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说中国近代史／张鸣著．—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11

ISBN 978-7-5145-0202-2

Ⅰ．⑴重…

Ⅱ．⑴张…

Ⅲ．⑴中国历史：近代史—研究

Ⅳ．⑴K25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78497号

重说中国近代史　 　　　　　　　张鸣　著

出  版  人　刘伟见

责任编辑　熊　力　侯　亮

责任印制　徐　瑶

出版发行　中国致公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牡丹园北里甲2号（0100191）

电　　话　（010）66168543（总编室）　（010）82259638（编辑室）

（010）66188543（发行室）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90毫米×960毫米　1／16

字　　数　230千字

印　　张　20

版　　次　2012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　32.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版权页

第一讲　中国近代政治史开场白

对于近代史的“三妇”心态

中西两种体系

中国的抵抗

第二讲　两个世界最初的碰撞

中西近代史的不同开端

中国和英国的第一次直接碰撞

鸦片——打破中英贸易结构的不平衡

第三讲　两个世界最初的碰撞（续）

英国对中国政策的成本核算

中英的战争技术和战略对比

开放教禁带来了西方的输入

传统历史缔造的两个神话

中国近代化的第一步

第二次鸦片战争

第四讲　帝国古老命题新解

关于太平天国起义原因的商榷

清末统治的主要问题

洪秀全创教史

太平军起义

太平军的问题

第五讲　帝国古老命题新解（续）

战争的天平开始倾斜

关于太平军的几个问题

湘淮两军——汉族士大夫的崛起

“同光中兴”

第六讲　从自强到变法

洋务运动的起因

洋务运动的开展

北洋水师

洋务运动未必是场失败运动

第七讲　从自强到变法（续一）

洋务运动存在的问题

甲午战争

戊戌变法

第八讲　从自强到变法（续二）

戊戌维新的贡献

清政府对于变法的态度

列强对于变法的态度

民众对于变法的态度

第九讲　义和团运动

民教冲突的产生

天主教与中国民间传统文化的冲突

清朝官府对于民教冲突的态度

清政府对于义和团的态度

第十讲　义和团运动（续）

义和团兴起的原因

义和团的特点

东南互保

义和团失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

第十一讲　清廷的新政

新政的成就

预备立宪

废除科举

满族亲贵收权

第十二讲　辛亥革命

革命的发生

会党的特点

革命党结缘帮会的原因

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袁世凯这个人

第十三讲　袁世凯的悲剧

共和体制的问题

袁世凯与国民党的对峙

袁世凯的悲剧

第十四讲　黯然北洋

段祺瑞与黎元洪

府院之争

张勋复辟

南北交战

第十五讲　众说纷纭的“五四”

白话文运动

五月四日政治运动

五四运动的吊诡之处

五四运动的影响

后记

附录：中国近代历史大事年表

第一讲　中国近代政治史开场白

我们为什么要学历史？我的一个朋友曾提过一个很好的比喻：一天早上你起来突然失忆了，忘记自己是谁了，想想看你今后该怎么生活——你谁都不认识，这意味着忘掉了自己的历史。历史看起来好像没什么用，但实际上我们是离不开它的。其实对于一个民族，无论是其整体还是个人，记忆都是不可或缺的，历史就是民族的记忆。很多人现在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处于失忆状态，所以一直安放不好自己的位置，在历史长河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在世界格局中也定位不好自己的位置。

关于中国近代史的课，大学本科都在开，但是名义上讲的是历史，实际上却不是当成历史课开的，而是按政治课开的，即使在历史系也是如此。这种课的主要目的是想给大家灌输一种世界观，一种意识形态，所以它其实是一个观念史。所谓史实，是被要求服从某种观念的。如果我们今天从一个常人的是非和真伪角度来看，这样的历史就是伪史。上这种政治课的时候，大家都兴趣不大，经常睡觉或者看小说。但别看上课的时候不以为然，其实你还是或多或少会受它影响，一到在网上谈某些事情的时候，只要涉及历史，就不知不觉地把这套东西搬出来了。也就是说，我们会鄙视一个假的东西，但是我们依然依赖这个假的东西。这就令人很困惑。

我国的近代史，有一个范文澜、胡绳的基本模式。[1]这种模式通常有两条线索，其中一条是帝国主义侵略论——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总是侵略、欺负中国。强调这样一条脉络，由此证明我们这个民族是苦难深重的，同时说明我们的落后是因为别人侵略、欺负我们造成的。另一条线索就是革命线索——三大革命高潮，从太平天国、义和团然后到辛亥革命，总之就是一个反抗、革命的过程。这样一段悲惨的近代史，一段总是折腾的历史，很容易使我们忽略从晚清以来这么多丰富的变化，不知道该怎么走后面的路，不知道为什么要改革、要开放，为什么还要学洋人那一套东西。

事实上，如果我们不知道近代中国是怎样融入世界的，或者完全无视这个过程，而只强调我们一直在革命，那么我们就不会明白为什么要放下革命搞建设，不会明白为什么要重新开放。结果也就只能是我们重来，再重来，重新开始鼓噪革命，重新开始鼓噪排外。可是这样一来， 我们会回到哪儿去呢？我们处在这样一个过程之中，面临着这样的困惑。[2]

[1]　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的创始人即是范文澜先生，其所著《中国近代史（上册）》为近代史研究提出了“四段论”：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乃第一阶段，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为第二阶段，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为第三阶段，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为第四阶段。他认为第一阶段包含反帝反封建两个矛盾，以反封建矛盾为主；第二阶段包括国内民族斗争和反帝两个矛盾，而反帝矛盾突出；第三阶段以反帝为主要矛盾；第四阶段以反封建为主要矛盾。而胡绳先生则担任过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著有《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后一本书对于中国近代史研究影响深远，一版再版。胡绳始终坚持他在探讨中国近代史发展规律时所使用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和方法，坚持他在表述中国历史发展规律时所提出的一系列重要论断。

[2]　余英时先生1988年在香港中文大学发表了以《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为题的演讲，指出中国近代史就是一个不断激进化的过程。从顽固保守的倭仁之流到曾左李张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我们走过至少三十年；从改良破产、戊戌政变到革命救国以至辛亥革命军起，我们花了十三年；从民主自由到“五四”打倒孔家店，我们只花了短短八年……激进的革命情怀爆发的频率越来越高，力度越来越强。参见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载《钱穆与中国文化》，209页，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

对于近代史的“三妇”心态

以往我们对于中国近代史有三种惯常的态度。在此，请允许我打个不严谨的比方。第一种是怨妇心态，凡事以哭闹为主，就是觉得你们总欺负我们，你们从头到尾都欺负我们，我们冤得要死，我们苦大仇深，比窦娥还冤。总是在哭，总是在闹。不仅哭闹，还时不时要掀起衣襟给人看：我这伤疤就是当初你弄的。

圆明园那几个水龙头能卖出天价来，就是因为这种心态在作怪。那几个水龙头怎么可能是英法联军抢走的呢？当时圆明园珍宝如山，英法联军会抢这几个按照西方的模式做出来的喷头吗？它们十有八九是在这个园子废了以后，被中国人弄到外边卖掉的。卖出去也就是当个摆设，当时仨瓜不值俩枣，现在却卖给华人，卖到几千万，可见国人这种怨妇心态已经根深蒂固。

第二种是泼妇心态，凡事讲打，打不过我挠。我要反抗，把整个近代史写成仅仅是反抗的历史，这个反抗的过程虽然可歌可泣，但毕竟没打过什么胜仗，充其量就是挠人一把，还挠不到脸上。但是我们觉得很好，还很推崇，因而创造出很多神话。如果当时斗争真有这么波澜壮阔，那英国人根本进不来，我们也就根本不会有这段被称为半殖民地的历史。

第三种是情妇心态。它跟前面两种心态正相反，在它看来，殖民历史也是好历史，不殖民我们怎么进步？但是被殖民的过程实际上是很屈辱的，不论在哪个国家都是如此，尤其对这个民族的上层精英来说。如果这些上层精英曾受过本民族悠久文化传统的熏陶，他们就会感到更悲哀。但是情妇心态把这一层抹掉了——就觉得殖民是好事，能看到它给被殖民国家带来文明，却看不到殖民本身的掠夺和奴役。这种心态，其实有点变态。[1]

“三妇”心态实际是我们国人对待近代历史比较常见的心态。有人说，这好像都不大对头啊，我们到底应该怎样看待历史和外来者呢？我说，我们能不能别在历史和外国人面前当妇人。你可以将其当做朋友，也可以视为敌人，只要自己别像妇人一样就成。关于心态问题，我觉得是在看待近代史的时候首先需要思考的问题。

[1]　这个其实有点类似于病理学上讲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也就是受害者对于犯罪者产生了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这种情感使得被害人对加害人产生好感、依赖心。早年国内有人称，香港应再被英国殖民三百年，就是类似这种情妇心态的反映。

中西两种体系

所谓近代史，如果按中国传统史学来说，就是晚清史。中国传统史学，是朝代史，唐史、宋史、明史、清史这样的。如果按世界史的划分来说，晚清史只能算是中国近代史。我们怎么看待近代史，或者说怎么看待我们的晚清史，这个历史过程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是我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在我看来，晚清历史的本质就是西方把中国拖入它们的世界体系的过程。西方有个世界体系，我们有一个天下体系，或者叫朝贡体系。但是我们这个天下体系（朝贡体系）是内敛的，是内缩的。就是说，并不是我去打了天下，征服了某块殖民地，然后建立起一个朝贡体系让其他人来服从我，而基本上是用一种文化的、一种以德服人的方式让周边国家来仰慕我的文化，然后向我进贡；或者以大国之威，让周边国家向我朝贡。有的朝代也会打一下，占了地方，不是当殖民地，而是直接占领。但往往控制不住，朝代末期又退了出来。在这个天下体系里，我呢，是中心，但并不知道世界周边有多远。朝贡体系就像一个圆，这个圆的中心是中国，而外延有多大不知道，多大都可以。你来不来我不管：你来朝贡，那是你向慕王化；如果你不来呢，随你的便。显然，这样一个体系不是向外输出的体系。但是西方自十八世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之后呢，实际便形成了一个输出型的体系。它不断地把这个体系向外输出，把它所遇到的，能殖民的就殖民，不能殖民的也要把其纳入自己的体系中来。在这两种体系的碰撞中，我们的天下体系显然崩溃了。[1]

我们干不过人家，就得听人家的。中国人开始是被动接受，人家兵临城下，我们捏着鼻子忍受；后来有点主动性了，逐渐产生了解人家的欲望，开始学习《万国公法》。我们在1860年开始设置同文馆的时候，主要学习的就是《万国公法》。我们开始想了解这个世界体系是怎么回事——所谓的《万国公法》，其实就是西方那个世界体系的规则。

开放口岸也是如此：开始是人家逼着我们开放，这次开放一些，下次再开放一些，后来我们就自己主动开放了。学习亦是如此：开始是被动学习，然后是半推半就、中体西用，最后是全面地学习。到了辛亥革命的时候就是全面地学习。不光是西学东渐，而且是西俗东渐。如果注意看一下那个时候的报纸，就会发现当时所有西洋的东西都被冠以“文明”两个字。西式礼帽是文明帽，手杖是文明棍，自行车是文明车，连火柴都是文明火。话剧是文明戏，我们的京剧叫旧戏。凡是西洋的东西都意味着文明，都意味着是需要我们学习的。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这个时候已经心悦诚服地被拖入了这个体系——我们认账了。为何会这样？因为西方世界迎合了人类创造和追求财富的需求，一旦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普及开来，会产生一种内在的驱动力驱使人们去进入它们的世界。这就是一个近代史的过程。

可能在我们今天看来，西方的世界体系不见得是什么好事情。它是在工业革命过程中建立的，跟工业革命息息相关。如果按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的说法，其实西方的发展道路是一个偶然，但是这个偶然却造出了大事。为什么呢？因为工业革命创造出一个新工商文明，而现代工商文明这样一个潘多拉之匣被打开后，世界就变了。这个地球上所有的人，或早或晚都得跟着走。

我觉得这个文明可能是不好的，它对资源掠夺和榨取得太厉害，对环境破坏得太快。就像《庄子》里那个故事，说是一个老头在浇园子，园里有一口浅井，老头每天拿个瓦罐跳到井里，打一罐水然后爬上来浇。子贡问他为什么不弄个桔槔（就是杠杆），那样多方便。老人说他知道那个东西，但是他不用。为什么要用那玩意儿呢？它是机械，人用了机械就起机心了，就想着怎么取巧，从此天下就不得安宁了。[2]其实道理就是如此，一旦把这个大工业文明唤出来之后，人们就天天想着怎么取巧——我们去发明创造，翻着花样地想着怎样去榨取资源——人类几万年的历史都没有弄出这么些事来，但这几百年就都实现了，而且后面会怎么样，人类还不知道。但是世界一旦进入这个轨道，潘多拉匣子一旦打开后，就回不去了。你想进去也罢，不想进也罢，都回不去了。你看这世界哪个地方还没有进入这个体系？哪个地方还没有受到工业文明的污染？哪个地方还是桃花源？没有办法。你只能在这个文明的基础之上，想一点补救的办法。比如出现了土壤板结、农药污染问题，我们只能在工业文明基础之上想办法发明一种污染较小的农药，以及使土地板结程度较低的化肥。我们只能在这个基础之上往前走，不可能回去了。人类都不可能逃脱这个被工业化的命运，抗拒它是没有用的。西方的发展道路或西方的世界给我们带来这个东西，世界的命运已定，已然逃不过去了。

[1]　日本学者信夫清三郎先生在其皇皇巨著《日本政治史》中，曾将西欧的现代国家秩序与中国主导的东亚朝贡体系进行了精彩比较。他认为：第一，近代西方的国家秩序乃是各自拥有主权、在形式上平等的国家所建立的，但实质上是一种弱肉强食的不平等关系，强国以各种方式控制弱国，干涉其内政；而朝贡体系虽是建立在本质上统治与被统治的不平等关系之上，但作为宗主国的中华帝国原则上并不干涉藩属国的内政。第二，西欧国家秩序一方面隐藏着其将自己扩大为“世界秩序”的冲动，另一方面则本着基督教的救世情结，持续不断地向西欧以外的非基督教世界扩张；中国主导的东亚朝贡体系则奉行“王者不治夷狄，来者不拒，去者不追”（东汉何休语）的所谓“不治主义”，从而表现出一种内向的自我封闭的孤独倾向，扩张意识非常微弱。参见（日）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1卷，7～8页、16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

[2]　出自《庄子 · 天地》，现有成语“抱瓮灌畦”。

中国的抵抗

所谓中国的反抗史就是抗拒史，其中抗拒最激烈的就是义和团，他们把西方的一切都排斥掉了，把所有沾洋边儿的东西全部干掉。从街上抓来一个长得像学生的人，搜搜包，如果发现里面有一张洋纸，那么那个人的脑袋就没了。有一支铅笔也不行，钢笔更不行。当时他们盲目排外，排斥一切。而这样做换来的是一个很悲惨的结果，我们被迫签订了《辛丑条约》。根据条约规定，外国可以在中国北京驻军，从山海关到天津一线，中国军队不能驻军，外国军队却可以。天津也是如此。后来中国人要在这一带驻军，只能把军队服装换成警服，以警察部队的名义进驻。[1]不仅如此，中国还赔了人家四亿五千万两白银。

这种抵抗是无效的，不仅中国的抵抗无效，其他地方，诸如奥斯曼帝国和非洲祖鲁人的抵抗也是无效的。任何地方的这种抵抗都是无效的，因为这是大势所趋。潘多拉的匣子一旦被打开，这个世界和人类的命运就已经被注定了。在西方的工业文明没有出来之前，我们可能有很多种选择。比如，我们可能还在慢慢地走，出门还骑驴。进京赶考的人给老婆写封信，估计她三个月以后才能收到。过去的风俗，长久以来都这样，或许现在某些地方还是这样。因为中国两千多年大体进步不大，拿秦朝和清朝比的话，我们的进步有限，尤其是技术进步有限。有人可能说，秦朝烧不出瓷器来，清朝可以烧出许多花样的瓷器来。但秦朝的陶罐子也能顶用，一样可以煮饭、打水。还有马车，秦始皇那个时代的马车，跟现在我们看到的马车没什么本质区别，除了现在的马车是胶皮轮子而已，进步非常有限。

那个时候好不好呢？女性可能差点，只能待在家里，不能出去上学，婚姻大事都由别人做主，看上谁也不能直接嫁给他，除非你是卓文君。男性可能感觉还好，如果有本事就出来，考个秀才、中个举人很爽的。很多人觉得我们在接受西方文明的过程中失去了一些东西。现在人们普遍活得比较紧张，文明越往后发展，人们越紧张，也就没有闲暇去想其他的。一些有钱的读书人闲下来，就会想现在的生活太没意思、太乏味了，过去的日子多好啊，田园诗一样的生活。吟吟诗，喝喝酒，谈谈风月，一天到晚没什么紧张事，一觉睡到自然醒，多舒服啊。人们会怀念这样的生活。

实际上我们人类很难，作为人，很难有一种状态是感觉非常好的。当我们回头看历史的时候就会发现，既然我们不可能逃脱这个命运，那么我们的感慨，我们的愤慨，或者我们的不满意都只能是一种牢骚而已。那么我们干吗要这么折腾呢？这样想来，心情就会好一点，就会平和。我们可以设想，有没有可能摆脱这条道路？其实历史上很多人都在思考，是不是可以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新路。这个想法不是今天才有的，中国人一直都想走一条特色道路，一直都在想。

我们最早学日本。看上西方直接学西方就行了，干吗学日本呢？日本纳入西方是后来的事情，当时还不算西方呢。我们之所以学日本，是因为觉得日本好，学日本是捷径。我们认为日本学西方是学了一条捷径，我们如果直接学捷径就更捷径了。什么叫捷径呢？就是抄小路。人家这么走，我们抄小路，抄近道，赶上去，走到前面去。后来我们又学俄国了，也是想抄近路。学俄国实际上也是学西方，看上去俄国人抄小路突然之间就富强了，就厉害了，就变成苏联可以跟美国人抗衡了。其实中间有一段时间我们还想学美国，辛亥革命以后成立了临时政府，那就是美国模式。为什么学美国呢？因为当时我们认为美国是最先进的，我们把最先进的直接拿来用就行了。

抄近路学人家，是想把那些貌似是捷径的东西学过来，这本质上就是想走一条中国自己的特色道路。这条道路无论怎样，还是离不开工业文明。也就是说，无论怎么讲中国特色，都不能回到孔子时代老牛破车的道路上去，都不能回避工业文明自搞一套。沙特是一个神权国家，但是它也接受西方文明。有时候接受得比较过分，一些大阿訇们会生气抗议。国王一看大阿訇们抗议了，就悄悄令手下把大阿訇坐的高级轿车全部收走，封上封条。大阿訇们出来一看车被收了，就问为什么。得到的回答是：你们反对西方工业文明，而汽车那些玩意就是西方工业文明的产物，所以你们不能坐。大阿訇们想，不坐高级轿车，靠腿走路太难受了。于是之后再开会时，就同意了一些条例。也就是说，即使今天再保守的人，有一个问题也是能够想通的：他绝对会享受西方文明的成果，有小车就不坐大车，有电梯绝对不会爬楼梯，如果爬一定是为了减肥。

我们现在能不能摸索出一条全新的路？我觉得很不容易，因为我们很难走出这个大框架，很难走出来一条跟这完全不一样的道路。走自己的路，说说容易，做起来难。

还有，中国人能不能不挨打？毛泽东说了，中国人学西方，但是为什么先生老打学生？[2]的确，他们老打我们。但是回过头来看，那个时候的中国人如果不挨打，能去向西方学习吗？说实在话，我们走到今天也可以说是被打出来的。不挨打就学西方，日本人做到了。佩里舰队去了，一看日本人没什么大船，就递上条约订城下之盟，日本琢磨琢磨就软了，就同意开放——日本的开放不是从明治维新时开始的，而是从幕府时代就开放了。还没打，日本就开放了，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往前学。但是中国人做不到，这可能跟国民性或民族性有关。不挨打，就很难学人家，被打得很惨，才学得好一点。比如，在1901年之后，那次被打得最惨，慈禧太后和光绪帝都从皇宫里逃了。大热天的，太后那么大岁数了，化装成农妇，坐着骡车，一路风餐露宿，还穿越苞米地，一身痱子，两天两夜连水都喝不上一口——这下可受苦了。所以我说帝王之尊得挨点饿，挨过饿后，施政、做事什么的就好一点。总这么养尊处优的话，根本没法进步。

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发现，日本的传统其实维护得很好，西方看东方很多方面是看日本。日本的历史和古代文化都不如我们悠久，但是为什么它在西方受到的评价那么高？就是因为它走出来了，它成功了。你现在成功了，人家才会重视你的过去。如果你现在什么也不是，那么你的过去就是一堆垃圾。就是你想发扬国粹、弘扬传统，都没机会。如果我们不能正确对待历史，不能走出历史，那么我们过去的历史就什么都不是。

今天我们应该怎样看这段历史，又该怎么去做？很显然，我们需要冷静地审视过去，不能再当怨妇、泼妇、情妇。冷静地审视过去，然后去看待我们的未来，尽早学得聪明些，不要总在一个坑里反复折腾、反复跌倒。如果我们不能很正确地看待这段历史，就很难吸取教训，很难避免过去的悲剧。我们必须从心理上走出我们的中世纪，才有前途，过去的辉煌历史才有价值。

[1]　这一招倒是袁世凯想出的主意。参见张鸣：《历史的底稿：晚近中国的另类观察Ⅱ》，8页，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6。

[2]　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毛泽东对中国近代史作了一个国人皆耳熟能详的描述和概括，他说：“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习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的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随后，毛泽东就告诉我们：“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参见《论人民民主专政》，载《毛泽东选集》，第4卷。当然，今天看来，毛泽东以“先生欺负学生”为理由，可能为了论证中国走苏俄道路的正当性。

第二讲　两个世界最初的碰撞

这一讲来说说鸦片战争前后的一段历史。这段历史是值得反复思考的。

中国人当时对西方世界，尤其是对作为对手的英国人，是不太了解的。包括像林则徐这种我们传统上认为是第一个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人物，其实也只是在到达战争前线之后，才临时抱佛脚真正开始观察西方世界。而英国人至少在当时已经掌握了很多有关中国的情报和信息，他们知道中国的许多事儿，不仅有军事的，还有经济的。当双方发生冲突时，中国人并不知道该怎么应对，而英国人则有明确的目标，即以最小的成本解决商业纠纷，进而打开中国市场，跟中国人进行贸易。

中西近代史的不同开端

上一讲说过，现在我们对中国近代史的时间划分其实是借用了世界史的概念，若是按中国传统对历史阶段的划分，一般会变成朝代史。

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曾经当过京师同文馆以及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作为一个长期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他一直以一个外国人的眼光来看待中国近代的这段历史。[1]他把中国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清末新政之前的历史分为六段，其时间节点的选择与如今通行的说法有所不同：第一段是鸦片战争，以及洪秀全初创拜上帝教；第二段是亚罗战争，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三段是中法战争；第四段是中日甲午战争；第五段是义和团运动；第六段是日俄战争和中国的新政改革。

丁韪良是以感知中国人对外国人的开放尺度来划定这几个阶段的，随着历史往前走，中国人对外国的开放尺度不断加大。我们现在看也会觉得很有意思，中国近代史上这么多的战争，一次次地打过来，的确逐步开放，一直到日俄战争和新政，此时便彻底开放了。当然，我们不能按照他的这种理解来划分中国的近代史，不过，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近代史的确是一部痛史，是一连串挨别人打的历史，这确实是很悲哀，或者说是很悲惨的历史。但是我们学历史肯定不是为了痛说家史，也不是为了继续当愤青——世界已经变了，我们要往前走。

在西方，近代史的开端不是像我们这么划分的。我们一般把1840年作为中国近代史的起点，但这种划法今天已经受到了挑战，许多人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如果按照世界史的发展脉络划分，中国近代史的起点至少可以划到明朝中叶。他们的理由是，毕竟那个时候中国已经和世界发生联系了，西方的传教士已经进入中国，我们已经接受了西方的一些器物和文化。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划到那儿呢？这其实是西方的划分方法，在十六、十七世纪，西方国家已经崛起了，因此我们所指的西方现代世界的起点肯定不是1840年。这一时期，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以及英国已经经历了几代霸权的嬗递，这背后的推手是什么呢？一是民族国家的兴起，也就是我们政治上所说的封建国家的解体，或者说封建制的解体，以及商业革命——商业革命使欧洲商路畅通，也直接打通了世界商路，商业制度本身的行会制度也日渐没落。二是手工业的革命，西方在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的工业革命之前，首先经历了一场手工业的革命——能够制造出蒸汽机来，就说明这些国家的手工业工艺已经相当精湛。

举个例子吧，比如火炮。利用黑火药的火炮和火枪都是中国人发明的，但到明朝中叶，我们做的枪、炮和火药都已经赶不上西洋人了。西洋人所掌握的制造枪炮的技术最早都是由中国传过去的，但我们现在却都赶不上他们，枪炮的精度不够，火药的加工工艺也差得太远。所以到明末的时候，徐光启他们又把西洋的火药制法和枪炮制法翻译过来，我们自己再开始仿制、生产，其中主要的类型是红夷大炮 [2]。所谓红夷大炮，是一种能够连续发射较长时间的火炮。过去的火炮是从前面装药，捣实，然后装上炮弹，后边儿再一点火，哐，打出去。但这么打出几炮后，炮膛就会变热，甚至发红，这时就不能再往里填了，否则当场就会炸了。也就是说，得等它凉下来、冷下来再打，而在此期间火炮就不能发射了。而西洋人的红夷大炮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他们的炮膛是可以打开的，里面装一个小炮膛，这样可以先把火药装进去，打完了可以拿出来。就是有点类似于现在炮弹的前身——在历史上，炮弹的弹头和药仓曾经是分离的，两者合到一起是后来的事情。由此可见，当时西方人造的火炮已进化到基本具备现代火炮雏形的程度了。而当时的中国火炮铸造粗糙，炮膛一点儿也不光滑，很容易就炸膛了，还没把敌人炸死，倒先把自己给炸死了。枪的制造工艺更是粗糙。当年道光帝还是皇太子时，有一件特别牛的事，就是当时林清天理教起义，从隆宗门攻进宫里的时候，这哥们据说是拿着火铳，咣咣，打死了两个。[3]道光帝是精通火枪的，当他第一次见到西洋人进贡的火枪时就非常感慨，觉得西洋人的火枪制造精致，而中国人不知道何时才能造出同等的产品。

讲这个是想说明，西方在工业革命之前已经经历了一场手工业革命，他们的手工业工艺可以造出很精致的东西，比如为航海造的船此时已经很精致了，还有为造枪炮、火药而制作的一些加工机械。工业革命不是一下子就蹦出来的。以前教科书里讲，瓦特看着烧水的壶盖儿被蒸汽顶起来，然后他就发明了蒸汽机。其实现在看看科技史就可以知道，蒸汽机最早不是瓦特发明的，他只是把蒸汽机改进了而已。所以 ,进行发明并不是像我们小时候看的那种神奇故事讲的，坐在苹果树下冥思苦想，突然苹果砰的一下砸脑袋上了，然后他就得出伟大发现了。其实这些发明或发现都要经历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越早的、越是划时代的发明，它孕育的时间可能就越长，因为那个时候人类还处在蒙昧时代或是蛮荒时代，所以那个时候的发明跟现在的相比，分量上是不一样的。

简单地做个总结，对比西方，中国在明朝中叶的时候已经落后了。明朝中后期，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荷兰人都来中国骚扰过，而且西班牙人还曾经设想，要不要调军舰来把中国攻下。只不过后来西班牙人和英国人打起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被英国人歼灭了，所以这种设想就没有下文了。如果当时西班牙人决定像征服美洲那样征服中国，有没有可能呢？可能性是有的，尽管中国肯定不会像印加帝国那么容易被征服。我们必须承认，那时的我们已经不是西方国家的对手，我们已经落后了。[4]

[1]　丁韪良在接受光绪帝任命，成为京师大学堂首任西学总教习时，曾闹出一场风波。他当着全体中外来宾的面向孔子像鞠躬，此举被视为偶像崇拜。作为北美基督教长老会的传教士，他被不少人视为西方教会的叛徒。由此亦可见其甘愿接触中国文化的心态十分积极。

[2]　美国清史学者魏斐德先生曾根据大量史料还原明清辽东拉锯战的原型，他提出，之所以明朝政府在其晚期突然决定改变在辽东被动挨打的局面，在于自1623年起的二十余年间，明朝在东北的军队逐渐装备了大量的欧式枪炮，这极大地加强了明军的防卫和进攻能力。其中，在葡萄牙人的协助下，从澳门运抵辽东的二十余门红夷大炮作用尤为显著。参见（美）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陈苏镇、薄小莹译，17～24 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

[3]　《清史稿·宣宗纪》载：（嘉庆）十八年九月，（旻宁，即“上”）从幸秋狝木兰，上先还京师，而教匪林清党犯阙之变作。是月，戊寅，贼入内右门，至养心殿南，欲北窜。上御枪毙二贼，馀贼溃散，乱始平。飞章上闻。仁宗欣慰，封上为智亲王，号所御枪曰“威烈”。

[4]　公元1532年，西班牙人皮萨罗率领着由六十二名骑兵和一百零六名步兵组成的部队（算上他本人一共一百六十九人）征服了拥有六百万人口的印加帝国，并生擒了印加帝国的皇帝阿塔瓦尔帕。无论这一数字是否有所夸大，类似的情形在中国应该不会上演，但是，西方人在军事上的崛起已经十分明显了。仅以沙俄为例，雅克萨之战，康熙从关内征调了大量兵力，配合东北的精锐八旗近两万人，在红夷大炮和疾病的帮助下，围困八百余哥萨克骑兵数月有余，最后还难称取胜。个中原因当然很多，但从这一战役即可看出，中西方的军事实力已经不在一个数量级上。

中国和英国的第一次直接碰撞

十八世纪之后，英国称霸世界的时代开始了，这时中西差距就更大了。

十八世纪末，中国和英国发生了一次直接的碰撞，就是马嘎尔尼使团来华，中国这个时候是乾隆末年。乾隆可以算作中国历史上最骄傲的皇帝，他自称“十全老人”，不仅君临天下，甚至一度想垄断对经典的解释权。在中国传统政治下，士大夫一般秉持这样一种观念，即皇帝是政治权威，而思想、理论的权威是孔子，士大夫则扮演着孔子思想的阐释者这一角色。但乾隆却剥夺了士大夫的这种权力，他不认为士大夫有资格治国平天下，这种事情应该交由皇帝处理。乾隆自己阐释经典，然后一帮士大夫拍马屁，说皇上圣明，皇上说的是最对的。[1] 乾隆自己还作诗，自认为文学巨匠，那时还没有作协，若是有，估计他也要当作协主席的。他又打了那么多仗，十全武功，自己觉得很牛，几次下江南或是北狩，四处游山玩水。当然今天来看，作为个人，他的确很牛，但到了乾隆统治末期，其实国家已经不行了，国库亏空得很厉害。有这么一个太骄傲、太奢华的皇帝，国库就会有危险。所以我们也能够理解，为什么他的继任者嘉庆马上变得很节俭，哪里都不去了，花一分钱都不乐意，道光更是带头穿补丁衣服。当皇帝容易吗？一看国库没钱了，都让老子花完了，他们也只能节省了。[2] 不过，至少在马嘎尔尼来华时，乾隆还是很牛的。

