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引言

第一篇 生逢乱世

第一章 海宁袁花

第二章 乱世求学

第三章 初入报界

第二篇 南下香港

第四章 “南来白手少年行”

第五章 “金庸”出世

第六章 电影编剧

第三篇 创立《明报》

第七章 《明报》初创

第八章 《明报》崛起

第九章 查良镛社评

第十章 明报集团

第十一章 字条治报

第四篇 两岸三地

第十二章 台湾之行

第十三章 永远的故乡

第十四章 数十年来家园

第十五章 三次婚姻

第十六章 人生如棋

第五篇 是耶非耶

第十七章 出售《明报》

第十八章 是耶非耶

结束语 “金庸神话”

参考文献

后记

引言

1969年4月25日，《明报》头版刊出查良镛执笔的社评《自来帝皇，不喜太子》，预言当时正红得发紫的林彪没有好下场：

从前的皇帝不得不立皇太子，由于在“家天下”的制度下，若不立皇太子，自己死后政权可能落入别家手中，那是非立不可。但在中共的制度下，竟然也公开规定了接班人，这显然是违反毛泽东本愿的。所以如此，当然由于林彪造成了这样的形势，好像唐朝玄武门之变之后，唐高祖欲不立李世民为皇太子，其可得乎？

同一天的副刊上，他的武侠小说《笑傲江湖》已连载到708段，江湖上正在“比武夺帅”，杀得难分难解。

《笑傲江湖》模糊了年代，并不是有意要影射“文化大革命”，但金庸当时天天关注内地的时局动向，不经意间受到影响也是可能的。“千秋万载，一统江湖”，他的笔下是江湖还是江山已不重要。他直言，在他心中不管任我行、东方不败，还是左冷禅、岳不群，都是政治人物，林平之、向问天、方证大师、冲虚道长、定闲师太、莫大先生、余沧海等人也是政治人物。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每一个朝代都有，在别的国家也有。

自1959年5月20日在香港创办《明报》，“十年辛苦不寻常”，他想起《明报》创刊的第一天，他在九龙尖沙嘴那间小小的编辑室中写下：“如果我们能多报道一些社会上美好的事物，如果我们这份小小的报纸能增加读者们生活中一些喜悦，那将使我们感到很大的幸福。”他在《创刊十年，亦喜亦忧》社评中说：

十年后，《明报》已不怎么小了。然而，我们的国家和人民，这十年来却历尽了苦难。我们企图报道整个世界、中国（内地）和香港的进步和幸福，但不幸的是，十年来报纸的篇幅之中，充满了国家的危难和人民的眼泪。

十年来，吞噬数千万生命的大饥荒，席卷内地的“文革”波涛，在《明报》都留下了深深的辙痕，香港也经历了1967年的“五月风暴”，他本人还上了暗杀名单。

到1969年，《明报》已摆脱初创时的艰难，俨然成为一张大报，严肃的思想文化期刊《明报月刊》、娱乐性的《明报周刊》，以及海外的《新明日报》先后创刊，明报集团粗具雏形，《明报晚报》即将诞生。金庸从事武侠小说创作已有十几个年头，大部分作品都已完成。他恳切表示：

我们相信，读者们喜欢《明报》“客观报道，客观评论”的作风，赞同我们“明辨是非”的办报方针。这方针和作风是永远不会变的。我们只希望，《明报》今后能有更多令人喜悦的消息向读者们报道，希望我们的国家和社会中，今后会有更多的欢笑，更少的忧伤。

虽然未来还有不确定的因素，但《明报》此时日销10万份以上，从零起步，聚沙成塔，已在香港站住了脚跟，《明报月刊》则在知识分子当中受到尊重。

1949年就到过香港的白先勇（1937—　）说，香港这几十年来的发展是一个世界奇迹。香港人凭什么创造出这个奇迹来？简单的答案恐怕是，香港人享有了其他华人地区罕有的自由：经济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有了自由，人便有了无限的可能，人的聪明才能发挥到极致，香港人便可以白手起家，在这块弹丸之地聚集起惊人的财富。“多年来，当海峡两岸铁幕深垂，戒严令森森的时刻，香港报纸一直是黑暗中的一盏探照灯，穿过重重封锁，将我们民族的大起大落，悲欢离合，揭露于世人的眼前。新闻自由的确是香港弥足珍贵的一个传统。”《明报》“也是香港奇迹之一”，金庸就是这个“香港奇迹”的产物，或者说，他参与创造了“香港奇迹”。

金庸两手写文章，一手写武侠小说，一手写社评，在现实的家国世界和虚拟的江湖之间纵横自如，在知识分子和市民大众中都拥有广泛的读者，在高度商业化的香港取得了空前的成功。白先勇很早就在台湾岛上读过金庸的武侠小说，将《射雕英雄传》当作那个年代的“天书秘籍”，却多年没有将金庸与《明报》的查良镛联系起来。

作为小说家，金庸的武侠小说到底有没有文学价值，至今仍不断引发激烈的论战。他早年坦承：“我说老实话，我以为我的武侠小说是第一流的，但说是伟大的文学作品，那就不够资格了，这是真心话。”1956年，金庸谈到《书剑恩仇录》时，认为这只是“娱乐性的通俗读物”“无所谓的通俗小说”，不是“真正的文学著作”。1969年他说：“武侠小说本身是一种娱乐性的东西，不管写得怎样成功，能否超越它形式本身的限制，这真是个问题。”他还多次说：“武侠小说本身是娱乐性的东西，但是我希望它多少有一点人生哲理或个人的思想，通过小说可以表现一些自己对社会的看法。”这一点他实际上做到了。他的小说写作出于商业动机，却着力刻画人性，把人文精神注入古老的武侠小说之中，创造了一个独具魅力的虚拟世界。

金庸经历了大时代的烽火硝烟，饱尝过生离死别的痛苦，母亲死于20世纪30年代的日寇入侵，父亲死于50年代镇压反革命大潮，香港成为他最后安身立命的地方。对于生和死、和平与战争，他都有刻骨铭心的亲身体验，这一切都被他概括在小说中。无论如何，他的小说保持了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当整个大陆陷入反右、“文革”的灾难深渊时，他在遥远的香港，小心翼翼地呵护着古老的汉语，保留了中国文化的一脉温情，给无数海外游子带去心灵的慰藉。

作为一个报人，查良镛在香港这块特殊的土地上手创《明报》，他的社评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老《大公报》“文人论政”的传统，他有幸亲沐胡政之等一代报人的教诲，虽然为时很短，却长留在记忆的深处。老大公报人最特出的一点就是他们深入骨髓的民族感情，面对日本强敌入侵时如此，“二战”以后民族尊严遭到伤害时也是如此，无论这一伤害远自美国，还是来自近邻苏联，更无论它们立国的价值观如何。这一点在他身上也得到了体现。1972年4月25日，他发表社评说：

人类目前的当务之急，并不是如何增加生产，因为总生产早已够了。最重要的事，是怎样使全人类和谐相处。在这件事上，中国人应当当仁不让，因为任何外国都不及中国的经验丰富。

我们如果存一种自省精神，对中国人的民族性作自我批评，必须承认，一般说来，中国人远比外国人狡猾、诡计多端。这正由于中国人累积了数千年的经验，深知人性的弱点，因而善于利用别人的贪婪、虚荣、骄傲、好色、愤怒等七情六欲。但另一方面，我们重视温情、家庭、亲谊、友谊等感情，人与人之间少走极端，不爱打官司，不喜欢做到无法转圜的地步。“仁义孝友”等道德观念深入人心，尽管大家未必能做到，但都知道是好事，认为理应如此。

他的大量社评传递的是中国立场、中国情结。但他是香港的产儿，有香港才有金庸，是香港成全了他。有人问起他“文革”时的敢言，他淡然表示，“因为香港是一个自由港，说几句真话毕竟算不了什么”；当时毒骂他为“汉奸”的人，有些也许是身不由己；他的言论若有人敢在内地提出，方为真正的勇者。

他是一个色彩复杂的人物，香港山顶道宽大的书房里摆满了外文精装书，但他很少受西方文明的影响，终其一生都是一个传统的中国人，他的小说、政论都是典型的中国文化产物，他身上有很深的“大中国主义”情结和香港商业社会的特质。

有人说他是郭靖，有人从他身上看到陈家洛，也有人说他是“韦小宝的化身”，他对记者说：“我肯定不是乔峰，也不是陈家洛，更不是韦小宝……因为我做事毕竟是严谨的，不可能会这样潇洒风流……”与他认识多年的沈西城说：“他一向木讷，不喜多言，他心里面的话，似乎完全宣泄在他的小说里，读者所喜欢的郭靖或者令狐冲，大半是金庸的化身。不过，活生生的金庸，略略要比郭靖、令狐冲多了一份狡黠……”

第一篇　生逢乱世

第一章　海宁袁花

只见远处一条白线，在月光下缓缓移来。蓦然间寒意迫人，白线越移越近，声若雷震，大潮有如玉城雪岭，际天而来，声势雄伟已极。潮水越近，声音越响，真似百万大军冲锋，于金鼓齐鸣中一往直前。

……潮水愈近愈快，震撼激射，吞天沃月，一座巨大的水墙直向海塘压来……月影银涛，光摇喷雪，云移玉岸，浪卷轰雷，海潮势若万马奔腾，奋蹄疾驰……但潮来得快，退得也快，顷刻间，塘上潮水退得干干净净。

金庸本名查良镛，他幼时即熟悉每年农历八月十八的“海宁潮”，这是他生命中刻骨铭心的“海宁潮”，所以，他在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中以动情的笔触写下“十万军声半夜潮”这一大自然的奇观。

地处钱塘江北岸的海宁在清末和民国初年，不论叫海宁州还是海宁县，都属杭州管辖，1935年后才归嘉兴。这个以海潮出名的滨海小县自古以来人文鼎盛，被誉为“文化之邦，藏书之府”。据吴晗的《江浙藏书家史略》统计，海宁历代藏书家达38家，超过绍兴、嘉兴、海盐等地，仅次于杭州，文风之盛，可见一斑。近代以来著名的人物王国维、蒋百里、徐志摩都是海宁人（蒋、徐还是查家的亲戚），查家也是人才辈出。

1923年，查良镛出生在海宁袁花赫山房（今袁花镇新伟村一组），“一个五进院的大宅子里，院内有90多间房子和一个大花园。”赫山房离观潮胜地盐官镇相去不过十数里地，幼时他几乎每年都要跟母亲去看海潮，上小学时做童子军，还在石塘边露营过，半夜里瞧着滚滚怒潮汹涌而来……

良镛的“良”是排行，他这一辈兄弟的名字中全有一个“良”字。《海宁查氏族谱》称，先祖查瑜以下六世，没有严格的字辈排行。自第七世起规定了字辈排行：“秉志允大，继嗣克昌，奕世有人，济美忠良。”到查良镛这一代正好是“良”字辈，再往下是“传”字辈，“传家孝友，华国文章，宗英绍起，祖德载光”。祖父给查良镛取了个小名宜孙，因他排行第二，上面还有一个哥哥，大人都叫他宜官。“宜”“二”在海宁方言中同音。

在他出生的年代，军阀混战连绵不断，1924年上半年浙江军阀卢永祥与江苏军阀齐燮元为争夺上海地盘，垄断鸦片买卖，在离海宁不远的上海附近大打出手，史称“齐卢之战”。9月，孙传芳乘机自福建长驱直入浙江，赶走卢永祥，独霸浙江三年之久。1927年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势力进入江南，南京国民政府在“四一二”政变的血泊中浮起。

在动荡的乱世，海宁仍保持着一份难得的从容与安宁，使查良镛得以平静地度过飘逸着书香的童年、少年时代。

一、海宁查家

自唐宋以来查氏即是大族，“查祝许董周”是海宁的五个大姓，查姓居首，查家成为历久不衰的名门望族，袁花镇上姓查的人很多，有“袁花镇，查半边”的说法。

元朝末年，天下大乱，查氏先人查瑜为避兵祸，携妻带子，从婺源沿着新安江、富春江、钱塘江顺流而下，先在嘉兴落脚，不久发现海宁龙山（即袁花）一带土地肥沃，依山面海，民风淳朴和婺源相似，而且海宁与查家祖籍休宁的旧名相似，遂决定在龙山之东定居下来，时在1357年（元至正十七年）。从此，他恪守祖训，以儒为业，耕读传家。到查良镛出生时，查家已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了五百多年。

明清两代，海宁查氏科甲鼎盛，成为江南有数的“文宦之家”。民国《海宁州志稿》载，明代查氏中进士6人，中举人17人，查继佐是1633年（明崇祯六年）杭州乡试的亚魁（第二名），负有盛名的画家、学者。到了清代，查氏科甲更盛，有进士14人、举人59人，仅康熙年间就有10个进士。查慎行本名嗣琏，和二弟嗣瑮、三弟嗣庭都是翰林；此外，堂兄嗣韩、侄儿查昇也是翰林；大儿子克建、堂弟嗣珣都是进士，当时有“一门七进士、叔侄五翰林”之说。查昇以人品、书法深得康熙器重，入值南书房三十八年。康熙亲书“嘉瑞堂”匾额赐予袁花的查氏宗祠，还有“澹远堂”“敬业堂”匾额分别赐予查昇、查慎行。海宁查家被誉为“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查家三兄弟的藏书闻名遐迩，查慎行藏书处在袁花镇西南三里，名“得树楼”，藏书两三万卷。查嗣瑮藏书处在袁花镇横涨桥边，名“查浦书屋”，有书五千卷。查嗣庭的藏书室在袁花西南，名为“双遂堂”。

1662年（清康熙元年）发生一起文字狱——湖州庄家《明史》案，查继佐受牵连，入狱五个多月。“江西科场试题案”是查家第二次遭遇文字狱。1726年（清雍正四年），查嗣庭以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被派去做江西乡试正主考。后世野史、笔记小说盛传他出的试题是“维民所止”，出自《诗经·商颂·玄鸟》，有人向雍正皇帝告发，指控“维止”两字即是“雍正”两字去了头，意在影射。雍正初登大位，砍了不少人的头，不免心虚，将查嗣庭全家逮捕严办。另有一种说法是，查嗣庭写了一部《维止录》，被一个太监举报。

其实，查嗣庭在江西出的试题，首题是《论语》：“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廷旨举出《书经·舜典》“敷奏以言”四字，硬说尧舜之世尚以言陈奏，怎么能说“不以言举人”，当时正行保举，这试题就是对此不满、暗中讥讪。第二题是《孟子》：“君犹腹心，臣犹股肱。”廷旨指控，为什么称“腹心”，不称元首，分明不知有君上之尊。第三题是《孟子》：“山径之蹊间，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间不用，则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这题出得较为偏僻，挑不出什么毛病，廷旨说“不知何指，居心殊不可问”。还有《易经》次题：“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诗经》次题：“百室盈止，妇子宁止。”雍正点出这二题中“正”与“止”大有文章，查嗣庭先用“正”，后用“止”，显然是诽谤“雍正”年号。后世传查嗣庭以“维民所止”惹祸大概由此推衍而来。

查嗣庭全家被捕，全部书籍送到刑部，他大受拷掠，死在狱中，雍正还下令戮尸，儿子也死在狱中，家属流放。查慎行和查嗣瑮因受胞弟文字狱之累，1726年（清雍正四年）严冬，全家百口老少奉旨自故乡赴京投狱。1727年（清雍正五年）春，查嗣瑮全家被流放到陕西蓝田，本人客死他乡。当时不少名士受到牵连，浙江全省士人六年不准参加举人与进士考试。

查慎行投狱途中写诗给一位同科进士的难友，留下了“如此冰霜如此路，七旬以外两同年”的诗句。狱中半年，侥幸活着回到故乡，不到一年就去世了。他的《敬业堂诗集》有诗4427首，《续集》六卷收入731首。《鹿鼎记》有五十回的回目都出自《敬业堂诗集》。

“江西科场试题案”是雍正初年最大的一起文字狱。查嗣庭获罪，只是雍正登基以后铲除异己的举措。海宁查家经此一劫，元气大伤，由盛转衰，直到1754年（清乾隆十九年）才有人中进士。废科举以后，查家还出过学者查猛济、实业家查济民、教育家查良钊、法学家查良鉴等，查良镛为故乡与家世感到骄傲。

二、祖父查文清

查良镛祖父查文清本是“美”字辈，字沧珊，故乡的父老们称为“沧珊先生”，1886年（清光绪十二年）中进士，在江苏丹阳做知县，有成绩，加了同知衔。1891年（清光绪十七年）4月发生著名的“丹阳教案”，从丹阳开始，无锡、金匮、阳湖、江阴、如皋等地教堂相继被焚毁，上司要查文清将为首烧教堂的两人斩首示众，以便向外国教士交代。但他同情烧教堂的民众，通知那两人逃走，回报上司：此事由外国教士欺压良民而引起公愤，数百人一拥而上，焚毁教堂，并无为首之人。跟着他就辞官，结果被甄别参革。查家和袁花的乡亲却引以为荣。

查文清从此闲居故乡，读书作诗自娱，也做了一些公益事业，设立了一座义庄，买了几千亩田地收租，租金用于资助族中的孤儿寡妇，使他们能平安过活。凡是上了中学、大学的人，每年都可分两次领一笔津贴，如果有人出国留学，津贴的数额更大。他编了一部《海宁查氏诗钞》，有数百卷之多，但雕版未完工他就去世了。出丧之时，丹阳推了十几位绅士来吊祭，领头烧教堂的两人一路哭拜而来。查良镛幼时听伯父、父亲说，那两人走一里路，磕一个头，从丹阳一直磕到他们家。查良镛小时候对此信之不疑，长大了觉得这应该不是事实。不过后来他想，那两个人十分感激，最后几里路磕头而来也是有可能的。

虽然他出生不久祖父就去世了，但祖父是他最敬佩的人，也是对他少年时影响最深的人。他说祖父对他有两个影响，一是使他知道外国人欺负中国人，二是要多读书。祖父去世后，留下的《海宁查氏诗钞》雕版堆了满满两间屋子，成为查良镛童年时期和堂兄弟们嬉戏追逐的常去之处，在雕版堆里玩耍的日子久了，居然对雕版上的诗词也能朗朗上口。

三、父亲查枢卿、母亲徐禄

到查良镛父亲查枢卿时，祖上仍留下田地三千六百余亩，佃户百户之多，雇有不少男女仆佣，并在袁花镇经营钱庄、米行和酱园店等。查枢卿有两个哥哥，大哥是秀才，二哥毕业于北京大学，他本人毕业于上海震旦大学，似乎读书没有什么成绩，后来在乡下办理钱庄、茧厂、丝厂，也不大成功。查良镛小时候常常看到父亲为业务而烦恼。那时他小小年纪，已察觉到父亲办理企业太不精明，对人过分客气而随便，似乎觉得交朋友比业务成功更重要。他说自己十三四岁时，就觉得父亲没用。父亲借钱给人，有时去讨钱，会带他一起去。人家请他父亲喝酒、讲好话，钱却不还，需要还别人钱的时候，只好卖田地垫了还给人家。他觉得父亲没用，做生意不是这样做的。

每当春天的清明节，秋天的重阳节，父亲必定带他们兄弟上祠堂，见到任何人都相互拱手作揖。那时查良镛见到族中的白胡子老公公也向他们四五岁的小孩子拱手作揖，不由得心里暗暗好笑。

他母亲徐禄出生在海宁硖石镇徐家，是徐志摩之父徐申如的堂妹，深得家人宠爱。徐家是海宁的名门望族，世代经营酱园、绸庄、钱庄，徐申如先后创办缫丝、纺织、发电、电话等新兴工业，被誉为“浙江的张謇”。徐禄毕业于杭州的女子学校，写得一手娟秀小楷字，还会绘画绣花，她做的绣花小鞋尤其远近闻名。

大约1914年腊月，19岁的徐禄嫁进查家，先后生下良铿、良镛、良浩、良栋、良钰五子和良绣、良璇二女。“按照当地习惯，家人叫良铿为大阿哥，良镛为小阿哥”，叫良浩、良钰为大毛弟、小毛弟。

查良镛幼时聪明顽皮，深得母亲的关怀厚爱。他记得曾被抱到街头去看傀儡戏，猪八戒高老庄招亲，被新娘子大打耳光的情形，过了多少年他都记得清清楚楚。故乡一带有一种黑色的有花纹的大蝴蝶，总是成双成对地飞，一刻也不分离，蝴蝶就被叫作“梁山伯、祝英台”。如果小孩子捉住了其中一只，另一只就会在手边绕来绕去，飞也飞不走。他六七岁的时候，看着在花间双双飞舞的一对对蝴蝶，家里人给他讲了梁山伯、祝英台的故事。这是他第一次知道世间有哀伤和不幸。

母亲爱读《红楼梦》，大概12岁时，查良镛就跟着母亲一起看，不大懂。母亲常和堂嫂、堂姐她们谈论贾宝玉、林黛玉等，她最喜欢的人物是探春，其次是薛宝琴，会背诵薛小妹新编的《怀古诗》。她们常常比赛背诵《红楼梦》回目和书中的诗词，一个人背上一句，另外的人接着背下一句，赢了的可拿一粒糖。幼小的查良镛在旁听着，觉得婆婆妈妈毫无兴趣，但可以从母亲手中接过一粒粒糖果，还是兴趣盎然。

四、表哥徐志摩

徐禄只比徐志摩大一岁，却是徐志摩的堂姑妈。查家和徐家早就结成了姻亲。徐志摩日记和家书中多次提到的“蒋姑母”，即是查良镛同宗的远房姑姑查品珍，她嫁给了海宁硖石的蒋百里。1900年，徐志摩在家启蒙读书，第二个塾师即是查家“澹远堂”的查桐轸，其子查猛济后来也当过徐志摩独子徐积锴的塾师。徐禄嫁入赫山房查家，与“敬业堂”的查枢卿结婚，查、徐两家再度结亲。

1925年，徐志摩接手主编著名的《晨报副镌》，出版第一部诗集《志摩的诗》，在新诗坛上放射出夺目的异彩。可惜天不假年，“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一诗成谶。1931年11月19日，一场空难夺去了诗人年轻的生命。1932年春天，一代诗人的灵柩在故乡海宁硖石安葬时，少年查良镛代表全家前往吊唁。他回忆：

我妈妈是他的姑母，他父亲比我妈妈年纪大得多，是我的老舅舅。徐志摩在山东坠机之后，在家里开丧。我爸爸辈分比他大，但他家里有钱有势，如果去吊丧，不免有谄谀之嫌，于是派我去。那时我只是个十岁左右的小孩，但他家里当我贵客那样隆重接待，我在灵位前跪拜后，舅舅徐申如（徐志摩父亲）向我一揖答谢。舅舅的孙儿（徐志摩的儿子）则磕头答谢。然后开了一桌酒席宴请。我一生之中，只有这一次经验，是一个人独自坐一张大桌子吃酒席。桌上放满了热腾腾的菜肴，我当时想，大概皇帝吃饭就是这样子吧！两个穿白袍的男仆在旁斟酒盛饭。那时我自然不会喝酒，只做样子假装喝半口酒，男仆马上把酒杯斟满。我不好意思多吃菜肴，只做过样子就告辞。舅舅送出大门，吩咐用自己家里的大船（在我们江南，就像这里各人家里有自用汽车般，各有自家的船）连同船夫、男仆送我回家（我家离他家二十七里路，叫作“三九”），再向我爸爸、妈妈呈上礼物道谢。

……我和徐志摩的干系，到此为止。平时因年纪相差太远，我只和他的儿子做朋友。

徐志摩的儿子积锴1918年出生，是张幼仪所生。张幼仪是张公权、张君劢的妹妹，既能干又有学识，徐志摩与她离婚，徐申如就很不赞成，“因此在亲戚之间，徐志摩不得人心，不获好评，大家也不与他后来的夫人陆小曼来往”。查家送去的挽联“司勋绮语焚难尽，仆射余情忏较多”，用唐代诗人杜牧（司勋员外郎）、徐州守将（检校右仆射）张建封与歌伎关盼盼的典故，明显对徐志摩的婚变不满。

1937年日寇入侵，良镛的母亲徐禄在逃难途中撒手人寰。等到抗战胜利，他返回家乡时，舅父徐申如也已在1944年3月去世。在杭州《东南日报》工作期间，他读了徐志摩的《西湖记》和一些新诗，深为表兄的才华所倾倒。“我的母亲是徐志摩的姑妈，他是我的表兄。他死得很早，我和他接触不多，但印象深刻。我读过他的新诗，看过他的散文，都是很优美的，对我教益很深。”在《书剑恩仇录》中儒雅的陈家洛身上，隐约可以找到徐志摩的影子。

金庸对记者说，“海宁地方小，大家都是亲戚，我叫徐志摩、蒋复璁做表哥。陈从周是我的亲戚，我比他高一辈，他叫徐志摩做表叔。王国维的弟弟王哲安先生做过我的老师”。

1898年生在海宁硖石的蒋复璁是查良镛的表叔、军事学家蒋百里的亲侄儿，算起来也是他的表哥，蒋复璁与查良镛的二伯父查钊忠在北京大学是同班同学，后留学德国，专攻图书馆学，曾担任“中央图书馆”首任馆长、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后来蒋跟查良镛说过一些他祖父的事，言下很是赞扬，都是他本来不知道的。

五、龙山小学堂

查良镛没有上过私塾，一开始上的就是现代小学，7岁就读于村口巷里十七学堂，高小转入袁花镇上的龙山小学堂。龙山小学堂始建于1902年，是海宁最早的四所高等小学堂之一，又名海宁第三高等小学堂。

从家出发，有一段泥路，路边有池塘柳树，经过一座石桥，再有一段石板路，就到了天仙河畔的龙山小学堂。在查良镛的记忆里，学堂生活带着温情——

江南的小镇，天色灰沉沉的，似乎要下雪，北风吹着轻轻的哨子。突然间，小学里响起了当啷当啷的铃声，一个穿着蓝布棉袍的校工高高举起手里的铜铃，用力摇动。课室里二三十个男女孩子嘻嘻哈哈地收拾了书包，奔跑到大堂上去排队。四位男老师、一位女老师走上讲台，也排成了一列。女老师20来岁年纪，微笑着伸手拢了拢头发，坐到讲台右边一架风琴前面的凳上，揭开了琴盖，嘴角边还带着微笑。琴声响起，小学生们放开喉咙，唱了起来：“一天容易，夕阳又西下／铃声报放学，欢天喜地各回家／先生们，再会吧……”

唱到这里，学生们一齐向台上鞠躬，台上的五位老师也都笑眯眯地鞠躬还礼。

“小朋友，再会吧……”

前面四排的学生转过身来，和后排的同学们同时鞠躬行礼，有的孩子还扮个滑稽的鬼脸，小男孩宜官伸了伸舌头。

在一堂历史课上，历史老师讲到鸦片战争，朝廷如何糊涂无能，无数兵将英勇抗敌，但终因枪炮、军舰不及英国而惨遭杀害，突然情绪激动，掩面痛哭。查良镛和同学们也都跟着哭泣。

这一堂泪水横流的历史课永远留在了他记忆的深处。

小学五年级时，查良镛遇到了班主任兼国文老师陈未冬。他的作文中，总是将“大都”写成“大多”，陈未冬老师翻出《辞海》，予以指正。当时他年少顽皮，自封为“独裁者”，老师也颇加优容。

陈未冬是浙江诸暨人，20世纪30年代初到龙山小学堂执教，教书之余，笔耕不辍，在一黑色硬面蓝条簿上写杂感，常拿给查良镛看，其中一篇记叙校长张志鸿赴海宁县教育局追讨教师工资不得之情，老师自称“可怜虫”。这些文字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陈未冬很喜欢这个学生，对他的每一篇作文都细加圈点、认真批改，作为范文在课堂上评析，还让他一起编五年级的级刊《喔喔啼》，把小小的级刊办得生动活泼。他后来说：“数十年来编报，老师之指点，固无时或敢忘也。”虽然等他小学毕业，袁花一别，师生从此失去联系，但陈未冬老师一直记得“查良镛”这个名字，甚至把他的一本作文本保存在诸暨老家，直到“文革”期间，造反派多次抄家，这本作文本在劫难逃，化为灰烬。

他一辈子都忘不了陈未冬老师当年为他改正的作文错字，六十年后师生在杭州重逢，提到这些错字时，老师不禁大笑，赞他记性好，并说牢记错误是求得进步的要诀。

他爱读课外书。龙山小学堂的图书馆藏书相当丰富，老师们很鼓励学生读课外书。他在低年级时看《儿童画报》《小朋友》《小学生》，后来看内容丰富的《小朋友文库》，再似懂非懂地阅读各种各样的章回小说。到五六年级时，他就开始看新文艺作品了。不过他喜爱古典文学作品多于新文学，他自认为是个性使然。

六、读小说的少年

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以及《萍踪寄语》《萍踪忆语》等世界各地旅行记，是他父亲和哥哥购买的，这些成人书刊却成了他小学时代得益最多、记忆最深的读物。他的童年时代深受邹韬奋和生活书店之惠。课外阅读大大拓展了一个少年的视野，天仙河畔，赫山房里，他终日与书为伴，主要是读小说。

查良镛在一个大家庭中长大，他的曾祖父有两个儿子，他祖父是大儿子，住在大宅的东半部，叔祖父住在大宅的西半部。即使经历了那场悲惨的文字狱，御笔亲书的牌匾依然威严地挂在查家大堂的中央，直到毁于日寇入侵的战火。这座大宅子共有五进，前厅挂着一块大匾，是康熙皇帝给他先祖查昇写的堂名，“澹远堂”三个大字周围有九条金龙作装饰，代表了一个书香门第的荣耀和曾经的显赫。

祖父有三个儿子，父亲排行第三，上头还有两个哥哥。叔祖父去世得早，留下四个孙儿。堂兄、堂姐都比查良镛年纪大很多，他们都喜欢读小说。父亲也是一位热心的小说读者，家中藏书相当多。父亲常在“敬业堂”书房里款待文人雅士，与他们品茗畅谈。因为地主的身份，平时没有什么工作，空闲很多，可使用的钱也多，大家都买了各种各样的小说。有传统的明清小说，也有比较新的上海出版的小说，如张恨水的小说，各种武侠小说等，还有新派的《小说月报》、鸳鸯蝴蝶派的《红杂志》《红玫瑰》等小说杂志。哥哥良铿在上海上大学，学古典文学和新文学，带回了茅盾、鲁迅、巴金、老舍等人的作品。因花费不少钱买书，良铿常常弄得饭钱也不够，受过父亲的严厉责备。他家和各位伯父、堂兄、堂姐等人所拥有的书互相流通，大家借来借去。生在这样一个家庭，查良镛从小耳濡目染，喜欢读小说。在小学期间，他读过的小说就已不少。

父母亲见查良镛一天到晚地看书，不喜欢游玩、运动，身体衰弱，很是担忧，常带他到野外去放风筝、骑自行车，但他只敷衍了事地玩一下，又去读小说了。

8岁那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查良镛读到顾明道的《荒江女侠》。这是他生平第一次接触武侠小说，他想不到世上还有这样好看的书，此后对武侠小说日渐入迷。

《红杂志》是严独鹤、施济群主编的一个消闲性周刊，从1922年8月出到1924年7月。查良镛出生不久，该杂志改名为《红玫瑰》，出到1932年停刊，查良镛读的是父兄们读过的旧刊。鸳鸯蝴蝶派的言情小说并没吸引他，武侠小说却影响了他的少年时代。他先在《红杂志》《红玫瑰》上读到《江湖奇侠传》，又在严独鹤等编的旧杂志《侦探世界》半月刊上读到另一部《近代侠义英雄传》，都是平江不肖生的作品。

从儿童时代起，查良镛大部分零用钱都花在购买武侠小说上，每次从袁花到硖石（那是海宁最繁盛的市镇）外婆家，或杭州、上海这些大地方，他必定请人带他去书店买武侠小说。同好者之一是比他年纪稍大的侄女查懿德，因为对旧小说有同好，他从她那里借了很多小说，小说中的人物也是他们常谈的话题。另一位同好是他姑丈的四姨太，他叫四阿姨。他八九岁，她四十多岁，他们可以一起谈这些小说。他还可以得到额外的收获：很多糖果、糯饼、冰激凌。

小时候查良镛还到书摊租书看。《七侠五义》《小五义》以及还珠楼主、白羽等的武侠小说，在他眼前展开了一个充满想象力的新奇世界。

《三国演义》文言成分较多，查良镛在小学时代就津津有味地读了，虽然有许多文句不懂，但故事和人物的吸引力太大，终于使他跳过不懂的部分，一路读完。但看到诸葛亮五丈原归天，以后的故事他就没有心思看下去了。他完全站在刘备的蜀汉一方，决不承认蜀汉居然会比东吴、魏国先亡，为此和他大哥激烈辩论了几个小时。大哥没有办法，只好搬出中学历史教科书来，指着书上清清楚楚的几行字，证明蜀汉为邓艾、钟会所灭，他才悻悻然服输，为此生气了大半天，流了不少眼泪。

龙山小学堂一位姓傅的老师，特地将珍藏的《小妇人》《好妻子》《小男儿》三部书借给查良镛，译者郑晓沧是海宁出名的文人，美国留学生，故乡人引以为荣，因此这三部外国书在当地相当流行。他十二三岁开始接触大仲马的作品《三个火枪手》及其续集（伍光建译成中文时，译名为《侠隐记》《续侠隐记》），就喜欢上了这位法国作家。法国小说《十五小豪杰》讲述十五个法国少年航海和荒岛历险的故事，包天笑用文言翻译，但查良镛那时的国文程度已读得懂。另有一部科学幻想小说《陆沉》则将少年时代的他带入了一个浪漫的幻想天地。

六年级时，查良镛读到巴金的《家》，在家中的沙发上享受读书之乐，哥哥看见了，就说：“巴金是我们浙江嘉兴人，他文章写得真好！”他说：“不是吧？他写的是四川成都的事，写得那么真实，我相信他是四川人！”哥哥说：“他祖上是嘉兴人，不知是曾祖还是祖父到四川成都去做官，就此住了下来。”那时他哥哥在大学念中文系，他就信了哥哥说的。同时又觉得，《家》中所写的高家，生活情调很像江南，只是自家的伯父、堂兄们在家里常与人下围棋、唱昆曲、写大字、讲小说，高家的人却不大做这些。当时他最有印象的人物是觉慧和鸣凤。

家里也有不少丫头，好像个个相貌平平，不及学校里的女同学美丽，似乎没有鸣凤那样美丽而伶俐的，但她们性格温善，都待他很好。“读小说常常引入自己的经验，这是天下小说读者常有的习惯。我当时最爱读的是武侠小说，因此觉得《家》《春》《秋》《春天里的秋天》这一类的小说读来不够过瘾。”

第二章　乱世求学

一、嘉兴中学

1936年，查良镛在龙山小学堂毕业，考入嘉兴中学，第一次离开故乡袁花。二十年后，嘉兴一再出现在他的小说中，《射雕英雄传》描述：“那是浙西大城，丝米集散之地，自来就十分繁盛”，“城中居民人物温雅，虽然贩夫走卒，亦多俊秀不俗之人”。南湖、烟雨楼更是他挥之不去的一个梦——

湖面轻烟薄雾，几艘小舟荡漾其间，半湖水面都浮着碧油油的菱叶，他放眼观赏，登觉心旷神怡。这嘉兴是古越名城，所产李子甜香如美酒，因此春秋时这地方称为醉李。当年越王勾践曾在此处大破吴王阖闾，正是吴越之间交通的孔道。当地南湖中又有一项名产，是绿色的没角菱，菱肉鲜甜嫩滑，清香爽脆，为天下之冠，是以湖中菱叶特多。其时正当春日，碧水翠叶，宛如一泓碧玻璃上铺满一片片翡翠。

《神雕侠侣》开篇就是：

……一阵轻柔婉转的歌声，飘在烟水蒙蒙的湖面上。歌声发自一艘小船之中，船里五个少女和歌嬉笑，荡舟采莲。……节近中秋，荷叶渐残，莲肉饱实。

嘉兴中学原来是嘉兴府学，1902年废科举建学校，改为府中学堂，民国后改称浙江省立第二中学、嘉兴中学（现为嘉兴一中），自1931年起担任校长的张印通曾留学日本，以为人正直、办学有方而誉满乡里，深受师生和社会各界的爱戴。老师中不少都有真才实学，查良镛的班主任、国文老师王芝簃是北大毕业生，学识渊博，品格崇高，对他很爱护，是他常常想念的恩师。王的刚毅正直、勇敢仁厚，查良镛在一生中时时暗中引为模范。

数学老师章克标给查良镛印象最深的是教他们圆周率，一直推算到小数点后上百位，整整写满一张纸。章虽是作家，留学日本学的却是数学，编写过《算学的故事》（上海开明书店，民国廿四年九月初版），其中说英国人欣克（Shanks）把圆周率推算到小数点后707位。章老师为人很是滑稽，同学们经常和他玩闹而不大听他讲书。一次晚自习，有个调皮的学生故意问“English”怎样读，章老师随口答：“洋格里稀。”当时，查良镛读过《算学的故事》，觉得文字优美，很有趣。他也读过美国人写的《哲学的趣味》中译本，觉得很有趣味，虽然不是完全懂。

1937年8月13日，紧接着卢沟桥的烽火，上海“八一三”事变的炮声响了，嘉兴、海宁地近前线，再也放不下平静的书桌。8月15日，日机轰炸海宁长安镇。8月16日，十多架日机空袭嘉兴、平湖。之后每天上午八时许，除了阴雨天，必有日机的空袭警报。因为轰炸不断，嘉兴人心惶惶，时局日趋紧张。嘉兴中学9月1日照常开学上课，学校里虽挖了防空洞、防空壕，布置了灯火管制，窗户上挂了黑布窗帘，还是不安全，大多数人都撤退到二十里外的新塍镇，学校租屋作教室开班上课。新塍是嘉兴北部一个大镇，也是撤到后方的必经之路。《射雕英雄传》第三十五回《铁枪庙中》黄蓉提到过这个地名。

11月5日拂晓，二十万日军在大雾掩护下从杭州湾金山卫、全公亭一带登陆，嘉兴危在旦夕，查良镛的家乡海宁首当其冲。有“家”可归的学生自行回家或由家长接走了，还有数百名家乡已处于危险境地的学生留在学校，一时人心惶惶，陷入混乱。

当年遭寇难，失哺意彷徨。

母校如慈母，育我厚抚养。

……

这是查良镛五十五年后写下的诗句。危难之际，张印通校长不顾经费不足和前途莫测，带领师生南迁。经过一天一夜极度紧张的准备，11月11日，他们匆忙离开新塍，踏上流亡之路。由于时间紧，原来约定与章克标等老师在德清聚齐再一同后撤，也没来得及。六天后（11月17日）三架日机轰炸新塍镇，当晚数十名日军潜入新塍，残酷地杀害了十三人。又过了两天（11月19日），嘉兴沦陷。1938年6月10日，他们学习、生活过一个多月的新塍镇东半边被日寇一把火烧光。

二、千里流亡

流亡师生从新塍出发，经乌镇、练市、余杭、临安到达於潜，先是坐船，接着水路不通了，只能步行，他们晓行夜宿，到於潜小驻，本来打算上课，传来11月24日杭州沦陷的消息，只好起程南行。过分水，到了桐庐，半夜里，学生在睡梦中被叫醒，匆忙集合出发，队伍刚刚走过浮桥，身后火光熊熊，浮桥烧断了。走出二三十里，等天色微明，才歇下来吃早饭。老师告诉他们，昨夜宿营处，日寇逼近，相距不过一二十里，真是惊险万状。

学生大多数都是十四五岁，年龄最小的只有十二三岁，还有女同学，虽说轻装前进，每人只带一条棉被、几件简单的换洗衣服，但徒步跋涉，背上的行李只会越来越重，每天一般只能走三十到六十里。走得最远的两天，日行九十里，不少同学脚上都起了水泡，水泡磨破了出血不止，靠木棒或竹竿支撑，一步一移。走不动了，他们就唱支歌。

张印通校长和二十多位老师、全体学生同行、同吃、同住，每到宿营地，都是稻草在地上一铺，就地而卧。他们吃得同样非常简单，每次发一元钱要用好几天，常常买三个铜板的山芋充饥，吃上一只粽子就是一顿奢侈的美餐了。在疲惫的流亡途中，老师仍要抓紧时间给学生上课。没有教室，没有课本，没有学习用品，学生就坐在树荫、屋檐下，老师凭着一块很小的黑板上课。

时已初冬，天气一天比一天冷，经费不足，师生常处在冻饿威胁之中，前无定所，后无接济。队伍过建德、兰溪，走到金华时，长期驻扎嘉兴的苏浙边区绥靖公署主任、淞沪前线总指挥张发奎被张印通带领师生艰难南迁的事迹所感动，派高级参谋驱车赶来，赠送大洋一千元，言明不需要正式收据。

流亡师生吃山芋，睡泥地，风餐露宿，行程千里，经过近两个月的跋涉，终于在1937年12月下旬到达丽水碧湖镇，没有一个人掉队。路上曾有教师力主解散学校，让学生自谋生路，以致人心浮动，大家不知所措。关键时刻，张印通召集全体师生讲话：“只要有我张印通在，我就要对学生负责，坚持到底！”当年和查良镛一起亲聆过这番话的学生吴慧芳说：“虽事隔近半个世纪，当时情景，犹历历在目。这响当当的几句话，至今犹铭刻在我的心中。”

三、母亲之死

1937年9月30日，海宁至杭州的汽车停开，电信中断。11月5日中午，日军登陆，炮轰海盐县城，海宁受到严重威胁，城镇居民开始逃离。I1月17日，海宁县政府部分人员开始撤离。第二天（也就是查良镛踏上流亡路七天后），县城和各集镇居民纷纷去往浙西山区或偏僻农村避难。他的父母也带着全家逃难，渡过钱塘江，在对岸的余姚庵东镇（现归慈溪市）落脚。

11月20日，日寇侵入海宁硖石，23日，海宁县城（现盐官镇）沦陷。12月，日寇第七中队步兵中队长野口中什率兵150人，配备小炮一门、重机枪三挺，侵占了查良镛的故乡袁花镇。

在庵东镇，徐禄不幸得了急性菌痢，因无医无药，几日里腹疼沥血，食不下咽，几至虚脱。查枢卿亲自采摘草药，和着鸡汤让妻子服用，但妻子最终病亡。查枢卿悲痛欲绝，日夜守灵不肯离开。这年，查良浩只有4岁，2岁的良钰尚嗷嗷待哺。

远在丽水碧湖的查良镛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得知母亲病故的消息，后来弟弟良栋也病逝了。在家乡沦陷、母亲撒手而去的岁月里，也许没有什么比冰心的作品更能打动一个少年学子的心了。很多年后冰心离世时，他写下这样的诗句：

在蓝天下，碧海上，闪烁的星星下，大船的甲板上，

你母亲抱着你，你出一身大汗，病好了。

我为你欣喜，感觉到了自己母亲的爱，

我也生过大病，妈妈也这样抱过我……

查良镛在碧湖读冰心作品时，心里想的是自己的母亲，少年丧母是人生至痛，这是一道永远无法弥平的伤痕。

查家在庵东镇一住好几年。钱塘江南岸的庵东以产盐著称，号称“盐都”，那是母亲的埋骨之地，《倚天屠龙记》写到这个地方——

靠右近海一面，常见一片片光滑如镜的平地，往往七八丈见方，便是水磨的桌面也无此平整滑溜。俞岱岩走遍大江南北，见闻实不在少，但从未见过如此奇异的情状，一问土人，不由得哑然失笑，原来那便是盐田。当地盐民引海水灌入盐田，晒干以后，刮下含盐泥土，化成卤水，再逐步晒成盐粒。俞岱岩心道：“我吃了三十年盐，却不知一盐之成，如此辛苦。”

傍晚时分来到余姚县的庵东镇。由此过钱塘江，便到临安，再折向西北行，经江西、湖南省才到湖北武当。晚间无船渡江，只得在庵东镇上找家小店宿了。

其中包含了查良镛自身的人生经历和体验，他对这个小镇的特殊感情。他在碧湖读书时到过这里。

当时钱塘江以南守御这一条线的是湖南部队，即国民党王东原的部队，士兵打仗很英勇，防守得很好，查良镛觉得他们很了不起。在浙江南部念书的人对那支部队很亲厚，常常去慰劳他们，觉得这些湖南老乡帮他们守卫家园，不容易。192师师长王东原是湖南宁乡人，两个儿子都在碧湖读书，跟查良镛是同学，还带他去部队看过。

1938年1月15日，日军增兵袁花，旋即离去。3月，国民党62师318团谢明强部从绍兴渡江进驻袁花镇。4月10日，日军调集大批兵力，从海宁县城等处据点出发，侵袭袁花，遭到中国军队迎头痛击。日军轰炸袁花，谢部士兵在袁花酱园弄等处与日军巷战，双方均有伤亡。日军在袁花西侧的高木桥放火，一直烧到瑞梓堂药店火墙，烧毁大量民房，坊官桥河南鼎新、裕和两酱园也被焚毁。5月6日，六架日本飞机轰炸袁花等地。1938年8月1日，日寇再度进犯袁花，中国军队浴血奋战三天，袁花附近包家山曾作为重要的战场，日寇伤亡不小，当他们乘夜色撤离时，还造成两路日军互相开枪，开炮，伤亡二三百人。为了泄愤，日寇在盘踞龙山小学堂八天之后，放火将袁花镇东市的房屋全部烧光，大火持续了数天，三公里的长街闹市满目焦土，昔日繁华的江南小镇被付之一炬，幸存的只有寥寥可数的破旧房子，天仙府塘河上漂浮着无人收拾的尸体。据不完全统计，被烧毁的房屋有三千多间，被杀者无法计数。在浙江沦陷各县中，海宁损失最严重，海宁最惨的是袁花镇，十室十空，民穷财尽。查家的大量房产也在这场战火中化为灰烬，一个历六百年绵延不绝的书香门第就此中落。

查良镛说：“我家庭本来是相当富裕的，但住宅给日军烧光。母亲和我最亲爱的弟弟都在战争中死亡。我中学时代的正规学习一再因战争而中断，所以对中国古典文学及英文的学习基础没有打得稳固，到了大学时代及大学毕业后才凭自学补上去。

“不过战争也给了我一些有益的磨炼。我此后一生从来不害怕吃苦。战时吃不饱饭，又生重病，几乎要死，这样的困苦都经历过了，以后还有什么更可怕的事呢？”

四、第一本畅销书

碧湖距丽水约二十公里，位于松阳、龙泉、遂昌等县之间，有一片群山包围的小平原，农田广阔，水利畅通，盛产稻谷杂粮，是个千年古镇，自古就是邻近各县农副产品的集散地。每逢集市，周围农民、商贩都要来赶集，当地人称集市日为“行日”，赶集叫“过行”，每逢农历丑、辰日就是碧湖的行日，丑日为“大行日”，辰日为“小行日”。一到行日，龙子庙前的猪行、羊行、鸡行、竹木行、五谷杂粮行，集市贸易广场上的大行都热闹非凡。抗战时期这个山区集镇成为浙江重要的文化中心，当嘉兴中学师生到达时，省政府已在这里设立了一些战时机构。

碧湖并没有湖，松阴溪和大溪（瓯江上游）在此交汇，水面宽阔，溪水澄碧，“树凝碧，溪如湖，远眺群山环绕，近观是一片宽宽展展的田野”。为纪念张印通校长带领全校逃出沦陷区的劳苦功绩，嘉兴中学的师生将一枚张发奎所赠的银元加工制成纪念章，上面镌刻了“甘苦同尝”四个字，还举行了一个简单而意义深重的仪式。张印通在答谢时说：“在我的一生中，有两件事情是最值得我纪念的，一件是学生时代曾获得计先生的一枚奖章，另一件就是今天了。”

嘉兴、湖州、杭州等地相继沦陷，1938年1月，浙江省政府在碧湖开办浙江省战时青年训练团，分高中学生组、简师班等，收容从战区逃出来的学生，张印通担任青训团简师班主任。初到碧湖，学生们都参加这个训练团受训，一边读书，一边军训，他们穿上了军装，男生是灰军服，女生是草绿色军服。他们在这个战时青年训练团共有半年，地上铺些稻草就算是床铺。

嘉兴中学另外在碧湖成立了一个办事处。每逢星期天，同学们可以像回家一样到办事处去。这一天，他们往往能享受到一顿丰盛的午餐，老师和学生像家长和子女那样团聚在一起，度过美好的一天。查良镛后来回忆说，少年时候，同学之间毫无利害关系、毫无机心，可以推心置腹、毫无保留地吐露心事。他最要好的朋友，都是中学时代结交的，那时候大家一起吃饭，住同一个宿舍，一起上课学习，生活亲密。

随着杭州等地的沦陷，许多学校也相继来到碧湖，小小的碧湖一时学生云集，逃难的人流蜂拥而至，机关、团体、军营、商店林立，寂寞的山镇变得喧嚣繁华。各校校长纷纷向教育厅建议设立临时学校。1938年7月，教育厅决定由杭、嘉、湖七所省立中等学校（包括杭州高中、杭州初中、杭州女中、杭州师范学校、杭州民众教育实验学校、嘉兴中学、湖州中学）组成浙江省立临时联合中学，分高中部、初中部和师范部，由原来七校校长担任校务委员，实际上当时只有张印通、周育三（湖州中学校长）、唐世芳（杭州初中校长）三人在碧湖。不久教育厅决定由张印通任主任委员兼高中部主任，唐世芳任事务部主任兼初中部主任。凡从青训团转过来的七校学生按照各原校所发的成绩单或证明书，分别编入三部的班级。各校迁校过程中先后离开的学生、沦陷区逃出来的原七校或其他学校的学生经查核属实，也准其入学。丽水、碧湖等附近地区有同等学力志愿入学的，经过考试，择优录取。因名额有限，报考者太多，录取的不多。

1938年9月初，联中正式开学，编入初中部的人数最多，分为十二个班级，查良镛终于恢复了中断的学业。次年，联中三部各自独立，初中部改名为浙江省立临时联合初中，高中部改名为浙江省立临时联合高中。

这么多学校来到碧湖，校舍问题不好解决，只能因陋就简，“进庙宇、借祠堂、租民房、盖草堂”，临时建的校舍都是“木柱、草顶、泥筑壁”。高中部在龙子庙（现是粮站），师范部在三峰禹王庙。初中部设在碧湖上街的沈家祠堂和叶家祠，学校办事机构、教室、男生和部分男教师的宿舍设在沈家祠堂。正中的房屋作为礼堂，全校师生经常在这里集会，两侧是男教师宿舍。由正屋侧面经由小巷前行，前后房屋都是男生宿舍，两边靠墙设有上下两层的竹架床，中间是走道，查良镛在这里住了一年。后面是一片空地，东侧有一棵大樟树，新建了一字形三排十八间较为宽大的房屋，泥墙草顶，十二间作为教室，其余的作为办公室、图书室、游艺室。教室两面开窗，光线充足，空气新鲜，虽然里面只有白坯的板凳条桌，但在抗战时期这已是一个良好的学习场所。旁边的洞主殿是学生餐厅，有桌无凳，师生都是站着就餐。西北是大操场，背面是校医院。操场两侧有许多石碓，每当空袭警报响起，日机来侵扰时，师生就在这里隐蔽，每当这时，不少学生仍在看书，甚至大声朗诵，以示对敌机的蔑视。

联初的教员主要来自杭初、杭女中、嘉中、湖中等校，也有碧湖当地聘的。饱经流离之苦的学生深知这一切来之不易。他们衣衫破旧，面带饥色，然而求学心切，精神饱满，学校里弥漫着浓厚的学习空气，天蒙蒙亮，田野上就到处都是他们朗读语文、英语的声音。各科的内容与课时大致照常，增设了救护、防空、宣传、歌咏等内容，体育、童子军的课程和活动加多，南山下、广场上，彩旗飘扬，每年的春、秋运动会，师生大显身手，经常突破省纪录。清澈见底的江水倒映过他们未脱稚气的面孔，碧湖原野上回荡过他们的歌声。

沈家祠堂、叶家祠都有阅报处，每学期要举行时事测验，并以时事为题材，举行作文比赛、演讲比赛、辩论会等。学校还成立了一个“飘零剧团”，有时上碧湖街头演出抗日话剧。唐世芳校长作词、音乐老师俞绂棠作曲的联初校歌传唱一时，荡气回肠，萦绕在每个联初学子尤其是杭、嘉、湖沦陷区流亡学子的心头——

群峰围广地，绿草碧如湖。患难来求学，勤勉倍往初。试一问：三忠高镇名圣湖，烟雨轻笼鸳鸯湖，英冢胜光碧浪湖，千秋胜景今如何？不堪敌马纷纷踹，无奈灾黎惨惨呼。忍令河山遂改色，誓倾汗血洗尘污。伯兄居前导，仲昆更后扶。钱江冲浪过，策马入名都！

“三忠高镇名圣湖”是指岳飞、于谦、张苍水埋骨的杭州西湖，嘉兴南湖与西南湖合称“鸳鸯湖”，碧浪湖指的是陈其美埋骨的湖州碧浪湖，联初就是杭、嘉、湖三地的中学组成的。

从沦陷区来的学生大都失去了经济来源，寒暑假也无家可归，完全靠“战区学生救济金”维持生活。联中成立时按规定将救济费分甲、乙、丙三等，来自沦陷区的都是甲等救济，一切应缴的费用全免，所有外穿的制服、书籍、伙食全部靠国家供应，每月发几元零用钱，可以买纸张、文具。查良镛的家乡海宁早已沦陷，在校享受甲种救济待遇，他穿的衣服是在青训团时发的军服，内衣裤、鞋袜等衣物没有着落，到了天寒地冻时也是穿两件单衣，没有鞋袜，赤脚穿草鞋。

学生运米搬柴，甚至自己管理膳食，每个同学轮流到厨房工作，食费很少，勉强维持粗茶淡饭，三餐红米饭，南瓜叶做蔬菜，“清水煮黄豆”“盐水烧芥菜”是当年碧湖生活的写照，每星期加两次餐，吃几块肉，靠的是用淘米泔水和拣剩的菜叶边皮自己养的猪。

每天早晨起床号一响，穿军装、打绑腿、着破鞋，然后赶到教室前的空地上集中，列队跑步到大操场，新的紧张的一天学习生活就开始了。一天的功课排得满满的。碧湖没有电灯，最初只能靠油灯和土蜡烛照明，后来教室里晚自修时用上了煤气灯，宿舍里点的是清油灯，在火光幽幽之下温习功课，“油灯旧烛同窗读”。不是星期天一般不许出校门。几乎每天都有敌机空袭，甚至一天几次警报，课业时常被打断。

初三这一年面临升学考试，对他们来说，虽说是从联初考到联高，但考试是严格的，复习功课十分紧张，连休息时间也很少，吃饭都是匆匆忙忙的。有一天查良镛突发奇想：考学这么辛苦，何不编一本针对小学升初中的参考书，可以减少应考者的复习时间？他把这个想法和张凤来等两个要好的同学一说，他们都表示赞成，说干就干，三个人合编了《献给投考初中者》。他们搜集了当时许多中学的招考试题，加以分析解答，用一种易于翻查的方式来编排，由丽水的一家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这本书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一直行销到福建、江西、安徽等地。

这是查良镛一生出版的第一本畅销书，赚到很多钱。那时家里经济来源断绝，穷得没办法，就是靠了这本书的收益，他们三人都顺利从高中毕业，再到重庆去上大学，还帮助了其他的同学。对一个15岁的少年来说，这是一次商业上的成功。他能抓住消费者的需要，用简捷的方式来满足他们。他自认为这是一种洞悉读者心理的直觉能力。

此书长销不衰，到1942年《东南日报》上还有广告。

五、《阿丽丝漫游记》

1939年6月，查良镛从浙江省立联初毕业，下半年进入联高，从沈家祠堂搬到了龙子庙，同在碧湖镇上。联高校长是他所熟悉、敬爱的张印通。联高名师云集，国文老师钱南扬是元曲专家；地理老师陈铎民从不带课本，把一门本来枯燥无味的功课讲得十分生动；历史老师孙正容是国学大师孙诒让的后人，上课也不带课本，讲得条理分明，逻辑清楚；数学老师崔东伯、沈儒余、黄人达、敖弘德等逻辑严密的讲解和精当的解题引人入胜；化学老师斯芳、物理老师徐兆华等通过精练的语言、直观的手段引导他们探索科学的奥秘；英语老师杨彦勉、陈楚淮，图画老师孙多慈、音乐老师吕震坤等都是一时之选。联高学生全部实行军训制，身穿军服，腰束草绿色铜扣（联高标志）的腰带，打绑腿，校长也和他们装束一样。

联高本部在龙子庙，庙后新盖了两处草舍，有十几个教室。生物、化学、物理的教室、实验室设在广福寺。一年级男生的宿舍在胡公庙。查良镛的英语成绩很好，高一两个学期分别为87分、92分，国文73分、80分，算学两次都是70分，比较普通，历史、地理成绩很好，都是95分。

龙子庙最吸引查良镛的是图书馆和阅览室，联高的图书、设施主要来源于杭州高级中学，杭州沦陷前夕，杭高几乎把所有图书、仪器都及时转运出来了。图书馆设在紧靠龙子庙北墙的平房内，有《万有文库》《大英百科全书》《国学基本丛书》《汉译世界名著》等，鲁迅、茅盾、冰心、巴金等人的著作都有，邹韬奋的《萍踪寄语》、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甚至斯诺的《西行漫记》也可以借到。不大的阅览室靠墙四周陈放着各种辞典、字典、百科全书、中外地图册等工具书，报刊架上有《大公报》《东南日报》《译报》等，有《中学生》《科学画报》《国文月刊》《全民抗战》等，《大公报》是查良镛喜欢读的报纸。

这一群少年男女都生在山温水软、环境富裕的江南，不知天高地厚，平静而幸福的生活突然被血与火的抗战打断，碧湖求学的时光令他们珍惜。查良镛在这里读了不少新文学作品，喜欢上了巴金。当时，男女学生中最流行的就是巴金和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作品。巴金的笔底充满温情，直接触到他们的心灵。他小学时就在袁花家中读过《家》，读到鸣凤自杀、瑞珏难产而死等情节，还为此流过泪。《春天里的秋天》《秋天里的春天》（巴金译著）那时给他印象最深，“因为抒写的是少年人的心怀和轻淡的恋情，少年人觉得是自己的事，对于真诚之爱受到挫折的不幸，感触是极深的”。

鲁迅的书查良镛觉得太深刻而锋锐了，没有引起多少内心的共鸣。他读了雨果的《悲惨世界》，是苏曼殊不完整的译本，虽只是片段，但给了他强劲无比的震撼，觉得其文学价值远远在他喜欢的另外两个法国小说家大仲马、梅里美之上。

联高学子的课余生活很活跃，爱好戏剧的组成剧社，爱好音乐的结成音乐社，还有爱好美术、摄影的，还有制造肥皂、甘油的。查良镛的爱好是读书、围棋还有写作，当时校内各班级学生可自由编写壁报，为他提供了用武之地。

查良镛一直很喜爱唐人的一篇传奇《虬髯客传》，认为虎虎有生气，可以看作是我国武侠小说的鼻祖。他就在图书馆查参考书，写了一篇《虬髯客传的考证和欣赏》，主要考证该传的作者是杜光庭还是张说，因为典籍所传，有此两说，结论是杜光庭说证据较多。此文在壁报上登出，教高三的国文老师钱南扬是研究元曲的名家，对此文颇加赞扬。小孩子学写文章得到老师的赞好，他深以为喜。

1940年，查良镛在壁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却差一点被开除。

有一天课余，联高忽然人头挤挤，有数十人围着图书馆外走廊上的壁报，前排有人高声朗诵，后面听的无不拍手称快。原来壁报上登了《阿丽丝漫游记》一文，描述阿丽丝小姐千里迢迢来到联高校园，兴高采烈遨游东方世界之际，忽见一条色彩斑斓的眼镜蛇东游西窜，吐毒舌，喷毒汁，还口出狂言威吓教训学生：“如果……你活得不耐烦了，就叫你永远不得超生……如果……”眼镜蛇时而到教室，时而到寝室，或到饭厅，或到操场，学生见之纷纷逃避。文章的作者就是查良镛。

查良镛从小喜欢沈从文的作品，很可能读过《阿丽思中国游记》，也可能读过赵元任翻译的英国儿童文学作品《阿丽思漫游奇境记》。联高学生一眼就能看出“眼镜蛇”影射的是训育主任沈乃昌，此人戴一副眼镜，“令人讨厌，不近情理”，平时讲话总是带着“如果”二字，学生背地里叫他“如果”。“有些男同学和女同学经常来往，也不是恋爱，不过是亲密一点，就给开除。还有同学在休息时间下下围棋，训育主任也不许，还把围棋没收。大家都敢怒不敢言。”学生们平时像躲瘟神一样躲着他。壁报前的人越聚越多，《阿丽丝漫游记》立马传遍了整个联高校园，也传到了训育主任那里，这下他闯祸了！

训育制是国民党一党专制下的特殊产物，推行党化教育的一个重要手段，早在1929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就制定了《中小学训育主任办法》，开始实施训育制。日寇大举入侵后，大片国土沦丧，大量学校或关闭，或流亡，训育制受到了削弱。1939年1月，国民党再次制定《训育纲要》，决定在全国各地学校普遍推行训育制，每个学校的训育主任（大学叫训导长）必须是国民党内“忠实的同志”，任大学教授或专科学校教员二年以上并“卓有成绩，学望品行足资表率”者，经审查合格方可上任。杭、嘉、湖等地沦陷，省教育厅搬到了丽水山区，厅长许绍棣只能抓住几所中学，派训育主任就是主要手段。1939年四五月间，联中高中部就发生过驱逐训育主任沈咸震的事件，教育厅强令开除钦本立等七名学生，经校长张印通等申请，才改为退学。

继沈咸震之后，教育厅任命34岁的沈乃昌为联高的训育主任，同时负责教公民课。沈是江苏盐城人，毕业于东吴大学法科，到联高之前曾为江苏省立扬州中学训育主任、国立广东法科学院和中山大学讲师。他以“如果”的口吻教训人，做学生的思想检查官，到处监视学生的一举一动，学生视他如蛇蝎，难怪查良镛以“眼镜蛇”喻之，一时大快人心。训育制、训育主任为学生所讨厌，不仅是在联高。查良镛一时兴起，借阿丽丝之口说出广大学生心里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完全是童言无忌，少年人的一股冲动，没有考虑到后果的严重。

这是查良镛一生遭遇的最大危机之一，一旦被学校开除，将不但失去继续求学的机会，连吃饭、住宿都会发生问题，“那是生死系于一线的大难”。张印通校长极力为他争取较轻的处分，但权力凌驾在校长之上的训育主任一定要赶他走，校长也无可奈何，只能勉力将“开除”改为“退学”，并努力帮他转学，同学余兆文也帮他一起办理转学手续。

六、“石梁静岩夜夜心”

离开碧湖，翻山越岭，穿过松阳、遂昌、龙游，查良镛来到衢州石梁镇，这是1940年7月。他肩上挂着一个大书袋和简单的行李，手中捧着两盒围棋。同学江文焕、王浩然把他接进宿舍，几天相处下来，意气相投，他们同情他的困难处境，很快就把他当作新的知己了。

衢州中学创办于1902年，时为浙江省立第八中学。抗战爆发，衢州遭到日机轰炸，衢中先从城内府山下临时搬到东乡，1938年再搬到西乡石梁镇落下脚来。石梁人口不足一千，在衢州城西北约二十里，中间一片平坦，四面的群山怀抱着石梁的烟树人家。

衢中有初中、高中、师范及附小，最多时四十多个班级，分散在石梁镇和上、下静岩村。高中部设在阡陌纵横、翠岗萦抱的下静岩村。一切因陋就简，借用民房的厅堂、大院或祠堂、庙宇做校舍，临时搭建了一排一字形的教室，以箬叶为顶、竹泥为墙，操场就修在溪滩边。因教室和师生宿舍散落在石梁附近上、下静岩等小村子里，上课、下课与起床、就寝都靠吹军号，镇上架起一个数丈高的军号台，司号员在台上以不同的号谱向东、西、南、北各个方位发出信号。

那时的物质生活非常艰苦，床板由几条竹片编成，课桌、课凳是用长木条搭成的。吃的是糙米饭及缺油少盐的甜菜、萝卜，很少吃到豆腐，一周改善一次生活，每人也只是几小片薄薄的猪肉。晚自修没有电灯，每个教室只有一盏汽油灯，煤油紧张时，连汽油灯也点不上，两人乃至四人合用一盏清油灯。

全校男同学一律剃平头，女同学发长不得过耳。穿的是齐一的校服，初中和简师学生着黑色制服和黑学生帽，高中学生着黄卡其制服和黄学生帽，他们唱着有力的校歌：

三衢要冲，九峰巍立，万壑争流水滔滔，聚千百英豪修学励行习体操，适应抗战中需要。狮子般力量，骆驼般精神，勇猛、沉着，钢铁般意志，陶冶、训练、不屈不挠，哪怕世界狂涛，哪怕顽敌凶暴。同学们，增进智能，负起责任，期把我国家重新建造。

查良镛与江文焕、王浩然三人成了“三驾马车”，经常出没在静岩的道路上。他们三人天天同出同进，宿舍的床位连号，教室的座位基本上排在一起，吃饭也在同一张桌子。有时夜自修下课后，他们到小店加餐，三人同吃一大盘炒年糕或炒面，吃得津津有味。查良镛比江文焕小好几岁，称他为“焕哥”。只要天气允许，晚饭后他们常常一起散步，沿着溪旁通往衢州城的大路徐徐前进，欣赏落日余晖下田间和山野的风光，笑声朗朗，消除一天来学习的疲劳。

那时，围棋名家汪振雄在桂林主持围棋研究社，查良镛从千里之外写信求教，前后通过几次信。汪先生笔力遒劲，每次来信很少谈围棋，总是勉励他用功读书。课余时间，他常与江文焕、王浩然等同学下围棋。他教王浩然下围棋，耐心地讲金角、银边、草肚皮的道理。有时下棋不服输，他们也会追追打打闹着玩。

七、《一事能狂便少年》

查良镛也是一名体育运动爱好者，体育毕业成绩是82分，军训成绩75.2分。他平时最喜欢打排球。在几届校运动会上，最后的一项“高中男生武装负重赛跑”，他总是第一个冲刺到终点。

衢中的体育课不限于田径和球类练习，每星期还有一次爬山比赛，白云山、东山尖都留下了他们的身影。在白云山上俯视石梁镇，田野、丘陵连绵，一片郁郁葱葱，石梁河缓缓流过，溪水如带，环绕着茅舍瓦屋，炊烟袅袅，恍若战火中的“世外桃源”。衢州城外的烂柯山也成为他们假日游玩的好去处，群山盘亘，主峰如一座巨大的石梁，蔚为壮观，繁花萝藤，目不暇接。《射雕英雄传》中一灯大师在湘西的隐居处，依稀就是这里的景色。

学生每天都要写一篇自拟题目的短文，日记簿由学校统一印发的“土报纸”制作，级任老师要批改。抗战时期衢中有一个阵容强大的国文教师群，王西彦、袁微子、陈康白、陈友琴、曹百川、张厚植、方光焘、屠伯和、何植三等先后在这里任教。查良镛的语文成绩比碧湖时要好，几个学期的考试成绩为85分、83分、88分、86分，毕业成绩为83.9分。每当作文课，他都是当堂第一个交卷，获得最佳评分，作文发下来，大家争相传阅。

图书馆尽可能地为师生提供参考书籍，每逢星期六下午或星期日上午，学生常常到石梁校本部图书馆借书和还书。校图书馆藏书颇丰，有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查良镛最爱借其中的世界名著——

在衢州中学的两年，是我最快乐、最难忘的时光。尽管当时读书条件很艰苦，但衢州中学的老师对我很好，学习氛围也很浓，我受益很多。我当时在校图书馆借阅了许多书籍，特别是《万有文库》中的古今中外名著。

学校设有阅报栏，订有金华出版的《东南日报》。《东南日报》在浙江、江西、福建乃至西南拥有十几万读者，陈向平长期主编的副刊“笔垒”，与《大公报》桂林版的“大公园”副刊被秦牧誉为“东西双星”，吸引着衢中师生。

1941年9月，衢中学生自治会创办了一个四开的旬刊《驼铃》，在石梁镇的一间印刷作坊石印，字迹清晰，编排设计很有特色，有小品，小评、小通讯、小报道、小记事、小打油诗，甚至有“厕所文学”等，可惜只出了四期。在这样的环境中查良镛无疑如鱼得水。9月4日，他在《东南日报》“笔垒”副刊发表《一事能狂便少年》，用的是老师给他取的笔名“查理”，标题来自前辈同乡王国维的诗句——

去年，我的一位好友被训育主任叫到房里去，大大地教训了一顿。训到末了，训育主任对他说：“你真是狂得可以！”

是王国维先生说过罢：“一事能狂便少年。”狂气与少年似乎是不可分离的。他不能勉强自己赶快增加年龄，于是，暑假后不得不换了一个学校。

这位友人是那些有着火热的情绪的人之一，他做起各种事情都像在拼命。而使他成为我最亲密的友人的，正由于这种性格。因为狂气固然会使保守者感到非常愤怒与厌恶，而冷静同样要使狂气十足的人觉得万分地不可忍耐。对于这个，我和安德雷·马罗斯有着相同的见解：“其间发生的误会与不幸，应当归罪于人类的天才，胜于归罪于个人的恶德。”所以我不愿意使自己对这位训育主任有什么不敬的意见，因为我知道我和他几乎相差三十岁的年纪。这种差异是不可超越的。我只以为放弃教育手段而勉强别人增加年龄是一件不值得赞美的事情，并且狂气也不是同他所想象的那样，是一种非常要不得的东西。

“狂气”，我以为是一种达于极点的冲动，有时甚至于是“故意的盲目”，情情愿愿的撇开一切理智考虑底结果。固然，这可以大闯乱子，但未始不是某种伟大事业的因素。像我们不能希望用六十度的水来发动蒸汽机一样，一件惊天动地的事业要以微温的情感、淡漠的意志来成就，那是一件太美好了的梦想。我要这样武断地说一句：要成就一件伟大的事业，带几分狂气是必需的。

……

我们要求许许多多的，像法国大革命时代一般志士追求自由的狂，马志尼、加富尔的复兴民族的狂，以及无数的科学家、艺术家、探险家等对于真理、对于艺术、对于事业的热狂。

当时衢中文风很盛，陈康白、袁微子等老师，罗威等同学都在“笔垒”发表过文章。查良镛的文章文笔犀利，在衢中引起小小的轰动，阅报栏前吸引了不少同学。小小年纪，论述却颇见功力。这是他亲身的经历，真实想法的流露。难怪陈向平要将它发在“笔垒”头条，并乘出差衢州之便到石梁来看看这个查理。令他意外的是查理只是一个高二学生，“身高背宽，呈正方形的脸上架一副近视眼镜”，虽然营养不良，瘦骨嶙峋，却“颇有学者风度”。年龄的差距没有妨碍他们一见如故，谈得很是投机。陈向平还指点他来年去报考西南联大。

八、《人比黄花瘦》

同年12月7日，又一篇署名“查理”的《人比黄花瘦——读李清照词偶感》刊登在“笔垒”版首——

由于对弱者的蔑视超过怜悯，由于习惯了用严峻的眼光观察一切事物的内在，我对李清照那传诵一时的名句“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可以说是反常地保持着一种十分不愉快的感觉。它总使我想到一幅很凄楚的图画：一个瘦小的女人弱不禁风地站在一丛菊花前，因而引起了许多近乎是无可奈何的联想。它使我强烈地意识到李清照在这句子中是故意显示自己底柔弱，而目的在引起别人的同情。她是深深地浸沉在自我怜惜中。

因为在这里我不是来非难李清照，企图用什么她不应当承受的言词来侮蔑这位我们要给予同情的作家。在从前，女子处在被保护者的地位，求得别人底同情常常是一种有效的达到她目的的手段。我是对现代一切吟风弄月，缺乏战斗精神的思想提出抗议，我控诉那种自我怜惜的心理。

人类的精神状态总是处在人性与兽性的冲突下，高贵伟大等是人性胜利的结果。孟子性善的学说支配了中国几千年。但现代心理学家的意见，人类的本能却大部分是丑恶得使人不能正视的。求得别人同情与自我怜惜也是这种本能之一种。

儿童希望得到慰藉，则显示自己底创痛，或甚至伤害自己以得到充分的悲怜，即使是成人，也未必减少一些这类的冲动，不过因了教育与经验，而有各种不同的表现方式罢了。李清照这诗句是这种形式的技巧上的完成，而把自己底痛苦夸张到荒谬绝伦的程度是这类性质的绝顶。比如乞丐们故意毁坏身体以作为生存的手段，他们巧妙地利用了人类底弱点。

对于这些病态的心理，我们要求制止。

李清照以“人比黄花瘦”为得意，而抗战的巨潮并不曾完全夺去这种思想。为了有些近乎肆意谩骂我不愿引用，否则，韩愈的一句批评似乎是颇适宜的：“摇尾乞怜”。

……我不是对“同情心”有什么否定的意见。相反地，对于真正不幸者的同情我以为是最高贵的一种感情。但故意的做作却完全是另外一件事。人类的弱点应该得到同情，但这同情不应该由这弱点的保有者故意地去求得。

查良镛对南宋词人李清照的名句大胆提出自己的看法，在当时抗战的大背景下，他批评“一切吟风弄月，缺乏战斗精神的思想”，以及“自我怜惜的心理”，虽然他对弱者的蔑视不无少年人的偏激。

衢中的教师和高年级同学经常说起查良镛的国文和英文根底深厚。他的英文成绩一直在同学中保持着优势，在石梁的四个学期分别为85分、91分、91分、90分，毕业会考90分，以89.6分的平均成绩毕业。

查良镛在全校性的各项活动中多次崭露才华。1941年全校举行“双十节”文艺会演，他自己编导并主演的英语话剧《月亮升起》（RisingoftheMoon）在石梁广场演出，观众虽听不懂，却感到别致新颖。全校英语教师则一致称赞演员们发音正确流利。每学期一次的全校性独唱比赛，唯有他唱的是英文歌，声调高亢而凄厉。

九、鼠疫

衢州位居浙、赣、皖、闽四省交界，地势险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抗战前夕便修建了机场，是战时东南数省最大的机场。日寇飞机频频轰炸衢州就是针对这个机场，群山之间的石梁也时遭敌机轰炸。有时正在上课，敌机来袭，师生就疏散到附近的田边、溪边，敌机一去，再回教室上课。有一段时间，因敌机空袭频繁，他们到山丘地带上课，学生坐在草地上听课、记笔记。一次，炸弹在查良镛身旁不远处爆炸。他立刻伏倒，听得机枪子弹在地上啪啪作响。听得飞机远去而站起身来后，见到身旁有两具死尸，面色蜡黄，口鼻流血，双眼却没有闭上。附近一个女同学吓得大哭，他只好过去拍拍她肩头安慰。

1940年10月4日，日机在衢州城内空投黄豆、麦粒、麦麸、棉花、传单和跳蚤等，感染了鼠疫杆菌的跳蚤不久即造成鼠疫流行，蔓延六年，波及衢县的51条街巷、19个村庄，死亡1160多人，1941年5月中旬是发病高峰。鼠疫在城中蔓延，病者绝对治不好，情况十分恐怖。哪一家有人染上了，军人就将病人搬到衢江中的一条船上，任其自死，七天后放火烧船，叫这家人换上新衣，什么东西也不能带，立即出门（官方补还其钞票），将整座房子烧了。

当时查良镛读高中二年级，在石梁乡下上课，他的同班同学、体育健将毛良楷染上了鼠疫，全校学生、校工立刻逃得干干净净。毛君躺在床上只是哭泣，班主任姜子璜老师拿出钱来，重金雇了两名农民抬毛君进城，送上衢江中的一艘小船。姜子璜是史地老师，学识渊博，品德高尚，上地理课不带教材，凭一张地图就可以把山川形势讲得清清楚楚。查良镛是班长，心中虽害怕，但义不容辞，在黑夜中跟在担架后面步行，直至江边和毛君垂泪永别。回到学校，他和姜老师互相向全身泼热水，以防身上留有传染鼠疫的跳虱。整个抗战期间，他自觉有点勇敢的事就只这么一件。

毛良楷患鼠疫死亡，全校放假七天，查良镛心有余悸，可怕的鼠疫活生生地夺去了同学的生命，这是他第一次真实地感受到死亡的切近和恐惧。他目睹同学被抬上死亡之船，小船孤零零地停在江上，上船就是被隔绝，就是等死。衢江边的生离，就是死别！船离他而去，生死成一线，衢江边和同学垂泪永别的那一幕、那个夜晚永存在他的生命深处。无情的战争夺去了母亲的生命，弟弟的生命，还有同学的生命。衢江悠悠，岁月流逝，日本细菌部队（731部队）的罪行并不会因此而被遗忘。

1941年11月中旬，衢中发生反对训育主任杨筠青的学潮，在衢州和浙江教育界引起轩然大波，查良镛也被列入“过激学生”的黑名单。校长陈博文原是省教育厅督学室主任，比较爱护学生，尽量减轻对学生的处罚，使学校恢复上课，他因此免于被开除、失学的命运。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加紧对金华、衢州等地的攻势，1942年4月，二十万日军沿浙赣线西进，衢州城的房屋几乎全被炸毁，人心惶惶。城里人一早就提着装了食品的警报袋出城避难。石梁近在咫尺，也不得安宁，早饭后任课老师就分头带领各班学生疏散到山边树林上课。一个星期天，不少学生在教室里做作业，警报一响，大家纷纷疏散出去，跑到田边洼沟里躲避。十几分钟后，一架敌机在教室上空咆哮，然后低空盘旋，打了几个圈才飞走。

5月24日，日军攻陷金华、兰溪等地，衢州危在旦夕，学校决定停课疏散，毕业班提前草草毕业，学校给学生发了流亡学生证明，一张小奖状大小的纸，上面印着证明文字，盖上衢州中学的公章。查良镛的高中生涯就此结束。他的毕业成绩平均82.9分，在全班名列前茅，同学中70多分的居多，也有一些60多分，王浩然69.5分。查良镛的英文、国文、历史、地理成绩都很突出，算学、物理、化学、生物也好，只有图画、音乐弱一点。

不久，衢州沦陷。8月，衢中搬到遂安县夏洲村，一个偏僻的深山里。

十、《“千人中之一人”》

告别石梁不久，查良镛与《东南日报》副刊编辑陈向平再次相遇。《东南日报》在1937年11月19日杭州沦陷前西迁金华，1942年5月20日金华告急，《东南日报》分两路分别向江山、丽水撤离。陈向平随报社先往江山撤离，他们的重逢就在这时。

烽火连天，一个少年，一个中年，忘年之交，促膝长谈，查良镛大谈自己的友谊观，陈向平建议他把这些见解写下来。

陈向平带着装了“笔垒”来稿、来信的包袱，一路颠沛流离，抵达福建南平。8月21日恢复出版《东南日报》南平版。从9月3日开始，署名“查理”的长文《“千人中之一人”》分五天在副刊“笔垒”连载，共六千多字——

……“千人中之一人”的友谊真是人类所能得到的最大幸福，你假如能得到，你真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一个人！因为在你想起他的时候，不感到痛苦，如果有难受的重压，也不畏惧，如果有恐怖的威胁，你可以忘记一切，但永远不会忘记他，永远不愿舍弃他，因为九百九十九人是世界的，但“千人中之一人”却是你的。你们互相爱，大家不爱自己，由一种精神一种意志牵制着你们两颗心。你能恬然地享受幸福，安然地忍受不幸，因为一切都要过去的，只有你和他的感情长存，在永恒前你难得顾虑到暂时。当你想到无论何时总有一个人在全心地赞同你，支持你，你真是有福了。

在他面前你觉得更迫近永恒，你意识到了人的存在与世界的美好。在他面前你的生活会几乎是纯洁得近乎圣的，一种神明的精神充沛了你的思想。在他面前你因感谢他、赞美他而卑视最伟大的王国。为了尊敬他——相互的尊敬是完美的友谊底必要条件——所以即使在最亲密的戏谑中也保留着一些宗教性的严肃，一些希腊风的宁静。为了一种能与他相配的意念使你苛于责备自己的缺点，而无时不在想改善自己。在他面前你会发挥出自己所有的能力，没有一点才能在他面前会不被解放的，所以即使在日常的交际中，你也会惊异自己的灵智突然发展，各种动作中这样地流露着天才的痕迹。对“千人中之一人”的爱无异是一种信心的表现。有些事情，你与成功之间的鸿沟几乎是不能超越的，但藉了这种信心，你是超越了。

人生中假使没有友谊，我真不知道生活将变成如何地丑恶的一个东西。你想哪，一个没有花儿的春天，一朵没有色香的花儿。生活中失去了主要的精神享受，我们靠着什么的支撑来面对这苦难的人生呢？西塞罗以为这简直是如从宇宙中摘去了太阳。

……友谊中只有喜乐而没有如恋爱中所感受到的痛苦；友谊不至如恋爱那样在感情中完全抛弃灵智的调和；友谊不像恋爱那样达到了最高峰之后就要改变其素质。友人中间在思想上，生活方式上是一个绝对的和谐，而两性间在这方面是天然冲突的。最主要的，友谊的产生是完全由于纯洁的自然流露，其中没有一点利益的希冀；而恋爱的发生却是由于为满足人性的要求。友谊是心理上的，而恋爱是生理上的。友谊的价值在情感的本身，而恋爱中若不存在“占有对方”的心理，则恋爱也不成其为恋爱了。巴尔扎克以为联合健康、聪明、类似的家世、趣味、环境、年青，爱情自然会诞生的，但友谊却需要更严格的条件：因为爱情是人类的选择，友谊是自然的选择。

人是不会懂得幸福的，如果没有与一个对你心中不存丝毫利害观念，却永远准备为你尽力的人在一起度过一段时候。因为你不会懂得世界上有一种东西可以构成一个人的精神状态，保卫了这种精神状态的人，即使是最平凡的事，也会变成神奇，在最不幸的环境中，也会感到快乐，这就是所谓“秋天里的春天”！

这种东西就是与你“千人中之一人”之间的友谊。

……永远绝对信任他，即使他对你已犯了一万次过失，在第一万零一次上仍旧不要有半点怀疑的心，因为“千人中之一人”是不会牺牲他朋友的。并且在真正的友谊中，不适用一般道德尺度的衡量；世人诚实，否则别人就要不信任他。但是你信任朋友难道也要以他对你诚实为先决条件吗？至于你，当对他永不失信，因为你的目的是处处地方使他喜乐。信的意义有二，信任朋友（不怀疑他的品德与见解，不怀疑他对你的感情）与信守自己对他的约言（人们借口种种困难而不守约言，其实是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的，假如你存着信约高于一切的心）……

一个能有“千人中之一人”爱他的人真是值得最高的艳羡！你无论走到哪里，他的友谊永远不离开你。你成功了，他会比你自己更快乐。你失败了，他会比你自己更难过。“所以你永远是不会失败的！”他始终了解你，信任你，鼓励你，扶助你，为你做他所不愿为自己做的事情（如伤害了自尊心而为你去请求别人之类）。你不会再畏惧命运的愤怒，物质的凌虐，人类的恶意。在他面前你会觉得这正是你所祈求着的永远不变的状态。你求得了生命与生命律令之间的和谐，得到了真、善、美至高理想的实现。这样的友谊中包含了人所企求的一切——光荣、爱和精神上的快乐。你穷，其实是富的；你弱，其实是强的：因为“千人中之一人”的友谊是一宗最大的财富，最大的权力。

“这样的人，我们去寻访罢，即是二十年也算不得苦！”因为《马太福音》中写着：“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

查良镛心目中的友谊何等神圣。一个高中刚毕业的少年，在战火纷飞、前途茫茫的时刻，一气呵成，写下他对友谊的认识，写下对人类最纯洁友谊的向往与追求。他在高中时通读过《圣经》，此文以引用所罗门的话开始，以《马太福音》结束，中间还引用了《箴言》《撒母耳记》等，可以看出他对《圣经》的熟悉。《东南日报》当年不因人取文，一个少年学子的习作才得以幸存下来。

十一、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

查良镛与江文焕、王浩然、黄文俊、吴汝榕，还有三个女生程正迦、程正返、朱卿云结伴踏上西去求学之路，继续乱世中的求学梦。从浙江到重庆，数千里的漫漫长途，一路颠簸跋涉，形同流浪。他们一行八人先在衢州航埠乡王浩然家里集中，带着随身衣物和路上吃的炒米，挤上去江西的火车，凭着流亡学生证明可以免票。车上挤满了逃难的男女老少。

火车开出浙江，天就下雨了，越下越大，暴雨引起山洪，冲塌了前面好几段铁路路基，车到江西贵溪，浙赣铁路中断，火车停开。查良镛年纪最小，话很少，一路都听江文焕拿主意。程正迦印象中查良镛的个子没有她恋人江文焕高，是个忠厚老实的小弟弟。

八个人在贵溪站台上商量，决定还是继续去大后方，火车不开，靠两条腿走。为避免遭遇日军，他们选择走山路。他们背着行李，男生背重的，女生背轻的，靠着随身带的指北针把握方向往西走。山路曲曲弯弯，好几次他们顺着一条小路走到头，下面是悬崖峭壁，只好回头重新找路。有时钻过盘根错节的杂树林、毛竹灌木丛，不小心踩到蛇、爬虫，吓出一身冷汗，路却找到了。山上渺无人烟，渴了，喝山泉水；饿了，吃炒米。炒米吃完了，幸亏还带了生米，怎么吃呢？他们随身带着课本、铅笔盒，把米放在铁皮铅笔盒里，添点水，捡干树枝点火做饭吃。既怕撞到日军又怕碰到野兽，他们如惊弓之鸟，听到一点可疑的声音就钻进树丛草丛躲起来。走到南丰，才知日军刚刚占了南城县。他们与日军几乎同时走在两条平行线上，日军行进的大路与他们相距不过十公里！

因为连续赶路，日晒雨淋，吃不好睡不好，除了查良镛，另外七个人都病倒了。他们住进一户人家，房东老大娘收留了他们，让男生睡堂前，女生睡里面房间。八个人商议接下来怎么走，查良镛说要去湖南找老同学，王浩然、朱卿云提出去投靠亲戚。他们一行分开了。

他们大约在赣州分手。蒋经国时任赣南行署专员，查良镛读中学时就对蒋经国的“蒋青天”大名听之已久，经赣州时，他还到专员公署去看了一看，并不觉得有什么特异之处，唯一印象深刻的，是赣南人的发音，读专员公署四字时，听起来就是“转运公司”。很多年后，他还记起此事。

