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报纸上不谈文化

报纸上不谈文化

圣诞夜，干什么

文化人和菜价

拿什么吓唬孩子

年关将至

过年的话题

羡慕的一个朋友

黑的鸟

风景区南山

长大当爷爷

马放南山

阿房宫的阿

我穿睡衣我怕谁

大千世界

生日怎么计算

愤怒的力量

名不正言顺

有限开禁

上网太容易

风景的寻找

马放南山

人民的温泉

沙家浜的记忆

中产阶级的门槛

凭什么自信

中产阶级的门槛

养在深闺人已识

NBA时间

给自己理发

上海男人

东方的俾斯麦

不快乐的世界杯

你赌谁嬴

不能不恐韩

别指望为帅哥守夜

爱好摄影的年代

怀旧的西瓜

日本人看到了什么

语文和我们的关系

没有空调的日子

享受蚊帐

翻越高黎贡山

国殇墓

怀旧的西瓜

七月流火

赤日炎炎，何以消暑

旅途中读什么

去北京的飞机上

试玉要烧三日满

老外说汉语

去东山吃螃蟹

去东山吃螃蟹

赛珍珠眼里的中国

路过歌德故居

尊贵的熊猫

是谁扳倒了和珅

古代文人的当官

过去的好日子

成人素质教育

我怕了你，病毒

少年心事当拿云

少年心事当拿云

今天不是好日子

走进晓邦故里

一片归心拟乱云

最堪思何物

文化中的南京

能感受的幸福

我们心中的孔夫子

多花些时间

鱼在哪，熊掌在哪

纯真年代

贵族长什么模样

有了钱以后

王羲之怎么死的

古人也曾包装

爱杀诗人

痛哉，助力车

丢了助力车以后

鱼在哪，熊掌在哪

凯旋而归

排水沟引起的思考

走好了，金磊

百姓日用即道

记忆深处那套旧房

该享受的服务

股民的家属

黑鞋子白袜子

为马尔克斯祝寿

贼情报告

百姓日用即道

举子过夏和夏巢

学以致用

年轻，说什么好呢

环球同此凉热

夏天的事故

美文的大赛

年轻，说什么好呢

关于《色·戒》

萝卜烧青菜

苏州人牛在哪

冬夜里的蚊子

答非所问

因为平静，所以怀念

遭遇大雾

报纸上不谈文化

报纸上不谈文化

报纸上写了一组文章，遥望历史，谈过去的老南京。虽然掉书袋，自以为还说了些东西，老婆大人看了，十分不满意，说这样的文章，一篇连着一篇，压根没人要看。

我是十二分委屈，好心成驴肝肺，白吃了苦头，一肚子不痛快。我说有许多掌故，淹没了可惜。

老婆立刻不屑，说别卖弄你知道的多，别人知道你不知道的事也很多，凭什么你感觉良好，自己知道的，要别人也得跟着知道。我说我只是觉得它们有趣，老婆说有没有趣，不是你说了算，要读者说了才算，读者是检验对错的标准，以往你写的那些破文章，别人见了，还会跟我打个招呼，说又看见你男人写什么了，现在呢，不是煞你的风景，你整的那个什么故，我不要看，我周围的人，也不要看，都不要看。

我告诉老婆，说有人觉得这些文章挺有文化，香港方面看了，就很满意，准备连载，还有什么报纸也有兴趣。老婆懒得再跟我罗索，低头看报，我们家订了一大堆报纸，她根本看不过来。想虚心听听女儿的意见，正好有一门功课要考试，满脸的不耐烦，说没时间读报，说你别忘了，我读中学的时候，你到我们学校去做讲座，公开号召学生不要看报，结果我们班同学都觉得你脑子有毛病。

真是打自己耳光，我心有不甘，电视也不看了，跑到卧房给一位老朋友打电话。老朋友是大学里的名教授，绝对是个有文化的主，我想听听他的意见。他正在网上与女网友聊天，心猿意马，半天没弄明白我想说什么。问他这组文章要不要继续写下去，他噼里啪啦敲打键盘，给了个模棱两可的答案，说写也行，不写也行。这显然是让我不要写了，因为答案之一分明有客气的成分。老朋友说你这是多心了，是见外，我怎么会跟你客气，老朋友要讲客气，那就不是老朋友。

说到最后，发现他并没看过我写的这组专栏文章，他跟我敷衍半天，魂早给女网友勾去了。

他安慰我说，你这些文章，我不用看，就知道肯定有文化。不过作为老朋友，我不得不提醒你，有文化的人，基本上不看报，因此你也没必要吃力不讨好，在报纸上玩什么文化。我说我怎么玩文化了，我又不是大学教授。

挂了电话，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失落。没文化的，譬如我老婆，有文化的，譬如大学的名教授，都对我的文章没兴趣，既然如此，这狗屁的故还整它干什么。

走出卧室，看着正在收拾报纸的老婆，我宣布要改弦更张。我说以后不整故了，不在报纸上谈文化，改谈自己的现实生活。老婆一怔，仍然还是不屑，说你整天坐在家里，有什么现实可谈。

圣诞夜，干什么

十年前某夜晚，要找一个外地的老朋友，有什么急事忘了，只记得打了无数电话，都没人接。事情紧急，突然想到打电话给另一位熟人，托他帮我寻找。那时候手机尚未普及，这位熟人有寻呼机，一呼就抓到了。熟人十分热心，听我解释，连声说找到他也是白搭。那天是圣诞之夜，熟人说换了平时，立刻把我要找的朋友“捉拿归案”，但是那天晚上不行，绝对不行。

中国的圣诞之夜，是单身贵族的节日，是年轻小资们玩情调的时刻。我要找的那位朋友，喜欢时髦喜欢热闹，年纪不小，却是离婚不久，仿佛一只刚从牢笼里放出来的猴子。在这样温馨的夜晚，要想找到这位春心荡漾中年人，差不多是大海寻针。

正是从这天开始，我才明白圣诞夜不仅仅是小孩子的节日。同时也感悟到，要考察一个中年男人的心态老不老，花心不花心，只要看他对圣诞节的态度就足够。

这几日天气忽然暴冷，小区的一个水池子结了厚厚的冰。于是惦记吃火锅，附近有家“口外羊”，价廉而物美，天天爆满。掰着手指算，最合适的日子是这星期六，周四、周五有活动。打电话先去预订，然后向女儿汇报。女儿一听，立刻严重不乐意，说怎么不事先商量。我说不是不上课吗，女儿说课是不上，可这个星期六是什么日子。

原来又是圣诞之夜。我灵机一动，说我们也凑热闹，正好过个洋人的节。女儿不领情，不屑地说谁跟你们一起过，圣诞节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女儿的话是对的。洋派的圣诞之夜，与我们确实没关系。圣诞节在中国，更像一个儿童节，像一个成人过的儿童节。存在决定意识，在我父母那一代人眼里，圣诞节是洋人的节日，而且性质属于资产阶级。我不至于像老人们那么落伍，但是在女儿眼里，我们这一辈，和爷爷奶奶一样。

如今的独生子女都被宠坏了。女儿已大学三年级，要说她对圣诞节的感情，与小学三年级没本质区别，一定会暴跳如雷。记得刚上小学那会，也就是玩玩圣诞贺卡，女生送，男生送。贺卡数量多少，与女孩子的感觉良好成正比。印象最深的，是女儿清点贺卡的神情，远比做艰难的奥数题还专注。

我不知道女儿当年是不是得到贺卡最多的女孩。不过，有一个节日能让孩子惦记，让成年人欢乐，也不失为一件好事。据说现在的孩子，已不在乎贺卡，纸质贺卡正变得古老。眼下流行短信，流行圣诞狂欢。我相信大多数中国人与我一样，没把圣诞放在心上。女儿为不能与父母在一起感到歉意，她说圣诞夜，你们干什么呢。

文化人和菜价

家住河西的龙江，常听周围人报怨，说这菜价昂贵。我一向好多管闲事，听到这样的议论，立刻到处传播。好顶真的人就顶真，口说无凭，硬逼着我拿出具体数字，我一时嘴拙，只好向老婆请教。请教有时候并不是好事，不耻下问也会蒙人，虚心弄不好会变成心虚。你把不知道的事藏在肚里，别人也不能把你怎么样，说出来反而露怯，自取其辱，是把嘴脸伸出去叫人抽。老婆引经据典地说，要想知道梨子滋味，就得亲口尝一尝。要想知道菜价，最好的办法便是自己去买菜。在一篇文章里，我无意中说到了老婆没文化，她因此耿耿于怀，逮到机会非要报复两句，随手就是一记冷拳，她说你们这些有文化的人瞎起什么哄，为什么非要讨论那些自己不清楚的事情。

起哄是文化人的毛病，文化人最好一个起哄。文化人在一起，不仅会谈论菜价，谈股票，谈房地产，而且喜欢各种小道消息，大至战争，小至足球黑幕，没有不知道的事。有文化人的地方就有热闹，就有是非，一位容易愤怒的朋友私下抱怨，说如今文化人手机里，全是不堪入目的段子。他的话足以让人汗颜，我是几乎不用手机的，平时很少有人发短信过来，前几天参加一个会议，上面作报告，下面就用手机互发短信，结果我那手机立刻有些不堪入目。

文化人还有一个毛病，是喜欢说别人没文化，标榜自己有文化。我总是提醒自己，要别有用心地颠倒过来，宁可自己没文化，一定不要说别人没文化。像老婆没文化这样的话，以后绝对不要说，当然也不能说她有文化，真这样露骨地拍马屁，更会招骂。最好的办法，就是跟老婆别提到文化这个词，夫妻之间谈文化，跟第三者插足一样麻烦。

文化这破玩意，从来不是说有就有，说没有就没有。平心而论，龙江这边的菜价昂贵，也是咎由自取。南京人都知道，住在这里的，多是学校的老师和机关的干部。这年头，只有文化人，才配当老师当干部。此地已被誉为本市的“高尚文化住宅区”，高尚加上文化，如此动听悦耳，菜价不上去也得上去。

文化人和菜贩子，几乎同时成了文化的受害者。千万不要误认为在这当菜贩子，就可以赚大钱，这里的摊位贵得离谱。同样道理，说这的居民有钱，真正有钱的肯定捂嘴窃笑。会叫的狗不咬人，会嚷嚷的文化人，注定也发不了大财。我认识的发了财的文化人，都从这搬走了。

说句煞风景的话，别看今天这里热闹高雅，日后成为文化人的贫民区，也不是不可能。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风水轮流转，天下大势，凭什么就老是应该文化人占便宜。当然，事实的真相，是文化人也没占着什么大便宜。

拿什么吓唬孩子

进入独生子女时代，为人父母免不了要谈这话题。养不教，父之过。我一向自恃有独门暗器，到关键时刻，以不让小孩去学校为要挟。女儿小时候，骗她吃牛奶，机关算尽没奈何，只能威胁不让上学，立刻乖乖地喝下去。

父母在眼里狗屁，老师在心目中英雄，对付这种孩子，这一招屡试不爽。孩子天生分成两种，怕老师和不怕老师，譬如我小时就畏师如虎，老师一言九鼎，说东，不敢往西。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课堂上老师在讲苛政猛于虎，我在纸条上写出来的字，却是“老师猛于虎”。

最让人哭笑不得，是有人拿我当恶人吓唬儿子。好友威胁上小学的儿子，如果品行不端，我这个耍笔杆子的伯伯，便会如实地写在文章里。天知道怎么会有这个奇思妙想，荒唐之处在于，宝贝儿子天不怕地不怕，偏偏还吃这一套。为什么有人会害怕媒体，这是现成案例。好友说这儿子日后肯定是角儿，因为只有是个人物，才会如此在乎自己的公众形象。他恳求我在报上，逮着机会狠狠表扬他儿子几句，说你没在文章中写到他，都已经害怕了，真要是写出来，我儿子日后见了你，肯定会像崇拜明星一样。

好友妻子悄悄告诉我，说这孩子的未来志向，是当报社老总。问为什么，说老总掌握生杀大权，到时候想发什么就发什么，想不发什么就不发什么。我笑着说，这小子不怀好意，他要如了愿，我大约会没有饭吃，因为还没当上老总，已经跟我暗暗结了梁子。

孩子一天天长大，父母越来越黔驴技穷。昨晚有个聚会，大家一起说孩子，没考大学的，羡慕已考上的。最后话题又落实到如何吓唬子女，都感慨与时俱进，家长们引以为豪的那些武功绝技，像过期的磁卡一样不管用。现在的问题，不是如何吓唬孩子，而是开始吓唬父母。做爹妈的无论多英雄虎胆，有一天孩子跑回来，说要放弃高考，肯定惊出一身冷汗。理论上说，上大学没什么了不得，对于今天的父母，孩子真不准备上，也和世界末日差不多。

最糟糕的不是不上大学，还有更邪乎的。某老总有位刚成年的千金，说一不二，突然心血来潮，不远千里去和陌生网友见面。老总管得住员工，管不了女儿，只好隐身陪同，像特工一样。故事的发展险象环生，听者心惊肉跳，都庆幸不是自家孩子。有人说，老总要是儿子就好了，男孩子要省心许多。立刻有人反对，好不容易养大了一个儿子，这么冒冒失失去见莫不相识的网友，也一样凶险，要是遇到一位如狼似虎的坏女人呢。

年关将至

楼下见到一张布告，标题记不住了，不外乎是友谊提醒，打头四个字赫然写着“年关将至”。内容是提高警惕性，很快要过年了，进城讨生活的民工就要返乡，正是发生失窃的高峰，大家请关紧门窗。

布告很快撕掉了，想再次看到它的时候，已经没有了踪影。撕布告的人大约与我有共同想法，觉得它过于刺眼和伤人，目的可能是防贼，结果却可能招贼。不能戴着这样的有色眼镜看人，将心比心，我要是辛苦了一年的民工，见到这种极富刺激的用辞，第一个冲动也会骂娘。凭什么这么妖魔化民工，一个人若有贼心，未必非要等到年关将至，这布告的打击面，宽广了一些。

多年以前，写文章的人常把民工写成农民工。后来就改了，去掉了“农”字。社会在进步，农业为基础也很少有人说起。我们小时候，总说工人老大哥，农民是二哥。大哥领导一切，二哥倒霉透顶，没有工资，吃不到商品粮。一个天上一个地上，现在差不多，都是替人打工，都是靠力气靠手艺吃饭。要说还有区别，也就是年关将至，二哥还得回农村老家过年。

回家过年是件快乐的事情，走遍天下，过年回家。我认识的民工，不少已发了财，回家是衣锦还乡。口袋揣足了钱，心情也就好了，看到墙上年关将至的布告，禁不住要冷笑。这年头，只认有钱没钱，没钱就是小人，有钱就是君子。只有糊涂蛋，才会死守乡下人城里人的传统概念不放。

事实上，有许多民工不回家过年。毕竟发财的是极少数，这些年，不回家的越来越多，不是不想回，而是种种理由，让民工不愿意回。前些日子，与一位送货司机聊天，听他说起顾虑，心里很感慨。离井背乡难，回家也难，有了自家的卡车，家乡人看着是混阔了，其实一年忙下来，挣不了多少钱。回到家，该孝敬的孝敬，该打发的打发，一张张人民币水一样淌出去，等于一年白忙。

民工的艰辛有目共睹，生活在城市底层，境遇不过比拿低保略好些。同是天涯沦落人，毕竟还有一把力气，能靠劳动靠手艺吃饭。今天的城市生活，很多地方都靠民工在支撑，无论多肮脏的活，都有人干。民工让社会变得多元，变得丰富美丽。

不能因此走向另一个极端。年关将至，恭喜发财，大家平安，不要再给民工心里添堵，增加不痛快。

过年的话题

快过年了，报纸上要组织版面，免不了谈过年。电话铃声不断，记者小姐的细语不绝于耳，有约稿，有电话采访。我照例先回绝，然后在记者的追问下，勉强说些什么。

有记者问，过年给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这是非常典型的提问，聪明的不聪明的都这么问。我通常也是实话实说，没什么最深印象。过年就过吧，年年要过的，就像要吃饭睡觉，顿顿要吃，天天要睡。有一年，记者问赞成不赞成燃放爆竹，我说不赞成，结果报上登出来，紧接在后面发言的一位名人主张大放特放，说这是一种传统民俗文化，象征着喜庆吉庆，象征着民族和家族的繁荣。我不赞成，倒显得没有文化了。

不由地想到了另一种民俗，烧纸钱祭祖。我不赞成大放爆竹，说白了，是嫌太闹。文化不文化，从来都是蒙人。想起了那时候，凡和传统沾点边，统统成了封建。有一年在外祖母家过春节，在舅舅的带领下，竟然偷偷祭起了祖宗。我的一个上海表弟开始胡说八道，说看见供桌边坐了几个老人在喝酒，其中一个长得很像我的舅舅。长辈们立刻认定是死去多年的外祖父。表弟那时候才七八岁，童言无忌，他这么随口说说不要紧，把我们一帮孩子吓得不轻，两个表妹顿时花容失色。

祖父过世时已经九十四岁，母亲提出来要祭祀，仿佛乡间那样供一下。父亲说，祖父生前从来不相信这些封建迷信，还是免了吧，于是就免了。这年我三十一岁，自记事以来，家庭成员中第一次有人病故。也是在同一年，八十四的外祖母逝世。四年后父亲又突然病逝，非常突然，好端端的，说没了就没了。

父亲的过世，让我感到很悲哀，很无奈。生死相隔，这是没办法的事情。我也不知道如何才能表达自己的感情，只能是笨拙地烧烧纸钱，每年三次，一是在清明，上坟的时候。一是七月十五，民间的所谓鬼节。还有一个就是大年三十夜，不仅要烧纸钱，还要在家里三荤四素地祭奠。

现在流行到外面去吃年夜饭，既热闹，更省事，稍稍好点的馆子，早在几个月前就预定一空。母亲和我商量，是不是也与时俱进，干脆到外面去吃一顿。我知道豁达的父亲在另一个世界不会缺钱花，也不相信他在大年三十，会跑来与我们在一起度过除夕，虽然有些心动，想到已成为惯例的祭奠，想到那个含有特定意义的三荤四素，还是决定放弃去外面吃年夜饭。

羡慕的一个朋友

也是因为过年，突然想到了远在深圳的李潮。我的童年十分寂寞，朋友不多，能记住的更不多。从开始记事，我就认识李潮。我们曾经是最好的兄弟，他一直是我非常羡慕的人。

很多理由可以让人羡慕这个李潮。首先是羡慕他们家的热闹，李潮有个非常和谐美满的家，从旁观者的眼睛看，他们家是最民主，一家人挤在一间不大的屋子里，充满欢声笑语。我印象中，李潮的外公外婆始终像孩子一样天真，他父母也永远童心犹存。

小时候，我没地方可去，常跑到他们家玩。一个漂亮的小学女同学，住在这院子的同一栋楼上，那年头，男生女生不说话，每次去李潮家，见到那位女生，我心头就会咚咚乱跳。

李潮的父亲是作家方之，是我父亲最铁的哥们。他们的命运紧密联在一起，一起被打“右派”，一起平反。我当年并不太明白这个戴着深度眼镜，长相有些奇怪的人就是作家。如果有人问我，父亲最好的朋友是谁，我会毫不犹豫地说出方之。很长一段时间，父亲一直为不能像方之那样全家下放感到遗憾。他相信不能享受同等待遇，是因为自己的罪行比方之更为严重。与父亲的想法不同，我感到悲哀的只是，轰轰烈烈的下放，让我失去了儿时的唯一好友。

下放中断了我和李潮的联系，但是对他的羡慕，却一如既往。有一年，父亲的一个朋友过来闲聊，谈到了在苏北农村读书的李潮，说他现在能写一手好字。再以后，又听说他去了广播站，舞文弄墨，已是个能写漂亮文章的才子。

我从不掩饰自己对李潮的羡慕，他曾经是江苏甚至全国最优秀的青年作家。也许他并不知道自己当年的才名有多大，对我的刺激有多深。才华横溢这样的词汇，用在他身上，绝不过分。说老实话，如果没有李潮，我很可能不会想到写作，更不会成为作家。我不明白他最后为什么放弃了写作，毫无疑问，他显然要比我更有才华。我只能这么想，一个人的终极选择，总是有他的特定道理。

时至今日，我对李潮的羡慕仍然不减。我羡慕他能选择毅然离开南京，人挪活，树挪死，想到自己最后将要没出息地老死在一个城市里，真是有些不甘心。十多年前，李潮撇下老母去深圳打拼，刚去那几年，回来过春节，我们还能见到，胡乱地说些什么。后来就很长时间不会面，偶尔能听到一些传闻，都是说他现在如何了不得。

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和李潮成天泡在一起，是地道的文学青年，像童年一样亲密无间。我们是感觉良好的大学生，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什么人都不放在眼里。那日子如今回想起来，恍如隔世，说给别人听都不相信。

黑的鸟

不知道这鸟叫什么名字。大约前年开始，每到冬天，最寒冷的日子，便飞到小区来了。从我家的窗户望出去，它们歇在不同的楼顶上，黑黑的，傻傻的，让人难以琢磨。许多年前，我住在湖南路附近，天天去玄武湖公园散步，见过这种黑鸟，通常都是一两只，在雨后的草地上跳跃觅食，飞过来飞过去，效率很高，常看见嘴上衔着长长的蚯蚓。

前些天，我完全被这些黑鸟震住了。天知道它们是从那钻出来的，一个个就像开会那样，都停在东窗下省长楼的小屋顶上。第一个印象，是觉得这不真实。一块不大的屋面，聚集了将近四十只黑鸟，密密麻麻，呆头呆脑。这是一幅什么样的景象呀，个头比鸽子略小，人多势众，鸟多了也会胆子大，距离很近，我从窗里里看它们，它们也透过玻璃窗看我。

弄不明白是什么原因，让这些本该是独立行动的黑鸟，变得成群结队，有恃无恐。天色灰暗，快下雪了，黑鸟们无精打采，仿佛电影《哈里·波特》里的一个镜头。因为有了这些黑的鸟，我真怀疑会有一个女巫突然出现，她衣衫褴褛，轻轻敲打玻璃窗，随手递给我一把会飞的扫帚。我现在可以大胆假设，那些神神鬼鬼的小说和电影，那些匪夷所思的神奇情节，很可能是因此获得了灵感。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毫无疑问，这些黑色丑陋的鸟儿，显然不是到小区里来散步。一定是小区里某些东西吸引了它们，也许是为了院子里的樟树，仔细观察，可以看到樟树上一粒粒黄豆般大小的果子，天寒地冬，这些小果子就成了黑鸟的食物。当然也可能是瞎说八道，所谓的小果子根本就不能食用。我仔细观察过，看着黑鸟在樟树上乱窜，看不清楚它们干什么。很显然，我还缺乏足够的耐心，而且视力也不行，看来真应该考虑去买个军用望远镜。

在城市里能见到鸟儿，从来都是好事，这说明适合它们生长的环境，已发生改变。电视上曾经报道过，我国一些农村地区，竟然连最常见的麻雀都没有了。专家通过研究发现，农药的滥用，正在使得贪嘴的麻雀得厌食症。

适者生存，能在城市里苟活下来，都得有些特异功能，譬如这些黑鸟。成群结队的黑鸟，在你眼前飞来飞去，无声无息，仿佛一只只正在入侵的蝙蝠。这是道奇特的景观，充满了陌生感，给人一种阴森森的感觉。那些看着顺眼的鸟儿都不见了，报春的喜鹊哪去了，小麻雀哪去了，我很怀念它们。

风景区南山

南山这称呼，通常不是南面有座山的意思。面山而居，大山挡住出路，起码风水上没什么可取。开门见山是比喻，是直截了当，并不是说在家门口，大门牙似的竖着一座山。中国的传统建筑是四合院，最好的房子是北屋，理由很简单，坐北朝南，阳光灿烂。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的南山，大家过生日的寿比南山，都不是说的南面那座。

中国文化中的南山，是陕西的终南山，不相信可以去翻字典。耳熟的一个成语是“终南捷径”，有志于仕途的人，应该不会不知道这条近路。南山又叫太乙，或太一，“太乙近天都，连山接海隅”。可惜陕西人心胸宽广，没有想到注册商标，于是各地见贤思齐，依葫芦画瓢，就有了自己的南山，深圳有，海南有，南京也有。

因为历史上的典故，南山在不在南面无所谓，景色好坏也不重要。取这两个字的共同点，往往看在文化的情面上。譬如南京的南山，其实是在城市的西南角。要说景色，也有山也有水，却不能与城东享有大名的紫金山媲美。南京地处丘陵，周围有很多山，山都不高，都还有些特点。春牛首，秋栖霞，很难说哪个山头最好。风景这玩意的好坏，从来就有些人为，说它好就好，说它不好就不好。

双休日和交通工具的方便，正在悄悄改变人的出门观念和生活方式。如今这年头，例假日在玄武湖中山陵见到的，都是外地游客。南京人要么在家看电视打麻将，要么索性跑得远一点。南山的好处是距离合适，离市中心四十多公里，开车不足一小时可以到达。太近了，会让人没有离家的感觉。太远了，毕竟想去也不太方便。

二年前，喜欢这里的环境幽静，风景还说得过去，满眼松林和竹园，就动了在此处租个房子的念头，目的当然是为了静下心，好好写点东西。将房子租了下来，难免经常走动，没想到这里会飞速发展，日新月异，不过两年时间，眼睁睁地看着它热闹起来，花香鸟语，人声车声喧嚣，俨然已是3A级的风景旅游区。说老实话，我也弄不明白3A级是个什么标准，只听说再多一个A，就是顶级的风景区了。

这几年的城市，正发生着巨大变化。市内在变，郊区在变，很偏远的地方也在疯狂发展。人们的活动半径，像一只贪婪的手一样，越伸越长。很多朋友买了车，动不动就打电话问我，南京周围还有什么地方可去。那情形都有些迫不及待，仿佛饕餮之徒饿狠了，恨不能立刻找一家大快朵颐的馆子。我真不太愿意推荐新开发的南山风景区，说来说去，也是私心在作怪。既然它担着文化的虚名，真不太愿意有太多的人去打扰它。

长大当爷爷

电视上对几个小孩进行采访，问长大了想干什么。各式各样的答案，童言无忌，五花八门，最精彩的莫过于“长大了当爷爷”。这回答孔夫子听了，也只能点头称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孺子可教也。

对孩子进行理想主义的教育，已经越来越看淡。我们小时候，大人若问未来的雄心壮志，常听见的回答，是学雷锋，当人民解放军战士，做英雄人物。到上个世纪末，改革开放，思想解了放了，以经济为中心，孩子的回答是当大老板，当总经理，挣很多很多钱。小孩子的观点，其实也是大人的观点。当英雄也好，挣大钱也好，都脱不了功利的窠臼。想来想去，还是当爷爷的想法最朴素，虽然有些傻。

孩子的话因为傻才可爱，成人太傻了，就不怎么能原谅。譬如前些时候的网上北外女生处女率调查，唇枪舌战硝烟四起，多少有些让人哭笑不得。我不想再复述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也不想谈论它的是与非，今天会写这篇文章，是因为耳边还有人言辞确凿地在唠叨这件事。

抗战胜利以后，北大女生沈崇被美军强奸。北平一位官员竟然宣称：“如果处女膜没有破裂，不能算是强奸。”这个混账话，自然要遭到强烈讥讽，有人便写文章，嘲笑当大官的乃金口玉言，“此膜一经高官品题，立刻身价百倍”。差不多同时期，南京一名十二岁女孩被人欺负，铁案如山，警方不是急着抓人，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聘请法医，一遍又一遍检测，得出的一个结论是处女膜破了，然后又起波澜，再请专家会诊，结论是还没有破裂。报纸上追着报道，一会破一会没破，满大街读者都在议论。终于有妇女界代表跳出来，对“验膜”的反复无常，表示了极大愤慨。是可忍，孰不可忍，这“膜”又不是什么“铜打铁铸，闹着玩似的验来验去，再好的玩意也禁不起这么折腾”。

参加北外女生处女率调查争论的双方，都是有大学学历的文化人。都是吃饱撑了，没事找事，找骂，找不自在。文化人现如今，常会被没有文化的人嘲笑，重要的原因就是迂腐。处女率三个字本身就十分可笑，这有什么可吵的。就算是已步入了数据时代，就算是你有这个能耐，真可以拿出一个精确的处女百分比，与人民大众和欣欣向荣的现实社会又有什么关系。妖魔化女大学生，本来就是居心不良。对付这种歪风邪气，最现成的办法是不理睬。

皇帝不急太监急，是不是处女，不能强求丈夫在乎不在乎，起码可以要求局外人不要多管闲事。只有无聊的人，才会关心处女那个什么率。如果谁都喜欢来管，那么很显然，这个社会就不够进步。

马放南山

阿房宫的阿

小时候没把书读好，长大了再后悔，通常来不及。少小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我的中小学，正好遭遇“史无前例的时期”，结果所谓有基础教育，总是缺胳膊少腿。先天既然不足，最容易露怯的便是读错字，譬如阿房宫的阿，究竟应该读作阿富汗的阿，还是读作“屙屎”的屙，不止一次让我感到头疼。好不容易记住，过了一阵，又会忘。

越是错，越要错，真让人难为情。又譬如俳句的俳，每次见它，都不敢立刻大声读出来。要在脑袋里拐个弯，把它和排骨的排，排队的排，搁一起煮上一会，才敢断定自己不会读错。我始终想不明白它为什么就不能读作非洲的非。

我是个喜欢看书的人，看书不用读出声音，遇到不知道读音的字，将就一下便蒙混过去。能蒙混不蒙混就是傻瓜，我们这代人常被下一代取笑，容易读错字就是一例。我十七岁进工厂当工人，听一位年轻女工把裸体的裸，读成了“棵”体，把接吻的吻读成了“物”。

十年动乱造成一代人的文化断档，如果后来没下工夫，开口就错并不奇怪。当然读错了几个字，也不是什么大事，人非圣贤，岂能无错。前些日子看电视，是阿房宫的考古挖掘，听主持工作的几位专家，一口一个“啊房宫”，心里直犯嘀咕。又请教女儿，又去翻辞海，我这人永远不自信，不担心专家出错，只害怕自己又记混了。结果当然是专家的错，阿房宫的阿，不能读成“啊”，就得读成“屙屎”的屙。在古文中，阿与“屙”相通，说生财有道，叫作阿金溺银，说拖延时间，叫作阿绵花屎，这两处的“阿”，都是“屙屎”的屙。

有学问的专家也会出错，仿佛天使也要拉屎撒尿一样，老百姓心里可以出一口恶气。两位专家的年龄与我差不多，大约也是特殊年代的祸害。不过专家还是厉害，不会因为读错了一两个字，就变得没学问。阿房宫的考古挖掘，意义非同寻常。过去我们都相信，是项羽的一把大火，将阿房宫化作灰烬。现在经过他们的考古挖掘，终于弄明白，原来美轮美奂的阿房宫，压根就没建好，除了庞大的地基之外，它从来都是一个不存在的空中楼阁。

读错字的原因很简单，是因为没人提醒。知错才可以改，我们错了，往往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错。天底下并没有什么人，故意闹别扭要把字读错。自从用电脑写作以后，最大遗憾是不能纠正读音。我的输入法是五笔字形，不会读的字，也可以轻易打出来，能打出来，也就能蒙混过去了。用拼音打字的朋友深有体会，遇到一个字读错，就打不出来，打不出，就得琢磨，一琢磨，琢磨出了学问。

我穿睡衣我怕谁

一个长相有些奇怪的男人，穿着宽大棉睡衣，不红不绿的款式，傲气十足来到一家健身俱乐部。外面数九寒冬，健身房里温暖如春，锻炼的男女身着名牌运动服，一个个香汗淋漓。这家俱乐部，办个年度会员证，将近四千块钱，门槛不可以说不高。来锻炼的多为成功人士，男士不当官就经商，起码也混了个高级知识分子。女士多为白领，年轻的是小资，不年轻的是富婆。这场合，敢穿睡衣尤其棉睡衣，傻乎乎直闯进来，也得有点胆量才行。

跟着进来的还有个胖乎乎女人，显然是睡衣男人的太太。有什么样的男人，就有什么样的太太。顾客是上帝，遇到这样的上帝要参观，还真不能不让他进来。健身房小姐连忙上前应酬，睡衣男人也不客气，粪土当年万户侯，根本不把眼前的这些个鸟男女放眼里，东看看西望望，什么运动器材见着顺眼，便上去玩它几下，龇牙咧嘴，然后不置可否，扬长而去。

某居民小区的入口处，有个穿睡衣的中年妇女，喜欢站在岗亭边上跟保安聊天，一说就没完。大家都不明白她为什么有家不回，有事没事，总是站在那里，而且一定要穿着睡衣。保安的脸上屡屡显现出不安，又不能撵她走，毕竟人家也是小区的业主。终于有一天，一个保安的妻子跑来大闹，认定睡衣女人是狐狸精，与她年轻的丈夫有一腿，动静弄得很大，结果110也来了，很多人围观。睡衣女人十分委屈，说老娘穿不穿睡衣，跟你有什么关系。

