担，使他在听报告的整个过程中呼吸困难。她用那完完全全是普希毕斯拉夫的眼睛瞅着他，瞅着他的脸，瞅着他身上的血迹——她那么死死瞅着他，颇有些唐突和无所顾忌，和这女人将玻璃门顺手一摔的作风很相称。瞧瞧她那姿势！才不像卡斯托普在家里交往的那些妇女哩！她们总是身子直直地将头转向同桌的男子，讲起话来嘴收得很小。舒夏特夫人却缩着身子坐在那儿，软瘫无力，背弓成圆形，肩膀吊在前边，还远远地探着头，使得脊椎骨都从白衬衫在颈后开的衩子中突露了出来。当初普希毕斯拉夫也差不多这么探着脑袋；可人家是个模范学生，一直享有荣誉，虽然这并非汉斯·卡斯托普乐于向他借铅笔的原因——事情清清楚楚，舒夏特夫人懒散的姿态、随手摔门的作风以及唐突无忌的目光，都与她生病有关。是的，它们表现了那种放纵恣肆，那种不光彩、但却不受限制的特权；年轻的阿尔宾先生就以享有这种特权而自豪……汉斯·卡斯托普盯着舒夏特夫人弯曲的脊背，思想纷乱如麻；它们不再是思想，而是变成了梦幻。克洛可夫斯基博士拖长的上中音和发得软软的r，都像从老远老远的什么地方传来的一样。然而大厅里注意力高度集中的寂静，不但似乎使周围的一切都着了魔，也对汉斯·卡斯托普产生了影响，仿佛将他从梦中唤醒转来了。他环顾四周……他身旁坐着那位头发稀疏的“钢琴家”；这老兄仰着脑袋，抱着双臂，张大嘴巴在倾听。再过去一点是女教师恩格哈特小姐，她目光流露出贪婪，双颊呈现出红斑——汉斯·卡斯托普在他所见到的全体女士的脸上，都发现了同样的发烧的颜色，坐在阿尔宾先生旁边的萨洛蒙太太是如此，啤酒酿造商的老婆即那个流口涎的马格努斯太太也是如此。稍微靠后一点的施托尔太太脸孔带着痴呆入迷的神气，看着叫人难受；面部呈象牙色的莱薇姑娘半闭着眼，两手垂在怀中，身子倚着靠背，只有胸脯还在剧烈地一起一伏，不然就完全像具死尸。汉斯·卡斯托普看见莱薇，便想起曾经在蜡人馆中参观过的一尊女腊像，它在胸脯里也装着驱动器。不少疗养客还把手凹着挡在耳朵背后，或者至少做出个样子，让手似举不举的，与耳朵保持一定的距离，仿佛由于听得太专心而僵在了半空中。帕拉范特检察官，一位棕色皮肤的显然很有力气的汉子，甚至用食指将耳朵弹了弹，以便使它听得更清晰，更全神贯注于克洛可夫斯基博士那滔滔不绝的讲演。

克洛可夫斯基博士到底讲些什么？他是循着怎样的思路在运动？

汉斯·卡斯托普集中心思，想要跟着一起听，可一开始不成功；因为他没赶上开头，后来只顾考虑舒夏特夫人弓着的背又听漏了一些。讲的是一种力量……那种力量……简言之，讲的是爱情的力量。当然当然！这正是系列报告的总题目；除此而外克洛可夫斯基博士还能讲什么呢？这可是他在行的领域呀！突然之间来听人作关于爱情的报告，汉斯·卡斯托普颇觉得有几分奇怪；因为他平时听的只是关于船舶的传动装置一类的话题。怎么好启齿呢，在光天化日之下，当着这么多女士先生来讨论那个敏感而人人讳莫如深的事情？克洛可夫斯基博士使用的是一种混合语言，诗意与学术性兼而有之，作为学术探讨可谓肆无忌惮，同时音调又抑扬顿挫，像唱歌一般，使年轻的卡斯托普觉得不大成体统，虽然这可能恰恰是女士们脸颊发烧、先生们洗耳恭听的原因。特别是报告人在使用“爱情”一词时，总那么含含糊糊，叫你永远弄不清楚他确指什么，是那神圣的激情呢或者肉欲的冲动——这就使人产生近似晕船的感觉。在一生中，汉斯·卡斯托普从未听人像今天这儿似的反反复复地、接二连三地讲这个词儿；是的，他仔细想了想，觉得自己还压根儿一次也没说过，或者从别人口中听见过它。这可能是个错觉——但他无论如何认为，这么一再重复对这个词儿是不相宜的。再者，软绵绵的复合元音加上轻飘飘的上腭音再拼以单薄的元音i，听多了叫人腻味，令卡斯托普联想到掺了水的牛奶——某种白中泛青的寡淡乏味的东西，尤其在克洛可夫斯基博士那严格讲来是极力渲染的表演的衬托下，更加如此。

因为有一点很清楚，就是他在那么开了头以后，便可以放开大讲，不必再担心听众会从大厅里逃走。他压根儿不满足于只对那些人人知晓但却隐讳不谈的东西津津乐道；他摧毁幻想，无情地还事实以本来面目，不给敏感的心灵留下任何余地去相信白发老者的尊严，稚嫩孩童的纯洁。

还有他穿的黑礼服配上了柔软的绉领，灰色的短袜与凉皮鞋相互映衬，也给人一个坚持原则、富于理想的印象，虽然汉斯·卡斯托普对他这身打扮大感愕然。在克洛可夫斯基博士面前的桌子上，放着一堆书和零散纸张；他就凭借它们，为支撑自己的论点而引用了各式各样的实例和轶闻，有不少次甚至朗诵了诗歌。他大谈爱情的种种可怕形式，大谈它的表现和威力的种种变态，诸如怪诞的、痛苦的和阴郁的等等。在所有自然生成的欲望中，他说，爱欲是最摇摆不定和最易受到危害的一种，从根本上看倾向于迷惘和不可救药的非理性；这不值得大惊小怪。须知这一强烈的冲动并非任何单纯的情感，就其本质而言乃是情感的多重组合，并且不管它作为整体看上去多么合理，都纯粹是由种种非理性所构成。可是由于人们，克洛可夫斯基博士继续讲，由于人们有理由拒绝从组成部分的非理性得出整体的非理性这个结论，那就不可避免地、被迫地用整体的部分合理性，设若不是用它的整个的合理性的话，去掩盖它的个别的非理性。此乃逻辑的要求，克洛可夫斯基博士请他的听众牢牢记住。心灵的反抗和校正，正当地起调整作用的本能——博士差点儿没说守法公民的——在它们的平衡与限制下，各种非理性的组成部分融合成了合法的有益的整体。这是一个经常的值得欢迎的过程，可其最后结果如何，克洛可夫斯基博士像扔掉什么似的将手一甩，补充说，已跟医生和思想家没有任何关系。反之，在另一种情况下——这个过程不会出现，不愿也不该出现；谁能够说，克洛可夫斯基博士问，这是否可能意味着更高尚的、对心灵来讲更可贵的状态呢？就是说在这种状态下，两组力量即爱欲的冲动和与之敌对的情感——其中特别应该提到羞耻与厌恶——它们都表现出一种非常的、超乎公民通常标准的紧张和激动，都在内心深处相互斗争；这种斗争将使迷乱的欲望受到限制、防范和驯化，因而也就不可能产生通常和谐的、符合规范的爱情生活。这节制与爱欲之间的力量较量——问题确实与此有关——它的结局如何呢？结局显然是节制取胜。恐惧、礼法、厌恶、战战兢兢的对于贞洁的要求，它们都压抑爱欲，把它锁闭在黑暗的潜意识之中，使它充其量只是部分，而远远不是以其全部的丰富和强度，为人所意识到并且化为行动。然而节制的胜利只是一种虚假的、得不偿失的胜利，因为爱情的冲动不可能被钳制、被征服；压抑着的爱情并未死亡，而是活着，而是在黑暗和隐秘的内心深处继续渴求着满足。它将突破节制的羁绊重新表现出来，哪怕是以无从辨认的、变异的形态……既然如此，被节制和压抑的爱情的再现形态与面具，又有哪一些呢？克洛可夫斯基博士提出这么个问题，目光同时一排一排地扫视过去，像是真的期待着他的听众作出回答似的。是啊，话还是得由他自己往下讲，在他已经讲了这么许多以后。除他之外谁也不知道答案；而他那样子已告诉人们，他本人肯定是知道的。

再说，他那双火辣辣的眼睛，那张白腻腻的面孔，那两撇黑油油的胡子，还有与灰色的羊毛短袜搭配在一起的修士般的凉鞋，这一切加起来岂不是使他本人成了他所讲的节制与情欲之争的活脱脱的化身了么？至少汉斯·卡斯托普跟人人一样，在极其紧张地期待着他回答被抑制的情欲以何种形态再现的问题时，对博士的印象是如此。女士们屏神凝息；帕拉范特检察官赶快弹了弹耳朵，使它在关键时刻到来时畅通无阻。这当口，克洛可夫斯基博士突然说：以疾病的形态！病症就是伪装了的性欲冲动，所有疾病都无非是变态的情欲而已。

这下总算知道了，虽然还不是所有人都完全理解其中的奥义。大厅里响起一片叹息声；帕拉范特检察官意味深长地点着脑袋，表示赞许。

这时博士已接着阐发他的论点。汉斯·卡斯托普却低下头考虑听到的内容，检查一下自己是否真懂了。然而，他原本并未经受过这样的思考训练，加之那不适当的外出搞得他精神不佳，使他很容易分心，实际上也立刻分了心，注意力让前面的脊背和与之相联系的胳臂吸引去了，只看见这胳膊抬起来弯到脑后，伸开手掌在托发结，正好就在汉斯·卡斯托普眼睛跟前。

眼睛离那手这么近，令他心里怪别扭——不管愿不愿意，他都得瞅着它，观察它的一切缺点和毛病，就像在显微镜下一样分外清晰。不，它没有一点高贵气息，这只粗短的、指甲剪得马马虎虎的手，女学生似的手——甚至说不准它指关节背后是否完全清洁，而且毫无疑问，它指甲边上的皮肤还用嘴咬过。汉斯·卡斯托普撇了撇嘴，可眼睛仍然停在舒夏特夫人手上；这当口，他意识中闪过一点模糊不清的回忆，回忆起克洛可夫斯基博士适才讲的市民心理对爱情的抗拒……那条胳臂倒是要美一些，它柔软地弯向脑后，几乎完全裸露着，因为袖管的料子比上衣更薄——那是一种极轻极轻的纱，覆在胳臂上只像一抹轻烟，一片柔光，显然反倒给胳臂增添了许多魅力。同时，这胳臂确也生得细嫩、丰满——而且估计极有可能是凉凉的。面对着它，简直没有什么市民心理对爱情的抗拒可言。

汉斯·卡斯托普目光直射着舒夏特夫人的胳臂，做起了白日梦。瞧这些女人们在怎么穿衣服！她们将自己脖子和胸脯的这点儿那点儿裸露出来，还用透明的轻纱给自己的手膀儿增添韵味儿……全世界的女人都这么做，为了激起我们的欲望。我的上帝，生活真美！美就美在这样一些自然而然的事，比如像女士们诱人的穿着打扮——是的，这是理所当然的，人人都这么做，也得到了公认，以致几乎谁都不再去考虑它对不对，都无意识地欣然接受，听之任之。可人们应该考虑到，汉斯·卡斯托普心里想，这样才能真正享受生活，应该意识到，这么做能增进人的幸福，就其本质而言是件近乎童话般美妙的事。显然，为了达到某种既定的目的，女人们才可以穿得如童话里一般美妙，令你赏心悦目，却又不与社会风尚抵触；那目的就是下一代，就是人类的繁衍生殖，没错。

可是，如果一个女人身体里已经有病，已经不宜生育，那又怎样呢？还有任何意义吗，她穿着薄纱衣袖的上衣，使男人们对她的身体产生好奇——对她内部有病的身体好奇？显然没有意义，不会不违背社会风尚，应该予以制止。因为要是男人对一个有病的女人发生兴趣，那肯定是丧失了理性，跟……喏，跟当初他汉斯·卡斯托普暗自对普希毕斯拉夫·希培发生过兴趣没什么两样。一个愚蠢的比喻，想起来有几分令人难堪。

可它不招自来，未受他本人的影响。然而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中断了非分之想，主要是因为克洛可夫斯基博士蓦地提高嗓门，又将他的注意力吸引去了。只见博士摊开双臂，歪着脑袋，站在他的小讲桌后边；尽管穿着礼服，那模样看上去就像钉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

原来是报告即将结束，克洛可夫斯基博士正在大肆宣传他的心灵分析术，正摊开双臂要求人们都上他那儿去。你们都上我这儿来吧，他改换成另一种腔调，你们疲惫而身负重担的人们！他毫不怀疑地坚信，人无一例外都是疲惫而身负重担的。他大谈隐蔽的痛苦、耻辱和怨恨，大谈心灵分析术的解脱作用。他称赞对无意识的揭示，教导人们将疾病重新变作可意识到的热情，要大家信赖他，他保证使他们痊愈。说完，他放下双臂，摆正脑袋，收拾起他作报告使用过的印刷品，随后，完全像个教师似的左手将小文书夹抱在胸口上，昂着头，穿过阳台门走了。

听众全部站起来，移开坐椅，开始慢慢地朝着博士出去的那道门挪动脚步。他们像是被吸引着，从四面八方跟着他拥去，虽说迟迟疑疑，却身不由己和没有例外，就跟尾随在吹笛子的捕鼠人身后的那一大群孩子似的。汉斯·卡斯托普站在人流中，手扶着椅子背。我只是来做客的，他想；我身体健康，不在考虑之列，下一次报告说不定根本不会再听。

他看见舒夏特夫人探着脑袋，轻脚轻手地走出去了。她是否也会接受分析呢，他暗忖，心脏开始狂跳起来……这当儿，他发现约阿希姆正从椅子间走向他；当表兄对他讲话时，他的身子猛地一震。

“你可是都快完了才来啊，”约阿希姆说，“走得太远了吗？怎么搞的？”

“啊，别生气，” 汉斯·卡斯托普回答，“是的，走了相当远。可我得承认，这对我并不像预料的那么有好处。大概是操之过急，或者根本就不相宜。我短时期内不会再去。”

约阿希姆没问他是否喜欢刚听的报告，汉斯·卡斯托普也同样没发表任何意见。就像达成了默契似的，后来他们也只字未提听报告的事。

怀 疑 与 思 考

礼拜二，我们的主人公上山来已经整整一个星期。早上散步回来，他发现房里摆着一份账单，他第一周费用的账单，像商号文书似的制得清清爽爽，装在一只淡绿色信封里，天头上印着图画——那是“山庄”

的疗养大楼，很使人产生向往——左边的装饰是以窄窄的直行摘印着宣传小册子中的一段话，还用斜体字着重提到“按最现代的原则施行心理疗法”。账目本身系手书，不多不少，总共正好一百八十法郎，分别是伙食加治疗每天十二法郎，住宿每天八法郎，此外在“入院费”项上为二十法郎，房间消毒费十法郎，再加上洗衣服、供应啤酒以及头天晚上喝的葡萄酒等等零星费用，刚刚凑足那个整数。

汉斯·卡斯托普与表哥一块儿逐项加了一遍，提不出什么异议。

“是的，我没有接受治疗，”他说，“可那是我自己的问题；它反正包括在膳食费中，我不能要求退还，再说又如何退法呢？至于消毒嘛，他们确实捞了一把，因为要将那美国女人熏出去，不可能喷掉十法郎的H2CO。不过整个说来，我得讲，我认为考虑到所提供的服务这并非昂贵，倒是便宜。”于是，还在用第二次早点之前，他们就上“管理处”结账去了。

“管理处”在楼下。在餐厅另一边，沿着走廊经过存衣室、厨房和餐具间走去，就肯定会看见一道门，更何况门上还挂着块醒目的瓷牌。

进门以后，汉斯·卡斯托普饶有兴味地将院里这个经营管理中枢窥视了一番。确实是间真正的小账房：女打字员正在工作，三位男职员也伏案写着什么；在里边一进房间中，一位有着主任或科长尊严的先生坐在一张不靠四壁的椭圆形办公桌前，对进门来的主顾只是从眼镜片上冷冷地、公事公办地瞅了一眼。人家在窗口前接待他们俩，换了单子，收了款，给了收据。在此过程中，他们始终保持认真谨慎、一声不响乃至顺从谦卑的态度，就像年轻德国人把对当局和官厅的尊重扩大到了对任何写字、办公的场所一样。然后出了房间，在去进早餐的路上，以及随后一整天，他们俩谈了一些“山庄”的机构设置情况；约阿希姆作为常住客和知情人，回答了表弟提出的一个又一个问题。

宫廷顾问贝伦斯怎么也不是疗养院的所有者和主人——尽管人们很可能产生这样的印象。在他的头顶和身后存在着一些看不见的力量；这些力量以机构的形式出现，只在一定程度上显现出自身的面目：一个董事会，一个股东会，当它们的成员许是不错的，约阿希姆以名誉担保；尽管付给医生们的工资很高，经济管理的原则也再自由不过，股东们每年仍可以分得丰厚的红利。也就是说，宫廷顾问并非一位独立不倚的汉子，只不过是个代理人，是个职员，是一些更强大的力量的亲信。诚然，他是这类人中的头号人物和最高代表，是全院的灵魂，对于整个组织都有着一定的影响，管理处也不例外，虽说他作为主任医师，对院里经营管理的具体事物自然是超脱的。他出生在德国西北部，据说多年前来任这个职位既违背他的心愿，也与他志趣不合：他是他妻子硬拖上山来的，可她的遗骨早已安息在达沃斯村的公墓里——公墓风景如画，在右面山坡上紧靠谷口的地方。她是个很可爱的的女人，尽管根据贝伦斯住宅中到处摆着的照片以及墙上挂的他这位业余画家亲手绘制的油画判断，她是高傲的，而且弱不禁风。她在为他生下一男一女两个小孩以后，柔弱的身子发起烧来，便来到山上，可是不出几个月便体力耗尽，一命呜呼。

人们说，贝伦斯原把她当作上帝，所受的打击就太沉重了，有一段时期不只郁郁寡欢，简直成了个怪人，常在路上吃吃吃地傻笑，一边手舞足蹈一边自言自语，引起了过往行人的注意。后来，他没回自己的老家，而是留在了此地：显然是因为不想与妻子的坟墓分开，但起决定作用的较为实际的原因却是他自己也染了点儿病，按照他的科学的观点，他干脆就属于这里。于是他便定居下来，作为一位医生，作为与那些他要照料的疗养客同病相怜的人；像他这样的医生并非置身事外，从健康人自由的立场与疾病作斗争，而是本身就带着它的征候——这是一种奇特的情况，但绝非个别，本身无疑既有它的许多优点，也有它的可悲之处。

医生与病人亲密无间的伙伴关系显然值得欢迎，常言道只有受苦者才能成为受苦者的领袖和救主。可另一方面，一个本身就受到暴力奴役的人，他是否还可能具备战胜暴力所必须的真正精神力量呢？自己就不自由，还能解放他人吗？一位生病的医生以简单的直觉来判断已属悖论，是一个矛盾现象。他关于疾病的专业知识，会通过切身的经验而得到丰富和提高呢，还是更多地被搅混和扰乱了呢？他无法与疾病划清界线，受着它的牵制，不能坚决与它作斗争。即使再小心慎重，也不能问，一个本身就属于病人的人，是否真能关心为他人治愈疾病，或者至少是不让他们病情加重，就跟一个健康人那样……在与约阿希姆东拉西扯地讲“山庄”疗养院及其医务主管时，汉斯·卡斯托普以自己的方式谈出了上述疑虑和部分思考。可约阿希姆却指出，压根儿没谁清楚贝伦斯自己今天是不是还有病——多半他早已经痊愈了。他在此地开业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他自行开过一段时间诊所，很快就以敏锐的听诊师和可靠的气胸师出了名。后来，“山庄”将他弄到了手，从此他便很快与疗养院化为一体，难以分开……那儿，在大楼西北翼的后边，是他的住宅——克洛可夫斯基博士的家离得也不远——那位老派贵妇人似的护士长，塞特姆布里尼狠狠挖苦过而汉斯·卡斯托普才只匆匆见过一面的那位，就是她在操持老鳏夫小小的家务。此外，宫廷顾问身边便没有任何人了。他的儿子在德意志帝国的大学里念书；女儿已经出嫁，嫁给了瑞士法语区的一位律师。小贝伦斯有时假期回来探望父亲，约阿希姆住院期间已见过一次。这下子，约阿希姆讲，院里的女士们大为激动，体温升高了不说，还因争风吃醋在静卧厅中酿成许多吵嚷和争斗，与此同时，克洛可夫斯基的心理分析室门前便特别拥挤……

为了便于助理大夫从事个人的治疗活动，专门辟有一个房间；这个房间跟大检查室、实验室、手术室以及透视室一起，都设在照明良好的大楼地下室中。说是地下室，因为从底楼通下去的石台阶确实使人产生这样的印象；但是产生这印象的基础却几乎完全是错觉。首先，底楼本身相当高；其次，大楼整个都是依山建在倾斜的地基上，“地下室”中的那些大房间朝着前面，可以看见花园和山谷，只是由于石台阶的作用和影响，这些情况才被人忽略了。因为人总以为下了台阶就到了低于地面的地方，不知道在下边仍处于地面上，或者准确地讲充其量也只低于地面一二英尺。——一下下午，汉斯·卡斯托普陪表哥到“那下边”去量体重，上述情况就使他产生了一个滑稽可笑的印象。地下室中像所有医院似的明亮而洁净；一切都包裹在白色之中，门全闪着白色的漆光。

克洛可夫斯基博士诊室的门也如此。门上面用图钉钉着这位学者的名片，要进去还得下两级台阶，因此使人觉得里边是间贮藏室什么的。门开在从上边下来右侧的走廊尽头，汉斯·卡斯托普在过道上走来走去地等候约阿希姆时，对这扇门特别注意。他也真看见谁走了出来，是一位他最近碰见过但还不知道名字的女士，一个额前覆着头发卷、带着金耳环的玲珑娇小的女人。只见她低低地弯着腰爬那两级台阶，一只手拽着裙子，另一只戴着戒指的小手拿手绢捂着嘴，同时却抬起一双大而苍白的眼睛茫然凝视空中。她那么迈着急促的碎步，衣裙窸窣地奔向楼梯，可到了跟前又像想起什么似的突然停住，调过头重新奔跑起来，一直弯着腰，捂着嘴，消失在了“贮藏室”里。

在她进去的一瞬间门敞开了，看得见里边比外面白色的走廊上暗得多：显然，这地下室中像医院一般的明亮到不了里边去。汉斯·卡斯托普发现，在克洛可夫斯基的心灵分析室中，笼罩着一派半明不暗的神秘气氛。

席 间 对 话

在那色彩鲜明的餐厅中用膳，年轻的汉斯·卡斯托普颇觉几分狼狈：他在那次独自散步时闹上的脑袋打颤的毛病没有好，活像个老态龙钟的老人——偏偏一吃饭就差不多总要发作，一发作起来就不可收拾，无法掩饰。除去那不能总是保持硬挺的高贵的竖领之外，他还想出各式各样的办法来遮盖自己的弱点，例如适当地多活动脑袋，不断地转来转去与左右两边的人交谈，或者在送汤勺进嘴里时用左小臂顶着桌子，使身体坐稳，或者在休息时支起胳膊肘，用手掌托着下巴，虽然这在他自己眼中显得粗鲁无礼，只在不拘小节的病人中间可以为之。不过，一切的一切都很讨厌，常常完全倒了他吃饭的胃口，而本来他是挺重视这一日数餐的，为了席间的紧张气氛以及许多值得一观的场面。

这种他努力想克服的令他丢脸的现象——汉斯·卡斯托普也清楚——不只有其身体原因，也不单单怪山上的空气特别和适应气候水土的艰难，而且表现出他内心的某种不安，跟席间的紧张气氛以及那些值得一观的场面本身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舒夏特夫人每次吃饭几乎总是迟到；在她来到之前，汉斯·卡斯托普一直挪动着脚，怎么也坐不安稳，因为他在等待伴随着她进来而响起的玻璃门的咣啷声，并且预料到自己因而会浑身一震，脸孔冰凉，这已经成为规律。刚开始时，他每次都扭过头去，以愤怒的目光伴随那不拘小节的迟到者走向她在“好样儿的俄国人席”上的座位，甚而至于还会冲着她的脊梁骨，从牙齿缝中挤出一声低低的咒骂，一声愤怒与不满的呼喊。现在他不这么做了，而是脑袋更低地垂到汤盆上，甚至咬着嘴唇，或者有意识地、故作姿态地把头转到一边；似乎他再也生不起气来，再也没有去进行指责的自由，而是自己对那讨厌的事情同样负有责任，因此也同样对不起其他人——一句话，他感到羞耻；说他为舒夏特夫人感到羞耻纵然不完全准确，但他在人前确实感到了自身的耻辱——本来他可以免去这种感觉，因为全餐厅没谁注意舒夏特夫人的劣迹，关心他汉斯·卡斯托普由此而感到的羞愧。大概只有一个人例外，她就是坐在年轻人右手边的女教师恩格哈特小姐。

这可怜巴巴的女人看出来，由于汉斯·卡斯托普对那摔门的声音格外敏感，她挨着坐的这位年轻人对那俄国女子久而久之便产生了某种特殊的情感。可是，如果仅此而已，也谈不上他们之间有了那种关系。归根到底，倒是他那假装的——而且由于缺乏演员天才和训练而装得很蹩脚的无所谓的样子，才不但不说明他跟人家没多少关系，相反说明关系很大，说明他与她的关系已进展到了相当高级的阶段。恩格哈特小姐常常不为自身存任何奢望，而是无私地对舒夏特夫人一赞再赞——可怪就怪在汉斯·卡斯托普虽然不是马上，但不久却完全看清和识透了她这火上加油的伎俩。是的，他对此甚为反感，但是却又并不因此就少受些影响，保持住头脑的清醒。

“哐啷！”老姑娘道，“就是她。你不用抬头便可断定谁进来啦。当然，她在往里走——瞧她那姿态多么动人——简直就像只溜到牛奶盆跟前去的小猫咪！我愿意和您调调位子，使您能无拘无束地、舒舒坦坦地观察她，跟我现在一样。我现在才明白，您不乐意老是把头转向她——上帝知道，她要是看见您这样，会怎样得意哩……现在她在向她的那伙人问好……您真该往那边瞧瞧，看着她实在叫人高兴。当她像眼下似的说说笑笑时，脸上便会现出一个酒窝儿，但不每次都有，只是在她愿意的时候。是啊，真是个小宝贝儿，真是个娇生惯养的千金，所以才那么随随便便是不是？这样的人儿你就得爱，愿也罢不愿也罢；须知她们的随随便便令人恼恨，而这恼恨却只会更加激起你对她们的爱慕，如此禁不住地既恨且爱，那才叫幸福啊……”

女教师捂着嘴窃窃私语，不让其他人听见，同时她那老处女的脸颊上一片绯红，使人想到她的体温一定已大大地超出正常。她那一通富于挑逗性的说道，却硬是钻进了汉斯·卡斯托普这可怜虫的骨髓和血液里。

有某种身不由己的感觉使他需要由第三者来为他证实，舒夏特夫人端的是个迷人的女性。此外，年轻人还希望从外界得到勇气，去委身于那些使他的理性与良知都激烈反抗的感情。

至于这些谈话的实际收效，是微乎其微的；恩格哈特小姐不管多么卖力气，她并不知道舒夏特夫人的任何详细情况，她了解的，疗养院中每个人都了解。她不认识人家，不便夸口她们彼此是熟人；惟一使她在汉斯·卡斯托普眼前面子上增光的，是她的家在柯尼斯堡——也就是说离俄国边境不远——再者她能支离破碎地讲几句俄语——一点儿可怜巴巴的资本，可汉斯·卡斯托普却准备把它们当作是她与舒夏特夫人个人之间的亲密联系。

“她没戴戒指，”汉斯·卡斯托普说，“我看见她没戴结婚戒指。这是怎么回事？她可是一位已婚妇女，您告诉我？”

女教师陷入了窘境，好像不讲清楚就不行似的；她面对着汉斯·卡斯托普，仿佛成了舒夏特夫人的发言人。

“这个请您别问得太仔细，”她说，“婚她肯定是结过了。对此不可能有任何怀疑。她自称夫人，并不像一些年纪稍大点儿的外国小姐似的只为了提高身价，而是如我们大家所知道的，确确实实在俄国的什么地方已有个丈夫；这是此地尽人皆知的事实。她在娘家用的是另一个姓，一个俄国姓而不是法国姓，结尾叫什么阿诺夫或乌可夫来着，我已经听见过，只是又忘记了。您想知道，我再去打听就是；此地知道她娘家姓啥的人肯定不少。戒指？不，她没戴戒指，这我也注意到了。我的天，也许它不适合她，也许它使她的手显得肥。或者她认为戴结婚戒指，戴那么个扁平的箍箍，是小市民习气……她才不会那么婆婆妈妈……不，她生性太豪爽啦……我清楚，俄国女人全都有那么点儿自由豪放的脾气。再说了，戴上戒指总显出些一本正经、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味道。它是身不由己的象征，我想说；它将女人变得像个修女，成为一朵摸不得碰不得的贞洁的蒲公英。我毫不奇怪，舒夏特夫人不喜欢这样……一位如此妩媚的女性，正值青春年华……显然她没有理由和兴趣，让每个去向她表示爱慕的先生都立刻感到她已受着婚姻的约束……”

伟大的主啊，瞧女教师已经扯得多远！汉斯·卡斯托普盯着她的脸，吃惊不小；她呢，也不怕他看，只是显出几分尴尬。随后，两人都沉默了一会儿，以便喘口气。汉斯·卡斯托普一边吃东西，一边克制脑袋的颤动。他终于又问：

“那丈夫呢？难道他一点也不关心她吗？他从没上山来看过她？

他究竟是干啥的？”

“公务员。俄国公务员，在一个异常偏远的省份，达吉斯坦，您知道吗，在最东部，在高加索的那一面，他被派到那儿去了。是的，我可以告诉您，这山上的确还没任何人见过他。而她呢，住进来也已经两个多月。”

“这么说，她在这儿已不是第一次？”

“哪儿话，已经第三次了。其间她也是住在别处类似的地方。——反过来，她倒有时候去看他，不经常，每年一次去住上一段时间。他们过着分居生活，可以这么讲；她有时候去看他。”

“是啊，是啊，她病了嘛……”

“不错，她是有病，然而还不那么严重，严重得她必须经常住疗养院，严重得必须与丈夫分居。必定还有其他一些原因。也许高加索后边的达吉斯坦，那个野蛮而遥远的地方她不喜欢，说到底也不奇怪。可她那么一点也不喜欢与丈夫在一起，想必跟他本人也有些关系。他姓一个法国姓，却又是地地道道的俄国官吏，是那种很粗俗的角色，您可以相信我。这号人我见过一个，长着一张红彤彤的脸，一部铁灰色的连鬓胡子……极端贪污腐化，而且全都有喝伏特加也就是烧酒的嗜好，您晓得……为顾面子，他只要些小菜，几个盐渍蘑菇呀，一片鲽鱼呀什么的，可另一方面酒却无度地灌，还美其名曰小吃……”

“您把一切全推在他身上，”汉斯·卡斯托普说，“可我们并不了解，他们夫妇不能生活在一起，是不是也有她的责任。咱们必须公平。依我看，她那么不懂礼貌地将门一摔……我不认为她就是个天使，请您别见怪；对她，我也不过分相信。可您呢，却有失偏颇。您彻头彻尾地向着她，对事情的看法充满成见……”

他时不时地这么来上几句，带着与他的本性格格不入的狡狯，想造成一种假象，仿佛恩格哈特小姐对舒夏特夫人的崇拜，并非他清清楚楚知道的那么回事，倒真成了一个与他无关的滑稽可笑的事实；而超然独立的汉斯·卡斯托普，反可以站得远远的，来对可怜的老处女进行嘲讽奚落。他心中有数，他的女帮手将容忍和喜欢他这样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不会冒任何风险。

“早上好！”他有一次说，“睡得不错吧？我希望，您昨天晚上梦见了您的小美人儿？……瞧，我一提到她您脸就红了！您简直让她给迷住了，这个嘛您还是别否认好些！”

女教师的脸确实红了，脑袋从茶杯上探过来，用左嘴角悄声道：“呸，哪儿话，卡斯托普先生！您这样用暗示的办法出我洋相可不好。谁不知道我们指的是她；再说请您讲讲，为哪些事我非得脸红不可……”

两个同席的人演的这出戏够稀罕的。谁都知道自己是在撒谎再撒谎，汉斯·卡斯托普只是为了能够谈一谈舒夏特夫人，用她来逗一逗女教师，戏弄戏弄这位老处女，从中却感觉到一种病态的间接的快意——另一位呢原因在于：首先是出自牵线搭桥的动机，再者由于她想讨好年轻人，也确实有些迷上了舒夏特夫人，最后因为她真感到有点儿舒服，不管怎么样吧，能让他来逗她，使她的脸变得红红的也不错。这些两人都心照不宣，可谓知己知彼；个中情况错综复杂，并非单纯而清白。尽管汉斯·卡斯托普整个讲来对复杂、模糊的事情很反感，并且在眼下这件事情上也有同样的感觉；可他仍继续浑水摸鱼，为了安自己的心便说，他只不过是来山上做客的，很快就会离去。他装成实事求是的样子，对那“大大咧咧”的女人的外表作了一番在行的品评，说她正面比侧面看上去要年轻得多，漂亮的多，她的两只眼睛间隔得太开，姿态也还有许多毛病，胳臂却挺美，“线条挺柔和的”。说到这儿，他极力掩饰脑袋在颤抖，可是不得不看到，女教师已经察觉他那徒劳的努力，而且还极其不悦地发现，她自己的脑袋同样在打颤。还有，他称舒夏特夫人为“小美人儿”也完全是策略和狡狯，因为接下去便可以问：“我称她‘小美人儿’，可她到底叫什么？我是指名字。像您这样对她五体投地，绝对应该知道她叫什么才是。”

女教师绞着脑汁。

“等等，我知道，”她说，“我曾经知道。该不会叫塔吉亚娜吧？不，不叫这个，也不叫娜塔莎。娜塔莎·舒夏特？不，我听见的不是这样。

等等，我有啦！她叫阿芙多吉亚。要不也跟这差不多。她肯定不会叫卡钦卡或者尼诺契卡什么的。真让我给忘记了。可我轻而易举便会弄清楚，如果您觉得必要的话。”

她真的第二天就打听到了人家的名字。吃午饭的时候，当那玻璃门哐啷一响，她刚好把它说出来。舒夏特夫人的名字叫克拉芙迪娅。

汉斯·卡斯托普没马上听明白。他让人家重复一遍，给他一个一个音节拼出来，直至终于记住。他一再地学着念舒夏特夫人的名字，同时睁大布满红丝的两眼瞅着她，想使名字与人慢慢对上头。

“克拉芙迪娅，”他说，“嗯，这倒还差不多，听起来挺美。”他毫不掩饰自己了解内情后的喜悦，从此一提起舒夏特夫人就只管她叫克拉芙迪娅。“您的克拉芙迪娅在搓面包球玩儿，我刚才看见了。这可不好啊。”——“问题看搓的人是谁，”女教师回答，“克拉芙迪娅倒蛮合适。”

是的，在这摆着七张餐桌的大厅里的一日数餐，对汉斯·卡斯托普有着莫大的吸引力。一餐将完，他总感到遗憾；但令人欣慰的是，过一会儿以后，过两个或者两个半小时吧，他又会坐在这里，而坐下去便觉得似乎从未站起来过。是啊，在两餐饭之间有什么值得一提呢？什么也没有。一次去水槽或者英国人聚居区的短短的散步，在躺椅里静卧一会儿，这算不上真正的间隙，构不成难以克服的障碍。要是有工作，有什么操心事，有精神上不易忽视和克服的困难，那又是另一码事了。可在“山庄”安排得明智而又成功的生活里，这些都不存在。汉斯·卡斯托普跟大家一起吃完这餐还未离席，又会因下一餐即将到来而满心欢喜——用“满心欢喜”来形容他期待与有病的克拉芙迪娅·舒夏特重新见面的心情是恰当的，而且这也是个并不太轻松愉快和简单平常的词。或许读者倾向于认为，只有那类愉快、平常的词，才适合于用来形容汉斯·卡斯托普其人和他的心境吧？可我想提醒大家，汉斯·卡斯托普是一个富有理性和良知的青年，不至于一看见和接近舒夏特夫人便满心欢喜。我们既了解这点，便可断定，如果有人把话传到他耳中，他一定会耸耸肩膀，表示不屑的。

是的，对某些修辞方式他不屑一顾——这个细节值得让大家知道。

他四处溜达，脸颊烧得红红的，嘴里哼着歌子，自顾自地哼着歌子，因为他心中充满了音乐，充满了激情。从前，谁知道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他在一次集会或募捐的音乐会上，听一位矮小的女高音唱过一支歌，他现在又把它想了起来——一支胡说八道的玩意儿，开头是：常常地，你的一句话

就打动我，多么奇异——

他准备给加上：

一句来自你唇间的话

深深地钻进了我心里！

他突然耸耸肩，说了一句“可笑”，便停住不唱了；他觉得这首歌软绵绵的，故作多情，已经乏味和过时，只能对它嗤之以鼻——这样做，他心情是既伤感又庄严的。那种歌子，只能使另一些年轻人感到满足和愉快；例如，他能将我们习惯说的“他的心”，合法地、平静地、前景美好地“送给”山下平原上的某个健壮的小鸽子，同时心里充满合法的、前景美好的、合乎理性而从根本上讲也是愉快的感情。对于他汉斯·卡斯托普，对于他与舒夏特夫人之间的关系——“关系”二字是他自己想的，我们对此毫不负责——这种歌子完全不适合。他躺在椅子上，有心从美学的角度给它一个“愚蠢！”的评语，但半中间却停了下来，皱了皱鼻子，虽然他没有能找到更加适合的词。

然而有一点令他满意，在他这么躺着，倾听着自己的心，倾听着自己实实在在的心在周围一片寂静之中迅速地怦怦跳动的时候——那是一种按照院规在主要的静卧时间里笼罩着整个“山庄”的寂静。他的心顽强而急促地狂跳着，跟他自从上山来之后经常有的那样；只是最近汉斯·卡斯托普不再像头些日子似的十分在乎了。现在不好再讲它是自动地、无缘无故地乱跳，跟心情没有关系。关系存在着，也不难发现原委；心灵的激动自然地引起身体活动的加剧，这便是解释。汉斯·卡斯托普只要一想起舒夏特夫人——他是经常想起她的——就生出会引起心跳的感情。

不断增加的忧虑——两位祖父荡舟在黄昏时分天气糟糕透了——在这点上，对于仅仅是暂住的汉斯·卡斯托普来说，可以讲运气很不好。雪倒没下，雨却一连几天落个不停，又大又讨厌；浓雾充满了山谷，还没完没了地闪电打雷，在山中引来一串串隆隆的回声。天本来已很冷，甚至连餐厅里也烧了暖气。

“可惜，”约阿希姆说，“我原来想，我们可以带上午餐去登阿尔卑斯宝藏峰，或者上别的什么地方去。可是看样子不成了。但愿你最后那个礼拜好一些。”

谁知汉斯·卡斯托普却回答：

“别说啦。我压根儿哪儿都不想去。第一次走了走就不特别舒服。

我最好的休养就是这么混日子，不要有多少变化地混日子。只有长住的人需要变化。我可只呆三个礼拜，干吗要那个。”

情况确乎如此，他感觉在疗养院内就生活得挺充实，挺忙。因为怀着希望，在他眼前就开放着满足与失望之花，而无须上什么宝藏峰去寻觅。使他难受的不是无聊；相反，他已开始担心探访结束的日子来得太快。已是第二周的末尾，三分之二的时间即将过完，一等第三周开始，就该考虑收拾行装了。汉斯·卡斯托普刚上来时对时间的新鲜感早已消失；日子已开始飞逝，情况确实如此，虽然每天都因总有新的期待而在延伸，都因许多默默无言的体验而充斥而膨胀……是啊，时间这东西真是个谜，要搞清它的真相谈何容易！

那些使汉斯·卡斯托普的日子过得既艰难又飞快的未曾言讲的体验，有必要进一步描述描述吗？可是，人人都了解它们，只不过是常见的多愁善感罢了；即便更合乎理性一些，前景更美好一些，像“就打动我，多么奇异”那首歌唱的似的，情形也不会有什么两样。

对于那些联结在另外某张桌子和她自己桌子之间的条条丝线，舒夏特夫人不可能不同样有所察觉；而让她察觉一些，甚或尽可能地多察觉，也必然完全符合汉斯·卡斯托普本人的心意。我们说必然，是因为他自己对这件事的违反理性极其清楚。他清楚自己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这样以及何时开始这样，同时希望那边那位也对他的情况有所了解，即便这么干毫无意义和缺少理智。人啊，就是这个德性。

于是，当舒夏特夫人偶然地或者在磁力的作用下，两次三次一边进餐一边转过头来，便每次都碰上汉斯·卡斯托普的目光；她第四次便有意识地往这边瞅，结果情形又一样。第五次，她虽然没有马上逮住他，他正好没有留神，但他立刻感觉出她在看自己，便急忙让目光迎上去；她呢，却嫣然一笑，把脸转向了旁边。这一笑看在汉斯·卡斯托普眼里，就使他既充满惆怅，又满怀欣喜。她要当他是个孩子，那就错了。他急不可待地希望进一步澄清事实。第六次，当他意识到感觉到获得了从心灵中传来的信息，知道她又在往这边瞅了，便装出很不高兴地在打量本桌上与老姑婆瞎聊的芬兰女人的样子，目不转睛地坚持往那边看了两三分钟，直至他确信那双像吉尔吉斯人似的眼睛已经从自己身上移开，才肯罢休——这一奇妙的表演舒夏特夫人自然能够看透，而且他就是有意给她看透，好让她对汉斯·卡斯托普的坚持精神和自制能力认真思考一下……接着又出现了下面的一幕：舒夏特夫人吃着吃着停了下来，懒洋洋地转过身子扫视大厅。汉斯·卡斯托普早有准备，于是两人的目光又碰在一起——舒夏特夫人只是那么讥诮地瞟着他，他却激动地将她盯住，甚而至于咬紧了牙关，为的是坚持正视她的眼睛。就在这四目对视的当口，她的餐巾脱了，眼看就要从她怀里掉到地上。她神经质地身子一震，连忙伸手去抓，可这也传感到了他的身上，使他差点儿猛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不顾中间隔着八米的距离和一张桌子，没头没脑地就想冲过去抢救，仿佛餐巾落地意味着一场大的灾难似的……就在要挨着地的一瞬间，她将餐巾抓住了。她身体弯得几乎扑在地板上，手抓着餐巾角，脸色阴沉沉的，显然对自己的张皇失措感到不快，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看来她只能认为是他——她再次向他投来目光，发现他那急着跳起来的姿势和高高竖起的双眉，不禁微微一笑，把脸又转过去。

对这一幕，汉斯·卡斯托普得意得简直忘乎所以。然而，却不会没有波折。要知道接下来的两天，也就是在整整十次的进餐过程中，舒夏特夫人压根儿没再转过脸来瞅一瞅大厅，是的，在进门的时候甚至放弃了在众人面前“展示”一下自己的老习惯。太严重了！但是，毫无疑问，一切都是冲着他来的，也就是说关系明摆着已经存在，虽然是以否定的形式。这也足以令年轻人感到欣慰了。

他清楚地看出，约阿希姆说得完全对，在这儿很不容易结识人，除了同桌吃饭的以外。要知道，仅仅只有晚饭后那一个小时——可它还经常萎缩成了二十分钟——才按规定开展些集体娱乐活动；这时候舒夏特夫人无例外地总是坐在那间像是保留给“好样儿的俄国人席”的小沙龙里，被她的那群人包围着。他们就是那位凹胸脯的先生，那个富有幽默情趣的头发蓬松的小姐，还有默不作声的布鲁门科尔博士，以及几个溜肩膀的年轻人。再说约阿希姆也总是很快就催他离开，为了保证有足够的时间静卧；也许还有其他关系健康的原因吧，约阿希姆没有一一列举，可汉斯·卡斯托普却已意识到和留意到。我们曾责备年轻的主人公已失去自制；但不管他心里渴望的是什么，行动所追求的仍然并非正式与舒夏特夫人结识。对于种种妨碍他这样做的情况，他也打心眼儿里认啦。

靠着他与这位俄国妇人之间秋波频传建立起来的不确定的关系，还不具备社交的性质，还没使他们承担任何义务，也不允许他们承担任何义务。

因为在汉斯·卡斯托普一方，这些关系很大程度上还将为他的社会地位所不容。一想到“克拉芙迪娅”心跳就加快的事实，还远远不足以动摇汉斯·洛伦茨·卡斯托普的孙子的信念，即这个陌生女人，这个与丈夫分居的不戴结婚戒指的女人，这个在四处的疗养院里混日子并且坐相难看、随手摔门、搓面包球和无疑还咬手指头的女人，说真的，他和她除去那秘而不宣的关系之外，是不能再有任何瓜葛的；在他与她的生活之间，存在着深深的鸿沟；他与她在一起，承受不了任何他视为合理的批评。显而易见，汉斯·卡斯托普完全没有个人的傲慢；但是，一种性质更深沉久远的傲慢，却书写在他的额头上，在他那目光慵懒的两只眼睛的周围。一见舒夏特夫人的仪态举止，他心中就油然生出一种优越感，不可能克制住也不想克制住的优越感。真奇怪，他特别清楚地意识到它，也可能是生平破天荒第一次意识到它，意识到这种范围广泛的优越感，是在有一天他听见舒夏特夫人讲德语的时候——当时她吃完饭双手插在毛衣口袋里，站在大厅中与另一位女患者交谈。汉斯·卡斯托普从旁边走过，听见她正跟这位显然是静卧厅里的同伴吃力地讲德语，虽说声调倒不无动人的魅力。汉斯·卡斯托普突然感到从未有过的骄傲：她在讲他的母语——虽然与此同时他还感到更大的欣喜，她的德语尽管结结巴巴，传到他耳里却优美极了。

一句话，汉斯·卡斯托普视自己与山上这个轻浮随便的女人之间秘而不宣的关系为一次假期里的冒险；在理性的审判台前——在他自己富于理性的良知面前——这种关系是根本别想得到认可的。主要原因倒不在于舒夏特夫人患有肺病，精神萎靡，经常发烧，身体里已经有许多虫子眼儿；这个情况与她整个生活状态不正常有关，也大大加强了汉斯·卡斯托普的戒备心理和跟她感情上的距离……不，他根本想不到要去真正结识她；再则，一个半星期之后，他在通德尔—威尔姆斯公司一开始实习，事情好歹都得结束，不会有任何结果的。

不过，目前他的情况仍然是，他已开始把自己与舒夏特夫人的感情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激动、紧张、满足、失望等等，视为他度假生活的真正意义和内容，因而也就全心地承受它们，听任自己的情绪由它们来摆布。生活的环境也给它们的维持以最有力的推动，因为大家都紧挨着生活在一个有限的空间里，按照谁都得遵守的同一个固定日程，虽然舒夏特夫人住在另一层楼——二楼。此外，汉斯·卡斯托普还听女教师说，舒夏特夫人是在一间公用静卧厅中静卧，也就是最近米克洛齐希上尉把灯关掉了的那间屋顶静卧厅——虽然如此，仅仅那五次吃饭的时间，且不说还有这儿那儿，他们从早到晚仍旧可能碰面，免不了碰面。再者，无需操心和费劲就能满足自己的心愿，这使汉斯·卡斯托普也感觉到很惬意，尽管这么被关在疗养院里和心里不怎么踏实，都有点使人气闷。

他甚至还采取了一点主动，盘算了一下如何成就好事，使本已有利的条件进一步改善。舒夏特夫人吃饭时总爱迟到，他也就使自己同样迟一点去，以便半道上碰见她。他在梳洗时故意拖拖拉拉，约阿希姆进房来约他时还没准备好，让表兄先走，说自己跟着就来。受着自己直觉的指使，他等到觉得该走的那一刻，才急急忙忙赶下二楼去，但却不走紧接着他走过的上一道楼梯的那道楼梯，而是拐到离走廊尽头不远的另一道楼梯再下去，因为它就在汉斯·卡斯托普早已熟悉的那道房门——七号房间的房门——旁边。这样沿着走廊从一道楼梯走到另一道楼梯，真是每一步都提供了机会，因为他想象中的那扇门随时可能打开——而且它也总是在舒夏特夫人身后乓的一声再关上；她自己呢却无声地踱出房来，无声地走下楼梯……随后，要么她走在汉斯·卡斯托普前边，用手托着后脑勺上的头发；要么汉斯·卡斯托普走到她前边，感觉到她的目光射在他的脊背上，就像有一群蚂蚁在爬似的痒酥酥的，全身为之一紧，同时又怀着要在她眼前显示显示自己的愿望，装着压根儿不知道她在后边，极力表现出自由自在的样子——双手深深插在外衣口袋里，毫无必要地转动肩关节，要不就大声清嗓子，同时用拳头捶打胸脯——总之，为了表明自己的独立不羁。

有两次他更加狡猾。明明已在餐桌前坐好了，他却突然惊慌失措地两手在身上乱摸，一边不高兴地说：“瞧，我把手巾给忘了！就是说又得爬上去。”他于是往回走，为了碰见“克拉芙迪娅”；这跟走在她前面或者后面可都不一样，更加危险一些，也更富有刺激性。第一次实施这种伎俩时，她虽然远远地就用眼从头到脚打量他，毫无一点顾忌和害羞的样子，可到了跟前，却满不在乎地将头一转就走过去了，使他对这次邂逅的成绩没法作太高的估计。第二次她却望着他，不是从老远，而是一直望着他，自始至终地以坚定甚至有些阴沉沉的目光望着他的脸，在擦身而过时甚至把头转向他一侧——搞得可怜的卡斯托普浑身都像通了电似的。不过我们不用为他惋惜，因为他希望的正是这个，而且一切全是他自作自受。然而，这样的碰面使他异常激动，既在事情发生的当时，也在事过之后；要晓得直到事情全过去了，他才能清醒地看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还从未离舒夏特夫人的脸这么近过，这么把所有细部都看得一清二楚。他已能分辨出随便盘在她头上、已经近乎淡红的黄色辫子中松脱出来的根根短发。在他那奇异的但长久以来已为他熟悉的想象中，他的脸与她的脸近在咫尺。在世界上，再也没什么比这样的想象更使他觉得可亲了：这是一种陌生而富于个性的想象——在我们看来，只有生疏的东西才显得有个性——带着北方的异国情调，充满神秘色彩，特征与情况都不易确定，正因为如此就诱使他想去弄个水落石出。

最关键的也许就是那突出的颧骨：它们压迫着那双生得异常平、隔得异常开的眼睛，使它们变得有些斜，同时它们又使脸颊微微下凹，让卡斯托普从近旁看过去更加觉得她的嘴唇厚了一点、翘了一点。可接下来，重要的就是她那双眼睛本身，一双窄窄的——在汉斯·卡斯托普看来——无论如何都是长得很有魅力的眼睛。吉尔吉斯人的眼睛，颜色像远山一般灰蓝灰蓝的或者蓝灰蓝灰的，有时在斜睨着并不看什么的时候，就会溶解、加深，完全化作幽幽的夜幕——这双克拉芙迪娅的眼睛，从身旁放肆地、阴沉沉地盯着他瞧的眼睛，它们的形状、颜色、神情都与普希毕斯拉夫·希培相像得出奇，相像得惊人啊！“相像”这个词压根儿不准确——简直就是同一双眼睛！此外还有那宽宽的脸盘，扁平的鼻子，一切一切，直至那白中带红的肤色——这健康的颜色，虽然它在舒夏特夫人脸上只是一种假象，跟所有山上的人一样只是在室外静卧的表面效果——总之，她的一切都极像普希毕斯拉夫，连那盯着卡斯托普瞧的眼神儿，也跟当年普希毕斯拉夫在校园里从他身旁走过时一模一样。

无论在什么意义上，这都令人震惊。汉斯·卡斯托普因他们俩的相遇既欢欣鼓舞，同时又感到某种日渐强烈的恐惧，某种压抑憋闷，就像一个人被关在小屋子里不知如何是好那样。还有，久已忘却的普希毕斯拉夫变成舒夏特夫人在山上与他重逢，用吉尔吉斯人眼睛望着他，也使他觉得像被关了起来，不可避免，无法逃脱——一种令人既感到幸福又感到恐惧的无法逃脱。它在充满希望的同时，也带着不祥之兆，是的，带着威胁。年轻的汉斯·卡斯托普心中油然生起一种孤独无援之感——他的内心出自本能地激动莫名，似乎想要环顾四周，想要摸索和寻找援助，想要恳求谁替他出主意，做他的支柱。为此，他挨个儿地想了各式各样的人，想了一切可以想得起的人。

这时好心而真诚的约阿希姆出现在他的眼前；近几个月来，约阿希姆脸上增加了一种忧郁的神情，有时还那么极为不屑地耸耸肩膀，过去他却从来不曾这样子。——他衣袋里藏着“蓝亨利”，施托尔太太总喜欢这么称呼吐痰的瓶子，而且总是老着一张脸皮，让汉斯·卡斯托普每次都惊愕不已……诚实的约阿希姆的确在他身边；他苦缠苦磨着宫廷顾问贝伦斯，要求放他回“平原”上去——山上的人带着轻微但却明显的鄙弃口吻这么称呼健康人的世界——好在那儿履行他向往履行的职责。

为了早日达到目的，少在山上白白地浪费光阴，他首先就得特别认真地完成疗养任务——毫无疑问，为的是尽快康复。可是，汉斯·卡斯托普有时却觉得，他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在为完成疗养任务而完成疗养任务，这个任务跟那个任务没有什么两样，履行职责毕竟是履行职责。所以，晚饭后的娱乐活动才开始一刻钟，约阿希姆便催着离开，以便回去静卧。

这倒也好，他这军人的认真精神肯定有助于克服汉斯·卡斯托普的老百姓意识。否则，他会毫无意义和指望地久久待在娱乐厅中，眼睛瞅着小小的俄国人沙龙。不过，约阿希姆执意缩短参加晚上娱乐的时间这件事，还有另外一个没有说出的原因，汉斯·卡斯托普心中明白；自从他发现约阿希姆在某些时候面孔出现一块块红斑，嘴角也异样凄苦地扭歪了之后，他就懂得了个中的奥妙。因为玛露霞，那个美丽的小手上戴着红宝石戒指，身上散发出桔子香水味，总是吃吃吃地笑个没完，胸脯高耸但却让虫子蛀烂了的玛露霞，她多半也在娱乐厅里；汉斯·卡斯托普看出，是这个情况在赶约阿希姆走，因为它对于他的吸引力太强大了，令他感到害怕。就是说约阿希姆也被“关起来了”——关得甚至比他汉斯·卡斯托普更紧，更憋气，须知一日五餐，手绢散发出桔子香水味儿的玛露霞还与他坐在同一张餐桌上，这可不是太过分了吗？无论如何，约阿希姆自己的麻烦已太多太多，哪儿还有心思来帮助汉斯·卡斯托普？他每日的逃避娱乐虽然令人钦佩，却一点也不能帮助卡斯托普恢复冷静；再说卡斯托普常常还产生一种感觉，仿佛表哥严格履行疗养任务的好榜样以及在这方面给予他的很在行的指导，都自有其可虑之处。

汉斯·卡斯托普来山上还不足两礼拜，可他已觉得过了很久。他身边的约阿希姆兢兢业业地、虔诚地遵循的生活日程，也开始在他眼里具有神圣而理所当然的不容侵犯的性质，以致山下平原上的生活，让他从这儿看去已几乎显得奇怪而又颠倒了。他已掌握摆弄那两条毛毯的漂亮技巧，在冷天静卧时可以用它们将自己包成一个平平匀匀的包裹，一个真正的木乃伊；以干净利落、准确正规而论，他已差不多赶上了约阿希姆，以致在想到下边平原上没谁懂得这些规矩和技巧时，禁不住感到惊异。是的，是令人惊异——可与此同时，汉斯·卡斯托普又惊异自己竟然会认为这值得惊异。最近，那种使他渴望在周围寻求指点和支持的不安，在他内心中更有增无减。

他禁不住想到贝伦斯宫廷顾问，想到那免费提供的劝告，就是要他完全像个患者一样地生活，甚至也测体温。他同时想到塞特姆布里尼，想到他如何对贝伦斯的免费劝告仰天大笑，随后还朗诵一段歌剧《魔笛》的歌词。宫廷顾问贝伦斯是位白发老者，已够资格做他汉斯·卡斯托普的父亲，加之又是一院之长和最高权威——一种父亲般的权威，对这种权威年轻的汉斯·卡斯托普不安的心中已感到一种需要。然而，当他试图怀着孩子的依赖去想宫廷顾问时，他怎么也不能成功。贝伦斯在这里埋葬了自己的老婆，由于苦闷，一度变成了个怪人；他后来留在此地，因为丢不下老婆的坟墓，而且自己也染上了病。这一切都成为过去了吗？他已恢复健康，并且也一心一意地想使其他人健康，以便他们能很快回到平原上去，履行自己的职责吗？他的面孔老是发青，看上去真像在发高烧的样子。不，这可能是错觉，只怪空气把他的脸色搞成了这样；汉斯·卡斯托普自己不是也一天到晚都觉得燥热，虽然并不发烧，这是他没用体温表也可以断定的。然而，当你听宫廷顾问讲起话来，你有时又会相信他在发高烧，他讲话的神情不完全对头啊。他嗓音虽说洪亮、愉快、悦耳，但有些奇异的味道，有些感情冲动的因素，特别是再考虑到那发青的面孔，那双老是泪汪汪的眼睛，就像他仍旧在哭他老婆一样不是吗？汉斯·卡斯托普忆起，塞特姆布里尼曾大谈宫廷顾问的“伤感”

和“罪孽”，称他是个“心灵迷乱的人”。这可能是恶意中伤和信口胡言；可尽管如此，汉斯·卡斯托普仍觉得一想起宫廷顾问贝伦斯，就有点儿丧气。

当然，这儿还可以考虑考虑塞特姆布里尼本身。这位愤世嫉俗者，这位吹牛大王，这位自诩的“人文主义者”，他曾疾言厉色地指责汉斯·卡斯托普，说他误以为对于人的感情来讲，生病与愚蠢相互矛盾、势不两立。塞特姆布里尼他又怎样呢？可以对他抱有希望吗？汉斯·卡斯托普清楚记得，他上山后好几夜都明白无误地梦见了这个意大利人，对他那向上弯得很好看的八字胡底下的那张笑咧咧的嘴很讨厌，还骂他是个摇风琴的乞丐，曾努力想赶走他，不让他打搅自己。不过那只是梦，他汉斯·卡斯托普清醒时是另一个人，不会像梦中那样放肆。清醒时情况确实可能有些不同——尝试着理解理解塞特姆布里尼的新作风，理解理解他的不满和批评，也许并不坏，虽然他多愁善感，话又啰嗦。他不是自称教育家吗？显然他想要影响别人，而年轻的汉斯·卡斯托普正渴望受人影响——当然，也不必搞得过分，他不至于让塞特姆布里尼来命令他收拾行装，提前离开，就像那意大利人最近郑重其事地建议的那样。

试试吧！他想着想着暗自笑了；要知道他尽管不能自称是位人文学者，却也懂得一些拉丁文。从此，他就比较注意观察塞特姆布里尼，留心地倾听和思考他的言论，只要碰见他，不管是在慢慢散步去山岩边的长凳时，还是在去达沃斯坪的路上，或者是在其他场合，例如塞特姆布里尼有时第一个吃完饭站起来，穿着他的花格子裤，嘴里咬着牙签，在一共有七张桌子的餐厅里慢慢踱着，不顾院里明令禁止，到表兄弟的席上来客串客串。只见他交叉着双脚，摆出一副悠悠闲闲的姿势站定了，便手里挥动着牙签高谈阔论。要不他也拖过一把椅子，或者坐在汉斯·卡斯托普与女教师之间的拐角上，或者坐在他和罗宾逊小姐之间，从旁观看这些新桌友消受自己的饭后甜食，他自己看来却是不愿吃甜食的。

“我请求参加这高雅的集体，”说时他握着表兄弟的手，并以一鞠躬向其余的所有人致意，“那边那个啤酒商，啧啧……更别提他那老婆啦，一见她的样子就要人命。可这位马格努斯先生呢——他刚才居然作了一个民族心理学的报告。诸位愿意听听吗？‘咱们亲爱的德意志帝国是座大军营，没错儿。可那里边却包含着许多踏踏实实的东西，咱们才不肯以踏实去换别人的礼貌什么的呢。礼貌来礼貌去对咱们又有啥用，要是咱们明里暗里都受骗的话？’就这么个德性！我快受不了啦。除了他们我对面还坐着个可怜虫，一位从齐本毕尔根来的老处女，脸颊红得像公墓里的玫瑰，嘴里不断地念叨她的‘妹夫’，一个谁都一点儿不了解的人。够了，我不能再忍受，只好溜之大吉。”

“您是仓皇逃窜，”施托尔太太说，“我可以想象。”

“太对了！”塞特姆布里尼嚷起来，“仓皇逃窜！看得出来，这儿刮的是另外的风——毫无疑问，我找对了地方。听听，仓皇逃窜……谁能如此讲究措词！——施托尔太太，请允许我问问您贵体怎样？”

施托尔太太忸忸怩怩，看着叫人害怕。“我的老天爷，”她说，“还不是老样子，先生知道的。进两步，退三步，四五个月住下来，老头子一检查又给你加半年。唉，真像坦塔罗斯那样受不尽的罪。你推呀推呀，以为已经推到了山上……”

“嘿，太妙啦！您到底让可怜的坦塔罗斯换了换口味！您让他改行去推那有名的大理石！我只能说您的心肠太好了。可那又是怎么搞起的，夫人，您好像有些神秘莫测。有人讲了个分身术的故事……我本来是不相信的，可您的情况又把我弄糊涂了……”

“先生看样子是想取笑我。”

“绝对不是！连想都不敢想！请先给我解开一些有关您的生活的疑团，然后我们还有的是说说笑笑的机会！昨天晚上九点半至十点之间，我在花园里活动活动，边走边看一个个的阳台，只见您阳台上那盏小电灯在黑暗的包围中特别明亮。依此推之，您该在静卧，按照义务，谨遵理性和院规。‘那儿躺着咱们生病的美人儿，’我自言自语，‘她忠诚地执行规章，为的是很快回到家里施托尔先生的怀抱中去。’可就在前几分钟，我听见什么来着？她怎么可能同时在游乐场的电影院里——”塞特姆布里尼用了一个意大利词，重音落在第四个音节上——“并且随后又去点心店喝甜葡萄酒，吃奶油蛋糕，而且还……”

施托尔太太肩膀直扭，用餐巾捂着嘴吃吃吃地笑，那胳膊肘捅约阿希姆·齐姆逊和闷声不响的布鲁门科尔的腰杆，还狡黠地挤眉毛弄眼睛，总之，用一切方式让人看她是多么愚蠢而又得意。晚上为了骗院里检查的人，她总把开着的小台灯搬到阳台上，自己却悄悄地溜下山去，在英国人聚居区消遣作乐。她丈夫则在康施塔特等她。再说，疗养院里采取同样策略的病人也不止她一个。

“而且……”塞特姆布里尼又继续说，“那些奶油蛋糕，您是和谁在一块儿享用？和布达佩斯来的米克洛齐希上尉！有人要我相信，他穿着件女式上衣，可我的上帝，这跟事情有多大关系！我恳求您，夫人，告诉我您究竟在哪儿？您怎么变成了两个！无论如何您是睡着了吧，当您的躯壳独自在那儿静卧时，您的灵魂却在米可洛齐希上尉陪伴下寻欢作乐，享用他的……”

施托尔太太身子扭来扭去，就像有谁在挠她痒痒似的。

“我不知道是否应该希望情况倒个个儿，”塞特姆布里尼说，“也就是让您独自享用奶油蛋糕，而在静卧时却由上尉与您做伴儿……”

“嘻嘻嘻嘻嘻……”

“女士先生们知道前天那件事吗？”意大利人紧接着又问，“有谁给接走了——让魔鬼接走了，或者确切地说，让他的老母亲——一位挺让我喜欢的敢作敢为的太太。那就是施涅尔曼，安东·施涅尔曼，曾经坐在前边克勒费特小姐桌上那个——各位瞧，现在他的位子空了。位子很快又有人坐，这我不担心；可安东却像一阵风似的忽然走了，连自己也没想到。他在山上已住了一年半——他才十六岁，刚刚又给他加了半年。可结果怎么样？我不知道是谁向施涅尔曼夫人传了话，反正她得到了风声，知道了他儿子在这令人迷醉的场所的变化。也未事先通报，她便登场了——一位高贵的老太太——比鄙人高出三个脑袋，满头银丝，怒气冲冲，二话没讲先抽了安东先生几个耳光，然后便揪住他的衣领，把他塞进了火车。‘他如果该死，’她说，‘也可以死在山下。’说完就回家去了。”

塞特姆布里尼讲得挺滑稽，周围凡能听见的人都笑了起来。他显然对院里的新闻了如指掌，虽说对山上人们的集体生活抱批评和嘲讽的态度。他无所不知。他了解新来者的名字以及他们的大致生活状况；他向你报告昨天谁谁谁摘除了几根肋骨；他从可靠的方面得知，从秋天起就不再收三十八度五以上的病人了。他讲，昨天夜里，来自米蒂利尼的卡帕乔里亚斯夫人的小狗蹲在急救呼叫灯的开关上，搞得院里手忙脚乱，特别是人家发现床上不只她一个人，而是还有来自弗利德里希斯哈根的陪审官迪斯特蒙德做伴。这段轶事甚至让布鲁门科尔博士露出了笑容；漂亮的玛露霞更是用橘黄色手绢捂着嘴，笑得上气不接下气；施托尔太太则双手按着左边胸部，大声尖叫起来。

不过，罗多维柯·塞特姆布里尼也对表兄弟俩讲他自己和他的出身，有时在散步的途中，有时在傍晚的娱乐时间里，还有也在吃完了饭，多数病人已离开餐厅，女服务员开始清扫的时候。三位先生继续坐在他们桌子一端的座位上，汉斯·卡斯托普又抽起了他的“玛利亚·曼齐尼”；从第三周起，他又开始抽出点滋味儿来了。他留心地审视着，也感到有些陌生，但却乐于从中吸收些影响；他因此认真听着意大利人的讲述，感到眼前展现出一个奇特的崭新的世界。

塞特姆布里尼讲自己的祖父。老人家曾在米兰当律师，但主要还是位伟大的爱国者，是政治鼓动家、演说家和杂志编辑什么的——跟孙子一样也是个不满现状者，但所作所为都更加大度，更加勇敢。因为，如他自己悲哀地指出的，他罗多维柯注定只能在“山庄”国际疗养院对人们的所作所为吹毛求疵，尖酸刻薄地讽刺讽刺，以美好的乐于行动的人性的名义与之进行抗争，如此而已；反之，他祖父却令一届届政府感到头痛：他密谋反叛当时奴役着他的四分五裂的祖国的奥地利和神圣同盟，是某些组织遍及整个意大利的秘密社团的活跃分子——一个烧炭党人。塞特姆布里尼突然压低嗓门，仿佛提起这个称号眼下还有危险似的。

总之，通过他孙子的叙述，这位乔西普·塞特姆布里尼在两位听众心目中是个面貌不清的狂热鼓动家，是个反叛领袖和阴谋分子；尽管出于礼貌，他们努力表现得对他十分尊敬，但却没法从自己脸上将反感、不信任甚至厌恶的表情完全驱走。诚然，事情颇有些奇特：他们现在听见的，照说已过去很久了，已过去差不多一百年，已经成为历史；从历史中，从古老的历史中，他们已熟悉这里听说的那种人，那种绝望地追求自由和不屈地反抗暴君的人，虽然他们从未想到会直接和这样的人发生关系。再者，他们也听明白了，塞特姆布里尼祖父的密谋反叛还与他对自己祖国伟大的爱相关联，他希望祖国自由而统一嘛。所以，他们也不得不暗自承认，彼时彼地的情形完全不同，造反与公民的高尚品德，忠诚守法与逆来顺受，可能曾经是一个意思——是的，老人的反叛行径乃是上述值得敬重的联系的产物和结果，尽管在表兄弟的心里，总觉得将反叛与爱国混为一谈有些特别，因为他们自己习惯把爱国与维护现存秩序等同起来。

然而，塞特姆布里尼的祖父不只是位意大利爱国者，还是一切渴望自由的人民的兄弟和战友。在他以言论和行动参与的都灵起义失败后，他险些没逃脱梅特涅侯爵的刽子手们的追捕。后来，他将自己流亡的时间用于在西班牙为宪政而战，在希腊为希腊人民的独立而战，而流血牺牲。塞特姆布里尼的父亲就出生在希腊，所以才成了一个伟大的人文主义者，才那么爱好古典文学艺术；而且，他的母亲有着德意志血统，因为乔西普在瑞士娶了位少女，然后带着她走南闯北。经过了十年的颠沛流离，他才重归故里，在米兰做律师，然而绝对没有放弃号召民众为争取自由和实现祖国统一而斗争，不管是用文字还是言语，不管是用散文还是诗。他热情激昂地起草了推翻暴政的纲领，明确地宣告要联合一切争得了自由的民族，共同创造人类的幸福。孙子塞特姆布里尼讲到的一个细节，给年轻的卡斯托普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就是祖父乔西普一辈子在公共场合都只穿黑色的丧服，因为他在志哀。他自己说：为意大利志哀，为他在苦难和奴役中奄奄一息的祖国志哀。听到这儿，汉斯·卡斯托普不由得想到他自己的祖父——而在此之前，他已好几次将两位老人作过对比——因为在他所见到的一段时间里，他祖父也同样只穿黑衣服，只不过与这儿这位祖父的动机根本不一样。汉斯·卡斯托普回忆起那老式的黑衣服，穿着它，本来已经属于过去时代的祖父勉勉强强地适应着新时代，同时又暗示出自己与它格格不入；他直到死了，才庄严地恢复更适合于他的本来面目——戴上了圆形的绉领。真是两位大不相同的祖父！汉斯·卡斯托普沉思着，目光凝定，脑袋轻轻地摇动，既像是在对乔西普·塞特姆布里尼表示赞赏，又像表示诧异和不赞成。实际上呢，他也存心避免对陌生的事物贸然下判断，而只满足于作比较和确认事实。他仿佛又看见祖父在客厅里，正若有所思地将瘦削的脑袋伸在踱金的圆形洗礼钵上，观察着这代代相传的宝贝——他嘬圆了嘴，因为唇间正吐出那带U 的音节；它那沉浊、神圣的发音令人想起那些人们都弯着腰毕恭毕敬往前走的所在。他也看见了乔西普·塞特姆布里尼，看见他胳膊上戴着三色臂章，手舞着军刀，目光阴沉地望着天空发誓，身后率领着一群自由战士，正要向专制政权的军队的方阵冲去。两位祖父都各有自己的美和尊严，他想，为了不觉得自己个人或者不一定是个人有任何偏袒，而是尽可能地公平合理。塞特姆布里尼的祖父确曾为争取政治权利而战；他自己的祖父呢，或者说他自己的祖先呢，却本来就拥有一切权利，只是在四百年中，民众已用暴力和花言巧语给他们慢慢夺走了……这样他们两位都总是穿黑衣服，北方的祖父和南方的祖父一样，目的都是要使自己和恶劣的现实严格地保持距离。只不过一位是出于虔诚，出于对他所归属的往昔和死亡的尊重；另一位则出于反叛，出于对敌视虔诚信仰的进步的追求。是的，这是两个不同的世界或者说立场，汉斯·卡斯托普想。在塞特姆布里尼先生讲述的过程中，他仿佛站在了两个世界之间，一会儿审视审视这边，一会儿观望观望那边；这样的情景，他觉得自己已经经历过。他想起了，那是一天黄昏时分他在荷尔斯坦某处的湖上独自一人荡舟，时间为几年前的一个夏末。七点钟光景，红日已经西沉，一轮差不多的满月正从东方长满芦苇丛的河岸冉冉升起。汉斯·卡斯托普在静静的湖上划着桨，有十分钟之久，天地之间的景象令他心神迷乱，恍如置身梦境。在西方，天更亮了，光线明晰如同白昼；可回过头去看东方，又分明已是雾霭迷蒙的极其美妙的月夜。这奇异的景象保持了差不多一刻钟，最后终于让夜色和月亮站了上风。怀着惊喜，他将迷茫的眼睛一会儿望着这种光景，一会儿望着另一种光景，反复转换，由白昼而黑夜，又由黑夜而白昼。汉斯·卡斯托普不由得想起了当年的这个经历。

以他的生活方式和广泛的社会活动，汉斯·卡斯托普继续想，塞特姆布里尼律师不大可能成为一位伟大的法学家。可是，法律的基本准则从小到死都一直铭记在他心中，他的孙子要人相信。汉斯·卡斯托普呢，他虽然眼下头脑不大清醒，刚才那六道菜的午饭够他受的，却努力想理解塞特姆布里尼所谓这一准则是“自由与进步的源泉”是什么意思。至于进步嘛，他过去理解的就不外乎像十九世纪不断改进起重机械一类的事；而且他发现，塞特姆布里尼先生也并不轻视这类事情，还有他的祖父显然也一样。意大利人对两位听讲者的祖国表示敬意，一是因为它发明了将封建主义的盔甲轰得稀巴烂的火药，二是它发明了使民主传播其思想——也即传播民主思想成为可能的印刷术。这就是说，他称赞德国，也相信应该公正地给自己的祖国以荣誉，但只是在谈到它的往昔的时候；因为其他民族尚处在迷信与奴役的蒙昧之中，他的祖国已经第一个举起了启蒙、教育和自由的旗帜。如果说，像他第一次与表兄弟俩在山上的长凳旁邂逅时所表明的，他对汉斯·卡斯托普的专业即技术与交通事业表现得很尊重的话，那么，看来并非因为他认为技术与交通事业本身具有强大的力量，而是考虑到了它们促进人类的道德完善的作用——塞特姆布里尼先生乐于承认技术与交通事业有这样的作用。他说，技术渐渐地征服自然，通过扩大公路网和电信网建立各地之间的联系，战胜气候的差异，从而证明它是使各民族接近，增进他们的相互了解，协调他们的关系，消除他们的偏见，最终实现世界大同的可靠手段。人类将走出黑暗、恐惧和仇恨，将沿着光辉灿烂的大道向前、向上，向着友爱、光明、善良和幸福的最终目标前进。在这条大道上，科学技术就是最快捷的车辆，他说。如此激昂慷慨地讲着，他竟一下子将汉斯·卡斯托普迄今一贯认为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范畴拉到了一起。技术与政治道德！他说。接着，他真的讲到了首先宣示平等与大同原则的基督教信仰的救世主；这种原则后来的传播得到印刷术大大的推动，最后伟大的法国革命又将它提高为了法律。不知是什么原因，这些话在年轻的汉斯·卡斯托普听起来真是莫名其妙，虽然塞特姆布里尼先生的用语非常简单明了。

有一次，他继续讲，他祖父一生中就这么一次，那是在刚好进入壮年的时候，他打心眼儿里感到幸福，因为巴黎爆发了七月革命。他祖父大声地公开地宣称，有朝一日，所有人都将把巴黎的那三天与上帝创造世界的六天相提并论。听到这儿，汉斯·卡斯托普忍不住拍了一下桌子，内心深处大为惊异。须知在1830 年夏天的那三天里，巴黎人只是制订了一部新宪法，上帝却在六天中分开陆地和海洋，创造了日月星辰以及花、树、鸟、鱼和一切生命，将两者相提并论在他看来实在太荒唐。过后，他单独与表兄约阿希姆谈起这事，仍认为它过于唐突，是的，简直是对上帝的亵渎。

然而，他是诚心诚意来接受人家的影响，理当高高兴兴地尝试着接受不同的看法，因此控制住了按他的信仰和口味本当对塞特姆布里尼的论述表示的不满。他考虑，那种在他听来是亵渎上帝的说法，在当时可能被称作勇敢直言；那种他觉得唐突的行事，至少在彼时彼地可能被视为心灵高尚、激昂慷慨：例如，塞特姆布里尼祖父曾把街垒叫做“民众的王座”，曾宣称已到了“在人类的祭坛前使市民的枪矛成为圣物”的时刻什么的。

他为什么这么耐心地倾听塞特姆布里尼先生讲话，汉斯·卡斯托普虽然说不确切，但的确知道个中原由。除了一位旅游者和客人那种逢场作戏的应付心理以外，还存在一点像是尽义务似的感觉。本来嘛，他对任何印象都可接受，对任何事情都不排斥，因为老想着自己不是明天就是后天便要重新振翅高飞，回到已经习惯的秩序中去——也就是说良心上的某种要求，确切地讲是良心上的某种内疚，决定了他要耐心倾听意大利人发议论，要么是在餐厅里跷着二郎腿，抽着他的“玛利亚·曼齐尼”，要么是三个人从山下的英国人聚居区爬回“山庄”来的路上。

依照塞特姆布里尼的说法，世界正处于两大原则的争夺之中，即强权和正义，暴政和自由，迷信和知识，顽固、停滞和运动、进步。一个可以称为亚洲原则，另一个可以称为欧洲原则，因为欧洲大陆时兴反抗、批判和变革，东方的大陆却体现着静止、停滞和无为。两种力量中哪种终将取胜，是毫无疑问的——是启蒙的力量，不断合理地趋于完善的力量。因为人道精神正带动着越来越多的民族在它光辉的大道上迅跑，已经在欧洲本身征服了越来越广阔的地域，并且开始向亚洲推进。但是，它还远远未取得完全的胜利，为此，那些中心保留着启蒙之光的善良的人们，还须进行巨大而高贵的努力，直至有一天，我们地球上那些既未经历十八世纪也未出现1789 年革命的国家里，王朝统治和宗教信仰全部崩溃。这一天定会到来，塞特姆布里尼说，说时在他那两撇小胡子底下露出优美的微笑——它如果不是拴在鸽子的脚爪上到来，就将驾着雄鹰的翅膀到来；它将作为世界各民族友爱和睦的朝霞升起在空中，闪射出理性、科学和正义的光彩；它将迎来市民民主的神圣同盟，与那蒙着三重耻辱的君主和内阁的同盟形成鲜明对照——他的祖父乔西普本人便是后一种同盟的死敌——一句话，迎来的将是世界共和国。为实现这最后的目的，首先需要打击那顽固停滞的亚洲奴役原则的中枢和反抗神经，打击维也纳。必须狠狠打击奥地利的脑袋，摧毁它，一则为了替历史复仇，再则为了给正义与幸福能降临人世开辟道路。

塞特姆布里尼这高谈阔论的最后转折和结论，一点也不再令汉斯·卡斯托普感兴趣。它令他讨厌，是的，甚至难堪，就像是某种反复强加于他的某个人或者一个民族的执拗。——更别提约阿希姆·齐姆逊，每当意大利人话锋转到这个方向，他便拧紧眉头，转开脑袋，压根儿不再听。他这样做，也可能为了提醒大家静卧时间已到，或者企图改换话题。同样，汉斯·卡斯托普也不觉得有必要去注意听这样的怪论邪说——它们显然已经超过他可以尝试着接受其影响的范围。本来嘛，是一种心灵的需要明确地要求他这么做，所以当塞特姆布里尼坐到他们桌上来，或者在野外碰见他们，汉斯·卡斯托普才主动要求他谈谈自己的见解。

那些思想，那些理想和追求，塞特姆布里尼指出，在他家里是代代相传。因为他们祖父、父亲、孙儿三代人，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将生命和心力奉献给了它们。他的父亲也不逊色于祖父乔西普，尽管不是个政治鼓动家和自由战士，而是一位沉静而文弱的学究，一位伏案劳作的人文主义者。什么是人文主义呢？它就是对人的爱，如此而已，因此也就是政治，也就是对一切玷污人的思想、剥夺其尊严的人和事的反抗。有人指责它过分重视形式；但它注重形式也是为维护人的尊严，在这点上与中世纪恰成鲜明的对照。中世纪之堕落不仅表现在敌视人和迷信，也表现在可耻地失去了形式。人文主义首先是为着捍卫人的事业、人的尘世幸福以及思想自由和生活欢乐而斗争，因此认为，天空可以公平合理地让给麻雀。普罗米修斯！他就是第一位人文主义者，他跟卡尔杜齐写颂歌颂扬的撒旦原本是一回事……啊，我的上帝，二位要能听听波洛尼亚那位教会的宿敌如何讽刺和咒骂浪漫主义者的基督教热情就好啦！讽刺和咒骂曼佐尼的圣歌！讽刺和咒骂浪漫派的阴影诗和月光诗！浪漫派被他比作“天空中苍白的月亮”！我的天，那真是个巨大的享受啊！此外，他们应该听听卡尔杜齐怎么分析但丁——他尊但丁为大城市的公民，说他反对禁欲和否定现世，捍卫变革和改善世界的力量。须知他以“女性的高贵与善良”称颂的并不是那位彼特莉切的病弱、神秘的影子，而是他的妻子就叫这个名字；在诗里，她体现了现世的认识原则，生活的实践原则……

汉斯·卡斯托普还听他这样那样地谈论但丁，而且据说全都有最可靠的来源。可是年轻人并不完全相信，因为塞特姆布里尼太喜欢吹牛；不过他认为但丁是位觉醒的大城市公民的说法，倒值得一听。接着，他继续倾听塞特姆布里尼谈他自己，宣称在他这位孙子罗多维柯身上，集中地继承了两位先辈的思想精神倾向，即他祖父的共和思想和他父亲的人文主义思想，因此成为了一位文学家，一位自由主义作家。须知文学不是别的什么，正是人文主义与政治的结合；这一结合必不可免，势在必行，特别因为人文主义即是政治，政治即是人文主义，二者不可分割……这时汉斯·卡斯托普听得特别留神，努力想理解得更透彻；他希望借以认清啤酒酿造商马格努斯的不学无术，明白文学何以只是“美丽的性格”。塞特姆布里尼问表兄弟俩听没听说过布鲁涅托——布鲁涅托·拉蒂尼，1250 年前后做过佛罗伦萨市的书记官，曾撰写过一本论德行与罪孽的著作？这位大师第一个使佛罗伦萨人变得文雅起来，教会了他们言语，教会了他们按政治原理治国的艺术。“你们这下该明白了，先生们！”塞特姆布里尼提高嗓门道。“这下你们该明白了！”他随即又大谈“语言”，大谈佛罗伦萨的语言崇拜，称佛罗伦萨是语言的胜利。

因为语言是人类的荣耀，只有它，才能使生活富有人的尊严。不只人文主义乃至人道精神本身，一切人的高贵、尊严和自尊，都跟语言、跟文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你瞧见了吧，”汉斯·卡斯托普事后对表兄说，“你瞧见了吧，文学重要的就是得有漂亮的语言！这我可马上就看出来了。”——还有政治也和文学联系在一起，或者甚至可以讲：政治就产生于人道精神与文学的结合和统一之中，因为美好的言语能造就美好的行为。“两百年前，”塞特姆布里尼说，“贵国有过一位诗人，一位卓越的健谈者，他十分重视书法，认为美好的书法能导致美好的风格。我认为他还该前进一小步，再讲美好的风格能导致美好的行为。”

美好的书写差不多意味着美好的思想，离美好的行动已经相去不远。行为的文雅和道德的完善全都源于文学精神——人类尊严的精神，这种精神同时就是人道主义精神和政治精神。是的，这一切全是一回事，全是同一种力量和思想，全可以归结在一个名义之下。这个名义叫什么？喏，组成它的都是一些熟悉的音节，不过，它们的含义和庄严二位肯定从不曾如此深刻地理解过——它叫做文明！塞特姆布里尼从嘴里吐出这个词儿的同时，将小小的黄黄的右手猛地向上一扬，就像在举杯祝酒似的。

上述一切，年轻的汉斯·卡斯托普都认为值得一听，虽然不是出于义务，而是更多地为了尝试。但无论如何，他都认为值得一听；正是在这点上，他反驳了表兄的看法。当时约阿希姆口含体温表，只能含含糊糊地回答他的话，接着又忙着读刻度，往表上做记录，顾不上对塞特姆布里尼的宏论发表多少意见。汉斯·卡斯托普呢，我们说过他是诚心地听取意大利人的观点，并敞开心扉，接受它们的检验。由此，他首先明白了一个道理：一个清醒的人较之一个糊里糊涂地做梦的人，情况是多么不同，多么有利。在梦中，他曾不止一次盯着塞特姆布里尼的脸，骂人家是个“摇风琴的乞丐”，拼命想挤走他，因为他“在这儿碍事”；可是作为一个清醒的人，他就能有礼貌地、留心地听人家讲，真心诚意地排除和克服自己内心对意大利人的论述可能产生的种种反感。因为不否认，他心中确实怀有许多反感，既有在这之前遗留下来的、一直存在的，也有从眼前的情况里新产生的，还有他来山上以后那些未曾言说的切身体验所造成的。

人是什么，他的良心怎么如此容易欺骗自己！他怎么能从克尽职责的呼声中，听出放纵感情的许诺！出于责任感，也为了公平合理，保持平衡，汉斯·卡斯托普认真地倾听塞特姆布里尼先生谈话，善意地思考他的关于理性、共和国和美好的风格的高谈阔论，准备着从中接受影响。

唯其如此，在这之后他就认为更可以在另一个相反的方向上自由弛骋自己的思想和幻想。——是的，要是我们将全部的怀疑或者观察所得到和盘托出，那么，他之倾听塞特姆布里尼先生说到底只为一个目的，就是从自己的良心获得它本来不愿给予他的自由行动的特许。可是，汉斯·卡斯托普自认为又可以自由思想和行动的另一个方面，一个与爱国主义、人类尊严和文学相对立的方面，它又是以什么或什么人为体现的呢？那就是……克拉芙迪娅·舒夏特——懒散拖沓，体内烂了许多蜂窝眼儿，长着一双吉尔吉斯人的眼睛。汉斯·卡斯托普一想起她——“想起”这个词儿用于说明他内心对她的向往之情，显得太拘谨了——就仿佛又坐在霍尔施泰因湖上的那只小船上，正使迷茫恍惚的眼睛离开西边湖岸上明晰的白昼，回过头去眺望东边天空中雾气朦胧的月夜。

体 温 表

汉斯·卡斯托普在山上的每一周都是从星期二到星期二计算，因为他抵达的那一天恰好是星期二。从他在管理处结清第二周的账起，已过去了好几天——每周费用约一百六十法郎。依他的判断是公道而便宜。

即使不计那些无法用钱购买的享受——正因为无法购买，所以才不计吧——以及另外某些本可以计算却不愿意计入的服务项目，例如两周一次的音乐会和克洛可夫斯基博士的报告什么的，而只算日常招待、住宿、舒适的设备和一日五餐丰盛有余的饮食，也是如此。

“与其讲贵，不如说便宜，你不能抱怨在这儿人家要你付的钱太多。”做客的表弟对常住的表兄说，“一个月的住宿和伙食你才需要六百五十法郎，连治疗费也包括在内了。好，就算是你每月还付三十法郎小费——要是你慷慨大方，希望人家对你笑脸相迎的话——那加起来也只有六百八十法郎。好，你会说还有各种零星费用，要付饮料费、理发费、雪茄费，如果你愿意，还可以出去游览和乘车兜风，还可以在鞋铺和裁缝铺花些钱。好的，全包括在内，可你再怎么穷花，也花不了一千法郎！

甚至花不了八百法郎！也就是说一年充其量不过一千马克。绝对不会再多。靠这些你就可以生活了。”

“心算的本领值得称赞。”约阿希姆回答，“我完全不知道你有这么灵敏。你一下子算出一年的费用，我觉得挺不简单，证明你在山上确实学到了点东西。而且，你算得还太多。我一不抽雪茄，二不希望在这儿做什么衣服，对不起！”

“这么说来甚至还算多啦。”汉斯·卡斯托普有些心神恍惚地应着。

怎么搞的，他竟把抽雪茄和做新衣服考虑到了表兄的账上！至于敏捷的心算本领嘛，纯粹不过是个假象，对他实际的天赋起到了掩盖作用。正如对所有事情，他对计算也是迟钝而缺少热情的，这次迅速地归纳结算并非即席表演，乃是准备的结果，而且作的是笔头准备。原来，有一天晚上在静卧的时候——他现在晚上也到外边静卧了，因为大家都这样做——他突然心血来潮，特意从他那呱呱叫的躺椅上站起来，回房去取来了纸和铅笔，开始计算。他算出的结果是，他的表兄或者更确切地说每一位疗养客，在山上一年的花销统统加在一起为一万二千法郎，而且，他还闹着玩儿似的在心里对自己说，他自己作为一个每年可望有一万八九千法郎利息收入的人，经济上完全可以在山上这么过下去而绰绰有余。

刚才说了，汉斯·卡斯托普在三天前结清了自己第二周的账，得到了收据和一声“谢谢”。这意味着，他在山上逗留的第三周也是计划中的最后一周已经过去一半。在眼前的那个星期天，他将再欣赏那每十四天举行一次的疗养音乐会；在下星期一，他将再听听克洛可夫斯基博士同样是每两周作一次的报告——他对自己说，也对表兄说。到了星期二或者星期三，他就该动身离开了，重新丢下约阿希姆一个人。可怜的约阿希姆，谁知道拉达曼提斯还会判他多少个月呢？一谈起表弟即将到来的行期，他那双黑色的眼睛每次都显得凄楚而阴郁。是啊，伟大的主，那假期的时光现已在何处！流走了，飞走了，匆匆地消失了——简直说不清楚是怎样稍纵即逝。毕竟曾有二十一天给他们一块儿度过，开始时那简直是很难望到头的长长一大串。可现在一下子只剩下微不足道的三四天，只剩下一点点不起眼的残余，虽然有两项与平日不同的安排使它们增加一些分量，但毕竟已充满着离情别绪。三个星期在这山上简直等于零——他们一开始不就这么告诉他嘛。这里最小的时间单位是月份，塞特姆布里尼也说过；他汉斯·卡斯托普逗留的时间既然小于这个单位，那他就可以说完全没在山上呆过，或者只是宫廷顾问贝伦斯所谓的来去匆匆。是不是生命的燃烧在这儿整个都加快了呢，时间竟翻掌即逝？仓促的生活对约阿希姆倒也是一种安慰，因为他考虑到眼前还要呆五个月，倘若到那时他能痊愈的话。不过，在这三个星期里，他们俩都比平常更留心时间，就正如在量体温的时候，那规定的七分钟也变得很长一样……在约阿希姆眼里明显地流露出即将失去亲近伙伴的悲哀，使汉斯·卡斯托普打心眼儿里同情他。——事实上，他对表兄感到尤为强烈的同情，当他想到这可怜人将孤零零在这里呆下去，他自己却要重新生活在平原上，并且开始从事联系各民族的交通技术事业。那是一种在某些瞬间令他胸部感到灼痛的热烈的同情，简单地讲，他有时甚至认真怀疑起来，他是不是真能狠下心将约阿希姆单独扔在山上。也就是说，他自己常常因为同情表兄而十分难过；这大概就是为什么他主动地提到要走的次数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倒是约阿希姆不时地将话头引到这上面；而汉斯·卡斯托普，我们说过，看来由于天生的敏感知礼，却直至最后一刻也不肯那样做。

“喏，至少让我们希望你在山上得到了休息，在下山去时精神抖擞。”约阿希姆说。

“是的，我会向所有的人问好，”汉斯·卡斯托普回答，“并且告诉大家，你最多再过五个月也会回来。休息吗？你是问我在这些日子里有没有得到休息吗？我想我得到了休息。即使时间这么短，到头来必定还是会得到一定休息的。无论怎么讲，在山上我获得了许多极为新鲜的印象，从任何方面看都是新鲜的，很能启发思想，但同时也使精神和身体都感觉吃力。我不觉得已经消化了它们，已经适应了这儿的环境气候；可适应大概又是得到休息的前提条件。感谢上帝，‘玛利亚·曼齐尼’又恢复了本来面目，最近几天我重新抽出了真正的味道。可时不时地，我用过的手巾上还沾着血，加上那该死的脸孔发烧和无缘无故的心悸，这些毛病看来我到最后也别想再甩掉喽。不，不，我谈不上适应了气候和环境；时间这么短，又怎么能谈。要想适应环境，消化新鲜印象，需要更长时间；这之后才能开始休养，才能开始增加蛋白质。可惜。我说‘可惜’，因为一开始没准备住更长时间，犯了一个大错误。——时间本来有的是嘛。现在我的心情仿佛是回家以后为消除这休养的疲劳，首先得再休息三个星期，睡三个星期；有时候，我觉得自己真给累垮了。

而且，现在又加上这个可恶的黏膜炎……”

确实，汉斯·卡斯托普看来很像要带着严重的伤风回到平原上去。

他感冒了，很可能是在静卧的时候，而且估计是在晚上。差不多一周来，尽管天气潮湿阴冷，他都参加了晚间的静卧。在他走之前，气候看样子不会再变好。人家告诉他，这样的天气也不能认为就坏；对于山上的人来说，压根儿不存在坏天气这个说法。人们不怕任何天气，对气候几乎漠不关心。以年轻人灵活好学和乐于适应新环境的思想、习俗和脾气，汉斯·卡斯托普也开始养成这种满不在乎的习惯。即便空气像从水壶里头斟出来的，你也不该觉得它因此有点儿潮湿。实际上也可能不潮湿，因为他的脸跟往常一样仍在发烧，就像呆在一间暖气热过了头的房间里或者酒喝多了一样。至于说到冷嘛，那倒确实冷得够厉害的；不过躲进房间里去也并不明智。因为没有下雪，所以便没生暖气，坐在房间里绝不比穿上冬大衣，用两条厚毛毯将自己结结实实地裹起来躺在阳台上来得舒服。恰恰相反，在外边静卧舒服得不知多少倍；甚至可以断定，这是汉斯·卡斯托普记忆中尝试过的最舒适宜人的生活方式。——他对自己的这一判断坚信不移，尽管有那么一位作家和烧炭党人曾经不怀好意，称之为“水平的”生活方式。尤其是晚上的静卧他更感觉惬意：他把自己暖暖地包裹在毛毯里。身旁的小桌上亮着盏小灯，嘴里含着重新对了口味的雪茄，身体尽量享受着这儿的躺椅所具有的那些很难说清楚的优点，自然是鼻尖冰凉，捧着书——仍旧是那本《远洋船舶》——双手也僵硬、发红。透过阳台外墙的拱形圆洞，可以眺望夜幕笼罩的山谷，只见这儿灯光稀疏，那儿却似繁星密集，景象煞是迷人。几乎每天晚上，至少也长达一小时，从谷底里总有音乐传来，那么隐隐约约的，多半是悦耳而熟悉的曲调：一些歌剧的片段，诸如《卡门》、《行吟诗人》或者《自由射手》的选曲，还有流畅动人的华尔兹，还有听得他脑袋也随着节拍摇来摆去的进行曲，还有愉快活泼的玛祖卡舞曲。玛祖卡？那个手上戴着小红宝石戒指的姑娘的名字叫玛露霞，音有些相似。紧挨着的阳台上，在乳白色玻璃隔墙后边，躺着约阿希姆——汉斯·卡斯托普不时地和他低声谈两句话，生怕打扰其他平躺着的人。约阿希姆在自己的阳台上感觉与表弟一样，虽然他缺少音乐细胞，不能像表弟那样欣赏音乐演奏。真是非常可惜，他这会儿大概在念他的俄语语法吧。汉斯·卡斯托普却将《远洋船舶》放在毛毯上，诚心诚意地聆听着音乐，愉快地透视着乐曲明畅而深邃的结构，对每一富有个性和情绪的作品都感到由衷的喜悦，同时想起塞特姆布里尼对音乐发表的那些议论来，心中只能是充满了敌意。那些议论非常恶劣，诸如说什么音乐在政治上是可疑的等等，其性质事实上并不比他祖父乔西普关于七月革命和创世纪的六天的说法好多少……

我们说过约阿希姆不会欣赏音乐，还有抽烟的乐趣他也不曾享受过。但尽管如此，他仍然舒舒服服地躺在自己的阳台上，舒舒服服而又笃笃定定。又一天过去了，一切都过去了，可以放心，今天不会再出任何事情，不会再发生任何震撼心灵的事，不会让心脏肌肉组织再承受额外的负担，同时也可以放心的是，明天一切仍会一个样，又将从头开始；环境和条件的狭小、优裕及有条不紊决定了只能这样。这双重的放心和笃定惬意极啦，它与那美妙的音乐和可口的雪茄加在一起，将晚间的静卧变成了汉斯·卡斯托普真正幸福的生活方式。

然而，这一切都没能防止一件事：娇生惯养的新来者和客人在静卧时认认真真地感冒了——或者在其他可能的时候。总之，已出现严重伤风咳嗽的征兆，额头里昏而且闷，扁桃腺痛，空气已不能自如地流进气管，而是呼吸艰难；冷空气一刺激喉头，便连连咳嗽不止，嗓音一夜之间就变得沉浊了，活像个酗酒烧坏了嗓子的男低音歌手。据汉斯·卡斯托普自述，正是在这一夜，他完全未能合眼，因为喉咙又干又涩，他不得不一次次地从床上爬起来。

“真糟糕，”约阿希姆说，“简直叫人一筹莫展。感冒，你得知道，在这儿可不适用；人家不承认感冒，说空气这么干燥，理论上不存在患感冒的可能；哪个病人要敢于去报告自己感冒了，就休想在贝伦斯那儿讨到便宜。只不过你的情况不一样，你毕竟有这个权利。然而，最好的办法还是割掉扁桃体，平原上可以做一些手术，只是在这儿——我怀疑他们对此有足够的兴趣。在这儿还是别生病的好，病了没谁来管你。这是一个古老的教训，你在最后一刻总算知道了。我刚来时有位太太，她蒙住耳朵嚷痛已经整整一星期，终于，贝伦斯来瞧了。‘您大可放心，’他说，‘患的不是淋巴结核。’如此这般，事情就算了结。好，我们现在得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明天一早等浴室管理员上我这儿来，我就向他说。这是规定的程序，他会继续往上报告，最后也许会对你采取点医疗措施。”

约阿希姆如是说，而规定的程序也果然灵。星期五早上，汉斯·卡斯托普刚刚外出活动归来，就有谁来敲他的门了。这给了他一个机会，使他能直接认识米伦冬克小姐，或者如大家所称呼的“护士长太太。”

——在此之前，他只能远远地见到这位显然的大忙人，看见她总是从这间房间跨出来，横过走廊，又马上走进对面房间，要不就看见她身影在餐厅中匆匆闪现，听到她那尖厉的嗓音。喏，这会儿她来看他本人了；受到他的感冒的召唤，她现在正以坚硬的手指节在他门上扣击出响亮短促的声音，腿随即便跨了进来，几乎没等到汉斯·卡斯托普说“请进”，已经站在门框中，却又将身子扭回去，想再确定一下房间号数。

“三十四号，”她敞开嗓门喊，“没错儿。乖乖，我听说您着凉了，我听说您着凉了我听说您着凉了，我听说，您感冒了？我怎么和您讲才好呢？用德语，我已经看出来啦。噢，齐姆逊先生的客人，我已经看出来我得上手术室去。那儿有个人吃了青豆沙拉，需要灌肠。只要我什么地方没留意……而您，小伙子，您想说在我们这里患了感冒吗？”

她这种老贵族夫人式的说话方式，令汉斯·卡斯托普瞠目结舌。她上句没完，下句就来了，同时像在嗅什么似的高高抬着鼻子，脑袋不安地转来转去，活像一头关在笼子里的猛兽，一边还伸出长满雀斑的右手来轻轻握成拳头，向上翘着拇指，在腕关节处急速弹动，好似在说：“快，快，快！您不要听我在讲什么，而是该您自己讲，让我走吧！”她四十岁光景，瘦瘦小小，没有任何曲线，穿着一件束腰带的护士白褂子，胸前印着个红十字。从她的护士头巾下，露出稀稀疏疏的淡红色头发，淡蓝色的发炎的双眼里目光游移不定，一只眼睛的眼皮上还多余地长着一颗长长的疣子，鼻孔上翻，嘴像青蛙，加之下嘴唇又歪又长，说起话来就跟挥舞铁铲无二。汉斯·卡斯托普打量着她，把自己天生待人和蔼真诚与耐心谦逊的性情充分表现了出来。

“怎么个感冒法，嗯？”护士长又问，同时想拿眼睛盯紧他，但没有成功，因为她的目光又游移开了。“咱们可不喜欢这样的感冒。您经常患感冒吗？您的表兄过去同样经常患感冒吗？您究竟多大啦？二十四？这个年龄可是有问题。您说您上山来，接着就感冒啦？我们这儿不允许谈‘感冒’，尊敬的小伙子，只有山下才有这样的胡说八道。”——“胡说八道”几个字从她那下嘴唇像铁铲般翻动的口中吐出来，听着既叫人恶心又叫人惊诧。——“您的呼吸道上有个漂亮极了的炎块，这个我承认，从您眼睛上立刻就可以看出来……”说时她又作出异常的努力，想使目光直盯着年轻人的眼睛，结果仍不十分成功。——“可炎症不是因为感冒，而是因为受了感染，而人是很容易感染的。现在的问题在于，是良性的感染呢还是恶性的感染，其他通通是胡说八道。”——又一个令人寒栗的“胡说八道！”——“是的，有可能您比较容易接受良性的感染。”边说边将她那长长的疣子伸过来盯着他；他不知这样她怎么能看见。“这儿给您一包不会有副作用的杀菌片，可能对您有好处。”说着，她从挂在腰带上的黑皮包中掏出个小纸袋来放在桌子上。那是一包润喉片。“还有，您看上去挺激动，好像在发烧。”她一再地企图盯着他的脸，可目光总是斜到了旁边。“您量过体温吗？”

他回答没有。

“为什么不量？”她问，让那斜伸着的下嘴唇停留在空中，像是等着……

他闷声不响。好心的汉斯·卡斯托普到底还年轻，还改不掉那个从座位上站起来答不上问题就默不作声的学童的闷脾气。

“这么说您从来没量过体温？”

“不，量过，护士长太太。当我发烧的时候。”

“小伙子，量体温首先是为了知道是不是发烧。现在，您认为您不发烧吗？”

“我不清楚，护士长太太；我自己不能肯定。自从上山以后，我就有点时冷时热。”

“这样！那您的体温表呢？”

“我没带体温表，护士长太太。带它干什么，我只是上这儿看表兄，又没有病。”

“胡说八道！您把我叫来，就因为您没有病吗？”

“不是的，”他有礼貌地笑了笑，“而是因为我有点儿——”

“——感冒了！这样的感冒我们经常领教。在这儿！”说着，她又从腰间的皮包里掏出两支长长的小皮套来，一黑一红，全摆在桌子上。

“这支三法郎，这支五法郎。自然您最好选五法郎的。只要您使用得当，对延年益寿会有些好处。”

汉斯·卡斯托普笑嘻嘻地拿起红皮套，打开来。在红绒衬里不大不小的凹槽中，扎扎实实地躺着一根玻璃管，那讲究劲儿不亚于装着一颗宝石。玻璃管上的刻度线除去逢十为黑色外，其余全涂成了红色。数目字也是红色的。在下边较小的一端，装着镜子般发亮的水银。眼下水银柱很低，大大低于动物的正常体温。

汉斯·卡斯托普知道怎样才不丢面子。

“我要这支，”他说，对另外那支不屑一顾，“这支五法郎的。请允许我马上给您……”

“没问题！”护士尖声怪叫，“只是重要的东西该买就买！别着急，会记到账上。拿过来，让我把它弄得低低的，弄到低得不能再低——这么样。”她从他手里接过温度表，在空中不断地甩，使水银柱渐渐下沉，直沉到三十五度以下。“会升起来的，会升起来的，这麦库琉斯！”她说。

“这儿，把您的宝贝儿拿去！您大概已经知道，在我们院里怎么个量法？

插在您高贵的舌头底下，七分钟，每日四次，并且好好用嘴唇包住。再见，小伙子！但愿结果不错！”话刚出口，人已离开房间。

汉斯·卡斯托普鞠完躬直起腰来，站在桌旁望着她身影从中消失了的房门，然后把目光投到她留下来的体温表上。“噢，这就是米伦冬克护士长。”他想，“塞特姆布里尼不喜欢她，确实也是，她有她讨厌的地方。眼皮上那颗疣子是难看，大概也并非一直就有的吧。可她干吗老叫我‘小伙子’，而且加上一个不必要的咝音？真是荒唐而又奇怪。还有，这是她卖给我的体温表，她皮包里总是装着几支。这玩艺儿山上到处都有的是，所有的商店里，甚至在那些你根本想不到会看见它的地方，约阿希姆说过。可我用不着费任何力气，它自动掉到了我的怀里。”他从皮套中取出那纤细的棍儿来，拿着它在房间里不安地踱来踱去。他的心怦怦狂跳。他调头瞅了瞅开着的阳台门，身子却朝房门转了一下，想去找约阿希姆，但中途又改变了主意，仍然站在桌边，只是清了清喉咙，看嗓音还沙哑不沙哑。随后他咳嗽起来。“是啊，我得看看是否真的发烧。”说着，他迅速将体温表塞进口中，将装水银的一端压在舌头底下，使玻璃管从嘴里斜着向上翘起；他用嘴唇包紧了它，免得冷空气进入口中。随后，他看了看手表：九点三十六分。他开始等待着那七分钟过去。

“既不要多一秒，也不要少一秒。”他想，“对我完全可以放心，高也罢，低也罢。用不着拿‘哑大姐’来替换它，就像塞特姆布里尼讲的那个奥蒂莉娅·克乃弗一样。”他一边想，一边在房里来回走着，舌头下紧紧压着体温表。

时间走得慢悠悠的，七分钟似乎没完没了。当他瞅着表上的指针，已经担心会错过准确时间的时候，发现才过去两分半钟。他做这又做那，拿起各种各样的东西来又放下去，最后在未让表兄发现的情况下轻轻走到了阳台上，去俯览山谷中的风景，看那些他已烂熟于心的形形色色的景物：那些如角尖似的山峰，那些如梳子般起伏有致的山脊以及道道峭壁。构成左前方背景的是布莱姆山，它的背面倾斜着直落进谷底，侧面盖满了茂密的高山灌木林；右边是密集的小山，它们的名字汉斯·卡斯托普同样也很熟悉；最后还有那老山岩，从这儿看去，它仿佛封住了南方的谷口。——谷中，他看见了一条条大道，看见了花园平地上的花坛、岩洞、枞树；近旁，他听见了静卧厅中传来的窃窃私语……他转身回到房中，同时调整一下嘴里体温表的位置，然后伸直手臂，使衣袖从手腕子上退开，再将下臂弯曲到面前。他磨磨蹭蹭，推推这，碰碰那，费了好大的劲儿，终于打发掉了六分钟。可这时他站在房间中间却做起梦来，任凭脑子胡思乱想，致使剩下的最后一分钟像猫儿一样，在他不知不觉中便溜掉了；等他再抬起手腕来才发现，可已经迟了点：第八分钟已过去了三分之一。没关系，他想，对结果不会有一点儿影响，同时将体温表从嘴里拔出来，低下头去久久地察看，目光显得有些迷茫。

他未能马上弄清楚结果，水银的亮光和玻璃管的反光混在一起，使他觉得水银柱一会儿很高，一会儿又根本没有了。他把体温表举到眼睛跟前，转过来又转过去，还是没看出所以然。终于，在碰巧侥幸地那么一转之后，图像变得清楚了。他保持住位置，赶忙运用起思维来。确确实实，水银膨胀了，大大地膨胀了；水银柱已经升得相当高，已经比正常的体温高出好几条小刻度：汉斯·卡斯托普的温度为三十七度六。

还在上午九点半至十点之间就三十七度六——这可太严重了，这就叫“发烧”，由于感染引起的发烧，而他本身是容易受感染的。现在的问题只是他受了怎样的感染。三十七度六——约阿希姆甚至也不比他高，院里没有任何人比他高，除非已经病入膏肓，或者奄奄一息地躺在床上。他的体温既超过了装着气胸的克勒费特小姐，也超过了……也超过了舒夏特夫人。诚然，他的情形不完全一样——他只是感冒发烧，如山下的人们常说的。可是也没办法绝对分清楚，汉斯·卡斯托普怀疑他是在感冒之后才开始发烧的。他不能不遗憾没有早一点量体温，没有一听贝伦斯的劝告就开始量。现在看来，他那个建议十分明智；塞特姆布里尼那么挖苦嘲笑他完全没有道理——这个侈谈共和国和美妙文体的塞特姆布里尼！汉斯·卡斯托普怀着对共和国和美妙文体的鄙视，一次又一次地读体温表上的结果。由于反光，他经常看不见，于是就拼命转动体温表，直到结果又显现出来：三十七度六，而且是在上午。

汉斯·卡斯托普激动得非同一般。他一圈一圈地绕室狂走，手里拿着体温表，而且力图使它保持水平，生怕直着一抖动会造成误差，接着小心翼翼地将它放在洗脸台上，拿起冬大衣和毛毯先静卧去了。他坐下来，按照所学的规矩，先侧边，后下边，以熟练的手法一条一条地将毛毯裹到身上，然后就静静地躺着，等待着第二次早餐的时间和约阿希姆的到来。他不时地莞尔一笑，仿佛面前有什么人。他不时地用力舒张肺部，接着胸脯就剧烈痉挛，忍不住咳嗽起来。

十一点，第二次早餐的钟声响过以后，约阿希姆走过来约他一块儿去餐厅，发现他仍然躺在椅子上。

“喏？”约阿希姆走到椅子跟前，惊奇地问……汉斯·卡斯托普继续沉默了一会儿，眼睛凝视着前方。过后，他才回答道：

“是啊，最新消息，我有点儿发烧。”

“什么意思？”约阿希姆问，“你是感觉在发烧吗？”

汉斯·卡斯托普又一次迟迟不答，过了好久才懒洋洋地说道：“发烧嘛我是早就感觉到了，一开始就感觉到了，亲爱的。不过，现在不是讲自己的感觉，而是讲精确的判断。我刚才量过体温了。”

“你量过体温了？用什么？”约阿希姆惊讶地问。

“自然用体温表呗，”汉斯·卡斯托普回答，口气中不无热讽冷嘲之意。“护士长卖了一支给我。她怎么老叫人‘小伙子’，我不明白；这欠准确嘛。不过，她在急急忙忙之中倒卖给我一支很好的体温表，你若想确切知道它显示的是多少度，它就在里边的洗脸台上，体温稍微高了一点点。”

约阿希姆一个向后转，马上走进盥洗间。他回到房里来时有些迟疑地说：

“是的，三十七度五五。”

“那就是说已经退下去了一丁点儿！”汉斯·卡斯托普迅速回答。

“原来是三十七度六。”

“在上午绝不能说只是稍微高了一点点。”约阿希姆指出。“真是好运气。”说着他走到表弟的躺椅旁，叉着腰，垂着头，活像真是碰上“好运气”了。“你必须躺到床上去。”

汉斯·卡斯托普已准备好了回答。

“我不明白，”他说，“干吗我三十七度六就该卧床休息，你和其他许多人温度并不见得低，却可以自由自在地跑来跑去。”

“那是另外一码事。”约阿希姆回答，“你的病不严重，没什么关系。

你只是感冒发烧。”

“这我就更不明白了。第一，”汉斯·卡斯托普回答，并且甚至将自己要讲的话分出了第一、第二来，“第一，为什么发烧不严重——就算我确实在发烧——就必须卧床休息，相反其他人却无此必要？第二，我要告诉你，感冒并没有使我比以前烧得更厉害。我坚持自己的看法：三十七度六跟三十七度六不会有两样。”他下结论道。“既然你们这么高的体温都可以跑来跑去，我也一样可以。”

“可我刚来时不得不躺了整整四个礼拜。”约阿希姆反驳说，“一直等到事实表明卧床静养降低不了体温，才允许我起床。”

汉斯·卡斯托普微微一笑。

“那又怎么样？”他问，“我想，你的情况有些不同。依我看，你的话自相矛盾。一开始你想区别我和你们，现在又将我和你混为一谈。

真是胡里胡涂……”

约阿希姆用脚后跟转过身去；当他再转回来对着表弟时，黧黑的面孔更增添了一片阴影。

“不，”他说，“我没有混为一谈，胡涂的倒是你自己。我只是认为，你感冒得够呛，从你的嗓音就可以听出来；你应该躺在床上，为了早些好，你不是下个星期就想回家去吗？可你要是不想——我是说：要是你不想卧床休息，那也就算了。我不规定你做这做那。不过，现在无论如何该去吃饭了。快，已经开始了一会儿！”

“对。走吧！”汉斯·卡斯托普应道，同时掀掉身上的毯子。

他走回房间，用刷子刷头发；与此同时，约阿希姆又一次观察躺在洗脸台上的体温表，汉斯·卡斯托普却在远远地打量着他。随后，两人默默地走下楼去，又一次坐在自己的位子上。这时候，餐厅里一如往常，到处都泛着牛奶的白光。

女侏儒为汉斯·卡斯托普送来库尔姆巴赫啤酒，他坚决拒绝了。他说今天他最好别喝啤酒，他什么都不想喝，不，非常感谢，他最多只喝一口水。这可就引起了好奇。怎么回事？太新鲜！干吗不喝啤酒？——他有点发烧，汉斯·卡斯托普不耐烦地回答。三十七度六。就高一点点。

这下大伙儿都举起食指来告诫他——情况十分异常。一个个都露出狡黠的神气，歪着脑袋，眯缝着眼，食指在耳朵旁边的空中指指点点，仿佛谁一贯装成正人君子，现在却一下子暴露出许多耐人寻味的隐私来了似的。“喏，喏，瞧瞧您，”女教师说，脸上的绒毛泛着红光，警告的语气里包含笑意，“精彩的还在后头哩，等着吧，等着吧，等着吧。”——“哎呀呀，”施托尔太太也感叹不已，把她那又短又粗的红通通的食指举到鼻子旁边，表示威胁，“真有两下子，客人先生。我看您差不离——您就该是这个样子，玩笑大王！”——连坐在上首的老姑婆听了他的情况，也狡狯地半打趣他，半告诫他。美丽的玛露霞一向不把他放在眼里，这时却探过身子来，一双褐色的眼睛睁得圆溜溜地瞪着他，用散发着桔子香味的手绢捂着嘴，说着恐吓他的话。施托尔太太给布鲁门科尔博士讲了情况，甚至他也忍不住伙着大家一块儿指指点点，只是没有正眼瞧汉斯·卡斯托普罢了。唯有罗宾逊小姐显得漠不关心、旁若无人的样子，像她一贯那样。约阿希姆低垂着眼睑，表情严肃。

一下子受到这么多人挑逗，汉斯·卡斯托普受宠若惊，感到必须解释解释，谦虚谦虚。“不，不，”他说，“诸位想错了，我的情况毫无问题，我只是感冒了。你们瞧：我的眼睛老是流泪，胸口憋闷，一咳就咳半夜，很不舒服……”众人根本不理会他的解释，哄堂大笑，挥动拳头制止他往下讲，高声呼喊：“对，对，对，撒谎，扯淡，感冒发烧，我们明白，我们明白！”然后又异口同声地要求汉斯·卡斯托普马上去登记体检。大家都为听到他发烧的消息而异常兴奋，在早餐的整个过程里，七张餐桌中就数他们这张最热闹。特别是施托尔太太，一张埋在花边绉领中的蠢脸涨得通红，面部肌肉一阵阵跳动，话多得就好像开了闸门的洪水，尽情地谈着咳嗽带给人的快感——是的，当胸脯底儿上痒痒得越来越厉害，你就狠狠憋住气猛地震动它一下，以便消除身体内部的刺激，那滋味绝对很惬意，很值得享受：这跟打喷嚏差不多，是生活中一大乐事。当你很想打喷嚏了，想得忍都忍不住了，你就干脆痛痛快快来它几次爆炸式的呼气与吸气，让自己沉醉在轻松的快感中，幸福得将世界上的一切通通忘记。有时候你还可以接连着来它两三次。这都是生活中不花钱的享受。再举个例子就是春天搔冻疮，那搔痒的滋味儿也美极了——要那么一个心眼儿地狠狠搔，死劲儿抓，直抓得流出血来。这个时候若是碰巧有面镜子在面前，你就会瞅见魔鬼长的像啥模样。

粗鄙的施托尔太太讲得绘声绘色，让人身上起鸡皮疙瘩，直讲到时间不长然而也很丰盛的早餐结束才住了嘴。随后，表兄弟俩又出去散第二次步，方向是山下的达沃斯坪。一路上，约阿希姆陷入了沉思，汉斯·卡斯托普则为感冒而唉声叹气，不时地还咳嗽几下。归途中，约阿希姆开了口：

“我给你个建议。今儿个是礼拜五——明天午饭后进行每月规定的体检。不是全面的检查，只是贝伦斯在我身上敲一敲，克洛可夫斯基作点记录。你不妨也一块儿去，请他顺便为你听一听。如果我回到家才请海德金特来给你看，那不挺可笑吗？守着这院里有两位专家，你却东跑西跑，不清楚自己身体究竟怎么样，病根儿有多深，是否躺下休息更好些。”

“好的，”汉斯·卡斯托普回答，“依你的意见办。当然我可以这么做。再说能参加一次检查，对我也挺有趣。”

就这样，两人取得了一致意见。他们走到疗养院门前，碰巧遇见宫廷顾问贝伦斯本人，于是停下来，抓住有利时机，提出了自己的请求。

其时贝伦斯刚跨出院门。只见他高挑的身材，脖子瘦长，后脑勺上戴顶硬挺挺的礼帽，嘴里咬着雪茄，一张脸孔铁青，两眼泪水汪汪的；他解释说，他刚在手术室中干完了工作，眼下正准备办点儿私事，到山下去看几个朋友。

“先生们好！”他说，“还在压马路？在这大世界里敢情挺不错？我刚进行了一次决斗，用刀和截骨头的锯子——大手术，您知道，摘除肋骨。从前动这种手术的人百分之五十下不来手术台。现在我们取得了更好的结果，不过有时候还是造成死亡，不得不提前收拾家伙。嘿，今天这位倒挺懂事，整个手术过程中都直直地躺着一动不动……绝了，竟有这样的胸腔，简直不像样。软组织已经撑持不住，您知道，所谓一塌糊涂。哦，您怎么样？贵恙如何？两个人一起肯定更快活吧，您说，齐姆逊，您这个机灵鬼？可您为什么泪汪汪的，旅行家？”他突然把话锋对准汉斯·卡斯托普。“要知道，这儿不允许当众哭鼻子。违反院规。不然谁都会来一下。”

“我是感冒了，宫廷顾问先生。”汉斯·卡斯托普回答，“我不知道怎么可能感冒，可扁桃体发炎得厉害。我还咳嗽，胸口上就像压着重重的东西。”

“是这样吗？”贝伦斯说，“那就该找位在行的大夫来给您瞧瞧。”

哥儿俩一齐笑起来；齐姆逊立正站好，答道：“我们正准备这样，宫廷顾问先生。我明天不是要检查身体吗？所以我们想问问，可否劳驾您顺便也替我表弟检查一下。我们想弄清楚的是他星期二能不能动身。”

“噢，唔！”贝伦斯应道，“噢，唔，这个嘛！我们很乐意！我们早就应该。他既然住在院里，总该顺便检查一下。不过我们自然也不便勉强。这样吧，明天两点，您一吃完午饭就来！”

“也就是说我有点儿发烧。”汉斯·卡斯托普解释。

“您说什么！”贝伦斯惊呼，“您大概想给我报告新闻吧？您以为我脑袋上没长眼睛是不是？”说着，他伸出粗大的手指头，指了指他那双充血的、发青的、泪水汪汪的眼睛。“那么到底多少度？”

汉斯·卡斯托普礼貌地报了数字。

“上午？唔，不坏。对一开始来说甚至挺够意思。喏，说定了，明天两点二位一起来，对此我深感荣幸。祝二位多多吸取营养。”说完，贝伦斯便膝头弯弯地像划桨似的摇摆着双臂，顺着倾斜的山路往下走，身后飘起一片雪茄的烟雾。

“喏，按你的意思讲了。”汉斯·卡斯托普说，“真叫再凑巧不过，我这就算是登记了。不过，他充其量也只能给我开点甘草露或止咳茶什么的，除此帮不了多少忙。当然喽，像我这种情况能听听医生的劝告，毕竟要放心些。可他为什么讲话老是那么随便！”汉斯·卡斯托普道，“他开始时跟我开开玩笑倒可以，但总是这样我就不高兴。‘祝二位多多吸取营养！’这叫什么话！他完全可以说：‘祝二位好口福！’因为‘口福’是个文雅字眼儿，像‘用餐’一样，而与‘祝愿’搭配起来也挺好。

‘吸取营养’呢，是个纯粹的生理学术语，再配搭上‘祝愿’，就像是在挖苦人。还有，我也看不惯他抽雪茄那德性，它有点叫我觉得害怕，因为我知道他抽不出滋味儿来，越抽心情反倒越抑郁。塞特姆布里尼说，他那高兴劲儿是硬装出来的。塞特姆布里尼是位批评家，善于知人论事，你不得承认。他劝我要多动脑筋，不可事事随人意，他讲得完全正确。

可有时候他一开始批评这，指责那，带着应有的义愤，讲着讲着却插进来一些完全不同的东西，跟他的批判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这一下道义的严肃性就完啦，像他的什么共和国呀，美妙的文体呀，只能令人大倒胃口……”

他含糊不清地喃喃着，好像自己也不知道在说些什么。约阿希姆同样只是从旁边瞅着表弟，道了一声再见，就各自回到房间，走上阳台去了。

“多少度？”约阿希姆过了一会儿压低嗓门问，虽然他并未看见汉斯·卡斯托普又拿起了体温表……汉斯·卡斯托普以漫不经心的口气回答：

“老样子。”

真的，他一进房间就又将今天早上买到的那个精巧玩艺儿从洗脸台上拿起来，竖着抖了几下，使已经完成任务的三十七度六消失掉，然后完全像个老资格似的把这玻璃雪茄往嘴里一含，就上阳台静卧去了。可是，尽管他把体温表压在舌头底下整整八分钟，却仍然大失所望，水银柱并未继续膨胀，还是只有三十七度六——这也算发烧，虽然不比早上烧得厉害些。午饭后，那熠熠生辉的小柱子升到了三十七度七；晚上，病人经历了一天的紧张兴奋已经很累，它却保持在三十七度五上；第二天早上竟然只有三十七度，但接近中午时又恢复到了前一天的高度。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午餐的时间到了，而午餐一结束就该去赴那个约会。

汉斯·卡斯托普事后想起，那天午餐时舒夏特夫人穿着一件纽扣很大、口袋卷了边的金黄色羊毛衫。这是件新衣服，或者至少在汉斯·卡斯托普眼里是新的。只见她照旧姗姗来迟，进门后又以汉斯·卡斯托普熟悉的姿态冲着大厅亮了亮相。然后，跟每天五次一样，她款步走到自己桌前，动作柔和地落了座，开始边吃边聊起来。汉斯·卡斯托普一如既往，但却以更大的注意力观察着她讲话时脑袋的动静，重新发现她拱着后颈，伛着腰背，一副懒洋洋的神气。汉斯·卡斯托普必须从坐在中间横着那张桌子上的塞特姆布里尼背后望过去，才能看清“好样儿的俄国人席”。舒夏特夫人呢，在整个午餐时间里一次也没转过脸来。然而用完饭后甜食，当餐厅窄头在“差劲儿的俄国人席”附近那只由链条挂着摆捶的大钟敲响两点的一刹那，想不到却出现了一个情况，令汉斯·卡斯托普心里奇妙地震动起来：正当时钟敲响两点时—一，二——那富有魅力的女人将头连上半身慢慢地转了过来，目光越过肩膀，清清楚楚地、毫不含糊地望着汉斯·卡斯托普的一桌——哦不，不是整个儿地望着他这一桌，而是毫无疑义地、紧紧地盯着他个人，紧闭的嘴唇周围和细眯眯的普希毕斯拉夫式的眼睛里都带着笑意，好像想说：“喏，是时候了。

你该去了吧？”——当她以双目讲话的时候，她是亲切地称他为“你”

的，尽管她的嘴连“您”也不曾对他说过——这段小插曲使汉斯·卡斯托普内心深处既迷惘又骇异，等神志稍微清醒一点儿，他便抬起眼来，望着舒夏特夫人的脸，然后又越过她的额头和发髻，凝视着远方。难道她了解他预约好两点钟去体验吗？看样子就是了解。但是不了解的可能性也几乎同样存在；何况刚才，就在刚刚过去的那一分钟，他还问过自己是否应该让约阿希姆去转告宫廷顾问，说他的感冒已经好些了，他觉得检查已成为多余。这样一个想法的种种优点，经那含笑的询问目光一瞥，自然就迅速萎靡下去，只剩下一点儿可厌的无聊况味。紧接着，约阿希姆已将卷好的餐巾放在桌子上，冲他扬了扬眉头，一边向同桌的人鞠躬告退，一边离开了座位——汉斯·卡斯托普跟着表兄往餐厅外走，尽管脚步沉稳，内心却七颠八倒。他仿佛觉得，那目光、那微笑都仍然压迫着他。

打昨天上午起，哥儿俩就没再谈过今天打算做的事，今天他们仍然默默地走着，心照不宣。约阿希姆脚步匆匆；约定的时刻已经过了，宫廷顾问贝伦斯又一向守时。出了餐厅，顺着同是在底层的走廊前行，经过管理处，走下铺着打了蜡的软木地板的干干净净的楼梯，他们终于来到“地下室”中。正对着楼梯有一道房门，门上的瓷牌告诉人这就是诊疗室；约阿希姆在门上敲了敲。

“进来！”贝伦斯高声答应，他将第一个字念得特别重。他站在屋子中间，身穿白大褂，右手拿着黑色的听诊器在自己的脚上不断地敲打。

“抓紧！抓紧！”他说，同时把一双泪水汪汪的眼睛转过去对着墙上的挂钟。“先生们，请快一点！我们要伺候的不仅只你们两位贵人。”

在窗前的双面写字台的一侧，坐着克洛可夫斯基博士，在黑色丝光纺的衬衫映衬下脸色更加苍白。他胳膊肘支在桌面上，一只手握着笔，一只手捋着胡子，面前放着些显然是病历的纸张，表情木然地望着进屋来的表兄弟，整个神气跟一个只能在这儿当下手的角色十分协调。

“喂，给我病历！”宫廷顾问回答约阿希姆表示歉意的就是这句话。

他接过病历去很快地浏览，病人已开始赶紧脱去上身的衣服，挂在门边的衣架上。对汉斯·卡斯托普没有任何人理睬。他这么站着旁观了一会儿，便自动在一把扶手上有装饰的老式圈椅中坐下来。圈椅靠着张小几，几上蹲着个磨光玻璃大肚瓶。墙边上立着些书柜，柜子里藏着些书脊宽宽的医学典籍和成捆的病历。除去这些家具，房里就只有一张铺着白色蜡布的长榻，高矮可用摇柄调节，枕头上盖着一张纸巾。

“点七，点九，点八，”贝伦斯一边翻约阿希姆每日五次忠实记录体温测量结果的表册，一边念念有词。“仍然有点儿烧，亲爱的齐姆逊，我不能说您最近健康些了。”——“最近”的意思乃是四个星期——“病毒还在，还在，还在，”他说，“当然了，也不是从今儿个到明天就好得了的，除非我们会巫术。”

约阿希姆点点头，耸耸赤裸的肩膀；他本来可以顶贝伦斯一句：他可不是昨天才到这山上来的呀。

“右肺门下边，那敲着特别响的地方，还一抽一抽地痛得厉害吗？

好些了？喏，请过来！让我们给您好好儿敲一敲。”这样，便开始了叩诊。

宫廷顾问贝伦斯叉开腿，身子往后仰，听诊器夹在胳臂底下。他首先敲约阿希姆右肩最上边，敲时用腕关节发力，拿右手粗壮的中指当锤子，以左手为支撑。接着，他敲到了肩胛骨下边，敲到了脊背的中部和下部；随后，约阿希姆配合默契地抬起胳臂来，以便他也敲敲胳肢窝底下。接着，再到左边整个重复一遍，完事后便一声命令“转！”又开始敲起胸前来。宫廷顾问从紧连脖子的锁骨敲起，从胸部上边敲到胸部下边，先在右边敲，后在左边敲。等到着着实实敲够了，他才换成听，耳朵贴着送音嘴，听筒摁在约阿希姆胸脯上、脊背上，摁在所有刚才他敲打过的地方。约阿希姆则不得不一会儿深呼吸，一会儿干咳几声，看起来很使他感觉吃力，只见他上气不接下气的样子，眼里已噙着泪水。与此同时，宫廷顾问贝伦斯却以简短有力的词语，把听见的一切通报给写字台对面的助手，那光景让卡斯托普不由得想起了裁缝铺；在裁缝铺里，衣着合身的师傅为顾客量体裁衣，也是遵循传统的程序，把皮尺围在人家的身体上，贴在人家胳膊腿儿上，这儿那儿地比来量去，把量得的数字口授给低头坐在旁边的助手记下来。“短，更短。”宫廷顾问口授道。

“小泡状，”他说，接着又重复一次，“小泡状。”——这不错，显然。

——“不清晰，”他拉长了面孔，“很不清晰。嘈音。”克洛可夫斯基博士也像裁缝铺的伙计似的，将一切全记下来。

汉斯·卡斯托普歪着脑袋，从旁边观察着体检的全过程，眼睛盯住约阿希姆的上身，渐渐陷入了沉思。他看见约阿希姆的肋骨——谢天谢地，他还有肋骨——深呼吸时在紧绷绷的皮肤下高高鼓起来，相形之下肚腹就瘪了下去。约阿希姆的上身跟一般小伙子似的显得瘦长，呈黄褐色，胸膛和腋下长着黑毛，胳膊粗壮有力，一只手腕上戴着根金链子。

这是一双体操运动员的胳臂，汉斯·卡斯托普想；他一直都喜欢做体操，而我却不当那是回事儿，这爱好跟他想服役有关。他一直很注意身体健康，比我注意得多，或者至少是以不同的方式。因为我一直是个老百姓，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洗热水澡，吃可口的饭菜，饮美酒佳酿；他呢，却注重培养自己男子汉的品格和能耐。现在可好，他的身体以另外的方式呈现在眼前，独自大出风头，就因为病了。它发着低烧，病灶依然存在，不能恢复健壮，不管可怜的约阿希姆多么渴望回到平原上去当一名军人。瞧，他已完全发育成了个书里描写的男子汉，简直跟美景宫中的阿波罗塑像没什么两样。可是他体内有病，体外也因为有病而发烧发热；病使人的身体更受重视，把人完全变成了仅仅只是身体……他想到这儿不觉一惊，迅速将审视的目光从约阿希姆赤裸的上身抬起来，移向他的眼睛——他那双又大又黑又柔和的眼睛，只见它们由于使劲儿呼吸和咳嗽而泪水盈眶，带着忧伤的神情越过在一旁观看的汉斯·卡斯托普的头顶，凝视着空中。

这时候，宫廷顾问贝伦斯工作完了。

“喏，挺好，齐姆逊。”他说。“在可能的限度内，一切正常。下一次，”——那是四个礼拜以后——“下一次肯定所有地方都会更好一点儿。”

“还得多久，宫廷顾问先生您认为……？”

“又想催了么？即便在情绪好的时候，您也不能这么虐待您的士兵！我最近说过就那么半年——我希望您从最近算起，您得知道这是再短不过的了。这地方生活得还不错嘛，您可不该要求太苛刻。我们这儿又不是监狱，或者……西伯利亚矿坑！或者您想讲我们有些像那种地方？好啦，齐姆逊，开步走！下一个，谁还想检查！”他眼睛望着天，高声说。他伸长胳臂，把听筒递给欠起身来的克洛可夫斯基博士，让他再给约阿希姆简单复查一下。

汉斯·卡斯托普跳了起来，同时眼睛盯着叉开腿站着的宫廷顾问贝伦斯，见他张着嘴若有所思的样子，一边慌慌张张开始作检查的准备。

他由于太急了，点子花的绉袖衬衫缠在头上老是脱不下来。终于，他站到了宫廷顾问面前，皮肤白净，头发发黄，身材瘦长——一看就比约阿希姆·齐姆逊更像个平民。

可宫廷顾问让他站着，自己却继续想自己的心事。克洛可夫斯基博士已重新落了座，约阿希姆已在穿衣服，贝伦斯才下决心来搭理面前这个还想检查的年轻人。

“啊哟，原来是您！”他说，同时用粗大的手抓住卡斯托普的上臂，将他推远点，目光犀利地打量着他。可他不像一般打量人那样看着卡斯托普的脸，而是盯住他的身体，将他转了过去，就像转动什么东西一般，以便观察他的背部。“嗯，”他说，“喏，让我们瞧瞧，看您的情况怎么样。”说着，又像刚才一样敲击起来。

他敲了所有对约阿希姆也敲过的地方，有的部位还多次反复。为了比较，他交替着在左边锁骨顶上和往下一些的地方敲了老长时间。

“听见了吗？”他问对面的克洛可夫斯基博士……坐在五步之外的克洛可夫斯基博士点点头，表示听见了。他表情严肃地将下巴垂在胸口上，胡子尖儿被挤得向上翘了起来。

“深呼吸！咳！”宫廷顾问发着命令，手上拧着听筒。汉斯·卡斯托普被苦苦折腾了八到十分钟，让宫廷顾问听了个遍。宫廷顾问一言不发，只是将听筒摁过来移过去，在那些刚才就敲得比较久的部位同样反复了许多遍。终于，他将听筒夹在腋下，倒背着双手，眼睛盯着他与汉斯·卡斯托普之间的地上，说：

“是的，卡斯托普，”——这是他破天荒第一次仅仅用姓称呼这个年轻人——“事情有些不对劲，正如我一直预料的。我老为您担心，卡斯托普，现在可以对您明说了——从一开始，自打我第一次有幸见到阁下以后——我早已相当有把握地断定，您是这个院里的人，而且您也将会认识到这个事实。从前就有过好些跟您一样上山来玩的游客，鼻子翘得高高地东张西望，结果有一天也明白过来，最好还是别再当好奇的旁观者，而是老老实实长住下去为妙——不是‘妙不妙’的问题，请您正确理解我的意思。”

汉斯·卡斯托普脸色大变，正在扣吊裤带的约阿希姆也呆住了，侧着耳朵细听……

“您有一位殷勤和蔼、相亲相爱的表兄在这儿。”宫廷顾问继续说，同时把头朝约阿希姆歪了歪，并以脚掌和脚跟轮流着地，使身子前仰后倾。“但愿他能马上说，他早就有病，或者让我们讲，他在发现之前已经病了好长时间，您的这位好表兄。这样，就像学者们说的，您先天地得到了某种关照，亲爱的卡斯托普……”

“可他只是我的非同胞表兄，宫廷顾问先生。”

“喏喏，喏喏。您大概不至于不承认自己的表兄吧。同胞或者非同胞，他总归还是您的亲戚。是姑表或是姨表？”

“姨表，宫廷顾问先生。他母亲是我母亲的一位异……”

“您母亲健在吗？”

“不，她过世了。她死的时候我还很小。”

“噢，怎么死的？”

“患脑血栓，宫廷顾问先生。”

“脑血栓？好，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可您的父亲呢？”

“他患肺炎死了。”汉斯·卡斯托普回答，“还有我祖父也是。”他补充道。

“是吗，他也死于肺炎？瞧，您的长辈中已有这么多人。而您嘛，一直都很贫血，是不是？您干体力和脑力活儿并不那么容易累吗？容易？而且还经常心跳得很厉害？最近才这样的？好，好，还有就是呼吸道很容易发个炎什么的。您知道您已经染上病了吗？”

“我？”

“是的，正是您。您听不出差别吗？”宫廷顾问一边讲，一边交替着敲他左胸上部和稍微往下一些的地方。

“这儿声音要沉闷一点。”汉斯·卡斯托普回答。

“很好。您可以当个专家。也就是说有些沉闷；沉闷的响声意味着病灶已经老化，已经出现钙点，或者您愿意讲的话已在硬结。您早就染上病啦，卡斯托普；可您不知道，这我们也不怪任何人。早期诊断是困难的，尤其对于我那些平原上的可敬的同行们。我并不想说，我们的耳朵更敏锐，尽管专门训练也有些作用。但是，空气使我们听得更清楚，您懂吗？这山上稀薄而干燥的空气。”

“懂，当然。”汉斯·卡斯托普回答。

“那好，卡斯托普。现在您听我说，我的孩子，我愿意奉上几句金玉良言。如果您没有其他问题，您懂吗，仅仅只是身体里气管旁的病灶硬结、钙化就万事大吉的话，我会马上打发您回老家去，丝毫不再过问您的事。您该明白吧？但事情并非如此，还有您的实际状况，加之您既然已在山上——回去不合算，汉斯·卡斯托普——过不多久您又不得不再上山来的。”

汉斯·卡斯托普重新感到血液像一齐涌向心脏似的，胸口里像榔头在敲击。约阿希姆仍然站着，手捏着后边的纽扣，眼睛望着地上。

“要知道除去一些浊音，”宫廷顾问说，“您的左胸上方还有一个部位声音不清，已近乎是噪音了，无疑有了新病灶——我还不想说它正在扩散，但可以肯定是处于浸润期，而您要是让它继续往下边发展，亲爱的，您那整叶肺都只好见鬼去，不管您有多大的能耐。”

汉斯·卡斯托普愣住了，只有嘴角周围在奇怪地抽搐；可以看清楚他的心在肋下有力地搏动。他向约阿希姆望去，却捕捉不住表兄的目光，只好又望着宫廷顾问铁青色的脸；这脸上生着一双同样是铁青色的泪水汪汪的眼睛，一撇单独有一边向上翘起的胡子。

“作为客观依据，”贝伦斯说，“我们还有您早上十点钟的体温为三十七度六，这与听诊的结论相当吻合。”

“可是我想，”汉斯·卡斯托普说，“发烧是因为我患了感冒。”

“感冒？”宫廷顾问应道，“怎么会感冒？让我给您讲讲吧，卡斯托普，您听好了，我知道您脑子里弯弯拐拐是够多的。我想说的是我们山上的空气对治病有好处，您认为是不是？情况确实如此。可它同时也对疾病有好处，您明白我的意思吗？也能促使您生病，加紧身体的新陈代谢，使潜伏的病灶发出来；发出来并非坏事，您的情况正是如此。我不知道您在平原上是否就常发烧，反正您是刚上山头一天就已经这样子，不是因为感冒了才开始的——这就是我的看法。”

“嗯，”汉斯·卡斯托普回答，“是的，我相信也确实是这样。”

“您显然一上山就晕乎乎的，”宫廷顾问进一步强化自己的论点，“那是细菌制造的病毒在扩散的结果；它们对中枢神经有麻痹作用，您懂得，这一下面孔也发起红来。您现在首先躺到床上去，卡斯托普；我们必须观察观察，看能不能让您卧床休息几个礼拜就把热度降下来。其它等以后再说。我们将为您漂漂亮亮地拍张片子——能看见自己体内的情况，会使您高兴的。不过嘛，我得有言在先：像您这样的病情不可能一两天就治好；这儿没有广告上吹的灵丹妙方，能够立即见效。而我也立刻感觉到，您会是位好病号，有更多养病的天赋，不会像这儿这位将军，每次温度稍微下降一点点，就急着要出院。好像只有‘立正’才是命令，‘静卧’就不是似的！保持安静是公民的头号义务，急躁只有坏处。我请求您，卡斯托普，别令我失望，别让事实证明我看错了人！去吧，去透视室！”

这样，宫廷顾问贝伦斯便结束了诊断，像个大忙人似的又坐到写字台前，抓紧下一个检查者到来之前的空隙填填写写。克洛可夫斯基博士却站起来，走到汉斯·卡斯托普面前。他斜仰着脑袋，脸上笑呵呵的，以致胡子底下露出了黄黄的牙齿。他左手搭着年轻人的肩膀，右手与他的手相握，挺亲热的样子。

第 五 章

一成不变的汤和突然醒悟

这里即将出现一种现象，叙述者本人对它不得不感到惊讶，这样才能使读者不至于过分惊讶。前面，我们花了不少时间与篇幅，报告了汉斯·卡斯托普在这所高山肺病疗养院里与那些人度过的最初三个星期（二十一个盛夏的日子，当初，人们估计，这次逗留很可能限制在这二十一天之内）。如果说这样的报道花去这么多时间与篇幅是在我们意料之中的话，那么对随后的三个星期，我们便不打算像先前那样花大量的时间与篇幅。我们相信，随后这三个星期很快就会消逝，就会成为过去。

当然，我们这样做兴许会使读者感到惊奇；不过，这是正常的，也合乎讲述和听讲的规律。之所以这么说，原因在于对于我们来讲，时间的长或短、拉长或压缩并不取决于我们，而取决于我们故事主人公的经历——这位突如其来地受命运捉弄的年轻的汉斯·卡斯托普的经历。鉴于时间的秘密，也许有必要使读者对我们即将在卡斯托普的交际圈里发现的另一些不被人注意的奇事和现象作好思想准备。有件事足以说明这些奇事和现象。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记得，自己作为病人在病床上度过的一连串、甚至可以说是一“长”串的日子，是如何迅速地消逝的：这里的日子好像总是重复出现的同一天；而恰恰因为它总是同一天，说它是“重复”本来不够准确；这里的日子称得上是千篇一律的静止的今天或永恒不变。不论是昨天、今天和明天，午饭时人们给你送来的总是一份永恒不变的汤。而此时此刻，你会感到无所措手足。看到汤的时候，你会感到一阵眩晕，动词时态开始变得模糊起来和相互搅和在一起，显露出你眼前的存在的真正形式，不过是一种静止不动的现在；此时，人们正源源不绝地给你送来同样的汤。趁着谈永恒的时候去谈论无聊，似乎非常荒谬；而荒谬的事，我们应该加以避免，尤其是在和这位主人公共同生活的时候。

自星期六下午起，汉斯·卡斯托普遵照疗养院最高权威宫廷顾问贝伦斯的吩咐，开始静卧治疗。此刻，他正躺在他那曾被一个美国女人和其他某个病人临终时睡过的干净洁白的床上，身上穿着睡衣；衬衣胸前口袋上绣有他自己的名字的简写字母。他十指相交地托着后脑勺，用一双天真无邪、因感冒而黯淡无神的眼睛仰望天花板，思考着自己离奇的生活处境。此时此刻，人们很难设想，他的眼睛在不患感冒的时候曾经炯炯有神和目光坚定，因为他的内心尽管单纯却并不坚定，事实上，他内心非常沮丧、慌乱、模糊和捉摸不定。就在他躺下后不久，从他的内心深处突然迸发出一阵狂乱的、得意洋洋的笑声，震动着他的胸膛。此时，他的心脏由于一种从未有过的、过度的高兴和希望而停顿和疼痛起来。不久，由于惊恐和害怕，他的脸色重新发白；这是良心本身的叩击；随着良心的叩击，他的心脏以迅速、飞快的节奏叩击着肋骨。

卡斯托普静卧治疗的头一天，约阿希姆来看他。表兄决心不打搅他，避免和他进行任何讨论。有几次，约阿希姆蹑手蹑脚地走进病房，向躺在床上的表弟点头致意，还殷勤有礼地问他需要些什么。顺便提一下，约阿希姆心里十分明白，卡斯托普害怕进行辩论；出于这种认识和对表弟的尊重，他也不想挑起一场辩论，否则，他的处境会比卡斯托普的处境变得更加尴尬。

可是，在星期日上午，约阿希姆依照往日的习惯独自进行早晨散步回来以后，便再也按捺不住自己的心情，决心立即和他的表弟谈一谈当务之急。他走近表弟床前，叹了一口气，然后说道：“的确，一切都无济于事，眼下得采取一些措施。家里人的确在等你回去哩。”

“还不至于这样吧。”汉斯·卡斯托普回答说。

“就算你说得对，可是在最近几天，在星期三或星期四，他们总会盼你回去的。”

“嗨，”汉斯·卡斯托普说道，“他们压根儿不会盼我在哪一天回去的。他们有别的事做，哪儿能顾得上我呢，哪儿能顾得上掰手指头算我返回的日子呢。要是我回去了，迪纳倍尔准会说：‘啊，你又回来啦！’雅默斯舅舅准会问：‘怎么样，日子过得满意吧？’要是我不回去，他们过了好长时间才会想到打听我的下落，这点你尽可以相信。当然，我得告诉他们我返回的时间……”

“你设身处地为我想一想，”约阿希姆道，同时叹了一口气，“此事让我多么为难！以后的事情会怎样呢？要知道，我对目前发生的这一切感到负有责任。你上高山肺病疗养院来看望我，我把你引入了这里的生活，可现在你呆着不走，天晓得，你何时才能回去，何时才能开始你的工作。你得明白，此事使我十分为难。”

“真对不起！”汉斯·卡斯托普说，两手依旧放在后脑勺的下面。

“你何苦为此事伤透脑筋呢？你这样做毫无意义。难道我上这里来仅只是为了看望你吗？就算是这样吧，我到此的主要目的仍旧是遵照海德金特医生的建议进行休养。真没想到，到此之后，我发现自己需要更多的休养，这是海德金特和我们大家连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好在我并非头一个这样做的人：原以为到此作短暂访问，结果呢出人意料。想一想‘两个全都’夫人二儿子的先例吧，他在这里遭到了完全不同的命运。我不知道他是否还活着，也许人们趁着病人吃饭的时候已经把他悄悄地抬出去了。我得了轻微的疾病，这的确出人意料；我必须习惯于把自己看做这里的病人，看做你们当中的一员，而不应该像往常一样仅只把自己看做客人。可另一方面，我对自己生病几乎一点也不感到意外，因为我从来也没有感到自己身体非常健康，我父母早已去世——我的身体哪能非常健康呢！你同样有小毛病，尽管它很快会治好，对这样的小毛病我们用不着大惊小怪，也许它跟家庭遗传有点关系，贝伦斯顾问至少这样认为。总之，我从昨天起在这里静卧治疗；我暗自思忖，怎样才能使自己始终保持愉快的情绪，怎样对待整个的生活，你知道吗，怎样对待生活的要求。我生性有些严肃，不大喜欢粗鲁的行为和大声的嚷嚷——前不久，我们还谈到过这点。我曾对你说，有几次我几乎想去当神父，出于对令人悲伤和使人虔诚的事物的兴趣——你知道吗，一块黑色盖尸布，上面放着银十字架或绣着拉丁文‘愿死者安眠’的字样。这的确是世上最美好的词句，我喜欢这样的词句，而讨厌‘万岁’一类的叫嚣。我想，我之所以有以上种种的想法，多半是由于我本身有毛病，从小就和疾病有特殊关系的缘故——现在，我身上的毛病终于表现出来了。话又说回来，如果真的得病，我倒认为上你这儿来并让医生检查一下身体是件值得庆幸的事。所以，你大可不必责备自己。因为你毕竟已经听到：要是我在平原继续混下去，我的整个肺很有可能突然报销。”

“这事我哪能知道呢！”约阿希姆说，“你的整个肺很有可能一下子报销，这事我哪能知道呢！听他说，你过去肺上曾有过一些病灶，谁也没去管它们，它们自然痊愈了，所以你目前的肺上只能听到几声无关紧要的浊音。你上我这儿来，经医生检查发现了病灶；要是你不上我这儿来，也许现在发现的病灶会像过去一样自然痊愈——这一切事先是无法知道的！”

“是的，这一切事先是无法知道的。”汉斯·卡斯托普表示赞同。

“所以，我们没有理由推测最坏的情况，比方我在这里治疗需要多长时间。你方才说，谁也说不准我何时离开这里，何时能重返造船厂。可你说话的口气是悲观的，我觉得；你过早地作出悲观的结论，不免有些草率，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无法知道事情的结果。贝伦斯还没有规定我离开这儿的期限；他是位深思熟虑的医生，不愿扮演预言家的角色。另外，我还没有做过胸透和拍片，只有它们才能客观地说明我的病情；谁知道通过胸透和拍片会不会发现某种值得注意的现象，会不会证明我不久就能退烧，就能跟你们说声再见？我主张不要过早地报警，不要急于用各种惊险的强盗故事吓唬家里的人。我想，我们过几天给家里写封信就行了；一旦我能从床上坐起，我就用这里的自来水笔给他们写这样一封信：近患重感冒，发烧，卧病在床，暂时还不能旅行。余情后禀。”

“好极了，暂且这么办吧。其余的事以后再说吧。”

“其余的事你指的是什么？”

“你真是个粗心大意的人！你难道忘了，你手提箱里只有三个星期用的东西？眼下，你需要衬衣、内衣、外衣、冬衣和几双鞋；你还得让他们给你寄点钱来。”

“如果，”汉斯·卡斯托普说道，“如果我需要这一切的话。”

“好吧，我们就等一等吧。不过，我们不应该……”约阿希姆激动地在房间里来回走动，“我们不应该抱着完全不切实际的希望！我在这里呆了很久，知道是怎么回事。要是贝伦斯医生说，你肺尖上出现粗重的呼吸音，几乎是干啰音……不过当然，我们看看再说吧！”

说到这里，他们俩的这次谈话就告结束了。随后的一两个星期内，正常的日子就将发生变化；静卧在床的汉斯·卡斯托普就将直接或间接地——通过约阿希姆提供的情况——参与这种变化，后者常来看他，在他的床边坐上一刻钟时间。

星期日早晨，服务员用饰有小花瓶的茶盘给他端来早餐，还给他送来了食堂在当天做的精美糕点。稍晚一些，下面的花园里和凉台上便人声鼎沸，小号声和黑管声四起，两周一次的星期日音乐会开始了。此时，约阿希姆来到表弟的房间；通往阳台的门是开着的，他就坐在门外的包厢里，欣赏着演出；汉斯·卡斯托普则半坐着，头偏向一边，两眼露出虔诚、激动和沉入幻想的目光，一动不动地在自己的床上谛听从下面传上来的乐音。此时，他突然想起意大利人塞特姆布里尼关于音乐“在政治上可疑”的论调，不由得耸了耸肩，表示并不赞同这种看法。

此外，正如我们前面所说，卡斯托普要求约阿希姆向他报告这几天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和所举办的活动，详细地询问星期日这天女士们是否都穿上了节日的盛装，比如带花边的宽大的长裙——虽然在这样的季节穿这种带花边的晨衣会感到很冷——是否下午进行了乘四轮马车的游览——的确进行了这类游览：“半边肺”协会的全体成员去了克拉瓦德尔——星期一，约阿希姆出席了克洛可夫斯基博士的报告会，听罢归来，趁中午静卧前的一点时间去看望卡斯托普。后者要求他讲一讲报告的内容，约阿希姆却表现出懒于开口的样子，显然不愿谈及这次报告——况且，他们俩也没谈论过上次的报告。可是，汉斯·卡斯托普坚持己见，要约阿希姆谈一谈报告的细节。“我付全费在这里疗养，”他说，“我当然有权知道这儿发生的一切。”他想起了两周前的星期一那天，他独自进行了散步，回来后深感疲劳；他猜想，也许那次散步对他的身体产生了诱发作用，使潜伏的疾病突然发作。“可你知道，这儿的人是怎样说话的，”他扬声说道，“那些平民百姓庄重、体面，有时听上去就像朗诵诗歌。‘好啦，祝你走运，谢谢！’”他模仿樵夫的口气重说了一遍。“这话是我在森林里听到的，我会一辈子记住它。我当即把这些话跟其他印象或回忆联系了起来，你知道，我将终生把它们铭记在心。——那么，克洛可夫斯基又再次谈到‘爱情’了吗？”卡斯托普问道，同时做了个鬼脸。

“那当然，”约阿希姆应道。“他还能说些什么呢？这本来就是他报告的题目。”

“可他今天到底说了些什么呢？”

“嗨，没有什么特别的。你上次不是亲自领教过他的高论了吗？”

“可这次他给你们奉献了什么新东西呢？”

“没有什么新的东西……他今天胡扯了一通化学方面的问题。”约阿希姆勉强作了回答。克洛可夫斯基在“这方面”谈到了人体的某种中毒和自体中毒现象，其原因是由于遍布体内的一种至今尚未为人所知的物质发生了分解；而分解出的产物对某些脊髓中心会产生轻度麻醉作用，就像人经常服用吗啡或可卡因之类的毒品所产生的作用一样。

“可想而知，此时听众的面颊一定会由于兴奋而发红！”汉斯·卡斯托普说。“瞧，这报告多么有趣，多么值得一听！这人是个全才，真是无所不知，学识渊博。等着瞧吧，总有一天他会在你身上发现那种无所不在的神秘分解物，用它制成可溶解的毒剂，拿它来麻醉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以便用他特殊的方式蒙骗我们。也许，早在他之前有人已经想到过这样的主意。当人们听他讲的时候，或许会想到传说里的确出现过迷魂汤之类的故事……你大概已经累了吧？”

“是的，”约阿希姆答道，“我还得躺一躺。从昨天起，我的体温曲线开始上升。昨天跟你的谈话毕竟使我大伤元气。”

星期日和星期一先后过去了。随着斗转星移，汉斯·卡斯托普在这间“单马栏”里逗留的第三天——平平常常的星期二来到了。正是在这一天，他来到了这所高山肺病疗养院：从来时的星期二到如今的星期二，他恰好在这里度过了三个星期。所以，他深感有必要给家里写封信，简要地向他的舅公和舅舅报告一下自己的健康情况。他把自己的小鸭绒被垫在背后，开始在印有疗养院字样的一张信笺上写信。信的内容大致如下：和他的期望相反，他离开此地的行期拖延了。他得了重感冒，发烧卧病在床，而宫廷顾问贝伦斯以其特有的过分认真的态度对待他的疾病，并把它跟他的体质联系了起来。就在最初结识的时候，这位主任医师就发现他严重贫血，并因此断定他原定的休养期限是远远不够的。往后的情况他会及时函告。——写到这里，汉斯·卡斯托普想，这就行了，一字不多，初次写信已经足够了。他把信拿在手里，思忖片刻，决定把它交给疗养院的一位勤杂工，由他避开信箱直接送上下一班正点到达的火车。

信发走后，我们的冒险家觉得万事大吉，心情开始平静下来。尽管受到咳嗽和感冒引起的呼吸困难的折磨，他依旧从容不迫地、无忧无虑地过日子。这日子分成若干小的部分，日复一日地、毫无变化地、单调地重复着，分不清哪是娱人的日子，哪是索然无味的日子。一天清早，推拿师随着一阵震耳欲聋的敲门声走进了病房。这是一个外号叫“体操教师”的强健有力的家伙；他的衬衫袖子高高卷起，前臂上青筋凸露，说话时发出嗽喉般的咕噜声，讷讷难于出口。他用房间号码称呼卡斯托普，就像对所有的病人也用房间号码称呼那样，然后用酒精给他擦身。

推拿师离开病房不久，已经穿好早晨散步衣服的约阿希姆出现在卡斯托普的房间，向他致过早安便问表弟早晨七点钟的体温，同时也通报自己的体温。当约阿希姆在下面吃早饭的时候，汉斯·卡斯托普把鸭绒枕头垫在背后，也吃起早饭来。由于新的生活处境发生作用，他食欲大增，吃得很香。此时，医生们照例开始忙碌起来；他们或穿过饭厅，或快步巡视卧病在床者和垂死者的房间，而这一切几乎没有引起卡斯托普的注意。过了一会儿，宫廷顾问照例来查看卡斯托普的病房。后者满嘴果酱，连声向宫廷顾问报告自己睡得“非常好”，同时把杯子举到眼前，从杯口上面观察宫廷顾问的活动，只见他把双拳支撑在立于房子中间的桌子上，扫了一眼桌上放着的病人体温记录表，用一种淡漠和从容不迫的声调回答经过门前的医生们的早晨问候。用完早饭，卡斯托普点燃了一支雪茄烟。此时，他忽然发现，约阿希姆已结束了雷打不动的早晨散步，回转来看望他了；他好不容易才想起，约阿希姆刚才还来过这里。两人开始闲聊起来，时间飞快地逝去，离第二次早餐只有很短的一点间歇——其间，约阿希姆还得赶去静卧治疗——在这么短的间歇时间里，就连十足的傻瓜和思想贫乏者也不会感到无聊。汉斯·卡斯托普利用这宝贵的时间，一面玩味自己在这里逗留的最初三个星期中所获得的种种印象，一面考虑自己目前的处境和今后可能出现的情况，所以，尽管床头柜上放着从疗养院图书馆借来的两卷厚厚的画报，他却无心去翻阅。

正当卡斯托普玩味着过去、思考着现在和未来的时候，约阿希姆已经完成自己去达沃斯疗养区的第二次散步，时间约莫一小时。散步刚结束，他又来看望汉斯·卡斯托普，讲述自己在散步途中观察到的种种有趣现象。他用自己午间静卧前的一点时间，在卡斯托普的床边站上或坐上一会儿——午间静卧时间多长呢？又是约莫一小时！正当卡斯托普十指交叉托着后脑勺，两眼微微仰望着天花板，寻思着什么的时候，户外响起了咚咚的锣声。这锣声提醒除卧病在床者和垂死者以外的所有病人，该去吃中饭了。

约阿希姆走了。不一会儿，服务员给卡斯托普送来了“午饭的汤”：这是服务员给他的伙食取的朴实而富象征性的名字！因为医生并没有规定汉斯·卡斯托普吃病号饭——为什么要让他吃病号饭呢？量少的病号饭一点也不适合他的身体情况。他在这里卧床静养，付的是全费，人们在这个永恒的时间里给他送来的并不是真正的午饭的汤，而是由六道各不相同的菜肴组成的不折不扣的“山庄”午饭——这对平日来说已够丰富，星期日还要举行盛宴，菜肴由一名受过欧洲教育的一流厨师在疗养院豪华的厨房里烹制，可口而又鲜美。负责照顾卧床病人的“餐厅女儿”，用踱镍的带盖手提食盒给卡斯托普送来了使人垂涎的美味饭菜。她把一张不知从哪里弄来的小桌——奇迹般地保持平衡的单腿家什——横推到卧床休息的卡斯托普面前，此时卡斯托普就像童话里那位裁缝的爱子一样，倚靠着自己会变出饭食的小桌用起餐来。

他刚要吃完中饭，约阿希姆已从饭厅里回到自己的房间，在阳台上躺下午睡了。此时，“山庄”上空一片寂静，时针正好指到下午两点半，病人们已进入午间静卧。也许，说两点半并不完全准确，严格地讲，才两点一刻。不过，这里的病人已习惯用整数来计算时间；在他们看来，一刻钟一刻钟地划分时间是多余的，不值得这样计算，应该将它们去掉才是，反正他们有充足的时间。这使人们想起乘长途火车旅行时的情形，当人们无所事事，百无聊赖，一心只盼时间快点过去的时候，是不会顾及零星时间的。在这里的病人看来，两点一刻无异于两点半，甚至无异于三点，反正这里有三这个整数可以用。三十分钟，在病人们看来不过是三点至四点这整整一小时的弱起小节，应该从内心里把它加以消灭。

为了迎合病人们的要求，疗养院把午间静卧时间限制为一小时，而这一小时的结尾往往被减去、被截去，仿佛用省略号省去一样。而这个省略号，正是克洛可夫斯基博士。

可不是吗，克洛可夫斯基博士下午独自查房的时候，已不回避汉斯·卡斯托普的房间，因为后者目前已不再是可有可无的人，而是一名病人。人们开始重视他，理睬他，而在以往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对他总是视而不见；为此，他曾每天都暗自感到生气。星期一那天，克洛可夫斯基博士第一次在卡斯托普的房间里露面——我们之所以用“露面”这个词，是因为它恰如其分地表达了汉斯·卡斯托普当时无法摆脱的、特殊的、甚至有点可怕的印象。当时，卡斯托普才打盹不到半小时或一刻钟，突然他清醒过来，吃惊地发现助理医生出现在自己的房间里。显然，他并没有经过房门，而是从外边朝卡斯托普走来的；换句话说，他并没有经过走廊，而是经过室外的阳台走进了病房。一点不错，克洛可夫斯基是从开着的阳台门进入病房的，难怪卡斯托普觉得他仿佛从天而降。

不管怎么说，这位助理医生毕竟出现在了卡斯托普的眼前。这位脸色黑里泛白、嘴上蓄着八字胡、宽肩和矮胖结实的助理医生，这位午间静卧时间的省略号，站到了汉斯·卡斯托普的床前，露出满口黄牙和带着男子汉气概的微笑对汉斯·卡斯托普说道：“看来，您对我的到来感到意外，卡斯托普先生。”他用柔和的上腭音慢条斯理地、拿腔作势地说道。可以听出，他发出的小舌音r 有些与众不同；他发这个音的时候并没有卷动舌头，而只是在上齿后面弹动了一下。“可您知道，关心您的健康，是我乐于尽的天职。您跟我们的关系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一夜之间，您从客人变为我们的同伴……”

——“同伴”一词使汉斯·卡斯托普感到有些害怕——“谁能想到呢！”

克洛可夫斯基博士友好地打趣道……“那天晚上，即我初次向您表示欢迎的时候，谁能料想到您会成为我们的同伴呢？当时，您对我说，您身体完全健康，我错误地——当时的确是错误地同意了您的看法。我记得，我当时曾怀疑过您的健康情况，不过请您相信，我当时并不认为您身体已出了什么毛病！我不想美化自己，把自己装扮成具有先见之明的人。

我当时并没有想到您肺上出现了病灶；我想到的是另外的问题。更加普遍和更加富有哲学意义的问题。我怀疑‘人’和‘完全健康’是可以并行不悖的概念。即便是现在，在我们检查了您的健康情况之后，我的看法仍然和我尊敬的上司的看法不同。我认为，您肺上的这点病灶，”——说到这里他用指尖轻轻地触了一下汉斯·卡斯托普的肩膀——“并不值得加以特别重视。在我看来，这不过是一种次要的现象……有机的东西始终是次要的……”

听了克洛可夫斯基的一席话，汉斯·卡斯托普不禁大吃一惊。

“……所以，在我看来，您的重感冒是更加次要的现象。”克洛可夫斯基博士顺便补充说。“顺便问一问，您的感冒怎样了？我想，卧床休息在这方面定会迅速起作用的。您今天的体温量了是多少？”从这时起，助理医生的来访具有了善意的检查探视的性质。在往后的几天和几个星期里，他一直怀着这种善意来探望自己的病人。每天下午，约莫三点四十五分或更早一些的时候，克洛可夫斯基博士从阳台门进入病房，愉快而彬彬有礼地问候卧床静养的人，然后向他提一些最寻常的医疗问题，有时候也主动和他进行短时间的、更多是涉及个人生活的闲谈，不时还友好地开个玩笑——虽然在闲谈中双方多少感到有些顾虑，但只要这些顾虑保持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双方也就对它们感到习以为常了。很快，汉斯·卡斯托普已习惯克洛可夫斯基博士的定期探视，把它们视为自己日常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和午后静卧时间的省略号。

当助理医生离开病房回到阳台上去的时候，已经是下午四点了。换句话说，已接近傍晚！突如其来地和不知不觉地，傍晚快到了；再一转眼，傍晚真的就到了。因为当病人们正在用茶的时候，下面的餐厅和上面的三十四号房间里，时针正匆匆移向五点；而当约阿希姆从第三次雷打不动的散步回来进入三十四号病房看望自己表弟的时候，时针已快指到六点了，离吃晚饭的时间，大致算一算的话，只有一个小时了；而一小时的时间，要是你头脑里充满念头，再加上床头柜上有一大堆世界画报，是很容易打发走的。

约阿希姆告别自己的表弟，到餐厅里吃晚饭。“餐厅女儿”也给汉斯·卡斯托普送来了晚饭。此时，山谷里早已暮色苍茫。当汉斯·卡斯托普进餐的时候，洁白的房间里开始变得昏暗起来。吃完晚饭，他背靠天鹅绒枕头坐在已经用不着的小桌前面，观看房间里迅速变浓的暮色。

他发现，今天的暮色和昨天的、前天的或八天前的暮色全然一样，难以区别。刚刚还是早晨，一会儿工夫已经是傍晚了。这被捣碎的、被种种娱乐和消遣人为地加快了的日子，在他手下的确已碎成细屑，化成了虚无。觉察到这点，他又喜又惊，陷入了沉思；因为在他这样的年纪，对自己的这一发现并不感到害怕。他只觉得，自己好像“始终还在”窥视时间的秘密。

一天，大约在汉斯·卡斯托普卧床休息的第十天或第十二天吧，当约阿希姆去吃晚饭和参加社交活动尚未归来的时候，汉斯·卡斯托普的房门上响起了砰砰的敲门声，紧接着在主任发出惊讶的“请进”声之后，门坎上出现了罗多维柯·塞特姆布里尼。就在这一瞬间，房间里顿时发出耀眼的光芒，因为客人还来不及把门关上，就趁势打开了天花板上的灯；灯光在白色的天花板和白色的家具映衬下，一下子把房间照得通明。

这位意大利人是汉斯·卡斯托普在这几天里特意向约阿希姆打听过的唯一的疗养者。约阿希姆常来看望自己的表弟，几乎每天要来十次，常在他的床边坐上或站上十分钟，向他报告疗养院日常生活中发生的种种小事和变故；而汉斯·卡斯托普向表兄提出的尽是些一般性的、不涉及私人的问题。这位与世隔绝的好奇心重的人只想知道，是否有新的客人到来，是否在熟悉的客人中有谁已经离去；看来，只有前者能满足他的好奇心。的确，最近来了一位“新人”，一位面部瘦削、脸色有点发青的青年；他的坐位被安排在伊尔蒂斯太太和象牙色面孔的莱薇小姐的桌旁，就在表兄弟的座位右边。这意味着，汉斯·卡斯托普不久就能亲自看到这位新来的年轻客人了。那么，有没有人动身离去呢？约阿希姆低下眼睛，简短地回答没有。可是，他不得不多次地——说得准确一些，每两天一次——回答同一个问题，终于失去了耐性，于是一劳永逸地向卡斯托普宣布：据他所知，目前谁也不打算离开疗养院，要断定将来谁会离开疗养院，绝非是件容易的事。

至于塞特姆布里尼，汉斯·卡斯托普不仅专门打听他，还要求表兄告诉自己，这位意大利人“对此事”说了些什么。工程师怎么啦？“我在卧床治疗，据说我有病。”的确，塞特姆布里尼曾对卡斯托普的闭门不出说过一些话，尽管非常简短。就在汉斯·卡斯托普不知去向的当天，塞特姆布里尼就向约阿希姆打听他的下落，而且显然希望约阿希姆告诉他，卡斯托普已经动身离开疗养院。当约阿希姆向他解释事情的经过时，他只先后说了两个意大利词：“Ecco”和“Poveretto”。若译为德语，前一个意大利词是“原来如此”，后一个是“可怜的小伙子”——就凭这两个意大利词，再知道年轻人的一点情况，便足以领悟这两句话的涵义。“干吗要用‘Poveretto’这个词呢？”汉斯·卡斯托普惊奇地问，“他难道不也是此地高山肺病疗养院里的一名病人？他带到此地的由人道主义和政治组成的文学，未必能促进人间的幸福。他不该抱着如此高傲的态度对我表示同情；我总认为，我会先于他回到平原。”

而此时此刻，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就站在被灯光突然照亮的房间里；汉斯·卡斯托普呢，则支撑着双肘，眯起眼睛朝门口望去，一下子认出了塞特姆布里尼，脸便红了，也许觉得不好意思吧。和往常一样，塞特姆布里尼上身穿着带宽翻领的厚实的外套，衬衫领子略有破损，下身穿着方格子花裤子。因为他刚刚吃过晚饭，嘴里照例插着一根木制的牙签。

嘴角随着胡髭优美的弯曲而绷紧，露出一丝惯有的文雅、冷静和怀疑的微笑。

“晚上好，工程师！可以看一看您吗？可以的话，就需要有灯光呀——请恕我擅作主张！”说着顺势将小手一挥指向天花板上的灯。“您正忘情于沉思默想——我压根儿不想打扰您。我完全明白，您爱好沉思，全然是处境所迫；而闲谈聊天，您毕竟有您的表兄做伴。您看得出来，我在这里是多余的，这点我完全清楚。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们和您毕竟一同生活在这块小小的土地上，人与人之间难免产生同情，思想上的同情和精神上的同情……我没见到您已经一个多星期了。我的确以为您已经离开疗养院，因为我看到您在下面斋堂里的位置空着。不过，少尉纠正了我的看法。哼，他甚至有礼貌地教训了我一番……总之，您好吗？

您做些什么？您觉得身上怎样？我希望您不要过分垂头丧气。”

“真不愧是塞特姆布里尼先生！谢谢您的好意。哈！哈！‘斋堂’？

您刚才又开了一个玩笑。请坐在椅子上。您一点儿也不打扰我。我躺在床上成天苦思冥想——冥思苦索也许有点言过其实。我的确懒得开灯。

多谢您为我打开了电灯，我自我感觉如常。由于卧床休息，我的感冒快好了，不过，感冒这东西，正如克洛可夫斯基博士所说，确实是次要的。

体温还没有恢复正常，有时三十七度五，有时三十七度七，在这几天里，体温还没有降下来。”

“您常量体温？”

“是的，一天六次，和疗养院的所有病人完全一样。哈哈，请原谅，当您把我们的餐厅叫作‘斋堂’时，我忍不住笑了。在修道院里，人们才把餐厅叫作斋堂，不是吗？这里的餐厅的确有那么点味道——我从未在修道院里呆过，但我可以想象出它的斋堂是什么样子。那些‘清规戒律’我早已背得滚瓜烂熟，并且严加奉行。”

“活像一位虔诚的修道士。看来，您的修士见习期已经结束，您已是履行过入教团的宣誓手续的修道士。请接受我庄严的祝贺。您刚才还说‘我们的餐厅’。话又说回来——我并不想触犯您的男子尊严——看到您这样子，与其说使我想起一位修士，不如说使我想起一位年轻的修女，一位刚刚接受剃度、像牺牲品那样睁着两只惊讶的大眼睛的无辜的修女。我过去偶尔见到过这种祭祀用的羊羔，每次见到的时候总不免有些感伤。啊，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您的表兄告诉了我您的一切。您在最后一分钟才决定接受检查。”

“因为我发烧——但是，塞特姆布里尼先生，请您相信，要是我在平原上患了重感冒，我会立即去找我们的医生诊治。而此地呢，更可以说是近水楼台，又有两位专家——这的确荒唐可笑……”

“那当然，那当然。这么说，在医生让护士给您量体温之前您已经量过体温。顺便提一下，医生从一开始就吩咐护士给您量体温的吧。体温表是米伦冬克护士长悄悄塞给您的，是吗？”

“悄悄塞给我的？不，我是出于需要向她买了一只。”

“我明白了。一桩无可指责的交易。那么，主治医师罚您在这间囚室里坐多少个月呢？……仁慈的上帝啊！我曾经这样问过您一次！您还记得吗？当时您刚刚来到这里。您给了我一个大胆的回答……”

“我当然还记得，塞特姆布里尼先生。从那以后，我经历了许多新的东西，但这件事至今还记忆犹新。我记得，当时您饶有风趣地把宫廷顾问贝伦斯比作阴间的判官……拉达麦斯……不对，等一等，是另外一个名字……”

“您指的是拉达曼提斯？也许，我是顺便这样叫他的。我哪能记住我头脑里偶然涌现出来的所有东西呢！”

“拉达曼提斯，当然是他！弥诺斯和拉达曼提斯！当时您还向我讲述了卡尔杜齐的故事……”

“对不起！亲爱的朋友，我们暂且不提他。此时此刻，从您嘴里说出这个名字，似乎太奇怪了！”

“也好，”汉斯·卡斯托普笑着说，“不过，多亏您的指教，我才知道许多有关他的事情。记得我刚到这里的时候，我对他毫无所知。我只告诉您，我到此已经三个星期，别的事情我一点也不知道。当克勒费特小姐用她那吱吱作响的气胸欢迎我的时候，我的确有些动怒。不过就在来到这里的当天，我确实感到发烧，因为这里的空气不仅有利于治疗疾病，也能促进病情的发展；有时候，疾病会因这里的空气而突然发作，于是就需要进行治疗。”

“这简直是一种引人入胜的假设！宫廷顾问贝伦斯也曾向您谈到过一位德国血统的俄国妇女吗？这位俄国妇女在去年——不，在前年——曾在这里呆过五个月。他没有向您谈起过她吗？他本该向您述说的。这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女士，按出身说是德国血统的俄国人，一位已婚的年轻母亲。她从东方来到这里，患有淋巴结炎和贫血症，看来病情颇为严重。她在此住了一个月，开始抱怨身体不舒服。得有耐心！第二个月过去了，她仍然抱怨病情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更加变坏了。最后她只好听天由命，听凭医生判断自己的病情；她唯一能做的，是向医生陈述自己的主观感觉而已——但光靠这点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医生并不把她的陈述放在心上。对她的肺，医生们还算满意。好吧，既来之则安之，她不再言语，安心治病，可是体重逐周地减少。在第四个月里，她在接受检查时差一点昏厥过去，但贝伦斯肯定地说这没有关系，因为他对她的肺还相当满意。可是在第五个月里，她已病得不能行走，没法子，只好给她在东方的丈夫写信报告这一切。不久，贝伦斯收到她丈夫的一封来信——信封上以遒劲有力的字体写着‘亲收’和‘火急’，我亲眼看到了的。是的，贝伦斯看信时耸了耸肩膀，表示同意说，是啊，她受不了这里的气候。俄国妇女却怒气冲冲，连声呵斥贝伦斯为何事先不告诉她这一点；她本来就老是感到自己适应不了这里的气候，可现在已经把自己毁了！……我们希望，她回到东方之后，同丈夫生活在一起，健康会重新得到恢复。”

“好极了！塞特姆布里尼先生，您讲得太漂亮了，绘声绘色。记得您还向我讲过一位小姐——一个被宫廷顾问称作一言不发的护士小姐在大海里洗澡的故事，一想起这个故事，我就情不自禁地暗自发笑。是的，生活里什么事情都会发生。正如人们常说的，活到老学到老，生命有限，学问无涯。就我而言，我至今对自己的命运毫无把握。宫廷顾问断言说，他在我身上发现了小小的病灶——我没有料到，我从前曾得过肺病并早已结疤痊愈，只是在叩诊的时候，医生才告诉我有这些老病灶；而现在，据医生说，在我的肺上又出现一处新的病灶——哈，‘新的’这个词此时听起来的确有些奇特。不过，目前只是听诊得出的结论；真正的病情，只有在我重新能够起床作透视和拍片之后才能确定。到那时，我们才能作出正确的结论。”

“您这样认为吗？——您知道，X 光底片上显示出的斑点，往往被人们误认为是空洞；其实，它们只不过是一些阴影。相反，肺上确实有病灶，底片上反而不会显示出任何斑点。圣母啊！您叫我怎么能相信这样的底片呢！这里过去来过一个年轻的发烧的古币学者。由于他发烧，所以医生们在X 光底片上清楚地看到了空洞。医生们甚至断言，他们还听到了这些空洞！他被当作肺痨病人治疗，结果死去了。尸体解剖却表明，他的肺一点也没有毛病，他是因某种球菌而死去的。”

“嗨，塞特姆布里尼先生，您怎么就谈到尸体解剖呢！目前我还不至于到这样的地步！”

“工程师，您真是个爱说笑话的人。”

“可您呢，完全是位吹毛求疵的批评家和怀疑论者，准保没错！您连精密科学也不相信。您的底片上难道不也显示出了斑点吗？”

“不错，底片上的确显示出了一些斑点。”

“那么说，您确实有点病？”

“是的，可惜还相当严重。”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回答说，一边垂下了头。两人沉默了一会儿。这时，塞特姆布里尼接连轻咳了几声。汉斯·卡斯托普却躺在床上，细心观察这位沉默下来的客人。他似乎觉得，他所提出的两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已经驳倒了塞特姆布里尼的所有理论，包括他有关共和国和优美的文体的理论，使他变得哑口无言。他再也不想恢复他们之间的谈话。

过了一会儿，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微笑着重新抬起了头。

“请您告诉我，工程师，”塞特姆布里尼开口道，“您家里的人如何看待这个消息？”

“您指哪个消息？是不是我延期返回的消息？唉，您可知道，我的亲人们，我在家的亲人们只是三位大老爷儿们：一位舅公和他的两个儿子，我和他们更多地只是远亲关系。除他们之外，我别无亲人。我从小父母双亡，成了孤儿。至于我的病情，他们所知不多，不会多于我本人所知道的。起初，当我不得不卧床治疗的时候，我曾写信告诉他们，我得了重感冒，不能旅行。而昨天，由于感冒仍在继续，我再次写信告诉他们，宫廷顾问由于我的重感冒已开始担心我的肺部，为此坚决要求我延长在此地逗留的时间，直到把事情搞清楚为止。我想，他们会非常冷静地对待这个消息的。”

“那么，您的工作呢？您曾对我说过，您打算献身实业，而且早已着手进行。”

“是的，自愿作为见习生。我已请求造船厂给我一段休假。您别以为，他们缺了我会大失所望。没有见习生，他们照样能长期维持下去。”

“好极了！也就是说，从您这方面看，一切都没问题。到处是一片恬静。在您的国家里，到处都是性格恬静的人，是吗？不过，也有富有进取精神的人吧！”

“是的！也有富有进取心的人，非常富有进取精神的人。”汉斯·卡斯托普说。在这远离祖国的地方，他心里想象着故乡的人们的性格，觉得他的对话者所说的这些话正确地说明了德国人的性格特征。一点儿也不错。“性格恬静和富有进取精神，他们正是这样的人。”

“这么说来，”塞特姆布里尼继续说，“要是您在这里呆上较长的时间，兴许我们还能结识您的舅舅——我指的是您的舅公；毫无疑问，他迟早会上这儿来看望您的。”

“哪有这样的好事！”汉斯·卡斯托普提高嗓门说，“这绝不可能！

就是十匹骏马也休想把他拉到这里来！我的舅公容易患中风，您知道，他胖得几乎让人看不见脖子。他需要适合于他体质的气压；要是他上这儿来，情况只会比您的那位来自东方的女士更坏，随时都可能发生意外！”

“这的确使我大失所望。您刚才说的是易患中风的体质吗？果真这样，冷静和进取心又有什么用呢？您的舅公大人想必很有钱，您同样很有钱，我说得不对吗？在您的国家里，人人都富有。”

汉斯·卡斯托普对作家先生的这番概括付之一笑，然后从自己的床上再次向远方眺望，像是出神地望见了与自己相隔千里的故乡。他想起了那里的人们，试图对他们进行客观冷静的评价；多亏这长长的距离，他才乐于并且能够这样做。

“有富人，也有不富的人。谁要是不富，情况就更坏。至于我呢，我不是百万富翁，可我的生活能够得到保障，不依赖任何人；我有足够的钱维持自己的生活。暂且不谈我吧。要是您说过：那里的人想必富有——我定会同意您的看法。假定有人不富或者由富变穷了，你就会听到有人问：‘这个人吗？难道他还有钱吗？’……的确是这样问的，而且的确带着这样一种面部表情。我常听到这样的问话，我觉得这些话已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里。虽然我已习惯于听这些话，但我总觉得它们有些奇怪，否则我怎么会记住它们呢？您的看法怎样？您是会同意我的看法的。在我看来，像您这样的人道主义者是不喜欢我们那里的人的；就连我这个在那里土生土长的人也不喜欢他们，总觉得他们的话听起来非常讨厌，尽管它们并没有涉及我本人。谁要是在用正餐时缺少最好最贵的葡萄酒，就没有人会上他那儿去；他的女儿们就会成为嫁不出去的老姑娘。在我们那里，人们就是这样待人接物。就因为我在这里静卧治疗，所以能从远处看待那里的一切；说实话，我对那里的一切非常反感。您刚才用了什么样的措辞？冷静？还有进取心！是吗？好极了，可冷静和进取心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无情和冷酷。无情和冷酷又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残忍。而下边的空气恰恰是残忍的，充满你死我活的紧张气氛。我卧病在床，从远处看到这一切，不禁心惊胆战。”

塞特姆布里尼专心听着，频频点头表示赞同。尽管汉斯·卡斯托普已结束批评，不再说话，意大利人仍点头不止。然后，他舒了一口气，说：

“我不想粉饰生活本身的残酷性在你们的社会中所采取的那些独特的表现形式。毕竟，您刚才对残酷的谴责有几分多愁善感的味道。要是您在德国，未必敢于提出这样的谴责；因为您害怕这样做会使自己变得可笑。只有逃避生活的人才会作出这样的谴责。您现在提出它，说明您对生活保持着某种疏远的关系，而我并不希望这种疏远关系在您身上有所增长；因为谁要是只习惯于提出谴责，就很容易完全失掉生活，失去他原定的生活方式。您知道，工程师，‘失去生活’意味着什么吗？

我知道意味着什么，在这里，我每天都知道它意味着什么。每一个到这里来的年轻人——的确，到这里来的几乎全是年轻人——最多在半年之后，就只知道调情和体温表了，别的什么都统统抛在了脑后。而过了一年，他不仅再也不会有别的想法，就连原来的想法在他看来也变成了‘残酷的’，或者说得更正确些，变成了错误的和无知的想法了。您喜欢听各种各样的故事——我可以满足您的要求。我可以给您讲述一个既做儿子又做丈夫的年轻人的故事。此人我认得，他曾在此地呆了十一个月。

他看上去年纪比您稍大一些，不错，岁数的确比您大一些。这里的医生为了作试验，把他当作康复的典型放了出去。他于是离开此地，回到了亲人的怀抱里。他没有舅公舅父，只有母亲和妻子。回到自己家里，他终日卧床，嘴里含着一支体温表，别的什么也不想知道。‘你们不理解这个，’他对母亲和妻子说，‘只有在上面生活过的人，才会知道这样做是必须的。在下面生活的人，缺乏基本的概念。’母亲打断了他的话，语气坚决地说：‘那么你再回到上面去，我对你不再有什么指望了。’于是，他又回到上面，回到了‘故乡’——您当然知道，凡是在这里生活过的人，都把此地叫做‘故乡’。这人完全疏远了他年轻的妻子，因为她缺乏‘基本概念’；而她呢，也放弃了他。她认识到，他在故乡里将会找到一位和他同样具有‘基本概念’的女伴，并将留在那里。”

汉斯·卡斯托普看上去并没专心听意大利人讲故事，而一直在凝视充满亮光的白色房间，就像在眺望远方一样。然后，他失声地笑了起来，并且说：

“他把此地叫做故乡？这的确像您刚才所说的有点儿多愁善感。的确，您知道各种各样的故事。我刚才还在继续思考咱们俩关于无情和残酷的那番谈话。在这几天里，我从各个方面思考了这个问题。您明白，要是有人完全赞同下边平原上的人们的思想方法，容忍他们提出‘他还有钱吗？’这样的问题以及提问题时的面部表情，这样的人想必生来就是迟钝的。我早就觉得这种现象很不正常，虽然我连人道主义者也不是。

而现在，我更感到这种现象异乎寻常。也许，我之所以厌恶它，是由于我身上潜伏着疾病的因素——我本来就感觉到这些老的病灶，而如今，贝伦斯说在我的肺上又发现一处新的小病灶。虽然我没有料到它，但对它的出现一点儿也不感到奇怪。我从未感觉身体坚如磐石；毕竟，我父母早亡——您知道，我从小就是父母双亡的孤儿……”

塞特姆布里尼先生用头、两肩和双手做了个协调一致的动作，仿佛在问：“您现在的情况怎样？以后的情况又会怎样？”

“您毕竟是作家，”汉斯·卡斯托普说，“是文学家；您本该认识清楚我刚才对您说的这些情况，承认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不能粗鲁直率地对待生活，把人们的残酷看做非常自然的现象——您知道，这些平凡的人们就在您周围生活，就在您周围嬉笑、挣钱、撑饱肚子……我不知道，我是否说得正确……”

塞特姆布里尼对卡斯托普鞠了一躬。“您是想说，”他解释道，“过早和一再地与死亡接触使您产生了一种恒久不变的心绪，您因此对碌碌无为的尘世生活的粗鲁和严酷，或者说对尘世生活的犬儒主义特别敏感。”

“正是这样！”汉斯·卡斯托普喜形于色，兴奋地叫了起来。“您一针见血地说出了我的想法，把该说的都说了，塞特姆布里尼先生！是的，与死亡接触！我本来就知道，您作为文学家……”

塞特姆布里尼朝卡斯托普伸出手，同时把头一偏，闭上了眼睛——这是一个非常优美和温柔的动作，意思是要求对方停止说话，听他把话说完。塞特姆布里尼把这种姿势保持了好几秒钟，尽管汉斯·卡斯托普已经默不作声，有点困窘地等着他继续把话说下去。终于，意大利人重新睁开他那双乌黑的、手摇风琴师的眼睛，继续说道：“对不起！工程师，请允许我对您说并敦请您注意，对死亡来说，唯一健全和高尚的态度，同时也是——我想强调和补充这一点——唯一符合宗教精神的态度，是把它理解和感觉为生命的组成部分和附属物，看做生命的至高无上的条件，而不是把它看做某种与健康、高尚、理性和宗教相对立的东西，某种精神上不同于生命、与生命对立和为敌的东西；古代人用生命和生殖的象征，甚至用猥亵的形象装饰自己的石棺——因为对古代宗教意识来说，神圣的东西常常是和猥亵的东西结合在一起的。古代的人们懂得尊敬死亡。他们把死亡尊为生命的摇篮和更新的母体。死亡一旦脱离生命，就会变为幽灵和可怕的鬼脸——甚至更坏的东西。因为死亡作为独立的精神力量，是一种极其淫逸放荡的力量；它的邪恶的吸引力无疑是很大的，而向往着这种力量，显然是人类精神的最可怕的迷误。”