1942年冬天，查良镛辗转到达湘西。偏僻的湘西，战时成了进入四川的重要通道，西南公路由此通过，贯穿四川、贵州、云南、广西的交通。

这时，查良镛带的盘缠已用得所剩无几，有一个同学家在这里，可以暂时借住。离考期尚远，他决定在同学哥哥开办的私人农场一边干活，一边复习功课。美丽、贫困而神秘的湘西成为他临时的栖息地。直到1943年初夏，联考的考期将临，他才负笈前往重庆。

处于长江与嘉陵江汇合处的重庆，“是一个风云际会之点，是一个具有夸张的地理意义的临时宿营地，像慕尼黑和凡尔赛一样。重庆是一个成千上万人分享过的插曲……”

1943年，查良镛也汇入了这支“插曲”之中。王浩然、江文焕也先后到了重庆，三人都考取了西南联大外文系，这是查良镛的第一志愿。这所由北大、清华和南开组成的战时临时大学，成为千万学子向往的神圣学府。他虽然有幸被录取了，却因为没有钱，西南联大远在昆明，路途遥远，最后放弃了。他同时考取中央大学、四川大学的外文系，也觉得经济上负担不起，他和王浩然选择了不收费的中央政治学校，江文焕独自到西南联大入学，还替他俩办理了保留一年学籍的手续。

查良镛在中央政治学校读的是外交系，他自称从小爱看外国名著，对英文很有兴趣。他想做外交官，主要是想周游世界。那时许多中国人都很想到外面去看看，而做普通工作很少有机会出国，外交人员却不同，即使普通职员也有机会出国。虽然这所学校的外交系很难考，他却偏喜欢向困难挑战，所幸中英文都考得不错，考上了。那时，很多有出国梦的学子都有相似的想法，与他同龄的绍兴中学学生陈桥驿看到大学招生简章，对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最有兴趣，后来辗转到江西投考，就是冲着这个系去的。

查良镛自嘲在中央政治学校读书的唯一好处就是方便，免受家庭的约束。学校是国民党训练干部的地方，衣食住行样样供应，以至于他跟家庭几乎断绝联系了。当然，他完全依靠公费生活，手头还是拮据的，他常常想去成都玩玩，也因没有旅费而始终没有去成。

中央政治学校是国民党“党立的最高学府”，前身为中央党务学校，1927年成立于南京，蒋介石亲任校长。1929年，改名为中央政治学校（1946年，与“三青团”的中央干部学校合并，改名为国立政治大学），实际主持学校工作的是权势显赫的陈果夫。这所学校的教育方法、课程配置都很特殊，强调军事训练、军事管理制度，第一学期即以军训为主。在“文派学堂武派办”的中央政校，学生见到教官要立正敬礼，敬礼时，脚要用力蹬一下，双脚合拢，挺起胸膛，对此学生们无不牢骚满腹。查出来不到课要受罚，如果不是为了点名，查良镛宁可去图书馆钻一整天，也不愿去受冤枉的苦。

那时，国民党政府中不乏有向日本求和之想的人，经常宣传“岳飞不懂政治，秦桧能顾大局”的思想。有一次陶希圣到学校演讲，语气间就有这样的一些意思，学生听得很气愤，等到他第二次演讲前，一些同学就先在黑板上写了“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这副对联。陶希圣见了这副对联，心里有数，就不再提这个话题了。

查良镛课余也读共产党在重庆公开发行的《新华日报》，喜欢乔冠华以“于怀”的笔名所写的那些国际述评。1944年，他在重庆写过一篇短篇小说，题材是泰国华侨的生活，采用新文学的形式，题为《白象之恋》，参加重庆市政府的征文比赛，获得二等奖，署的是真名。

在半军事化管理的环境下，查良镛读完了一年级。放假前，教育长程天放在全校师生参加的“总理纪念周”上宣布，这一学年查良镛的成绩名列第一，予以嘉奖。暑假里，同学们大都回家去了，他和一些无家可归的同学住在学校。天气炎热，大太阳下除了游泳不能做其他运动，他就在教室里埋头读书，读了大部头的《资治通鉴》和威尔斯的《世界史纲》。《资治通鉴》是中华书局出的线装本，字体很大，薄薄的书本拿在手里颇有古典之乐。《世界史纲》是大开本的插图本，既厚且重，必须摊在桌上，他边欣赏书中的图画，边享受威尔斯以漂亮的文笔叙述世界史事。读得倦了，他便大汗淋漓地蜷曲在窄窄的长凳上睡觉，醒来再读。长凳只有半尺来宽，就是《阿Q正传》里所说的那种条凳，他睡了一个暑假，居然从来没有在梦中掉下来过。多年后回想，他说，《神雕侠侣》中写小龙女在一条悬空的绳子上睡觉，灵感或许由此而来。那个暑假，他以中西两部精彩的历史书为伴，过得充实而快乐。

在碧湖，一篇《阿丽丝漫游记》几乎使查良镛失学；在石梁，他又因反对训育主任的学潮上了“黑名单”。这些教训他没有忘记，到了重庆，他只想埋头读书，尽管中央政治学校的派系斗争很激烈，他从不介入，“我是很个人主义化的，我对校政虽有不满，但却没有兴趣加入对抗校方的政治活动。我只抱着现时西方学生的那种心态，希望多点个人发挥的自由。读书归读书，不要有太多的管束”。

最终查良镛还是闯了祸。“在这所训练干部的学校里，学生多对国民党很忠心，有些守旧的同学甚至会把一些思想比较开明的同学拉到台上去打。我看了很气愤，就去找训导主任辩理，主任反把我骂一顿，说我多管闲事，还说这些打人的同学是见义勇为，打的是异己分子。我说就算不喜欢异己分子，要打人也要讲证据，况且不能这样侮辱同学。但是我人微言轻，终究说不通，就离开了（退学）。”当时，他激动地对训导主任说：“好的领袖，好的三民主义是值得我们去拥护的，但是不能说不容他人怀疑、讨论。”“离开”不是他自愿的选择，他是被勒令退学。

同学余兆文则提供了不同的说法。1944年6月长沙沦陷，8月衡阳失守，接着日军进占独山，窥伺贵阳，重庆震动，国民党一度打算迁都西康。10月，蒋介石提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发起史无前例的青年从军运动，招募大、中学生组织“青年军”。中央政治学校规定，所有学生，不管哪个年级，哪个系科，都要有投笔从戎的壮志和为国捐躯的决心，自己先报名，校方再审批。查良镛不想参军，拒绝报名。“你不参军，他们并不勉强，只是另请高就，滚出学校。”

他在重庆中央政治学校只读了一年两个月，1944年11月又一次失学。

十二、中央图书馆

离开校园，年轻的查良镛前路茫茫，他想到了表兄蒋复璁，当时正好在国立中央图书馆任馆长。他进了中央图书馆，具体工作是登记借书和还书，每天的工作时间从下午两点到晚上十点。

图书馆的工作，薪水不高，仅足以糊口，却给了他大量读书的机会。查良镛在图书馆里一边管理图书，一边读书。一年时间里，集中读了大量西方文学作品，有一部分读的还是英文原版。他比较喜欢大仲马、司各特、斯蒂文森、雨果的小说。雨果的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他读的中译本名为《钟楼驼侠》。在他看来，这些18、19世纪的作家，他们的作品有共同点是“故事性”，但也不限于此：

以“伟大文学”而论，大仲马与雨果的作品正是实至名归。大仲马能在世界文学史中占一席地，自然并非由于他的小说中情节的离奇，而是由于书中人物的生动。能创造一个活生生的人物，是小说家极高的文学才能。

当时，一本以时事译作为主的《时与潮》半月刊在重庆风行一时，这是几个东北青年1938年5月在武汉创办的，以齐世英为发行人，后迁到重庆。因为及时把国际上关于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方面的文章翻译过来，受到许多读者欢迎，每期销到两万多份，又增出了副刊、文艺双月刊，合在一起总销量有三万五到四万份。

查良镛是《时与潮》的热心读者，看到这个刊物受欢迎，也想模仿《时与潮》办一份刊物。他找了几个老同学，合计办一份《太平洋杂志》，刊登从国外翻译过来的作品。他充分利用图书馆丰富的藏书、资料，每天上班时，一有空就着手编他的杂志。下了班，他就带着英汉字典，匆匆忙忙赶到离中央图书馆不远的美军俱乐部，抢译新到的外国报纸杂志，这些报刊由美军飞机直接带来，都是最近出版的。几个穷学生四处借钱，也没有筹到印刷费，好不容易找到重庆大东书局，勉强赊账给他们印了一期，创刊号印了三千册，很快就销完了。但由于纸价飞涨，当他找大东书局印第二期时，他们说什么也不答应赊欠，《太平洋杂志》只出一期就停刊了，创刊号成了终刊号。

在图书馆管图书不是长久之计。第一次办刊的失败对查良镛打击不小，正当他失落、彷徨的时候，湘西那个同学的哥哥有事到了重庆，恳切邀请他再度去湘西，帮助经营农场，并承诺只要等农场开垦出来种上油桐树，就送他出国读书。留学何尝不是他的梦，如此诱人的条件足以令他动心。想到湘西地处偏僻，时间长了，未免寂寞，他向农场主提出一个条件，要带同学余兆文一起去，待遇必须和他一样。农场主爽快地答应了。双方当时交谈的情景，余兆文亲眼所见：

金庸也不是一个计较一时报酬的人，只求有个陪伴，要带我同去，待遇也和他一样，这也是有待农场有了出息以后的事，算不上苛求……所以双方毋须讨价还价，也不必立据定约，只是君子协定，开诚布公几句话就谈妥了。我们又没有什么细软或大包大件要打点的。两人只带了一卷铺盖一只箱，说走就走。

1945年，他向图书馆办完离职手续，就和余兆文匆匆离开重庆，告别了一年中有半年被雾和雨笼罩的雾都。

十三、湘西的民歌

在湘西农场，查良镛还是保持着阅读的习惯。离开重庆时，他带了一箱书，有许多外文书，有空时，他便尝试着翻译。1942年，他就想动笔将《诗经》译成英文，只译了一部分就作罢了。初来湘西，他计划编译一本《牛津袖珍字典》，最终也没有完成。

在湘西种油桐树的时光是寂寞的，也是值得回味的，那是沈从文小说《边城》中翠翠的故乡，那里的山山水水，热乎乎的烤红薯，悠扬的民歌，淳朴的民风都留在了他记忆的深处。

当地汉人苗人没一个不会唱歌，几乎没一个不是出口成歌的歌手，对于他们，唱歌就是言语的一部分。冬天的晚上，我和他们一齐围着从地下挖起来的大树根烤火，一面从火堆里捡起烤热了的红薯吃，一面听他们你歌我和地唱着，我就用铅笔一首首地记录下来，一共记了厚厚的三大册，总数有一千余首。这些歌中谈情的数量固然最多，但也颇有相当数量的歌曲是诅咒当时政治的，然而在一般印行的民歌集子中，却很难看到这些东西，那当然是因为怕犯当政者之所忌的关系。

不知那三大册、上千首铅笔记下的民歌而今安在？

在这个民歌荡漾的世界，查良镛先后两次共生活了约两年时光。难怪他会一次次地想起湘西，《射雕英雄传》中一灯大师、瑛姑隐居的地方都在湘西，“铁掌山”在洞庭湖向西，“经常德、辰州，溯沅江而上，泸溪与辰溪之间有座形如五指向天的高山”。这些地名不是来自书本、地图，而是他足迹到过的地方，是他生命中所熟悉的。《连城诀》中忠厚纯朴的狄云就出自这片土地——“那是湘西沅陵南郊的麻溪乡下”。小说中有个细节，狄云在狱中五年终于出来时，“剥了萝卜皮，大大咬了一口。生萝卜甜美而辛辣的汁液流入咽喉。五年多没尝到了，想到了湖南的乡下，不知有多少次，曾和戚师妹一起拔了生萝卜，在田野间漫步剥食……”

他说：“我的小说中，最好的女人是湖南人，最好的男人也是湖南人。……最好的男主角是很忠厚、老实、朴素，受了委屈也不怪人家，武功不是很好，对人很体贴的狄云，湘西沅陵一带人……我从小就听桃花江的歌，我想象到湖南来可以见到很多漂亮的小姐。实际上当然还是见到了，不过见到了，也只是看看罢了，没有下文。”

湖南的风俗习惯在查良镛的生命中也留下了烙印。《飞狐外传》写到胡斐过五岭入湖南，在衡阳的饭馆吃饭——

少停酒菜送上，湖南人吃饭，筷极长，碗极大，无菜不辣，每味皆浓，颇有豪迈之风……

这当中就有查良镛自身的体验。《射雕英雄传》中描述的沅江的纤夫，正是他熟悉的——

眼见日将当午，沅江两旁群山愈来愈是险峻……只见上行的船只都由人拉纤，大船的纤夫多至数十人，最小的小船也有三四人。每名纤夫躬身弯腰，一步步地往上挨着，额头几和地面相触，在急流冲激之下，船只竟似钉住不动一般。众纤夫都是头缠白布，上身赤膊，古铜色的皮肤上满是汗珠，在烈日下闪闪发光，口中大声吆喝，数里长的河谷问呼声此伏彼起，绵绵不绝。

第三章　初入报界

一、重回故乡

1945年8月10日，重庆的天气酷热而郁闷，无线电波传来惊人的消息，日本昭和天皇宣布：愿意接受盟国《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

无论雾都山城，还是上海十里洋场，都陷入不夜的狂欢之中。那一刻，查良镛正在湘西的农场，未能加入狂欢的人流。在他的家乡海宁，8月11日清晨，重庆中央电台一遍又一遍地广播日本政府的请降书已送达盟国的消息。当天，海宁县政府把这一消息布告全县民众，还印发了各种小型宣传品。下午，国民党县政府进驻县城，袁花区署同时进驻袁花镇上办公。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饱受八年战争蹂躏，牺牲了无以数计的生命、财产的海宁，全县城乡和整个中国一起陷入欢腾之中。

姗姗来迟的胜利消息也抵达了偏僻的湘西。由于农场主一再挽留，直到1946年初夏查良镛才返回久别的家园。八年抗战，他从初中到大学一直漂泊异乡，无家可归，饱受离乱之苦，并两次尝到失学的滋味。战争使他永远失去了母亲，《书剑恩仇录》中陈家洛回到海宁时的感受，寄托了他对母亲深入骨髓的思念——

他离家十年，此番重来，见景色依旧，自己幼时在上嬉游的城墙也毫无变动，青草沙石，似乎都是昔日所曾抚弄。

……坐在海塘上望海。回忆儿时母亲多次携了他的手在此观潮，眼眶又不禁湿润起来。在回疆十年，每日所见尽是无垠黄沙，此刻重见海波，心胸爽朗，披襟当风，望着大海，儿时旧事，一一涌上心来。眼见天色渐黑，海中白色泡沫都变成模糊一片，将马匹系上海塘柳树，向城西北自己家里奔去。

日本人终于投降了，历经战火蹂躏的大地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他的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昔年的丫鬟顾秀英（月云）成了他的继母。

顾秀英11岁那年押给查家，刚来时服侍查良镛的祖母，长得又黄又瘦，几年后出落得水灵灵的。她生性温和诚实，又机灵，与幼年的查良镛很亲近，常带他到湖边看白鹅，捉蝴蝶，一起在小路上快乐地奔跑，有时也背着他去上学。他小学毕业前，顾秀英已二十多岁，被母亲领回，去上海做了女佣，所以查家最初逃难时她没有跟着过钱塘江。“徐禄病亡满三年，查枢卿续弦，小他十七岁的顾秀英便做了他的新妻子，担当起抚育幼子的责任。后来，她先后生了良钺、良楠、良斌、良根四子和良琪、良珉二女。”

《书剑恩仇录》中陈家洛从小由母亲的赠嫁丫鬟瑞芳抚育带大，“直到十五岁，是下人中最亲近之人”。“……陈家洛十五岁离家，十年之后，相貌神情均已大变……瑞芳神志渐定，依稀在他脸上看到了三官那淘气孩子的容貌，突伸双臂抱住了他，放声哭了出来。”这依稀就是查良镛和顾秀英重逢时的情景。

在家乡小住了不到半个月，与父亲、兄弟姐妹一起享受了短暂的团聚时光，正赶上弟弟们放暑假，查良镛常常带着两个弟弟去游泳。小弟弟良钰不会水，他就让良钰趴在他背上，背着良钰游。在弟弟眼中，他游泳的动作非常好看，他们都很佩服他。他还带他们去看海宁潮。他弟弟说，他们家那时有三间书房，里面大都是线装书。书房里的书他大都“翻”过，每天晚上等两个缠着他讲故事的弟弟睡着后，他就钻进书房去看书。

回乡途中，查良镛在上海的西书店里惊喜地买到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英文巨著《历史研究》，当时《历史研究》还没有出齐，他买的是前几卷的节本。他废寝忘食地读了四分之一，“顿时犹如进入了一个从来没有听见过、见到过的瑰丽世界，料想刘姥姥初进大观园所见所闻亦不过如是”。“想不到世界上竟有这样的学问，这样的见解。汤恩比根据丰富的史实得出结论：世界上各个文明之所以能存在，进而兴旺发达，都是由于遇到了重大的挑战而能成功应付。”他非常信服，越是读下去，他心中的一个念头越是强烈：“我如能受汤恩比（即汤因比）博士之教，做他的学生，此后一生即使贫困潦倒、颠沛困苦，甚至最后在街头倒毙，无人收尸，那也是幸福的一生。”

当时，比他小十三岁的查良钰正在袁花镇龙头阁小学读四年级——

小阿哥给家里来信，说要回乡探亲，要回来住一段日子，然后再离家出外谋职，接到小阿哥的信后，全家人都非常高兴，每天都念叨着他的归期。

几年没见，小阿哥归家后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衣着简朴，穿的是一件普普通通的长衫；一直面带笑容，对来家探望的人很客气，但话不多。……家有空房子他不住，非要同我和三哥住在一起。那时，他见了外人讲话很慢，还有些口吃。但同我们在一起却全然变了样儿。每天晚上，小阿哥都给我们讲故事。他的故事都是现编现讲，可编得天衣无缝，讲得引人入胜，常常是讲到兴头上，一下子跳起来站在床上，连比画带模仿，手舞足蹈，有意思极了。

小阿哥在家里住了近半个月的时间，我和三哥缠着他讲了近半个月的故事。那段日子，是我记事以来最开心、最难忘的，至今回忆起来，我觉得像是在眼前一样。小阿哥要走了。上次走后，四年多才见面，这次一走，不知何时才能再见到小阿哥。我心里非常难过，站在他面前一个劲儿抹眼泪。小阿哥把我搂进怀里：“小毛弟，好好读书，小阿哥会常回来看你的！”

二、《东南日报》电讯翻译

《东南日报》前身为《杭州民国日报》，初创于1927年3月12日，本是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的机关报，后经过体制革新，成立董事会、监事会，成为公私合营的报纸。1934年4月16日改名《东南日报》，虽不能完全摆脱党报的色彩，却以“民间报”自许，在善于经营的社长胡健中手里成为一张有影响的报纸。1937年2月1日，《东南日报》新大楼在杭州众安桥落成，巍巍五层楼，是当年杭州著名的建筑。当年11月中旬，杭州沦陷前夕，《东南日报》被迫西迁金华继续出版。1942年5月金华沦陷前，分两路后撤，一路撤到浙南，先后在丽水、云和出版；另一路辗转到了福建南平，创办“南平版”。

日本投降，《东南日报》分两路复员，“云和版”回杭州继续出版，“南平版”迁到上海，作为总社，胡健中亲自主持，陈向平主编“长春”副刊。杭州本是《东南日报》的发源地，这时却成了分社。查良镛在金华版和南平版发表过三篇文章，得到陈向平的赏识。

正是陈向平向杭州《东南日报》总编辑汪远涵推荐了查良镛。汪是浙江温州人，秃顶、圆脸，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毕业于复旦大学，1939年在金华和陈向平一同进《东南日报》，从编辑到编辑主任，一路做到总编辑。

1946年11月20日，查良镛正式进入杭州众安桥的东南日报社，说是外勤记者，实际上是负责收听英语的国际新闻广播，翻译、编写国际新闻稿。为了直接收听和翻译“美国之音”和英国广播公司的消息，报馆本来安排一位陈先生担任这个工作，但他不能胜任。正好上海总社介绍查良镛来杭，同时报馆另外请了黄怀仁，故由他二人专事翻译工作。汪远涵记得，查良镛初来编辑部，报馆听说他的英语水平相当高，就请他负责收听外国电台如“美国之音”、英国广播公司的英语广播，择其可用的译出来，偶尔也会选一些英文报上的短文请他移译备用。他一接手马上动笔译好交卷，给汪良好的印象。

那时报馆没有必要的录音设备，国际新闻稿完全依靠直接收听并翻译。在查良镛之后（1948年）也在《东南日报》做过同一工作的钟沛璋记得，“报社有间收音室，里面有一架质量很好的收音机，报社设有专人每天晚上收听国外电台的外语广播，作为报纸的新闻来源之一”。一般查良镛都是晚上八点开始一天的工作，一边收听英语广播，一边将重要的关键词记下来，然后，凭着记忆将收听到的新闻翻译成汉语。同学余兆文来杭州，听说他的工作是收听英语广播并将之译成中文，感到很吃惊：“外国电台广播，说话那么快，又只是说一遍，无法核对，能听懂，就已经不错了，你怎么还能逐字逐句把它们直译下来？”他解释说：“一般说来，每段时间，国际上也只有那么几件大事，又多是有来龙去脉的，有连续性。必要时，写下有关的时间、地点、人名、数字，再注意听听有什么新的发展，总是八九不离十，不会有太大差错。”国际新闻版几乎天天有“本报×日收纽约（或伦敦、华盛顿等地）广播”的消息。他的英语基础比较扎实，中文底子也过硬，记忆力又好，不仅很快适应了这份工作，而且得到同事和上司的好评。

查良镛在《卅三剑客图》中回忆，初人新闻界时曾写过一篇六七千字的长文《愿》，以真名发表在副刊“笔垒”上，就是将中外文学作品中的愿做意中人亲近物品的情诗收集在一起，其中提到英国诗人雪莱、济慈、罗塞蒂等人的诗句。“少年时的文字早已散失，但此时忆及，心中仍有西子湖畔春风骀荡、醉人如酒之乐。”

汪远涵记得他还编过一个副刊“咪咪博士答客问”，在多年的音信隔绝之后，1988年，他给汪写信，重提旧事：“承不以浅薄见弃，遽授以编辑一版幽默副刊，我以咪咪博士之笔名与读者嘻嘻哈哈。相隔四十年，往事仍如在目前。”

其实，“咪咪博士答客问”只是“东南周末”副刊的一个专栏，从1947年4月12日起，每逢星期六刊出，第一次刊出署名“宜”，就是查良镛的小名“宜官”，以后一直署名“镛”。这是个游戏性质的幽默专栏，比如问：世界最大的水力是什么？答案是：女人的眼泪。问：中国的民族性和西洋的民族性有何不同？答：中国人吃猪肉，故性懒，似猪；西洋人吃牛肉，故性蛮，似牛。有人问春日和夏日形状有何分别？他答：春日是“高”的，夏日是“长”的，有诗为证，白居易的诗“春宵苦短日高起”，唐文宗李昂的诗“人皆苦炎热，我爱夏日长”。

“东南风”副刊到1947年3月29日出到232期后，推出“东南周末”，“咪咪博士答客问”专栏在7月19日之后没有持续下去，查良镛继续在“东南风”副刊上写《咪咪录》，篇幅很小，每期几则，署名“镛”，9月28日刊出的《闲话蟋蟀》署名“庸”，很可能也是他的文字。10月2日他的《咪咪录》第十九则刊出，有人讲故事，他认识一个人知道自己的死期，还知道如何死法，死在哪里，及准确时刻，结果完全相同。大家都不相信，其中一人间：“他怎么会知道的呢？”“法官告诉他的。”

汪远涵一开始就非常喜欢这个年轻人，认为他行文流利，下笔似不假思索，虽然他在《东南日报》工作时间不长，“大约仅一年多光景，可是和我却有缘分”。他们曾同在杭州天香楼喝陈年花雕，以鲥鱼佐酒，所以四十年后查良镛给汪的信中说：“记得吾公喜食鲥鱼，鲥鱼初上市时，辄先尝鲜。现在香港食此鱼时，每每忆及。”在他眼中，汪是个好好先生，谦和平易。1993年他说到自己怀念的新闻人，其中就有汪远涵。

三、杭州西湖

《东南日报》曾是战时东南的新闻堡垒，战后在全国地方报纸中还是首屈一指，虽然白报纸的供应极为紧张，但报纸的经营状况尚佳，每月的稿费支出就达两千五百万左右，报社同人的待遇也比他报优厚，一个普通编辑的月薪有二三百万。

众安桥的报社大厦五楼除了作为大礼堂、员工俱乐部外，还对外放映电影。查良镛工作之余可以看电影，或出去听听评书、弹词。女高音歌唱家蒋英1946年从上海到杭州，杭州笕桥空军军官学校有一班毕业生举行毕业礼，胡姓的教育长邀她在晚会上表演独唱，查良镛也去观看。蒋英在欧洲的比利时、法国、瑞士、德国等国学习过音乐，在瑞士的“鲁辰”万国音乐年会上得过女高音比赛第一名。那晚她唱了很多歌，有《卡门》《曼侬·列斯科》等歌剧中的曲子。“她的歌唱音量很大，一发音声震屋瓦，完全是在歌剧院中唱大歌剧的派头，这在我国女高音中确是极为少有的。”蒋英是蒋百里的三女儿，算起来是查良镛的表姐。当时国民党的许多军官都是蒋百里的学生，他在空军军官学校就听到许多高级军官叫她为“师妹”，后来她嫁给了物理学家钱学森。他说，“不是捧自己亲戚的场，我觉得她的歌声实在精彩之极”。

查良镛在《东南日报》工作不到一年，时局发生重大变化，内战全面爆发，前方战场上炮火连天，只是战火还没有烧到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区宁、沪、杭。被誉为人间天堂的杭州依然夜夜笙歌，西湖上画船如梭、游人如织，达官贵人醉生梦死，美丽的西湖边到处是他们休闲的别墅，“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的诗句一次次穿越王朝更迭、世变循环。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柳永的《望海潮》词是查良镛从小就熟悉的。西子湖畔的湖光山色、文化古迹处处吸引着他，许多庙宇、亭子、茶楼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岳飞是他敬慕的人，岳庙是他少时常游之地，看到同学们在秦桧的铁像上撒尿，他也想跟着这样做解恨，只是大人声称行为太不文雅而加以阻止。

杭州贡院有一副清代学者阮元撰的对联：“下笔千言，正槐子黄时，桂花香里，出门一笑，看西湖月满，东海潮来。”查良镛小时候就会背，“每次学校大考或升学考试，紧张一番而交卷出场时，心头轻松之余总会想到它”。

多年后查良镛还记得月下老人祠那副令人难忘的对联：“愿天下有情人，都成为眷属；是前生注定事，莫错过姻缘。”上联原出《续西厢》，金圣叹批《续西厢》从头骂到底，只对最后这两句赞赏备至。月下老人祠号称“司天下男女姻缘的庙宇”，在西子湖边，雷峰塔下，白云庵旁。祠堂极小，却是风雅之士与情侣们必到之处，战时被炮火夷为平地，战后虽然重建，“情调已与以前大不相同”。他说：

月下老人的故事流传全国，然而除了杭州之外，其他地方很少听见有这位“天下婚姻总管理处处长”的庙堂，那倒是很奇怪的。

以前，常常可以见到一对对脸红红的情侣们，尽管穿了西装旗袍，都会在祠堂中虔诚地拜倒，求一张签，瞧瞧两人的爱情能不能永远美满。

他最感兴趣的是月下老人祠的签词，为全国任何庙宇所不及，不但风雅，而且幽默，全部集自经书和著名的诗文。据说99条签词中有55条是清代大学者俞曲园所集，其他44条也是其门人所增。他小时即在家中见过有一个抄本，不知是哪一位伯伯抄来的。时隔多年，他还能背出其中许多签词。

从《书剑恩仇录》到《射雕英雄传》《倚天屠龙记》，再到《笑傲江湖》，金庸一再梦回杭州，以亲切的笔触，勾勒出西湖的美丽神韵——

陈家洛满饮一杯，长啸数声，见皓月斜照，在湖中残荷菱叶间映成片片碎影，蓦地一惊……陈家洛远望众人去远，跳上一艘小船，木桨拨动，小船在明澄如镜的湖面上轻轻滑了过去。船到湖心，收起木桨，呆望月亮，不禁流下泪来。原来次日八月十八是他生母徐氏的生辰。他离家十年，重回江南，母亲却已亡故，想起慈容笑貌，从此人鬼殊途，不由得悲从中来。适才听徐天宏一说日子，已自忍耐不住，此刻众人已去，忍不住放声恸哭。

这正是金庸的身世，他笔下陈家洛的母亲和他母亲一样姓徐，不是简单的巧合，而是他刻骨铭心的人生体验，西湖也是小时候母亲带他来过的地方。

陈家洛也带了心砚到湖上散心，在苏堤白堤漫步一会，独坐第一桥上，望湖山深处，但见竹木阴森，苍翠重叠，不雨而润，不烟而晕，山峰秀丽，挺拔云表，心想：“袁中郎初见西湖，比作是曹植初会洛神，说道：‘山色如娥，花光如颊，温风如酒，波纹如绫，才一举头，已不觉目酣神醉。’不错，果然是令人目酣神醉！”他幼时曾来西湖数次，其时未解景色之美，今日重至，才领略到这山容水意，花态柳情。……

三潭印月是西湖中的三座小石墩，浮在湖水之上，中秋之夜，杭人习俗以五色彩纸将潭上小孔蒙住。此时中秋刚过，彩纸尚在，月光从墩孔中穿出，倒映湖中，缤纷奇丽。月光映潭，分塔为三，空明朗碧，宛似湖下别有一湖。只见一个灰色人影如飞鸟般在湖面上掠过，剑光闪动，与湖中彩影交相辉映。

他以瑰丽的笔触铺陈了乾隆与红花会在西湖的相会：

五艘船向湖心划去，只见湖中灯火辉煌，满湖游船上都点了灯，有如满天繁星。再划近时，丝竹箫管之声，不住在水面上飘来。

……

数百艘小船前后左右拥卫，船上灯笼点点火光，天上一轮皓月，都倒映在湖水之中，湖水深绿，有若碧玉。

《射雕英雄传》的断桥、荷花，《倚天屠龙记》的六和塔下、垂柳扁舟，《笑傲江湖》的孤山“梅庄”，“遍地都是梅树，老干横斜，枝叶茂密，想象初春梅花盛开之日，香雪如海，定然观赏不尽”。淡淡几笔，却胜于无数笔墨。这是金庸熟悉的景致，是他梦中的西湖，是他记忆中户户垂杨、处处笙歌的杭州。西湖边的杨柳桃花，一株间着一株，一到春天，红的桃花，绿的杨柳，黑色的燕子在柳枝底下穿来穿去。《白马啸西风》中的这番想象来自他对西湖的记忆。

多年后，金庸在香港看了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如此评论“十八相送”那一段：“那是春天，漫山遍野的青草，一路上桃花夹着杨柳，暖暖的风中全是花的气息，即使是慢慢地走，也终于走到了钱塘江边。”

四、《时与潮》半月刊

1947年10月6日，查良镛递交了一份要求请长假的报告：

报告十月六日

窃职至社工作将近一年，深感本身学识能力至为不足，故工作殊乏成绩。现拟至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研究两年，恳请准予赐请长假，俾得求学之机会，而将来回社服务或可稍能胜任也。

谨呈总编辑汪

副总编辑徐转副社长刘

职　查良镛　谨呈

报告写给汪远涵和副总编辑徐世衡，并转刘湘女。当天，汪批示慰留。其实，这是查良镛的一份辞职报告。汪记得，他是1947年下半年辞职离开《东南日报》的，离开杭州前夕，还以一本英文娱乐书相赠。

在任上海市法院院长、东吴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的堂兄查良鉴帮助下，查良镛以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的学历，插班进入东吴大学法学院攻读国际法专业。

此时，上海《大公报》招聘电讯翻译，查良镛已应考并被录取了。同时，他因投稿关系被《时与潮》半月刊总编辑邓莲溪看中，邓请他做编辑，属于兼职性质。当年他在重庆就熟悉这本关心国际时政的期刊，还模仿它的路数自办过《太平洋杂志》。随着抗战胜利的接收大潮，《时与潮》也告别雾都，来到上海。

这位向往周游列国，多年来做着外交官之梦的青年对国际局势有着更多的关注，加上在杭州《东南日报》的工作关系，他对国际时事的感觉非常敏锐。他经常会翻译一些文章，1947年2月1日出版的《时与潮》半月刊，刊有他的译作《苏联也能制造原子弹》，署名“查良镛译”。3月16日那期有他翻译的《美国的通货膨胀与物价管制》。5月1日有他译的《马来亚的民族主义》。10月1日出版的《时与潮》半月刊是联合国问题专号，刊有他翻译的《维持和平的神秘武器》一文，前面还有一段署名“查良镛”的按语：

这是一种科学上的报告而非幻想，在我们这一代中，将有一种高空艇出现，以月球为根据地，由联合国使用以巡逻全世界，使未来的战争无法发生！本文作者为美军海军上尉拉宁及已退休之美军海军中尉海恩林。

邓莲溪请年轻、懂英文、笔头快的查良镛当编辑，其实是让他一个人担负半月刊的编辑、发稿工作。从当年10月16日出版的《时与潮》半月刊第28卷第5期起，版权页上就印着“编辑查良镛”。这一期刊登有他翻译的《右派的自由主义》一文，其中说，“自由主义是一切政治哲学和生活方式中最高贵的一种。自由精神与自然规律及人类的创造本能最为适合。这是西方文明的最深最坚的基础。它底祖先是那些最高贵的灵魂，它有西方历史中最足以自傲的传统”。

他在《时与潮》半月刊做编辑，自己翻译的文章很多，几乎每期都有，经常同一期刊出他两篇译文，分别署名“查理”“查良镛”。11月16日出的那期有他译的《强权政治即是战争》《美国物价高涨与对策》，12月1日有《英国能挺过冬天吗？》《英国议会做些什么？》，12月16日有《资本主义与世界和平》《法国饥馑的原因》。《时与潮》副刊也刊登了他的大量译文，有《人间的天堂——瑞典》《心理学家论政治》《英国报业现状》《预言家》，也有《胖子与瘦子》《我怎样写畅销书？》《了解你的头发》等。

在陈布雷的帮助下，《时与潮》占据了梵王渡路618号一幢气派的花园洋房，作为编辑部。上海市长钱大钧初到上海时就住在这里。房子共有三层，外面高墙铁门，里面芳草如茵，鲜花盛开，各种设施完备，编辑部设在楼下一间豪华的小客厅里。从12月1日出版的这一期起，《时与潮》的地址即改为梵王渡路，封底还专门刊登了启事。

老同学余兆文一次路过上海，顺便去看望查良镛，见他一个人在椭圆形的小编辑室里忙得不亦乐乎。他的工作就是在大量外国报刊中挑选文章，然后剪下来，分别寄给特约作者，等他们把翻译好的文章寄回来，他再将译文和原文核对一遍，就可以发排了。

余兆文去看他时，别墅中那些客房都空着，也不给他住，只让他住在阁楼上。两位无话不谈的老同学聊起与他并不相识的邓莲溪为什么会把他挖过来，他说：“不瞒你说，我曾经为《时与潮》杂志翻译过一些文章，他们大概是看中了我动作快这个特点吧。在杭州《东南日报》工作时，我一收到这里寄去的原文稿件，看一遍后就着手翻译。一篇一两千字的文章，我两个小时就脱稿了，既不需要誊写，也不需要修改，所以当天就将译文寄给他们。这样翻译了一段时间后，不知是什么原因，《时与潮》杂志就来信说要聘请我做杂志的主编。我觉得上海的新闻界、文艺界比杭州活跃，也想到上海谋求发展，结果，我就到这里来了。”

在《时与潮》发表译文的有他《大公报》的新同事张契尼、蒋定本等，也有他的老同学王浩然、余兆文等。到1948年，他发表的译文还是不少。1月1日出版的这期有《日本对和会要求的秘密文件》，1月16日这期有《苏联的新经济措施》《法国总理许曼》，2月1日有《本年的世界动态》《美国要从援欧中索取的战略原料》，2月16日有《美国的防御战略》《苏联的攻击战略》，3月1日有《“天下一家”的困难》《史大林与希特勒的外交秘密》，3月16日有《世界政府在七年后成立？》，直到6月1日还有《苏联会发生革命吗？》，此时他已在香港。

五、初入《大公报》

当时有400多万人口的上海是中国的经济、贸易、金融中心，也是报业和出版业的中心，《大公报》的发祥地在天津，此时上海版却已成为《大公报》的重镇，也是国内舆论的重镇。1947年六七月，恰逢上海《大公报》面向全国招聘三名电讯翻译，查良镛的生命由此揭开新的一页。

《大公报》在新闻界的影响正如日中天，待遇高、收入稳定也是众所周知的。报纸一刊出招聘广告，应征函雪片一般飞来，共有109人。上海本市的占百分之九十五，其他多来自南京、徐州、苏州、嘉兴、杭州，年龄最大的已过60岁，最小的只有23岁，有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员、大学教授、银行职员等，其中还有知名作家，附有出版的作品。他们在应征函中所述的理由有对新闻工作有兴趣，倾慕《大公报》的盛名，公务机关待遇微薄不足糊口，在银行工作清闲想兼夜差，等等。《大公报》有独特的用人标准，不唯名气，不唯资历，唯才是举，否则查良镛是没有任何机会的。报馆最后选择十位优秀的应聘者参加笔试。资深的《大公报》翻译主任杨历樵拟定试题并亲自阅卷，评定分数。试题有英文电报一，社论一，要求将之译为中文。查良镛第一个交卷，只用了65分钟。随后，他又顺利通过杨历樵、许君远、李侠文负责的口试。

正是凭着查良镛的中英文基础，特别是在杭州《东南日报》工作时所受的正好是这方面的专业训练，他在109名应聘者中脱颖而出，顺利通过严格的笔试和口试，第一个被录用。另外被录取的是蒋定本和李君维，张契尼、李象伟、程法伋三人名列备取。

这是查良镛生命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他从学生时代起就很喜欢《大公报》，1947年10月底，他迈进了《大公报》的大门。当年11月20日出版的《大公报》内刊《大公园地》上有10月份的人事记载简报，其中“入馆职员”一栏有“翻译查良镛”。

《大公报》是满族的天主教徒英华1902年6月17日在天津创办的老报纸，以“开风气，牖民智”为宗旨，在晚清曾赢得敢言的名声，历经世变沧桑、几度易主，一度停刊，自1926年张季鸾、胡政之、吴鼎昌三人以新记公司名义接办以来，提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方针，为百年报业开辟了一条新路径。在动荡的乱世，《大公报》始终保持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力图“用舆论的力量纠正这个时代的错误、黑暗与罪恶”，不断发表负责任的评论。《大公报》的作为，实际上就是中国报纸要成为“第四种权力”的一次卓有成效的尝试。1941年5月，《大公报》获得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颁发的奖章，这是世界性的荣誉，中国报纸获得国际荣誉奖章的只此一家，只此一次。

吴鼎昌1935年入阁做官，公开辞去《大公报》社长一职，张季鸾于1941年9月6日在重庆辞世，开创《大公报》新局面的三巨头只有胡政之还在主事，在上海《大公报》执笔政的是总编辑王芸生。当青年查良镛踏进《大公报》的门槛时，“文人论政”的传统犹在，他还有幸近距离领略它的风采，接受那些报业前辈的熏陶。

他在上海《大公报》是上夜班，不影响东吴大学法学院的学业，而且可以在《时与潮》兼职。他对余兆文说起在《大公报》工作的情形：

《大公报》的要求高得多，有些稿子付印以前，常要几个编辑过目，经过仔细推敲，方才定稿。报馆明确规定：稿子有误，编辑负责；排印印错，唯校对是问。职责分明，赏罚有则。写错印错都要按字数扣薪的。如果超过一定字数，那就要除名解职了。

尽管工作压力大，要求严格，但《大公报》有富有人情味的一面。“晚上的夜餐倒是报馆免费供应的，说起来，多是吃稀饭，可配稀饭的，不是香肠、叉烧，就是酱鸡、烤鸭，或者火腿炒鸡蛋、油炸花生米，自然也有酱菜。晚班工作完毕，街上没车了，报馆会派车子把所有的编辑一个个送回家去。”更吸引他的还是《大公报》的那种精神气质，“《大公报》还有一点蛮有意思的，它上自总编，下至工人，全报馆的工作人员对外一律自称为‘记者’，就是报馆的负责人王芸生也不例外”。

1947年12月5日出版的《大公园地》刊载了查良镛的一篇短文《自扁其说录》，他说“自扁其说”是许君远先生新发明的说法，引经据典以证明自己的错误或自我嘲笑。在报言报，做“翻译”即翻译，他译了九则，距“十全”之圆相差一条，以示其“扁”。这些有意思的译文正是他初入《大公报》时心情愉快的小小见证：

有一张地方报纸对于当地的市议会深觉不满，于是发表了一篇社论，标题是：“议会中的议员有一半是流氓！”社会人士大哗，议会要求报纸更正。报纸答允更正，第二天社论的标题是：“议会中的议员有一半不是流氓！”

六

一位记者问总编辑：“什么是新闻？”

他说：“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

七

一位记者访问了一位要人之后，总编辑问他：“他说了些什么？”“一句话也没有说。”“嗯！你把他的话写一个专栏。明天见报。”

第二篇　南下香港

第四章　“南来白手少年行”

一、“你去半年再说”

1947年底，查良镛进入《大公报》两个月后，胡政之面对国共战场上的激烈厮杀，感到前途迷茫，在两极对峙的夹缝中，坚持中道而行的《大公报》生存空间越来越窄了。为保存《大公报》的事业，胡政之把目光再次投向香港。

1948年1月25日，胡政之带着费彝民、李侠文等骨干奔赴香港，筹备《大公报》香港版的复刊工作，经过五十天的埋头苦干，3月15日正式复刊。胡政之亲笔写下复刊词，重申《大公报》是“民间组织，营业性质”，重申“文章报国”的初衷，“想代表中国读书人一点不屈不挠的正气”：

现在政治的不安，经济的动荡，差不多成了全世界的一般现象。两极端的政治思想热烈地斗争着，相互激荡着，最受苦的，是爱好和平、倾心自由的善良人群，这些人的环境与中国民众所处的地位正复相同。

他说：“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的《大公报》香港版，只是为了应付抗战的临时组织，这次复刊却是希望在香港长期努力。”

港版的诞生，是胡政之和《大公报》最后的努力。当时港馆急需一名电讯翻译，原定张契尼，让他在上海工作两个星期，弄熟了即去，但他因太太临产，去不了。杨历樵征求蒋定本、张美余、查良镛三人的意见，他们都表示“如果可能，最好不派我去”，一时僵住。张美余已结婚，太太、孩子在宁波，香港离得太远，那只能单身的查、蒋二人之中去一个了。

查良镛给海宁的父亲和杭州的女友各写了一信，征询意见，父亲的回信是：“男儿志在四方，港馆初创，正阅历之机会。”女友的回信说：“既然报馆中有这些不得已情形，如果你去一个短时期，我答应的。假使时间很长，我不肯！”他将此意跟杨先生说了，表示希望只去待一段时间。杨转达许君远，许又转达王芸生，一一通过，王芸生对他说：“你去半年再说！”

赴港前夕，他去了一趟家乡海宁，去了一趟南京，去了两趟杭州。3月29日，同事在南京路的报馆为他饯行，尹任先为他买好了机票，第二天早晨即起飞。

3月30日，带着半年就回来的期待，带着对陌生的香港的种种猜想，查良镛登上飞往香港的飞机。人生中充满了无数的偶然，他没有想到此行将决定他一生的命运。

到了香港机场，下飞机时，没有遇到报馆来接他的人，他身上没有一分港币，还好同机来的香港国民日报社长潘公弼借了他十元港币。他搭船过海，到报馆报到。这是一支小小的插曲，四十多年后，他仍清晰地记得这一幕，写下“南来白手少年行”的诗句。

当天中午，马廷栋、李侠文、王文耀、李宗瀛、郭炜文为他接风。他说：“一面送行，一面接风，我心中实在有说不出的苦。因为如此一来，一、在香港工作非特别努力不可；二、想要回上海的话总是不好意思出口也。”马廷栋对他说，昨晚就已安排好了他今天的日程，中午吃饭，下午睡觉，晚上工作。

二、《听不到那些话了》

香港这座小岛，在清道光初年被往来于零丁洋一带的外国船员称为“香港”之前，叫作“石排湾”或“赤柱”。1841年，人口不过7450人，全部是渔民。

“英国经过鸦片战争而割占香港……任何中国人在谈论国事、关心民族前途之时，无不为之痛心疾首，认为是奇耻大辱。”查良镛读小学时就为此流过泪，如今这片土地就在他的脚下。

初到香港，他眼中充满陌生和新鲜。“香港有许多好处，风景真美，天气真好。报馆中工作虽多，但他们精神很好，另有乐趣。有太太的报馆中供给房屋（略出少数租金）。广东菜好。马路上五花八门的洋货多，派克笔绝非奢侈品。女人衣服奇花。”

寄一封信，邮资是六角港币，等于国币四万八千元，客饭二元八角（相当于二十二万元），理发三元（相当于二十四万元），看一场电影三元五角（相当于二十八万元）。那时内地通货膨胀，纸币正在贬值。查良镛说平生除看电影外无嗜好，现在除写信外无义务。但每月一两百元的收入，已有不胜负担之苦。他告诉上海的同事，便宜的东西也有，西装每套约一百七八十元，玻璃丝袜十一二元，固龄玉牙膏二元三角，橘子每个两三角，面包二角，牛乳四角。听起来便宜，不过换成国币也很吓人。

香港的面积不过上海的五分之一，此时人口已达180万，典型的“地少人多，竞争激烈”。那时，香港真正繁华的马路只有两条——德辅道和英皇道。和上海相比，经济、文化、生活上都比较落后，城市建设比上海差好远，甚至连杭州都不如。查良镛就像从大城市突然来到一个小地方，甚至有到了乡下的感觉。

但他很快就喜欢上了香港，香港人坦诚直爽、重视信用、说话算数，他对他们产生了好感，觉得香港的人际关系比上海好。而且，“生活安定，毫无涨价威胁”。“共产党来时不必逃难。可以学会广东话，广东文字。可以坐二毫子的双层电车。在街上没有被汽车撞死的危险。出门买东西不必背皮包装钞票……”

他在《大公报》港版的工作和上海一样，国际电讯翻译兼编辑。到港一个星期，他给《大公园地》写了一篇《来港前后》，介绍这里的情况。港版初创，条件艰苦，一切简陋，办公室一小间，只有上海报馆的资料室那么大，白天经理部用，晚上编辑部用，“地方狭小，连办公桌也摆不下”。晚上他译稿时还要迁移两次，因为午夜十二点吃稀饭，几碟榨菜、咸蛋总要有一个地方摆放。

宿舍在报馆后面的山上，坚尼道的赞善里八号，横街小巷，毫无特色，宿舍是再普通不过的旧楼，楼高四层，四楼连接天台，是唯一的活动空间。查良镛住在四楼的走廊上，到中午十二点必须起来，因为即使自己不吃中饭，别人也要坐在他的床上吃饭。60岁的胡政之和他们年轻人“同吃同住同劳动”，他虽有一间单人房，一张床以外也仅能容一张书桌而已。每天胡先生必轻手轻脚经过查良镛的床边去盥洗室，其实多数时候查良镛老早就醒了。

报馆中年龄最大的是经济版编辑谢润身，人称“老谢”，最小的是查良镛，大家都叫他“小查”。因报馆人手不足，故没有休息日子，好在他年轻，一个人在香港，没有休息天也不要紧。

距查良镛到港不到一个月，4月24日夜，胡政之突然发病，膀胱膨胀，小便闭塞，27日，被迫离开香港飞回上海就医。查良镛在坚尼道宿舍门口看着胡先生离去……

1948年11月，国共之战胜负将分，国民党大势已去，胡政之缠绵于病榻之上，主持《大公报》笔政的王芸生面临何去何从的抉择。在接到毛泽东亲自邀请他参加新政协的明确信号后，王芸生于11月5日离开台湾，8日抵达香港。两天后，他在《大公报》港版发表《和平无望》社评，标志着香港《大公报》的左转，这张曾经以“四不”方针、“文章报国”立身的民间报从此成了左派报纸。查良镛在《大公报》工作的近十年间，大多数时光都是作为左派报纸存在的。

查良镛一生都怀念几位可敬的老大公报人，对胡政之、许君远以及手把手教过他的杨历樵心存感激。他们把毕生的心血献给了新闻事业，是他办报时常常想到的楷模。“在《大公报》工作时，翻译主任杨历樵先生教了我不少翻译的诀窍。报纸主持人胡政之先生、前辈同事许君远先生都对我有提携教导之恩。”他是幸运的，初入报界就遇上这些富有人格感召力的报界前辈。

杨历樵毕业于圣约翰大学，精通英、日、俄语，中文功底也很扎实，初在南开学校教英文，1927年4月进《大公报》。他最初是英文翻译，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开始执笔写国际问题社评，先后在天津、上海、香港、桂林、重庆等地担任《大公报》翻译主任，被誉为中国报界两位“翻译圣手”之一。1945年11月，《大公报》上海版复刊，他出任要闻版编辑兼翻译主任，只知道埋头实干、苦干，为人厚道，和蔼可亲，热心扶植年轻同事，大家都叫他“老夫子”。他对查良镛更有知遇之恩，1948年《大公报》香港版复刊，他先是任编辑主任，1949年起任副总编辑，1967年病逝于香港。

许君远1928年毕业于北大英国文学系，先后在《北平晨报》、天津《庸报》工作，1936年《大公报》上海版创刊，他和徐铸成同为相当重要的要闻版编辑。1946年7月，他出任《大公报》上海版编辑主任，并主编内刊《大公园地》。

胡政之在1926年开创新记《大公报》的新事业前，做过三年旧《大公报》总编辑，他是中国第一个采访巴黎和会的记者。从1926年到1949年，加上1916到1919年，他主持《大公报》先后27年，还创办过国闻通讯社和《国闻周报》，终生以新闻为业，被外国报界视为报界巨子。

正是在他们身上，青年查良镛深深体会到了一个报人的理想、责任。香港《大公报》转向不久，国民党政权在内地全面崩溃，江山易主，一个陌生的红色中国诞生了。1949年1月，天津《大公报》改名为《进步日报》，5月25日，王芸生在上海《大公报》发表《新生宣言》，新记《大公报》的时代永远结束了。此前，4月14日，61岁的胡政之在上海谢世。一星期后（4月21日），查良镛在香港《大公报》发表纪念文章《听不到那些话了》：

与胡先生相处只有一个多月，在这一个多月中，因工作、吃饭、睡觉都是在一起，这位伟大的报人对于一个年青的新闻工作者生活和学习上所发生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我常常想起他那些似乎平淡无奇其实意义精湛的话来，现在却永远再听不到那些话了。

港版初创，内容与“香港文化”似乎格格不相入。有一次吃饭时胡先生说：“报纸的任务是教育读者，以正确的道路指示读者，我们决不能为了争取销路，迎合读者的心理而降低报纸的水准，歪曲真理。”

当胡先生病况渐深时，有一次与寿充一兄及我谈起他的病因，他说：“我这病种因于少年时候，当时年青力壮，不论工作生活，一任性之所趋；现在年纪老了，当时隐伏的病根都发出来了，所以年青人决不可自恃一切拼得过，身体务须好好保养。”

一个下午，胡先生与谢润身兄及我谈到工作问题时，问及我本来学什么，我说“外交”。他说：“外交不是根本的学问，以后当多看一点历史与经济的书籍。”这句话我依照做了，而且已得到很多好处。后来谈到美国人，他说：“肤浅，肤浅，英国人要厚实得多。你不要看美国现在不可一世，不出五十年，美国必然没落。这种人民，这种作为，决不能伟大。”近来看了一些书，觉得胡先生这句话真是真知灼见，富有历史眼光。

去年，也是在这个季节，也是这种天气，胡先生离开香港。我站在报馆宿舍门口，看着他一步一步走下坚道的斜坡。临别时他说：“再会。”我问他：“胡先生，你就会回来么？”他说：“就会回来。”说了淡淡地一笑，我从这笑容中看到一种凄然的神色，我立在门口呆了许久，心中似乎有一种不祥的对命运无可奈何的预感。果然，他永不会再回来，这些话也永远不会再听到了。

谢润身退休之后移民美国，活到百岁。对于胡政之“不出五十年，美国必然没落”的预言，梁羽生说了一句不无玄机的话：“像胡政之这样的智者，思想敏锐，论断往往超前，预测失准，不足为病。天道周星，物极必反，只争迟早而已。”

三、梦断京华

隔着浅浅的深圳河，到处是枪炮声，孤悬南国的香港在英国治下，没有直接置身大时代的天翻地覆之中。1949年是条分水岭，一个时代无可挽回地消逝。和香港向往进步的知识分子一样，查良镛为内地的政权转移而兴奋，他和几位朋友约了当时中共在香港的负责人到太平山上茶叙，提出在香港办一本杂志，向海外宣传“新中国”。这位负责人认为意见很好，答应向北京反映请示，但从此再无下文。

查良镛先后在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东吴大学法学院学习过国际法，新旧交替，有很多值得分析的敏感问题，他尝试用自己的外交知识、国际法知识对时事作出评论。当年6月间，他写了一篇关于“承认”问题的文章，在《大公报》发表。

11月9日，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全体职工宣布起义，脱离国民党。11日，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衡阳铁路局发表声明，“前粤汉、湘桂黔及浙赣各区铁路局所辖铁路存港器材、物资、汽车、款项均为人民国家所有”。14日，资源委员会驻香港全体员工宣布起义。台湾方面也派叶公超等人到香港处理这些财产，双方发生争执。11月18日、20日，查良镛的六千字长文《从国际法论中国人民在国外的产权》分两次在《大公报》刊出，他依据国际法知识——主要是英美法院的判例和英美法学家的著作，论证这些海外资产应当归属新中国所有。透过“国民党反动派”“毛主席”“新中国”等用词，不难看出他当时的立场。

他这篇略显冗长的论文，在香港并没有引起多大反应，译成日文后，却意外地得到当时还在日本的国际法专家梅汝璈的赏识。

梅曾担任东京国际战犯法庭中国首席大法官，参与过对战犯东条英机等的审判，是一位享有国际声望的国际法学家，当时还在东京。查良镛的国际法论文引起了梅的注意，梅觉得这个青年人是可造之才。不久这位国民党籍的国际法专家应邀回国，出任政务院外交部顾问。

梅汝璈发现新生的政权外交人才奇缺，具有外交和国际法方面专门知识的人才稀有，他想起了香港的查良镛，便电邀他北上去外交部做他的研究助理，连续从北京发来三封电报。这是查良镛意想不到的。他青年时代的外交官之梦，虽然只是一个梦，却一直藏在他的内心深处，梅汝璈的电报再次搅动了他的内心，他激动、兴奋，带着几分神秘的向往。“年轻人得到一位大学者的赏识，毫不考虑地就答应了。”

1950年，查良镛向《大公报》辞职，满怀着做外交官的希望，只身北上来到北京。这是他第一次踏上这个历朝故都，也是第一次来到北方。梅汝璈见到他也很高兴，但他能否顺利进入外交部工作不是梅先生这个顾问能决定的。梅建议他先去找周恩来的助手、外交部的实际负责人乔冠华（时任外交部政策委员会副主任）。他对乔冠华并不陌生，早年就在重庆《新华日报》上读过乔的国际评论。1946年至1949年，乔是新华社香港分社负责人，常以“乔木”的笔名在《华商报》上发表国际问题评论。《大公报》左转后，乔有时到《大公报》与他们座谈，交换对时局的看法，他们算得上“熟识”。南京解放前夕，查良镛在会上问乔：“乔木先生，将来全国解放后，香港和澳门问题怎样处理？”乔用手指轻弹茶杯，想了一想说：“反对中国人民的，主要是美国政府。我们以后的重要工作，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据我个人看，香港的现状是否保持，要看对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不是有利而定。各国帝国主义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但我们不能够一下子将全世界所有的帝国主义者都打倒了。”乔冠华对香港前途的这番分析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查良镛眼里，乔平易近人，没有架子，对自己印象也很好。他以为外交官之路已铺在脚下，抱着满心的期待。

想不到等待他的完全是另外的结局，乔冠华直言相告，北京确实需要他这样的人，但外交部是一个特殊机构，政治要求很高，工作人员必须根正苗红，能经受各种严峻的政治考验。他的家庭出身按当时的阶级划分属于地主，他本人又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上过学，这种背景使他不能进入外交部。乔主张他先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工作一段时期，将来再转入外交部。

当外交官是他多年的梦想，他年轻时企盼周游全世界，所以产生了这个念头，高中毕业后他到重庆考取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战后到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读国际法，都与这个志愿有关。乔冠华的一席话无疑给他当头泼了一盆冷水，这是他第一次与红色政权打交道，他清楚以他的出身背景已不可能圆外交官之梦。“乔先生是一番好意，但我觉得人民外交学会只做些国际宣传、接待外宾的事务工作，不感兴趣。”

查良镛还找到了长期在《大公报》工作、时任外交部政策委员会秘书的杨刚，杨刚也建议他先去革命大学或人民外交学会工作。

他愈想愈不对劲，对进入外交部工作的事不再乐观。他的思想行为都已是“香港式”的，对共产党也不了解，未必能入党。而一个党外人士肯定不会受到重视，恐怕很难有机会作出贡献。乔冠华跟他说，如果他真心“为人民服务”，一定要入党。当时他是很拥护共产党的，可是又怕党的“铁的纪律”，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他决定放弃。

外交官之梦断了，他感到留在北京已无意义，于是辞别梅汝墩和乔冠华，返回香港。但他对乔冠华的尊敬依然，并无一丝怨言。二十多年后，时任外交部长的乔冠华以中国赴联合国代表团团长的身份登上联大讲坛，查良镛在《明报》发表过《乔冠华演辞有才气》等社评：

乔冠华演辞的主要内容不脱中共一般文告声明的范围，但有一些说法却具有个人风格，表现了独特的才华。他是文人出身，以写国际问题分析文章知名，这篇演辞中偶尔也显露了若干他昔年文字中的光芒。

晚年回首，想起外交官之梦的破灭，他不仅不感到遗憾，反而觉得未尝不是好事。他说这一生过得自由自在、随心所欲，不必受上司指挥和官职的羁绊，行动自由、言论随便，生活自由舒服得多，对做外交官不再羡慕。

四、父亲的噩耗

查良镛重回香港，回到《大公报》做国际电讯翻译和编辑，《大公报》内有地下党员向新华社香港分社报告，请示如何对待他的去留问题。主持香港“爱国报刊”统一战线工作的负责人说，大陆、香港来去自由，这样的人才在香港别的报刊机构求之不得，我们当然要留为己用，由《大公报》领导决定就是。

1951年4月26日，查良镛父亲以“抗粮、窝藏土匪、图谋杀害干部”的罪名在故乡海宁被处决。噩耗传到香港，他哭了三天三夜。他少年丧母，此时又痛失父亲，伤心了大半年。

当时，千千万万的人因“地主”这个阶级定性丧失了生命。山东南下的解放军进入海宁，查家是当地有数的名门望族，虽然历经日本入侵之后已没有多少产业，但要评为地主还是绰绰有余的。查枢卿被定为“反动地主”，遭枪决，家产全部没收。梁羽生的父亲陈信玉也有相同的命运，在广西蒙山县被处决。

几年后，查良镛想起父亲送他的一本书，在《圣诞节杂感》一文中说：

我不是基督教徒，但对这个节日从小就有好感……在中学读书时，爸爸曾在圣诞节给了一本狄更斯的《圣诞述异》（AChristmasCarol）给我。这是一本极平常的小书，任何西书店中都能买到，但一直到现在，每当圣诞节到来的时候，我总去翻来读几段。

狄更斯每一段短短的描写，都强烈地令人激动，使你不自禁地会眼眶中充满了眼泪。……这本薄薄的小说中充满了多少矛盾和戏剧、多少欢笑和泪水呀！兄妹之爱、男女之爱、父子之爱、朋友之爱，在这个佳节中特别深厚地表现出来。

丧父之痛、父子之爱，一直埋藏在他心底，尽管他表示，“这是大时代翻天覆地大动荡中极难避免的普遍悲剧”。

1985年7月22日（此前一个月，6月18日金庸被正式提名为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浙江省海宁县委、县政府、嘉兴市委统战部、市侨办联合组织调查组，对三十多年前的查枢卿案进行复查，发现是错案、冤案，由海宁县人民法院撤销原判，宣告查枢卿无罪，予以正式平反。1988年，他亲笔给浙江地方领导写了一封“感激异常”的信：

大时代中变乱激烈，情况复杂，多承各位善意，审查三十余年旧案，判决家父无罪，存殁俱感，谨此奉书，着重致谢。

查枢卿被枪决后，顾秀英独自抚养子女，备历坎坷。1958年，无柴无粮，她卖了所住的两间老屋，被诬为“地主婆要反攻倒算”，遭到三天三夜毒打。回到家，她对卧怀痛哭的儿女说：“什么苦我都能忍受，只盼着养大你们，有书念，对得起你们早死的父亲。”

从此，查良镛再也没有踏进故乡袁花的旧居一步，即使到了袁花镇上，他也没有回村里看过一眼，他熟悉的那个家早就不在了，那些书画都失去了。他家的老屋本来是康熙年间建的，日本人毁了一部分，剩下的土改时被平掉了，再也不可能恢复了。现在的“旧居”是当地政府重建的，他说小时候住的老家不是那样的。

他同父异母的弟弟查良楠留在海宁，一提起此事就满眼泪水：“母亲临走前有遗言，希望我能见二哥一面，感谢他对母亲的照顾。”多年来，良楠一直守着查家“旧居”，守着母亲沉甸甸的嘱托，守着一份兄弟重逢的期待。

弟弟妹妹推测，“父亲的死仍是他心中不愿触碰的痛”。虽然查良镛和他人提到此事都只是淡然地说，他的父亲凋零于当时的运动风潮，他得悉后自然感到十分悲伤，但身为政论家，当以理智为先。当年陨灭的不只他父亲，还有两百多万大小地主。在那个动荡的时代里，父亲的死亡本质上与惨酷的国共战争中阵亡的一员普通将士并无二致。那实在是一场时代的悲剧。他在述说这段不幸往事时的冷静令人惊讶。

五、“下午茶座”

查良镛在《大公报》国际新闻版的同事对文学有兴趣的，有萧乾、袁水拍两位前辈，有喜欢俄国文学、后来做过《人民日报》总编辑的谭文瑞，他跟他们常谈的是希腊悲剧等话题。悲剧家埃斯库罗斯展现普罗米修斯伟大反抗精神的三部曲，喜剧家阿里斯托芬的戏剧《鸟》都是他熟悉的。他认为伟大的文学作品都是歌颂人对压迫者的反叛精神的，而不是对压迫者歌功颂德。在谈电影《天仙配》时，他列举许多希腊神话中神与凡人恋爱的故事。奥菲尤斯对妻子优里狄加爱情的伟大，有着令人感动的深度。妻子死了，他伤心异常，决心到黑暗的冥府找她回来。这个高明异常的音乐家，他的竖琴能感动万物，把冥王也感动了，许他妻子回到人间。然而他在冥府门口忍不住回头望了一眼，他的妻子从此永远消失了。神话中爱情的恳挚和音乐的魔力都很感人，主题却是“人类不免一死”这个无可逃避的命运。

在《大公报》工作之余，查良镛着手翻译汤因比的《历史研究》，这部博大精深的历史巨著不仅涉及错综复杂的欧洲历史，还有对埃及、巴比伦、波斯历史的深入分析，“因西洋史的修养不足（尤其是涉及埃及、巴比伦、波斯中亚的部分）而遇上困难时，就自行恶补而应付之，我把这些困难都当作是汤恩比（即汤因比）博士所说的‘挑战”。凭他当时的学力和英文水平，翻译这部大书无疑是个挑战。后来因工作需要，报馆要他翻译与中国革命战争、朝鲜战争有关的时事书籍《中国震撼世界》《朝鲜战争内幕》，《历史研究》的翻译就暂时搁下来了，这一搁就再也没机会重新捡起来。

后来他见到台湾出版的陈晓林的中译本，译笔流畅，“年轻时开始的这份努力就此永久放弃”。但他对汤因比的热爱一生都没有改变，“此后数十年中，凡是汤恩比的著作，只要买得到、借得到的，一定拿来细读，包括《文明受考验》《战争与文明》《从东到西——环游世界记》《对死亡的关怀》等书，以及他与池田大作先生《对话录》的英文本”。查良镛对中国历史大势的判断，对中国文明的观点都深深打上了汤因比的烙印。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香港《大公报》《文汇报》这些左派报纸“一般不用外国通讯社的稿件，特别是关于朝鲜战争的消息，更是拒用外电”。可是新华社的消息来得比较慢，为了及时报道战况，当时新华社香港分社考虑办一张“灰色”的晚报。10月5日，《大公报》分出部分人力创办《新晚报》，罗孚担任总编辑。

1952年，查良镛在《大公报》做了几年国际电讯翻译兼编辑之后，转入《新晚报》做副刊编辑，当时的主要栏目有“下午茶座”“天方夜谭”“香港风情”“文化快餐”等，他主编“下午茶座”。他在《东南日报》和《时与潮》工作时就编过副刊，对琴棋书画、音乐、电影、舞蹈等都有兴趣，这个消闲性的副刊栏目正对他的胃口。他常常动笔写作，这是他踏入报界后第一次大量写作副刊文章，为此起了“林欢”“姚馥兰”等笔名。他说，“姚馥兰”就是英文YourFriend（你的朋友）的谐音，因当时副刊男性色彩偏重，他想以一个女性味道十足的名字来写影评，冲淡一下。笔名本身可雅可俗，而雅俗共赏正是他追求的目标。

查良镛说自己本来是电影的门外汉，只是由于工作中要处理关于电影、戏剧的稿件，有时还要自己动笔写，比如读者就正在上映的影片来信，他就要撰文解释，于是他开始每天如痴如狂地阅读电影与戏剧的理论书，在很短时期内就变成了这方面的“半专家”。他说，他虽没有实践经验，但理论方面的知识和对重要戏剧、电影的了解与认识，已超过普通的电影或戏剧工作者。从此，“即学即用”成为他主要的工作方法。不熟悉他的人以为他学问渊博、知识面极广，其实，他的方法是，若有需要，立即去学，把“不懂”变作“稍懂”，从“外行”转为“半内行”。

因为要写影评，他几乎每天都流连于电影院。从1952年到1957年，他写了五年影评，大概每天看一部电影，看得最多、评得最多的是外国电影，如根据莎士比亚作品改编的《恺撒大帝》《王子复仇记》《奥赛罗》《理查三世》《第十二夜》……当时，许多读过这些影评的人，“都说文笔委婉，见解清新，是一时之选”。为了写这些影评，他不断地去看书、查资料，为了研究《恺撒大帝》等几部莎士比亚戏剧的来源，他读了对后世文学和历史影响甚大的《布鲁达库英雄传》，他认为没有这部书，也就没有莎士比亚的几部重要戏剧。典雅华丽的英文，对他当时的英文程度来说太难了一点。他苦苦研读，又是学英文，又是研究文学。

《天仙配》《梁山伯与祝英台》《秦香莲》《红楼二尤》这些内地电影，查良镛同样喜欢，并写出了有滋有味的评论——

我在看影片《梁祝》的时候，首次感到心酸的是在“十八相送”；看《天仙配》，听到董永唱“听她说出肺腑言，倒叫我又是欢喜又辛酸。董永生来无人怜，这样的知心话，我未听见”这几句话时，忍不住流下泪来。这两场本来都是欢乐的场面，却令人在喜悦之中受到极度的感动。我想，这因为在欢乐之中，也蕴蓄着真诚的深厚的感情，而这种感情使人流下泪来。因为真诚的友谊、纯朴的爱情、受到怜惜时的感激，都会强烈地打动人心。

……《天仙配》强调的是人。七位仙女赞美世人，羡慕凡间的生活而把人间的渔樵耕读都赞上一赞，这与欧洲文艺复兴以后那些伟大的作品在精神上是相通的。赞扬人的品质，肯定人间的生活……

通过写影评，他结识了不少电影圈中人。电影看多了，影评写多了，他甚至动手写起了电影剧本。1953年，他将郭沫若的历史剧《虎符》改编成电影剧本《绝代佳人》。

舞蹈也是查良镛那个阶段谈得最多的，电影《罗密欧与朱丽叶》中乌兰诺娃跳的新婚翌晨分别的那场舞，《天鹅舞曲》中普莱列兹谢卡雅的一场双人舞，《魔宫艳舞》中罗拔·海普曼把烛泪变成宝石时那潇洒的转身，《人情海潮》中摩娜丝拉临死前的那场舞蹈，中国民间艺术团表演的《采茶扑蝶》《荷花舞》《剑舞和扇舞》，《欢乐的歌舞》中的《十大姐》等，都出现在他的笔下。1953年，他到上海，看过“华东民间歌舞会演”的《采茶扑蝶》：“采茶姑娘手中拿一把扇子，这固然是扑蝶的用具，但也大大增加了飘逸之美。京戏中青衣的水袖，花旦手中的手帕，都是身体线条美的延展。这一点外国舞蹈中很少运用。”

查良镛还专门跟一个英国老师学过芭蕾舞，结果被勒令退学。据说和他一起学芭蕾舞的还有左派电影公司的导演兼演员张铮，有一次他们在舞蹈室练舞，张铮与一位体胖的女学员共舞，要不时托起女伴，一不小心把手落在女伴的胸部，尴尬之下，手一松，女伴摔在了地上。英国老师大骂张铮，并指责中国人食古不化，跳舞都要讲究男女授受不亲。查良镛为张铮感到不平，就站出来说话，英国老师大怒，把他俩双双赶出了舞蹈班。他学芭蕾舞不成，但在报馆的一次文艺晚会中，他曾穿上工人服，大跳芭蕾舞。罗孚回忆说，尽管他的舞蹈在艺术上不合格，却给同事留下了印象。

倪匡说查良镛对古典音乐的造诣极高，随便挑一张古典音乐唱片放出来，放上片刻，他就能说出这是什么乐曲。查良镛则说，在世界一流的音乐会与中国的平剧（即京剧）、民谣之间，听平剧、民谣更接近自己的兴趣，这多半与传统有关。“平剧是世界上最丰富亦最艰难的舞台艺术。在表现的技巧上，有歌唱，有说白，还有武功和杂技……举目世界，没有其他的舞台艺术能够如此面面俱到，歌剧的女高音常是体态臃肿的胖子，芭蕾舞星也不会有演唱的禀赋或机缘。”当然，他也明白，“以平剧来表现人生常是将人生太定式化……较无法呈现真实的人生实境”。

1956年六七月间，中国民间艺术团到香港演出，轰动一时，查良镛在《新晚报》发表一系列谈歌舞、京剧的杂文，向海外观众解释艺术团演出节目的内容，他自谦都是“急就之作”。当年10月，长城画报社就将这些文章结集出版，书名《中国民间艺术漫谈》，署名“林欢”，定价一元四角，印了四千册。这是他出版的第一本文集。此书分歌舞、京剧和电影三辑，收录他的二十三篇文章，配上李流丹的速写和张光亮的摄影。

为了配合演出和电影，这些文章都是当晚看戏、当晚就写的，查良镛说，事后校阅，“颇觉文字粗率，更加缺乏学术上的深度”，“采用的是一种个人漫谈、随意抒发己见的形式”。董桥却给了很高的评价，说他考证袁崇焕生平之类的重头文章固然气象万千，“他笔下的一些‘个人漫谈、随意抒发己见’的文字却最为引人入胜”。例如《除三害》的开篇：

急锣紧鼓中，幕里大叫一声：“好酒！”一个神态豪迈、气宇轩昂的豪杰跌跌撞撞地大步出台，袍袖一挥，四句西皮散板，只听得：“醉里不知天地窄，任教两眼笑英雄”，台下彩声春雷轰动。啊哈，真乃绝妙好辞，绝妙好戏也！

董桥称这是“十足章回小说的笔调。这样的文章，就算‘缺乏学术上的深度’也不要紧；裹脚布似的学术论文到底是写来拿学位混饭吃的。学问要能随意化为漫谈方才可观”。

查良镛评京戏《狮子楼》：

在戏里，我们看到武松回家，发现哥哥已死，悲痛之中，见嫂嫂外穿孝服，里面却穿红衣。在原作中并不是这样写的，因为施耐庵有充裕的篇幅来写潘金莲怎么洗去了脂粉，拔去首饰钗环，脱去红裙绣袄，换上孝裙孝衫，假哭下楼。但京戏只用外白内红的衣饰，立刻鲜明而迅捷地表明内中必有奸情。事实上潘金莲恐怕不会傻得在孝衣之中穿着红裳，但京戏用了这夸张手法，很简捷地表现了整个故事的关键所在。

“潘金莲孝服底下的红裳”令文章高手董桥大为赞叹。

第五章　“金庸”出世

一、与梁羽生同事

在《新晚报》时期，与同事陈文统等下围棋成为查良镛业余的一大乐趣。陈是广西蒙山人，生于1924年3月22日，1949年毕业于岭南大学经济系，有深厚的旧学根基，诗词对联无不精通。他们在《大公报》就是同事。1949年夏天，陈文统经校长陈序经推荐，投考香港《大公报》翻译，总编辑李侠文委托查良镛做主考。他觉得陈英文合格，就录取了，没想到他的中文比英文好得多。他们最初同在编译组，翻译英文电讯稿。几个月后陈转到副刊版，查仍在国际版（其间，他曾一度辞职北上）。1952年，他们两人先后调到《新晚报》编副刊，陈文统编的是“天方夜谭”版，在干诺道123号楼下同一间办公室。这段时间他们两人交往最多，关系最密切。他们谈得最多的是武侠小说，从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白羽的《十二金钱镖》到朱贞木的《七杀碑》……经常谈得眉飞色舞。他们都认为，文笔是白羽的好，《十二金钱镖》干净利落，人物栩栩如生，对话言如其人；但《蜀山》内容恣肆汪洋，作者异想天开。谈到书中的异派人物时，他们还会加上自己的不少想象，非常合拍。同室的陈凡、高学达等人武侠小说造诣远远不如他俩，通常插不上话，听了一会儿，只好各自工作去了。

每天下午，陈文统会去买二两孖蒸、四两烧肉，以助谈兴，一边饮酒，一边请查良镛吃肉，兴高采烈。查不喜欢吃孖蒸和烧肉，有时只好开一瓶啤酒和陈对饮。那时，他们谁也没想到不久以后，自己也会操笔上阵写起武侠小说来。

他们还有一个共同嗜好就是围棋，常在一起对弈，杀得昏天黑地。作家聂绀弩时任香港《文汇报》副总编辑，每天要写社评，最大的兴趣却是找这两个年轻人下围棋。“三人的棋力都很低，可是兴趣却真好，常常一下就是数小时。”三个人旗鼓相当，有输有赢，他们两个经常联手对付聂绀弩，杀得难分难解，从下午一直下到晚上，有时甚至下到天亮，聂绀弩干脆就打电话给《文汇报》，说今天没有社评。两个棋迷在报上写的“棋话”也互争雄长，不相上下，深受棋迷欢迎。不同的是，陈文统围棋、象棋都喜欢，金庸只爱围棋。

1954年，香港发生一场轰动一时的武术比赛，太极派与白鹤派因门户之见发生争执，互不相让，白鹤派的陈克夫向内地来的太极派吴公仪下战书，以比武分高下，两派掌门人签下了生死状。因香港禁止擂台比武，地点设在一水之隔的澳门。此事在香港引起很大反响，至少有五千人赴澳门等候开场，不仅是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也成为当时报纸争相报道的题材，《新晚报》几乎每天都有相关报道。1月17日下午，这场引人注目的比武在澳门新花园拉开帷幕，两派高手在擂台上只打了短短两个回合就以吴公仪一拳击中陈克夫致其鼻子流血而告终。但比武引起了难得一见的轰动，当天《新晚报》出“号外”报道比武结果，一上市即被抢购一空。

比武触动了新华社香港分社主管左派报纸宣传工作的金尧如，他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既然市民对比武的兴致如此高涨，何不趁热打铁，在左派报纸推出武侠小说连载，招徕读者，扩大发行量呢？1949年以后，武侠小说以其荒诞无稽在内地被禁，但金认为，左派报纸如果能打破清规戒律连载武侠小说，必可吸引大量港澳读者，以改变销量的困境。他在新华社宣传会议上提出以武侠小说吸引人民来接受“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的建议，与会者均表支持。宣委会作出决定，由《新晚报》作为试点先去办。当时《新晚报》的罗孚和《文汇报》的廖一原等都在座。

此前，《新晚报》“天方夜谭”栏目连载唐人（严庆澍）的《金陵春梦》，“下午茶座”连载其另一部小说《人渣》，吸引了大量读者，但从未登过武侠小说。1月19日，即比武结束第三天，《新晚报》就在头版显著位置刊出“本报增刊武侠小说”的预告。20日，陈文统的《龙虎斗京华》就在“天方夜谭”开始连载了，署名“梁羽生”。这是梁羽生的处女作，也是成名作，标志着新派武侠小说的诞生。小说一共连载了7个月，在读者中引起意想不到的热烈反响，梁羽生一炮走红，《新晚报》销量看涨。

二、《书剑恩仇录》：故乡传说

从梁羽生的《龙虎斗京华》到《草莽龙蛇传》，查良镛都是忠实读者，他从未想过自己也要上阵。1955年2月初，罗孚和“天方夜谭”的编辑忽然向他紧急拉稿，说《草莽龙蛇传》已连载完了，必须有一篇武侠小说顶上，而梁羽生顾不上，写稿之责非落在他头上不可。他从来没写过武侠小说，甚至连小说也没有写过，迟迟不敢答应。经不起他们的劝说，查良镛只好答应了，打电话到报馆，报了个题目《书剑恩仇录》，但从哪里写起，他还没想好。

2月7日，发稿的日子到了，编辑派了一个老工友上门来等，在当夜九点前无论如何要有一千字的稿子，否则明天的报上就有一块空白了。老工友触发了他的灵感，他便从塞外古道上一个“年近六十，须眉皆白，可是神光内蕴，精神充沛”的老者写起，先把这个工友打发走再说。所以他说，“如果我一开始写小说就算是文学创作，那么当时写作的目的只是为做一件工作”。

2月8日，《书剑恩仇录》在《新晚报》的“天方夜谭”版开始连载，署名“金庸”，每天一段，直到1956年9月5日，共连载了574天。

“镛”字拆成两半就是“金庸”，他自称“没有什么含意的”。金庸横空出世，从此世人往往只知金庸而不知查良镛。

作为武侠小说家的金庸从1955年2月8日出场，这一年他已年过而立。虽然早就离开了故乡，但故乡在他的梦里夜夜萦回，母亲、父亲、兄弟姐妹，故乡的风物人情、民间传说深埋在一个漂泊异乡的游子心中。遥望江南，那是他永远的爱和痛。“如果你到过江南，会想到那些燕子，那些杨柳与杏花，那些微雨中的小船。”“这正是他落笔写《书剑恩仇录》时的心境。当他写下第一部武侠小说时，他想到的是遥远而亲切的故乡，那里有海宁潮、母亲和从小熟悉的传说。

故乡一直流传，乾隆皇帝本是海宁陈阁老的儿子。雍正皇帝生了个女儿，用调包计换去了陈家的儿子，乾隆实际上是汉家的血脉，这传说越数百年而不衰，从小铭刻在金庸的心里。故事轮廓由此而来，从家国恨到儿女情，江湖、江山、英雄美人、民族恩仇……一一展开。他对母亲的思念情不自禁，陈阁老夫人的名字最初连载时叫“徐惠禄”，与他母亲的名字仅一字之差，以后修改出版时改为“徐潮生”。

“我是浙江海宁人，乾隆皇帝的传说，从小就在故乡听到的。……因此第一部小说写了我印象深刻的故事，那是很自然的。……历史学家孟森作过考证，认为乾隆是海宁陈家后人的传说靠不住，香妃为皇太后害死的传说也是假的。历史学家当然不喜欢传说，但写小说的人喜欢。”

乾隆在金庸的家乡海宁修建海塘，全力以赴，直到大功告成，造福当地百姓。但金庸将乾隆皇帝写得很不济，他有时感到有些抱歉。他说，乾隆的诗写得不好，本来也没多大相干，只是小时候在海宁，后来在杭州，到处见到他的御诗石碑，心中实在反感，现在见到好多名画，也到处是他的题字，不讽刺他一番，闷气难消。写到后面，他更是禁不住大发议论，说皇帝的话不可相信。这番话和小说的主线没有多大关联。

《书剑恩仇录》在《新晚报》开始连载的两三个星期，反应平淡，没有引起特别的轰动，刊载一个多月后，情况逐渐发生变化，曲折、起伏的情节打破了平淡的局面，深深吸引着读者，他们一路追着读下去。1950年南下香港、在上海《申报》做过编辑的董千里则说，“书剑”最初在报上连载时，他从头到尾均未错过，深佩作者之才，由此结识。

金庸收到大量读者来信，几乎每天都有，如果当天他摆了一个乌龙，次日的来信一定会多些，他写到言伯乾与文泰来大战，不经意用了“双目如电”，此后三天收到七封信，都说言伯乾的一只眼已被余鱼同射瞎了。有地址的读者来信，他会陆续回复。

电影界的朋友、中联公司总经理刘芳与太太天天争着看《新晚报》上的连载，中联很想把它改编成电影。缅甸仰光的读者来信说，当地有好几位说书人以“书剑”为压轴，颇得听众的欢迎。海外有两家中文报纸逐日转载。

继梁羽生之后，金庸将武侠小说推向又一个高潮，而且大有后来居上之势，不仅在香港大有读者，东南亚一带也有很多人争相阅读。“游戏文字，居然有人喜爱”，令他意想不到。他最初答应罗孚只是试试而已。

有些读者把书中的人物当真实的人那样看待，真诚地为他们担心，为他们抱不平。金庸说写这书时，确是把自己当作了“红花会”的一分子来设想，算是个小头目吧。“红花会”群雄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水浒》的一百零八将，结局也有《水浒》的痕迹。在此之前，他从未写过任何小说（读大学时写的《白象之恋》是应征之作，他没有算在内），下笔之时不知不觉会受到他从小熟悉的《水浒》影响，也受到许多外国小说的影响，有时干脆就在模仿，既有模仿《红楼梦》的，也有模仿《水浒》的。丫头喂陈家洛吃东西，就是抄《红楼梦》的。

在《书剑恩仇录》的主角陈家洛身上，隐约可以看到近代以来两个海宁籍历史人物蒋百里、徐志摩的影子。金庸说海宁不出武人，即使是军事学家蒋百里，也只会讲武，不大会动武。他们性格中都有一些忧郁色调和悲剧意味，也都带着几分不合时宜的执拗。其实，在陈家洛身上也可以看出作者的一些性格。在这个虚构人物的身上，寄托了作者的某些理想。“又要做读书人，又要做革命首领，又要做政治家，既是富家公子，亦是草莽英雄，又重事业，又重爱情，即使在感情问题上，爱姊姊还是爱妹妹也纠缠不清。”

（陈家洛）不是一个成功的人物，但是他反映了许多知识分子的理想、抱负、幻想、幻灭，反映了他们的天真心态，可取之处与弱点。

从此，金庸——一个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读书人，在经历动荡乱世之后，独自在异乡通过武侠小说展开他对人性无限丰富的独特理解。他的出现几乎改变了武侠小说难登大雅之堂的宿命。

三、《碧血剑》：乱世情结

和金庸谈论《书剑恩仇录》或写信给他的人中，有银行经理、律师、大学的讲师，也有拉手车的工人；有七八十岁的老婆婆，也有八九岁的小弟弟小妹妹。在南洋许多地方，它被作为电台广播与街头说书的题材。

《书剑恩仇录》受到的欢迎出乎金庸的意料，动笔之前，他从未想过将来要做一个武侠小说家。世事难料，刻意追求的不一定开花结果，无心插柳倒是柳成荫。1955年的一天，《书剑恩仇录》还在《新晚报》连载，刘芳和李晨风等电影界朋友在茶楼上谈起，如果将这个小说拍成电影，应该怎样拍，忽然想不起书中某个人物的绰号了，茶楼的女招待和邻座的茶客纷纷插口进来告诉他们。

左派背景的《香港商报》创刊于1952年10月11日，标榜中立，最初以纯经济新闻为主，销路狭窄，每天只有几千份。第二年改为综合性报纸，以娱乐性的副刊和本港新闻为主，1955年末，《新晚报》还在连载《书剑恩仇录》，《香港商报》副刊编辑李沙威就力邀金庸为他们的“说月”版也写一部武侠小说，编辑的恳切态度使他难以推辞，就答应下来了。从1956年1月1日起，他的第二部武侠小说《碧血剑》在《香港商报》连载。

他想起十几年前在石梁读高中的岁月，在《碧血剑》中虚构了一个“石梁派”，女主角温青青出生在石梁。衢州、石梁以及烂柯山的风光都是他熟悉的：

石梁离衢州二十多里，他脚步迅速，不消半个时辰就到了。石梁是个小镇，附近便是烂柯山。相传晋时樵夫王质入山采樵，观看两位仙人对弈，等到一局既终，回过头来，自己的斧头柄已经烂了，回到家里，人事全非，原来入山一去已经数十年。烂柯山上两峰之间有一条巨大的石梁相连，鬼斧神工，非人力所能搬上，当地故老相传是神仙以法力移来，石梁之名，由此而起。

第五回“山幽花寂寂，水秀草青青”，依稀就是石梁的春天：

两人缓步向后山上行去。那山也不甚高，四周树木葱翠，四下里轻烟薄雾，出没于枝叶之间。良夜寂寂，两人足踏软草，竟连脚步也是悄无声息。将到山顶，转了两个弯，一阵清风，四周全是花香。月色如霜，放眼望去，满坡尽是红色、白色、黄色的玫瑰。

他当年所见的也许不是玫瑰，只是满山五颜六色的山花。

《碧血剑》的历史感很强，政治性极浓厚，崇祯皇帝、李自成、皇太极都出现了，只是主角袁承志的形象有点单薄，人物性格的挖掘和感情的刻画都不够，文学性不如前一部作品。金庸对此很不满意，随后作过两次大的修改，增加了五分之一左右的篇幅。