保安妻子说，你成天穿着睡衣，睡觉穿什么。

睡衣女人说，我睡觉穿什么，管你屁事。

围观者都笑了，很快乐地笑，话虽然粗糙，却占着理。穿衣服是人家的自由，谁也管不了。只要她高兴，完全可以把睡衣当制服穿。有热心群众出来作证，安慰年轻好吃醋的保安妻子，睡衣女人不光喜欢与她丈夫说话，逮住任何一个保安都一样。这件事终于不了了之，睡衣女人依然穿着睡衣在门口说笑，什么叫心理素质良好，这个就是。

喜欢在公共场穿睡衣，地道的中国特色。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地方，不可以穿睡衣，到处都能看到这样的男人或女人，在马路上，在超市，在广场，在公共厕所，五花八门，琳琅满目。不由得想起小时候看电影，那些黑白影像中，穿睡衣的都是有钱的上等人，男人手上夹着一根雪茄，女人嗲声嗲气在接电话。我一直疑心是这些老电影在潜移默化，我们小时候，上等人可不是什么好玩意，后来世界观变了，有钱人再次成为人众人的理想，于是我们不知不觉中，便在刻意模仿那些本该批判的对象。

大千世界

一个德国人忽发奇想，要吃人肉，猪肉牛羊肉那样地吃，就在网上发英雄帖，询问有没有人愿意被他吃。居然会有人欣然应聘，心甘情愿地乐意被品尝。结果也不是说着玩玩，是货真价实地成了交，血淋淋地杀人和被杀。吃人者心想事成，大快朵颐，津津有味吃了一个多月，还没有将被吃者的尸体吃完。后来事情败露，法院以杀人罪判吃人者八年徒刑，民众闻讯，忿忿不平，都觉得判得太轻。

一个正值妙龄的漂亮女孩，到网上征婚，她觉得找自己谈恋爱的人会很多，因此想到的一个绝招是竞价，谁出的钱多，就跟谁约会。这么做的理由，只是为了节省时间和提高效率。

有位作家写了一本书，他的推销方式让人瞠目结舌，是在长沙闹市光着屁股跑一圈，意犹未尽，又去北京裸奔。过去只知道外国人才有这种嗜好，事实却证明人都是一个模子生产出来的，金发碧眼的西方人，黄皮肤黑头发的东方人，都有一样的毛病。我更愿意相信，这位写作同行不是为了写书裸奔，而是为了裸奔写书。据说，他女朋友非常支持这样的裸奔，爱情真是伟大。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真真假假弄不清楚。三岁的女孩已经发育，一百天的孩子会说话，小学生能背诵“四书五经”。我不敢相信这些都是真的，网络上铺天盖地，一搜索跳出一大串，电视上言辞确凿，提供了最直观的镜头，由不得你不相信。新闻越来越千奇百怪，源源不断被报道，被转载。一个个有鼻子有眼，都跟真的一样。不对，应该说就是真的。

我一直是个耳朵根偏软的人，很容易相信别人的说话。很长一段时间，非常关心神农架究竟有没有野人。或许去过神农架的缘故，我觉得这件事情不能不明不白。记得看过一个很长的纪录片，一集连着一集，耐着性子看了许久，结果还是没闹明白。看到了最后，一位科学家出来说话，他很严肃地说，是否有野人不能随便得出结论。我因此耿耿于怀，既然没有结论，你让人家看这么长的一个纪录片干什么。

长白山的天池里到底有没有怪兽，是同样的问题。中国有句老话，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为了看最后结论，一连几天，我耐着性子收看电视台的科学频道。同时，为了接受科学教育，让读大学的女儿一起观摩。解说员带磁性的声音十分神秘，自始至终让你处在高度的紧张之中。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科学揭秘之类的节目，充斥着让人忍无可忍的娱乐性。最简单的事情，被复杂化了，被游戏化了，三言两语就能揭开的真相，播了三集五集，仍然不肯把谜底揭开。结果就是这样，长白山天池里到里有没有水怪，我还是没有搞明白。

生日怎么计算

这不过是道简单的算术题，却总也绕不明白。中国人过生日，都知道阳历和阴历，阳历简单，阴历玩复杂，花头就大了。古人计算生日，离开不了天干地支，今年是狗年，也就是所谓的丙戌年。古人文绉绉开起口来，就要说岁次游兆阉茂。为什么叫游兆阉茂，我也解释不清，反正天干的丁，是游兆或柔兆，地支的戌，是淹茂或阉茂，天干地支加在一起，立刻知道你生于猴年马月。

去年是乙酉年，鸡年，记者凑热闹，采访属鸡的作家。我生于1957年，一般的思维定式，都以为属鸡无疑，没想到是春节前出生，应该属猴。那位记者手气特别不好，一连采访了几位，都与我情形仿佛，于是信手写了篇《蜀道难，寻属鸡的作家也难》在网上广为流传。一位朋友读了这文章，打电话给我，说男作家能不属鸡，最好不要属鸡，免得让人误会。他顿了顿，又戏说女作家若属鸡，不误会也要误会。

年前小学同学来电话，要聚在一起过五十大寿。老同学聚会，已很时髦，只要有借口，是个机会，便可以凑在一起喝上几口。怀旧不仅仅时尚，而且正成为我们幸福生活的一部分。究竟哪位同学要过生日，我也没有弄清楚。按日子算，既然大家年龄仿佛，谁都可以过。

民间有做九不做十的习惯，结果我和这位小学同学，为怎么计算生日讨论起来。对这类事情，通常得相信年纪大的同志。我母亲去年轰轰烈烈过八十大寿，特地请懂行的老人把日子算好。当时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要差不多提前两年过生日。我只能简单地相信，不听老人言，吃苦在眼前。老人的传统自有道理，我得到的解释是，人一出生，就是一岁，过个春节，又加一岁，换句话说，如果你出生在大年三十晚上，在第二天，就货真价实的两岁了。中国人计算方面，只认道理。

因为有这个经验，改不了好为人师的毛病，我对着电话一番胡说八道。小学同学被弄糊涂了，当然更糊涂的可能是我，我越说越糊涂。小时候，别人问起岁数，我总是说不清楚。南方人和北方人用的是不同标准，南方人通常是虚岁，否则便有隐瞒嫌疑。北方人喜欢实事求是，连半岁都得如实报出来。

小学同学聚会那天，要去上海当新概念作文大赛的评委。多少有些遗憾，当年的小毛孩，走过岁月的千山万水，如今重新聚会，煞有介事过五十大寿，不至于“儿童相见不相识”，“乡音无改鬓毛衰”却是不争。生日怎么计算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都老了。

愤怒的力量

有一天，正赶写稿子，楼下传来汽车喇叭的长鸣。城市中，汽车噪音污染最为大家熟悉，感到震惊的是它的长度，足足响了一分多钟，然后稍稍喘口气，又狂躁不安再次响起。又是很长时间，震耳欲聋，足以让人窒息，我不得不探出脑袋看个究竟。

原来是一辆汽车停车时没注意，挡住了另一辆汽车的出路。生活中，类似的事经常发生。天生有一种人，脑子从来不为别人着想。司机可能有急事，一辆汽车蛮不讲理地挡在前面，自然有可以愤怒的理由，但是他并不能因此就丧心病狂，冤冤相报，犯同样不为别人着想的错误。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这样长时间地按喇叭，它产生的噪音，足以伤害整个小区居民的听觉神经。霎时间，我产生了一种很极端的情绪，想冲下楼去，将那个按喇叭的司机痛骂一顿。你可以按几声喇叭，可是不能按这么长的时间。除非是世界末日，否则一个人无论什么理由，都不应该这样蛮横地按喇叭。

人会感到愤怒，这很正常。因为愤怒，弄不好就会伤害无辜。报上有过这么一篇报道，一个来自乡间的中学生，给初恋的对象写了封15页的情书，结果这洋洋洒洒的情书，没有得到青睐，反倒在一群女同学手里广为流传，最终还被不幸地贴到了黑板报上示众。这个中学生受到了极大伤害，斯文扫地，成了大家的取笑对象，女孩子见了他，忍不住要流露出不屑的神情。

多年以后，经过奋斗，他成为一个富人，而取笑他的那些女同学，却都没有什么大出息。春去秋来，当年如花似玉的美女，一个个花容失色，成了地道的农妇。世事真是难料，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于是一个恶毒的性报复计划，在这个所谓的富人脑海里形成。他开着宝马，衣锦还乡，开始用他令人羡慕的富贵，大把的人民币，向当年不屑他的那些女孩发动进攻。结果大出意外，他竟然摧城拔寨，所向披靡。那些试图征服的对象，惊讶于他的富有，羡慕他的潇酒，一个个先后中招，有的甚至主动投怀送抱。

类似的故事可以见到很多，这显然是个升了级的新版本。不过它的合乎逻辑，却不用怀疑。愤怒可以让人积极向上，也可能变得非常邪恶。一旦人们对金钱和权力的欲望，强烈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邪恶就完全可能畅通无阻。报纸上的文章无奇不有，我很怀疑这故事的真伪，尤其不相信那些性报复对象，就那么轻易地被“雪洗当年的羞辱之恨”。

愤怒可以成为一种力量，然而毕竟有限。愤怒可以致富，财富可以雪耻，在更多的时候只是一种神话，或者是一种理论上的假设。我更愿意相信它和那些流行的段子一样，是人们吃饱了饭没事做，凭空的想象和编造。

名不正言顺

起名字很讲究，名不正则言不顺。历史上为了冠名权，常争得不可开交。过去要争，现在也还要争，远不说，就说长江下游的几座大桥，关于它们的命名，有各种有趣版本。譬如江阴大桥，南边是江阴，北边是靖江，两家各不相让，最后江阴胜出。靖江人不服气，为什么不能叫靖江大桥，靖代表靖江，江代表江阴，两不耽误，现在这样，活生生是让靖江出局。别忘了，桥的那一头，可是搁在人家靖江的地界上。

又譬如润扬大桥，建于镇江和扬州之间。这两家城市都有些来头，谁也得罪不起，扬州大桥，镇江人不乐意，镇江大桥，扬州人不甘心。于是只能做加法，把两家合起来。叫扬镇，太像个乡镇，别人听了就想去赶集。叫镇扬，又暗示把扬州给镇住了，不太吉利，结果就妥协，改叫润扬。镇江古称润州，很多人不知道这典故，到桥跟前一个劲地追问。

用省市来为马路命名，以上海最经典。南北向是省份，四川路，江西路，河南路，东西向的是市名，南京路，北京路。附带说一句，各个城市的南京路，都是热闹地段，都是市中心，显然它们的命名，与南京曾是国民政府的首都有关。

根据中国的河流特点，用水系命名的道路，应该是东西走向。南京的长江路和珠江路，这些年新修的嫩江路湘江路，都是沿用这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违背了传统，就容易产生误解。我一直觉得南京依雨花命名的三条路，有严重缺陷。通常情况下，东路西路，南路北路，都是同一条路，譬如上海的南京东路南京西路，南京的中山南路中山北路。驾驶员如果按照这原则行驶，沿雨花东路行驶，一辈子也到不了雨花西路，因为它们压根就是两条不搭界的路。这两条路的命名，参照了当年蒙古人的办法，意思是东边的一条路和西边的一条路，两条铁轨一样平行。同样道理，雨花南路仅仅表示，路在雨花台的南面。这学问，不要说外地驾驶员不明白，很多南京人也搞不清楚。

有位老同志屡屡为今天的命名生气，他常举的案例，是南京的长江二桥、三桥，包括正准备建设的四桥。现代人命名越来越偷懒，满口都是文化，实际上做的，越来越没文化。他一再提醒大家注意，南京的大桥命名，按照建桥时间的顺序，东一个，西一个。具体地理位置，二桥在大桥东边，三桥在大桥西边，四桥又在大桥和三桥中间，完全是乱了套，为什么不能给它们正经八百地取个名字。

凡事可以较真，可以不把它当回事。习惯成自然，名不正也能言顺。乱套不好，打破常规，凑乎着便是创新。对于憨厚的南京人来说，老大老二老三自家人那样称呼，也许更亲切。时至今日，黄花菜早凉了，再画蛇添足，给大桥二桥三桥弄个文绉绉的名字，实在是没意思。

有限开禁

春节能不能燃放爆竹，这话题像口香糖，嚼来嚼去，一点味道都没有。我的内心持反对意见，反对也是白搭。古往今来，有人就喜欢大放爆竹，噼里啪啦响着，动静越大越欢，声音越刺耳越乐。人皆有追逐欢乐之心，别人的欢，也可以是自己的乐，既然是过年，大家欢乐一回，没什么不好。非要存着一个私心，不让别人痛快，不与人民大众同乐，这说明你已经有些变态。

思来想去，自己还真是中规中矩，不越雷池一步。天生的无用之人，温良恭俭让，偶尔有点贼心，一定没有贼胆。譬如不让放爆竹，就坚决不敢放。单位里年终考评，本人总结，通常会写上“遵纪守法”四个字，开始只是觉得好玩，后来发现自己确实有些良民素质。

日本人侵略中国，有人奋起反抗，当了民族英雄，有人助纣为虐，当了汉奸。更多人的出于无奈，拿了良民证。这记忆很痛苦，不拿证的风险是掉脑袋，老百姓只能自认倒霉，自取其辱。良民在中国的历史上，并不是什么好词，许多人都是迫不得已。

往根里挖，是自小听话听惯了。从有记忆开始，就被别人哄着当乖孩子，中毒太深，大了再想改，再想学坏，已来不及。家长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让干什么，就不干什么。在家听父母的，在学校听老师的，结了婚听老婆的，以后呢，恐怕还得听孩子的话。这样的男人，难怪不会有什么出息。

这几年市府将全面禁放烟花爆竹，改为有限开禁。以人为本，显然是个两全的好办法，让想燃放的与不想燃放的，两不耽误各得其所。老百姓买了爆竹，到指定的区域去过瘾，去听那个响，已成为新世纪的新年新景象。电视上常看到这样的镜头，喜气洋洋的市民抱了一大堆烟花爆竹，带着孩子打出租，跑到很遥远的地方去燃放。远无所谓，就为了内心的那份喜欢。

凡事难免例外，并不是所有市民，都乐意循规蹈矩。往年只有极少数人，以身试法，在禁放区内捣乱。难得有个别不自觉，犯了禁，立刻有人问罪。今年却开始离了谱，很多人不约而同，都抱着豁出去的勇气，集体挑战有限开禁。有人挑战，无人应战，于是不经意之间，欢乐祥和气氛中，有限开禁在法不治众的幌子下，正悄悄演变成一纸空文。

不禁要为打出租去燃放烟花爆竹的人鸣冤叫屈。事实明摆着，如果都不把行政号令当回事，遵纪守法，循规蹈矩，就会变得可笑。历史悲剧不能重演，千万不要让听话的市民，再次变成被人嘲笑的良民。

上网太容易

现如今比较时髦的事情，是遇上一个看上去颇有些文化的人，告诉你他从来就不上网。只有不上网的文化人，才是功德圆满的高人。真人不露相，相比之下，津津乐道大谈网上小道消息的，都显得很没文化。

我就是这样一个没文化的人。对于网络，又爱又恨，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很多年前，第一次上网，看到的第一篇网文，是莫言写的《上网比上床容易》，考虑有抄袭之嫌，这篇文章的标题只能略作修改。说老实话，在拨号上网的年代里，比上床容易的上网，还真不能算太容易。且不说网速缓慢，这心里惦记着电话费，再怎么沉溺，总还算有点节制，而且只要上了网，电话就不通了，虽然不一定有什么要紧的事，没完没了地耽误通讯也不合适。

现在用了宽带，二十四小时都挂在网上，不上白不上。我常告诫女儿，不要为此花费太多时间。表面上是警告女儿，其实在警告自己。沉溺网络是有害的，这就像抽大烟，一旦抽上了，再想戒掉就很困难。要说我这人还有点自制力，从不在网上聊天，基本上不主动发帖子，更不会去打扑克玩麻将，可就算是这样克制着，仅仅是上网胡乱浏览，每天的一两个小时，莫名其妙地打了水漂。这时间能用来干点正事多好。

说起上网最不值得的一件事情，是看NBA比赛直播。都说体育运动是娱乐，过去不太相信，现在终于明白。娱乐多多少少都是要害人的，我们的娱乐时间，与美国正好黑白颠到，他们吃了晚饭很悠闲地看篮球，好比我们吃了晚饭去剧场听京戏。可惜他们的晚上是我们的上午，好球开战，正好是我写作的黄金时段，此时有些走神，一天的活都别想干好了。

睡不着觉怪床歪，写不出东西，只能迁怒于NBA。前些年，最关心的是足球，现在想想，完全是瞎凑热闹，白白寄托了一番激情。自己的兴趣不知不觉已转移，跟着姚明去了休斯敦。现在回想，足球很少影响到我的写作，看意甲德甲英超，时间都是在晚上，大不了睡眠受点影响，第二天依然可以努力工作。

自从迷上了NBA，麻烦就有点大了。赛期长，场次多，足球通常一周一场，篮球动不动要来个背靠背。很多精彩的比赛电视不转播。电视不转，网上必转，到了季后赛，有些关键场次，网络上观看的人太多，讯号半天都过不来，活活地能把人给急死。

上网太容易，凡事太容易了，就很难节制。写这篇文章的用心，仿佛准备戒烟的烟民，先发个悲壮宣言，自我检讨一番，至于最后能不能幡然悔悟，有效减少上网时间，或者是干脆不上网，这个很难说了。

风景的寻找

在一篇文章里，无意中谈到了南京西南郊的南山湖风景区，一个熟悉此地行情的朋友看了，打电话过来，说你这文章写得太潦草，风景区的妙处和度假村的乐趣，都没有详细说到。然后就掰着手指举例，首先没提可以品尝农民新炒的春茶，眼下市场上都是假冒的明前茶，你去南山喝茶，现炒现喝，明前雨前，谁也蒙不了。第二没提度假村的农家菜，别以为都是磨了刀准备宰城里人的，这里的菜不敢说太便宜，有味道有特点却显而易见。第三，有一万多只白鹭在这筑窝，湖附近飞来飞去，黄昏时候倦鸟归巢，那是何等风光。

还有第四，第五，滔滔不绝，我不愿意跟人抬杠，等他把话说完，告诉他在这个城市的郊区，好玩的地方太多。南山湖可以算一个，只要你愿意出去游走，东南西北随意行，都会有惊奇发现。春牛首，秋栖霞，不过是说着顺嘴，其实应该去哪里，从来不用硬性规定，春天来了，秋风起了，去什么地方都好。不仅是南京的郊区好，任何城市的郊区都好。

一个多月前，我去云南的滕冲，看了当地著名的火山群国家公园，根据介绍，是世界级的，其中一个最重要景点，便是柱状节理。一时不明白这是什么玩意，到地方才知道那个大名鼎鼎，就是南京六合的石林。从南京去云南太遥远，去六合太容易，可惜问居住在身边的南京老乡，真去过六合看石林风景的，并不多，知道它价值的人，更不多。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风景要通过寻找，才能发现种种有趣。其实在江南，只要是个庙，都可以去看看。我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大家喜欢去看庙，后来看多了，多少有点明白，原来这庙的功能，不止烧香拜佛，还能为游人提供一个落脚点。看庙还是为了看风景，这大约也是庙喜欢建在风景绝佳之处的原因。

二十多年前，还在读研究生，如今动不动就获奖的电影导演徐耿心血来潮，突然拉我去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兜率寺，也不过是去随便看看，没想到环境之美，竟让我们立刻决定在破庙住下来。十年前去龙泉寺，去年游宝华寺，都给我留下类似的惊喜。机会就是这样，失去就失去了，失去就不可再得，有些好地方，好就好在尚未开发，有许多地方并不远，就在你所居住的城市周边，却跟养在深闺一样。

在《儒林外史》中，南京的菜佣酒保，个个都有文化。一天忙活下来，便跑到中华门城堡上去看落日。那时候能欣赏到的，还是古时候的风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现在不同了，城市的边界扩大了，站中华门城堡顶端，与登上金陵饭店一样，能看到的都是闹市。

还是到郊外去看风景吧，别光是在嘴上说，只有走出去，用心灵去看，才能真正感受。平心而论，城市周围有很多好地方，郊外美景向来是城市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我们忽视了，不去寻找，不去游走，不去亲近它，我们或许会失去许多轻易就可以得到的东西。

马放南山

人总会无端地喜欢一些词，像小孩子抓周，心里并不知道怎么回事，随手去抓了一样东西。我喜欢马放南山四个字，搁一起好看，让人心里舒服，而且很有气概。隐约还能记得看过的小人书，当然是古时候的人物，披着星戴着月，筚路蓝缕，出生而入死，历经了千难万险，终于大功告成。皇帝他老人家要认功行赏，要赏银子赏土地赏美人，好汉英雄别无他求，愿望简单又纯朴，只是希望马放南山，解甲归田，过几天太平日子。

昨天和几个朋友在一起聊天，说起了马放南山，先议论了一番如何放马，都说这等好事，必须得有马才行，仿佛慈善家慷慨解囊，要捐款当爱心大使，先得口袋里有银子。其次是舍得，要真正地想得开，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肯不肯放马，捐不捐银子，本身也是一种境界，并不是什么人都能做到。况且马放了，心没有放，款捐了，昧心钱黑银子赚得更凶，还是没有用。

不由得想到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当时叫科学的春天，气象一新，百废待兴，有一句时髦的口号，是要把失去的光阴补回来。我记忆中，这是上个世纪中，最具活力的一个年代，各式各样的人从冬眠中苏醒，都憋着一口气，都想要穿越时间隧道。我母亲就是现成例子，她是个还算有些名气的演员，当时正好五十岁，多少年不让她上舞台，吃尽了苦头，突然间枯树逢春，老枝发芽，又要登台演戏。要演戏就得练功，这一把年纪的老太太，不敢说像十几岁的人那样玩命，却比年轻人更认真更用功。结果却是，台上了，戏也演了，除了留下一身伤痛，值得一提的辉煌真是没有多少。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把失去的光阴补回来，差不多也能算是一种有些来头的优良传统。如果说妄想穿越时间隧道，是和过去赌气，那么在目前的现实生活里，过分强调投资未来，不顾死活地牺牲今天，基本也就是和未来寻开心了。

为了逝去的过去，不能马放南山，为了遥远的未来，更不能马放南山。这就是为什么会活得很累的基本原因，我们不是为过去还债，就是为未来透支。总是力不从心，要么成了过去的佣工，要么当了未来的奴仆。为了该死的昨天与明天，今天已变成了一个丑小丫，在无可奈何之中，已变得不再重要。我们马不停蹄，忙个不亦乐乎，上穷碧落下黄泉，奔走于过去与未来之间，还债与透支像一把锋利剪刀，来回绞了一下两下，如花似玉的现实生活，立刻面目全非。

与其让过去的失策，活活折磨，与其让未来的目标，生生蹂躏，为什么不能马放南山，坐下来好好歇歇，喝一口茶。今天才是最重要的，这个浅显的道理，大家其实都知道。

人民的温泉

有一段时间，改名字是时髦事。有种种趣话，最搞笑的莫过于将某肉店，正名为“人民肉店”。当年的气氛下，不会有谁对这个店名提出疑义。人民是个金字招牌，树大招风，牌子大了，只能肃然起敬。在辉煌的招牌下，想象力被遏制，思维变得庄严和简单。当然，心里真有点疙瘩，也不敢提出来商榷。敢把人民的肉店引申为“人肉店”的坏小子，非拖出去打板子不可。

古人早就说过“肉食者鄙”，人总是要吃肉的，除非你出家当和尚，而一旦吃了肉，再有智慧也难免犯糊涂。小时候的周围所见，都是这样的招牌，杂货店，菜场，商铺，剧院，浴室，公园，医院，统统喜欢前缀上“人民”的字样。一切属于人民，人民就是一切。其实，按照我的傻想法，这两个字最好不要乱用，譬如肉店与浴室，到处“积肉如山，列脯如林”，弄不好就想歪了。

春天去云南腾冲，不去不知道，去了才明白，人家为什么敢说自己是温泉之乡。据接待人介绍，当地只有一个乡镇没有泉眼，其他各乡都有从地上冒出来的热水。在腾冲期间，我们洗了两次温泉，一次在野外，免费露天，根本没人出来干涉，如何撒野都行。男左女右，各寻找了一个水池子，近十个男人，洗浴前豪情万丈，结果也只有一位好汉敢裸浴，倒是同行的五六位女士，个个英勇坦荡，全裸了。

另外一次，是在新建的高档洗浴城，当地人有心让我们见识现代化。满目人工的自然痕迹，仿佛到了神话世界，我弄不明白究竟有多少水池子，人之多，势之众，名堂之多，设施之豪华，感觉之爽快，实在是前所未有。现代化要花银子，男男女女规规矩矩穿着游泳衣，像赶大集一样，因为门票的价格不菲，提供免费的吃和喝。

同样是泡温泉，与前一次的纯天然相比，完全两种境界，很难说哪个更好。不由想起大学时代，有一次去江北采风，搜罗民间故事，也到过一个有温泉的村子。当时是寒冬腊月，一群花花绿绿的女孩子在洗衣服。热水从不大的泉眼源源涌出，在下游形成了一个水池子，规模当然不能与腾冲相比，不过也足以留下深刻印象。女孩子们在泉边叽叽喳喳，突然，来了位口无遮拦的大嫂，也不管周围什么大学生，看到了陌生男子，立刻人来疯，少儿不宜的荤话，肆无忌惮说了出来。

我们听了忍不住要笑，是坏笑，一位读书极好的同学不由得脸红，文绉绉发了一番感慨，说这个才是真正的人民的温泉。我们一时不明白他的意思，绕了一会弯子，才弄明白他想说的是，所谓人民的温泉，就是大家都不用花钱。

时至今日，不花钱的温泉十分罕见，泉眼里淌出的不仅是热水，而是白花花的银子。人民的温泉都成了卖点，成了著名的度假胜地。

沙家浜的记忆

前几年去海南，游览为纪念红色娘子军新建的公园，印象最深的是园子里几位当年的娘子军，都是清一色的老太太。有一个保留的节目，将颐养天年的老太太请出来，与游客拍照纪念。公园里很冷清，游客稀少，只听见大喇叭里不停地放着红色娘子军军歌。

与这个冷清形成对比，是不久前去过的沙家浜，那个热闹劲，那个喜气洋洋，不由地让人生出一番感慨。同样是样板戏，同样是那个时代的宠儿，阴晴两重天，待遇完全不一样。仔细想也不奇怪，其实早在当年，两个戏的受欢迎程度，就已经有了高下之分。

前者的芭蕾舞太雅了，不比通俗的迪斯科，谁都敢站出来跳几下。也进不了KTV包厢，要唱什么卡拉OK，要联欢娱乐一番，样板戏中最合适的表演节目，便是“智斗”。八个样板戏中，最有人缘最有群众基础，算来算去还是《沙家浜》。譬如当地的一位女宣传部长，就可以在大会上曝光自己的经历，说当年读中学，学校里排演《沙家浜》，她本人特别想演阿庆嫂，偏偏没选上，被选上的那位，又是一位笨女孩，记不住台词，结果未来的女宣传部长，只能躲在后台为人家提词。

能不能在《沙家浜》中扮演一个角色，可以生出不同的人生故事。很少会有女孩子觊觎《红色娘子军》中的吴清华，她像戏中的木偶丈夫一样，太单薄了，一点都没趣。女孩们向往的是阿庆嫂，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物好玩，有戏。人生之乐，莫过于当好人演坏蛋，既过了坏人的瘾，又保持着好人的名声，正邪两道的好处都占了，不亦乐乎。

不只是学校的女孩想演阿庆嫂，剧团的专业演员，对这个角色更是朝思梦想。可以肯定，演过阿庆嫂的人数，如果统计一下，业余和专业加在一起，一定史无前例。京剧不算，当年只要是个剧种，一定移植过《沙家浜》，只要是个女主角，一定演过阿庆嫂。

我自小在一个剧团大院长大，扮演阿庆嫂的女演员都认识，掰起手指清算，前前后后老的少的，演过阿庆嫂的竟然超过了十个。通常一部戏的女一号，只有A、B两个人，可是偏偏是这个阿庆嫂，扮演者浩浩荡荡。要说剧团的男男女女，也就几十号演员，一个阿庆嫂的角色，像小孩子过家家一样，皆大欢喜，给多少女人带来过满足感。

扮演新四军的男演员，除了郭建光，基本都跑龙套。戏结束前有个小高潮，战士们在指导员的率领下，翻跟斗跃过一个不矮的院墙。业余剧团通常玩不了，就连专业剧团，也不免要去杂剧团引进人才。我认识的一个男演员，没怎么见他演过戏，却天生能跳高，别人翻跟斗翻过围墙，他倒好，像跳高运动员那样跳过去，这在当时是一绝，观众目瞪口呆。

中产阶级的门槛

凭什么自信

据说人的自信，与漂亮不漂亮，形成正比。漂亮永远是相对的，变化的，甚至神秘莫测。唐朝的美女搁在今天，一定忙不迭地去减肥，而以好莱坞女星为代表的大嘴美女，提起中国传统美女的樱桃小嘴，一定会忍不住开怀大笑。

自信还会与人的文化有关，通常是越有知识，越自信，学历越高，越自信。水涨了船就高，口袋里钱越多越自信……自信的本义是相信自己，是对自己充满了信心，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自信更多的是一种外在的比较，或者说是一种比拼。

自信会让自己觉得很牛，出过国比没出国牛，大都市比小县城牛，城里人比乡下人牛，名牌大学比野鸡大学牛，我认识一个幼儿园小男孩，一头一脸的小帅哥模样，是个天生自大狂，看谁都看不入眼，有一次他的自大理由，竟然是他们班的女生，没有一个像他那样有小鸡鸡。

反过来也一样，人会为同样的原因自卑，为自己的相貌，为钱，为头衔，为学历，为房子大小。因此，既然是活着，千万别和自己过不去，要寻找点快乐，要多想些高兴的事，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聪明的人不比上，不与比自己强的人斗气。总有人比你钱更多，总有人比你官更大，要居高临下，自信的箩筐里永远不会有烂梨。

钱锺书先生举过一个大家都熟悉的例子，人们面对一串葡萄的时候，必定会面临两种选择，可以从最小最烂的开始吃，这样将渐入佳境，越来越好。反过来就不一样，结局虽然有点不妙，是越来越糟糕，却最大限度地享受，毕竟每次都是在吃最好的。生活中绝大多数人，喜欢前一种吃法，都习惯把快烂的水果先消灭掉，好日子放后面过，结果就是你可能始终在吃烂葡萄。

不久前，各地朋友聚在一起开会，无意中聊起了房价，七嘴八舌好不热闹。按说房价太贵，怎么也不是好事，偏偏这一桌子糊涂蛋，都为自己城市昂贵的房价，扬扬得意。谁贵谁牛，谁贵谁摆谱，我自己也陶醉在这个怪圈里，因为当时在场的衮衮诸公，除了来自上海、北京，南京这样的二流城市，似乎也有资格笑傲群雄。我向来不是个自信的人，凭着南京的高房价，居然也自信了一回。同样是省城，武汉和成都的朋友吓得不敢吭声，一位来自合肥的书呆子，非常感慨温州炒房团为什么没有杀到他们那里去。

房价贵了，也会让人自信，真是吃错了药。现实生活就是这么幽默，这么残酷。一方面，大家希望房价便宜一些，好让自己买得起。另一方面，又为房价贵讨个嘴上优势，太贵了，破罐子破摔，索性大家都买不起。自信本来是要相信自己，事实却是不能相信自己。人的自信常常没道理，有时候，仅仅是凭了一点错觉。

中产阶级的门槛

女儿准备考大学，突然没头没脑问，什么叫中产阶级。我当时就哑了，不知道如何回答。根据高级汉语字典上的解释，所谓中产阶级，是“中等资产阶级，在中国特指民族资产阶级”。这是个太旧的解释，显然不能让女儿满意，她想知道的是这几年新时髦起来的那个“中产阶级”。

不懂的事情千万别乱说，自从听了一位社会学家的高论，对中产阶级这话题，我便不敢再开口。他的观点非常极端，坚定地认为中国根本没有中产阶级，说了一连串的例子，拿出一堆数据，听者噤若寒蝉，肃然起敬。

时髦定义中的中产阶级，是“那些拥有较高的文化知识或生产技能、占有中等规模生活资料或生产资料、通过受雇于人出卖劳动力或雇用他人但自己也从事劳动、拥有中等经济收入的人群”。这个冷冰冰的定义，并不被社会学家认同，他首先质疑“较高的文化知识”，认为标准太模糊。既然是较高，就应该定位在大专学历以上，根据这个标准，没进过大学殿堂的老板，已不幸地被拒之于门外。

社会学家作了一番解释，他说这话的时候，我有些走神，该弄明白的没弄明白，不必要记住倒是念念不忘。除了学历的要求，标准之二是收入，据说官方对此也没有什么好主意，媒体上争论不休，有人说是年薪六万到五十万之间。社会学家对此痛加指责，首先，起点太低，年薪六万的人绝对过不上中产阶级的生活。中产阶级强调的是一种生活方式，要有车，有房，要出国旅游，最不济的也应该常有机会亲近本国的风景名胜。公费旅游必须排除在外，有一种流行说法，中国的中产阶级男性，喜欢去东南亚，女性喜欢去巴黎，仅仅是这种说法本身，就说明中国即使是有那么几个中产阶级，整体的素质也太差。