塞特姆布里尼先生说到这里就停住了。在说出这带普遍意义的思想之后，他决定保持沉默。他变得严肃起来，表明他不是为了闲聊才说这番话的，所以也不希望对方打断自己的话和提出不同的意见，因此在结束的时候压低了嗓音，就像在话说完时打上个句号。此刻，他闭着嘴坐在那儿，两手交叉着放在膝间，把穿着方格子裤的一条腿架在另一条腿上，随后轻轻摆动着那只悬在空中并被他打量着的脚。

汉斯·卡斯托普同样沉默不语。他把背靠在自己带来的小鸭绒被上，把头转向墙壁，然后用指尖轻轻叩击羽绒被。他觉得自己受到了教训、指摘甚至于批判；他的沉默透露出不少孩子气的执拗。谈话的间歇因而拖得相当长。

终于，塞特姆布里尼先生重新抬起头，微笑着说道：“您还记得吧，工程师，我们曾经进行过一次类似的辩论——可以说这次辩论是前一次的继续吗？当时——要是我没有弄错的话，是在一同散步的途中——我们聊到了疾病和愚蠢；您出于对疾病的尊重，把二者的结合宣布为悖谬。我曾把您对疾病的这种崇拜称为多愁善感；它只会玷污人的思想。令我高兴的是，您当时表示愿意考虑我的意见。我们还谈到青年的没有定见和思想上的不成熟，谈到了青年的选择自由以及乐于尝试形形色色的观点的倾向。我们还谈到，不能也无须把这种尝试看做对生活负责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最终选择。请允许我——”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在自己的椅子上微笑着向前欠了欠身子，把双脚并排踩在地板上，双手插在两膝之间，头稍稍斜向一边，“请允许我——”他往下说，声音里流露出轻微的激动，“请允许我在您进行探索和试验的时候给您一点帮助；一旦产生会得出有害的结论的危险，我会及时帮助您进行纠正。”

“那当然，塞特姆布里尼先生！”汉斯·卡斯托普急忙改变他那拘谨的和有点固执的态度，停止叩击羽绒被，赶紧把脸转向自己的客人，客气地说，“非常感谢您的好意……我的确问过自己，会不会……就是说会不会完全……”

“您是想说，完全免费。”塞特姆布里尼先生一面引用贝伦斯的这个词，一面从座位上站起来。“谁愿意在别人面前显示慷慨大方呢。”两人同时笑了。就在这时，他们俩听到外边有人在开门；紧接着里边的门把手便转动起来了。来人是约阿希姆，他刚离开娱乐的人们。见到意大利人，他的脸顿时发红，就像汉斯·卡斯托普初次见到这位文学家时一样，只是他那被阳光晒黑的脸显得更加黑了。

“啊，你有客人，”约阿希姆说，“想必您非常快乐。有些事把我耽搁住了。他们劝我玩了一局桥牌——他们表面上把它叫作桥牌，”他摇了摇头说，“实际上玩的是另外的名堂。我赢了五马克……”

“但愿你不要染上这种恶习，不要把玩牌当成生财之道，”汉斯·卡斯托普说，“喏，喏，你看塞特姆布里尼先生，他可是帮助我很好地消磨了时间。顺便说一下，这事本身是不值一提的。值得一提的倒是你们的所谓的桥牌。不过话又说回来，塞特姆布里尼先生的确用很有意义的方式帮助我打发了时间……作为正常人，我应该全力争取早日离开这里——既然在你们中间事情已发展到玩这种所谓的桥牌的地步。但是，为了能常常聆听塞特姆布里尼先生的教诲从而得到他的帮助，我几乎愿意我身上的温度长期保持下去，和你们一直在这里呆下去……没准儿人家还会给我一支‘哑大姐’，为的是不让我耍花招。”

“我再说一遍，工程师，您是个会开玩笑的人。”意大利人说，说完便彬彬有礼地和卧床的病人告辞。只有表兄约阿希姆一人留下来，汉斯·卡斯托普深深地叹了口气。

“不愧是个教育家！”约阿希姆说……“一位人文主义教育家，这我们得承认。他总想方设法从正面影响你的思想，有时通过讲故事，有时以抽象的议论。总之，只要他一来，就有东西可谈——天晓得他对你谈了些什么，天晓得你是否理解他所谈的东西。要是我在下边平原上和他相遇，也不会理解他谈的东西。”约阿希姆补充说。

在这段时间，约阿希姆常在汉斯·卡斯托普身旁坐一会儿，牺牲了他晚间三十或四十五分钟的静卧时间。有时候，他们在汉斯·卡斯托普的小餐桌上下棋——棋子是约阿希姆从下面带上来的。随后，约阿希姆收拾好随身带来的什物，把体温表插到嘴里，走回到自己的阳台上，作最后一次体温测量。汉斯·卡斯托普也作最后一次体温测量。此时，从夜晚的山谷里时远时近地飘来跳舞的音乐声。大约十点，晚间静卧疗结束。此时，会听到约阿希姆从阳台上回到室内，会听到那对座位被安排在“差劲儿的俄国人席”的夫妇重新回到了卧室……至于汉斯·卡斯托普，他侧身而卧，期待着进入梦乡。

夜晚对汉斯·卡斯托普来说，是一天里较难熬的一半，因为他常常醒来，睁着眼卧床数小时之久；究其原因，兴许是他尚未完全正常的体温使他兴奋不已，兴许是他当时完全水平的生活方式使他失去了睡眠的兴致和能力。在这昏昏欲睡的状态下，他的脑海里充满了形形色色的和非常生动逼真的梦景；一旦他醒来，他就去追忆它们。如果说白天的时间由于各种安排和活动而迅速逝去的话，那么，夜晚的时间由于单调便显得漫长和令人难以容忍。每当清晨临近，他就会愉快地发现房间里黑暗消退，光线逐渐变得明亮起来，屋内的东西渐渐揭去面纱，露出自己的面目；而在窗外，天已破晓，出现了令人喜悦的曙光。没有来得及想一想，他就听到按摩师有力的敲门声，宣告一天的日程已经开始。

汉斯·卡斯托普从家里来时没有随身带上日历，所以始终弄不清楚当天是几号。他不得不随时请教表兄，向他打听清楚确切的日子。可是，表兄自己也没有日历，常常无法作出有把握的回答。只有星期天，特别是有音乐会的星期天——每月有两次星期日音乐会，汉斯·卡斯托普每次必到——才能给他们提供有关日期的线索；总之，情况表明，秋天已到，而且过去了一半。自从汉斯·卡斯托普卧床治疗以来，山谷里阴晦和寒冷的天气发生了变化，换成了非常美好的仲夏的日子，并且持续了好久。在这样美好的日子里，约阿希姆每天早晨都穿着白裤子出现在汉斯·卡斯托普眼前。每当看到这种情景，汉斯·卡斯托普总无法抑制自己内心的悲哀，因为他卧病在床，白白放过了这些极好的日子。有一次，他甚至低声说，白白地消磨掉这样的光阴简直是一种“耻辱”。不过事后，为了安慰自己，他又说：即使他能自由行动，也未必能比现在更好地利用这些日子；因为经验使他明白，过多地走动只会有害于他的健康。

况且，大大地敞开的阳台门已为他提供了必要的温暖与和煦的阳光。

可是，就在给他规定的卧床休息期限快要结束的时候，天气骤变。

夜里，天空雾气腾腾，山谷中下起了潮湿的暴风雪，天气变得寒冷起来，房间里顿时充满暖气装置发出的干蒸气。次日一早，当医生巡视病房的时候，汉斯·卡斯托普提醒贝伦斯顾问，他已卧床三个星期，希望能允许他起床。

“这是为什么？难道您已经躺完给您规定的期限？”贝伦斯惊奇地问。“让我想一想；不错，您是对的。上帝啊，真是光阴似箭！可是，在此期间，您的情况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不是吗？您昨天的体温正常了吗？对了，我指的是昨天下午六点的体温。要是体温正常了，我当然不想难为您，您可以恢复正常的社交生活。好样的，起来吧，活动活动吧！当然，只能在允许和规定的范围之内。过几天，我们要给您作透视。

请预先记住！”话毕，贝伦斯用他那壮实的大拇指在汉斯·卡斯托普的肩上按了一下，然后朝克洛可夫斯基博士走去，定神看了看这位脸色苍白的助理医生那双充血、含泪的蓝眼睛。终于，汉斯·卡斯托普离开了“单马栏。”

你看他身穿翻起了领子的大衣，脚踏胶皮套鞋，又一次陪他的表兄散步，往返于“山庄”至小溪旁的长凳之间。途中，他情不自禁地问，要是他不向贝伦斯顾问提出，他已躺满了规定的期限，不知顾问还会让他在床上闲躺多少时间。约阿希姆呢，却张开嘴，仿佛想大叫一声“哎呀”，可是仅作了一个伤心的令人困惑莫解的手势。

“天啊，我看到了”

整整一星期过去了，终于，护士长封·米伦冬克把汉斯·卡斯托普列入了透视名单；而他看上去并不急于去作透视。在“山庄”大院里，到处一片繁忙景象，医生和工作人员简直忙得不可开交。最近几天，又来了新的疗养客：两个俄国大学生，头上长着松软丰厚而又好看的头发，身上穿着紧身的黑色斜领衬衫，密密实实地盖住了贴身的内衣；一对荷兰夫妇，座位被安排在塞特姆布里尼的桌上；一个驼背墨西哥人，他那可怕的哮喘发作起来使同桌的人胆战心惊。每当他气喘发作，这墨西哥人就用他那长长的像钳子一样的双手抓住他的邻座，不管是先生还是女士，吓得人家魂不附体，只好一面奋力反抗，一面大喊救命。总而言之，餐厅几乎客满，尽管冬季从十月才开始。汉斯·卡斯托普的病情不怎么严重，所以未必有权要求人家对他特别照顾。拿施托尔太太来说吧，她虽然愚蠢无知，但病情无疑要比卡斯托普严重得多，更不用说布鲁门科尔博士了。在这里，人们似乎只承认疾病造成的等级和距离，所以，像汉斯·卡斯托普这样的轻病号，理应采取谦逊退让的态度，何况这样的态度符合疗养院的精神。他常从人们的交谈中听出来，轻病号是不怎么受人尊重的。人们以鄙夷的态度谈论他们，压根儿不把他们放在眼里，因为此地奉行着另外的准则，既瞧不起那些病情较为严重和非常严重的患者，也瞧不起那些病情“很轻的”人；当然，这些轻病号自己也瞧不起自己；可为了捍卫更为重要的自尊心，他们宁愿服从此地的标准。这是合乎情理的。“嘿，瞧这家伙！”他们在一起议论，“他根本没有病，哪儿有权呆在这里。他连空洞也没有……”这就是“山庄”疗养院里的精神；这就是特殊含义的贵族风范。汉斯·卡斯托普生来就对一切形式的法律和制度都顶礼膜拜，自然欢迎这样的贵族作风，何况这在当地已成为习尚。一个旅行者要是讪笑东道国的价值观和风俗习尚，只能说明他自己缺少教养，何况在东道国确有这样或那样的品质值得人尊重。就拿约阿希姆来说吧，汉斯·卡斯托普对他采取某种恭敬和爱护的态度，并非因为他住院的时间比卡斯托普长，并且是他在这个陌生世界里的向导，倒恰恰是因为他的病情显然比表弟的“更为严重”。在这种前提下，疗养客们自然倾向于强调甚至夸大自己的病情，以便跻身或接近“山庄”

的贵族。就拿汉斯·卡斯托普来说吧，每当吃饭时同桌的病友问及他的体温，他总是添枝加叶，谎报情况；而当同桌的病友知道他在撒谎，用手指着他发出威胁的时候，他却感到这是莫大的荣幸。然而，尽管他夸大其词，仍属于等级低下的病人，首先需要的是忍耐和克制自己。

年轻的汉斯·卡斯托普重新开始了他头三个星期和约阿希姆一同生活时的方式，那种他已熟悉的、有规律的、井井有条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从他来此地的第一天起就顺利地发展起来，仿佛从未中断过。

事实的确如此，从重新与大伙儿同桌用餐的第一天起，他就明显地感觉到了这一点。当然，约阿希姆为了表示友好和强调重聚的意义，设法让人在病情好转的卡斯托普的餐具前摆上了一束鲜花。然而，这次同桌的其他病友对卡斯托普的欢迎不如前次隆重，显得有些冷淡。这不仅因为，前次体检结束后的欢迎只相隔三小时，此次却相隔三个星期；也不仅因为，他们对这个平凡而讨人喜欢的年轻人已不感兴趣，各自都关心着自己的身体；更主要的倒是，在卡斯托普缺席的这段时间里，他似乎已经从他们的意识中消失。汉斯·卡斯托普却对这种情况一点也不在意，照常坐在桌子档头自己介乎女教师和罗宾逊小姐之间的座位上，仿佛他不是在三个星期前，而是昨天晚上还坐在这里一样。

如果说同桌的病友们对他的重新出现已没有小题大做的话，那么，对其他桌的病友还能期望什么呢？的确，除塞特姆布里尼一人以外，其他桌的病友谁也没有理睬卡斯托普。塞特姆布里尼呢，他是在吃完早饭后为了和卡斯托普开个友好的玩笑，才走近他的。当然，汉斯·卡斯托普还发现一个意外的情况；这一新的情况，我们下面就接着讲吧。他断言，克拉芙迪娅·舒夏特夫人发现了他的重新出现——就在她像往常一样姗姗来迟的时候，说得更正确些，就在她身后的玻璃门哐啷一声摔上的时候，她把自己那双细眯眯的眼睛的视线集中到他的身上，和他对视了一下。刚刚坐定，她再次回过身来，微笑着朝他看了一看。这微笑和三个星期前他去检查身体之前看到的完全一样。她的动作，无论是对卡斯托普还是对其他的病人，是那样的无拘无束和放肆，以致他不知道，他对她的这种态度是否应该欣喜异常，还是应该把它看做一种轻慢而非常生气。不管怎样，一看到她的这种目光，他的心就紧了；他觉得，她的这种目光以令人眩晕和震惊的方式，推翻了他跟她还是相互陌生的事实，仿佛在说那是欺人自欺——当玻璃门哐啷一响的时候，他的心几乎难受得缩紧，须知他正凝神屏息，等待这一时刻的到来。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汉斯·卡斯托普对这位“好样儿的俄国人席”

的女病人的心态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他对这位身量中等、步伐轻盈、长着一双吉尔吉斯人眼睛的女病人的真心同情与爱慕，一句话，他对这个女人的迷恋——迷恋这个词虽说来自“下边”，是平原上用的词，但它用在这里可以产生像小曲《啊，你使我多么动心》一样的印象——在他离群索居的期间迅速地加强了。清晨，当他醒来望着渐渐发亮的房间的时候，克拉芙迪娅的形象便浮现在他的眼前；傍晚，当他望着逐渐变浓的夜色的时候——也就是塞特姆布里尼突然开灯进入他的卧室的时候——她的形象同样非常清楚地浮现在他的眼前——也许这正是他看到这位人道主义者时觉得不好意思而脸红的原因吧——在他卧床休息期间，他时时想到她的嘴、她的颧骨、她的眼睛，正是这双眼睛的颜色、形状和位置使得他心如刀割；他想到她的低垂的双肩、她的头的姿势、她短衫开口上方的颈椎以及被极薄的纱袖掩着而更显得神奇的双臂——诚然，卡斯托普正是靠了这些胡思乱想，毫无痛苦地打发走了他卧床休息的时间。不过，我们之所以这样描述他的心态，更多的是出于对折磨着他良心的彷徨不安的同情，虽然他每次想到她的形象，总感到万分的幸福。是的，在幸福的回想中搀和着恐惧、震慑和对某种模糊的、无限的和引人入胜的东西的希望，搀和着不可名状的喜悦和恐惧；在这种时候，年轻人的心——真正的生理意义上的心——会突然收紧，以致他不由自主地把一只手放在胸口上，把另一只手放在前额上——用以遮住眼睛——同时低声地说道：

“我的天啊！”

他头脑里思潮起伏；说实在的，正是这些接二连三的思想活动，赋予她的形象和对她的回忆以夺人魂魄的魅力——他想到了舒夏特夫人的散漫和放肆，想到了她的病情，想到了她因疾病而日益发胖的身体，想到了她那体现她本质的病容；而所有这一切，据医生的判定，他，我们的汉斯·卡斯托普不久就将尝到。他甚至想到了舒夏特夫人见到他时流露出的那种古怪离奇和非常随便的表情；她向他回过头来，露出一丝微笑，这微笑表明她对存在于他们之间的生疏满不在乎，仿佛他们不属于任何同一社交圈子，仿佛他们之间压根儿没有必要作一次交谈……正是这种满不在乎的态度使他感到吃惊；他还想到，在贝伦斯大夫的检查室里，当他顺着约阿希姆的上身猛一抬头看到表兄的眼睛的时候，也曾为之大吃一惊；不过，当时的吃惊纯粹是对约阿希姆的同情和担心引起的，而此次的吃惊，则出于完全不同的理由。

如此这般，“山庄”的生活，那充满深义和秩序井然的生活，照常在与世隔绝的狭小空间里有规律地、从容不迫地进行着。汉斯·卡斯托普静候着透视，继续和好心的约阿希姆分享着“山庄”的生活；每时每刻，只要表兄做什么，他就照着做什么，看来这位邻居对年轻人有着良好的影响。虽说这位邻居即好心的约阿希姆也是一位病人，但他身上具有某种军人的正直精神。约阿希姆觉得，自己有义务以自己的正直影响卡斯托普。当他觉察到自己的正直正不知不觉地对表弟产生作用的时候，心里油然产生一种满足的感觉，仿佛他在疗养院的工作替代了他在平原上履行的义务，变成了他的一种新的职责。至于汉斯·卡斯托普，他不至于糊涂到连这点也看不出来。事实上，他已经感到这位邻居的正直正对自己的非军人的气质产生抑制作用，也许可以说正是这位邻居即约阿希姆的榜样和监督，才使得年轻人不敢轻举妄动和行为孟浪。因为卡斯托普看到，正直的约阿希姆如何英勇地抗击每天袭击着他的桔子香水味儿，在这种气味儿里，他不仅可以看到圆溜溜的褐色眼睛、小小的红宝石和丰满的胸部，还能听到许多无缘无故的止不住的笑声；正是约阿希姆用以摆脱和逃避这种气味儿的理智和事业心，对汉斯·卡斯托普产生了强烈的影响，迫使他只好循规蹈矩，不敢去向细眯眯眼的女病人“借一支铅笔”——要是身旁没有这样一位遵守秩序、严于律己的表兄，卡斯托普准保早就去向舒夏特夫人借铅笔去了。

约阿希姆从未提到过爱笑的玛露霞，所以他不允许汉斯·卡斯托普和他谈论克拉芙迪娅·舒夏特。卡斯托普却和吃饭时坐在他右边的女教师偷偷地交换意见，以弥补自己的损失。一有机会，他就借口女教师对那位线条柔和的女病人怀有偏爱而戏弄她，弄得可怜的老姑娘面红耳赤；他自己呢，却学着老卡斯托普的样子支撑着下巴，显出一副威严的样子。此外，他坚持要女教师告诉他舒夏特夫人的个人情况，诸如她的出身、丈夫、年龄、病情等等新的值得知道的情况。他还想从她那儿打听到舒夏特夫人是否有孩子。没有，她没有孩子。像舒夏特这样的妇人为何要孩子呢？也许，医生严格禁止她生育；另一方面，她会生出什么样的孩子呢？汉斯·卡斯托普不得不同意女教师的看法。说实在的，她要生孩子也许晚了，汉斯·卡斯托普以出人意料的求实态度补充说道。

他有时觉得，舒夏特夫人面孔的侧面轮廓已经显得尖削。她会不会已经三十岁出头？恩格哈特小姐激烈地反对这种猜测。舒夏特夫人已经三十岁？不，她顶多二十八岁。至于她的面孔的侧面，恩格哈特小姐禁止她的邻座去加以议论。在恩格哈特小姐看来，克拉芙迪娅的面孔的侧面不仅非常柔和，而且充满青春的魅力，一点儿也不像健康的愚蠢婆娘的面孔，尽管它看上去有点特别。为了惩罚汉斯·卡斯托普，恩格哈特小姐滔滔不绝地补充说，据她所知，舒夏特夫人常常接待一位来访的先生，此人是她的同乡，住在离“山庄”疗养院不远的山谷中的疗养区。她常常下午在自己的房间里接待这位来访的客人。

这可是打中了汉斯·卡斯托普的要害。他的脸一下子变得难看起来，尽管他竭尽全力使自己保持镇静，并试图用“哪有这等事”和“真难以想象”之类的空话来对付，可是就连这样的空话也说得走了样。他原想对这新的消息采取满不在乎的态度，可是怎么也办不到，只好面对事实，承认那位同乡的存在。于是，他张开一直抽搐着的嘴，向恩格哈特小姐问道：“是位更年轻的男人？”——“以我所听到的全部情况看来，他不仅年轻，而且漂亮。”女教师回答道。“他也有病？”——“是的，但非常轻！”——“我倒是希望，”汉斯·卡斯托普幸灾乐祸地说，“他随身带来的内衣比他坐在‘差劲儿的俄国人席’的同乡还要多。”为了继续惩罚卡斯托普，恩格哈特小姐完全赞同他这番幸灾乐祸的话。这下子，他只好承认，这是一件需要加以关心的事情。于是，他郑重地委托女教师随时向他报告那位进出于舒夏特夫人房间的同乡的情况，搞清楚他的真正意图。然而，她并没有向他提供他所希望的消息，却向他报告了近日来发生的一个全新的情况。她了解到有人在给克拉芙迪娅·舒夏特画肖像，问汉斯·卡斯托普是否也知道此事。要是不知道，他也用不着怀疑这个消息，因为它的来源非常可靠。好久以来，舒夏特夫人就在此间某人的房里当模特儿，让人家给她画像——这个人到底是谁呢？准是宫廷顾问贝伦斯！她几乎每天都到他那里去，在他住宅的房里给他当模特儿。

这个新消息比前一个更加使汉斯·卡斯托普焦躁不安。为了掩饰内心的激动，他对这个消息开了许多言不由衷的玩笑，比方他对女教师说，宫廷顾问画油画，这事谁都知道，任何人都可以到他那儿去当模特儿，为何舒夏特夫人就去不得呢？至于说事情发生在宫廷顾问这位鳏夫的房间里，那也用不着大惊小怪，至少护士长米伦冬克小姐当时总会在宫廷顾问的房间里吧？“这不大可能，她可是大忙人。”“也许是这样，不过贝伦斯未必不如护士长忙。”汉斯·卡斯托普厉声地反驳。虽说这件事看上去已最终了结，但年轻的汉斯·卡斯托普仍不罢休，继续提出问题，希望知道各种各样的细节，比方是哪种画，是头像还是半身像，多大尺寸，等等。他还向恩格哈特小姐打听作画的时间，但是后者并不知道有关的细节，只好用空话敷衍，答应以后再告诉他进一步调查的结果。

听到这个新闻之后，汉斯·卡斯托普的体温上升到了三十七度七。

舒夏特夫人和朋友们相互拜访一事，百般折磨着汉斯·卡斯托普，令他忐忑不安，使他的体温更加升高。舒夏特夫人的私生活，姑且不谈它的内容，本身就使他痛苦和不安；而一旦他得知它各种各样的内容，痛苦和不安的感觉便随之加剧！当然，那位俄国客人和他的女同乡之间很有可能是一般的和纯朴的关系；然而，汉斯·卡斯托普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已倾向于把这种关系看做掩人耳目。此外，他难以说服自己和别人，把画油画也仅只看做夸夸其谈的鳏夫和眼睛细长、善于奉承别人的少妇之间的普通关系。宫廷顾问在选择模特儿时所表现出的审美感和汉斯·卡斯托普本人的审美感非常相近，以致他不相信这位鳏夫和舒夏特夫人之间的关系是普普通通的关系，尽管宫廷顾问发青的面颊和充血的眼睛使他没有理由这样猜疑。

此外，汉斯·卡斯托普最近几天还偶然发现了另一个情况，它虽然再次证明卡斯托普的审美观和别人的完全相同，却对他产生了另外的作用。在表兄弟座位的左方，离旁边的玻璃门不远，也就是说在萨洛蒙太太和戴眼镜的饕餮青年坐的那张横放的桌子的旁边，近日坐了一位新桌友。据汉斯·卡斯托普所闻，此人出生在曼海姆，大约三十岁，稀疏的头发，满嘴虫牙，说话木讷。正是此人在晚间娱乐时常为病友们演奏钢琴，而且总喜欢演奏《仲夏夜之梦》中的婚礼进行曲。听人说，此人笃信宗教；而像他这样的人，据汉斯·卡斯托普所知，在此地高山疗养院的疗养客中并不罕见。据说，每逢星期日，他就到下边疗养区的教堂里做礼拜，而在静卧时间里，他喜欢阅读封面上画有圣杯和棕榈枝的宗教书籍。正是这个曼海姆人，汉斯·卡斯托普有一天发现他与自己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舒夏特夫人，还死死盯住她那细腻而柔软的身段，脸上露出死乞白赖的狗一般恭顺的神态。汉斯·卡斯托普不止一次地注意到了他那贪馋的目光。晚上，在牌戏室里，卡斯托普发现他又出现在病友当中，忘情地看着迷人的、萎靡不振的舒夏特夫人。当时她正坐在对面小沙龙里的沙发上，和同桌的毛发蓬乱的塔马拉小姐——人称她为富于幽默感的姑娘——还有布鲁门科尔博士以及那位驼背凹胸的先生聊天。

他还发现曼海姆人转过脸去，企图逃避他的视线，然后却慢慢地回过头来，伤心地撅起上嘴唇，用一双贼眼朝舒夏特夫人那边窥视。他发现，每当餐厅的玻璃门哐啷一声关上，随之舒夏特夫人轻步走向自己的座位，这时曼海姆人马上脸孔通红，不敢抬头张望；可不久他还是抬起头来，死死盯住刚刚坐定的舒夏特夫人。他不止一次地发现，可怜的曼海姆人吃完饭后故意站在玻璃门和“好样儿的俄国人席”中间，期待着舒夏特夫人从自己身边走过，以便从尽可能近的地方贪婪地看上她几眼。

可舒夏特夫人压根儿不把他放在眼里，使他感到无限的悲伤。

这一新发现同样使卡斯托普感到不安，尽管曼海姆人的贪馋目光跟舒夏特夫人和贝伦斯顾问的私交相比，并没有使他感到惊慌。他清楚地知道，贝伦斯顾问无论在年龄、名声还是在社会地位方面，都优于曼海姆人。克拉芙迪娅对这个曼海姆人压根儿不感兴趣——要是情况不是这样，肯定逃不过卡斯托普敏锐和戒备的目光，醋意肯定会刺伤他的心。

然而不管怎样，每当卡斯托普看到别人满怀激情醉心于舒夏特夫人的时候，他心里总产生一种非常奇怪的既厌恶又同情的混杂情绪。不过，为了使叙述不至于就此停步不前，我们不打算作过分仔细的研究和分析。

无论如何，可怜的汉斯·卡斯托普还会继续观察曼海姆人的动静；不过话又说回来，目前的情况他已经感到够受了。

汉斯·卡斯托普透视前的八天就这样过去了；可他并未察觉，直到一天早上，正当他吃头一顿早饭，护士长——她的眼睛上又长了个疣子，这不可能是原来的那个；显然这只是她身体的一种小毛病，但她却因此破了相——突然来通知他下午到化验室里去透视，他才恍然大悟：等待透视的这八天的确过去了。医生们建议汉斯·卡斯托普在用茶前的半小时同他的表兄一起去，因为他们决定顺便也为约阿希姆再作一次透视——上次的透视看来已失效了。

就这样，表兄弟不得不把当天下午的两小时静卧缩短半小时。时钟刚敲过三点半，他们便沿着石级“走下”所谓的地下室，肩并肩地坐在把诊疗室和透视室隔开的小候诊室里——约阿希姆对透视一点也不感到生疏，心安理得地坐着；汉斯·卡斯托普却在紧张地等待，显出有些焦急不安的样子，因为至今还没有医生探索过他肌体的内部情况。来透视的不止他们二人，还有许多别的病友，而且是在他们来之前就已经坐在小小的候诊室里了。这些早来的病人膝上摊着翻坏了的画报，跟表兄弟一道等待透视。在早来的病人当中有个体格魁梧的瑞典青年，是餐厅里塞特姆布里尼的邻座，据说他四月份来到疗养院，当时病情非常严重，医生几乎不想收留他；可是现在，他的体重增加了八十磅，看上去已完全康复，医生正打算让他出院。除了这位瑞典青年以外，还有一位来自“差劲儿的俄国人席”的妇女，已是一位母亲，不但自己身体虚弱，还带来一个名叫沙萨的更加虚弱的长鼻子丑孩子。显然，这些病人等的时间比表兄弟要长，按预约顺序，理应在他们俩之前被叫去透视。想必是透视室里出了什么故障，医生迟迟不来叫他们，他们只好坐冷板凳。

透视室里医生们忙个不停。人们可以听到贝伦斯顾问发号施令的声音。大约在三点半或三点半多一点的时间，透视室的门终于打开了——是由一位在下边工作的助理技师打开的——首先放进去的是瑞典的幸运儿。显然，医生们让前面的病人从另一道门出去了。工作进展越来越快。十分钟后，人们就听到完全康复的斯勘的纳维亚人——这个疗养区、特别是“山庄”疗养院的活广告——迈着坚实有力的步伐从透视室的过道走了出来。紧接在他之后，俄国母亲连同沙萨被叫了进去。当瑞典人出来的时候，汉斯·卡斯托普发现透视室里半明不暗，说得更准确些，里面是人工造成的昏暗；同样，另一端的克洛可夫斯基的分析室里也是如此。所有的窗子都被蒙住了，挡住了阳光，只有几只电灯泡发出的光亮。就在汉斯·卡斯托普目送沙萨和他的母亲进入透视室的时候，过道门同时开了，下一个预约病人走进了候诊室，同样来得过早，因为发生了故障。谁想到，进来的这位病人正是舒夏特夫人。

是的，小小的候诊室里此时突然出现的正是克拉芙迪娅·舒夏特。

汉斯·卡斯托普认出她时不禁大吃一惊，清楚地感觉到血从他的脸上一下子退去，下巴耷拉下来，嘴自然而然地张开了。克拉芙迪娅来得非常突然，仿佛不期然而然地从天而降似的——刚才还不见她，可她一下子就出现在候诊室里，无意中碰到了表兄弟俩。约阿希姆迅速地瞥了表弟一眼，随后不仅低下眼睛，还从桌子上拿起他已经看过的画报来遮住自己的脸。汉斯·卡斯托普缺乏像表兄那样做的决心。他苍白的脸变得绯红，心突突地剧烈跳动。

舒夏特夫人坐在透视室门旁的一张有半截扶手、看上去像个发育不全的人似的小圆形安乐椅里，身子靠在椅背上，轻轻地把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两眼直视前方。也许是意识到有人在注意她，她神经过敏地使目光滑向一边，活像是个斜视儿。她身着白色高领绒线衫和天蓝色的裙子，手里拿着看样子是从疗养院图书馆借来的一本书，脚底板不时地轻轻敲打着地板。

一分半钟之后，她改变了自己的姿势，环顾了一下便站起来，露出不知所措和不知该和谁攀谈才好的神色，终于开了腔。她走近约阿希姆，向他提出问题，而约阿希姆似乎正在专心看他的画报；汉斯·卡斯托普却在一旁坐着，无事可做。她嘴里编出一些话语，然后用干巴巴的喉音把它们送出来——这嗓音不低，但有些沙哑，听起来还算惬意。汉斯·卡斯托普早就听到过这嗓音，有一次，他甚至在很近的地方听到过它，也就是在那天，当它对他说“很高兴！不过你得上完课就把它还给我”的时候。当时，这声音听起来毕竟更加流畅和坚定，如今虽说依然如故，但听起来总有些冗长和破碎。说实在的，这声音已不再是她天生的声音，倒像是从别人处借来似的。汉斯·卡斯托普已好几次发现她这种矫揉造作的说话方式，他知道，她想用它表现自己的优越感和见到他对她心醉神迷时的喜悦心情。舒夏特夫人把一只手插到自己羊毛上衣的口袋里，把另一只放在后脑勺上，然后问：“请原谅！您约定什么时候透视？”

约阿希姆朝表弟瞟了一眼，坐着猛地并拢脚后跟，然后回答：“三点半。”

她继续说：

“我约好三点三刻。到底出了什么事？已经四点了，可还有人在里边，不是吗？”

“可不是，刚才还进去了两个人，”约阿希姆答道，“他们排在我们之前。显然出了故障。看样子整个得推迟半小时。”

“真糟糕！”她说，同时烦躁地拢了拢自己的头发。

“倒不如说倒霉透了，”约阿希姆赞同地说，“我们已经等了将近半小时。”

他们俩就这样交谈着，汉斯·卡斯托普像在梦里倾听他们俩谈话。

他觉得，约阿希姆与舒夏特夫人谈话跟他本人与她谈话没什么两样，尽管这实在是两码事。“倒不如说倒霉透了”的说法使汉斯·卡斯托普受到极大的委屈；他觉得在当时的情况下，约阿希姆不该这样粗鲁和至少是令人惊讶地冷言冷语。不过，约阿希姆最后表明，他本来就善于和她交谈；看来，他是想用那句粗鲁的话逗一下自己的表弟，就像汉斯·卡斯托普自己也曾经逗过约阿希姆和塞特姆布里尼一样。读者或许记得，当他们问他打算在疗养院呆多久的时候，他曾自信地回答说“三个星期”。克拉芙迪娅继续主动地与约阿希姆攀谈，尽管后者用画报遮住了自己的脸。她之所以主动求教他，显然是由于他住院的时间比她久，认识的人比她要多。也许还有另外的原因；他们之间的交往，包括言语上的交往，向来采取文明礼貌的形式，看不到任何激动入迷、深奥莫测和神秘可怕的迹象。要是和他们一起在候诊室里等候透视的不是克拉芙迪娅·舒夏特，而是某位长着深棕色眼睛、戴着红宝石戒指、身上发出桔子香味的少女，汉斯·卡斯托普肯定也会开腔，同样自作主张地说出“倒霉透了”这样的话来，不管他对她的态度如何。他也许还会说：“的确，见到您我很不愉快，尊敬的小姐！”也许还会从上衣胸前的口袋里迅速掏出手帕来擤一擤鼻涕，说：“请耐心点，我们的情况并不比您的好。”

而约阿希姆也许会对表弟的放肆感到惊异——不过，表兄也许不会真的去干涉他。不会的。在当前的情况下，汉斯·卡斯托普也并不妒忌约阿希姆，尽管跟舒夏特夫人说话的不是他而是表兄。他不得不承认，她找约阿希姆谈话是对的，也就是说，她事先考虑过各种情况才去找约阿希姆谈话的。事实证明，她是意识到了这些情况……这么想着，他的心突突地急跳起来。

汉斯·卡斯托普从表兄跟舒夏特夫人谈话时泰然自若的态度中，甚至感到约阿希姆对这位女病友抱着某种敌意；他想到这种敌意的原因，不禁感动得笑了起来。克拉芙迪娅试图在房间里走一走；可是房间太小，无地方可走，于是她只好从桌子上拿起一份画报，重新坐回到带有半截扶手的安乐椅里。汉斯·卡斯托普依旧坐着，一边目不转睛地看着舒夏特夫人，一边学他的爷爷，用手撑住下巴，而且学得挺像挺像。因为舒夏特夫人重新把一条腿架在另一条腿上，所以她的膝盖乃至整条腿匀称优美的线条在蓝色料子裙的下面清楚地显露了出来。克拉芙迪娅中等身材——在汉斯·卡斯托普看来，这是招人喜欢的标准的女人身材——可是腿稍长了一点，而胯骨却不够宽。她并没有靠在椅背上，而是向前躬着身，两手交叉搭在上面那条腿的膝盖上，曲背拱肩，以致颈椎骨突出，在紧身的高领绒线衫下面甚至显出了脊椎；她的胸部不像玛露霞的那样高和丰满，而是像少女的胸部那样又小又紧。汉斯·卡斯托普突然想到，她也在等透视，而为她作透视的正是宫廷顾问贝伦斯；他曾为她画过肖像，用油彩和其他颜料在画布上再现过她的外貌，现在他将在半明半暗的透视室里把X 射线对准她的胸部，窥探她身体的内部秘密。汉斯·卡斯托普一想到这点，便把脸扭开，表情肃然。他觉得在这种时候，摆出这种谨慎而又合乎道德的模样是适当的。

看来，他们三人同时在一起的时间不会太久。显然，在透视室里，医生们不会在沙萨和他母亲身上花很多时间；他们正忙着把失去的时间赶回来。不一会儿，穿着白色工作服的技师再次打开了门。约阿希姆闻声站起来，把画报扔回到桌子上。汉斯·卡斯托普虽然心里有些犹豫不决，也跟着站了起来。两人一前一后朝透视室的门走去。此时，汉斯·卡斯托普受到舒夏特夫人的诱惑，心里油然产生了骑士的感情。他跃跃欲试，想以有礼貌的方式跟她谈话，请她先进去透视，也许甚至用法语，如果办得到的话。于是，他搜索枯肠，挑选所需的词汇，同时构造句子。

然而，他不知道这类殷勤的话此地是否时兴；也许，在这里按规定的顺序行事要比骑士的奉承更加高尚。约阿希姆想必知道这一点，因为他压根儿没有表现出让舒夏特夫人先进去的样子，尽管他的表弟用询问的意味深长的目光注视着他。汉斯·卡斯托普别无他法，只好跟着表兄经过舒夏特夫人身旁走进透视室，而舒夏特夫人呢，依旧躬着身子，只是抬起头来匆匆看了他一眼。

汉斯·卡斯托普被最后十分钟里发生的意外弄得神魂颠倒，以致跨进透视室后不能马上清醒过来。在人工造成的昏暗中，他什么也分不清，什么也看不见，只听到门内的舒夏特夫人正在用沙哑然而悦耳的声音说话：“出了什么事啦？怎么现在还有人进来……真讨厌……”一听到这娇媚动人的声音，他就不寒而栗。他仿佛看见她用呢子裙裹着的膝盖，看见她那弯曲的颈项上被一绺绺淡红色的卷曲的短发遮盖着的突出的颈椎；一想到这些，他再次打了个寒颤。他看到贝伦斯顾问背朝着门站在一张柜子或类似架子的装置前面，伸手把一张浅黑色的底片对准从天花板上的灯发出的暗光，仔细地观察着。表兄弟经过贝伦斯身旁走进房间的深处，赶上正在为透视准备各种器具的技师。房间的深处充满奇怪的气味。一种残留的臭氧气味充满这狭小的空间。架子形的装置突出在用黑布遮住的两扇窗子之间，把化验室分成大小不同的两半。在半明半暗中，人们仍能分清各种植物仪器、玻璃制成的凹形器皿、开关板、竖立着的测量仪器，甚至还有一个类似照相机的安装在可以滚动的支架上的匣子。放幻灯用的玻璃底片一排排地放在增设的墙架里；人们不知道自己置身何处，是在摄影师的工作室即显影用的暗房里，还是在发明家的工作室或药剂师神秘的配药室里。

约阿希姆马上就脱掉外衣，露出自己的上身。助理技师，一个穿着白色工作服的年轻、矮胖结实、脸色绯红的本地人，叫汉斯·卡斯托普也脱去外衣。“赶紧脱掉外衣，马上就轮到你透视了。”助理技师催促道。

正当汉斯·卡斯托普脱去背心的时候，贝伦斯从小的那半间房间里走出来，朝大的那半间走去。

“喂！”贝伦斯说道，“这可是我们的狄俄斯库里！卡斯托尔和波吕丢刻斯……请别唉声叹气！不要着急，马上我们就给你们二位透视。您，卡斯托普，好像怕我们看您的内脏，是吗？请放心，这里的场面非常雅观。您不是看到过我私人的绘画陈列馆吗？”话音刚落，他一把抓住汉斯·卡斯托普的手，把他拖到一排发黑的玻璃底板前面，然后在这些玻璃底板后面啪的一声打开了电灯。玻璃底板顿时明亮起来，显出各种各样的图像。汉斯·卡斯托普看到人体的各个部分：手、脚、膝盖骨、大腿和小腿、手臂和骨盆。不过，人体的这些部分的丰满的软组织只显出模糊不清的轮廓，透过这些像雾和淡白色光的软组织，可以清楚而细致入微地看到骨架。

“很有趣，”汉斯·卡斯托普说。

“是的，的确很有趣！”宫廷顾问随声附和道，“对年轻人来说，这可是非常有用的直观教学。您知道，这是电光解剖术，新时代的胜利。

瞧，这是女人的前臂，它的外表多么赏心悦目。幽会的时候，她就是用这样的前臂拥抱情人的，您知道吗？”说罢，贝伦斯笑了起来，同时向上撅了一下他那长着小胡子的上嘴唇。汉斯·卡斯托普回头向约阿希姆那边看去；他看到，医生已为约阿希姆作好了透视前的所有准备工作。

透视是在一台机器前面进行的。约阿希姆走到它的前面，宫廷顾问则和最初一样站到它的后面。约阿希姆就坐在一把类似鞋匠用的椅子上，把胸部紧贴着一块板，同时用双臂搂着它；助理技师则在一旁用按摩的动作帮助他纠正身体的姿势，一会儿把约阿希姆的双肩朝前推推，一会儿按按他的脊背。然后他走到照相机的后面，躬身撇腿，像摄影师那样察看了一下焦距，随之露出满意的神色，继而走到一旁，叫约阿希姆作深呼吸，屏住气，直到事情结束为止。约阿希姆遵照技师的吩咐，挺身作了深呼吸，然后一动不动地屏息坐着。就在这一瞬间，技师在开关板上做了必要的操作。有两秒钟光景，为了穿透物质而必不可少的射线释放出巨大而可怕的能量；汉斯·卡斯托普拼命地想，可能释放出上千到上万伏特的电吧。这些巨大而可怕的射线，一部分按照规定的用途透过约阿希姆的身体，一部分通过旁边的通道向四处散去。放电声犹如短促刺耳的枪声。测量仪上爆发出蓝色的火花。长长的闪电沿着墙壁发出劈啪的回响。不知在什么地方，一只看上去像眼睛一样的发出深红色光线的灯泡静静而又带有威胁地窥视着房间；约阿希姆身后的一只灯泡则散发出绿光。然后一切平静了下来；奇异的光现象消失了，约阿希姆如释重负地舒了一口气。透视和拍片就此结束。

“下一名囚犯！”贝伦斯说，并且用胳膊肘轻轻地撞了一下汉斯·卡斯托普。“别装样，来吧！您可以免费得到一张底片，卡斯托普。这样，您还能为您的子子孙孙在墙上显示您体内的秘密！”

约阿希姆退出了透视室；技师换上了底片。贝伦斯顾问亲自教卡斯托普这位新手怎样坐和应该干些什么。“拥抱它！”他说道，“拥抱荧光屏！您可以把它想象为别的东西！把胸部好好地贴紧荧光屏，这样您或许会感到莫大的幸福！就这样。吸气！保持不动！”贝伦斯命令道。“要显得快活一些！”汉斯·卡斯托普屏息而坐，肺里充满了空气，眨巴着眼等着。就在此时，他身后雷电大作，响起了劈劈啪啪、咔咔嚓嚓的爆裂声，然后一切又平静了下来。物镜摄下了他的内心世界。

卡斯托普张皇失措、惘然若失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尽管他一点儿也没有感觉到射线的影响。“好极啦，”宫廷顾问说，“现在我们亲自去看看。”一听到这话，在这方面已有经验的约阿希姆赶紧朝门那边走去，然后站在一个三角架的旁边，背朝一台构造复杂的设备；在这设备后面齐背高的地方，可以看到一个盛有一半水的玻璃蒸馏瓶，里面插着一个蒸发管；在它前面齐胸高的地方，有一块装有框架的荧光屏悬挂在滑车上；荧光屏的左方，在一个开关板和一整套器具中间，耸立着一只红色的小灯泡。顾问跨坐在悬垂的荧光屏前面的一张凳子上，然后打开了这只红色的小灯。天花板上的电灯灭了，只有小灯发出的深红色光线照射着整个场面。然后，大师啪的一下关上了小红灯，实验室中的人们顿时淹没在黑暗之中。

“首先得让眼睛习惯一下。”他们听到宫廷顾问在黑暗中说话的声音。“得像猫那样睁大瞳孔，才能看到我们想要看的东西。你们应该明白，在此地的条件下，用我们平常的白天的眼睛是什么也看不清楚的。

我们首先必须忘却白天的各种快活情景。”

“那当然。”汉斯·卡斯托普说。此时，他站在宫廷顾问的身后，而且闭上了眼睛；反正他周围一片黑暗，睁着还是闭着眼睛都无所谓。

“当然首先得用黑暗冲洗一下我们的眼睛，以便看清我们想要看的东西。”卡斯托普继续说，“我甚至认为，我们首先应该集中思想，更正确点说，默默地祈祷。我闭着眼站在这里，不仅感到愉快，还想睡觉哩。

可是，这里有什么气味？”

“氧的气味。”顾问答道，“您在这里的空气里感觉到的正是氧气。

这是小屋里的雷电引起的大气反应，听懂我的话了吗？……睁开眼睛！”

顾问吩咐道。“现在我就要用咒语召唤鬼神啦！”汉斯·卡斯托普立即听从顾问的话。

他听到拧转开关的声音。一只马达猛然一震，突突地尖声号叫，然而立即被新的操作制服，单调地咕咕作响。脚下的地板随即均匀地震颤起来。小红灯像一种无声的威胁把稍显长形的光垂直地照射过来。不知在什么地方响起了咔嚓咔嚓的闪电声，紧接着，荧光屏的淡白色四角形犹如黎明时的窗子，随着乳白色的亮光渐渐从黑暗中显露出来。此时此刻，贝伦斯顾问在荧光屏前面，骑坐在他的鞋匠矮凳上，大腿分开，两只拳头支撑在膝盖上，塌鼻子贴着荧光屏，正聚精会神地观察约阿希姆体内的情况。

“年轻人，您在看吗？”他问……汉斯·卡斯托普向顾问的肩膀俯下身去，朝荧光屏看了一眼，但马上又抬起头来，朝黑暗中约阿希姆在的地方看去，仿佛看到了他充满温存和忧郁的目光，就像当时在检查室里看到的一样。然后，他问约阿希姆：“你准许我看吗？”

“当然，请看吧！”约阿希姆在黑暗中豁达地答道。于是，在地板颤动、各种起作用的力量劈劈啪啪、嗡嗡作响的情况下，汉斯·卡斯托普弯着身子，透过淡白色的“窗子”窥探约阿希姆·齐姆逊的光秃秃的骨架。他看到，胸骨和脊椎相连，形成发黑的节状的支柱。前面的肋骨与后面跟椎骨相连的肋骨相重叠，前者的线条要比后者的清楚。在肋骨的上方，锁骨呈弧形向两边分开，在被柔和的光包裹着的肌肉中，约阿希姆的肩部骨骼和前臂上的尺骨清楚地显现出来。胸腔里呈现出浅色，但人们仍可区分出网状的血管、深黑色的斑点和浅黑色的像线团一样的神经系统。

“画像清楚，”顾问说，“青年军人就该这么瘦削。我在这里曾为一些大肚子病人做过透视——射线透不过去，几乎什么也看不清楚。看来，人们还得发现一些能穿透如此厚的脂肪层的射线……我在这里从事的是一种干净精细的工作。您看见横隔膜了吗？”顾问问道，同时用手指指向荧光屏下方均匀地上下起伏的暗黑色的弧线……“您看到这里左上方处的结节，那些隆起的地方了吗？那是他十五岁时害胸膜炎留下的痕迹。深呼吸！”顾问命令道。“再深一些！对您说再深一些！”于是，约阿希姆拼命吸气，以致他的横隔膜颤抖起来。肺的上半部分还算清晰，可顾问并不感到满意。“还不够令人满意！”他说道，“您看到肺门腺了吗？看到黏连体了吗？看到这里的空洞了吗？就是由这些病灶产生的毒性物质，弄得他昏昏沉沉的。”然而，汉斯·卡斯托普并没有看这些病灶，他的注意力集中在了一个袋状的东西上；这东西看上去像一个无定形的动物，位于胸肋骨的后面，若是从观察者的角度看，位于右肋骨的后面。这个袋状物均匀地一伸一缩，类似游动着的水母。

“您看到他的心脏了吗？”顾问问道，同时再次把他那只巨手从大腿上拿下来，用食指指着跳动的悬垂物……万能的上帝，卡斯托普看到的竟是心脏，而且是约阿希姆富于进取精神的心脏！

“我看见了你的心！”卡斯托普压低声音嘀咕了一句。

“没关系，请看吧。”约阿希姆再次说道。也许，他对卡斯托普还感激莫名，在黑暗中暗暗微笑呢。可是，贝伦斯顾问要求他们俩住嘴，停止这类多愁善感的话。他照旧聚精会神地观察约阿希姆胸腔内的斑点、线条和浅黑色的纵横交错的神经网络；而同他一道进行观察的人，即我们的卡斯托普，则不厌其烦地观察约阿希姆死后会有的形象和骨骼。这光秃秃而又干瘦的骨架使人想到死亡的东西。他油然生出恐惧和敬畏之情。“是的，是的，我看到了。”他一再这样说。“我的天啊，我看到啦！”他有一次听人谈起一位太太——他的舅公迪纳倍尔方面早已去世的一位亲戚——据说这位太太具有一种使她痛苦的本能：要是她看到行将就木的人，眼前就会出现一具骷髅。汉斯·卡斯托普此时正是带着这样一种心情在观察可敬的约阿希姆，尽管观察是通过光学仪器进行的，一切都清清楚楚，毫无任何隐秘，也没有发现什么坏兆头，而且他是得到了约阿希姆的完全同意才这样做的。然而，不知道因为什么，他此时突然意识到，在他那位能预见未来的老亲戚的命运中，毕竟包含着许多令人忧伤的东西。他为自己所看到的东西，更正确地说，为了约阿希姆身上的病灶，感到极为不安，暗中的怀疑像针一样刺痛着他的心：他怀疑事情整个儿有些蹊跷，怀疑在劈劈啪啪、嗡嗡作响的黑暗中能否真正进行观察。在他的胸中，弄清楚生与死的秘密的渴望和同情、虔诚的感情混杂在一起。

但是，几分钟之后，他本人就同样站在耻辱柱旁，置身于雷电之中；约阿希姆呢，却重新缄默无声，正在穿上衣服。宫廷顾问再次细看乳白色的正方形，不过这次看的是汉斯·卡斯托普的内脏。从他低声的嘀咕、断断续续的骂声和感叹声中，可以猜到展现在他眼前的景象完全证实了他的推测。他还欣然同意患者的恳求，允许他通过荧光屏看一看自己的手。于是，汉斯·卡斯托普得以看到他现在期望看到、而别人本来可以不让他看、他本人过去从来也没想到要看的东西：他自己的坟墓。多亏射线的力量，他预见到了自己将来腐烂的情况：整个肉体开始崩溃、瓦解，化为黑糊糊的幽灵般的东西；在肌肉的里面，他右手像是精心旋制的骨骼清楚可见；在这手的无名指的上段指节上，悬浮着祖父传给他的印章戒指，看上去像个小黑箍儿；这是尘世上的一件硬东西，人们用它装饰自己的身体，可一旦这身体开始腐烂，它就会从手指上脱落，被继续传递给另一肉体，这肉体又可以把它戴上一段时间。卡斯托普用他那早已去世的能预见未来的老阿婆的目光，观察自己身体的这一熟悉的部分，平生第一次意识到他不要很久也将死去。对此，他做了个听音乐时喜欢做的痴傻、失神和虔敬的表情，半张着嘴的头朝肩部低垂下去。贝伦斯顾问说：

“有点像幽灵，是吗？是的，有点像幽灵，一点也不奇怪。”

然后，顾问关掉了劈啪作响的力量。地板归于平静，光学现象不见了，神秘的“小窗”重新隐没在黑暗之中。天花板上的灯重新亮了起来。

在汉斯·卡斯托普急急忙忙穿上衣服的同时，贝伦斯顾问就这两个外行青年的理解所及，向他们讲述了自己所观察到的情况。谈到汉斯·卡斯托普的时候，贝伦斯特意指出，透视结果与听诊结果完全相符，这算得上医学的一大光荣。他不仅看到老的病灶，还看到了新的，“条索状组织”从支气管一直延伸到了肺的深处——“带小结的条索状组织”。将来，汉斯·卡斯托普还可以通过片子亲自核实这一点，而片子据说不久就将交到他的手里。总之，应保持安静、耐心、军队一般的纪律、量体温、吃饭、卧床和耐心等候，而现在就该去喝茶了。贝伦斯冲表兄弟转过身去。他们只好走了，约阿希姆走在前面，后面跟着汉斯·卡斯托普。

在出门的当儿，汉斯·卡斯托普回头一瞅，正好看见技师放舒夏特夫人进去。

自 由

那么，年轻的汉斯·卡斯托普对所有这一切到底是怎样想的呢？他会不会觉得，他在高山疗养院里遵照医嘱在病人中间确实度过的这七个星期仅只是七天呢？还是正好相反，把在这里度过的七个星期看做比实际度过的时间长得多呢？他默默地向自己和出声地向约阿希姆提出这个问题，但是没得到肯定的回答。也许，他的这两种想法都是对的：回顾在此地业已度过的时间，他觉得它不自然的短和不自然的长——假定时间就是自然并且可以把它跟实际的概念联系起来的话，他就不能把业已度过的时间想象为实际度过的时间。

不管怎样，十月就在眼前，一点不错，十月快到了。汉斯·卡斯托普不难计算出这一点，因为他从病人的谈话中听出十月已经来临。“您可知道，再过五天又是一号了。”他听到赫尔米娜·克勒费特对她的“协会”的两位年轻人——一位名叫拉斯穆森的大学生和一位名叫根舍的厚嘴唇的年轻人——这么说。这一天，病人们用过正餐之后聚集在满是饭菜气味的食堂里，三五成群地站在桌子之间，无拘无束地闲谈，拖延饭后的静卧治疗。“今天是十月一号。你看，夏天已经过去，要是它曾经存在过的话；整个看来，夏天在骗人，就像整个的生活在骗人一样。”

克勒费特小姐用她的半个肺轻松地叹了一口气，摇摇头，把傻乎乎的眼睛对准天花板。“开心吧，拉斯穆森！”她随即扬声道，同时用手拍了一下自己同伴有点斜的肩膀。“讲些笑话给我们听听！”“我知道的笑话不多，”拉斯穆森回答道，并让双手像鱼翅一样悬在胸前，“而且也不想讲，我总感到累。”“像这里这样的生活，连狗也不愿意继续过下去。”厚嘴唇的根舍态度高傲地说。三人同时耸着肩哈哈笑了起来。

塞特姆布里尼早已站在附近，嘴里照例塞着一根牙签。他在快要走出餐厅的时候对汉斯·卡斯托普说：“别相信他们，工程师！当他们骂疗养院的时候，您可千万不要相信他们！他们没有一个不在骂娘，尽管他们觉得这儿比在家里更舒适。

他们过着放荡的生活，可还要别人怜悯他们；他们自以为有权发泄不满和冷嘲热讽！‘在这个乐园里！’这难道不是个乐园吗？这的确是个乐园，而且是个非常值得怀疑的乐园！‘被欺骗，’那女人说，‘在这个乐园里，生活被欺骗。’可是，您要是真把她放回平原，她肯定会在那里瞎闹，目的是想尽快返回这里。哎呀，这就是讽刺！您可要当心此地盛行一时的讽刺，工程师！您可要提防这种精神状态！讽刺本是雄辩术的一种直截了当和典型的手段，须臾离不开健全和明白易懂的思想；要是它失却这一本质，就会沦为放荡和文明的障碍，沦为与停滞的力量的可耻调情，变成野蛮思想和恶德。显然，我们生活的气氛非常有利于这种沼泽植物的生长，因此，我有权希望却又怀疑您能理解我刚才所说的话。”

如果说在七个星期之前，也就是汉斯·卡斯托普还生活在下面平原上的时候，意大利人的话对他来说不过是对牛弹琴，那么，在高山疗养院的逗留不仅使他在思想和理智上容易接受和理解意大利人的话，而且逐渐养成了他明辨是非的习惯，后面这点或许更为重要。因为尽管他从心底里对塞特姆布里尼不顾一切仍继续和他交谈，还教导和警告他并试图对他施加影响感到高兴，但是他的理解力已发展到不仅能够评价意大利人的话，而且能对他的意见持某种程度的保留了。“你看，”卡斯托普心里想，“他议论讽刺完全和议论音乐时一样，唯一不同的只是在提到讽刺已不再是‘正当有效的教育手段’时，没有把它也称为‘政治上可疑的’。但是，‘须臾离不开健全、易懂的思想’的讽刺，说句不客气的话，到底是什么样的讽刺呢？它只能是一种乏味的讽刺和吹毛求疵的老生常谈！”——青年人在增长见识的过程中总是这样忘恩负义。他们让人赠送礼物，然后对收到的礼物评头论足。

不过，卡斯托普无论如何也不敢用言语顶撞塞特姆布里尼先生。他只是心里不同意意大利人对赫尔米娜·克勒费特小姐的批评，因为他觉得它不正确，或者他出于某些原因认为它不公正。

“可您知道，这位小姐是有病的！”卡斯托普对意大利人说，“她的确有病，的确有重病，她完全有理由感到绝望！您还能要求她怎样？”

“疾病和绝望，”塞特姆布里尼说道，“往往也是放荡的表现形式。”

“那么，莱奥帕尔迪呢？”汉斯·卡斯托普心里想，“他不是明确地说过甚至对科学和进步也感到失望吗？还有塞特姆布里尼这位吹毛求疵的教导者本人又怎样呢？他不是也有病，而且经常到疗养院里疗养吗？像他这样的人，卡尔杜齐是不会感到兴趣的。”他接着大声地说：“您可真是好心肠的人！这位小姐每天都可能死去，您却说她放荡！

那么，请您进一步向我解释清楚为什么这样讲吧。要是您对我说：疾病有时是放荡的后果，这也许可信……”

“非常可信。”塞特姆布里尼打断了卡斯托普的话，“我用人格担保，往后不再说这样的话了；这下您该满意了吧？”

“要是您说：疾病有时会成为放荡的借口，我同样能够接受。”

“不胜感激！”

“您刚才说疾病是放荡的一种表现形式，那就意味着疾病并非产生于放荡，它本身就是放荡。这可真叫奇谈怪论！”

“啊，工程师，我请求您引用我的话时不要断章取义！我鄙视奇谈怪论！把我给您讲的有关讽刺的话和其他奇谈怪论通通抛开吧！奇谈怪论是无为主义有毒的花和腐朽精神的瞬息即逝的微光，是最大的放荡！

此外，我断定，您又在为疾病辩护……”

“我并没有为疾病辩护；不过，您刚才讲的话引起我强烈的兴趣，使我想起克洛可夫斯基博士在星期一报告会上说过的一些话。他也认为身体的疾病是后发现象。”

“他并不是完全纯洁的理想家。”

“您反对他什么呢？”

“反对他的言论。”

“您是不是不赞成精神分析？”

“并非总是如此——有时候赞成，有时候反对，工程师。”

“我应该怎样理解您这句话呢？”

“我之所以说精神分析，是因为它作为教育和文明的工具能动摇愚蠢的信念，解除天生的偏见，动摇权威；换句话说，它能解放奴仆，赋予他们以人性，使他们变得有教养，使他们为了自己而变得成熟起来。

我之所以说精神分析坏、很坏，是因为它阻碍事业，损害生活的根基，不能塑造生活。这样的精神分析犹如死亡一样令人厌恶，说实在的，可以把它与死亡联系在一起，它和坟墓以及声名狼藉的尸体解剖具有相似的性质……”

“瞧，这头狮子又在吼叫了。”汉斯·卡斯托普心里想，通常，当塞特姆布里尼发表某种教育见解的时候，卡斯托普总这么想。然后，他对意大利人说：

“前不久我们在地下室里做过光电解剖。我还记得，当贝伦斯用X射线透视我们的时候，曾把它叫做光电解剖术。”

“怎么，您也经过了这个阶段？那么，情况怎样呢？”

“我看到了自己手的骨骼，”汉斯·卡斯托普答道，并尽力回想看到它时的感觉。“您也曾看见过自己的骨骼吗？”

“没有，我对自己的骨骼压根儿不感兴趣。那么，医生有何结论？”

“他发现我肺上有条索状组织，带小结的条索状组织。”

“魔鬼的奴仆。”

“我曾听到过您这样称呼贝伦斯顾问。您这样称呼他是什么意思？”

“请您相信，我这样称呼他还算非常客气的。”

“不，塞特姆布里尼先生，这不公正！我承认，贝伦斯这个人有其弱点。我一向不喜欢他讲话的方式；有时，他说话还有些粗暴，特别因为他遭到过极大的不幸——在此地高山疗养院埋葬了他妻子。尽管如此，他毕竟是位劳苦功高、受人尊敬的医生，是受苦受难的人类的恩人！

前几天我还遇见过他，当时他刚刚不惜一切代价地全力以赴地做完肋骨切除手术，从手术室走出来。作为本行的能手，他成功地完成了一件吃力而有益的工作，这给我留下了极其强烈的印象。当时，他激动得满脸通红，像是为了奖赏已经付出的劳动，给自己点燃了一支雪茄。看到这情景，我真有点羡慕。”

“您真是生性高贵。可是，您的服刑期有多长呢？”

“他还没有给我定出明确的期限。”

“这也不坏。那我们就开始卧倒，进入我们的阵地吧，工程师。”

他们在三十四号前面话别。

“您现在就回到您的住处吗，塞特姆布里尼先生？结伴卧疗想必要比独自一人静卧更快活。您跟别的病人交谈吗？跟您在一起治疗的病人有趣吗？”

“哎呀，尽是些安息国人和斯基福人！”

“您指的是俄国男人吗？”

“不只俄国男人，还有俄国女人。”塞特姆布里尼答道，此时嘴角哆嗦了一下。“再见，工程师！”

毫无疑问，塞特姆布里尼说这话是有所指的。汉斯·卡斯托普惘然若失地走进自己的房间。塞特姆布里尼是不是知道了他对舒夏特夫人的感情？也许，这位意大利人一直怀着教育的目的在秘密跟踪他，在注意他的眼神？汉斯·卡斯托普想到这里，不禁对意大利人和自己发起火来；他一时控制不住自己，竟惹出了这件使他痛心的事。他搜寻着书写用具以便把它们带到阳台上，想趁卧疗时间给家里写信——因为他再也不能踌躇了，必须马上给家里写第三封信——这时他仍在生气，一迭连声喊出了那个吹牛大王和好说教的人的一大串难听的外号。就是这个吹牛大王插手与己无关的事情，就是这个好说教的人向街上的姑娘们频送秋波，就是这个流浪乐师用他那难知深浅的暗语败坏了卡斯托普的情绪，使他没心思把第三封信写下去！然而不管怎样，他得有冬季用的东西，诸如钱、内衣和鞋，一句话，所有应该随身带来的东西，要是他知道，他在此地呆的时间不是盛夏的三个星期，而是……而是一个尚未确定的期限的话！按此地病人的概念和时间观念，这个期限应该延长到冬季，包括整个冬季在内。这一切，他应该写信告诉家里——至少作为一种可能性。这一次，他得向下边的那些人和盘托出事实真相，再也不能继续蒙骗自己和家里的人了。

于是，他本着这种精神开始给家里人写信，借助约阿希姆已多次运用过的那种技能：仰卧在躺椅上，手里拿着自来水笔，高高抬起的膝盖上放着旅行用的文件夹。在一张疗养院的信笺上——桌子的抽屉里放着一大叠这样的信笺——他开始给雅默斯·迪纳倍尔写信，因为在舅公舅父三人当中，雅默斯·迪纳倍尔跟他最亲近，他便请求他把所有的情况告诉当参议的舅公。汉斯·卡斯托普在信中谈到讨厌的突发事件，谈到已被证实的担心，谈到医生要求他在此地呆到冬天，也许度过整个的冬天，因为像他这样的病往往比那些开始时显得更加严重可怕的病人更难治疗，所以必须采取有力的措施，及早地一劳永逸地加以根治。从这个观点看，他偶然来到高山肺病疗养院，迫不得已让医生作了体检，不能不说是一件幸事和命运的巧安排；不然，他对自己的病还会长期蒙在鼓里，说不定哪天由于病情恶化而大吃苦头。至于对意想中的治病时间，也无须感到惊异，起码需要整个冬天，说不定要等约阿希姆返回平原之后他才能出院。在这里，时间概念有别于通常的到海滨和疗养地旅行的时间概念；月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最小的时间单位，毫无必要按日计算它……

天气已经很凉，汉斯·卡斯托普穿着双排扣长大衣，还用被子围住身子，用冻得发红的手给平原上的舅父们写信。有时，他撂下写满一行行既有道理又有说服力的文句的信纸，透过秋日的蒙蒙烟雾眺望熟悉的景色：那长长的山谷，在它的出口处沉积着一堆堆的卵石，看上去像光滑发亮的淡色玻璃；在山谷的底部，有许多白色的村落，在阳光照耀下闪闪烁烁；山谷的斜坡上，有的地方覆盖着阴森茂密的森林，有的地方覆盖着绿油油的草地，在草地上，牛群正在吃草，铃铛发出丁当的声响。

卡斯托普顿时觉得全身清爽，不知不觉已下笔千言，惧怕写信的心理早已一扫而光。在写信的过程中他逐渐明白，他的陈述不仅清楚，而且具有说服力，想必能得到家里人的完全赞同。作为家庭的一员，年轻的卡斯托普在当时的情况下有理由为自己提出一些要求，有理由享受理应属于他的各种舒适的生活设备。这是理所当然的。要是他回家——家里的人不是还会根据他的病情再次把他送上山来吗？因此，他在信中列举了他所需要的一切东西，最后请求定期汇来所需的钱，每月八百马克就足以应付一切需要了。

然后，他在信末署上自己的名字，这样信就算写完了。这第三封家信内容非常丰富，花去了大量的时间——不是按照下边的时间概念，而是按照此地上边的时间概念。他把写好的信拿到面前，谢天谢地，它认可了卡斯托普的自由。这个词他并没有明确地用过，不，他甚至在心里也没有提起过它，但却感到了它所包含的极其宽广的涵义；这是他在此地逗留期间的最大收获。然而，他所理解的自由跟塞特姆布里尼理解的自由毕竟很少相同。此时，在他身上，业已熟悉的恐惧与激动像波涛一样汹涌。他叹了一口气，胸部由于恐惧和激动而战栗起来。

他的头由于写信而充血，他的两颊由于激动而发红。他从床边的小桌上拿起体温表，急不可待地量自己的体温。水银柱上升到了三十七度八。

“你们看到了吗？”汉斯·卡斯托普心里想。于是，他以“又及”

的形式补充上这样几句话：“此信写毕，我已精疲力竭。体温表升到了三十七度八。我明白，在最近的时间里，我必须尽量使自己保持平静。

要是往后不常给你们写信，望谅。”然后他躺下来，把手举向天空，手掌朝外，就像他在荧光屏后面举手那样。可是，天光一点儿也没有触动它的生命形式，反倒使它的物质变得更加模糊不清和更加不透明，只是它的最外边的轮廓在天光下微微显出红色。这是他惯常看到的、经常保持清洁和使用着的生命之手，而不是他在荧光屏中看到的那个神秘不解的骨骼；此时，透视时看到的那个墓穴再也看不到了。

变化无常的水银柱

十月像新的月份通常来到那样，温文尔雅、无声无息地降临了，没有任何先兆和明显的特征，如此悄悄地一溜就进来了，要是人们不谨守秩序，很容易把它疏忽过去。实际上，时间自身并没有分段，新的月份或年份到来的时候并不大声嚷嚷或打雷闪电，甚至新世纪来临的时候也如此，只有我们人类才又放礼炮又敲钟。

对汉斯·卡斯托普来说，十月的头一天丝毫无异于九月的最后一天；在这两天里，他同样感到寒冷和不快，往后的日子也是一样。在户外卧疗的时候，无论是傍晚还是白天，他得穿上冬季双排扣的长大衣，裹上两条驼毛毯；两只拿着书的手变得潮湿和僵硬，尽管两颊由于干热而绯红。约阿希姆受到强烈的诱惑，很想使用自己的毛皮睡袋。但他并没有使用它，因为他不想过早地娇惯自己。

但在几天之后，大概在十月中旬，一切又发生了变化，晚到的夏天来临了，而且非常美丽壮观，人人都惊喜异常。汉斯·卡斯托普不止一次地听到过人们盛赞这个地区的十月。大约两个半星期的时间，群山和峡谷上空万里无云，一派晴朗。蔚蓝色的天空一天比一天更明亮，炽热的阳光垂直地照射下来，热得叫人无法忍受，每个人只好把早已扔弃的既轻又薄的夏日服装，诸如凡尔纱上衣和亚麻布裤子，重新找出来穿在身上。有的病人甚至把没有长柄的大帆布伞找出来，借助一个构造精巧的装置——形似板条，上面有许多孔眼——把它固定在躺椅的扶手上。

然而一到中午，烈日炎炎，就连这大帆布伞也遮挡不住天体传来的热力。

“好极了，我终于还赶上了这样的天气。”汉斯·卡斯托普对表兄说，“前些时我们还冷得够呛，可是现在冬天仿佛已经过去，美好的季节似乎已经来临。”他说得一点不错。自然也有些迹象表明了事实真相，但这些迹象也并不显著。在下边的疗养区里，只有寥寥数株人工种植的槭树；它们苟延残喘，勉强维持自己在夏日的生存，早已垂头丧气地任凭自己的叶子掉落。除这些槭树以外，这里看不到能赋予景色以季节特征的阔叶树，只有雌雄同序的阿尔卑斯山赤杨正在更换叶子，在光秃秃的树枝上吐出嫩绿的针叶，预示着秋天的来临。装点这一地区的树木主要是高耸云天的或者低矮的常青针叶林；它们不畏严寒，在冬天——这里的冬天没有明确的时间界限，全年随时都会有暴风雪——傲然挺立。

尽管此时烈日炎炎，但只要看一看森林中层次分明的褐红色的色调便可认出，冬天就快到了。当然，要是细看草地上的野草，它们会悄悄地告诉你真情。汉斯·卡斯托普刚到此地时，山坡上曾开满红门兰、耧斗菜、野丁香；如今，曾经装饰过山坡的这些野草再也看不到了。草地上只剩下龙胆紫和低矮的秋水仙。这说明，在地表炽热的空气中含有一定的清凉，它能使外表几乎晒黑了的卧疗病人顿感凉意彻骨，就像发高烧的病人突然冷得打哆嗦一样。

由于汉斯·卡斯托普不是自己时间的主人，所以他用不着监督时间的进程，无须划分、计算和命名时间单位。他并没有意识到十月已悄悄地来临，只是身体已有所感受：灼热的阳光里包含着清凉——这种新鲜而强烈的感觉甚至使他作了个烹调上的比较：他想起了他对约阿希姆说过的“出人意外的蛋卷”，即一种上边为热的鸡蛋沫、下边为冰淇淋的蛋卷。他常常说些出人意料的话，而且说得既快又流畅，声音里充满着激动，就像一个身体发热却打冷战的人在说话一样。不过，他多半沉默寡言，甚至有些孤僻，这是因为他的注意力虽然面向外部世界，但却只集中在一点上，所有其他的东西，不管是人还是物品，在汉斯·卡斯托普头脑里产生的雾中都已变得朦胧不清。这种雾，在贝伦斯顾问和克洛可夫斯基博士看来，定是他体内能溶解的病毒的产物；这一点，就连头脑迷糊的汉斯·卡斯托普本人也不否认。只不过认识本身并没有使他身上产生克服这种迷醉状态的能力，更不用说产生战胜它的愿望了。

因为这是一种自我陶醉，所以它不希望清醒，甚至觉得清醒是可恶的。它甚至战胜了试图削弱它的各种印象；为了保存自己，它不允许这样的印象发生。汉斯·卡斯托普知道并早就说过，舒夏特夫人的脸孔侧面并不好看，轮廓有些尖削，看上去似乎已不怎么年轻。怎么办呢？他避而不看她的侧面；要是她在远处或近处偶然向他转过脸孔的侧面，他索性就闭上眼睛；这使他感到痛苦。为什么呢？他的理智本该愉快地利用这个机会大显身手！可是，谁需要他这样做呢？……在这些美好的日子里，克拉芙迪娅再一次穿着白色的带花边的晨衣——天气暖和时，她才穿它，穿着这样的晨衣，使她显得特别妩媚动人。——到餐厅吃第二顿早饭的时候，她总是姗姗来迟，总是哐啷一声摔门而入，总是一高一低地抬起双手，微笑着把脸正对围桌用餐的病人，仿佛在亮相似的；这时候，汉斯·卡斯托普总是立刻兴奋得面色发白。他之所以如此心醉神迷，与其说是他看到了她迷人的外表，不如说她那的确诱人的外表强化了他头脑中的甜蜜舒适的醉意，使他的怡然陶醉感找到了辩护和养料。

像塞特姆布里尼那样的道德家，兴许会把这种缺乏意志的现象称为放荡或“放荡的一种形式”。汉斯·卡斯托普不止一次地回想起意大利作家关于“疾病与绝望”的言论；对这些言论，他要么觉得不可理解，要么装出似乎理解了的样子。他仔细观察克拉芙迪娅·舒夏特，看她松弛的脊背和朝前伸出的脖子。他发现，她总是很晚才来餐厅吃饭，既不向人说明理由，也不向人道歉，我行我素，目无他人。他发现，正是由于她缺乏基本的道德观念，出入餐厅时总是很响地开门或关门，在手里捏面包球，偶尔还咬咬指甲边儿——看到这一切，他心里突然产生一种模糊的预感：如果她有病——不错，她是有病，而且几乎不可救药，因为她有好几次不得不长久地住在这里——那么，她的疾病虽说不纯粹出自道德的根源，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道德原因引起的，正如塞特姆布里尼曾经说过的那样，她的疾病不是她“懒散”的原因或后果，而是她的懒散本身。卡斯托普还回忆起人道主义者在谈到跟他一块儿静卧的“安息国人和斯基福人”时流露出的轻蔑神色；对这种自然、坦率、无须论证的鄙视和厌恶的神色，汉斯·卡斯托普早就心领神会。还在他刚到此地不久的时候，他端端正正地坐在饭桌旁，也曾从心底里涌起对那猛然关门的响声的巨大憎恶，甚至没有受到诱惑也去咬咬手指头——因为他手里正好拿着他的玛利亚·曼齐尼雪茄——他心里对这个细眯眯眼的外国女人的无礼行为十分恼火，但当他听到她试图用他的母语表达自己的意思的时，心中油然产生出了优越感。

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汉斯·卡斯托普的心理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现在，他几乎完全抛弃了原来的感觉；相反，意大利人倒成了他发怒的对象，因为他目中无人，自命不凡，瞧不起“安息国人和斯基福人”，而且他心目中的安息国人和斯基福人不单单指坐在“差劲儿的俄国人席”的病人，不单单指坐在那儿的两位俄国大学生——他们的头发蓬松，似乎没有穿内衣，用一种别人无法理解的、完全陌生的语言争论不休，显然他们除了用只有他们才懂得的语言进行争论以外，再也不知道用别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意思；而他们自己的语言听起来软弱无力、枯燥乏味，使人联想起贝伦斯顾问新近所作的描写——没有肋骨的胸廓。不足为怪，这些人的修养和举止的确会使人道主义者产生优越感。他们用刀吃饭，把公用厕所弄得脏到无法形容的程度。塞特姆布里尼断言，他们当中的那位医学院高年级学生对拉丁语一窍不通，例如，他就不知道真空是什么。而汉斯·卡斯托普根据自己的经验，也不相信施托尔太太是在撒谎；她曾在吃饭时对人说，三十二号房间的那一对夫妇，每当早晨按摩员去为他们按摩的时候，总是还双双躺在床上。

就算这一切都是事实，但在“好样儿的”与“差劲儿的”之间毕竟还是存在着明显区别。汉斯·卡斯托普对塞特姆布里尼的做法不能不感到惊讶，因为这位共和制度和优良作风的宣传家傲慢而清醒地——尤其是他显然很清醒，尽管他也发烧，烧得头脑发昏——不分青红皂白地把这两桌不同的疗养客通通叫做“安息国人和斯基福人”。年轻的汉斯·卡斯托普非常清楚这不分皂白的嘲讽的含义；他甚至开始意识到舒夏特夫人的疾病和她的所谓“懒散”之间的内在联系。但是，他对塞特姆布里尼的态度，正如他有一次对约阿希姆说过的那样，起先是生气和不屑理睬，而后来突然地插进了“另外的与判断毫无关系的事件”，就使所有的道德准则、教育影响、雄辩口才以及有关共和政体的一切说教都对他失去了作用。不过，我们不禁要问——也许我们的提问正中塞特姆布里尼的下怀——使卡斯托普完全失去判断能力、剥夺了他判断的权利、甚至使他高高兴兴地自动放弃这一权利的可疑的突发事件，究竟是什么呢？我们问的不是这一突发事件的名称，因为每个人都知道它；我们想知道的是这一事件的道德性质；老实说，我们并不指望人们会对它作出非常乐观的回答。至于汉斯·卡斯托普，这一突发事件的确对他产生了作用，他不仅因此弃绝了判断，而且身体力行，开始效法舒夏特夫人的生活方式。以往，他总是端端正正地坐在桌旁，如今，他佝偻着身子懒洋洋地坐在那儿，觉得这样的姿势非常有助于减轻臀部肌肉的疲劳。此外，他试着仿效舒夏特夫人，进门的时候不是轻轻地慢慢地把门掩上，而是哐啷一声把它摔上，觉得这样关门既方便又自然。这种态度，从表达方式上看，和约阿希姆在火车站欢迎他时耸耸肩并无两样；这种态度，自从他到高山疗养院之后，时时刻刻都可以发现。

直截了当地说，我们的旅行者汉斯·卡斯托普正热恋着克拉芙迪娅·舒夏特——我们再次使用热恋这个词，是因为我们觉得，在目前的情况下，人们不会再误解它的意思。总之，他对舒夏特夫人的热恋，本质上不同于上面提到的那支小曲的精神，与其说是一种使人感到愉快和富于情感的忧伤，不如说是一种颇具风险和焦急不安的迷惑；这种迷惑，就像热病患者的身体感觉或高山地区的十月天气一样，混合着冷与热；只有用自我安慰这种手段，才能把感情的两个极端结合在一起。一方面，他直率地热恋着舒夏特夫人，这使他面色苍白，脸走了样，使他把视线集中到她的膝盖、腿部线条、脊背、颈椎和压住小小的胸部的前臂上——一句话，使他的注意力集中到她的身体上，集中到她那有气无力、由于疾病而十分臃肿的身体上。另一方面，他对她的热恋犹如过眼云烟，开始时膨胀，但马上就会消逝；它是瞬息即逝的念头，不，它是年轻人的胆怯的和无限诱人的梦幻。在这梦幻中，他不知不觉地提出某些问题，但得到的回答不过是空洞的缄默。如同每一个人一样，我们在讲述卡斯托普的故事时也有权作出自身的思考，说出自己的推测：如果汉斯·卡斯托普纯朴的心灵从时间的深处对他生活的意义与目的这问题得到了某种满意的回答，他未必会把预定在高山疗养院里逗留的期限延长到今日。

此外，他此时此地对舒夏特夫人的热恋也必然给他带来种种的痛苦和欢乐。这痛苦是彻骨铭心的；像任何的痛苦一样，它含有一种起损害作用的因素，使他的神经系统受到剧烈震荡，以致他透不过气来，甚至流下了成年男子辛酸的眼泪。说句公道话，欢乐也是很多的，任何小事都会引起它们，而欢乐如同痛苦一样非常强烈。在“山庄”的每一天，几乎时时刻刻都会产生欢乐。例如正要进入餐厅的时候，汉斯·卡斯托普突然觉察到他的心上人出现在他身后。这本是预料中的非常简单的事，但是他内心却非常激动，兴奋得流下泪来。她离他很近，他们的眼睛相遇了，看到她那灰绿色的、亚洲人特有的斜视眼，他完全给迷住了。

他差一点丧失理智，但又下意识地闪向一边，为的是让她先走进门去。

她领会了他的好意，微笑着低声地说了声“谢谢”，然后经过他身边进入餐厅去了。而他呢，像着了魔似的傻乎乎地站在她走过时引起的微风之中，陶醉于与她相遇和她亲口对他说“谢谢”的幸福。随后，他跟着她走进餐厅，摇摇晃晃地向右走到自己的桌旁，刚一倒在自己的椅子上，就愉快地发现克拉芙迪娅正好也坐下了，而且在回头朝他张望。他仿佛觉得，她也在寻思门前的相遇。啊，难以相信的奇遇！啊，欢乐、胜利、无比的喜悦！不，汉斯·卡斯托普从未感到过如此令人陶醉和不可思议的喜悦，就连他见到那个健壮的傻丫头的时候也没有——在下边平原上，他曾像那支小曲里歌唱的那样，以理性的、心平气和的方式，带着对未来的憧憬，把自己的心献给了那个傻姑娘。他激动而兴高采烈地问候目睹了这一切并因此而满脸通红的女教师罗宾逊小姐，然后开始用蹩脚的英语缠住她不放，吓得这位向来不受狂喜诱惑的小姐节节后退，用充满惊恐的目光打量着他。

第二件事发生在吃晚饭的时候，落日的光辉照耀着“好样儿的俄国人席”。人们拉上帘子，遮住了窗户和通往凉台的门，然而，在某个地方，仍留着一条缝，凉爽然而耀眼的红色的光线透过这条缝正巧照在舒夏特夫人的脸上。此时，她正跟坐在自己右边的背有点驼的同乡谈话，不得不用手挡住阳光。这阳光打扰她，但并不严重；谁也没注意它，就连遭阳光照射的舒夏特夫人也未必意识到这种干扰。然而，汉斯·卡斯托普穿过大厅看到了这一切，甚至把这个场面仔细地观察了一会儿。他用心观察光线的来路，最后确定了光线射入的地点。原来，光线是从右边角落里一扇通往凉台的门和“差劲儿的俄国人席”之间的一扇拱形窗户照射进来的。这扇窗户离舒夏特夫人和汉斯·卡斯托普的座位几乎同样远。于是，他作出了自己的决定。他默默地站起来，手里拿着餐巾，转弯抹角地斜着穿过大厅，朝阳光射入的地方走去，然后用手拉拢奶油色的窗帘，使左右两片交叠起来。随后，他转过身来看了一下，确信夕阳的光辉已被挡住，舒夏特夫人已摆脱了阳光的干扰，才神色自若地回到自己的位置上。一位殷勤的年轻人做了件应当做的事，可这件事别人却谁也没有想到去做。只有少数几位病友注意到了他的行为，而舒夏特夫人却顿时感到了轻松，回过头来目送汉斯·卡斯托普回到了自己的坐位上。他刚一坐下就朝她看去，她则对他报以亲切和惊讶的微笑，也就是说没有把头垂下，而是把头向前伸。见她微笑他又鞠了一躬。他的心有一阵完全收紧了，好像停止了跳动；只是当一切过去之后，它才又重新怦怦地跳动起来。到了这个时候他才发现，约阿希姆静静地坐在桌旁，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盘子；也只有这个时候他才想起，施托尔太太推了一下布鲁门科尔博士的腰身，一边暗中窃笑，一边与同桌和其他桌的病友交换意味深长的眼色……

我们描述的是日常生活琐事；但是，如果日常生活琐事在特殊的基础上产生，就会变为不寻常的现象。在疗养客之间常常出现关系紧张，但过后又都得到了良好的解决。就算他们之间不存在紧张关系——至于舒夏特夫人在多大程度上卷入了这些紧张关系，这个问题我们打算以后再谈——汉斯·卡斯托普的感情和想象力也始终处在紧张状态之中。在这些美好的日子里，大部分病人吃过午饭习惯于走到饭厅前的凉台上，为的是在那儿晒上一刻钟的太阳。他们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笑语喧哗，热闹非凡，就像每两周一次的星期日铜管乐音乐会那样。这些游手好闲、吃腻了肉食和甜食的年轻人，个个心情激动，又是聊天，又是说笑，又是互送秋波。来自阿姆斯特丹的萨洛蒙太太喜欢坐在凉台的柱形栏杆旁边，左右坐着厚嘴唇的根舍和瑞典的壮士——此人虽已完全康复，但为了进行短期的病后调理，稍稍延长了逗留时间——并且被两人用膝盖紧紧地夹在中间。伊尔蒂斯太太看来是个寡妇，因此近来对有个患忧郁病的无名小卒在陪伴她感到高兴；然而，这位“未婚夫”的存在，并不妨碍她同时接受米克洛齐希上尉——一个长着鹰钩鼻、小胡子涂有发蜡、胸部高高挺起、眼光凶狠的大汉——对她的崇拜。在供病人进行卧疗的回廊里，有来自各民族的女士，其中一些新来者从十月一日起才在这里路面，汉斯·卡斯托普几乎还叫不出她们的名字。在这些女士中间，还看得见像阿尔宾先生那样对女人献殷勤的男子，诸如一个戴单眼镜的十七岁的小伙子，一个戴着眼镜、脸孔红润、热衷于交换邮票的荷兰青年，几个头发上涂有发油、眼睛像扁桃、每次吃饭都吃得过饱的希腊人，还有两个形影不离的花花公子，人称“马克思与莫里茨”，据说是两位离经叛道的很有进取心的年轻人……那个驼背的墨西哥人，由于不懂这里通行的任何一种语言，脸上流露出鸽子般的困惑表情；他不停地为病人拍照，以滑稽敏捷的动作把他的摄影机架从露台的一处拖到另一处。有时候，贝伦斯顾问也出现在病人中间，用靴带为他们表演戏法。那个笃信宗教的曼海姆人独自一人在人群中游荡，把他那无限忧郁的目光偷偷地集中在某个吸引他的目标上。看到这一情景，汉斯·卡斯托普感到一阵恶心。

为了回到那些“紧张关系和解决办法”上，我们再举另外一个例子。

汉斯·卡斯托普有一次坐在厅外墙边一张油漆过的椅子上，兴致勃勃地跟被他硬拉出来的约阿希姆聊天。在他们前面，舒夏特夫人凭栏站着，抽着香烟，被同桌的伙伴包围着。汉斯·卡斯托普的话是说给舒夏特夫人听的，可她压根儿对他不感兴趣，只把背朝向他……读者看到，我们现在描述了一个非常明确的情况。汉斯·卡斯托普觉得，单单和他表兄谈话已不足以表现自己的健谈，于是有意地和另一个女病人搭讪——到底是和谁呢？和赫尔米娜·克勒费特小姐。他好像无意似的跟这位年轻的女士讲话，作了自我介绍，还特意把自己的表兄约阿希姆介绍给她，并为她拉过来一把油漆过的椅子。这样三人便坐在了一起，他更容易卖弄一下自己的特长了。他问她是否还记得，有一次早上散步的时候，他跟她头一次相遇，当时她曾把他吓得魂不附体。不错，当时她曾鼓起勇气用“口哨”欢迎的正是他！他承认，她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他当时像当头挨了一棒似的完全给唬住了，如若不信，可以问他的表兄。哈，哈，用气胸吹口哨，用类似口哨的嘘嘘声吓唬无辜的漫游者，这真是了不起！

然而，他当时理所当然地感到愤怒，把它称为恶作剧和亵渎神圣……就在这个时候，约阿希姆意识到自己不过是表弟手中的工具，便垂头丧气地坐着，而克勒费特也从汉斯·卡斯托普那暗淡和心不在焉的目光上看出，自己不过是他达到目的的手段而已，心里感到一阵难受。汉斯·卡斯托普却仍然装模作样，煞费苦心地炮制客套话，并使自己的嗓音娓娓动听，终于达到了自己想要达到的目的。舒夏特夫人听到他那番拿腔作势的表白之后，终于转过身来，朝他的脸上看了一眼——不过那只是一瞬间。不知道为什么，她那普希毕斯拉夫的眼光在他的身上——他跷着二郎腿坐着——迅速向下扫了扫，脸上存心露出冷淡和近乎鄙视的神色，然后把目光停留在他的黄色的靴子上——随后，她不动声色地挪开目光，也许还带着一丝微笑，重新把情感埋藏在了心底。

这是一个沉重和非常沉重的打击！汉斯·卡斯托普继续兴奋地唠叨了一阵；但是，当他完全弄明白停在他靴子上的目光的涵义的时候，他一句话没说完就突然静了下来，陷入了忧伤和绝望之中。克勒费特小姐感到既无聊又受到了侮辱，便悻悻而去。约阿希姆嗓音不乏激动地说，现在可以去静卧了。悲痛万分的汉斯·卡斯托普气得嘴唇发白，答应和表兄一道去卧疗。

这次事件之后，汉斯·卡斯托普整整两天处在极端的痛苦之中，因为在这两天的时间里，没有任何东西能给予他内心的痛苦以慰藉。她为什么用那种目光看他？她为何要以三位一体的上帝的名义如此地鄙视他？她为何那样看他？难道她把他看成了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而又易受愚弄的乡巴佬？难道在她心目中他不过是一个来自平原的单纯的青年，或者是一个在平原上到处游荡、只知道笑呵呵地为填饱肚子而挣钱的小伙子——只知道追求毫无价值的荣誉的模范学生？难道在她心目中，他只是个到这里作三星期旁听的不属于她的圈子的轻浮后生？难道她不知道，他凭借自己的浸润性病灶，已宣誓入院修道？难道她不知道，他已被准许加入病人的队伍，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而且已在这里度过了两个多月的时间？难道她不知道，就在昨天晚上，他的体温又升到了三十七度八？……而这点恰恰是他痛苦的主要原因！问题在于体温表里的水银不再往上升了！这几天的可怕的沮丧不仅使他得了感冒，使他清醒过来，而且弄得他疲惫不堪，以致体温重新升到了三十七度八。不过，他反倒为此感到非常羞愧，因为这体温很低，只稍稍高于正常的体温。

他痛苦地意识到，他的苦恼和忧伤只会使他越来越疏远舒夏特夫人的存在和本质。

第三天清晨，汉斯·卡斯托普终于摆脱了精神上的痛苦，感到心旷神怡。这是一个美好的秋晨，阳光灿烂，空气清新，草地上覆盖着银灰色的薄霜。太阳和残月几乎在同一个高度上挂在万里无云的天际。表兄弟起得比平时要早，目的是为了纪念这美好的日子，把规定的早晨散步的时间稍稍延长一些。他们俩沿着一旁有长凳和排水沟的林间小道朝前走去。约阿希姆高兴地看到自己的体温曲线正在下降，所以赞成这种有助于恢复精神的舞弊行为，而汉斯·卡斯托普并没有表示异议。

“我们已经恢复健康，”约阿希姆说，“烧已退了，病毒已除去，完全有可能返回平原了。我们为何不像小马驹那样欢蹦乱跳一阵呢？”就这样，他们俩动身到林中漫游，头上没戴帽子——因为自从汉斯·卡斯托普宣了誓加入“教团”以来，他就以上帝的名义适应了此地盛行的风俗习惯，外出时不戴帽子，虽然最初他忠于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教养，反对过这种风俗习惯。他们俩在一条略带红色的道路上走了一阵，但还没有走完它的陡峭部分，才走到当时这位新来者和那一大群气胸患者相遇的地方。此时他们俩发现，在他们前面不远的地方，舒夏特夫人正慢慢地往上爬。她身穿白色的衣服，白色的高领绒线衫，白色的法兰绒裙子，甚至连鞋子也是白的，早晨的太阳在她淡红色的头发上闪耀。说得更准确些，是汉斯·卡斯托普把她认出来的；约阿希姆只是由于感到有人扯拉他的身子才注意到这些情况。他感到不快，因为汉斯·卡斯托普一会儿突然放慢步子，几乎止步不前，一会儿又突然加快脚步，几乎跑了起来。他对此有些生气，觉得这种追赶对健康非常不利；他的呼吸急促，不断地轻咳起来。然而，这一切并没有引起汉斯·卡斯托普的担忧；他目标明确，一往直前，看上去呼吸器官工作得非常出色。约阿希姆明白了真相，只好皱着眉头，默默地同表弟一道前进，因为他不希望表弟单枪匹马地跑在前头。

美妙的早晨使年轻的汉斯·卡斯托普精神焕发。他的精神力量也从压抑中不知不觉地恢复过来，喜气洋洋，深信恢复他“教籍”的时刻已经来到。于是，他大步流星，拖着气喘吁吁地勉强跟着的约阿希姆一道前进。路在转弯的地方变得平坦起来，并向右沿着多林木的山丘延伸；就在这地方，他们俩差一点赶上了舒夏特夫人。这时，汉斯·卡斯托普重新放慢速度：为了实现自己的计划，他不愿表现出上气不接下气和慌慌张张的样子。于是，在道路转弯处，在斜坡和悬崖之间，在变成红褐色的云杉下——阳光透过它们的树枝落到地上——出现了奇迹：走在约阿希姆左边的汉斯·卡斯托普终于超过了妩媚迷人的女病友。他迈着矫健的步伐从她身旁走过，而就在赶上她、并排走在她右边的那一刹那，他一边向她鞠躬——虽然头上没有戴着帽子——一边低声地说了声“早安”，恭恭敬敬地——恭恭敬敬地，这到底为什么？——向她问候；而她呢，对他的问候一点也不感到惊异，不过为了感谢他的好意，还是友好地点了点头，同时用他的母语回了声“早安”，而且眼睛在亲切地微笑。——这一切，完全不同于那停留在他靴子上的目光；这一切，使他心里充满了幸福之感！这个意外的幸福，说明情况正朝好的和最好的方面转变；这是前所未有的几乎不可思议的事情；这是对汉斯·卡斯托普的拯救。

汉斯·卡斯托普欣喜若狂，由于有了她的敬礼、问候和微笑。他快步如飞，心急火燎地从受了委屈的约阿希姆身旁向前赶去；约阿希姆转过了脸默默地走着，把目光投向下边的山坡。在他的心目中，这一切不过是一出放肆的恶作剧，甚至是一种背叛行为和阴谋诡计；对此，汉斯·卡斯托普本人也十分清楚。这可不是请求某个素不相识的人借支铅笔什么的。要从一位几个月来和他们同住一幢房子的女士身边昂首走过而不表示敬意，显然有失体统，何况不久前在候诊室里，舒夏特夫人还和他们进行了交谈。正因为这个缘故，约阿希姆只好沉默。而汉斯·卡斯托普也知道，荣誉心重的约阿希姆为何沉默不语，为何把头扭到了一边；他自己呢，却为他的行动的成功沉醉在了无比的幸福中。在平原上的时候，他曾以合乎情理的方式，带着轻松愉快的心情，满怀希望地“把自己的心献给了”一个健康的傻丫头，而且同样取得了巨大成功，然而却并没有感到现在这样的幸福。现在，他在短短的时间里取得了小小的成功，为此而感到的幸福却要多得多……因此，片刻之后，他用力拍了一下表兄的肩膀，说道：

“喂，你怎么啦？多么美好的天气！过一会儿我们就要下山回到疗养院去，那儿兴许还有音乐演奏会哩，想想吧！也许乐队要演奏《卡门》选曲《看吧，我胸前一直别着那天清晨采来的花朵》。你到底怎么啦？”

“没什么，”约阿希姆回答，“可你满脸潮红，我担心你的体温降不下来了。”

事实的确如此。汉斯·卡斯托普的屈辱和抑郁心情一扫而空，就由于他和克拉芙迪娅·舒夏特互致了问候，说得确切些，他正是因为意识到了这点而感觉心满意足。是的，约阿希姆猜中了：水银柱又重新上升！

汉斯·卡斯托普散步回来后一量，体温上升到了三十八度整。

百 科 全 书

如果说塞特姆布里尼先生的某些暗示曾使汉斯·卡斯托普生气的话——对此他不该感到惊奇，也无权指责这位人道主义者对教育的癖好。

他的情况就连瞎子也看得一清二楚。汉斯·卡斯托普并没有隐瞒自己的感情，他品格高尚，胸襟坦白，喜欢直言不讳，这不能不说是他的优点。

坦白地说，正是这些优点使他高出于他的竞争对手——那个头发稀疏的偷偷爱着舒夏特夫人的曼海姆人。我们想再次提醒读者注意汉斯·卡斯托普所处的生活环境。在这里，人人都有一种表现自己的强烈的欲望，一种表白自和供认自己的本能，一种盲目的自负和以我为中心的癖好——对于头脑清醒的我们来说，这样的人越是缺乏头脑、理智和希望，我们就越发感到奇怪。很难说这样的人是怎么暴露自己——尤其是在这样一种社交圈子里，正如一位善于观察的人早就发觉的那样，人们只关心两件事：第一，温度，第二，还是温度。例如，来自维也纳的伍尔穆勃朗特总领事夫人厌弃了轻浮的米克洛齐希上尉，为了补偿自己所受的损失，她是选择已经完全康复的瑞典勇士呢，还是选择来自多特蒙德的检察官帕拉范特，或者同时选择两者呢？因为大家确实知道，检察官和来自阿姆斯特丹的萨洛蒙太太之间建立起来已有数月之久的友谊，最近经过友好协商已经完全断绝。萨洛蒙太太按照自己的年龄特点转向了较为年轻的一代的代表，把跟克勒费特小姐同桌就餐的厚嘴唇根舍置于自己的卵翼之下，或者像施托尔太太用自己的公文用语形象地表达的那样，已把根舍“束之高阁”；因此，检察官为了总领事夫人得作出抉择，要么与瑞典勇士打架，要么与他和睦相处。

总之，发生在疗养院交际场尤其是一班狂热的青年中间的悬而未决的爱情上的纠纷——在这方面，穿行阳台的通道，即沿着栏杆穿过装嵌玻璃的墙，显然起着重要的作用——吸引着每一个疗养客，构成此地主要的生活内容。当然，光凭这点是不足以说明此地的整个生活气氛的。

汉斯·卡斯托普获得了一种奇特的印象：爱情这个根本问题，在世上到处受到人们的重视，人们以严肃的和玩笑的形式谈论它；可是在此地，它却获得了特殊的价值与意义。人们以特殊的语调谈论它，以完全新的目光看待它，因为它既新颖又意味深长；它本身虽说并不可怕，但却以自己的新颖显得害怕。当我们指出这点的时候，我们的面部表情也发生了变化。同时我们想强调指出，虽然我们像人们通常所做的那样，出于秘而不宣的理由也以轻松的态度和玩笑的语气谈论所提到的这些爱情关系，但这绝不证明，这些关系本身是轻佻的和闹着玩儿的。在我们所处的范围内，它们倒是比其他地方显得更加严肃。汉斯·卡斯托普曾经认为自己通晓这些常被人们拿来开玩笑的关系；要是他以往这样认为，也许是有道理的。现在他却认识到，在平原上生活的时候，他对这些关系了解甚少，更正确地说，对它们一无所知；到了这里，他个人的经历——我们曾多次试图揭示它的特性——才在某些时刻迫使他喊出“我的天啊”，帮助他理解此地高山疗养院的每一个疗养客对爱情这件事的重视。这种重视达到了闻所未闻、古怪离奇和无可名状的程度。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完全不拿爱情关系开玩笑。他们比平原上的人更加喜欢拿爱情开玩笑，而且方法与众不同。当他们拿爱情开玩笑的时候，你会听到咬牙切齿和上气不接下气的声音，显然，他们想用这种方法掩盖他们内心无法掩饰的痛苦。汉斯·卡斯托普想起，当他头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按照平原的习惯，并无恶意地对玛露霞的丰满体态说了几句笑话的时候，约阿希姆的脸如何突然发白并泛起了红斑。他还想起，当他拉拢窗帘使舒夏特夫人免受夕阳照射的时候，表兄的脸顿时失色，变得冷冰冰的。

他还想起，他先前不止一次在其他病人的脸上发现过这种苍白。例如，他在萨洛蒙太太和年轻的根舍的脸上同时发现过它，那是在他们，正如施托尔太太准确地指出的那样，刚刚开始接近的时候。总之，他想起了所有这一切，并且懂得了在那种情况下要想不“暴露”自己是非常困难的，而且也不值得为此花力气。换句话说，汉斯·卡斯托普并不想抑制和掩饰自己的感情；这不仅因为他品格高尚，胸襟坦白，而且此地的气氛鼓励他不避讳旁人。

要是约阿希姆从第一天起没有强调在此地结识朋友非常困难的话——这困难主要是由以下的情况引起的：表兄弟在所有的疗养客中仿佛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派别和小组；急于返回军队的约阿希姆只关心自己如何迅速恢复健康，所以坚决反对跟病友进一步接触和交往——那么，汉斯·卡斯托普会获得更多的机会，在病友当中慷慨地无拘无束地显露自己的感情。不管怎样，卡斯托普是个喜欢交际的人。例如有一天晚上，约阿希姆在客厅里碰上了他，他正和赫尔米娜·克勒费特及其两位桌友根舍和拉斯穆森先生以及一个戴单眼镜的指甲长长的年轻人站在一起。

汉斯·卡斯托普目光炯炯，声音激动，就舒夏特夫人独特而异样的面部特征发表了热情洋溢的即席讲话，他的听众则不时地交换眼色，相互轻轻碰撞，嘿嘿地窃笑。

约阿希姆对这一切感到痛苦；可是，喜剧的主角卡斯托普自己却一点也不怕暴露真情，也许他认为，他要是隐藏遮掩，不被人注意，反倒不会获得自己的权利。他想，大家是会理解他的。当然，理解中难免混杂着幸灾乐祸，这一点他只好忍受。每当开始用餐，饭厅的玻璃门哐啷一声被带上的时候，卡斯托普的脸总是一阵红一阵白。这时，不仅他同桌的病友，就连邻桌的病友都朝他看，都在欣赏他那变化多端的面孔。

这种反应反倒使他感到满意；他觉得，要是他的激动引起普遍的关注，就说明他的情感得到了大伙儿的承认和赞许，对他的事情将是一种促进，对他模糊而大胆的愿望将是一种支持。想到这一切，他甚至感到幸福。事情竟然发展到这种地步：病友们为了观看一下这位被爱情弄得神魂颠倒的年轻人，还特意聚到一起。情况大致是每次吃完饭后，病友们就聚集在凉台上；要是星期天下午，他们就聚集在门房的前面，因为在这一天，邮件不分发到每一个房间，他们得自己到门房去取。他们早就知道，疗养院里有一个狂人，从他的脸上就可以知道他的一切。你瞧，施托尔太太，恩格哈特小姐，克勒费特小姐和她的长着一张貘脸的女友，还有不可救药的阿尔宾先生，手指甲很长的年轻人以及他那个圈子的其他成员，全都站在一起，个个低垂着下巴，鼻子里不停地发出呼哧声，凝神地看着汉斯·卡斯托普。他呢，脸上露出茫然若失的神色和充满激情的微笑，面颊绯红——他初到此地的头一天晚上也曾面颊绯红——两眼发光——当他第一次听到奥地利人的咳嗽声时，两眼也曾发光——而且光始终朝着一个方向……

在这种情况下，好心的塞特姆布里尼总是向汉斯·卡斯托普走去，希望和他交谈，询问他的健康情况。可是，汉斯·卡斯托普是否能够正确理解塞特姆布里尼这一光明正大的毫无偏见的友好行为，那就很难说了。事情发生在星期天的下午。当时，疗养客们拥挤在门房的前室里，伸手向门房要他们的信件。约阿希姆也挤在他们当中。他的表弟没有朝他走去，而是站在拥挤的人群后面，脸上露出刚才所描写的表情，希望克拉芙迪娅·舒夏特能看他一眼；此时，她和她的桌友们站在附近，等待着拥挤的人群离去。在这各种等级的病人混杂在一起的拥挤不堪的时刻，年轻的汉斯·卡斯托普有充分的欣赏克拉芙迪娅·舒夏特的机会。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他喜欢分发信件的这一时刻，并焦急地等待它的到来。一个星期以前，他不知不觉地朝取信件的窗口走去，紧紧挨着舒夏特夫人，以致她无意中碰了他一下。她微微地朝他转过头，对他说了声“对不起”；而他呢，感谢精力高度集中带来的随机应变的能力，不慌不忙地回答道：

“没关系，夫人！”

他想，每星期天下午都要在传达室分发信件，这是多么好的机会啊！

我们可以说，自从上星期的事情发生以来，他度日如年，焦急地等待七天以后的同一个时刻的重返；而等待意味着赶到时间的前头，意味着不把时间和当前看做礼物，反倒视为障碍，意味着否定和消灭它们的内在价值并在思想上超越它们。人们常说等待是无聊的。然而等待也能娱人，甚至是一种消遣，因为等待者白白地耗费了大量的时间，而无需把它们用于自己的生活。可以说，只从事等待的人如同饕餮之徒一样，他的消化器官吞进了大量的食物，但并没有把它们消化，变为有用的营养成分。

推而广之，人们可以说，如同未消化的食物不能强身一样，白白等过去的时间也不能使人变得更成熟。当然，纯粹的不夹杂任何动机的等待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总之，一个星期的时间被耗掉了，星期日下午分发信件的时刻和七天前一样又来到了。汉斯·卡斯托普怀着非常激动的心情，等待着这一美好机会的到来。到时候，他每时每刻都有可能和舒夏特夫人发生关系。

逢到这样的机会，汉斯·卡斯托普的心便开始收缩和怦怦地跳个不停，尽管他并不希望机会变为现实。有两方面的原因——军人的和平民的——妨碍他和舒夏特夫人建立关系：一方面，因为有正派的约阿希姆在场，汉斯·卡斯托普得顾及自己的荣誉和义务；另一方面，卡斯托普本能地意识到，跟克拉芙迪娅·舒夏特的关系将是一种有修养的关系，他们只能用“您”相称，只能彬彬有礼，并且尽可能用法语交谈。他觉得，这样的关系既没有必要，也不值得渴望，因为它们已经过时……基于这些考虑，他没有走近舒夏特夫人，而是站在一旁看她说笑——从前，在校园里，他曾看到过普希毕斯拉夫·希培这样说笑——她的嘴大大地张开，颧骨上方灰绿色的斜眼眯成了一道缝。这看上去本来一点也不“美”，但是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恋人是很少用理智去进行审美和道德判断的。

“您也在等待信件，工程师？”

说这话的只可能是一个捣蛋鬼。汉斯·卡斯托普吓了一跳，蓦地转过身去，看见了站在他面前的面带微笑的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当初，在排水沟边上的长凳旁，塞特姆布里尼曾用同样含蓄而仁慈的微笑欢迎初到此地的卡斯托普。此时，汉斯·卡斯托普看到意大利人的微笑，不禁像当时一样感到羞愧。不管他多少次在梦中试图赶跑这个“流浪乐师”，因为这家伙老是“妨碍”他，但醒着的他毕竟要比做梦的他好。当汉斯·卡斯托普再次看到塞特姆布里尼的微笑时，他不仅感到惭愧，而且有所醒悟，于是带着感激的心情说：

“不，我没有多少信件，塞特姆布里尼先生，我又不是公使！也许会有谁给我们当中的一个寄来张明信片什么的。我的表兄正在那儿查询呢。”

“那个跛腿魔鬼刚把我的一小包信件交给我。”塞特姆布里尼说道，同时把手伸向那件老穿在身上的厚呢绒外套侧面的口袋。“我不否认，这是一些有趣的东西，一些具有文学和社会影响的东西。不瞒你说，有家人文学科研究所非常赏识我，邀我参加编写一部百科全书……一句话，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塞特姆布里尼先生中止了自己的讲话。

过了片刻，他问卡斯托普：“您的事情怎样？您在多大程度上习惯了此地的环境？您在我们当中生活还不久，要一下子服水土是不可能的。”

“谢谢您，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在这方面始终存在不少困难。我甚至担心，困难到最后一天都无法得到解决。我初到此地，我的表兄就对我说，有些人永远适应不了此地的环境。不过我想，人们会习惯不习惯的东西。”

“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意大利人说着笑了起来，“一种特殊的归化方式。当然，青年人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他们不习惯，但是他们能生根。”

“可这里毕竟不是西伯利亚的矿坑。”

“不是，当然不是。啊，您喜欢用东方的比喻，这完全可以理解。

亚洲吞没了我们。不管您看哪儿，到处都是鞑靼人的面孔。”塞特姆布里尼先生悄悄回过头看了一下，继续说，“成吉思汗，荒原狼的眼睛，雪和烧酒，要塞和基督教。人们应该在此地的前室里为希腊女战神帕拉斯·雅典娜建立一个祭坛，以便让她保卫我们。您看，前面有个不穿内衣的伊万·伊凡诺维奇正在和检察官帕拉范特吵架。每个人都断言，他应该在另一个人的前面取信。我不知道他们当中谁有理，但在感情上我站在检察官一方，他应该得到女神的保护。虽说他是一头驴子，但他至少还懂得拉丁文。”

汉斯·卡斯托普听了哈哈大笑，而塞特姆布里尼先生从来也没有这样笑过，人们甚至不敢想象他纵声大笑是个什么样子；他笑的时候总是微微绷紧嘴角。塞特姆布里尼看了高声大笑的卡斯托普一眼，然后问：“您的片子——已经得到了吗？”

“已经得到了！”汉斯·卡斯托普煞有介事地证实说，“不久前才得到的，它就在我身上。”说着，他把手伸进内衣口袋。

“啊！您把它放在皮夹子里，当作身份证、护照或会员证带在身上。

这很好。让我看一看吧！”塞特姆布里尼先生用左手的拇指和食指拿起那张小小的、四周被黑色纸条围着的玻璃底片，然后举起来对准光线，这种动作在此地高山疗养院里经常能够看到，非常普遍。当他仔细观察这张令人沮丧的玻璃底片的时候，他的长着一双黑色的扁桃形眼睛的面孔微微抽搐起来，你压根儿不知道其中的原因，不知他是为了更仔细地看底片呢，还是有其他缘故。

“是的，是的，”塞特姆布里尼终于说，“您在此地有了自己的身份证，非常感谢。”说罢，他把脸扭开，从侧面越过自己的手臂把玻璃底片递还给它的拥有者。

“您看到纤维组织了吗？”汉斯·卡斯托普问，“还看到了小结吗？”

“您知道。”塞特姆布里尼先生慢吞吞地回答，“我对这些产品的价值是怎样想的。您也知道，我们体内的这些斑点和发暗的地方多半具有生理的性质。我看过上百张看上去和您的底片非常相似的底片，至于它们能否成为一张‘身份证’，这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观察者的愿望。我是作为外行，作为具有多年经验的外行说这番话的。”

“您自己的身份证看上去更坏吗？”

“是的，看上去更坏一些……不过，我也知道，主宰我们命运的先生和大师们是不会把他们的诊断单单建立在这些片子上的。这么说，您打算在我们这里过冬喽？”

“当然，我的天啊……我已开始习惯于只好跟我表兄一道重返平原的想法了。”

“这就是说，您正在习惯您所不……您用非常俏皮的说法把意思表达出来了。我希望您已经收到了您的东西，温暖的衣服，结实的鞋子，是吗？”

“是的，我要的东西家里都给我寄来了，一切顺利，塞特姆布里尼先生。我曾写信给我的亲戚，于是我们的女管家就把我要的东西当作快件给我寄来了。我现在已不愁在这里过冬。”

“这就让我放心了。不过听着，您需要一只睡袋，一只毛皮睡袋——我们应该想到它！这儿气候变幻无常，眼下秋天跟夏天一样，可一个小时之后，就可能是真正的冬天。您将在这里度过最冷的月份……”

“您说的完全对，我需要一只睡袋，”汉斯·卡斯托普说，“有备无患嘛。我曾经考虑过几天和我表兄到小镇上买一只睡袋。当然，将来我们永远不会再需要它，不过，能用上四至六个月，买只袋子还是值得的。”

“值得，值得……工程师！”塞特姆布里尼先生轻声说，同时更加走近年轻人。“您知道吗，您这样浪费几个月的时间，简直令人感到可怕！我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浪费时间是反自然的，是和您的天性格格不入的。像您这样年龄的人最善于摹仿，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唉，青年人的摹仿能力真叫太强啦！它使教育者们感到绝望，因为青年人总喜欢摹仿消极的东西。小伙子，千万别学着您周围的人说话，要按照您的欧洲生活方式说出您的见解！说实话，在此地的环境里，到处都可以发现不文明的现象——无怪乎这里挤满了来自莫斯科和蒙古的怪人！就是这些人”——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回过头来，用下巴指了指挤在门房里的病人——“您心里千万不要以他们为榜样，千万别沾染上他们的思想，相反地，您应该以您的本质，以您的更高的本质对抗他们的本质。您是西方——神圣的西方之子，文明之子，具有神圣的天性和出身，应该爱护神圣的东西，例如时间！毫不吝惜时间，野蛮地无节制地浪费时间，这纯粹是亚洲的风格——这也许是东方的人们喜欢呆在这里的一个原因。您大概从来也没有注意到，一个俄国人说‘四小时’就像我们这样的人说‘一小时’。不难想象，这些人对时间采取的漫不经心的态度和他们的国土广袤无垠有关系。空间多的地方时间也就多——无怪乎有人说，他们是有时间的民族，所以他们能够等待。而我们欧洲人不能等待。

在我们这个高贵的、划分得非常精致的大陆上，空间非常小，所以我们的时间也很少。我们必须精打细算，尽量利用空间和时间，尽量利用，您听到了吗，工程师！我们不妨把我们的大城市拿来作为象征。它们是文明的中心和发源地，它们是一口大锅，里面沸腾着人类的思想！在这些大城市里，随着土地涨价，空间的浪费越来越不可能，与此相适应，时间越来越宝贵。抓住时机！大城市里的人是这么说的。时间是上帝赐给人的礼物，为的是让他利用；利用时间，工程师，为人类的进步服务。”

所有这些德语语句，尽管它们对于他的“地中海的”舌头非常困难，塞特姆布里尼先生还是以令人愉快的方式，清楚地、悦耳地、甚至可以说是形象地讲了出来。汉斯·卡斯托普对塞特姆布里尼的一番话只得报以频频鞠躬——呆板的和拘谨的鞠躬，就像个听取严师训斥的学生一样。他还能作出什么样的反应呢？塞特姆布里尼的这番个人告诫——他是在私下里，背着其他所有的病人悄悄地对卡斯托普说的——丝毫没有公众的性质；它不仅严肃，而且实事求是，有分寸的人只会表示赞同。

学生自然不会回答老师：“您说得很恰当。”尽管汉斯·卡斯托普早先也有时作出过这样的回答，为了在一定程度上在众人面前维护自己的平等地位。可是，人道主义者从来也没有像这次这样故意强调自己意见的教育性质，所以，卡斯托只得像小学生一样恭恭敬敬地听取他的告诫。

再者，从塞特姆布里尼先生的神色上还可以看出，他虽然沉默不语，但仍在继续进行思考。他仍旧站在汉斯·卡斯托普面前，一双乌黑的眼睛直视年轻人的脸，有些神不守舍的样子，致使卡斯托普不禁后退了几步。

“您感到痛苦，工程师！”他继续说，“您像一个迷途者似的感到痛苦，这一点谁都能看得出来。可是，您应该像欧洲人一样对待痛苦，而不应该像亚洲人那样，因为东方人软弱，易于生病。您看，这里到处都可以看到来自东方的病人……同情和极大的忍耐，这就是东方对待痛苦的方式。这不能也不应该是我们对待痛苦的方式！……我们刚才谈到了我的邮件……您看吧，这里……或者更好一些——走吧！这里不方便……我们离开此地，到另外的地方去吧。我会给您打开这些东西……走吧！”于是，他转过身来，把汉斯·卡斯托普从门房前拉开，走进了离大门最近的第一间社交室。这是一间书写室和阅览室，此刻空无一人。

这间阅览室有明亮的拱顶，拱顶的下方装着橡木制成的壁板。室内立着几个书柜。中央有一张桌子。上面摆着报纸合订本。桌子周围有几把椅子。在穹隆形的窗子的窗台上，摆着一些文具。塞特姆布里尼先生走近一扇这样的窗子。汉斯·卡斯托普跟在他的后面。门是开着的。

“这些信件——”意大利人说，同时迅速地从他的绒毛衣的侧袋里取出了一大卷东西——一个大大的、已经打开的信封，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印刷品和一封信。他把这卷东西在汉斯·卡斯托普的眼前晃了一下，然后继续说：“这些文件上面印有法文的‘促进进步国际同盟’。是从瑞士的洛加诺给我寄来的，那里有同盟的一个分支机构。您想知道这个同盟的章程和宗旨吗？我用三言两语告诉您吧。‘促进进步国际同盟’从达尔文的进化论中得出一种哲学见解，即人类的最崇高的自然使命是人类的自我完善。因此，同盟认为任何愿意执行这一自然使命的人，都应该积极参与促进人类的进步。许多人响应了同盟的这一号召，在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土耳其甚至德国，同盟已经拥有不少的成员。我也荣幸地被同盟吸收为会员了。目前，同盟正在科学的基础上制定宏伟的改革计划，它包括所有目前能改善人的肌体的可能性。人们正在研究我们的种族的健康问题，试验各种制止退化的方法；令人惋惜的是，退化显然是日益增长的工业化的一种伴生现象。此外，同盟还致力于建立众多的人民大学，通过各种有助于制止退化的社会改革措施克服阶级斗争，通过发展国际法最终消除国家间的冲突和战争。如您所见，同盟的努力是高尚的和无所不包的。好几家国际性的杂志的问世证明了它的活力——这是一些评论杂志，每月出版一期，用三种或四种国际通用的语言引人入胜地报道人类进步文学的发展情况。在一些国家里已经建立了许多地方小组；它们本着人类进步理想的精神，通过讨论会和星期日庆祝会开展宣传和教育工作。不过，同盟的主要任务在于用它的资料帮助所有国家中政治上进步的党派……您在听我讲吗，工程师？”

“当然在听！”汉斯·卡斯托普急切而带劲儿地回答。听到意大利人的这句问话，卡斯托普似乎感觉自己滑了一跤，但到底还是幸运地站住了。

塞特姆布里尼先生看样子对卡斯托普的回答感到满意。

“我想，这些东西您大概会感到既新鲜又可惊讶吧？”

“是的，我得承认，我头一次听说这样的事。”

“啊，要是您，”塞特姆布里尼低声叫了起来，“要是您早一些听到该多好啊！不过，您现在听到也许还不太晚。您看，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印刷品……您想知道它们的内容吗？……您就继续听吧！今年春天，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庄严地召开了同盟的代表大会——您知道，这座城市以它与政治进步思想的特殊关系而驰名天下。这次会议开了一个星期，举行了各种宴会和庆祝活动。天啊，我多么想旅行去那里，以便亲身参加这些会议。可是，宫廷顾问这流氓用死亡威胁我，禁止我到那里去——而您知道，我是个怕死的人，所以不敢前往。要知道，我对我的病体给我开的这个恶意的玩笑感到多么绝望。要知道，如果我们的肉体，即我们的兽性的部分，妨碍我们为理性服务，这的确是最使人痛苦的事。

所以，当我收到洛加诺分部给我寄来的这封信时，真是喜出望外，有说不出的高兴。您很想知道它的内容吗？我相信您很想知道！下面是些简短的信息……‘促进进步国际同盟’时刻牢记，它的基本任务在于获得人类的幸福，换句话说，在于通过自觉的社会活动消除人类的痛苦和最终根除人类的痛苦——它还时刻牢记，这一非常崇高的任务只有借助于社会科学——它的最终目的是建立完善的国家——才能得到解决。所以，同盟决定在巴塞罗那出版题为《痛苦的社会学》的多卷本学术著作；在这部著作里，将把人类的痛苦分为各种的等级和种类，并对其进行系统的详尽的研究。您会问我：等级、种类、系统有什么用呢？我这样回答您：归类和选择是掌握的开端，因为不了解的敌人才是最可怕的敌人。

必须使人类脱离恐惧和毫无怨言地忍耐的原始阶段，引导它走上自觉活动的道路。必须向人类解释清楚，要和某种现象作斗争，必须首先认识这种现象的根源，消除它的原因，然后才能使它失去影响。要让人类知道，几乎所有个人的痛苦都是由社会机体的疾病引起的。好！这就是‘社会病理学’这门科学的宗旨。所以，它将通过一部二十卷的百科词典列举和阐述所有可以想到的人类的痛苦情况，从最小的个人的痛苦到巨大的团体冲突乃至于由阶级斗争和国际冲突引起的痛苦；总而言之，它将列举那些由于它们各式各样地混合和化合变便造成了一切人类痛苦的化学元素。它将以人类的尊严和幸福为准绳，把消灭痛苦根源的手段和措施交到人类的手里。欧洲学术界一批很有才能的专家，医生、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将参加撰写这部痛苦百科全书；而在洛加诺的总编辑委员会将成为一个蓄水池，有关的文章将源源不绝地汇集到那里。您用眼睛问我，我在这巨大的工程中到底担任什么角色？请让我把话说完！这部巨著并不回避艺术作品，因为艺术作品的对象同样是人类的痛苦。所以，计划里特定了单独的一卷；在这卷里，为了安慰和教导受苦者，将汇编描写某一痛苦的世界文学杰作，并对这些杰作进行简要的分析。这就是编委会在来信中给他们的忠实仆人提出的任务。”

“真有这样的事，塞特姆布里尼先生！那么，请允许我衷心地祝贺您！这的确是一项了不起的任务，在我看来，是专门为您准备的。同盟在这件事上想到了您，我毫不奇怪。您应当感到高兴，因为您将有机会为根除人类的痛苦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这是一项庞大的任务，”塞特姆布里尼先生沉思地说，“要完成它，不仅需要谨慎，还需要读许多文学作品。特别是因为，”他补充说，目光仿佛消失在了他所面临的复杂而艰巨的任务之中，“尤其是因为艺术创作几乎总是把痛苦作为自己的对象，甚至二三流的作品也不例外。这对我反正一样，或者正好求之不得！不管这项任务有多么庞大，我一定要在这该死的地方努力地完成它，虽然我并不希望我会被迫在此地将它结束。您的情况，”他继续说，同时再次向汉斯·卡斯托普逼近，把声音压低成耳语，“您的情况和我的不同，您的义务是自然强加给您的，工程师。我想到了这一点，并且特意提醒您注意这一点。您知道，我非常钦佩您的职业，但是，因为它是实用的职业，而非精神的职业，所以您跟我不同，只有在平原上您才能够从事它。只有在平原上，您才可能是欧洲人，才有可能按照您的方式积极地同痛苦作斗争，才能促进进步，才能利用时间。我之所以向您讲述我肩负的任务，只是为了提醒您注意您的任务，让您头脑清醒过来，以便纠正您因此地环境的影响而开始变得混乱的观念。我一再提醒您：您要始终不渝地保持自己的本色！您要保持自豪，切莫变为外来影响的奴隶！离开这个泥潭，离开喀耳刻的这个小岛。您不配扮演奥德修斯的角色，住在这个小岛上，否则您是要受到惩罚的。您将用四肢走路，您的前肢已经快要落到地上，不久您将像猪一样发出哼哼的叫声——您可千万当心！”

人道主义者轻声地发出这些劝告的时候，不停地摇头，情态十分感人。随后他沉默下来，垂下目光，皱紧眉头。此时此刻，汉斯·卡斯托普意识到，用玩笑的方式和支吾搪塞的回答是不可能过关的了，而以往他惯于用这种方式应付意大利人，就是在眼下，他在一刹那间也还考虑过是否有可能用这种方式对待意大利人提出的问题。他低下眼睛站在那儿，随后耸了耸肩，同样低声地问道：“我该做些什么呢？”

“照我说的去做。”

“就是说离开此地吗？”

塞特姆布里尼沉默不语。

“您是想说，我应该动身回家吗？”

“就在您到此地的第一天晚上，我就劝您这样做，工程师。”

“是的，当时我完全有这种可能，尽管我觉得，仅只因为此地的空气对我的健康有些不利就气馁是不理智的。从那以后，事情毕竟发生了变化。从那以后，医生们为我作了检查，贝伦斯顾问根据检查结果十分明确地对我说，动身回家是不值得的，反正我很快又必须再上山来；要是我在下面继续混下去，我的整个肺叶很快就会完蛋。”

“我知道，如今在您的衣袋里已经放着您的身份证。”

“是的，不过您说这话时带着讽刺……当然，是正当的讽刺，丝毫也不会引起误解。这种讽刺，诚如您所说，是雄辩术的一种直截了当的和典型的手段——您看，我记住了您的话。不过，您现在根据这张片子和透视结果以及枢密顾问的诊断，是否还愿意建议我动身回家呢？”

塞特姆布里尼先生犹豫了片刻。然后，他挺直身子，抬起脑袋，睁开乌黑的眼睛，用坚定的目光看着汉斯·卡斯托普，几乎像演戏似的有声有色地回答：

“是的，工程师。我愿意负责地这样做。”

汉斯·卡斯托普同样挺直了身子，并拢脚跟，目光直直地看着塞特姆布里尼先生。这是一场战斗。汉斯·卡斯托普经受住了考验。来自附近的影响“加强了”他的战斗力。这边是一位教育家，那边是一位眼睛细长的夫人。他甚至没有为他的话向塞特姆布里尼道歉；他没有补充说：“请您不要见怪。”他回答道：

“显然，您对自己比对他人更为小心！是啊，您并没有藐视医生的禁令，并没有动身去参加在巴塞罗那召开的进步大会。您怕死，所以呆在此地。”

卡斯托普的这番话无疑在某种程度上破坏了塞特姆布里尼的心理平衡。塞特姆布里尼勉强地笑了笑，然后说：“我欣赏您随机应变的回答，尽管您的逻辑已很接近诡辩。我厌恶此地流行的关于谁的病更重的争论，也不想参与这种可憎的争论，否则我将回答您，我的病是比您的更严重——遗憾得很，我的病确实很严重，以致只好以人为的有点自欺欺人的方式，在我心中维持说不定何时还会重返下面的世界去的希望：一旦我觉得我完全不应再存在这种希望了，我就会告别疗养院，在山谷里向人租一个房间，独自度我的余生。这将是非常令人伤心的，但是，由于我的工作领域是最自由的和最精神性的，这种生活方式也并不妨碍我为人类的事业服务和与病态的精神作斗争，直到最后一口气。我已经让您注意了咱们俩之间在这方面的区别。工程师，您不是那种被迫生活在这里却能捍卫自己本质中最好方面的人，这一点在我们头一次相遇我就看出来了。您责备我没有动身前往巴塞罗那。我之所以服从医生的禁令，为的是不要过早地毁了我自己。但是，我并没有无条件地服从，我的精神一直非常坚决地、非常自豪和痛苦地抗拒我的可怜的肉体的独裁。我不知道，当您服从此地的各种规定时，您心中是否也在抗议，或者与此相反，您成了自己肉体的奴隶，甘心情愿接受它的有害的引诱……”

“您为何要反对肉体？”汉斯·卡斯托普急忙打断塞特姆布里尼的话，同时用他那双蓝眼睛——它们的眼白上布满了红色的血丝——吃惊地看着塞特姆布里尼。他由于好强争胜而感到头晕，这一点塞特姆布里尼也看出来了。“我刚才说了些什么？”他胆怯地想，“真难以置信。不过，既然已经向他宣战，趁着我还有力气，我决不让他占上风。当然，归根到底他会战胜我，不过这没有关系，我总会从中得到好处。我要激怒他。”于是，他继续发起攻击：“您难道不是人道主义者？您怎么会谴责肉体呢？”

塞特姆布里尼脸上露出微笑，这次是自然而自信的微笑。

“您为何反对精神分析法呢？”他引用汉斯·卡斯托普以前说过的话，一面把头垂到肩上。“您不是谴责精神分析吗？——我随时准备回答您提出的问题，工程师，”他继续说，同时对卡斯托普鞠了一躬，用手在膝前划了个半圆，“尤其是当您的异议具有才智的时候。您用优美的动作挡回了我的攻击。人道主义者——是的，我是人道主义者。但是，您休想证明我是个禁欲主义者。我肯定、尊敬和热爱肉体，就像我肯定、尊敬和热爱形式、美、自由、快活和享受一样。我尊敬和热爱‘这个世界’，捍卫生活的利益，反对感伤主义的避世，捍卫古典主义，反对浪漫主义。我认为，我的态度是非常清楚的。但是，我最肯定、最尊敬和最热爱的力量和原则就是精神。尽管我非常憎恶人们把肉体跟某种可疑的、月光下精心编造的幽灵般的东西——人们把它称之为‘灵魂’——对立起来，但是，在肉体和精神的相对关系中，我认为肉体体现了恶的和残忍的原则，因为肉体是本能，而本能是和精神、理性相对立的。我再向您重复一遍，本能是恶的，神秘的和恶的。‘您是人道主义者！’的确，我是人道主义者，因为我是人类的朋友，就像普罗米修斯是人类的朋友一样；我是人类及其高尚品质的热烈赞扬者。但是，这种高尚品质包含在精神和理性之中，所以，如果您想指责我在宣传基督教的蒙昧主义，那您就完全错了。”

汉斯·卡斯托普做了一个拒绝的姿态。

“……您将，”塞特姆布里尼固执己见地说，“大错而特错，如果您仅只因为我下述的看法而对我提出指责。我认为，人道主义者出于高尚的自豪，总有一天会把肉体和自然对精神的束缚宣布为暴虐和耻辱。据说伟大的普罗提诺曾经说过，他为有一个肉体而感到羞愧。您知道这个传说吗？”塞特姆布里尼逼着汉斯·卡斯托普回答他的问题，卡斯托普没有办法，只好承认自己头一次听到这个传说。

“这传说出自普罗提诺的学生波尔菲里乌斯之口。这是一种谬论，如果您愿意这样说的话。但是，从精神的观点看，这荒谬东西是正派的，所以，如果有人让精神反对自然，把它捍卫自己的尊严和拒绝在自然面前退却指责为荒谬，那才是最可悲的呢……您听说过里斯本的地震吗？”

“没有——真正的地震吗？我在此地没有看报……”

“您误解了我的意思。顺便说说，您生活在这里，却忘了去看报，的确令人感到惋惜；这也是此地的一种典型现象。不过，您误解了我的意思，我刚才谈到的那个自然现象并非发生在现在，而是发生在大约一百五十年之前……”

“啊，原来如此！对不起——对了！我曾读到过，在那天晚上，歌德在魏玛的卧室里对他的仆人讲……”

“啊！我想说的不是这个。”塞特姆布里尼打断卡斯托普的话，同时闭上眼睛，失望地在空中挥了挥他那只褐色的小手。“再者，您把两次灾难混为一谈了。您说的是发生在墨西拿的地震。我指的却是里斯本“请原谅。”

“伏尔泰得知地震的消息后非常愤怒。”

“那就是说……怎么回事？他愤怒了？”

“是的，他造反了，他不愿接受这残酷的命运和残酷的事实，他拒绝在它面前退缩。他以精神和理性的名义抗议自然令人愤慨的暴行。由于自然的恣意妄为，一座欣欣向荣的城市的四分之三被夷为平地，成千上万的居民成了牺牲品……您感到惊讶吗？您在微笑？您可以感到惊讶，但是我冒昧地禁止您微笑！伏尔泰在这种情况下所采取的态度证明，他不愧是那些曾经用弓箭射天的古高卢人的真正后代……您看，工程师，这就是精神敌视自然的好例子；它非常自豪，不信任自然，具有崇高的坚忍不拔的品格，坚持自己批判自然及其凶恶的反理性力量的权利。因为自然是一种势力，所以，忍受自然，顺应自然——该强调的是，内心里顺应自然——意味着甘心情愿成为自然的奴隶。至于人道主义，如果它决定把肉体看做恶的、敌对的原则，它决不会自相矛盾，决不会变为基督教的假仁假义。您所看到的矛盾，从根本上讲和我所看到的矛盾是相同的。‘您为何反对精神分析？’我并不反对精神分析，如果它为教育、解放和进步的事业服务的话。我反对精神分析……如果它发出令人恶心的坟墓臭味的话。肉体的情况也一样。如果事情关系到身体的解放和美，关系到感觉的自由，关系到幸福和快乐的话，我们应该尊敬和保护身体。反之，一旦身体作为沉重和懒惰的原则反对走向光明的运动，一旦身体代表疾病和死亡的原则，一旦它特有的精神是倒错的精神、腐烂的精神、淫欲和耻辱的精神……我们就应该鄙视和憎恶它……”

塞特姆布里尼脸对脸地站在汉斯·卡斯托普面前，几乎是无声地、非常迅速地说出了最后这几句话，以便快点结束这次交谈。就在这时，为汉斯·卡斯托普解围的援军到了：约阿希姆手里拿着两张明信片走进阅览室，打断了文学家的演讲。他迅速地改变自己的面部表情，彬彬有礼地欢迎约阿希姆的到来；他这灵活性给他的学生——如果人们可以把汉斯·卡斯托普称为学生的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啊，原来是您，少尉！想必您正在找您的表弟，请您原谅！我们在这里谈话，要是我没弄错的话，我们还发生了小小的争论。他是个好样儿的争辩者，您的表弟，是个在舌战中非常危险的对手，如果人们触到了他的痛处的话。”

关于人体的学问

汉斯·卡斯托普和约阿希姆·齐姆逊吃过午饭后坐在花园里，身上穿着白裤子和蓝上衣。这是一个受到赞扬的十月里的日子，它既让人感到热，又让人感到轻松，既令人感到喜气洋洋，又令人感到形势严峻。

在南边山谷的上方，天空一片蔚蓝；在布满小道和村落的山坡上有许多牧场，牧场上依旧长着绿油油的青草；在密密麻麻的林木之间，一群群的母牛正在吃草，从它们的颈上发出持续不断的铃声——这些由金属撞击出的声响宛如单调恬静的音乐，清楚地、不受干扰地在稀薄和纯洁的空气中散播开来，加深了笼罩在高山地区的节日的气氛。

表兄弟坐在公园尽头的一张长凳上，眼前是一个由幼小的冷衫组成的半圆形的花坛。这地方位于一个高出山谷五十米的、四周围有篱笆的平台的西北端，平台形成了整个“山庄”的基座。他们俩沉默不语。汉斯·卡斯托普抽着雪茄。他心里对约阿希姆不满，因为后者吃过午饭不想参加在凉台上的社交活动——病人们在饭后的卧疗之前总喜欢到凉台上来谈天——而违反他的意愿硬把他拉到花园的这个安静所在来了。

这说明约阿希姆是专横的。严格地讲，他们俩并不是暹罗的双生子。如果他们的兴趣不一致，他们可以分开。汉斯·卡斯托普到这里来，不是为了陪伴约阿希姆，他本人也是个病人。想到这里，他面带愠色。他本可以一直心安理得地对约阿希姆生气，因为他反正有玛利亚·曼齐尼雪茄可以抽。他把手伸进上衣的侧袋里，把穿着咖啡色皮鞋的脚伸到前面，嘴里叼着一支长长的淡灰色雪茄。这烟是刚开始抽的，因此它头上的烟灰还没有被抖掉。饱餐之后享受一下它的香味，是他卧床静养之后重新获得的最大快乐。虽说他在此地高山疗养院的唯一任务是适应他所不习惯的东西——至于他的胃的化学机理，他那干燥的、容易出血的粘膜的神经，它们显然对抽烟已经完全适应了：在这六十五天或七十天里，随着时光的流逝，他的身体逐渐地乃至完全地适应了这精制的能使人兴奋或麻醉的烟草。他为这重新获得的能力而感到高兴。道德的满足加强了肉体的享受。在卧床休息期间，他从随身带来的两百支雪茄烟中省下了一些，如今还保留在他身边。除此之外，他还写信给萨勒恩大娘，求她在给他寄内衣和冬衣的同时再寄五百支不来梅产的雪茄来，以满足他的需要。雪茄放在一个漂亮的小漆盒里，盒子上面画着一个烫金的地球仪、许多奖章和一个四周飘扬着旗帜的展览馆。

此刻，两位年轻人突然发现贝伦斯顾问正朝花园走来。他今天中午曾和病人们一起在饭厅里用餐，大家看到他坐在萨洛蒙太太的桌旁，两只大手握在一起，看着他的盘子。吃过午饭，人们又看到他呆在平台上，和病人们谈一些个人的问题，让那些没有看过他表演的病人看他用靴带表演戏法。眼下他正在花园里的石子路上溜达，身上没有穿医生的工作服，而穿着小方格花的燕尾服，头上戴着大礼帽，嘴里同样衔着一支雪茄——一支很黑的雪茄。他大口大口地吸着，吐出一团团乳白色的浓烟。

他的头、他的脸以及淡青色的发热的双颊、塌鼻子、湿润的蓝眼睛和向上翘起的小胡子，还有他那瘦长而微显伛偻的身躯，这一切和他那大手大脚相比，统统显得微不足道。当他发现表兄弟时，神经顿时紧张起来，显然是吓了一跳；他甚至有些不知所措，因为他得面对面地向他们走去。

不过，他还是像往常那样，愉快地和客客气气地向他们问好，而且引用了席勒的叙事诗《伊毕库斯的鹤》中的一句：“你瞧，你瞧，蒂莫陶斯！”

为了给他们的新陈代谢祝福，他坚持请他们坐在凳子上别动，因为为了表示对他的尊敬，表兄弟想从凳子上站起来。

“免了，免了。请别客气，我是个讲实际的人。你们完全没有必要为我站起来，因为你们二位都是病人。你们没有必要这样做，我不会见怪的。”

随后，他站在他们面前，用他右手的食指和中指夹着雪茄烟。

“这烟草的味道如何，卡斯托普？让我看一看，我可是行家和爱好者。烟灰很好，简直就是一位皮肤黝黑的美人，您说对吗？”

“玛利亚·曼齐尼，不来梅产的饭后抽的雪茄，顾问先生。每支十九芬尼，价钱便宜，但具有葡萄酒的芳香，同样价钱的其他的雪茄可没有这种香味。我是免费得来的。正如您所见，‘苏门答腊——哈瓦那’，它外面的包叶是浅色的。我很习惯抽这种雪茄。纯度中等的混合型雪茄，很够味道，但舌头并不感到刺激。我不喜欢老弹烟灰，最多也只弹两次。

当然，这种雪茄有时也会耍脾气。不过，生产这种雪茄的时候检查特别仔细，因此玛利亚的质量非常可靠，很少有抽不着的时候，可以敬您一支吗？”

“谢谢，我们可以换着抽。”说着，他们各自打开了自己的烟盒。

“这种雪茄，”宫廷顾问说，同时把他的盒子递给卡斯托普，“富有血性，您知道吗，有生气有活力。圣·菲力克斯·巴西。我总是抽这种雪茄。一种真正的消愁解闷物，辣得像烧酒，尤其是在快抽完的时候，有一种火辣辣的味道。有人建议我抽这种雪茄要克制一些，切莫一支接一支地抽，否则就会吃不消。不过，与其整天吸水蒸气，不如一次喝个够……”

他们俩把互赠的礼物在手指间转来转去，摆出行家的样子仔细观察那苗条的躯体。他们俩看到，在有的地方已经破损的微微隆起的外部包叶上，有许多斜的平行的筋条，看上去好像是有点粗糙的皮肤上的跳动的血管，此外，在身体的各个部位上还有光线在闪耀，一切都使人想到某种有机的活的东西。汉斯·卡斯托普道出了这种想法：“这样的雪茄有生命。它似乎在呼吸。在家里的时候，我忽然生出把玛利亚保存在一个密封的白铁盒里的念头，为的是防止它受潮。您想它这样会死吗？它死了，在一个星期之内就死了——全都变成了硬邦邦的尸体。”

于是，他们俩开始交换保存雪茄尤其是保存进口雪茄的经验。宫廷顾问喜欢进口香烟，特别喜欢抽辛辣的哈瓦那雪茄。可惜的是，他却受不了它。有一次，在交际场合，他醉心于这种雪茄，可是据他说两支小小的亨利·克莱差一点儿送了他的命。“我在喝咖啡的时候抽这种雪茄，”

他说，“一支接着一支，很少考虑会有什么后果。结果吸完烟我不由得问自己，到底出了什么事。有生以来我头一次有一种十分异样、奇特的感觉。我好不容易才走到家，到家时我大吃一惊。您知道吗，我当时两脚冰冷，全身冒冷汗，面孔煞白，心脏呢，鬼知道出了什么事，脉搏有时跳得微弱，几乎摸不到，有时又怦怦地跳得飞快，脑子却兴奋起来，您知道吗……我确信，我快要翘辫子了。我说翘辫子，因为当时我突然想到这个词，用它说明我的健康状态。是啊，我当时的确非常快活，甚至感到节日般的兴高采烈，虽然同时又非常害怕，说得更正确些，我当时完全被害怕支配了。不过话又说回来，害怕和兴高采烈互相并不排斥，这一点谁都知道。小伙子头一次追求姑娘的时候也害怕，姑娘也一样害怕，可是，他们都融化在快乐之中。我也差点儿融化了，胸部剧烈地震动。我想，我快要翘辫子了。但是，米伦冬克护士长进行了干预，破坏了我的情绪。她用冰袋为我进行冷敷，用刷子为我按摩，还给我打了一针樟脑剂——一句话，她为人类保全了我的生命。”

汉斯·卡斯托普享受病人的权利，继续坐在长凳上，抬头望着贝伦斯。从他的脸上可以看出，他仍在进行紧张的思考。他发现，贝伦斯在讲述自己经历的时候，那双蓝色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

“我知道，您有时还画画，顾问先生。”他突如其来地说道。

听到这句话，宫廷顾问吓得后退了一步。

“嘿！年轻人，您怎么知道的？”

“请原谅。我曾听人提起这件事，这会儿突然想起了它。”

“这么说，我想否认是没有用了。我们所有的人都有弱点。是有这么回事。正如那个西班牙人常说的：我也是艺术家。”

“是画风景画吗？”汉斯·卡斯托普漫不经心地问道。他觉得，此时此刻用这种语调是允许的。

“可以这么说！”宫廷顾问不好意思地回答，“风景画、静物写生、动物画——勇士无所畏惧。”

“可您不画肖像吗？”

“有时候也画肖像。您想向我定购您的肖像吗？”

“哈哈哈！没这个意思。不过，要是您允许我们欣赏一下您的作品，我们将感到非常高兴。”

在一旁用惊异的目光看着表弟的约阿希姆也赶紧向顾问先生保证，他将非常乐意去看他的作品。

贝伦斯因受到奉承而非常得意，甚至高兴得脸都红了起来，此时眼里的泪水看上去快要流出来了。

“好啊，当然可以！”他扬声道，“我将感到非常荣幸！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我现在就带你们去看。走吧，随我走吧，我将在我那陋室里用土耳其咖啡款待二位！”说罢，他抓住两个年轻人的胳臂，把他们从长凳上拉起来，然后挽着他们走上石子小路，朝他的住所走去。他的住所，正如他们所知，位于“山庄”大院的西北翼，离花园很近。

“我从前偶尔在绘画方面试了试自己的身手。”汉斯·卡斯托普解释说。

“真的？您一直试着画油画吗？”

“不，不，我还画了两张水彩画。一张画的是一艘船，另一张画的是海景，全都是幼稚之作。但是，我非常喜欢看画，所以我敢于……”

听了卡斯托普这番解释，约阿希姆多少放了心，搞清楚了表弟使人惊奇的好奇心的原因，因为汉斯·卡斯托普——更多的是对约阿希姆，而不是对宫廷顾问——道出了自己在绘画方面的尝试。顾问带着两位客人来到了大楼的西北翼：这里没有大楼正门入口那种两侧有路灯的华丽大门，只有几级半圆形的石阶通向他的柞木房门。顾问从一大串钥匙里选出了一把带柄的，打开了房门。在开房门的时候，他的手不住地打颤，显然过于激动。三人先后走进作为衣帽间的前室，贝伦斯把自己的礼帽挂在了钉子上。往里是一扇玻璃门，它把一条短走廊和大楼的其余部分隔开。贝伦斯推开玻璃门，步入走廊，在它的两旁分布着这所小小私宅的各种房间。他叫来女佣人，给了她有关的吩咐。然后，他打开走廊右边的一道门，和蔼可亲地对客人说了一些客套话，鼓励他们进入自己的住所。

住所里有几个按照一般市民的庸俗风格陈设起来的房间。窗子面向山谷，所有房间是相互贯通的，没有门，只有门帘。客人们看到各种各样的房间：一间具有“古德意志”风格的餐室；一间兼作工作室的客厅，里面有一张书桌，书桌的上方挂着一顶大学生的便帽和两把交叉起来的长剑，还可以看到毛茸茸的地毯、一排排书橱和一张有扶手和靠背的长沙发；此外还有一间按“土耳其风格”布置起来的吸烟室。所有房间的墙壁上都挂有宫廷顾问的绘画作品，两位客人处于礼貌已经用目光扫视它们，准备着随时发出赞叹声。顾问已故的夫人的肖像到处可见，单单在书桌上就放着她的油画像和普通的照片。这是位长着金黄头发的妇女，身上穿着薄而透明的衣服，两手互握放在左肩上——不过，两手并没有紧紧地握着，只是指尖轻轻地搭在一起——两只眼睛要么朝上看，要么朝下看，深藏在长长的、与眼睑保持倾斜角度的睫毛下面，从不正视观画者。此外，房间里主要是一些以山景为题材的风景画，例如白雪覆盖的或满是绿色冷杉的山地，顶上被云雾笼罩着的山峰，在深蓝色的天空映衬下轮廓显得单调和分明的山峦，这一切显然是受了意大利画家塞冈第尼的影响。此外，画面上还出现高山牧人的茅舍，一些肚皮鼓起的母牛站在和躺在充满阳光的草地上；一只拔光了毛的母鸡放在各种蔬菜的当中，它那被扭转回来的脖子悬在托盘的边上；还有一些花卉、各种类型的山民和其他等等——所有这些均出自某个劲头十足的门外汉之手。这个门外汉大胆地使用颜料，仿佛直接从颜料管挤到了画布上似的，以致颜料要经过很长的时间才会干涸。不过话又说回来，这种创作手法，尽管有严重的缺点，但有时也能产生效果。

就像在一个展览会里一样，表兄弟在主人的陪伴下沿着墙壁观看他的创作成果。在观赏的过程中，主人偶尔对某个题材作一些较为确切的说明，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他默不作声，怀着自豪和忐忑不安的心情，把目光停留在客人们正在观看的作品上。克拉芙迪娅·舒夏特的肖像挂在客厅开有窗户的那面墙上——而汉斯·卡斯托普进门时一眼就发现了它，尽管它和原型只略微相似。他故意不往那里走，而让约阿希姆和宫廷顾问在餐室里久久地等他，假装正在欣赏窗外的景色：绿色的塞尔吉峡谷，背景是淡蓝色的冰川。然后，他自顾自地带头走进了土耳其式的房间，虽说这房间他已经仔细地看过，并对它赞不绝口。随后，他瞅着客厅入口处的门，像是要求得到约阿希姆的赞同。最后，他才转过身来，颇为惊奇地问道：

“那不是一张熟悉的脸吗？”

“您认识？”贝伦斯想知道对方的回答。

“认识，我不可能弄错。这是那位坐在‘好样儿的俄国人席’的夫人，取了个法国名字……”

“对，她叫舒夏特。我很高兴，因为您发现了相似之处。”

“画得太像了，真是惟妙惟肖！”汉斯·卡斯托普撒谎道。他之所以撒谎，与其说是出于虚伪，不如说是他意识到如果一切都按正常的方式进行，他是不该把那画像的模特儿认出来的，就像约阿希姆在当时并没有把它认出来一样。善良和轻信的约阿希姆，在汉斯·卡斯托普当着他的面撒谎之后，终于醒悟过来，明白了事情的真相。“是的，画得很像。”他轻声说，并且顺水推舟，准备和他表弟一道去观赏舒夏特夫人的肖像。汉斯·卡斯托普意识到，虽说他们没有参加凉台上的社交活动是个损失，但是通过这次参观已经得到了弥补。

这是一张小侧面的半身像，比真人稍小一点，袒胸露肩，两肩和胸脯上只披着一块轻软透明的褶纱。肖像装在一个黑色大镜框里，框子有镀金的边饰。画上的舒夏特夫人看上去比她本人大十岁，这是非专家画的肖像的通病，因为浅薄的涉猎者喜欢追求强烈的效果。整个脸上红色太多，鼻子画得不成功，头发的颜色也不对，看上去像枯草，干硬而又蓬乱，嘴则是歪的。显然，画师并没有抓住这张面孔的美好和迷人之处，或者抓住了，但没有能力把它表达出来。整个肖像把舒夏特本人的面容变粗糙了，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换句话说，肖像和它的原型只是远亲，两者之间并无紧密的关系。所以，就整体而言，肖像只能算拙劣的绘画作品。然而，汉斯·卡斯托普并不想深入地研究像还是不像的问题；这幅亚麻布跟舒夏特夫人本人毕竟有关，对他来说就已经完全够了；这幅肖像应当表现舒夏特夫人，她本人曾经在这些房间里给顾问当过模特儿，这一点对他来说就已经够了。他激动地重复说了一遍：“画得太像了，和舒夏特夫人一模一样！”

“可别这么说。”顾问表示谦虚，“这是件非常巨大和艰苦的工作，我压根儿不敢想象能胜任，虽然我们已经画了大约二十次——可是，像她这样特别的面孔，不是谁都能对付得了的。您想必以为这样的面孔——它长着爱斯基摩人的颧骨和发酵的酸面团上的裂缝似的眼睛——很容易被把握。没有的事。您要是只注意细节，就会把整体搞糟。真令人伤脑筋。您认识她吗？也许，我不该照着她画，而应该凭着记忆画。您到底认不认识她？”

“认识，不过很表面，就像此地的人们对她的认识一样……”

“我也认识她，不过更多的是从内部和皮下，您知道，我对她的动脉血压、组织弹性和淋巴活动，可以说是了如指掌——出于某些原因。

然而，她身体表面上的东西，我却不大了解。您见过她走路的样子吗？

她走路时总是蹑手蹑脚、东张西望，活像一只潜行的母猫。我们就拿她的眼睛作为例子吧——我说的不是眼睛的颜色，当然，这方面也有问题，我说的是眼睛的位置和式样。您知道，她的眼眶是窄的，还有点斜。不过，这只是表面现象。容易使您上当的是内眦赘皮，这是一种眼睛的变体，为某些种族所特有。所谓内眦赘皮，是指眼睛上有块过剩的皮肤，它来源于这种人的扁平的鼻梁，然后经过眼睑皱襞，进入眼睛的内角。

如果您把鼻根上的皮肤拉紧，她的眼睛就会和我们的完全一样。这无疑是一种诱惑人的假象，而且并不光彩，因为究其根源，内眦赘皮是一种返祖现象，有碍于视力。”

“原来如此。”汉斯·卡斯托普说，“我并不知道这个，但早就想知道她的眼睛到底是怎么回事。”

“假象，骗人的玩艺儿。”宫廷顾问强调说，“要是您把她的眼睛简单地画成斜视的和眯缝的，您就会白费力气。您必须正本清源，找出眼睛斜视和眯缝的真正原因，然后再如实地加以表现。换句话说，您必须借助幻想引起幻想，为此当然需要知道什么是内眦赘皮。知识绝不会碍事的。您仔细看一看她的皮肤，她身上的皮肤。您觉得它画得如何，是画得生动还是画得并不特别生动？”

“非常生动，”汉斯·卡斯托普说，“皮肤画得非常生动。我相信，我从未见过画得这样好的皮肤，就连毛孔都能辨别出来。”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指轻轻地抚摩画上露颈肩的女衫，这低领的女衫在过红的面孔映衬下显得格外白，而女衫下面的通常见不到阳光的身体部分，有意无意地给人一种裸露的印象——总之，这种印象是通过相当粗劣的手段达到的。

尽管这样，汉斯·卡斯托普的赞扬毕竟也有根据。那隐没在淡蓝色的带褶的披纱之中的娇弱但并不瘦的胸脯，它软而光滑的微微闪烁的白皙的皮肤，看上去很像是天然的。显然，艺术家是带着感情在画这皮肤；不过，在无损于这种感情赋予皮肤的魅力的情况下，艺术家还成功地赋予了皮肤以某种科学的真实性和生动的准确性。他仿佛利用了亚麻布的粒状结构，尤其是在锁骨微微突出的部位，通过油画颜料使亚麻布的粒状结构变为了生来就不平滑的皮肤的表面。在胸部的左下方，可以看到一个胎记；在两个乳房之间，浅蓝色的血管隐约可见。观画者仿佛觉得在看这裸体的时候由于肉欲而全身产生一阵难以察觉的战栗，甚至可以说感到了这身体在出汗，嗅到了这肉体散发出的看不见的生命的气息；要是你把嘴唇紧贴着这肉体，你感到的将不是清漆和颜料的气味，而是人体的气味。总之，我们只是描绘了汉斯·卡斯托普的印象。不过，就算他所寻求和渴望的正是这样的印象，我们也应该实事求是地强调指出，在这些房间里，舒夏特夫人露颈袒胸的肖像是一幅最值得注意的绘画作品。

贝伦斯顾问把手插在裤袋里，晃动着身子，亦步亦趋地跟随他的两位客人观看自己的作品。

“我很高兴，同行先生。”他开始说，“我很高兴，您明白了这一切。

要是您也略微知道表皮下的情况，并能把看不见的东西一同画出来，那同样只有好处而毫无坏处——换句话说，要是人们对自然不单单感情用事，拿您来说吧，要是您除了自己的本职之外还兼任医生、生理学家、解剖学家，并且还知道一些有关贴身衣服的秘密，那只会有好处，只会产生优越性。科学正在研究人体的皮肤，借助显微镜，您可以准确地检查出它的有机结构。您不仅可以看到表皮的黏液层和角质层，还可以看到表皮下面的真皮组织，它由皮脂腺、汗腺、血管和乳腺构成。在真皮的下面是脂膜，您知道吗？脂膜即基底层，上面有许许多多脂肪细胞，正是脂膜及其众多的脂肪细胞造就了妇女优美的体形。当然，您还可以补充一些知识和臆测，它们也会起作用的。所有这一切就像泉水一样源源地流入您的手中，发挥它的作用。它似乎看不见，却始终存在着，并且赋予您的作品以生机。”

汉斯·卡斯托普因这次谈话而激动不已，前额发红，两眼放光，不知道首先回答什么，因为他有许多话要说。首先，他打算把舒夏特夫人的肖像从阴暗的窗间壁上取下，移到一个更合适的地方去；其次，他压根儿不想中断宫廷顾问关于皮肤结构的议论，因为他本人对这方面的问题很感兴趣；第三，他试图说出自己一般的和哲学的思考，这同样是他非常关心的事。就在他把双手放到肖像上，准备把它从墙上取下来的时候，他赶忙说：

“那当然，那当然！您的话很正确，很重要。我想说……也就是顾问先生刚才所说的：‘不应该对自然只采取一种态度。’要是除了感性的态度以外——我觉得您刚才是这样说的——要是除了艺术家的态度以外还采取另一种态度，简单地说，要是人们还从另一种角度，比方从医学的角度去理解事物，那将会是件好事。非常正确……请原谅，顾问先生，我之所以认为非常正确，是因为实际上根本不存在完全不一样的态度和视角。准确地说，既然涉及的始终是同一个东西，那么，不同的态度和视角只是同一个东西的变种，也就是说，是共同的兴趣的变体，它们之间只存在细微的差别，因此艺术活动不过是这种共同兴趣的一部分和特殊的表现形式罢了，如果可以这样讲的话。是呀，请原谅，我想把这幅画取下，因为这里太暗，我想把它拿到沙发那边，不知您意下如何？……我想趁此请教一下，医学科学到底研究什么？当然，我在这方面完全是外行，但我深信，医学研究的对象是人。那么，法学、立法和司法的对象又是什么呢？同样是人。和教学活动有密切联系的语言研究的对象是什么呢？神学、拯救灵魂和牧师职务的对象又是什么呢？所有这些职业都和人有关系，所有这一切只是同一个重要的……最重要的兴趣，即对人的兴趣的不同方面。一句话，所有这一切都是人文主义的职业，谁要是想献身于这些职业，就得首先研究古代的语言，这是基础，正所谓是为了形式的教育。我这样说，您也许会感到惊异，因为我本人不过是个实际工作者和技师。不过，前不久我在卧床静养时曾经想过，要是每一种人文主义的职业都能把形式的因素，把形式、优美的形式的观念作为自己的基础，那将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事。它将给人类带来高尚的多余的东西，带来感情和……礼貌——兴趣也因此会变为一种骑士的殷勤……也许，我并没有恰当地表达出自己的意思，不过，从我的谈话中您可以看出，精神的东西和美的东西是融合在一起的，说实在的，它们始终是同一个东西。换句话说，科学和艺术是统一的，艺术活动当然也属于这个统一体，在一定的意义上作为大学中的第五大科系，因为艺术活动同样是一种人文主义的职业，不过是人文主义兴趣的一种变种，因为它最重要的题目和注意的对象也是人。我想，您是会同意我的看法的。当我在青年时代试着作画的时候，我只画了一些船和大海。不过，在绘画体裁中最吸引我的还是肖像，因为它直接把人作为自己对象，所以我有一次曾经问您，宫廷顾问先生，您是否在从事肖像画创作……您不认为我把它挂到这里更好一些吗？”

贝伦斯和约阿希姆惊奇地望着卡斯托普，意思仿佛是他应当为自己这番胡诌感到羞愧才是。然而，汉斯·卡斯托普并没感到难为情，因为这时他正全神贯注地忙自己的事。他把舒夏特夫人的肖像按在长沙发后面的墙上，意思是要主人回答此处的光线是否更好一些。就在这时，女佣人用托盘端来了开水、酒精灯和几只咖啡杯子。宫廷顾问请客人进入吸烟室，同时说：

“当初您更应该对雕塑感兴趣，而不应该对绘画……当然，这儿的光线要好一些，如果您认为它适合这儿的光线的话……我所指的是雕塑，因为它完完全全地、地地道道地只和人打交道。但愿酒精灯不要把水煮干了。”

“完全符合事实，雕塑。”当他们朝吸烟室走过去的时候，汉斯·卡斯托普说。他忘了把肖像重新挂到墙上或把它放下，却把它贴在大腿上带进了隔壁的房间。“不用说，像希腊的维纳斯或大力神，这样的雕塑作品无疑十分清楚地体现了人文主义的原则，要是认真想一想，雕塑艺术才是真正的人文主义艺术。”

“唉，至于小小的舒夏特夫人，”宫廷顾问评论道，“她更适合于作绘画的对象。我相信，古希腊雕塑家菲狄亚斯或另外一位名字以摩西文结尾的雕塑家要是看到她那副面容，准会嗤之以鼻……您怎么啦，腿不方便吗？”

“谢谢，请放心，我暂时把舒夏特夫人的肖像靠在我的椅腿上，让它好好立一会儿。希腊的雕塑家们可不大关心头，他们感兴趣的主要是身体，或许是因为身体最能体现人文主义的原则吧……这么说来，女性的雕塑品主要意味着脂肪，是吗？”

“是的，意味着脂肪！”宫廷顾问断然回答。说罢，他打开壁橱，取出煮咖啡所需的配件：一只管形的土耳其咖啡磨，一只带长柄的煮水锅，用来放糖和咖啡粉的双层容器，全是黄铜做的。“软脂、硬脂和油酸脂。”他继续说，一面把咖啡豆从一只白铁罐倒进磨里，然后开始转动磨的曲柄。“二位请看，我自己做咖啡，从头至尾，这样咖啡的味道加倍的好。二位以为如何？会不会像希腊神话中的神仙食品？”

“不会，我早知道有这种食品，但从您嘴里说出来的确令人惊讶。”

汉斯·卡斯托普回答道。

他们一同坐在门和窗之间的角落里，面前放着一张竹制的小几，几上垫着一块东方图案的黄铜板，黄铜板上面放着咖啡具和烟具。约阿希姆和贝伦斯并排坐在带靠垫的土耳其式沙发上，汉斯·卡斯托普单独坐在带轮子的安乐椅里，把舒夏特夫人的肖像靠在椅子腿上。他们脚下铺着一块彩色地毯。宫廷顾问用勺舀了一些咖啡和糖，放进煮锅，然后再倒进一些水，让酒精灯把水煮开。泛着深棕色泡沫的煮好了的咖啡被倒入葱彩式的杯子里，表兄弟开始品尝这又浓又甜的咖啡。

“话又说回来，你们的——”贝伦斯说道，“你们的雕塑品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脂肪，虽然在程度上赶不上妇女的。像我们这样的人，脂肪通常只占体重的二十分之一，而在妇女的身上，脂肪要占体重的十六分之一。要是没有皮下细胞组织，我们大家都会干缩成羊肚菌。随着年龄的增长，皮下细胞组织逐渐消失，我们的身上就会出现大家所知道的不雅观的皱纹。在妇女的胸部、腹部和大腿部，一句话，凡是对心和手有诱惑力的部位，皮下细胞组织最厚，脂肪也最多。脚掌也有脂肪，而且怕痒。”

汉斯·卡斯托普把管形的咖啡磨拿在手里，一边转动，一边观看。

这个咖啡磨甚至整套咖啡具与其说来自土耳其，不如说来自印度或波斯：铜磨上的装饰画的风格——画面由于底色暗淡而显得格外光亮——可以说明这一点。汉斯·卡斯托普观察着那些图案装饰，但没有马上理解它们的涵义；后来他理解了它们表现的是什么，脸孔不由自主地红了起来。

“是的，这套咖啡具是为单身男子准备的，”贝伦斯说，“所以我把它密藏起来。您知道吗，否则我的女厨师会把她的眼睛看坏的。当然，您不至于看坏眼睛。这套器具是一位女病人即一位埃及的公主送给我的礼物；她很赏光，在我们这里住了一年之久。您瞧，在每件上都重复出现相同的图案，很有意思，是吗？”

“是的，真是妙不可言。”汉斯·卡斯托普回答，“不过，这对我完全无所谓。要是人们愿意，甚至可以把它看做一种严肃和庄重的事情，尽管我个人觉得，在咖啡具上画这样的图案并不十分恰当。据说，古代人也在他们的棺材上画类似的东西。淫秽的东西和神圣的东西对他们说来几乎是一码事。”

“好。至于这位公主，”贝伦斯说，“我相信，她对猥亵的东西更感兴趣。我身边还剩下一些她送给我的极好的香烟，最上等的香烟，只有在第一流的社交场合，我才把它拿出来抽。”说罢，他从壁橱里取出一个色彩鲜艳的香烟盒，打开了它，热情地请客人抽烟。约阿希姆并了一下鞋后跟，表示自己已经戒烟了。汉斯·卡斯托普伸手取了一支特长特粗、上面饰有金色的斯芬克斯的香烟，开始抽起来。的确是极好的香烟。

“可能的话，劳驾您再给我们讲一讲人的皮肤，顾问先生！”汉斯·卡斯托普请求道。他重新拿起舒夏特夫人的肖像，把它放到自己的膝盖上；然后他背靠椅背，一边抽烟，一边仔细观察肖像。“不必再谈脂肪层，因为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它的秘密。请谈谈人的一般的皮肤，您画的皮肤画得真好。”

“要我谈皮肤？难道您对生理学感兴趣？”

“非常感兴趣！我从前就对生理学非常感兴趣。我对人体一直特别感兴趣。有时候我曾经问自己，是否应该成为医生……在某种意义上说，我更适合于当医生。因为谁对身体感兴趣，也就会对疾病——甚至恰恰是对疾病——感兴趣，难道不是这样吗？顺带说一下，我是否还能成为医生，这无关紧要；我可以成为各种各样的人，比方说可以成为牧师。”

“嘿，您哪能呢？”

“是的，我可以成为牧师，我有好多次产生这样的感觉，当牧师也许是我最擅长的工作。”

“那么，您怎么成了工程师呢？”

“由于偶然的原因。在这件事情上，外部的情况或多或少地起了决定作用。”

“原来是这样。那么，就让我给您讲一讲皮肤吧。关于您的感觉层，我能对您讲些什么呢？您知道吗，它是您的外脑——从个体发生史的观点看来，您的感觉层和您的头颅里的所谓的高级感觉器官具有相同的来源。您要知道，中枢神经系统不过是发生了轻微变化的外部皮层。在低等动物身上，中枢系统和周围的系统之间根本不存在区别，它们是用皮肤嗅气味和辨别味道的；您要想象，低等动物只有皮肤感官——要是人们把自己置于它们的地位，想必会感到非常舒适。相反地，在您和我这样高度进化的生物身上，皮肤贪图的只是痒感，它始终不过是一种起保护作用和传递信息的器官；但是它坚守岗位，抗击一切可能威胁身体安全的敌人——它甚至还伸出‘触须’，也就是毛发。这些身体上的茸毛全由角化的皮质细胞组成；它们的作用在于让皮肤感到某种尚未触及它的异物的临近。只限于我们之间说说，皮肤的这种保护和防御作用不仅仅扩展到身体上……您知道，您何以会面红耳赤和面色苍白吗？”

“不大清楚。”

“坦白地说，我们对这个问题，至少对因羞耻而脸红这个问题也并不完全清楚。它一直没有得到彻底的澄清，因为至少在血管上尚未发现受运动神经支配的能运动和扩张的肌肉。公鸡的鸡冠为什么会膨胀——还可以引不少类似的典型例子——这一直是个谜，特别是当问题涉及心理作用的时候，几乎可以说神秘莫测、不可思议。我们假定，在大脑皮层和延髓的血管中枢之间存在着联系，在某种刺激下，比如说极度羞愧吧，这种联系便开始起作用；这时，血管神经影响面部血管，面部血管开始扩张和充血，您便一下子变得像雄火鸡一样；由于血液涌向面孔，您便几乎什么也看不见。相反，在另外的场合，天知道您眼前会发生什么，也许会发生某种非常美好但却危险的事情，此时皮肤的血管开始收缩，皮肤因而变白和变凉，而且开始缩紧，您一下子变得像僵尸一样，眼窝呈铅色，鼻子发白、变尖，心脏则在交感神经的作用下拼命地敲打。”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汉斯·卡斯托普说。

“大致是这样。您知道，这就是反应。不过，人所共知，任何反应和反射素来都有一个目的，所以我们生理学家完全有理由猜想，这些伴随心理感情产生的现象，归跟到底也是保护措施，就像鸡皮疙瘩一样，它们是身体的防御反射。您知道，您身上的鸡皮疙瘩是怎样产生的吗？”

“不完全知道。”

“这是分泌皮脂的皮脂腺的一种活动。皮脂是一种含蛋白的油脂似的分泌液，您知道，它不一定会促进食欲，但能使皮肤保持光滑，使它在干燥的情况下不致开裂和脱屑，让人摸上去感到很愉快。很难想象，要是皮肤没有这层胆固醇油脂，摸上去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在这些皮脂腺里有细小的肌肉，它们能使皮脂腺竖立起来。一旦发生这样的情况，您就会感到自己像那个被公主浇了一桶梭子鱼的傻瓜：您的皮肤顿时变得像刨子一样粗糙，要是刺激非常强烈，您的毛囊也会竖立起来——您头上的头发和周身的寒毛一下子竖立起来，就像一头进行自卫的豪猪。

这时您会说，您体会到了不寒而栗的滋味。”

“啊，可不是，我已经多次体会到了这种滋味。”汉斯·卡斯托普说，“我甚至动不动就感到有点毛骨悚然，在各种各样的场合下。使我感到惊异的是，这些皮脂腺会在不同的情况下竖立起来。要是有人用石笔在玻璃上擦一下，我会起鸡皮疙瘩；要是听到非常优美的音乐，我也会突然起鸡皮疙瘩；当我接受坚信礼和进圣餐的时候，我接二连三地起鸡皮疙瘩，周身发痒，仿佛全身爬满了蚂蚁。我感到非常奇怪，这些细小的肌肉何以会在不同的情况下运动。”

“是的，”贝伦斯说，“刺激就是刺激。身体对刺激的内容是满不在乎的。不管是梭子鱼还是圣餐，皮脂腺同样会竖立起来。”

“顾问先生，”汉斯·卡斯托普说，一面看了看膝盖上的肖像，“关于这个问题，我以后还想请您再谈一谈。您刚才还谈到内部的过程，谈到淋巴循环和诸如此类的情况……淋巴循环到底是怎么回事？要是您肯赏脸的话，我很想听您谈一谈这个问题，我对此非常感兴趣。”

“我很乐意满足您的要求。”贝伦斯答道，“淋巴液是整个肌体活动中最细小、最隐秘和最娇嫩的部分——您在问我的时候，心里兴许也是这样想的。人们一直在谈论血液及其奥秘，称它为特殊的液汁。但是，淋巴液才是液汁中的液汁。您要知道，它是精华，是血乳，是一种非常珍贵的液汁——获得脂肪营养之后，它看上去的确像牛奶。”随后，他兴致勃勃、空话连篇地开始描述血液，说血是一种红如唱戏用的红袍、由呼吸和消化维系着、饱含气体、满载代谢产物的浊液，含有脂肪、蛋白、铁、糖和盐，其温度为三十八度，由像泵一样的心脏压至血管里，在整个身体内维持新陈代谢和人体的温暖，一句话，维持可爱的生命——不过，血并不直接达到细胞里，而是由血压使其分离出某种渗出液和某种乳汁；它们通过血管壁渗入组织，作为组织液向四处扩散，填满每一个组织的间隙，使有弹性的细胞膜膨胀和收缩。这便是组织膨胀或组织充实。在组织液温存地冲洗细胞并和细胞交换物质之后，充满组织液的组织又将淋巴液推进到淋巴管里。于是，淋巴液又流回到血液里。流回到血液里的淋巴液每天大约一升半。他还描写了淋巴管的管道或吸管系统，谈到了胸道管，它的作用在于搜集双腿、腹部、左胸、左臂和头的左半边的淋巴液，谈到了在淋巴管的各处产生的细嫩的过滤器官，即淋巴腺或淋巴结，它们分布在颈部、腋窝、肘关节、腘窝和其他类似的隐秘和娇嫩的身体部位。“在这些部位会出现肿胀，”贝伦斯解释道，“要知道我们是从这个问题开始的——譬如说腘窝和手关节里的淋巴结增厚，这儿那儿出现类似水肿的赘生物，而这种情况总有一个原因，尽管是不好的原因。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促使人们怀疑淋巴管患了结核性阻塞。”

汉斯·卡斯托普沉默不语。过了一会儿，他小声地说道：“是的，我的确很可能成为医生。胸道管……双腿的淋巴液……这多么有趣！——身体到底是什么？”你突然激动地大声喊道，“肉是什么！人体是什么！人体是由什么组成的！顾问先生，今天下午请您给我们讲一讲！为了让我们知道这一切，请您一劳永逸地仔细给我们讲一讲！”

“身体是由水构成的。”贝伦斯答道，“这么说，您对有机化学也有兴趣？人体的绝大部分是水，人体和人道主义者的身体同样是由水构成的，不多不少，都是由水构成的。所以，您用不着为此感到特别激动。

固体只占百分之二十五，其中百分之二十是普通蛋白，要是您想表达得文雅一些，是蛋白质，在蛋白质里还含有少量的脂肪和盐，这就是我要说的一切。”

“可蛋白又是什么呢？”

“它由各种各样的元素组成：碳、氢、氮、氧、硫，有时候还有磷。

您可真是个好学的人。某些蛋白还和碳水化合物，即和葡萄糖和淀粉发生联系。年老的时候，肌肉就会老化，这是由于结缔组织中的胶质增长了，而胶是骨头和软骨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您还要我讲些什么呢？在我们的肌肉中有一种特殊的蛋白即肌蛋白，它在人死后凝结成纤维蛋白，因而产生尸僵。”

“是的，是这样，所谓的死后强直。”汉斯·卡斯托普精神爽朗地说，“好极了，好极了。然后就是总分解或腐烂，坟墓的解剖学。”

“那当然，不言而喻。再者，您表达得非常恰当。这一过程还在继续发展，这样说吧，我们在空间向四面流散。想一想我们身上有多少水吧！其他成分同样是不耐久的，随着生命的消失，它们在腐败作用下分解为更加简单的化合物，即分解为无机化合物。”

“腐败，腐烂，”汉斯·卡斯托普说，“就我所知，这就是燃烧，同氧化合。”

“完全正确。氧化作用。”

“那么生命呢？”

“也一样，也一样，年轻人，也产生氧化。因为生命基本上不过是细胞蛋白的氧化燃烧，正是由于氧化燃烧，我们的身体才获得了令人愉快的温暖，有时候我们的身体会获得太多的温暖。是呀，生命就是死亡，没有必要掩饰这一点，正如一个法国人以其民族特有的轻佻所说的那样，发生了器官的破坏。生命发出的也是这样的气味。如果我们不这样想，说明我们的判断有偏颇。”

“而对生命感兴趣，也就意味着对死亡感兴趣，对吗？”

“可以说是这样，不过，生命与死亡之间毕竟存在着某种区别。生命是新陈代谢所维持的一种形式。”

“为何要维持这种形式？”汉斯·卡斯托普问道。

“为何？听着，您这样问，可是缺少点人道主义。”

“形式意味着拘泥于习俗。”

“您今天的确有些越出常规，简直是无所畏惧。我个人只好认输。”

贝伦斯说，“我开始感到忧伤。”他一面说，一面用他的大手遮住眼睛。

“您知道，我有时会感到悲伤。我刚才和你们喝了咖啡，感到非常愉快，可是随后我突然感到悲伤。请二位先生多加原谅。我和你们在一起感到特别高兴，得到了一切可能的乐趣……”

表兄弟从座位上跳起来，责备自己不该这么久地打扰顾问先生。他对他们说了几句宽慰的话。汉斯·卡斯托普连忙把舒夏特夫人的肖像搬回隔壁房间，把它挂到原来的位置上。他们不打算通过花园返回自己的住所。贝伦斯在室内给他们指点回去的路，陪他们走到连接住宅与大楼其余部分的玻璃门。由于刚才突如其来的悲伤，他的后颈显得比平时更加凸出。他眨巴着眼泪汪汪的眼睛；在因刀疤而变歪的嘴唇上，斜斜的小胡子悲戚地抽搐起来。

在经过走廊和楼梯的时候，汉斯·卡斯托普说：“你得承认，我的想法非常成功。”

“也算一种调剂吧。”约阿希姆回答，“不错，你们趁此机会谈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我的头脑简直给弄昏啦。现在咱们得去卧疗，在下午喝茶之前至少还有二十分钟。你也许认为我这样坚持是拘泥于习俗，而你像刚才那样，无所顾忌，无忧无虑。不过静卧对于你来说，毕竟不如对我重要。”

研 究

于是，发生了本该发生的事情，尽管在不久前汉斯·卡斯托普连做梦也没想到：冬天降临了，此地的冬天。对约阿希姆来说，冬天已不是新东西，去年他来到此地的时候正值隆冬；可汉斯·卡斯托普对冬天却有些害怕，虽然他已作好了充分的准备。他的表兄试图安慰他。

“你没有必要把它想象得非常可怕，”他说，“这里又不是北极。人们很少感到冷，因为空气干燥，不刮风。要是好好地把自己包裹起来，你就在阳台上一直呆到深夜也不会感到寒冷。这里素来有温度逆增的现象：在雾界以上，在较高的地带，天气反倒比较暖和，这种情况我从前并不知道。只有下雨，天气才会冷起来。不过，你现在已有睡袋，当冷得受不了的时候，可以生一点儿火。”

其实，这里的冬天并不是突如其来地降临和一下子就冷得要命的；它来得非常温和，开始的时候和盛夏的那些阴雨天并无多大区别。一连几天刮东南风，阳光灼热，山谷看上去仿佛变短变窄了，谷口的阿尔卑斯山背景清晰可见，平淡无奇。可是随后不久，天上起了云，成团的云从米歇尔峰和廷岑霍尔恩峰朝东北方推进，山谷变暗了。然后大雨滂沱。

雨渐渐有点儿浑浊并变成灰白色，因为已经和雪混杂在一起；最后开始下雪，山谷里卷起了雪暴。由于暴风雪持续很久，温度也大大地降低，因此雪不能完全融化，湿漉漉地滞留在大地上；山谷披上了薄薄的、潮湿而破损的白衣，把山坡上的粗大的针叶树衬托得格外暗黑。在饭厅里，暖气管已微微发热。十一月开始了，天主教的万灵节将至。这一切已不是新鲜事。就在八月里，也曾有过类似的天气情况，此地的人们早就不习惯把下雪看做冬天的特权。不管是在哪个季节，人们随时都能看到雪，因为在多岩石的、看上去似乎阻断了山谷入口的勒蒂孔山脉的裂缝和褶皱里，残存的积雪一直在闪闪发光，而南方最远的山脉巨人却终年穿着雪白的衣服，远远地向你们致敬。下雪和温度下降连续交替地进行。淡灰色的天幕低垂在山谷的上空，仿佛融在了飞雪里，雪花无声地不停地飘落，显得过分慷慨，令人担心天气会一小时比一小时变得更加寒冷。

一天早上，当汉斯·卡斯托普醒来的时候，室内的温度已是七度，而在第二天早上，温度更降到了五度。严寒开始了，尽管它保持在一定的限度之内，但毕竟持续着。最初，只是夜里上冻，后来白天也一样，而且从早到晚，并且开始下雪。在短时间的中断之后，雪在第四、第五和第七天又开始大片大片地降落，并且积累起来几乎堵塞了道路。人们只好在通向那条排水道旁的长凳的公路上和通往山谷的马路上清扫积雪，铲出一条便道；可是便道太狭窄，根本无法并行，人们在相遇时只好退到一边，陷入由雪筑成的齐膝深的堤坝之中。一只用来碾雪的石碾子，由一匹被人抓住缰绳的马拉着，整天在下边疗养地的公路上滚来滚去。一辆具有古老邮政马车风格的黄色公共马车，背后还带着一乘雪橇，在疗养区和“村子”的居住区北部之间来回运送乘客；马车的前面有一只犁铧，把大堆大堆的积雪铲到了马路两旁。这个由疗养客们居住的狭窄、僻静的高山世界，看上去就像一件厚厚的白袍；所有的柱子桩子都戴上了白色的头巾，通向高山疗养院华丽大门的台阶不见了，变成一面光滑的缓坡；松树枝上压满了沉甸甸的令人发笑的坐垫，它们不时地滑落下来，碎裂为尘粉，像云雾一样洒落在树干中间。山谷周围的山脉被雪遮盖了。在山脚下，雪显得粗糙、凹凸不平，可在高出树界的奇形怪状的山顶上，却覆盖着松软的白雪。黄昏时分，透过薄薄的烟雾，太阳看上去就像一块暗斑；雪却反射出柔和的光。这乳白色的微光给世界和人都穿上美丽的衣服，赋予自然和人的面孔以特殊的色彩，尽管人的鼻子在白色的和彩色的毛帽子底下通红通红。

在饭厅里，在这七张餐桌旁边，人们不约而同地谈论冬天——本地区主要季节的来临。他们说，大量的旅游者和运动员已经来到此地，“村子”和疗养地的所有旅馆都住满了。据估计，降雪的厚度约为六十厘米，对滑雪者来说很理想。在从“阿尔卑斯之宝”疗养院的西北坡通向山谷的路上，人们正在紧张地开辟一条雪橇滑道，要是阿尔卑斯北部盆地的热风不来捣乱的话，这条滑雪道在几天之后就可以启用。疗养院的病人们高兴地期待着来自下边的健康人在此地再次展开的活动，诸如运动会和赛跑之类。病人们不顾医生的禁令总想去亲自看看这样的活动，虽说不敢明目张胆地去，但总有办法悄悄地从病房中溜掉。汉斯·卡斯托普听人说将举行一种新的比赛，一种在北方发明的运动，叫做skikjoring，意即雪橇比赛，参加者站在橇车上由马拉着向前跑。单单这项比赛就值得一看。——人们还谈到圣诞节。

谈到了圣诞节！不，汉斯·卡斯托普还不会想到它。他曾轻描淡写地写信告诉家里，按照医生检查的结果，他得和约阿希姆一起度过此地的冬天。可是，正如现在的情况显示的那样，他得在此地过圣诞节。想到这里，他不禁有些害怕，一则因为他得在此地过圣诞节，二则他还从未在异乡、而只是在家庭的怀抱里过过圣诞节。管不了那么多！看在上帝的份上，他只好忍受了。他已经不是小孩，况且约阿希姆看上去也并不讨厌此事，并没有丝毫的怨言。可不是么，不管在什么地方，也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世界上总是要过圣诞节的！

然而，卡斯托普认为现在就谈圣诞节的头一个基督降临日还为时尚早，因为还有足足六个星期。可是在饭厅里，人们跳过和吞下了这六个星期——这是一种内部规程，汉斯·卡斯托普早已自行把它学到手，虽然他仍不习惯像疗养院的老资格似的对时间采取如此大胆的态度。在老资格们看来，像圣诞节这样的岁月流逝的阶段，不过是便于他们迅速地跳过其他空白时间的支点和体操器械。他们个个发烧，新陈代谢或简称代谢既强且快——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得以迅速而大量地消磨时间。要是他们把圣诞节视为已经过去，并且马上谈论新年和大斋期的前夜，卡斯托普也不会感到惊讶。然而，在高山疗养院的餐厅里，类似的乐天和轻率态度行不通。提起圣诞节，人们有理由感到伤脑筋。大家一同商议，要在圣诞前夜照例给疗养院的头头——贝伦斯顾问共同送一件礼物，为此已开始募集捐款。据老资格们说，去年圣诞节病人们送给了顾问一只旅行箱。这次，病友们提议送他一张新手术台、一个画架、一件皮短上衣、一把摇椅、一只象牙做成的并且镶上饰物的听诊器。当问到塞特姆布里尼时，他主张送一部据说即将问世的被叫做“痛苦社会学”的百科全书；可他的主张只得到前不久坐在克勒费特小姐桌上的一位书商的支持。俄国客人的意见很难取得一致。募捐活动分裂了。莫斯科人声明，他们想单独给贝伦斯送件礼物。施托尔太太从早到晚肝火旺盛。事情是这样的：她由于粗心大意，在募捐时为伊尔蒂斯太太代付了十个瑞士法郎，可是后者竟然“忘了”把这笔钱还给她。她把此事“忘了”——施托尔太太用各种各样的语调反复说这句话，目的都在于向病友们表明，她对这种“坏记性”和存心抗拒她话中所含的影射的人绝不会忘记。施托尔太太一再说她愿意放弃这笔钱，愿意把这笔欠款赠送给伊尔蒂斯。“就算我为我和她把钱付了，”她说，“有什么办法呢？我才不会感到羞耻呢！”最后，她想到了一个解决办法。当她把这个办法告诉同桌用餐的病友时，全桌哄然大笑：她将迫使疗养院“管理处”付给她十法郎，并把这笔钱算在伊尔蒂斯太太的账上——她就这么以巧计取胜了不诚实的女债务人，自己一点不会受到损失。

雪停了。天空的乌云已部分地散去；灰色的云消逝了，太阳重新露出脸来，把这一地区染成淡蓝色。然后，天气完全放了晴。已是十一月中旬，日子寒冷而晴朗，纯洁灿烂的冬天终于来到。从弧形的阳台看出去，眼前是一片壮丽的景致：扑了粉的森林，积着柔软的白雪的峡谷，在阳光照耀下闪闪发光的山谷，背景是明亮的蓝天。夜晚，当快圆的月亮升起来的时候，世界就像着了魔似的非常美丽。到处都像有水晶和金刚石在闪耀。森林显得很白又很黑。远离月亮的天空一片漆黑，缀满了星星。房屋、树木和电线杆的清晰浓重的影子笼罩在闪闪发光的白雪覆盖的地面上，显得比实物更加真实和显著。日落之后两三个小时，气温降到了零下七度或八度。世界仿佛凝结在纯洁的冰雪之中，不洁的本性被掩盖了，固定在了具有死亡一般魔力的睡梦里。

汉斯·卡斯托普呆坐在他的阳台上，谛视中了魔法的冬天的山谷，一直到深夜；他比约阿希姆呆得要久，后者在十点或最迟十一点左右就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他的有三层坐垫和椭圆形靠枕的精美躺椅紧紧靠在木栏杆上，在栏杆上面横亘着一个雪垫；躺椅的旁边有一张白色的小桌，桌上点着一盏电灯，放着一大堆书，书堆旁放着一杯浓浓的牛奶；这是晚间饮用的牛奶，早在九点钟的时候，由员工给“山庄”的所有客人送到房间里。汉斯·卡斯托普在牛奶里加了少量白兰地，以便增加口味。

他已经动用了所有可供使用的防寒用具和装置。他把整个身子埋在他及时从疗养地的一家商店里买来的一只可以扣上或解开的皮毛睡袋里，并按照此地的习惯在睡袋的周围裹起两床驼毛毯子。此外，他在冬衣的外面加了一件短皮夹克，头上戴着一顶毛帽子，脚上穿着毡靴，手上戴着厚实的保暖手套；可是它们无法防止手指冻僵。