许多平民在乱世中流离的情节，无疑有金庸自己的人生经历、生命体验。到1956年12月31日，《碧血剑》连载了整整一年，袁承志面对易代的大动荡、大变化，最终选择到南洋一个海岛开始新生活，有人说，这是对千千万万人逃入香港的隐喻。袁是从护送大炮进京的葡萄牙士兵那里得知有这个岛，他们给了他南洋岛屿的地图，“你们与其在这里辛辛苦苦地打仗，不如带了中国没饭吃的受苦百姓到那岛上去”。袁承志心想，你这外国人心地倒好，只是不知我们中国地有多大，亿万之众，凭你再大的岛也居住不下。这个情节出现在1956年9月5日那一段。当时许多香港人与袁承志有着相似的命运，小说中欧洲人帮助这些流亡者找到这个岛，似乎也暗示了香港的处境。1945年二战结束时，香港不足60万人口，1949年前后，政局剧变之际，大批移民进入，到1950年春天人口已猛涨到230万。《碧血剑》的很多读者就是在这期间来香港的。

四、《三剑楼随笔》

1956年9月5日，《书剑恩仇录》在《新晚报》连载结束，当天预告：“我们已约得武侠小说名家百剑堂主为撰《风虎云龙传》，日内开始连载。”

“百剑堂主”是陈凡的笔名，他给梁羽生的《草莽龙蛇传》题诗，为金庸的《书剑恩仇录》单行本赋词时则署名“中宵看剑楼主”。金庸也在当天的“天方夜谭”致各位读者，说“百剑堂主是一位著名作家的笔名，《书剑恩仇录》单行本第一集的那首《满庭芳》词就出于他的手笔。堂主文采风流……”

陈凡生于1915年，比金庸、梁羽生年长，早在1941年春天，他们还在高中求学时代，陈凡就已进入《大公报》，先后做过记者、采访主任、副总编辑等，决心以《大公报》为终身事业。1947年5月31日，他在广州采访中山大学学生罢课游行的新闻而被捕。同事唐振常说他是《大公报》当年的名记者，走南闯北，写下了许多受人欢迎的通讯。他早年热衷新诗，中年以后改写旧诗词，“嬉笑怒骂，哀思激烈，亦庄亦谐，可歌可泣”，钱钟书罕见地为他的《壮岁集》作序。

陈凡诗词、书法、文章都好，但他把诗词格律、国文的“之乎者也”用到武侠小说上就不大合适。《风虎云龙传》从1956年9月9日开始连载（一直到1957年7月29日），大概没引起什么反响，从此不见他再写武侠，却和金庸、梁羽生一起被报馆同事戏称为“三剑客”。

10月22日，《大公报》的“大公园”副刊刊登一则预告：

《三剑楼随笔》：自梁羽生先生的《龙虎斗京华》《草莽龙蛇传》《七剑下天山》，金庸先生的《书剑恩仇录》《碧血剑》，百剑堂主的《风虎云龙传》等武侠小说在本港各报连载后，大受读者欢迎，成为武侠小说中一个新的流派。现在我们约得这三位作者给“大公园”用另一种笔法撰写散文随笔，日内刊出，敬请读者们注意。——编者

“三剑楼随笔”专栏诞生。10月24日，喜欢电影的金庸为“三剑楼随笔”开篇写的是《<相思曲>与小说》：

你或许是我写的《书剑恩仇录》或《碧血剑》的读者，你或许也看过正在皇后与平安戏院上映的影片《相思曲》（Serenade）。这部影片是讲一位美国歌唱家的故事，和我们的武侠小说没有任何共通的地方，但我们这个专栏却是上天下地无所不谈的，所以今天我谈的是一部电影。也许，百剑堂主明天谈的是广东鱼翅，而梁羽生谈的是变态心理。这一切相互之间似乎完全没有联系，作为一个随笔与散文的专栏，越是没有拘束的漫谈，或许越是轻松可喜。

后来他们也是这样做的。金庸谈电影、书画、音乐、舞蹈，也谈围棋、象棋、民谣、谜语，谈文学、历史、宗教，也谈京戏、摄影，甚至圆周率，信笔所至，范围很广，显示了广泛的兴趣。

谈电影是金庸的家常便饭。香港当时上映一部美国电影《无比敌》，根据美国作家赫尔曼·麦尔维尔同名小说（一译《白鲸》）改编，原作曾被英国作家毛姆推为十部最伟大的小说之一。观众看了电影却觉得并无出色之处，表示失望与困惑。12月1日、5日，金庸接连发表《<无比敌>有什么意义？》《<无比敌>有什么好处？》，分析电影只是有小说的情节，却失去了小说的精神，关键是没有深入小说主角亚海勃船长的灵魂深处，而要深入他的灵魂深处，首先得走进作者麦尔维尔的灵魂深处。

有关棋艺的话题为金庸和梁羽生津津乐道，几乎占了“三剑楼随笔”八分之一的篇目。酷爱围棋的金庸在《书剑恩仇录》中就有对棋局的描写，《碧血剑》也有弈棋的情节。1956年12月8日，他发表《历史性的一局棋》，以白描手法勾勒了1933年在日本举行的一场中日围棋赛，一方是19岁的中国棋手吴清源，另一方是60岁的日本顶级高手本因坊秀哉。这局棋断续下了三个半月，一局既终，秀哉好不容易胜了一子（两目）。他字字平实，却以短短一千多字将这惊心动魄的一幕写出来了。董桥赞许他“对文字的运用，已到极纯熟的地步”，此时即已初露端倪。

有些话题是三人都谈，嗜联的梁羽生写了一篇《闲话怪联》，百剑堂主写了一篇《吟诗作对之类》，金庸接着写了一篇《也谈对联》，从许多熟悉的对联谈起，还谈到百剑堂主的一联：“偏多热血偏多骨，不悔情真不悔痴。”金庸很喜欢这联，百剑堂主用宣纸写好，金庸请荷里活道一家装裱店裱好，挂在他当时租住的斗室中，不觉雅气骤增。梁羽生发表《数学与逻辑》，几天后，金庸发表《圆周率的推算》。

三人轮流执笔，每天一篇，从文史掌故、名人逸事到琴棋书画、诗词联谜、神话武侠、歌舞影剧，上下古今，无所不谈。专栏持续了三个多月，到1957年1月30日，共写了84个题目，大约14万字。如果不计百剑堂主写的“结语”，三人各写了28篇，每篇之后，都有作者的手写体签名。

在这些并不高深的随笔中，蕴藏了三个读书人的中国情结。他们脱离故土，在香港这个小小的避风港，惊魂未定，心怀故国，文化成为一种安慰。当年5月，香港文宗出版社出了《三剑楼随笔》单行本，和报纸上首发时有所不同，篇目次序有所变化，百剑堂主删去了他认为已失去价值的一篇，一些读者来信作为附录收入，标题偶有改动，每篇篇末原来的手书签名则改为（百）、（羽）、（庸）字样。单行本前面有百剑堂主执笔的《“正传”之前的“闲话”》：

当初，编者叫我们每人来一个专栏，轮流刊登，但金庸说，不如三剑侠一齐出马，更可以互相壮胆。大家不待商议，立表同意。后来对镜自热，竟发现除各自手中有一支笔之外，“侠”气实在并不顶多，乃在定这个栏目名字的时候，还我“楼”来，送将“侠”去。至于那个“剑”字，则只作为对自己的一种鼓励，因为报纸为正义事业而前趋，我们也希望自己的一支拙笔，能够略效微劳罢了。

1997年9月30日，百剑堂主因心脏病猝发在香港去世，1987年移居澳大利亚的梁羽生在万里之外寄诗哀悼，刊登在他们当年共写《三剑楼随笔》的《大公报》“大公园”副刊：

三剑楼足证平生，亦狂亦侠真名士。

卌年事何堪回首，能哭能歌迈俗流。

五、告别《大公报》

金庸从《新晚报》调回《大公报》，不再做国际电讯翻译，而是做“大公园”副刊编辑（梁羽生接替他编“下午茶座”），以“姚嘉衣”等笔名发表影评。当年给“大公园”投稿的子祯回忆：“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原来当时主编‘大公园’的，是影评高手‘姚嘉衣’，也即是后来鼎鼎有名的武侠小说家金庸。我当时只知道他的名字叫查良镛。我跟查先生见过面，他叫我多写些有关影剧的短评给‘大公园’。”

1947年出生的《大公报》子弟高洁（父亲是金庸在《大公报》的同事高学逵，主编娱乐版）回忆起“上海口音的查良镛叔叔——金庸”和“广西口音的陈文统叔叔——梁羽生”：

小学三四年级，揣了薄薄的劝捐簿，为旺角劳工子弟学校筹款。二位大侠统统被我这孖辫小女孩打过秋风，掏出一元几块来。尽管金大侠声威煊赫，我还是不避“我的朋友胡适之”之嫌，喊一声“叔叔”。脑海中他一定比我父亲年轻，皆因喊他“小查”。……

五楼设有小卖部，饿了，可以来一杯热奶茶，吃件牛油多士。我妹妹最爱吃樱桃红果冻，淋上炼奶，香甜无比。查叔叔走过，逗她：“妈咪请吃啫喱呀！”

从1947年起，金庸在《大公报》（包括《新晚报》）前后度过了十年，从上海到香港，从电讯翻译到副刊编辑，几乎跨越了整个青春时代。他在这里开始武侠小说创作生涯，《大公报》给他提供了一个舞台，他一生事业的根基都在这里奠定。提携、教导过他的几位《大公报》前辈杨历樵、胡政之、许君远，令他一生怀念。每次说起《大公报》，他总带着许多感慨——

当时在中国它是最有地位（但销数不算很多）的报纸，对舆论也很有影响力。我从学生时代起就很喜欢这样一份报纸。后来到香港，我也在《大公报》服务。但后来它改变路线，和过去的传统完全断绝。

从金庸后来办《明报》的价值取向看，他显然认同胡政之时代《大公报》的文人论政作风。香港《大公报》已不是当年独立的民间报，而是一张不折不扣的左派报纸，政治色彩越来越浓，生性自由、喜欢独来独往的他感到格格不入，工作热情渐渐消失。

1957年夏天起，内地形势骤变，反右运动呼啸而来，千千万万知识分子落入“阳谋”陷阱，并波及香港，《大公报》的言论尺度也跟着内地局势的变化而变化，思想控制明显比过去加强，报馆的气氛和金庸的个性越来越不合拍。

当年冬天，“大跃进”波澜初起，在《大公报》版面上就有体现。12月3日，头条大字标题报道，在十年至十五年内主要工业生产力超过英国。12月18日报道，根据近年增产速度，我国煤、钢产量十五年内定超英国。同时报道，“全国六十五县市粮食增产指标提前十年到达”。金庸觉得《大公报》老讲假话，亩产多少万斤都是假的，他到广东看过。

10月5日，《新晚报》七周年报庆时，金庸发表《谈批评武侠小说的标准》，就引用了伟大的思想家恩格斯的话，“现实主义除了细节的真实之外，还要正确地表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他受当时内地意识形态影响颇深，对那套流行话语并不陌生。他说：

我在《大公报》前后十年，马列主义的书也看了很多，也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我属于工作上有些成绩的人，开小组会讨论时，我是组长。但我觉得他们的管理方式与我格格不入。

我们只能从他简单的话中体会他当年的心境，“我离开左派报纸，是因为那里不能发表反对当时‘大跃进’错误路线的意见，这实在太违反我作为新闻工作者的本意”。

金庸感到很难再留在《大公报》。董千里与他相识、相交多年，对他十分了解，在董眼中，“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自由主义者，是可以和而不同的谦谦君子”。他多次自称个人主义者：“所谓个人主义，是相对于集权主义或国家主义而言。在某些政治制度中，当权者假借国家的名义，宣称为了国家或公众的利益，肆行侵犯人民的权利和自由，他们认为国家高于一切，个人必须为国家而牺牲。所谓国家高于一切，就是政府高于一切，也就是掌握政权之人高于一切，生杀予夺，为所欲为。个人主义者某种意义上，其实便等于是人权主义，也就是民权主义。”这是他对“个人主义”的理解。

1957年冬天，他辞职离开《大公报》，他记得离职前支的是“四等十三级（或四等十四级）”的薪水，并不是高级职员。

在金庸决定离开之前，在迷惑与苦闷中，同事周榆瑞对他也不无影响。周榆瑞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在西南联大做过英文老师，在英国、美国驻华情报机构做过翻译，1946年进入上海《大公报》，采写过国共和谈、马歇尔七上庐山、胡宗南攻占延安等重要新闻，受到周恩来赏识。1949年他南下香港，继续在《大公报》做记者，并以“宋乔”的笔名在《新晚报》连载《侍卫官杂记》，因揭露蒋介石而受到读者关注。在左派眼中，周却是“外红里白的红萝卜”。1952年1月10日，港英当局将司马文森、马国亮等八人押解出境，这八人都是中共香港地下党的骨干，他们的政治身份在内地也是不公开的，连同事都不了解。上海、广东公安部门侦查认定是周提供的情报线索，报经公安部决定清除隐患，由上海大公报社发出通知：“本社在港人员轮流回上海学习。”周榆瑞一回到上海即被收审，以“英国间谍”罪名两度关押，出狱后任北京外语学院教授，仍受公安部门监管，到1957年才获准回到香港《大公报》。

他俩过去就相处得很好，这次周榆瑞回来，两人几乎无话不谈。周的遭遇对金庸选择离开不无影响。他提出辞职后，《大公报》负责人数次挽留，但他去意已决。

当时，继《碧血剑》之后，金庸的《射雕英雄传》正在《香港商报》连载。武侠小说虽然给他带来了一定的名声和收入，但他从未想过要做一个职业作家。

第六章　电影编剧

一、“长城”电影

金庸离开《大公报》前，就编过《绝代佳人》《不要离开我》《兰花花》《欢喜冤家》等电影剧本，《绝代佳人》《兰花花》先后被长城电影公司拍成了电影，其中，《绝代佳人》由影星夏梦主演窃符救赵的赵姬，在内地公映，1957年获得文化部的优秀影片荣誉奖，金庸也获得一枚编剧金奖章。

从1953年到1958年，金庸以“林欢”的笔名在《长城画报》发表过至少五十篇谈电影的文章，以理论性的居多。他与电影圈早就混得很熟，经常一起吃饭、聊天，参加他们的聚会。导演程步高从内地畅游回港，长谈一番之后，他们一起去看画展。因电影界朋友请吃饭，他与法国电影人有过一席谈，写了一篇《快乐与庄严》。1953年除夕，他参加长城电影公司的迎新年晚会，与电影明星乐蒂共舞，照片就登在《长城画报》上。1955年除夕，在电影界的联欢晚会上，大家正在舞池中跳舞跳得很高兴时，苏秦忽然大声问金庸：

“你跳的是‘百花错舞’么？”附近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因为他们知道“书剑”中的陈家洛会使一套“百花错拳”，每一拳打出来都是错的。

金庸离开《大公报》，进入长城电影公司，由报纸编辑而电影编剧，伏笔早已埋下。“长城”是香港当年最大的电影公司之一，拍过不少有名的电影，也捧红了不少明星，如夏梦、陈思思、傅奇、石慧等。初入“长城”，他主要是写电影剧本，希望在电影圈中闯出一条路来。他在“长城”的月薪不过是二百八十元，但每写一个剧本，不管是否被采用，都可拿到三千元稿费，这个收入无疑是诱人的。他一面以“金庸”的笔名继续写武侠小说，一面用“林欢”的笔名编了不少剧本，如《小鸽子姑娘》《有女怀春》《三恋》《午夜琴声》等，有些没有拍成电影。1958年10月5日，《新晚报》八周年报庆时，他和往年一样写了《给<新晚报>送礼》一文，过去他都是署名“金庸”，这一年署名“林欢”。

金庸的剧本大都属于纯娱乐性质，喜剧化的成分较重，追求生活情趣，迎合普通市民的口味，缺乏深刻的内容，但他也为此花了无数的心思。让他兴奋的是，还有机会亲自导演。他根据《傲慢与偏见》改编的《有女怀春》，1958年由他和名导演程步高合作导演，傅奇、陈思思扮演男女主角。1959年，他又与胡小峰合作导演了另一部电影《王老虎抢亲》，夏梦、李嫱等主演。但他从来没有独立导演过一部影片，这是他短暂电影生涯中的一个遗憾。

1954年到1958年的《长城画报》上还有他为电影写的许多歌词，他为电影《不要离开我》写的插曲《门边一树碧桃花》富有民歌风味：

门边一树碧桃花，桃花一枝头上插，村前村后少年郎，有事没事他来到我家。东家的郎君长得俊，西家的哥哥力气大，还有后山的那个人儿，嘿！他天不怕来地不怕。瞧着这个好来那个也不差，这可真正急坏了我的妈妈。她细细来问咱细细问咱，好教人说来羞答答。我早思夜想放心不下，早思夜想放心不下，啊哟，老实说吧，心儿里可另有一个他。

金庸应约为影片《鸾凤和鸣》写过一首“猜谜歌”，是石慧饰演的人物洗澡时唱的，导演袁仰安要求决不可有丝毫“香艳”色彩，以免令人想入非非。他苦思冥想，突然想起小时候姑母给他猜的一个谜语——“什么东西越洗越脏”？谜底是“水”。这个谜语触发了他的灵感，有了越洗越脏的水，再加上越揩越湿的毛巾、越洗越小的肥皂，一首洗澡时哼的“猜谜歌”就诞生了。

电影圈的这段日子是金庸漫长人生中的一支小插曲，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他做过电影编剧，还做过导演。1979年11月16日，他在台湾访问，在导演白景瑞的公馆“小白屋”，电影界的导演、编剧、演员、影评人聚在一起，和他谈电影。白景瑞说自己与金庸相交十年，还不知道他当过导演的事，众人也纷纷说不知道。他回答：“你们都不知道，证明我搞电影完全失败。”那晚，好奇的林青霞向他提了好几个问题。在另外的场合，他也说自己在电影工作上是完全不成功的。

1981年，他携妻带子回内地访问，上海电视台临时安排播出他参与执导的《王老虎抢亲》，甚至将“导演林欢”改成了“导演查良镛”。他却坦率地说：“这部戏的主要导演是胡小峰先生，我当时对导演技术还有很多不懂。”他跟年轻的温瑞安说起自己导演过几部片子，温知道其中一部是《王老虎抢亲》，他马上说：“拍得不好。”

二、《夏梦的春梦》

“西施怎样美丽，谁也没有见过，我想她应该像夏梦才名不虚传。”在金庸眼中，夏梦是最美丽的女人。“为了接近夏梦，金庸曾特意到长城公司做过编剧。金庸对她的精神迷恋，成为当年香港‘才子佳人界’的一段佳话。”

“长城”留下了一段关于金庸与夏梦的传说，成为他生命中一支笼罩着一层薄雾的插曲。夏梦是当红的明星，香港电影圈大名鼎鼎的“美人”，是票房的保证，在《长城画报》举办的十大明星选举中名列第一，号称“长城大公主”。

早在金庸进入“长城”前，夏梦就于1954年9月3日与林葆诚结婚，金庸也于1956年和朱玫缔结了生命中的第二次婚姻。他们相识于金庸进“长城”之前，1956年，他编剧的《绝代佳人》由夏梦主演，由李萍倩导演拍成了电影。那年10月5日，《新晚报》六周年报庆时，他讲到有自称“霍青桐迷”的读者来信，建议将“书剑”拍成电影，由“长城”诸公主来演女角，请夏梦出演爱美的骆冰。

有一种说法，金庸与夏梦共事时，因为夏梦戏称他为“姚家阿姨”，他为此起了一个鲜为人知的笔名“姚嘉衣”，所写的影评“姚嘉衣专栏”也脍炙人口。

夏梦本名杨漾，祖籍苏州，1932年生于上海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爱好京剧，从小受到家庭熏陶，京剧、越剧都能朗朗上口。1947年她随家人南下香港，就读于玛利诺女书院，1949年在文艺联欢会上，演出英语舞台剧《圣女贞德》时，她主演贞德，获得极大的成功。人们夸她：“人既漂亮，戏又演得精彩。”她喜唱京剧，是一名出色的花旦。1950年她18岁那年和同学毛妹（导演袁仰安的女儿）到长城电影公司参观，受到赏识，由此进入“长城”，迅速在银幕上放出光彩来。她的扮相宜古宜今，是公认的会演戏、有学养又美丽的女演员。她不仅在银幕内外的风度令人倾倒，而且语通中外，学及古今，博览群书。她从小就喜欢运动，中学时参加过全校篮球班际比赛，到了“长城”，为了留指甲，放弃篮球，请了一位教练学网球。

有记者问罗孚，金庸暗恋夏梦是否真的？罗孚确定地回答：“是真的。”记者又问他有没有追过夏梦？罗孚回答“说是追过夏梦”。

1975年与金庸认识的沈西城为此问过金庸的多位老朋友，倪匡、许国是其中两个。沈还问过导演李翰祥——他跟金庸在“长城”也算是半个同事，李半开玩笑地说：“哎呀！你的妈，怎么要挖金庸的疤？”沈问：“李大导，你只会耍我，却不摸自己屁股，你的大作《三十年细说从头》有哪一个你大导的老友不给你挖疤了？”李翰祥乐了，仰天打哈哈：“金庸追女明星有啥稀奇？我不是也追过的吗？穷就不能泡妞吗？”“那么金庸泡到了吗？”“当然泡到，短瘾好过无瘾呀！”

再问许国，许国比较“老狐狸”，答：“好似是。”敬上老酒一大杯，许酒后吐真言：“好似追过陈思思，唔！又好似是夏梦。”

再问倪匡，倪匡比较老实：“好像追过夏梦……”

金庸对这件往事，一直都没有提起。但在他的小说里，不难看到夏梦的影子。“射雕”里的黄蓉，“神雕”里的小龙女，《天龙八部》里的王语嫣，无论一颦一笑，都跟夏梦相似。

他在“长城”的同事，后来在《明报》工作多年、以写“哈公专栏”出名的许国说：“查先生是一个专于感情的人，我跟他共事于长城电影公司时，查先生喜爱上一个美丽的女明星，那女明星是一流的大美人，而我们的查先生那时不过是一个小编剧、小说家，当然得不到那位女明星的青睐。”

与金庸有交往的台湾女作家三毛说：“金庸小说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写出一个人类至今仍捉摸不透的、既可让人上天堂又可让人下地狱的‘情’字。而不了解金庸与夏梦的这一段情，就不会读懂他在小说中‘情缘’的描写。”

他对情感生活向来讳莫如深，这件事也没有听到过他本人的任何说法，但他的老朋友、老同事都隐隐约约，没有否认，该不是空穴来风，内情只有他心中最清楚。

他离开“长城”、自办《明报》后，对夏梦的关注也是异乎寻常，1959年6月8日，《明报》初创不久，就在二版的副刊刊登了《夏梦练舞》（署名“黄蓉”）和夏梦的签名照片，说她每天练双剑对双鞭，把“美”与“勇”结合，同时学技击和舞蹈。

1961年3月9日，《明报》头版的“伶星专栏”报道“《王老虎抢亲》演职员设宴谢师，夏梦领娘子军表演惊人酒量”，说《王老虎抢亲》公映以来，盛况不衰，昨日进入第二周，仍场场满座，主要演员夏梦、李嫱等昨晚出席谢师宴，开了三桌，感谢京剧名票、梅兰芳的徒弟孙养农夫人胡韺，金庸作为导演和胡小峰一起出席。夏梦在片中演男角周文宾，银幕下的夏梦别有风韵，分别用国、沪、粤语招呼嘉宾，她与几位“长城公主”酒量惊人，逐桌逐人敬酒，少说三十五人。当晚合影时，金庸、夏梦都站在第一排。

1962年秋天，夏梦有一次长时间的欧洲旅行，《明报》不仅追踪报道她的旅行踪迹，而且还在显著位置腾出版面为夏梦开辟专栏，刊登她旅行中的来信。

10月1日刊登《夏梦谈巴黎近况》，是她9月24日、25日的来信，说到登埃菲尔铁塔、在路边咖啡店喝酒、游莱茵河等。10月13日刊登《在伦敦误进谋人寺——夏梦归鸿之二》，是她10月3日的来信，她在蜡像馆看到的近代人物，都跟新闻片里看到的一样，像极了。“中国人只有周恩来一个，倒不太像。”10月14日刊登《看脱衣舞要懂行情——夏梦游记之三》，她10月6日来信说到，最感兴趣的是莎士比亚住过的茅屋，附近有戏院，专演莎翁的舞台剧。10月25日刊登《夏梦将倦游返港》，是她10月20日从德国的来信。

《明报》为一个女明星开旅行记专栏还是第一次，以后似乎也未见。夏梦的消息不时出现在《明报》头版的“伶星专栏”，事无巨细，如《夏梦穿百镑衣》《夏梦买马，乱石投林，美容秘诀，敬远脂粉》……

1967年9月，“左翼首席红星”夏梦在拍了四十二部影片之后，结束十七年的影坛生涯，告别香港，随丈夫移民加拿大。当时正值“五月风暴”，成千上万的港人移民国外。《绝代佳人》在内地已受批判，夏梦以怀孕为由拒绝参加左派发起的示威。9月27日，《明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本报特稿”，独家报道《夏梦已往加拿大》。9月28日，又在第二版头条报道陶铸欣赏这个古装美人的消息。不仅如此，这一天，《明报》还异乎寻常地专门刊登了一篇诗意盎然的社评《夏梦的春梦》：

她这次离去香港，离去她所赖以成名的长城电影公司，是一个不平常的抉择，特别是在这斗争之火燃遍了左派的圈子时，这一离去，也许还会有一阵清凉的感觉。……

事实就是这样，由于香港是一个具有极大自由的地方，任何人不仅可以有居留的自由，也有迁徙的自由，不参加政治活动的自由；或者是“在居留与政治活动两者发生矛盾的情况”之下，有抉择去留的自由。……夏梦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飘然远引的，也可以这样说，这是香港的自由给予了她最大的方便。

对于这许多年来曾使她成名的电影圈，以及一页在影坛中奋斗的历史，夏梦定会有无限的依恋低徊，可是，她终于走了。这其中，自然会有许多原因，在我们的想象之中，一定是加拿大草原的空气更加新鲜，能使她过着更恬静的生活，所以她才在事业高峰之际，毅然抛弃一切，还于幽谷，遗世独立，正是“去也终须去，住也不曾住，他年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我们谨于此为她祝福。

《明报》社评向来评述社会大事、国际风云，为一个女明星送行，这是仅有的一次破例。

夏梦去国，《明报》依然关注她的一举一动。1968年1月31日，头条专讯报道夏梦在美国怀孕过关，将在美生产，一家大小在华盛顿定居。一年后，1969年2月17日，《明报》头版头条报道《客居长寂寞，欲作还巢燕，夏梦将返港拍片》，说她这次回港，是因她对脱离左翼仍能在港安全生活满具信心。次日（2月18日）在报头边上刊出一则简短的独家消息《夏梦先头部队林葆诚已抵港》。直到1978年夏梦才组建了青鸟电影公司，投拍第一部电影，由许鞍华执导，电影片名《投奔怒海》就是夏梦特地请金庸改出来的，大概在1982年。倪匡说：“他这一生对电影最大的贡献，只怕是把原来叫《船民》的一部电影，定名为《投奔怒海》。‘投奔怒海’如今已成为某种行动的专门名词了，影响无比深远。”

三、《射雕英雄传》

自1957年元旦以来，《射雕英雄传》一直在《香港商报》连载，偶尔金庸生病才会停下，比如1959年4月18日，编者告白，“金庸先生因病，‘射雕’暂停两天”，4月20日恢复。1975年12月，他在“射雕”修订版《后记》中说：

回想十多年前《香港商报》副刊编辑李沙威兄对这篇小说的爱护和鼓励的殷殷情意，而他今日已不在人世，不能让我将这修订本的第一册书亲手送给他，再想到他那亲切的笑容和微带口吃的谈吐，心头甚感辛酸。

“射雕”中的人物个性单纯，郭靖诚朴厚重、黄蓉机智狡狯，读者容易印象深刻。这是中国传统小说和戏剧的特征，但不免缺乏人物内心世界的复杂性。大概由于人物性格的单纯而情节热闹，所以“射雕”比较得到欢迎，曾拍过粤语电影，在泰国上演过潮州剧的连台本戏，目前香港在拍电视片集，曾译成了暹罗文、越南文、马来文（印尼），他人冒名演衍的小说如《江南七侠》《九指神丐》等种类也颇不少。

他的叙述虽然语意平淡，却可以想见《射雕英雄传》大受欢迎的程度，不但风行香港，而且波及东南亚。每天的报纸一出来，很多人会首先翻到副刊去看他的连载。市民街谈巷议的话题，多半与小说中的人物、情节有关。人们一路追看下去，看过一遍不过瘾，又看第二遍、第三遍，看过连载，又看每“回”一本的小册子，还要看最后结集出版的单行本。曼谷每一家中文报纸都转载他的作品，并在报馆门口贴出前一日和当日连载的作品。当时各报靠每天往来于香港至曼谷的班机送来香港的报纸再转载，但到了小说的紧要关头，有的报馆为了抢先，不再坐等班机到来，而利用地下电台的设备，通过电报来发表香港当天作品的内容，以满足读者迫不及待的渴望。“用电报来拍发武侠小说，这在报业史上恐怕是破天荒的举动”，可见他的作品受欢迎的程度。

在郭靖身上依稀可以看到金庸自己的影子，他说：“写郭靖时，我对文学还了解不深，较多地体现自己心目中的理想人格。如果说有自己的影子的话，那可能指我的性格反应比较慢，却有毅力，锲而不舍，在困难面前不后退。我这个人比较喜欢下苦功夫，不求速成。”

他笔下的武功当然出于他的想象，但是细心的人还是发现了这些武功的源头，在形的方面，主要取自舞蹈，在神的方面则来自哲学思想，特别是道家思想。黄蓉的武功基本上就是舞蹈，“兰花拂穴手”这个名字就有舞蹈的姿态，“落英神剑掌”的身法如同落花。桃花岛上，黄蓉在花树底下舞蹈起来——

但见她转头时金环耀日，起臂处白衣凌风，到后来越舞越急，又不时伸手去摇动身边花树，树上花瓣乱落，红花、白花、黄花、紫花，如一只只蝴蝶般绕着她身转动，好看煞人。

对她武功的想象也来自舞蹈。洪七公教会黄蓉的“逍遥游”掌法（初名“燕双飞”），两人同练，“并肩而立，一个左起，一个右始，回旋往复，真似一只玉燕、一只大鹰翩翩飞舞一般”。

金庸说，小说里面的招式，大多数是他自己想出来的，看看当时角色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动作，就在成语或者诗词、四书五经里面，找一个合适的词来做那个招式的名字。有时候找不到适合的，就自己作四个字配上去。招式的名字必须形象化，因为中国武术的一般招式总是形象化的，根据那个名字，大致可以把动作想象出来。

倪匡说：“在1957年，若是有看小说的人不看《射雕英雄传》的，简直是笑话。”金庸创造了一个神话，这是他意想不到的：

我以小说作为赚钱与谋生的工具，谈不上有什么崇高的社会目标，既未想到要教育青年，也没有怀抱兴邦报国之志……不过我写得兴高采烈，颇有发挥想象、驱策群侠于笔底之乐。

他说的是实话，他写第一部武侠小说时还在《新晚报》做副刊编辑，当时只是为了完成总编辑罗孚交给他的一项任务，不料受到读者的大力欢迎，就一路写下来了。他始终不是一个职业小说家，写小说对于他从来都是一种副业。他的作品“也有一些对社会上丑恶现象与丑恶人物的刻画与讽刺，然而那只是兴之所至，是随意发挥”。“真正的宗旨，当是肯定中国人传统的美德和崇高品格、崇高思想，使读者油然而起敬仰之心，觉得人生在世，固当如是。虽然大多数读者未必做得到，作者自己也做不到，但若能引起‘心向往之’的意念，那也是达到目的了。”这是他内心的独白。还有一层意思，他没有说破，在创作过程中他也未必是有意的，却处处流露出来，那就是他的故国情怀、乡土情结几乎浸透在他的全部作品中。《射雕英雄传》开篇——

钱塘江浩浩江水，日日夜夜无穷无休地从临安牛家村边绕过，东流入海。江畔一排数十株乌柏树，叶子似火烧般红，正是八月天时。村前村后的野草刚起始变黄，一抹斜阳映照之下，更增了几分萧索。

乌柏树是江南的一个树种，南朝《西洲曲》中有“日暮伯劳飞，风吹乌柏树”的诗句，这是金庸魂牵梦萦的故乡风物，是他永远的梦，一打开记忆的闸门，他往往身不由己回到儿时熟悉的那片土地，回到少年时一再仰望过的天空。一个出生在世代读书人家，在战乱中成长起来、饱经忧患的读书人，因为大时代的变动，漂泊异乡，在小小的香港落脚生根，但他身上的文化因子全部来自那片古老的土地。从《书剑恩仇录》到《射雕英雄传》，传达的首先是他所赖以安身立命的文化，武侠小说仅仅是一个载体，一种市民文化的载体，他把内心的伤痛、时代的疮疤都寄寓在这一高度市民化的载体中，这一切，他本人也许完全是无意的。

（郭靖）当下昂然说道：“……我只想问你一句：人死之后，葬在地下，占得多少土地？”成吉思汗一怔，马鞭打个圈儿，道：“那也不过这般大小。”郭靖道：“是啊，那你杀这么多人，流这么多血，占了这么多国土，到头来又有何用？”成吉思汗默然不语。

郭靖与一代枭雄成吉思汗在草原上纵马驰骋，留下了这番对话。金庸在战乱中痛失慈母，大动荡好不容易结束，父亲又遭不测，乱世的痛苦使他对功与罪、是与非有着自己的看法，“杀的人多却未必算是英雄”是他深入骨髓的体会，他厌恶一切剥夺人类生命与幸福的战争，他鄙弃白骨换来的英雄，他借郭靖之口否定暴力与杀戮，写出了对和平的全部渴望，对他而言还有什么比和平更可贵的呢？

他一而再地提起兵火过后，到处是断墙残瓦，多少家庭的离合悲欢，聚了又散，散了又聚。这都是他本人的亲身体验，是他铭心刻骨的记忆，他曾说，“若非经过八年抗战的艰苦生涯，恐怕到现在还是浑浑噩噩，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射雕英雄传》结尾郭靖与黄蓉一同南归，“一路上但见骷髅白骨散处长草之间，不禁感慨不已”。这正是他自身的感慨，他的伤痛、时代的伤痛尽在其中。

1959年5月19日，《射雕英雄传》在《香港商报》刊完862段，那正是《明报》创刊的前一天。金庸在“全书完”后面有个告白：

各位亲爱的读者：我在本报撰写《碧血剑》与《射雕英雄传》，前后已近三年半，承蒙各位读者不断地来信指教和讨论，使我得到很大的鼓励，心中自然是非常感激的。……我和《商报》同仁以及《商报》的读者们交情已不算浅，本来应该续撰新作，只因最近我其他的事务比较忙碌，实在抽不出时间，只好与各位读者暂别，将来一俟有暇，当再在本报与各位相见。

随着《明报》的问世，金庸当然不可能再为《香港商报》写连载了。

四、《雪山飞狐》

1959年2月9日，金庸的第四部武侠小说《雪山飞狐》开始在《新晚报》连载。

故事本身不过是一个俗套，江湖恩怨、武功高低、藏宝图等，但在这部不算长的作品中，他引入了一些新的写作手法，比如完全采取倒叙的方式，改直写为暗写。比如将说故事与戏剧的方式结合起来，借“一天”来表现一百多年，小说交代，这一天是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三月十五日，距离李自成兵败九宫山已一百三十几年。

《雪山飞狐》的真正主角其实不是胡斐，而是胡一刀，苗人凤与胡一刀的比武——

两人生死决斗又惺惺相惜，白天激战，晚上抵足而谈，比武历时三日，每日都有不同的变化。除了两个主角之外，并穿插以周围的人各式各样的活动，在比武过程中突出了主角的性格，描写了周围的人物，渲染了现场的气氛，又从正面、侧面，或淡描或浓抹地勾勒了主角高明的武艺。读者看得紧张、“过瘾”……

胡一刀、苗人凤的故事出自众人之口，有人说这是学日本电影《罗生门》三个人讲同一件事，但讲法不同。他却说是从《天方夜谭》讲故事的方式受到的启发，对同一件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讲述，再加上了一些戏剧的成分。

法国作家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是金庸最喜爱的小说之一，不管有意或者无意，他的小说受到《基督山伯爵》等西方文学作品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刻画、描写人物等小说技巧、方法上，更主要的是精神、气质上的影响。按照中国传统观念，杀父之仇不共戴天，父仇子报，以牙还牙，以血还血，乃是天经地义的。这一简单的复仇模式早已内化为民族潜意识，为芸芸众生所普遍接受，更是中国文学作品长久阐述的主题之一。而《基督山伯爵》表现的善恶观念，对复仇的处理，直接影响了《雪山飞狐》对人物命运的安排、性格的塑造。

《雪山飞狐》还受到日本推理小说的影响。懂中文的日本记者本池读过此书，有一次与金庸见面，话题就一直围绕着其中的情节，尤其侧重里面的推理桥段。金庸不否认这是武侠加推理，他说自己十分欣赏日本推理小说家松本清张。

到1959年6月18日，《雪山飞狐》共连载了129天，《明报》创刊已近一个月。小说最后没有肯定的结局，留下了一个永远的悬念——胡斐这一刀到底劈下去还是不劈呢，让读者自行构想。

当时，金庸虽离开了《大公报》，与老同事的来往还是很多，在周榆瑞家的宴会上，他和羊朱、梁羽生谈起这个结局，他们都觉得比较新奇，虽然并非赞同。1960年10月5日，《新晚报》十周年，他写了《<雪山飞狐>有没有写完》一文，他说，写这个结尾，他想到了西方中世纪著名的故事，公主、宫女和武士、饿狮，想到了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的小说《中世纪的传奇》。

五、离开“长城”

长城电影公司是张善琨1948年底创办的，专拍国语片。1950年，张退出，吕建康、袁仰安、费彝民等重组“长城”，袁出任总经理，整个指导方针逐渐左倾，并引入“读书会”等组织，灌输红色思想，严俊、李丽华、林黛等先后退出。“长城”和《大公报》一样都是左派文化机构，强调思想意义，重视社会教育，对影片题材的限制较严，天性不喜欢受束缚的金庸在“长城”虽也有成绩，但社会反响远远无法与他业余创作的《射雕英雄传》等相提并论。他工作了一段时期，未免感到失望，觉得很难发挥自己的才能。他希望多拍一些娱乐性和商业化的电影，提高卖座率，在“长城”却很难实现，他的“资产阶级思想”还一度遭到批评。他编的好几个剧本都没有通过，使他对继续留在电影界失去了信心。

1959年，金庸的电影生涯走到了尽头。当初进“长城”，他以为电影圈会比较自由一些，和报馆不一样，想不到也是一样——

自始至终我觉得干电影这行拘束很大，特别是在“长城”此等左派公司，他们的摄制方针和我个人的意见很不相投，比如他们很注重思想教育，当然，我不是否定他们，但自己的艺术创作意图因此不易发挥。后来，我所编写的剧本好几个不获通过，兴趣自然大减，兼且到了五九年，左派公司对电影制作的方针越趋严格，有时整年间也拍不到一两部戏。总括来说，干电影时工作未见顺利，自己又没有能力搞电影公司，相反地，办小型的报纸，需款不多，但给我发挥的机会则较大，故转而办报。

他在另一场合也说过，自己在长城电影公司工作时间不长，“他们对于戏剧的限制非常严，编个剧本要这审查、那研究，工作很受限制，那不是个适当的创造环境，我没有待下去”。

他还在“长城”工作时，《明报》就已创刊。

短暂的电影编剧生涯，金庸因受不了左派公司的思想控制而选择离开。也有人说他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情场失意，才决意离开。此后，他与左派电影圈仍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明报》创刊当天仅有的两个祝贺广告都来自电影界，头版是峨嵋电影公司，第四版是新新公司，这是长城电影公司总经理袁仰安办的一家公司。

第三篇　创立《明报》

第七章　《明报》初创

一、同学沈宝新

自1946年进入杭州《东南日报》，金庸已在报界摸爬滚打过十多年，几乎熟悉报纸编辑的各个环节。1955年以来，他的武侠小说在《新晚报》《香港商报》连载，受到读者欢迎。据《香港商报》调查，他的小说有三万读者。当时香港盗版成风，他的武侠小说连载每天刊出千字，七天就有人盗印单行本，速度之快让原定结集出版的三育图书公司措手不及。就在这时，他和分别多年、正在经营印刷业务的老同学沈宝新在香港意外重逢，沈建议，与其给别人盗印小册子发行，不如自己来印，自己发行、赚钱。说干就干，他们决定合办一家刊载武侠小说的十日刊《野马》。

1938年，他们在丽水碧湖，初中三年级起就是同班同学，金庸是级长，沈宝新喜欢打篮球，是级队的选手，比他大好几岁。浙江省立临时联合中学的档案中，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11月的军训名单记录：

沈宝新　秋一年级　十八岁　吴兴人

金庸回忆：“我们两人是初中、高中同班同学，沈宝新先生比我大几岁，所以当时并不是很熟悉，他是大朋友，我是小朋友。后来在香港碰上了，老同学相见，自然很亲热，以后大家就常来往。”

吴兴即浙江湖州，沈在浙江大学读的是农业专业，抗战胜利后，在中国邮政、储汇局银行工作，积累了银行、财务工作的经验。1946年到香港，在印刷厂任职九年。他说一口江浙口音的广东话，熟悉他的人都说他是“一个随和、够义气的人”，人际关系好，对朋友重情义，又懂经营管理。1959年初，他们注册了野马出版社，准备办一份十日刊，以刊登武侠小说为主，从《庄子·逍遥游》中取“野马”为刊名。

当年3月，《野马》筹备期间，他们在九龙尖沙嘴弥敦道的文逊大厦租了一个写字间，只放得下四张书桌。他们请了《长城画报》编辑潘粤生担任编辑。就在这时，报贩建议，与其办十日刊或半月刊，不如干脆办一份日报，天天出版，更容易赚钱。金庸犹豫了一番，决定办日报，《野马》不太像报纸的名称，仿效《成报》取单字很成功，他也想起一个单字的报名，潘粤生提出“明”字，取“明辨是非”之意，他说也有聪明之意，经过一番推敲，决定取名《明报》，以“野马”为副刊（名为“野马小说”）。关于报名，他后来说：“《明报》的‘明’字，取意于‘明理’‘明辨是非’‘明察秋毫’‘明镜高悬’‘清明在躬’‘光明正大’‘明人不做暗事’等意念。”他们请书法家、国际电影懋业有限公司制片主任王植波题写的报名，一直沿用至今。金庸并不知道中国报业史上至少有过六个《明报》，1911年、1922年、1931年的上海，1925年、1945年的北京及1932年的苏州先后出版过以《明报》为名的报纸。

《明报》最初由金庸出资三万港币，沈宝新出资两万港币。这五万元三四个月就花光了，金庸又投入五万元，共出资八万。《大公报》老同事、广告部主任郭炜文曾出资一千五百元，占的股份很少，1961年《大公报》社长费彝民要郭退股，金庸连本带利都还给了郭。《明报》从此只有两个股东，金庸占八成，沈占两成。

1959年5月20日是金庸终生难忘的一天，这天《明报》正式创刊。创刊号标明：本港零售港币一毫，督印人沈宝新。他执笔的发刊词标榜“公正、善良、活泼、美丽”：

《明报》是一张同人的报纸，也是一张读者的报纸。

……它是读者的报纸，因为我们办报的目的不是要宣传什么，也不是为什么商品做广告，我们只是希望能办成一张精致的、生动的、健康的小小报纸，为那些喜爱精致、生动、健康事物的人所喜爱。

我们的信条是“公正、善良、活泼、美丽”。我们决心要成为你一个甜蜜的知心的朋友，跟你说说故事、讲讲笑话，讨论一下问题，但有时候，也向你作一些温文的劝告。

这一年他36岁，南下香港第十一年，他踏上了前途莫测的创业之路。

《明报》第一天印了8000份，没有卖完，最低时跌到了6100份，发行了四个月才开始回升。金庸说，出《明报》主要是一种生意上的考虑，当时谁都觉得是一件冒险的事业，旧同事、老朋友在背后人人都说：“小查这次非倾家荡产不可！”他却想，反正没有多少家产，就是“倾家荡产”也没有什么大不了。

《明报》初时只是一份四开一小张的报纸，属于名副其实的“小报”，头版刊登社会性特稿，二版是副刊，也会登小说，三版是重头戏，连载金庸和其他人的武侠小说，四版是杂文，小品、漫画等，没有新闻。他选择办这样一份小报，或许与他初到香港时，发现港人的读报口味令人“又好笑又好气”有关。《大公报》同事马廷栋有一天吃饭时说起，有个香港友人说：“贵报虽然有些地方不及人家，但有一次登了一条别报没有的新闻。”马受宠若惊，忙问什么新闻，对方说：“那次九龙发现一条一尺多长的蜈蚣，只有贵报上有。”相隔十一年，也许金庸已淡忘此事，但港人的读报口味他是熟悉的，他有意无意地迎合他们。

不久，《明报》迁到中环娱乐行五楼二室，白天是商人的写字楼，晚上做他们编辑部，每天凌晨离开时，都得收拾干净。两个月后，又搬到中环德辅道中239号四楼。最早的员工只有三个人，金庸是社长兼总编辑，还是主笔，负责编辑部的工作，沈宝新是经理，负责报纸经营，是营业部唯一的员工，谦称在报馆只是个跑龙套的角色，有如整部机器中的螺丝钉，编辑只有潘粤生。后来请了校对戴茂生和办公室助理叶云（原名叶汉辉），诗人何达做过短期的第四版编辑。由于人手不够，金庸的妻子朱玫在《明报》跑过香港新闻，成为《明报》最早的女记者。

二、《明报》定位

办报毕竟不像写武侠小说，一份新报纸一无背景，二无雄厚资金，要在报刊林立的香港站稳脚跟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有人说，“办不了多久吧”；有人断言，“一两年内一定倒闭啦”！

1959年的香港尽管经济还算不上繁荣，但报业竞争已够激烈。单就日报来说，左派除了《大公报》，还有1948年9月创刊的《文汇报》、1952年10月创刊的《香港商报》、1955年创办的《晶报》（原名《明星日报》，1957年改名）。亲国民党的有1949年创刊的《香港时报》以及老牌的《工商日报》。此外大多数报纸处于中间立场，如1925年6月创刊的《华侨日报》，1938年8月创刊的《星岛日报》，1939年5月创刊的《成报》，等等。还有《南华早报》等英文日报，其中也有中间偏左或中间偏右之分。背景各异，左、中、右分明。光是50年代新办的报纸就有85家，平均一年新办8.5家，大部分为中文报纸，但能坚持十年以上的凤毛麟角，至今仍在出版的仅《明报》《新报》《晶报》等寥寥数家。

在报界默默耕耘了十多年的金庸有自己的考虑，他离开《大公报》的原因之一就是其左派色彩过浓，他不会走这条路；他对国民党也没什么好感，保持中立是必然的选择。“在政治取向上，我们既不特别亲近共产党，也不亲近国民党，而是根据事实作正确报道，根据理性作公正判断和评论。”

6月6日，《明报》出至第十八期，改为出对开大张，头版改为国际新闻和社评，二版为“银百合”副刊，三版还是“野马”小说副刊，四版为香港新闻（从第二十九期起，国际新闻改到第四版，港闻放到头版，社评有时也刊登在四版）。当天，他在《我们的立场》社评中提出“公正与善良”的办报理想，不再提“美丽”“活泼”：

我们曾在“发刊词”中说明，我们拥护“公正与善良”。这五个字，就可以说是我们的立场。

我们重视人的尊严，主张每一个人应该享有他应得的权利，主张每个人都应该过一种无所恐惧，不受欺压与虐待的生活。

我们希望世界和平，希望国家与国家之间、人与人之间，大家亲爱而和睦。我们希望全世界经济繁荣，贸易发展，也希望香港市面兴旺，工商业发展，就业的人多，希望香港居民的生活条件能不断地改善。

这是《明报》资料室现存的最早一期《明报》。据说金庸愿出资二十万元高价收购《明报》创刊号，但没有结果。倒是电影界有人收藏了最初的《明报》。

为了拉近与读者的距离，《明报》出版四十多天后，7月1日，在第二版开辟“明报之友”专页，刊登读者来信和他们的答复，并邀请医生和法律、心理、社会问题方面的专家解答读者的问题。当天刊出的《致读者》说，要成为读者与编者、读者与读者之间互相沟通意见、交流情感的园地。

金庸多次表示对左转后的香港《大公报》的不满，力图在时代的风云变幻中不偏不倚、保持中立。香港恰好提供了这样一个自由的空间，从地理上说，这只是一个弹丸之地，却是一个典型的世界自由港，左、中、右各派力量都有发言的机会。

香港是一个政治斗争很尖锐的地方，这一方面是因为这里是一个完全开放的社会，各种各样的政治势力都有。就《明报》而言，在别的方面我们也不见得就比其他报章好！不过，有一点我们却是做到了，那就是真正独立的，任何力量想影响我们的话，我们是绝对抗拒的。这种态度和立场，可能读者在短期内注意不到，但长期下来，读者就会了解，我们是真正客观、独立和公正的……

他不断重申《明报》“不左不右，绝对中立”的立场，“以前的《大公报》反映当时知识分子的思想，的确是《明报》的楷模，但《明报》是没有任何政治背景的”。1947年，他迈进上海《大公报》的大门，老《大公报》“不党、不盲”等可贵原则深刻地影响了他。“很多技术问题都是我从《大公报》学来的。《大公报》本身有个传统，什么文字可以用，什么文字不可以用……我投身《大公报》，心里很佩服《大公报》当时的不党不卖，评论事件很公正，完全报道。报纸不应该歪曲事实，应该讲真话，不好讲的可以不讲。”他自称，“心向往之，时作东施之效，只恨才识难追前贤，时有画虎不成之憾，但所作的努力，总朝着这个方向”。正是在香港这块特殊的土地上，金庸传承了老《大公报》未竟的理想，《明报》的成功隐约可以看到某些老《大公报》的影子，比如坚持不接受任何方面的经济支援，他说，“在这情形下，我们就能毫无顾忌地公正不偏，就会得到最广大读者的支援”。

1959年10月16日，标榜中立的《循环日报》复刊，金庸在《明报》发表社评说，“全港报纸非左即右，真正中立者唯《明报》一家，本来势孤力弱，发言无人响应，大有孤芳自赏之感”。1960年2月17日，他在社评中说，“本报向来主张和气生财，不反对国民党，也不反对共产党，不骂美国，不骂苏联”。5月20日，他又在《本报创刊周年感言》社评中说，“在政治上我们力求中立，决不对左派或右派作任何不公平的偏袒”。他以后津津乐道的“有容乃大，无欲则刚”，其实要等到1962年6月“自由谈”副刊诞生时才提出，1966年1月，《明报月刊》发刊词也以此为编辑方针，以后作为《明报》的报训。1980年，他在聘请董桥为《明报月刊》总编辑时，聘书上就提醒说，必须“遵照《明报》一贯中立、客观、尊重事实、公正评论之方针执行编辑工作”，“在政治上不偏不倚，在文化上爱护中华民族之传统，在学术上维持容纳各家学说之宽容精神。”做了七年《明报月刊》总编辑、八年《明报》总编辑的董桥说：“我虽然无权判断自己是不是做到了查先生给我的提示，却一直没有轻心淡忘那几句话的重量和真谛。”

三、筚路蓝缕

《明报》初创之时定位还不很清晰，压倒一切的是生存。当时，持中间立场的大报如《华侨日报》《星岛日报》等层次偏高，远离普通读者的要求和阅读趣味，没有大资本撑腰的《明报》不可能冒险走这样的路子。金庸也不愿接受《超然报》《响尾蛇》《响尾龙》这些小报的低俗、色情路线，试图在大报和小报之间走出一条自己的路，介于严肃和轻松之间，既发表武侠小说、香艳小说，又有严肃的社评、香港社会新闻和国际新闻，最早的读者以普通市民为主。

不少人批评《明报》的报格摇摆不定，两面不讨好，这样下去迟早会关门。为了《明报》的生存，金庸和沈宝新绞尽了脑汁。金庸除了不断地写武侠小说、写社评，还要负责报纸的编辑工作，多方挖掘、罗致人才，提高报纸的吸引力。沈则从提早出报以及发行、广告上下工夫，常常半夜三更起来去印刷车间给工人递烟。

从1959年到1962年，这三年是《明报》最艰辛的草创时期，金庸一次次想起香港流行的说法：“假若和你有仇，最好劝你拍电影；假若和你有三世仇，最好劝你办报纸。”他为报纸的前途苦恼不已。《明报》老职员回忆：“查先生那时候真的很惨，下午工作倦了，叫一杯咖啡，也是和查太（朱玫）两个人喝。”

当时《明报》在中环，金庸家在尖沙嘴，回家必须过海，渡船有两种，一种是天星小轮，一种是俗称“哗啦哗啦”的电船仔。当深夜或凌晨下班，天星小轮早已停航，只好乘电船仔渡海，每次要等齐六个人才能开船，船费比较便宜。如果即到即开，包租费要三元。他们夫妇宁愿挨着深夜凉飕飕的风等待，也不愿包船过海。

当年的艰苦可想而知。咖啡、渡船不过是其中两个平常的故事。那时，金庸对老同学沈宝新有所倚仗，虽然金庸是大股东，但在老员工看来，他们两个股东的权力却是均等的，甚至有金庸怕沈的说法。金庸在家中请客，如果沈还没到，他也不敢开席。潘粤生记得：“在德辅道中时，《明报》前景还很不明朗。有一天黄昏五六点的时候，大家工作得很累，查良镛说去‘游电车河’吧，于是我们由上环坐到铜锣湾总站，再坐回来。当时查良镛说办报纸很辛苦，希望大家办好《明报》，把《明报》作为自己的事业，永不分手。”

四、《神雕侠侣》

《明报》创刊第一天，《神雕侠侣》开始连载，配有大幅插图。第五期起增加字数，每天由一千字扩充到一千二百字，第二天又增加了四百字。当时《雪山飞狐》还在《新晚报》上连载，金庸每天要写两个连载。

他的武侠小说连载是《明报》的招牌，吸引了一批追读者。7月3日，“神雕”连载未久，“明报之友”专页刊出读者赖辉的来信，还有金庸详细的回信，他说，“目前可以说的，主角是杨过而不是郭靖。……不过郭靖将是个极重要的配角”。

9月27日，报纸上没有刊登“神雕”，编者就得解释，作者有病，暂停一天。第二天还是没有登，又要解释：“金庸先生不适，读者函电纷驰，小说明天见报，神雕迷请释念。”编者还说，这两天编辑部接到许多电话，还有读者亲自送来函件，或问病状，或问“神雕”今天可否刊出，昨天将消息告诉金庸，他在病中非常不安，但力不从心，未能成文，再停一天，今天无论如何可以写了，希望读者再耐心等一天。可见这个连载对于《明报》的重要。

“神雕”接着在香港市民中风生水起的《射雕英雄传》往下写不是无意的，金庸的武侠小说在《新晚报》《香港商报》连载已拥有大批读者，许多人为了看他的武侠小说而买《明报》。《明报》能奇迹般地活下来，首先是他的武侠小说吸引了一批固定的读者，说《明报》是他的武侠小说支撑起来的并不过分。他的老友倪匡就说：“《明报》不倒闭，全靠金庸的武侠小说。”他也不无得意地说过：“我们的半张小报，经半年时间便收支平衡，我的武侠小说可有一定读者啊！”当时还是中学生的沈西城，每天上学都会在报摊上买一份《明报》，上了巴士，如有空位坐下，便会打开登着“神雕”的版面，细细追读，每天千把字，不消五分钟便看完，很不过瘾。他的同班同学中课余不是踢足球就是谈金庸武侠小说的人物，他们最喜欢的人物是周伯通和洪七公，还给脸孔圆嘟嘟的国文老师起了“老顽童”的绰号，没想到老师不以为忤，反而和他们一起讨论这个人物。电影演员麦玲迷恋“神雕”，租阅六次，挑灯夜读以至消瘦。读者胡君玉刚上中学，初看《明报》就是为追读金庸的武侠小说。

然而，一张报纸不是单靠武侠小说就能办成，《明报》的前景仍不明朗，为此金庸想尽了办法，把《明报》由纯副刊性的报纸变为重视港闻的报纸，副刊内容也不断充实再充实。“神雕”连载的两三年间，正是《明报》最艰苦的阶段。他说，几乎每一段故事之中，都有和几位同事共同辛劳的情景。

因为请不起专任电讯翻译和编辑，其他报纸的一位记者抽时间来帮几个钟头的忙。《明报》还在筹办时，《晶报》记者雷伟坡便已在搜集资料撰写头条特写。没过多久，《明报》由八开扩为四开，雷伟坡被金庸以每月四百元的高薪挖来，当时他和沈宝新也只拿同样的月薪。雷出任采访部主任，成为《明报》独一无二的记者，在头版显著位置开辟“伶星专栏”，以“柳鸣莺”的笔名专写影视明星的生活、恋情等艳闻。

龙国云当时在《红绿日报》跑社会新闻表现突出，被暗中请来相助，从1960年夏天起，用“陈非”的笔名为《明报》写港闻特写、大案内幕、软性花边，笔名就是雷伟坡代起的。稿费千字十元，可以吃二十碗著名的“牛腩粉”。到1961年9月1日龙就转入《明报》了。

《明报》头版头条几乎都是猎奇、猎艳的社会新闻，以凶杀、奸情、女色等内容为主，字号很大，标题很醒目，以夸张的形式吸引眼球——

穿睡衣裸下体　少妇神奇毙命

少女单恋成狂　鲸吞滴露命殒

赤裸男女艳窟做爱　惨遭炸药定时爆杀　两人下体同被炸碎

零沽爱情吞响尾蛇　艳女身旁男子昏绝

在这些标题之上常配有“人间花草太匆匆”“暮去朝来颜色故”等诗句作为眉题。副刊“银百合”也充斥着“女明星的性生活”“性犯罪”等专栏文字。

为了增加读者，《明报》还推出有奖填字游戏、先送报后收费等活动。他们处处想迎合市民，格调并不高。查良镛的社评时断时续，一般只有几百字，没有引起太多关注。

第一年下来，《明报》发行量虽增加了124%，但只是一张副刊性的报纸。金庸在《创刊周年感言》中说，读者有英、美、德、加拿大的留学生，有教授、律师、工商界巨子、社会名流，也有职工、青年读者。他认为原因有二，政治上力求中立，内容上力求雅俗共赏。

除了《神雕侠侣》，“野马小说”这个版面最多时同时连载七部武侠小说，令读者应接不暇，有读者表示不满，认为这样看下去，人物都分不清了。

《神雕侠侣》虚构了杨过和小龙女“生死相许”的爱情，反复萦回着元好问《摸鱼儿》（又名《迈陂塘》）前半阕：

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欢乐趣，离别苦，就中更有痴儿女。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只影为谁去？

苍凉空旷、哀怨动人的半阕词如同主题曲贯穿全书，奠定了悲剧的基调。纯洁无瑕的小龙女被尹志平奸污，杨过被郭芙砍断了一支胳膊，当小龙女纵身跳下悬崖，留下谜一般的十六年之约时，也许小说该在这里戛然结束。为迎合读者的需要，作者却不能停止，只能写下去，写一个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结局，以免失去读者。《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都在以小市民为对象的报纸上连载，大多数读者是中小学文化程度。

以通俗小说招徕读者，将一份新报纸维持下去并发扬光大，在中国报业史上并不始自《明报》，成舍我1924年在北京办《世界晚报》，张恨水的《春明外史》每天五六百字，连载五年，共写了上百万字，吸引了大批固定读者。1925年《世界日报》创刊，张恨水的《金粉世家》每天七百字到上千字，共连载了2196天，达七年之久。张恨水的小说因故事曲折、雅俗共赏而风靡一时，连发行量很大的上海老牌商业报纸《新闻报》也请他连载《啼笑姻缘》，“世界”报系的成功，张恨水的连载小说功不可没。

《神雕侠侣》提供了一个人世间往往可望不可即的生死不渝的爱情乌托邦。杨过、小龙女的一离一合，似乎出于天意，实则由两人的性格决定。小说以大团圆收场，从文学的角度看显然是一个败笔。对此金庸的老友倪匡一语道破玄机：“金庸在写《神雕侠侣》时，喜剧收场，绝对可以谅解，因为那时正是《明报》初创时期，‘神雕’在报上连载。若是小龙女忽然从此不见，杨过凄凄凉凉，郁郁独身，寂寞人世，只怕读者一怒之下，再也不看《明报》。”在香港这个高度商业化的社会，金庸之写武侠小说就是为了促销报纸，商业动机远大于文学冲动，首先是娱乐性的，要好看，要让市井男女得到阅读快感。当然，写作过程中，他的文学天赋、历史文化素养、他熟悉的江南风物一一流于笔端，又使他的作品远不同于一般的通俗读物。

那些艰辛的日子，如同杨过等待小龙女的漫长岁月。十六年之约终于到了——眼见太阳缓缓落山，杨过的心也是跟着太阳不断地向下低沉。当太阳的一半被山头遮没时，他大叫一声，急奔上峰。身在高处，只见太阳的圆脸重又完整，心中略略一宽，只要太阳不落山，三月初七这一日就算没过完。

可是虽然登上了最高的山峰，太阳最终还是落入了地下。悄立山巅，四顾苍茫，但觉寒气侵体，暮色逼人而来……

金庸说，写到杨过等不到小龙女而太阳下山时，曾哭出声来。

五、《倚天屠龙记》

《明报》立足未稳，他们就筹备出版第一个附属刊物《武侠与历史》，1959年12月16日，《明报》头版预告：

金庸新作《飞孤外传》将在不日出版之《武侠与历史》小说杂志刊载。金庸拥趸密切注意！

直到1961年，《飞孤外传》一直在《武侠与历史》连载，每期八千字。与报上连载每段一千字至一千四百字不同，金庸一般七天写一段，一个通宵写完，从半夜十二点钟开始，写到第二天早晨七八点钟。这是《雪山飞狐》的“前传”，想着力塑造一个“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同时又“不为美色所动，不为哀恳所动，不为面子所动”的英雄。胡斐之所以不放过凤天南，仅仅为了钟阿四一家四口，胡斐和他们素不相识，没有任何交情，这是金庸心中完美的大侠。从人物刻画来说这部作品其实并不成功，倒是反派角色田归农虽着墨不多，却写出了他性格中阴暗险诈的一面。书中三个女性，袁紫衣太突兀了，不合情理，也不合逻辑，完全是为了凑情节编出来的。马春花也有点莫名其妙，倒是相貌平凡的程灵素刻画得平实而有灵气，更合乎人性的真实。她是“毒手药王”的关门弟子，心地善良，宁愿选择死，让所爱的人去活，“超乎生死，在至情中超越了情”。

《武侠与历史》是一份周刊，每星期五出版，定位就是“小说杂志”，除了连载金庸的小说，还连载古龙等人的长篇作品，也有一些武侠短篇。那时《明报》还在艰苦的挣扎中，全靠这份武侠小说周刊赚钱贴补。

1962年6月1日，《明报》刊登一则广告“读武侠小说为娱乐兼可增进国学修养”，介绍《武侠与历史》不仅刊载长篇武侠、历史小说，还有其他内容。如第82期以宋人名画《文姬归汉》为封面，并有她的《悲愤诗》，83期以秦始皇为封面，内有杜牧《阿房宫赋》，84期以宋人名画《滕王阁》为封面，内有王勃的《滕王阁序》，以历史故事、名画、诗文名篇相配合，均有详细解释或白话翻译。“读者在读小说消遣娱乐之余，可增进国学修养，家长购赠青年子弟，尤为过宜。全书清洁健康，绝无黄色文字。”

《神雕侠侣》连载到774天，1961年7月6日，金庸的另一部长篇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开始在《明报》连载。当时，“神雕”还在收尾，到7月8日才结束，两部小说登在同一版面。他将这部作品与《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合称“射雕三部曲”。他自认为“射雕三部曲”的男主角性格完全不同：

郭靖诚朴质实，杨过深情狂放，张无忌的个性却比较复杂，也是比较软弱。他较少英雄气概，个性中固然颇有优点，缺点也很多，或许，和我们普通人更加相似些。杨过是绝对主动性的。郭靖在大关节上把持得很定，小事要黄蓉来推动一下。张无忌的一生却总是受到别人的影响，被环境所支配，无法解脱束缚。

其实，无论郭靖还是张无忌，他们的性格中都可以照见金庸自己的一些影子。张无忌做不了政治领袖，对治理国家没有兴趣，“也许，金庸自己不是个政治领袖式的人物——他老想着怎么退隐逍遥，又念念不忘历史对读书人品格的期望”。

周芷若、赵敏、殷离、小昭个个喜欢张无忌，他却不知道到底喜欢哪个。五人曾在大海上同处孤舟，静夜月明——

五人相对不语，各自想着各人的心事，波涛轻轻打着小舟，只觉清风明月，万古长存，人生忧患，亦复如是，永无断绝。忽然之间，一声声极轻柔、极缥缈的歌声散在海上：“到头这一身，难逃那一日。百岁光阴，七十者稀。急急流年，滔滔逝水。”却是殷离在睡梦中低声唱着小曲。

……殷离唱了这几句小曲，接着又唱起歌来，这一回的歌声却是说不出的诡异，和中土曲子浑不相同，细辨歌声，辞意也和小昭所唱的相同：“来如流水兮逝如风，不知何处来兮何所终！”她反反复复唱着这两句曲子，越唱越低，终于歌声随着水声风声，消没无踪。各人想到生死无常，一人飘飘入世，实如江河流水，不知来自何处，不论你如何英雄豪杰，到头来终于不免一死，飘飘出世，又如清风之不知吹向何处。

此歌与下面这首歌相呼应，贯穿全书：

焚我残躯，熊熊圣火。生亦何欢，死亦何苦。为善除恶，唯光明故。喜乐悲愁，皆归尘土。怜我世人，忧患实多！

金庸对“明”字情有独钟，《倚天屠龙记》虚构了一个呼风唤雨的“明教”。蝴蝶谷中“明教”群豪大会时，就飘扬着这首歌，歌声挠人，回荡不绝……

从《倚天屠龙记》起，金庸越来越意识到所谓好人、坏人没有绝对的标准，人也不是一分为二、好坏分明的，从这部作品开始越来越明显。

恶人中也有善的一面，善人中也有坏的方面，不过占的比例较少而已。……正邪、好恶难以立判，有时更是不能明显区分。人生也未必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善恶是不能楚河汉界一目了然的。

峨眉派掌门灭绝师太、周芷若，华山派掌门鲜于通，昆仑派掌门何太冲，正可以邪，金毛狮王谢逊，邪中有正。人并不是因为门派、地位等的不同而产生“好”或“坏”的，武林中的正、邪之分，不同民族之争，以人性以外的标准所得出的结果，常常与现实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正派”的灭绝师太以正义等不容置疑的名义可以杀人不眨眼，连最心爱的徒弟纪晓芙也不放过，仅仅因为她爱上了“邪派”的杨逍，不肯遵命杀他。离开左派阵营，在香港独立创业的金庸对此有着越来越深的体验。老朋友梁羽生对此不以为然：

既然是“人性”有“共通的邪恶”，既然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那也就难怪要正邪不分，是非混淆了。在《倚天屠龙记》中，金庸着力刻画了正派人物之“邪”，有狠毒残忍、滥杀无辜的峨眉掌门灭绝师太，有品格卑劣的昆仑掌门何太冲，甚至少林寺的“神僧”当张三丰来和他们交换《九阳真经》之时，也曾使用了诡诈的手段。正派之“邪”到了“六派围攻光明顶”而发挥得淋漓尽致。总之是要给读者一个印象，正中有邪，邪中有正，不论正邪，人性中都是有邪恶自私的成分。

六、报答“死党”

1961年仍是《明报》困难的一年，金庸不断发动武侠小说攻势，同时连载两部武侠小说，与“神雕”“倚天”同时，短篇武侠小说《鸳鸯刀》《白马啸西风》相继登场。

5月1日，《鸳鸯刀》开始在《明报》连载，与《神雕侠侣》安排在同一版面，当天“神雕”已连载到709天，到5月28日《鸳鸯刀》刊完，“神雕”还没结束。

《鸳鸯刀》的故事很简单，名声显赫、高深莫测的“太岳四侠”不过是外强中干、名不副实的草包，逍遥子滑稽可笑，临危之际还念叨着“朝闻道，夕死可也”；“夫妻刀法”只有彼此回护、心心相印才能发挥出威力……全篇围绕争夺刻有重大秘密的鸳鸯刀而展开，谜底揭开，不过是“仁者无敌”四个字而已。

当年10月，《白马啸西风》开始与《倚天屠龙记》同时连载，安排在另一副刊版面，到11月结束。这是金庸1960年为电影公司创作的一个剧本，围绕着高昌古国一张蛊惑人心的迷宫地图展开，在血腥的拼杀和无情的阴谋、赤裸的欲望下，伴随着“或缠绵诱人，或辛酸感人，或凄惨动人”的爱情故事——

一个偶然的机会，李文秀的父母得到这张神秘地图，因此惨遭同门杀害。通灵的白马闻到水草的气息，冒着漫天风沙将昏倒在马背上的李文秀驮到哈萨克人居住的草原。美丽的草原，善良的老人（实际上是一个为躲避师父追杀而易容的青年），使她渐渐淡忘不幸的惨剧，她学会了哈萨克语，在恬静的牧歌中开始新的生活。哈萨克青年苏普的出现却打破了她止水般的心灵，爱恨情仇，又在草原上演绎成一出悲剧……

“如果你深深爱着的人，却深深地爱上了别人，有什么法子？”李文秀回答不了，《可兰经》也回答不了。即使得到了宝藏又能怎么样？她带着无数的问号，带着无尽的痛苦回到中原。

《明报》同时连载金庸的两篇武侠小说，就是想紧紧抓住他的“死党”读者。表面寡言木讷的他内心却很坚韧，这一个性类似他笔下的郭靖。为了报纸的生存，他不辞辛劳，一手写社评，一手写小说，常常同时连载两部作品，几乎成了“写稿机器”。这是《明报》最艰难的时期，也是他一生最艰难的时期。他所心仪的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提出“挑战与应对”，一种文明如此，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他和沈宝新及其他《明报》同人愣是将一张几乎没有什么前途的小报苦苦支撑了下来。

《明报》内容有所丰富，人手也增加了。1960年，发行量增至13600多份。自1961年1月起，《明报》又请权威的马评家简而清（简老八）、简而和兄弟主编马经专栏（以后又请狗评家汪昆以“识途老狗”的笔名写狗经），以迎合市民的口味。体育专栏也请体育界消息最灵通的马兆华主持。

7月16日，他发表社评《本报进行加强国际新闻》说：

从明天起，逐步加强国际新闻，严格遵守公正无私、不左不右的立场，拥护中国人的利益，香港人的利益。

明报虽为小报，但博大有容，不害怕、不拒绝任何方面的意见。本报本身的评论，则以“预见和分析”为两大目标。

1961年，《明报》日销量上升到22000多份，与《超然报》等小报相比，发行量也不算太低，虽然离大报的目标还非常遥远。这年5月20日《明报》两周年时，查良镛写下《忠心耿耿，报答“死党”》社评，回顾两年来的艰辛和欢喜，又一次坚定了两年前立下的宗旨，决心公正无私、努力不懈地为读者服务。台风袭港，报纸发行量和平时完全一样，一份不少，靠的就是“死党”，有的人即使当天不上街，第二天也要补买。发行部经常做的业务之一是补报纸，有读者到日本或英国旅行，少看了三个星期，要求补齐。

香港报界有一句老话“挨得就得”。如果说《明报》是金庸的武侠小说支撑起来的，诚然没有错，最初的三年，武侠小说、马经、电影消息以及他短小的评论，对香港新闻的详尽报道，都算是特色。被誉为“铜笔铁算盘”的沈宝新也在不断摸索、改变报纸的经营手法，拉拢广告客户。他说自己是“顶硬上”，印刷、发行、广告一脚踢，第一年有过每天工作十八到二十小时的纪录。过去的一年，《明报》的日发行量增加了9650份左右，广告收入也增加了（虽不及发行的增加速度），总收入也相应增加，全部用在改进报纸的内容上。查良镛在社评中说：“我们当然不是永远不赚钱，而是：忠心耿耿／报答‘死党’／报纸办好／来日方长。”他知道，《明报》的时代还没有到来。

第八章　《明报》崛起

一、“逃亡潮”

1962年5月，是《明报》最重要的转折点。“五月逃亡潮”（或称“五月人潮”）改变了这张报纸和金庸的命运。

1959年到1962年内地发生大饥荒，广东靠近香港，对于挣扎在饥饿线上的老百姓来说，偷渡来港自然成为他们的活路。1957年六七月就发生过一次“大逃港”，最高峰时每月有几千人偷渡，但与1962年相比，这个规模根本算不得什么。这次“大逃港”到5月达到高潮，每天都有几千人涌入香港，不仅有宝安的，还有东莞、惠阳、广州乃至外省的。主政广东的陶铸一度下令把边关的岗哨撤了，从5月5日到5月22日，人潮涌动，纷纷涌入香港，最多时一天就有八千多人，到9月才全面收缩。保守估计逃出人数不少于20万人。

香港这块弹丸之地，1961年5月30日的人口统计已超过313万，交通、住房、医疗、饮水等方面压力都相当大。突如其来的逃亡潮席卷香港，港督柏立基束手无策。“即捕即解”只是仓促应对之策，堵截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人流依然潮水般涌来，警察只能将他们堵在深圳河边的梧桐山一带。

报纸以报道新闻为天职，面对“逃亡潮”这样全社会关心的大新闻，怎么能保持沉默？在政治上坚持中立，竭力不左不右、不抱成见的《明报》，不想得罪任何一方，也不愿多惹是非，一直没有登载，只是5月8日以“爷娘子弟哭相送，尘埃不见罗湖桥”为题，在头条位置刊出五百多偷渡入境的难民被集体遣返内地，送行亲友临风涕泣、哀声动地的新闻。港英当局声明，5月最初的十一天中因非法入境被捕的就有上万人。

困在梧桐山一带的难民越来越多，港英当局一筹莫展。良心的驱策使《明报》不能再安于做一张娱乐性的报纸。“我们不能视若无睹，只好刊登一些。但再过几天，《明报》的采访课整个沸腾了。记者们从边境带回来的眼泪，洒在编辑部的桌子上和地板上，他们激动的表情和辛酸的言语，使每个人的良心不能平静。港闻版的编辑不断地问：‘登不登这消息？’每个记者都在不满：‘这样的大消息也不登？’”

金庸出身于《大公报》，深知左派对付异己的态度，内心顾虑多多，知道会得罪许多朋友。他想到不久的将来，左派会借故进攻，什么帽子都会送来，甚至以后一生的日子都很不平安。面对事实和良心的严重考验，他的内心在挣扎，最后他还是下决心大篇幅地如实报道，发表成千成万同胞的苦难。从5月11日起，他几乎派出所有记者到第一线采访，沙头角、粉岭、元朗、罗湖等移民聚集的地方，到处都有《明报》记者的身影，他们了解难民的生活、心态，并拍摄了大量照片。这是《明报》创刊三年来首次大规模的采访，也是第一次与几家大报硬打硬拼、争抢新闻。《明报》头版连日都是有关“逃亡潮”的报道，大标题，大图片。5月13日，他发表《巨大的痛苦和不幸》社评，指出这样大的“逃亡潮”，是由于“连续三年来内地的灾荒，粮食发生严重困难”，“逃亡潮”令香港当局很感头痛，内地当局想必也感到头痛，更感到痛苦的是偷渡入境又被遣送回去的同胞以及他们在香港的亲友。面对这样巨大的痛苦，巨大的不幸，谁都会感到束手无策。

5月14日刊出的《边境采访记》报道，“梧桐山中云愁雾惨，遗下不少伤病妇孺”。当天，查良镛安排龙国云等记者前往梧桐山一带采访，由于香港当局出动大批警察拦截，大量偷渡者被堵在山上，许多老弱妇幼在山上跌伤、患病，他们水尽粮绝，吃树皮、木菌，坐以待毙，至亲的人也无法相救，于是夫弃其妻，兄舍其弟。生平不会哭的龙国云，每天都睁着双眼流泪。5月15日，《明报》头版头条刊登陈非（龙国云）的特写《梧桐山上惨绝人寰》，大字标题非常醒目。另有一篇《边境山头一片呼儿唤母声，闻者心酸肠断》，慈母背婴儿翻越梧桐山，母死儿生，哀啼尸侧，同行者恻然俱无人加以援手。他发表社评《火速！救命！——请立刻组织抢救队上梧桐山》与此相呼应：

……由于饥饿而求生，这是每个人所要争取的最低限度的权利。我们在香港的居民，幸而没受到饥饿的威胁，但我们大多数也都是从内地来的，只不过早来了些时候而已。想到那些陷身于苦难中的同胞，谁都会感到恻然难过。我们极盼中共当局派人去救援，也极盼本港当局派人去救援。

最宝贵的，是人的生命！最大的仁政，是救人性命！

“火速！救命！”的大标题，震撼人心。有人说，这是查良镛开始受读者注意，与读者拉近距离的一篇社评。《明报》的人力、物力，根本无法与大报相比，但他的社评独辟蹊径，在新闻报道之外，引起了读者的重视。5月21日、22日，他发表社评《协助警方，共渡难关》《请勿加重警方困难》，23日他发表社评《巨大的定时炸弹》：

事实上，这件事好比一个巨大的定时炸弹，警方人员正在小心翼翼、全神贯注地设法移开，是否能够安全解决，现在尚未可知。万一处理稍有不慎，以致爆炸开来，那么全香港320万居民就要受到极大的灾祸。……我们呼吁市民，不要阻挠警方处理这难题，不要认为警方执行任务，是对我们中国人含有敌意。……不要轻视这个危机！我们是否能够继续安居乐业，和这个炸弹是否爆炸，有极大的关系。

面对“逃亡潮”，查良镛从不闻不问到全力以赴，有人说这是他在社会变动中学到的生存伎俩。从5月13日起，他安排记者每天送一车食品到边境，分发给难民。读者连日送来善款和食品，小小的报馆仿佛成了一个人道主义救援中心，全体员工忙得透不过气来。《明报》两次刊登《本报读者捐款芳名》，其中一次就有20笔共1510元港币。许多读者打电话愿捐款、捐面包等，也有许多读者响应《明报》的呼吁，愿参加救援队上梧桐山救人。5月18日，查良镛还发表社评《请当局准许分发救济品》，但香港当局禁止他们进入边境。5月19日只好刊登启事《本报暂停接受读者捐款》，“因限于各种环境关系，未能顺利展开救济，故暂时停止接受捐款”。

当时，《星岛日报》《华侨日报》等都在大力报道“逃亡潮”，但对难民的实际救助远不如《明报》。《明报》因“凸现了人道主义和个性”而贴近读者，出现希望的转机，在香港林林总总的报纸中脱颖而出，刹那的光芒甚至让所有的大报黯然失色，几乎一夜之间就让香港市民刮目相看，突破了销量在2万多份徘徊不前的僵局，5月份平均日发行量31068份，当年下半年突破4万份。

二、“自由谈”副刊

从这时起，《明报》加强了对内地新闻的报道。查良镛不讳言，“逃亡潮”的刺激，使《明报》对内地批评的意见增加了，态度也变得比较尖锐。《明报》终于度过了惨淡经营的三年草创时期，由一张以刊登武侠小说为支柱的娱乐小报迅速向以新闻、评论为主的大报转型。“自由谈”副刊的开辟成为这一转型的重要标志。

1962年6月8日，“逃亡潮”后不久，《明报》刊登“自由谈”征稿启事：

本报定本月十七日起，每星期增出“自由谈”副刊，内容自由之极，自国家大事、本港兴革、赛马电影，以至饮食男女、吸烟跳舞，无所不谈。……《明报》不受任何政治力量的影响，为纯粹的民间报纸，有条件同时刊登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自由谈”副刊由本报总编辑亲自处理来稿，保证不偏不倚，公正无私，对任何读者均极端尊重。

“自由谈”的名称是查良镛与潘粤生、董千里一起议定的。6月17日，“自由谈”正式问世，发刊词指出它追溯《申报》“自由谈”副刊传统，力图办成一个开放的公共园地。“自由谈”以刊登关心内地的杂文、随感为主，大量的读者来稿都有在内地亲身经历的遭遇。有文章直接嘲讽香港左派报纸的“车大炮”（指吹牛浮夸），对粮食“放卫星”等假大空新闻不但大字套红标题，而且有时间，有地点，有图片，甚至有特派记者亲睹，结果老百姓饿肚皮，冒死逃亡。

六七月间，查良镛以“华小民”的笔名为“自由谈”写了《天灾的好处》《民食不足是谁之过》等历史随笔，借古讽今，直指当下。

他在“自由谈”上与曹聚仁发生过小小的笔战。曹是资深记者，定居香港，多次北上，备受“礼遇”，在香港发表《北行小语》《北行二语》《北行三语》等，无视“大跃进”“人民公社”造成的灾难，反而以一连串“数字”大夸内地的建设成就。也曾相信过马克思主义的查良镛，此时已转而信奉英国哲学家罗素的理性主义。他说，曹先生从不信到相信马克思主义，他则是从信到不信，他们两人向着不同的方向走，可能在某个什么地方有过交叉点。

与纯粹娱乐性的副刊不同，“自由谈”谈王实味，谈陈寅恪，谈《红楼梦》等，透着一种强烈的文化味和自由气息。

“自由谈”以浓厚的书生色彩，深受知识分子尤其那些离乡背井、从内地出来的知识青年的喜欢。本来每周只出一期，因大受读者欢迎，从7月14日起就变成一周两期，每周逢三、六刊出。1963年1月11日，初到香港的李文西以“庸人”笔名投稿“自由谈”：“和许多青年学生一样，我怀着痛苦的心情，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亲爱的祖国，来到这号称东方之珠，但却是个十分沉闷的地方！也和许多从内地出来的人一样，我爱上了《明报》的‘自由谈’。看了几篇文章，手痒难禁，也想发泄一下心中的苦闷，吐出鲠在喉中的由衷之言。”

金庸在1963年3月10日的《明报》社评说，“本报创办‘自由谈’副刊，目的就是诉诸读者的理性，希望用事实来说明问题，请读者们不要受任何宣传所蒙蔽，不要凭一时冲动而轻下判断”。《明报》从面向小市民的休闲报纸，转变为知识分子报纸，“自由谈”起了不可忽略的作用，“自由谈”编辑室的座右铭“有容乃大，无欲则刚”成为整个《明报》的报训不是偶然的。

三、社评初露锋芒

查良镛有长期编副刊的经验，他最初只想办一份副刊性的报纸，但那种只迎合市民口味的副刊并不是他真正的志趣所在，“自由谈”寄托了他的某些理想。他毕竟受过转向前的老《大公报》熏陶，“文人论政”的梦潜伏在他生命当中，在他的血液中暗暗流淌。

《明报》初创，他每隔两三天才写一篇社评，从1959年底起，他几乎每天写一篇，每篇三五百字，但“观点平平”，影响力无法与他的武侠小说相提并论。进入1962年，他有很长一段时间不大写社评，他在5月13日说：“最近我们很少发表社评，因为事实上，许多问题令我们感到不安，可是又提不出可行的合理对策。”

“逃亡潮”使查良镛的社评浮出水面。8月31日他在社评中批评北京支持阿尔及尔新政府，送了九千吨小麦、三千吨钢铁，这个决定让香港人反感。内地粮食不足，港人节衣缩食，将一磅两磅的粮包寄回内地，但内地却对痛痒无关的阿尔及尔送粮九千吨，便是九百万个小邮包，等于全港每人送了三个小邮包。9月18日，距离“逃亡潮”不到三个月，成千上万饥饿的同胞涌来香港的情景如在眼前，他发表《要求中共减少输出粮食》社评，当时传来内地要给斯里兰卡二十万吨粮食的消息，他说不如分给老百姓吃了为妙。9月22日，他的《“预卜有大秋”》社评从陈毅9月18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旧体诗说起——

今年收成比去年好，是中央对于人民公社的自由市场开放、生产权力自公社下交到生产队等措施的结果。这只有证明，从前的人民公社制度根本行不通，土地全公有、吃大锅饭、全部集体化的政策优越，我们对这种解释不表同意。

大陆农村经济有所好转，那是农民自留地增加……是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发挥了的结果。……“人民公社好”口头上说说没有关系，如果真的死硬到底，坚持人民公社的生产办法，那就“预卜有大冬”了……

9月23日，查良镛在《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社评中继续说：

听说大陆今年农业生产比去年好，港人感到高兴。中国经过了这三年来的惨痛教训，大概已不得不认识到：将农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土地、农具、牲口、副业等全部充公，非天下大乱不可。这是违反基本人性的。……然而，“为己”这两个字，不但是人性，不但是动物性，而且是生物性的。要七亿人在一晚之间竟然觉悟，个个为公不为私，实在是“唯心”主义之至。现在农民有自留地了，鸡鸭可以自养了，尽管仍旧要农民在公社地里劳动，农民当作是不得不付出的“捐税”，那是可以忍耐的。

这些社评得罪了左派的老朋友，日后都将成为他的“罪状”。

内地针对头脑中有“资本主义思想”的人，推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查良镛认为强行洗脑的做法根本违反人的自由，1963年3月24日，他“站在老百姓的立场说话”：“我们认为资本主义也好，社会主义也好，初级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也好，哪一种经济制度能使大多数老百姓丰衣足食，我们就拥护哪一种办法。第一要义是使人民有饭吃、有衣穿。中共军队在手，政权在握，实在不必害怕资本主义复辟、异己分子造反。为了坚持某一种主义和理想，为了追求一个‘未必在中国一定行得通’的目标，宁可牺牲经济发展的利益，使千千万万百姓遭受不必要的痛苦，那是不是值得的呢？”

当然，他的社评也有对内地的肯定，1963年12月5日，他的社评《顶硬上还债，人穷志不穷》说，自1950年以来向苏联借的外债约一百亿港币左右，“中共在经济最困难的年月中，咬紧牙关还了苏联的欠债，那可说是‘人穷志不穷’了”。

四、“裤子与核子”

金庸在《大公报》系统工作近十年，虽不满其“左”的方针而离开，但终究是有感情的。他自办《明报》坚持中立的原则，《大公报》等左派报纸最初对《明报》不仅没有敌意，而且将其看作是朋友的报纸。《明报》头版的许多社会性特稿，都由左派报纸的记者、编辑提供，创刊号头条关于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译文就是《大公报》编辑潘思勉翻译的。《明报》记者出去采访，也常常搭左派报纸的车。

1960年2月，台北警察查禁武侠小说，其中有金庸的《碧血剑》《射雕英雄传》，《大公报》19日作了报道，21日发表评论《怪哉，蒋集团怕武侠小说》（署名“迎侠”），为他们鸣不平：“何况一些比较好的武侠小说中，多带一点‘爱国思想’，而这种思想便正是读者所欢迎，而台湾当局认为（的）‘毒素’了。在所有的武侠小说中，都是贪官污吏，或为非作恶，或投靠异族之辈，才会怕侠士的，而今台湾当局竟然也怕武侠，不怕被人拿作话柄么？”