说来说去，社会学家的一个基本观点，我是明白的，甚至有点赞同。在国外，中产阶级代表着大多数，起码是代表了很多人。站在这个基本点上，我赞成中国没有什么中产阶级，因为大家喋喋不休要讨论的那个中产阶级，与大多数人没有什么关系，起码在今天是这样。

中产阶级成为一个没有根的流行词。前些年流行小资，承认自己是小资的人是小资，说自己不是小资的人也是小资。小资门槛太低，低得陷到了地底下，中产阶级门槛太高，高得都快把门给封住了。还是这位社会学家一个观点让我记忆深刻，他说就生存状态而言，就人民大众的认同感而言，改革开放前的工人阶级，才是真正意义的中产阶级，他们有很不错的社会地位，有稳定的收入，而且人数众多，这是道道地地的中产阶级，当然这是说的是当年。

养在深闺人已识

提到贵州，人们全想到几个关键词，茅台酒，黄果树。出好烟好酒，有好山好水，这样的地方，照例可以吸引游客。朋友邀集游玩贵州，知道几位已游览过黄果树，便说还有比它更好玩的地方在恭候。自然是不太相信，心虽然动，却存着疑惑。

糊里糊涂地到贵州，主人介绍要去的地方，来头更大，言之凿凿，竟然敢说比九寨沟更好。于是好奇心顿起，仍然有点不相信，胃口钓上来了。一行人都有出游的经验，不怕上当。首先是一帮熟悉朋友聚一起，有了好玩的人，地方的好坏已退居其次。再说谁都知道贵州有山有水，风景再差，也不可能太离谱。

抱着这么一种平常心出门，用时髦的话说，这才叫有境界的休闲旅游。去的地方叫荔波，在黔南，路不难走，从贵阳出发，还要花五个多小时。高速公路时代，这就是很遥远的路程了。去的那天，贵州省的一位省委副书记，带了本省的几位厅长，到荔波现场办公。目的是为了加大荔波的开发力度。据说未来贵州的发展重点，是大力发展旅游，而发展旅游的突破口，就是选中了这个荔波。

养在深闺人未识的荔波，已被揭开了神秘面纱。箭在弦上，想不发出去都不行了。我们一行人中，有在张家界大开发前去过张家界的，有在九寨沟大开发前去过九寨沟的，此番到了荔波喀斯特风景区，都有一种过来人的得意和感慨。得意之处，是自己见多识广，早就是休闲中人，早就有机会游山逛水。感慨便太多了，一个好的风景区开发，难免伴随破坏，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不开发，游人难以尽性，开发了，忍不住伤心可惜，忍不住要像九斤太太一样痛说革命家史，当年如何好，过去怎样人少。

丝毫没有反对开发的意思，螳臂挡车，不自量力，我才不会做这种傻事。我们只是感到庆幸，能先睹为快，先看一眼处在开发初级阶段的荔波，看看这个被中外专家誉为全球喀斯特地貌上，保存完好绝无仅有的绿色宝石。有一天，人们聚在一起，像谈论张家界神农架九寨沟那样，神采奕奕说起荔波这个地方，我们几位可以略带卖弄地宣布：

“这地方，早就去过了。”

我不会在这篇文章里为荔波做广告，网络时代，想知道荔波的种种神奇和出彩，上网搜索一下就行了，扑天盖地的宣传文章，可以吓你一跳。山青灭远树，水绿无寒烟，张爱玲的名言是“成名要趁早”，出去玩，也是一样道理。很多人都去的地方，不去也罢。要玩就玩一个新鲜劲，要玩就玩一个原生态，晚了就来不及。如今的深闺，都是相对而言，好日子得赶快过，人这玩意实在太厉害，好风景隐藏得再深，迟早都会将你揪出来嫁人，而且是包办婚姻，不管你愿意不愿意。

NBA时间

NBA时间不仅仅是个美国时间，过去遇到过日子颠倒的人，往往自称享受的是美国时间，自从迷上了NBA，一较真，充分意识这说法有误。你在中国活着，隔着一地球，把美国踩在了脚下，黑白颠倒过来，这NBA还就是没办法观看。很多习惯睡懒觉的朋友，等他们睡眼惺忪地起床，比赛已差不多结束了。

一位在娱乐城上夜班的小姐，因为喜欢看NBA的比赛，花容失色，变得十分憔悴。NBA的赛程，大多安排在上午进行，上班的人没办法看，这时候要去单位。做夜班的人没办法看，这时候正在睡觉。最合适的观赏者，也就是那些热爱体育运动的离退休人员，早锻炼回来，吃了些牛奶鸡蛋面包，把电视打开，NBA的明星们开始登场亮相。

NBA常规赛是一部漫长的电视连续剧，季后赛是全剧的高潮，像今年这样，一旦进入了第二轮，竟然打出了三个3比3的抢七，这在以PK为流行词的今天，不得不让人大叫过瘾。又譬如今天的这场马刺与小牛的生死大战，看得人荡气回肠，看得人坐立不安，看得人忍不住要给同样是爱看NBA的朋友打电话，一边看，一边瞎评论。

看NBA比赛总让我有种逃学的恐慌。我是个在家上班的人，如果不看球，此时铁定是在写作，可是NBA改变了我的生活状态，让我找到了逃避写作的理由。电脑打开了，电视机也打开了，屡屡要做出一副还想写几句的样子，结果却是一定在骗自己。

对即将来临的精彩比赛，充满了期待，先要去查电视转不转播。如果一场经典战事要转，“则驰然而卧”，“熙熙而乐”。不转播，便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到时候只能在网上看，网上的直播几乎一场不拉，可惜只是文字，没有任何图像。好半天才会跳出来一句话，非要一句一句地死等，像痴汉等老婆一样。愚蠢是不可救药，真想不明白，要说我也算个有些自制能力的人，何至于要这样没完没了地对着电脑屏幕发傻。

NBA太好看了。我常会有些很无聊的假设，譬如有这么一家电视台，专门进行实况录相转播，把播放时间来个大挪移，改在对大家都合适的新闻联播之后。这是多好的造福于球迷的善举，当然，要这么做，必须封锁消息，不能事先泄露比分，知道了结局，再好的球赛也没办法看。

怪来怪去，还是CBA水平太差，还是我们自己不挣气，要是CBA打得像人家NBA一样多好。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真打好了，早就像姚明那样跑到美国那去挣大钱了。我并不反对篮球运动员去美国淘金，真要有那个水平去，也是咱们中国人的光荣。想想也伤感，不过是出了一个姚明，已经让很多人神魂颠倒了，本人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中国真要能是出个乔丹或者科比，对于球迷来说，还不天天跟过节一样。

给自己理发

看别人文章，会引起一些联想。荆歌《自己的头发自己剪》，让我有话要说。首先是这个“自己打理”，荆歌举例说到了江苏几位作家，说他们都是自己打理，譬如苏童，譬如毕飞宇，又譬如本人，这话只说对了一半。本人当仁不让，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是给自己理发，要说省钱，已经省了许多。

苏童的头发绝不是自己打理，他有一位专门的师傅，所谓专门，也就是熟悉的店熟悉的人。仔细观察过苏童大脑袋的人一定知道，他脑门正中不时翘着的一小撮毛，这需要很卓绝的技巧，自己很难把握。毕飞宇的发型是最酷最炫的大光头，不过历史并不长久，是最近几年的事。我这人好较真，打电话过去求证，他太太接电话，说那大光脑袋有时候是自己打理，有时候还得太太帮忙。

江苏男作家中，荆歌的长发，毕飞宇的光头，最能凸现艺术家气质。玩艺术的张扬个性，折腾起头发来，也就这么简单两招。《孝经·开宗明义章》上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大明朝亡了以后，很多男人寻死觅活，不是因为国家亡了，而是满人逼着剃头。满人说，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于是男人们一个个都成了哈姆雷特，生存还是毁灭，大伤脑筋。

时代在变，有一点没变，人们总是喜欢用头发做文章。满人让明遗民剃头，民国激进分子逮着了清朝遗老遗少，也要为他们剪掉猪尾巴。记得我读中学时，流里流气的男孩都留长发，父母常催孩子去剃头，赖着不肯去的，蛮横的爹妈便大打出手，像押贼一样硬把儿子领进了理发店。

现如今风气完全改变了，你怎么玩那头上的几根毛，都没人管。多年来我一直留着板寸头，母亲为此想不明白，老是问我为什么要把自己弄得跟囚犯似的。她不明白我是在享受自己剃头的乐趣，用一种傻瓜型电推子，定好了尺寸，很短时间里，就把自己的头发给收拾好了。通常情况下，我都是在游泳池的更衣室里给自己理发，很多人看了觉得吃惊，光溜溜地走到了我身边，一边琢磨，一边感叹不已。

给自己理发有一种不求人的自豪感。反过来，替别人剃头，也未尝不是乐趣。还是在读中学时，学校里学雷锋，组织为人民服务小组，我有幸成了理发组的成员，成为一员的理由，是因为当时家庭经济状况较好，可以去买把理发的推子。记得当时是向祖父开口要，那年头，做好事很理直气壮，非常轻易地就能获得了一把推子。

用那把推子，只为一个人理过发，此人是理发小组的另一名成员。我把事情搞砸了，很快就不可收拾，最后不得不把哭丧着脸的同学哄到理发店，请老师傅重新抢救。

上海男人

上世纪90年代，一位新加坡女华人访问上海，见到心仪已久的上海男人，说有两个震惊让她不能忘怀。一是鼻孔里刺出来的黑色长毛，一是腰间挂着的一大串钥匙。触目惊心，用这两个特征形容上海男人，实在不可思议。我想这位久居海外的华裔女性，表达更多的是种失望。她所接受的传统教育，上海男人绝不应该这样，应该风度翩翩，应该像个绅士。因为失望，她根本看不清上海男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小品里的上海男人，以某演员为代表，他自己是东北人，因为个子不太高大，便在舞台肆无忌惮糟蹋上海男人。上海男人在喜剧舞台上几乎都是雌化的，受气，怕老婆，娘娘腔，小家子气。除了上海人自己，全国人民都敢调侃上海男人，以上海的周边城市为例，南京，杭州，苏州，绍兴，一方面谁都想傍上海这大款，一个个在公开场合争前恐后地拍上海马屁，另一方面在私下，谁都会表现出自己的不屑。

二十多年前，我在工厂做小工人，厂里一个最漂亮的年轻女工，轻易地便被一位上海男人给俘虏了。当时大家很愤怒，想不明白一桩美好事情的结局，为什么会是这样。我们用尽了一切小手段，请她看电影，看当时流行的朝鲜和罗马利亚电影。请她上馆子，请吃小馄饨吃小笼包子，这在当时已经很不错了。有位喜欢说故事的帅小伙，没完没了地给她说段子。谁都觉得自己差不多有点希望了，可是上海男人一出手，别人的种种努力都白费。

上海男人让一个厂的小伙子耿耿于怀，更让大家忿忿不平的，是年轻女工从此添了坏毛病，动不动就要诉说上海怎么样。好一朵美丽的鲜花，如此这般地便插在了牛粪上，忘了说一句，这位上海男人离过婚，年龄比我们谁都大。

全国人民都像我们厂的小工人，私下偷偷地表现着不屑。不屑是由强烈的不满造成的，代表着一种巨大的心理落差。全国人民异口同声，都说上海男人不像男人，前些年足球火暴，范志毅范大将军大出风头，常听见有人说他不像一位上海男人。说上海男人不像上海男人，这似乎是个很好的表扬。

于是差不多同样理由，人们也这么评价刘翔和姚明。谁心里都明白，中国男人的混水里，再也摸不出比这两条更出色的鱼来。不以成败论英雄，可是，对于逻辑混乱的全国人民，不以成败，还能用什么呢。

上海男人很少会说别处的男人不像男人。上海男人对这样的伪命题没有兴趣。也许，像不像男人，这话还是应该由女人来说，应该让我们厂的那位漂亮女工来评判。

东方的俾斯麦

多少年前，李鸿章的一世英名还没毁，深得皇上宠爱，据说当时的名号十分响亮，是“东方的俾斯麦”。后来不行了，都觉得咱们这中国，太有文化，怎么也不像人家德意志那么强悍野蛮。这西洋人委实不是个东西，还是走近路学日本人算了，便换个称呼，称他为“中国的伊藤博文”。

熟悉历史的都知道，李鸿章的作为，与俾斯麦和伊藤博文两位首相，没办法同日而语。这是在拿一头公羊与狮子和老虎做比较，有人说，李鸿章辜负了大家希望，罪不在他，问题出在那些期望值太高的吹鼓手身上。什么人玩什么鸟，李鸿章若生在德国，若生在日本，他很可能比俾斯麦更俾斯麦，比伊藤博文更伊藤博文。

报纸上把某篮球运动员称为中国的乔丹，又把某足球运动员称为中国的齐达内，某电影女演员是中国的斯特里普，某歌手是中国的帕瓦罗蒂，某刑警队长是中国的福尔摩斯。不由想起课堂上教授的训导，说比较文学这门课根本不应该成立，事实上只要是个文学，就不能不比较。比较是品评的基础，拿基础说事，往往跟没说一样，这是一种庸俗化的倾向。比较是必要的，只是比较一离谱，就不好玩了，就把原有的一点意思，硬弄成了不好意思。目的想说是，结论却是大家都说不是。

李鸿章访问欧洲时，曾向俾斯麦虚心请教，俾斯麦给的强国之策倒也简单，那就是“练兵立国”。李鸿章听了，大有英雄所见略同之感慨，差一点老泪纵横。要说“练兵立国”，对胸怀大志的李中堂来说，实在算不上什么新鲜事，此前他老人家一直在这么做，可惜“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子和树形虽然差不多，“其味实不同”，相差太远了。当时正是甲午惨败不久，李鸿章刚在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上签了字，国人恨之入骨，对他的态度是“皆曰可杀”。

最近，英国广播公司发表评论，针对中国一些地方对世界第一的过分强调，认为这是一种弱国心态的表现。仔细想想，东方的俾斯麦，中国的乔丹和齐达内，与那些个“世界第一”，都差不多，都有点弱。

不快乐的世界杯

随着世界杯接近，我一天比一天不快活。虽然四年闹腾一次，然而就这样，也已经足够。母亲看着铺天盖地的造势运动，十分惊奇，说怎么老是在踢足球。她不是球迷，世界杯对她没有任何快乐而言。我的一位姑妈是球迷，八十多岁了，以往每次足球大赛，都喜欢跟我唠叨几句，说说自己喜欢的球队和球星，这两年视力急速下降，面对面连人脸都看不太清楚，要看直播肯定没戏，一想到她老人家会有的悲哀，我快活不起来。

刚刚跟一个朋友在电话里聊天，说到了NBA，两个人愁到一块去了。9号开始总决赛，小牛和热水史无前例地争夺总冠军，有多少话题可以让球迷去说，韦德的惊人速度，奥尼尔的霸王步，诺维斯基的关键爆发。9号又偏偏是世界杯开始的日子，这两年越来越喜欢NBA，可是再喜欢，再喜新厌旧，世界杯总归躲不了，总得看。好事凑到了一块，熊掌和鱼，香味十足地搁在面前，一想到这个，我快活不起来。

十二年前的世界杯前夕，正开一个城市文学的讨论会，突然溜进来两个记者，像做传销业务一样，挨个向开会的作家约稿，那是印象中第一次遭遇这样的“抢稿”，先铁板钉钉付钱，只要你答应写，立马把稿费预付。记得是200元一篇，有位作家当时就认购了五篇，立刻一千大洋到手。那年头一千大洋，还能算点钱。现在“抢稿”的手段，有过之无不及，稿费更是长了不少，可是写这类稿子的情绪，早已淡漠了许多。重赏之下，已无勇夫，要写也是为还人情债。一想到连钱都不太愿意挣了，我快活不起来。

世界杯向来是为了告别的聚会，你喜欢的那些英雄豪杰，很可能在这次玩了一把，从此完事拉倒。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1998年是巴乔和马特乌斯，上一次是巴蒂，这一次是齐达内，说不定还要搭上那位越来越胖的大罗。四年以后的事情，谁说得清。江山代有人才出，但见新人笑，那闻旧人哭，一想到这些，我快活不起来。

世界杯没中国人的事，上届沾了点边，仍然没事一样。一想到中国足协的领导，一想到中国足球队的队员，不管是个腕还不是个腕，也只能跟我们一样傻傻地电视，我快活不起来。

你赌谁嬴

世界杯期间，女儿忍不住就要问，你赌谁嬴。我做人不好赌，遇到这种随口而来的问答练习，常常反过来做，问女儿赌谁嬴，她说东我便说西。今天晚上是日本与澳大利亚，女儿又提问了，一定要我先说，我说就赌中国队赢，女儿一怔，说中国队又不打比赛，你凭什么赌它嬴。

中国球迷最大的悲哀，不知道该把感情寄托在谁身上。没有爱的婚姻是不幸的，作家陈村在网上报怨，看了八场球，赌赢了六场，写了五篇文章，累得跟什么似的。足球真害人，看球写稿是很痛苦的买卖，看一场淋漓尽致的好球，心情舒畅，此时再去干活，大煞风景。看了一场不好看的臭球，心情已不快，还要硬写文章，这是雪上添霜，仿佛一夜失眠没睡，还逼着你跑一千五百米。

二十多天前，一家网站约我在世界杯期间开专栏，想都没想，一口拒绝了。后来又来了一家，口气更大，愿意包下我在世界杯期间写的所有文章，开价颇高，一副大款派头，存心要用钱将你砸晕。鸨儿爱钞，姐儿爱俏，对于这种近乎包二奶的做法，我委实心动了一下，既见钱眼开，又想开专栏出回风头。

临了还是委婉拒绝了。当作家平时挣几个辛苦钱，也不容易，难得赶上一届世界杯，居然闹到了“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有款爷乐意做冤大头，不趁机捞一把，真是可惜，真是对不住自己，对不住自己的那个家。老母和妻女屡屡要求我注意身体，让我少写点文章，而少写文章，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多挣银子。可人呢就是这样没出息，又想钱，又不敢为钱坏了声誉。毕竟还有几个报界的朋友要应付，他们都是老客户，做人得有点职业精神，不能为了银子，就坏了操守。

日本队领先了很长时间，总以为东洋人要赢这场球，没料到风云突变，澳大利亚人反败为胜，连进三个球。看着白贝利济科的悲伤表情，真心地为他感到难过。不管怎么说，他是我当年喜欢的第一位足球偶像，那球踢得真是没话说，可惜印象中的关键比赛，他老是输球。出师未捷球又输，长使英雄泪满襟，怎么办呢，有人天生悲剧的命，生来要让人感叹的。

接下来的一场比赛，美国对捷克，女儿明天要考试，从自己房间出来遛达，仍然是那种随口一问，不过这次没跟我赌谁输谁赢。她显得很内行，因为在美国待过一年，知道美国人不把足球当回事，因此她只是不屑：

“美国队能嬴吗，不可能！”

有女儿这句话，结果已经出来，美国队在劫难逃，输定了。转眼就是一比○，然后二比○，然后三比○。美国人好事占得也太多了，输就输吧。

不能不恐韩

伊朗输了，日本输了，该韩国队上场亮相。这不是最后一只亚洲球队，但也差不多就是了。接下来还有一个沙特，没人会指望他们。韩国是上届赫赫的第四名，能有这样的成绩，基本上就算是个腕，尽管很多人不服气，要等着看他们的笑话。一位韩国球星发出了大话，说要踢出气势来，为柔弱的亚洲争光。这话听上去有些别扭，你踢你的球，争不争光，还是免了吧。不就是玩玩的事，当什么真，玩什么矫情。天底下很多情况都是这样，你永远只能代表你自己，用不着动辄豪言壮语。

上网查了一下，好像韩国人都健忘，都没说要争取在本土外赢场球这种话。他们都相信自己已经是世界强队了，忘了他们除了在自家门口，还没在世界杯上赢过球。

好在这次终于赢了，而且是难能可贵的大逆转。能赢就好，就应该祝贺。不过，赢球也只是赢球，他们仍然是只能代表自己，不能代表亚洲。以排名论，韩国远远高于多哥。很多人赛前都相信韩国会赢，连赌博公司都站在他们一边。说老实话，我并不希望韩国赢，中国队一向有恐韩的恶名，我可不愿意再长他们的志气。

出水才看两腿泥，小组赛期间，赢一场球，算不上什么冷门，能像中国队上次那样，敢一球不进才是意外。中国的足球领导人写文章盛赞韩国队的拼搏精神，看到这个精神这两个字，我就没什么好话要说。弄不好又是一个精神安慰，韩国人可不相信这个，人家玩的是实力。足球只能靠实力说话，要是还觉得韩国与中国的差距，仅仅是精神的话，大家就继续胡说八道。

韩国人这次抽了一个上上签，接下来，打瑞士，打法国，或赢或平，都不是不可能，毕竟球是圆的，毕竟瑞士和法国都不是如日中天。但是再想往前走，还想有上一届那样好的运气，除非是遇见鬼。

到那时候，就真是不能不恐韩了。

别指望为帅哥守夜

这届世界杯的文章标题，最养眼的，莫过于《走，看男人去》。标题能写到这个分上，真是气势如虹，牛，很牛。很多年前我正在做小工人，一位师傅歪曲“妇女能顶半边天”，说这个半边天的意思，是妇女顶不了一个完整的天，只能顶半个。那是三十年前的段子，现在只能顶半边的应该是男人。实话实说，中国男人恐怕连半边天都顶不了。

还是很多年前，女儿在读中学，有个英国女孩住我们家，是来交流的学生，与女儿大谈足球明星。说起心中偶像，异口同声欧文，那时候的欧文还是追风少年，那时候，女孩子都不喜欢贝克汉姆，理由十分简单，他太老了，已结婚了。

现在又不一样了，光阴荏苒，看着镜头慢慢从英格兰队员的脸上扫过，女儿感叹说：“唉，看来还是贝克汉姆帅呀！”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感叹，欧文的帅，那是阳光男孩的帅，这种帅气注定长久不了。贝克汉姆不一样，他的帅，才是男人的帅，这种帅对女人更持久，更有杀伤力。

有人嘲笑女球迷喜欢贝克汉姆，却始终没有绕明白他是用哪条腿踢球。这种看似深刻的自以为是毫无道理，帅哥的重要标志是帅不帅，用哪条腿踢球根本就不重要。这届世界杯女球迷的最大特点，是不再犹抱琵琶半遮面。一切都是痛痛快快，干干脆脆，流露出了成熟女人赤裸裸目光。今年欢笑复明年，秋月春花等闲度，整个世界都成熟了，红柿子一样挂得树上到处都是。女球迷已不再在乎阳光男孩，韩剧里看的太多，现在，她们要看的是男人，是贝克汉姆和永贝里那样的性感男人。

男人看美女，女人看帅哥，大家扯平。男人看足球，女人看男人，再次扯平，大家不亦乐乎。男人看足球看得快活，女人看男人看得痛快。我咨询了身边的女性，对今晚韩国队的生死之战，普遍没有兴趣。韩国队帅哥太少，韩国男人和他们的美女一样，缺少差异性。

很期待地看韩国人打瑞士，瑞士赢，法国也赢。没有冷门的时代，期待爆冷是痴心梦想。瑞士队胜之不武，不由地要为韩国人叹息。解说员口口声声要向韩国队学习，要学习他们的精神，我听着一阵阵起鸡皮疙瘩，这几日南京暴热，虽然进入梅雨季节，并不觉得凉爽。

电视里的韩国女球迷在哭泣，为她们的男人徒劳呐喊。深夜时分，中国女球迷大都在睡觉，一个朋友说出了真相，中国女人与中国男人一样，都没什么大出息，所谓看帅哥，看了也是白看，说说而已，借此刺激一下自己男人，别指望她们会真为帅哥守夜。

爱好摄影的年代

1974年高中毕业，我得到了一台苏联查尔基4型相机。这是托母亲朋友从上海旧货店淘来的，价格204元。在当时，已经是一架很不错的相机，镜头是F2的，据说与德国莱卡的某款机型完全相似。我堂哥三午告诉我，这相机搁在50年代，基本上就是顶级产品，因为它的核心技术，它的原材料，都是利用了德国战败的赔偿。

以今天的眼光看，它已经算不了什么。在当时，我是说在当时，起码周围的人，没有谁能拿出比这更高档的玩意。那年头常见的是一种双镜头反光机，是120的，镜头只有3.5，只能拍12张照片，不像我的这台135机器，每次可以拍36张，而且因为镜头大，即使光线不太好，成像效果也说得过去。我的堂哥是摄影爱好者，尤其擅长拍人像，我从他那里学到了最基本的拍摄和洗印放大技术。

家庭成员和周围的人，成了我拍摄的模特。也许从来就没有真正拍好过什么照片，可是有一段时候，我耳朵边，常听到有人表扬我的作品。祖父表扬的一句话就是：“这张照片不错，我要放到我的相册里。”不知不觉，我在玩照相上花了很多时间，南京新街口有家摄影图片社，那里的放大纸论斤卖，可以买回来自己放大照片，成本要相对便宜许多。我自制了放大机上光机，用脸盆配制了药水，躲在暗房里，一干就是一个通宵。记不清拍了多少照片，相对于今天，根本算不上什么，可是在当时，一干活一脸盆，一出手厚厚一大叠照片，还真有些吓唬人。

我很快成了一名小工人，会摄影的名声传了开来，经常有人要我拍照。我把有限的时间和金钱，投入到了无限的摄影之中。说起来荒唐，那年头拍了那么多照片，现在要想找回当时的痕迹却很困难，除了父母影集留下了一些证据，大多数照片已无处可寻。你为别人拍了照，冲洗放大成照片，把照片给了别人，事情就完了，就结束了。

当时并没有想到这件事，会对自己前程有什么影响。一切都是不知不觉，爱好摄影的年代突然中断，我渐渐淡忘了这门技术，开始去夜校读书，读机械制图，读高等数学。和摄影一样，我仍然没有把它们学好，很快，高考恢复，赶时髦似的跟着别人去了考场，第一次没考上，第二次考上了。

怀旧的西瓜

日本人看到了什么

中国人提到日本人，忍不住要说一声小日本。小意味着一种歧视，在东方世界，说别人小，就是变相地夸自己大。譬如我们常常自尊大清、大明，我们的邻居也有这毛病，喜欢自尊大日本帝国。鸦片战争结束，一段时间内，中国人都会唠叨几句大英帝国，那是个尊称，是让人家给打怕了。

有个日本人跟着旅行团到中国来度假，下榻一家酒店，被窗外秀丽的景色打动，好奇心大发，将玻璃窗推开，突然大叫了一声，手指已被翘起的铝合金划了一道伤口，血顿时流出来。同行的日本人都跑过来看，然后叽里咕嘟，得出的结论就是：中国的山水很美，可惜中国人做事太不认真，由此可见，这民族成不了什么大气候。

就像我们要忍不住一样，日本人内心，对中国人一向也是不屑。虽然遇到的只是一个简单的工艺安装问题，但是中国人的粗心和不负责任，已经足以让他们小瞧和取笑一番。举一可以反三，小事能够看到大事。

世界杯期间，新买的一台电视突然坏了。连忙打电话请人过来修，维修工磨磨蹭蹭来了，从破包里找出几个旧电容，焊上焊下，一会串联，一会并联，终于又将图像调了出来。我心里犯嘀咕，说怎么可以换上用过的旧零件，维修工理直气壮，说我是负责维修，帮你修得能看就行了，什么新的旧的，只要不耽误你看世界杯，说那么多话干什么。

天气很闷热，这样的气候中，人的情绪容易激动。我是个没用的人，有理无理，最怕与人争吵。也许他的观点多少有些道理，我的目的不就是为了看球吗。旧电容新电容，烦那么多神干什么，真遇上质量好，新旧都一样，越旧越经用，如果质量不好，越新越麻烦。维修工匆匆走了，电视可以看了，人脸却比过去要长，成了不折不扣的马脸。

二十八年前，父母买了一台二十英寸的日立彩电，这玩意差不多已成古董，到现在还在服役。二十年前，我的小家庭也买了一台松下，仍然没有坏。私下里大家不得不承认，小日本的东西就是质量好，想弄坏都不容易。日本人做事处处认真，而我们呢，却是经常的不认真。据说中国制造厂商有个潜在共识，这就是产品一直不坏，顾客就不会淘汰它，不淘汰，不升级换代，厂家便要喝西北风。

我曾经想到投诉，投诉又有什么用。马脸不是什么大问题，维修工只要过来，手到擒拿，很快就能调整好。投诉不投诉，结果都一样，反正是不会痛快。我只能祈祷不要再出问题，一年的保修期说到就到，谁都知道，过了厂家的保修期，仿佛大姑娘让人白睡过一样，优势全跑到厂家那里，真到了那一天，等着受气吧。

语文和我们的关系

我小时候不喜欢语文，印象中，语文老师板着脸，逼着人说出中心思想，说出一篇文章的主题。最烦思想和主题这些一本正经的词，物极必反，有个亲戚当知青时，吃了太多的胡萝卜，结果现在谁要是说胡萝卜营养多，他一定会跟人家急。人毕竟不是兔子，况且就算是兔子，也不能总吃胡萝卜。

初中写作文，写到敌人“呐喊”着冲上来，语文老师便把我喊去办公室，先表扬作文写得不错，然后谆谆教导，说敌人只会咆哮，只会像狼那样狂嚎，这呐喊应该是个不错的好词，得留给好人使用，你看人家鲁迅先生的第二本小说集叫什么，叫《呐喊》。鲁老夫子那学问，绝不会用错字。

还是这位语文老师，解释大雁的雁，告诉我那里面的“隹”，读作“追”，是一种短尾巴的鸟。举一可以反三，以后凡是见到了“隹”，就不妨判定会与鸟多少有点关系。譬如常见的雌雄，就是从“隹”那来的，说白了，都是些短尾巴的东西，都是鸟。雄是公鸟，雌是母鸟，它们的左边偏旁，不过是注音罢了。“雄”这个字，很可能在古时候就读作“公”。

无知往往胆大，知道的不多最喜欢卖弄。记得自己懂了这一点皮毛以后，兴冲冲地向祖父炫耀学问，老人家为了鼓励，做出吃惊的表情，连声说不错，很不错，你遇到了一个好的语文老师。语文课就该这么上，要让学生觉得好玩，觉得有趣，只要这样，才能真正学进去。“呐喊”是不是只能好人专用，这个暂时可以存疑，“隹”为短尾巴的鸟，却是绝对正确。祖父说，语文这玩意说到底，是教会人怎么学习中国字。教学教学，无非是教人学会这个学。

无论在过去，还是在现在，语文和我们的关系，难免暧昧。我们是被中心思想和主题严重伤害过的一代人，前一阵，一帮旧日朋友聚一起喝酒，说到当年上课学过的玩意，都说书是白读了，学些皮毛化学物理，跟没学过一样。学了数学，账都不会算，做生意光赔钱。学语文呢，也就是凑乎识了几个字，难一点的还认不全。轮到我发言，不愿意人云亦云，不愿意顺着大家的意思发牢骚，说你们别小看了认几个字，不认字，那就是文盲了。朋友都笑，说现在哪里还有文盲，现在都是大学生，都是硕士和博士。

现在的重点中学，高中时分文理班，选择文科的同学都有些自卑。虽然考文考理，语文还是免不了的，可是理科班的学生看待语文，就仿佛面对即将离婚的糟糠之妻，混一天是一天，说分手就分手。重理轻文，语文学习的可有可无，大家早就心知肚明。雌雄是不是个鸟，只要混过了高考，公或母，长尾巴或短尾巴，根本不重要。

没有空调的日子

很难想象没有空调的日子，如何熬过来。一个“熬”字，多少辛酸，象征了人类史。三十年前，我在一家郊区小工厂当青工，下夜班回来，满大街睡得都是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躺在纳凉的门板上。南京是著名的火炉，盛夏时节，天一黑，人们屋子里再也耐不住了，都跑出去乘凉。那年头，住房比现在紧张得多，四世同堂，一大家住一间平房，根本谈不上什么生存环境。

记忆中，轰轰烈烈的那个年头，就是在这样一个酷热的夏日开始。那时我还是个孩子，听见大人一边乘凉，一边神秘兮兮地谈论串联，谈论游街……夏日里的情绪容易激动，荷尔蒙激增，头脑便发热。不妨搜索一下，历史上的著名大革命，无论中外，很多都发生在最炎热的七月八月。酷热成就了人类历史的进程，浪漫的法国人在七月十四日攻打巴士底监狱，砍了路易十六的脑袋。现实的美国人在七月四日起草独立宣言，从此走上了世界第一强国的道路。