他在户外呆得很久，有时呆到午夜——那一对差劲儿的俄国夫妇早已离开了隔壁的阳台——他之所以呆得这样久，也许是被迷人的冬夜所吸引，也许是陶醉在夜里十一点以前从远近的山谷传来的各种曲调交织成的音乐之中——但主要还是因为他的既懒惰又兴奋，它们同时控制了他：身体的懒惰和疲惫使他怕动，大脑由某些新的感受所引起的兴奋又使他不得安宁。冬天的气候困扰着他，严寒大量消耗着他的体力。他吃得很多，狼吞虎咽地饱餐着疗养院提供的丰美食物，每餐不仅可以吃到加添了配菜的煎牛里脊，还能吃到烤鹅。他像这里的其他病人一样胃口本来就特别好，而到了冬天，正如事实表明的，病人们的胃口理所当然地比夏天还要好得多。此外，年轻的卡斯托普还患有嗜眠症，以致在白天或有月光的夜晚读那些艰深的书籍的时候——关于他读什么样的书，我们以后还会讲到——常常不知不觉地睡着了；但在几分钟之后他又重新恢复了神智，继续进行他的研究。热烈的谈话——他在这里比在平原上更喜欢作迅速的、无顾忌的、乃至不大规矩的闲谈——也就是他和约阿希姆在雪地里照章散步时所进行的那种热烈的谈话，常常使他疲惫不堪：他感到头晕和全身打颤，仿佛喝醉了酒那样昏昏沉沉，头脑发烧。

自从冬天到来之后，他的体温曲线上升了，贝伦斯顾问已向他透露，要是一直发烧，他将像对待其他发烧病人那样给他打止烧针。据贝伦斯说，三分之二的疗养客，其中包括约阿希姆，都定期接受这种注射。可是汉斯·卡斯托普认为，他的体温曲线上升是由精神兴奋和进取心引起的；正是它们使他在这些星光闪烁的寒冷夜晚呆在他的躺椅上一直到深夜。

而那些引人入胜的读物只会使我们相信他的解释。

应该指出，在“山庄”这所国际疗养院的卧疗室里和单个的阳台上，有不少人在读书——主要是些新来者和到此地作短期疗养的病人，因为那些在此地住了数月或数年的病人早已学会，不用任何消遣或智力活动而借助高超的内心技巧来消灭时间的本领。他们甚至宣称，只有那些笨学生才会死死抱住书本不放。在他们看来，只要膝上或身边的小桌上放着一本书就足够了。疗养院的图书室拥有用各种语言出版的书籍和插图丰富的出版物，所收藏的图书和杂志要比任何一个牙科医生候诊室多得多，病人们可以自由地使用它们。此外，病人们还可以从疗养地的流通图书馆借小说来看。有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病人们争着要看某一本书或某一篇文章，就连那些早已不读书的病人也只是表面上装出无动于衷的样子，实际上却拼命想得到它们。就在我们讲到此事的时刻，病人中正传阅着一本由阿尔宾先生带来的题为《勾引的艺术》的印得很坏的小册子。它是逐字逐句从法语翻译过来的，译文甚至保留了法语的句法，因而获得了不少文彩和诱惑力。在这本小册子里，作者本着世俗的和富有人生乐趣的多神教的精神，发展了性爱和肉欲的哲学。施托尔太太一口气把它读完了，觉得它是“令人陶醉的”。马格努斯太太，也就是那位失去蛋白的太太，完全赞同她的看法。她的丈夫就是那位酿酒厂厂主，承认读了之后受益匪浅；但使他难过的是他的妻子也读了这本小册子，在他看来，这样的读物只会“姑息”妇女，使她们对爱情产生极端错误的看法。这位酿酒厂厂主对小册子的评论更加激起了病人们对它的好奇。一天午饭之后，汉斯·卡斯托普在他的阳台上听到，两位在十月里来到此地被分在下边的卧疗室进行卧疗的女士之间发生了远比不愉快更为厉害的争吵：勒蒂斯太太——一位波兰工业家的夫人——和某个来自柏林的名叫黑森费尔德的寡妇都声称先轮到自己读这本小册子，为此竟然动手打了起来。最后，争吵以一声歇斯底里的痉挛性喊叫——也许是勒蒂斯发出的，也可能是黑森费尔德发出的——以狂怒的女士被带回自己的房间而宣告结束。青年人比上了岁数的人更快地掌握了小册子的内容。他们在吃过晚饭之后聚集在某一个房间里，集体对它进行研究。

汉斯·卡斯托普看到，那个指甲很长的男孩在饭厅里亲手把小册子递给一位年轻的刚刚到来的女孩。这女孩名叫弗伦茨辛·奥伯尔丹克，是个娇生惯养的姑娘，金黄色头发，梳着分头，不久前才由她的母亲送上山来的。

也许有例外，也许有些病人用严肃的精神活动占满必须遵行的卧疗时间，在富有成效地研究某一门科学，尽管他们研究的目的只是为了和平原上的生活保持某种联系，或赋予时间的进程以重力和深度，不让它白白地流逝或化为虚无。塞特姆布里尼先生也许就是这样的病人。他渴望着消除痛苦，除了他之外，功名心重的约阿希姆也可以算这样的病人，他手里常常拿着俄语教科书。当然，这类病人不止他们两个。不过，这样的病人你休想在饭厅的食客当中找到，也许只能在卧床的和濒死的病人当中找到他们。汉斯·卡斯托普倾向于这种看法。至于他自己，《远洋船舶》一类的读物已不能满足精神需要，所以，他在给家里的信中除要求给他寄来冬季所需的一切物品以外，还要求寄一些有关他职业的书籍，诸如工程学和造船技术方面的书籍。但是，寄来的书籍早已被遗忘，取代它们的是另外一些学科领域的教科书，年轻的汉斯·卡斯托普对它们非常感兴趣。这是一些用各种语言——德语、法语和英语——出版的解剖学、生理学和生物学书籍，它们是某一天由疗养地的一位书商给他送上门来的。显然，汉斯·卡斯托普预订了它们，也就是说，它们是在汉斯·卡斯托普独自到下边散步时——约阿希姆没有陪他去散步，因为他刚好打针或称体重去了——悄悄地自行在一家书店里预订的。所以，当约阿希姆看到表弟手里拿着这些书的时候，感到非常吃惊。它们的价钱很贵——科学著作一般都贵——而且定价还标在了封里甚或封底上。

他问汉斯·卡斯托普想读这类书为何不去向宫廷顾问借，须知顾问那里肯定有大量这类的书可供选择。可是汉斯·卡斯托普回答说，他想有自己的书，因为书是自己的，读起来别有一番风味；再说，他喜欢用铅笔在文字下面画着重线或是在书页边上写注。从这时起，约阿希姆便听到表弟一连几小时在阳台上用裁纸刀切开书页的声音。

这些科学著作很重，读起来不方便；汉斯·卡斯托普只好竖起它们，把它们的下端顶住自己的胸口或肚子。他感到压得难受，却情愿忍受，半张着嘴，借助带灯罩的小台灯发出的微红的光——这灯光几乎多余，因为月光明亮，完全可以看得清楚——逐行逐页地进行阅读；读完一页之后，他垂下头，像在打盹儿或半睡半醒的样子，略略思考了一下，然后重新抬起头来继续读下一页。他一边读，一边进行深入的思考和研究；与此同时，在水晶般闪闪发亮的高山山谷的上空，月亮正从容不迫地走自己的路。他读到生物活性物质，读到原生质的特性。他头一次知道，原生质是一种有生命的物质，它以其特殊的漂浮不定的形式存在于合成与分解的过程中，并以最原始而又至今一直存在的基本形式合成。他急切地想要知道生命及其神圣的和肮脏的秘密。

生命是什么？人们并不知道。一俟生命存在，它无疑会意识到它自己，但并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作为对刺激的感知力的意识，某种程度上已经在生命出现的最低级和最原始的阶段上产生，但是要把最初出现的意识过程和意识的普遍历史或个别历史的某一点联系起来是不可能的。

同样地，认为意识过程的最初出现决定于某种神经系统的存在，也站不住脚。最低等的动物并没有神经系统，更不用说大脑了；但是，谁也不敢否认它们具有感受刺激的能力。人们也可以麻醉生命本身，麻醉生命所培养出的感受刺激的特殊器官——神经。人们能使植物界和动物界中的任何一种具有生命的物质暂时失去感受刺激的能力，能用氯仿、水合氯醛和吗啡麻醉卵子和精子。总之，意识不过是具有生命的物质的一种功能；当它积极活动、高度发挥作用的时候，它能反作用于它自己的载体，变为对它所产生的这种现象的一种寻根究底的研究和解释，变为生命认识自我的一种有成功希望的和无望的追求，变为对本质的一种深入的挖掘。但这一切归根到底是徒劳的，因为本质不能化为认识，生命的奥秘也不可能一下子最终认识清楚。

生命是什么？谁也不知道它。谁也不知道生命产生和开始燃烧的那一自然的瞬间。从这一瞬间起，在生命的领域内没有任何东西是直接地或者所谓间接地产生的；但是，生命本身是直接地产生的。如果对生命可以说点什么的话，那么它是这样的：它的构造想必是高度发达的，在无机界中这样的构造压根儿找不到。伪足的阿米巴原虫和脊椎动物之间的距离微不足道，而最简单生命的现象和甚至不配称为死亡的自然之间的距离却十分巨大；因为自然是无机的，而死亡却是生命的合乎逻辑的否定。所以，生命和无机的自然之间存在的鸿沟无法通过研究加以克服。

人们曾竭力借助各种各样的理论克服这种鸿沟，但是所有努力都被鸿沟吞没了，它却没有在深度和广度上遭受任何损失。为了在有机界和无机界之间找到一个链环，人们荒谬地提出了一种揣测：宇宙间存在着无结构的生命物质和缺乏生物活性的有机体，它们在蛋白溶液中自然地凝结，就像水晶在母液中自然地形成一样。然而，有机的差别性始终是一切生命的先决条件和表现，事实证明，任何生物的出现都应该归功于它的父母。所以，那种认为原始的粘液是从海底的深处打捞出来的看法——人们曾为此欢呼——是非常可笑的，因为它把石膏的沉淀物当作了原生质。于是，为了不至于承认奇迹——因为把生命和无机的自然看做由同样的物质组成并分解为同样的物质的看法业已证明是一种“奇迹”——科学家们不得不提出生物的自然发生学说，也就是讲他们相信有机体是从无机体中产生的；然而这种看法同样是一种“奇迹”。于是，科学家们继续进行研究，试图提出有机界和无机界之间的各种过渡阶段，并提出了一种假设：存在着比我们所知道的所有生物还要低等的生物，它们的前身是自然所作的最早的生命尝试；科学家们把这种生物取名为普罗比因，然而就连效能最高的显微镜也无法捕捉到这种低等生物。于是人们设想，生命的产生必定是蛋白化合物合成的结果……那么，生命到底是什么呢？它是热，是保持着形式的变易性的热产物，是物质的一种热病；在热病的全部过程中，构造复杂而精巧奇异并且不断变化的蛋白分子在连续不断地分解和复元。它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存在，是在分解和复元这一错综复杂的热病过程中甜蜜而痛苦地于存在点上保持平衡的东西。它既非物质，也非精神，而是一种介乎两者之间的由物质承载的现象，好比瀑布上空的彩虹和烈火吐放的火焰。这种现象虽说不是物质的，但它有感觉，甚至能感到快乐与恶心；它是能自我感觉和感受刺激的物质的无耻，是存在的淫逸放荡的形式。它是某种秘密而可以感觉到的东西，在宇宙的纯洁的寒冷中移动；它耽于肉欲，偷偷地不正派地吸取食物和进行排泄；它通过排泄器官排出碳酸和其他来路和性质不明的有害物质。这种不稳定的现象终于达到了超平衡状态；于是，某种由水、蛋白、盐和脂肪组成的膨胀的东西，开始按照它所固有的形成规律产生和欣欣向荣地发展起来，形成人们所说的肉；这肉获得了形式，变得高大和美丽起来，然而却始终只是肉欲和情欲的集中体现。因为这种形式和美丽既不像诗歌和音乐作品里那样是精神的产物，也不像雕塑作品的形式和美丽那样，是一种中性的、受精神照耀的、无邪地赋予精神以具体可感形式的物质产物。更确切地说，这种形式与美丽形成和承载于某种以人所不知的方式产生的肉欲的物质，即那种有机的、存在和腐烂着的物质本身，亦即那发出气味的肉……年轻的汉斯·卡斯托普用动物的皮毛保住自己的体温，静静地卧在躺椅上，望着闪闪发光的山谷。就在此时，在死气沉沉的微弱星火照耀下的寒夜里，生命的形象突然出现在他的眼前。它漂浮在空中的某个地方，在他的脑海里，既遥远又很近，近到几乎可以触摸到。那肉体，那躯体，淡白色的，没有光泽，散发出香味和汗气，粘乎乎的。汉斯·卡斯托普看到了它的皮肤，这皮肤生来就不爱清洁，因而毛病百出，不仅有污块、疖子、黄斑、裂口，还有颗粒状和鳞片状的地方，上面布满了平直的和卷曲的原发性汗毛。汉斯·卡斯托普看到，他面前的躯体仿佛与无机界的寒冷绝了缘，懒洋洋地立在它所蒸发出的气体中，头上戴着由其皮肤生出的冰凉的角质彩色花环，双手交叉着放在颈子背后，低垂的眼睑下面露出一双由于眼皮的特殊构造而向外斜的眼睛，嘴半张着，嘴唇微微向上翘起；它以一只腿站着，以致起支撑作用的髋骨的轮廓明显地从肉中显现了出来，而另一只松弛的腿的膝盖微微弯曲，以脚尖立地并紧紧地靠在那只承受着压力的腿的内侧上。空中的躯体就这样站着，一会儿对端详它的汉斯·卡斯托普微笑，一会儿旋转过去，一会儿向后仰，一会儿向前伸开双臂，真是婀娜多姿。它的四肢构造匀称，能充分体现它特点的是：发出强烈气味的暗黑的腋窝与神秘三角里同样暗黑的阴部相对应，红色表皮的嘴唇与眼睛相对应，桃花般的胸脯与椭圆形的肚脐相对应。腹部、胸部和横膈膜在中枢器官和与脊髓相联系的运动神经的推动下起伏和伸缩，吸入的空气经呼吸道的粘膜加热和湿润之后进入肺泡，在那里其中的氧气跟血液的血红蛋白结合，进行气体交换，然后，剩下的空气满载着排泄物质从嘴里呼出来。汉斯·卡斯托普知道，他眼前的是一个富有生命力的躯体；它处在神秘的均衡之中，肢体由血液滋养，全身处处布满着神经、静脉、动脉、毛细血管和淋巴管，内部骨架由充满骨髓的管状骨、肩胛骨、脊椎骨和骨盆构成，而所有这些骨头均产生于一种原始的支撑物质——一种胶样组织；它们借助石灰盐和胶将自己固定起来，以便支撑整个的身体。此外，躯体的关节上有各种各样的囊、润滑腔、韧带和软骨；它还有两百多块肌肉，还有管营养、呼吸、感受刺激和对刺激作出反应的中枢器官系统，还有起保护作用的皮肤，还有分泌血清的腔，还有富于分泌液的腺体以及通过特殊的孔道与外界发生联系的管状的和起皱的复杂内表面。汉斯·卡斯托普知道，这个“我”是一种高级生命个体，它完全不同于那些用自己的整个身体表面呼吸、进食甚至思考的最简单的生物。这个“我”是由无数小组织合成的；这些小组织产生于一个相同的小组织，由于不断地反复地分裂，它们的数目成倍地增加，形成各种各样的职能单位和结合体；这些分离出来的职能单位和结合体各自形成自己的形式，各自按照自己的形式继续发展。

汉斯·卡斯托普眼前浮现的躯体是一个个体和富有生命力的“我”；它由许许多多进行呼吸和吸取营养的小个体组成。这些形形色色的小个体，由于自己独特的结构形式和用途大大丧失了如“我”一般存在的、自由和独立地存在的能力，沦为了解剖学上的各种成分：一部分个体只用于感受光、声、接触和热的刺激，一部分个体只具有通过收缩改变其形式或产生消化液的能力，一部分个体只具有支撑身体的功能，还有一部分个体由于片面的发展只用于输送分泌液和繁殖后代。这些结合成为高等的“我”的个体很容易分解开，合并成为更高级的生命单位；但这只是一种假设，能否实现值得怀疑。在研究所有这一切的时候，汉斯·卡斯托普苦苦思索了细胞群体的现象。他听说有一些半生物例如藻类，它们的单个细胞只具有一层凝胶状的薄膜，而且彼此可以远远地分开；但是藻类毕竟是多细胞的生物。不过，要是有人问，它们是单细胞个体的群体呢，还是一个单独的生物呢？这个问题，就像在我和我们之间决定自己的地位一样，是非常难回答的。这里，自然创造了某种介乎由无数初级个体结合成的凌驾于“我”之上的高度社会化组织机构与这些初级个体自由的单个存在之间的中间阶层，多细胞的生物只是生命借以表现自己的循环过程——从生殖到生殖的循环——的一种形式。交配行为，即两个细胞体的性融合，是每一种多细胞生物合成的开始；各种独立存在的初级生物正是通过交配行为一代又一代地繁殖后代的；这种交配行为无止境地重复着。它一直持续好几代，直至不再需要它；因为初级生物通过不断的反复的分裂繁殖自己，直到它们无性产生的后代又重新要求进行交配之时，于是循环到此完结。总之，在生命的领域里，不仅存在着由于两个亲代细胞的核融合而产生的形形色色的生命形式，还存在着许多代无性产生的细胞个体的共生现象；它们的发展在于它们的繁殖。当性细胞，即专门用于繁殖后代的要素重新形成并找到推动新生命产生的融合的途径时，生殖的循环便完结了，一切又重新开始。

年轻的探险家把一本厚厚的胚胎学著作抵在心窝上，仔细地研究从精子开始的有机体的发展过程。他知道，在许许多多的精虫中，有一只用它尾部的鞭毛推动自己前进，首先用自己的头尖撞到卵子的胶膜上，然后钻入卵子皮层的原生质为了迎接它而凸起的受精丘内。大自然为了改变这千篇一律的过程，想出了更加离奇的滑稽戏和恶作剧。有一些动物，它们的雄性寄生在雌性的肠内。有另一些动物，它们雄性的手臂通过雌性的咽喉伸进雌性的体内，以便在那里产下自己的精子；这只手臂却被雌性咬断后吐出来，只凭借它的手指逃之夭夭——这种现象是对科学的一种愚弄，因为科学长期把那手臂看作为独立的生物，还给它取了个拉丁文名字。汉斯·卡斯托普似乎听到了卵原论者和精原论者两派之间的争吵。卵原论者断言，卵子是本身已经完备的一只小青蛙、一只狗或一个人，精子只起到激发它发育的作用；精原论者却断言，精子有头、手和腿，是一种预先已形成的生物，卵子只起到培养基的作用。最后，两派学者取得一致意见，认为卵细胞和精细胞原来是并无区别的繁殖细胞，都有相同的功劳。汉斯·卡斯托普看到，由于受了精的卵子形成裂纹和分裂，单细胞有机体便转变成为了多细胞有机体。他还知道，细胞体融合成为薄薄的粘膜，胚囊向里卷，形成像杯子一样的空腔并开始吸收食物和消化的活动。就这样产生了肠幼体、原生动物和原肠胚，它们是一切动物性生命的基本形式和由肉体所表现的美的基本形式。它们的两个上皮——外上皮和内上皮——即外胚层和内胚层，证明是原始器官；由于它们向里卷和向外隆起，便形成了腺体、组织、感觉器官和身体的其他附件。外胚层的一条加厚带折叠成为沟，融合成为神经管，变成了脊柱和脑。当胶质细胞取代粘蛋白开始产生胶质的时候，胎儿的粘液便凝结成纤维性的结缔组织和软骨。汉斯·卡斯托普看到，在有些地方结缔组织细胞从周围的液体中吸取石灰盐和脂肪，然后变成了骨头。

人的胚胎有尾巴，俯身蹲在母腹里，眼睛的胚胎毫无区别；它有像柄一样的长长的脐带和像残枝一样无定形的肢体，幼小的脸弯曲着靠在肚子上。科学对人的发育过程并没有加以赞美，相反地只把它看做动物种系演化史的一种简单可悲的重复。在一定阶段，人说不定像鲸鱼一样用鳃进行呼吸。有可能甚至有必要根据人的这些发育阶段，再现出史前时期人的不光彩的形象。他的皮肤曾具有快速收缩的肌肉，以抵御昆虫的侵袭；他的全身曾长满浓密的长发；他的嗅粘膜表面很大；他有两只很灵活的能随脸部表情的变化而变化的招风耳，因而能比现代人的耳朵更巧妙地捕捉到声音。他的眼睛曾由长在脑袋侧边的老是眨动着的大眼睑保护着。他与现代人不同，还有第三只眼睛，这只眼睛长在额头上，能够监视天空中发生的一切；如今，它只以松果腺的形式残留在我们的大脑里。此外，那时的人有一根很长的肠管和许多的磨牙；他的喉头上还有许多用于吼叫的声囊，男人的性腺却位于腹腔之内。

解剖学为我们的研究者展示了人体的四肢：不仅向他指出肢体的表层和深部肌肉，大腿、脚、尤其是手臂——上臂和前臂——的腱和韧带，还教他以拉丁文的名称——作为关于人的知识的一个分支的医学，用拉丁文称呼人体的四肢，以显示自己的彬彬有礼和高贵——此外，解剖学还让他深入到人的骨骼，帮助他从骨骼的构造中得到了新的启示。他知道，所有的人都是统一的具有共性的生物，所有的学科也是统一的和相互联系的。看到人的骨骼，他突然莫名其妙地想起自己的职业——或者说得更正确些，想起自己从前的职业——想起自己的学衔。刚到此地高山疗养院的时候，他曾把自己作为这学衔的所有者介绍给自己所遇见的人，例如克洛可夫斯基博士先生和塞特姆布里尼先生。为了学点东西——至于学什么，他是无所谓的——他曾在好几所高等学校里学过静力学、可弯曲的支柱、负荷以及设计等等方面的知识——他把设计看做一门经济地使用机械材料的学问。他从学习中知道，工程科学、力学原理不能用于有机的自然，也不是从有机的自然中引导出来的。它们只是在有机自然中得到重复和印证。例如，中空圆柱体的原理在长长的管状骨的构造中得到了印证，因为它同样用最小的坚固物质承受最大的静负荷。汉斯·卡斯托普通过学习还知道，一个只由力学上有用的条材和带材按照拉力和压力要求组成的物体，能承受与同一材料的实心体相同的负荷。从管状骨的形成中可以看出，随着它表面形成硬固的物质，内部成分由于失去力学作用就变成了脂肪组织和黄色骨髓。股骨看上去就像一台起重机；人们在设计起重机的骨梁时仿佛从有机的自然获得了启示；无论是股骨还是起重机，几乎具有同样的拉力的压力曲线。汉斯·卡斯托普过去在绘制这种很花时间和精力的机械图的时候，曾准确地画过这样的拉力和压力曲线。他满意地注意到了这个事实；他发现自己和股骨或者和一般的有机自然如今有了三重关系，即感情的、医学的和技术的关系。为此他非常激动。他发现，这三重关系在人的身上得到了统一：它们只是同一个迫切愿望的不同变形，即有关人的科学的三大门类……然而，他终究没有完全弄清楚原生质的作用；生命看上去并不想让他了解自己。他不仅对大多数的生化过程一无所知，更谈不上了解它们的本质。对被人们称为“细胞”的生命单位的构造与合成，他几乎什么也不知道。要是对活人不能进行化学检验的话，指出死肌肉的成分又有什么用呢？单单死后强直所引起的那些变化，就足以使任何的实验变为徒劳无益的事情。谁也不知道新陈代谢是什么，谁也说不清楚神经功能的本质。味觉物质之所以有味觉应归功于哪些特性？各种各样的芳香物质能对感觉神经作出不同的刺激，其原因何在？可嗅性到底是什么？动物和人的特殊气味是由某些物质的气化引起的，但谁也不知道这些物质是什么。人们并没有完全弄清楚汗这种分泌液的成分。汗腺产生出的香气对于哺乳动物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人们并不完全清楚它对人的意义。人体的某些显然重要的部分的生理意义，至今无人知道。就拿盲肠来说吧，至今仍是个谜；在家兔身上，它通常充满一种稀粥状的物质，但是，这种物质从何而来以及如何更新，人们并不知道。除了这些问题以外，我们还可以提出一大堆问题。例如，延髓的白色和灰色物质是什么？跟视觉神经有联系的视丘是什么？“脑桥”的灰质层又是什么？延髓物质和脊髓物质很容易遭到破坏，以致人们无法彻底弄清楚它们的构造。人睡着了，大脑皮层为何暂时停止活动？在尸体上有时的确发生胃的自我消化现象，但是，在活人身上为何不会发生这种现象？人们回答说，因为生命是富有生命力的原生质的一种特殊抵抗力；人们说这话的时候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仿佛并没有觉察到这是一种玄奥的解释。像发烧这样一种日常现象，人们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人们只知道，物质代谢的加强引起体温升高。但是，放热量为何不像平时那样相应地提高呢？发汗停止是否与皮肤的收缩状态有关？但是，只有在打寒战的时候皮肤才会收缩，在正常情况下皮肤一般是热的，不会产生收缩现象。“热刺痛”表明，无论是代谢的加强还是皮肤出现被人们称为反常的收缩现象——因为人们不知道怎样确定它——都是由中枢神经系统调节和控制的。

然而，所有这一切无知，跟我们的研究者在诸如记忆现象和更加使他惊异的记忆的获得性遗传面前感到的一筹莫展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想用力学的方法解释细胞物质的各种活动是完全行不通的。把父亲无数复杂的个体和种的特性传给卵子的精子，只有在显微镜下才能看得清楚，然而，即使把显微镜放大到最大的程度，人们看到的仍然是同种体，而且无法确定它的个体来源，因为在一个动物身上看到的精子和在另一个动物身上看到的精子都具有相同的形状。精子的这种构造特点迫使我们作出如下的假设：细胞的情况和由它构成的更高级的机体的情况是一样的，换句话说，细胞也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机体，由比它更小的分裂体和个体生命单位组成。这样一来，人们不得不从所谓的最小的东西向更加小的东西迈进，不得不把基本的东西分解为更加简单的要素。如同动物界由各种各样的动物组成，人的动物性机体由组成整个动物界的各种细胞组成一样，细胞作为一种生物体，无疑也是复杂的，也是由一些新的、更加简单的生命单位构成的。这些更加简单的生命单位，显微镜是无法捕捉到的；它们自行生长，按照各自的发展规律自行繁殖，并按照劳动分工的原则，共同为更高级的生命单位服务。

这些更加简单的生命单位就是遗传原素、原始细胞和生神。汉斯·卡斯托普非常高兴，因为他在寒夜里记住了它们的名称。兴奋之余，他问自己该如何进一步说明它们的本质。他想，既然它们具有生命，想必也是有组织的，因为生命以组织为基础；但是，如果它们是有组织的，它们就不可能简单，因为有机体是复杂而不是简单的。它们是比细胞的生命单位更小的生命单位，换句话说，细胞的生命单位由它们组成。果真如此的话，不管它们有多么小，它们想必也是“被构成的”，也就是说，是有机地“被构成”为生命单位的；因为生命单位的概念就意味着它是由更小的、更低级的生命单位组成的，也就是说，较高的生命单位是由较低的生命单位构成的。只要分裂所产生的有机体单位具有生命的特性，即具有同化、生长和繁殖的能力，那么，分裂就是无止境的。所以，谈论生命单位的时候，应该避免基本单位这种说法；因为单位这个概念本身就完全地包含了“从属的组成部分”的概念，所以就不存在既是生命又仍然是基本的东西。

然而，某种类似简单生命的东西终究应该存在，尽管这是违反逻辑的；因为关于化生的观念，即生命从无生命的东西中产生的无生源说，不能简单地加以否定。人们曾试图从外部自然中寻找克服横亘于生命和无生命之间的鸿沟的途径，但是徒劳；应该从有机自然的内部去寻找克服这种鸿沟的途径。不知什么时候，分裂想必导致了“单位”；这些单位虽说是组成的，但还不是有机的；换句话说，它们只是介乎生命和无生命之间的一些分子群，形成了从纯化学到生命秩序的过渡。然而，刚刚懂得化学分子，我们的研究者面前又已经出现一条新的鸿沟，它比有机界和无机界之间的鸿沟更加神秘可怕，这便是物质和非物质之间的鸿沟。因为分子由原子组成，而原子还远远称不上是最小的东西，它只是某种非物质但已类似物质的东西，即能量的微笑而原始的暂时的凝聚，所以，与其说它是物质，不如说它是物质和非物质之间的一种介质和极限点。于是，人们不得不提出另一个化生的问题；这个问题比起有机物质的问题来更加神秘和奇异，这便是物质从非物质化生出来的问题。其实，克服物质和非物质之间的鸿沟要比克服有机界和无机界之间的鸿沟显得更为迫切。想必有一种非物质的化学——非物质的化合物；正如同有机体从无机的化合物中产生一样，物质也是从非物质的化合物中产生的。也许，原子是物质的普罗比因和无核原生物，它们按其性质是物质的，但同时又不是物质的。然而，当认识到原子“还不是最小的东西”

的时候，标准丧失了；“还不是最小的东西”就等于是“非常大的东西”。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走向原子的这一步的确是灾难性的，因为当物质的这种粒子进行最后分裂的时刻，会突然显示出它也是个宇宙！

原子是一种充满能量的宇宙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各种各样的天体围绕着像太阳那样的某个中心不停地旋转；卫星由于这中心的引力被迫在自己的轨道上运行，以光年速度飞越这中心的以太区。这不仅仅是一种比较，就像我们把多细胞生物的身体叫做“细胞的国家”不仅仅是一种比较一样。城市、国家和按照劳动分工的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团体，不仅可以跟有机的生命进行比较，而且还再现它。例如，无限广阔的大宇宙的星界就重现和反映在大自然的最深处；它的一群群一簇簇的千姿百态的星星，在月光下闪烁，从这位身上裹着毛毯子的信徒的头顶和因冰冻而闪闪发光的山谷上空飘过。难道不允许他设想，在原子的太阳系——这个构成物质并拥有数不清的星星和众多银河的太阳系——在它的某些行星上面，或在这小宇宙的某个天体上面，也存在着使地球成为生命策源地的同类条件吗？对于头脑里有些昏昏然、皮肤状态“异常”、不乏敢想敢做精神的年轻信徒来说，这种假定不但不荒谬，甚至是时刻可以想到的近乎情理、合乎逻辑的理论。要说小宇宙的星体“微小”，也站不住脚，因为自从这些“最小的”物质成分显示出宇宙的性质时起，大和小的标准就不合用了。外部和内部的概念也同样不合用了。原子世界是一种外部世界，而我们所居住的地球，从有机的观点来看，很可能是一种深邃的内部世界。不是有位大胆而富于梦想的研究者曾经谈到过“银河动物”吗？那是一些宇宙庞然大物，它们的肌肉、腿和脑由太阳系构成。汉斯·卡斯托普想，要是果真有这样的宇宙妖怪，那么，就在人们以为到了尽头的时候，一切又从头开始了！于是，年轻的汉斯·卡斯托普也许会再次或成百次地把身子裹得暖暖的躺在阳台上，眺望月光明亮的高山寒夜，带着冻僵的手指和因思考人文主义医学而发热的面孔，深入研究人体的生命本质。这难道不可能吗？

他手里拿着一本病理解剖学著作，把它侧过去对着小台灯发出的红光，以便看得更加清楚些。从书中一段带插图的文字，他知道了寄生性细胞联合体和传染性肿瘤的本质。这是一些组织形式——而且是些特别旺盛和活跃的组织形式——它们是由异种细胞侵入某一肌体引起的；这个肌体乐于接受它们的侵入，并以某种方式——也许可以说是淫秽放荡的方式——为它们的生长发育提供有利的条件。寄生的异种细胞不仅从它周围的组织中吸取养分，还像任何一种细胞一样进行新陈代谢，产生有机的化合物；这些非常有毒的化合物必然毁灭宿主机体的细胞。人们早就懂得从某些微生物中分离出毒素并加以浓缩；令人惊异的是，只要把这些属于蛋白化合物的毒素的一点点注入动物血管内，就会引起非常危险的中毒现象乃至引起迅速死亡。感染中毒的外部标志为组织增生，出现病理性的肿瘤，也即细胞对侵入它们之间的寄生菌所引起的刺激的反应。皮肤上于是出现小米粒大的疖子；这些疖子由粘膜组织状的细胞组成。在它们之间或在它们之中有许多杆菌，其中的一些杆菌富于原生质，非常之大而且充满了核。可是，这样的聚会很快就会导致死亡，因为异常大的细胞核开始萎缩和瓦解，它们的原生质便由于凝结而灭亡。

接着，异体的刺激扩大到毗邻的细胞，发炎过程蔓延开去，牵累到邻近的血管；白血球朝病灶集中，危及生命的凝结过程继续进行。在此期间，可溶的细菌毒素早已损害神经中枢，肌体的温度急剧上升，呼吸变得急促而困难，于是生命逐渐衰竭以至于死亡。

既然病理学即关于疾病的学说特别强调身体的痛感，那么也同时关注身体的快感，因此，疾病就可以说是生命淫逸放荡的形式。那么，生命本身是什么呢？也许，它只是物质的一种传染性疾病？也许，它像被人们称为物质的化生现象一样，只是非物质的一种由疾病或刺激引起的增生现象？走向恶、肉欲和死亡的第一步无疑是从这样的时候便开始了，即当精神由于某种神秘物的渗入引起痒感而开始凝缩并出现病态的组织增生的时候；精神的这种病态的组织增生一半是快乐，一半是自卫，形成通向物质性的最初阶段，形成非物质向物质的过渡。这便是原罪。

而第二个化生即有机物从无机物中诞生，只不过是强化和恶化了走向意识的个体，就像疾病只是使肉体更加沉迷于享乐一样。而生命只不过是在失去尊严的精神的危险小道上必然迈出的一步，只是对物质被唤起的感知力的一种热反射；这个有了感知力的物质乐于接受它的唤起者……在摆台灯的小桌上摞着一大堆书，有一本书放在躺椅旁边铺有草席的地板上，而另一本书，即汉斯·卡斯托普正在研读的那本，依旧顶着他的肚子，压得他几乎喘不过气来；但是他的大脑皮层并没有下达把书拿开的命令。他读到了下一页；他的下巴低垂到胸部，天真无邪的蓝眼睛终于闭了起来。他眼前浮现出想象中的生命形象；他看到了她的正在茁壮发育的四肢，看到了肉体所体现的美。她把双手从颈项上松开，向他伸出双臂；在双臂的内侧，也就是在肘关节细嫩的皮肤下面现出了血管——两条浅蓝色的大动脉——这两只手臂有说不出的甜蜜。她向他鞠躬，向他俯下身子；他感到了她身体发出的香味，感到了她心脏的剧烈跳动。她热烈而温存地搂住了他的脖子，他又高兴又恐惧，差点儿晕过去；他把双手放到她的臂膀上，放到她结实的三角肌和给人以快感的凉幽幽的皮肤上；她吻他的嘴唇，他感到了她亲吻时湿润的吮吸。

死 之 舞

圣诞节后不久，那位来自奥地利的贵族死了……可是在这之前，节日照常进行；节日延续了两天，如果把圣诞前夜也算进去，则是三天了。

汉斯·卡斯托普带着害怕和疑虑期待着它们的到来。他曾问自己，这几天在这里将会是什么样子；可是事实证明，它们是三个普普通通的日子，有早晨、中午和傍晚，天气不大好——雪因天暖开始融化。它们像其他的日子一样，有始有终；只是外表上稍有打扮，显得与平日有所不同。

它们在给它们规定的期限里活跃在人们的头脑和心中，给人们留下与平日不同的印象；这些印象开始时是深刻的，但不久便逐渐淡漠，乃至变为遥远的过去。

圣诞节期间，宫廷顾问的儿子，一个名叫克努特的年轻人，来疗养院看望自己的父亲。他住在位于大楼侧翼的父亲的房间里——这是一个漂亮小伙子，同他的父亲一样，后脖子有些突出。他的到来立即引起人们的注意，女士们突然变得爱笑、调皮和讲究穿戴起来。她们在交谈中一再提到和克努特的相遇，有时在花园里，有时在林间，有时在疗养区。

此外，他还邀请一些人到他那里做客，都是他大学的同学，六个或七个大学生。他们上山来玩，住在“村子”里，但在顾问家里搭伙。克努特与他们成群结队地在疗养院附近游荡。汉斯·卡斯托普不喜欢这些年轻人，总是避开他们。他和约阿希姆万不得已遇见了他们，也总是设法避免接触，压根儿不想和他们认识。在他这个高山病人团体的一员和那些边走边唱挥舞手杖的漫游者之间，隔着一个世界；他压根儿不想听到他们和知道他们。此外，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出身北方，有的还可能是他的同乡；不过，汉斯·卡斯托普非常厌恶自己的同乡，不止一次怀着憎恶想象到某些汉堡人会出现在“山庄”里。那座城市，照贝伦斯的话说，老是给疗养院提供为数可观的病人。也许，在重病号或总是见不到的濒死的病人当中，就有汉堡人。能见到的只有一个两腮塌陷的商人，此人几个星期前离开了自己的病房，吃饭时坐在伊尔蒂斯的旁边，据说他来自库克斯哈芬。汉斯·卡斯托普见到他也还高兴，因为第一，在“山庄”

很难结识不同桌用餐的病人，第二，汉堡很大，辖有许许多多的区。此外，这位商人对一切都抱着无所谓的态度，也大大减少了汉斯·卡斯托普原来对于突然会出现老乡的担心。

总之，圣诞前夜临近了；总有一天它会站在门前，再过一天就真的到来了……当时，也就是卡斯托普对此地的人们已经在谈论圣诞节感到惊异的时候，离圣诞前夜还有整整六个星期。要是计算一下的话，那相当于他最初打算在这里呆的时间再加上他在病床上度过的时间。这段时间，特别是前三个星期，当然卡斯托普觉得特别长，可是现在，同样长的时间在他看来已经变得微不足道甚至等于虚无：他发现饭厅里的病人和他有同感，他们压根儿不把六个星期放在心上。六个星期在他们的眼里充其量只是一个星期；六个星期的时间算得了什么呢？可是这个问题在另一个问题面前只会相形见绌：星期是什么呢？它不过是从星期一到星期天，再从星期一到星期天的小小的循环。只要不断地问一问往下的时间单位的价值和意义就足以知道，把这些更小的时间单位加起来并不会得出任何有意义的结果；因为这只是一种简单的加法，况且这些更小的时间单位往往遭到严重的缩短、抹煞直至消灭。如果一天的日子只是从吃午饭时刻到二十四小时后这一时刻重新到来，那么这一天算是什么呢？是虚无——尽管它包含着二十四小时的时间。如果一小时的时间是在躺椅上、在散步中、在饭桌旁度过的，那么这一小时是什么呢？同样是虚无。把这些虚无加起来未必有多大意义。最有意义的倒是最小的时间单位，即七个六十秒，在这七分钟的时间里，病人们把体温表插在口中，以便能使体温曲线延续下去。这七分钟的时间对于病人来说非常富于生命力和重要，它们能扩大成为一个小小的永恒，非常牢固地积淀在像幽灵般悄悄溜走的大时间里……节日几乎没有扰乱“山庄”居民的生活秩序。早在几天之前，饭厅右侧墙下离“差劲儿的俄国人席”不远处，已经放了一盆高高的冷杉。

它的香味透过丰盛的菜肴的蒸气沁入坐在七张桌旁的病人们的肺腑，引起他们当中某几位的深思。十二月二十四日晚上用晚餐的时候，他们不约而同地发现圣诞树已被装饰得五彩缤纷；它的枝叶上挂满了银丝线、玻璃小球、镀金的松果、放在网里的小苹果和各种各样的糖果，树上的彩烛在吃饭时和饭后一直燃着。在病得不能起床的人们的房间里，据说也亮着小小的圣诞树；每一个房间里都有一棵圣诞树。就在最近几天，邮局送来了大量的包裹。约阿希姆·齐姆逊和汉斯·卡斯托普也收到了从遥远平原上的家乡寄来的包裹，收到了一些小心包装起来的节日礼物。他们在各自的房间里把礼物拆开：有精心选择的衣物、领带以及皮制和镍制的奢侈品，有许许多多的节日糕点、坚果、苹果和杏仁糖果。

表兄弟俩用怀疑的目光望着这大量的食品，暗自问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在这里享用它们。就汉斯·卡斯托普所知，给他寄包裹的主意是萨勒恩大娘出的，而且是在和舅公和舅舅进行实事求是的讨论后，才决定采购这样一些礼物的。包裹里还附有雅默斯·迪纳倍尔舅舅的一封信；信纸是私人通信用的厚纸，字是用打字机打的。雅默斯舅舅以舅公和他自己的名义，向汉斯·卡斯托普致以节日的祝贺，祝愿他早日恢复健康。此外，出于实际的考虑，他还在信里加了对即将到来的新年的祝贺。汉斯·卡斯托普也是这样做的，他及时地给他的舅公迪纳倍尔参议写了一封祝贺圣诞节的信，同样出于实际的考虑，也在信里附上了医生的诊断报告。

饭厅里的圣诞树闪闪发光，劈啪作响，香味四溢，加强了节日的气氛，在人们的头脑里和心中留下了对这一庄严时刻的美好记忆。人人都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先生们穿着节日礼服，女士们戴着自己亲爱的丈夫从平原上各个国家为她们采购来的首饰。克拉芙迪娅·舒夏特也把此地流行的高领绒线衫换成了晚礼服，可是它别具一格，富有个性和民族特点。这是一套俄罗斯农民穿的宽腰带衣服，浅色的、绣了花的或者说是巴尔干风格的衣服，说得更确切些，是一件具有保加利亚风格的衣服，镶满了闪闪发光的金属片，宽大的皱褶使她的身材看上去异乎寻常的柔软和丰满。它和她的“鞑靼人面孔”——塞特姆布里尼是这样描写她的面孔的——尤其是和她的那双被这位意大利人称为“荒原狼的眼睛”非常相配。坐在“好样儿的俄国人席”的病人个个兴高采烈，首先砰的一声打开了香槟酒瓶的盖子；接着几乎所有桌上的人也打开了酒瓶盖，一同喝起香槟酒来。在表兄弟坐的那一席，为自己的侄女和玛露霞点了香槟酒的老姑妈正在用酒款待所有的客人。菜单是事先选好的，最后上的是乳酪糕点和糖果。吃完晚饭后，大伙儿还喝咖啡和利口酒。在饮宴过程中，枞树枝有时燃烧了起来，人们急忙去灭火，发出绝望的尖叫声，显出过分的惊慌。塞特姆布里尼的穿着一如往日，宴会快结束的时候，他咬着牙签走到表兄弟坐的桌子旁，同他们坐了一段时间。他一会儿嘲弄施托尔太太，一会儿谈起那位细木工的儿子和人类的拉比，据他说，今天是这位犹太教士的生日。这位人类的拉比是否在世上生活过，人们不得而知；但是，相信他曾经生下来并且至今一直在胜利地行进，这是每一个单个的灵魂都有价值的观念，甚至是平等的观念，一句话，人类的拉比的诞生意味着个人主义的民主的诞生。就为这个，他干了人家给他推过来的酒杯。施托尔太太觉得他的表达方式是“模棱两可的和死板的”。她站了起来，尽管遭到大伙儿的抗议，因为其他聚集者也效法她的榜样开始离开餐桌，到各自的社交室去了。

今晚的庆祝活动由于给宫廷顾问献礼而显得重要和富有生气，他同克努特和米伦冬克一同来呆了半小时。献礼活动是在客厅里众目睽睽之下进行的。俄国人单独送的礼物是一只大而圆的银盘子，盘子中间刻有受礼者名字的简写字母，人们马上注意到，这是一件毫无用处的礼品。

其余的病人送的礼物是一只躺椅；它至少还有点用处，他还能在上面躺一躺，尽管缺少毯子和枕头，只蒙着一层布。躺椅放头的一端是活动的，可以随意调整，贝伦斯为了试一试躺椅是否舒适，立即将无用的盘子夹到腋下，伸直四肢直挺挺地仰卧在躺椅上，两眼紧闭，像一台锯木机一样开始发出鼾声，并且声称自己是日耳曼传说中守卫宝物的法佛尼尔。

他的举动引得大家欢呼起来。舒夏特夫人对这场表演也开怀大笑，笑的时候，她的两眼收缩，嘴张开着。汉斯·卡斯托普觉得，她笑的方式跟普希毕斯拉夫·希培一模一样。

主任医生贝伦斯刚一离去，人们便围桌打起牌来。俄国人像往常那样走进了小沙龙。一些病人围站在客厅里的圣诞树近旁，观看在小金属套管中正在熄灭的残烛，小块小块地偷吃挂在树枝上的各种糖果。在已经摆好了第一次早餐的桌子旁边，坐着三三两两的病人，他们相互分得很开，用手支撑着头，显出各种各样的姿势，互相保持缄默。

圣诞节的头一天，气候潮湿，雾气腾腾。贝伦斯声称人们坐在云中，因为高山疗养院此处并没有雾。然而，管它是云是雾，反正人们感到潮湿。地上的积雪开始融化，变得疏松和粘滞起来。人们的脸和手冻僵了，比有阳光的时候还要难受。

圣诞节头一天的晚上，疗养院里举办了音乐晚会——货真价实的音乐会，座位排得整整齐齐，还有印好的节目单。晚会是“山庄”这个家特意为它的成员安排的。这是一个歌唱晚会，演出者是一位长住此地并为病人授课的职业女歌唱家。在她袒露肩颈的晚礼服的领口下边挂着两枚奖章；她的两臂干瘦得像两根木棍；她的声音喑哑，听起来非常特别。

这一切非常清楚地说明她常年呆在高山疗养地的令人伤心的原因。她唱道：

“不管到任何地方，我总带着我的爱情。”

为她伴奏的钢琴家也是本地的居民……舒夏特夫人坐在第一排，可是她利用中间休息的时间溜了出去，从此汉斯·卡斯托普得以静下心来倾听音乐——尽管舒夏特夫人退场，它仍然是真正的音乐——他一边听歌，一边对照印在节目单上的歌词。塞特姆布里尼在他身边坐了一会儿。

可是不久，意大利人在对这位女歌唱家喑哑的美声作了一番苛刻而且形象的评论之后，同样退了出去。在离开的时候，他以讽刺的口吻对卡斯托普说，今晚的音乐会令他感到满意，因为大家聚在一起，充满着忠诚和亲密的气氛。说实话，当他们两人——眼睛细长的舒夏特夫人和教育家塞特姆布里尼——离去的时候，汉斯·卡斯托普感到说不出的轻松；他可以自由自在地欣赏女歌唱家演唱的歌曲了。他暗自思忖，要是在整个世界上，甚至在特殊的情况下，可能的话甚至在极地探险的途中，人们都能从事音乐，那该有多好啊！

圣诞节的第二天，除了让人们意识到它是节日的第二天以外，和通常的星期天或平常的日子并无什么区别，一旦过去了，圣诞节也就随之变成为过去，或者说得更正确些，又变成了遥远的将来。在它重新返回之前，又有十二个月的时间——归根到底，只比汉斯·卡斯托普在此地已经度过的时间多七个月。

可是，就在今年的圣诞节过后不久，还在新年之前，那位奥地利贵族就死了。表兄弟是从阿尔芙雷达·希尔德克涅希特小姐，即被人称为白尔塔的女护士那里得知这一不幸消息的。白尔塔护士负责照料可怜的弗里茨·罗特拜恩，她是在顺路的时候悄悄把此事告诉表兄弟的。汉斯·卡斯托普听到这消息后十分伤心，部分是出于个人的原因，诚如他所说，奥地利人的咳嗽是他在此地高山疗养院里最初获得的印象之一，而且正如他最初感觉到的那样，它在他的脸部皮肤上引起了热反射，从此之后再也没有消退，部分是由于道德原因，或者甚至可以说是由于宗教原因。他长时间地把约阿希姆阻留在走廊里，不停地和吉阿孔尼斯进行交谈；她也怀着感激的心情，抓住机会与卡斯托普交换意见。她对卡斯托普说，奥地利贵族熬过了节日，可真是个奇迹。他们早就知道，奥地利人是位坚强的骑士，可是最后他靠什么呼吸呢，谁也无法理解。当然，他有好几天是靠大量的氧气维持生命的，就在昨天，他还买了四十个气球，每个六法郎。表兄弟算了一下，这是一笔可观的费用，同时并没有忘记，他的夫人——他是在她的怀里与世长辞的——已身无分文。

约阿希姆不赞成这种浪费行为，如果事情反正已毫无希望，他何苦用这种昂贵的手段人为地延长自己的生命呢？话又说回来，人们用不着责怪死者，他是出于呼吸的需要才盲目地耗费了这么多维持生命的珍贵气体的。相比之下，负责照料他的医生和护士更应该明智一些，让他在上帝保佑下走他的必然之路，完全用不着考虑其他情况，更别说予以迁就了。

活着的人也应该有自己的权利，等等等等。汉斯·卡斯托普坚决反对这种看法。他认为约阿希姆简直和塞特姆布里尼一样，对别人的痛苦毫不关心，置若罔闻。不是吗，只要奥地利人一死，一切也随之结束了，人们再也不注意他。汉斯·卡斯托普坚决认为，一个快死的病人是应该受到尊敬的。不管怎样，他希望贝伦斯在奥地利人最后咽气的时候没有呵斥和毫不尊敬地大骂他。希尔德克涅希特解释说，贝伦斯并没有呵斥他。

当然，奥地利人临终前毕竟做了荒谬的尝试，想从床上跳下来溜走。但是，在医生暗示他这种尝试毫无作用之后，他便一劳永逸地呆在他断气的床上了。

汉斯·卡斯托普去看了死者，出于对此地盛行的隐瞒实情的做法的抗议。他鄙视病友们的个人主义思想倾向；他们什么也不想知道，什么也不想看，什么也不想听。他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反对这种麻木不仁的处世态度。在吃饭的时候，他试图引起同桌的病友谈论奥地利人的死亡情况，可是遭到在座的人一致的坚决的反对，以致他感到羞愧和愤慨。

就连施托尔太太也变得粗暴起来。她责问卡斯托普为何突然想到要谈这类事情，他到底接受过什么样的家庭教育？“山庄”的家规细心地保护着她和所有的病人，不让他们听到这样的故事。可是突然来了个黄口小儿，在这里信口开河地大谈起来，何况大家正在吃烤肉，还有布鲁门科尔博士也在场，他这人随时都可能发生像奥地利人那样的情况——最后这句话她是用手挡住嘴悄悄地说出来的。要是以后再发生此类事情，她将对卡斯托普提出起诉。于是，挨骂的卡斯托普当场作出决定，并把它大声地告诉所有在场的病友：他将亲自去探望过世的同伴，在他的床前为他默哀，为他送葬；他说服了约阿希姆效法他的榜样。

经阿尔芙雷达护士的安排，表兄弟获准进入了死者的房间。这房间位于大楼的第二层，在表兄弟自己房间的脚下。死者的妻子接待了他们。

这是一位个子矮小的淡黄色头发的女子。由于昼夜不眠地守候在亡夫身边，她头发散乱，面孔憔悴，疲惫不堪。她用手帕捂住嘴和冻红了的鼻子，用领子朝上翻起的厚呢大衣紧紧裹住身体，因为房间里很冷。暖气供应停止了，阳台门大开着。两位年轻人低声地对她说了一些在此情况下需要说的话，然后按她的指点穿过房间朝死者的床前走去——他们俩踮着脚，一步一鞠躬地朝前走，最后在死者的床边停了下来，各自摆出符合于自己性格的姿势：约阿希姆军人一般沉着，半低着头，像是在行军礼；汉斯·卡斯托普毫无拘束，陷入了沉思，两手交叉放在胸前，头歪向一边，脸上露出听音乐时的那种表情。奥地利人的头用枕头垫得高高的，床尾上的双脚在被子下突了起来，以致他的身子，这个生命的长期发展和反复的生殖循环的结果，比平时显得更加平坦，几乎像木板那样平坦。在靠近膝盖的地方放着一个用花和枝条编成的花环，从花环中伸出来的棕榈枝触到了交叉放在凹陷的胸部上的那双又大又黄和瘦骨嶙峋的手。谢顶的头同样黄而且瘦，脸上的鼻子高高地隆起，颧骨凸出，橙黄色的小胡子看上去像灌木丛，浓密得使灰色的胡子拉碴的面颊更加显得凹陷。两眼有点不自然地紧闭，汉斯·卡斯托普想，定是医生或护士将它们捏拢的，而不是自然地闭上的；人们把这种举动叫做对死者的最后爱抚，尽管它更多的是幸存者的意愿，而不是死者的意思。总之，人死后必须及时地闭上眼睛，否则，肌肉里的肌球蛋白进一步形成，就不可能再闭上眼睛，死者只好睁着眼睛强直地躺在床上啦。为了造成奥地利人仿佛睡着了的假象，人们及时地让他合了眼。

汉斯·卡斯托普在这些事情上早有经验，他不止一次地经历过这种场面，所以遇到情况时像行家一样练达和自在。尽管这样，他还是虔敬地站在死者的床旁。“他看上去好像在睡觉。”他满怀同情地说，尽管事实上存在着很大的区别。然后，他按照常情小声地和死者的妻子交谈起来，向她询问她丈夫的患病经过和最后几天的情况，还打听了她丈夫临终的情形以及运送遗体回喀恩滕的时间。他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表达对死者及其夫人的同情，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表现自己精通医学和伦理道德的学问。寡妇说话带奥地利口音，慢吞吞的，鼻音较重。她不时地大声抽泣。使她感到惊异的是，两位年轻人对别人的痛苦表现出如此热烈的同情。汉斯·卡斯托普向她表示，他们的表兄和他本身也是患者，至于他本人，小小年纪就不得不站在亲人们临终的床旁，是个父母双亡的孤儿，几乎可以说已经习惯于死亡。她问卡斯托普选择了什么样的职业。

他回答说，他“曾经是”工程师。“曾经是”工程师，为什么呢？他曾经是工程师，因为他的疾病和在此地高山疗养院里遥遥无期的逗留完全打乱了他的计划，也许甚至会成为他生活中的转折点——此时约阿希姆用审视的目光吃惊地看着他。——那么，他的表兄干什么呢？他想在平原上当兵，现在是后补军官。啊，她说，武士当然也是一种职业，它使人习惯于一本正经；一个士兵应该时刻想到随时可能与死亡接触，要是他提早目击一下死亡的情景，只会大有好处。她向这两位年轻人说了一番感谢的话；她那友好和矜持的态度，鉴于她悲惨的处境和她丈夫留下的一大笔氧气费，不能不引起表兄弟的深深尊敬。他们俩返回了自己的楼层。汉斯·卡斯托普对这次访问和交谈过程中获得的印象显然感到满意，因为它们振奋了他的精神。

“愿灵魂安眠。”他说，“愿土地给你轻松的生活。主啊，请赐给他永恒的安宁。你瞧，当事情关系到死亡或死者，或当人们面对死者说话的时候，拉丁文又开始有用了；在这种情况下，它是正式的语言，因为人们感到，死亡终究是件特殊的事情。然而，人们用拉丁文向死亡表示敬意并非出于人道主义的礼节，你知道吗，死者的语言并不是有教养的人们的拉丁文，它具有完全不同的精神，也许可是说具有完全相反的精神。死者的语言是宗教的拉丁文，僧侣的行话。中世纪的时候，宗教的拉丁文就像从地里冒出来似的闷声闷气而又单调凄凉的歌唱。塞特姆布里尼一点也不喜欢它，它对人道主义者、共和主义者和像他这样的教育家丝毫也没有用处；它具有另外的、有别于世上所有的精神方向的精神情绪。我认为必须弄清楚这些形形色色的精神方向，或者说得更正确些，搞清楚这些不同的精神情绪。有虔诚的和自由的精神情绪，它们各有自己的长处；我之所以反对后者，即反对塞特姆布里尼所代表的自由的精神情绪。主要是因为它以为自己独占了全部人的尊严，这是一种夸大了的精神情绪。虔诚的精神情绪同样是人的尊严的体现者，它以自己的方式促使人们做大量的好事，促使人们保持规规矩矩的态度和高尚的礼仪，看来甚至好于‘自由的精神情绪’，尽管它把自己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人的弱点和罪孽上；在这种精神情绪中，关于死亡和腐烂的思想无疑起到重要的作用。你曾经在剧院里看过席勒的《唐·卡洛斯》吗？你还记得在西班牙宫廷里的那个场面吗？我还记得，腓力浦国王穿着一身黑衣服，胸前佩带着袜带勋章和金羊皮勋章，步入宫廷；他慢慢地脱下帽子——这帽子有点像我们欧洲人的圆顶礼帽——然后把它举到头的上方，并对在场的西班牙高级贵族们说：‘重新戴上你们的帽子，我的贵族先生们！’或者说了此类的话。应该承认，他的话听起来非常庄重，完全谈不上是任性和放荡的习俗，恰恰相反；而王后却说：‘在我们法国不是这样的。’不用说，腓力浦国王的话在她看来过于准确和迂腐，她喜欢更快活些和更人道些。可是，谁的话更合乎人情呢？国王和王后都认为自己的话更合乎人情。在我看来，无论是西班牙的敬畏神灵还是庄严恭顺、循规蹈矩，都是人道的一种非常可敬的表现形式；而另一方面，人们又可以用‘合乎人情’这句话掩盖任何的懒散和拖沓。你应该承认我的话是对的。”

“我承认你的话对，”约阿希姆说，“我当然也不能忍受拖沓和任性，得有纪律。”

“是的，你是作为军人才这样说的；我承认，在军队里人们懂得这些事情。那位寡妇言之有理，你们的职业使你们养成了严肃认真的习惯。

你们随时都必须估计到最严重的情况，估计到随时都可能死亡。你们穿制服，它不仅紧身，而且整洁，有上浆的领子，使你们显得气概威严。

然后，你们有等级制度，懂得服从，你们讲究礼节，互相行礼；一切完全按西班牙精神进行，纯粹出于虔诚的感情，这一点我基本上还能忍受。

我想，我们平民百姓更应该具有这种精神，无论是在我们的习俗中还是在我们的行为举止中，都应该具有这种精神。这更合我意，我觉得更为恰当。我觉得，要是大家都穿黑衣服，都戴浆过的折叠领，而不是你们制服上的领子，彼此之间按照礼仪严肃地、矜持地进行交往，头脑里时刻想到死亡，那么，世界和生活就会变得更加美好和更加合乎道德。你要知道，自命不凡恰恰是塞特姆布里尼的一大错误。你不相信吗？好吧，我就对你说一说。他不仅以为自己垄断了各种形式的人的尊严，还以为自己独占了各种形式的道德——他想借助自己‘对生活的实际工作’和自己进步的星期日——似乎人们在星期日只该想到进步，而不应想到其他东西——有计划地消灭痛苦。这事你一点儿也不知道，他是在教训我的时候向我讲了他的打算的；他想借助一部百科词典有计划地消除人间的痛苦。要是我觉得他的打算不道德——幸亏我没有把我的这种看法告诉他——那会怎样呢？他肯定会用他那清楚的口音狠狠地训斥我：‘我警告您，工程师！’要是你和他顶嘴，说人人都有思考的权利，他就会对你说：‘先生，收起您的思想自由吧！’我还想告诉你一些事情。”卡斯托普结束了自己的谈话。他们俩已经上楼，到了约阿希姆的房间；约阿希姆忙着收拾东西，为躺下作好准备。卡斯托普继续说：“我想告诉你我已下决心要做的事。我们在这里门挨门地和濒死的病人生活在一起，感到非常痛苦和忧伤。这不仅因为我们装做和谁也不相干的样子，还因为我们受到爱惜和保护，不让我们跟旁人接触，不让我们注意与己无关的事。就在我们吃晚饭或吃早餐的时候，人们已经把那位奥地利人悄悄地抬走了。我觉得这不道德。施托尔太太只因为我提到死亡就大发雷霆，我认为太幼稚可笑。不久以前，在吃饭的时候，她甚至不学无术到这种地步，竟然以为‘小声点，小声点，行行好吧’这句话出自瓦格纳的歌剧《汤豪舍》。不过，她这样说，多少还表明她对其他同桌用餐的病人有点同情心。正因为如此，所以我决定今后要更加关心疗养院的重病号和濒死的病人，这会给我带来益处；我们今天所进行的访问在某种意义上已对我产生了有益的影响。当时住在二十七号房间的那位可怜的罗伊特——我刚到此地后不久，曾透过开着的门看到他躺在床上——想必早已死了，被人悄悄地抬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当时他也有一双特别大的眼睛。可是他住过的房间并没有空着，又住上了其他病人。疗养院总是住得满满的，向来不愁没人来住。女护士阿尔芙雷达或者女护士长，甚至贝伦斯本人，会帮助我们和这个或那个病人建立起联系，我想，这件事并不难。设想一下吧，在某天某日有位濒死的病人要过生日，我们总会知道这一消息。你就看吧！我们将去看望这位濒死的病人，不管是男是女，给他送去一盆花，以表示两位素不相识的病友对他的关怀。

我们将给他带去最良好的祝愿，愿他尽快恢复健康——恢复健康这个词始终是礼貌的和恰当的。当然，我们会告诉他我们的名字，他或者她，不管身体多么虚弱，当然会透过门向我们表示友好的问候，也许还会把我们请到房间里坐一会儿；在他逝世之前，我们还可以和他说上几句富于人情的话。我就是这样设想的。你不同意吗？至于我自己，我已下决心这样做。”

对于卡斯托普的打算，约阿希姆想不出更多的反对理由。“这是违反疗养院规矩的，”他说，“在某种程度上，你的行为会破坏疗养院的规矩。不过，要是你真愿意，我想贝伦斯会破例地允许你去实现它。你可以拿你对医学的兴趣作为理由嘛。”

“是的，我可以顺便提到我对医学的兴趣。”汉斯·卡斯托普说；因为说实在话，他的愿望是从许许多多复杂的动机中产生的。对此地流行的个人主义的抗议只是其中之一。与此同时，他需要人们承认他有权利严肃地对待和尊敬痛苦与死亡——他希望，他的这种需要将会随着他与重病号和垂死者的接近而得到满足和加强，因为与他们的交往将会创造出一种抗衡力量，抵消他在此地时时处处遭受到的凌辱，此外还可以确证塞特姆布里尼某些使他内心受到伤害的说法不正确。很容易举出大量有关的例子。要是有人问汉斯·卡斯托普，他也许会首先指出“山庄”

的那些居民，他们自己承认，压根儿没有病，是自觉自愿住在这里的，公开的借口是患有轻微的疾病，实际上是为了玩乐，因为病人们的度日方式很合他们的胃口。例如，前面顺便提到的寡妇黑森费尔德，这是一个生性活泼的女人，她唯一的爱好是同男病人打赌，拿各种各样的东西打赌，拿明天可能出现什么天气、明天可能吃哪几道菜打赌，拿总体检的结果、某某病人规定住多少个月打赌，拿连橇、溜冰船、溜冰或滑雪等体育竞赛中哪些人会获得冠军打赌，拿疗养客当中开始形成的恋爱关系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和其他成百上千微不足道和索然无味的小事打赌，赌注有巧克力糖、香槟酒和鱼子酱。这些美味的食品事后被兴高采烈的赌徒们在饭店里吃得精光。此外她还赌钱，赌电影票，甚至赌接吻——她吻别人或别人吻她——总之，她以这种癖好在饭厅里造成了紧张而热闹的气氛。然而，她的这种打赌活动，年轻的汉斯·卡斯托普丝毫也不感兴趣。单单这位老是瞎忙的女士的存在，就足以使他感到是对一种受难场所的尊严的侮辱。

他一心想保卫这种尊严并且甚至在自己面前也如此，尽管这非常困难。须知，他已在高山疗养院的病人当中生活了近半年的时间。他逐渐察看了他们的生活和活动以及他们的习俗和观点，但是这些观察丝毫无助于他实现自己良好的愿望。只要提一提那两个十七岁和十八岁的被人称为“马克思和莫里茨”的瘦弱的花花公子就够了：他们俩晚上总是擅自外出，不是去打扑克就是和女士们在一起纵酒作乐，这已成了众人在背后议论的材料。不久以前，也就是新年后大约八天——读者们不应忘记，在我们讲故事的时候，时间已悄悄地不停地流走了——在吃早饭的时候，传出一个消息：按摩师早晨去给他们按摩，发现他们穿着弄皱了的出门穿的衣服躺在自己的床上。汉斯·卡斯托普为此也笑了。然而，这不过是对他的善良愿望的一种羞辱，而与来自育特波克的律师爱因胡佛的那些故事相比，它不过是小巫见大巫。这位律师四十多岁，蓄着尖尖的小胡子，手上长满了黑毛。一些时候以来，他取代那位已经康复的瑞典人坐在塞特姆布里尼的餐桌旁边。他不仅天天晚上大醉而归，而且有一次醉得回不了家，被人发现躺在草地上。这是一个危险的二流子，施托尔太太常指着一位在平原上已经订过婚的年轻女士讲，这女士有一次从爱因胡佛的房间里走出来，身上只穿着一件短而轻的皮大衣和所谓的革新裤子。简直太不像话——这不仅是对道德的亵渎，对汉斯·卡斯托普本人来说真是闻所未闻的事，是对他的精神上的种种努力的侮辱。

对于这点我还想补充说，要是不把弗伦茨辛·奥伯尔丹克小姐考虑进去，是无法认清这位律师的面目的。如前所述，奥伯尔丹克是位娇生惯养的姑娘，留着分头，头发梳得光光的，几个星期以前由她的母亲，一位来自小城市的外貌尊严的女士送上了山。弗伦茨欣·奥伯尔丹克到此地后作了第一次检查，结果证明患了轻微的疾病；患病的原因很多，可能是她犯了错误，可能是此地的空气不利于治疗疾病，而有利于疾病的发展，也可能是这位小姑娘卷入了某种阴谋诡计，因而情绪激动，损害了健康：她来后四个星期，发生了一件大家意想不到的事；她重新作了检查，回来后她走进饭厅，把她的小手提包抛到空中，用响亮的声音呼叫起来：“乌拉，我得在这里呆一年！”——整个饭厅顿时爆发出一阵荷马的笑声。可是十四天之后，流传着这样一个消息：爱因胡佛律师像流氓一样对弗伦茨馨·奥伯尔丹克动手动脚。顺便说说，流氓这个词，我们或者汉斯·卡斯托普都觉得非常恰当，因为对那些散布这一消息的人来说，它并不是什么新货色，不值得加以特别重视。从他们耸肩的神态中可以看出，这样的事情是两厢情愿的，只有一方愿意不可能发生。至少施托尔太太在这件成问题的事情上持这种态度。

卡洛琳纳·施托尔太太是个叫人难以忍受的女人，如果说有谁妨碍汉斯·卡斯托普真诚的精神努力的话，此人只可能是具有如此性格和癖性的施托尔太太。只要提一提她常犯的知识错误就够了。她把“垂死挣扎”说成“濒死苦闷”；要是她谴责某人无礼，就说“破了产的”。她对引起日食的天文过程的解释，简直是荒谬至极，胡说八道。看到地上的积雪，她会说这是“一种真正的能量”；有一天，她对塞特姆布里尼先生说，她正在读一本从疗养院图书馆借来的书，这本书与他有关，书名是《席勒翻译的贝内得托·切内利》！实际上却是歌德翻译的意大利雕塑家切利尼的自传。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听后大吃一惊，久久不能忘怀。

她喜欢使用惯用语，可都是些庸俗无味的老一套，使年轻的汉斯·卡斯托普受不了，总讲“这简直是到了极点！你简直想象不到！”什么的！

而“极好的”这个词——它取代“出色的”和“优异的”这两个词长期在病人当中流行——被反复使用得完全失去了味道，不再流行了，她于是匆匆想出一个最新的词即“可怕的”，从此就认真地或讥讽地认为一切都是“可怕的”了，不管是雪橇路、面食还是她自己的体温，实在令人厌恶。除此之外，她最爱议论他人的长短，喜欢散布流言蜚语。她逢人便说，萨洛蒙太太今天穿着最昂贵的花边制的内衣，因为她要到医生那里作检查，要用她的精致的贴身内衣向医生们卖俏。这话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的，汉斯·卡斯托普本人也觉得，检查的程序，不管它有无结果，总会给女士们带来愉快；因为她们借口检查，可以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以此卖弄风情。她担保说，来自波森的勒蒂斯太太被医生怀疑患脊髓结核，必须每星期到贝伦斯顾问的房间里接受一次十分钟的检查；在检查的过程中，她得脱光衣服在这位主任医师的面前走来走去。对于施托尔太太的这种保证，人们该说些什么呢？她的这种保证，就像她的不成体统的话一样，未必会有人相信。可是施托尔太太坚持自己的意见，愿对她所说的话发誓——尽管她很难向人解释，像她这样的可怜的女人，自己的事情已经够伤透脑筋，哪里还有闲情逸致去管别人的事情呢？自己的事已自顾不暇，为何还这般卖劲和强词夺理地宣传别人的事情呢？何况在这期间，她的体温曲线上升，她所谓的“软弱无力”也有所增加，使她感到灰心丧气，急得快要哭出来。每逢上饭厅吃饭的时候，她那总是吞声饮泣，龟裂、通红的面颊上满是泪水，用手帕蒙着脸嚎哭，以致贝伦斯打算把她送回到她的床上去，可是她却想知道贝伦斯在她的背后说了些什么，她的健康情况到底怎样，是的，她要面对实情！一天，她吃惊地发现她的床被人移动了，床尾朝着房门；这一发现差一点使她惊厥。周围的病人马上理解了她怒气冲冲和百般恐惧的原因，唯独汉斯·卡斯托普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她干吗要勃然大怒？为何床不应该像现在这样摆法？天呀，难道他真的不知道吗？她的床摆错了。

“床腿朝前了！……”施托尔太太绝望地大声嚷嚷，于是人们只得立即重新摆放她的床。床重新摆好后，灯光又落在她的眼睛上，依旧妨碍她睡眠。

所有这一切都是轻浮的，很少符合汉斯·卡斯托普的精神需要。最近几天在饭厅里发生的一桩骇人的突发事件，给年轻人留下了特别难堪的印象。一位新近来的病人，教师波波夫——一个干瘦和性情平和的人——带着他的同样干瘦和缄默的未婚妻，坐到了“好样儿的俄国人席”

旁边。餐事正在进行，教师突然癫病发作，大叫一声——人们不止一次地描写过这种恶魔般的非人的号叫——倒到了地上，全身痉挛，在他椅子旁边拼命地拍打手脚，样子十分可怕、可憎。使事情更加复杂的是，当时正好上鱼，人们担心波波夫可能是鱼刺卡在喉咙里引起抽筋的。于是，出现了一场难以描绘的骚动。女士们，首先是施托尔太太，还有其他诸如萨洛蒙、勒蒂斯、黑森费尔德、马格努斯、伊尔蒂斯、莱薇和其他叫不出名字的太太女士似乎也不想落后于她，她们个个急得肝胆欲裂，以致有几位差一点变得和波波夫先生一样。到处是一片刺耳的尖叫声。到处可以看到由于激动而眯缝起来的眼睛、张开着的嘴和扭曲的上身。只有一位太太宁愿安静地昏厥过去。每一个正在咀嚼和吞咽食物的病人，被这突如其来的事件袭击，都噎得喘不过气来。一部分进餐者寻找靠自己最近的出口逃了出去，一部分甚至冲出了凉台门，尽管外面又湿又冷。可是，这次事故除了可怖以外，还让人感到某种有伤风化的成分，使大家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克洛可夫斯基博士在不久前所作的报告。

在上个月刚作的报告中，精神分析学者在谈到爱情是一种致病的力量的时候，把它和羊痫风联系了起来。他时而用诗的语言，时而用无情的科学术语，向听众们指出，癫痫这种疾病，在产生精神分析之前的时代里，被人类视为一种上帝降下的灾难，预示着大难临头和着了魔。这种疾病仿佛是爱情的等价物和大脑的性欲亢进。一言以蔽之，他把羊痫风说得神乎其神，使人听了心生疑惧。所以，他的听众们看到教师波波夫的表演，情不自禁就把它跟他的报告联系起来，把它看成是报告的图解，把它理解为放荡的表现和神秘的丑剧；所以，女士们的仓皇逃避中包含着某种羞耻心。此时，宫廷顾问本人也在饭厅里。在米伦冬克护士长和几个年轻力壮的病人的帮助下，他把陷于恍惚状态的波波夫——他的身体不断地抽搐，额头发青，口吐白沫——从饭厅抬到了前室。在那里，几位医生、护士长和其他人员还围着失去知觉的教师忙了一阵，然后用担架把他抬走了。可是，过了不久，波波夫又悠哉游哉地在他同样暗自得意的未婚妻的陪同下，重新坐到了“好样儿的俄国人席”上，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似的，并且吃完了午饭！

汉斯·卡斯托普看到这一事件的时候，既非常吃惊，又对它表示尊敬。不过，他并没有怎么动心，上帝可以作证。当然，波波夫有可能被鱼骨头卡在喉咙里，以致差一点窒息。然而，实际上他并没有窒息，相反，尽管他不省人事，像个狂人，在吃鱼的时候毕竟还是格外留神。现在，他就坐在食桌旁，高高兴兴地吃午饭，仿佛刚才的一切不是他所为，而是某位伯瑟克或者发酒疯的醉汉所做似的。相反，他的精神焕发，显然把刚才发生的事情抛到脑后了。他的整个容貌不讨人喜欢，无法引起汉斯·卡斯托普对他的痛苦的敬畏。他的未婚妻的所作所为，只能加强汉斯·卡斯托普在此地高山疗养院里得到的那些轻佻、放荡的印象；他早就下定决心，通过进一步与重病号和濒死病人接触，与这些轻佻、放荡的行为进行斗争，尽管这样做是违反此地的习俗的。

在两位表兄弟住的那一层楼，离他们的房间不远，躺着一位非常年轻的姑娘，名叫莱拉·格恩格罗斯，据阿尔芙雷达护士说，这位年轻的姑娘正濒临死亡。她在十天里四次严重咯血，所以她的父母来到这里，打算趁她还活着的时候把她带回家去。可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宫廷顾问拒绝把可怜的小姑娘运回去。她才十六或十七岁。汉斯·卡斯托普感到这是一个机会，决定趁此实现他的送花盆和祝愿病友康复的计划。尽管现在离莱拉过生日还远——汉斯·卡斯托普已经查明，她在来年的春天才过生日——可是人们预料她活不到春天，所以生日未到不应该成为阻碍他实现计划的理由；他决定要去看望可怜的小姑娘，向她表示自己的敬意。一天中午，他利用饭前的时间和他的表兄散步到附近的小镇上，走进一家花店。汉斯·卡斯托普挺起胸部，用力吸入花店里潮湿的泥土和各种奇花异卉散发出的浓郁芳香。经过选择，他买了一盆绣球花，以不署名的方式在花盆上附了一张明信片，上面只写道：“两个疗养院的病友赠送，衷心祝愿尽快恢复健康。”然后他吩咐花店的工作人员，尽快把这盆鲜花送到濒死的小姑娘的房间里。他怀着喜悦的心情做这一切，陶醉在花店里各种植物散发出的香味和温煦如春的气氛之中。由于他刚从寒冷的室外进入温暖的花店，他的眼睛在流泪；一想到他正在秘密地完成一项冒险、大胆和仁爱的事业——他在自己的心里赋予它以深刻的象征意义——他的心便剧烈地跳动起来。

莱拉·格恩格罗斯享受不到私人照顾，是由封·米伦冬克小姐和医生们直接照顾的；可是，阿尔芙雷达护士常出入于她的房间，有时候还向其他的年轻病人报告她从莱拉那里获得的印象。被重病困在床上感到毫无希望的莱拉，看到陌生的人前来向她问候，像孩子似的高兴起来。

那盆绣球花放在了她的床边，她用温存的目光看它，用手轻轻地抚摩它，关照人们给它浇水；即使在她咳嗽得非常厉害的时候，她仍恋恋不舍地用她那双疲惫不堪的眼睛看着它。她的父母，退伍少校格恩格罗斯及其妻子，同样受感动和感到高兴。由于他们不认识疗养院的病人，所以根本不可能猜出送花盆的人，于是阿尔芙雷达护士，正如她所承认的那样再也忍受不住了，说出了送花者的名字。她向表兄弟转达了格恩格罗斯一家三口对他们的谢意，同时请求他们向格恩格罗斯一家作自我介绍。

于是在第二天，表兄弟在吉阿孔尼斯即阿尔芙雷达护士带领下，踮着足尖走进了莱拉的病房。

濒死的病人是个淡黄色头发、非常惹人喜爱的姑娘，长着一双像勿忘我草那样的蓝眼睛。尽管她失血过多，呼吸困难——她只用残存的、有欠缺的肺组织进行呼吸——看上去很脆弱，但并不可怜。她感谢两位捐赠者，用有点喑哑但又令人愉快的声音和他们聊天。她的面颊上泛出红晕，而且一直没有消退。汉斯·卡斯托普对格恩格罗斯一家微微表示歉意，向他们如实地解释了自己的行为；他说话的声音低沉、激动，充满温情和恭敬。他差一点——由于内心冲动所致——用一只腿跪在姑娘的床前；无论如何，他长时间地把莱拉的手紧紧地握在自己手里，尽管她的那只发热的小手不仅潮湿而且正在出汗，因为这孩子分泌的汗过多；她不断地脱水，要不是她如饥似渴地饮入果汁汽水——在她的床头柜上始终放着满满的一大瓶果汁汽水——大致保持了平衡的话，她的肉早就已经起皱和干枯了。她的父母，尽管非常忧伤，仍按照一般的礼貌和表兄弟进行了简短的交谈，问及他们的个人情况和其他文明社会中通常的问题。少校是位宽肩膀、低额头、小胡子翘起来的男子汉——是一位巨人，身体非常健康，因此，把他的女儿具有结核病灶、易受疾病感染归罪于他是不公道的。显然，他的妻子是罪魁祸首。这是一个典型的易患痨病的女人，她的女儿正是从她那里获得这份嫁妆的；为此，她感到深深的内疚。当莱拉过了十分钟表现出疲倦，或者说得更正确些，表现出过度兴奋的时候——她的面颊上的红晕增加，勿忘我草似的眼睛令人不安地闪闪发光——表兄弟便在阿尔芙雷达护士的目光提醒下只好告辞了。格恩格罗斯太太陪他们走到了门口，同时大肆责备自己，这深深地感动了汉斯·卡斯托普。她向客人们保证说，她女儿得这种病责任全在她一个人，是她使这可怜的孩子染上这种病的，她的丈夫完全没有责任和关系，她知道自己有罪，感到后悔莫及。她还向表兄弟保证，她只是一时得了这种疾病，而且很轻，时间很短，那还是她当年轻姑娘的时候。后来，她完全战胜了这种疾病，医生可以为她作证，因为她想结婚，非常想结婚，非常想生活，她终于成功了，她的病完全好了。就这样，她高高兴兴地和她粗壮结实的丈夫结了婚，他那方面早已忘掉她曾经患过肺病的事，再也不提此事了。然而，不管他多么健康和结实，他注入的血毕竟没有胜过女儿的结核病因子，不幸终于降临到了莱拉的身上。那可怕的、早已被忘却和埋葬的东西在孩子身上复活了，她将不可能战胜它，她将因此而毁灭；而作为母亲的她却胜利地渡过难关，进入了更加安全的年龄——可是她，这可怜可爱的女孩，却快要死了，医生们对她不再抱有希望了。作为母亲，她以前的生涯对她女儿的疾病是有过失的。

两位年轻人试图安慰她，说有可能转危为安，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可是少校夫人一个劲儿地大声抽泣，再次感谢他们所做的一切，感谢他们俩给她女儿送来了绣球花，感谢他们俩的访问给她女儿带来了开心和幸福。要知道，这可怜的孩子独自一人躺在病床上，感到孤单和痛苦，别的与她同龄的年轻姑娘却愉快地生活着，和年轻漂亮的男子跳舞，她们虽然有病，但仍然喜欢跳舞。她感谢两位年轻人，是他们给她的女儿带来了一点阳光，天呀，也许是最后一点阳光。绣球花对她的女儿来说，就像是舞会上的成功；跟这两位堂堂正正的骑士闲谈，对她的女儿来说，就像是一次短时间的亲切的调情，这一切是瞒不过她的眼睛的。

然而，她最后的意见触犯了汉斯·卡斯托普，况且少校夫人并没有把“调情”这个词说正确，换句话说，她不是按照英语的读音，而是按照德语的读音发i 的，这使他感到非常愤怒。此外，他也不是“堂堂正正的骑士”，他是出于对此地盛行的个人主义的抗议，出于医学和精神的考虑才来看望年轻的莱拉的。总而言之，他对他这次拜访的结局并不感到满意，因为少校夫人没有正确理解他行为的真正目的；不过话又说回来，他毕竟因为执行了自己的计划而感到兴奋和愉快。有两个美好的印象一直留在他的心里和记忆里：花店里泥土的芳香和莱拉湿润的小手。常言说万事起头难。既然有了良好的开始，他决定当天在阿尔芙雷达护士陪同下再去看望她所护理的另一个病人，即弗里茨·罗特拜恩。

这是个男病人，虽有阿尔芙雷达护士陪伴，仍感到极其无聊。所有的迹象表明，他不久就将死去。

好心肠的约阿希姆毫无办法，只得陪卡斯托普去看望罗特拜恩。汉斯·卡斯托普的劝说和仁慈的进取精神，终于战胜了他表兄的嫌恶。约阿希姆只好一言不发，垂下目光，以此表示自己的反感，否则卡斯托普会指责他缺乏基督精神。汉斯·卡斯托普非常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并决定加以利用。他知道，他的表兄之所以反对他的计划，完全由于他是个军人。至于他本人，既然他刚才的所作所为使他感到兴奋和幸福，使他觉得有助于人类的进步，他为何要停滞不前呢？所以，他把约阿希姆默默的抗议置之度外。他和表兄商量，是否也给年轻的弗里茨·罗特拜恩送去或带去鲜花，尽管濒死的病人是位男性。他很想这样去做，他觉得，在这种情况下，送花是合乎情理和此地习俗的；他特别喜欢刚才给莱拉送紫色的雅致的绣球花的举动，所以，他决定用罗特拜恩的临死状况补偿他的性别，给他赠送鲜花；也无须考虑他是否过生日了，濒死的病人始终应该立即受到过生日的孩子们所受到的那种对待。于是，表兄弟再次到了充满温暖和泥土芳香的花店，买了一束由刚喷洒过水、香气扑鼻的玫瑰、丁香和紫罗兰扎成的花束，由事先得到这两位年轻人通知的护士阿尔芙雷达·希尔德克涅希特带路，走进了罗特拜恩先生的房间。

这位重病号年轻还不到二十岁，可是已开始秃顶，头发已经灰白，面孔消瘦而蜡黄，长着一双大手和一对大耳朵，鼻子也显得稍大。见到两位素不相识的来访者，罗特拜恩感动得热泪盈眶，感谢他们对他的同情和为他解闷——的确，当他欢迎这两位年轻人，从他们手里接过花束的时候，他因身体虚弱而哭了几声，可是哭声刚落，他就用非常低的声音谈起欧洲规模日益扩大的花买卖，谈到尼斯和夏纳的大宗园艺出口和从这些地方开往世界各地的满载货物和邮件的火车车皮，谈到巴黎和柏林的批发贸易和对俄国的莳花供应等等。因为他是商人，只要他还活在世上，他的兴趣绝不会超出这个范围。他的父亲是可堡一家玩具厂的厂主，曾把他送去英国深造，他就是在那里染上了病的。当时，医生把他的发烧看成伤寒，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进行治疗，也就是说，医生要他节制饮食，只许他喝稀汤，因此他很快就瘦了下来，身体十分虚弱。到此地高山疗养院以后，他被允许吃饭，也这样做了：他汗流满面地坐在床上，设法尽量多吃一些。可是，已经显得太晚了，他的肠子也染上了疾病，家里人白白给他寄来了比目鱼和熏鳗鱼，他的胃再也不能消化这些可口的食品了。于是，贝伦斯只好打电报把他的父亲从可堡叫来，因为医生们决定采取果断的措施，要为他切除肋骨；他们无论如何也要试一试，尽管成功的希望微乎其微。罗特拜恩悄悄告诉他们这件事，态度非常客观，完全是实事求是地对待手术的问题的——只要他还活着，他将用同样的角度看待这些问题。他悄声说，手术费用，如果把脊髓麻醉也算进去，大约要一千瑞士法郎，因为需要切除整个的胸腔，六到八根肋骨；他暗自思忖，这是否会得不偿失。贝伦斯劝他做手术，态度明确，说要是罗特拜恩本人反对做手术，他将会带着他完整的肋骨静静地死去；这也许是更为聪明的解决办法。

很难给他出个切实可行的主意。表兄弟认为，罗特拜恩在考虑问题的时候应该把宫廷顾问高超熟练的手术能力计算在内。三人一致同意，问题由即将来此的老罗特拜恩决定；他已经上路，过些时候就会到达此地。告别时，弗里茨又哭诉起来，尽管这只是他虚弱的结果。他流出的眼泪和他那冷淡、实事求是的思维和说话方式形成鲜明的对照。他请求两位先生再来看望他，他们欣然答应，可是再也没有去，因为就在当天晚上，那位玩具厂厂主已经到来，接着在第二天的上午医生就为罗特拜恩动了手术。手术之后，年轻的弗里茨已经失去接待客人的能力了。两天之后，当汉斯·卡斯托普和约阿希姆路过的时候，发现有人在罗特拜恩的房间里进行彻底清扫。阿尔芙雷达护士带着她的小箱子匆匆离开了“山庄”，因为她得到另外一所疗养院去照料另外一名濒死的病人。她在离开高山疗养院之前曾去看望年轻的弗里茨，她一边叹息，一边把夹鼻眼镜上的系带抛到耳后，因为这是她和弗里茨的诀别。

当你去饭厅吃饭或到郊外散步路过弗里茨的病房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此时已变成一间“被遗弃的”和空无一人的房间；它已被彻底清扫，室内的家具重叠地堆放在一起，双重门都敞开着——对这种景象，你既感到意味深长，又感到非常熟悉，特别是当你本人占有这样一间曾经“空无一人”和被彻底清扫过的房间，并且在里面住得习惯了的时候，你会觉得这种景象一点儿也不意味深长了。你往往知道，谁曾住在这样的房间里，同时情不自禁地陷入沉思。例如这次，也就是在八天之后，当汉斯·卡斯托普路过年轻的格恩格罗斯小姐的房间的时候，他瞧见了同样的情况。年轻的格恩格罗斯的房间里空荡荡的，里面正在进行大扫除。

刚看到这种景象的时候，他并没有马上理解它的意义。他站在门前，张皇失措和万分惊讶地朝里面看，突然发现宫廷顾问正朝他走来。

“我站在这里看大扫除。”汉斯·卡斯托普说，“日安，顾问先生。

年轻的莱拉……”

“难道——”贝伦斯说道，一面耸了耸肩膀。片刻肃静即贝伦斯的动作业已产生影响之后，他补充说：“难道您在快要关门收场之前还要匆匆赶来向她献殷勤吗？我很高兴，因为像您这样相对健壮的病人，还能给予我的那些在自己笼子里成天吹口哨的可怜的肺痨病者一点点关怀。高尚的品德，不，不，我希望您别跟我抬杠，这的确是您性格高尚的特征。我可以随时把您介绍给我的病人吗？我这里的确有各种各样放荡的金翅雀。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我现在就带您去看一看我那‘饮食过量的金翅雀’。您愿同我一道去吗？我将把您作为富有同情心的病友介绍给她。”

汉斯·卡斯托普回答，顾问完全猜中了他的心思，说出了他想说和求之不得的事情。他以感激的心情接受了贝伦斯的邀请，决定同他一道前去。可是，谁是贝伦斯所说的“饮食过量的金翅雀”呢？他应该怎样理解这个诨名呢？

“照字面上理解，”贝伦斯答道，“按词的本义理解，没有任何隐喻。

您就让她本人告诉您这一切吧。”走不了几步，他们俩便出现在这只“吃得过饱的金翅雀”的门前。宫廷顾问命令他的伴随者等在门外，自己却挤开双重门走了进去。当贝伦斯出现在房间里的时候，室内顿时响起了叽叽喳喳然而响亮和愉快的说笑声；这声音由于门砰的一声关上而被拒绝了。几分钟之后，当富于同情心的来访者被允许进入室内的时候，迎面又响起了响亮而愉快的说笑声。贝伦斯把卡斯托普介绍给躺在床上的病人——一位长着金黄色头发和蓝眼睛的女士。她用好奇的目光打量来访者——她背靠枕头，半坐半躺着，显出不安的神色，不断地发出珠落玉盘和银铃般的笑声，笑的时候总是张开大口喘气，显然，这是由于激动和痒感引起的。此外，她显然因为宫廷顾问介绍来访者时讲究词藻、过分殷勤而发笑。当主任医师走出房间的时候，她在他的身后多次高喊“再见、谢谢、再见”，一边挥手，一边高声叹息，连连发出银铃般的笑声，把双手顶在像波浪起伏般的、被细夏布衬衫遮盖住的胸脯上，两腿不住地抽搐。她叫齐默尔曼太太。

汉斯·卡斯托普和她只有一面之交。几个星期以前，她坐在萨洛蒙太太和贪食的学生所坐的那张食桌旁，而且老是笑个不停。后来她突然消失了，可是年轻的卡斯托普当时似乎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当他发现她已经不在的时候，以为她已经动身回平原了。此时他发现她就在这里，而且取名为“饮食过量的金翅雀”，他等待她对这诨名作出解释。

“哈哈哈！”她爽朗地笑了起来，像是被人呵痒似的，胸脯波浪般地迅速起伏。“这个贝伦斯真是位非常滑稽、非常有趣的人，他常使人笑得前仰后合，甚至笑出病来。您请坐，卡斯滕先生，卡尔斯滕先生，或者您尊姓大名，您的名字也很滑稽，哈，哈，嘻，嘻，对不起，请原谅！请坐到我床边的椅子上，不过请允许我动弹动弹双腿，我怎样也无法……哈哈，”她张开嘴拼命地喘气，然后又珠落玉盘般地笑了起来，“我怎样也无法重新站立起来。”

她看上去相当漂亮，面部虽说有点尖削，但还算清秀端正，长着一个小小的双下巴。可是，她的嘴唇和鼻尖有点儿发青，显然是缺氧所致。

她的手虽然干瘦，但给人以愉快的感觉，从睡衣的花边式的翻袖口里伸出来，像双脚那样不停地抽动。她的脖子仍像少女的脖子，细嫩的锁骨上方有许多“湿疹”，她的胸脯由于不时地大笑和呼吸困难而一阵阵地抽动，看上去同样是娇弱的像青年一般。汉斯·卡斯托普决定，立即给她送来或带来从尼斯和戛纳进口的美丽鲜花——刚喷过水的香气扑鼻的鲜花。他带着几分忧虑看着激情满怀的齐默尔曼太太，她由于兴奋和呼吸困难拼命地喘着气。

“这么说，您是到这里看望重病号的，是吗？”她问道，“您真有趣，真好，哈，哈，哈，哈！可您想不到，我压根儿不是重病号，也就是说不久之前还根本不是重病号……可是最近，在我身上却发生了这样的事……您听着，在您的一生中也许会发生非常可笑的事情……”于是，她张开大口拼命地喘气，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一五一十地向他讲述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不寻常的故事。

她带着轻微的疾病来到此地的高山疗养院，她毕竟是有病的，否则不会到这里来，也许病得还不很轻，不过与其说是重病，还不如说是轻病。气胸这种外科技术的新成就和深受欢迎的治疗方法，对她的病有出色的疗效。手术是完全成功的，她的健康状况有了非常可喜的进步。她的丈夫——因为她已结婚，尽管还没有孩子——可以在三至四个月后盼她回去。可是，她为了消遣散心，竟然旅行到了苏黎世，没有任何其他的原因，纯粹是为了消遣。她在苏黎世尽情游玩，非常开心；不过，她感到美中不足，需要使自己重新充实起来，为此决定去请教当地的一位医生。这是一位和蔼可亲、引人发笑的年轻人，哈哈哈，哈哈哈，你猜发生了什么事？他使她过于充实了；对于这种情况，无须用别的名称，单单这个词就足以说明一切。他对她的事热心过火，显然缺乏这方面的经验，一句话，他使她过于充实了，也就是说，他使她心窝苦闷和呼吸困难——哈！嘻嘻嘻——于是，她又转回到了高山疗养院，贝伦斯狠狠地骂了她一顿，决定立即把她塞到床上。就这样，她终于成了重病号——虽说并非不可救药，但身体已经一塌糊涂，完全给搞坏了——哈哈哈，卡斯托普为何露出如此滑稽可笑的神色呢？她一面用手指碰了一下他的那张可笑的面孔，一面哈哈大笑起来，以致前额开始发青。最令人感到滑稽可笑的，她继续说，是贝伦斯发怒和说粗话时的那副样子——就在前不久，当她说出她已被过分充实的时候，贝伦斯怒不可遏，那样子不能不使她哈哈大笑起来。“您已经大难临头，生命危在旦夕。”他直截了当、毫不客气地高声骂她，就像一只咆哮的狗熊，哈哈哈，嘻嘻嘻，对不起，请原谅。

卡斯托普始终无法理解，她为何要用珠落玉盘般的笑声嘲笑宫廷顾问的声明——仅只是由于它的“粗野无礼”，还是由于她不相信它，或者尽管她相信它——她无论怎样也应该相信它——可是她把这件事本身，把她的生命危在旦夕这件事仅只看成一桩非常可笑的事情。汉斯·卡斯托普觉得，最后的这个理由是对的，的确，她纯粹是由于自己幼稚可笑的轻浮和鸟脑一般的愚笨才这样珠落玉盘笑个不停的；他不赞成她的这种态度。尽管这样，他还是让人给她送去了鲜花，而他自己却不想再去看望动不动就笑的齐默尔曼太太。因为她靠氧气维持了几天生命之后，果真死在被电报叫来的她的丈夫的怀里了——罕见的混账女人，十足的蠢女人，宫廷顾问在她死后自言自语地补充说，卡斯托普正是从宫廷顾问的这种口气中听出她已死去的。

然而，早在这件事发生之前，汉斯·卡斯托普的富于同情心的进取精神，在宫廷顾问和护理人员的帮助下，已经和“山庄”的重病号建立了进一步的联系，约阿希姆只得陪他前去。他得陪他的表弟去看望“两个全都”太太还活着的二儿子；住在隔壁房间里的她的大儿子早已死了，房间里已进行了彻底清扫，还用H2CO 进行了熏蒸消毒。此外，他们俩还要去看望一个名叫特迪的男孩，这男孩是名为“腓特烈二世时代”儿童学校的学生，由于得了重病，不久以前被送到此地高山疗养院。此外，他们俩还要去看望安东·卡尔洛维奇·费尔格，他是德籍俄国人，在一家保险公司里供职，是一位性情温和的受难者。此外，还要去看望薄命的、热中于博取别人好感的封·马琳克罗特太太，她和前面提到的几位病人都得到了汉斯·卡斯托普送的鲜花。不仅如此，卡斯托普甚至当着约阿希姆的面多次给她喂稀饭……逐渐地，表兄弟获得了慈善家和男护士的名声。就连塞特姆布里尼也把汉斯·卡斯托普视为慈善家。有一天，这位意大利人主动与卡斯托普攀谈。

“啊呀，工程师，听说您近来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您正投身于慈善事业，想用乐善好施证明自己是个好人，是吗？”

“不值一提，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区区小事，不值得大肆宣扬。我的表兄和我……”

“别把您的表兄牵扯进去！要是人们谈论你们二人，自然是在谈论您。少尉是个值得尊敬的人，天性纯朴，胸怀坦荡，不会给教育者带来特别的麻烦。您休想让我相信他是带头的。起更重要同时也更危险的作用的是您。您是生活里老叫人担忧的问题儿童，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人们得照管您。再者，您曾同意我照管您。”

“是的，塞特姆布里尼先生，一劳永逸地。感谢您的盛情好意。‘生活里的问题儿童’，听起来多么悦耳。作家是什么都想得出来的！我不知道，我是否也能想出这样的称号，应该承认，这样的称号的确是响当当的。不过，我倒觉得用‘死亡之子’更恰当些，显然，您指的正是这个意思。有空的时候——在不影响正常治疗的情况下——我到各处走走，寻找重病号和垂死的病友。您知道，我所拜访的不是到此地寻欢作乐的人，也不是因生活放荡而染上疾病的疗养客，而是快要死的病人。”

“可是这儿明明写着：‘让死人埋葬自己的死人’。”意大利人说道。

汉斯·卡斯托普举起双手，仿佛想告诉意大利人，不错，是写着这类东西，但也写着与此相反的东西，正因为如此，很难找出正确的东西并加以遵循。当然，喜欢唱反调的流浪乐师希望卡斯托普遵循他那扰乱人心的观点。然而，就算卡斯托普像以往那样准备半信半疑和冷淡地听取他老师的意见和说教，为了试验的目的愿意接受这位教育家的影响，可是，他绝不会为了某种教育的观点而放弃自己的行为；他觉得，尽管格恩格罗斯的母亲说过“一次短时间的亲切的调情”这样的话，尽管可怜的罗特拜恩对他态度冷淡，尽管吃得过饱的金翅雀唧唧喳喳地叫个不停，他的所作所为在某种意义上说始终是有益于人类和具有重大意义的。

“两个全都”太太的儿子名叫劳洛。他同样得到了鲜花，从尼斯引进的有土味的香气扑鼻的紫罗兰：“两位关心您的疗养院伙伴，衷心祝愿早日恢复健康”。由于这种匿名已经流于形式，所以人人都知道鲜花是谁送的，例如有一次，当“两个全都”太太在走廊里遇见他们的时候——他们俩刚巧来看望她的儿子——这位来自墨西哥的面孔又黑又白的母亲便主动与他们攀谈。她用像连珠炮似的铿锵有力的语言，尤其是用她那富有表达力的充满忧伤的手势和面部表情，用法语请求他们亲自接受她唯一的和最后的、不久也将死去的儿子的感谢。劳洛是个非常漂亮的年轻人，一双乌黑而热情的眼睛，一只赢钩鼻，鼻孔由于呼吸困难不停地迅速抽动，漂亮的嘴唇，上唇已长出一撮黑色的小胡子。可是，他此时的举止夸张而富于戏剧性，以致两位来访者在病房门在他们身后重新关上的时候，不约而同地高兴起来。他们俩看到，“两个全都”太太身披黑色的开司米披巾，黑色的面纱在下巴下打了个结，狭窄的前额上布满横的皱纹，煤晶般又黑又亮的眼睛下面长着大得惊人的皮囊。她弯着膝盖不停地在房间里转来转去，大嘴的一角悲伤地深深搭拉下来。

她不时地走近坐在床边的两位来访者，像只鹦鹉似的喋喋不休地用法语重复她那句悲惨的判词：“先生们，你们知道，我只有两个儿子，一个先死了，现在轮到另一个了。”与此同时，漂亮的劳洛也用法语开始吹起牛来。他滔滔不绝地用铿锵有力的声音说了一通叫人受不了的空话，内容是他打算像英雄那样，像西班牙英雄和如同西班牙英雄那样死去了的年轻自豪的哥哥费尔南多那样死去。他边说边打手势，扯开了自己的衬衫，让黄色的胸脯面向死神，迎接它的打击，这一动作持续到一阵猛咳为止。由于猛咳，他的嘴唇上渗出了稀薄的淡红色的唾沫。他再也无力吹牛了，表兄弟借此理由踮着脚走了出去。

他们俩不再谈论去看望劳洛这件事，每个人心里也不想对劳洛的举止下判断。他们俩更喜欢去看望来自彼得堡的安东·卡尔洛维奇·费尔格。他有着浓密的小胡子和凸出的喉结；它们给人一种亲切、善良的印象。他躺在床上，正慢慢地和困难地从不久前做过的人工气胸手术中恢复过来。据他说，手术差一点当场要了他的命。手术时他发生了强烈休克，即胸膜休克，这是做这种时髦手术的过程中经常发生的事故。可是，他遭受的是非常危险的胸膜休克，表现为全身虚脱和昏厥，情况十分严重，以致医生不得不中断和暂缓手术。

每当费尔格先生谈起这次想必使他感到非常可怕的事件的时候，他总是睁大自己那双善良的灰色眼睛，面色变得苍白。“要知道，我的先生们，不用麻醉。好吧，设想一下，像我这样的人是受不了全身麻醉的，动这样的手术是禁止使用全身麻醉的，那么可以理解，明理的人是不会计较这一点的。可是用局麻麻醉的深度不够，只使外部的肌肉麻木了；当医生切开你胸部肌肉的时候，你当然只有一种挤压的感觉。我躺在手术台上，脸被蒙住，什么也看不见，助理医生抓住我的右手，护士长抓着我的左手。我觉得仿佛有人在挤压我的身子，这意味着医生正在切开我胸部的肌肉，并用夹子扒开被切开的肌肉。可是就在此时，我听到顾问先生在说话：‘看，就这样！’话音刚落，他就用一种钝器——这器械想必是钝的，为的是不要过早地进行穿刺——触探我的肋膜。他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找到一个恰当的部位，以便进行穿刺和注入空气；可是，当他用这个器械在我的肋膜上探来探去的时候，二位先生，请你们想想看吧！这时，我感到自己完了，险些二死去，有说不出的恐怖感。肋膜，二位先生，是不应该触摸的，绝对不允许触动的。它是不可触犯的，上面有肌肉盖着，和肌肉隔开并永远难以接近的。可是现在，医生把它暴露了出来，并且在触摸它。二位先生，我当时感到很不舒服，想呕吐，这太可怕了，我的先生们——我从来也没有想到过，人的身上会产生如此令人恶心和如此卑贱的感觉。这种感觉在世上是没有的，只有在地狱里才会出现！我晕了过去，一连三次晕了过去，脸色由青色变成褐色，再由褐色变成紫色。除此之外，在昏厥的过程中我闻到一股臭味，胸膜休克对我的嗅觉产生了作用。我闻到一股非常难闻的像是从地狱里冒出来的硫化氢的气味。尽管如此，我听到自己在笑，虽然我已经喘不上气来，处于断气状态；但是这笑声并非人的笑声，而是我生活中从未听到过的忽高忽低、非常淫荡可恶的笑声。因为触摸肋膜，这就好比人家用一种非常可耻、极其过分和非人的方式逗你发痒，这就是我所感受到的该死的痛苦和耻辱，这就是胸膜休克。二位先生，愿上帝保佑你们，使你们免去它吧。”

安东·卡尔洛维奇·费尔格时常想起这次“卑鄙下流”的事件。每次想起的时候，他总是感到一阵恐惧惊吓，害怕它会重演。顺带说及，他一开头就承认自己是个普普通通的人，完全没有各种“崇高的”感情，他不向任何人提出这样的要求，也不允许别人对他提出特殊的精神和道德方面的要求。如果你和他就此取得一致的看法，他会非常有趣地向你讲述他早先的生活，这生活由于疾病而被迫中断了。早先，他在一个火灾保险公司里供职，过着旅行者一样的生活。他从彼得堡出发，往返来回地进行旅行，跑遍整个辽阔的俄罗斯，察看被保险的工厂和收集那些经济上可疑的主顾的情况；因为统计数字表明，恰恰在那些经济情况不大好的工业企业里经常发生火灾。所以，公司把他派了出去，以这样和那样的借口探查某个企业，然后向公司的银行提出一份报告，以便公司及时地采取措施，通过加强再保险或重新摊派保险费避免可能遭到的重大损失。他讲述了他在这个辽阔的帝国里进行过的冬季旅行，讲述了他乘坐雪橇一连几夜在非常寒冷的天气情况下进行的旅行。他躺在雪橇里，身上盖着羊皮做的被子，醒来的时候看到雪堆上狼群的眼睛像星星一样闪烁。他吃的是冰冻的食物——洋白菜汤和白面包。他把这些食物装在饭盒里随身带着，每到一站换马的时候，他把它们切开，加以享用，这时面包仍如第一天那样新鲜。然而，要是中途突然遇到解冻天气，就会出现坏事：冻在一起的白菜汤开始融化，从饭盒里漏出来。

费尔格先生在讲述的时候不时地长吁短叹或作些解释，最后他说：所有这一切都非常美好，只是他不希望医生再次给他做人工气胸手术。

他所讲述的东西一点儿也不崇高，可句句是事实，所以表兄弟尤其是汉斯·卡斯托普很喜欢听他讲。卡斯托普感到，费尔格先生的讲述对于他大有好处。他不仅知道了俄罗斯帝国及其生活方式，还知道了俄式茶炊、俄式大馅饼、哥萨克人和像一丛丛蘑菇那样有许多圆球顶的木造教堂。

他也让费尔格先生给他讲述了生活在俄罗斯北方的人们的各种情况；因为在他眼里，俄罗斯的北方更富于异国情调，更加引人入胜。从费尔格先生的讲述中他知道，那里的人血液中搀和着亚洲人的血液成分，他们有突起的颧骨和芬兰—蒙古人的眼眶。他出于对人类学的兴趣倾听费尔格讲述，甚至让费尔格用俄语进行讲述——于是，东方的土语在费尔格先生给人以善良印象的小胡子下面，从他那给人以善良印象的凸出的喉头里迅速地、模糊地、完全陌生地和软弱无力地涌了出来——所有这一切，在教育家看来是不应该讲的，可是汉斯·卡斯托普却觉得更加有趣——青年人总是这样的——更加富有吸引力。

他们俩常去看望安东·卡尔洛维奇·费尔格，在他那里呆上一刻钟的时间。其间，他们俩还去看望来自“腓特烈二世时代”的学生特迪。

这是一个年仅十四岁的男孩，头发淡黄，面孔清秀，穿着雅致的服装——白丝绸做的用腰带系住的睡衣裤，还有一位女护士专门照料他。据他自己说，他是孤儿，但是很有钱。他正等待医生给他做一次深部手术，即医生试图切除他肺上被细菌伤害的部分。有时候，当他感到好一些时，他就穿上他那漂亮的运动衣，离床一个小时到下面参加病友们的聚会。

女士们喜欢跟他开玩笑；他留心听她们的谈话，例如涉及律师爱因胡佛和穿着“革新裤子”的小姐以及弗伦茨馨·奥伯尔丹克之间的关系的谈话。一小时之后，他又躺回到床上。漂亮的男孩特迪就这样一天天地生活着。他觉察到，生活能给予他的只有这一点。

在五十号房间里，躺着重病号封·马琳克罗特太太，名叫纳塔丽，长着一双黑色的眼睛，戴着金耳环，喜欢打扮和卖弄风情，是位女性的拉撒路和约伯。也许，她生来就命苦，受到上帝的惩罚，得了各种各样的疾病。她全身仿佛充满毒素，以致各种可能的疾病乘虚而入，交替地或同时地侵袭她的身体。她的皮肤组织受到了特别严重的损坏，大部分的皮肤上长满了奇痒、破裂的湿疹，就连嘴上也满是水疱，以致调羹难以入口。内部炎症，诸如肋膜炎、肾炎、肺炎、脊髓炎乃至脑炎，一个个接踵而来，以至于封·马琳克罗特太太最终失去了知觉。还有发烧和疼痛引起的心脏衰弱，常使她胆战心惊，以致在吃饭的时候，她不敢把食物正正规规地吞咽下去。食物快到食道的时候就卡在她的喉咙里了。

总之，这位太太感到非常痛苦。此外，她孑然一身，非常孤独。在此之后，她为了另一个男人，说得更确切些，为了一个半像男孩的小伙子，抛弃了丈夫和几个孩子。可是，正如表兄弟从她的话中得知的，这个情人最终也离弃了她。现在，她已经无家可归，尽管不缺钱用，因为她的丈夫供给她钱。她颇为自豪地利用了他的正派或他对她的经久不变的热恋，因为她本人并没有认真对待自己，而是认识到自己不过是一个无廉耻的和有罪的女人。正由于这个缘故，她以惊人的耐心和坚忍不拔的精神，像《圣经》里的约伯那样忍受自己遭受到的各种痛苦，以女性特有的自发的抵抗力战胜自己呈褐色的身体的虚弱；她甚至把由于某种令人伤心的原因不得不围在头上的白纱布变成了合身的衣服。她不断地换首饰，早上戴珊瑚串珠，晚上戴珍珠串球。汉斯·卡斯托普送的鲜花使她高兴不已，她更多地把他的礼物看做慈善行为，而不仅仅看做是对她的献媚。她请两位年轻的先生坐到她的床边，同她一道喝茶，她用一只卧着可以饮用的小茶壶喝茶。她的手指——包括大拇指在内——每一个关节上都戴着镶有各种宝石——蛋白石、紫晶和纯绿宝石——戒指。过了一会儿，当她耳朵上的金耳环开始摇动的时候，她向表兄弟讲述了自己的身世：她的丈夫是个规规矩矩然而令她厌倦的人，她的孩子酷似他们的父亲，同样规规矩矩和令人厌倦，她从来也不可能给予他们特别温暖的感情。那个和她一起私奔的半大小伙子，不仅温柔多情，还像诗人一样富于想像力和表现力。可是，这小伙子的亲戚用诡计和强迫手段拆散了他们，当时她身上的各种疾病便一下子迅速发作起来，也许小伙子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厌弃了她。她卖弄风情地问道，两位先生是否对她也有点厌恶。毕竟，她那女人特有的天性战胜了布满她半个脸的湿疹。

汉斯·卡斯托普打心底里瞧不起那个厌弃了纳塔丽太太的青年人，耸了耸肩表示自己对他的蔑视。至于他，反而受到情感丰富的青年人的胆怯和软弱的鞭策作用，决定利用每次去看望封·马琳克罗特太太的机会，为这个多灾多难的女人提供小小的、无需基础知识也能办得到的帮助。例如，当中午的稀饭刚好送来的时候，他就小心地用调羹喂她；当食物哽在她喉咙里无法咽下去的时候，他就用小茶壶喂她喝水；或者帮助她变换卧床的姿势，因为手术后还留有一处伤口，妨碍她翻身。每当他从饭厅里出来或散步归来打算顺便走访她的时候，他就练习这些帮助动作，并且要求约阿希姆一直朝前走，因为他想迅速地检查一下五十号房间里的情况——他在做这件事的时候，总有一种怡然自得和飘飘然的感觉。他感到幸福和高兴，因为他意识到，他的行为不仅有益，而且具有深刻的意义。当然，在这种愉快中还混杂着某种秘密的自负感：他的行为是无可责难的，完全符合基督教教义，具有虔诚、慈善和值得称赞的特性；任何人不管他是军人还是人道主义者或教育家，都没有理由反对它。

我们还没有谈到卡棱·卡尔斯特德，可是，汉斯·卡斯托普和约阿希姆早已非常同情她。她是宫廷顾问私人接收的女病人，是他把她介绍给两位仁慈的表兄弟的。整整四年以来，她身无分文，完全靠那些冷酷的亲戚接济。他们有一次已经把她从这里带走，因为据他们说她反正活不长；只因宫廷顾问提出了抗议，他们才又把她送上山。她住在“村”

里——住在一所食宿便宜的公寓里——是一个十九岁的身体虚弱的姑娘，上了油的头发梳得又平又光，眼睛里闪耀着畏怯，两颊绯红，一副患肺结核病的面容，声音沙哑但还好听。她几乎不停地咳嗽；她所有的指尖上都贴着膏药，指尖因为中毒的缘故发生了溃疡。

总之，应顾问的请求，表兄弟——目前，他们已被人看做两个基督心肠的青年人——对她特别关心。起先，他们给她送去鲜花，然后他们到“村”里她的小阳台上看望可怜的卡棱，然后又三人一同去从事这样和那样的特殊活动：参观溜冰比赛或参观连橇比赛。因为现在正是冬季运动的季节，在我们的高山峡谷里举办了庆祝周，庆祝活动一个接着一个。人们尽情地消遣娱乐。对这些娱乐场面，表兄弟在此之前只是偶尔涉足，并不十分注意。约阿希姆甚至厌恶在此地高山峡谷里举行的一切消遣活动。他不是为了这样的活动才来这里的——他到这里来的目的绝不是为了一般的生活或满足于此地地令人愉快和丰富多彩的生活，绝不是这样。他到此地的唯一目的，在于尽快地祛除自己身上的毒，以便回到平原开始服役，开始真正的勤务，而疗养不过是一种替代性的勤务，当然，他并不希望它遭到破坏。他禁止自己积极参与冬季的娱乐活动，也不喜欢扮演呆看者的角色。至于汉斯·卡斯托普，他深感自己是此地高山疗养院疗养客中的一员，对这里的一切都感到亲切；因此，他不仅理解把此地的山谷作为运动场的人们的活动，还想去看一看他们怎样活动。

基于这种想法，汉斯·卡斯托普决定改变一下同情卡尔斯特德的方式——约阿希姆是不会提出异议的，否则他会被卡斯托普看做缺乏基督精神的人。于是，两位慈善家把可怜的卡尔斯特德小姐从她简陋的住所里接出来，领着她到户外散步。在一个天气寒冷然而又阳光灿烂的美好的日子里，他们俩领着她前往以“丹格勒特尔旅馆”命名的英国人居住区，漫步于主要街道的豪华的商店之间。在这条街道上，雪橇不停地驶过，发出丁零的响声；来自世界各地的富有的享乐者和游手好闲者，疗养院和其他大旅馆的客人，悠闲地在散步；他们光着头，身上穿着用名贵的料子做成的时髦运动服，脸由于冬天的太阳的照射和雪辐射变成了古铜色。然后，三人一同往下走，到了位于山谷深处、离疗养院不远的溜冰场。夏天，这是一块用来踢足球的草地。不远处响起了音乐声：疗养地的小乐队正在一座木结构的凉亭的回廊上举行音乐会，凉亭位于四方形的溜冰场的一端，它的后面是白雪覆盖的显出深蓝色的群山。他们买了入场券，进入类似古希腊罗马剧场的看台层层高上去的半圆形溜冰场，从观众中挤过去，找空位子坐下来观看。花样滑冰运动员个个穿着黑色的针织紧身运动衣，上衣的边缘和袖口上饰有毛皮和金银丝线；他们摇动身子，燕子般轻盈地滑了起来，画出各种花样，腾空一跳便像陀螺般转起来。有一对技艺高超的男女，虽是职业运动员，但不参加比赛；他们俩配合默契，完成了一个世界上只有他们能够做的高难度动作，博得了一片掌声，小乐队为他们奏起了迎宾曲。有六个不同民族的年轻运动员参加速度滑冰比赛；他们弯着身子，双手放在背上，有时把手帕放在嘴上，风驰电掣般地在长长的四方形滑冰道上滑六圈。铃声和音乐声响成一片。观众不时用欢呼和鼓掌给他们打气。

看台上，在三位病人——表兄弟及其被保护者——周围，坐着形形色色的观众。牙齿雪白、戴着苏格兰帽子的英国人用法语跟香气刺鼻的女士们交谈；她们从上到下穿着五颜六色的毛料衣服，有的还穿着长裤。

小脑袋的美国人，头发梳得锃亮，嘴里衔着烟斗，穿着毛朝外的皮大衣。

俄国人留着又浓又长的胡子，衣着讲究，看上去像富有的野蛮人。有马来人血统的荷兰人坐在德国和瑞士观众之间。此外，观众中还有不知是哪个民族的说法语的人，也许是巴尔干人或旅居近东的法意等国侨民的后裔，他们代表着一个奇异的世界。对这个世界，汉斯·卡斯托普表现出某种偏爱；可是在约阿希姆的眼里，它不过是某种摸棱两可和缺乏性格的东西，不值得加以注意。在比赛中间休息的时候，孩子们争先恐后地玩着各种逗人发笑的游戏。他们把一只脚踩在滑雪板上，把另一只脚踩在溜冰鞋上，跌跌绊绊地在冰道上滑行，或者把他们的小女士放到铲子上朝前推着。他们拿着点燃了的蜡烛在冰道上赛跑，谁要是拿着不灭的蜡烛爬越各种障碍，或用锡匙把土豆投入放在冰道上的喷水壶并且首先到达终点，谁就是胜利者。大人们高兴得欢呼起来。他们互相指出孩子当中最富有、最有名气和最妩媚动人的那几个：一位荷兰数百万富翁的宝贝女儿；一位普鲁士亲王的儿子，这孩子才十二岁，和一家世界著名的香槟酒公司的老板同名同姓。可怜的卡棱也跟着欢呼起来，一边不停地咳嗽。她高兴地用溃疡的指尖鼓掌。她多么感谢这两位陪她来的表兄弟啊！

表兄弟还带她去观看连橇比赛。比赛的地点离“山庄”和卡棱·卡尔斯特德的住所不远，因为滑道的起点是“阿尔卑斯之宝”疗养院，终点是“达沃斯村”，在西面斜坡的村落之间。在那里的山上设立了一个检查哨，负责用电话报告每一架连橇从起点的出发和去向。这些平底的连橇，上面坐着身穿白色毛衣、胸前挎着各种国旗颜色的绶带的男女运动员，从高处驶下来。它们一架接一架，中间保持着较大的距离，在冰冻的雪墙之间和转弯处像金属般闪闪发光的滑道上疾驰。人们看到了运动员红通通的和紧张的面孔和扑面而来的雪花。每当雪橇撞到雪墙上导致人仰马翻的时候，观众就把这场面拍下来。比赛的时候，也同样演奏音乐助兴。观众有的坐在小小的看台上，有的站在离滑道很近的用铲子铲出的狭窄的小道上。有的地方，小道一直通到横跨在滑道上空的木桥，在这些木桥上也同样站满了观众；在他们的下面，不时有一架参加比赛的连橇疾驰而过。“上边疗养院的死尸大概也走这样的路，它们从桥下疾驰而过，转弯朝山谷深处驶去。”汉斯·卡斯托普边想边说了出来。

一天下午，他们甚至把卡棱带到了疗养地的一家无声电影院，因为在此之前的一切活动的确使她得到很大的愉快。影院里空气十分污浊，三人不禁感到惊奇，因为他们只习惯于呼吸最纯洁的空气。在这污浊不堪的环境里，他们感到胸口憋闷，呼吸困难，眼睛疼痛，头脑里昏昏沉沉。在他们眼前，若隐若现地闪过许多热闹而有趣的生活场面；它们被切成小块，急速地、一跳一停地、焦急不安地在银幕上一闪而过，即席演奏的普通音乐配合着放映的节奏复活了瞬息即逝的幻象。这音乐使用的手段虽然有限，却能巧妙地表达出庄严和豪华，激烈、狂暴和温柔的情欲。他们看到一个激动人心的爱情和谋杀故事，这故事无声地、迅速地发生在一个东方暴君的宫廷里，充满豪华、裸露、贪权、宗教狂热、残酷、贪婪和疯狂的淫欲的生活场面，在银幕上疾驰而过。每当展示刽子手胳臂上的肌肉组织的时候，就让观众看个够。一句话，故事是为了满足代表国际文明的观众的低级趣味而杜撰的。也许，塞特姆布里尼这位喜欢挑剔的人道主义者会尖锐批判这些反人道的场面，以他特有的直率的古典式的讽刺，严厉谴责为了唤起这样的鄙视人类的观念而滥用技术；汉斯·卡斯托普私下这样想，并把他的想法悄悄地告诉了表兄。可是，同样在场、坐在离三人不远的地方的施托尔太太却与之相反，她全神贯注地观看，醉心于这些激动人心的场面。她那激动得变成血红的没有教养的脸，甚至由于极大的快感而走了样。

再者，只要你环顾四周，看到的也是这样的走了样的脸。当一组连续镜头的最后一个镜头闪过去后，大厅里开了灯。观众眼前出现的不再是幻想的场面，而是空空如也的银幕。这时竟然听不到喝彩声，因为观众不知道该向谁欢呼鼓掌，以感谢出色的表演。为了演出这场戏曾经聚集在一起的演员们，早就天各一方，不知去向。观众看到的只是他们表演时留下的幻影，刹那间被定影成的上百万张照片，在这些照片上留下了他们的行动。任何时候，只要用放映机把这些照片放映出来，就可以再现他们的行动。幻象消失后，观众一片沉默，精神颓唐，垂头丧气。

有的观众无精打采地把双手放在膝盖上，仿佛眼前是一片虚无。有的观众揉了揉眼睛，目光呆滞地朝前看，仿佛羞于看到亮光，要求回到黑暗中去，以便继续观看发生在过去、但被移植到现在并且让音乐乔装打扮起来的事件。

那暴君死于刽子手的刀下，他张着嘴，发出观众听不到的吼叫。接着，观众看到了发生在世界各地的事情：头戴大礼帽、胸前佩挂着勋章饰带的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站在一辆兰朵车上——可以敞蓬的四座马车——向欢迎的人群频频挥手致意；印度总督参加一位印度公爵的婚礼；德国亲王视察波茨坦的一座军营；新麦克棱堡一个当地人住的村子里的生活情况；波尔内寓岛——加里曼丹岛——上的斗鸡场面；赤身裸体的野人吹奏鼻笛；捕捉野象的场面；暹罗国王宫廷里的一次典礼；日本的一条妓院街，艺妓们坐在木笼里。观众还看到了蒙面的萨莫耶德人坐着鹿拉的雪橇驰过亚洲北部的一片荒无人烟的雪原；俄罗斯的香客在希布伦朝圣，正在进行祈祷；在波斯，一个犯人正受着笞刑。观众仿佛亲身参与了这一切活动；空间不复存在，时间被向后拨，那里和那时变成了无声地溜走的、虚幻的、被音乐环绕的这里和现在。一个身穿条纹绸衣的年轻的摩洛哥女人，满身披挂着链条、饰针和环状物，半裸着鼓胀的乳房，突然变得和真人一般高，慢慢地走近观众。她的鼻孔又宽又大，眼睛里充满兽类的凶光，面部表情不断地变化，笑的时候露出了满口白牙，用一只指甲看上去比皮肤光亮的手遮住眼睛，用另一只手向观众招手致意。观众不好意思地凝视这个迷人的幽灵的面孔；她似看非看，任何人的目光都无法正视她，她的笑和招手不是发生在现在，而是发生在那里和那时，所以压根儿用不着回报它们。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这使观众在得到满足的同时产生了某种无能为力的感觉。然后，幽灵消失了。银幕上只剩下明亮的灯光，接着，“结束”的字样被投射到银幕上，一系列的演出宣告结束，观众默默地走出了影剧院。与此同时，新的观众开始从外面挤进来，他们渴望看到刚才放映过的一切场面。

在加入他们行列的施托尔太太的劝说和鼓励下，为了使可怜的卡棱得到一些愉快，他们还一同到了疗养地的一家咖啡馆；可怜的姑娘合掌表示自己的感谢。咖啡馆里也有音乐。一个由身穿红色燕尾服的乐师组成的小型管弦乐队，在一位捷克或匈牙利的第一小提琴手指挥下正在演奏；他离开乐队，站在一对对翩翩起舞的跳舞者当中，用弓子起劲地在弦上摩擦，同时激烈地扭动着身子。女士和绅士们在桌旁兴致勃勃地聊天。各种少见的饮料不时地被端了上来。表兄弟为自己和他们的被保护人要了清凉的橙汁，因为天热，而且灰尘很多；施托尔太太为自己要了甜酒。她边喝边说，在这个时候咖啡馆里并不十分热闹，到了晚上，跳舞的人多了，那才热闹呢。傍晚时分，比现在还要多得多的病人——他们来自各种疗养院和各大旅馆以及肺病疗养院——蜂拥而来，尽情地在咖啡馆里跳舞。据施托尔太太说，已经有几个重病号死在这里。他们尽情地跳舞，干了一杯又一杯，得到了充分的快感，在甜蜜而洋洋得意的一瞬间突然大咯血，最后跳到了另一个世界。不学无术的施托尔太太竟然使用了“dulciJubilo”这样的措词，不能不使表兄弟感到惊异；头一个词是她从她丈夫的一本意大利音乐术语词典里借用的，不过让她弄错了，说成了“dolce”，而第二个词使人想起某种类似失火啦、赦罪节啦或是天晓得别的什么东西——表兄弟听到这些拉丁文的时候，不约而同地用麦秆吸了吸杯子里的橙汁；可是施托尔太太一点儿也不介意，并没有因此而不安。相反，她我行我素，露出兔牙，试图用各种隐喻和挖苦话探查三个年轻人之间的关系。就可怜的卡棱而论，施托尔太太深信自己是了解她的：她年幼无知，性格不稳定，宜于得到这样两位风流骑士的共同庇护。至于两位骑士对卡棱抱有什么样的态度，她并不十分清楚。然而，尽管她愚蠢和缺乏教养，凭自己女人的直觉毕竟能得出某种认识，尽管是不完全的和庸俗的。她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且用刻薄的语言让人知道，在这里汉斯·卡斯托普才是真正的和实际上的骑士，年轻的约阿希姆不过是卡斯托普的助手而已。她清楚地知道，汉斯·卡斯托普醉心于舒夏特夫人，可是又无法接近她，之所以庇护弱小的卡尔斯特德，只是为了得到某种精神上的补偿。施托尔太太的这种认识固然值得赞扬，但完全缺乏道德的深度，不过是一种普通的直觉，无怪乎当她以打趣的方式把它告诉汉斯·卡斯托普的时候，回答她的只是后者疲乏和鄙视的目光。当然，和可怜的卡棱的交往，正像他所有的慈善行动一样，只是一种替代物和作用靠不住的辅助手段。不过，这些虔诚的举动本身也是目的。他在给体弱多病的马琳克罗特喂稀饭、听费尔格先生描述难以忍受的气胸手术或看到可怜的卡棱由于高兴和感激用贴满膏药的指尖鼓掌的时候，都感到一种满足。这种满足虽然是替代性的和复杂的，但同时也是直接的和纯洁的；它来自一种和教育家塞特姆布里尼先生所代表的教育精神完全相反的教育精神。当然，在年轻的汉斯·卡斯托普看来，塞特姆布里尼所代表的教育思想也是值得一试的。

卡棱·卡尔斯特德居住的小屋，位于离排水道和通向“村子”的窄轨铁路不远的地方，所以表兄弟早餐后按院规散步的时候，总想顺路把她接出来一道走走，这对他们来说是很方便的。每当他们沿着通向“村子”的道路作主要散步的时候，他们的眼前便出现小施雅角峰，在它的右后方耸立着锯齿状的三座绿色钟楼峰，同样被白雪覆盖着，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在它们的右后方，可以看到山脉的峰顶。在山脉四分之一高的地方，可以看到一处墓地——“达沃斯村”公墓。这公墓有墙围起来，从那里可以眺望美丽的湖景，无怪乎成了人们散步的目的地。

有一次，在一个天气晴和的上午，三人一同漫步到了那里——在那里，每天都是美极了：无风，阳光普照，天空湛蓝，天气又冷又热，白雪在阳光下闪耀。表兄弟俩，一个的脸被冻成深红色，另一个的脸被晒成青铜色，只穿着短衣；因为骄阳似火，穿大衣成了一种累赘。——年轻的齐姆逊穿着运动服和橡皮雪鞋，汉斯·卡斯托普也是同样的穿着，只是裤子长些。因为体宽关系，他不习惯穿短裤。眼下已是新年的二月，再过十多天就是三月了。不错，自从汉斯·卡斯托普到高山疗养院以来，标明年代的数字已经更换了；人们已经在写另一个年代的数字——下一个年代的数字。世界时钟的一只大指针已经向后移了一格；并不是最大的指针，也不是测量千年的指针——少数今天还活着的人兴许还能经历千年——也不是记下百年或十年的指针。尽管汉斯·卡斯托普在此地高山疗养院生活的时间还不到一年，确切地说，只生活了半年多的时间，可是就在不久之前，标明年代的指针已经向下移动了；不过，它现在又停止不动了，就像某些大钟每五分钟跳动一次的分针一样。在它重新向前移动之前，标明月份的指针还得移动十次，这比汉斯·卡斯托普在此地度过的时间还要多出几次——二月不再算进去了，因为它早已开始，快要过去了，就像换小了的钱快要花光一样。

总之，他们三人有一次也散步到了位于山脉上的公墓——为了准确地说明情况，还须提一提这次短途旅行。这次远足是由汉斯·卡斯托普发起的，约阿希姆考虑到可怜的卡棱的情况，起先的确有顾虑；可是后来他认识到并且承认，仅仅和她玩捉迷藏游戏，并不能防止她像胆小的施托尔太太那样想起死亡。卡棱·卡尔斯特德还没到病入膏肓、自我迷惑的程度，相反，她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健康情况，知道自己的指尖已经坏死。她还知道，她狠心的亲戚压根儿不想把她从这里运回家去，因为害怕浪费钱财，只希望在她死后为她在此地的乡村公墓里找一小块安身之地。这样看来，从道德的观点上看，这次远足对她比某些其他的事情，例如看连橇比赛或看电影更为恰当。此外，假若人们不想把墓地简单地看成名胜和普通的散步区域，对长眠在此处高山墓地的死者作一次拜访无疑是一种正派和友好的行为。

他们慢慢地、一个跟一个地往上爬——因为铲出来的小道狭窄，只容许一个个地走——渐渐地把最后一些位于高坡上的别墅抛在了身后和脚下。再往上，他们看到了熟悉的、美不胜收的冬日景色，在他们眼前展现出一幅迷人的远景：这远景稍微移动了位置，向东北方向扩展，一直到了山谷的入口；盼望已久的湖显现出来，四周长满了树木，结了冰和覆盖着白雪；在遥远的湖岸的后面，山的斜坡仿佛在地面上聚到了一起；在它们的后面，一些陌生的山峰为雪所遮盖，一座比一座高，直插青黛色的天空。三个年轻人走到公墓的入口——一座石制的大门之前。他们站在雪地里尽情地欣赏美丽的景色，然后通过一道嵌入石门的虚掩着的小铁栅门走进了公墓。

这里也有用铲子铲出来的小路。它们贯穿于用栅栏围起、覆盖着厚厚的白雪的坟丘之间。坟丘看上去很匀称，有相同的装饰，上面竖着石制的和金属制的十字架以及用镶有圆框的小画像和铭文装饰起来的小纪念碑。周围是静悄悄的，连个人影也看不到。这地方的寂静、孤独和安谧，给人一种深奥莫测和神秘的感觉。在某一个地方的灌木丛中，站着一个用石头雕成的小天使或小神像，头上微微歪戴着一顶雪帽，一只手指按在嘴上。也许，它就是这地方的守护神，换句话说，是沉默的守护神。这沉默完全不同于说话，它是说话的反面和对立物，绝非缺乏内容和事件。对两位男性来说，要是他们头上戴着帽子，此时正是脱下它们的大好机会。可是，他们并没有戴着帽子，汉斯·卡斯托普也一样，所以只好一个跟着一个走在卡棱·卡尔斯特德的后面，恭恭敬敬地低下头，踮起脚尖，不时地向左右的坟丘微微鞠躬。

公墓在形式上并不正规。起先，它作为狭窄的长方形向南延伸，然后同样以长方形向两边延伸。一望而知，为了满足不断增长的需要，公墓曾多次扩大，连农田也加了进去。尽管这样，它现在又客满了，不论是顺着围墙的地方，还是不怎么受欢迎的里面部分，几乎找不到一块可以安葬新的死者的地方。三个来访者默不作声地在坟冢之间狭窄的小路和过道上漫游了一阵，不时地在这里或那里的墓碑前停下来，辨认死者的名字以及出生和死亡的日期。纪念碑和十字架简朴无华。至于墓碑上的铭文，记载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死者的生平和姓名，有英国人、俄国人或一般斯拉夫人的名字，还有德国人、葡萄牙人和其他国家的人的名字。

至于日期，跨度是很小的，它们道出了死者脆弱的生命和短暂的一生，从出生到死亡多半不超过二十年，死者几乎全是青年人和缺乏德行的人。这些从世界各地聚集到这里的脆弱的人们，最终以水平的存在方式在此安了家。

不知在一个什么地方，在长眠的卧榻拥挤的草地中央，他们看到了一小块还没有被占用的、有人体那么长的平地。它的两旁是两座坟墓，上面的石碑周围放着金属的花圈。三位参观者不由自主地在它们的前面停了下来。他们站着，卡棱小姐站在前面，稍稍离开她的陪伴者一点，阅读着石碑上的使人伤心的铭文。汉斯·卡斯托普神态自若，把两手交叉在胸前，张着嘴，眼睛里流露出困倦的目光；年轻的齐姆逊全神贯注，不仅挺直身子，还稍稍往后仰。此后，表兄弟同时怀着好奇的心情从一旁偷看卡棱·卡尔斯特德的表情。她毕竟注意到了他们好奇的目光。她继续站着，谦逊和有点不好意思地把头略略歪向一边，然后勉强地微笑一下，迅速地眨着眼睛。

瓦普几司之夜

再过几天，年轻的汉斯·卡斯托普来到山上足有七个月了。汉斯·卡斯托普到达时，他的表兄约阿希姆已在这里住了五个月，此刻已步入第十二个月，就是说，快有一年了——一个完完整整的年头——从宇宙的含义来说，自从那个力大无比的小火车头把他拉到这里来以后，地球已经绕太阳运行一圈，重又回到了它那时的出发点。现在已是狂欢节期间，狂欢节就在眼前。汉斯·卡斯托普去向那位长者打听狂欢节是怎么过的。

“妙极了！”塞特姆布里尼回答说。表兄弟俩是在上午外出活动时遇见他的。“壮观极了！”他又说，“就像在普拉特那样快活有趣。您会亲眼见到的，工程师。到那时，我们立刻就会置身于一群风度翩翩的绅士淑女们中间。”他说。他得意地晃动着手臂和肩膀，对自己的讥讽话显得甚是得意，同时张开大嘴继续攻击道，“您会看到别的什么呢？早先我在疗养院读到过，有一种专为傻瓜和笨蛋们举办的舞会，为什么这里就不能那么做呢？内容包括有您想象得出来的各式各样死之舞。可惜有一部分去年参加过这种活动的人这次不能来了，因为欢庆活动九点半就结束……”

“您是说……噢，太有意思了！”汉斯·卡斯托普笑着说，“您真会说笑话！‘九点半’——您听见了吗？塞特姆布里尼先生是说这个时间太早了，去年的‘某些人’因此无法来参加，连一个小时也不行。哈，哈，太有意思了。也就是说，这部分人在这期间早已完完全全地告别了他们的肉体。您理解我的说法吗？不过，我仍然紧张地期待着这个时刻的到来。”他说，“我觉得，遇上这种机会，在这里举办这种欢庆活动是恰当的。如同往常那样，化装成各种各样的人，各具特色，避免毫无区别的千篇一律，这样才堪称奇特哩！圣诞节一过去，我们就知道新年要到了。现在已是狂欢节，接踵而来的就是复活节前的星期日（这里有环形饼吗？），复活节前的一周，复活节；再过六周又是圣灵降临节。随后不久就是一年中白昼最长的一天——夏至。您要知道，接下去秋天就到了……”

“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塞特姆布里尼一边大声叫嚷，一边仰脸朝天，掌心压着太阳穴。“闭上您的嘴！我禁止您如此放肆地讲话！”

“请原谅，我说的正好完全相反……再说，贝伦斯最终也许会决定给我打针解毒，因为我已烧到了三十七度，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度了，它是不会改变的。我现在是并且将永远是一个生活中的问题儿童。我的时间当然不会很长。拉达曼提斯从不对我说些肯定性的话。

他总是这么说，提早中断疗养是不明智的，何况我来到这里山上已这么久了，即所谓已经投入了这么多时间。他如果给我规定一个期限，又会有什么好处呢？那是毫无意义的。例如他可以这么说：半年吧。但半年时间十分短暂，我必须作更长时间的打算。我表兄的情况就说明了这一点。原说他月初可以恢复健康，而且是完完全全恢复健康。贝伦斯后来却告诉他，要有四个月才能完全恢复健康。——瞧，后来我们又怎样了呢？结果，我们迎来了夏至——我这么说并不是想惹您生气——冬天也快到了。就现在而言，我们肯定会在这里过狂欢节了。我想对您说，我觉得，我们能够在这里依次庆祝日历上标明的一个又一个节日，真是太好也太美了。施托尔夫人说过，门房有儿童喇叭出售。”

情况果然如此。在盼望已久的、随之来临的狂欢节星期二进早餐时，餐厅里一早就响起了各种各样的声音，可笑的吹奏乐器发出阵阵嘎嘎声、嘟嘟声和呜呜声。午餐时，从根泽尔·拉斯穆森和克勒费特小姐的桌子那里飞来了长长的纸蛇，许多人诸如圆眼睛的玛露霞小姐头上戴了纸做的帽子。在门房的跛子那里可以买到这种纸帽。晚上，大厅里和各个聚会室里呈现出一派节日的气氛，狂欢节拉开了它的序幕……不过，我们早已明白了它的原因所在。要感谢汉斯·卡斯托普的青春活力，把这种狂欢节的欢乐气氛导上了它的进程。可是，我们并不因为早有所知而失去自制，而是让时间按其应有的进程去发展，绝不过于匆忙从事。

也许我们对这个重大事件表现得有些迟迟疑疑，因为我们和年轻的汉斯·卡斯托普一样有着胆怯的品性，是它阻止我们久久没有进入这件非比寻常的大事。

人们通常在下午就“赶集”去了，为的是好好看看街上的狂欢节活动，还在半路上戴起假面具，化装成白脸丑角和啪嗒啪嗒敲打响板的小丑。坐在华丽雪橇上的人全都戴着假面具，他们和步行者之间展开了一场五彩缤纷的纸屑战。进晚餐时，七张桌子边上的人已是情绪高昂，决心把社会大众的精神转移和集中到这个小小的圈子里来，纸帽和嘎嘎、嘟嘟、呜呜响的吹奏乐器获得了很好的销路。检察官帕拉范特首先做出了令人捧腹的行为。他穿了一件女式和服，又在众人的呼喊声中装上一条原是总领事夫人伍尔穆勃朗特的假辫子，还把他的小胡子用烫发钳斜斜地拉向下面，使他看上去活像一个中国人。疗养院领导机构也不甘落后，在七张桌子的上方各挂了一盏纸灯笼，里面点燃了蜡烛，很像一个彩色月亮。塞特姆布里尼踱进大厅，悠闲地经过汉斯·卡斯托普的桌子时，面对五颜六色的彩灯也情不自禁地吟诵了两句应景诗文：看吧，火焰熊熊，

这里坐着一群快活的人儿！

他一边吟诵，一边露出优雅而又毫无表情的微笑，继续朝他的座位走去。那里有人向他投去一个小东西，那是一个里面装有香水的薄皮小圆球，碰到他身上就破裂开来，溅得他满身皆是。

总之，节日的情绪一开始就十分昂扬，笑声不断。从枝形吊灯垂挂而下的彩色纸条，在空气的震荡下飘来飘去，彩色纸屑在烤肉汁里游泳。

不久，人们看到矮个子女服务员拿着第一只冰桶和第一瓶香槟酒匆匆地走过去。律师爱因胡佛发出信号，要大家把布尔贡德酒和香槟酒掺和在一起。晚餐将近结束时，关熄了天花板上的顶灯，只剩下灯笼里昏暗的彩色灯光照耀着餐厅，呈现出一派意大利之夜的景象。人们这时的情绪高极了。塞特姆布里尼传过来一张纸条——他把它交给离他最近的头上戴了一顶绿绸纸约基帽的玛露霞——获得了汉斯·卡斯托普这桌上人的普遍赞同。纸条上用铅笔写了下面三行字：认真想想吧，山上今天多美妙！

如果给你们指路的是一星鬼火，

你们切不可如此轻狂。

布鲁门科尔博士的身体情况还是不太好，他在喃喃自语地说着话，人们从他特有的脸部表情和嘴唇动作猜得出他吟诵的是哪一首诗。汉斯·卡斯托普认为对此不可不予作答，他心情愉快地觉得有必要在纸条上写首和诗，最终自然并无多大意义。他把手伸进口袋找铅笔，但是没有找到，约阿希姆和那位女教师也无法帮助他。他那布满红红血丝的眼睛转向东方去求助，注视着大厅左后方的那个角落。人们发觉他陡然萌生的意图又变成了漫无边际的遐想。他脸色苍白，完全忘记了他的主要目的。

不过，脸色苍白也是有其原因的。后面那个地方的舒夏特夫人为了狂欢节着意作了一番打扮，身上是崭新的连衣裙，不管怎么说，那是汉斯·卡斯托普从未看到她穿过的连衣裙，偶尔还呈现出黄澄澄的栗色，闪烁有光，颈项处是优美的小圆领口，前面的高度正好露出她的咽喉和突出的锁骨，脑袋略微前伸时可以看到后面藏在鬈发里的后颈椎骨。克拉芙迪娅的玉臂一直裸露到肩头——玉臂柔软而丰满——可以想象出定是十分凉爽滑润，在深色的绸裙衬托下显得异常白皙。面对这样一位天仙美女，汉斯·卡斯托普只觉得一阵阵心旌动摇，赶忙闭上眼睛，在内心悄悄对自己说：“我的天呀！”——他还从未见到过这种式样的衣裙。

他熟识舞会上穿的一些衣裙，庄重典雅，只准许裸露规定的部分，远近普遍流行，与这种式样的衣裙完全不同，绝不会产生令人轰动的效果，这更加证明了汉斯·卡斯托普早先的估计是错误的。他本已通过薄薄的衣衫结识了这双玉臂，但正如他那时说过的并没有那种令人诅咒的“光彩”，他曾以为其诱惑力——那双玉臂反理智的诱惑力——也许并不会给人留下多大的印象。这是一个错误！后果严重的自我错误！

一个危险的躯体，裸露着美丽的玉臂，丰满而白皙，耀眼夺目，表明它的诱惑力比那时的“光彩”更为强烈。面对这双玉臂的出现，汉斯·卡斯托普除了低下头去，默默地重复说着“我的天呀！”不可能有别的反应。

稍过一些时候，纸条出现了，上面写着：我们期望的节日聚会，

要有道道地地的美貌淑女！

一个个年轻的小伙子，

都是满怀希望的人儿！

“妙极了，妙极了！”传来这样的叫喊声。人们已经在喝陶制褐色小壶里的浓咖啡，也有喝利口酒的，例如，施托尔太太生平最爱啜饮上等的甜味酒。聚会的人开始分散了，开始流动了。人们各找对象，交换桌子。一部分人已经去了聚会室，另一部分人坐在原地没有动，继续喝着掺和酒。此刻，塞特姆布里尼本人走了过来，手里拿着咖啡杯，牙签夹在双唇之间，像旁听似的在汉斯·卡斯托普和女教师之间的桌子角上坐了下去。

“哈尔茨山，”他说，“位于齐尔克和埃伦德之间的地方。我给了您太多的许诺吗，工程师？我多么欢迎有一次社交聚会！但您不用着急，我们的玩笑不会这么快就结束的。我们还没有玩够，更谈不上结束。据各方面听来的消息，还会有更多的假面化装出场。一些人已经抽身回去化装了——肯定会满足各方面的期望。您等着瞧吧！”

果然，新的化装者出现了：女士们身穿男子服装，像歌剧里似的宽大得令人难以置信；脸庞涂得墨黑，粘着胡须，上面还吊了个滑稽可笑的瓶塞子。反之，男子们穿上了新的衣服，走路时长裙绊脚，步履踉跄。

例如，大学生拉斯穆森就是如此。他穿了一件臃肿的缀有黑玉的低领黑长裙，袒胸露肩，装腔作势，手执纸扇，边走边摇，有时还伸到背后去扇两下。又走来一个乞丐，双腿弯曲，手扶拐杖。有人用白色内衣和一顶女式毡帽化装成海盗，脸上扑了白粉，两只眼睛看上去极不自然，擦了唇膏的嘴就像血红的空洞。这是那位留有长指甲的年轻人。“差劲儿的俄国人席”上的一个“希腊人”生着两条优美的大腿，穿着淡紫色的针织紧身裤，上身是纸袖口的短大衣，佩了一柄短剑，迈着西班牙大公或是童话中王子的步履，趾高气扬地向这里走来。这些假面人全是用过晚餐后临时仓促化装成的。施托尔太太在椅子上再也坐不住，离开了餐厅。过了不久，她返回时已变成一名清洁女工。她穿着一件有围兜的裙子，袖子卷得老高老高，女式纸帽的带子在下巴处打了个结，手里拿着桶和扫帚，湿渍渍的板刷伸到桌子下面，伸到许多双脚之间的椅子下面，开始打扫起来。

“年老的鲍波自个儿来。”

塞特姆布里尼对此情此景，这句押韵诗不禁脱口而出，清楚而响亮。

她听到后转过身来称他是一只“外国公鸡”，像挑战似的要他把这个“下流笑话”留给自己。按照假面化装的自由原则，她称呼他“你”；这种交际形式已在进晚餐时为大家所一致接受。他正想开口回答她时，大厅里传来的喧嚷声和大笑声打断了他说话。餐厅里激起一阵骚动。两个化装奇特的人走了进来，后面跟着许多从各个聚会室里出来的人。这两个人看上去刚刚化装完毕，一个人化装成教会的女护士，她的黑色长袍从颈部直到镶边处横着缝了许多白条带，虽然很短，但间距甚密，没有一条超越位置突出在其他白条带的上方，类似温度计上的刻度线。她把食指举到自己苍白嘴唇的前面，右手拿着一张体温记录表。另一位化装者则是满身蓝色：蓝嘴唇，蓝眉毛，连面部和颈脖也画成了蓝色；一顶蓝色的羊毛便帽歪戴在耳朵上方，身上穿了一件蓝色有光亚麻布的外衣或套衫，是整块料子的，脚踝处用带子缚着，腹部塞满东西，成了一个鼓鼓的大肚子。大家认出他们俩是伊尔蒂斯夫人和阿尔宾先生。两人身上各挂了一块硬纸牌，上面写着“哑大姐”和“蓝衣亨利”。他们一同在餐厅里蹦蹦跳跳地走了一圈。

响起了一阵掌声，还夹杂着零乱的呼叫声。施托尔太太把扫帚夹在腋下，两只手放在膝盖上，仗着清洁女工的角色，忘情而粗俗地没命大笑。只有塞特姆布里尼表现得落落寡合，他朝这一对男女的成功化装瞥了一眼，优雅的弧形小胡子下面的嘴唇撇成了窄窄的一条线。

随着“哑大姐”和“蓝衣亨利”的出现，从聚会室里又走来了许多人，克拉芙迪娅·舒夏特也在其中。她穿了一件新连衣裙，和满头鬈发的塔马拉小姐，还有那个同桌的身穿晚礼服、胸部平坦的保加利亚女人，一同经过汉斯·卡斯托普坐的桌子，径直朝斜对面坐着的年轻的根舍和克勒费特女士的桌子走过去。舒夏特夫人留在那里聊天，两只手放在背后，两只眼睛笑成了一条缝。她的同伴随着化装者继续走去，和他们一同离开了餐厅。舒夏特夫人也戴了一顶狂欢节的帽子——它不是买来的，而是像大人给孩子们做的那种用一张白纸折成的，有三个尖角，斜戴在头上，好看极了。她那棕黄色的深色绸裙下面露出两脚，裙子稍稍向外突出。我们这会儿不再提她的两条玉臂，因为它们一直裸露到两个肩胛上面。

“你好好地看看她。”汉斯·卡斯托普听见塞特姆布里尼仿佛是在很远的地方说，此时的他正注视着那道玻璃门，目送不久重又离开的她走出餐厅去。

“那是莉莉。”

“是谁？”汉斯·卡斯托普问道。

意大利作家显得很高兴，重复说道：“亚当的第一个妻子。你可要当心……”

桌子旁除去他们两人外，只有布鲁门科尔博士还坐在那里，坐在一个离得很远的位子上。其他共进晚餐的伙伴们——包括约阿希姆在内——都已转移到聚会室去了。汉斯·卡斯托普说：“你今天一张口就是韵文和诗句。怎么又来了一个莉莉？难道亚当结过两次婚？我可一无所知……”

“希伯来的传说是这样的。这个莉莉成了一名妖女，她的满头秀发对年轻男女特别具有危险性。”

“呸，见鬼去吧！一个满头秀发的妖女。你不喜欢这个，是吗？那你就走过来，把电灯拧亮，也就是说，把年轻人引到正确的路上去。你不想这么做吗？”汉斯·卡斯托普像梦游似的说。他喝了相当多的混合酒。

“您听着，工程师，别这么放肆！”塞特姆布里尼蹙起双眉像命令似的说，“我请您使用西方国家有教养的常用的称呼形式，也就有礼貌的尊称！您的脸上表现出一点也不想这么做。”

“怎么啦？我们是在欢度狂欢节呀！这是今天晚上大家一致同意的……”

“是的，那是为了满足那种有伤风化的兴趣。对并不熟识的人称呼‘你’，也就是说，对理应称呼‘您’的人这么做，是一种令人可憎的放肆行为！是一种原始状态的游戏！我讨厌这种不成体统的游戏，因为它在本质上是反对文明和发达的人性，轻浮而又厚颜无耻。我对您从来没有称呼过‘你’，您别痴心妄想！我想引用贵国著名文学作品里的一段话，我是想用一种诗意的话来说……”

“我也想这么做！我也想用某种诗意的话来说。此时此刻，看来是我乐意这么做，为此我才这么说。至于我，我并不想对你说，对你称呼‘你’十分自然和轻而易举。恰恰相反，为了这么做，我不得不自我克制，不得不使出很大的劲。我乐意使这么大的劲，我高兴使这个劲，真心实意……”

“真心实意……”

“是的，真心实意，你可以相信我这一点。我们在这里山上已经相处了很长时间——已经有七个月了，你如果计算一下的话。当然，我们在这里山上的关系还算不上很深，但在较小的意义上说，每当我回想起来，也认为够得上是很长时间了。你看，我们共同度过了这段时间，生活使我们走到了一起，来到了这里。我们几乎每天都见面，相互进行过饶有兴趣的交谈，部分交谈内容是我在山下时根本不会理解的，但在这里就是另一码事，在这里就让我感到十分重要，容易理解。因此，每当我们讨论这些问题时，我的精神就十分集中，或者说，每当你对我阐述人道主义时，我就全神贯注。当然，由于我以前太无知，不能贡献新意见，但不论你说什么，我始终感到是非常值得聆听的。有了你的教诲，我增长了知识，懂得了许多……卡尔杜齐并不重要。但是，如果把共和国和美好的文体联系起来，或者说，把时间和人类的进步联系起来，那就大不相同了。反之，如果没有时间，也就不会有人类的进步，世界只能是一个堵塞了的大水坑，一个臭水坑。要是没有你，我什么也不知道！

我直接用‘你’来称呼你，除此之外，我就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你。请原谅，因为我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称呼才是，我对此心中无数。你坐在这里，我对你直接称呼‘你’，这就足够了。你不是那种有姓有名的人，你是一个代表，塞特姆布里尼先生，本地的和我这方面的代表——这就是你。”汉斯·卡斯托普的手掌拍打着台布加重说话的分量。“现在我真想好好地感谢你。”他接下去说，并把盛有香槟酒和布尔贡德混合酒的高脚玻璃杯推到塞特姆布里尼的咖啡杯那里，随手在桌子上碰了一下他的杯子。“感谢你在这七个月里待我的一片盛情；是你对我这个年轻学生作了启蒙，灌输了那么多的新知识；是你竭力纠正我在处世的练习和尝试中的失误，给我以良好的影响。它的全部价值部分是历史的，部分是抽象的。我清楚地感觉到，为此以及为一切向你表示感谢的时刻来到了，并且还要请你原谅我不是一个好学生，正如你所说的，是个‘问题儿童’。你这么说真令我感动，每当我想到这一点，都会激动不已。一个令人操心的孩子，我这个人对你也对你的教育学才能都是如此。至于教育学，你在和我第一天见面时就谈到了。当然，这也是你教导我的两个关系之一，即人道主义和教育学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肯定还会想起许多事来。为此我请求你原谅，别把我想得那么坏！祝你健康，塞特姆布里尼先生！为感谢你消除人类痛苦的文学贡献而干杯！”他说完便向后仰着身子，几口把香槟酒和布尔贡德酒的混合酒饮尽，然后站了起来。“现在我们到其他人那里去吧。”

“我说，工程师，您生气了吗？”意大利人说，眼睛里露出惊奇的神色。他也离开了桌子。“您的这番话听上去就如同诀别一般……”

“不，为什么要诀别？”汉斯·卡斯托普回避地说。他用这句话不仅回避了作出回答，而且连身体也避开了。他的上身绕成一个弧形，直接靠到了正好走来寻找他们的女教师恩格哈特小姐的身上。女教师报告说，宫廷顾问正在钢琴室亲自给大家斟狂欢节的混合热饮料潘趣酒，那是院方赠送的；两位先生如果还想喝上一杯的话，就请立即前去。他们随即一同走了过去。

果真不假，贝伦斯顾问正站在室内中间的一张桌子旁，桌上罩着一块白色台布。贝伦斯用长柄勺从一只汤罐里舀出热气腾腾的饮料，疗养客们拥挤在他的四周，把有柄的小玻璃杯向他伸过去。从外表看上去，顾问本人也因狂欢节显得兴高采烈。他今天仍然穿着医生的白外套——因为职业注定他从来不会有空闲时间——戴了一顶真正的土耳其式火红色非斯帽，拖着黑色流苏，在他的耳朵上方晃来晃去。白外套配非斯帽，两件装束异常突出，平添了奇特和欢乐的气氛。长长的白外套已使宫廷顾问的个子甚为高大，何况此刻他正埋头斟酒，一旦直起身来，就显得异常高大，戴着红色非斯帽的脑袋就出奇的小。至少在汉斯·卡斯托普看来，他的脸从没有像今天戴了这顶傻乎乎的帽子后如此奇特：短短的鼻梁，闪着淡青色的扁平脸，浅黄色眉毛下两只蓝眼睛突出在外面，挂着泪水，闪亮而斜斜翘起的小胡子直立在朝上撅成弧形的嘴唇上，面前汤罐里冉冉升起的热汽使他深感不便。他让褐色的饮料——一种甜味烧酒热饮料——从长柄勺里呈弧形流进递过来的玻璃杯里，嘴里不停地说着令人费解的话，斟酒桌的四周不断爆发出响亮的笑声。

“乌里安先生站在最前面。”塞特姆布里尼用手指着宫廷顾问的方向低声地说。汉斯·卡斯托普随即把他拉到边上去。克洛可夫斯基博士也在这里。他身材矮小而壮实，一件有光泽的无袖黑衬衫披在肩上，就像化装舞衣似的。他一边用手把玻璃杯举到齐眉高度，一边和一伙戴了假面具的男女快活地聊天。此时响起了音乐声，一个貘面女病号在用小提琴演奏亨德尔的《广板》，那个曼海姆人弹着钢琴为她伴奏，继而又演奏格里格的《奏鸣曲》，那是众人熟悉的乐曲，最适宜于室内演奏。

有两桌人在打桥牌，有化装的，也有未化装的，酒瓶浸在身旁的冰镇桶里，他们也随乐曲打着拍子。所有活动室的门全都敞开着，大厅里也有人。坐在大圆桌周围的人一边喝酒，一边注视着做一种集体游戏的领头人宫廷顾问。贝伦斯站在那里，闭着眼睛，俯身在桌子上作画，同时还要仰起头，使大家都能看到他的眼睛是闭着的。他用铅笔在一张名片的背面随意画着。他的那只大手不用眼睛的帮助画出了一只猪的侧面轮廓——线条简单，虽不像真正的猪，但很优美。不过，他在如此苛刻的条件下画成的猪，使人很难认出其基本形象。这是一件艺术品，他具有这个才能。猪的眯缝眼被估摸着画在一个适宜的地方，离开猪嘴巴稍远了一些，但马马虎虎还算在它的位子上；猪耳朵也画到了猪头上；四只猪脚挂在圆圆的腹部下面；一条小小的猪尾巴画在弧形的猪背线终端，十分优美地微微卷着。艺术品完成后，人们不禁叫出声来：“啊！”大家争着挤上前去，在虚荣心的驱使下，学着那位大师画了起来。也许有极少数的几个人睁着眼睛会画成一只猪，闭上眼睛可就是另一码事了，画出来的全是些怪物，一切都乱了套！猪眼睛不在猪头上，四只脚跑到了猪肚皮里面，猪肚子本身就不像是猪肚子，小小的猪尾巴卷着落到了另一个地方，猪身的各个部位毫无联系，成了一个乱七八糟的图像，犹如一幅阿拉伯装饰图案。大家笑得前仰后合，此起彼伏，引起了桥牌桌上那帮人的注意，全都好奇地走了过来，拿在手上的桥牌像把扇子。人们站在四周，注视着作画人的眼睛，看他是否把眼睛闭上了。有几个人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看到那个尝试者不断画错，禁不住吃吃地笑起来，扑哧扑哧之声不断；尝试者画完后，睁开眼睛低下头来看到自己的荒唐杰作时，招来了阵阵哄堂大笑。一种自欺欺人的自信心驱使许多人竞相表现自己的身手。那张名片虽然比较大，但很快两面都画满了，于是有几个人就重叠画在一起。宫廷顾问不惜自我牺牲，又从他的皮夹里取出了第二张名片。检察官帕拉范特经过暗地里细细琢磨，决心在这张名片上一口气画出一只猪来，结果是他的那只猪比起先前的还要荒唐。他的作品不仅不像一只猪，而且与世界上的任何东西都没有一点相似之处。妙极了！大厅里又是哄笑，又是嘲讽的热烈祝贺。有人去餐厅把菜单取了来，女士们和先生们现在可以几个人同时在上面画猪，每个参加比赛的人都有他的监视者和观众，比赛者的身后还有一个候补者在等待接过他刚刚用过的笔。总共只有三支铅笔，大家争着夺过去把持在自己手中。

宫廷顾问引进了这种新游戏，看到它已成了众人喜爱的活动，便和他的助手悄悄地离开了。

汉斯·卡斯托普站在人群中，臂肘搁在约阿希姆的肩上，五个手指紧握着托住下巴，另一只手支在腰部，越过约阿希姆的肩头朝一个画猪的人看去。他又是说话又是笑。他也想试试自己的本领，大声要求让他来画，别人把铅笔交给了他。那支铅笔已相当短了，只能拿在大拇指和食指中间画。他一面咒骂那段铅笔头，一面闭上眼睛仰面对着天花板。

他的咒骂声很高。他咒骂铅笔头不中用，手却飞快地在硬纸板上画着一个四不像的东西，最后竟画到了台布上去。“这不算！”他面对一片嘲笑声叫嚷着说，“这个劳什子怎么能画，见鬼去吧！”他说着便把那倒霉的铅笔头丢到了潘趣酒里。“谁有一支像样的铅笔？谁能借支铅笔给我？

我要再画一次！借支铅笔，借支铅笔！谁有铅笔？”他朝两边大声叫喊着，左小臂还撑在桌面上，右手向上伸在空中晃动着。没有人借铅笔给他。他随即转过身去，叫叫嚷嚷地走了出来，径直朝克拉芙迪娅·舒夏特那里走去。他事先知道她站在小沙龙的门帘不远处；她站在那里，面带微笑地看着潘趣酒桌旁的热闹景象。

他听到身后有人在叫他，是一个外国人善意的说话声：“喂，工程师！请您等一等！何必如此当真，工程师！要理智一点，工程师！他完全疯了，这个年轻人！”可是，汉斯·卡斯托普的声音盖过了这个声音。

人们看到塞特姆布里尼先生离开了狂欢节的娱乐活动。他伸出一只手臂，手掌越过头顶上方。这是在他家乡流行的一种手势，其含义表示说不出一句话来，只能伴之以一声长长的“喂”。汉斯·卡斯托普却站在小沙龙里，面对着颧骨上方那对灰白蓝三色的眸子说道：“也许你有铅笔吧？”

他脸色苍白，就像那次独自散步回来满身血迹地站在报告厅里那样苍白；面部血管的流向十分清晰，充分显示这个年轻人贫血的皮肤苍白而清瘦，鼻子显得很尖，眼睛下面的部位看上去就像死尸那样呈青灰色。

可是，交感神经却使汉斯·卡斯托普心跳似打鼓，根本无法作正常的呼吸。恐惧感流遍年轻人全身每一个毛孔，连同它们的毛囊全都直立了起来。

戴着尖三角纸帽的女士略含微笑，从头到脚地打量了他一番，面对年轻人的这副狼狈相，却没有表现出半点同情和担忧。在强烈的激情面前，这样的女性压根儿就不懂得同情和担忧。显然，他比那些生来就不熟悉此道和惯于承受灾难和幸灾乐祸的人更熟悉这种情况。否则，他必然会对她表现的同情和担忧格外感激的。

“我？”裸露手臂的女病友回答这个“你”时说，“对，也许有一支。”不管怎么说，经历了这么长时间不搭话的关系之后，终于第一次喊出了“你”这个称呼，从她的微笑和声音里出现了某种激动，一种十分狡猾的激动；先前发出的一切全都容纳进了眼前的一瞬中。“你的好胜心太强了……你是太……太热心了。”她用带有异国情调的声音继续嘲讽说。她那略带含糊和沙哑的声音把“好胜心”这个词的重音落在第二个音节上，听上去完全是道地的外国话。她在自己的小皮夹里翻来找去，眼睛朝里面搜索着，先是拉出一块手帕，下面露出了一支银灰色的活动铅笔，细小而极易折断，是作为装饰品的小玩意儿，根本无法当真派用场。先前的那支铅笔不仅轻便，而且是一支真正的铅笔。

“给你！”她一边说一边把那支笔举到他的面前，笔尖夹在她的小拇指和食指中间，还微微地摇晃着。

由于她只是把笔举着又不给他，他便干脆去抓，而不是接受，也就是说，他把手抬到那支笔的高度，紧挨铅笔，手指做出要抓的姿势，但没有全力去抓，青灰色眼眶里的目光却交替地看看铅笔，又看看克拉芙迪娅那张鞑靼人的脸。他的两片毫无血色的嘴唇张开着，说话时仿佛并没有使用它们：

“也许你看到了，我知道你一定会有铅笔的。”

“不过，你使用时一定要小心，它很容易折断。”她说，“它是用螺丝拧上的，你要知道。”

于是，两个人的头俯了下去。她给他讲解活动铅笔的机械原理。她松开螺丝，笔管内落下一根纤细如针、看上去很硬但价格并不便宜的石墨芯。

他们俩面对面地站得很近，相对低着头。由于他今晚穿的是晚礼服，有一个硬领子，正好把他的下巴托住。

“小而纤细。”他说这话时，前额对着她的前额，目光朝下看着那支笔，嘴唇没有嚅动，因而把唇音也省略了。

“噢，你真逗。”她一边回答一边直起身来，嫣然一笑，把活动铅笔交给了他。只有天晓得他有哪点逗，因为他的脸色苍白，这是显然的。

“那就去吧，赶快去画，让你画个够！”她自己赶他去的那个样子倒十分逗人笑。

“不，你还没有画哩！你本人一定要画。”他说这句话时省略了“一定”的第一个字，还拉长声音向后退了一步。

“我？”她吃惊地重复着，似乎这并不是针对他的要求说的，而是别有含义。她先是面带微笑，有些迷惘地站了一会儿，然后才像被磁铁吸住似的转过身去，朝潘趣酒桌的方向走了几步。

可是，那里的情况表明游戏活动已近尾声，虽然还有人在画，但已没有观众了。名片上画得乱七八糟，每个人都试过了自己的才能，桌子几乎是孤零零地站在那里。这时又开始了另一种娱乐活动。因为人们发觉医生已经离开，便突然发出了要求跳舞的呼声。桌子立刻被搬到一旁，在写字室和钢琴室的门旁派了监视哨，提示他们一旦发觉“老家伙”——克洛可夫斯基或女服务员——走到这里来，便立刻发出停止跳舞的信号。一位斯拉夫小伙子富有表情地开始敲打胡桃木钢琴的琴键。第一批舞伴在不规则的圆形场地中间旋转起来，四周是坐在沙发里和椅子上的观众。

汉斯·卡斯托普挥手做出表示“去你的吧！”的动作，向正被移开的桌子告别，然后用下巴指指那间小沙龙。他发现门帷右边的角落里还有空座位。他没有说话，也许是因为音乐声太响了。他给舒夏特夫人拉过一张椅子——是一张所谓的凯旋椅，木头框架，蒙有一层丝绒外罩——放在他先前闷声不响地指过的那个地方，又给自己搬来一张咯吱作响的柳条椅，扶手是活动的。他坐在椅子里，手臂搁在扶手上，面向舒夏特夫人，朝她俯下身去，手里拿着活动铅笔，两只脚缩在椅子下面。她却深深地陷在丝绒外罩里，膝盖高高拱起。尽管如此，她还是把一条腿架到另一条腿上，让一只脚凌空摆动，黑漆皮鞋和同样是黑色的丝袜一直绷到脚踝骨。其他人或是坐在他们俩的前面，或是站起来跳舞，给跳累的人让出位子。室内人来人往，川流不息。

“你穿了一件新衣服。”他一边说，一边细细端详着她。他听见她回答说：

“新的？你很熟悉我的服装？”

“我说得不对吗？”

“说得对。我是不久前在这里做的，村里卢卡切克裁缝做的。他给这里山上的女士们做了许多衣服。你喜欢吗？”

“很喜欢。”他说，目光又朝她仔细看了一遍，然后才垂下去。“你想跳舞吗？”他补充说。

“你想跳吗？”她扬起眉毛微笑着反问道。他回答说：“如果你有兴致，我乐意奉陪。”

“你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安分守己。”她说。由于他否定地大笑起来，她随即补充说：“你表兄已经走了。”

“对，他是我的表兄。”他毫无必要地证实说，“我也看到他先走了。

他一定早已躺下了。”

“他是个一丝不苟、品行端正和典型的‘德国’青年。”

“一丝不苟，品行端正？”他重复道。“我对法语的理解比我讲法语还要好。你是想说，他有些迂腐。你认为我们德国人——我们这些德国人是迂腐的吗？”

“我是说你那位表兄先生。不过说真的，你们是有点儿‘小市民气’，你们热爱你们的制度更甚于热爱自由，全欧洲都知道这一点。”

“热爱……热爱……这话是什么意思？这个词太捉摸不透了，太不明确了。正像我们的一句谚语说的：既爱这一个，又爱那一个。”汉斯·卡斯托普自信地说。“最近，”他接着说，“我也时常思考有关自由的问题，也就是说，我经常听到这个词，由此引起了我的思索。我想用法语对你谈谈我的想法。这个，即全欧洲称之为‘自由’的东西，这或许——与我们所要的制度相比——是迂腐的，小市民气的——我想这么说。”

“你要知道，这可真有趣！每当遇到那些你说的奇特的情况，你确实想到了你的表兄吗？”

“不，你要知道，他确实是个好人，一个朴实的、坚强的人，但不是一个‘市侩’，不是小市民气的，而是一个生活严肃的人。”

“他坚强吗？”她吃力地重复道……“你这话的意思是：一个完全健康的人，一个内心坚强的人？但他却病得很厉害，你这位可怜的表兄。”

“这是谁说的？”

“这里的人全都知道。”

“贝伦斯顾问告诉你的？”

“有可能——是在他把透视片给我看的时候。”

“也就是说，在他给你画像的时候？”

“有可能！你认为我的那张像画得成功吗？”

“当然了，可以说十分成功。贝伦斯把你的肤色画得异常逼真，真的，和真的一模一样。我，我也真想成为一名肖像画家，以便有机会研究你的肤色——像贝伦斯那样！”

“请你说德语！”

“哦，我说德语，也说法语。这是一种双重的研究，艺术上的和医学上的。一句话，它更多的是关于人的艺术和科学。你肯定是明白的。

归根到底，你不想跳舞吗？”

“不想跳，这太幼稚了。背着医生跳舞！一旦贝伦斯走回来，这帮人就会赶忙奔回他们的躺椅上去，这是一件十分可笑的事！”

“你很尊敬他吗？”

“尊敬谁？”她这句话说得简短而奇特。

“尊敬贝伦斯。”

“别提你那个贝伦斯了！这里跳舞也太拥挤，还不如到那边地毯上去……我们还是在一旁看跳舞吧。”

“好的，就这样吧。”他表示同意地说。他坐在她的身旁，脸色苍白，用他祖父那样满含醉意和好色的眼睛，看着会客厅和书写室里跳化装舞的病友们。“哑大姐”和“蓝衣亨利”跳得并不高明；萨洛蒙夫人化装成了酒吧的男侍应生，身穿燕尾服和白色背心，衬衫在前胸处隆得高高的，小胡子是画上去的，戴一副单片眼镜，旋转时不自然地从她的黑色男士裤下露出一双小小的高跟漆皮鞋。她的舞伴是个搽成白脸的男丑角，嘴唇在白脸的映衬下血红血红，两只眼睛跟患白化病的兔子眼睛一模一样。穿短大衣的那个“希腊人”搂着穿暗色闪光低领连衣裙的拉斯穆森，有节奏地晃动着他那两条穿着淡紫色紧身裤的大腿。身穿和服的检察官、总领事夫人伍尔穆勃郎特和年轻的根泽尔各自抬起手臂，做出搂抱一个舞伴的姿势，单个儿自得其乐地跳着。还有施托尔太太，正抱着扫帚在跳舞。她把扫帚紧紧地抱在胸前，亲热地抚摸着它的棕毛，仿佛那是一个毛发直立的人。

“我们就这么坐着。”汉斯·卡斯托普机械地说。他们俩的谈话声在钢琴声中显得很低。“我们坐在这里，像做梦似的看别人跳舞，对我来说就像是在做梦。你必须知道，我们就这么坐着，就像在做一个深沉的梦，因为做这样的梦必须睡得十分深沉才行……我是想说，这是一个我早已熟悉的梦，一个久已梦想的梦，一个长久的、不朽的梦。对，就像现在这样坐在你的身旁——这是永恒的幸福。”

“真是个诗人，”她说，“是个小市民、人道主义者和诗人——那边有你们道道地地的德国人，你得像他们那样循规蹈矩！”

“我担心，我们完全不是这样循规蹈矩的人，”他回答，“一点也不，我们也许是——仅仅是生活中的问题儿童，仅此而已。”

“一个了不起的想法。你说说看……稍早一些就做这个梦也许并不会太困难吧。男人总是迟迟下不了决心与他忠诚的女仆说上一句话。”

“为什么要说话？”他说，“为什么要说话？说话，说话——我承认，尽管这是真正共和派的事情，但是我怀疑它同样也是一件作家的事情。在我们疗养者中间有个人甚至还和我有比较深的友情，他就是塞特姆布里尼先生……”

“刚才他还对你悄悄说了一大通话。”

“是的。毫无疑问，在我面前他是一位伟大的健谈家。他还富有激情，一遇机会就爱朗诵一段美好的诗文。因此能说这个人是位诗人吗？”

“很抱歉！坦率地说，我没有兴趣去进一步了解这位幸福的骑士。”

“我乐于相信这一点。”

“啊，你相信……”

“怎么啦？我刚才不过是随口说了一句无关紧要的口头禅罢了。我——你也许已经注意到了——是几乎不说法语的。不过，和你聊天我宁愿用法语而不是我的德语。因为说法语，对我就意味着：说吧，不要说一些明确的东西，不要有某种责任意识，好像我们在说梦话似的。你也许会理解我吧？”

“这对我已经足够了……说话，”汉斯·卡斯托普又接着说，“一个可怜巴巴的举动！永远地，一句话也不再说。永远地，你要知道，如果想画一只猪，就该按照规定去画：把头向上仰去，闭上两只眼睛。”

“这可不赖！你在‘永远’这方面相当在行，看来你对它了解得确实很透彻。我不得不说，你是一个十分好奇的梦想家。”

“对。还有，”汉斯·卡斯托普说，“我本该早就和你交谈，那样我就一定会对你用‘您’相称呼！”

“那好啊！不过，其实你是打算对我一直用‘你’称呼的。”

“确实是如此！我现在对你用‘你’相称呼，今后我将永远对你称呼‘你’。”

“那我不得不说，这就太过分了！说到底，你不会有太多的机会对我称呼‘你’了。我就要离开此地！”

这句话过了好长时间才进入汉斯·卡斯托普的意识领域。继而他大吃一惊，茫然地环顾四周，如同一个从美梦中惊醒过来的人。他们的谈话进行得相当缓慢，因为汉斯·卡斯托普艰难地说着法语，仿佛讲话迟迟疑疑，犹豫不决。停顿了片刻的钢琴声重又响了起来，此刻是出自那个曼海姆人之手，是他接替了斯拉夫小伙子，琴上放了一本乐谱，恩格哈特小姐坐在他们身旁，给他翻谱纸。跳舞的人变得稀少了，较多的人退出后已经躺到舒适的床上。再没有人坐在他们俩的面前。阅览室里有人在打牌。

“你想做什么？”汉斯·卡斯托普失神地问道……“我就要离去。”她重复了一句，面带微笑，对他的痴呆神情似乎感到很惊奇。

“这不可能，”他说，“你是开玩笑。”

“绝不是开玩笑，完完全全是真的。我就要离开这里。”

“什么时候？”

“明天，用过早餐后。”

他的内心世界完全崩溃了。他说：“到哪里去？”

“很远很远的地方。”

“去达吉斯坦？”

“你还相当了解我嘛。有可能——先到那里……”

“你是痊愈了？”

“这……不。不过，贝伦斯说，我在这里目前已无多大必要，因此允许我先出去换换空气。”

“那是说你还会回来？”

“很难说，尤其是什么时候再回来。至于我本人，如你所知，我喜欢自由胜于喜欢一切，对于挑选我的停留地点更加是如此，要完全符合我的心意。你几乎无法理解这一点：我迷恋无拘无束的生活。我生来就是如此——也许……”

“你在达吉斯坦的丈夫，他就那么轻易慷慨地给你这个自由？”

“是疾病一再给了我这种自由。我已是第三次到这里来了，这次我在这里住了一年，有可能我还会来。不过，到那时你一定早已去了很远的地方。”

“你这样认为吗，克拉芙迪娅？”

“这是我的名字——瞧你又这样称呼！真的，你对狂欢节任性胡闹的做法太当真了！”

“你知道我的病情吗？”

“是的——不——我是在这里才听说的。你的身体内部有个浸润点，有点儿热度，对吗？”

“三十七度到三十八度；或者说，下午是三十九度。”汉斯·卡斯托普说，“你呢？”

“噢，我的病情你是知道的，比较复杂些……不那么简单。”

“在人类科学中有这么个学科，它的名字就叫医学。”汉斯·卡斯托普说，“有这么个东西，那些内科大夫先生们把它说成是淋巴管的结核性包囊。”

“哦，你已经热心地打听出来了，亲爱的，你看看这个人吧！”

“你……请原谅！请允许我此刻问你一些事，我十分急于问你，用德语问你一些事！那时，在六个月前，我离开餐桌去检查身体时，你曾转过身来目送我离开，你还记得吗？”

“怎么会提出这个问题？六个月前的事！”

“你是否知道我到哪里去？”

“当然知道，完全是偶然的……”

“是贝伦斯告诉你的？”

“又是那个贝伦斯，没完没了！”

“哦，他确实把你的肤色画得惟妙惟肖……再说，他是位鳏夫，至今还是热情不减当年，有一套十分精致的咖啡用具……我也许可以认为，他不仅作为大夫了解你的身体，而且也作为人类艺术和科学的另一个门类的行家……”

“你说得完全有道理，因为你是在说梦话，我的朋友……”

“不管怎么说……是你用离开的警钟残酷地把我从睡梦中敲醒的，请你还是让我再昏昏沉沉地做梦吧。在你的目光下度过了七个月……此刻，就在我真正结识了你的时候，你却对我说就要离开这里。”

“我再对你说一遍，我们原本早就可以相互好好聊聊的。”

“你有过这愿望吗？”

“我？你不要这么怕我，小弟弟！是你自己不中用！难道你就这么胆怯，不敢和一个现在和你说梦话的女人接近？或者说，难道有谁在阻止你这么做？”

“我对你说过，是我不想对你称呼‘您’。”

“撒谎！你回答我，那个说漂亮话的先生，那个意大利人，他对你都胡扯了些什么？”

“他所说的我连一句也没有听懂。只要我一见到你，那个先生对我来说早已无影无踪。不过，你忘记了……否则就完全没有可能结识世界上的你。何况我的表兄还在这里，我必须照料他，他不想在这里寻欢作乐。他满脑子想的是回去，回到北德家乡去，想到那里去当兵。”

“一个可怜人！他实实在在是有病，自己还不知道。还有你那个意大利人的身体也不怎么好。”

“他自己也这么说。不过，我的表兄……是真的吗？你可吓了我一大跳！”

“如果他到山下你们德国那个地方去当兵，很有可能不久就会死去。”

“他不久就会死去……死去，一个多么可怕的词，对吗？可是很奇怪，这个词今天并没有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说到底，这不过类似一句口头禅，就像我说的‘你可吓了我一大跳’那句话一样。死的想法并没有使我害怕，它却让我安静下来。我绝不会哭哭啼啼——无论是因为我那位表兄约阿希姆或是由于我自己，我都不会哭哭啼啼；即使此时此刻，在我听到说他不久就会死去时，也是如此。如果确实是这样——此刻，他的情况与我的情况十分相似，我认为这个情况并不特别令人鼓舞。他是个死神的候选人——而我，我是一个热恋者，多么美好啊！——你曾和我的表兄在画室里谈过话，也就是那个拍透视片的地方，在前室里。

你还记得吗？”

“是的，有这个印象。”

“因为正好是在那天，贝伦斯给你画了一张小像。”

“是这样。”

“我的天呀！你还把它带在身上？”

“不，当然是在我的房间里！”

“哦，在你的房间里。我的小像，我总是把它放在我的皮夹子里。

你想看看吗？”

“谢谢你的好意！我的好奇心并不这么强烈。它看上去肯定是十分亲切感人的。”

“我，你的室外画像我是可以看到的。我还更希望能看到你放在房间里的室内画像……不过，你还是让我再问些其他事情吧！有时，会有一位住在‘村’里的俄国先生到这里来看你，这个人是谁？他到这里来干什么，那个人？”

“我不得不承认，你真是我能干的侦探！好吧，现在我来回答你的提问！这个人嘛，是我的一个老乡和病友，我的一个朋友。我是在另一座疗养院认识他的，已有几年了。我们俩的关系吗？现在也告诉你。我们在一块儿喝过茶，相互做伴抽上两三支俄国香烟。我们在一块儿聊过天，共同思考有关人的问题，思考上帝，思考生活，思考道德，思考成千上万的事情。这下你可知道了，知道了我向你作的个人汇报。现在你可满意了吧？”

“还思考了道德问题！——那么，你们俩对道德问题有什么新发现呢？”

“道德问题？这也使你感兴趣吗？好吧，我们觉得，人们不应该从品行上去寻找道德，也就是说，不应该在理智、教养和举止、良好的习俗和所谓的品行端正方面去寻找道德。恰恰相反。我是说，应该在罪孽中去寻找，应该在甘冒危险、甘冒导致一切败坏和堕落的危险、甘冒一切会毁灭和吞没我们的危险中去寻找。我们觉得，承认失去自我，甚至让自己毁灭，比起只是保全自己的道德要好得多。那些伟大的道德先生们，他们完全不是人们所说的那种一本正经的人，而是干坏事和犯罪的冒险家，伟大的坏蛋；他们教我们怎样按照基督教义向罪恶和困苦臣服。

这一切想必会使你感到不高兴吧，对吗？”

他沉默不语。他仍然像开始那样坐着，交叉的两只脚深深地藏在他那张咯吱作响的椅子下面，身子俯向戴尖三角纸帽的、仰卧着的、把俄国香烟夹在手指间的女人。祖父汉斯·洛伦茨·卡斯托普那样的蓝眼睛从下面向四周扫视。大厅里空无一人，人们已先后散去……汉斯·卡斯托普和克拉芙迪娅·舒夏特的谈话沉静后，钢琴家也完全停止了演奏，把那只拨动琴键的手轻轻地放到膝上，恩格哈特小姐还在继续看乐谱。

狂欢活动留下的四个人坐在那里纹丝不动。静谧持续了好几分钟。在静谧的压力下，钢琴旁那一对儿的头垂得更低了，曼海姆人的头垂向钢琴，恩格哈特小姐的头垂向乐谱。最后，两人默契而又小心翼翼地站了起来，踮起脚尖，竭力避免发生声响，朝那个仍有生气的屋角窥视了一下，然后缩着脑袋，两臂不自然地抱在胸前，穿过书写室和阅览室，一前一后地消失了。

“一个接一个地走掉了，”舒夏特夫人说，“就剩下最后两个人。时间已经很晚。此刻，节日活动结束了，过去了，这个狂欢节！”接着，她抬起双臂，用两只手取下套在浅红色头发上的那只纸帽，辫子在头的四周盘成一个圆环。“您是知道的，继之而来的是什么，先生。”

可是，汉斯·卡斯托普闭着眼睛，表示不同意她的说法，丝毫不愿意改变自己的态度。他回答说：

“决不，克拉芙迪娅，我决不对你称呼‘您’，不管是生还是死，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应该可以这么说。这是对最亲密者的称呼形式，在有高度文化的国家里，在博爱的文明社会里，如此‘维护’这个拘泥形式的套语，我觉得过于资产阶级化和迂腐。‘形式’在这里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形式’——十足的迂腐！你真的认为，你们俩——你与你的那位老乡和病友——你们对有关道德问题得出的看法会使我感到吃惊吗？也许你认为我是个大傻瓜吧？请你告诉我，你对我究竟是怎么想的？”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这——并不需要多加思索。你是一位规规矩矩的小市民，出身于良好家庭，具有令人钦佩的良好举止，是那位教育家的一个勤奋好学的弟子，不久就要返回你的德国北部家乡去，以便在山下那个地方全力投身于伟大的事业，帮助你的祖国繁荣强大起来。你有你的室内画像——绝不是那个透视仪器拍摄的！你会发觉它与你本人丝毫不差。是这样吗？”

“只是缺少一些贝伦斯澄清过的具体东西。”

“哦，这些医学大师们，他们会澄清更多的东西，他们对此反正了如指掌……”

“你和塞特姆布里尼先生一样会说话。我的体温呢？哪来的热度呢？”

“别去管它！这不过是无关紧要的发作，它肯定很快就会过去的。”

“不，克拉芙迪娅，你也许知道得很清楚，你所说的不可能是真的。

你说的这事——我可以肯定地说——你在内心并不相信。我的体温，使我疲惫不堪的心脏跳动，我四肢的颤抖，这一切并不仅只是偶尔的发作，因为它不是别的——”他苍白的脸庞和颤动的嘴唇朝她俯得更低了——“不是别的什么，而是对你的爱情。是的，爱情，从我的眼睛第一次见到你的那个时刻起，它就困扰着我，或者说，当我清楚地认出了它，当我再一次地认出了它时，就更加使我心神不安，是爱神把我带到了这里……”

“你有多傻啊！”

“哎，如果爱情不是傻瓜，那它就只能是一种疯狂的犯禁的行为和举动，一种邪恶的冒险行为。你身上的一切只是一种令人愉快的天真无邪，一种不可言喻的快乐，它十分适合在家乡的草地上吟唱的那种纯朴的牧羊歌。可是，这明明白白的感情，我对你的感情，我再次认出了内心对你的爱情——对，完全是事实的。我早就认识你，认识你，认识你乜斜的迷人双眸，认识你的嘴和你此刻对我说话的声音——过去，当我还是一个中学的年轻学生的时候，我就已经想向你借铅笔了，以便将来结识世界上的你，因为我疯狂地爱上了你。这种很久以前的、早先对你的爱肯定留下了痕迹，贝伦斯在我的身体内部找到了它们，指出我那时就已经有病了……”

他的牙齿发出咯咯的响声。他一边幻想，一边把一只脚从咯吱作响的椅子下面抽了出来。这只脚推向前去时，另一只脚的膝盖也接触到了地面。于是，他在她的身边跪了下去，低垂着头，全身不住地颤抖。“我爱你，”他喃喃地说，“我很早就爱你了，你是我生活中大写的你，你是我的梦想，我的命运，我的全部寄托，我不朽的渴望……”

“站起来！站起来！”她说，“要是让你那些老师看到你现在的这种样子……”

他只是绝望地摇摇头，把脸贴在地毯上回答说：“我才不理睬他们呢，他们全都与我毫不相干。他们只会说好听的话，只会胡编诗文，全都和卡尔杜齐是一路货色，管它那个共和主义言论，管它那个一切时代的人类进步呢，因为我爱你！”

她伸出一只手去抚摸他后脑上短短的头发。

“我的小市民！”她说，“我漂亮的小市民，体内有个浸润性小斑点。

你是真的这么爱我吗？”