英国派马嘎尔尼勋爵率领一支庞大的舰队来华，他不是来打仗，而是来跟中国人谈判通商的。他们的舰队来华后停泊在广州，当时广州是中国唯一对外开放的口岸。在清朝官员眼里，那些来中国的外国人，商人就是来经商的，官员就是来上贡的。当时东南亚的各个国家，暹罗也好，安南也好，都是由广州进入内地上贡的。但现在来的英国却不是一个传统的进贡国。在此之前，中国人对英国的确不太清楚，我们只见过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荷兰人，但从来没见过英国人，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来的。虽然在明朝的时候利玛窦已经把世界地图和地球仪带到了中国，也有一部分中国人知道了这些西方地理学知识，但是到了清朝，中国人对于世界的感知以及观念又发生了倒退，其开放程度对比明朝大大退步，当时很少有人知道地球是圆的了，更不知道地球上除了中国以及周边的朝贡国之外，还有其他什么国家。利玛窦来的时候已经为中国人画了一幅《坤舆万国全图》，就是地球的平面展开图，那个时候部分中国人对于世界的观念已经很清楚了。但是清人对于世界的认知却没有继承明朝的遗产，他们在绘制世界地图时，就胡乱地把当时听过名字的国家放在中国的脚下，随便画几个海岛，完全不知道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可见当时国人对世界的了解已经发生了严重倒退。

清朝这个王朝很有意思，它看起来是一个很强大的帝国，因为其版图比明朝大多了，如果最后一个王朝不是清朝，那么现在中国不会有这么大的版图，国土也许会少一半儿。但是，恰恰是清朝，它在开放程度上不如明朝，在吸收先进技术、引进先进设备方面更是不如明朝，甚至差得很多。清朝看上去武力很强大，因为它遇到的都还是传统的、处在冷兵器时代的对手——内忧外患都是如此。它的那些对手，比如天山以南回疆各种皈依伊斯兰教的民族，准噶尔部等不服从清朝统治的蒙古人，以及大小金川的那些藏民，其武器水平都是较低的。而清军一方面继承了明朝的许多火器装备，另一方面八旗兵的确能战，又有臣服于清军的蒙古骑兵相助，所以他们确实很有优势。其唯一真正强劲的对手是俄罗斯人，但是那个时候的俄罗斯并不够先进，在当时的欧洲，东欧还是很荒蛮、落后的地方，当时俄国人的火器也不见得比中国人的装备高到哪里去。所以中国可以跟它打个平手。但即使如此，当年的雅克萨之战也并非中国人大获全胜，因为战争后期雅克萨城曾被哥萨克人夺回去。关键是，哥萨克人从南欧长途跋涉到远东，当时还没有西伯利亚大铁路，而中国辽东一带是满人的龙兴之地，地势平坦，中国人出兵要比他们容易得多，所以打了个平手。除俄罗斯以外，清军的确没有一个等量级的对手，所以看起来很强大。同时，因为已经是东亚最强的了，所以清军也没有什么技术变革的冲动或压力。当时清军的精锐部队有一半儿已经是使用火枪了。清军还有炮，尤其是仿制或购买的红夷大炮，这就已经足够了，许多对手什么都没有。所以清朝并没有什么压力去主动开放，也没有什么学习的冲动。

此前，明朝的对外开放很大程度要归功于传教士，而到了康熙年间，礼仪之争的问题开始出现并激化。早先来的传教士都认为，中国人祭祖不算是偶像崇拜，这个礼仪是可以被包容的，但是后来的罗马教廷却不这么认为，他们坚持祭祖就是搞偶像崇拜，中国人凡是入教就不能祭祖，这就一下子把交流的渠道掐死了，双方均无法做出妥协。最后的结果就是，清朝在雍正时期完全禁教，而罗马教廷以及西方传教士的势力也基本退出了中国。[3]传教士基本撤走了，虽然中国的皈依者还在秘密信教，但东西方的主要交流媒介却没有了，所以清朝也不可能开放。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明朝在中后期虽然也有海禁，但是明朝的政府官员比较喜欢玩忽职守，海禁执行得不彻底，所以当时沿海的商业走私还是很活跃的。但到了清朝这样一个游猎民族建立的王朝，他们对于海外贸易是一点兴趣也没有，而且他们认为，只要沾上商业就不是什么好事儿。所以清政府对这种工商业贸易是根本轻视的，也正因如此，清朝的官员真正把海禁给严格执行了。多数时候只有广州一口可以进行贸易。相对于明朝，清朝是一个更加内向的王朝。

综合起这几个因素后可以发现，清朝在开放问题上存在极大的缺陷。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它靠着内陆的经济增长也达到了一个传统社会的高峰——康乾盛世。而在康乾盛世的尾巴上呢，英国人来了。

英国人当时来华有两个目的。其一是来炫耀一下他们的工业文明，他们工业革命的成果。所以他们带了大量的礼物，不仅有中国人特别喜欢的光学仪器（中国人特别喜欢光学仪器，当年利玛窦就是靠这玩意儿打开了传教的门路），还有玻璃制品、各种钟表，以及最先进的枪炮。他们把这些都送给中国人，让中国人看看英国人有多厉害。其二就是商量通商事宜，英国人希望中国可以按照西方规矩进行交流和贸易，希望能跟中国平等经商，通过行商来开展贸易，希望中国人能给英国商人提供一些据点，不要总是限制在广州一个地方。但很显然，这两个目的都没有达到。关于第一个目的，乾隆连礼物的包装都没有打开，看都没看就直接放到圆明园的仓库里了，后来英法联军还抢走了一部分。也就是说，英法联军从中国抢走的不仅仅是中国货，还有他们自己造的。据说当时马嘎尔尼曾送给中国几门速射炮，中国人居然也连看都没看，呃，中国人还是很牛的啊！ [4]至于看都没看的缘故，其实在于后面的原因，英国人要建立平等通商的关系，这个议题从一开始就障碍重重。

英国人刚从广州登岸的时候，正好赶上乾隆的八十大寿。这个时候一大帮西洋鬼子来了，还带来了一大堆礼物。当时的两广总督认为这些洋人肯定是来拜寿和进贡的，这是好事啊，于是就上报说有远夷来为乾隆上贡祝寿。乾隆听说这么远的人来给他祝寿，也很高兴，就同意他们来了。于是马嘎尔尼一行就进了内地，他们携带的礼物都被插上了贡使的旗帜。马嘎尔尼通过通事翻译也知道了插旗帜的意思，其实他哪里是来祝什么寿的，但他装作不知道，因为若是一开始就把来华的真实目的说破，那么他们也许就见不到皇帝，啥事也办不成了。后来一部分礼物走大运河北上，另一部分则走海路，从大沽上岸，再走陆路一直到承德，因为乾隆的寿辰庆典是在承德避暑山庄举行的。

但在快要见皇帝之前，有个关键问题解决不了，就是跪拜的问题。中国人坚持，外夷见皇帝必须下跪。英国人不愿意下跪，他们认为自己见本国的君主也只跪一条腿，若是要跪两条腿，还得磕头，这绝对是无法接受的。于是双方之间就起了摩擦，拼命交涉，和珅亲自出面都不行。后来马嘎尔尼想了个办法，让了一步，称英国使节到朝中觐见皇帝时可以行三跪九叩礼，但是和珅也得按照英国的礼节向英王行礼——马嘎尔尼随行带了英国国王的画像，要求和珅代表中方大臣向英王的画像行礼，这样两国就扯平了。但在当时的中国，怎么有人敢给一个夷人的国王下跪呢，谁也不敢，最后就不了了之了。[5]中国人当时的世界观是天下观，天下的中心是中国，而中国亦是天下共主，所有国家都应该向中国朝拜，不来也就算了，来了就必须得朝拜。当时没有外交部，这些事都归礼部管，这些朝贡礼仪都是国家礼仪，是不可动摇的。所有的外藩在名义上都是中国的臣子，哪里会有一个朝中大臣，特别是像和珅这样的人物，会给一个夷国国王的画像下跪呢？所以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最后只能拉倒。

最后，马嘎尔尼一行还是见了乾隆，乾隆也就没有要求他们必须双腿下跪，权当他们是化外之人不明礼仪，唱个大喏就算了，这样礼仪之争才基本告一段落。但是有些人，按现在的网络语言来讲，特别喜欢意淫，而且超级会意淫，硬说英国人跪了，还说他们本来不想跪，但后来见到乾隆天威，马上就扑通一声双膝跪倒。话说回来，乾隆没有迫使英国使者按照中国的礼仪下跪，还接见了他们，并和他们说了话，这似乎很大度，但事实上他是非常不高兴的。所以后来英国使者的要求全遭到了拒绝。乾隆给了他们一些赏赐，其中最珍贵的就是乾隆御笔书写的“福”字，然后傲慢地告诉他们，我们天朝物产丰盈，不需要和你们通商，你们回去吧。

虽然双方到最后仍然客客气气的，但实际上，马嘎尔尼的这次访华彻底失败。不过，马嘎尔尼也收获了一批副产品——他在内地走了很多地方，当时没有照相机，但是他随行带了很多画师，他一路观察过去，做了很多记录。他甚至还去了许多海防要塞，那些炮台什么的，他都看过了。在马嘎尔尼来之前，欧洲还流传着关于中国的神话。马可·波罗以后，欧洲关于中国的神话很厉害，东来的传教士也一直在建构这个神话。欧洲有段时间盛行重农主义，因此中国的神话传得更为厉害，欧洲人一直以为中国很强大、很富足。但马嘎尔尼在中国经过细心观察后，发现根本不是传言中的那么回事儿。中国并不富足，穷人非常多；而且也没有一种合理的审判制度，官员喜欢贪赃枉法、胡乱断案，国家没有严格的法律制度；军备则是一塌糊涂，虽然说八旗和蒙古士兵的装备看起来还是有模有样的，但海防的炮台和那些守炮的士兵等都是摆设，这些炮既不能升降，也不能瞄准，要打的话，只能打一个地方——后来在鸦片战争中，英国军舰也见识到了中国海防炮的这个特色。

马嘎尔尼一行回国后，依据在中国的沿途见闻整理出版了大量的笔记、图画和资料，这让西方看到了一个真正的中国，一个外强中干的中国。所以，如果没有马嘎尔尼使团的这次来华，那么鸦片战争还不会那么早地发生。当然，后来还有一些居心不良的传教士，以及怀有其他目的的人也来了，进一步把一个真实的中国介绍给西方人。当时中国也没有什么保密的概念，其实中国近代好像一直都没有这个概念，后来日本人还可以跑到中国的海军军事基地随便照相，以至于现在我们看到的当年北洋水师各军舰的倩影都是日本人拍照留存的，我们自己则没留下。总之，通过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途径，中国的情况逐渐为西方人所了解。1816年，英国又往中国派了一个阿美士德使团，这次他们没见到皇帝，什么事都没干成，但是在此以后流传出一个关于外国使节不跪拜的段子，并且逐渐发展成两个神话。

一个神话就是说，外国人的腿是直的，没膝盖，跪不下来。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前，美国特使华若翰才对这神话进行纠正，说外国人不是不能跪，他们也能跪，但只向上帝和女人下跪，不向中国皇帝下跪。林则徐禁烟的时候，还信这个事儿——外国人的腿是直的。也就是说，我们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第一人，其实在禁烟之前对外国的情况仍然很糊涂，一味相信只要把外国人打翻在地，他们就站不起来了，因为他们没膝盖。当时中国人还传言，虽然洋人枪炮厉害，但我们可以和他们肉搏，让他们放马过来，靠中国武术搞贴身短打就行。我们中学的时候学过一篇课文叫《冯婉贞》，这个冯婉贞是北京郊区的一个女猎户，课文说她跟侵略军进行了一场搏斗，就是靠近战、夜战，使洋人的枪炮不能发挥作用，然后就把侵略军打败了。其实这就是一个神话，被后人虚构出来的神话。[6]

另一个神话是说，洋人吃牛肉粉为生，如果没有中国的茶叶或是大黄，那么他们就会因大便不通而胀死。所以我们只要不给他们茶叶和大黄，那他们就完了，我们就能不战而胜之。这种神话像林则徐这样的官员都相信，老百姓就更信了。[7]不过，在中西方发生商业往来以后，英国人在一百多年里，从中国进口的最大宗商品确实就是茶叶。因为英国当时最发达，茶叶在英国从最早的高档消费品逐渐普及到劳苦大众，最后全民都要喝下午茶，甚至必须喝下午茶，一到下午茶时间，全英国的人都会停止工作去喝茶。而当时茶叶最主要的来源就是中国，英国人来中国主要是买茶叶，销量非常大。到鸦片战争前夕，英国从中国进口的茶叶已经是以千万磅计，但是通商的地方只有广州。而且中国人出口的茶叶质量越来越恶劣。开始是把茶叶老老实实地卖给人家，后来茶商开始往收购上来的茶里掺泥土或沙子，再后来茶农也开始掺，最后搞得英国人苦不堪言。英国人的茶具中有种器具叫箩，就是因为当时的英国人被中国人逼得没办法，不得不用箩来把茶叶中的沙子、泥土筛出去，要不然就没法喝。此外还有洗茶的程序，得把茶洗一遍。实际上到鸦片战争前夕，中英贸易在茶叶问题上已经有了很大的积怨。所以一度有英国人说，什么是鸦片战争，根本就是茶叶战争。当然啦，这个说法是不对的，的确是因鸦片引发的战争。

而中国人当时对英国人的商品也的确没什么需求。英国人当时往中国输入的毛织品、纺织品、玻璃等都没什么销路。唯一比较好出售的是钟表这一类，但在当时的中国，这些制成品毕竟属于只有上层人物才能消费得起的奢侈品。还有鼻烟，这也是专属上层人物享用的。就靠出口这些玩意，贸易怎么能平衡呢？此时中国出超，英国入超，而且差距很大，英国必须拿足额的货币来填补贸易缺额，于是英国人常常拿白银到中国来换茶叶。贸易的不平衡对英国人来说是个大问题，作为一个以商立国的国家，这个问题带来的后果是很严重的。而且英国以商立国的理念已经发展到极致，英国人明确表示，他们政府的目的就是促进贸易，保护经商。这与后来战争的爆发存在密切的关系。

而在这边恰恰是一个对商业不在乎的王朝。中国在此时基本不征收商税，只对一些商品收过路关税。而且把对外贸易的活动区域限制在广州这样一个非常小的地方，采用我们所讲的十三行制度进行管理，也就是公行制度。这种公行就是一种贸易商行，其实当时不止十三家。在康熙二十三年，朝廷其实在中国沿海四个地方设了贸易口岸，分属江南省（主要辖今天的江苏、上海和安徽）、浙江省、福建省和广东省四地，但实际上做起来的主要是宁波和广州。到了1738年后，宁波这个口岸也逐渐被废掉，只剩下广州一口。乾隆二十二年，即1757年，清朝政府宣布确立广州一口贸易政策，同时下令关闭宁波等港口，限令外商仅能在广州一口贸易。

这种制度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其实在北宋的时候就有这种制度，即市舶司制度。政府需要对进出口贸易进行管理，但是官员又不想管、懒得管，于是把所有的事情都委托给商人办理，最后，进出口贸易的具体手续都由商人处理，外商也由商人接待，官员只负责监督。在公行制度下，招待、管理外国商人的相关事宜都是由公行来管，商人设置夷馆安排外国商人居住，贸易结算以及征收关税等事务也都是由商人打点。当时全国只有广州一口有海关，这个海关隶属于朝廷的内务府，所以关税收入属于皇室的私家收入，而这些收入主要用来购买西方的钟表——现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钟表馆里的藏品大多是从这里买进来的。但皇家其实也要不了太多这些玩意儿，购买一部分对他们来说已经足够了，因此皇室也不鼓励贸易。当时所有的对外贸易只是为了满足皇室对西方各种奇技淫巧、各种小玩意的需要，他们就这么一点追求。但是英国人却把商业当成了他们立国的命脉。因此，中英贸易从一开始就显得麻烦，两边满拧。这种情况在今天应该是很难想象的。

在那个时候，主管海关的中国官员没什么需要具体操办的事务，他们对于进出口贸易毫不在意，只要商人按时交钱就行了。商人若是在交钱时打了折扣也不要紧，因为官员随时可以用各种借口对他们进行勒索。所以公行的商人有的很富，有的很穷——会打点上官的、机遇好的就会暴富，有的三两下子就被弄破产了。他们这些官商所定的一些规矩也挺好玩的。通事、外国水手和商人等都是由他们来管理，其实大部分时间他们也是稀里糊涂，所以我们常常会看见一些很奇怪的记载，他们制定了很多规矩，这个不行，那个也不行。比如说不能把夷妇带来，也就是说洋人可以来，但不能带老婆，也不能招娼。因为禁止携带夷妇，所以当时广州一带已经发展起专门以洋人为客户的娼妓业，我们当时管这些专做外国人生意的妓女叫“咸水妹”。可是这是禁不了的呀，于是行商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果官员发现有洋人买春，一般会对洋人进行惩罚，但这种惩罚也就是装装样子。而通事，也就是翻译，在交通中西时的作用也不可低估，当与官员打交道时，这些通事常常胡乱翻译，比如官员会骂洋人“你他妈的混蛋，不像话”，而通事就会告诉洋人这是中国官员在向他问好，在问候他的家人。反正是胡说八道。最后惩罚的时候，说是要打，但也不是真打。所以说名义上官府对进出口贸易是在监督，出现问题时也会对当事人进行责罚，但这些举动都是演戏、装样子。这种戏码一直演到鸦片战争前夕。

[1]　在中国传统社会，意识形态的建构一般都是由儒家知识分子完成。但自宋以后，道统逐渐为治统所挤占，清代诸帝更是一直以合道统、治统于一自居，也即是说，皇帝变成了建构帝国意识形态的核心人物。乾隆即曾说过：“朕希行事为天下后世法。”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上谕档》，四十一年四月初十，北京：档案出版社，1991-1998。

[2]　道光即位元年就发出题为《御制声色货利谕》的上谕，号召百官节俭。究其实质，个人因素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国库空虚，皇帝想虚华也虚不起来了。

[3]　当然，罗马教廷也并非礼仪之争幕后的根本推手。此前在华的传教士主要是耶稣会会士，他们来华较早，传教政策比较开放，在朝廷及士大夫阶层中享有声望。后来多明我会进入中国传教，因为教派之争，多明我会教士向罗马教廷打小报告，指责耶稣会宽容中国信徒祭祖、尊孔，最终才引起罗马教廷的介入，礼仪之争至此才正式升级。

[4]　当时的使臣中有斯当东父子，这一对父子回到英国后撰述了关于中国的大量见闻。现今较好的中译本有（英）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叶笃义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

[5]　一本较有争议的作品对此事作出了详尽的考察，参见（美）何伟亚：《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邓常春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6]　“未几，敌兵果舁炮至，盖五六百人也。（婉贞）挟刃奋起，率众袭之。敌出不意，大惊扰，以枪上刺刀相搏击，而便捷猛鸷终弗逮。婉贞挥刀奋斫，所当无不披靡，敌乃纷退。婉贞大呼曰：‘诸君！敌人远吾，欲以火器困吾也，急逐弗失！’于是众人竭力挠之，彼此错杂，纷纭孥斗，敌枪终不能发。”该故事出自清人徐珂所辑的《清稗类钞》之战事类，原题作《冯婉贞胜英人于谢庄》。经删节后，该故事长期作为经典范文存在于中学语文课本中，以鼓舞中国人民抗击侵略者的爱国豪情。

[7]　“中国人更进一步认定西洋人既然有犬羊的本质，他们又以牛奶作饮料，证明他们非吃牛奶、酪浆就不能维持生命。牛奶、酪浆不容易消化，胶结在肚子里，必须吃大黄和大量饮茶，才能使它化解。假如几个月不吃的话，双目就会失明，肠胃就会壅塞……因之，野蛮的西洋人，必须依赖中国。中国只要拒绝通商，那就是说，中国只要拒绝卖给他们大黄、茶叶，就能立即置那些西洋鬼子于死命。”参见柏杨：《中国人史纲》，第5版，687页，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

鸦片——打破中英贸易结构的不平衡

早期英国对远东的贸易是由东印度公司专营的，这是一个商人的联合组织。这个公司觉得，总是从中国买茶叶，而自己的商品却在中国打不开销路，长期下去与中国人做贸易就挺亏，而且由于硬通货不足，英国商人每每需要从墨西哥或南美等地运来鹰洋、白银才能跟中国人做生意，这样做太费事了。英国人希望用一种新的替代物来打破这种贸易结构的不平衡，他们想到了鸦片。

鸦片在缅甸、印度是古已有之的东西，当地很多人都用这东西治病、提神，他们吸食鸦片的历史要比我们长得多。不过鸦片的确有个特点，就是只要一吸食就容易上瘾，于是英国人把这东西输入中国，一些中国人尝到了甜头，就逐渐发展出一整套关于抽食鸦片的文化。我们给鸦片取了很多好听的名字，比如芙蓉膏、阿芙蓉什么的，还发展出各种吸食的烟具、礼仪，等等。这一套套的讲究，显得吸食鸦片好像特有文化似的。有文化、有品位之后，大家就都来吸啦，这就出事儿了。因为这东西是进口的，很贵，也很伤身体（只是当时的国人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原先是英国人的钱往我们这里流，现在是我们的钱往外流，而且进口是越来越多，很快进口鸦片所支付的白银就把出口茶叶的利润抵掉了，中国变成了入超。而中国的货币体系又是银本位，就是所有的货物交易、赋税缴纳，包括发放官员薪俸都是以白银结算的，白银的总量一旦少了，货币体系就麻烦了，银贵了，铜钱就会贬值，也就是社会日常生活使用的铜钱就会大大跌价，这样的后果就是物价飞涨。这下清廷就比较慌了，这就是引发禁烟的首要原因。此外，吸鸦片的人的共同特点就是比较懒、体质弱，而当时大量的士兵和官员都在吸食鸦片，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大烟鬼，面黄肌瘦的，这可怎么打仗啊。有人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开始有人主张禁烟了。

但是禁不了。鸦片虽然是走私贸易，而且朝廷有令禁止走私贸易，但这种走私其实得到了广东、福建一带官府的默许，贩运鸦片的飞剪船过来的时候中国的水师不管，等人家返回的时候兵船才出来撵，但也是撵得不快不慢的，人家走多快他就走多快，人家走多慢他就走多慢，就像护送似的，还要在背后放几响礼炮。等飞剪船进入伶仃洋以后，水师就折返了。每次走私都是这样，可见走私是官府纵容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好处都送上了，各种级别的稽查最后都被买通，途中只是装装样子。

此时清朝的统治机器已经不行了，清朝从开国到此时已经两百年了，没人愿意给朝廷卖力干活了，人们当官当兵的目的大多是为了捞钱，那么这种情况下鸦片肯定是禁不了的。朝廷希望通过训导说服官绅百姓不要吸食，这就更扯了。包括清朝在内，中国传统王朝的政府都是小政府，这个政府在县以下没有行政机构，怎么禁止啊？而且地方的士绅自己也吸，他们会想，禁烟关我啥事，反正我是用钱买的，凭什么不让我吸。可见，这种道德劝诫也是无效的。

鸦片战争的问题从这里就接上了。我们讲的这些变化都是发生在鸦片战争前一二十年之内的，之前中国在对外贸易里都是往外卖，挣别人的钱，现在变成要去买人家的，往外送钱了。

从嘉庆、道光到咸丰，虽然每朝都不太一样，但有一点是一样的——皇帝都特别抠，生活特别节俭。这是为什么呢？国库空了。清政府有一个大问题，由于不收商税，所以每年国库的盈余都不多，年头好的时候也是如此。想想看，主要靠征收田赋和盐税这么点钱，国库的总收入肯定是很低的，而且不可能有长期增长。清朝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一般岁入就七八千万两，或六七千万两，大体上就在这个区间波动，收入怎么也上不去，所以它没有多少盈余，一旦前代的皇帝把钱花光了，后面的财政就会一直很紧张。而且清朝皇帝和明朝皇帝不太一样，明朝皇帝就是喜欢乱花，除了最后的崇祯皇帝比较负责，前面的皇帝都是些不负责任的皇帝，好像天下不是他家的一样。但是清朝的皇帝大多都很负责任，一看国库快没钱了，加上鸦片贸易又从中国套走不少白银，因此便更慌，就想着怎么弥补亏空。

面对财政危机，清廷决定禁止鸦片贸易，也有人认为一下子禁不了，干脆想别的招，比如说自己种。当时有严禁派和弛禁派两派。但是那个时候，弛禁派所支的招一般很难快速见效，种鸦片这事也不是一种就成的，总得有个技术引进的过程。况且人家输入的是鸦片膏，没有带种子。鸦片是从罂粟中制成的——罂粟是一种花，把种子种下去，让它长出来，开了花以后结那个骨朵，把那个骨朵割开，流下汁水，集中起来，起初是白的，后来就变成了黑的大团子，那就是鸦片，把它精炼一下就是海洛因了。因此要想自己制鸦片，首先得学会种罂粟——什么样的土壤，什么样的气候，什么时候种，这都是有讲究的。然后还得学会怎么收，怎么割，这些都是技术活。这些不是可以短期解决的问题，道光皇帝本来就抠，再加上很着急，于是就倾向于严禁派的观点。

这个时候林则徐是严禁派的干将，于是道光帝选中了他来负责禁烟。当时很多朋友对林则徐说，朝中大多数人都是弛禁派，尤其是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而且当时的满汉畛域还很强，汉人官僚不受重视，你担这么大的责任去干这活，如果干砸了你就全完了。林则徐虽然当时地位不高，却是比较有责任感的，他属于那时兴起的实学派的中坚人士。他认为这事必须得干，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随后他就以禁烟大臣的身份被派到广东禁烟了。

而在此之前，英国已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1832年，英国把东印度公司这种专营公司取消了，彻底地实行了自由贸易。这意味着国家对对外贸易的保护程度更高，以前让专营公司主持的时候，专营公司是有私人武装的，他们不需要国家的保护，商人可以组成自己的商团，用自己的舰队来提供安全保障。把这种专营制度取消以后，国家的责任就大了，国家必须直接地去保护对外商贸，推广商务。可见此时英国政府对商务的保护力度要比以前大，但是此时中国人对这些变化还完全不清楚。英国取消东印度公司以后，把政府的商务监督派到了中国。但中国根本不认账，中国人不认为该有什么政府的商务监督，其他国家的政府官员来中国只能是上贡的，剩下的全是商人。所以英国的商务监督怎么跟中国官员沟通都沟通不了，双方之间完全是鸡同鸭讲，根本没法沟通。[1]从1833年一直到1840年，英国的商务监督跟中国政府积累了相当大的仇怨，英国的商务监督无法与中国有实权的人物进行直接对话，两广总督一直拒绝会见他们，这个就非常麻烦。

这个时候，林则徐来了。其实来之前林则徐也非常糊涂，他完全不知道自己要干的事有多么艰巨，要怎样才能干成，也不清楚他的对手是什么样的。我刚才讲的那两个神话林则徐也是深信不疑的，一个是英国人腿是直的，第二是他们是吃牛肉粉的，没有茶叶、大黄就会撑死。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林要完成使命就简单多了，不给英国人茶叶，他们不就撑死了吗，不战而屈人之兵嘛。而且如果他们的腿是直的，那样真打起来也很容易，一脚踹倒就爬不起来了。

而等林则徐到了广州以后，就发现不是这么一回事儿。林则徐是一个比较实际的人，如果从学术上讲，他属于实学派。所谓实学，就是处理实际问题的研究。由于文字狱的缘故，清朝的学术比较受压抑，人们大多只能去搞考据，也就是乾嘉朴学。但是到了晚清的时候，开始有人觉醒，意识到都搞这玩意儿不行，有些实际事务需要具体的知识。比如有些地理的问题，特别是跟外国打交道比较多以后，需要去深入研究和了解地理知识。还有盐务，到了清朝后期盐务也出问题了，盐务怎么改革，这需要具体的知识。还有漕运，当时漕运关系京城的粮食供给，但是在大运河上运漕粮总出事。中国的地势北高南低，从南方向北方运粮，在某些闸口必须靠人力才能把船拉过去，很费气力，而且在运输过程中，浪费也很大。所以有人提议改海运，就是用沙船直接从海上运，虽然从海上运的确很方便，但这需要具体的航海知识，路线如何选定，时间如何计算等，当时的人都不清楚。此外还有治河的问题，清中后期，黄河决堤的问题一直很厉害。这些都属于实学的研究范围，林则徐和陶澍[2]便是实学派的领袖人物，他们很注意对这种具体的事务进行研究。林则徐到了一个地方就会很实际地去看，去考察。去广州后，他到夷馆看见洋人，发现他们的腿并不是直的，于是也就开始琢磨第二个神话是不是真的，他甚至为此专程跑去澳门一趟。澳门的人也很兴奋，第一次有中国的钦差大臣到那里。林则徐组织了一个班子，到澳门搜集了很多资料，把各种新闻纸，也就是报纸等出版物都搜集过来进行翻译。然后他编了一本《四洲志》，这本书应该算是中国最早的对西方国家情况的一个介绍。这个时候林则徐逐渐睁开眼睛看世界了，意识到洋人完全不是他想象的那个样子。洋人的火炮非常厉害，洋人的社会也不是此前所想象的类似什么原始民族的部落酋长制社会，完全不是这样的。而且，洋人也绝对不是只吃牛肉粉、没有茶叶就会胀死的族类，他们吃很多东西。林则徐开始有点明白了，但是我们说，他也只是有一点儿明白了。

可惜，这个时候的道光还不是很明白，他就是想一劳永逸，尤其是最初禁烟有成效的时候。当时林则徐迫使大部分鸦片商人把鸦片交出来，然后公开毁掉，这就是“六三禁烟”，天安门那个纪念碑上还刻着的。道光就想，干脆不跟英国人做贸易算了，把通商口岸关上，跟西方断绝往来。这就有点荒唐了，幸好林则徐没有执行。但实际上当时中英之间的裂痕为此已经扩大了，林则徐和道光之间的问题也出现了。而且，六三禁烟的成功背后有一个巨大的隐患，当时英国商务监督让走私鸦片的英国商人把鸦片交出去，而且向他们保证，商人的损失由英国政府来承担。如果是商人的损失还好说，但现在英国政府已经为商人的损失打包票，这就变成中英政府之间的问题了。所以后来鸦片战争的谈判有一项，就是要赔偿这个鸦片的损失。可见，禁烟已经种下了这场仗的根苗了，当时的英国商务监督已经决心打一仗了。

英国商务监督的这项举措，与此前英国在中英贸易里的各种憋屈和窝囊都有关系。其实在那个时代，不论是英国还是其他欧洲国家，他们派出的使节都握有极大权力。当时的外交运作跟后来是不一样的，后来通信方便，各种事情都可以拍电报、打电话向国内请示。那时候，一封信如果从英国寄送到中国，估计好几个月都送不到，因此当时这种驻外官员都是便宜行事，都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先斩后奏。说想打仗，就自行决定把事往大了整。

[1]　1813年，英政府取消了东印度公司对中国的贸易垄断权后，来广州十三行进行贸易的英国商人从原来统一由东印度公司组织而变为散商。英国政府特派商务监督与中国政府交涉商务事宜，使原来商人与商人之间的交涉变成了政府间的交涉，由此而埋下了中英两国冲突导火线的种子。

[2]　陶澍担任江苏巡抚期间，督理漕运、治河和盐务等，均取得了很大成效，他还对时任江苏布政使的贺长龄聘请魏源等人编辑、印行《皇朝经世文编》一事表示了大力支持。《皇朝经世文编》乃是清朝中期反映实学风气的一部汇总性资料长编，对后世影响很大。

第三讲　两个世界最初的碰撞（续）

中国在对西方的逐步开放过程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从开小口到开大口，到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我们正式成立了外交部，就是总理衙门），这个过程一般认为是二十年。当时皇帝及一些大臣的私念和这种必然也必须的开放是对立的。在他们看来，我们和西方建立外交关系，进入西方的世界体系简直就是大逆不道、不能容忍的事情。