古人骂人的头脑发涨，常常说是“热昏”。太热了，会让人中暑，不过小孩子通常不怕热。儿时很少出去乘凉，我喜欢躲在帐子里看书，不同的年龄段，看不同的书。偶尔出去参与乘凉，往往因为别的原因，想听人说故事，听那些夸张的奇人异事，听那些带着一点色情意味的荤段子，要不就是看星星，看月亮。以今天的眼光看，没有空调的岁月十分不堪，静下心仔细想想，也没什么大不了。空调让人觉得凉爽，可惜有得必有失，夏日乘凉聊天的场景，再也不复存在。

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成了主旋律。当时印象最深的，到了最热的那几天，年迈的父母会被安排去旅馆避暑。是管住不管吃，我们不得不为他们送饭，煮一大锅稀粥送过去。对于老人来讲，真是人性化的关怀。酷热来临，最难熬也就那么短短几天，这几天，很多老人会为了太热过不去。

90年代初期，必须相当级别的干部，才允许安装空调。这时候，我似乎也到了怕热的年龄，偷偷安装了一台窗式小空调，一千八百元，深圳生产的，好像是叫“海利”。当时电网电压严重不足，必须在下午天黑前，将空调先打开，否则会因为电压不足无法启动。如今回想起来，当时有些偷着乐的意思，人生的许多乐趣，往往是你享受到了不该享受的东西。一台小空调是个临界点，它意味着老百姓即将享受空调的时代，已经不可阻挡。

享受蚊帐

人类和蚊子的关系，没办法说清楚。上世纪70年代，父母去连云港的海岛体验生活，一住就是半年。当时庆幸的，是那里居然没有蚊子。十多年后，我有幸去那海岛，情况已不一样，蚊子凶得无法形容，据说还是从美国引进，随着进口的木材一起入境。那蚊子个头大，咬起人来往死里咬，当地居民提到就咬牙切齿。

我小时候，父亲喜欢在园子里拔草，顶烈日，戴草帽，仿佛一个地道的农民。保姆告诉我，他是在借助劳动休息，因为写剧本很累。多少年后，母亲解释说父亲那么做，不仅是为了大脑疲劳，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蚊子太多。蚊子白天躲藏在草丛里，到了夜晚，便跑出来肆虐。

陪父亲一起拔草，是童年记忆中不多的几件快乐。小时候只知道拔草，看到了草，就想到应该千方百计清除。前些日子，母亲感慨时代变化，其中之一便是到处都在花银子种草。此一时，彼一时，此草非彼草，然而滋生蚊子，却是共同的。

好在如今差不多家家都有纱窗。说到纱窗，母亲也是无限感慨，说不完的后悔。当年住的那房子，原本有纱窗，后来坏了，就没有重修。考虑到大多数居民都没有纱门纱窗，父亲宁愿执著地拔草，也不愿意搞特殊化。我依稀还记得当时的蚊子如何猖狂，天快黑了，蚊子在空中狂舞，父亲用脸盆涂上肥皂沫，然后领着我随蚊子一起跳跃。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过去的十多年中，我有个错误印象，总觉得人类已战胜了蚊子。事实自然不是这样，各式各样的杀蚊剂，最新式的隐形纱门纱窗，高科技含量的电子灭蚊设备，所有努力，依然是“华佗无奈小虫何”，今年夏天，我算是被蚊子给害苦了，虽然不像小时候那么多，然而就夜夜那么一两只，也足以折腾得你整夜睡不好。

以我目前居住的楼道为例，家家都在大门口供上一盘蚊香，希望开门进出时，不让蚊子混水摸鱼，跟着主人登堂入室。你不能不佩服蚊子的智慧，我有个小学同学，是蚊香厂的大老总，据他介绍，无论多么新式的杀蚊剂，好不容易开发出来，用不了多久，蚊子立刻就有了抗药性。换句话说，我们对付蚊子，远不如蚊子对付我们的能力强。

突破蚊香的防线易如反掌，蚊子可乘电梯爬上几十层的高楼，无孔不入无缝不钻。一旦入侵，立刻神出鬼没。徒劳地听见在哼哼，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它的踪影。或许是因为赌气，或许是因为绝望，我忍无可奈，去买了两顶久违的原始蚊帐。昨夜蚊子再次发飙，我躲在蚊帐里，听它们嗡嗡叫着，终于出了一口恶气，我对蚊子说：

“你狠，你真的是狠，我怕了你还不行。”

翻越高黎贡山

我的地理知识比较差，常弄不清东南西北，据说世界上大多数的山脉，都是东西走向，通常是西边高，东边低。水往低处流，长江黄河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源源不断，一路向东。

当然也有例外，譬如云南西部的高黎贡山，被誉为一座圣山，它南北走向，跨越了五个纬度带，是地球上唯一从湿润热带森林过渡到温带森林，深受生物学家的青睐。凡事只要例外，一定有特殊。简单说，东西走向，在差不多的纬度上延伸，它的生物多样性，远不如南北走向的山脉。我们知道，大多数动物都没有翅膀，气候剧烈变化，造成了相当数量的动物灭绝。有的动物只能生活在南方，有的动物只能生活在北方。南北走向的山脉沟通了不同的温带，气候发生突变，动物可以沿着山势游走，当北方突然变冷，它们可以沿着山脊移动，转移到温暖的南部。

高黎贡山很高，最高处已超过四千米。春天去腾冲，从保山出发，必须翻越高黎贡山。主人好意，除了安排了舒适的汽车，还有心给大家一个徒步翻越的机会，由当地武警战士护送。一年前，我曾经有过两次高原反应，一次在四姑娘山，一次在若尔盖。感觉都很不爽，头晕乎乎的，整夜睡不着觉。主人告诉我们，徒步翻越高黎贡山，要十二个小时，一旦走不动，后果不堪设想。

这听上去很刺激，说老实话，爬山我并不怕，想到高原的缺氧反应，心里还真有些发怵。同行的几位女作家，兴奋得忘乎所以。云南本土的海男海惠姐妹，视高山为平地，把缺氧当笑话，不停地为大家鼓劲打气，再三强调机会一旦失去，再反悔已来不及。过了这村就没这店，毕竟这是一座圣山，人的一生能与圣山对话的机会并不多。我犹豫了半天，还是决定放弃，决定追随大队人马坐汽车。从众向来不会有什么大错，我为自己的放弃，找了个很充足的理由。我说已经仔细想过了，突然想明白一个道理，这就是人世间有很多美好，失去其中一两件，也没有什么大不了。为什么一定要徒步翻越高黎贡山呢，不就是在你面前的有一座山吗？

女作家林白体质最虚弱，最弱不禁风，翻越高黎贡山的态度也最坚决。对我的临阵逃脱十分不屑，她愤怒地说：“我们的人生价值观不一样！”结果一行人，只有几位女作家，徒步翻越。中国的女人比男人强，又是一个现成例子。临行前，场面不免悲壮，毕竟还有十二个小时的艰难路程，变化莫测地在前面等候。作家出版社的水舟脸色沉重，“风萧萧兮易水寒”竟然脱口而出，总算下半句没敢说出来。大家心里都犯嘀咕，事后算账，说哪有这么掉书袋为人送行的。

我还是有些后悔没有徒步翻越高黎贡山。

国殇墓

到云南腾冲，不可能不去参观国殇墓。这里的一切，很容易让人联想南京的灵谷寺，都是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的陵墓，风格接近，气氛相当。灵谷寺的一二八淞沪抗战阵亡将士纪念塔，与腾冲的国殇墓，正好代表了两个有纪念意义的瞬间，一为抗战拉开序幕，一为抗战胜利吹响号角。

参观国殇墓之前，先去被誉为中国十大魅力城镇的和顺。和顺有艾思奇故居，有悠久历史的图书馆，有滇缅抗战纪念馆，还有一个很地道的民俗馆。让人感到有趣的，是小镇还有个儒释道三合一的小庙，既供奉孔子，又供奉老子和三清道人，还供奉释加牟尼和观音娘娘。我是个没有信仰的人，见庙烧香，见菩萨磕头，只是为表示一份敬意。

请了三支香，毕恭毕敬点上，插香炉里，跪下来磕头。正磕着头，突然一支燃着的香从香炉里蹦了出来，跌落在地上。这让人感到很恐慌，老人曾经说过，香火这玩意一旦插上了，就不能乱动，在民间，香火折断很不吉利。我感到惴惴不安，暗暗庆幸那支香并没有摔断。

然后去国殇墓，看地上插的一块块墓碑，情不自禁想起了父亲。国殇墓里静静地躺着远征军阵亡将士，他们都是父亲的同龄人，中间有些人父亲很可能会认识。父亲生前，屡次对我说起对远征军的向往，当年他不止一次想报名参加，在当时，这是一种进步行为，因为国家的情况非常危急，日本人气焰嚣张，太平洋战场的主动权已经被他们所控制。

十万青年十万军，父亲想投军的愿望，一次次被年长几岁的伯父坚决阻挡了。长兄为父，伯父的意思是，你这样的书呆子，冒冒失失去当兵，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他的建议是去延安。父亲说，他看着许多热血青年，兴冲冲地报名参加了远征军，心里很是惆怅。很长时间里，都是一种遗憾，这毕竟是父亲曾经的梦想。

大丈夫生当马革裹尸还，父亲的许多中学同学，因为参加远征军，牺牲在印缅战场。人生的荣辱，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在国殇墓，面对长眠在此为国捐躯的远征军将士，我对同行的几位作家说起了父亲的这段遭遇。一位朋友说，要好好地感谢你伯父，仅仅以结果看，他的选择绝对正确，毕竟是他救了你父亲的一条命。

回去的大巴上，接到了女儿打来的电话。她告诉我，伯父在今天中午去世了，她一直打我的手机，可是没有信号。我没想到竟然会有这么凑巧的事情，伯父的去世，正好与我在小庙里磕头的时间相吻合，差不多就在那一刻，一支香从香炉里蹦了出来。接下来，我在国殇墓向友人谈起伯父与父亲的故事，堂哥堂姐正在给我一遍又一遍地打电话。

怀旧的西瓜

小时候，西瓜总和澡堂子连在一起。说不清为什么，反正家门口那个人民浴室，到了夏日，它就兼卖西瓜。买的多，便服务周到，可以送货上门。我的小床底下，到日子排满了陵园西瓜，个头都不大，像故事片《地雷战》中的地雷。来送西瓜的伙计，照例说一口地道的扬州话，老练地敲着西瓜，生的往里放，熟的搁在外面，关照一番，汗淋淋地去了。

有一年，在浴室看见两个光溜溜的家伙，大大咧咧问伙计，说今年怎么不卖西瓜了。伙计说，卖什么西瓜呀，外面乱哄哄的，不敢卖了。光溜溜的家伙便说，怎么能说乱呢，我们哥俩刚从北京串联回来，这形势是一片大好。转眼已套上了衣服，我看见两个家伙的胳膊上，都带着红袖章。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有人带这玩竟，物以稀为贵，后来见多不怪，很快连澡堂伙计也套个红匝在膀子上。

我的童年记忆，伴随那个特殊年代逐渐清晰。印象中，过去的水果店不卖西瓜。公家水果店很少，私人好像又不可以开店，西瓜也不在街头上卖。吃的西瓜，都是从什么地方冒出来，一直让我想不明白。运动开始的那几年，父母境遇极惨，或许根本没西瓜吃。毕竟四十年前的往事，我的记忆突然变得模糊起来。

也许，很重要一个原因，还是我不喜欢吃西瓜。不喜欢，就不会往心上去。小时候因为要吐籽，真是一件让人扫兴的事，怕麻烦，把籽咽下肚了，大人一个劲地吓唬，说是要拉肚子，会肚子痛。西瓜对于我，唯一有趣的记忆，是跑得很远地去拎一桶井水。住的地方叫杨公井，此地偏偏没井，必须跑到另外一条叫户部街的小巷去取水，水取回来，把西瓜浸在桶里，在当时，这就是所谓的冰镇西瓜。我并不觉得井水浸过的西瓜有多好吃，享受的只是大人的交口称誉，小孩子总是有虚荣心，能听到表扬，就心满意足。

我的祖母晚年是在北方度过的，她临终之前，南方人的思乡情绪强烈，突然想吃西瓜。于是到处去找，是50年代中期，听父亲说，在这没有西瓜的季节，为了弄到西瓜，花费了太大力气。后来终于找到，在一个大冰窖里，价格自然不菲，打开以后，内容已经很不堪，像棉絮一样食之无味。

冰箱之普及，真正的“冰镇西瓜”已不稀罕。种植技术革命，让西瓜失去季节。骄阳似火，酷暑难熬，满大街都是愁眉苦脸的瓜农。瓜贱伤农的老调正在重弹，昨日黄昏散步归来，妻子说，我们买个瓜吧，卖瓜的太不容易。餐后边看电视，边分食西瓜。我感慨了几句，女儿不耐烦，说吃西瓜就吃西瓜，怀什么旧。

七月流火

说老实话，真佩服有学问的人。有人在网上发条消息，想求证一首诗是不是某人写的，转眼之间，便有人回了英雄帖子，说这诗不是某人写的，是谁谁谁的作品。常见的名句大家都会知道，那是一首很冷僻的诗，是一个大家都不熟悉的古典诗人。有人说，遇到不懂的事，可以到网上去搜，其实不仅可以去搜索，还可以虚心去问，一问一个准。

某名校的校长接待客人的欢迎词中说“七月流火，但充满热情的岂止是天气”。校长的意思是说天气太热，人情也跟着高涨。有学问的人士立刻不干了，网上哗然成一片。用典可以，也不能随便乱用，七月流火，不是说到处在着火。火是一颗星，古人观天象，看着这颗叫火的星一天天下沉，便知道天要凉了。所谓流，是水往低处流的意思。

该校长以提倡国学著名，这也是容易遭到别人攻击的重要原因。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古人说过的话，今天的人很难闹明白。这个七月，不是阳历的七月，也不是农历或者阴历的七月，是古阴历，还得再晚一个月，差不多要到九月份。七月流火在时间上，大约与白露差不多。民间有种说法，“白露身不露”，天气已凉，身上的肉别再亮出来了。

一向对国学这词有些反感，总觉得太牛气。人不妨可以学点本国的古代文化，多多益善，知道总比不知道好，但是，真不知道，也没什么大不了。别以为什么事，我们知道，恰巧别人不知道，就可大笑而特笑。用错典故不应该，却是经常发生，是圣人也难免。千万不要因为自己有了一点半斤八两，就装神弄鬼。错了就错了，改了就好。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明白这道理，凡事都好办。

国学这词难免“托大”，凡事只要一本正经，便不可爱。如果国学与国画一样简单纯粹，我愿意举双手赞成。一幅国画有时甚至能用值多少银子来衡量，偏偏国学喜欢板着面孔，不是孔孟之道，就是八卦易经，动不动还要关系到国家民族危亡。为什么非要让孔子诛少正卯呢。作为一门学问，可以认真地研究，可以发扬光大，非要“悬于国门”，抬到吓唬人的地步，就大可不必。

按照我的傻想法，与其大张旗鼓提倡国学，研究不着边际的“儒家经典”，还不如认真学点“小学”课程，知道一些训诂知识。过去还有过国医国术国乐之类的称呼，后来知趣地都改了，国医改成了中医，国术称之中国武术，国乐是不是改成了中国民族音乐，我说不准，反正是改了。为什么要改，也说不准，但还是改了好，改掉些“托大”习气，听上去要舒服很多。

赤日炎炎，何以消暑

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这是《水浒传》中的诗句，大家都熟悉，有人作谜让我猜，谜面就是“公子王孙把扇摇”，我人笨，琢磨半天不得要领。最后请求谜底，原来是“大少爷作风”。

在我接受教育的年代，阶级斗争总在耳边响，读到这样的诗句，难免想到革命。现在不同了，看到“公子王孙”，已没什么刻骨的阶级仇恨。大家都是劳动人民，到了夏天，都怕热，都是大少爷，都希望能来点凉爽的风。

赤日炎炎，何以消暑。整个长江流域，户外都是桑拿房。理想去处是有冷气的电影院，可是现如今这地方，只有谈恋爱的公子王孙们才乐意去，价钱昂贵而影片又不好看，远不如淘几张盗版碟实惠。昨天路过一家卖碟的小店，正清场疯狂甩卖，说玩真格了，这次严打不比往常，8月15日为最后期限，到日子再敢卖，吃不了兜着走。店主显然是真害怕，这跟戒毒一样，非得逼到那步才行。对盗版碟，坦白说我也是染上了毒瘾，彻底禁了最好，不这样，任你是什么正人君子，都难禁得住这诱惑。

一场名为“意大利绘画400年”的人类艺术巨匠原作展，正在南京轰轰烈烈进行。上网查了一下，与之相关的消息，多达四万六千条。这是件很了不得的事，可喜可贺。投保的人民币，据说高达30亿。这么多银子作担保，有人还是担心，艺术品乃无价之宝，万一来个三长两短，后果不堪设想，毕竟是货真价实的原作。

杞人才喜欢忧天，我等俗人顾不了那么许多，全家兴冲冲去看展览，一边观看，一边感慨。自然不担心什么意外，这么好的买卖，如此轻易便能实现，而且就在家门口，真是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展览馆里开足了空调，炎炎的夏日，还能有什么地方，比这更适合消暑呢。

艺术是所有时代中最美的旋律，文化是一个民族记忆和历史的生命线。真切感受那些如雷贯耳的艺术大师原作，向来被认为是奢侈的享受。不由想到前些年在卢浮宫，为了看一眼达·芬奇的《蒙娜丽莎》，人山人海，排了长长的队，结果让人目睹的时间，只有短暂两三秒，一晃而过，至多是做了一次深呼吸。上世纪80年代，几个画画的朋友，结伴骑自行车去上海，为了看一场来自法国的画展。

这次文艺复兴时期的原作展，在南京长达一个月。见了熟人朋友，我忍不住要提醒一句，还没去看过展览的，应该抓紧机会，错过了太可惜。达·芬奇来了，米开朗琪罗来了，拉斐尔来了，这是草根和精英们共同的节日，有机会欣赏大师原作的机会很少很少，因为这个很少，我们千万要珍重。

旅途中读什么

旅途中读什么呢，这是无聊时刻，会想到的无聊问题。也许，我们会把自己的日常阅读，带到漫长的旅途中。临出门，匆匆塞本看了一半的书在行李箱。这样的阅读很不尽兴，因为旅行中的生活，与我们的日常，有着很大差异。除非迫不得已，人们通常不乐意这么做，既然已出门了，为什么还要延续过去的那种单调生活。

旅途中的阅读往往是即兴，看到什么读什么，就像从眼前掠过的风景，有什么看什么。在摊子上买几份报纸，飞机座位上捡一本别人扔下的杂志，推销员塞给你的一份广告，我们心不在焉看着，一目十行，纯粹是为打发时间。有时候，分明已看完了，可是为了对付眼前的无聊，我们又会重头再来。无聊会让人变得特别认真，无聊会让人在无意中发现一些平时绝不会注意的东西。

旅途中最受欢迎的是那些文摘类读物。以美国的《读者文摘》为例，月发行量有好几千万。中国有一本差不多的刊物叫《读者》，月发行量也已经过的一千万。通常情况，成千上万，就很不容易，把千和万合在一起，是一千万，多么惊人的数字。专家做过统计，发行量越大的刊物，反复阅读次数越多。结果就是，一本刊物被很多人翻阅，那上面的信息像雪花一样在天空上乱飘。

旅途中阅读时尚刊物的人，远比大家希望的少，我说的是那种订价高昂的白领刊物，譬如《三联生活周刊》，譬如《万象》，譬如《瑞丽》。除非想存心表现自己的白领身份，你可以带上一本印得很光鲜的时尚刊物，一路上漫不经心地读，然后随手丢弃。丢弃的人并不觉得可惜，旁边的观望者却十分犹豫。他吃不准你是什么意思，看你心高气傲地去了，拎着坤包下了车，还是不敢去捡留下的那本刊物，怕你突然想到会回来讨要。

有一次在去东北的飞机上，看见一个年轻女孩，一路都在读《新华字典》。就是那种最常见的小字典，64开本，每个识字人家里，都会珍藏这么一本。看着她津津有味地读，充分享受每一页，我有一种说不出的羡慕。有人会说，字典有什么可读的，真是神经病。在旅途中，人们可以聊天，说黄段子，打扑克，听MP3，可以看各种流行的报刊，何苦去看一本死气沉沉的字典呢。

我一直觉得，阅读是人的一种美好本能。就仿佛我们饿了要吃，渴了要喝，表面上看，在孤寂的旅途中，往往只是因为无聊，因为枯燥，我们才想到了阅读，其实正是因为无聊和枯燥，我们内心深处渴望阅读的本能，才被有效地激发了出来。旅途中，读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阅读，我们在无意中感到了安慰。

去北京的飞机上

出门旅行，靠窗坐，窗外景色变化，心里会感到充实。然而去北京的飞机上，一个靠窗的座位，给人带来的却是一连串意外。

不知从何时开始，对飞机上是否靠窗，已毫无感觉。或许心宽体胖，拘禁一样地局促在角落里，让时时要考虑减肥的我感到很不舒服。过去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有人要花那冤枉钱坐公务舱，这次去北京的途中，我突然开了窍。

身边是个更胖的胖子，与他相比，我似乎还可以称之为苗条。他的身体完全卡在了座位上，一旦坐下，肉便江海横溢地铺展开来，占据了无数空间。我从旁边经过，他抱歉地站起来，纠缠了好一会，我们才很吃力地各自在座位上坐好。也许他并不想侵占别人的地盘，可是只要他坐下，我的座位立刻小了许多。

作为一个胖子，最好的选择是去做有很多钱的大老板。胖子偏偏还是个老百姓，坐普通舱就难免受罪，像我身边这位，气喘吁吁地躺坐在那，你无法想象他面前的小桌板还能正常放下来。如果飞机里全是这样的胖子，肯定会超载。

虽然一个劲地在喝水，我不时提醒自己。飞机降落以前，不会再去厕所。有这么一个大胖子坐在身边，我感到自己被隔离了，好像是坐在飞机外面。空中小姐远远地问我要点什么饮料，她很同情地看着我。胖子要了一杯橙汁，我也跟着要了一杯。飞机突然遇到了气流，开始颠簸，胖子的橙汁撒到了肚子上，我赶紧把剩下的橙汁喝完。

飞机上液晶电视开始播节目，离我远远的，根本听不见在说什么。我茫然地看着屏幕，直到下飞机，才想起应该跟空中小姐要耳机。胖子在我身边打起了呼噜，呼噜声不仅响亮，而且古怪。前后左右的人都发出了笑声，我忍不住向四周看，结果很多人都在打量我，他们一个个面带同情，因为胖子的脑袋已经向我倾斜，他的肩膀正压在我肩膀上。突然胖子惊醒过来，对我表示一下歉意，然后继续睡，不停地醒，不停地睡，不停地发出奇异的呼噜声。

我开始在心里嘀咕，出门在外，什么事都可能遇到。说老实话，没有任何歧视的意思，只是在设想，如果自己也这么胖，又会怎么样。谁也不愿意胖成这样，谁又能完全做得了自己的主。我想象自己的体重增加了一倍，现在，我就是坐在自己身边的大胖子，而这个大胖子身边，坐着一位美女，婀娜多姿，异香扑鼻。将心比心，这时候，美女会怎么想呢，作为胖子的我，又会怎么想。

还没有想明白，飞机终于到北京了。

试玉要烧三日满

有一年在新疆和田，汽车突然停下，为什么停，记不清楚。只记得下车休息，一个维吾尔老人走过来，操一口地道的新疆汉语，热情地问我们要不要买玉。穿一件很旧的黑布棉袄，从隐蔽的深处掏出来几块玩意，献宝一样给大家看。同行的人嘴快，说哪是什么玉，明明是石头。老人很生气，脸涨得通红，舌头在嘴里发抖打颤，恨不得立刻动手打一架。

陪同的新疆朋友连忙出来劝阻，摆事实讲道理，软硬兼施，于是烟消云散，重新开始商业谈判。我们胡乱砍价，老人继续推销。他用其中一块白玉一样的石头，或者说石头一样的白玉，在自己鼻沟里来回摩擦，然后既忿忿不平，又不无卖弄地说：石头，石头。这怎么会是石头！这是玉，是玉！

是石头，还是玉，立刻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那玩意摩擦得油光铮亮，看上去十分可爱。我轻易地动了心，管它真假，管它石头还是玉，就买了一块。想到上面还有老汉脸上的油汗，关照他无论如何擦干净。所谓干净，也就是在那件黑布棉袄上，再多蹭了几个来回。同行的新疆朋友觉得这钱花得值，说就算是和田的石头，到了你们内地，也都能算是玉了。

我一直搞不明白什么是玉。过去不明白，现在仍然不明白。玉是一门学问，看古人文字，提到玉的地方，都会说不清楚。李商隐的“蓝田日暖玉生烟”，玉如何会生烟，真是匪夷所思。其实早在李商隐前，有位叫戴叔伦的诗人，已说过类似的话，“诗家美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这究竟是不谋而合，出自一个我们不知道的共同典故，还是伟大的李商隐，一不小心抄袭了，不得而知。

贾宝玉衔着石头来到人间，往好里说，是块通灵宝玉，往不好里说，就是块顽石。是金玉良缘，还是木石前缘，扯不清，理还乱。古代魏国的农夫，种田挖到一块尺玉，带回家后，黑夜里放光，光照一室，农夫大为恐怖，赶快拿出去扔掉。邻人胆大，捡了去献给魏王，懂行的玉工十分激动，说“此无价以当之”，结果魏王大喜，论功行赏，食上大夫禄。

玉显然是有灵气，在古人眼里，美玉的精气远望如在，近看却无，可望而不可即。因此白居易“试玉要烧三日满”这样骇人的句子，也没人会去顶真。玉乃宝物，如何能烧。白居易自注，“真玉烧三日不热”，这一定是骗人的鬼话，没人傻到去做这样的尝试。焚琴煮鹤，只能浪漫主义去想，绝不能现实主义去做。

拥有一块玉，就不要去想究竟是石头还是玉，反正已为我所有，既然能得到它，也是一种缘分。

老外说汉语

一位美国长大的华裔，是地道的香蕉，早已融入美国主流文化。工作后，发现一起长大的日裔同事，说话常故意带着母语腔，美国人很傻，听到带点日本味的英语，反而更加敬重，觉得这样才酷，才有特点。

老外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在中国人眼里，向来是件稀罕的事。如今，地球成了一个大村子，原本稀罕的便越来越不珍贵。现如今老外不仅能说汉语，说一口带京腔的普通话，还会说上海话。老外可以参加说沪语大赛，按说这吴侬软语的上海话，岂是人人能说，光这中国人里面，就有很多位听不懂，更不用说开口去交流。

我最初认识的会说中国话的老外，是位俄罗斯姑娘，她在中国长大，是我堂哥朋友的未婚妻。那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我感到非常震惊，金发碧眼一洋妞，一张口，竟然是北京土话，竟然知道什么叫拍婆子。后来还认识一位德国小伙子，也是北京长大，俨然是个混混，出入友谊宾馆倒卖外汇券，如鱼得水。保安出来为难，他故意装作不会说中国话，胡搅蛮缠，每次都能安然脱身，他的经验是：“你们中国人，对我们老外，总得来说还是客气。”

我和这德国小伙子有过一段交往，他给人的印象，是比中国人还中国人。改革开放初期，想买点洋货，要外汇券，要进口的大件或小件指标，这些玩意，他都能实实大大地帮你弄到。毕竟是纯粹的洋人，与老外打交道沾不少便利。那些出国回来的中国人，想转卖什么指标，倒给他也比较放心。

我读大学时，班上许多同学都去陪老外住，据说这样，更有利于老外学中文。我不知道当时根据什么标准和条件，反正有人去陪，有的人却没有。能陪的同学因此傲气，平日里跟着YES或NO，立刻沾了些洋气。有一天，一个老外给同学一张字条，让他详细解释字条上的词语，同学大吃一惊，献宝一样地拿来给我看，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的全是淫词秽语。同学说，让人怎么解释，这不是坑人吗。

80年代后期，会说汉语的老外，突然多起来。有一个对我小说有兴趣的美国人，身高一米九几，汉语始终在进步，渐渐地比我说的还地道。说老实话，对于汉语太像中国人的老外，我始终觉得怪怪的。你仿佛是在与一个假人对话，感到极其的不真实。有一次，终于把这种好奇心说了出来，我说你们外国人说中国话，非得有点老外的味道才对。这老外也是个明白人，笑着说，我知道，老外说话太像中国人，你们便会觉得我们是说相声的。

去东山吃螃蟹

去东山吃螃蟹

苏州的朋友登高一呼，饕餮之徒四面八方，风尘仆仆赶往东山。秋风初起，螃蟹们膏红肉肥，大快朵颐的日子到了。

人多则势众，在车上纷纷起哄，七嘴八舌，谈论文人何时开始吃螃蟹。问题貌似简单，照例不会有答案。能想起的是“蟹六跪而二螯，非蛇蟮之穴无可寄托者也”。这是古代散文名篇《劝学》中的原话，意思是说，读书须持之以恒，要实实在在靠自己去努力。想不明白二千多年前的先贤笔下，螃蟹为什么会六条腿，唯一的解释是没吃过。没吃过梨子，不知道梨子滋味，没吃过螃蟹，数不清几条腿。那年头，螃蟹肯定很多，多了就不稀罕。据说荀子是个长寿老人，常干些祭酒之类的差事，这活搁在当时，非德高望重的长者，不能干。孔老夫子肉不正不食，荀子他老人家自然也不屑于螃蟹。

文人不是古代圣人，喜欢吃螃蟹。不仅文人，很多人都喜欢。平民百姓，大腕巨贾，皆有爱蟹之心。文人的特别之处，在于自欺欺人，讨了嘴上便宜，又想获得心理安慰。丰子恺先生信佛茹素，荤腥中唯有螃蟹一味，不忍丢下。

按照我的傻想法，文人喜欢吃螃蟹，首先还是因为这玩意不值钱。历史上的文人，通常不是有钱的主，囊中羞涩，却希望风雅，螃蟹便是好的选择。李白“蟹螫即金液，糟丘是蓬莱，且须饮美酒，乘月醉高台”，毫无富贵之气。

记忆中，儿时并不喜欢吃螃蟹，嫌太费事。后来螃蟹昂贵了，这一值银子，便舍不得放弃。物以稀为贵，如今好螃蟹的高价位，我不说，地球人也都知道。时代不同，丑小鸭成了白天鹅。这次品尝的螃蟹，是精品中的精品，都说太湖流域，就数东山这一区域最好，生长的自然条件也最优越。地灵蟹杰，产于此地的螃蟹，绝大多数送往香港，香港人嘴馋，嘴刁，知道该吃什么样的螃蟹。

对于螃蟹我始终是外行。人贵有自知之明，不能吃了几只正宗的好螃蟹，嘴角边流过口水，立刻冒充内行胡说八道。当地形容人不会吃螃蟹，叫牛吃蟹。说到这个，真有些对不住东道主，我就是一头牛，傻乎乎只知道吃，螃蟹好在什么地方，听专业懂行的说一大堆，还是不太明白。

事实上，让人耿耿于怀和忿忿不平，是如此这般的上等好螃蟹，凭什么都让香港人享受。在商品社会，酸腐的小心眼显然不合时宜。文人的气量很小，我也不能例外。不管怎么说，让螃蟹重新为人民服务，回到普通老百姓的餐桌上，毕竟还是值得期待。

赛珍珠眼里的中国

赛珍珠得过诺贝尔文学奖，过去不像现在，不太当回事。美国文学界不怎么看得上，据说获奖消息传到，正吃饭的她因为震惊，手中的调羹都吓掉在了地上。毕竟是个国际奖项，深感压抑的她稍稍出了一口气，美国人还是萝卜不当青菜，依然不屑。

中国人也一样，自始至终不放在眼里。有一种说法，这届奖本想颁给以性学闻名的弗洛伊德，当时的德国纳粹甚嚣尘上，评奖委员会害怕颁给犹太人引起麻烦，便妥协选择了赛珍珠。她的作品没有因为获奖升值火爆，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开打，中国陷入抗战的胶着状态，南京沦亡，武汉也丢了，日本人气势汹汹，中国军民同仇敌忾，谁也没心思关注这个写了一大堆中国的美国女人。

这些年，到日子，关于赛珍珠开始有些纪念。几个研究者热闹一番，完了也就完了。她的书再版了，没什么市场。赛珍珠纪念馆让写个贺词，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信口说了一句：

阅读赛珍珠的作品，可以看到一个西方人眼里的中国。这是个容易忽视的世界，它的存在能让我们有趣地了解自己。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许多人跑来做官。一次上等人的聚会上，生活在此地的赛珍珠偶然说起了市郊的石刻辟邪，赞不绝口，结果引起轰堂大笑。大家异口同声，武断地说南京周围根本没什么石刻。一位留学归来的青年才俊，直截了当怒斥，说她是哗众取宠胡说八道。为此，赛珍珠感到迷惑不解，她说的是个简单事实。石刻辟邪后来成为南京的标志，等同于市徽，没有人会怀疑它的存在，可是在当年，很多人特别是文化人，对它就是视而不见。