她的抚摸使他深受鼓舞，此刻他两条腿都跪了下去，头脑缩在后颈里，两只眼睛紧紧地闭着。他接着说：“啊，爱情，你要知道……肉体，爱情，死亡，这三者是一回事。

因为肉体就是疾病和欲念，从它自身诞生了死亡；是的，它们都是肉体的，爱情和死亡两者都是肉体的，由此生长出它们的恐惧和伟大的魅力！

可是死亡，你要知道，从这方面看，它是个声名狼藉的东西，可耻的东西，讨厌的东西，会令人羞得无地自容；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个死亡，它又是个高贵的东西，十分庄严的东西，非常神圣的东西——比起欢乐的生活，比起只是在世上积聚财富和把肚子填得满满的生活，它是更为崇高的东西——比起千百年来吹嘘和胡说的一切人类进步要更加尊严得多。因为它——这个具有无上权利的死亡——集一切于自身：历史和人类的伟大，礼仪和不朽。因为它是圣者，对我们产生着巨大的作用，使我们要对它脱帽致敬，踮着足尖向它走去……与此同理，肉体和肉体的爱情里也有某些无耻的和令人难堪的东西。躯体的肉欲由于对自身的恐惧和羞耻而闹得红一阵白一阵。但肉体也是值得尊敬的和了不起的东西，是有机生活的奇妙产物，形式和美的神圣奇迹；对它的爱，对人的肉体的爱，同样是一种博爱的愿望，是一个比世上一切教育学更为有力的教育力量！……啊，生活中的肉体美多么令人陶醉，它不是用油彩和石头人工做成的，而是由永远活动的、永远有生气的物质创造而成的，充满着炽热燃烧的生命和腐烂的秘密！你仔细看看人类肉体构造多么奇特地匀称，看看那对称的双肩，臀部和一对充满活力而丰满的乳房，成对排列的肋骨和位于圆腹中间的肚脐，还有两条大腿之间黑乎乎的性器官！你仔细看看薄薄皮肤下面的胯骨怎样左右活动，如同脊柱那样柔软地逐渐陷入两片隆起的丰满臀部里，如同血管和神经的众多分支通过肩膀一直延伸到手指的尖端，如同两臂的组织完全相等于两条大腿的分叉。啊，这个手肘和膝窝柔软弓形的平面，关节在它们里面活动着。啊，这对肉垫里面充满了多么精细的有机组织！抚摩躯体上这一切珍贵的部位该是接连不断、永远不想结束的节日！是一个享受过它的快活和乐趣之后，死亡再不会有痛苦的节日！啊，上帝，让我呼吸一下你膑骨皮肤散发出来的芬芳，其中有个重要的皮膜会分离润滑的油！让我用我的嘴尽情地亲吻你的股动脉，那搏动于大腿的发源处继而下倾泻进胫骨的两个股动脉吧！让我啜饮你毛孔的气息，抚摸你柔软的汗毛，你这个由水和蛋白质组成的人类产物吧；它之所以产生，完全是为了重新化为尘埃。

让我——让我的嘴唇对着你的嘴唇——永远消失吧！”

他说完后没有睁开眼睛。他仍然一动不动，脑袋缩在脖颈里，拿着银灰色活动铅笔的手伸向前面，跪在地毯上不住地颤抖和晃动。她说：“你是个真正的‘疗养者’，善于以虔诚的方式，按照德国的做法，博取他人对你的宠爱。”

她把纸帽戴到他的头上。

“祝您幸福，我的狂欢节王子！今天晚上你一定有个很优美的体温曲线，这一点我现在就可以向您预告。”

她说完后便悄悄地从椅子上站起来，踩过地毯，朝门口走去。她站在门口迟疑了片刻，半侧着身子，举起一只裸露的手臂，一手握着门把手。她冲着自己的肩膀说道：

“请您别忘记把铅笔还给我！”

说完后，她就跨出门去了。

第 六 章

变 迁

时间是什么？是一个谜——看不见摸不着，却又威力无比，是现象世界存在的一个条件，是一种运动，一种与物体的空间存在和运动紧紧结合在一起的运动。那么，没有运动，就没有时间？没有时间，也没有运动？只管问吧！时间是空间的一种功能？抑或相反？抑或两者原本是一回事？这可走得太远了！时间在行动，具有活动性，能够“产生效果”。

什么样的效果？变异！这时不再是那时，此地不再是彼地，因为在它们中间有了运动。然而，由于人们用来计量时间的运动又是循环往复的，自我封闭的，这样的运动和变异差不多同样可以称为静止不动；因为那时不断地在这时重现，彼此不断地在此地重现。再者，人们不管怎么拼命动脑子，也想象不出一个有尽的时间和有限的空间，便只好下决心将时间和空间都“想成”是永恒的和无穷的——人们显然认为，这么想尽管并不真的很好，却也差强人意。可是，确定了时间和空间的永恒与无穷，是否意味着在逻辑和计量上否定一切有限和有穷尽呢？相对而言把它们贬低成了零呢？在永恒中可能有先后吗？在无穷中可能有并存吗？就算不得不承认永恒和无限这个前提，那么距离、运动、变化乃至仅仅是宇宙中有限物体的存在等等概念，又如何才能与之谐调起来呢？

诸如此类的问题，你可以一个劲儿地问下去！

汉斯·卡斯托普也正为类似的问题绞尽脑汁；还在上山之初，他的脑子便已处于一种亢奋状态，对这些玄妙的问题似乎格外敏感，一度非常爱发牢骚和钻牛角尖。他问自己，问好性子的约阿希姆，问老早已让厚厚的积雪盖住了的山谷，尽管从任何方面，他都看不出可以得到近乎答案的希望——至于哪一方面让他最失望，却很难讲。他之所以向自己提出问题，正是因为他不知道该如何解答这些问题。约阿希姆呢，他更是对这些问题全然不感兴趣，诚如汉斯·卡斯托普那天晚上操着法语所说的，他一心只想着下山当兵去；为了实现这个时而向他靠近又时而愚弄他、疏远他的愿望，约阿希姆作着可谓艰苦卓绝的斗争。新近他好像已打定主意，要最后决一死战。可不是吗，这位善良的、耐心的、诚实的、心中只想着报效国家和遵守纪律的约阿希姆，他近来真叫怒不可遏，恨透了那个所谓的“加夫基等级体系”；就是按照这个体系所定的标准，下边的化验室测定并标明患者带菌的等级，也就是根据化验物中是只有少量的细菌还是非常非常多，来确定“加夫基指数”，一切的一切全看这个数字的高低。因为它准确地表示出了患者康复的希望有多大；根据它，也不难断定他在山上还要呆的月数或年数，从为期半年的短暂访问直至大伙儿爱讲的“无期徒刑”。后面这个讲法，从严格的时间意义来判断，其实又经常没有什么意义。上面说了，约阿希姆对“加夫基等级体系”气愤至极，公然宣称不相信它的权威——不是完全公开地，不是直接冲着上边的人，但却是当着他表弟的面，甚至在进餐的时候。

“我烦透了，我不让人继续把我当傻瓜。”他大声说，黝黑的面孔涨得通红。“十四天前我的加夫基数为二，小事一桩；今儿个变成了九，细菌简直挤都挤不下了，甭再提下山。鬼才明白是怎么搞起的，真叫人受不了。顶上那所‘阿尔卑斯之宝’疗养院躺着个家伙，一个希腊农民，被人从阿卡狄亚送来的——论病情已毫无指望，害的是奔马痨，每日每时都可能进太平间，可他一辈子在痰里从来没查出过细菌。相反那位胖胖的比利时上尉——他已经康复出院——他在刚来时加夫基数倒是十，细菌简直成群成堆，虽说他只有一个小小的空洞。让加夫基见鬼去吧！

我不干了，我要回家，即便这样做我会死！”约阿希姆真的这么说了；而看着一个温和、稳重的年轻人竟然如此激动，大伙儿都感到痛心。约阿希姆扬言要不顾一切地下山去，使汉斯·卡斯托普禁不住想起他听见谁用法语说过的一席话。不过他没有吭声；他难道也能以自己的忍耐给表兄树立一个榜样，就像施托尔太太似的？施托尔太太确实告诫约阿希姆别那样犯上抗命，劝他不如逆来顺受，学习学习她的忠诚；她卡洛琳纳·施托尔就是靠这种忠诚坚持住在山上，忍痛放弃了在康施塔特的家中做家庭主妇的职责和权利，为的只是有朝一日变成一个完完全全健康的妻子，重新回到丈夫的怀抱里去。不，汉斯·卡斯托普不能，何况在过了狂欢节以后，他对约阿希姆老感到内疚——也就是他的良心老对他说：尽管他们从未提及，可约阿希姆肯定知道那件事，肯定将它看做是跟背叛、怯懦和不忠差不多的，尤其是面对那一双圆圆的褐色眼睛，听见那动辄便爆发出来的吃吃笑声，闻到那桔子味儿的香水气息的时候。

一日五次，约阿希姆处于这种香味儿的冲击之中，但每次都是规规矩矩地垂下眼睑去死死盯住面前的汤盆……可不是吗，就在约阿希姆对他的那些关于“时间”的思考和观点的无言拒斥中，汉斯·卡斯托普也感觉出了他作为军人的庄重，因而自己良心受到了责备。

至于那积雪很深的冬天的山谷，汉斯·卡斯托普也同样躺在他那舒舒服服的靠椅上，向它提出了他那些超验玄虚的问题；只不过它的山坳、山色、山脊连同褐绿与浅红混杂在一起的重重森林，都默默无声地立在时间里，让世间的静静流逝的时间包裹着，缠绕着，在深蓝色的天穹下时而闪闪发光，时而云雾弥漫，时而让落日映得通红，时而让月华照得发出蓝幽幽的光，如同金刚石一般——不过一切全在雪中，从长长的然而又是倏忽即逝的六个月以来就是如此，以致所有的疗养客都声称，他们不能再看雪，已经对雪产生了反感，因为夏天就已经满足了他们的要求；而眼下日日夜夜还是只看见雪，雪堆、雪山、雪原，已经非人所能忍受，已经窒息着精神和心灵。于是，人人都戴上了有色眼镜，绿的、黄的、红的，与其说是保护眼睛，不如说是保护心脏。

山谷和群峰埋在雪中已经六个月了吗？已经七个月！在我们讲故事的时候，时间正继续前进——这是指我们的时间，我们花来讲故事的时间，可也指汉斯·卡斯托普和他的病友们在山上的冰天雪地里度过的早已成为往昔的时间；时间带来了种种变异。一切都顺顺当当地在完成，在实现，就像狂欢节那天在从达沃斯坪返回疗养院的路上，汉斯·卡斯托普快嘴快舌地作了预言，招来塞特姆布里尼先生不快一样。他当时说：夏至尽管还不是近在眼前，可复活节毕竟已穿过白皑皑的山谷，四月正在行进，圣灵降临节已经在望，春天很快就会到来，融雪天——不是所有的雪全都会融化，南边的山峰上，北边的岩隙深涧里，不用说总会有雪残留下来；不过也不会没有变化，而是在夏季里每个月都会少掉一些。

只不过这新的一年的开始，预示着卡斯托普的生活在短时间里会出现一系列具有决定意义的变化。在狂欢节的晚上，他从舒夏特夫人手里借了一支铅笔，随后在原物奉还时又接受了人家送的另一件东西作为留念，并将这件纪念品时时揣在怀里，从那会儿到现在已经过了六个星期——也就是比汉斯·卡斯托普原来打算来山上呆的时间还多一倍。

的确，从卡斯托普结识舒夏特夫人，从他比忠于职守的表兄晚了许多才回自己房间去的那个晚上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六个星期；从紧接着舒夏特夫人就离开了疗养院的第二天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六个星期。她这次离开是暂时的，只是要到高加索以东极边远的达吉斯坦去呆一段时间。舒夏特夫人的离去只是一次暂别，只是临时性的，她还打算回来——不论迟早，她还愿意回来或者也必须回来，对此汉斯·卡斯托普已经吃了定心丸；不是在我们已转述的法语交谈中作了直接的口头许诺，而是接下来我们保持缄默，中断了我们讲述的时间之流，让纯粹的时间成为主宰的那段间歇，使卡斯托普心中有了底儿。总之，年轻人在回到三十四号房间之前，确实已得到保证和放了心；因为他第二天没再和舒夏特夫人搭一句腔，甚至几乎没再见她，除了两次离得远远的以外：一次是吃午饭的时候，她穿着蓝呢裙和白色羊毛衫，在餐厅的玻璃门哐啷一声响过以后，步履轻盈地最后一次走到自己的桌边，叫卡斯托普看得心都快从喉咙里跳出来了，要不是恩格哈特小姐在旁边严密监视，他肯定会用双手将脸蒙起来；另一次，是下午三点在舒夏特夫人启程的时候，他没有去大门口参加送行，而只是站在走廊的窗前，远远地目送着她离去。

类似的送别场面，汉斯·卡斯托普在住进疗养院以后自然经历过几次了：楼门前的平台边上停着雪橇或者马车，车夫和佣人正将旅行箱捆到车上，一群疗养客——都是那位已经康复或者未曾康复而准备回到平原上去生活或者等死的患者的朋友——甚或也有一些仅仅是趁机丢下工作出来闲散闲散的疗养院员工，聚集在大门前；临了儿出现了一位穿着礼服的院方代表，有时候大夫们也亲自露露面，再往后才轮到被送别的疗养客本人出场。此人在多数情况下都是兴高采烈，和蔼可亲，一个劲儿地向好奇地围着他的人和送别的朋友们挥手致意，为开始冒险之行而处于精神高度亢奋的状态……眼下走出来的却是舒夏特夫人。只见她怀抱鲜花，满脸堆笑，身着长长的、滚着毛皮边饰的粗呢旅行外套，头戴大皮帽，由她那位瘦削的同胞布里金陪伴着；这位先生打算送她一程。

她看上去也满面春风，跟所有出院者一样——只因为生活方式的转变，全然不管是经过医生同意才离开的，或者仅仅是厌烦了，绝望了，因此甘冒风险，也不怕问心有愧，擅自中断了住院疗养。她双颊绯红，不停地讲话，看样子多半讲的是俄语；与此同时，她的双膝已让人用毛皮毯子紧紧裹了起来……在场的不只有舒夏特夫人的同胞和同桌进餐的熟人，还有其他许多疗养客，克洛可夫斯基大夫憨笑着，露出了胡子背后的大黄牙；送给她的花束更多了，老姑妈献上了她习惯于称作“小茶点”

的俄罗斯果酱；女教员也挤在送行的人群中，还有那位曼海姆来的乐师——这老兄立得远远的，眼里充满了哀愁，当他那阴郁的目光顺着大楼往上扫视，在走廊的窗口里发现卡斯托普时，就痴痴地停在了他身上……宫廷顾问贝伦斯没有露面；显然他已借其他机会，私下与离去的美人儿话了别……终于，在周围挥着手的人们的呼叫声中，马群拉动了雪橇；舒夏特夫人的上身因为惯性往后一沉，靠到了软垫上，却再一次微笑着，拿她那一双斜眼飞快地扫视着“山庄”大楼，就在这一刹那，她看见了汉斯·卡斯托普的脸……卡斯托普面色苍白，急急奔回房中，跪到阳台上，为的是从那儿再看一眼响着铃铛、沿着山路向谷底的“村子”驶去的橇车。随后他倒在椅子里，从胸前的衣袋中掏出那件纪念品，那件信物。它这次不是一根棕红色的小木棍儿，而是一块镶了框的薄薄的玻璃片；你得把它对着亮光，才能发现其中的奥妙——原来里边藏着一帧克拉芙迪娅的透视片，虽然没有面孔，但上身那纤细的骨骼，那柔软莹洁的肌肤，还有那乳峰，都表现得出神入化，历历可见……从那以后又流逝了一些时光，产生了一些变化；而在这段时间里，卡斯托普曾无数次地注视这小小透视片，把它按在嘴唇上亲吻。举例讲变化之一，就是习惯了克拉芙迪娅·舒夏特远远离开之后在山上开始的新生活，而且习惯得比人想象的还要快：山上的时间原本就是这么安排的，就特别适合于习惯的培养，哪怕仅仅是对于不习惯的习惯。一日五次进餐时哐啷哐啷的摔门声再也听不见了，也没有人应声走进餐厅里来；而今，舒夏特夫人已到千里之外的不知什么地方摔门去了——这样一个癖性与她的存在、她的疾病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就跟时间与空间里的物体融合起来了一样：那也许就是她的病，除此没有别的意义……她是见不到了，不在了；但对于汉斯·卡斯托普的意识来说，她同时又是个看不见的存在——这个疗养院的精灵。他在那放纵的甜蜜的时刻——平原上没有任何歌曲能配上它，怎能显得平淡无奇——认识了她占有了她。九个月来，他的心是多么不平静，她的那帧由光影幻化成的小像无时无刻不珍藏在他心中。

那天晚上，他颤抖的嘴唇一会儿操着法语，一会儿操着德语，既像神魂颠倒又似碍难启齿，总算结结巴巴地说出了一些大胆越轨的想法：有建议，有劝诱，有疯狂的计划和决心，然而都理所当然地统统遭到了拒绝——说什么他要陪她去高加索，要跟踪她，在她随心所欲地选定的下一个居留地等候着自己的守护神，以便再也不与她分离，诸如此类的信口雌黄，想入非非。从那个大胆越轨的时刻，头脑简单的小伙子实际得到的只是那帧小小的透视片，以及一种近乎实在的可能性而已：舒夏特夫人可能第四次回到疗养院来，或迟或早，全看给予了她行动自由的病情作出决定。可是，迟也罢，早也罢——汉斯·卡斯托普到时候必定“早已远走高飞”。这在告别的当口儿又一次被提了出来；须知，类似的预言本无多少意义，反倒叫人更加难堪，要是他认识不到，对某些事作出预言并非真的为了这些事发生，倒是想让它们别发生，就像人们在念咒语时想的一样。这类预言家告诉未来应该变成什么模样，实际上以此对未来进行嘲讽，令未来羞于真的变成那个样子。在那次我们已转述的交谈中以及事后，如果说汉斯·卡斯托普的守护天使曾称他是一个“（肺上）有浸润点的柔弱的资产者”——意思跟塞特姆布里尼常常挂在嘴边的“生活中的问题儿童”差不多——那么问题就在于：这个混合体内哪一种成分更强有力，是资产阶级少爷呢还是别的什么……守护天使也不曾考虑到，她自己已多次去而复来，汉斯·卡斯托普同样可能适时地重新住进疗养院，尽管他仍然呆在山上毫无疑问是为了不必再来：跟许多别的人一样，汉斯·卡斯托普留在院里的意义仅在于此，明白无误。

狂欢之夜的一个讥讽性的预言倒是应验了：汉斯·卡斯托普的体温曲线很不妙；它猛地凸起来一个高峰——在画这高峰时卡斯托普尚带着过节的感觉——随即又稍稍落下去了一点，最后又向前延伸，形成一片只呈现微小起伏、远远超出通常水平的高原。这是在发高烧，其程度之严重和时间之持久，按照贝伦斯顾问的说法完全与院里早先的诊断对不上号。

“看来您的病比我们估计的要重得多，朋友。”他说，“喏，打打针吧！会对您有效的。三四个月后，只要按照院里吩咐的去做，您就会健康得跟水中的鱼儿一样。”

于是乎一周两次，即星期三和星期六，汉斯·卡斯托普早上一散完步就去楼下的诊疗室，接受注射。

两位大夫亲自替他打针，一会儿是这位，一会儿是那位。贝伦斯顾问更显得手法老练，即在进针的同时已开始挤压药水，而且根本不管针扎在什么部位，所以有时候痛得卡斯托普要死，针眼周围还淤成一个硬块，火辣辣地久久不肯消退。这且不算，注射还严重影响他的整个肌体，动摇他的神经系统，每次都像进行完一场剧烈运动一样。这，据贝伦斯顾问说正好证明了注射的药力。这药力甚至还表现在暂时会增高患者的体温；情况也确实如此，而且在药典中明文规定着，没有什么意见好提。

注射进行得倒是很快，只要触到你的身子，反掌之间药水就灌到了你的皮下，不管是大腿还是手臂。有几次，贝伦斯顾问正好情绪没让烟草破坏，心情开朗，在注射的时候卡斯托普也有意提起话头，和他闲聊上那么几句：

“我还清楚地记得我们上次和您一起喝咖啡是多么愉快，宫廷顾问先生。那是去年秋天，一个偶然的机会。就在昨天，或者稍微早一点，我还对表哥提到……”

“加夫基指数是七，”贝伦斯顾问却说，“最后的测定结果。可小伙子却硬是不肯彻底根治。他还从来不曾像最近这么使我困惑，令我痛苦，竟然要求马上下山回部队去，这个小毛头。他冲我嚷什么‘一年零三个月’，活像在山上已熬过了几千几万年似的。他要出院，等等等等——他对您是否也讲过？您该好好开导开导他，从您的地位出发着实劝劝他！他要是早早地下山去吞咽包围着府上的雾气，那就肯定完蛋。这样一个丘八不需要多少脑子，可您却要稳重一些。您是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平民；您该使他头脑清醒起来，在他做傻事之前。”

“好的，顾问先生。”汉斯·卡斯托普回答，同时抓住话头不肯放松。“只要他一发牢骚，我就会劝他；我以为他会恢复理智的。不过，他所看见的那些例子，并非总是很好的，相反倒有害。老是有人出院，有人回到平原上去，我行我素，未得到院方真正的同意，却都那么高高兴兴，就像真的康复了似的，这对意志薄弱者不能不是一种诱惑。例如前不久……还有谁最近走了呢？一位太太，‘好样儿的俄国人席’的舒夏特夫人呗。据说上达吉斯坦去了。噢，达吉斯坦，我不知道那儿气候怎样，总归比北方海边上好一些吧。不过在我们看来那儿仍然是平原，尽管照地理书上讲也有许多山；在这方面我的知识说不上渊博。一个尚未痊愈的人，在那样的地方怎么活下去呢？那儿的人缺少起码的常识，谁也不了解我们山上的规矩，不懂该怎么静卧，怎么监测体温。另外，她顺便向我提起过，她反正还会回来的——您问我们怎么会谈起她？——是的，当时我们在花园里遇见了您，顾问先生，如果您还记得的话；确切地说是您遇见了我们，因为我们坐在一条长凳上，我还知道并且能向您描绘出我们当时坐着抽烟的是怎样一条长凳。我想讲的是我在抽烟，因为我的表兄是不抽的，真不可理解。而您当时也正好在抽烟，于是我们便用各自的牌子相互敬了一支，据我这会儿回忆起来——您的巴西烟我觉得味道挺好，只是在抽时必须像对付小马驹似的有耐性，我想，否则就会够受的，就像您当初一连抽掉两支进口货，胸口憋得简直想跳舞一样——情况就这么好，让人忍不住发笑。附带说一下，最近我又让人从不来梅给我寄来几百支玛利亚·曼齐尼；我抽这种牌子已经上了瘾，它在所有方面都很对我的胃口。只不过一加上关税和寄费，价格贵得实在可观。要是您过些时候能对我提出点有力的论据，顾问先生，我便可能下决心终于改抽本地烟。在商店的橱窗里，我已看见有些牌子很不错——后来，您允许我们参观您的画，我还记得清清楚楚，就像今天的事情。对于我来说，那真是一次巨大的享受——我简直惊叹莫名。您竟用色彩作那样的冒险，叫我是永远也不会有这种胆量的。可不，我们也看到舒夏特夫人的肖像，看到了那处理得绝妙的肌肤——请允许我说，我为之倾倒了。当时，我还不认识画上的人，只听说过她的名字，见过她的样子。在那以后，临到她要离开疗养院，我才总算结识了她本人。”

“您说什么！”贝伦斯顾问应道。那惊愕的样子，要是允许我回顾一下过去的话，就跟汉斯·卡斯托普在第一次体检前对他讲，他也有点儿发烧时一样。除此而外，贝伦斯没有再说什么。

“是的，确实如此，”卡斯托普肯定地说，“根据经验，在这儿山上人们要相互结识也实在不容易。然而天赐良机，舒夏特夫人和我在最后时刻走到了一起，交谈了……”汉斯·卡斯托普透过牙齿缝吸了一口气；药水射进了他的皮下。“呼——！”他把气吐出来。“您肯定是不注意扎着一根主神经啦，顾问先生。哦，是的，是的，痛得简直要命。谢谢，按摩一下好多了……我们在一起谈了起来。”

“是嘛！——嗯？”顾问点了点脑袋，问道。他那表情就像等待着对方给他一个赞许的回答，同时又颇有经验，满怀信心，相信一定会得到对方的赞许似的。

“我估计，我的法语有点蹩脚。”汉斯·卡斯托普有意回避，“我哪能说那么地道的法语呢？不过事到临头人总会有点办法，我们后来总算谈得还可以。”

“我想也是。嗯？”贝伦斯顾问继续追问，接着又自己补充了一句，“挺可爱的，对吧？”

汉斯·卡斯托普扣好衬衫领子，叉开双脚和胳膊肘站起来，脸孔朝着天花板。

“后来没有什么新情况。”他说，“在疗养地，两个人甚或家庭可以生活在同一座屋顶下好几个星期仍然敬而远之。终于有一天他们认识了，相互产生了真诚的好感，然而同时却发现一方已经准备离去。这样的憾事屡见不鲜，我能够想象。于是人们希望至少能保持联系，互通音信，也就是说依靠邮局。可舒夏特夫人她……”

“喏，她不愿意？”贝伦斯顾问舒心地笑了。

“不，她压根儿不让提这事。她也从来不从现在住的地方给您写信，对吗？”

“唔，上帝保佑，”贝伦斯回答，“她才想不到哩。首先是由于懒惰，再说，再说叫她怎么写嘛？俄文我读不懂——法语嘛在万不得已时倒可以诌上几句，但却一个字儿也不识。您不是也一样嘛。喏，那小猫咪嗲声嗲气地讲起法语和德国官话来确实很动听，可一要她写，就太难堪啦。

那拼写规则，亲爱的！别说了，我们可以心安理得，小伙子。她毕竟还要来，迟早而已。技术问题，性格问题，我说过了。有的人来而复去，去而复来；有的人一呆就呆到底，出院后不需要再来。您的表兄如果现在走了，您只管告诉他，他很可能还会再来，而且不等您出院。”

“可顾问先生，您到底认为还要多久我才能……”

“您？他！我是说他到山下去还呆不了他在山上这么久。这一点我以人格担保，因此委托您去劝劝他，要是您肯做做好事的话。”

在汉斯·卡斯托普狡猾的诱导下，他们俩的闲聊大致就是这个样子，虽然结论并非不明确。不明确的只有一点，那就是不知需要做些什么，需要呆多久，才能等到一个提前出院的人再回来；至于说到那位远走高飞的夫人，那更是一点也不明确。汉斯·卡斯托普休想得到她的任何消息，只要时间和空间的秘密还横亘在他们中间；她不会写信，也不给他任何写信的机会……要是他认真考虑一下，就像现在这样子又有什么不好呢？必须相互写信，那不是一个挺小市民气的斤斤计较的想法吗？他过去不是一度觉得连与她谈话的必要都没有，也不值得与她一谈吗？拿有教养的西方人的标准来衡量，在那狂欢之夜坐在她身边，他难道可以算真的和她‘谈’过吗？或者说仅仅是像在梦里似的胡诌了几句外语，以不那么文明的方式？既然如此，现在干吗还写信或明信片，就像他时不时地写给平原上的家里人那样呢？不过报告报告体检结果时好时坏罢了！克拉芙迪娅用疾病赋予的自由解除了写信的责任，她这么做难道不对吗？谈话呀，写信呀——事实上都是杰出的人文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的事情，布鲁涅托·拉蒂尼先生的事情；他写了那本关于德行和罪孽的书，使佛罗伦萨人变得文质彬彬，学会谈吐和按政治法则治理共和国的艺术……

这时候，汉斯·卡斯托普想起了罗多维柯·塞特姆布里尼，脸不禁一红，就像那一次作家突然走进他的房间，使房里豁然明亮起来，卡斯托普的脸也红了一样。对塞特姆布里尼先生，他不是同样也可以提出那种种超验之谜的问题么？即便这样做只是为了挑衅和抬杠，而不当真期望从这位人文主义者得到解答，因为他关心的乃是现世人生。不过嘛，自从狂欢节晚上塞特姆布里尼激动地退出钢琴室以来，在汉斯·卡斯托普与意大利人之间便出现了隔膜，使得他们俩相互回避，彼此几个星期之久不讲一句话——造成这个局面的原因，在一方是问心有愧，在另一方是因教育失败而大失所望。在塞特姆布里尼眼里，难道他卡斯托普依然是个“生活中的问题儿童”吗？不，在试图从理性和德行中寻求教益的意大利人看来，大概他已是个不可救药的浪子……对于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卡斯托普确实表现得很固执；每当两人碰在一起时，他就会拧紧眉毛，撅起嘴唇，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呢，也拿黑黝黝的目光瞪着他，对他无声地表示谴责。然而，在几个礼拜之后，当作家第一次又和他搭腔时，隔膜马上就消除了，尽管他只是在擦身而过时，借神话典故作了一些暗示，没受过西方教育的人压根儿听不明白。那是在一天午饭后，两人不期而遇在不再哐啷作响的餐厅门旁。塞特姆布里尼赶上卡斯托普，但事先已作好马上分手的准备，同时说道：“怎么样，工程师，那石榴还可口吧？”

汉斯·卡斯托普笑了笑，既欢喜又迷惑不解。

“您是说……您的意思是，塞特姆布里尼先生？石榴？可没有什么石榴啊？我一辈子还从来没……不，也有一次喝过搀了石榴汁的塞尔脱矿泉水。我觉得那味道太甜。”

意大利人已经赶到前面去了，却扭过头来解释道：“从神和人们有时候造访冥府，还能找到回来的路。可地狱里的魔鬼却知道，谁要是尝过他们那儿的果子，就再也逃不出他们的掌心啦。”

他说完就继续往前走，永远穿着他那条浅色的花格子裤，把他以为已让他那意味深长的说法刺得浑身是窟窿的卡斯托普丢在了身后。卡斯托普在一定程度上也确实如此，虽然他由于气恼而显得兴奋起来，自顾自地嘟囔着：

“拉蒂尼，卡尔杜齐，拉齐——毛西——法里，别再来烦我！”

看上去他对第一次与意大利作家的交锋异常兴奋。尽管他心里罩着阴影，留下了一个不愉快的疙瘩，却仍然离不开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对他的存在极为重视。一想到会被他彻底地永远地抛弃，被他视为不可救药，卡斯托普心里就更难受、更害怕，其程度胜过一个在学校里老被忽视、老遭羞辱的孩子，就像阿尔宾先生……然而，他又没勇气主动找那位严师诤友讲话；塞特姆布里尼呢，有意地又拖了好几个礼拜，才再一次来到令他操心的小青年身边。

那是在永远以单调的节奏涌动的时间之海上，复活节又让波浪推送到我们面前而在“山庄”疗养院得到认真庆祝的时候。通常，这儿对所有节气都是煞有介事地加以庆祝的，以避免生活千篇一律的单调。第一次早餐，所有客人在自己的餐具旁都发现了一束紫罗兰；第二次早餐，每人又得到一只彩蛋；在中午会餐的时候，桌子上更是摆了许多用糖和巧克力做的小兔子，煞是好看。

“请问您可曾作过海上旅行，上尉，或者您，工程师？”吃完饭，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嘴里叼着牙签，踱到了表兄弟的桌前……像大多数客人一样，他们也将中午主要的静卧时间缩短了一刻钟，用来坐在一块儿喝搀了白兰地的咖啡。“这些小兔、这些彩蛋令我想起在一艘大船上的生活：几个礼拜远方一无所有，空漠之中充满着盐碱味儿，应有尽有的舒适和享受只是使你表面上忘记危险，可心灵深处仍有恐怖意识在悄悄将你咬噬，不停地咬噬……今天我又体验到了在方舟中虔诚地纪念陆地上的节日的那种心情。也就是多愁善感的世外之人按照日历进行的纪念……在陆地上今天该是复活节，是吧？在陆地上今天为国王祝寿——我们照样办理，而且尽可能办好，我们也是人……是不是这样呢？”

表兄弟俩认为他的话有道理。的确，情况就是这样。汉斯·卡斯托普被意大利人主动来交谈感动了，心里感到内疚，更是提高嗓门对他的意见大加称赞，认为他富于睿智，见解卓越，不愧是位作家，一口一个“塞特姆布里尼先生”，亲切无比。可不是吗，正如塞特姆布里尼先生生动地描绘的那样，远洋客轮上的舒适享受只在表面上使人忘记了所处的环境和危险；如果允许他也补充一点自己的看法的话，在那应有尽有的舒适享受中还包含着某种轻浮与挑逗，跟古哲们所谓的妄自尊大、亵渎神灵相似——为了讨好，他甚至搬来了古人——或者就像“朕乃巴比伦之王”！总之，罪孽深重。可是另一方面，船上的奢侈享乐还昭示（“昭示”！）人的精神和人的尊严的巨大胜利——他们把奢侈享乐带到波涛汹涌的大海上，无所畏惧地继续进行，差不多就意味着将脚踏上了大海，踏上了那狂暴的元素的脖子，意味着人类文明战胜了混沌，如果允许他卡斯托普用这个词的话……

塞特姆布里尼留心地听着他，脚和手臂都交叉成十字，同时拿牙签慢条斯理地在弯曲向上的小胡子上抹来抹去。

“真有意思，”他说，“人只要稍微发表发表议论，就不可能不露出本相，于不经意间将自己整个摆进去，通过这样那样的事例道出他生活的基本主题和最原始的问题。您刚才正是如此，工程师。您所说的话，事实上都发自您这个人的内心深处；您的话还富有诗意地表现出了您这个人的尘世状态：它仍旧是一种实验状态……”

“实验状态。”汉斯·卡斯托普一边说，一边点头并且笑了起来，笑声里带着意大利语的C 音。

“诚然——您所有的是一种要体验世界人生的可敬的热情，而非玩世不恭。您刚才提到‘妄自尊大，亵渎神灵’，您用了这个词儿。您要知道，理性反对黑暗势力的妄自尊大、亵渎神灵，乃是最崇高的人类品质；即使它招来妒嫉的众神的报复，例如，享乐的方舟倾覆了，沉没了，那也是一次光荣的沉沦。还有普罗米修斯的行为也同样是傲慢不逊；他在斯堪特山受到的苦刑，对于我们来说堪与殉教之举相比拟。反之，另一种类的傲慢不逊情形又怎样呢？例如，冒险尝试与那些反理性、反人类的力量苟且结合？这是光荣的吗？能是光荣的吗？是或不！”

汉斯·卡斯托普在咖啡杯中搅来搅去，虽然杯子早已经空了。

“工程师啊，工程师啊，”意大利人边说边点脑袋，黑色的眸子在沉思中“定住了”，“你难道不怕第二重地狱中的龙卷风么？它将把那些耽于肉欲的罪人摔来打去；这些不幸的家伙，他们为追求淫乐牺牲了理性。上帝啊，我只要一想到您也会被刮得四处乱飞，头一会儿朝上一会儿朝下，我就痛苦得快要厥倒，像具死尸似的厥倒……”

表兄弟笑了起来，都很欣赏他风趣而富有诗意的谈吐。谁料塞特姆布里尼又说道：

“在狂欢节晚上喝酒那会儿，您大概回忆得起来，工程师，您可以说已经向我告了别，反正差不多是那么回事儿吧。喏，今儿个轮到我了。

就像你们见到的，先生们，我现在要对你们说‘多加保重’。我准备离开这疗养院了。”

哥儿俩惊讶到了极点。

“不可能！开玩笑！”汉斯·卡斯托普脱口叫了出来；类似的情形他已有过一次。眼下，他差不多跟那次一样大吃一惊。可是塞特姆布里尼照样回答：

“绝对不假。我说的是真话。再说，你们也不该感到这个消息突如其来。我早就对你们宣布过，一旦我那在可望的将来重归尘世、重操旧业的心愿被证明是虚妄的，我就会毅然拔掉这儿的营寨，到另一个地方去找永久的归宿。你们有什么好说呢——这一刻已经到来。我好不了啦，已经肯定。我可以苟延残喘，但只能在此地。判决，最后的判决，是无期徒刑——是生性乐天快活的贝伦斯顾问向我宣布的。倒也好，我可以作进一步打算。房子租好了，我这就将自己的一点点身外之物，将我写作的文具纸张搬过去……离这儿一点也不远，就在‘村’里，我们还会见面，肯定，我不会对您漠不关心，可作为病友和邻居，请允许我这就向您道别。”

这就是塞特姆布里尼在复活节那个礼拜天所作的声明。表兄弟俩对此事表现得格外激动。他们一个劲儿地反反复复地和文学家讨论他的决定，讨论诸如他出院后一个人如何才能继续施行治疗，如何将他已承担的编写百科全书的浩大工程带走并继续做下去——这项工程应成为所有社会科学杰作的总览，同时还得考虑到他的疾病和治疗——最后还谈了他未来的宿舍，照塞特姆布里尼自己的说法，那是一位“香料商人”

的家里。他讲，香料商把自己住宅的楼上租给一个专做女服的波希米亚裁缝，裁缝又招了他这个二房客……如今，这些谈话已成为过去。时间继续向前推移，带来了不止一个变化。塞特姆布里尼果真已不住在“山庄”国际疗养院，而是住到了卢卡切克，住到了那个女裁缝家已经好几个星期。他出院时没有雪橇出发的盛况；他穿着一件领口和袖头滚了一小溜毛皮的短大衣，由一个推小车的人运送他生活和写作的必需之物，徒步下山去了。有人看见他一边走一边玩着手杖，在大门口还反着手用两根指头拧了拧一个站在那儿送他的餐厅女服务员的脸蛋……四月如我们所说已有大部分，已经有四分之三蒙上了往昔的阴影，然而毫无疑问，仍旧是严冬。早上在房间里勉强达到了零上六度，可是户外仍为零下九度；你要把墨水瓶放在阳台上，一夜之间准会冻成一块冰，冻成一块煤炭。可是春天正在靠拢，大伙儿都知道。白天，阳光照耀下，空气中这儿那儿已能感觉出一点非常非常轻微的、非常非常柔弱的春意。融雪期已然在望，随之而来的将是在“山庄”疗养院里必然出现的一系列变化——甚至连贝伦斯顾问的权威，连他那动听的严词也阻挡不住它们，哪怕在病房，在餐厅，在体检的时候，在查房的时候，在每一次进餐的时候，他都要批驳对于融雪季节普遍抱有的成见。

我们要讲的是从事冬季运动的健康人，还是病号和患者呢？他问。

这些人要雪干什么？要冰干什么？融雪天——不利的时期？其实啊是最有利不过的季节！一个证明就是这时候整个山谷中卧床的病人比全年里的任何季节都要少！在广大的世界上，有哪个地方冬天的条件对于肺痨患者能比这儿更优越！谁只要还有一丁点儿理智，他就会坚持下去，用这儿的严冬来锻炼自己的身体。以后他便会棒棒的，经得住世界上任何气候的考验。当然了，前提是必须耐心地等待着痊愈，如此这般，等等。可贝伦斯顾问只管讲他的，对于融雪时期的成见仍然顽固地盘踞在人们的头脑里，疗养地还是一天天空了。也许是日渐临近的春天在人们身体内引起了骚动，使本来安于现状者也变得烦躁不安、渴望变迁了吧——反正，“山庄”疗养院里提前出院和“疯狂”告别的场面日渐增多，到了令人忧虑的程度。例如从阿姆斯特丹来的萨洛蒙太太，尽管每次体检以及与此相结合的展示她身上那些最精美的花边小内衣都带给她莫大的乐趣，她还是不顾一切地、疯狂地走了，没有得到任何允许；并非因为她病情在好转，相反，倒是越来越坏。她远在卡斯托普上山之前好久已住在院里；她来了已经一年多——开始时病情极轻，要求她只疗养三个月。四个月后，人家告诉她“再过四个星期准好”；可是过了六个星期，就压根儿没谁再提痊愈的事。据说，她至少必须再住四个月。就这么一延再延；好在这儿既非监狱，也不是西伯利亚矿坑——萨洛蒙夫人留了下来，继续展示她那些精美无比的花边。现在可好，在最近一次检查之后，面临着融雪天，她又被加判了五个月，为的是左胸上半部出现了嘘嘘声和左腋下也有了无从辨别的杂音，这一来她的耐性全完了。

带着对达沃斯“村”和达沃斯“坪”以及它们著名的空气、对“山庄”

国际疗养院和院里大夫们的蔑视，为了表示自己的抗议，萨洛蒙夫人径直回她的家，回阿姆斯特丹，回那座经常刮风的水城去了。

这样做明智吗？贝伦斯顾问耸起肩膀，举着双臂，随后让两手落下来，很响地拍打在大腿上。最迟秋天，他断言，萨洛蒙夫人又得回到这儿来——那就得住一辈子喽。他的话会应验吗？咱们会瞧见的，咱们还得呆在这个享乐场，消磨一段对于尘世来说是比较长的时光。不过嘛，萨洛蒙夫人这样的情况并非绝无仅有。时间带来种种变化——它永远如此，只是慢慢慢慢地变，不那么显眼。餐厅空了一些位子，所有七张桌子全一样，“好样儿的俄国人席”如此，“差劲儿的俄国人席”也如此，横着放的桌子如此，竖着放的桌子也如此。这并不是疗养院业务有季节性的可靠证明，像任何季节一样仍然有新客人到来。房间可能还有人住，而且住的恰恰就是那些病入膏肓、行动已经受到限制的患者。我们已经说过了，餐厅里已经不见了这个那个仍然能够跑来跑去的人；可也有人是以一种特别深沉、特别沉重的方式消失掉的，例如布鲁门科尔博士，他已经死了。最后一些日子他脸上的表情越来越特别，活像嘴里老含着什么难吃的东西似的。再往后他就卧床不起，最后死了——谁也说不确切是在什么时候，一切后事都悄悄处理掉了，按照惯例。又出现一个空缺；施托尔太太正好坐在旁边，心里老是发怵，因此迁移到了年轻的约阿希姆旁边，占据了已经康复出院的罗宾逊小姐的座位，正对着女教员——卡斯托普左手边那个固守着自己阵地的女邻座。眼下她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一方，另外三个座位全部空着。大学生拉斯穆森一天比一天更加消瘦无力，如今已卧床静养，被认为不再有希望；老姑妈带着她侄女和那位胸脯丰满的玛露霞一块儿旅行去了——我们说“旅行”，跟大家用的词一样，是因为已经谈妥了她们很快就回来。不等秋天，她们又会在这里，难道能说已经出院了么？既然圣灵降临节已到门边，夏至也不会远了；一年里最长的一天来到以后，日子就会像下山似的，一溜烟便冲向冬天去啦——总之，老姑妈和玛露霞几乎可以说已经回来。这很好，因为爱笑的姑娘玛露霞完全说不上病已经断根，身上已经没有病毒；女教员自称对她丰满的胸脯里的结核病灶有些了解，她已开过好多次刀，不是吗？女教员说这些话的时候，汉斯·卡斯托普迅速地瞟了表兄约阿希姆一眼，只见他把头埋在汤盆里，脸上红一块白一块。

快活的老姑妈临走前在餐厅里搞了一次告别晚餐，招待同桌的病友们，也就是表兄弟俩、女教员以及施托尔夫人；请他们吃鱼子酱，喝利口酒和香槟酒。席间，约阿希姆寡言少语，是的，仅仅说了两三句话也有声无气，以致秉性善良的老姑妈不得不对他进行鼓励，并且打破文明社会的礼仪规范，径直称呼他“你”。

“没关系，小兄弟，不要放在心上，只管照样地吃、喝、聊天好啦，我们马上就会回来的！”她说，“让我们大家都吃吧，喝吧，聊吧，把烦恼——把烦恼统统丢掉，不等我们转过脑筋来，上帝又会把秋天给咱们，你自己看，是不是有理由苦闷！”第二天，她送给到餐厅吃饭的每个人一盒用彩色纸裹起来的“小茶点”作为纪念，随后就带着两位年轻姑娘踏上了旅程。

那么，约阿希姆的情况究竟怎样呢？在这以后他是解放了，轻松了，还是面对着那个空座位怅然若失呢？他烦躁不安，怒气冲冲，扬言人家要是再牵着他鼻子走，他就不顾一切地冲下山去；他这反常的表现，跟玛露霞的离开是否有关呢？或者说，他没有下山，倒听信贝伦斯顾问为融雪季节所唱的赞歌，这是事实该不该主要归因于另一个事实，即乳峰高耸的玛露霞并非当真出院了，而只是去旅行旅行，按照院里的计算，只过短短五个单位的时间又会回来呢？唉，说来说去，这才是问题之所在，这才是事情的症结；汉斯·卡斯托普即使不与约阿希姆交换思想，也完全想得出来。须知，卡斯托普严格禁止自己问约阿希姆关于玛露霞的想法，正如约阿希姆也绝对避免提起另一位也暂时离开了的女士一样。

这期间，在塞特姆布里尼坐过的那一桌，有人占据了意大利人的位置，成了那帮荷兰老饕们的新伙伴；他们胃口大得怕人，每一位在本来已有五道菜的午餐上汤之前，还额外地要人给他们煎三只荷包蛋。新客人叫安东·卡尔洛维奇·费尔格，他刚刚尝过胸膜炎的可怕滋味儿！费尔格先没有卧床，也没有打气胸就挺过来了，几乎成天东走西走，衣冠楚楚，蓄着两丛让人一见就觉得脾气好的八字胡，吃饭时硕大的喉节一动一动，也给人一个好心肠的印象。哥儿俩不止一次跟他在餐厅和游艺室里闲聊，碰巧了还偶尔一道进行院里规定的散步；他们俩打心眼里喜欢这朴实的和善佬。他自认对高深的事理一窍不通，却能津津有味地给你讲胶鞋生产的过程，讲俄罗斯帝国遥远的边区，讲萨马拉和乔治亚。

此时，三个人冒着浓雾，踏着稠乎乎的融雪。

说实在的，眼下道路还几乎下不了脚，完全让雪水给泡胀了，雾也十分浓重。尽管贝伦斯口口声声“这不是雾，是云”，但是依汉斯·卡斯托普看，那纯属骗人的鬼话。春天进行着艰难的斗争；它经受上百次的挫折，让气温又回复到严冬时节，斗争好几个月之久，一直斗到六月里。可是，还在三月份，即使穿得再少并且躲在阳伞下，一出太阳坐在阳台上的躺椅里就热得受不了；甚至有些女士那时节便过上了夏天，进早餐时已将她们的薄纱衣裙展示出来了。在一定程度上，她们是可以拿山上气候的反常作理由的；这地方的春夏秋冬完全乱了套，自然会造成心理上的混乱。只不过在女士们自认为的先见之明中，也多有短视和缺少想象力的成分；还有就是愚蠢地只看眼前，想不到情况还可能是另一个样子；特别是她们追求花样翻新，恨不能吞食掉一些时间。话说三月里，春天到了，气温却高得几乎跟夏天一样，女士们都穿上了薄纱裙，以便在秋天降临之前露一露自己的身段。谁料秋天果真来报到啦。四月里一连好多天又阴冷又潮湿，淫雨变成了飞雪，还加上阵阵旋风，刮得疗养客们坐在阳台上手指也被冻僵。卡斯托普的两条驼绒毯子又派上了用场；要是再冷一点儿，就得取皮桶子才是。院方决定重新开放暖气；人人都在抱怨，这个春天算是泡汤啦。到月底，满山遍野全埋在了厚厚的雪中。可紧接着，却刮起热风来；这情况，早已为某些既有经验又感觉敏锐的疗养客预言和预感到了：施托尔太太如此，皮肤呈象牙色的莱薇小姐如此，黑森费尔德寡妇也如此；还在南边花岗岩山的峰顶出现一小朵云彩之前，她们便异口同声说已经感到要刮热风了。话才出口，黑森费尔德太太一把鼻涕一把泪，痉挛症便发作起来；莱薇小姐马上卧了床；门牙暴突的施托尔太太也跟着满面愁容，担心自己会咯血，因为根据当地的迷信，刮热风必定引起这类的后果。天一下子暖和得难以置信，暖气关闭了，人们整夜都敞着阳台门，就这样房里早上的气温还高达十一度；雪迅速融化，变成冰的颜色，出现了孔孔洞洞，积得厚的地方便崩塌了，像是要钻进地里去似的。到处都在融化、流动和渗透，树林里更传来嘀嘀嗒嗒和轰然垮塌的声音，用铁铲出来的道辙和原野上的白色绒毯已经消失，虽然雪的量实在太大，并未马上绝迹。这当儿，在山谷中的大道上，便出现了一些奇景，一些疗养客们见所未见的童话般的景象——春天突如其来，让人大吃一惊。眼前展现着一片绿野，背景上耸峙着的黑角峰还完全裹在雪里，右手边不远处是同样积雪深深的斯卡莱塔冰川，田畴也还蒙着雪被，尽管这儿那儿的干草堆顶上雪已变得稀薄、疏松，时不时地还有黑色的土包突兀其间，冲破雪被直立起来的干草随处可见。然而，散步的人们发现，这只是原野呈现出来的例外现象——远方，靠近一条条林带，雪积得便要深些，只有最前面的地段，细心的观察者方可看出，在那些仍像冬天里一般枯瘦难看的蒿草上，所剩下的只不过是些白色的星星点点……他们惊奇地弯下身子，定睛细看——原来不是雪，是花，像雪一般的花，雪之花，短短的茎，小小的蕊，白颜色，白里泛蓝，确确实实是番红花，从浸润着雪水的原野中滋生出来，成千成万，密密麻麻，让人很容易把它们当成雪，实际上也和残雪混杂在一起，很难分清楚。

他们笑了起来，既笑自己的错误，也因为发现奇迹而高兴得发笑：这些在解冻之初首先破土而出的小生命，竟有如此强的适应模仿能力，真叫人又可怜又可爱。他们摘下一些杯状的娇嫩小花来，先进行观察和研究，然后或插在衣襟扣眼里，或带回去插在房里盛着水的玻璃瓶中；须知山谷中长久以来死气沉沉，缺少生意——虽然并非没有消遣。

然而，这雪花又被真正的雪盖起来了，比它们晚一点长出来的蓝色的阿尔卑斯雪钟花和黄红二色的樱草花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是啊，要突破严冬封锁，将它战胜，对于这地方的春天来讲真是太困难啦！它为了在山上站住脚，会被打退十来次——等到下一个冬天降临，又会是风雪交加，冰墙耸峙，人们只好靠着暖气挨日子。五月初——须知我们在讲那些像雪似的小花时，已经到了五月——五月初简直叫受罪，在向阳的小房里只能给平原上的家人写张明信片，指头冻得就像在阴冷的十一月似的发痛；空地上的五六棵阔叶树全都光秃秃的，跟平原上一月份的情形一样。雨一天接一天地下个不停，其中一个星期更是大雨如注；好在院里的躺椅品质优良，对人起着安抚作用，不然，周围云雾弥漫，面孔又潮又僵，要在户外静卧那么几个小时真太够呛。然而，这雾骨子里却是一场春雨，渐渐地，久而久之地，它的真正品质便显露了出来。所有的雪都在它的冲刷下融化了，消失了；四野再也看不见白颜色，只是这儿那儿还有残冰的肮脏灰色；于是，草地真正泛青了！

在无尽的白色之后，这草地的青绿是何等地赏心悦目啊！除此而外，还有另一种绿，它的柔嫩可爱远远胜过了绿色的春草哩。那是落叶松新发出来的一束束针叶——汉斯·卡斯托普在散步途中总忍不住去抚摸它们，用它们来拂自己的脸颊，它们真是柔嫩清新得太诱人啦。

“当个植物学家有多美！”年轻的卡斯托普对他的伙伴说，“眼看这山上的大自然在严冬后慢慢复苏，你真会爱上这门学科！那不是龙胆草吗，瞧，老兄，在那边山岩上；而这儿是一种特别的黄色紫罗兰，我从未见过。还有这儿的毛茛，跟咱们平原上长的也没什么两样，同属于毛茛家族呗，引起我注意的只是它更加丰腴一点，一种特别可爱的植物，而且雌雄同蕊，你瞧那么许多花粉包，那么许多子房，也就是说有一个雄蕊就有一个雌蕊，据我所知。我相信，我肯定会翻出一本旧植物学来熟读，以便对这一门生命科学有更好的了解。是啊，世界眼下又是何等的五彩斑斓！”

“到了六月还会更美，”约阿希姆出声了，“这儿草地上的野花是有名的。不过，我不认为我还能等到它们开放——你肯定是受了克洛可夫斯基的影响吧，竟想研究植物学？”

克洛可夫斯基？这话从何说起？啊，明白了，约阿希姆想起他，是因为前不久这位博士在他的一次报告会上比手画脚地大谈过植物学。谁要是认为时光的流逝引起的变化竟这样大，以致克洛可夫斯基博士都不再举行报告会，那他就错啦！一如既往，每十四天他就要举行一次，仍然穿着长外套，虽然凉鞋不见了；凉鞋他要夏天才穿，而眼下也快了——每隔一个星期的星期一，在餐厅里，就跟汉斯·卡斯托普初来乍到时手上糊着血姗姗来迟那次一个样。这位精神分析学家讲爱情与疾病的关系，一讲讲了三个季度之久——没有一次讲得很多，而是一小份一小份地，每回聊上半小时至三刻钟。他就如此把自己的知识和思想宝藏慢慢地向人们抖搂出来，谁的印象都是他不会有停止的必要，他能永远地讲下去，讲下去。这无异于一部半月讲的《一千零一夜》，可以一次一次地想讲多久便讲多久，也同美女谢赫拉查德的故事一样，可以满足一位君王的好奇心，阻止他的残暴行为。在题材的广泛无边这点上，克洛可夫斯基的报告令人想起塞特姆布里尼参加编纂的《痛苦百科全书》；只要想想报告人甚至在最近大谈植物学，确切地说讲到了蘑菇等等，你就知道内容多么富于变化……是的，他也许真的把内容作了些许改变；眼下的话题更多地涉及到爱情与死亡的关系，这就使他有可能既抒发缠绵的诗情，又作冷酷的科学分析。正是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博士以带东方味道的拖长声调和舌头只在口里转动一下的r 音，谈起了植物学，谈起了蘑菇，说这是一种有机生命，喜欢长在阴影里，茂盛而又奇妙，生来就肉墩墩的，跟动物界很接近——在它的身上可以得到动物新陈代谢的产品：蛋白质，肝淀粉，也就是动物性淀粉。克洛可夫斯基博士特别提到一种远在古代就以其形状和魔力而闻名的菌类——一种羊肚菌，在它的拉丁语学名前有淫荡的这么个形容词，它的形状让人想起爱情，它的气味却让人想到死亡。因为一旦有绿色的粘液从钟形菌冠也就是芽苞托中滴下来，淫荡菌就会发出一股刺鼻的尸臭。而时至今日，那些未开化的人还把这种菌类用来做春药。

喏，对太太们讲这些，有点太出格，帕拉范特检察官认为；他是得到了贝伦斯顾问所作宣传的道义支持，才熬过了融雪季节的。还有施托尔太太也是顽强地抗拒了种种诱惑，坚持留在院里没有强行出院；她在进餐时同样宣称，今天克洛可夫斯基博士讲的那些关于羊肚菌的话，实在有些“那个”。“有些那个。”不幸的女人说，然后又以一些莫名其妙的似是而非的话，将自己的病亵渎了一通。

令卡斯托普惊讶的是，约阿希姆竟主动提到克洛可夫斯基博士和他的植物学；须知，他们俩之间本来是从不谈论这位心理分析家，就像从不谈起舒夏特夫人和玛露霞小姐一样——他们从不提他的名字，对他的为人和行事也宁肯保持缄默。可是今儿个，约阿希姆却指名道姓地谈到了助理大夫——以一种不高兴的声调，就跟他说不愿等到看见草原百花盛开时那声调也很不愉快一样。善良的约阿希姆，他看上去已快失去心理平衡啦；由于烦躁，他说话时嗓音都在颤动；他已完全不再是往日性情温和、言行谨慎的约阿希姆。他是在渴念那桔子味儿的香水？是加夫基指数的鬼把戏使他绝望了吗？抑或是他自己思想矛盾，不知该等到秋天还是现在强行出院好呢？

事实上，还有一点别的什么事，使得约阿希姆说起话来嗓音激动得颤抖，使得他几乎是以嘲讽的语调，提起了新近的植物学报告。汉斯·卡斯托普不了解这件事，或者讲得更确切一些，他不了解约阿希姆竟了解这件事；因为他自己，他这个冒失鬼，这个生活与教育的问题儿童，对此事了解得真是太清楚了。一句话，约阿希姆发现了表弟的秘密，他在无意间偷听到了卡斯托普对他的背叛，那情形跟狂欢节的晚上相似——而使问题更加严重的是，毫无疑问，汉斯·卡斯托普是经常一贯地在骗他。

时间运行的节奏永远是单调的，为使平常的日子不那么无聊而作的日程安排永远是一个样，一个样得今天可能被误认为是昨天，可能引起混乱，使人觉得反正是一码事，反正是静止的永恒，因而也就很难理解，时间怎么又会造成变迁——在雷打不动的每天的日程安排中，正如谁都不会忘记的，还包括克洛可夫斯基博士在下午三点半至四点之间来查房；届时，他总是穿过所有的阳台，从一把躺椅走向另一把躺椅。入院之初，汉斯·卡斯托普曾对水平的生活方式表示过不满，因为助理大夫总是绕过他的躺椅，好像他这个人压根儿就不存在似的。从那以后，“山庄”的正常日程中出了多少新鲜事啊！他卡斯托普早已从客人变成了病友——克洛可夫斯基博士在查房时就常常这么称呼他；这个原本由军队的“战友”变来的词儿，他在发其中的r 音时虽然只是用舌头在上腭碰了那么一下，听上去带着异国情调，正如卡斯托普对约阿希姆所说的，跟克洛可夫斯基博士的长相很不相称，但却与他那强壮的快活男子汉作风挺般配。这样的作风能让病人心悦诚服地信赖他，虽然他那黑里透着苍白的脸色，在一定程度上揭穿了强壮的快活男子汉的假象，时时叫人产生疑虑。

“噢，病友，怎么样？还好吗？”克洛可夫斯基博士离开那对俄国野蛮人，来到卡斯托普躺椅靠头的一侧问。被这么新鲜地称呼的年轻人双手叠在胸前，打量着博士那两排从黑胡子下边露出来的黄牙，像每天那样苦笑了笑：他讨厌那个称呼极了。“休息得不错吧？”博士往下说，“温度降啦？今天又升了些？哦，没什么关系，到您结婚那天肯定会恢复正常。我祝贺您。”这句话被他说成了“我组合您”，听起来同样叫人恶心；一边说，他就一边往前走，到约阿希姆那边去了——这原本不过是简单的巡视，匆匆看一眼罢了，没有任何别的意思。

自然，有时候，克洛可夫斯基博士也呆得久一点，雄赳赳地站在那儿，脸上永远挂着快活男子汉的微笑，与“病友”聊这聊那，气候的变化啦，出院和入院啦，患者的心情啦，他的好脾气抑或坏脾气啦，甚至也谈他个人的情况，诸如他的出身、他的未来等等，直至道一声“我组合您”，继续往前走去。遇上这种时候，卡斯托普便换个姿势，将双手垫在脑后，同样也面带微笑地回答他所提的一切问题——虽说感到恶心透顶，毕竟还是有问必答。他们聊的时候压低了嗓门——阳台的玻璃墙尽管不完全隔音，旁边的约阿希姆仍听不清他们的谈话，再说也压根儿没打算听。这时，他听见表弟竟然从躺椅中站了起来，领着克洛可夫斯基博士进房间去了，没准儿是请他看体温记录吧。在房中的谈话又继续了好一会儿，而经过这一迁延，助理大夫看来会从走廊上进约阿希姆的房里去了。

“病友们”在谈什么呢？约阿希姆没问；可我们中间要是有谁不以他为榜样，而是把问题提了出来，那么就可以总的指出一点：在基本思想观念都带有唯心主义特征的两个男人和“病友”之间，可以进行精神交流的材料和因由是很多的。他们一个在受教育的过程中获得了这样的认识，视物质为精神的罪恶之果，视前者为后者可怕的衍生物；另一个身为医生，却老在宣扬肌体的病患的第二性。是啊，所谓物质是非物质不足为训的变态，生命是物质的荒唐，疾病是生命的越轨，对所有这些命题，有多少的话可以说，有多少的思想可以交换哟！联系到不断举行的报告会，就可能谈到爱情的致病力，谈到病症的超验性质，谈到“老的”和“新鲜的”病灶，谈到浸润性病毒和春药，谈到潜意识的彻悟，谈到精神分析术的福音，谈到病症的消退，谈到我们知道的一切——当然，所有这些，都只是当克洛可夫斯基博士和年轻的卡斯托普究竟在谈什么这个问题被提出来时，我们单方面所作的推测或者建议！

再说嘛，眼下他们已不再一起谈了；谈，已是往事，时间也不长，只那么几个礼拜罢了。最近以来，克洛可夫斯基博士在这位病友处逗留的时间不再比在其他患者那儿更长了——“哦，怎么样？”以及“我组合您！”他的巡视多半又只剩下了这么一点点内容。可是，约阿希姆却另有发现，发现了正好是他觉得汉斯·卡斯托普背叛了他的东西。他完全出乎无意，以他作为军人的坦荡胸怀，全然未干盯梢偷听的勾当，读者请相信好了。那是在一个普普通通的星期三，他在第一次静卧之后被叫到地下室里去，让浴室管理员替他称体重——就在那儿，他看见了什么。他走下台阶；台阶上铺着干干净净的亚麻油毡，正好对着诊疗室的房门；诊疗室两边是透视室，生理透视室在左，“精神透视室”还要向下走一级台阶，在右边的角落里，门上挂着克洛可夫斯基博士的名牌。

约阿希姆在台阶的半中间突然愣住了，看见汉斯·卡斯托普打完了针，正从诊疗室中出来。他用双手关上迅速穿过的房门，也没回头看一看，就转身向右边那扇挂着名牌的门蹑手蹑脚地走去。他几步赶到门口，敲敲门，同时侧着脑袋，把耳朵贴近敲门的手指。随着房间主人一声低沉的“进来”——那r 音弹得富有异国情调，双元音ei 也变了味儿——约阿希姆瞅见，他表弟的身影消失在了精神分析家克洛可夫斯基博士那半明半暗的地下室内。

又来一位

长长的日子，说得确切一些，以其有日光的小时数来计算，是一年中最长的日子；尽管如此，它们却容易打发，一点不受天文时间延伸的影响，每一天是如此，整个季节亦如此。春分过去已差不多三个月，夏至到了。不过，我们山上的自然节令要比日历落后：直到眼下，直到最近几天，春天才终于来啦；一个全然没有夏之烦恼的春天，花香馥郁，轻风徐徐，蔚蓝色的天空闪着银光，五色斑斓的草地上生意盎然。

汉斯·卡斯托普在山坡上又找到了那种花。去年，约阿希姆曾采下它们中的最后几朵，送到刚上山不久的表弟的房间里来，对他表示欢迎：欧耆草和铃铛花——对他来说，它们就意味着一年已经过完。在这绿油油的坡地和平坦的原野里，什么生命不能繁衍，什么花长不出来哟！星形的，漏斗形的，钟形的，或者不规则的，全都在灼热的阳光下争芳斗艳；捕蝇草和野三色槿一片一片的，雏菊、春白菊、高报春黄红相间，都比卡斯托普在平原上曾经见过和留心到的要大得多，美得多，他说。

还有不住地点着小脑袋的睫毛长长的高山钟，蓝的蓝，紫的紫，粉的粉，是这一地区的特产。

年轻人将可爱的花儿每种都采几支，神情严肃地抱回家去，不是用来装点房间，而是打定主意作一番研究。已经准备好了几件工具，一册普通植物学读本，一把短柄小花锄，一个标本夹，一具高倍数的放大镜。

而眼下，小伙子正在向阳的小隔间里忙乎着——重又穿得很单薄，具体地讲，重又穿上了他当初带上山来的一套衣服——这也是一年已经过去的标志。

房间里的桌子上蹲着一只只盛满水的玻璃瓶，瓶内插着鲜花；在主人那舒适的躺椅旁的小茶几上也是。还有一件半已枯萎和失去色泽但并未完全干死的花枝，或搭在阳台的栏杆上，或散放在室内的地板上；与此同时，还有一些被细心地摊开来，有的夹在吸水纸中间，有的压在石板底下，以便在压干和展平之后作为标本，让卡斯托普用胶纸粘到簿子里去。这当儿他仰卧在地板上，架在一起的膝头高高耸起，打开的植物学读本扣在他胸口上像个屋脊。只见他将那用厚玻璃精研磨成的圆型放大镜举到他蓝色的眼睛和一个花朵之间，为了更好地观察花的子房，花冠已用小刀削去一部分，现在透过高倍数的放大镜，子房膨胀成了肉乎乎的一大堆。花丝尖儿上的花蕊颤动着，黄色的花粉抖落下来，从子房上伸出来带疤痕的花柱，卡斯托普用刀将它削去一截，就看见那条纤柔的管子；通过这管子，颤动分离出来的花粉粒或囊就可以游进子房巢里去。卡斯托普数着、观察着、比较着；他仔细研究花萼、花瓣以及花的雄性生殖器官的构造与布局，将观察所得与书上的插图相对照，欣喜地发现了科学结论的正确性，并按照林内的体系，确定那些他尚不认识的植物的门、类、种、属、目、科等等。由于他时间充裕，他以比较形态学作基础的植物系统研究取得了不小进展。在每一件标本下边，他都漂漂亮亮地写上它的拉丁文学名——这些风雅的名字都是富于人情味的科学赋予它们的——再注上各自特有的习性，临了儿再拿给好心眼儿的约阿希姆瞧，叫他赞叹不止。

入夜，卡斯托普观察星空。他突然产生了对那周而复始的一年四季的兴趣——他在地球上已经历了环绕太阳的二十多次旋转，却还从来不曾关心过这档子事。要说我们不知不觉也用起了“春分”之类的词儿，那也是符合他目前的精神状态的。因为近来他就很喜欢卖弄这一类术语；凭着他在这方面新学来的知识，他又让他的表兄大为惊叹。

“现在太阳快靠拢巨蟹座了。”在某次散步途中，他可能这么提起话头，“你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吗？这是黄道带上夏天的第一个标志，懂不懂？它将越过狮子座和室女座，靠近两个昼夜平分点之一的秋分点，在九月底，当太阳的位置又正好落在天球赤道上，就跟最近三月份太阳曾进入白羊座一样。”

“我已经昏了头。”约阿希姆有些不快地说，“瞧你在那儿唠叨些什么呀！白羊座？黄道带？”

“可不，黄道带，黄道带。远古传下来的星象标志——天蝎座、猎户座、摩羯座、宝瓶座，要什么有什么，叫你不能不感兴趣！总共十二个，你至少该知道，每一个季节三个，它们有的上升，有的下沉，太阳穿行在围成一圈的星座中间——依我看真是太奇妙了！你想想，在埃及一座教堂的穹顶上甚至将它们画了出来，而且是座供奉美神的教堂，离太拜不远。恰尔德人已经认识它们——请你记住，恰尔德人，一个古老而神奇的阿拉伯—犹太民族，在星象和占卜方面有着高深的造诣。他们已研究过行星运行的黄道带， 将它分成十二个星座， 所谓的Dodekatemoria，并一直通行到我们现代。这真叫了不起。这就是人类！”

“瞧你也讲‘人类’了，就像塞特姆布里尼！”

“是的，像他，但不完全。人类是怎么样，就该承认它怎么样；不过那确实已经了不起。每当我躺在那儿仰望着那些恰尔德人已经认识的行星时，我总对他们怀着深深的敬意；要知道他们还不是所有的星星都认识，尽管他们很有学问。不过他们不认识的，我也看不见，比如天王星吧，就是新近借助望远镜才发现的，在一百二十年以前。”

“新近？”

“我是说‘新近’，要是你允许我与此前三千年作比较的话。不过，当我那么躺着观察天上的行星时，这三千年也同样变成‘新近’啦，在我脑子里对恰尔德人自然生出一种亲切的想法，因为他们同样见过这些星星，并且写了有关的诗句。这就是人类啊！”

“哦，是的，你脑子里有些想法挺了不起。”

“你说‘了不起’，我说‘亲切’——各有所好，愿怎么讲就怎么讲好啦。不过，差不多三个月后，当太阳进入天秤座，日子便会越来越短，直至昼与夜一般长，然后再继续变短变短，圣诞节便到了，这你清楚。可是请你考虑考虑，当太阳穿过冬天的星座即摩羯座、宝瓶座和双鱼座时，日子又开始变长了！因为紧接着便是新的春分点，从恰尔德人开始已经是第三千次，日子往后越来越长，越来越长，夏天又开始了。”

“自然是这样。”

“才不哩，是骗人的把戏！事实上，冬天里日子在变长，而到了六月二十一日这一年当中最长的一天，也就是夏季开始的时候，便开始走下坡路，日子又越来越短，直到冬天。你说‘自然是这样’，可你只要不这么看，你马上就会担心害怕，就会六神无主，抓不着定准。就好像是厄伦施皮格尔在搞恶作剧，春天竟然在冬至开始，秋天竟然在夏至……人似乎总是被牵着鼻子转圈圈，眼睛能看见的老是转折点……圆圈中的转折点。须知这些点全没有延伸线，由它们组成的是一个圆，圆的弧度是不可测知的；不存在方向的持续性，所谓永恒并非‘一直向前，一直向前’，而是‘不断旋转，不断旋转’。”

“够啦！”

“夏至！”汉斯·卡斯托普继续说，“夏至节！满山篝火，人们牵着手，围着熊熊的火焰跳舞！我从未见过，但我听说原始人就这么狂欢，就这么庆祝秋天开始的仲夏之夜，庆祝这一年中的正午和脑顶，从它开始便走下坡路了。原始人就那么跳啊，转啊，吆喝啊。他们究竟吆喝什么，以他们的纯朴无知——你能够弄明白吗？他们为什么那么兴高采烈，狂欢纵乐？因为又慢慢走向黑暗，或是因为在此之前越来越光明，现在又到了转折点，到了留不住的转折点，到了仲夏之夜，到了十足的高峰，所以在狂喜里夹着伤感？我这么说，用我心血来潮突然想出的词儿。那是一种伤感的狂喜，一种狂喜的伤感，正因为如此，原始人在那儿吆喝，在那儿围着篝火舞蹈；他们这样做，是出于乐观的绝望，如果你乐意这么讲的话，还有，也是对没有定向性、只有无休止重复的圆圈和永恒的恶作剧表示敬意。”

“我不想这么讲，”约阿希姆低声说，“对不起，别加在我头上。这些事情太玄乎，晚上你躺在床上的时候，尽管去想好啦。”

“是啊，我不想否认，你钻研的俄语语法更有用。你必须很快地熟练地掌握这种语言，伙计，一旦战争爆发，上帝保佑，它对你会很有好处的。”

“上帝保佑？这是你老百姓的观点。战争有必要。若没战争世界马上会腐烂，摩尔特克说过。”

“不错，世界是有这种倾向。我赞成你的就这么多。”汉斯·卡斯托普接过话头，正准备又回到恰尔德人那儿去，说恰尔德人也进行过战争，在战争中征服了巴比伦帝国，虽然他们是闪米特人，也就是说差不多是犹太人——这当口，他们同时发现前边走着两个男人，因为留心到他们俩的谈话而中止了自己的交谈，正扭过头来看着他们。

那是在疗养院与“美景”旅社之间的一段公路上，朝着回达沃斯“村”

的方向。谷地穿着节日的盛装，处处呈现的是鲜嫩、明亮和愉快的色调。

空气沁人心脾。一曲由草原繁花吐放的芬芳馥郁汇成的交响乐，充溢在清纯、干燥和阳光明媚的氛围之中。

他们认出是罗多维柯·塞特姆布里尼和一个不认识的人。然而，看样子塞特姆布里尼没认出他们俩，或者不希望和他们俩碰头，因为他旋即就转过头去，又起劲地打着手势和自己的同伴专心聊起来，还加快步伐往前走去。自然，等哥儿俩从右手边赶上他，高高兴兴地向他点头致意的时候，他还是装出大感意外和惊喜的样子，一迭连声地说“老天爷！”

和“真见鬼！”可是仍旧有所保留，想让哥儿俩走过去算了。这两位呢，却不解其意，也就是说，他们认为那样做没有道理。相反，久别重逢，他们俩真的满心欢喜，便停下来和意大利人握手，问他过得怎么样，同时望着他的同伴，表示有所期待。这就逼着意大利作家做了显然并不乐意做、但在哥儿俩看来却是天底下再理所当然不过的事，即介绍他们与那位还不认识的人认识——在走走停停之中，塞特姆布里尼打着惯用的手势，措词幽默地帮助他们彼此了解，让他们在他胸前握了握手。

原来，与塞特姆布里尼年龄相仿的陌生人正是他现在的邻居，那个二房东和女装裁缝卢卡切克的另一位佃户，姓纳夫塔，哥儿俩听懂的就这些，纳夫塔矮小瘦削，脸刮得光光的，模样仇得可以说尖酸刻薄，简直让表兄弟感到惊奇。他脸上的一切无不尖锐锋利：那成为面孔主宰的拱得高高的鼻梁，那闭成了一条缝的嘴，那架在他浅灰色眼睛前边、镜片老厚框子却格外纤巧的眼镜，都概莫能外；甚而至于他那一直谨守着的缄默，也让人感到只要他一说话，必定同样是尖刻锐利和逻辑谨严无疑。他理所当然地没戴帽子，只穿着一套西装——但却穿得挺讲究，深蓝色的套装带白条，按照哥儿俩见过世面的眼光审视和判断，是很能跟上时髦的。与此同时，他们也留意到从纳夫塔方面射来同样的目光，在从头到脚地打量他们俩，而且更加迅捷，更加锐利。要是塞特姆布里尼不是那么有风度，那么有气派，知道怎么去穿他那已露出经纬的粗呢上衣和花格子裤，他让这位漂亮的伙伴一衬托，必然十分寒伧。不，并不如此，特别是他的花格子裤熨得挺挺括括，你一眼看上去还可能当它是新的哩——这无疑是那位二房东的功劳，年轻人顺便想到。如果说丑陋的纳夫塔以其穿着的讲究入时更接近两位年轻人而不是他的同伴的话，那么，使他与塞特姆布里尼靠近的就不仅仅是他也上了几分年纪，而是还有些更具决定意义的什么。说得简单一点，可以归结到他们两两不同的面孔的颜色上，也就是讲这两位的脸呈褐色和棕红色，那两位则显得苍白：一个冬天下来，约阿希姆的面孔更是黑得像古铜一般，汉斯·卡斯托普的脸在满头金发的衬映下也显得红彤彤的；可对于塞特姆布里尼那与他的黑胡子配在一起甚至透着高贵的威尔斯人的苍白，日光的照射却一点也不起作用；还有他那位伙伴，尽管头发也是黄色——一种近乎灰白的淡黄，头发全部被他从低低的额头往后梳，平平地贴在头顶上——他的脸却同样白生生的。四个人中两个带着手杖，即汉斯·卡斯托普和塞特姆布里尼；约阿希姆身为军人，没这玩意儿；纳夫塔呢一等介绍完，双手就背到背后去了。他那双手又瘦又小，像他的两只脚也小小的一样，都和他的身材十分般配。他感冒了，不时有气无力地轻咳几声，却没引起哥儿俩注意。

刚被年轻人认出时的那一点儿惊愕或者不快，很快就让塞特姆布里尼漂漂亮亮地遮掩了过去。他显得兴致极佳，在介绍三人认识时不住地开玩笑——例如，他称纳夫塔做“玄学大师”。他说，欢乐“在他胸中过着奢侈的生活”，就像阿莱迪诺说过的；这是春天的功劳，这样的春天他要赞美。三位先生都清楚，对山上的这个世界他心里不无反感，也从来不曾隐讳过自己的反感。可山上的春天却光荣伟大！——它甚至使他能暂时地容忍这地方的种种可憎可怕。它丝毫没有平原上的春天那种令人烦躁和心慌意乱的特性。没有心灵深处的沸腾！没有腻人的香气，没有窒息胸怀的烟雾！只有清朗、干燥、欢快、明媚！这正合他的意，真是太好太好啦！

四个人不那么整齐地并排走着，只有迎面来人的时候，作为右翼的塞特姆布里尼才让到车道上去；还有，就是个别成员落后了再赶上来，例如走在左边的纳夫塔或夹在作家和表兄约阿希姆之间的卡斯托普，队形也会暂时被打乱。纳夫塔的笑总是很短促，嗓音因为鼻塞而沉浊喑哑，说起话来让人想到用啃剩的骨头敲破汤盆的声音。这当口儿他把脑袋朝意大利人歪了歪，拖长调子说：

“听听这位伏尔泰的高徒，这位理性主义者吧。他赞美自然，因为它甚至在最生气蓬勃的季节也不用神秘的雾气来扰乱我们的心境，而是保持着古典的干燥乏味。请问潮湿用拉丁语怎么讲来着？”

“幽默，”塞特姆布里尼把脑袋扭向左边大声道，“我们的教授谈论自然时的幽默就在于，他也像西奈半岛的圣女卡塔琳娜一样，一看见红色的樱草花就想起了耶酥基督的创伤。”

纳夫塔反驳：

“这与其叫幽默，不如叫诙谐。无论如何，这都叫将精神注入自然中。自然必须有精神。”

“不，”塞特姆布里尼压低嗓门，没再完全扭过头，只是把嘴靠近左肩，答道，“自然绝对不需要您的精神。它本身就是精神。”

“难道您的一元论还不让您感到乏味吗？”

“啊，您不打自招，您之所以敌意地分裂世界，硬将上帝和自然拆散，原来是为了寻找乐子！”

“有意思，您竟把我谈到激情和精神时想到的东西，称之为寻找乐子。”

“想想吧，您这位不惜用那么伟大的词语来指称那么卑微的欲望的学者，有时候也称我为演说家是不是？”

“您仍然坚持说精神是微不足道的。可它并不因此就丝毫改变它生就的二元性。二元论，二律背反，这是能动的、满怀激情的、辨证的、富有智慧的原则。一分为二地看世界，这就是精神。所有一元论都乏味无聊。亚里士多德总喜欢挑起争端。”

“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把普遍的理念存在，移到了多数个体之中。这是泛神论。”

“错啦。您这不是亚里士多德，您这是托马斯和波纳文图拉，您赋予个体以物质性，把事物的本质从一般中分裂出来，变成单个现象，从而使世界脱离与最高理念任何形式的融为一体，世界便排除了上帝，对于上帝成了超验的存在。这是经典的中世纪，我的先生。”

“经典的中世纪，好个有趣的搭配！”

“请原谅，经典这个词我用得恰到好处，意思就是一种思想发展到了它的极致。古典的并不总是经典的。我发现您……喜欢随意变换范畴，对绝对的东西有一种反感。您也不喜欢绝对精神。您希望，精神，那不过是民主的进步。”

“我希望咱们俩有一个共同的信念，那就是精神不管多么绝对，它都永远不能成为反动势力的辩护士。”

“然而它永远是自由的辩护士！”

“然而？自由是人类之爱的法则，不是虚无主义、心怀恶意。”

“显然您害怕什么。”

塞特姆布里尼把胳膊往脑袋上一甩。争论戛然而止。约阿希姆惊奇地瞅瞅这个，看看那个；汉斯·卡斯托普则扬起眉毛，盯着脚下的路。

纳夫塔说起话来果然词锋犀利，有根有据，而且保留了继续攻击的自由。

特使是他在反驳对方时的那一声“错啦！”先是撮起嘴唇，然后嘴紧紧地一闭，着实叫人不舒服。塞特姆布里尼与他争论时多半表现得轻松愉快，但在他强调基本观念的一致性时，措词也有几分激烈。眼下纳夫塔不吭声了，他便趁机向哥儿俩讲述他对手的身世；在与纳夫塔的一番论争之后，他认为给哥儿俩一些解释是必要的。纳夫塔也随他讲去，做出漠不关心的样子。他是“腓特烈文科中学”高年级的古典语言教授，塞特姆布里尼解释道，接着又以意大利人惯有的作风，把被介绍人的境况大肆地作了一番渲染。他说，他的命运跟他自己的，跟塞特姆布里尼的一个样。五年前，他也因健康原因来到山上，后来确信不得不长期呆下去，便离开他的疗养院，自行找房子住了下来，也就是住在女装裁缝卢卡切克家里。这位杰出的拉丁语学者，一所教会学院的毕业生，正如他自己不那么肯定地表述的，被本地一家高级中学慧眼发现了，硬请他去当讲师，为学校增光添彩……简言之，塞特姆布里尼为吹捧丑陋的纳夫塔没少卖力气，尽管他们俩刚刚才有过一场玄虚的争论，尽管这场近乎于论战的你一言我一语马上还会继续下去。

现在，塞特姆布里尼转而对纳夫塔介绍起表兄弟的情况来。事实表明，他在此之前已向他谈到过他们。这位嘛，就是原本打算只住三个星期的年轻工程师，贝伦斯顾问在他肺上发现了一个浸润点，他说；而这位，是他提起过的普鲁士军队未来的希望——齐姆逊少尉。他还特别谈到约阿希姆的愤懑及提前出院的计划，以便补充说，和工程师无疑可以更密切地交往，因为他不急于下山去工作。

纳夫塔将脸抽动了一下，说：

“二位有一个能说会道的代言人。我不愿怀疑，他准确地转达了你们的想法和愿望。工作，工作——请原谅，如果我斗胆提起另一些时代，提起那些他的花言巧语绝对达不到通常有的效果，而恰好是他的理想的反面受到高得多的推崇的时代，那么，他可能马上就会骂我是人类的敌人，是一个人类之敌。例如伯恩哈特·封·克赖福克斯曾经提出过另一种贵贱等级，那是罗多维柯先生做梦也提不出的。二位想知道是怎样的吗？他最低贱的一级在‘水磨’里，第二级在‘田野’中，第三级也最值得称赞的一级——您听清了，塞特姆布里尼——却在‘卧榻’上。水磨是世俗生活的象征——选得真不差。田野意味着凡夫俗子的灵魂，任传教士和牧师在上面耕作。这一级已经高尚一点。可是在床上——”

“够了！咱们知道！”塞特姆布里尼叫起来，“先生们，现在他将给你们展示放荡者的床铺的功用！”

“我不了解您原来这么害臊，罗多维柯。可是我却常见您对姑娘们挤眉弄眼……您那离经叛道的放浪不羁到哪儿去了呢？不错，床铺是恋爱者与意中人的交欢所在，也象征与世与人的隔绝，因此，同样可用来在沉思默想中与上帝结合。”

“呸！罪过，罪过！”意大利人几乎哭了起来。大伙儿忍俊不禁。

塞特姆布里尼却庄重地继续说：

“啊，不，我是欧洲人，是西方人。您的等级排列纯粹是东方式的。

东方鄙弃行动。老子的说教是，天地万物唯无为最有益。要是人人都停止行动，世界就会绝对地安宁、幸福。那时候，您就好交欢结合喽。”

“瞧您说的。还有西方的神秘主义呢？还有西方的清寂主义呢？费涅龙大概可以算一位清寂主义者吧。他说，任何行动都是错误的，因为想要行动就意味着亵渎上帝，上帝只希望独自行动。我这是在引述他的《莫里诺斯建议》。看起来，想在清静无为中求幸福，乃是人类的一种普遍精神倾向。”

这当口，汉斯·卡斯托普插了进来，以他单纯的勇气参加了争论，眼睛望着空中说道：

“沉思默想，与世隔绝。有点意思，值得考虑。我们的生活不是高度与世隔绝吗，我们这山上，可以这么讲吧。海拔五千英尺，我们高卧在舒舒服服的躺椅上，俯瞰着山下的世界和芸芸众生，随意驰骋自己的思想。要是考虑考虑并且实话实说，那么我就得承认，床铺——你们清楚我指的是躺椅——在这十个月中给我帮助之大，使我产生的思想之多，超过了过去关在平原上的‘水磨’里的所有那些年，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塞特姆布里尼望着他，黑眼睛里闪动着忧伤。“工程师，”他抑郁地说道，“工程师啊！”随后抓住卡斯托普的胳膊，把他拽后一点，像是要背着其他人悄悄开导他。

“我常告诉您，应该有自知之明，时刻想到自己的职责！西方人应有的，不管这样建议那样建议，是理性，是分析，是行动和进步，而不是修行者的无所事事的卧榻！”

纳夫塔也听见了。他扭过头说：

“修行者么？多亏了修行者，我们才有了欧洲大地的文明！多亏了僧侣和修士们，德国、法国和意大利才不再为原始森林和蛮荒沼泽所覆盖，才长出了谷物、水果和葡萄！修行者们，我的先生，工作得很不错哇……”

“完了吗？还有呢！”

“请别急。修行者们不是为劳动而劳动，目的也不在于造福世人或获取功利。它纯属一种苦行功课，是赎罪行动的组成部分，是寻求拯乐的手段。它帮助他们抵御肉欲，窒息他们的感官需求。也就是说——请允许我下这个断语——它带有完全非社会的性质。它是一种毫不含糊的宗教利己主义。”

“对您的不吝赐教，本人十分感激，同时也很高兴看到，工作还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实实在在地造福于人类。”

“是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正是在这儿，我有了一个重大发现，那就是有益的并不等于人道的。”

“我首先发现的却是您又在搞世界一分为二论了，心里觉得别扭。”

“本人对引起您不快表示遗憾，不过不得不把事物分门别类，从人道思想中剔去种种不纯的成分。你们意大利人发明了钱币兑换业和银行，愿上帝原谅你们。可英国人发明了社会经济学，人类的守护神却永远不会原谅他们。”

“哎，人类的守护神可也生活在那个岛国的大经济学家当中！——您准备发表意见，工程师？”

汉斯·卡斯托普想否认，可还是开了口，纳夫塔也好，塞特姆布里尼也好，都听着他，带着几分紧张：“对我表兄的职业，纳夫塔先生，听您的意思您想必是喜欢的，并且同意他急不可耐地要去从事它的热情……我却是个地地道道的老百姓，我表兄常常因此责备我。我连兵役都不曾服过，纯然是个和平的孩子，有时候甚至想，我也可以很好地当一名教士——您问我的表兄吧，我曾不止一次这么说过。然而，撇开我个人的喜好不谈——或者确切地说，也许我并不需要完全避开——我却相当理解和同情当兵这一行。它有一种极为庄严的性质，一种‘禁欲苦修’的性质——如果您同意我用这个您适才用过的词的话——并且时时得准备着与死亡打交道；教士们归根到底不是也要和死亡打交道么——除此别无他途。军人因此有他们的礼仪和阶级，注重服从，爱惜名誉，如果允许我这么讲的话；至于一个军人戴的是普通硬领章，还是浆得挺挺的褶子领圈，那没多少差别，到头来全为的是‘苦修’，就跟您刚才巧妙地讲的一样……我不知道，我是否把我的意思给您……”

“当然当然。”纳夫塔说，同时瞟了塞特姆布里尼一眼，只见他转动着手杖，眼望蓝天。

“因此我认为，”卡斯托普继续讲，“根据您说的所有那些话，您是必定同情我表兄齐姆逊的想法的。我这么讲并没联想到‘王位即圣坛’一类的比喻；只有某些爱好秩序和思想纯正的人，有时会用它们来证明两者之间的联系。我倒是想，士兵的工作，也就是服役——在这种场合叫做服役——绝对不为追求功利，与您所说的‘社会经济学’没有丝毫的关系；这也就是为什么英国人只有很少的士兵，一些在印度，一些留在家里供检阅用……”

“您别再讲下去了，工程师，这没有意义。”塞特姆布里尼打断了他，“士兵的存在本身——我这么说不是想开罪咱们的少尉先生——不是一个值得一提的精神问题，因为它纯粹是一个没有任何内容的形式。

士兵的雏型是雇佣兵，可以招募来干这件事，也可以招募来干那件事——简言之，有西班牙反宗教改革的士兵，有革命的士兵，有拿破仑的士兵，有加里波第的士兵，还有普鲁士士兵。您要我谈士兵，就得先让我知道，他为什么而战！”

“他在战斗这个事实，”纳夫塔反驳道，“总归是士兵阶层摸得着的本质特征，这就够啦。照您的意思，它可能还不足以使士兵阶层成为‘一个值得一提的精神问题’，却足以将其提高到一个领域；对这个领域，资产阶级的入世观是不可能有任何认识的。”

“您习惯于讲的资产阶级入世观，”塞特姆布里尼针锋相对，说话时撮着嘴唇，翘胡子下边的嘴角紧紧地咧向两边，脖子异样地歪扭着，一下一下地从领子里伸出来，“它会无时无刻不作好准备，去捍卫理性与德行的思想，去正当地影响年轻动摇的心灵，以任何一种形式。”

接下来是一片沉默。两个小伙子目光呆痴痴的。又走了几步，塞特姆布里尼的脑袋跟脖子恢复了正常状态，说：“你们俩不要见怪，这位先生和我，我们经常这么斗嘴，但是都非常友好，在达成了某种默契的基础上。”

这一讲就好了，就显示了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大度和人道的本色。谁料约阿希姆——他本意同样也不错，也想把谈话友好地继续下去——却开了腔，好像他处于某种压力之下，不愿讲也非得讲不可：“我们偶然谈到了战争，我的表弟和我，刚才走在你们背后那会儿。”

“这我听见了，”纳夫塔接过话头，“我注意到了那个词儿，所以转过头来。二位在谈政治？在讨论世界形势？”

“啊，哪里，”汉斯·卡斯托普笑起来，“我们怎么会谈政治呢？从职业的观点看，我表兄正好不宜过问政治，我呢也自愿放弃这么做，对政治一窍不通。自从来到山上，我甚至连报纸都没摸过……”

塞特姆布里尼马上指出这样做不对，在此以前他已指出过一次。同时，他让人知道他对世界大事了如指掌，顺便还下了一个判断，好像形势正朝着有利于文明的方向发展似的。他认为，欧洲总的来说充满了和平和裁军的气氛。民主思潮正大步前进。他声称掌握了可靠的情报，青年土耳其运动不久前已经完成一系列采取决定性步骤的准备。土耳其将成为一个民族的立宪国，这是人类的一个何等伟大的胜利！

“伊斯兰教的自由化，”纳夫塔讥讽道，“真了不起。开明的信仰狂热——很好很好。而且，这与您有关。”他转过脸来对着约阿希姆，“要是阿布杜拉·哈米德垮了台，你们在土耳其的影响也就完了，英国将一跃成为保护国……你们必须认认真真地看待塞特姆布里尼的联想和情报才是。”他对表兄弟俩说，说时语调颇不好听，似乎他已认定他们不肯把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当回事儿。“对民族和革命一类事情他了如指掌。

在他家里人们与英国的巴尔干委员会保持着很好的联系。可是，您的进步土耳其人一旦侥幸取胜，罗多维柯，雷瓦尔协议又将如何执行？爱德华七世不可能再对俄国人开放鞑靼海峡，而奥地利尽管如此仍会振作起来，执行一项积极的巴尔干政策，于是……”

“收起您凶险的预言吧！”塞特姆布里尼反击道，“尼古拉爱好和平。

多亏他，海牙会议才得以召开，并将作为头等大事永留史册。”

“哎，俄国在远东受挫之后，是得喘息喘息哟！”

“我说先生，对人类渴求社会完善的心情，可不容您冷嘲热讽。想破坏这种努力的民族，毫无疑问将自己招来道德的谴责。”

“但政治之所以存在，原来就是为了相互提供使对手丢人现眼的机会嘛！”

“您是热衷于泛日耳曼主义的吧？”

纳夫塔耸了耸他那不一般高的肩膀。也就是说，他除去一般的丑陋，肩膀还是歪的。他不屑于回答塞特姆布里尼的问题，意大利人便自行作出结论：

“您刚才说那些话反正没安好心。您把在国际范围内实现民主化的高尚努力，视为政治阴谋……”

“您难道要求我把它看做理想主义或者甚至宗教虔诚吗？它不过是自保本能残余的最后挣扎，凭借它，一种注定灭亡的世界体系勉强得以维持。灾难应该到来，必定到来，通过所有的道路，用一切的方式。

您不妨以英国的政治术为例。英国稳固其在印度的前沿阵地的需要，是合理的。可是后果呢？爱德华跟您和我一样知道得很清楚，彼得堡的当权者必须补上在满洲的亏空，渴望引出一场革命就像渴望得到面包一样。尽管如此，他却把俄国的扩张野心引向欧洲——他必须这样！——使一度沉睡的彼得堡和维也纳之间宿怨复苏，争端……”

“啊哈，维也纳！您为这世界的累赘操起心来了，大概因为您发现以它为首的腐朽帝国，正是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的木乃伊吧！”

“我发现您是个俄国迷，大概因为您对独裁的教权统治怀有人道主义的同情吧。”

“我说先生，民主甚至对彼得堡也比对霍夫堡抱着更多的期望，这在路德和谷滕伯格的国家是一个耻辱……”

“此外显而易见也是件蠢事。但这愚蠢同样是宿命的工具之一……”

“哎，收起您的宿命论吧！人类的理性渴望得到的是它自身，而不是宿命，它正在这样做！”

“可能得到的永远只有命运。资本主义的欧洲希望得到的不过如此。”

“人们如果不表现出对战争足够的厌恶，就等于相信战争必然爆发！”

“您的厌恶在逻辑上并非始终一贯，要是您不从国家本身厌恶起的话。”

“民族的国家是现世的原则，您却企图把这个原则出卖给魔鬼。让各民族自由、平等，保护弱小民族不受压迫，创造公理、正义，设立民族的边界，要这样您就……”

“我知道，布伦纳尔边界。解散奥地利。不过我不清楚，不打仗您怎么办得到！”

“我也真想知道，我什么时候反对过民族解放战争。”

“可我听说……”

“不，我得证实塞特姆布里尼先生讲的是真话。”汉斯·卡斯托普插了进来。他一直边走边留心听两人的争论，总是歪着脑袋打量着正在发言的那一位。“我表哥和我常常与他探讨这些以及类似的问题，说探讨其实不过是我们听他发表和阐明他自己的观点而已。在这儿我可以证实，我的表哥也会回忆起来，塞特姆布里尼先生曾不止一次满怀激情，谈到了民族独立运动和起义以及改造世界的原则问题。我得说，这原本不是个完全和平的原则，它要想普遍取得胜利，建立起一个幸福的世界共和国，还面临着艰苦的斗争。这就是他的话，虽然他比我讲的生动得多，有文彩得多，毫无疑问。而我知道得格外清楚并且一句不差地记下来了的是——因为我作为地道的平民，简直吓了一跳——他说过，但愿这一天到来，如果不能由鸽子嘴里衔来，就让老鹰的翅膀托来——我记得，听见老鹰的翅膀我吃惊不小——必须给维也纳以迎头痛击，为了迎来人类的幸福。因此不能认为，塞特姆布里尼先生笼统地反对战争。我说得对吗，塞特姆布里尼先生？”

“差不多。”意大利人就回答这么三个字，头转到了一边，挥动着手杖。

“真是糟糕透了，”纳夫塔丑陋地笑了笑，“让自己的学生揭发出您好战的倾向。他们将有老鹰一样的翅膀……”

“可伏尔泰自己也赞成文明对野蛮的战争，并且建议腓特烈二世向土耳其宣战。”

“他竟与您结成了联盟，嘿嘿。还有世界共和国！我暂不追问，在实现了幸福和大同之后，民族运动和起义原则又将如何。眼下此刻，造反将会是犯罪……”

“您知道得很清楚，两位年轻的先生也了解，人类将会无止境地进步。”

“可所有运动都是环形的。”汉斯·卡斯托普说，“时间运动如此，空间运动也如此，质量守恒和周期性定律都这么说。我表兄和我前些时讨论过这个问题。在封闭性的运动中，没有方向的持续性能谈得上什么进步吗？当我晚上躺在那儿观察黄道带，也就是说能够看见的那一半，想到古代那些聪明智慧的种族……”

“您最好别冥思苦想，白日做梦，工程师，”塞特姆布里尼打断他，“而是要下定决心，信赖您的年龄和您的种族，它们肯定都在催促着您快快行动起来。还有您受的自然科学教育，也必然使您接受进步的观念。

您看见经过不知多少万年的时间，生命从纤毛虫不断进化成了人；您不可能怀疑，人还面临无尽的发展可能。可您要是钻数学的牛角尖，您就只能作从圆到圆的循环运动，只能去赞赏我们十八世纪的学说，相信人本来是好的、幸福的、完美的，只是让社会的失误给扭曲了、败坏了，据说通过批判社会结构的工作，他又会变得好起来，幸福起来，完美起来，将会……”

“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忘了补充，”纳夫塔抢过话头，“卢梭的田园牧歌，只是曾有过的某一教会信条的理性主义变种；按这个信条，人没有国家也就没有罪孽，人应该回复到与上帝亲密无间、做上帝子民的原始境界中去。可是上帝之国在解散一切尘世组织形式后的重建，只有在天与地、感性与超感性相接触的地方才存在，拯救是超验的。至于说到您的资产阶级世界共和国，亲爱的博士，在这个上下文中听见您讲什么‘本能’，那真是叫人觉得太奇怪。本能绝对站在民族一边；上帝自己将自然本能赋予了人，使各民族彼此区别，建立了各自的国家。战争……”

“战争，”塞特姆布里尼提高嗓门，“甚至战争，我的先生，也曾经不得不服务于进步，要是您回忆一下您所偏爱的那个时代的一些事件，我是指十字军的一次次东征，您就会承认我有道理！这些文明之战十分幸运地促进了各国人民之间的经济和贸易政治关系，把西方的人类结合在了一个统一的思想旗帜之下。”

“对这个思想您非常宽容。因此，我要更加礼貌地纠正您的错误，向您指出：十字军东征即使活跃了交通，却丝毫未能起到国际协调的作用；恰恰相反，它教会了各国人民分庭抗礼，有力地促成了民族国家思想的产生。”

“一针见血，单就各国人民与教会势力的关系而言。是的！那时候，国家民族的荣誉感开始在对抗教会的专横中逐渐加强……”

“但您这儿所谓的教会专断不恰恰是在精神的旗帜下统一人类的思想么！”

“咱们了解这个精神，多谢多谢。”

“明白了，您的民族狂热，不能容忍教会超国界的世界主义。我只是不知道，您打算怎样将它与对战争的厌恶联系起来呢？您的仿古式的国家崇拜，必须使您成为法治的卫士，而作为法治……”

“咱们要谈法治么？在国际法中，我说先生，仍活跃着天赋人权和人类理性的思想……”

“呸，您的国际法恰恰又是上帝的法律的卢梭式变种，跟自然和理性毫无关系，相反却基于启示的……”

“咱们争论的不是名称，教授！请您干脆举一种我所尊为自然法和国际法的上帝的法律来吧。问题的关键是：在一切民族国家的法规之上，还存在着一条普遍适用的总的法则，那就是出现了争端，得由法庭解决。”

“由法庭解决！我没听错吧！由一个资产阶级法庭，由它决定生死问题，传达上帝的意旨，规定历史进程！好，这就是您的鸽子的嘴。可老鹰的翅膀在何处呢？”

“国民教育……”

“得，国民教育自己也不知所措！他们一会儿大叫要防止生育衰退，一会儿又要求降低儿童教养和职业培训经费。同时城里却挤得要死，所有职业都人满为患，抢面包的斗争之残酷可怕令历史上所有的战争黯然失色。留出空地建造花园城！增强民族体质！可增强干吗，如果文明和进步都不愿意再有战争？战争作为手段，本来就既可反对一切，也可维护一切，可以促进增强体质，甚至防止生育衰退。”

“您在说笑话。这当不得真。我们的谈话结束了，而且正是时候。

我们已经到啦。”塞特姆布里尼说，同时举起手杖，指着他们站在篱笆门跟前的那幢小房子。它坐落在“村”口的路边上，与大路之间只隔一溜窄窄的园子，其貌不扬。野葡萄从秃露的根里长出来，缠绕在房门上，并且贴着围墙，向右边的底楼窗户弯弯扭扭伸去一条手臂；那儿是小杂货店的橱窗。底楼是杂货商住，塞特姆布里尼解释说。纳夫塔的房间在二楼的裁缝作坊里，他本人则独占着阁楼，一个挺幽静的书斋。

以出乎意料的殷勤姿态，纳夫塔表示希望这一次之后能经常再见面。“来我们这儿走走吧。”他说，“要是塞特姆布里尼博士不打算独享老朋友的特权，我就想说，来看看我吧。随时欢迎你们来，只要你们乐意，只要你们有兴趣聚谈聚谈。我重视与青年人交流思想，也许同样是有一点教育传统……要是我们的‘讲座主持人’，”他指了指塞特姆布里尼，“要是他认为只有资产阶级人文主义才热心教育，以教育为天职，我就必须予以驳斥。也就是说，不久后再见吧！”

塞特姆布里尼不以为然，说恐怕有困难，少尉住在山上的日子不多了，工程师将会加倍认真地疗养，以便也跟在他后边很快回平原上去。

年轻人一一表示同意，先对这位，后对那位。对纳夫塔的邀请，他们一鞠躬再鞠躬，表示领情；可紧接着，他们又耸肩摇头，承认塞特姆布里尼的疑虑不无道理。这样子，剩下的全是未知数。

“他叫他什么来着？”约阿希姆问，当他们爬到了通往“山庄”的拐弯处……

“我听见的是‘讲座主持人’，”卡斯托普回答，“我自己也正好在考虑这是什么意思。多半是打趣吧，他们相互给对方都取了一个奇特的名字。塞特姆布里尼管纳夫塔叫‘头号繁琐哲学家’——也不赖。玄学家们，他们是中世纪的经济学者，古板教条的哲学家，如果你要想知道的话。唔，对于中世纪也有各种不同的理解——我正好想起，塞特姆布里尼在见面第一天就说，咱们这山上颇有些中世纪的气味儿。话头是从阿德里亚迪卡·封·米伦冬克引出来的，从她这名字。——对于他，你的印象如何？”

“那小个子吗？不好。不过他讲的有些话还中听。法庭自然是虚伪的。只是他本人我不怎么喜欢，随他讲多少好听的话，自己显得不三不四，我也没办法。这家伙确实不三不四，你无法否认。单是他那‘交欢所在’的说法，就十分值得考虑。而且他还长着个犹太人鼻子，你没发现？身材那么瘦小，也只有犹太人才可能。难道你当真打算去拜访他？”

“咱们当然要去拜访他！”汉斯·卡斯托普回答，“所谓身材瘦小嘛，那只是你军人观点的不自觉反应。不过，恰尔德人也同样长着这种鼻子，同样固执己见，不只在研究那些神秘的科学时才如此。纳夫塔可能也在搞什么神秘的学问，这使我对他产生了不小的兴趣。我倒并不认为，我今天已经了解他啦，可只要咱们经常和他碰头，将来也许会的。我完全不排除我们这样做会变得更聪明的可能性。”

“唉，老兄，你在这山上会越来越聪明，通过你的生物学、植物学，还有你那抓不住的春分、夏至。而且，上山的第一天，你就已经在为‘时间’伤脑筋了。可咱们住在这儿是为了变得更健康，而不是为了变得更机灵——越来越健康，直至痊愈，以便人家终于恢复咱们的自由，放咱们回到平原上去！”

“在山上多么自由自在！”汉斯·卡斯托普心血来潮，唱道。接着，他又恢复了说话的调子，问：“你讲讲，自由是什么？刚才纳夫塔跟塞特姆布里尼也争论过这个问题，没能取得一致意见。‘自由是博爱的准则！’塞特姆布里尼说，这跟他的先祖卡尔波纳洛是一个调子。然而，不管卡尔波纳洛有多么勇敢，不管塞特姆布里尼本人有多么勇敢……”

“是的，谈到个人的勇气时，他就显得很不自在。”

“……所以，我以为，他对有些事情怀着顾忌。矮小的纳夫塔却不是，懂吗？所以，他的自由和勇气就有些勉勉强强。你认为，他有足够的勇气衰弱或者任其衰弱下去吗？”

“干吗说起法语来了？”

“只因为……这儿有着浓厚的国际气氛。我不知道，这种情况更适合谁的口味，是主张资产阶级世界共和国的塞特姆布里尼呢，还是热衷于宗教世界主义的纳夫塔？我很注意他们的争论，你看见了，却没听出个所以然，相反倒觉得越听越糊涂。”

“情况总是这样。你总是会发现，讨论争辩只会造成思想混乱。所以我告诉你，问题根本不在谁有怎样的意见和观点，而在他是否是个好样儿的人。最好干脆什么观点都没有，而只管干他该干的事。”

“对，你可以这么说，作为军人，作为纯形式的存在，你就是这个样子。我的情况不同，我是平民，在一定程度上有责任对问题作出回答。

他们一个宣扬资产阶级世界共和国，从根本上厌恶战争，可同时又那么爱国，坚决要求恢复布伦纳尔边界，并不惜为此打一场文明的战争；另一位却诅咒国家，把远在天边的人类大同吹得美妙无比，可紧跟着又捍卫起自然的直觉的权利来，对缔结和约大肆奚落——面对着这样的杂乱无章，自相矛盾，我不能不激动。无论如何，咱们必须去拜访他们，以便弄个水落石出。你尽管讲，咱们在这儿不是为变得更聪明，而是为变得更健康，可我以为两者必须结合起来，伙计。你要不相信，你就是搞二元论；而这永远是个大错误，我可要告诉你。”

关于上帝之国和恶的解脱

汉斯·卡斯托普在他的朝阳小房间里鉴定一种植物；眼下，天文学规定的夏季开始了，日子变得越来越短，这种植物便在许多地方茂盛地生长开来。它名叫耧斗菜，属毛茛科，丛生高茎，花有蓝色、紫色以及红褐色数种，叶宽似草状。这种植物到处都有，可长得最茂密的地方却要数差不多一年前他第一次发现它们的那个幽静所在——那道与世隔绝的溪水潺潺的林间幽谷，那儿有小路，有长凳。自那次他过早地散步去到那儿引起身体不适以来，他又不止一次去造访过。

去那地方原本不太远，要是他不像当初似的性急乱闯的话。从“村”

里雪橇跑道的终点出发，往山脊方向走不多会儿，就上了风景如画的林间小路，再跨过几座与“阿尔卑斯之宝”通下来的雪橇滑道互相交叉的木桥，不绕弯子，二十分钟后就到了曾让卡斯托普仿佛听见美妙的歌声和精疲力竭地休息的地方。最近，只要约阿希姆不得不留在家里“执行勤务”，即去体检、透视、验血、注射和称体重等等，汉斯·卡斯托普就会趁着好天气，再进去第二次。有时甚至才进完第一次早餐，他就一个人漫步前往。还有喝下午茶和进晚餐之间的几个钟头，他同样常利用去踏访那个心爱的所在，到它的长凳上去坐一坐。在这儿，他曾突然很厉害地流起鼻血来，曾歪着脑袋，倾听潺潺的溪水絮语，曾细细观赏周围这个美丽的小天地，观赏眼下又怒放在幽谷中的一片片一丛丛的蓝色花儿。

他仅仅为此而来吗？不，他坐在那儿，为了独自呆一会儿，为了回忆，为了重温整理这么多个月来的印象和冒险经历，为了好好地考虑一切。印象和经历又多又杂，整理起来很不容易，加之它们还相互纠缠和渗透，几乎没法把实在可捉摸的与仅仅想到的、梦见的和想象中的加以区别。只不过一切全带着冒险的性质，而且程度相当严重，一想起它们来，卡斯托普从上山第一天起就激动难平的心要么不跳了，要么跳得怦怦响。或者只需要冷静理智地想一下，在这个他曾于恍惚迷蒙状态下活生生地见到了普希毕斯拉夫·希培的地方，并非蓝色的耧斗草花常开不败，而是重新又开放啦，也就是说再过“三个星期”，他已经上山整整一年了，这不也足以使他激动得怦然心悸吗？

他坐在溪水旁的老位子上，不过，没再流鼻血。一开始约阿希姆就断言他适应气候有困难，困难也确实出现了。不过，他还是取得了进步，过了十一个月已完全适应，也看不出将来还会有什么问题。他胃里的化学反应已经协调和适应，玛利亚·曼齐尼又抽出滋味来，他干枯的黏膜神经早已重新敏感地品出了这种价廉物美的产品的芬芳。跟往常一样，当雪茄所剩无多时，他就每每带着一种近乎虔敬的心情，写信到不来梅去订购新货，尽管在国际疗养地的商店橱窗中，也有很富诱惑力的牌子陈列着。玛利亚不是代表着他与平原之间，一个游子与故乡之间的某种联系吗？举例说，比起他时不时地寄给自己舅父们的那些明信片来，它不是将这样的联系维持和保护得更有效吗？在他接受此地的时间概念，学会更加大度地掌握运用时间以后，他写明信片的次数渐渐地少了。为了更讨人喜欢，明信片上多半印着山谷中美丽的雪景或者夏天的景致，留着写字的空白仅够报告医生的最新诊断，报告一月一次的或者总的体检结果而已，诸如什么从听诊和透视两方面看都有了明显好转，但身上病毒尚未完全清除，他还有些发低热，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还有一些小病灶存在，不过它们会彻底消失，只要他耐心疗养，就绝对不需要再回医院来，等等。他有把握，人家也不要求和指望他在信里写更多的内容；他与之通信的不是一个富于文学修养的家庭；他所收到的回信同样也是干巴巴的。在收到信的同时往往也收到家里汇来的生活费，那是他父亲留下的遗产的利息，与本地货币兑换起来非常合算；他从来都是旧的还未花光，新的已经寄来。信本身只是打的几行字，由雅默斯·迪纳倍尔舅舅签名，并附带转达着舅公以及有时也包括常在海上航行的彼得舅舅的问候和祝愿。

汉斯·卡斯托普最近向家里报告，贝伦斯顾问停止了给他打针。注射对这位年轻病人没有效，反而引起他头痛、食欲不振、体重下降和周身乏力，使他的体温升高了下不来。他的脸颊一直烧得红彤彤的，像是提醒人们，这棵从平原上温暖湿润的气候条件下生长出来的苗苗儿，他想服山上的水土气候就必须慢慢习惯，而目前尚未习惯——连贝伦斯顾问本人不是都还没有习惯，都一张脸老是发青嘛。“有些人永远习惯不了。”约阿希姆早就说过，而汉斯·卡斯托普看来正是这种人。还有那脖子打颤的毛病，他一上山就犯了，再也没有好过。不论走路也好，谈话也好，甚至眼下他在这遍地开满蓝色小花的地方沉思默想，回顾着几个月来的冒险经历，都免不了突然发作起来，以致他差不多像祖父汉斯·洛伦茨·卡斯托普一样，也养成了戴讲究的硬衬领的习惯——每当使用它，卡斯托普总不免想起祖父的那些名叫“杀父者”的花边硬领圈，想起那个泛着金光的圆形洗礼钵，想起那一大串神圣的“曾……曾……曾……”以及类似的神秘血统关系，并且进而想到自己近一年来的生存状态。

普希毕斯拉夫·希培不再有血有肉地出现在他眼前，像十二个月以前那样。他已适应环境，不再产生幻觉，不再身子木无感觉地躺在长凳上，自我却滞留在遥远的过去——再没有那样的偶然遇合了。即便希培的模样还清晰生动地浮现在他眼前，也不会越出正常和健康的规范。在这之后，他多半会从胸前的口袋里拽出那块珍藏在钱包里并且用一个软信封裹着的信物来：一块薄薄的玻璃片，你要将它与地面平行地拿着，便黑黝黝的不透明；可是举起来对着阳光，它就会变得明亮起来，让你看见一个人影。那是一张人体透视片：肋骨、心脏、弧型的横隔膜和肺泡，还有肩胛骨和上臂骨，全裹在白色烟雾似的肉中；汉斯·卡斯托普曾经品过这肉的滋味，在那个失去理智的狂欢之夜。他端详着这件信物，然后把身子倚在那简单粗糙的长凳的扶手上，双臂交叉在胸前，头垂在肩上，耳里响着潺潺的溪水声，眼前盛开着蓝花一片，回味思考着过去的“一切”。这当儿，他敏感的心像突然停止跳动，突然向下沉落，又有什么奇怪呢？

在他眼前，浮现着有机生命的最高创造——人的形体，就像那个繁星满天的夜里，他在钻研深奥的学问后一个样。对于年轻的卡斯托普来说，与人体的内部观察相联系，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和差异；好心的约阿希姆可以认为自己没必要管它们，他作为一个平民却感到有责任搞清楚。即使他在平原上从来不曾碰见过它们，将来也不会再碰见，但是在这儿都碰见了，不得不加以正视。因为在海拔五千英尺的与世隔绝的山上，他可以俯视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可以沉思默想——还有浸润性的病毒使他的生命处于一种亢奋状态，脸上的燥热发烧正是这亢奋的表现。这么思索着，他想起了塞特姆布里尼，想起了这位像街头摇风琴的穷艺人似的教育家。他的父亲出生在希腊，他把对人类之爱解释为政治、造反和争论，在人性的圣坛上为市民祭祀戈矛。他还想起了克洛可夫斯基“病友”，想起了近来博士在那暗室里为他做的事，思考着精神分析的两重性，想弄清它是更加靠近真理、有助于科学进步呢，还是与坟墓及其发臭的解剖学更加亲密。他把祖父和外祖父的形象从记忆里召唤出来，将他们摆在一起进行对比：他们一个富于反叛精神，一个忠于皇帝，出于不同的原因，两人都穿着黑衣服；汉斯·卡斯托普掂量着他们各自的尊严。接着，他又开始思索那些涵盖广泛的概念群，诸如形式与自由，精神与肉体，荣誉与耻辱，时间与永恒——然而，当想到耧斗草又已经开花，一年快过去了，他突然感觉头晕得很厉害，虽然持续时间不长。

汉斯·卡斯托普想出一个很特别的词儿，来称呼他在这风景优雅的隐退之所进行的严肃的思维活动：他管它叫“执政”——这个男孩子们在游戏时使用的词儿，他用来称呼他喜欢的一种消遣，虽然在进行这样的消遣时，总有恐惧、眩晕以及种种内心的骚动随之产生，而且使他面孔更加火烧火燎的。由此还造成了他必须戴硬衬领的后果，他同样不以为意，相反倒觉得这挺适合他“执政”的身份；“执政”这个词儿使他面对生命的最高创造在内心深处生出了荣誉感。

丑陋的纳夫塔在驳斥英国的经济社会学时，称生命的最高创造为“主的人”。有什么奇怪呢，汉斯·卡斯托普拖着约阿希姆去拜访这位小个子，并认为这样做是在履行自己平民的职责，符合他“执政”的利益？塞特姆布里尼不乐意见到这个情况——汉斯·卡斯托普够机灵敏锐的，能清楚地感觉出来。第一次见面已令作家不舒服，他明明白白地力图阻止；出于教育的考虑，他不想让年轻人，具体地讲特别是他卡斯托普——狡猾的“问题儿童”自忖——与纳夫塔结识，尽管他自己却和此人打交道，谈问题。那些教育者正是如此。他们允许自己接触有趣的事物，自称已具备承受能力，对年轻人却禁之惟恐不严，并要求他们自己感到没有承受能力。幸运的是，摇风琴的街头艺人并不当真拥有禁止年轻的卡斯托普干什么的权利，也不曾试图这样做。“问题儿童”只需将自己的机敏掩饰起来，佯装天真无邪，就不会有任何障碍阻挡他友好地接受矮小的纳夫塔的邀请——事实上，第一次见面后不几天，他就好歹拖着约阿希姆一道这么做了，那是在一个礼拜日的下午，于主要的静卧结束以后。

顺着大路从“山庄”疗养院往下走，没几分钟就到了那幢篱门上缠绕着野葡萄藤的小屋前。他们走进院子，避开右边通小商店的入口，爬上一道窄窄的褐色楼梯，来到楼上的一扇门前，在门铃旁边只钉着女装裁缝卢卡切克的名牌。来替他们开门的是一个穿着挺像号衣的半大男孩；他的上衣带着条饰，脚上打着绑腿，头发剪得短短的，红扑扑的面孔，一个标准小听差。他们问纳夫塔教授先生可在府上，并再三告诉小听差他们叫什么——因为他们没有名片——让他去向纳夫塔先生——他自己不爱用头衔——通报。与楼门正对着的房门敞开着，可以看见裁缝作坊里边。只见卢卡切克盘腿坐在一张台子上，礼拜天还在那儿赶工。

他面色苍白，头顶光秃，长着一个特大的塌鼻子，黑色的八字胡一直拖到两边的嘴角底下，给人一个有苦难言的印象。

“您好！”汉斯·卡斯托普招呼道。

“好咧，”裁缝带着瑞士当地口音回答，虽然这跟他的名字和外表都不相称，听起来只觉得做作和怪异。

“这么勤快！”汉斯·卡斯托普边点头边往下说……“今儿个可是星期天呀！”

“一件急活儿。”卢卡切克没多余话，手仍不停地飞针走线。

“准是什么高贵行头吧，”汉斯·卡斯托普推测，“舞会上急等着穿还是怎么的？”

裁缝半天没回答，用嘴咬断线头，穿上新的线，然后，才点了点脑袋。

“准会很漂亮？”汉斯·卡斯托普仍不住口，“您在上衣袖么？”

“是的，上衣袖，替一位老夫人赶的。”卢卡切克说，带着浓重的波希米亚口音。这时候，小听差回来打断了门里门外的对话，说纳夫塔先生有请，并为年轻的先生推开右边两三步之外的另一道房门，同时托起了垂在他们面前的门帘。一进去，他们就看见纳夫塔穿着拖鞋，站在苔藓绿的地毯上迎候客人。

表兄弟对这间两扇窗户的工作室的豪华装修和陈设深感意外，或者说大吃一惊；整幢房子及其楼梯、过道是如此简陋、寒伧，让人万万估计不到里边会是这种景象。强烈的反差使纳夫塔室内的华丽装修带上一些原本不具有的童话色彩，在表兄弟俩眼中同样如此。总之，他的房间很讲究，甚至辉煌耀眼，只不过里边尽管有办公桌和不少书橱，却缺少男人的工作室的气质。房里绸子太多，桃红的，紫红的，比比皆是：用来替破门遮丑的门帘是绸子的，窗帷和整套软家具的罩子也是绸子的；这些家具分散在房内较窄的一头，正对着第二扇门，在一块几乎占据整堵墙壁的挂毯前面。它们是一些巴罗克式的靠背椅，旁边的扶手上也装了小小的软衬；椅子围着一张镶嵌了金属饰件的圆桌摆成一圈；桌子背后还有一张同样款式的沙发，沙发上配了丝绒靠枕。书柜占据了两扇门旁边的墙面。它们和办公桌，或者确切地讲和那个摆在两扇窗户之间、装着拱形滑动顶盖的老式写字台，都是用硬质桃花心木精制而成的；柜门镶着玻璃，玻璃里边绷着绿绸子。可是在沙发左边的屋角里，在一个蒙着红绸的基座上，可以看见一件艺术品，一件彩绘木雕——一座震撼人心的圣母玛利亚怀抱耶稣尸体的雕像，造型单纯、强烈以至于夸张：圣母披着盖头巾，紧皱双眉，嘴悲苦地微微张着，嘴角下斜，怀中抱着受难者，一个在比例掌握上原始蹩脚、在解剖学方面则显出无知牵强的男人形象，他那低垂的头上戴着刺冠，脸和身子血迹斑斑，在肋骨的伤口和手脚被钉子洞穿的地方，鲜血更像葡萄般大颗大颗地挂着。这件可怖的装饰，自然给纳夫塔裹在绸子里的房间平添了一份特殊情调。还有挂在书柜顶头靠窗那面墙上的壁毯，也显然是佃户的功劳：它的纵向的条纹也是绿的，跟铺在红漆木头地板上的柔软的地毯完全一样。只有那低矮的天花板他毫无办法，光秃秃的，已开了一道道裂口，不过仍垂下来一盏威尼斯枝形吊灯。窗户被落地的淡黄色纱幔虚掩着。

“我们这就来赴约会啦。”汉斯·卡斯托普高声说，一双眼睛却紧紧盯住屋角里可怕的雕像，而不是望着这间出人意料的屋子的主人。纳夫塔称赞哥儿俩说话算话，客气地伸出小小的右手来，意思是请他们在罩着绸套子的靠椅上就座。可汉斯·卡斯托普却着了迷似的一径朝那木头雕像走去，双手叉腰，歪着脑袋，站在像前。

“瞧，您这是什么！”他低声嘀咕着，“太棒啦！从来没见过更生动的苦难！一件老古董，自然啦！”

“十四世纪，”纳夫塔回答，“显然产生于莱茵河地区。给您留下很深的印象？”

“太深啦，”汉斯·卡斯托普说，“这样的作品不会不给观看的人留下印象的。我从未想到，有什么东西能像这样既如此丑——请原谅——又如此美。”

“一个心灵与表象的世界的作品，”纳夫塔说，“总是在美的面前显得丑，在丑的面前显得美，规律如此。它表现的是精神美，而非肉体美；肉体美是绝对愚蠢的。而且它也抽象，”纳夫塔补充道，“肉体之美是抽象的。只有内在的美，虔诚的表现之美，才是实际存在。”

“您的区分与归类非常正确，谢谢。”汉斯·卡斯托普说，“十四世纪？”他希望证实一下……“13××年？不错，照书本里讲那还是中世纪；在一定程度上，这座像也印证了我最近取得的对中世纪的认识。我本来对此全然无知，从本质上讲，我是个搞技术的人。但到了山上，中世纪由于各式各样的原因在我脑子里变得形象了，不再遥远了。那时候还没有经济社会学，很显然。他叫什么来着，那位雕刻家？”

纳夫塔耸了耸肩。

“这有什么要紧？”他反问，“我们用不着提这样的问题，因为当初在它产生的时候，人家也不曾问过。回答只能是作者系某位先生，如此而已，于是就成了佚名的和大家共同的作品。此外可以断定是中世纪后期的风格，哥特式，富于苦行主义的特征。您再不会发现有丝毫的掩饰和美化，而罗马时代在表现钉上十字架的耶稣时，还相信必须那样；没有王冠，没有对于尘世和殉道之死的庄严肃穆的胜利。只剩下苦难和肉体软弱的强烈表现。只有哥特式的趣味，才是地道的悲观和苦行主义的。您大概不知道伊诺曾三世那篇叫做《人生的苦难》的文章吧——一篇极其富于睿智的杰作，产生于十二世纪末叶，但直到出现这样的艺术作品，才算获得了形象的阐发。”

“纳夫塔先生，”卡斯托普舒了一口气说，“您刚才强调的每一句话都令我感兴趣。‘富于苦行主义的特征’，您说？我一定将它牢牢记住。

先前您还讲什么‘佚名的和大家共同的’，看来也值得好好考虑。您猜得对，很遗憾，我确实不知道那位教皇的著作——我猜想，伊诺曾三世是位教皇。他那作品是苦行主义和充满睿智的，我理解得对吗？我必须承认，我从来不曾想象，这两者可以并行不悖。但是，一旦认真审视，我马上豁然开朗，当然了，一篇探讨人间苦难的论文，它已为表现睿智提供了机会，以牺牲肉体为代价。这篇文章还找得着吗？我将我的拉丁文拼拼凑凑，没准儿也还啃得动的。”

“这本书我有，”纳夫塔回答，同时脑袋冲书柜那边歪了歪，“您想读就拿去。不过，让咱们坐下来好不好？从沙发上您一样看得见雕像。

再说咱们的茶点也正好送来了……”

送茶点的是那个小听差。他端着个包银的漂亮筐儿，里边盛着切成一片一片的蛋糕。可跟在身后穿过敞开的门敏捷地闪进来的是谁啊？那么文雅地微笑着，那么连声地高叫着：“天哪！”“天哪！”原来是住在楼上的塞特姆布里尼先生，他是准备来陪陪客人的。他说他从小窗户看见表兄弟来了，便赶紧写完正在写的那一页百科全书的稿子，以便也下来坐一坐。他来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与表兄弟在“山庄”的老交情使他有权这样做，再加上他与纳夫塔的过从和交流显然也挺来劲儿，虽说他们俩之间存在着深刻的意见分歧——纳夫塔呢也漫不经心地招呼他，毫不感到意外的样子，把他当作理所当然的与会者。可尽管如此，他的到来仍清清楚楚地使卡斯托普产生了两个印象。第一，他感觉，塞特姆布里尼进来是为了不让他和约阿希姆，或者干脆讲是为了不让他跟那个小丑八怪单独呆在一块儿，是为了以其自身的存在来达到某种教育作用的平衡；第二，显而易见，他也完全不反对，而是十分乐意利用这个机会离开自己的小阁楼，到纳夫塔用绸子包裹着的雅室中来呆一呆，并且共进那精美的茶点。这时他搓了搓自己那双皮色发黄、手背靠小指一侧长着黑毛的手掌，然后便取过一片蛋糕吃起来。在这切得窄窄的卷曲的蛋糕片上，布满了网络状的巧克力馅；塞特姆布里尼赞不绝口，显然十分受用。

谈话继续以那组雕像为内容，因为汉斯·卡斯托普一直望着它，不断提起它，而且是冲着塞特姆布里尼，显然想让他也参加关于这件艺术品的讨论。塞特姆布里尼却背冲那个屋角坐着，在转过身去看木雕的时候，脸上露出的鄙夷之情再清楚不过。出于礼貌，他不便把想法和盘托出，只限于指出作品在人物造型和比例方面的缺点，指出其违反自然真实因而也就根本不能感动他的种种失当之处；须知它们并非产生于早期艺术的能力低下，而是产生于一种恶意的与艺术为敌的基本原则——在这一点上，纳夫塔狡黠地表示支持他的意见。纳夫塔说，可以肯定，远远谈不上什么技巧低下的问题。倒是精神自觉地摆脱自然的束缚，以拒绝对自然的任何屈就遵从，将其蔑视之情虔诚地表现了出来。可塞特姆布里尼却宣称蔑视自然和对自然的研究对于人类来说是错误的，并开始言词激烈地批判起中世纪及追随其后的时代所沉溺的否定形式的谬见来，同时还抬出希腊罗马的艺术遗产、古典主义、美、形式、理性和唯一能促进人类事业的崇尚自然的乐观精神等等，与之对抗。这当口，汉斯·卡斯托普抢过话头，质问他柏拉图蔑视自己身体的说法有根有据，伏尔泰以理性的名义对里斯本丑恶的地震表示愤怒抗议，这些情况又作何解释？荒谬吗？也可以说荒谬，但将一切仔细考虑考虑，依他的看法也完全可以将荒谬的称之为精神卓越的，因此，哥特艺术反自然的荒谬，到头来也和柏拉图、伏尔泰的行为一样，也是卓越的，也表现了精神的解放，表现了人不向愚顽的强力、不向自然俯首称臣的自尊……纳夫塔大笑起来，笑得让人以为是在敲打盘子，临了儿又让咳嗽取而代之。塞特姆布里尼正色道：

“您害苦了咱们的主人家，您的话太可笑啦；您这样子真对不起美味的蛋糕。难道您全然不知感激吗？我设想，感激应表现在对馈赠之物好好地享用上……”

汉斯·卡斯托普面露羞愧之色，意大利人又殷勤地往下讲：“我知道您是个机灵鬼，工程师。您友善地嘲弄善良的方式，一点也不使我怀疑您对善良的爱。您不用问也知道，只有那种珍视人的尊严和美的精神对自然的反抗，才称得上卓越；反之，那种虽不以贬低和侮辱人类为目的，但却必然引出这种后果的精神对自然的抗拒，却不是如此。您还知道，产生我背后这个东西的时代，它曾经造成何等样的消灭人类尊严的恐怖和嗜杀成性的仇恨吧。我只需请您想想那些可怕的异教徒审判官，想想那个双手沾满鲜血的马尔堡的康拉德，想想他对一切敢于与超自然力量的统治相抗衡者所怀抱的祭师式的怨毒和仇恨吧。您远不至于承认剑和火刑堆是维护人类之爱的工具吧……”

“但修士团用来清除世界上的害群之马的机构，”纳夫塔说，“却服务于人类之爱啊。教会的一切惩罚，包括火刑堆，也包括逐出教门，它们的施行都是为了拯救灵魂免遭永劫；而对于雅各宾党人的酷好斩尽杀绝，能够这样讲吗？请容我指出，一切并非源于对彼岸世界信仰的酷刑和血腥司法，都是兽性的胡来。至于说到贬低人类的尊严，它的历史恰恰与资产阶级的精神思想史同步。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及十九世纪的自然科学和经济学，用尽了而且不放过任何机会教人用一切只要有点用处的手段，来贬低人类的尊严；从现代天文学开始，它就把宇宙的中心，把上帝与魔鬼这争夺的双方都渴望占有的生物的庄严格斗场，变成了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小星球，从而也就暂时结束了人在宇宙中的崇高地位，而古代的星象学却是以人的这种地位为基础建立起来的。”

“暂时？”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心怀叵测地诘问，表情与一个等待着被审判者露出破绽、自投法网的异教徒审判官和宗教裁判所的所长不无相似。

“可以这么讲。几百年吧。”纳夫塔冷冷地作了肯定，“只要并非一切都是假象，经院哲学也将在这个过程中重新发扬光大，势所必然，势在必行。哥白尼将被托勒密打倒。日心说将终于遭到精神的抗拒，后者的事业无疑将获得成功。科学将在哲学的逼迫下恢复教义曾经想要维护的地球的所有荣誉。”

“什么？什么？精神的抗拒？在哲学的逼迫下？获得成功？好个唯意志论！研究能不要前提？认识能够纯粹是精神？真理，真理与自由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我说先生，您企图把它们的殉道者打成地球的侮辱者，可事实上他们不恰恰成了我们这个星球永远的光荣么？”

塞特姆布里尼先生提问的样子挺吓人的。他昂首挺胸，义正词严，对矮小的纳夫塔大有居高临下之势，结尾时更猛地拔高调门儿，让人听出来他是蛮有把握的，相信对手必然无言以对，只好羞愧地闭起嘴巴了事。说话时，他把在两个指头之间的蛋糕放回到盘子上，因为他在提问以后不便马上就吃。

纳夫塔却回答得异常平静：

“我说朋友，没有纯粹的知识。宗教学说的合理性就包含在圣·奥古斯丁的‘我信即我知’这句名言中，是完全驳不倒的。信是知的器官，知解力乃第二性的。您的没有前提的科学是一个神话。信仰、世界观、观念，简言之意志系正常的存在，理性当以讨论它、证明它为己任。无论何时，在任何情况下，结论都只会是‘被表示的东西’。从心理学上看，证明的含义本身已包含着很强的唯意志论因素。十二三世纪的伟大经院学者一致坚信，在神学面前错误的东西，在哲学中不可能是真理。

要是您愿意，我们可以把神学放到一边。可是，一种人道主义，它要是不承认在哲学面前错误的东西在自然科学中也不可能正确，就不是真正的人道主义。最高主教会议批驳伽利略的论据就着眼于他的观点在哲学上实属荒谬。比这更有力的论据，根本不会有了。”

“得，得，咱们那既可怜又伟大的伽利略的论点却更站得住脚！行啦，让咱们认认真真地来谈一谈吧，教授先生！请您当着这两位洗耳恭听的年轻人的面，回答我这个问题：您相信一种真理，一种客观的科学的真理吗？追寻它，乃是一切道德的最高准则；它对权威的一次次胜利将构成人类精神的光荣历史！”

汉斯·卡斯托普和约阿希姆都把头从塞特姆布里尼转向纳夫塔，只是表弟比表兄转得快一些。纳夫塔回答：“这样的胜利不可能，因为权威就是人本身，就是他的利益，他的尊严，他的幸福；在权威和真理之间不可能存在不和。它们将合而为一。”

“这么讲，真理不就……”

“真理就是对人有用的东西。在人身上集中着自然，在一切自然中都只创造了人，一切自然只为人而创造。人是万物的尺度，人的幸福即真理的标准。要是缺少与为人谋幸福的思想的实际联系，理论认识只会索然寡味，以致失去任何一点真理价值，活该被取缔。基督的世纪在轻视自然科学对于人的价值这点上，是完全一致的。曾被君士坦丁大帝选作他儿子太傅的拉克坦提乌斯直截了当地问过，就算他知道尼罗河发源于何处，知道物理学家们关于天空胡诌些什么，他又会得到什么益处呢？现在请您来回答回答他这个问题吧！如果说我们重视柏拉图哲学超过了其他任何哲学，那就是因为它不以认识自然，而以认识上帝为务。

我向您担保，人类正准备回归这种观点，正在认清真正的科学其任务并不在于追求那些无益的知识，而在于根除那些有害的东西或者在思想上无意义的东西，并且一句话，显示出直觉、分寸和选择力来。认为教会维护黑暗、反对光明的看法是幼稚的。它只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宣告过，那种对于认识的‘缺少前提的’追求，也就是不顾及精神、不顾及争取幸福的目标的追求，应该受到惩罚；而真正将人类引向了黑暗，并将越来越深地引向黑暗的，恰恰是那‘缺少前提的’、直接违反哲学真理的自然科学。”

“您这是在宣传实用主义。”塞特姆布里尼反驳道，“您只需将它运用到政治中去，就可以看出它的全部危害性。只要有益于国家，就好，就正确，就合理。国家的利益，国家的尊严，国家的权利，就是道德的准绳。太美啦！这样一来，对任何罪行都大开了方便之门；至于人间的真理，还有正义、民主——它们只好自找存身之处……”

“请容我为咱们的讨论增添一点逻辑性吧。”纳夫塔道，“一种可能是：托勒密和经院学者们所言不虚，世界在时空两个方面都有穷尽。这样，神便是超验的，上帝与世界的矛盾将永远保持，而人也同样是二元的存在。他的灵魂的问题在于感性与超感性的矛盾，一切社会性的问题都远远地落在后面，沦为第二等的了。但也存在着另一种可能：您那些文艺复兴的天文学家们找到了真理，宇宙是无限的。这样，就不存在超验的世界，不存在二元论；彼岸被此岸所容纳，上帝与自然的矛盾将会消失，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人格也不再是两种敌对原则的战场，而将和谐与统一；于是乎人间的矛盾只会产生于个人或大众的利害冲突，国家的目的，按纯粹的异教观点，就会成为道德的准则。要么是这种可能，要么是那种可能。”

“我抗议！”塞特姆布里尼大声疾呼，同时胳膊一伸，把他的茶杯塞到了纳夫塔面前。“我抗议您肆意诋毁现代国家，把它说成是对个人的奴役！我还要抗议，抗议您企图置我们于进退维谷的境地，在普鲁士主义与哥特式反动思想之间作出选择！民主除去以个人主义修正国家专制主义之外，别无其他含义。真理和正义是个人德性的王冠宝石；在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它们甚至可能看上去变成与国家敌对的力量，实际上呢，它们注意的却是国家更高的、让我们说是超现世的福祉。

说什么文艺复兴是神化国家之源！好一个放屁逻辑！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功绩——我要强调这个词的本来意义：功——绩——那就是个性，人权，自由！”

两位旁听者在塞特姆布里尼先生据理力争时都屏住呼吸，这时才舒了一口气。汉斯·卡斯托普甚至忍不住在桌子边上击了一掌，虽然相当节制。“太棒啦！”他透过牙齿缝轻声叫起来。连约阿希姆也露出极为满意的神色，尽管塞特姆布里尼顺带抨击了普鲁士主义。可随后两人又都把脸转向刚刚被打退的玄学大师，汉斯·卡斯托普更显得急不可耐，竟像狂欢节晚上看人家玩瞎子画猪那样，用胳膊肘撑着桌面，用拳头托着下巴，从紧跟前盯着纳夫塔先生的脸，神情异常紧张。

纳夫塔却双手垂在怀中，静静地、不露锋芒地坐在那里。他说：“我试图给咱们的讨论引进一点逻辑，您却以慷慨激昂的大道理作为回答。文艺复兴使世界上产生了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等等诸如此类的玩艺儿，这事实鄙人多少有些了解。不过，您那‘本来意义的’强调我却不以为然，因为您理想中的‘战斗的’、英雄的世纪已成为过去；这些理想早就死了，充其量今天还在作最后挣扎，将最后给予它们致命打击的拳头已经攥起。您自称革命者，如果我理解不错的话。可是，如果您相信未来革命的结果是——自由，那您就错啦。自由的原则早在十五世纪已经实现和过时。今天，一种教育学如果仍以启蒙的女儿自居，仍视自我的批判、解放、修养以及某些特定生活方式的瓦解为其教育手段，这样的教育学即使还能暂时取得论争的胜利，它的落后于时代则是明眼人不会有任何怀疑的。一切真正的教育团体历来都清楚，任何教育学实际上追求的无论何时都只有一个东西，那就是绝对命令，就是铁一般的约束，就是纪律、牺牲、自我否定，就是个性的泯灭。归根到底，以为青年喜欢自由意味着对青年缺少爱心，意味着对他们不理解。实际上，青年内心深处渴望着服从。”

约阿希姆听得挺直了身板。汉斯·卡斯托普面孔绯红。塞特姆布里尼先生激动得直捻他那漂亮的八字胡。

“不！”纳夫塔接着说，“时代的秘密和要求并非自我的解放和张扬。

时代需要的、要求的和即将为自己创造的是——恐怖。”

最后这个词儿，他说得比先前的所有词儿都轻，身子也一动不动，只有他的眼睛片闪闪发光。三位听者全都打了个寒噤，塞特姆布里尼也不例外，只不过他很快就镇定下来，脸上露出了微笑。

“可我得请教请教，”他问，“有谁或者什么——您瞧瞧，我疑问太多，简直不晓得如何问起啦——您想让谁或者什么——我很不乐意说出您这个词儿——来支撑您的恐怖呢？”

“鄙人乐意效劳。我想我不会错吧，如果我假定咱们俩都一致认为，人类曾经有过一个理想的原始状态，一个不存在国家和强权、人人都直接做上帝的孩子的状态；那儿不存在统治者和服役者，不存在法律和刑罚，没有不义，没有肉欲的结合，没有阶级差别，没有劳动，没有财产，只有平等、友爱和道德的完美。”

“太好啦。我完全赞成，”塞特姆布里尼宣布，“我完全同意，只除去‘肉欲的结合’那一点；它显然任何时候都会有的，因为人是最发达的脊椎动物，不可能与其他生物有什么两样，也……”

“说得对。不过，我这儿是想肯定咱们对那个原始乐园，对那种不存在司法和直接受上帝控制的状态的原则一致的意见；这种状态因为出现原罪才消失了。我相信咱们俩还能肩并肩地再往前走一段，因为咱们俩都认为国家归根到底只是一个为了防止罪孽、反对不义而缔结的社会契约，并且视它为暴力统治的根源。”

“太好了，”塞特姆布里尼叫起来，“社会契约……这是启蒙思想，这是卢梭。没想到……”

“请别急。咱们在这儿也就要分道扬镳了。统治权和强权原本在民众手中，民众把立法权和整个强权委托给了国家，给了君主，从这个事实，您的学派得出的结论首先是民众有对君权革命的权利。而我们相反……”

“‘我们’？”汉斯·卡斯托普紧张地思索起来……“谁是‘我们’？

待会儿我一定得找塞特姆布里尼问清楚，他这‘我们’是指谁。”

“我们这方面也许革命性并不比您差，”纳夫塔说，“我们得出的结论首先是给教会比世俗国家优先的地位。即使国家的反上帝性质不曾明摆着写在它的额头上，但只要指出一个历史事实，即国家乃顺应民众的意志所建立，而不像教会系神的创造，就足以表明它尽管还不完全属于作孽之举，却也是为了应急和弥补罪恶的缺陷才有的措施。”

“国家，我的先生……”

“我清楚，您对民族的想法是什么。‘祖国之爱和无限地追求荣誉高于一切。’维吉尔说过。您只不过用一点自由个人主义来修正他，这就叫民主；可您对国家的根本态度完全没变。它的灵魂——金钱，您显然不愿触动。或者您想否认，是吗？古代社会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因为它也笃信国家权利。基督的中世纪清楚地认识到了世俗国家固有的资本主义性质。‘金钱将成为帝王。’——这是十一世纪的一则预言。您能否认它字字应验了，生活也随之彻底遭到了败坏吗？”

“朋友，请说下去。我等着您告诉我什么是那人所不知的伟力，是那恐怖的实施者，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一位资产阶级代言人的大胆好奇。若要问，就问问那已将世界置于绝境的自由的实施者，是不是这个阶级吧。出于无奈，我只能拒绝对您作出回答，因为对资产阶级的政治观念我不熟悉。您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民主帝国，是民族国家原则的自行提高，实现全球化，成为一个世界国家。这个帝国的帝王呢？我们知道他是谁。你们的空想令人害怕，然而——在这一点上咱们之间又达到了某种一致。因为你们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有某些超验的性质，真的，世界国家确实是世俗国家的超越，而咱们俩在相信与人类完美的初期状态相对应，在遥远的未来有一个完美的终结状态这点上，又一致起来了。自从上帝之国的创建者格利高里大帝时代起，教会就以使人类重新回到上帝的领导下为己任。教皇并非为他自己要求得到统治权；他所代行的专制，只是达到拯救目的的手段和途径，只是从世俗国家到天堂之国的过渡形式。您对这里的两位好学青年讲过教会的血腥暴行，讲过它残忍无情的刑罚——真是太愚蠢，须知上帝的激情自然不会是和平温婉的，格利高里就说过这样的话：‘那个在血面前收回宝剑的人，应该遭到诅咒！’权利是邪恶的，我们知道。可一旦天国到来，善与恶、彼岸与此岸、精神与权利的二元论，就必然暂时化解为一个将苦行与统治统一起来的原则。这就是我所说的恐怖的必然性。”

“实施者呢？实施者呢？”

“您一定要问吗？从您那自由贸易主义中，是不是产生了一种社会学说，它意味着人类克服了经济主义，它的原则和宗旨跟基督的上帝之国的原则和宗旨恰好吻合呢？教会的长老们早已称‘我的’和‘你的’为堕落的词语，称财产私有为篡夺和盗窃。他们谴责土地占有，因为根据上帝的天赋人权，地球属于全人类公有，生产的果实也就应该为所有人共同享用。他们教人懂得，只有贪欲这个原罪之果代表着占有权，制造出了特殊的财产所有制。他们富于人道，坚决反对贸易主义，干脆称经济活动是对灵魂得救的威胁，是对人性的威胁。他们仇恨金钱和敛财的活动，称资本主义的财富是炼狱之火的助燃剂。他们打整个心眼儿里鄙视经济主义那个供求关系决定价格的根本法则，谴责利用繁荣时期是乘人之危的疯狂剥削行径。在他们看来，还有一种剥削更加罪孽深重：剥削时间，让人仅仅因为时光的流逝付给自己钱财也就是利息，这样，就把时间这上帝的创造滥用来使这个人得益，使另一个人受害。”

“好极啦！”汉斯·卡斯托普情不自禁地喊了起来，而且用的是塞特姆布里尼管用的词儿。“时间……上帝的创造……这太重要啦！”

“确实如此，”纳夫塔继续说，“人类的这些智者，他们对让金钱自行增值的思想深感厌恶，把一切利息和投机的营生统称为盘剥，并且宣布，每一个富人都要么自己是贼，要么是贼的后代。他们还不罢休。跟托马斯·封·阿奎诺一样，他们视整个商业，视不对产品加工、完善而纯粹靠买和卖牟利为一种该诅咒的行业。他们对劳动本身也不倾向于作很高的评价，因为劳动只是一种伦理行为，而非信仰行为，只服务于生存，不服务于上帝。要是只讨论生存，只讨论经济，他们便要求以生产性劳动作为谋取经济利益的前提，作为衡量可敬可鄙的标尺。他们敬重的是农夫，是工匠，而非商贾和工厂主。因为他们希望生产适应需要，讨厌大规模地成批制造。说到底——所有这些经济原则和标尺，在经受了几个世纪的埋没之后，今天又在现代共产主义运动中复活了。两者完全一致，就连国际劳动阶级向国际商业投机阶级夺取统治权这一点也毫无差别。今天，世界无产阶级已提出人道和上帝之国的准则来与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腐朽没落相对抗。无产阶级专政是拯救时代的政治和经济需要，专政本身并非目的也不会永恒，而只是为了在十字架的引领下暂时地消除精神与权利的矛盾，为了以统治世界为手段来战胜世界，为了过渡，为了超越，为了重建天国。无产阶级继承了格利高里的事业，他对上帝的热诚已附于无产者体内；和他一样，他们也绝不容许一见着血就缩回手去。他们的任务是以恐怖医治世界，争取获得拯救，重建一个没有国家、没有阶级、人人都是上帝的孩子的完美境界。”

纳夫塔的一席话就是如此尖锐。小小的聚会沉默下来。年轻人都望着塞特姆布里尼先生。不管怎样，他总该表个态才对。终于，他说了：“惊人之谈。是的，我承认我感到震惊，连做梦也想不到。众所周知的罗马。真叫说得——说得太绝啦！他让我们眼睁睁看着他翻了三个富于宗教精神的大筋斗——如果在前边的形容词中包含着矛盾，那么，他也将它‘暂时化解’啦，嗯，是不是！我重申一下：惊人之谈。您认为还可能提出异议吗，教授——仅仅从前后一贯的角度提出的异议？您先是煞费苦心，帮助我们理解一种建立在上帝与世界二元论基础上的基督教的个人主义，并对我们证明，它是优越于一切政治所决定的伦理观的。可几分钟之后，您又逼着社会主义去实行专政和恐怖统治。这怎么对得起头呢？”

“矛盾，”纳夫塔回答，“会得到协调。不协调的只是半拉子货而已。

我想我已斗胆指出过，您的个人主义就是半拉子货，就是勉强妥协。为了弥补其国家伦理观的不足，它采用了一些基督精神，一些‘个人权利’，一些所谓自由，全部就这么多。反之，那种以承认个体在宇宙和星象学中的重要地位为出发点的个人主义，那种非社会意义而是宗教意义的个人主义——它不是从自我与社会的矛盾中体验到人性，而是从自我与上帝、肉体与灵魂的矛盾中体验到人性——这样一种真正的个人主义，它与最富约束力的集体也会是十分协调的……”

“它是无名的和属于大众的。”汉斯·卡斯托普说。

塞特姆布里尼睁大眼睛瞪着他。

“您别搭腔，工程师！”他口气严厉地喝道。由此可见，他已非常神经质，已非常紧张。“您只管了解情况，可别发明创造！——那是一个回答。”他又把脸转向纳夫塔说，“它不令我信服，可仍算一个回答。

让咱们来仔细研究一下所有的结论吧……您那基督教共产主义在否定工业的同时，就否定了科学技术，否定了机器，否定了进步；在否定您所谓的商业的同时，在否定金钱和古时候远比农业、手工业受重视的金融业的同时，就否定了自由。因为很明显，明显到了触目惊心：那样一来，正如在中世纪所有公私关系都依附于土地一样，包括人格在内——这话我很难出口——人格也曾依附于土地。只有土地能养活你，因此也唯有它可以赋予你自由。工匠和农民，不管他们如何受尊重，反正不占有土地，便只能是土地占有者的农奴。事实上，直到中世纪后期，甚至连城市的大部分居民也仍然由农奴组成。在辩解的过程中您是说过这样那样标榜人类尊严的话，可与此同时，您却维护一种必将使个人丧失自由和尊严的经济道德。”

“尊严和失去尊严的问题是可以谈清楚的，”纳夫塔应道，“可暂时我会感到满足，要是在这个地方您能够不把自由当作一种非常美好的姿态，而是作为一个问题来理解的话。您刚才断言，基督教的经济道德美固然美，人道固然人道，却造就了失去人身自由的农奴。我相反却要指出，自由问题，更确切地说城市的问题——这个问题总是极富于伦理性质，从历史发展看则是与经济道德的非人化蜕变，与现代商业和投机业的种种恶行，与金钱的魔鬼统治紧紧纠缠在一起的。”

“我必须始终坚持一点，就是请您别老是模棱两可，闪烁其词；我请您清楚地、明白无误地表明一下您对那个最黑暗反动的学说的态度！”

“走向真正的自由和人道的第一步，应该是克服在‘反动’这个词面前感到的胆战心惊的恐惧。”

“得，这就够了。”塞特姆布里尼声音微微有些颤抖地宣布，同时把本来已经空了的杯盘从面前推开，从套着绸罩子的沙发中站起身。“今天就算够了，对于一天来说我看够了。谢谢您美味可口的款待，教授，谢谢您富于启迪的谈话。我这两位‘山庄’的朋友该回去接受治疗啦。

我希望，在他们走之前能再领他们上去看看寒舍。请吧，先生们！再见，神父！”

现在他甚至管纳夫塔叫“神父”！汉斯·卡斯托普眉毛一扬，注意到了这个插曲。塞特姆布里尼提出散会，想拉走表兄弟俩，根本不问一问纳夫塔是否也乐意跟着大伙儿上楼去——对这一切谁都未提出异议。

年轻人同样向纳夫塔告别和表示感谢，接受了再来的邀请，随后便跟着意大利人走去；但在此之前，汉斯·卡斯托普还得到了那本他准备借回去看的书，已有些朽烂的硬面精装的《人生的苦难》。长着两撇给人一种酸楚印象的八字胡的卢卡切克仍然坐在工作台前，为那位老太太赶制带袖的裙子。塞特姆布里尼一行经过他敞开的门前，攀着简易的梯子向顶楼爬去。仔细一瞧，这哪儿算什么楼，简直就是个屋顶架；房盖内侧的下边，立着光秃秃的撑子，弥漫着夏天库房中的气息和木料晒热后发出的味儿。不过面积倒容得下两间小斗室，咱们共和主义的资本家便住在这里。小斗室一间作为《苦难社会学》撰稿者从事精神活动的场所，一间供他栖息。他兴致勃勃地向客人介绍着它们，称这个套房自成格局，清静舒适，为的是把恰当的语汇送到来客嘴边，以免他们在称赞起来时词不达意——两位年轻人异口同声地这么做了。真不错哩，哥儿俩赞叹道，自成格局，清静舒适，完全跟他讲的一样。他们先去瞅了瞅卧室，只见在阁楼角上摆着一张又窄又短的小床，床前铺着块拼镶小地毯；随后他们回到工作室，那儿的陈设同样寒伧，但却像接受检阅似的整整齐齐，甚至使人产生一种冷冰冰的感觉。笨重的老古董式样的椅子，数一下一共四把，坐垫是用草编的，对称整齐地摆在门的两边；还有一张长沙发也紧贴着墙，使得铺着绿台布的小圆桌独自占据房间中央的位置，显得孤零零的；桌上放着一个在颈口处点缀着玻璃卷花的水瓶，要么当作装饰，要么提供饮水，反正挺实际的。一些书籍，精装的和简装的，倾斜地彼此倚着靠着，在一个小小的挂在墙上的书架里。临着小窗，耸着一个台面可折叠的写字几，几腿又细又长；几前铺着一块小而厚的地毯，刚好够一个人站上去。汉斯·卡斯托普真站在上面试了试——这就是塞特姆布里尼先生的办公桌，就是他从研究人类苦难的角度撰写和润饰他的百科全书的地方——还将胳膊肘支在倾斜的几面上，得出结论说，站在这儿还真是自成格局，清静舒适。他相信，当年塞特姆布里尼先生的父亲在帕图亚可能就这么站在他的写字几前工作过，鼻子也如此长，如此美——他得到回答，这确实是已故老学者的遗物，他确实在那面前站过。是的，还有那草垫、那圆桌连同桌上的水瓶，全都属于他的财产，而且还不止于此：那些带草垫的椅子甚至曾经为他的祖父卡尔波纳洛所拥有，曾经装饰过他在米兰的律师事务所的墙壁哩。真太了不起啦！在两位年轻客人的眼里，那些椅子的造型开始显出某种令人不安的政治意味来；本来还漫不经心地架着腿坐在上面的约阿希姆赶紧站起身，用怀疑的目光打量他坐过的那把椅子，再没有坐上去。汉斯·卡斯托普则仍留在老塞特姆布里尼的写字几前，考虑着如今他的儿子怎样继续在那上面写作，怎样将乃祖的政治和乃父的人文主义结合起来，变成优美动人的文学。后来，三人一起离开了阁楼。作家主动提出送表兄弟俩回去。

他们默不作声地走了一段，不过沉默的原因却在纳夫塔。汉斯·卡斯托普可以等待：肯定，塞特姆布里尼先生一定会谈他那位邻居，是的，他正是为这个目的才来送他们的。卡斯托普想得不错。在像助跑似的长长吁了一口气之后，意大利人开腔了：“先生们——我想给你们一个警告。”

说完，他有意停住了，于是汉斯·卡斯托普自然地故作惊讶，问：“警告我们提防什么？”他原本可以问：“提防谁？”可他下意识地忍住了，以便表现得单纯无知，事实上连约阿希姆都心中有数。

“提防刚才我们拜访的那个人。”塞特姆布里尼回答，“我本来没打算也不希望介绍你们和他认识的。你们知道，事出偶然，我没有办法；可我仍觉得有责任，责任很重。我不能不向你们青年人指出与这个人接近所冒的精神风险，并且请你们把与他的交往控制在明智的范围内。他貌似一位逻辑专家，骨子里却要使人头脑混乱。”

嗯，不过嘛，汉斯·卡斯托普认为，这个纳夫塔未必真就这么危险，他讲的话某些时候听上去确实有点儿古怪，仿佛他真的相信太阳围着地球旋转似的。可是话又说回来，他们哥儿俩又怎么想得到与他的、即塞特姆布里尼的一位朋友交往，会有不妥呢？他自己说了，他们是通过他认识纳夫塔的；他们曾碰见他与他在一起，他跟他一块儿散步，他无所拘束地到他房里去喝茶。这些不都证明……“不错，工程师，不错。”塞特姆布里尼的语气温和、克制，但嗓音却微微有点颤抖。“可以这么反问我，因此您也反问了。好的，我乐意作出解释。我与这位先生生活在同一屋顶下，碰头难以避免，说了一句话就有第二句话，于是认识了。纳夫塔先生是个聪明人——聪明人不多。他生来好争论问题——我也一样。随人家怎么批评我吧，我反正利用与一位水平相当的对手交锋的机会，磨砺自己的思维之剑。在这远近一带，我找不到其他人……总之，是真的，我常去找他，他也常来找我，我们还一块儿散步。我们争论，争论得你死我活，几乎天天如是；可我承认，他思想的不一致和敌意，对我有着更多的魅力，使我去找他。我需要摩擦激励。思想观念没有机会战斗，就会失去生命力，而我——思想观念已经坚定。你们又怎么能这样讲呢——您，少尉，还有您，工程师？对于惑人心智的玩艺儿，你们缺少武装，你们有受到他那既狂热又险恶的诡辩影响的危险，在精神和心灵方面招致损害。”

是啊，是啊，汉斯·卡斯托普说，可能真是这样，他的表兄和他，他们生来就可能比较容易受坏影响。生活中的问题儿童呗，他懂。不过，在这儿倒可以恰到好处地引用彼得拉卡的那句名言，塞特姆布里尼先生肯定清楚；而且，在任何情况下，纳夫塔所讲的话也值得一听。必须公正地说，他关于共产主义时代的论述——他认为这个时代过去后就又会人人平等——是很精辟的。再者，那些除了从纳夫塔口中恐怕永远也听不见的对于教育的看法，也令他卡斯托普很感兴趣……塞特姆布里尼紧闭双唇。汉斯·卡斯托普赶紧补充道，他本人当然是超脱于任何党派和立场的；他只不过认为，纳夫塔所讲的有关青年的喜好的一席话，确实有些意思。“请您先给我解释一个问题，好吧！”他继续说，“刚才这位纳夫塔先生——我称他‘这位先生’，就为了暗示，我并非绝对无条件地同情他的观点，而是相反，内心深处对他怀着极大的保留……”

“您这样做很对！”塞特姆布里尼嚷起来，语气带着感激。

“……刚才他讲了一大堆反对金钱的话，称金钱是现代国家的灵魂；他反对私有制，视它为盗窃；总之，他反对资本主义的财富，说它是炼狱之火的助燃剂——我想我没记错，他差不多就是这么说的，并且对中世纪禁止放贷取息大唱赞歌。可另一方面，他自己却……请原谅，他自己必定……你跨进他的房间，简直惊讶极啦。什么都是绸子……”

“嗨，可不，”塞特姆布里尼微微一笑，“那是一种特殊爱好啊。”

“……那些精美的老古董家具，”汉斯·卡斯托普继续回忆着，“那尊十四世纪的木雕像……那挂威尼斯枝形吊灯……那个穿漂亮号衣的小听差……还有巧克力蛋糕，要多少有多少……他本人想必……”

“纳夫塔先生本人并非资本家，”塞特姆布里尼回答，“跟我一样。”

“可是？”汉斯·卡斯托普问……“在您的话里包含着一个‘可是’哩，塞特姆布里尼先生。”

“噢，那帮家伙才不会让他们中的任何人饿着呢。”

“谁，‘那帮家伙’？”

“那些神父。”

“神父？神父？！”

“不过我指的是那些耶稣会教士，工程师！”

接着是片刻的沉默。表兄弟俩看上去十分惊愕。汉斯·卡斯托普大呼：

“什么，老天，十字架，见他的鬼——这家伙是个耶稣会教士？！”

“您猜着了。”塞特姆布里尼文质彬彬地说。

“不，我一辈子也不会……谁能想得到呢！怪不得您刚才管他叫神父？”

“那只是一点点过分的礼貌，”塞特姆布里尼回答，“纳夫塔先生还没当上神父。他的病暂时挡住了他的前程。但他已完成了试修阶段，已许过头几个愿。疾病迫使他中断了神学的学习。后来，他在他那所教会学校里还当过几年级长，也就是当年幼的学生的监督、辅导员和见习教师。这很符合他对教育的爱好。眼下在山上，他到腓特烈文科中学教授拉丁文，也出于同样的考虑。五年前，他来到了山上。他失去了信心，不知什么时候或者压根儿还能不能再离开这个地方。不过，他肯定是耶稣会的会员；尽管他与教团本身联系不十分紧密，却到哪儿也不会改变观念。我告诉过你们，他本人是贫穷的，我是说，没有财产。当然了，规定就得这样。但是，耶稣会却拥有数不清的财富，会关心它会中的人，这你们看见了。”

“真叫见鬼，”汉斯·卡斯托普嘟哝着，“真是压根儿不知道，也想不到，天底下确确实实有这样的事！耶稣会分子。可不是吗！……可有一点请您告诉我：既然那帮神父如此关心他，照顾他，他干吗发了疯还住在……我自然不想对府上说这道那；您在卢卡切克那儿是住得挺美的，那么自成格局，外加清静舒适。我只是讲：纳夫塔他既然那么肥——用我习惯的说法——干吗他不另外找个住处，舒服一点儿的，楼梯像样子的，房间更大，房子外观更雅致？他让那么个小窝里到处是绸子，真有些神秘蹊跷的味道……”

塞特姆布里尼耸了耸肩。

“他之所以这样，”意大利人说，“想必自有分寸和口味方面的原因。

我猜想，他企图安抚一下自己那因反资本主义而负疚的良心吧，方法是住进一个穷人才会住的房间，但又为了不亏待自己，便采取那样的居住方式。也有掩人耳目的考虑。一个人在暗中得到魔鬼多大的好处，不会拿到人前去吹嘘。所以，他给人看的门面很不起眼，背后却兴致勃勃，追求他那酷爱绸子的教士趣味……”

“太奇怪啦！”汉斯·卡斯托普说，“对我真是绝对新鲜，甚至激动人心，我得承认。不，我们真的该感谢您才对，塞特姆布里尼先生，感谢您使我们认识了这样一个人。您乐意相信吗，我们还会不时地去拜访他？这已说定了。与这样一个人交往将在意想不到的程度上扩大我们的眼界，让我们窥见一个做梦也不相信其存在的世界。一个真正的耶稣会士！我说‘真正的’，只是因为脑子里刚好闪过这个词儿，我必须说明。

我脑子里问：他可是真的吗？我清楚，您认为一个暗中受到魔鬼支持的人，绝无什么真正可言。不过，我提出问题的意想是：他作为一名耶稣会教士，可谓真正吗？——这问题老在我心里打转。他说了一些话——您知道我指哪些——谈到了现代共产主义和虔信上帝的无产阶级，说这个阶级面对鲜血不会将自己的手缩回去——总之，说了一些我不愿再重复哪怕一点点的话，而您那位执着资产者戈矛的先祖父，与之相比只不过是只纯善的小羔羊而已——原谅我打这个比方。他这样对吗？他的上司会同意他如此讲吗？这与罗马的说教协调一致吗？据我所知，全世界的教会都应宣传罗马的主张才是。这叫不叫——怎么讲来着——异端邪说，离经叛道呢？对纳夫塔的言论我这么考虑，并且很乐于听听您的想法。”

塞特姆布里尼莞尔一笑。

“很简单。纳夫塔首先肯定是耶稣会士，地地道道，百分之百。其次，他可也是个聪明人——否则我就不会和他打交道——而作为聪明人，他总力求有新的联想，适应新的形势，提出新的问题，做到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说法。你们看见我自己也常对他的理论感到意外。在此以前，他还没向我这么彻底地亮过自己的观点。你们在场显然使他很兴奋，我就利用这个机会挑逗他，让他把话兜底儿倒出来。听起来够古怪的，够吓人的……”

“可不，正是，但他干吗没当上神父？他年龄不是挺合适吗？”

“我已经对您说过：疾病暂时妨碍了他。”

“对。可您是否认为，如果第一他是个耶稣会士，第二他是位富于想像力的聪明人——那么这第二点，这加上的一点，是否跟疾病有关系呢？”

“您这话什么意思？”

“不，不，塞特姆布里尼先生。我只是想说：他有一个浸润性病灶，这妨碍他当上神父。但他那些联想力恐怕同样也妨碍了他，在一定程度上，因为联想力和病灶原本就有些关系。他差不多同样是个生活中的问题儿童，特殊类型的，一个（肺上）有小浸润点的病弱的耶稣会士。”

他们已经走到疗养院。在大楼前的平台上，他们在分手之前还站在一块儿聊了一会儿；几个在大门口无所事事地东张西望的疗养客都好奇地望着他们。塞特姆布里尼先生说：“我再次警告你们，我年轻的朋友。我阻止不了你们与这个刚结识的人交往，要是好奇心驱使着你们非去不可的话！不过要心存戒备，任何时候也不可不加分析批判就听信他的话。这个人我要用一句话给你们讲清楚：他是个放荡家伙。”

表兄弟的脸变了样子。过了一会儿，卡斯托普问：“一个……怎么会？对不起，他不是个教士么？当教士必须起誓，据我所知，再加上他又那么皮包骨头，身体虚弱……”

“您说傻话，工程师，”塞特姆布里尼打断他，“这跟是否体弱多病完全没关系；至于说到起誓嘛，那也有保留。不过，我是在更广和更高的意义上那样讲，相信您具有必须的理解力。还记得起来吧，有一天我上您房间看您——很久以前，很久很久以前——您刚照过片子，在房里静卧……”

“当然记得！您在黄昏时分走进我的房里来，拧开了灯，我记得清楚的像今天……”

“好。当时我们聊到一些较高深的话题，感谢上帝，我们经常如此。

我甚至相信，我们谈到死与生，谈到作为生的条件和附属的死的尊严，谈到死会变得丑恶，如果精神厌弃它，将它作为原则孤立起来了的话。

我的先生！”塞特姆布里尼先生继续滔滔不绝，同时朝两个年轻人跟前逼近一步，并将左手的拇指和中指伸直成叉子状对准他们，像是想以此钳制住他们俩的注意力，还举起右手的食指发出告诫……“请牢牢记住，精神是独立的，有着自由的意志，道德世界由它来决定。如果它将死孤立起来，分裂开去，死就会通过精神的自由意志变成为实在，事实上——你们懂我的意思，就会变成一股与生抗衡的自在力量，变成一个敌对原则，变成巨大的诱惑，而它的王国就是淫欲之国。你们问我：为什么正好是淫欲？我回答你们：因为淫欲能使人获得解脱，因为它也是一种拯救，只不过不是将人从恶中解脱拯救出来，而是一种恶的解脱。它瓦解道德和伦理，使人摆脱礼仪与自持，变得放荡而无拘束。我现在警告你们提防我本不愿意介绍你们认识的这个人，要求你们在与他交往和谈话时心存戒备，戒备再戒备，就是因为他所有的想法都有淫荡的性质，都受着死的庇护——死是一种极为放荡的力量，我当时对您讲过，工程师——我还清楚记得我用过的这个词儿；那些我有机会发表的中肯而精辟的意见，我始终保存在我的记忆里——是一种对抗道德、进步、工作和生的力量；保护年轻的心灵不受这种力量毒害侵蚀，是一个教育者最崇高的责任。”

塞特姆布里尼先生讲得再好不过了，再清楚、再周到不过了。汉斯·卡斯托普和约阿希姆·齐姆逊对他表示衷心感谢，然后向他道别，走进了“山庄”的大门。他呢，又回到纳夫塔那绸子小窝顶上的阁楼中，站在写字几前做他的作家去了。

这儿记录了表兄弟俩第一次造访纳夫塔的经过。接下来他们又去过两三次，有一次甚至塞特姆布里尼先生不在场。这几次访问同样引起年轻的卡斯托普许多思考。当他独自坐在那开满蓝色小花的隐退之所“执政”时，眼前又浮现出那个叫做“HomoDei”的崇高形象。

勃然大怒，再加一点令人十分难堪的情况转眼到了八月。幸运的是，随着月头上的几天过去，我们主人公上山来一周年的日子也悄悄溜过去了。过去了倒好——临到它到来时，年轻的汉斯·卡斯托普曾感到几分不快。这是规律。谁都不喜欢这样的日子，所以，长年住在山上的老病号们也不进行纪念，反之，其它任何可以庆祝碰杯的机会却绝不放过。除去一年一度的公众大节日和周年纪念之外，还尽量加上一些私人的非常规的纪念日，诸如每个人的生日、全院性的体检、即将痊愈出院甚或私自强行出院等等，都可以成为聚在餐厅大吃大喝的借口——只有入院的周年纪念日，人们讳莫如深，能混就混，常常就真的忘记了留意它；再说也可以放心，别的人根本不会把它当回事儿。不错，大伙儿重视将时间化整为零，注意观察日历，观察可见的周期和循环。但是，去量去数自己与山上的空间联系在一起的时间，这种事只有初来乍到的新病号才会去干；住油儿了的老病号喜欢的是心中无数，漫不经心，每天一个样，而且都感情细腻，相互之间善于将心比心。所以，对某个人说“今天是你上山三周年啦”什么的，就定会被视为最不得体和最残忍的举动——这样的事也从未发生过。就连施托尔太太，不管她其他方面多么缺少修养，在这一点上也很有节制和老练，犯规动作还没有过。她的生病，她的发烧，显然跟她的极无教养关系密切。就在最近一次进餐的时候，她还大谈她肺尖“发蔫儿”；当话题转到历史事件时，她便宣布，记历史年代算得上她的“玻利克拉特指环”，同样引得举座愕然。不过，仍然无法想象她二月份会提醒约阿希姆，他住院已经一年啦，尽管她并非没有想到这件事。须知她那可怜的脑袋自然塞满了没用的日期和事情，加上她又有替别人计算的爱好，只不过山上的规矩约束着她罢了。

汉斯·卡斯托普那一天的情况亦然。是的，她在餐桌上也曾试图冲汉斯·卡斯托普意味深长地挤挤眼睛，但当对方回敬她一个木无表情时，她便赶紧收敛了。约阿希姆同样对表弟一声未吭；他当然想起了这个日子，想起了他在达沃斯“村”火车站接这位“来探病的人”的情景。但是约阿希姆生来就不爱讲话，比起汉斯·卡斯托普到了山上以后变成的这个样子差得很远，更甭提与他们认识的作家和玄学家相比啦——近些时候以来，约阿希姆更加引人注目地默不作声，紧闭的唇间只偶尔挤出几个音来，可脸上的表情却变化不定。很明显，达沃斯“村”车站使他想到的已不再是到达和迎接……他与平原上频繁通信。他心中的决定已经成熟。他做的种种准备正接近尾声。

七月曾经暖和而又爽朗。可八月一到天气就变坏了，阴郁、潮湿，开始是雨加雪，随后就毫不含糊地下起雪来；除了间或还插进来一两个像样的夏日，坏天气一直持续到月底，进入了九月。一开始，房间受惠于刚刚过去的夏季，还暖和；房里的气温为十度，可以说还算舒服。但很快就越来越冷，越来越冷；大伙儿高兴的是雪已盖住山谷，因为这个景象——只有这个景象，单单温度低没有作用——促使院方打开了暖气，先在餐厅里，后在卧室中。这样，在静卧以后揭掉裹在身上的两床毛毯，从阳台上回到房里，病员们就可以把又僵又潮的手伸过去拍拍那些使人复苏的白铁管，虽然它们放出的干燥热气让脸颊烧得更厉害。

已经到冬天了吗？人们的感官逃避不了这个印象，于是纷纷抱怨受骗上当，“夏天被偷走了”；殊不知正是他们在种种自然的和人为的情况支持下，用一种内在和外在都堪称浪费奢靡的消磨光阴的方式，自己欺骗自己，自己偷走了自己的夏天。只有理性乐于相信，还有美丽的秋日跟着到来，甚至可能是一连串的许多天，又暖和又明媚，就算把它们称为夏日也不算过誉，当然前提是你别去管太阳升起的已经不那么高，隐没到地平线下也早一些。然而，窗外的冬景给人心灵的影响远强于这样一些安慰。病员们站在紧闭的阳台门边，目光痴呆地望着飞雪，心里都挺烦闷——约阿希姆眼下正是如此，他嗓音压抑地说：“这又算开始了么？”

汉斯·卡斯托普在他背后的房里回答：“还早了点儿，还没有真正开始，不过确实已经板着面孔，叫人害怕。如果说冬天就意味着阴暗、飞雪、寒冷和暖气管的话，那又真是冬天了，无可否认。加之考虑到不久前也是冬天，融雪季节刚才过去——反正咱们觉得是这样，对吗？仿佛刚刚还是春光明媚——这就可能暂时败坏人的心绪，我承认。这将危害人的生活乐趣——让我给你解释我说这话的意思。我认为，在正常情况下，世界被安排得正好符合人的需要，有利于增加人的生活乐趣，这点必须承认。可我不想走得太远，竟然声称自然的秩序，例如地球的大小，它自转和绕着太阳旋转一周所需的时间，昼夜和四季的更迭，宇宙的节奏，你要是愿意说的话——竟然声称它们都是按我们的需要来测定的。这样讲太放肆，太简单；这叫神学，拿思想家的话来说。不过事实确乎是：我们的需要跟自然总的、基本的现象，赞美上帝，相互正好协调一致——赞美上帝，我说，因为这情况真该让人赞美赞美他才是——你瞧，平原上夏天或者冬天来了，那么前一个夏天或冬天恰好已经过去那么久，使你感觉刚来到的夏天或冬天又是新的和值得欢迎的，于是便产生了生活的乐趣。可我们这山上呢，上述的秩序和协调被破坏了，一则因为这儿如你自己有一次指出的，几乎没有真正的四季，而只有夏天和冬天，并且乱七八糟地搅和在一起。再则，人在这儿过的时间也不对，以致新的冬天到来一点也不新，让人觉得又是老样子。这就是为什么你在那儿望着窗外会心生烦闷的原因。”

“非常感谢，”约阿希姆说，“现在你找到了解释，因此，我相信，你可以心满意足了，以致你对事情本身也不再感到不满，虽然它……不！”约阿希姆喊道，“够了！真是卑鄙无耻。整个都卑鄙无耻得叫人害怕，令人恶心；你可以随你自己的便……我，我可……”说着，他冲出房间，砰地带上了门。如果并非一切都是假象，那么，在他美丽、温柔的眼中，确实包着泪水。

另一位凄凄然地留了下来。他从未把表兄的一些决断当真，只要它们还被约阿希姆大声地宣布着。可眼下，他沉默寡言，脸上表情一会儿一变，加之还有刚才的表现，汉斯·卡斯托普着实吓了一跳；因为他意识到，这个当兵的真个要采取行动了——他吓得脸色发白，而且是为他们两个，为了约阿希姆和他自己。很可能他会死去，他想，因为这显然是从第三者口里掏来的学问，过去那从未消除的疑心又涌上心头，令他觉得很不是滋味儿。他同时还想：可能么，他把我一人扔在山上——我可原本只是来看他的呀？！又想：这可真是又荒唐又可怕——荒唐可怕得我感觉自己面孔发冷，心跳也失去了规律，因为要是我独自留在山上……可他要真走了就得这样，和他一块儿走压根儿不可能——那样一来不就……可这会儿我的心完全停止跳动了——那一来就将是一辈子，因为我独自一人永远也别想再回到平原上去……汉斯·卡斯托普的可怕思路就是如此。但他没想到，当天下午事情就有了眉目；约阿希姆宣布，决心已经下了，就等采取最后的行动。

喝过茶以后，他们来到亮着灯的地下室，接受每月例行的检查。时间是九月初。跨进那让暖气烘干了的诊疗室，他们便看见克洛可夫斯基博士坐在他写字台前的位子上，贝伦斯顾问却铁青着脸，交叉着双臂，身子倚靠在墙上，一只手拿着听诊器敲打自己的肩膀。他脸冲着天花板直打哈欠。“你们好，孩子们！”他没精打采地说，一看就没情没绪，像是患了忧郁症，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他显然刚抽过烟。但除此之外也有一些表兄弟俩已经耳闻的实际原因，令贝伦斯顾问恼火不快。说来也不过是疗养院内司空见惯的那档子事情：一个名叫阿米·诺尔婷的年轻姑娘，前年秋天第一次入院，十个月后的八月份便痊愈出院了，可不到九月底又重新上山来，说是在家里住着“感觉不得劲”；二月份她又完全没一点杂音了，回到了山下，谁料到，从七月中旬起她又出现在餐厅里，坐在伊尔蒂斯的边上。这位阿米小姐半夜一点钟的时候跟一个名叫玻里普拉修斯的男患者在她的房里当场被人拿获；男方正是狂欢节上以他漂亮的双腿理所当然地引起大伙儿注意的那个希腊人，一位年轻的化学家，父亲在庇洛伊斯拥有一些燃料厂。而且，抓住他们俩的据说是一位争风吃醋的女友，她走与玻里普拉修斯一样的路线经过阳台溜到了阿米小姐房中，对眼前的一幕又心痛又恼怒，禁不住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可怕尖叫，把全院的人都惊动了，事情便闹得满城风雨。贝伦斯顾问方才和自己的助手讨论过这件讨厌的事情；他不得不请三位统统走路，雅典少年、诺尔婷小姐以及她的感情冲动得连自己的名誉也不顾的女友。顺便说一下，阿米小姐和那位女叛徒一样，都曾私下接受过心理分析家的治疗。甚至在为表兄弟作检查的过程中，贝伦斯顾问还在唉声叹气地发牢骚。须知他是位听诊大师，尽可以一边扯谈，一边听人的五脏六腑，并且将结果口授给助手记录下来。

“是的，是的，绅士们，该死的性欲！”他说，“对这种丑事你们自然可以寻开心，你们可以不在乎——小气泡——可我这个当院长的，我就会Neese plein，请你们——浊音——请你们相信我。肺痨患者偏偏性欲都特别旺盛，叫我有什么办法——轻微的杂音？我没有作那样的安排，可稍不留神，你就会出乖露丑，变成了窑子老板——左腋下气促。

我们设了精神分析科，我们开了讲座——嗯，你好！可这帮野小子越听讲越不像话，越是来劲。我主张搞数学——这边好些啦，杂音已消除——搞数学，我说，是治胡思乱想的特效药。帕拉范特检察官病得很重却一心扑在数学上，现在已在求圆的积分，感觉病也轻了很多。但大多数人都太蠢，太懒，上帝可怜他们！——小气泡——您瞧，我完全清楚，年轻人在这儿并非就那么容易变坏、堕落；从前，我还常常试图管一管那种事。但是，我却碰见这位表哥或那位未婚夫出来指着我鼻子问，这到底与我有什么相干。从此我就只当医生——右上肺有微弱的沙沙声。”

他替约阿希姆检查完了，把听诊器插在白大褂口袋里，用他那巨大的左手揉着双眼，就跟他每次情绪低落和感伤时一样。他一边懒心无肠地打着哈欠，一边机械地念念有词：“喏，齐姆逊，别愁眉苦脸。是的，仍然没有全像生理教科书上写的那样，这儿那儿还有点毛病，再说您的加夫基指数问题也没彻底解决，最近甚至还往上升了一个数字——这一次的结果是六，不过也不要因此就悲观绝望。您来的时候病更重一些，我可以给您看文字记载；您只需再住五六个月——您可知道，从前月不叫‘Monat’，而叫‘mano’？听起来可是响亮得多。我因此下决心，只讲‘Manot’……”

“顾问先生。”约阿希姆憋不住了……他光着上身，胸脯挺得高高的，脚跟并得紧紧的，摆出一副坚定严肃的架势；他脸上白一块青一块，就像当初由于一个特殊的原因他也曾激动万分，让汉斯·卡斯托普破天荒第一次发现，原来皮肤黝黑的人在脸色苍白时是这个样子。

“如果您，”贝伦斯不理会他那架势，只顾说下去，“如果您再扎扎实实养上半年光景，您就会成为一个棒小伙子，然后随便您去征服君士坦丁堡，去当将军里边的大将军……”

谁知道他在心绪恶劣时还会胡诌些什么，如果不是约阿希姆坚定不移的态度和急欲发言、而且是大胆地发言的神气，引起他注意，打断了他的思路的话。

“顾问先生，”年轻人开了口，“我谨向您报告，我下决心出院去了。”

“什么什么？您打算去旅行？我想，您原本不是准备晚些时候棒棒儿地回部队去的吗？”

“不，我必须现在走，顾问先生，八天以后。”

“告诉我，我没听错吧？您将扔下枪，您打算开小差。您知道这是当逃兵吗？”

“不，我不这么想，顾问先生。我得马上回团里去。”

“尽管我告诉您，半年后我肯定让您出院，而在半年之前我不能放您走？”

约阿希姆的姿势越来越像个军人。他收腹挺胸，语气斩钉截铁地说道：

“我呆在山上已经一年半，顾问先生。我不能再等下去。顾问先生原本只说：三个月。后来我的疗养却一季半年地一延再延，可我仍旧没恢复健康。”

“难道是我的错？”

“不，顾问先生。可我不能再呆下去了。我要是不想完全失去机会，就不能在山上一直等到真正康复。我必须这就下山去。我还需要点时间制装和做别的准备。”

“您这样做得到家里同意了吗？”

“我母亲同意了。一切都已谈妥。十月一日，我便进七十六团作候补军官。”

“甘冒任何危险？”贝伦斯拿充血的眼睛瞪着年轻人，问……“是的，顾问先生。”约阿希姆嘴唇颤抖着回答。

“哦，行啊，齐姆逊，”宫廷顾问换了表情，态度缓和下来，整个人都显得随和了。“好吧，齐姆逊。稍息！让上帝陪您走吧。我看得出来，您清楚您打算干什么，您准备对自己负责。应该肯定，从您自作主张的一刻起，责任就是您的了，而不再是我的。您成了自立的男子汉。

您走没有保险，我不负任何责任。可我希望情况很好。您将从事一种空气新鲜的职业。完全可能对您健康有好处，您完全可能咬紧牙关挺过来。”

“是的，顾问先生。”

“喏，还有您，来自平民中的年轻人？您大概打算一起走吧？”

应该回答的是汉斯·卡斯托普。他站在那儿，站在一年前使他长住下来的那次检查的同一位置上，脸色同样苍白，而且他又清楚地看见自己的心脏在撞击肋骨，在搏动。他回答：“我听候您的安排，顾问先生。”

“听我安排。太好啦！”他抓住卡斯托普的胳臂，将他拽到眼前，听了听，敲了敲。他未作口授。检查进行得相当迅速。

完事后，他说：

“您可以走了。”

汉斯·卡斯托普结巴起来：

“这个……怎么？我健康了，是吗？”

“是的，您健康了。左胸上边那点病灶已不值一提。您发烧与它无关。至于怎么引起的，我没法告诉您。我估计，别的也不会有什么。叫我说，您可以出院了。”

“可……顾问先生……这在目前，也许不完全是您的老实话吧？”

“不是我的老实话？为什么呢？您怎么会这样看我？我想知道，您到底是怎么看我的？您把我当成什么人了？当成一个窑子老板？”

他勃然大怒。熊熊燃烧的怒火使贝伦斯宫廷顾问的脸色由青而紫，一边往上撅的嘴唇连同着半撇小胡子撅得更加厉害，以致半拉子上牙也露了出来。他像一头公牛似的伸着脑袋，鼓凸的双眼里充满泪水，血红血红。

“我可不准谁这么诽谤我！”他吼道，“第一，本人根本不是什么老板！我是院里的雇员！我是大夫！我仅仅是大夫，您明白吗？我不是拉皮条的！我不是美丽的那不勒斯城托勒多街的阿莫洛索先生，您懂不懂？我是患者的仆人！要是您对鄙人心存其他想法，我就请你们二位滚他妈的蛋，见鬼去也好，活也好死也好，悉听尊便！请吧，一路顺风！”

说着，他大步流星地冲向房门，穿过门跑进透视室前面的隔间，轰的一声顺手将门带上。

哥儿俩不知所措，眼巴巴地望着克洛可夫斯基博士；博士却连头都不抬，专心写着病历的样子。哥儿俩一咬牙，赶紧穿衣服。到了楼梯上，汉斯·卡斯托普说：

“真吓人。你见过他这样子么？”

“没有，还没见过。这就是所谓的‘上司德性’吧。唯一的正确对策是，你就规规矩矩地听着，让他发个够。是的，他对玻里普拉修斯跟阿米小姐那档子事自然有一肚子气。不过，你看见了——”约阿希姆继续说，说时是一副对自己的成功显然志得意满的神气，“你看见了，他怎么让步，怎么投降，当他发现，咱动真格的啦？必须拿出勇气来，不能躲躲藏藏。这下我算获准出院了——他自己说过，我没准儿能咬咬牙挺过去——再过八天动身……三个星期以后咱就在团里喽。”约阿希姆干脆不让卡斯托普再插嘴，兴高采烈地一个劲儿只谈他自己。

汉斯·卡斯托普沉默无语。对于约阿希姆的获准，他没说一句话，对于本来可以谈谈的他自己的获准亦然。他换上准备静卧的衣服，把体温表插在嘴里，三叠两卷就熟练而又艺术地把两条驼毛毯子裹在了身上，整个手法完全符合那平原上的人们一无所知的神圣规范，随后就像个均匀的圆滚筒似的静静躺在他那舒服的椅子上，躺在初秋午后湿冷的空气中。

雨云低垂，下边那面图案富于幻想的旗子收起来了。枞树潮湿的枝杈上留着残雪。整整一年前，从楼下的静卧厅，阿尔宾先生的声音曾经传到他的耳畔，现在又传来轻轻的交谈声。没过一会儿，静卧着的年轻人的手指跟脸都冻僵了。但他已经习惯并且心怀感激，感谢这儿这种早已成为他唯一可以想象的生活方式给予他的恩惠，让他这么安安稳稳地躺着，思考可以思考的一切。

约阿希姆肯定要走了。贝伦斯顾问已放他出院——不是按照规定，不是康复了，但却勉勉强强给了他同意，基于他态度的坚定，基于对他坚定的承认。他将乘坐窄轨火车下山去，下到朗特夸特的深渊中，下到罗曼斯角，然后越过在诗里骑士曾越过的那片山谷中的大湖，穿过整个德国回到家里去。他将生活在那儿，生活在平原上的世界，生活在一些对山上的生活、对体温表、对裹毯子的艺术、对毛皮睡筒、对一日三次的散步等等等等都全然无知的人们中……很难说清楚，很难一一列举，有多少事物是山下的人完全不知道的。但是，一想到约阿希姆在山上已过了不止一年半之后又得生活在那些无知的人们中——这个想象仅仅关系到约阿希姆；如果说与他卡斯托普也有牵连，那只不过是一种相隔遥远的尝试——他就已经心烦意乱，禁不住闭上眼睛，同时摆一摆手，像要驱赶走什么似的。“不可能，不可能！”他喃喃自语。

可正因为不可能，他便不得不在没有约阿希姆的情况下继续生活在山上，独自一个人？是的。那么多久呢？直到贝伦斯认为他康复了，让他出院去，而且是认真地，不像今天这样。可是第一，这将是一个无法预期的时间，正像有一次约阿希姆在不知怎么谈到这个问题时对着空中把手一扬所想表示的一样；而且第二，到那时不可能的事就会变得可能一些了么？完全相反。说句老实话吧，现在毕竟还有人对他伸出一只手，现在，不可能的事也许还没变得完全不可能，像将来有朝一日那样——约阿希姆不顾一切地出院，对他来说是回到平原之路上去的支撑和向导，要是他一个人，将永远也别想再找回到那条路上去。那位人文主义的教育家会努力劝他抓住这只手，接受这个向导，要是他知道这件事的话！但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只是某些值得一听的事物和力量的代表，而不是孤立的无条件的存在；还有，约阿希姆情况也一样。他是个军人，是的。他要走了——差不多在那位乳峰高高的玛露霞就快要回来的时刻——全院都知道她十月一号回来——可对于汉斯·卡斯托普这个平民来说，走却是不可能的，原因嘛直截了当地说正因为他必须等克拉芙迪娅·舒夏特夫人，虽然这一位还归期遥遥，全然没有消息。“那不是我的想法。”约阿希姆回答贝伦斯，在顾问指出他是开小差的时候。对于约阿希姆来说，心情烦躁的顾问大人讲什么无疑都是废话，可以不加理睬。然而对于汉斯·卡斯托普——是的，毫无疑问就是这样！今天，他之所以躺在这湿冷的空气中，正是要将这个关键问题不带感情地想清楚——对于他来讲，如果借此机会非法地或者半合法地动身回平原上去，那就确确实实是当逃兵，逃避他在山上从观察所谓“主的人”的崇高形象中承担的多而且广的责任，逃避繁重恼人甚至超过他自然的力量，然而却给人一种冒险的喜悦的“执政”职责——在这儿的阳台上，在那开满蓝色花朵的地方，他得经常完成它们。

汉斯·卡斯托普从嘴里使劲拔出体温表，先前唯一只有过一次这样的情况。那是当护士长刚刚卖给他这支精致的玩艺儿，他在第一次使用之后。眼下他也带着同样的急切心情，看那表上的结果。水银柱大大地升高了，三十七度八，几乎到了九。