英国对中国政策的成本核算

此时世界已经进入了殖民时代，大英帝国在全球许多地方已建立起了殖民地。不过，此时英国还是一个商人国度，在制定对外政策时都会进行周密的成本核算，仍然是以考虑成本和收益作为制定对外战略决策的出发点。究竟是将这个地方变为殖民地，还是保持其原样；是由英国人来直接统治，还是扶植本地代理人，思考这些问题的关键仍在于成本如何。所以，当一些地方没有多少人口，缺乏完备的社会组织或政府机关时，英国人可能就会直接占领此地作为殖民地。如果当地有首领（哪怕只是酋长），英国则会利用一下这些首领，然后一步步地使这一地方殖民化。[1]

英国人明白，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完全摧毁其国家机器，进而建立起一个新殖民政府的代价太高，不是它的利益所在。英国人也承认自己就是商人政府，跟中国交战只是先迫使中国开放市场。这就是我们第一讲中说的，英国把中国拖入其世界体系的第一步。英国之所以迫使中国割让香港，就是出于此种目的，当年派马嘎尔尼使团来华，也是想谋求一块地方作为其商业据点。马嘎尔尼的理由很简单，当年明朝政府给葡萄牙人一个澳门作为据点，为什么现在不能给我们英国人一个呢？当时英国人考虑了宁波，考虑了舟山，最后选定了香港。香港的确算得上是中国的第一良港，中国从北到南，没有一个港口比它好，英国毕竟是海洋国家，眼力真好。

所以尽管英国人派来了舰队，但在战争的第一阶段，他们还只是想恐吓一下中国人，如果能通过恐吓达到目的，那就轻松了，未必要真打。于是英国舰队直上天津白河口，这里毕竟离中国的首都更近，恐吓会起到更大作用，然后清朝果真就妥协了。不过，道光皇帝收到的消息是说，洋人在广东蒙受了冤屈——被林则徐枉法冤屈了，他们派舰队前来是要向皇帝喊冤。就像普通老百姓如果觉得自己的冤屈无法在本地得到解决，就可以一路上告，一直告到北京一样。道光皇帝以为就是这种事儿，他想，既然他们喊冤，我们可以去理直啊，我们去把这事摆平不就完了。他不认为这是一场战争，而把其当做了一场诉讼，自认为派出钦差大臣去广东为英国人平反冤屈就没事了。道光帝的这一想法在当时档案里有记载，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看。

然而，当琦善以钦差大臣的身份被皇帝派到广东以后，很快发现事情根本就不是冤屈的问题。英国人仍然是想要中国开放口岸，以达到和中国人经商的目的，他们甚至还要求获得一个据点。谈了半天还是这个问题，给还是不给？显然，琦善身为钦差，其实没有权力答应或拒绝这样的要求。但琦善到最后被逼急了，可能说了一句他可以考虑这个问题之类的话。[2]这边英国人就以为事情可以搞定了。英国人误认为琦善跟他们一样，在涉外谈判中可以是国家的全权代表。他们不知道，在中国没有这回事，中国还没有新式外交，没有这种全权代表的概念，钦差大臣虽然位高权重，却根本没有这个权力。此时林则徐在广东还没走，就把琦善的行为写进奏章，通过广东巡抚递了上去，道光皇帝看后大怒：派他去办事，怎么把国土给卖了！于是，琦善的仕途也就完蛋了。

[1]　相比较而言，直接统治需要提供更多的人力，而且依赖于先进的通信技术和控制手段。这对于以商立国的国家来说显然是不适当的。所以能够实行间接统治的地方，殖民国家都希望采用间接统治。很长时间里，英国派驻印度的行政文官都不到一千人，而后者的人口一直在两亿以上。间接统治能够隔绝中上层领导和社会底层的联系，这对于消弭民族矛盾，乃至伪装殖民政治本身大有裨益。

[2]　蒋廷黻先生最早在《琦善与鸦片战争》一文中为琦善辩白，而茅海建先生在其《天朝的崩溃》一书的绪论中，更是直面这一话题，详尽分析了琦善卖国说形成的原因，展现了个人的遭际和命运在大历史面前的渺小。参见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

中英的战争技术和战略对比

琦善被免后，鸦片战争的第二阶段也就开始了。这里有个问题，就是为何英军不立刻把广州占了。其实原因很简单，广州离北京太远了，那里不是危及北京的要害，而只是这个帝国的一个通商口岸。天高皇帝远，广州是唯一允许放肆一下的地方——中国传统的治理思路一直如此，之所以广州能走在变革的前列，就是因为中央政府一直采取默许态度。所以，广州肯定不是帝国的要害。要想威慑清朝，应该直接打到北京去，但那里远啊，而且白河口那里能不能驶入内地还很难说。然后英国人就想到了第二个攻击目标，也就是漕运的起点，长江三角洲这一块儿。他们之前就测量过了，大船从这里绝对可以驶入，他们知道，只要把长江这里一掐，就能断绝漕运路线，北方政权没有粮食，可能就要完蛋。但是我们后来的历史书却说，英国人没有在广东交战，是因为怕林则徐，在福建也没有交战，是因为怕邓廷桢。其实，根本没有怕的道理，他们怎么可能怕呢？

从武器上讲，双方当时的差距并不算太大，当时英国的工业革命还没完成，派来中国的军舰都是一些三桅、四桅的大帆船，轮船也有，但还主要是作为辅助船只应用的。英国人的炮和枪基本还都是前装式的，比我们的精度是要好，但基本还处在一个档次上。我们的火炮也是从前面装药，在后面点火，无非他们比我们装药快一点，射速高一点，也灵活一点。我们的舰船上也安置了大炮，只是船不行。英国人的船都是几层的，一层层密密麻麻的都是炮眼。船舱里头的炮架带着轮子，可以活动，这样就可以调整角度，装填好炮弹以后，就把炮推到炮口，轰的一下，将炮弹发射出去以后，炮架就会利用后坐力退回船舱，船舱后都放着大的棉花包，防止后坐力对船体的破坏。当时每一尊炮都是利用绳子牵引的，如果绳子断了或是乱了，炮就有可能乱撞，甚至把船撞沉。历史上多次出现过这种事故，就是作战时船舱里的炮乱撞，结果把船撞沉了，所以发射火炮时必须严格管理。大家想想，这样的火炮和当时中国所装备的火炮相比，尽管火力很猛，而且可以一次几十门炮齐射，瞄准的技术也更好，但基本还是处在同一个等量级的。中国沿海的许多要塞都装备了大炮，后来林则徐到广东整顿海防，发现这些海防炮没有瞄准器，而且不能移动，于是也采取了一系列的变革措施，不过，清军的火炮的确没有英国人的好。枪也如此，英国人当时装备的是前装燧发滑膛枪，而当时清军也有三分之一的军队都装备了火铳。单从人数上看，装备火枪的清军总人数应比英国的多，但是英国人的具体战术是和使用火枪相配套的。他们作战时组成方阵，当时不像后来这样讲究散兵线，士兵们会排成三到四排，前排放枪，后排装药，前排射击后立即后退，后排就顶上，层层轮换，有条不紊，这样方阵就能够保证不断地发射。[1]当中国人面对着这种能持续放枪的方阵时，不消一会儿就散了——被打散了或吓散了，当然也就无法对英军造成实质性的伤害。这种情况在世界其他地方都很常见，真的不是中国士兵太怂，只是英国人的战术真的太厉害了。英国人后来也曾经攻打过虎门炮台，那些炮台曾经被林则徐和琦善等人加固过，而且往上面增了许多兵，但是没什么用，为什么呢？想想看，炮台也就一小块地方，平时几十个人就足够了，无非就是搬搬炮弹，放一下炮，往上增兵几百人有什么用啊？没什么用，只能是给人家当活靶子炸。而且我们的炮台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没有盖儿。那个时候火炮的威力还不算大，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时候，就连开花大炮都不多。开花大炮用的炮弹是什么呢？就是在球形炮弹里再装上火药和爆炸物。那个时候好多的还是实心炮弹，威力有限，如果炮台上加筑了顶盖儿的话，炮弹一般射不进去，只会砸一个小坑，只有开花大炮才会在发射到预定目标后爆炸，此时威力才大一点，但如果防护坚固一点，也可以顶一阵。所以，当时如果炮台有顶盖，就能起到很好的防护作用，可是那时的炮台基本都没有盖儿。去沿海的一些战争遗址参观就会发现，那些炮台外表看起来很不错，开放式的，利于游人参观，但打起仗来就不行了——被人瞄准了一顿猛轰，估计连人带炮都会炸没了，然后步兵登陆一冲，这边就彻底溃退了。所以虎门一战，关天培手下三千将士几乎全军覆没，他老兄也抹脖子了，但英军只有几个受伤的。你想想，这打的是什么窝囊仗。

其实，鸦片战争之败，不在于清军的将领和士兵不勇敢或者不爱国，也不是武器差太远，关键还在于具体的战争技术和战略境界比别人差太远。清政府不知道炮台还要修筑顶盖，而且增兵也不是这么个增法，往炮台上多增兵就是增大伤亡嘛。后来沿海的历次战役几乎全是如此，唯一给英军造成较大损失的就是镇江，在这里，八旗兵最后一次捍卫了他们祖先的荣誉。以前八旗兵很厉害，但康熙以后一直表现不好，这一次是他们最后一次闪耀光辉，副都统海龄率领他的一千青州兵确实打得很不错。当然，英军也太大意了，因为之前沿途的战役赢得都太顺利了，所以在攻打镇江时他们没有按照之前的作战模式——先依靠密集的炮火把中国军队的防御体系砸烂，然后再派遣步兵登陆——这一次英国士兵没有准备炮火就直接上岸了，然后就跟八旗兵肉搏，所以这一次英军伤亡了一百余人。马克思曾说，如果英军一路都是这么损失的话，他可能就到不了南京。毕竟英军的总人数是很少的，但给英军造成重大损失的战役，也就这么一次。[2]

所以说，现在回望当年的鸦片战争，中英两国军队在物质上的差距并不算大，关键是战术境界差了档次。我们的军事思想和军事组织已经落后了欧洲许多年，中国军队早就用上火器了，明朝就建立起了专执火器的神机营，但从来没有想过在军事组织上进行革新，将冷兵器时代的肉搏战法转变为现代利于使用火器的新式战法。清朝统治者和军队将领或许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个问题，因为在此以前他们没有遇到过像英国这样的对手。而一旦遭遇这样的强敌之后，他们就会觉得非常不适应。这么多能战之士，从全国各地征调到沿海，却是打一仗败一仗。我们历史书上所说的英雄，从关天培、定海三总兵到陈化成，这些英雄们的战绩都非常差，他们最伟大的地方就是死得比较壮烈。其实海龄是打得最好的，但我们却没把他当成英雄。总之，中英之间软件建设的巨大差距，导致这场战争一直呈现一边倒的态势，英军最终打到南京，中国被迫与其签订城下之盟。

[1]　常常有人将这种三联式的作战方式之发明归功于拿破仑，其实早在十六世纪，著名的西班牙方阵就开始采用了这种作战技术的原始形式。

[2]　茅海建先生在《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一书中，对此役也作出了很高的评价，因为“青州兵和京口兵已在此驻防近二百年，家产在此，眷属在此，祖坟在此，他们保卫的已不再是抽象的国，而是实实在在的家”。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443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

开放教禁带来了西方的输入

对道光皇帝来说，《南京条约》是莫大的耻辱。此前的清朝皇帝还没有在战败的情况下跟对手签订过这样的条约，所以道光帝觉得这种事落在自己头上是一件很耻辱的事情。说良心话，在当时的帝制时代，所有的人都是臣民，只有皇帝一个人是有自主性的人。可以说这个国家唯一需要担当责任的就是一个皇帝，其他人都不需要有什么责任心，起码从法理上讲是这样的。除非你有额外的精神，就是想治国平天下。但前面讲过，清朝恰恰又是一个皇帝不让士大夫胸怀治国平天下之雄心的朝代，所以士大夫既没有多少自主性，也缺乏积极性。这样，全国只有一个皇帝要对国家大事负责，所以他确实是很难受的，但尽管他很难受，却并没有对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进行深入思考。在签订这个条约时，其实道光帝只是想尽快地把这事情解决掉，无论是赔钱也好，割让香港也好，五口通商也罢，他只希望把这件麻烦事赶快解决掉。包括后来严重损害中国司法独立，让我们中国人感到非常屈辱的领事裁判权，也就是外国人在中国违法时，中国将对其审理的权力让渡给外国领事，这个条款其实是中国人拱手相让的。[1]之前由十三行管理外商的时候，外国人在中国犯罪究竟由谁审理，按哪国法律审理的问题一直没能解决，中国人不胜其扰，最后中国人让外国自己处理算了，我们不管了。后来外国人也说，中国不是个法治国家，因此外国人不会将在中国犯了罪的外国人交给中国法官审理，这种事情一般是由外国领事负责，外国领事在此时就相当于法官了。到最后，凡是外国领事主持的法庭，基本就是由领事说了算。进入二十世纪后，中国人看到中国的法律无法制裁在华违法的外国人时，感觉非常痛心，但一开始这其实是中国人自己送出的，外国人根本没提这件事，不过既然你送了，人家也就笑纳了。[2]

中英《南京条约》没有规定开放教禁，但是里面有一项关键条款。英国人是个很有意思的民族，鸦片战争是它打的，但在打完仗以后，它觉得其他列强也可能跟中国打仗，所以在《南京条约》的附件中有一项“利益均沾”条款，其中规定，大清帝国以后跟其他西方国家所签订的条约，其效力应对所有的西方世界有用。别国打了仗，占了便宜，它也跟着沾光。之后法国、美国就跟着来了。法国当时是罗马天主教教皇的护教国，也就是说它有支持宗教传播的责任。在中法《黄埔条约》中，对比《南京条约》多了一项条款，就是开放教禁。这个条款是很重要的。以前中国也曾对西方天主教开放过，后来因为礼仪之争断绝了，到雍正时期就彻底禁教了，这一次又开了。开放教禁以后，事情就发生了很大变化。法国人的意图只是开放天主教，虽然新教其实早进来了，但也通过条约得到了正式地位。天主教的传入在中国引起过很多纠纷。天主教主要在农村传播，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很多的教案都是它引起的——在乡村引起过很多很大的纠纷，总是生出一些群体性事件来。新教在传播中虽然引起的纠纷不多，但它给中国带来的变化和影响十分重大，比如太平天国起义的诱因之一就是新教的传入。后来中国的变革，从自强运动、洋务运动到戊戌维新，甚至到民国后的军阀时期，很多都跟新教有关。真正在中国有影响的传教士，基本都是新教的传教士，这很有意思。还有像《万国公报》这样由新教教士创办的报纸，对中国思想界起到了一定的启蒙作用。也就是说，开放教禁，其实也就是开了一个后门，借着这个后门，西方思想借着传教士的力量再次输入进来。中国最根本的变化是要靠信息的输入，而不是枪炮，枪炮只是一个引子，要想真正让这个古老的帝国发生变化，其实还主要得靠新信息的输入，而当时的信息输入者之一就是新教。所以说，关于新教对近代中国的影响，在以前的中国历史研究中，可能长期被低估了。

[1]　1843年10月8日，中英两国代表在虎门签订了《五口通商章程》，该条约第十三款对领事裁判权作出了规定：“倘遇有交涉词讼……其英国人如何科罪，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照办。华人如何科罪，应治以中国之法，均应照前在江南原定善后条款（《善后条约》中称：‘倘有英人违背此条禁约，擅到内地远游者……交英国管事官依情处罪。’）办理。”参见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42页，北京：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1957。

[2]　耆英签约后曾认为，这一条款的订立可以“杜绝衅端，永远息争，相好起见，两无偏枯，亦两无窒碍”。被称作“通晓夷务”的耆英尚且如此，不难想象当时清朝士大夫们这种无知心理多么普遍。清朝政府希望通过以上条款的订立达到这样的目的：通过领事裁判权的授予，使中英之间的商务矛盾不至于上升为两国间的武力冲突，而且也可把这种诉讼的麻烦全都推给外人处置。

传统历史缔造的两个神话

传统的灌输式历史，关于鸦片战争曾经创造了两个神话，如今都需要我们破解。

其一，就是忠奸格局的神话。它实际上最初是一个民间流传的范本，民间常常流传杨家将、岳飞传之类的爱国故事，在这种故事的叙事中，忠于国家的将领在前线杀敌报国，一般来说是胜券在握的。但他们最后失败了，为什么呢？民间的说法就是有奸臣在后方捣乱。这种叙事的逻辑是：如果后方没有奸臣捣乱，中国人将每战必胜。

这种忠奸格局尽管是民间叙事，但对朝廷毕竟还是有影响的，这在鸦片战争中特别明显。在民间叙事中，林则徐是忠臣，洋人们都怕林则徐，穆彰阿、琦善他们则是奸臣，专在后方捣乱，如果没有他们，鸦片战争的结局肯定不会是这样。当然事实并非如此，洋人们怕林则徐吗？其实不怕，后来林则徐被派到浙江，跟裕谦一起组织抵抗，也是照样失败。事实证明，琦善来了之后，并没有削弱广州的防务，最后还不是一败涂地。林则徐一个人是不可能挽救清朝的败局的，他也就是刚睁开眼睛而已，睁开眼后他也没有办法来战胜这些洋人，他也手足无措。

而且，不一定在前线的就是忠臣，身处后方的就是奸臣。茅海建先生的论著告诉我们，待在后方还没有上前线的人，一般都喊得很凶，都是忠臣，可一旦上了前线就完了，因为他们发现事情和想象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儿。而且这些京官一般都会惊呼满地都是汉奸，他们都很疑惑，在中国打仗，为什么中国人都向着英国人啊！他们的惊诧有道理吗？没有。我看材料时发现，当时多数中国老百姓在战争中其实没有什么立场，因为他们的观念是，兵和匪差不多。在中国历史上，兵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归属于一个封闭的组织。如果被派出去打仗了，他们的纪律就会很不好，每到一个地方都会抢劫老百姓，所以沿途的老百姓都跑光了。俗语说，匪来如梳，兵来如篦。兵来了肯定要躲，所以常有躲兵的说法，注意，这里躲的不是敌方的兵，而是自己的兵。英军来了中国老百姓也躲，不过，从现有的材料来看，当时英军的军纪要比清军好一点——我们老百姓会跟英国军队做买卖，因为他们发现洋兵很少欺负他们。在长江沿岸，只要英国军舰泊岸了，农民们就挎着盛着茶叶蛋什么的篮子，很勇敢地爬上大军舰，跟英国人做交易。这个真的没办法，老百姓们都没有什么立场，但不能因此就说他们都是汉奸，至少，当汉奸还是要有条件的。[1]

但是，当时到前线的官员都很恐慌，感觉遍地都是汉奸。然后就有人问了，为什么清政府不发动群众，让英军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其实清政府也想过，好多朝廷命官都想发动群众，借此组织民团。于是，另一个神话也在战争中逐渐形成，就是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这有点类似老虎棒子鸡的游戏，中国人骨子里都喜欢这个游戏，其实它也是个神话。即使朝廷成功地发动起群众，他们也未必顶事。像三元里抗英这件事，其实就经过了我们长期的演绎加工。[2]英国人明明就损失了一个人：英国人用的是火绳枪，需要用明火将引火索点着，然而当时大雨如注，火绳枪也就起不了作用，然后有个英国士兵就被中国农民用钩镰枪给钩去了。英国人发现后，又派出一个燧发枪连的士兵去把受围困的军队救回来了。就这么一件事，却演绎成了三元里抗英斗争大捷，杀死一名英军少校等。如果当时我们的民众真的同仇敌忾，能对英军产生这么大的威胁，那当时朝廷或地方政府发动发动群众不就能打赢那场仗了吗，也就不用签条约啊。而且，当时政府其实一直在发动群众，很多档案材料都可以证实这一点，只是效果不大而已。所以，这个故事也是一个神话。缺乏组织而且没有什么先进武器的老百姓，怎么可能会抵挡得住英国的正规军呢？根本就抵挡不了。

[1]　中国普通民众的民族意识之崛起还是得等到二十世纪。而且，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并不是一回事。可以说，等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的大规模入侵，以及中国共产党等在民间的宣传，这种意识才最终培植起来。

[2]　茅海建先生对这一加工过程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和还原。参见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293～325页，北京：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1995。

中国近代化的第一步

鸦片战争结束之后，中国开始迈出近代化的第一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也赞同将1840年作为中国近代史的起点，中国自此开始被拖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尽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开放了五个口岸，但中国官方却一直想办法去抵抗，就是明开暗封。你们外国商人不是来了吗，来了我不让你卖出东西。当时外国人也是异想天开，一看到中国开放了，就把各类大宗商品哗哗地往中国运，就连刀叉、睡衣、钢琴都运来了，但这些玩意儿中国人怎么可能接受得了呢？肯定卖不出去的。当时外国人对中国市场还不太了解。而且，由于具体的商贸规则还没有制定，所以开放口岸之初，开展正式的中外贸易还存在许多障碍，此时仍然是以走私贸易为主。但有一个变化，关键在于他们把上海作为五个通商口岸之一，这是英国人最聪明的选择之一。

当时上海还是一个小县城，一个非常非常不起眼的小县城，本身主要是长江所携带的泥沙在入海口形成的三角洲，发展历史比较短，没有什么底蕴。但上海的优势在于位居长江口，而且跟江浙是一体的。它是江浙向外的一个延长点，以广大的长江沿线为腹地，尤其是以长江中下游这一地区为支撑。而那里从唐以后就是中国市场经济最发达的地方，在清朝依然是如此。这一带的农民没有多少自然经济的概念，他们的生产主要是为了交换。比如，农妇的纺织业基本就跟包买商的概念联系在一起。包买商把原纱批发给各家各户，等他们织成布后再以较高价格收回来，这种形式作为一个巨大的商业网络在江浙地区长期存在。在开放口岸之前，政府可以利用广东十三行这样的官商机构控制对外贸易，此外只能进行非正规的走私，走私的主要货物就是鸦片，这是一种非常恶劣的走私。但到了上海这里就不一样了，本来这一地区就有很强大的商业潜力，而且有根基很深的市场网络和商业传统，所以很快就能跟外商达成一致，很多原来在澳门、珠海一带跟洋人打过交道的人也很快在上海找到了新的发展机遇，于是这个地方很快形成了一批买办商人，上海的广东帮逐渐形成，并在上海立足。到了1850年以后，上海的对外贸易总额已经超过广州，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

当时在上海的外国人不愿意在城内居住，希望在城外规划土地建房，当地官员也觉得管理外国商人比较棘手，于是上海道的官员就跟外国人签订了一个租地的条约，即后来外国人的居住区发展成租界的雏形。[1]现在的上海市就是围绕着租界开始发展的，原来老的县城反而被冷落了。当时租界外边是华界，华界也模仿租界的管理办法，于是，整个城市都以租界为发展的模仿对象。上海这样一个大城市的出现，也在日后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从前的上海就是一个小县城，无论是从政治还是经济方面都没啥地位。但从此以后，上海不仅一跃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而且在相当程度上也成了文化和政治中心，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很多事儿都是在上海发生的。越往后，上海的重要性越强。上海的出现，使中国的政治地理格局发生了改变。

清政府对鸦片战争的态度，如刚才所说，是希望尽快把这场战争以及它所带来的影响消解掉，统治者希望假装这事情没发生过。于是，整个朝廷对这个事就不再说话了，只有少数人开始努力地去逐步了解西方。比如说梁廷枏，他有一本笔记叫做《夷氛闻记》。他通过各种渠道了解西方，从而著有这本笔记。更伟大的是魏源，他根据林则徐编纂的《四洲志》以及其他一些资料编了《海国图志》。现在有人批评魏源没有知识产权的概念，书成之后居然完全没有提到林则徐的名字，但不管怎么样，他还是做了很大的贡献的。做得最好的，当属徐继畬，他当过巡抚，编了《瀛寰志略》，这本书是当时中国人描述西方最好的著作。魏源其实还是比较马虎的，《海国图志》有些地方很想当然，到了《瀛寰志略》这里就很不错了。但这样一些努力当时都被埋没了，他们绝对都是一些超前的人，所以他们的书在当时没有多少人看。此前还有一个福建的士人，曾被掳掠到西方，后来写了一本《海略》，基本也描绘了西方大致的情形，但出版以后仍然没有多大影响，发行量非常小。当时不仅是朝廷，普通百姓也希望把鸦片战争给忘了，士大夫都假装不知道。毕竟此时还只是五口通商嘛，整个内地还看不到多少洋人，也看不到什么洋货，除了鸦片。而鸦片此前已经输入，所以大家觉得都无所谓，从上到下竞相装鸵鸟。[2]没有人想办法去改善军备，改易军事制度，或者学习西方造点大船——最早也有人模仿，但工艺不行，造不出来，就算了，没人想去买一艘回来仿制。《南京条约》一签，所有事情就过了，然后就想怎么把开放了的几个口子重新封上。以前是一个口子，现在多了四个小口子，多了就多了呗，我还可以把它们封上。于是，随后就发生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1]　1845年11月29日，时任上海道台的宫慕久公布了《上海土地章程》共二十三款。这个被视为上海租界“根本大法”的章程划定了租界界址：南至洋泾浜（今延安东路），北至李家场（今北京东路），东至黄浦江，西至界路（今河南中路，1846年确定）。租界面积约八百三十亩，每亩年租金一千五百文。至此，租界正式得到了清朝官方的肯定。

[2]　日本学者陈舜臣对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高级官员的鸵鸟心态也有细致的描写与分析，参见（日）陈舜臣：《鸦片战争》，第3册，卞立强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第二次鸦片战争

第二次鸦片战争发生在英国人和法国人要求续约的时候。这场战争在国外被称为“亚罗战争”，也就是由“亚罗号事件”引发的战争。我们的历史书也讲过，所谓的“亚罗号事件”，其实是一个非常微不足道的事件，一艘挂着英国国旗的中国船，被中国水师查了一下，然后有个中国士兵把那面英国国旗拽下来，踩了一下。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呢？这本来就是一件小事，放到如今，完全可以通过外交交涉解决的，但在当时却比较麻烦。首先，当时中英还没有建交，当时中国政府还没有承认英国外交使节的正当性，那该怎么交涉呢？其次，中国也没有什么衙门可以和英国使节交涉，哪个部门愿意出面担当呢？礼部不买账，理藩院也不管，也没有外交部，所以，最后只有两广总督出来交涉，但他也交涉不了。最重要的问题在于，当时的英法两国，尤其是英国，根本就不想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这一问题，它们不希望这一事件被简单地处理掉，而是想以此为借口，迫使中国进一步开放。英法觉得五口通商很不够，除了上海以外，其余的口岸都不合格，开了和没开一样，所以这一次必须让中国真正地开放市场，必须要让通商口岸扩大到沿海各处。其次，要跟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也就是让中国政府承认外国公使的正当地位，允许其进驻北京，而且中国也必须派出使节到外国。总之，要迫使中国全面接受正在形成中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能够不打仗当然更好。但他们确实希望利用这件事给中国政府增大压力。如果通过谈判或是恫吓的方式能达到目的的话，就不必使用武力，但如果恫吓不起作用的话，那就只能打了。

于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燃起了战火，广州沦陷，叶名琛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然后就被抓住当了俘虏，给弄到加尔各答。其实，叶名琛的行为并不是个笑话，在那个时代，叶名琛要用自己的行动表明自己是个负责任的忠臣，他能做的最多就是这样了。他以及他所率领的军队的确抵挡不了英法联军，换谁谁也抵抗不了，只有当俘虏；当然，他可以死，但是使命没有完成，皇帝不让他死，是要他主持交涉的，所以只能当俘虏；当了俘虏他表现得很英勇，不食敌粟，自己带了几袋米到加尔各答，把这几袋米吃完后，就绝食死了。[1]叶名琛的悲剧实际是朝廷的悲剧，面对这样的危机，朝廷只会装作不知道，当鸵鸟，拒绝英法两国的要求。但其实真能装得了吗？装不了！要说真正可笑的，是京城的咸丰皇帝，道光皇帝的儿子。此时太平天国起义势头正劲，南方几个省都在太平军掌控之下，清政府已经内外交困，不行了，只得被迫答应英法联军的要求。事实上，中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所签订的中英、中法《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相比，除了赔款数额加了一点以外，没什么本质区别。为何会这样呢？本来清政府已经答应了，后来英法公使进京换约，外国公使提出从天津大沽口走比较近，从大沽口溯白河这条线路进京比较方便。但清政府坚持让他们从北塘走——咸丰皇帝已经授意僧格林沁在北塘埋伏着兵，如果公使从北塘走，就可以让人化装成土匪偷偷打他们一下。咸丰帝非常喜欢僧格林沁，因为他们两个人在做鸵鸟这种想法上是一致的。

为什么咸丰帝想让僧格林沁打外国公使一下呢？尽管当时战局已定，只要换约完成，《天津条约》就能正式生效，但是咸丰帝对于外国公使进京这件事是非常不高兴的，他宁愿多开放几个口岸也不希望看到外国公使进京，乃至互派使节。中国人真正以驻外使节的身份出访他国是十几年后的事情了，当时根本没想过要派人出去。而且皇帝不仅不想派人出去，更不希望外国人进来，哪怕外国使节只有几个人。因为他们从不下跪，对皇帝来说，这就是大问题，以前乾隆时还能把人赶走，现在却只能让他们在北京城里待下来了。咸丰相信，外国公使进驻北京，而且不向他行下跪礼将是对中国礼制的重大威胁。咸丰担心，如果外国公使见皇帝不下跪成为榜样，那么其他臣民见他也就不会下跪了。他认为自己的统治就是建立在臣民对他下跪的基础上的，行跪礼象征着对其统治体系及其帝国的臣服，臣服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社会道德，不能被冲击。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公使进驻北京后，北京老百姓并没有跟着他们学，人们都认为不下跪是洋鬼子的特例，自己还是清帝国的臣民，所以照旧向皇帝下跪。其实，传统的帝国造反者也不是不想向皇帝下跪，他们只是想复制一个跟原有体制一样的体系，从来都是如此。所以，外国公使进驻北京以及不向皇帝下跪并没有引起中华礼制的崩溃。但是在当时，皇帝就是这么认为的，所以很恐慌，想尽办法要拦住英法公使，哪怕是出损招偷袭一下人家也要拦住。后来英法公使仍然坚持从大沽口走，结果就被防守大沽炮台的清军袭击了。[2]当然，这个毕竟还能看成是外国公使不守规矩在先，如果英法公使真的从北塘走，而僧格林沁又偷袭了他们，那就不好说了。

大沽口的袭击似乎有点理亏，是因为他们毕竟只是使节，是进京换约的。当然，这也不是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全部理由。还有一种说法，英法联军进京后，发现此前的使团被关押在天牢里，清政府给他们定的罪名是反叛者，而且有些人受到了虐待，或被施以酷刑而被折磨致死，所以他们就很愤怒，进而烧了圆明园。其实，这些愤怒也都不能说明他们非烧圆明园不可。我觉得圆明园之被抢、被烧，与这个园子怀璧其罪多少有关。这么大的园子，有这么多好东西在里头。在那个年代，战争都带有很强的商业性质，一般军队在战争中都会公开抢劫，从欧洲封建时代后期开始就已经是这样了。战争就是商业行为的延伸，先是雇人打仗，抓俘虏，然后就去要赎金；打赢了就占据某个地方，然后抢东西，这也可以看成是某种赔偿。可见，当时的战争就是一种商业行为，对英法军队来讲，干这种事也不稀罕。虽然说在他们国内已经有些文明人，比如像雨果这类作家，觉得做这种事很丢人，但是就当时国家整体而言，他们的道德水平就这样。国际政治的道德水平其实是逐步提高的，那个时候还是丛林时代，丛林时代的道德规则就是弱肉强食，所以只要找个借口就能公开地抢。