赛珍珠的代表作《大地》拍成了电影，获得奥斯卡奖，轰动一时。成也电影，败也电影，当时的国民政府很不乐意，觉得它严重歪曲，夸大落后。首先，女主角由金发碧眼的美国人来主演，虽然是黑白片，由洋人演的中国女人注定不伦不类。其次，电影中出现了梯田，摄影师没见过，为了画面好看，布景上的梯田像桔子瓣一样，一块一块是竖着的，熟悉的人便忍不住要笑，因为这留不住水，也就不可能种庄稼。

这不能怪罪赛珍珠，她的一生充满误读，两头不讨好。西方人嫌她太中国，鄙视她，中国人觉得她是外国人，目光必定怪异和猎奇。认真拜读她作品的人少得可怜，我们心不在焉地说起这位生长在中国的美国作家，总是说说而已，很少去关注她的小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事实上，很多中国作家没看到的东西，恰恰出现在她的文字中间。她眼里的中国，很多相当真实，一点也不离谱。只不过这样那样的原因，大家都不愿意接受。

路过歌德故居

名人故居是道风景，到什么地方，不能不看。我就有这毛病，到了一地，听说有谁谁谁故居，便忍不住要去看上几眼。据说这也是偷窥欲的一种，希望在不经意间，看到意想不到的东西。天下没有无缘无故，老母鸡为什么下这样的蛋，必定事出有因，总有独特道理。温故而知新，看了以往，才能想明白今天。明白了旧社会，才能享受新生活，不能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那年路过法兰克福，导游算算时间，准备放弃歌德故居。我一听就着急，说那怕是看上一眼，进去上个厕所，也比过门不入为好。高山景行，私所慕仰，怎么说也是一个作家代表团，到了人家德国地界，这歌德差不多就是中国的孔夫子了，到门前不朝拜，不烧香磕头应个卯，实在说不过去。于是一路协商，最后放弃了另外一处景点，一行人直奔故居。

不得不承认在歌德故居其实没看到什么。和参观大多数名人故居一样，失望注定是难免的。良好的希望开始，不良好的失望结束，这是人生最常见的写照。因为结果不怎么样，就放弃了美好愿望，这不对。不管如何，到了法兰克福，你只要还是个文化人，这歌德故居一定得去。

或许导游说的不好，或许因为语言隔阂，仿佛一个调皮的孩子，我跟着参观队伍，听了没几句，看了刚几眼，很快便消失在歌德故居，鱼一样自由自在地游进小溪。参观参观，要靠自己的眼睛去看，靠心灵去感受。歌德故居已在二战中完全被毁，现在所见是原址的复制品。这是个大宅子，说明歌德的生活背景，绝非穷人出身。穷人家孩子，享受不了这样那样的教育机会。据说歌德父亲是皇家顾问，这顾问是多大的官闹不明白，反正得是个贵族。

西方没有科举，穷孩子几乎没有出头的可能。耕读传家，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类中国式的老生常谈，在洋人没什么意义。东走西看，神游八极，让时光倒流至歌德还在庭园玩游戏的岁月，这时候，中国的曹雪芹正一边喝粥，一边写《红楼梦》。比较两位大师，难免感慨，作家这词如今听着有点时髦，那年头却什么都不是。对于那时代的人来说，无论中外，写作都不是什么好活，都不挣钱，都没地位。无论曹雪芹，还是歌德，都因为喜欢写，而不是这个行当伟大，才选择当作家。他们成为作家，可能有很多原因，说来说去，还是因为写出了作品，写出来才是硬道理。

记忆最深，是躲在墙角的一个巨大取暖炉，那是我见过最厚实的铁炉子，看上去像一头熊，黑乎乎蹲在那。猜想它很可能是原物，战火纷飞，只有这么笨重的玩意，才可能幸存下来。我喜欢这个在隆冬中给歌德带来温暖的大家伙。

尊贵的熊猫

一直弄不明白熊猫为什么尊贵。物以稀为贵，记忆中，最先知道的熊猫不是活生生的动物，是“熊猫牌”几个金灿灿的小字，就刻在我们家的一台收音机上。这款落地收音机稍稍有些来头，是一台巨大的电子管收音机，据说当年并没有生产多少台，有个喜欢收集文物的人觊觎已久，说你让给我吧，这玩意早没用了，搁屋里还要占个钢琴的位置。我妻子不乐意，说怎么没用，一打开它就响，信不信。

小时候去玄武湖动物园，进门左拐，用不了几步，便到了熊猫馆。这是栋很别致的中式建筑，飞檐斗拱琉璃瓦，靓丽风雅，仿佛大观园中的潇湘馆和怡红院。光看居住环境，熊猫的尊贵便与众不同，别的动物露天待着，栉风沐雨晒太阳，处在蛮荒时代，唯独熊猫哥哥和熊猫妹妹心安理得，既养尊又处优，像娇生惯养的林妹妹和贾宝玉，既不能琴棋，更不会诗画，懒洋洋地在房间吃竹子。父亲常说，古书上记载竹笋味美而无营养，熊猫光吃竹子也养那么胖，这说明古书以偏赅全，肯定有问题。

我是个喜欢瞎琢磨瞎联想的人。首先，为什么叫熊猫，不叫猫熊。狗熊是熊，熊猫自然也应该是熊。熊猫绝不是猫，这一点或许没有异议。习惯成自然，成了自然，就是权威，就不得不将错就错。以熊猫憨态可掬的相貌，最好去当喜剧演员。搁在台上不用说话，观众自然而然会笑。附带说一句，动物里面，能相媲美的是企鹅，都属于冷面滑稽，都有一种天生的可爱。

与熊猫最初的一次近距离接触，是在十多年前的神农架。满山遍眼的箭竹林旁边，导游告诉我们，经过专家多年考察，已认定这里的环境非常适合熊猫生存。箭竹是熊猫爱吃的食物，将人工饲养濒临灭亡的熊猫放归大自然，这是科研人员一直在琢磨的事。可惜我并没有在神农架看到熊猫，就跟没看到传说中的野人一样，只能身临其境地感受一下熊猫的生长环境。这环境很重要，远比在动物园的感受要深，要更实在。

全球现存的野外大熊猫，截至2005年，总数量一千五百九十多只，主要栖息在群山环抱的四川盆地。同样面临濒危的北极熊，是二万二千到二万六之间。种群生存的基本数量都到了极限，说完蛋就玩蛋，说消失就消失。国宝熊猫的前景不堪乐观，现在大家终于知道，保护动物，重要的是保护生存环境。环境才是根本，环境决定了一切。动物园满足了我们的好奇心，但是很显然，仅仅给熊猫住好房子，提高它的生活待遇，充其量是让它们变得越来越尊贵。太尊贵了，离灭绝的最后日子也就越来越近。

不知道神龙架的熊猫放养计划，最后有没有实现，上网搜索，没任何消息。前些年路过四川卧龙熊猫自然保护区，朋友说起此地的大熊猫，眉飞色舞赞不绝口。很想深入进去看看，可惜时间太紧，只能擦边而过。听说这里人工放养的熊猫，生机盎然，已达到八十多只。

是谁扳倒了和珅

过去的人靠读书长知识，现在呢，看电视剧养学问。譬如大贪官和珅，原本并没有多少人知道，毕竟二百年多前的人物，电视剧里一戏说，识字不多的老太太小娃娃全记住了。不光知道和珅，还能借助他，记住其他有关系的人。

我没看过电视剧，不知道如何戏说。前一阵去高邮，当地人十分兴奋地告诉我，和珅当年倒台，与高邮的乡贤王氏父子狠狠参了一本有关。用如今时髦的词，就是关键时刻，王念孙、王引之父子联手告了御状，提交了一个致命的弹劾案。文化人手上的笔，用好了就是一把刀，一刀封喉。结果“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史料记载，抄和珅家获得的赃物，是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总收入。

提到高邮文化名人，行政级别和学问排在前列的，应该是王氏父子。但是谈到俗名，阳春白雪曲高和寡，他们既不能和宋朝的诗人秦少游比，也不能与当代的小说家汪曾祺比。《辞海》文学分册上没有二王的名字，不入选的理由，大约是没什么众所周知的名篇。诗人和小说家生前未必太得意，死后往往会占便宜。高邮二王的深厚学问，掩盖了其文章的光芒，其实，仅仅凭奏折中那句“臣闻帝尧之世，亦有共驩，及至虞舜在位，咸就诛殛”，便足以传世。

和珅是乾隆爷的宠臣，结怨天下，嘉庆继位，一朝天子一朝臣，要杀他顺理成章。乾隆死了，和珅末日也就到了。冒“满门抄斩”的危险，参劾权倾朝野的和珅，没有一点胜算，贸然去做，完全是书呆子的行径。高邮二王没有食古不化，他们参劾和珅的奏本，现在仍然珍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重读这个奏本，我们可以看到一代文人的正气，也可以看到王氏父子笔下流露的那种机智。

奏本引经据典，体现了民情，更暗合了皇帝本人的心愿。能搔到圣上的痒处，这事就好办，就能办好。表面上看，高邮二王的参奏，是文人投身政治运动的好例子，代表着中国文化中为民请命的精神。文人参政，最容易被人津津乐道，最容易被文人自己标榜。然而高邮二王的历史地位，显然不是因为扳倒了和珅。谁都知道，即使没有二王，和珅的倒台也在劫难逃，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高邮二王是乾嘉学派的旗帜，训诂学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的学术地位之高，学问之精深，几乎找不到合适的词来形容。有一种流行的观点似是而非，却掷地有声，认定乾嘉时期的知识分子，在清政府高压下，只敢埋头做学问，都是一群天生无用的软骨头。

参政从来不是文人强项，做学问的人，能够埋头研究，安心工作，乐在其中就足够了。胡适曾说过，后人很难理解乾嘉学者从学问中获得的那种快乐。对于政治，王氏父子偶尔玩了一把，不足为训。巷谈坊议，别人如何津津乐道，与他们无关，都是说说而已。高邮二王的兴趣绝不会停留在这上面，否则也做不出那么大的学问。

古代文人的当官

唐朝的时候，杜甫和岑参同在朝中做小官。那年头没作家协会，不给诗人发工资，又不可以发表拿稿费，只能自娱自乐，相互赠诗打发无聊时光。始终搞不明白唐朝官场职务的大小，只知道这两个诗人，一个是拾遗，一个是补阙，都是不能再小的官。望文生义，所谓拾遗，是给朝廷提些不痛不痒的建议，而补阙，是为朝廷找点不大不小的毛病。

学而优则仕，这是文人的理想。文人当官，起码在中国古代，从来不是丢面子的事。当个小官也能兢兢业业，这是读书人的本分。不过说老实话，也许与童年接受的英雄主义教育有关，对文人当官，尤其是当弼马温，多少有些看不上眼。元帅大将，我崇拜的都是英雄好汉。文人既然当官，最豪迈的就是投笔从戎，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要么不还，要么弄个师长旅长干干。人生一世，出将入相，干就得干出些名堂。

杜甫又被称为杜拾遗，记得刚读杜诗时，总是喜欢不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诗中常见那些可怜之处。“明朝有封事，数问夜如何”，第二天要去上朝汇报，他老人家竟然紧张得一夜都睡不好，一遍遍问人家几点钟了。当官是有头有脸的买卖，当到这个分上，何苦。杜甫的粉丝硬说这表明了诗人的高风亮节，说人家老杜上朝，汇报芝麻绿豆的小事，也是如履薄冰，辗转反侧，为人臣子就应该这样。要忠心耿耿，不能因为自己官小，就混日子。

岑参与杜甫相比，显然要潇洒一点点，知道该怎么混日子。在写给杜甫的诗中，他描述自己的工作，干干脆脆地说，“圣朝无阙事，自觉谏书稀”。意思是说，今上太好了，让我这个补阙小吏，竟然挑不出什么小毛病。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没说真心话，安史之乱以后，盛世已不复存在，大唐正走下坡路，这谁都能看见。马屁拍得很肉麻，说给杜甫听又有什么意思呢，难道杜甫会把这诗送给皇上看，不可能。

大诗人屈原给人的印象，牢骚满腹，郁郁不得志。众人皆醉我独醒，生不逢时，完全是愤青形象。当年初读《离骚》，或许人太浅薄，学养不足，我怎么也读不出个好来，只觉得老是在闹情绪，一切皆不满意，原因就是楚王不肯赏识，不肯给他一个恰当的官做，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

另一位大诗人李白也如出一辙，“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这韩荆州什么玩意，差不多就是奸臣，给诗人提靴子都不配，李白却偏要冷脸贴热屁股，有辱斯文地去巴结。

百无一用是书生，古代文人当官，当好的，扳指头数数，真不多。

过去的好日子

童年教育十分重要，影响根深蒂固，不知不觉形成。俗话说少小一看，到老一半，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小时不好，大了更麻烦。我们这代人该学习的日子，没学到多少玩意，到后来，时代轰轰烈烈发展，根正苗红那话不再提，好事干脆成了坏事，又被说成是喝狼奶长大的一代。如今，狼崽们年老色衰，成了半大不小的老汉大娘，上上下下的歧视仍然一如既往，老一辈埋怨我们当年如何不像话，既不孝又无知，小一辈嫌我们没出息，白当了爹妈，与时不俱进，僵硬思想死活不再开化，像一条离了水的鱼。

对这种待遇，内心有点不服气，静下心想，也不无道理。人既然出来混，就得还债，就得忍气吞声。我们小时候熟悉的口号，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一句口号似是而非，让整整一代人的骨子里，充满史无前例的大无畏精神。其实对什么是“剐”，什么是“皇帝”，从来没有真正闹明白过。糊里糊涂之间，童年的天真影响就开了花，并且结果，是很糟糕的果子。因为无知，所以胆大，因为胆大，所以无知。

我常常用怀念的口吻向女儿炫耀，说我们当年读书，学生不惧怕老师，仿佛今天功成名就的大腕演员，不在乎刚出来混的小导演。那可真是一段很不错的好日子，随随便便给老师起个外号，上课不听讲，下课不做作业，把课本撕了上厕所揩屁股，是经常又经常。

反正没大学可上，怎么混到日子都毕业，没有希望，也没有失望。后来当工人，更上了一层楼，感觉更加良好。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当时还真不是说着玩玩，我当工人的那些年，能进工厂穿上工作服，劳动局档案袋里挂上了号，基本上就是衣食无忧的中产阶级。那时候没什么富人，也没什么穷人，普通工人车间主任厂领导，都是为人民服务，钱挣得都差不多，住房面积也差不多。什么都是大差不差，都一样，基本上平等是货真价实。

过去的好日子根本就不存在，那年头，大家低水平地活着，没有电视，没有电脑，甚至没有思想。谁都觉得自己可以当家做主，都不把别人当回事。没有敬畏的时代非常可怕，小工人耍起横来，为一级工资，为分一间旧房子，怒冲冲拎了把菜刀，就敢去领导家找碴。

成人素质教育

一次会议上，有严肃学者用不标准的普通话，一本正经地提出了要搞成人素质教育。我正走神，问身边的人，弄明白这几个字，立刻觉得奇怪。成人还要成为话题，通常与性有点关联。上网搜索，输入成人这两个字，豁然跳出来的，屡屡是已封闭或要封闭的色情网站。

如此公开场合，严肃学者想谈的不会是性，此成人非彼成人。这是挂在嘴边的中小学生素质教育引起的，意思是说，中国人的素质教育，不应该局限在青少年身上。饿死事小，素质为大，素质好坏终身受用，对小孩子要谆谆教育，对已长大的成年人，更要持之以恒继续灌输。别以为成年人思想定型，已顽固不化，就放松对他们的素质教育。

学者随手举了几个老掉牙的例子，譬如将吃剩的中药渣，悄悄倒马路中间，希望路人经过，将病人的晦气带走。这是极端的损人利己，家人的病能好就行，别人会怎么样，是否影响卫生市容，那就顾不上了。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又譬如在一些小区，有人就是喜欢肆无忌惮，到了冬日，将厚厚的棉被压在用作绿化的小树苗上，或者是挂在露天的体育健身器材上，只要能晒到太阳，十分昂贵的树苗会不会受到摧残，别人还能不能锻炼身体，这些都不管他的事。学者说自己有一次想站出来干涉，结果那些素质不高的居民与他大吵大闹，伸胳膊捋袖子，竟然扬言要揍他。

学者越说越气，又提到了随地吐毯，说中国人真丢脸，不止在国内吐，这几年经济繁荣，有了几个钱，居然吐到国外去了。“请不要吐痰”，成了中国旅游者在国外常见的汉字。学者的话产生连锁反应，接下来，发言者大挑中国人的种种不是，一个个咬牙切齿。我们的毛病实在太多，说话声音太大，上馆子请客铺张浪费，拿低保竟然还养高档名犬，小孩学习成绩不好便送到国外。

说来说去，都是成人的素质不好，既然不好，就得好好教育。轮到我发言，不想说什么，因为我内心深处，常常不太相信教育。教育教育，有时候也就是做做样子。我女儿在美国读过一年中学。她看起来，美国人上公民教育课，与我们也没什么太大不同，起码形式一样，无非是爱国，要做好人好事，不能违法乱纪。无论中国少年，还是外国儿童，上这些课时都不在认真听讲，都不当回事。

为什么人家成了人，我们恰恰相反，小时候还好，越大越不像话。理由也许简单，人家要玩，就玩真格，以法律为原则或准绳，毫不含糊。事实上，该怎么办，就得怎么办。凡事都有法可据，违了规矩就严惩不贷。谁都知道，闯了红灯货真价实地罚款，远比在十字路口，拉上“以闯红灯为耻”这种标语口号管用。

我怕了你，病毒

老舍《茶馆》里有一段台词很经典，会算命的唐铁嘴突然宣布自己再也不抽大烟了，扮演王掌柜的著名演员于是之立刻半信半疑，意味悠长地来了一句，恭贺唐铁嘴这回“可真要发财了”。唐铁嘴神气十足，说：“我改抽白面啦。（指墙上的香烟广告）你看，哈德门烟是又长又松，（掏出烟来表演）一顿就空出一大块，正好放白面儿。大英帝国的烟，日本的白面儿，两大强国侍候着我一个人，这点福气还小吗？”

对一个喜欢与文字打交道的人来说，写作也是抽大烟，沾上这玩意，再想把它戒掉十分困难。这行当，往好和雅里面说，灵魂工程师，往不好和坏里面说，走火入魔，几乎能赶上吃喝嫖赌。想当年，刚开始用电脑写作，常有人问感觉如何，爽不爽，我总是情不自禁，情不自禁想到唐铁嘴的精彩台词。用电脑和耍笔杆子，差不多就是白面和大烟的区别，都是玩的吸毒，层次完全不一样。一个是刚参加过高考的雏儿，一个是已经在学校里混了几年的博士后。耍笔杆仿佛抽大烟，一枝花里胡哨的烟枪喷云吐雾，老牛破车慢慢干。玩了电脑，那便是“改抽白面了”，不但更来劲，而且更夸张，键盘噼噼啪啪乱敲击，文如泉涌天上来，思似奔马一路去。

电脑带来了写作革命，一位写电视剧的大腕不无得意地说：“靠，没电脑，就不会有电视剧。”他的意思是说，电脑太适合电视肥皂剧的创作，海天胡地乱写，这一段挪到那一段，东剪贴西复制，想怎么就怎么折腾。电脑已成了最铁的写作同伙，成了作家的摇钱机器。

多少年前，我们曾经十分吃惊，世界上竟然会有电脑。到了今天，我们同样吃惊，没电脑怎么办，怎么活。我第一台电脑用了十年，是个惊人的数字，以夫妻关系来形容，起码有一百年。换新电脑，电脑公司的小伙子傻了眼，说还有这么老的电脑。这以后，换了一台，又换一台，又换一台，别人见了我的新电脑，还是说落伍。

第一台电脑太老式，老而弥坚，从未有过病毒问题，后面的这三台，每隔段日子，就狠狠毁我一次。前些天去北京开作代会，有记者采访，临了问能不能从电脑里调几张照片给她。我觉得这事简单容易，她带着小U盘，从我的电脑下载一下就行。没想到简单容易的事，也跟婚外恋一样严重，回到家，立刻出大问题，电脑病毒立刻大发作，请熟人来弄，折磨了两天也没弄好。

真是杀人不见血。我的一位朋友知道消息，既幸灾乐祸，又事后诸葛亮，说一个人的电脑，跟老婆一样，不能让人随便碰。

少年心事当拿云

少年心事当拿云

前几年，写过一篇小文章，说起为什么不让女儿看《少年文艺》，理由简单，而且充分。语文老师教训孩子看课外读物，报纸上嚷嚷素质教育，在高考的指挥大棒下，大家其实心知肚明，哪有时间去折腾这个那个。没完没了的考试，小升初，中考，高考，加上期中期末的摸底排名，为人之父不能再趁孩子之危，雪上添霜。

大学的一位女同学在《少年文艺》当主编，看了文章十分感叹，说你这样有文化的人，都不让孩子看，谁还会看我们的刊物。这年头，若想对谁表示不满，就可以戏称他为文化人，因为现在文化人最不像人，一身都是毛病。面对老同学责难，我避重就轻，只能不无幽默，说女儿没时间看，我看，做父亲越俎代庖，女儿没时间素质教育，我义不容辞。

话不完全真实，也不过分夸张。我不敢说一直在看《少年文艺》，谁也不会有这个耐心，但是，但是本人曾经很认真地看过这本刊物，很认真地写过稿，绝不掺一点假。当然，无利不起早，我的认真也是事出有因，往白里说，与这位当主编的女同学有关系。

二十年前，仕途上前程无量的女同学，突然从省级机关到了《少年文艺》当编辑。这买卖我始终想不太明白，好端端公务员不当，到一小杂志去跑腿，当小编辑。虽然最后也混出了正果，有了人样当上主编，还身兼出版社的副老总，与党政机关当个师长旅长，毕竟不可同日而语。

一提到官场，嘴脸便不太好看，这方面，我很小人，身在曹营心在汉，只羡慕官大的。想当年，女同学初当小编辑，飒爽英姿，承蒙不嫌弃，忽发奇想让我写稿子。人有了点小权，就是不一样。想我何德何能，也难得她火眼金睛。当时不知如何感激才好，说涕零略有些夸张，我虽多愁善感，毕竟不是林黛玉。那年头最缺的是银子，谁给个赚稿费机会，立刻不择一切手段。有人拷问，你当年的笔名是“刘克”和“萧菲”，这什么意思。我顿时脸红，刘（牛）克与德国货币马克是兄弟，“萧菲”则是“小费”的谐音。

需要强调说明，笔名充满铜臭，文章乃一身正气，绝对有助于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我的文字有幸发表在“头条”位置，正是从《少年文艺》开始。关于这一点，有关的任何评论，暂时还没提到。今天不妨正式公布：本人文章是从给孩子看的刊物开始起步的。

《少年文艺》不是成人读物，却比许多成人“文艺”和“文学”更好看，更耐读。成人读物不够成人，真让人难受。据说国内有两本《少年文艺》，上海一本，江苏一本，我乃江苏南京人，孤陋寡闻，自然只配与江苏的刊物打交道，而且还是因为那位女同学。

今天不是好日子

清早起来，天阴，浑身鸡皮疙瘩，感觉立刻不对。这不是个黄道吉日，遇上有事，又不得不硬头皮去办，心里便哆嗦。人不该迷信，尤其读了些书的人，无奈读书人也是人，有时候，我还是迷信。

先去单位打身份证明。一个作家，这年头仍然有单位，很容易招骂。前些日子，某作家上街乞讨了一把，引发一场论战，为了养不养专业作家，大家都意气用事。饱受争议的专业作家明显下风，像过街老鼠让义愤人士一顿群殴痛打。作为广大专业队伍中的一员，我一向心虚，拿了稿酬，又有一份薪水，庆幸之外，多少有点内疚，有种原罪感。

占了便宜，让人骂几声，那是活该。话赶快回到打证明上，都说办因私出国护照容易，拿上户口本身份证，拿份单位证明，再准备点银子，到公安局立马搞定。没想到麻烦会出在单位证明上，我希望确凿无疑地写上“该同志不是处级以上干部”，结果同志们都笑了，笑得很快活。如今只有人冒充当官，死皮赖脸哭着喊着非要证明自己没当官的傻瓜实在少见。就算要弄个证明，不是处级干部已经足够，“以上”二字纯属蛇足。一个不像官的人走大街上，别人绝不会误会他是更大的干部。前不久，参加南京市的一项活动，要上主席台亮相，书法家孙晓云的评价，是你这模样登上台去，大家肯定会想，从哪冒出来的一个电工。我觉得这评价很准确，紧车工，慢钳工，吊儿郎当是电工，三十年前我在工厂里当工人，最羡慕的就是电工。

接下来是盖章，一定要最高领导签字。芝麻绿豆大的小事，也要麻烦第一把手，我心里非常不安。到年底，这会那会特别多，大家都忙。人事部门很负责，许诺最快速度把证明办好，今天肯定来不及。于是不无遗憾地离开单位，去办第二第三件事。限于文章字数，第二和第三件具体是什么，就省略了，反正挺简单的买卖，为了这样那样的原因，一件也没办成。

事不过三，连续三次没办成，霉头出得差不多了，我决定去银行转账，顺便取点钱回家。没进银行前，预感一定会排长队，这经历已不是一两次，在这感觉不好的日子，不耽搁半小时算便宜。没料到银行空空荡荡，偌大一厅，就我一个人。

顿时云散日出，我这人就这么没出息，有点阳光便灿烂，有点得意便忘形，还没等缓过劲，坏运气又一次光临。按照语音提示，在转账的存折上设定好新密码，突然想到还得取些现钱。难以置信的事终于发生了，电脑提示，我输入的密码竟然错误。小心翼翼连按了两次刚设定的新密码，转眼就不对了，真让人哭笑不得。

结果是钱被冻结，要想用，必须过一星期，还得付十块钱手续费。

走进晓邦故里

秋天一个劲往里走，细雨连绵，寒风四起，冬日悄然逼近。这样的季节，最好不要出门，但是一不小心，我们来到了太仓，来到了沙溪镇。

印象中，太仓有个诗人叫吴梅村。“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为这首痛断柔肠的《圆圆曲》，我记住了亡国时期十分无奈的那个文化人。还有上世纪的八一三上海抗战，日本人从这杀开一条血路，拦腰斩了一刀，导致国军的大溃退。昨夜春风吹血腥，东来橐驼满旧都，我们的汽车一步步向太仓逼近，我的脑子里充满感伤。

一到沙溪镇，寒风依然，气氛却十分热烈。大幅标语红得耀眼，欢迎“走进晓邦故里”。当时就一怔，想不明白这大名鼎鼎的“晓邦”，到底是哪一位圣人。已过了吃午饭时间，匆匆放下行李，进卫生间方便一下，洗洗手，立刻被拉去赴宴。当地领导正饿肚子恭候，大家入座，稍事客套，一个个狼吞虎咽。

正吃着，突然想起了祝酒辞，人家一再提到“晓邦”。好歹也得问明白，我露怯地询问身边人，结果左右皆摇头，和我一样孤陋寡闻。大家一本正经听领导说话，一本正经点头，好像都明白，其实都不知道。于是这层纸终于被捅破，谜底揭晓，原来此晓邦乃前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隔行如隔山，在舞蹈界，这位前辈的名声如雷贯耳，对于我们这些舞蹈盲，基本上就是对牛弹琴。

第二天寒风更加凛冽，我们参观了修缮一新的吴晓邦故居，总算有了进一步认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出门走走，才能知道更多的事。今年正逢吴晓邦百年诞辰，当地政府张灯结彩，准备大举庆祝。已故的吴先生被誉为新舞蹈的奠基人，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年代，富得流油有着雄厚经济实力的沙溪镇，有这么一位叫得响的文化名人，自然不肯轻易放过。文化有时候是个很好的招牌，要提高知名度，没有这幌子还真不行。

文化是自行车的前轮，只有后面能有动力，它就可以跌跌撞撞，甚至是大踏步地往前走。云南边陲小镇和顺，也出过一位文化名人，大众哲学家艾思奇。和顺被中央电视台评为十大魅力名镇，能有此殊荣，文化二字功不可没。太仓沙溪镇的野心，显然不能小觑，他们正精心打造自己的形象，因为引以为豪的文化名人，数得上的还有著名教育家唐文治，著名天体物理学家龚树模，“太阳能之父”龚堡，“原子弹之父”王淦昌。经济是基础，有了这个实实在在的基础，已被评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的沙溪人，自然还想走得更远。

一片归心拟乱云

一生中最大遗憾，是没离开故乡。没离开，就谈不上归来，就谈不上乡愁。无家可归，不亦哀哉。没有乡愁，不亦憾哉。读唐诗宋词，读元人的小曲，读到关于乡愁的好句子，总有些淡淡悲凉。于右任《望大陆》中写道：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为什么写得好，因为于老夫子离开了故乡大陆，一肚子乡愁。等是有家归未得，杜鹃休向耳边啼，难怪古人会说，欢愉之词难工，而愁苦之音易好也。

月有阴晴阳缺，人有悲欢离合，乡愁的大前提，必须是背井离乡。余光中把乡愁比喻成一张邮票，比喻成一张船票，要是不狠狠心肠走出去，老死在自己的狗窝，撑死了也只能是玩玩集邮或收藏一叠老船票。一位来自乡村的朋友，说起自己老父亲无限感慨，老人家一把年纪，竟然为了变成城里人，兴奋得像个三岁小孩子。他没有文化人的远虑，对自己赖以为生的土地被开发商拿走了，毫无丧权失地之痛，对未来可能有的严重后果全然不顾。一位德国诗人说过，哲学就是怀着永恒的乡愁寻找家园。老人家不是哲学家，他完全被眼前的利益给蒙蔽了，儿子的童年梦想，是成为一城里人，现在连老迈的父亲也是。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悲歌可以当哭，远望可以当归。城市化节奏越来越快，是好事，当然也不完全是好事。城市化使得更多的人背井离乡，使得充满诗意的乡愁，成了铸铁一般的事实。浩浩荡荡走出去，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客观地说，这不是件让人急得要跺脚的坏事。都说人挪活，树挪死，在眼下这个大时代里，好大的一棵树，从遥远的他乡搬移到大都市里来，都不一定是个死，更不用说战无不胜的人类。不妨想想，人的能耐有多大，不妨再想想，这世界各个角落，又有哪一处没有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人。

孤客一身千里外，未知归日是何年。不管怎么说，真能走到千里之外去，肯定还是个好兆头。在家则为虫，离家则为龙，伟人自有伟人的道理，为什么人和人会不一样，前提都是因为，他们当年勇敢地走了出去。

说来说去，还是不太清楚伟人们的乡愁，会是什么模样。伟人不是普通的平常人，可毕竟也是人。逢人渐觉乡音异，却恨莺声似故山，对大多数人而言，乡愁总是难免，思乡也是注定，回不回故乡都一样。人生之悲，莫过于无家可离，离不了家。其次才是无家可归，归不了家。也许，先潇洒地走遍天下，再带着些乡愁过年回家，这才是最普遍最令大家向往的人之常情。

最堪思何物

多年前吴亮兄来南京，海阔天空聊天，说起最喜欢。我说我真是很无聊，基本上废了，思来想去，竟然已无所谓“最”。人生热情早不知何处去，天下事都不在乎，都在可与不可之间。不由想起一个很有情调的老太太，爱憎分明风风火火，说事最喜欢用一个最，能一口气说出最喜欢看的电影，最喜欢吃的小吃，最心仪的男人是谁，最讨厌的女人又是谁。

很认真检讨过自己，是事皆有原因，为什么我的人生态度会如此消极。常有人问，你最喜欢的书是什么，我坦白说不知道，很多书都喜欢，偏偏没有一个最。上世纪80年代初，看中了祖父案头的一套《管锥编》，这是钱锺书先生的扛鼎之作，因为喜欢，我便自说自话地据为己有。祖父叹气说，这书你也未必看得懂，不过既然喜欢，就拿去吧。我想起码在这一点上，自己受了老人的暗示和影响。祖父的观点向来是君子使物，不为物使，天下好东西太多，不可能归一人所有，有就是没有，没有就是有。人生无所谓得失，有些缺憾，没什么大不了。

祖父曾为我刻过一方章。有一次，他兴冲冲说给你刻个图章吧。那时我高中刚毕业，不知天高地厚，不相信他还会干这事。他倒是说干就干，从一大堆旧章中随手找了一个，将上面的字磨了，然后在纸上写了几个字，问我喜欢哪种风格。我胡乱点了一个，他皱着眉头想了一会，说你还有些眼光，这个确实不错，就用它了。

我光知道祖父会写毛笔字，因此首先是觉得好玩，原来图章就是这么刻出来。他当时已经八十岁，一个劲抱怨手上力气不够，又嫌刻刀钢火不好，不顺手，索性改用案头的一小锥子帮忙。记得还返过一次工，又磨了重头开始，前后到底用多少时间，已忘了。终于把图章刻好，问喜欢不喜欢，我怎么回答也记不清，反正觉得好玩，沾了红红的印泥，在纸上乱盖。