他猛地推开毛毯，跳将起来，快步冲进房间，冲到通走廊的门边又走了回来，在重新躺下以后，才压低嗓门儿叫约阿希姆，问他的体温曲线。

“我不再量啦。”约阿希姆回答。

“噢，我却烧上了。”他学着施托尔太太的构词法说。可是在玻璃墙另一边，约阿希姆一声未吭。

后来他还是什么也没讲，当天如此，第二天也如此，他没有用话去探究表弟的打算和决定；它们肯定会自行变得清楚起来，而且在短时间内，通过行动或者是放弃行动，而事实上他们选择了后者，即无所行动。

看样子他在搞无为哲学，认为有所为便意味着亵渎上帝，因为上帝愿意独自行动。反正在这几天，汉斯·卡斯托普所做的也仅限于去找过一次贝伦斯顾问，去给大夫回一个话；约阿希姆知道他去了，而且谈话的情况和结果也掐着指头就能算出来。他的表弟对贝伦斯表示：他更重视顾问以前要他在这儿彻底养好病以便再也不回院里来的多次劝告，而不在意顾问在不高兴的时刻匆匆忙忙说了什么；他还有三十八度八，不可能觉得是康复出院；只要顾问最近说的那些话不意味着“勒令退学”什么的，他汉斯·卡斯托普没意识到怎么会引起顾问采取这一严厉措施——他在经过冷静考虑以后便自觉地作了与约阿希姆·齐姆逊相反的决定，准备继续留在山上，直到病完全治愈。对此，贝伦斯顾问回答的原话差不多是：“好，好！”以及“就该这样！”并且讲：这才像个有理智的人说的话；他早就看出来，汉斯·卡斯托普和那个莽撞的大兵相比，更有天才当一个病人，云云。

根据约阿希姆接近于准确的推算，谈话的情况大致如此。他什么话也没说，默默地断定汉斯·卡斯托普不会与他一起作出院的准备了。然而，善良的约阿希姆内心又有多么矛盾啊！他真的不能再关心自己表弟未来的命运了。他胸中很不平静，可以想象。还在也许他不用再量体温，故意让他的体温表掉到地上摔碎了。量来量去结果反使人更糊涂——他是如此激动，脸色一会儿发紫，一会儿发白，一会儿兴奋，一会儿紧张，跟他一贯那样。他再也躺不安稳，汉斯·卡斯托普听见他不停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一日四次，每当“山庄”整个儿都在实行静卧的时候。一年半啦！终于可以下山，回家去，终于真正去团里啦，尽管只获得了一半的准许！这是个小问题，没有关系——汉斯·卡斯托普体会着坐立不安的表哥的心情。十八个月，地球绕太阳转整整一圈又加半圈的时间都在这山上度过了，已完全习惯了这儿的环境，已进入这儿的秩序轨道和牢不可破的生活程序，春夏秋冬全都挨过来了——现在却要回到陌生的家里去，到那些无知的人们中去！将面临何等巨大的适应气候和环境的困难啊？还有什么可奇怪呢，如果约阿希姆的激动不安不只是出于喜悦，而且也出于恐惧？如果他在与彻底习惯了的生活告别时心情沉痛，绕室狂奔？——至于玛露霞，这儿就完全不用提了。

然而，喜悦还是更多。它已从善良的约阿希姆的心中和嘴里满溢出来；他只谈他自己，他对表弟的未来听其自然。他说，一切都会焕然一新，生活、他本身以及时间——每一天，每一小时。他的时间将重新变得充实，他将慢慢度过宝贵的青春年华。他谈到他的母亲，汉斯·卡斯托普的姨妈。她跟约阿希姆一样，也有一双温柔的黑眼睛，他上山以后就再也没见着她了，因为她也像他似的，拖了一个月又一个月，半年又半年，一直下不了决心来探望自己的儿子。在谈起即将完成的入伍宣誓时，约阿希姆兴奋得笑了：宣誓将在军旗下庄严地进行；他将发誓忠于它，忠于骑兵团的旗帜。“什么？”汉斯·卡斯托普问，“真的吗？忠于那木杆？忠于那布片？”——是的，怎么不是；正如在炮兵团忠于大炮，那样象征性地——纯属虚妄的习俗，平民卡斯托普认为，也可以称为多情善感乃至狂热。约阿希姆却点点头，显得自豪而又幸福。

他着手做出院准备，到管理处结了账，提前在自己选定的动身日期之前一天就开始打行李。他把夏季和冬季的衣物装进衣箱中，让佣人将皮睡筒和驼毛毯缝进麻布包：也许，他在某次演习中还用得上它们。他开始与人道再见。他去向纳夫塔和塞特姆布里尼告了别——独自去的，因为他表弟这次没有一块儿去，也没有问他塞特姆布里尼对他即将出院以及对汉斯·卡斯托普不打算出院看法如何，发表了什么高见，是不是一迭连声地“嗤，嗤，嗤”或者“啧，啧，啧”，或者同时发出两种声音，或者说“可怜的”，总之，一切他想必都无所谓。

到了动身的前夜，约阿希姆最后一次参加了所有的活动，包括每一次进餐，每一次静卧，每一次散步；然后，他向医生们和护士长告了假。

动身的早晨终于降临了。约阿希姆跑进餐厅时双眼血红，两手冰凉，因为他通宵没睡觉。一口面包尚未咽完，他又腾的一下从椅子上跳起来，急着去与同桌的病友告别，因为矮个子女服务员来报告，行李已经捆在车上了。施托尔太太说着说着就流出了惜别的眼泪，这个没教养的女人，她的泪水原本寡淡少盐；等约阿希姆刚一转过身，她就直摇脑袋，把叉开五指的手掌翻来转去，冲一旁的女教师挤眉弄眼，表示对约阿希姆出院的合法性以及健康状况大为怀疑。汉斯·卡斯托普在站着喝完咖啡准备去追赶表哥的当儿，把一切全看在眼里了。接下来还需要向佣人分发小费，对院方派到门厅里来送行的代表表示感谢。跟往常一样，不少疗养客已候在那儿观看出发的一幕。他们中有带着“环”的伊尔蒂斯太太，有肤色如同象牙的莱薇小姐，有放荡不羁的波波夫及其未婚妻。当后轮的制动闸夹紧了的马车从门前的斜坡上往下滑动的顷刻间，大伙儿都挥动起手帕来。有人给约阿希姆送去玫瑰花。他头上戴着礼帽。汉斯·卡斯托普没有戴。

他们俩身子笔挺地坐着，背撞着轻便马车坚硬的靠垫，驶过水渠，驶过窄窄的轨道，驶上与铁路平行的铺得高低不平的公路，最后停在了达沃斯“村”火车站前的石坝上。所谓车站大楼，只不过是一幢棚房而已。汉斯·卡斯托普重新认出了一切，不禁一惊。十三个月前的一个暮色初降的傍晚，他抵达这里，从此就再没看见过这火车站。“我来时也在这儿下的车。”他无话找话；约阿希姆也只回答：“噢，你是。”说着已付钱给车夫去了。

那个好动的瘸腿张罗着一切，买票、托运行李等等。哥儿俩肩并肩站在月台上，在一列小火车前边，在那节灰色的软席车厢旁。车厢里，约阿希姆已用大衣、花格子旅行毯和玫瑰花占了一个座位。“喏，你剩下的就是去狂热地宣誓啦！”汉斯·卡斯托普说。约阿希姆回答：“我会的。”还有什么呢？最后再相互带好，问候那山下的亲友和这山上的熟人。再往后，就只剩下汉斯·卡斯托普拿手杖在沥青地上画画儿了。突然一声“上车啦”，他抬起头来望着约阿希姆，约阿希姆也望着他。他们握了握手。汉斯·卡斯托普不知所措地微笑着；约阿希姆的眼神却既严肃又忧伤。“汉斯”他叫道。——万能的上帝啊！世界上什么时候曾有过如此令人难堪的事情吗？他竟然喊起卡斯托普的大名来啦！不像他们俩一辈子都从来是以“你”或者“喂”相称呼，而是一本正经地喊他的名字，真叫别扭尴尬极了！“汉斯！”约阿希姆紧紧握着表弟的手，对他十分放心不下的样子。卡斯托普也肯定发现，他这位处于远行前的亢奋状态而一夜未眠的表哥，心情激动得脖子都颤抖起来了，那情形就跟他自己在“执政”时一样。——“汉斯，”他像恳求似的说，“你也快回来吧！”说罢，他跑上踏板。车门关了，汽笛发出尖叫，车厢彼此碰撞着，小小的车头开始牵引，列车滑行出去。旅行者在窗口挥动帽子，留在月台上的卡斯托普挥着手。他心烦意乱，在原地站了有好一会儿，一个人。然后，他才慢慢往回走，沿着一年多以前约阿希姆领他走过的同一条路。

进 攻 失 败 了

斗转星移，光阴荏苒。红门兰和耧斗草的花都谢了，野丁香也一样。

在潮湿的草地上，又长出了龙胆草紫色的星形花朵以及那苍白而有毒的秋水仙；林梢也泛着红光，一片一片。秋分已过，万灵节在望，对于那些消磨时光的老手来说，基督降临节的第一个礼拜日、一年中最短的一天乃至圣诞节同样也不远了。不过，十月里美好的日子还是一个接着一个；这些日子跟表兄弟去参观贝伦斯顾问的油画那天的情况几乎一个样。

自打约阿希姆走后，汉斯·卡斯托普便不再与施托尔太太坐同一张桌子。在那一桌，布鲁门科尔博士已经死去；在那一桌，玛露霞常常无缘无故地用印着桔子花的手绢蒙着嘴傻笑。现在那儿坐的是新客人，谁都还不认识。我们的主人公在过完第二年的两个半月以后，便获得院方准许换了一个座位，坐到了原来那桌斜对面更靠近左边露台门的地方，夹在原来那桌和“好样儿的俄国人席”中间，简言之，坐到了塞特姆布里尼坐过的那一桌上。是的，汉斯·卡斯托普眼下坐着意大利作家空出来的位置，坐在桌子头上，正对着“大夫的座位”。在七席中的每一席，都保留着这么一个座位，供贝伦斯顾问或他的助手来观察时坐。

那边上首，在大夫席位的左侧，在重叠起来的几个坐垫上面，蹲坐着来自墨西哥的驼背业余摄影师。他不苟言笑，脸上的表情活像只鸽子。

他旁边的座位属于一位来自七堡地的老处女，正如塞特姆布里尼曾经抱怨的，她开口闭口都是她的姐夫怎样怎样，虽然谁都不了解也不想了解这位老兄为何许人。她在例行的散步中拄着一根饰有图拉产的银柄的小手杖；每天在一定的时候，人们可以发现她立在阳台的栏杆边，把小手杖横担在脖子上做深呼吸，为的是扩张她那扁平得像盘子似的胸脯。她对面坐着个大伙儿称文策尔先生的捷克人，因为谁都没办法念清楚他的那个姓。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在的时候尝试过，看能不能把他那由一串乱七八糟的辅音凑成的姓氏拼出来——虽然没打算认真努力，而只是想让自己娇生惯养的拉丁化拼读法去那语音的丛莽里探探险，逗逗乐而已。

这个捷克佬尽管肥硕得像獾子，饕餮的本领就是在此地山上的人当中也非常突出，四年来却口口声声他病得快死了。晚会上，他常弹着装有饰带的曼陀铃，唱他故乡的民歌，讲他自己的甜菜种植园，说在那儿干活儿的净是些漂亮娘儿们。然后，紧靠着汉斯·卡斯托普，面对面坐在桌子两边的是马格努斯先生和太太，一对来自哈雷城的酿造啤酒的夫妇。

悲凉的气氛包围着这一对儿，因为两人正在失去对于维持生命极端重要的新陈代谢物质，马格努斯先生失去的是糖，马格努斯太太是蛋白质。

他们俩的心绪，尤其是脸色惨白的马格努斯太太的心绪，叫人感觉到已经不存在哪怕一点点希望；精神的贫瘠就像地窖的霉气一样从她身上往外散发，她一身兼有着疾病和愚蠢，其讨厌程度比缺少教养的施托尔太太犹有过之。汉斯·卡斯托普对这样的人极为反感，也正因此受过塞特姆布里尼的责备。马格努斯先生要开朗和健谈一点，不过谈起话来却常常使塞特姆布里尼这位文学家不耐烦。此外，他还喜欢动不动就发脾气，时常因为政治和其他原因跟文策尔先生发生冲突。这位波希米亚人不仅以其民族情绪令他恼怒，还公然承认自己反对殖民主义，并且发表一些从道德上贬低酿酒业的言论。对此，马格努斯先生总是通红着脸给以驳斥，说什么这种与他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饮料在卫生方面无懈可击。在这种场合，从前都是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出来以幽默调侃的方式和稀泥；眼下坐在他位子上的汉斯·卡斯托普自觉缺少这份机灵，也没有足够的威信可以凭借，无法扮演同样的角色。

同席的只有两个人跟汉斯·卡斯托普有来往：一个是来自彼得堡的安·卡·费尔格，他左手边的邻座，这位心肠好性子也好的俄国人留着两丛茂密的棕红色八字胡，津津乐道地讲胶鞋生产程序，讲俄罗斯的边区和北极圈里的风物以及极地永恒的冬天；有时候，汉斯·卡斯托普甚至和他一块儿去散步。另一个坐在桌子上端正对着墨西哥驼子的座位上，名字叫魏萨尔，斐迪南·魏萨尔，头发稀疏，牙齿有毛病，来自曼海姆城，职业是商人，一双忧伤而饥渴的眼睛经常死盯着舒夏特夫人那富有魅力的身段，自打狂欢节起就很愿意接近汉斯·卡斯托普，只要情况碰得巧，他现在也总来跟他们一块儿散步。

魏萨尔在这样做时表现得耐心而又谦卑，甚至带着一种五体投地似的忠诚，这对当事者卡斯托普说来很不舒服，因为他完全理解其中复杂的含义，却又不能不本着人道的精神加以对待。他不露声色；他知道只要把眉头轻轻一皱，就足以将那自惭形秽的人羞辱和吓跑。他忍受着魏萨尔对他奴颜婢膝；这老兄一有机会就向他鞠躬致敬，就讨他的好儿；他甚而至于容忍这人有时散步替他拿外套——他把外套抱在臂弯里，显得那么毕恭毕敬——临了儿，他还容忍曼海姆人与自己交谈，谈的内容总是令人感到忧郁。魏萨尔热衷于提出一些诸如向一位自己一厢情愿地爱着的女士表白爱情是否有意义、是否理智之类的问题——所谓无望的爱情，不知先生们怎样看待。他自己则看得极为重要，认为其中也包含着无穷的幸福。因为即使表白的一幕会引起反感，包含着许多屈辱，但却造成了与自己渴慕的心上人紧紧靠拢的幸福的一刻，强使她进入亲切的氛围中，受到他自身的热情的感染；自然，除此之外不能再存别的奢望，但短暂的绝望的欢乐，不也多少可以补偿那长久的损失么？须知，表白是一种强暴的力量，它引起的反感越多，带来的乐趣也越大……这时候，汉斯·卡斯托普脸色一沉，魏萨尔就吓得不做声了。卡斯托普之所以如此主要是考虑费尔格在旁边；他经常强调，这位好好先生对所有高深一些、艰难一些的问题都一窍不通，而不是因为我们主人公的道德观已经僵化。要知道，我们一如既往地坚持既不美化他，也不丑化他，所以也就在这儿告诉大家，有一天晚上，当可怜的魏萨尔见到旁边没人，便苦苦哀求他，希望他看在上帝的份上详细讲一讲狂欢之夜他和她后来单独在一起的经历和经验。他确实是和和气气地满足了魏萨尔的愿望，但却没有像读者可能认为的那样，让那克制的一幕带上任何低级轻浮的味道。我们有种种理由不让他和我们受到这样的猜疑，只想再附带说一说：从此以后，魏萨尔替和蔼的汉斯·卡斯托普抱外套时更加忠心耿耿了。

关于卡斯托普的新桌友们就讲这么多。他右手边的位子只被人暂时坐了几天，现在又空了：坐过它的人也是一位像他原来那样的探病者，一位家属，一位平原来客和大伙儿所谓的来自山下的使者——一句话，汉斯的舅舅雅默斯·迪纳倍尔占据了它。

突然之间，在身边坐着一位来自故乡的代表和使者，从使者身上英国式套装的呢料中，还散发着一个处于深谷中的“上流社会”、一种已经沉沦的古老生活方式的新鲜气息，这对于汉斯·卡斯托普来说够刺激的。不过，事情必然发生。汉斯·卡斯托普早已估计到平原上的这样一次行动，并且对将会派谁来完成使命都猜得半点不差。——说来也并不困难：彼得舅舅常在海上，可能性很小；迪纳倍尔舅公自己肯定更是十匹马也拉不来，这山上的气压情况叫他完全不放心。不，只能是雅默斯舅舅，只有他在处理完家乡的事务后可能来这儿看看；以前就曾经讲过他要来。只不过约阿希姆一个人回去，把山上的情形在亲戚中一讲开，进攻便势在必行，便迫在眉睫。因此，约阿希姆走后不到两周，看门人给汉斯·卡斯托普送来了一封电报，他充满预感地拆开一看，丝毫也未感到惊讶：雅默斯·迪纳倍尔舅舅快到了。舅舅在瑞士办事，决定顺便到汉斯·卡斯托普的山上看一看。电报说他后天就到。

“好，”汉斯·卡斯托普想。“很好，”他想。“请吧请吧！”他甚至在心里说。“但愿你已经有点思想准备！”他在心里对即将抵达的人说道。

一句话，他对舅舅到来的消息处之泰然，并把它转给贝伦斯顾问和院方，让院里准备一间房间——约阿希姆的房间还空着。第三天，在他自己当初到达的差不多时刻，也就是晚上八点钟光景，天已经黑了，他便乘坐送走约阿希姆的同一辆硬垫子马车，赶到达沃斯“村”火车站，迎接从平原上派来视察的使者。

没戴帽子的脑袋冻得红彤彤的，也没穿外套，他站在月台边上，等着小火车进站。站在舅舅的车窗下，他叫舅舅只管下来，他已接他来了。

迪纳倍尔参议——他实际是副参议，他满怀感激将老爷子的荣誉职务也接下来了——冷得缩在他的冬大衣里：十月份的夜晚确实让人感觉挺冷，差不多已经可以说冻得很厉害，是的，凌晨肯定真会上冻的。参议从车厢里下来，情绪高得出乎意料，并以一位德国西北方的上等人的文明而简单的方式，将自己的高兴用声音表达了出来。他问自己外甥好不好，对他满面红光的气色表示非常非常满意。他在一旁看着瘸子把行李打点妥帖了，才在站前跟着汉斯·卡斯托普爬上马车又高又硬的座位。

舅甥二人行驶在繁星万点的夜空下，汉斯·卡斯托普仰着脑袋，伸着食指，给舅舅解释那高高的星空，连说带比划地将这个那个星座的特征归纳出来，并说出一些行星的名字——舅舅呢，注意力集中到了宇宙而不是坐在他旁边的年轻人身上，心里不禁暗想：虽然这样一到山上马上就谈星座也不是不可以，并不叫人觉得是发了疯，可毕竟还有一些别的事情更重要吧。从什么时候起他对那上边的情况了如指掌的，舅舅问汉斯·卡斯托普；外甥答，此乃春夏秋冬四季不懈地坚持晚上在阳台静卧的收获。——什么？夜里躺在阳台上？——噢，没错儿。参议您也可以试试。您非试不可。

“肯定。当——当然。”雅默斯·迪纳倍尔既想迎合又有点胆怯地说。他的“被监护人”却语气平和而单调。他坐在雅默斯旁边，尽管秋夜的空气清凉得近乎寒冷，却没戴帽子，不穿外套。

“你一点也不冷么？”雅默斯问他；他自己裹在一寸厚的呢大衣里还冻得哆哆嗦嗦，说起话来既急又慢，因为上下牙齿总要打架。

“我们不冷。”汉斯·卡斯托普回答得平淡而简短。

参议从一旁将他打量个没完没了。他不问家里的亲戚和熟人们好不好，对舅舅从那儿捎来的问候，也包括已到团里春风得意去了的约阿希姆的问候，只淡淡地表示感谢，对故乡的情况也不作进一步打听。雅默斯参议感到不安起来，但又说不清楚不安的原因是什么，是出在他这外甥身上还是在他自己身上，出在他作过长途旅行后的身体状况上。他东瞅瞅，西望望，却看不见多少高山峡谷景色，只好深呼吸，然后长长舒了口气说，这儿的空气真不错。那是当然，汉斯·卡斯托普回答，要不怎么会远近闻名。它有一些奇异的功效。尽管它加快肌体内的整个燃烧过程，处于这种空气里的人身上的蛋白质却会增加。它能治愈每个人身上都可能潜伏着的多种疾病，或者说首先大大地加重它们，借助一种普遍的有机的推动力或驱动力，促使它们痛痛快快地爆发出来。——请原谅，痛痛快快地？——没错儿。不知参议是否从未发现，疾病在发出来时能给人一种痛快的感觉，一种肉体的欢娱之感。——“是的，当——当然。”雅默斯舅舅尽管下巴不大听招呼，仍急急地回答，然后告诉外甥，他可能呆八天，也就是说一个星期，或者也许只有六天。因为他已说过，多亏这出乎所有人预料的拖得长长的疗养，汉斯·卡斯托普的身体在他看来已经非常不错，已经精强力壮了。他估计，外甥马上就会跟他一道下山回家了吧。

“得，得，别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汉斯·卡斯托普说。雅默斯舅舅讲的纯粹是山下人的话。他应该在我们这儿好好看一看，住一住再讲，到那时他的想法就变啦。问题在彻底治好，彻底是关键。最近，贝伦斯大夫又给他加了半年。这时候，舅舅开始叫他“小伙子”，问他是不是疯了。“你难道完全病了吗？”他问。一个暑假竟拖长到一年零三个月，现在又加上半年，能不叫疯！以全能的上帝的名义，他哪儿有那么多时间！——这当儿，汉斯·卡斯托普仰望星空，微微一笑。好，时间！正好对它，对人类的时间，雅默斯首先必须把自己带来的观念改一改，然后才好在山上谈论它。——为了汉斯，他明天就要跟贝伦斯大夫认真谈一谈，雅默斯舅舅声称。——“谈去吧！”汉斯·卡斯托普应道，“他会让你满意的。一个挺有意思的人，既快乐，又忧郁。”随后，他便指着“阿尔卑斯之宝”疗养院的灯光，顺便告诉舅舅冬天怎么顺着冰橇道将尸体运下山去。

汉斯·卡斯托普将客人领进约阿希姆的房间，等他梳洗一下，两人便到餐厅去吃饭。房间用H2CO 熏过，汉斯·卡斯托普说——熏得同样彻底，就像不是违章硬跑掉的，不是出走，而是两码事，是死亡。舅舅问是什么意思。——“行话！”外甥回答。“这儿的一种说法！”他说，“约阿希姆是开小差——开小差去当兵，这种情况也有。不过快一些吧，好让你吃到热东西！”于是舅甥二人便相对而坐，在烧着暖气的舒适餐厅里，在比地面高一点的台子上，矮个子服务员敏捷地侍侯着，把雅默斯要的一瓶勃艮第葡萄酒装在小筐子里送来放在桌子上。舅甥二人碰杯畅饮，让温暖的酒浆在体内流淌。外甥讲着山上一年四季生活的变化，讲餐厅里的这个那个食客，讲气胸及其原理，并拿好性子的费尔格先生作为实例，说明往胸膜内充气是多么可怕，费尔格先生自称曾脸青面黑地昏厥过三次，而且气味也怪极了，还讲到突然把气憋住时发出的吃吃笑声。汉斯·卡斯托普付了餐费。雅默斯胃口一贯不错，经过旅行和呼吸新鲜空气更是食欲大增，吃喝起来挺带劲儿。可吃着喝着他仍不时地停下来——他坐在那儿，吃到嘴里的食物忘记了咀嚼，刀叉在盘子上摆成一个钝角，两眼一转不转地瞪着汉斯·卡斯托普，看样子已经忘乎所以，而一来二去，他外甥也不在乎他这神气了。在迪纳倍尔参议被稀疏的金发遮掩着的太阳穴上，凸现出道道胀粗了的血管。

没有谈到故乡的任何事情，既未谈到个人的和家庭的，也未谈到市里的和商务上的，既没谈通德尔—威廉姆斯公司、船坞、机器制造厂，也没谈至今还等着年轻的卡斯托普去实习的锅炉厂；自然，这并非他唯一的出路，所以也用不着问人家是否还在等他去。这些事雅默斯舅舅坐在马车上和后来无疑都提出过，但让汉斯·卡斯托普的全然无所谓一碰，都掉在地上了，死了——他那无所谓的神气是如此冷静、坚定、自然，简直凛然不可侵犯，令人想到他对秋夜的寒冷也毫无感觉，想到他那句“咱们不冷”，而这恐怕就是舅舅要一阵一阵目不转睛地瞪着他的原因吧。谈话还涉及到护士长和大夫们，涉及到克洛可夫斯基博士的报告会——事有凑巧，雅默斯舅舅要是呆满八天，还有幸参加一次报告会。谁告诉外甥说舅舅愿意听报告来着？谁也没有。他估计会愿意，因此用平静而坚定的口气说了出来，像是已经谈妥似的，以致舅舅觉得哪怕只是想一想可能不参加听，都必定显得不合情理，于是赶紧抢先说出“肯定，当——当然”，以避免产生他曾在一闪念间另有打算的嫌疑。就是这样一种模模糊糊的、然而又强迫你不能不感觉到的力量，使迪纳倍尔参议不自觉地盯着自己的外甥瞧个没够——不过眼下是张着嘴巴，因为他鼻子的呼吸道给堵住了，虽然参议自己知道他并没伤风感冒。他听他外甥讲成为山上所有人的职业兴趣的疾病，讲得了这种病的人高涨的食欲，讲汉斯·卡斯托普自己并不严重却旷日持久的病况，讲细菌对气管分支系统和肺泡组织细胞的刺激，讲结核的形成和浸润病毒的产生，讲细胞的互解和干酪化过程。说到干酪化，就要看病灶是通过石灰质的硬结而成为疤块以至于停止活动和痊愈，还是继续扩大，在周围造成空洞并使整个肺坏掉。他讲这个过程快得跟跑马似的，不出几个月，是的，甚至几个礼拜，就会使人Exitus。讲做气胸，说贝伦斯顾问是精于此道的行家里手；讲肺切除，说明天就要为一位新来的重病号，一位原来漂亮迷人的苏格兰女士施行这种手术，因为她得了肺坏疽，身体里装满了墨绿色的臭水，成天只有往嘴里喷雾化石炭酸，不然自己也会恶心得失去理智……突然，参议忍俊不禁，噗哧一声笑了出来。他自己大感意外，羞愧之极。他笑得气喘吁吁，一想不对便立刻控制住自己，又不禁咳嗽起来，拼命想法将这不体面的情况掩饰过去——使他安下心来但同时又在他心里引起新的不安的是，汉斯·卡斯托普虽说不可能没注意到刚才发生的意外，却对其漠不关心，或者可以讲不屑一顾，可并非出于分寸、照顾和礼貌，而纯粹是没关系和无所谓的意思，是一种叫人不舒服的宽容，好像他早就失去了对类似情况感到惊讶的本能。——这时候，不知参议是想亡羊补牢，给刚才自己的忍俊不禁披上一件理性和节制的外套呢，还是另有所图，总之，他突然话题一转，扯起家乡男士俱乐部的近况来，脑袋上的筋胀得粗粗的，开始讲一个时下在圣保莉做营生的所谓小姐，一个唱小曲的歌女，一个狂极了的小妞儿。舅舅给外甥描述，她如何以自己富有个性的魅力倾倒了家乡这座帝国城市的一班男人。他讲的时候舌头有些打绞，不过不需要因此而责难自己；他发现，对方那令他不再感到诧异的宽容，显然也对这个现象适用。话虽如此，他所经受的旅途的极度疲劳渐渐表现出来，难怪才十点半钟，他就提出要结束谈话，对后来还在大厅里碰见已多次提到的克洛可夫斯基博士也不怎么高兴。博士当时正坐在厅门内读报，外甥把舅舅介绍给他。对于博士兴致勃勃的寒暄，他无以为对，只能“肯定，当——当然”了事。他很高兴，当外甥终于向他宣布，明天八点来接他去进早餐，说完就离开约阿希姆消过毒的房间，穿过阳台走回自己的房间去了。而他自己呢，则可以如往常一样衔着根“安寝”香烟，倒在那位当兵去了的“逃兵”的床上。

差一丁点儿他就成为纵火犯；他竟衔着燃得红红的烟卷儿，两次睡了过去。

雅默斯·迪纳倍尔，汉斯·卡斯托普一会儿管他叫“雅默斯舅舅”，一会儿只简单地叫他“雅默斯”。他是一位双腿修长、年近四旬的绅士，穿着讲究的英国呢料套服和洁白的衬衣，头发稀疏、金黄，一双蓝眼睛长得几乎挨在一起，上髭修得短短的像收割后的麦秸，双手保养得很好。

几年前他就结婚并生儿育女，可仍旧没搬出老参议在哈尔维施德胡德路宽敞的别墅。他娶的是自己社交圈内的一位女子，同样高雅而有教养，说起话来声音很低、很快，文质彬彬，跟他本人一样。在家里，雅默斯是一位干练、谨慎、尽管很爱漂亮却冷静而实在的生意人；但在陌生的习俗环境里，例如旅行到了南方，他又极善于迁就迎合，随时准备入乡随俗，做一个克己知礼的客人，这一点也不表明他对自己的文明信心不足，相反倒显示他对其坚实和强大的自觉，显示他修正自己贵族局限性的愿望，表明他即使处在自认为糟糕透了的生活环境中，仍能处之泰然，见惯不惊。“肯定，当——当然！”他总是赶紧说，以免任何人想，雅默斯虽说文雅，却迂阔狭隘。来到山上他自然负有一定的实际使命，即受了委托要好好视察一下这儿的情况，把这个他心里称为被误了的年轻后生“弄走”，带回家去交给亲人们；不过，他仍旧心中有数，知道自己是在陌生的土地上行动——一开头他就隐隐地有所感触，他是来到一个有着自己独特习俗文明的世界里做客；这种习俗文明的坚实性不仅不比他自己的逊色，相反倒有过之。于是乎他办事的热情立刻与他良好的教养发生了矛盾，而且非常地激烈尖锐；须知，这客居之地的自信笃定，确确实实已开始使他感到压抑。

这种情况，外甥在收到舅舅的电报时心里不慌不忙地答以“请吧请吧”那会儿，就已经预料到了。不过请千万别以为，汉斯·卡斯托普是有意识地利用他所处环境的强大个性，来对付他的舅舅。不，他不可能这样做，因为他早已成为环境的一部分；不是他利用环境来对付进攻者，而是相反，一切都实实在在，简简单单，自然而然地就发生了：从一开始，雅默斯就从外甥身上莫名其妙地隐隐感到自己的行动会遭到失败。

直到最后，汉斯·卡斯托普自然仍不免带着苦笑，陪着舅舅把戏演到收场。

上山第一天早上，卡斯托普在早餐时把舅舅介绍给同桌的病友们。

这时候，个子瘦长、穿着花哨的贝伦斯顾问在脸色黑中泛白的助手尾随下，晃晃悠悠地巡视到餐厅中来了。他匆匆地转了两圈，像顺口溜似的道着早安：“睡得挺好？”——他告诉迪纳倍尔参议，我们或者讲迪纳倍尔从宫廷顾问口中听见的，不只是他上山来陪一陪自己寂寞的外甥的想法好极了，而且还有什么这样做即使从他自己的切身利益考虑也实在正确，因为他显然严重贫血。——贫血，他，迪纳倍尔？——嘿，还用问！贝伦斯说着就伸过食指去掰开他的下眼皮。高度贫血啊！他说。舅舅要是在这儿的阳台上舒舒服服躺上几个礼拜，做什么都好好拿自己的外甥当榜样，那就算他真正聪明。在他这种状况下，最明智的莫过于像个轻度肺结核患者似的生活一些时候；附带说一下，轻度的肺结核每个人随时都会有。——“肯定，当——当然！”迪纳倍尔迅速回答，并且张着嘴巴，很讲礼貌地目送着昂着脖子摇摇摆摆走去的贝伦斯，好久好久。相反，他的外甥站在一旁无动于衷，一副老经验的样子。随后，舅甥二人去作规定的散步，一直走到水渠边的长凳处。再往后，雅默斯·迪纳倍尔就在外甥指导下，完成了他平生的第一次静卧。除了他带来的格子呢旅行毯之外，汉斯·卡斯托普还将自己的驼毛毯借了一床给舅舅——由于是一个晴朗的秋日，年轻人盖一床已经足够——外甥还手把手地教他用毯子将自己裹起来的传统艺术，做到一丝不苟——是的，不仅如此，他在参议已被裹成个圆圆滚滚、结结实实的木乃伊之后，又将他一下子完全解放出来，为的是让舅舅自己重裹一遍，他本人只在发现错误时才插一插手。除此之外，他还教会舅舅将麻布阳伞固定在躺椅上，以防日光曝晒。

雅默斯参议说起俏皮话来。他身上的平原精神还很强烈。他现在讥讽他所学到的本领，就像刚才已经拿早餐后的定量散步当笑柄一样。可是，当外甥对他这些玩笑报之以不以为然的淡淡一笑，从而表现出眼前这个世界全部坚实的自信时，他却害怕起来了：他担心自己行动的能力，急忙决定立刻找贝伦斯顾问作那次关系着汉斯·卡斯托普命运的谈话，越快越好，最好就在当天下午，也就是说趁他还有平原的精神和力量可资凭借的时候。因为他感到，它们正在消失，眼前这个世界的精神正与他自身的良好教养结成一个危险的联盟，与他为敌。

他还感到，贝伦斯顾问建议他参加山上患者们的疗养活动，治他自己的贫血，也完全是多此一举。因为事情自然会是这样，看起来根本不存在其他可能。至于是凭借着汉斯·卡斯托普的泰然自若和坚定自信，情况才会在多大程度上看上去是如此，在多大程度上实际和绝对不可能想象有任何其他情况，这对一位受过良好教养的人来说，一开始是无法判断的。第一次静卧之后是丰盛的第二次早餐，早餐之后又是散步去山下的达沃斯坪，这一切都使上面的问题更加清楚，更富有说服力。——散完步之后，汉斯·卡斯托普重新将舅舅裹了起来。他将他裹了起来，这个词用得很准确。他让他躺在秋天的阳光中，躺在一张其舒适是毫无疑问甚至极其值得赞叹的椅子上，跟他自己一样，直至一声动人心魄的锣响在疗养院内传开，召唤病人们去进午餐。午餐是第一流的，没得说，且极为丰盛，使紧接着的主要的长时间静卧不再仅仅是外在的习惯，而成了内心的需要；人人施行它都是出于自身的信念。就这样，又到了同样丰盛的晚餐，到了晚餐后的娱乐活动，在沙龙里看那架光学玩艺儿。

——对于这样一个温和地、自然而然地逼着你只得遵循的生活日程，简直想不出什么理由可以反对；就算雅默斯参议的批判能力没有被他的身体状况所削弱，它也不会让他有提出异议的可能。他不愿简单地称自己的身体不适，但却既感到疲劳，又因时冷时热而觉得烦躁，两者加起来真够他受的。

在等待与贝伦斯顾问会谈的不安中，时间到了星期二。汉斯·卡斯托普请浴室管理员转达舅舅的愿望，浴室管理员又转托护士长，而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迪纳倍尔参议有机会认识了她本人。她来到他阳台上的时候，发现参议刚好在静卧，就将这个裹得圆滚滚的弱者的良好教养狠狠利用了一下。她对他讲：尊敬的好人儿，很对不起，得耐心地等上几天啦，顾问忙着哩，要开许多次刀，要进行全院体检；根据基督的原则，受苦受难的人该得到优先照顾，参议嘛自称是健康的，所以必须习惯在这儿不当头号人物，而是得学会谦让，等候。然而，要是他愿意申请作体检什么的，又是另一回事喽——对此，她，阿德里亚迪卡·封·米伦冬克，将不会再觉得奇怪，请他看着她好不好，像这样，眼睛对着眼睛。

他的眼睛有点儿浑浊，有些不安，像他躺在她面前这个模样，总的看来十有九成不会完全没问题，都完全干干净净，希望他正确理解她的意思——现在该弄弄清楚，他申请的到底是检查身体，还是私人会谈呢？——是后者，当然是私人会谈！躺着的人坚决回答。——那他只好等着人家通知喽。顾问先生难得有时间作私人交谈。

简单讲，一切情形和雅默斯想象的都两样，跟护士长的谈话令他久久无法平静。他太文明了，太有礼貌了，没法直接对外甥讲，那个女人怎样傲慢无礼地吓唬他，因为从外甥不可侵犯的泰然自若中，已表现出他与山上这一切的和谐一致。雅默斯敲了敲隔墙，小心翼翼地问道，护士长大概是位挺怪癖的女士吧，对不对？——汉斯·卡斯托普沉吟地望了望空中，说差不多可以这么讲，然后反问，米伦冬克是不是卖了一支温度计给他。——“给我？不。她是干这行的？”舅舅又反问……可事情糟就糟在外甥的表情明明在说，即使他问的情况发生了，他也不会感到奇怪。在他脸上像是清清楚楚地写着：“咱们不冷。”可参议却冷，却一直感到冷，同时还脑袋发烧。他想，要是护士长真的卖体温表给他，他准会拒绝买；可是这样做也未必正确，因为用别人的，例如用外甥的体温表，不能说是文明行为。

这样就一天天地过去了四五天。平原来的使者生活已上了轨道——但这轨道是人家给他铺就的，要想越出它去运行看来不可想象。参议已经历了一些事情，获得了不少印象——咱们不想再更多地偷听他内心的声音了。一天，在汉斯·卡斯托普的房间里，从房主人用来装饰他那简朴卧室的一些私人的小玩艺儿中，舅舅看见立在橱子上的一个小小的木雕相框，框中嵌着块黑色玻璃片，就把它拿起来，对着日光一照，发现是张相片的底片。“这是什么？”他一边细看，一边问……他怎么能不问！那照片没有脑袋，只是一个人上身的骷髅，周围被云雾状的肉包着——而且是一个女人残缺的躯体，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吗？一件纪念品。” 汉斯·卡斯托普回答。——“对不起！”舅舅马上说，把底片放回到相架上，很快地离开了。这就是在四五天里他的经历和印象的一个例子。他也参加过克洛可夫斯基博士的一个报告会，因为很难设想他可以不参加。至于跟贝伦斯顾问作私下交谈嘛，他到第六天终算如愿以偿。

他接到通知，准时在早餐后去了地下室，带着要跟那人严肃认真地谈一谈的决心，谈他的外甥，谈这年轻人如何虚度光阴。

当他再走上来的时候，嗓门变低了，问：“你听见过这种事么？！”

然而事情明摆着，汉斯·卡斯托普肯定也已经听见过了，而且在听见的时候不觉得冷。于是他打断外甥，对外甥并不显得紧张的反问只是回答：“没什么，没什么！”可从此就表现出来另一种习惯，即皱着眉毛，撮起嘴唇，眼睛向斜上方瞅着，可突然猛地一扭脑袋，又把同样的目光射向相反的方向……难道与贝伦斯的会谈也跟他设想的不一样？难道并非一直是只谈汉斯·卡斯托普，也谈到了他自己，谈到了雅默斯·迪纳倍尔参议本人，以致谈话失去了私人交谈的性质？他的表现使人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一下子变得非常快活开朗，说起话来滔滔不绝，常常无缘无故地笑，还用拳头戳着外甥的肋巴骨喊：“喂，老伙计！”目光也变成方才说过的那样子，一会儿瞅着东，一会儿瞅着西。不过，他的眼睛尽管如此仍遵循着一定的路线，吃饭时如此，散步时如此，傍晚参加娱乐活动时也如此。

在暂时缺席的萨洛蒙太太和那个胃口奇大、戴着副圆眼镜的中学生的桌上，坐着勒蒂斯太太，一位波兰工业家的夫人。开始时，参议对她并不特别在意。事实上，她不过是静卧厅中众多女士中平平常常的一位，又矮又胖，长着褐色的头发，且已徐娘半老，鬓角已开始发白，只不过双下巴倒纤巧可爱，一对褐色的眼睛也挺活泼。以文明教养而论，根本别想拿她去比山下那位迪纳倍尔参议夫人喽。可是礼拜天晚上，吃过晚饭，在游艺厅中，多亏一件饰有闪光片的袒胸露肩的黑色晚礼服，迪纳倍尔参议先生竟有了一个发现：勒蒂斯太太原来长着一对白生生的乳房，一对紧紧束到一起的富于女性特征的乳房，峰壑分明得让人老远就一目了然。这一发现从内心深处震撼和鼓舞了老练成熟的绅士，仿佛那是什么崭新的、闻所未闻的甚而至于连想都不曾想到过的宝贝儿似的。

他设法结识了勒蒂斯太太，和她聊个没完，先是站着，然后坐着，到回房睡觉的时候竟至哼起歌来。第二天，勒蒂斯太太不再穿袒胸的黑色晚礼服了，而是将身子裹得严严实实，可参议仍然心中有数，忠实于自己已有的印象。在散步的路上，他尽可能去碰这位女士，以便与她边走边聊，脸冲着她，向她弯下腰，态度友善殷勤到了极点。在餐桌上，他则举杯对她祝酒，她也微笑着回敬他，笑口中露出光闪闪的几颗金牙。在跟自己外甥闲聊的时候，参议简直把勒蒂斯太太夸得像“一位仙女”，而且说着说着又哼起歌来。这一切，汉斯·卡斯托普看在眼里全不当回事儿，那表情仿佛说本来就该如此。话虽这么讲，雅默斯舅舅作为长辈的威信毕竟不会因此更高多少，再说他上山来的使命也与此相抵牾。

一次进餐时，勒蒂斯太太两度举起杯来——先是在上五香鱼片的当口，随后是在喝冰冻果汁的时候——向迪纳倍尔参议致意，正巧赶上贝伦斯顾问就坐在他和汉斯·卡斯托普的席上——贝伦斯顾问轮流坐七张桌子中的每一桌，所以每张桌子较窄的上席总替他保留一份餐具，这已成了规矩。这一回他将握在一起的大手搁在汤盆前，胡子翘翘地坐在魏萨尔先生和墨西哥驼子之间；跟驼子他讲西班牙语——因为他会所有的语言，包括土耳其语和匈牙利语。他鼓着一双充血的蓝眼睛，观察着迪纳倍尔参议如何举起斟满波尔多葡萄酒的酒杯，向旁边一席的勒蒂斯太太致敬。后来，在桌子另一头的参议远远地向顾问即席提出一个问题，问他人腐朽起来是个什么情况，使他受到鼓舞，便趁大家还没吃完饭的机会作了一个小小的报告。贝伦斯顾问做的当然是肉体方面的研究，肉体应该讲完完全全是他的本行，他称得上一位肉体的君主，如果大伙儿允许他这么讲的话；现在，就让他告诉大家，肉体腐朽瓦解是怎样一个过程吧。

“首先，您的肚皮会爆开，”贝伦斯顾问说，说时把胳膊肘撑在桌面上，把仍然握着的手收了回去。“您躺在刨花和锯屑上，肚子里的气体，您明白，使您膨胀起来，把您吹得鼓鼓的，就像那些调皮鬼拿青蛙恶作剧，往它身体内打气一样。临了儿，您完全成了一个气球；再过一会儿，您的腹壁已承受不住高压，就爆开啦。砰的一声，您感到轻松多了，就像叛徒犹大从吊着他的树上掉下来时一样。随后，您就将内脏倾倒出来。是啦，这时候您确实又体体面面的了。您要能请准假，不妨去探望一下您的遗族而不必再担心会令人讨厌。这种情况就叫臭气已经放完。再往后，如果您到空气流通的地方去呆着，就会越发变得漂亮，漂亮得跟呆在努沃瓦门前的方济各会托钵僧修道院地窖走廊里的巴勒莫市民一个样。您干干地、体体面面地吊在那儿，享受着众人的尊敬。问题只在于，得把臭气彻底放干净。”

“当——当然！”参议说，“我对您太感谢啦！”第二天早上，就再没见到迪纳倍尔的人影。

他走了，动身了，乘坐第一班下山去的小火车——自然先办理了所有手续。谁会产生其他想法呢！他结清了自己的账，对作过的体检也缴了费，然后悄悄地，对他的外甥不曾提起一个字，就准备好了自己的两只手提箱——多半是夜里或者凌晨趁大伙儿还在睡懒觉的时候整理的吧——等到第二天早上进第一次早餐时汉斯·卡斯托普走进舅舅的房间，发现已是人去屋空。

汉斯·卡斯托普双手叉腰站在房里，口中不住地说着“这样，这样。”

此时他脸上现出苦笑。“嗨，原来如此。”他一边点脑袋，一边说。有人溜掉了，仓皇逃窜，话都来不及留一句，仿佛再过一会儿就会没了决心和毅力，千万千万不可放过这千钧一发的机会，于是乎将东西胡乱扔进箱子里，溜之大吉。不过，就一个人，不是两个，也未能完成他那神圣的使命；但仅只一个人走掉了也谢天谢地，这位绅士和奔向平原的军旗的逃亡者，雅默斯舅舅。喏，愿你一路顺风！

汉斯·卡斯托普不让任何人察觉，他对来探望自己的亲戚的离去事先竟一无所知；他尤其想瞒住那个送参议去火车站的瘸子。他后来收到一张印着波顿湖风景的明信片，内容是：雅默斯接到电报，要他火速回家处理商务上的事情。他不愿打搅自己的外甥——明摆着的谎言——“我祝你继续好好疗养！”——莫大的讽刺！但也是一个很别扭的讽刺，汉斯·卡斯托普认为。因为舅舅在仓皇启程的时候，肯定没有心情进行讽刺和说俏皮话，相反他认识到，在内心深处惊恐地认识到，他这么在山上生活了八天之后回到平原上去，将会有好长一段时间都感觉是完全错误的、不自然的、不允许的，如果他早餐后不是照例散散步，散完步不是严肃认真地用毯子将自己裹起来在室外躺一躺，而是马上就去事务所的话。这样一个令人惊恐的认识，才是他仓皇出逃的直接原因。

平原企图将滞留不归的汉斯·卡斯托普抓回去的努力，就这么告终了。年轻人早料到它会彻底失败。他也不隐讳，这一结果对他与平原上那些人的关系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对于他们来说，这意味着轻蔑地彻底决裂；对于汉斯·卡斯托普本人来说，则意味着充分完全的自由。在这自由面前，他从此再也不会怦然心悸了。

神 圣 的 事 业

列奥·纳夫塔出生在离加里西亚与佛尔西尼亚交界处不远的一个小地方。他父亲是当地的一名schochet，一名犹太教屠夫。列奥在谈起他父亲时总是怀着尊敬，显然是感到自己与他出身的世界之间已经拉开了足够的距离，说一点好话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何况，犹太屠夫跟作为手艺人和商贩的基督教屠夫之间，还存在天壤之别哩。至于列奥的父亲，情况更加特殊。他是一位公职人员，而且系教会性质。是拉比在考察了他的信仰的坚定性之后，才赋予他全权去按照摩西的法规，遵循犹太法典的章程，杀掉那些可以宰杀的牲畜。据他儿子的描述，艾利亚·纳夫塔长着一对像星星一般明亮的炯炯有神的蓝眼睛，本身就有某种庄重的祭师气质，使人不由得想到在远古时代，屠宰牲口这一行道事实上就是祭师们在干。列奥，小时候他叫莱布，曾得到许可看他父亲如何在院子里完成其神圣的使命：他有一个壮实的仆人，一个年轻的犹太大力士作帮手；站在此人旁边，蓄着金黄色络腮胡子的瘦削的艾利亚更显得文弱纤细；牲口被捆住脚，钳住嘴，却没有失去知觉。但见他父亲挥起长长的屠刀，一下子深深刺进牲口的颈椎部位，仆人赶紧拿盆子去接喷涌而出的血，很快就接满一盆又一盆。列奥在孩提时代目睹的这一幕，透过感性深入他的本质，化作了生着一双星眼的艾利亚的儿子的某种特有的禀赋。他知道，基督教的屠夫总是按要求用木棒或斧头先将牲口击晕，然后再杀它们。他知道，之所以作这样的规定，是为了避免牲口受罪，避免太残忍。他的父亲呢，虽然比那些蠢驴们斯文得多，还长着他们谁也没有的星星般的蓝眼睛，却坚决按教规行事，给那仍然神志清醒的畜生狠狠一刀，让它流尽鲜血，直至倒下。小莱布觉得，那些蠢笨的异教徒的方法只是出于心肠软，带有可饶恕的世俗的性质，不像他父亲习用的方法那样庄严无情，能表现对于神的敬畏。这一来，他想象中的虔诚便总与残忍联系在一起，正像他目睹着喷涌的鲜血，鼻子嗅到血腥味儿，脑袋里却萦绕着神圣的宗教精神一般。因为他看得很清楚，他父亲之所以选择这个血腥的职业，并不像那些身强力壮的基督教小伙子或者甚至他自己的犹太伙计那样，是嗜杀成癖的缘故，相反，以他文弱的体质，完全是由于精神方面的原因，并且和他那双星星般的蓝眼睛有密切关系。

艾利亚·纳夫塔确实是位思想者，喜欢沉思默想，不只研究一般学问，而且还作经典的诠释，因而常与拉比讨论其中的字句，发生争论的情况也不在少数。在当地，而且不只在他的教友中间，他算得上一位见多识广的特殊人物——在宗教问题方面是这样，在其他问题上亦如此，虽说还没有达到十分使人疑惧的程度，却已经超乎寻常。他身上带着某个特异的教派的味道，像获得了神的信赖，跟巴尔—谢姆或查迪克一样，是位异人，事实上他也真的治好了一个满身脓疮的妇女和一个疯癫少年，仅只用血和咒语。然而，正是他身上这一与他职业的血腥味不无关系的神秘色彩，使艾利亚·纳夫塔遭了殃。在一次民众暴动的狂潮中——起因是两个基督教儿童不明不白地被杀害——他让人残酷地处死了：他被钉上十字架，然后吊在自家被纵火焚烧的房子的大门上。他的妻子尽管害肺痨病卧床不起，还是带着孩子，莱布和四个弟妹，哭天喊地地远走他乡，逃命去了。

多亏艾利亚未雨绸缪，早有打算，遭到不幸的一家人还不是一贫如洗，得以到福拉尔贝格的一个小镇上落脚安身。在那儿的一家毛纺厂中，纳夫塔太太找到了工作，直干到筋疲力尽，而大一点的孩子们则上了国民学校。可是，这样的学校提供的精神食粮，只满足得了列奥的弟妹们的水平和需要，对于他这个老大却远远不够。从自己母亲身上，他得到了肺痨病的胚芽；从父亲身上，除去纤弱的体态，他却承继了超乎寻常的聪颖和其他一些精神品质，使他心中早早地滋生出自命不凡的抱负，执著地追求着更高贵的生活方式，热烈地渴望着摆脱贫贱的出身环境，渴望着出人头地。放学以后，十四五岁的列奥自己找来许多书读，无定规地、急不可耐地增长学识，提高领悟力。他所想所说的事情，常常令他病弱的母亲惊吓得仰起脑袋，把两只瘦骨嶙嶙的手向老天伸去。在上宗教课时，他的气质和他的答问引起了县里拉比的注意，这位虔诚而博学的人收他做了私淑弟子，教他希伯来语和古典语言，教他逻辑学，领他入数学之门，以满足其求知欲。然而，这位好心人却没得到好报；时间越往后事情就越清楚，他在自己怀中养着一条毒蛇。就跟当年老子艾利亚·纳夫塔一样，列奥和他的拉比也合不来了：在师生之间常常发生神学或哲学争论，而且越来越尖锐。年轻的列奥是如此的固执倔强，吹毛求疵，动辄抬杠，而且诡辩起来咄咄逼人，诚实忠厚的老学究真是苦不堪言。更有甚者，最近，列奥好钻牛角尖和抬杠的德性又带上了一点革命的色彩：他结识了一位社会民主党国会议员的儿子以后这位群众领袖本人，使他对政治热衷起来，在他的逻辑学爱好中增添了一种社会批判倾向。他最近发表的一些言论，足以令珍视自己保皇立场的好拉比毛发倒竖，使得师生二人的关系彻底破裂。简单地讲，事情发展到列奥·纳夫塔被他师傅赶了出来，从此不准再跨进他书房的门槛。这个时候，他的母亲拉赫尔·纳夫塔正好已躺在床上奄奄一息。

也是那个时候，就在他母亲刚去世后不久，列奥认识了翁特尔佩廷格神父。十六岁的列奥坐在所谓玛格莱特卡普园林中的一条长凳上，一个人孤零零的。那地方是镇子西边的一个山丘，在伊尔河畔，可以饱览开阔的莱茵河谷的明媚风光。——列奥坐在那儿，堕入了对自己命运和前途的冥思苦想，这时碰巧有一个叫做“晨星会”的耶酥会寄宿学校的教师来散步，坐到少年的旁边，把帽子放到自己边上，并在修士袍子底下跷起二郎腿，开始读他的祈祷书。读了一会儿，两人便交谈起来，越谈越投机；这样就决定了列奥的命运。这位耶酥会士是个曾经云游四海的见多识广的人，是位善于识人和抓人的热心教育家，寒酸的犹太少年在回答他的问题时虽怨天尤人却思路清晰，没说几句就让他留意起来。

他感觉出其中有一股受到压抑的逼人的灵气，进一步发现了渊博的知识和敏锐而邪恶的思维；这一切，跟年轻人寒伧的外表加在一起，只会叫人更加惊异。他们谈马克思，列奥读过他的《资本论》普及本。他们从马克思谈到黑格尔，列奥也读过足够多的介绍黑格尔的书和他自己写的书，要发表几点关于黑格尔的独到见解并非难事。不知是原本好发怪论呢，还是出于讨好的动机，他称黑格尔是一位“天主教的”思想家。神父笑吟吟地问这话怎么解释，须知，黑格尔作为普鲁士的国家哲学家，应该算作地地道道的新教思想家才是啊。列奥·纳夫塔答道，正是“国家哲学家”这个头衔，有力地证明他讲黑格尔是天主教的没有错，尽管他这讲法是信仰意义上的，而非教会教条意义上的。须知——纳夫塔极喜欢用这个连接词；这个词在他嘴里获得了某种不容抗辩的置敌于死地的气势；每当用得上这个词，他的眼睛总会在镜片后边放出光彩。——须知，政治的概念与天主教的概念在心理学上是联系在一起的，它们构成同一个范畴，这个范畴包含着客观的、实存的、行动的、有实现力的、影响着外在之物的一切。与其相对立的是静观的产生自神秘主义的新教范畴。在耶酥会的理论中，天主教的政治精神和教育精神非常显著；统治术和教育，它们始终被这个教派视为自己的领地。他还提到歌德，说歌德扎根于虔信主义，无疑是个新教徒，但却有着强烈的天主教的一面；这多亏他的客观主义精神和有为哲学。他说歌德曾为秘密忏悔辩解，作为教育者，差不多也是位耶酥会士。

纳夫塔讲这些话，可能因为他真相信它们，也可能是觉得它们有意思，还可能是顺着听者的意思说。他作为一个穷光蛋，必须讨好人家，必须多长心眼儿，知道怎样对自己有利，怎样对自己有害。可是，神父倒不怎么关心他的话有多少真理价值，而是更注意它们表现的才智。谈话继续进行，列奥·纳夫塔的身世很快就让耶酥会教士有了了解。这次邂逅结束时，翁特尔佩廷格对列奥·纳夫塔发出了邀请，让列奥去“晨星会”的寄宿学校找他。

这样，纳夫塔便得到允许，踏上了“晨星”的领地，那儿非凡的学术和社交气氛，可以想象，早已使他心弛神往。还不只此，事情的转折带给他一位新的老师和保护人，比起前一位来，他更器重纳夫塔的品格，善于发挥他的长处。他是一位大师，由于见过世面，他的善良就其本质而言是冷漠的；纳夫塔极其渴望能深入到这样一位长者的生活圈子里去。跟许多赋有灵气的犹太人一样，纳夫塔由本能所决定的，既是革命者又是贵族，既赞成社会主义，又做着也能过上足以自豪的、高贵的、少数人才能过的和有意义的生活的迷梦。在一位天主教的神学家面前，他情不自禁地做的第一番表白，虽说纯粹是以分析比较的方式说了出来，却是向罗马教会献媚。在他的感觉中，罗马教会是一个既高尚又颇为精神化的力量，也就是反物质、反现实、反世俗的，归根到底是革命的巨大力量。而且，他对罗马教会的这种崇拜是真诚的，产生于他人格秉性的核心。正如他自己所分析的，犹太民族以其现世的务实的精神，以其社会主义的和政治智慧的倾向，自然地亲近天主教精神，而对追求沉思默想和神秘主义的主观感受的新教要疏远得多——正因为如此，一个犹太教徒可以皈依天主教而不在精神上感到勉强，反之，一个新教徒要走这条路却更加艰难。

和自己先前教会的牧人决裂以后，纳夫塔成了孤儿和失群的羔羊，心中充满着对更加纯净的空气、对他天生的秉赋使他有权去过的生活方式的向往。其时，他早已达到自立的年龄，急不可待地准备好改变信仰，这就省去了他的“发现者”所有的麻烦，不费吹灰之力便替自己的教会争取到了这个灵魂，不，应该说这个非凡的头脑。还在接受洗礼之前，纳夫塔已通过神父的促成，在寄宿学校找到了临时的栖身之所，得到了滋养身心的食粮。他搬了过去，在离开他的弟妹时表现得一如精神贵族似的冷漠和无动于衷，任随这些智力低下的人去承担他们活该承担的命运，去靠贫民救济聊以为生。

寄宿学校占地广阔，房舍众多，有在校学生近四百名。整个校园包括了几片树林，一块牧场，六个运动场，一幢幢农场建筑，一间间养奶牛的厩舍。学校在供给学生食宿的同时，还兼为模范农场、体育学校、研究院和缪斯神殿，因为在校内经常要演戏、开音乐会。这儿的生活同时是寺院性的和贵族化的。它既严谨又华贵，既快活又克制，既重精神又讲究起居饮食，日程安排丰富多彩，一丝不苟，这一切都使纳夫塔称心如意，深感幸福。一日三餐，他都在宽敞的斋堂中享用着精美的菜饭。

在那儿，规定了保持肃静，就跟在校内的所有走廊上一样；只不过在斋堂中央有一个高高的诵经台，一位年轻的高年级学生坐在上面朗读经文，替进餐者解闷。纳夫塔在课堂学习热情似火，尽管肺上不好，下午在运动和游戏时仍拼命充好汉。每天望早弥撒和礼拜日参加做神功，他的虔诚样子必定都叫那些神父兼教师高兴。还有纳夫塔的社交情况，同样令他们十分满意。每逢节假日的下午，在享用了蛋糕和葡萄酒之后，他总穿着灰色和绿色的校服，衬着硬领，扎紧裤脚口，头戴阔边小帽，跟大伙儿一起排着整整齐齐的队伍散步去。

鉴于校方对他的出身，对他是个新改宗的基督徒，对他个人的整个境况都给予宽容和照顾，纳夫塔真是感激不尽。似乎没任何人知道，他是免费进这所学校的。学校的规定让同学们察觉不到，他事实上既没有家，也没有故乡。一般说来，不允许让家里寄食品和零食来。要是仍旧有寄的，就拿出来分，纳夫塔同样得到一份。学校的世界主义性质，使得他的种族特征一点也未显露。这儿有些年轻的外国人，葡属殖民地的拉丁美洲人，看上去比他还更像“犹太佬”，于是乎这个观念便压根儿不复存在。还有一位与纳夫塔同时进校的埃塞俄比亚王子，甚至是个长着一头黑色鬈发的摩尔人，只不过气质非常高贵。

在讲演课上，他委婉地表达出学神学的心愿，为了取得有朝一日被吸收入教士团的资格。这样做有了效果：他获准从费用较低和生活较简朴的“二等宿舍”搬到一等宿舍，仍然免费。从此，他吃饭有人伺候，住的寝室也一边挨着西里西亚的封·哈布瓦尔与夏马雷伯爵，另一边挨着从莫德那来的迪·朗果尼—桑塔克罗西侯爵。纳夫塔以优异成绩毕了业，谨守自己的誓言，学生生活一结束就迁进毗邻的修道院，开始过试修士的生活，谦卑地伺候上帝，默默无声地服从，潜心虔诚地修炼。从这样的生活中，纳夫塔获得了无数与他狂热的初衷相符的精神乐趣。

在此期间，纳夫塔的健康却遭到了损害。倒不直接是试修士生活严格之故，因为身体并不缺乏营养，更主要在于心理精神因素。以他的聪明和机敏，试修士的课业对于他的天赋秉性正好适合，并且激励它们更好地发挥。他将整个白昼和一部分夜晚都花在做神功上；他审视自己的良知，沉思默想，静观求索，不知不觉被自己吹毛求疵、怨天尤人的狂热所左右，卷进了千万个难题、矛盾和论争之中无法解脱。纳夫塔令自己的导师失望，虽然同时也使他怀着巨大的期望；他用自己诡辩的狂热，用他缺少简单明晰的推理的言词，日复一日地折磨苦恼着他的导师。“那么你又怎么样？”他眼镜片闪闪发光地诘问……神父被逼得没法子，只好叫他去祈祷，以恢复内心的宁静：“无论如何，你得静下心来。”然而，他如果办到了，这样的“宁静”就表现为彻底窒息他个人的生活，变他为一个纯粹无生命的工具，一片精神墓园般的死寂，其可怕的外表特征是纳夫塔本人双目失神，对周围一切都视而不见地瞅来瞅去。这样的“宁静”他还是永远别达到才好，它将毁掉纳夫塔的身体。

这些讨厌的情况并没影响指导者们对他的器重，说明他们确实是精神品格非凡的人。两年试修届满，住持神父把纳夫塔叫去，和他谈话，批准他加入教士团。年轻的经院学者于是在隆重的典礼上被授予四个低等圣职，即看门者、辅祭者、诵经者和祛魔者的职司，并完成“普通的”

宣誓仪式，将自己永远许给了教会。随后，他便被遣往荷兰法尔肯堡的神学院深造。

其时，纳夫塔刚好二十岁；三年后，由于受对他有害的气候的影响，加之用功过度，他从母亲那儿遗传来的肺病大大加重了，再呆下去定有生命危险。一次咯血让院方警觉起来，在熬过生死未卜的几个礼拜以后，纳夫塔马马虎虎算痊愈了，就被学院遣返回到原来的地方。在他曾经做学生的同一所学校里，他当上了级主任，当上了人文学科和哲学学科学生以及教师的监视者。这原本也是照章办事；只不过，一般人在干这差使几年后还得重新回神学院去，以便继续完成长达七年之久的神学研究。可纳夫塔兄弟不能这样做了，他一直病体欠佳。医生和校领导判定，当地空气很好，管管学生，干点农活儿，对他来说暂时是适合的。这期间，纳夫塔修士得到第一个比较高的圣职，有权在礼拜天做弥撒时参加唱《使徒行传》中的圣诗了——可这个权利他却无法行使，一则因为他完全是个音盲，再则他那病得喑哑的嗓音，也不大适合去唱歌。他呢，也就只停留在辅祭的职位上，没有授副主祭的圣职，更别提主祭啦。这时，他又咯起血来，体温也降不下去，只好由教团出钱让他到山上长期疗养，一养便拖了六年——疗养差不多已说不上，勉强过着修士的清贫生活，收入微薄得很，只好在病童中学里教教拉丁文，聊作补贴……这段身世以及其他进一步和详细的情况，汉斯·卡斯托普都是在交谈中听纳夫塔亲口讲的。他常去那用绸子包裹起来的小房间拜访他，有时一个人，有时在同席的费尔格和魏萨尔陪伴下；这两位也已被他引荐给了纳夫塔修士。除此而外，他在散步时也偶尔碰见纳夫塔，便与他边走边聊，直送他回到“村”里。——也就是说，他了解纳夫塔的身世全凭偶然的机会，或者零零碎碎，一星半点，或者听他前后连贯的讲述。

他认为它们不只对他本人有意思极了，还鼓励费尔格和魏萨尔也好好注意听，这两位自然照办。不过费尔格提了一下，对他来讲一切高深的问题他都摸不着边，因为只有这次患了肺病，才使他破天荒头一回超出了人生的平庸常规；相反，魏萨尔却喜形于色，他对一个贫贱出身的人交上好运感到欣喜，虽然此人看来暂时受了挫——总不能让树子一直长到天上去呀——染上了和他一样的疾病。

汉斯·卡斯托普自己对纳夫塔的停滞不前则感到惋惜，不禁想起酷爱荣誉的约阿希姆来，既为他骄傲，又为他担心。约阿希姆以他的英雄气概和艰苦努力，终于挣脱了贝伦斯顾问的坚韧罗网，逃奔到军旗下去了。在汉斯·卡斯托普的想象中，他这会儿没准儿左手正握着军旗柄，举着右手的三个指头在宣誓吧。就像纳夫塔在向汉斯·卡斯托普介绍他的教团时自己所说的，他也曾对一面军旗宣誓效忠，也被接纳到了这面军旗之下。不过，他显然不如约阿希姆忠于自己的旗帜，他的言谈中有那么多离经叛道的联想发挥——自然，在听这位从前的或者说未来的耶酥会神父谈话时，作为平民与和平之子的汉斯·卡斯托普更坚定了自己的看法，那就是教士和少尉彼此都欣赏对方的职业和地位，因而引为知己。要知道他们都属于战士等级，这个是，那个也是，而且在多重意义上是如此：都既要求“苦行”又重视等级，既要求服从又重视荣誉。后者在纳夫塔的教团中十分盛行，因为它也起源于西班牙，它的教规跟普鲁士的腓特烈后来在自己步兵中颁布的军规一样，原本都是用西班牙语拟定的，难怪纳夫塔在讲述和说教时常常用一些西班牙语词汇。例如他谈到“两面旗帜”，谈到所谓“两面旗帜”，在这两面旗帜下聚集着两支大军，准备决一死战：一面是地狱之旗，一面是教会之旗；在耶路撒冷，一切善良的“总指挥”耶酥基督统率着教会大军——而在巴比伦平原，鬼王撒旦则是另一支大军的“主将”或者说首领……“晨星会”的寄宿学校不是俨然一所军官学校吗？学生们被编成了团和连，严格要求施行教会加军队的礼仪，可以说就是“硬衬领”与“西班牙花边领圈”的中和吧。在约阿希姆那一行中发挥着巨大作用的荣誉和出人头地的观念，在纳夫塔的教团里同样显得多么突出啊，汉斯·卡斯托普想，只可惜生了病，纳夫塔不可能有大出息罢了！听他讲，他那教团全部由一些极有抱负的军官组成，人人只有一个心愿，就是克尽职守，出人头地，用拉丁文讲就叫“insignes esse”。根据耶酥会创始人和第一位将军、西班牙神父罗耀拉定的教义和教规，他们比那些仅凭健康的理智行动的人要更多地、也更卓越地完成自己的职责。而且还不止于此，他们要完成超过自己份额的工作，“exsupererogatione”，也就是说，他们不只要像每个具有健康理智的凡人都可以做到的那样，好歹抵抗住肉体的暴动——rebellioni carnis，而且要与感官享乐，与爱自己和爱尘世的倾向作斗争，即便在那些被允许做的事情上也如此。因为向敌人作斗争，“agere contra”，亦即进攻，比只是自卫，比“resistere”来得更有意义，更加光荣。削弱敌人，摧毁敌人！战斗规程中写着。在这一点上，它的作者，西班牙教士罗耀拉，又和约阿希姆的上帝即普鲁士的腓特烈的意见完全一致。腓特烈的战斗规程也是“进攻！进攻！打得敌人屁滚尿流！进攻！”

然而，在纳夫塔的世界与约阿希姆的世界之间，最根本的共同点却是它们对流血的态度。这是它们一致的看法，即认为在鲜血面前，不应该将手缩回去。在这一点上，它们作为世界、团体和等级，真是难分轩轾，完全一样。对于一个平民来说，值得听一听纳夫塔如何讲述中世纪那些好战黩武的僧侣，讲他们苦修禁欲，骨立形销，然而却满怀对教会的权利的贪婪，为了迎接上帝之国，迎接超自然力的世界统治的到来，不惜让人类流血。纳夫塔讲到好斗成性的教士，说他们认为在对异教徒的战斗中牺牲比在床榻上寿终正寝更有价值，认为为了基督而被杀或者杀人不是罪行，倒是至高无上的光荣。很好，塞特姆布里尼不在场！他要听见这些言论必定又会扮演街头摇风琴艺人的角色，唱起和平老调来的——虽然对于反维也纳的争取民族独立和文明的圣战，他绝对不说一个不字。另一方面，正是对他这种偏颇的热情，纳夫塔自然不免给予蔑视和嘲讽。至少，只要意大利人还热衷于宣扬这样的情感，纳夫塔便会搬出基督教的世界主义来对抗，说他乐意称世界上的每一个而不是单单某一个国家为祖国，并斩钉截铁地重复一位叫尼克尔的教团将军的话：对祖国的爱是“一场瘟疫，将确定无疑地导致基督之爱的死亡。”

很显然，从禁欲苦行的观点着眼，纳夫塔才称对祖国的爱是“一场瘟疫”——因为，苦行这个概念对他来说有着无所不包的含义；在他看来，与苦行和上帝之国背道而驰的事物真叫比比皆是！不只对家庭和故乡的眷恋是这样，对健康和生命的珍惜也属此列。当意大利人文主义者侈谈和平与幸福的时候，他正是以上面的理由对他进行指责。对肉体的珍爱，喜欢肉体的舒适，都遭到他大肆非难。他不留情面地对塞特姆布里尼指出，哪怕对生命和健康有一丁点儿重视，都是市民地道的反宗教行为。

一天，已经临近圣诞节，在踏雪散步去到“村”里和返回的途中，由这样一些分歧衍生出了一场关于健康和疾病的大论战，而且所有人都参加了：塞特姆布里尼，纳夫塔，汉斯·卡斯托普，费尔格和魏萨尔——全都有点儿头昏脑热，都因在严寒中行走和谈话而激动，而麻木不仁；没有例外，全都有点儿哆嗦颤抖，不管他们是像塞特姆布里尼和纳夫塔那样积极参加辩论，还是多半在旁听，只是偶尔插那么一两句话。总之，所有人全兴致勃勃，以致忘乎所以，常常走着走着就停下来，形成又比又划、七嘴八舌地忙忙乎乎的一群，挡住了去路，对其他行人全不在意，有的行人只好兜着圈子绕过他们，有的则同样停住嘴，尖起耳朵，惊奇地听着他们天南地北地争个没完。

论战原本是由卡棱引起的，这位手指尖开了口的可怜的姑娘，前不久死了。汉斯·卡斯托普对她病情的突然恶化和死一点也不知道；否则，他便会以病友的身份去参加她的葬礼——何况他原本是喜欢葬礼的，他自己也承认。只是院里的保密规定，使他知道卡棱的去世太晚，等他得到消息，她已经在那个有一座顶着歪歪的雪帽子的小石膏像的园子里，被放平身体，永远地安息了……汉斯·卡斯托普说了几句表示哀悼的话，就引起了塞特姆布里尼先生的谈兴，开始对他扶贫济困的活动，对他去看莱拉·格恩格罗斯小姐，看无事忙罗特拜恩先生，看肥胖的齐默尔曼太太，看那位“两个全都”夫人好吹牛皮的儿子，看死得很痛苦的纳塔利亚太太等等，大肆加以讽刺，最后还加上一句，说他很可惜那些珍贵的花，汉斯·卡斯托普竟然拿它们去讨好这帮既无希望又可笑的混蛋。

汉斯·卡斯托普却指出，这些受到他关照的人，除去纳塔利亚太太和男孩特迪暂时不算以外，不全都死得很严肃吗？塞特姆布里尼随即反问，难道这就使他们变得可敬些了么？可汉斯·卡斯托普回答，除去塞特姆布里尼所指的以外，还有所谓对苦难的基督徒的敬重哩。不等塞特姆布里尼驳斥他，纳夫塔便开始谈起中世纪那些治病救人的非常之举，那些令人瞠目结舌的狂热行径来：国王的女儿们亲吻麻疯病人恶臭的伤口，故意让自己染上这种病，并称自己身上长出的脓疮为她们的玫瑰，还饮洗脓血的水，饮完后说从来没什么饮料比这水更好喝。

塞特姆布里尼装出要呕吐的样子。不是那些情景和联想在生理上引起他恶心，他解释说，更多的是在这种对于仁爱行为的理解中表现出来的变态狂悖心理，使他反胃。接着，他挺直身板，恢复乐天和庄重的神态，大谈新时代人道主义的扶病济困的先进方式，谈到战胜瘟疫，谈到以讲卫生、进行社会改良以及发展医药科学等实际行动，去对抗人类的可怕灾难。

这类资产阶级的可敬举动，纳夫塔回答，对他刚才提到的世纪都甚少补益，而且对两部分人都如此：病人和受苦人得不到什么，健康人和幸福的人也一样；后者之所以对前者表现出温柔敦厚，不是出于对他人的同情，而是为了自己灵魂得救。须知，通过成功的社会改良，健康人失去了为自己灵魂辩护的最重要手段，病人则被剥夺了神圣的地位。因此，为了两部分人的利益，贫困和疾病应该长久存在；这样的观点将一直是正确的，只要可能坚持纯宗教的立场。

那是肮脏的立场，塞特姆布里尼宣布，是愚蠢的观点，对这样的观点他几乎不屑于驳斥。因为“神圣的地位”也罢，工程师跟着别人讲的“基督教对苦难的敬重”也罢，统统都是谎言，都建立在欺骗、妄断和心理错觉上面。健康人同情生病的人，并将同情提高为敬重，是因为他简直无法设想，要是换上自己该如何才能忍受那样的苦难——这同情被严重地夸大了，跟病人毫无关系，只是一个思维和幻想的错误结果，表现在健康人把自己的体验方式强加给了生病的人，仿佛后者也是一个不得不承受病人的痛苦的健康人似的——这完完全全是个错觉。病人就是病人，有着病人的脾性和改变了的感受方式；疾病造就了病人，使他与它相安无事，谁也离不开谁；还有感知力的减弱、丧失、麻痹，以及自然的种种精神和道德的适应与缓解措施，都被健康人天真地忽略了。最好的例子就是这儿山上的一帮肺病患者，都那么轻浮，那么愚蠢，那么放荡，那么缺少恢复健康的诚意。简单地讲，只有那个敬重疾病的健康人自己病了，丧失了健康，他才会认识到，原来病人们自成一个等级，但绝不是体面的等级，而过去他自己对它是太认真了。

这当口儿，安·卡·费尔格跳了出来，反对塞特姆布里尼对肺结核病的诽谤和污蔑。怎么，什么话，对肺结核太认真了？感谢之至！请多原谅！他巨大的喉结和浓密的胡子一上一下地嚅动着，表示不允许人家对他忍受的病痛作任何蔑视。他只是普通人，一个保险公司的旅行推销员，一切高深的思想他都摸不着边际——这样的谈话已经超出了他的水平。可是，如果塞特姆布里尼先生把肺结核也扯进他所说的范围里——这是个弥漫着硫磺味儿的把灵魂折腾得脸青面黑、死去活来的地狱——那他必须请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多多包涵了。因为这里丝毫谈不上感受力的减弱、麻痹和想象的错误；那样讲是天底下最大最无耻的谎言，谁要不曾像他一样亲耳听见，谁就不可能对它的卑鄙无耻有一个……哎哟哟，哎哟哟！塞特姆布里尼说。费尔格先生生病的时间越久，他的病痛也将越加了不起，最后简直成了绕在他头上的灵光。他塞特姆布里尼确实不大尊重那种要求得到赞赏的病人。他自己也生着病，而且不轻；但老实说，他反倒为此感到耻辱。再者，他讲的话不是针对个人，而是作一般性的哲学探讨；至于对病人和健康人在天性和感受方式上的不同，他发表的那些见解也有根有据，各位只要想想精神病，想想幻想狂，比如说吧，在他的同行者中如果有一位，就算是工程师或者魏萨尔先生吧，他如果今天傍晚在一个屋角上看见自己已经过世的父亲，看见老人家目不转睛地望着他，和他说话，这对作为当事者的先生来讲无论如何是件可怖的事，是一次极度令人震惊以至于神经错乱的经历，准保会使他马上离开房间，去要求接受精神治疗。难道不是这样吗？然而好笑就好笑在，你们两位根本不可能出这种事儿，因为你们是精神健康的人。可要是你们碰见了，那你们就不健康，就有了病，就不会像健康人似的作出反应，就是说不会惊恐不安地逃出房间，而会处之泰然，好像一切都很正常，并且跟那幻影交谈起来，就像幻想狂患者常做的一样；认为他们这时也会产生健康人似的恐惧，正是没患病的人容易产生的想当然的错误。

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在讲屋角上的父亲时既滑稽又绘声绘色，大伙儿都忍不住笑了起来，连费尔格也不例外，虽然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对他的可怕病痛表示轻蔑，使他觉得深受侮辱。意大利作家呢却利用大家的好情绪，继续探讨和阐述幻想狂患者以及诸如此类的所有病人都不值得尊重的论点。这种人，他说，放任自己到了不可容忍的程度，据他有时候去参观疯人院所见，他们常常原本有能力控制自己的行为。每当有一位医生或生人出现在门口，幻想狂患者多半马上会停止装鬼脸，停止自言自语和嘟嘟囔囔，而是表现得规规矩矩，一直要等到不再有人观察他了，才又发作起来。要知道，在很多情况下，他无疑是在装疯卖傻，以此要么逃避巨大的苦闷，要么作为软弱的天性抵御过分沉重的命运打击的保护措施；像这样一个弱者，是不会有勇气神志清醒地承受命运的打击的。

如上所说，任何人都可以去试一试；他，塞特姆布里尼，仅仅用他的目光，仅仅通过以毫不含糊的理性的姿态去对付他们的胡言乱语，就使好些疯人至少是暂时神志清醒了……汉斯·卡斯托普发誓说，刚才塞特姆布里尼讲的情况他一字一句都相信。这时，纳夫塔冷笑一声道，如果他能想象出塞特姆布里尼是怎么笑嘻嘻地以不屈不挠的理性去正视那些疯子，那么他也能理解，这些可怜虫将怎么不得不振作起来，乖乖儿恢复神志，因为他们自然会感到塞特姆布里尼先生的出现是个极值得欢迎的消遣……不过，纳夫塔他也参观过一些疯人院，能想起曾在疯人院的一座“重患者楼”里呆过。在那儿，他见到了一些场面和情景，对它们，我亲爱的主啊，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充满理性的目光和富有震慑力的影响恐怕是毫无作用的：但丁《地狱篇》中描写的场景，令人恐怖而又难受的荒诞画面，疯人们精赤条条地蹲在水里，摆着各式各样恐怖和僵硬麻木的姿势，有的大哭大叫，有的高举着胳膊，大张着嘴巴，发出一阵阵狂笑，全都搀和着地狱的气味……

“啊哈。”费尔格先生说道，随后又突然闭住嘴巴，险些笑了起来。

简言之，塞特姆布里尼先生面对那“不安之楼”里的情景，只好把他无情的教育理论统统收拾起来，纳夫塔继续说，倒是基督教对它们表现的敬畏，是一种更合乎人道的反应，而傲慢的理性道德说教则不然，只有我们这儿这位天马行空的太阳骑士和所罗门王的摄政才爱用它去对付癫狂。

汉斯·卡斯托普没工夫细想纳夫塔加给塞特姆布里尼的新头衔是什么意思。他匆匆决定，一有机会就提出带根本性的问题。可是，眼下进行着的讨论把他的注意力全部吸引住了；因为纳夫塔正在深刻地分析人文主义者的一般倾向，认为是这些倾向决定了他们推崇健康，而尽可能地贬低和诽谤疾病——不过在塞特姆布里尼先生采取的同一立场中，却表现出了某种值得注意乃至赞赏的忘我精神，因为他自己也是位肺病患者。但是，他的态度尽管光明磊落，却并不因此变得正确了一点儿。它产生的根源在于对肉体的尊重和崇拜；这种尊重和崇拜，只有在肉体尚处于上帝创造世界时的原始状态，才可能是正确的，可现在事实上肉体已经处于堕落状态——堕落状态。须知，肉体初创时是不朽的，后来因犯原罪而败坏了天性，终致遭受唾弃和厌恶，成为一具会死亡和腐烂的躯壳，不啻是灵魂的监狱和囚笼，正如圣伊格纳提乌斯说的，只能唤起我们的羞愧和迷惘之情罢了，羞愧和迷惘之情。

人文主义者普罗提努斯也曾表达过这种感情，众所周知，汉斯·卡斯托普高声插话道。可塞特姆布里尼将胳膊往脑顶上一甩，要求他别混淆不同的观点，最好还是悄悄呆着听人家讲。

接着，纳夫塔指出，基督教中世纪对肉体苦难表示的敬畏，乃产生于对肉体疾患的外在表现的肯定。因为身体的脓疮不只使人对其本身的败坏沉沦一目了然，而且也以一种令人头脑清醒和精神满足的方式，暗示着灵魂一样会腐败沦落——反之，身强力壮却是一个使人误入歧途的欺侮良知的假象，人最好用推崇病痛的办法将这假象消除。谁能拯救我，使我脱离这死亡的躯体？这是神灵的呼声，也永远是人类的呼声。

不，这是黑夜的呼声，塞特姆布里尼先生激动地指出，是一个理性和人性的太阳不曾照临的世界的呼声。是的，他本人尽管体弱多病，却保持着精神的健康和纯洁，以便在肉体问题上好好地给纳夫塔教士以驳斥，并且拿灵魂开开心。说到兴头上，他竟至将人的身体抬高为上帝的真正的庙堂。纳夫塔反唇相讥，称这肌体只不过是隔在我们人类与永恒之间的一道帘子而已。这又引起塞特姆布里尼的异议，要求纳夫塔从此永远别再滥用“人类”这个词，等等等等。

一行人冻得脸上木无表情，光着脑袋，穿着橡胶套鞋一会儿踩在撒了炭灰、使人行道比平时高出一截的雪壳子上喳喳作响，一会儿又像犁地一样，行进在车路上疏松而厚实的积雪里，在身后留下道道深沟。塞特姆布里尼穿着冬大衣，海狸皮的领子和袖口有些地方脱了毛，显得挺寒伧，好在他知道怎样穿它而不失体面。纳夫塔的黑大衣长齐脚背，扣子一直扣到脖根下，只是以皮毛做衬里而外边丝毫不露痕迹。两人争论着那些原则，大有誓不两立之势，但讲话时面孔常常不是朝着对手，而是朝着汉斯·卡斯托普，正在发言的一位总是向他阐明自己的看法，朝真正的对手充其量不过歪一歪脑袋，或者用拇指指一指。他们把卡斯托普夹在中间，使他脑袋不住地转来转去，一会儿对这个表示赞成，一会儿对那个表示同意，或者停下来仰面朝天，用戴着山羊皮手套的手比划着，发表一点自己自然还极不成熟的观点。至于费尔格和魏萨尔，他们俩则总是围着三个人转，时而在他们前边，时而在他们后边，时而又和他们走成一排，直至过往行人再次将他们的阵线打乱。

受了插话的影响，争论一下子转到更实在的题目上，众人的情绪也随之高涨起来，先后谈到了火葬、体罚、刑讯和死刑的问题。提出体罚来谈的是斐迪南·魏萨尔；照汉斯·卡斯托普看，由他来作这个动议再合适不过。一点不使人感到意外，塞特姆布里尼先生提高嗓门，以维护人的尊严为理由，从教育的观点乃至司法的观点等两个方面，反对体罚这种野蛮行径——同样不使人感到意外，但却由于冷酷放肆得过了分而令人惊讶，纳夫塔又出来替体罚涂脂抹粉。依他的看法，在这儿胡诌什么人类的尊严实属荒谬，因为我们真正的尊严存在于精神中，而不存在于肉体里；人的心灵太过分倾向于从肉体中吸取整个生命之乐，给肉体一些疼痛因而就成了绝对值得提倡的手段，用它可以败坏感官享乐的胃口，就像将乐趣从肉体中赶出来，让它回到精神中去，以便精神重新取得统治地位。把笞刑指责为尤其可鄙的手段，是很愚蠢的。圣女伊利莎白就让她的忏悔神父——马尔堡的康拉德抽打得鲜血淋漓，结果“她的灵魂”便如传说中讲的“兴奋起来，一直到开始第三次合唱”；她自己也鞭打过一个穷老婆子，就因为老人在忏悔时瞌睡。还有一些教团和教派的成员乃至一般的信仰诚笃者，他们为增加内心对精神原则的信念而自己对自己施以鞭笞，你当真敢讲这是野蛮的、不人道的吗？一些自诩高贵的国家以立法的形式取缔了体罚，有人相信这是真正的进步；其实这信念越是坚定不移，就越加滑稽可笑。

嗯，汉斯·卡斯托普认为，到此已绝对可以肯定，在肉体与精神这一对矛盾中，肉体无疑体现着邪恶的、魔鬼的方面……哈哈，只是体现，因为当肉体还保持着自然本性——自然的本性时，它也不坏！——而当其本性与精神和理性相反，彻底变坏了以后，肉体就是邪恶的了，要是容许他不揣自己教养和知识的浅鄙斗胆地说的话。基于这个观点，给肉体以相应的对待，对它实行纪律的强制，就顺理成章。这种强制手段，要是容许他斗胆地讲，也同样可以称为邪恶的。塞特姆布里尼先生不是由于身体虚弱而未能去巴塞罗那出席世界进步大会吗？要是当时他身边有一位圣女伊利莎白就好啦……大伙儿一齐笑了起来。意大利作家眼看就要发火，汉斯·卡斯托普赶紧开始讲他自己挨打的故事：在他念的那所人文中学里，低年级还部分地施行体罚，因此班上总备有马鞭在那里；尽管考虑到他的社会出身，老师没亲自动手，让班上一个有力气的大个子同学把他揍了一顿；那有弹性的棍儿抽在他大腿和仅仅穿着薄袜子的小腿肚上，痛得钻心、要命，叫人永远忘不了，简直难以想象。一阵剧烈的抽泣，愤怒和屈辱的眼泪——请魏萨尔先生千万原谅我用这个词——便夺眶而出。难怪汉斯·卡斯托普曾在书上读到过，在监狱中受笞刑时，就连最强壮死硬的杀人越货的盗匪也会号啕大哭，跟小孩儿似的。

塞特姆布里尼先生用套在脱毛的皮袖筒中的双手蒙住脸，纳夫塔却以一位政治家的冷峻问道，除了用鞭子和棍子，用这些与监狱绝对般配的东西，还能用什么别的办法去制服那些桀骜不驯的罪犯呢？一所施行人道主义的监狱从美学上讲不伦不类，是妥协折中；塞特姆布里尼尽管口口声声讲美，却根本不懂得美，至于说到学校教育嘛，纳夫塔讲，那些想把体罚排除出去的人所谓的人类尊严这个概念，实际上是植根于资产阶级人文主义时代的自由个人主义，植根于自我的开明专制主义，这种专制主义正趋于灭亡，正让位于一些新兴的更坚强的社会思想，让位于约束、制服、强迫和服从的思想。遵循这些思想，没有神圣的残忍精神不行；而对于体罚，人们便得另眼相看。

“于是便有了死尸般的盲从一说！”塞特姆布里尼讥讽道。纳夫塔马上回敬他，说既然上帝为了惩罚肉体的罪孽而让它可耻地腐烂，那么对同一个肉体施以鞭笞，最终也算不上大逆不道吧——由此，话头马上转到了尸体火化问题上。

塞特姆布里尼赞成火化。这样可以免除腐烂的耻辱，他高兴地说。

人类出于功利目的和其他理念的动机，正打算消除它。他声称正参加筹备一个讨论火葬问题的国际会议，会址看来多半会选在瑞典。计划要展出一座参照以往所有经验设计的模范火葬场，连带着还有骨灰陈放馆；届时可望受到多方面的启发和鼓舞，毫无疑问。土葬这种办法真是太陈旧太过时了——在现代的环境条件下！城市扩张！大量吞食土地的墓园！

飞涨的地价！不得不使用现代交通手段使葬礼合理化！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对这一切都知之甚详，言之凿凿。他特别嘲笑那种老鳏夫，还学他们弯腰驼背地每天去亡妻坟前的样子，说是去那儿和她谈谈知心话。这样的老古董该首先享用可贵的生命财富，好好度过自己所剩无多的光阴才是。再说，现代化大公墓里人挨着人，对于他们思念故旧的悠悠情怀，不也很煞风景吗？让烈焰来消灭尸体，这是多么干净卫生，多么庄严高尚，比起任它自行腐烂和蛆虫咬噬的可悲结局来，简直可以讲富有英雄气概！是啊，使用这种新的办法，心灵——人对永久存在的需要——也可以得到满足。因为在火中消失了的，原本就是那些变化着的东西，那些人体里尚在出生前就处于新陈代谢状态的成分；至于另一些很少参加新陈代谢而不变地陪伴着人一辈子的成分，也就能经住火烧，也就变成了骨灰。因此，活着的人搜集收藏骨灰，就等于将故去亲人身体里永不泯灭的一部分珍藏起来了。

“妙！”纳夫塔说道。啊，太好了，太好了。人身上永不泯灭的一部分，骨灰！

噢，那还用说。塞特姆布里尼打算抓住人类对生物学事实的非理性态度不放。他指的是那些原始信仰的阶段，那时候死是一种恐怖，始终被令人战栗的神秘气氛包围着，因此人不能用理性的清醒目光去审视这一自然现象。有多野蛮啊！对死的恐惧发源于文明程度极低的时代，那时人通常都死于暴力；而事实上这样的横死总带着可怖的性质，久而久之，人一想到死，自然就感到害怕。可是，随着整个健康科学的越来越发达，个人的安全越来越有保障，自然死亡便成为常事；而对于一个劳动者来说，在辛勤一生之后想到永久地安息更一点不觉可怕，倒认为是正常的值得欢迎的了。不，死既非可怖的事，也非殉难牺牲；死纯粹是一种合乎理性的、生理学上必然的和值得欢迎的现象。不过再没完没了地讨论这个问题，将是对生命的剥夺。也正因为如此，在那座模范火化场和附属的骨灰馆也即“死亡馆”的旁边，还计划建一座“生命馆”，在这“生命馆”中将融建筑、绘画、雕塑、音乐和诗歌艺术于一炉，以便引导继续活下去的人们的意识离开死的体验，离开默默无声的忧伤和无所作为的哀愁，回到生的享受中去……“迫不及待地！”纳夫塔挖苦道。“不然，他们对死就殷勤过了分，对那个简单事实的敬畏就过了头。当然了，没有这个简单的事实，恐怕压根儿就既不存在建筑，也不存在绘画，既不存在雕塑，也不存在音乐以及诗歌吧！”

“他为入伍而当了逃兵。”汉斯·卡斯托普像在梦里似的说。

“您的话叫人莫名其妙，工程师。”塞特姆布里尼回敬卡斯托普，“暴露出您脑子有毛病。对死的体验归根到底必须是对生的体验，不然就活见鬼。”

“在‘生命馆’里是否会装饰一些淫乐的象征，像古时候的棺柩上那样？”汉斯·卡斯托普问得一本正经。

反正得有肥美的食物供感官享用，纳夫塔语气肯定地说。要以古典主义的口味在大理石和油彩中炫耀和表现人体这罪恶之躯。人家已使它免于腐烂，毫不足怪，因为人家纯粹出于温柔体贴，甚至连用鞭子抽它也不让……

这时魏萨尔又突然提出刑讯来，他那尊容就活像一个在受刑的人。

令人难堪的审讯——不知道几位对它怎么想。他，斐迪南·魏萨尔，总是喜欢利用去各地办事的机会，到那些古迹名胜中参观曾经以审讯方式研究人的良知的隐秘角落。他见过纽伦堡的刑讯室和雷根斯堡的刑讯室，为了长见识在室内很好地进行过观察。确实，为了灵魂的缘故，在这些地方对肉体很不客气，而且用了些别出心裁的方法。甚至于叫也不让叫，硬把一只梨子塞进犯人张大的嘴里；这只闻名遐迩的梨子自然已不是什么美味——所以接下来再怎么干怎么使劲儿都静静的……“卑鄙。”塞特姆布里尼喃喃着。

费尔格也发表了意见，既称赞梨子，也称赞静静的干劲儿。他认为，至少那时候还没谁想出比摸他的胸膜更卑劣的玩艺儿。

这是替他治病！

灵魂麻痹了，正义遭到破坏，一样容许人暂时抛开同情心。再说，刑讯还是理性进步的结果。

纳夫塔先生大概神经不正常吧。

谁说！他正常得很。塞特姆布里尼先生是位文学家，所以对中世纪的司法史显然不甚了了。事实上，那是个不断地理性化的过程，也就是讲，渐渐地，基于理性考虑，上帝被排斥到了司法之外。上帝的法庭坍塌了，因为人们发现，强者总是获胜，即使他并不在理。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式的怀疑者和批评家利用了这一发现，努力使古老的简单的司法程序为宗教裁判所所取代；为了捍卫真理，宗教裁判所不再依靠上帝的干预，而是想方设法使被告吐露真情。没有口供，不能判决——即使到了今天，你在老百姓中间都听得见：本能根深蒂固，取证的链条即使再严密，缺少自供的判决仍然使人觉得是不合法的。可如何取供？如何在有了种种单纯的迹象，种种纯粹的嫌疑之后，再查出真情？一个隐讳和拒绝吐露真情的被告，你该如何洞察他的心、他的脑？他的灵魂既然是邪恶的，你就别无他法，只得转而对付他的肉体，肉体实实在在地摸得着。

于是乎，刑讯作为取得不可缺少的供词的手段，便合乎理性地被采用了。

若问要求实行并且真的开始使用重视口供的司法程序的人是谁，那便是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如此说来，他也是刑讯逼供的倡导者。

意大利作家请其他先生千万别相信纳夫塔的话。那纯属魔鬼开的玩笑。要是情况真的完全像纳夫塔胡诌的那样，要是理性真是刑讯逼供的始作佣者，那也只是证明，它在所有时代都是多么苦于缺少支持，多么迫切需要启蒙，自然本能的崇拜者们没理由担心地球上什么时候理性会太多！只不过适才发言的那位说错了。恐怖司法的发明权算不到理性的账上，只需考虑它的根子乃是对地狱的迷信这个事实就够了。先生们最好去参观一下博物馆和刑讯室：那些挟、抻、绞、烧等种种刑罚，显然都出自一种幼稚而痴迷的幻想，出自一种诚惶诚恐地摹仿彼岸世界的地狱情状的愿望。这且不说，人们这样做还自以为是要帮助犯罪者，猜想此人可怜的灵魂是拼命要忏悔的，就是肉体作为恶的原则极力违抗它的意愿。于是人们自信为了他好，就必须用酷刑来迫使肉体屈服。苦行主义的愚妄……

那些古罗马人是否也沉溺于此呢？

古罗马人？鬼话！

当初，他们不也知道以刑讯作为司法手段了吗？

逻辑上的尴尬……为了打圆场，汉斯·卡斯托普便自作主张，好像引导谈话的方向是他的职司所在，提出了死刑问题来讨论。刑讯尽管废除了，法官仍然自有一套办法叫被告服输认罪。但死刑看来将永垂不朽，不可缺少。最文明开化的那些民族仍坚持保留着它。法国人企图以放逐取而代之，得到了惨痛的教训。当局干脆不知道除了砍掉他们的脑袋，还有什么别的办法能有效地处治那些“人形动物”。

他们不是“人形动物”，塞特姆布里尼先生纠正说；那是些人，跟他，工程师，以及发言者本身一样的人——只是这些人意志薄弱，成了不健全的社会的牺牲品。他讲到一个重罪犯人，一个杀死多人的凶手，属于检查官们在最后的公诉状中习惯地称之为“兽性的”或“人形禽兽”

一类。这个人却在牢房的四壁写满了诗句，而且写得很不坏；这些诗句——比起他的检查官们偶尔心血来潮的创作来，不知要好多少倍。

这说明文艺是件有点特殊的事，纳夫塔反驳道。除去这点，塞特姆布里尼先生讲的情况毫无任何意义。

汉斯·卡斯托普说他估计对了，纳夫塔先生赞成保留死刑。在他看来，纳夫塔跟塞特姆布里尼先生一样也是革命者，只不过是保守意义上的革命者，保守的革命者。

塞特姆布里尼自信地微微一笑说，世界将会认真对待这种反人道的革命。纳夫塔先生在对文艺表示过怀疑之后，该坦率地谈谈他这革命是连最可鄙的反人道手段也不怕采用的吧。用这样的极端主义，不可能争取到追求光明的青年。一个以在所有文明国家取缔死刑为目标的国家联盟不久前刚刚成立。他塞特姆布里尼有幸也是该联盟成员。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会址尚待确定；不过人类可以相信，届时大会的发言者都会有足够的论据武装自己！他当即便引了几条论据，诸如误判误杀的可能性总是存在，永远也不应放弃犯人会改恶从善的希望，等等。他甚而至于引经据典，论证一个国家若不是旨在炫示暴力，而是着眼于使人变得高贵善良的话，那就不该以恶对恶。他先从科学的决定论出发抨击了“罪”

的概念，然后否定了“惩罚”这个概念的合理性。

紧接着，“追求光明的青年”看见，纳夫塔如何一条一条地扭断塞特姆布里尼的论据的脖子。他嘲笑这位人道主义朋友对鲜血的恐惧和对生命的尊重，认为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只属于那些最平静无风的资产阶级时代，而在感情稍稍激动的情况下一旦有某种超出“安全”考虑的考虑，也就是非个人的和超个人的思想起了作用——这本是唯一符合人类尊严，在更高的意义上讲因而也是正常的状态——那就任何时候都不但会毫不犹豫地为更高的思想牺牲个体生命，而且还将要求个人志愿地为这种思想铤而走险。塞特姆布里尼先生的仁慈嘛，他说，只会导致生命失去一切沉重的和严峻的因素，只会阉割生命，连他那所谓科学的决定论也只能起这样的作用。可真实的情况是，“罪”这个概念并未因为有了决定论而被取消，相反倒增加了分量，并且变得更令人不寒而栗。

说得不坏。他是不是要求社会的不幸牺牲者老老实实地感觉自己有罪，相信自己走上刑场并非无辜呢？

不错。罪犯自然会全身心渗透着犯罪意识。因为罪犯就是罪犯，不可能也愿意成为别样的人；而这正是罪恶的本性。纳夫塔先生将罪恶与功勋的概念从经验范畴提升到了形而上的范畴。他说，在行为和行动中自然是前定的因素起决定作用，无所谓自由可言，但存在中显然有自由。

人正好是他想要成为的那个样子，而且至死不会改变；他正是“为他的生”而乐于杀人，因此也就以他的生命作为偿还，这并不过分。他希望死，因为他已得到了最大的满足。

最大的满足？

最大的。

大伙儿全都无言以对。汉斯·卡斯托普轻声咳嗽两声。魏萨尔把下巴撇到一边。费尔格先生连声叹息。

塞特姆布里尼先生温文尔雅地指出：“大家看见了，有人就是这样拿他个人的情况去推论世人。请问，您能从杀人中得到满足吧？”

“这与您毫不相干。不过，我真要这么干了，我将当面嗤笑那个无知的人道主义者，他竟愿意喂我豆子汤直至我死。让杀人者比被杀者活得更久，这毫无意义。他们两人分享和共同保守着一个秘密，这个秘密将他们俩联系在一起；换一种类似的情况，两人还一样，只不过一个忍耐，另一个行动罢了。他们俩应该走到一起去。”

塞特姆布里尼冷漠地承认，他缺少理解这种死亡与凶杀的神秘主义的器官，也不稀罕有这样的器官。他毫不怀疑纳夫塔先生的神学天才——在这方面他无疑望尘莫及，不过却声明自己并不羡慕。一种无法克服的洁癖，使他远远避开刚才探索真理的青年所说的那种敬重苦难的环境。在那儿，显然不只对肉体的苦难是如此，对灵魂的也一样，简单地讲，德行、理性、健康都一钱不值，相反罪孽和疾病倒荣耀无比。

纳夫塔证实，德行和健康确实不是虔诚的状态。如果弄清楚了信仰与理性和道德根本没任何关系，他说，那就收获不小。须知，他补充说，信仰与生活毫无牵连。生活所依赖的条件和基础，一部分属于认识的范畴，一部分属于道德的范畴。前者系时间、空间和目的，后者指伦理和理性。所有这一切对于信仰来说不只是异己的和无意义的，而且是敌对的；须知正是它们构成了生命存在，构成了所谓健康，也就是市民的本性和庸俗平凡。而信仰世界，肯定是其绝对的反面，而且是绝对天才的反面。说到天才，他纳夫塔也不想完全否认天才在生活领域中存在的可能。有一种乐天知命的资产者，他们气魄宏大的市侩之风，他们出类拔萃的庸人习气，不可否认，也值得受到我等尊重。因为我们发现，他们那么倒背着手，挺胸凸肚，一副神气活现的样子，活脱脱成了无信仰的化身。

汉斯·卡斯托普像位教书先生似的举起食指。他说，他原本哪一方面都不想开罪；不过这儿显然谈到了进步，谈到了人类的进步，也就是在一定意义上谈到了有教养的西方的政治、共和制度和文明。对此他认为，生活与信仰之间的差异抑或如纳夫塔先生可能想说的矛盾，都可以归究到时间与永恒的矛盾上去。因为进步只存在于时间之中；在永恒里不存在进步，也不存在政治和辩论。在永恒里，人可以闭着眼睛不动脑筋，一切全凭上帝安排。这就是信仰和道德的区分，说得笼统一点儿。

他表达方式的幼稚还不十分堪虑，塞特姆布里尼说，更可虑的是他害怕冲突，因而向魔鬼让步妥协。

喏，关于魔鬼，一年多以前他们，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和他汉斯·卡斯托普，已经讨论过了。“噢，撒旦，噢，叛逆！”他又到底向怎样的魔鬼让步妥协了呢？是那个反叛者、劳动者和批判者呢，还是另外一个？

真是危险到了极点——右边是一个魔鬼，左边也是一个魔鬼，叫他鬼知道怎么穿过去呢！

以这样的方式，纳夫塔讲，并没有将事情如塞特姆布里尼先生所期盼的那样讲清楚。他世界观中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将上帝和魔鬼说成两个不同的人或者原则，把“生活”摆到他们中间去作为争论的对象，而且严格按照中世纪的模式。实际上呢，两者对待生活，对待市民的庸庸碌碌，对待伦理、理性和德行，都是完全一致地反对的——作为一种由他们共同体现的原则。

“好一盘令人作呕的大杂烩！”塞特姆布里尼大声呵斥。善与恶，光明与黑暗，一切全搅合在一起！没有判断！没有意志！但有谴责该受谴责的东西的能力！纳夫塔先生是否知道，他在青年耳朵边上将上帝与魔鬼混为一谈，并假杂乱无章的二位一体之名否定伦理的原则，他这么做结果到底否定了什么？他否定了价值——否定了任何价值判断本身——说来叫人恶心！太妙啦，不再有善恶之分，只有一个伦理上混混沌沌的宇宙！也不存在各有其批判价值的个体，只存在包容一切、平衡一切的整体，只存在整体里神秘的沉沦。个人……有意思，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又自诩为个人主义者！真要这样，他就必须了解道德与幸福之间的区别；可遗憾的是，我们的光明派信徒和一元论者先生并非这样。只要生活愚蠢地被当作目的本身，不再追问除此还有没有意义和目的，那起主导作用的就只是种属伦理学和社会伦理学，就只是脊椎动物的道德观，而并非个人主义——个人主义单单寓于信仰和神秘的范畴内，寓于塞特姆布里尼先生所谓的“伦理上混混沌沌的宇宙”中。塞特姆布里尼先生的道德究竟是什么，企图是什么呢？它与生活紧紧相联，也就是说仅仅有用罢了，连可怜巴巴的一点儿英雄气概都没有。它之存在只为了人能长寿、多福、富贵、健康，如此而已。

这种理性和劳动的庸人哲学就是他所谓的伦理道德。相反，纳夫塔却要大胆地坚持称之为粗鄙庸碌的资产者习气。

塞特姆布里尼想缓和一下气氛，无奈他的嗓音仍激动得很厉害，因为他说，纳夫塔先生，上帝知道为什么，老是以一种目空一切的贵族老爷口吻谈什么“庸碌的资产者习气”，好像那反面——谁都知道生活的那个反面是什么——真的就是更高贵的一面似的，叫他实在受不了！

多么时髦新鲜的词汇！现在他们谈到了高贵不高贵以及贵族问题！

由于寒冷和问题的尖锐，汉斯·卡斯托普脸红筋胀，气衰力竭，一直在想自己刚才的表达方式是否明白易懂，是否太过冒失，脑子已经晕乎乎的。这时他却又笨嘴拙舌地表白，死在他的想象中历来就像一个装得挺挺的西班牙领圈，或者说与礼服配套的“弑杀者”，端庄气派，而生却相反，只是现代那种平平常常的小硬领……说到这里，他自己大吃一惊，他怎么竟像吃醉了酒或者在做梦似的，讲起话来如此不得要领，于是赶快声明，他要讲的不是这个。不过，在生活中是不是确实也有一种人，一种特别的人，你简直就不能想象他们会死，原因就在他们太平庸了！

这意思是：他们太能干，活得太带劲儿，让人觉得他们永远不会死似的，仿佛他们就不配受到死的庄严祝福似的。

塞特姆布里尼希望自己没有估计错，汉斯·卡斯托普讲这种话只是想让他去纠正他。他讲，在抵御这类精神传染病时，年轻人会发现他塞特姆布里尼永远准备向自己伸出援助之手。汉斯·卡斯托普讲“活得带劲儿”？并且用一种轻蔑的口气？如果换成另一个词儿“活得有价值！”

——把这两个概念结合在一起，对他就会构成真正的、美好的秩序。“活得有价值”，自然而然地稍稍加以联想，就会想到“值得爱的”、“可爱可亲”、“友好和睦”这些词，因为它们的意义太相近了，简直可以说只有对于生活真正有价值的才是值得爱的。对生活真正有价值的和值得爱的，这两者加在一起，才构成我们称之为高贵的东西。

汉斯·卡斯托普认为有意思，很值得一听。塞特姆布里尼先生生动形象的理论，他说完全让他服了。因为你想怎么讲，就可以怎么讲，例如，可以讲生病是一种提高了的生命状态，有了实在的可以捉摸的东西。

至少可以肯定，疾病强调和突出了肉体的重要性，好像突然人退回或者退化为肉体，从而大大地降低乃至于消灭了人的尊严，因为它把人贬低成了单纯的物体。因此，疾病是非人性的。

疾病是极符合人性的，纳夫塔立即反驳；须知是人就会生病。不错，人从本质上讲就是病态的，正是他的病态使他成其为人；谁想使他变得健康，让他与自然和解，让他“返归自然”——事实上他却从来也不是自然的——以及今日形形色色的卢梭信徒，诸如再生论者、生食素食者、露天生活者和行日光浴者在那儿一个劲儿搞的那些名堂，结果都只能变人为非人，变人为野兽……什么叫人性？什么叫高贵？精神，是精神使人高度地脱离自然，使这种自觉与自然对立的创造物明显地优越于其他所有的有机生命。也就是说，人的尊严和高贵存在于精神之中，疾病之中。一句话，他越是病得厉害，就在越高的程度上是人；比之健康的守护神，疾病的守护神更加富于人性，令人不解的是，有位自称为人类之友的先生竟然闭眼不看这些基本的真理。塞特姆布里尼先生侈谈进步，可又仿佛不知道，进步如果存在，就该归功于疾病，也就是说归功于天才——天才正是疾病，而不是任何别的什么东西！他仿佛不知道，在所有时代，健康人都是靠着病人取得的成果活着的！有那么一些人，他们自觉自愿地生病和发疯，以便为人类获取知识；这些通过疯狂获取的知识变成了健康，在当初的英勇牺牲之后，占有和享用知识和健康就不再以疾病和疯狂为前提了。这真正是伟大的献身，就像耶酥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啊哈，”汉斯·卡斯托普暗忖，“你原来并非正统的耶酥会教士，瞧你这些推论，瞧你对耶酥上十字架的诠释！现在清楚了，你为什么没当上神父，（肺上）有浸润点的病弱的耶酥会士！喏，咆哮吧，雄师！”

他心里想的是塞特姆布里尼。这一位也真的“咆哮”起来，称纳夫塔所主张的一切全是欺人之谈，全是诡辩，只会造成世人头脑的混乱。“您可敢讲，”他冲着对手大声吼道，“您可敢讲，可敢以一个教育者认真负责的态度，对着富于可塑性的青年的耳朵直言不讳地讲：精神即是疾病！

真的，您这样子将鼓起他们投奔精神的勇气，争取他们信仰精神！另一方面，您宣布疾病和死亡为高贵，健康和生存为鄙俗——这也是您敦促您的学生造福于人类最稳妥的方法！确实，罪过呀！”塞特姆布里尼像位骑士似的捍卫着健康和生命的尊严，自然所赋予的尊严，不需要为精神担心的尊严。他喊出：形态！纳夫塔便趾高气扬地对之以：逻各斯！

可塞特姆布里尼不屑于知道什么逻各斯，便说：“理性。”这时，逻各斯的崇奉者又以“激情”与之抗衡。真是乱七八糟，东拉西扯。“客体！”

这个说；那个讲：“自我！”临了儿，甚至一方大谈“文艺”，一方大讲“批判”，不过翻来覆去谈得最多的还是“自然”和“精神”，还是哪一个更高贵的问题，“更有贵族气派的问题。”

然而，谈过来争过去，却未理出任何头绪，澄清任何问题，就连争论双方本身也是如此。因为一切不独相互反对，还相互搅和；不止是对手之间彼此批驳，他们也经常自相矛盾。塞特姆布里尼对“批判”发出礼赞的次数够多的了，但最后却又将其反面——这就该是“文艺”啦——当作高贵原则加以肯定。纳夫塔呢，不止一次充当“自然直觉”的捍卫者，反对塞特姆布里尼将自然贬斥为“愚蠢的力量”、纯粹是既定事实；在它面前，理性和人类尊严不该自惭形秽，但同时他又站在精神和“疾病”一边，认为只有这儿才找得到高贵和人性。反之，塞特姆布里尼又一变而为自然和健康的辩护士，压根儿想不到什么解放。是的，在“客体”与“自我”的问题上也不见得好一点，简直是同样的杂乱无章，而且程度更严重，以致谁也弄不清楚，两人中哪个是虔诚的教士，哪个是自由主义者。纳夫塔正言厉色地禁止塞特姆布里尼先生自诩为“个人主义者”，因为塞特姆布里尼否认上帝与自然之间存在矛盾，把人的问题，把个人内心的冲突，单单理解为个体与集体利益的冲突，坚持一种与生活紧密联系的资产者的道德观。这种道德观认为生活本身就是目的，最终只是平平庸庸地追求有用有利，视道德立法为国家的要义。反之，他纳夫塔则认为人自身的问题更多是在于感觉与超感觉之间的矛盾，只有那自由的和主体的人才代表真正的个人主义，神秘的个人主义。

情况若确实如此，汉斯·卡斯托普想，那么他对“匿名和集体性”又将如何解释？——这只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例子。此外，他在寄宿学校曾与翁特尔佩廷格神父就黑格尔这位国家哲学家的天主教倾向，就“政治的”

与“天主教的”这两个概念的内在联系，就它们共同形成的客观的范畴，都发表过一些惊人的见解，它们又作何解释呢？统治术和教育，这不历来都是纳夫塔的教团之所长吗？这是怎样一种教育啊！塞特姆布里尼先生无疑也算得上是一位热心的教育家，热心得到了碍事和讨厌的程度；可是，在苦行主义的蔑视自我的务实精神方面，他的那些原则简直不可和纳夫塔的同日而语。纳夫塔相信绝对命令！铁的纪律！强制！服从！

恐怖！这可能不失其荣耀，可是对个人的尊严、价值却毫不顾及。这就是普鲁士的腓特烈和西班牙的罗耀拉的训练规范，虔诚和严格得让人流血。只存在一个问题：纳夫塔究竟是如何认识到这种血腥的必要性的呢？他不是自称不相信任何纯粹的知识和缺少前提的研究，简言之，不相信真理，不相信客观的、科学的真理吗！对于塞特姆布里尼来说，追求真理却意味着一切人性的最高准则。在这点上，塞特姆布里尼先生虔诚而又严谨。相反，纳夫塔却马虎而无原则，把真理拉回到人自己身上，宣称凡是对人有益的都是真理。这不简直就是庸碌的资产者习气和庸俗功利哲学，竟如此使真理服从人的利益？严格地讲，铁一般的客观务实精神不多了，已搀和进更多的自由和主观性，只是纳夫塔不肯承认罢了。

——与此情况完全一样，塞特姆布里尼先生也发过有关“政治”的高论，说什么自由就是仁爱的法则。这显然意味着让自由受到约束，就像纳夫塔让真理也受到约束，受到人的约束一样。于是乎虔诚有余，自由不足。

可是就连这也仅只是一个暂时的区别，它在争论过程中随时都可能消失。唉，这位塞特姆布里尼先生！他并不枉为一位文学家，也就是一位政治家的孙子和一位人文主义者的儿子。他对批判和妇女解放怀着崇高的信念，常在路上对年轻姑娘们哼歌子；反之，尖刻、矮小的纳夫塔却受到严格的誓言的束缚。然而，纳夫塔恰恰思想放肆，生活奢靡；另一位相反倒是位老道学，汉斯·卡斯托普想说。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害怕“绝对精神”，却企图把精神绝对地固定于民主进步；他惊讶像军人一般的纳夫塔信仰的随意性，竟然将上帝与魔鬼、光明与恶行、天才与疾病混为一谈，没有价值定规，没有理性批判，没有意志。噢，究竟谁自由，谁虔诚，究竟什么决定人真正的地位和国籍：是沉沦于吞噬和平衡一切的集团里，同时放浪无羁和奉行苦修禁欲的这一位呢，还是自命为“批判的主体”，但在其身上轻浮放荡与严格的资产者道德却相互不断干扰的那一位呢？唉，原则和侧重确实不断相互干扰，自相矛盾的情况多的是，这样就使一个有教养和责任心的人感到异常困难，不只是难于在矛盾双方之间判明是非，也难于分辨和理清各自的观点，以致出现一个巨大的诱惑：干脆一头栽进纳夫塔那“伦理上混混沌沌的宇宙”中去算啦。

普遍的阵线交叉，敌我模糊，极大的思维紊乱，言语含混；汉斯·卡斯托普自认为看出来，争论双方因此都心里感到压抑，不然就不会表现得如此誓不两立。

一行人已走到上面的“山庄”。接着，三个住在里面的人又送另外两位到他们的小屋前，站在那儿的雪里，任纳夫塔跟塞特姆布里尼继续争论——从教育目的出发，汉斯·卡斯托普心里明白，为了影响追求光明的青年的可塑性。对于费尔格先生来说，这一切，如他自己一再声明的，都太高深了；而魏萨尔呢，自从结束了体罚和刑讯的话题以后，就表现得对讨论漠不关心。汉斯·卡斯托普用手杖戳着雪地，思考着整个讨论杂乱无章的问题。

终于，大伙儿分了手。总不能永远站着，讨论的内容无边无涯。“山庄”的三位疗养客重新踏上归途，两位誓不两立的教育家却不得不走进同一所小房，一个回他绸子包裹的安乐窝，一个回他有着写字几和水瓶的作家书斋。到家后，汉斯·卡斯托普跑到阳台上，耳朵里还充满着两军对垒时响成一片的呐喊声和兵器撞击声。这两支大军一支来自耶路撒冷，一支来自巴比伦，在两面旗帜的指引下遭遇在一起，混战一场。

雪

一日五次，对于今年冬天的气候不佳，在那七张餐桌上都异口同声地发着抱怨。大家断定，这高原之冬太不负责，绝对没有充分提供本地区赖以远近驰名的、广告上明白写着使长年客人已经习惯、新来者也已幻想过的宜于疗养的气候条件。出太阳的日子太少，日照太少；而日照是一个重要治疗因素，缺少了它的帮助，痊愈就会推迟，毫无疑问……不管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对他们，对这些或者继续坚持疗养、或者离开“故乡”下山去的人们的真诚有何想法，他们反正要求获得自己的权利，反正希望享受他们的父母或者丈夫为他们花的钱理应带来的利益，因此在餐桌上，在电梯里，在游艺室中，大家都嘀嘀咕咕，抱怨连声。院方也充分认识到自己进行弥补和减少损失的责任。一台新的“高山人造太阳仪”买来了，因为原有的两台已满足不了那些渴望通过电气化的途径变得黝黑起来的人们的需要。须知，黝黑的肤色可以使年轻的小姐和女士更迷人，可以使男士们更健美，即使是静卧时平躺着，模样也像一位征服者。是的，这模样事实上已结出硕果：女士们尽管对他们男性魅力的技术和美容根源一清二楚，却够愚蠢或者说够狡猾的，竟然心甘情愿地一而再、再而三地受蒙骗，以便陶醉在幻觉中，同时也作出自己女性的回报。

“我的上帝啊！”萨菲尔德太太，一位从柏林来的红头发、红眼睛的女病人，傍晚在游艺厅中对一位长腿、凹胸的男伴叹道；这位殷勤“骑士”在名片上自称为“获有文凭的飞行员和德军少尉”，带着气胸，午餐时总穿常礼服，到晚上反而脱了，说什么海军里有这条规定。“我的上帝啊，”她两眼贪婪地盯住那位少尉叹道，“瞧，他让高山的阳光晒得多黑，多漂亮！样子像个猎鹰者，这鬼！”——“等着瞧，妖精！”在电梯里，他凑着她耳朵嘀咕了一句，叫她浑身起鸡皮疙瘩。“您对我挤眉弄眼，我一定叫您赔偿损失！”可不，绕过阳台上的玻璃隔墙，那鬼和猎鹰者摸到了去妖精房间的路……然而，人造太阳毕竟还是远远补偿不了今年损失的真正日光。一个月里头，纯粹出太阳的日子只有两三天——在这样的日子里，白皑皑的山峰背后，天鹅绒一般的天幕湛蓝湛蓝，日光金刚石一般地熠熠闪烁，从厚厚的游动的灰色云雾中投射下来，热辣辣地直射在人们的脖子上和脸上，直叫舒服极啦。可好几个礼拜才有两三天这样的日子，这对于命运坎坷、特别需要抚慰的心灵来说真是太少太少；加之他们离开了平原，放弃了那儿的人们的乐和苦，就是指望着能过上契约上许诺给他们的虽然缺少生气、但却是轻松愉快的生活：无忧无虑，连时间也被取消了，绝对的舒适安逸。因此，尽管贝伦斯顾问提醒大家，就算天气不行，住在“山庄”毕竟还不等于蹲西伯利亚矿坑或者别的某座监狱，山上的空气稀薄、质轻，差不多跟太空里的以太一般纯净，极少地球上的杂质，不管是好是坏，就算没太阳，仍可免遭平原的烟尘、蒸气的侵害，优点真是太多，却仍然没有用。恶劣的情绪和抱怨迅速蔓延，每天都有人威胁说要提前出院，而且有的真的付诸实施，对萨洛蒙太太的教训在所不顾。萨洛蒙太太新近很凄惨地回来了；她原本病得不重，只是因为耐不住寂寞，硬犟着回到潮湿而多风的阿姆斯特丹去住了一阵子，结果弄出了生命危险……

没有太阳却有的是雪，成堆成片的雪，无边无涯的雪，这么多的雪，汉斯·卡斯托普一辈子还未曾见过。去年冬天确实也下过大雪，但与今年相比，又有些差劲儿了。今年，它们是那样地无穷无尽，铺天盖地，让人心里一下子充满此地原来就这么古怪反常的意识。雪一天一天地下着，整夜整夜地下着，时而稀稀疏疏，时而风雪交加，但总是在下着、下着。少数仍保持可以行走的道路坑坑洼洼，路两边立着比人还高的雪墙，一些被抹平压实了的小方块闪着水晶般的悦目光泽，供游山的客人写写画画，或传递这样那样的信息，或开几句玩笑，或说说讽刺话。在两面雪墙之间，也可碰见高高凸起的地方，那底下刚好挖空了，这可以从一些疏松处和空洞看出来，不小心一踩脚就会陷下去，一直陷到膝盖，可得好好留神，不然很容易折断腿。路旁休息用的长凳消失了，沉没了；偶尔还有一截靠背从白色的墓穴中突露出来。山下“村里”，街面也有奇异的变动，底楼的一家家商店全变成了“地下室”，顾客只能从人行道走下雪踩成的台阶，才能进得去。

雪继续没日没夜地下个不停，在无垠的雪原上再添加新雪，悄没声儿地，在天气并不太冷，也就是零下十至十五度，人还不感到寒彻骨髓的时候——人们甚至可能感觉才零下五度乃至两度，因为没有一丝风，空气又干燥，寒冷失去了锋芒。早上很黑，只好打开从嵌线呆板可笑的穹顶上垂下来的枝形吊灯，让客人们在非自然光线下进餐，厅外一片混沌迷茫，世界一直到窗前全裹在灰白色的棉絮里，裹在纷飞的大雪和厚重的雾霭中。群山隐去了，近旁的针叶林也只偶尔微露端倪：负荷是那么多，它们很快就失去了本来面目，不时地有一棵松树实在受不了啦，才抖落身上的白沫，使其掉进灰色的空漠中。上午十点，太阳终于爬上山顶，但不过是一团惨白的光晕，一个缺少生气的幽灵，能带给苍茫大地的只是虚幻的感觉。万物仍融在幽暝柔漫的苍白中，没有任何可以让眼睛大胆地追寻的线条。山峰的轮廓模糊了，雾化了，消失了。白皑皑的雪野层层叠叠，将人的目光引向空濛。最后，也许才飘来一片亮云，像炊烟似的，久久地挂在岩壁前，不改原来的形态。

正午，太阳勉强冲破云层，努力将雾障消解到蓝空中。然而它的企图远远未能实现；只不过在很短的时间里，蓝色的天光毕竟闪现出来，足以使雪盖冰封下变了形的大地又像金刚石一般熠熠生辉。这时候，通常雪也停了，仿佛是要对已取得的成绩作个总结；是的，那穿插着的少数几个出太阳的日子好像也有同样的作用。风雪停了，直射下来的日光则努力将新铺上的积雪洁白无暇的表面融化掉。世界的模样像在童话里一般，天真纯朴而又滑稽可笑。树枝上叠着厚厚的、松松的垫子，地面长出驼背，驼背下匍伏着灌木和岩石，蹲着的、蜷伏着的、像小丑一般打扮起来的，周遭全是奇形怪状，恰如童话中的精灵世界，看着令人忍俊不禁。可是，如果说人们艰难地活动于其中的近景令你觉得奇幻怪诞的话，那么，它那远远地逼视着你的背景，那高耸入云的阿尔卑斯山的雪峰，却将唤起你庄严和神圣的感情。

午后两点至四点之间，汉斯·卡斯托普躺在阳台上，头枕着他那呱呱叫的躺椅上调得既不过陡也不过平的靠板，目光越过装上了软垫的栏杆，眺望丛林和远山。托负着沉甸甸雪被的墨绿色枞林一直逶迤到山梁上，树与树之间的空地全铺上了松软的雪枕。枞林之上，群峰直插灰白色的天空，无边的雪被只间或被这个那个突兀的峭岩刺破，锯齿状的峰脊则化作一条柔漫的迷濛曲线。雪无声地下着。万物的轮廓渐趋模糊。

目光进入空茫一片，很容易打起盹儿来的。伴随着似醒非睡的一刹那会产生寒冷之感，但接下来，在这儿的严寒中，睡眠却清纯得再清纯不过，没有梦，也不受有机生命的任何潜意识的干扰：因为呼吸着眼前这没有任何杂质的明净的空气，肌体的感觉轻松得就跟死者不呼吸差不多。汉斯·卡斯托普醒来时，群山已完全消失在雪雾里，只有一些局部，时而一个山头，时而一道凸岩，转换着呈现出来几分钟，随后又被遮裹住。

这神出鬼没的静静的变化很有意思，可必须全神贯注，方可窥探出那变幻莫测的雪雾纱幕的启闭规律。一群山峰，在雪雾开处，既无峰尖也无山脚，突兀地横亘在前方，但等他一分钟后转过眼来一看，却已踪影杳然。

接着来的是暴风雪，阳台上根本无法呆了，雪花让风卷进来，在地上和家具上盖了厚厚的一层。是的，在宁静的深谷中也起了风暴，眼前只有纷纷扬扬的雪片在飞舞，一步开外便什么也看不见，死寂的氛围一下子充满不安和躁动。阵阵狂风吹得人连气都喘不过来，雪暴变得更加野性、倔强，更加咄咄逼人，从下往上回旋着，把谷底的积雪卷到空中，让它跳起疯狂的死之舞——这已不再是下雪。这是一场白色的混沌，一个非常地域里的大自然的狂暴肆虐，只有此时突然成群出现的雪雀才自由自在，如鱼得水。

然而，汉斯·卡斯托普却喜爱冰天雪地里的生活。他觉得在许多方面，它都跟海边上的生活相似：自然景象的单调是两者共同的；雪，这种深深的、松软的、毫无瑕疵的白色粉末，在此地就扮演着海滩上那些黄沙一样的角色；两者让你摸着都一样干净，你将干雪粉从鞋中和衣服里抖落，就像在海边抖掉那没有灰尘的石头和贝壳碎末一样，不会留下丝毫痕迹；人在雪地里行进和在沙丘上走同样困难，除非它表面让太阳烤化了又在夜里被冻硬，要这样走起来便轻松舒适，宛如踩在光滑的镶拼地板上——确切地讲，轻松舒适得跟走在海滨被水冲刷着的平整、坚实而又富有弹性的沙滩上一样。

只是今年的雪暴和积雪使得大伙儿很少可能在户外活动，唯有那些滑雪运动员例外。铲雪车在工作，但要勉强保持疗养地最常走人的几条大小路径的通畅，已感困难。这几条仍然通行的路也走不多远就封住了，因此，能走的一段上行人格外多，健康人和病人，本地居民和来自世界各国的疗养客，全挤在一起；可这一来，玩橇车的人就常撞着步行者的腿。橇车上的先生女士们脚冲前，头仰后，大声吆喝着发出警告，那声调表明他们自信其活动真是最重要不过。其实呢，他们只是那么躺在本是孩子们玩儿的小冰橇上，曲曲折折、歪歪倒倒地顺着山坡向谷底冲去，到了目的地又用绳子拴着将那时髦玩具重新拽上山。

这样的漫步溜达已令汉斯·卡斯托普厌烦。他现在只有两个愿望：最强烈的愿望是单独一个人静静地思考和“执政”，他的阳台满足了这个愿望，虽然还是表面地满足；另一个愿望与这一个有联系，就是渴望与他关心的让大雪封闭着的群山有更亲密而自由的接触。这个愿望对一位怀抱着它的未经训练的步行者来说，是无法实现的，除非他长上翅膀；因为只要企图在任何一条铲出来的道路的尽头再往前闯，立刻便会陷进雪里，一直陷到胸部。

于是有一天，汉斯·卡斯托普下决心去买了一双滑雪板，并学着使用，以应实际的需要。他不是运动家，由于缺少必要的身体素质从来都不是，也不装着是的样子，不像某些“山庄”的疗养客为适应本地风气和赶时髦，硬将自己打扮成那个模样——特别是女士们，例如那位赫尔米娜·克勒费特小姐，她虽然已是上气不接下气，以致鼻尖、嘴唇总是青的，却喜欢在午餐时穿羊毛健美裤，饭后叉开双腿往静卧厅中的藤椅里一倒，懒洋洋地够风骚的。汉斯·卡斯托普没去征求贝伦斯顾问同意，去了必定也是碰一鼻子灰。对于这儿山上的人们来说，“山庄”也罢，其他疗养院也罢，体育活动都绝对禁止。因为这儿的气氛看上去轻松愉快，对心肌却提出了极严厉的要求；至于汉斯·卡斯托普本人，他那句很明智的话“习惯你尚未习惯这个事实吧”，仍然是完全没错的。贝伦斯顾问归因于一处浸润点的低烧，在他身上仍顽固地持续着。否则，他还呆在这山上做什么？所以，他的愿望和打算也就充满矛盾和不现实。

只是我们必须充分理解他，他并非受虚荣心的刺激，要学学那些公子哥儿和滑雪家的样子，去户外的新鲜空气中活动一番。其实，这些人一经提议，在空气憋闷的房间里玩起牌来同样也认真积极。汉斯·卡斯托普感到对自己更具吸引力的是另一个集体，不是这一小群游客。从一个更广、更新的角度看，基于一种令他惊异的尊严感、一种使他压抑的责任感，他觉得不问青红皂白地跟那些人一样去雪地上狂欢、打滚，活像小丑一样，这不是他该做的事。他绝无放荡放荡的意思，愿意有所节制；他计划干的事贝伦斯顾问本来完全可以同意。但囿于院规，他还是会禁止，汉斯·卡斯托普只好决定背着他行事。

他偶然地对塞特姆布里尼先生谈到了自己的打算。塞特姆布里尼先生高兴得差点儿拥抱他。“可不是，可不是，工程师，看在上帝份上，您就干吧！别去问任何人，您自己只管干好啦——这是您的守护天使给您的暗示！马上就去干，别等到这好兴致重新离开您！我跟您一块儿去，我陪您去商店，一会儿工夫咱们就会得到那可爱的器材！然后，我还要陪您进山，和您一道滑，脚上穿着飞行鞋，跟天上的使者麦丘利一样，可我却不允许……唉，不允许！只要不是‘不允许’，我一定这么做了。

可我不能啊，我这个人已经没指望。相反您……您却不会有什么问题，绝对不会，只要您保持理智，不做任何过分的事。嗨，什么，就算出点儿小问题，您的守护天使总会来的，他一定……我不用再讲什么了。一个多么出色的计划！在山上呆了两年才能想出来——啊，不，您的本质是好的，没有任何根据对您绝望。妙，妙极啦！您嘲弄你们那上边的鬼王，您买一双滑雪板，让店里送到我这里或者卢卡切克处，或者底下的香料商店里。您要练习就来取，然后，您就踏着它滑去，滑去……”

完全照他说的办了。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对体育原本一窍不通，却硬充行家，由他亲眼瞧着，汉斯·卡斯托普在“村”里正街的一家专业商店中挑选了一副漂亮滑雪板：上等橡木制造，漆成浅绿色，皮件配得很精致，板头尖尖地向上翘着；同时他还买了两支带铁尖和轮盘的滑雪杆。

汉斯·卡斯托普说什么都要亲自将器材搬回塞特姆布里尼住地去，到了那儿很快就取得了香料商的同意，让汉斯·卡斯托普每天存放滑雪用具。

在反复观察弄清使用方法以后，卡斯托普便开始自己尝试，不过远远避开练习场上众多的初学者，而是独自在“山庄”疗养院背后一处几乎没有树木的斜坡上摔摔跌跌。塞特姆布里尼先生也不时地站在旁边作指导，那么手撑着拐杖，两脚优美地交叉着，对卡斯托普在灵巧性方面的进步报以喝彩。一切进展顺利，直至有一天，汉斯·卡斯托普为了将器材送回香料店去，正顺着铲过雪的大道小心翼翼地向山下“村”里滑去的时候，不期然碰见了贝伦斯顾问。好在顾问没认出他来，虽说是大白天，而且初学者险些就撞他个正着。顾问被香烟的浓雾包裹着，脚步沉重地从年轻人身边走了过去。

汉斯·卡斯托普听说，一个人内心渴望的技巧要学会是很快的。他并不要求自己成为能手。他所需要的那点本领，果然几天之内就不慌不忙地没费太大力气就学会了。他坚持将双脚摆正，使留在雪地里的是两道整齐平行的辙印；他尝试着在下滑时用滑雪杆控制方向，学着张开双臂飞越障碍，飞越小土包，那么一起一落地就像一只波涛汹涌的海上的船儿。经过二十次尝试，他在作变向或急停旋转时一条腿伸出去，一条腿跪下，已经稳当得不再倾倒了。他逐步扩大着练习范围。一天，塞特姆布里尼先生眼看着他消失在白色的雾障中，用手作成话筒在背后大声告诫了他一下，然后就怀着对自己的教育成果的满意心情回家去了。

冬天在山里很美——但不是文静温柔的美，而且像刮强劲的西风时北海海面上那种粗犷、野性的美——尽管没有海涛的轰鸣，而是死一般沉寂，却引起完全一样的敬畏之情。汉斯·卡斯托普长而富有弹性的“大脚”托着他时东时西，或沿着左边的山梁去克拉瓦德尔峰，或向右经圣母教堂和格拉利斯村往前滑，在那儿看得见乌鸦崖在雾中若隐若现，影影绰绰；还去过迪施马谷，或者在“山庄”疗养院背后一直往上走，登上密林覆盖的海角峰，它只有一点点披着白雪的峰顶突出在林梢之上；还去过德鲁萨查密林，在林后可以看见白雪皑皑的雷迪空山脉淡淡的剪影。他还跟着伐木人乘索道车登上阿尔卑斯宝藏峰，在海拔两千米的高山雪原闪闪发亮的斜坡上徐徐滑行，赶上天气晴朗的日子，还可以从上边远眺瑰奇壮丽的山区风景。

他满意自己的学习成绩；现在，条条道路对他都已敞开，重重障碍也几乎化为乌有。他经常处于所渴望的岑寂包围中，而且是一种可以想象出来最深沉的岑寂，足以令人感到陌生和疑惧的岑寂。在他的一边，可能是一片倾斜向下直至化作一团团雪雾的枞林；在另一边，可能是一道拔地而起的陡壁，壁上积雪多、厚而又形状怪异，有穹庐般的窟窿，有驼峰般的凸包。如果他自己站住不动，自己不出一点声音，那就绝对、完全地安静，好像什么都裹上了棉胎似的声息全无。这样的寂静真是闻所未闻，在其他任何地方都不会有的。听不见哪怕一丝丝儿风拂过林梢的沙沙响声，听不见溪水潺潺，也不闻一声鸟语。当汉斯·卡斯托普停止滑行，身子倚靠着滑雪杆，仰起脑袋，张着嘴巴在那儿倾听时，他所听到的乃是原初那纯而又纯的寂静。在这寂静之中，雪仍不停地下着，悄悄地下着，不出一点儿声息。

不，这个以它无底深渊般的沉寂对着年轻人的世界一点也不殷勤好客，它接待他的条件是他自己对自己负责，自己承担风险。它根本谈不上接纳他、招待他，只是以一种令人不快的没来由的恶劣方式，容忍他的侵入和存在而已。它让人感到的只是一种静得可怕的原初情绪，连敌意都说不上，而仅只是一种死气沉沉的冷漠。然而，汉斯·卡斯托普，这个从小就对大自然感到疏远、陌生的文明之子，却比自幼便不得不在山野里与这个世界亲密相处的自然之子更能发现它的伟大。后者几乎不感到前者在扬起眉毛走近它时怀有的那种敬畏；就是这种敬畏，决定着汉斯·卡斯托普内心深处对这个世界的感情基调，使他灵魂中经常保持某种虔诚的震慑，某种畏葸的激动。汉斯·卡斯托普身穿驼毛长袖短外套，缠着绑腿，脚踏着豪华的滑雪板。他在倾听这冬天荒野里死一般的沉寂的时候，骨子里感觉到自己是够勇敢的啦。而随后，在往回走的路上，当第一批住房重新在雾障中显现出来，一种油然产生的轻松释然之感更增强了他对自己刚才的境况的意识，提醒他，有好几个钟头之久，他的心灵曾被一种既神秘又神圣的恐惧所控制。在西尔特岛，自然是穿着白色的裤子，他曾漂亮而又威严地站在海潮汹涌的海岸边，像面对着一个狮子笼；在笼子的铁栏后面，就是一头张开血盆大口、露出可怕的獠牙的巨兽。随后他跳下海去游泳，海滩看守人却吹起自己的小号角，警告这放肆地企图冲击第一个潮头的人别与大海过于亲近，谨防海潮的下一次冲击就像折断粗大的防浪木似的扭断他的脖子。从那以后，年轻人体会到了与狂暴的自然力亲近带来的振奋和欣喜，但是完全与它拥抱在一起却会要人的命。不过他并不了解，人身上有一种总想不断增强与致人死命的自然力亲近程度的倾向，致使完全的拥抱变成迫在眉睫的危险——他，一个尽管由文明差强人意地装备和武装起来但却仍然孱弱的人，就这么冒冒失失往前闯，久久不知道逃遁，一直到擦着危险的衣裤，再也划不清彼此的界线，一直到再不是玩玩潮头的泡沫，让潮水轻轻拍打拍打身体，而是已面对着巨浪、血盆大口和大海。

一句话，在这山上，汉斯·卡斯托普是一个有勇气的人，如果在自然力面前表现的勇气不意味着对它们冷漠，而意味着有意识的倾心，意味着由于同情而克制住了对死亡的恐惧的话。——同情？——不错，汉斯·卡斯托普在他细瘦文明的胸中，是怀着对自然力的同情。而且，这种同情与他在滑雪场上看见那一群摔摔跌跌的人时所意识到的尊严感，也是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尊严感，使他渴望享受比他在阳台上所能得到的更深、更大、更少市俗气的孤寂。从阳台上他能眺望云雾缭绕的群山，观察暴风雪的舞蹈，但却为自己只能在安全舒适的防御工事内看着外面发呆而内心感觉羞耻。正因为如此，他既不着迷于体育，也不生来好动，却学会了滑雪。如果说，在山顶的大自然中，在大雪纷飞的死一般的沉寂里，他曾觉得阴森可怖的话——实际上我们的文明之子完全不是这样——那么他在这儿的疗养院中，早已用精神和感官尝够了阴森可怖的滋味。就说与纳夫塔和塞特姆布里尼的讨论吧，它离阴森可怕也并非很遥远；它同样引人进入无路可通的极其危险的绝境。就汉斯·卡斯托普方面而言，他之所以对冬天的高山雪野产生好感，是因为他尽管心怀敬畏，却仍觉得那儿是个适合他沉思默想的所在，是个很好的避难所，可以让他这个自己也不知怎么一来就担负了“执政”的重担、这个必须想清楚主的人的地位和尊严的人去静静呆一呆。

这儿没准来对冒险者吹小号角发出警告，除非把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当成这个人。在汉斯·卡斯托普滑出他视野时，他不是把手握成话筒冲着年轻人喊叫过吗？可卡斯托普有的是勇气和同情，不再在乎背后的喊叫声，虽然当这同样的声音在狂欢节之夜从他身后传来时，他曾经是注意过的。“喂，工程师，请理智一点！”嗨，你张口闭口理智和反叛，你这热衷于教育的撒旦，年轻人想。除此而外，我是喜欢你的。你尽管是个吹牛大王，是个街头摇风琴的艺人似的穷酸相，但你心眼儿不坏，心眼儿好得多，因此我也更喜欢你，而不喜欢那个尖刻而矮小的耶酥会修士和恐怖主义者，那个眼镜闪闪发光的西班牙酷吏和施刑人，虽然你们俩每次争论他几乎总是在理……就像中世纪上帝与魔鬼争夺人一样，你们俩争着教育我的心灵……

他腿上扑打着雪粉，拄着滑雪杆一步步登上像梯田似的一级级升上去的雪坡，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却不知最终去向何处。看来，这雪坡不通向任何地方，它上端与同样是乳白色的天空融为一体，已看不清天边在何处，也看不见峰巅，看不见山脊，突兀在汉斯·卡斯托普眼前的是雾蒙蒙的一片虚无；还有他背后的那个世界，那居住着人类的山谷，很快也关闭了，从他视野里消失了，连一点儿声音也不再从那儿传来他耳畔。于是，不等他意识到，已经出现了他的岑寂，是的，一无所有的空虚，那么深沉，正合他的心意，深沉得令人感到恐怖，而恐怖是勇敢的前提。“Praeterit figura hujus mundi.”他自顾自地念叨着，可这不是一句富于人文主义精神的拉丁文成语——他是从纳夫塔口中听来的。他停下来，环顾四周。哪儿都看不见任何东西，都一无所见；只有零零落落的小小的雪花从白茫茫的空中降下来，落在同样是白茫茫的大地上。四周的寂静不发出任何一点儿声音，却包孕着巨大的力量。白茫茫的雪地迷了他的眼，他暂时收回目光，只觉得心由于爬坡而跳得很厉害——整个心肌器官的动物构造和跳动情况，他曾在透视室里咔嗒咔嗒的闪光下，也许是罪恶地偷看过。他不禁动了感情，对他自己的心脏，对人的跳动着的心脏，油然生出一种单纯而又虔诚的同情来，而且偏偏是在这山顶上，在这似谜一般令人疑惑不解的冷冰冰的虚无境界。

他用滑雪杆推着自己继续向上走，向着天空逼进。有时候，他几乎将滑雪杆整个儿戳进了雪中，并发现在抽出来时有一道蓝光从洞底随着滑雪杆往外冒。他觉得很有意思，常常停下来观察这小小的光学现象，久久地，反复地。这是一种特殊的高山和深谷之光，绿中泛蓝，冰一般莹洁，却又影影绰绰，那么柔和，那么富于神秘的吸引力。它使汉斯·卡斯托普想起某些眼睛的目光和颜色，一些与他命运紧密相关的斜斜的眼睛，塞特姆布里尼先生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轻蔑地称之为“鞑靼人的眯眯眼”和“荒原狼之光”——使他想起早年见过，后来又未能避免再见的眼睛，希培的眼睛和舒夏特夫人的眼睛。“很高兴，”他无声地自言自语，“可是别把它弄折了，得把他拧好了，你知道。”同时，他的心灵听见了从身后传来理性的告诫之声。

在右边不远处隐隐约约看得见一片森林。他转向那儿，以便眼前有一个尘世的目标，而不是一片超验的白色。他突然开始下行，虽然一点也没看出地势在降低。雪光耀眼，使他完全辨不清地形。他什么都看不清；眼前模糊一片。脚下的障碍一次又一次完全出乎意料地使他腾起来。

他任凭自己顺势而下，连用眼睛估量一下坡度都来不及。

他不经意地朝深涧中滑去，而适才见到的森林则在深涧的另一边。

他在滑了一段之后才发现，脚下由疏松的雪铺盖着的地面向着群山的一侧斜了下去。他继续下滑，两侧的坡度越来越大。他像是顺着一条狭路，向山腹中滑去。终于，他滑雪板的尖头又朝上了；地势在慢慢升高，很快旁边就没有了可以攀登的陡壁。汉斯·卡斯托普又滑到了无路可循的开阔的坡顶上，头顶着蓝天。

他看见旁边和脚下全是针叶林，便向下滑去，很快就到了一些披着雪的枞树跟前。这些树排列得像一个个尖尖的楔子，从森林里凸出来，插进空旷的雪地中。他在树下边休息边抽雪茄，心上老觉得有点紧张、压抑、憋闷：真是太静了，太孤单了，叫人简直害怕。然而，他又为征服了它们而感到骄傲，并且因为觉得自己配享受这个环境而充满勇气。

时间是下午三点。午饭后他立刻上了路，以便在外边消磨下午静卧的一部分以及喝下午茶的全部时间，然后赶在天黑之前返回“山庄”。

当时一想到马上可以到野外，可以到大自然中去自由自在游游荡荡几个小时，心中就充满了快意。他在马裤口袋里装了一点巧克力，在马甲口袋里装了一小瓶波尔多葡萄酒。

看不出太阳现在何处，周围的雾太重了。在背后的山谷出口处，在山坳里，云变得越来越黑，雾气变得越来越重，像是要压过来似的。看样子要下雪了，要下比满足急需更多的雪，要来一场真正的雪暴。果然，山坡上纷纷扬扬的小雪花已经下得密了。

汉斯·卡斯托普伸出手臂，用衣袖接住雪花，以便拿一个业余科学家的内行眼光对它们进行观察。雪花像是些无定形的小碎片，不过，他曾不止一次地把它们放在自己挺不错的放大镜下观察过，清楚地知道它们是由一些多么小巧、精致、规则的图形所组成，像宝石，像星星一样的勋章，像金刚钻，哪怕就连最忠心耿耿的首饰匠也休想制造得更多姿多彩，更精确细致。——是的，这些积压着森林、铺盖着原野、托负着他在上面滑行的又轻又松软的白色粉末，它们同汉斯·卡斯托普家乡海滩上的沙相比，却有着一种不同的品质：众所周知，构成它们的不是石头的小颗粒，而是无数的、同时形态也千变万化的小小水滴的结晶——也正是这种无基体的微粒，使得生命的原浆，使得植物的以及人的躯体得以膨胀成形。——这无数的神奇结晶星星般美妙极了，小得肉眼分辨不出来它们之间的差别，可事实上它们没有一粒雷同于另一粒。它们以相同数量的面、相同数量的角的六角形为基本模式，显示着无穷无尽的变化乐趣和创造才能，但每一粒本身又绝对规则和严整。是的，这正是它们的非有机性，它们与生命格格不入的可怕表现。它们太规则了，规则到了任何有生命之物怎么也达不到的程度。在它们的一丝不苟面前，生命不寒而栗，因为感到它们就是死亡本身的秘密，也会致人死命。现在，汉斯·卡斯托普相信自己终于懂了，为什么古代神庙的建筑师们在对称地排列庙中的圆柱时，总要有意识地暗中留下一些小小的偏差。

他撑着滑雪杆继续往前滑行，顺着林边雪积得厚厚的斜坡向雾蒙蒙的低处滑去。他一会儿上坡，一会儿下滑，无目的地、悠闲地继续游荡在死寂无声的原野上，周围是空空的、像波浪一般起伏的雪坡，只是间或有一丛丛干枯的矮松。极目望去，平缓起伏的地貌与沙丘连绵的大漠异常相像。汉斯·卡斯托普站在那儿欣赏着自己的这个发现，满意地点了点头。就连他面部的躁热，他动不动就手脚颤抖，他那混合着激动与紧张的特殊的陶醉感觉，他也好意地容忍了。因为所有这一切，都使他亲切地回忆起既振奋人又饱含着某种令人昏昏欲睡的物质的海风，回忆起它极其相似的影响。现在他感到自己独立不倚，自由自在，心里非常满足。他面前没有必须走的路，背后也没有路让他严格地循着返回原处。

一开始，他还插了些棍子，在雪上划了些记号，作为路标。但很快他便故意不理睬它们的管束，因为他想起了那个吹小号角的海滩管理员。他觉得它们都跟他的内心，跟他与这冬天的茫茫原野的亲密关系格格不入。

他一会儿左一会儿右地迂回着，从一些被雪蒙住的山丘之间穿过。

山丘背后是一面斜坡，然后是一片平野，再往后是一群大山；大山之间铺着厚厚雪垫的峡谷和隘口似乎在引诱他，让他去走。是的，那远方和高处，那不断展开在面前的新的岑寂，对汉斯·卡斯托普的心灵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他甘冒回去可能太晚的危险，仍奋力深入那旷野的沉默，深入那阴郁可怖、岌岌可危的境界。——他也不顾内心的紧张和压抑由于灰色的雾幕降临使天空提前暗下来，已经变成了真正的恐怖。这恐怖使他意识到，他在此之前恰好是在努力使自己不辨方向，使自己忘记疗养院所在山谷的位置，眼下他完全如愿以偿，完全做到了。他还可以告诉自己，只要马上转过身一个劲儿往下滑，他很快就可以回到那道山谷，尽管现在可能离得已经很远——岂只很快，也许太快啦；他会回去得太早，不能充分利用他的时间。当然了，要是暴风雪突然袭来，他也可能一时间根本找不到归途。可是因此就提前逃跑，不，他不愿这样做。——恐惧，他对大自然的真挚的恐惧，尽可以来压抑他的心。这差不多完全不是运动员的作为；因为运动员与自然力打交道的前提是他有把握成为它们的主宰，同时又细心和更加明智，知道迁就与让步。汉斯·卡斯托普的心理却只须用一个词说明：挑衅。尽管这个词包含着责难的意思，尽管——要说特别是尽管——他心中由此而生的内疚还混合着那么多真挚的恐惧，但只要我们稍稍考虑一下便大致可以理解，在他这么一个长年过惯了优裕生活的年轻人和男子汉的内心深处，是会有某些积郁的，或者拿作为工程师的汉斯·卡斯托普本人的话来说，是“蓄满了能量”，有朝一日便不得不施放出来，化作一句极不耐烦的“嗨，什么！”

或者“爱怎么着怎么着吧！”简言之，化作挑衅和对谨慎明智的厌弃。

正因为如此，汉斯·卡斯托普仍踩着长长的雪板一个劲儿往前滑，滑下斜坡，滑过新的山丘。在丘顶上，他看见不远处立着一所木头房子和一个草垛，或者只是一间顶上压着石板的供牧人在高山上歇息的小草屋。

房子面向着另一座山，山梁上长着猪鬃毛一般的枞树，山背后耸峙着座座高峰，在云雾缭绕之中时隐时现。他面前稀稀拉拉长着一些树木的雪坡太陡峭，往右斜插过去却有一道缓坡可以绕到它后面，看清那儿的究竟。汉斯·卡斯托普在那小屋的平地前再下了一道相当深的从右向左倾斜的山涧，然后便着手去完成那个考察。

当他正要重新开始往上爬时，一场早已预料到的暴风雪就袭来了，而且是——一场真正的雪暴。它早就威胁着要来，如果对盲目无知觉的自然力也可以说“威胁”这个词的话。虽然它像是那个样子，却无意毁灭我们；它对随带着会发生什么事倒是漠不关心到了阴森可怖的程度。

当第一股劲风窜进雪中，径直向汉斯·卡斯托普扑来时，他不禁停住脚，暗自叫了一声：“嘿！”真叫不赖，直刮进骨髓里去啦，他想。这样的风的确够凶险的：事实上山顶经常都保持着近乎零下二十度的严寒，只是通常空气干燥而凝定，才未让人感到可怕，才显得温和。可是每当起了风，它就叫你冷得像刀子割一样，尤其是现在这个样子——须知刚才那第一股劲风还只是个预告——你即使穿上七件皮袄，也难保不寒气彻骨，冻个半死。汉斯·卡斯托普没穿七件皮袄，只穿着一件羊毛短袄，这在平时也完全够了，而且一出太阳反成累赘。现在，风差不多是从后侧吹来，要转过脸去直接顶着风，看来不合适。这个考虑与它的执拗以及发自内心的那一声“嗨，什么！”搀和在一起，使得狂暴的年轻人仍一个劲儿奋力前行，穿过一株株立着的枞树，要到他已打算去的山背后去。

然而，这完全不是件开心事儿；眼前只有漫天飞舞的雪花，好像在那儿飘卷回旋，密密麻麻地挤满了所有空间，压根儿不落下地似的。照直吹来的寒风刮得他耳朵火辣辣地生痛，冻僵了他的胳臂和腿，冻木了他的双手，使他不再知道滑雪杆是否还握着。雪花从背后灌进他的衣领，融化后流进他的背心，厚厚地积压在他肩上，盖满他右侧身子。他仿佛要在这儿被冻成雪人，手中僵直地握着根棍子。而这一切一切的讨厌难受，还是在相对有利的情况下才有的；他要是转过身，情况更糟糕。但是，往回走是非做不可的工作，他该毫不犹豫地踏上归途才是。

想到此，他停住脚，耸耸肩，掉转了滑雪板。迎面吹刮的劲风立刻叫他喘不过气来，他只好再做一次讨厌的转身动作，以便吸足气，用更大的决心去面对面接受那冷漠的敌人的挑战。他低着头，小心地屏住气，到底还是成功地开始了向反方向运动。——尽管作了极坏的估计，他仍然对前进的困难，特别是由视线模糊和呼吸急促引起的困难，大感惊异。

他每时每刻都可能被迫停下来，首先为了在阵风之后吸吸气，其次由于他低着头向上睨视，在那白色的昏暗中什么也看不见，必须时时留神别撞在树干上或者让脚下的障碍绊翻。雪片大量飞到他脸上，在那儿融化后结成冰。它们还飞进他嘴里，化作一点淡淡的水味儿，又扑打着他的眼睑，令它们赶紧闭上，并且淹没他的两眼，妨碍他观看——不过，观看反正也没用，视野之内只有茫茫雪幕，加之四处白皑皑的雪光迷眼，汉斯·卡斯托普本来已差不多完全丧失了视觉。即使他勉强着看，也只看见一片虚无，一片白色的、飞卷回旋着的虚无。只是偶尔才在这虚无之中浮现出一点憧憧鬼影似的什么：一丛矮松，几棵云衫，还有他刚才经过的那个草垛依稀模糊的影子。

他顾不上看那草垛，企图翻过山坡，在立着一间仓房的地方寻找回去的路。然而，压根儿就不存在什么路。要想确定回家去的方向，大致的方向，没有什么理智的办法，多半靠碰运气，因为他虽然还能看见举在面前的手，却连脚下滑雪板的尖头都已看不清了。就算能见度好一点吧，老天还采取了足够的措施，使往前走变得极端艰难：脸上扑满了雪，狂风顶着他猛吹，妨碍着呼吸，使他吐气跟吸气一样困难，不得不时时地转过身去喘息——在这种情况下还得前进，汉斯·卡斯托普或者另一位更强壮的人——他不时地停下来，喘喘气，眨眨眼睛挤掉睫毛上的雾水，拍打掉身面前雪结成的铠甲，终于感觉到在这种条件下还要前进，简直是失去理性的妄想。

尽管如此，汉斯·卡斯托普仍然前进了。这就是说，他离开了原来的位置。至于这是不是有意义的前进，是不是在正确方向上的前进，或者干脆站在原地不动还正确一点儿——当然这也是不行的——只有鬼知道。甚至从理论上推断，汉斯·卡斯托普看来多半是走错了，而事实是他马上便发觉，他站的地方不完全对劲儿，不是他打算找的那座平缓的山坡；他适才费老大的劲儿从涧中爬了上来，现在看来最好再走下去。

平地太少，他又得往上爬。从山谷出口处的东南方刮来的暴风，显然以其强劲的顶推力迫使他偏离了方向。已经有好长一段时间，他是在错误的方向上前进，而且为此弄得精疲力竭。在翻卷回旋着的白夜的包围中，他只是盲目地使自己陷进冷漠可怖的自然力手里，越来越深，越来越深。

“嗨，什么呀！”他从牙齿缝中挤出这么一句，停住了脚。他没有表现得更加激昂慷慨，虽然有一刹那，他觉得仿佛有只冷冰冰的手攫住了他的心，令它猛地悸动一下，接着就更快地跳起来，撞在肋骨上砰砰直响。整个情形与当初贝伦斯顾问刚宣布他有一个浸润点时一样，他心情真是够激动的。因为他看出，他没权利再说大话，装样子。是他自己提出的挑战，情况再可虑、再危险都得他自己担承。“也不坏嘛。”他说，同时却感到他脸上的表情，感到他负责表情的脸部肌肉已不听心灵的使唤，不能再反映任何情绪，害怕也好，愤怒也好，轻蔑也好，因为它们完全僵住了。“怎么办？从这儿斜插下去，然后照直向前，对准那片林子一个劲儿地走。虽然说着容易做起来难，可总还得做点什么。”他气喘吁吁地、断断续续地、但确实是声音不大地往下说，同时脚下又开始移动。“我不能坐下来等，除非我愿意让那些规整的六角形将自己埋起来，当塞特姆布里尼带着他的小号角来寻找我的时候，发现我的眼珠子已成了玻璃球，脑袋上歪戴着一顶雪便帽……”他发现他在自言自语，而且声调怪异。他强使自己不要这样子，但一会儿又小声而富于表情地嘀咕开了，尽管嘴唇已冻麻木，已不听使唤，他只好不用唇辅音；这样勉强地说着，使他忆起了早年情况类似的一段生活。“闭上嘴，瞧你又前进了。”他说，接着又补充道，“看起来你是在胡言乱语，脑袋瓜儿已有些不清醒。从一定的意义上讲，这挺糟糕。”

然而，“这挺糟糕”，从他想脱离困境的角度看，却纯粹是那有控制力的理性的判断，在一定意义上讲可以说是一个陌生的、置身事外的、虽然也并非漠不关心的人的判断。就其本性而言，他倒宁肯让自己不清醒，要知道随着身体越来越疲倦，他的脑子也慢慢糊涂了。不过，他仍注意到了自己的偏颇，对它进行了思考。“对于一个在深山里的暴风雪中迷失归途的人来讲，这是一种有意识的体验方式。”他边走边想，嘴里喘息着，说出片言只语，但避免使用那种慎重而更准确的词汇。“谁事后听见了，定然想象的很可怕，却忘了疾病——要说嘛，我现在的处境也是一种疾病——已经造就了生病的人，使他与它相安无事。自然也有减轻患者痛苦的措施，也有削弱感应神经的办法，也有麻醉术，不错……但是，人必须反抗它们，因为它们有两面性，好坏难分：如何评价它们，全看人的出发点。可以说它们心怀好意，是所谓善举，倘若人自己不打算回去的话；也可以讲它们居心险恶，必须坚决加以反对，要是人还考虑回去，比如像我这样的话。我可不想，我这颗怦然狂跳着的心可不想让这些规则得近乎愚蠢的小晶体给埋在深山老林里……”

事实上他已经累了，在与自己的感应神经开始出现的麻痹状态作斗争时也糊里糊涂，心急火燎。当他发现自己又从山坡上下来时，已经不像在正常状态本该感到的那样惊恐：这次他显然是从另一个方向，从山坡更陡的一侧，下到了坡底。因为他现在是迎着侧面刮来的风在滑，虽然这样做暂时再舒服不过，在眼下却并非良策。“没问题，”他想，“再下去一点就可以转到原来的方向。”他于是这么做或者相信在这么做，或者自己也不完全相信，或者更糟糕，他已经开始无所谓：能转回原来的方向或是不能，都一个样。他有气无力地反抗着的好坏难分的镇痛措施已产生明显效果。那种疲乏加激动的混合状态像个已长住下来的客人，他的问题仅在习惯于不习惯。渐渐地，疲乏和激动已增强到再也谈不上以理智去对付那些镇痛措施的程度。汉斯·卡斯托普恍恍惚惚，踉踉跄跄，浑身哆嗦，跟喝醉了酒似的，情形和那次听完纳夫塔与塞特姆布里尼的大辩论后相似，只是严重得没法比。这样，就提供了可能，让他以对那些辩论的缅怀回顾来为自己懒于反抗麻醉措施作解释，使他尽管讨厌被规则的六角形晶体埋住却自言自语，说出些理智的或非理智的话来。要求他抗拒麻痹的责任感纯粹是一种道德观，一种资产者贪恋生存的庸碌习气和非宗教的庸人哲学。就以这样的形态，他的意识中潜入了想躺下去永远安息的愿望和诱惑，以致他告诉自己，这就好像沙漠中的风暴，一遇上它阿拉伯人不是都匍伏在地，将斗篷扯起来盖住脑袋吗？只是因为他没披斗篷，羊毛短袄的领子又扯不起来，没法盖住头，才给了他一个借口不那样做，虽然他不是小孩，从一些传说中也清楚知道，人会怎样冻死。

在较快地下滑一段和滑完一片平地之后，现在又开始向上爬，而且坡度很陡。这未必不对，因为在返回“山庄”那道峡谷的路上，也必须再上一座山，不是吗？至于风，那大概也是一时兴起变了方向，现在吹在汉斯·卡斯托普背上，在他真叫求之不得。不过，他的身子之所以往前倾，是狂风刮得他直不起腰，还是面前那罩在昏暗的雪帘中的斜坡又软又白，对他的身体有吸引力呢？只要将身子往上靠一靠就一切都结束啦，让他这样做的诱惑力很大——大得就跟书上写着并称之为典型的危险状态一个样。但这么写这么称，却一点也不能减弱它活生生的现实的威力。它坚持自己的特权，不愿被归之于众所周知的范畴，让人一下子认出来，而要在急迫强劲方面表现得独一无二和无与伦比——自然不必否认，这种诱惑也来自某一个方面的窃窃私语，也是某一位穿着西班牙黑礼服、戴雪白打绉的大领圈的人物的灵感表现。与这个人物的观念和原则联系在一起的，是形形色色的阴暗思想，诸如耶酥会尖刻的和反人类的思想，是形形色色的刑讯、体罚、奴役，所有这一切令塞特姆布里尼先生恐怖、厌恶，却只能以他的手摇风琴和理性与之对抗，白白成为人家的笑柄而已……

然而，汉斯·卡斯托普是好样儿的，抗拒住了想靠一靠的诱惑。他什么也看不见，却仍然挣扎着，前进着——不管是否真的前进，他反正在做他该做的事，反正在动弹，为此就得挣脱严寒和风暴加在他身上的越来越沉重的锁链。由于坡度对他来说太陡了，他没多加考虑便马上调整方向，顺着坡腰向旁边滑了一会儿。要睁开痉挛的眼皮朝前瞅一瞅是很困难的，加之经验表明没有用，他也就没多少心思去费这个劲儿。可尽管如此，他有时还是看见点儿什么：几棵凑在一起的云杉，一条小溪或者沟壑，那是白茫茫雪地上的一道黑线。当情况再一次发生变化，他又往下滑行而且是逆着风的时候，突然在前方不太远处，好像是被飞卷的风雪刮到了空中，飘飘摇摇的，他发现了一点人类建筑物的影子。

令人高兴、给人欣慰的发现！他到底精神抖擞地挺过来啦，尽管有那么多讨厌的情况。这会儿甚至出现了人的建筑，表明那住着人的山谷已经近了。也许这儿就有人，也许可以走进他们的房子里去歇歇脚，等暴风雪过去再上路，必要时还可以请人护送和当向导，要是到时候天晚了的话。于是，他死死盯住那在风雪中显得虚幻、常常会完全消失不见的影子，又顶着风爬上一座很要命的高坡，好不容易到达了目的地。可在那儿仔细一瞧，真叫他又气、又惊、又怕，脑袋一晕差点儿摔倒；确切无疑，这就是方才已见过的那间小屋和那个顶上压着石板的草垛。他绕了许多弯子，经过认认真真的努力，又将它们找回来啦！

真见鬼！一连串凶狠的诅咒，在省去唇辅音的情况下，从汉斯·卡斯托普冻木了的嘴唇间吐出来。为了辨明方向，他绕着小屋一戳一步地走了一圈，最后确信他是从背后再见到它的，也就是说，有整整一个小时之久——按照他的估计——他都纯粹在瞎忙活。是的是的，书上就这么写着。人完全在兜圈子，拼命地走啊走啊，心里以为是在前进，实际却愚蠢地大大转上一圈，然后又回到原地，就像那令人困恼的四季轮回一样。人就这么胡乱地东奔西跑，就这样迷失了归途。汉斯·卡斯托普认识到这个司空见惯的现象，心里感到一些安慰，虽然 也不无害怕。

想不到自己亲身经历的现实竟与书上描写的一般情况毫发不爽，他不禁又惊又恼，猛地拍了一下大腿。

孤零零的仓房不接待客人，门锁着，汉斯·卡斯托普哪儿也进不去。

不过，他仍决定暂时留下来，因为前边的屋檐引起他可能会受到一点礼遇的妄想，而小屋朝向群山的一面呢，确实也给汉斯·卡斯托普提供了一点抗拒暴风雪的保护，如果他把肩靠到用树干拼成的墙壁上的话。因为滑雪板太长，背心却靠不拢去。他把滑雪杆插在旁边的雪地上，竖起羊毛短袄的领子，手插在衣袋里，一条腿伸出去作为支撑，就这么斜靠着墙站在那儿。他闭上眼，让昏昏沉沉的脑袋也靠到木头墙壁上休息休息，只是时不时地眯缝着眼，顺着肩膀瞟一瞟山涧对面在漫天飞雪中偶尔可见的岩壁。

眼下，他的景况比较舒服。“必要时我就这么站一通夜。”他想，“只要我不时地换换脚，就等于躺在床上翻一翻身；自然了，还得穿插一些必不可少的运动。即使外边冻僵了吧，我身体内通过运动仍然积蓄着热量。这样，尽管我倒了霉，离开小屋又回到了小屋，出来转游一躺也并非完全没意义……‘倒了霉’，这算个什么词儿？完全用不着这么讲，它对我的情况不合适。我明明白白使用了它，因为我头脑不十分清醒。

也不，照我看来它本身还算是恰当的……好啦，我可以挺过去的，就算这鬼天气，这暴风雪，就算它能一直闹腾到明天早上。明天早上？！只要到天黑下来就够呛，夜里跟在暴风雪中倒霉的危险一般大，跟瞎兜圈子的危险一般大……多半已经是傍晚了吧，大约六点钟——我转来转去已经浪费掉那么多时间。可到底多晚了呢？虽然他手指麻木，掏起来很不容易，他还是从衣袋里掏出了表。他看了看这只镌有他签名的弹簧盖金表，见它在这寂静的雪野之中仍欢快地、忠于职守地滴答滴答走着，就像他的心脏，就像他温暖的胸腔中那颗令他感动的人类的心……四点半。鬼知道怎么回事，当暴风雪起来时不已经差不多这光景了么？难道要他相信，他兜来兜去仅仅花了一刻钟？“时间对于我变长了。”他想，“老转圈子无聊，时间显得长。不过，五点或五点半一般会天黑，这是不会变的。会在这之前停下来，及时停下来，保证我别再倒霉吗？让我为此喝上一口波尔多葡萄酒，提提神儿吧。”

他之所以带上这种冒牌饮料，只是因为院里有用小而扁的瓶子装好的现成货，原本准备卖给外出郊游的患者，自然没考虑到有谁会私自跑进山里，在风雪严寒中迷失方向，被迫在野外过夜。只要他神志稍微清醒一点，考虑到还要回家去，他就会告诉自己，眼下喝这样的酒真是大错特错。事实上他在喝了几口之后，也对自己这么说了；因为马上显示出来的效果，就跟他上山第一天晚上喝库尔姆巴赫啤酒后差不多一个样。当时他大谈烧鱼的作料之类不大成体统的事，惹恼了塞特姆布里尼——罗多维柯·塞特姆布里尼，这位教育家，他甚至单单用目光便可以使疯子理智起来；他响亮的号角声已经从空中传到汉斯·卡斯托普耳畔，宣告这位雄辩滔滔的教育家正大步向他走来，将他伤脑筋的学生，将生活中的问题儿童从眼前的困境中解救出去，领他回家里去……这当然纯属想入非非，只是他误饮了劣质波尔多酒造成的妄想。首先，塞特姆布里尼先生没有什么号角，有的只是手摇风琴，他只能用一只独木腿把琴稳住在人行道上，为了显示自己已演奏得很熟练，便让一双人道主义的眼睛在居民楼的窗前瞅来瞅去。其次，他对眼下发生的事情毫不察觉，一无所知，因为他不再住在“山庄”疗养院，而住在女装裁缝卢卡切克原本当库房的阁楼里，写字几上蹲着一只清水瓶，在纳夫塔那绸子小窝的头顶上——他压根儿没有权利和可能来干预卡斯托普的事，就跟狂欢节那天夜里他陷入窘境、困境时差不多。当时他把她的铅笔，“他的”铅笔，普希毕斯拉夫·希培的铅笔，还给了女病友克拉芙迪娅·舒夏特夫人……再说，什么叫“困境”？所谓处于困境，就必须是“困”，就必须倒下，而不能站着，这样才名实相符，而不仅仅是比喻。也就是说身体要成水平，成一种山上的老住客都习以为常的水平姿势。他汉斯·卡斯托普不是也习惯了躺在室外的风雪严寒中，白天黑夜一个样么？于是，他做好准备往下倒，幸好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就像提着他的衣领一样使他站住了：难道他这些关于“困境”的胡诌不也是冒牌波尔多酒的影响，不也出自于他那身不由己地想躺下去睡一觉的欲望么？那些诡辩，那些文字把戏，都不过是书里称作典型危险的欲望用来诓骗他的伎俩。

“糟糕，搞坏了。”他忽然意识到，“这波尔多酒不地道，才喝几口就懵懵懂懂，脑袋沉得抬都抬不起来，净产生些糊涂想法，叫我自己都不敢相信——不仅是最初的那些胡思乱想，什么连后来对它们的批判也一个样，而不幸也就在这里。‘他的铅笔’！这意思是她的铅笔，而不是他的，在这种情况下只能讲‘他的’，因为‘铅笔’是个阳性名词，其他全是胡闹。嗨，我怎么净纠缠这些事！还有些情况可要急迫得多，例如，我这条支撑着身体的左腿，不是麻木得跟塞特姆布里尼撑他手摇风琴的木腿差不多了么。他总是用膝头一顶一顶地使木脚在地面上移动，如果他想凑到窗下去，伸出毡帽接住上边的小妞们扔给他的东西的话。

与此同时，好像还有一双非人的手在拽我，要我躺到雪里去。对付的办法只有运动。我必须活动活动身体，惩罚那库尔姆巴赫啤酒，使自己的木腿灵活起来。”

他肩头一使劲便离开了墙壁。可是才往仓房前面迈出一步，狂风就像刀一样砍在他脸上，逼着他又回去寻求墙壁的庇护。毫无疑问，他注定了呆在这儿，暂时只得以此为满足。他可以自由选择的只是换换姿势，将左肩靠上墙，将右腿伸出去支撑身体，同时摆动摆动左腿，使它灵活起来。像这样的天气还是别离开房子为好，汉斯·卡斯托普想。稍微变变姿势是容许的，绝不可玩什么新花样，去跟暴风雪套近乎。静静地呆着吧，垂下你的脑袋，它本来就够沉的。墙壁挺不错，粗木头拼成的，仿佛有温暖往外排放，当然只是眼下此地谈得上的温暖，木头自身潜藏的温暖，可能更多的是情绪问题，主观的……啊，这么多树木！啊，有生命的物体的有生命的气候！多么馥郁芬芳哟！……汉斯·卡斯托普站在阳台上。阳台下边是一片花园，一片宽广的、葱绿繁茂的花园。园里生长着各种阔叶树：榆树、梧桐、山毛榉、槭树和白桦；叶簇的色调略略分出不同的层次，但一样肥大、光鲜，悦人眼目，树冠都轻轻摇曳着，发出沙沙的声响。一阵和风吹来，带着树木呼出的宜人气息，滋润甜美。空中突然牵起了雨丝，透明而又温暖。抬头仰望，长空中无处不光闪闪的。太美啦！啊，你故乡的呼吸，平原上的繁茂丰盈和芬芳馥郁，久违了！空中充满鸟鸣，充满纤柔甜美的歌唱、呜啭、啁啾、吱喳和咕唧，却见不着任何一只小鸟小虫。汉斯·卡斯托普脸上露出笑容，满怀感激地吸了口气。可是，这期间，四周景象变得更加美丽迷人起来。一道虹桥斜架在园子的上空，饱满而又实在，纯净而又鲜亮，七色分明醒目，一齐像油彩般稠稠地注入下边的苍翠浓绿中。

这就如同音乐，如同长笛声和小提琴声烘托着的丁冬的竖琴声。特别是那蓝色和紫色流动得更加奇妙。一切色彩都在神奇地融溶、幻化和重新创造，使那彩虹越来越美，越来越美。汉斯·卡斯托普记得有一次听音乐会也有过同样的感觉：那是一些年以前，他有幸听一位世界知名的男高音演唱，体验到了悦耳动人的歌声如何从艺术家的喉咙中涌流出来，注入人们的心田。他的音调一直很高，一开始就非常美。但是渐渐地，从一个瞬间到一个瞬间，他的嗓音越来越富于激情，越来越洪亮，越来越辉煌。好似一重又一重为人所看不见的帷幕，依次自动地打开了，直至最后一重人们相信是遮掩着最纯净圣洁的光的帷幕也升上去，这才唱出令人难以置信的最最激越、灿烂和感人肺腑的结尾，致使听众中发出不寻常的低沉的惊叹声，听上去几乎跟有异议和不满似的，而他，年轻的汉斯·卡斯托普竟忍不住抽泣起来。眼下他的热情也在不断地变化，不断地升华。彩虹中的蓝色弥漫着……闪亮的雨帘在下沉：那是平明的海面——是海，是南方的海，湛蓝湛蓝的，闪着银光，一半被淡青色的群山环抱着，形成一片开阔、美丽、烟波浩渺的海湾，湾内有几座小岛，岛上长着高高的棕榈，可以看见白色的小屋掩映在柏树林中。啊，啊，够啦，够啦，多么圣洁的阳光，多么蔚蓝的天空，多么明净的海水，真叫他无福消受！汉斯·卡斯托普从未见过这样的仙境，从未见过类似的景象。他没尝过南方旅行的滋味，见过的海都是粗暴的，晦暗的，总与他儿时的阴郁感觉联系在一起；而地中海、那不勒斯、西西里和希腊他都没有到过。可尽管这样，他却“回忆”起来了。他现在沉湎于其中的，是一种特殊的重逢。“啊，是的，就是这样！”他在心里喊道——仿佛这展现在眼前的阳光明媚的幸福美境，他早就藏在心中，只不过是暗暗地，就连对自己也讳莫如深罢了。可这个“早就”很遥远，遥远得目不可及，就像辽阔的大海，在左边远远地已和淡紫色的天空相接在一起。

海平线挺高，宽阔的海面像还在变宽，这是因为汉斯·卡斯托普从相当高处俯瞰着海湾。山脉延伸着，突出到海中，形成长满树丛的海角，到了海湾中心又折回来成一个半圆，逶迤直至他坐的地方并继续向前。

这是一道岩岸，他蹲在让太阳晒热了的石级上。在他面前，由长满苔藓和灌木丛的巨岩构成从高到低的陡坡，渐渐演变为平缓的海滩。在那儿，在芦苇丛中，被海潮冲洗圆滑了的石头再围成无数蓝色的湾仔、小港和水塘。这块阳光灿烂的土地，这道高峻的岩岸，这片活泼愉快的滩头，还有大海、小岛以及岛与岛之间往来穿梭的船儿，真是远远近近无处不住着人，无处没有南国的阳光和大海养育的孩子们在活动和休息，一个聪明、愉快、美丽、年轻的人类，望着他们真是件美事——汉斯·卡斯托普为领受这美妙的感觉，大大地敞开心扉，痛苦而爱慕地敞开了心扉。

小伙子们嬉闹着骑马狂奔，马嘶鸣着，扬鬃奋蹄。有几匹烈马，他们只好放长缰绳拽住，要不就骑在光光的马背上，用赤脚夹击马腹，赶着它们向大海冲去。阳光中，小伙子们背部的肌肉在古铜色的皮肤下窜动，他们对牲口或者彼此发出的吆喝声，不知怎的听起来异常迷人。在一片像山涧湖泊似的倒映着岩岸的小海湾前，有一群年轻姑娘在跳舞。

一位将颈后的头发特别富于魅力地在头上挽成髻子的少女，坐在一旁吹奏牧笛伴舞；她眼睛不看手指，而望着她的女友。舞女们长裙飘飘，或笑盈盈地舒展着双臂独舞，或耳鬓厮磨，成对成双，舞步蹁跹。坐在她们背后吹牧笛的少女白皙而苗条，由于手臂弯着，侧面看上去较丰满。

另一些女友或坐着，或相互搂着站在一起，边看边轻声交谈。还有一伙青年男子在练习射箭。汉斯·卡斯托普心中油然生起幸福、快慰的感情，他看见年长者如何指导初学的小毛头张弓、搭箭，和他们一块儿瞄准目标，如何笑呵呵地去扶持被弓的反弹力弄得站立不稳的晚生学子，而在前一个瞬间，箭矢已嗖的一声射出去了。还有些人在钓鱼。他们有的趴在岸边的石板上，一条小腿在空中晃来晃去，让鱼线垂在海水中，歪着脑袋，悠悠闲闲地与旁边的钓友搭话；这一位呢，则仰着身子坐着，将钓饵甩得老远。还有一些人在干活儿，正拉的拉、顶的顶、推的推，把一艘船舷高高的带桅杆的大船送下海去。孩子们在防浪木中间跑跳着，欢呼着。一个少妇摊开四肢仰卧在沙滩上，眼睛望着脑后方，一只手撩开胸前的花衣服，一只手去抓头顶上带叶的果子；那是一个健壮男人伸长胳膊悬在她头上逗她的，叫她可望而不可及。人们或倚靠在岩隙缝中；或迟疑着是不是下海游泳，用手臂交叉抱着自己的肩，伸出脚尖去试水温。成对的情侣漫步海滩，男的把嘴凑到女的耳朵边上，悄悄说着情话。

白毛长长的羊群在石坡上跳来跳去。年轻牧人一手叉腰，一手扶着牧杖站在高处。他生有一头棕色鬈发，戴着一顶后面的边子卷起来的小毡帽。

“真太美啦！”汉斯·卡斯托普打心眼儿里发出赞叹，“看着就叫人高兴，令人心折！多么漂亮、健康、聪明、幸福啊，他们！是的，不只是体格健美，也生性聪敏，和蔼可亲。这就是使我感到、使我入迷的原因：作为他们人格基础的精神和感官，我想讲，在他们身上是紧密联系、和谐一致的！”他指的是这些太阳的孩子在交往中表现的殷勤和蔼，以及很有分寸地彼此关怀照顾：他们相互敬重，只是以微笑掩饰着使这一情感藏而不露，但又因人人心性相通、思想一致而使你时时处处都体会得到。他们行事端庄、严肃，但寓庄于谐，所表现出来的仅仅是一种难以言表的乐观、机敏的虔诚精神——虽然并非一点不重礼仪形式。例如，在那边一块长着苔藓的圆石板上，坐着一位穿褐色衣裙的女子，一位敞开前襟在奶孩子的年轻的母亲。每一个打她跟前经过的人，都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向她致意，集中地表现了人们通常只是以含蓄的沉默清楚流露出来的所有感情：小伙子们面向年轻的母亲，文质彬彬地、迅速地把双臂在胸前抱成个十字，微笑着点点头；姑娘们朝着她微微屈一屈膝，就像她们在教堂里从祭坛前经过时那样子，只不过同时还快活而又亲切地不住点头，在谦卑礼貌之中融汇着和悦的友情。再说那位母亲，她一边用食指按压乳房，让她的宝贝儿吮得更舒服，一边和蔼地抬起头来，面带笑容，以目光向招呼她的人答礼——这情景使汉斯·卡斯托普心里充满了惊叹。他怎么看也看不够，只是纳闷地问自己，人家允不允许他这样做；他，一个卑劣、丑陋、穿着一双破靴子的外来者，这么偷窥阳光之国富于德行的幸福，是不是罪大恶极、该当受罚呢？

看来不必担心。就在他坐的地方下面，有一位美少年，浓密的鬈发从额前梳向一边，双臂抱在胸前，离开了同伴呆在一旁，既不显得悲哀也不显得孤傲，而是随便自然地独自呆着罢了。这位少年发现了汉斯·卡斯托普，从下边仰望着他，目光在窥视者与海滩的人群之间来回移动，想看他究竟在偷看什么。可突然，少年的目光越过他头顶，射向了他背后的远方，同时从他那俊美、刚毅却又稚气未脱的脸上，那人人皆有的、和蔼有礼的笑容也遽然消失——是的，他连眉毛也没皱一皱，脸色便严肃得跟石头刻的一样；他毫无表情，思想深不可测，样子冷漠得跟死人一样，令刚刚定下心来的汉斯·卡斯托普大惊失色，心里产生了不祥的预感。

他也扭回头一看……他身后耸立着粗大的圆柱，没有基座，只立在长长的圆筒形石墩子上，接缝里已长出苔藓——是一座神庙大门的门柱，汉斯·卡斯托普正坐在门内中央的石阶上。他心情沉重地站起来，从侧面走下石阶，进入深深的门道，穿过门道之后又走在一条花砖铺成的路上，很快站在了一座新的拱门前。穿过拱门，神庙便赫然出现在眼前，庞大雄伟，已风吹雨打成了灰绿色。门前有很陡的台阶，宽宽的门楣是雕花柱冠，柱冠下才是下粗上细的圆柱，在圆柱的接缝处不时地突出来一个开了槽的圆盘。吃力地连脚带手地爬着，由于心里憋得慌而连声叹息着，汉斯·卡斯托普总算登上了高高的台阶，进了庙堂内如林的圆柱之中。庙堂很深，他在里边转来转去，就像在灰暗的海岸边的榉树林间一样；他故意避免走到中央去，可终于他还是回到中间，在圆柱退开的地方发现了一座雕像。那是在一个基座上用石头刻成的两尊女像，看样子系一母一女：母亲坐着，端庄、慈祥、神圣，只是双眉流露着哀愁，目光茫然失神，内穿短袖束腰的绉纱长袍，外边罩着件短上衣，在波纹般卷曲的发结上披着条纱巾；女儿站着，被母亲慈爱地搂在怀中，脸庞圆圆的，焕发着青春，臂膀和手全都隐没在外套的皱褶里。

端详着这座雕像，汉斯·卡斯托普的内心更感沉重，更充满了忧惧和不祥的预感。他几乎不敢，却又忍不住绕到雕像背后，继续向排列在两侧的圆柱走去，不想蓦然站在了正殿敞开着的铁门前；往门里一瞅，可怜的青年惊得膝盖差不多软了。只见两个半裸体的灰色女人，头发一股一股地披着，乳房跟妖精似的吊在胸前，单单乳头就有一指长，在殿内悠悠忽忽的灯盏间干着极其丑恶可怕的勾当。她们正用一个盆子接着，在那儿撕扯一个小孩，一声不吭地疯狂地用手撕着扯着——汉斯·卡斯托普看见柔软的金黄色头发上血糊糊的——然后一块一声地吞食，只听见酥脆的小骨头在她们嘴里咔咔直响，鲜血便从她们凶恶的唇间滴落下来。汉斯·卡斯托普感到一阵寒栗，人完全傻了。他想用手抹抹眼睛，手却抬不起来。他想逃跑，腿也迈不开。这当口，她们没停止干自己可怕的勾当，可眼睛却看见了他，冲他挥动着血淋淋的拳头，对他发出詈骂，虽然没有声音，却极尽鄙俗污秽之能事，而且用的是汉斯·卡斯托普家乡的民间土话。他感到异常恶心，从未有过的恶心。他绝望地挣扎着，想要逃开——就这样，他似乎一只肩膀靠在背后的圆柱上，耳中还嗡嗡响着女妖们无声的詈骂，身上还感到阵阵寒栗，却发现自己原来仍旧倚着仓房站在风雪里，脑袋耷拉在一边胳膊上，绑着滑雪板的腿向前伸得老远。

不过，他还不是真正完全苏醒。他眯缝着眼，心里因摆脱了那两个可怕的女人而感到轻松，可是却不十分清楚——虽然很重要——他究竟是靠着一根神庙的圆柱呢，还是靠着仓房的墙壁。在一定程度上，他继续在做梦——不是以生动的形象，而是以思维，但并不因此就不那么惊险离奇、紊乱无序。

“我想，我是在做梦吧，”他自言自语地喃喃着，“梦得美妙极了，可怕极了。从根本上讲，我一直清楚这是个梦，一切都是我自己想出来的——那树木繁茂的园子和滋润的空气，以及接下去的美好景象与可怕情景，我几乎全都预先知道。可我怎么会知道这些，想出这些，使自己感到幸福，感到恐怖呢？我从哪儿弄来那迷人的海湾，还有那由一个美少年的目光引导我走进去的神庙群呢？我想说，一个人不单单靠自己的心灵做梦，也代替匿名的集体做梦，只不过以个人的方式。你只是那巨大心灵的一个微小分子，它通过你做梦，以你的方式，梦见一些它永远悄悄在梦想着的事物——梦见它的青春，它的希望，它的幸福，它的安宁……它的人肉宴。眼下我倚靠着自己的圆柱，头脑里实际还留着我的梦的残余，留着对人肉宴的冰冷的恐惧，以及对先前美景的由衷的喜悦——为那光明人类的幸福和高尚情操而感到的喜悦。这是属于我的，我坚持认为，我有不可剥夺的权利靠在这儿，做这样的梦。我从此地山上的人们那里知道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东西以及理性的东西。我跟着纳夫塔和塞特姆布里尼，在极其危险的崇山峻岭中转来转去。我了解人的一切。

我认识了人的肉和血；我把普希毕斯拉夫·希培的铅笔还给了有病的克拉芙迪娅·舒夏特。可是谁认识肉体，认识生命，他也就认识死。不过，这并非全部——多半还只是个开端，如果从教育的角度看问题的话。还必须加上另外的一半，相对的一半。要知道，一切对疾病和死亡的兴趣，不过是对生命的兴趣的一种表现方式而已，正如人道主义的医学科学所证明的那样。这种学科总在彬彬有礼地用拉丁文谈论生命及其病患，仅仅是那个巨大而急迫的问题的一方面；我现在要直呼其名，怀着无比的好感和同情：那就是生活的问题儿童的问题，就是人和人的地位与尊严问题……我对此懂得不少，从此地山上的人那儿学到了许多。我从平原被赶上高山，可怜我几乎喘不过气来；然而，从我的圆柱脚下，我这会儿挺不坏地看见了全貌……我梦见人的地位，梦见他们那个明达知礼、互敬互爱的群体，但在这个群体背后的神庙中，却演着吃小孩的可怕一幕。他们，太阳的孩子们，在静静地观看那可怕的情景时，相互还会一样地文质彬彬。殷勤友善么？他们要是能这样，那可真叫风雅、大度！