最后，圆明园被抢了，皇帝跑了，条约也重新签。除了损失圆明园，损失了藩库的银子，损失了大量的金银财宝之外，条约还是那个条约，《北京条约》就是《天津条约》的翻版。而且在此期间，俄国人还趁火打劫，把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地方全部抢走了。这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当地没有人，几乎千里无人烟。清政府认为关外是龙兴之地，不许汉人往东北迁徙，所以那一带长期无人。俄国政府借助哥萨克组成的拓边队，逐步往里渗透，直到把这片土地完全占据。等到失去了这片土地后，清政府才逐渐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如果东北长期无人的话，那么这一带早晚会被外国势力占据，于是才逐步开放柳条边。今天东三省，包括内蒙古东部的人大多都是清末民初从山东、直隶以及山西迁过去的。其实汉人很早就有移民动机了，只是清政府不许而已。

中国在对西方的逐步开放过程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从开小口到开大口，到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我们正式成立了外交部，就是总理衙门），这个过程一般认为是二十年。当时皇帝及一些大臣的私念和这种必然也必须的开放是对立的，在他们看来，我们和西方建立外交关系，进入西方的世界体系简直就是大逆不道、不能容忍的事情。他们所想的最佳方案是什么呢？西方的世界归西方的世界，我的天下仍是我的天下，互不干涉，我不再说自己是天下中心了，我不想去管你，你也别来管我，即使你管我了，在你来的时候，能不能假装不管我。[3]咸丰讲了，只要公使不进京，或者不当着朝臣的面不向皇帝下跪，哪怕多赔点银子，多开放几个口岸都是可以的。在他看来，维持面子最重要。所以同治时期，进驻北京的外国公使第一次觐见皇帝后，清廷让他们从边门走，而不是让他们从朝臣常走的正门，即东华门走。中国人很高兴，我们终于赢得了一次外交胜利，羞辱了他们啊。其实外国人并没什么感觉，我见了你的皇帝就行了啊，而且故宫那么多门，他也搞不清楚哪个是正门哪个是偏门。在东西方的交往中，不少人常常因为这种礼仪上的占便宜而沾沾自喜。也就是说，这种意淫的观念，这种跟面子相关的所谓的礼仪，在一些人的头脑中已经根深蒂固。实际上，当你发现占了很多小便宜时，可能你已经吃亏了。

[1]　《清史稿》列传一百八十一称：名琛既被虏，英人挟至印度孟加拉，居之镇海楼上。犹时作书画，自署曰“海上苏武”，赋诗见志，日诵《吕祖经》不辍。九年，卒，乃归其尸。粤人憾其误国，为之语曰：“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负；古之所无，今之罕有。”《剑桥中国晚清史》亦写道：叶名琛“在西方的记述中成了一个表示死不交涉的代名词”。参见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27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叶名琛形象之所以如此扭曲，一则是因为咸丰帝希望推卸责任，一则是后来相关的宣传引导，凡是对侵略者不作抵抗的，都被斥入国贼之列。

[2]　1859年6月，英法美三国公使进京换约，大沽炮台开炮袭击，击沉击伤俘获敌舰十艘，毙伤敌军近五百人，还重伤了英舰队司令何伯。战斗消息传回英法国内，舆论一片哗然，这更激起了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敌视情绪。参见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第3版，96～97页，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3]　关于这种抱残守缺、各安一方的心态，可参见（日）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朱荫贵、欧阳菲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第四讲　帝国古老命题新解

农民不是没有力量，但这种力量需要整合，没有人来整合，再大的力量也成不了大事，太平天国的历史再次证实了这个道理。

关于太平天国起义原因的商榷

太平天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史学界对它的研究也很充分。说实话，就研究深度而言，近代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个问题比太平天国的研究更详细。在1949 年以前，学者们已经对它作了深入研究，这以后的研究就更热闹。1949 年后史学界有“五朵金花”[1]，也就是五个热点问题，而农民起义问题就是其中最大的一朵金花，太平天国又过去时间不长，自然研究成果极多。不过我们也看到，其中仍然有许多可以探讨的地方。

首先大家可能都会有这样的定见，即太平天国是一次古老的、旧式的农民起义，它是古代王朝的常见命题的体现，即乱治交替，一治一乱。起义发生时，清朝生存了两百多年，差不多到了一个周期，又该到乱的时候了。这种老的命题，或者说是一种宿命，在清朝也的确重现了。但是这个问题若是细究起来，还是有话可讲。一般我们说，太平天国起义的原因在于当时人口激增、土地紧张。此前，中国的人口总数一般来说到不了两个亿，但在太平天国时期，全国总人口已经突破四个亿了。人口激增一般会导致一系列问题出现，一般的叙述都是说土地兼并、土地的人均占有量下降、从农村流离出来的人口增多等，这些因素又催生了老问题，也就是农民暴动。这是老的一套解释。但是我们想，这么大的中国（当时的中国版图比现在的还要大），四亿人口真的多吗？的确，就当时的人口情况和明朝相比，土地的人均占有量是少了一点，不过，当时新垦殖的土地也是有的，量也不算小。更重要的是，由于新的农作物的引进，粮食的总产量也增加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番薯和玉米。以前中国传统的农作物是这样分布的：南方主要是稻米，它产量比较高，但对田地质量的要求也比较高，要求土地平整，有充足的水源；北方一般种植的是小米，它对土地质量的要求不高，什么地方都可以种，但是产量低。总体上来说，在明朝前期，即使是有大规模的土地垦殖，粮食总产量也是很难上去的。但明朝中后期传入的番薯和玉米不仅适应性广，什么地方都能种，而且都能高产。所以此时很多山间的土地都被开发出来了，全国的粮食总产量也大幅增加，并不存在土地养活不了人的问题，至少，这在太平天国兴起时还不是主要问题。[2]

讲到人口的增加，传统的观点一般把它归结到康熙时代的政策，“盛世滋丁，永不加赋”。从此以后，新生人口不征人口税了，而且清朝的赋税比较低也是不争的事实。但按这么理解，好像是当时的人因为不收税了就拼命地生。其实未必如此。“盛世滋丁，永不加赋”这一政策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刺激了人口的增长，并不一定像我们所想的那样，存在稳定的正相关关系。人口的增长跟很多因素相关，比如粮食的丰盈程度、卫生条件、家族生存目标等。

我觉得问题的关键其实还在于：当传统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取得较长时期的和平，或是在盛世没有战乱纷扰的时期，人口肯定会增加，土地以及粮食的产量也会增加，社会也会取得一定的发展。那么，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什么呢？就是农业以外的其他产业，如工商业、服务业等比例地增加，出现繁荣景象。人口多了，就会产生很多需求，相关的产业就会出现。这个时候，许多农民就会从其耕作的土地上抽出身来，参与到这些行业中。现代学者有一个误区，他们常常认为，农民只要脱离了土地，就成了失地农民，是流民。其实，农民不种地并不代表就是流民，他可能是去从事其他行业了。如果农民一直被禁锢在土地上，那么其他行业还怎么发展？中国怎么还能有这么昌盛的手工业？怎么还会有这么繁复的市场网络以及各种大的地域性商人组织？怎么还会有那么多从事车船店脚牙等行当的人？难道这些人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这是不可能的，都是农民出来做的，有的是农闲季节的兼职，有的就逐渐发展成全职的了。

但是此时的问题是，朝廷对这一情况熟视无睹。前面讲过，清朝是个相当内向和保守的王朝，表现之一就是，它对崇本抑末的政策一直非常热衷。但时代早已发生改变了，经过了两百多年，清朝统治下的社会经济发展与清初已经完全不同，但是统治者却仍然拿不出一个应对变化的对策来适应时代的发展。比如，始终没有征收商税的概念，也没有对社会经济进行相应的管理。他们仍然坚信，如果农民脱离土地，脱离宗法关系，那么就是流民，甚至是莠民，也就是不良的百姓。许多脱离土地的农民会自发组织一些自助自卫的团体，比如洪门（天地会的前身），他们本来并没有与统治者对抗的意思，却常常被镇压，因为朝廷认为这些都是非法组织。包括民间的那些秘密宗教或秘密帮会，其实最初都不是秘密的，而是一些脱离土地的农民的自助组织。但朝廷却认为这些组织非常危险，而且把起因都归于农民脱离了土地。可见，朝廷面对这些变化时，几十年、甚至百余年都没有生出对应的措施和对策来，只会一味地进行排斥和压制。这样，社会就会形成一种非常畸形的状态，或者说是风气。人们会普遍认为，凡是离开土地进入其他行业的农民都是不务正业的。与此对应的是，整个社会的反叛性会增加。那些所谓的反叛团体在被镇压的过程中会表现得越来越极端，反抗性越来越强，许多帮会后来被扣上“反清复明”的帽子，其实这都是官方压迫的结果，那些帮会当时哪会有这种理想。[3]

[1]　古代史分期问题、历代土地制度问题、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以及汉民族的形成问题等在新中国成立后被统称为史学界的“五朵金花”。

[2]　可以说，玉米和番薯的传入，对于人口不断膨胀的中国来说，其效用不次于土豆对欧洲人的重要性。明朝中后期之所以开始出现农民大量进城务工的现象，就在于这些高产的作物把农村富余劳动力解放了出来，使他们不必固守着几亩产量始终无法提高的水田或旱地。

[3]　民国成立以后，对革命多少起过作用的帮会蜂拥而起，从秘密组织摇身一变，成为革命元勋。此时各个帮派都开始聘任文人替帮会修史，这种史书的夸张和杜撰的成分极大，毕竟帮会不可能有完善的档案管理，依靠口耳相传的故事很容易失真，耍笔杆子的文人再添油加醋一番，这种帮会史就更缺乏史料价值，只能当小说看了。

清末统治的主要问题

就清朝而言，在太平天国起义爆发的前后，清王朝内部的统治矛盾和其他朝代有所不同，它的矛盾转化并没有遵循“土地兼并—农民流离—饥民遍地—领袖揭竿—起义蜂起”这一逻辑。清朝的矛盾或者问题也很多，第一就是统治机器锈蚀。当然，这是中国古代专制王朝的通病，每个王朝都是如此，当新的王朝发展到一定时期，制度就会开始懈怠，进而失效。该遵守的规则没有落实，该处理的政务没有人干。逐渐的，潜规则开始当家，再然后，潜规则也不管用了，它又被无规则取代。如果对某类事件的处理有正式的规则，大家可以按照规则办事，这是最好的。若是有较为固定的潜规则，其实也能维持正常的社会运转，大家多实践几次也就都知道该怎样办事了。等到潜规则都被破坏时，这个时候就乱了，老百姓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一般而言，统治机器到一定时候都会出现这个问题，基本上这个规律是没有哪个封建王朝能逃脱的。一些研究者论述清朝的制度设计多么多么好，清朝解决了政权如何和平移交的问题（就是太子继承的问题）。他们认为清朝建立的秘密立储制度，以最佳方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皇位传承问题。但其实这是没谱的，所谓秘密建储，关键是要能保得住秘密，可是在晚清，怎么可能保得住呢？一开始皇帝把传位诏书放在乾清宫正殿的正大光明匾的后边，大家都不敢去偷看，但后来就可能有人敢去看，甚至敢泄露了——大臣可以随便收买个太监爬上去看看，很简单的。实际上这个制度实行了不过四代就废了。中国古代很多制度都是如此，因为它是要靠人来执行，缺乏相应的制衡措施，所以很快就会流于无效。

另一个问题，正如前面所说，清朝政府在社会已经出现转型的大背景下，一直拿不出对策对社会进行有效的管理和控制，对许多新兴的行业只是采取老一套的办法进行压制，这就使得问题或者矛盾更为尖锐。不仅仅是贫富的冲突，官民之间矛盾更为剧烈。在我看来，当时中国的官民矛盾一直大于贫富矛盾。因为所谓的富人在很多场合需要依赖权力致富，而官府则可以凭借权力来获取超额资源，所以官民矛盾大于贫富矛盾。此外还存在着其他问题，比如地域问题也很尖锐。传统社会因为自然灾害或是政策性驱使而产生过多次的移民浪潮，对于某些具体的地域，移民存在先到和后到的问题，这在南方一般表现为土客籍的矛盾。这些问题都会随着国家机器的锈蚀、制度的僵化、新型社会行业乃至生产关系的发展而逐渐激化。我一直觉得，在中国的乡村，地域矛盾要大于阶级矛盾。当然，我所说的阶级不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那种对抗性概念，而是一种具体微观研究时所指称的阶层，它很少会大过地域矛盾，我们讲太平天国，其实跟这个地域矛盾就很有关联。

刚才讲的主要是王朝统治末期逐渐出现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此外还有文化问题。清朝的统治者特别忌讳士大夫在文化上的创造力，他们都不喜欢这个，因为他们在入关以后，遇到的最大的敌人就是汉族士大夫。他们一再地对汉族士大夫采取压制的政策，不让他们发挥自主性。通过文字狱以及对士大夫的一系列整肃，清朝统治者基本上实现了压抑士大夫群体的目的。没什么士大夫敢再去想如何修齐治平，以天下为己任，如何为朝廷、为国家担负责任。皇帝明摆着跟你说，这些事不该你管，什么修齐治平啊，不干你的事，这都是我皇帝老子的事情，跟你们没关系，不是你们该管的，你们也不要老惦记着儒家那套东西，自认为是儒家意识形态的正统阐释者，解释经典的是我皇帝自己。[1] 所以清朝那些比较牛的皇帝都编有自己对经典的解释集，然后就有臣子拍马屁，说皇帝写得真好！皇帝把这些事情做完了，普通的士大夫、臣子们多余的精力往哪使呢？他们都去搞考据了，于是乾嘉朴学大盛。当然，清代考据学的水平的确相当高，史学、文字学、音韵学等都获得了空前发展，在某些领域是不亚于西方的。但整体上来说，中国文化之精髓不在于考据，而在于对经典的阐释，并凭借对经典的发挥创造出新的思想体系。两汉的经学、宋代的理学和明朝的心学均是以建构新的学术思想体系，并对民族、国家作出根本性指导为目的的，考据在本质上来说并不是终极目标。但是在清朝，政府恰恰是不让学者士大夫去做这个的，所以他们的文化创造力在很大程度上被禁锢，进而被消磨在琐碎的考据之中，传统文化的自我修补机制也逐渐失灵。国家治理出现问题时，士大夫缺乏责任乃至担当意识，他不会去想该如何解决问题，只会视而不见，假装不知道。在清朝，只有四品以上的官员才有资格向皇帝递折子，一般的小官所上奏的题本都要经过都察院的中转。而都察院其实是国家对各级官员进行监督的机构，为了避免被挑出毛病，一般的官员很少让自己的想法上达天听。在日常生活中，士大夫也很少著书立说，议论朝政，被查出来这是很危险的事情。当时很多士大夫对于现实问题并不愿意发表意见。[2]

此外，还有更多的士绅是在迷恋科举考试，他们天天高头讲章，只背四书五经，天天背考试复习资料。科举发展到最后，坊间已经有商人把以四书内所有章句为题而作的文章都集合到一起，供士人学习，就像现在考托福、GRE 一样，只要好好背范文就行了。把所有的范文都背下来，考试时总能蒙上一篇的，大家全在这儿用功夫了，根本没有心思关注现实问题。而且，名义上考试是从四书五经中出题，但五经的题目出得很少，大多数集中在四书上。四书虽然也是中国传统经典的核心，但毕竟范围太窄，《大学》、《中庸》都是很薄的，只是《礼记》中的一小部分。可以说，传统士大夫的学问，经史子集，这些在四书里所能体现出的是非常非常少的。所以，这些科举士人的知识面其实是非常窄的，即使有幸考上了有官做，他们仍然不具备很强的治理能力，具体的政务都要靠幕僚或者师爷去做。怎么去断案，怎么去写判词，怎么去调解纠纷，怎么去收税，这些都是师爷在出谋划策。有这样的顾问在身边，他们不需要同时也很难依靠自己的能力想出什么新的制度性设计或好的办法。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大家都发现帝国的统治机器锈蚀了，看到社会弊象丛生了，但都心照不宣地各干各的，没谁去管这个事儿。

严格来说，清朝虽然是满族在统治，而且在入关时杀了不少汉人，但是它对老百姓的盘剥的确是相对较轻的。跟明朝相比，清朝的赋税很低，而且摊派之事也很少。明朝从始至终，一直有几个大问题解决不了：一是藩王，朱元璋不让自己的子孙经商，于是那些藩王就一直待在藩王府里造孩子，国家财政对其生计供给一直很紧张；二是边境一直不太平，早先是蒙古，后来又有满洲，因此一直从民间征饷加赋，而且明朝的加赋没有章法，老百姓的负担无比沉重。[3]但清朝的这些事情都相对较少，征税也基本是有章法可循的，所以在清朝灭亡后，那些遗老遗少一直宣扬，说清朝统治两百多年，对百姓深恩厚泽。深恩厚泽虽然谈不上，但清朝统治者对老百姓的确比明朝的要规矩一点。虽然清朝统治者很保守，但很讲规矩，对老百姓的盘剥少一点，皇帝很少乱来。

尽管如此，到了清朝统治后期，王朝的末世毛病还是不可避免地都浮出了。清朝统治有自己的问题，而且还很严重，最主要的有两个大问题。其一是文化修补能力弱，这导致的直接问题就是制度修复和更新的能力弱，明朝后期至少还有张居正的改革，但清朝却很难出现这样的大幅变动（至少在洋务运动以前是如此），比如明明都知道漕运问题丛生，但就是改不了。时人都知道从南方向北方输送粮食改用海运既方便又便宜，不用在大运河里把船从较低的南方拖到较高的北方，但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清朝一直改不了。这个王朝的制度修补能力太弱了。其次，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政府的统治方式必须发生相应改变，但当时的统治者就是墨守成规，坚决不变。等到事情都闹起来了，太平天国已经声势浩大，清政府的国库里实在没钱了，才有一个叫钱江的知识分子出了个征商税的主意，也就是征收厘金。采纳这个办法后，清政府的财政危机果然缓和了不少。可见，非要等到实在撑不下去的时候，清政府才会寻求最细小的制度变革。当然，伴随着湘淮军的崛起，一部分士大夫也冲破了朝廷的阻力——你不是不让我问政吗，我偏要问；你不让我以天下为己任，我偏要如此。他们的努力也的确救了清朝，以前清朝缺的就是这一块。而这些人之所以能够崛起，很大一部分原因还是要追溯到太平天国这里，如果没有太平天国的起义，可能士大夫们仍然会持明哲保身的态度。

我必须再次强调，清朝政权毕竟是一个满族的政权，一直对汉族士大夫都很猜忌，在很多方面汉族士大夫都活得很压抑，不仅在文化上是这样，在权力上也是如此。六部堂官，满汉各一，满人掌权，汉人办事，这种体制本来就不公平，满人才有多少，汉人又有多少啊！科举对满人也是优录，各地重要的督抚一般也不用汉人。统治者又依据理学的标准在生活上给官员定规矩，比如禁欲——为官在外，特别是京官，不许嫖娼，于是那些汉族官僚养成了找戏子的习惯。那个时候，在北京唱戏的人，就被人称为相公堂子，他们虽然是男儿身，却是被人当做妓女的替代物存在的。这是一个事实，并不是我污蔑这个行当。[4]

[1]　举个例子，理学自宋以后一直是高居庙堂的学问，但乾隆帝却非常反感理学大臣。一般而言，承袭朱子理想的理学大臣大多都怀抱着治国平天下的心态，而乾隆帝则强调“我朝列圣相承，乾纲独揽，为人君应该太阿在握，威柄不移”，对于以天下之治乱为己任而目无其君的臣下，尤为厌恶。乾隆更喜欢顺承皇帝心意办事的奴才，而不是有所抱负的士大夫。参见王俊才：《论清初统治思想的演变》，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1）。

[2]　正如孔飞力教授在《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中所指出的，皇帝可以根据威胁帝国安全的各种形式的谋反，即“政治罪”来对官僚群体中的离心离德者加以清洗，从而强化对官员的控制。但这却使得官吏进一步地欺上瞒下，而且形成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以对抗皇权。历史的吊诡正在此处。参见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陈兼等译，221～224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

[3]　崇祯四年二月，当第四次加派辽饷时，曾有官员上疏朝廷反映家乡近况，其称：万历中期以前，“臣乡条编之税，每亩不过五分，嗣后岁岁加派，事已而派不去，迄今则每亩八分三厘，连加耗科索，则每亩一钱余矣。计地一顷，条鞭一十余两。夫一顷所出，除人工食用外，岂能办银十余两乎？是以富者不得不贫，贫者不得不逃”。参见（清）汪楫：《崇祯长编》，卷四十三。

[4]　《官场现形记》第二十四回称：“贾大少爷，是懂得相公堂子规矩的。”第二十五回又述道：“就是打听你的这位卢给事，五年前头，也是一天到晚长在相公堂子里的。”可见当时这个词的流行。肖复兴有一部《八大胡同捌章》，其中一目就是以“从相公堂子到徽班进京”为题，参见氏著，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

洪秀全创教史

以上是对当时政治社会总体状况的描述。国家问题很多，最先出事的是在两广。现在的教科书一般把洪秀全创立的宗教称为拜上帝会，其实他创立的是拜上帝教，王庆成先生已经就此进行过详细的考证。洪秀全当时就是重新创立了一个教。为何会叫拜上帝教呢？其实这是中国民间宗教里一个古老的话题。鸦片战争以后，传教士再次进入中国，而最具开创性的是那些新教的传教士。新教本来就是从天主教中分离出去的，有很强的可塑性。为什么没有人利用天主教来叛乱呢？因为天主教是本教，普通信徒对教义是不能随便解释的，《圣经》的解释权掌握在教皇手中。但是新教就无所谓，可以纠集一帮人成立一个新教派，选一个头，每人都能按自己的理解读《圣经》，这样必然会产生对教义的不同解释。新教的传入之所以能在中国引发这么大的叛乱，本身就与它自身的性质有关。而新教之所以能在中国得到大规模的传播，主要又与前面讲过的，鸦片战争以后解除教禁相关。而且机缘凑巧，洪秀全生在广东花县，是一个失意的农村读书人，他在家中种地、读书，同时教几个孩童识字。这样的读书人在传统中国不计其数，绝大多数教农民的孩子识字的人都是这种半耕半读的学究。不要因为洪秀全当私塾教师就以为他不是农民，他就是农民，他也必须种地。仅仅靠教几个学生所得的束脩养活不了家人，所以农忙的时候，学生就会放假。而且这些乡村教师没有正式的私塾，他们就在自家的堂屋里招几个学生来教。当然，如果有人去考过试，那么他的地位就会高一点——县里一关，府里一关，省里还有一关，每通过一关，他的地位就会更高一点，他的学生可能就会多一点，因为读书人当时在社会中的学养和学品是靠官方来认可的。在当时，读书人的学品都要靠官府组织的考试来评定，虽然不一定正相关。而洪秀全就是这样一个希望通过科举找到进身之阶的普通读书人。他已经通过了县里的考试，所以去广州赶考还是有一点小基础的。当时就像现在的高考一样，学额是以省区为单位进行分配的，有的省学额放得比较松，因为那里读书人少，有的地方人太多，录取分数就相对高。若是在贵州这样的地方，可能洪秀全就能考上去了，但在广州这里，他就一直考不上，因为广州在当时岭南一带属于文化较发达的地区。接下来的情形大家就基本知道了，他在灰心沮丧之时，遇到了中国传教士梁发（又叫梁亚发，“亚”字是当时广东常用作昵称的字）。梁发给了洪秀全一本小册子：《劝世良言》。里面讲的是什么内容呢？其实是梁发用半通不通、半白半文的汉语，加上一些广东话阐释了一些《旧约》的故事，但阐释得非常荒唐。他直接认定撒旦是蛇，所有出现撒旦的地方他都认为是蛇。后来洪秀全对蛇很痛恨，对与蛇类似的龙也很痛恨，就是受到梁发的影响。如果对《旧约》进行全面合理的阐释，肯定不会认为撒旦就是蛇，因为蛇只是撒旦在诱惑夏娃的特殊情况下才显现的一种存在状态，但是梁发却将这种错误的理解贯穿到《劝世良言》的内容之中。[1]

这里跟大家讲个插曲。1978年以后，学术界召开了一次关于太平天国研究的研讨会，然后就有历史学会的人问这些研究者：“你们有谁看过《劝世良言》？”整个会场没有一个人看过。此前对太平天国的研究已经非常细致了，但这么重要的材料却没有人接触过，后来大家觉得这不像话，所以赶紧翻出原始档案，印了一批。我当时还没接触过这个东西，也是后来才看到的，一看，觉得写得还有点意思。

洪秀全得到这个小册子后，也没有及时看，他回家后生了一场大病。洪秀全这人有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出人头地的愿望特别强烈。我估计，这书他还是看了几眼的，因为此后他又生了好几次大病，并在病后自称在梦里到了上天，见了上帝。等他病好以后去翻这个册子，觉得其中的描述有很多在梦里似曾相识。然后他就准备去学习新教教义，他还真找了一个美国传教士罗孝全学了几个月，然后就要求受洗。当时的程序是这样的，信徒先要信教，然后提出受洗请求，此时教会又会考验他几个月，考验通过以后才能为他施以洗礼。罗孝全在跟洪秀全交流的时候，发现这哥们有点奇思妙想，挺不规矩的，于是就犹豫了一下，拒绝为他施洗。要知道当时的信徒大多是像梁发这类人，文字都不太通，更多的人还不识字，现在好不容易来了个识字、还曾考过试的人，应该属于教会的人才了，但这个传教士居然不给他施洗，于是洪秀全就生气离开了，从此自立一个教，自己去传教了。[2]

你们别笑，这在当时的中国是很常见的。中国民间一直存在秘密宗教，比如我们所讲的白莲教，其实就其中的各个教派而言，其形式存在很多根本不一致的地方，却都是从共同的思想或组织渊源发展出来的，其中以儒释道三教为主，还有一点拜火教的东西，再加上戏词、大鼓书等，是个大杂烩。在传播时也是乱传，因为传教本身是有利益的。回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兴起的气功热，这个功那个功都出来了，某个师傅办了个班以后，许多人也是一窝蜂去学，师傅就会很得意——能被这么多人崇拜，还能得着信徒送的钱。几个聪明人进去学几天就明白了，这师傅不就是会几句口诀，然后知道怎么打坐嘛，然后转身可能就自己去立新“功”了。民间宗教也是这玩意儿，就是几部宝卷，供奉几个神灵，然后会几句口诀，会打坐，就成了。稍微学一学就会，这样传播的宗教可塑性极强，当然，到最后也都会变得面目全非。

其实，洪秀全干的也是这种事儿，他利用基督教就跟别人利用白莲教差不多——既然罗孝全不替我施洗，我干脆自己创个教，自己当教主。但他在传教过程中马上便遇到了问题。其实洪秀全想出人头地，很大一个原因在于他是客家人，当时客家人在珠三角这个地方不太受人待见，常常被歧视。而且因为他们是后去的，本地人把好的土地都占据了，他们只能居住在贫瘠的山区或是平原地区的边边角角。即便是读书亦如此，学额的分配一般都是向着土籍人。而且土客籍之间的械斗频繁，甚至有几个县经常跨省械斗，这些在历史上都出现过。客家人的抱团心理和土籍人的地域意识都十分强烈，这又正好说明了我前面提到的观点，即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地域矛盾常常大于阶级矛盾。传统的乡村聚落一般是以宗族为单位，都是一个姓，算起来同属一个祖宗的后代，宗族内部自然又分成有钱人和没钱人。假若乡村里迁入另一个姓的外来宗族，而且对本土宗族可能会有威胁，想想看，如果你是没钱的本地人，你是跟自家宗族内的有钱人矛盾大，还是跟外地人的矛盾大？显然是跟外地人的矛盾更大。本村的财主还可能作为你的依靠，或许困难时他还会给你捐点钱，帮帮你。

洪秀全本来就是客家人，现在又搞这个教，使得大家觉得他更古怪，更排斥他。所以洪秀全其实是在花县待不下去了，只能和他的兄弟朋友，如冯云山、洪仁玕等人往外走。往哪里走呢？往贫瘠的地方走。两广地区，广东比广西富多了，广西当时是个穷省，而且不像现在有出海口。广西有出海口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事儿，历史上一直就是个内陆省份，而且大部分地区又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下雨就涝，无雨则旱，就是这样一个很穷的地方。不过即使是在这里，客家人仍然只能住在山里，于是，洪秀全一行就到了广西桂平山区。尽管他们是广东的客家人，但广西当地的客家人将他们视为自己人，所以他们就在这里扎根了。

虽然洪秀全是名义上的领袖，但他个人能力不强，只能混一混，而且毕竟这里的生活条件没有广东好，所以他不安于位，也曾动过离开的念头。不过，冯云山却是个有能力的人，他有组织才干，也能踏实地待下来，他逐渐把当地烧炭的、砍柴的、做工的，包括客家的富人，比如韦昌辉、石达开等都拢起来，发展为教徒。于是，这一地区的客家人凭借宗教的凝聚力逐渐强大起来，因为他们不仅有地域认同，还有宗教认同。团结起来后就开始和本地土籍人发生冲突，最初也能占一些便宜，因为他们有组织对方没组织，但吃了亏的土籍人反弹很强烈，而官府一般都是站在土籍人这一边。事实上，凡是土客冲突，官府都会站在土籍人这一边，因为他们的势力大，所谓“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官府这样拉偏架以后，土客冲突的烈度就不断加大，本来可以调解的两方现在变得水火不容，没有回旋余地。[3]有一次冯云山被抓了，也就是说，群体性事件的罪魁祸首被抓了。冯被抓后洪秀全就跑了，此时这边刚刚发展起来的信徒群龙无首，于是杨秀清就“降神附体”，当家了。当地的降神附体是常态，大家都会这个，而且很喜欢，在中国也被人普遍接受。不过，说良心话，也不是谁都能“降”，其实对读书人来说这是很难的，在地上打个滚就能抽风，这总需要有点特殊气质。人群中总有些有特殊气质的人，这些人对这些事情很敏感，恰恰杨秀清又是这类很敏感的人物之一。而且他又是当地烧炭工里的一个小头目，比较讲义气，也能打，所以当他降神附体时，很多人都听他的。当时，除了他和萧朝贵，还有很多人能降神附体，但后来这两人逐渐把别的附体者给打压了，于是最终就只剩下他俩了。而且杨秀清和别人降的神又不一样，别人降的顶多就是个黄鼠狼、黄大仙之类乱七八糟的小神，杨秀清一降就是上帝。等到他们重新整顿拜上帝教后，就把冯云山救出来了，同时迎回了洪秀全。但等洪秀全和冯云山回来后一看，变天了。以前洪秀全是当家的，是精神领袖，冯云山是实际领袖，现在他们发现又出现了两个新的领袖，一个是上帝化身，一个是耶稣化身。但他们也不得不承认这两人的地位，于是从此以后太平天国的领导层里出现二元体制：一个是老的，从广东花县来的洪秀全、冯云山等人；一个就是当地的。当地的土著领袖有一大利器，就是降神附体。

[1]　关于蛇的故事，可参看梁发：《劝世良言》，9～12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

[2]　洪秀全于1845年到1847年期间写了三篇文章，基本奠定了太平天国革命的理论基础。三篇文章的初刻本分别称《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和《原道觉世训》，重刻本改为《原道救世记》、《原道醒世诏》和《原道觉世记》。参见罗尔纲：《太平天国史事考》，2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 年。

[3]　在太平天国起事期间，广东即爆发过一场大规模的土客械斗，死伤百万余人，其中官府偏向土著、压服客籍人的例证处处可见。参见刘平：《被遗忘的战争——咸丰同治年间广东土客大械斗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太平军起义