多年以后，看别人的纪念文章，才知道祖父从小就玩篆刻，年轻时下过苦工夫。求教一位喜欢篆刻的朋友，他把玩了许久，说祖父的篆刻很了不起，并不比他老人家的书法差。这位朋友千叮万嘱，让我将印章好生保存，说以后会值大价钱。这话十二分荒唐，我再没出息再没能耐，也不可能拿出去换银子。

一转眼，祖父过世快二十年。这印章一直伴随那段记忆，也许因为亲身经历，差不多就是最堪思之物。忽然间有些担心，自己喜欢，偷着乐就行，何苦要将它公诸于世。这些年数次搬家，担心乱中遗失，格外小心珍重。我知道，自己喜欢的东西最容易损失，书借走不还，影碟借走没踪影，都是吹嘘卖弄的后果。

文化中的南京

南京这城市，很容易先入为主，给人良好影响。许多人还没亲历现场，心已事先被折服。譬如唐朝的刘禹锡，根据施蛰存先生考证，他并没有以旅游者身份来过南京，可是没调查没发言权这话对他不适用，在这位大诗人眼里，六朝古都不过是一座纸上的城市，他眼红别人写的几首关于金陵的诗，技痒难熬也一气写了五首。其中两首七绝成为南京最著名的商标，为有名或无名的书画家所热爱，挂在各大宾馆酒店的墙壁上供人瞻仰。“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是咏石头城。“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是今昔的对照和感叹。

唐诗宋词中，南京充满文化。文化的味道有点酸，也有点自娱自乐。文化人通常都不会太得志，不得志，借着南京的悠悠历史，便可以弄点小酒，追古抚今发个牢骚。风吹柳絮，吴姬压酒，李白很潇洒地来了，先一个劲猛喝酒，干杯干杯再干杯，然后玩一回开心辞典，考考前来送行的金陵子弟。“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这两个东西没办法比，无形的别意与有形的流水，没办法比就是文化，就是诗。

浮云蔽日，长安难见，南京这城市有着太多历史的含金量，因为多，常把访问者绕糊涂了。外地的文化人来南京，借着知道的那点唐诗宋词，动不动就要问起“无情最是台城柳”的台城，就要问起“二水中分白鹭洲”的白鹭洲，这些地名旅游图册上仍然还有，但是你如果真相信了，那就只能上当。

也还是在唐朝，杜牧的“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活生生把南京钉在了历史耻辱柱上。这城市以出亡国的后主闻名，大名鼎鼎的孙权是如何英雄，他的后人却想用条铁索锁住滚滚的长江。接下来的陈后主李后主，更是一蟹不如一蟹，个个见美人情长，当英雄气短。都是些没出息的皇帝，城岂能不破，国焉能不亡。陈寅恪先生对杜枚的诗进行考订，得出一个斩钉截铁的结论，认定不知亡国恨的商女，应是“扬州之歌女而在秦淮商人舟中”，他觉得我们对这诗的理解，有着不小的偏差，是“模糊笼统，随声附和，推为绝唱，殊可笑也”。

我是地道南京人，对陈先生一向佩服，这个独到的见解只能笑纳。把南京从失败的耻辱柱上放下来，好意固然可以心领，但是大多数读者，大多数有点文化的人，怕是还不肯轻易放过。南京一方面大沾文化的光，一方面又实实在在受文化的累。历史和文化这些好词，从来就不会平白无故。若以歌咏的旧诗词作为评定标准，无论数量还是质量，南京一定会名列前茅，就此得出结论，南京最有历史最有文化，也不能算是大错，而所谓有历史有文化，又不能不和这城市的没出息分开。

能感受的幸福

南京这城市的文化光环，不仅体现在唐诗宋词中，也同时存在于日常生活里。托尔斯泰说过，幸福的家庭家家相似，不幸的家庭各各不同。他老人家为了强调自己的悲剧意识，把幸福给看简单了，其实幸福五花八门，也可以各式各样。

不妨文化地看一眼幸福，南京人感受幸福的能力向来有些风雅，看过《儒林外史》的读者都还能记得，一帮文化人喝足了酒，坐在风景处感慨古今，远远地看见两个挑粪桶的汉子走过来，歇在阴影下，一位拍着另一位的肩膀说：

“兄弟，今日的货已经卖完了，我和你到永宁寺去吃一壶，回来再到雨花台看落照。”

这番话让坐那聊天喝酒的文化人目瞪口呆，只能吐着舌头说，真乃菜佣酒保都有六朝烟水气。烟水气和烟火气本义差不多，用南京人身上，烟火就俗，烟水则雅。同样的例子还有胭脂和金粉，本来都一个意思，可是说到六朝金粉，气势已完全不一样。南京人习惯于在小感觉上找点幸福，什么事都不太在乎。不同地方有不同的幸福指数，北京人看当没当官，上海人看挣没挣钱，南京人当官挣钱都不是强项，只能把这些个事都不当回事。

我熟悉的一些朋友，议论到别人升官发财，不是眼红，反倒有些幸灾乐祸。用此地的口头语，就是鸟人又当官了，鸟人又发财了。不在乎之外，还要加上一点点鄙视。南京人最喜欢的一句话，永远是“多大的事”，这语气一定要用地道的南京话来说，声调得往下走，充满了无所谓，一点也不往心上去。不以成败论英雄，是这个城市的最大优点，在这里，你不用害怕自己没出息，混得好不好都一样。南京人励起志来，忽然想到卧薪尝胆，能做的选择也就是发誓要到外地去，上世纪80年代流行的是“老子到深圳去”，好像深圳到处都是机会，现在变了，改成“妈的，我要去上海了”，仿佛上海满大街是银子。

南京一度也提过要建设国际化大都市，早在上世纪20年代末就喊过这口号，到了90年代，又叫过嚣一阵。除了提倡者自己有些激动，谁也不太当回事。说大话谁不会，说了大话还要当真，这就不对了。幸福从来不是看一个城市的大和小，也不是看高楼多少，看收入高低，看当官大小，看房子的住房面积，这些玩意一点不在乎不对，完全依靠它们也不对。

幸福有时候还得玩点文化，换句话说，人总得有点精神方面的追求和享受才行。南京从来不缺文化，但是光有文化还不够，还得会享受，我不是说别的地方不懂得这享受，想说的只是，地道的南京人似乎更擅长此道。

我们心中的孔夫子

山东有个地方，自恃孔子老乡，前不久拨乱反正，弄出一标准像。一家石雕厂经营专卖，做了8686尊，大张旗鼓宣传。我一点都不觉得那塑像可爱，孔子是圣人，凭什么你随口一说，就标准了。

孔子长什么样，真说不清楚，说不清楚最好办，吴道子画了几笔，一供在那就是上千年。每个中国人心中，都有一位孔子。艺术是什么，是我们脑子里的那些想念，是心头的痒痒，通过不同的语言形式，成为我们感官可以触摸的现实。小说家的语言是文字，是故事情节，是人物关系，到了雕塑家手上，是雕和塑，是石头和泥块，是青铜和铸铁。

喜欢吴为山的孔子塑像，隐隐觉得，就应该是这个样子。有一把年纪，有些模糊，威武而不夸张，夸张而不做作，做作中又带些烟火气。伟大人物还能有那么点烟火气实在是个好事，我对雕塑是外行，以喜欢不喜欢来评价艺术作品，显然会很可笑，但是这总比不懂装懂要强。

印象中的孔子有许多面孔，吴为山这尊最能打动我的，是它的气韵生动，是它的大写意，是既像又不像。所谓像当然是指神似，是指能在孔子脸上，看到普通人的鲜活表情，这在其他雕像上很难看到。多少年来，孔夫子不断被神话，已不再是一个普通人。吴为山还原了历史真相，消解了孔家店里的神话。当然，仅仅神似一个普通人，还算不上什么好评价，艺术往往在像与不像之间，吴为山的孔子所以成功，与其说是像，不如说不像。很难说他的这个雕像，与历史上的哪一尊相仿佛，事实上大家见到的，只是他心目中的孔子。大家看了喜欢，不住地要赞叹几句，无非是想说，他心目中的形象与我们不谋而合。

塑造古时候的人物形象，除了写意，别无他法。文字中记载的孔子肖像，都是写意风格。在司马迁眼里，是“其颧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腰以下不及禹三寸”。这些话说了跟没说一样，张三像李四，李四什么模样，天知道。总的说来，文字塑造的孔子，除了个头略高一点，没有任何今天酷男的影子，笔调却大致统一。孔老二不是美男子，不仅不美，说老人家有点丑，也算不上大错。

我喜欢的明代作家张岱笔下，凡属圣贤，都有奇怪的容貌。尧的眉是彩色的，舜是重瞳，文王有四个乳房，苍颉有四个眼睛，说到圣贤至圣的孔子，竟然有四十九个特征，随便挑几个都足以吓人一跳，譬如反首，月角，河目，海口，牛唇，骈齿，龟脊，手垂过膝，立如凤峙，坐如龙蹲。这些特征都只可意会，不知道吴为山做雕像，是否看过张岱的这段文字。

多花些时间

差不多十年前，手机还不普及，有次从上海乘火车回南京，一位仁兄坐对面，一路上哇哇打电话，弄得我很郁闷，不想听被迫去听。那年头打手机特别霸道，都像香港电影里的黑社会老大，喜欢扯开了嗓门叫。记得还流行过各款寻呼机，所谓拷机，有句时髦词叫“有事你拷我”。当年的记者人手一个，新闻界若有什么会，突然间蛐蛐叫了，一个个仿佛好莱坞西部牛仔，忙不迭地把手伸向腰间作拔枪状。

时间发展飞快，现如今只有土鳖打手机才会哇啦哇啦。旅途中，帅哥靓女们用起手机来柔声细语。当然，真遇上信号不好，也会不够文明。有家营运公司，因为信号方面的糟糕，被戏称为“喂喂操公司”。用户听到来电，按下手机接听，放在耳边，大声地喊着：“喂，喂，——操！”这个操是不得不挂断前的自言自语，是愤怒，是无可奈何。为避免麻烦，我隐去了营运商的名字。其实用过这家××公司的人都知道，虽然广告呼呼响，自称全世界都收到它的讯号，出现喂喂操也是经常。

谁有电话接不了都会着急，这篇文章的重点不在挑刺，而是想说说打电话者的心情。今天的人都显得太急，时间像金子一样珍贵，遇事不可能冷静，喂喂两声，立刻要愤怒地爆出粗口，帅哥的花容顿时失色，靓女的粉脸立刻紫涨。着急正成为普遍性的社会问题，喝速溶咖啡，吃快餐面，寄特快专递，到处都在争分夺秒。效率这两个字已被过分强调，不说别人，分析和检讨一下自己，便立刻明白怎么回事。

譬如出门，最害怕去要五六个小时车程的地方，索性远些可以坐飞机，从我所在的城市去泰国曼谷，也不过三个多小时。现在的人出门恨不能坐上火箭，直截了当到达目的地，中间的过程最好统统省略。不由地想到丰子恺先生，想当年他从家乡去省城杭州，坐火车半天可以到，却宁愿花上四天时间坐船，因为这样可以观光看风景。

很多年前，两位湖北青年从武汉下水，沿长江而下，一路游到上海。现在很少有人再做这傻事，除非它有巨大的商业目的。我也曾想效仿，在长江里随便找条机帆船，一路喝茶浮到上海。这件事差一点就成真，我的一个朋友在水上稽查处当官，找条船易如反掌。

丰子恺人生经验，是现实生活中用不着太急功近利。像现在这样，情人节越来越像个节，发自人内心深处的浪漫，反而越来越少。爱情的红玫瑰越送越多，一夜情也越来越多。有时候还得多花些工夫，才能获得意外的喜悦，才能看到更多的好东西。人活着不应该仅仅是为了省事，多花些时间往往是最高的一层境界，就跟男女之间做那事一样，总得多消磨掉一点美好时光才好。

鱼在哪，熊掌在哪

纯真年代

在上世纪80年代，一个朋友的妻子做完癌症手术，还在恢复期，突然产生了行万里路的壮志。那年头，病后的弱女子不要说做过大手术，就是训练有素的健康运动员，要去祖国西部冒险走一趟，也得仔细掂量，但是她勇敢地上路了，孤身一人，风萧萧兮易水寒，一去大半年。

我这朋友当时只有一个念头，在家多挣些钱，让出门在外的妻子多玩几个地方。记得那时候常与朋友见面，每次谈到他妻子，只能看地图上的记号，仿佛红军的长征路线，我们注视着用水彩笔画的红线，惊奇她居然去了那么多景点。当时还没手机，更没电子邮件，能收到的也就是平安电报。做丈夫的困在家里，只知道妻子已走得很远，究竟在哪全靠想象。

突然想到了杭州的盛子潮兄，一转眼，我们认识也快二十年。与前面提到的朋友一样，他也有个患过癌症的妻子。印象中的这个盛子潮，说话太快，喋喋不休源源不断，因为太快，难免结巴。第一次见面是在无锡太湖，他以少壮派评论家的身份出席，口无遮拦海说一气。人家请他开会，想听几句好话，偏偏他是顽童，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李逵抡板斧，要砍谁就砍谁。或许是没砍我，我们成了朋友，初次印象不一定准确，却一定深刻。

以后陆续又有过几次谋面，发现他变斯文了，话锋依然很健，杀气已没了，倒是多了几分温柔。不知道这温柔是否与妻子的患重病有关，反正在他身上，再也找不到“盛气凌人”的初次印象。盛子潮说变就变了，有一次在杭州，他很腼腆地说：“我妻子最近开了个书吧，你们几个帮着捧捧场，去喝杯茶。”

于是就一起去了“纯真年代”，都说盛子潮是一个经典的好男人，耳闻是虚，眼见为实。在这书吧里，我感受最深的不是茶香，也不是书卷气，而是夫妇间相濡以沫的爱意。一个有些书呆子气的丈夫，一个癌症手术后的美丽妻子，十分平静地接受了命运安排。人生不幸，莫过于得重病，但是人的潜能无法估计，面对邪恶，有人会垮掉，也有人会变得强大。不由想起孤身去西部的朋友妻子，我相信一个女人能有那样的力量和勇气，能以那样积极的态度面对人生，肯定与丈夫的爱分不开，没有爱的支撑，故事会完全不一样。能从不幸中更真切地体会到爱，这是大幸。

文人喜欢相聚，到四川成都，不能不去女诗人翟永明的酒吧。那了杭州，就该去纯真年代，在朱锦绣的操持下，经过几年打拼，这里生机勃勃，已成为杭州文化圈一道亮丽的风景。忘不了那次在纯真年代，应女主人之邀，每人献丑为书吧写句话，我记不清自己写了什么，只记得黄蓓佳写的是她一篇小说的名字，“像目光一样透明”，这题词很好，非常适合留在纯真年代。

贵族长什么模样

贵族长什么模样，真说不清楚。一直疑心这是个外来词，说老实话，有人一提到什么贵族，我总是会首先想到洋人，穿镶金的锦缎衣服，戴着假发套，手上拿拐杖，说话假模假样。印象中，中国古代文人并不太看好所谓的贵，越是穷人，越是没钱，越喜欢在名字中嵌入一个贵，譬如鲁迅笔下的阿Q，很多人包括鲁迅自己，都怀疑他本名就叫阿贵。

事实上，读古人书，很少见到贵族两字，“贵”常会显得没文化。在《世说新语》那个时代，有个叫周浚的人，当过扬州刺史，看中一美眉叫络秀，想娶她做小老婆，美眉的父亲和哥哥不肯答应，说我家也不是很穷，凭什么把好端端的闺女给你做二奶。倒是这络秀想得开，有大款不傍，那是呆子，她大义凛然地说：

“门户殄瘁，何惜一女，若连姻贵族，将来或大益。”

“殄瘁”是衰微的意思，络秀做通了父亲和哥哥的思想工作，“屈节作妾”，还就嫁对了人。侯门一入深如海，络秀如愿嫁了贵族，生个儿子叫伯仁，就是那位“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的伯仁，这是个流芳百世的人物。贵族又叫华族，又叫大族和豪族，俗称“大户人家”。中国人讲究门弟，也不完全看这个，就像佛教徒有不同门派，我们并不像欧洲贵族那样一味讲究世袭。帝王将相，宁有种乎，中国有科举制度，一次成功的考试足以立刻改变命运，科举可以让人立地成佛。

有人说贵族只是一种精神，这说法很有创意，可惜站不住脚，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前年网上曾热闹过一阵贵族游戏，一网名叫易烨卿的女子，在网上大发英雄帖，诉说自己如何贵族，另一位叫北纬六十七度三分的贵族公子拍案而起，跳出来说她如何不是，结果两人唇枪舌剑，引来非常高的点击率，共有四千多人次参战，据说要想完整看完这帖子，得赔上七个小时。

这是网络时代的盛宴，表面上看，是关于“上流社会”的一场大辩论，最终却归结到一个由来已久的话题，这就是富人该不该歧视穷人。结论当然是不应该，在现实世界，无论富人怎么快活，无论穷人怎么艰难，舆论通常都是向着穷人。但是富人的生活毕竟还是令人向往，大家心里都明白，舆论归舆论，吃亏的终究是穷人，占便宜的永远是富人。

贵族是个娱乐性话题，只能逗大家玩玩。听说冯小刚拍完《夜宴》，下一部影片叫《贵族》，凭直觉判断，这应该是部搞笑的喜剧。贵族在今天如果不可笑，那就一定不是真正的贵族。在灿烂的现代社会，真正的贵族注定是令人生厌，除了天真的可笑，贵族应该与这些字眼联系在一起，那就是最后，是破败和颓废，是疯狂和白痴。

有了钱以后

现如今，只要有钱都好办，你可以买架钢琴搬着玩，从六楼移到一楼，再从一楼往上抬，搬运公司反正按楼层收钱。你可以打一大排书橱，把豪华版的世界名著全请家里来，立刻提高文化品位。不会游泳的可以请私人教练，一对青年男女的出格举动，让我这喜欢游泳的人吃惊不已，他们花钱请了个帅小伙子教练，一边学游泳，一边调情，动不动就在水里热吻。这是地道的两不误，教练拿了人家的钱，只能一旁傻看。当然，我也忍不住傻看了几眼。

小时候，耳旁常响起“富不过三代”的教诲，这似乎从励志出发，意思是爹妈最靠不住，人要想过好日子，还得自己努力。爷爷有钱，到爹妈这，已不行了，到孙子手上，就是不折不扣的穷光蛋。记得看过一篇文章，说当年天津租界，有一拉黄包车的，隐姓埋名，只有最好的哥们，才知道他原来是袁大总统的后人。袁氏家族曾经如何火暴，也不过几十年工夫，哗啦啦如大厦倾，说完就完，说不行就不行。

近来常听到的说法，是“三代才出一贵族”。同样老生常谈，与富不过三代相比，这话没有任何励志色彩，更多的却是一种对暴发户的鄙视和愤怒。现在人玩豪华，糟蹋银子，有钱无钱皆搞腐败，老百姓很不平衡。不平则鸣，三代才出一贵族的潜台词，是你别觉得自己有钱，你的过去和将来都不会怎么样。

前些日子与朋友聊到有钱以后会怎么样，朋友是搞政治学的，经历坎坷，屡屡有一番异于常人的高见。通过他指点，模糊的窗户纸被捅了个不小的洞，立刻透亮。朋友说，什么样的教育，都会留下严重后果，譬如富不过三代，一方面，它可以教育我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为了美好的未来，悬梁刺股卧薪尝胆，另一方面，也可能导致看穿了世态炎凉，陷入即时行乐的怪圈。

有钱当大爷，没钱当孙子，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醉生梦死，说白了还是富不过三代的余毒，成也这句话，败也这句话。我这朋友是一小地主的儿子，喜欢重复他爹临死前的那句话：“有钱得赶紧用。”可怜没享受到他爹一天的福，倒是跟着活受了半辈子的罪。

现在年轻人对地主没什么印象，也不提家庭成分了，不像我们小时候，那年头你爹若是地主，便是中了头彩，只不过这六合彩是霉远，是口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大黑锅。一个人有钱后的生活态度，往往由没钱前的经历决定。富不过三代，已经形象地说明，压根就不会有什么贵族。也许，我们注定只能有暴发户。

王羲之怎么死的

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对这话题产生兴趣，上网搜索，也没很好的答案。一种说法是因为长期服用五石散，用今天的话说，差不多就是吸大烟，中毒而亡。这说法我不太赞成，一个大书法家，一个被称之为书圣的人，不说德艺双馨，怎么也不能坏在这事上，再说了，人家好歹活五十九岁，那年头活这把年纪已不错，不吃五石散，或许活不到这岁数。

王羲之晚年坚决不再当官。这个可不是清高，学而优则仕，在古代中国，当官意味着对一个人的肯定。不当官，必定有原因，难免什么委屈。通常是郁郁不得志，你觉得自己行，领导并不是这么认为。典型的例子是屈原大夫，众人皆醉我独醒，活脱一个不识时务者，不像陶渊明直截了当，我就是不愿为五斗米折腰，为什么，官太小了。

王羲之不当官，主要还是为赌气。一般人印象中，六朝名流都清高，越清高，越容易意气用事。据史料记载，王羲之最看不上的一个人，叫王述，也就是那个吃鸡蛋犯傻的家伙，因为袭爵蓝田侯，人称王蓝田。知道一点《世说新语》的人，都忘不了他对付鸡蛋的可笑劲。王羲之一生最不服气的就是这位有点傻的王蓝田，人总会有些想不开，王羲之绝不会想到自己书法写得好，若干年后，人们只会记得他的名字。

小时候，我爹常用他爹的育儿法来开导我，说做人要低调，要小心翼翼。是个人都会有优点，因此要看别人长处，千万不要看不起，看不起别人其实就是看不起自己。可惜王羲之不可能听到我爷爷和我爹的训话，他太狂妄了，虽然在《兰亭集序》里，那么有气量有涵养，那么高瞻远瞩，内心的真实世界并不是那样。人不能看嘴上说，也不能看文章写，要认识一个人，还得是看他怎么做。

搁历史上，王蓝田也算是个人物。王羲之对自己儿子说，我和王蓝田比起来，要说能耐，并不比他差，却远没有他小子混得好，你们当儿子的，自然也就更不如他的儿子了。王羲之的这番私房话，当时倒也是实情。不如你的人混得比你好，心里无疑会不痛快，官大一级气死人，男人成功不成功，只看头上乌纱帽大小。王羲之父子与王蓝田父子相比，官场皆不得意，心高则气傲，气太傲，就会不合时宜。

王羲之最大的丢脸，是自说自话想升官。王蓝田升任扬州刺史，这相当于今天的省长，王羲之主管会稽郡，相当于今天的市长，他听说王蓝田升了，立刻派人去朝廷，要求将自己的会稽升为越州，也提升到省级的头衔。派去的那人偏偏是个不会说话的傻×，结果官没升到，反让大家一番讥笑。王羲之于是又羞又怒，“遂称病去郡，以愤慨致终”。

古人也曾包装

三国之后，是司马氏的晋朝，有个叫左思的文人心血来潮，想写三国的旧都。于是构思十年，寻人访事，写成了轰动一时的《三都赋》。结果令人羡慕，过程却不无可怜，因为左思是出身寒门的无名之辈，早丧先妣，除了用功，也没别的什么招数。史料上说，他为了这个《三都赋》，“门庭藩溷皆著纸笔，遇得一句，即便疏之”。

从大门到厕所，一路都备好了纸和笔，有一句赶紧写一句，真是不容易。文章刚写完，就有人“讥訾”，也就是非难，说这是什么狗屁。有个比左思更牛的文人叫陆机，觉得这是个好题材，也曾想写，听说他已先动笔了，便“抚掌而笑”，写信给自己弟弟，说洛阳城里有个傻家伙竟然想写“三都赋”，好吧，等他写完了，我们可以用它来盖酒坛子。

好在陆机还不是有眼无珠，真看了左思的文章，大为赞赏，立刻知道自己不是对手。奇文共赏，在一开始，《三都赋》也就是小圈子里叫好。有个叫张华的文人又为左思出主意，说文章还得靠包装，“君文未重于世，宜以经高名之士”。用今天的话说，得请个名人写序。于是请了一个叫皇甫谧的名角写序，他一说好，别人不敢再说不好，不说不好，一个个都跟着叫起好来。这一叫好，立刻火了，大家争相传抄，结果便是“洛阳为之纸贵”。

我从来没有把《三都赋》读完，只记得其中的“吴都赋”有几句不错。或许生长在南京的关系，对于描写此地的好句子，总是情有独钟。六朝时期的文章，大都是骈文，风格夸张绮丽，左思描写南京的昔日繁华，“挥袖风飘，而红尘昼昏；流汗霢霂，而中逵泥泞”，翻译成流行大白话，就是人太多了，挥袖子扬起的灰尘可以蔽日，身上流下的汗珠滴路上便成一片水浆。

左思长得很丑，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很像今天女足球迷爱帅哥，美男子在街上走，往往引来喝彩。有个叫潘岳的文人玉树临风，到处都是粉丝，左思也想“效岳游遨”，在女读者面前露脸，结果“群妪齐共乱唾之”，他只能“委顿而返”。洛阳纸贵并没带来什么太大好处，他也就是火了一阵而已，妹妹左芬与哥哥一样又丑又有才，皇帝要装门面，表示自己有文化，便把她弄宫里当了贵妃，可怜她“姿陋体羸”，很快便打入冷宫。

印象中，左思的诗比赋好。相依为命的妹妹进宫，生离成了死别，他的《悼离赠别》是四言诗，情辞恳切，成就并不在《三都赋》之下。查《辞海·文学分册》，为左思作序的皇甫谧没被收入，本文提到的另外几位文人，虽然名列其中，可惜除了左思，陆机张华潘岳都是被杀，结局十分糟糕。由此可见，对文人来说，那可真不是个好的年代。

爱杀诗人

有个和毕加索差不多的画家，当年画坛上也小有名气，老惦记着要和毕加索一争高低。毕加索宽宏大量地对别人说，这家伙是我朋友，他的画确实还不错。那画家是个没心计的，既然毕加索肯抬举，也就不计前嫌，把他当成了知音。两人你来我往，为表示友谊，各挑了对方的一幅画，毕加索花大价钱买下一幅很差的画，那画家也依葫芦画瓢，却买了一幅毕加索的精品。各自挂在自己画室，那画家心想，毕加索真傻×，我以劣换精，倒是占了大便宜。他没想到这画跟广告一样，别人跑到毕加索画室去参观，看了他的画，便会忍不住说，这个和毕加索齐名的画家，画怎么这么糟糕。毕加索只好叹气说，有什么办法呢，他的画就这样，可是他觉得画得与我一样好。

人和人玩，最能见智慧，毕加索是上世纪最伟大的画家，也是最会玩人的艺术大师。文人间勾心斗角，总会产生一些有趣的故事。在中国古代六朝，一个叫殷少浩的人，与当时的大将军桓温文才齐名，桓温官大，以傲慢的口气问殷，你和我相比，谁更强一些？殷少浩也是个高人，很有智慧地说，我跟自己玩惯了，还是就做做我自己算了。这话答得十分漂亮，桓温听了无可奈何。不过殷少浩仍然有失算之处，当年曾写过一首诗向桓温谄媚，桓温以此为把柄，时不时要敲打他一下，说你以后别招我，惹火了我，我会把你拍马屁的诗拿出来给别人看。六朝人讲究风流，讲究儒雅，更讲究气节，殷少浩叫人捏着这么一个短，真是一失足，千古恨。

要说玩，殷少浩远不是桓温的对手。这是明争，还有暗斗，唐诗人李贺有个表兄，极其嫉妒表弟，最受不了李贺的地方，是李贺太傲气，根本不把他放眼里，李贺死了，这位表兄为泄愤，竟然将李贺诗稿用最快速度收集起来，然后全部“投溷”，也就是投到了茅厕。这事记录在了《幽闲鼓吹》一书中，还被清人当笑话写在了戏里。

唐诗人张籍喜欢杜诗，他是超级粉丝，追星方式有些特别，具体做法是将杜诗烧成灰烬，然后“副以膏密”，当补药吃。这一招真邪门，用张籍的原话就是，“令吾肝肠从此改易”。当然，最恐怖的还是宋之问，这位老兄也是唐众诗人中的一个，看中自己外甥刘希夷的诗，喜欢那句“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为了据为己有，竟然“怒以土囊压杀之”，将刘给活埋了，这事今天说起来，都让人毛骨悚然。

宋之问在文坛上留下恶名，除了“爱杀诗人”，还因谄事武则天男宠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天下丑其行”，为士林所不齿。唐玄宗也很讨厌他，刚当上皇帝，便下诏赐他一死。

痛哉，助力车

怪来怪去，怪VIP卡。银行的人照顾，说有了这玩意，享受种种优惠，直接去贵宾窗口，乘飞机走公务舱通道，当然只是通道，上了飞机该坐那还是那。我本贱人，见利则忘义，有这等便宜事，不沾白不沾，反正是送，又不收年费。

去机关拿了两大包邮件，回来路过银行，仗着有VIP卡，不用排队，取了钱就可以走，于是胆大气壮，助力车往门口一放，锁了前轮便进去。没想到中午时间，VIP窗口没人，只能恢复老百姓本色，乖乖地去排队。没几个人，我天生是草根，一向老老实实排队，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妥。

取钱出来，发现助力车没了，已成了小偷的礼物。我拎着两大包邮件，傻傻地怔在那里，恨不得立刻掏出VIP卡扔了。所谓的贵宾卡让人忘乎所以，光天化日之下竟然敢不锁后轮。有人早警告过，就安全性而言，前后两车轮一定得同时锁，否则，别说面对窃车的大盗，就是应付小蟊贼，只锁前轮不锁后轮，基本上等于关门没关窗，又好比口服避孕药，只能保证不坐胎，防不了艾滋病。

人永远心痛失去的东西，我一个朋友，离婚前成天抱怨老婆如何不好，真分了手，见面必说前妻优秀。一旦失去，才知道珍贵。用别人离了婚的老婆，来比喻自己失了窃的助力车，显然不太合适，但是就悔恨和心痛来看，实在是异曲同工。我已习惯靠它代步，从今以后说没就没了，想到一阵心酸。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不就是多弯一次腰吗，人生真是没后悔药可吃。

我的助力车是正经八百的明媒正娶，现如今马路上呼啸来去，很多都是没牌照的非法同居，警察想要整治，随便找一路口拦下检查，不一会便装满一卡车。因为不再发展新用户，合法牌照的价格据说炒到了七千元。警察有时也会冷冰冰把我给拦住，可是人家一看证照齐全，立刻敬礼放行。有一次，一时髦漂亮的女郎被活生生地扣在那里，明摆着是辆黑车，警察不但要收缴，还逼着她掏身份证。

看女郎花容失色地在那发急，心里不禁有些得意，到底还是做守法公民的感觉好。我住郊区，这一带居民进城，常为打不到车痛苦不堪。好不容易拦一辆出租，听说要去市中心，立刻板脸说自己要换班，明目张胆公然拒载。有了这辆助力车，绝无这些烦恼，可以从容赴饭局，可以准时赶会议。吃完饭开完会，众人作鸟兽散，混得好的主想用小汽车送一程，我高喊一声我有车，大家都笑。

这年头，除了四个轮子，自行车助力车不能再叫有车。我的燃油助力车和电瓶车不同，除了不能上快车道，与轻摩基本没什么区别。路上没人的时候，曾狂开过40多码，这速度之快，足以让人赞叹。

丢了助力车以后

朋友听说我丢了助力车捶胸顿足，电话里狠狠嘲笑和教训。他说你好歹也算有点小名气，干的还是灵魂工程师的勾当，这么做也不嫌丢人，别人遇上这事，捏着鼻子不敢吭声，你倒好，竟然还写文章渲染。我被这劈头盖脸的训斥弄糊涂了，不明白为什么丢人，我确实丢了一辆助力车，我确实心痛，我也确实写了文章，可凭什么就说我丢人了，凭什么。

与朋友争了几句，朋友说，这年头，居然是混到现在，还骑个破助力车，这还不够丢人。没能耐自己开车，起码也可以去拦个出租，有什么必要不打自招，让全世界都知道你只是个骑助力车的主。再说了，不就是丢了辆助力车，这多大的事呀。我申辩说有了这车十分方便，朋友冷笑，说走路更方便，既锻炼身体，又环保和不污染空气。朋友说，去问问骑助力车的人，有谁没丢过，我就丢过两辆，气得都不愿意再买了，你就做好心理准备，再去买一辆，还得被偷。一听这话，我乐了，原来这小子真正来气的还是因为这个。

老婆下班回来，据实汇报，既然朋友被偷掉两辆助力车，我的损失基本上可以打个对折。老婆说，本来吗，看你当时悲痛成那模样，至于吗，我们单位一个人，也被偷过两辆，而且两次也都是和你一样，只锁前轮没锁后轮。偷就偷吧，没人像你这么大惊小怪。不由地想起前几天去派出所报案，我很悲哀地诉说，人家警察同志根本不当一回事。老婆说，其实连案都不用去报，有运气失而复得，也就不会被偷了。