我从心眼儿里同情他们，而不同情纳夫塔，也不同情塞特姆布里尼，他们俩都是空谈家。一个放荡而邪恶，一个只会吹理性的小号角，还自以为用目光能镇住疯子，真叫人倒胃口。说来说去，不过是庸人哲学，纯粹的道德说教，非宗教思想。同样，我对纳夫塔，对他的宗教，也不怀好感；他的宗教只是把上帝与魔鬼、善与恶搅混成一个大杂烩，正好让个人一头栽进去，以达到神秘地沉沦在一般之中的目的。这两位教育家！

他们的争论和矛盾本身也不过是个大杂烩，是一片乱糟糟的厮杀声，谁只要脑子稍稍自由一点，心灵稍稍虔诚一点，就不至于被蒙蔽。谈什么贵族化问题！什么高贵不高贵！什么死与生，疾病与健康，精神与自然！

难道它们是矛盾？我要问：难道它们是问题？不，这不成问题。还有高贵不高贵也不成问题。死必然寓于生之中，没有必然的死也便没有生；主的人的地位正处于中央、处于混乱与理性之间，正像他的国度也处于神秘的集团与不稳定的个体之间。从我的圆柱下看去，情形就是这样。

处在这个地位上，他应该彬彬有礼，自己对自己表现得友善谦恭——因为只有他是高贵的，而非矛盾冲突。人应主宰矛盾冲突，而不是相反。

也就是说，人比矛盾冲突更加高贵，比死也更高贵，对于死来说太高贵了——这便是他头脑的自由思想；比生更高贵，对于生太高贵了——这便是心灵的虔诚信仰。这就是我作的诗，一首关于人的梦幻之诗。我愿意铭记着它。我愿意做个善良人。我不容许死亡统治我的思想！因为善良与仁爱存在于我的思想中，不存在于任何其他地方。死是巨大的威力。

人摘下帽子对它表示敬畏，然后便踮起脚尖擦过它身边，继续前进。死戴着往昔的庄严领圈，人们为了对它表示敬意，也穿着黑色的丧衣。理性在它面前显得一副蠢相，因为理性仅仅是道德，死却是自由、混乱、无定形和欲。欲，我的梦说，不是爱。死与爱——这是差劲儿的一对儿，乏味儿的一对儿，很不和谐的一对儿！爱是死的对头，只有爱，而非理性，能战胜死。还有形式，也只产生于爱与善：一个明智友善的团体，一个美好的人类之国的形式和礼仪——在静观着人肉宴时也不改变。

啊，我就这么清楚地梦见了，就这么很好地‘执了政’！我要铭记着它。

我要在心中对死保持忠诚，然而又牢记不忘：对死和往昔的忠诚只会造成邪恶、淫欲和对人类的敌视，要是任凭它支配我们的思想和‘执政’的话。为了善和爱的缘故，人不应让死主宰和支配自己的思想。到这儿我该醒了……因为我的梦已做完，已到达目的地。我早就在寻找这个词：到达目的地，在希培出现的地方，在我的阳台上，在随便哪儿。也是为了寻找这个目的地，我身不由己来到了风雪山野中。现在我找到了它。

我的梦将它再清楚不过地铭刻在我心中，我将永远牢记。是的，我欢欣鼓舞，热血沸腾。我的心有力地跳着，我知道为什么。它这样跳不仅仅出于身体的原因，不像尸体还会长指甲似的；它跳得更富人情味，更多是因为心灵幸福的缘故。心灵的幸福是一种佳酿——我梦里的词儿——比波尔多葡萄酒和英国啤酒都醇美，像爱和生命一般流贯我周身的血管，使我猛然从睡梦里苏醒过来。我自然知道得很清楚，我年轻的生命在睡梦中处于极度的危险……醒一醒，醒一醒！睁开眼睛！在雪地里，是你的脚，是你的腿！将它们收拢，站直！快瞧——天气好了！”

要想从缠绕着他、压迫着他的睡梦的绳索中挣脱，实在是艰难；然而，他知道如何去获取更为强大的动力。汉斯·卡斯托普用一个胳膊肘撑住墙壁，勇敢地并拢膝头，然后猛地一挺身，人终于站直了。他用穿着滑雪板的脚踏踏雪，用手臂拍打拍打腰，摆动几下肩膀，同时努力睁大眼睛激动地上下左右四处瞧。他发现在头顶稀薄的青灰色云朵之间，现出了一片片淡蓝色的天空，云朵慢慢地飘动，一钩镰刀样的新月已升起在天边。四野光线朦胧。风暴住了，雪也停了。对面，脊背上长着枞树的山岩已完全看得清楚，显得十分宁静。它的下半截阴影笼罩，上半截却沐浴在柔和的玫瑰色光线中。怎么回事？世界怎么样了？已经是早晨？难道他在雪地里呆了一整夜，却没有像书里讲的那样冻死吗？手脚也没完全失去知觉，在他踏、摆、拍的时候，也没有哪儿咔嚓一声折断。

他一边继续加紧活动肢体，一边动脑筋，极力要想出个究竟。耳朵、指尖和脚趾头确实麻木了，不过仅此而已，跟冬天夜间在阳台上静卧时差不多。他终于把表掏了出来。还在走。没有像他晚上忘记上发条常常免不了的那样停掉。还不到五点——远远没到五点。差十二三分钟。好奇怪啊！可能吗，他在这儿的雪地里才呆了十分钟多一点儿，却梦见了那么多幸福的和可怕的景象，走完了那么一条大胆离奇的思路。与此同时，那六角形的怪物却消失得无形无踪，快得就跟它来的时候一样？真算他有运气，感谢上帝，现在他好回家啦。多亏他的梦和胡思乱想出现过两次转折，使他惊醒过来：第一次是因为恐惧，第二次是因为兴奋。看起来，生活待自己这个迷了路的问题儿童可不薄……但是不管怎么样，是清晨也罢，是下午也罢——毫无疑问仍然是傍晚时分——反正，无论是天气还是他个人的身体状况，都不再有什么妨碍汉斯·卡斯托普赶快回家去了。他呢，也毫不迟疑，以最快的速度即选择直线朝疗养院所在的山谷滑去，赶到那儿时已经亮灯了。虽然在途中，雪地反映着残余的天光，也足够为他照明了。他从林牧场边上的布莱门比尔插下去，五点半到了“村”里，在香料铺存好器材，到塞特姆布里尼先生的库房小阁楼上歇口气，让他知道汉斯·卡斯托普已经遭遇过暴风雪了。人文主义作家惊诧莫名，胳膊往头顶上一甩，狠狠骂起他不该如此轻率冒险。他立刻点燃酒精炉，为精疲力竭的小伙子煮了一杯浓浓的咖啡。尽管喝了咖啡，汉斯·卡斯托普还是马上就坐在椅子上睡着了。

一小时后，他又置身于“山庄”高度文明的氛围中，非常适意。晚餐桌上，他胃口大开。他在梦中见到的情景，已经淡漠。他有过的种种思考，当天晚上他觉得已不再那么合乎情理。

好样儿的士兵

汉斯·卡斯托普经常得到表哥发来的简短信息，一开始是好的、兴高采烈的，后来便不太好，以至于终于隐隐约约地透露出一些挺可悲的情况。那一叠子明信片是以报告约阿希姆的入伍经过和激动人心的宣誓仪式开始的。在回信中，汉斯·卡斯托普开玩笑地称他已发了安于贫穷、谨守贞操和惟命是从的教士誓愿。接下来约阿希姆情绪仍然很高：由于本人热爱事业，上司也有好感，前程看来平坦而远大，步步高升有望。

他念过几个学期大学，所以免了上军校和当军士的程序。过新年时他已晋升准尉，寄来了一张穿着漂亮军官制服的照片。他如今已成为一个珍视荣誉、组织严密、但却不乏人情味和幽默感的教会之一分子。从他每一篇简短的报告中，都洋溢着对这种集体精神的欣喜。他还讲了他那位上士，一个粗鲁而狂热的丘八的好些笑话，讲他对待这年轻的新毛头，对待他今天的下属明天注定的上司不尴不尬的态度；事实上，约阿希姆早已在军官食堂进进出出。那情形真叫绝，真叫逗哟。随后，又讲起考军官资格。四月初，约阿希姆果真当上了少尉。

看那样子，没有谁会比约阿希姆更幸福，没有谁在那特殊的生活环境中能像他似的如鱼得水，心满意足。他既得意又难为情地讲自己如何第一次英姿焕发地打市政厅前走过，哨兵立正向他致敬，他却远远地便挥手让人家稍息。他还讲执行勤务中小小的满足和不快，讲同事间融洽的关系，讲他的勤务兵调皮而忠诚，讲演习和训练、视察和聚餐以及种种有趣的小插曲。有时也讲社交方面的事情，拜访、晚宴、舞会等等，可就是绝口不提他自己的健康状况。

直到夏天之前都是这样。接着就讲他病倒了，不得不请假休息，很遗憾，一连发了好多天高烧。六月初恢复执勤，中旬却又一次叫“不行啦”，大肆抱怨自己“晦气”，不禁担心八月初仍归不了位；到那时，他全心全意期待着的大演习可就开始啦。胡扯，七月份他不又完全健康了吗。这么坚持了几个星期，便不得不接受体检；原因是他的体温鬼知道为什么老不稳定；这对于约阿希姆可叫关系重大。然而，汉斯·卡斯托普却许久得不到任何一点体检结果的消息。过后消息有了，却不是来自约阿希姆本人写的信——不知他是不能写还是羞于写——而是来自他母亲齐姆逊夫人发的一封电报。电文曰：医嘱约阿希姆告假数周，赴高山疗养，动身在即，请订房两间。回电款已付。署名：露意丝姨妈。

汉斯·卡斯托普在自己阳台上读到这封电报的时间是七月底。他第一遍读得飞快，接着又反复地读，一边轻轻点着头，不只是头，并且晃动着整个身子，而且透过牙齿缝发出：“是，是，是！啧，啧，啧！”——“约阿希姆回来啦！”他突然感到一阵欣喜。但马上他便安静下来，想：“唔，唔，一个非同小可的新闻。也可称作天赐良机。可是见鬼，竟这么快——已经非回来不可了！而且由母亲陪着……”——他讲“母亲”，不讲“露意丝姨妈”，说明他的家庭观念、亲戚感情已经不知不觉变得淡漠。——“这可够意思。而且刚巧在那好人热切期待着的演习之前！哼，哼，真可恶，可恶得要命，一个反理想主义的事实。肉体胜利了，它不肯与灵魂保持一致，而且达到了目的，叫那班夸夸其谈的人丢了脸，竟宣扬什么肉体是灵魂的奴仆。看来他们不知道自己在胡诌些什么，因为如果他们说得对，那就会让人怀疑灵魂出了毛病，像眼前这个情况。是够精明的，我清楚，我为什么如此讲。因为我所提的问题正好是：把它们俩对立起来是不是大错特错；是不是讲它们串通一气、彼此彼此更好些——那些夸夸其谈的人，算他们幸运，竟没想到这个问题。

好心的约阿希姆，谁忍心让你失望，给你燃烧的热情泼冷水哟！你那样诚心诚意——可还有什么诚意可言，我问，当肉体和良心狼狈为奸的时候？是不是也有这种可能：你忘不了某种特别的香水味儿，忘不了高高的胸脯和它随时会发出的笑声，以为它们还在施托尔太太旁边等着你呢？……约阿希姆要回来了！” 汉斯·卡斯托普再一次兴奋起来，想道。

“他是情况不妙才回来的，显然，不过我们又可以两人在一起，我在这山上不必再一个人无依无靠了。这样挺好。一切不可能跟从前完全一样，他隔壁的房间被人占了：麦克唐纳太太，她又在那儿嗄声哑气地咳嗽，身旁的小桌子上自然又立着，要不便是在手里拿着她小儿子的相片……已经是晚期，如果还没人预订她的房间，那也就……暂时可只能住另一间了。二十八号还空着，据我所知。我马上去管理处，找贝伦斯本人。

这是个新闻——从一方面看是可悲的，从另一方看又再好不过，但总之是个大新闻！我希望等来的是个可以共享人生的伙伴，他想必快到了。

我看时间已经三点半了。我想问他，在眼前的情况下他是否仍坚持认为，肉体必须被看成第二性的……”

还在喝下午茶之前他便去了管理处。他想的那间与他共一条走廊的房间已安排给了约阿希姆。为齐姆逊夫人也找好了住处。他赶去见贝伦斯，在化验室中碰到了顾问，见他一手夹着支雪茄，一手拎着张模模糊糊的X 光玻璃底片。

“顾问先生，有件事您知道吗？”汉斯·卡斯托普先开口……“嗯，头疼事没个完，”他中气十足地回道。“乌特莱希特的罗森海姆，”他用雪茄指了指玻璃片说，“加夫基指数是十。前不久施密茨厂长来了，大吵大闹一通，搞得罗森海姆在散步的路上咯了血——加夫基指数是十啊。人家让我批评他。可我要批评他，他准出问题，因为他这个人太不克制，一家人占了三间病房。我无法撵他走，否则他会找总管理处麻烦。您瞧，随时都可能卷入这样那样的纠葛，哪怕我再息事宁人，自己走自己的路，什么也不想招惹。”

“是够讨厌的，”汉斯·卡斯托普以知情人和老资格的口吻说，“这两位先生我知道。施密茨正正派派，又有事业心，罗森海姆却相当糟糕。

也许除去养病以外，还发生了其他方面的磨擦，我想说。施密茨和罗森海姆，两个人都跟巴塞罗那来的佩雷斯太太要好，就是坐在克勒费特小姐席上那位，这个说法基本不会错。我想建议您再一般地重申重申院规，然后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我当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眼睛老闭老闭已经得了眼睑炎。对了，您来这儿有何贵干？”

于是，汉斯·卡斯托普讲出了他那既可悲又再好不过的消息。

不，宫廷顾问没有感到意外。一点也没有，因为汉斯·卡斯托普不管他问起还是没问起，都一直把约阿希姆的情况随时向他通报，而且在五月份，已预先告诉他表哥起不了床啦。

“啊哈，”贝伦斯说，“怎么样？我早对你们说过。我对他和您清清楚楚地说过不是十遍，而是一二百遍。您现在看见啦。他犟着去他的天国就八九个月。可那天国没彻底消过毒，他找不到幸福；这位逃兵偏就不肯相信我老贝伦斯的话。任何时候都该相信老贝伦斯才是，不然自己吃亏，悔之晚矣。不错，他当上了少尉，没得说的。可顶个屁用！上帝只看你的心，不管你的军阶和地位；在他面前咱们全得精赤条条站着，将军也罢，士兵也罢……”贝伦斯越说越来劲儿。临了儿，他用夹着雪茄的手指揉揉眼睛，告诉汉斯·卡斯托普，今天就别再烦他了吧。给齐姆逊一间房子总不成问题，他来了他表弟应该马上让他上床躺着去。至于他贝伦斯嘛，是不会记住谁的过错的；他将像父亲一般张开双臂拥抱回头的浪子，宰只小牛欢迎归来的逃兵。

汉斯·卡斯托普发了电报。他说来说去，一句话：表哥请尽管回来。

他讲，所有认识约阿希姆的人都既难受又高兴，而且两种感情全是真诚的；因为他漂亮、豪爽的人品赢得了普遍的青睐。还有些评价和感情没明白讲出来，意向却很清楚：他是我们山上所有人中最好的一位。我们则不指具体哪一个人，但是相信确实有一些人是感到满意的：约阿希姆不得不又来躺着养病，不能站着当兵了；他尽管那么气派漂亮，还是得成为咱们中的一个。施托尔太太，大家知道，曾经是有自己的想法的。

如今，她发现自己的疑虑得到了证实，她在约阿希姆执意回平原去以后一直坚持自己的看法，眼下自然是洋洋得意。“坏喽，坏喽。”她说。她早就看出事情坏喽，只希望齐姆逊不要一意孤行，把事情搞得坏过了头。

“坏过了头”这个词从她口里说出来粗俗得没法形容。——人嘛应该有坚持性，这样会好得多。像她，在平原上，在康施塔特，不也有自己的生活乐趣，有自己的丈夫和两个孩子嘛，可她却知道克制自己……约阿希姆和齐姆逊夫人都再没回音。汉斯·卡斯托普不知道他们哪天到，几时到，因此也无法去车站迎接。谁知在汉斯·卡斯托普发出电报三天后，母子俩就突然出现在疗养院。约阿希姆少尉激动地微笑着，径直来到表弟的营寨前。

晚间的静卧刚刚开始。约阿希姆他们是乘两年前卡斯托普坐过的同一趟车上山来的，而且时间也相同，即在八月初的某一天，准确地讲。

这两年既不算短，也不算长，而根本不像正常的时间，经历应该说极度丰富，却又空虚得跟零一样。已经说过，约阿希姆高高兴兴地——是的，眼下无疑是又高兴又激动地走进了卡斯托普的房间，或者说得确切一些，大步穿过他的房间，来到外面的阳台上，微笑着，呼吸急促，嗓音沉浊而断断续续地向表弟打招呼。他又一次经历了漫长的旅行，途经好几个国家，越过像海一般广阔的湖泊，然后在崎岖的山路上一个劲儿地爬向高处。而今他又站在这儿，好似压根儿不曾离开一样；平躺着的年轻人也欠起身来，以连声的“喂”和“怎么样”迎接自己的表哥。约阿希姆脸色红红的，不知是过户外生活还是旅行激动的缘故。他没去看自己的住房，便一径赶到三十四号来了，为的是与昔日的伙伴相聚寒暄。

他母亲则自己梳洗整容去了。再过十分钟就要吃晚饭，自然是在餐厅里。

汉斯·卡斯托普可以陪着再吃点什么，或者至少喝杯葡萄酒。说着约阿希姆便拉表弟去二号房间，在那儿又演出了两年前的一幕，只不过角色掉换了一下：约阿希姆一边在光洁的洗脸槽边洗手，一边兴致勃勃地讲这讲那；汉斯·卡斯托普只是从旁观察着他——看见表哥穿着便服，他既惊讶又有几分失望。他说，简直看不出约阿希姆曾经历过戎马生涯。

在他的想象中，表哥还是位制服笔挺的军官，不料眼下却穿得平平常常，跟任何人没有什么两样。约阿希姆笑表弟太幼稚。哈，不，军服他整整齐齐地保存在家里了。汉斯·卡斯托普必须知道，军服非同一般服装，不是上任何地方都好穿的。“原来如此。多谢指教。”汉斯·卡斯托普说。

可约阿希姆似乎一点没意识到自己的解释有什么轻蔑的含义，只顾打听“山庄”所有的人和事的近况，不仅态度毫不倨傲，而且像个久别归家的人似的非常动情。一会儿齐姆逊夫人进来了。她以一般人在这种场合都喜欢选取的方式问候自己的外甥，也就是装出好像是意外地与他喜相逢似的，仅仅因为疲劳和显然对约阿希姆的情况怀有隐忧，喜悦才有所节制并渗进了悲凉气氛——接着，他们一道下楼上餐厅去。

露意丝·齐姆逊跟约阿希姆一样，生着一对很好看的温柔的黑眼睛。

她的头发同样是黑的，不过已掺着不少的银丝，用一副几乎看不见的纱网定了型，与她整个沉静、慈祥、端庄的外貌很般配，给她显然是单纯平和的气质平添一种令人愉快的尊严。很显然，约阿希姆这么兴致勃勃，气喘吁吁，急急忙忙地说东道西，一反在家里和旅途中的常态，使她颇不理解，甚至有几分反感。可汉斯·卡斯托普却不觉得奇怪。在做母亲的看来，这么住进疗养院是可悲的，她的表现应该与此相适应。约阿希姆却因归来而感情冲动得忘乎所以，像喝醉了酒一样，加上重新呼吸到山上的空气，咱们这清纯和温暖得无与伦比的空气，就更是情热如火了。

这样的情绪她无法体会，无法理解。“我可怜的孩子。”她心里叹息道，看着可怜的小伙子跟自己表弟一起纵情欢笑，回忆不完这件那件往事，提出成百个的问题，在得到回答时笑得前仰后合。她已不止一次地提醒：“唉，孩子们！”终于，她说了，本想使语气显得快活，却还是隐隐地透着不解与责备：“约阿希姆，讲老实话，我已好久没见过你这样子了。

看起来我们必须到这山上，才能使你快活得跟你晋升的那天似的。”这一讲，约阿希姆自然再也高兴不起来了。他的情绪完全变了，变得心事重重，沉默无语，饭后的甜品沾也不沾，虽然上的是十分美味可口的巧克力蛋奶酥——汉斯·卡斯托普却把他的那份都吃了，尽管一小时以前刚刚用完极其丰盛的晚餐——约阿希姆再也没有抬起头来，显然眼里噙着泪水。

齐姆逊夫人的本意无疑并非如此。她原本指望很得体地使年轻人变得稍微庄重一点，却不了解这山上正好忌讳的是中庸和节制，只喜欢在极端之间作出选择。看着儿子被自己搞得垂头丧气，她本人也差点流出泪来，因此对极力设法使难过颓丧的小伙子再快活起来的外甥心怀感激。是的，讲到他个人的情况嘛，汉斯·卡斯托普说，表哥会发现某些改变和新鲜之处；反之，在他离开的这段时间，另外一些情况却恢复了先前的老样子。举例说，老姑妈带着小姐们早就回来了，一如既往地坐在施托尔太太那一席。玛露霞还是喜欢笑，还是笑得挺开心。

约阿希姆不吱声；齐姆逊夫人听了卡斯托普的话却想起一次邂逅，想起一些她得赶在忘记之前转达给外甥的问候。那是一位太太，样子并非不招人喜欢，显然孤零零一个人显得不怎么开心。在慕尼黑的一家餐厅里——他们坐夜车在那儿度过了一整天——那位太太来到她和约阿希姆桌前，向他致意。一位他从前的病友——她请约阿希姆帮她……“舒夏特夫人。”约阿希姆低声说。她目前住在阿尔果伊的一所疗养院里，秋天准备去西班牙，然后多半再上这儿来过冬。她让多多问候卡斯托普先生。

汉斯·卡斯托普已不是孩子，有能力控制住血管神经，没有让自己脸红脸白。他说：

“噢，是她？瞧，她又从高加索跑出来啦。秋天又准备上西班牙去？”

那位太太讲了比利牛斯山中一个地方的名字。“一位漂亮或者甚至迷人的女士。嗓音悦耳，举止优雅。不过有些懒散随便的样子。”齐姆逊夫人说，“招呼我们就跟老朋友似的，不停地讲着，问着，虽然我听说，约阿希姆从来就没与她结识。真少见。”

“那是因为她来自东方并且有病。”汉斯·卡斯托普应道。不能用人文主义的道德尺度去衡量，地方不对。他已经在考虑，舒夏特夫人打算去西班牙。嗯，西班牙，同样远离人文主义的中心，不过在另一面——不是偏软的一面，而是偏硬的一面；不是不拘形式，而是形式太严格，所谓死也成了形式，不是死而化解，而是死一般严酷，黑色的，高贵的，血腥的，宗教裁判所，硬领圈，罗耀拉教主，埃斯科利亚……真有意思，不知舒夏特夫人在西班牙会过得怎样。在那儿她大概不会再摔门吧；两个人文主义以外的营垒在她身上也许会综合起来，形成合乎人道的品质。但也可能产生某种邪恶可怖的东西，当东方走到西班牙一起……不，汉斯·卡斯托普没有脸红脸白；但突如其来的关于舒夏特夫人近况的消息，影响了他，使他说了一席话，让听的人只能惊讶得无言以对。约阿希姆好一些，他知道表弟来山上以后便爱想入非非。齐姆逊夫人却诧异得张大眼睛，整个表现就像汉斯·卡斯托普发表了什么有失体统的言论似的。在难堪地沉默了一会儿以后，她找到一个很得体的托词，结束了晚餐。分手之前，汉斯·卡斯托普传达贝伦斯顾问给他表哥的指示，让他明天早上别起床，等着大夫看他去。其他一切自有安排。不多一会儿，三位亲戚都在自己敞开门窗的房里躺下了，躺在高山夏夜清新的氛围中——各人想着各人的心事，汉斯·卡斯托普自然主要在想：不出半年，舒夏特夫人便要回来了。

就这样，可怜的约阿希姆又回归“故里”，来作短期的补充调养。

短期补充调养，这显然是平原上提出的口号；对它，山上也表示尊重。

甚至贝伦斯顾问本人都采用了这个短语，虽然他一上来就安排约阿希姆首先卧床四个礼拜：四个礼拜必不可少，为了修理损坏严重的部件，为了重新适应气候，为了调整他身体内的温度。只是贝伦斯知道如何避免说定短期调养究竟多长多短。齐姆逊夫人通情达理，一点也不天真乐观，在远离约阿希姆病榻的地方，向贝伦斯顾问建议以秋天，大约十月份吧，作为约阿希姆出院的期限。贝伦斯附和着她，口上却只讲什么过了这段时间情况肯定会比眼下前进一步。总的说来，她对他的印象极好。他有骑士的风度，称她“我尊敬的夫人”，一双充血的鼓眼睛一直忠实地望着她，操一口近乎大学生口语的大白话，她心绪不管多恶劣仍忍不住想笑。“我知道，有最可靠的人关照他。”齐姆逊夫人说。在上山后的第八天，她便动身回汉堡；根本谈不上她必须在这儿照顾护理的问题，何况约阿希姆还有个表弟做伴。

“如此说，你可以高兴啦：秋天。”汉斯·卡斯托普坐在二十八号房他表哥的床边上说，“老头子多少答应了；你可以这么安排和打算。

十月份——这是个好时间。到时候有的人要去西班牙；你则可以回到你的军旗下，让大家大大地嘉奖你……”

他现在每天的任务就是去安慰约阿希姆，特别是叫他对不得不呆在山上，误了参加正好是这几天开始的战争游戏不必在意；因为约阿希姆老是耿耿于怀，一个劲儿骂自己窝囊废，鬼知道为什么偏偏在紧要关头身体垮了。

“肉体反叛，”汉斯·卡斯托普说，“你有什么办法呢？碰上这事连最勇敢的军官也一筹莫展，甚至连圣安东尼都未可免俗。感谢上帝，演习年年都有，而且你知道在这儿是怎么混时间的！那根本算不了一回事；你离开的日子不多，很容易就会跟上速度，不等你一翻掌，短期调养就过去了。”

然而，约阿希姆生活在平原上重新获得的时间观念，毕竟比他四个星期前担心的还强得多。好在大伙儿用各种方式帮助他打发光阴，从近到远都有人来探病，表明他豁达的性格赢得了普遍的好感：塞特姆布里尼来了，对他同情又殷勤，因为原来就叫他“少尉”，现在干脆称起他“上尉”来；纳夫塔同样也来过；院里的熟人都陆陆续续露了面，都是趁静卧散步这些规定任务之间的空隙，来约阿希姆床沿上坐个一刻钟，反反复复讲“短期补充调养没啥大不了”，也让约阿希姆谈自己的经历。

他们是施托尔太太、莱薇小姐、伊尔蒂斯太太、克勒费特小姐、费尔格先生、魏萨尔先生以及其他病友。有几位甚至带来了鲜花。四个星期过去后，约阿希姆起了床，因为烧已退下去，可以四处走走啦。他在餐厅里与表弟同席，坐在表弟与酿酒商的妻子马格努斯太太之间，面对着马格努斯先生，也就是当初雅默斯舅舅曾经坐过、齐姆逊夫人也坐了一些日子的那个角落上的位置。

这样，两个年轻人又肩并肩生活在一起，跟从前一样。是的，为了一切圆满如初，约阿希姆又得到他过去那间紧靠汉斯·卡斯托普的房间，自然是在用H2CO 彻底消毒以后：麦克唐纳太太捧着自己小儿子的照片，终于叹完了最后一口气。实事求是地讲也好，从感觉的角度讲也好，现在都是约阿希姆生活在汉斯·卡斯托普身边，而非反过来。因为后一位已住惯了，前一位只是来短期与他搭伴，只是探访探访他罢了。因为约阿希姆努力用眼睛盯紧十月这个期限，虽然中枢神经系统的某些点支配着他的行动，使其不合人道主义的规范，也妨碍他的皮肤排放热量，实现代偿平衡。

他们同样恢复了对塞特姆布里尼和纳夫塔的拜访，恢复了跟这两位相互敌视的盟友一道散步；安·卡·费尔格和斐迪南·魏萨尔也经常参加进来，于是又形成了六人行的格局。两位精神上的仇敌当着为数不少的观众，不断地表演着殊死的格斗，虽然汉斯·卡斯托普发现，他自己可怜的灵魂，成了人家辩论争夺的主要对象。对于他们那唇枪舌剑的争战场面，我们无法作任何尽述其详的尝试，否则，我们也会和他们每天一样被没完没了地卷进去，毫无脱身希望。纳夫塔告诉汉斯·卡斯托普，塞特姆布里尼是个共济会员——这跟意大利人向他揭纳夫塔是耶酥会教士并受该会供养的老底一样，都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尤其感到惊讶的是听见了，在现实生活中确确实实还存在着共济会一类团体，于是缠住恐怖主义者刨根问底，一直到他讲清楚了这个很快要纪念成立两百周年的稀罕组织的来龙去脉和本质，才算罢休。如果说，塞特姆布里尼在背后揭露纳夫塔的精神嘴脸时用的是严厉警告的语气，像谈论着什么妖魔鬼怪一样，那么，纳夫塔背地里议论起他的精神倾向来却漫不经心，调侃打趣，仿佛在讲什么可笑的老古董：属于昨天的昨天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和自由精神，时至今日仅仅剩下了可怜的精神幽灵而已，但是却滑稽地自我欺骗自我陶醉，以为仍然充满革命活力。他说：“您还想怎么着，他爷爷就是个Carbonaro，用德语讲就是烧炭党人。他从爷爷那儿继承了烧炭党人对理性、对自由、对人类进步以及整个资产阶级传统道德观的陈年旧货的信念……您瞧，造成世界混乱的根源，就在于精神的迅速进步与物质的惰性和发展极其迟缓之间的不协调。必须承认，这种不协调足以用来为精神对现实的漠不关心作辩护；须知，通常的情况都是精神早已对那些引起革命的酵素讨厌到了作呕的程度。事实上，对于鲜活的精神来说，死去了的精神比某些玄武岩还可恶，因为玄武岩至少并不要求人家承认它们为精神和生命。可往昔的现实残余结成的玄武岩，它们远远被精神抛在了背后，失去了与现实这个概念的任何联系，却凭借惰性继续存在着，维持着，乏味到了不自觉其乏味的程度。我只是一般言之，您却可以用我的话去观察那种人道主义的自由思想，它自以为在当今反对统治与权威的斗争中还可以充作英雄气概。唉，还有那些它借以证明自己的生命力的重重灾难，那些它准备有朝一日庆祝的迟到而虚幻的种种胜利！一想到这些，鲜活的精神便无聊得要死，岂知事实上恰恰只有它，将在这些灾难中成为唯一的胜利者和受益者——它，将融汇过去的因素与远大的未来于一身，成为真正的革命……您表哥怎么样，汉斯·卡斯托普？您知道，我对他是很有好感的。”

“谢谢，纳夫塔先生。对他几乎所有人都抱着好感，是的，显然他是个挺出色的年轻人。塞特姆布里尼先生也同样喜欢他，没得说的，虽然对约阿希姆作为军人总有些迷恋暴力，他必定不会赞成。眼下我听说他是秘密团体成员，我的天，我就得好好考虑考虑啦，我必须讲。这使我重新认识他这个人，帮助我搞清楚了某些东西。他有时是否也把脚并拢成直角，用握手表示某种特定的意思呢？我可真还从来没发现什么……”

“这样的小孩子把戏，”纳夫塔认为，“咱们好样儿的共济会员早已不玩了。我估计，该会的仪式适应时代务实的清醒的国民精神，已残存无几。会员们羞于再拘守过去的礼节，就像那是一种不文明的胡闹——这也不无道理，因为把无神论的共和主义打扮成殉道行为，到头来实在不伦不类。我不知道，人家曾经以何种可怕的安排，来考验塞特姆布里尼先生信仰的坚定性——会不会蒙上他的眼睛，牵着他走过曲曲弯弯的通道，让他呆在漆黑的穹庐里等着，直到终于在他眼前出现那间充满镜子反光的神秘会所。不知是不是也给他庄严地宣讲过会规，并在一个骷髅头和三支烛光面前，拿剑对准他赤裸的胸膛，对他发出威胁。您应该问他本人。不过，我担心他不会乐意和您谈，因为尽管仪式据说已经大大地市民化，但无论如何他毕竟宣了誓要保守秘密。”

“宣了誓？保守秘密？真的吗？”

“当然。保守秘密，服从命令。”

“还有服从命令！听我说，教授，现在我觉得他完全不必再对我表兄的狂热和崇尚暴力说三道四啦，保守秘密和服从命令！我永远也想不到，一个像塞特姆布里尼这样标榜思想自由的人，竟甘心受地道的西班牙式的会规和宣誓的束缚。在共济会中，我真是感觉到了某种军队与耶酥会的味道……”

“您的感觉完全正确，”纳夫塔回答，“您的探宝杖反应灵敏。共济会的总的思想与绝对主义思想有着根深蒂固的联系，因此也是恐怖主义的，也就是说，反对自由主义。它让个人不讲良心，以绝对目标的名义使一切手段变得神圣，不论是血腥的还是犯罪的。有证据表明，从前在共济会里也有歃血为盟的规矩。这个团体从来不是什么静观无为的清谈馆，而受其性质所决定，一直就是以绝对精神组织起来的行动集体。您还不知道吧，基督教光明派的创始人曾经也是耶酥会的一员，他一度与共济会差不多是水乳交融地搅在了一起？”

“不，这对我自然是个新闻。”

“亚当·魏斯毫普特完全按耶酥会的模式改组了他那人文主义的秘密社团。他本人是共济会员，而当时该会所有的头面人物又都参加了光明派。我是讲十八世纪后半叶；塞特姆布里尼会毫不犹豫地对你说，这是他那兄弟会不景气的时代。事实上，它正处于鼎盛时期，跟所有秘密结社一样。那时候，共济会确实获得了较多的生命力，后来却走下坡路，只因为咱们人类之友这号人多了。要在当时，他绝对会参加攻击该会的耶酥会倾向和蒙昧主义的。”

“有什么理由吗？”

“有——只要您愿意听。浅薄的自由思想家们自有其理由。当时，我们的神父们力图使该会充满天主教的高级精神活力，而在法兰西的克莱蒙地方，有个耶酥会性质的共济会社团正兴旺发达。除此而外，所谓玫瑰十字派也在向共济会渗透——这是个很奇特的兄弟会组织，关于它您可以记住，它把改造社会、为人造福的纯理性的政治社会目标，与对东方的神秘学说、印度和阿拉伯的智慧以及调遣自然力的魔法的狂信结合在了一起。当时，许多共济会正进行着自我改造和完善，朝着严格规章的方向——也就是绝对地非理性化、神秘化和魔幻化的方向。正是由于实行这样的改革，后来苏格兰的共济会才产生了高等级——骑士等级，作为学徒、伙计、师父这些古老的等级的补充。大师父等级，与教士等级已相去不远，充满了玫瑰十字派的神秘色彩。这意味着恢复中世纪某些宗教骑士团的传统，特别是神庙骑士的传统。这种骑士，您知道，都曾在耶路撒冷的教主面前许下了安贫、守节、服从的誓愿。时至今日，共济会高级系统中还有一个高等级的称号仍叫作‘耶路撒冷的大侯爵’哩。”

“我没听说过，我完全没听说过，纳夫塔先生。这下我算抓住咱们的塞特姆布里尼的把柄啦……‘耶路撒冷的大侯爵’，这名儿不坏。有时候，您不妨也这么叫叫他，和他开个玩笑。他最近给您起了个绰号叫‘天使博士’，您该报复才是。”

“嗨，对于神庙骑士和其他高级共济会员，类似的称号还多着呢！

有所谓‘圆满大师’、‘东方骑士’、‘大祭师长’，第三十一级甚至叫做‘皇家玄秘至上侯’什么的。您注意到了，所有这些称号全表明与东方神秘主义有关系。神庙骑士的重新出现这个事实本身，恰恰意味着共济会继承了这种关系，意味着非理性的酵母事实上已渗进它改造社会的理性和实用思想体系。共济会由此获得新的魅力和光辉，在当时为它吸引了大量的投奔者。他们中许多人厌倦了那个世纪的理性说教，厌倦了人的启蒙或曰蒙昧，渴望啜饮更强烈的生命醇醪。共济会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功，致使庸俗市民纷纷抱怨它使男人们抛弃了家庭幸福和贤德的妻子。”

“噢，我说，教授，这下谁都会理解，塞特姆布里尼先生是不乐意提起他那团体的兴旺发达时期的。”

“不，他不愿意回忆曾经有过那样一些时代。当时，他的团体对一切相反的思想兼容并包，让自由思想、无神论、百科全书理性与教会的、天主教的、僧侣的、中世纪的种种思想同时存在。我刚才讲，有人曾指责共济会的蒙昧主义……”

“为什么？我想知道详细一点，怎么……”

“我乐意告诉您。执行严格的教规，就意味着加深和扩展团体的传说，将其历史渊源回溯到中世纪的秘密世界和所谓的蒙昧中去。共济会的大师父们都通晓神秘理化学，都掌握了神秘的自然知识，他们主要是些了不起的神秘化学家……”

“现在我可得拼命动脑筋，弄清楚这神秘化学大体上是什么玩意儿。神秘化学，这不就是炼金术，不就是智者之石、炼金术么……”

“是的，通俗地讲是这样。讲得科学一点叫提纯，叫物质的转化和精化，犹如面包和酒会变成耶酥的肉和血，也就是转化为更高贵的东西，就是升华提高——智慧之石，硫和汞化合而成的阴阳同体物，两种物质，双性的原始物质，也不外乎如此，就是在外力影响下出现的升华和提高而已——您如果乐意，不妨称之为神秘的教育学。”

汉斯·卡斯托普沉默无语，歪着脑袋，眼睛望着天空不住地眨巴。

“对于神秘化学的这种转换，”纳夫塔继续说，“最好的象征是墓穴。”

“坟墓？”

“是的，那尸体腐烂的所在。墓穴意味着密封起来与外界隔绝，无异于一个容器，一个结晶蒸馏罐，物质在里边被强制着完成自身最后的转化和净化。”

“‘密封起来’，说得好，纳夫塔先生。‘密封’——这个词儿我很喜欢。它像真正的咒语，可以引起人无限广阔的联想。请原谅，我可是老想起我在汉堡家里的那些‘韦克瓶’；它们被我们的女管家——她叫萨勒恩，既不附加上‘太太’，也不附加上‘小姐’，就叫萨勒恩——成排地放在食品间的架子上——一些密封起来的玻璃瓶，里边要么藏着水果，要么藏着肉类和一切可能的东西。它们长年累月地摆在那儿，需要时才打开来，里边的东西还新鲜如故，仿佛岁月丝毫未对它产生影响，人可以马上享用。不过这并非神秘化学，并非纯化，而仅仅是保存，所以就产生了罐头这个名字。然而，怪就怪在装在瓶里的东西逃脱了时间的影响；它被密封着，与时间完全隔绝开来；时间打旁边流逝过去，它没有时间，而是立在搁架上，置身于时间之外。喏，关于‘韦克瓶’的想法就这么多。没有多少意思。对不起。我想您大概还想给我一些教诲吧。”

“只要您愿意。共济会的学徒，就咱们现在这个话题往下讲，必须是乐于求知和勇敢无畏的。墓穴，坟墓总是入会仪式的主要象征。学徒也就是渴望了解团体秘密的新入会者，得无所畏惧地经受住恐怖的考验。按照会中的习惯，他要被带进墓穴里去，在那下边呆一段时间，然后才由一位不认识的兄弟牵出来。就因为这个原故，新入会者要穿过那么多迷宫般的通道和幽暗的穹庐，传授教规的会场本身要用黑布披挂起来，在入会仪式以及团体聚会的仪式中，对灵柩的顶礼膜拜竟会起那么大的作用。神秘和净化之路处于危险的包围之中，得穿过死亡的恐怖，穿过腐朽的国度。新入会的学徒是渴望见到生活的奇迹和获得非凡生命力的青年，他们在蒙面的长者引导下在黑暗中向前走，这些人仅只是秘密本身的影子而已。”

“非常感谢，纳夫塔教授。太有意思了。这大概就是封闭式的教育原则吧。能听一听这种事，对我不会有害处。”

“是的，特别因为这是引导学徒走向终极目标，引导他对超验存在表示绝对的信赖。神秘化学的团体章程在往后的几个世纪里引导着众多高尚的、求索的心灵达到了这个目标——用不着我讲您也不会注意不到，苏格兰共济会的那种高层次的等级顺序和基督教的等级没有多少差异，共济会大师傅的炼金术在酒和面包变成血肉的神秘信仰里得到了体现，新入会的青年被领着穿行迷宫暗道的规定同样清楚地反映在我们祈祷、忏悔的方式中，正如团体聚会仪式的象征性把戏也在我们神圣天主教的弥撒仪式里有所反映一样。”

“原来如此！”

“请注意，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我已向您暗示过，共济会之从那些诚实可敬的泥水匠的行会衍生而成，只不过是一个历史的表面现象。

那严格的教规，至少给了这个团体远为深刻的人性基础。共济会的秘密性质和咱们教会的某些神秘之处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显示出与早期人类的信仰狂热和庄严地保持缄默有着清楚的关系……说到咱们的教会，我眼前就出现了领圣餐享用主耶酥的血和肉时的情景，可在共济会里……”

“请等一等。请让我顺便作个说明。那就是在我表兄参与的无条件的集体化的生活中，也有所谓聚餐。他常在信里给我谈起。自然是循规蹈矩的，除去喝得醉醺醺这点以外，不过还不像在大学生团体的酒馆里那么厉害……”

“——在共济会里我则想到对墓穴和灵柩的崇拜，刚才我已让您注意这方面的情况。两者都是最后的终极状态的象征，都是非宗教的狂热表现，都是夜里向死与变，向死亡、转化和再生所作的神秘供奉和牺牲……您想一想，那些敬奉埃西的神秘仪式，还有埃琉西斯的神秘祭礼，不也都是在夜里和幽暗的山洞中进行的吗？噢，在共济会的活动中确实过去存在、现在仍然存在大量古埃及的遗风；还有一些秘密公社，它们干脆自称为埃琉西斯团什么的。除此之外，共济会规定了一些节日，一些举行埃琉西斯式的神秘仪式和祭祀阿芙乐迪特的节日，这样，女性便终于登场了——那就是玫瑰节，共济会员围裙上的三支紫色玫瑰即暗示着它们；情况表明，它们到最后多半演化成了敬奉巴卡斯的狂欢节……”

“喏，喏，您说什么，纳夫塔教授！共济会能干出所有这一切？叫我怎么能想象，我们理智清明的塞特姆布里尼先生竟与这一切……”

“不，您大大地冤枉他了！他完全不可能再知道这一切。我告诉过您，正是通过他这样的人，共济会又清除掉了神秘的因素。它已经人文主义化了，现代化了，亲爱的上帝明鉴。它已经走出迷宫，回到了实用、理性、进步的道路上，回到了反对王侯和牧师的斗争中，一句话，回到了造福社会的正轨里；现在聚会时又谈的是自然、德行、节制和祖国。

我估计：也会谈到做买卖。一句话，共济会已蜕变成资产者鄙俗的俱乐部……”

“真可惜。可惜了那些玫瑰节，我要问问塞特姆布里尼，他是否真的压根儿不了解共济会的过去。”

“我们端方正直的量角器骑士啊！”纳夫塔挖苦意大利人道。“您得考虑考虑，能被允许去参加建造人类的庙堂，在他已是多么不容易；须知，他穷得像只教堂中的老鼠，而在那种俱乐部里，我请您注意，不只要求会员受过较高等的教育，人文主义的教育，而且还必须属于有产阶级，以便缴得起不算很少的入会金和每年的会费。教养和财产——具备这两个条件才算得上资产者！才有了自由的世界共和国的基础！”

“可不是么，”汉斯·卡斯托普笑道，“这下咱们算是看清楚它啦。”

“不过，”纳夫塔停了一下补充说，“我想劝您别太小看这个人和他的事业，甚至想请您，既然话已谈到这儿，请您自己多加小心。乏味还不等于天真无邪。浅薄也未必就无害。这些人给自己曾经是烈性的酒里掺了许多水，然而团体的思想本身依然很强大，足以承受许多的水分；它仍旧保持着富有成效的神秘性的残余。同样毫无疑问的是这些秘密会社都插手世俗的斗争。待人殷勤的塞特姆布里尼先生让我们在他身上看见的不仅仅是他自己，还看见了他背后的一些势力；他不过是它们的一个成员和密使……”

“一个密使？”

“不错，一个征募新会员的说客，一个灵魂捕猎者。”

那你又是谁的密使呢？汉斯·卡斯托普心里暗暗问，嘴上却说：“谢谢，纳夫塔教授。非常诚恳地感谢您的指点和劝告。您猜怎么着？我这会儿想再上一层楼，如果那上头也称得起是楼的话，想去试探试探那位伪装者的共济会会员。一个学徒应该乐于求知和勇敢无畏嘛……自然还要谨慎小心……和密使们打交道，不用说就该小心谨慎才是。”

他可以毫无顾忌地让塞特姆布里尼给他进一步讲共济会的情况，因为意大利人一点也没有责怪纳夫塔多嘴多舌，而且从来也不特别注意要对自己参加那个和谐的团体一事保守秘密。一本《意大利共济会月刊》就摊开在写字台上，只怪汉斯·卡斯托普自己不曾留意。经过纳夫塔点拨，现在卡斯托普把话题引到了共济会的神秘活动上，口气仿佛谈论一件他确信无疑地知道跟塞特姆布里尼有关的事情似的。而这一位也对他很少保留。虽然有那么几点，作家不曾发表自己的看法，而是一接触到就明显地闭口不谈，显然受着纳夫塔所说的恐怖主义誓言的约束，例如，关于那个奇怪的组织的秘密仪式，关于它的习俗，关于他本人在会内的地位。除此而外，他甚至可以讲是大谈特谈，使好奇的年轻人对他的组织的广泛传播有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共济会计有大约两万个地方分会，一百五十个总会，几乎遍布全世界，甚至延伸到了海地和利比里亚黑人共和国这样待开化的地方。他也知道许许多多已故的或健在的声名显赫的共济会员，随口就叫出了伏尔泰、拉法耶特和拿破仑，富兰克林和华盛顿，马志尼和加里波第，健在的甚至有英国国王和一大批掌握着欧洲各国命脉的人物，一大批政府和议会的成员。

汉斯·卡斯托普表示钦佩，但不惊异。大学生团体的情况也是这样，他认为。他们也是终生抱成一团，善于安插自己的人，以致谁要不是团体的哥儿们，谁就几乎不可能在仕途上和教会中真正有所作为。因此，塞特姆布里尼先生拿那些显要是共济会员的事实作为该会的荣耀，也许并不完全恰当；可以反过来认为，有那么多会员身居高位恰恰证明共济会的巨大力量，证明它显然比塞特姆布里尼先生乐于承认的更多地操纵着世界事务。

塞特姆布里尼莞尔一笑。他甚至将拿在手里的一册《共济会》当扇子扇起来。卡斯托普自以为给他设了个圈套吧？他问。或者甚至指望引诱他，使他不慎将团体的基本政治精神和政治本质说出来吧？“枉费心机啊，工程师！我们公开地、毫无保留地认同于政治。对于一些傻瓜眼里含着的敌意，我们根本不在乎——这种人在贵国有的是，工程师，别的地方几乎没有——他们听不得政治这个词儿。人类的朋友却压根儿不承认政治和非政治的区别。不存在非政治。一切都是政治。”

“绝对地？”

“我清楚，有些人以为挺不错，可以指出共济会的思想原本并不带政治性。可这些人是在玩文字游戏，他们划的界线早已被认定是虚幻的和没意义的了。首先，至少西班牙的共济会打一开始就显示出某种政治色彩——”

“我能够想象。”

“您很难想象，工程师。您别以为生来就能够想象许多东西，而是要努力吸收和消化——我请您这样做，为了您自己的利益，为了您的国家的利益和欧洲的利益——再者，我还要请您牢记，共济会的思想从来都不是，任何时候都不是非政治的。它不可能如此，即使自以为如此，那也意味着自己欺骗自己，有意模糊本身的性质。咱们是什么人？是建设者和他们的帮手。一切的一切只有一个目的，让人类成为兄弟这个基本原则是全部理想的精华。最美好的理想像什么样？未来的建筑是怎样的？那将是合理的社会，完美的人类，新型的耶路撒冷。在整个世界还有什么政治或非政治可言？社会的问题，人类的共存问题，本身就是政治，彻头彻尾的政治，也仅只是政治。谁献身于解决这个问题——不肯做这种献身者就不配称为人——他也就献身于政治，内在的和外在的政治，他也会理解，共济会的艺术就是执政的艺术……”

“执政……”

“……光明派共济会确实懂得为政之道……”

“太棒啦，塞特姆布里尼先生。执政的艺术，为政之道，都叫我喜欢。不过，该回答我一个问题：您是基督徒吗，你们会里所有的人都是吗？”

“为什么？”

“请原谅，我愿意用另一个问法，一个较一般的简单问法。你们信仰上帝吗？”

“我会回答您的。可您干吗问这个？”

“我原不想诱惑你，可是在《圣经》里有一个故事，说的是某人用一枚罗马钱币去诱惑上帝，结果得到的回答是：把属于皇帝的给皇帝，把属于上帝的给上帝。我觉得，这样的区分方式也划清了政治与非政治的界线。要是上帝存在，政治与非政治的区别也就存在。共济会员信仰上帝吗？”

“我保证给您回答。您谈的是一个统一的共济会；可是令所有善良的人感到遗憾，今天还不存在这样的统一，还只是在为实现统一而努力。

还不存在共济会的世界联盟。这样的联盟要是建立起来了——我再说一下，目前正不事声张地尽一切努力在完成这一伟大事业——那么，毫无疑问也会有统一的宗教信仰，而且将是：消灭下流的宗教信仰。”

“必须是吗？那可不符合宽容精神喽。”

“宽容的问题您几乎没资格谈，工程师。牢牢记住吧，宽容将是犯罪，如果对象是恶的话。”

“上帝是恶吗？”

“可形而上学是恶。因为它没有任何益处，只会使我们放松建造社会庙堂的努力，消极怠惰。早在三十多年前，法兰西的‘东方大师’已率先将上帝的名字从他的全部文件中勾销掉了。咱们意大利共济会紧跟着他……”

“够天主教气派！”

“您的意思是……”

“我是认为，将上帝的名字划掉是非常有天主教气派的！”

“您想说……”

“没什么值得一听的，塞特姆布里尼先生。请别对我的胡说八道太认真！我只是突然觉得，似乎无神论就是某种超级的天主教理论，似乎将上帝的名字划去，只是为了天主教的信仰更坚定。”

塞特姆布里尼先生歇了一口气，显然仅仅出于对教育效果的考虑。

在适当的缄默之后，他回答说：

“工程师，我远远谈不上有动摇您的新教信仰的奢望，也不愿侮辱您。我们谈到了宽容……没有必要再强调，我对于新教不仅仅是宽容；作为受良知钳制的历史反对派，它始终受到我深深的敬仰。印刷术的发明和宗教改革，现在是将来也仍然是中欧对人类做出的两大杰出贡献。

没有疑问。不过，听了您刚才的一席话，我不怀疑您会完全理解我的意思，如果我向您指出，那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它还有第二个方面。新教思想掩藏着某些因素……你们的宗教改革家的人格本身也掩藏着某些因素……我指的是宁静和沉潜于内心，这些都是非欧洲的，都有着与这个崇尚行动的大陆的生活准则相异甚而至于敌对的性质。您好好瞧瞧他，瞧瞧这位路德！您仔细观察观察他的画像，早年的和后期的！他有怎样一个头颅，怎样的颧骨，眼睛的位置多么罕见啊！我的朋友，那是亚洲啊！要说那里头没有索本人、斯拉夫人、萨马喜阿人的血统在起作用，我才会奇怪，才会奇怪得要死哩。本来，贵国的天平岌岌可危地保持着平衡，而这个人的强大影响——谁愿意否认呢——却给其中一个秤盘增添了不幸的重量，一个可怕的砝码落在东方的秤盘，致使西方的秤盘今天还在空中摇摇晃晃……”

说着，塞特姆布里尼先生离开立在小窗前的可折叠写字几，踱到摆着饮水瓶的圆桌旁边，以便靠他的学生近一些。汉斯·卡斯托普呢，则坐在紧挨着墙的床沿上，没有靠背，只好一支胳膊肘支着膝头，手托着腮帮。

“亲爱的！”塞特姆布里尼先生道，“亲爱的朋友！即将作出决断——对欧洲的幸福和未来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的决断，而命运注定您的国家来完成这一任务，在它的灵魂的深处。它在东方和西方之间，必须一劳永逸地自觉作出选择，在争夺它的灵魂的两个世界之间作出选择。您年纪轻轻，将参加这一抉择，时代赋予您影响它的使命。因此，命运赐福于咱们，是命运使您身不由己来到这可怕的地区，但却给了我机会，让我以并非未经训练和完全无力的言词，对年轻的富于可塑性的您施加影响，让您感觉到自己的责任——它也是您的国家肩负的对文明的责任……”

汉斯·卡斯托普用拳头支着腮帮子坐在那儿，目光穿过阁楼的小窗朝外望去，在他那单纯的蓝眼睛里看得出某种抵触情绪。他默不作声。

“您沉默无言，”塞特姆布里尼先生激动地说，“您和您的国家，你们完全一声不吭，叫人看不透，判断不了它的深浅。你们不爱言语，或者不具有言语能力，或者以一种令人不快的方式使言语变得神圣——与你们联系在一起的世界不知道，也不会知道，它与你们有什么问题。朋友，这很危险。语言就是文明本身……言语，即使是表示异议，也将人们联系在一起……而无言却只能使人孤独。别人会猜想，你们将企图用行动来打破这种孤独。你们将让您的表兄乔科莫——”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图省事，总爱用意大利名字“乔科莫”来称呼约阿希姆，“你们将让您的表兄乔科莫来代你们发言，‘猛地将两人打倒在地，其他人全逃之夭夭’……”

汉斯·卡斯托普忍俊不禁，塞特姆布里尼先生也微微笑了，暂时对自己生动形象的谈吐的效果感到满意。

“好，咱们笑一笑！”他说，“您会发现，我是时刻准备着开心开心的。‘笑是心灵的闪光’，一位先哲说。现在咱们已接触到一些问题——一些，我承认，与我们初期为建立共济会世界联盟的工作所遇到的困难相联系的问题；这些问题，具体地讲，正是欧洲的新教界给我们造成的……”随后，塞特姆布里尼先生继续热情地谈着共济会世界联盟的设想。这个思想诞生在匈牙利，它的实现注定会赋予共济会以左右世界的权力。意大利作家还展示了一些大人物从外边写来的谈这个问题的信，其中一封系瑞士的‘大师傅’——‘三十三营地的兄长’的亲笔信；信中讨论了宣布人造语言世界语为共济会的世界通用语的计划。塞特姆布里尼热情激荡，称这个计划有很大的政治意义，目光射来射去，估量着这一革命的共和思想实现的前景，在他的祖国，在西班牙，在葡萄牙。

他自称与等级森严的共济会总会的一些高层人士也保持着书信联系。毫无疑问，在高层作出决断的时机已经成熟。要是不久之后在平原上事变迭起，那么，请汉斯·卡斯托普想到他。年轻人答应一定这样做。

需要说明一下，年轻人分别与他的两位导师进行的上述有关共济会的交谈，都发生在约阿希姆回到山上来之前。可马上我们要讲到的争论，却是在他回来后才进行的，而且当着他的面。那是十月初，约阿希姆重新住院已经九个星期，大伙儿聚在“坪”上的疗养院前，一边享受秋天的阳光，一边喝咖啡。这次聚会之所以让汉斯·卡斯托普一直记得清清楚楚，是因为他当时暗暗感到忧虑——由约阿希姆的体检结果和身体状况引起的忧虑。本来也不值得大惊小怪，只是喉咙痛和嗓音嗄哑，算不上什么大毛病；然而在年轻的卡斯托普眼里却显得有些不一般——原因正是，我们可以说，他在约阿希姆的眼睛深处发现了某种不一般的光辉。

这双平时大而温柔的眼睛，今天，恰恰今天，不知怎么显得更大、更深了，带着沉思的——必须加上一个特殊的形容词——咄咄逼人的神气，并且还有那种刚才已说过的发自内心的异样光辉。要讲约阿希姆的眼睛现在令表弟不喜欢，那就错了——相反，它们使他觉得很可爱，但却仍然叫他担忧。总而言之，它们给他造成的是一些说不清楚的迷茫的印象，这样讲才符合事情的本质。

谈话，不，争论——自然是纳夫塔与塞特姆布里尼之间的争论——一开始并没有什么特别，跟上述有关共济会的讨论也没多少紧密的联系。除去表兄弟之外，还有费尔格和魏萨尔在场。大伙儿都全神贯注，虽说并非每一个人都理解所谈的事情——例如费尔格先生就根本不理解。然而，争论之激烈似乎生死攸关，可同时又进行得机智而文雅，似乎与生死无关，只是在玩一种高雅的赌赛一—在塞特姆布里尼与纳夫塔之间的所有争论全都如此——一次这样的交锋自然听起来很有意思，即使听的人并不懂得多少，也看不清楚它的深远意义。是的，甚至就连坐在四周不属于他们圈子的其他客人，同样为争论的热烈和文雅所吸引，扬起眉头倾听着他们俩你一言我一语。

已经说过，那是下午喝过茶以后，在疗养院的前边。“山庄”的四位住院者在那儿碰见塞特姆布里尼，过一会儿纳夫塔又偶然地参加了进来。大伙儿围坐在一张金属小桌四周，各人喝着用苏打水稀释了的不同的饮料，大茴香酒和苦艾酒什么的。纳夫塔是专程来吃茶点的，还要了葡萄酒和糕饼，这显然表现了他对寄宿学校生活的怀念。约阿希姆不断用天然柠檬汁滋润自己疼痛的咽喉，而且喝得又酸又浓，因为这使他喉头紧缩和感到好受一些。塞特姆布里尼只能要点糖水，但却用麦秆津津有味地吸着，就像在品尝琼浆玉液。他打趣道：“您猜我听见了什么，工程师？您猜什么传到了我的耳朵里？您的贝娅特丽齐回来啦！您的女向导，她将带领您游历环绕天堂的所有九重天！噢，我希望，到时候您也别完全鄙弃曾经牵着您的朋友之手，您的维吉尔之手！我们这儿这位教士可以向您证实，如果弗朗西斯派的神秘主义缺少托马斯·阿奎那的学说这相反的一极，中世纪的世界也不会是完整的。”

如此富有学识的玩笑调侃，令大伙儿笑逐颜开，并一齐望着汉斯·卡斯托普。他呢，同样笑嘻嘻地冲着“他的维吉尔”举起盛着苦艾酒的杯子。简直没法相信，在接下去的一小时里，会从塞特姆布里尼先生那虽然矫揉造作但却毫无恶意的话里，引出一连串含义深远的争论来。因为纳夫塔觉得受到了挑衅，便马上转入进攻，对那位被塞特姆布里尼崇拜得像神，是的，甚至置于荷马之上的拉丁诗人大肆嘲笑了一番。他过去已不止一次地表示极端藐视那位诗人乃至整个拉丁文学，眼下又毫不犹豫地抓住机会，恶狠狠地发泄了一通。对伟大的但丁可算一个非常善意的时代局限，他说，他竟如此郑重其事地看待这位平庸的罗马诗人，硬加给了他的诗歌如此重大的作用，虽然塞特姆布里尼先生无疑从这些诗中发现了共济会的意义。这个宫廷文人和朱利亚家族豢养的食客，这个都市作家和花言巧语者，他没有一星半点创造性，没有灵魂；如果说有，那也是第二手的。他不值一提，根本说不上是诗人，而只是一个头戴奥古斯都时代长而卷曲的假发的法国佬！

塞特姆布里尼先生表示不怀疑他的对手会找到手段和办法，将他对罗马的高度文明的蔑视与自己作为拉丁语教师的职责协调起来。不过，看来有必要请他注意另一个更严重的矛盾；他在发表上述议论时就陷入了与他自己最钟爱的那几个世纪的矛盾中，因为这些世纪不仅不蔑视维吉尔，而且明白无误地承认他的伟大，把他看做一位富有魅力的智者。

纳夫塔反驳说，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呼唤那些黎明时代的单纯来为自己助战是白费力气——那不过是一个以被战胜者的着魔来证实自身力量的胜利。再说，年轻的教会的导师们曾不倦地告诫人们，别听信古时候那些哲学家和诗人的谎言，特别是别让维吉尔喋喋不休的花言巧语给弄迷糊了。今天，当又一个世纪即将进入坟墓，当一个无产者的黎明开始的时候，确实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温导师们告诫的大好机会！因此，为了索性把话讲完，塞特姆布里尼先生也可以确信，他纳夫塔在从事自己那点儿世俗职业时——有劳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刚才提到了它——是完全适当地有所保留的。他参加古典修辞教学同样不无嘲讽之意；一个乐观主义者无论如何应知道，这样的教学还会几十年地存在下去。

“你们学过它，”塞特姆布里尼嚷道，“学过古典修辞学，所以你们嘴尖舌利。那些古代的诗人和哲学家，你们努力将他们的衣钵继承下来，就像你们利用古代建筑的砖石建造你们的教堂一样！因为你们感到，你们无法靠自己的力量创造新的艺术形式，满足你们无产者心灵的需要。

你们希望用古代自己的武器将古代打倒。将一再如此，永远如此！你们的黎明粗陋、笨拙，不得不去向你们劝说自己和别人加以轻视的东西学习。因为没有教育，你们没法面对人类生存下去；而教育只有一种，那就是你们所谓的资产阶级教育，也即人文主义的教育！”人文主义教育原则的终结——就那么几十年的问题？只是出于礼貌，塞特姆布里尼先生才没有放开喉咙，尽情地嘲笑。欧洲知道如何珍惜自己永恒的财富，会无视这儿那儿总有人喜欢梦见的无产者的启示录，会内心平静地将古典理性的实现提上日程。

既然说到日程，纳夫塔就尖刻地指出，塞特姆布里尼先生看样子对情况了解得并不完全清楚。那在日程上还是一个问题，并非像意大利作家乐于相信的那样已成定论。而产生于地中海岸的古典人文主义传统，它到底是具有全人类的性质因而与人类永远共存呢，或者仅仅是附属于某一个时代的过时的精神形式，因而也会和这个时代一道死去呢？回答这个问题是历史的任务，不过，尽管如此还是奉劝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别太心安理得，以为历史将按照他那拉丁保守主义的意愿作出决断。

竟然把自命为进步的仆人的塞特姆布里尼先生称作保守主义者，矮小的纳夫塔真太厚颜无耻。大伙儿都这么感觉，当事者自然尤为痛切。

只见他激动地捻着上翘的八字胡，寻思着如何反击敌人；这就给了纳夫塔时间继续攻击古典的教育理想，攻击欧洲学校教育重视修辞和文学的精神，攻击它繁冗的语法形式，说它们不过是资产阶级统治者利益的附属物，早已成为民众的笑柄。是的，你简直想不到民众如何拿咱们的博士头衔，拿咱们整个的教育官僚体系，拿国立的民众学校尽情地取笑开心；这种学校实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我们却妄想使它成为掺了水的培养人才的机构。民众早已知道，它在摧毁腐朽的资产阶级王国的斗争中需要的那种教育，只有在这种唯上司之命是从的所谓学校之外去获得。而且几乎谁心里都有数，咱们这类从中世纪的修道院演变成的学校，只是旧时代遗留下来的一条可笑的辫子，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再从学校里获得真正的教育；报告会、展览、电影等等自由而公开的教学形式，比任何学校课程都远为优越。

塞特姆布里尼回答，纳夫塔给他的听众们送上了一个革命加反动的拼盘，只可惜愚民政策的作料加得太多，所以吃起来很不是味道。他关心民众的启蒙令人产生好感，可这好感所剩不多，因为听众担心这儿起作用更多的是一种本能的倾向，即老想使民众和世界永远笼罩在文盲似的蒙昧中。

纳夫塔微微一笑。文盲！哈，塞特姆布里尼先生一定以为终于说出了一个真正可怕的字眼儿，就像让人看见蛇发女怪的脑袋一样，确信谁都会吓得脸色苍白了吧。他，纳夫塔，却感到遗憾，不得不叫他的对手失望，因为人文主义者对文盲这个概念的恐惧只令他好笑。事实上，只有文艺复兴时期的文人，只有咬文嚼字的作家，只有矫饰的修辞学者，只有崇拜形式的小丑，才会赋予读和写这些科目以如此夸大的教育作用和紧迫意义，才会相信精神缺少这些知识便会为黑夜所统治。不知塞特姆布里尼先生是否记得，中世纪最伟大的诗人沃尔夫拉姆·封·埃申巴赫就是个文盲？那时候，在德国认为送男孩子去上学是可耻的，除非他正好许了愿准备当教士。贵族以及民众对书写技艺的这种轻视，始终是身份高贵的标志——文人学士作为人文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嫡子，能读又会写，贵族、武士和民众都不会，或者只马马虎虎会——但除此之外，文人学士对世界上的其他任何东西都不会，都不懂，一辈子只知道夸夸其谈，只会几句拉丁语，而把生活让给了正常人——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把政治变成一只灌满风的口袋，也就是装满修辞学和文学的口袋，拿党派术语来说叫做激进主义和民主主义，等等等等。

现在，又看塞特姆布里尼先生的吧！他高声说，纳夫塔讥讽对于文学形式的爱好，以显示自己对过去某些时代的野蛮狂热的推崇，是太冒险了。因为，没有这种爱好，就不可能想象有任何人性，绝对和永远不会有！还说什么高贵？只有人类的敌人，才会把这个形容词加之于无言的粗鲁的事物。真正高贵的，恰恰唯有某种慷慨大度，大度，它表现在赋予形式以独立于内容的自身价值，人的价值——把言语当作纯粹的艺术加以崇拜，这是希腊罗马文明的遗产，人文主义者，人文主义作家，至少应该在通行罗马语族的地区和国家将它恢复振兴起来；它同时也是一切后来的理想主义，包括政治上的理想主义的根源。“不错，我的先生！您企图污蔑为言语与生活脱离的东西，恰恰是美的圆满的更高一级的统一。在一场以文学和野蛮为分界线的论战中，我不担心心性高卓的年轻人会站在哪一边。”

塞特姆布里尼先生最后一句话使汉斯·卡斯托普感到是向他发出的呼吁，不由得一怔；因为他只用了一半的注意力听争论，在座那位武士和高贵职业的代表或者说尤其是武士眼里异样的神情，更令他操心。这当儿，又像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前些时郑重其事地强迫他在“东方和西方”

之间作出选择一样，他也是满脸的不情愿和保留，同时一声不吭。这两位老兄，他们把一切全推上极端，他们既然愿意争论，大概有此必要吧。

他们硬要争个你死我活；而在他卡斯托普看来，似乎在他们的誓不两立之间，在雄辩的人文主义和目不识丁的野蛮之间，必定还存在着某种可以被宽容地称为人性或人道的东西。不过，他没有把自己的看法讲出来，以免得罪两位思想家，只是冷眼旁观，让他们继续争下去，眼看着他们如何以敌意相互激励着把话越说越远，越说越绝；而一切一切的起因，只是塞特姆布里尼说了一句有关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笑话。

眼下，塞特姆布里尼先生不肯把想说的话马上说出来，而是先玩味一番，炫耀一番。他以文学的保护神自居，大谈文字发明和发展的历史，而且是从初民第一次在石头上刻象形文字，以便将自己的知识和感觉长久保存下来的一刻谈起。他谈到埃及的神叨忒，说他与希腊神话里的赫尔美斯是一回事，都被尊为文字的发明者，尊为图书馆的守护者和一切精神创造的激励者。对这位比赫尔美斯大三倍的神灵，对这位人道的赫尔美斯，对这位古代剑术和摔跤学校的大师傅，塞特姆布里尼先生五体投地，说人类之有文学和演讲术，都是他的恩赐。汉斯·卡斯托普受了感染，也说道：这位埃及神灵显然还是位政治家吧，他以更大的气魄做了布鲁涅托·拉蒂尼先生所做的事情，后者仅仅赐给佛罗伦萨人以文雅的举止和谈吐，教会了他们按政治原理治理自己的共和国的艺术。接着，纳夫塔又出来反驳道，塞特姆布里尼先生撒了一点谎，他给人看的叨忒神的形象是大大地修饰过了的。须知，那原本不过是猴神、月神和亡灵之神，是个头上顶着月牙儿的猢狲，之所以被称作赫尔美斯，主要因为他也是死亡和死者之神罢了；作为亡灵的管制者和引导者，他在古代已变成大巫师，在盛行犹太神秘哲学的中世纪已变成炼金术之父。

什么，什么？在汉斯·卡斯托普思维和想象的作坊里，一切都乱七八糟，漫无头绪：披着青色长袍的死神成了人文主义的雄辩家；朝那位文教之神和人类之友定睛看去，他竟长着一张猢狲丑脸，额头上还带着黑夜和巫术的标记……他反抗着，想挥手赶跑幻象，然后用手蒙住双眼。

然而在他避难的黑暗中，仍响着塞特姆布里尼继续一个劲儿地赞美文学的声音。他提高嗓门儿说，不仅是静观的思想家，就连行动的伟人，也始终和文学关系密切。在此，他列举出亚历山大、恺撒、拿破仑，列举出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和其他叱咤风云的人物，甚至举出了拉萨尔和毛奇的名字。纳夫塔提醒他还可以回溯到中国的历史上，说在那里曾经把对文字的崇拜搞到了滑稽得无以复加的程度，谁要能涂写出全部四万个汉字，谁就将当上大元帅——这肯定很合一位人文主义者的心意。塞特姆布里尼不以为然，反驳说，嗨，纳夫塔非常明白，这儿谈的不是涂写，而是谈作为激励人类的力量的文学，谈文学的精神，可怜的讥讽者！文学精神就是精神本身，就是内容分析与形式相结合的奇迹。它将唤起对一切符合人性的事物的理解，削弱和消除愚蠢的价值观和妄念，使人类变得更文明、善良和高贵。它造成道德的高度精细和敏锐，同时又培养怀疑、正义和容忍精神，但却远远不会引起狂热。文学的净化和治疗作用，它用认识和言语抑制热情的功能，它作为通向理解、宽容和仁爱之路，语言的拯救力量，文学精神作为人类精神最高尚的体现，文学家作为完人，作为圣者……塞特姆布里尼先生的辩护词和赞美诗，就以如此辉煌的音调讲下去，唱下去。可是啊，他那位对手也不示弱；他知道用恶劣而光辉的驳词破坏天使的歌唱，自称是生活的维护者，反对隐藏在赞美诗中的破坏精神。刚才塞特姆布里尼先生炫耀的什么结合的奇迹，他认为说到底不过是魔术和欺骗；须知，那种文学精神自诩与分析观察的原则统一起来了的形式，只是一种虚假的骗人的形式，而非真实的、成熟的、自然的形式，而非生活的形式。所谓人的改造者只是口头上挂着纯净化和圣洁化这些词儿，事实上所干的只是阉割生活，抽取生活的血液；是的，精神，理论的狂热，确实对生活有害，谁企图破坏热情，谁就想造成虚无——纯粹的虚无，确实纯粹，因为事实上“纯粹的”是唯一一个形容词，只有它还可以与虚无搭配。在这一点上，咱们的文学家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可算真正露出了本相，也就是说他作为进步、自由主义和资产阶级革命的拥护者。须知进步是纯粹的虚无主义，自由主义资产者原本是虚无和恶魔的崇拜者，是的，他否定上帝的存在，否定保守积极的绝对精神的存在，信奉恶魔的反绝对精神，信奉死亡和平主义，却仍然自以为奇妙而又虔诚。他实际上半点也不虔诚，而是对生活犯下了滔天大罪，活该受到生活的宗教法庭和秘密裁判所最严厉的惩处，等等等等。

纳夫塔知道强调什么，才能把赞美诗变成魔鬼的怪叫，才能使自己成为严格的仁爱原则的化身；结果，要区分上帝与恶魔，生命和死亡，又完全不可能了。请读者绝对相信我们，纳夫塔的对手也是好样的，不会来而无往，而是给了一个很漂亮的回答。接着又是纳夫塔反驳，也同样漂亮。如此又继续了一会儿，谈话就进入到早先已提到过的讨论中去了。只是汉斯·卡斯托普无心再听，因为约阿希姆已经说了，他相信自己肯定感冒发烧了，不知道该怎么办，要晓得在这儿的疗养院中感冒可不“允许”。两位决斗者却顾不上这些，汉斯·卡斯托普，如我们说过早已在为他的表哥担心，只好和约阿希姆中途起身告退，把辩论能否进行下去交给了剩下的听众来决定，交给了费尔格和魏萨尔：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他们俩能否表现出足够的求教的热情。

半道上，汉斯·卡斯托普和表兄商量好，要通过正式的渠道解决后者感冒和咽喉痛的问题，也就是说让浴室管理员去报告护士长，然后兴许便会对患者采取点什么措施。后来也按商量的办了。果然，当天晚饭后不久，米伦冬克护士长就来敲约阿希姆的门，当时汉斯·卡斯托普正好在表兄房中。她尖着嗓子问年轻的军官哪儿不舒服，有什么愿望。“脖子痛？嗓音沙哑？”她重复病人的话，“乖乖，瞧您是怎么搞起的？”

随后，她企图盯住约阿希姆的眼睛，但是失败了，两人的目光不肯碰在一起，但原因不在约阿希姆，是她自己的目光向旁边游移。要不是经验告诉她，这样的事她永远也不会成功，她定然会反复地尝试！她从腰带的包里抽出一根金属鞋拔子似的家伙，硬在病人嘴里看他的喉咙，汉斯·卡斯托普不得不用床头柜上的灯为她照亮。她踮起脚尖，观察着约阿希姆的小舌，说道：

“回答我，可敬的朋友——您是否曾经噎着过？”

这话叫他怎么回答呢！在她还在瞅他嗓子眼儿的当口，约阿希姆根本就不可能讲话；就算她放开了他，他也不知如何回答是好。在一生中，自然他有这次那次被噎着，吃饭的时候，喝水的时候，但是人命中注定会噎着，她问的不可能真是这个意思。约阿希姆只好说：怎么？他已记不起最近一次是在啥时候了。

好，没什么，她只是随便问问。看起来，约阿希姆是感冒啦。她的话令表兄弟俩大吃一惊，因为在这儿疗养院里，感冒一词向来是个禁忌。

她还讲，根据现在的情况，有必要请顾问用喉镜作进一步检查。临走，她留下一些润喉片和一条敷有马来树胶的带子，后者可以在夜里打湿了缠在病人脖子上。约阿希姆把两样全用起来，也明显地感到好多了，便一个劲儿地用下去，因为他的嗓音还不见清亮，是的。到后几天甚至嗄哑得更厉害，虽然喉痛有一阵几乎完全消失了。

再者，他的发烧纯属想象。客观的测量结果一如往常——正是这个加上贝伦斯顾问的检查结论，把诚实的约阿希姆留在山上再小住几日，然后他才好赶回队伍上去。十月的限期不声不响地过去了。谁都没讲一句话，贝伦斯顾问没讲，表兄弟俩相互也没讲。大家都耷拉着眼皮，静悄悄的，像没那回事。根据每月例行体检时贝伦斯口授给他长于心理分析的助手做的记录，根据X 光片显示的结果，情况再清楚不过：要说出院，充其量只能不顾一切地跑掉。可这次约阿希姆却得表现出铁一般的自制力，坚守在山上的岗位上，直至身体恢复得结结实实，经受得起风吹雨打，才好回平原上去服役，去履行自己的誓言。

这就是唯一可行的策略。对它大伙儿心照不宣，似乎都没有异议。

可实际上呢，他们相互并不摸底儿，不知道人家在内心深处是否真相信它。正因为存在这样的猜疑，哥儿俩面对面时总耷拉下眼皮；而每次发生这种情况之前，他们的目光又一定会碰在一起。在上次讨论文学的聚会过程中，汉斯·卡斯托普第一次发现约阿希姆眼球深处有一种异样的光，有一种特殊的令人担忧的神情；自此，上述情形发生得就更经常了。

特别是最近在进餐时又发生过一次：嗓音沙哑的约阿希姆不知怎的被噎住了，噎得差点儿喘不过气来。约阿希姆用餐巾蒙着嘴喘息不止，邻座的马格努斯太太则按老法子替他捶背，这当儿，表兄弟俩的目光又碰在一起，结果令汉斯·卡斯托普大为骇异，其程度胜过那自然是人人都可能出的岔子本身。随后，约阿希姆闭住眼睛，用餐巾捂住嘴脸，离开餐桌和餐厅，准备到外边咳个痛快。

十分钟后，他回到桌旁，脸色虽然还有些苍白，却带着微笑，嘴里说着对刚才引起的麻烦表示歉意的话，马上又重新参加享用那丰盛过了头的午餐。事过之后，他们甚至完全忘记了哪怕提一提这平凡生活中的小插曲。可是没过几天，同样的情况又重演了一次，但这次不是吃午餐，而是在用第二次丰盛的早餐的时候。他们的目光也没有碰在一起，至少是表兄弟俩的目光没有，因为汉斯·卡斯托普仍把脑袋埋在餐盘里继续吃他的，似乎对什么都不留意。然而离席以后，他们却忍不住提起了这件事：约阿希姆大骂米伦冬克那该死的婆子，是她以唐突的问题给他耳朵里塞进了一只跳蚤，使他像中了邪似的老觉得嗓子眼儿有什么东西，真该让魔鬼把她逮去才好。是的，显然是心理作用，汉斯·卡斯托普说——这么确认一下，他极不愉快的心情也轻松了一点。自打把事情挑明以后，约阿希姆便成功地抵御住了那邪术，进餐时格外小心，最后，被噎着的次数再不比一般没中邪的人多了。直至过了九天或十天，他才又被噎着，但并没有什么值得特别说道的。

然而，约阿希姆却让拉达曼提斯破例地召去了。护士长告发了他，而这么做不能讲是愚蠢的。因为既然院内的柜子里备有喉镜，就该把这想得很聪明的器械拿出来用一用，何况他的嗓音一直不肯恢复，有时甚至完全哑了，再加上咽喉还不时地疼痛，只要是约阿希姆忘了服生津润喉片，如此等等，又确实使她这样做有了足够的道理——更不用讲，约阿希姆现在只是进餐时格外小心，才没有经常被噎着，但这样一来，他离席几乎总是落在其他人后边。

于是乎，贝伦斯拿着镜子朝约阿希姆的嗓子眼儿里反反复复地照，眯缝着眼睛往那深处瞅了好久好久。过后，应汉斯·卡斯托普特别要求，病人马上去到了他的阳台上，向他报告情况。真是够呛，又痒又难受，约阿希姆几乎像在耳语，因为正是午间静卧的时候，必须保持安静。贝伦斯到底还是做出了咽喉炎的诊断，说每天都必须敷药，而且明天马上开始，只是他先得把药背好。原来不过是发发炎和涂点紫药水罢啦。可汉斯·卡斯托普的脑子里却充满联想，想得很宽很远，想到了院里的瘸腿门房，想到了那位一个礼拜都捂着耳朵却没叫一声痛的女人。虽然一连串的问题已涌到嘴边，他却忍住没说出来，决定单独去向贝伦斯提。

对约阿希姆，他只限于表示满意；毛病终于处于监控之下，贝伦斯顾问亲自来关心过问了，他身为一院之长，会解决问题的。约阿希姆只是点点头，没有抬起眼来看着表弟，然后就转过身，向自己的阳台走去。

诚实的约阿希姆到底是怎么啦？最近几天，他的目光老是游移不定和怯生生的。前不久，面对着他柔和而幽暗的目光，米伦冬克护士长想要盯着他瞅的企图失败了；可要是她现在再来尝试一次，就真叫人说不准结局会怎样。不过，约阿希姆反正避免这种四目相遇的情况；要是这种情况毕竟发生了——要知道汉斯·卡斯托普经常在盯着他——那又着实叫人不怎么好受。汉斯·卡斯托普心情抑郁地留在自己的阳台上，他恨不得马上去找院长谈话。然而不行，约阿希姆会听见他起床的声音，他必须推迟到下午再去找贝伦斯。

可是没有成功。真叫奇怪！反正总是找不到贝伦斯，不仅当天晚上，而且第二天、第三天也如此。约阿希姆自然有点碍事，因为完全不能让他察觉。但仅仅这个还不足以解释为什么老是谈不成话，拉达曼提斯为何怎么也抓不住。汉斯·卡斯托普在全院四处找他，打听他，被指到东又指到西，说在那儿准能碰上他，可真到那儿他偏又刚刚走了。一次吃饭的时候贝伦斯露了面，但坐在离得远远的“差劲儿的俄国人席”上，不等上饭后的甜品就没了人影儿。还有几次，汉斯·卡斯托普以为已十拿九稳，明明瞧见他在楼梯和走廊上要么和克洛可夫斯基，要么和护士长，要么和某个病人谈话，便盯紧他。可没想到汉斯·卡斯托普只要眨一眨眼睛，贝伦斯顾问便又不知去向。

直到第四天，他才达到了目的。他躺在阳台上，刚好看见被追踪的人正在花园里向园丁发指示，便迅速从毯子里溜出来，赶到楼下去。贝伦斯顾问已经勾着脑袋，两条胳臂一划一划地朝自己的住宅踱去。汉斯·卡斯托普快马加鞭，甚至斗胆地喊起来，可是却没被听到。终于，他气喘吁吁地跑到跟前，才把他要逮的人逮住。

“您这是干吗呀！”顾问气势汹汹地鼓着两只眼。“难道要我让人专门送一份院规到您手中吗？据我所知现在是静卧时间。您的体温曲线和X 光片子压根儿没给您特权，让您游游荡荡当老爷。看来有必要在院里竖一个惩戒强盗的十字架，吓唬吓唬这种两点至四点之间还在院子里胡乱逛的人！您到底找我干什么？”

“顾问先生，我必须和您谈谈！”

“这我早就发现了，发现您一直在打这个主意。您老是盯着我，好像我是个女人或者别的什么好玩的东西似的。您到底要我干啥？”

“只是想谈谈我的表哥，顾问先生，请原谅！他现在开始敷药……我相信，情况从此就会好转。问题并不严重——我只是想请您允许我问一问。”

“您总是认为一切都不严重，卡斯托普，您生性如此。您压根儿不乐意正视有时问题并不是不严重，而采取了它仿佛不严重的态度，这样，您便认以为不论对神或是对人，都万事大吉啦。其实您是个胆小鬼，是个伪君子，朋友；您的表哥称您为老百姓，算是非常客气的了。”

“完全可能，顾问先生。当然，我的个性的种种缺点，并不是眼下要谈的问题。确实如此，眼下不是谈它们。三天来我想请求您的，只是……”

“只是让我给您斟点甜蜜蜜的混合酒！您这么来搅扰我，烦我，只是为了让我增强您伪善的信心，以便您心安理得地睡大觉，在其他人忧心忡忡地失眠的时候。”

“可是，顾问先生，您对我太严厉了。我相反是想要……”

“对，严厉，这可刚好不是您的事。您的表哥却是另一种人，地地道道的另一种人。他心里明白，一言不发却心里明白，您懂我的意思？

他不倒在别人怀里便幻想问题还不严重。他知道他做什么，有怎样的危险。他是个男子汉，知道怎么挺住，怎么一声不吭，而这些都是男子汉的本领；很可惜，像您一样娇生惯养的人完全学不会。我可是告诉您，卡斯托普，您要是在这儿大喊大叫地演戏，任着您那老百姓的性子胡来，我就撵您出院。要知道，只有男子汉能相互容忍，懂吗！”

汉斯·卡斯托普默不作声。他现在脸上也变得青一块红一块的；他的皮肤已晒成古铜色，不可能完全苍白。终于，他嘴唇颤抖地说道：“非常感谢您，顾问先生，现在我也完全明白了，因为我推想，您不会如此——叫我怎么说呢——不会如此庄重地对我讲话，要是约阿希姆的情况并不严重的话。我也根本不喜欢大喊大叫和演戏，这一点您是冤枉我了。如果有必要保持缄默，我也一定会做到的，我想我可以保证。”

“您舍不得您表哥吗，汉斯·卡斯托普？”贝伦斯突然抓住年轻人的手问，同时用他那睫毛灰白的充血的蓝色鼓眼睛定定地仰望着卡斯托普……

“有什么好讲呢？顾问先生？一位如此近的亲戚和如此好的朋友，再加上还是山上的伙伴。”汉斯·卡斯托普啜泣几声，一只脚踮了起来，脚尖朝向外面。

顾问赶紧丢开他的手。

“噢，往后的七八个星期您得对他殷勤些。”他说，“您仍旧像您生就那样地无忧无虑吧，这对他再好不过。还有我呢，也将尽可能把事情办得又体面、又舒适。”

“喉结核，对吗？”汉斯·卡斯托普冲顾问点点头问。

“喉结核，”贝伦斯肯定地回答，“病情恶化得很迅速。气管黏膜的状况也已经很糟糕。可能是在队伍上喊口令引起了一些反作用。我们本来应该随时防备这样的病灶扩散转移。没多少指望啦，孩子；说实话，压根儿没有。当然啦，还要尽一切努力，不惜任何代价。”

“他母亲……”汉斯·卡斯托普说。

“等一等，等一等。还不用着急。您要做得得体而漂亮，让她慢慢慢慢地明白事情的真相。现在回您的岗位上去吧。他会察觉的。知道人家这么在背后谈他，心里必定很不是滋味儿。”

约阿希姆每天都去敷药。时值秋高气爽，他穿着雪白的法兰绒长裤配天蓝色上衣，吃饭时经常因为治疗而来迟，但却总是那么整洁和富有军人气派，那么和蔼大方地向大家点点头，请大家原谅他来迟了，然后就坐下去吃自己的饭。现在为他特别准备了饮食，因为吃普通饭菜他可能噎着，吃起来太慢：他现在得到的是各种汤、肉末和糊糊。很快，同桌的人便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们在反过来招呼他时特别有礼貌，特别热情，一口一个“少尉先生”。当他不在时，他们便盘问汉斯·卡斯托普；就连其他席上的人也跑过来问这问那。例如，施托尔太太就一边绞着手一边凑上来，喋喋不休，大惊小怪。汉斯·卡斯托普答话总是很简单，让人觉得情况严重，但却不超过一定的限度。他是真心诚意地感觉到，不应该过早地对约阿希姆绝望。

他们俩一块儿去散步，一块儿去走一日三次规定得走的路。眼下，贝伦斯顾问严格限制了约阿希姆走的距离，免得他不必要地消耗体力。

汉斯·卡斯托普走在表哥的左边——他们从前可是时左时右，怎么走怎么好；现在，汉斯·卡斯托普大多坚持走左边。他们话不多，除去疗养院里通常送到嘴边的话题外，什么也不讲。至于那件他们俩心照不宣的事，完全没啥好谈，特别是在极少直呼其名的、对礼仪极为敏感的人们之间，更是如此。不过，尽管这样，有时在汉斯·卡斯托普那老百姓的胸中也激荡不已，使他感到憋得慌，恨不能一吐为快。然而不可能啊。

涌到喉咙口的话只得吞回去，他哑然无声了。

约阿希姆低着头走在他旁边，眼睛盯着地上，活像在研究观察大地似的。真叫奇怪：他在这儿走着，穿戴整齐大方，和碰见的人礼貌得体地打招呼，如一贯那样很注意自己的外表和风度——然而他已经属于大地。不错，我们大家或迟或早都要属于大地。不过这么年纪轻轻，带着无法实现的去军旗下短暂地服役效忠的美好宿愿，毕竟可悲。但感到更加可悲、更加不可理解的，却是那位知道一切的走在旁边的汉斯·卡斯托普，而不是这位行将以大地为归宿的人自己。他也知道，却保持着缄默；他这很得体的态度原本富有学者气派，事情对他本人似乎已没多少现实性，从根本上看更多地关系着其他人，而非他自己。确实，我们的死主要给继续活着的人添了麻烦，而不是给我们本身。因为不管我们引用不引用，那位机智的哲人的话都千真万确：我们在，死亡便不在；死亡在，我们便不在。也就是说，在我们与死亡之间不存在现实的关系；死亡这东西跟我们毫不相干，只跟世界和自然有些牵连。——正因为如此，一切创造物面对死亡都心安理得，漠不关心，自私自利，毫无责任感和负疚感。近几个礼拜以来，汉斯·卡斯托普在约阿希姆身上就发现有这种缺少责任感和负疚感的情况，明白了他虽然知道自己不会由于死亡而难受，但却很得体地保持着沉默，或者因为他与它的内在关系还不十分紧密，还是理论性的，或者在实际考虑这些关系时，他健全的分寸感还起着节制作用，同样使他不便谈论那件心照不宣的事。类似的心照不宣的讨厌事在生活里还有许许多多，它们是生存的必须条件，但并不妨碍人保持礼仪和风度。

他们俩就这么走着，绝口不提那些纯属自然但却与生活大相径庭的事情。开初，约阿希姆还又激动、又愤怒，对误了参加大演习和在平原上服役抱怨不止，现在却一样地不声不响啦。可是为什么，他尽管既不抱怨又无内疚，柔和的眼睛里却老是出现那种忧郁而畏葸的神情呢？那么怯生生的，要是米伦冬克护士长想起什么时候再来和他较量一下子，她多半会取胜了吧？难道只是他知道自己眼窝塌陷、面颊消瘦的缘故吗？——要晓得，近几个礼拜，他一天一天地明显瘦下去，比他刚从平原上回来时还瘦得多，棕红的脸色也越变越蜡黄。还有周围的环境，似乎也使他有理由自惭形秽，自己瞧不起自己；因为像阿尔宾先生一类的人，可以讲别无心眼儿，想的只是尽可能地以别人的耻辱来美化自己。

他那曾经多么开朗的目光，现在完全收敛了，藏匿起来了，为什么？对谁？有些动物在临死前也自行藏匿起来，羞于苟活下去，那情形非常稀罕——它们相信自己因为衰弱了，快死了，在外面的大自然中已不能再受到任何尊重和孝敬。它们是对的，因为志在翱翔的群鸟，不仅不会尊敬伤病的同伴，还会愤怒而轻蔑地让它饱受铁喙的教训。不过那是冷酷的自然界；在汉斯·卡斯托普的胸中，每当他在可怜的约阿希姆眼里发现那出自本能的深沉的羞愧时，却总是涌起人道的温情和怜悯。他走在约阿希姆左边，有意识地这么做；表哥眼下脚步已不那么稳，在爬草地上的小坡坎时他总是搀扶他，用胳臂搂着他的肩膀，再顾不得什么礼仪不礼仪了。是的，他上了坡还搀着表哥走一段，忘记把胳臂从他肩上放下来，直到约阿希姆有些不高兴地扭动身子说：“干吗呀，你！我们这个样子往前走，就像醉鬼似的。”

后来，有一次，约阿希姆忧郁的目光对于汉斯·卡斯托普又多了一层含义。那是在十一月初，约阿希姆已得到卧床静养的指示——当时积雪已经很深。他的病情急剧恶化，仅仅吃碎肉和软食都十分困难，吞一两口就会噎着。遵医嘱只得全用流质代替；同时，贝伦斯规定他长期卧床静养，以节省体力。也就是在此之前的最后一个晚上，在他还能自由走动的时候，汉斯·卡斯托普撞见了他——撞见了他和那位动辄用散发出桔子香味儿的手绢捂着嘴吃吃地笑的少女，和那位乳峰迷人的玛露霞在一起。事情发生在晚饭后的游艺厅中。汉斯·卡斯托普在音乐沙龙中呆了一会儿，然后出来找约阿希姆，不想发现他正站在壁炉前的玛露霞的椅子边上——那是一张摇椅，姑娘坐在上面，约阿希姆用左手按着椅背使椅子向后倾，玛露霞只能躺着用她那双褐色的圆圆的眼睛仰视他的脸，他则俯下身子，轻轻地结结巴巴地诉说着什么。她呢，却只是偶尔笑一笑，还轻蔑地耸耸肩。

汉斯·卡斯托普赶紧退回去，却发现还有其他疗养客也注意到了这一幕，并像通常似的在挤眉弄眼。——约阿希姆不曾察觉，不，或者只是不在乎。然而，这个场面使汉斯·卡斯托普受到的震动，比近几周来他在表哥身上发现的任何其他虚弱的迹象都要强烈：约阿希姆竟神魂颠倒地找乳峰高耸的玛露霞表白啦，他从前长期与她同坐一桌却没搭过一句腔，在她面前总是严肃、理智和自尊地垂下眼睑，虽然在听见人家谈到她时脸上也红一块紫一块。“是啊，他不行了！”汉斯·卡斯托普想，然后静悄悄地坐到音乐沙龙里的一张椅子上，任凭他表哥在这最后一个晚上去干他还渴望干的事。

从第二天开始，约阿希姆就一直躺着了。汉斯·卡斯托普向露意丝·齐姆逊姨妈报告了情况，坐在他那舒适的躺椅里给她写了一封信。

信里除去以前常谈的一般病情，还特别讲到约阿希姆已经起不来，他虽然口里没有任何表示，可眼睛却明显地流露出想自己的母亲来呆在他身边的愿望，而且，贝伦斯顾问也认为应该满足约阿希姆这个不曾表白的心愿。后面这一点，信中同样婉转而明确地加上了。所以，毫不奇怪，齐姆逊夫人立刻使用最快捷的交通工具，急急忙忙赶到她儿子这儿来：汉斯·卡斯托普的告急信发出才三天，她已抵达目的地。她的外甥冒着风雪，乘着雪橇到达沃斯村火车站去接她。他站在月台上，不待小火车进站，便先将自己脸上的表情调整好，既不想让做母亲的一下车便承受过分的惊吓，也不想让她第一眼获得任何错误的愉快的印象。

在这个山中小火车站，不知已经演出过多少这样的迎接场面：双方都迅速向前跑，下车的人总是急切而忧惧地研究着来迎接的人的眼神！

齐姆逊太太活像是从汉堡一直步行到了这里。她绯红着脸，把汉斯·卡斯托普的手拉到自己胸前，目光显得有些惊恐地四处游移，急急忙忙而又有几分隐秘地提出一个又一个问题。汉斯·卡斯托普避而不答，办法是只讲他感谢她这么快就赶来了——太好不过了，她的约阿希姆一定会喜出望外。不错，他现在遗憾只能躺着，因为吃流质的缘故，他的体力自然不会不受影响。但是，必要时还有一些其他的办法，例如输入人造营养品。是的，整个情况她会亲眼看见的。

她看见了；站在她身边，汉斯·卡斯托普也看见了。在这一刻之前，约阿希姆身上最近几周来所出现的种种变化，他从未觉得有现在这样显著——年轻人不大容易留心这类事情。可眼下，在这位刚从山下赶来的母亲身边，他仿佛改用她的眼睛来观察情况了，他仿佛已经很久没有看见自己的表哥似的。眼下，他立刻看得清清楚楚，齐姆逊夫人无疑也看清楚了，而三个人当中最最清楚的肯定又莫过于约阿希姆自己。那就是：他已经是个垂死的人。他把母亲的手握在自己手里。他的手像他的脸一样又黄又瘦。正是由于瘦，那两只在健康的年月里已令他有些苦闷的招风耳分得更开，也更难看。但除去这个缺点，尽管有这个缺点，他的脸因为病痛的影响，因为表情庄重、严肃，是的，甚至带着骄傲，反倒显得更富于男子气和更英俊——虽然他蓄着小黑胡的嘴唇对那沉陷发黑的脸颊来说，显得太过于丰满了。在他发黄的额头上，在他的两眼之间，深深地刻下了两道竖直的皱纹。他的眼睛虽然陷进了眼窝中，却变得比任何时候要大要美，足以令汉斯·卡斯托普高兴起来。要知道，自从卧床以后，约阿希姆眼里的忧郁和困扰不安便消失了，剩下的惟有他前些时在表哥幽深的眼球背后发现的异样光彩——自然还有那“咄咄逼人”

的神情。他在握着母亲的手低声问候她和欢迎她时，脸上没有笑容。甚至当她进房来的一刹那，他也不曾笑一笑。这样的无动于衷，这样的木无表情，已经说明一切。

露意丝·齐姆逊是位勇敢的女性。她面对着自己好样儿的儿子的情景没有大呼小叫。她冷静而富于自制，就像她那用几乎看不见的丝网约束着的头发一样。她家乡的人们以沉着、干练著称于世，她也同样如此地担起了护理约阿希姆的任务；看着他，正好激起了她作为母亲的斗志，使她充满信心，相信如果儿子还有一点儿救的话，那就只能依靠她的力量和耐性。肯定不是贪图安逸，而只是考虑到身份，几天后她才同意再请一位护士来照顾重病号。她就是白尔塔，原名阿尔芙雷达·希尔德克涅希特；她进约阿希姆房间时拎着个黑色手提箱。可是不管白天还是黑夜，精力旺盛而又嫉妒心重的齐姆逊夫人都不让她有用武之地。因此，白尔塔护士时间充裕，可以常常站在走廊上，透过夹鼻眼镜好奇地东张西望。

这位信奉新教的看护妇是个讲求实际的人。单独跟汉斯·卡斯托普和病人在房间里，尽管病人压根儿没睡觉，而是睁着眼睛仰卧在床上，她都能够说：

“我连做梦也想不到，我还会照料先生中的一位，直到他死掉。”

汉斯·卡斯托普大惊失色，狠狠地冲她扬拳头，可她全然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她远远想不到应该体谅约阿希姆——其实她也并不错——而是想法要实际得多，考虑不到对事情的性质和结局有谁还会存心误解，尤其是那位当事者本人。她在手绢上洒了些科隆香水，塞到约阿希姆鼻子下说：“这，您再享受享受吧，少尉先生！”的确，到了这个时候，还对诚实的约阿希姆指鹿为马，已经没多大意思——除非像齐姆逊夫人认为的可以使他精神振作起来，因此提高嗓门儿，激动地谈他就会痊愈什么的。须知，有两点清清楚楚，谁也不会看不见：一是约阿希姆正神志清醒地走向死亡，二是他这样做内心并不存在矛盾，相反对自己挺满意。只是到了十一月末的最后一个礼拜，他的心力明显地衰竭了，才一阵一阵地忘乎所以，处于希望的迷雾包围之中，说起他马上就会康复，就要回到团里去参加他以为还在进行的大演习云云。就是在这种时刻，贝伦斯顾问仍不肯给家属留下希望，而是宣布戏的收场仅仅是几个小时的问题。

当破坏的过程真正接近最后毁灭的终结时，连男子汉的心灵也堕入了自欺欺人的迷惘，这个现象真是既令人伤感又符合规律啊——符合规律和不因人而异，超乎于一切个人的意识之上，就像人在雪地里快冻僵时忍不住想睡觉，就像迷路者不由自主地老是兜圈子一样。尽管苦闷又心痛，仍不妨碍汉斯·卡斯托普冷静地观察这一现象，并在与纳夫塔和塞特姆布里尼谈起来时得出一些虽然敏锐、但却笨拙的结论。他是去向他们报告表哥的病况的。塞特姆布里尼则批驳他说，当地人普遍认为乐观恋生是健康的表现，悲观厌世是疾病的标志，这显然错了。否则，不会恰好是无望的最后结局带给人乐观的希望；在这虚幻的粉红色的希望之光映衬下，先出现的神志模糊倒显得是一种顽强而健康的生命力的流露。感谢上帝，汉斯·卡斯托普可以同时向他们报告，拉达曼提斯于绝望之中还是留下了一点希望的余地；他预言，约阿希姆尽管年轻，却会死得安详而无痛苦。

“他心中将充满田园诗一般的宁静，尊贵的夫人！”贝伦斯顾问说。

说时，他将露意丝·齐姆逊的手握在自己那两只铁铲一般的巨手里，鼓起一双充血的蓝色风泪眼死死地仰望着她。“我很高兴，非常非常高兴，他将获得善终，不须等到出现声门水肿和其他讨厌的症状；这样就减轻了他许多痛苦。心脏会迅速失去功能；这对他好，对我们也好。我们自然将尽职尽责地抢救，给他打樟脑针，不过作用看来不大。临终前他将昏睡很长时间，做一些愉快的梦，我想我能够向您保证。要是临终时他不是正好睡着了的话，那也只会有一个短暂而不明显的转换过程，对他来说是无所谓的，您可以放心。这件事从根本上讲总是如此。我了解死亡，是一名侍奉死亡的老手；一般人总是过高地估计了它，请相信我！

我可以告诉您，它几乎一点也不可怕。因为在死亡之前有时得经受的种种折磨和痛苦，可不能算到它的账上；痛苦意味着生机，会导致生命和健康。但是没人能够死而复生，向您报告死的真实情况；死无法体验。

我们来自黑暗混沌，又走向黑暗混沌，其间经历了许多事情，可开端与结束，诞生与死亡，却不能为我们所经历体验。它们没有主观性，它们作为过程完全落入了客观的领域，情况就是如此。”

这便是贝伦斯顾问施予安慰的特殊方式。我们希望，它能使明白事理的齐姆逊夫人真的好受一点点；因为贝伦斯的预言在很大程度上确是应验了。最后几天，虚弱的约阿希姆常常一睡几个钟头，而且做了对他来说确实是愉快的梦，也就是梦见在平原上执行军务什么的，我们猜想。

当他醒来时如果问他感觉如何，他总是回答“很好”，“很幸福”，虽然语音已不清楚——他几乎不再有脉搏，打针已根本无疼痛感觉，浑身麻木无知，你尽可以烧他，拧他，都没关系，似乎身体已不再属于善良的约阿希姆。

不过，自从母亲来到以后，他身上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行动不便，已经有八天或十天没刮脸了，而他的胡子长得又快。这样，他那生着一对温柔的眼睛的蜡黄色脸孔如今已让一部黑色的大胡子圈起来了——一部“战争胡子”，就像士兵在战场上蓄的一个样。大家倒觉得，这胡子使约阿希姆显得更英俊，更有男子气概。是的，他突然从一个年轻小伙子变成了成熟的男子汉，由于这胡子，可能还不仅仅由于这胡子。

他的生命脚步匆匆，像时钟不断地咔哒咔哒响着的机芯。他快马加鞭，眨眼间便跑完了不同的年龄阶段，他没机会按通常的时间去达到和度过它们，在最后的二十四小时里，他已变成一个老者。心力衰弱引起他脸部肿胀，使汉斯·卡斯托普产生一个印象，觉得死至少也是一件挺费劲儿的事，虽然约阿希姆由于知觉麻木，神志不清，自己看上去并不知道。

肿胀得最厉害的是嘴唇周围，再加上口内的唾液枯竭或机能丧失，显然造成了言语障碍，使他说起话来像个老糊涂似的叽叽哝哝，令他自己十分恼火。只要这个毛病去掉，他喃喃地说，一切都会好起来，它是魔鬼在他身上作祟的结果。

他说的“一切都会好起来”是啥意思，不完全清楚——他的情况越来越暧昧不清，他不止一次地讲一些摸棱两可的话，心里像是明白，又像不明白。有一次，他显然为毁灭感所震惊，摇了摇头，绝望地说，他的情况从来还没像这么糟糕透顶。

这以后，他的个性变了，变得严厉冷漠，甚至粗鲁无礼。他不再容忍编造好听的话去安慰他，对人不答不理，目光茫然地瞪着前方。齐姆逊夫人请来了牧师。令汉斯·卡斯托普遗憾的是，这位年轻的神职人员没戴浆得硬挺挺的西班牙领圈，只结着条普通的领带。甚至就在牧师领着约阿希姆祈祷之后，他的态度仍带着军人的生硬冷漠，只是以短短的口令式的语言说出了几点愿望。

下午六点光景，他开始出现异样的举动：他一再地将腕子上戴着金手链的右手伸到髋部，然后抬起一点在被盖上边往回扒拉，往回刮动，活像在聚敛和收集着什么。

七点正，他咽了气——护士白尔塔到走廊上去了，只有母亲和表弟守在他身边。他突然往床里一沉，只命令家人把他的头枕高一点儿。齐姆逊夫人按他的要求马上用胳臂搂住他的肩膀，他却急急忙忙地说，他得立刻递一张延长休假的申请，话犹未了，业已完成“短暂的转变”。

——汉斯·卡斯托普怀着庄严的心情，目睹着在台灯的红光中发生的变化：约阿希姆的目光失去了光泽，脸部的紧张表情舒解了，嘴唇明显地消了肿。在我们毫无声息的约阿希姆的面孔上，渐渐又恢复了青年男子的英俊，这就是他死时的情况。

露意丝·齐姆逊抽泣着转开脸，只好由汉斯·卡斯托普伸出右手的食指，用指尖轻轻将死者的眼睑合上，然后又小心地使他的两只手在被盖上合拢在一起。事毕，他也站在床前哭泣，任热泪顺着脸颊往下流——这清亮的液体，如此丰盈而又苦涩，世界上无时无地不在流淌着，流淌着，因此，在诗歌里就把人世间称为“泪之谷”。这种带咸硷味的泪腺分泌物，是钻心的痛楚——肌体的和心灵的疼痛——震撼我们的神经，从我们体内挤压出来的。泪水中还含有一点黏蛋白和普通蛋白质，汉斯·卡斯托普知道。

得到护士白尔塔送去的消息，贝伦斯顾问赶来了。半小时前他还在这儿，还给约阿希姆注射过樟脑水，只是错过了那“短暂的转变”的一刹那。“嗯，他过去啦。”他从约阿希姆无声无息的胸口拿开听诊器，直起腰，冷静地说。随后，他依次握了两位亲属的手，冲他们点了点脑袋。

他和他们一起在床边站了一会儿，注视着约阿希姆那纹丝不动的战地士兵的胡子。“好样儿的，好小伙子。”贝伦斯将脑袋朝死者歪了歪，嘴巴对着肩膀说。“太好强啦，你们知道——诚然，他在平原上服役就带有强迫性质，就得勉力为之——而他呢，干起来竟不顾一切，像得了热病一样。这个莽撞的小伙子就这样离开了我们，遁逃到荣誉的战场上去啦——荣誉的战场，懂吗？不过，荣誉对于他就是死亡，而死亡——您也可以随心所欲地倒过来讲——反正，他说过：‘我很荣幸！’真是好样儿的，真是个好小伙子！”说完，高个儿的贝伦斯顾问弯着腰，探着脖子，退了场。

已经决定将约阿希姆的遗体运回家乡去，“山庄”疗养院料理着必需的一切，并且还要安排得既适宜又体面——死者的母亲和表弟几乎用不着做什么。第二天，约阿希姆穿上了绸衬衫，被盖上放着鲜花，在柔和的雪光映照中显得比“转变”刚完成时还更加英俊。脸上再没半点勉强的痕迹；它被冷凝成了极为纯洁的无声的形态。一绺黑色的短短的鬈发垂在静止不动的额头上；额头黄黄的，像是用某种介乎蜡和大理石之间既高贵却又无以名之的材料塑成的；在同样有些卷曲的胡子丛中，嘴唇鼓着，既丰满又骄傲。在这颗头颅上，要是戴一顶古时候的战士头盔就好啦，好些来吊唁的人都这么认为。

看见约阿希姆恢复了军人的仪态，施托尔太太激动得流出了眼泪。

“英雄啊！英雄啊！”她连声地喊，并且要求在他下葬时奏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

“快住嘴！”塞特姆布里尼在旁边喝斥施托尔太太。他连同纳夫塔与她同时在房里，心情很激动。他用两只手给在场的人指了指约阿希姆，要他们表示哀悼之意。“一位多么讨人喜欢的、可敬的小伙子啊！”他反复地高声道。

纳夫塔忍不住放弃了吊唁者拘谨的举止，也不正眼瞧塞特姆布里尼，就压低嗓门儿挖苦他：

“很高兴，能看见您除了对自由和进步感兴趣，也还留心严肃的事情。”

塞特姆布里尼却忍气吞声。他也许觉得，目前的情况使纳夫塔暂时处于比自己优越的地位。也许正是敌人这暂时的优势，使得他缄口不言，并力图以有声有色的哀悼来抵消它的影响——甚至听凭纳夫塔得寸进尺，刻薄地指出：

“作家先生的错误就在于相信只有精神能造成文雅高尚。殊不知事实恰好相反。仅只在没有精神的地方，才有文雅高尚。”

喏，汉斯·卡斯托普心里嘀咕，这又是一句玄妙的话！这样的话说出来，人们就只好闭紧嘴巴，一时间变得诚惶诚恐……午后送来了金属棺材。送棺材来的男人，自以为将死者从床上转移进这个漂亮的饰着铜环和狮子头的匣子，是他一个人的专利。他是接受委托的殡仪馆的执事，穿着一身黑衣，一种庄重的短外套，粗俗的手上戴着只结婚戒指，手指肥胖得使那黄色的箍儿完全陷在肉中，让肉给掩埋了。旁边的人总觉得他的外套散发出一股尸臭味儿，实际上只是出于成见。这位老兄却表现出行家的傲慢，宣称他的全部工作必须在幕后完成，能让遗属们检阅的只是他工作的庄严结果——这恰恰引起了汉斯·卡斯托普的不信任，完全不能为他所接受。他虽然主张齐姆逊夫人离开房间，自己却不肯出去，而是留下来帮助搬尸体：他用手托着约阿希姆的腋下，将他从床上转移到棺材中，使得他的躯壳庄严地高卧在带流苏的垫子和麻布罩单上，夹在院方提供的落地烛台之间。

然而，再过一天却出现一个情况，使得汉斯·卡斯托普从心中开始对约阿希姆的躯壳敬而远之，不再去侵犯那位职业守尸者的特权和领地了。原来，表情一直很严肃庄重的约阿希姆似乎开始透过大胡子露出笑意；汉斯·卡斯托普不得不承认，这笑容意味着肌体已在腐烂——他因此心里十分着急。谢天谢地，马上就要启运了，棺材已经合拢，并且拧紧了螺丝。在这之前，汉斯·卡斯托普抛开天生的矜持，用嘴唇在约阿希姆遗体的石头一般冷凉的前额上吻了一下，和露意丝·齐姆逊一块儿离开了房间，尽管对那个阴沉的男人怀着满心的不信任。

让我们降下帷幕吧，在它最后一次升起和降下之前。不过，趁它还在哗哗往下落的一瞬间，我们不妨跟随着留在山上的汉斯·卡斯托普，用心灵远远地瞅一瞅和听一听平原上的一片潮湿的墓地。在那儿，一柄光闪闪的指挥刀举起又沉下，几声口令和齐射的步枪声划过长空：人们鸣枪三响，向长眠在树根缠绕的士兵之墓中的约阿希姆·齐姆逊表示敬意。

第 七 章

海 滨 漫 步

时间——就其作为自在与自我的时间本身而言——可以被叙述吗？说真的，那是不可能的，否则就会是一起愚蠢的荒唐行为！流行的说法是：“时光流逝，光阴荏苒，日月如梭。”以及诸如此类。凡是思维健康的人，谁都不会把这称之为叙述。它仿佛是人们挖空心思地把一个音，把同一个音或是和音拖长到一个小时之久，把这称之为“音乐”。

因为叙述在下述方面与音乐类同：它实现时间，“完全占有”时间，“划分”时间，并使之成为“某种自在的”和“某种发生的”事。在这里，我们怀着对死者的名言哀伤而敬重的感情，引用了已故约阿希姆的即兴话——久已消逝的话——我们不知道读者对已消逝了很久的问题是否完全明白。正如时间是生命的要素一样，时间是故事的要素，它们不可分离地连结在一起，如同空间和物体的关系。时间也是音乐的要素，它测定音乐，加以分节，使之具有娱乐性质，而且突然珍贵起来。正如人们所说，它们在这方面是同源的。对时间来说，即使它力图出现在需要它出现的那个时刻，它仍然——与突然之间产生的灵感、只作为受时间约束的造型艺术作品的物体不同——只作为一种先后顺序，表明一种发展过程。

这是明摆着的事。但这里显然也存在着区别。音乐的时间要素只是一个：人类生命时间的一部分，它注入其间，使这部分变得无比高贵并加以拔高。故事则有两种时间：第一种是它自己的时间，即划定其发展过程与出现音乐的现实时间；第二种是其内容的时间，未来的时间，而且是不同程度的即叙述的想象时间，几乎可以说完全与音乐时间同时发生的时间，但又与它相距甚远甚远。一首名为《五分钟华尔兹》的乐曲持续五分钟时间——音乐对时间的关系就在这里，而不是其他。可是，一个内容为五分钟的故事就其本身而言，由于实现这五分钟特别认真，因而可以持续一千倍——虽说它的想象时间过于冗长，但它是很有娱乐性的。另一方面，故事内容的时间通过浓缩方式使故事本身的这段时间扩展为无法估量的时间。这是可能的。我们说“通过浓缩的方式”，是为了指出一种幻想的要素，或者十分明确地说，是为了指出一种病态的要素，它在这里显然是有关的，因为只要事情的叙述使用一种秘而不宣的魔法和一种超前景的时间，它就会令人想起现实生活的某些反常的、具有明显超感觉的事例。我们读过有关抽大麻烟者的记载，知道一个麻醉者在陶醉的短暂时刻经历了许多梦幻，其时间范围有长达三十年或六十年的，或者说，甚至失去了人类可能经历的一切时间界限——就是说，梦幻的想象时间范围使其自身的这段时间扩展得无比之大，梦幻中所经过的时间达到了不可想象的浓缩，一个个印象以飞快的速度推移着，瞬间即逝，正如一个吸大麻者自己所说的，仿佛他们的大脑里被取走了“某种类似破钟里的弹簧似的东西”。和这些可怕的梦境一样，故事能够以时间进行工作，类似于能够处理时间。由于故事可以“处理”时间，作为故事要素的时间也就能够成为它的对象。换言之，人们可以“叙述时间”。如此说来，开头对叙述“时间”的想法显然并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荒诞无稽——以致我们对“时代小说”这个名字能给予一个富有独特想象的双重含义。实际上，我们提出是否可以叙述时间的问题，只是为了承认我们对正在发生的故事确实具有类似的看法。如果我们附带提出另一个问题，即我们周围的这些人是否已完全明白，这期间已经亡故的、酷爱荣誉的约阿希姆在谈话中对音乐与时间的那个说法距今已有多久了（再说，这些说法表明对他的品性有某种中世纪式的拔高，因为这些说法实际上并不符合他正直的本性）——如果有人说，人们此刻确实已不再明白这点时，我们是不会怎么生气的，不会怎么生气，真的，甚至还会非常满意。其原因很简单，那就是由于共同享用我们主人公的经历自然也符合我们的利益，因为这个汉斯·卡斯托普对上述这一点并不十分坚定，而且早就不坚定了。这属于他的长篇小说，一本时代小说——如此而已——而且它重又如此了。

在约阿希姆突然离去之前，他和汉斯·卡斯托普在山上到底住了多长时间？或者大体说来，是在什么时候，按日历的记载，他突然离去是在什么时候？他又走了多久？他是何时回来的？从他返回这里直至去世，汉斯·卡斯托普在这里总共住了多少时间？撇开约阿希姆不说，舒夏特夫人又离开了多久？按年份计算，从何时起她又来过这里（因为她重又来过）？当她返回时，汉斯·卡斯托普已在当时的“山庄”住了多长时间？所有这些问题，假如有人对他提出这些问题的话——当然没有人会提出这些问题，连他自己也不会这么做，因为他害怕别人会给自己提这些问题——汉斯·卡斯托普一定会用手指尖像擂鼓似的敲打自己的前额，肯定什么也答不上来——它不亚于以前令他感到不安的那个现象。那是他到达山庄的第二个晚上，突然为自己短暂的无能感到不安，因为当时要他对塞特姆布里尼说出自己的年龄。真的，那时他十分糟糕地无能，因为他确实已不知道自己多大年龄了！

这听起来可能有些荒唐，但它决不是闻所未闻或者不真实的。可以这么说，在一定的条件下，我们中间的任何人随时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保证不会陷入对时间进程及自己年龄毫无所知的程度。由于我们体内缺少那种时间器官，以我们来说，由于我们的绝对无能，没有外部根据就无法对时间进程作出近似的可靠估计，这种现象是可能的。那些被堵在坑道里的矿工，无法观察到昼夜的交替，一旦幸运地获救，他们会把在黑暗中处于希望与绝望之间度过的时间估算成三天，其实已过去了十天。有人会说，处于那种极度不安的情况下，他们一定会觉得时间十分漫长。但在他们那里，时间却比其客观的进程缩短成了不足三分之一。因此，在迷惘困惑的条件下，人们束手无策，反而会把经历的时间大大地缩短，而不是对它估计得过多。

自然，只要汉斯·卡斯托普自己愿意，他能够毫无实际困难地摆脱计算上的无能，把年龄算得明明白白，谁都不会否定这一点。与此同理的是，如果模模糊糊和乱麻一团似的东西反抗读者的健全理智，也会被轻易地理出头绪来。至于汉斯·卡斯托普，他也许并不特别热衷于独自去进行某种努力，摆脱那种模模糊糊和乱麻一团似的东西，搞清他是多大年龄。他不想耗费这个精力。阻止他这么做的乃是良心上的胆怯——虽说对时间漫不经心显然是极端的不负责任。

我们不知道人们是否原谅他，认为情况使他缺乏良好的意图——如果我们不想说是坏意图的话——非常有益。舒夏特夫人再次回来时——与汉斯·卡斯托普自己梦想的不同，但却是他梦想的那个地方——又是处于基督降临节时候的气氛了，正是白昼最短的一天。用天文术语来说，冬季即将来临。但在实际上，撇开理论上的顺序不谈，就大雪和严寒来说，天晓得那时人们已过了一个多么漫长的冬季。是的，就全年的时间而言，冬季只有极短暂的间断，被那炎热的夏日所间断。这时，蔚蓝的天空辽阔无比，蓝色几乎成了深灰色——被夏日所间断，即除去下雪以外，冬季也会出现夏日。再说，夏季的那些月份也会降雪。汉斯·卡斯托普曾和已故的约阿希姆经常聊这种杂乱无章的现象。它把季节搞在一起，又把它们弄得乱七八糟，不让全年分出季节，以此无聊的方式，或者像开玩笑似的，将全年搞得枯燥乏味，按照约阿希姆以前的、怀有反感的说法，根本谈不上是时间。在这种杂乱无章的现象下，搞在一起和掺和成的东西实际上就是感情概念，或者说“还是”和“已经又是”意识状况——完全是一种最困惑、最纷乱和最迷糊的经历，而且是汉斯·卡斯托普所体验的一种经历。在到达的第一个晚上，他就马上感觉到了那种道德败坏的倾向，即在布置得豪华的餐厅里享用五顿丰盛的饮食。他在那里第一次感到头晕目眩。相对说来，他是无辜的。

从那时起，这种感情和精神的错觉有了进一步的扩大。虽说时间的客观经历已被淡化或被取消，但只要它是运动的，只要它是“有作用的”，那就有其客观的现实性。这是职业思想家的一个问题——只是出于年轻人的狂妄态度，汉斯·卡斯托普才研究了它。墙壁搁板上的密封罐头食品是否不存在时间概念？但我们知道，睡鼠的时间也在前进。有位医生给一个患病的十二岁姑娘写证明，说她有一天突然长眠不醒，一直睡了十三年——但她不再是十二岁的姑娘，这期间已发育成一个成年的女人了。时间是无法改变的。死人已经死去，与世长辞了，他有许多时间。

就是说——就其个人而言——他已无时间可言，但这并不妨碍他还会生长指甲和头发。总而言之就是如此——但我们不想重复这个不文雅的说法。约阿希姆在这种场合曾使用过一次，汉斯·卡斯托普当时还表示出平原人的不满，说他也会长指甲和头发，似乎长得还挺快。他经常坐在“山庄”主干道上理发师的扶手椅里，披着白大褂，让别人给他理发，因为耳旁重又出现了鬓发——其实，他一直就坐在那里。更确切地说，他坐在那里，和给他理发的那个善于奉承拍马的伙计聊天，时间却早已逝去；或者说，他站在阳台门旁，从美丽的丝绒小盒里取出小剪刀和锉刀，把指甲剪短和锉光。突然间，怀着惊喜参半的心情，一阵眩晕向他袭来，用双重意义的话来说，是一种陶醉和欺骗的眩晕，不再能区别“还是”和“又是”在旋转，两者掺和又掺和，产生出没有时间的永恒与不朽。

我们一再保证说，我们对他的描述不会比他本人好，但也不会太差。

我们不想隐瞒，他对这类神秘的诱惑具有应受谴责的兴趣，也许是他自觉的和有意制造的，常常试图通过相互的努力予以补偿。他可以坐着，手里拿着他的钟表——一个扁平的、踱金的怀表，他可以让镂刻有他名字的简写字母的表盖跳起来——目光向下看着细瓷的圆形表面，上面是黑色和红色的两圈阿拉伯数字，两个窈窕的、有美丽花饰的金指针指示时间，纤细的秒针围着它特别小的领域忙忙碌碌地走着，发出滴答滴答的声响。汉斯·卡斯托普眼睛一动不动地注视着它，让时间停止在终点，以阻止或扩展几分钟。小小的指针自顾自走着，并不关心它到达的、接触的、越过的、抛下的、远远抛下的、重又经过的和重又到达的那些数字，无情地向着目标、向着分段路程、向着标记前进。每走六十下应该有片刻的停留或至少有微小的标记，表明某事至此已完成。可是，不管有无细线标记，从它飞快越过的方式上，可以认出整个数字标记和路程分段完全从属于它，可以看出它只是走啊走……汉斯·卡斯托普于是把这个玻璃工场的产品重又放进坎肩的口袋里，让时间去自行其事。

我们怎样才能使可尊敬的平原人理解年轻冒险家的家政内部发生的那些变化呢？这里产生了与眩晕相等的标准。如果说，作出一些迁就也没法用今天的现在代替昨天、前天和大前天的那个现在——它们如同鸡蛋那样，个个浑然相似——那么，一个现在也倾向于而且有能力将它的当前与一个月前、一年前有过的一个当前相混淆，并和它融合成永恒。

可是，只要“还是”和“又是”的道德意识情况和“将来”仍然分开，那就潜入了一种诱惑：“昨天”肯定会以这些相关的名称把“过去”及“未来”分开，把“昨天”、“明天”按其意义扩大，并把它们使用到更大的范围中去。这种本质不难想象，也许在较小的行星上，那里通行一种微型时间，我们敏捷跑步的秒针对微型时间的“短暂”生命起着钟点计量器减慢和缩短路程的作用。但也可以想象出这些情况：一个巨大行程的时间与其空间连结起来，使“刚才还”和“过去了一点儿”、“昨天”

和“明天”的距离概念对它们的经历赢得无比扩展的意义。我们认为，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根据宽容的相对主义精神以及“淳朴的、合乎道德的”这些词来看，这样称呼也是合理的、健康的和值得称赞的。但人们对一个世人会怎么想呢？就其年龄而言，一天、一星期、一个月、一学期对他起着重要的作用，在一生中带来许多变化和进步——有一天他会沾染上放荡的习气，或者会沉湎酒色，他不说“一年前”，却把“一年后”说成“昨天”和“明天”。无庸置疑，在这里使用“歧义和混乱”

的评语以及无比担心是恰当的。

世上有各种生活处境，有地方的具体情况（我们面临的这种情况如果可以说是“地方”的话），在这种情况下发生时间和空间距离的混乱与混淆，直至千篇一律，令人眩晕，消失在度假的魔术家那里，就自然和法则而言，在一定程度上肯定可以认为是许可的。我们指的是海滨漫步——一个存在，汉斯·卡斯托普回忆起这个从来不会有更多好感的情景——据我所知，他由于雪地的经历，乐于回忆家乡的沙丘风景，并对之十分感激。我们相信，如果我们谈及那次美妙的迷路，读者的经验和回忆一定不会对我们弃之不顾。你走啊，走啊……用这样的步子你永远也不会及时回到家里，因为你是时间，你丢失了时间。啊，大海，我们坐在这里叙述，远离开你，我们将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爱转向你。你应该按照请求，明确地出现在我们的故事中，如同你在过去、现在和将来总是悄悄地存在那样……嗡嗡作响的不毛之地，灰白灰白的，到处是酸涩的沼泽，我们嘴唇粘着一种咸盐的滋味。我们在有海藻和小贝壳的柔软地面上走啊，走啊，耳畔风声呼呼，这种面广量大而又温和的风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毫无恶意地吹遍整个地区，使我们的头脑陷入了一种轻度的陶醉——我们漫步，漫步，看见前涌后退的海浪泡沫来舔我们的双脚。浪涛沸腾，呼啸澎湃，后浪追逐前浪，像白绫似的铺向平展展的海滩——那里如同这里和外面那些凳子旁边一样，这种杂沓的、普遍的、奔腾的呼啸声使我们的耳朵听不到世界上的任何声音。深深的满足，科学上的遗忘……让我们闭上眼睛，藏身于永恒之中！不，看吧，在有泡沫的灰绿色远处，在那个突然大大缩短、望不到尽头的天际处出现了一只帆船。是那里吗？是哪一个那里？有多远？有多近？这个你不知道。

你由于眩晕无法作出判断。为了说出这只船离岸有多远，你必须知道船的本身作为物体来说有多大。小和近还是大和远？你由于无法知道而目光暗淡了，因为你自己身上没有哪个器官和感觉能把这个空间说给你知道……我们走啊，走啊——已经走了有多远？走了有多久？无法确定。

我们的步子没有发生任何变化，那里与这里一样，先前与现在及以后相同；时间淹没于空间无法计量的单调之中。如果主宰的是千篇一律，一点一点的运动已不再是运动。运动不再是运动的地方是没有时间的。

中世纪的教师们以为，时间是一种幻想，就原因和后果来说，时间的进程只是我们感觉的结果，事物的真实存在是一个静止的现在。他——这位博士，这个首先感受到这一想法的人——双唇微呈永恒的痛苦，他在海滨漫步了吗？不管怎样，我们一再重复说，我们这里谈的是假期的自由权，是生活闲情的想象，如同一个长眠于炎热沙土里的硬朗男子那样，道德精神会由此迅速获得满足。批评人类的认识手段和形式，对其纯洁的有效性提出疑问，如果让它们都与一个其他的意义连在一起，视它为可以给理智限定其不可逾越的界限，而不对疏忽了它们的真正任务承担责任，那是荒唐的，不光彩的，敌对的。我们要感谢像塞特姆布里尼这样的人，是他面对那个年轻人——我们关注着他的命运，塞特姆布里尼偶尔十分亲切地说他是个“生活中的问题儿童”——以坚定的教育学观点把形而上学称为“恶魔”。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真诚地纪念一个大家喜爱的故人。我们要说，批评原则的意义、目的和目标只能是一个：责任感，生命的命令。是的，通过立法的智慧批判性地给理智划定界限，它也就在这个界限旁竖起了生命之旗，宣布为其服务是人的严肃职责。是否应该把这记在年轻的汉斯·卡斯托普那本忏悔账上，认为是它增强了他对时间处理上的放荡，增强了他对永恒作可耻的调情，以及他当兵的表兄即那个忧郁的夸夸其谈者所称呼的“过分热心者”落得了致命的结局呢？

荷兰绅士佩佩尔科恩

佩佩尔科恩——一位年长的荷兰人——有一段时间曾是“山庄”大楼的客人；大楼的招牌上有个当之无愧的“国际”附加词。佩佩尔科恩略带有色人种的民族特征——因为他是殖民地的荷兰人，一个爪哇人，一个咖啡种植园主——这几乎不会影响我们。他本人——皮特尔·佩佩尔科恩——这是他的名字，他也喜欢这样称呼自己，而且惯于这么说：“现在皮特尔·佩佩尔科恩要喝杯酒提提神。”——并不能指定我们把他在十一点钟引进我们的故事。因为伟大的上帝啊，你来到了不仅是具有不同观点的一伙人里，那是宫廷顾问贝伦斯大夫经常挂在口头的由他负责治疗工作的著名机构！那里不仅有这样一伙人，还有个埃及公主也到这里来过，就是她曾向宫廷顾问馈赠出色的咖啡茶具和斯芬克斯香烟，一个引起轰动的女人，手指上戴着烟黄色戒指，头发剪得短短的，除去在用餐时穿巴黎服饰外，她总是穿着男式短上衣和熨得笔挺的裤子到处走动。此外，她不想与男人们交往，正当检察官帕拉范特为着女王殿下疏忽了数学、热恋得像个傻瓜时，她却漫不经心地把强烈的爱慕给了一位罗马尼亚的犹太女人，她的名字叫兰道尔夫人。有关她个人的事简直说不完。在她为数不多的随从人员中，还有一个混血种黑人，是个身体虚弱的病人，尽管他的身体状况受到了施托尔太太的讥讽，但他似乎更关心的是生活，而不是某人对他的黑身体作过透视后给他看的那张显示出他的内部情况的片子……

和这些现象相比，荷兰佬佩佩尔科恩就显得平淡无奇了。如果我们可以给这一章叙述的内容——如同以前那样——冠上“还有某人”的标题，那就用不着谁再操心，这里会再次出现一个精神混乱和教育思想混乱的纳夫塔。不，佩佩尔科恩绝不是一个把逻辑混乱搬到这个世界来的人。我们将会读到，他是一个完全与众不同的人。至于他本人的严重困难将影响我们的主人公这一情况，读了下面的叙述就可以理解了。

荷兰佬佩佩尔科恩和舒夏特女士同坐一列夜班火车到了达沃斯村站，并和她坐同一辆雪橇到了“山庄”大楼，甚至还和她在同一家饭馆共进了晚餐。这次与其说是同时到达，还不如说是共同到达。在以下的叙述中还会出现这类共同性，诸如安排佩佩尔科恩坐在舒夏特身边的那个座位上，坐在那张“好样儿的俄国人席”上，面对博士广场。从前有个名叫波波夫的教师，曾在那个广场上多次主办过他那杂乱无章的、不正规的戏剧演出——这种并非巧合的情况使善良的卡斯托普十分不快，因为这会使他的希望落空。宫廷顾问曾以他的方式告诉他克拉芙迪娅返回的日期和时间。“喂，卡斯托普老弟，”他对他说，“忠诚的耐心等待会得到报酬的。后天晚上小猫又会悄悄地走进来。我收到了电报。”他没有说舒夏特夫人不是一个人来，也许是因为他并不知道她会和佩佩尔科恩共同到达，而且还是一个整体——不过，在他们俩一同到达后，汉斯·卡斯托普为此指责顾问，他却推说自己也感到十分意外。

“我无法告诉你，她是在哪里偶然碰上他的。”他申辩说，“我以为，他们俩显然是在比利牛斯山旅行时结识做伴的。唉，您不得不暂时忍受一下，您这位失望的相思者，我一点也没法帮助您。您要懂得，那是一种深厚的友情，看上去他们连旅费都放在一起花了。按照我所听到的情况来判断，那个男人十分富有，是个退休的咖啡大王，马来西亚的宫廷大臣。您必须理解那种富有情况。再说，他肯定不是来此游山玩水的，因为除去他含有酒精的浓痰不说，他似乎还患有恶性疟疾。是一种隔日疟，您要知道，这东西迟迟不愈，十分顽固，您一定得对他有耐心才行。”

“那就多谢了，多谢了。”汉斯·卡斯托普傲慢地说。“可是您呢？”

他心想，“您的心情又怎么样呢？您也绝不是漠不关心的。很久以来——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您就是个深受女人之苦的人，您那张油画似的脸就表示得够明白了。我认为，您虽话中有刺，幸灾乐祸，但就佩佩尔科恩此人而言，在一定程度上我们是一条船上的难友。”——“一个滑稽的人，尤其是那种奇特的外貌。”他打着手势说，“身体壮实，须发稀少，这是我对他的印象，至少我在今天用早餐时获得了这个印象。身体壮实，还有须发稀少，我认为可以用这样的词来描写他，虽说这两个词通常是不协调的。他看上去个子高大，身材魁梧，站着时总爱叉开两条腿，双手插在两只裤袋里——我注意到那两只裤袋是垂直的，没有缝在两边，和您、和我也许还有较高身份的人不一样——当他这样站着时，按照荷兰人的方式张嘴说话时，那就无可否认他是相当健康的。但他的下巴胡子很稀少，长而稀少，人们几乎认为可以数得清那些须毛。他的两只眼睛小而苍白，可以说毫无神色。这我也毫无办法。他一直竭力想把眼睛睁大，但无济于事。额头上出现了清清楚楚的皱纹，先是从两边的太阳穴向上伸，然后平行地贯通整个前额。您要知道，他那高高的、红红的前额，周围的白发虽然很长，但十分稀少——两只眼睛不管怎么使劲往外拉，仍然小而苍白。虽说他的小礼服是方格花呢的，但上身的马甲使他看上去像个牧师。今天早上我的印象就是如此。”

“我看得出来，您对他观察得非常仔细。”贝伦斯回答说，“仔细地看清这个人的特征，我觉得是十分明智的，因为您必须承认他的存在。”

“是的，我们也许不得不怎么做。”汉斯·卡斯托普说——他没有对这个新来的不速之客勾画出一个大致的印象，他对自己的事处理得很好——我们绝不会干得比他更好。其实，他的观察位置是最有利的。我们知道，克拉芙迪娅不在时，他朝相邻的那张俄国贵族席挪近了些，因为他的桌子和那张桌子是平行的——只是后一张桌子向阳台门移得远了些——汉斯·卡斯托普，还有佩佩尔科恩，他们在面对大厅中央比较狭窄的一侧坐了下来，也就是说，他们俩毗邻地并排坐着。汉斯·卡斯托普位于荷兰人的后面一些，有利于不动声色地进行观察。舒夏特夫人坐在他的斜对面，可以看到她四分之三的侧影。也许还要对他的天才印象作些补充。佩佩尔科恩的上唇刮去了胡须，他的鼻子很大，肉墩墩的；他的嘴巴也很大，两片嘴唇生得并不均衡，就像撕裂了似的。还有，他的两只手虽然相当宽大，指甲却又长又尖。他一边讲话，一边侍侯她——他几乎是毫不停顿地讲话，对汉斯·卡斯托普来说内容无法理解的讲话——过于做作的手势引人注目，很像一位乐队指挥大师具有感情色彩的、优雅准确而又节拍分明的手势，时而把食指和大拇指勾成一个圆形，时而像保护伞似的摊开平展展的手掌——很宽大，指甲很尖——要求降低音调和集中注意力，继而通过难以捉摸而又十分认真的谈话姿态使微笑的旁观者感到失望——或者更确切地说，其实不是失望，而是一种令人兴奋的惊叹。因为力量、感情和重要的准备在很大程度上是替代事后没有出现的情况，显得令人满意而又轻松愉快，并通过那种姿态得到充实。有时根本就没有说话，他把一只手轻轻放到左首邻座的小臂上，那是一位保加利亚的年轻学者；或者把手放到右首克拉芙迪娅女士的身上，然后抬起手，斜着向上伸去，从而给他说的话一种沉闷感和紧张感，眼睛上的眉毛扬得高高的，以致他的前额从右角到眼睛外角的皱纹深得令人可悲。他的目光朝一旁那个被吸引者的桌布上看去，同时分开那张撕裂的大嘴，似乎准备要倾倒出特别重要的东西。可是，过了片刻，他却只吐出一口气，仿佛放弃了原来的打算，挥手示意：“稍息！”然后一无所获地重又向他的咖啡转过身去。咖啡特别浓，是他让人用一个特别的器皿煮的。

喝过咖啡后，他接着又有以下的举动：用一只手做了个中止谈话的姿势，他的伙伴顿时静了下来，就像乐队指挥使乱奏一气的全部乐器突然鸦雀无声；他的乐队——演出开始前集合起来的、文化性的演出——因为他满头白发的大脑袋、苍白的眼睛、前额深度的皱纹、下巴上长长的胡须以及流露出痛苦的嘴，显得对此十分重要。一切服从于他的手势，所有的人都沉默不语，微笑地注视着他，等待着，不时有人向他含笑点头，表示鼓励。他以非常低的声音说道：“诸位——很好，一切很好。完了。但请你们要留心，不要——一刻也不要——忽视。不过，关于这一点没有什么要讲了。我有责任要讲的是那些重要的也是唯一的，即我们负有责任的东西——不可推辞的——我再说一遍，着重指出这个说法——向我们提出的不可推辞的要求——不！不，诸位，不是这样的！不是像我——要这么想就大错而特错了——像我——完了，诸位！全说完了。我知道，我们在各方面意见完全一致，因为，归根结底！”

他什么也没说。但他的脑袋无疑十分重要，他的表情与手势那么果断，那么恳切，那么富于表现力，以致所有的人，包括在一旁窃听的汉斯·卡斯托普，都认为获悉了非常重要的信息，或者说，只要他们还没有感觉到谈话的实质或是谈话尚未结束，就不会再想得起这类消息。我们可以想象，一个聋子会有怎样的感受。他也许感到悲伤，因为他对表达乃至表达的东西作了错误结论，认为自己的残疾智力要比别人差。这些人易于怀疑和愤恨。桌子另一头那位年轻的中国人正好相反，他的德语掌握得还不好，听不懂话，但他也听到和看到了，他大声呼喊表示高兴和满意：“好极了！”——而且还鼓了掌。

荷兰先生佩佩尔科恩此刻“言归正传”了。他突然站起身来，舒展一下宽阔的胸脯，扣上了紧身马甲外面的那件方格呢小礼服，白发苍苍的脑袋显得很威严。他向一位餐厅女侍者打了个手势，示意她走过来——这姑娘个子很矮小。尽管她正十分忙碌，还是遵照他含义重大的手势，手里拿着牛奶壶和咖啡壶，来到了他的椅子旁边。她也不能不脸带微笑，兴奋地对着他那张苍白的大脸盘点点头，注视着他前额上深深的皱纹里两只苍白的眼睛和他举起的那只手。他把食指和大拇指勾成一个圆形，其他三只手指向上翘着，像梭标似的指甲尖高高地耸立着。

“我的孩子，”他说，“——很好。一切都很好。您个子矮小——这又有什么妨碍？完全相反！我把这看做是完美的事物，我感谢上帝使您是现在的您，是性格鲜明的矮个子——这就好啦！我祝愿您是矮个子，矮个子，还有鲜明的性格。重要的是您叫什么名字？”

她先是微微一笑，然后结结巴巴地说她的名字叫埃梅伦蒂娅。“好极了！”佩佩尔科恩大声叫道，一边把身子向后面的椅子扶手靠去，并朝矮个子姑娘伸出一只手臂。这声叫喊的重音仿佛是要说：“可是您还想要什么呢？一切都如此美妙无比！”——“我的孩子，”他继续说道，语调非常严肃，几乎是严厉的，“这超过了我的一切期望，埃梅伦蒂娅——您说话很谦虚，不过这名字——就您这个人来说——总而言之，它打开了最美好的可能性。它也许值得人们永远记住这个名字，并为此使出胸中的全部感情，为了——用爱称——您也许能理解我，我的孩子，用爱称——可以称呼您为伦蒂娅，但是称呼埃梅欣也令人感到很亲切——此刻我却认为埃梅欣更恰当，这绝不是开玩笑。好吧，埃梅欣，我的孩子，您听着：要一点儿面包，亲爱的，慢着！站住！可别引起误会！

我从您相当大的脸蛋上看得出来这个危险——面包，宝贝，但不要烘烧的面包——我们这里有的是烤面包。而是要火烫的，我的宝贝。圣洁的面包，新鲜的面包，用一个可爱的说法，是为了‘提神’。我不知道您是否明白这个词的含义——对此我真想建议使用‘强心’这个词。我在此没有使用常有那种轻率的含义而产生新的危险——好了，伦蒂娅。好了，绝无问题了。更确切地说，是为了履行我们的义务和神圣职责——例如，为了我承担的信誉债务，为了您性格鲜明的矮个子，好好地‘强心’一番——来一杯杜松子酒，亲爱的！——我想说，为了让您高兴，要斯基达姆的杜松子酒，埃梅伦茨欣。要快，快给我送一杯来！”

“一杯杜松子酒，道地的杜松子酒。”矮个子姑娘重复了一遍，然后转过身去，想处理掉拿在手里的两只壶。她把壶放到汉斯·卡斯托普的桌上，放在他的餐具旁边，显然是因为她不想以此打扰佩佩尔科恩先生。她赶紧走回去，她的主顾很快就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杯子斟得非常满，以致“面包”到处外溢下流，沾湿了碟子。他用大拇指和食指拿起“面包”，举到灯光处。“这样，”他宣告说，“皮特尔·佩佩尔科恩要喝杯烧酒提提神啦！”他先是咀嚼了几下，然后就把这粮食的蒸馏液吞了下去。“现在，”他说，“我用清醒的眼睛看着你们各位。”继而拿起舒夏特夫人放在台布上的那只手，把它凑到自己的唇边吻了一下，然后又把它放回去，自己的那只手仍在舒夏特夫人的手上搁了一会儿。

这是一个奇特的、举足轻重的但也是捉摸不定的人物。“山庄”的伙伴们对他表示出很大的兴趣。据说，他不久前才退出殖民地的商业活动，过起了无忧无虑的富裕生活。据说，他在海牙有一幢豪华的房子，在舍费宁根有一所别墅。施托尔太太称他是“金钱的磁铁”——一个金钱大王！多么可怕！——她特别提到那串珍珠项链。那是舒夏特夫人返回“山庄”后配晚礼服的饰物。按施托尔太太的看法，与其说它是高加索那边的丈夫赠送的礼物，还不如说是用“共同旅费”购买的。她边说边眨眼睛，边晃脑袋，示意坐在一侧的汉斯·卡斯托普，并拉下嘴巴，做出一副忧伤的神情，对他的窘境——因疼痛失去了优雅的风度——作了尽情的嘲讽。汉斯·卡斯托普正襟危坐，甚至不无风趣地纠正她的构词错误，说她讲错了，是“金钱磁铁”。但磁铁并不是坏东西，佩佩尔科恩显然有许多吸引人的地方。还有女教师恩格哈特，她脸上泛红晕，没有举眸去看他，只睥睨一笑，询问他是否喜欢这位新来的客人。汉斯·卡斯托普装出一副冷静的态度，回答说荷兰先生佩佩尔科恩是个“失踪的人物”——是一位人物，但是失踪了。这个说法的精确含义表明了他的客观评价及其冷静态度，使女教师感到坐立不安。至于有关斐迪南·魏萨尔及其对这一意外情况——舒夏特夫人的突然返回——提出的曲解，汉斯·卡斯托普表明另有一种目光，这目光在表达的精确性方面绝不逊色于说出来的话语。这种目光的意思是：“可怜的人呀！”他用这种目光去打量曼海姆人，意思是说，绝不存在任何哪怕是最微小的误解。

连魏萨尔也承认这种目光，他接受了，甚至还点头认可。他露出一排残缺不全的牙齿，但也从这时起放弃了在和纳夫塔、塞特姆布里尼以及费尔格、汉斯·卡斯托普去散步时，再帮卡斯托普抱那件双排钮扣的大衣。

看在上帝份上，他自己可以抱这件大衣，甚至宁愿抱这件大衣。有时只是表示友好，卡斯托普才让那可怜人替他抱。可是，我们也许谁也不会注意不到，由于那种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情况使一切准备工作全部落空，给了汉斯·卡斯托普以沉重打击；他曾在内心作好了与那位在狂欢节结识的女士重逢的充分准备。更准确地说，意外的情况使得一切准备化为泡影。这就是令人羞愧之所在。

他的打算是最体贴和深思熟虑的，绝不是虚妄的笨拙之举。他并没有想过到车站去迎接克拉芙迪娅——幸好他压根儿没有产生这个想法！

说到底，此刻还完全不明白的是，一个因病而拥有如此多自由的女人，她是否还记得那个亲身经历过的充满异国情调的、美妙非凡的化装晚会，或者她是否会希望立刻被提醒这件事。不，不要强求，不要提生硬的要求！必须承认，他与斜眼女病友的关系在性质上与西方人的理智和习俗有差距——必须在外表上保持最完美的文明姿态，此刻更要装出失去记忆力的假象。越过桌子作个彬彬有礼的问候——暂时仅此足矣！随后一旦有机会，就大大方方地走过去，对旅行者至今的健康状况稍稍关心一下……真正的重逢也许会在落落大方的骑士风度得到酬劳的时刻到来。

前面提到的那种体贴入微之情，由于他失去了主动性以及一切值得一提的意图，此刻显得失去了作用。荷兰佬佩佩尔科恩的到来彻底排除了实行那种策略的可能性，即不坚决过于克制的态度。汉斯·卡斯托普在他们到达的那天晚上从他楼上的小房间里看见有一辆雪橇绕过弯道向上驶来，车夫旁边的驾驶座上坐着一个马来西亚王室的仆从，个子矮小，身穿皮领大衣，礼帽歪戴在头上，克拉芙迪娅旁边的后座上有个陌生人，大礼帽盖住了前额。汉斯·卡斯托普这天夜里睡得很少，次日凌晨没费多大的劲就获悉了那位令人困扰的同座人的姓名，还了解到他们俩住进来二楼相邻的两个头等房间。然后，到了用早餐的时间，他早早地坐在他的位子上，脸色苍白，等待那道玻璃门的碰撞声。玻璃门没有碰撞，克拉芙迪娅进来时没有发出声音，因为是跟在她身后的佩佩尔科恩把玻璃门关上的。此人个子高大，肩膀宽阔，满头白发，亦步亦趋地走在他的旅伴身后。她迈着轻盈的碎步，脑袋前倾，径直朝她熟悉的那张桌子走过去。一点不错，正是她，一点也没有变。汉斯·卡斯托普违背自己的打算，不由自主地睁大两眼贪婪地看着她：那是她那浅黄色的头发，没有作过艺术加工，只是简单地把发辫盘绕在头上；那是她那双“荒原狼”的眼睛；那是她圆圆的脖颈；那是她看上去比先前更为丰满的双唇，还有清晰的脸颊骨在她脸上形成了一对妩媚的酒窝……“是克拉芙迪娅！”他全身战栗地思索着。他眼睛一动不动地注视着那位不速之客，对他到来时那种假面具似的做作举止不无嘲讽和反感地摇摇头，内心蠢动着要取笑这位暂时取得了占有权的实力者的挑衅心理。这个占有权由于某些经历变得相当扭曲：是某些真实的经历，不是模模糊糊、没有把握和类似出于业余爱好而玩玩油画的经历，是使他自己不安的经历……克拉芙迪娅仍然保持着入座前面向正厅微笑站立的姿势，似乎在给其他在座者作自我介绍。佩佩尔科恩作为随从站在她的身后一侧，稍稍表示过礼貌后，便在紧靠克拉芙迪娅一边的桌子顶头坐了下去。

没有越过桌子送去彬彬有礼的问候。克拉芙迪娅的目光作“自我介绍”经过汉斯·卡斯托普时，就像越过大厅远处的所有地方那样一掠而过，后来在小客厅欢聚聊天时仍然如此。用餐过去了好长时间，除去进餐时克拉芙迪娅的目光漫不经心、视而不见地扫过他一次以外，完全没有给他四目相对的机会，以便送去一个彬彬有礼的问候。晚餐后短暂的社交聚会期间，那对旅伴坐在小客厅里聊天：他们俩并排坐在沙发上，置身于用过晚餐后的客人中间，佩佩尔科恩通红的大脸盘与他满头的银发和下巴上的胡子显得十分突出。他喝完了晚餐时要的那瓶红葡萄酒。

每次正餐他都喝一瓶、一瓶半或是两瓶红葡萄酒，更不用说他第一次早餐时吃过的那种“面包”了。这位王室的贵人显然需要极大地补充提神的食物。这也表现在他在白天多次喝了特别浓的咖啡，不仅早上喝，中午喝，而且用大杯子喝——不是餐后喝，而是用餐时喝，一边饮酒一边喝咖啡。汉斯·卡斯托普听到他说，这两种饮料都是治疗高烧的良药——除去提神的作用外，对治疗疟疾特别有效。疟疾于次日把他困在房间里和床上达几个小时之久。宫廷顾问称它是三日疟，因为它折磨了这个荷兰人将近四天。据说他还因此患上了脾肿大。

二 十 一

这样过去了一段时间——过去了几个星期。据我们估计，大约是三周或四周，因为我们无法相信汉斯·卡斯托普的判断力和计量感觉。时光流逝，没有发生任何新的变化，它却使我们主人公身上对没有预料到的情况产生了惯有的固执态度。这个意外情况强使他作出毫无成效的克制，即对那个每当要喝白酒时便自称为皮特尔·佩佩尔科恩的人持克制态度，忍受这个王室的、重要而又不明身份的人产生的干扰——实际上塞特姆布里尼以前造成的干扰更为糟糕。汉斯·卡斯托普的眉宇之间出现了固执而又闷闷不乐的深深褶痕；他从这个褶痕下面每日五次观察那个返回“山庄”的女人，既为能够端详她而感到高兴，又对那个实力人物的存在充满蔑视。她没意识到往昔就像一束斜斜的日光照射在她的身上。

但是有一天晚上，可能是一种没有特别原因的偶然巧合，晚餐后大厅里和谈话室里的聚会比往日更为热闹。奏起了轻松的音乐，吉卜赛人的曲调，是一名匈牙利大学生演奏的。接着贝伦斯顾问也来了，他和克洛可夫斯基大夫停留了一刻钟，坚持请某个人在小钢琴的低音键上演奏《朝圣者合唱歌》的乐曲。他自己则站在一旁，用一只刷子富于跳跃地敲打钢琴的高音部，充当小提琴伴奏的角色，引得全场大笑不止。随后在热烈的掌声中，宫廷顾问亲切地晃晃脑袋，显得特别兴奋地离开了聚会的人们。可是，娱乐活动仍继续进行，再次演奏了音乐。在场者都十分愉快，有的边喝饮料边玩多米诺骨牌或是打桥牌，有的在玩感兴趣的乐器，到处都有人在聊天。“好样儿的俄国人席”的成员逐渐加入到了大厅和钢琴间的各个人群里。荷兰绅士佩佩尔科恩也出现在许多场合——人们不会不发现他。他那威严的脑袋耸立在人群之上，以其王室的显赫和重要性盖过了所有的人。那些站在他周围的人本来只被他传说的财富所吸引，不久更被他本人尤其是被他身上的一切吸引住了。他们面带微笑地站在那里，兴奋而又忘我地向他点头，被他前额上深深皱纹下面那两只灰白色眸子所吸引，被他长长的指甲和优雅手势的感染力所吸引，却没有对那些令人费解地中断的、含糊不清以至实际上毫无意义的动作产生些微的失望感觉。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去看一下汉斯·卡斯托普，就发现他正坐在阅览室里，也就是那个聚会的房间。以前——这个以前是不确定的，因为叙述者、主人公和读者已不清楚他以前的情况了——他曾在这里了解到人类进步组织的重要情况。现在这里比较安静，只有几个人和他呆在一起。有个人站在一张双层斜面桌旁凑着吊灯的光亮写信；一位女士戴着副夹鼻眼镜坐在书架旁翻阅画报；汉斯·卡斯托普则在面向钢琴间敞开的过道附近，背对门帘，手里拿着报纸坐在一张椅子上。仔细看去，那是一张套着丝绒罩子的文艺复兴时代的椅子，只有高大挺直的靠背，没有任何扶手。年轻人把报纸拿在手里仿佛是在阅读，其实并非如此，而是歪着脑袋在偷听邻室断断续续杂有讲话声的音乐演奏；他的眉毛阴影表明也只是半只耳朵听着，思绪却走着一条非音乐的道路，一条因种种情况使这个年轻人甘愿忍受了长时间的等待，等待到最后竟是可耻地捉弄了他的多刺的失望之路——固执而痛苦之路。在这条道路上肯定已不用多久就会作出判断并付诸实施了：他会把报纸放到偶然放在这里并不怎么舒适的椅子上，经过通向大厅的那道门走出去，离开这个毫无乐趣的社交场合，代之以和玛利亚·曼齐尼一同呆在楼上冷清清的房间里。

“您的表兄呢，先生？”他身后的脑袋上方有个声音问道。在他灵敏度很高的耳朵听来，这是一个令人着迷的声音，那种略带酸涩甜美的沙哑声听上去特别舒服——舒服的概念正是这样被推到了一个最高的顶峰——那是往昔说过话的那个声音：“好的，不过别把它弄折。”一个富有魅力的声音，一个决定命运的声音。如果他没有记错的话，这个声音问起过约阿希姆的情况。

他缓慢地放下报纸，微微抬起脸来，让他的脑袋伸高，只有发旋还靠在笔直的椅背上。他甚至闭了一会儿眼睛，但立即重又睁开来，然后乜斜向上，按照脑袋位置给目光指示的方向，朝着某个空间看去。我的天呀，我们想这么说，他的目光几乎具有某些先知的和梦游的成分。他希望那个声音再问一次，但这个情况没有发生。他为此不能肯定，她是否还站在他的身后。过了很长时间，他很迟很迟才轻声回答：“他死了。他去平原地区服兵役，死掉了。”

他自己发觉，“死”是他重读的第一个词，再次降临到他们之间。

他还同时注意到，当他身后和脑袋上方的声音重又说话时，由于不熟悉他的母语，选择了一些表达同情极简单的词语：“唉，唉。太可惜了。真的死了吗？埋了吗？多久了？”

“好久了。他母亲把他带到阴曹地府去了，长了一脸‘战时的大胡子’。在他的墓地上曾鸣枪三响，以示纪念。”

“他是受之无愧的。他曾经很勇敢，比起其他人、比起其他一些人要勇敢得多。”

“是的，他曾经很勇敢。拉达曼提斯经常谈起他超人的干劲。但他的肉体想法不一致，耶酥会士把这叫作肉体的反叛。他总是以一种体面的方式重视肉体的东西，但他的肉体被侵入了不体面的东西，使他超人的热情归于落空。此外，失去自我，毁坏自己，比起保护自我更是品德问题。”

“我发现自己对哲学问题一直还是个废物。拉达曼提斯？他是谁？”

“贝伦斯。塞特姆布里尼就是这么称呼他的。”

“噢，塞特姆布里尼，我知道了。就是那个意大利人……我不喜欢他。他的思想是不人道的。”——脑后的声音把“人道”这个词念成了“门道”，用相当缓慢和拉长的声调——“他以前的态度很傲慢。”——这次重音错误地落在了第二个音节上——“他不在这里了吗？我真笨，我都不知道拉达曼提斯是什么。”

“某种人道主义的东西。塞特姆布里尼搬走了。他、纳夫塔和我，我们三个人在这段时间里谈了许多哲学问题。”

“谁是纳夫塔？”

“塞特姆布里尼的对手。”

“如果是他的对手，我倒真愿意认识一下这个人。——不过，我有没有说过，您的表兄如果去平原上服兵役就会死掉？”

“是的，你有先见之明。”

“瞧您想到哪儿去了！”

沉默了很久。他没有作什么改正。他等待着，发旋靠在笔直的椅背上，以一种先知的目光期待那个声音再次说话，再次不明白那个声音是否还站在他的身后，担心邻室断断续续的音乐声会吞没掉离去的脚步声。但那声音终于又响了起来：

“难道阁下就没有去参加您表兄的葬礼吗？”

他回答说：

“没有，在他入殓之前我就在这里向他告别了，因为他脸上已出现微笑般的异状。你无法相信他的前额是多么冰冷。”

“您又这么说了！对一位并不熟识的女士怎么可以用‘你’相称！”

“难道要说人道主义的而不是普通人的话吗？”他也不由自主地把话拉得很长，睡意朦胧的样子，好似一个人在伸懒腰和打呵欠。

“别开玩笑！——您一直都在这里吗？”

“是的，我在这里等待着。”

“等待什么？”

“等你。”

从他的后脑处传来一阵大笑，同时冲出来一句话：“傻瓜！等我！

一定是别人不让您离开。”

“真的。贝伦斯有一次早就恼火地打发我出院了。不过，那会是匆匆地离开，因为除了过去的旧病灶以外——我在小学求学时就有了——你要知道，贝伦斯又发现了新的，因此我才发高烧降不下来。”

“还一直发高烧吗？”

“是的，还有一点儿热度，几乎一直如此，变化不定，但不是疟疾。”

“隐秘性疟疾吗？”

他沉默不语，扬了扬他那锐利目光上面严峻的眉毛。过了一会儿他才问道：

“你去过哪儿？”

一只手在椅背上拍打了一记。

“这么问太放肆！——我去过哪儿吗？哪儿都去了。去过莫斯科，”

——那个声音说的是“默斯考”，和先前把“人道”说成“门道”一样，也是缓慢地拉长了语调——“去过巴库，去过德国的温泉疗养地，去过西班牙。”

“啊，去过西班牙。那儿好吗？”

“不怎么样。旅行很困难，那里的人一半像胡萝卜。卡斯提尔十分贫瘠。克里姆林宫比那里高山河畔的皇宫或寺院更漂亮得多……”

“是埃斯科里阿尔寺。”

“对，腓力普的皇宫。那是一座叫人受不了的宫殿。我更喜欢卡塔卢尼亚的民间舞蹈，叫萨尔达娜舞，风笛伴奏。我自己也参加跳了。大家手握着手，围着一个圆圈跳舞，整个广场上挤满了人。真迷人，真是好极了，非常富有人情味。我买了一顶蓝色小帽，那里所有的男子和他们的小男孩都戴这种帽子，几乎成了一种非斯帽。我作静卧时戴它，平时也戴它。先生，您可以评价一下，看看它对我合适不合适。”

“哪位先生？”

“坐在这把椅子里的先生。”

“我想是荷兰先生佩佩尔科恩吧！”

“他已经作过评价。他说，我戴这帽子太合适了。”

“他是这么说的吗？说完了吗？把句子说完了让人能听懂吗？”

“哦，看来你的情绪不好。你想听到恶毒的尖刻的话语。你想取笑别人，可他比起那种自以为了不起的人要高明得多，好得多，体贴得多……比起那个好为人师、高谈阔论的地中海国家的人……可是，我绝对不允许别人对我的朋友——”

“你还保存着我的透视片吗？”他以伤感的语调打断了那个声音。

声音大笑起来。“我得好好地寻找一番。”

“我一直把你的揣在怀里。此外，我的床头柜上有个小像框，它在夜里和——”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佩佩尔科恩已来到他的面前。他在找寻他的旅伴，从过道里走过来，站到了他坐着与背后的声音交谈的椅子前面——站在那里就像一座塔楼，紧靠汉斯·卡斯托普的脚前，使处在梦游状态的他也不得不感到此刻必须站起来，以表示礼貌。他吃力地从处于两个人之间的椅子上直起身来——他把身子向边上移动了一些，使得三个人站成一个三角形，椅子处于他们的中间。

舒夏特夫人按照西方习俗的要求，给“先生们”作了介绍。她介绍汉斯·卡斯托普，说是以前的一位熟人，上次在这里逗留时认识的；介绍佩佩尔科恩先生时她没有作任何解释，只说了他的名字。这个荷兰人前额上和太阳穴两旁布满了引人注目的深深的皱纹——偶像般的阿拉伯风格的艺术品——苍白的目光注视着年轻人，朝他递过去一只手，宽大的手背上尽是老人斑。汉斯·卡斯托普心想，撇开他长矛似的指甲不考虑，是一只掌舵的手。他第一次处于佩佩尔科恩这位“大”人物直接影响之下。（“人物”——这个词在面对他时自然会出现在你意识中，别人一见到他立刻就会知道它的含义。人们甚至深信，一个“人物”绝不会是另一个样子。）这位六十岁老人宽阔的双肩、红润的面容和满头白发经受了动荡的青年时代的压力；还有那张痛苦得碎裂的嘴，长长的下巴，胡子稀疏地垂挂在圣洁的紧身马甲上。佩佩尔科恩本人非常彬彬有礼。

“先生，”他说，“——绝对如此，毫无疑问。不，请您允许我，毫无疑问！我今天晚上能结识您——结识一位可以信赖的年轻人——我是有意这么做的，先生。我对此倾注全力。我很喜欢您，先生；我——请吧！完了。请您答应我。”

没有提出异议。他的优雅手势太果断了，他喜欢汉斯·卡斯托普。

佩佩尔科恩以暗示的方式表达了这个结论，并通过他旅伴的嘴对内容作了富有启发性的补充。

“我的孩子，”他说，“——一切都很好。不过您认为如何——我要求您好好地理解。生命是短暂的，我们满足它要求的能力，只有一次呀——这都是事实，我的孩子。法则，严—峻—无—情。总而言之，我的孩子，总而言之，好的——”他做出一种富于表情的、听任别人决断的手势，表示拒绝承担别人无视他的提议而犯重大错误的责任。

舒夏特夫人显然已习惯于理解他用半句话表达的愿望。她说：“很好，我们可以在一起坐上一会儿，也许可以玩玩牌，喝上一瓶啤酒。您看怎样？”她朝汉斯·卡斯托普转过身去。“请您挪动挪动身子！我们不想只有三个人呆在一起，我们必须人多一些。大厅里还有谁？

要有的话您去把他们请来！您再到楼上去叫几位朋友来。我们一定要把同桌的丁富博士请来。”

佩佩尔科恩搓搓手。

“这是绝对的，”他说，“好极了，妙极了。请您赶快去，年轻的朋友！请您照办！我们坐成一个圆形，一边打牌，一边吃东西和喝啤酒。

我们一定会感觉到——我们，这是绝对的，年轻人！”

汉斯·卡斯托普乘电梯到了三楼。他敲开了安东·卡尔洛维奇·费尔格的门。费尔格本人又从二楼空气新鲜的静卧厅的躺椅里叫来了费迪南·魏萨尔和阿尔宾先生。他们还在游艺厅里找到检察官帕拉范特以及马格努斯夫妇，在小房间里找来了施托尔太太和克勒费特小姐。然后，在位于厅中央的枝形吊灯下搭起了一张宽大的牌桌，周围是椅子和小餐桌。荷兰绅士苍白的目光有礼貌地欢迎每一位到来的客人。共有十二个人就座。汉斯·卡斯托普坐在高贵的男主人和克拉芙迪娅·舒夏特夫人之间。牌和筹码被放到了一边，因为大家同意先享用几道美食。佩佩尔科恩用他意味深长的方式把矮个子女服务员叫到跟前，订了葡萄酒：一瓶1906 年的白葡萄酒，三瓶红葡萄酒；要了此刻能弄到的南方苹果干和蜜饯等甜食。美好的食物端上桌时，佩佩尔科恩搓着手表示欢迎，显得十分高兴；他还尽力以特有的、不连贯的语言表达出这种感情。就他那种一致公认的作用而言，实际上是完全成功的。他把两只手放到那位女邻居的手臂上，抬起矛尖似的食指，有成效地要求大家观看高脚玻璃酒杯里美丽的金黄色葡萄酒，观看玛拉加葡萄渗出来的糖分，观看各种形状的椒盐饼干和罂粟花饼干。他一边称它们是神圣的，一边以那种不容抗拒的优雅手势，把可能产生的任何不同意这个有力词语的异议抑杀在萌芽中。他本是主持这个聚会的第一号人物，但他很快就让位于阿尔宾先生。如果没有理解错的话，是自由享受饮食影响他执行这个职务。

显然，打牌赌钱对他来说是次要的。他认为小赌为宜。他建议，他宣布以五十分的硬币为最低筹码，但对大多数参加者来说，这已是相当大的数字。无论是检察官帕拉范特还是施托尔太太，他们的脸色都交替地一会儿红，一会儿白。具体地说，当后者面临十八法郎是否出牌的问题时，便会发生激烈的思想斗争。当阿尔宾先生例行公事般地冷冷地给她甩去一张牌，其高度足以摧毁她的胆量时，她会大声地尖叫起来。佩佩尔科恩却乐得哈哈大笑。

“尖叫吧，尖叫吧，夫人！”他说，“听上去既刺耳又逼真，发自胸腔的深处——喝点酒吧，让您的心脏重新恢复一下力量——”他给她斟酒，也给他的女邻座和自己斟了酒。他又要了三瓶酒，和魏萨尔及内心干涸的马格努斯夫人碰了杯，因为他觉得他们俩最需要振奋振奋精神。

他们的脸色很快就被真正的葡萄酒奇妙地染得越来越红。只有丁富博士是个例外。他的脸色始终是黄的，脸上还有两只煤褐色鼠眼，每当他偷偷地哧哧一笑，眼珠就会嵌进去很深，显示出不可压抑的高兴。其他人也不甘落后。检察官帕拉范特眼睛水汪汪地向命运之神发起挑战，脸色苍白地壮起了胆子，在第一张只有很少希望的牌上押了十法郎，结果赢回了双倍的钱，因为阿尔宾先生上了他手里牌的当，押了双倍的赌注。

这不仅使他本人感到吃惊，还震动了所有在场的参加者。阿尔宾先生也不例外，无法抑制自己的激动情绪。他素以沉着谨慎著称，曾和蒙特卡洛赌场的老板争过胜负，声称他是那里的常客。连汉斯·卡斯托普还有克勒费特小姐和舒夏特夫人也赌兴大增。他们转而玩“轮盘赌”，玩“乘火车”，玩“我的姑母，你的姑母”，玩危险的“积分赌”；桌上不时爆发出兴奋的欢呼声和绝望的惊叫声，愤怒情绪的发泄声和歇斯底里的狂笑声——捉弄人的幸运之神刺激着每个人的神经。他们显得真诚而认真。——在命运本身不断变换的情况下，他们不可能发出与此不同的声音。

诚然，不只是也不可能主要是赌钱和葡萄酒使这个小圈子的人内心无比激动，面部绯红，双目圆睁；也不是小圈子的人那种可以称为屏息静气的高度紧张以及对一瞬间的痛苦的全神贯注有如此大的作用；不，这一切更多地还应归功于那个具有统治者性格的人发挥了作用，归功于他们中的那个“人物”，归功于荷兰绅士佩佩尔科恩。是他那只富有表情的手在指挥全局，是他面部表情的伟大奇观，是他前额上深深皱纹下的苍白目光，是他哑谜式的话语及其说服力大家逼进了着魔的境地。他说了些什么呢？一切都是含含糊糊的。他喝得越多，说得越含糊。大家紧张地注视着他的嘴唇，脸带微笑，抬起眉毛，对他用食指和拇指勾成的圆形表示点头同意；此时，其他矛尖似的手指都耸立在一旁。他那显示王室威严的面部使劲在说话，以不可抗拒的方式为其感情效劳，极大地提高了众人忘我的热情。在场的人早已习惯对自己提出这种奢望。它——这种效劳——超越了某个具体人的力量，至少马格努斯夫人感到承受不了，她已处于要晕倒的危险境地，但坚决拒绝回到自己的房间去，只要求在长椅上躺一会儿。别人给她前额上敷了一块湿餐巾纸。她在短暂休息后重又回到了赌博圈子。

佩佩尔科恩把她的虚弱归咎于饮食不足。他举起一只食指，用极不连贯的话语表达了这个意思。他提醒大家必须吃东西，要吃得饱饱的，才能胜任打牌的要求。他给所有在座的人要来了增强体力的点心，肉，干切肉片，猪舌，鹅脯，烤肉，香肠和火腿——一大盘一大盘丰盛的佳肴美食，四周镶嵌着黄油球、小红萝卜和香菜，活像一座座鲜艳夺目的花坛。尽管他们先前已用过晚餐，个个都是肠满胃涌，仍然发出了对食物的欢呼喝彩。荷兰绅士佩佩尔科恩尝了几口，竟声称这些食物全是“倒胃口的”——表现出统治者一种反复无常的性格，愤慨之情令人惊恐。

真的，当有人敢于站出来保护佳肴美食时，他变得火冒三丈。他那巨大的脑袋膨胀起来，他的拳头敲打着桌子，声称一切全是废话——在场的人尴尬万分，谁也不敢吭声。归根到底，作为施舍者和东道主的他，才有资格对他的施舍物作出评价。

再说，他的满脸怒容如此激愤，也使人感到不可理解，指名道姓地说，汉斯·卡斯托普就是这样。荷兰绅士的脸没有扭曲，也没有缩小，但又显得如此不可理解，内心里谁也不敢说这种莫名其妙的愤慨是与灌下肚的大量葡萄酒直接有关的。激愤是如此猛烈和不可压抑，使所有的在座者都蜷缩起了身子，谁也不敢去吃上一口美食佳肴。只有舒夏特夫人才敢去抚慰她的这位旅伴。她抚摸着他击桌后静卧在桌上的那只掌舵大手，讨好地对他说，可以要些别的东西来吃嘛；如果他需要，厨房里大师傅又能拿得出来的话，倒不妨要一些热菜。“我的孩子，”他说，“——那好吧。”他一边吻着克拉芙迪娅的手，一边轻松自然而又不失尊严地从歇斯底里的大发作过渡到温和状态。他给自己和赌友们订了夹心蛋卷——每个人一份香草蛋卷，以便他们能胜任打牌的要求。订菜时他让人给厨房里送去一张一百法郎的钞票，作为对厨房人员加班的犒劳。

许多盘热气腾腾的食物端上桌来，他又恢复了欢乐愉快的情绪。洋草黄和绿色点缀其间，室内弥漫着黄油和鸡蛋的暖香味儿。大家和佩佩尔科恩一齐享用起来，同时还在他的监视下，随着他毫不连贯的话语以及命令式的优雅手势，对上帝的施舍物表示出全神贯注和热烈的崇敬之情。他让人给全体在座者斟了荷兰的杜松子酒，敦促大家无比虔诚地饮下这杯清澈的液体。室内散发出一种有益健康的芬芳以及杜松子酒醇和的气味。

汉斯·卡斯托普抽起烟来。舒夏特夫人享用的是带嘴香烟，她把一只绘有三架马车飞奔图案的漆烟罐放在自己面前桌上伸手可及的地方。

佩佩尔科恩没有批评他的女邻座爱好这种享受。他自己不抽烟，但也不反对别人抽烟。要是没有理解错的话，按照他的判断，烟草消费已经属于过去讲究的享受，保持这种习惯意味着夺走了简朴生活的尊严，对我们的感情力量来说，几乎不可能胜任那些施舍和要求。“年轻人，”他一边对汉斯·卡斯托普说，一边用他灰白色的眼睛和优雅的手势追踪着他，“年轻人——简朴！神圣！完了，您懂我的意思了。一瓶葡萄酒，一份热气腾腾的鸡蛋卷，一杯道地的白酒——我们先完成它，享用它。我们尽情地享受它，我们真正地适应它。在这之前——这是毫无疑问的，先生。完了。我认识一些人，男人和女人，有吸可卡因的，吸大麻的，有吸吗啡上了瘾的——完了，亲爱的朋友！妙极了！别管他们的事！我们不想对此说三道四。可是，简朴的、伟大的、上帝原身的才最重要，对他们简直就是一切——完了，我的朋友。命定，完蛋。他们对这一切仍然是负有罪过的！不管怎么说，年轻人——完了，我早就知道这一点。

我又忘记了它。——不是在可卡因里，不是在鸦片里，不是保留恶习惯的恶习，而是堕落，罪孽不可能消失，它会依然存在——”他停了下来没有说下去，又高又宽的身子对着他的女邻座，保持着他那极富表达力的沉默状态。他举起一只手指，蠕动着碎裂不齐的嘴唇，上唇是光光的，红红的，刮胡子留下了三两条伤口，光亮的闪着白光的前额上皱纹线费力地向上拉起，灰白色的小眼睛睁得大大的。汉斯·卡斯托普看见，在这对眼睛里对犯罪行为、对巨大的罪孽、对不可饶恕的无能，闪烁出吃惊的目光。荷兰绅士先前作过的暗示和此刻的惊恐神情，充分表明了这一点。他以一个统治者模糊性格的全部魔力默默无声地指挥着……惊恐，汉斯·卡斯托普暗自思忖着，就其方式而言，也有些像他个人的惊恐，涉及到他本人，涉及到他这个马来王室的人——惊恐，但决不是微量的和小小的惊恐，而是很像某种惊慌失措的恐怖在那儿闪烁了一会儿。汉斯·卡斯托普具有太多令人敬重的气质，以致尽管有种种原因，诸如他本人对舒夏特夫人的高贵旅伴抱敌对态度，这种观察仍没有能动摇他的信念。

他垂下双眸，点点头，表示完全理解他高贵邻座说的话。

“也许是这样的，”他说，“这可能是一种罪孽——一种缺陷的表现——沉湎于精美食物，轻视简朴的、自然的生活施舍；殊不知它才是伟大的、神圣的。这就是您的意见，如果我没有对您理解错的话，佩佩尔科恩先生。虽然我本人没有想起来，但在您指出后，我本着自己的信念立即同意了您的看法。再说，很少有真正的正义与这种健康的、简朴的生活方式背道而驰。可以肯定，大部分人已变得软弱无力，极不专心，不负责任和过于内向，使他们也不可能会与此背道而驰。可能就是这么回事。”

统治者对此大为满意。“年轻人，”他说，“——妙极了。请您允许我——不用再说了。我请您与我一同饮完这一杯，而且要交臂共饮。但这不等于我向您提出改用‘你’来称呼——虽然我正想这么做，但我又想到这么做还有一点儿过于匆忙。我很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向您提出这个要求——请您相信这一点！不过，要是您希望并且坚持我们立即——”

汉斯·卡斯托普暗示同意佩佩尔科恩本人提出推迟的意见。

“好，我的孩子。好了，伙伴。一种缺陷的表现——好。好的和可怕的。不负责任——很好。施舍——不好。要求！神圣的女性生活对荣誉和男子体力的要求——”

汉斯·卡斯托普一定是突然发现佩佩尔科恩已是醺醺大醉。尽管他的醉态既严重又丢脸，但他并不认为是可耻的，而是和他高贵的性格融合成一体的了不起的令人尊敬的现象。汉斯·卡斯托普心想，酒神巴卡斯也曾醉醺醺地把自己的身子支撑在他热恋着的女人身上，却没有为此丧失神圣和贞洁。关键是取决于谁喝醉了，是一位大人物还是一位织亚麻布的工人。他谨慎小心，不让自己在尊敬这个山一般重的大人物方面——他的优雅手势已软弱无力，说话时舌头已转不动——有丝毫疏忽。

“亲爱的兄弟——”佩佩尔科恩说。他醉态百出，巨大的身躯傲慢而又不由自主地向后仰去，手臂笔直地搁在桌面上，握起松软的拳头轻轻地敲打着。“预计——最早的预计，如果经过再次的深思熟虑——好。

完了。生活——年轻人——就是一个女人，一个仰面躺着的女人，两个丰满的乳房紧紧挨着，髋骨之间是半展而松软的肚腹，纤细的手臂，肉墩墩的大腿，半张半合的眸子，令人神往而又嘲讽地向我们挑战，要求我们有最大的紧迫感，发挥出我们面临的或者会遭到毁坏的男人性欲的全部精力——毁坏，年轻人，您懂得它是什么吗？感情在生活面前的失败，这是不容宽恕、不容同情和没有光彩的缺陷，应该予以毫不留情的嘲笑与摒弃——完——了，年轻人，吐出来了……屈辱和缺陷是毁灭、破产和严重出丑的委婉词。它就是终结，地狱般的绝望挣扎，世界的没落……”

荷兰人说话时巨大的身躯越来越向后靠，他的王室脑袋同时向胸前垂了下去，仿佛已经进入梦乡。可是，他说到最后一句话时却把松软无力的拳头收了回去，往桌子上重重地击了一下，把正在打牌和饮酒的瘦弱的汉斯·卡斯托普吓得神经质地跳了起来。这种奇怪的情况真令他迷惑不解。他敬畏地向统治者看了一眼。“世界已经没落”——这句话就在他的脸上！除去在宗教课上，汉斯·卡斯托普记不起什么时候听到过这句话。他想，这不是偶然的，因为他认识的所有人中间，没有谁说过这样一个该死的词。正确地说，有谁胆敢这么说？矮个子纳夫塔也许对他使用过一次。这是僭妄，是纯粹的废话。这句该死的话在佩佩尔科恩嘴里，显得具有铿锵作响和长号轰鸣般的力量，简而言之，和《圣经》一般伟大。“我的上帝——一个伟大人物！”他上百次地感觉到，“我遇到了一位大人物，此人是克拉芙迪娅的旅伴！”他自己也醉得够厉害了。

他把自己的酒杯在桌子上旋转来旋转去，另一只手插在裤袋里，嘴里叼着雪茄烟，烟雾使他闭上了一只眼睛。在一个有资格的人说了这句该死的话后，他是否应该闭口不说呢？他粗哑的声音应该说什么呢？可是，由于他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导师习惯于讨论——他们俩的性格都是民主主义的，尽管另一个拒绝承认——促使他说出了坦率的评论。

“佩佩尔科恩先生，您的评语，”（这是什么话：评语！他对世界的没落作了评语吗？）“再次把我的思想引回到了先前对坏习惯说过的那些话，也就是说，它是对简朴的——如您所说——神圣的、或者如我想说的古典的生活方式的侮辱，即所谓有利于日后的和豪饮的事，是对大人物的生活方式的侮辱，也就是咱们俩中有一个人说过的人们‘沉湎’于其中的精美食物，另一方面人们又‘献身’于伟大的生活方式，并对之无限‘崇拜’。但在这里，我感到正好是一种借口——请您原谅，我的性格使我倾向于‘借口’这个说法——尽管借口也许并不重要，如同我清楚地感觉到的那样。可见，恶习的借口——正如我们所说——它的基础就是‘缺陷’。您说过这种缺陷可怕，就您所见，它确确实实降临到了我的身上。但我认为，坏习惯的东西对惊恐不是完全不可感觉的。

恰恰相反，感情在古典生活施舍面前的无能驱使惊恐成为坏习惯，它使一切正义与生活施舍背道而驰，其中也就不存在生活的侮辱或是不需要有生活的侮辱，因为这也完全可以理解为对它的崇拜。就此而言，精美食物正好是令人陶醉和令人亢奋的东西，即人们所说的‘兴奋剂’，是感情力量的支柱和增强剂，因而生活也正好是它的目的和意义。对感情的爱，缺陷对感情的追求……我认为……”

他在说什么呀？说什么“咱们俩中有一个”；这里有一个人是大人物，另一个人就是他自己，这么说不是十足的民主主义的放肆吗？难道他真的敢于把先前的话这么狂妄地曲解为当前的某些占有权吗？此外，他竟忘乎所以地也想卷入一场同样是十分可耻的对“坏习惯”的剖析吗？现在他也许会看到怎样从这件事脱身出来，因为很清楚，他惹出了十分糟糕的事。

在他的客人讲话时，荷兰绅士佩佩尔科恩的身子仍然向后靠着，脑袋垂到胸前，以致人们有理由怀疑汉斯·卡斯托普说的话是否进入他的意识领域。可是，就在这位年轻人迷惑不解时，佩佩尔科恩的身子却逐渐从椅背上竖立起来，越竖越高，达到了他的整个高度；他高贵的脑袋同时也睡得通红通红的，前额上像藤蔓似的皱纹逐渐提高，绷得紧紧的，一对小眼睛也睁大了，射出两束灰白色的威胁之光。它预示着什么？一场狂怒似乎正在到来，前者只感到了轻微的不悦。荷兰绅士的下唇顶住了上唇，强压下巨大的怒火，从而使嘴角垂挂向下，下巴向外突出。他把放在桌面上的右臂慢慢地提到头部的高度，继而超过了头部，把手握成了拳头，摆出凶狠的架势，要给那个民主主义的空谈家以致命的打击。

后者虽然深感惊恐，但对这位王室成员在他面前展现出的那种有声有色的发怒情景十分好奇和高兴。他一边竭力掩饰自己的惊恐和可能的惊恐，一边赶忙抢先开口说：

“当然，我的说法也是有缺陷的。整个事情不是别的什么，而是一个重要性的问题。我们不能把重要的东西说成坏习惯。坏习惯从来都不重要。精美食物也不重要，但却给人类追求感情提供了一种辅助剂，一种兴奋剂和亢奋剂，其本身属于古典主义的生活方式，具有简朴的和神圣的品质，而不是坏习惯的品质，我很想说，它是一种重要的辅助剂。

可见，葡萄酒是上帝赐予人类的礼物，古代具有人道主义的民族就这么说过。是神作出了这个仁爱的发明，人类文明甚至也与此有关。请您允许我这么说。因为我们听说过，种植葡萄和用葡萄酿酒的技术使人类脱离了野蛮状态，达到了文明教养的程度。人们直到今天仍然认为种葡萄酿酒的民族比较有教养，或者说，这些民族认为自己比没有葡萄酒的比基米里人文明和有教养。这肯定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因为人们声称，文明教养绝不是一件理智和言语清醒的节饮之事，更多是与热情有关，与兴奋和振奋精神的感情有关——恕我直言，这不就是要向您提出的问题并且也是您对此事的意见吗？”

瞧这个汉斯·卡斯托普，真是一个机灵鬼！或者，像塞特姆布里尼以其著作家的高雅文体所表达的那样，是一个挺“狡猾的人”。他在与大人物打交道时不够谨慎，乃至有些狂妄——一旦要摆脱困难时重又变得机灵起来。首先，他在危急之际，竟以一套即兴言词十分得体地挽救了醉酒的尊严；其次，他又顺便把谈话引到了文明教养方面，而这是精神可怕的佩佩尔科恩所没有预料到的。他以此对这位具有极大偏见的人提出了一个问题，令他举起了拳头却无法作出回答，终于使自己的态度有了松动和改变。这个荷兰人洪水猛兽般的狂怒手势也缓和了。他的手臂慢慢地朝桌面上落下来，他的脑袋也消了肿。在他有条件的和余怒未消的表情上可以看到这四个字：“算你走运！”暴风雨消失了。此时此刻，舒夏特夫人插了进来，她提请她的旅伴注意因中断娱乐活动导致的扫兴场面。

“亲爱的朋友，您冷落了您的多数客人。”她用法语说，“您对这位先生倾注了太多的精力。毫无疑问，您有许多事情要和他交换意见。但与此同时，打牌几乎已停止。我担心大家已经玩腻了。我们是否就此结束聚会呢？”

佩佩尔科恩随即把身子转向全体在座的人。一点不错，此刻室内的人显得士气低落，神情冷漠，呆头呆脑，如同一个无人管理的班级，谁愿意怎么着就怎么着。许多人几乎已是昏昏欲睡。佩佩尔科恩立即开始整顿纪律。“诸位！”他举起食指大声叫喊，宛如挥动着一把军刀，又好似一杆军旗，叫喊声就像一位长官为了制止部下溃退发出的“不是懦夫的随我来！”他个人的影响也立刻起到了振奋和集合的作用，大家随之振作起来，绷紧了松弛的表情，对着令人生畏的主人前额上深深皱纹下的灰白色眸子点头微笑。他吸引了所有在场的人。他用食指的指尖靠向大拇指的指尖，让其他手指像钉子似的耸立在它们的边上，以此督促人们再度投入战斗。他像保护和阻挡似的伸出那只指挥员的手，从他碎裂的嘴唇里传出了命令，从他大人物的身体内弹射出来的那些含糊不清的话语，对在座者的情绪起着强制作用。

“诸位——好。肉食，诸位，只有这一次——完了。不——请允许我——‘无力的’，文字是这样写的，‘无力的’，这是说无力胜任那些要求——但我呼吁你们——简单地说，诸位，我呼——吁。你们会对我说：睡觉。好，诸位，妙极了，好极了。我热爱和尊重睡眠。我崇敬它深沉的、甜蜜的、恢复精力的欢乐享受。睡眠属于——您是怎么说的，年轻人？——属于古典主义的生活方式，是头等的，最头等的——请等一等——最上等的，诸位。您是想指出和提醒‘喀西马尼’那件事：‘彼得把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召来，对他们说：你们留在这里，和我共同守卫。’你们还记得吗？‘他走到他们那里，发现他们正在睡觉，于是对彼特路说：你们不能和我共同守卫一个小时吗？’诸位，语气很肯定，很迫切，很激动。‘他去了，发现他们在睡觉，两双眼睛睡意沉沉。他对他们说：嗨，你们现在还想睡觉和休息吗？瞧，时间到了——’诸位，语气既恳切而又令人感动。”

果然，大家深为感动，感到惭愧无比。他把互握着的两只手放到胸前，搁在细长的下巴胡子上面，侧着脑袋，灰白色的目光因破裂的嘴唇疼痛得要命而显得散乱。施托尔太太在啜泣。马格努斯太太深深叹了一口气。检察官帕拉范特看到有必要代表大家，也就是以相当于社会党议员的身份，用低沉的声音对尊敬的主人说几句话，保证大家对他的服从。

他说，这里一定有个误会，在座者全都精神焕发，动作灵活，兴高采烈，全神贯注地打牌，这本来就是一个美好的、欢乐的、非同寻常的夜晚——每个人都是这么理解的，大家都有这种感觉。此刻谁也没有想到要去享受睡眠的乐趣。佩佩尔科恩先生可以信赖他的这些客人，可以信赖他们中间的每一个。

“妙极了！好极了！”佩佩尔科恩一边大声地说，一边直起了身子。

他的两只手松弛了，分开了，伸开双臂向上提起，手心向外，伸得笔直笔直，就像异教徒作祈祷那样。他那了不起的尊容刚才还是痛苦万分，此刻变得容光焕发，喜形于色，脸上甚至突然出现了一对小小的酒窝。