《大公报》为武侠小说辩护无非是借题发挥，出发点是政治性的，但说明他们对他这位昔日的同人还是友好的。从1955年到1960年，金庸几乎年年都应邀为《新晚报》报庆撰文庆贺。《明报》经济困难时期，新华社香港分社主动要提供白报纸。金庸为保持《明报》的独立性，婉言谢绝。《明报》初创的三年，他之所以不断表明中立的立场，也是要摆脱左派阵营的影响。

“逃亡潮”后，《明报》支持港府遣返难民，批评内地，引起《大公报》等左派报纸的不满，但矛盾的公开化要等到一年多后。

1963年，《明报》平均日发行5万多份，已经稳定。7月3日，从德辅道中搬到湾仔谢斐道399号，共租用四层，包括二楼、三楼、四楼及地下一层。地下是机房，二楼是排字房，三楼是编辑部，四楼是经理部和员工食堂。

随着中苏关系的不断恶化，北京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发展核武器。这年1月21日，金庸在《明报》发表社评《赤色巨龙将有核子牙乎？》。当时，苏联赫鲁晓夫挖苦中国如果勉强要制造原子弹，人民将会连裤子都没得穿。10月28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陈毅，在北京接见日本记者团时驳斥这一嘲弄，表示不管中国有多穷，“当了裤子也要造核子”！日本各大报纸报道了“宁无裤子，也要核子”，全世界各大传媒纷纷转载，“核裤论”引起广泛关注。向来反对制造核武器的金庸，10月30日在《明报》发表社评《宁要裤子，不要核弹》：

一个政府把军事力量放在第一位，将人民的生活放在第二位，老实说，那决不是好政府。我们只希望，这只是陈毅一时愤激之言，未必是中共的真正政策。不知陈毅是否了解，一个人民没有裤子穿的国家，即使勉强制造了一两枚原子弹出来，这个国家也是决计不会强盛的，而这个政府是一定不会稳固的。……请问几枚袖珍原子弹，有何用处？还是让人民多做几条裤子穿吧！

金庸如此不留情面，尖锐地批评内地还是第一次。此论一出，引起一场轩然大波。《文汇报》《新晚报》《大公报》《香港商报》《晶报》等左派报纸群起而攻之。10月31日，《文汇报》在“编余漫笔”发表评论《怕中国有？是什么人！》，不点名地指责他，“一望而知这是毒蛇嘴里的玫瑰”，“那决不是好人”，“利用中国人的身份，装成一副悲天悯人的伪善面孔”。同一天，他的老同事羊朱在《新晚报》的“夕夕谈”发表评论《裤子固要，核子也要》。左派报刊虽然给他加了许多罪名，如“不是中国人”“其心可诛”等，但这次还算客气，并没有点名。

面对左派报纸阵营的围攻，《明报》孤军应战，但金庸没有低头，左派的围攻反而成全了他，他的社评读者与日俱增，《明报》的日发行量不断攀升。他在10月31日、11月1日继续发表社评《中共制核弹，无益加有害》《若非谣言，便须引咎》。31日，副刊上还发表三苏的《有核无裤、无核有裤与核裤皆无论》。11月2日，他发表社评《我们关于裤核问题的十点立场》，重申自创刊《明报》以来，一贯反对核试验，主张全面、坚决、彻底、干净地销毁全世界所有核子武器的立场。

“纵然无裤也要核论”……我们对这句话深感愤慨，这句话中所包含的意义对全国人民极为不利。我们还认为，陈毅的话根本不通。中共要制造核弹，未必要牺牲人民的裤子，即使要减少一些裤子，也决不至于全国人民都无裤子。如果真的如陈毅所云，“全国人民没有裤子”，我们相信核弹决计造不出来。

奇怪的是，左派报纸暂时偃旗息鼓，不再反击了。

五、笔战《大公报》

1963年，金庸成为国际新闻协会（IPI）的会员。这是世界性的新闻工作者组织，经常有机会到各国参加活动。1964年1月，他以《明报》记者身份应邀参加日本《世界周刊》举办的报人座谈会。4月，他再次赴日，参加国际新闻协会在东京举办的“亚洲报人座谈会”。他发现日本报人享有充分的新闻自由，一个重要报人的地位高于一个重要的政治人物。他看到外相大平正芳对《每日新闻》前任社长、时为日本新闻协会会长的本田态度恭敬得很，本田却潇洒自在，并没觉得大平是如何“贵”的贵客。

他参观日销日报420万份、晚报280万份的《朝日新闻》，报社有几十架印报机，报纸一出来，就由几十条传送带同时输往打包车间，这是他第一次亲眼目睹现代化的报纸运作方式。日本三大报的记者外出采访可以坐各自报社的飞机。在与国际同行的交流中，他体会最深的是：“在民主的社会中，政府绝不能影响报纸，报纸却可以影响政府。政要可以上台下台，内阁可以改组更换，报纸的言论和立场却必须是一贯的。报纸不诚实，读者不看它，报纸非垮台不可。政府不诚实，报纸不断地攻击它，政府也非垮台不可。归根结底，政府的命脉，是真正操在广大人民手里。”

1964年，《明报》从日出对开一大张扩充为对开两大张，已具备中型报纸的规格。自转型为知识分子报纸后，经常会接到读者来信，反对他们以大量篇幅刊载马经、狗经以及无聊小说。10月12日，金庸在社评中回应：

每封读者来信我们都很重视，也很感谢。但我们真诚地以为，政治与学术固然是很重要的事，是很严肃的东西，但在人的生活之中，娱乐决不是不重要的。……本报在各方面的缺点很多很多……然而“注重娱乐”，我们以为这并不是缺点……同时也决不能不注重正经严肃的事物。

金庸景仰的英国哲学家罗素发表《人类有前途吗？》，抨击核武器对人类的危害，他译为中文，在《明报》连载。当年9月底，美国国务卿鲁斯克宣布中国将于近期举行核试验，但何日何时，北京方面严加保密，美方也一无所知。10月1日，金庸在《中共核爆应在下午举行》社评中指出：

我们相信中共造成原子弹的日子已不在远。鲁斯克所以提前宣布，目的是减少这个新闻的耸人听闻性，以削弱中共在这件事上所企图获得的宣传与心理效果。……因此中共举行核爆，最好选择在下午三四点钟，其时美国正是深夜，仪器中查到之时，国务卿来不及开记者招待会，北京电台就可先行广播了。

他对时间的预测不久就得到证实，10月16日，新华社发布消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已经成功爆炸，引爆时间是下午三时。10月18日，他在《明报》重登10月1日的社评，表示预测准确。此时，他感到十分为难。他一贯反对核试验，如跟着左派报纸说那是中国人的光荣，有悖良心。沉默原是个聪明的办法，既可不得罪人，也不违背良心。但到10月20日，他还是发表了《中共爆炸原子弹的评价》社评，“我们不赞成中共制造核弹，决不认为这是中国人的光荣。……但我们赞成中共政府16日这个声明。他们主张彻底销毁核弹，大家保证不使用核弹，这是对人类前途有利的意见”。23日、24日，他接连发表社评《核弹是一种罪恶》《赞成全面毁灭核弹》，“觉得我们社评中的意见，没有改动的必要”。正好这时，10月22日，《明报》港闻版刊登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的电影《血手印》宣传广告，有“血手出现，兵燹可消”等词句，因漏印“广告”二字，被《大公报》抓住把柄，指责“血手淋淋，妖言凿凿”。

10月25日，《香港商报》发表社评《也谈核弹》，指控“一小撮别有用心的黄面皮人，做出‘中立’‘公正’之状，挖空心思大骂中国人的‘核自卫’”。从这一天起，《大公报》发表《略揭最恶毒反华的<明报>的画皮》《<明报>主笔的罪恶》《<明报>何以妖言惑众》《光荣轮不到这些人头上》等文章，指名道姓攻击金庸和《明报》，不仅翻出了“核裤论”的老账，还从1959年以来他的近两千篇社评中找出大量的“毛病”，称他“下流反华”“恶毒反华”，是香港报界“反华宣称最敏感的动物”，指责他“造谣生事，大发反华妖论”：

《明报》的人不是未到过中国（内地），他在内地的亲戚绝不会是光着屁股的，这样大做裤子文章，岂不太卑劣了吗？……

这本来是他的反华妖术之一，就是不管来源是否可靠，只要得到一点捕风捉影之词，立刻加油添醋，大发其污蔑祖国的妖论。

《略揭最恶毒反华的<明报>的画皮》说：

让我们在这里给它做一次义务宣传：《明报》者，一张进行恶毒反华的报纸是也。

……在这一块中立的画皮下，它的法很多，它常常走私夹带，在一个看来没有关联的问题上，它会塞进一点私货。……当《明报》向你嘻嘻哈哈的时候，冷不防一支暗箭就会射过来，或者在被它认为要害的地方点你一点，叫你防不胜防。

10月27日，金庸在《批评中共就是反华？》社评中作出回应：“反对政府的某些措施，反对执政党的某一种做法或主张，是表示反对国家？人民有没有批评政府或执政党的权利？……我们的批评可能是错的，但我们坚持有批评的权利。”结果引来更凌厉的炮火。

《大公报》和《文汇报》《新晚报》《香港商报》《晶报》等联合出击，向金庸和《明报》展开新一轮的围攻，这是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梁威林布置的。老同事陈凡以“张恨奴”笔名写的长文《<明报>的妖畜和妖术》（10月28日、29日）、《再谈<明报>的妖言和妖术》（11月1日）分三次刊登，最具攻击性。遥想当年，陈凡曾为他的《书剑恩仇录》题词：

一卷书来，十年萍散，人间事本匆匆。当时并辔，桃李媚春风。几许少年俦侣，同游日，酒与情浓。而今看，斜阳归路，芳陌又飞红。

他们同在《大公报》副刊开设《三剑楼随笔》专栏，没想到，昔日的同事、同道，如今却因政治观点而势成水火。“十年萍散”，真是一词成谶。“当时并辔……而今看，斜阳归路，芳陌又飞红。”十年之后，不仅各有各的人生际遇，而且反目成仇。

11月13日，《明报》“自由谈”副刊发表《略揭凡块“画皮”》，指出《大公报》的说法幼稚得可以了。从11月26日起，金庸在《明报》发起反击，直到12月22日，在二十六天中他以“《明报》编辑部”名义，每天在头版或二版头条位置发表《敬请<大公报>指教和答复》系列长文，就“劳民”与“扰民”、人民公社，要不要向外国输出粮食，要不要民主自由、“修正主义”，“一切归功于党”、“核子与裤子”，“试验核弹是不是罪恶”、“批评左派便是‘反华’”、“马列主义就是‘华’吗”等一系列问题，向《大公报》发起连珠炮一般的还击。

陈凡批刘金庸的武侠小说，“思想内容大都是反正义、反爱国的”。他反唇相讥，说自己的小说“写得差，内容也很无聊，荒诞不经，原是不登大雅之堂的玩意儿”，其中四篇就登在《新晚报》《香港商报》上。

金庸请《大公报》指教的第七个问题是“要不要民主自由”：“我们赞扬民主自由，认为每个普通百姓应当各有不可侵犯的人权和尊严，贵报认为这样说就是贩毒，是不是要每个人都永远听党的话，完全没有自己的主张和自由，每个报人都成为又红又专的‘歌德派’的积极分子，那便戒了毒？”

要不要收回俄占地？他质问《大公报》：

到底应不应该主张收回我国被俄国强占的一百七十三万七千方英里的土地？在什么情况下应当全力主张收回？在什么情况之下应当完全置之脑后？在什么情况下应当强调“伟大的爱国主义”？在什么情况下应当强调苏联老大哥万岁而坚决反对“狭隘的民族自私主义”？

要不要援助外国？他质问《大公报》：

缅甸三十万华侨生活上正陷入空前的困难和痛苦，这是不是事实？贵报为什么对这事完全不予报道和评论？我们要求中共替华侨出头，为什么是恶毒反华？我们要求中共不要援外而照顾本国同胞生活，为什么是恶毒反华？从什么时候起古巴、缅甸等外国变成了“华”，而中国同胞反而不是“华”？

他在7月14日曾发表过一篇社评《不援同胞援异族》。

12月22日，他发表《有什么不对，请原谅！》指出：“你们辱骂《明报》的口气很恶毒，用的字眼很难听，我们完全没有回敬。然而，我们的语气和辞句，还是有许多不够有礼貌、不够忠厚的地方，这一点，请你们原谅。我们这些文字写得很匆促，一定有不够周详的地方，必须引用康利上尉的一句话：‘有什么不对，请原谅！’敬祝你们圣诞快乐！新年快乐！”同一天，《明报》在头版刊登《谨向读者致谢及道歉》，感谢许多读者来信支持、鼓励，还有许多读者给“自由谈”投稿，对这场笔战提出不少意见，大部分都热诚爱护《明报》，向对方据理力争，因无法一一登出，《明报》表示诚恳的歉意。

当金庸全面出击时，《大公报》等左派报纸没有大举反击，是因为受到北京高层的阻止。“五家左报的爱国热情很可贵，但方法上忽略了用事实和道理去说服人，所以开战不久就受到主管香港工作的廖承志同志的批评，陈毅也告诫爱国报纸要正确对待别人的批评。”陈毅还说过一句话：“《明报》那个社论，要中国人有裤子穿，那还是爱中国人嘛！”金庸对陈毅也心生好感，“文革”时陈毅挨红卫兵批斗，他在社评中赞扬陈为“核裤论”做过说明。1972年1月12日，他在陈毅去世后的社评中称许陈“性格豪爽，心直口快”，再次提及“核裤论”不过是一个比喻。

在香港市民眼里，《明报》与左派报纸的笔战如同一幕精彩的大戏，大大引发了他们的好奇心，他们热切地追看报纸，就像看武侠小说连载一般。有人以不无调侃的口吻说，《明报》之所以有今天，全靠了《大公报》的帮忙，如果不是这场笔战，《明报》是不是能成为大报还是一个未知数。这话未必完全准确，却道出了一个实情。这也是商业社会的特定现象。有人为了炒作报纸，提高发行量，有意向其他报纸寻衅，打笔仗，这在报业史上并不鲜见。

金庸和《明报》成为这场笔战的大赢家，《大公报》做了《明报》的义务宣传员，有读者来信说，本来是《大公报》的长期读者，以往从来不看《明报》，因为笔战才有了兴趣。金庸感谢《大公报》替《明报》做了义务广告，介绍了不少读者，使《明报》近来销量大增，发行量从笔战前平均日销62075份，12月10日达到70516份，1965年1月达到73254份，跃居《文汇报》《大公报》之上，成为香港举足轻重的大报之一，经常卖到断市。作为商人，他开始日进斗金。

六、《天龙八部》

《倚天屠龙记》连载了两年多，到1963年9月2日结束时，《明报》已在香港报界站住脚，发行量、报格都大大提升了。9月3日，《天龙八部》开始在《明报》和《南洋商报》同时连载。

经过“逃亡潮”事件、“核裤论”风波，《明报》不仅以武侠小说招徕市民读者，而且以社评和“自由谈”副刊吸引知识分子和公务人员，逐渐成为一份以知识分子为主要读者对象的大报。但金庸并没有放弃武侠小说的写作，即使在与《大公报》笔战的日子里，他也没有停下。

有读者记得，一天早上，渡海时遇到一位老朋友，对方照例买了早报在船上看，坐下来正谈得投机，那位朋友拿起《明报》，立即打开，竟一言不发，完全不再理会他，全神贯注地看上面连载的《天龙八部》。他本人以后也成为追读者。

《天龙八部》人物众多，情节曲折，线索复杂，其中贯穿着两条主线，即人类对权力的贪婪和对爱情的痴迷。对权力的畸形追求导致了武林的血雨腥风。为了早已失去的王权，慕容家族不惜挑起江湖杀戮，“四大恶人”之首段延庆也是为了争夺失去的王权，丁春秋、天山童姥、鸠摩智一样为建立武林霸权而厮杀……权力是多么诱人的东西，古往今来，无数人不惜为此流血遍野。

“无人不冤，有情皆孽”。段正淳风流成性、到处留情，他的儿子段誉却是段延庆所生。康敏对乔峰的刻骨仇恨仅是因为他对她的美貌视而不见。天山童姥与李秋水反目成仇无非是为无涯子到底爱谁，其实无涯子另有所爱。段誉对权力、武功毫无兴趣，一心追求爱情，一连串的偶然性，使他练成了“六脉神剑”“凌波微步”，并继承了大理国王位。四大皆空的小和尚虚竹阴错阳差，不仅成为西夏驸马，而且得到逍遥派神功，成了江湖上谈虎色变的灵鹫宫主人。一心追求王权的慕容复什么也没有得到，他醉心于权力，不顾一切想恢复慕容家族百年前的大燕王朝，为此放弃了表妹王语嫣纯洁无瑕的真挚爱情，践踏了包不同、风波恶等人对他忠心耿耿、出生入死的兄弟情义，他的心中只有王朝的美梦。对权力的痴迷，终于导致众叛亲离，从名满江湖的翩翩公子变成一个疯子，端坐土坟，纸冠俨然。王霸雄图、血海深仇终究要归尘土，荣华富贵也终将如浮云般飘逝。此时在金庸心目中，爱情、友情等人性中美好的东西，无疑要比帝王的权杖更加重要。

《天龙八部》前后写了四年，正是金庸与自己出身的左派报纸阵营交恶、发生笔战时，昔日的同伴与他断绝交往，甚至恶毒咒骂，恩恩怨怨一言难尽，所谓正、邪之争如同他当时面临的左右对立，他遭遇过与乔峰相似的困境。第十九章《虽万千人吾往矣》乔峰独闯聚贤庄的英雄宴，与旧日丐帮兄弟干杯断义，随后生死搏杀——

乔峰端起一碗酒来，说道：“这里众家英雄，多有乔峰往日旧交，今日既有见疑之意，咱们干杯绝交。哪一位朋友要杀乔某的，先来对饮一碗，从此而后，往日交情一笔勾销。我杀你不是忘恩，你杀我不算负义。天下英雄，俱为证见。”……丐帮的旧人饮酒绝交已毕，其余帮会门派中的英豪，一一过来和他对饮。

对他相当了解的梁羽生说：“读者甚至会有这样的疑问：‘作者是否要借聚贤庄中的酒杯，以浇自己胸中的块垒？’”金庸不同意这个看法，在《一个“讲故事人”》中婉转地表示，这个批评完全错了。但他笔下的武侠世界，确乎与他自身跌宕起伏的生命历程相对应，在人物的遭遇、痛苦中折射出了他经历的曲折心路。现实中的风雨，无意中流露在每日连载的武侠小说中。

在《神雕侠侣》之前，他笔下的主角陈家洛、袁承志、胡斐、郭靖等都是一望而知的正派人物，基本上走的是正、邪不两立的传统路子。之后，正、邪就没有那么截然分明了。《天龙八部》中的乔峰，“比郭靖复杂丰富得多，他有陈家洛等书生剑士型的细腻情感及敏捷思想，而没有他们的优柔寡断及幼稚天真”（吴霭仪语）。乔峰豪饮干杯、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豪情，燕云十八飞骑、奔腾如虎风烟举的气势，教单于折箭、六军辟易、奋英雄怒的悲壮，曾让多少人为之倾倒。乔峰是金庸笔下英雄中的英雄，在他身上，几乎可以找到所有英雄的美德。他的爱深沉、专一，没有山盟海誓，但永远信守如初；他的恨刻骨铭心，一刻也不敢忘记。他是契丹人，却是汉族人抚养成人的。因为他的血统，他无法见容于汉家武林，但他又逼辽帝不能在有生之年侵犯宋界，背弃了自己的民族。这样一个豪气冲天、视金钱权势如粪土的英雄却受命运的捉弄而走投无路，最终免不了折箭自杀的结局。乔峰的死，作者和读者一样万念俱灰。现实是多么严酷，怎么样惊天动地的英雄也免不了一死。

七、《连城诀》

为扩大《明报》销路，他们效法《星岛日报》，星期天加送一份彩色大型画报。沈宝新找东南亚的《南洋商报》合作，在香港和东南亚各地一起发行，取名为《东南亚周刊》，知识性与娱乐性并重，有图片，有漫画，报道软性时事，也连载金庸的武侠小说，开本很大，彩色精印，16页。从1964年1月12日起，每逢星期日随《明报》赠送，不另收费。金庸的《素心剑》（后来改名为《连城诀》）从第一天起就在这上面连载。

这是从金庸埋藏心底的一个儿时故事发展出来的。他家有个叫和生的长工，是个残疾的驼子，小时他发现爸爸妈妈对和生很客气，从来不差和生做什么事，只是让他在家扫地、抹尘，接送孩子们上下学堂。遇到下雪、下雨的日子，和生总是抱着他上学，是他记忆中一个很亲切的老人。和生是江苏丹阳人，家里开一家小豆腐店，父母替他跟邻居一个美貌的姑娘对了亲。家里积蓄了几年，就要给他完婚了，结果他被一家财主诬陷为贼，下到狱中，关了两年多才放出来。父亲、母亲都气死了，未婚妻给财主少爷娶了去做继室。有一天和生在街上撞到财主少爷，取出一直藏在身边的尖刀，将那财主少爷刺了个重伤。和生也不逃。正好金庸的爷爷查文清做丹阳知县，重审狱中每一个囚犯，得知和生的冤屈，十分同情，不过他刺人行凶确是事实，也不便擅放。查文清辞官时，索性悄悄将和生带回家来。和生当然不是真名。

《连城诀》的故事本身未脱武侠小说的秘籍、宝藏之类的俗套，但情节跌宕起伏、环环相扣，人物性格鲜明。主角狄云的身上依稀可以看到和生的影子，狄云和师妹戚芳的悲剧，丁典与凌霜华的惨死以及“铃剑双侠”的分手，三对青年男女不同的遭遇，写出了人间爱情的脆弱、命运的无定，狄云等“素心人”在世间遭遇的尽是悲剧。为了“连城诀”，三个徒弟不惜联手杀死师父，三人之间又展开长期的明争暗斗。为了“连城诀”，道貌岸然的翰林、知府凌退思不惜牺牲女儿的幸福和生命。最后在宝藏面前，形形色色的人都像发了疯一般，暴露出人性中阴暗、残酷和贪婪的一面。

《连城诀》写成以后，金庸惊觉，狄云在狱中得丁典授以《神照经》一事，和他少年时代就熟悉的《基督山伯爵》太接近了，不免有抄袭之嫌。虽不是故意抄袭，但无意中多多少少受了大仲马的影响。“但全书已经写好，再作重大修改未免辛苦，何况丁典的爱情既高尚又深刻，自具风格，非《基督山伯爵》的法利亚神父所能有。即使在我自己所写的各个爱情故事中，丁典与凌霜华的情史，两人的性格，也都是卓荦不凡，算是第一流的。要舍弃这段情节实在可惜。”

八、倪匡代笔

写武侠小说的连载很辛苦，每天都要写一段，不能停，特别是他要到国外旅行，要么先写好几段留下来，要么带到国外，晚上不睡觉，拼命写，一大早快信寄回来，心理压力很大。

1965年金庸先后去过埃及、土耳其、印度、马来西亚等地。这年5月，他应邀赴伦敦参加国际新闻协会会议，并计划顺便在欧洲作一次长途旅行，好好休息一下。为了支撑《明报》，他已多年没有放过长假了。此时，《天龙八部》在《明报》连载了一年半，每天一段，从没间断，总不能先停下来吧，于是金庸想到请人代笔。但此时整部小说复杂的线索都已展开，结构、人物关系千头万绪，找人代笔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后来他想到了“因文字而成为知己好友”的倪匡，不过倪匡会不会答应他心里没底。

早在1963年，《倚天屠龙记》连载结束以后，东南亚一带读者反应热烈，新加坡一个报纸想请金庸续写《倚天屠龙记》，他没有时间，就推荐了倪匡。三人相约在一家酒店见面，他正式提出请倪匡续写《倚天屠龙记》，“新加坡方面的读者十分喜爱《倚天屠龙记》，希望有续篇，我没有时间，特地约了新加坡的报纸编辑来，竭力推荐，请倪匡兄写下去，一定可以胜任”。新加坡来的编辑也说：“金庸先生的推荐，我绝对相信，要请倪匡先生帮忙。”倪匡只觉得“脑中嗡的一声，几乎飘飘欲仙”，除了大口喝酒，半晌无语，然后神情严肃地说：“今天是我有生以来最高兴的日子，因为金庸认为我可以续写他的小说，真的太高兴了。其高兴的程度，大抵达到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可是我这个人有一个好处，就是极有自知之明。而且，我可以大胆讲一句，世界上没有人可以续写金庸的小说。”续写之事就此作罢。

这次金庸找到倪匡，首先强调是“代写”不是“续写”，请他“代写”三四十天，不必照原来的情节，“你只管写你自己的”。总之不让倪匡有推辞的机会。当时他的另一个文字之交董千里（项庄）也在场，他接着对倪匡说：“老董的文字，较洗练，简深而有力，文字的组织能力又高，你的稿子写好之后，我想请老董看一遍，改过之后再见报！”倪匡答应了，金庸放心出门。

在英国伯明翰，金庸在一家中国馆子天桥饭店请一批各国同业吃饭，饭店侍者都是从香港新界来的，其中三人在港是《明报》读者，听说他代表《明报》来开会，大为兴奋。到了伦敦，周榆瑞带他去东星酒楼饮茶，主人是《明报》读者，无论如何不肯收钱。在爱丁堡的青龙酒家，老板王胜既要订《明报》，也要订《武侠与历史》，并千万拜托金庸回香港一定要代他去看看父亲。

《天龙八部》的连载有倪匡代笔，但社评只能停写了，金庸在欧洲不断寄回“旅游寄简”，从6月到7月，署名“金庸”刊登在社评位置的，有《饮茶与中国饭店》《贝鲁特的国立大赌场》《伦敦的几个宴会》《周榆瑞在伦敦》《在莎士比亚故乡》《新界青年在英国》等。在莎士比亚的木屋，他忽然想到英国人对莎翁如此尊崇，而我们的《桃花扇》《琵琶记》《长生殿》等伟大的戏剧正在惨遭清算，不禁黯然。

倪匡自称，代写《天龙八部》，虽然“战战兢兢”，“思想负担之重，一时无两”，但金庸既然说可以自由发挥，他就写了一段基本上独立的故事，只是他不喜欢阿紫这个人物，就把她的眼睛写瞎了。金庸回港，已知道他将阿紫的眼睛弄瞎了，一见面就望着他，倪匡不无歉意地说：“你临走时叫我不要弄死人嘛，我是弄伤了，打打杀杀肯定会受伤嘛。”

倪匡代写的部分有四万多字，等《天龙八部》出单行本时，金庸征得他的同意删去了。倪匡崇拜金庸，替金庸代笔是他引以为豪、沾沾自喜的一件事，他写过一副对联：

屡为张彻编剧本，曾代金庸写小说。

直到1966年5月27日，《天龙八部》连载了近三年。由于连载的时间跨度太长，出场人物有数百个，情节错综复杂，每天写一段，仅年龄、时间就有很多难以自圆其说的矛盾，也有人批评结构松散，人物个性及情节太离奇。美国华裔学者陈世骧酷爱此书，两次写信给金庸，称誉“可与元剧之异军突起相比”。以陈氏之学术地位，从文学批评高度对此书所作的评价，自然令以“讲故事人”自居的金庸受宠若惊。另一位研究文学的学者夏济安也很推崇这部作品，陈世骧从日本路经香港，第一次与金庸见面吃饭时，特别告诉他一件事，夏济安有一天在书铺见到一张圣诞卡，上面画了四个人，神情相貌很像“四大恶人”，就买下，并写上金庸的名字，写了几句赞赏的话，托陈世骧转寄给他，陈随手放在杂物之中，结果再也找不到了。

陈世骧、夏济安的赞许令金庸欣慰，他在1969年8月说，“夏先生和陈先生本来是研究文学的人，他们对我不像样的作品看重了，我觉得很光荣，同时也很不好意思。武侠小说本身在传统上一直都是娱乐性的，到现在为止好像也没有什么价值重大的作品出现”。

第九章　查良镛社评

一、预测“文化大革命”

1965年5月20日，《明报》创刊六周年，从最低谷的6100份，至此日平均发行稳定在8万份以上，星期天超过11万份。（这年8月6日，《明报》在头版刊登消息：“本报1965年上半年度销数继续上升，每日平均净销数已增至80200份，上述销数业由英国联邦出版销数公证会证明。”）金庸社评说，最近增加伦敦、纽约两位特派记者张夏、吴嘉墩的通讯，其他地区的特约通讯也在发展中。这一年，世界性的通讯网粗具规模，过去一般国际新闻靠外国通讯社提供，消息虽快，却是外国人的观点，《明报》努力发展、组织国际通讯网，重点是“中国人观点，香港人观点”。7月还要增加几个周刊，包括经济、商品、内地和台湾新闻，特别是加强内地新闻的报道。

当时，香港记者不能到内地采访，香港和海外对内地知之甚少，金庸看中这一点，在《明报》大量报道内地消息，作为主要特色吸引读者。

随着报纸业务的发展，湾仔谢斐道399号的社址显得太狭小了，1966年9月19日，《明报》搬到北角英皇道651号的南康大厦，先租用十楼全层及地下半层，后又陆续租用了两层，地下和二层放机器，十楼是编辑部，员工餐厅在顶楼。

正值内地发生“文化大革命”，《明报》对摧毁数千年文化表示了强烈反感和抗议，尽量报道这场斗争的过程和内幕消息。金庸执笔的社评更是独辟蹊径，预测政局走向常常准确，引起许多读者的关注。3月1日，他在社评中分析：

……最近加纳总统克鲁玛到北京，赴机场欢迎的首脑中，赫然有林彪在。林彪久不露面，这次出现，相信也有特殊意义。可以想象，中共内部正在酝酿着一种相当重大的变动。

他预感到了内地政局的微妙变化。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和《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遭批判后，4月19日，《明报》根据日本《朝日新闻》的报道，率先在香港报纸中披露这一重要消息，大胆预测这是一场全国的群众性批判运动的信号。5月6日，内地已处于大动乱前夜，海外舆论普遍没有意识到中国将会发生什么，金庸在《郭沫若认错求饶》社评中指出，“从各种迹象看来，中共内部正在进行一项非常剧烈的权力之争。这一次对吴晗、田汉等著名文人的清算，只是这场大斗争中的一小部分。斗争的真相可能要事隔多年才能为世人所知”。这一预测一语中的，当时很多人却不相信，有人还对他提出批评。

《三家村札记》是邓拓和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长廖沫沙合写的专栏。与他们同时被批的还有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李琪、北京市委的机关报《北京日报》及《北京晚报》《前线》杂志等报刊，5月10日、12日、20日，他在《明报》连续发表《彭真出了事么？》《彭真之头痛矣！》《“大老板”是谁？》等社评，“相信不出一个月，中共就会正面清算这位‘大老板’了”，点明这些批判的矛头实际指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彭真。

5月26日，他在社评《是谁发给营业执照？》中说，拿“三家村”大做文章，不仅是要揪出彭真，“现在的问题，不单是老板的问题，要追究比老板更高级的人物——是谁发给营业执照？这问题可更加严重了，牵涉到的，一定是中共党中地位极高的人物”。虽未点名，刘少奇已呼之欲出。半个月后，彭真被撤职，中共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书记。6月4日，他在《彭真罢官》社评中分析：

现在值得研究的问题，一是彭真是不是真的“大老板”？如果他是大老板，那就罢了。要是在他之上更有大老板，那似乎要牵涉到刘少奇了。因为“刘彭”关系向来十分密切，两人的个性和作风极为相似。……

这场尚未明朗化的大斗争，有一个要点是很明显了：刘少奇作为毛泽东之继承人位置已不巩固。本来，“毛去刘继”是众所公认的事，现在却变成了“未必啊未必”。未必不是他继承，也未必一定是他继承，总之局面是动荡得很。

8月13日，《明报》的报道预言中共高层领导内部将发生人员变动，林彪得势，仕途不可估量，15日，他的社评即以《林彪得势，全面推进》为题。19日，他在《天安门与玄武门》社评中说，“‘文革’的主要内容是权力斗争，林在党内的地位从第六位升到第二位，刘从第二位垮到第八位。这是暂时性的，恐怕不久就会像年羹尧那样连降十八级，像莫洛托夫那样去做外蒙大使，像马伦可夫那样去做偏远小镇上的水电站站长。今日天安门有点像唐朝长安的玄武门，李世民打垮太子李建成，皇位自然由他继承了。周恩来都在极口颂扬林彪，可见其余了”。

当时，北京还没有正式向外界宣布这些消息，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预测多数准确。

1966年下半年，红卫兵登上“文革”的舞台，扮演极为重要而又让人感到扑朔迷离的角色，8月18日、31日，毛泽东接连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大量的报道都是红卫兵如何改路名、改招牌、剪头发、赶修女，等等。8月24日金庸在《红卫兵大闹北京城》社评中一语道破红卫兵运动的本质，中心还是“权力斗争”。9月10日，他在《“炮打司令部”》社评中再次说，红卫兵的真正目的决不在改招牌、斩鞋尖、剪头发，这些行动只不过是“立威”，“根本目的是斗争党内的当权派。……身在北京而居高位，却无资格到天安门广场去出席大会之人最是岌岌可危”。

当他在报纸上公开提出红卫兵运动的真正目的是打倒刘少奇时，刘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国共产党第一副主席，这不能不令世人震惊。香港的左派报纸纷纷抨击金庸和《明报》“造谣”，不料后来的事实证明了他的预测。

11月29日，林彪为海军首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题词：“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次日在《解放军报》头条位置发表。12月1日，《解放军报》又发表《海军全体指战员给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决心书》。12月3日，远居香港的金庸发表社评《林彪渐露跋扈相》：

北京的军人所以为这小事大举庆祝，当然是林彪在显示他枪杆子的力量，不但是做给刘邓派看，做给周恩来和江青看，也是在做给毛泽东看。为什么指战员的决心书不写给毛泽东而写给林彪，其中便大有文章。如果毛泽东目前已精力就衰，那就罢了，否则林彪此举，定然大犯毛氏之忌，这是“震主”和“挟主”之行，什么时候毛泽东赫然震怒，再来造林彪一反，亦非奇事。

（1969年在中共九大通过的党章确立林彪为“接班人”后，7月3日，他在《林副统帅，功高震主》社评中预感，“一场新的矛盾和斗争，在中共内部又开始酝酿”。）

1968年1月2日，他发表社评《极左派红卫兵将受整肃》，从“两报一刊”元旦社论中新一年五个任务的措辞推断，红卫兵在今年之内将逃不过被整肃的命运。8月6日他在《败事有余，成事不足》社评中断言：“这场大斗争，不管中间有多少反复，有多少曲折变化，最后的结果非常明显：红卫兵永远不可能得到胜利。如果哪一天红卫兵真正在全国范围中取得了胜利，我们的社评立即收档，从此不写，因为这是事理之所必无。如果这样浅白明显的事情也看不通，也下错了结论，哪里还有资格评论天下大事？还不如及早收档之为妙。读者们如果不信，不妨将这篇社评剪了下来，立此存照，看我们的判断会不会掉了眼镜。”

当江青炙手可热之时，他在1967年12月15日的社评《“算老几”江青失势》中却说：“江青的突然崛起，当然百分之百是仗了毛泽东的势，她自己本人在党内有何资历？有何贡献？有何才干？有何实力？所以中共党内许多人提到江青时，只称其为‘算老几’而不名。”

1968年5月27日的社评《女主弄权，必斗将相》讲到吕后，武则天，“太阳底下无新事，许多事件似乎很现代化，其实其真正本质，和一二千年前的事并无多大分别”。

12月28日，他的社评《电影明星和自杀》说：“若不是凭着毛氏个人的威信，中共的功臣宿将早已将这个过气电影明星解决了。……江青只有两种命运，要么大权独揽，要么就给秘密清算，长期软禁。……但以江青为人，在毛逝世之后，是绝对不会脱离政治圈的。……国家的政权是一种极为猛烈的毒药，身体抵抗不住而偏要去服食，那是非死不可的。”

“文革”以来，《明报》头版几乎全是“文革”的报道，他开辟“北望神州”专栏，还推出“乡土”版，每隔几天就出一期，每期至少占半版，后来发展为“中国消息”版，成为香港乃至世界了解中国的一个重要窗口（其他报纸纷纷仿效，开辟内地版）。内地稿件的来源一是外国记者对中国问题的报道，或来自外国通讯社，或译自日本报刊。二是转载红卫兵报刊上的文章，先后转载过《江青上海滩演业史披露》《王光美日记摘录》《红线女日记摘录》《中国头号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少奇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的右派真面目》等“秘闻”，以及“陶铸问题专辑”、“上山下乡专题”等。红卫兵小报为他和《明报》提供了判断国内局势的“原始资料”。1968年6月4日，他的社评《读红卫兵报，提高警觉》说：“近两年来搜罗中共各地出版的‘红卫兵报’，不遗余力，只要见到有价值的资料，总是千方百计地觅来用作参考和发表。因为官方报章杂志受到严格控制、审查，‘红卫兵报’往往透露了许多内幕，‘乡土’版总是不加改动地原文照登。重要的是，应当从资料中去发掘事实。至于这些资料中所表达的意见和结论，就大有选择余地，你可以同意，可以接受其一部分，也可以全部否定。”

刘少奇去世的消息，《明报》率先报道，金庸相信这是全世界首次以文字公开报道。由于《明报》对内地的报道特别详细，评论分析比较客观，不仅吸引了大量研究中国问题的外国专家读者——订户中包括各国大学、图书馆、研究机构、外国著名报纸和外国使领馆，在香港本地的读者面也不断拓宽，包括了知识分子的极大部分，除了大、中学生外，还有商人、大学校长、教授、教师、医生、律师、公务人员、艺术家等。香港大学学生会刊物《学苑》的调查称，他们学校的学生中，《明报》的读者极多。到1968年，《明报》日发行量突破12万份，以后稳定在10万份以上。中国新闻成为《明报》的窗户。外国通讯社常将《明报》的独家消息拍发出去，登在全世界的报刊上，美国《纽约时报》、日本《读卖新闻》等三大日报，都译载过《明报》的独有消息。外国的报纸、刊物、大学和研究所开始重视《明报》，《明报》略具国际性报纸的雏形。金庸在1969年谦虚地说，这只是“很简陋和微小的一个开端”。

二、“讲故事人”

经历“核裤论”以来的笔战，金庸在政治上与《大公报》处于对立的位置，但《新晚报》编辑部的一些老同事仍和他友好，没有敌对，包括罗孚、梁羽生等人。

1966年1月罗孚和黄蒙田合办的《海光文艺》月刊不属于左派阵营。在当时壁垒分明的政治气候下，他们想办得灰色一些，不分左右，接纳各方面的作者、观点，不但提倡严肃文学，也提倡通俗文学。作为新派武侠小说的催生者，罗孚想将梁羽生、金庸的小说做一篇合论，作者最好是他们自己，希望由此引起一连串的争鸣和讨论，扩大新刊物的影响力。罗孚找梁羽生谈了想法，梁感到为难，怕引起误会，经不住罗的动员，梁才勉强答应，不过说如有人追问此事，要由罗出面顶替。罗一口答应。

梁羽生与金庸相交十八年，当年共居一屋，同桌吃饭，两人私下里开玩笑都以师兄弟相称，相知不可谓不深，此时因左右壁垒，已不大来往。

当时《天龙八部》正在《明报》连载。梁取“同说之”之意，化名“佟硕之”，写下长达两万字的《金庸梁羽生合论》，评述两人所受的文化影响、各自作品的特点或优缺点，从创刊号起，在《海光文艺》连载了三期。

梁羽生的名士气味（中国式的）甚浓，而金庸则是现代的“洋才子”。梁羽生受中国传统文化（包括诗词、小说、历史等）的影响较深，而金庸接受西方文艺（包括电影）的影响较重。

金庸的小说常运用电影等手法，情节变化曲折，每有奇峰突起、令人意想不到之处，但有时往往刻意追求离奇，变得情理不通，前后矛盾，无法照应。

金庸的手法由于更能接受外来文化艺术的影响（是好是坏，姑且不论），则似乎比梁羽生显得更“新”了。……《书剑恩仇录》里香香公主出现的镜头（交战双方兵士都为她的美貌震慑，几乎连要打仗也忘记了），也使人联想起《荷马史诗》中艳后海伦在城头出现的镜头。

可能因为金庸做过电影导演的缘故，在小说里常有运用电影的手法。……这可说是金庸独有的特点。

文章指出，在人物的描写上，“金、梁二人各有所长”。“金庸擅长写邪恶的反派人物，梁羽生则擅长于写文采风流的名士型侠客，佯狂玩世、纵性任情、笑傲公卿的一类人物。”

在论及各自作品蕴含的思想时：

如果说梁羽生某些地方是接受了欧洲19世纪文艺思潮的影响，则金庸是接受了今日西方的文化影响，尤其是好莱坞电影的影响。在他后期的作品，这种影响更为显著。

好莱坞电影的特点之一是强调人性的邪恶阴暗面，思想基础是建筑在“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哲学思想上，如果说这也算得是一种哲学思想的话。

好莱坞电影的另一特点，也是近年来流行的题材之一，是强调“心理因素”，好像一切恶事，都是由于某一个人受了某一件事的刺激，心理失常因而干出来的，因此恶人也就都可以原谅。

这些评论只是一家之言，对金、梁各有褒贬，大体是客观、有分寸的，评论的态度也是严肃、认真的。外界不知道“佟硕之”是梁羽生的化名，《大公报》高层还是有少数人知道了，他们读了这篇“合论”大为光火，指责梁羽生对金庸批评得不够，客气得过了头，有失立场，其中就有一起写《三剑楼随笔》的《大公报》副总编辑陈凡。

“五月风暴”时，陈凡重提这篇文章，认为在这种“敌我矛盾”中，梁羽生居然还称赞金庸，实在是犯了原则性的错误，气愤之下，甚至警告他——你这样说金庸的好话，当心将来“死无葬身之地”。可见陈凡那时对金庸的敌意之深，在他眼中，站在港英政府一边的金庸无疑是“汉奸”“卖国贼”。

罗孚请金庸写一篇回应文章，希望他也长枪大戟、长篇大论，在《海光文艺》来一番热闹。但他只写了一篇约两千字的短文《一个“讲故事人”的自白》，登在《海光文艺》1966年4月号：

而我只是一个“讲故事人”（好比宋代的“说话人”，近代的“说书先生”）6，我只求把故事讲得生动热闹……我自幼便爱读武侠小说，写这种小说，自己当作一种娱乐，自娱之余，复以娱人（当然也有金钱上的报酬）……

武侠小说毕竟没有多大艺术价值，如果一定要提得高一点来说，那是求表达一种感情，刻画一种个性，描写人的生活或是生命，和政治思想、宗教意识、科学上的正误、道德上的是非等，不必求统一或关联。

他说自己不像梁羽生兄那样，是严肃的“文艺工作者”，“梁金”不能相提并论，并不无嘲讽地说：“要古代的英雄侠女、才子佳人来配合当前的形势，来喊今日的口号，那不是太委屈了他们么？”

梁羽生以子之矛回敬老友，在《海光文艺》第5期发表《著书半为稻粱谋》，抓住金庸1957年10月5日在《新晚报》发表的《谈批评武侠小说的标准》一文。当时金庸把主题思想作为四个标准中的第一个。

“讲故事人”也许是金庸的自谦，却道出了实情，“文学的故事性”本来就是他的追求。他之所以写武侠小说，“这也不是故意的。哪个小说家写哪一种体裁的小说，有时是出于偶然的因素。那时候《新晚报》需要武侠小说，我就写武侠小说，如果他们需要爱情小说，可能我就写爱情小说”。

三、《侠客行》

金庸从未以写武侠小说为职业，自1959年办《明报》，办报是他一生的事业，写小说只是一种副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他写小说连载只是要增加点读者。等到《明报》的基业逐渐稳固，他“试图在武侠小说创作方面进行一些尝试，并表达自己的政治取向和对现实社会的一些看法”。

1966年6月9日，在《明报》出现一则预告，“金庸武侠新著《侠客行》后天开始刊登”。6月11日，《侠客行》以李白的诗开篇。当天头版的社评《只有“少数几个好的”！》是对“文革”的评论，大致说，已受整肃或罢官的文艺界知名人士有夏衍、茅盾、田汉、吴晗、周信芳、贺绿汀、邓拓、秦牧、陈荒煤等，指不胜屈，连国歌作者、“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的作者都受到清算，谁还能幸免？解放军已派了两名军人去做文化部副部长，最后势必所有“秀才”全部垮，由“兵”来管文化为止，问题是军人沾到知识、文化和艺术，也不免要独立思考。社评旁边仍不忘提醒读者：“金庸新著《侠客行》今起刊登。”

“文革”初期，《明报》新闻版的社评、报道，都在紧盯着内地的风云变幻，副刊上却是远离尘嚣的《侠客行》，一边是现实中的江山，一边是虚幻的江湖，表面上似乎互不干扰，实际上却不可能毫无关联。雪山派掌门人白自在自称“古往今来天下剑法第一、拳脚第一、内功第一、暗器第一的大英雄、大豪杰、大侠土、大宗师”，不由得让人想起了那个时代最流行的两个副词、四个“伟大”。

与金庸此前的作品不同，《侠客行》的主角不是什么英雄侠士，而是一个连自己的姓名也不知道的少年，他妈妈梅芳姑从小叫他“狗杂种”，长乐帮把他当作帮主“石破天”，丁当叫他“天哥”，阿绣叫他“大粽子”，石清夫妇以为他是“石中玉”。“我是谁”对他来说是一个真实的问题。梅芳姑突然自杀，手臂上赫然是处女标志的朱砂红，说明她并不是他的生母，他的身世之谜最终没有解开。

石破天好坏不分，不知好歹，也谈不上行侠仗义，但在他身上隐约可以看到人类本性中美好的一面。他天性淳朴、善良，毫无心计，那些形形色色的人物，自高自大的白自在，杀人不眨眼的丁不三、丁不四，老奸巨猾的贝海石，喜怒无常的玄铁令主人谢烟客……在他眼里统统都是好人。他对世事一片混沌，天真幼稚，他目不识丁，也从不想去破解什么武功奥秘。可恰恰是目不识丁的他误打误撞，在不经意间破解了侠客岛上高深莫测的“侠客行”武功。至此，金庸的武侠小说开始摆脱以英雄为主角的单一模式，这是一次新的尝试和探索，虽然还是以打打杀杀展开，但故事本身发生了变化。因此有人称之为寓言小说，也有人说是哲学小说。自始至终石破天都在追问：“我是谁？”

金庸自述，很多人很难说是好是坏，不像平剧的脸谱那样善恶分明，这不是受什么“圆形性格”的文学理论影响，主要是人生经验。在这部小说中，他所想写的是石清夫妇爱怜儿子的感情，石破天和石中玉相貌相似，并不是重心之所在。1975年冬天，他在《“明月”十年共此时》一文中说：“对情人的爱，不免想到他的性情容貌、才能品德，对子女的爱却完全不考虑这些，只因为他们生来就是我们自己的。我们爱美貌的、聪明的、富有的子女，以同样的爱心对待丑陋的、愚笨的、贫穷的子女，甚至对后者可能更多有一份怜爱。……如有人要扼杀我们的子女，或许他的确该杀，或许他当真犯了弥天大罪，是非善恶，不是我们所能肯定判断的，但我们非将他藏起来。”他自然而然地想起《侠客行》中石清的一段话：

石清心中突然涌起感激之情：“这孩儿虽然不肖，胡作非为，其实我爱他胜过自己的性命。若有人要伤害于他，我宁可性命不在，也要护他周全。今日咱们父子团聚，老天菩萨待我石清实是恩重。”双膝一屈，也磕下头去。

“我爹爹是谁？我妈妈是谁？我自己又是谁？”这是石破天的问号，读者明白了，身在庐山中的主人公却不明白，即使无意中破了侠客岛上盖世无双的武功又能如何？少年丧母，青年丧父，孤悬海外，远离故土母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金庸的心态，很难评估，但我们从他的作品中不难察觉，他笔下的主角几乎都是孤儿，这种孤儿情结已深入他生命的最深处，他下笔之时或许完全无意。

到1967年4月19日，《侠客行》共连载了295段，此时“五月风暴”将起。

四、“五月风暴”

1966年4月，香港因为天星小轮加价引发过一场骚动，但没有闹大，《明报》当时作了大幅报道。当年9月10日，《明报》头版头条报道广州红卫兵要求将香港改为“驱帝城”，还编了歌谣在广州到深圳桥头传唱：“香港并不香，犹如一只垃圾箱……”

到1967年5月，“文革”浪潮终于波及香港，酿成“五月风暴”（又称“六七暴动”“反英抗暴”“五月动乱”或“一九六七年大骚动”）。九龙新蒲岗的香港人造花厂发生劳资纠纷，由此引发工潮，成为这场风暴的导火线。5月10日，金庸发表社评《住下来了，不想走了！》，次日他在社评中提醒工潮不要涉及政治。这天下午，人造花厂工人及部分学生、各界代表手持《毛主席语录》游行示威。港府为了防止工人大规模聚集，出动大批军警，使用警棍、防暴枪和催泪弹，并调来军车和直升机驱散赤手空拳的工人，工人与警察发生沖突，多名工人遭拘捕，矛盾激化。

5月12日，金庸在《盼尽早恢复安宁》社评中说，“抚心自问，或者诚实坦白地说一句，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会承认：我们已选择香港为久居之地，希望能在这里过一些太平日子。环境有变，外国人当然撤退，有钱人大都已安排了退路，可以迁居，99%的中国人不管环境如何变化，他们总是留在香港。我们每个人的利益，是和香港整个的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到5月14日，共有400人被捕，他在社评中呼吁居民“力持镇定，共渡难关”。

当时内地“文革”正如火如荼。5月15日，已被造反派夺权的外交部发表声明，“最紧急、最强烈抗议香港英国当局对香港中国工人和居民的暴行”。港督戴麟趾声明，港府维护和平、秩序是为了“全体的利益、尽量公正、不偏不倚地维护法律”，“在劳资纠纷中不偏袒任何一方”。外交部“革命造反派”核心人物、常务副部长姚登山表示坚决支持香港同胞的革命造反精神，在北京举行10万人集会，支持香港的斗争。从5月16日起，新华社香港分社发动各新闻单位、工厂、学校、电影公司和其他中资机构人员，到港督府游行示威，张贴大字报，声讨港督迫害香港同胞、残暴镇压中国工人的行径。

5月16日，左派阵营在九龙的工联会工人俱乐部宣布成立“港九各界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简称“斗委会”），负责人是《大公报》社长费彝民等人。5月17日，金庸在《明报》发表《同情工人，反对骚乱》的社评。

从5月19日开始，数千工人、学生、左派机构职员轮流到中环的港督府门前示威，呼喊反英口号，在港督府外墙上贴满了大字报，斗争规模在香港史无前例。一些左派报社领导、商会会长、电影明星等到场示威，大有安营扎寨、包围港督府之势，但秩序井然。5月22日，左派群众前往港督府抗议时，在花园道口受到防暴警察拦截，发生流血冲突，许多人受伤，左派将预先准备的红汞泼在身上，夸大警方镇压的“血腥”，当天有167人被拘捕，港府宣布宵禁。第二天起，左派发动罢工抗议。

面对香港的严峻局势，金庸的态度一直很明朗，从5月18日起，他在《明报》发表一系列社评：《中共是否即要收回香港》《英国的香港政策》《每个香港人的责任》《命运相同，同舟共济》《香港居民在恳求》《十二天来的噩梦》《岂有他哉？避水火也！》，呼吁港人克制，避免暴力。

6月1日，面对左派“不爱国”“卖国汉奸”等指责，金庸发表《爱国爱国，爱的是“国”》社评，直言中国这个国家已经存在了五千年，“所谓‘爱国’，爱的是‘国’，而不是爱哪一政府、政党或党魁”。“爱国，是爱我们的国家，并不是假爱国之名而爱自己。”

6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向英勇的港九爱国同胞致敬》，3日，王力执笔的社论《坚决反击英帝国主义的挑衅》提出，“把英国殖民主义的统治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香港的左派“斗委会”认为北京支持他们，甚至误以为北京已作好随时收回香港的准备，组织工人大罢工。左派报纸积极配合这场“反英抗暴斗争”。

6月6日，金庸在《本港左派拥刘少奇》社评中指出，左派曾支持刘，现在“刘邓陶”被打倒，内地风向转了，他们“唯一的办法，只有将功赎罪，即刻立一件发扬毛泽东思想的大功”——

关于香港的五月事件，现在已可看得很清楚，那完全是本地左派人士所主动进行的，并非北京有命令来叫他们采取行动。

……我们只希望他们自己抚心自问：“为了少数人自私自利的打算，因而危及香港四百万人的和平自由生活，妨碍到中共对香港的基本国策，损害了毛泽东思想的威望，是否应该？”

从6月5日起，在澳门当权的左派势力不准《明报》《明报月刊》进入澳门，包括《明报》在内有十种香港报纸被禁止进入澳门。6月9日，金庸发表社评《本报被禁行销澳门》：

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当人们丧失了言论自由之后，随之而来迁移的自由、选择职业的自由，以至宗教信仰、求学和婚姻的自由都会逐步地丧失。……

为了宝爱我们的自由，决不能容许左派人士将他们专断的意志强加于香港三百多万居民的身上。……

你们禁止《明报》销入澳门，我们在经济上当然受到损失，但你们想压迫我们投降屈服，那完全是痴心妄想。你们在香港不能取得胜利，《明报》当然继续出版，跟你们斗争到底。你们如果在香港胜利了，《明报》当然消灭，但你们的命运，与我们毫无分别。

他的立场招来左派一连串的攻击，“汉奸”“走狗”“卖国贼”“豺狼镛”等帽子都向他飞来。在香港一间国货公司的橱窗显著位置，展出“十大汉奸”，他被列为头号“汉奸”，谑称“豺狼镛”，有照片，有文字，引起许多市民围观。

6月23日早晨，《明报》一出版，立即引起轰动，第四版赫然刊出《敬告同业，行动起来》的声明，署名“明报机房工人斗委会”，说《明报》的机房工人已成立“斗委会”，号召同事加入，支持他们的行动，“我们流血流汗，挨更抵夜，老板却赚了大量金钱，到瑞士去做寓公，这样的事情绝对办不到”。当天，金庸工作过的《新晚报》不仅转载这个声明，而且说“民族败类查良镛，眼见抗暴怒潮势不可当，胆怯心虚，怕得要死，早些时候已溜去瑞士，他的老婆也于日前去了星洲，留下了报馆职工，替他赚钱抵罪”。实际上，他去瑞士是出席国际新闻协会年会，一星期后即回港。

金庸和沈宝新决定暂时将报纸缩减到日出一张，过了几天才逐渐恢复正常。6月24日、25日，《明报》连续发表《敬告读者》《再告读者》社评，表示对左派的厌恶，《明报》系统根本没有什么“斗委会”的存在。

当时，《明报》副刊上正在连载他的《笑傲江湖》，“五岳剑派”刀光剑影，权谋狡诈，江湖路上步步险恶，现实中香港的斗争一点也不亚于金庸笔下的江湖。

“六二三明报事件”后，读者来信比平时多了七八倍，不少是亲自送来的，一致表示对破坏者的愤慨，支持和鼓励《明报》，有读者要他们保持一贯的作风。“五月风暴”再一次给金庸和《明报》带来机会，日发行量从8万份攀升到9万份（逢星期天12万份）。他提出“我们的报纸”口号，表示《明报》是读者的报纸，与读者休戚与共。《明报》的广告也明显增加了，连头版都不时被大幅广告挤占，这在过去是少见的。

五、暗杀名单

进入7月，左派发动群众搞武斗，烧巴士，投石头，掷鱼炮，香港交通曾陷入瘫痪，市面一片萧条，市民惶惶不可终日。7月13日，金庸在《明报》发表社评《恐怖世界，人人自危》说：“这些恐怖行为，形势日趋恶化，香港非垮不可。所有居住在香港的人，不论是港英当局、左派人士还是普通市民，人人都跟着一起垮。”并表示，“《明报》是为读者而存在的。……今天广大读者的安全和生命遭遇到威胁，本报和全体工作人员的安全遭遇到威胁，我们的命运相同，我们的意见和要求也是相同的。”他呼吁左派的领导人、香港政府一起平息骚乱。

23日，《新晚报》刊出一篇恶毒谩骂金庸的“奇”文，三行大字标题：

绿村电台《特种狗经》介绍

最佳汉奸狗胆豺狼镛

是一只反骨阴湿恶狗

正文说：

“豺狼镛”的正名是叫作查良镛，笔名是金庸，是香港汉奸报《明报》的东主，是港九文化汉奸狼。查良镛这个汉奸，耳后见腮，是一只又反骨又阴湿的特种狗。讲到这只狗的狗性，最大的特点就是极其自私自利，只要利之所在，祖宗可以不要，国家可以不要，至于什么人间正义，更加当作烂鞋。

接着揭发他的“恶劣言行”，指出他的人生哲学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为个人的私利，什么事也可以做”。如果狗有狗格，“极端自私自利”就是“特种狗”的狗格。列举他“出卖国家民族”的“卑鄙勾当”，祖国有什么进步，“都要狗口张开，咬牙切齿，大吠特吠，乱闹一通，一心同祖国人民为敌”。凡是港澳“爱国同胞”，“人人都恨不得宰而烹之”。

7月18日，《明报月刊》编辑部组织文化界人士，座谈“香港骚动与香港前途”，参加的有胡菊人、丁望、周青、戴天、项庄、高雄、王世瑜、简而清、陆离等人。“最应该关心香港安危的，自然是我们生活于斯的中国人。对于香港的外国人来说，他们必要时可以离去……但我们香港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却是无处可去，无路可走的。因此，我们对香港问题，应该不仅关心，同时更要爱护和保卫她。”

当时他们以为局势已暂时安定下来，可以松一口气了，却不料7月中旬以后，香港街头多次出现土制炸弹，由于真假莫辨，被称为“真真假假菠萝阵”。有时“真假菠萝阵”一天就发现十多起，8月20日有两个小孩被炸死，激起市民不满。

7月28日，金庸在《明报》社评指出，“少数捣乱分子一开始便和广大群众为敌，失败的命运早已注定了”。8月23日，外交部造反派指挥上万红卫兵和干部群众火烧英国驻北京代办处，酿成严重外交事件，香港左派欢欣鼓舞。次日，香港商业电台著名男播音员林彬（林少波），因为在他主持的“欲罢不能”“大丈夫”节目中讽刺挖苦左派的暴行，受到广大市民喜爱，成为新闻界第一个牺牲者。暴徒事先打听好了林彬上班的路线，装成修路工人，拦住林彬的汽车，拉开车门浇上汽油，将他活活烧死，其同宗兄弟林光海也伤重而死。《新晚报》当天以套红大标题刊登《锄奸突击队司令部，惩林彬后发表公告》，《明报》发表读者来信，要《新晚报》交人，但凶手一直没有归案。林彬的死震惊整个香港，《明报》作了大幅报道，金庸接连写下《烧不灭正义的声音》《敬悼林彬先生》《历史上有他的名字！》等社评，愤怒谴责暴徒残害生命的暴行。“香港四百万市民，除了一小撮左派暴徒之外，我们大家命运相同，只有团结在一起，坚持抗暴斗争，才能保卫我们的生存和自由。”

在左派群众编印的地下小报上刊出了一份六人暗杀名单，“查良镛”就在其中，另外五人是立法局、行政局议员李福树、简悦强，亲台湾的《真报》总编辑陆海安，署理华民政务司徐家祥，新界乡议局主席彭富华。金庸家收到过一个邮包炸弹，王世瑜发现邮包可疑，于是报警，警方在他跑马地家门口引爆了那个炸弹。这是他一生中遇到的一个生死关头。他只好放下《明报》业务，带家人到新加坡暂避，顺便到那里的《新明日报》巡视业务。他离港期间，报社业务由沈宝新负责，编务由总编辑梁小中主持，社评由梁小中、胡菊人执笔。其间，几百名左派分子气势汹汹赶到南康大厦，准备破坏《明报》，扬言要火烧《明报》。因为他们事先有了防备，将编辑部的标志拆了下来，还在大门外安装了铁闸门，排字房工人甚至把铸字用的铅熔成铅液，抬到天台上准备抵抗。汹涌而来的人流一下子没找到编辑部所在，等他们找到，铁闸门已关上，混乱中大队警察赶到，《明报》免于一劫，只有承印《明报》的印刷厂被捣乱。

金庸人在新加坡，心在香港，几乎每天晚上都要打电话询问暴动的进展情况、《明报》员工的安危。如果形势进一步恶化，他准备暂时关闭《明报》。“五月风暴”延续几个月，记者外出采访要冒生命危险，编辑工作到凌晨三四点，遇上戒严就回不了家，还要被左派谩骂乃至追打，精神上饱受困扰。记者李广荣说每天要抽三包烟，缓解压力。

金庸说，“《明报》固然受到敌人的严重威胁和压力，但从读者和朋友方面得到的爱护和支持，却是十倍于彼也不止”。

虽然处境危险，他内心不免担心，但想到自己武侠小说中的那些大丈夫，他拿他们来勉励自己：“虽然害怕，但不可卑怯退缩，以致被我书中的英雄们瞧不起。”

“五月风暴”是香港的一场劫难，财产损失不计其数，造成51人死亡，800多人受伤，5000多人道拘捕，其中左派记者14人被捕。他听说，最后是周恩来下令制止这种违反中央政策、破坏香港稳定繁荣的行动。金庸认为，港督戴麟趾处理大动乱的容忍和坚毅，更是十分难能可贵。（1971年10月3日，戴麟趾卸任离港之际，金庸发表社评《法治、和平、自由、尊荣》，给予高度评价。）

大约8月底，香港局面趋向缓和，到10月底市面恢复正常。金庸回到香港，左派对他的人身威胁并没有解除，所以长期受到香港警方的保护。10月24日他发表社评《请斗委检讨“炸弹斗争”方式》。直到1979年，主持港澳工作的廖承志复出，下令左派不要再攻击《明报》。有了这番经历，他才敢说：

每一个阶段中，在坚持自己的主张时，都面对沉重的压力，有时甚至成为暗杀目标，生命受到威胁，但是非善恶既已明确，我决不屈服于无理的压力之下。

六、《笑傲江湖》

《笑傲江湖》自1967年4月20日起在《明报》连载，正是内地“文革”愈演愈烈之时，“五月风暴”即将袭港。小说连载不久，人们就感到它在影射“文革”，称之为“政治寓言”小说。金庸说：

写《笑傲江湖》的那几年，中共的“文化大革命”夺权斗争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当权派和造反派为了争权夺利，无所不用其极，人性的卑污集中地显现。我每天为《明报》写社评，对政治中龌龊行径的强烈反感，自然而然反映在每天撰写一段的武侠小说之中。这部小说并非有意地影射“文革”，而是通过书中一些人物，企图刻画中国三千多年来政治生活中的若干普遍现象……

《笑傲江湖》刻意模糊了时代背景，因为金庸想写一些普遍性格，生活中常见的现象，类似的情景可以发生在任何朝代。他否认有意影射“文革”，但无意中还是让人感到似曾相识。他每天要在报纸上写一篇社评和一段小说，或许写时不知不觉受了影响。他反对“文革”的个人崇拜，反对用暴力压迫正派人。黑木崖上，对东方不败的个人崇拜大行其道，其情人杨莲亭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推波助澜，使个人崇拜之风登峰造极。所有教众提到东方不败都必须加上“文成武德，仁义英明”的定语。个人崇拜遍及老弱妇幼，对于未成年的孩子尤其有效。他们被要求读教主的宝训、听教主的话，杨莲亭抓了童百熊一家老幼，问道：“童家各人听了，哪一个知道教主宝训第三条的，念出来听听。”一个10岁左右的男孩背诵：“文成武德、仁义英明教主宝训第三条：‘对敌须狠，斩草除根，男女老幼，不留一人。’”杨莲亭道：“很好，很好！小娃娃，十条教主宝训，你都背得出吗？”男孩道：“都背得出。一天不读教主宝训，就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读了教主宝训，练武有长进，打仗有气力。”可见中毒之深。

任我行重上黑木崖前后，已被驯化的教徒把这一套原封不动地移植到他身上，他从最初的反感、不自然，到最后安然接受。这个过程令人感慨。

上官云见到任我行，满口都是肉麻的口号、高调的谀词，从“教主千秋万载，一统江湖”，“教主令旨英明，算无遗策，烛照天下，造福万民，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属下谨奉令旨，忠心为主，万死不辞”，到“教主指示圣明，历百年而常新，垂万世而不替，如日月之光，布于天下，属下自当凛遵”，“教主胸有成竹，神机妙算，当世无人能及万一”。当任我行在黑木崖上安然接受旧部的跪拜时——

令狐冲退到殿口，与教主的座位相距已遥，灯光又暗，远远望去，任我行的容貌已颇为朦胧，心下忽想：“坐在这位子上的，是任我行还是东方不败，却有甚么分别？”只听得各堂堂主和香主赞颂之辞越说越响……令狐冲站在殿口，太阳光从背后射来，殿外一片明朗，阴暗的长殿之中却是近百人伏在地下，口吐颂辞。他心下说不出厌恶……

金庸借任盈盈之口说：

只是我觉得，一个人武功越练越高，在武林中名气越来越大，往往性子会变。他自己并不知道，可是种种事情，总是和从前不同了。东方叔叔是这样，我担心爹爹，说不定也会这样。

我不是说武功，是说一个人的性子。东方叔叔就是不练《葵花宝典》，他当上了日月神教的教主，大权在手，生杀予夺，自然而然地会狂妄自大起来。

《笑傲江湖》“成为中国政治的象征与隐喻”，在刚愎自用、专制独裁、自我膨胀的任我行、东方不败，热衷权势、心狠手辣的左冷禅，虚伪狡诈、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伪君子岳不群，不甘屈服又不愿抗争，藏头露尾，在强权夹缝中苟且偷生的莫大先生等人物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权力对人性的异化和扭曲，看到人性中阴暗的一面。金庸一针见血地指出：“政治上大多数时期中是坏人当权。”

“欲练神功，挥刀自宫”，何尝不可以看作金庸对权力的一句咒语。《笑傲江湖》围绕作为“异化人性和灭绝人性”象征的《葵花宝典》展开无数条错综复杂的线索，揭示了政治对人性的压抑、摧残和异化，至高无上的武功秘籍《葵花宝典》为太监所创，只有挥刀自宫，变成不男不女的人才能修炼。在某种意义上，《葵花宝典》就是权力的隐喻，争夺《葵花宝典》如同几千年来对权力的角逐、厮杀，结果无不以丧失人性为代价。

小说开篇《灭门》写川西青城派余沧海为夺取“辟邪剑法”，以残忍手段将福州福威镖局林家“灭门”；早就处心积虑的华山派“君子剑”岳不群坐收渔利，将侥幸漏网的林平之收为徒弟，醉翁之意也在“辟邪剑法”；嵩山派左冷禅千方百计企图得到“辟邪剑法”，合并五岳剑派，实现称霸武林的野心；日月神教教主东方不败练成《葵花宝典》而成为“天下第一”；岳不群、林平之虽然都得逞一时，却最终免不了众叛亲离……练过《葵花宝典》的人一概没有好下场，那些觊觎秘籍、不惜杀人流血、用尽各种手段的人也一个都没有好下场。金庸指出，“那些热衷于政治和权力的人，受到自己心中权力欲的驱策，身不由己去做许许多多违背自己良心的事，其实却是很可怜的”。

到1969年10月12日，《笑傲江湖》共连载了857天。全书结束前，冲虚道长和令狐冲在恒山之上有一番对话：

“权势这一关，古来多少英雄豪杰，都是难过。别说做皇帝了，令日武林中所以风波迭起，纷争不已，还不是为了那‘权势’二字。”

“原来左冷禅是要天下武林之士，个个遵他号令。”

“正是！那时候只怕他想做皇帝了，做了皇帝之后，又想长生不老，万寿无疆！这叫作‘人心不足蛇吞象’，自古以来，皆是如此。英雄豪杰之士，绝少有人能逃得过这‘权位’的关口。”

七、“查记出品，宋体为号”

每天晚上约十点到十一点，金庸到报馆写社评，秘书已下班，工人送上一杯清茶，他先翻阅当天的电讯、本地新闻，然后翻书查资料。往往要等到排字房副领班翁荣芝来敲门，大喊：“你的‘粉肠’搞掂未？”他才会下笔。稿件到排字房先被剪成一小段一小段，好似剪粉肠，所以他们把稿件叫作“粉肠”。社评一般写两张稿纸，金庸写完一张，排字房就要赶紧拿去排字，他想看一下、改一改也等不及，等发排了再让他来改。通常他离开编辑部是凌晨两点，排字房工人为了等他的社评常常要延迟收工。“我的写稿速度其实是很慢的。一字一句都斟酌，所以一千多字的稿，往往是改了又改，起码花两个钟头。”他自称“字字皆辛苦”。他的老朋友张彻说：“他看来似慢，而其实正是他的不可及处。他写作慢，但其成就自不消我说。他对问题的反应似慢，而其实是在深思熟虑，所决定十分明智。”

从《明报》创刊到1992年2月控股权转移，三十三年间，金庸亲笔撰写的社评有七千多篇，六七十年代，他几乎每天坚持写一篇，很少由其他人执笔。即使外出旅行，也不忘写旅行见闻发回来。

他那时每年通常都要去参加国际新闻协会的年会，离开香港一段时期，一般两周左右。“最担心的事，是忽然之间发生了大新闻，无法及时加以评论。读者目前所读到的文字，虽然号称是‘社评’，其实是笔者的一些‘海外游记’，与正统的社评性质大不相同，不过本报的社评自从创刊以来，一直是保持一种个人的风格因素，如果请别人执笔，不免有见解不尽相同的地方，所以还是采用这种标新立异的方式。”

在香港的日报中，《明报》销量长期稳居前三位（仅次于大众化的《成报》《东方日报》），读者群以上层社会人士、知识分子为主，成为香港具有代表性的严肃报纸，或称为“精英报纸”（elitenewspaper）、“高级报纸”（qualitynewspaper），与金庸的社评是分不开的。世界上发生了什么大事，不仅香港人会习惯性地想到，看看《明报》社评怎么说，国际新闻界对“路易斯·查”（金庸的英文名为LouisCha）的评论也非常看重。历任港督都要读他的社评，据说美国国务院、台湾的政要都剪辑他的社评，作为研究和参考。

六七十年代，他在《明报》上发表的社论，成为了知识分子争相阅读的文章，而且备受赞扬。查良镛对中国历史典故异常熟悉，在社论中不时引经据典，对知识分子读者充满了吸引力。而他的用意，显然亦为了争取这类读者。《明报》在六七十年代以至八十年代，被视为知识分子报纸，查氏的社论占了很大功劳。

读者沈亮华多年剪存金庸的社评，一读再读，“是因为它有先机的触觉，鞭挞倒行逆施，敢言人所不敢言，令人耳目一新，有针砭时弊的功能，令人在混沌中清醒”。有些人买《明报》就是为了读他的社评。读者喜爱的背后，自然对他的社评寄予的期望也升高了，他就更不能松懈，要将每天的社评尽力写好。报人曾敏之评论，他的社评经过60年代到80年代的风云变幻，“虽然难免有一点权术因素，但还是瑕不掩瑜的”。他的社评成为《明报》乃至香港报界一块金不换的“牌子”。

1874年，王韬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开创文人办报的先河，其评论启迪了一个时代，不但影响了康有为、梁启超，而且影响了孙中山，对中国报业乃至整个近代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金庸没有赶上这样的时代，因环境的限制，他在《明报》的社评影响主要在香港一隅，对内地的历史进程并未产生多少影响。

“事实是神圣的，评论是自由的”，他很欣赏英国《曼彻斯特卫报》主笔司各特的这句话。80年代以后，他动笔比较少了，但事关重大问题或遇重要新闻发生，他还是要亲自执笔，比如关于香港《基本法》的论战等。《明报》社评向来不署名，先后参与过社评写作的有潘粤生、梁小中、董千里、丁望、徐东滨、吴霭仪等十三人，只有他认为特别重要的社评，为表示个人负责，才会署名“查良镛”。排字房为了便于区分，别人执笔的社评，一般标题都用二号楷体，如果是他执笔的，则用大号宋体加黑，很好辨认，所以有“查记出品，宋体为号”（或“查记出品，黑体为号”）的说法。其他人执笔的社评，如果金庸觉得好，偶尔也会特意交代排字房，标题用大号宋体加黑，这对作者而言是一种难得的荣誉。

金庸的武侠小说和社评之所以受到读者喜欢，也离不开汉语的魅力。他多次说自己喜欢《资治通鉴》，古文简洁高雅，文字之美，一直是他希望学到的。他的社评文字浅显明白，深入浅出，不仅见解独到，判断准确，而且语言富有个性。1979年2月28日中越之战时，他在《“世界第三军事强国”？》社评中说：

唐代传奇小说《聂隐娘》中的妙手空空儿，出手只是一招，一击不中，便即飘然远引，决不出第二招。

谅山大战如果打不成，我们以为中国军队也可以班师了，这是空空儿这等高手的作风。

1983年12月15日，他在当日的社评中说：

香港人一向以态度现实著称，但“九七问题”关涉到每个人的身家性命，在念及和论及时显得颇为情绪化，由于前途茫茫，不免怨天尤人，对北京当局、伦敦当局、香港政府、香港的知名人士等谩骂者有之，讥嘲者有之，又或是自伤自怜，不知所措，有些像杨过失落小龙女后自创一十七招黯然销魂掌，“心惊肉跳”“呆若木鸡”“拖泥带水”“无中生有”……那本是人情之常，以杨过之贤，尚且难免，何况吾辈？

这样的文字是其他人写不出来的。在董桥看来，“他当年写的社评不闷，主要正是因为文中穿插不少‘笔者’个人的经历和随意的己见”。“跟随查先生十几年，我从他的原稿中注意到字斟句酌而不露斧痕的功力。”

经济学家张五常说金庸的文章与史识都属上乘，以史论政，独步文林，“再往深里看，查先生是小说家，写政论往往穿插一些说部的笔触：添一些对白，描几幅景象，说两句自己，行文里顿时多了三分情趣”。他的一些不是就某个事件所作的评论，没有时间的局限性，任何时候重读都不失其意义，一些就生活上的小事借题发挥的文章，令人印象深刻。

他用一种“娓娓而谈”的方式写社评，“一方面，读者阅读起来全无压力，觉得在听一位老友跟他们闲话家常；另一方面，在不经意之间吸纳了作者的讯息，自己再进行深入的思考”。

更令人惊讶的是他对世事的预测分析常常准确，从1959年开始在《明报》写社评，他就喜欢作预测，并以此自豪。1959年9月23日他在社评中大胆预测，中国决不会在10月1日发射人造卫星。10月7日社评《本报预测已获证实》。10月8日英国大选揭晓前夕，他发表社评《保守党将获胜》说，“本报社评有点‘预测瘾’，喜欢对世界大局写点贴士，此次英国大选，本报贴土：保守党”。10日发表《本报预测又获证实》。

1960年2月10日社评《本报又一大胆预言》，说美、苏、英达成停试核武器的协议后，会将此协议送各大国认可签字。他说“本报预言向来准确，此次推测，亦决不致撞板”。

5月20日，《明报》一周年，金庸在《本报创刊周年感言》中说：“在社评所有的预测中，从来没有一次不准确。当然，预测得不准确，将来总是在所不免，但读者诸君可以绝对信赖我们的公平与诚实。”1962年初，他预言香港的繁荣，当时，工商业界人心惶惶，以为当年将有重大萧条出现。结果当年输入、输出的贸易额全部打破纪录，全港生意空前兴旺。1963年元旦他发表社评《今年香港，继续繁荣》。到了1964年元旦，他将此文重登一遍，说明预言七条有六条没有说错，最精彩的预言是：“本港股票会挽回去年下半年的颓势，置地公司股票会涨到75元以上。”作此预言时股票58元，结果到重登此文前一天是76.5元。所以1964年元旦他在《1964年的预言》又预言了七点。

他说：“未来情况是很难预测的，无论如何应以大量的事实作为根据。任何预测总不免是假设与推想，不可能百分之一百地准确。我在报刊上撰写政论，历时三十余年，最大的特色是‘喜作预测’，常常公开对未来事情的发展提出明确而肯定的判断”，“我作的许多大胆推断，后来事实大都应验了，并没有重大失误。这不是我眼光好，只是运气不错。……这些我决不敢自负，只是运气好，恰好碰中了而已。”他在社评中无数的预测都这样“神”，让人不可思议。他解释：“我写社评时，我说林彪一定垮台，那时他是最威风的时候，我的观点，是因为在中国历史上，接班人基本上都没有好结果，汉武帝手刃自己的太子，康熙皇帝这样厉害，太子的收场也不过如此，当直接威胁到权力时，接班人都没有好下场。”

金庸熟读历史，尤其受《资治通鉴》影响，1944年暑假在重庆通读一遍，后来这成为他一生爱读的书，“我读《资治通鉴》几十年，一面看，一面研究”。“《资治通鉴》令我了解中国的历史规律，差不多所有中国人也按这个规律的。”他写社评，判断政治人物的心理，得益于此。

多年在《明报》系统工作的董桥说：

利己之心的确是人类禀赋之自然也。查先生当年在《明报》天天写社评议论世局国事，有口皆碑，不少人想知道他判断政情为什么都那么准。查先生私底下总爱说，人是自私的，推测个人或政府的用心和行动，必须推己及人，先从其自私的角度衡量其得失，然后判断其下一步之举措，一定不会离题太远。

对政治局势和政治人物的命运作出大胆预测，不过是金庸社评的一部分，更多的社评是对每天发生在中国和世界上的各种各样的事情迅速作出评论。他对香港前途的预测经常被证实。早在1959年12月25日，他即在《恭喜发财！》社评中说，“展望明年香港市场情况，我们仍旧表示乐观。……本报社评之预言向来准确第一，各位尽可充满信心”。1963年元旦他的社评《今年香港，继续繁荣》，一年后重登一次，表示预测准确。1969年12月17日的社评《和平安定的七十年代》，他预言战争比历史上任何一个十年为少。“香港的前途百分之九十依赖于国际局势的变化，我们既有一个和平而安定的七十年代，那么今后的十年，香港也将是和平而安定的，繁荣和兴旺的高潮，将一个接着一个地到来。唯一可虑者，毛泽东逝世后内地有一段大混乱，而这种大混乱，当然也会影响到香港，但我们相信那也将是短期性的。”

这篇社评引起读者很大的注意，当天就有十几个电话打进来，询问所提到的这些问题，深深关切到底是随口说说，还是有相当根据。次日，他又发表《大势所趋是和平安定》的社评：

一个比较长期的预测，不论是对市场还是对国际局势，当然所根据的是基本局势，而不是一时的变动。世界大局面的基本局势，是美国和苏联的关系正在迅速地改善……这种局势在今后十年之内是决不会改变的。

我们说香港将有十年的和平安定，那是保守的说法，如说有二十年的和平安定，也不能说是过分大胆的预言。

1971年8月22日，他直接在《廿年稳定大可期》社评中预言：“长期的远景虽难以逆料，但今后至少十五年的稳定繁荣，应当是没有问题的，再乐观些可以看二十年。”

1981年2月20日，他在《明报》社评预言香港的未来，中英谈判的协议将包括香港现状不变，中国在决定收回之前十五年通知英国。1982年达成的协议决定中国于1997年收回香港，恰好提前十五年。倪匡跟他开玩笑，说他的社评如果仿效马经贴士贴中了之后制版刊出，则不知道有多少次制版的机会了。

金庸对国际时事的分析预测也常常准确。1967年12月22日，他发表社评《明年二月，越南大打》。到了1968年2月1日，美、越果然大打出手，结局也和他所料相差无几。2月3日，他发表社评《甫交二月，果然大打》，“可说是不幸而言中了”。3月17日，他在《越战是否用核弹？》社评中说：“美国决计不会为了防卫溪山而使用战术性核弹，但始终不愿清楚明了地说这句话。……要知道美国出兵越南，以保卫越南人民的民主自由为口号，如果以核弹炸死了大批无辜的越南人，那是全世界极大多数人（包括大多数美国人）所不能原谅的。”

1982年10月27日，中英关于香港的谈判还在进行，香港前途未卜，港元汇价不断下跌，金庸在《局面困难，我们乐观》社评中却表示“十分乐观”，并说“我们对世局的观察，过去二十多年来，基本上并没有使读者失望。这一次事关重大，又涉及自身，没有理由会看错了的”。当然他也有预测错了的，只是对的被人记住了。他说，写社论最重要的是有极为正确的意见。可能的话，要向读者解释一件事是如何发生的，并且有一些预见性。“我常常大胆地假定一件事可能会如何发生，即使说错了，顶多读者写信骂骂我。香港读者很忙碌，他们总希望看到一些比较肯定的意见，如果意见错了，再解释自己为什么会错。譬如我说苏联派飞弹部队到古巴一定会撤退的，我提出了一些理由，结果苏联不撤退。我后来当然要向读者解释什么理由不撤退，我说：‘美国政府没有用。’”

社会学家、香港中文大学老校长金耀基推崇他的社评：

知识丰富，见解卓越，同时有战略，有战术，时常有先见之明，玄机甚高，表现出锐利的新闻眼。我相信能把中国过去小说、文学材料运用这样自如者，说句广东话，查先生是“有得弹”（没人比得上的意思）。

这些独特之处，是其他论政者往往不具备的，《明报》社评因此成为“影响一代思潮、一代文风的优质产品”。

第十章　明报集团

一、《明报月刊》

1965年下半年，金庸决意创办《明报月刊》时，《明报》已出版六年，发行和广告都有了基础，脚跟站稳了。办一份独立、自由的综合性中文刊物，一直是他的梦想，早在《新晚报》《大公报》当副刊编辑时，他就和刘梵如、周榆瑞等同事有过筹划，只是那时没有条件。随着《明报》业务蒸蒸日上，初具经济实力，他的心思更为迫切了。

在与《大公报》的笔战中，金庸得到许多海外华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支持，促使他下决心为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办一本没有任何政治背景的中文刊物。他与分处亚、欧、美洲的数十位文化界朋友通信商讨了三四年，他们中有大学教授、留学生、作家、新闻工作者，包括姜敬宽、陈完如等人，从定位、内容到栏目、刊名等都有讨论。

1965年8月2日，他写信给大家，计划取名为《明报月刊》，主要是由《明报》拿钱出来补亏，由《明报》来做编辑、发行工作。他认为，这样一本比较理想的大型杂志，每月的亏累数字恐怕相当不小，不能靠朋友们捐助来长期维持，他想以《明报》的人力、物力、组织力来支持，《明报》有排字房、印刷所和发行系统，而且有出杂志的经验。除了名称与《明报》有联系外，杂志的内容完全独立，不受《明报》编辑部的干预，言论和立场都是独立的，作者有充分的自由，决不接受任何方面的津贴。《明报》提供的只是物质上的支持，杂志的成败久暂，完全取决于能否得到海外学人的热心参加，他只是代表《明报》出钱出力来参与这个计划。这个计划是大家所共有的。

金庸想把《明报月刊》办成“五四时代的北京大学式”“抗战前后的《大公报》式”的杂志，以严肃负责的态度，对中国文化与民族前途能有积极的贡献，同时有“温和可亲，富于人情味和幽默感的一面”。在经济上，他希望每月的亏累能逐步减少，以至于能自我平衡。他深知不能以“中国士大夫”的方式来办这个杂志，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个事业要长期持续下去，需要有企业化的经营和管理。但也不是纯粹的生意经，因为它是“不营利”的，即使贴钱也要办下去。

经过四个月的筹备，到了11月、12月，金庸积极发稿、选画、编排、校对、修改，1966年1月初，《明报月刊》创刊号在香港悄然问世，他在“兴奋中带着惶惑不安”，写下《发刊词》：

这是一本以文化、学术、思想为主的刊物，编辑方针严格遵守“独立、自由、宽容”的信条，只要是言之有物、言之成理的好文章，我们都乐于刊登。对于任何学派、任何信仰的意见，我们都决不偏袒或歧视。本刊可以探讨政治理论、研究政治制度、评论各种政策，但我们决不作任何国家、政党、团体或个人的传声筒。我们坚信一个原则：只有独立的意见，才有它的尊严和价值。任何人如对本刊所发表的文字感到不同意，我们都乐于刊载他的反对意见。

他想起《明报》副刊“自由谈”的编辑信条：有容乃大，无欲则刚。在他看来，有容就是门户开放，对任何一种意见都不歧视，无欲就是决不企图由此追求私利，除了读者的支持之外，决不接受任何方面的津贴和影响。《明报月刊》以后大致上就是按这个办刊思路做的，除刊载学术和思想性的文章、有关内地政坛内幕的文章，也登一些知识性和趣味性的文字。

因对销路没有把握，创刊号只印了两千份，没想到销路出乎意料地好，各处报摊五天内就销售一空，读者纷纷到报社求购，香港和外埠的代理商函电交驰，要求添补，因为加印彩色图版费时，需要一周，1月8日《明报》刊出“《明报月刊》道歉及再版启事”。读者谢时亭说，连跑了六个报摊才买到一本，而且正好是最后一本，立刻在街上读了起来。“在此时此地，能出版一本严正的大型综合性杂志——《明报月刊》，真是难能可贵了。”这大概是它一出刊就受到关注的原因之一。创刊号一再加印，一直印到第五版，约有上万册。

“明月”从创刊号起连载蒋梦麟的回忆录《西潮》，从第三期开始独家连载张国焘的《我的回忆》，张在早期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当时住在香港，回忆录一经刊出，就在海内外引起极大反响，“明月”一炮走红。

“明月”创刊正是“文革”席卷古老中国的前夜，金庸自称跟“文革”对着干，彭德怀受迫害，“明月”发表文章称誉彭大将军，出版《彭德怀集》，记录他的功绩，披露对他攻击的不公道。北京揪斗吴晗、周信芳，“明月”附赠《海瑞罢官》《谢瑶环》剧本的小册子。邓拓、廖沫沙挨整，“明月”发表“三家村”的文章，出邓拓的集子，封面刊登漓江风景画时还附上邓拓的诗。更多的时候，“明月”并没有声明反对“文革”，但凡是“文革”批判、破坏的中国文化，“明月”都针锋相对地给予赞扬、肯定，黄胄、黄永玉挨批判，“明月”以他们的绘画为插图。沈从文、夏衍、秦牧的文章也都有刊登。“明月”上的文章与金庸在《明报》为红线女、周信芳等人执言的社评如《周信芳开始受清算》《为红线女抱不平》等相呼应，对文化的遭殃表达了无比的悲愤和惋惜。