没有想到助力车被偷，会有一系列麻烦。去过派出所还不行，车管所有规定，必须在区公安分局刑警大队立案，然后再到车管所挂失。挂失了，还有半年刑侦期，然后才可以补办新牌照。因为这车被偷，又一次体现出有老婆的好处，我住在城市的最西边，车管所在城市的最东边，结果除了第一次与老婆一起去派出所报案，剩下的事情都是她辛苦代劳。能者多劳，助力车平时是我骑，车主的名字却是她。

前些日子，广州的×××院士电脑被抢，引起有关部门高度重视，结果不到十天，不但电脑完好无损地找到，警方还“意外”查获了被抢手机83部，查获被抢手提电脑28部，报上因此有文章强烈质疑，一个院士被抢，会有多少“幸福”之人跟着沾光。我的助力车当然不能和院士的电脑相比，东西不能比，人也不能比。无端地有些侈想，有些一厢情愿，如果这几日也有个院士似的人物助力车被偷，说不定柳暗花明，我的那助力车就会找到了。

跟人沾光总不会是什么坏事，不过混到院士这级别，肯定不会再骑助力车。

鱼在哪，熊掌在哪

洋人有个笑话，一位绅士出门，来到一个很有名气的风景小镇，根据旅游手册，知道此地有两家旅馆，便问别人哪家旅馆更好一些。被问的那位很严肃地告诉他，这个还真不好说，反正无论去哪一家，你都会十分后悔，后悔没到另外一家去。这位绅士很为难，不知道该如何选择。

一成功人士步入中年，身体开始发胖，血压开始升高，前列腺开始发炎，参加例行体检，医生说了种种注意事项，要吃什么补药，要进行什么保健，结果他忧心忡忡回家，对老婆儿子大发感慨，说想想人生真没意思，按照自己这情况，基本上是前半生用功刻苦读书，花命买钱，后半生保健养生，花钱买命。命跟钱成了一对活冤家，成了不可得兼的鱼和熊掌，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儿子刚上大学，随着父亲的话说，早知道这样，大学也不必考了，你们成天逼我，何苦呢，这不就是花命买钱吗？

母亲说，这孩子倒会借题发挥，你爹不上大学，凭他一个乡下老土，能有今天。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为前途做点牺牲，难道还不应该。你爹年轻时是吃过些苦，不吃苦也没今天，但是你小子真以为他现在这样，只是当年吃的苦，那就大错特错，为什么胖，为什么血压高，为什么前列腺发炎，他自己心里最清楚。父亲说，我当然清楚，地球人都清楚，我要是还在乡下当老土，现在身体没准和牛一样壮实。

选择从来就很困难，不过现实生活中，有人根本就不选择，鱼也要，熊掌也要。一同事始终在关注房价和股票的走势，他坚决认为，老百姓手上的钱就那么多，房价上去，股票必定下来，鱼和熊掌，二者只能选择其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理论颠扑不破，股票吃错药似的往下跌，房价便发疯地往上涨，然而检验今年的行情，却让智者大跌眼镜，无论买股票，还是买房子，只要你贼胆大，有银子敢往里扔，一个个都会盆满钵满。

一个叫“专门勾引男青年”的网民，在天涯网发英雄帖，指责我的小说有“商女不知亡国恨”的情绪，说我一点都不忧国忧民。因为是网上对话，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让她这么一说，很是狼狈。这位一身正气“专门勾引男青年”的美眉，是典型的正邪两道都占，既堕落快活了，又崇高伟大了。就和某些愤青一样，吃摇头丸，看切·格瓦拉，横竖都是他们有理。

凡事都得有个过程，风物长宜放眼量，俗话说，出水才能看到两腿泥。好事不可能总让一个人得到，左右逢源，黑白统吃，未必就能长久。总有一天，我们或许会扪心自问，鱼在哪，熊掌又在哪。

凯旋而归

一个写小说的，多少会有些自恋。老婆人家的好，文章自己的好，虽然不是事实真相，却让许多耍笔杆子的深信不疑。最近看到一篇愤怒文章，对我大加挞伐，说叶兆言文字功夫非常不堪，一点才气都没有。这话别人听了有何感想不知道，作为当事者，作为一个成天与文字打交道的人，我感到十分汗颜，恨不能私下里痛哭一场。

这就好比一个爱美的女子，有人指着鼻子说，你神气什么，你其实很丑。再也没有什么比这更煞风景，打人不打脸，话偏偏冲着面门而去。因为这篇文章，我自信心再次大打折扣。俗话说，情人眼里出西施，但是西施眼里，不一定出情人。好看不好看，美不美，从来都是相对，相对的事情往往冒冒失失一句话，就会变成了绝对。

我从来都是一个低调的人，低调者也有自尊，也会过高估计自己。李敖先生喜欢青天白日说大话，声称五百年来，就他的白话文最好。我爱看李敖文章，甚至也有些喜欢他这种自以为是，不过人各有志，我尽管也自恋，也难免意淫，却不敢太自信。做人吗，还是世故一些为好，世事洞明皆学问，文章好坏，文字漂亮不漂亮，这话本来应该让别人去说。

这篇文章的愤怒，是冲我的小说而去，原因是读到了小说中主人公“凯旋而归”四个字，他一看到这四个字就上火：

中学生都知道的常识，“凯旋”后的“而归”是绝对的多余，其他人不知道也就算了。叶先生好歹出身于文学世家，文字上不拘小节到这种地步，是否过于豪放了些？因此，此后一百多页的阅读着实成了一个噩梦，每看到一个“凯旋”我就不禁倒吸一口冷气，生怕刺眼的“而归”、“归来”跳出来，所幸终究没有出现，不过这种不自在的感觉却始终无法消除。

小说家渴望和读者交流，他写故事，不说逗人快乐，起码不想让读者生气。阅读成了噩梦，写作自然也就是噩梦。米兰·昆德拉说过，不懂得开心的人，永远也读不懂小说。我把那愤怒文章反复看了几遍，还是不明白为什么那么生气，因为生气，从头到尾都是痛斥，横挑鼻子竖挑眼，看哪都觉得别扭，看哪都恨不得骂几句。不由地想起我的中学老师，总让学生改病句，这练习做得太多，到底有没有毛病，自己也弄糊涂了，结果是没完没了生气，一上课就骂人。所以古人又说，人之患，在于好为人师。

凯旋而归是大家常说的词，要说毛病，当能有。我们经常使用的语言，并不是那么纯洁无暇，譬如五笔字库中，就收了这词。用google搜索，输入“凯旋而归”，立刻有二百七十七万条相关内容跳出来。不是为自己辩护，也不是说没错，我只是想说，读小说，犯不着动不动上火。

排水沟引起的思考

前天逛电器商店，几年前售价六七万的液晶电视，现如今一万多拿下。因为是和老婆一起去，便自以为得意，说看见没有，当年买这时髦玩意的冤大头，个个肠子悔青了。老婆一脸不屑，说只有没出息的才会这么想。有钱的主早享受了，人生白驹过隙苍狗白云，能有几个多少年。

连女营业员也觉得老婆说得太对，是啊，人生苦短，该享受的应该赶紧。人的境界肯定不同，譬如我，看别人花冤枉钱为乐，又譬如老婆，为别人一掷千金而惊羡。时代在发展，大约三十年前，我们家买了一台二十英寸彩电，那年头一台这样的彩电，在农村可以盖三间像模像样大瓦房。已故作家高晓声为这事，一直觉得我父亲太冒失太书生气，虽然补发的工资是意外之财，可钱还是钱，以后还得过日子，老婆孩子还得养，不能这么太想得开。

如今一台二十九英寸新款彩电，一千出头可以买到，而在屋后想请人挖条排水沟，宽二十厘米深四十厘米长三十多米，一问价钱，比买新的大彩电都贵。什么叫与时俱进，这个就叫。当然这沟也不妨亲自去挖，铁锹铁镐黄沙水泥红砖到处都有，把劳动当做健身，出一身汗磨一手泡，不失为一种有品味有格调的生活。只是从工具到原材料，事必亲躬，成本一点没有降低，麻烦倒是增添不少。

隔行如隔山，很多想想非常容易的事，做起来越来越难。几位写作朋友在一起聊天，说起稿费变迁，难免白头宫女闲坐说玄宗的哀叹。三十年前，写个短篇，金榜题名天下知，红颜知己立马而来。再下来，一篇并不起眼的小说，能让《小说月报》转载，立刻一个农转非。现在的城市户口已是摆设，搁在当时，乡下人变成城里人，基本上就是拿了美国的绿卡。想当年，一个短篇小说的稿费，是青工的半年工资，一个长篇的收入，一只脚已踏入富人行列。

现在呢，短篇不到一千元钱，也就是说，还不如去挖条排水沟。有的作家上了富豪榜，大多数写作者，却不能靠稿费生存，这个就是活生生的文坛。人有所长，术有专攻，价格从来都是市场决定，当然，只有由市场决定，才可能是最合理的价格。在我这样的书呆子看来，什么样的现实，都有其合理性。不公平永远存在，相对公平也是永远存在，过去有句话，叫生逢其时，一个人别总想着抗争，首先应该想到适应。

真想发狠心去挖屋后的排水沟，最后不得不放弃，说老实话，这活也不容易。我已不再年轻了，书生老去，必须明白自己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坐下来写东西挣钱，要么就别挖那沟，排什么水，随它去罢。

走好了，金磊

正月初五到处放爆竹，新年里噼里啪啦响个不停，最厉害就是这天晚上。不明白为什么，请教懂行的，说是迎财神。天亮之后，杨志麟打来电话，说金磊走了。虽然心里有准备，还是觉得不能接受，一个熟悉的人，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就这样在喜气洋洋的爆竹声中离开了人世。我们全家都感到悲痛，那种痛楚难以言表。

我和金磊也算是大学同学，我在中文系，她在历史系。当年的历史系中文系都是小系，常合在一起上大课，常在一起打排球。我熟悉的历史系同学，基本上都是打排球的，而课堂上对金磊的记忆，竟然一点印象也没有。那时候我不是个好学生，逃课太多。

和杨志麟夫妇成为熟悉的朋友，是在朋友女儿婚礼上。我们被安排在同一桌，大约是十年前，当时他家刚装潢的新房，被圈子里的友人誉为样板。有人向我建议，说新房装潢，一定要请他们帮忙拿主意，于是，杨志麟便成了我的设计师，记得我当时提出的要求，是不要太新，不要弄得跟新结婚一样。金磊后来在电话里跟我开玩笑，说你可真会给我们杨志麟出难题，不过也好，这很有挑战意义，有挑战，杨志麟就能做得更好。我不知道最后有哪些建议哪些细节，是采纳了金磊的观点，反正她很要强，功不可没，我们为什么事发生争执，意见相左，最后通常都是向她的观点倾斜。金磊有着非常良好的艺术感觉，这一点，连学美术出身的杨志麟也不能不同意。

后来我们又索性成了邻居，来往越来越密切。远亲不如近邻，过去的这些年，我们两家亲如兄弟，我妻子与金磊情同姐妹。我们一起在南山翠竹林中的选了房子，精心地将它们打造成自己的第二居所。在别人看来，这事或许根本不值得投入那么多精力，又没有房产证，不该把豆腐当成了肉来加工。但是我们无怨无悔，忙乱了一年多，加上最初的看图纸，加上以后的工程改造，时间就更长。

过去的几年，我们拥有一段非同寻常的经历，共同为房子讨价还价，为装潢东奔西走，逼着工程队一次次返工，几乎是一砖一瓦地建设了新家园。我们都不是有太大野心的人，却都认真执著。我们都很满足现状，已习惯了一起度双休日。我们相约就在山上一起安度晚年，虽然没有产权，这房子的租期已足够我们养老。我们一起植草种树栽花，一起去附近的镇上赶集，一起计划未来。

然而金磊说走就走了，虽然得病不是一天两天，我们仍然感到意外和难受，不甘心好日子就这样一去不返。前几天，妻子梦到了金磊，她们相拥而泣，又悲又喜。醒了以后，妻子说梦里的事太像现实，而现实又太像梦，是啊，要是金磊的离去只是一场梦多好。

百姓日用即道

记忆深处那套旧房

很多年前，一位亲戚千辛万苦，获得一套住房。四十多平方，有厨房有厕所，说起当时高兴，最让人吃惊的一个举动，是他大踏步走进卫生间，放了满满一盆凉水，高高举起来，从头到尾浇个透湿。庆祝方式今天看来可笑，对于渴望有自己住房的人来说，行为虽然夸张，却一点不过分。

我常有个最朴素的想法，就是在幸福的世界，也用不着白银铺地，也用不着到处七宝楼台，只要给每人配备一间房子就行。一人一屋，说起来简单，然而过去的很长时间，都是大家想都不敢想。有个词现如今经常被人提起，那就是要有“私人空间”，这话什么意思，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一人有间房。

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包括80年代的很多日子，一家人住一间房，在城市人群中不说普遍现象，起码是经常看到。那时候年轻人结婚，给你一间已算不错。现如今混得好的机关公务员，年轻的大学教师，剧团的青年演员，差不多全是这待遇。年轻人刚结婚也无所谓，卿卿我我，有个洞房有个床便十二分满足。一旦有了孩子，这日子立刻开始狼狈不堪，如果碰巧还想当作家，想搞点科学发明，想静下心来读几本书做学问，你就会充分知道只有一间房的苦处。

成功人士的档案中，几乎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痛苦经历。忆往昔，谈不上什么岁月峥嵘稠，可是局促在一个窄小的屋檐下，小夫妻再恩爱，也难免斗嘴打仗。都是婆婆妈妈的琐事，小孩子又哭又闹，奶瓶跌碎在地上，尿布挂得到处都是，今天有把年纪的人，一回忆起当年的窝囊，全有资格扮演祥林嫂。那时候，只要有套住房在前面引诱，什么傻事都能干出来。

就说我自己当年的心情，绝对敢和旧社会穷人盼解放相媲美。想想真愧对党和人民教育多年，离开大学校园，没想到报效祖国，首先惦记的只是房子。填写分配志愿，本人的志向竟然是谁给房子，就到谁哪去。我现在常常道貌岸然对别人说，一个人的自由最重要，千万不要放弃理想，其实二十一年前研究生毕业时，谁答应能很快给房子，我会毫不犹豫恬不知耻地把自己给贱卖了。

工作两年，拿到一中套，底楼没阳光的旧房。我一直在翘首等待这即将到手的房子，盼星星盼月亮，两年里偷窥了无数次，像贼似的在附近打转。我知道，自己一旦住进去，再也不用跑外面去写作。那时候，我仿佛屁眼里夹着蛋的母鸡，到处跟人借地方抱窝下蛋。我可以再也不用热得快烧水喝，不用骑着自行车出去上公共厕所。记得我是那样的兴奋，拿到钥匙的当天就搬了进去。什么装修，什么这个那个，都顾不上，我早已迫不及待，先住进去再说吧。

该享受的服务

很多年前，父亲还健在，向出版社订购一大包样书，对方把书寄到了南昌。当时打电话不是很方便，好不容易跟一负责人通上消息，一口咬定书早就寄出。态度之恶劣，让人哭笑不得，我们说没收到，他一个劲地说不可能，终于查清楚是寄到南昌，干巴巴说一声对不起，然后便强调必须等书退回去以后，才能给我们重新寄。

这事绝对真实，我今天写的时候，竟然会感觉它不像是真的。说是很多年，其实也就是十几年前，在当时，这种霸王作风合情合理。那年头，能享受的服务就这德性，安装电话要送人香烟，买火车票要排长队，花钱求人办事要赔一大堆笑脸。享受服务就是看人脸色，就是受气，父亲好脾气是有名的，书既然已寄到南昌去了，他只能叹气，说那就等吧，迟早总会给我们寄来。

一家出版社给我寄样书，哼哧哼哧从邮局取回来，打开一开，竟然是别人的样书。给出版社打电话，说对不起寄错了，把书寄回来，重新给你寄。只好硬头皮去邮局，寄回，再等自己书到，去取。有一阵子，样书都寄到火车站，没头没脑来个通知单，以命令口吻宣布必须规定时间去取，否则罚款。现在想想也没什么大不了，打个车过去就行，当时确实是不大不小的事情。有一次，收到一张通知，到手上已过期三天，急匆匆赶去，还是被活生生罚了款。

消费者不知不觉中，变得牛气起来，是这几年的显著变化。两年前，一大包样书到了某仓库，打电话过来，说是太忙了，没时间送货，请自己过来提取。一报地址，生活在南京这么多年也没听说过，我住在最西边，那地方在最东边，遥远得仿佛在另一个城市。换了以往，一定会想方设法火速赶去，现在居然知道开始生气，当即打电话投诉，出版社说别着急，我们打电话让他们立刻送货上门。果然第二天书送过来了，我下楼去取，送货人嘴里叽里咕噜，好像受了很大委屈。表示谢意，也不领情，我有点过意不去，想请他们上楼喝口水，看着那一张张铁板的脸，没敢开口。

该如何享受服务，我们这一代远没年轻人潇洒。我女儿成天在淘宝网上购物，天天有几次送货上门。一开始，每次门铃响了，我就乖乖下五楼，送货人总会想出理由不肯上来，你只要一犹豫，他就会搭足架子在楼下等。于是埋怨女儿，怪她购物太多，害得老爸跑上跑下。女儿说，送货上门，应该送上来，消费者客气，不知道保护自己，商家才不会跟你客气，习惯成自然，该享受的服务不享受，那是你活该。

现在我也与时俱进了，一听说快件，就说送上来吧。送货人一听这口气，知道不是菜鸟，立刻把货送上楼来。

股民的家属

一不小心成了股民家属，在股市的大好形势之下，在当前这傻瓜都赚钱的美满日子，股民家属不说无上光荣，起码常眉开眼笑。人不能掉在钱眼里，可你真要是在股市赚了钱，干吗不乐。

一向不反对炒股。如今恬不知耻说这话，是马后炮事后诸葛亮，其实我当年的态度，不反对也不赞成。人是自由的，老婆自有老婆的权利，想反对也没用。她怎么可能听你的话，十年前，仿佛热血青年搞学生运动，跺了跺脚，太太毅然投身股海。好在手气不错，进去就赚，赚钱就得意，就忍不住要说大话，模仿另一位作家太太的口吻：说好好想想吧，现在这个家，究竟靠谁在养活。

我确实不太反对炒股。对于家庭来说，太太炒股，赔赚都是利大于弊，绝对有助于安定团结。虽然十个炒股七八个赔，遇上好日子，还是有可能赚点银子，能赚就好，我是个怕老婆的大俗人，生气不太敢，高兴全写在脸上，天下哪有男人反对女人赚钱，吃老婆软饭有什么不妥，谁还能跟钱有仇。

炒股最能够锻炼性格调整心态，女同志吗，多少有些斤斤计较，买任何东西要讨价还价，一上了炒股的贼船，难免被深深套住，经过了血与火的洗礼，性格和心态立刻和高风亮节的陶渊明差不多，是真的不太在乎钱，譬如在股市上赔了。平日遇上什么风浪，吃多大的亏皆无所谓，那个大度那个潇洒，真正是巾帼不让须眉。

在阴盛阳衰的岁月，只有股市上赔了钱，太太才会让你三分。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只要她不是个喜欢割肉的主，要亏也就是账上的数字变化，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终究有翻本的一天。经验是赔了钱最好不要啰嗦不要声张，不要哪壶不开提哪壶，是人都心疼钱，要让太太自责，千万别把这层纸给捅开。别把那点意思弄得不好意思，此时无声胜有声，为钱吵架不但是俗，关键是她会借题发挥趁机下台。

股市行情不妙，你在家拥有的地位，会相对提高。太太再也不趾高气扬，跟你乱讲国内外大好形势。现在真怀念股市最糟糕的日子，她的那点牛气全没了，开始小心翼翼，因为损失惨重，索性就当没有炒股这回事。一开始，还会偶尔再看两眼股票，渐渐地，连账户的密码都忘了。

太太一直庆幸忘记了密码。这一忘，真到急用，得费很大气力去解密。行情说来就来，势不可挡，临时抱佛脚也来不及。这一耽误，反倒因祸得福，实实在在捞了一票。借用股市套话，在一波大行情里，谁早抛谁后悔，没抛就是天帮忙。

行情一好，太太立刻牛气起来，自然又忘了一旦解套再也不玩的毒誓。我呢，娶妻随妻，继续心甘情愿当股民家属。

黑鞋子白袜子

大学即将毕业的女儿说起前辈，难免盖棺论定地不屑。她说你们50年代的人就这样，怎么样呢，好管别人的闲事，喜欢乱操心，喜欢黑鞋子配白袜子。

不知道为什么女儿会有这样的观点，说到好管闲事和乱操心，起码在我这个当爹的看来，父母那一代人，都有这种坏毛病。自从懂事，我就嫌大人管得太多，做人管好自己就行了，干吗非要干涉别人。也许这是当子女的共识，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我向来有所警惕，不时提醒自己，对年轻一代少管事别操心，各人头上一方天，各人各福，用不着烦那么多。

不明白的是这黑鞋子和白袜子，怎么就不配起来。一向有个错觉，认为黑鞋配白袜，犹如绿叶衬红花，好老公对俏媳妇，应该是天造地设的绝配。印象中，鞋子应该是黑的，袜子应该是白的，偏偏现在的流行观点，认为这么搭配绝对老土。电视上时尚专家介绍，说穿黑皮鞋的男人坐下来，裤褪下面露出一截白袜，那是很没有品味，用女儿教训老爹的话就是，仿佛一位过了气的绅士，又好比身穿假名牌的民工。

我并不完全赞成这个观点，可是从此以后，心里多少有些障碍，想到了就不自在，就怕别人看到那截不小心露出来的白袜。说老实话，有些窗户纸是不能捅破，三人成虎，有道理没道理，让人一胡说便成了真理，反正我现在已再也不买什么白袜子了。这好比两个男人睡同一张床，让性学专家一认真考证，无端有了同性恋之嫌，其实过去年代，同性睡一张床根本就是经常，“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古代诗人可以没事，现在作家这么做便有些冒险。

在一百年前，袜子与内裤差不多，统称为亵物，不可以展览于众。尤其是女人，偶尔一走光，羞死的心都有。我对民俗有兴趣没研究，对袜子的历史全凭想当然，记得小时候只穿尼龙袜，有各式各样的花色，与军用球鞋同穿，那年头似乎也没有人注意袜子，什么都随它去，大家在意的只是弥漫在空中的气味，越是年轻越是旺，到了朝气蓬勃的男生宿舍，那个臭呀，熏得连苍蝇都会找不着北。

不管真假对错，一些人为的观点，不知不觉左右了思想。黑鞋子为什么不适合白袜子，据说关键在于，很多人都曾经觉得这样十分时尚。孔夫子穿西装，老太婆涂胭脂，时尚专家把它解释为想追逐时尚的人，犯了不懂时尚的错误。越是好鞋子，越是不应该犯这样的错误。

我不是个追逐时尚的人，不怕别人说老土，不在乎掉队落伍，但是真不愿意让别人说自己在赶时髦。

为马尔克斯祝寿

记者约稿为远在哥伦比亚的马尔克斯祝寿，时间紧迫言辞恳切，我觉得很奇怪，因为他老人家到明年才八十岁，入乡随俗洋为中用，我们古老传统是做九不做十，难道这事也得客随主便，也得按照中国的规矩去办。

说到这个马尔克斯，真还有话可以说。对他始终有一种父辈的感情，他比我父亲小两岁，与父亲的好友高晓声陆文夫同年。他的作品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进入中国，那正是我开始学写小说的年头，也是高晓声陆文夫这一茬作家走红文坛之际。不同点在于，马尔克斯在此时，早已名成功就，完成了最重要的作品，而作为父辈的高晓声陆文夫，胡子都花白了，只是几枝重放的鲜花，像一颗颗新星那样，刚刚冉冉升起。

马尔克斯的幸运之处，不是因为他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在世界文学的大盘子中，他得奖的时间非常重要，早也不行，晚也不行。众所周知，这个文学奖设置了已经很多年，在马尔克斯获奖以前，中国人从来不把这奖项太当一回事。对于文坛来说，开始关注诺贝尔奖，恰巧是在80年代初。在此之前，中国的作家同行对得没得过这个奖，基本上是无所谓，无论老一代作家，譬如鲁迅茅盾，譬如巴金老舍，还是小一辈的，像高晓声陆文夫那样在50年代才崭露头角，都持这个坦然态度。

媒体强烈的诺贝尔奖情结，其实只是这几年的事情，仿佛女人的不方便那样，到日子就要折腾一番。热闹之后是冷清，炒得凶，过得也快。事实上，在马尔克斯之后，每年都会有新的诺贝尔奖得主产生，真正造成轰动影响的并不多，能和马尔克斯相媲美的绝无仅有。

马尔克斯的开始走红，是作为拉美文学爆炸的一个代表。他并不是罩着诺贝尔奖的光环进入中国，我们这些年轻人都是在没得奖之前就已接触到了作品，都是一下子被打动了，或者说打懵了。我们感到十分吃惊，在活生生的当代，竟然还会有这样出色的文学大师，与那些伟大的前辈相比，丝毫也不逊色。在马尔克斯之前，我们心目中的那些大师，属于祖父曾祖父级别，都生活在非常遥远的过去，与我们非常隔膜，而他却像我们熟悉的父亲一样，就生活在我们身边，与我们共同沐浴着同一片蓝天。

我们都是马尔克斯的受益者。他的著作，只要有中文本，我都不会放过。他的《百年孤独》，我藏有好几种译本，读过的次数绝不会少于五遍。可惜由于版权纠纷，他的著作在市场上已很少看到，过去很多家出版社在他身上赚足了银子，现在加入了世界版权组织，该为马尔克斯巨额的版权埋单的时候，出版社的老总们都心惊胆战起来。

贼情报告

两个月前，燃油助力车被贼偷了，当时悲痛欲绝，去派出所报案，见女警察同志根本不当一回事，气得差点想投诉。这是典型的欺软怕硬，只有坏人才怕人民警察，我是大大的良民，见当官的害怕，见胳膊粗的害怕，见不讲理的害怕，独独不怕派出所的人。

几天以后，接到一个电话，是刑警大队打来，让我报出失窃车的钢印号码。当时心里一喜，以为总算找着了，激动无比把数字告诉对方，然后就没了下文。心有不甘再打电话过去追问，说是弄错了，差一点点，他们扣住的那辆车并不是我的。

没有助力车，种种不方便立刻显现。那天去市作协开个小会，散场出来，正赶上一场不大不小的雨，十分狼狈打不着车，当时就想，我的车若不被贼偷，转眼已到家了，现在只能这么在雨里淋着，享受狼狈。一个母亲带一老大的男孩也在那等出租，眼睛不时扫我一眼，那意思是说，你一个大男人的，也没什么急事，别跟我抢车好不好。

幸好家里还有辆闲置的电动助力车，说起这车，一直觉得可以为厂方做个免费广告。是八年前买的，基本上属于第一批产品，都说电池不经用，偏偏我的这个电池，自从买了就没有再换过。燃油的车被偷了，凑合着我就骑这电动车，那电池重新充电，竟然还能用。正好母亲住医院，天天要去看她，有了它，还真是聊胜于无。可惜没想到第三天，从医院出来，光天化日之下，胆大妄为的小蟊贼，已将电池活生生地撬走了。

是可忍，孰不可忍。一时间，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情景，电池被撬以后，看上去不再像原来的车，仿佛半裸着身体，衣衫不整似露非露。就在医院的大门口，成片的自行车都搁在那，人来人往热闹非凡。简直是明火执仗，突然明白为什么这里没有看车的，一定是贼太疯狂，连负责看车的人都感到害怕。

我其实是个难得出门的人，并不太明白外面的事。平时下楼，看见楼道口的通知，提醒业主防窍，别轻易给陌生人开门，总觉得是“狼来了”的游戏。常听人说，现在日子开始好过，有钱的多了，水涨船高，贼也凑热闹多起来。别以为富裕了，一定天下太平路不拾遗。门口保安见多识广，对我的故事一点都不吃惊，笑着说出门会遭贼偷，在家也未必安全。前几天转眼间，某小区四辆助力车电池便被撬，大白天，在人眼皮底下，有业主打电话报警，保安还没赶到，贼已跑了。

保安的话很快得到验证。昨天对门邻居来客人，进门换鞋，出来发现一双新鞋没了踪影。主客皆哭笑不得，一个抱歉，一个说没关系，最后呢，客人只能穿着拖鞋翩翩而去。

百姓日用即道

有一年在苏州吃喜酒，让我有些想不明白，参加婚宴的本地人，突然间全改口说起了河南话。这些人可是地道的苏州老乡，开口皆吴侬软语，怎么会像说相声似的玩起了河南话。原来他们祖上是河南移民，在苏州已传了很多代，平时都说苏州话，唯独遇到婚丧喜庆，赶紧操练一阵家乡方言。

一般人印象中，苏州是天堂，这里有许多外来人口，也是情理之中。不过事实并非完全这样，苏州人也会走，也会运离家乡。元末战乱，苏北地区人口骤减，根据史料记载，朱元璋当皇帝那阵，扬州城中土著居民只剩了四十余户，淮安城中剩下了七家，偌大的一个盐城地区竟然找不到土著。那年头，随便逮个人问问，都说自己来自苏州。

在依诏令“自姑苏迁徒淮南安丰场”的移民中，有个人叫王伯寿，此人没留下什么故事，生平也谈不上任何显赫，唯一可说的是一百年后，他的一个叫王艮的后人突然有了名声。安丰属于盐城的东台，这里的老百姓十有八九要跟盐打交道，王艮幼时经历，和今天的民工十分相似，读过几天书，辍学，十四岁去盐场烧盐。然后到十九岁，开始经商贩盐，当时这绝对是个好买卖，不过三年时间，立刻脱贫致富。

昔日盐商与今天暴富的房地产大鳄相比，经济实力文化知识恐怕都有过之无不及。王艮显然不满足仅仅当个富翁，童年读过的经史子曰渐渐起作用，二十五岁时途经曲阜，进谒孔庙，他情不自禁地鄙视起盐商生涯，于是说了句非常励志的格言：“夫子亦人，我亦人也。”

孔子是人，我也是人，他能怎么样，我就能怎么样。在此一千多年前，项羽看到出游的秦始皇，产生了第一个念头，是“彼可取而代也”。过去形容某人厉害，常说这厮胆识过人，王艮敢说这种大话，基本上也就是文化人中的西楚霸王。王艮的文化程度并不高，用今天的话说，既不是书香门弟出身，也没什么科举文凭，他的学问全靠自学。

王艮是“泰州学派”的创始人，千成别小看了中国思想史上的这一学派。当年王艮在东淘精舍讲学，开门授徒，四方精英纷纷前来就学，一时间，“家藏王氏之书，人传安丰之学”成为时髦。《王艮五传弟子师承表》中，共收录了487人，为人所熟悉的有思想史上的狂人李贽，有写《牡丹亭》的汤显祖，有“公安三袁”的袁宏道，还有上海徐家汇最早的业主，后来成为天主教徒的徐光启。

我对王艮的学问所知甚少，只知道他的中心思想，是“百姓日用即道”。大学问一定深入浅出，以人为本，这是最高的境界。

举子过夏和夏巢

过去科举，一般在春天进行，举子大考又叫春闱。考中者春风得意，一日看尽长安花。考不中的，哭丧着脸回家。也有不回家的落弟秀才，眼见炎热夏天即将来临，就在附近找个清静地方读书，准备再战来年。这个就叫举子过夏，用今天的例子，是复读生补习应考。过去科举几年才进行一次，于是举子要过夏，时间上还真有些漫长。

南京有个比较有名的景点，叫清凉山，说比较有名，是其他地方更大名鼎鼎。在清朝时，有位叫管同的文人官场不得意，回老家隐居，就住在清凉山附近。朋友常来拜访，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人寻，这位老兄也没什么钱，不过是能写几篇文章，好掉掉书袋，是桐城派中的一尊人物，喜欢奇文共赏的人愿意去拜访，他呢，也乐意与文友一起领略山水。

好地方很快玩得差不多，有一天一位姓王的朋友来访，说附近的清凉山不错，那里的扫叶楼非同寻常。管同不以为然，不相信家门口会有好风景，然而盛情难却，只能一起去喝茶。没想到一喝茶，登高而望远，近接城市远挹江岛，烟村云舍沙鸟风帆，万千气象都在眼前。于是乎一阵感慨，好文章立马写出来，喜欢读古代散文的应该都读过那篇《登扫叶楼记》。

人之常情，骛远而遗近，总喜欢跑远一些，最好能出国旅游。因此最容易犯的错误，是对身边美景熟视无睹。清凉山在南京城最西面，石头城就是沿此山势而建。除了扫叶楼和石头城遗址，这一带有名的还有崇正书院。二十年前，汪曾祺先生来南京，我陪着去中华门城堡，又到清凉山登扫叶楼。汪先生是地道文人，很满意我的导游，夸完城堡，对扫叶楼无限向往，只感叹再也看不到滚滚长江。

当时并不知道崇正书院，我自恃对南京掌故了解不少，汪先生更是博览群书，竟然失之交臂过门不入。一耽误就是二十年，我已搬到龙江居住，离这很近，半年前蔡兄玉洗重修书院，听介绍查资料，才知道大有来头。原来崇正书院始建于明朝，取文天祥“天地有正气”之义，曾经历过许多文化名人。