“时间到了——”他让人给他发牌，又戴上一副角质眼镜，眼镜腿高高耸在他的前额旁。他订了香吧槟酒；三瓶默姆公司的产品，红葡萄酒；再加上美味的球形小食品，外面涂了一层彩色糖衣，具有又脆又嫩的饼干特性，里面是巧克力和阿月浑子馅，放在花边纸盒里送了上来。施托尔太太一边吃，一边不停地轮流舔着十个手指。阿尔宾先生漫不经心地解开第一只香槟酒瓶塞上的金属圈，让蘑菇形的木塞子发出一声玩具手枪似的爆炸声，冲出装饰美丽的瓶口，射向天花板，继而又按照高雅的传统，在酒瓶外面裹上一层餐巾纸，给大家斟酒。高贵的泡沫润湿了小餐桌上的亚麻布。人们举起高脚酒杯，相互碰杯祝愿，一口气喝下了第一杯。美味的冰冷泡沫在整个胃部扩散发热。眼睛变亮了，打牌中止了，谁也没有感到有必要把桌上的钱和牌取走。全体在座者沉湎于一种舒适的优闲心境，相互交换一些毫不相干的废话，但却出自每个人提高了的感情世界，在原始的状态下承诺着最美好的事情，但在传递的道路上变成了片断的和不连贯的胡言乱语，部分是出格的，部分是不可理解的。

这情形会使每个清醒的到来者感到既羞愧又恼火，然而所有在座的人却只是付之一笑，因为他们全都昏昏然地处于不负责任的状态。马格努斯太太两耳绯红，意识到生命力正缓缓地流过她的全身，而马格努斯先生看上去似乎并不喜欢这样。赫尔米娜·克勒费特小姐一边把后背靠在阿尔宾先生的肩上，一边举起高脚杯让他斟酒。佩佩尔科恩用他矛尖似的手指做出优雅手势指引大家开怀畅饮，同时关心着后勤供给和运输工作。香槟酒饮完后，他又要来了咖啡，双料浓咖啡，加上“面包”作伴食。还有甜饮料、杏子白兰地、查尔特勒酒、法尼勒奶油和供女士们享用的樱桃甜酒。后来又送来了酸鱼排和啤酒。最后是茶，不仅有中国茶，也有甘菊茶，不喜欢喝茶的仍然可以喝香槟酒或利口酒，或是喝一杯正统的葡萄酒。荷兰绅士自己就是如此。午夜后，他和舒夏特夫人及汉斯·卡斯托普一同喝了道地的瑞士烈性红葡萄酒，把整个胃冲洗了一遍，他自己像口渴似的端起杯子直往胃里灌，喝了一杯又一杯。

豪饮一直延续到午夜一时。部分是由于神志麻木和身躯沉重，部分是由于对通宵不眠的特殊乐趣，部分是由于佩佩尔科恩本人的作用，还有对佩特里及其夫人的震慑范例也使人不愿意步他们的后尘，这伙人便得以坚持到底。一般地说，女士们的身体状况好一些。因为，此刻男人们的脸色不是红便是灰白，两条腿伸得笔直，面颊鼓得高高的，女士们却只是不时机械地对着酒杯自言自语，男人们已无力再献殷勤，女士们仍然保持着积极的姿态。赫尔米娜·克勒费特小姐光溜溜的臂肘抵在桌面上，两只手捂着面庞，边笑边对丁富诉说自己前牙在作痛。与此同时，施托尔太太抬起下巴搁到前倾着的肩膀上卖弄风骚，试图引诱检察官帕拉范特上钩。马格努斯夫人已经有了较大进步，身子坐到了阿尔宾先生的怀里，扯住他两只耳朵往自己身边拉，马格努斯似乎对此有一种轻松之感。有人要求安东·卡尔洛维奇·费尔格讲述他的胸膜炎病史，他却由于他的口吃没能讲出来，承认自己失败了，大家一致要求给他罚酒。

魏萨尔还在伤心地哭泣，可能出于某种内心深处的痛苦。他也因为口吃没有能给大家说清楚，却用咖啡和法国白兰地医治好了心灵的创伤，重新活跃起来。此外，他内心的啼哭以及颤动的下巴沾着的泪水，激起了佩佩尔科恩的极大兴趣。他举起手指，耸动前额像藤蔓似的皱纹，要求大家注意魏萨尔的姿态。“这是——”他说，“这的确是——不，请允许我说：神圣的！把下巴擦干净，我的孩子，用我的餐巾纸！或者——不，算了！他自己也放弃了。诸位——神圣的！在任何一种意义上都是神圣的，无论是基督教还是异教方面！一种原始奇迹！一种第一流的原始奇迹——最高级的原始奇迹——不，不，还是——”

随着这个“这是”、“这的确是”而来的本该是有启发性和解释性的说明语。他是用明确的、虽然已完全变得滑稽可笑的优雅手势来代替这些说明语的。他的做法是：高高举起他用弯曲的食指和大拇指组成的圆圈，脑袋可笑地侧向一边，令人产生类似面对另一宗教的年长牧师的感情；这位牧师正撩起法衣，以一种优雅的奇特姿势，站在祭坛前面跳舞。

接着，他又把宽大的身躯安置妥帖，用手臂拥抱着邻座的椅背，令人吃惊地强迫大家和他共同领略活生生的、寒冷透骨的黎明，一个寒冷的、黑洞洞的冬日黎明：台灯淡黄色的光透过窗玻璃反射到室外光秃秃的树枝间，树枝在冰冷而严酷的晨雾里一动不动……他还懂得怎样增强这种平淡无奇的日常印象，使听者为之战栗发抖，尤其是联想到了冰冷的水。

在这种黎明时刻，把一块大海绵里他称之为神圣的水挤到脖颈里，会产生不寒而栗之感。这仅仅是一句题外话，一个专注生活问题的例子，一首令人神往的即兴诗。他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要把他迫切的任务和目前的感情迅速转向欢乐度过的夜晚时刻。他也表现出十分迷恋所有的每个能抓到手的女性，不加选择，也不怕失去个人威信。他对矮个子女服务员提出了这类要求。这位残疾女子使他特大的老脸堆起了冷笑的皱纹。他对施托尔太太说了一大堆恭维话，使这个鄙俗的女人把她的肩前倾得更加厉害，忸怩作态达到了要发疯的地步。他要求克勒费特小姐吻他那张撕裂的大嘴，同时又和被冷落的马格努斯太太调情。——所有这一切，并不损害他对那位女旅伴的柔情和忠诚，他常常握起她的手并以一种虔诚的风度拉到自己的嘴上。“葡萄酒——”他说，“女人——这是——这的确是——请允许我这么说——世界的没落——喀西马尼——”

将近午夜二时，突然传来一个爆炸性的消息，说“老头儿”——指的是宫廷顾问贝伦斯——正在快步向这里走来，使这群失去理智的人顿时大惊失色。椅子和酒瓶同时掀翻在地。人们穿过图书室匆匆逃了出去。

宴饮的突然散伙，使佩佩尔科恩勃然大怒。他扬起拳头，对着那些飞奔而去的“胆小鬼”身后挥了挥。汉斯·卡斯托普和舒夏特夫人告诉他这次宴饮已经持续了六个小时，反正终究是要收场的，提醒他是让位给神圣的睡眠用以恢复精力的时候了。他作了某种程度的妥协，同意他们带领他去上床睡觉。

“扶着我，我的孩子！您扶我这一边，年轻人！”他对舒夏特夫人和卡斯托普说。于是，他们俩扶着佩佩尔科恩沉重的身躯从椅子上站起来，然后把手臂向他伸过去。他就这样吊在两个人的身上，迈开两条硕大的腿起步了，大脑袋时而倒在年轻人耸起的一只肩膀上，时而又倒向另一只肩膀，不久又把扶着他的一个人撞到边上。他就这样步履蹒跚、一摇一晃地去安眠了。从根本上来说，让别人这样扶着和带领着回房的方式，可能也是一种国王的奢侈享受吧。不过，他要是感到情况不妙，看来也会自己走路的。他懒得花费力气去羞羞答答地掩盖自己的醉态，那样做只有微小的和次要的意义。对他来说，完全没有必要为自己的醉态感到羞愧。相反，他就这样一摇一晃地走着，把搀扶他的两个奴仆时而撞向右边，时而撞向左边；他把这视为国王的一种乐趣，为此感到无比快乐。他自己还边走边说：

“孩子们——荒唐——我当然完全不——在这种时刻——你们应该看看——真可笑——”

“真可笑！”汉斯·卡斯托普附和着说，“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尊敬古典主义的生活方式。为了尊敬它，要让自己的身子尽情地摇晃。认真地说……我也是其中的一分子。可是，尽管是这么酩酊大醉，我仍然清楚地知道，送这么一位道道地地的大人物回房去睡觉，是我的特别荣幸。醉态根本不能左右我。就地位而言，我是根本无法与之比较的——”

“哼，你这个饶舌小儿！”佩佩尔科恩说着身子一晃动，把汉斯·卡斯托普一直撞到楼梯的扶手栏杆上，同时把舒夏特夫人拉向自己身边。

很明显，关于宫廷顾问正在向他们走来的传言是一发吓人的空炮弹。可能是疲劳不堪的矮个子女服务员发出的，把这一伙人炸得鸡飞狗跳，四分五散。佩佩尔科恩意识到了这个情况，立即停下来，想要往回走，继续去喝酒；但他身子两边的人好言相劝，他才重新迈步走路。马来西亚的矮个子宫廷仆从身佩白色领带，脚穿一双黑绸鞋，站在套间门前的走廊里等待他的统治者归来。他把一只手按在胸前，躬身施了个礼，把他的主子接了过去。

“你们互吻吧。”佩佩尔科恩命令说。“然后再吻这位夫人的额头，年轻人！”他对汉斯·卡斯托普说，“她不会反对您吻她，还会同样地回吻您。在我的准许下，为我的健康而接吻吧！”他说。汉斯·卡斯托普拒绝去吻她。

“不，陛下！”他说，“请您原谅，这可不行。”

佩佩尔科恩身子靠着宫廷奴仆，把额上的皱纹拉得直直的，要求告诉他为什么不行。

“因为我不能和您的女友接吻。”汉斯·卡斯托普说，“我真的要去休息了！不行，不管从哪方面来说，这都是不恰当的。”

此刻，舒夏特夫人也已朝她的房门走去，佩佩尔科恩只得让那个不服从命令的人离去。他还站在那里，耸起额上的皱纹，越过自己和马来人的肩膀，从身后对他看了好一阵子，为这种放肆行为感到十分吃惊；他身为统治者，恐怕还从未遇到过如此放肆的情况。

荷兰绅士佩佩尔科恩（续）

荷兰绅士佩佩尔科恩今年整个冬天都呆在“山庄”疗养院——包括还有后来的那些时间——一直呆到春天，以致最后还一同到弗吕拉山谷以及那里的瀑布作了一次相当令人怀念的郊游（塞特姆布里尼和纳夫塔也在内）……是最后吗？是说打那次郊游以后再没有多少时间了吗？——对，没有多少时间了。是离开了吗？——既对又不对。——既对又不对吗？别再故弄玄虚了！我们懂得要有耐心。除去那些并不高贵的跳死之舞者不说，齐姆逊少尉也死了。讲话含糊不清的佩佩尔科恩是被恶性疟疾夺去生命死的吗？——不，他不是这么死的。为何要这么不耐烦呢？万事总不是一下子就能说到头的，这是必须注意的生活和叙述条件。我们也许不想反对上帝规定的人类认识形式！我们至少得尊重这个故事允许我们安排的时间！反正也不会太久了，真有点儿手忙脚乱了。

或者，如果不嫌声音吵闹的话，可以说事情发展得已十分快！一只小小的时针计算着我们的时间，它迈着碎步，仿佛是在计量一秒又一秒，分秒也不让。然而，只有上帝才会知道它每走一步的含义。它毫不留情地、永不停顿地越过极点。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我们已在山上这个地方好多年了。它使我们头晕目眩，这是一场没有鸦片和大麻的恶梦。道德家将会谴责我们——我们有意用许多理智的光亮和有逻辑的洞察力来反对糟糕的模糊迷雾！必须承认，这不是偶然的。我们挑选了诸如纳夫塔先生和塞特姆布里尼先生的脑袋来和我们打交道，而不是让说话模糊不清的佩佩尔科恩包围我们——这当然会导致进行一番比较，它肯定会在某些方面，具体地说会在大人物这一点上得出有利于这个后期现象的结论，就像汉斯·卡斯托普自己思索的那样。他躺在楼上的小房间里，承认除了皮特尔·佩佩尔科恩外，正是上述两位先生校正了他可怜的心灵。

两位指导教师的谆谆教诲，使他成了“饶舌小儿”——国王在酩酊大醉时就是这么称呼他的，叫起来既动听又令人感到幸福。封闭教育学还把他和一个地地道道的大人物联系了起来。

这位克拉芙迪娅·舒夏特的旅伴——一个大人物——作为巨大干扰而出现，本身就是一个问题，汉斯·卡斯托普并没有因此而对自己的价值产生过怀疑。我们重复地说一遍，他没有怀疑自己对这样一个有地位的人的真诚崇敬和好感，虽说当时也表现出轻狂，仅仅因为对这个人和那个女人把旅费合在一起使用而感到不满。汉斯·卡斯托普在那个狂欢节的晚上曾向这个女人借过一支铅笔——这不是他惯有的作风。诚然，我们完全可以估计到，这个小圈子里的某些男人和女人会对他这种“无动于衷”产生反感，他们宁愿看到他憎恨和回避佩佩尔科恩，内心里把他说成是一头老驴和一个说话含糊不清的酒鬼，在他患上疟疾时不再去探望他，不去坐到他的床前和他聊天——总而言之，他们只是注意到他对谈话作的贡献，没有注意到伟大的佩佩尔科恩作的贡献——他以一个漫游学子的好奇心接受大人物对自己的影响。他这么做了。我们叙述这件事，完全不考虑会不会使人想起费迪南·魏萨尔来，他也曾殷勤地替汉斯·卡斯托普抱双排纽扣大衣。有人会这么想并不说明什么。我们的主人公不是魏萨尔，内心痛苦不是他的事情。他恰恰不是这样的“主人公”，也就是说，他对男性的关系不是由女人决定的。按照我们的基本原则，既不能把他说得比他本人更好，也不能说得比他本人更坏。我们认为，他会干脆拒绝这么做——不是自觉地和坚决地，而是十分幼稚地拒绝受为正义而斗争的传奇式影响去反对自己的性属——拒绝在这个范围内为有益的教育经历而斗争。这一定会使女人感到不快。我们深信，舒夏特夫人就对此非常气愤，曾随口说出过这种或那种尖刻的意见——对此我们还将谈及——就是针对这一点的。不过，也许正是这种性格成了教育学合适的争论对象。

皮特尔·佩佩尔科恩病得很厉害——在他到达那天晚上的赌博和豪饮之后，这也就不足为奇了。几乎所有参加那天长时间而又十分劳累的聚会的人全都身感不适。汉斯·卡斯托普也不例外，头痛得非常厉害，但它并没有阻止他去探望昨天那位主人的病情。他在二楼的走廊上遇见了那个马来仆人，让仆人去向佩佩尔科恩通报，立即得到了他的准许和欢迎。

他穿过那个把舒夏特夫人卧室隔开的小会客室，走进荷兰人的双寝室室，发现这个房间非常宽大，家具富丽堂皇，设备齐全，与“山庄”

普通客房完全不同。这里有丝绸罩面的安乐椅，弧形腿的桌子，地板上铺着地毯，床也不是那种白色的病床，而是非常华丽的抛光的樱桃木床，包有一层锃亮的黄铜，没有床顶，也没有床幔和吊钩——只有一方汇合成华盖的小小穹顶。

佩佩尔科恩躺在其中的一张床上，红绸面的羊毛毯子上放着书籍、信件和报纸，戴着高高耸立的角质眼镜，正在阅读《电讯报》。位于他身旁的那张椅子上放着咖啡具，还有一只已喝完一半的红葡萄酒瓶——那是昨天晚上的低等烈性酒——放在床头柜的一堆药瓶边上。使汉斯·卡斯托普稍为吃惊的是佩佩尔科恩没有穿白衬衫，而是穿一件长袖羊毛衫，手腕处扣上了纽扣，颈项处没有领口，在这个老人宽阔的双肩和隆起的胸脯处显得平整而合身。他那躺在枕上与众不同的脑袋垫得高高的。这副装束使他不再像个有产者，其外貌很像普通的劳动人民，部分也像一个已梳理整容完毕的待殓死人。

“无论如何，年轻人，”他一边抓住眼镜的长腿摘下眼镜，一边开口说道，“请原谅——肯定不是如此。正好相反。”汉斯·卡斯托普在他床前坐了下去，对他表示了关切之情，为他良好的健康状况深感惊讶——虽说那并不是真正钦佩的感情，只是他的正义性迫使他不得不有这种感情——继而是亲切愉快的交谈，辅之以佩佩尔科恩出色的不连贯的话语和最有力的手势。他看上去并不太好，脸色黄黄的，精神不振，相当痛苦。他在天亮前发了高烧，热度挺高，是疟疾发作，其后果不单是虚弱无力，还有醉酒后难受的头痛。

“昨晚我们是够狼狈的——”他说，“不，请原谅——既糟糕又狼狈！可您还——好，不再这么干了——尤其是在我这个年龄对我是有危险的——我的孩子。”他温存而又果断地向突然从小会客室那里走来的舒夏特夫人转过去，“——一切都很好，但我要对你再说一遍，小心为妙。别人一定要阻止我——”他说这些话时，表情和声音几乎有一种类似国王要爆发狂怒的架势。可以想象得出将到来的是一种怎样的坏天气。真要有人去劝他停止喝酒，就会领略到他的蛮横粗暴，遭到他的无理责备。伟大人物也许都是这样的。他的女旅伴一边朝他走过去，一边向站起身的汉斯·卡斯托普问好。——顺便提一下，她没有和他握手，只是嫣然一笑，挥挥手，示意他“继续谈吧”，“只是不要”中断和佩佩尔科恩先生的交谈……她在房间里忙碌着，一会儿走到这里，一会儿走到那里，指使宫廷仆从把咖啡具撤去。她出去了片刻，不久又穿着软底鞋走了回来，站在那里不时加入他们的谈话，或者——如果我们把汉斯·卡斯托普不十分肯定的印象说出来的话——也是为了监视监视。理所当然是如此！她结识了这样一个具有很高地位的大人物，才得以和他重返“山庄”。这个在此地等了很长时间的男人，现在却向大人物表现出男子汉对男子汉的歉疚和敬意，而她呢也只好以“继续谈吧”和“只是不要”的示意表示她的不安和焦虑。汉斯·卡斯托普对此一边微笑，一边向膝盖俯身下去，以掩饰自己的笑容，内心感到无比高兴。

佩佩尔科恩从床头柜上拿起酒瓶，给他斟了一杯葡萄酒。在今天这种情况下，荷兰人这一举动的含义是：此刻最好再把昨天夜里中止的继续下去。那种烈性酒和苏打水具有相同的作用。他举杯和汉斯·卡斯托普对饮。后者一边喝酒，一边注视着他，看着那只满是老人斑的、矛尖似的指挥者大手，手腕处被羊毛衫的纽扣绷得紧紧的，看着他把酒杯举得高高的，两片宽大而撕裂的嘴唇咬住酒杯的边沿，把酒往上下蠕动的人工咽喉或是死人咽喉里灌进去。后来他们还谈了床头柜上那种褐色浆液的药物。在舒夏特夫人的提醒下，佩佩尔科恩从她手上喝了满满一汤匙——那是一种退热药，实际上就是奎宁。佩佩尔科恩给他的客人也尝了一点儿，让他也亲身体验一下这种药剂既苦又涩的特别味道，还说了许多赞扬奎宁的话，又说它对身体大有裨益，不仅能杀死病细胞，对热量中心产生有益的影响，而且还被认为是滋补药，又说它可以降低蛋白质的代谢，增进营养状况。一句话，它是一种真正的清凉饮料，一种出色的强壮剂、清醒剂、兴奋剂——同样也是一种麻醉剂。他一边像昨天那样用手指和脑袋开着玩笑，一边说：“不过，人们也容易喝醉或是留下什么后遗症。”他说这话时重又活像一个手舞足蹈的异教祭师。

是的，一种多好的植物，金鸡纳树皮！再说，它还不到三百年，就为我们地球上的药理学赢得了顾客；过后不到一百年，化学发现了生物碱，令道德家可以安慰的是继而又发现了奎宁——发现了，还作了一定程度的分析，因为至今还不能说对其化学成分有了相当好的了解，或者说已能进行人工制造。化学不能这么声称。我们的药物学没有因其获得的认识而骄傲自负，胡乱吹嘘，这是好的。因为对它来说，有些东西如奎宁那样情况很好。它知道这个或那个的原动力及材料的作用，但要轮到具体说明这些作用时，常会使化学陷于十分尴尬的境地。年轻人若要去查看毒物学——查看一下关于所谓制约毒剂作用的基本特性，就会发现谁都没有给他作出详细的说明。例如，对蛇毒的问题就了解甚少，只知道这种动物性毒汁属于蛋白化合物之列，含有多种蛋白体，但它的这些明确的——也是完全不明确的——成分具有非常好的作用，如加入血液循环，产生的效果常令人惊讶不已，因为人们习惯于认为蛋白体和毒汁是互不相容的。佩佩尔科恩的脑袋靠在直立的枕头上，射出惨白的目光，额上皱纹清晰可见，举起矛尖似的手指以及由食指和大拇指勾起的圆圈。他说，就物质世界而言，这些物质的情况是所有的生与死都突然与它们有关：一切都是大麦茶，同时又是毒汁。药物学和毒物学成了一回事。人们用毒汁治愈疾病，成了生命的载体，在一定情况下却又只需稍稍抽搐一下，瞬息之间就会把人杀死。

他在谈论大麦茶和毒汁的关系时，语气恳切而又不同寻常。汉斯·卡斯托普侧着脑袋倾听，不住地点头，却很少注意那些话的含义，他似乎更注意默默地了解他这个人物的作用。说到底，它也和蛇毒的作用一样令人费解。佩佩尔科恩说，生命力，世界的一切都是物质——其他东西都是受制约的。奎宁也是一种治病的毒汁，尤其具有强身的作用。只要服下四克奎宁，就会使人耳聋，使人眩晕，使人呼吸急促，如同阿托品那样使人视力模糊，如同酒类那样使人迷糊。奎宁厂的所有工人眼睛都有炎症，嘴唇肿胀，深受皮肤斑疹之苦。接着，他又开始讲述金鸡宁和金鸡纳树，讲述安第斯山的原始森林，说金鸡纳树生长在山上三千米高的地方，后来这种金鸡纳树皮作为“救命树”传到了西班牙——南美洲的土人早就知道它的效力。他描述荷兰政府在爪哇岛上的巨大的金鸡纳树种植园，每年从那里用船运往阿姆斯特丹和伦敦的浅红色桂皮似的金鸡纳树皮卷达几百万磅……至于树皮，是本本植物的树皮组织，从表皮到形成层——佩佩尔科恩说，它们全身都有用，几乎全都具有特别活跃的品性，好的品性和坏的品性——有色民族的制药学远胜于我们这里的人。在新几内亚东部几个岛上的年轻人制成了一种爱情的魔药，用的是一种树皮，可能就是毒汁树，和爪哇岛上的毒汁树一样会分泌出毒雾，弥漫在周围的空气里，据说它能使人畜中毒，昏迷不醒。他们用这种树的树皮磨成粉末，和椰子果的切片掺和在一起，把这种混合物卷在一片树叶里，用水烧煮，然后将这种混合物的水汁喷到正在睡眠的不易接近的女人脸上，她就会主动向那个喷射水汁的人求爱。有时是树根皮，它含有类似马来群岛上的攀缘植物马钱子的毒汁，土著人给它掺入蛇毒，做成桑拉沙，是一种可以进入血管的毒剂，例如通过箭头，会造成立即死亡，但谁也无法对年轻的汉斯·卡斯托普解释清楚到底怎么会这样。

只有一点是清楚的，桑拉沙在活跃性方面与马钱子十分相似……此刻，佩佩尔科恩在床上已完全坐直了，那只颤抖着的指挥者大手不时把酒杯送到他撕裂的嘴唇处，像干渴似的喝上一大口。他讲述到了科罗曼德海岸的马钱子树，从它橙黄的浆果里——即马钱子——可以提取大量的生物碱，或称士的宁——这时，他的声音变成了悄悄的耳语，前额上的线条皱纹拉得更高——他讲到了这种树的灰白色树枝，异乎寻常的硕大树叶和黄绿色花朵，使年轻的汉斯·卡斯托普眼前呈现的那棵树不但阴森可怖，而且歇斯底里般的五彩斑斓。总而言之，让他产生了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此刻，舒夏特夫人也加入了谈话。她说，这样不好，谈话会使佩佩尔科恩疲劳不堪，他会因此又发高烧的。虽说她并不想打断双方的谈话，但她现在不得不请求汉斯·卡斯托普先生使这次谈话到此为止。他当然照办。但以后又谈了一次话。那是发过三日疟以后几个月，他重又坐在这位国王的床边，舒夏特夫人在一旁走来走去，对谈话略作控制，有时也插几句话。佩佩尔科恩在没有发高烧的那些日子里，也和汉斯·卡斯托普以及满身珠光宝气的女旅伴在一起度过几个小时。因为荷兰人只要不躺在床上，就从来不放弃晚餐后把这个“山庄”的一小撮上等居民——有时也变换人员——召到一起打牌、喝酒以及享受各种各样的提神饮料，有时在小客厅，如上次那样，有时就在小餐厅里。每当这种场合，汉斯·卡斯托普总是习惯地坐在那位懒洋洋的女人和了不起的大人物中间。佩佩尔科恩也到户外去活动。这时，费尔格和魏萨尔先生就参加一同散步，不久还加入了塞特姆布里尼和纳夫塔——两个精神上的对手。

与他们俩的相遇是不可错过的机会。汉斯·卡斯托普认为，让他们和佩佩尔科恩以至也和克拉芙迪娅·舒夏特相互结识，是值得珍视的一件大事——根本没有考虑到那位辩论家是否欢迎这种结识和交往。他在内心深处相信他们需要他这个教育对象，宁愿忍受一些不快，也不愿放弃在他面前的对抗。

他也毫不怀疑，他这个朋友圈子五花八门的成员至少会容忍意大利人和耶酥会士的争论。他们之间显然存在着紧张、拘谨甚至内心敌对的情绪。我们这位微不足道的主人公怎么会把他们揉到一起，令我们也深感惊异——我们只能对自己作出这样的解释，是他性格中具有热爱生活的成分，使他乐于倾听一切值得倾听的东西，别人可以把它称之为本身就是一种礼貌，从而使他不仅可以和同龄人及大人物相处，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把他们相互结合在一起。

这些关系的发展多么奇妙啊！它吸引我们急于去搞明白这些缠绕在一起的线头，诸如汉斯·卡斯托普在散步时以怎样狡猾的、热爱生活的目光去观察他们。就说那个可怜的魏萨尔吧，他热烈地追求舒夏特夫人，卑躬屈膝地崇拜佩佩尔科恩和汉斯·卡斯托普，以有幸见到前面这位统治者为荣，对后者只是为了过去的那段经历。至于克拉芙迪娅·舒夏特，乃是迈步轻盈、体态妩媚的病员和旅行者，又是佩佩尔科恩的随侍人员，尽管她外表十分自信，却又总有什么使她感到不安，因为她内心恼怒地看到，过去狂欢节上的一名追求者竟和他的统治者相处得如此之好。这种恼怒是否令人想起决定她对塞特姆布里尼态度的东西呢？这个谈话动听的人，这个伪君子，这个不讨她喜欢的人，她不就是这样高傲而又绝情地称呼他的吗？对年轻的汉斯·卡斯托普的这位朋友，她多么想责问他用地中海地区的方言讲了些什么。他在彬彬有礼的年轻德国人——一个出身于良好家庭的漂亮的资产阶级少爷，当他想接近她时眼里还噙着泪水——身后略带蔑视地讲的那些话，她一个字也没有听懂。汉斯·卡斯托普就像人们通常说的那样热恋了，但不是那种寻欢作乐的意思，而是希望真诚相爱。如果情况不允许和不明智，也不要让别人在背后议论——这就是说，爱得很深，他顺从，迁就，痛苦，献殷勤，像奴隶一样，但仍然保持着足够的狡猾；他完全明白忠诚于这个生着一对鞑靼人迷人小眼睛的慢性病人，具有并保持了何等的价值。从他本人无比痛苦地表现出的迁就相比，塞特姆布里尼对她的态度提醒她要重视这个价值。塞特姆布里尼的表现更证实了她的这个猜测，那种矫揉做作的虚伪礼貌是不可接受的。糟糕的是——在汉斯·卡斯托普眼里看来，毋宁说有利的是——她对列奥·纳夫塔的关系曾寄予希望，却没有获得满意的补偿，尽管她还没有遇到像塞特姆布里尼先生那样对她的性格持根本否定的态度，谈话的条件也较为有利：他们——克拉芙迪娅和精明的矮个子纳夫塔——有时也单独交谈，谈论书籍，谈论政治哲学问题。他们俩对极左观点的看法是一致的。汉斯·卡斯托普忠诚地参加了谈话。但她也许发觉那里边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有礼貌的迎合和保留态度，像所有的暴发户那样，是一个暴发户小心翼翼对她表示的迎合态度。他那种西班牙式的热衷于恐怖从根本上来说和她摔门的浪荡作风甚少一致。作为最后的也是最好的他还说了一句轻微的和难以理解的刻毒话；以她女性对于两个敌手——塞特姆布里尼和纳夫塔——特有的嗅觉力，她一定感觉到了这句刻毒话的含义（就像她那位狂欢节骑士本人的感觉那样）。可以从她身上找到他们俩对汉斯·卡斯托普不满的原因：教育者对她恼怒，是因为她成了破坏性的和分散注意力的因素。这对精神上一度势不两立的敌手因而团结了起来，在教育问题上的不和也就消失了。

这种敌意是否也渗入了两位雄辩家对皮特尔·佩佩尔科恩的态度中呢？汉斯·卡斯托普确信注意到了这种情况，也许是因为他幸灾乐祸地预期会发生这种情况，自己又是那么渴望把这位说话结巴的国王和他的两位“政府顾问”——有时他在内心开玩笑地这样称他们俩——弄到一起，借以研究其产生的效果。荷兰绅士佩佩尔科恩在室外不像在室内那样显得仪表堂堂。头上柔软的毡帽一直盖到前额的下方，把他蓬松的白发和前额上深深的皱纹遮得严严实实，只留下一部分面容，仿佛是一张皱缩了的脸，就连他发红的鼻子也不那么趾高气扬了。他走路也不如站着那么好看，如同往常那样，每走一步整个沉重的身躯连同他的脑袋就会甩往一边，甩往向前迈步的那只脚一边，使人觉得他并不是一位国王，而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他迈步时大多也不像站着时直起整个身子，而是像垂头丧气似的。但他还是比意大利作家——更不用说矮个子纳夫塔了——高出一个头——这可不是唯一的原因，表明他的出现为什么会给两位政治家的生存以这么巨大、十分巨大的压力，就像汉斯·卡斯托普先前认为的那样。

对于狡猾老练的观察者来说，这是通过对比可以感觉到的压力，一种蔑视和有害的压力；毫无疑问，在场的人——无论是高声说话的矮子还是说话结巴的大人物——也都感觉到了。佩佩尔科恩对纳夫塔和塞特姆布里尼显得殷勤而有礼貌；汉斯·卡斯托普很想把这称之为讽刺性的尊重，虽说他完全不理解这个概念与伟大人物的概念互不相容。国王是不懂讽刺的——既不懂那种直率的和古典的演说艺术，更不懂比较隐晦曲折的手段。荷兰人面对汉斯·卡斯托普这两位朋友的举止态度，还不如说是一种高雅的和出色的嘲讽——无论是隐藏在比较严肃的态度里还是公开流露出来的。“是——是——是！”他一边用手指朝他们那边指一边说，脑袋和他那个微笑着撕裂的嘴唇同时转了过去。“这是——这是——诸位，我提请你们注意——大脑，大脑，请你们要理解！不——不，好极了，对不起，这是，终究表现出来——”他们莫名其妙地交换了一下目光，对视之后随即又失望地把目光转向天空。他们很想看看汉斯·卡斯托普的态度，他却对此不理不睬。

这时，塞特姆布里尼先生直接向他的学生发问了，表示他对教育怀有的不安情绪。

“不过，依您之见，工程师，这是一个道道地地的愚蠢的老头儿！

您觉得他怎样？他能使您得到发展吗？我可一点也不理解他！一切都很明白——完全不值得称赞——如果您容忍他这个人，如果您与他为伴是为了寻求他目前的情妇青睐的话。可是，要说没有看到您更关心的几乎只是他而不是她，那是不可能的。我向您发誓，您要给我的理解力帮帮忙……”

汉斯·卡斯托普大笑起来。“无论如何！”他说，“妙极了！现在终于——请您原谅——好！”他极力仿效佩佩尔科恩的优雅手势。“是，是，”

他继续大笑着说，“您觉得这很愚蠢，塞特姆布里尼先生。不管怎么说，在您看来含含糊糊的事也许要比愚蠢更为糟糕。啊，这么愚蠢。有许多各种各样的愚蠢，机灵不是其中最好的……哈哈！我相信，我记住了一个词，一个词。您喜欢这个词吗？”

“太好了。我满心期望和乐意看到您的箴言集。也许还来得及给您提出一个请求，请您考虑在其中收入某些我们偶尔观察到的具有仇视人类性质的谬论。”

“一定照办，塞特姆布里尼先生。绝对照办。不，您看得出我的这个词绝不是为了追求谬论。对我来说，这么做是为了指出在确定‘愚蠢’和‘聪明’时出现的巨大困难，是指出出现的困难，对吗？要区别开来是多么困难，它们……相互交叉在一起。我知道，您憎恨神秘的猜测，主张价值，判断，价值的判断，对此我同意您的看法。可是‘愚蠢’和‘聪明’这两个词，它们有时是个整体的神秘主义。必须允许别人去研究其中的奥秘，前提是要有真诚的努力，尽可能地寻找出它的根源。我想向您提出下面这个问题。我要问，您能否认他胜过我们所有的人吗？

我的表达虽然有些粗鲁，但我看得出来，您不会否认这一点。他胜过我们所有的人。在某些方面他有理由嘲笑我们。在哪些方面？为什么？多大程度？自然不是由于他的聪明。我承认，这根本谈不上聪明。他最多是一个说话含糊不清的人，一个有感情的人，而感情正是他的嗜好——请您原谅我的口头表达！我是说，他不是在聪明方面胜过我们，也就是说不是在智力方面——您不会允许自己这么说的，的的确确，这不可能。

但也不是在身体方面胜过我们！更不是由于他有一副指挥者的肩膀，不是在粗暴的蛮力方面，因为他用拳头可以把我们每个人都揍死——他完全没有想到他可以这么做。他一旦想到了，只要用几句文明的话就足以让他平息下来……可见也不是在身体方面胜过我们。毫无疑问，当然身体也在这方面起着一定的作用——不是在蛮力这方面，而是在另外的方面，在不可思议的方面——一旦身体起了作用，事情就变得不可思议了——身体进入了智力，这就无法加以区别了，愚蠢和聪明就无法加以区别了，但是发生了作用，在生命力方面胜过了我们。我们手头对此只有一个词，它就叫‘有个性的人’。即使我们全是有个性的人，也许必须明智地说——还有道德方面和法律方面，表现人的个性的各个方面。但这里指的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要对远远超过愚蠢和聪明的奥秘加以研究——部分是为了尽可能找出它的根源，部分是一旦做不到时就从这方面寻找启示。我想，如果您是主张价值的，那么，个性归根结底也是一个实际的价值——比愚蠢和聪明还要实际，是最大程度的实际，就像生命那样的绝对实际。总而言之，是一种生命的价值，完全有必要经常地加以研究。我认为这样已对您所说的愚蠢作出了回答。”

最近以来，汉斯·卡斯托普对发表这样的长篇宏论已不再迷乱不清和语无伦次，不再说不出话来了。他把话说完后，便把声音降低，再加上一个句号，然后像一个人物那样继续走路。虽然他说话时仍然会脸红，但那实际上是对他住口后出现的批评性沉默感到恐慌。他有足够的时间为自己感到羞愧。塞特姆布里尼让这种沉默持续了好一会儿，然后才说：“您否认是在追求谬论。与此同时，您也清楚地知道，我同样也不愿意看到您去追求神秘主义。您由于把有个性的人神秘化，就陷入了崇拜偶像的危险。您崇拜的是一个假面具。您把令人迷惑之处看做神秘主义，以便热爱那个欺骗人的空洞形式，只有身体外貌的魔鬼有时就是这样来愚弄我们的。您从来没有和戏剧界来往过吗？您不了解那种经过化装的头，有尤利乌斯·恺撒的脸谱，有歌德和贝多芬的脸谱，以及他们幸运的扮演者。他们一旦张开嘴来，在阳光下不都证明他们全是可怜的笨蛋吗？”

“好吧，就说那是一出戏吧。”汉斯·卡斯托普说，“不过，那不仅是一出戏，不仅是一种愚弄人的玩意儿。因为这些人全是演员，他们必须有才能，而才能本身远胜于愚蠢和聪明，其本身就是一种生命价值。

佩佩尔科恩先生也有才能。不管您怎么说，他就是以此胜过我们的。您坐在纳夫塔先生房间的一个角落里，听他给您作一个关于格里高里一世和上帝之国的报告，很值得一听。——另一个角落里站着佩佩尔科恩，长着一张异样的嘴，前额上的一条条皱纹耸得高高的。他没有说什么，只说‘无论如何！请原谅我——完了！’您就会看见，人们立刻聚集到佩佩尔科恩身边去，全都围着他。纳夫塔却连同他的聪明和上帝之国孤零零地站在那里，无论他对此讲得如何清楚，直透每个人的骨髓和细胞，就像贝伦斯经常说的那样……”

“您该为这种崇拜成功者之风羞愧才是！”塞特姆布里尼提醒他说，“世人受到了欺骗。我并不要求人们聚集在纳夫塔先生的周围。他是一个存心捣乱的可怜家伙，但我却倾向于站在他的一边，因为您用大有问题的喝彩描绘了一个虚构的场面。您去蔑视那些清楚的、精确的、合乎逻辑的东西以及与人道息息相关的言语吧！您蔑视这一切，为了尊敬模棱两可的暗示和对感情的欺骗——魔鬼一定已把您……”

“但要请您相信，他在清醒后常常可以说出完全连贯的话。”汉斯·卡斯托普说，“他有时讲述有关生命的药物和亚洲的毒汁树，讲得生动有趣，使人不禁会害怕起来——最有趣的总是某些令人害怕的东西——只和他这个大人物作用有关的东西其本身反而是最没有趣味的。它的效果在于既令人害怕同时又使人感兴趣……”

“那自然喽！您对亚洲的无知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上，我对这样的奇闻不敢恭维。”塞特姆布里尼尖刻地回答说。汉斯·卡斯托普赶忙解释说，他的谈话与教诲的长处当然是在另一个方面，谁都没想要进行比较，这对双方都是不好的。可是，意大利人根本就不理会他的解释，并且鄙夷这种讨好的口吻。他接着说：“不管怎么说，请您允许我钦佩您的客观性和心安理得，工程师。

它显得有些荒诞不经，您必须承认这一点。归根到底，问题在于……这个偶像抢走了您的美女贝娅特丽齐——我在此敢于实话实说。而您呢？

还没有过这个先例。”

“是性格上的差别，塞特姆布里尼先生。是容易激动和骑士风度方面的差别。当然，您作为一个南方人，也许会使用毒剂和匕首，或者会满怀社会激情地描述这些事情，讲得简单点，这肯定是很有男子气概的，社会性男子气概，那种骑士风度。我的情况则不同，我完全不是一个具有男子气概的人，我在自己身上看到的只是卑微的小人物——我也许完全不是这样的，但肯定不是我脱口说出的那种社会性的人，我不明白是什么原因。我在自己昏沉沉的胸腔里自问，我是否能对他提出些什么指责。他是故意要伤害我吗？但只有侮辱是故意的，除此之外都不是故意的。至于有关‘伤害’的事，我会坚持这个观点，可我对此又没有权利——根本就没有权利，对佩佩尔科恩我就更没有权利。首先，因为他是一个大人物，对女人来说仅此已是够重要的了；其次，他不像我这样只是个平民百姓，而是和我可怜的表兄那样是军人。也就是说，他有一个可贵的立场，一个可贵的嗜好，那就是感情，生活……我又空谈无意义的废话了，但我宁愿胡编一些，同时半途说出一些困难情况来，而不总是只说我无可指摘的习惯——这可能是我性格中的一种军人特征，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

“您一直都这么说，”塞特姆布里尼点点头说，“这无疑是一种值得赞扬的特征，认识和表达的勇气，这是文学，是人性……”

他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好好歹歹地走到了一起。塞特姆布里尼使谈话有了一个和解的结局，对此他也有很好的理由。他的地位决不是不可侵犯的；对他来说，让严厉态度松弛一些是可取的。关于嫉妒问题的谈话对他是一块又湿又滑的土地。有一点他本来是必须回答的，但从他这个教育家的身份来说，他与这个年轻人的关系无论如何也不应是独霸式的。那个有实力的佩佩尔科恩也跟纳夫塔和舒夏特夫人一样，把这个圈子搞得不安宁。最后，他也不希望劝阻他的学生放弃对大人物的作用和自然优势的看法。他本人也和他的对手一样不能摆脱那些含糊不清的事。

对他们来说，最好的情况莫过于刮起一阵才智风，莫过于进行一场辩论——把散步者的注意力吸引到辩论上来，吸引到一个他们认为时髦而又热烈的问题上来，吸引到学术争论上来，其声调要仿佛事关应由他们独力承担日常费用的迫切问题和生活问题。诚然，这位有“地位”的人在一定程度上并不关心辩论会持续多久，因为他对此只是抬起前额上的皱纹表示惊讶，伴之以含糊不清和不连贯的嘲笑话。直至此时，他才开始使用压力，监视谈话，使之失去光彩，并通过某种方式除去害虫，以此表示反对。在场的人都感觉到了这一点。虽然在他来说完全是无意识的，或者天晓得在何种程度上是有意识的，谁也没有对两者去认真区别，从而使争论在其重要关键处大为逊色。是呀，它——我们有礼貌地这样说——被打上了游手好闲的印记。或者换个说法，你死我活的有趣争论悄悄地展开了，暗暗地而且是不明确地，始终涉及到那个散步时侧向一边的人物，被这个磁性物闹得筋疲力尽。这个神秘的、使争论者极为恼火的过程再也没有别的特征了。我们只能说，要没有皮特尔·佩佩尔科恩这个人，就更有责任表现出旗帜鲜明的立场。诸如列奥·纳夫塔要捍卫教会头等的和彻底革命的性质，反对塞特姆布里尼的教育学观点；他把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力量视为黑暗势力的卫护者和维持者，声称一切改革的和革命的东西最了解和热爱生活和未来，并受与此相反的、古典教育再生于光荣时代的光明、科学和进步的原则制约。他抛出美好的话语和手势坚持这一信仰。纳夫塔冷静而果断地主动表明了他的立场——几乎达到完美的、无法反驳的程度——他说，教会是宗教禁欲思想的体现，最核心之处绝不是现存事物的卫护者和支柱——即世俗教育和国家法制，而是历来最激进的、明明白白写在它旗帜上的变革，推翻一切自命为值得维护的东西，那些得到牧场主、荡妇、保守派和小市民拥护的国家和家庭，世俗艺术和科学；它们始终自觉和不自觉地和宗教思想作对，与教会相对抗。教会天生的倾向和信守不渝的目的是瓦解一切现存的世俗秩序，按照理想的、共产主义的、上帝之国的范例再造社会。

然后是塞特姆布里尼开腔。天呀，他惯于这样开始说话。他说，把凶恶的革命思想和一切坏的天性加以混淆是令人遗憾的。千百年来教会热爱的革新就是审判和绞杀被证实有生命的思想，并把它扼杀在火刑堆的浓烟里。今天，教会又通过它的密使宣称它是乐于改革的，其理由是说革命的目的在于以暴民专政和野蛮替代自由、文明和民主。嘿，实际上是一种充满恐怖的、矛盾的结果，完完全全的矛盾……纳夫塔回答说，他的敌人没有忘记这样的矛盾和合乎逻辑的考虑。

按他的估计，民主主义者的言论并不喜欢人民和平等，他把有资格代表专政的世界无产者说成是暴民，充分暴露了一种不可原谅的贵族式傲慢态度。可是，作为一个民主主义者，他对教会——人们可以自豪地承认，它是人类历史上最高尚的政权——的态度在最根本的和最高的理智方面——心灵的理智——显然是有教养的。因为禁欲精神——如果允许以繁琐的方式说——否定世界和消灭世界的精神其本身就是高尚的行为，就是地地道道的高贵原则，它从来不是民间的。从根本上来说，教会在任何时代都不是大众化的。中世纪文学为文化所作的些微努力会使塞特姆布里尼先生看到这个事实：人民——指广义的人民——对教会事业表现出粗鲁的反感，诸如把某些僧侣的形象——民间作家想像力的发明——以路德的方式与禁欲思想、酒、女人和歌唱相对立。所有世俗英雄主义的和士兵精神的品质以及相应的宫廷作品，对宗教思想和与此有关的僧侣统治制度都或多或少地处于公开对立的地位。因为与教会所描绘和精神贵族相比，这一切就是“世界”与乌合之众。

塞特姆布里尼感谢这个提示。《玫瑰园》里描写的僧侣伊尔桑对这里备加称颂的贵族主义作过许多令人发笑的嘲讽。如果说他——指演讲者——不是宗教改革家的朋友——暗示如此——人们却发现他正准备狂热地维护一切作为他学说基础的民主个人主义，反对任何一个大人物对精神的封建统治欲望。

“嗨！”纳夫塔突然大声叫起来。他说，人们是否想把缺乏民主主义和对尘世间大人物价值的思想栽到教会头上？这是日耳曼法把天主教教会法规的人道与正义和人民性以及个人自由结合了起来，罗马法却使权能从属于民法。只有宗教团体和正教的信仰要求放弃一切国家的和社会的利益，以维护奴隶、战俘和失去自由者的遗赠权和继承权。

塞特姆布里尼挖苦地说，这种说法也许只有依据“教规部分”才站得住脚，它在《圣经》的各个部分本来是要删除的。此外，他又谈到了《僧侣的煽动》，称它是动员阴曹地府绝对权力欲的明证，诸神对此本来什么也不想知道。他还说，在教会这方面，显然是心灵的量比它的质更为重要，这可以从精神极度的卑鄙得出这个看法。

卑鄙的意图——是说教会吗？塞特姆布里尼被提醒看看无情的贵族主义，它以可耻的遗传性思想作为理由，把严重的罪孽转嫁给——用民主的说法——无辜的后代，诸如让天真的孩子背上终身的污点和丧失权利。他请求冷静地看待这一点——首先，因为他的人道感情对此极为气愤，其次，因为他讨厌耍弄诡计。他在对方的护教论手法上重又认出了卑鄙而残忍的虚无主义文化，对方竟把它称之为精神，让公认为不受欢迎的禁欲原则成为某种合法的神圣的东西。

此刻又是纳夫塔放声大笑。居然讲到了教会的虚无主义！居然讲到了世界历史上最现实的统治制度的虚无主义！可见，塞特姆布里尼先生还从来没有接触过一点儿人道的讽刺。教会就是这样经常给世界和肉体让步，以迁就掩盖这个原则的最后结论，让精神作为正常的影响发生作用，而不过于严厉地对待大自然。因此，他也从未听到过庄重而高雅的概念，还在这个概念下作圣事，亦即婚配的圣事。它和其他圣事那样，并非实在的财富，仅仅是对罪孽的一种保护，唯一的作用在于限制感官的欲望和无节制的行为，从而使禁欲原则和贞操的理想得以保住，而不以非政治的严厉态度去反对肉体。是这样吗？

这时的塞特姆布里尼先生不得不抗议一个如此可憎的“政治”概念，不得不抗议那种自以为宽容和睿智的手势。精神——这里指的是精神——自以为能够与具有世界意义的该死的二元性相抗衡，是它在诋毁宇宙，即诋毁生命，也诋毁他模糊不清的对方。精神：因为如果前者是不好的，那么后者一定也是不好的！这是地地道道的否定。他折断了无辜欲念的长矛——汉斯·卡斯托普此刻一定想起了放着一张斜面写字几的人文主义者的小阁楼——纳夫塔却声称欲念从来也不是无辜的，面对精神的东西大自然应感到内疚，它把教会的政治和赦罪精神认定是“爱”，以此驳斥禁欲原则的虚无主义——汉斯·卡斯托普这时觉得，“爱”这个词在好斗的矮个子纳夫塔脸上引起了一种相当奇特的表情。

争论仍在继续，我们把这称之为较量。汉斯·卡斯托普对此是熟悉的。我们和他一同倾听了片刻，观察诸如这样一种亚里士多德学派的争斗对在边上阴影中漫步的大人物会有何种影响，这种情况会以何种方式使他内心感到不耐烦，也就是说，是否会迫使他对此表态，以扑灭不时迸出来的火星。如果这个电流导体证明已失去导电功能，会使我们禁不住回想起那种生气微乎其微的感情。瞧！情况果真如此。矛盾之间已不再存在摩擦，没有迸出火花，没有电流——现实被所说的那种精神中和了，但更多是中和了的精神。这一点被汉斯·卡斯托普惊讶而又好奇地觉察到了。

革命和维持——人们向佩佩尔科恩看去，看见他脚步笨重地走着，迈步的情况不很好，帽子遮住了前额，步履总是偏向一边。但见他撕裂开异样的大嘴唇，像开玩笑似的把头歪向辩论者说：“是—是—是！大脑，大脑，你们要理解！这是——终究表现出来了——”瞧，插头的接触点完全不管用了！他们尝试别的方法，使用了更激烈的咒语，咒骂“贵族问题”，咒骂大众化和风雅。仍然没有迸出火花。谈话涉及到了具有吸引力的那个人。汉斯·卡斯托普好似见到克拉芙迪娅的旅伴正躺在床上红丝绸的羊毛毯下，穿着无领的针织紧身衣，半似年老的工人，半似国王的半身像——战斗的神经随着无力的抽搐死去了。加强电压！这里是否定和崇拜虚无——这里不朽的是精神对生活的热爱！人们朝荷兰绅士看去，弄不明白他的神经、火花和电流到哪里去了——是神秘的魅力不可避免地导致这样的吗？总而言之，它们没有出现。用汉斯·卡斯托普的话来说，这是地地道道的奥秘。他也许会把它收进他的箴言集，认为可以用最简单的话说出一个奥秘——或者完全不用说。如果万不得已一定要说出来，就可以这么说。但情况恰恰是如此。皱纹清晰的面具，撕开的异样大嘴，皮特尔·佩佩尔科恩就是这两者，两者显然就是他，他似乎又消失在两者之中，这一个像那一个，那一个又像另一个。是呀，这位愚蠢的老人，这个出色的零！他不会像纳夫塔那样被迷惘和存心捣乱麻痹对立的神经。他不像纳夫塔那样态度模棱两可，他是褒义上的模棱两可。那种蹒蹒跚跚的奥秘不仅超越于愚蠢和聪颖，而且远远胜过其他反对意见。塞特姆布里尼和纳夫塔为了教育需要，发誓要生产高压电流。这个大人物似乎是不可教育的——尽管如此，他对一位漫游学子是多么良好的机会啊！当争论者谈到婚配与罪孽，谈到宽容与圣事，谈到欲念有罪与无罪时，观察一个国王模棱两可的态度有多么奇特！他的头侧向肩膀和胸部，两片痛苦的嘴唇分了开来。疲软和抱怨的嘴像裂开的缝隙，大鼻孔绷得紧紧的，像痛苦似的不断加宽，前额的皱纹爬了上去，两只眼睛睁得很大，射出痛苦的苍白的目光——好一番痛楚的景象。瞧，备受折磨的表情瞬间又变得活跃和丰满了！倾斜的脑袋滑稽可笑，仍然裂开的嘴唇露出猥亵的笑容，还有以前许多场合已熟悉的浅浅酒窝，全都出现在同一张脸庞上——手舞足蹈的异教祭师又来了。当他用脑袋可笑地朝那个方向示意时，人们听到他在说：“哟，是，是是——妙极了。

这是——这些是——此刻表现出来了——对欲念的宽容，你们要理解——”

尽管如此，依我们之见，汉斯·卡斯托普的那两个已经休战的朋友和导师要是还能争论的话，最好继续争论下去。在这方面，他们得心应手，大人物却不行。不管怎么说，人们对他扮演的角色总想作出不同的判断。毫无疑问，如果不是打趣、谈话和烈性酒等事情，而是有关表现统治者性格的事情和尘世的实际问题，那就没有他们的事了。他们就得退避三舍，不再出场。轮到了由佩佩尔科恩拿起节杖，行使君权，作出决定，明确表态，约见臣民和发布圣旨……他致力于达到这种状况。从舌战进入这种状况，这不奇怪吗？只要舌战还在进行，他就会很痛苦。

或者说，只要舌战延续很久，他就深受其苦，但决不是出于嫉妒——汉斯·卡斯托普确信这一点。嫉妒不是大人物的事，大人物是不嫉妒的。

不，佩佩尔科恩对现实性的要求是出于其他原因。用粗俗的话说，是出于恐惧，出于那种尽职的热忱，出于高贵的愤慨。他力图提出汉斯·卡斯托普反对塞特姆布里尼的观点，想把他说成是某种程度的军事行动。

“诸位，”荷兰人举起那只长指甲的指挥官大手，像命令似的说，“——好，诸位，妙极了！禁欲——赦罪——欲念——我想说这是——无论如何！头等重要！头等的有争议！只是要请你们允许我——我担心，我们犯了一个严重的——我们回避，诸位，我们不负责任地回避了最神圣的——”他大大地吸了一口气。“这种空气，诸位，今天典型的燥热空气，有一种软绵绵的、令人困乏的、心神不定的、值得留恋的、温馨的春天特征——我们不应该吸入它，使它正式——我恳切地请求：我们不应该这么做。这是一种侮辱。对它本身，我们应该施出全部的——哦，施出我们最高的和最果断的——完了，诸位！只是为了表示纯洁的赞美，我们应该重新把它从我们的胸腔里——我中断谈话，诸位！我中断谈话以欢迎这个——”他暂停下来，向后鞠了个躬，用礼貌遮蔽着眼睛。大家仿效他的榜样做着。“我要求大家，”他说，“把你们的注意力转向高空，转向高高的苍穹，看看高空那个盘旋飞翔的黑色圆点，在湛蓝湛蓝的天空下渐渐变成了深灰色——这是一只鹰隼，一只巨大的鹰隼。这是，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诸位，您，我的孩子，这是一只山雕。我最坚决地请大家看着它——你们看！这不是秃鹰，不是鸢鹰——你们会看清楚的，只要我不断使劲——对，我的孩子，这是肯定的，不断使劲。毫无疑问，你们一定会和我一样从摆动的曲线上看得出来——是一只山雕，诸位。一只金雕。它正在我们上方的蓝天里盘旋飞翔，但没有摆动双翅，飞得很高很高。我们的——后来肯定还会从它粗黑的眉毛下那两只看得很远的大眼睛认出来——山雕，诸位，朱庇特的鸟，是它所在的鸟族的国王，空中的狮子！它有两只羽毛腿，一张铁一般的长喙，只在前部是弯曲的。脚爪的力气特别大，爪子是内向的，前面的几只爪子很长，是向后面抓的。你们看，就在那里！”他用那只长指甲的指挥官大手做出山雕爪子的模样。“教父呀，你在盘旋窥视什么！”他又转身朝高空看去。

“快俯冲下来吧！用你的喙啄它的头，啄它的眼睛，撕开它的胸腹，那是上帝赐给你的东西——妙极了！完了！你的爪子抓到了内脏，你的铁喙在滴血——”

他非常兴奋，散步的人不再关注纳夫塔和塞特姆布里尼的争论。山雕出现后，在佩佩尔科恩先生的领导下，开始无声地进入了结束阶段的行动：休息，进食，喝水。时间已然过去，但由于对山雕的默思激起了胃口：美食，醇酒。荷兰绅士在“山庄”以外的地方是经常这么做的。

不论何种场合，或在“坪”上，或在“村”里，或在格拉里斯酒馆，或者修道院，小小的郊游队伍走到哪里，就吃到哪里。大家在他这个统治者的领导下，享用着完美的饮食：奶油咖啡加乡村风味的糕点，或是香味扑鼻的阿尔卑斯山黄油加多汁乳酪，连同热乎乎的炒栗子，入口美味无穷。意大利红葡萄酒要多少有多少。佩佩尔科恩一边进食，一边说着毫不连贯的话语，时而要求安东·卡尔洛维奇·费尔格说话。费尔格是个善良的受苦受难者，对听到的一切十分陌生，但他十分乐意讲述俄罗斯胶鞋的生产过程。他说，先将硫磺和其他材料掺入橡胶制成鞋子，上过漆后再放进一百多度高温的密封炉里闷烧。他还讲了北极圈——他因多次出差到过那里——讲了北极午夜的太阳，讲了北极永无尽头的冬天。从他大胡子下面鼓凸的咽喉里发出的声音说，大轮船像个微小的东西向着巨大的岩崖和青灰色的海平面驶去，天际似乎铺上了一层黄色的光平面，这就是北极光。这一切——整个景象连同他自己在内——使他安东·卡尔洛维奇感到阴森可怖，不寒而栗。

费尔格先生是这个小圈子里唯一站在对立关系之外的人。他个人却记录了两次简短的谈话，是两个人进行的奇特对话，是在我们的不是英雄的主人公和克拉芙迪娅及其旅伴佩佩尔科恩谈话时记录下来的。每次都是单独谈话，一次是在大厅里，傍晚时分，楼上的“干扰”正是热火的时候；另一次是在某天的下午，就在荷兰绅士佩佩尔科恩的床边……那天晚上，大厅里半明半暗。正常的交际时间已经过去，凡是没有到不利于疗养的路上去漫步的人，全都回到了楼上各自的房间去静卧，或是落户尘世，去跳舞，去打牌去了。寂静的大厅里只在某个角落的天花板下还有一盏灯亮着，相邻的沙龙里没有一丝光亮。汉斯·卡斯托普知道舒夏特夫人今天是单独进的晚餐，没有她的主宰者在场，此刻还没有返回二楼去，正独自呆在阅览室里，因而他也迟迟没有回到楼上去。

他坐在大厅后面那个地方，那里要高出一级，由木柱拱门和正厅隔了开来。他坐在壁炉旁的一张摇椅里。先前，约阿希姆和玛露霞进行交谈时，她就坐在那张椅子里前后摇晃过。汉斯·卡斯托普像通常那样抽着烟。

她走进来了。他听到了她的脚步声，裙子拖在她的身后。她站在他的附近，手里捏着一封信，在空中挥来挥去，用她小鸟般的声音说：“女房管员走掉了，请您给我一张信笺！”

今天晚上，她穿了一件很薄的深色丝绸连衣裙，圆形领口，衣袖宽大，带纽扣的接袖刚好到手腕处。他最爱看那个地方。她挂了一串珍珠项链，在昏黄的灯光下闪烁出淡淡的光亮。他举目朝她吉尔吉斯人的脸看去，回答说：

“信笺？我没有。”

“怎么？没有？您不高兴、不乐意为一位女士帮忙吗？”她撇了一下嘴，耸耸肩膀。“这使我很失望。你们应该考虑周到和可以信赖。我还以为在您公文包的夹子里会有各种规格的、钉在一起的信笺，按照用途排列整齐呢。”

“不。为什么？”他说，“我从来不写信。给谁写信呢？最多写上一张明信片，当场贴上邮票。我能给谁写信呢？我没有什么人要写信。

我与生活在平原上的人已没有一点感情，我失去了平原。在我们的民歌集里有一支歌，它的歌词说：‘我失去了世界’。我的情况就是这样。”

“好吧，那您至少会给我一张白纸吧，您这个失去了世界的人！”

她一边说，一边在他对面壁炉边上一张有坐垫的小凳子上坐了下去，把一条腿架到另一条腿上，伸出了一只手。“看来这东西您是有的。”她漫不经心地从给她递过去的银罐里抽出一支香烟，没有说一声道谢的话，用他的打火机点燃了烟。他让火光在她俯过来的脸上晃了一下。这种有气无力的“给你”的声音，这种没有感谢的动作，大多是享乐惯了的女人才有。再说，这也是人类的共性和共有的含义：一种可以理解的拿取和给予。他以热恋者的心境暗暗批评了自己，然后说：“是的，这东西总是有的。的确，我身边一直有这东西，这是理所当然的。要没有这东西怎么行呢？对吗？如果有人要问这事，我就说这是一种激情。坦率地说，我并不是一个具有激情的人，但我也有激情，是一种冷漠的激情。”

“听到您说不是一个具有激情的人，”她一边说一边喷吐出一连串的烟雾，“我感到非常欣慰。再说，那又有什么不好呢？您肯定是那一种人。激情，那是为生活而生活。不过，你们为恋爱而生活是众所周知的。激情，就是忘我性，而你们是为了自然丰富。是的，是这样的。您不了解这是卑鄙的自私自利。有朝一日，你们会成为人类的敌人吗？”

“喂，喂！会成为人类的敌人吗？——你说的事，克拉芙迪娅，就这么一般吗？你说我们不是为生活而生活，而是为了丰富自我才这么做的，你所指的具体的和个人的意义是什么？你们女人就是这样接受道德教育的。嗨，道德，你要知道，这就是纳夫塔和塞特姆布里尼争论的一个问题，造成了极大的混乱。一个人是为他自己而生活还是为生活而生活，他自己也不明白。谁也无法弄明白这个问题。我是说，界限是不清楚的。有利己主义的激情和激情的利己主义……我认为，整体上说就是如此，爱情方面也是如此。说我不重视你对我讲的有关道德问题，当然可能是不道德的。重要的是我为能和你在一起促膝交谈而感到高兴，至今还是第一次，你回来后还没有过。我能对你说的是，你手腕处这个贴身接袖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美好，还有你穿的这件丝绸薄长裙，袖管宽宽大大——在我熟悉的你那只手臂上……”

“我走了。”

“请你别走！我会留心当前的情况，留心那么多的人。”

“对一个没有激情的人，我至少要好好地留心这一点。”

“是的，你瞧！你嘲笑我，你责备我，当我……你就要走，当我……”

“如果你希望别人听得懂，请别讲不连贯的半句话。”

“我就完全不该、一点也不该让你练练填空游戏吗？这是不合理的——我是说，如果我没有看明白这里不是事关正义的话……”

“啊，不。正义是一种冷漠的激情。与嫉妒相反，嫉妒肯定会使冷漠的人滑稽可笑。”

“你看见了吗？滑稽可笑。为我的冷漠感情高兴吧！我再说一遍：要是没有它我怎么活得下去？比如说，要是没有它，我怎么能坚持等下去？”

“什么意思？”

“等你呀！”

“您瞧，我的朋友。我不想指摘您总是那么傻乎乎地对我讲话的样子。您也会感到疲劳的。说到底，我不是个忸忸怩怩的人，也不是爱发脾气的小市民式女人……”

“不，你有病，疾病给了你自由，它使你——别忙，此刻我想起了一个词，我还从未使用过哩！它使你富有天才！”

“关于天才问题，我们还是另一次再谈吧。我不谈这个问题。我只要求一件事，您不要说假话，说我会对您的等待——如果说您等待过的话——做出某些反应来，说是我鼓励了您，您才敢于这么做。您一定要当场对我表明，情况正好与此相反……”

“好的，克拉芙迪娅，我一定办到。你没有要求我等待，我是自觉自愿等待的。我完全懂得，你对此非常重视……”

“就连您的自白也有点不知羞耻。您本来就是一个不知羞耻的人，天晓得怎么会是这样的。不仅您在交往时是如此，其他方面也是这样。

就连您的赞叹、您的谦恭也有点不知羞耻。您别以为我没有看出来！我根本就不应该和您搭腔，并不是由于您敢于谈起了等待之事。您还留在这里是轻率之举。您早就应该去工作，或者到别的什么地方去……”

“你此刻说的话就缺乏天才了，而且非常保守，克拉芙迪娅。那是一种套话。你要不像塞特姆布里尼那样说，又能说什么呢？只是随便说说而已，我是不会当真的。我不会像我那个可怜的表兄那样匆匆离开的，你先前说过，他会死去。在他试图到平原地区去工作时，他自己也许已知道一定会死去，他宁愿去死也不愿再在这里疗养。好，他为此去当了兵。我可不是士兵，我是个平民。对我来说，要像他那样就是临阵逃跑，这是肯定的。纵有严厉的法律规定，我也不愿意到平原去做有益的事。

直接为社会进步服务，这会是对你的病、对天才、对你的洁白手臂和我对你的爱的最大的不知感激和背信弃义。对你的爱在我身上留下了旧疤和新伤。我熟识你的手臂——我得承认，那是在梦中，在一个天才的梦境里，我开始认识你的那只手臂。当然，我绝不会因此要你承担后果和义务，也不会因此而限制你的自由……”

她大笑起来，香烟叼在嘴里，使她那对鞑靼人的眼睛也变小了，身子向木板墙靠去，两只手撑在边上的一张凳子上，一条腿搁在另一条腿上，穿着黑漆皮鞋的脚在晃动。

“多么了不起！啊，我的天呀，真的，我想象中的天才正是这样的一个人，我可怜的小家伙！”

“别这么取笑我，克拉芙迪娅。从我的出身来看，我当然不是一个有天才的人，我更不是一个大人物。上帝知道我不是。我只是偶然地——我指的是偶然地——在这个天才的地方被提高了起来……总之，你也许不会知道，这里有一种像炼金术似的密封教育学，一种变体术，使我进入了较高的层次。请你别误会我的意思，我是说把我提高了。当然，一个有用的材料通过外部影响升入或变成较高的层次，那它本身先前就必须具有这种品质。至于我本身，我自己最清楚，我因病早已处于死亡的边缘。我在那次狂欢节之夜扮作一位少年，不明智地向你借了一支铅笔。可是，不明智的爱是独特的，因为死亡——你要知道——是个独特的原则，它主要是哲学家讨论的对象，也是教育学的一个原则，热爱这个原则会导致热爱生活和热爱他人。我在楼上那个小房间里就是这样理解这个道理的。我可以对你说，我真是欣喜若狂。生活面前有两条道路：一条是正常的、直接的、勇敢的道路，另一条路就十分糟糕，它通向死亡，这是一条独特的路！”

“你是一个愚蠢的哲学家。”她说，“我不想说完全了解你那个德国脑袋里混乱不堪的东西，但你所说的听上去还是有人性的。毫无疑问，你是一个好青年。此外，你是真的迷上了哲学，别人必须给你……”

“你觉得我过于重视哲学了，克拉芙迪娅，是这样吗？”

“别这么自以为是，这样会让别人感到讨厌的。你说你等待过，那是愚蠢的，不应该的。不过，你会因为空等了一场而生我的气吗？”

“这可有点儿太无情了，克拉芙迪娅，对一个怀有冷漠激情的人更不应该如此——你这么无情地和他一起来，对我是残酷的。自然，你会从贝伦斯那里了解到，我留在这里是为了等你。但我要告诉你，我只把它视为一个梦境，我的梦境。我允许你有你的自由。说到底，我也不是空等了一场，因为你又到这里来了，我们像以前那样坐在一起，听着你清脆的说话声音。我的耳朵早就熟悉了你的声音，你的手臂还在你宽大的衣袖里。我熟悉你的手臂——当然，你的旅伴正躺在楼上发高烧，是伟大的佩佩尔科恩送了你这串珍珠项链……”

“为了丰富你的自我，你和他保持着良好的朋友关系。”

“请别生我的气，克拉芙迪娅！塞特姆布里尼为此责备过我，但这仅是一种社会偏见。这个人很有钱——看在上帝份上——尽管如此，他是一位大人物！他年事已高——这是真的。尽管如此，你作为女人如此热烈地爱他，我是完全理解的。你非常爱他吗？”

“一个了不起的哲学观点，你这个德国佬。”她一边说，一边用手抚摸着他的头，“但我认为，对你讲我对他的爱情是不人道的！”

“啊呀，克拉芙迪娅，有什么不能讲呢？我相信，只有毫无天才的人才认为人道的开端也是它的终结。让我们心安理得地谈谈他！你热烈地爱着他吗？”

她向前俯下身去，把烟蒂丢进了边上的壁炉里，然后坐在那里，两只手交叉地放在胸前。

“他很爱我，”她说，“他的爱使我感到很自豪，使我十分感激地委身于他。你一定能理解，或者说，你并不珍视他奉献给你的友情……他的感情迫使我依从他，甘心为他效劳。我能不这样做吗？你自己去判断吧！我们这种人怎么能无视他的感情呢？”

“那是不可能的！”汉斯·卡斯托普同意地说，“不可能，自然是绝对不可能的。一个女人怎么可以忍心无视他的感情，无视他那种担心别人会把他丢在喀西马尼不顾的感情……”

“你并不愚蠢。”她说，一对斜视眼沉思地呆呆看着前面。“你有很好的理智。那种对感情的担忧……”

“用不到多少理解力就看得出你必须依从他，尽管——或者说更多是因为——他的爱一定具有许多令人担忧的东西。”

“一点不错……令人担忧的东西。我很为他担忧。你要知道，许多困难……”她把手抽了回去，不自觉地陷入了沉思。突然，她又蹙紧双眉，抬起目光，问道：

“听着，我们这样谈论他是不是有些卑鄙？”

“肯定不是的，克拉芙迪娅。不，完全不是的。这肯定没有超过人道的范畴！你喜欢这个词，你那么深情地把这个词的音调拉得很长，我经常饶有兴趣地从你的嘴里听到这个词。我的表兄约阿希姆出于他是士兵的原因不喜欢这个词。他认为，它的含义软弱无力，颤抖不已。总的说来，它是漫无边际的猜测，是对宽容的猜测。我坦率承认自己对此也有看法。不过，如果它具有自由、天才和善良的含义时，那就是一件伟大的事情。我们可以心安理得地把它作为范例来引用，这对我们谈论佩佩尔科恩以及他使你产生的担忧和困难是有利的。你自然会从他了不起的嗜好以及担心感情的无能中得出结论。他的感情使他热爱传统的辅助剂和提神食物——我们可以满怀崇敬之情谈论这一点，因为他身上的一切都是伟大的，一个了不起的国王式的人物。如果我们从人道角度谈论他，既没有贬低他，也不会贬低我们。”

“这倒不关我们的事。”她说着，重又把两只手臂交叉地抱在一起。

“如果不是为了这个人，一个如你所说的伟人——这个人就是感情的化身，同时又为感情而担忧——我要不肯承受降低自己身份的痛苦，那我就不是一个女人。”

“那当然了，克拉芙迪娅。你说得真好。如果说是降低身份，那也是一种伟大。一个女人可以从她身份的高度上降下来，降到那些不是国王式的大人物那里。退一步说，像你先前谈到信笺时对我说话的那个声调，你用那个声调说：‘你们至少应该考虑周到和可以信赖！’”

“你生气了吗？那就当我没有说过，让那个自尊见鬼去吧——你同意吗？我有时也很会生气。因为今晚我们坐到了一起，我想坦率地承认这一点。我为你的冷漠生过气，为你只顾自私的目的和他的关系这么好生过气。尽管如此，我还是非常高兴，非常感激你对他表示的尊敬……你的举止也表现出非常忠诚，虽然其中也带有一点儿放肆的成分，但最终我不得不说这是你的一番好意。”

“你太好了。”

她注视着他。“看来你是不可悔改的了。我要对你说：你是个狡猾的年轻人。我不知道你是否有才智，但你肯定狡猾。再说这也不坏，有了它就能好好地生活，有了它就能维系友谊。让我们为他而维系友谊，为他而缔结同盟，就像往常为了反对某个人那样缔结同盟！你愿意为此给我伸出你的援助之手吗？我常常很担忧……我有时担心只有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和他在一起，内心非常孤独，就像别人说的那样……他真令人担心……有时我担心他的结局会很糟糕……有时真令人寒心……我多么期望有个好人和我在一起……如果你愿意听我说，也许我就是这样才和他一同来到这里……”

他们坐在那里，膝盖对着膝盖。他坐在前面的摇椅里，她坐在凳子上。她在对他说到最后那句话时，突然按住了他的手。

“……来找我？啊，那太美了！啊，克拉芙迪娅，这真了不起。你是和他来找我的？你不是说过我的等待是愚蠢的，是不应该的，是徒劳的吗？我要是不珍视你奉献的这种友谊——为他而和你维系友谊——那就是极端的幼稚……”

这时，她吻了他的嘴，是一个俄国式的吻，是这个人口众多的国家里在基督教隆重节日表示爱情的吻，但此刻却是一个众所周知的“狡猾的”年轻人与一个同样很年轻但又伪善的女人交换的吻。我们叙述至此就是这样感觉的，就会不由自主地远远想起克洛可夫斯基以高明的虽说并不完美的方式，即以一种略带捉摸不定的含义顺便谈起了爱情，谁也不能完全肯定其中是含有虔诚的信念，还是一种激情的肉欲意图。

我们像他那样看待那个俄国式的吻，还是汉斯·卡斯托普与克拉芙迪娅·舒夏特接吻时另有想法？可是，如果我们仍然拒绝去寻找这个问题的原因，别人会说些什么呢？我们认为，这虽然是可以分析的，但却是——为了重复汉斯·卡斯托普的习惯说法——“极端幼稚的”。对爱情这个东西“无私地”区分出是虔诚的还是激情的，那是对生活不友好的态度。什么叫“无私”！什么叫捉摸不定的含义和模棱两可的态度！

我们显然是在拿自己开玩笑。在语言上用一个词武断一切，从人们所能理解的最虔诚的感情直至肉体的情欲，这样做难道很伟大和很好吗？它对模棱两可来说是完美的单义性。因为爱情不可能没有肉体，无论是对极端的虔诚者还是对极端的耽于肉欲者都是如此。无论是狡猾的生活友谊还是最高的偏爱，它就是它自己，它喜爱感觉器官，喜爱那个命定要腐烂的东西，喜欢满足肉欲快感的拥抱——司美女神肯定存在于最令人钦佩的或是最疯狂的激情里。捉摸不定的含义吗？看在上帝的面上，还是让爱情的含义去捉摸不定吧！他的捉摸不定就是生活，就是人道。为他的捉摸不定去操心，意味着缺乏一种不可弥补的老练。

于是，正当汉斯·卡斯托普和舒夏特夫人的嘴唇沉浸在那个俄罗斯的吻里时，我们熄灭了这个小小舞台的灯光，变换到另一个场面。这里是有关的两次谈话中的第二次，我们保证在灯光重新亮起来后再向大家报告。暗淡的灯光代表春天一个行将入暮的日子。在积雪融化的日子里，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人公正坐在佩佩尔科恩的卧榻旁，以往常那样的生活姿势，正在和他进行极其恭敬而又亲切的谈话。舒夏特夫人和前三餐那样，下午是独自到餐厅喝四点钟的茶的，然后就下山到“坪”上买东西去了。就在这个时候，汉斯·卡斯托普让人去给荷兰人通报，他要像往常那样去探视病人。这样做的目的部分是为了从这个大人物身上得到影响，以提高自己——简单地说，是由于活跃起来的捉摸不定的原因。佩佩尔科恩把通报单放在一边，然后抓住鼻上的角质眼镜把它取了下来，放在那张通报单上。他一边向来访者伸出那只指挥官的大手，一边蠕动他那撕裂的大嘴，发出一种含糊不清的痛苦声音。他身边一直都有红葡萄酒和咖啡，咖啡用具放在床边的一张椅子上，使用过多变成了棕色。

——荷兰绅士喝下他的下午咖啡。咖啡很浓，很热，像平日那样加了糖和牛奶，喝过后正在出汗。那张四周是白发的脸也成了红色，细小的汗珠出现在他的前额和上唇上。

“我有点儿出汗，”他说，“欢迎您，年轻人。真的，您请坐！一个人如果喝了热饮料就出汗，这是虚弱的象征——您会说我——完全有道理。手帕，真感谢您。”再说，他脸上的红色不久就退去了，让位于浅黄的苍白色，那是在一次病情恶性发作后来到这位伟人脸上的。今天上午疟疾发作得非常厉害，经历了三个阶段，先是冷，继而热，最后是出汗，全身湿淋淋的。佩佩尔科恩灰白色的小眼睛在偶像似的布满皱纹的前额下显得疲惫无力。他说：

“这是——无论如何，年轻人，我无论如何要用‘值得称赞的’这个词——绝对的。这是您的一番好意，探望一个有病的老人——”

“您说探望？”汉斯·卡斯托普问道，“……不是这样的，佩佩尔科恩先生。我应该感谢您允许我在这里坐上一会儿。与您相比，我在这里得到的要多得多。我纯粹是出于利己的目的到这里来的。对您这样的大人物，这是一个多么令人误解的说法：‘一个有病的老人’。谁都不会想到您是一个老人，这完全是一个错误的印象。”

“好，好。”荷兰绅士接口说，还把眼睛闭上了几秒钟。高贵的脑袋连同高高的下巴靠到了后面的枕头上，指甲长长的手指握着放在宽阔的胸脯上，胸脯在针织紧身衣里面清晰地显现出来。“很好，年轻人。

或者不如说，您说得很好，我对此深信不疑。昨天下午过得真愉快——是的，正是昨天下午——在那个招待殷勤的地方——它的名字我忘记了——我们在那里吃了出色的色拉米香肠，炒鸡蛋，还有裨益健康的乡村葡萄酒——”

“是很了不起！”汉斯·卡斯托普也证实说，“我们大家全都狼吞虎咽地吃——要是‘山庄’的大厨师看见那种样子，真会感到这是一种侮辱。——总之，我们每个人毫无例外地狠狠饱餐了一顿！沙拉米是用真正的粗谷粒和粮食做的。塞特姆布里尼先生非常感动，他吃的时候真可说眼睛里噙着泪水。他是一位爱国主义者，如您所知，他是一位民主的爱国主义者。他把他的公民长矛献给了人类的祭台，使沙拉米将来会在边界上缴纳关税。”

“这是不重要的。”佩佩尔科恩解释说，“他是一个骑士般生性乐观的人，一个彬彬有礼的人，虽说他显然不喜欢经常换衣服。”

“根本就不换衣服，”汉斯·卡斯托普说，“压根儿就不换！我认识他已经很久，跟他的交情很好。这就是说，他令人感激地一直关心着我，因为他感到如果不这样做，我会成为‘生活中的问题儿童’——这是我们之间的一种惯用语，其含义是不言自明的——他极力影响我，教导我。

可是，无论是在夏天还是冬天，他总是穿一条格子花裤和化纤的双排扣大衣，从没有看见他穿别的衣服。再说，他穿旧衣服也是非常注意礼节，任何时候都彬彬有礼。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他这样的穿着，是对贫穷的胜利，我宁愿要这种贫穷也不要矮子纳夫塔的时髦。贫穷从来不会令人感到不舒服，它是所谓魔鬼的东西。他暗暗地使用一种方法——我看到过这方面的一些情况。”

“是个骑士般生性乐观的人。”佩佩尔科恩重复说了一句，没有回答对纳夫塔的评价。“尽管说——请原谅我这个限制性的说法——尽管说不是没有偏见。我的旅伴舒夏特夫人并不怎么看重他，您也许是注意到了。她没有说过他一句好话，毫无疑问，那是因为他对她的态度使她产生了偏见——没有一句好话，年轻人。不过，我和塞特姆布里尼与您对他的友好感情不同——完了！我不想断言，说他那么循规蹈矩，像骑士对待一位女士那样——妙极了，亲爱的朋友，不管怎么说都是无可指责的！但这里还有一个界限，一种克制态度，某种克制态度。舒夏特夫人的声音在很大程度上是人道的——”

“那当然，那当然，在很大程度上是有道理的。请您原谅，佩佩尔科恩先生，我打断了您的讲话。我可以大胆地说，我在思想深处完全赞同您的意见。我们尤其应该考虑到，无论女人——您一定会笑我这个稚嫩的年龄总爱谈论女人——无论女人对男人的态度是怎样依附于男人对她们的态度——这是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女人——我还想这么说——都是反作用的创造物，没有独立的主见，似是而非，处于被动的地位……请您让我试着——虽说有些费力——继续说下去。如我所能指出的，女人在爱情问题上把自己看做主要是客体，听任别人的摆布。她不作自由选择，她首先是由于男人的选择成了被选择的主体。我还要补充的是——请您原谅——女人的选择自由——前提是这个男人并非过于郁郁不乐的心灵。就连这也称不上是严格的条件——也就是说，这损害了她的选择自由。引人注目的事实是，她被人选中了。亲爱的上帝，我这里所说的都已成了乏味的老话。可是，如果一个人还很年轻，对他当然一切都是新的，新的，令他惊奇的。要是您问一个女人：‘你真的爱他吗？’‘他太爱我了。’她会眼睛一眨不眨地这样回答您，或者偶尔也眨一下眼睛。此刻您可以设想一下，如果这样的回答出自我们这号人嘴里——请您原谅我这样不恰当的表达！也许会有这样回答的男人，他当然是可笑的，是爱情的俘虏。用通俗的话来说，是个怕老婆的人。我很知道，女人的这个回答里包含有多少自尊。女人觉得她必须对男人无限忠诚，因为是他选择了她这个低等生物，恩赐了他的爱情。或者，她把男人对她个人的爱情视为男人优秀品性的一个明显象征。对此我曾不时地暗暗问过自己。”

“古老的问题，传统的事实。年轻人，您以一个优美的小词接触到了神圣的现实。”佩佩尔科恩回答说，“淫欲使男人陶醉，要求并期待女人也被他的淫欲所陶醉。因此，我们要对感情承担义务；因此，唤醒女人的欲念是可怕的耻辱：残酷和无能。您愿意和我一同喝杯葡萄酒吗？

我想喝，我口渴得要命。今天水分蒸发得太多了。”

“非常感谢，佩佩尔科恩先生。虽说还不到我喝酒的时间，但为您的健康而喝酒我是十分乐意的。”

“您用酒杯吧。这里只有一只酒杯，在这种情况下我就用喝水杯。

我相信，用普通的容器喝酒，就不会把人灌醉——”他在他的客人帮助下，用微微颤抖的指挥官大手斟了酒，像干渴似的把无脚玻璃杯里的红葡萄酒直往他半身塑像似的咽喉里灌下去，仿佛那是白开水。

“真解渴，”他说，“您不喝了吗？请允许我再喝一下子——”他再次给自己斟酒时泼了一些出来，被子的折边被单上留下了深红色的斑点。“我重复说一遍，”他举起指甲长长的手指说，拿在另一只手里的酒杯不停地抖动，“我重复说一遍：因此，我们对感情要承担义务，承担宗教的义务。您要理解，我们的感情是唤醒生命的生殖力。生命在沉睡，它在令人陶醉的新婚之日和神圣的感情同时被唤醒。因为，年轻人，感情是神圣的，人在有感情时是神圣的，他是上帝的感情。上帝创造了他，使他有感情。人不是别的，是上帝在他新婚之日唤醒的令人陶醉的生命器官。如果他在感情上无能，就是给上帝出丑，就是上帝的生殖力的失败，就是宇宙的灾难，就是无法想象的恐怖——”他把杯子里的酒一饮而尽。

“请允许我取下您的玻璃杯，佩佩尔科恩先生。”汉斯·卡斯托普说，“我追随您的思路，获益匪浅。您发展了一种神学理论，您以此给人指明了一种最光荣的虽说也许有些片面的宗教作用。如果允许我放肆地说的话，在您的观点里有一点儿冷酷无情的成分，令人压抑的东西。

——请您原谅！一切严厉的教派对没有地位的人自然是一种压抑。我并不想纠正您的理论，只是想回到您说过的对某种‘偏见’的看法上去。

按照您的观察，塞特姆布里尼对您的旅伴舒夏特夫人怀有这种偏见。我认识塞特姆布里尼已有很长时间，已经日复一日，年夏一年，有许多年了。我可以向您保证，他的偏见——如果说他有偏见的话——绝不是浅薄的和市侩性质的偏见——想起这些事真有些可笑。这里完全可能是广义上的偏见，即不具有个人色彩的偏见，是一般性的教育学原则。塞特姆布里尼先生按照这种原则向我公开表明，认为我生来是‘生活中的问题儿童’——不过这扯得太远了。这是一个范围广泛的问题，我无法用两句话——”

“您爱舒夏特夫人吗？”荷兰人突然插进来问，同时把那张国王式的脸转向他的客人，还有那张痛苦地裂开的嘴，前额上一条条皱纹下面那对灰白的小眼睛……汉斯·卡斯托普吓了一跳。他结结巴巴地说：“我是否……就是说……我自然非常敬重舒夏特夫人，敬重她的身份——”

“请您原谅。”佩佩尔科恩一边说，一边伸出一只手，做了个挡住他继续说下去的优雅手势。“请您让我，”他以这种方式给自己留下想要说话的余地后接着又说道，“请您让我再说一遍，我根本不像别人指责的那样，认为这位意大利先生真正违犯了骑士的戒条——我并不想对谁提出指责，我谁也不指责。只是我突然想起——在眼前这个时刻我为此感到高兴——好，年轻人。无论如何是好的，是美好的。我很高兴，这是毫无疑问的。它确实使我感到很愉快。我还是要这么说——我扼要地说：您结识舒夏特夫人比我们的相识要早得多。她上次住在这里时您就认识她了。再说，她是一个十分迷人的女人，我只是一个有病的老人。

怎么会这样的——因为我身体不舒服，今天下午她没有别人陪同独自到山下的疗养地去了——这不是灾难！绝对不是灾难！这无疑是——我想把这归咎于塞特姆布里尼先生的——您是怎么说的——教育学原则的影响。您对高尚的动机——我请您理解我对您说的每一个字……”——“每一个字，佩佩尔科恩先生。噢，不。一点也不。我的行动是绝对独立的。相反，塞特姆布里尼有时还请我——请原谅，我看见您的被单上有酒渍，佩佩尔科恩先生。要不要——通常我们会把盐泼倒在被单上，只要时间还不太久——”

“这是不重要的。”佩佩尔科恩说，同时双目逼视着他的客人。

汉斯·卡斯托普的脸色变得十分苍白。

“情况，”他装出微笑着说，“这里有点与众不同。地方精神——我想这样说——不是传统精神。病人有优先权，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骑士守则也要相应地退避三舍。您此刻身体不舒服，佩佩尔科恩先生——是急性的不舒服，是暂时的不舒服。相反，您的旅伴很健康，我相信，她不在时我代表她在您的身边呆一会儿，正是舒夏特夫人所希望的——这里说的只是代表，哈，哈——但不是说代表您和她在一起，提出陪同她到山下那个地方去。我怎么会不自量力地提出给您的旅伴效劳呢？我对此既无权利，也没有受人委托。我敢说，我十分重视良好的法定关系。

简单地说，我觉得我的行为是无可指摘的，它符合一般情况。具体地说，它符合我对您个人佩佩尔科恩先生怀有的真诚感情。这样，我相信对您的问题——因为您可能是向我提了这个问题——作了满意的回答。”

“一个非常令人愉快的回答。”佩佩尔科恩回答说，“我怀着不可抑制的兴趣听您说出了一个机灵的词，年轻人。它越过重重障碍，最后使事情达到令人愉快的圆满结束。仅仅是满意，不，您的回答并未使我完全满意——请您原谅，如果我这样说使您感到失望的话。‘冷酷的’，亲爱的朋友，您在前面谈到我说的某些观点时使用了这个词。但在您的谈话里也含有某种冷酷的成分，严厉的和不自在的成分。我觉得这与您的性格很不相称，虽说我对您在某种关系上的举止是熟悉的。此刻我重又认出了它。也就是说，您在我们的共同活动和共同散步时对舒夏特夫人——不是对其他人——表现出来的不自在举止。您没有对此给我作出解释——这是一个过失，一个应尽的责任，年轻人。我并不糊涂。多次观察给我证实了这一点。您说没有硬要给她效劳是不真实的，区别只在于方式不同罢了。是的，也许您拥有对这种现象的解释。”

荷兰人今天下午的谈话异常准确，无懈可击——虽说他在疟疾恶性发作后十分疲劳——几乎没有不连贯的话语。他半坐在床上，硕大的肩膀和伟大的脑袋对着他的客人，伸出的手臂——那只布满了老人斑的指挥官大手——搁在被子上，在羊毛衫的袖口处竖得笔直笔直，长指甲组成的那个圆圈高踞其间，嘴里吐出的话语严厉而准确，简直是明白无误，就像塞特姆布里尼所希望的那样，诸如“可能”、“硬要”的小词里带有小舌在喉间滚动的“儿”音。

“您还在笑。”他继续说，“您眯着眼睛把脑袋转来转去，似乎在竭力进行徒劳的思考。当然，您无疑知道我指的是什么，知道我说的是什么问题。我不想说您没有常常与舒夏特夫人搭腔，或是在谈话突然转向时没回答她的问题。我要再说一遍，那完全是因为某种不自在的原因所致。准确地说，是一种逃遁，是一种回避。也就是说，仔细看去，是一种礼仪性的回避。只要有您在场，别人就有这个印象：仿佛是你们俩预先约定的，仿佛您和舒夏特夫人是一对进餐的情侣，心照不宣地对她可以不用尊称。您理所当然地回避——绝非偶然——对她使用尊称。您对她从不用‘您’称呼。”

“不过，佩佩尔科恩先生……什么叫情侣……”

“我可以给您指出一个情况，您自己对此一定不是不清楚的。刚才您的脸色突然变得十分苍白，连嘴唇也是苍白无色。”

汉斯·卡斯托普没有抬起眼睛。他俯身不时地拨弄白被单上的红色斑痕。“终于发生了！”他暗自思忖着，“暴露出来了。我相信是我自己把事情暴露出来的，在一定程度上是我自己造成的。我的脸真的变得苍白吗？也许是这样的，因为事关重要。不知道会出什么事。我还能撒谎吗？也许行，但我不想再那么做。眼下我还是拨弄这个血迹——白被单上的红葡萄酒痕迹——为好。”

他没有吭声。沉默持续了大约两三秒钟之久——人们发觉，在这种情况下，这几个微小的时间单位有无限的长。

是佩佩尔科恩首先又开腔说话。

“那天晚上，我有幸结识了您。”他的声音开头像唱歌，结束时低了下来，仿佛是长篇小说的第一个句子。“我们有个小小的聚会，喝了酒，吃了东西，情绪很高。我们在愉快而大胆的心境下，手挽手地提前回到我的寝室去。那时，站在我的房门前告别，我突然心血来潮地要求您去吻舒夏特夫人的嘴唇。是她给我介绍说，您是她上次住在这里时的一个好朋友。当着我的面吻她，作为那次节日般愉快聚会的高潮的象征。

您断然拒绝了我的提议，拒绝的理由是说您觉得和我的旅伴交换额吻是没有意义的。您一定不会否认，这是一个就其本身需要作出解释的解释，是一个直到此刻您尚未偿还的解释债。您现在愿意还清这笔债吗？”

“原来是这么回事！他也注意到了这个细节。”汉斯·卡斯托普暗自思索着。他把身子朝葡萄酒斑痕靠得更近一些，弯起中指的指尖去抠其中的一个斑痕。“从根本上来说，当时我可能认为他发觉了，真情暴露了。否则我是不会这么说的。此刻该怎么办呢？我心跳得很厉害。国王会爆发一场狂怒吗？是否最好还是看看可能已在我头上挥舞的拳头再说？现在我的处境的确十分特别而又异常棘手！”

蓦地，他感觉到了他的手腕，他的右手腕被佩佩尔科恩的手抓住了。

“现在他抓住我的手腕了！”他想，“哼，多么可笑，我坐在这里多么狼狈不堪！我犯了反对他的罪孽吗？没有的事。他先是诉达吉斯坦的苦，然后是抱怨这个人和那个人，最后轮到了我。依我看，只剩下还没有对他自己抱怨。我为什么要心跳呢？现在是我站起身来坦率地也是尊敬地正面看着他那张大脸的时候了！”

他这样做了。那张大脸黄黄的，前额上一条条皱纹下面的那双眼睛闪出苍白色的光，裂开的嘴唇流露出痛苦的表情。他们俩四目对视，一个是伟大的老人，一个是微不足道的年轻人，前者仍然握着后者的手腕。

佩佩尔科恩终于低声说：

“您是克拉芙迪娅上次住在这里时的情人。”

汉斯·卡斯托普再次垂下了头，但随即重又抬了起来，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后说：

“佩佩尔科恩先生！我绝不想对您撒谎，我是想寻找一种回避事实的可能性。这很难办到。如果我肯定您的说法，那就是吹牛；如果我否定您的说法，那就是撒谎。这是可以理解的。我和克拉芙迪娅——请您原谅——和您目前的旅伴在这个大楼里共同生活了很长很长时间，但没有被大家察觉。我们的关系或者说我对她的关系从不在社交场合表现出来，我们只在暗地里保持着这种关系。在我的思想里，我的克拉芙迪娅真像您说的那样，从来不是一个与我漠不相关的人，实际上也是如此。

那天晚上，我在一定程度上取下了刚才简要提到的那个教育学枷锁，和她接近——在过去那个不言而喻的借口下——那是在一个化装舞会上，一个狂欢节的晚上，一个不负责任的晚上，一个称呼‘你’的晚上。整个晚上，这个‘你’的称呼以其梦幻般的和不负责任的方式获得了真正的含义。但那同时又是克拉芙迪娅离开这里的前夕。”

“真正的含义，”佩佩尔科恩重复了一遍。“您说得真好——”他放开了汉斯·卡斯托普的手，用他两只指甲长长的像舵一般宽大的手掌在面孔的两边按摩起来，按摩眼窝，按摩面颊和下巴，然后互握着放在染有葡萄酒斑渍的被单上，把头靠向一边，靠向左边，面对他的客人，仿佛是把脸转了过去。

“我已尽可能准确地回答了您的问题，佩佩尔科恩先生。”汉斯·卡斯托普说，“我竭力说得不多也不少。对我来说，重要的是要让您注意到，是否同时告诉您‘你’的真正含义和告别的那个晚上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是可有可无的——那是一个完全正常的晚上，几乎是一个在日历上找不到的晚上，一个可以被称之为‘号外’的晚上，一个闰年的晚上，二月二十九日。如果我否定您的说法，那也只有一半是谎话。”

佩佩尔科恩没有答腔。

“我预先作了安排，”汉斯·卡斯托普停顿片刻接着说，“要给您说明真相，甘冒这样会影响您身体健康的危险。坦率地说，这对我会是一个重大损失。也许我可以说，是一个打击，一个真正的打击。对我来说，也许可以和这样的打击相比较的是，舒夏特夫人不是一个人而是作为您的旅伴重又回到了这里，两者具有同等严重的性质。我是冒着这样的危险到这里来的，因为我早就想把我们之间，也就是把您——我对您怀着无限崇敬的感情——和我之间的关系搞清楚。我觉得，掩饰和伪装要美好得多，要人道得多——您要知道，克拉芙迪娅就是这样用迷人的声音把这两个词拉得很长很长，美妙动听。在您刚才说出了您的看法之后，我心上的一块石头才落了下来。”

没有回去。

“还有一点，佩佩尔科恩先生。”汉斯·卡斯托普接着说，“还有一点，希望允许我给您斟一杯纯净的酒，也就是说，基于这方面的推测，经验是多么不可靠。您现在知道了，在出现目前这种真正的法定关系之前——不尊重这种关系自然是十分荒唐的——克拉芙迪娅是和谁共同度过和欢庆了二月二十九日这个日子的。一点不错，是欢庆。我对我这方面的情况从来也没有能搞明白，但我知道每个能够思考的人一定会估计到这样的发展过程——我这里指的是谁是真正的前驱者。我也知道，宫廷顾问贝伦斯在业余画油画——如您所知——他让她在他的面前坐了很久时间，给她画了一张出色的肖像，连皮肤也画得栩栩如生——我们私下说一声，您见到了定会无比惊讶的。这曾使我感到非常痛苦，还闹了头痛，直到今天还是如此。”

“您还爱她吗？”佩佩尔科恩问道，没有改变他的坐姿，也就是说，仍然侧着那张大脸……夜幕逐渐降临到这个大房间。

“请您原谅，佩佩尔科恩先生，”汉斯·卡斯托普说，“我对她的感情是一种非常尊重和钦佩之情。但在我看来，对您谈论我对您的旅伴的感情是不明智的。”

“今天她，”佩佩尔科恩以一种刺耳的声音问道，“仍然怀着这样的感情吗？”

“我没有说，”汉斯·卡斯托普回答说，“我没有说她怀有过这样的感情。这是不怎么值得相信的。我在谈到女人活跃的性格时，曾在理论上探讨了这个问题。从我这方面自然不大喜欢这么说。我对一个有地位的人做了什么——您自己去判断吧！如果说发生了二月二十九日那桩事，男人的选择首先应归咎于女人的诱惑——对这一点我想说的事，当我称呼自己是一个‘男人’时，就觉得我是在夸夸其谈，索然无味。但不管怎么说，克拉芙迪娅是一个女人。”

“她受感情的驱使。”佩佩尔科恩裂开的嘴唇喃喃地说。

“她在您这里表现得如此顺从，”汉斯·卡斯托普说，“从一切可能的情况来看，她已这样干过好多次了——每个与此有关的人必须明白这一点。”

“慢着。”佩佩尔科恩说，他的脸仍然回避着，但他的手掌姿势是对着被他打断说话的那个人。“我们这样谈论她会不会太卑鄙？”

“不，佩佩尔科恩先生。不，您完全可以心安理得地谈论她，因为这里谈的是人道问题——‘人道’这个词在此具有自由和天才的含义——请您原谅我可能用了有点不自然的表达，但某种情况促使我最近学会了这种表达。”

“好，您继续讲下去。”佩佩尔科恩低声地命令说。

汉斯·卡斯托普说话的声音也很低。他坐在床前一张椅子的边沿上，朝老国王俯下身去，双手夹在两膝之间。

“因为她是一个有天赋的人。”他说，“高加索山脉那边的男人——您也许知道她在高加索山脉那边有个丈夫——同意她这样的自由和特殊才能，管它是缺枝少叶的还是聪明才智的。我不认识那个小伙子，不管怎么说，他一定是同意她这样做的，因为是疾病给了她这个机会，她服从于疾病的天才原则。每个有关的人一定会很好地追随她的榜样，不抱怨自己，不怨天尤人……”

“您不抱怨吗？”佩佩尔科恩说，现在把脸转向了他……他的脸在朦胧的暮色中显得死灰一般惨白，前额上偶像似的一条条皱纹下，两只眸子苍白无力地注视着，裂开的嘴唇就像凄惨的假面具上半开的洞孔。

“我没有想过，”汉斯·卡斯托普毫不介意地回答说，“这是有关我的事情。我说这些话目的在于要您别抱怨，佩佩尔科恩先生，不要因为以前的这些事情使我失去您的友谊，此刻对我是至关重要的。”

“诚然，因为不明真相，我一定给您造成了很大痛苦。”

“如果是这个问题，”汉斯·卡斯托普说，“如果我承认您的说法，它并不意味着我不懂得珍视您的友谊。这个友谊好处巨大，因为这个好处是和您说过的失望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

“谢谢，年轻人，谢谢。我珍视您这次谈话的美意。撇开我的友谊不说——”

“要不说友谊是很难的，”汉斯·卡斯托普说，“对我来说，要肯定您的说法和避开这个不提也是不恰当的。因为您是有地位的大人物，克拉芙迪娅是在您的陪同下回来的，当然这也是我的不幸。如果她是在另一个男人陪同下回到这里，这种不幸感自然会更加强烈，事情会更加复杂。它使我十分痛苦，今天也还是如此，我不否定这一点。我故意竭力只看事情积极的一面，也就是说，只看我对您佩佩尔科恩先生怀有真诚的崇敬感情，其中也掺杂有对您旅伴的小小的恶意，因为女人们最不喜欢她们的情夫友好相处。”

“这是事实——”佩佩尔科恩说。他用一只空手捂住了嘴，抚摸着下巴，把一阵微笑咽了回去，仿佛有被舒夏特夫人看见他在微笑的危险。

汉斯·卡斯托普也偷偷地微笑了一下，然后两人心照不宣地对视着点点头。

“这个小小的报复，”汉斯·卡斯托普说，“说到底，我不是毫无道理的。因为只要处在我的地位就确实有理由抱怨——不是抱怨克拉芙迪娅，不是抱怨您佩佩尔科恩先生，仅仅抱怨我自己，抱怨我的生命，抱怨我的命运。由于我有幸获得了您的信任，在这个道道地地特殊的黄昏时刻，我很想至少也稍为说说这方面的情况。”

“请说吧。”佩佩尔科恩有礼貌地说。汉斯·卡斯托普接口继续说：“我在这儿楼上已住了很长时间，佩佩尔科恩先生，有好多日子，好多年了——精确的时间我也说不上来，但它是一个生命的年代，为此我谈到了‘生命’，对‘命运’我还会在适当的时刻谈到的。我的表兄——我原来只是来探望他——是个军人，他为人正直而勇敢，但这对他并没有什么好处。他离我而去，而我还在这里。我不是军人。您也许听说过，我有一个平民的职业，一个可靠而又很好的职业，据说还是有益于民众的职业。但我承认，出于某些原因，我对它并不特别爱好。我想说我对这些原因并不清楚，它们与我对您旅伴的感情起因有关——我这样明确地说出来，是为了表明我并不想动摇良好的法定状态——我从不否定对克拉芙迪娅·舒夏特的感情和我对她用‘你’称呼的关系。从您的目光接触我以来，从您的目光吸引我以来——它正毫无理智地吸引着我。您要知道，为着敬爱您和反抗塞特姆布里尼，我服从了不明智的原则和疾病的天才原则，当然我也许早就或从来都是服从这个原则的。我在这里山上留了下来——我已不再精确知道过去了多少时间。我把一切都忘记了，中断了一切联系，中断了和我的亲属以及和我在平原地区那个职业的联系，还有我的一切希望和前途。克拉芙迪娅离去后，我一直在等待她，在山上这里等待她，致使我现在完全失去了和平原的联系。

在平原人的眼里我已死了。在我讲到‘命运’时指的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暗示这一点。退一步说，我有理由抱怨目前这个法定状态。从前我读过一则故事——不，我是在剧院看的一出戏。有个善良的年轻人——他也和我表兄一样是个军人——他与一个迷人的吉卜赛女郎搞上了关系。

她生得真迷人，耳朵后面插一朵鲜花，是个放肆撒野的坏女人。她把他迷得完全昏了头，他为她牺牲了一切，逃离了军队，和她一起住到走私犯那里，做了许多坏事。当他花光了钱走投无路时，她也对他厌烦了，她带来了一个有着出色男中音的令人肃然起敬的大人物。最后，这个小小的士兵脸色苍白，敞开衣衫，用刀子把她刺死在马戏团的门前。再说，这完全是她自己造成的。我讲的完全是一个毫不相干的故事。不过，说到底，我为什么会想起这个故事了呢？”

佩佩尔科恩先生在听到“刀子”二字时变换了他的坐姿，往边上移动一些，大脸迅速转向了他的客人，像探询似的面对面看着他。此刻，他的身子坐得更直了，撑着两只手肘，然后说：“年轻人，听了您的陈述，我现在明白了。根据您的报告，请允许我作一个真诚的声明！如果我的头发还没有灰白，如果我不是疟疾恶性发作，您会看见我随时准备像男子汉那样拿起武器，为我不明真相冤枉了您，同时也为我的旅伴给您造成的痛苦承担责任，使您的抱怨得到满足。好极了，我的先生——您会看见我时刻都准备这么做。至于事情的本身，请允许我给您提出另外一个建议。我的建议是这样的：我记起了一个兴奋的时刻，就在我们开始相识时——我记得当时可能是我喝了许多酒，在那个兴奋时刻，由于我被您的良好气质所感动，我准备向您提出相互用兄弟般的‘你’来称呼，但后来我又认识到这是一个有些操之过急的步骤，好，我今天援引这个时刻，重提这个时刻，是为了声明这个当时予以推迟的决定立即生效。年轻人，我们成了弟兄，我声明我们是弟兄。您说过生活中有真正意义的‘你’——我们也是真正意义的‘你’，是弟兄情谊的意义。年龄和身体不适妨碍我用武器做出使您感到满意的事情，我决定把它交给您按此形式去办，我把它交给您按照兄弟会的形式去办，就像人们为反对第三者、反对社会、反对某个人而缔结兄弟之谊那样，我们也要根据对某个人的感情而缔结这种兄弟之谊。

拿起您的酒杯，年轻人，我也拿起我的玻璃杯，以此不让这种欢饮再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他用微微颤抖的像舵页一般宽大的手往两只杯子里斟酒，汉斯·卡斯托普赶忙十分尊敬地在一旁帮忙。

“端起您的酒杯来！”佩佩尔科恩又说了一遍。“请您和我交臂对饮！

请您这样喝！请您一饮而尽！——妙极了，年轻人。完了。这里是我的手。您满意吗？”

“当然没有说的，佩佩尔科恩先生。”汉斯·卡斯托普说。对他来说，要把满杯子酒一饮而尽是不容易的。他用手帕擦膝盖，因为葡萄酒泼洒到裤子上了。“我幸福死了，我真想这么说。我一点也不理解怎么一下子获得了这样的幸福——坦率地说，我觉得就像是在做梦。它对我是莫大的荣幸——我不知道要怎样才会不辜负这种荣幸，最多是被动地，肯定不是别的方式。当我开始像冒险似的仗着胆子把这个‘你’字送出嘴唇时，一定会结结巴巴，吞吞吐吐，这是不足为奇的——当着克拉芙迪娅的面更会如此。按照女人的本性，她一定不会同意这个安排……”

“这是我的事情。”佩佩尔科恩回答说，“另一方面就是练习和习惯的事了！现在走吧，年轻人！离开我吧，我的儿子！天黑了，完全是晚上了，我们的情妇就要回来了。你们此刻在此相遇也许是挺合适的。”

“祝你健康，佩佩尔科恩先生！”汉斯·卡斯托普一边说，一边站起身来。“你瞧，我克服了应有的胆怯，已在练习大胆的称呼了。是的，天已黑了！我可以想得出来，塞特姆布里尼会突然闯进来，打开电灯，让理智和客人就座——他终究有他的弱点。明天见！我愉快而自豪地离开这里，这是我做梦也不敢想象的事。祝你早日恢复健康！你至少有三天不会发烧，你在这三天一定能做许多的事。它使我真高兴，仿佛我就是你似的。祝你晚安！”

荷兰绅士佩佩尔科恩（完）

瀑布始终是一个吸引人去浏览的地方，何况是汉斯·卡斯托普这个人，我们对此更无法进行辩白。他甚至对倾泻而下的流水怀有特殊的爱好，但他还没有去看过弗吕拉山谷森林里景色如画的人工瀑布。他和约阿希姆住在一起时，由于表兄严肃认真的生活态度不得不告假未去。他的表兄不是到这里来享乐的。是他那种求实的观点把他们的视野限制在“山庄”周围的地方。——在他表兄离去以后，如果撇开他的滑雪活动不说的话，汉斯·卡斯托普对当地风景的态度仍然保持着一种十分单调的保守品性，要与他的内心体验和“执政”职责的距离相比，它对这个年轻人当然也不是没有某种刺激力的。不管怎么说，当他们的小圈子——只有七位朋友（连他本人计算在内的小圈子）——考虑坐车到前面提及的那个地方去浏览时，他高兴地同意了。

转眼已是五月，按照平原地区天真的民歌说法，这是个欢乐之月。

——山上这儿的空气相当清新，并不令人讨厌。融雪可以视为已经结束。

尽管前几天还下过几场鹅毛大雪，但很快就融化掉了，只在地上还有些潮湿。冬天的积水或是渗进了地里，或是蒸发掉了，连少数地方的残雪也消失了。大自然披上了绿装，意味着在向各种活动的爱好者招手。

最近几周，小圈子的首领——伟大的皮特尔·佩佩尔科恩——身体不适，无论是特别良好的气候，还是杰出医生的或是贝伦斯的解毒药，都没有能对他恶性发作的疟疾发生作用，从而使这个本来愉快的交往索然无味。佩佩尔科恩一直躺在床上，不仅是疟疾发作得挺厉害，他的脾和肝也有问题。宫廷顾问贝伦斯对站在一旁的那些关心者暗示了这一点。贝伦斯还指出，连他的胃也不正常。即使一个具有坚强性格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也不能排除体力有逐渐消耗殆尽的危险。

这几周来，佩佩尔科恩先生只在进晚餐时吃些东西并喝酒，共同散步时也只走很短一段路就止步了。此外，汉斯·卡斯托普感觉到——我们只在私下说说——小团体的松散令人有某种程度的轻松感。因为和舒夏特夫人的旅伴交杯对饮给他带来了某种痛苦，给他与佩佩尔科恩的公开谈话掺进了同样的“矫揉造作”，掺进了同样的“让道”现象，很像在争夺情人场合的回避做法，从而使他与克拉芙迪娅的交往更为引人注目。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他奇妙地改换了称呼。出于同样的原因，或者说出于相反的困境，这种困境约束着他在别人面前和克拉芙迪娅进行交谈，在她的大师面前也是如此，从而由满足的感觉发展成了表面上的双重困境。

于是，去游览瀑布的计划被提上了议事日程，目的地是佩佩尔科恩自己确定的。他觉得精力充沛，足以胜任这项活动。这是疟疾发作后的第三天，荷兰绅士对别人说他希望好好利用这个日子。尽管他没有到餐厅用早餐，却像最近一段时期经常做的那样，和舒夏特夫人在他的会客室里一道吃了东西。就在进早餐时，跛腿孔西尔格给汉斯·卡斯托普送来一道命令，宣布在午餐后要作一个小时的散步。这道命令又传给了费尔格和魏萨尔先生，也通知了塞特姆布里尼和纳夫塔，说将有车子去接他们。命令要求套两辆四驾马车，三点钟出发。

下午三时，大家在“山庄”大楼的门前集合。汉斯·卡斯托普、费尔格和魏萨尔在那里等待主人从贵宾室出来。他们一边聊天，一边轻轻地抚摸马匹，马儿用既湿润又乌黑的厚嘴唇从他们平展展的手掌上吃糖块。两位男女旅伴到达大门前的台阶时稍稍迟了一些。佩佩尔科恩硕大的脑袋似乎变得小了一些。他身穿一件稍微旧了的双排纽扣长大衣，戴着圆边的软礼帽，和克拉芙迪娅并排地站在台阶上，两片嘴唇里传出别人无法听见的一声普通问候语，还和朝他们俩走到台阶前去迎接的三位先生握了手。

“年轻人，”这时他对汉斯·卡斯托普说，还把左手搭到他的肩膀上。“……生活过得好吗，我的儿子？”

“感谢你的问候！你也好吗？”被问的人回答说……太阳出来了。这是一个天气晴朗的好日子，风和日丽，但大家还是穿上了单大衣，旅游途中无疑会冷的。舒夏特夫人也穿了有腰带的大格子化纤料大衣，还把毛皮领子翻到肩上。她把橄榄色的毡帽飘带系在下巴下面，飘带结垂在一边，使她显得非常迷人，大多数的在场者为此感到很难受——只有费尔格不难受，他是唯一没有迷上她的人。他那无拘无束的态度导致在临时分配座位时几乎被赶出小团体，分到了第一辆马车的背座，位于荷兰绅士和舒夏特夫人的对面。汉斯·卡斯托普和魏萨尔登上了第二辆马车，偶尔可以见到克拉芙迪娅不无嘲讽含义的微笑。

身躯巨大的马来宫廷仆从也参加这次郊游。他来得比主人晚一些，手里提着一只很大的篮子，盖子下面露出两只葡萄酒瓶颈。他把篮子放到前面一辆马车的背座下面。当他抱起双臂在马车夫边上坐定后，马匹收到了出发的信号。刹车装置放下了，马车从拐弯处缓缓地向下行驶起来。

魏萨尔也注意到了舒夏特夫人的微笑。他露出满口坏牙齿，对他的车伴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因为您和我同坐一辆车，她在嘲笑您。”他说，“您看见了吗？对，对，吃亏者不必在意他人的嘲笑。您和我坐在一起生气吗？讨厌吗？”

“请您自重一些，魏萨尔，讲话不要那么刺人！”汉斯·卡斯托普斥责他说，“女人在任何场合都含笑，只是为笑而笑。看见了笑就去胡思乱想是没有意义的。为什么您总是那么关心她呢？和我们大家一样，您有长处也有短处，例如您演奏《夏夜梦》就十分出色，不是每个人都能演奏得那么好。下次您应该再演奏一次。”

“是呀，您现在十分超脱地和我说话，”这个狼狈的人说，“却不知道您的安慰语气有多么狂妄。您这样只会使我更加自卑。您的话说得多么轻松，居高临下地安慰别人。如果您现在也是可笑地靠边站，就有您受的了。您是处在九天之上。万能的上帝呀，您感到她的玉臂正勾着您的脖子。万能的上帝呀，当我想到这一切，我的喉咙和心胸就会像燃烧似的——您得到了您想要得到的，却故意十分超脱地看着我像一个乞丐似的痛苦……”

“事情并不像您说的那么美好，魏萨尔。我用不着向您隐瞒这一点，事情甚至非常令人心烦。因为您指责我太狂妄，也许很令人讨厌。您却正在变得使自己令人反感，一再地卑躬屈膝。您就真的那么强烈地爱上了她吗？”

“爱得发狂！”魏萨尔摇摇头回答说，“由于渴望得到她的欲念，我承受的痛苦无法用言语来表达。我想说，我只能说，我会死去的。可是，这个样子我是活又活不下去，死又死不了。在她离开期间，我开始好了一些，逐渐地忘却了她。可是，她又回来了，天天出现在我的眼前，有时会弄得咬自己的手指，手向空中乱抓，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虽说不应该闹到这个地步，但又摆脱不开——招来的鬼赶不走。我只有死掉了心绪才会安定下来，可我又办不到——我死掉了又能得到什么呢？要是得到后，死了也高兴。死在她的怀里——太乐意了。要在这之前死去，太没有意思了。因为生命，它是一种要求，要求生命，我不能反对我自己。这是一个该死的困境。我说它是‘该死的’，只是我的口头禅罢了，听上去仿佛我是另外一个人。我自己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有些折磨，卡斯托普。谁要沾上了这种折磨，就想摆脱开，而且无论如何想摆脱开，这是他的目的。可是，对于肉体欲望的折磨，只有在得到了满足的情况下才能获得解脱。——否则是不可能的，否则无论如何也办不到！这是一种安排。谁没有福分，就不会升入天堂；谁有福分，就能见到我主耶酥，就会激动得热泪盈眶。上帝在天上，这是怎样的一种安排和命运。

一个肉体渴望得到另一个肉体，仅仅因为那不是他自己的肉体，而是另一个灵魂的肉体——多么奇特啊！仔细看去，仿佛它含羞亲切，别无他求！我可以说，如果别无他求，依我看来，它就是满足的！我要什么呢，卡斯托普？我要谋杀她吗？我要她流血吗？我只是想热烈地拥抱她！这里肯定也有某种高尚的成分。卡斯托普，我不是畜生，就我的品性而言，我是一个人！肉体的欲念蠢动不已，它不受限制，也不固定，因此我们称它是兽性。但它会固定在一个容貌姣好的人身上，后来人们就把它称之为爱情。我并不追求她的躯体和她躯干的肉身。在她眼里看来，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其他什么东西。瞧，很有可能，我并不追求得到她的整个身躯，这表明我是爱她的心灵，我要用心灵去爱她。因为爱情看来就是心灵之爱……”

“您是怎么啦，魏萨尔？您太激动了，天呀，您都说了些什么话……”

“不过，情况正是如此，这又正是不幸之所在。”可怜的人继续说道，“她有一个心灵，她是一个有身躯和心灵的人！因为她的心灵不想知道我的心灵，她的身躯不想要我的身躯。多么痛苦，多么绝望！我的追求就因为这样成了耻辱，我的身躯不得不永无止境地受尽折磨！为什么她的身躯和心灵就不想知道我的身躯和心灵呢，卡斯托普？为什么我的追求对她是一种恐怖呢？我不是一个男子汉吗？我向您起誓，我还是个最慷慨的男子汉。如果她能张开温馨的双臂，我将为她献出我的一切。

她是如此美丽，因为她属于她的心灵和容貌！我会把世界的一切都献给她，卡斯托普。如果仅仅是身躯，不是她的容貌，如果她该死的心灵不想要我，要是没有心灵，我根本就不会去追求她的身躯——这是一个魔鬼设下的困境，我将在其中无止境地受折磨。”

“魏萨尔，静一静！声音低一些！马车夫听得懂您的话！尽管他的头故意一动不动，但从他的背后看得出他在倾听。”

“他听得懂，他在听我说，那就更好了，卡斯托普！那您就又可以看见那种安排和命运的特征和性质了！如果我讲起再生或是……流体静力学，他就会听不懂，一点也听不懂，他就不会听我说，一点兴趣也没有了。因为它不普及。可是，最重大的、最新的和十分秘密的事情，关于肉体和心灵的事情，瞧，它同时又是最普及的事情，每个人都懂，每个人都会嘲笑那个自作多情的人，是他把白天变成了快乐的折磨，把黑夜变成了耻辱的地狱！卡斯托普，亲爱的卡斯托普，请您让我痛哭一场吧，我过的是怎样的白天黑夜呀！每天夜里我都梦见她，唉，就是不会梦见别的什么。我只要想起，我的咽喉和胃部就火烧火燎地难受！每次梦见她总是以她打我的耳光告终，直接打在我的脸上，有时也对我吐唾沫——她对我吐唾沫，俊美的脸也因厌恶变了形。然后我就醒了过来，留下的是汗水、耻辱和快感……”

“哦，魏萨尔，现在我们可以安静一下了，闭上我们的嘴。这是我的建议和我的安排。我不想惹您生气，但我承认，您陷入了极大的困境。

我们在‘山庄’读过一个故事，据说有个人受到了这样的惩罚，说话时从嘴里吐出许多蛇和蛤蟆来。书里没有表明对这个人是什么态度，但我一直认为，这个故事可能是为了叫人不要说话。”

“但说话是人的一种需要，”魏萨尔抱怨说，“是人的一种需要，亲爱的卡斯托普。要是有人处于像我这样进退维谷的境地，说话就可以让心境轻松轻松。”

“甚至还是人的权利，魏萨尔，如果您想说的话。可是，有些法律，我认为在一定情况下不使用它是明智的。”

于是，他们按照汉斯·卡斯托普的安排静了下来。再说，马车也很快到达了香料商人长满葡萄藤的小房子前。他们在这里不用停很长时间，纳夫塔和塞特姆布里尼已经站在路边等着，后者穿了一件已经磨损的皮大衣，前者穿的是浅黄色春季风衣，到处用针缝过，被视为一种时髦。马车掉过头来，大家相互挥手问候。两位先生上了车。纳夫塔作为第四个人上了前面的马车，坐在费尔格的边上。塞特姆布里尼的情绪很高，随口说了一连串笑话，他加入了汉斯·卡斯托普和魏萨尔的行列，魏萨尔把自己的后座让给了他——塞特姆布里尼先生以游客的姿态漫不经心地坐了下去。

他称赞坐马车是一种享受，身子有节奏地晃动着，眼前景色不断变换，是一种舒适的休息。他对汉斯·卡斯托普表现出父辈般的感激态度，甚至还轻轻地抚摸了可怜的魏萨尔的脸颊，要求他忘却不讨人喜欢的自我，尽情欣赏光明灿烂的世界。他伸出戴着破旧皮手套的右手边说边指点。

他们的马车行驶得最好。四匹马生着漂亮的白鼻，敦实，滑溜，滚圆，马蹄有节奏地敲打着平整的道路，没有扬起灰尘。道路两边不时出现残存的岩石，缝隙里长出了青草和鲜花。一根根电线杆向后飞快逝去，长满树木的群山在升高。迎来了一个又一个幽雅的弯道，继而把它们甩在身后，使好奇心兴趣盎然。遥远的阳光处，尚有积雪的群山部分已变得阴暗下来，有人居住的山谷里悄无声息。摆脱了日常司空见惯的景象，精神也为之一振。不久，他们在森林边上停了下来，从这里开始步行，继续这次郊游，直至到达目的地——一个期望已久而先前没有实现的目的，它与感觉器官有着微小的却不断增强的联系。马车一停下来，大家就听到远处传来的声响，一种轻微的有时又忽然消失的嘶嘶声、震颤声和咆哮声。大家争相提出区分这些声音的要求，仔细倾听着，脚步也迈不开了。

“现在，”经常来这里的塞特姆布里尼说，“是一个令人胆怯的开端，那地方在这个季节里是很狂暴的——会连自己说话的声音都听不见，你们可要有个心理准备。”

于是，他们开始向森林里走去，路上尽是潮湿的落叶。佩佩尔科恩先生走在最前面，他的旅伴用手臂扶着他，黑色软礼帽盖住了前额，迈着侧向一边的步子。汉斯·卡斯托普走在他们中间，和其他几位先生一样没有戴帽子，双手插在口袋里，侧着脑袋，轻轻吹着口哨，向四处张望。再后面跟着纳夫塔、塞特姆布里尼、费尔格和魏萨尔。那个马来人在最后压队，手臂上挽着放有点心的篮子。大家热烈地谈论着森林。

这森林不同一般，呈现在面前的是一种风景独特、有点异国情调却又阴森可怖的景象，到处长着同一种苔藓地衣，有悬挂的，有承载的，有完完全全包住的。这些寄生的缠绕物犹如丑陋难看的长须，像软垫似的缠在树干上微微摇曳。人们几乎见不到树上的针叶，有的只是苔藓悬饰——一种沉重的、古怪的变形物，一副令人好笑而又病态的景象。这个森林的日子过得挺不好，患了茂盛的苔藓病，有被窒息致死的危险。

这是大家一致的看法。这支小小的队伍在针叶路上探步前进，耳内听到了逐渐接近目的地的声响，由咕噜声和嘶嘶声逐渐变成了隆隆的咆哮声，塞特姆布里尼先前说过的话得到了应验。

在一个拐弯处，人们看见了介乎森林和岩壁之间的峡谷，瀑布就在那里直泻而下。一旦站到它的面前，听觉作用达到了顶点——轰隆声震耳欲聋。水流垂直倾泻而下，汇成了一处独特的人工瀑布，约有七八米高，面积很宽。瀑布继而从那里像百练似的越过岩壁，冲泻而下，伴随着荒唐的喧嚣声，似乎杂有各种各样强弱不同的声响：雷声，嘶声，吼声，沸扬声，吹奏声，噼啪声，爆裂声，轰隆声和钟鸣声——确实会使人失去知觉。游览者从滑溜的岩壁走到瀑布跟前就近观察，完全置身于湿漉漉的雾气之中，呼吸着湿润的空气，水珠溅向身上，轰鸣声充塞于耳。大家惊恐地相视而笑，摇头不止。这里宛如演出声势宏大的闹剧，泡沫和轰鸣的永久灾难。巨大而发疯似的咆哮声使在场者变得愕然，感到惊慌，造成听觉错乱。人们以为听到了从身后、从上方、从四面八方传来恐吓的和警告的呼喊声、喇叭声和粗鲁的男子声音。

他们簇拥在佩佩尔科恩先生身后——舒夏特夫人也在其他五位先生中间——和他一同朝湍流看去。他们没有去看他的脸，却见到他摘下头上的帽子，裸露出白色火焰般的脑袋，扩展胸腔呼吸着清新的空气。

大家只能用目光和手势相互示意，因为即使直接对着耳朵大声喊叫，话语也可能会被雷鸣般的瀑布冲击声所淹没。他们的嘴唇无声地表现出惊讶和赞叹的形状。汉斯·卡斯托普、塞特姆布里尼和费尔格相互点头约定，从他们置身的峡谷底部登上高处，到上方的小栈桥那里去欣赏瀑布。

道路是不舒适的：一排在岩壁上开凿成的狭窄而陡峭的石级正好通向森林较高的地方。他们先后爬了上去，站在栈桥上，高悬于拱形瀑布的上方，靠着栈桥中部的栏杆，朝下面的朋友们挥手。他们继续走过桥去，费力地从那里往下走，到了疯狂瀑布的另一边。下面这个地方也有一条桥通过瀑布。他们重又和留在下面的人回合在一起。

此刻发出的手势是有关享用小点心的事。从几个方面发来的手势表明，为此目的必须离开这个喧嚣的地方，减轻听觉器官的负担，不要像聋子和哑巴那样在露天进食物。但是，他们一定也认出了佩佩尔科恩的意思是反对这么做。他摇摇头，一再用食指指谷底；他把裂开的嘴唇吃力地拉成两片，透出“这里”两个字。有什么办法呢？他是这类“政府”

事项的主宰者和指挥员。他那大人物的重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和往常那样，即使他不是活动的主办人和大师，也不能违背他的意图。这种地位的人从来都是武断的和独裁的，并将万世流传和继承。荷兰绅士要面对瀑布和在雷鸣般的隆隆声中吃点心，这是他势不可挡的固执意志。谁要不吃完就想离开，那就得留下来。大部分人对此都不满意。塞特姆布里尼先生看见已没有可能人性地交换意见，也不可能进行民主辩论或是争论，便把一只手甩向脑袋上方，作了个绝望的和听天由命的手势。那个马来人赶忙执行主宰者的命令。他带来两张折叠椅，打开来放在岩壁旁，供荷兰绅士和舒夏特夫人坐。然后他把篮子里的东西搬出来，放到他们脚前的一块布上去：咖啡用具，玻璃杯，热水瓶，糕点和葡萄酒。

大家挤上前去分配食物，然后坐到圆石上，坐到栏杆上，手里端着盛了热咖啡的杯子，膝盖上放着糕点盘子，在一片咆哮声中默默无声地吃了起来。

佩佩尔科恩翻起大衣领子，把帽子放在地上，用有标记图案的银杯喝波尔图葡萄酒，连喝了好几杯。他突然开始说起话来。一个多么奇特的人！连他都不可能听见自己的说话声，别人就更不会听到他发出的没有声音的音节。可是，他右手拿着酒杯，却举起他的食指，继而伸出左臂，手掌斜着向上。别人看到他一边说话，一边摆动那种国王似的脸，嘴里说的话却没有声音，仿佛是在对着真空讲话。大家脸带微笑，不自在地注视着他，只盼他很快停止这种毫无意义的动作——但他仍在继续说话。他一边做出迫使别人注目的优雅手势，对着吞没一切的咆哮声说话，同时又绷紧前额的线形皱纹，睁大一对疲惫而苍白的小眼睛，轮换地看看这个，瞧瞧那个，使被叫唤者不得不抬起眉毛，朝他点点头，还要张大了嘴，把握成空拳的手放到耳旁去，仿佛这样会使无可救药的事情变得好一些。此刻，他竟站了起来，手里拿着酒杯，长及脚跟的大衣弄得皱巴巴的，大衣领竖了起来，头上没有帽子，高高的、偶像式皱纹的前额上方是一圈白发。他站在岩壁旁，晃动着大脑袋，像教训人似的把矛尖般的手指组成的圆圈举到面前，准确和引人注目的手势伴随着无声而含糊的祝酒辞。大家从他的手势认出了含义，从他的嘴唇动作认为听到了他惯常说的一个词：“妙极了！”“完了！”——仅此而已。人们看到他的脑袋垂向了一边，裂开的嘴唇痛楚不堪，一副受苦受难者的景象。

接着，大家又看到丰满的酒窝红润起来，柔弱无力的恶作剧，撩起飞舞的长袍，异教祭师的神圣陋习。他举起酒杯，在客人们的面前晃了一个弧形，两三口就喝个精光，杯底也翻了过来。然后，他把杯子递给那个马来人，后者把一只手搭在胸前，接过了容器。他发出了开拔的信号。

众人对他鞠躬致谢，立即遵命行动。蹲在地上的人腾地跳了起来，坐着栏杆的人走了下来。瘦小的马来人歪戴着帽子和皮领，收拾好剩余食物和餐具。大家按照来时的顺序从潮湿的针叶路往回走，穿过被苔藓搞得无法辨认的森林来到大道，两辆马车就停在那里。

汉斯·卡斯托普这次上了大帅及其旅伴的那辆车，在善良的费尔格——他已不记得还有什么更高的要求——边上坐了下去，位于那对伴侣的对面。归途上几乎没有说什么话。佩佩尔科恩坐在那里，手掌搁在旅行毛毯上，毛毯盖住了他和克拉芙迪娅的膝盖。他的下颚垂吊了下去。

在马车越过铁路轨道和小溪之前，塞特姆布里尼和纳夫塔下了车，告别走了。魏萨尔独自坐在第二辆马车里，越过拐弯处径直驶到“山庄”大楼的前面，然后大家分手而去。

当天夜里，汉斯·卡斯托普由于自己也不明白的内心待命状态而睡得很不安稳。因此，在这个夜间十分宁静的“山庄”大楼里，只要有轻微的异常现象，诸如悄悄进行的叛乱行为，远处走路不易察觉的震动，就足以使他猛然醒来，坐到枕头上去。果然如此，午夜二时过去不久，当有人走来敲他的房门时，他已醒来很长时间。他立即应声回答，毫无睡意，沉着镇定，精神抖擞。那是大楼雇用的一个女护理员，说话声音很高，很不沉着。她是受舒夏特夫人的委托，来请他立刻到二楼去。他睡意全消，表示立刻照办。他跳起身，迅速穿好衣服，用手指把前额的头发掠了回去，然后不急不慢地走下楼。此刻的他，与其说是不知道出了什么事，还不如说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他发现通向佩佩尔科恩的会客室门敞开着，通向荷兰人寝室的房门同样开着，室内灯火通明。两位医生，女护士长封·米伦冬克，舒夏特夫人和宫廷仆从爪哇人已在那里。后者今天的衣着不同往常，而是穿了一种民族服饰：上身是润条衬衫似的上衣，袖子又宽又长；下身不是裤子，而是礼服大衣；头上是圆锥形黄布帽，还佩着一个护身符胸饰。他交叉了手臂，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皮特尔·佩佩尔科恩仰面躺在左首床上，两手伸得笔直。汉斯·卡斯托普走进房间，看到这个场景，脸色顿时变得煞白。舒夏特夫人正背对着他，坐在床头的一张凳子上，手指埋在下唇里，眼睛看着她的旅伴。

“晚上好，年轻人。”正在和克洛可夫斯基大夫及女服务员说话的贝伦斯手摸苍白的小胡子，痛苦地点点头说。他的白大褂胸袋里放着听诊器。他只穿了一件没有领子的绣花睡衣。“没有救了，”他低声补充说，“什么办法都用过了。您用内行的眼光看看他吧，一切医学手段全用上了。”

汉斯·卡斯托普踮着脚尖走近床前。马来仆从的眼睛在身后密切注视，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他的脑袋没有转动，因而只能看到他的眼白。

汉斯·卡斯托普在眼梢里注意到舒夏特夫人并不关心他的到来。他以一种往常的姿势站在床边，踮起一只脚，两手放在小腹处，侧过脑袋，恭敬而沉思地观察着。佩佩尔科恩盖的是红绸布，像汉斯·卡斯托普往日见到的那样穿着羊毛衫。他的两只手已呈暗蓝色，脸庞的一部分也是如此，虽说脸部表情没有变，但已大大变形。高高的前额上方周围都是白发，四五条沉思似的深深皱纹横贯前额，然后在两边太阳穴的直角处挂了下来——一种常见的毕生紧张劳累的象征——继而又在安静下垂的眼睑处突了出来。撕裂的嘴唇痛苦地微微张开。暗蓝色表明血液循环突然受阻，是中风式的生命功能剧烈受阻。

汉斯·卡斯托普一动不动地静默了片刻，表明情况已无挽救的余地。

他迟迟疑疑地没有变换姿势，期待那位“遗孀”叫他一声。由于毫无动静，他想暂时不去打扰她，转身向站在他身后的在场者扫视了一遍。宫廷顾问贝伦斯的脑袋朝会客室方向示意。汉斯·卡斯托普跟随他往那里走去。

“自杀吗？”他压低声音内行地问道。

“那还用说！”贝伦斯一挥手答道，继而又补充说，“已成事实，没救了。您在时髦的服装店看到过这东西吗！”他一边问，一边从白大褂口袋里取出一只皱巴巴的小盒子，里面放着一样小东西。他把它递给年轻人看……“我还没有见过，但值得一看，真是学无止境呀！可说是任性而又点子多。我是从他手里拿到的。当心！要是滴到您的皮肤上，立刻就会出现烫伤的泡。”

汉斯·卡斯托普把这个神秘的东西在手指间翻过来翻过去地看。它由金属、象牙和橡胶制成，外观十分奇特。它有两个弯下来的锃亮的金属叉尖，异常锋利，中间是一圈镶金象牙，两个叉又可以内外稍作移动，具有一定程度的伸缩性，直至放进气球似半硬的黑色橡胶套内。整个东西只有几英寸大。

“这是什么？”汉斯·卡斯托普说。

“这是，”贝伦斯回答说，“一种有机针尖。或者说得通俗一些，是一种眼镜蛇牙齿的机械复制品。您听懂了吗？——您似乎还没有听懂。”

他说。“这些都是牙齿，体积极小，用发丝管——一种极其精密纤细的管子——串了起来。您可以从前面针尖的上部清楚地看出它的出口。这些小管子在齿根部当然是开口的，它们和橡皮嘴在中间象牙内的通道连在一起。咬人时牙齿稍微向里缩进去，这是为了给储液器加压，把液体压进管子，从而在针尖插进肌肉的一瞬间，针剂已经射进了血管。谁都看得出来，它十分简单，只要知道用法就行了。也有可能是按照他个人的意见制作的。”

“一定是这样的！”汉斯·卡斯托普说。

“其中的液体并不多，”宫廷顾问接着说，“由于剂量不足，肯定用了替代物。”

“甘油。”汉斯·卡斯托普补充说。

“是呀！到底是什么，我们还会搞明白的。这件事令人感到惊讶，肯定有些值得让人研究的东西。我们是否可以指望房间里的那个外国人会把详情告诉我们？他今天夜里值班，身上穿得整整齐齐。我认为，这是动物性和植物性的化合物——无论如何，是头等的好东西，其作用一定十分出色。一切情况表明，他的呼吸立刻就被封住，麻痹了呼吸道。

您要知道，这是快速窒息而死，看上去既无挣扎，也没有痛苦。”

“仁慈的上帝！”汉斯·卡斯托普悚然说，叹了一口气，把那个恐怖的小东西交还给宫廷顾问，走向那个卧室去。

此刻，只有马来人和舒夏特夫人还在室内。这次走近时，克拉芙迪娅朝他抬起了头。

“您有理由让我派人把您找来。”她说。

“这是您的好意。”他说，“您做得对，我们是亲密的朋友。我内心深感惭愧，不得不出现在别人的面前——咽气时您在他身边吗？”

“他断气后仆人才来通知我。”她回答说。

“他是有地位的人。”汉斯·卡斯托普重又开口说，“他把感情对生活的无能看做是宇宙性的灾难，是对上帝的侮辱。您一定也知道，他还把自己视为上帝的成婚器官。这是国王式的愚蠢……一旦受到疾病的侵袭，他就会敢于这么做。这话听上去既粗俗又不尊重，但它作为正式的祈祷语还是庄严的。”

“这是一种愚蠢，”她说，“他知道我们的事吗？”

“我要对他否定是不可能的，克拉芙迪娅。因为我拒绝在他面前吻您的前额，他猜出了咱们俩的关系。那时，要在他面前吻您更多是象征性的，没有任何现实意义。不过，您能允许我现在这么做吗？”

她把头朝他移近一些，闭上了双眸，仿佛是个小小的示意。他把双唇贴在她的前额上。马来仆人侧过他的褐色眼珠，监视着这一场景，因此只能看到他的眼白。

伟大的冷漠

我们再次听到了宫廷顾问贝伦斯的声音——我们好好听听吧！也许我们是最后一次听这个声音了！这个故事本身总有一天要结束的，它的时间拖得太长了。或者说，故事内容的时间活动起来后，再也停不下来；故事的音乐时间快结束了，也许再也找不到机会倾听拉达曼提斯快活的声调及其套语式的语言了。他对汉斯·卡斯托普说：“卡斯托普，老朋友。您感到无聊了，我每天都看见您的脸拉得很长，您的前额表现出苦恼的神情。您真是个自命不凡的孩子，卡斯托普。

您爱好猎奇，只要一天没有发生特别令人激动的事，您就会整天撅起嘴，板着脸闹情绪。我说得对还是不对？”

汉斯·卡斯托普没有吭声。从他的表情看来，内心一定有着难以言说的痛苦。

“我一贯总是对的，”贝伦斯自问自答地说，“在您这位满心不悦的公民给我敞开苦恼原因之前，您应该看到，上帝和世界并没有遗弃您，疗养院当局正注视着您，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您，亲爱的，一直在关心您的情绪，老贝伦斯还在这里。好吧，说正经的，我的孩子！对您的事我有个想法，上帝知道，我是在好几个不眠之夜为您想出来的，也可以说是一种灵感——真的，我对我的主意寄予不小的希望。也就是说，不多也不少，正好可以给您解毒，使您不久就能胜利归来。”

“您会感到惊奇的。”他故意停顿了片刻后这样说。汉斯·卡斯托普并没有感到惊奇，仍然无精打采、心不在焉地看着他。“您一定猜不到老贝伦斯会说出什么话来。我要说的是这么回事：您的精神有些不对头，卡斯托普，一定是陷入了您的怀旧情绪不能自拔，就这点而言您是不对的。您的中毒现象无疑与早就有了局部好转的状况不相符——我不是昨天才对此作了认真的思考。——我们这里有一张您最近的透视照片……把这东西对着光亮观察吧。您瞧，最爱抱怨的人和悲观主义者——如同我们那位王室主宰者说的那样——都会觉得没有多少可提醒的了。一些病灶已经完全吸收，窝也变小了，边缘清晰，您的知识水平定会使您知道它意味着已痊愈了。根据这个诊断，您的体温不稳定是无法解释的，朋友。医生认为有必要寻找新的原因。”

汉斯·卡斯托普点点头，只是表示了礼貌性的好奇心。

“您现在得想一想，卡斯托普。老贝伦斯必须承认他的治疗没有取得成效。您也许会立刻错误地认为情况一定是变糟了，老贝伦斯也没有办法了。对您的治疗并没有错，治疗可能是过于片面了。我突然想到了这种可能性，即您的症候从来就不应该看做仅仅是肺病问题。我从这个现象得出这样的认识，即它根本不应该再被视为是肺病，一定存在着另一种障碍原因。按我的看法，您是因球菌侵蚀所致。”

“我完全深信不疑，”宫廷顾问注意到了汉斯·卡斯托普点头同意后又重复地强调说，“您患有链球菌感染——再说，您也不必为此而惊慌失措。”

（根本谈不上惊慌失措，因为汉斯·卡斯托普的表情只是表现出讥讽性的认可，也许是他遇上了敏锐的观察力，也许是宫廷顾问的假设使他感到非常荣幸。）

“没有惊慌的理由！”贝伦斯换了一种语气。“每个人都有球菌，每只驴子都有链球菌。您完全没有必要产生什么想法。我们新近了解到，人的血液可以有链球菌，却不会发生任何严重的感染现象。我们面临着一个许多同事还不认识的血液里也可能出现结核的事实，一点也没有产生严重后果。我们已大大接近了肺结核其实就是血液病的认识。”

汉斯·卡斯托普感到这个说法值得注意。

“如果我说到‘链球菌’，”贝伦斯又接着说，“您当然不必去想那种众所周知的严重疾病。我说的这些小东西是否已在您身上安家落户，一定要通过细菌验血才能证实。但是，您的高烧是否由此引起——如果说确有链球菌的话——还要从我们输入链球菌苗发生的作用来作出判断。这就是出路，亲爱的朋友。如前所说，我向您保证决不存在任何意外的情况。虽说结核病旷日持久，但这种疾病今天已能很快地治愈。如果您愿意打针治疗的话，六周后就完全健康了。您认为怎样？老贝伦斯不是还在他的岗位上吗，嘿嘿？”

“暂时还只是一个假设。”汉斯·卡斯托普有气无力地说。

“一个有根有据的假设！一个极有成果的假设！”宫廷顾问说，“您一定会看到，如果我们人工培养出了球菌，会有怎样的成果。我们明天下午就给您验血，卡斯托普。我们会按照国家医疗手术的严格规则把针头伸进血管，这是一种自我乐趣，仅此就能给身躯和心灵大有裨益的效果……”

汉斯·卡斯托普表示愿意接受这项试验，热诚感谢对他的关心。他把头歪向肩膀，目送宫廷顾问两手像划船似的离去。主任医师的谈话切中要害。拉达曼提斯相当正确地解释了这位“山庄”客人的表现和情绪。

他的新方案确定了——显然是这样确定的，完全隐瞒了他的意图——攻克最近在这位客人身上发现的死点。这从刚才他的面部表情看得出来，使人清楚地想起了已故的约阿希姆同样的表情，那时我正在酝酿某些任性的和固执的决定。

有许多话可说。不仅是他自己——汉斯·卡斯托普——觉得到达了这样的死点，而且对他说来，仿佛它与世界、与一切、与“全体”有着这样的特殊关系，或者说，他在这里很难区分出特殊和一般。从他与那个大人物的联系奇特地终止以来，从由这个终止给大楼带来了多种变化以来，从克拉芙迪娅·舒夏特新近离开高山这个小圈子以来——根据尊重感情的考虑，他和她主人这个还活着的亲密朋友的告别蒙上了一层伟大无能的悲剧色彩——从这个大转变以来，汉斯·卡斯托普觉得似乎对世界和生活没有把握了；仿佛正处于一种特殊情况，不断变坏，令人担心；仿佛有个恶魔执掌了权利，它糟糕而愚蠢，虽然它早已具有相当大的影响，此刻却狂妄地公开宣布它的统治权，给人以神秘莫测的恐惧，产生悲观的想法——这个恶魔的名字就叫冷漠。

人们一定会评论说，叙述人是言过其实，凭空想象，把冷漠这个名字和恶魔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赋予它以神秘的恐怖作用。可是，我们并没有胡言乱语，而是完全符合我们的谦逊主人公的个人经历，我们自然不是通过检查的方式了解到的。它全然证明了冷漠在这种情况下能够获得这样的品性和注入这样的感情。汉斯·卡斯托普环顾四周……他看见的只是可怕的、恶毒的东西。他知道他看见了什么：没有时间的生活，无忧无虑而又毫无希望的生活，停滞的、忙碌的放荡生活，死的生活。

终生忙忙碌碌，各种形式的活动接踵而来，有时，其中的某项活动会变成疯狂的时兴热情，偏激程度远胜于一切。当时，“山庄”世界内对照相的偏爱就起过重要的作用。已经有过两次了——谁要在这个“山庄”

住上很长时间，就会经历到这类时疫病周期性的复发——这方面的激情成了周复一周、月复一月的普遍性的愚蠢，致使全体病人都卷了进去。

谁要是没有被人拍过照，他肯定是个皱着眉头俯身顶在胸前照相机上的人。然后，便是在餐桌上没完没了地传递照片。突然间，自己冲洗胶卷成了一项光荣的事情。现有，供使用的暗室已远远满足不了需求，人们便把房间里的窗户和阳台门挂上黑色帘布，在红色灯光下忙碌地摆弄着化学冲洗液，直到失了火，“好样儿的俄国人席”上那个保加利亚大学生差点被烧成灰烬。疗养院当局为此发布了禁令。不久，人们觉得这种普通的照片不过瘾了。顷刻间又兴起了闪光灯照片和卢米埃尔兄弟的彩色照相术。人们兴高采烈地欣赏着照片，镁光灯把照片上的人拍摄得非常清晰，一个个眼睛直瞪瞪地看着前方，苍白的脸色显得十分呆板，仿佛是直挺挺地坐在那里睁开眼睛的死尸和被杀害者。汉斯·卡斯托普保留了一张用厚纸板镶边的玻璃底片，只要把它举到灯光处，就能看到他坐在施托尔太太和莱薇小姐中间；施托尔太太穿了一件天蓝色套衫，莱薇小姐穿的是鲜红色套衫。他的脸色显得深暗，背景是森林草地，位于浅黄色的奶油花丛中，别人给他在纽扣洞里插了一朵黄花，鲜艳夺目。

再就是集邮的事。通常只是个别人的爱好，那时竟成了普遍性的狂热活动。人人贴邮票，买卖邮票，交换邮票。订了多种集邮杂志，保持着和国内外专业商店、专业协会及个人集邮爱好者的通信往来，搜集到大量的珍贵邮票，甚至闹到大楼里无法容纳更多的人来这个豪华的疗养院住上几个月或是几年时间。

这项狂热活动一直延续到另一件胡闹行为压倒一切为止。那时，大量储存和不停地吃各种各样的巧克力糖成风。大家的嘴吃得成了褐色，“山庄”厨房供应的美味佳肴无人想吃，挑剔不已。因为胃里装满了奶油巧克力、侯爵朱古巧克力和金斑舌形巧克力，把胃口搞坏了。

疗养院最高当局在一次狂欢节晚上倡导了一种闭着眼睛画小猪的活动，以后便成了传统，发展成了画几何图的耐心练习。当时，“山庄”

的客人把全部精力投入这项活动，连濒死者的最后思想和余力也不例外。有几个星期之久，整个大楼里画满了乱七八糟的小猪形象，全由八个以上大大小小的圆圈和许多相互交叉的三角形构成。当时的任务是要手臂悬空一口气画成形象不同的平面图，最终的目的是要蒙上眼睛也能画出来。——后来，很少有人再去顾及那些微小的美中不足之处，因为只有检查官帕拉范特做得到，他获得了具有敏锐感觉力的美誉。

我们知道他热衷于数学。我们是从宫廷顾问那里了解到的，也知道这种热情的神圣动力。我们听说过赞扬其镇静和钝化肉刺的作用，看见过它一般的交替过程，最近也许还让人看到了某些规章制度的失效。这些规章制度的内容是：隔断所有的阳台过道，改由经过高不及阳台栏杆的乳白色玻璃隔墙，穿过夜间由浴室管理员在亲切的会心微笑下锁上的小门。自此以后，游廊上方的二楼房间就十分热闹，人们从那里攀上阳台栏杆，越过突出的玻璃屋顶，不用通过小门就能从一个小房间走到另一个小房间。可是，由于检查官的原因，根本用不着实行严格的纪律。

埃及女人法特玛对帕拉范特的严重引诱现象早已过去，她是最后一个给他造成生理麻烦的女人。从此他以加倍的热情投入了明眸女神的怀抱。

宫廷顾问非常了解它在道德方面的安抚力量。他日日夜夜思索着那个问题，对此付出了最大的耐心和运动员的顽强精神。这个可怜的坏蛋极力从事的其实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那时，他不断延长休假，很有完全休息的危险。

这位下野的检查官在大学求学时，确信科学赖以证明幻想是不可能的那些依据是不牢靠的，确信是天命注定使他——帕拉范特——离开了生气勃勃的平原世界，来到了这个地方，是天命选中了他，把超验的目的带进了完成尘世任务的领域。这就是他的境况。他反复思考和精确计算他出去和站立的地方，不计其数的纸上画满圆圈、字母、数字和代数符号，在他皮肤黝黑的面孔上——一张似乎挺健康的男子面孔——流露出有预见的和坚毅的狂热神情。他的谈话异常单调而又毫无例外只与相对数Pi 有关——一个绝望的分数。一个具有低等天赋的、名叫策尔哈里亚斯·达泽的心算人，有一天竟把它计算到了两百个小数位。其实那是完完全全的奢侈浪费，因为即使用两千个小数位也难以把无法实现的精确数的近似数加以穷尽，从而可以宣布它是持续性的。所有的人都回避这个痛苦的思想家，因为他只要抓住谁的胸脯，就会对他倾泻滔滔不绝的灼热话语，肯定是为了通过这种神秘的荒唐背理，唤醒对玷污人类精神可耻的人道感情，徒劳地用Pi 无休止地乘以直径，以求得半径上方的二次冥，求得圆的面积，使检查官一次又一次地怀疑人类从阿基米德时代以来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否更困难了，怀疑这个答案实际上是否儿戏一般简单。难道不应该去求圆周的长度，因而也不必把每根直线弯成圆周吗？有时，帕拉范特接近于相信存在着一种上帝的启示。直到深夜，人们还看见他坐在冷落的、灯光暗淡的餐厅桌子旁。在光秃秃的桌面上，他把一段细绳小心翼翼地摆成一个圆形，突然又以奇袭的姿势把它拉成直线，而后艰难地撑起双臂，陷入了痛苦的沉思。宫廷顾问偶尔也走过去给他这种令人压抑的把戏出些点子，反而加重了他的抑郁情绪。这位痛苦的人为着他可爱的忧伤，可能也向汉斯·卡斯托普请教过一次，后来还有过一次，由于他遇上了非常友好的情况，遇上了对圆的秘密表示关切的感情。他对这位年轻人形象地解释这个绝望的Pi，给他看一个十分精确的图，非常吃力地在两个多边形之间画了一个圆周。

多边形有无数微小的边，一个写的和一个没有写的直至最后人所能及的近似。可是，那个余数，即以一种巧妙的方式，通过预期的包围避开有理化的曲率——检查官颤动着下颚说，这就是Pi。具有一切接受能力的汉斯·卡斯托普，表现出对Pi 比谈话者本人更有兴趣。他把这称之为一种恶作剧，建议帕拉范特先生对他热衷的捉迷藏游戏不要太认真。

他谈到了那些不延伸的拐点，是它们构成了没有开头和结束的圆；还谈到了过分的抑郁，指出它自身没有永久的方向，只是不停地运动，执著而虔诚。卡斯托普的忠告给了检察官以暂时的安抚作用。

此外，他的品性也使汉斯·卡斯托普更加信任这位邻居。是他被某种不变的想法所攫住，是他为大多数无忧无虑的人对此不屑一听而痛苦。以前有个奥地利地方的雕刻家，年事已高，生着苍白的小胡子，鹰爪鼻，蓝眼睛。他提出了一项财政性质的计划——关键的地方用水墨色写上了工整的粗体字作记号——计划的目的在于要求每个报纸订阅者做到每天保留四十克旧报纸，收集后于每月初一交出。这样，每年就有一万四千克，二十年后就不会少于二百八十八公斤，按每公斤二十芬尼计算，价值五十七点六德国马克。他在记事本上继续写道，五百万订户在二十年内提供的旧报纸价值二亿八千八百万马克，这是一个巨大的数额，其中的三分之二可以优惠到新订户头上去，新订户就可以获得便宜的订价。余下的三分之一约为一亿马克，可以用于人道目的，用于资助民办的肺病疗养院，用于经济困难的有才华的人，以及其他等等。这个计划十分周密，绘有一张每公斤的价格图，以便于旧报纸收集机构看出每月收集报纸总数的价值，还绘有用来作偿付收据的有孔表格。计划有根有据，对各方面作了详尽说明。漫不经心地浪费报纸，以及那些不明事理的人随意用自来水和大火销毁报纸，意味着对我们森林的背叛，对我们国民经济的背叛。爱惜报纸，节约报纸，意味着爱惜和节约纤维素和森林资源，节约工厂为生产纤维素和纸张消耗的人力，它不是一笔很小的人力和财力。此外，旧报纸极易通过生产成包装纸和硬纸板的方法提高价值四倍。这样，它就能成为重要的经济因素，成为国家和地方富饶的税收基础，也将减轻作为税收主体的报纸读者的负担。总而言之，这个计划是好的，其本身是无懈可击的。如果说它还带有令人可怕的、游手好闲的也即阴暗的、怪僻的成分，那正是因为不恰当的狂热之故。

这位以前的艺术家狂热地追求和维护这个经济主张。对这样一个经济主张，在他内心深处显然也并不十分认真，他对此没有作过微小的尝试，将这个主张付诸实施……检察官以其热烈轻快的话语宣传他的济世思想时，汉斯·卡斯托普侧着脑袋，边倾听边点头，同时思索他人对之表示蔑视和反感的性质，由此损害了他对这位发明人怀有的支持态度。

“山庄”大楼里有几个人学了世界语，会在进餐时用这种人造的、不易听懂的语言胡乱扯上几句。汉斯·卡斯托普板起脸注视着他们，但他自己并不认为这些人是最糟糕的。这里新近来了一伙英国人，他们带来一种集体游戏。它并不怎么特别，参加游戏的人坐成一个圆圈，每个参加者对自己的邻座提一个问题：“您看见过只穿一件汗背心的魔鬼吗？”被问的人要回答说：“没有，我没有看见只穿一件汗背心的魔鬼。”

随后他再同样地询问另一个人——依次一直问下去。这是可怕的。但对可怜的汉斯·卡斯托普来说，更可怕的是大楼里到处可以见到玩纸牌算命的人，几乎是整天不停地玩。最近以来，这种消遣活动的热情简直把一座大楼搞得乌烟瘴气，变成了一个藏污纳垢的场所。汉斯·卡斯托普自己也成了这场瘟疫的牺牲者——也许还是最令人感动的牺牲者，自身的体验使他更有理由感到可怕。他迷上了一种有十一张牌的纸牌游戏。

玩这种游戏时要把惠斯特牌摊开放成三排，每排三张牌，再把两张总计为十一点的牌和三张摊开的老头牌盖起来，直到算出有走运的机会为止。别以为这个简单的游戏不会使人的心灵着魔。尽管如此，汉斯·卡斯托普也像其他许多人那样试验了这种可能性——试验时皱着眉毛，因为放纵绝不是快活。人们沉湎于小鬼牌的兴趣，被不断奇妙变换的运气所压抑，有时又陶醉于些微的幸运幻觉中。开始时会得到许多成对的牌和皇后牌，以致在第三组牌完成之前（一个暂时的胜利，它刺激神经立即作新的尝试），牌就差了。然后是第九张和最后一张牌再度拒绝任何一次新的盖牌可能性；或者在最后一刻突然发生阻塞，飞走了似乎已有把握的胜利。——他整天到处用纸牌算命，夜间在星光下，凌晨穿着睡衣，上午坐在桌旁，连梦中也在摆弄纸牌。他感到害怕，但他还是干。

塞特姆布里尼先生有一次去探望他时，就遇到他正在这么干，如同他总爱说的那样，他的来访“妨碍了”他。

“太巧了！”他说，“您在用牌占卜，工程师？”

“不是这么回事，”汉斯·卡斯托普回答说，“我只是随便摆摆而已，纯粹是偶然闹着玩的。它变化无常的鬼脸，它先是阿谀逢迎然后又是不可思议的难以驾驭，使我费尽了心机。今天早上起身后，纸牌的结局先后三次均很顺利，其中一次还是两排全顺，创造了记录。您可以相信，我现在是第二十三次摆牌，但没有一次是摆到一半的。”

如同今年的无数日子那样，塞特姆布里尼用一双悲伤的黑眼睛仔细地看着他。

“不管怎么说，我觉得您是着了迷。”他说，“看来，我不必在这里为我的担心寻找安慰，也不必为折磨我的内心矛盾寻找良药。”

“矛盾？”汉斯·卡斯托普重复了一声，又摆起来……“世界形势把我搞糊涂了，”这位共济会成员说，“巴尔干同盟即将出笼，工程师。我所获得的消息都表明了这一点。俄国正在积极筹划，同盟的矛头是指向奥匈帝国的。不摧毁奥匈帝国就谈不上实现俄国纲领的目的。您理解我的疑虑吗？我非常憎恨维也纳，这您是知道的。可是，难道为此我就应该用我的心灵去支持沙皇的暴政吗？这个专制暴政正在我们这块高贵的大陆上点燃战火。另一方面，我国偶尔和奥地利在外交上的合作行动又使我好似受了污辱。这是道义的问题，它们——”

“七和四，”汉斯·卡斯托普说，“八和三，杰克，皇后，国王。真了不起。是您给我送来了运气，塞特姆布里尼先生。”

意大利人顿时语塞。汉斯·卡斯托普感觉到了他那双黑眼睛的目光——理智和道德的目光——正忧心忡忡地注视着他。其时，他继续摆弄了一会儿纸牌，然后才手托面颊，像调皮男孩那样装出一副执拗和清白无辜的神情，举目去看站在他面前的导师。

“您的眼睛，”后者说，“完全徒劳地试图掩饰您知道周围发生的情况。”

“但愿我知道就好了。”汉斯·卡斯托普傲慢地回答说。塞特姆布里尼随即离他而去。——继而，这位孤独的被遗弃者当然还在那里呆了很长时间，一只手撑着头，坐在房间中央的一张桌子旁，不再继续用纸牌算命。他陷入了沉思，内心对自己所处世界那种令人担心和不妙的形势深感恐惧，对恶魔和猴神的狞笑深感恐惧。他发觉世界陷入了一个惶恐而又放纵的统治者之手，其名字就叫“伟大的冷漠”。

一个糟糕的、不祥的名字，完全适合于引起莫名的恐慌。汉斯·卡斯托普坐在那里，用手心擦擦自己的前额和心区。他很害怕。他觉得仿佛“这一切”都不会有好结果，仿佛结果只会是一场灾难，一场驯服大自然的愤怒，一场雷暴雨天气和席卷一切的风暴。它会粉碎世界的魔力，使生命避过“死点”，为“酸黄瓜时代”制造可怕的末日。我们已经说过，他真想逃走。——幸运的是疗养院当局有一只前面提到的眼睛在注视着他，会从他的表情上看出来，以新的、卓有成效的设想安排他的消遣活动。

它以学生社团成员的声调解释说，它正在追踪汉斯·卡斯托普体温不稳定的真正原因。按照他的科学说法，那是不难掌握的。康复，即正式出院回到平原去，突然间似乎已为期不远了。年轻人伸出手臂抽血时，各式各样的感觉一齐袭来。他心跳得非常厉害。他眨眨眼睛，脸色略带苍白，欣赏着自己生命液汁美丽的红宝石颜色。它在不断上升，灌满了整个玻璃试管。宫廷顾问由克洛可夫斯基大夫和一个温顺的护士作他的助手，作了一个意义深远的小手术。此后过了好多天，汉斯·卡斯托普总在思考一个问题：除他之外，抽出的血液将会怎样经受住科学目光的考验。

当然还不可能有什么结果，贝伦斯开头这么说。可惜还没有产生什么结果，他后来这么说。但在翌日早上进餐时，他朝汉斯·卡斯托普走去。汉斯·卡斯托普这时正好在“好样儿的俄国人席”上首就坐，那是他伟大的亲密朋友以前坐的位子。贝伦斯用套语作过问候后对他说，经过认真培养，链球菌已经得到了证实，可靠性的问题就要看中毒现象可否归结于肯定存在的初期肺结核或是出现的少量链球菌了。他——贝伦斯——必须对此事作更精确和更长时间的观察，培养尚未成熟。——他给年轻人看了“实验室”里的链球菌：一种红色的血冻胶，可以看到其中小小的灰白点，那就是链球菌（每只驴子都有链球菌和结核。要是没有这些症状，也就不用再去重视这个诊断了）。

除他以外，汉斯·卡斯托普凝结的心房血液在科学的目光下继续经受着考验。次日早上，宫廷顾问作过套语式的问候后，激动地报告说：不只一种培养基，而是所有的培养基后来都生长出了球菌，而且数量很多。还不知道是否全是链球菌。但中毒现象很有可能是由此产生——自然还不能知道，其中有多少应算作无疑是存在的和没有完全治愈的肺结核。可以作何结论吗？采用一种抗菌疗法！预计效果吗？异常良好——何况不用做任何冒险的试验，绝不会有什么坏作用。因为这时已从汉斯·卡斯托普自己的血液里提取出了血清，打针就不会把致病物质输入健康的肌体。最坏的情况是打针不起作用，零效果——不过，是否可以把病员仍须留在这里视为一个糟糕的情况呢？不，汉斯·卡斯托普不想离开这里。尽管他认为疗养是可笑的和不光彩的，但他还是乐意接受治疗。他觉得，细菌接种培养本身是一种十分可悲的转向，是一种从我到我的近亲暴行，其本质是不会有效果和希望的。他对疑难病的固执性就是这样判断的。仅仅在没有效果这一点上——这一点当然是完全有理的。转向治疗持续了好几个星期，它有时似乎毫无作用——肯定是基于错误的认识——有时似乎又有作用，后来证实也是错误的认识。其效果等于零，既没有说出它的名字，也没有明确宣布。治疗活动陷于搁浅。

汉斯·卡斯托普重又用纸牌算起命来——面对那个恶魔，它放肆地操纵着他的感情，使他面临一场可怕的结局。

洪亮悦耳的音调

“山庄”疗养院拯救了我们多年的牌迷朋友，把他引进了另一种高尚的、虽说本质上是十分奇特的热情。那是何等样的成就和引导？我们满怀对这件事的隐秘兴趣和加以忠实报导的好奇心，打算逐一细细道来。

事关交谊大厅添置娱乐器具一事。“山庄”疗养院院方出于一贯的关心，研究决定花上一大笔钱——我们不想计算其数额，但不得不说这个值得称赞的机构的最高领导相当慷慨——用以购置一个娱乐器具。那是一种富有意义的立体西洋镜式玩意儿，望远镜式的万花筒，还是电影摄影机的透镜？又是又不是。因为第一，它不是光学器具。有一天晚上，人们突然拍起手来，一部分人把手举到头顶上，另一部分把身子俯到膝盖前面，发现放在钢琴室内的是一台声学器具。其次，就其等级、质量和价值来说，光学器具的魅力远不能与这个声学器具相比。它不是孩子们玩的、单调的骗人玩意儿。大家对那类东西已经碗腻了，最多玩上三个星期，就再也不愿去碰它了。它是一种奔腾不息的富饶之角，那是一种愉快而又令人心情沉重的艺术享受。它是一驾乐器，一驾留声机。

我们怀有真诚的担心——“担心”一词也许会被误解为不体面的、过时的含义，会和一种对陈旧东西的印象联系起来。它作为真实的东西浮现在我们的眼前，但不是对艺术器械技术的钻研和试验，直至成为高尚的和完美的真实东西。我的天呀！它不是从前那种可怜的手摇风琴箱。

那种东西上部有个转盘和摇柄，有个奇形怪状的黄铜喇叭管附件，以一种带鼻音的吼叫声充塞于小酒店、街头和并无苛求的耳畔。这里是个染成乌木色的东西，它形状简朴，低矮宽大，放在一张特制的小桌上，一根包了绸布的电线连接在墙上的插座里。它与前面所说的那种粗糙的、老掉牙的机械玩意儿毫无类似之处。打开那个形状优雅的新式盖子，里面是支撑盖底的黄铜支架，自动将盖子撑成斜形，好似打开了一把保护伞。匣子里面有一个用绿布铺衬的镍边转盘，伸出在硬橡皮盘中间孔洞外面的轴颈也镀了镍。此外，前面右侧有个钟表似的数字装置，用于调节速度；左边是摇柄，它可以使这个器具转动和停止。左边后面是弯曲成家禽腿形状的如柔软活动关节的镀镍空心臂，其顶端是圆掌形的唱头，有个螺丝用于装运行的针头。再打开前部双层门的两翼，可以看到翼门后面有个百叶窗的结构，为斜置的黑色木轨道——仅此而已。

“这是最新式的，”随同走进室内的宫廷顾问说，“最新成就，孩子们。啊呀，新时代有多少好东西！”他把话说得滑稽可笑，就像一个文化水准很低的营业员在赞扬商品。“这不是仪器，也不是机器。”他接着说，同时又从放在小桌上的彩色小铁皮盒子里取出一只针头，装了上去。

“这是一种乐器，是斯特拉蒂法利发明的乐器，一种珍贵的乐器。它有着多么完美无缺的共鸣和振动关系！商标是‘波吕希姆尼娅’，字体就在盖子里面。你们要知道，是德国产品，我最好离得远一点。新时代真正的音乐机械制品，时新的德国心灵。这下你们可了解啦！”他一边说，一边指着一只壁柜，里面是一排宽脊背的书形硬纸盒。“我把这些魔法东西交给你们使用，但要注意别搞坏了。我们要不要试上一曲？”

病员们恳切地请求做示范试验。贝伦斯抽出一册默默无声的魔书，翻开沉重的书页，里面有一只圆形的硬纸袋，凹口处露出各种颜色的标签。他从硬纸袋里抽出一张唱片，放到唱机上。他熟练地给转盘接上电源，转盘迟疑了两秒钟，随即全速转动起来。他小心地把纤细的针头放到转盘边上，传来一种轻微的摩擦声。他把盖子插在唱机上。顷刻之间，响起了一种快速而有趣的乐曲喧闹声，节奏有序。那是奥芬巴赫所作序曲的第一小节。乐曲声穿过敞开的双翼门，从百叶窗的缝隙中钻出来。

不，是从乐器柜整个身躯里跑出来的。

大家张大嘴巴倾听着，脸上露出了微笑。他们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一个木柜子竟能发出如此清晰和自然的演奏声。那是一只小提琴，是小提琴在演奏前奏曲，琴声悠扬入耳。人们听得见拉弓声，手腕的震音，从一个部位美妙地滑到另一个部位，演奏的是华尔兹乐曲《啊，我失去了她》。和谐的管弦乐器发出柔和的妩媚曲调。乐团正式灌制的这张唱片一再重复地传出宏亮的合唱声，令人心醉神迷。它当然与一个真正的乐队在室内演奏是不同的。没有扭曲的音体，但缺少透视感。我们以听觉与视觉作比较，如同人们把戏剧的望远镜倒过来看一幅油画，总觉得它又远又小，虽说线条仍然清晰，色彩仍然鲜艳。富有才气和挑逗人的乐曲显得风趣和明快，结尾处气氛十分欢乐，是诙谐的迟疑起步的飞奔，是不知羞耻的坎坎舞，令人想起抛在空中的宽边帽，旋转的膝盖，飘起来的衣裙，直到欢乐的结尾还找不到终点。然后是转盘发出咔哒一声，自动停止了转动。乐曲放完了。众人热烈地鼓起掌来。

大家要求再试一次。要求得到了满足：乐柜里传出了人的声音，一个男人的声音，在管弦乐伴奏下柔和而有力。那是意大利一位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的声音——此刻已完全谈不上声音又远又小了，出色的器官发出自然而又具有足够宽度和力度的歌声。具体地说，如果有人走进一个敞开门的邻室，他没有见到唱机，一定会觉得似乎有位艺术家正站在客厅里，手拿乐谱，放声歌唱。他用自己的语言唱出歌剧的一首壮丽之曲——啊，你这位理发师，你有最好的手艺。我们要费加罗。费加罗！

费加罗！费加罗！听众们简直要被他的假声道白——粗俗的声音与绕口令式的说话熟巧形成鲜明对比——笑得前仰后翻。有经验的人仔细倾听和欣赏他脱口而出和一口气说到底的高度技巧。好一个富有魅力的大师，备受喜爱的著名歌唱家。可以想象，他在唱到最后一个结尾主音时会走到台前，一只手伸向空中，仿佛他要在结束之前拉出阵阵热烈的欢呼声。真是美妙极了！

接着又放了许多唱片。一支圆号完美地演奏了一支民歌曲调；一位女高音歌唱家演唱《特拉维娅塔》的咏叹调，嗓音嘹亮，节奏分明，颤音似鸟鸣，动听而吐字清楚。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小提琴演奏家仿佛正站在一道纱幕后面，在钢琴伴奏下演奏鲁宾斯坦的一支浪漫曲，琴声听上去有些单调，好像是斯宾耐琴。奇妙的乐柜里像涓涓细流似的不断传出钟鸣声、箜篌的滑音、嘹亮的号角声和急骤的鼓声。最后播放了舞曲唱片，有几支曲子还是新进口的，具有海港小酒店异国情调的风格，诸如探戈舞曲，由维也纳圆舞曲改编的安乐舞曲。两对掌握现代舞步的人在室内地毯上当场作了示范表演。贝伦斯在离开之前再次提醒说每只针头只能使用一次，对唱片要像“生鸡蛋”那样小心爱护。汉斯·卡斯托普负责使用这个乐器。

为什么正好是由他来负责使用呢？纯粹出于偶然。宫廷顾问离开后，有几个人动手去摆弄针头、唱片和电源开关，汉斯·卡斯托普立刻略带生气地朝他们走过去。“请让我来！”他一边说，一边把他们挤到边上。他们冷静地退了下来。第一，因为他摆出了一副好似早就熟悉这东西的姿态；其次，也因为他们并不重视在那个享受源头旁操作，让别人去摆弄，自己可以舒适而自在地欣赏，直到产生厌烦的感觉为止。

汉斯·卡斯托普却不这么想。宫廷顾问介绍这个新东西时，他静静地站在后面，没有大笑，没有欢呼，只是全神贯注地注视着整个示范表演，有时也习惯性地用两个手指去拧眉毛。他在其他观众的身后不安地多次变换站立的位置，还走进图书阅览室去倾听。后来，他走到贝伦斯身旁，两只手放在身后，脸部表情纹丝不动，眼睛注视着乐器柜，默默记住了简单的操作方法，心里在说：“停！注意！新时代！到我这里来吧！”他的内心里充满了对新东西怀有的激情、陶醉和喜爱。平原上有个小伙子，他对恋爱女神的那位姑娘一见钟情，丘比特反钩之箭出乎意外地射中了他的心脏。汉斯·卡斯托普此时的心情正与那个小伙子完全相同。嫉妒迅速支配了汉斯·卡斯托普的脚步。是公共财产吗？无能的好奇者既没有权利也没有力量占有它。“请让我来！”他咬紧了牙齿说。

众人对此甚为满意，还随着他播放的轻盈乐曲跳了一会儿舞，又要求放了歌剧唱片，是歌剧二重唱，取材于霍夫曼的小说中的《船夫曲》，悦耳动听。当他关上乐柜盖子后，大家怀着兴奋激动的心情，边走边聊地回去做静卧治疗，回去卧床休息。他早已等待着这个时刻。他们让一切东西像原先那样放在那里，有打开的针头盒子，打开的唱片册，随处乱放的唱片，和他们的懒散作风十分相似。他装作仿佛加入了他们的队伍，但却在楼梯上偷偷地离开了他们，返回客厅，关上全部门窗，在那里呆了半夜，忙个不停。

他熟悉了这个新器具，顺利地仔细检查了所提供的这个珍宝，检查了唱片盒的全部内容。总共有十二盒，两种规格，每盒十二张唱片。黑色唱片上的圆形纹路密密麻麻，还是双面的，不仅是因为某些唱片的内容连接到反面，还因为大多数唱片上写有两个不同节目的标题。占领这个领域开始时既不能一目了然，也令人感到迷惑。他大约试放了二十五张唱片。为了不受干扰，为了在夜里不被他人听见，他让针头运行得较为缓慢，降低了声响——但这个数还不到八分之一，还有许多唱片也在吸引着他跃跃欲试。不过，今天已足够了。匆匆地浏览一下标题，不时地抽出来试放一张，让乐器柜的转盘转上了几圈，发出一些声音。它们的内容只能从硬橡皮圆盘中间的彩色标题上区别出来，别无他法。张张唱片模样相似，有的整个唱片全是圆形密纹，有的只到中间为止，每条密纹线路里埋藏着各种音乐乐曲，各个艺术领域最幸福的灵感，精选的复制品。

许多唱片是世界著名交响曲的序曲和个别乐章，由著名交响乐队演奏，指挥均为世界高手。然后是一长串的歌曲唱片，钢琴伴奏，大歌剧院的演员演唱——既有名家的伟大著名作品，也有清新朴实的民歌，还有介乎前述两类之间即中等性质的作品。它们虽然同属艺术性的精神产品，却具有道地的人民大众的含义和精神，因而可以称之为艺术性的民歌，但不会因“艺术性”这个词而丧失它的特征。尤为重要的是，汉斯·卡斯托普从孩提时代就熟悉它们，此刻就更具有一种神秘的特别亲切的感情。——还有什么呢？或者说，什么没有呢？大量的歌剧唱片，一个由著名男女歌唱家组成的国际合唱队，隐退乐队担任的伴奏。训练有素的天才嗓音演唱着不同地区、不同时期乐坛的咏叹调，二重唱和合唱，南部地区庄重而又轻快的魅力，德意志民族风格的风趣和魔力，法国的正剧和喜剧。再没有了？噢，不。还有宫廷音乐，四重唱和三重唱，小提琴、大提琴和笛子乐器的独奏曲，大提琴或笛子伴奏的音乐会歌唱节目，纯钢琴演奏节目——更不用说还有那些纯粹娱乐性的节目，风趣幽默的歌曲，特殊用途的唱片了。它们具有歌舞小乐队的风格特征，要使用结实的针头才行。汉斯·卡斯托普孤独地忙碌着，一边检查，一边整理，只把一小部分唱片放到唱机上去唤醒音响的生命。直到将近午夜时分，他才头脑热烘烘地回去睡觉，很像那次和他高贵的亲密朋友皮特尔·佩佩尔科恩第一次共进夜宴后的情景。他夜里好多次梦见了那个魔术乐柜。他梦见转盘在围着轴颈转动，速度快得无法看清转盘，但却悄无声息，其动作既有螺旋式的圆形，也有从一旁掀起的特别波涛，好似牵引针头运行的空心臂获得了一种焕发出活力的震动信息——可以相信，它对弦乐的颤动和滑奏以及人的嗓音颇有帮助。不可理解的是，无论是梦境还是醒着的时候，只有针头在头发丝那么细的线路上运行，通过一个声学空间，借助音箱外壳的震动，竟能再现这么多的组合音体，回响在这个具有文化教养的入睡者耳畔。

翌晨，他没有用早餐，就早早地到了客厅。他坐在一张软椅里，两手互握着，乐柜里传出竖琴的伴奏声，一个了不起的男中音正在唱着《我在这高贵的阶层里寻找》。乐柜里传来的除了宏量的、飘逸的、吐字清晰的声音外，竖琴听上去也十分自然，演奏贴切而地道，令人惊叹不已。

汉斯·卡斯托普接着播放意大利现代歌剧二重唱，世上再没有比这更富有温情的东西了。世界上著名的男高音有谁能作如此纯朴而真挚的感情流露呢？它在阿尔卑斯山地区颇具代表性。被称为清澈甜美的女高音小歌手——还有“伸出你的双臂，我的宝贝”和那朴实、甜美而富有音乐性的小乐句给他作了回答……

汉斯·卡斯托普听到身后有开门声，不禁吓了一跳。原来是宫廷顾问。他探进头来看看室内的年轻人——他身穿白大褂，听筒放在胸前的口袋里，手握门把手，在那里站了一会儿，朝这位实习管理员点点头，后者转过头去越过肩膀表示点头还礼。主任大夫留着单片小胡子的病态脸庞随即消失在重又关上的门外。汉斯·卡斯托普再次把全副精力转向那对看不见的、音调悦耳的情侣。

之后，在白天，午餐后，晚餐后，他在播放唱片时，来了听众。听众不时变换——与其说他是个播放者，还不如把他视为享受的施舍者更恰切。他个人也倾向于这个观点。大楼里的人同意他这个称号，意味着他们从一开始就默默无声地认可了他自告奋勇作为这个公共设备的主管人和管理员。他们并没有为此失去什么。他们只在那个男中音偶像沉浸在痛苦与欢乐时，只在充满激情和悠扬动听的美妙歌声滚滚而来时，才表现出狂喜的神情。除去大声流露的兴奋之情，他们就再无喜悦可言。

他们完全同意交付给愿意为之操心的任何人负责管理。这个人就是汉斯·卡斯托普。他整理了全部唱片，唱片的内容写在盖子反面，使之可以按照要求立即取到任何一种唱片，随要随取。他负责操作唱机，看得出他很快就熟练了，动作敏捷而轻松。别人会干得这么好吗？别人一定会忘记调换用坏的针头，把唱片也搞坏；别人会把唱片胡乱地放在椅子上；别人会和这个乐柜开玩笑，把高贵唱片的速度和音量调到110，或者把指针调到0，发出一种歇斯底里的尖叫，或是粗声粗气的呻吟声……他们什么都干得出来。他们虽然是病员，但修养甚差。因此，汉斯·卡斯托普不久便把锁小柜的钥匙干脆揣在自己的口袋里，柜子里放着唱片盒和针头。如果有人要想放唱片，就必须去把他叫来。

每日晚上娱乐活动后，所有的人离开了客厅，这是他最美好的时刻。

他留在客厅里，或者说偷偷地回到客厅去，独自在那里听音乐到深夜。

开头他曾担心这样会影响“山庄”大楼内的休息，后来证明富有才气的音乐声传播得并不远，令人惊奇的是震动力只能达到室内附近的地方，随之便逐渐减弱，如同其他精神作品那样无力，那样外强中干。他的担心也就此消除了。室内只有汉斯·卡斯托普和奇妙的乐柜——一口精制的上等红木小棺材，一座乌黑的小庙，一个令人兴奋的成就。他坐在乐柜前面的一张软椅里，互握着双手，脑袋靠在肩上，张大了嘴，任悦耳的音调把他淹没。

他能听到那些男女歌唱家的声音，却看不见他们的容颜面目。他们正分别逗留在美国、米兰、维也纳、圣彼得堡——让他们永远地逗留在那里吧，因为他要的只是他们最好的东西，即他们的声音。他珍视这种净化或抽象化，为的是排除一切有损伟大人物形象的不利因素，特别是有关德国人的形象，使他得以很好地控制大家，这已是够实际的了。艺术家的发音、方言和亲近的同乡关系均能区别出来，他们的声音特性反映了各个人的心灵发育状况，反映了他们是怎样利用或忽视精神作用的可能性，表明了他们的才智等级。如果他们缺乏这一点，汉斯·卡斯托普就会生气。每当出现了技术上不完美的情况，他就会羞愧得牙齿咬住嘴唇，痛苦不已；要是一张经常使用的唱片播放时歌声刺耳或是怪声怪气——棘手的女声尤其会出现这种情况——他就会如坐针毡，局促不安。但他只得忍受，因为爱是痛苦的。有时，他会向呼吸均匀的乐柜俯下身去，就像俯身于一束丁香花，脑袋淹没在声雾之中。他站在打开的留声机前面，体会着乐队指挥那种主宰一切的欢乐：指挥高举起一只手，让小号准时吹奏起来。在他的宝库里，有几张声乐和器乐唱片是他最宠爱的，对于他可说是百听不厌。我们不想对此略而不提。

有一小组唱片的歌剧结尾场面洋溢着优美的旋律，气派宏大，不愧为天才作品。那是塞特姆布里尼先生的一位伟大同乡、南方戏剧音乐大师的作品。那还是在上个世纪的下半叶，出于一个庄重的原因，即为了把一个联系各民族的艺术作品移交给人类的目的，受一位东方国家君主的委托而创作的。汉斯·卡斯托普的文化教养对此知道得十分清楚。他大体上了解乐柜里对他用意大利语唱歌的拉达姆斯、阿姆纳莉丝和埃达的命运，他也听得懂他们唱的歌——无可比拟的男高音歌手，了不起的女低音歌手及其在音域中间变换音调的出色才能，银铃般的女高音歌手。——他不是每个词都听得懂，但由于了解他们的情况和对他们的同情，还是能理解这个词和那个词。这四五张唱片听得越多，这种休戚相关的同情感便与日俱增，成了真正的热恋关系。

首先是拉达姆斯和阿姆纳莉丝之间的矛盾。公主让人把那个捆绑着的人带到她面前，她非常爱他，热切地希望挽救他；但他为了一个没有教养的女奴，为了祖国和荣誉献出了生命——诚如他自己说的：“荣誉完好无损地留在了心底。”然而，内心对罪孽的完美感并不能帮助他，因为他那铁证如山的罪行受到了教会法庭的无情审判。要是他直到最后一刻也不想发誓放弃那个女奴，投入善于转换音调的女低音歌手的怀抱（从声学角度来说，她是当之无愧的），肯定就用不着再多费笔墨了。

阿姆纳莉丝对声调悦耳的男高音歌手那种悲剧性的无视生命的固执态度表现出最大的耐心，一再绝望地恳求他放弃那个女奴，事关他的生命。

他却只是唱道：“我不能！”“别妄想！”“我不能！”——“再听我一次，放弃她吧！”——“别妄想！”视死如归的固执态度和热烈的爱情痛苦构成了一场特别美好的二重唱。但是令人太绝望了。接着是教会法庭对被告例行公事的和恐怖的答辩，阿姆纳莉丝从内心深处发出的痛苦呼喊，以及我们的拉达姆斯的无动于衷。

“拉达姆斯，拉达姆斯！”主教急促地唱道。他以严厉的语气当面数说他的背叛罪行。“你辩解吧！”全体教士同声要求说。

主教指出拉达姆斯没有作出辩解，于是一致同意判处他犯了背叛的罪行。

“拉达姆斯，拉达姆斯！”主教重又开始唱道，“你在战斗开始之前离开了阵地。”

“你辩解吧！”全体教士重又同声要求他。“你们瞧，他哑口无言。”

具有严重偏见的审讯主持人第二次这么肯定地说。全体法官的声音再次同意他的裁决：“背叛！”

“拉达姆斯，拉达姆斯！”人们听见无情的起诉人第三次这么说，“你违背了对祖国、对荣誉和对国王所作的宣誓。”——“你辩解吧！”

又一次响起这个齐声呼喊。众人发现拉达姆斯仍然缄口不言，全体教士令人恐怖地最终确定了这个裁决：“背叛！”于是，无法避免的事终于无法避免了，同一个声调的合唱宣告罪犯的伏法。他的生命结束了，他死得真糟糕。在圣庙诸神的愤怒目光下，他活生生地走进了坟墓。

阿姆纳莉丝对僧侣的愤懑之情，只能由各人自己尽力去想象，因为播放在这里中断了。汉斯·卡斯托普必须换唱片。他双目低垂，动作准确而利索。当他坐下去倾听时，听到的已是歌剧的最后一场了：拉达姆斯和埃达的二重唱。他们俩在地下坟墓的深处对唱时，伪善而残酷的僧侣们正在他们头顶上方的圣庙举行祭礼，叉开双手，含糊不清地喃喃低语着……“你——是在一个真正的坟墓里？！”响起了拉达姆斯无比悦耳、甜美而又勇敢的声音，令人吃惊，也令人狂喜……是的，她，她和情人重又相逢了，他为她失去了荣誉和生命。她在这里等到了他，让自己和他关在一起，和他死在一起。他们此时的歌唱不时被上方圣庙举行祭礼时含糊不清的声音所打断，所混淆，有时汇合成了一种声响——说真的，无论是实际情景还是音乐演奏，都深深吸引着这个夜间孤独聆听者的心灵。这些歌唱说了天堂里的事，歌唱本身就有天堂般的美好，它们被演唱得无限美妙。拉达姆斯和埃达的独唱和后来汇合在一起的声音拉出了一条条线形旋律。这种朴实的、欢快的、围绕根音和属音演奏的拐弯音，它由主调升为加以特别拖长的延留音——八度音前的半个音级——稍稍接触后便随之转向五度音，倾听者觉得这是他所听过的音乐中最出神入化和最值得赞叹的。诚然，要是没有那种情况使他的气质受到悦耳音调的感染，他是不会迷恋上声乐的。埃达与她已失去的拉达姆斯重逢，并和他同眠一墓，永世不再分离，那是多么美好啊！被判处者完全有理由抗议剥夺了他的美好生活，但他含情而绝望的“不，不！这太好了！”的呼喊声，却是与他心上人最终会合发出的狂喜，他曾以为永世见不到她了。就汉斯·卡斯托普来说，要体会这种狂喜心情和感激之情并不需要多大的想象力。他互握双手，举目去看乌黑的小百叶窗，一切美妙之声就是从它的栅条之间飘逸出来的。他最终感觉的、理解的和享受到的是音乐、艺术和人的情感取得胜利的观念，是对卑鄙丑陋的现实世界产生崇高的和无法抗拒的美好作用。毫不夸张地说，想想这里发生在眼前的现实吧！两个被活埋者肺部吸满了墓穴里的瓦斯，继而因饥饿抽搐而死去，或者更糟糕的是一个接一个地先后死去；然后是躯体不可避免地开始腐烂，直至成为拱墓里的两具骨骸。此刻对他们来说，那里是一具还是两具骨骸，谁也不会再计较和感觉到了。这就是事物的现实性和客观性的一面——这一面以及事物本身，理想主义的心灵是决不会去考虑的，它在美好的音乐和精神面前显得黯然失色。对拉达姆斯和埃达的歌剧情感不存在面临现实性的问题。他们的声音会合在一起，盘旋上升到欢乐的八度音程延留音，确信此时天堂的大门打开了，放射出永世不朽的欢乐之光。美好的抚慰力量使这位听者感到异常愉快，也因此成了他特别喜欢听的心爱唱片。

这时，为了让经受惊吓和欢愉的神经得到休息，他习惯于听一会儿简短而颇具魅力的乐曲——内容要比前面的唱片和谐而宁静，是一幅田园画，但应是一幅精致的田园画，以简练而又复杂的最新艺术手段描绘而成。那是一支纯粹由乐队演奏的乐曲，没有歌唱，起源于法国的交响乐前奏曲，按照当代的情况只要一把小乐器就够了，但却是以现代化音响技术之水洗净的，目的在于把人的心灵巧妙地编织进梦境中去。

汉斯·卡斯托普此时的梦境是：他正仰卧在一块草地上，鲜艳的紫菀花盛开，阳光灿烂；脑袋枕着一座小山丘，一条腿稍稍提起，另一条架于其上——他交叉的却是两条山羊腿。草地的上方太孤寂了。为了自我作乐，他的两只手托着一支木制的小单簧管或者竖管，十只手指拨弄不停，发出和谐的鼻音，一声接一声，接连不断，轮番交替，非常成功。