金庸说，出版“明月”，“不但会累得《明报》垮台，而且会送了自己的性命。……而在那样的政治环境中办一本‘明月’那样的杂志，等于把胸口放在枪口之前。我不是不知道危险，当时年少气盛，干了就干了”。多年后回想，他觉得很对不起合作伙伴沈宝新，当时没有向他详细分析中间的危险与困难，没有说明这是“性命交关”的事。虽然大家都知道是金庸干的事，不会去找沈算账，但不免拖累《明报》。他一再说的“拼了命出版‘明月’”，“我决定把性命送在这刊物上的”，或许不无夸张，他当然知道，在人身安全有基本保障的香港，决心为中国文化拼命只是一种姿态，但有风险是确实的。

“明月”初创，金庸自任总编辑，助手一开始只有许冠三和王世瑜（助理编辑兼校对、秘书），后来增加黄俊东、丁望、司马长风、孙淡宁，王司马负责版头画和标题的美术字，有时封面也是他的画，印刷、发行和经理工作由沈宝新、戴茂生、陈华生、王陵等人操办。金庸决心将这份许多人认为绝不可能生存的刊物办成，当时他家在九龙，特意在港岛跑马地租了一层楼作为编辑部。他把间隔的墙壁都拆掉，连厨房也取消，成为空空荡荡的一间大书房，里面放满了他喜爱的图书、画册，他整天在这里查资料、翻图片、编稿件，“许多欧美出版的，相当精好的图片历史书、美术画册等，原是适应自己兴趣而购下的，没想到现在办月刊时派上了用场”。

虽然“明月”一问世即受到部分读者欢迎，但离金庸的理想还很远，他说，最初“过的是寂寥的岁月，作者不多，读者也不算多，在学人之间没能引起多大的注意”。他到各地旧书店着意搜求有关书刊，那段时间他常去日本，独自在东京神田町的旧书店中翻找旧书，寻找可以用作插图的旧图片，那时的心情也是寂寥的。

“明月”第一年，他废寝忘食，忙得不亦乐乎，很少回家吃饭，连《明报》的事也很少顾及。妻子朱玫每天在家里做好饭菜，坐船过海，给他送来，经常没法照料孩子，那时他们最小的女儿阿讷只有两岁多。有一天，这个向来文静的小女孩忽然爬到钢琴上，摔了下来，跌断了左臂。他接到大孩子的电话，连忙赶回家去，抱了阿讷上医院，阿讷没有哭，只是睁着圆圆的大眼睛望着他，他心中却在想着那一期的“明月”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插图，而发稿的期限已到了。

这一年金庸负责编辑，规划了“明月”的方针、内容和编排形式，“明月”已初步上了轨道。他每天还要写《明报》社评和武侠小说，工作量实在太大，他要物色一个总编辑接替自己。胡菊人就在此时进入他的视线，菊人在“明月”11月号头条位置发过《诗僧寒山的复活》。当时胡菊人在美国政府在港宣扬美国文化的刊物《今日世界》编辑部任职，月薪1200元港币，被视为优差，薪水高，而且假期多，职业稳定，人事简单，做满十年可以移民美国，还有退休金。金庸开出月薪2000港元、总编辑、全权负责编务不受过问等优厚条件，诚恳地邀菊人加入“明月”，菊人却犹豫再三，不是舍不得放弃稳定的工作和优厚的待遇，也不是不明白主编这样一本大型综合性杂志的社会意义和文化意义，而是当时想利用《今日世界》的优厚条件攒点钱，两三年后去外国读个硕士或博士，走教书、学者的道路。菊人把这个心思都对他说了。

金庸听完，停停当当、清清楚楚地说：“菊人兄，你到外国读书，准备将来做教授，这种想法当然没有错，但你想想，说到尽文化工作者的责任，说到在文化上所能发挥的影响力，就算你在大学里当一个学院的院长，也未必及得上一个像《明报月刊》这样的杂志呀！”这几句话打动了菊人，比什么月薪、全权负责都更来得有力，因为说到菊人的心窝里去了。1966年12月，胡菊人还未离开《今日世界》，就开始利用晚上和周末时间编“明月”第13期，1967年春天正式到“明月”工作，编辑部这时已从跑马地搬到北角的南康大厦，和《明报》一起。

“文革”是“明月”早期的重要主题，“明月”不仅及时报道、评论“文革”动态，而且明确表达了维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反对教条主义、个人崇拜，反对破坏中国文物，反对压制学术和文化人的坚定立场。“明月”回应“文革”的方式带有更多文化的色彩。1967年9月号的“北平的回顾”特辑，有沈从文、郁达夫、周作人等作家的美文，还印了精致的地图（以后常有内地各城市的彩印交通图）。那时，北京成了“文革”风暴的中心，菊人在《编者的话》中说，“但我们相信，它不会因斗争、夺权、革命等狂热的口号，而从此丧失了它一贯的风格和气质”。菊人将《明报月刊》办成了一份高水平的综合性知识分子读物，殷海光、徐复观、牟宗三、周策纵、余英时、夏志清、李欧梵、聂华苓、陈若曦、刘述先、汪荣祖、林毓生、夏济安、金耀基、余光中、陈子藩、唐德刚……港台及海外许多有影响的学者、作家经常为“明月”撰稿，余英时说：“我一生投过稿的报刊不计其数，但我始终觉得‘明月’最令我有亲切之感。自由、独立、中国情味大概是我对‘明月’最欣赏的几点特色。”殷海光听说《明报月刊》“背景亦最清楚”，愿意为它写稿。唐德刚整理的《李宗仁回忆录》、周策纵的《五四运动史》、汤因比的《人类文明的反省与展望》（司马长风译）等都在这里连载。“明月”在香港乃至海外产生了广泛影响，日本的中国问题专家经常写信给胡菊人，索取中国内地政坛的资料。“明月”成为《明报》系统的金字招牌，在知识分子当中备受尊崇。每期一出，编辑部同人都很兴奋：“又生下一个仔。”

1971年钓鱼岛主权起争端，保钓运动风起云涌，“明月”不惜版面，连续发表报道、评论和考证文章，还有详图、参考资料，从历史、地质归属等方面详细论证这是中国的领土，黄养志等八人的《钓鱼台千万丢不得》（当时香港人称钓鱼岛为钓鱼台）长文，就从石油形成、油层地质，说到大陆礁层海底石油的发现。这些内容与《明报》社评相呼应，使“明月”成为这一运动的先锋刊物之一，因此销路大涨，短短几个月，就增销上万份。菊人回首当年：

我确是有在战场上打仗那样的心情，因为那时候中国局势天翻地覆，恶浪滔天，《明报月刊》成为批判“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的最劲厉的杂志。与此同时，钓鱼台运动风起云涌，美日出卖中国权益，《明报月刊》也及时而有力地作出了强烈的回应。

如果说到尽文化人责任的话，查先生对我说的话果然实现了。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为这两件国家大事，可以像在《明报月刊》那样，尽到这样彻底的文化人责任。

这得感谢查先生。而查先生那句话，也确是使我在以后一直当编辑，至今未已，学者之梦当不成，但是文化人的职分倒是尽成了。

金庸说，他俩志趣相同，他对菊人极为放心，菊人接手后，十三年来自己完全不必为月刊的编辑工作费心，得到这样严谨负责的人来合作，是一生最大的好运之一。菊人也说，金庸给了自己最大的自由，他们合作无间。他们偶尔还会一起出马，1978年10月19日下午曾一同访问钱穆夫妇。

林行止回忆，在英国留学五年，主要的中文“精神粮食”就是“明月”，甚至说，这是他们那个时候追求知识、理想和文学欣赏的莘莘学子唯一的“精神粮食”。

1952年出生的作家陈冠中在香港长大，70年代从大学预科开始看《明报月刊》，上大学后更一期不缺。虽然没有碰到过其他同学跟他谈起“明月”，但他坚信大学象牙塔外，在香港和海外，“有个广阔的天地，里面都是知识分子，而他们个个看《明报月刊》”。他看过的《明报月刊》都是胡菊人主编的，在他心目中胡菊人就是《明报月刊》，代表着知识分子。陈冠中在大学时代即认定，写中文文章要登上《明报月刊》，才算是最高荣誉。1977年，他大学毕业两年，已自办《号外》杂志，他的第一篇万字长文《华人移民美国血泪简史》却投给了心仪已久的《明报月刊》，结果大大超出他的预期，不仅分两期在10月、11月刊载，上篇还被放在首篇位置，并以“编者的话”作了推介，令他受宠若惊。

龙应台回忆，70年代台湾的大学生，正是吸收“明月”的文化养分，在这养分中成长起来的，“香港对于我们那个时候的台湾，简直就是一扇自由的窗口，唯一有自由空气的地方”。从1967年到1969年，殷海光在跟学生卢鸿才、张伟祥等人的通信中不断提及《明报月刊》，叫他们寄刊物来，并说“在此间是珍品”，得知胡菊人要寄赠全套，他高兴极了。

研究现代文学史料的上海学者陈子善，直到1978年秋天，在门禁森严的新华社资料室初见“明月”合订本，“又惊又喜”，眼前展现的不啻一个崭新的世界，“政经学术，汇于一刊”。

“明月”的成长正好伴随着“文革”的进程，“破四旧”、焚书籍、“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大革文化命，打倒一切，否定一切，生灵涂炭，文物为灰，疾风暴雨的阶级斗争，令悠久的传统文化受到有史以来最严峻的挑战，侥幸逃过反右的知识分子也难逃“文革”一劫。胡菊人说，当时海内外中国人有一种中国文化将要灭绝的危机感，他们觉得“明月”就像是从垃圾堆里捡回了珍宝，一图一文都特别珍贵，似乎“明月”在做一种文化艺术救亡的工作。

金庸说，“我们决心保卫中国文化，你在中国内地摧毁中国文化，我们尽量在海外保护一小部分中国文化”。“明月”如同构筑了一堵墙壁，保藏中华文化中值得宝爱的东西。“我们宝爱中华文化，不仅仅是因为它有价值，并非纯是出于理智的考虑。我们生在这个文化环境中，吸取它的乳汁而长大，不管它好也罢，坏也罢，就是热烈地爱它。”“明月”带给他的不是滚滚财源，而是梦想成真，是声誉和满足，长期以来他都渴望着有一天办一份这样的期刊，不以营利为目的。每个月结账，有时赚一两千元，有时亏一两千元，如果赚得多了，也会在“明月”本身花去。房租、水电等费用则一直由《明报》贴补。因为创刊号受欢迎，月刊成本减低，所以他在第3期不仅增加了附录《海瑞罢官》剧本，封底还加印彩图，以符合非营利的宗旨。1976年1月，他在《“明月”十年共此时》中说：

现在阿讷十二岁了，已会翻阅月刊中的图片和一些最浅近的文字。原来，我们的孩子（我们夫妻二人的）和我们的刊物（我们工作人员与作者、读者们的）都已长大了。朋友们都说我们的阿讷很美很乖，也说我们的月刊办得不错。我只希望，当我自己的生命结束而离开这世界时，阿讷（还有她的哥哥姐姐）也仍是这样乖，过得很幸福。我们的月刊也仍是像过去十年那样，从不脱期出版，得到许许多多人的喜爱。

胡菊人说“收到好稿最快乐”，最难忘就是收到精彩的稿子，他特别记得陆铿的《三十年，大梦将醒乎？》，文笔内容兼美。1979年10月号大型特辑头条刊出（署名“陈棘荪”），他加了个编者按：“这是一篇踏实而大胆，情理兼备、文气如虹的好文章，谨向读者郑重推荐。”此文一出，好评如潮，美国政府赶紧翻译作为主要参考，台湾当局要军人阅读，并邀作者赴台，可见文章的感染力。

当年12月，《明报月刊》那一期的发行接近35000册，海外订户超过三分之一。这是“明月”的黄金时代，最多一期曾发行到4万多册。

二、《明报周刊》

早在1964年1月12日，《明报》就和《南洋商报》合作，星期天出版彩印的《东南亚周刊》，八开，十六页，随报赠送。以后改为单张对折印刷，改名为《明报星期画刊》，也是随报附送。

1968年前的几年，《明报》不断收到外地读者来信，要求他们出版海外航空版。这些读者绝大多数是香港出去的，他们在香港读惯了《明报》，虽然离开了，但对香港的事物还是恋恋不舍，《明报》就是其中之一。但金庸考虑出航空版的费用巨大，担负不了。“明月”一个月才出一期，又偏重学术性，无法满足这些读者的要求，所以他早就计划出版一份周报，一方面向香港读者介绍全世界一周来的大事，另一方面向海外读者介绍一周的香港新闻。他希望能集纳各地中文报刊的精华，编成一本既有娱乐性又有知识性的周刊，使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同胞可以每周一次获知中国的消息。周刊筹备了很久，配备的人力物力在同类刊物中都算得上比较充分。周刊的内容虽与日报、月刊很不相同，却也是相互辅助的：日报因为篇幅限制，很多资料和文件不能都发表，他希望由周刊来补足这个缺陷；与月刊相比，周刊则更偏重新闻性。

1968年5月20日，在《明报》九周年社评中金庸就宣布创办《明报周刊》，拖了半年，试版多次，从形式到内容一次又一次地作了调整，到11月17日才正式问世。之所以如此郑重其事，是因为他们不断提醒自己，《明报》和“明月”的读者会对周刊抱有相当的期望，不能辜负了这番期待。当天，金庸的社评就是《<明报周刊>创刊——向明报读者们致谢》。

《明报周刊》为八开，二十页，不随《明报》附送，独立发售，定价五角。它不是香港第一本周刊，之前已有《星岛虎报》《星岛周刊》。一开始，不少人认为这个计划一定失败，周刊向来免费赠送，突然要读者出钱去买，会影响销路。而且当时的报纸，一份也不过一角，“明周”却要卖五角，无法竞争。金庸却相信自己的眼光，“我们可以加多一些彩色，内容走一些较适合家庭妇女们看的软性文章路线，我想是会有销路的”。

如果说《明报》“自由谈”追溯的是《申报》的“自由谈”副刊，月刊让金庸羡慕的有《申报月刊》和《东方杂志》，周刊他想过要效仿的则是当年的《国闻周报》，因为它比日报的销售时间长了七倍，比日报流传更广，及于当时中国多个偏远的省份。他说：“取法乎上未必就一定能得乎中，但想到一个光辉的榜样，似乎总有一些轨迹可循。”

创刊前金庸想办一份偏重新闻性的周刊，但从一开始便是以娱乐性为主，创刊号的封面人物是一位不知名的日本模特，穿着黑色泳装。内容有港闻，有国际新闻，有经济，有娱乐，有戴天、陆离、亦舒等人的专栏，娱乐是重要特色，这期的新闻有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大孙女结婚、香港影星洪波在台北自杀等。

时值“五月风暴”之后，香港的秩序已恢复，经济开始复苏，“明周”的出现正好符合了市民的阅读趣味，满足了他们的心理需要。“明周”对香港的生活尤其关注，《香港的夜色是世界上最美的，但这夜色值多少钱你可知道？》《香港海底隧道的最新发展》《四十元赌马可以富甲香港》《轰动香港的万丽娟事件》《尼克逊嫁女》《马思聪嫁女记》《中苏冲突幕后大秘密》《香港总督月薪几何？》，从这些文章标题可以看出，“明周”与走知识分子路线的“明月”大为不同。

1969年下半年，因为“明周”主编潘粤生要筹办《明报晚报》，故由《明报》采访主任、娱乐版主编雷伟坡接任“明周”主编。一开始雷说“明周”是潘编的，不能接受。金庸说，潘已经不编周刊了，你是他临走时举荐的，不信可以马上打电话问问他。就这样，多加点薪，也多加点辛，雷伟坡编起“明周”来了。当时销路只有一万多本，有一点亏蚀，编辑部只有四个半人，金庸实行精兵政策，再减一人，省下来的薪水，用来补贴稿费开支，稿费提高一倍，同事写稿可以另得稿酬，多劳多得，增辟封面特写，加设封面标题……几个月下来，收支就平衡了。

雷伟坡是资深的娱乐记者，《明报》娱乐版的专栏拥有不少热心读者。为了扩大销路，增强周刊的刺激性，他大胆创新，大量聘用女记者、女编辑来采编娱乐圈新闻。《香港小姐何秀汶情书》轰动一时，是何写给前任男友、影星陈百祥（绰号阿叻）的，写信时陈还未成名，跟朋友组织了一支乐队在夜总会演出，是个标准的花花公子，女朋友成群，何不过其中之一。此时陈已在电影界出头，“何秀汶情书”恰好满足了一些市民对其过去感情生活的好奇心，“明周”一下子增加了好几万发行量。雷伟坡到处挖掘娱乐圈的秘闻，经常刊载独家娱乐新闻。由于他长期从事娱乐新闻工作，与很多影视歌星有交情，报纸娱乐版的版面又有限，所以他们更愿意向“明周”披露一些私生活和感情秘密。在雷伟坡手里，“明周”逐渐变成一本娱乐周刊，重点报道娱乐圈的消息，开创了香港娱乐周刊的先河。

金庸最初不大赞同登情书，他把编辑找来骂，说人家的隐私不能登。“如果传媒只为赚钱，倒不如开个舞厅、妓院赚得更多。那时人家买《明报》，便是因为它不咸湿，不下流，不侵犯隐私。”1971年1月17日，“明周”114期刊登《陈齐颂的情书》，说是“情书”，其实是26岁的女演员陈齐颂写给家人的信，关于她和黄天佑在美国恋爱、订婚的事。

1973年4月15日，“明周”的封面人物是香港功夫巨星李小龙。7月，李小龙猝然去世，雷伟坡立即动用全部力量进行采访和搜集资料，在最快的时间内编了一期《李小龙专辑》，一上市就被抢购一空，几次再版，都卖到断市。从8月到9月，“明周”好多期都有李小龙的内容，不乏独家报道，如《两个软化李小龙的女人》《林燕妮为李小龙伸冤》《李小龙事件牵连第三个女人》，252期的封面标题是《从医学观点看李小龙死因》。李小龙的死，使“明周”攀上一个高峰。这一年，19岁的台湾美女林青霞也首次出现在“明周”封面。

“明周”偏重娱乐，但娱乐不是低俗；强调生活，而不止于吃喝玩乐。“明周”与香港市民共呼吸，他们所关心的社会大事在“明周”也都有体现，只是角度更生活化和娱乐化。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明周”9月12日这期刊载《毛泽东每月薪水几何？生前最喜欢吃些什么？》，9月19日刊载《基辛格眼中的毛泽东》等。

在雷伟坡的苦心经营之下，“明周”的发行量不断上升，到70年代，每年赢利几十万元，80年代暴涨到一两千万，1990年的广告收入就有7500万元。“明周”的成功在香港带动了一股娱乐周刊的热潮，同类周刊纷纷诞生，百花争艳，而“明周”稳居娱乐周刊的榜首。广告虽是它的生命线，但金庸说：

广告影响我们（实际影响不大）只有一宗。有一次《明报周刊》有一篇文章，关于一瓶白兰地酒，指其在港的售价远比新加坡为贵。本来该瓶白兰地酒早已在我们报纸预订了一大版广告，本报经理因此前来和我研究，看是否仍然登该篇文章。我读后，觉得该篇文章写得不错，且那酒没有理由在两地的售价相距那么远，便决定即使失去该版广告也照登。文章刊出后，该白兰地酒那版广告虽如期刊登，但后来再去争取广告就有困难了。

正如“明月”的成功离不开胡菊人，“明周”的成功也离不开雷伟坡。

陈冠中回忆：“70年代是《明报周刊》的年代，香港人每星期日一家人上茶楼饮茶，都会带上一本，以作谈资。明星都很配合，谁要离婚，谁跟谁好，都自动在‘明周’报料，狗仔很友善，主编雷伟坡在明星社交照片下的按语，抵死幽默。当时还有《新知》等多份大开本周刊，各有卖点，但动摇不了‘明周’霸主地位。”

“明周”成为香港历史最久、发行量最大的娱乐周刊，1982年起香港的“八卦”周刊满街都是，也没有威胁这份周刊的销路。它不仅报道娱乐消息，也报道大众关心的政治和经济事件。“明月”“明周”如同《明报》的一对翅膀，有了这两本刊物，明报集团粗具规模。金庸说，《明报》机构中，最赚钱的是《明报》，其次就是《明报周刊》。

三、《明报晚报》

“五月风暴”前夕，金庸已将《明报》的触角伸到海外，他与新加坡梁介福药行创办人梁润之合股创办《新明日报》，他是大股东。1967年3月18日，先在新加坡正式问世，4月8日又在吉隆坡出版，宣布“以文人办报方式，图发扬中华文化，促进国家社会繁荣及团结”。起初新、马两地用同一个版，1968年12月16日起，分头在两地排印、发行，分为新加坡《新明日报》和马来西亚《新明日报》，不过副刊、小说的稿件则港、新、吉三地同用。在马来西亚办报不像香港、新加坡，《新明日报》在吉隆坡印妥后，需整夜开动大批货车把报纸运往别地。马来西亚《新明日报》创刊之初，就以独家连载金庸武侠小说、刊出内幕娱乐新闻及副刊、马经等特色吸引读者，每天出六大张，售价一角。从《明报》编辑部、经理部派出去的工作人员，在当地获得良好声誉。两家中文报纸在当地发展很快，不到几年就跻身大报行列，成为发行量最大的几份中文报纸之一。到1979年，新加坡《新明日报》已日销10万份，因当地政府的严格限制（外地人士只能持有新加坡公司3%的股份），金庸就将股份退出了。

1967年9月22日，金庸又创办《华人夜报》，王世瑜为总编辑、督印人，沈宝新为总经理，社长是他妻子朱玫。王世瑜（1939—　）1961年珠海书院文史系没毕业即考入《明报》当校对，第四个晚上，金庸就叫他做助理编辑，“明月”创刊，他成为主要助手，一步步升到了《华人夜报》总编辑。

《华人夜报》最初是一份娱乐性晚报，走大众化路线，以报道吃喝玩乐为主，还有一些色情内容（不断推出香艳小说，艳情小说等），创刊不久，就有3万多份发行量。据说朱玫对《华人夜报》和王世瑜很不满，认为报纸刊登这些色情文章，有损报格，王坚持自己的主张，不予理睬，双方发生争执，朱玫要求金庸立即辞退王世瑜，他左右为难，王则一气之下带着多名得力记者辞职走了。《华人夜报》难以维持，于1969年停刊。

此时明报集团已粗具规模。1969年5月21日，《明报》创刊十周年次日，金庸在《“十年辛苦不寻常”》社评中说，报庆酒会上来宾中至少有十人对他说，《明报》是自己的报纸，为自己的报纸创刊十年纪念而庆祝。有一位朋友说，“十年来，即使是台风的日子，也冒大风大雨，开了汽车去买一份”。当年10月17日，《明报》转载《星岛日报》前一天的消息，香港中文大学集体通讯中心9月进行调查，香港读中文报的居民中，有11.2%的人阅读《明报》，仅次于《星岛日报》和《星岛晚报》。

11月28日，《明报》“自由谈”刊出《<明报>晚报将创刊》一文。12月1日，《明报晚报》创刊当天，金庸在《明报》发表社评《<明报>的小七妹诞生》，说由于篇幅所限，有相当多的新闻、特写、故事、分析文章无法在《明报》刊登，而这些材料内容都颇为不错，值得读者阅读，晚报将成为日报的补充报纸，日报上已有的，晚报不再重复，晚报上刊载的内容，极大多数也不能在日报上读到。晚报上的小说与散文，执笔者尽量与日报不同，他希望日报读者也能成为晚报的读者，日、晚报加起来能满足他们的全部要求。比如，香港经济近十年空前繁荣兴旺，但《明报》对本港工商业的报道和服务颇为不足。晚报辟有“香港经济”版，将在这方面努力，目前版面太少，但日后将全部扩充。《明报》虽有种种缺点，但有它的与众不同之处，有独立的品格和立场，将在晚报继续保持。“大哥与七妹的气质、思想、品格是一样的，但外表、谈吐、举止却完全不同。大哥严肃些，七妹愉快活泼些，年轻漂亮些。”

从1970年1月起，他的短篇武侠小说《越女剑》、系列随笔《卅三剑客图》在《明报晚报》连载了两个月。他根据清代画家任渭长的《卅三剑客图》创作，别出心裁，依画成文，有考证，有想象，有回忆。

“明晚”介于严肃与通俗之间，以白领阶层为对象，与《华人夜报》走的是不同路线。“明晚”初期只有“香港经济版”，经济新闻占了30%，25%左右的版面刊载马经、娱乐内容，没有社评。“明晚”初创的一年半，他的大部分心力都用于晚报。1972年初，“明晚”大致定型，成为一份以经济为主的高级晚报，关注财经和股市消息，日发行量四五万份，试图与创刊于1938年8月、当时发行量最大的《星岛晚报》（10万份）一较长短，争夺读者和市场份额。

“明晚”副总编辑林山木（笔名林行止）1940年生在广东潮州，中学毕业就踏入社会，60年代初进《明报》做资料员，勤奋好学，深得金庸赏识，1965年金庸资助他到英国剑桥工业学院攻读经济学。1966年初，他在英国收到《明报月刊》创刊号，里面还夹着金庸夫妇署名的大红致意卡片。从此，他经常为“明月”写“英伦通讯”。1968年，他替“明月”采访傅雷之子、钢琴家傅聪，这是他第一次以记者身份所做的采访，也是傅聪“投奔西方”后首次接受中文媒体的采访，在“明月”3月号刊出，受到广泛关注。他学成回港，正逢“明晚”创刊，从副总编辑做到总编辑，恰巧香港遇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第一个股市狂潮，一般报纸还没有财经版，“明晚”却以报道财经新闻为主。林行止的股评大受股民欢迎，成了股民心中的“财经权威”。“明晚”一般在下午一点多钟出版，许多股民要等到读了他的文章才做下午的交易，一时间“明晚”几乎成了股民每天必读的参考资料。

1973年7月3日，林行止离开《明报》，创办以报道财经新闻为主的《信报》，带走了许多“明晚”的专栏作家。他在发刊社评中向金庸和《明报》的旧同事致谢，感谢他们在《信报》筹备期间的指导和鼓励。他的出走在《明报》系统造成一次不小的地震，《信报》成为“明晚”最大的对手，它一面世，“明晚”发行量就直线下滑，以后一直徘徊在一万多份。林行止自办《信报》之后，在许多场合都会与金庸碰面。金庸一见他，会走过去握手，客气地称他“林先生”，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叫“山木，山木”。

负责“明晚”财经版的黄杨烈发现办财经类报纸有利可图，也脱离“明晚”，于1980年与人合资创办《财经日报》，内容、风格甚至版面编排都模仿《信报》，销量一直不足万份，广告客户不多，股东纷纷退股，难以支撑。无奈之下黄只好向金庸求救，借了二十万元，但报纸一直没有起色，再次向金庸借贷，金庸便提出收购报纸，也就是将以前的借款一笔勾销，同时由金庸付清工人工资和积欠的稿费。1982年，《财经日报》归入《明报》系统，到1985年仍连年亏损，金庸决定于1985年6月将《财经日报》与《明报晚报》合并，另办《企业报》，没办成。拖到1986年3月只好停刊。

1986年10月8日创刊的《明报电视周刊》昙花一现，不到一年就停刊了。

“明晚”拖到1988年才停刊，金庸遣散79名员工，补偿金发了两百多万元。当他决定停办“明晚”时，几乎全报馆的人都反对，认为这张报纸办了很久，曾经很成功。他说，“作为报人，我希望她能办下去，但作为企业家，看到她亏损，且没有好起来的可能，我只能把她结束。有人说结束会对我的声誉有损坏，我说如果不结束对我的声誉也是损坏，但过后人们会认为我的决定是对的”。

四、《鹿鼎记》：“韦小宝作风”

《笑傲江湖》连载结束，他只歇了十一天。1969年10月24日，他的最后一部武侠小说《鹿鼎记》开始在《明报》连载，到1972年9月23日刊完，一共连载了两年十一个月。

《鹿鼎记》从一场文字狱开始，金庸在注解中说，这段故事是为痛惜“文革”文字狱而写。当时，“文革”的文字狱高潮虽已过去，但惨伤愤懑之情，兀自萦绕心头，他不由自主地写进了小说中。《鹿鼎记》中的江湖也笼罩在争权夺利的阴云之中，韦小宝在神龙岛上见到了宗教迷狂般的“政治集训”，让人想起内地当时的“早请示，晚汇报”和“忠字舞”“语录歌”。

《鹿鼎记》在报上连载了一段时间，红学家林以亮偶遇金庸，谈起他的新作，向他深表欣赏，认为是开辟蹊径的尝试，隐然与西方新潮小说遥相呼应，男主角韦小宝是个“反英雄”，小说本身也是“反传统武侠小说”。小说的写法有些地方引用正史，表面上一本正经，骨子里却冷嘲暗讽，令人想起18世纪大诗人蒲柏“仿史诗”的讽刺作品。他听了这番话，兴致勃勃地嘱林以亮整理一下这个想法，日后《鹿鼎记》出单行本时写篇介绍文章。

韦小宝生于妓院，长于妓院，连名字也写不了，签名时只写一个“小”字，“拿起笔来，左边一个圆团，右边一个圆团，然后中间一条杠子笔直地竖将下来”。他不是英雄，而是“反英雄”，在他身上差不多能找到国民性中所有的弱点，阿谀奉承、溜须拍马、见风使舵、厚颜无耻、营私舞弊……但正是这样的人成为了生活中的强者，在朝廷他得到皇帝的宠信，身居高位；在江湖他得到天地会等帮会的信任。甚至顾炎武、黄宗羲、吕留良等一代大儒都要推举他做皇帝，吓得他手里的茶碗掉在了地上。他最后带着七个如花似玉的老婆飘然而去。韦小宝的成功，“使顾炎武的满腹经纶、陈近南的盖世武功变得一钱不值”。

韦小宝没有读过《资治通鉴》之类的典籍，但他从小就看戏、听说书，对历史上为争夺权力不惜血流成河、尸骨如出的故事并不陌生，他教罗刹国的索非亚公主先挑起天下大乱，然后乱中夺权，立竿见影。索非亚问他：“你怎知道叫兵士杀人、抢钱、抢女人，就可以杀沙里扎，杀彼得？”韦小宝微笑道：“中国人，向来这样。”金庸解释：“中国立国数千年，争夺帝皇权位、造反、斫杀经验之丰，举世无与伦比，韦小宝所知者只是民间流传的一些皮毛，却已足以扬威异域，居然助人谋朝篡位，安邦定国。”

从妓院到宫廷，从江山到江湖，韦小宝无往不胜的法宝到底是什么？有人总结，一是察言观色，随机应变，拍马常常拍得恰到好处，二是吹牛撒谎，随时随地可以漫天撒谎，糊弄人。

韦小宝总是脚踏两条船，两面讨好，处处为自己留后路。他善于搞人际关系，对上一套，对下一套，总是让人对他有好感。他善变，善于保护自己，什么时候都不吃亏，在不损害自身利益时，他慷慨大方，能与别人共享利益，还能大把花钱收买人心。他说：“我凭什么本事拥官晋爵？最大本事便是拍马屁，拍得小皇帝舒舒服服，除此之外，老子的本事实在也平常得很。”

“韦小宝自小在妓院中长大，妓院是最不讲道德的地方；后来他进了皇宫，皇宫又是最不讲道德的地方。”他的性格就是在这种环境中形成的——

拉关系、组山头、裙带风、不重才能而重亲谊故乡、走后门、不讲公德、枉法舞弊、隐瞒亲友的过失，合理的人情义气固然要讲，不合理的损害公益的人情义气也讲。结果是一团乌烟瘴气，“韦小宝作风”笼罩了整个社会。

他性格中还有一点是适应环境，讲义气。这是一种生存的本能，“中国人口众”多，土地有限，中国人一向在艰苦的环境里进行着异常的生存竞争，为了活命和繁衍，会用尽各种可能的手段……重义气这一点恐怕也跟生存环境的艰苦有关”。

《鹿鼎记》把“韦小宝作风”写得活灵活现，甚至不无赞许，因此淡化了批判的功能。“事实上，我写《鹿鼎记》写了五分之一，便已把韦小宝这小家伙当作了好朋友，多所纵容，颇加袒护，中国人重情不重理的坏习气发作了。”有记者问他：“韦小宝这个人物有没有您查先生的些许影子？”他毫不责怪，坦率地说：“在构思一些故事情节时，曾设想自己如果遇到韦小宝当时当地的境遇，自己也会做相同的选择。”

香港左派批评家在攻击、谩骂金庸时，就说他是“韦小宝主义”。

在现实生活中，乔峰这样的英雄只能选择自杀，韦小宝们却总是活得好好的。金庸以他对人性的理解和他对国民性的观察写出了另一个阿Q形象。在几千年的中国史中一直有两类阿Q，一类是鲁迅的阿Q，卑微地活着，卑微地死去，大多数中国人都可以从中看见自己的影子。韦小宝是另一种阿Q，是生活中的成功者，在他身上同样可以看见古往今来多少名流绅士、达官贵人的影子。

金庸的目光穿过人性的栅栏看到了过去、现在和未来，他心中的英雄已经死去，我们只能和他一起面对韦小宝。他写出了一个典型，表现了人性中的普遍性，从而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武侠小说。韦小宝无疑比乔峰、令狐冲、胡斐、郭靖更接近生活的真实，也更加生动。重要的不是他在清廷与汉人江湖之间站在哪一面，而是他的身上照见了多少中国人的影子。他是一面镜子，一面哈哈镜，照出了国民性中许多的丑陋，照出了中国人性格中不怎么光彩的一面。

精通日语的沈西城看过一套日本片集，是讲丰臣秀吉的，里面有一个小朋友，跟韦小宝一样靠拍马屁加小聪明起家，却令丰臣秀吉宠爱得不得了。这是根据日本作家矢田插云的小说改编的，内地、港台都没有中译本，金庸不懂日语，断无理由看过这本小说，“那么情节相同，是纯属巧合了吧”！

《鹿鼎记》真正的主角其实是康熙皇帝。在此之前，金庸的武侠小说始终贯穿着否定权力的线索，“侠以武犯禁”，侠与官、江湖与江山从来是对立的。《鹿鼎记》则完成了对权力的肯定，他心目中，这位开明君主“不但思想开明，而且很好学，还去学外国的学问”。

五、四分之一世纪

1972年9月23日，《鹿鼎记》在《明报》连载了1019天，结束时还有个小启：“金庸新作在构思中。明日起刊载古龙新作《陆小凤》。”但从此他的新作再无下文。

《鹿鼎记》成为金庸的封笔之作不是偶然的。1969年8月22日，《笑傲江湖》快要收尾时，他说：“只是为了写武侠小说可以帮忙增加销路，所以每日在自己的报纸上面写一段，这是有这个必要，非写不可，所以酬劳和一般情形就有点不同，报馆给我的稿费也很少，假定报纸与我没有关系，我就一定不写了。我现在写是为了娱乐。但是十部写下来，娱乐性也很差了。也许要停写几年，才再继续写下去也说不定。现在娱乐自己的成分，是越来越少了，主要都是娱乐读者。”“我觉得继续写下去，很困难。虽然为了报纸，有这个必要。有些读者看惯了，很想每天一段看下去。但是我每多写一部书，就越觉困难，很难再想出一些与以前不重复的人物，情节，等等。我想试试看是否可以再走一些新的路线。”

《鹿鼎记》可以看作是他新的尝试，属于英雄的时代已经过去，他走向了韦小宝。一部《鹿鼎记》，不再是英雄的慷慨悲歌，说是武侠小说，已没有“侠”。“‘大侠’走至穷途末路，那么金庸又有什么出路可以提供呢？他提供了三条路线：令狐冲的出世、韦小宝的玩世及康熙的以天下为己任。”从1955年起，十七年间，他一共写了十一部长篇武侠小说，四部中短篇，他用书名首字作了一副对联：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只有作于1970年的短篇《越女剑》没有包括在内。他的十五部武侠小说，“始于书剑飘零、指点江山，终于逐鹿问鼎、一争天下；始于乾隆的少不更事，终于康熙的老谋深算；始于红花会，终于天地会……始于天山，终于鹿鼎山；始于残缺的英雄，终于完美的流氓；始于查良镛自撰联语为回目，终于取查慎行的诗联为回目；始于‘为赋新词强说愁’的青春忧郁，终于‘却道天凉好个秋’的强自宽解；始于‘齐人有一妻一妾’的茫然，终于唐伯虎坐拥七美的坦然；始于万隆会议开幕的序曲，终于‘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尾声；始于书、剑，终于鹿、鼎；始以江山，终以天下……”

从商业利益来说，《明报》此时成了香港举足轻重的大报，有国际性的影响，不再依赖武侠小说吸引读者，明报集团也已粗具雏形，金庸的武侠小说创作生涯终于走到了尽头。“目前情况下，如果我的生活没有太大改变，可能就不再写了，一来我不希望自己写过的风格、人物再重复，过去我写了相当多，要突破比较困难；再者武侠小说出自浪漫想象，年纪大了，心境自然也不同。”

这些小说几乎都是每天写一段，大约构思一个钟头，写一个钟头，每段千字左右，当夜排版，次日见报，有些一写就是两三年，有时写到后面忘了前面是否交代过，有时没有伏笔，前后有些不连贯，情感、故事有漏洞，在报上连载总是比较啰嗦。“很多时候拖拖拉拉的，拖得太长了，不必要的东西太多了，从来没有修饰过。本来，即使最粗糙的艺术品，完成之后，也要修饰的，我这样每天写一段，从不修饰，这其实很不应该。就是一个工匠，造成一件工艺品，出卖的时候，也要好好修改一番。”从1970年3月起，他就开始修订前面的作品，当时《鹿鼎记》每天还在报纸上连载。直到1980年修订完成，足足花了十年时间。

其实，每次出单行本前，他都修订过一次，这次更是仔细，“几乎每一个句子都曾改过。甚至第三次校样还是给改得一塌糊涂。对负责校对的蔡炎培兄、明报出版部排字房领班陈栋兄及各位工友，常有既感且愧之念”。他个性坚毅好胜，对老朋友梁羽生1966年的批评很在意，努力学诗填词，研究格律，在回目上都重新下了工夫，其他方面也多有改动。

当然，即使经过十年修订，“在报纸上连载的痕迹”依然明显，情节安排中还有不少缺陷和不足，主要是巧合太多，偶然性太多，不合情理。他说：“武侠小说虽然也有一些文学的意味，（但）基本上还是娱乐性的读物，最好不要跟正式的文学作品相提并论，比较好些。”他说的是实话，不只是谦虚。

从1955年到1980年，正是金庸人生的黄金岁月，从《新晚报》《大公报》到长城电影公司，再到自办《明报》，写武侠小说始终只是他的“副业”，却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名声。数十年后，《大公报》老同事黄永玉还很不理解：“这个人是很聪明、很有魄力的人，怎么最后弄得成一个武侠小说的著名作家？在我来讲是可惜了。”

“金庸”常常淹没了“查良镛”，多数海内外华人心目中往往只有金庸，倪匡说“凡是有中国人的地方，都有人知道他的名字”，算不上夸张。二十五年，四分之一世纪的漫长时光，有多少少年读他的武侠小说长大，不知不觉中受了他的影响，已不可能统计。岭南大学教授刘绍铭回忆，当年追读金庸武侠，到书店租阅，晨昏颠倒，一直到看完市上能供应的“现货”为止，看“书剑”时舍不得一目十行，而像嚼橄榄一样细心品味起来。

1948年生于香港、曾在美国波士顿大学获博士学位的吴霭仪说，“金庸小说是陪伴着我长大的读物，骗去了我不少的眼泪和梦想”。从8岁看《碧血剑》起，金庸的每部小说她都读了许多遍，对书中人物与情节的熟悉不在倪匡之下。“看金庸小说是十分危险的，有时工作太紧张，临睡前顺手拿来看几页调剂调剂、松弛神经，不料就追下去看到天亮。次日一边工作一边打呵欠，还要暗自埋怨自己不知约制。”

经济学家张五常1958年在多伦多追读《射雕英雄传》时，就对文学专家王子春说：“如果《水浒》是好文学，那么金庸的作品也是好文学了。”

陈省身、华罗庚、黄昆、王选、周光召、许倬云、金克木、陈世骧、夏济安、李欧梵、冯其庸……这些海内外学者都被金庸的武侠作品吸引。余英时60年代在美国就看他的武侠小说，1971年回香港，就请人介绍自己与金庸认识。

1954年生于马来西亚，1973年就读于台湾大学中文系的温瑞安，在马来西亚念小学时，开始接触到金庸的武侠小说，就被深深地吸引住了，千方百计或租或购，直到上大学还在狂读，最后也走上了写武侠的道路。

“海外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很少没有看过金庸小说的。一来外国生活枯燥寂寞，十分需要娱乐，二来长久与家乡分隔，很渴望多接触一些中国人的东西，比如看中文书、吃中国菜，等等。金庸小说娱乐性高，而且充满中国文化味道，于是便成了留学生的热门消遣，许多金庸的忠实读者，都是在留学时代开始迷上金庸的。”刘绍铭说，在华侨小孩中，这是“最不用父母鼓催，孩子也会看得津津有味的中文读物”。

当《笑傲江湖》在《明报》连载时，越南西贡有二十一家中文报、越文报和法文报也在同时连载。越南国会中辩论之时，常有议员指责对方是“岳不群”（伪君子）或“左冷禅”（企图建立霸权者）。当时南越政局动荡，一般人对政治斗争特别感兴趣。金庸笔下的人物更是香港市民茶余饭后的谈话资料，香港人论政，常会举出他笔下的韦小宝、令狐冲等人，“这当然反映出这一类读者的水平，无法用较高层次的人物和事件来说明问题，思想中熟悉的就只能是这种虚构的武侠人和事”。

自1959年以来，十几年间，正是金庸一手写武侠，一手写社评，成就了他的事业，使《明报》从一张微不足道的娱乐小报，成长为香港举足轻重的大报，从三个人发展为一个广有影响的明报企业集团。

第十一章　字条治报

1976年12月，《明报》以800多万元按揭买下整幢南康大厦，改名明报大厦。这楼共有十层，屋顶另外搭建了半露天的员工餐厅。在寸土寸金的香港，这是《明报》成功的象征。

墨绿色的明报大厦前，古旧的电车轨上，叮叮当当的电车来来往往，对面是一排矮矮的旧唐楼，不远处是儿童图书馆。在明报员工的印象中，周围是一片小镇风情。北角的闹市隔在步行不过十分钟的路程之外，闹市的酒楼，明报员工常去的有“敦煌”“新益”“东潮”等。

明报大厦入口的正门只有一扇门，只能容一个人出入，两个人都挤不下。进门仅有一个五尺见方的空间，给大家等电梯，与电梯相对有个四尺来高的柜台，后面坐着管收发的阿伯。老式的日本电梯每次只能载六七人。金庸每天都要跟员工共用这个电梯，下午两三点他经常会在这里等电梯，他会很自然地跟熟悉的人打招呼，包括柜台后面的阿伯。电梯来了，人们一拥而入，他也就被“包裹”在里面。这部电梯经常要检修，那就只能用大厦后门的运货电梯了，虽然比较大，但里面很脏。

金庸的办公室在七楼，分为两间，一间是书房，他看书、写社评和批文件的地方，一间是会客室，80年代后期新装修之后，不大的会客室四壁油漆金碧辉煌，大红色和金色相间，很有中国宫殿的味道，椅子是路易十八式的古典雕花描金扶手椅。

自1966年搬到北角，《明报》在这里十年，一步步成长为“一份拥有独立报格的知识分子报纸”，70年代正是香港大众化报纸走俏时，《明报》却是香港严肃报纸的代表。1975年，金庸说起《明报》与别的报纸不同的地方，“我觉得《明报》是属于知识分子的报纸，所以我们的内容均朝着这个方面读者的兴趣走”。《明报月刊》《明报周刊》《明报晚报》相继问世，《明报》系统在“五月风暴”前后的四年间迅速成长，成为一家有实力的报业集团，不仅雄踞香港、东南亚新闻界，而且延伸到出版、印刷、旅游等领域，逐步发展为一家综合性的企业集团。

1969年5月20日，在文华酒店的报庆酒会上，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李卓敏告诉金庸，最近到欧洲、美国出席学术会议，已记不起有多少学者、留学生问起《明报》《明报月刊》。金庸在《明报创刊十周年纪念》一文中欣慰地说：“随着报份的增加，我们的读者面也不断扩大。目前《明报》的读者几乎遍及全世界。近年来香港居民移居到外国或到外国留学的颇多，其中一部分是《明报》读者，他们到了外国之后仍旧是《明报》的读者。”但他表示一点也不感到自得和自满，反而很担心，怕他们的能力和配备当不起这种种眷顾。

一、明报王国

因为《明报》的印刷质量不佳，特别是图片效果不好，1971年他们向德国订购了一部柯式卷筒机，大大改善了印刷品质。1973年5月20日，金庸在《与读者诸君共同进步》社评里提到，几个月前，以50万美金订购了美国高斯厂的巨型高速柯式轮转机，这是全世界速度最快、印刷品质最高的印报机。

说起《明报》的成功，金庸认为，机器、纸张大家都可以买到，但能否将有才能的人安放在合适的位置才是成功的要素。他比较注重这方面，其他琐事、日常的业务等不需要经过他。《明报》是一份典型的靠人才成功的报纸。1974年5月20日，他在社评《友谊的集团，愉快的过程》中回忆，十五年来，最初的校对做了《明报》经理，记者做了总编辑，港闻编辑做了出版部经理，画广告样子的职员做了晚报的经理，打杂的工友做了印刷厂厂长，“我们这群人没有什么高深的学历和资格，大家从很低的职位做起，十五年来始终为《明报》服务”。沈宝新称之为“兄弟班”。金庸说：“我们的缺点是制度十分不严密，迄今为止，还像是一个大家庭式的企业，今后应当尽可能地制度化一些。优点是具备一种愉快的工作气氛。”被叫作大姐的孙淡宁说：“在办公室里开心得不得了，比在什么地方都高兴。”

到1979年创刊二十年时，《明报》篇幅增加了八倍，发行量扩大了二十五倍，工作人员增加了七十倍。1989年5月31日，《明报》三十年时，金庸给员工颁赠长期服务奖状和金牌，获得廿五年以上奖状、金牌的除了两个创办人，还有潘粤生、汪济、雷伟坡、戴茂生、叶汉辉、龙国云、翁荣芝等二十一人，获二十年以上奖状、金牌的有黄俊东、蔡炎培等二十三人，其他十五年以上、十年以上、五年以上和未满五年的员工也分别获得奖金，向曾任总编辑的潘粤生、梁小中、张续良、王世瑜四人，及连续撰稿二十年以上的简而清、倪匡、项庄、谢永光分别奉赠金牌一面，另具谢函，专人致送。

在数十年的漫长时光中，金庸不断地为《明报》物色人才。明报集团容纳了许多不同类型、不同经历、富有个性的重要骨干，胡菊人、董桥、吴霭仪等都是他请来的，有些人则完全是他从最基层提携的，王世瑜原是校对，林山木原是资料员。正是这些人共同成就了《明报》的事业。

潘粤生处事总是气定神闲，不慌不忙，看上去起码比真实年龄年轻十岁，雷伟坡私底下叫他“白潘”。金庸称他“举重若轻”，却不满他的老好人。在同事眼中，他是“恂恂儒雅，为人风趣”。他在报社人缘极好，同事有什么难题，请他代为提出，往往可以顺利解决。他在新加坡、马来西亚主持《新明日报》，旧同人说起他的为人一直津津乐道。没有人在他背后说过他的坏话，他也从来没说过任何人的是非，金庸在1989年说：“至少，我从来没有一言半语。这是三十年的纪录，真正难得之至。”

雷伟坡在《明报》编娱乐版时，金庸给他打过六次电话，请他再做采访部主任，他和五个同事力抗各大报十多二十人的采访部，胜多负少，有三个月起纸两万的纪录。他自称“举轻若重”，事事紧张，龙国云背后叫他“希治阁”（希区柯克），孙淡宁长期坐在他对面，怕他影响健康，善意劝他：“你这样紧张干什么，‘明周’又不是《时代周刊》！”他当时笑笑算了，其实，他心里在说：“在我心目中，‘明周’远比《时代周刊》重要，《时代周刊》有什么了不起，它又不是我编的，它的得失成败关我什么事！”他说：“我把‘明周’当作自己的事业去办的，虽然我只是个打工仔。”

1979年底，胡菊人辞职，金庸四处物色接替的人，看中了在“明月”写过稿的董桥。当时董桥在香港中文大学有教职，薪资丰厚，不想放弃。金庸答应给予同样的待遇，请到董桥。金庸在“明月”1980年2月号《编者的话》中介绍，董桥是知名散文家，对中国文学和英国文学都有精到见解，从事编译多年，并在英国广播公司担任节目制作和新闻广播工作，对世界大势尤其中国现状甚为熟悉。“董先生弹得一手好钢琴，于文学艺术、政治经济各方面有广泛知识，是伦敦大学博士候选人。他曾为本刊撰稿，和《明报月刊》颇有渊源，由他来担任总编辑，真是深庆得人。”3月号起就交给董桥编了。

张健波记得，1985年8月，金庸在湾仔海边一个酒家约他和冯成章等几个记者吃饭，邀他们加入《明报》，当时他是《信报月刊》执行编辑，说要详细考虑。没想到隔了一年，金庸找人联络他，问是否考虑清楚了，是否可以先到“明月”工作？1986年10月他到“明月”做总编辑，上班第一天，查说：“具体编务，由你全权处理。”因1988年5月号刊登了戴晴的《王实味与<野百合花>》上篇，还有编者按语，被有些人指为“反共”，金庸十九个月来第一次要求把尚未付印的下篇给他看看，不过没提任何异议，没有任何删改，下篇在6月号照常刊出。

王世瑜离开《华人夜报》，加盟《新报》，另办《新夜报》，与《明报晚报》唱对台戏，还不时在报上大骂朱玫。《新夜报》打开销路后，1972年，王世瑜又离开《新夜报》，自办《今夜报》，刊载黄色小说、马经等，发行量很快超过《新夜报》。接着，《新夜报》停刊，《今夜报》一枝独秀，成为“小报之王”，赚了不少钱。1983年，他又卖掉报纸，得了70万元，准备举家移民美国。金庸对这位“报坛鬼才”念念不忘，得知消息，即邀他担任《明报晚报》总编辑兼总经理，后又兼《财经日报》社长，1986年还任命他为《明报》总编辑，在《明报》史上，一人而兼四个要职，恐怕他是第一人。“明晚”停办后，金庸一度计划办《明虹日报》，任命他为总编辑兼总经理，名片都印好了，上面还有一道彩虹，不久却宣布：“明晚”停止发行，“明虹”暂不出版。王世瑜没有因“明虹”流产而在专栏中流露出任何不满，反而经常提到老板，如何一起去旅行、一起吃饭等。

《明报》的副刊作者很多也是金庸物色的。三苏从《明报》创刊就在副刊写短评。金庸写稿，每个字都写得很工整，由于自己如此，他常要求其他作者把字写得清楚一点，因此得罪了三苏。香港作家中字体最潦草的，大概是三苏和倪匡。不看惯三苏的字，可能一个字也看不懂。《明报》排字工友有过一次抗议。金庸在排字房贴了一张纸，说对三苏字体潦草一事已有所闻，将会跟他商谈，请他把字写得整齐一点。不料听在三苏耳里，大不以为然，一怒罢写。金庸立即亲自向三苏去道歉。

倪匡回忆，“我在《真报》《新报》写稿，查良镛差人叫我写稿，就这样，我跟老查认识了，一交便是三十年的老朋友”。他最初在《明报》副刊写武侠，也写杂文，用“岳川”“沙翁”的笔名，后以“卫斯理”笔名写科幻小说。他比金庸小十多岁，金庸一向称他为“倪匡兄”，而他则叫金庸为“老查”。“老查、老查，也许不习惯，日子一久，则洋溢着一种亲切的感觉。”

金庸说，副刊的定期作者，个个是他的好朋友。有时他和董千里、倪匡、亦舒等朋友（他们都在《明报》写专栏）吃饭，经常会问外面有一些什么人写东西写得比较特别。有一次亦舒向他提起黄子程，把名字写给他，他就叫王世瑜去找黄写两篇文章给他看一下，以后黄子程就在《明报》开了专栏。

潘粤生请农妇（孙淡宁）补“明周”专栏，被金庸发现，就在一个夜里十一二点，金庸忽然登门拜访，请农妇到“明月”工作，一做二十年。农妇说：“《明报》于我太陌生，同事陌生，环境陌生，后来我发现我不是查先生该找的人。我可以说，我对《明报》一无贡献，我感到很内疚。”

陶杰从1992年开始在《明报》副刊写专栏，每天一篇，就是金庸大力引荐的，当时陶杰还在英国广播公司任职。《无眠在世纪末》出版时，陶杰要把这本集子敬献给金庸，“感谢他当年对在异国的一个年轻人的扶掖与关怀”。

《明报》受到知识分子读者欢迎不是偶然的。

1973年到1975年，内地正是“批林批孔”高潮，余英时在香港工作，每早必读《明报》，认为《明报》新闻取舍得当、风格清新活泼、社评警策有力，他最欣赏的是它能坚持中国报人的特有理想而不媚世取宠。在他看来，《明报》大体上能代表多数海外华人特别是知识分子的“社会良心”。

1986年，香港新闻署的读者调查结果，《明报》发行量居香港第三位，在459.4万人口中，《明报》读者达42.3万人，占总人数的9%。每天出报11大张，40多个版面，套色印刷，每个星期天加送一大张《周日彩报》，还用卫星传真美洲版。1988年统计，在香港43家日报（其中41家中文报纸，2家英文报纸）中，《明报》的读者人数、发行量、广告收入居第三位（仅次于大众化的《东方日报》《成报》），《明报周刊》发行量、广告收入稳居十大周刊榜首。香港人口从两百多万人到90年代增加到五百多万人，《明报》发行量通常保持在人口的五十分之一到二十分之一。

对于《明报》的读者群，金庸深以为荣，常有提及。1970年5月20日报庆日，恰逢国际新闻协会第十九届年会在香港开会的最后一天，他在《我们拥有“最好”的读者》社评中不无骄傲地说，“我们并不是销数最大、广告最多、历史最久、内容最完备的报纸，但我们读者的‘平均质素最高’，这是充分可以自信的”。

到1986年，金庸不满足《明报》已有的发行量，想在知识分子报纸的基础上进行扩展，“读者就像金字塔，所谓知识分子只在金字塔最上边的那一层，我们要做的是底下那一大片读者”。他起用王世瑜，在《明报》增加彩页，每周日出版“明虹版”，就是其中一个举措。

欧阳碧在他七楼的办公室目睹王世瑜对金庸毕恭毕敬，等到王走了，金庸却笑眯眯地说：“这位王先生很敢说话的，他不像潘（粤生）先生那样怕得罪人，我要改革报纸，就要用他这样的人。”欧阳突然明白了，之所以用她来检查报纸，是因为她进报社不久，没人认识她，可以“背对背”工作。起用王也是要让他来改革报纸。她感叹老板是下围棋的高手。但是老板也有老板的无奈处，他虽然公布王世瑜为《明报》总编辑，却没有写过一张字条说潘不再是总编辑。九楼编辑部的总编办公桌坐的还是创业功臣潘粤生，王没有办法取而代之，各版编辑依然按习惯将做好的版样拿给潘过目，潘跟以前一样处理版样，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过。既然九楼上不去，王世瑜就在五楼找个地方办公，开始编星期天的“明虹版”。

彩色粉纸印刷的“明虹版”，一面整版都是性感的明星照，另一面是广告和生活类内容，随报夹送。有很多打工者将报纸贴在床头，每周可以换一张。明报大厦为此在六楼设了一间摄影室，请女明星来拍照。“窈窕版”（妇女版）和“消费版”的稿件和漂亮图片都要支援“明虹版”。

《明报》的发行量到底有没有因此扩大，也不好说，只是金庸看起来很高兴。可是，报社几乎每天都会接到来电或来信，质问《明报》为何改变编辑方针，走性感路线，等等。甚至有学校不想让学生受“精神污染”，以退订抗议。他只好对下属解释：“做报纸跟做其他生意一样，都是生意，不能一味扮清高，曲高和寡啊！”

也是这时，他意识到长期实行家庭式管理存在弊端，要引入制度化的轨道，改善并建立福利、退休、休假、字房等制度，陆续成立编辑委员会、行政委员会等。他重用吴霭仪，也是想改革，希望她把《明报》办成“全世界最好的中文报纸”。但当改革触及潘粤生、龙国云这些元老时，就进行不下去了。她从1987年12月出任《明报》督印人，到1990年她的改革只能以失败告终。她却说：“……在明报办事，发表意见亦是肆无忌惮，从来只有得到鼓励和优待，我的‘洋脾气’怎样不符合中国人传统的习惯，查先生也从来没有表露过丝毫不满。……他令我深感佩服的地方，实在太多太多。”

1986年，明报出版部发展为明报出版社（明窗出版社是子公司，明河社出版有限公司则是金庸独立创办的，主要出版金庸的武侠小说，与明报集团并无关系），出的第一本书就是倪匡（卫斯理）的《钻石花》，金庸、温瑞安等人的武侠小说，倪匡的科幻小说，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农妇的杂文，张君默的散文，蔡炎培的诗集都出过。1987年开办的翠明假期有限公司（旅行社），专门经营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欧洲的旅游业务，到1991年，营业额有1.9亿港币。

《明报》变成了明报集团有限公司，细心的女编辑欧阳碧发现了信封、信笺的变化，以前是白纸黑字，印着“明报有限公司”中英文和地址，十分朴素，像个素面朝天的村姑。集团成立后，信封、信笺都改成淡黄色，纸质也比以前高级了，特别设计的《明报》标志，以红色和黄色嵌入，如一轮红日傍着一弯月亮。老板也有了专用的信封、信笺，一种在“明报集团有限公司（中英文）和标志之下，印着英文LOUISCHA，下面还有一行英文小字Chairman&Publisher”，另一种只有英文：LOUISCHA，下面是英文的《明报》地址。她猜想老板喜欢金色和红色，在信封下端、信笺上端都印了金、红两色行线作装饰，他的办公室就是以这两种颜色为主色调的。

二、“查氏字条”

金庸的英文名字叫LouisCha，国际新闻界并不陌生，称他为“查（茶）博士”，却不知这个Cha实际上要读Zha。《明报》内部，无论是总编辑还是排字房的工人，上上下下都叫他“查生”或“查先生”，背后谈到他才会用“查老板”，除了开玩笑，不大有人当面叫他“查老板”。他本人打电话回报社，也自称“查先生”。

董桥说：“我追随查先生做杂志、做报纸那么多年……我在查先生处学到的最实际的东西，是他对新闻写作与评论的技巧，以及他对编采人员的专业的尊重与宽容。他常说，那也是他从实践中学习到的修养。”

金庸自述对报社工作同人个个敬若上宾，不善于督促领导，因此《明报》内部气氛十分和谐，但不免松懈散漫，过分自由。在《明报》工作过的人确实很少看到他发脾气，他平时话不多，喜怒不形于色，那张四四方方的国字脸给人一种严肃木讷的感觉。在欧阳碧眼里，他是典型的江南人面孔，一说起话来便带着微笑。不论他讲什么，都是一副笑眯眯的脸孔。不过，笑尽管笑，他想要做到的事，他会全力以赴排除万难去实现。不喜欢他的人，背后称他为“笑面虎”。

他笑起来，双眼连成一线，方方正正的国字脸上带着庄重含蓄的表情。有人说，“他不说话则已，一说起话来语速很快，密不透风，显然思维敏捷活跃”。其实，与他熟悉的人都说他不擅辞令，不是那种讲话滔滔不绝的人，与他善于写作形成了明显的反差。与他做过多次对话的池田大作说他“质朴寡言”。倪匡说他讲话一向不多，广东话、国语都不行。“他讲话很慢，似乎每字每句都要经过细思才说出来。有时，给问得急了，他便会涨红脸，讷讷的，半晌说不出话来，真教旁人替他着急。”1975年第一次在一忽然座谈会上见到金庸，沈西城就留下了这样深刻的印象。

主持偌大一个明报集团，他另有高招，要交代员工办什么事，有什么指示或意见，或与作者交流意见，他喜欢以笔代口，写字条。

他的字条通常写在明报的便笺上，还有固定格式，上款某某先生或兄，然后列出要办或要解释的事，若事情超过了一项，就会标明号码，逐项详细开列，下款常常只署一个“查”字，还有日期。有时上面还有“社长意见请传阅”的刻印字样，然后发给各版编辑。他的字很像瘦金体，笔画分明，工工整整，属于最受排字房欢迎的字体，如同他的性格一样一丝不苟。

1986年4月，欧阳碧受命做《明报》的质检工作，就是检查报纸质量并比较与《东方日报》《成报》等报的差距，具体工作金庸就是通过这样的字条交代的，包括各个版的错字、错误标题、同一新闻的处理、优劣比较等。在她递交的书面检查报告上，他也会用红笔在空白处写下意见，每份“红批”过的报告，还要传给总编辑、副总编辑、各版编辑，他们阅后都要签名。因为编辑部对于报纸检查工作有抵触情绪，一段时期下来效果甚微，他不大高兴，当年8月下达了一张字条：

欧阳小姐系本报所聘请检查日报版面的专职人员。她检查的报告，经本人详细批阅，错误或不妥之处，经本人改正。但编辑部对此似乎极少反应，指出后的错误仍一再重复，令人失望。

如果对她的“检查”或对本人意见有不同意见，请随时提出，胜于不闻不问，甚至不看不理。

1990年12月27日，他给董桥等人一张字条：

董桥先生：

编委、编辑、校对各位：

本报不要用“若果”，这是广东方言，不是正统的普通中文。本月十七日我写的社评中，两个“如果”都给改作了“若果”，相信因为我草书的“如”字，校对先生以为是“若”字之故。以后一般文章中都不要用“若果”……

请编委各位研究一下。

查九○、十二、廿七。

他还加了一句：“可用‘若’‘倘若’‘如果’，但不用‘若果’。此为习惯，无理由可说。”

语调虽然客气，却是不容商量的口气，是一种指令，这也算金庸特色的“字条治报”吧。

就是向专栏作者约稿，金庸也喜欢写字条，李文庸就收到过金庸邀请他为《明报》副刊写一篇小说的条子。

数十年间，金庸在《明报》到底发出过多少张字条，早已无法统计，数字必定相当惊人，如将这些字条集在一起，不仅可以给《明报》，也可以给报业史、传媒研究提供第一手的活资料。他以字条来管理报社事务，庞大的明报集团就是在他一张张字条下成长起来的。

他自称：“我管《明报》其实是很独裁的，我拿起稿就改，由头改到尾。”《明报》是他的“一言堂”，他说一不二，几十年来他的合伙人、老同学沈宝新都是听他的。“在香港办《明报》我是主要投资人，拥有报纸百分之八十的股权，另外一位拥有百分之二十的股东沈先生是我在浙江读中学时的老同学，我们是好朋友，他从来不反对我的意见。我做董事长、社长、总编辑、社评执笔人，什么事都是说了就算，不用讨论。”

他一个人说了算，好处之一是效率高，反应灵敏，编辑部下午打电话到他家里：“查先生，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身亡，我们怎么反应？”他在电话里回答：“即刻出版号外，评论与做新闻都谴责政治上的恐怖行为。”“但我们反对美国打越战啊！”“那是两回事，美国打越战，照样反对。但反对行刺肯尼迪。谁有美国签证，即刻订机票去华盛顿采访。”“好的。×××有签证。”“就派他去。叫他来听电话，我来告诉他怎样采访。”

金庸表示，“报纸是老板的私器……新闻自由其实是新闻事业老板所享受的自由，一般新闻工作者非听命于老板不可”。80年代，在香港未来政制的安排上，《明报》其他社评执笔人的立场和他并不一致，但必须照顾他的立场，《明报》主要只能体现他的立场，因为他是老板。在他看来，“新闻自由，是报社员工向外争取的，而不是向报社内争取的。报社内只有雇主与雇员的关系，并没有谁向谁争取自由的关系”。“我在主持《明报》时，关于香港回归后行政长官直接选举还是间接选举的问题，和主持编务的编辑主任看法不同，他消极抵制，我并没有即刻将他解雇，仍保留他的职位，但不让他处理实际工作了，换一个听话的人来做。”

但金庸给漫画家尊子保留了一个“特区”，尊子可以对他有关香港前途的观点进行讽刺、批评。

查良镛谈吐温文，但性格可说刚多于柔，强多于弱。明报系列是他的王国，他的作风有点像帝王，永远礼数周到，但休想影响他的决定一分一毫。

他是个天生便有权术的人。在他的王国内，没什么人能逃得出他的五指山。

他创下了文人办报不但不倒，而且极度成功的先河。

这是《明报》专栏作家林燕妮说的。黄霜也说金庸“很独裁，一点也不民主”。

另一位给《明报》写专栏的李文庸说：“金庸表面上不苟言笑，冷漠肃穆，再加上他有一副不怒自威的尊容，使属下见到他的时候，噤若寒蝉，《明报》机构上下百余个职员，在背后都以‘主上’称呼他。”有一次李文庸跟一位《明报》资深女职员一起到金庸办公室，亲眼看到女职员小心翼翼地“侧坐”下来。其实，他从来不呼喝斥骂下属，连语气重一点的话都没有。欧阳碧在金庸的办公室亲眼看到，被任命为《明报》总编辑的王世瑜与他用上海话交谈，对他毕恭毕敬，无论他说什么，都会一面点头，一面非常肯定地应道：“对对对，是是是。”在他手下办事接近五年的吴霭仪就说：“我很怕他。”当她做《明报》督印人时，想改革高层的人事，金庸对她很不满，认为她“野心很大，想独揽《明报》”。在有关香港问题的争论中，他们之间也有着尖锐的分歧。

1975年8月，金庸对外界说：“我个人对经营工商业的兴趣不很浓，主要还是喜欢看书和写作，我时常为行政工作太多而感到烦恼，老是设法减轻这方面的工作。”“何况《明报》机构发展至今已上轨道，各部门的员工也很合作，香港的经理沈先生很能干，他负责经理部门全部的工作，我从不干预他的决定。……而争取较多时间来读书、写作，譬如撰写每天的‘社评’。”

实际上，有些事金庸管得很细，连排字房的工作都要亲自过问，或许“五月风暴”时被换版的往事让他记忆犹深。《明报》副刊请专栏作者也要通过他，不仅副刊编辑，就是总编辑都无权决定，都得他来批准。约稿、组稿，甚至修改稿件他都要管，有时甚至把稿子通篇都改掉，引起过作者的抗议。林燕妮回忆，“以前《明报》副刊的稿全部都是由他选定的，副刊老总并无约稿的权力”。副刊编辑只不过扮演催稿、清大样和校对的角色，不会删改作者的稿子，也不愿主动与作者联系，相当于高级校对。1966年进入《明报》、长期担任副刊编辑的诗人蔡炎培因此被戏称为“蔡校书”。倪匡说：“查良镛当他那张《明报》是性命，是宝贝，尤其是那个副刊，一直以来，都死抱着不放。”

金庸告诉欧阳碧：“副刊是一张报纸的灵魂，港闻和国际电讯大家都差不多，但是副刊做得出色的话，那张报纸就会与众不同。”他在《新晚报》《大公报》就是编副刊出身的，把副刊看得很重，甚至亲自来抓，不仅制定五字真言（“短”“趣”“近”“快”﹝后改为“物”﹞“图”五字）、“二十四字诀”（“新奇有趣首选，事实胜于雄辩，不喜长吁短叹，自吹吹人投篮”二十四字），而且手书贴在副刊编辑部。

金庸手定的“五字真言”被视为不得外传的秘诀。1988年10月20日，他给编辑部所有编辑写字条，“唯副刊依赖外稿，不完全受编辑控制”，重申“生动活泼、吸引力强”的方针，同时要他们注意：

在与各位作者联系时，只可告知我们的希望与要求，不可将我们的方针原文全部内容和盘托出，因此系本报重大业务，不能让竞争者知悉。

《明报》有个“明窗小札”专栏，许多编辑方针和政策，如不想太正式地向外公布，往往会用“徐慧之”名义（主要是他执笔）在这里透露。

对专栏作者在其他报纸写专栏，金庸也很在意，不愿作者用同一笔名在他报出现。《明报》工作人员要在其他媒体写专栏或做主持，都要经过他的同意。1988年，欧阳碧应《星岛晚报》之邀开专栏，向他报告，他写字条说：“同意，一般原则是最好不用与《明报》相同的笔名。若已用，也可。”

《明报》员工对报社有任何意见，都可直接给金庸写信，记者稿件被版面编辑删改会写信给他，编辑想要加工资会写信给他，辞职也会找他。还会有人给他打小报告，说某某人背后在报馆内骂他。他很清楚，“《明报》内部所有的人只听我一人的话，可以说是成功，也是失败”。

《明报》二度易主之后，马来西亚报业大亨张晓卿曾诚意邀请金庸出山，任名誉主席，他要求有实际的指挥权，遂为另一些人不喜，只好作罢。

有人说，《明报》是20世纪后半叶香港“文人办报成功的典范”，金庸说：

文人办报，文人在组织编辑采访当然是好的，但是办报主要是企业家的工作，比较困难，对文人来讲，就不会做。……管理一份报纸是相当困难的，需要各方面的人才。单单是中国文学，就很难办报了。……香港社会是一个很商业的社会，学中国文学、西洋文学的，他自然而然接受到工商业的熏陶，这些文人到了香港社会中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文人了，工商业跟企业管理他也有知识，所以在香港文人办报的可能性比较大。

三、“很抠门的老板”

1970年，《明报》每天出纸2.5大张，1980年5至6大张，1990年超过了10大张。对于《明报》的成功，金庸说：“我想，我成功的地方是喜欢思考，不墨守成规，遇到有困难时，通常很快就找到解决的办法。不过，我却不是个能搞大生意的人。搞大生意的人对金钱很重视，对赚钱很有兴趣，但我对此却常是糊里糊涂的。”其实，他一点也不“糊里糊涂”，而是非常精明，他对金钱非但不是没有兴趣，而且非常在意，甚至可以说锱铢必较，他在《明报》内部一直被视为“很抠门的老板”。

在《明报》工作多年的吴霭仪评说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人物视钱财如粪土时，这样说：“现代的现实生活不容许我们一掷千金，办报的金庸恐怕不会赞成手下当报社资产的钱财如粪土。经营一家成功的报社，金庸自然很知道钱银的用途。”金庸也说过，“办报纸，不能过分浪漫”。这句话背后包含了对每一分钱的在乎，《明报》曾经历早期极为艰苦的岁月，即使后来财源广进，他也厉行节约，甚至到了“抠门”的程度。“我办报办了几十年，对于一磅白报纸的价格、一平方英寸广告的收费、一位职工的薪金和退休金、一篇文章的字数和稿费等，长期来小心计算，决不随便放松，为了使企业成功，非这样不可。”林燕妮说，“很多人认为文人办企业，易流于情绪化，不会精打细算。查良镛却不，说了不能加薪便不加薪”。他的精明不仅表现在办报上，1982年1月14日，沈西城有意把《雪山飞狐》和《飞狐外传》译成日文，他表示很是欢迎，寄上样书，并写了一封信：

惟须声明者，此项授权，以《雪山飞狐》译文发表于日本杂志者为限，将来如出版单行本条件另议，因弟另有出版全套日译本之计划，将来再行商议。吾兄译文如为日本读者接受，可进行出单行本。

小时候，父亲的“没用”给他留下刻骨铭心的阴影，覆盖了他的一生。“我年纪很小的时候，十三四岁就觉得父亲没用。”他的精明正是对父亲“没用”的反拨。

《明报》员工批评金庸，可以高薪聘请新员工，但老员工的工资偏低，从来没有大幅加薪，以至新老员工的工资差距很大。有些老员工因生活负担重等原因，不得不离开《明报》，另找工作。所以有人说，金庸一直强调的《明报》从不“炒人”是事实，但员工忍受不了低工资会自动离职，不需要他主动“炒人”。他的解释是，《明报》是一家有地位、工作环境稳定的大机构，员工工资虽较低，总比在一家工资较高，但工作环境不稳定的机构工作，随时可能面临倒闭要好。他有一次公开说：“明报有四百员工，每人加一百，一年就是几十万。”在他看来办报纸完全不同于写武侠小说，而是一项十分实际的事业。他对《明报》员工一直实行“微薪制”。他对人说，“在《明报》工作是他们的光荣，不用给他们高人工，他们也会排队来《明报》工作”。

自60年代中期《明报》在报界崛起，有过《明报》工作经历的人的确会身价大增。许多在《明报》工作过的职员离开之后，开创事业多能独当一面，香港报界今天一些头面人物如董桥、《信报》社长林行止、《东方日报》主笔陶杰等，都在《明报》担任过重要职务。

雷伟坡受命主编《明报周刊》之前说，“罗素说人生两大欲求不外乎名与利，我说名可以不在乎，利我可是需要的”。金庸说：“好，那你就多拿一份薪水，给我编《明报周刊》吧！”亦舒听说雷年薪五百万，潘粤生也对雷说，听说“明周”出一本你拿多少多少。雷说，这都是误会。但优待他倒是事实。由于长期操劳过度，他不幸积劳成疾，患了TB骨（肺痨菌入骨），不得不到台湾治病，在荣民医院养病一年多，每月的工资照发。他回到香港，金庸请他继续主持“明周”，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准许他一星期只上一两天班，平时可以在家通过电话遥控编务，另外还给他大幅度加工资，他被称为“遥控总编辑”。有人间金庸为什么如此厚待他，得到的回答是：“因为他是一个难得的人才。”

1979年12月，在主编了156期“明月”之后，胡菊人提交了辞职信。那年，《台湾日报》老板傅朝枢因与台湾当局意见不一，报纸被当局买下，傅于是抽调资金，到香港和美国另谋发展，要在香港新办一份《中报》，看中了胡菊人，以月薪万元力邀他出任社长兼总编辑，当时他在“明月”的月薪是4700元。更吸引他的是对方称还要办晚报、周刊、月刊，整个“非常庞大”的新事业都由他全权负责。最打动他的并不是这些。《明报》虽好，却不是他理想中的报纸，他有鲁迅情结，想拯救一代青年，认为报纸应该承担这个责任。傅朝枢听了他的理想，立即答应了：“胡菊人，我就是想办这种报纸。”

金庸再三挽留，但胡菊人去意已决，怕自己过了50岁没有勇气接受任何新挑战，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金庸举行相当隆重的欢送会，送胡菊人黄金劳力士手表。最令胡感动的是临别赠言，他们在马会餐厅，金庸难得地也喝了酒，用非常诚恳的态度和言辞来挽留他。当知道他必然离去的时候，金庸给了他三个忠告：

第一点，菊人兄，你要知道，人的性格是个个不同的，你将来到那边工作，他们家庭成员当然要来管事，同时，在你下面还有很多人要管，人的个性既然人人不同，那么就算有人当面对你发脾气，拍桌子，你也要忍耐，不要动怒。

第二点，报纸杂志的销路，是有起有伏的，如果销路下跌，你也不要忧心，只要冷静去做就是了。

第三点，你要知道，办报难免时时接到律师信，就算打官司，你也不必惊慌。

那一天是星期天，金庸的司机放假，他们叫了一辆计程车，菊人送金庸回家。在路过天后庙道的半途上，他们并排在后座上坐着，一时竟缄默了，好像从那一刻起，各走各路，心中颇为黯然。金庸忽然打破沉默，说：“菊人兄，我们共事这么久，就算是此刻死了，也是值得的。”菊人答：“是呀，十多年来，查兄你不用与我说一句话，而我也不必向查兄征问一句话，就把《明报月刊》编得相当出色，这是非常难得的！”

菊人辞职，金庸立即宣布所有员工都获得加薪，并设宴慰劳。大家见他如此诚意，都不忍在这时离开，所以没有人跟菊人走。

菊人的离开确实令金庸心痛，事起仓促，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接替，他重新出马，亲自主编了两期。“胡菊人兄和我们是在十分友好的情况下分手的。……这十三年中，他辛勤的努力，使得《明报月刊》成为海外华人社会中一本极有影响力的刊物，中国内地和台湾的政治领袖与学人，也有不少人是本刊的读者。”

金庸请了董桥，从1980年第3期开始接手，在“明月”工作近三十年的黄俊东说，“明月”换一个主编，便会出现另一种风格，“查先生除了总是给予一个月刊立场原则的锦囊之外，便任由主编发挥”。

1980年2月27日，傅朝枢出资的《中报》创刊，胡菊人任总编辑，陆铿任总主笔，接着又创办了《中报月刊》，但仅一年，他们即双双离开。那三点忠告，胡菊人都未能遵守，所说之事一一都应验了。1981年6月1日，胡菊人和陆铿以补偿费共同创办了《百姓》半月刊。金庸对胡始终念念不忘，有一年圣诞节前，他在尖东一家酒楼宴请台湾女作家三毛，得知胡菊人就在附近一个酒会，连忙通过李文庸（慕容公子）邀来挚谈，诚意拳拳。

有“香江第一才女”之称的吴霭仪，每周在《南华早报》写英文政论，引起金庸的注意。他们同是廉政公署一个咨询委员会的委员，金庸是这个委员会的召集人，觉得她的发言言简意赅，三言两语就说到问题中心。吴霭仪1984年被他请到《明报》工作，1985年要到英国剑桥大学攻读法律。1986年7月又应他力邀重回《明报》任副总编辑，1987年9月，她又离开三个月，继续剑桥的学业，《明报》不仅为她保留职位，还一直给她发工资。

在为《明报》工作过六年的欧阳碧眼中，金庸是个“富有人情味的老板”。1990年夏天她要辞职前往美国读书，辞职信交给了总编辑董桥，金庸请她到七楼办公室，挽留她，知她去意已定，也就不留了，只是说：“这样吧，你在副刊上的专栏，我为你保留下来，一直到你回来，每个月的稿费还可以帮补你在那边的生活。”最后还说了一句令她感动的话：“你到了美国之后，在那里实在生活不下去，我们还是欢迎你回来，你随时回来，《明报》随时欢迎你。”想不到他一年后就要卖掉《明报》。金庸说：

我薪水也出得不比别人高。可能是因为和我一起工作比较愉快，我对人家客客气气，没有老板架子，不会骂人家，当别人好朋友，所以工作环境比较好。

与其他大报相比，《明报》工资低，福利薄，这是《明报》员工从编辑、记者、校对到排字房、机房工人的同感。他们对《明报》最不满的地方，就是工资加得少，连退休金都“缩水”。金庸在1979年表示，十分赞成报酬高的明星制度，不过他认为记者太出风头也不好，一旦成了名记者，就容易给别人挖走了。

《明报》港闻版编辑黄陵是个老员工，做了十几年，因年龄关系到1980年提出退休，希望能安享晚年。金庸发了一笔数万元的退休金，黄陵表示不满，一气之下，找他交涉：“我的退休金应该不止这个数目。这笔钱我就不打算要，我会全部用来登报纸，在全港报纸登启事，声明黄陵在《明报》打工，现在退休了，只得数万元退休金，由于感激你，所以特别登报纸表扬！”

这事最后以金庸给黄陵补钱而了结。

1965年进《明报》的漫画家王司马，负责监督《明报》及所属出版机构的美术工作，为《明报》画了多年漫画，表现出色，金庸很欣赏他的漫画，武侠小说修订重版，指明要他设计封面和插画。金庸大部分小说的插图出自王司马手笔，他的插图常常有点写意色彩，比如《笑傲江湖》的插图与其他小说插图的线描手法不大相同，有水墨画笔法，具有“文人气息”。他的稿费却一直没有加过，一个月只有三百元。有一天，他遇到倪匡，发了一点牢骚，倪匡答应替他去说。

见到金庸，倪匡先问王司马的漫画好不好，当金庸竖起大拇指夸王司马的漫画时，倪匡立马直入主题“应不应该加稿费”，金庸想也没想就回答：“应该！”倪匡说：“你知道他只有三百块一个月吗？”“这么少，不行，不行。他想加多少？”倪匡说：“一千五百元。”金庸有点犹豫：“这太多一点了吧！”“那你可以加多少？”他想了想：“一千二百元吧！”“多谢！多谢！”倪匡马上向他致敬。原来王司马本意只要求加到五百元。

事后金庸知道了，只是笑笑说：“一千二百元买王司马的画，还是太便宜了。”1983年，王司马因患恶性肿瘤去世，他闻讯流下了眼泪。王司马的殓葬费，全由他支付。出殡那天，亲自赶去扶灵，神情懊丧，就像死去的是自己的儿子一样。

1985年，“哈公怪论”风波发生后，许国（哈公）向金庸要求退休，金庸说无退休制度，也即是没有退休金。所以许国只能再“泡”下去。他们相识很早，金庸在《新晚报》工作时，许国常给《大公报》《新晚报》写稿，后来他们在长城电影公司共事过。1975年10月许国进入《明报》，负责明报出版部的工作，整理出版了金庸的全部武侠小说，最后一次校对（七校）是由许国逐字逐句校对的，许国在编排包装上也用了不少心，并为他的武侠小说打入台湾市场尽过力。董桥主编“明月”时，与许国在隔壁房间办公，“哈公写字画画刻图章，我经常去向他讨教，学到好多正道邪道的学问”。温瑞安小说的版权就是与许国谈的，“哈公精打细算，抽着烟斗，很有名土派头，脸上常带笑容，很易接近”。

许国在《谢谢各位的掌声论》中说，“可能是哈公得天独厚，三十几年从不生病，打一份牛工，可以二十四小时‘全天候’服务，病假、事假、有薪假期全都没有拿过”，表示不满。

1986年11月，许国与金钟、许行筹办政论刊物《解放月报》。1987年1月8日，《解放月报》正式创刊前夕，金庸看到许国拟的创刊广告，有一句“遗失大批水货”，赶紧请到办公室谈了一下午。事后，许国告诉朋友，退休金已解决，月底办完移交手续，离开服务了十一年的《明报》。当年5月，许国突然病倒，住入广华医院，金庸第一个送去花篮。许国第二次紧急住院时，有人告诉金庸，他派许国在《明报》时的老助手吴志标关注病情发展，吴曾几次打电话向金钟询问病情。6月15日，许国病逝，当金钟、许行去《明报》找吴志标时，吴却以这天是公众假期为由避而不见。不止一人向金庸求助，希望他出任治丧会主任，并负担一笔丧事费用，他表示可以“考虑”。6月16日下午，在《明报》每周例行的高层会议上，金庸正式表示不宜出面，费用也不宜出，许国走时已给了一笔钱。他一表态，原先考虑参加治丧会的《明报》中高层人员纷纷退缩。除了“明月”总编辑张健波，只有《明报》中国消息版编辑李谷城留下，他是许国的同乡。有人以为金庸可能会来吊唁，但他终于没有来，只送了花圈。

操办许国丧事的朋友希望《明报》刊登的讣告能减免广告费，总编辑王世瑜表示，免收广告费不成问题，不过“这张报纸不是我的，要问过老板才能决定”。6月23日晚，他们得知金庸决定免收哈公讣告的广告费，两次四个广告本应收费共约一万多港币。

据说金庸一度嗜玩“沙蟹”，牌艺高明。《明报》创办早期，由于经济拮据，他每次给员工发工资后，就会邀请他们到家里玩“沙蟹”，然后将他们的钱逐一赢回来。后来《明报》业务蒸蒸日上，他就倒过来，设牌局让员工赢钱。逢年过节，他在家里招待员工，牌局是必有的娱乐，每次设牌局都是他做庄，一开始必定让员工通赢。这个惯例保持了多年，《明报》员工提起到他家玩牌，都非常兴奋。他家的常客董培新也说，金庸本性极活泼，喜欢热闹，他每周都在家中设牌局，邀请朋友们来打扑克，他牌技好，他们的钱都被他赢去了，他会请大家吃饭，还买礼物哄输钱的朋友开心。《明报》员工有急需，也会向他和沈宝新借钱，经理部的人向沈借，编辑部的向他借，一般他们都会爽快地答应。倪匡曾问过他：“你手上一定有不少借条，如何处理？”他回答：“放在哪里都不记得了！”

《明报》有个非常好的传统，就是报馆包办员工的膳食，到楼顶的有盖露台上吃工作餐，分文不收。沈西城给《明报》翻译日本报刊的文章，不是员工，也常去沾光，从没有人说过半句闲话。

金庸给作者的稿费一直很低，办报之初经济困难，后来经济状况好了，稿费也没提高多少。沈西城说1979年他给《东方日报》写稿，三个月的连载，每天七百五十字，稿费是1000元。但给《明报》翻译日本推理小说，每天八百字，稿费只有653元，比《东方日报》少了350元。

《明报》副刊的专栏地位高，香港不少专栏作家如张小娴、亦舒等都是从《明报》出的名。“七十年代作家能挤进《明报》副刊，代表着身份受肯定。”尽管稿酬低，仍然有很多作者给它写稿。当然，还是有人对《明报》稿费不满。林燕妮先是替简而清在《明报周刊》的专栏“顶档”而被发现，金庸称她的散文“充满了香水味儿”，是“现代最好的散文女作家”，她在《明报》开了“懒洋洋的下午”“粉红色的枕头”等专栏。开始她只写散文，雷伟坡建议她也写小说，金庸从旁鼓励。当她要求增加稿费时，金庸的回答是：“你那么爱花钱，加了又花掉，不加！”

另一位女作家亦舒也要金庸加稿费，他则回答：“你又不花钱的，加了稿费有什么用？”亦舒为此在她的专栏里“骂”他，说他刻薄“爬格子动物”。虽然文辞尖刻，但他看了，不仅不生气，还笑着说：“骂可以骂，稿照样登，稿费照样一点不加。”总之，说什么也不加稿费。亦舒的哥哥倪匡是金庸多年的至交，是《明报》最早的作者之一，也尝到过向他要求加稿费的滋味。一次他大宴亲朋时，倪匡突然发难：“老查，你的《明报》可真越办越好哪！”他谦恭地说：“哪里，哪里，都是大家的鼎力帮忙。”倪匡说：“听说《明报》一年赚好几千万，对吗？”他答：“一点点，一点点。”倪匡哈哈大笑说：“那么，我的稿费也该加一加了吧！”他连忙摆手说：“倪匡兄，我不跟你说了，我回去给你写信。”一听写信，最怕写信的倪匡就傻了眼，职业作家每个字都要赚稿费，而写信没有报酬，浪费笔墨，只有傻瓜才做。金庸却偏偏特别喜欢写信。倪匡说：“老查的耐性真是好，为了稿费，他可以写三四张纸，阐述《明报》的种种困难，文辞恳切，令你觉得要他加稿费，实在是你的一大罪过。”加稿费的事自然挡了回去。