这年头，敢玩一把书院的，必定儒雅，同时也得有经济实力。蔡兄原是出版社社长，后来当大酒店老总，赫然已是文化大鳄。新整修的崇正书院，品味规格之高之典雅，可比五星酒店。蔡兄雅意，吩咐为其中一间客房命名，并宣称这将是我的专用书房。戏言岂可当真，我想到了“举子过夏”，就取名“夏巢”。坊间于是盛传我有间豪华的私人书房，记者也几次追问，仿佛藏娇之金屋，越传越离谱。我只能据实禀报，清凉山崇正书院确有几间很不错的书房，据为己有绝不敢当，也不可能，枉担了一个虚名而已。

夏日酷暑，此地大树浓荫，山风西来，是个读书的好地方。

学以致用

人老心不老，从来都是说说而已。真到了知天命，不说该收的心得拿回来，起码也该意识到自己不再年轻。年轻人有梦常常未来，我这年龄是梦难免过去。最尴尬的还是当堂考试，基本上属于噩梦，报复过去的不肯用功不认真听课。走进考场，考卷发下来，原来的准备驴头不对马嘴，打算考英语，试卷偏偏数学，要不就政治，要不就是马列，反正哪壶不开提哪壶，最害怕哪门课，一定中哪门彩票。

过去我一直相信，某人读书好坏，跟用功与否有关。后来有点怀疑，认真和用功恐怕也只是一方面，当年科举应试，有的读书人考一辈子，得不到任何功名，这种人非要用不认真不用功去苛求，有些落井下石欺人太甚。范进中举会发疯，为什么，还不就是因为太认真太用功。

很佩服那些复读生，我有过一次没考上大学的经历，内心深处对复读有种莫名恐惧。说老实话，不管什么样的考试，真考起来都是无聊。嚼过的口香糖吐了，再捡起来搁口中往死里嚼，人生之无趣，莫过如此。明知道自己要去做无趣之事，这是第一层恐惧。做了无趣事，还不一定修成正果获得善终，失败的阴影将像饿狗一样追在身后，这是第二层恐惧。复读一年两年三年，还没考上，真冤。

非常敬佩南通的张謇，年轻时应试，竟然敢在身份证上作假。大清朝考场纪律何等严明，他轻易考了个秀才，却从此落下把柄。好在最后投案自首，变被动为主动，才没把脑袋给弄丢。这事动摇了张謇对科举的信念，接下来十多年，别的读书人忙着应考，他却跑去当幕僚，直到主人死了，想想自己也没什么更好出路，才硬头皮又一次参加科举，弄了个第二名，高中“南元”。不太明白南元是什么意思，大约相当于今天的借读生，因为张謇是江苏人，却是在北京考上，而且是南人北考的第一名。

又过了十年，慈禧老太太六十大寿，恩科会试，对八股文一向不热心的张謇已四十一岁，在父兄逼迫下，借了套试具再次进京赴考，这一次很牛，跟玩似的就弄了个状元。清朝状元不是一个两个，最出色最有出息的，是这位张謇，最不把状元当回事的，也还是这位张謇。

张謇是近代史上非同寻常的人物，他的思路很简单，就是实业救国，所谓“父教育而母实业”。虽然考场得意官场得意，张謇并不喜欢科举，也不喜欢当官。读他的文章，很少讲到自己的辉煌经历，只是苦口婆心劝大家做实事。他曾经说过，人生应该分成三个阶段，三十岁以前读书，三十岁到七十岁做事，七十岁后做不了事再读书。这话今天想想，真还有些道理。

年轻，说什么好呢

环球同此凉热

很多年前，听某文化人演讲，有两个印象比较深刻，一是坚决不买小汽车，二是在自家抽水马桶水箱，长年搁只装满水的小塑料瓶，也就是那种常见的矿泉水瓶。两点都基于一种简单的环保理念，这位文化人研究的学问，是如何保护环境，不买私家车是不想跟着别人一起污染空气，搁小塑料瓶是为了节水。学者的良心让他意识到，环保必须以身作则，从自己做起，从最小最不起眼做起。

我有位好友只能算业余环保人士，从事的职业与环境保护沾不上边，他对到处安装空调一直持反对意见，有一天，终于忍不住了，也买了空调，然后十分感伤地对我说，怎么办呢，这地球已被毁得差不多，事已如此，只能同流合污，跟着大家一起破坏，地球上的环境越来越恶劣，我们都是凶手。

当电视上在诉说地球正变暖的时候，都会觉得这事与我们没什么太大关系。电视屏幕的最大好处，是让大家永远置之度外，成为事不关己的旁观者，海啸，台风，泥石流，热浪，极度的洪涝和干旱，所有这些活生生在眼前重现，却一点都伤害不到我们。我们坐在空调十足的客厅里，喝着乌龙茶，与朋友聊天，心不在焉地看电视机里发生的一切。

媒体现在越来越对具体的数字感兴趣，重庆没下雨多少天了，福州高温天气持续多少天了，上海气温创下多少年未见的纪录，这一切，简简单单数据就都能搞定。新的几大“火炉”城市正在重新评定，最权威的仍然还是数据。热浪当前，电视屏幕上一片橙色警报，专家在评说，领导干部在表态，老百姓在抱怨或感谢关心。

如果继热下去会怎么样，如果停电停水，又如何才好，这些想着挺可怕的事，未必有多少人认真去琢磨。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如今人们更关心的，是同样处于兴奋和勃起状态的房价股票。前几天我那位同流合污的友人参加款爷饭局，鱼翅也吃了，海参也吃了，还吃了名师傅亲手烩的鲍鱼，酒足饭饱回家，打电话向我忏悔倾诉，说这年头人文精神早不知何处去了，酒桌上只知道大谈股票房价，要不就是韩国人质事件，然后抱怨包厢的空调打得太低。

连续好几天都在发布高温警报，只要一离开空调，走到大街上，立刻发现整个地球在发烫。我所处的城市是个大火炉，可是有数据表明，过去一向比这凉快的上海苏州无锡，近年来都比南京更热。为什么会热，专家自有解释，外行只能凭想象，不说别的，就说那些正在大片消失的江南水田。现如今到处都是水泥房子，都是开发区，水田的湿地效应不能发挥作用，天气不热才怪。

夏天的事故

我的伯父是位科普作家，受他印象，对各种伪科学我总是不肯太相信。多少年前，耳朵听字十分流行，伯父一听到这话，立刻火冒三丈。现在大家已不太相信，流行耳朵能听字的那几年，站出来批评是大逆不道，会有一群见义勇为的好汉围攻你。

很佩服伯父的为人，有坚定信仰，认准的事绝不含糊。我父亲正好相反，别人说什么都信，伯父经常批评，说他遇事不动脑子。说老实话，我很希望自己能像伯父，坚定，理性，讲究科学，很遗憾在性格上我太像父亲，有时候甚至比他老人家还书呆子气。

我永远也改不了神神鬼鬼的坏毛病。前几天，家里的钟突然坏了，无缘无故，然后刚买的大电视也跟着坏了，厂家答应立刻换一台，却正好赶上仓库没货。我就对女儿说，这几天感觉十分不对，恐怕还要触霉头。

天气出奇的热，躲在空调间写文章，胡乱发感慨，说幸好可以享用冷气，否则如此炎热，真遇上一个停水停电就惨了。文章是上午写的，中午刚过，突然断电，赶紧检查家中空气开关，完好无损，说明故障是外部原因，于是不无得意地对女儿卖弄，说自己刚写到别停电，结果成了球王贝利预测谁赢谁一定输的乌鸦嘴，立马来个停电。女儿气鼓鼓地说，这么热的天乌鸦什么不行，干吗非要跟电过不去。

是个三十七度的极端高温天气，报纸上已提到了限电，女儿因为我当过正经八百的工人，电气方面倒是一向相信父亲。我们在焦急烦躁中等候，女儿按捺不住，几次要打电话去问个究竟，都被我自以为是地拦住。我说着什么急呀，天这么热，供电局的同志比你还急。一直到天快黑，邻居家电灯亮了，才知道情况不妙，显然不是区域停电，赶快打电话，物管来了，说这事麻烦不小，电表烧了，让我打电话给95598，这是紧急救助号码。

不知道怎么形容当时的震惊，一下午时间白白耽误，眼见着天黑下来，脑袋嗡嗡直响。根据以往经验，能中这样的头彩，继续停电也在情理之中。这么热没空调如何是好，事情就这么凑巧，太太已去云南旅游，我第二天要去扬州，女儿也要出远门，偏偏这节骨眼上电表烧了。

终于修理工过来，电表拆下来，电源线临时接上，说天气太热，供电部门人性化管理，允许没电表的情况下先使用了再说。我说明天一早要出门，根据你们的规定，还得去登记办手续，这怎么办。来人就打电话询问，电话里回答十分爽快，等出差回来再说，因为情况特殊，电就这么先用着。

也就是说，在未来几天，无偿免费享用供电，这可是我做梦也没想到的好事。

美文的大赛

贾平凹旗下的全球华人少年美文大赛在扬州隆重举行，各路小英雄聚集了，只等着一声哨响，杀个昏天黑地。稀里糊涂地成了评委，《美文》副总穆涛电话过来，命令前去助兴，恭敬不如从命，平凹面子不敢驳，穆兄的吩咐也不敢含糊。

不太明白决赛为什么会选择扬州。这事搁在唐朝倒是顺理成章，因为那时候，《美文》所在的西安是京城首都，扬州基本上就是今日的上海。遥想当年，西安和扬州何等辉煌，都是数一数二，那年头北京算个啥，上海更算个啥。今天再说西安和扬州已不怎么样，平凹会不肯答应，扬州人也不答应，可是硬要说它们怎么怎么样，怕是全国人民也不答应。

开赛仪式上，话筒突然塞到了面前，按惯例，这场合我最不愿意说话，但是主持人已蛮不讲理宣布，所有目光齐刷刷地过来。此时不说话无礼，要说又不知道说什么好，便祝诸位小选手旗开得胜，考场上能有个很好的发挥。我说大战即将开始了，你们千万不要紧张。

显然话说错了，这些孩子一个个根本不紧张。热闹非凡的仪式结束，拍照，先是大合影，然后小合影。承蒙这帮孩子好意，一个个追过来跟我拍照，全无大战即将开始的恐惧。我有些不明白，有些不可理喻，毕竟即将开始的是总决赛，也许这些孩子都是高手，少年壮志不言愁，披荆斩棘从几十万选手中杀出来，早已成竹在胸。

从考卷来看，不仅我感到失望，所有评委都不乐观。这是不愿看到的结果，评委花很多时间，试图从矮子里找个姚明，为高中组选出一金奖，争论半天，下不了决心。上届大赛就没金奖，这次再不评，会以为是故意。大家都感到为难，其实不只是《美文》的小选手发挥不佳，我所参加的各种青少年作文竞赛，都不太理想，能见到一篇好稿子，绝对喜出望外。

我看参赛稿，通常只有两个标准，一要切题，既然命题考试，必须对症下药，二看对文字是否热爱。两个要求不算高，也不算太低。说来说去，还是孩子们太缺乏求战激情和写作能力。“美文”二字因为《美文》已被大家所熟悉，词典上可没这词，古时候，“文”本来就有美的含义，因此古人只说美人美酒，“文”是天生丽质，用不着再用“美”来修饰。可惜后来的文章越来越不像话，越来越不文，一蟹不如一蟹，结果贾平凹只能拍案而起，创《美文》以正视听。

文章写成美文确实不容易，看人挑担不吃力，孩子们写砸了也没什么大不了，当代名家召集起来，让他们PK一下，恐怕一样会大出洋相。扪心自问，我们自己就做得不太好，却要求孩子把活做漂亮，这怎么可能。

年轻，说什么好呢

我不是个容易生气的人，不说气量非凡，有容乃大，而是明白很多事就那样，生气也白搭，发火也枉然。有些事发生了，令人难以置信，可以生一回气发一通火，自己也确实有点郁闷，结果都是苦笑，摇摇头算了。

几个月前，有个年轻人火急火燎电话过来，约写一篇文章。不想重复他说过的话，只表示有点佩服，因为我平时稿债缠身，绝不可能轻易答应。用电话就把人搞定，可见嘴上的功夫。杀手锏是这篇稿子对他如何重要，而我又如何是最合适人选，总之一句话，我不是第一次遇到这样逼稿，但是这一次心甘情愿让步了。

作家最不愿意做的买卖，是命题作文。当然有时候难免，为了这样那样的原因，遇到善于约稿的高手，天花乱坠一通捧场，硬把你给弄糊涂了。于是加班加点为人作嫁，文章写好，按地址寄过去，从此石沉大海。武侠小说上说人跑得快，霎时间电掣星驰，不见踪影，邮箱也换了，地址也换了，手机当然更应该换了。

有个朋友是当老板的，说起年轻人就摇头。他年龄与我相仿，常说我们这代人最到霉，活生生被说成是喝狼奶长大，便宜没占着，亏倒吃大了。上要伺候老，下要服务小，结果两头不讨好。将心比心，谁还能没年轻过，小那么几岁又怎么了，年轻难道就可以不按规矩出牌。我这位朋友缺的是心狠手辣，他不狠，别人就比他心辣。手下几个年轻人动不动炒他尤鱼，当老板屡屡被伙计炒，这很没面子，更可笑的是这些伙计外面转了一圈，混不下去，又涎着脸吃起回头草。浪子回头金不换，这是老皇历，年轻人身上根本不管用，老实不了两天，感恩之心全无，又悄悄地动起了跳槽念头。

说来说去，现在年轻人的坏毛病，许多都是独生子女娇生惯养的过错。这一代人只知道让别人服务和伺候，走上社会以后，见到有些岁数的人，都当做了自己父母对待。本来这也没什么不好，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可惜认人做父母不是为了孝敬，只是为了索取。

过去一直认为年轻人最不能容忍的，是太庸俗太世故，如今还可以加上一条毛病，就是只知道一味索取。年轻人行事，没必要庸俗世故，但是绝不能太无情，太自我中心，太不考虑游戏规则，天下都得为我所用。年轻是很好的本钱，若不自重，就是在糟蹋本钱。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还是你们的。年轻人千万不要以为世界迟早是自己的，就肆无忌惮。

江湖险恶，上岁数的人未必都那么无用，都那么善，老家伙坏起来，那才是货真价实，年轻人好自为之。

关于《色·戒》

李安的这部电影，大概不太会有人说它不好。电影结束，灯光亮了，听到的是一片叫好。为什么呢？或许有这么几个简单原因，首先，如今好电影不是太多，导演一个个很牛，明星也很牛，好像只要和电影沾着就了不得，能让人货真价实说声好的实在太少。好电影太少，一部相对好的出现，立刻就横空出世。

其次，就是导演好，好的导演能够很好地把握分寸，说老实话，和写小说一样，电影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好好去做，认真去做，一个有点能耐的人把它做好完全可能，可惜我们经常遇到的不是这样。

第三，艺术说白了就是少犯错误，看这电影的时候，我总是在想，它可能会有什么不妥，故事看完了，并没有明显的不对，这戏就站住了，就成功了。当然，如果非要找点不足的话，王佳芝最后说的那句“你快走吧”，铺垫还是不够。张爱玲原著中，这地方就很突兀，结果她把这篇小说捂了几十年才肯拿出来。李安的电影其实也只是为了解决这一句话，有人说，删了床上的戏，所以分量明显不够，我看的版本没有这些镜头，所以也不好妄加评论。

说起来很有意思，二十一年前到出版社当小编辑，编的第一本书就是张爱玲的小说集。如果没有记错，张爱玲的《色·戒》在大陆最先与读者见面，应该是我编的那本《小艾》，在这中间做联络人的，是大名鼎鼎的柯灵先生。当时出张爱玲的作品还很有些阻力，柯灵先生的观点十分简单，张爱玲的小说是好东西，能够出版就行，好坏且让读者去评价。

后来张爱玲的小说热起来，出版社靠她的书赚了不少钱，我们连稿费都没给人家付。印象中，只是转寄了两本书给她，好像是通过她的姑妈，也是柯灵先生联系的，张爱玲最后究竟有没有收到，这事也只能是天知道了。在上世纪80年代前半截，某些书能够出版，就是开恩，就得谢天谢地。我想张爱玲的心里不是滋味，一定会有严重的不满意，但是想到大陆有人能读到她的作品，多少也会有些安慰。毕竟小说是写给别人看的，没有人读才是对一个作家的最大惩罚。

某些正人君子眼里，张爱玲既有汉奸的嫌疑，头上还戴着一顶色情和淫秽作家的帽子。有一位领导，曾在大会上痛骂张爱玲，言下之意，出版她的著作是大错特错。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时代早已变幻，如今张爱玲的传奇仍然在不断被书写，凡能和她沾上点边的花絮，都变得神秘兮兮，而李安这部不错的电影，很可能又会让张爱玲再火上一把。

萝卜烧青菜

上世纪80年代，知识分子逐渐有些地位，开始忘乎所以。北京那文化圈子里，一帮饕餮之徒自带了原材料，雅聚在一起切磋厨艺，显摆各人的绝活。会吃还要能做，才是地道的美食家，大战三百回合，最后胜出的这位，据说是拎了一捆大葱到场，别人忙着侍候山珍海味，他倒好，艺高人胆大，就一个大葱，清炒还是油焖，我也说不清楚，反正是一朝先，吃遍天，立刻鹤立鸡群满堂喝彩。都是会吃的主，都是响当当的人物，谁也不肯昧良心瞎捧，高手林立，没这本事绝活，谁敢拎捆葱去打擂台。

差不多同时期，南京大街小巷充斥着卖鸭子的，或盐水或烧烤，价廉而物美，大快朵颐了本地市民，动辄剁一大碗回家。那时候“鸭都”桂冠还没戴在头上，湖南路上有家海员商场专卖高档货，进出都是先富起来的有钱人，有钱人往往会蠢，想不明白附近一家卖鸭子的摊位为什么总是排长队。南京人喜欢吃鸭子，更牛的是知道应该吃哪里的鸭子。鸭和鸭弄熟了看上去差不多，到嘴里，那味道相差太大。

汪曾祺先生是北京作家中最会吃的人，当时名满文坛，来南京玩，天天都有宴会。很馋街头的鸭子，特意留一点肚子，我们随便找个摊子，剁些烤鸭回宾馆下酒，吃了连声喊好，说绝对超过享有盛名的北京烤鸭。我很后悔没让他尝尝湖南路上的鸭子，只是把天天排队的盛况描绘一番，他听了很是神往。强中自有强中手，南京人在鸭子上是下了大工夫的，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有了普及，才有提高。

现在我们家的美食行家上大学的女儿，她经常在外面混，流行什么就吃什么。动不动必定小饭局，重庆火锅，十三香龙虾，小肥羊，肯得基麦当劳星巴客，土洋兼收并蓄。偶尔也把父母骗出去吃喝，价位都不是很高，知道我们在吃上面不肯多花冤枉钱。有次去一家人气很旺的馆子，必须提前一天预订座位，然后一家人赶过去，坐下来，她先自作主张点了一款红烧肉，又要了一个萝卜烧青菜，然后十分得意地说，其他的就凑合点吧，这两样是此地的招牌菜，有了它们，你们爱点什么点什么。

名不虚传，红烧肉能做好的馆子并不稀罕，把萝卜和青菜搁在一起烧，如此有滋有味，还真是不容易。这基本上也算是出了奇招，两样东西都是蔬菜中的贱品，上不了台盘，听上去很可笑。显然厨师故意走偏锋，艺高人胆大，出奇制胜。事实证明女儿的话不错，来这家馆子吃饭的，只要是回头熟客，一般绝不会放过这两道菜。

行行有学问，处处有道理，我也曾试着自己学做这菜，见贤思齐，是一种很好的态度，可惜依葫芦画瓢，从来不是件容易事。

苏州人牛在哪

真往古时候说，苏州算不上什么好地方，譬如汉朝的司马迁眼里，中国土地分成九个档次，苏州的所在区域，属于让人感到尴尬的最后。后来江南大开发，到了唐宋，这里逐渐牛起来，经济开始起飞。于是天下财富数这地方最多，所谓“江南居十九”，国家财政收入的十块大洋，有九块是江南的贡献。江南不是苏州一家，若没有了姑苏这道菜，这桌宴席怕是也没办法弄。

朋友们聚在一起聊天，想不明白苏州为什么能一直这么牛。历史文化名城中，发达的城市有一大串，唯有苏州保持的亢奋状态最为持久。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苏州人一旦阔了，似乎再也没有穷过。这究竟是为什么，大家各抒己见，我的观点是苏州人沾了两个光，一是善于规划，二是有富贵传统。

好的规划莫过于九百年前的苏州再造，那时候金兵来袭，好端端的一个城市破坏得不成模样，苏州人索性以城外的河湖为依托，引水进城，有计划地开凿了一条条河道，构成了非常完善的城市交通系统。传统中国民居都是坐北朝南，太湖在城西，大海在城东，湖水潺潺东流，前街后河家家临水，便成了此地日常生活的情景。

我们心目中的那个苏州，通常都是“水陆相邻，河街并行”，这个传统并不是天生，它能力于人工，靠的是历史上一个好规划。好的规划可以有上千年的深远影响。其实就城市功能而言，老苏州早已遭遇了太多的现代化障碍，而解决这些棘手问题的出路，说白了就是只能再造一个全新的苏州。螺蛳壳里做不出道场，要想继续做一只经济的领头羊，必须要有新的好的城市规划。

苏州人说起自己的高新开发区，眉飞色舞情不自禁。经济腾飞在有着富贵传统的苏州人那里并不算奇迹，但是今昔对照，面对一系列惊人的统计数据，那种强烈的自豪感仍然按捺不住。一位苏州官员告诉我们，有钱的洋人很乐意把银子拿到苏州来，为什么愿意在这投资，因为这地方有文化底蕴。

不由得在心里感到好笑，想自己这些年不说见多识广，好歹也去过一些码头。说到文化底蕴，中国毕竟是泱泱大国，几千年辉煌历史，几乎没有一个地方不说自己有底蕴。外国人又不傻，他才不会跑到中国来投资文化，情人眼里出西施，洋人老板一眼相中苏州，是看中了富贵传统，看中了这里做事有板有眼，也就是有好的规划，因此才敢大胆放心地过来投资。一个巴掌拍不响，就相当于我们心甘情愿把钱放在银行，不是老百姓手头有钱，是为了这家银行有实力，有很高的利息和回报。

冬夜里的蚊子

三十多年前，我在一家小工厂当小工人，所处环境绝对闭塞。今天看来十分寻常，动不动实况直播的电视新闻，当时根本无法想象，都是天方夜谭。那年头有直播也没地方看，很大的首长家才会有台电子管电视，很小的黑白屏幕，永远只有一个中央台。

有一次在车间闲聊，我信誓旦旦说有人可以驾驶摩托飞过七辆汽车，结果引起轰堂大笑。在今天这都不能算任何新闻，当年就是弥天大谎，大家狂笑不止，说吹牛也不先打个草稿。我倒不在乎别人笑话，感到沮丧的是身旁一位女学徒脸上，竟然一点表情没有。

这让我觉得很丢人，她内心显然在窃笑，可还是表现得那么端庄，那么楚楚动人。我立刻有一种受骗上当的愤怒，这新闻来源于我的堂哥，他见多识广，认识很多好吹者，近朱者赤，难免有吹牛之恶习。吹牛也没有什么，关键是害得我在姑娘面前抬不起头。

上世纪80年代初有人出国，回来讲感受，印象最深的是去参观，进门时有人往胸前抹一标签，参观完了，用力一撕又将标签揭走，衣服竟然完好无损。那年头的出国，西装都是国家掏钱现做，还可以享受大件小件的出国指标，就是免税的电视冰箱。现在想想十分可笑，冰箱彩电算狗屁大件，至于那神奇标签，其实就是不干胶贴。

时间已进入冬季，昨晚睡觉，被一个蚊子折腾够呛。冬天的蚊子竟然也闹人，连咬了几个包，害得我爬起来找电蚊拍，冻得瑟瑟直抖。想不明白为什么，印象中，蚊子数量似乎大大减少，质量却突飞猛进。过去只听说它们养精蓄锐平安越冬，以图来年再和人类决一死战，现在熬不住了，冬夜里便跑出来侵扰他人梦乡。

三十多年前的最大事件，穷凶极恶的四人帮粉碎了。今天的孩子，包括相当数量年青人，只知道这几个人坏，坏透了，却弄不太明白怎么一回事。好比我们当年对日本鬼子一样，都知道恨，恨极了，也没什么具体感受。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很显然，粉碎四人帮是一切得以发展的基础，没这步妙棋，今日的变化根本无从说起，什么改革开放，摸着石头过河，享受小康世界，包括你也许根本就不想看的春节联欢会，都无疑是个扯淡。

蚊子苍蝇老鼠，加上还有一个什么，被称之为四害。除四害大快人心，当年很多人把四人帮与四害连在一起，恨得咬牙切齿。要说心底的深切感受，这四个家伙，远比他娘的四害更坏更可恶。不过三十多年过去，重新回想，四人帮的可恶当属毫无疑问，若说起厉害，远不如真正的四害。尔曹身与名俱灭，我们却仍然无奈小虫何。

答非所问

中国游客去海参崴，参观那里的博物馆，看见那些挂着的地图，看见模型一般的小木屋，立刻忿忿不平，说这地方原来都是我们的。一句话炸开了锅，博物馆里有许多中国同胞，爱国热情顿时高涨，追着女导游问，你说这原来是不是我们中国的领土。

海参崴到处都是反客为主的中国游客，女导游是地道的俄罗斯美女，还在上大学，据说老公是一不太有钱的上海人，中国话基本上能算地道。她做导游是兼职，面对中国客人的追问，刚开始懒得搭理，后来逼急了，只回答一句，那不过是你们的观点。

俄国人和美国人做生意，把荒无人烟的阿拉斯加以720万美元的价格贱卖美国人。这笔买卖俄国真亏大了，可是生意就是生意，反悔是没有用的，国际惯例不认这个。美国人对俄国是巧取，俄国人对中国则是趁人之危的豪夺。我国在清朝末年割让给沙皇俄国的土地，和阿拉斯加的总面积差不多，一共是150多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法国英国德国再加上一个西班牙。我们因此失去了很长的海岸线，差不多是中国沿海的三分之一。

老佛爷慈禧绝对不承认她卖国，可怜当年也是心疼得直跺脚，有什么办法呢，又打不过人家。只好用老祖宗来为自己遮脸，这地盘本来就是我大清带过来的，自己挣的银子自己花，我们想送给谁就送给谁。同样道理，汪精卫也绝不承认自己是卖国贼，他老婆就气势汹汹，说卖什么了，大好河山是蒋委员长丢失的，我们不过是把它们收回来。

太平洋战争爆发，从日本人手里接管了上海租界的汪伪政府，举沦陷区之大欢庆，汪当时差不多成民族英雄，他没有失地，他竟然把失去的领土给赚了回来。抗战胜利后，没机会公审汪精卫，实在太便宜他。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汪精卫的不幸和大幸，都是因为该死的时候没死，不该死的时候却死了，死了再让人鞭尸，铸成跪像让人吐唾沫，还是不够解恨。

电视上的一则广告词颇有些不讲道理，大家一起玩高尔夫球，某人神气十足地说，“我定规则我就嬴”。每当听见这话，就忍不住要瞎想，凭什么规则要由你来制定呢。没有规矩，不成方圆，青天白日朗月垂光，为啥又应该是你说了算。你可以是领导，你可以是老板，你也可以是出考试卷子的老师，你确实很牛，但是别人不一定都是你的下级，都是你的员工，都是你的考生。强词夺理往往会很有趣，有时候，根本不用考虑自圆其说，只要有那么点信心就行。

有人从门外进来，主人让他带上门，说外面冷，客人讥笑说，你以为关上门，外面就不冷了。

因为平静，所以怀念

每到年底，刊物也好，报纸也好，喜欢弄个总结性的栏目应景。我常写点小文章赚稿费，快到日子，这类稿约自然而然就多起来。照例都是推托，最害怕命题作文，然而今年却有些心动，为什么呢，扳开手指头算，已整五十岁，五十而知天命，这时候写上几句话，对自己有个交待并不为过。

回想十年前，依稀能记得有两件事，一是香港回归，二是中国足球队没能进军法兰西世界杯。现在想想，香港回归真是大事，中国队进不进世界杯，又有什么了不得。人往往会这样没出息，大事小事也不分清楚，中国足球队四年后倒是真进了决赛圈，结果呢，不是跟没进一样。

十年前，女儿在上中学，有一次路过她学校，一位年轻的老师跑过来，很诚恳地说：“老同志，能不能向你提个问题？”那是我第一次被人称之为“老”，经历了十年风雨，如今早已习惯了别人喊老同志老师傅老什么。过去我甚至不习惯别人喊老师，因为始终怀有一颗年轻的心，总觉得自己还是学生。

过去一年里，一直顶着小说家的虚名。只完成了一个短篇，当然一直是在写，写得痛苦不堪，写得焦头烂额。年初出版了长篇《后羿》，曾经打算开始另一部长篇，刚开头就随手放下，理由是突然害怕别人说自己写得太多，一个人怎么可以刚写完一长篇，立刻接着又写另一个呢。谁知道这一放手，仿佛断了线的风筝，要想再接再厉几乎不可能。

写了不少与小说无关的文字，其中最耗费心血的，是一本关于地域文化方面的小册子，到目前为止，刚完成四分之三。为了这本小册子，我去了多年不再去的图书馆，翻了一堆又一堆的资料。年轻的时候非常喜欢房龙，其中最爱不释手的就是那本《房龙地理》，我浅薄的世界地理知识差不多全来自这本书。多少年来，一直想写本书向房龙先生致敬，我知道这有些不自量力，无知难免胆大，胆大难免吃苦头，人活着，吃点苦又算什么。

过去的一年股票在涨，房价在涨，物价在涨，收入当然也在水涨船高。大家日子似乎都比以往好过，说今天是盛世基本上没什么人太反对。明年将是奥运之年，说老实话，我更喜欢今年，明年会太热闹，热闹应该属于年轻人。既然都到了知天命的岁数，就别急着去凑那份热闹，按照我的傻想法，年年都像今年这样，也挺不错，太太平平多好。

过去的一年会因为它的平静而值得怀念，我们似乎更习惯于生活在美好的期待中，非常地在乎未来，那是一种典型的年轻人的不安分心态，我已不再青春，就好好地享受这眼前的平静吧。

遭遇大雾

一个不上班的人，大雾并没有什么了不得。如果出门在外，想稍稍走远一点，会发现还真是个不小的事。那天因为雾大，我们在绕城公路上堵了一个多小时，看前后一眼望不到头的车队，希望都放在了交通台的广播上。播音员根本不着急，一遍遍播广告，我急得国骂脱口而出，负责开车的老婆大人说，文明点好不好。

过了没几天，乘黄昏的飞机去济南，刚有过堵车的痛苦经历，一天都对老天爷察言观色。上午大雾，机场所有班机延误，中午开始好转，说可以飞了，心情顿时愉快。我对去济南向来有不祥感，很多年前，与王干兄只是在玄武湖边小坐了一会，活生生为情调误了点。南京车站的规矩通常是不到最后关头绝不放客，偏偏那班车中途上去的人少，早早地已放行，我们按部就班痴汉等老婆，火车却在你的注视下扬长而去。

去机场路上，出租司机向我道喜，说幸好不是上午。到机场连忙看航班信息，似乎只有要坐的那趟飞机不延误。是个过路航班，准点从天上下来，看着旅客下机，连忙去趟厕所，心里继续庆幸。

原以为说走就走，没想到一小时过去还在傻等，两小时后仍然没飞。旅客急了，追着小姐问怎么回事，答案是济南雾大。幸福永远是种比较，这一蹉跎，几天前堵个把小时真不算什么。接机的人比我更急，一次次来电话，最后那边一位有经验的领导给我支招，说今天这事太悬乎，还是改坐火车吧，根据他的经验，上车肯定可以补到卧铺票。

我的第一反应是坚决不可能接受，从机场去火车站，基本上相当于乘飞机去济南。已经花了一百多元的车钱，难道还得再花上一百多。正懊恼中，南京这边也开始趁火打劫，突然大雾起来，而且来势绝对凶猛。广播里一片声的“我们抱歉地通知你”，所有飞机停止起飞，机场大厅到处是焦急和失望的嘴脸。我想到了回家，为什么非要去济南呢，这念头一闪而过，我立刻穿过人群，以最快的速度办理了退票。

走出机场，外面的浓雾吓人一大跳，出租司机问去哪，我犹豫了一下，说先去火车站试试运气。雾越来越浓，高速公路封闭了，我们的车像小船一样蹒跚前行，根本看不清楚前面的路。司机从未遇过这么大的雾，他说早知如此，就不敢接这个活，又说我们就慢慢地摸索吧，好在这条路熟得很，错不了的。雾实在太大了，眼前的一切都变得有些不真实，很长一段的时间，我们根本不知道自己位于什么地方，想停下来，又害怕后面突然出现的车子。

最后能赶到火车站是个奇迹，当然，更大的奇迹是竟然还买到了一张软卧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