当然，这种二元结构的出现并无助于他们解决与当地土籍人的矛盾，反而越来越激化，最后他们一横心，反了算了。因为一直处于打来打去的战斗状态会让人活得很累，而且规模越来越大之后，很难将组织起来的群体遣散。但是我们要知道，洪秀全当年创教，是希望出人头地，而不是想要造反。他从花县来到桂平山区，不是要来造反，只是希望干点事业。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古老的失意的知识分子，希望利用歪门邪道出人头地的过程。这还是跟上世纪八十年代那些暴得大名的气功师的经历是一样的。当时国内那些大红大紫的气功师，大多都是因为在体制内不得志，或是无法通过正规途径进入体制的失意者，然后通过创教而迅速家喻户晓，成了所谓大师。本来不招人待见的人，在当年却受到高官和演艺界明星的狂热追捧。其实洪秀全跟这些百余年后的人没有多大区别。人性，在历史上很难有变化，几千年来估计都是这样。通过正规渠道上不去，那就走邪道，只要能出名就行。总的来说，人都是这样，本来无足轻重，但一旦其信众或追随者达到了一定规模，并卷入了当地的政治斗争，那么就有可能跟当地的官府发生问题。而跟官府发生问题就相当于跟朝廷发生问题，这么一步步地走，最后不反也得反了，所以最后太平天国就反了。

农民造反以后，清政府这边的问题也跟着来了。此时朝廷机器锈蚀，反应很慢，而且由于地方政府的隐瞒，朝廷在很长时间里是不知道这事的。地方政府一方面极力隐瞒，以为自己把这起事件默默处理掉也就算了，另一方面他们又处理不了这件事。起义的太平军在永安被官军围困了很长时间，但官军就是无法扑灭他们。当时若有一支比较强悍的军队，早就能够把太平军平了，但就是平不了。[1]其实，早在乾隆末年至嘉庆初年，白莲教在中部几省发动起义时，清朝的军队就已经不行了，统治机器最重要的部分已经问题很大了。鸦片战争时，清朝军队的问题虽然已经有所展现，但毕竟当时的敌人强大，我们还可以忽略不计。但这个时候，当一帮农民揭竿而起的时候，国家军队还是无能为力，然后眼睁睁地看着这帮人杀出广西，进入湖南。太平军进入湖南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仅客籍人响应，而且各种民间会门，比如天地会等都踊跃参与太平军。按道理，天地会是不该帮助他们的，但天地会是被政府打压的，所以这个时候也开始造反了。所以太平军进入湖南后声势一振，虽然没有打下长沙，但他们在分兵之后，打下了更重要的武昌，就是当时的武汉三镇。当时武昌比长沙不知要重要多少倍，那个时候它是连接南北的交通枢纽，九省通衢。然后太平军就顺江而下，打到南京，此时按照清朝的既有体制和国力，这场起义已经很难扑灭了，所以，事情真的闹大了。

依靠宗教组织发动起义确实有其独特的地方，比如凝聚力比较强。我们常常听人说中国人的宗教感不强，信教就像做交易一样，信什么是因为希望得到什么，这个大体是对的。但在非常时期，一旦人们脱离土地之后加入了一个教，对这个教的依附性可能还是会很强的。中国其实不乏这种人，每一个宗教团体都有这种宗教感很强的人，而且拜上帝教一开始的确有很强的吸引力，这主要在于它是个一神教，排他性很强。拜上帝教排斥其他的神，独尊上帝，这样信徒的宗教自豪感就很强——我的主最牛，你们的都不行。所以太平军在行进中，一路横扫所有的民间信仰。而加入这个团体的人们，本来都是在乡土信仰中成长起来的，现在居然能够非常毅然、决然地去扫荡这些乡土信仰，可想而知他们的宗教信仰有多么狂热。他们沿途把所有的庙都砸了，尤其是龙王庙——龙像蛇，蛇就是撒旦嘛，他们最恨这个东西。所有的菩萨都给换了名称，叫“该杀”，观音菩萨，观音该杀，地藏王菩萨，地藏王该杀，等等，所有供奉这些神灵的庙都被砸或被烧了。如果没有拜上帝教所制造出的这样一种宗教狂热，普通的农民很难有胆量做到这一点，去把这些他们祖祖辈辈都信仰的东西全部砸掉。而且，在实际的战斗中，拜上帝教也显示出了它的威力，的确使得太平军所向披靡。

此外，拜上帝教在信徒中实行禁欲主义，这也是太平军战士勇猛无畏的一个原因。尤其是在早期，太平军内除了领袖之外，各种生活物资的分配都比较平均，而且不允许碰女人，等打下了天下再说，所以定都南京后，太平军分了男营和女营。即使是夫妻，私自过夫妻生活也不行，若是想过夫妻生活必须经过批准，但事实上没人会批准。大家别小看了禁欲这一条规则，在革命时期，它的确有强大的威力，能使人产生强大的战斗力。不禁欲，人就容易有私心，不太想玩儿命。整天惦记着老婆孩子热炕头，人还有心思去玩儿命吗？要想打仗就得没啥牵挂、没啥念头，这样死也没什么好顾虑的了。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太平军作战的确非常勇猛、很厉害。

还有一点，洪秀全自称拜上帝教和洋教有关系。他自己也知道，虽然他是教主，但基本教义都是从基督教那里搬来的，他们信仰同一个上帝。大家都是一个教的兄弟，这样太平军对外国人就有一种开放的心态，他们不排斥外国人，也乐于接受西方的新事物。[2]其实，本来中国农民对外国的东西就不大排斥，在讲鸦片战争的时候讲过，洋人的轮船过来时，中国农民会嗖嗖地爬上船去跟洋人做交易。中国第一次有轮船、火车时，大家都觉得很新鲜，有事没事就喜欢去坐。淞沪铁路刚建成时，当地人没事就去坐，就跟我们现在坐磁悬浮一样，其实就是坐着玩儿。当时也是如此，大家都想过过瘾，结果人太多，最后轧死了一个人，然后朝廷就不干了，就把线路给拆毁了。中国农民本来就有一种实用理性，加上太平军自认为是外国人的兄弟，所以对于外国人的东西都能接受。那些太平军的领袖或是将领们对外国的东西也都特别喜欢，愿意花钱买外国的自鸣钟、大怀表什么的，更愿意收的是洋枪洋炮，太平军非常热衷于这玩意儿。太平军洋炮用得不行，但洋枪还可以，他们用洋枪比湘淮军都早。

想想看，这样一支用特殊精神武装起来的，被禁欲主义笼罩的，还比较开放，喜欢用洋枪的农民军队，其作战能力当然很强。[3]

相对于太平军，清军啥都比不上。要纪律没纪律，要斗志没斗志，一支绿营兵里若只有一半是吃空饷的已经算是好的了，很多时候，一支编制五百人的队伍能有二百五十人就不错了，多余的饷银都让官给吃了。如果上级来检查，临时雇点老百姓拿上枪，套上衣服，杵在那儿就行了。当时尽是这样的兵。至于说装备，更是一直没改过，一色的鸟铳。士兵用起来极不方便的鸟铳，不像现在的枪都有一定的曲折度，而鸟铳枪托是直的，放起来很不方便，而且很多枪管都造得不好，枪膛都不光滑。此外，还有一半的士兵装备的是大抬枪，就是我们抗战时雁翎队用的枪——排炮。这种枪放枪时前面须得有两个人抬，或是架起来，这枪沉重，而且发射速度也慢。其余的就是刀矛盾牌了。一看便知，这样的军队对太平军毫无抵抗之力，所以区区两万太平军北伐，就能一路打到天津，如果当时南京多派点人，打下北京也是有可能的。按照我的推断，太平军只要打到北京城下，皇帝肯定会跑，因为满人是个游猎民族，没有守城的经验和信心，也从来不守城。外敌只要打到北京城下，他就跑。虽然当时北京的城墙还是很高的，城防也十分完善，但皇帝没有守城的心态，也就很难守城。

[1]　参见（清）奕忻等奉敕修，朱学勤等编纂：《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同治十一年刊行。在道光三十二年十月二十日的一封战报中，已有官员对清朝军队面对起义军的“狼奔豕突”、一触即溃状有所批评。

[2]　茅家琦先生的《太平天国对外关系史》一书无疑是分析太平天国对外关系的扛鼎之作，参见茅家琦：《太平天国对外关系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3]　一本由英国军官留下的自述性作品对太平军与洋人的关系有过精彩解读，参见（英）呤唎著：《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王维周译，北京：中华书局，1961。该书原名《太平天国——太平天国革命的历史、包括作者亲身经历的叙述》，1866年在伦敦最先出版。呤唎原系英国海军军官，1859年来华，因同情太平天国革命，于1860年夏投入忠王李秀成帐下，曾带领炮队随李秀成出征安徽、江西、上海等地，1864年苏州失陷后脱离太平军。他以亲身经历记述了很多太平天国的史事，书中保存了许多太平天国时期的重要史料和英国的官方文件，很富有传奇色彩。

太平军的问题

但是，太平军毕竟出现了策略性的失误。他们是一帮没有多少战略意识的农民。他们从广西一处十分贫瘠的山区杀出来，来到武汉已经觉得很繁华了，到了江南更是感慨江南太好，也就不愿意走了。其实当时太平军内有一派人认为，至少应该把国都定在北方，因为就地缘政治而言，北方要胜过南方。但是更多的人认为，还是南方要好一点，应该把都城定在南京，那里富庶，吃得好穿得好。无论何因，最终太平军是把都城定在了南方。定都以后，历代农民起义中常有的问题又出现了，禁欲主义在一段时间内可以提倡，可一旦这些以前很穷的烧炭佬和樵夫等娶不上老婆的人来到繁华之地、温柔乡，他们的抗腐败能力就迅速下降，禁欲的精神也就逐渐瓦解。于是，在太平军内，从大头头开始腐败，大家纷纷去找老婆了，每个人都找了很多。

不过，洪秀全找的老婆倒是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多。《这个天国不太平》这本书值得一看，作者陶短房是罗尔纲的学生，他对太平天国的史料非常熟悉 [1]。这本书写得很好玩，但不是纯粹地写故事，而是回答了许多我们之前很少关注的问题。比如，为什么洪秀全没有皇后？洪秀全有多少配偶，她们都是干什么的？许多历史书讲到这里都不会提到这些问题，但他都解答了，很好玩的。陶短房经过考证之后发现，太平军定都后迅速腐败，相当严重。说太平天国的淫乱程度即使比清朝皇帝还厉害，也相差不多。洪秀全也就找了百八十个老婆，已经超过清朝皇帝。太平天国起义其实有一个问题：洪秀全是懂《周礼》的，却没有办法像士大夫那样用一种类似门规或是家规的文化传统来约束自己的配偶或后妃。士大夫也可以三妻四妾，但是他们可以依据礼法来约束闺门，保持家庭的团结和睦，而洪秀全找了这么多的老婆之后，就乱了，他根本招架不了。而他又是个无能的人，组织能力很一般，于是这一百来个老婆就乱了套，根本不服洪秀全的管制。他经常需要靠杨秀清来管理自己的妻妾，洪秀全常常让杨秀清亲自来天王府搞降神附体，装神弄鬼，说我是上帝啊，现在下到人间来教训众娘子们，大家都要听从洪秀全的话。洪秀全连自己的老婆都管不了，还得让别人来装神弄鬼帮忙制服，实在是可怜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但在太平军中，洪秀全对于这种男女之大防的礼教规定是非常严格的。他们等级森严，差一个等级，服饰、待遇、子女的称谓都不一样，而且男女之间的界限非常严格。《礼记》讲男女是在七岁分席，但没说男女在七岁之后不能相见。可在太平军中，八岁的孙子和八十岁的老奶奶都不能同时在一个房间里待着，可见其规定已经超级离谱。洪秀全对礼教有着近乎疯狂的执著，却没有执行和维护这些礼教的能力。连自己的这帮妻妾都需要杨秀清来管，杨秀清还能看得起他吗？杨秀清根本看不起他，所以杨秀清找的老婆比洪秀全还多，东王府的仪仗比天王府的还隆重，据说从南京城东门进去，前面的人走出西门了，东门那边还没走完，可想而知杨秀清出行的排场有多大。

拜上帝教虽然脱胎于西方宗教，但在运作起来后却逐渐偏离了原有的精神。基督教持一神论，在它体系内部也是如此，上帝是唯一的神。而且，虽然常说耶稣是上帝的独子，但按照基督教三位一体的说法，正确的理解是：耶稣是上帝的化身，被上帝派到人间来拯救人类，圣父、圣子、圣灵，即这种因信称义的精神是三位一体。但到了洪秀全这里，他对上帝和耶稣关系的理解就完全不同了：我也是上帝的儿子，但是之前有一个耶稣，他是老大，那么我就是老二。所以洪秀全没有立皇后，因为在上帝的天国里，上帝还在，所以他不能当皇帝，只能当王，进而他的配偶只能当王妃，但他又心有不甘，于是就空缺了皇后。但这样他的那帮兄弟又不干了，凭什么你能当上帝的儿子，我们不能当啊？于是他的那些兄弟都变成了上帝的儿子，其中三儿子就成了杨秀清，四儿子就成了萧朝贵，五儿子就成了冯云山，以及韦昌辉、石达开等，一共七个人都成上帝的儿子了。洪秀全也听过三位一体的名词，却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他曾经赐予杨秀清一封号，叫“圣神风”，而“圣神风”其实是早期基督教传入中国时，用于对译“圣灵”的词。这样一来，圣灵就成杨秀清了，可见洪秀全对这些概念完全是糊涂的。他还封冯云山为“云师”，萧朝贵为“雨师”，韦昌辉为“雷师”，石达开为“电师”，其中他又掺杂了中国农村自然宗教里的一些概念。所以，拜上帝教一点也不像基督教，因为其从根本上违背了基督教的基本原理。[2] 洪秀全还认为，既然基督已经升天了，那么我就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而且我在中国，中国又是世界中心，所以你们所有信仰基督教的国家都应该来朝拜我，由此可见他的自大。不过，尽管拜上帝教的最高统治者对教义是胡乱解释的，我们也必须看到，拜上帝教确实对于起义事业起到了很好的支撑作用，如果没有基督信仰，可能这次农民起义不会闹得这么大。

到南京以后，洪秀全又打出民族主义的招牌。当时有人向洪秀全出主意，建议他发表公告，说清朝是异族政权，而太平军要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恢复汉族传统。按道理，如果没有拜上帝教的信仰，他的民族主义旗号会很有吸引力，毕竟汉人士大夫是深受满人压抑的，尤其是那些比较上层的士大夫，他们都清楚自己身受异族压迫，在政治上是不得志的。但问题在于，拜上帝教信仰所表现出来的不仅仅是扫荡民间信仰，而是连儒家信仰也扫荡殆尽。尤其是在起义初期，洪秀全甚至还编出这么一个故事，说上帝曾在他面前召见过孔丘。上帝说孔子写的书尽是错误，现在社会中之所以有这么多问题，就是因为孔丘把人教坏了。于是上帝就谴谪孔丘，还暴打他，打得他一直求饶，到处跑。洪秀全其实对儒家伦理是十分在意的，他并没有抛弃儒家的东西，后来还印过《四书》，虽然自称对其进行了修改，但事实上修改的地方很少，尽是皮毛字句，基本上还是照搬的。洪秀全这么多年一直读下来，其实对这套东西还是很信的。但他编出这样一个故事，对圣人进行这样的亵渎，这是许多士大夫容忍不了的。虽说皇帝是“圣上”，但很少有士大夫真的把皇帝当圣人，士大夫心中的圣人只有一个，就是孔子，顶多加一个亚圣，孟子。这是神圣不可动摇的，因为这是士大夫的饭碗，也是他们的信仰，他们之所以成为士大夫，就是因为懂这玩意儿。现在洪秀全否定了士大夫的精神偶像，说孔圣人教书教错了，还被人打了一顿，这种侮辱怎么能让士大夫受得了？

还有一个问题，由于洪秀全这帮人大多是小知识分子或农民，所以尽管他们也开科取士了，但这个开科取士仍存在大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很多历史材料和研究都说法不一，有的说他不尊重知识分子，有的则说他很尊重，但即使是很尊重，他也只是把这些读书人派去当文案、当先生，从不委任他们以更高的职务，不给他们官当。据说钱江、王韬，都曾经投奔过太平天国，但都没什么好结果，于是都跑了。容闳回国，也先去的太平天国，看看不行，才走的。其实，太平天国并不重视知识分子，至少不重视那些中上层的士大夫。所以，所谓的开科取士，取的都是一些很差的人。一方面，他在精神上蔑视士大夫的偶像；另一方面，在现实中他又不给士大夫具体的权力。就这样，太平天国就丧失了士大夫的支持。许多士大夫作过比较，如果太平天国起义成功了，士大夫的命运可能要比在清朝的统治下更悲惨。这就是太平天国失去士大夫支持的原因。而我们从历史上看，如果农民起义失去了士大夫的支持，那根本就成不了事，闹得再大也没用。你看，宋朝士大夫从不参与反叛，因为皇帝对士大夫比较好，所以整个朝代都没有叛士。结果，尽管方腊、钟相、杨幺等的起义规模都很大，但都成不了事，问题正在于没有士大夫的支持。没有士大夫，他的起义就缺乏组织，难以塑造统一的文化，而且战略战术都难以提升。农民不是没有力量，但这种力量需要整合，没有人来整合，再大的力量也成不了事，太平天国的历史再次证实了这一点。尽管有小知识分子的参与，但他们本质上还都是农民，和真正的士大夫仍存在距离。

[1]　参见陶短房：《这个天国不太平》，北京：中华书局，2010。

[2]　王庆成先生曾对“圣神风”、“圣神电”等封号的历史和意义进行了考辨，他认为，“圣神风”是基督教《圣经》中的名词，指“圣灵”，意思是上帝感化、启示、引导人的精神力量。“圣灵”一词在十九世纪早期的《圣经》译本中被译为“圣神风”。梁发的《劝世良言》也用了这个词，洪秀全对这些词作了形而下的理解，认为圣神风就是上帝的风，是上帝属下的感化者。进而由此推导出云师、雨师、雷师之类的怪异头衔。参见王庆成：《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63～92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第五讲　帝国古老命题新解（续）

一个发生在王朝末世，而且是一个异族王朝末世，甚至后来打出民族主义旗帜的农民起义，居然没有得到士大夫的响应，这是很奇怪的事情。

战争的天平开始倾斜

清朝作为满族统治下的王朝，在政治上的确存在很强的民族压迫，尤其是对汉族士大夫的压迫。它不仅在整体的权力分配上重用满人，监视汉人，满人的入仕机会比汉人多得多，而且为了压制汉人的反抗而大兴文字狱。大家常将明清文字狱连在一起说，实际上清朝的文字狱比明朝要严重得多，可以说历朝历代文字狱最严重的就是清朝。普通百姓对于民族压迫未必有很强烈的感觉，因为满人比较聪明，满人不做基层官员，这就相对隔离开了普通汉人百姓和满人统治者。但士大夫是能切身感受到这种压迫的。

上一讲中提到，任何一场农民起义，如果没有士大夫的参与，基本上是成不了什么大事的。那么太平天国作为农民起义，已经具备了很多有利条件，为什么没有得到士大夫响应呢？这是因为他们的宗教虽然是基督教跟中国文化结合的产物，但结合的那部分是他们领袖的朴素的农民情结，他们对于中国文化中上层文化的儒家文化采取了一种排斥的态度——其实他们对儒教也没什么实质性的反感，就是打碎了孔子的权威，把孔子变成了一个小丑似的形象。

对于这一点，士大夫无论如何也是不能容忍的。对他们来说，王朝的更迭不是大问题，但如果有人对士大夫说整个儒学体系一文不值，那么我想他们基本上是不能接受的，因为这是他们历朝历代赖以生存的立身之本。所以，曾国藩起来以后，他的动员纲领就是卫道。他在《讨粤匪檄》中刻意强调了太平天国对这种传统圣道的摧毁。[1]其实太平天国有点冤枉，他们真没摧毁儒教。太平军一路上摧毁的是中国传统的民间信仰，他们把庙全拆了，把菩萨泥胎全砸了，但士大夫对那些并不是很在意。士大夫受不了的是太平天国连孔子都不在意，甚至把孔子变成一个小丑似的形象。

实际上，太平天国也做了些努力，他们也开科举取士，希望有士大夫投奔。但真正去的只是些低层次的人，最高是属于秀才这一级的，而且里面没有什么特别牛的人。有些挺有才华的人，比如钱江、王韬、容闳他们，都是先到太平天国，之后发现这个地方不行，根本没有他们的生存余地，就又退出去了。所以，太平天国归根到底是一个农民自己的起义，其中混杂了大量社会边缘人士。到了后期，尤其是1856年天京事变，杨秀清跟洪秀全闹内讧之后，大量的流民、土匪、绿林好汉，以及像捻军这样的半匪半割据的势力全部进来了。

太平天国前期，原来的那些老“粤匪”，即两广那帮人，由于拜上帝教这样的宗教的约束，纪律还好。但当上述那些人大量涌进来后就惨了，他们打着太平军的旗号，烧杀抢掠什么都干。太平军对江南的破坏主要在1856年以后，他们在那一年占领了苏州、常熟、杭州等地，所以像这样的军队素质实际上毁了太平军。那时候太平军已经觉得实力减弱，所以不管什么人，只要打了太平军旗号，只要愿意服从太平军，太平军就给他封号。[2]这样一来，这支农民起义军纪律更坏，更像匪了，这当然就更进一步地排斥了士大夫。所以此时，这个农民起义的命运实际上已经定下来了，后期无论怎样挣扎都无法成事了。

这是一场旧式农民起义，但是它具有一些新的因素。前面讲了宗教因素，如果没有这个因素的话，太平军不会有那么强，很难兴起，但是这支军队的失败也跟它有关。此外，还有一个因素，是属于西方器物的因素。太平军不排斥西方事物，他们到了江南以后很快发现，洋人的枪炮很好用。而当时政府和士大夫对采用西方的器物还是有障碍的，包括湘军也是如此——湘军崛起的时候其实并没有用过洋枪洋炮。太平军发现洋人的枪炮很好用之后，便开始大量采购，所以在李秀成和李世贤这样的军队里有大量的洋枪炮。

当时曾国藩把李鸿章派到江苏、上海新组织起一支军队，即淮军。李鸿章刚跟太平军对阵的时候，面对李秀成的部队，他觉得非常吃亏，因为对方是几千杆洋枪一起轰击，那种仗根本就没法打。然后李鸿章才开始琢磨引进洋枪洋炮。那段时期，对阵的清军和太平军都比着用洋枪洋炮，所以当时洋枪洋炮的走私是最火的生意，很多洋人都在做这个买卖，甚至传说有些传教士也用他们的圣箱来倒卖军火。[3]

那个时代，西方枪械正处于一个转折变革时期，就是从前膛枪向后膛枪转换的时期。这一系列转换进步得很快，从最老式的前膛枪开始，后来就是火绳枪、燧发枪、后膛枪、有膛线的枪等。但是这样一来，前面的款式也被淘汰得很快，只能卖废铁，然而它们在中国找到了销路，而且销路很好，其实从那以后直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都是如此——中国实际上是一个万国武器库，所有的这种淘汰枪支都卖到中国来了。

当时，清军里有洋枪队，比如李鸿章有常胜军，左宗棠有常捷军，这些其实都是洋人搞的。太平军那边也有洋人，太平天国文献里很著名的《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就是英国人呤唎写的，他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参加并帮助太平军的洋人。此外，清军洋枪队最早的副队长白齐文，在清军那边混得不好，后来也跑到太平军这边来了。

那个时候，中国突然之间变得有很多机会，于是就有很多西方的冒险家来到中国，有一些是经商——当时经商主要是倒卖军火，还有一些是来打仗的。有些人经商不在行，但可以当雇佣军，所以就有了雇佣军。像美国人华尔这样的洋枪队队长，他最早是美国牛仔，也跑到中国来冒险。雇佣军在西方一直都是一种行业、一种买卖，到今天还挺兴盛，收益颇丰，像什么黑水公司就是雇佣军。这帮人就是职业的军人，他们没什么正义、民族、国家的概念，就把这当成生意，给多少钱干多少活。对他们来说，哪有生意去哪，中国有生意就到中国来了。[4]

士大夫跟农民是不一样的，农民接受西方的东西没有障碍，看到好用就拿着用，但是没有进一步组织和升华的能力。而同样是洋枪，到了淮军手里头，就跟在太平军手里不一样：淮军可以接受洋人的帮助，并在洋人的帮助下，把军队按照洋枪的档次、型式进行改编，使洋枪的作用能发挥得更好。比如，他们很快学会了用方阵，前膛枪用方阵威力是很大的，如果不用方阵，一枪放过去就拉倒了，后面一枪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出来呢。洋枪队最后变成了汉人是兵，洋人是教练。

太平军也用了炮，但是用得不好。而淮军洋炮用得比较好的关键在于，洋枪队后来的首领戈登是一个炮兵奇才。戈登用洋炮的特点是会计算，他懂得用正弦余弦去计算射程和角度，通过这边的角度就能算出从这边到对方城头有多少公尺，该用什么角度射出炮弹。如果射程不够就往前推进，如果射程远了就往后挪。他每次都测量，这样每次都打得非常准，他们炮兵在当时就属于西式炮兵。这些正弦余弦的算法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中学学的那点东西，但是当时中国人不会，中国人最初用炮就是瞎蒙，目测估计一下，打远了再调一下，几炮打出去，对方反击过来，这边就完了。淮军看到戈登测得很准，便也学了一点，至少大体上会用了，这样他们用炮用得就比太平军好。

太平军兴起后，洋人曾去考察，考察完多数人觉得太平军不错，只有美国公使说太平军不靠谱。[5]时间久了，大家都说太平军不靠谱，认为如果太平军当家的话，可能比清政府更难对付，更没有章法，所以他们觉得还是支持清政府好些。而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以后也基本上全面屈服了，于是洋人就对清军进行武器帮助，对太平军进行武器禁运。本来就制度和军事组织而言，太平军已经差一档次，如果武器再跟不上，双方胜负优劣就更加明显了，于是战争的天平开始倾斜了。

[1]　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骂洪秀全最激烈的一句话是：“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焉能袖手坐视，不思一为之所也？”

[2]　据史料记载，早期淮北捻军首领张乐行曾应洪秀全的邀请到过南京，天王赐予其名马、银鞍和对联一副。对联原文是：“祯命养飞龙，试自思南国之屏藩，谁称杰士；中原争逐鹿，果能掌北门之锁钥，方算英雄。”参见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 捻军》，第五册，142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这反映了太平天国希望联合捻军的打算，也反映了捻军对于太平天国的屏藩作用。

[3]　资料显示，1860年5月，太平天国即曾试图请来苏州探访的外国传教士赫威尔等带钱到上海购买武器，但遭拒绝。参见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太平军在上海——〈北华捷报〉选译》，469 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4]　外国雇佣军来中国不是什么新鲜事。1647年南明永历皇帝抵抗清军时，葡萄牙人尼科劳 · 费雷拉即率领一支雇佣军，拖着火炮参加了围攻桂林的战役。参见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

[5]　加入过太平军的英国人曾在回忆录中写道：“你可以看见被鞑靼人所征服的中国人的奴颜婢膝；但是太平军纵使面对死亡，也表现了自由人的庄严不屈的风度。”“中国在道德、社会和政治上的情况几乎毫无希望地濒于险恶之境……但是在这种令人茫然沮丧的情况中，我们终于看到了目前的革命运动、革命的主要人物及其成就，看到这种情况是值得我称赞的，我们要感谢上帝。”参见（英）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王维周译，34页、78～79页，北京：中华书局，1961。当然，这种明显倾向于太平军的言辞并不多见。

关于太平军的几个问题

太平军有几个问题一直以讹传讹，这里做些解释。

人们在一段时间里认为太平军实际上是解放妇女的，他们设置男营女营，有女兵。实际上太平军没有女兵，而且对妇女的禁锢比清朝还厉害，男尊女卑礼法的讲究也比清朝厉害。[1]这个道理很简单，农民暴发之后，除了摆阔之外，剩下的就是“我要更讲究，这能证明我不是暴发户”。所以，解放妇女实际是我们后来给他们加上去的。

还有一个是《资政新编》的问题。《资政新编》是太平天国的一个亮点，农民起义能提出这样一些具有西化色彩的纲领很不简单，因此洪仁玕也被看成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物。但是，当时《资政新编》和《天朝田亩制度》实际上是并行的，颁布《资政新编》的同时也再一次颁布《天朝田亩制度》。但这两个东西根本是格格不入的，《天朝田亩制度》其实是一个农业式的军事共产模式，跟《资政新编》完全是两股道上的车，这两个东西怎么能一块出来呢？这实际上证明了当时的领导者其实根本就不明白怎么实行《资政新编》这套方案。实际上最后也没能实行。

再说洪仁玕。洪仁玕被任用总理朝政，其实就是天京事变之后，洪秀全把石达开逼走，任用自己亲信的一贯做派的延续。洪秀全的两个哥哥——洪仁达和洪仁发是超级饭桶！洪秀全的智商也不是太高，只是宗教狂热度比较高而已，而他的两个哥哥完全是小肚鸡肠、鼠目寸光。让这两人当朝，其他人几乎都受不了，正好这时候洪仁玕回来了。洪仁玕是洪秀全的堂弟，算是他们家人，而且毕竟见过点世面，相对那两人来说稍微好一点，所以就任用洪仁玕了。[2]从洪仁玕的自述上看，他到死也不认为洪秀全任人唯亲是一种错误。太平天国后期的领袖，像李秀成这样的，根本看不起洪仁玕，李秀成在自述中几乎没有提过洪仁玕。洪仁玕虽然提出了《资政新编》，但他没有什么高招去拯救这个王朝，对于洪秀全的错误也没有什么基本的认识，所以我们不能过高评价这样一个《资政新编》。过去的太平天国研究中对《资政新编》的评价太高了，其实它只是一张纸而已。

[1]　进入“天朝”女馆中的妇女接受的是洪秀全将基督教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相互掺杂在一起的“礼教”教育。她们原先所接受的“三从四德”等思想观念在“天朝”里以一种宗教的形式得到了强化。太平天国领袖要她们熟背充满封建三从四德思想的“幼学诗”，每逢七天“逼令”她们“拜天念咒”，即诵背赞美词和《圣经》，称为“悔罪”。参见《贼情汇纂》，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三册，250页。有一次，杨秀清患有目疾，于是作天父下凡状说：“各姊妹，不知敬天父，天父将降病于众姊妹，令秀清患目疾代众姊妹赎病了。”于是命女官传令各馆女子诵背赞美词，“不能者杖”。参见谢炳：《金陵癸甲纪事略》，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四册，664页、654～659页。可见其对妇女的摧残比传统更甚。

[2]　洪仁玕的个人经历也充满了传奇，金田起义后逃脱追捕，寓居香港八年，期间未有任何个人记载，而在天京出现内讧后又于1860年来到天京，未满一个月，并无尺寸之功，便位居宰辅。史书记载洪仁玕雄才大略，但事实上他除了军事上略有建树之外，对挽救太平天国的颓势而言，并无太大功劳。

湘淮两军——汉族士大夫的崛起

我们讲太平天国，必须提到的一个相关问题，就是汉族士大夫的崛起。太平天国对于中国历史的贡献之一，就是它的确改变了中国当时的政治格局。那段时期，不仅仅是太平天国闹得凶，从南到北遍地都是农民起义，北方有捻军，南方有天地会起义，广东有红头军起义，西南有云南回民起义，甘肃宁夏一带也有回民起义，反正遍地烽火。当时北方好多地方都出现过这样的情形：随便拉一帮人来去抢一个戏班子，把人家演皇帝的行头拿过来披挂在自己身上，搭一个棚子就开始称王称帝了，什么军师丞相、三宫六院，到处都是这样的人。实际上这种局面说明，这个王朝快不行了，它的绿营军不行了，八旗军不行了，作为总预备队的蒙古骑兵又被英法联军歼灭了，[1]真是没有什么可拿得出手了。