许多人都说金庸吝啬。不过，对朋友，有时他也很慷慨。这一点倪匡的体会很深，有什么困难，他都会帮忙。有时倪匡等钱用，他就会预支版税给倪匡。这是倪匡跟明报出版部的人亲口说的。倪匡支版税，并不是小数目，通常都过十万。他从来没有皱过眉头，顶多带点劝告的口吻对倪匡说：“钱不要乱用啊！”倪匡说他是第一流的朋友，当年朋友们常在他家通宵达旦玩“沙蟹”，倪匡赌品很差，一次输急了，拍桌而去，到家还在生气，他立马来电，哄小孩一样哄，让倪匡汗颜。又一次输急了，说输的钱本来是准备买相机的，他立马以名牌相机相赠。不高兴时，倪匡在他面前说：“你是最够意思的朋友，也是最不够意思的老板。”意思说他稿费付得少，在场的温瑞安表示同感。

1981年开始以“石贝”的笔名给《明报》写了十年专栏的欧阳碧也说“稿酬十分之低”。

1973年陈若曦到香港，《尹县长》《归》等小说都在“明月”发表，中间发生了倒扣稿费的插曲，胡菊人按稿纸计酬，会计处却减去空格，视为“超支”，便在以后的稿费中扣除。为了“躲债”，他有几年没有给“明月”写稿。

第四篇　两岸三地

第十二章　台湾之行

一、“失民心，则失天下”

高中以来的经历都让金庸对国民党、蒋介石没有好感。他年轻时读过《曾国藩家书》，那时对曾国藩却是否定的，把他看成汉奸。因为蒋介石很捧曾国藩，他就坚决反对，后来才改变看法。国民党的腐败令金庸刻骨铭心，他认为金圆券政策是无信，因此相信陈伯达对“四大家族”的指控，认为他们“猛刮龙”，不是孔子所说的“节用而爱人”。“一个政权长期地失民心，即使有枪杆子，这政权还是维持不了，当年国民党政府失却大陆，便是最近的例子。”蒋介石去世，金庸的评价是，蒋一生有功有过，“大功是领导中国全国人民（包括中共在内）坚持抗日，大过是在大陆时期所领导的国民党政府十分腐败”。所以，1949年政权转换之时，金庸在《大公报》发表文章，直呼“国民党反动派”。这一立场以后慢慢有了变化。

他认定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自那时以来，一直注意台湾的情况。他的《明报》社评对台湾既有肯定，也有否定，大致上在两岸之间保持了一种平衡。他多次发表文章，反对“两个中国”，更反对“台湾独立”，他在1964年3月30日的社评《坚决反对“台湾独立”》中说：“中国人不论左派右派，均反对‘台湾独立’，决不容许有两个中国出现。”这个态度一直没有改变。1972年3月19日，他发表题为《台湾住的也是中国同胞》的社评。

1959年7月3日，《明报》创刊不久，金庸即在《蒋介石是否连任》社评中说，“不民主固然不妙，但比这更不妙的是，要由外国人来决定他是否连任。我们反对独裁、反对不民主，但最最反对的，是中国人的事要由外国人来代劳”。7月6日，他在社评《君子动口不动手》中说：“我们根本反对中国人自己打来打去……大陆与台湾问题最后终于要统一，作为中国人，问题的解决，我们希望这日子越早来越好，最好是用君子办法，俗语有云，‘君子动口不动手’。”

1960年2月21日，他在《明报》社评《民族·民权·民生》中说：“我们不是共产主义者，也不是反共人士，对于蒋介石应不应该连任，事实上不很关心。我们很崇拜孙中山先生，认为他生前所主张的民族、民权、民生这三民主义如果能得到重视，那么对于全体中国人都是很有好处的。……台湾想反攻大陆，那根本是不可能的。大陆要想攻取台湾，短时期内也难以办到。”他呼吁，“双方各自努力，在民族、民权、民生这三点上力求进步。哪一面的做法对一般老百姓真正有利，人心所向，最后必定胜利”。3月3日，他又在《明报》社评中说：

我们是在香港的中国人，对于大陆或台湾的同胞，都不可存在一种轻视之心。我们虽不认为“大陆就是天堂”，或“在台湾生活自由而幸福”，或“香港人醉生梦死”，但我们承认，生活在大陆或台湾的同胞，往往比香港人更加勇敢而坚强，极大多数是堂堂的中国人。

他站在一个观察者的中立立场，就事论事，既不向着大陆，也不向着台湾。“中立”不是无原则、不分青红皂白地和稀泥，“中立”也有自己的观点、看法，就是独立、客观、公正。1963年12月27日，针对蒋介石说宪法是台湾的“犀利武器”，他在社评《台湾的“犀利武器”》中尖锐地指出：“雷震目前尚在狱中，日前且有遭受虐待之说，单是这件事，便足以说明宪法的本质。”1964年10月22日，他在社评《总统向小民致训词》中批评蒋一副居高临下的模样：“在今日世界中，每个人民都是堂堂大丈夫，你做总统、主席、总理、将军，不过是担任一种公共职务，我做文员、卖货员、工人、农民，也各尽自己的责任。你有什么资格来向我训话？”他公开表示，“不赞成台湾的一党专政（事实上是蒋氏一家集权）制度”，“我们绝不赞成蒋介石再参加竞选……本报专栏中有人主张他继续当下去，这并不代表本报的意见”。“我们向来以为，民主自由的主要精义，是容忍异己。报纸上应当容许发表不同意见。”他对终身制也有尖锐的批评。

然而，好友周榆瑞当年在《新晚报》写《金陵旧事》《侍卫官杂记》，对蒋介石和国民党要人极尽讽刺之能事，几乎不留余地，金庸则有不同看法。周氏出走英国后，1963年2月25日，他在《明报》的“明窗小札”专栏发表《读周榆瑞兄近况有感》说，“我读榆瑞兄过去的文章，对国民党人员挖苦得太刻薄了些，有伤忠厚之旨”。

不管怎样，金庸对台湾一直抱有希望。1966年9月25日，他在《台湾拘捕三名“立委”》中说，“我们一方面慨叹台湾政界贪污风气之盛，一方面却也觉得，每一件贪污案的揭发和惩办，总有助于政治逐步走向清明的途径。”1971年7月20日，台北在联合国的席位不保，岛上人心不安，他在社评中说：“外交上的劣势已不是任何外交行动所能逆转。自存之道，是在政治清明，经济繁荣，与其竭力争取外国的‘友谊’而不可得，不如民主开明，善待百姓，以争取国人的归心。”此前他在5月16日的社评就说过，台湾是否能维持现状主要决定于三个因素，首先是，“台湾是否政治清明、经济安定，是否能得到大多数人民的拥护”？

二、《在台所见·所闻·所思》

1973年4月18日至28日，金庸接受台湾当局邀请，第一次登上台湾岛，进行了十天的访问。此前他与国民党从无公开来往，他的武侠小说长期以来在台湾也是禁书，这次访问标志着他和台湾的关系开始了一个新时期。那时两岸关系十分敏感，深谙中国传统政治的金庸自然明白个中利害，他一再表示自己只是以普通记者身份访台。不管台湾方面邀请他的动机如何，有机会到台湾走走、看看，与台湾高层见面，是他期待已久的心愿。

当时蒋介石身体不是很健康，在家休养。“副总统”严家淦、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张宝树等政要先后与他会面，特别是“行政院长”、未来的“接班人”蒋经国和金庸有过一席长谈。早在1972年6月7日，金庸即发表社评《蒋经国当“行政院长”》，称蒋内阁起用了不少台湾本省人，应当说是一种新气象，值得赞扬。但他对蒋氏子承父职的做法并不认同。在6月9日的社评中，他认为蒋经国个人的生活倒比较有些民主作风，不大摆官架子。听一位朋友说，某晚看电影出来，见蒋经国在戏院门外买了两个茶叶蛋，剥开壳来就在街上吃，也没带卫兵，相当自由散漫。

这次见面安排在“行政院”会客室，金庸发现正中挂着一幅大油画，画中蒋经国陪父亲在山溪边观赏风景。另外一幅书法写着格言，大致内容是成大事者必先苦其心志，动心忍性，忍人所不能忍。人们在背后还称蒋经国为“小蒋”，其实他已是六十多岁的人了，身材胖胖的，精神很好，似乎不过五十多岁的样子。

台湾经济保持了多年的高增长，自1965年美国对台的经济援助计划终止以来，一直维持每年10%以上的平均实际增长率，是世界上最高的增长率之一。1972年的增长率是11%，国民平均收入超过370美元，在亚洲仅次子日本、香港和新加坡。“行政院”致力于发展经济，因此被称为“经济内阁”。

台湾人对蒋经国的口碑一般相当不差，都说他当“行政院长”后有许多革新，对他寄以重大期望。“小蒋”出任“行政院长”一年，台湾各方面都有显著进步，只在外交上有重大挫折。金庸表示，如果自己在台湾居住，也会给蒋经国投一信任票。1998年，他接受香港电台采访，回忆当年的情景，说蒋经国和他说上海话，“他是浙江人，我不把他看成是政治家，他一开口讲话我就觉得他是同乡，觉得好亲切”。

蒋经国客气地请金庸对台湾多提些批评，因为已谈得很久了，他只提了一点：“听说台湾的军事、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事无巨细，都要由蒋先生亲自决定。我以为你应当只掌握政策，一般实际事务交由部属分层负责。在一个民主政体中，应当职权分明，同时你也可以节省些精力。”

蒋经国微笑着沉思，然后解释：“你的意见很对。只不过我求好的心太切，总想一切事情推进得快些。看到工作不如理想，心里就很焦急，我亲自去督促推动，总希望大家都加一把劲。”

这种心情金庸表示理解，但他认为这还是家长式的领导，还是继承“老先生”（台湾人背后这样称呼蒋介石）的传统来办事，仍旧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在目前处变的非常时期，或许暂时有这样的需要，但长期来说，这不是真正民主的工作方式。”

金庸观察到，台湾的政治气氛比以前开明，只是出于当政者主动的开明，既不是源于人民大众，也不是舆论的推动。本质上还是中国数千年来的政治形式，遇到一个好皇帝、好宰相，那是百姓的运气好；不幸遇到了腐败的统治者，人民就大吃苦头。

台湾有地方选举，虽有贿选，但他听说，国民党对地方选举一般极少干预，候选人大都是当地的绅士名流或富商，基本上都是支持国民党的，不论谁当选，对于国民党中央并无多大分别。只是由此产生一个弊病，候选人都拼命花钱。落选的不但失面子，还往往耗去了大半家财，对政府不免极度不满。当选的设法翻本，贪污舞弊因此而生。虽然台湾当局严格禁止贿选，事实上却在所难免。他在报纸上就看到有人因贿选被判刑的新闻。

在与台湾高层政要的接触中，金庸发现他们没有“唱高调”，没有“浮夸吹嘘”，而是“逐渐地脚踏实地”，他对他们普遍存在的这种务实态度深有感触，从中看到了台湾的希望。首次台湾之行给他最深的印象，“不是经济繁荣，也不是治安良好，而是台北领导层正视现实的心理状态，大多数设计和措施，显然都着眼于当前的具体环境”。

严家淦做到“副总统”，主要是因为经济建设上的贡献。他们在“总统府”见面，从大门起踏着红地毯一直到会客室，两边卫兵持枪敬礼，严肃之至，听严氏谈话却感觉是在听一位经济学教授讲经济理论。严家淦的平易近人金庸早就听说了，并不意外，令他印象深刻的是，从头到尾，严只谈台湾经济上的缺点，而不谈优点，如对外贸易占整个经济的比重太大，有些工业品质量还不很好，等等。严家淦谈到军事费用负担很重，不无担忧，“但我们要尽快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准。……我们要使老百姓的真正收入增加得更快”。严还说起，有一次他去美国遇到几个美国朋友，他们一见到他就吃惊地问：“你怎么还在这里？我以为台湾早完蛋了。”严家淦心平气和地笑笑说：“如果我们勤勤恳恳地为老百姓做事，我们是不会完蛋的。”

问起台湾有没有制造核武器的打算，严家淦回答：“我们绝对不造，我们在军事上唯一要防备的只是中共，他们也是中国人。我们不能对中国人投原子弹，相信他们也不会对我们投。发展核子武器要耗费巨大的财力物力。……我们的钱主要用来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准。我们在大陆上打不过他们，现在就跟他们比赛，谁能使大多数老百姓吃得更好，穿得更好，住得更好，受更好的教育，生活得更加自由而快乐。这要很多钱，很多很多的钱。花钱去造原子弹，老百姓就要勒紧裤带了。办政治和办经济，每一件事都是选择，每一块钱都要发挥最高效用。”台湾在原子科学的研究上已有很多进展，主要是和平用途，金庸在新竹的“清华大学”参观，看到一座原子炉。

短短十天的行程，他的脚步是匆忙的，在桃园、新竹，他随意去看了几户农家，房屋很简陋，家具也有些破烂，但一家有电视机、摩托车，另一家有电冰箱。他感到，台湾人很有礼貌，不管是商店职员、餐厅服务员、出租车司机，还是开电梯的，几乎个个笑脸相迎。这样的礼貌中有一种温暖的亲切。开汽车的遇到交通阻塞，极少有说粗话骂人的。金庸对台湾也有批评，比如什么都讲情面，买一张有座位的火车票、订一个酒店房间，往往要找关系、托熟人。一些在政府基层部门工作的公务员很爱摆架子、打官腔，事情办不好，却把责任推到别人头上。一般人不大守秩序，马路上的汽车交通更是混乱，司机对马路中心的白线视若无睹。金庸在英国治下的香港生活了二十几年，自然感到陌生、不习惯。

金庸还获准访问了金门，那是台湾的前哨，离大陆最近也是最敏感的地方。登上金门岛，他亲眼看到地底的坑道纵横全岛，大卡车和坦克车通行无阻，地面上和地底下，到处都是炮位和机关枪阵地。闻名已久的金门事实上是一个大要塞，而且是个全民皆兵的地方。岛上六万多老百姓，无论男女，年满18周岁，一律参加军事训练，人人发枪发子弹，男子满45岁、女子出嫁后，枪械收回。金门青年人人枕头底下有一支枪，尽管当时两岸关系已不是50年代炮轰金门时的剑拔弩张。金庸认为金门是全世界最清洁的地方之一。

金门之行有军中将校陪同，一路聊天，金庸对台湾军人有了不少了解。台湾是个海岛，一切军事行动都与海洋有关，陆军指挥官也要懂气象学和海洋科学；台湾时有地震，军官还应懂地质学。有些军官读《比较宪法》，知道真正的民主和人权是什么，军人应当是民权的保护者，而不是去侵犯老百姓的人权。也有些军官读哲学、逻辑、外国历史、中国历史，“全军上下要充分明白为什么打仗，为什么一旦有战争时甘愿牺牲自己的生命”。

访台结束，金庸写下三万字的《在台所见·所闻·所思》，开篇就说：“有关国家人民的事，做记者的应当忠于职责和良心，向读者忠实报道，如果只讲好话，有失报人的品格。台北当局和我在台湾的亲友看到这篇杂感时，也希望他们能谅解。”他说自己也做不到绝对客观，只是根据十多年来在《明报》写社评的态度来看问题，多多少少以《明报》大多数读者的态度来看问题。对于海峡两岸，他私人都无所企求，希望整个国家好，全国同胞的生活幸福。他毕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寒眼看到两岸统一：

希望大陆和台湾将来终于能够和平统一，组成一个独立、民主、中立、人民享有宗教自由、信仰自由、言论出版自由、企业自由、居住自由、行动自由、集会结社自由，财产权、人民权利获得充分保障的民族和睦政府。

此文从6月7日到6月23日在《明报》连载十天，轰动一时，还出了单行本，仍供不应求。在读者的要求下，《明报月刊》从当年9月起分三期再次刊出，大有洛阳纸贵之势。

三、解禁

1973年春天，金庸第一次踏上台湾时，他的武侠小说在那里仍是禁书。1960年2月15日、16日，台北市警察局出动大批警察，到市区和郊区大大小小书店、租书店搜查，查禁97种武侠小说，包括他的《射雕英雄传》《碧血剑》，这些小说有许多是从香港运到台湾后翻印的。台湾当局认为，“毒素颇深”，是“统战书本”，“影响读者心理，危害读者安全”。从此，他的武侠小说在台湾长期遭到查禁的命运，但一直不乏读者。

1959年12月8日，胡适在台北木栅的世界新闻学校演讲，主题为“新闻记者的修养”，他说，记者要多看侦探小说，“我们中国文学的唯一的缺点，就是没有翻译的最好的侦探小说。现在有许多报纸都刊武侠小说，许多人也看武侠小说，其实武侠小说实在是最下流的”。“侦探小说是提倡科学精神的，没有一篇侦探小说，不是用一种科学的方法去求证一件事实的真相的。”胡适当然不知道金庸何许人，但他夫人喜欢看金庸的武侠小说，他家书架上就有。所以他这样说，或许不无针对性。唐德刚回忆，江冬秀找不到麻将“搭子”时，“就读武侠小说，金庸巨著，胡老太太如数家珍。金君有幸，在胡家的书架上，竟亦施施然与戴东原、崔东壁诸公揖让进退焉”。

看到“中央社”12月8日电有关胡适演讲的内容，金庸生气了。12月10日，他在《明报》发表社评《最下流之胡适之》称，翻阅胡适从前文章，这一观念数十年来一直不变，胡适认为《水浒》是“诲盗之作，粗暴下流”，京戏内容无聊，毫无价值，中国人懒惰肮脏，不可救药。他讽刺胡适，既认中国人如此混账，“胡适之博士胡适之乎？……何以又适台湾也？原来在胡博士眼中，台湾非中国地也，乃美国地也。胡适之适台湾，非履中土，乃处于我祖宗老爷美国之伟大土地也。于是美国人送‘我的朋友胡适之’以博士衔，有骨气之中国人却称之为‘最下流之胡适之’焉”！

胡适的“武侠小说实在是最下流的”一语大大刺伤了金庸，愤怒所致，毫无节制。这大概是金庸社评中最轻佻、大失水准的一篇。1962年2月12日，《明报》有一条“本报讯”《胡适公开逼蒋下台》，后面还有一条嘲讽胡适的编者按语：

“国大”开锣在即，胡适却公开要求蒋介石以“鸡犬不惊”的方式将“政权移交”出来。

“鸡犬不惊”，反面就是“鸡犬不宁”。换言之，胡适以此威胁老蒋：如不交出“政权”，今日台湾就会鸡飞狗走。

“不惊”反衬“不宁”，句中杀气腾腾。此事足可证明，鸡鸣狗盗之徒在台湾大有人在，而此辈后面盖有使花旗银纸之假孟尝君作老板耳。

当月，胡适在台北去世，《明报》只是在2月25日第四版中间位置刊登一篇不大不小的报道：《一代学人归道山，胡适博士猝逝世》。金庸没有表达个人的哀悼。

1965年，金庸小说披着“司马翎”的外衣在台湾登陆。1970年以后，他的小说开始通过非正常渠道悄悄流行。他的许多作品改头换面出现在台湾，不仅改书名，而且安到其他作者的名下：《倚天屠龙记》改名为《至尊刀》，署名“欧阳生”；《侠客行》改名《漂泊英雄传》，署名“古龙”；《笑傲江湖》改名《独孤九剑》（或《一剑光寒十四州》），署名“司马翎”。

台湾政要中不乏“金庸迷”。严家淦曾专门派侍卫去出版社帮他找《射雕英雄传》。蒋经国就任“行政院长”后，在一次年末记者游园会中，与海外记者说起《射雕英雄传》中人物如话家常。台湾政坛的明日之星、时任“新闻局长”的宋楚瑜私下向远景出版公司发行人沈登恩借阅《射雕英雄传》。1965年回台湾定居的孙科生病住院时，念念不忘金庸的武侠小说。在普通老百姓中，“金庸迷”更是无法统计。

1975年初，沈登恩创办远景出版公司不久，有朋友从香港来，送了他一套旧版的《射雕英雄传》。不到一天一夜，他就看完了，整个脑海中都是洪七公、郭靖、黄药师、黄蓉、周伯通、欧阳锋的影子。当时，他心中有个疑问：“怎么世上有这么好看的小说，台湾竟然没有出版？”他大惑不解，找出了“查禁目录”，结果发现金庸的所有小说都在查禁之列，明令禁止出版。

从1977年开始，沈登恩不断向国民党当局提出“解禁”金庸作品的要求，几经周折，1979年9月，情况出现转机。他得到一纸公文，称“金庸的小说尚未发现不妥之处”，同意远景出版公司在台湾出版，沈登恩大喜过望。台湾两大报纸《中国时报》和《联合报》则为了金庸小说的连载权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夺战。

金庸得知作品解禁的消息，写信给沈登恩：

我的小说能在台湾出版，我当然也很高兴。台湾读书风气盛，文化水准很高，任何作者都希望他的作品能接触文化水准很高的读者群，能受到欣赏，得到高层次的反应，希望有更多的人了解，我的小说并非只是打打杀杀而已。

1979年9月，远景出版金庸正式授权的《金庸作品集》，在台湾引起热烈反响，报纸不断连载，评论界闻风而至，影视界磨刀霍霍，要把金庸作品搬上银幕、荧屏。但最受大家欢迎的《射雕英雄传》并没有解禁，在台湾警备总部的眼里，《射雕英雄传》的书名有“政治色彩”，还是要查禁，出版时只能改名《大漠英雄传》。台湾电视公司立即着手准备开拍电视连续剧，交由陈明华导演。由于陈导演的《倚天屠龙记》赢得极高的收视率，《射雕英雄传》开拍消息一传出，立刻震惊其他两家电视台。但是，送审之后即被“警总”封杀。原因是毛泽东《沁园春·雪》里有一句“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有人一直认为，这是嘲讽蒋介石不过一介武夫。金庸为此撰文辩护：

射雕是中国北方民族一种由来已久的武勇行为。《史记·李将军列传》中，李广曾说：“是必射雕者也！”王维有诗：“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又有诗：“暮云空碛时驱马，秋日平原好射雕。”杨巨源诗：“射雕天更碧，吹角塞仍黄。”温庭筠诗：“塞尘牧马去，烽火射雕归。”黄庭坚诗：“安得万里沙，霜晴看射雕。”中国描写塞外生活的文学作品，往往提到射雕，“一箭双雕”的成语更是普通得很。

毛泽东的词中其实没有“射雕”两字连用，只有一句“只识弯弓射大雕”。中国文字人人都有权用，不能因为毛泽东写过用过，就此独占，别人就不能再用。

四、同业和朋友

1973年金庸首次访台时，看到台湾几家大报规模都很大，业务上有很高水准。台湾并非完全没有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可是相当有限度。政府事先并不检查报纸内容，但各报不敢正面批评蒋氏父子，在新闻的采用上顾忌很大。当然他也发现，有些尺度正在放宽。

金庸与台湾的新闻界同行早就有来往，在国际新闻协会参加活动，常有碰面。他说，台北的同业一直认为他们有新闻自由，而国际新闻界对此颇有怀疑。按国际新闻协会会员资格的规定，只有具备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地区中的报纸和其他大众传播事业机构，才可以参加这个协会。所以台湾的报业同行一度不能参加，几经努力，才得获准。1971年在芬兰开会时，因为于长城、于长庚兄弟事件，台湾是否有新闻自由一事又受到严重挑战，大会要求台湾分会暂停活动。他说：“国际间对于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的标准，简单地说，是能不能在报上批评政府、攻击政府、反对政府，能不能自由刊载对政府不利的消息。”

《中国时报》与《联合报》是台湾两大舆论重镇，《中国时报》创办人余纪忠、《联合报》创办人王惕吾常与金庸一同去外国出席报界的国际会议，因此很熟识。60年代初金庸和比他年长十多岁的余纪忠相识，一见面便言谈投机。他们都是报纸的创办人、投资人，并且全面负责报纸的内容和言论。当时，《明报》的规模小得多，职工人数、版面数目、销量、广告、影响力、盈利都远不及《中国时报》。但他们对办报的理想，对新闻工作者的职责有共同的想法。每次见面，余纪忠总是毫不吝啬地给他赞誉和勉励。当时台湾新闻界比现在有更多限制，新闻工作者曾因为工作和言论而失去人身自由，受到惩罚。金庸总是表示，自己处所的环境比余纪忠好得多，办报比较容易，如果再向压力低头，简直不配办报了。在金庸遇到困难的时候，心中常会浮起一些人的影子，其中就包括余先生。他会想：“这次倘若我投降妥协，余纪忠先生，还有某某人、某某人，他们会瞧我不起的。”余在无形之中，多次帮了他做一个正直的报人。每次到台湾，他一定去拜访，余纪忠也一定约他餐叙。2002年4月9日，93岁的余纪忠去世，他写悼文时，想到数十年来相交的点滴，想到余先生的微笑的面容，温文尔雅的表情，禁不住眼泪涔涔而下。

金庸与台湾的许多武侠作家如古龙、诸葛青云、卧龙生等都有交情。他说：“我个人最喜欢的武侠作家，第一就是古龙，第二是上官鼎（刘兆玄），然后是司马翎、卧龙生、慕容美。”刘兆玄后来从政，做过“行政院长”。每当金庸去台湾或台湾的武侠小说家来香港，他们经常聚会吃饭、打牌聊天，金庸是主要的请客者，被大家一致称为“帮主”。他说，这个帮大概就是胡闹帮，帮中成员除了台湾的武侠作家，还有香港的倪匡、项庄、张彻、王羽等。

主演过《一帘幽梦》等电视连续剧的台湾明星、金庸“心目中的女神”萧蔷见了他，也叫他“帮主”。15岁开始读金庸小说的萧蔷自称“金庸迷”，在台湾一见面，就对他说：“帮主的书陪伴我度过了充满联考压力的青春岁月。”

金庸跟沈君山则因围棋结缘，成为很好的朋友。

柏杨第一次来香港，他们为秦始皇发生了激烈的辩论，柏杨认为秦始皇很好，金庸认为秦始皇坏到透顶，几个好朋友张彻、董千里“围攻”柏杨一个人。他说柏杨：“你是受到毛泽东洗脑。”但观点的不同并没有损害他们的友谊，后来他们也是蛮要好的。柏杨生病时，金庸曾去看望。

五、两岸统一梦

1966年12月3日，台湾针对大陆的“文革”，号召开展“文化复兴运动”。金庸在社评《台湾搞“文化复兴运动”》中说：“提倡中国文化复兴，用意甚善，方法也甚简单，只是‘自由’二字，只须政治上对文化学术不加任何干扰，让其自由发展，文化学术自然会慢慢地滋长繁荣。孔孟之道并非不好，但若要大家又都钻进这个圈子中去，汉武帝在两千多年前早就做过了，又有什么好处？”

1971年5月31日，金庸发表《蒋先生何不安享清福？》：“蒋先生已年逾八十高龄，实在不必再去过问实际政务，若于此时宣布全面退休安享清福，于他老先生身体健康固有益处，对于台湾处境的解决，也大大地增加了灵活性。人们不必再为了顾忌他老先生，以致吞吞吐吐，委委婉婉，什么意见都不敢畅所欲言。”

6月1日，金庸发表社评《毛蒋二先生，年纪都老了！》：“今年中国人庆祝辛亥革命六十周年，我们愿意见到毛先生和蒋先生都把权力交给较年青的政治家，让中国有更迅速的改革和进步，让广大的中国人民能共享这六十年来由于全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心智的开明，因而达成的物质和精神上的文明。”

1975年4月5日，87岁的蒋介石病故。4月7日、8日，金庸接连在《明报》社评中判断，台湾政局不会因蒋的逝世发生重大变化，两年多来，军政大权已掌握在蒋经国手里。他1972年访台时就充分感觉到，“不论是军队、政府人员，以及一般人民，都已接受蒋经国的领导，极少有人对新一代的能力表示怀疑”。所以，他判断“台湾局势不致因蒋逝世而有所变动，但当然不是说永远不变，任何事情都会有变化的，但台局之变，当是出于其他的因素”。他还乐观地预期：“对于台湾今后最大的影响，我们相信在于各种革新和现代化的措施，将以远为迅速的步调推行。”

老蒋在世，受元老们的保守影响，小蒋放不开手脚。金庸的预测是准确的，他目睹了老蒋去世之后一步步的变化。1979年12月“美丽岛”事件发生，军法大审，《明报》社评的基调是节制、温和的，批评并不尖锐。他对蒋经国有好感，也敏锐地感受到了台湾一步步的变化。

1981年10月1日，金庸发表社评《和平统一是共同愿望》。1982年中秋节，他在《明报》发表社评《和平统一与条件成熟》说：海峡东西两个政权，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剑拔弩张、兵戎相见；到近年对峙形势逐渐缓和，怨毒敌意渐渐消减。虽然双方立场仍旧大有距离，但至少已共同肯定“和平统一”为全国人民愿望，也就是双方所要共同致力的目标。这已经与一两年前大不相同，更比一二十年前的对抗情势好得多了。

这是蒋经国全面主政的时代，“行政院长”孙运璇这年6月10日说，只要双方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差距不断缩小，中国和平统一的条件就会渐趋成熟。金庸对此评论，虽然双方对于“条件成熟”的看法不同，但“条件成熟”为事所必需，那是大家都同意的。他当面对蒋经国说：

我年轻识浅，不敢对国家大事乱发议论，但爱国之心，和蒋先生并无二致，盼望蒋先生保重健康、适当节劳，学一学诸葛亮，偏安一隅，建设台湾，发展经济和社会，千载之后，遗爱在人，不要学诸葛亮六出祁山，大耗资源和民力兵力。

1984年1月10日，在论及香港问题的社评中，金庸再度谈到两岸统一：至于中国大陆与台湾在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改革演变，香港人基本上无力予以影响，我们只欣赏与赞扬他们积极地努力，或许偶尔提一些善意的批评建议，真诚地希望双方在各方面不断进步，相信每一方面任何进步都有利于国家民族，有利于和平统一。因为当中国大陆和台湾各方面都充分现代化之时，双方思想与制度上的差距自然会缩小，疑忌会减少，和平统一也不是难事了。

1986年台湾解除“戒严”，先后开放报禁、党禁，《明报》对此没有表现出任何惊讶。1987年2月14日的社评《台北当局将开放报禁》，标题是楷体，不一定是金庸执笔，但可以代表他与《明报》的意见。台北不久前解除戒严令，开放党禁——

使民间反对派有权正式组党参政，这是国民党促进民主政治的一个重大步骤，大得人心。又解除维持了二十多年的报禁，事实上并不威胁到国民党的领导地位，只不过逐渐改变其“领导方式”，因而使其领导地位可以由“专政”的基础转移到“民主”的基础，因而有机会更加巩固。

早在1973年访台时金庸就察觉，台湾力图成为中国的模范省。他希望台湾的各种设施都能成为全中国的榜样，最重要的榜样，“是要确立一种长期性的制度，使得人民有权选择政治领袖，有权力监督政府”。“应当由人民叫政府做什么不做什么，而不是由政府叫人民做什么不做什么。”他说，在这方面，台湾还有一条漫长的道路要走，当时还说不上已经起步。岛上后来的变化与他的思路吻合。

出于对两岸统一的心愿，金庸始终想在两岸之间寻找平衡，力图做到不偏不倚，他不仅是台湾的常客，也曾三度成为中南海的座上客，“在海峡两岸吃得开”。1993年12月31日，《明报》董事局启事说：

查先生与《明报》对两岸执政者一向抱持和而不流，乃至《中庸》所谓“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之态度。1973年查先生访问台湾后所撰长文《在台所见·所闻·所思》，对台湾偏安与图强之各种现象作深入生动之勾勒，传诵一时。

第十三章　永远的故乡

一、数十年来乡愁

故乡无时不在金庸的心中，50年代他在《大公报》工作，对新政权的肯定没有因父亲被杀而改变。《三剑楼随笔》中有《舞蹈杂谈》一文，他说，“我国自汉唐以后，直到今日才真正再有泱泱大国之风（宋明都是太弱、气派太小）”。《马援见汉光武》一文也有借古颂今之意。

1959年《明报》创刊以后，金庸强调不左不右，绝对中立，但他的社评对“大跃进”、人民公社、批马寅初人口论等，多持批评立场，如1959年8月9日的《人定胜天，天定胜人》、8月26日的《中共已解散人民公社？》、8月31日的《大跃进还是大跃退？》。1960年4月18日，他在社评《马寅初与中国人口》中说：

人口多少，有关整个国家的国运隆替，是极重要的百年大计。

马老先生做不做北大校长，这件事关系并不很大，但内地每年增加一千二百万到一千五百万人口，却是一件头等的大事。

“文革”时期，金庸更是每天关注内地时局，写下了大量社评，多有尖锐的批评。

1971年以后，金庸对内地政局的看法渐渐有了变化。这年10月，北京进入联合国，1972年，中、日建交，同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北京，内地形势开始发生变化。《明报》社评对内地的肯定逐渐增多。1971年4月17日的《一求安定，二求自由》社评中说：

我们并不完全同意中共一切对内对外的政策，认为有些措施大有可资批评之处，但近来它采取对外国政府友好合作的态度，有利于世界和平，有利于中国人民，也有利于本港局面的安定。在这一点上，我们表示赞扬。

1972年1月29日，他在社评《作读者的耳目和喉舌》中说：

自1959年5月20日创办以来，言论态度始终是一贯的，对中共和台湾，有时客气些，有时批评得严峻些，那决不是我们的立场有什么改变，而是两岸的政策有所改变之故。在“文革”之前、“文革”时期、“文革”之后，本报的态度有所不同，因政策大不相同，我们基本上只不过反映了广大读者的看法而已。

我们在两岸政治力量管辖不到的地方，有机会畅所欲言，代表数十万读者一泄心中的感想。如果当政者认为海外这一部分中国人完全是胡说八道，那也尽可置之不理，如能由此得悉一部分中国人的意见，说不定愚者一得，也有些参考价值。至少我们这数十万人的意见是发表过了。批评的意见尽管听来甚为逆耳，尽管其中错误可能很多，总是比一味歌功颂德有价值些。

当时，世界著名的意大利电影导演安东尼奥尼拍摄了一部记录片《中国》，全片充满漠不关心、毫无兴奋的隔膜感，片头有一句话，这是一个“没有忧虑与急迫的国家”。6月5日，金庸在《明报》发表社评《“没有忧虑与急迫的心情”》说，在近年访问内地的外国人、外籍华人的游记或谈话中，我们明显地体会到，他们对于中国的前途，对于中国老百姓的欢乐忧患，几乎绝无例外地表示了“没有忧虑与急迫的心情”。他认为：“最值得重视的是本国人民的意见，因为他们对自己的生活了解得最清楚，对自己国家的前途最为关心。其次值得重视的是住在海外的中国人的意见，就像我们这些人，我们多多少少总还存着一些希望，将来或许回内地去居住生活，对于中国的一切，怀抱着‘忧虑与急迫的感觉’。”“忧虑与急迫”的心情，是从“爱”与“关怀”的感情中产生的。

1950年北上求职失败后，金庸于1953年去过上海、杭州，在西湖六公园与同学朱帼英、沈德绪和胞妹查良璇留下了合影。他还短期地去过广东几次，到过深圳、广州、佛山、从化、新会等地，最后一次是1962年，其间他一共到过内地八次。

1973年，金庸访问台湾之后，北望神州，更是乡愁萦回：

二十四年过去了，故乡山水风物依然，人事却已全非。或许是变得更加好了，或许我们不喜欢这样的改变，但午夜梦回，总是会有乡愁罢。这种心情，我们从大陆来到香港的人也是一样。飘零海外的，自不免有故乡之思。

但那时，他回内地的可能性几乎没有。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金庸预料内地局势将变，发表了《巨大变动，势不可免》《将有渐变，而非突变》《军心所向，决定成败》《各地态度，更趋重要》等一系列社评。

从10月13日起，“四人帮”被捕的消息得到证实前后，他接连发表《北京发生的重大事件》《未来变化，仍然很多》等社评。18日，他在《打垮江青，普天同庆》社评中说：“廿七年来，中国内地很少有哪一件政治变动得到群众这样普遍的真诚拥戴。甚至在世界上，也没有哪一个国家会对此事不喜。”

他在当月20日的社评中为邓小平鸣不平，说罢免邓党的副主席和副总理职位，“是政治局通过的决议，这是不符党章与宪法的”。1977年7月6日，《明报》报道邓小平将复出的消息。7月中旬到下旬，他连续发表了《邓系人物纷任要职》《邓小平位居第二》等社评：“邓小平恢复了党政军的七个职务，而声望之隆，更是他生平所未有，隐隐有凌驾于华国锋之势。他有才干，有声望，在党内，政府内，军队内，地方上布满了亲信旧部……”

1978年12月《明报月刊》推出“邓小平与中国政局”专页，共有五篇文章。1979年3月，又有“邓小平访美特辑”。

金庸对内地开始充满期待。

1980年，他在台湾谈到大陆在文艺创作上的趋势放宽了。“中国是大的！大中国怎么能任少数人意向所使、翻云覆雨呢？形势是自然而然与人的心灵相启发、相印证，从文学艺术或是哲思玄理之间，我们可以管窥出一些历史发展的端倪，人们必然一步一步走向自由、开明、宽容而民主的理想。据我个人三年来的观察，大陆上人民的一般心理，正有以上的倾向和趋势，至少已经公开承认台湾三十年来经济上的成就。这从某方面来说，称得上是进步的基础。”

1981年6月16日，他在《中共历史展开新页》社评中断言，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将标志着打倒“四人帮”以来的过渡时期正式结束。一个月后，他应邀访问内地，行程由国务院港澳办、新华社香港分社、中国旅行社安排。相隔二十年，金庸终于踏上了这片魂牵梦萦的土地。

二、敬佩邓小平

7月18日上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金庸。在中共领导人中，金庸最想见的就是邓。“文革”时，邓小平被打倒，《明报》的报道、评论和其他文章常常流露出不平。1966年9月27日，头条报道邓受批判：10月22日，报道红卫兵大字报公开指名要求刘、邓下台；25日报道刘、邓被斗达高潮，有小册子攻击刘、邓和彭真为“三家村”。12月10日，金庸在《若审彭真，意在刘邓》社评中指出：“彭真早已被搞倒、搞垮了，公审只是一种‘搞臭’行为。真正目的甚至不在搞臭彭真，而是公审彭真，意在刘邓。杀鸡儆猴，叫那些‘被蒙蔽的糊涂同志’赶快向左派投降，不可再附从刘邓派。”10月26日“自由谈”副刊刊登《我希望刘邓派获胜》，这也是他的心愿。

1973年4月13日，《明报》报道邓小平复出的消息。次日他发表社评《邓小平又做副总理》。1976年，邓再次下台，挨批，《明报》大量报道，阅情他的遭遇。

1977年7月25日，邓复出不久，他称誉邓，“能干而刚强，坚韧的性格，当然是不会改的”。邓一生起起落落，沉而复起，是金庸最仰慕的两个当世人物之一，当年内地批邓很激烈的时候，他曾听人说，邓对批判的反应是：“聋子不怕天雷打，死狗不怕滚水淋。”

金庸很钦佩邓小平的硬骨头，认为这样刚强不屈的性格，就像是他武侠小说中的英雄人物。“单是刚强，当然不够……必须不顾自身的荣辱安危而坚持正确的主张，这才令人佩服。”他当面对邓说：“我一直对你很是仰慕，今天能够见到你，很感荣幸。”这不是虚假的客套，而是金庸内心的真实想法。

因为迟到了几分钟，邓小平已在门口迎接金庸和家人，金庸随邓从大门走进大厅时，邓称赞他的武侠小说：“好得很，我也很爱看，每天都看这么几页！”他回答：“那没有什么价值，当作娱乐消遣吧！”邓说：“讲中国人的英雄豪杰，好得很啊！”在他听来，即使在邓随后的谈话之中，也不乏英雄豪气。邓说：“我右耳有点聋，请你坐在我左边。”坐下之后，邓说：“对查先生，是知名已久了。《明报》时常有独特的见解，不过其中有一部分，是我们所不能同意的。”他回答：“是。有些看法并不相同。”

那天金庸穿着西装，打着领带，邓小平只穿着白色的短袖夏威夷衫，对他说：“今年北京天气很热，你除了外衣吧。我是粗人，就穿这样的衣服见客，咱们不用拘礼。”所以金庸把外衣脱下了。

谈起不久前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的人事变动，金庸说：“邓副主席本来可以当主席，但你坚持自己不做，这样不重视个人名位的事，在中国历史以及世界历史上，都是十分罕有的。这令人十分敬佩。”邓回答：

名气嘛，已经有了，还要什么更多的名？一切要看得远些，看近了不好。

我身体还不错，没有什么病，但毕竟年纪大了，现在每天只能工作八小时，再长了就会疲倦。……

我们担任领导的人，也不能太忙，往往越忙越坏事。

金庸说：“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是盼望国家领导人‘清静无为’。共产党人当然不能‘无为’，要‘有为’。但领导人心境清静一些、工作清静一些，还是好的。”邓回答：

担任领导的人，不能出太多的主意。如果考虑没有成熟，不断有新的主意出来，往往要全国大乱。政治家主意太多是要坏事的。领导人宁静和平，对国家有好处，对人民有好处。

你们《明报》要我当国家主席。当国家主席，资格嘛，不是没有。不过我还想多活几年，多为国家人民办点事，一当国家主席，恐怕要缩短寿命。现在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有一百二十多国，每年有许多国家的元首到中国访问，国家主席就要迎送、接待、设宴，这许多应酬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搞得多了就很累。

金庸说：“是的。许多年前，在‘文革’时期，我写过几篇社评，希望周恩来总理节省精力，注重健康，例如西哈努克到北京来，周总理总是去机场欢迎，举行宴会，敬酒，就不大必要。”1972年8月19日他的社评《人民第一，外宾第二》称：“周恩来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虽然精力过人，但这样的消耗体力和精力，长期如此，总会支持不住的。……不应当让外国客人占去他太多的时间和精神。……他就是自己休息娱乐，什么事都不做，也胜于日夜不休地接见外国客人。”

邓小平在会谈中客气地问金庸：“查先生做新闻工作，接触到的人很多，大家对我们有什么意见？”他坦言：“主要的意见是，希望目前的政策能长期推行，不要改变。大家有些担心，不要目前的政策执行了一段时期，将来忽然又变了。因为过去的变动实在太多，令人不能放心。”邓表示：“那是对的。国内人民的主要意见也是这样。”

一个是三落三起、饱经忧患的中共领导人，一个是二十多年来常常执笔论政的报人，两人的交谈是坦诚的，不用外交辞令，没有什么拐弯抹角，尽管也有不同的意见。讲到“文革”，邓说：“中共过去犯了重大错误，现在我们自我批评，自己纠正错误。自己承认错误，纠正错误，是非常重要的事。”“‘文革’之前，党有很大威信，大家相信党，听党的话，很守纪律。那时也搞经济调整，下放两千多万名青年下乡，根本没有问题……但十年‘文革’，不但没有党的领导，甚至没有了党。”金庸却不这样认为：“我想这件事中，多多少少会有强迫的成分。”“党虽然有威，却未必令人敬服爱戴。最好用物质鼓励、优惠条件等来使人心甘情愿去做任何事。”不过他当面没有说出来。

谈话结束，邓小平对金庸说：“以后可以时常回来，到处去看看，最好每年来一次。”一直送到大厅外，又站着谈了一会儿。

金庸是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正式单独会见的第一位香港同胞，当晚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播放了这一消息，新华社、中国新闻社都作了报道，世界各地的新闻媒体也都报道了这件事，港澳报纸更是作为头条新闻进行报道，轰动一时。他说：“邓小平说的话，我全部都赞成，发自内心地赞成。”

他根据记忆将那天的谈话整理成文，以《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的谈话记录》为题刊登在8月25日的《明报》及《明报月刊》9月号，《明报月刊》同期还发表了《中国之旅——查良镛先生访问记》，记者问及他对邓的主张与政策有什么看法，他回答：

他重视实际，不相信教条，这应当是克服各种困难的关键。他的“白猫黑猫论”是众所周知的。

记者问：“你认为邓小平留前所推行的政策，是解决中国各种问题的唯一道路？”他回答：

这要从各种实际条件来看问题。第一，我相信出国内地目前没有别的政治力量可以取代中共的领导地位。第二，我相信中国在几十年内不可能实行西方式的民主，即使可能，也未必对国家人民有利。第三，我个人赞成中国实行开明的社会主义，总的来说，这比之香港式的完全放任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极度贫富不均，更加公平合理。不过内地个人自由大大不够，共产党搞经济缺乏效率，不能尽量解放人民的生产力，过去所积累的左倾思想与作风太严重。我个人赞成一步一步地不断改革，不相信天翻地覆的大革命能解决问题。在这些具体条件之下，邓小平的政策比之中共过去任何时期都好得多，比之苏联、波兰、东德、北韩这些共产国家都好得多。我衷心盼望，依着目前这条道路走下去，中国终于能将马列主义教条、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的各种各样的恐怖政治运动全部抛诸脑后，以中国人务实的方式，建设中国人自己的社会主义，使中国人民幸福而自由。

这是金庸与邓小平唯一的单独见面，邓始终是他“真正崇拜的大英雄、大豪杰”。1992年，他在伦敦对蒋一樵（陶杰）说，“邓小平虽是共产党人，但却从来不是教条主义者，且一向具有中国人的实用态度”。“邓小平的为人，甚谙人情世故。所谓人情，无非是中国社会中各样复杂的关系；世故，亦不外种种历史经验的总结。”1997年，邓小平去世，他回想当年邓微微含笑、成竹在胸的表情，禁不住泪水涔涔而下，心中充满了悲痛之情。他说：“邓小平先生肯定是中国历史上、世界历史上一位伟大的人物，在我心目中，他是一位极可尊敬的大英雄、政治家，是中国历史上罕有的伟人。”

在金庸眼中，邓小平始终是“高瞻远瞩、俯仰百世的大才”。邓百年诞辰时，香港有人质疑、批评邓的“治港远见”。自二十三年前与邓见面以来，他心中对邓有一份深厚的感情，情不自禁地崇拜、钦佩邓，觉得有义务为邓说明事实真相，证明邓“见解的伟大”，他以赞赏的口吻说：“邓小平先生在香港创‘一国两制’，涉及经济及社会制度，规模非汉唐所及。而和平转政，揖让换朝，策划周详，垂之长久，更远胜前人了。”

三、关山万里

金庸这次内地之行第一个目的就是见见邓小平，促成会面的廖承志是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的儿子。1966年10月，时任国务院侨务工作委员会主任的廖承志到广东湛江看望归国难侨，新华社、中新社都作了报道，但香港左派报纸报道的内容却颇有不同。《大公报》10月18日载“中国新闻社湛江17日电”，题为“廖承志抵湛江面告归国难侨：‘毛主席周总理慰问你们’”。报道引述廖承志的话说：“周总理要我来看望你们，告诉你们，毛主席对你们非常关心，毛主席和周总理问候你们。”同一天，《文汇报》关于这件事的报道，三行大标题、六行小标题中都没有提及周恩来。《新晚报》的报道用的是新华社的稿子，引用廖承志的话：“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以及周恩来总理让我把问候的话带给你们。你们辛苦了！”更蹊跷的是，第二天《文汇报》《大公报》同时刊出一则“订正启事”，称前一天的电讯稿“毛主席和周总理”之间必须加进“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

金庸意识到这篇小小的报道中大有文章，10月23日发表社评《廖承志？中国新闻社？》：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的两个国家通讯社，于同一日报道同一件事情，为什么内容竟有重大不同？到底廖承志提了林彪之名没有？

金庸认为，如果廖承志根本没有提林彪的名字，那么廖承志不免有点“牛气”（牛鬼蛇神气息也）了。如果他提了林彪之名而中国新闻社故意漏去，那么中国新闻社是犯了“滔天大罪”了（中共若干省份的宣传人员因未及时传达林彪的指示，均被控犯了“滔天大罪”），或者是廖承志，或者是中国新闻社（或其主要负责人），两者之一不久必被清算，立此存照，且看验与不验。

果然，10月29日就传出廖承志受批判的消息，《明报》在11月1日头条用大字标题作了报道。廖承志被指控的罪名之一就是离间周恩来、林彪的关系，慰问华侨时故意不提林。主管侨务工作的廖承志有机会看到《明报》，不知有没有注意到这篇社评。1981年廖在北京设宴款待金庸一家，席间谈到：“查先生的社评写得不错，时常有一些独特的见解，不过有些观点，我们并不认同。”金庸答，“我写社评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要符合谁的标准，我只是按照我自己的原则和立场写出我对事情的看法，所以在有些问题上存在分歧是难免的。”

时值中英谈判解决香港问题前夕，谈起香港的前途，廖承志说，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中国政府一旦收回香港，会尊重港人的选择，由香港人自己治理香港，中国政府要收回的只是香港的主权。虽然金庸多次在《明报》评论过香港前途问题，但与中共高层官员面对面讨论这个问题，还是第一次，想不到廖的一席话与他的想法不谋而合。当廖承志希望他回港能充分发挥《明报》的影响力，多反映中国政府对香港的政策、立场，稳定港人情绪，为将来香港回归作贡献时，他当即明确表示，自己有责任和义务通过《明报》为香港的平稳过渡尽一份力。

距离上一次回上海、杭州已有二十八年，亲人纷纷从全国各地赶到杭州和金庸见面。7月18日晚上，人们已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中看到邓小平与他会面的镜头。兄弟姐妹在历尽沧桑之后重聚，这是多少年来查家最大的喜事。尽管“文革”期间，不少亲人受过苦，一个弟弟在工厂里被绑毒打了好几天。一个朋友的女儿13岁时被红卫兵打得死去活来，成了白痴，现在已经28岁。世事无常，重逢的喜悦弭平了一切伤痕，痛苦的往事转眼间化为云烟。弟弟查良钰这样回忆这次“三十三年后的兄弟相见”：

7月底的一天，小阿哥给我发来电报：小毛弟，×日在杭州一聚。接着，我就收到了小阿哥寄来的路费。

8月初，我带着两个孩子到了杭州。三十三年了啊！见面时，我们都是扑向对方的，那种骨肉相见的激动，真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我与小阿哥拥在一起，久久没有分开。在杭州那几天，我和小阿哥总像有说不完的话。……我们的谈话常常持续到深夜……

金庸在北京见到了画家黄胄和黄永玉，本来还想见见白桦，因去了承德没见着。黄永玉在《大公报》做美编时与他同事，1953年回内地，在中央美术学院教版画，“文革”期间遭到全国性的大批判，谈起分别二十八年来的不同遭遇，他不禁感慨万千。

此行金庸与家人的足迹遍及长城内外、大江南北，远到新疆，到了许多他长期以来心向往之的地方。神奇而美丽的天山、辽阔的蒙古草原、黄沙弥漫的大漠……都曾出现在他小说中，但那只是纸上的神游和想象，这些地方他并没有去过。《书剑恩仇录》中的长城、新疆、天池、兰州，《白马啸西风》中的高昌古城，《射雕英雄传》中郭靖长大的蒙古那一望无际的草原、悠闲自得的羊群、一个个蘑菇般浮起的蒙古包……这一切似曾相识，如梦似幻，如今真实地出现在他的眼前，郭靖的面目依然是那样清晰。

这天将到傍晚，行到了一座大山之侧，那少女一抬头，忽然惊叫起来。陈家洛依着她目光望去，只见半山腰里峭壁之上，生着两朵海碗般大的奇花，花瓣碧绿，四周都是积雪，白中映碧，加上夕阳金光映照，娇艳华美，奇丽万状。那少女道：“这是最难遇上的雪中莲啊，你闻闻那香气。”陈家洛果然闻到幽幽甜香，从峭壁上飘将下来，那花离地约有二十余丈，仍然如此芬芳馥郁，足见花香之浓。那少女望着那两朵花，恋恋不舍地不愿便走。

这是他笔下的天山雪莲，陈家洛初遇香香公主，采雪莲给她。二十几年后，他第一次来到天池，几个维吾尔族小孩手里捧着真的天山雪莲，他笑道：“呀，原来是这样的。”他用一元人民币买了两朵，这是干了的雪莲，远没有他小说中那样美丽。

在北京，金庸登上万里长城，炎炎夏日没有挡住他的兴致。他还去过西安、成都、重庆，坐船经三峡到宜昌，又从武汉到上海、杭州，先后到过十三个城市。他曾在重庆求学，也饱尝过失学的痛苦。他在杭州《东南日报》开始一生的报业生涯，上海《大公报》是他生命中重要的转折点。这些旧游之地三十年后重来，早已物是人非。在登山临水之际，他没有失去职业性的敏感。每到一地，他就与当地的人民接触，和他们谈话，了解他们的生活和愿望，他们对国家、对领导人的期望。

内地三十三天的行程归来，《明报月刊》记者问及此行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时，他“发觉中共从上到下，不再浮夸吹牛，多讲自己的缺点，很少讲成绩”。1973年他第一次到台湾，印象比较深刻的也是这一点。

他感觉到的变化，“最主要是人们的恐惧感大大减少，在日常谈话中，人们对不满的事情毫无顾忌地说出口来。其次是各种令人讨厌的提防猜忌和政治措施极少存在。飞机场和火车站上不再见到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来回巡视。拍照毫无限制，也不必先冲印了才能带出来。在火车上，广播中不再长篇累牍地诵读《人民日报》社论或毛主席文章，而是播放轻音乐，包括台湾的《阿里山的姑娘》《橄榄树》等，甚至有‘Jinglebells，jinglebells’的圣诞音乐”。

谈及内地老百姓的生活，“总的说来，内地人民的生活条件还相当艰苦，尤其是居住条件。我去了七八个老朋友和亲戚的家，他们都住得很差，令人心中很不安”。“食品供应是大大地改善了，粮票的作用已不大，多数食物都可以在自由市场上买到。国营菜场中买菜买肉还是要排队。衣着不成问题，交通大家都骑自行车，最大的困难似乎是住屋。”

“知识分子也很兴奋，主要是没有政治运动，没有整肃、斗争、清算那一套，可以自由研究，当局鼓励读书。”

《明报月刊》9月号因刊载《中国之旅——查良镛先生访问记》、邓小平与金庸的谈话记录，出版三天就全部卖完，9月9日加印，过不了几天又售罄，9月13日第三次加印。金庸多年来写的社评、小说以及其他体裁的文章都很受重视，很受欢迎，这次他去中国各地旅行回来，大家当然希望听听他的所见、所闻、所思，再版三版，并不奇怪。“《中国之旅》抢购一空，也证明大家实在关心中国，更想知道熟悉中外政治形势的知识分子怎么看中国的今天和明天。”

四、“我心里很乐观”

金庸第一次访问台湾时，他的小说在海峡两岸都是“禁书”，只有两岸高层领导人才有“特权”可以享受。“你猜邓小平和蒋经国的共同读物是什么？……答案是金庸小说。”当他复述这个听回来的“秘密”时，脸上挂着格外灿烂的笑容。

甚至海峡两岸政治上对立得很厉害的人，国共两党人士，平时谈不拢，对金庸小说都很一致，都爱读。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先生，可能是内地最早接触金庸作品的读者之一，据他夫人卓琳女士说，邓先生在七十年代后期自江西返回北京，就托人从境外买到一套金庸小说，很喜欢读。……而据台湾新闻界人士透露：海峡对岸的领导人——国民党中央前主席蒋经国先生，生前也很爱读金庸作品，他的床头也经常放着一套金庸小说。

1980年10月起，广州的《武林》杂志连载《射雕英雄传》，标志着金庸的武侠小说登陆，第一天发行就卖出四万多册，赶紧加印。《武林》成了广州最畅销的杂志。不过只连载到第四回就停止了，因为盗版书已出来。1981年7月26日，《明报》报道了《广州首先解禁武侠小说》。

金庸的内地之行，与邓小平的会面，打开了与大陆关系的新局面，最明显的变化是，《明报》社评的批评字眼越来越少。也是从这时起，他对整个中国充满了一种乐观的情绪：

对中国内地乐观，对台湾乐观，对香港乐观，也就是对整个中国乐观。我觉得中国内地目前发展经济的基本政策是对的，但应当逐步让人民有更多自由，更多的机会。……

从前中共和台湾的政策都不大好，甚至不好，我就两面不赞成，人家说我“左右不讨好”。现在我觉得双方的政策都在进步，有人就说我是“左右逢源”。其实男子汉大丈夫，既无求于人，又需要讨好什么、逢迎什么？

自60年代以来，《明报》的中国报道就具有权威性及影响力。金庸与邓小平会面后，《明报》进一步加强了对大陆的报道，并享有北京官方给予的特权，中新社每天都向《明报》提供中国方面的消息，《明报》有选择权，不是每篇稿子都用，如果采用，则可以“本报专讯”名义报道。这一特权，连左派《文汇报》《大公报》都没有。因此引来各方面的揣测，《明报》与北京官方是否有什么不寻常的关系？是否已改变一贯中立的立场？在这种情况下，金庸重申“有容乃大，无欲则刚”的办报信条：

在我们所处的环境里，有条件在报刊内容上兼收并蓄，在意见上尽量欣赏任何一面的好处，尽量“与人为善”，可以有条件独立生存，无求于人。……总之是设法做到无愧于心，尽一个报人的责任就是了。

但外界依然议论纷纷，香港一家杂志发表文章，说金庸办报成功，在港置了不少房地产，资产大了，舍不得放弃，又害怕将来共产党收回香港后收回这些财产，故改变立场讨好某些方面，以备局势一旦有变，可以保住身家。金庸反驳：“那真是门缝里瞧人，把人看扁了。如果局势真的有变，难道‘讨好’一下，就能保住身家吗？如果连这样简单的道理也不明白，我怎么还有资格来评论世事时局？”

1983年5月20日，金庸以社评形式发表声明《自由客观，决不改变——<明报>出版廿四周年》，一再承诺“自由客观的风格决不改变”：

我们有一个斩钉截铁的志愿：决不会对不起《明报》的老读者。如果环境变迁、条件变动，《明报》不可能再维持自由客观的风格，我们立即关门收档。……

我们不信局势会变得很糟。中共目前务实派的路线，对中国国家人民有利，长期来说，对香港也有利。……但世事往往有出于意料之外的不幸变故。万一中共极左派复辟，香港人失却自由与法治，《明报》怎样？　《明报》当然停刊不出，我们办报的人走得掉的就溜之大吉，走不掉就沉默偷生，活一天算一天。在此以前，我们出版一天，就一天为维护香港人的自由与法治而努力。

1984年，他又解释：我们不是无原则地批评，例如共产党不可以说它一无是处，要是它做什么也是错的话，这个政权两三天已垮台了，不会发展至今。它也有合理的地方，不可单凭一己偏见反对它。我们只是秉持实事求是、公正客观的原则办事。

这一连串表态一度平息了舆论对他的批评，却因《明报》专栏“哈公怪论”突然腰斩而再起波澜。哈公原名许国、许子宾，福建泉州人，1933年生于菲律宾，1951年来香港。70年代后期开始在《明报》副刊开设“哈公怪论”专栏，以冷嘲热讽、嬉笑怒骂的文字，吸引了不少读者。1984年5月25日，香港电视播出邓小平怒斥耿飙、黄华“不在香港驻军是胡说八道”的新闻后，哈公写了一篇《八道胡说》的怪论，《明报》压下不发，于是他罢写九天。1985年9月1日，“哈公怪论”再次出问题，有媒体披露金庸有短简致哈公，示意“哈公怪论”不能再写了，而哈公称，“不是示意不能再写，而是示意要‘炒鱿鱼”。10月4日，金庸亲自执笔，以“明报编辑部”名义在原来“哈公怪论”位置刊出《关于<哈公怪论>》逐一辩驳，哈公对此则有八处亲笔批注。《明报》副刊的“哈公怪论”从此没有恢复。1986年1月28日，金庸在《什么是言论自由？》社评中辩称：

《明报》以前对中共的政策猛烈抨击，近年来却赞扬多而抨击少，这并不是我们自律了，而是根据理性的判断，以前中共专制横蛮的政策必须予以抨击，目前中共开放改革的政策值得赞扬鼓励。……近来我们对中共的批评比较温和而婉转，主要是对事而不对人。这是事实。因为，我们认为这是在支持开明改革路线，在反对保守顽固路线。

后来，《明报》开辟“自由论坛”版，“哈公怪论”又有了一席之地。1987年2月因一篇怪论被压，哈公第三次罢写，“哈公怪论”最后消失。

20世纪80年代，中国新闻占了《明报》的三分之二篇幅，“特约通讯”栏经常刊出徐铸成等名家的文章。经高层批准，《明报》可以在中国境内限量发行，虽只限于党政机关、宣传文化机构订阅，但《明报》毕竟悄悄地进入了内地，几年后发行量突破一万份。1989年6月11日，金庸在社评中称：“过去几年中，《明报》能有限度地不公开进口，高层和中级干部、大学教授讲师和研究生，报刊的编辑人员有机会天天看到。我们希望能带进外界的讯息，帮助能影响中国前途的人士多了解世界真相，把中国带上富强康乐的道路。尽管我们的作用很小，总觉得是努力在为国家民族尽一己之力。”

五、追念胡耀邦

1984年9月26日，中、英两国就香港前途问题，在北京草签《中英联合声明》。两个多星期后，金庸再次应邀访问北京，这一次安排他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会面。10月19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即将举行，主持会议的胡耀邦抽空在中南海与金庸会面，在座的还有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王兆国等。胡耀邦一见到他，便热情地说：“很欢迎你到北京来！……香港的朋友们以前见过几次，个别会见谈话的，你是第一位。”胡耀邦将55岁的胡启立、42岁的王兆国介绍给他。

胡耀邦谈到当天上午在民主党派人士会上讲的话：

若说哪一个人“无比英明”，我说言过其实。你说我们比较“开明”，可以。开明是开，开放是开，广开言路是开，开诚布公是开，开创局面也是开。英明还加上无比，就不那么合适了。

他接着说，“我们开创这个局面不外靠小平同志说的三条，一靠正确的政策，二靠集体，三靠有远见，有长远打算，要提拔年轻干部，关心下一代”。

胡耀邦透露“四人帮”还活着，每天看电视、看报纸，国庆节在电视上看了阅兵游行。“江青看了电视，她说邓小平那么健康，真没想到。她说她和邓小平本来没有什么大的分歧，只是小问题上有分歧（众大笑）。她是顾左右而言他。”说到华国锋、汪东兴，“他们不同，他们打倒‘四人帮’有功，不过错误也不少”。“他们还是坚持那一套，想搞第二次英明领袖。华国锋现在的待遇比我高……我们总结了历史经验，对犯了错误的同志，生活待遇不降低，子女不受影响。”

金庸问及：“海外人士担心，推行藏富于民的政策，不可避免会发生有人钱多有人钱少，一部分人富，一部分人穷，社会上不免会有矛盾。中央对此有什么考虑？”胡耀邦让胡启立做了回答之后又补充说：

这里有一个引导的问题，也有政策问题，不着急。中国还有贫困地区，我们还给予补助和救济。宪法规定，劳动力不是商品，可以付给一定的报酬，保持较好的待遇，但劳动力不能买卖，不能变成人身依附关系。这就根本不存在劳动力的剥削问题。“生产致富”与“剥削别人劳力”是两回事。我们社会主义的经济体系是不会受到冲击的。

谈话结束，胡耀邦说：“查先生明天不走吧？明天中午简单广播，后天早上可以拿到我们三中全会决议全文。欢迎你下次再来，全国没有去过的地方，可以到处去看一看。”

初次见面，胡耀邦坦率、热诚、开朗的个性，给金庸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这次到北京，金庸还想看望罗孚，罗于1981年以“间谍罪”判刑，当即假释安排在北双榆树的一套住宅。金庸向接待他的中国围棋协会主席、国家体委主任李梦华提出这个要求，被婉辞推掉了。

当年金庸与左派圈子交恶之后，老同事只有罗孚有胆量与他保持联系。在双方阵营视若敌国的年代里，仍维持了“人的交往”。以后，当罗家遇到困难时，他也伸出过友谊之手。

金庸对内地充满了美好的期待。1986年1月，《明报月刊》二十周年，他在《丙丁之岁》一文中说：

中华民族在经历了苦难的“文化大革命”之后，眼见正在逐步走上治平的正轨，希望在今明两年之中奠定不易之基，从此兴旺发达，永无变乱——“变”当然是要不断地变，然而是越变越好，变而不乱。

胡耀邦是邓小平之外，金庸最心仪的中国领导人。三年后，胡耀邦去世时，他写下充满感情的社评《致力改革、正直诚恳、深得人心》：

然而中国成千上万老百姓，尤其是知识分子，对他着实有一份敬爱和亲厚的感情。与其说他是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功绩，因而使人爱戴，不如说由于他对开放和改革的热诚与坚持，坦率性格之可亲可爱，感动了千千万万中国普通人民的心。……

胡耀邦是成功的，他赢得了海内外无数中国人的感佩和敬仰。

那年4月22日金庸的社评又说，“胡耀邦的作风和主张，令他成为青年人心目中的爱戴人物”。

1993年3月18日，金庸应国务院新闻办、港澳办、新华社香港分社的邀请，再次来到北京。第二天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江泽民在中南海与他见面时说：“我们年纪都差不多，也都是在胜利（引者注：指抗战）前后和解放前上的大学，都经历过民族和国家的艰危困苦，有许多思想感情是共通的。我读你的政论文章，有些地方能起共鸣。”临别时，江泽民送了十七本书给他，包括《浙江文化史》《浙江地名简志》《浙江方志源流》《浙江民俗研究》等，都与他家乡有关，其中有一本《两浙轶事》，江泽民笑着说：“这里面有一篇关于你中学时代的事，很有趣，说到你在中学时给训导主任开除的经过。”

此行金庸最大的感慨之一是，中国不再把阶级成分作为任用干部的决定性条件，上大学、分配工作、婚姻、考核等许多方面，也已不再计入阶级成分的因素。“这个干部政策的大改革，是在胡耀邦手里完成的。中共对此一直不作什么宣传，其实这件事重要之极。”他想到自己的家庭出身，外交官之梦因此破碎，认为一个人因出身不好而受歧视，终生不能与别人平等，那是最大的违反人权。“中共取消阶级成分制度，是十年来在人权问题上所作的最大改进，欧美国家对此全然缺乏了解。”

胡耀邦的音容笑貌长留在他的记忆当中，离京之后，金庸到山东东临渤海的最尖端“天尽头”游览，见到两块胡耀邦题字的碑，一块是“天尽头”三字，另一块是“心潮澎湃”四字。风景管理处要他题字留念。他想起当年胡耀邦豪爽而毫无保留的谈话，想起胡对国家所作的贡献以及正直的性格，写下这几句话：

天尽头，地尽头，东望沧海水悠悠。追忆胡耀邦，心潮澎湃不能休。

第十四章　数十年来家园

初到香港，查良镛没有想到以后的人生将在这里展开，在这座陌生的城市结婚、生儿育女、写小说、办报纸，建立家庭和事业。当时他最明显的感觉是天气炎热，以及一句也不懂的广东话。他说话带着浓厚的江浙口音，“你跟他们讲不一样的话，他们就会觉得你不一样。这欺生的现象在动物界里都存在，不要紧的，以后就好了”。他与倪匡、王世瑜、董千里等之间都用江浙口音的上海话交谈。虽然他学会了广东话，还是有口音，有人说他说广东话像说外文。1975年沈西城第一次在座谈会上见到他，“那是我听过的广东话中，最最蹩脚的一种”，“金庸的广东话，一定要仔细听，才能听得懂，否则还以为他在讲英文呢”！

一次金庸接受电视访问，用广东话回答主持人的问题，电视台播出时同时打出中文字幕，他看了很奇怪，问员工：“我讲的广东话，你们听不懂吗？”，大家都嘻嘻哈哈笑起来。欧阳碧问他，广东话、上海话和普通话，除了上海话，更喜欢说哪一种？他爽快地回答：“当然是普通话了。”他的两任妻子都是说广东话的，所以他的“家庭语言”是广东话。

一、“住下来了，不想走了”

数十年来，金庸已融入香港社会，他的事业也与香港血肉相关。1959年《明报》初创，他就有意办成一份“粤港报纸”，他的早期社评或新闻标题常会夹杂广东话，宣传广告语也常用一些广东话。他很重视香港新闻，读者信箱、生活栏目及马经版也是为港人而设。他有意学《成报》的定位，希望以香港为家，为港人服务，没有“客居”香港的心态，与沈宝新始终将香港看作客居地的心态不大一样。1959年12月16日，他在《至要生意兴隆通四海》社评中说，“本报是在香港办的报纸，是给香港的中国人看的报纸，因此社评的论点，自始至终帮助香港人说话”。《明报》坚持以香港为本位，直到80年代，90%以上的读者是香港人，美洲版读者大多数也是香港移民。

1963年，有人向联合国请愿，认为香港人没有公民权，要求香港自治。3月6日金庸在社评《香港自治，无益有害》中指出：“在现在的情况下，香港人享有充分的人身自由、言论自由，人权得到充分的保障，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政府的行政效率很高。我们以为这一切已经足够。香港如果目前实行自治，益处极少而害处甚多。”几天后（3月10日），他在社评《香港人的精神和品质》中说：“在香港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的时候，我们从来不唉声叹气，总是希望住在这个小岛上的人民经常乐观，经常勤奋。像古希腊时代的雅典，中世纪的威尼斯，香港虽小，也尽可成为举世闻名的工商业都市，以至成为一个文化艺术的都市。”

1966年9月18日，金庸发表社评《香港人的平均收入》，国际调查协会年初对东京、马尼拉、香港、台北、曼谷、新加坡、首尔居民的经济生活调查研究报告显示，香港平均每年每人收入395美金，居亚洲第三，远东第二。香港蕞尔小岛，绝无自然资源，能有此成绩，亦足自豪（1971年12月30日，他又发过一篇社评《本港工资亚洲第二》）。

1967年3月9日，金庸在社评《中共和香港现状》中说，虽无法统计，但相信目前住在香港的人，绝大部分希望本港目前的局面不变。内地1965年在香港通过贸易赚到的外汇达三亿四千九百万美元，而全部外贸盈余只有四亿美元，香港保持现状对内地有利。

此时金庸已在香港生活了近二十年，早已以香港为安身立命之地。“五月风暴”前夕，他在4月9日的社评《香港人要求安定》似乎呼吸到了不安的空气：

香港是中国人的社会，中国人在这里居住，说中国话，吃中国饭，没有身在异乡之苦……极大多数香港居民还是选择留在这小小四百方里的土地之上。

对于我们香港人，最最迫切需要的，无过于一个安定的环境，任何动荡都对香港不利。

5月10日，风暴初起，金庸发表社评《住下来了，不想走了！》：“就绝大多数香港人来说，除了一部分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外，所以到这里来，决不是为了什么革命目标。……但我们终于还是从五湖四海来到这里，住了下来，不愿走了。香港尽管有它一千种不好，一万种不是，但在目前的情况下，大多数居民总是希望像现在这样住下去，居未必很安，业也未必很乐，但比较起来，还是喜欢这样。”

“住下来了，不想走了！”正是他的想法。

从5月18日起，金庸发表《中共是否即要收回香港》等一系列社评，判断中共在目前并不想收回香港，“在目前的情况下，香港对中共有许多利用价值”，从外汇、科技资料、统战工作等多方面来看，不收回香港的好处大得多。在5月19日的社评《英国的香港政策》中，他分析英国对香港的态度：“你来，我走，你不来，我在这里。打仗，不打！叩头，不叩！……中共并不坚持即要收回，英国也不会坚持死守。”金庸深知，对中、英面临的各种重大问题相比，香港问题实在不重要，“然而对于我们住在香港，别无其他地方可去的香港人，这却是个生死攸关的大问题”。他在20日发表的《每个香港人的责任》中指出，香港必须保持经济上的繁荣，必须保持安定，维持法律和秩序，即使有任何意见冲突，也要尽量避免使用暴力。5月22日，金庸在《命运相同，同舟共济》中说，香港的命运面临二十二年来最大的难关，这是住在香港的人自己制造出来的。他相信左派人士也是需要和平安定的，与香港大多数人一样，大家都不希望这条船沉了。5月23日，他在社评《香港居民在恳求》中说：“全世界的眼光在注视我们，看我们香港这四百万人是以自己的愚蠢来毁灭了自己，还是以政治家的手腕和风度来安渡难关。”

5月25日，金庸发表社评《十二天来的噩梦》。5月22日宣布宵禁，千千万万人脸上没有半点笑容，一片大难将至的光景。到了晚上，长街上无车无人，一片死寂，如同经过原子弹轰炸。5月26日他的《岂有他哉？避水火也！》说得更明白，人们到香港来，“岂有他哉？避水火也”！

新年伊始，金庸在社评《1968年元旦展望》中说：“逃到了世界各地的有钱人，其中至少有半数要回来，大叹：‘走遍全世界，还是香港好。’”他们到底喜欢香港什么？

1971年5月4日的社评《香港人的生活方式》或许作出了回答：“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主要还不是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而是在生活方式上。”在不同制度下生活，不论在家庭、求学、选择职业、交友、恋爱、婚姻、居住、行动、言论哪一方面，都有重大不同。“香港是殖民地，没有充分的政治权利，决不能说这里有健全的民主制度。但整个说来，我们在个人生活上所过的，是一种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人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享有充分的个人权利和个人自由。基本上说来，我们生活在一个自由社会之中。”

香港最宝贵的就是自由。无论评论还是新闻报道、副刊，《明报》完全站在香港普通人的立场。金庸爱香港这个自由港，1963年10月16日即在社评《自由乃民主之母》中指出，香港没有民选的议会，完全谈不上民主，“但一般人民享有充分自由，于是整个社会繁荣而安定”。

1964年10月5日，金庸在社评《我们歌颂“民主”与“自由”》中说：

“民主”和“自由”这个字眼很是空洞，但实在是包含着极宝贵、极可爱的意义。如果这世界上真有什么值得为之牺牲一切，包括牺牲自己的生命的东西，那便是“自由”。“不自由，毋宁死”，那是一句老话，但你越想会越加体会到这六个字所代表的种种宝贵事物。

1967年6月9日“五月风暴”期间，金庸在社评中说，他毫不否认香港政府的缺点，公务人员、警察工作上的缺点，“然而在香港，我们有自由”。1969年7月29日，他的《香港无宝，自由即宝》社评说得很清楚：

我们大家之所以喜欢住在香港，相信主要的理由，便是由于这里的的确确是个自由之地。因为自由是如此宝贵，所以任何使自由受到限制的决定或措施，都应极为郑重地加以考虑。

本港最宝贵的东西，不是工业，不是美丽的风景，不是繁盛的商业，而是充分保障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制度。

1971年4月17日，他在《一求安定，二求自由》社评中说，“‘二战’结束以来，我们享受到令人十分满意的安定和自由。中间虽然也遭遇过危机，有过动荡的岁月，但我们的安定和自由并没有受到基本上的重大损害”。11月27日，“香港节”开始了，他在《是鲜花，是爱，是温情！》社评中说，香港人在东南亚各地代表着“现代化”“有办法”“企业精神”“勤奋富裕”，他关心的是这城市目前的面貌是不是能长期地保持下去，事实上是谁也不知道。“但我们热诚地爱这个城市，希望它一天比一天繁荣。或许因为它的前途不稳定，我们为它担心，那只有更加爱它。”

二、《香港的前途》

1971年10月29日，金庸在《静以观变，不必忧虑》社评中表示，台北失去联合国席位后，香港股市大幅度下跌，显示人心动荡，他对这个政局的演变不表示乐观。但他预测，“五年内不会有任何变动，十年之内即使有变，也是逐渐地缓缓变化，不至于发生令人措手不及、无法适应的情况。长期来说，谁都无法预料，也不必预料”。11月22日，他在《北京无意改变香港现状》社评中说，“中共对香港的态度，主要取决于香港对于中共的利用价值，而绝非决定于中英关系的好恶”。他在12月11日的社评《香港的战略地位》中分析，北京要取台湾，目前是“不能也，非不为也”，至于取香港，则是“不为也，非不能也”。取香港不仅是经济上的巨大损失，香港当时还是北京的一个安全通道，使它永远不会遭受封锁。一取香港，不过多了一个上海、天津，原来特殊的战略意义便立刻消失了。

新界的租借到1997年6月底期满，届时中国政府依约收回还是另有安排，对香港的前途有决定性的影响。香港人对这个重要问题越来越关心。金庸主编的《明报月刊》1980年2月号访问了香港最主要的五个工商界团体负责人，以及长期研究香港问题的夏斯理教授，这些访问虽不能提供明确答案，但大致有一个结论：越早有明确答案，对香港及中国的经济展望越有利，悬而不决地拖延下去，会产生不良影响。有人指出，最迟应该在1982年解决，以后中、英的会谈果然是在1982年9月开始。

1980年2月2日，他在社评《一九九七？一九八二？》中说：

香港是永远会存在的，就算政治地位有了根本改变，这里大多数居民当然也会生活下去，而且也不一定生活得不好，所谓香港的前途，只是指香港目前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的前途。香港永远会有前途，目前的制度却不一定。

1981年2月19日，中、英就香港回归进行试探性接触，金庸发表社评《必须使三方面都充分满意》，一切安排不能影响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社会主义革命政权的体面，不能稍有损害中国的荣誉和民族尊严；不能违反英国重视法治、自由、人权的原则，不至成为英国的负担；不改变香港政治、社会与经济现状，香港各界人民的生活有长期性的健康发展。

次日，他发表社评《关于香港未来的一个建议》，建议中英两国经磋商研究，订立一个有关香港的条约或协议，或由两国外长发表联合公报。内容主要为三点：一、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二、香港现状不变；三、中国如决定收回香港，应在十五年之前通知英国。

这可以看作是他对香港前途的一个重要预测，他的看法与1982年9月24日邓小平会见撒切尔夫人时阐述的观点极其接近。北京正式通知英国，决定收回香港主权和治权，距离1997年7月1日恰好提前了十五年。金庸说：

预测香港的前途并不太难，因为主要的根据是中国领导当局的决策，而决策的内容与各种因素并无机密，基本上是可以了解的。

中国对于香港的政策，可以说是“现状不变，长期利用”八个字，再加上八字：“民族大义，利于国家。”香港现状的维持下去可以加以充分利用。

撒切尔夫人赴京前经过香港，由港督麦理浩安排，单独会见金庸四十五分钟，就香港谈判问题征求他的意见。不久前，6月9日他刚获得英国女王授予的英帝国军官勋章，即OBE勋章。

金庸以极大的热情投入这场影响香港未来的讨论，几乎隔几天就会发一篇有关社评。1981年7月18日邓小平与他见面时即说：“我们要收回香港，我知道你是很赞成的。”金庸回答：“当然，当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就一心一意想中国收回香港。”他在故乡读小学，历史老师讲到鸦片战争时“突然掩面痛哭”，全班小同学跟着放声大哭。收回香港，他认为天经地义，“就算牺牲性命，也不要紧”。邓连连点头：“很好！在我们四川，也是这样讲的。”

1982年8月31日，金庸在社评中列举了香港人目前享受到的一系列自由，包括迁居的自由、批评政府或任何公务员工作的自由、表达意见的自由、持有不同政治见解的自由、出版任何书报刊物的自由、信仰任何宗教而公开参加宗教仪式的自由、集会结社的自由、罢工怠工的自由等。11月1日，他发表社评《至少十五年，香港无大变》，当时香港企业界和许多市民担心三四年内就会有重大改变，以至人心惶惶。11月25日，他在社评《三个照旧，两个自由出入》中提议，收回香港主权三十年内，维持香港的自由和金融中心地位，香港居民可以自由出入，不必经过申请和批准，一切货币、黄金、有价证券、货物等可以自由出入，不必经过申请和批准。其后，中国政府的承诺是“五十年不变”。

在香港，“人人呼吸着‘怕老婆也不怕政府’的自由空气”。这是立法局议员苏国荣的一句话，1984年3月24日，金庸的社评《就算怕老婆，也不怕政府》以此为题，“香港人怕变，决不是对英国的殖民政府有什么特殊喜爱，而是对‘不必怕政府’的制度有特殊喜爱”。“‘三个不变’是经济制度、社会制度、生活方式三者不变。‘不必怕政府’是这三者的骨干。”

当年4月，金庸从1980年以来发表的250多篇有关社评中选取128篇，结集出版《香港的前途——<明报>社评选之一》一书。这是他迄今为止公开出版的唯一一本社评集，黄色的封面上，他手书的“香港的前途”书名是红色的，“<明报>社评选之一”是金色的，上下各有他喜欢的金、红色线条装饰，很扎眼，封面上特别印了两行小字：自由＋法治＝稳定＋繁荣：－（自由＋法治）＝－（稳定＋繁荣）。当年5月20日，正值《明报》创刊二十五周年，他大摆筵席，请各界朋友一起欢庆，当晚席散之时，每人都得到这本新书，很多人围住他要签名，一下子签几百个名字，签得他都手软。

当天，他发表的《为保持自由法治而努力》说：“我们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今后还想长期住下去，自当为此尽力。这和《明报》这张报纸、我们几十万读者，以及全港市民的荣衰祸福有密切联系。”

9月26日，中、英两国代表在北京草签了关于香港问题的《中英联合声明》。12月9日，正式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1985年4月10日，全国人大第六届第三次会议通过决议，成立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此前，中国政府已通过新华社香港分社邀请金庸参加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他最初不无顾虑，担心读者误会《明报》和北京站在同一阵线，有损“作为一份独立报纸的形象”。有关负责人劝他，起草委员中包玉刚、李嘉诚等都是中立人士，这方面应该不用担忧。金庸考虑到自己只身南来，“赤手空拳，一无所有，终于在香港成家立业，建立事业与名誉，有了一个幸福家庭和幸福生活”。“这一切虽有自己辛勤努力，但全是出于香港这一环境之所赐。”他说自己充分了解香港的一切，同时在大学里是学法律的，对国际法相当熟悉。他在香港有成千成万读者、朋友和亲人，他们的苦乐忧喜不能不深切关怀，参加这委员会纯粹是贡献而不是寻求什么利益。经过慎重考虑，他接受了邀请。

一些《明报》员工也向金庸表达过顾虑，他解释，在这里过了几十年自由自在的生活，香港给予他的实在极多，他常怀感激之情，有机会为所爱的香港花五年心力，真正做一件重要的事，然后退休，心中会感到安慰。《明报》的立场决不会因他担任“草委会”委员而有丝毫改变。

当年6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正式成立，59个委员中有23人来自香港，金庸以个人身份担任起草委员。第二天（6月19日），他在《明报》发表社评《目标是求“不变”》。十一天后（6月30日），又发表社评《对基本法的初步构想》，提出四点具体意见：“实际重于理想、经济重于政治、自由重于民主、法治重于平等。”“将来写成的‘基本法’，如果内容比较偏于保守，我相信总体上对香港会较有好处。毕竟，大多数香港人是怕变，是希望不变。将来社会上如果真有改变的需要，大势所趋，势不可当，一部‘基本法’也万万阻挡不了。”

1985年7月1日，金庸赴京出席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临行前特地让《明报》印刷了中英文对照的《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附有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及其他相关文件，会上他将一百多本小册子分发给与会者参考。7月4日，他作了题为《一国两制与自由人权》的长篇发言，指出“一国两制”构想是第一次获得国际性认可，如果在香港试验失败，还可以在别的地区再作试验。如果香港一试成功，中华民族的兴旺发达便快速得多。他说，“保持香港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原有的”三个字值得注意，世界各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并非完全相同，我们的主要目标是“保持原有的”制度和生活方式，不是大作改变而去搬抄别国的制度和生活方式。

金庸的发言引来热烈的掌声。年迈的雷洁琼拉住他的手，连连用英语说：“你的发言真是太精彩了！”参加会议的人中还有不少他的武侠小说迷，谈政治之余，也少不了谈他的武侠小说。

金庸办了一辈子报纸，年轻时的外交官之梦早已随风远去，而今年过花甲，第一次参与政治，他确乎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在首次草委会全体会议上，到处是他活跃的身影，他是发言最多的草委之一，他的观点得到不少草委的赞同，一时风头无两。会议前，草委会秘书处通知各草委，会议消息只能在记者招待会上发布，草委不能私下透露。作为新闻工作者，他对这一规定表示不满，第二天分组讨论时，他要求改变这项规定，因为基本法起草工作只是一个立法过程，而按西方民主国家的习惯，每一项法案在通过前，都将进行公开辩论，全国人民可以知道各种赞成、反对、补充及修改的主张，舆论界也可提出任何意见。他的观点得到大部分草委的支持。他的建议被接纳，每位草委都可以透露自己的意见，甚至公开在会议上的发言内容，但绝不能透露其他草委的发言内容。

1986年4月18日至22日，基本法草委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决定下分五个专题小组，每个小组设两名负责人，分别代表港方、中央政府方，金庸被任命为“政治体制”小组的负责人，另一位负责人是北大法律系教授肖蔚云。

三、“苦心太息少人知”

在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五个专题小组中，金庸负责的政制小组问题最多，争论最多，自1986年4月成立以来，开会最多，工作进度却最慢。到1987年8月，草委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时，其他小组都提交了完整的方案，而政制小组仍争议不休，尚未达成共识，只能在“征求意见稿”中列出各种政制方案。

1988年5月到9月，“基本法征求意见稿”在香港居民中公开征求意见，金庸风尘仆仆，多次往返于内地与香港，交汇意见，并构思他的“协调方案”，希望能化解分歧。“征求意见稿”咨询期结束，11月12日，以基本法咨委会程介南、陈子钧为代表的中间派，在香港组织了一次会议，希望取得共识。包括“一九○人方案”“八十九人方案”“三十八人方案”等十个政制方案的社团都派出了代表，有七十多人与会，被称为“武林大会”，金庸担任大会主持，会上争辩非常激烈，最后没有举行表决，只是个协调会议。他认为，单以方案内容而论，不计每个方案背后支持的人数，主张以大选举团或选举委员会方式产生行政长官的，明显占到多数。

11月18日，金庸从香港乘直通车到广州，晚饭后和肖蔚云、李后、鲁平、毛钧年先举行了一个“预备会议”，达成一个意见，以金庸提出的“新协调方案”作为这次政制小组的讨论基础。他的新方案建议1997年后香港的政制发展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行政长官由千人的选举委员会选出；立法机关直选议席比例，由25%增至50%。2011年下半年，举行全民投票，以决定是否进入第二阶段。如进入第二阶段，行政长官将由选民一人一票产生，第一阶段的千人委员会将改为提名委员会，推举五名候选人参加普选。立法机关则按2011年的公民投票结果，以决定直选议席比例是50%、75%或100%。

在广州白天鹅宾馆的政制小组会议上，金庸的方案一提出，草委廖瑶珠律师就反对以此为讨论的基础，认为这不是深思熟虑的，“他一夜可以想出来，一夜也可以改掉，我不相信一夜的天才”，不同意所谓“主流方案”的提法。金庸则说廖误会了他，他没有把香港人的方案踢走，这只是他个人的新方案，代替原先的旧方案，没有排斥别人抬高自己。结果仍以他的这个方案为讨论基础，廖表示保留和抗议。事后廖瑶珠对记者说，这是不合程序的，他如果只是与另一召集人肖蔚云商量是没问题的，“草委会从没有听说什么预备会，小组只有召集人，其他都是普通委员，他为什么要跟那几位开预备会”？