无忧无虑的鼻音就这样升向深蓝色的天空，它的下方是零落的几棵白桦树和岑树，树叶被风吹得微微摇曳，在阳光照耀下闪烁发光。可是，他悠闲而漫不经心吹奏的半音乐的竖笛声，没有多久就不再是孤寂之地的唯一声响。草地上方温暖空气中昆虫的嗡嗡声，夏日的阳光和微风，叶梢的摇曳，树叶的闪光——四周整个微微动荡的夏日宁静气氛成了掺杂进来的声响，它赋予单调的竖笛以不断变换和不断突然选择的含义。伴奏的交响音乐有时退了出去，默默无声，但生着山羊腿的汉斯仍在吹奏。

他单调而简单的吹奏重又引出自然界众多色彩纷呈的神奇声响——这些再次停顿后，又会缓缓地自动升高，随之而来的是新的和较高的声响，再次会合在一起，达到了一切现有的和至今尚未有过的过渡。有片刻之久，永恒自身就沉浸在这种欢乐和完美的满足之中。年轻的农牧之神在夏日的草地上是幸福的。这里没有“你辩解吧！”的呼喊，没有僧侣审讯一个忘却和失去荣誉者的法庭。这里有的是忘却自身，极乐的静止，永恒的纯洁，它是心安理得的放纵，它是否定西方世界指挥一切行动的理想之神。由此产生的宁静感使这位夜间的音乐欣赏者把唱片看得比任何东西更珍贵。

这是第三张……其实已经好多张了。它们是一个整体，三张或四张相互连在一起，因为出现的男高音咏叹调就要求半面唱片。然后听了法国的一部歌剧，汉斯·卡斯托普对它很熟悉，曾在剧院多次听过和看过。

他在一次谈话时——甚至是一次极为重要的谈话——隐隐地讲过它的情节……那是第二幕，地点在西班牙的酒店里，是一个下等酒吧，过道式的，装点着一些彩色布条，墙壁已经颓落。卡门的声音热烈而略带生硬，性格鲜明，令人喜爱。她解释说想在中士面前跳舞，随即听到了啪嗒啪嗒的响声。此时，不远处传来了军号声。布格号一再反复地吹奏着，矮个子中士惊恐万分。“停！停一下！”他大声叫喊说，同时侧耳倾听。

卡门问他：“为什么？出什么事啦？”“你没有听出来吗？”他大声说，为她没有和他那样立刻领会深感惊讶。那是兵营传来的军号声，是发出的信号。“如期归营，”歌剧中的他说。吉卜赛女郎仍然没有理解，其实她也不想理解。“这就更好啦！”她又愚蠢又无耻地说。这时，他们不再需要响板，天空给他们送来了跳舞的音乐：拉拉拉拉！——他气得不知怎么办才好。失望的痛苦使他完全放弃了再对她解释明白是怎么一回事的努力。不允许尘世的热恋反对这个信号。她怎么会不理解如此重要而又不容犹豫的事呢？“我必须走了，回去，回营房去！参加整队集合点名！”他大声地说，为她的无知感到束手无策，使他的心情加倍地难受，一种从未有过的难受。然而，这时他却听到了卡门的声音。她发火了，她从心底深处感到愤慨，她的声音就是道道地地受欺骗和受侮辱的爱情——或许她并不是装作这样。“回营房去！去整队集合点名！”她的心呢？

她那善良而温柔的心偏偏爱上了他——不错，她承认，偏偏爱上了他！

——她准备以歌舞来和他消磨时间吗？“特拉特拉嗒！”她握起一只手放到嘴边，模仿吹奏布格号的样子，尽情地戏弄他。“特拉特拉嗒！”这已是够气人的了。于是，那个笨蛋纵身跃起就想走。好呀，让一切都随他去吧！这是他的头盔，他的佩剑，他的武装带！滚吧，滚吧，滚回他的营房去！——他请求她原谅，但她仍然发疯般地讥嘲他。她的行为仿佛不是他而是她在听到军号吹奏声后失去了理智。特拉特拉嗒！集合点名！我的天呀，他一定会迟到的！快走吧！因为军号催他去集合点名。

当然，卡门想要给他跳舞的那一刻，他惊慌得就像是一头蠢猪。这，这也算得上是对她的爱！

多么令人痛苦的处境！她不理解。这女人，这个吉卜赛女人不能也不想理解。她根本就不想理解。——因为毫无疑问，她的愤怒，她的嘲讽，含有超越这个时刻和超越个人的东西，是一种憎恨，是对法国军号——或者说是对西班牙号角——召唤热恋小兵归营原则的原始仇恨。她那天生的、超越个人之上的强烈好胜心定要战胜这个原则。她对此拥有的手段是：她声称，如果他要走，就是不爱她。这正是乐柜里的约瑟所不愿听到的话。他对她起誓说，他们一定会派人来找他的。她不想听，于是他的态度变得强硬起来——这是一个特别严重的时刻。乐队突然奏出了令人不快的声响，一个不祥的主题。据汉斯·卡斯托普所知，这个主题贯穿于整个歌剧，直至灾难性的结局。新换上的唱片是小小士兵的咏叹调前奏曲。

“忠诚地埋藏在心房这儿。”约瑟唱得十分动听。除去已熟悉的那些相互衔接的唱片外，汉斯·卡斯托普也常播放单张的唱片，怀着好感注意地倾听着。在内容上它们与咏叹调很相似，但其恳切之情十分令人感动。士兵唱到了初次结识卡门时扔给他的鲜花，他为她受到了禁闭处分，此刻成了他唯一的也是所有的东西。他万分激动地承认，是命运使他那时见到了卡门。他诅咒目前的命运，但随后又十分难过地悔恨这种埋怨，跪下去请求上帝允许与她重新聚首。那里——这声“那里”和他先前开口说的第一句“啊，可爱的姑娘”是同样的声调——那里——但此刻是在各种乐器伴奏下发出来的，它只适宜于表达一个小兵的痛楚和思念，表达失去温情和甜蜜的绝望。她就站在他的面前，如同往常那样令人销魂，使他清楚明白地感到，这“事关他自己”（这个抽泣的全声倚音落在“事关”二字的第一个音节上），也就是说，它永远事关他自己。“你，我的心肝，我的宝贝！”他绝望地唱道，音列一再重复，乐队也再次奏出哀怨之声，从基音上升两个音级，然后从那里真挚地转向五度音。“你就是我的心。”他像套语似的但又十分温情地保证说。他使用了同样的音组，然后音阶一直达到第六级。为了补上一句“我永远属于你！”声音继而降了十个音，激动地表白自己：“卡门，我爱你！”这句话的结尾把一个交替和谐的延留音拖得很长，用以表达痛苦之情，直到前面的一个音节连同“你”字转入单位和弦。

“对，对！”汉斯·卡斯托普难受而又感动地说，重又播放起末场的唱片。这时，年轻的约瑟幸运地通过与军官发生冲突切断了退路，终于开了小差，先前卡门要求他这么做时还为之惊慌不已。

啊，随我们进入岩石裂缝，

虽说那里荒凉不堪，

吹的却是纯洁的风——

传来了和他的齐声合唱——听得十分清楚。

世界是开放的——不是忧愁压迫人；你的祖国辽阔无边！

只有你的意志才是最高权威，

在此之前的是：最幸福的心醉神迷，自由在欢笑！自由在欢笑！

“对，对！”他又一次这么说。歌剧转入了第四场，十分可爱的和美好的部分。

还是那些法国的东西，不是应由我们承担的过失，而且又是军事精神起着主宰作用。这是一个加演节目，一个独唱节目，是古诺所作歌剧《浮士德》中的一次“祈祷”。有人出场了，是个令人有好感的人，名叫瓦伦廷。汉斯·卡斯托普暗自称呼他的另一个名字，一个熟悉的、忧郁的名字，他可以把这个人和此刻在乐柜里声音越来越高的那个人视为同一个人，尽管后者的声音要动听得多。那是一个声音宏亮和亲切的男中音歌手，他的歌唱有三个部分，由两个相互接近的边角乐章——具有虔诚的性质，近乎那种新教赞美诗的品质——和一个中间乐章——具有骑士般大胆勇敢的精神，好斗，轻率，也很虔诚——组成。其实它是法国军人式的。一个看不见的人唱道：因为现在应该离开

我热爱的祖国——

此刻，他正在向天上的主恳求，请求他在此期间保护他可爱的亲妹妹！投入战斗！音乐的节奏改变了，变得有了活力。悲痛和忧愁消失得无影无踪。那个看不见的人要到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去，要到最危险的地方去，大胆而真诚地去打击法国的敌人。他唱道，如果主在天上叫唤他，就会从那里俯视着“你”，保护着“你”。这个“你”指的就是他亲爱的妹妹。尽管如此，它还是深深地感动了汉斯·卡斯托普。他这种感动之情并未延续到结束，接着是乐柜里那个勇敢的人唱起了有力的赞美诗和弦：

啊，天主，请听我的恳求，

愿你保护玛加蕾特！

有关这张唱片本已到此为止，但我们认为还应该再简单地说上几句，因为汉斯·卡斯托普是那样特别宠爱它，还因为在后来极少见的场合将起某种作用。现在，我们谈谈这组少数宠儿中的第五张和最后一张唱片——它自然已不再是法国人的，而是某种德国的，特别而又典型，也绝不是歌剧，而是一首歌，同时还是人民的财富和上乘之作。正是由于这个“同时”具有其独特的世界精神特征……为什么说这么多话呢？那是舒伯特的《菩提树》。不是别的什么，而是众所周知的“在大门前的水井畔”。一位男高音歌手在钢琴伴奏下演唱了它。这位技巧娴熟的小伙子以其横溢的才智、灵敏的乐感和审慎的朗诵，巧妙地处理了这个简单而具有深度的题材。我们全都知道，出色的歌曲在民众和儿童的嘴里与艺术性的演唱有所不同，前者大多是简化的，按照主旋律分段唱完，但这条普及线谱原文中已在八行段的第二段时变奏为小调，进而在第五段特别美好的诗节时重新引入大调，继而在“寒冷的菩提树”的高潮处戏剧性地复位，到第三段的最后四句诗处才重新出现，并一再重复，直至歌曲奏完。这一曲调真正有魅力的转变出现了三次，即在它转调的下半部分。第三次是在最后半节的重复处：“现在是我的时刻。”这个我们无法用言语表达的转变停在残缺不全的句子上：“这种可爱的词”，“仿佛它们在呼唤我”，“远离那个地方”。男高音歌手的声音宏亮、热烈、动听，适宜于有节奏的抽泣。唱这些句子时，每次都倾泻出对美好事物的理智感情，不知不觉地打动着听众的心。这位艺术家用特别亲切的假声唱“把我带到他那里”，“你在这儿会找到安宁”时，巧妙地把气氛引向高潮。

但在重复最后的诗句“你在这儿会找到安宁”时，他第一次唱“会找到”

时用了表示无限眷恋的全部胸腔音，第二次时才重又使用最柔和的芦笛音似的假声。

关于歌曲和朗诵就谈这些。我们也许可以自夸地说，在此以前，我们成功地使我们的听众对汉斯·卡斯托普有了某种程度的理解，理解他为何如此宠爱他的夜间音乐会，宠爱那些优秀节目。可以理解的是，最后一个节目即那首古老的《菩提树》之歌对他具有何等的意义。这当然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行动。如果要加以提倡而不搞糟的话，应该对和音十分谨慎才行。

我们想作这样的安排：一个精神的东西，也就是说，一个重要的东西，因其含义深远而“重要”，它是一个精神普及的表现和代表物，是全部感情和精神世界的表现和代表物；它在其中找到了或多或少完美的象征——其含义程度就是按此衡量的。此外，爱这类东西其本身同样是“重要的”，它表达了某些挚爱的成分，它标志了与那个普遍的即那个东西所代表的世界的关系，他内心自觉地爱上了那个世界。

可不可以这么认为，我们谦逊的主人公在多年的封闭教育提高后，已深深地进入了精神生活，意识到了他的爱及其对象的深远意义？我们断言并这么说，他是这样的。这首歌对他含义重大，它就是整个世界，而且是他可能会热爱的那个世界，否则他就不会这么迷恋于它代表的比喻了。我们知道我们要说的事。我们想——可能并不很明确——补充说，如果他的情绪不在最大程度上理解感情领域以及这首歌所概括的那种精神状态的诱惑力，他的命运就会是另一个样子。不过，正是这个命运导致了这种提高、奇遇和认识，提出了它内心的“执政”问题，使他变得成熟起来，使他对这个世界及其肯定值得钦佩的比喻作出可以理解的批评，使他的这种爱臻于成熟，进而在内心对这三者进行质疑。

自然，他现在肯定对有关爱的事情什么也不懂。他认为，如此怀疑会损害爱。其实恰恰相反，它是爱的调味品，正是它给这种爱以激情的折磨，从而使人们干脆把这种激情称之为怀疑的爱。不过，汉斯·卡斯托普对他的爱——对那迷人的歌曲及其世界的爱——比较合法的内心怀疑在哪儿呢？这个世界是什么呢？根据他的内心预感，它应该是禁止的爱的世界。

那就是死神。

不过，这的确是明明白白的荒唐想法！一首多么美妙无比的歌！道道地地的杰作，它来自人民情感最终的和最神圣的深处，一笔最大的财富，内心的原型，亲切可爱！多么丑陋的诋毁！

哎，对，对，对，这是相当美好的，每个正直的人一定会这么说。

纵然如此，死神就在这个可爱的产品后面。对它保持可能是爱的关系，但没有对这种爱的不合法作出预感性和政府性的解释。根据他自己原来的品性，这并不是同情死神，而是一些纯民间性的有生气的东西——纯洁的虔诚。开头富有意义的事，它一丝也不应该被否定，但随后就出现了黑暗的结果。

他听信了什么？——他本来是不会被你们劝阻的。结果的黑暗，黑暗的结果。穿着黑衣、戴着大领圈的西班牙打手的感觉和对人类的敌视，乐趣代替了爱——那种忠实、虔诚目光的结果。

果真如此，文学家塞特姆布里尼并不是他绝对信任的那个人，但他想起了某些教导，一个头脑冷静的教导，那时——在他接受封闭教育的时候——给他讲过的“反兴趣”，某些世界精神的“反兴趣”。他觉得把这个教导小心地套用到他的对象上去是明智的。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将那种反兴趣现象说成是“疾病”——他的教育感觉也许会感到世界观本身和反兴趣涉及的精神时期是“有疾病的”。看看现在的情况吧！汉斯·卡斯托普心爱的思乡之歌，属于它的情感领域和这个领域的兴趣——是“有病的”吗？绝非如此！它们是世上舒适的和最健康的东西。只有这才是一种果实。此刻，它异常引人注目地健康，或者说，它也因此特别具有败坏和腐烂的倾向。如果及时享用，就是情感的最好清凉饮料；从以后不恰当的时刻起，就会在享用它的人类中扩散腐败和变坏。那是生命的果实，是死神制造的，是死神孕育的。那是心灵的一个奇迹——在无耻的美面前也许是最大的奇迹，并会受它的祝福，但由于无可辩驳的理由，那种目光——“执政”者热爱生活的目光，对肉体情爱的目光，以及按照有效的良心箴言自我克制的目光——正疑虑重重地端详着。

对，自我克制，这可能就是这种爱的克制性格——这种具有黑暗后果的心灵魔术家的性格！昨天夜里，汉斯·卡斯托普孤独一人坐在他倾听的乐柜前，他的思想或者说半是充满自责的思想愤怒不已——就他的理智所及，这种思想更为激烈。那是化学式提高的思想！啊，它是强大的，这个心灵魔术家！我们全是他的儿子。我们通过为它效劳，地球上的我们就能找到这种强大的东西。不必需要天才，只要有比《菩提树》的作者更多的才华，以便作为心灵魔术艺术家赋予歌曲以巨人形象，从而征服世界。也许还可以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王国，一个尘世的、超尘世的王国，非常牢固和乐于进步，其本质完全没有思乡病。可是，他最好的儿子可能是个在克制中耗尽生命而死去的人，嘴唇上挂着“爱”的新词，他还不会说这个词。这首魔术家之歌啊，为它死去是值得的！不过，为它而死的人已不再为它而死，而是一位英雄了，因为他在本质上已为新东西死去，为他心中的爱和“未来”这个新词死去——这些就是汉斯·卡斯托普最心爱的唱片。

疑 窦 重 重

埃德欣·克洛可夫斯基的会诊在短短几年内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转变。他对心灵的剖析和人的理想生活的研究具有一种隐蔽的、地下墓穴式的性质，但最近却发生了相当大的、公众几乎没有察觉的转变，研究走上了神秘的、完全是深奥莫测的方向。每逢双周，他在餐厅里作的报告是“山庄”疗养院最有吸引力的节目，是疗养院广告的骄傲。他作报告时，穿着小礼服和凉鞋，站在铺了台布的桌子后面，面对“山庄”大楼全神贯注倾听的观众，讲话具有异国情调的拖长音。报告的题目不再是隐蔽的做爱和疾病反作用转变为自觉表现的情绪，而是催眠术和梦游病深奥的奇特性，心灵感应，真实的梦和第二张面孔的现象，癔病的奇迹。探讨这些问题扩大了哲学的视野，突然间，这些谜如同物质与精神的关系那样照亮了听众的眼睛。生命本身的关系，它仿佛是通过令人恐怖的、最病态的途径支配着这个生命，比较健康的道路具有更多的希望……

我们谈论这些，是因为我们认为，让那些轻率的幽灵感到羞愧乃是我们的职责。这些幽灵声称，克洛可夫斯基大夫只是出于担心报告会极度无聊，才转向了纯感情的研究，即对神秘方面的研究。从来不会死绝的诽谤者们就是这么说的。的确，星期一会诊时，他们把耳朵晃动得比以往更剧烈，为的是使听觉更加灵敏，比如莱薇小姐就更像那个乳房里装有驱动装置的蜡像人。不过，这些作用如同贯穿一位学者的精神发展过程那样，它不仅合乎逻辑，而且十分必要。人们心灵里那个神秘而广泛的地方早已成了他的研究领域，他把它称之为潜意识，虽说他有可能给它一个更好的名称，例如说是超意识，因为这个领域里有时会出现一种远远超越个人感觉知识的知识，会使人想起在每个心灵最底层看不见的地方与完全了解的一般心灵之间可能存在着联系和关联。潜意识区域——按照原词的含义为“潜藏的”——不久也证明了“潜藏的”这个词的狭义，找到了发生这种现象以及给予这个临时名称的一个来源。但这还不是全部情况。谁要是在器官性疾病症状上找到来自被排除的、神经质的、有意识心灵生活的一个部件，就会被公认是物质精神的创造力量——一种人们不得不把它称之为神秘现象的第二个来源。病理学——我们不说是病态学——的理想主义者，他一定会从思维活动的出发点看到极为短促的通向现实问题的思维活动，也可以说是通向精神和物质关系的思维活动。唯物主义者——一个赤裸裸的粗暴哲学的儿子——决不会听任别人把精神的东西说成是物质的发光产物。理想主义者则与此相反，他从有创造力的癔病原则出发，倾向于而且不久就坚定地以截然相反的含义回答这个第一性的问题。总而言之，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绝不亚于那个有争议的老问题，即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个有争议的命题正是通过这样的双重事实引出了一个特别令人迷惑不解的问题，即：没有哪一个鸡蛋不是鸡生下的，没有哪只鸡不是从先前的鸡蛋里钻出来的。

这就是克洛可夫斯基大夫最近在他的报告里探讨的问题。他通过器官的、合法的和符合逻辑的途径得出了这样的看法。我们没有充分的理由肯定这一点，只能多余地补充说，他进入了这样的探讨，即早先由于埃伦·布兰德的出现使事情步入了一个感情的试验阶段。

埃伦·布兰德是何许人？我们几乎忘记了我们的听众并不知道她。

对我们来说，这个名字自然是非常熟悉的。那是一个十九岁的可爱姑娘，别人都叫她埃莉，淡黄色的头发，丹麦人，但不是出生在哥本哈根，而是芬宁岛上的奥登泽。她的父亲在那里经营黄油买卖。她自己正在进行职业实习，已在首都一家银行的省分行干了几年，右臂戴着工作袖套，坐在一张旋转椅上，勤学苦练。她在这时患了高烧，病情并不明显，大不了具有嫌疑性质。诚然，埃莉的身体是衰弱的，衰弱而贫血。这情况令人十分同情，使人不由自主地要用手去抚摩她淡黄色的头发。宫廷顾问每次和她在餐厅谈话时就常这样做。她向周围散发出来自北欧的清新气息，一种清澈、纯洁、孩子般少女的气息，非常可爱。她的蓝眼睛闪烁出橙圆而明亮的孩子般目光，她的说话声音很响，清脆而动听，说的德语略欠地道，具有典型的吞音毛病，诸如“猪肉”只说“肉”。她的面部表情没有什么特征，下颚很短，总是坐在照料她的克勒费特小姐的桌旁。

这位名叫布兰德的少女，就是埃莉。亲切的、个子不高的丹麦自行车手和银行记账员的个人情况就是如此。谁要和这个清澈如水的人见过一两次面，绝不会想象得出她的病情。可是，在她来到这里住了几周后，院方就开始注意她了。揭开她这个完全特殊的病情真相成了克洛可夫斯基大夫的任务。

那是在一次晚餐后的聚会上，第一次有理由使这位学者大吃一惊。

当时，大家玩着各种各样的猜谜游戏，有的借助钢琴声寻找藏起来的某种物品。如果人们走进物品隐藏处时，钢琴声便加强；反之，如果寻找的方向不对，钢琴声便减弱。继而大家又玩起另一种游戏，做法是先让一个人站到门外去，等待室内安排好后再走进室内，他必须不经任何说明就能完成别人暗地里预定的某些复合动作。例如，两人相互交换戒指；鞠躬三下邀请某某跳舞；从图书室取出某本指定的书，交给某个人；诸如此类，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做这种形式的游戏并不符合“山庄”客人们往日的习惯。到底是谁发起这么做的，事后并未了解到真情。肯定不会是埃莉发起的，但大家是她到达后才玩起这种游戏的。

这些参加者——他们几乎全是我们的老相识，汉斯·卡斯托普也在其中——开始玩时，或是表现出十分机灵，或是一点也不中用。只有埃莉·布兰德的才干表现得出人意料，异乎寻常，令人费解。她在寻找藏起来的物品时沉着而机智，获得了热烈的掌声和钦佩的笑声，但在做复合动作时人们便不做声了。她要完成别人暗地里给她规定的动作。她做这些动作时，脸含温柔的微笑，没有丝毫迟疑，也没有指引方向的音乐。

她从餐厅里取出来一小撮盐，把它撒在检察官帕拉范特的头上，接着拉起他的一只手，把他带到钢琴那里，用他的一只食指弹了歌曲《飞来一只鸟》的开头部分，然后把他送回原来的坐位，在他面前行了一个屈膝礼，再拉过一张小板凳，在他脚前坐了下去，完全符合别人为她绞尽脑汁设想的动作。

她一定是偷听到的。

她满脸绯红。人们高兴地看见她害羞了，开始齐声责备她。她却矢口否认是偷听的。不，不，千万不要相信这个说法！她既没有站在室外窥视，也没有俯耳在门上偷听。千真万确，真的没有偷听！

没有在室外窥视？没有俯耳在门上偷听？

“啊，不，请你们原谅！”她是在这儿室内听到的。她走进来时，无法不听。

无法不听吗？是在室内吗？

她说，她听到有人在悄悄耳语。她被悄悄地告知要她做的动作，声音很低，但十分清楚和明白。

这是一种表白，明白无误的表白。埃莉感到她在一定程度上是有过失的，搞了欺骗。她必须这么说，她不适于做这种游戏，一切都是别人悄悄告诉她的。一个竞争对手如果具有神奇的长处，这种比赛就会丧失任何意义。从体育意义上讲，埃莉突然被取消了资格，仅仅由于某些人对她的表白态度冷淡所致。许多声音突然齐声呼叫着克洛可夫斯基大夫。有人走去把他请来。他立刻就来了，个子矮小结实，脸带微笑，不能不令人信任他的整个品性。别人上气不接下气地向他报告说，这里明明白白存在着不正常情况，出现了一位万能的女人，一位会说话的少女。

——哎，哎，还有什么呢？静一静，朋友们！我们将会看到，这是他的领域——一块晃动的潮湿而且下陷的土地，他却怀着明显的好感活动在这块土地上。他提了问题，别人给他作了详细叙述。哎，哎，你自己瞧瞧吧！“您是这样的吗，我的孩子？”他像每个人乐于做的那样把手放到这位少女的头上。有许多理由值得令人注意，也有不少情况令人吃惊。

那异国情调的棕色眼睛注视着埃伦·布兰德浅蓝色的双眸，他的手同时温柔地从她的头上经过肩膀向下抚摸到手臂。她虔诚而又虔诚地与他四目相对，就是说要越来越从下向上地仰视他，因为她的头正渐渐地向胸部和肩膀垂下去。当她的眼睛开始折射时，这位学者在她面前向上做了一个漫不经心的手势，表示他对一切事情均已成竹在胸，让那些激动的人回去做晚上的功课，唯独留下埃莉·布兰德，说是他还想和她“聊聊”。

聊聊！人们可以想象得出来，谁也不会对这句话感到舒服，谁也不会对乐观的伙伴克洛可夫斯基这个正确的词感到舒服。每个人恰恰从这个词感觉到了他的内心世界。汉斯·卡斯托普也是这样。当他缓慢地给出色的躺椅罩上套子时，想起了在埃莉取得那个不得体的成绩和对此作出羞答答的解释时，他脚下的土地晃动了起来，使他产生了某种厌恶感，是肉体上的惊恐不安和轻度的晕海症。他从未经历过一次地震，但他对自己说，特殊的恐慌感可能与此是有联系的。——除去埃莉·布兰德可悲的才能给他引起的好奇心不说，还有她自身一种极度绝望的内在感情的好奇心，也是这个领域精神缺陷的自我意识。她在探索它，由此产生了怀疑，怀疑自己是无能还是行为不道德，没有能阻止她仍是原来的那个她，即那个好奇的她。和大家一样，汉斯·卡斯托普在生活的岁月里听到过这一点或那一点有关神秘的自然界或者超自然的事物——不错，提到了先知的老姑母，是她传给了他一个忧郁的性格。可是，他对之不乏理论认识和予以绝对肯定的世界，从未与他本人作难，他从未有过这方面的实际体验，也反对这类体验。那是一种兴趣性的反对，一种文雅的反对，一种宽厚式自豪的反对——对我们这个绝无任何苛求的主人公如果可以使用这样苛求的表达——由此而对他激起的强烈好奇心几乎可说是与此相同的。他事先就感觉到了，他十分清楚和明白地感觉到，尽管这些体验还会继续下去，但它们除了使人感到乏味、不可理解和失去人的尊严以外，决不会有别的什么结果。但他仍然热切地希望这么做。

他很理解，“无能的或是不道德的”作为一种选择已是够糟的了，何况根本不是选择，而是碰到了一起。精神的绝望只是禁令的非道德规范的表达形式。可是，准许实验的想法——它当然是被一个坚决不同意做这类实验的人所激起的——牢牢地植根于汉斯·卡斯托普的意识里。他高尚的品性恰恰和他的好奇心碰到了一起，可能本来一直就是这样的：一个旅行受教育者绝对的好奇心，它可能距这里出现的领域相去不远，即先前体验过的那个大人物的奥秘。一旦出现了这样的机遇，决不可以在禁令面前退却，以此表示出具有某种形式的军事性质。汉斯·卡斯托普为此决定要坚守岗位，如果埃莉·布兰德继续做出这种冒险行为，他决不会袖手旁观。

克洛可夫斯基大夫发布了一道严格的禁令，禁止今后再对布兰德小姐的神秘天赋做非专业性的实验。他给这个少女蒙上了一层科学的外衣，找她在他的分析室里谈话，对她施行催眠术。据说他是在竭力诱发和区分隐藏在她身上的各种可能性，研究她过去的心灵经历。还有赫尔米娜·克勒费特也参与其事。她是布兰德慈母般的女友和庇护人。她在保证严守秘密的情况下了解到一些情况，又在要求别人严守秘密的情况下扩散到了整个大楼，连传达室的人都知道了。例如，她获悉做游戏时把任务悄悄告诉埃莉的这个人或那个人叫名霍尔格——小伙子霍尔格，一个她熟悉的幽灵，一个已故的、超越尘世的人物，类似小埃莉的保护神。——那么，取一小撮盐和帕拉范特的食指一事是他告诉她的吗？——对，两片隐蔽的嘴唇亲切地贴在她的耳旁，还感到有点儿痒痒的。——如果以前她在学校里功课准备不足时，他也能把答案告诉她，那一定会令人感到非常愉快——但埃莉对此没有说什么。她后来说，也许是霍尔格不可以这么做，也许是不准许他插手这类认真的事情，也有可能是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这些习题的答案。

此外，还了解到埃莉年幼时就有过这类现象——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现象——虽说距今已有很长时间了。看不见的现象？这是什么意思呢？——举例说，她十六岁时，独自坐在她父母家的起居室里，正在桌子旁干手工活。那是一个晴朗的下午，她父亲的那只名叫弗赖亚的雌性哈叭狗躺在一旁的地毯上。桌上铺着一块红色台布，是土耳其老年妇女用的围巾式织物，短短的尖角从桌面上垂挂下来。蓦地，埃莉看见她对面的那个尖角慢慢地卷了起来，悄无声息，一丝不苟，很有规则地卷着，足足卷到了桌子中间，最后成了一个很长的卷筒。桌布在卷动时，弗赖亚突然惊醒过来，撑起两条前腿，毛发耸立，蹲坐在后腿上，继而吼叫着冲进邻室去，钻到沙发底下，后来有一年之久不敢再跨进起居室一步。

克勒费特小姐询问，卷台布的那个人是否就是霍尔格——小布兰德说不知道。——她在发生这事时可能会想些什么？——当时连最微小的想法也是绝对不可能的。埃莉当时就什么也没有想。——她是否把这事讲给父母亲听了？——没有——多么奇怪。虽说埃莉当时一丁点儿也没有去想，但在这种情况下或在类似情况下，她也产生过一种想法，即不要把这事告诉别人，严守秘密，羞于告人。——当时她心里是否很难受？

——不，并不特别难受。台布自动卷起来没有什么可难受的。不过，也有另外的事使她受不了。例如这样的事：那是一年以前的事，发生在奥登泽城她父母亲的房子里。她清晨起身，很早离开她位于底楼的寝室，穿过走廊，上楼到餐室去，像往日那样去煮咖啡，等待父母亲的到来。在她快要走到楼梯拐弯处的平台时，突然看见已在美国结婚的大姐索菲站在平台的边上，紧挨楼梯的地方，明明白白，一点也不假。索菲穿了一件白色连衣裙，头上奇特地戴了一个睡莲——芦苇似的睡莲——花环，伸出两只手搭到她肩膀上，对她点点头。“啊，索菲，你好！你回家来了？”呆若木鸡的埃莉半是高兴半是惊慌地问道。索菲只是点点头，然后就悄悄地走开了。她变得通体透明，不久便只能看到一点儿影子，就像湍急的河水腾起的炽热空气，最后什么也没有了，埃莉面前的楼梯上空空如也。不过，后来证实，就在这天凌晨的时刻，她在新泽西州的大姐因心肌炎死去了。

此刻，在克勒费特小姐把这事讲给汉斯·卡斯托普听后，他说有些事听上去是可以理解的。这里出现了这个现象，那儿正好死了人——不管怎么说，这里可以看到存在着某种值得注意的内在联系。他同意参加一次集体招魂游戏。出于急不可耐的心情，他们决定背着克洛可夫斯基大夫嫉妒的禁令，暗地里和埃莉·布兰德这么做。

只请了几个知心的人前来参加，地点就在赫尔米娜·克勒费特小姐的房间里。参加的人除去房间女主人、汉斯·卡斯托普和小布兰德外，还有施托尔太太，莱薇小姐，阿尔宾先生，捷克人文策尔和丁富博士。

晚上，时钟才敲过十下，大家一齐轻手轻脚地走进房间去，仔细打量着赫尔米娜小姐采取的预防措施：房间中央放着一张不大不小的圆桌，没有铺台布，桌上放着一只底朝天的玻璃杯；桌面周围按相应的间隔距离放着小小的骨牌和通常使用的赌钱筹码，用墨水钢笔在上面写了二十五个字母。先是克勒费特小姐给大家递上茶水，赢得了热诚的感谢。这时，施托尔太太和莱薇小姐无视埃莉对这个活动天真单纯的感情，抱怨这里太冷，四肢冰凉，心跳不已。在喝茶暖过身体后，大家围桌子坐了下去。

室内灯光呈暗红色。为了有相应的气氛，女主人熄掉了天花板上的顶灯，只亮着床头柜上有罩子的小灯。每个人将右手的一只手指轻轻地放在玻璃杯边上。方法就是如此。大家耐心等待着那只玻璃杯翻过身来。

这事做起来想必很容易，因为桌面台板很光滑，玻璃杯的边沿是磨过的。轻轻放上去的手指是不平衡的，有的可能垂直些，有的更靠近边上些，手指抖动时产生了压力，时间久了就足以使玻璃杯离开它的中心位置，从而在活动区的圆周线旁撞上字母。如果它撞上的那些字母拼成了一个词，并具有某种含义，那就是内心不平静的复杂现象，一种完全自觉、半自觉和不自觉因素的混合物，是反映各人内心愿望的辅助手段——不管他们自己对此承认与否。每个人不见天日的内心都暗暗地默许着，似乎对并不清楚的结果具有隐秘的协力作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或多或少参与了这个作用，可爱的小埃莉也许参与的力量最大。所有的人事先基本上对此都是知道的。当大家手指抖动着坐在那里等待时，汉斯·卡斯托普凭他的性格把这点随口说了出来。还有女士们冰冷的四肢和心跳，先生们的欢乐情绪，也表明他们是知道的，因此他们才在这个静谧的夜晚共同做着这个不光明的游戏，以特别的好奇心对自我不明白的部分进行检验，等待那种假象的似是而非的事物即被称之为魔力的现象出现。具体说来，事情的发生几乎并不新奇。假定说，玻璃杯会召唤已故者的亡魂前来参加聚会，阿尔宾先生就愿意带头说话，与可能会出现的鬼魂作明智的对话，因为他还从未在哪个地方参加过这类招魂活动。

二十几分钟过去了。低声细语的话题已经枯竭，开头的紧张情绪松弛了，大家用左臂肘支撑着右臂。捷克人文策尔已是昏昏入睡。埃莉·布兰德的小手指轻轻地按在那里，却把大而明亮的孩子目光越过附近的东西，向床头柜上那盏小灯微弱的灯光看去。

突然，玻璃杯翻倒了，向上弹跳，离开了围坐在桌子四周那些人的手，他们的手指赶忙去追它。玻璃杯滑到桌子边，沿着桌边走了一段路，然后径直回到了靠近桌子中央的那个地方。它在那里重又弹跳了一次，然后便一动不动地停了下来。

这时，大家受惊吓的情况各异：一部分人感到高兴，一部分人恐慌不安。施托尔太太哭着说宁愿停止这个游戏，但也意味着要是事先就知道这个情况，她就不会激动不安了。事情似乎很顺利。大家约定，为了能作出是与否的回答，不一定要让玻璃杯向字母走去，而是让它弹跳一两次就够了。

“是才子来了吗？”阿尔宾先生表情严肃地越过众人的脑袋对着空中询问……停顿了片刻，然后杯子翻了过来，表示肯定的回答。

“你叫什么名字？”阿尔宾先生询问的声音几乎是粗暴的，同时还晃动着脑袋，以增强他呼叫的力量。

玻璃杯移动起来。它移动得很果断，蜿蜒曲折地从一个筹码走到另一个筹码，其间曾一再朝桌子中央的方向走了一段路。它走到了字母h，字母o，字母l，这以后似乎技穷了，似乎茫然困惑，不知所措了。但它重又移动起来，走向字母g，字母e 和字母r。

有谁会想得到这一点！原来是霍尔格本人来了，亡灵霍尔格，就是那个知道一小撮盐以及诸如此类事情的人，自然他没有参与过作业习题答案的事。他来了，他在空中飘来飘去，他围着圆桌飘动。现在和他说些什么呢？这一小伙人感到有些惶恐起来。大家用手掌挡着面孔悄悄商量着向他询问些什么。阿尔宾先生决定问他生前是什么身份和从事何种营生。他询问时和先前那样，用的是审问口气，神情严肃，蹙着双眉。

玻璃杯沉默片刻，然后翻倒下来，跌跌绊绊地移向字母d，再离开那里指向字母i。这是什么呢？室内空气十分紧张。丁富博士扑哧一声笑了，他怀疑霍尔格曾经是个小偷。施托尔太太歇斯底里地大笑起来，但玻璃杯并没有因此停止工作。它摇摇摆摆地滑向字母c，走向字母h，碰到字母t，然后以字母r 结束。显然，这里出现了错误，漏掉一个字母，它只写了“Dichtr”，而不是“Dichter”。

多么令人意外，霍尔格生前是个诗人？——似乎为了表示高兴和自豪，玻璃杯又翻倒下来，敲打桌面，表示肯定的回答。——“是抒情诗人吗？”克勒费特小姐问道。汉斯·卡斯托普注意到，她把y 发成i 的音……

霍尔格对这种分类似乎不太高兴。他没有作出新的回答。他把前述的几个字母重新拼写了一次，移动得快速、准确、清楚，还把先前漏掉的字母e 也补上了。

好了，好了，是诗人。在场的人显得有些尴尬——一种异样的尴尬，是自己内心那个不受控制的地方的表白。由于这种表白口是心非，似是而非，使这种表白又会获得变成客观真实情况的方向。有人问，霍尔格对他目前的现状是否感到满意幸福？——玻璃杯若有所思地拼写出“还可以”这个词。啊哈，他说“还可以”。真的，谁会自动想出这个词来呢。玻璃杯却拼写了出来。大家一致认为它说得恰切，说得很好。——霍尔格的这种“还可以”状况已有多久了呢？——现在又发生了谁也不会意料到的情况，某种令人思索的情况。它拼写出来的是“匆匆时光”

——说得多么好啊！它可以拼写成“匆匆时光”，这是尘世那种不动声色的诗人用语。指名道姓地说，汉斯·卡斯托普就觉得它妙极了。“匆匆时光”是霍尔格的时间概念。当然，他不得不警句式地打发询问者，显然他已忘却了用尘世的语言和精确的计量词来回答问题。——人们还想从霍尔格那里知道些什么呢？莱薇小姐表示出她的好奇心，想知道霍尔格的外貌，或者说他先前的外貌。他是不是一个很漂亮的小伙子？——阿尔宾先生要她自己询问，因为提出这样的愿望有失他的尊严。于是，她使用了“你”这个称呼，询问鬼魂霍尔格是否生有金黄色的鬈发。

“漂亮的棕色、棕色鬈发。”玻璃杯拼写了出来，还特别把“棕色”

二字拼写了两遍，顿时使这一小伙人的欢乐、愉快气氛大增。在场的女士们表示非常喜欢他，竞相对着天花板上方送去她们的飞吻。丁富博士咯咯笑着说，霍尔格先生似乎在沾沾自喜哩。

这时，玻璃杯突然气愤地发起火来！它无目的地在桌子上像发疯似的到处乱滚，愤怒地翻过身去，跌了下去，滚到施托尔太太的怀里。施托尔太太脸色苍白地叉开双臂，目光向下看着它。大家小心翼翼地把它取上来，表示了歉意，把它放回到原来的位置上。中国人丁富受到了责备。他怎么可以如此放肆！他可尝到了开这种玩笑的后果！此刻霍尔格仍在生气，跳上跳下。是否它不肯再说话了呢？大家对玻璃杯说了许多好话。他也许还想做首诗哩！当他还没有在匆匆的时光里飘来飘去时，他是个诗人啊！是啊，他们众人多么希望他拼写出一些诗文之类的东西来！对他们将会是多么美好的享受啊！

瞧，这个好心的玻璃杯敲打桌面说：“行！”它这么做，其中确实会有某些善意的和解成分。鬼魂霍尔格开始作起诗来，写得很认真，很仔细，不假思索。也不知道写了多长时间——看上去似乎再也无法使他沉默下来！那是一首令人十分惊异的诗，完全是他默诵写成的。它写的时候，坐在周围的人钦佩地同声吟诵。一件具有魔力的事情，如同海洋一般辽阔无边，写的就是有关大海的事情。——沿着狭窄的海岸线，堆积起长长的海雾，宽大的海湾蜿蜒曲折，海滨沙丘崎岖不平。啊，瞧吧，清澈湛蓝的海水流向远方，流向永无尽头的远方。在那宽阔的雾带下面，在那混浊、绯红而又柔软的乳白色光亮中，夏日迟迟不肯西沉！众口难言，海水银波粼粼的反光是在何时和怎样变成了一片珍珠的闪光，变成了不可名状的色彩游戏。苍劲的、五彩的、乳白色的月长石光芒铺盖了大地……啊，如同出现时那样，静悄悄的魔术家神秘地消失了，大海入睡了，这边和那边还有落日柔和的余晖，待到深夜也不会天黑。半道神光统治着沙丘高地的松树森林，照得灰白色的沙丘洁白如雪。迷惑人的冬日森林沉默不语，猫头鹰飞过森林发出沉重的嚓嚓声！但愿我们此刻停留此处！步履是那么轻盈，夜是那么空旷和温柔！苍鹰下面的大海在缓慢地呼吸，睡梦中悄悄的细语声拖得很长很长。你会要求和它再见面吗？它显现出来，变成了沙丘灰白色的冰川悬饰，在岔道处又陡然上升，凉丝丝地滴进了你的鞋子。灌木丛生的陆地陡然下降，朝向多石的海滨；落日余晖还在逐渐消逝的远方边缘变幻无穷……在这里沙滩上坐下吧！

沙滩多么凉爽，像丝绸一般光滑柔软！它从你握着的手掌里潺潺流出，地上堆起了一座小小的山丘，呈现在毫无色彩的微弱光束里。你辨认得出这种幽雅的流淌吗？那是无声无息的狭窄河流，流经一个计时沙漏的狭道，一丝不苟地流进点缀隐士房子的玻璃仪器。一本打开的书，一个死人脑壳，框架里——易于装配的框架——有个双层的微小风箱，里面放着一些取自不朽之地的沙土，它那隐秘而神圣的天性令人可怕地推动着时间前进……

鬼魂霍尔格就是这样写出了他“抒情的”即兴诗，喷涌而出的思想显得多么奇特，从家乡的大海写到一个隐士的居处，无尽的遐想。他还以大胆幻想的话语写到了某些情况，写到了人和神的事情，使围坐着的人们惊叹不已。他们拼读这些话语时，几乎腾不出时间来加入狂喜的掌声。玻璃杯这样快速地移动着，穿梭往返，蜿蜒曲折，百次、千次，成百上千次，完全不想中止。——过去了一个小时，还远远看不到这次创作的尽头。它源源不断地写到了母亲的困境，恋人的第一次接吻，写到了极端的痛苦，上帝父亲般严肃的慈爱。它埋头创作，失去了时间、地域和星球的空间概念，有一次甚至提到了加尔底亚人和黄道十二宫。如果这些魔术师最后不把他们的手指从玻璃杯上取走，对霍尔格千恩万谢，肯定会通宵不止。他们说，这次已足够了，真是无比的美妙。最最遗憾的是没有人把它抄写下来，导致事后把这些话语忘的一干二净。是的，如同梦境所见，抓不住，摸不着，可惜绝大部分都忘记了。下次一定要及时雇用一名文书，看着让黑字出现在白纸上，连接不断，得以保存。但在此时此刻，在霍尔格返回“还可以”的“匆匆时光”之前，如果他能再回答在座者提出的这个或那个具体问题，那就太好了，太亲切可爱了——还有许多未知的问题。不知他能否出于特别友好的情谊，原则上同意这么做？

“行。”回答是肯定的。但是要问些什么却使大家突然束手无策。

犹如童话描写的那样，当仙女或是小人同意提问时，很有可能让这个珍贵的机会白白地错过去。世界和未来有许多事得了解，负责的做法是要进行选择。由于还没有人能够作出决断，汉斯·卡斯托普手托左腮，把一只手指放到了玻璃杯上。他想知道自己还将在这里山上停留多久，很想取消他原来打算再停留三个星期的想法。

好吧，由于别人提不出更好的问题，幽灵要用他丰富的知识回答这个最佳问题。玻璃杯迟疑片刻后滚动了。它滚得有些特别，拼写的字母看上去毫无联系，谁也无法用这些字母组成一行诗句。开头滚的是一个音节“Geh”，然后是一个词“quer”，谁也不明白那是什么意思。以后又滚出了汉斯·卡斯托普的房间，作出了简短的提示，大意是提问人应该“穿过他的房间走出去”。——穿过他的房间？穿过三十四号房间？

这是什么意思？正当大家坐在那里猜测着，摇头不知所以然时，突然响起了拳头重重的敲门声。

在座的人全都惊呆了。是一次突然袭击吗？外面是克洛可夫斯基大夫来驱散这个严禁的聚会吗？大家惊慌失措地面面相觑，等待着那个后来者入内。此刻，桌子中央响起了喀嚓声，又是重重的拳击声，仿佛为了说明第一次敲击并非来自室外，而是室内发出的声响。

定是阿尔宾先生开的一个小小玩笑！——他赌咒发誓地否认是他干的，大家并不相信他的话，但可以肯定在座者谁也没有敲过桌子。难道是霍尔格干的？他们抬眼去看埃莉。她沉着镇定的态度立刻引起了众人的注意。她坐在圈手椅里，手腕垂直向下，手指尖碰到了桌边，头朝肩膀一边倾斜，眉毛牵引向上，紧闭的小嘴却稍微拉向下面，露出一丁点儿笑意，类似明知不说而又装出一副无辜者的神情。她那湛蓝的少女目光瞪瞪地看着空中，那里什么也没有。别人叫她，她毫不作答。与此同时，床头柜上那盏小灯突然熄灭了。

熄灭了？施托尔太太再也无法控制自己，大声惊叫起来，因为她听到了啪嗒一声。灯不是熄灭的，而是别人关掉的，被一只手关掉的。她小心翼翼地把它说成是一只别人的手。难道是霍尔格的手？在此之前，他显得性格温和，为人正直，彬彬有礼，此刻却变得调皮捣蛋，搞恶作剧，露出了他的本性。谁能担保这只手仅仅敲打房门和家具，恶作剧地拧熄了灯，不会去掐某个人的喉咙？坐在黑暗中的人大叫取火柴来，取电筒来。莱薇小姐尖声喊叫着，说是有人扯了她前额上的头发。施托尔太太惊恐得已顾不上害羞，高声向上帝祈祷起来：“主啊，保护我这次吧！”她又叫喊，又哭泣，祈求上帝千万原谅她做了大傻事。丁富博士是唯一保持清醒头脑的人，他去拧亮了天花板下的顶灯，立即看清了室内的情况。大家指出，床头柜上的小灯的的确确不是偶然熄灭的，而是被关掉的，只要有人再用手轻轻地去拧一下，灯就重新亮起来。汉斯·卡斯托普内心也感到十分意外，他把这个情况特别归咎于这里愚蠢的黑暗现象。在他膝上出现了一件很轻的东西，那是曾经把他舅舅吓了一跳的“纪念品”：玻璃底片的框架，里面是克拉芙迪娅·舒夏特的透视片。

肯定不是他——汉斯·卡斯托普——把这东西带到房间里来的。

他把它揣进了自己的口袋，没有公开张扬出来。大家在注视着埃伦·布兰德，她还是先前描述过的那种姿态，目光茫然，脸部表情特殊而不自然，坐在原来的椅子里一动不动。阿尔宾先生朝她吹了一口气，模仿克洛可夫斯基大夫的做法，对着她的小脸做了个向上扇风的手势。

随后她便清醒了过来——但不知道是为什么——还低声哭泣着。大家安慰她，抚摸她，吻她的前额，让她回房去睡觉。莱薇小姐声明准备在施托尔太太的房里过夜，因为这位极度激动的女人恐惧得不知道怎样上床去睡觉。把猎获物装进了口袋的汉斯·卡斯托普表示，不反对和其他先生们到阿尔宾的房间里去，用一杯白兰地结束这个越轨的夜晚。因为他觉得，这次事件既不会立即对心脏也不会对精神产生作用，但也许会对胃神经发生作用——那是一种持续很久的作用，诸如晕海症在上岸几个小时后还会觉得晃动不已，老是想要呕吐。

首先是他的好奇心得到了满足。霍尔格的抒情诗可称得上不坏，显然是内心对整个事情的失望和无聊使他不得不这么想，让飞溅到他身上的一星半点鬼火就此了结吧。如同可以想象的那样，塞特姆布里尼听了汉斯·卡斯托普叙述的经过后，全力支持他的这个想法。他大声说：“再没有比这更糟的事了！唉，可怜，真可怜！”他断然声称小埃莉是个奸诈的女骗子。他的教育对象没有对此表示肯定和否定，只是耸耸肩膀说，真实的东西看上去没有阐述得毫无异议，欺骗的东西可见也是如此，或许两者的界限区分不清，或许两者之间有个过渡地区。他觉得，现实的程度存在于没有话语、没有价值、借以引出结论的本质之内，这个本质具有某些强烈的道德成分。正如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对“欺骗”一词的想法那样，他认为这是一个掺入了某些梦境和现实成分的概念；本质对它也许并不比我们对白天的大胆想法更为生疏。生命的秘密实际上是深不可测的，不时出现欺骗行为，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些话语就是这样不断地灌输进我们主人公既乐于妥协又毫无主见的头脑里去。

塞特姆布里尼先生恰如其分地给他清洗头脑，也教育他应该让自己的意志坚定起来，作出类似再也不参加那种恐怖活动的承诺。“请您注意，”他提出要求说，“做一个自我的人，工程师！要相信清醒而宽厚的思想，摒弃扭曲的脑袋和精神的泥潭！欺骗吗？生命的秘密吗？我的朋友，作出判断和区别诸如欺骗和真实的道义勇气一旦瓦解了，那么生命、判断、价值和改正的行为也就终止了，道德怀疑的腐烂过程开始了它可怕的工作。”他还说，人是事物的尺度。他认为善与恶、真实与欺骗的权利是不能转让的，谁要敢于去搅乱他对创造权利的信仰，就一定会吃苦头！这个人最好是在脖子上挂一块磨石，跳到一口深井里去淹死。

汉斯·卡斯托普点点头，认为实际上最好是远远离开这些活动。他听说克洛可夫斯基大夫在一楼他的分析治疗室里对埃伦·布兰德进行会诊，从住在大楼的客人中挑选了一些人参加。但他一口拒绝参加——自然也就没有能从参加者和克洛可夫斯基本人的嘴里了解到有关这个和那个试验的成果，例如在克勒费特小姐房间里出现的那种粗野的和不可觉察的力量：敲打桌子和墙壁，关掉电灯，以及诸如此类的动作。在这次集体会诊中——先由克洛可夫斯基大夫对小埃莉作了催眠术，再让她处于梦游的清醒状态——作了有系统的试验，以尽可能保证取得真实性的成果。情况表明，音乐伴奏有利于祈祷操练。因此，当天晚上，留声机变换了它固定放的地点，还被这个魔力圈子的人加了一层罩布。由于这次操作留声机的波希米亚人文策尔是个具有音乐天赋的人，肯定不会不负责任地把机器搞坏，汉斯·卡斯托普由此可以安抚他痛苦的情绪。

他从唱片柜中取出一盒唱片，其中有各种轻松的音乐、舞曲、小序曲和其他伴奏曲，供这个特别目的使用。由于埃莉并不要求很高的音量，唱片出色地实现了他的目的。

汉斯·卡斯托普听说，在这种音响下，一块手帕自动地或者说被一只藏在手帕折缝里的“手”从地上升了起来；克洛可夫斯基的字纸篓晃晃荡荡地升到了天花板那里；挂钟的钟摆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多次挡住和重又摆动；一只台铃被“取走”摇响起来，以及其他许多令人不解的类似情况。那位负责试验的学者十分兴奋，还给这些成就用希腊文取了个体面的科学名称。他在他的报告里和私人谈话时解释说，这是“物体超意识力量的假性活动”现象，是一种遥控运动。这位大夫把它归入现象范畴，科学给了它一个物质化名称。在对埃伦·布兰德作试验时，他的打算和目的是有针对性的。他在报告中把这说成是潜意识情结的生物物理现象投射入物镜，以便把中间结构作为来源，观察梦境状态的过程。就这点而言，人们把它称之为具体化的梦境，证实了其中具有自然表意形象的能力，即在某些条件下适宜于思维的能力，把物质拉向自己，显现出其中短暂的现实。这种物质来自降神人的身体，排除了他的自我，临时成为活生生的生物终端器官，即手和手指。正是手和手指做出了那些微不足道的而又令人惊异的事情，坐在克洛可夫斯基大夫实验室的人就是它们的见证人。这些肢体有时可以看见，可以摸着，可以用石蜡和石膏把它们的形状固定下来。但在另一种情况下，它们的形成用不着做任何动作。脑袋，不同的面貌，鬼魂的形象，出现在参加试验人的眼前，与他们作某种有限的接触——这时，克洛可夫斯基大夫的学识开始眼馋了，开始偷看了，开始具有一种类似摇摆不定、摸棱两可的性质，就像他对爱情问题所持的态度那样。因为试验进行了没有多久，就清清楚楚地察觉到了降神人及其懒惰的助手反映客观现实的科学真相。此刻，至少在表演掺入了一半是外界的和另一个世界的主观成分，肯定有百分之五十的成分，因为事关——有可能不会完全公开承认——非生命的东西，事关利用眼前错综复杂的和对神秘偏爱的天性，即返回物质，显示出被传呼的人——简言之，事关对死者的招魂。

这就是克洛可夫斯基大夫在工作中倾注全力追求的成果。他个子矮小而结实，身强力状，脸含微笑，神情恳切。他努力争取达到这些成果，暗地里是为了他这个身处特别可疑和低等智力环境的自身，要成为一个真正的领导人，而且是众多畏怯者和疑虑者的领导人。汉斯·卡斯托普还获悉，他十分关心埃伦·布兰德的异常天赋，要极力予以栽培。他在这方面的成就似乎也十分可笑。物质化的手触及到了每一个试验的参与者。检察官帕拉范特超越感官的直觉，怀着科学的愉快心情，挨到了一记结实的耳光，并且还贪婪地把另一边的面庞凑过去——毫不顾及他这个贵族人士、法学家和举止庄重的老爷身份，这些身份要求他有完全不同的举止表现。也许是由于他爱好开玩笑所致。安东·卡尔洛维奇·费尔格，这个不慕虚荣的谦逊的受苦受难者，那天晚上，这样的一只鬼手竟伸到了他的手里。他的触觉可以肯定他的判断是可靠的和正确的。鬼手随后又以一种无法描述的方式从他那不失礼仪的玩笑似握住的手里抽走了。这类试验一直延续了很长时间，大约有两个半月之久，每周两次，直到后来有一只来自冥间的手，出现在用红纸罩住的小台灯灯光下——看上去似乎是一个年轻男子的手——这只手在众目睽睽之下伸过桌面去抓东西，在一只盛有面粉的陶瓷碗里留下了它的痕迹。但在八天后，克洛可夫斯基大夫小组的全体人员，阿尔宾先生，施托尔太太，马格努斯夫妇，在将近午夜时分来到汉斯·卡斯托普的有阳台的小房间，流露出异常兴奋和不可抑制的喜悦神情，乱七八糟地争着向睡意朦胧的挨冻者报告说，埃莉的那个霍尔格显形了，看到了梦游者肩上的脑袋确实生着一头漂亮的棕色鬈发。在他消失之前，还温存而忧伤地莞尔一笑，令人难忘！

汉斯·卡斯托普心想，霍尔格的其他举止表现，诸如现实的孩子行为和浅薄的恶作剧，赏给检察官一记耳光而显得并不笨拙的手，怎么能和那种高尚的忧伤神情相吻合呢？显然，这里并不要求对本质问题作出正确的结论。可能这里有个情绪问题，类似那首歌里驼背小人的心情，类似他忧伤而恳切的幸灾乐祸心情。霍尔格的那些崇拜者似乎没有考虑到这一点。他们所关心的是要使汉斯·卡斯托普放弃他的节制态度。无论如何，他们提出他一定得参加下一次的试验活动，一切情况都很理想。

因为埃莉在睡眠中答应，下次要让试验小组要求见到的任何一个亡故者显形。

任何一个亡故者？尽管如此，汉斯·卡斯托普仍然持否定态度。不过，任何一个亡故者之事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他的思考，使他在三天后作出了完全相反的决定。准确地说，不是三天后，而是只有几分钟就使他下定了决心。他的思想转变发生在夜间孤独地坐在音乐室再次播放那张唱片的时候，唱片上是特别受人欢迎的瓦伦廷个人的演唱——他坐在椅子里，倾听这个已故勇敢士兵的祈祷，促使他奔向荣誉的战场去。他唱道：

上帝召唤我上天堂，

我要从那里俯视你，

保护你，

哎，玛尔加蕾特！

这时，像往常听之支歌的感情那样，这次却因某些情况得到了加强，变成了强烈的愿望。汉斯·卡斯托普的内心无比激动。他暗暗地想：“懒散和罪孽，或者不是如此。这确实非常奇特，一种十分可爱的冒险行为。

他，如果他也参与其事，据我对他的了解，他是不会生气的。”他想起了他说“请吧，请吧！”时那种冷静的宽容语气。那是以前的一个夜晚，就在他的透视室里；他冒失地请求准许看看那里的光学仪器，他就是这样回答他的。

翌晨，他申请参加将在当天晚上进行的试验活动。晚餐后半小时，就在那些勇敢的常客无忧无虑地聊着天走向地下室去时，他也加入了这个行列。去的全是老客人或是早已参加的人，有和他一同在楼梯上往下走的丁富博士和波希米亚人文策尔；后来还在克洛可夫斯基大夫房间里见到了费尔格和魏萨尔先生，检察官，莱薇女士和克勒费特女士；更不用说还有向他报告说见到了霍尔格脑袋显形的那几个人；再有就是降神人埃伦·布兰德了。

汉斯·卡斯托普穿过那道镶嵌着名片的门时，来自北欧地区的少女已经处于克洛可夫斯基大夫的庇护之下，站在他的身旁。他穿了一件黑大褂，露出父辈一般的神情，手臂搂着她的肩膀，站在地面楼层通向他助手房间的楼梯口迎接客人们到达。她和他一同对大家表示欢迎。一切充满了兴高采烈和无忧无虑的愉快气氛，似乎为了排除任何严肃的压抑空气，大家杂乱无章地高声谈笑着，轻松地相互捅捅对方的腰部，以各种方式表示他们无拘无束的举止。克洛可夫斯基大夫胡子里黄黄的牙齿不断地流露出那种坚定的和令人信任的表情，同时一再重复地说着：“欢迎你们！”汉斯·卡斯托普一声不吭，脸上显出将信将疑的神情。他们在热情欢迎他时，语气显得特别重。主人一边使劲握住年轻人的手，一边向上和向后摇晃着脑袋，似乎是在说：“勇敢些，我的老朋友！”有谁会垂头丧气呢？这里既不胆小怕事，也没有虚假的虔诚，有的只是男子汉乐于从事无偏见的科学研究。那个被哑语式提到的人对此感到很不是滋味。我们让他想起那时他在透视室里的决心。但这种联想根本不足以表明他的心理状态。这种状态更多地使他自己十分清晰地回忆起几年前有过一次特别难忘的复杂心情，一种夹杂有自负、激动、好奇、蔑视和虔诚的精神状态。那时他在小酒店里喝了酒，第一次和朋友们准备到圣保莉大街的一家妓院去。

再说，此刻人都到齐了。克洛可夫斯基大夫和两位女助手退回到隔壁房间去对降神人进行搜身。这次任命了马格努斯夫人和象牙色皮肤的莱薇小姐当助手。汉斯·卡斯托普和其他九位参加者留在克洛可夫斯基大夫的工作室和观察室里，等待严格的科学行动的结束。这项行动每次必做，十分正常，但总是一无所获。他熟悉这个房间。有个时期，他背着约阿希姆跟心理分析家在这里聊过天。那时，办公桌边上是一只圈手椅，给客人坐的靠背椅位于窗户左首后面。小门两侧的书架上放着他的参考书，右边后面用一个多褶屏风和几张办公桌相隔开，那里斜放着一张防水布沙发睡榻，仪器柜就在那个墙角处。另一个墙角处是希波革拉策的石膏半身像。根据伦勃朗所绘《解剖图》的铜板雕刻挂在右边墙上煤气壁炉的上方。这间诊疗室极为普通，与其他诊疗室没有什么不同。

诚然，此刻室内的陈设看得出为特别的目的作了一些变动。经常四周放着软椅的桃花心木圆桌放到了房间中央，位于通电的枝形吊灯下方；铺满整个地板的红地毯现在被移到了左边墙角的前面，也就是放石膏半身像的地方，显得那么不合情理而又令人不解。距离燃烧着的、散发干燥灼热的壁炉不远处，放着一张盖了薄薄台布的小桌子，上面是一盏罩了红布的小灯，那里的天花板下还挂着一只电灯泡，同样蒙着红布，还包了一块黑纱巾。小桌上和四周放了几样众所周知的东西：一个摇铃和两样结构不同的物品，一副手铐，一只用于敲打的按铃，此外就是盛有面粉的盘子，废纸篓。小桌子旁是不同类型的椅子和软椅，围成一个半圆形，一头直伸到睡榻的脚边，另一头正好伸到房间的中央，上方是枝形吊灯。留声机放在这里尽头一张椅子的附近，离房门还有一半路。轻松的音乐唱片放在留声机一旁那张椅子上。布置情况就是如此。两盏红灯还没有开。枝形吊灯把室内照得一片通明，前面放有办公桌的那个关闭的窗户挂上了幔布，幔布前还有一道淡黄色的、穿孔刺绣的即所谓透明窗帘。

十分钟后，克洛可夫斯基大夫和三位女士从小房间里走了回来。小埃莉的外貌变了样。她身上穿的已不是连衣裙，而是一种会诊时穿的服装，一种睡衣式白色皱纹布长袍，腰部束了一条带子，两只小手臂裸露在外面。从长袍里突出来的少女乳房显得柔软和松动。显然她穿得十分单薄。

她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喂，埃莉！”“多么迷人啊！”“一个纯洁的仙女！”“祝你成功，我的天使！”她对欢呼声报以嫣然一笑。她可能知道这也是为克洛可夫斯基大夫给她穿的服装而欢呼。“刚才检查没有查出什么问题。”克洛可夫斯基大夫肯定地说。“现在开始吧，伙伴们！”

他补充说，口音带着很浓的异国情调的“儿”音。汉斯·卡斯托普对这种呼语很反感。室内响起了一片问候声、吵闹声和拍打肩膀声。汉斯·卡斯托普正要和其他人一同在围成半圆形的椅子上就坐时，克洛可夫斯基大夫本人朝他转过身来。

“欢迎您，我的朋友。”他说，“您这次是作为客人和新人来到我们中间的，我认为这使我今天晚上感到特别荣幸。我委托您监视我们的降神人，我们按照下面的做法进行监视。”他说着，便请年轻人走到半圆形的另一端，也就是那个邻近沙发睡榻和屏风的地方。埃莉已坐在那里的一张普通椅子上，面对房间中央，但更多是面对靠近楼梯的那道门。

克洛可夫斯基大夫在她面前的一张椅子上坐下去，握住她的两只手，同时把她的两个膝盖夹在自己的两条腿中间。“请您照这个样子做！”他要求说，并且叫汉斯·卡斯托普一个人走过去。“您肯定会承认，监视是完美的。您还会得到别人的帮助。克勒费特小姐，我可以请您帮忙吗？”

颇具异国情调的被叫者优雅地参加进小组去，用她的两只手抓住了埃莉两只柔嫩的手腕。

汉斯·卡斯托普不由自主地举目去看他面前的、被牢牢捉住的这个少女的脸。他们四目对视时，埃莉的目光立即避开，转而向下看去，表现出羞怯的神情，这在此时此刻是不难理解的。她为此歪着头，略微尖起嘴唇，像最近用玻璃杯降神时那样，不自然地莞尔一笑。这种悄无声息的不自然表情也使她的监视人在脑海里闪过另一个回忆的细节。大体是这样的：他突然想起，当他、约阿希姆和她一同站在“山庄”公墓尚未完成的坑床旁时，她也曾这样微笑过……半圆形的椅子上均已满座，一共是十三个人，不包括波希米亚人文策尔在内，他总是被腾出来照料“波利希阿尼娅”女神。一切准备就绪后，他就拉过一张小板凳，背对那些面向房间中央坐着的人，在留声机旁边坐了下去。他还随身带着吉他。克洛可夫斯基大夫用手打开了两只红色小灯，关掉了天花板下的白色大灯，然后在半圆形座位的另一头坐了下去，就在枝形吊灯的下方。室内笼罩在柔和而幽暗的灯光之中。目光所及，已看不见远处的东西和黑乎乎的墙角。事实上，微弱的红色灯光只能照到小桌子的桌面及其附近一些地方。有几分钟时间，人们无法看清自己的邻座，眼睛很长时间才适应室内的昏暗情况，适应现有的灯光。壁炉内跳跃着的火苗也给室内增加了些微光亮。

克洛可夫斯基大夫为照明问题说了几句话，对科学上存在的缺陷表示歉意。他要大家别以为这样是为了制造气氛和神秘化，遗憾的是此刻怎么也无法搞到别的灯来；有关这里要处理的问题和进行研究的力量，其本质在白色灯光下又得不到充分发挥，不能得以实现。这是大家暂时不得不接受的一个受条件限制的事实。——汉斯·卡斯托普对此是满意的。昏暗使人感到自在，也缓和了整个事情的异样感觉。此外，昏暗情况也使他想起了那时在透视室的情景。大家毫无怨言地坐在那里，在“看见”之前，先得把白天的眼睛洗一下。

克洛可夫斯基继续发表他的引言，显然是特别针对汉斯·卡斯托普说的。他说，降神人先要由他这位医生进行催眠，不用很长时间，监视人立刻就会注意到，她将自动陷入昏迷状态。这时，她的保护神即众所周知的霍尔格就会附在她身上说话，大家可以向他——不是向她——提出自己的愿望。再说，如果认为必须把全部注意力和思想都集中在所期待的现象上，那是一种误解，它会导致失败。完全相反，规定只要有一半集中的闲谈的注意力就够了。他要求汉斯·卡斯托普特别留心，好好保护降神人的四肢。

“相互握起手来！”克洛可夫斯基结束了他的开场白。大家嘻笑着奉命行事，尽管那些手在黑暗中并不能立即找到坐在旁边的人。赫尔米娜·克勒费特小姐先坐在那里，丁富博士把右手搭到她肩上，左手伸向魏萨尔先生，后者也照此办理。克洛可夫斯基大夫边上坐着马格努斯夫妇，再下去是安东·卡尔洛维奇·费尔格。如果汉斯·卡斯托普没有搞错的话，他右手握的是象牙色皮肤的莱薇小姐的手——以此组成一条手链。“音乐！”克洛可夫斯基大夫命令说。他身后即最靠近他的那位捷克人开动留声机，放上了针头。“交谈！”当米克勒的序曲第一小节响起时，克洛可夫斯基再次发布命令说。大家顺从地挪动身子，相互靠近，开始交谈起来。全是无话找话，废话连篇。这里谈今年冬天降雪的事，那里谈最近的伙食情况，还谈到了一位女士某次神秘的或是公开的旅行。谈话一半淹没在音乐声中，时断时续，忽高忽低，人为地维持着生命。就这样过去了好几分钟。

一张唱片还未播完，埃莉就开始剧烈地抽搐起来，全身都在颤抖。

她喘着气，上身向前倾，前额碰到了汉斯·卡斯托普的前额。与此同时，她的两臂带动后者的双臂，一会儿向前伸，一会儿向后拉，做出一种特别的汲水动作。

“神智昏迷了！”克勒费特小姐内行地报告说。音乐声哑了，交谈中断了，室内突然一片寂静。大家听到克洛可夫斯基大夫拉长的柔和的男中音问道：

“是霍尔格来了吗？”

埃莉重又颤抖起来，身子在椅子上晃来晃去。汉斯·卡斯托普随后感觉到她的两只手牢牢地握住了他的手。

“她握住了我的两只手。”他对大家说。

“是他，”克洛可夫斯基纠正他说，“是他握住了您的手。此刻是他在这里——我们欢迎你，霍尔格。”他激动地继续说。“我们热烈欢迎你，好伙伴！你想想吧！前次你在我们这儿时，曾经答应把我们提出的任何一个亡魂召来，不论是男的还是女的，让我们尘世的眼睛能够看到他。

你是否愿意并且感到能够在今天履行你的诺言？”

埃莉又是一阵颤抖。她喘着气，迟迟不回答。她拿起对方握着的两只手放到自己的前额上停了片刻，然后凑到汉斯·卡斯托普的耳边悄悄地送进去一声热乎乎的“是！”

说话的气息直接送进了他的耳内，使我们这位朋友产生了一种表皮上的恐慌感，民间把这称之谓“鸡皮疙瘩”。宫廷顾问有一天曾对他解释过它的性质。我们说它是一种恐慌刺激，为的是把这种纯身体感觉与心理感觉区别开来，因为这里不是令人恐惧的问题。他大约先是这样想的：“哎，她一定是搞错了！”同时他又突然感到一阵激动，一阵震颤，一阵令人困惑的激动和震惊，一种由困惑也就是由误会产生的感觉：一位年轻的少女居然凑到他耳畔说了一声“是”，而他此刻正握着她的两只手。

“他说了一声‘是’。”他一边向众人报告，一边羞怯不已。

“那就好，霍尔格！”克洛可夫斯基大夫说，“我们相信你的话。我们大家相信你会说到做到。我们要求显灵的亲人名字立刻就会告诉你。

伙伴们，”他向大家转过身去说道，“请说吧！有谁已经准备好了愿望？

我们的朋友霍尔格应该让我们见哪个人呢？”

沉默无语。每个人都在等着别人说话。最近几天来每个人肯定考虑过要见什么人，但是询问没有得到回答。也就是说，希望见到一位亡故的人，毕竟是一件复杂而棘手的事。坦率地说，这种愿望根本就不存在。

它是一个误会。准确地说，它像要证明的事情本身那样是不可能的，撇开绝对的、非现实的性质不说，那是完全不可能的。我们所说的悲痛，也许不仅指因为不能使死去的人重新复活而感到痛苦，而且也为了不能有这种妄想而感到痛苦。

大家暗地里感到，这儿做的事也许并不是真正的、实际的复生，而是在演出一场纯粹是悲喜交加的戏剧，不过是想在戏剧里看看那些亡故的人。这是不容置疑的。当他们想到每个人都要提一个愿望时，又担心起来，宁愿推给自己身旁的那个人去做。汉斯·卡斯托普也是如此。虽说他听到过夜晚那个善良而宽容的“请吧，请吧”声，但他还是克制着自己，准备最终把这个优先权让给别人。由于冷场的时间拖得太久，后来他才把头转向主持人，用沙哑的声音说道：“我想见见已故的表兄约阿希姆·齐姆逊。”

大家感到一阵轻松。所有在座的人中只有丁富博士、捷克人文策尔和降神人自己不认识这个被要求显形的人。其他人，即费尔格，魏萨尔，阿尔宾先生，检察官，马格努斯夫妇，施托尔太太，莱薇小姐，克勒费特女士，全都高兴而热烈地鼓掌同意，连克洛可夫斯基大夫也点头表示满意，虽说他与约阿希姆的关系始终是冷冰冰的，因为后者表明不太乐意接受他的分析。

“很好，”克洛可夫斯基大夫说，“你听见了吗，霍尔格？生前您并不熟悉这个人。你在阴世可认得出他？是否乐意把他给我们领来？”

紧张的期待。睡着的埃莉身子晃动了，喘着气，全身颤抖。她似乎是在寻找，在斗争。她的身子晃来晃去，时而凑到汉斯·卡斯托普的耳边，时而凑到克勒费特女士身边，悄悄地说些无法听懂的话；最后，汉斯·卡斯托普感觉到了她两只手的压力，表示出“是”的意思。他向大家报告了这个情况——

“好呀！”克洛可夫斯基大夫大声说，“工作吧，霍尔格！音乐！”

他大声喊道，“交谈！”他再次作了催眠，使期待的人不会产生思想痛苦和有压力的感觉，只会有助于把事情的注意力变得无拘无束，轻松自如。

此时此刻是最奇特的时刻，是我们年轻的主人公生命中至今没有经历过的时刻。尽管我们还不完全清楚他的未来命运，尽管我们将在这个故事的某个时刻失去他，让他从我们眼前消失掉，但我们可以认为，它绝不会永远是他经历的最特别的时刻。

我们要说，这个时刻有几个小时之久，具体说有两个多小时，包括霍尔格中断工作的短暂时间在内，确切地说，包括少女埃莉中断“工作”

的短暂时间在内。——这个工作，持续的时间长得简直吓人，以致后来大家对取得成功表现出丧失了信心，出于纯粹的同情心感到试验已足够了，有个短暂的时刻希望予以放弃。因为她看上去十分艰难，确实令人怜悯，认为强加于她的工作超过了他孱弱的体力。我们这些男子汉，如果不想回避通情达理的想法，从某种生活境况出发，会感到这种怜悯无法忍受，十分可笑，谁也不会接受。我们胸中想爆发出“够了！”的愤慨也许是不恰当的，因为“它”没有也不可以就此够了，一定要这样和那样地表演到底。人们一定会理解我们所讲的丈夫身份和父亲身份，会理解我们所讲的分娩情况。实际上，埃莉的搏斗就像分娩一个模样。的的确确，不会搞错。就连那些还不知道这种事的人也会辨认出来，例如年轻的汉斯·卡斯托普就是如此。他没有回避生活，也从这个形象里认出了这种神秘的器官行为。——这是一种何等形象！为了何种需要！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在红色灯光照明下，一一呈现在兴奋的产房里的情节，无论是穿了宽大睡衣、光着两只臂膊作为产妇的少女，还是留声机里不停地播放的轻松音乐，以及坐成半圆形的人们奉命制造的交谈，除了说它是骇人听闻之外，不可能有其他更确切的表达。人们对着那个正在搏斗的人不断传去兴奋而愉快的叫喊声：“喂！霍尔格！加油！一定会成功的！”“别松劲，霍尔格，坚持到底，一定会成功的！”我们在这里绝不排除“丈夫”的身份和处境——如果我们可以把提出愿望的汉斯·卡斯托普视为理所当然的丈夫——这位丈夫把“母亲”的双膝夹在自己的两腿之间，把她的一双手握在自己的手里。这双小手汗湿淋淋，和过去小莱拉的那双手一样，使他不得不经常重新握住，使之不会从他的手里滑出去。

因为这两个人背后的壁炉正在熊熊燃烧，放射出灼热的暖流。

既神秘又庄严吗？唉，不。吵吵嚷嚷，十分无聊！在昏暗的红色灯光里，眼睛正好适应了看清整个房间里的情况。这种呼喊声令人想起了救世军的鼓动方法，也令人想起了像汉斯·卡斯托普这样的人，他从未参加过这些狂热信徒们的祈祷仪式。它是那么不可思议，那么神秘，令身受者不由得虔诚起来。但这种场面绝不具有阴森可怖的含义，而只具有一种自然的、器官的含义——由此更接近亲密的亲属关系。这点我们已经说过。埃莉的搏斗是阵痛式发作的。静下来的时候，她无力地侧身倒在椅子上，处于不可接触的状态，克洛可夫斯基把这称之为“深度昏迷”。继而她又会突然醒来，喘着粗气，身子甩来甩去，对她的监视人又挤又挣扎，凑到耳畔悄悄说些激动的和无意义的话。身子往边上甩去时，似乎有什么要从她自身挣脱出来。她把牙齿咬得咯咯响，有一次还咬了汉斯·卡斯托普的袖口。

这样过去了一个小时，足有一个多小时。活动的主持人感到为了大家的利益，有必要休息一次。出于让大家轻轻松松的想法，也为了爱惜留声机，捷克人文策尔熟练地弹起了吉他，发出叮咚叮咚的声音。他把留声机搬到了边上。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放开了相互握着的手。克洛可夫斯基大夫大步走到墙那里，拧亮了天花板下的大灯。白色灯光耀眼刺目，使大家笨拙地闭上了夜间的眼睛。埃莉向前伛着身子，仍然没有醒来，脸几乎是埋在怀里。大家看着她异样的动作，似乎正在做一件他们熟悉的事。汉斯·卡斯托普十分惊奇而专心地看着她。她用一只握着的空手在自己的腰部抓来抓去达几分钟之久——一只手仍在继续做着汲水或是耙地的动作，仿佛是在拖拉和收集什么东西。——后来，她又痉挛抽搐了几次，同时睡眼惺忪地朝灯光看看，微微一笑。

她微微一笑——妩媚而又深沉。为她的劳累表示怜悯看来实际上是多余的。她看上去并不特别精疲力竭。也许她一点也想不起来了。她坐在克洛可夫斯基大夫供病人坐的那张椅子里，就在窗户旁那张宽阔办公桌的背后，位于大夫和挡住沙发睡榻的屏风之间。她把椅子转了过去，让一只手臂撑在桌面上，眼睛看着室内。在整个十五分钟的休息期间，她就这样坐在那里一言不发，许多双激动的眼睛看着她，还不时有人担忧地点头鼓励她。

这是一次真正的休息——见到了已经完成的工作，怀着稍稍的满足，心情轻松。先生们打开了他们的烟盒，乐滋滋地抽起烟来。这里和那里都有人站在一起，谈论这种试验的性质。许多人因怀疑它的性质而感到若有所失。最终一定会让人见到一无结果。也有许多迹象足以完全消除那种担心情绪。那些坐在半圆形另一头的人，即坐在克洛可夫斯基大夫附近的人，一致认为多次明明白白地感觉到了那种凉飕飕的气息。

每当即将发生这些现象时，这种气息就从降神人的身上传到某个确定的方向。其他人说发觉了一种发光现象，是白色的光点，流动的力量束，好多次出现在屏风的前面。总之，不能松劲！不能退却！霍尔格答应过，没有理由怀疑他的话不会兑现。

克洛可夫斯基大夫发出了重新开始的信号。其他人再次回到他们的座位时，他自己也陪同埃莉回到她的“刑讯椅”上去，边走边抚摸她的头发。一切情况照旧重演。虽然汉斯·卡斯托普提出把他从第一监视人的岗位上替换下来，但被试验的主持人坚决拒绝了。后者说，他的目的在于要保证提出愿望的人获得直接的感受，完全排除降神人的任何欺骗手腕。于是，汉斯·卡斯托普不得不重新接受监视埃莉的特殊岗位。灯熄灭了，亮起了幽暗的红色灯光。音乐重又响了起来。几分钟后，埃莉就开始激烈抽搐，做出汲水和打气的动作。这次是汉斯·卡斯托普报告埃莉的“昏迷”状态。骇人听闻的分娩又在继续它的进程。

分娩进行得何等可怕和艰难！它似乎不想顺利出生——能分娩吗？

何等荒唐！这里的母亲从何而来？分娩——怎么分娩？分娩什么？“救命呀！救命呀！”埃莉喘着气，她的阵痛又变成有害的、灾难的持续性抽搐的危险，助产学家把这称之为“惊厥”。这时，她不断呼叫克洛可夫斯基大夫，要他把两只手放在她身上。他一边照办，一边极力鼓励她。

磁化——如果有此作用的话——增强了她继续搏斗的力量。第二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弹起吉他时，留声机上薄薄的乐声还在室内回荡。夜猫眼重又适应了室内明亮的灯光。此刻，发生了一起意外事件——是由汉斯·卡斯托普引起的。

他提出了一项动议，讲出了一个其实开始时就怀有的愿望和想法。

要有可能，他早就说出来了。埃莉正举起两只手捂着脸，处于“深度昏迷”之中。文策尔先生正准备掉换唱片，或者说把唱片翻过身来。我们这位朋友决心开口了。他说，请允许他提个建议——虽说并不重要，但接受这个建议或许会有好处。他有……就是说，“山庄”拥有的唱片财富中有这样的节目：古诺的《玛尔加蕾特》和《瓦伦廷的祈祷》，是乐队伴奏的男中音歌唱，挺令人兴奋的。他认为不妨用这张唱片试一试。

“为什么呢？”幽暗的红色灯光中传来克洛可夫斯基大夫的问话……

“气氛问题，感情问题。”年轻人回答说。那张唱片的精神很古怪，很特殊。这不过是试一试罢了。根据他的看法，不完全排除唱片的精神和特性有助于缩短这里正在进行的这件事的过程。

“那张唱片在这里吗？”克洛可夫斯基大夫问道。

不，它不在这里。不过，汉斯·卡斯托普可以立刻去把它取来。

“您怎么可以这么想？”克洛可夫斯基指出要手头现有的。怎么？

汉斯·卡斯托普想出出进进，把唱片取来后再开始中断的工作吗？他这人太没有经验了。不，这是全然不可能的，会把事情搞糟的，一切又得从头做起。精神的科学也不准许有这种随意出出进进的想法。门是锁上的。钥匙在他克洛可夫斯基的口袋里。简单地说，如果唱片不在手头，那就得——他还没有把话说完，捷克人从留声机那里丢过来一句话：“这张唱片在这里。”

“是指这里吗？”汉斯·卡斯托普问道……对，是在这里。《玛尔加蕾特》，《瓦伦廷的祈祷》。瞧，它意外地混在这只薄薄的唱片盒里，没有按照编目放进绿色的第二号歌剧唱片盒去。它偶然地、意外地、乱糟糟地开了一个令人高兴的玩笑，只要把它放上去就行了。

汉斯·卡斯托普对此说了什么呢？他什么也没有说。只有大夫说了声“那就更好”。许多人应声附和。唱针发出磨擦的响声，盖子落下去了。开始传来男人们的齐唱声音：“因为我应该此刻离开——”

谁也没有说话，大家在侧耳倾听。歌声一响起，埃莉重新开始了她的工作。她突然惊起，颤抖着，呻吟着，拽拉着，又一次把汗渍渍的双手放到前额上。

唱片在旋转，转到了中间部分，节奏在跳跃。那是斗争和危险的时刻，法国式的勇敢和虔诚。这部分过去后，接下来是结尾。乐队演奏加强，重复开头部分，宏量的声音：“啊，天主，请听我的恳求——”

汉斯·卡斯托普忙着对付埃莉。她直立起来，用狭小的咽喉吸进空气，然后喘着粗气昏倒了，一动也不动。他忧心忡忡地向她俯下身去，这时却听到施托尔太太嘤嘤啜泣的声音说：“齐姆——逊——！”

他没有直起身来。他的嘴里出现了一种苦涩味。他听到一个低沉而冰冷的声音回答说：

“我早已看见他了。”

唱片播放完了，最后一个吹奏和弦消失了。但谁也没有去关上唱机，唱针仍在唱片中央悄无声息地空空走着。汉斯·卡斯托普这时才抬起头来，向四处搜索。他的一双眼睛循着正确的道路。就在大家身后的一边，室内比先前多了一个人。红色灯光在那里融进了一片黑暗，使目光无法穷尽。宽阔办公桌的背面和屏风之间，面对房间的一张大夫转椅上，也就是埃莉休息时坐过的那张椅子上，约阿希姆正坐在那里。他的脸上有一对酒窝阴影，留着最后几天的战争胡子，藏在胡子里的嘴唇丰满而自豪地隆起。他仰身向后坐着，一条腿搁在另一条腿上。尽管有帽子遮着，仍然可以看出他的脸庞憔悴。这是痛苦的印记，男子汉认真和严肃的表情。一双眼睛上方的前额有两条皱纹，深深陷在骨窝里，但它无损于这对美丽乌黑的大眼睛闪烁出敦厚的目光，文静而亲切地窥视着汉斯·卡斯托普，独独注视着他一个人。他的帽子显得很特殊，别人无法理解。

从他的帽子下面还可以认出他从前的小小忧愁和那一对招风耳。表兄约阿希姆不是平民，他的佩剑似乎靠在架起来的大腿旁，两只手握着，可以看得出一只手似乎握的是武装带上的手枪。但他穿的并不是真正的军服，既没有光泽，也看不出是什么颜色。衣服是暗纽翻领，两侧有两个口袋，下方挂着一枚十字勋章。约阿希姆的脚显得很大，两条腿却很细，看上去裹得很紧，但不是军人式的，更类似运动员的样子。帽子又是咋样呢？看上去仿佛约阿希姆在头上套了一只军用钵或是一只锅子，用一根帽带扣在下巴上。它显得陈旧老式，像雇佣兵似的，十分奇特的前线士兵服装。

汉斯·卡斯托普感觉得到埃莉·布兰德呵在他手上的呼吸，一旁是克勒费特小姐急促的呼吸。除此以外什么也听不见，只有播放完以后仍然在转动的唱片在针头磨擦下不停地发出轻微的沙沙声，谁也没有去让它停下来。他没有环视他的伙伴，不去看也不想知道他们的表情。他仍然前倾着身子，越过放在他膝上的两只手和脑袋，透过幽暗的红光，呆呆地看着坐在椅子里的不速之客。顷刻间，他觉得似乎要翻胃，喉咙收缩着，腹内在抽搐，一下子打了四五个冷嗝。“请原谅！”他内心悄悄地说。继而他的眼睛也翻了过去，什么也看不见了。

他听到有人低声地说：“您叫他呀！”他听到是克洛可夫斯基大夫男中音的声音认真而快活地在呼叫他的名字，说着重复的话。他没有照他说的去做，反而把埃莉面庞下的两只手抽回去，突然站了起来。

克洛可夫斯基大夫又在呼叫他的名字，这次听上去很严厉，是教训人的口气。汉斯·卡斯托普却大步走到楼梯口大门那里，果断地拧亮了天花板下的白光吊灯。

埃莉·布兰德吃惊地跳了起来，倒在克勒费特小姐的怀里，不住地抽搐。那张椅子上空空如也。

汉斯·卡斯托普朝站在那里表示抗议的克洛可夫斯基走过去，一直走到他面前。他想说话，嘴唇却没有发出声来。他的脑袋做出生硬果断的姿势，伸出了一只手。他拿到钥匙后朝大夫像威胁似的点了几下头，然后转过身去，离开了房间。

狂 躁

如同以往几年那样，“山庄”国际疗养院里有个幽灵在作祟。它直接脱胎于魔鬼，我们称呼过它凶恶的名字。汉斯·卡斯托普对此早有预料。他以一个旅行受教育者的好奇心研究过这个幽灵。不错，耗费巨大精力加入病友们热衷的这项活动，其本身就含有许多令人忧虑之处。再说，它像过去那样，先是像病菌似的出现在这里和那里，不久就成了普遍现象。研究现在广为蔓延的性质，从汉斯·卡斯托普的品行来说，他是不会吝惜精力的。尽管如此，他也吃惊地注意到，只要去上一会儿，连他的表情、说话和举止也会受到感染。这个小圈子的人谁都无法幸免。

说的究竟是什么？刮的是什么风？——吵架瘾，危机性的神经质，莫可名状的焦躁。普遍的现象是恶毒的话语交锋，大发脾气，直至动手打架。个别人和集体之间每天都发生激烈的争吵和破口大骂，其特点是未参加者不仅不对当事人表示反感或者予以劝阻，反而采取偏袒的同情态度，内心同样加入了进去。一个个脸色苍白，全身发抖，眼睛射出敌意，激动得嘴巴都扭歪了。别人还十分羡慕刚才当事人大吵大嚷的权利和理由。扭曲的兴趣，和他们备受折磨的心灵及身躯一模一样。谁要无力躲到孤独中去，就会无可救药地卷入这个漩涡。“山庄”疗养院里不断发生无聊的冲突，当着竭力调解者的面相互指控。令人吃惊的是，院方自身也轻度地陷入了粗暴的吼叫。人们离开“山庄”时的心境正常，回来时就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情绪了。“好样儿的俄国人席”上有个成员来自明斯克，是一位相当有教养的女士，年纪尚轻，患有轻度疾病，到这里才三个月的时间。有一天，她下山到一家法国女衬衫店去买东西。

她在那里和女店主吵了一架，回到大楼时激动无比，很快就大咯血，以后再也无法治愈。她的丈夫获悉后赶来，被告知她永远永远地留在山上了。

这仅是发生的众多事件中的一例。我们不得不继续列举这方面的事例。我们中有人一定还记得那个戴圆形眼睛的学生，或者说萨洛蒙夫人桌上以前的那个学生。这个可怜的年轻人习惯于把盘子里的食物切成一小团一小团，然后叉着往肚里一口一口地吞下去，还不时用餐巾纸去擦他厚厚的眼睛片。他——仍是一个学生，或者说是以前的学生——就这样一直坐在这里，边吞食边擦眼镜，没有必要去对他作哪怕是匆匆的一瞥。但是现在，就在一天早上进早餐时，出人意料地，即所谓像晴天霹雳似的发生了一次偶然事件。他勃然大怒，引起了众人的注意，整个餐厅的人都站了起来。他坐的那个地方声音很响，吵得很凶。他脸色发白，对着站在他身旁的那个矮个子女服务员大叫大嚷。“您在撒谎！”他用响亮而刺耳的声音气呼呼地叫嚷说。“茶是凉的！您给我送来的茶冰凉冰凉，我不要这茶。您在撒谎之前也不尝一尝，看看这是不是温热的洗碗水。正派人是绝不会喝的！您怎么敢给我送冰凉冰凉的茶来！您怎么可以有这样的想法，认为可以把这种不冷不热的饮料给我送来，期望我会喝它？！我不喝！我不要喝！”他尖厉刺耳地叫喊着，并用两只拳头像擂鼓一般敲打着桌子，桌上的杯盘匙叉跳起舞来，发出叮叮当当的磕碰声。“我要喝热茶！我要喝滚烫的茶！这是我在人类和上帝面前的权利！

我不要冷的，我要滚烫的。冰凉的茶哪怕我只喝一口，也会当场死去——您这该死的傻瓜！”他突然尖叫一声，仿佛猛地挣脱了最后一根缰绳，获得了彻底的自由，兴奋地狂奔起来。他朝埃梅伦蒂娅举起双拳，露出满是唾沫的牙齿。接着，他继续敲打桌子，用脚跺地，大吼大叫说“我要”，“我不要”。这时餐厅里的情况一切如前，可怕而紧张的同情站在狂怒的学生一边。当时有几个人跳起身来，握着拳头，龇牙咧嘴，眼睛发红地看着他。其他人则坐在那里，脸色发白，眼睛向下，身子发抖。

直到那个学生精疲力竭地坐了下去，面前放着一杯换过的茶，尚未端起来喝，他们还没有恢复常态。

还有什么？

有个男人来到了这个“山庄”集体。他原为商人，年方三十岁，发高烧不退，几年来住过众多疗养院。此人是个反犹分子，反犹太主义者，还是个运动员，而且乐此不疲。反对犹太人是他生活的骄傲和内容。他曾经是商人，现在不再是了。他在世上什么也不是了，但仍然是犹太人的敌人。他的病很重，咳得相当厉害，现在咳得仿佛是在用肺打喷嚏，重而短促，绝无仅有，令人可怕。尽管如此，他不是犹太人，这是他本人的优点。他名叫维德曼，是个基督徒的名字，一身清清白白。他订有一份杂志，名为《雅利安火炬》。他的话是这样开场的：“我到了某地某疗养院，在空气新鲜的卧疗室里正要躺下，想起问是谁躺在我左边的那张椅子里？是希尔施先生！右边躺的是谁？是沃尔夫先生！我理所当然地立即离开了那里。”还有诸如此类的话。

“你有什么理由这么做！”汉斯·卡斯托普暗暗厌恶地这么想。

维德曼的目光近视而不怀好意，看上去邪恶而畸形，仿佛紧靠鼻子前面挂着一个流苏，眼睛老是恶意地乜斜着它，却看不到它后面的东西。

无法压抑的妒意变成了出奇的猜疑和极端的迫害狂，使他要把可能潜伏的或藏匿在他周围的一切污浊东西揭露出来，让它出丑。不管他走到哪里或站在哪里，总要嘲讽、怀疑和吼叫。总之，竭力抨击一切不具有优点的事物成了他的日常生活，只有他才是唯一的优点。

我们刚才暗示过的体内情况，使这个男人变得异常糟糕，使他无可奈何地到这里来遇上了不具有他维德曼优点的生活，从而在其影响下发生了一场有汉斯·卡斯托普在场的痛苦争吵。它就是我们在此要描述的另一起事例。

因为还有另外一位男人——此人没有什么要予以揭露的——情况一清二楚。此人名叫索南舍因，由于这个名字过于“肮脏”，索南舍因本人从第一天起就成了维德曼鼻子前面挂着的流苏，不时恶意地乜视着它，用拳头去打它。但他除了能让流苏晃动以外，却无法赶走它，从而更为激怒了。

和别人一样，商人索南舍因在家患了病，同样病得很重，病得很厉害。他为人和蔼可亲，并不愚蠢，生性好开玩笑。他憎恨维德曼的嘲讽和他揍打流苏的行为，不久就成了他的痛苦根源。一天下午，所有的人争相拥到餐厅去，因为维德曼和索南舍因在那里疯狂地野兽般地打了起来。

当时的景象是够可怕和可怜的。他们像小男孩似的又打又闹，达到了成人男子那种绝望的地步。他们相互用爪子抓对方的脸，揪对方的鼻子，卡对方的咽喉。他们一边对打，一边相互揪住对方，在地上可怕而毫无顾忌地滚来滚去，还互相唾沫，又踢又踩又撕扯，没命地对打，满嘴都是唾沫。匆匆赶来的办公室人员费了很大的劲才把这两个又咬又抓的人隔开。维德曼流着口水，满脸伤痕，鲜血淋淋，根根头发竖得笔直。

汉斯·卡斯托普还从未见过这类情况，不相信会发生这等事。维德曼先生的头发又粗又硬，怒气冲天地走掉了。索南舍因先生的一只眼睛紫块斑斑，满头黑发被扯掉了一束，空缺处还在流血。他被领进了办公室，双手捂着脸，十分伤心的哭泣着。

凡是看到维德曼和索南舍因厮打的人，过了几个小时后身子仍在发抖。不过，如果把这起糟糕的事和真正的决斗相比，它还是一件令人宽慰的好事。这场决斗同样发生在这个时期。仅仅为了名誉的缘故，其行为的发生如同名称一样令人可笑。汉斯·卡斯托普并不是全过程都在场，而是通过“山庄”大楼内外有关此事的文书、声明和记录，才了解了其复杂的和戏剧性的发展过程。也就是说，此事不仅在当地、在州里和在国内传开，而且还作为研究资料传到了国外，传到了美国。有一点可以肯定，那里的人既不会也不想对这件事表示出一点兴趣。

这是一起波兰人的事件，一场乱哄哄的决斗，发生在一伙波兰人的圈子里。他们最近才来到“山庄”，占领了“好样儿的俄国人席”。（这里附带提一下，汉斯·卡斯托普并不坐在那里。他先搬到了克勒费特小姐桌上，继而到了萨洛蒙夫人桌上，后来又坐到了莱薇小姐桌上）。一般说来，他们都是清一色有教养的和彬彬有礼的人，只要皱皱眉头，一切就已心中有数——其中有一对夫妇，还有一位与另一名男子有密切关系的小姐，其他都是贵族。他们的名字是：封·楚塔夫斯基，封·西斯齐恩斯基，封·罗辛斯基，米歇尔·洛迪戈夫斯基，莱奥·封·阿萨佩蒂安，还有其他人等。他们此刻正在餐厅里喝香槟酒。某个名叫雅波尔的人当着其他两位贵族的面谈了有关封·楚塔夫斯基先生的夫人以及那个与洛迪戈夫斯基先生十分亲热的名叫克吕洛夫小姐的一些不可复述的事。由此导致了采取的步骤、行为和形式，构成了向国内外广为散发的那些书面材料的内容。汉斯·卡斯托普读着：“声明。译自波兰文本。

“——19××年3 月27 日，斯坦尼斯拉夫·封·楚塔夫斯基致函安东尼·西斯齐恩斯基博士和斯特凡·封·罗辛斯基，请求以他的名义转告卡西米尔·雅波尔先生。鉴于卡西米尔·雅波尔先生在和约努斯茨·特奥费尔·莱纳尔特及莱奥·封·阿萨佩蒂安谈话时，对其夫人雅德维加·封·楚塔夫斯基有‘严重侮辱和诋毁行为’，按照名誉赔偿法的规定，特要求与他进行决斗。

“上述谈话发生在11 月底。封·楚塔夫斯基于数日前获悉后，立即采取步骤，以便使侮辱的事实及性质得到完全证实。昨天，即19××年3 月27 日，通过那次谈话的直接见证人莱奥·封·阿萨佩蒂安的口述，确证了那些诋毁和侮辱的话语及暗示。之后，斯坦尼斯拉夫·封·楚塔夫斯基先生果断地致书署名人，授权他们向卡西米尔·雅波尔转达准备施行名誉保护法的事宜。

“署名人发表下述声明：

“1.根据19××年4 月9 日起草的文书，茨德古尔斯基和塔杜伊茨·卡迪伊先生对拉迪斯拉夫·戈杜莱克岑尼控告卡西米尔·雅波尔一事在莱姆贝格起草的文书，根据19××年6 月18 日名誉保护法庭就上述事件确认两个文本完全一致的声明，由于卡西米尔·雅波尔先生一再重复与名誉这一概念不相称的行为，不能再被视为一个有教养的人。

“2.署名人考虑到上述情况造成的后果十分严重，确认卡西米尔·雅波尔先生已绝对不再具有进行任何决斗的资格。

“3.署名人认为，对一个已排除在名誉概念之外的人主持决斗事宜或者予以转达是不恰当的。

“鉴于上述情况，署名人提请斯坦尼斯拉夫·封·楚塔夫斯基先生注意，对卡西米尔·雅波尔先生通过名誉保护法的途径处理此事是不可取的，为此建议他改由司法途径办理，以防由于卡西米尔·雅波尔先生不能进行决斗而造成其他损害。

“安东尼·西斯齐恩斯基博士，斯特凡·罗辛斯基署名。”

汉斯·卡斯托普继续读道：

“记录书。

“关于斯坦尼斯拉夫·封·楚塔夫斯基先生、米歇尔·洛迪戈夫斯基先生

“和卡西米尔·雅波尔及约努斯茨·特奥费尔·莱纳尔特之间的事件发生的经过情况的证人。地点：疗养院的酒吧。时间：19××年4 月“根据斯坦尼斯拉夫·封·楚塔夫斯基先生委托他的代表安东尼·西斯齐恩斯基博士和斯特凡·罗辛斯基两位先生就卡西米尔·雅波尔19××年3 月28 日一事所作声明，经过认真考虑，深信对卡西米尔·雅波尔先生‘严重侮辱和诋毁’他夫人雅得维加一事不能进行决斗，改为对他采用司法惩处手段。

“由于：

“1.有足够理由怀疑卡西米尔·雅波尔按照目前情况不会出庭受审，考虑到他系奥地利公民，不仅难以对他进行司法惩处，而且是完全不可能的。

“2.此外，对雅波尔进行司法惩处并不能抵偿卡西米尔·雅波尔先生对斯塔尼斯拉夫·封·楚塔夫斯基及其夫人雅德维加的名誉和家族施加侮辱造成的损害。

“3.在间接获悉卡西米尔·雅波尔拟于次日离开本地的消息后，斯坦尼斯拉夫·封·楚塔夫斯基先生为此选择了最佳捷径，并确信是最彻底的和最符合当前情况的途径：

“于19××年4 月2 日晚上7 时半至7 时3 刻之间，当着他夫人雅德维加、米歇尔·洛迪戈夫斯基、伊格恩·封·梅林先生的面，揍了卡西米尔·雅波尔几个耳光，当时他正和约努斯茨·特奥费尔·莱纳尔特及两个不相识的姑娘一同坐在此处疗养院的美国酒吧间喝酒。

“接着，米歇尔·洛迪戈夫斯基同样打了卡西米尔·雅波尔几个耳光，还补充说那是为严重侮辱克吕洛夫小姐和他本人而打的。

“随后，米歇尔·洛迪戈夫斯基为封·楚塔夫斯基先生和夫人遭到的不应有侮辱打了约努斯茨·特奥费尔·莱纳尔特先生的耳光。接着：“没有任何片刻犹豫，斯坦尼斯拉夫·封·楚塔夫斯基为他的夫人和克吕洛夫小姐受到的可耻诋毁再次打了约努斯茨·特奥费尔·莱纳尔特先生几记耳光。

“发生此事的整个过程中，卡西米尔·雅波尔和约努斯茨·特奥费特·莱纳尔特的表现完全是被动的。

“米歇尔·洛迪戈夫斯基，伊格恩·封·梅林署名。”

内心情况不允许汉斯·卡斯托普像往日那样为这种合法打耳光的快速火力放声大笑。他阅读材料时全身都在发抖。一方是无可指责的行为，另一方表现出下流无耻、软弱无力和不知羞耻。两份书面材料呈现在这位读者眼前，没有生命但印象深刻，使他激动不已。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的感觉。到处都在起劲地研究波兰人的决斗，咬紧牙齿谈论波兰人的决斗。卡西米尔·雅波尔的一份反传单起了一定的清醒作用。传单指出，封·楚塔夫斯基本人十分清楚，他，雅波尔那时在莱姆贝格被某些自命不凡的纨绔子弟宣布为没有进行决斗的能力。他后来采取的一切相应步骤不过是一种闹剧，因为他一开始就知道，他是不会败诉的。封·楚塔夫斯基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放弃了控告他雅波尔的打算，因为他本人和其他人同样很清楚，他的夫人雅德维加对他说了一大堆谎话。他，雅波尔可以毫不费力地提出有关事实真相的足够证据，虽说克吕洛夫小姐的诸多行为不会在法庭上带来任何光彩。此外，它只会锤炼他本人即雅波尔进行决斗的能力，更不用说还有他的谈话对象莱纳尔特作后盾。为了避免遭到危险，封·楚塔夫斯基祭起了这个没有决斗能力的法宝。他不想谈阿萨佩蒂安在整个事情中所起的作用。至于在疗养院酒吧里发生的那件丑事，他，雅波尔尽管能言善道，好开玩笑，但却是一个特别体弱的人。身强力状的封·楚塔夫斯基连同他的朋友们在体力上处于优势地位。至于陪同他雅波尔和莱纳尔特在场的两位年轻少女虽然性格活跃，但她们和母鸡一样胆小怕事。于是，为了避免一场混乱的打架和公开的丑闻，他劝说想进行自卫的莱纳尔特要冷静对待，忍受了封·楚塔夫斯基和洛迪戈夫斯基短暂的和社交性的触摸，这种触摸并未造成疼痛感觉，坐在周围的人把这理解为友好的打闹。

诚然，这样对雅波尔并无多大帮助。他的这种澄清只会从他反面肯定的事实中证明名誉的损害及其所处困境，作用是微乎其微的，更何况他并不拥有楚塔夫斯基一方的印刷条件，只能向人们散发打字机打印的副本。相反，如上所说，那个现场记录却散发到了每个人的手里，就连远离“山庄”的人也收到了。纳夫塔和塞特姆布里尼也同样收到了寄去的材料。——汉斯·卡斯托普读着面前的这些材料，吃惊地注意到他们也在怀着愤懑的和特别入迷的神情认真地读着。由于那种内心起主导作用的情况，他无法对此进行愉快的嘲讽，最多只有塞特姆布里尼会这么做。不过，这位共济会员清醒的思想对他起着感染作用，使汉斯·卡斯托普无法笑出来，使他去认真看待这种令人激动的耳光决斗。此外，缓慢好转的、一再反复的、然而是不断恶化的健康状况使他这个爱好生活的人心情更为阴沉。他诅咒他的健康状况，并为之深感愤怒、自卑和羞愧，迫使他这段时间里有好多天不得不卧床养病。

他的邻居和仇敌纳夫塔的健康状况也不怎么好，内部器官的疾病在继续发展。是身体基础的疾病——或者这么说：是身体基础的原因，使他过早结束了他的骑士生涯。他那既高贵又乏味的生活条件无法阻止病情的发展。他也经常卧床养病。他说话时，声音比杯盘跳跃发出的噼啪声还要响。发高烧时他说的话比以往更多，更尖刻，更刺人。矮子纳夫塔缺乏反抗疾病和死亡的意志，具有屈服于优势的卑劣天性。这两者都使塞特姆布里尼深感痛苦。纳夫塔对待身体状况恶化的态度不是悲伤和抑郁，而是采取一种独一无二的讥讽和好斗架势，对精神怀疑、否定和迷惘特别嗜好。它严重地触怒了别人的抑郁情绪，日益加剧了有才智的争吵。汉斯·卡斯托普自然只能讲讲那些他亲眼见到的情况。但他完全可以肯定地说，他没有错过任何一次争吵。他这个教育对象是很有必要在场的，以便点燃重要的学术讨论之火。如果他不想免除塞特姆布里尼的苦恼，不想对纳夫塔的刻薄话弃之不听，那他就得承认，他们俩的情况已经超过了一切尺度，大大超过了精神健康者的界限。

这位病人没有力量或是没有良好的愿望跨越疾病，只把世界看做是一种图画和符号。塞特姆布里尼很想把这个窃听的学生赶出房间去，或是捂住他的耳朵。令他感到愤怒的是，他竟解释说，物质对于实现这种精神实在是一种太坏的材料，努力于此乃是一件蠢事。对此会有什么结果呢？一张鬼脸！广为称颂的法国革命结果乃是一个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国家——糟糕透顶！人们希望通过万能的恐怖行为来改造它。世界共和国，它将是一个幸福社会，千真万确！进步呢？唉，这里说的是那个著名病人，他不断变换姿势，因为他说这样可以减轻病痛。那个没有得到承认的、但却暗地里广为传播的对战争的渴望就是其表现之一。它会到来的，战争，虽然它会产生与发动者预期相反的结果，但它是好的。

纳夫塔鄙视资产阶级的安全国家。秋季，正当人们在大街上散步时，突然下起雨来。他借题发挥地说，全世界听从命令似的把雨伞举到了头上。

对他来说，这是懦弱和可鄙的软弱表现，正是文明的结果。“泰坦尼克号”轮船沉没的意外事件和不祥之兆显得有遗传性，但确实令人振奋。

继而就是大声疾呼更多地注意“交通”安全。“安全”一旦受到了威胁，总会激起人们极大的愤慨。这是够可怜的，软弱无力的情爱相当驯服地附和了豺狼的粗暴，表现出资产阶级国家经济战场的卑鄙无耻。战争，战争！他是同意的。他觉得，普遍渴望战争相对说来是值得尊敬的。

可是，只要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在谈话中引用“正义”这个词，并把它推荐作为预防内政外交灾难措施的最高原则，纳夫塔就会表现出他对这种精神的怀疑和蔑视。不久前他还认为精神这东西太好了，以致在尘世不可能也不应该成功。正义！是一个值得顶礼膜拜的概念吗？是一个神圣的概念吗？是第一等的概念吗？上帝和大自然是不公正的，他们有宠儿，他们的恩赐是有选择的，给予对一个人有害的嘉奖，赋予另一个人却是轻松及平凡的命运。一个有意志的人又是怎样呢？正义对他来说，一方面是个无能的弱点，其本身就是怀疑，另一方面它又是军号声，召唤去作出不可思议的行动。依照通常的说法，人类不得不始终用这个意义上的“正义”去改正那个意义上的“正义”——这一概念的绝对性和激进主义又在哪里呢？再说，人对这个立场或另一个立场都是正义的，余下的就是自由主义了。今天，以次再也无法把狗从炉子那里引开。

正义自然只是资产阶级修辞学一个词的空洞外壳。若要成为行为，人们首先必须知道这里指的是哪一种正义：是每个人所要的正义还是对所有人一视同仁的正义。

我们在这里只是偶然从漫无边际的地方抓到了一个怎样会妨碍理智的例子。不过，如果他要谈到科学，那还要糟糕得多。——他不相信科学。他说，他不相信它，因为对一个人来说，相信它或不相信它是完全自由的。如同任何别的信仰那样，它只是一种信仰，但它比其他信仰更坏和更愚蠢。“科学”这个词本身就是现实主义最愚蠢的表现。现实主义不知羞耻，更多地认为或是装作认为人类智力中那些成问题的反应是真实的，并从中产生了无聊的、绝望的教条学，它是对人类的过高期望。能不能说一个存在的感官世界是一切自我矛盾最可笑的概念？不过，作为信条的现代自然科学仅仅靠形而上学的前提而生存，我们对组织、空间、时间和原因的认识形式是不依赖我们的认识而存在的现实关系，现象世界发生于其间。这个一元论的命题是对精神所能要求的最赤裸裸的无耻之尤。空间、时间和原因，用一元论的说法就是发展——这时有了自由思想无神论假宗教的中心教条。人们认为这样就使摩西的《第一经》失去了效力，以启蒙知识批驳了一个令人愚昧的谎话，仿佛地球生成时赫克尔是在场的。经验！世界的太空是否精确？原子，“最小的、不可分割的粒子”，这个可爱的教学玩笑——证实了吗？空间和时间无止境的学说真的是建立在实际经验基础上的吗？事实上，只要有一点儿逻辑学，永无止境的教条与空间和时间的现实就能获得有趣的经验和结果，即虚无的结果，即认识到现实主义是真正的虚无主义。为什么呢？出于十分简单的原因，因为任何一个数与无止境的关系等于零。

无止境中没有数，永恒中既没有持续也没有变化。由于那里的每个距离在数学上等于零，因而空间方面的无止境不可能有两个并行的点，更不用说有体积，更谈不上有运动了。他，纳夫塔指出这一点，是为了驳斥那种厚颜无耻，唯物主义科学就是这样制造了天文学的谎话，制造了“宇宙”绝对认识的渺小胡扯。可悲的人类被大力吹嘘的虚无数字赶进了自己虚无的感情，用以激发对自身十分重要的热情！因为它还可能有这样的说法，即人的理智和认识停留在尘世方面，并在这个范围内把主观、客观的经历看作是现实的。可是，由于他们玩弄所谓的宇宙学和宇宙进化论，滑进了永恒之谜，玩笑也就中止了。狂妄达到了它令人愤慨的顶峰。从地球上按照数学概念1018 公里或者也称光年来计算任何一个星球的“距离”，还自以为用这样的数字大话使人的智力认识了无止境和永恒的本质，从根本上来说，这是多么卑鄙下流的胡闹啊！——其实，无止境的数、永恒的持续和时间距离完完全全、地地道道什么也不能达到，相反它远离自然科学的概念，更多地意味着扬弃了我们所说的那个大自然！的的确确，一个天真的孩子相信星球是天幕上的空洞，永恒的光亮是从那里照耀进来的。对这个孩子来说，它要比整个空洞的、令人反感的和狂妄地胡扯什么“宇宙”的一元论科学好上几千倍！

塞特姆布里尼问他，就他而言，他对星球是否也这么认为的。他对此回答说，他保留一切同意或怀疑的自由，从而让人再次看到了他对“自由”是怎么理解的，会把这个概念引导到哪里去。如果仅仅是塞特姆布里尼一个人有理由担心汉斯·卡斯托普会觉得这一切值得一听就好了！

纳夫塔的恶毒用心正在等待时机，窥伺不可阻挡的进步存在的弱点，以证明当事人和开拓者是倒退回非理性。他说，航空学家、飞行员大多是相当坏的和有嫌疑的人，表现出特别迷信。他们把用以祈求走运的猪和一只乌鸦带上飞机，对着几个地方接连吐唾沫三次，还戴上幸运驾驶员的手套。如此毫无理性的蒙昧行为与他们职业基础的世界观怎么会合拍呢？——他指出，这个矛盾使他感到好玩，使他感到满足。他对此指摘了很长时间……可是，当我们在永不枯竭的东西里到处寻找纳夫塔仇视的样品时，却只有众多具体的东西可供叙述。

二月的一天下午，先生们一致约定到蒙得斯坦因去，那个地方距离他们日常生活之地约一个半小时雪橇行程。去的人有纳夫塔和塞特姆布里尼，汉斯·卡斯托普，费尔格和魏萨尔。他们分乘两辆一匹马拉的橇车，汉斯·卡斯托普和人道主义者同坐一辆，纳夫塔和费尔格及魏萨尔同坐一辆，后者坐在马车夫的边上。所有人全都把身子包裹得严严实实的，下午三点从外国人的住宿处出发，四周静谧的雪地里回响起催人启程的亲切铃声。他们沿着右侧赶路，途径圣母教堂和格拉里斯，一直向南驶去。前方飘下的茫茫大雪迅速盖住了一切，不久就只能看到勒蒂孔山脉上方远处那条浅蓝色的带子。冰冻得很厉害，山里雾蒙蒙的。他们行驶的那条路很狭窄，位于山壁和深渊之间没有栏杆的平台陡峭向上，一直伸到杉树林野兽出没的地方。只能一步一步地前进。向下行驶的雪橇经常面对面地驶来，相遇时他们不得不走下车来。拐弯处后面响起了轻柔的陌生铃声。两架马拉雪橇驶了过来，避让要求谨慎小心。快接近目的地时，映入眼帘的是马车路两边岩崖上的美丽景色。大家在蒙德斯坦因一家名叫“疗养院”的小旅馆前面下了车。他们让雪橇马车停在那里，继续向前走了几步，朝东南方向眺望斯图尔泽岩峰的景色。巨大的岩壁高达三千米，雾霭沉沉，只在某个地方的浓雾里露出一个直插苍穹的尖角，显得超凡脱俗，如同阵亡将士殿那么遥远和神圣，无法到达那里。汉斯·卡斯托普对此赞叹不已，也要求其他人这么做。他以无比折服的感情说出了“远不可达”这个词，使塞特姆布里尼感到有必要指出那个岩峰当然是可以到达的。归根到底，世上几乎没有什么是不可以到达的，几乎没有哪个地方不会被人的足迹踩遍。小小的夸大其词和自吹自擂，纳夫塔随声应答说。他提到了蒙特·埃弗莱斯特其人，是他直到今天仍在无情地反对人的好奇心，对此一直持保留态度。人道主义者为此十分生气。先生们返回“疗养院”旅社时，除他们自己的马车外，小旅社门前又停了几辆新来的已经卸去鞍具的雪橇马车。

他们可以在此宿夜。楼上是编号的旅馆房间，用餐间也在那里，土里土气的，但一定很暖和。这些郊游者向殷勤待客的女店主订了小点心：咖啡、蜂蜜、白面包和当地特产蜂蜜面包。给马车夫送去了红葡萄酒。

瑞士和荷兰来的游客占据了另外一些桌子。

我们很想说，热气腾腾和美味可口的咖啡带来了温暖，使我们五位朋友中的一位引出了一场较高层次的谈话。但我们这么说还不准确，因为这场谈话其实只是纳夫塔的独白，他在别人说过几句话后就一个人包揽下来——那是一种以相当特别而又有失身份的方式进行的独白。因为前耶酥会教士只是亲切地对着汉斯·卡斯托普说话，完全没有去理会塞特姆布里尼和其他两位先生。塞特姆布里尼坐在他的对面，背对着他。

要说出他即兴谈话的题目是很困难的，汉斯·卡斯托普只是心不在焉地点头表示在听他的谈话。其实，即兴谈话并没有具体对象，只是脑子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东拉西扯，根本目的在于证明精神生活现象的多义性，证明彩虹般的大自然以及从中得出的伟大概念在斗争上的无能，要人注意地球上的绝对事物是以怎样一种闪光的外衣出现的。

充其量人们只能把他的谈话确定在“自由”这个题目上，他对此又是按照混乱的含义处理的，其中讲到了浪漫主义和十九世纪初期这个欧洲运动迷人的双重含义。只要它们没有融合成一个更高的概念，反革命和革命的概念就几乎被这个运动所扼杀。因为要把革命者的概念只和进步及顺利兴起的启蒙运动结合在一起，那当然是极端可笑的。欧洲的浪漫主义首先是一个自由运动：反古典主义的，反迂腐的，目标是反对旧法国的情趣，反对理智的旧学派，理智的卫护者把这嘲讽为戴上了假发套和扑了粉的脑袋。

纳夫塔谈到了自由战争，谈到了费希特的热情，谈到了那场轰轰烈烈的反对一个专制暴君的民族革命起义——可惜那是革命起义，也就是说，它体现了革命的自由思想。它真有趣：人们大声唱歌，挥动拳头，要摧毁革命的暴君，有利于反革命的控制，还说是为自由而这么做的。

这时，年轻的听者看到了内部和外部自由的区别或对立——同时看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即那种压迫与一个民族的荣誉是……哎，哎，是很难相容的。

其实，自由也许更多是一个浪漫主义的概念，而不是一个启蒙的概念。因为他认为人类的发展本能和狂热地强调自我与浪漫主义是相同的。个人主义的自由要求产生了历史浪漫主义的民族文化。这个文化是好战的，博爱的自由主义称它是黑暗的，虽说它到处鼓吹的同样是个人主义，只是略有不同罢了。个人主义是中世纪的浪漫主义，它深信个体和宇宙的无限重要，由此产生了灵魂不朽的学说、地心说和占星术。另一方面，个人主义又是一个自由化的人本主义问题，它具有无政府状态的倾向，至少是想保护可爱的个人，使它不致成为大众的牺牲品。这就是个人主义，这一种和那一种个人主义，是某方面的一个词。

可是，我们必须承认，对自由的激情造就了最反对自由的敌人，造就了和进步作斗争的睿智骑士。他们大逆不道，要摧毁一切。纳夫塔举出阿恩德，他诅咒工业化主义和美化贵族阶级，又举出格雷斯，他极端憎恨“基督教的神秘主义”。难道神秘主义与自由就毫无关系吗？难道它不是反经验哲学、反教条主义、反教士的？诚然，人们不是自动在等级制度中看到一个自由政权的，是它终止了不受约束的等级制度。但起源于中世纪的神秘主义证明了作为宗教改革前驱者具有自由的性质——宗教改革……嘿嘿……它本身又是自由和倒退回中世纪的混合物……

路德的行为……啊呀，它有一个长处，即以最令人信服的鲜明形象证明行为本身和行为成问题的性质。纳夫塔谈话的对象是否知道那是一种什么行为呢？举例说，这种行为就是德国大学生社团成员桑德谋杀枢密顾问科策布厄。是什么使年轻的桑德胆敢说“拿起武器”这样的犯罪话？当然是自由的鼓舞。不过，要是仔细想想，其实并不如此，而是道德狂热和憎恨非民族的伤风败俗行为。因为科策布厄重又为俄国效劳，为神圣同盟效劳。于是，桑德也许是为自由刺了一刀——根据桑德的亲密朋友中有耶酥会教士这个情况，它又颇令人难以置信。简言之，不管是什么行为，无论如何它是一种明明白白的坏手段，也无助于消除精神方面的问题。

“请允许我冒昧动问，您是否打算尽快中止您的责难？”

塞特姆布里尼的发问相当尖锐。他坐在那里，用手指像擂鼓似的敲打着桌面，这已足够令人难堪了。他的忍耐到了极点。他的身子坐得比笔直还要笔直，脸色苍白。他虽坐着，却是脚趾踮地，以致只有大腿还靠着坐椅，乌黑的目光逼视着敌人。后者佯装惊讶地朝他转过身来。

“您想说什么？”纳夫塔反问说……“我想说，”意大利人吞吞吐吐道，“——我是说，我决心阻止您长时间地用表里不一的话语非难一位赤手空拳的青年！”

“老兄，我要求您去关心关心自己说的话吧！”

“没有必要，老兄。我了解自己说的话。我的话与事实完全相符，分毫不错。我要说，您是在从精神上迷惑和欺骗一个本已思想动摇的青年。您这种瓦解道德力量的做法是无耻之尤，用话语加以鞭笞犹嫌严厉不足……”

塞特姆布里尼说到“无耻之尤”时，手掌猛击桌面，把他的椅子往后面一推，终于完全站直了身子——这对其他人是个信号，他们也刷地全都站了起来。其他桌子上的人颇感兴趣地朝这边看着。其实也仅有一张桌子的人在注意地向这边看。因为从瑞士过来的客人们早已离开了这里，只有荷兰人吃惊地偷听着这边正在发生的舌战。

此刻，他们全都身子笔直地站在我们桌旁：汉斯·卡斯托普和两个对手。站在他们对面的是费尔格和魏萨尔。五个人全都脸色苍白，眼睛睁得很大很大，嘴巴在抽搐。难道那三个非当事人就不想作些调解工作？譬如，说上句把笑话缓和一下紧张气氛，或是通过某种劝说使情况重新好转。他们没有这么做，没有作这种努力。是内心情况阻止了他们这么做。他们站在那里，全身在颤抖，两只手不由自主地握成了拳头。

就连安东·卡尔洛维奇也是这样。他曾公开宣称绝对不喜欢高声，一开始就完全放弃对这场争吵的影响作出估计——他还深信，这里已不顾一切地拉开了阵势，即使自己牵连进去也不采取任何行动，还是让事情自由地发展为好。他那善良的小胡子激烈地上下移动起来。

餐厅内一片寂静，听得见纳夫塔的牙齿咬得咯咯响。对汉斯·卡斯托普来说，它与维德曼头发根根直立的经历十分相似。他曾想过，“牙齿咬得咯咯响”那不过是一句习语，实际上是不会发生的，此刻却在静谧中真的听到了纳夫塔牙齿咬得咯咯响，一种令人极不舒服的、恼人的和离奇的响声，表明是在竭力抑止某种可怕情绪的发作，因为他没有大声叫喊，而只是气喘吁吁地冷笑着低声说：“无耻之尤？鞭笞？是道德之驴用它的角顶人了吗？我们文明的教育保护权竟是那样的赤裸裸吗？我把这称之为头一顶成就——我要蔑视地补充说一句，那是轻易取得的。因为像这样温和的嘲弄已足以把清醒的道德感觉搞得发起火来！接下来还会有文章哩，老兄！有鞭笞，还有这个鞭笞。我希望，您的文明原则不会妨碍您知道这对我是有失体统的。否则，我会被迫采取手段检验您的这些原则——”

塞特姆布里尼只是耸耸肩膀，让他继续说下去。

“哈，我看没有必要这么做。我挡着您的路，您挡着我的路——那好吧，我们把这个小小矛盾的裁决先搁置起来。目前只有一件事。您害怕雅各宾派革命经院哲学概念的国家，看上去和我十分相似：让青年人产生怀疑，抛弃范畴，剥夺他们学术道德尊严的观念，此乃一种教育性的犯罪。这种害怕太有理由了。它是因您的博爱而发生的。但愿您十分确信——事已至此。它在今天只是一件过时的东西，一个古典主义乏味的言词，一种精神上的无聊，制造出痉挛性的呵欠。清除它，老兄，准备我们新的革命吧。作为教育者的我们如果煽动怀疑，强烈地梦想着最现代化的文明，我们也许就会知道我们该干什么。只是出于极端怀疑和道德的混乱才产生了绝对化，即时代需要的神圣的恐怖，它适用于我的辩解和您的说教。其他问题是另一回事。我会说给您听的。”

“我一定洗耳恭听，老兄！”塞特姆布里尼在他的身后大声地说。

纳夫塔离开了桌子，匆匆走到挂衣架那里，穿上了皮大衣。共济会员然后一屁股坐回到他的椅子上去，用两只手把心中的话挤出来。

“叛徒！一个令人憎恶的家伙！”他气喘吁吁地说。

别人还一直在桌旁站着。费尔格的小胡子仍在上下抖动。魏萨尔的下巴都扭歪了。汉斯·卡斯托普模仿他祖父托着下巴，因为他的脖子在颤抖。大家都在想，出发时怎么没有预计到会发生这个情况。所有的人，塞特姆布里尼也不例外，大家都这么想，幸好他们是坐两辆而不是同坐一辆雪橇马车来的。因此，返回时也就不会有问题了。可是，后来呢？

“他向您提出了挑战。”汉斯·卡斯托普惴惴不安地说。

“是的。”塞特姆布里尼回答说，举目朝站在他身旁的这个人瞥了一眼，随即又把目光迅速移开，用一只手托住了自己的头。

“您接受了吗？”魏萨尔想知道……“您是问这个？”塞特姆布里尼回答说，也用目光对他审视了一会儿……“先生们，”他接着说，同时胸有成竹地站了起来。“我为我们的郊游如此结局感到惋惜，但任何人必须预计到生活中会发生这种意外事件。从理论上来说我反对进行决斗，这是就法律而言。但在实践中又是另外一回事。有些情况是矛盾的。总而言之，我一定奉陪这位老兄。幸好我在年轻时练过击剑，只要稍作练习，我的手腕重又会灵活自如。我们走吧！有关细节尚须具体商定。我估计，那位老兄已经吩咐去套马了。”

在返回途中，汉斯·卡斯托普有足够的时间进行思考，后来，面对即将来临的可怕情况又使他眩晕不已。具体地说，他后来了解到纳夫塔并不想用剑而是坚持用手枪进行决斗。——是的，他有权选用决斗武器，因为按照名誉权的概念，他是被侮辱者。我们说，对这位年轻人来说，由于许多人卷入和醉心于决斗一事，他此刻的内心状态足以使他释放出自己的智力，批评说这是一种荒唐行为，必须予以制止。

“要真是一种侮辱就好了！”他在和塞特姆布里尼、费尔格和魏萨尔谈话时大声说。纳夫塔已在归途中邀请魏萨尔作决斗的仲裁人，负责转达双方的意见。“那是一种中产阶级的、上流社会式的辱骂！一个人侮辱了另一个人的名誉，有关一个女人的事。涉及某种形式的动武，它危及生命而又无法回避，那就是侮辱！不错，遇上了这种情况进行决斗是最后的出路。如果名誉感得到了满足，事情幸运地过去了，即在双方和解地离开后，人们会认为这是一种最好的安排，对某种棘手的情况有益而适用。但他干了什么呢？我并不想袒护他，我只是要问，他侮辱了您什么？他太过分了。如他所说，他偏离了学术尊严的概念。您由此感到受了侮辱——好吧，我们就假定是这样的——”

“假定？”塞特姆布里尼先生重复道，目光注视着他……“好吧，好吧！就算他侮辱了您。但他并没有骂您呀！我要说，这是有区别的！

那是抽象的、精神的东西。精神的东西可以侮辱人，但不能以此骂人。

这是任何一个荣誉法庭受理诉讼的最大限度，我可以用主的名义对您保证。这么说，您回答他时说的‘无耻之尤’、‘严厉鞭笞’并不是骂人，因为这也是指精神而言的。这一切均停留在精神领域，它与个人问题没有任何关系，其中只有某些类似骂人的东西。精神的东西从来不会是个人问题，这是最大限度的完美解释，因此——”

“您错了，我的朋友。”塞特姆布里尼闭着眼睛接口说，“第一，您错在认为精神的东西不具有个人的性质。您不应该这么认为。”他十分优雅而又痛楚地说，“特别是您对精神的评价错了。显然您认为精神不足以产生那种冲突和激情，残酷的现实生活除去用武器进行决斗外，别无他途。这就大错特错了！抽象的东西，净化的东西，思想的东西，同时也是绝对的东西。它本来就是严酷的东西，其中包含了比社会生活更深刻而又极端仇恨的可能性，绝对而又不可调和的敌对情绪的可能性。

它甚至比你或我的这种情况更为尖锐，更为无情，比决斗、比以身躯进行搏斗的极端情况更为尖锐，更为无情。您感到惊奇吗？决斗，我的朋友，它不是一种其他‘安排’。它是最后的东西，返回大自然的原始状态，只是经过某些高雅的和表面的处理显得温和些罢了。这种情况的实质仍然是原来的东西。以身躯进行搏斗，它是每个人的事，存在于远离这种情况的天性之外，人们每天都有可能陷进去。谁要不能为思想的东西以他本人、他的手臂以及他的鲜血进行斗争，他就不是他自己。关键是要永远做一个精神完满的人。”

汉斯·卡斯托普这下可得了一顿教训。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他哑然无语，心情沉重地苦苦思索着。塞特姆布里尼的话说得冷静而又符合逻辑，但是从他嘴里说出来听上去既生疏也不自然。他的想法并不是他的想法——正如根本不是他自己要想进行决斗那样，而是从制造恐怖的纳夫塔矮子那里接过来的——它们是不自然的内心状态的一般反映，它的仆从和工具成了塞特姆布里尼先生美好的理智。既然精神的东西是严厉的，那它怎么会无情地导致兽性的东西，导致用身躯进行的搏斗进行裁决呢？汉斯·卡斯托普要么进行反对，要么试着这么做——但他却吃惊地发觉自己也不行。那种内心状态在他身上也十分强烈，他不是一个男子汉，他也摆脱不了它。它可怕而又无法抗拒地触动了他的那个记忆区，想起了维德曼和索南舍因野兽般的搏斗，绝望地在地上翻来滚去。他恐惧地意识到，万事最终只留下躯体上的东西：指甲和牙齿。是呀，是呀，人们也许不得不互相撕打。因为在骑士式的安排下，至少可以使那种原始状态变得和缓些……汉斯·卡斯托普自告奋勇要做塞特姆布里尼的决斗证人。

建议被拒绝了。不行，这不合适，也不得体。他被这样告知说——先是塞特姆布里尼优雅而痛楚地微微一笑，继而，费尔格和魏萨尔在短暂考虑后也同样认为没有特别理由这么做，认为汉斯·卡斯托普不能以这个身份参加这次决斗。例如，以第三者身份出现在决斗场，因为不准这样一个人在场也属于这种骑士方式和缓和性行为的规则。连纳夫塔也通过他的决斗代理人魏萨尔之口转达了这个意思。汉斯·卡斯托普表示同意这个意见。证人或是第三者，不管怎么说，他已尽可能对毋庸置疑的情况施加了影响，它表明是必要的。

因为纳夫塔对这些建议非常激动，他要求有五步的距离，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换三次子弹。他在吵架的当晚就通过魏萨尔转达了这个荒唐的意见。魏萨尔完全成了他狂热兴趣的发言人和代表，部分是受人委托，部分也是凭自己的兴趣。他十分固执地坚持这些条件。自然，塞特姆布里尼觉得这是无可挑剔的，但作为证人的费尔格和公正的汉斯·卡斯托普却十分不满，后者还对可怜的魏萨尔态度十分粗暴。他责问道，对一次根本不存在殴打基础的、纯粹是抽象性的决斗，翻腾出这么多乱七八糟的条条框框，难道他不感到害羞！只要有手枪就足够了，现在还提出这么多该死的细节，哪里还有什么骑士风度！是不是还要越过擤鼻涕的手帕进行射击？！距离这么近，他魏萨尔别让子弹打到自己身上，否则鲜血会足够他的嘴唇止渴的，如此等等。魏萨尔耸耸肩膀，无声地表示出正是由于存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他这么做是想解除对方的某些思想武装，对方有可能会忘记这一点。他于次日来回奔波也没有能说服把换三颗子弹改为一颗子弹。距离问题是这样商定的，决斗双方相距十五步，但有权在射击之前向前走五步。不过，这一点只是在保证绝无和解企图后才得到同意。此外，人们还没有搞到手枪。

阿尔宾先生有手枪。除了那把恫吓女士们的锃亮小手枪外，他还有一对军官用的手枪，放在一只盒子里，用丝绒布包着。那是比利时制造的白郎宁自动手枪，褐色木柄，弹仓嵌在柄内，闪烁蓝光的保险装置，锃亮的枪管，上面有个精巧微小的瞄准器。汉斯·卡斯托普曾在阿尔宾那里看见过，他违心地、纯粹是主动地自告奋勇要去向他借来。他本来并不想隐瞒这个事实，但出于名誉感没有说出来，而是直接去请求阿尔宾的骑士良知。阿尔宾先生在枪内装上了子弹，作了详细指点，还和他一起走到户外，对两支枪作了空枪试射。

做这些事都要花时间，约定日期之前的两天三夜就这么过去了。地点竟是汉斯·卡斯托普的发现，他推荐了“执政”的一个隐居之地，那里风景如画，夏日里绿草如茵。发生争吵后的第三天凌晨，待到天亮时分，就要在那里处理事务。这天的前夕，时间已相当晚，汉斯·卡斯托普才想起来有必要带一个医生同去决斗场。

他赶忙去和费尔格商量这个表明是相当棘手的问题。虽说拉达曼提斯曾经是大学生社团成员，但要请这位疗养院的院长支持这类非法行为是不可能的，何况涉及到他的病员。根本没有希望在这里找到一个愿意参加两位病员用手枪进行决斗的医生。至于克洛可夫斯基这个人，弄不明白这个唯灵主义者的脑袋在治疗伤科方面的技术是否过硬。

被叫来的魏萨尔转告说，纳夫塔已经说过了，他不想要医生。他说他到那里去，不是为了让人上石膏，不是为了让人作包扎，而是为了挨别人的枪子儿，是相当严重的事情。至于会发生什么情况，他毫不在乎，会有分晓的。这看来是个严峻的公告。汉斯·卡斯托普还在竭力理解其含义，觉得纳夫塔内心的意见似乎是并不需要有个医生。塞特姆布里尼会不会对派去见他的费尔格也这么说——别提这个问题了，他对此不感兴趣？希望敌对双方能预先对不发生流血情况取得一致意见，这并不完全是不明智的。那次舌战后已经过去了两个晚上，还有一个晚上足以使事情冷却，得到澄清。时间的进程不会使某种确定的感情状态静止不变。

明天凌晨，枪拿在手里，争执双方也许不再是那个晚上发生口角的人了。

他们最多是机械地行动，迫于荣誉观念，不会任性胡来，就像那次使性子的和十分坚信的做法。必须竭力否定他们当前的自我，防止有利于过去的自我！

汉斯·卡斯托普的考虑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可惜只在他不敢梦想的那个方面有道理，即他对塞特姆布里尼的想法是完全有道理的。即使他预料到了列奥·纳夫塔在此之前会在哪个方面改变他的计划，或是说在关键时刻会作出改变，但导致发生这一切的内心状态却根本无法阻止这个即将面临的情况发生。

在这种状态的压力下，他机械地、在荣誉感的驱使下茫然地走着。

他去参加这个场面自然是有必要的。不能让自己置身事外，不能躺在床上等待决斗的结果。第一，因为——但他对第一个原因没有作出说明，而是直接过渡到了第二原因，因为他不可以对事情听任不管。感谢上帝还没有发生什么糟糕的事情。不会发生什么糟糕的事情，可以说这是不真实的。人们必须点着灯起身，必须空着肚子，冒着严寒，走到野外去，预先就是这么约定的。末了，由于有汉斯·卡斯托普在场的影响，也许一切会突然向好的方面发展，向愉快的方面发展——以一种人们无法预见的方式发展。最好还是别去猜测以何种方式吧，因为经验告诉我们，即使最简单的事情，其发展也会与人们预先竭力想象它的情况不一样。

诚然，那是他记忆中最难受的一个凌晨。汉斯·卡斯托普身子疲乏，睡眠不足，牙齿神经质地咯咯作响。他在品性不太深的地方试图怀疑他的自我镇静力。这是十分特别的时刻……那位明斯克来的疲于争吵的女士，狂怒的学生，维德曼和索南舍因，波兰人的耳光战，一切都纷乱地掠过他的知觉领域。他无法想象，当他在场时，两个人会在他的眼前相互开枪，导致流血。可是，当他想到维德曼和索南舍因就是在他的眼前成了这样的事实，他便怀疑起自己和他的世界来，穿着皮上衣还冷得直发抖。——另一方面，每次总是这样，那种异乎寻常的感情和对那个地方的激情，连同令人精神倍增的晨风，又使他振作和活跃起来。

怀着这种复杂而又不断变换的感觉和想法，他借着“山庄”半明半暗的晨曦，从逐渐明亮的博布铁路口，沿着山坡的小径走去，来到了覆盖着厚雪的森林。他越过铁路上方的木桥，踏上了一条不是铲子而是足迹走出来的路，穿过森林向前走去。因为他走得十分急促，所以不久就赶上了塞特姆布里尼和费尔格，后者的一只手把手枪盒夹在他的斗篷大衣里。汉斯·卡斯托普毫无顾忌地加入了他们俩的行列。刚刚走到他们的身旁，他就看到了走在前面不远处的纳夫塔和魏萨尔。

“凌晨好冷呀，至少是十八度。”他好心地说，却又为自己轻率说话吓了一跳，赶忙补充说，“诸位，我深信……”

两个人默不作声。费尔格的小胡子在上下抖动。过了片刻，塞特姆布里尼停下来，拿起汉斯·卡斯托普的一只手，又把自己的另一只手压在上面。他说：

“我的朋友，我决不会杀人，我不会这么做。我将让自己迎向他的子弹，这就是我的荣誉所能要我做的一切。但是我决不会杀人，请您相信这一点！”

他放下他的手，继续往前走。汉斯·卡斯托普深受感动，走了几步后他才说：

“您真好极了，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只是另一方面……如果他那方面……”

塞特姆布里尼只是摇摇头。由于汉斯·卡斯托普想到，如果一方不开枪，另一方也就不可能冒这个险，他觉得一切由此都会十分美好，他的估计开始得到证实了。他的心情重又变得轻松起来。

他们走过了穿越山谷的栈桥，现在变得凝固无声的瀑布到夏天就是从这里冲泻而下的，它给这个地方平添了如画的景色。

纳夫塔和魏萨尔在盖着厚厚白雪的长凳前的雪地里踱来踱去。汉斯·卡斯托普还清醒地记得，他曾不得不坐在那张凳子上等待鼻子停止出血。纳夫塔在抽烟，汉斯·卡斯托普检查自己是否也有兴趣做同样的事情，发觉内心对此不存在任何爱好，由此可以断定那个人想必出于装腔作势才抽烟的。他怀着每次来到这里就会有的那种欣喜心情，环顾这个与他有着明显亲密感情的地方。在白雪覆盖的冰冻情况下，它的美并不逊色于夏日的苍翠碧绿。此刻映入眼帘的高大杉树，其树干和枝条上全都压着沉重的白雪。

“早上好！”他声音欢快地问候说，期望立即给在场的人引进一种自然的声音，有助于驱散恶魔。这一招却没有取得成功，因为谁也没有回答他的祝愿。相互问候换成了默默无声的鞠躬，姿势十分僵硬，几乎无法看清是在鞠躬。尽管如此，他仍然决心要利用他在场的这个机会。

热情亲切的气息和在冬日凌晨快步行走带来的热量，使他毫不迟疑地要用于良好目的。他说：

“诸位，我深信……”

“请换个地方去说您的信念吧。”纳夫塔冷冰冰地打断了他的话头，“请允许我冒昧地说，武器。”他说话仍还是那么傲慢。汉斯·卡斯托普顿时语塞，只得站在一边看着费尔格从他的大衣里取出那个不幸的盒子，看着魏萨尔走到他那里，把手里的那支手枪交给纳夫塔。塞特姆布里尼从费尔格手里取走了另一支手枪。接着是让出空间。费尔格喃喃地说出了要求，开始丈量距离，做出明显的标志。他用后跟在雪地上划出短短的线条作为外围线的界限，又用他自己和塞特姆布里尼的手杖画了内圈的界线。

受苦受难的好心人呀，他在做什么呀？汉斯·卡斯托普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费尔格的腿很长，跨出步子也就相应很大，从而使十五步达到一个可观的距离，虽说那里还有该死的界线，它们相互的间距并不远。

可以肯定，他说话的声音是诚恳的。然而，他采取了意义如此重大的防护措施，是出于哪一种模糊认识才这么做的呢？

纳夫塔把自己的皮大衣丢到雪地上，露出了水貂皮衬里。他手里握着枪，走到刚才用鞋跟划出的一条外线上。费尔格这时还在忙着划界线。

待到费尔格结束后，塞特姆布里尼也站到了他的阵地上，破旧的皮上衣敞开着。汉斯·卡斯托普从麻木中苏醒了过来，赶忙再次走到前面去。

“诸位，”他心情难受地说，“请不要过于匆忙！在这种情况下，我有责任……”

“请您闭上嘴！”纳夫塔冷酷地说，“我要的是信号。”

但没有人发出信号。事先没有周密商定。可能应该说一声“开始！”

偏偏对于这个应由第三者发出的可怕信号一事没有考虑，甚至一点儿也没有提及。汉斯·卡斯托普站在那里一声不吭，没有谁可以代替他。

“我们开始吧！”纳夫塔宣布说，“请你向前走，先生，开枪吧！”

他朝他的对手大声叫道，自己也开始向前走去，伸直手臂，手枪对着塞特姆布里尼，提到前胸的高度——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景象。塞特姆布里尼也做出了同样的动作。走到第三步时——对方已经走到障碍处，仍没有开枪——他把枪举得高高的，扣了扳机。刺耳的枪声激起重重回响，群山相互呼应，山谷里一片喧闹。汉斯·卡斯托普暗想：一定会有人跑来。

“您是往空中打枪。”纳夫塔竭力克制住自己的感情，一边说一边垂下了自己的武器。

塞特姆布里尼回答说：

“我高兴往哪里打就往哪里打。”

“您必须再打一次！”

“我不想打了，现在轮到您了。”塞特姆布里尼抬起头看着天空，朝旁边走了几步，不是站在正面，看上去令人感动。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他听说过不应该朝对手的身躯正面开枪，他是在按照这个规定行事。

“胆小鬼！”纳夫塔大叫大嚷地说，以此向人表明，对别人开枪比对自己开枪需要更多的勇气。他举起手枪，但不再是朝对方而是朝自己的脑袋开了枪。

一种多么令人痛心而又难忘的景象！尖厉的枪声在群山间回响，此呼彼应，如同在玩传球游戏。纳夫塔踉踉跄跄地向后晃了几步，或者说，身子向下栽去，两腿甩在前面，身子画了一个离心的右旋动作，跌了下去，脸埋进雪里。

在场的人一时目瞪口呆。只有塞特姆布里尼把手枪抛得远远的，第一个走到他那里。“多么幸福啊！”他大声叫喊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爱，我的天啊！”

汉斯·卡斯托普帮他把死者的身子翻了过来。他们在太阳穴边上看到了一个暗红色的洞口。他们看着他的脸，纳夫塔胸前的表袋里有块擤鼻涕的绸手帕，手帕的一角露在外面，人们用这块手帕盖住了他的脸。

晴 天 霹 雳

汉斯·卡斯托普和他们一起在这山上住了七年之久——对于十进制的初学者，它不是一个整数，但却是一个很好的、很方便的数字，一个神秘的美丽如画的时间躯体。人们也许可以说，对情感来说，它可能比类似那种干巴巴的半打数字会更令人满意。餐厅的七张桌子他全都坐过，每张桌子大约坐了一年时间。最后坐的是那张“差劲儿的俄国人席”，同席的有两个亚美尼亚人，两个芬兰人，一个布哈拉人和一个库尔德人。

他坐在那里时，下巴上有了一撮不久前才蓄的小胡子。那是一种金黄色的山羊胡子，难以描述它的形状，我们不得不把它理解为是他的外形表示出某种哲学性冷漠的证据。是的，我们不得不继续探索，把他这种疏忽个人的倾向与外界和他的关系作为同一个倾向来看待。“山庄”的院方已停止设想他的转移。宫廷顾问除了在早晨理论性和概括性地询问他睡得可好之外，不再特别对他问话。阿德里亚迪卡·封·米伦冬克（她长期患有我们谈过的已完全成熟的麦粒肿）也不每天这么问话了。谁也不去打扰他——有点儿像一个原本具有快活天性的学生，此刻不再被提问了，不再需要做作业了，因为他的留级已是肯定无疑，因为他已不再是要作观察的对象——补充说一句，那是一种过分胆怯的形式。我们也自问，会不会还有与这种胆怯不同的其他形式和方式。无论如何，这里有一个人已不用领导者今后再忧心忡忡地加以注视了。因为可以肯定，他的胸腔里不会再生出什么荒唐的、古怪的念头来——他是个安全可靠的人，一个已成定局的人，早已不再知道除此之外还能到哪里去，再也不会浮现出返回平原去的想法……就分配他坐到“差劲儿的俄国人席”

这个事实来看，是不是对他本人表示了某种漫不经心的态度？附带说一下，以此并不能对这张所谓“差劲儿的俄国人席”提出任何非议！七张桌子中间没有任何明显的优和劣、利和弊。斗胆地说，它是一种民主的荣誉席。送到这张桌上的丰富饭食与送到其他桌上的没有什么不同。拉达曼提斯本人有时也坐在那里，合拢着两只巨手，面前放着食盘。坐在那里用餐的人全是值得尊敬的人，尽管他们大字不识一个，用餐时也没有特别矫揉造作的举止。

时间不是像火车站那样的大钟，它的巨大指针每隔五分钟才颤动似地坠落一格，而是一种很小的钟，根本无法觉察它的指针在移动，或者说，如同暗暗长高的青草那样，谁也没有看见它生长，有朝一日却再也认不出了。时间，是一个十足由不扩展的点组成的线条（已故的纳夫塔对此也许会问，不扩展的点怎么会组成一个线条）。可见，时间以其看不见的、缓慢的、神秘的然而是运动的方式不断地前进，发生着变化。

举例来说，小男孩特迪有一天——当然不是“有一天”，而是从某个完全确定的日子算起——已不再是小男孩了。这时，在他起身后，睡衣裤换成了运动衫，走下楼来时女士们不能再把他抱在怀里了。日历不知不觉地翻了过去，此时轮到他把女士们抱在怀里了。这使双方感到同样快活，甚至更为快活。他成了小伙子，我们不想说他发育成长为小伙子，但他确实长高了。汉斯·卡斯托普过去没有看见过，但他现在看见了。

此外，时间和茁壮成长对小伙子特迪并不有利，他不是为此而来到世上的。尘世并没有为他祝福——二十一岁时，他死于迫使他住院的疾病，别人在他的房间里发现了他。我们之所以冷静地叙述它，是因为他的新情况与原来的情况并无多大区别。

不过，发生了更为重大的死亡事件，关系到或是会关系到我们主人公在平原上的亲人。我们想到了不久前去世的迪纳倍尔参议，即汉斯的舅公和早已淡忘的监护人。他小心翼翼地避开了不利健康的气压情况，把它让给雅默斯舅舅，使他上山来出了丑。但他没有能够永远逃脱中风。

一天，有关他去世的简短的但是写得亲切而委婉的电文——亲切而委婉，更多是为了体谅那个去世的人，而不是这个消息的接收者——传到了山上，传到了汉斯·卡斯托普出色的躺椅旁。他随即买来了印有黑边框的信笺，给舅舅写了一封信。作为双重孤儿的他，此刻又经历了一次，可以视为三重孤儿了。信上写道，拒绝和禁止他离开这里去为舅公奔丧一事，使他感到极为悲痛。

要说悲痛也许是美化。不过，那几天里，汉斯·卡斯托普表现出一种比往日更为沉思的表情。这起死亡事件的感情意义也许他永远无法理解，并且在冒险的短短一年之后几乎减少到了零。它不亚于扯断了一种联系，割断了与现实领域的关系，最终赋予了汉斯·卡斯托普所说的自由以实实在在的含义。确实，在我们叙述之后的时间里，他和平原之间的任何联系都一点不留地扯断了。他不再给平原写信，也收不到从平原寄来的信。他不再提及那里的玛利亚·曼齐尼。他在山上这里爱上了另一种牌子，随时带在身上，就像从前对待女友一般忠诚。那是一种本地产品，据说还帮助极地探险家度过了雪地里最艰辛的跋涉，有了它如同躺在海边那样心里踏实，能够经受得住一切辛劳——一种保管得特别好的名叫“鲁特利誓言”的上等雪茄，比玛利亚更壮实，鼠灰色、淡青色的身躯，品性和顺而清淡，灰烬雪白，直立不倒，叶脉清晰可见，享受时燃烧平衡，足可供享受者作为计时沙漏的替代物。这也的确符合他的需要，因为他不再把怀表带在身上。他的怀表有一天从床头柜掉到地上，不再走动了。他已放弃了让它继续作计时圆周运动的打算。也是出于这个原因，他早已放弃了使用日历，虽说有了它，可以每天撕下一张，还能学到些有关日期和节日的知识。总之，为了“自由”的原故，为了舒适的海滨漫步，为了站着不动的永恒——一个封闭的魔术家——这位与世脱钩的人为它而乐于长住不走，成了他心灵上主要的冒险行动，其中也包括这块纯朴材料发生的全部炼丹术的冒险行动。

他就这样躺着不动。到了盛夏，即他到达后的第七个夏天——他本人已不知道了——在这第七个年头里，他又再次走动起来。

此刻，响起了一阵轰隆声——

可是，羞愧和胆怯不让我们开口详细叙述那个响声和发生的事情。

这里容不得吹嘘，容不得虚构狩猎见闻！压低了声音说：那是打雷声，霹雳声。我们全都知道，它是积聚已久、麻木不仁和神经过敏的灾难性爆发，其声震耳欲聋——一种历史性的霹雳声。用不太客气的话来说，它震撼了大地的基础。对我们来说，这阵霹雳炸毁了魔山，把睡鼠粗暴地震到了洞口。它吃惊地坐在草地里，如同一个没有记住他人提醒别耽误读报的人那样，揉搓着两只眼睛。

他那位地中海国家的朋友和导师一直试图对他有所帮助，竭力通过下述过程迈开大步地教育这个“生活中的问题儿童”，但在这个学生身上收效甚微。虽说他也像处理政府公务似的对事情想象过这方面和那方面的精神阴影，但他并不重视事情本身；虽说出于自大的原因，事情产生了阴影，但他只见到了体内的阴影。别人为此从未对他作过严厉责备，因为这个情况尚未得到最后证实。

塞特姆布里尼突然明白过来以后，再也不像过去那样坐在汉斯·卡斯托普仰卧的床头，竭力施加影响，纠正他对生与死这些事情的看法了。

相反，现在是后者来到那个小房间，坐在这位人道主义者的床头，两手夹在双膝之间，或者来到单独的舒适阁楼小房间中，坐在放着黑金钢石椅子和水瓶的睡榻旁，陪伴着他，恭敬地聆听他对世界形势的阐述。因为这位罗多维柯·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已不再经常起床。纳夫塔的突然饮弹殒命，激烈争吵者的恐怖行为，给予他多愁善感的性格以沉重的打击。

他没有能恢复过来，身体十分无力和虚弱，他参加编写《社会学病理学词典》的工作也停了下来。那是一种百科词典，以人的各种病痛为内容的精神著作。他的协会徒劳地等待着百科全书中这卷作品的问世。塞特姆布里尼先生不得不将他和这个进步组织的合作局限在口头上，汉斯·卡斯托普的友好探望给他提供了这样的机会。要是没有这个机会，他也不得不放弃这样的合作。

他说话时声音微弱，但对通过社会途径实现人的自我完善讲得很多，很好，很诚恳。他的谈话如同鸽足走路，轻盈而细碎。可是，当他谈到被解放民族为了大众幸福而团结一致的问题时，就掺进了——他自己也许不想和不知道这样——诸如雄鹰展翅时的沙沙声。毫无疑问，是政治和祖父一辈的遗产与他身上父辈的人文主义遗产汇合成了高雅的文学——正像博爱和政治汇合进了高尚而健康的文明思想，一种既有鸽子般温顺又有雄鹰般凶猛的思想，它期待着那一天的到来，期待着各民族的黎明时刻，到那时，耐心的原则就会彻底胜利，资产阶级民主的神圣同盟就会诞生……总而言之，这里具有不协调的东西。塞特姆布里尼是慈爱的，但同时也有些那个——只说了一半——他还是好斗的。他在和粗暴的纳夫塔决斗时表现得像一个人。但从总体上来看，在涉及人道热情与文明思想实现胜利和统治的政治结合时，即人们把市民的长矛供奉在人类的祭坛上时，就会怀疑他——此处指一个不确定的人——是否仍然会制止他的手法沾上鲜血——是的，内心状态导致塞特姆布里尼先生美好的思想里那种雄鹰凶猛的成分越来越反对鸽子的温和成分。

他内心与世界大局的关系常常是矛盾的，受疑虑的干扰不知所措。

新近，两年或一年半以前，他的国家和奥地利的外交合作扰乱了他的谈话，这种合作使他振奋，因为它是指向非拉丁语系的半亚洲国家，指向暴力统治，指向主要的堡垒。和世仇、耐性原则以及人类的奴役者错误结盟又使他十分痛苦。去年秋天，法国给俄国用于在波兰建筑铁路的大宗借款就曾激起他类似的反感。因为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在本国是亲法国派的，如果考虑到他的祖父把七月革命的日子和创造世界的日子相提并论，那就不足为奇了。但光明的共和国与谄媚的斯堪的纳维亚民族亲善给他制造了道德上的困境——胸腔的抑郁感。但在考虑到那条铁路的战略意义时，它又立刻变成了充满希望的欢乐情绪。然后发生了袭击亲王的谋杀事件，除了德国的睡鼠外，它对任何人来说都是风暴来临的征兆，是对知情者的通知，我们有充分理由把塞特姆布里尼先生算作是这种人。汉斯·卡斯托普也许在私下里看到了他对这类暴行惊恐不已，但也看到当意大利人意识到这是人民和解放的行为时，他的胸脯又挺了起来，因为这一行为是针对他所憎恨的那个堡垒的。虽说也可以视它为莫斯科努力的成果，使他感到心情压抑，但并没有阻止他把皇朝对塞尔维亚的无理要求——考虑到它的后果——在三周后指责为对人类的侮辱和可怕的罪行。他注定会看见这种后果，并且愉快地表示欢迎……总之，塞特姆布里尼先生的感觉是多种多样的，当他看到灾祸迅速降临时，他力图用半言半语让他的学生睁开眼睛；另一方面，民族的尊严和怜悯又阻止他尽吐自己的肺腑之言。在第一次总动员即第一次宣战声明的日子里，他已习惯于向来访者伸出自己的双手，握住对方的手，使那个傻瓜大为感动，只是并未因此而冲昏头脑。“我的朋友！”意大利人说，“火药和印刷机——无可否认，是他们过去发明的！他们要是知道，我们将会向革命进军……卡罗……”

在那些无限期待的日子里，当真正的阶段性折磨使欧洲的神经处于紧张状态时，汉斯·卡斯托普没有看到塞特姆布里尼先生。现在，五花八门的报纸直接从平原爬上山来，来到他的小房间，走遍整个大楼，它那窒息胸腔的火药味充满了餐厅，连重病员和垂死者的房间也不能幸免。它发生在那只睡鼠不明所以地从草地上直立起身子，揉搓眼睛的几秒钟里……为了正确评价它的情绪活动，我们想把这一场景叙述到底。

它收起两条腿，站立起来，环视四周。它发现自己神志清醒，身躯完好，获得了解放——但它也不得不羞怯地承认，不是用自己的力量而是被强大的外界力量把它震到了外面，附带地解放了它。尽管它的小生命会消失在共同生命之前——其中是不是表达了涉及个人的也即涉及善良与正义的神圣东西呢？假定生活再次接受他这个有罪孽的问题儿童——不是廉价的，恰恰是以这种认真而严肃的方式。灾祸也许并不意味着生活，但在这种场合有可能为他这个罪人施放三声礼炮。于是，他跪了下去，脸和双手向上对着天空。天空乌黑，充满了火药味，但已不是那座罪恶山上的岩洞穹顶。

塞特姆布里尼遇见他时就是处于这种姿势——不言而喻，这是十分形象化的说法。因为我们知道，实际上并不存在我们主人公这一幕冷漠的尘世情景。冷漠的现实是，这位导师遇到他时正在捆扎箱子——因为从他醒来的那一刻起，汉斯·卡斯托普发现自己也卷入了匆匆离去的纷乱漩涡，那是山谷里爆炸的霹雳声造成的。这个“舒适的家庭”成了惊慌逃窜的蚂蚁窝。山上这个窝里的民众迈开五千只脚，慌不择路地冲向灾难的平原，给匆匆行驶的小火车踏板以巨大压力。有的人连行李也顾不上了，撂在火车站的月台上，堆得遍地皆是——乱哄哄的火车站，苦焦味的闷热气浪从下面升到上空——汉斯·卡斯托普也向那里冲去。在吵吵嚷嚷的人群中，塞特姆布里尼发现和拥抱了他——简直是把他搂在怀里，像南部欧洲人（或者也像俄国人）那样亲吻他的两边脸颊，使我们这位慌乱的旅行者激动得羞愧不已。在塞特姆布里尼后来用意大利名字称呼他时，他几乎不能自制。“乔万尼”就是他的名字，这个西方国家普遍流行的称呼形式导致双方改用亲热的“你”相称！

“愿你记着我，”他说，“现在要结束了！再见，我的乔万尼！我曾祝愿看见你离开这里是另一个样子。但不管怎么说，这不是由别的什么而是由上界诸神决定的事。我曾希望你出院去工作，现在你却要和你们的人一同去战斗。我的天呀，那是为你而不是为我们的少尉安排的。生活就是如此……哪里的热血在召唤，你就到哪里去勇敢地战斗！这就是人们现在所能够做的一切。不过，如果我运用自己的余生让我的国家也投入战斗，站到精神和神圣的自我利益所指向的一边，那要请你原谅我。

再见了！”

汉斯·卡斯托普把他的脑袋挤进另外十个塞满窗洞的脑袋中去，越过脑袋朝窗外挥手，塞特姆布里尼也在挥着右手告别，同时用左手无名指的指尖轻轻地擦拭眼角。

我们到了哪里？那是什么？梦幻把我们驱使到哪里去？昏暗朦胧，雨水和肮脏，火红色的天空，沉闷的雷声在不停地吼叫，潮湿的空气四处迷漫，又常常被刺耳的唱歌声和冥犬式的号哭声所撕碎，它又随着噼啪作响的碎裂声、嘶嘶的喷水声、冲天的爆炸声和大火熊熊的燃烧声而告终。继而是呻吟声，叫嚷声，以及似乎要爆裂的锌器声，越来越急骤的鼓点声……那儿是一座树林，色彩单调的人群从那里倾泻而出，有的奔跑，有的跌倒，有的跳跃。一行山丘从那里延伸开去，远处是熊熊燃烧的大火，灼热的光有时集合成了飘动的火焰。我们的四周是波浪形的农田，乱七八糟的软泥团，一片惨不忍睹的景象。一条乡村公路肮脏不堪，路面上尽是折断的树枝，宛如一片森林。一条田间小道从公路处呈弓形跃向山丘，坑坑洼洼，路基也没有了。耸立在寒冷雨地里的一棵棵树木全是光秃秃的，树枝全被砍去了……这里有一块路牌——要向它问路是白费力，昏暗的夜色掩盖了字体。即使路牌没有被击穿成尖角形，我们也无法看清路名。这里是东还是西？这里是平原，这里在打仗。我们是路边战战兢兢的阴影，在安全的阴影里羞愧不已，根本不会想到要去吹嘘和胡诌我们的离奇经历。但受小说精神的驱使，在他从我们的眼前消失之前，我们还想再次匆匆地看看那些可怕的、奔跑的、从树林中成群冲出来的、在鼓声中前进的伙伴们，其中有一个人是我们熟悉的，是我们多年的同路人，一个善良的罪人，我们常常听到他的声音。

这些伙伴受命从那里冲出来是为了给予持续了一整天的战斗以最后一击，重新夺回那个山丘阵地以及山丘后面燃烧着的村庄。那些村庄是在两天前被敌人占领的。这是一个志愿兵团，全是年轻人，绝大部分为大学生，来到战场的时间并不长。他们在夜里接到了命令，坐火车于黎明前到达，然后整个上午都在极糟糕的道路上行军前进——其实并没有路，条条公路都堵塞不通，只能穿越农田和沼泽地，整整七个小时，身上是湿漉漉的大衣和行军背包。这绝不是愉快的徒步漫游。因为为了不让皮靴失落，几乎每走一步，人们都得俯下身子，手指伸进鞋舌去，把脚从咯吱咯吱响的泥土里拉上来。他们在穿越一块小小的草地时因此花了一个小时。现在，他们来到了目的地，是他们年轻的热血创造了奇迹，他们激动的、疲惫不堪的、但又在生命源泉最深处保持着紧张状态的身躯要求补足睡眠，而不是食物。他们湿漉漉的、沾满灰尘的和扣在帽盔皮带里的脸在钢盔下面滚烫发热。他们因无比劳累和行军穿过沼泽地森林时遭受的损失而滚烫发热。因为敌人侦察到了他们的推进行动，在他们经过的路上布下了榴霰弹和大口径榴弹的封锁火力。他们通过森林时，全都嗖嗖地飞到他们中间，呼啸声、爆裂声和熊熊的火焰鞭打着翻耕过的辽阔田野。

他们，三千名热血男儿必须冲过去。作为增援兵力，他们必须凭刺刀向山冈前后的战壕冲去，向燃烧着的村庄冲去，击退敌人，并将战斗进行到某个确定的程度。他们指挥员口袋里的命令就是这么写明的。他们是三千人，在他们到达山岗和村庄时，只剩下两千人了。这就是他们这群人的生命意义。他们是一个身躯，预计在大突围后还会有战斗，还会打胜仗，还能以千百只喉咙齐声欢呼迎接胜利——只有那些突围时失散的人除外。有一些人已经失散了，倒在强行军的途中，证明他们对此还太年轻，还太稚嫩。他的脸色变得更为苍白，身子摇晃，咬着牙要求自己表现出男子气概，最后还是掉了队。他拖着身子随大部队还走了一阵子，一队又一队的人超过了他。他失踪了，倒在那个不该倒下的地方。

然后，他到了那个光秃秃的树林，但冲出来的人仍然还有很多。三千人足可以承受一次大流血，以后还是一支人数众多的部队。他们已经越过了遭受子弹鞭打的雨地、乡村公路、田间小道和成了淤泥的农田。我们这些站在路边注视的阴影就在他们中间。仍是在树林边插上了刺刀，还有带孔的把手。军号催促地呼叫着，鼓声如雨点，汇合进了深沉的雷鸣声。他们按照要求冲上前去，喊声嘶哑，两只脚无比沉重，农田里的泥巴像铅那样粘在他们笨重的皮靴上。

他们在呼啸而来的子弹前卧倒下去，然后重又纵身跃起，发出一阵年轻人嘶哑而勇敢的呼喊声，继续冲向前去，因为子弹没有打中他们。

他们被打中了，他们倒下了，双臂还在挥舞。子弹穿透了他们的前额，穿透了心房，穿透了内脏。他们倒在那里，脸埋在泥浆里，再也不会动弹了。他们倒在那里，行军包把后背托了起来，后脑钻在泥地里，双手抓向空中。可是，树林还在输送新的人员。他们卧倒，跃起，叫喊着或是一声不吭地从那些倒下的人中间磕磕绊绊地冲向前去。

年轻的生命带着他们的背囊、插上刺刀的枪、肮脏的大衣和靴子在冲锋！我们在观察时还可以按照人道的、好心的方式幻想出另一种景象。

我们可以这么设想：在一处海湾里，雨点般的水冲洗着骏马，陪同心爱的人在海滨漫步，嘴唇贴在未婚妻娇嫩的耳畔，幸福而友好地互相传授射箭的技术。与此相反的是，鼻子成了火焰的余烬。尽管满怀恐惧和难以形容的乡思，但却是自愿这么做，其本身是一件崇高而羞愧的事，但它并不是能够这么做的原因。

瞧，我们的熟人就是汉斯·卡斯托普！我们很远就从他的胡子认出他来了。那是他坐在“差劲儿的俄国人席”时蓄下的。他和大家一样全身湿漉漉的，脸庞灼热通红。他的两只脚上粘着农田的泥土，插了刺刀的枪握在下垂的手里。瞧，他踩到了倒下的伙伴一只手上——这只手被他的钉靴踩到了泥泞不堪、遍布断树枝的地里。他竟毫不在意。听，他在唱歌！如同别人在呆滞而茫然的情绪驱使下会无意识地唱起歌来那样。他一边喘气，一边用不连贯的声音低低地唱着：我剥下它的皮，

这个可爱的词——

他跌了下去，不，他是笔直倒下去的，那是一只冥府的看门狗在狂吠，挨上了一颗很大的高爆榴弹，一个可憎而巨大的宝塔糖块。他倒在那里，脸埋在冰冷的污泥里，双腿叉开，两只脚翻转了过去，后退插在泥里。这个野蛮科学的可恶产物落在离他三十步远的斜对面，像魔鬼似的插进地里，就在下面那个地方爆炸开来，发出可怕的力量，把一处没有遮拦的喷泉从地里拔了出来，火焰、铁、铅和撕成碎块的人体抛向空中。因为那里倒着两个人——他们俩是患难与共的朋友。现在他们糅合在一起，永远地消失了。

啊，我们这些安全的阴影是多么害羞啊！离开吧！我们不再讲了！

我们那个熟人被打中了吗？这是在转瞬之间发生的事。一个很大的泥块打到他的胫骨上，那一定很痛，但也十分可笑。他站了起来，继续拖着沉重的腿，摇摇晃晃、一跛一跛地走着，同时木然无知地唱着：枝条籁籁响，

好似在呼唤我——

于是，在一片混乱中，在雨地里，在昏暗的天色下，他在我们的眼前消失了。

永别了，汉斯·卡斯托普，生活中一个正直的问题儿童！你的故事结束了。我们把它讲完了，它既不有趣也不无聊，是一个完整的故事。

我们是为他们而不是为你讲述的，因为你是一个十分普通的人。不过，说到底也是你的故事，因为遇上了你，想来你也许是很狡猾的。我们不否定在其过程中为你插入的、给我们指定的教育倾向。当我们想到将来既看不见也听不见你时，就会用手指尖去轻轻擦拭自己的眼角。

再见——你现在活着或是仍然活着！你的前景很不好，你陷入的那个邪恶的舞蹈娱乐还会持续一些罪恶的岁月。我们不想冒险打赌说你会幸免。坦率地说，我们毫不操心地让这个问题留在那里。肉体和精神的冒险行为，提高了你的朴实品质，使你能够在精神中继续永生。这在肉体上几乎是不可能的。从你的死亡和猥亵的身躯里，不知不觉而又例行公事地生长出一个爱之梦。会不会从世界性的死亡节日，从傍晚四周通红的阴雨天空处，有朝一日也会升起那种爱呢？

（全书完）

·附录·

颁 奖 辞

诺贝尔文学奖

评委会委员 弗雷德里克·比克

如果有人问十九世纪的文坛在起源于希腊的史诗、戏剧和抒情诗的旧形式之外创造了什么新形式，答案无疑是：现实主义小说。通过与当时社会环境背景的对比，揭示出人类灵魂最深处隐秘的体验，以及通过强调共性与个性之间的相互关系，现实主义用以往旧的文学形式所不能比拟的精确和完整手法忠实地刻画了现实世界。

现实主义小说——人们或可称之为受历史主义和科学影响的一种现代散文体史诗——总的说来都是用英文、法文和俄文创作的，是与狄更斯和萨克雷、巴尔扎克和福楼拜、果戈理和托尔斯泰等人的名字分不开的。而德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却没有可于之相提并论的作品，那里的文学创作选择了其他出路。到了二十世纪初，在吕贝克的汉萨老城，一位二十七岁的年轻作家，一个商人的儿子，出版了他的长篇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1901）。从那时起迄今已过去了二十七年，所有人都愈益清楚地认识到，《布登勃洛克一家》是足以填补这个空白的杰出作品。

这是第一部也是迄今最卓越的德国现实主义小说，华丽宏大的风格使其在欧洲文坛上据有无可争议的地位，可与德国在欧洲乐坛上的地位相媲美。

《布登勃洛克一家》是一部中产阶级小说，因为它所描写的完全是一个中产阶级的时代。它所描写的社会既不是广大得让读者难以理解，也不是狭小得令人窒息。这个中间层次有利于进行理智、周密和敏锐的分析，而小说自身的创造性力量，即诗一般叙述的意蕴，则来自于冷静、成熟和练达的思考能力。我们可在所有细小的差别中看到一个中产阶级文明，看到一个历史的地平线，看到时代的变化和人们的世辈变迁，看到各种人物从自我克制、粗犷和不自觉型逐步向具有优雅和脆弱情感的思索型演化。作品清晰地揭示了深藏在表象下面的生活气质；它气势豪放而绝未流于粗野，并且笔触轻盈地描写了许多细微的事物；它是悲伤和严肃的，但绝不令人沮丧压抑，因为作者的揶揄才智以彩虹般的折射力使作品渗透着一种冷静、深刻的幽默感。

在具体、客观地刻画社会现象方面，《布登勃洛克一家》在德国文学中罕有其匹。尽管如此，除了其自身文学体裁的局限外，这部小说仍以其玄奥和谐的德意志先验主义思维创造了非同凡响的风格。这位青年作家非常娴熟地运用了现实主义文学技巧，传神地体现了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和尼采的批判主义对人类文明的态度，同时，这部小说的主要特色也体现了现实主义文学技巧在音乐表现力方面的最大奥秘。

《布登勃洛克一家》基本上是一部哲理小说。从对生活本质、生活条件与朴素的生活之乐、积极活动力两方面难以相容的深刻洞察出发，小说描写了一个家族的衰败。思索、自省、心理刻画、哲学深度和审美意识对于年轻的托马斯·曼来说似乎都是破坏和瓦解的力；在他最优美的故事之一《托尼奥·克勒格尔》（1903）中，他找到了动人的词句来表达他对人类纯朴生活的热爱。由于他身处自己所描写的中产阶级圈子之外，所以他的视野是广阔自由的，但他却带有一种对已失去的天真纯朴具有的怀旧感，一种给予他理解、同情和尊敬的情感。

托马斯·曼年轻时的痛苦经历赋予《布登勃洛克一家》以深沉的基调，这种经历包括他曾处理过并试图在其作家生涯中以不同方式来解决的一个问题。他内心感到了在美学与哲学之间、在实用主义与资产阶级观念之间的严重对立，并且试图在一个较高的层次上调和解决这些矛盾。在中篇小说《托尼奥·克勒格尔》和《特里斯坦》（1903）中，超脱于生活、艺术信徒、知识和死亡是为了“富于诱惑的平庸生命”，承认它们的愿望是纯朴而健康的存在，这就是托马斯·曼本人通过这些抒发表现出对纯朴和追求幸福本性之爱的悖论。

在小说《王爷殿下》（1909）中，现实主义形式掩盖着一个象征性的故事。他把艺术家的生命与人的活动和谐地统一起来，并写出了一条人类理想的格言：“高贵与爱情——一种酸涩的幸福”。但这种结合并不像《布登勃洛克一家》和中短篇小说那样令人信服和深刻。在剧本《菲奥仑察》（1906）中，道学家萨沃纳罗拉和美学家洛伦佐·迪·麦迪西二人以不可调和的敌人面貌出现，差别又重新开始了。在《死于威尼斯》（1913）中，这种差别达到了悲剧性的意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一段时期内，他越来越对弗里德里克大帝其人感兴趣。他认为这个统治者为他那个问题提供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可靠答案，因为弗里德里克的资质中具有蓬勃不断的生命力、纯朴与追求幸福二者兼备的行为、深思熟虑和一种不为假象所迷惑的明晰洞察力。在那篇具有独创性的文章《弗里德里克大帝与大同盟》中，他阐明了这个答案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但是耽思不已的《布登勃洛克一家》的作者并未能成功地把这个理想用可塑的、活生生的文学形式表现出来。

第一次世界大战迫使托马斯·曼从深思的、巧妙分析和敏锐观察美的天地中转向真情实境的世界。他接受了自己的忠告，在他的小说《王爷殿下》中暗示要谨防安逸与享乐，要全心致力于对他的祖国在多灾多难的时代所面临的种种问题作出极度痛苦的重新评价。他后来的小说，特别是小说《魔山》（1924），证实了他那辨证本性相互斗争到底所产生的思想抗争，而且这种思想抗争正是其观点的渊薮。

托马斯·曼博士——作为一个德国作家和思想家，尽管你确信艺术是不可靠的，但你还是在反映真实的同时与各种思想全力拼搏，创造了痛苦之美。你把诗的高贵与才智同一种对人类纯朴生活的渴求之爱完美地结合了起来。受国王的委托，瑞典学院决定授予你这项奖，并向你表示祝贺。

（裕宪 译）

受 奖 演 说

托马斯·曼

感谢诸位的光临，我无须说明我是多么盼望此刻的到来。不过说心里话，此刻恐难用言词来表达我的心情。对于生而并非演说家的人来说，这是很常见的现象。

所有作家均属不善言辞之列。作家与演说家不仅仅是有区别的，而且其立场也是相反的，因为他们是以不同的方式进行工作并取得成果的。正如一个漏洞百出的经济理论要靠演说者以自己的人格来掩饰补救一样，一个坚定的作家对所有文过饰非、含混不清的言谈具有一种本能的反感。但是，目前的难题却使我的处境复杂而注定要作一番权宜之计的演说。当然，我是指在极为盛大和如此喧嚣的气氛里身处你们——瑞典学院诸君之中的情景，诚心而论，我决未想到你们会为我安排如此轰动的时刻！我的性格是诗的，而不是戏剧的。我倾向并希望以和平宁静作为我生命与艺术之稳定韵律的主线。因此，如果说由于迸发自北方的戏剧性焰火搀入了这个稳定的韵律而使我此刻的修辞能力甚至逊于常时，这也是不足为奇的。自从瑞典学院宣布了其决定以来，我一直沉浸于节日般的陶醉之中，沉浸于一种使人心迷神醉的感觉之中。我无法描绘它在我心灵中的作用，就像无法形容歌德的一首爱情诗的优美和奇妙一样。那是写给丘比特本人的诗，有一句一直在我的心中：“你令我身心怡荡，不能自己。”所以说，这项诺贝尔奖已使我的文学活动产生了戏剧性的紊乱。我确信，如果我现在把诺贝尔奖对我产生的影响比作维系人类理想生活的激情，也并不过分。

然而，一个艺术家要轻松坦然地接受此刻倾注在我身上的这种荣誉是何等的困难！哪一位体面的具有自我批判精神的艺术家会对此毫无不安之感？在这种令人窘迫的场合唯有求助于超自我、超个人的观念。摈弃个人总是最佳方法，尤其是身临此情此景。歌德曾骄傲地说过：“只有无赖们才会谦虚。”这完全是一个与低下伪善的道德划清了界限的显贵人物的口吻。但是，女士们、先生们，这并不是全部真理。谦虚中存在着聪明与智慧。所以，他也就会因为我面临的这类荣誉而忘乎所以，目中无人，成为一个真正愚蠢的傻瓜。为此，我还是要把这项通过某种机遇获得的国际奖奉献给我的国家和人民。对于我这样的作家来说，今天的国家与人民比昔日繁荣强盛的帝国时代更为亲近。

在多年之后，斯德哥尔摩的这项国际奖又一次授予了德国文化，特别是授予了德国散文体文学。你们或许觉得难以领悟这种敏锐的感受，正是由于这种感受，我那饱经创伤而又常遭误解的国家得到了以这类奖为标志的世界的同情。

请允许我擅自进一步解释这种同情的含义。在过去十五年里，德国知识和艺术的成就并不是在利于身心的情况下获得的，没有什么工作能舒适安全地发展、成熟，而艺术和知识则不得不在满目疮痍中追求生存，在悲惨、骚乱和经受苦难的环境中，怀着一种几乎是东方的、俄国的混沌激情追求生存。在这种状况下，德国文化保留了崇尚形式的西方与欧洲的原则，因为对于欧洲人来说，形式是一个关系荣誉的问题，对不对？

女士们、先生们，我并不是一个天主教徒，我的传统与你们所有人一样，我赞成耶稣教徒对上帝的直觉认识。然而，有一个我最崇尚的圣人，我愿说出他的姓名，那就是圣·塞巴斯蒂昂，那个绑在刑柱上的青年，周身刺满了剑与箭，在极度痛苦中依然微笑着。苦难中的优美，这就是圣·塞巴斯蒂昂所代表的英雄主义。这景象可能是粗野的，但我仍试图以这种英雄主义来代表德国文化和德国艺术，同时我认为，这项国际荣誉也是内心怀着这种庄严的英雄主义情感降临到德国文学成果头上的。

德国通过诗歌显示了苦难中的优美。她维护了她的荣誉，在政治上并未屈从于动荡混乱带来的痛苦，而是维护了她的统一，在精神上通过从苦难中创造美，把东方的苦难基调与西方的形式原理结合了起来。

请允许我在最后以个人身份谈谈。我已说过，甚至在第一个代表来告知我这一决定时，我就为得到这项来自北方、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荣誉而激动兴奋万分。作为一个吕贝克的儿子，从童年时代起我的生活方式就与北方有着千丝万缕的紧密联系；作为一个作家，在文学上我非常赞赏和钦佩北欧的思维方式和创作气氛。我年轻时曾写过一篇青年人至今还喜爱的小说《托尼奥·克勒格尔》。这篇小说在一个人身上混合体现了南方和北方，既疑虑重重又富于成效。故事中南方的实质是世俗、机巧和冷酷的奸诈；反之，北方则代表着热情、家常的朴实、发自内心的情感和令人亲切的人性。现在，北方这个热情之家以辉煌灿烂的仪式欢迎和拥抱了我。这在我一生中是一个美丽而富有意义的日子，是我生命中真正的节日，如瑞典语称呼任何欢庆的日子那样：一个“h.gtisdag”。请允许我笨拙地借用瑞典语的这个词来表达我最后的愿望：女士们、先生们，让我们来共同感谢和祝贺基金会，它对全世界是多么的有益和重要，感谢它为我们安排了如此盛大宏丽的夜晚。按照瑞典的优良传统，让我们向诺贝尔基金会报以四倍的欢呼！

在受奖之前，J·E·约翰森教授发表了下述评论：“托马斯·曼在丝毫未模仿前人的基础上描写了我们所熟悉的现象。他的调查研究涉及到了我们已知的讲究良心道德的人类本性，因此其领域是许多世纪以前的古老领域。但是，托马斯·曼却在这领域中揭示了许多对今天具有重大意义的新问题。我认为，在那群像阿尔弗莱德·诺贝尔一样去努力探讨各种现象之间的关系，建设人类文明的思索者当中，他决不是一个陌生人。同时我确信，他在一个与自己如此亲切的国度中，是不会有难以相容之感的。”

（裕宪 译）

托马斯·曼自传

子，父亲名叫约翰·海因里希·曼，母亲名叫朱丽亚·达·席尔瓦—布鲁恩斯。父亲是吕贝克人的后裔，而母亲出生于里约热内卢，是一个德国庄园主与一个有葡萄牙血统的巴西女子生的女儿。她七岁时到了德国。

我被指定继承父亲的粮行，曾记得我小时候，这家粮行庆祝了它开业百年的纪念日。我进了吕贝克“教会学校”的理工部。但我不喜欢上学，一直到最后也没能适应学校的要求，因为我天生反对任何来自外部的要求，后来我费了好大劲儿才改掉这一点。我所掌握的知识大多是通过独立自修的方式学到的。正式的教育除了给我起码的知识外一无所成。

我十五岁时父亲去世，他死时年纪并不算老。商行倒闭了。过了不多久，母亲带着年幼的弟妹们离开故乡，移居德国南部的慕尼黑。

我从学校没没无闻地毕业后，便去找母亲，暂时在慕尼黑一家保险公司里当职员。公司的经理是我父亲的老朋友。后来，为了能当上记者，我又在大学学习历史、经济、艺术史和文学等课程。其间，我跟比我年长四岁的哥哥亨利希·曼到意大利住了一年。这时候，我的第一部小说集《矮个先生弗里德曼》（1898）问世了。我在罗马还开始写作长篇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该书于1901 年出版，并且从那时起一直受到德国公众的欢迎，至今发行量已突破一百万册。

接着，我又发表了一些较短的小说，都收在小说集《特里斯坦》（1903）中，一般都认为，集子中描写艺术家的中篇小说《托尼奥·克勒格尔》最有代表性。我还完成了对话体作品《菲奥仑察》（1906），这是一部只适合阅读的剧本，但也偶尔上演过。

黑大学的数学教授。我的妻子是恩斯特·多姆与海德维希·多姆夫妇的外孙女，外祖父是柏林的著名记者，外祖母曾在德国的妇女解放运动中起过重要作用。我们在婚后生育了六个孩子：三个女儿，长女后来进了剧院；三个儿子，长子后来也从事文学创作。

我在新阶段的第一部作品是长篇小说《王爷殿下》（1909），一个宫廷故事，描述了一个典型人物的心理，以及诸如贵族的消沉思想如何与社会要求一致等道德问题。接着是另一部长篇小说《骗子菲利克斯·克鲁尔的自白》（1922）。它依据讽刺滑稽作品的想法，选取悠久传统的一个要素，利用歌德式的、自我模仿的、自传体的和贵族式的自白，并将其引入幽默小说与罪案小说的范围。这部长篇小说还没有写完，就有行家认为该书已发表的章节是我最出色、最精妙的成果。也许它是我所写的最具有个人特色的作品，因为它代表了我对传统的态度，传统既可爱又有害，支配着我这个作家。

勒格尔》之外同类作品中最有影响的作品。我在写它的末尾部分时又构思了“教育小说”《魔山》（1924），但战争一开始写作便中断了。

尽管战争并没有马上就要我本人参加，但是战争旷日持久却使我的创作活动完全中止，因为它迫使我极其痛苦地重新评价了我的基本想法。1918 年，我发表了《一个不问政治者的看法》，文章集中反映了一个人、一个知识分子的自我探询。其主题是探讨作为德国人所着重关心的问题，即政治问题，从一个在生活中经历了许多次修正的爱争论的保守派角度进行探讨。杂文集《演讲与回答》（1922）、《努力》（1925）和《平日的要求》（1930）则叙述了我的社会道德观念的发展历程。

在战时中立或交战的国家之间的边界重新开放后，我马上便开始出国讲学，首先到了荷兰、瑞士和丹麦。1923 年春天，我去了西班牙。

第二年，我成了伦敦新建的国际笔会俱乐部的嘉宾，两年以后，我又接受了卡内基基金会法国分会的邀请，1927 年访问了华沙。

与此同时，1924 年秋，两卷本《魔山》经过多次延宕后终于问世。

这本书在短短几年中就重印了一百次，引起了公众的兴趣。这表明我选择了最有利的时机推出这部构思宏伟的作品。这部长篇小说所提出的问题主要不是针对普通群众的，但它们是受过教育的人所关心的，而时代的不幸更增强了广大读者的接受能力，对我这部显示小说技巧的作品非常有利。

在《一个不问政治者的看法》完成后不久，我又给我的长篇记叙作品加进了一部散文诗，即动物故事《主人与狗》（1919）。继《魔山》之后，我完成了一部描写革命变革与通货膨胀时期的中篇小说《混乱与早痛》（1929）；此外还有《马里奥与魔术师》，写于1929 年，目前是我写此类作品的最后一次尝试。它写于我创作另一部新长篇小说期间，那部长篇小说的题材和意旨与我所有的早期作品都截然不同，因为它超出了中产阶级个人的范围，进入了往事与神话的领域。这个《圣经》故事题为《约瑟和他的兄弟们》，其个别章节已刊登在杂志等出版物上，现已完成了一半。为了写这部作品，1930 年2 月至4 月我曾到埃及和巴勒斯坦进行了考察。

从早年起，我进行文学创作就受到了同行们的友好关注和官方的奖励。其中一例是1919 年波恩大学授予我名誉博士学位；为满足德国人对头衔的喜爱，我的故乡吕贝克的参议院又在市庆典礼上授予我教授称号。我是普鲁士艺术研究院新的文学部由政府任命的首批院士之一。我还怀着激动的心情记得，我的五十岁寿辰受到了广大公众的祝贺。而所有这些荣誉的顶峰则是瑞典学院去年授予我的诺贝尔文学奖。但是，我要说，成功的喧闹从没有搞乱我对自己的功过相对性的清醒意识，一刻也没有弄钝我的自我批评锋芒。我的作品对后世的价值与意义自然要留给将来评判；对于我来说，它们只不过是我个人自觉地也就是认真地度过这一辈子的轨迹。

附注

托马斯·曼（1875—1955）在1933 年迁居瑞士，当时纳粹党刚上台不久并且开始了诋毁他的运动。1936 年，他正式放弃德国国籍。1937年，波恩大学取消他的名誉博士学位（后来在1946 年恢复），这促使托马斯·曼作了一篇著名的感人至深的答辩，在答辩中概括了德国流亡作家的境况。托马斯·曼曾在魏玛共和国时期预言和警告过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例如在小说《马里奥与魔术师》中）；在整个纳粹统治时期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继续在许多小册子和演说中抨击法西斯主义。

尼卡。战后，他多次重访欧洲。1949 年，他分别荣获魏玛（东德）和法兰克福（西德）的歌德奖金，但他在最后重返欧洲时却定居苏黎世附近，并且在那里一直住到1955 年去世。

在托马斯·曼晚年的主要作品中，有长篇小说《洛蒂在魏玛》（1939），它通过虚构描写一对老年维特式情人的聚会，勾画出老年歌德的形象，在心理分析和写作技巧上都有所独创；长篇小说《约瑟和他的兄弟们》（1933—1943）是一部《旧约》故事，交织着神话与心理分析；长篇小说《浮士德博士》（1947）描写一个艺术家的故事，这个人选择了用自我毁灭换取灵感的命运，反映了第三帝国末期的情况；此外，还有文集《理查德·瓦格纳的苦难与伟大》（1935）以及关于席勒的文章《试论席勒》（1955）。他的十二卷全集分别在柏林（1956）和法兰克福（1960）出版。

（裕康 译）

Table of Contents

译本前言

引 子

第 一 章

第 二 章

第 三 章

第 四 章

第 五 章

第 六 章

第 七 章

受 奖 演 说

托马斯·曼自传

附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