这个时候如果不是汉族湘淮军的崛起，清王朝就真的完了。之前，清朝政府对于汉人有很多防范，中央官职满汉两套，看似平等，实际上，六部堂官皆是满人掌权、掌印，汉人干事，无一例外。各地的督抚，重要的位置，基本上都是满人当。清朝就两个重要的督抚，一是直隶督抚，一是两江督抚，两江督抚有时候还会授予汉人，但是直隶督抚很少授予汉人。

各地驻防八旗首领实际上是和督抚平起平坐的。驻防八旗首领有的是将军，有的是都统，目的就是监视汉人。满人统治者对汉人非常不信任，林则徐禁烟的时候，当朝皇帝对他寄予那么高的期望，一有人进谗言，马上把他撤了，发配新疆。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在野的汉人士绅崛起了。湘军一直人数都不是很多，但是仗打得非常漂亮，虽然也失败过，尤其是和石达开对阵时，但是总的来说，湘军是胜仗比较多，打得相当顽强。在这种危机情况下，清廷一些满人就改弦易辙了。最早变革的，实际上是后来被政变搞掉的肃顺他们一伙人。肃顺是咸丰皇帝很信任的一个人，我们可以叫他宠臣，但这样说其实对他不怎么公平，他是非常受皇帝信任的，也是最聪明的一个人。肃顺是一个满人，他那时候已经看到了问题所在，他公然地宣称满人不行，得用汉人。所以信任汉人是从肃顺开始的。

曾国藩打了胜仗以后，咸丰皇帝本想让他当湖北巡抚，然而当时的朝廷军机大臣祁寯藻说，曾国藩是在籍侍郎，一介匹夫，没有官职，匹夫振臂一呼而应者云集，此非朝廷之福。咸丰于是把这件事放下了，后来在肃顺的坚持下才给了曾国藩地方实职——两江总督。这是肃顺的功劳。

如果一直不给曾国藩地方实职的话，湘军就很难办，因为湘军在体制内就是民团。国家是不给团练发军饷的，那么钱从哪里来？当时钱江出了个主意，可以开征厘金，就是收商税，这是好主意。但是开厘金、设厘卡必须得有行政权才可以，否则商人是不会交税的。所以当曾国藩还没有职务的时候设厘卡，经常会被地方政府赶走，他们的经费很紧张，一开始是凑出来的。朝廷那时候重用胡林翼，胡林翼是帮助湘军的，他不是湘军的头，但实际上可以当湖广总督的家。当时的总督满人官文比较乖，他自己没啥本事，但知道胡林翼能干，于是默许“我不管你，你爱怎么干怎么干，但是功劳首先是我的，往上报的时候首先得报我，因为我头衔高”。胡林翼也很乖，每次打了胜仗就顶着官文的头衔上报。后来中兴名臣，官文的位置是排得很高的。湘军就这样成长起来了。

湘军是一个跟绿营、八旗不一样的军队，它最大的特点是兵为将有，这一点跟后来的新建陆军也不一样。曾国藩是模仿戚家军的模式建的湘军，但是区别在于，戚家军是将领们建的，而湘军是儒生建的，一种儒生带乡农的模式——就是说曾国藩弟子门生很多，这些人都下乡招兵，招那些最老实巴交的农民。他们不要城市痞子，更不要当过兵的，就是要这些农民。招了以后，这些兵都是一个地方的，将领就是当地乡绅，士兵就是本地乡农，当然凝聚力很强了。你招来的兵，为你负责，招多少人，就给多大的官当，一旦这个招兵的人死了，那这个营也遣散，没有了。所有的人都跟曾国藩有这种师生关系，都服从曾国藩一个人，他不发话，谁也调不动。

曾国藩觉得，当时绿营兵关键是没有道义感，士兵跟将领之间没有人际关系的联系，打仗的时候直接给你派过来，彼此之间没有任何联系，那我为什么给你打呢，为什么我听你指挥，为什么替你卖命呢？但是湘军就不一样，这实际上是个共同体，大家是有密切关系的，本来就是一个村出来的。当然这就去玩命了！大家一块，要渴一块渴，要饿一块饿，湘军有很强的道义感。[2]

这样的军队不是国家军队。别看绿营、八旗很松散，但它是国家军队，是国家所有的。有些军官能吃空饷，是因为每个士兵的薪饷都是国家发的。但是湘军怎么吃空饷呢？你敢在自己乡里乡亲面前，说我就吃空饷吗？这不可能的，做不到，否则会被人骂死。但是，兵为将有的确是有军阀的苗头了。无论是五代十国还是藩镇，都存在这个问题。既然国家指挥不了兵，只有将领能指挥，那么一旦时机成熟，将领告诉士兵去反政府，他们也会去反的。曾国藩靠什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儒学道义感。他是个理学家，他刻意强调的是这种儒学道义，并以身作则，所以整个湘军的道德感特别强。但淮军稍有不同，淮军是李鸿章建起来的，李鸿章很灵活，有些痞气。他的部下，都是他在安徽做团练时的兄弟，什么人都有。他的军队不怎么讲道义，但讲义气。

曾国藩这个人打仗，在战略上很有一套。他认准了太平军的格局是沿长江一字长蛇，只要从长江上游往下打，就可以打灭它。湘军就按照他的部署打，但太平军在李秀成的率领下进攻江南，江南是中国的财富之地、漕粮之地，中国的财富主要是靠江南出的。当时江南告急的时候，朝廷调湘军，曾国藩不动，但也不得不应付一下，于是就派李鸿章带几个营的老湘军，李鸿章自己再招些人马，于是有了淮军。李鸿章实际上就是曾国藩的入室弟子，是很聪明的一个人。曾国藩的性格跟李鸿章是不一样的，曾国藩很刻苦，意志很坚定，识大体，但他脑瓜没有李鸿章灵活。这两人其实互相都挺欣赏的，李鸿章在曾国藩的幕中一直在干事，但他们之间有过冲突。比如最初李鸿章经常起不了早，但曾国藩是天亮就起来吃饭，其他幕僚也随之早到，可李鸿章就起不了早，于是两个人就起冲突。曾国藩就想，你要不想混就走。于是，李鸿章说我的睡懒觉就是被老师改正的。但即使如此，他们俩还是有些不合，毕竟李鸿章不是一个能长期当幕僚的人，他总是要独当一面的。这个曾国藩也知道，这个时候有了机会就把他派出去了。但是李鸿章的兵不够，于是就回老家安徽招兵。曾国藩是个理学家，行事很古板，常写日记反省自己，下盘棋就反省自己，看到个漂亮姑娘也反省自己。他觉得必须每日三省五省的，但是李鸿章不是这样的人，他交的朋友也不一样。他的家乡有一帮不是很守规矩的人，就算是乡绅也是一些比较邪的乡绅，比如说盐贩子或者跟盐贩子有关的人，跟土匪有关系的一帮家伙，但到这个时候都很厉害了，一旦有事的时候他们就会起来。等于说，李鸿章拉过去一批现成的兵，然后组织成一支淮军[3]。

淮军的组织模式其实还是湘军的，但是等到了江苏的时候已经不一样了，已经不是儒生带乡农的模式了，而是一帮杂七杂八的人，甚至好些都是太平军的降军。这些人在湘军是不受重用的，但到了李鸿章这儿，不管你是什么身份，只要能干事，就会受到重用，金钱美女，要什么给什么。所以淮军的风格跟湘军完全不一样，但是确实很实用。淮军的西化程度也非常高，只要有用什么都可以学。洋操有用就学洋操——以前的中国军队是不搞列队，不搞齐步走的——所以淮军的口令“向前看齐、齐步走”全都是英语，直到淮军教练走了还是英语，一口安徽口音的英语。

淮军跟湘军有一点一样，就是也是兵为将有，军队不跟朝廷走，跟将领走。这两个湘淮军首领被重用之后，其他人都开始效仿。有很多很多支军队，既不是淮军也不是湘军，但都是按湘淮军模式建立起来的。[4]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由汉人的士大夫组织军队，来报效国家报效清朝。

[1]　1860年9月21日，僧格林沁统率蒙古骑兵在八里桥和英法联军对峙。时天津大沽已经陷落，英法联军沿通县进犯北京。关于到底有多少蒙古骑兵投进这场战斗，据进攻八里桥的法国军队司令孟托班回忆录里说是“三万到三万五千人”，而英法联军的人数，据僧格林沁向天子报告的法军（进攻八里桥的大多数是法国军队）人数是“不过五六千名”。战斗以八里桥失守告终，蒙古骑兵在这里尽化为齑粉，他们捍卫了成吉思汗最后的荣誉。参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三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此外，电影《圆明园》对此也有惨烈的描述。

[2]　湘军最初崛起时的精悍作战能力即使到最后也被很好地保持了，这一方面有太平军势力渐弱的原因，一方面也在于湘军的统兵系统能够很好地维持。对比淮军而言，湘军更加保守，更拒绝变革。

[3]　淮军聘请西洋军官充任教习，训练洋操，使用新式兵器，这和湘军用土法土器以及由书生自任军官的做法迥然有别。但淮军并未改变勇营旧制，因而体制本身存在种种矛盾和弊端。例如，营以上指挥困难，统领与统领之间各不相上下。又如，淮军延聘西洋军官仅用于平时教练，战时调度仍由将弁，这就造成了作战和指挥的分离。

[4]　比如，同治年间，左宗棠以钦差大臣身份督办陕甘军务，他收买甘肃起义首领之一董福祥，将所部民军按照湘军旧制改编为甘军，后来又将招降的马占鳌、马福祥等回民编入，使之成为后来的北洋四军之一。

“同光中兴”

正在战争的紧要关头，朝廷发生政变了，咸丰死后，肃顺他们被干掉了。咸丰皇帝的妃子叶赫那拉氏给咸丰生了个儿子，于是她就升格为西太后了。大家不要认为西太后是一种尊称，在满人眼里是以东为尊的，东边是大的，西是小的。也就是说，凡是讲史，称叶赫那拉为西太后多少带有一点贬义；称她为慈禧太后则为褒义，因为慈禧是她的封号，是很光明的形象；如果再贬一点，就称她那拉氏，康梁失败以后，就一口一声那拉氏是先帝的一个小妾而已，把她气得够呛。

原本，咸丰死后，当家的是肃顺等人。西太后联合在北京的恭亲王奕发动政变，这场政变绝对不是西太后自己发动的，恭亲王奕在开始的时候起了很大的作用。奕是咸丰皇帝的兄弟，他俩当年最被道光看重，而且论才能实际上是奕要高一头。传说是咸丰的师傅杜受田比较高明，皇帝领他们春天打猎，按理，诸王子应该各显其能，结果咸丰什么都没打，空手回来了。道光问其原因，咸丰回答，正好春天，万物萌发之际，不忍伤天和。道光一听，这是仁慈之主啊，就把皇位传给了咸丰。

当然这只是传说，因为满人是游猎民族，其实不讲这个，他们也许后来是受了汉人影响。反正总体而言，道光是挑了一个才能较逊一点的人当皇帝，这个皇帝后来又窝囊死了。关键是死之前逃到热河去了，把恭亲王奕留下来议和，以为议和不了，奕也可能就活不了了。但是没想到联军并不想杀奕，也不想把清政府摧毁了，人家就是想签约——当然还顺便抢了圆明园。最后，奕的势力通过这事反而长起来了，到后来咸丰死时，他势力已经很大了。由于恭亲王奕的参与，反肃顺的势力超过了肃顺，于是直接就把肃顺干掉了。[1]

但是肃顺定的这种重视汉人、利用汉人来平叛的策略并没有被废除，而且慈禧和恭亲王对汉人更加重用。比如，曾国藩这个两江总督原来是管三省，现在是管四省。放手让你去做，这招很高明。这一下子就把清王朝的命给救了。一方面，汉人士大夫起来了，他们权衡一下，觉得太平天国不能帮，要帮就帮清朝。另一方面，要帮清朝，清朝也得有回应。清朝如果这个时候还说，我还不能相信你，那士大夫们也帮不了。清朝这个时候很及时地做了回应，甚至内部发生政变之后，还是很好地做了回应，这样就把清王朝救了。于是带来了所谓的“同光中兴”。

“同光中兴”不是一个简单的王朝中兴，而是因为来了洋务运动，当时又称自强运动。这个自强运动实际跟上海有关系。前面讲过，五口通商之后，上海的地位很快就超过广州，因为它腹地很大，但是它迅速膨胀是因为太平天国。太平天国闹到江南之后，当地的士大夫都往上海跑，因为上海有租界。太平军三次进攻上海都没打下来，太平军跟洋人有点打不太明白，想打又不敢放手打，毕竟是洋兄弟嘛。所以上海是一块福地，上海的租界更是福地，大家都去避难了。他们带去了资金，带去了人才。在太平军闹起来之前，上海的商人主要是粤商，太平军闹过之后，这个地方就成了宁波商人的天下了。江南本地的商人数量大大超过粤商，这些人有经商传统，有资金，也有才华，还很聪明，所以很快就把上海带起来了。[2]

租界的发迹实际上没有用过西方那些国家一分钱，租界全是用当地华人的钱建的。但是有一点肯定的是，尽管是租界，是国中之国，却是用西方的方式来建，用西方的方式来管理的。这一套现代城市发展与工商业的结合在租界里面体现得最好，并提供了一个中国现代化的样板，或者说是中国城市化的样板。上海的华界都是跟租界学的，其他城市又跟上海学。租界的存在也给中国最早的民族工商业提供了机会——叫民族工商业有点别扭，很难说叫什么工商业，有时候它也跟外国人有点勾结，但又不能说它是完全的外资。在我们后来的历史叙述中，那个时候的买办资产阶级是一种最腐败的阶级、最反动的阶级。[3]实际上，买办阶级当时不仅仅是所描述的这种阶层。因为最早是买办接受西方的东西，是他们最早用西方的方式去开办工厂、招收工人。

太平天国在江南制造了大量的孤儿，大量的孤儿也为最早的工业提供了员工。虽然当时江南商业很发达，但都是包买商的形式。如果说是开工厂，有大烟囱有锅炉，大家其实还是挺害怕的。比如江南制造总局刚开工的时候，那烟囱呼噜呼噜往外冒黑烟，老百姓都很害怕，觉得是在烧人，所以没人去做工。江南制造总局试着从广州招人，但没招来，后来就把太平天国造成的这些孤儿招去当工人了。这些孤儿没什么其他活计做，就去做工人了，做了以后发现挺好。只要有一个人吃螃蟹，后面的人就跟上了。于是各自开工厂，各自招人。最早的时候，宁波人开工厂招的是浙江人，苏州人招苏州人，常熟人招常熟人，他们都找自家人。所以在工人阶级内部从一开始就产生了地域性。苏北人在上海地位不高，就是因为苏北人没有开工厂的，没有富人。他们只能做服务业，比如码头扛包、拉洋车等，工资很低，地位也低，被人们看不起。很早以前，上海人就看不起苏北人，说苏北人是江北佬，不行，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这个缘故。[4]

如果没有上海，我们很难想象洋务工业能弄成什么样子。正因为有个上海，虽然我们洋务工业好多地方不尽如人意，但总的来说还是有点模样。比如江南制造总局是最活跃的，轮船招商局（招商局现在还存在的，就是当年办的），开平矿务局，福州船政局……不管怎么说，就是因为有这样一个窗口，洋务工业还是办出点模样来了。

洋务运动由于朝廷政治格局的改变而开展了起来。以前“内重外轻，满重汉轻”的格局经过太平天国运动后被改变了，变成了“外重内轻，汉重满轻”。这些中兴的名臣们大多都是洋务运动的领袖，他们对这些事情的积极性远远超过了中央的开明派，如奕、文祥这些人。因为朝廷里面反对势力还是很大的，而且慈禧太后不想一屁股坐在洋务派这一边，也不想完全站在奕这一边，顶多往开明派这边挪了一点。她居中平衡两派，所以中央的洋务派除了办了一个同文馆，基本上没有什么作为，像总理各国事务的衙门也是一个效率很低的衙门。

因此，洋务运动主要是靠地方的积极性，而洋务派的首领里，最重要的是李鸿章。曾国藩这个人很不容易，但如果要作为一个大臣讲，他的眼光还不够。他总是强调自主性，这一点他没有李鸿章看得远。就像他当年找徐寿去集结能匠拿锤子凿轮船一样，能不能凿出来？当然能，但是它精度不够，能开但开得很慢。这样的国产化没有多少意义。徐寿的儿子徐建寅就比较明白了，要机械加工，有精度标准。曾国藩强调自主性，实际上不学透是没有自主性的。后来李鸿章就明白这个道理，这个玩意没法让能工巧匠来凿，但只要学来那一套西方的标准，就是不巧的匠也能干。

朝廷的变化主要是搞了一个总理衙门——这是英法联军逼着清廷办的，他们要求清政府必须成立外交部，而不再通过礼部打交道。西方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时候，已经清楚必须进一步把清朝拖到自己的体系中来，他们逼着清政府成立外交部，跟其互派公使，他们要彻底把清政府的“天下”变成他们的“世界”。对于清政府来说，这个过程是被迫的，当年咸丰皇帝坚决不同意，多给钱多开口岸可以答应，但这个关口无论如何过不了。但是被别人打了，不得不答应了，但最后也只是同意对方公使来，清政府坚决不往外面派。后来中国派出的第一个外交使节实际上是美国人蒲安臣，他最初是美国驻中国的公使，他觉得中国人挺可怜的，退休之后要求替中国出使他国，代表中国的利益去谈判。我们后来骂蒲安臣，其实他也替中国着想过，是个有职业道德的人。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外国人让我们成立外交部，结果我们不肯成立，实在顶不住了就成立了总理各国衙门。对外国人说，这就是外交部，总理“各国”事务；对国内人说，我们可以“总理”各国事务。这里面所有人都是临时调的。因此整个结构非常糟糕，效率很低。

此外，清廷还办了个同文馆，同文馆的外国教习翻译出了《万国公法》，也就是第一部中文版的国际法。从此以后，很多事可以拿出来与外国人对话了，多少有点外交模样了。但这个学校教出的学生确实是不敢恭维。齐如山回忆，他曾找来两个据说是最好的学生翻译一份俄国的文书，一个学了十四年，一个学了九年，结果发现，学了十四年的也就是把俄文字母背下来了，九年的还没背下来。[5]英文方面，张德彝是学得最好的，他学成之后被派到英国使馆做翻译工作，严复去使馆听过他的翻译后，非常不屑。张德彝后来去了很多国家，写了很多游记，在《走向世界》丛书里有。[6]这些都算是最好的学生了。齐如山也是同文馆的好学生，他的好不表现在学习上，而表现在经商以及帮助京剧改革上。他在里面学德文，我们没感觉到他德文有多好，而是主要记得他做的其他的事。

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太平天国这个插曲，中国融入世界还会晚若干年。因为，如果没有太平天国把中国汉人士大夫的积极性焕发出来，那么，即使是英法联军逼得朝廷签了条约，中国还是变不了。所以从中国进入世界的步调而言，太平天国起到了一个正面作用。但是，就像很多次农民起义一样，太平天国这场农民起义对中国也造成了很严重的破坏，造成了人口的锐减和财富的损失，整个长江流域前前后后据说损失了一亿多人口。[7]

[1]　肃顺非长子，未能承袭郑亲王的爵位，仅以大学士的身份位列八位襄赞政务大臣之中，故而他并非是首要之人，但因他最有主见和头脑，因而也最为慈禧所嫉恨。

[2]　在百十年来上海主流社会中，江浙财团与广东商人可以说是平分秋色，而广东人所带来的地域文化，也随之汇入上海的大熔炉之中，为海派移民文化中的重要元素。

[3]　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称：“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这些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他们和中国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特别是大买办阶级，他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参见《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载《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第1卷，1页。

[4]　曾有美国学者对上海人歧视苏北人的现象进行了调查与分析，参见（美）韩起澜：《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卢明华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5]　参见齐如山：《齐如山回忆录》，47 页、68～69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

[6]　主要是《张德彝欧美环游记》以及《随使德国记》，文笔晓畅，可读性强。

[7]　鲁迅在《阿长与山海经》中就曾借阿长的口对“长毛”的残暴有所刻画（砍下门房的头扔给下人）。太平天国起义究竟造成了长江流域多少人口损失，众说纷纭，其中“一亿说”还不是最大的估计。

第六讲　从自强到变法

变法本身在中国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洋务运动是中国第一次自主的变法，它的毛病很多，但不能因此说它不行，甚至说是失败。整体上来说，洋务运动是有成绩的，清朝的经济水平经其推动，确实有很大增长，国家能力也在提高。

以前我们常常将甲午战争的失败视作洋务运动失败的标志，甲午之败的确有洋务运动的问题，不过这并不说明洋务运动本身就是失败的，只是我们学西方学得不太好，不算精。而洋务运动之所以失败，在于它只变器、不变制，是一种低层次的改革，或者说仅仅是局限于经济方面的改革。即便是经济改革，也没有走完该走的路。

甲午战争之后迎来了戊戌维新，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就有很多人讨论戊戌变法，现在它仍然能引起学术界和社会的兴趣。但我们一定要清晰地意识到它到底是件什么事，不要总试图依靠一些概念化、符号化的东西来看待它。[1]

对于变法来说，启蒙是必须的，但文化的改造会一直是个难题。这个难题将一直困扰着近代中国的历史选择和变法取向。

[1]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盛行文化热，因着改革大潮，学者对中国古代历次改革的关注也多了起来，戊戌维新也就成了热捧的话题。其中，对于改革与国民文化性的改造等议题，李泽厚曾在《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一文中有所分析，且较有影响。参见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87。

洋务运动的起因

如果没有太平天国的话，清政府采取这种自我变革的措施可能还会往后拖很长时间。尽管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在中央层级已经设置了具有近代意义的政府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但如果不是因为受到太平天国起义的刺激，以及太平天国之后整个国内中央地方格局的改变，恐怕这种大动作的自我变革还不会这么早到来。

关于自强运动，也就是洋务运动的起因，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的传说：当太平军被打得且战且退，而湘淮军节节胜利之时，胡林翼很高兴，此时长江上驶来几艘洋轮船，汽笛声突然响起，胡林翼突然晕倒了。这个故事其实是想说明，胡林翼已经意识到，虽然太平军行将覆灭，成不了气候，但劲敌还在后面，大清的真正威胁是外患，是拥有坚船利炮的洋人。现在的历史一般把这个故事作为清廷开始筹办洋务运动的引子，这是有道理的。洋务运动的确是地方势力，即湘淮军崛起以后的产物。

之前说过，长期以来，清朝统治格局的特点之一是“内重外轻”，内就是朝廷，外就是地方，这个讲的是中央地方格局。另一个是“满重汉轻”，就是满人掌权，汉人办事，讲的是人事格局。然而，湘淮军势力起来以后，这两种格局都发生了变化。清廷能挺过太平天国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冲击，湘淮军功不可没。原来满族统治者赖以自存的军事实力已经不行了，八旗和绿营兵都已成废物，作为总预备队的蒙古骑兵也在八里桥被英法联军消灭殆尽。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只能依靠湘淮军，而湘淮军也的确把它给救了，湘淮军的崛起代表了地方势力的崛起。在此以前，不管是巡抚还是总督，清朝的地方大员做任何事情都要向中央汇报，花一分钱也得向户部报销。尽管督抚的权力貌似很大，但第一，他缺乏人事权，地方州府的知州、知府乃至基层的县令，都是由中央任命，由吏部直接派遣，督抚没有什么干涉权，他唯一的权力是，当这些地方官员做得不好的时候，他可以对其进行弹劾，但弹劾能否成功也不是督抚说了算。而且，他也无法辖制比他低一级的按察使和布政使。第二，督抚缺乏财权，花一分钱也得经由户部报销。第三，督抚没有独立的军权，他能指挥的其实仅仅是自己带领的亲兵卫队。这样的地方长官，虽然来头很大，但实际上能干什么事呢？干不了什么。而湘淮军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一局面。

首先，湘淮军本身在创办之初就是模仿戚继光建戚家军的方法，实行兵为将有的制度。太平军被平定后，主要将领大多升任地方督抚，他们对地方的人事权就有了较多的干预。太平军兴起后，清政府财政渐困，便开捐官一途，大量卖官鬻爵，这使得候补的官员排成长队。虽然派遣官吏的职权仍由吏部把持，但京城派来的官员能否到地方上任还是督抚说了算，督抚那边不挂牌，这些官员有了官衔也没用。督抚还能以处理各种临时事宜为名，派遣自己人以委员的身份去地方担任督办。这种委员虽然不是官，但他的权力比正常的官员要大。前面提到了，省一级的官吏还有布政使和按察使等，他们都不是督抚的属员，只是比督抚的品级可能小一点。他们拥有不知会督抚、直接上达天听的权力。但是湘淮军兴起以后，他们就很难继续这样，这些官员很难绕过督抚单独向皇帝上奏，他们的行为开始受到督抚的极大掣肘，这就是所谓的督抚专权。而督抚之所以能够专权，很大原因就在于地方督抚之位落入湘淮军将领之手。他们通过这些手段扩大了自己对地方人事任免的干预。其次，他们有了变相的兵权。他们自己可以培植强大的直属军队，走到哪里就带到哪里，不受朝廷的干涉。而且，他们也有了独立的财权。我们知道，最早征收的厘金，大多是地方官员自己征收截用的，后来虽然要上交一部分，但自己仍然可以留大头。

对人事权和兵权、财权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掌控之后，地方的势力就逐渐变大，原先那种内重外轻的格局就开始发生改变。地方官可以做很多事情，而不必在每件事情上都知会中央。有些比较强的中兴名臣，比如曾左李等人，他们甚至可以截留地方的关税。钱不够了，就先截留，花了再说，然后上报，中央在一般情况下，不会对他们有什么太大的责难。当时的态势在那里放着呢：清政府的国军实际上还在，绿营、八旗都在，但他们已经腐朽了，统治者也多次想对他们进行一些变革，但都没用。所以此时的湘淮军才是名副其实的国军，其中主要是淮军和左系湘军，而这些事实上的国军都掌握在地方督抚的手里，而且他们不依靠朝廷发饷，可以自生自养。这样，权力的天平就很明显地偏向地方这一边。

而且，当时掌握实权的西太后还有传统的报恩观念。我之前也讲过，慈禧所受的教育主要来自戏剧。她没上过学，只是在做了太后之后由翁同龢这样一些帝师们授过几堂课，课程内容就是讲讲历代帝后的贤德故事之类，而翁同龢等人的讲课水平并不高，讲得很不好，所以估计她也没学到什么真东西。慈禧当初帮咸丰看奏折时也会批上几个，但我们今天在档案里可以看到，她写的尽是错别字。她是一个没什么文化的人，但超级喜欢戏剧，因此她的知识都是从戏剧中得来的。当时的戏剧有花雅两部，雅部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昆曲，昆曲相对听起来比较雅，一度很流行，但到了清朝已经衰落。像西太后这种没多少文化的人就喜欢不雅的花部。花部最牛的就是各种高腔，四大徽班进京后跟其他唱腔逐渐融合而成的京剧，很受西太后的青睐。当时刚刚形成的京剧还很粗糙，词都不通，剧情有些地方也很荒诞，但是老百姓很喜欢，西太后更是喜欢。所谓的“同光十三绝”，就是在她这一时期红起来的。在此以前，没听过让外边的戏子进皇宫唱戏，当时在宫中唱戏的都是太监，但太监唱不好啊，于是西太后就让这些戏班进宫。我看过很多当时的老艺人的回忆录，讲起西太后都是眼泪哗哗，感情很深的。[1]京剧这种东西，充满了传统的道德观，西太后看戏看多了，也便受了影响。在她看来，清朝的国运就是曾左李他们给救的，要感恩。说到感恩，一般的帝王是不会干这种事儿的，臣子为国家作出的贡献再大，也是他们的分内之事，哪会有皇帝感谢臣子的事呢。但是西太后的确就有感恩思想。所以她从来不对曾左李有什么过大的责难，虽然她也会培养一些清流 [2]去牵制一下他们（正途的清流一般都会很激烈地批评因军功而起、握有实权的地方大员），但西太后绝不会因为清流对他们的激烈批评就把他们的官帽子真的给摘了。

所以相对而言，当时地方督抚的权力的确很大。在曾国藩死后，李鸿章以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的身份，实际主持着中国的外交几十年。李鸿章还有一个官衔就是总理衙门大臣，当时总理衙门的大臣非常多，最多的时候有几十个，虽然他只是其中之一，但是他最能干，而且外国人最认他，因此最后便成了只有他才说了算。[3]可见，国家政治格局转变为外重内轻、汉重满轻，乃是由当时的情势所决定的。为了应付变局，清政府不得不这样，如果坚持旧的格局，清政府就完了，清朝的统治也要终结了。满人统治集团也清楚这一点，他们并非没有动过削弱地方权力、从汉人手中收权的念头，但他们一看到现实，就把这些念头又打消了，只动了一些小手术。

[1]　参见张鸣：《历史的坏脾气：晚近中国的另外观察》，65～68页，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此外，金易、沈义羚编著的《宫女谈往录》亦对西太后和京剧演员的交情有诸多描写，参见氏著：《宫女谈往录》，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2。

[2]　清末的清流党多是士林出身，其中张之洞、张佩纶等四人曾并称“翰林四谏”，号为清流派。名义上奉李鸿藻为首领，而实际上张之洞乃是清流派真正的主角。张之洞的政治声望因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中俄伊犁交涉事件而大大提高，并得到西太后赏识。他们对于因军功而起的地方督抚多有抗争。

[3]　1896年李鸿章巡游欧美，因为此前他签订《马关条约》惹得国人共愤，西太后被迫解除了他一切官职。但国外的媒体在对其进行报道时，无不将其视为中国最有权势的人物。参见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洋务运动的开展

洋务运动当时称为自强运动，这个运动，有三套逻辑。第一套逻辑，就是地方势力崛起的逻辑，由地方倒逼中央。第二套逻辑就是汉人崛起的逻辑，汉族士大夫的积极性自此被激活，这使得行将就木的清朝重新焕发了活力。前面我们讲过多次，清政府因为狭隘的民族心理，一直对汉族士大夫采取压制政策，但此时汉族士大夫冲破了网罗，进入了空前活跃的时期，清政府再也没有能力搞文字狱了。在汉族士大夫的群体中，不仅实学开始活跃，墨学也开始复兴，[1]还有一些人开始追求西学，总之全面开花。由此导出了第三套逻辑，就是学习西方的逻辑。按魏源的说法，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制夷”是一个口号，一个说法而已，其实就是为了自保。自强运动产生的原因，正如前面所讲，是因为湘淮军在平定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正面遭遇了西方。他们先是遇到了用洋枪洋炮武装起来的太平军，后来又通过西方的人力和武器援助而打败了太平军。这些中兴名臣在平叛过程中，真正把“师夷长技”的口号落到了实处。