消息传到香港，舆论一片哗然，11月19日、20日，香港大部分报纸都批评他的“新协调方案”过于保守，有民主派人士甚至指责他出卖港人利益。香港的普遍反应，都不赞成“新协调方案”，包括一些向来亲中央政府的团体也表示不满，认为这一方案的民主进程太慢。会议最后三天仍以“新协调方案”作为讨论基础，香港的反对声此起彼落。为了应对香港的民意，金庸将方案略作修改，行政长官的产生方式前三届由间接选举产生，在第三届任内，由香港全体选民投票，决定第四届是否普选产生。这个方案最后成了小组的“主流方案”，经12月初的草委主任扩大会议和1989年1月的草委全体会议讨论通过，将成为香港未来政制的蓝图。

金庸毫不讳言，在署名社评中说，“必须声明一下，笔者原来设计的方案远比目前通过的保守而稳健，是在内地几位草委的劝说之下，修改成现在的形式”。他说，自己的方案每一条都可在港人所提的意见中找到根据，并非独创，他所做的只是他的本行——编辑工作，编辑之时有所取舍。早在1984年1月9日，他就在社评《能不能实施民主政治？》中指出，香港有些人对真正的民主心向往之，将“港人治港”与“民主政治”之间画上等号。“我们的看法却颇为现实，认为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即今后三四十年之中，香港殊无可能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因为条件不具备。”所以，他说实际上行得通的办法是协商制，而不是普选，目标是尽可能长期地维持香港的稳定繁荣，维持现有的生活方式。

金庸几乎成为众矢之的，各种猜疑纷至沓来，“苦心太息少人知”，这句诗就是他当时孤立处境的真实写照。有一天，欧阳碧在七楼见到他，有点担心地跟他说：“查先生……您可千万要小心，不要被人利用。”他笑眯眯地回答：“谢谢你，我知道的。”

金庸手中还有《明报》，面对汹涌的批评，像60年代遭左派报纸围攻时用社评反击一样，这一次，他也通过《明报》社评为自己辩护。那时，他已不再每天写社评，而是由他和吴霭仪、徐东滨等轮流执笔。尽管如此，涉及中英、中央政府与香港之类的敏感议题，仍要照顾金庸的立场。有时到了紧要关头，社评员不敢下笔，非金庸亲自出马不可。他以后还下达过一张字条：有关民主要求、基本法等问题由他本人执笔。也有社评成员根据他平日的文稿修改，揣摩社评方向，甚至连语法笔法也尽量模仿他。资深执笔人董千里说：“我为《明报》撰写社论，自始至终，没有受到社方任何干预，但主要由于我的自律，而非他的宽容。”

金庸平时不大喜欢说话，在《明报》常常以字条发号施令，以笔代口是他的拿手戏。从11月28日起，一连十二天，他以《平心静气谈政制》为题，以连载问答的形式发表系列评论，回应有些指责他的文章“颇有意气”“情绪激动”。有人质疑他身为基本法政制小组召集人，对于基本法政制问题，当然应该避嫌，否则《明报》岂不成了基本法政制小组的“传声筒”？11月30日，金庸发表极为少见的署名社评《政制设计的目标和原则——力求积小变而成大变》，解释他之所以亲写社评，主要是一些报章很不公平地攻击他个人，他必须把事情说得清清楚楚。“我决不反对逐步发展民主政制，但坚决主张以保持稳定繁荣为必要前提，以不引进中共的干预或全面参与为主要前提。”1997年之后十五年的稳定，变得少，十五年后是下一代的事。“这篇社评是笔者的署名文章，以表示个人负责。”第二天，《明报》还刊登“本报专讯”《查良镛撰文有因》解释：

自八五年出任基本法政制小组港方召集人后，已不在自己报章上撰写关于基本法的社评，并一直遵守着这诺言。但现在基本法差不多要提出来通过，却有很多对我不公平的言论，所以我要将事实说清楚。……要为自己解释辩护，是最没趣的事，如是私人事务，你相信也罢，不信也罢，你怀疑我的人格，难道我的人格就会被你怀疑坏了？不过这是公众事务，又牵涉到旁人，有必要澄清一下。

金庸在香港已居住四十年，对香港有着深厚的感情，早已把它当作自己的家乡。《明报月刊》1983年4月号专题“香港的价值”，封面是王司马的画“小心轻放，香港制造”。1959年12月4日的《明报》社评《香港人多用香港货》，1966年11月29日的社评《香港应发展招牌货》，1981年9月25日的社评《香港人用香港货》，都可以看出他对香港的热爱。但他又是从内地来的，内心深处还是一个飘零的游子。12月2日，他再次发表署名社评《香港多数人的愿望》：“我不断在想香港千千万万根本不知道基本法，从来没有看过基本法草案的人……我自觉有责任以大多数市民的基本要求为这份工作的唯一目标。虽然能力有限，做得不好，压力很大，但当尽力而为。（他们生活稳定，越少改变越好。）笔者自觉已为香港大多数人尽心尽力，报答了香港人的好意，到此为止，也就问心无愧了。”他不无伤感地说，“在这工作上，任何人把我当敌人我都不在乎，最多不过两手空空地离开香港，反正四十年代我也是两手空空来到香港。”

12月4日，金庸意外地收到一份惊喜——一位普通香港市民送他一束红玫瑰、一封支持他的信。信中表示，自己一直是“主流方案”的反对者，直到读完他的十二篇《平心静气谈政制》社评，才对他有所理解，送花给他以示支持。在千夫所指的那一刻，突然有一个人支持他，或许没有比这一束红玫瑰更令他欣慰的了。

四、告别五年草委

12月17日，金庸接受香港电台“事事如棋”节目采访：

我写这么多武侠小说……遇到有必要时，就是要挺身而出，做些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不同意见的人，误解我，攻击我，或许是我过分热心，不够圆滑吧！……我始终希望扮演一个协调者的角色。一直以来，我都希望在草委大会内部，或者政制小组内部，保持民主的声音，希望这种声音能在基本法中得到反映。再说，现在的政制主流方案，其实也不单是我个人的意见，而是经过政制小组通过的。

这一年最后一天，金庸在家开香槟酒向倪匡夫妇、林燕妮等祝贺新年快乐。太太嘀咕他为基本法的事辛辛苦苦地做功课、开会，为什么？他带着些微的激动，用带赣江南口音的广东话说：“我两手空空来到香港，一住几十年，也可以说我在香港发达。我想为香港人做点事。”

1989年1月9日，在广州花园酒店举行的草委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审查表决各小组的草案，通过“主流方案”，并接受89岁的草委查济民提出的修改提案，因此被称为“双查方案”。查济民也是海宁查家的，他是金庸的叔祖。

2月2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草委会提交的“基本法草案”，“双查方案”将成为香港未来的政制方案。未来特区的首任行政长官会不会是金庸？这随后成了香港的一个热门话题。正当人们议论纷纷时，他公开反驳：“认识金庸这个名字的人，较认识卫奕信（时任港督）的人还多，我实在没理由为出名而去做将来的特区首长。”“当行政首长有什么好？金庸的名与利相信都不会差过港督。今日全世界知道金庸的，会多过知道不论哪一位港督呢！一百年之后，恐怕相差更远吧？”“不要说我已六十多岁，就是现时只三十岁，也不当行政首长。你想想，目前单是一会儿英国的议员来，一会儿港澳办的来，一迎一送就麻烦透顶。受到这么多人管束，当行政首长有什么好？”“九七之后，香港行政长官要受国务院领导。别说我决没资格做，即使有资格，也万万不干。我现在不受世界上任何人管束，除了听太太的话，要给她买靓衫之外。”

政制方案在香港掀起满城风雨，英国政界人士也纷纷到香港了解情况。1989年4月，“基本法（草案）”咨询期间，英国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五名议员专程赴港，金庸也被安排与他们会面。

当年5月20日，金庸分别写信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主任委员姬鹏飞，辞去基本法草委的职务，同时写信给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主任安子介，辞去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及执行委员，即日起不再担任上述职务。第二天，《明报》在要闻版刊登“本报专讯”《查良镛昨提辞呈，辞去基本法草委，并辞咨委会委员及执委》，他表示：“但是凡有利于香港顺利过渡，有利于保持香港繁荣安定、自由法治者，今后仍当以新闻工作者之身份尽力。”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何况，基本法草委中，有不少学识高明的能干人士，少我一个没有关系，而草案工作也已接近完成，只是在经过第二次咨询后，参考香港人的意见，再作若干修改而已。

金庸自称是现实的人，“只希望在现实条件的许可之下，为香港人争取到尽可能好的条款。提出崇高的理想很容易，但如根本无法实现，徒然造成混乱和损失”。

五年风风雨雨的草委生涯至此结束。

五、“满意现状”

1992年2月19日，金庸在牛津大学近代中国研究中心用英语做了一个讲座，题为《香港和中国：1997年及其后五年》，作出这样的预测：

据我目前估计，未来十年之内，中国不会有大变，不会像苏联和其他东欧共产国家那样，彻底改变国内政治架构和制度。由于中国早在1979年便开始推行重大经济改革，中国经济最近十多年来欣欣向荣，全国人民不分职业、种族、年龄、性别和社会阶层，生活水准都不断提高。……

对大部分老百姓来说，对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来说，对店东、银行家、售货员、经理、制造商、会计师、秘书、地产发展商、商人和投资者来说，无论他们是亿万巨富还是街头小贩，在1997年之后的香港，都可以生意照做，工作如常。由于香港的自由经济符合中国的最佳利益，符合共产党的最佳利益，符合中上层官员和他们子女的最佳利益，所以，他们在经济上，会很乐意、很合作地让香港人一切不变，以符合香港人的最佳利益。

金庸凭着对香港和中国政治的了解而作出这样的判断。他从牛津回港，恰逢卫奕信离任，英国前保守党主席彭定康（ChrisPatten）成为最后一任港督。他在英国和彭定康见过面，初步印象不错。过去几任港督（麦理浩、尤德、卫奕信等）都有长期的中国经验，或是担任过驻中国的外交官，能直接阅读中文书报，甚至流利地说中国话。彭定康虽然在赴任前花大量时间研究香港问题，有备而来，但“对中国所知极少，对香港事务全然陌生，不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不明白中国人的心态和行为方式”。金庸和彭定康在伦敦和香港都曾会晤过，金庸恳切进言，希望彭放弃那套政治改革方案。他直率地对彭定康说：这些方案不符合中国的既定政策，不符合香港的现实，所以是行不通的。

彭定康到任不足三个月，就于当年10月7日在立法局宣读第一份施政报告《香港的未来：五年大计展新猷》，提出香港政制改革的方案。基本法没有明确如何产生十席选举委员会议席，该施政报告建议由民选的区议员产生；此外，新增九席功能组别，将法团投票改为个人投票，三十个功能组别的选民范围扩大到两百七十万工作人口中符合资格之所有选民，功能组别的选举变成职业界别的直接选举。施政报告一出台，即遭中方严厉抨击，港澳办主任鲁平直指彭定康是“香港的千古罪人”，中方高级官员拒绝进行任何形式的会谈。

彭定康的政改方案闹得满城风雨之际，金庸虽还担任明报集团董事长，但平时已不上班，这次因不满末代港督的“欧美式民主化方案”，他才再次提笔上阵。10月19日，他在《明报》发表社评《保持现状，充分利用》。第二天接着刊出《从京官治港到精英治港》，他认为：“中共对政治权力牢牢掌握，经济可以改革开放，政权却绝对是共产党专有，决不容许西方式民主。香港如想在短期内加速推行西方式民主，违反中共的根本政治决策。”这两篇社评概括性地指出了香港的各种实际情况，只是冷静地叙述事实，不包括他的好恶和是非判断，“事实是这样，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这是必须面对的事实”。

1993年1月，《明报月刊》的“中港关系及香港政制”特辑，既有彭定康的文章，也有金庸的《功能选举的突变》，他自称“民主缓进派”（稳健派或保守派）。

不久，1993年3月19日，江泽民在北京与金庸见面时，指着茶几上的这一期《明报月刊》说：“比方说你这篇文章中谈到民主的发展，各国国情不同，发展的方式和速度各有不同。英国自大宪章开始到妇女有选举权，足足经过了七百年之久。这一点我很同意。英国人本来是尊重传统的、喜欢切合实际而循序渐进的民族。他们到现在还有上议院，所有贵族议员全部是皇室任命的，并非民选。彭定康先生怎么到香港来忽然搞这么一套。你这篇文章的英文翻译我也看过了。”江指指《明报月刊》旁边放的几页英文复印本，有几行底下还画着红线，金庸相信那是江阅读时表示赞同的。

也是在这篇文章中，金庸就香港政制安排上的选择有一番坦诚的自白：

这与我对北京当局和共产党的观感无关，只是从中、港的现实出发，认为民主缓进对香港最有利。另一原因则相信由于我的个性，我不论做什么事，都是缓慢而坚持，相信恒心与毅力，不喜欢大跃进式的狂冲猛打。当然，不必否认，也有一部分原因是我属于既得利益的建制派，满意现状，不想有太大、太多、太快的剧变。我不会再有二十五年寿命，但“五十年不变”的念头毕竟想来挺美。

另一个原因，是我自信对于历史（那是中国人民族性长期的集中表现）、政治规律，以及共产党人的处事方式，比青年和学生们了解得较多、较深。

还有，当政制小组争论不下时，邓小平对他们说过一句话：“不能照抄美国的民主制度！三权分立就绝对不行！”金庸清楚地知道北京的底线。

正是这些因素决定了金庸的立场，他毫不回避作为既得利益者，他不希望变动太大、太快、太多，至于未来，他老了，那是下一代的事。

第十五章　三次婚姻

“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金庸在武侠小说中写尽人间的悲欢离合、恩怨情仇。他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说过：“我的婚姻不理想，我离了好多次婚。”在纸上“笑傲江湖”的背后，他的婚姻曾两次破裂，心爱的儿子在美国自杀，这一切他都得一一承受。

一、杜冶芬

金庸与第一任妻子杜冶芬的爱情萌芽于1947年的杭州，那时他在《东南日报》工作，因主编幽默专栏而与杜冶芬的弟弟杜冶秋认识。杜家父亲在上海行医，母亲喜欢清静，用八根金条在杭州买了所庭院，平时与女儿一起住在杭州，杜冶秋则跟着父亲在上海上学，假期才来杭州。

一天，金庸编的“咪咪博士答客问”栏目有这样一个问题：“买鸭子时需要什么特征才好吃？”“咪咪博士”回答：“颈部坚挺结实表示鲜活，羽毛丰盛浓厚，必定肥瘦均匀。”少年杜冶秋不以为然，写了一封信去“商榷”（或说抬杠）：“咪咪博士先生，你说鸭子的羽毛一定要浓密才好吃，那么请问，南京板鸭一根毛都没有，怎么竟那么好吃？”“咪咪博士”回信：“阁下所言甚是，想来一定是个非常有趣的孩子，颇想能得见一面，亲谈一番。”杜冶秋回信：“天天有空，欢迎光临。”

金庸在一个星期天下午登门拜访，邂逅了17岁的杜家小姐杜冶芬。第二天，他再度登门，送去几张戏票，盛情邀请杜家一起去众安桥的东南日报社楼上观赏郭沫若编剧的《孔雀胆》。这个戏由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前身“抗敌演剧九队”公演，在杭州引起很大反响，人们争相观看，《东南日报》除一般报道外，还花了不少篇幅进行宣传。之后杜冶秋和父亲回上海去了，金庸却成了杜家常客，与情窦初开的杜小姐双双坠入爱河。

1948年3月，《大公报》要派金庸到香港工作，他不是很乐意，写信到杭州，征求杜冶芬的意见，她的答复是短期可以，时间长了不行。后来报馆高层同意他的要求：只去半年。赴港前他去了两次杭州。当时许君远要他写一篇《我怎样决定到香港》，在《大公园地》上发表，同事李君维甚至预先给他起好了题目，就叫《杭州别凤记》，还画好了两个小报头。他说：“一看报头如此之美，题目又如此之艳，文章也吓着不敢出来了。”3月27日，杜冶芬送他到上海，替他整理行李，送他上飞机。临别前交代他一句话：“我们每人每天做祷告一次，不要忘了说，但愿你早日回到上海。”飞机是30日早晨起飞的，“本来预定计划4月1日办一件有关终身大事而并非终身大事的事，于是一切只好‘半年后再说’”。

据说，当年10月他们在上海举办了婚礼，许君远是证婚人。

杜冶芬随他去了香港。他在《大公报》《新晚报》时的老同事、上司罗孚记得，他们那时住在摩理臣山道，附近就是杜老志道和杜老志舞厅，所以有人就开玩笑给这位杜姑娘起了个外号，叫她“杜老志”。

金庸曾以“林欢”的笔名写影评、编剧本，这个笔名的来历，他本人没有作过任何说明，杜冶秋说，“林”是因为他们夫妇两人的姓氏“查”和“杜”中都有一个“木”字，双“木”成“林”，而“欢”是他们当时男欢女爱、生活幸福的写照。杜冶芬在香港的几年，金庸忙于工作，没时间陪她，她一个人在家寂寞无聊，生活过得不愉快。最后她独自回了内地，两人办理了离婚手续。

罗孚说杜冶芬在长城电影公司担任过场记，后来不知怎么，两人分了手，她一个人回杭州去了。金庸在《大公报》的其他同事说：“杜冶芬是杭州人，不懂粤语，在香港感到生活苦闷，加上当时查良镛收入不多，她在吃不了苦的情况下，离开查良镛。”金庸74岁时回忆这段不愉快的婚姻，依然眼含泪光地说：“是她背叛了我。”有记者问罗孚，金庸在接受采访时说是太太背叛他，是怎么回事？罗孚回答：“他是这样讲，我们当时也不是很清楚。”

金庸自认是个感情重于理性的人，他对记者说：“年青时，喜欢一个女孩子，明明知道不合适，或者没机会，也照追可也。”“现在不怕讲，我第一任太太betrayed（背叛）了我。”他还说：“我是离过婚。第一次结婚的时候，她很爱我，我很爱她。但事后离了婚，你问我后悔不后悔，我说不后悔。因为在当时条件下，大家好真心真意的，事后变故，大家没办法知道。”

他们没有子女。杜冶秋回忆：“有些报纸说查、杜分离是因为查欲求职‘外交官’遭妻子反对，迫不得已才分手的，实际上是无稽之谈。”杜冶秋认为，“后来离婚的主要原因，恐怕还是‘爱尚且存在不足’”

二、朱玫

金庸的第二任妻子叫朱玫（又名璐茜），新闻记者出身，美丽能干，懂英语，比他年轻十一岁。两人相恋时，金庸还在《大公报》。当时的同事高学逵的小孩子高洁还是个小学生，一次报馆同人郊游沙田“丽园”，目睹这位“查叔叔”带了一位文静窈窕的女朋友。“朱漆九曲桥畔，相依相偎。我们还是头一次见识什么叫热恋呢。”

1956年5月1日，他们在香港美丽华酒店举行婚礼。当时金庸还在《大公报》工作，并以“林欢”等笔名写影评、电影剧本。很多新闻界、电影界的人到场祝贺，包括《大公报》社长费彝民，电影演员陈思思、张铮、乔庄等。《长城画报》刊登了他们的结婚消息。他们在半山缆车径（现在的坚尼道）2号租房居住，房东就是后来在《明报》写专栏的简而清。

他们的大儿子查传侠出生之后，金庸创办《明报》，筚路蓝缕，备尝艰辛，朱玫与他患难与共，成为最早也是唯一的女记者，夜半渡口留下了他们夫妻的身影，还有一杯咖啡两个人分享等故事。那确实是一段令人难忘的相濡以沫的历史。《明报月刊》初创时期，金庸全力以赴，日夜忙个不停，那时他们已有二男二女，朱玫除了照顾孩子，每天还要给他送饭。

1968年的《明报》编辑会议记录表明，朱玫常以“查太”身份出席，有时称“查社长夫妇”，有时称“查社长、查太”。《华人夜报》创刊，朱玫担任社长，之后还是《明报晚报》的采访主任。1969年5月20日，《明报》十周年报庆，在文华酒店举行宴会，她身着玫瑰红的礼服，烫头发，满有精神地与丈夫一起出席，迎接嘉宾。在合影时，他们夫妇和沈宝新夫妇坐在一起，一对小儿女传侠和传诗蹲在他们前面，一个幸福完整的家庭。

1976年1月《明报月刊》十周年，金庸写下《“明月”十年共此时》，回忆“明月”初创，“我妻朱玫每天从九龙家里煮了饭，送到香港来给我吃”，笔下充满温情。此时，《明报》已稳居香港大报地位，明报王国颇具规模，他们的婚姻却出现了裂痕，最终走向离婚。朱玫很能干，对工作很认真，甚至有点固执，两人时常因为工作大吵，或许伤了查的自尊心，于是出现了婚外情。“十元小费”结束了一段曾同患难的婚姻，缔结了另一段共富贵的姻缘。

当时《明报》的社址，是设在北角英皇道。

金庸在报馆做得累了，就最常去附近的一间餐厅饮杯咖啡，提一提神，松弛一下筋骨。这间餐厅就在北角“丽池”附近，金庸每日都会“到此一游”，是餐厅的熟客兼老主顾。

一日，金庸又如常去这间餐厅喝咖啡，突然有位年轻貌美的女侍应趋前，问他是不是金庸，他说是，大家就闲聊了数句。

结账时，金庸额外给这位女侍应十元小费。这位女侍应当然受宠若惊，因为当时物价，十元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女侍应立即截住金庸，要将十元还给他。

女侍应说，金庸是文人，靠写稿维生，赚钱是相当辛苦的，所以那十元小费，她一定不会要。金庸听罢，满心欢喜，因为想不到这位女侍应年纪轻轻，却说出这番话来。之后他们就交了朋友。

想不到这十元小费，影响力这么惊人，不但缔造了金庸另一段情缘、另一段婚姻，亦改变了金庸与妻子朱玫的一段夫妻情。

据闻，金庸与这位女侍应感情发展一日千里，其后更在跑马地共筑“爱巢”。

朱玫最初还蒙在鼓里，后来却从一些蛛丝马迹中，发现丈夫有外遇。金庸习惯每晚返《明报》写社评，但有段时间却甚少出现在报馆，只是叫一位后生将他写好的稿送去《明报》编辑部。

朱玫发现此事，就追问这位后生去哪里取稿。后生见无法隐瞒，便和盘托出，表示金庸叫他去跑马地取稿。于是朱玫叫这名后生带她去跑马地，终于发现了这个“秘密”。

当然，这段婚姻亦出现了危机，挽救不了，离婚似乎是最后要走的路。

有传说指是金庸主动提出离婚，但朱玫也提出两大离婚条件，才肯答应跟金庸离婚：一是金庸付一笔钱作为补偿；二是该女侍应要去扎输卵管，才可与金庸结婚。

朱玫要这位女侍应扎输卵管，是为她的孩子着想。因为朱玫跟金庸已生了数名子女，若女侍应又有孩子，她的子女一定会被忽视，所以金庸与女侍应一定不能有孩子。

据说金庸答应了这两个条件，之后便与朱玫正式离婚。

这些传说或许无法得到确证，离婚的原因也很复杂，离婚则是事实。罗孚说：“朱玫协助他创业，尽了很大的力。她人很能干，帮他做了很多事情。跟他到底怎么回事，我们就不是很清楚。”“他与朱玫离婚，得不到好朋友们的谅解。”林燕妮说朱玫“也属性刚之人”，《明报周刊》总编辑雷伟坡结婚，在郊外举行婚礼，她也到场祝贺。金庸问：“要不要我送你回家？”朱玫只回以淡淡一句：“不用了。”

朱玫在孤独和凄凉中度过后半生，有时会到英国去住，据说那里有她的亲戚。1995年前后有人看见她在港岛铜锣湾的街边卖手袋。有人告诉金庸，他表示不至于。他说：“我一直想接近她，想帮助她，她拒绝，她不愿意见我，我通过叫儿子去照顾她，她也不愿意见到，她情愿独立。”

1998年11月8日，朱玫因肺痨菌扩散病故于香港湾仔律敦治医院，享年63岁，身后还有相当多的财产留给了三个子女。而替她拿死亡证的，既不是她的前夫，也不是她的儿女，而是医院的员工，晚境之凄凉令人唏嘘，与金庸晚年的风光更是构成了巨大的反差。

多年后，金庸说，如果可以补救的话，他希望可以对亲人好一些，对朋友好一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脸带愧色地说：“我对不起朱玫……”他对央视主持人白岩松说过：“我作为丈夫并不很成功，因为我离过婚，跟我离婚的太太有一位，我心里感觉对不起她，她现在过世了，我很难过。”

三、阿May

能与亿万富豪金庸白头偕老的女子叫林乐怡（洋名叫阿May），即金庸的第三任也是现任妻子。她认识金庸时才十六岁，比金庸小二十多岁。他们俩是在扎角丽池一间酒店里擦出爱的火花的。林姑娘那时是那家酒店的侍应。那天，金庸刚与第二任妻子吵过一架，正失意至极，就到那家酒店闷坐。金庸引起了林姑娘的注意。林姑娘想请失意的男人吃碗面，而那失意的男人也因此注意上了林姑娘。一见钟情，二人四目，相投不分。这就对不起朱玫了，再离婚，再结婚，并送小娇妻到澳洲留学。

与金庸很熟悉的女作家林燕妮说：

他一共有过三位妻子，第一位结缡于微时，未有子女便分手。第二位朱梅（玫），是与他共同打江山的女强人，美丽能干，他们生下两儿两女。也许英雄见惯亦寻常，婚姻中少了互相欣赏，再加上其他原因，终于分手了。

……现任查太比查先生年轻二十七岁，查先生最爱美人，现任查太焉能不好看。

她劳名林乐怡，长得很清秀高雅，但亦相当害羞，很怕见报，跟孩子们相处倒是很融洽的。

但据欧阳碧的推算，两人的年龄应该相差三十二到三十四岁。1986年她进入《明报》工作，做过一年多报纸检查的工作，每天都要到七楼给金庸送报告，有一天秘书小姐告诉她：“查太来了，跟查先生在里面。”接着，她看到金庸和一位非常年轻漂亮的女子出来，她礼貌地称呼：“查太……”金庸马上笑眯眯地说：“不用叫她查太，叫她阿May就可以了。”这是她们第一次见面，那时阿May未满30岁，以后在有些饭局上她们会见面，比如与王光英夫妇吃饭那次，阿May的国语不是太好，他们之间谈天常用国语，阿May在旁边静静地听，一般不会插话，听不懂时会问身边的丈夫，金庸会停止谈话，用广东话小声讲给她听。在欧阳印象中阿May很直爽，没有老板太太那种骄横和颐指气使。有一次她到七楼的老板办公室，阿May也在，两人正在谈论去英国旅行的事，金庸交代了一句，有事先出去了，这时阿May竟跟她说：“我说去伦敦应该去看看朱玫，他不愿意。人家其实人挺好的，都不知道他怎么想的。”口气中带着一些埋怨。现任妻子不满丈夫不去看前妻，这样的事欧阳碧还是第一次见识。她认为这只能说明阿May性格爽朗，毫无心机。

记者问及金庸和现任太太林乐怡“怎样维系良好的夫妻关系”，他坦言：“也没什么。平时她什么都很迁就我，到她发脾气时，我便忍住不回嘴。跟她的关系不算特别成功，又不算很失败，和普通夫妻一样啦。”他说林乐怡最喜欢的他的作品是《白马啸西风》，“因为她觉得很伤感。女人感情都比较丰富”。

金庸对陶杰（曹捷）也说过：“夫妻之间是生活沟通，而不是思想研讨。想避免冲突，就少说为妙。夫妻之间不一定要兴趣相投，而是双方留点儿空白，彼此都有自己的空间。我太太喜欢澳洲，但我不喜欢……我看的英国书多，受那边大学的影响也深。我也喜欢法国、意大利，每次去这些国家就去瞻仰古迹。这种心情又跟我回内地一样。但中国文化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有如血管中流着的血，永远分不开的。”问他如何经营“忘年之交”的婚姻，他笑着说：“虽然例子不多，但还是可以的，最重要的是互相尊重。”太太很照顾他的生活起居，非常注意他的饮食，不准他吃这吃那，而他也能欣然接受。除了饮食之外，他的居家都是由他太太来装饰，美轮美奂，用心及智慧都反映在那里。

1986年圣诞节，《明报》在香港中环一家茶餐厅举行联欢会，有两百多人参加，人来人往的，他们夫妇和《明报》高层人员被安排在“主席台”，台上的人有点拘谨，而阿May手拿一个“卷蛇”玩具，正放在嘴上吹，不吹的时候要卷起来，吹起来里面充满空气，像个圆纸棍。她不断地吹，而且当众将“卷蛇”尾巴对准老公的脸，一下一下地吹，如入无人之境，而金庸像个宽厚的长者，微笑着轻轻推开她的手。后来他干脆也拿了一个“卷蛇”，一下一下地吹起来。这一幕给亲眼目睹的欧阳碧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阿May那种活泼爽朗的性格，就像天真的小女孩跟父亲玩耍一样，完全不顾及她的老板娘身份，也不在乎周围那么多人的注视。

金庸有一次请温瑞安等人吃饭，饭后他们夫妇要走过街口去坐另一部车子，也许是因为骑楼太暗，水泥地太滑，他们夫妇一度想牵手，但又没有牵成。“或许是因为我们的车子正在后头。两人不知怎的，忽然都有些不好意思罢，那欲牵未牵的手，始终没有牵成。”看到这一幕，温瑞安在车上哈哈大笑起来。那天下午，金庸带温瑞安上了他家的游艇，温问他：“这游艇有没有名字？”他笑答：“本来没有，要叫就叫作‘金庸号’吧。”温看这游艇的气派装潢，少说也价值一百万港币吧。时近下午，他们到甲板上晒太阳，他太太阿May和女儿则下海游泳。金庸说：“我现在这个太太不是他们的母亲，但大家相处得很好。”在《明报》女编辑欧阳碧眼中，阿May跟两个女儿年龄接近，虽是继母，却不像是母女，倒像是姐妹。她们又说又笑，有时声音太大，反要丈夫喝止。

四、长子查传侠

1976年10月，金庸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的大儿子查传侠自缢身亡，这成为他心中永远无法弥合的伤痛。他痛苦地回忆：“我记得接到大儿子在美国过身的消息后，好灰心，好难过，但那天还要继续在报馆写社评，一面写就一面流泪，一直都很伤心，还是要写。”之后，他亲自去美国，把儿子的骨灰捧回香港安葬。儿子的自杀也成了他信奉佛教的直接原因。当时他正在修订《倚天屠龙记》，几个月后他在后记中写下这番话：

……这部书情感的重点不在男女之间的爱情，而是男子与男子间的情义，武当七侠兄弟般的感情，张三丰对张翠山、谢逊对张无忌父子般的挚爱。

然而，张三丰见到张翠山自刎时的悲痛，谢逊听到张无忌死讯时的伤心，书中写得也太肤浅了，真实人生中不是这样的。因为那时候我还不明白。

一句“真实人生中不是这样的。因为那时候我还不明白”，写不尽他心中的至痛与伤心。1961年，金庸写《倚天屠龙记》时，对于“张三丰见到张翠山自刎时的悲痛，谢逊听到张无忌死讯时的伤心”，还没有切身的生命体验。1977年3月，他提笔写下这些文字时，离查传侠自杀不过短短五个月，伤口犹新，创痛宛在，所以语含至痛。中年丧子，那是真实人生最深的不幸。

但是，他认命了，因为早有相士告诉过他，命中只有一子。早年有人为他算命，说他命中只有一子，但朱玫为他生了两子，他心想不过是算命的乱说，长子的弃世不幸验证了相士的预言。从此金庸对相术算命之类深信不疑。

关于查传侠自杀的原因有两个版本。一种说法是与父母离婚有关。查传侠在美国读书，得知父母要离婚，非常伤心。他多次尝试劝说父亲，但没能改变这个事实，父母的离婚对他的打击极为沉重，他在绝望中选择结束年轻的生命。林燕妮说：“在离婚期间，查良镛和朱梅（玫）都经历了人生最痛苦的时刻，那就是十八岁的爱儿在父母闹离婚时自杀逝世。”

另一种说法是，金庸对这个儿子感情很深，相反，母子的关系不太好。查传侠十一二岁时就写过一篇文章，说人生很苦，没什么意思，先天有佛教思想。有人说应该阻止孩子这样想问题，他却觉得儿子是对的，人生本来就像他想的那样，甚至夸奖儿子深刻早慧，根本没想到儿子会因这思想断送性命。查传侠那时在美国读大学一年级，还未选科，有一个女朋友在旧金山，他们在电话里吵了几句，他就不想活了，冲动之下选择了自杀。

1991年，金庸将《明报》卖给于品海，有人就说那是因为于品海长得像他死去的儿子。记者问起此事，他回答：“理性上我没这样想。但他跟我大儿子同年，都属猴，相貌也的确有点像，潜意识上不知不觉有亲近的感觉，可能有。”

金庸现有两女一男，和死去的查传侠都是朱玫所生，已各为人父母，都不从文。长女查传诗（英文名Grace），曾在《明报》六楼的广告部当过普通职员，听力有问题，一般的音量她听不到。有传言说《神雕侠侣》中的小龙女就是从他女儿“小聋女”而来，一些员工背后就称她为“小龙女”。1988年5月15日，查传诗与《明报晚报》副总编辑赵国安举行婚礼，当时报纸曾刊出他们的结婚广告。赵国安离过婚，据说金庸不大高兴，他的决定是，赵与他女儿结婚后必须离开《明报》。

次女查传讷（就是金庸文章中提到的“阿讷”）在树仁书院毕业后，1987年与医生吴维昌结婚，《明报周刊》对他们的婚礼有图文并茂的报道。

次子查传倜喜欢美食，有意尝尽天下美食，以蔡澜为师，给报章杂志写食评，自号“八袋弟子”（“八袋”是指柴、米、油、盐、酱、醋、茶、酒）。他最喜欢东坡肉和香口食物。因父亲也爱东坡肉，他吃遍了香港的东坡肉，有好吃的，他总要与父亲一起去吃。他说：“小时候，我与哥哥查传侠同在圣保禄学校读书，哥哥成绩优秀，甚得师长欢心，我就非常顽皮，要被教务处罚站，有时还要请家长来校。”查传倜到英国学会计，没有毕业就回港，在明河社出版公司任副经理，协助出版父亲的武侠小说。他表示：“对我来说，金庸是一个成功的武侠小说家，而查良镛是我的父亲。”

1994年11月25日下午，金庸对冷夏说：“每一个礼拜六晚上，我们都有一次家庭聚会，一起吃饭。他们三家都住在同一栋大厦，跟我家很近的。他们三兄妹感情很好。对我也很好……我跟我离了婚的太太也常常聚会，一起吃饭。”他在央视对白岩松说：“作为父亲我对儿女很宽容，可惜少于教导，我爱他们，但是好像我不太喜欢教人，所以我现在怀疑到底做教授行不行，好不好。”

第十六章　人生如棋

一、书房

万事不如书在手，一生常见月当头。——金庸

读书之对于我，那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只次于呼吸空气、饮水、吃饭、睡觉。我曾经想：坐牢十年而可以在狱中阅读天下书籍，或者十年中充分自由，但不得阅读任何书刊——两者由我选择，我一定选择“坐牢读书”。——金庸

“五月风暴”之后，香港房地产处于低潮，金庸以40万港币的低价，按揭买下港岛渣甸山一幢三层高的洋楼，在这里住了将近十年。洋楼环境清幽，门前有个大花园，外墙都是浅色，与左邻右舍的豪华别墅相比，外表显得十分朴实，在富贵气味袭人的渣甸山上显得尤为特别。

金庸喜欢看书。初三和他同学的沈宝新说：“他从小到大就喜欢看书，跟他做同学时，每天都见他看书，一看就好几小时，而且看得很专心、很认真。”他到香港后，尤其60年代初深感自己英文程度不够，下决心把英文学好。他家有一个一人高的铁柜，拉开抽屉，里面全是一张一张的小卡片，上面写满英文的单词、短句，每天限定自己记忆多少。倪匡后来说，金庸的英文虽然有些口音，但是英文程度很深。

金庸每天看书的时间大约四个小时，当然也不是天天如此，有应酬就不能了。他读书很杂，如果遇到一些问题，他会足不出户，从早到晚在书房里翻书，直到自己明白、满意了为止。在朋友、同事和下属中，他被视为“会走路的百科全书”。倪匡说，只有一次问他“英国女王姓什么”，他不能立即回答。有时特意考考他一些较冷僻的问题，也被他顺利过关，印象最深的一次是问他：“蟑螂有一个古称是什么？”他回答：“蜚蠊。”

他可以成天关在家里看书，经常与他一块儿出差的潘耀明说，“在机场候机时，他从来不会干等，总是到处找书店去看书”。

从渣甸山到太平山，书房在他家里都是最重要的。1975年，沈西城第一次走进他渣甸山的书房，发现——整个书房犹如一片汪洋大海，麻蓝色的地毯铺满了千多英尺的空间，四壁到顶书架，装着各式各样的书籍，角落一张大书桌，坐在上面，不是古人所谓坐拥书城是什么？

我看过不少书房，很少有大得过金庸这间书房。一千多英尺面积，好比普通人家一层楼了。

楼下还有个书库。最保守的估计，金庸的藏书有几万册。他自称，没有什么善本书籍，有的是为了某个时期兴趣而买，像音乐、舞蹈、电影、研究围棋的书，一些关于佛学的书；有的是为了写作必需参考的书，如政治经济的书、史地的书和一些武术的书。

在林行止的记忆里，“唯最有气派的书架，在查良镛先生渣甸山巨宅书房，其时此书房有‘最昂贵书房’之称，书房面积千方英尺以上，‘楼价不菲’，记忆中查宅花园中还有一储书室，只是笔者没参观过。”

书房角落的那张大桌子，是金庸白天写武侠小说、看书的地方，晚上他去《明报》上班，写社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的生活按部就班，极有规律，白天在大书房写武侠小说，晚上在《明报》办公室写社评，娱乐性的武侠小说与严肃的社评互不干扰，两张桌子各写各的。

与朱玫离婚后，金庸将渣甸山的别墅给了她，先搬到北角半山，再搬到太平山。

从渣甸出到太平山，都是香港最好的居住区。太平山俗称扯旗山，可以俯瞰维多利亚港，日落后能欣赏“东方之珠”的夜景，山顶一带都是官绅名流的豪宅。他家在山顶道一号，那是一座大洋房，面积有好几万平方英尺，花园也大得惊人，据说单是装修费就用了百万元。“别墅占地面积约2000平方米，主体结构是一幢二层楼的楼房，整个设计可谓中西结合。亭台水榭、花园曲径当然颇为民族化，但游泳池却是绝对的洋派。”（1996年他将山顶道一号拍卖，成交价1.9亿港元。）新居搬定，倪匡去参观，第一个印象是“必须装室内电话”，否则同居一楼照应不易。

罗孚说，回想50年代，金庸租人家的房子，住在太平山脚下，如今住在太平山顶而处于巅峰，花园式的华屋，一山的上下，一个世代的升腾！温瑞安第一次踏进金庸的家，有三个特别的印象：

一、他的大厅甚阔，但最令我这种“书虫”触目的是，四周的壁柜，尽是书，全是书，精装的、平装的、线装的、套装的，全是厚厚薄薄、大大小小令我心弦震动的书。

二、他的办公桌是在中厅，有落地的长窗，可以望到整个维多利亚海港的夜景，香港的夜景世界闻名，到了晚上万家灯火热闹而无声地闪烁，那感觉真令人屏息。

三、他的洗手间大得像座会议厅，浴具高雅，名贵地毯，兼有运动器材。倪匡在日后曾开玩笑说，从他那儿（赛西湖大厦）用望远镜望过去，可以看见金庸在做什么，有次他打电话告诉金庸在做什么举动，把金庸着实吓了一大跳。且不论倪匡此说是否当真，金庸的房子的确有面大窗，的确很有书卷气，而且很舒适，一坐下来就舍不得走。

那时金庸对《明报》的具体编务管得少了，大部分时间躲在家中看书、下围棋。内地记者葛继宏造访山顶道一号，“在他的书房，我们看到的几乎全是精装本的外文书籍”。其实也有《古今图书集成》《点校本二十四史》《涵芬楼丛书》《资治通鉴》等大部头古籍，以及大量文史、艺术、围棋等方面的书籍。细心的人发现，他的藏书大多外皮残旧，“显见是时有翻阅”。许多到过他书房的人都提到了一百巨册的《大藏经》，占了整整两排书架。1981年4月12日下午，在倪匡陪同下走进他那间书房兼客厅的《南洋商报》记者杜南发，只看见四壁皆书，走近一瞧，大部分赫然是有关佛学的书籍，各种文字的都有，还有一整套已被他大部分读完的《大藏经》。

二、佛经

与温瑞安一同见到金庸的廖雁平天真地问：“查先生，您有没有过不开心的时候？”他笑说：“有啊。”再问：“那您不开心的时候怎么过呢？”他说：“睡个觉不就过去了？”

其实，也有睡个觉过不去的时候。“1976年10月，我十九岁的长子传侠突然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自杀丧命。这对我真如晴天霹雳，我伤心得几乎自己也想跟着自杀。当时有一个强烈的疑问：‘为什么要自杀？为什么忽然厌弃了生命？’我想到阴世去和传侠会面，要他向我解释这个疑问。”在突如其来的死亡面前，万贯家财、一切身外的虚名浮利都变得空空洞洞。这也许是他一生遇到的最大打击，他自称：“在香港几十年都很开心，除了大儿子死亡，与前妻离婚，以及许多好朋友去世之外，其他都没有大的不开心。在小学、中学、大学读书时本来也挺开心，只是抗战期间，物质生活艰苦些，但精神生活也很愉快。”儿子的死使他伤心欲绝，他拼命用《格林童话》里的一个故事安慰自己：

有一个妈妈死了儿子，她非常伤心，从早哭到晚。她去问神父，为什么她的儿子会死，他能否让儿子复活？神父说：“可以，你拿一只碗，一家一家去乞。如果有一家没死过人，就让他们给你一粒米，你乞够十粒米，你的儿子就会复活。”那个女人很开心，就去乞。但一路乞，竟发觉没有一家没死过人，到最后，一粒米都没乞到。她就觉悟：亲人过世原来是任何一家都避免不了的啊。于是，她开始感到安慰。

此后一年，金庸读了无数书，探究“生与死”的奥秘，详细研究英国出版的《对死亡的关情》，汤因比博士讨论死亡的长文有不少精湛的见解，却解答不了他心中对“人之生死”的大疑问。这个疑问，只有到宗教中去求解答。他在高中时期曾从头至尾精读过《圣经》，回忆书中的要义，反复思考，他肯定基督教的教义不合他的想法，后来他忽然领悟到（或者是衷心希望）亡灵不灭的情况，于是到佛教书籍中寻求答案。

在极度痛苦中，金庸开始研读佛经，试图从中找到生与死的答案。

金庸的武侠小说中充满了佛、道的元素，经常出现少林、武当，对佛教他并不陌生。有人以为《九阴真经》就是《楞严经》，以为他读过《楞严经》才写《射雕英雄传》。2003年10月9日，他在陕西法门寺说：“其实我是先写小说，然后才开始真正研究这些禅经的。”

“佛经的境界与武侠小说相当冲突，要求人把欲望减到最低限度，要求人情感要淡泊，这对艺术创造有妨害，小说总是要情感愈强烈愈好，内心冲突愈鲜明愈好。”佛教的要求不仅与武侠小说冲突，也与他的现实人生冲突。

1980年的一天，金庸在台湾从容地点燃一根烟，也不忙着吸，看着长长的一截烟灰滚落，然后对高信疆夫妇和张大春他们说，佛家经常讲“变”，透过了“变”，“佛家不认为人生在任何方面是单向圆满的。悲亦不久悲，不止于悲；喜亦不常喜，不止于喜。同样的道理，可以解释伟人与美人总难脱于自然的法律，也就注定会衰会老了。这就是所谓的无常，所谓的茫然”。他还说起希腊古典悲剧强调的“命运”，说起佛家的“因缘”，他说自己说得太多了，“个人于佛，只是初学，修习的是较古的原始佛教。……有人学佛是为了研究学问……有人修佛是出于信仰，即使不能读很多经典，只要一旦开悟，也有所得”。

1981年，金庸访问内地回港，对《明报月刊》记者说：“近年来我信仰佛教，对一生所犯的各种错误内心惭愧，更加盼望努力对别人好些。只是实际上也没有什么真正的好事做出来。”佛教令他有了一些自省，他一生到底犯了什么“错误”，他没有说。

译成中文的佛经已卷帙浩繁，金庸只读过几本简单的入门书，就觉得其中迷信与虚妄的成分太重，不符合他对真实世界的认识，但他还是勉强读下去。后来读到《杂阿含经》《中阿含经》《长阿含经》，几个月废寝忘食，苦苦研读，潜心思索，突然间他有了会心：“真理是在这里了。一定是这样。”

中文的佛经太过艰深了，有时一两个字有完全歧异的含义，就很难明白。“有些佛经的注释很难懂，愈看愈糊涂，我就只看英国人直接从印度翻译过来的，比较容易懂。”金庸向伦敦的巴利文学会订购了全套《原始佛经》英文译本，英文佛经容易阅读得多。南传佛经内容简明平实，和真实的人生十分接近，他相信佛陀的确是觉悟了人生的真实道理，并将这道理（也即是“佛法”）传给世人。经过长期的思索、查考、质疑、继续研学，他终于诚心诚意、全心全意地接受了。佛法解决了他心中的大疑问，他内心充满喜悦，欢喜不尽——“原来如此，终于明白了！”从痛苦到欢喜，大约经过了一年半时光。

随后金庸研读大乘佛经中的《维摩诘经》《楞严经》《般若经》等，又产生了疑问。直至读到《妙法莲华经》，经过长期思考，他终于悟到——原来大乘经典主要是“妙法”，用七妙的方法来宣扬佛法，解释佛法，使得智力较低、悟性较差的人能了解与接受。他了解“妙法”两字之旨，才对大乘佛经中充满幻想的夸张不起反感。这个从大痛苦到大欢喜的过程大概是两年。

“人生于世，任何人都有生活需要，也就必有欲望。衣食住行的需要必须满足，人要求传宗接代，要求婚姻配偶。……我曾有过努力赚钱的阶段，然而也曾觉悟到，一个人在世几十年，最后终究要死，一死就什么都没有了。几十年的光阴，如果全部花在以多得一万、两万、八万、十万元的金钱为目标，心灵中充满了贪婪、空虚、疑虑、寂寞、挫败、恐惧、忧愁、失落、嗔恨、烦恼……是不是十分不值得呢？”

金庸从小就听祖母诵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金刚经》和《妙法莲华经》，整整六十年之后，他才通过痛苦的探索和追寻，进入佛法的境界。他说，在中国佛教的各宗派中，在心灵上与他最接近的是“般若宗”。

1981年，杜南发问他为什么对佛学发生兴趣，他回答：“宗教是一种神秘经验，信就信，不信就不信，这不是一种理性的，而是宗教性的。我信佛教，因为我相信人生就是这样子，所以就信了。……写小说是追求美。我写社评，则是在力求弄清真和假、理由充足不充足和判断对与错。至于佛学，则属于宗教性的范畴，是你信仰不信仰的问题，没什么道理可讲的。”为了能直接读佛经，金庸甚至学习梵文，不过他说所学的只是皮毛中的皮毛，几乎等于不懂。

金庸用了好几年的时间，将钻研佛经的心得以及佛经中的故事、经义，编写成数百篇朗朗上口的诗歌，那几年他有三分之一的时间花在这事上面。倪匡见到他小心书写、校对过的一沓厚厚的原稿，却一直未见公开出版，不知是什么原因。

三、气功和烟酒

80年代，《明报》副刊为气功、特异功能发生过争论，同一版面上不同作者的意见截然相反，有说毋庸置疑的，也有斥之为“国之妖孽”的。金庸对这些是相信的，偶然在一次饭局中谈起气功，编辑欧阳碧表示不信，他很认真地说：“你不信啊，这可能是存在的。”还从裤袋里拿出一个黑色的钱包说，“你看，我这个钱包本来是好好的，结果给一个气功大师用手指在上面发功，竟烧出一个洞来。”她凑近看，那还算新的黑色钱包上有一个泛白的破损处，约有一指甲盖那样大。欧阳碧还是不大信，金庸却深信不疑。不过转念一想，她似乎明白了，气功大师的表演不是间接证明他武侠小说中那些情节、各种武功的合情合理吗？

有“报坛鬼才”之称的王世瑜，闲时喜欢研究医、卜、星、相之术，爱与奇人异士论交，曾以“阿乐”的笔名写有关气功、特异功能的专栏，金庸也会将有特异功能的人介绍给王世瑜。

倪匡说，下属都以为金庸严肃，不苟言笑，其实他本性极活泼，“可以容忍朋友的胡闹，甚至委屈自己，纵容坏脾气的朋友，为了不使朋友败兴，可以唱时代曲《你不要走》来挽留朋友”。有一次几个朋友到他办公室的书房，他要伏案写社评，客人有男有女，喧哗吵闹不已，还经常要到他桌上去打电话，但他不加干涉，频说不要紧，脾气好得让客人们都不好意思吵他了。相交多年，倪匡只见他发过两次半脾气。

倪匡喜欢开放一点的人，他和金庸很熟，都已经算谈得好了，但还是有些东西要顾忌一下。

除了倪匡，张彻、黄霑、蔡澜也是金庸的好朋友，他说：“年纪渐大后结交知己朋友相对比较困难了，因为已不像少年时候那样毫无利害关系、毫无机心地可以推心置腹、毫无保留地吐露心事。”张彻比他年龄略大，他是张彻的结婚证人，张彻一直称他“查兄”，或用还珠楼主惯用的称谓称他“恩兄”，“他永远比我成熟、沉稳、智慧明澈，对我有些指点的话，因对我太过‘私人’，无法写出来在这里，而我私自感激终身，实是我生平第一益友。故我一直发自内心事以兄礼，年龄只是个数目字而已”。

金庸也曾为黄霑证婚。1988年最后一个晚上，他邀请许多朋友在家里共度，迎接1989年的到来。元旦清晨，相恋多年的导演黄霑和作家林燕妮举行了简单而隆重的结婚仪式，金庸是证婚人，观礼的证人有倪匡夫妇、罗德丞夫妇、王世瑜夫妇、李纯恩夫妇、倪震等人。《明报》当天还发表了“本报专讯”。这次婚礼只是一个插曲，黄、林还是散了。

一位香港新闻界前辈说金庸年轻时生活圈子很窄，“年轻时已甚少过夜生活，亦不喜欢交际应酬”。那时候香港流行看脱衣舞等，“金庸都有跟朋友去过，有一次，他就与朋友去九龙城看脱衣舞，不过，都是一次起，两次止。他完全不热衷夜夜笙歌的生活”。

倪匡说金庸喜欢驾车，尤其喜欢驾跑车。最初是凯旋牌小跑车，之后是积架E型。他驾积架E型的通常时速是二十六英里。再后来，又换了保时捷，到了他手中，平均时速略为提高，也不过是三十英里。有人问他：“你驾跑车超不超车？”他回答：“当然超车，逢电车，必超车！”这是他性格中的“稳”字。

金庸不嗜酒，号称“从未醉过”，其实是他喝得少，当然不会醉。胡菊人说他平时滴酒不沾，倒也算不上。他请温瑞安等人在酒楼吃饭，就叫了一壶绍兴黄酒，温热着喝。他笔下的人物乔峰豪饮千杯不醉，他说：“我不会喝酒，所以把乔峰写成酒量特好。”1994年10月26日中午，在北京的“忆苦思甜大杂院饭庄”，平时不大喝白酒的金庸要了北京二锅头，他说到了这里就要真正北京的。董培新2010年见到他，说他仍然是那个喜欢热闹的老头，还是喜欢喝酒。他是懂酒的人，懂得品味。

他说，晚年跟蔡澜、倪匡他们还是经常来往，“但没有太多共同话语了，他们主要在谈办报，我没有多大兴趣。对电影我现在也没有太大兴趣，大家就风花雪月闲讲讲，谈谈老朋友的状况什么的。跟蔡澜也不能谈吃的，他爱吃的我都不爱吃，我是上海路子，淮扬菜、川菜也爱吃”。他跟蔡澜说：“你讲好吃的东西，我绝对不吃。”蔡澜是新加坡人，喜欢的东西他全部不喜欢，“你美食家再美也跟我没有关系，你推荐的东西我就不吃”。他在香港吃得都比较清淡，特别喜欢吃海鱼。他也喜欢杭州菜的清淡，淡而有味。

倪匡说他对吃并不讲究，穿也是如此，衣料自然是最好的，但款式我行我素，不受潮流影响。1975年沈西城第一次见到金庸：

那天，他穿了一袭西装，款式大概是六十年代的，襟边很阔，那件白衬衫的领子，一面微微上翘，脖子上的那根领带，也拉得斜斜的，没有安稳地结在领中央，还有那对皮鞋，相信已没有上油有一段时期了，以至灰尘布满了鞋面，把黑色都遮掉了。

金庸吸烟、戒烟次数极多，到中年还是大吸特吸，并相信中年人不能戒烟的理论。

1981年7月18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邓小平抽出一支熊猫牌香烟递给他，自己用火柴点了一支，后来邓谈得兴起，见他手里没了烟，又给他一支，随手划火柴给他点烟，他忙站起说：“不敢当！您是长辈，又是我向来所敬佩的，您怎么好给我点烟？”邓笑笑说：“我们这么说话，就是朋友了，快请坐。在部队里，小兵给我点烟，我也给小兵点烟，大家同生共死，点点烟有什么了不起？”他心里肃然起敬，当时只想：“我也能在你部下打仗，做个小兵，那就好了！”

这番往事，金庸到晚年都记忆犹新，津津乐道地讲给年轻记者听。邓小平去世后，他感到很难过，十六年前和邓相对抽烟谈话的情景，宛然如在眼前。

温瑞安初见金庸时，他就一面抽烟，一面谈天。

80年代末医院查出他心脏有问题，他开始戒烟，有一次欧阳碧在明报大厦的电梯里遇到他，他嘴里像是嚼着什么，问他是否在戒烟，他点点头。

1995年，金庸动了大手术，当然要戒烟。回忆当初他和蔡澜一起相对喝威士忌、抽烟谈天，是生活中的一大乐趣。自从心脏病发之后，香烟不能抽了，烈酒也不能饮了，然而每逢宴席，他仍喜欢坐在蔡澜旁边，一来习惯了，二来可以互相悄悄说些席上旁人不中听的话，共引以为乐，三则可以闻到一些蔡澜所吸的香烟余气，稍过烟瘾。

四、围棋

金庸是个“极为内向的人，不喜应酬、不善辞令，下围棋是他最大的兴趣，无人对弈时甚至自己和自己下棋”。

自30年代初执棋子以来，金庸对围棋的兴趣终身不减。那时，江浙一带围棋之风很盛，“每一家比较大的茶馆里总有人在下棋，中学、大学的学生宿舍中经常有一堆堆的人围着看棋”。他的家乡海宁是围棋之乡，清代曾出过棋圣范西屏、施定庵。旧时他家有一小轩，是他祖父与客人弈棋处，挂了一副对联：“人心无算处，国手有输时。”他小时候看了不解其意。他读中学时正值抗日战争，烽火连天，课余常和同学下棋。他转学到衢州中学，就带了围棋。据说到重庆考大学时，一天考化学，他和两个同学在茶馆歇息，偶与茶客摆下围棋，由他下场，两位同学观战，一回过神，开考已半小时，匆忙赶到考场，幸亏监考老师网开一面，破例准许进场。说他是个棋迷并不过分。

在《大公报》《新晚报》工作时，金庸常和梁羽生、聂绀弩等下围棋，还写过《围棋杂谈》等“棋话”：

围棋是比象棋复杂得多的智力游戏。象棋三十二子愈下愈少，围棋三百六十一格却是愈下愈多，到中盘时头绪纷繁，牵一发而动全身，四面八方，几百只棋子每一只都有关联，复杂之极。在我所认识的人中，凡是学会围棋而下了一两年之后，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废寝忘食地喜爱。古人称它为“木野狐”，因为棋盘木制，它就像一只狐狸精那么缠人。我在《碧血剑》那部武侠小说中写木桑道人沉迷于棋，千方百计地找寻棋友，生活中确是有这种人的。

在他笔下，棋如人生，人生如棋。他对围棋的酷爱流露在他的武侠小说中，从《书剑恩仇录》《碧血剑》到《天龙八部》《笑傲江湖》，都有关于围棋的描写，“常有人问起我下围棋的种种来。就直接的影响和关系而言，下围棋推理的过程和创作武侠小说的组织、结构是很密切的。推敲之间，变化太大，耗时过久，这种艺术也就渐渐不时兴了。……但是围棋的训练对我却有另外的启示。其一是‘变’，沈君山先生曾告诉我：目前的电脑还不能处理围棋中所包含的广多变数。这使我想起佛家道家都曾揭示过的：人世之变化多端，周流不居。其二是‘慢’，这和当前西方文明社会中的人生态度是相冲突的，慢的妙处在于沉思和品味。如果围棋能在西方社会里成为普遍的娱乐，可能会帮助许多人更深刻地体悟人生”。

金庸以棋写人、喻人，喻人生百态、人心百态，发挥得淋漓尽致。《天龙八部》中的“珍珑棋局”，不同的人在这个棋局面前，面对的都是自身的命运。

平生嗜棋如命的范百龄凝视棋局，眼前一黑，喷出一大口、一大口的鲜血。一心重温王朝旧梦的慕容复对棋局凝思已久，左冲右突，始终杀不出重围，心中越来越焦急，拔剑便往颈中刎去。以大理国皇子之尊落魄江湖的“四大恶人”之首、“恶贯满盈”段延庆看着看着，隐伏在心底的自尽念头又冒了上来。只有心无旁骛、四大皆空的少林寺小和尚虚竹——

一上来便闭了眼乱下一子，以至自己杀了一大块白子，大违根本棋理，任何稍懂弈理之人，都决不会去下这一着。那等于是提剑自刎、横刀自杀。岂知他闭目落子而杀了自己一大块白棋后，局面顿呈开朗，黑棋虽然大占优势，白棋却已有回旋的余地，不再像以前这般缚手缚脚，顾此失彼。……若不是虚竹闭上眼睛、随手瞎摆而下出这着大笨棋来，只怕再过一千年，这个“珍珑”也没人能解得开。

在《明报》社评中，围棋也会成为主题。1968年6月30日的社评《林海峰获本因坊荣衔》说：“前几年大陆也颇为重视围棋，大陆的青年高手陈祖德已可和日本第一流的九段棋手一较高下。本来发展下去，以我国人本质之优势，未始不能全面盖过日本。但‘文化大革命’一来，任何文化都给革了命，围棋当无例外。陈祖德、吴淞笙等人近况不知若何，北望神州，不胜怅惘。”

1971年3月9日，他在《围棋和中共的战略》社评中说，围棋中包含了许多中国人处世和斗争的哲理，研究围棋以了解中国人的斗争方式也是路径之一。中国历史上，谢安、梁武帝、曾国藩、吴佩孚等既懂战略，又喜围棋，中共会下围棋的将军有陈毅，国民党方面有周至柔。毛、蒋都不下棋。

1973年8月26日，他发表社评《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从围棋国手陈祖德在日本连战皆败说起，“文革”期间，不仅陈的棋力退步了，“这些年来，中国围棋界没有出新的人才。其他各界也很少”。

金庸曾拜围棋大师林海峰的高徒王立诚为师，也跟聂卫平等人学过棋，媒体报道过“聂棋圣”在他家吃螃蟹破纪录的事。1993年3月19日，金庸第三次成为中南海的座上客，丁关根在钓鱼台国宾馆宴请他，特地请聂卫平作陪。席闻丁关根问聂卫平：“你有几个围棋弟子？”聂答：“最好的弟子是马晓春，但真正拜过师的只有查先生一位。”丁说：“你怎么叫徒弟为查先生？”聂回答：“我崇拜查先生的小说，他的年纪又比我大得多，我们是两头大。”丁关根又问：“查先生的围棋在香港是不是最好的？”聂沉吟半晌，才说：“在香港知名人士中第一。”众人大笑，金庸却说：“即使在香港知名人士之中，我的围棋也绝非第一。”

台湾《围棋》杂志给了金庸“香港棋坛闻人”的称号，也有人说是香港作家司马长风首先提出来的。倪匡对这称呼大大赞赏，因为这表明名字倒是众所知闻，棋力之低，却也可想而知。这也是他的自嘲。《明报》编辑部也有许多人爱下围棋，订阅了一些日本的围棋杂志。

胡菊人和金庸就是棋友，二人棋力不相上下。金庸自称是“冲动派”，下棋可以大胜，更常大败；而菊人是“稳健派”，败而不溃。金庸爱围棋，“尤其他的长子逝世后，他对围棋的喜爱，迹近疯狂”。

本来金庸每天晚上都要回报社写社评，一下起围棋来，他连社评都不写了，交由徐东滨执笔，有时潘粤生也会代劳。1982年，陈祖德到香港治病，金庸专门请他到自己家里休养，一住半年多。金庸把罗建文也请到家里。“每天两人各教我一盘棋，都是开始让八子。从让八子开始，以后让七子、六子、五子地进步起来，直到陈祖德先生病势有所改善离港回沪，那时开始让四子了。之后，我又请了聂卫平、王立诚、林海峰、吴清源诸位老师指点。当时围棋界的朋友们开玩笑说：‘木谷实众弟子围棋段数最多，查良镛众师傅围棋段数最多。’……起初我只是和人对弈，弈理完全不懂，直到一众好师傅时时教导棋理，懂得多了，定式、手筋等也记了不少，水准自然提高了些。其实我的棋还是臭棋，和高手对弈，自己摆上四个黑子再说（请对方让四子）。”

金庸与沈君山、余英时、牟宗三等人结交，都是通过围棋。他们几个人中，沈君山的棋最好，沈君山让金庸三子，让余英时两子。牟宗三就比他们两个差一点，但棋瘾很大，金庸请牟星期天来下棋，牟一定来的。佘英时跟他下过一盘棋，余输了。不过金庸一直认为余的棋比他好，只是一开头不小心让他占了上风，没有办法转，这盘棋才输了的。

林海峰、陈祖德、郝克强都教过他棋，而且友谊甚笃。有几位日本朋友，言语不通，只能用汉字笔谈，却因为下棋成了朋友。

欧阳碧记得1986年或1987年第一次上山顶道一号的查家别墅做客，金庸听说她会连五子儿，就把她带到客厅的另一边，端出一具木墩子一般的围棋盘，两盒烧瓷的黑白棋子，跟她下了起来。下围棋的一般不屑于玩连五子儿，他们那天下了三盘，结果被欧阳碧赢了两盘。两个女儿和阿May听说她赢了，都过来叽叽喳喳地吵着要跟她杀一盘，她们轮流跟她下，最后查传讷终于把她赢了。

在他家中大厅的醒目之处挂着日本棋院颁发的围棋段数证明书，是金庸从日本带回来的，据说段数是一段。有一次倪匡在他家当着温瑞安等人的面说：“足拿了段级呢！还不是几个人自己封的，我看他棋艺也不怎么！”中国围棋协会授予他的是业余六段，“在他的书房里，悬挂着由李梦华签名的围棋段位证书”。

1964年4月金庸到东京，就让当地朋友陪他去买些日文的围棋书。他家中不仅收藏有大量关于围棋的书，而且搜罗了各类名贵的棋盘、棋子，棋子有天然石、贝壳、烧瓷的，有日式、中式。倪匡一次在百货公司看到一副棋子，白子用水晶制，黑子用墨晶制，华贵无比，建议金庸去买，结果他动作慢了，想起去买，被人买走了，多年引以为憾。

金庸搬到山顶道的别墅时，倪匡去参观新居，他拿出一个新买的木棋盘，是一株千年老树原块木头制成的。他问倪匡：“猜猜看，买来多少钱？”倪匡暗想，你查良镛问我价钱，那就估高一点吧！“一万块！”金庸提醒：“喂！是从日本买回来的呀！”“那么——三万块！”金庸摇了摇头：“倪匡，怎么你这么不识货？这是珍品，在日本店里看到，要买下来，老板不肯，后来托人去求情，才勉强答应卖给我。”他一本正经地说，并竖起十根指头，原来是十万元。他把木棋盘抱得紧紧的，生怕它溜走似的。倪匡只有感叹。

金庸沉迷于黑白子的世界，不惜花钱、花时间，有人批评他“过分浪费”，他置之不理。他对推广围棋也很热心，出钱、出力。80年代，他在尖沙嘴金马伦道买了一层楼，作为香港围棋会的会址，每个月只是象征性地收取一元租金。其间他向围棋会的几位高手学艺，围棋会经常举办比赛，他都会去颁奖。后来，他与会中一位高手因围棋会的事发生口角，一怒之下收回了房子，不再租给围棋会。

1983年8月28日晚上，金庸在台湾“清华大学”说：“人生其实很复杂，命运跟遭遇千变万化，如果照一定的模式去描写的话，就太将人生简单化了。围棋有定式，几位大宗师都是老一辈老师照定式教出来的，而人生没有定式。”那天，林海峰也在。金庸说：“今天林老师讲围棋，就说下棋时感到一种矛盾，不知道是弃子好，还是把它救出来好，本身不太统一。”在他心目中，林海峰是一代宗师的风度，初次见面，林海峰话也不讲，他和妻子都很佩服，很欣赏。棋高不高是另一回事，关键是林海峰个性很好，刚毅木讷。金庸和沈君山一致认为就是郭靖的写照。以前他认为生活中并无这样一个人，那只是他想象中的男子汉大丈夫、顶天立地的英雄。“当然林老师主要是在围棋上的贡献，下围棋的人品也有好有坏，我跟他接近总觉得他话也不太讲，但是很忠厚很实在，在某一方面修养很高。”1966年4月15日，《明报》头版显著位置刊登林海峰与高川格对决的棋局，当时林八段，对手是十段。金庸常常对沈君山说，他写了郭靖这个拙实的人物，称为侠之大者，十余年来，在实际世界里并没有碰到过，竟在林海峰的身上看到了郭靖的影子。不过他最仰慕的棋手还是吴清源。

某夜闲谈，一位朋友忽然问金庸：“古今中外，你最佩服的人是准？”他冲口而出：“古人是范蠡、张良、岳飞。今人是吴清源、邓小平。”

他说，这纯粹是个人喜好，自幼就对范蠡和吴清源这两人感到一份亲切。今人他最服吴清源，是因为他喜爱围棋，对其不世出的天才充满景仰之情。他认为在两千年的围棋史上恐怕没有第二位棋士足以与其比肩，其毕生所求不是胜负，而是人生的境界。吴清源常说，下棋要有平常心，心平气和，不以为意，境界方高，下出来的棋境界也就高了。“然我辈平常人又怎做得到？”

四卷本的《吴清源打棋全集》是金庸常常学习的，日本围棋高手小松英树随同教他围棋的老师王立诚到他家做客，向他借棋书研究，选中了这套书，发现他在棋书上画了不少红蓝标志。王老师夸他钻研用功，只是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吴老师输了的棋你大都没有打？”他回答：“因为我敬仰吴先生，打他大获全胜的棋谱时兴高采烈，分享他胜利的喜悦，对他只赢一目半目的棋局就不怎么有兴致了。至于他的输局，我通常不去复局，打这种谱时未免闷闷不乐。”其实，他知道即使那些负局之中同样有精妙之着。

金庸与梁羽生晚年几次见面，下棋几乎成为必有的项目。1994年1月悉尼作家节时，他们已十年不见，难得的会面，两位古稀老人最有兴趣的就是下棋，一下两个小时，直到疲乏，有些头晕了才作罢。1999年春节期间，梁羽生回香港探亲，他们在跑马地的“雅谷”聚餐，饭后本来也约好下棋，因那天他感冒，感到身体不适，只好作罢。金庸向许多围棋高手拜师学棋，梁羽生下不过他了，但每次对弈还是缠得不死不活。在悉尼梁家，梁羽生拿出一副很破旧的棋子，开心地说：“这是你送给我的旧棋，一直要陪我到老死了。”几本清代的棋书《弈理指归》（施定庵），《桃花泉弈谱》（范西屏）也是金庸送的。2009年初，梁羽生去世前夕，他们最后一次通话，电话里梁的声音很响亮：“金庸，是小查吗？好，好，你到雪梨（悉尼）来我家吃饭，吃饭后我们下两盘棋，你不要让我，我输好了，没有关系……身体还好，还好……好，你也保重，保重……”想不到没几天梁羽生就离世了，金庸原本还打算春节后去澳洲，跟相交六十年的老友下两盘棋，再送几套棋书给他。

第五篇　是耶非耶

第十七章　出售《明报》

一、香港大学捐款

1988年12月15日，香港大学校外课程部高级讲师黄康显在《信报》发表《向查良镛教授公开道歉》一文，以嘲讽的口吻，提到1986年3月金庸给港大捐款800万港币，随后拿了个荣誉社会科学博士学位的事。因捐款在前，拿博士在后，为了“避嫌”，捐款的事等到1987年才公布。文章指出，“这不是买与卖，而是施与受。捐八百万港元是施，拿博士学位是受”。“主流方案”风波中，黄康显在香港各报发表了大量批查文章，以这一篇流传最广。当时港大还要聘金庸做名誉教授，他对内地记者说，打算用三年时间，就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和中国的民族前途做一系列讲演，先写出讲稿来。

黄康显的文章自然令金庸气愤，1989年1月初，他委托律师向黄发出律师函，提出四个要求：

一、收回发表于《信报》的《向查良镛教授公开道歉》一文；

二、一周内向查先生公开道歉；

三、赔偿查先生的名誉损失；

四、负责支付查先生的所有律师费。（他请了最昂贵的律师）

没想到在英国国家档案馆研究过几年机密外交文件的黄康显不买账，先回复律师信一封，表示已收到他的律师函，限期到了请另外一律师再复一信，称其指控不能成立。同时继续在报纸上批查，说1988年3月香港《文汇报》就有罗孚的文章说他在得到博士学位前送给港大100万，支票由他亲自交给港大校长黄丽松，黄校长请他加一个“0”而成为1000万，责问他为什么不告《文汇报》和罗孚。

从2月初起，金庸就沉默了。如果要打官司，港大校长黄丽松、校务委员会主席杨铁梁等都得出庭作证，而对方声称有足够证据证明他先捐钱、后得博士学位。此事最终不了了之。

黄康显是《明报》的长期读者，认为金庸的社评文字好，但政治功力不深，武侠小说好，但不是纯文学，消费文化而已。

黄所说罗孚的文章是1987年12月写的，曾以《金色的金庸》为题发表在《读书》1988年第2期：

前两年，他是得到了一个博士头衔的。送这个名誉学位给他的是香港大学。有这么一个传说，在得到这个学位前，他送给港大一百万元，支票由他亲自送给当时的港大校长黄丽松，黄丽松一边收下，一边笑着说，你写漏了一个“0”了。一个“0”似乎无足轻重，但这一个“0”不是一钱不值的符号，而是九百万！他后来又补送了这九百万。这传说真实程度如何，不敢说。无论如何，以查的才识，即使是仅仅写武侠小说的才识，得个博士也不为过。

金庸否认了这个传说。1993年罗孚将此文收入文集《南斗文星高》时，加了一句话：

查良镛后来函告作者，他向黄丽松的继任人王赓武校长捐过港币八百万元是获得博士学位以后的事。

二、退隐梦

在古人中，金庸最仰慕的是范蠡、张良，他们都是在轰轰烈烈之后飘然而去，金庸心中也一直有这样一个“退隐梦”。早在1960年10月5日，他就在《明报》说：“张良的结局怎样？范蠡的结局怎样？因为大家不知道，就容易引起各种有趣的想象。”

80年代后期香港未来政制方案引起的风波，让金庸心力交瘁。“九七”之后的不确定因素，他也不会完全无动于衷。1989年初，他对记者说：“希望能把大部分报社工作托出去，让自己进入半退休状态，过些自己喜欢的生活，比如：弈棋、读书、旅行，或者再写点小说。……如果要写，就写哲理性小说，以哲学为内容，希望新的东西能有新突破。”

这年5月20日，正逢《明报》创刊三十周年，因台风袭港，狂风暴雨，交通停顿，筹备了好几个月的庆祝酒会只好取消，当天刊出随报附送的三十多版报庆特刊，香港总督卫奕信和很多文化名流有贺词，《明报》的编辑、记者、作者、读者都有回忆文章，他在《感恩与报答》中提到了汤因比的话，“一种文明的生存，在于能成功地应付挑战”。原本打算在5月30日举行的宴会也因国事剧变而停办，31日，报社员工在八楼以茶会形式聚会，他在会上颁赠长期服务奖状及金牌，感谢三十年来员工的辛勤服务和卓越贡献。他宣布，自6月1日起，不再担任社长之职，只担任明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另组行政委员会，由《明报周刊》督印人兼总编辑雷伟坡、《明报》总编辑董桥、《明报》督印人吴霭仪、明报集团副总经理许孝栋四人组成，雷任主席。6月1日，《明报》刊出“本报专讯”《查良镛今日卸社长职，续任明报集团董事长》，公开了他的决定。他表示，“年事已高，不胜剧繁，退休之念存之已久，希望逐步提升本公司年轻一辈接班，从家长式的管理改为制度化的管理”。

自这年4月中旬以来，《明报》社评的标题常常“宋体加黑”——这代表该篇是金庸亲自执笔的，有时几乎天天都是，6月11日的那篇还署了名。他说，“中立与客观”向来是《明报》的立场和方针，他不断提醒年轻的工作人员：“无论如何要冷静理智，要分辨谣言和事实，要记得自己对国家、社会和广大读者负有责任。那一段时期中，不但每天说，在紧急的时刻更加一天中说上数次。但是每个人都是血肉之躯，都有热血和热情，人不是机器，怎么能在这重大的关头保持绝对的冷静与客观呢？”

几乎每一分钟，都有电话打进报馆来，或提供最新消息，或表示强烈的意见，在这样的气氛下，要保持理智客观真是难得很了。但报纸在任何情况之下都必须保持理智客观，应当像一面明亮的镜子，将事实真相不加任何歪曲地反映出来。“由于当时局势的混乱，真实消息的来源困难，采访工作受到当局的严重限制，也由于工作人员个人的热情和冲动，在新闻的发布和处理上，我们不能理智冷静，也曾有不少错误。……我们的方针永远是：尊重事实的神圣，那是不可歪曲的；保持意见的自由，那是应当独立的。”

不仅一般记者，就是《明报》高层的董桥、吴霭仪、张健波等人也都热血澎湃。五年后，回顾那些日日夜夜，董桥说：“《明报》上下不眠不休的情景恍如昨日。我当时常常想：我们到底不是卖成衣的，也不是卖糕点的！”

6月份《明报》的日发行量意外地超过20万份，达到《明报》史上的最高峰。《明报周刊》的发行量一度高达30万份，稳居香港娱乐周刊的榜首。《明报月刊》6月号第一版印出，顷刻卖光，改版加印，又卖光。一连印了四次，供不应求，而后面印的内容与前面有很大变化。刚刚接任总编辑不久的古德明说，虽然这是创刊三十三年来销量最高的一期，编辑部里却没有一张笑脸。

当年7月16日，《百姓》半月刊报道，根据可靠消息，金庸已委托律师行安排申请移民外国之手续，目的地为加拿大。报道提到他原有退休后到西湖附近买屋之意，加拿大虽有枫红美景，又如何能跟秀丽江南相比？并感叹他如果真的移居异邦，《明报》是否还继续经营？

移民的事此后再无下文，金庸倒是向外界透露了出售《明报》股份的消息。三十年来，《明报》一直只有两个股东，他占八成股份，沈宝新占两成股份。消息一传出，不少财团主动表示，希望能收购《明报》，包括国际传媒大王默多克的《南华早报》、英国报业大亨麦士维的镜报集团、新加坡联合早报集团、日本德间书店集团等。香港百富勤证券公司的梁伯韬与创办《资本》《资本家》杂志的出版商郑经翰联手和他有过多次接触、协商，价钱差不多已谈好，梁、郑连一张10亿元的支票都准备好了，但最终没有达成协议，因为金庸觉得他们收购《明报》只是商业行为，无法体会《明报》包含的文化意义。他决定暂时搁置出售《明报》的计划，先将《明报》上市，发行股票。

1990年，明报集团年赢利达到7000万港币，1991年冲破1亿。金庸的个人资产估计超过了6亿。1991年，《资本》杂志的“90年代香港华人亿万富豪榜”上，金庸名列第64位，沈宝新名列第112位。金庸创造了商业社会“文人办报”成功的一个神话。倪匡曾跟黄霜讨论过，“中国几千年历史中，文人不做官而能致富者，怕只有金庸一个人，举不出第二个例子来了”。

1991年3月22日上午，明报企业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正式上市，包括《明报》、《明报月刊》、《明报周刊》、明报出版社及翠明假期旅行社等，合并估价5.8亿元，共发售了7500万股新股，每股认购价2.9元，吸纳了2.175亿元，净得资金近2亿元。金庸表示，至少为《明报》再服务三年。

“《明报》的成功，可归功于查良镛个人的远见。由早期以武侠小说的金庸作号召，迈向60年代以政论闻名的查良镛年代，以至目前上市以企业手法经营《明报》，查良镛成功地将《明报》塑造成了一份备受知识分子尊敬的报纸，可见他的高瞻远瞩。”此时，王世瑜还没意识到，金庸已在着手卖掉《明报》。

早在1986年，金庸就在报社内部多次说过：“我希望报馆现代化，我们长期家庭式经营，今后要制度化。”他曾说：“我想报馆由一个人控制，一个人死了，报纸就不能生存。要是制度化了，即使个人被暗杀，报纸还是可以营运下去，所以我提出要制度化。”其实他也是为“九七”作准备。

1989年，他为吴霭仪《金庸小说的男子》写序说：

我在三十岁稍过后开始写武侠小说，所描写的男主角为数众多，个性和遭遇颇为繁复。但写到最后，男主角的结局通常不出于两途：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或飘然而去，遁世隐居。大概由于我从小就对范蠡、张良一类高人十分钦仰，而少年时代的颠沛流离使我一直渴望恬淡安泰的生活，所以不知不觉之间，我笔下郭靖、乔峰、康熙一类的人物写得较少，多数以另一类的归宿为结局。

连韦小宝最后都坐拥七美，隐居大理去了。但对金庸来说，所谓“退隐”只不过是卖掉《明报》而已。将《明报》上市是他退休计划的重要一步，他并不想通过上市赚大钱，而是想减少对《明报》的控制和参与，最终完全退出。《明报》上市，他的持股量从八成减到了六成。

三、于品海其人

辞去《明报》社长之后，金庸已很少去《明报》，大部分时间在家读书，研习佛经。对于出售《明报》一事，他一直放在心上，一有合适对象，就会约谈，希望尽快实现退休计划。他征询子女的意见，看他们是否有意接掌《明报》，二女一子都不从文，各有自己的生活理想，对接手《明报》也无兴趣。有人说“儿子的死改变了他的一生”，早在1981年他谈到接班人计划时说：“我的儿子和两个女儿中文不好，恐怕没有管理才能，性情和我相差甚远。”

金庸也考虑过由《明报》的几个得力助手接班，如潘粤生，雷伟坡等，他们服务《明报》三十多年，立下过汗马功劳，但潘已移民加拿大，他最后也没有选择雷。他又不愿意交给从事新闻业的女婿赵国安。为找一个合适的接班人，他费尽了心思。

就在这时，两年前代表日本德间书店和金庸洽谈过收购事宜的于品海再度找上门来，这次他是以智才管理顾问公司老板身份上门的。于品海1958年生于香港，在美国加州圣地亚哥大学读电视新闻系时，办过一份手写的中文刊物。1977年转到加拿大读大学，修读政治经济。因盗用信用卡、冒签他人支票等被判刑两年减一天，服刑四个月后被遣返香港，与朋友一起办了一份政论杂志，只出了五期。随后进入《财经日报》做电讯翻译，1985年创办智才管理顾问公司，在广西桂林经营漓苑酒店成功，并成立多家公司，涉及室内设计、酒店管理、房地产等，业务从内地扩展到香港地区及泰国、菲律宾等地。1991年初，智才出售旗下的酒店赚取1.5亿多港元，全面收购上市公司南海纺织。

金庸最担心的是，这个年轻人有没有改变《明报》立场的企图。经多方调查，他肯定于品海并无特殊背景，才放心继续洽商收购《明报》事宜。促使他作出最后决定的，据说是于品海的一句话：“只要查先生愿意卖《明报》，就是要我等上八年，我也会等！”

经过多次洽谈，双方终于在1991年11月达成初步协议。12月12日，双方联合宣布：智才管理顾问公司技术性收购明报企业。金庸与于品海合组明智控股公司，智才占60%股权，金庸占40%。然后，通过一系列操作，使明智对《明报》的控股恰好略超过50%。收购完成，金庸仍持有明报企业的5%股权，但与于品海相比，已是小股东。新成立的明智控股公司由金庸任主席，实际工作则出于品海负责。

尘埃落定，于品海成功收购《明报》，引起各方纷纷猜测，人们疑惑，金庸为什么将倾注了几十年心血的《明报》，出售给一个名不见经传、和他毫无关系的年轻人？于品海是否为日本财团做中介，控制香港传媒呢？……一时传言四起，《明报》员工也是议论纷纷，金庸为此解释：

自从我公开表示要退休后，连智才在内，一共有十一个机构向《明报》探询过收购或参股的可能……我一个个郑重研究，有时还请获多利等著名财务公司分析对方的提议条件。但第一，我不想将《明报》卖给外国公司；第二，我不希望收购《明报》的机构纯粹从生意出发，而不是对新闻事业有一种奉献精神与责任感。至于某些我怀疑具有政治目的的探盘者，根本没有对之作任何回应。

经过相当长时间的交往和了解，我觉得于品海先生的经营管理才能令我十分佩服，正是巩固与发展明报企业的理想人才，同时他对新闻事业具有热诚，那是非常难得的性格。他出的价钱不是最高，连第二、第三高也不是，但我很乐意将《明报》的控制股权交在他手里，正如日本的伊藤忠集团、西武集团、南海纺织的唐骥千先生等著名商界人士投了他一票一样，我也投他一票。那是长期性的选择，而不是一时性的“价高者得”，我只盼望他不过分急进，必须未虑胜，先虑败，以稳健手法来经营《明报》。明报集团今后有重大发展，那我是有充分信心的，我们其他同仁的责任，倒是在不断研究各种行动中“失败的可能性”，以及“万一失败”，如何善后。

他对于品海大为赞誉：如果不是我运气好，不会遇到于品海先生这样似乎“度身定做”的，比我所想象、所要求更加精彩的人才。在和他交往数月之中，倾谈“大计”，投机万分。我们在香港天南地北地长谈，两个家庭又一起去日本旅行，在温泉旅馆中越谈越高兴。他是在加拿大读政治经济系的，对传播事业至少已热衷了十年。至于企业筹划，那是天才。

我了解到，以他的才能和资产，不可能只作为《明报》的少数股东而全心全力地投入经营。那岂不是为我“打工”？我当机立断，建议他买入《明报》的控制性股权。他暂时资金不足，可以通过财政结构上的安排，使他以较少股份而拥有控制权，那便是明智公司的由来。至于股价呢，我们是真正的“君子国交易”，他出一个价钱，我说太多，这比市价高了很多；我出一个价钱，他说太少，不足以反映《明报》的潜力和发展远景。我说在他积极进取的经营下，才有可能这样发展，由我保守地管理，稳健有余，进取不足。终于，在和沈宝新兄数度商议后，以折中的价格成交。

即使再低的价格，我也会欣然同意。当时市场上许多人不了解，有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揣测。其实我的动机很简单，第一，要将《明报》交托给一个我充分信任的才干之士，期望今后至少有三十年兴旺发展，坚持诚信正直的报纸风格。第二，我可以快快乐乐地去享受两大嗜好：读书、旅行。只有在兴之所至的时候，才写一些文章，在全无时间催逼下写文章。

于品海先生替我完成了这两大心愿，使我得以在十分轻松、十分愉快的心情中颐养天年。

那一刻，于品海成了他心目中最完美的接班人，年纪轻轻就有丰富的企业经营及投资经验，而且对传媒事业表现出异常的热忱。还有另一层原因，有人说于品海长得像他死去的长子查传侠。当记者问及此事，他坦然回答：“理性上我没这样想。但他跟我大儿子同年，都属猴，相貌也的确有点像，潜意识上不知不觉有亲近的感觉，可能有。”

金庸在港岛深水湾乡村俱乐部设宴招待明报集团高层人员，大家都不说话，气氛凝重，他打破沉默，以不无感伤的语气正式宣布将退出明报企业，由于品海来接管，他简单介绍了于的情况，并表示会一如既往地关心和支持明报企业：

自然规律是不能违反的，我已经67岁了，再过几个月就68岁了，早已到了退休年龄。我精力渐渐衰退，如继续掌管大权，企业和报馆都会老化的，所以应当趁我头脑还清醒的时候，为公司作长期的策划。要使《明报》《明报月刊》《明报周刊》的生命比我个人的生命长得多……老实说，离开总是舍不得的。《明报》由我一手创办，我一直看着他成长，就像我的儿女一样，在感情上我怎么舍得交给别人？但要《明报》能成功地办下去，我则只能放手……

《明报》改组当天，于品海宣布，收购明报企业纯粹是商业活动，是一项长期投资，不涉及政治，更不会涉及《明报》一贯的编辑方针。现在明报企业的市价每股约3元，即使有人愿意出价20元，也不会转让。金庸充满信心地对外界说：“虽然《明报》的股权有变，但报纸、杂志的编辑权仍由自己负责，所以这方面不会有什么变化。”他还说，于品海向他保证，决不干预明报企业的报纸杂志编辑事务，因为于也认识到，明报企业最大的资产应该是《明报》和《明报周刊》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是编辑这些刊物的一批文化界的精英，他不会愚蠢到来干涉这样的刊物和这样的人才。他们达成协议前，于品海承诺不会辞退《明报》的旧员工。至于控制权，金庸表示，这是他和于品海商量后自愿放弃的。况且他对权力本来就不热衷，若按他的打算，他早就想彻底退出《明报》的具体事务，只是同事们一再挽留，他才答应再干几年，这次能找到一个满意的接班人接手他的事业，对他来说，实在是求之不得的好事。