应该说，从总体来审视自强运动，其成就还是第一位的。虽然一般的说法是地方主导了运动的发展，但中央也的确是有贡献的，也做了许多实事。特别是恭亲王奕和军机大臣文祥，他们都是头脑相对开明的满族大臣，他们对地方的变法其实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中央也在变，其中成就之一就是成立了总理衙门。这个部门成立之初是为了应付洋鬼子，但是等到创建以后才发现没法糊弄他们了。因为这个机构要处理的事务越来越多，没有办法按原定计划先把洋鬼子赶出去，然后把这衙门取消。洋人不仅没法赶，反而越来越多，总理衙门事情也越来越多。本来只是主持外交的，但后来包干了所有与洋人有关的事务。比如说，跟洋人有关的商务你管不管？没办法，得管。现在的外交部管商务吗？不管，但当时中国还没有商务部，只有让总理衙门来管了。再比如说，外国传教士来了，管不管他们呢？传教士都是洋人，牵涉宗教事务，但我们当时也没有宗教事务局，怎么办呢？最后宗教事务也得由总理衙门来管。自强运动期间，无论是官办的还是官督商办的工厂都需要从西方购买机器，招募洋人技师，这个本来也不属于外交，但跟洋人有关，它也得管。本来只是个临时机构，但后来编制和规模越来越庞大，就变成永久机构了。本来只是办外交的，后来随着洋务运动的推行，中国无论什么事，都开始和洋人沾边，这就使它变得几乎无所不管。以至于后来的军机大臣必须得兼任总理衙门大臣了，否则就只能去管理那些既没有洋人活动，也没有多少钱的偏远地方——没谁愿意干那种差事，所以军机大臣都兼任总理衙门大臣。

不过，即便如此，总理衙门的办事效率仍然不高。真正涉及外交事务，一般都是北洋大臣李鸿章的一班人马在操办。当时英国公使威妥玛曾经嘲笑中国的总理衙门大臣办事效率极低。如果要办理交涉事务，首先会摆一桌宴席，外国人只是想办事，但到中国人这里必须先吃，吃完再说。而且在宴席上也是超级无趣，首席王大臣（由亲王担任的大臣）如果不说话，其他人就不说话，王大臣说一句，其他人就都跟着附和。由此可见其体制之僵化。后来很多事情要经由总理衙门来处理，涉及洋人的大事小事都是由它管，所以各国驻华公使常常跑到总理衙门去咆哮，但总理衙门这些大臣早都练就了极其坚强的心理，不管外国公使怎么咆哮，怎么大怒，他们脸上都堆着灿烂的笑容，然后端出果酒来招待这些公使们。

但是，也有一个新成立的衙门很有效率，这就是总税务司。总税务司是跟总理衙门一起建的，主要管理海关。中国以前也有海关，主要就是粤海关，剩下的都是常关，对内的。但粤海关的收入非常少，它归朝廷的内务府管理，主要为皇家采购一些西洋玩意儿，如自鸣钟之类——今天可以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钟表馆看见的那些玩意儿，都是内务府通过粤海关向外国商人采购的。其收入微乎其微，又因为属于皇室私有，所以相对国家总的财政收入而言等于零。但是后来跟洋人通商了，洋人坚持中国必须仿照西方建立现代意义的海关，对进出口的货物征收税款。而且，随着通商口岸数量从五口增加到十几口，各种涉及进出口的问题逐渐增多，中国人不会处理，只好请洋人处理。最开始请的是李泰国，李泰国脾气不好，于是很快就换成赫德。赫德是个非常聪明的苏格兰人，而且非常圆滑，他很善于跟中国人打交道，也很有办法来应付中国人的繁文缛节。[2]他筹建的税务司是个洋衙门，其中的主要官员和雇员都是洋人，各种规则和办事方法都是仿照西方制度建立的，因而非常高效。这在今天相当于外包。中国政府把某一个政府机构外包给洋人管理，但外包之后成就斐然，十年后洋人雇员已经有百余人了，他们的薪金都很高，年薪以百万计。至于华人，大多只能当海关监督以及低级的办事员。海关监督并不属于总税务司这一体制之内，不许他管事，看看就完了。在赫德的掌控下，中国的海关收入从最初的微乎其微，十年就发展到年收入两千万两，而当时清政府一年的收入才六七千万两，一般很难达到八千万两，就是说它要占到每年收入的四分之一强。海关收入成了国家的支柱收入之一。[3]《南京条约》时我们规定的税率很可怜，值百抽五，因为当时没有看到关税对一国财政收入的重要意义。但即使是在这样超低的税率下，海关收入仍有这么高，可见总税务司的确还是很有效率的。所以，这次外包还是不错的。

除了中央，地方上也办了很多实业，这些实业大多都跟具体的人物有关系。曾国藩去世比较早，他的贡献主要是筹办了金陵制造局和主持了派遣留美幼童计划[4]，但前者并没取得很大成就。比较出色的有左宗棠的福州船政局，虽然偏远了一点，但还是很不错的。左宗棠当时是闽浙总督，当时闽浙总督驻节福州，如果是驻节杭州的话，这件事可能会办得更好一点。我曾经去看过福州船政局，有工厂、码头、学校、海军，基本建成了一个自足的体系，因此其成就还是值得表彰的。李鸿章的贡献主要是江南制造总局，就是今天的江南造船厂，此外他还有很多其他贡献，比如继承了金陵制造局，还开办了轮船招商局——它在当时就能挣钱，到今天仍然存在。除了这些领军人物以外，当时全国各地都开办了一些大大小小的洋务企业，但挣钱的不多，据说一度只有轮船招商局和开平矿务局挣钱，后来这两处办着办着就也开始赔钱了。不过，从整体来看，毕竟办洋务已经成为一时风气，当时许多地方官办洋务的口气都是很大的，他们都希望直接从西方引进最先进的机器，开办规模特大的工厂。比如后期张之洞要办铁厂时，就声称要办亚洲第一大钢铁厂。他在当两广总督的时候就想创办，后来在采购机器时，他去湖北当湖广总督了，于是工厂就挪到汉阳了。幸亏挪地方了，要是当时在广州办铁厂，肯定是困难重重——广州既没有铁矿，也没有煤矿，而当时炼铁既需要铁矿，也需要焦炭，幸好在湖北及其周边有这两种原料。张之洞的豪气在当时并不是个案，地方官员都希望花大钱、办大事，没有钱就去截留海关的收入。有几年，十分之九的海关收入都被地方截留去办洋务了，中央政府对此也没办法，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截了就截了，政府还不能拿地方这些人怎么样，因为他们势力都挺大的。

当时也办了一些教育事业，比如福州船政局附属的船政学堂，这是很有成就的。起码我们现在知道那里出了一个严复，还有甲午海战中死去的那些烈士们，比如邓世昌、刘步蟾、林永升等，他们都是从这个学堂毕业后留洋，然后再回来的。后来的中国海军基本上由这个学堂奠定了基础。还有中央的同文馆，不过这个成就就很差了。到后来同文馆招收的学生主要是旗人，我看齐如山描述他们当时在同文馆的生活，真是太舒服了——每月八两银子，而且每天管三顿饭，早餐还会送到门口，正餐都是七个碟子八个碗，吃得不高兴就可以砸东西、闹学潮，如果来同学了还可以叫厨子免费做几个菜。这像是学校吗？这么好的条件，那些学生自然啥都不想学了，天天混日子，不把学习当回事。[5]学俄文专业的学了九年，还没把俄文字母背下来，英文馆好歹出了几个翻译员，但也是乱翻译。严复留学英国时常去使馆，发现同文馆的高材生张德彝，连日常对话都应付不下来。总之，同文馆的成就是很差的，最有名的毕业生可能就是齐如山，但也没让人感觉到他有什么外语上的成就，只知道他参与了京剧改革，梅兰芳的成就跟他是有关系的。齐如山帮着把京剧改革得更为文雅，使其具有很强的歌舞性，改得更适合外国人的口味，所以外国人当时特别喜欢看梅剧。当时外国人来北京有三样事情必须做，就是上长城、看故宫、观梅戏。

此外，在上海有一个广方言馆，好像成就也不大，似乎也没有出什么牛人。江南制造总局有个翻译馆，这里的成就倒是很大，它出了很多书，我们中国最早的数理化课本都是从那里出来的。有许多传教士在编译所干活。让现代人觉得有意思的是，当时的翻译者在对译外国的字母符号时，常常借用中国的传统表达方式。这些书看起来很有意思，比如用甲、乙、丙来对应西方人的X、Y、Z；处理二次方的时候，直接在字符的右上角写“平方”，而不是按照西方惯例写一个小“2”。在化学课本中，翻译者也都按照近似的发音，生造了许多中文汉字，然后将各种化学元素对译，钾钠钙锰铝什么的都是当时译的。总之，翻译馆为当时的思想启蒙做了很多事，不过说实话，效果并不太好。

当时也有了一些回国的留洋学生，但他们远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自强运动从整体上来说，还只是停留在少数开明官员的实践中，还没有成为整个社会的士大夫的集体自觉行为。科举没有变，考的还是八股、四书文，这是当时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所遭遇的最大问题，科举不变，整个社会的评价体系就不会变。而只有当一个知识分子通过科举进入体系之内，成为文化人的一分子，大众才会对他有好的评价，才会尊重他。国外回来的人其实什么都不是，他们要想赢得社会的尊重，进入仕途，必须去考科举。所以尽管严复从英国归来之时已经名满天下，后来他进入天津水师学堂任总教习时已经官拜四品了，但因为他没有考取功名，他那考取了举人的堂叔就可以嘲笑他。严复受不了奚落，于是每年都辛辛苦苦地回家参加乡考，然后又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来回折腾。但这哥们儿比较倒霉，一直考不上，直到1903年清朝要搞新政，开经济特科，朝廷决定让严复来当主考官，严复说自己连进士都不是，该怎么主持进士考试呢。于是西太后就赏了严复一个进士。严复到此时才扬眉吐气。[6]

戊戌维新以后，尽管全国开办了许多新式学堂，但从这些学堂毕业的学生照样都要参加科举考试，比如鲁迅和他弟弟跑到江南水师学堂去学习，中途也回家乡参加科举考试。有次考秀才，鲁迅考到一半不想考了，但他第一轮考试考得很好，名次排得很靠前，所以他突然弃场让家人很着急，于是鲁迅的家里人就雇了个枪手帮他继续考。当时对科举的笃信不仅仅存在于民间，就连水师学堂这样的新式学堂里也这样。周作人曾回忆说，如果某个学生中了秀才，学堂的监督就会挂牌出来，庆祝一番。[7]由是可见，当时社会的整个风气还是沉迷于八股文之中，洋务只是少数人的一种补充学习，更多的人是无心留意的，他们根本不问这个东西。地方主导的变法很重要的缺陷在于，缺乏改变全局的力量。如果当时能够把科举改成经济特科，或是改成考“甲平方加乙平方等于丙平方”之类的玩意儿，可能效果也会大大不一样。但当时这一项恰恰没有引起士大夫的关注，科举对于士大夫来说是一项核心的东西，如果它没有变的话，整个士风也很难发生改变。八股文依然是士人的主题，如果某个学生进新学堂学了一些ABCD，还会受到嘲笑，一些腐秀才专门编了一些玩笑八股来讽刺他们。士风不开，就使得当时的变法只能停留在表面。

所以这次运动普遍缺乏精英的参与。军队都是练兵不练官，淮军当时最洋化，连喊“立正”、“稍息”都是用英语，但他们只是练兵，对将官的培养还是老一套办法，这种军队是谈不上现代化的。虽然拿上洋枪了，但组织方式仍然陈旧，到战场上就只有被动挨打的份儿。洋务运动时期有个英国军官到中国来考察，他写的笔记很有意思，他疑惑为什么英国人用得很好的装备到中国人手里就变了样。当时中国用的还是前装枪，需要先把火药压进去，然后拿一根通条伸到里面去捣实。西方人的做法是让枪口朝外，这样万一火药不幸爆炸了，也只是直接朝外射出去，对人没什么危害。但中国士兵却不同，都喜欢眼睛看着枪口，然后去捣实火药，这不是玩命么。最有意思的是，当号令一排士兵举枪准备射击时，很多人的眼睛都是随便看，看哪里的都有，就是不看前面，然后“嘣”的把子弹打出去就算完事。这英国军官觉得好笑，哪有这样打枪的，但这却是当时中国军队普遍的现象。到后来中国人开始使用后膛枪了，直接压子弹，最初弹匣容量不一，八发、九发、十三发的都有，后来比较统一的就是五发了。但中国人上战场仍然喜欢乱放枪，噼里啪啦地就开始放，大家都拼命地放，看没看到敌人无所谓，反正就是密集地放，弹如雨飞啊。义和团的时候，清军和义和团攻打外国使馆，一名英国记者就曾写道，天天看见头上的子弹飞，反正也打不到人。中国人打枪不瞄准真是太普遍的现象了，所以后来张勋复辟和段祺瑞的讨逆军交火时，英国《泰晤士报》的驻中国记者，曾担任过袁世凯政治顾问的莫理循在一旁观战，他说两边打了几百万发子弹，但一个人也没打着。他因此揶揄中国军队，说干脆以后恢复弓箭算了，还能给国库省点银子。当然，他的说法夸张了，但按历史的记载，段祺瑞讨逆时双方的确也就死了十几个人。几万人的军队打了半天，机关枪哐哐响，炮也轰了，飞机也登场了，最后就这么一个结果。可见莫理循的说法还是有所依据的。[8]日本人甲午战争之所以能够节节胜利，与这也有很大关系，日本人发现了中国军队的这个毛病，就先让中国军队放枪，放一会儿子弹就没了，然后他们一冲锋这边就垮了。

也就是说，这种洋务的引进，很多时候就是装样子。但洋枪洋炮对付国人、镇压内部的农民起义是足够了，因为叛乱的人在武器上不如政府军队，有洋枪就足够把他们吓唬住。当时军事现代化的主要作用其实就是对内维护统治的稳定。工业上也是，本土的只有低级技工，高级技师都是外国人，因为精英不愿意参与，顶多也就是工人有点技术。当时很多新办的企业都引进了国外最先进的机器，但只有洋人技师才能够操作，中国人一般只能打打杂。今天所谓的洋务人才，其实只有翻译人才。洋务工业不仅要花重金购置机器，还要给洋人技师支付高额的薪金，而生产的产品因为成本和质量等原因，很难与洋货争夺市场，因此到后期这些企业基本都是赔钱的。[9]

但是，反观洋务运动，我们也发现，其实在中国搞现代化还是有便利条件的，同样引进先进设备和技术，在其他国家可能都会在一定时期引起很强烈的反弹，但是中国人对这些新玩意儿却不排斥。你看参与太平天国起义的农民，没见过世面，也没什么文化，但看到洋枪洋炮好使，很快就喜欢用。轮船最初在中国出现时也是，大家都觉得新鲜，发现它跑得快，都喜欢坐，有些人其实没什么目的地要去，就是喜欢上去坐。我前面也讲过，洋人第一次在修建淞沪小铁路时，当地人也是有事没事都去坐坐。可以看出，中国人对这些新事物都很好奇，并不是持排斥态度。在英国，火车刚出现时，农民都非常恐慌，都传言这玩意一来，奶牛就不产奶了，母鸡就不下蛋了，当时各种谣言满天飞。但中国人没这样的担心，除了一些冬烘的士大夫。不过中国人也有害怕的东西，那时他们怕电线。当时有线电报已经出现，就是用莫尔斯电码拍的，但需要架设电报线，一路得埋杆走。中国人一直想不出来沿路立杆子是为什么，上面牵着线到底是要干吗的，于是就出现了很多谣传，比如说电线就是摄小孩子的魂的，小孩子的魂被收走后，就顺着电线杆跑到外国去了，这一类谣传很多。因为中国人的形象思维强于抽象思维，很难想象一种无法具体化的新事物。轮船是可以装人的，枪是可以打人的，这些都好接受，但是电报乃至电码都是无法具体化的东西，他们自然会对其怀有莫名的恐慌。

即便如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中国整体环境对于引进新事物、搞现代化有好处，而且，中国的农民，其中一部分后来成为洋务企业里的工匠，他们都有一定的文化。中国人的文化水平，尤其是男人，与欧洲在开展现代化时的工人的文化水平相比，一般都要高出很多。欧洲的农民长期是不识字的，而中国印刷术发明得早，出版业一直很发达，所以书籍传播很广。而且当时中国的学校教育也很普及，所以农村的成年男子多少都曾读过一点书。一个家庭，不论家长职业是什么，一般都会送孩子去读几年书，所以中国当时的识字率很高。这样，有一定文化基础的农民在成为工人后，显然要比那些不识字的工人在学习新技术时更有优势。中国搞现代化，其本身条件要比很多国家好，甚至比刚开始搞现代化的欧洲国家要好。[10]

但关键问题是，在最早的变革中，士大夫的参与度不够，这就导致洋务运动的中坚人才长期匮乏。这也能够说明，为什么我们最早办起来的洋务企业都是官办企业。当然，并不是说官办企业就不好，日本开始工业化时也都是官办企业为主导，只是后来逐渐发展为官督商办，最后发展成具有独立法人性质的商办企业。[11]但在中国，这一过程只走了两步：由官办到官督商办。为什么中国办洋务由衙门独办发展到衙门掌权，商人办事，就是舍不得完成最后一步，让商人，或者说新兴资产阶级成为推动现代化的主体，完成私有化呢？就经济改革而言，在自强运动中，政府的推动最后遗留下一个半吊子工程。但很多国人却在此时开始思考，是不是真的需要对制度进行变革。其实，中国的变法一直存在这样的问题，每次改革都没有走完它应该走的路，然后很多人就喜欢跳出来对变革进行反思，反思道路选择得正确与否，进而怀疑变革本身的正当性。

虽然刚才我提到，中国的整体环境对支持现代化变革是有利的，但也有很多阻碍之处。比如，当一个大型工厂建成后，大机器、大锅炉、大烟囱林立，许多人就开始退缩了，就连比较开化的江南地区也是如此，很多人不敢去做工。后来是先招了些童工，让别人发现他们也都活着出来了，然后其他人才敢去做工。像陈启沅，现在一般把他看成中国第一个民族资本家，他在他的老家，即现在的珠海一带，购置先进机器开办了一个缫丝厂。缫丝原来都是农村各家各户利用土机子来做的，这样做起来比较慢，效率也比较低。陈启沅想采用新的运作模式，但是工厂从建成开始就受到极大的抵制，不仅地方士绅抵制，普通老百姓也抵制，根本没法办下去。后来他想到一个招，就是重新变通设计，制成一种可以一人一具的小型缫丝机，他一家送一具这种小型机器，这样一做就很顺利了，然后就很容易地将工厂办起来了。也就是说，当时的民众对这种大机器集中生产还存在抵触情绪，仍然青睐于分散于各家各户的独立生产模式。中国人对于这种家庭生产的积极性一直都很高，而对在现代工厂的流水线上工作的积极性一般都要差一点。

[1]　参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78～82页，北京：中华书局，2010。任公对俞樾、孙诒让等学者研习墨家多有记述。晚清诸子学研究呈现整体复兴，其中墨学研究处于一波罕见的历史高潮期，墨学受到学界甚至一般民众的广泛追捧，出现了家传户颂的情形，几如往日之读经。在这样的盛况下，墨学研究也形成了鲜明的时代特征。

[2]　赫德能执掌中国海关近半个世纪，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不能不算是个奇迹。

[3]　甲午以后，一方面国家财政收入大增，1899年国家财政总收入突破了1亿两，1911年更到了2.6亿两；一方面关税收入也直线飙升，至清末已比鸦片战争前夕增加了近百倍，到1911年更是达到4300万两，其所占财政收入比重也由清代前期的10%左右猛跃至晚清的30%左右。

[4]　1872年到1875年间，由容闳倡议，在曾国藩、李鸿章的支持下，清政府先后派出四批共一百二十名学生赴美国留学。原计划留学十五年，但到了1881年又中途撤回。这群中国历史上首批官派留美学生回国后即遭到谴责，当时的《申报》即评论道：“国家不惜经费之浩繁，遣诸学徒出洋，孰料出洋之后不知自好。中国第一次出洋并无故家世族、巨商大贾之子弟，其应募而来者类多椎鲁之子，流品殊杂，此等人何足以与言西学，何足以与言水师兵法等事。”

[5]　参见齐如山：《齐如山回忆录》，72～79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

[6]　严复在天津水师学堂任正教习的实践中，自感没有科举功名，不受重视，于是希望转向科举仕途，以为取得官职以后，有了政治地位，才可以接触当权的高级官员乃至当朝天子。为了参加科举考试，严复“纳粟为监生”，并“发愤治八比”，对《四书》、《五经》猛下工夫。相关故事，参见（英）密尔：《群己权界论》，严复译，序言，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7]　参见钱理群：《周作人传》，41页，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

[8]　参见沈嘉蔚编：《莫理循眼里的近代中国》，窦坤译，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

[9]　参见夏东元：《洋务运动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10]　当然，这一层因素在以往的研究中常常被忽视了。

[11]　当时日本自由党的机关报《近事评论》称：“如不防止有司之干涉 ,　则难以兴办民间之事业。”明治初期著名经济学家田口卯吉则问道：“何谓劝业？是谓政府人事制造乎？此乃实际阻碍民间同种产业之兴起，决不能达到劝业之目。”另据《工部省沿革》记载，担任殖产兴业工作的官员也认为，不如将产业贷与人民，使其自由营业，那时方能收支两抵，事业日益扩大。而且他们也感到，不这样做就会阻碍富国强兵的实现。参见（日）依田熹家：《日中两国现代化的比较研究》，313～314页、171页、14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北洋水师

在这个现代化过程中，也有一个特例，就是北洋水师。整个洋务运动都是变物不变制，器物可以引进，大工厂的生产方式也可以学习，但一般的制度性变革是不被允许的。不过，筹建北洋水师却把制度也变了，要想练制一支新式的海军，不变制度是不行的，像当时买回来的定远号、镇远号这类大军舰，都类似于一个小工厂，如果不对制度进行变革，这些军舰根本没法操作。所以，北洋水师全面引进英国体制，把英国的海军章程全文翻译过来，把无关紧要的地方改改，就成了中国的海军章程——《北洋水师章程》。而且他们也把英国的军阶制度引进中国，只是把具体的称呼都改了；同时还把英国的军官请来，给他们一定的自主权，让他们训练中国的水兵；让从福州船政局毕业，又从海外留洋回来的学生当管带或舰长，指挥军舰。所以说，北洋水师对传统的军事制度变革得比较彻底，但它也有自己的问题。

首先，北洋水师仍然是由李鸿章掌控的。我们在讲湘淮军兴起的时候说过，湘淮军与八旗、绿营最大的区别就是兵为将有，北洋水师也是李鸿章所建构的军事体系内的一部分，他要保证北洋水师首先是忠于他的，至少他能够对其施加控制。所以舰队的司令，也就是水师提督，只能是一个忠于他的淮军军官——丁汝昌。丁汝昌原是淮军骑兵出身的军官，骑马毕竟跟开船大不相同，他自己也不懂海军，让一个不懂海军的人来当舰队司令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司令需要全盘指挥舰队作战，如果他不熟悉军舰的性能和海战的规律，那么指挥起来也是很困难的。但李鸿章为了保证北洋舰队对他个人的忠诚，宁愿选任这样一个司令。此外，中国人建海军，内陆的气息还是留存得很重。海军是要到海上去打仗的，死也应该死在海上，它本来就是和陆军不一样的兵种，但是中国人建的海军仍然带有很强的陆生心态。比如甲午海战中在黄海大东沟迎战日军，大东沟那里是可以看到中国大陆的，这个战场的选择就很奇怪。大东沟不适合打海战，而且即使能看到陆地，陆上也没有海防炮可以对舰队进行支援。那么，为什么不选择离海岸较远、比较广阔的海域呢？其实这就暴露了北洋舰队的问题，它只敢沿着海岸线航行，有点小孩子断不了奶的感觉。北洋舰队有两个基地，一个在旅顺，这个还不错，但另一个建在威海旁的刘公岛附近，这个地方根本就不适合作为海军基地。刘公岛是个离海岸不远的小岛，北洋舰队的基地就建在这个岛和海岸中间的夹缝里，然后这个夹缝两侧朝内建了大量坚固的炮台，这个堡垒就像一个乌龟壳，基地就修在乌龟壳里。黄海一战，北洋水师战败后，剩余的军舰都躲在这里面了，这有什么用呢？日军一看，这很简单啊，从威海东南边的荣成湾登陆，然后兵分两路，迂回一下，就把威海打下来了。这时日军可以直接利用岸上的炮台，而躲在乌龟壳里的北洋舰队就都成了活靶子，想出也出不去了。他们在躲进来的时候，就在两边的出口都布满了水雷，本来是怕日军舰队攻进来，结果自己也出不去，倒是自己把自己包了饺子。从现实的海战来看，这种海军建起来的确没什么大用。

还有更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当时建起的舰队有四支，北洋、南洋、福建、广东四支舰队各行其是，各搞一套，其实有点半军阀的味道。这样互不统属，最后只会被人各个击破。之前水师曾聘任英国军官作教习训练水兵，但中国人一发现自己会开船了，能把大军舰开到外洋去了，就觉得不需要外国人了，干脆中国化算了。当时所有人都热衷于搞中国化，然后就发生了权力纠纷，最后把当时北洋水师总教习琅威理赶走了。把教习赶走以后，军队的训练就开始松弛、马虎了。虽然那种关于北洋水师在大炮上晒裤子的传言不一定是真的，但的确管理非常疏忽，疏忽到什么程度呢？日本人的间谍进入基地后可以随便拍照，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北洋舰队各军舰的样子，都是日本人拍的，我们自己则没留下照片来。所以日本人对中国的舰队了如指掌。[1]而且，舰队的管理也很落后，海军每天都是要把舰炮擦得一尘不染的，检查的军官会戴着白手套往上蹭，要没有任何脏东西才成，但后来北洋水师的这些条例规章都没有得到有效遵守。邓世昌是一个民族英雄，但是他的致远号兵舰，各个密封舱的密封圈都老化了，结果中一颗鱼雷就沉了，作为舰长难说他没责任。这些留学生，战败之后，一个个都自杀了。他们这些人都是国家花大钱培养出来的中国第一代海军人才，结果一打败仗基本上都自杀了。邓世昌本来可以不死的，但他偏偏自杀了，刘步蟾也自杀了，林永升也自杀了，方伯谦是被杀的。他们那一茬人里好像只剩下一个萨镇冰，萨镇冰又是其中学习最不好的一个，最后国家海军重建，他反而成了海军大臣。

[1]　参见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洋务运动未必是场失败运动

总体上讲，自强运动还是给中国的窗户开了一条缝，风的确是吹进来了，也奠定了中国工业的一个初步基础，让中国人看到什么是西方工业。洋务运动后期，炼钢工业、通信事业、铁路事业也都发展起来了，虽然进行得比较慢。像开平矿务局原来就是用马来拉火车嘛，当时不让用火车头，说是用了火车头会震惊皇陵什么的。李鸿章比较聪明，他在皇宫和镜清斋之间建了一条小铁路，让西太后坐着去玩玩儿，西太后一坐，感觉还可以，于是开平矿务局就可以用火车了。洋务运动后期，铁路开始兴修，后来的京汉铁路（当时叫芦汉铁路）也开始修建，北京的前门火车站也开始建了。由于电报很方便，所以也开始普及。总的来说，成就还是有的，如果没有这一步的话，后面的改革就很难，虽然说经济改革只走了一半，没有走完，但毕竟也开了个头，也有了一些初步的民营工业，尽管都是买办来办的，但毕竟还是有了。

所以，不管如何评述，洋务运动毕竟是中国第一次自主的变法，毛病很多，但不能因此说它不行，甚至说是失败。为什么很多人说洋务运动是失败的呢？是因为中国旁边有个邻居日本，日本人向西方学习的成绩比我们好。比如学海军，日本人是一直老老实实地学，直到甲午海战时，那些英国教习还在军舰上任职，[1]而我们一直嚷嚷要中国化、本土化，老早就把这些洋教习赶跑了。打个比方，日本是个优等生，我们虽然比不上日本，但至少也能及格。但一个中等生碰到一个优等生，失败也很正常。中国人倒霉就倒霉在有个并排的同桌比自己学得好。所以我们后来就觉得，洋务运动是一场失败的运动。其实，我觉得未必。

[1]　参见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132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第七讲　从自强到变法（续一）

洋务运动存在的问题

虽然洋务运动问题很多，其中一些还很突出，但不能据此就说它是一场完全失败的改革，或者按现在的话来讲，是变革“不彻底”，以所谓的变革“不彻底”这种论调来批判洋务运动，其实是没有道理的。[1]变革是必要的，而且也有成绩，只是说它可能还在进行中，或者进行得不够快。这与当时整个中国对于变法的需求不够存在很大关系。士大夫对于变法的要求不是那么强烈，虽然中国已经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了，但他们的个人生活还没有受到很大的冲击乃至改变，士大夫仍然活在中世纪，在儒家建构起的天下秩序里思考现实。这与当时变法所涉及的方面十分有限存在关联。再一个就是，科举制度还没有变，人们学的东西、用的东西，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东西跟新事物关系不大，所以普通人没有强烈的需求去学习新学，也没有意愿要投入这场变革中去。

不过，仍有一部分人对于变法是比较欣赏的，尽管当时的清流对于变法极尽诋毁之词，但不能据此以为当时整个风气都是反对变法的。其实也有一部分士大夫对变法是比较满意的，而且，他们可能比实际主持变法的官员们更为激进，如马建忠、王韬、何启、郑观应等人，我们在思想史上称这拨人为早期的维新派 [2]。也有一部分官僚非常激进，比如郭嵩焘、黄遵宪，尤其是前者，因为他是第一个出使国外的中国使节，他亲自到国外去体验了一下，知道真正的西方现代文明是怎么一回事儿，黄遵宪也先后到过日本、美国、英国以及新加坡等地。因此，至少有两类人不仅拥护变法，而且比实际操作者对变法有更大的热情。此外，相当一部分学者在洋务运动期间也经历了思想的转轨，比如康有为，以及他在万木草堂中培养出来的弟子们。广东这一小撮士人这个时候在思想上已经很先进了。当年江南制造总局的编译所虽然编译出版了很多书，但是销路不好，没人买。不过康有为却买去了他们所有成果的四分之一，当然，他是有一个小群体的[3]。江浙、上海这一带也有这样的士人群体，比如沈曾植、孙诒让、孙宝瑄等人，由于得风气之先，他们的思想也很开化。所以说，当时并非所有的士人官僚都在一味地守旧和攻击变法。士大夫群体在洋务运动中是分裂的，少部分人激烈地反对变法，多数人苟且，对变法没什么感觉，另一小部分人则觉得改革应该搞得更快一点。

当时士大夫群体就是这么一个局面，由于因循守旧的人和对变法没有什么感觉的人占多数，因此变法从效果上来说整体质量都不是很高。而且在甲午战争之前，由于中国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程度逐渐加深，许多难题开始凸显。比如军事改革的问题——军事改革如何才能进一步深化，在当时，虽然军事改革的力度也不小，但是主要的功效体现在对内维持统治与稳定方面，对外御敌的作用没有很明显提升，除了左宗棠收复新疆，可左宗棠在新疆打的阿古柏集团又不是俄国人。也就是说，中国军队还没有正经八百地跟西方军队进行过较量。唯一一次就是中法战争，但当时法国国内政坛有一系列的问题，而且在此前的普法战争遭受大败，又割地又赔款，尚处于比较弱势的状态，所以那次战争我们在陆上是占了一点便宜的。[4]整体而言，军事改革对提升军事作战效率的作用不明显，军队的训练改革和制度变革一直没能提上议事日程。也有将这些改革提上议事日程的，比如北洋水师，但正如前面讲过的，它还保留着陆军的尾巴，或者说是传统军人的尾巴。而当年兴起时曾经富有锐气的湘淮军到甲午战前已经暮气沉沉了，这说明什么问题呢？我发现，这与其他很多事物一样，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刚兴起的时候，由于制度比较新，人也比较勤快，比较愿意卖力气，于是也就干得不错。但到一定时候就开始因循玩忽。而且，那个时候的军队一直面临一个难题，就是好人没有乐意当兵的。只要当了兵，就会融入一个特殊的群体，而这个群体，跟社会格格不入。本来湘淮军不是按传统模式组建，而是从农民中直接招募的，但是一旦成军以后，就沾染旧军队的习俗，开始组建自己的圈子，淮军尤其如此。士兵和军官携带家属同行，淮军的后代顶替父辈继续充任军职，很少与外界发生联系，这就变成一个自生自养的小社会了，就跟整体的社会产生了隔绝。这样，社会的变化对军队本身而言意义不大，而这种圈子极易腐败，各种旧军队的积习也很容易地找到寄生的温床。三个儿子选两个充补兵额，第三个就等着，到合适的时机就补上去。这样大家就都有军饷可拿，至于这个兵到底合适不合适也不管，因为都是自己的家人。[5]既有团体已经形成，军队就不可能再像以往那样，到偏远的农村去招募老实巴交的、能干的、手上有老茧的、一脸风霜的农民。什么时候又开始招新兵了呢？就是袁世凯新建陆军的时候，他也按照曾国藩的模式招募新兵。而此时的淮军都已变成老兵油子了，这个问题在当时是很严重的。