四、牛津访学

1991年秋天，金庸在加拿大温哥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演讲，题目是《中国强盛的根源——开放与改革》，指出中国历史上有一个现象，先是有一段社会秩序混乱、多民族杂居、大规模战争、人民大量死亡的痛苦时期，由于中华民族“待人如己”的性格，以及重视“融合、中和”的哲学思想和“天下一家”的人文主义观点，形成了不同民族的大融合和统一，中华民族就此壮大。春秋战国的混乱演进为秦汉的大统一，五胡十六国的大混乱演进为隋唐的大统一，五代十国、辽金元和宋朝的长期战争再演进为明清的统一。他认为汉初、唐初、清初三个时代是最强大兴盛、人民生活最安定幸福的时代，强大是由于开放与容纳，兴盛是由于秩序与改革。这三个大王朝又有一巧合：开国不久，第二代统治者处理不当，形成无秩序状态，国家遭遇危机，通过一场小小的政变，第三代统治者再采取公平、稳定而有秩序的政策，国家因此强盛繁荣，出现了中国史上的黄金时代。

金庸一讲完，就有一位外国教授起来提问：“中国现在实施开放改革政策，又是中共建国后的第二、三代，请问你是不是暗示，中国将会有一段富强繁荣的时期？”他回答：“我不是暗示，我是希望。我不是历史命定主义者，不相信‘历史上有这样的原因，就一定有那样的后果’，因为历史上偶然的因素太多。然而历史的教训和经验总是有用的，不论对于哪一个国家，容忍与改革永远是有益的。”

当年10月30日、12月5日，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与现代中国研究所分别投票通过他为访问学者。牛津是他心目中的神圣学府，接到通知，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

事先我担心不被牛津大学选上，选上之后觉得很光荣。我在中学就梦想能到牛津或剑桥去读书，这个梦想不能实现，常常觉得乃终生遗憾。现在能以相当于教授的资格去讲学、研究，高兴得很，觉得这个机会不能放弃。如果可能的话，后年我还想到剑桥做些研究。学术上要真的做出点成绩出来才行。

1992年2月，金庸卸下明报企业的重担不久，即登上了飞往英国的飞机。

他在伦敦说，“希望仍以香港为长居之所，能出门游历天下，以偿多年的心愿”。“他之来牛津也是同样的心情。他感叹少年时正逢国事蜩螗，他求学的年月自浙江至重庆，亦因烽火而饱受颠沛无定之苦，如今得来此著名的学府，感到很开心，恨不得再装点书箧，重为学子。”以后他到剑桥读博，此时就埋下了伏笔。他对英国情有独钟，对美国则一辈子都很反感。他曾对陶杰说，“我看的英国书多。受那边大学的影响也深……”

访学半年，转眼即逝，回到香港，他不无失落地对记者说：“我在牛津时，是希望能够做些学术工作，但我的个性不适合，学术的基础也不好，现在才开始，已做不成世界第一流的学者了。我还是比较适合做创作工作。”

多年后金庸还说：“我在牛津大学做高级研究员，讲讲学，跟其他教授一谈，觉得自己有些不足。……做新闻工作的人与专家学者有很大不同，做新闻工作每样东西都知道一点点，但懂得不全面。”

五、“放下无求心自在”

1966年以来《明报》在北角度过了四分之一世纪，那是《明报》的黄金时代，也是查良镛时代。1992年，《明报》从北角搬到柴湾，启用新的大厦“明报工业中心”。那时，外人并不知道金庸将要完全退出《明报》，蒋一樵在伦敦访问他时，还对未来寄予期望：“他办报的原则，或许不应只依随于难以恒常定义的所谓国家利益。……他若能以伏枥之心，以更高层次的民主自由精神以励新闻事业，并在‘九七’后留守香港，为保卫神圣的言论自由再尽余力，尝试把报业提升到西方的第四权力，而不只是一部滚滚的印钞机。”

蓬莱极目觅仙山，但见白云相往还。放下无求心自在，琼宫仙境即人间。

1993年3月20日，金庸与江泽民会面的第二天，由张浚生等陪同前往山东旅游。在蓬莱阁看海时，应管理人员之请，即兴题了这首诗。回到香港，金庸就找共创《明报》的老搭档沈宝新，商量一起退休。

长于经营管理的“铜笔铁算盘”沈宝新自《明报》创刊以来一直负责经理部的全部工作，金庸从不干预。合作期间挑拨离间的人很多，造谣生非的事常有，但他们相互间从不怀疑，绝无丝毫恶感。对于编辑部的各种错误疏忽，沈宝新从未有一句怨言，而金庸也从未看过一次经理部的大小账簿（偶尔查阅薪水、成本等，目的只在做计划，而非审核）。金庸说“我们互相绝对信任”。“我跟沈先生合作到退休，合作无间，两人从来没有吵过架，他对我很尊重，我对他很客气，我们私交也不错。我们两人个性都很温和，都不是斤斤计较的。”

长期以来，除了日、晚报，明报集团的月刊、周刊、书籍都由沈宝新个人全资的新昌印刷有限公司代印，仅1986年到1990年10月31日，四年七个月间付出的装订、印刷费就有1.632亿港币。金庸因顾全老同学情面，也不好改变。

沈宝新支持他的决定：

良镛，三十多年来，你关于《明报》的任何大小决定，我从来没有反对过一件。这最后一个决定我自然也欣然同意。我和你初中同级时，你是级长。我打篮球，是级队选手。我只求比赛赢球，至于要我做前锋还是后备，毫无问题。我们办《明报》大赢，年纪大了，自然要退居后备。《明报》现在还大赢特赢啊。

1993年3月，金庸逐步将自己在“明智”的股份减至两成多，收回1.7亿元。3月31日，他和沈宝新分别辞去董事局主席、副主席之职，从4月1日起他只担任名誉主席、非执行董事，于品海接任董事局主席。

第二天，金庸在《明报》发表《第三个和第四个理想》说：这样安排之后，我当然不再“拥有”《明报》了。但什么叫作“拥有”？你能永远拥有你的一切么？二三十年之后，我人都不在了，还能拥有什么？……再过三四十年，于品海先生也要将《明报》交托给别人了。他比我小三十几岁，总可以再主持三十几年吧？

金庸一生最佩服的人物是范蠡，《射雕英雄传》中就借黄蓉之口有过很高的评价，范蠡还成为他短篇小说《越女剑》的主角。他笔下的范蠡为人倜傥，不拘小节，所作所为往往出人意料，其一生临大事、决大疑，不知经历过多少风险，最后携西施泛舟太湖。他的朋友沈君山1998年在台湾“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开幕式致辞说，范蠡曾为“帝王师”，辅助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完成吞吴复越的大业，然后拥绝代佳人西施归隐江湖，还聚财无算。可惜金庸只实现了范蠡的后两个理想，却没有机会像范蠡那样为“帝王师”。他一生没有功业，想做个外交官都铩羽而归。写武侠、办报是他不经意撞上的，甚至带有一点无奈。《大公报》的同事、画家黄永玉也觉得，“他应该干别的事，他怎么会写起武侠小说来了呢”？“以他的才能和智慧，怎么去写武侠小说呢？他应该做比这个重要得多的事情。……他是很可爱的人，很温和的人，而且那种神奇的力量你都很难想象。”他完全是无心插柳，既然没有机会做“帝王师”，他便将满腔的抱负寄托在报纸和小说中。

经历过国民党统治的那些岁月，他没有成为激进青年，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点。他从来无意做革命家。1972年1月29日，他在《作读者的耳目和喉舌》社评中自白：

我们在香港办报，只是经营一家企业，并无做革命家的大志，自知无此本事，也没有雄心或野心去反对任何中国政府。但因为我们的读者都是中国人，人人关心中国的事务，而《明报》的读者又是比较关心政治的，因此我们有义务作为读者的耳目和喉舌，一方面将中国的消息向读者报道，另一方面又对中国的各种情形表示意见。

当他有机会参与起草香港基本法，他也视为牛刀小试，聊胜于无。他说：“我一直存了这个‘报恩思想’来做这件事。香港人待我极好，我除了写几部小说、办一张报纸和几份杂志之外，报答远远不够，在我晚年退休之前，尽力协助起草一部好好的基本法，虽仍不足以报答，总之是多出了一分力。”

金庸家里挂着一副从浙江海宁老家带出来的对联，出自他先祖查昇的手笔：竹里坐消无事福，花间补读未完书。

金庸自称一直向往这样的境界，但因办报日夜辛劳，即使休息日也不免事事关心。从1946年起，他做了四十六年的新闻工作，总盼望能卸下重担。至此才得闲居，他大感愉悦。

金庸忘不了《明报》初创的艰难，三十多年来，他们以10万元的资本起家，创造了一个庞大的明报集团。1948年他离开内地时，尚有《大公报》《新民报》《世界日报》这些民间报纸，等他在香港办报，内地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和《明报》都是香港的产物，是香港造就了他。他多次说，《大公报》原来是派另一个同事来的，如果当初他留在上海，在上海《大公报》干下去，以他的出身和中央政治学校学习的经历，就算逃得过反右，也很难逃过“文革”。即使都安然无恙，也没有机会写武侠小说，更不可能办报。

1993年12月，金庸再将一成多股份售给于品海的“智才”，套现约2.6亿元。剩下的《明报》股份，他决定分五期全部出手，与《明报》完全脱离关系。12月31日，他辞去名誉主席职位。当天《明报》刊登董事局启事：

……今年12月初，查先生致函董事局，希望自1994年1月1日辞去名誉主席及非执行董事之职衔，静心欢度退休后旅游、颐养、讲学及著述之生活。董事局再三诚意挽留，查先生恳切表示年近七十，志在“放下、自在”。董事局虽极感遗憾，然必须尊重查先生之心愿。

……同人等曾长期追随查先生者，情兼师友，受其身教言教之惠；新参加明报集团者，亦对查先生素所敬慕。兹值查先生七旬荣休，敬祝查先生健康长寿，逍遥自在。

从1959年起，《明报》将近三十五年的“查良镛时代”彻底结束。他心里不无难过，当天他对记者说：“我刚翻看一些《明报》的旧照片，眼泪都流出来了，有些旧同事已经去世了，真是舍不得。对于《明报》的旧同事，我有很深的感情。”一位明报人回忆：“我至今难以忘掉那一天的情景，偌大的办公室，查先生将自己的日用品装进纸盒。《明报》不再是查良镛的《明报》了……”

自信佛以来，金庸自认看透世界事物都有始有终，人的生命也是一样，每个阶段都有终结，在适当的时候完成自己的任务，便是最满意的。办了几十年《明报》，他相信他和《明报》的关系到最后仍要分开。在精力还好时离开，对自己、对报馆都比较有益。他假设自己突然死了，报馆没有人领导的话，同事都会很彷徨。

在我这个年纪，《明报》是一个负担。从佛教的讲法，有负担总是不好的。佛教希望人的欲望能尽量减低，最高境界是什么也抛弃掉，连生命也觉得没什么所谓。我离开这境界实在太远了。要我财产完全不要，我做不到；要妻子儿女都不要，做不到；名利不要，也做不到，那我只有减少自己的负担。

尽管有那么多的“做不到”，金庸还是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明报》。

此时离“九七”越来越近，他对外解释：“这样的安排和政治绝对无关。我的住宅正在翻新重建，花费不少，如果我对‘九七’不乐观的话，就肯定不会重建我的旧房子了，花一大笔重建费用就很蠢了。”他告别一生事业所系的《明报》还有一些不能忽略的因素，“1991年《明报》上市后，股价长期在每股2.9元的价格静止不动，且成交甚少”。这次出售股份他实际上赚了钱，而且甩掉了80年代以来在香港未来政制安排等问题上造成的巨大心理、政治负担，虽然负面的影响未必甩得掉。《明报》出售以后，除了明河社出版公司，他还拥有股票、债券、办公大楼等财产。

六、《明报》再度易主

在金庸全面引退前，《明报》的“于品海时代”实际上已开始，雷伟坡及一些重要骨干相继离开。1993年11月8日，于品海以明报集团名义创办《现代日报》，因亏损太多，他以3000万元价格独资购回，撑到第二年11月26日停刊，共亏损了1亿。他又投入巨资创办第一个全球24小时的中文新闻电视网，也以失败告终。为此，于品海将明报企业18%的股权卖给中策集团的黄鸿年和马来西亚富商张晓卿。

1994年5月20日，《明报》三十五周年报庆，于品海发表《勇敢顺应大环境，积极面对不明朗》时，踌躇满志地说：“《明报》的成就有目共睹，查良镛先生的贡献最大。有人因而说我的负担很大，历史包袱重，试想又有什么人能与查先生比较？但我并不觉得这是负担，反之，我感到鼓舞，因为查先生帮助我提高了自己的要求。”

当年10月10日，香港《经济日报》披露于品海曾在加拿大有过犯罪记录，与他上市公司主席的身份有抵触，一时间香港舆论沸沸扬扬，对《明报》产生较大负面影响，于品海只得辞去明报企业董事局主席及香港报业公会主席的职务。1995年10月，他将明报企业35.9%的股权售予张晓卿。加上年初购进的10.1%的股份，张晓卿持有明报集团46%的控股权，于10月20日出任明报企业董事局主席。明报转入“张晓卿时代”，这一天离于品海接手《明报》仅两年多。

当年59岁的张晓卿祖籍福建，出身贫寒，早年以伐木业起家，成为马来西亚最大的伐木商及夹板出口商，1988年将伐木生意扩至巴布亚新几内亚、新西兰等国。他在澳大利亚拥有大型养牛场，在上海有锯木厂，而且经营新闻出版业务，业务包括马来西亚最畅销的华文报《星洲日报》《光明日报》，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英文报TheNational，以及大连的一家合资出版社。

金庸千挑万选才选定于品海，他做梦也想不到，《明报》这么快就会被转手卖掉。

《明报》再度易主后，他又对张晓卿寄予很大期望：“他（张晓卿）来管理《明报》，我很感激他。《明报》是我的孩子，就好比我的儿女离开家庭后，处境不佳，在外头流浪，没有人收留他，前途茫茫的时候，有个好心人肯收留他、培养他，拿钱出来给他念书，受好的教育，变作一个很有用、很好的人。”“希望张先生来了之后，能够重振《明报》的声威，恢复稳固、健全的财政状态。”

金庸虽退出了《明报》，但《明报》为他一手创立，毕生心血所系，这种血浓于水的感情，岂能轻易割舍。“生命中充满着意料不到的事情。”这一年，他心脏病发作，做了大手术，经过八九个小时，心脏拿出来修修补补，又放回去。香港新闻界都在传说，一辈子精明的金庸是不是被气出病来了。

第十八章　是耶非耶

一、香港的新闻自由

金庸称，除了妻子儿女，他最爱的就是新闻事业。如果下一世投胎做人，希望还是做新闻工作。

正是香港的新闻自由环境给了他创造事业的机会，成就了他和《明报》，对此他始终很清醒，在《明报》几十年的社评中不断提起。1963年11月15日，他在《香港的新闻自由》社评中说，香港报纸有新闻自由，不受政府在法律之外的任何干预。“香港另外有一种新闻自由，也是世界上大部分地区中的同业所享受不到的，那便是不必大资本家才有办报纸的自由，我们在香港有四十多家报纸，几乎任何一派意见都有发表的机会，广告商也不能控制报纸的言论。”

对于小资本可以办报的自由，金庸深感欣慰，否则就没有他的《明报》了。1966年9月26日，他在《大报小报与新闻自由》社评中说，大报并小报的结果，所谓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实际上变成了几个大财团的言论自由。“如果一个城市中只剩下一两家独霸性的报纸，在通常情形之下，小市民的意见就不易得到反映。这次天星小轮加价，全港数十家报纸几乎是众口一词地反对，如果在其他社会中，一两家大报垄断言论，市民们的反对意见恐怕很难表达出来。当然，本港的新闻自由也有它的限度，但在小型报能够立足这一点上，可说胜过了世界上许许多多地区。真正的新闻自由，应当是社会上有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报纸存在，能发表各种各样不同的意见。”他在1963年就不无担忧，“香港这种相当接近于真正新闻自由的情形，不知能维持多久？我们这些小鱼，不知什么时候成为大鱼肚中的食物”？

因此，金庸一直珍惜香港的言论自由环境。当1967年“五月风暴”席卷香港，左派报纸充满了火药味时，他在7月22日发表《真正的“言论自由”》社评：

各种自由之中，最重要的自由之一是“言论自由”，非常明显，近几个月来此间左报所行使的言论自由，大大地越出了范围。他们不但在报上肆意谩骂和诽谤，捏造事实，散布谣言，破坏公共秩序，还在天天号召行使暴力。

8月10日，他又在《煽动、恐吓、诽谤、造谣决不是“新闻自由”！》社评中说：

整个自由世界都公认，香港是有充分新闻自由的地方。任何报纸都有拥护或反对某种主义和思想的自由，有批评政府的自由，有报道任何事实的自由。然而正同任何自由一样，新闻自由也必定有它的限度。……不幸的是，在香港这个社会中，有一批人假借“新闻自由”“爱国”等美丽的名词，天天在进行煽动、恐吓、诽谤、造谣，企图破坏整个社会。这与真正的新闻自由毫不相干。

当时，《香港夜报》《新午报》《田丰日报》因此被令暂时停刊，《明报》用特大号标题作了报道。

金庸一直认为香港是世界上少数具有新闻自由的地区。1970年，他在香港中文大学讲“香港报业”，认为香港的新闻自由事实上远较英、美、日等国为充分，目前在，伦敦、纽约、东京等地新办一家报纸，得以畅所欲言，虽非绝对不可能，但也已近乎不可能，至少，那也是千万富翁的事，而不是报人或新闻爱好者的事。报人而能自己办报，世界上除了香港以外，很少有别的地区。

1971年6月2日，他在《香港的新闻自由》社评中说，与十二年前办《明报》之时相比，目前职业报人要在香港办报，困难增加了数倍，物价高涨，竞争激烈。困难虽大，毕竟还是可为，每年我们都见到有新报纸创刊。“在香港，以言论自由而言，倒的的确确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虽没有一百家报纸，却也超过了五十家。伦敦、纽约报纸越来越少，越来越集中，真正享有新闻自由的，只不过是一两份报纸的一两个老板而已。”

1979年，金庸在香港中文大学座谈时说，香港的新闻自由相当充分，自己在报界工作三十一年，政府插手禁止刊登某某消息，这类事情还不曾经历过。

1983年5月20日，又逢报庆日，他的社评说，《明报》以香港为基地，没有香港，根本没有《明报》，像《明报》这样的报纸，不可能在世界任何别的地方出版。英、美、日、法等国有自由与独立的报纸，内容比《明报》好得多，然而不是中文的。他向读者承诺，《明报》出版一天，就一天为维护香港人的自由与法治而努力，决不会对不起老读者，将会保持自由客观的风格。

金庸深知，新闻自由是要争取的。

早在1962年“逃亡潮”中，香港《虎报》《工商日报》有三个摄影记者被捕，他在7月25日发表社评《报非“圣报”，孰能无过？》，7月31日发表《喜闻三记者被判无罪》社评。法院判决结果出来前，他与《天天日报》负责人韦基舜交换意见，认为报纸记者有责任向公众报道事实的真相，如果采访新闻被认为是阻差办公，今后工作将发生重大困难。他们感到此事牵涉全港新闻界，并不单单是这三位记者而已。他们一致认为，自有报纸以来，新闻自由就是报人要努力争取的一个目标。

1986年1月27日、28日，金庸接连发表社评《坚决保卫言论自由》《什么是言论自由？》：

只要人民有自由公开发表言论，政府的错误就可能得到纠正，滥用权力的情况就有可能予以遏制。……不论如何专制集权的政府或行政领袖，都无法长期忍受公开发表的批评和抨击，所以专制政府的当务之急就是压制言论自由，取缔报章杂志的出版自由。

公众和许多新闻从业员对于将来香港是否能继续享受言论自由很感忧心。老实说，我们也不是完全放心，因为将来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因为失却了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香港人也必失却其他各种自由。这种不幸的情况可能不会发生。目前大家自由发言，正是为保护将来的自由而努力，尽力防止这种不幸情况出现。

金庸表示：“《明报》忠实独立的方针决不改变，在具体做法上，当然会依情势而时时作出修正。……香港人的底线是‘自由法治，制度不变’，香港报界的底线是‘言论自由’，那也包括在全体香港人的底线之中。在言论自由上让步，就是无条件投降。”当年3月25日香港大学授予他名誉社会科学博士学位，表扬他对新闻工作、文化事业和各种社会工作的贡献。《明报月刊》约他笔谈感想，他不愿谈自己的工作，认为殊不足道，就转发了这两篇社评，以说明他的思想和态度。

1987年3月11日，香港立法局通过政府提出的公安修订条例草案，其中第27条授权政府，如某一新闻是虚假的，可能引起市民恐慌，不管新闻发布者是否蓄意或恶意，都可起诉。新闻界一片反对声浪，因为这触及了他们的底线。3月23日，包括金庸在内的916名新闻工作者在《明报》等媒体发表宣言，重申报道事实、崇信真理的天职，恪守专业守则，“言论自由不能寄望当政者仁慈施予，有志者须积极争取”，誓言“一旦被控，决不透露消息来源，并放弃以此作为辩护，以求苟免”。金庸是第四个签名人。

他一直为香港的中文传媒感到自豪：

在麦里浩、尤德、卫奕信的时代，香港中文传媒的水准世界第一，中国内地、台湾，东南亚各国、美国、欧洲，无一能及。不要说新闻自由，评论的水准、报道的公正和准确，单是版面的干净、新闻从业员普遍的道德标准，以及社会人士对全体新闻工作者的好评与尊敬等，香港中文传媒可说得上是举世无双。

但到了彭定康时代，突然之间，香港中文报刊的水平向下急堕。今日香港报纸的读者，人人摇头叹息……

二、《两种社会中的新闻工作》

1993年11月25日，在香港开幕的一个新闻研讨会上，金庸作了《三地同业，皆兄弟也》的演说，提出新闻工作者有一份重大的社会责任，即对政府提出有建设性的意见和批评，揭露社会上不公平的情况……认为新闻工作者有一个共同的基本信念，那就是坚持事实，坚持是非的分别，对任何事物可以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但对事实真相一定要如实反映。

1994年3月12日，香港大学举行“香港讲座：十年过渡的记录（1984—1994）”活动，他用英文演讲《大众传媒与开放社会》，称香港是个开放社会，人口98%是华人，“我们生活在一个人人有自由、一个法治的社会之中”。“一个人民教育水准颇好和资讯充足的社会，不会容许长期受到欺骗和恶意误导。这是开放社会的最重要的优点，大众传媒在社会里起着创造、促进和保持这个开放特质的作用。”香港的大众传播必须忠实，这不仅受道德上的约束，也受到市场的现实所支配。读者有选择的自由。

相隔五年半，1999年10月26日，“新闻业机制改革与经营管理”研讨会在浙江大学召开，他作了题为《两种社会中的新闻工作》的长篇发言：

解放军负责保卫国家人民，我们新闻工作者的首要任务同解放军一样，也是听党与政府的指挥，团结全国人民，负责保卫国家人民。我们跟随党的政策，不是甘心做党的工具，受它利用，丧失做一个诚实的新闻工作者的良心与立场，而是尽一个爱国公民的职责，保卫国家，不受外国的颠覆和侵略。

……我们传播媒介，如同军队、工农业一样，要为这个大战略目标服务，要遵从中央的统一指挥，各自尽力。

新闻自由其实是新闻事业老板所享受的自由，一般新闻工作者非听命于老板不可。我在香港做了四十年以上的新闻工作，十分明白所谓“新闻自由”的真相。香港政府的确不能干预报社和电台的工作，事实上也完全没有干预，但新闻机构的方针政策，却完全由机构的主持人决定。记者、编辑必须听命于总编辑，而总编辑必须听命于机构老板。

……在我们社会主义的中国从事新闻工作，那又怎样呢？“为人民服务、为国家的利益效劳”是第一要义，所以必须服从党的领导，因为党在领导国家人民，在做根本的大决策。

当年12月，上海《新闻记者》月刊全文刊载时加了个“编者按”：“他结合亲身经历，生动而又风趣地阐述了对新闻传媒作为政党‘喉舌’与‘工具’的理解，并用大量事实痛斥了西方所鼓吹的‘新闻自由’、‘人权大于主权’的极端荒谬性，他还谈到了提高报人素质和办好新闻教育问题。这次谈话所涉及的观点，出自一位长期生活在香港的老报人之口，在与会者中引起了热烈反响。”

这篇谈话引起海内外舆论的瞩目。《明报》旧部、文字之交董桥读到这些观点，12月28日在《苹果日报》“时事小景”专栏发表《金庸在杭州的谈话》说：

金庸这样坚决的立论，似乎建基在谈话中的三项观察：第一，传媒是保国为民的重要工具，笔杆子既可以出政权，也可以毁政权；第二，目前中国政权十分稳固，应予支持，他今年在俄国圣彼得堡和爱沙尼亚所见的人民生活，远远不及杭州人；第三，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传媒言行不一，最终也是为他们的阶级利益服务。

……写小说奠定文学地位的金庸，正是著名报人查良镛先生。他从事新闻工作四十七年，阅历丰富，随便说说传媒问题，肯定影响深远。查先生这篇谈话虽然是在杭州发表，我在香港拜读，竟有天涯咫尺之感：他对西方和香港的传媒运作自有精辟的看法；他要新闻工作者向解放军看齐，那倒是香港传媒人要从头学习的课题了。查先生的言论前进得很。

两天后，金庸在《明报》回应说，董文“语焉不详，断章取义”，并公布讲话全文，他在前言中说：“谈话在内地发表，情况自与资本主义之香港环境歧异，错误或不足之处，敬请指教为感。”

有人指出他讲话“互相矛盾”，他一面说“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传播媒介，全然谈不上什么‘真实报道，公正评论’”，一面又说“作为一个一生从事新闻工作的人，我信奉‘忠于事实，公正评论’的信条”。2000年1月20日，连经济学家张五常也写了《新闻何价？——与查良镛商榷》一文：

……我绝对不同意查老所说的，美国的传媒往往不尽不实。……可以肯定的是，这种报道远比“大跃进”期间，一小亩地可种出数十吨粮食的“为国家好”的消息可靠得多。

我最不同意查老之处，是美国要“颠覆和侵略”中国。历久以来，美国的传媒惯于“颠覆”自己的政府。

1999年10月，《明报月刊》出特大号，“新中国五十年总评说”专题的头条就是金庸的《文景开元，何足道哉！》：

1976年清除“四人帮”后，踏上开放改革的康庄大道。汉朝文景，唐朝贞观、开元，清朝康、雍、乾三个时代固然强盛繁荣，但有不少封建皇朝的腐朽与不合理、不公平之处，对人民压迫剥削太多。这些情况现在大都已经革除了。如果今后继续坚持开放、改革、法治、稳定的政策，放眼于百年大计而不计较一时的小利小忿，再行之五十年，中国又一个强盛兴旺的黄金大时代在望，文景开元，何足道哉！

循着这些思路，我们便可以理解金庸在杭州的讲话。然而，香港的董桥他们又如何理解得了他的心思？

三、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

自1994年10月金庸得到北京大学名誉教授的职衔以来，浙江大学、杭州大学、南开大学、华东师大、中山大学、辽宁师大、吉林大学等内地大学先后以名誉教授相赠。

1998年，与金庸关系密切的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张浚生转任新合并组成的浙大党委书记。1999年，浙大聘金庸为人文学院院长。1985年张浚生到港任职不久，就去拜访金庸，他以白兰地酒招待，两人从此结交，曾多次一同外出旅游。

75岁高龄的金庸对浙大学生说：“我没本事做你们的老师，不过年纪大些，做你们的大师兄好了。浙大的学生真的跟我很友好，自称小师弟、小师妹，在黑板上写了‘欢迎大师兄给我们讲课！’的字。”面对中央电视台的镜头，他则说：“我们人文学院有七个系，有中文、历史、哲学，中国哲学、外国哲学这些我懂得，我可以给学生讲课，教新闻也可以，我办过报纸，新闻意识我也懂得，还有国际关系，还有社会学，我也研究国际法，所以也懂得。七个系（之中）六个系我全部懂，我可以教，所以这个人文学院院长我有资格做。”

之前，1997年4月4日，金庸向浙大捐赠100万港币成立了“浙江大学金庸人文基金研究会”。浙大给了他全校最高的教授待遇，他把所有工资都放到这个基金里。他对白岩松说：“我自己版税收入相当不错，自己很够用了，原来有资产在香港、外国，所以不需要靠这里的薪水生活，如果不请我做院长，我也会捐钱的。”

2000年，金庸正式得到浙大的导师资格认证，受聘为浙大人文学院博士生导师。浙大历史系教授何忠礼参加过主要由历史系老师组成的基层评议，“别人都是三本著作和若干论文，厚厚一沓材料，只有金庸是一张空白表格，上面写着‘查良镛’三个字”。他们拒绝进行这样的评议，表示“由上级领导决定”。何坦率地指出，“金庸对历史学基本不懂，让他带博士完全是误导学生”。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说：“浙大没有遵守学术规范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的规定，评金庸为博导，或许他们只考虑了有利的一面，但实际上却损害了浙大的学术声誉，对金庸也不利。”南京大学董健教授称这是“一场错位”。

对于这样的批评，金庸内心并不服气。2003年7月，他在央视《新闻夜话》不无伤感地说：“我现在的想法是觉得自己学问太差，如果照我自己的意思，最好小说也不写，从大学开始就专门研究历史，研究外国文学，那么到现在大概跟其他的大学教授学问差不多了。”2005年他对记者说，自己正在写《中国通史》，“南京大学有个院长批评我，金庸不是科班出身，不是研究历史的。但北大有教授就认为，历史学家和历史工作者是不同的。历史学家要目光很远，需要一个大的历史观，而不是考证哪一点”。问及他是否希望自己的研究得到内地史学界的认可，他回答：“能承认当然好。但有时候一旦妨碍到个人的利益，他觉得你想得太聪明了，他想不到，不肯承认，就情愿打倒你，来贬低你。”

金庸对在浙大的身份特别看重，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董健记得他们在南大见面时，他一再“淡化”武侠小说家的身份，强调自己是“历史学家”、“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他递上名片说：“请不要叫我金庸，我是查良镛，我是研究国际关系史的教授。”

余英时“对金庸深厚的文史造诣更为欣赏”。金克木说金庸的史学佛学见解，“论水平未必是‘超一流’……然而以史学佛学入小说，在武侠中讲‘破相’，那就超人一等了”。2001年，金庸到南京大学演讲，学生想要听他讲武侠小说，他讲的却是“南京的历史与政治”。结果，演讲不到一半，听众就起哄、鼓倒掌了。一名历史系学生对董健说：“这报告的学术水平连我们系的副教授也达不到。”台下一片叫声：“我们请你讲小说！”他急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在场陪同的董健担心出乱子，叫主持人请同学改用提问的方式来稳定秩序。所有提问或是关于武侠小说的，或是关于他爱情生活的，没有一个人问及“南京的历史与政治”。

此前1994年10月25日，在北大授予金庸名誉教授头衔的仪式上，大家也希望听他讲武侠小说，他却要讲历史，讲中华民族长期不断发展壮大的规律，内容与他三年前在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讲的差不多，结论是，“我们中华民族之所以这样壮大，靠的就是改革和开放”。他多次提及，“加拿大的一些教授觉得我的这些观念比较新”。北大教授陈平原说，“可在北大演讲时，则未见大的反响，主要原因是，关注种族冲突与文化融合，乃史学家陈寅恪一以贯之的学术思路，其入门及私淑弟子周一良、唐长孺以及众多再传弟子对此均有很好的发挥”。

金庸的民族融合论观点在《天龙八部》《鹿鼎记》等作品中都有体现。韦小宝生于妓院，他的父亲可能是汉、满、蒙、回、藏等任何一族的人。他到扬州问母亲：“我的老子到底是谁？”他母亲也不知道，可能是汉人、满人、蒙古人、回族人，甚至是西藏喇嘛。对中国各民族一视同仁是金庸武侠小说的基调，在他笔下，出身世代书香门第的陈家洛不仅爱上两个回族女子，最后还皈依伊斯兰教；大英雄乔峰是契丹人；《白马啸西风》中，李文秀爱上了哈萨克青年。然而，当他将武侠小说中的历史观形成“学术性文字”，在北大讲坛上却“未能博得满堂掌声”。陈平原认为，“对于中国历史的独立思考，乃金庸小说成功的一大关键”，但是，“对金庸的史学修养，不应估价太高”。

金庸在成都给一些作家讲羌族历史时说，“羌族在历史上曾经是最大的民族”，“羌族与西南的汉人联盟，建立了西周”，还说“正在研究羌族的灭亡”。消息见报，精通文史的诗人流沙河就公开撰文批评，所谓“西南的汉人”又是大笑话，武王伐纣是姓姬的周民族领导羌族和其他七族，哪来什么“羌汉联盟”？那时哪有什么“汉人”？此外，羌族还在，还有羌族自治县，并无灭亡预兆。

四、“人在江湖”

2000年9月，金庸在长沙岳麓书院讲中国历史的大趋势，由湖南卫视直播，与在北大讲的大同小异。一位现场听众说：

老先生从春秋战国开始讲起，历两汉而至隋唐，结结巴巴地论述他的民族融合论，这个话题恐怕很难引起台下以青年居多的听众共鸣，老先生看来也不是很擅长长篇大论的表达和渲染，再加上口音的缘故，看来听众是听起来不算轻松，但还是保持着礼貌的安静。……再看到台上吃力的老先生……

2003年7月25日，他在杭州为《金庸茶馆》创刊而举办的演讲会，讲的也是类似的话题。门票标价188元，但是杭州剧院门外有人在卖票，开价20元，还价10元即可。剧院内许多座位都空着，并没有出现爆满的场面。大部分门票都是“红石梁啤酒”送的，那几天红石梁啤酒的销量以每天150%的速度递增，许多饭店只要喝啤酒就可以抽奖，二等奖的奖品正是门票。

那天的最高气温超过40℃，是杭州多年未遇的高温。下午三点将至，金庸出现在台上，摄影、摄像记者忙乎了一阵之后，主持人宣布演讲开始。他慢吞吞地拿出一沓打印好的讲稿，开始讲中国历史。好像提到了《资治通鉴》，也提到了罗素的《自由和组织》，他耐心地循着讲稿讲，偶尔抬头离开讲稿。他的语速很慢，语调也低，有点含混，北方来的记者就不大听得明白。现场听众虽没有喧哗，但对他讲的内容，明显没有多少兴趣，场内的气氛有点沉闷。演讲持续大约半小时，参与直播的新浪网工作人员转达网友意见：“演讲太学术了，没有兴趣，希望可以自由提问。”

金庸慢吞吞地收回讲稿时，有点不大情愿地撇嘴。提问开始，气氛才开始活跃起来，但没有一个问题针对他刚才讲演的内容。大多数问题都算不得问题，或是捧场，或是邀请。

主持人刚刚讲过他是“金庸茶馆”的股东之一。他在“金庸书友会有限公司”挂牌仪式上也说：“以前有不少香港人称我为‘查博士’，我在杭州开了金庸茶馆以后，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茶博士’了。”然而，当有人问及他对“金庸产业”有什么设想，他在当中起什么作用，或者说白一点，最终他能从中分得多少钱对，他回答：

我不太了解“金庸产业”的问题，我知道目前为止他们准备拍摄动画片，动画片除了他们公司之外，还有其他地方买断我的动画片版权。文新集团我希望他们能够成功，我的投资也很好，我也没有希望能在这里赚钱，我希望《金庸茶馆》能够办得成功。如果动画片能够赚到钱，如果《金庸茶馆》可以赚钱的话，可以把这个对话的平台长期维持下去就满意了。

那年春天“非典”过后，杭州要做一个“抗非”纪念雕塑，他以“半个杭州人”身份捐了一套港版《书剑恩仇录》拍卖。一个杭高学生患白血病需骨髓移植，社会各界纷纷伸出援手，全班同学给这位校友写信，他捐了一套签名的武侠作品集。那天，有人问他对钱怎么看，感觉他在捐款时经常是捐书，是不是觉得捐书比捐钱好？他笑着说：“我怎么看钱？我买股票、投资老是赚钱。在杭州我曾经捐了‘云松书舍’，价值1400万。”主持人马上补充说，金庸担任浙大人文学院院长不拿工资，这次演讲会不要出场费。

在西湖造屋是金庸的一个愿望，1993年3月31日他对《明报》记者说：“以前我讲过，退休之后希望在杭州有一间房子。……杭州市政府又旧事重提，愿意在西湖边上给我一块土地起房子。这是特别照顾，因为西湖边是不许建私人住宅的。我欣然接受，以满足对故乡的依恋思念之情。”别墅还没建成，媒体上就传出批评的声音。1996年11月4日，占地4.5亩的“云松书舍’竣工不久，他决定捐给政府。他说：“当时我盖这个别墅的用意就是我退休之后到这里定居，做学问，会朋友。等到全部造好后我来看，我觉得这个地方太大了，房舍的结构太精美了，我一个普通老百姓来住这样好的地方不大适合，我就捐给了浙江省杭州市政府。”

有记者问：“您都80岁了，还这么飞来飞去，是觉得自己不够有名，还是觉得钱不够多？”他的回答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外面是酷暑高温，他穿着白衬衫，系着领带，在舞台的灯光下，满头大汗，时不时接过毛巾，用力地擦汗。时间到了，人们还不想放过他。

金庸的身影不时出现在各种热闹的场合，各地的“论剑”不断，他的动静成为媒体娱乐版津津乐道的热点。2003年10月8日的金庸“华山论剑”可以看作是高峰，《南方周末》的报道即以“金庸的节日”为题。

金庸“华山论剑”在海拔1614米的华山北峰举行，陕西电视台全程直播三个多小时，他先是乘索道上去，再坐上扎着红绸的滑竿，抵达北高峰那个小广场，被选为对话对象的包括司马南、孔庆东、张纪中、魏明伦等人。当天华山风景区封山八小时，为保证电视直播的顺利，出动了500名警察和150名武警。（第二天，他去法门寺，当地也出动了上百警力。）对此他也不大满意，当众嘟着嘴巴说了一句：“我本来没让他们封山，他们怕游客看到我会找我签名，一定要封。”

一位读者坐了十来个小时火车赶到西安，却听说华山封山，十分失望，通过旅游局的朋友关系，一大早赶在封山前登上华山，却只能在北峰旁一个小亭子里看电视直播。“真正看到这次所谓的华山论剑时，还是大失所望，领衔主演的金庸的表演颇让人失望，毕竟80岁了，颤颤巍巍，连咳嗽带喘，吐字不清，甚至有点语无伦次，还时不时老泪纵横，真难为他老人家了，与一群文化人在那里为一些典故扯东到西……”

华山封山八小时，据说直接的门票损失400余万元。陕西电视台对外公布，这次活动投入的400万元已顺利回收，整个活动只赢利40万元。事先金庸希望，“这次活动不要把任何带有商业性质的东西引进来”。“‘华山论剑’不是武功上的比试，更不是一次商业炒作，它是一次文化人之间的谈论，是纯粹的文化对话，希望它能够在文化氛围中开始和结束，千万不要搞太多的商业广告。”陕西电视台副台长王渭林证实，“金庸先生在踏上陕西这块土地后，吃饭、坐车、住宿等都是自己掏钱，坚持不收我们任何的费用”。因为他的坚持，主办方陕西电视台取消了此次“华山论剑”的冠名权。

金庸“华山论剑”之前举办了一场“碑林谈艺”，司马南说，“没有听到真正的交流，而是听到了一片阿谀之声。会上充满客套话和颂歌，没有人提出真正的问题和批评，也没有真正的碰撞、交流”。他本人也说：“还有研讨会，我希望听到贾平凹他们批评我的话，结果满场都是好话，听着是很开心，但意义就失去了。”其实，对他的武侠小说持尖锐批评意见的南京大学教授王彬彬受邀到了西安，却又被拒之门外，当然也分到了一笔不须出场的“出场费”。为什么临时改变主意？据说是有人打招呼，“不希望有不同意见出现”。王彬彬是主办方主动请来的，到底是谁“不希望有不同意见”？

10月26日，金庸回母校嘉兴中学，向张印通的塑像献花，题词：“江南人文荟萃地，千秋英才从此来。”当晚，嘉兴市长在南湖渡口的醉仙楼为他祝寿，专门给他做了一件紫红色的中装，一进门就脱下西装换上。然后有男孩女孩唱越剧选段《天上掉下个林妹妹》，请他为醉仙楼和还没有造的铁枪庙题写匾额，还请他吃菱，当地人说南湖已不种菱，不知是从哪里来的。11月23日，嘉兴学院金庸研究所请金庸写一副门联，他不用他们拟好的内容，另外写了一副：

嘉德育英九十载，兴学培才二万人。

诗人流沙河说，七字联内竟有五字平仄对不齐，词义方面，“培才”就是“育英”，意思雷同，类似总结报告：九十年内毕业学生二万，“太浅白，太枯燥，一副拙联”。

2005年1月，有记者在杭州问他：“以你已有的成就，可以做完全的隐士。为什么现在还是愿意频繁出席各种活动？”他回答：“一个人退隐的话，很寂寞的。我就只是在家里，一个人看看书。”“我不是隐士，也没有忘记外面的世界。”

五、剑桥读博

从2000年秋季起，金庸在浙大招收中外交通史和唐史专业的博士生，并向媒体亮出了独特的收徒标准：要对历史有一定的研究，要掌握两种以上的外语，最好还会一点拉丁文或希腊文。2003年后，他招收过四名博士生。自那时以来，他的博导资格、博士生培养一直是媒体的话题，对他晚年构成了巨大的压力。虽然也有严家炎、孔庆东、徐岱等人为他辩解——他们大多数是金庸小说的研究者，他本人也表示不为外界所动，但这毕竟刺痛了他内心最脆弱的那个地方。他多次讲到在东吴大学念书，恰逢内战，学校提早放假，没有拿到毕业证书。这是他一生的缺憾，当他攀到人生的顶峰，越是没有得到过的，他就越想满足，寻求圆满。

金庸对外界的批评特别在意，“我姓查，笔名金庸，要自己把握这个‘查’字，多用功读书，化去这个‘庸’字”。“王朔先生说我是‘四大俗’之一，我写通俗小说，‘俗’是免不了的，对他的说话我并不在乎——有人公开批评我学问不好，我就相当重视了。不是说不开心，学问不好是事实，人家说的是事实。”

2004年金庸就给浙大校长写信要求辞职，被挽留。2005年1月，他当面向浙大提出辞职，再受挽留，说要到换届时再考虑。记者问：“不换届的话，这一届你还是院长吗？”他不无懊恼地说：“是的，我没死掉，他们就当我是院长。”

当年，剑桥大学要给他一个荣誉文学博士学位，理事会中有人反对，说他支持中国1997年收回香港，违背英国利益。展开辩论时，支持者认为，他是中国人，支持中国收回失土是爱国行为，剑桥不能反对任何人合理的爱国行为；中英租借新界条约，租期99年，到1997年期满，这是任何文明国家都必须遵守的国际行为；剑桥讲理性、讲守信，不能反对信守条约的行为；剑桥注重学术独立自由，文学博士是学术性的，不是政治性的。

6月22日，金庸获授剑桥大学荣誉博士，随即提出申请，请求到该校攻读博士学位。剑桥最初不接受，因他已是荣誉博士。他的申请差不多花了三个月，费了一点周折才得通过。他已80多岁高龄，名满海内外，却执意要去剑桥拿一个博士学位。他说：“求学，并非为了学位，而是感到自己学问不够。”2003年11月23日，他在香港浸会大学说：“我最喜欢大学生活，我快80岁了，最大愿望还是到大学去做学生，从一年级念起。”

2005年10月1日，金庸入学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与他同班的有中国学生，也有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的学生。他每周上两次课，一次两个钟头，从不缺课。刚去剑桥时他租房住，后来花30多万英镑在剑河旁买了房子，“那里的住房升值很快，去年买的小房子，现在已经涨了5万多英镑。等我读完博士，可以赚一笔小钱”。他笑得很开心。

金庸没有带车，也没有在剑桥买车。到了剑桥他很想骑单车上学，但太太不让他骑，怕他年纪大了出安全问题。他只好打的去上学，“坐的士就很贵，差不多一百块港币一次……”导师很照顾他，有时骑着单车到他的住处来上课。

金庸的唐代史导师麦大维（DavidMcMullen）教授是道地的“中国通”，不仅普通话说得好，还精通中国的历史、文学和古汉语。金庸最初提出的选题有武则天、狄仁杰、匈奴与匈牙利人、中国与罗马帝国之灭亡等，麦大维都没有同意，最后提出唐朝皇位继承制度与唐朝衰亡的关系，麦大维认为可以考虑，学位委员会也通过了。

2006年，金庸完成硕士论文《初唐皇位继承制度》，从2007年起修读历史学博士。这年11月25日，他终于卸下“浙大人文学院院长”的头衔，但浙大还是要他担任名誉院长，当晚颁发了聘书。

金庸真正在剑桥读书的时间差不多两年。他总是说：“我觉得学问不够，也是自己的生活中、人生中的一个缺陷。”所以，80多岁了他还要去拿学位，弥补这个缺陷。2009年，他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随后成为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早在1998年，邓友梅、陈祖芬就要介绍他进作协，他没答应。

2010年9月，金庸完成博士论文《唐代盛世继承皇位制度》，透过正史、野史分析唐代太子继位制度以及宫廷的权力斗争。唐由盛转衰的安史之乱发生，唐玄宗派了儿子荣王平乱，后来战死，正史未提死因。他分析太子把弟弟荣王杀了。他说自己找了很多证据，“证明这个事件是历史上造假，其实是太子在发动政变，把弟弟杀掉，而且他（太子）占有军队，连父亲也不敢动他”。他认为马嵬坡事件就是皇太子发动的武装政变。唐代皇位继承他早有留意，1969年4月25日的社评《自来帝皇，不喜太子》提及，“唐太宗英明无比，可是也不喜欢太子承乾，于是太子纠合大将侯君集等造反，事败被废”。又提及当年玄武门之变，唐高祖不得不立李世民为太子。

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院长杜柏琛（ChristopherDobson）亲飞香港，给他颁发学位证书。当夜身穿长袍的杜柏琛以拉丁文宣布他成为荣誉院士和文学博士，接下来用英语说，剑桥从不在海外颁博士学位，这次是破例。

当金庸要去剑桥读博时，老朋友罗孚曾说：“他已是八十以上的老人，年已耄耋，依然好学不倦，这实在使人敬佩。其实他大可不必如此。学无止境……何妨放下、自在，这真是何等自在！”此时，他已87岁，罗孚则已离世。

金庸曾是亿万男女的偶像，海峡两岸的座上客，以其武侠小说和《明报》社评征服了华人世界无数凡夫俗子的心。多年来，他的庞大身影覆盖了海峡两岸、芸芸众生。一个冬日的下午，阳光照在香港北角渣华道嘉华国际中心他的办公室。窗外，维多利亚湾湛蓝的海水，一如半个多世纪前他初来香港的日子。那一刻，在记者眼中——

他是一个温和而细致的人，仪容整洁，戴着金丝边眼镜，风度和蔼。拍照时，他微微有些羞涩和紧张，手里拿着一张从杂志上取下来的塑料封套，卷成细长的棍，不停地玩弄。……看到他略带腼腆的笑容和不知所措的举止，在这数百平米环绕书架和海景的大办公室内，格外显得孤单。

滚滚红尘，转眼成空，是耶非耶，天下后世，自有公论。无论多么辉煌，多么耀眼，天亮了，星星终将隐去，千千万万平凡的生灵，又将开始一天新的生活，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的故事终要落幕。2003年7月，金庸在央视《新闻夜话》中说，他的墓碑上将会写着：

这里躺着一个人，在20世纪、21世纪，他写过几十部武侠小说，这些小说为几亿人喜欢。

结束语　“金庸神话”

自1955年《书剑恩仇录》问世，金庸的武侠小说先在香港、东南亚等地，然后在海峡两岸乃至整个华人社会长盛不衰，创造了一个奇迹。香港红学家林以亮说：“凡有中国人、有唐人街的地方就有金庸。”据不完全统计，金庸的读者超过一亿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金庸的作品在香港及海外一直高居畅销榜榜首。1996年，台湾远流出版公司的调查报告显示，单是台湾从1985年到1995年，金庸作品就发行了四百七十万册以上。如果加上早年的盗印本及以后的远景版，发行量有上千万册。金庸早前自称，他每年从港、台得到的版税（包括电影、电视）为1000万元左右，但一直没有收到内地的版税，只有一次例外，1985年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应李瑞环的要求出版了《书剑恩仇录》，他收到过一笔约10万元人民币的版税。这是正式签约给北京三联书店前他收到的唯一一笔版税。

“金庸是一个现象。他的小说平均每本超过一千版（最多是二千一百二十四版），总销量（连收不到钱的）达一亿！然而，金庸现象的重点，不单是一亿这个数字，而是他的作品历半个世纪而不衰。有好事之徒做过统计，在‘文革’期间，《毛主席语录》的销量，竟然比《圣经》历来的总销量还要大。于今看来，老毛的世界纪录将来可能被老查破了。”

金庸的作品还被译成各种文字。据首尔信永出版社统计，韩国有十二家出版社盗译了金庸作品，其中不少是一流的出版社。东南亚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出版了金庸小说的越南文、泰文、印尼文、柬埔寨文、马来文等版本，以后又有新加坡、马来西亚的中文简体字本。日本最具规模的出版社之一德间书店，准备出齐日文《金庸全集》。自1993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英译本《雪山飞狐》以来，《鹿鼎记》《连城诀》《侠客行》《射雕英雄传》等英译本已陆续问世。

1980年10月12日，倪匡的《我看金庸小说》出版，台湾远景出版公司发行人沈登恩在《明报》刊出《等待大师》广告，征集“金学”研究稿件，随后一套23册的“金学研究丛书”陆续问世，以武侠小说而成为“金学”，这在中国尚无先例。三十多年过去了，“金学”俨然已成显学，在香港有倪匡，在台湾有林保淳，在内地有陈墨等“金学家”，出版了大量“金学”著作。各地的“金学”研究会、“金庸学术研究会”、“金庸书友会”等成立也有多年。北大、美国科罗拉多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高等学府都举办过金庸作品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一些人心中，金庸早已成了一个神话。

以“潜规则”解读中国历史的吴思写过《金庸给我们编了什么梦》，或许有助于破解“金庸神话”。在一个缺乏财产安全与秩序的社会里，对获利能力的幻想，不如对伤害能力的幻想具有根本性。金庸笔下的大侠所具有的伤害能力，只有皇帝能与之相比，但大侠比皇帝要幸福自由得多。武侠梦，实质上就是中国男人改良了的皇帝梦。

为什么武侠幻想在中国格外流行？除了合乎我们的梦想之外，社会气候和土壤似乎也格外适宜。对武侠的幻想，其实就是对拥有强大的伤害能力的幻想。……在武林高手眼里，平民不过是伺候人的店小二，或是用来出气的店小二，或是供他搭救的芸芸众生，这正是皇帝眼中的百姓的功能。

武侠小说只是金庸生命的一部分，《明报》在他生命中占有更重要的地位。在20世纪香港乃至中华文化圈，他独具特色的武侠小说和明报王国树立了两座高峰。他成为政要和大众眼中共同的明星，文学史上恐怕还没有一个作家拥有的读者数量能与他比肩。文学就是文学，现在给他的作品下结论，也许还为时过早，是否传世的经典，百年之后才能见分晓。

造成“金庸神话”的另一原因是，他一介文人竟登上了香港亿万富豪排行榜。在一个以拜金主义为导向的社会，人们对财富的追求与崇拜心理毋庸讳言。他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同时成为商业社会中的财富符号，他身上实在包含了太多的奇迹。罗孚直言，如果没有香港，就没有金庸：

有人说香港没有什么，“除了金庸，只有平庸”。平庸是庸，金庸不庸。金庸是“镛”的一分为二，金庸有金，金庸不庸是尽人皆知的。

“如果没有香港，世上还有没有金庸？”回答是否定的，金庸乃是香港特定时代的产儿——

如果没有香港，世上就没有金庸。如果没有香港，金庸就只有在上海度过四十年代的末日而进入五十年代的日子，当他写他的处女作、第一部新派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时，正好是内地大鸣大放，他这部书还未写完，就进入大反右了，他有可能完成这样的作品吗？甚至他有可能写作这样的作品吗？

1967年8月，香港正在“五月风暴”当中，风雨飘摇，《明报月刊》“编者的话”大概出自胡菊人手笔，但也代表了金庸的看法：

香港这个在英国统治下的小地方，对于中国人还有一层非常深重的意义。我们除了必须赖此海港来安身立命、成家立室、生儿育女之外，对于中国，特别是中国的文化，香港还可能有很大的贡献。在现今中国的动乱局势中，香港是一个有自由、有机会让中国人能创造学术文化的少数地区之一。

……香港对我们重要，对中国之将来也同样重要。让我们珍惜这种自由，珍惜这种机会。

无论他的武侠小说，还是《明报》和财富，都是香港殖民时代的产物，是香港造就了“金庸神话”。如果他不是因为偶然的机会到了香港，而是留在内地，以他的家庭出身，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的学历，在国民党背景的《东南日报》和“小骂大帮忙”的《大公报》工作过的经历，就算逃过1957年，也无所逃于“文革”。和千千万万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他将一事无成，生命中最美好的年华注定将在流放、苦役和批斗中度过。金庸全部的成功都是因为香港，他的成就与其说是“金庸神话”，不如说是“香港神话”。对此他很清醒：

如果我不来（香港），情况可能就完全不同了，我会继续留在上海，在上海《大公报》干下去，但可能在反右的时候就给斗掉了，（笑）最有可能就是在反右时给斗掉了，到后来在“文革”时可能又糟糕了。

一、俗与雅

金庸说：“香港人的特征之一，跟世界其他地区比较，对追求‘物质’的欲望尤为强烈。香港地小人多，竞争激烈，因而‘想过好生活’的心愿特别大，‘过好的生活’‘发财’‘有社会地位’往往会成为人生的目的。对于文化、艺术也轻易以商业性观点来作判断，以‘那值多少钱呢’来看待一切，这是我所担心的。”

然而，正是在这样一种商业社会，他的武侠小说才取得了空前的成功。经济学家张五常当年曾追读金庸的武侠小说，对时代环境有亲身的体验：

说金庸，我们要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社会说起。“年年难过年年过，处处无家处处家。”当时是一个无可奈何的社会，今天不论明天事，过得一天算一天。市场的取向，是在不知去向的日子中找点刺激。黄色刊物大行其道。……还珠楼主乱放飞剑，牙擦苏与黄飞鸿斗个不休，而写到外国，我们有《陈查礼大战黑手党》。老外当时的文化也差不多。从美国运到香港的电影，要不是《原子飞天侠》，就是《铜锤侠大战铁甲人》。

在上述的文化环境中，好些到香港来的外江佬要写稿为生。其中两个比较特别：一个是梁羽生，另一个是金庸。他们谈历史，说艺术，论诗词。为了生计他们发明了“新派”武侠小说。

在普遍追求物质的消费型社会，人们的精神需求也是快餐式的，或者说，更需要一种“游戏、趣味和娱乐”。金庸多次说自己的小说不过是“娱乐性读物”：

我的小说也不能说写得好，也不敢说文学家，总之我努力把小说写好。现在我在中国及海外华人中比较受欢迎，我给他们提供一个比较好的娱乐，也不娱乐品当然是一种通俗文化，具有商业化的特征。台湾作家柏杨说：“几乎所有武侠小说作者都只为钱而写，只金庸先生别有怀抱，他运用熟练的历史背景对暴政下被迫害的农民和暴政蹂躏下的人权和生命，充满了爱心和不平，对那些贪官酷吏卖国贼，则痛恨入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金庸先生笔下的民族大义澎湃如潮。”这只是柏杨的解读，并非金庸的初衷。他一直在追求和平、安宁、幸福的生活倒是真的，尽管他细致入微地描述大量的暴力打斗场面，想象了无数惊心动魄的杀人武功，但他在本质上是个反暴力主义者。他不止一次地说：“我祖父、父亲、母亲的逝世，令我深深感觉不遭侵略、能和平生活的可贵，不论是国际间还是国家内部，最重要的是避免战争，让人民在和平的环境中争取进步，改善生活。暴力常是许许多多不幸的根源。”创作之时，他并没有着意于“暴政蹂躏下的人权和生命”，或许那只是不经意的流露。而有了这些，他的“娱乐品”就不是简单的娱乐了。不同的人从中可以读出不同的内涵。

金庸的小说并不因其通俗性、娱乐性就失去自身的价值。“金庸不是说教，不是以批评判断为目标，他是勾画了千千百百个不同的人物，以他们表现出许许多多不同的思想及人生观，供读者参考、感叹、娱乐。”当浮华散尽，光环隐去，文学裸露出它真实的面孔，他的作品将依然拥有它的读者。也许这是捧杀和骂杀他的人所无法理解的，这是文学自身的秘密，一个永恒的秘密。

金庸小说自80年代初进入内地以来，一直风行不衰。通俗文化的大行其道是有其深刻原因的。1949年以后，先是武侠小说在内地被禁，从反右到，“文革”，尤其“文革”期间，泱泱大国数千年的古老文化遭遇了自秦始皇焚书坑儒以来最严峻的危机。经过几十年的岁月蹉跎之后，传统文化几乎已在内地消失。实际上从20世纪40年代末以来，内地已没有什么独立的文学可言，即使是供普通老百姓消遣的通俗小说也没有。蓦然回首，我们却发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一脉星火被金庸在遥远的香港以武侠小说的形式小心翼翼地保存并延续下来了。

金克木称他的小说“迈过前人难有后继，虽有败笔，仍卓然自成一家”。许倬云说他的小说“是划时代了，可以不朽”。正如精英文化有它存在的价值，通俗文化也自有其存在的理由。在多元的背景下，这不是一个值得争议的问题。倒是金庸登上大学讲坛引发的争议令人深思，作为出色的武侠小说家，他不大愿意在大学纵论武侠。作为报人，他有长达半个世纪的报业生涯，成就有目共睹，但他也无意分享他的新闻经验，做新闻专业的博导。他最希望作为一个历史学家被学界接受。

在通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金庸早年找到了最好的平衡。20世纪60年代以后，《明报》成为知识分子报纸，他的严肃政论尽管有人批评说带有某些商业社会的痕迹，但基本上是“文人论政”，是精英文化的典型。他白天天马行空写武侠，深夜写社评针砭现实，在通俗小说家和政论家两个角色之间游刃有余。他的社评和小说构成了一种“互补关系”，“一主干预社会，一主娱乐人生”。同一张报纸上，他的社评与副刊小说各有各的功能，各安其位，互不相扰。指向庙堂的文人论政和指向江湖的文人侠客梦，在他身上浑然一体。

金庸说：“商业性跟好坏没有关系，雅跟俗与好不好是两个标准，是不同的。好像一匹马跑得快不快跟马的颜色是两回事。雅俗与好坏也是两个标准，不能相提并论。我个人的看法是，雅的东西会欣赏的人比较少，雅的不一定好，俗的不一定坏。”

俗与雅，通俗文化与精英文化，金庸（查良镛）与穆旦（查良铮），两个海宁查家的同辈人最具可比性，也最富有象征意味。有人评论，“金庸展示了文人的情趣，穆旦却坦呈了文人的灵魂”。穆旦与金庸都是抗战时期接受大学教育，穆旦比他年长，在西南联大受到沈从文、朱自清、闻一多等人的熏陶，又在抵抗外敌的烽火中获得了诗的生命，金庸虽考上了西南联大，却选择了中央政治学校，失去深造的机会。更大的区别是，一个留在内地，一个去了香港，在时代的大变动中，两人的命运也由此滑向不同的方向：一个惨遭迫害，英年早逝，虽然其诗歌注定要长留在文学史上，却是阳春白雪，曲高和寡；一个风光无限，所到之处冠盖云集，享尽人间的富贵荣华，以武侠小说拥有上亿读者，风靡整个华人社会。这是两个富有才华的个体生命，他们志趣迥异，命运不同，一个是未完成的生命，一个是充分展开的生命。他们的作品也分属不同的世界，有着不同的意义。正如金庸不可能取代穆旦，穆旦也无法取代金庸。

二、知识分子与权力

金庸在《卅三剑客图》中说：“研究中国历史上这些大人物的心理和个性，是一件很有趣味的事。千百年来物质生活虽然改变极大，但人的心理、对权力之争夺和保持的种种方法，还是极少有什么改变。”他的武侠小说一开始就对权力进行了无情的否定，一曲《书剑恩仇录》，飘荡在江山与江湖、权力与血统之间，乾隆的阴险、毒辣和狡诈首先来自他对至高无上的权力的追求，为此，他不惜背叛六和塔上的盟约，践踏海宁潮前兄弟击掌、互不伤害的誓言。美丽绝伦的香香公主最后留下血写的遗言“不要相信皇帝”，撕破了乾隆道貌岸然的面具。《碧血剑》对李自成们打进京城以后迅速腐化、堕落的叙述，只不过再次印证了“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这一质朴的真理。《倚天屠龙记》里的张无忌不具备做“政治领袖”的条件，身上却有许多人性中美好的品质，是个可以信赖的人，这恰恰是那些成了“领袖”的人所不具备的。在人性的尺度之下，小说中的朱元璋与张无忌相比反而暗淡无光，美丽的周芷若也一点都不可爱。从《天龙八部》到《笑傲江湖》，金庸小说中常常出现“千秋万载，一统江湖”的口号，这不过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另一种说法。从庙堂到江湖，没有什么两样。东方不败因掌握大权而腐化，任我行也一样难以幸免，那是人性中的普遍现象。岳不群、左冷禅掌了权一样如此。他们野心勃勃，将获得无限的权力视为人生的最高目标，这是数千年来被专制政治毒化的畸形现象。吴霭仪说：“未把握到权力的人暗里筹谋，既得权力的人处心积虑防人夺权，未得到权力的人洞悉当权者喜听奉承的弱点，但一旦得到权力，自己却不知不觉地重蹈覆辙。”

这位在香港新闻界放过光芒的女性眼光的确不凡，几乎只有她一针见血地看到金庸小说最终对权力的回归：

《笑傲江湖》在内地“文革”时期写成，金庸对政治斗争感到痛恨烦厌，可以想见，显然他并不认为令狐冲是最理想或最后的答案。在《鹿鼎记》中，他从另一个角度探讨这个问题，提供了两条相反的路。韦小宝这个“反英雄”得到激烈反应及广泛讨论，可见多么成功。但我认为《鹿鼎记》真正的主角、乔峰大侠典型的真正对手，是康熙这个雄才伟略的英明君主典型。

从《书剑恩仇录》的“不要相信皇帝”到《鹿鼎记》的康熙，发展过程是有踪迹可寻的，但到了康熙，“为国为民”已不是大侠一己可以担当的事，而是必须靠一个开明的当权者指挥一个有组织的政府去推行。《鹿鼎记》最接近金庸其他小说的侠士的人物是陈近南——天地会的总舵主，然而陈近南与康熙比较、天地会与康熙的亲信比较，谁更能办事，那是十分清楚的。至此，金庸的武侠小说便写不下去了……

1994年，金庸访问台湾时说：“在中国皇帝中，我对康熙的评价很高，他不但思想开明，而且很好学，还去学了外国的学问。”从否定权力到回归权力，这是金庸的悲哀，但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哀，更是这个民族的集体悲哀。

1959年以来数十年间，金庸在《明报》执笔写社评，特别是他早期的社评贯穿着对权力的批判。他甚至得出了“政治上大多数时候是坏人当权”的结论。1972年8月15日，他在《人民、政权与领袖》社评中说得很清楚：

中国的政治，几千年来都是口中说一套，实际上是另外一套，简而言之曰：“杂用王霸之道。”号称行王道，实际上行霸道。政治领袖向来第一抓住自己的权力和利益，第二照顾本集团的利益，国家人民的利益放在最后。君为贵，社稷次之，民为轻。

只读过金庸的武侠小说，没有读过查良镛的社评，看到的只是一个不完整的金庸。多年前，金庸说他正在编新闻评论集，准备在香港出版，今后如有可能再在内地出删节本。“倘若有一天，《查良镛政论集》出版，将其与《金庸作品集》参照阅读，我们方能理解查先生的抱负与情怀。”

金庸年轻时做过外交官之梦，1950年梦断京华，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作为成功的报人，他有机会参与香港公共事务，20世纪七八十年代，担任香港廉政专员公署市民咨询委员召集人和香港法律改革委员会委员。从麦理浩到尤德、卫奕信，他是历任港督的座上客，他们几乎每天都要读他的社评。对戴麟趾、麦理浩等人，他都有好评。他说：“英国人对我也很客气。不过英国也不会找我去做些什么。我与麦理浩、尤德、卫奕信交情都不错，朋友式的。”

1985年，金庸应邀担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1995年他成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委员。不过那都是业余政治。2001年5月他在广州说：“我觉得幸亏没有从政，完全不遗憾，运气很好。……从政当然也很好，但是我的个性不大适宜从政，因为个性很不愿意接受上司的吩咐指导，不愿意受约束。从政当然有它的好处，可以服务大众嘛，但是我确实不适合。”一度有人说他想做香港行政长官，他对此坚决否认。多年后，他在湖南说：

我不是政治家，也不参政。我跟你解释，我参加香港基本法的起草工作……不是作为政治家参加政治活动，是要在政界争取一个地位继续为人民服务。我这个行为比较简单的，就是起草基本法，保证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的顺利实现。……所以我不是什么政治家……

从1962年的“逃亡潮”到“五月风暴”，《明报》崛起的过程中，几乎每一次重大事件他都站在港府一边，却赢得了香港的民心。80年代以来，面临香港回归，在未来的政制安排上，金庸与北京的立场不谋而合，遭到香港舆论的攻击，示威、焚烧《明报》，但他都不为所动。这里有他少年时的创伤记忆，小学历史课上的眼泪，也有他对既得利益的现实考虑，他坦言自己是“既得利益的建制派”。每个阶段金庸都作出了自己的选择。1967年的选择曾给他带来生命威胁，他成了“左派”的暗杀对象，这是他一生遭遇的最大危机。进入80年代，他的言论倾向发生变化，虽屡遭质疑，却无须面对这样的威胁。他有抱负，更有纵横捭阖的手段与谋略，香港甚至有人说他是“马基亚维里型的知识分子”。他的“政治现实主义”使他在京、港、台之间游刃有余。有一种看法，说他晚年日趋保守，功成名就之后，安享富贵，已失去六七十年代批判的锋芒。事实上没有这么简单。他毕竟是个复杂的人物，而不仅仅是个商人，“他是一位有信念的文化人却是更重要的事实”。

金庸极力在京、港、台之间保持平衡，他多次对《明报》记者李广荣等人说：“《明报》的立场，要以香港市民、内地人、台湾人和华侨的利益为依归。”他身上的大中国情结，是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血与火的洗礼，又在1949年后定居海外的人很难体会的，他们对国家统一的向往，对国家强大所寄予的期望，都是深入骨髓的。如果对他们早年人生的动荡和飘零海外的处境缺乏深入的理解，我们很难准确把握他们的这一心思。

早在1960年初，中国将与缅甸就边界问题展开谈判，金庸在1月29日的社评《向中共提一个意见》中说：“划定边界乃千年大业，不要为了迁就一时的外交策略而对缅甸过分让步。是否侵略，日久自明。属于中国的疆土却一寸也不能退让。”中国与印度、越南发生战争，他都是站在中国一边，肯定、欣赏北京的方略进退，并不断发表预测性的评论。1962年10月，中国与印度在边境发生武装冲突，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谴责中国对印度领土进行“不顾原则的挑战”，是“猛烈的侵略性行动”，10月23日，金庸在《明报》发表社评《美国声明，是非颠倒》，予以驳斥。

在钓鱼岛事件中，《明报》和《明报月刊》都是劲旅。金庸的中国立场极为清楚，《中国应即派兵上钓鱼岛》（1972年5月7日）等一系列社评传递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结。1971年4月13日，他在社评《保卫主权，不可节外生枝》中说：“参加保卫钓鱼岛，不必附有任何条件，不必身家清白，政治思想纯正，阶级出身良好，不必一定品行端正，动机正确……任何条件的附加，都会引起争执，削弱了力量。”对于这个立场，他一直很自豪。

中、苏交恶，金庸一直称颂毛泽东和中国的立场。他在1969年3月5日的社评《这次要赞一赞中共》中说：“中共以强硬态度对付这北方之熊，那是好汉子的行径。”1976年9月10日，他在《毛泽东去世》社评中说：“他对于中国国家人民的功过，则依各人的政治立场而会有截然相反的看法。但有一件大功劳，全国人民都必须承认，那是他领导中国，坚强不屈地抗御苏联对中国的侵犯。自从开始对苏联斗争以来，他这坚决反苏的立场始终没有丝毫动摇。”

金庸一直主张两岸统一，反对台独，反对“两个中国”。1964年1月23日法国与北京建交，到2月11日的半个月中并没有与台北断交，他在1月29日、30日、31日接连发表《法国正式搞“两个中国”》《法国“阳谋”，天下共见》《一个中国，两个政府》等社评。

即使在20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金庸在《明报》社评中猛烈抨击“跋扈”的林彪、“算老几”的江青之时，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对周恩来、邓小平、彭德怀等人的肯定、赞美和同情，只是当年幼稚的香港“左派”把他当成了对立面。他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只是反对“文革”时期搞的那一套。“任何主义的本意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是有诚意的，只是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渗入了杂质而已。”

1981年7月，金庸应邀访问内地，享受国宾式的“最好待遇”，细读他返港后发表的谈话，会感到他对邓小平和内地政权有一种绝非客套而是由衷的认同与归属感，他坦承对邓“一直很仰慕”“一直很钦佩邓小平的风骨”，这都是真心话。有人说：

数十年来，读他的报章，或有一种举头望月的感觉，其阴晴圆缺，视节令而定，初一十五，并不一样。

而按他的解释，又或可用另一个形象的角度以譬喻：读他的报章如在一日之间仰观天日，可见日头于晨在东，于午居中，于暮而又西坠，而未知转动的是观日者足下的大地，而非太阳本身。理想与宗旨，应是毕生追求的精神太阳，永为光与热之所寄的恒星。望月与观日的两派理论，各有所据，最后的公论，大概要交给历史去仲裁。

金庸说：“我的立场就像一双笔直的筷子，从来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桌子上摆放食物的圆盘。”

其实，他对内地的看法是有思想脉络可寻的。1972年3月1日，他的《明报》社评一直没有引起注意：

我们并不期望中国成为资本主义国家。事实上，资本主义有重大缺点，中国改行资本主义，绝非广大人民之福。而实行民主自由的社会主义制度，只有增加全体人民的幸福，而决不会减少。我们热切盼望中国沿着这条道路……

这就可以理解他的大中国情结不仅是民族主义的选择，同时也是他对社会主义的价值认同。他认为，“平等的社会主义、自由的民主主义、仁爱的人文主义，这种三结合，终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金庸“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古老模式中不断地寻求着内心的平衡。然而，他也未能克服一种常见的弱点，在忧患中能保持清晰的判断和危机感，并有所承担，在安乐中却不能自持……”

香港专栏作家陶杰比较金庸与张爱玲、高阳，同样是士大夫家族出身，只有金庸跳出了旧中国的窠臼，得益于香港的独特条件，右手写小说，左手办报纸，把中国古典文化与西方电影娱乐结会，创造出举世无双的想象世界，且把一家华文传媒办成了现代企业。其实金庸同样受到这个家庭背景的限制。他身居英国治下的香港，精通外语，读过大量外文书，并翻译过罗素等人的著作，有机会接触先进文明，但他终究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人，身上有类似古代士大夫那样根深蒂固的“忠君情怀”。“查良镛常被人推崇为学贯中西，但实际上他是非常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一个有优异外语能力的报人却潜心于古代题材的武侠小说创作近二十年……他对《明报》的治理并无多少西方企业精神可言……”已故文学评论家胡河清一语洞见：

金庸出身在一个破落的旧贵族家庭。他们都具有深远的家世感，从而从遗传密码和贵族生活方式中摄取了大量关于中国士大夫文化的隐蔽信息。同时“破落”又使他们降入中国老百姓的生活之中，领略到了民间情感生活的深广天地。

2005年1月，有记者在杭州采访金庸时说：“你晚年经常出席各种地方政府举办的活动，有评论说是‘翩然一只云间鹤，飞去飞来宰相衙’。”对此他并不在意。“呵呵，说我和高层的人还是有很多交往，是吧？这句诗吟得很好。还有句话是说，隐士你隐在哪里？终南山。为什么隐在终南山？因为终南山离长安近，说明你心不忘朝，还是想跟大官交往。”

金庸是香港的产儿，更是20世纪中国大变动时代的产物。如果离开了这个剧烈颠簸、大起大落、至今还在转型当中的时代环境，我们无法接近他的内心，理解他每一步的选择。金庸是个典型的中国人，他之所以受到那么多华人的喜欢，不是无缘无故的。他活得很真实，他的复杂也是其内心真实的呈现。他多次表示自己一生经历极复杂，不愿与人分享内心，“写自己的事情，坏的事情自己不大会写的，一本书全部讲我自己好的，那这本书就是假的”。

三、入世与出世

在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些年头，金庸一手写武侠，一手写社评。陈平原如此论述：

即便小说家无意影射，政论家的思路也不可能严守边界，不越雷池半步。……同时写作政论与小说，使得金庸的武侠小说往往感慨遥深。撰写政论时，自是充满入世精神；即便写作“娱乐性读物”，金庸也并非一味“消闲”。理解查君的这一立场，不难明白其何以能够“超越雅俗”。儒道之互补、出入之调和、自由与责任、个人与国家，在金庸这里，既落实在大侠精神之阐发，也体现为小说与政论之间的巨大张力。

金庸小说的背景，大都是易代之际（如宋辽之际、元明之际、明清之际）。此种关注国家兴亡的思路，既有政论家的人生感慨，也有“乱世天教重侠游”（柳亚子诗）的现实考虑，还包含章太炎、周作人所说的纲常松弛时思考的自由度。

这里面也包含了金庸早年的乱世经历，他的人生体验和思考。他说自己的作品“反映了世间的人生真实”。他有人道的关怀、侠义的倡导，通过郭靖等人物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儒家精神。某种意义上，他洞悉人性的幽微变化曲折，写出了人性的复杂与丰富，他一贯认为表面上的善可能恰好是恶，表面上坏的却透出人性中美好的一面。金庸的思想、价值主要是儒家式的，尽管对道家、佛教的观点也有不少肯定。他的《鹿鼎记》最后回归了“忠君爱国”的立场，着意刻画康熙这个圣君明主的形象。在这个意义上，韦小宝仅仅是个插科打诨的陪衬而已。这是儒家历千年不衰的理想，从郭靖与襄阳城的共存亡，到金庸在康熙身上寄托自己的政治和人生理想，那只能是儒家的、人世的，而不是道家或佛教的、出世的。

虽然金庸自称“从小就对范蠡、张良一类高人十分钦仰”，最羡慕他们功成身退，他笔下的主角从陈家洛、袁承志、杨过、张无忌到令狐冲几乎都在大吵大闹之后悄然归隐，连韦小宝也是如此。但对他而言，出世是虚，入世为实，入世才是真的。与列夫·托尔斯泰这样具有深沉博大、悲天悯人的宗教情怀的精神巨人不一样，金庸缺少超越性的追求，他是世俗中人，属于红尘，而不属于天国，他的神话只是在商业社会中取得成功的又一例证。

金庸登上香港富豪榜，1987年创刊的《资本》杂志将他排名第二十七位，是百人名单中唯一的作家（报人中，胡仙及《成报》《东方日报》的老板都在他的前面）。1991年，他再次名列《资本》杂志180多人富豪排行榜的第六十四位。

身处商业社会，人对金钱的欲望几乎压倒一切，很少例外。即使农业文明时代的范蠡也是带着西施弃政从商，变成了富甲天下的陶朱公。在功成名就之后退出江湖，飘然而去，道家式的归隐向来只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梦，更何况现代社会早已没有可以耕种的桃花源，可以垂钓的富春江。对金庸而言，人生的切肤之痛早已远去，佛经至多能成为茶余饭后的灵魂慰藉。少年时代颠沛流离，饱经动荡与忧患，使他“一直渴望恬淡安泰的生活”，这一切自在情理之中。他所有的选择，几乎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真正的根源。直到晚年金庸依然精明，他与北京三联书店合作十年以后提出的三个续约条件，无非为了一个“钱”字。表面的佛、道、隐等出世的话语，掩盖不住骨子里对现实利益的在意。

1981年，李敖发表《我是“善霸”我怕谁》一文，对金庸提出质疑：

1979年我复出后……金庸为国民党捧场，跑到台湾来。有一天晚上到我家，一谈八小时。……他特别提到他儿子死后，他精研佛学，他已是很虔诚的佛教徒了。我说：“但大体上，无不以舍弃财产为要件。……你有这么多的财产在身边，你说你是虔诚的佛教徒，你怎么解释你的财产呢？”金庸听了我的话，有点窘，他答复不出来。他当然答复不出来，为什么？因为金庸所谓信佛，其实是一种“选择法”，凡是对他有利的，他就信；对他不利的，他就佯装不见。其性质，与善男信女并无不同，自私的成分大于一切，你绝不能认真，他是伪善的。这种伪善自成一家，就叫作“金庸式伪善”。

其实，金庸自己就曾坦言：

佛教希望人的欲望能尽量减低，最高境界是什么也抛弃掉，连生命也觉得没什么所谓。我离开这境界实在太远了。要我财产完全不要，我做不到；要妻子儿女都不要，做不到；名利不要，也做不到……

放不下财产、名利，出世自然不可能。但有了这番自白，金庸仍不失坦诚。

他对佛教的信仰并没有超越尘世的网罗，他无所逃于所处的这个特定时空，无所逃于这块天地之间。这不是他个人的悲哀，对一个个体生命来说，他已攀上成功的巅峰，财富和名声、鲜花和掌声笼罩了他整个生命的黄昏。“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透过维多利亚港湾湛蓝的海水，他看到的夕阳依然那样耀眼，但那并不是真实的夕阳，那是与大千世界的悲苦、与亿万男女的欢乐与哀愁无关的夕阳。

儒与道，侠与隐，佛家也好，尘世也好，茫茫人海，无可退隐之地，退出江湖只是一个梦，所以，他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在人世与出世之间，他努力寻求平衡，寻找最佳的位置，他的内心深处也许常常无所适从，这是人类普遍面临的问题，不独他一个人如此。

20世纪80年代初，金庸的作品不仅被拍成电影、电视连续剧，还被改编成“武侠话剧”。卢景文执导的《乔峰》在香港大会堂剧院演出，剧终时，台上演员介绍，金庸先生也在这里。“观众热烈鼓掌，长达一分钟之久，我开心得好像飘在云雾一样。”

这是金庸真实的一面。掌声之后，他也有孤寂和落寞，更有惘然和茫然，这一切同样真实。有人说他的小说除了《天龙八部》《鹿鼎记》，都给人“回首当时已惘然”的感觉。他回答，“惘然”其实《天龙八部》里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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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积奇《谁是香港第一健笔》，《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2002年8月8日。

《老报人忆<东南日报>》（《浙江文史资料》第61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

刘国重博客《刘国重论金庸》，http：//liu_3.blog.tianya.cn。

秦朔、陈越初《叩访金庸》，《南风窗》2001年12月，总第203期。

陈晓《金庸：“我年纪大了，担任院长相当吃力”》，《中国新闻周刊》2005年第3期．

李鹭芸等《金庸家族600年传奇》，《环球人物》2011年第26期。

东西《永远“前进”的金庸》，《开放》2012年7月号。

《倪匡：我唯一可以谋生的手段就是写作》，李怀宇《访问历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殷海光著，贺照田编《殷海光书信集》，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

殷海光著，张斌峰、何卓恩编《殷海光文集》（修订本）第二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

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八册，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

《胡适日记全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唐德刚《胡适杂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陈桥驿《八十逆旅》，中华书局2011年。

《流沙河近作》，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

范笑我《笑我贩书》，江苏文艺出版社2002年。

范笑我《笑我贩书续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

《近世中国秘史》，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4年。

《穆旦诗文集》（一、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

[日]桐山桂一著，计丽屏译《吴清源与他的兄弟》，中信出版社2005年。

[澳]刘维群《梁羽生传》，长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

韩石山《徐志摩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

林燕妮《偶像画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美]江南《蒋经国传》，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年。

[美]白修德、[美]贾安娜著，端纳译《中国的惊雷》，新华出版社1988年。

《胡河清文存》，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

江沛、纪亚光《毁灭的种子——国民政府时期意识形态管理研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

王树槐《基督教与清季中国的教育与社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

后记

从1981年到2002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中国现代作家丛书”已出了二十二种，素有口碑。如果不是因编辑之约，我不可能去写《金庸传》，虽然从小熟读金庸的武侠小说，但只是当作一种休闲娱乐，放松身心而已。《明报》因为隔得太远，我那时并不了解。对于武侠小说家的金庸，老实说，我的兴趣并不大。

十年前的盛夏，此书初版，金庸在杭州接受央视《新闻夜话》的专访，主持人将《北京日报》的一篇书评念给他听，称新版的《金庸传》说他“口才迟钝，作为老板他抠门，然后为人吝啬，狡诈、多计谋，商人似的斤斤计较，他身上有浓厚的大中国主义的情结，还有他对有权势的人是依附的”（其实这是书评的概括，书中没有这样简单地下结论，而是用材料说话）。他当场就不高兴地说：“我不推荐读，我不认识这个人，他也不认识我。”“不论什么，连篇谎话，我何必去看它？”

因为传主的不高兴，此书一问世即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一些争议，最大的争议是传主还活着，作者没有采访过传主。我的看法是，我写的是传记，不是报道，不一定要采访传主。传主是个公众人物，有大量的作品公开行世，有关他的记录、回忆、报道也不难搜集，只要我采用的材料是可信的，我下笔是客观、持平的，就无须理会传主的感受。我是以平视的眼光看待他，将他看作一个真实的人，是者是之，非者非之。由于掌握材料的有限，我对他生平的把握会有一些空白点，但传记本身就是可以剪裁、有所取舍的。我不曾与传主有过亲身接触，写作没有经过传主的同意，成稿后也没有给他看过，自始至终不受传主态度的任何影响。这是失，也是得，得至少多于失。

我没有采取仰视的视角（在我之前，几乎所有的相关传记都仰视传主），更不想讨传主的欢心，传主是否认可，是否喜欢，跟我无关。我只想抱持严谨的态度，最大限度地恪守客观、中立，以平实的语言，将传主真实的人生、心路历程和毕生的事业写出来，并在他的命运遭遇中，写出一个时代的起起落落、波诡云谲。

我之所以愿意写这本传记，最大的用意不是要为传主树碑立传，而是想通过一个人的命运，呈现他所栖身的时代，以一个具体个案窥见20世纪中国曲曲弯弯的历史脉络。金庸生于1923年，经历“五四”以后中国社会的大动荡、大变局，却在民国教育环境中得到成长，小学、中学教育奠定了他的知识根底和精神气质。他也有幸进入“文人论政”典范的《大公报》，受到前辈报人的熏陶。1948年以后定居香港，处北京、香港、台湾之间，一面守护着他喜爱的故国文化，一面热切地关注着时局动态。他自创《明报》，在数十年间指点国是，激扬文字，并以充满想象的武侠作品赢得广泛的读者群。他的命运遭遇，在每一重要历史关头的选择，都值得细细斟酌。作为一个读书人，他对大时代的回应，和大时代带给他的独特机遇，都是可以长久探讨的命题。

金庸自谦只是个小人物，“不值得写传记，没什么大价值”。又说，“我虽然是小人物，但是我的生活非常复杂”，“我这一生经历极复杂，做过的活动很多，兴趣非常广泛，我不相信有人能充分了解我而写一部有趣而真实的传记”。他一生的经历确实“极复杂”，在他的个人隐私中，无论涉及情感，还是涉及政治，往往都是外人很难知道的。他说，不愿意与大众分享自己内心的秘密，他认识的人很多，也不方便公开谈论。他在香港办报三十多年，他的政治态度，他在京、港、台之间的立场选择，他内心的复杂，这一切都是毋庸置疑的。他受到两岸政要的青睐也不是偶然的（比如，与他熟悉的郝明先生就清楚他一段不为人知的经历，郝明原是中国社科院《新建设》杂志编辑，70年代赴港，后移居纽约，曾将他们之间的渊源、纠葛亲口告诉范岱年先生）。

好在我更关心作为公众人物的他，每个阶段他的表现都是世人能看到的。虽然他晚年的表现引来了许多非议，但我依然认定他在大是大非面前，至少就我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还是无亏的。钱穆先生曾对弟子辛意云教授说：“看历史要有能力从历史大事去把握，评价历史人物主要看他在历史大事中的作为，以及对大事的影响，不能只看小事。”我想这就是“同情之理解”，对金庸同样要这样看。因为某种原因，我无法将他在一些历史大事中的表现如实写出来，这可能会影响读者对他的公允评价。

此书初版十年来，我继续搜集有关的材料，其间有两次到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访学，浏览了《明报月刊》、《明报》（缩微胶卷）、《明报周刊》等金庸手创的报刊，他的下属石贝女士等人的回忆也提供了许多新材料，他们对他的生活习惯、个性、口才等都有第一手的具体回忆。此次修订，我增添了大量新材料，极大地丰富了他一生的黄金时代（1959年—1989年）的内容，对于解读他生平的一些重大抉择能作出更具说服力的回答。对他早年在衢州中学，在《东南日报》、《时与潮》半月刊、《大公报》的学习、工作，也有许多新收获。另外，全书在篇幅上也有大增大删，删去的章节主要是他卖掉《明报》以后的晚年岁月，此时他享受盛名、鲜花和聚光灯，对时代已没有多少真正的影响，时代在他身上也少有印痕，虽然他始终是媒体关注的对象，对于传记来说却是无足轻重的。我不知道，十年后完成的修订本是否已真实地写出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的命运，但我已尽力。错误和不足之处，我完全负责，请方家和读者朋友随时指正（我的电子信箱fgy2628@126.com）。

感谢丁东老师和丁宁大姐，感谢金钟兄、董炯明兄、钱钢兄、蔡咏梅大姐及樊百华兄、陈远焕兄、余国明兄、应辉兄、巫少飞兄等师友为我提供的珍贵帮助，感谢老大公报人的后人王芝琛先生、许乃玲女土帮我复印内刊《大公园地》，如今王芝琛先生去世已有六年半。感谢百岁老人章克标先生为我答疑解难，他是传主初一时的数学老师，如今他去世已有五年半了。我还要感谢董晋之在港大给我的帮助，感谢浙江省档案馆、杭州市档案馆、衢州市档案馆、浙江省图书馆古籍部、香港大学图书馆、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提供的服务。感谢我的妻子曹丽蓉和儿子傅阳一直以来给我的爱与理解，这本书的初版和修订版之完成，离不开你们，我对此充满感恩，愿耶和华祝福你们。

2012年8月21日白马山上白马湖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