第二个问题是经济改革的问题，就是洋务企业几乎毫无例外地长期亏损。这个问题越来越突出。因为我们知道，由于商税的引入、商业的繁盛，以及对外贸易幅度的扩大，整体的经济局面逐渐转好，但是洋务企业在这个大背景下却长期亏损，这个问题已经迫在眉睫，需要得到根本解决。如果洋务运动没有出现大的波动，改革可能会集中于经济改革方面，从企业的官督商办向商办转变，这在当时已经作为一个课题提出来了。

第三个问题就是藩属国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中法战争时已经被一些有预见性的士人提出。由于法国的入侵，中国一直以来关系最为牢固的藩属国——越南已经丢了，此时问题的聚焦点在朝鲜，究竟中国或者说清王朝该如何对待朝鲜已成为国际性的事务了。关键在于是否让朝鲜独立，当时国际上对中国施加压力，这种压力尤其来自美国，美国希望中国让朝鲜独立，朝鲜本国也有这样的呼声。但当时的清政府采取了正好相反的措施，不仅不让朝鲜独立，而且还加强了对它的控制，直接派人派军队进去了。且不论更远的历史，明清两代，朝鲜一直是中国的藩属国，除了明中后期朝鲜主动要求中国派兵进入朝鲜，打击日本侵略军之外，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派遣政府代表或军队管理过朝鲜，这个时候却派人去了，正好和国际潮流相逆。而甲午战争的起源恰恰就在朝鲜，因为日本人的势力也插入朝鲜了。现在我们很难理解当时清政府的行为，既然你要派兵驻扎朝鲜，那干脆就不让日本的势力也进入朝鲜啊，毕竟这是中国的附属国，但是清政府又允许日本势力的介入。中日双方都在朝鲜派有驻代表和驻军，这让朝鲜处于何种地位呢？朝鲜当时分成两派，一派亲日，一派亲中。这和当时的琉球很相似。琉球一边臣服于日本，一边臣服于中国，清政府当时应该要么把它收回来，要么让它独立，这样，至少它还有可能会成为日本的敌人，对中国而言这是有利的。但清政府偏偏什么政策也没有采取，听任琉球骑墙，最后被日本吞并，后来又轮到了朝鲜。请政府之所以有这种奇怪的举动，关键可能还在于传统天下观、天下秩序、天下结构等因素的残留，所以不仅没能积极地解决问题，反而惹出了更多更不好的反应。虽然派出的商务监督袁世凯很有两下子，但由于此时朝廷大的战略错了，因而他的努力也没能收到什么成效，反而激化了中日矛盾和中朝矛盾。所以甲午战争后，日本宣布让朝鲜独立，朝鲜人很兴奋，马上成立了朝鲜帝国，当然，它没高兴几天就被日本灭了。今天韩国天天挂在嘴边的帝国，其实也就是昙花一现的东西。[6]

这样一些现代化的问题，或者说是我们走向世界必然面对的问题在此时已经被提出了，但是中国人没有积极地去应对，寻求解决措施。而我们的近邻日本做得比较好，它没有像我们这样背负很多包袱。其实日本在现代化过程中并没有优越的资源或条件，但它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一直是很踏实的。比如日本的经济改革就比我们的彻底，日本政府扶持起一批大企业后就开始逐步放权，直接把企业卖给私人财团，实现彻底的民营化。今天日本的大公司，比如三井、三菱、住友，全都是那个时候成长起来的。到今天还是这样，日本政府一方面在主导经济改革中发挥重要作用，一方面又在必要的时候功成身退，把企业卖给私人，实现民营化，按照市场的运行规律发展经济，日本的这一步走得很扎实。日本的军事改革也很扎实，无论陆军也好，海军也好，从制度到战略战术都潜心地学习西方，都是彻底地学。所以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士兵的单兵素养和单兵作战能力一直很强。到二战时日本真正开始和英美交手以后，英美军队都感慨，日本人的战术能力的确学得太好了，虽然宏观的战略战术一般，但是细微的、具体的战术能力却学得特别好。而中国在这方面却一直很欠缺。我上次讲过，中国人学得很虚、很飘，尤其是军事这方面，学得特别不靠谱。每个士兵的战术素养都不怎么样，不仅不规范，而且还非常不扎实，比如陆军不知道如何瞄准射击，海军一些基本的操练和程序、制度、规则等都会被玩忽，像邓世昌这样一个英雄所指挥的“致远号”军舰，密封圈都是老化的。密封圈是种很便宜的设备，大型军舰肯定有配备。致远号是一艘非常大而且很先进的铁甲舰，在当时中一两颗鱼雷不一定会沉，但因为它的密封圈都是老化的，所以一个舱进水，所有的舱就都进水了，然后就很快地沉没了。所以，尽管我们树立的英雄都很英勇，但这支军队本身的素养是有问题的，它的基本规章制度以及士兵的训练都是大问题。[7]而这些问题日本军队基本没有，日本在这方面学得非常好，甚至比它的老师做得还好。日本能打败中国，1904年又能打败俄国，就是靠这个东西，以及它自己的武士道精神。日本士兵整体上都很勇敢，但是关键仍在于他们基本的战术素养真的非常好。我后来看有关二战史的书籍时，发现日本在每个大的战役行动方面或是宏观战略方面都做得不尽如人意，一些必要的战略转换，比如海战的战役转换也没完成好，但是每一个细节都有可称道之处。也就是说，至少在细节上，日本人学得很好，但中国人在这方面恰恰又是老毛病了，不会较真儿，这真的是个大问题。

[1]　“不彻底”的论调在当前流行的中国近代史叙述体中随处可见，农民革命失败是因为反封建不彻底，义和团失败是反帝反封建不彻底，辛亥革命失败也是反帝反封建不彻底云云。

[2]　马建忠除了宣传维新思想外，还著有《马氏文通》十卷，以拉丁文法研究汉文经籍的语言结构规律，为中国第一部较系统的汉语语法著作。王韬曾因为与太平天国的联系被发现而遭通缉，后留学欧洲，1874年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提倡变法，影响很大。何启对香港的发展贡献良多，与孙中山有师生关系，并曾资助兴中会的活动。郑观应著有《盛世危言》，张之洞读后曾评点道：“论时务之书虽多，究不及此书之统筹全局、择精语详。”“上而以此辅世，可谓良药之方；下而以此储才，可作金针之度。”参见郑观应：《盛世危言》，序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3]　参见张鸣：《再说戊戌变法》，47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

[4]　关于中法战争，传统的历史叙事多以法军大败、李鸿章卖国为结论，但事实上在停战前，越南 90% 以上领土都已落入法军手中，而清军只成功守住了镇南关，继续向南寻找法军作战不切实际。镇南关大捷的确导致了法国茹费理内阁倒台，但对于法国当时的政体而言，内阁倒台并不意味着国家受到重挫。中方的叙事往往夸大内阁倒台的影响，以此证明中方在军事上取得了重大胜利，这明显是难以服人的。

[5]　可以参看冯玉祥补兵额的故事，见冯玉祥：《我的生活》，43～44页，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7。

[6]　大韩帝国存在于1897年至1910年间，此前朝鲜一直是中国的藩属国，只能以王国的形式存在。甲午战争之后，在日本人的支持下，朝鲜国王称帝。1910年8月22日，其又与日本签订《日韩合并条约》，规定大韩帝国将朝鲜半岛的主权永久让与日本，随着该条约的生效，大韩帝国亡于日本。

[7]　参见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121～12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甲午战争

在甲午战前，不管是世界舆论，还是中国舆论，普遍认为中国能够打赢，因为旁观者看的都是一些比较客观的指标，比较双方各有多少战舰、吨位、门炮、军队、GDP等，这些方面日本当然不行，所以几个指标中国都要超过日本。外国人当时完全没料到，各方面实力都很弱，而且很穷的日本敢在那时挑战中国。中国当时普遍也洋溢着乐观的情绪，各种舆论都超级乐观。结果一打，一败涂地。后来中日谈判，本来中国不想派李鸿章去，但日本人要求必须李鸿章来，否则拒绝谈判，而且威胁会继续增兵，并向北京进发。为什么日本人指名要跟李鸿章谈判呢？一方面只有李鸿章才能谈明白，一方面也有羞辱他的意思。你不是洋务运动的主持者吗，这场仗不也是你主持的吗，所以我们就要你来。李鸿章去了以后真的是没有什么本钱跟人谈。日本人直接把草拟好的条约递给他，让他签，不签日本兵就要进北京。李鸿章只有讲，中日之间还是要友好，还是要合作，毕竟都是东方国家，同文同种，但讲了半天屁用也没有。正在僵持阶段突然来了个日本浪人，朝李鸿章打了一枪。[1] 当时日本国内有一股激进势力，认为日本应该趁这机遇把中国灭了。当然，这只是激进派的观点，在当时是不可能的，因为西方列强不可能容忍日本把中国灭了，后来的历史也是如此。你想想，如果日本把中国灭了，那日本将会成为非常强大的国家，到时西方国家在亚洲将会面临非常厉害的对手。西方人不会允许日本吞并中国，这是日本希望消灭中国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其实西方列强对中日关系的态度均是如此。日本一旦把中国吞并掉，那么日本就会变成一个巨无霸，成为东方第一号强国了。就日本自身而言，它的确想把中国灭了，它的第一步就是先把国家的重心移到满洲，当时日本就是计划整个移民过去，然后一步步地把满洲吞并掉，这的确是日本既有的设想，无论田中奏折是真是假，日本的这种意图是十分明显的。岛国居民对于自己的生存环境从来都是很不满的，就算到今天，日本人的危机意识也是很强的，想到大陆上去是他们持久的愿望，当然，一直没能真正实现。

前面讲到，日本国内的激进分子朝李鸿章开了一枪，这件事导致世界舆论一片哗然，西方各国都指责日本太过野蛮。当然，世界舆论也是明显要压制日本的，但像日本、中国这种东方国家，最害怕别人说它野蛮。尽管日本当时的确野蛮，但特别在乎别人这么对它进行评价，因为它还在学习西方文明呢，因此才对中国做出了一点点让步。不过，我们从后来签订的中日《马关条约》可以看出，日本一是要中国割让辽东，一是要割让台湾。你们想想，日本吃掉中国这两块领土的态势是什么呢？就像是一条毒蛇张开了嘴，中国的这两块地方变成日本的上下颌，而日本本土则是蛇身。可见日本吞并中国的野心。当然，最后日本没有占成辽东，三国干涉还辽遏制了它的野心，但是赔款和割让台湾毕竟实现了它最初目的的一部分。从此日本也像西方殖民国家那样，获得了第一块海外殖民地台湾，而且获得了促进发展的大量资金。当时，2．3亿两白银的确是个天文数字，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每年的财政收入才七八千万两。[2]所以这个数字对中国而言是个天文数字，对日本来说也是一笔巨额资金了。

对于中国人来说，局势也已经很明朗了，原来一直喊“狼来了！狼来了！”，但狼来后似乎并没怎么样，英国人来了，法国人来了，也没有对中国造成什么样的变局，他们只是想通商，并不是想把中国吞掉，所以当时中国人的危机感还不是很强烈。前面我们讲过的士大夫不觉醒，跟这个很有关系。但是《马关条约》签订以后，台湾被割让，中国人开始受到强烈刺激：一方面觉得很丢人——我们改革了半天的军队，几乎是不堪一击。我们花巨资建起的北洋水师最后被日本人集体俘虏，成日本海军的一部分了，我们那些优秀的战将们死的死，逃的逃，自杀的自杀，剩余的水师官兵被装进一艘卸掉了舰炮的训练舰，从刘公岛运到威海，上岸后就被解散了。淮军是打一仗败一仗，有的人说他们是从鸭绿江开始败的，也有人说他们从大同江就开始败，一直败过鸭绿江。我们现在去看甲午战争史，找不到什么有关中国军队的正经战绩，战报可能都写着“毙敌无数”、“杀敌无算”，都是没有数的，到底灭敌多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没真正的统计。从朝鲜败退回东北，真的是没什么可以称道之处。后来有人做过统计，在整场战争中，中国军队还不及留在台湾的这帮土匪们，就是黑旗军刘永福这批人打得好。这确实是很丢人的事儿。[3]另一方面，《马关条约》签订后，中国人能够感觉到的问题就是，近邻日本学西方学得比较好，人家摆明了想吃你，蛇已经张开了大口。这个态势大家看得都很清楚，而正是由于看到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西方列强才真正动了瓜分中国的念头。以前它们可能并不敢想瓜分中国，因为这样成本比较高。这次战争后它们才发现，中国人原来这么不经打，如果还任由日本吞并中国，自己不但分不到一杯羹，而且后果会很麻烦。所以甲午战争后中国出现了边疆危机，那是真的危机来临，列强真的动了瓜分中国的念头，因为瓜分以后就可以防止日本坐大——西方人的确非常害怕东方会崛起一个大日本。

而对中国来说，不管怎样这都是亡国，这种危机从甲午以后就非常明显。虽然说士大夫，尤其是“公车上书”的这帮人很激昂，都想怎么怎么样，实际上，他们自己也没什么把握。就全国而言，也没有人有把握说我们和外国打下去会怎么怎么样，后来的人讲该全民动员啊，唤起民族意识啊，但在当时根本做不到。因为老百姓都无此警觉、无此觉悟，日军进入中国领土后，只要日本兵表现得还好，当地的普通老百姓大多是不会反抗的。当然，不能据此说老百姓都不爱国，但是现实确实如此，只要日本人不烧杀抢掠，民间一般不会出现强烈的反抗意识。[4]综观全局，士大夫能够想到的唯一应对之策，就是赶紧变法。

[1]　“及二十八日，及三次会议，归途中突遇刺客，以枪击鸿章左颧，枪子深入左目下，一晕几绝。日官闻警，来问状者络绎不绝。伊藤、陆奥亦躬诣慰问，谢罪甚恭，忧形于色。日皇及举国臣民，同深震悼。遂允将中国前提出之停战节略押画。口舌所不能争者，借一枪子之伤而得之。”任公谓“口舌所不能争者，借一枪子之伤而得之”，大概是带着莫大的悲凉。参见梁启超：《李鸿章》，124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

[2]　甲午以后，国家财政收入才实现大幅增长，1899年国家财政总收入突破了1亿两，1911年更到了2.6亿两。这主要受惠于关税和商税，当然更重要的原因是经济规模的扩大乃至随后的新政。

[3]　日军在台湾作战五个多月，五万士兵共有三万两千余人死伤或罹病而返国，其中死者四千六百多人，近卫师团团长北白川宫能久亲王和第二旅团长均阵亡于台湾，较之甲午战争一万七千人之损耗，尤有过之。

[4]　当然，战争期间还是发生了旅顺大屠杀。

戊戌变法

士大夫中，那些得风气之先的人非常活跃，在国家生存危机十分严重的情况下，他们开始办一些报纸，中国第一次办报高潮就在甲午之后出现了。此时士大夫的舆论和呼声空前高涨，既是一个自由舆论的高潮，也是一个启蒙的高潮。

此时官僚们也在发生分化。首先，原来的洋务官僚挺沮丧的，因为甲午战争失败，他们最先受到攻击。批评者认为，他们张罗了半天，花了国家那么多的钱，最后没什么用，而且上阵御敌的都是支持洋务的官僚，但是都被打败了。但是洋务官僚自己也在反思，如果不变，可能更糟。朝廷也没法派一支绿营兵或八旗兵去抵抗，淮军不行派湘军，后来发现湘军更不行，湘军的现代化程度还不如淮军。甲午战争期间，一支湘军由吴大澂率领，从山海关奔赴辽东，吴大澂发布檄文，让其他人准备好几麻袋绳子，说是到战场上直接把敌人俘虏了捆起来。吴大澂的意思就是，你们日本人赶快投降吧。结果到了战场，他打得比淮军还差，因为他们的装备更为落后。[1]而八旗绿营连出都没出来过。士大夫和朝廷因此都觉得，军事还是得继续改革，所以在战争后期开始张罗编练新军。就是彻底地按照西方的军事训练方式来练兵，连编制也变了，甚至最开始还考虑让普鲁士人来担任军队的指挥官，当时他们估计是想起了当年剿灭太平军时华尔的故事。小站练兵最初不是袁世凯主持的，而是胡燏棻，他是个文人，从来没当过兵，却提出编练新军，然后朝廷就让他开始练了，小站新军就是这么来的。洋务派的官僚的确很沮丧，他们干了这么多还是失败，可是不变革不行，还是得往前走，没人想退回去，因为事实上也没路可退。

此时，守旧派官僚已经没什么气势，但仍有相当一部分官僚不想变法，尤其是满族官僚。特别是那些拿钱干闲差的满族官僚，以及一些有爵位没职位的八旗贵胄，这些人的守旧风气无比浓厚，特别不希望变法。因为变法就会产生变数，他们担心体制变了以后，自己这种吃空饷不干活的人会受到影响。那么旗人自己能不能振奋一下，自我改革呢？没有，他们完全没有改革的动力了，这个时候的旗人已经进入一种非常麻痹的状态，得过且过，激励他们奋起，为国家做点贡献，基本是不可能的。这个时候也不像是当年搞洋务运动，当时倭仁这类保守派还真诚地相信传统文化和思想是救世的良方——倭仁在个人道德操守上没什么可说的，还是理学大师。但到了甲午之后，已经没什么真实的顽固派了，满人面对危机已经拿不出什么办法，更想不出什么理由来阻挠变法了，他们已经失去了言说的能力，很多反对变法的言论都苍白无力、极其肤浅。

那个时代的主要导向就是求新，《国闻报》、《时务报》等风靡天下，话语权就掌握在这些呼吁变法的士人手中。当时稍微有点上进心的、要求变法的知识分子，都会被人视为“康党”。康党的大盛与他们办《时务报》，尤其是梁启超的这支文笔很有关系。但事实上，他们关于西方的知识还都很浅薄，一般也就来自阅读《万国公报》和江南制造总局编译所刊行的那些玩意儿。但是康有为本人气魄很大，自认是当代的孔子，中国的马丁·路德，所以后来他出的书都是以“康子”题名的，口气很大，声势也很大。但是我们需要注意，当时有新思想、要求变革的人并没有被全部囊括到他们这个小集体中，对知识界的引领功能并没有被康梁这一伙出自万木草堂的人垄断。当时全国范围内有很多西学知识比康梁远为渊博、且更为扎实的人，比如严复。其实康梁在当时只是个虚架子，但声势很大，因此普通士人可能就会觉得变法的鼓吹者和实践者都是康党。而关于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和《新学伪经考》，我们过去都认为这两部书有破有立，为康梁的变法提供了理论基础，但要我看，恰恰是它们在很大程度上葬送了变法的前途。你想想，有一个人从广东冒出来，而且一直觉得自己就是孔子，而他对经文的解释采用的却是一种殊为怪异的今文经学的解读方式。当时有人攻击这两部书存在抄袭的问题，就是抄袭廖平的。不过不管怎样，其中的确有康有为的创造，虽然都很怪异。[2]

康有为通过这两部书重塑了孔子的形象，将孔子打扮成一个支持变法的革新者，而且将大部分的经书都斥为伪书而否认掉了。以这样一种方式来改造儒学、改造孔子，当时的士大夫能接受吗？且不说那些守旧派无法接受，就是那些支持变革的士大夫也接受不了。他们受不了有个新孔子出现，你有什么资格当孔子啊！文人相轻自古皆然，何况康有为本身并没有那么大的学问，他很难在学术上服人。这种话要是俞樾来说可能还好一点，毕竟俞樾在当时是公认的大学问家。[3]而康有为从岭南出来，岭南学术在全国本来就已经算是支流了，而康有为甚至还不是岭南学术的主流代表人物，如果连支流中的主流都谈不上，那还有什么资格让别人信服。而且康有为常常进行大胆的论断，频繁发出“非常疑义可怪之论”。这样的颠覆性思想怎么可能会成为改革的思想基础呢，它只会把更多的人从倾向改革的队伍中驱走。我在讲太平天国时讲到过，儒生和士大夫最在乎的，恰恰是儒家的这一套东西，变法之初，恰恰也不能撼动这一套东西。最好的方式是找到原始儒学，然后直接往里面加东西，原始儒学本来就具有较大的开放性，可以添设许多新的理论思想，靠这种方法来支持变法是可以的。[4]但康有为没有采取这种方式，他建构起来的是他的儒学、他的孔子，而且他抛出这套说辞也缺乏足够的理由——经过乾嘉学派百余年的考据积淀，士人们已经可以辨别哪些是伪书，哪些是真本，这些都已经通过严密的考证得出结论了。现在康有为突然跳出来，说这些经书全是假的，全是刘歆父子当年自己造出来的，没人能信。

在今天我们对变法进行研究时，一定要避免进入这样一个误区，即所有的变法操作者都是康梁的门徒。在实际的政治操作中，康梁的实际地位是非常低的，甚至可以说是没有地位。康有为总共就见了光绪帝一面，但那也是例行公事，因为在1895年那年他居然考上进士了。那年的主考是徐桐，徐桐在考前就说，无论如何要把康有为挡住，他晓示手下那帮考官，只要遇到那种随便发怪异之论的人，一律不得录取。梁启超是落榜了，因为他按照一贯的风格继续大发议论，而康有为却在突然之间规矩了，老老实实地写了，结果一发榜，居然在上面。这就没办法了，必须得按规矩给进士授官。在变法开始之前，光绪皇帝见了康有为一面。康有为后来自编年谱，自称皇帝见他谈了两个多小时，其实清朝皇帝不大可能接见一个小小的主事长达两小时。一方面当时康有为等人和皇帝见面是要跪在地下谈的，一般人要是跪在地上跟人谈两小时，结束后估计就得找人抬出去了，而且张元济当时就排在康有为的后面，张元济说光绪帝见康有为就见了十来分钟。我们知道，等候的人肯定对时间的掌握更加精确，前面的人造得了假，后面的人肯定是没法造的，而且张元济是个老实人，怎么会故意污蔑康有为呢。[5]康有为就是一个小主事，光绪帝能见他十几分钟已经很多了，一般也就几分钟的事。此外，梁启超也见过光绪帝一次，但那时他还是满口的广东官话，说了半天，光绪帝一句没听懂。所以后来梁启超发誓要学国语，这样他后来才做得了大学教授，要是当时他不学国语，估计没有哪所大学敢聘任他，学生都听不懂嘛。

最后，康有为被任命为总理衙门章京，也就是在总理衙门跑腿的，这还是兼职，他的本职仍是主事，梁启超则仍旧去编书。所以，我们很难说他们两人在整个政治格局中处于很高的位置，或者是对变法有什么决定性的影响。我们常常讲“康梁变法”，其实都是被康梁二人误导了，这个变法就是戊戌维新，但康梁却自认为这是他们主持的变法。实际上不是这样的，他们在变法中能起多大作用，能说多少话是显而易见的。康自称向皇帝写了很多上书，但其中有一部分是他自己编的，好像光绪帝整天就去看他的上书，听他的教诲。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流落海外，仍然以帝师自居，称他是皇帝的老师，这是哪儿跟哪儿啊。海外那帮人也搞不明白，只好被他蒙。那个时候就是这样的，海外回来的人蒙国内的人，国内的人出去蒙海外的人。一般而言，出去蒙海外的人还比较容易一点，因为海外的人对皇帝还是很崇拜的，一听说康有为是帝师，就纷纷为他募捐，拼命送钱给他。

虽然反对派的力量声音不大，但他们是个很大的群体，人数众多，维新派内部又有分化，比如有地域分化和思想派系分化，意见常常不能统一，这些问题都在变法时出现了。比如梁启超在上海办《时务报》的时候，江浙士人和广东士人发生冲突，甚至打起来了。[6]诸如章太炎、吴稚晖等人对这些广东人很不满意。康有为等人的姿态引起一些大学问家的强烈反弹，同时洋务官僚也处于被排斥的状态，比如他们排斥李鸿章。李鸿章当时是真想贴上维新派，所以即使变法失败，他还利用自己的门生人脉关系保护了一批人，他甚至对西太后说，他就是康党，他绝对是倾向变法的。甲午之败，究竟败在哪里，李鸿章对此是很清楚的，但是他背着战败之名，同时还是《马关条约》的签约人，因此被全国认为是大汉奸，这个名声很不好，大家都不敢跟他走得太近。维新派也不敢沾，强学会成立时，李鸿章也派人送来钱，但是都被主事儿的康梁等人退了回去。说实在的，李鸿章当时已经没什么职位了，但是潜势力还很大，特别是在洋务派官僚中，其关系网绝对比张之洞要更复杂。所以后来李鸿章跟他的孙婿谈话时说，朝中大臣都是扯淡，只有他老师曾国藩能够办事。这话隐含的意思就是他也能办事，事实也的确如此，因为他最能干，办的事多，而且势力广，人脉关系盘根错节。维新之后他救了很多人，若是其他人救，估计是救不下来，但是只要李鸿章出面，这事一般都能办妥。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锐是张之洞的爱徒，但张之洞把他救下来了吗？张之洞也不是不想救，可救不下来。因为张之洞自诩清流，他的势力远不如李鸿章。[7] 李鸿章想救的人，比如徐致靖、经元善等人，就被他救下来了，李鸿章给荣禄打个招呼，荣禄就买账。这不仅与李鸿章个人能力有关，而且与过去的官僚关系网特点有关，其中纠结了无数的恩恩怨怨。李鸿章由于资源多，而且本来性格就比较爽快，出手很大方，这就为他赢得了广泛的好感，人缘特别好。[8]这些受过恩惠的人，大多会买他的账，而且过去官场上还讲老道德，用人用钱能够相互援助，即使一方隐退了，但求助以前的朋友，他们仍会帮忙。张之洞则洁身自好，现在我们也很难听说他和某某某有什么不正当的勾连，遇到要谈判就躲得远远的，这种官僚的确不会落下什么坏名声，但问题是很多事情他也办不了。所以维新派在当时排斥李鸿章，实在是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李鸿章真的是卖国贼吗？虽然社会此时嚷嚷得厉害，说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已经娶了外国公主了，而且李家在外国银行有多少多少存款等，但全是无稽之谈。甲午战争后，李鸿章被解职，于是到欧美转了一圈，他的这次出访在国外引起了很大反响，西方人对他的印象也很不错，后来像“李鸿章杂烩”[9]这种中式菜肴就是那个时候出现的。李鸿章毕竟见过大世面，不卑不亢，也的确有两下子，所以外国人也觉得李鸿章是个值得西方国家尊敬的人物。张之洞也对维新运动很热情，当梁启超要去见张之洞时，张甚至要开中门迎接他，这是按平级官的礼仪来接待他。当时的巡捕官觉得此举太离谱了，因为当时张是总督，而梁启超还只是个举人，这样张才没有开中门，但由此可见张对康梁等人的确是非常敬重的。[10]而康梁等人因为过度自负，对张之洞的态度一直不冷不热。也就是说，维新派一直没有和洋务派结成一种本来可以结成的奥援。按后来的说法，维新派没想过要扩大自己的统一战线，而自己内部又这么分裂。事实上，康梁的姿态也吓跑了很多人。

现在解释维新变法之所以失败，一般归结为“资产阶级不成熟，资产阶级的力量还不够壮大”。但这个提法本身就有问题。中国当时有谁是资产阶级，康梁吗，还是黄遵宪、熊希龄那帮人？他们谁都不是资产阶级。日本明治维新时有资产阶级吗？更没有资产阶级，起来反抗的全是一帮下层武士。像长萨藩的这群武士反对幕府的时候，幕府其实已经对外开放了，武士的口号是尊王攘夷，夷就是西洋鬼子，其实这个口号在当时而言是挺可怕的，等他们推翻幕府以后，发现这些夷都不能攘，结果他们比幕府的开放程度还要高。看来，还不能用阶级史观来讨论这些变革的问题。当时日本的资产阶级可能比中国还弱小，中国至少还有一些民营企业家开工厂，但当时的日本连新式工厂都没有。我现在觉得，当时的日本下层武士里，可能的确有高人，他知道路怎么走，利害在哪里，该团结谁，该拉拢谁，知道该一步步地做。但是我们这帮人不懂这个，所以一下子就陷入了非常尴尬的局面，声势闹得很大，但实效都不大。当然，这个实效不大也有另一方面的问题，这个我们下一讲再说。

[1]　该檄文写道：“本大臣欲救两国人民之命，自当开诚布公，剀切晓谕：两军交战之时，凡尔日本兵官逃生无路，但见本大臣所设投诚免死牌，即交出枪刀，跪伏牌下，本大臣专派仁慈廉干人员收尔入营，一日两餐，与中国人民一律看待，亦不派做苦工，事平之后，即遣轮船送尔归国。本大臣出此告示，天地鬼神所共鉴，决不食言，致伤阴德。”参见张鸣：《历史的底稿：晚近中国的另类观察Ⅱ》，31页，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6。

[2]　关于康有为和廖平的学术公案，实在难以裁定，但当年的章太炎却说得斩钉截铁，他曾说，康有为的书是抄袭廖平的：“他（康有为）著了一本书，还没有出版。他忽然写一封长信给廖平，要把廖平的一本书，毁版——把版子劈了。后来，后来康的书出版了，原来康就是抄廖平的。你想康的心狠不狠，竟然要把廖平的版劈，劈了——毁尸灭迹。”

[3]　俞樾曾任翰林院编修，后被参劾罢官，遂潜心学术四十余年。俞樾治学以经学为主，旁及诸子学、史学、训诂学，乃至戏曲、诗词、书法等，可谓博大精深，被尊为朴学大师，高足有章太炎等。当时社会上有一句流传颇广的话，叫做“李鸿章只知做官，俞樾只知著书”。

[4]　常见的方式是假托回到原典，然后掺入个人的政治理念，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恢复周礼。王莽改制、北周改革以及王安石变法，都是循着这条路径进行的。

[5]　参见张鸣：《再说戊戌变法》，195页、201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

[6]　《时务报》馆内曾发生过康门弟子群殴章太炎的事件。其中固然有章太炎鄙夷康有为研习的乃是伪学术为诱因，但更重要的是粤籍士人控制欲太强，以致造成了和江浙士人的冲突。

[7]　如前所述，张之洞早年本来就是清流派的干将，清流最讲洁身自好，对于营造关系网最为鄙夷。

[8]　后来的袁世凯也继承了他的这一作风，对属下出手阔绰，从不吝啬小财，因而笼络了不少人心。

[9]　这道菜和“左宗棠鸡”在海外是齐名的。

[10]　“当戊戌变法之前，梁启超过武昌投谒，张令开中门及暖阁迎之，且问巡捕官曰，可鸣炮否 ? 巡捕以恐骇听闻对，乃已。定制钦差及敌体官往见督抚者，始鸣炮开中门相迎，若卿贰来见，但开门而不鸣炮，余自两司以下，皆由角门出入。梁启超一举人耳，何以有是礼节。”可见当时张之洞对梁启超的重视。参见王伯恭：《蜷庐随笔》，第4册，301～302页，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

第八讲　从自强到变法（续二）

戊戌维新的贡献

戊戌维新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自上而下的制度变革，或者按通常的说法，是一次大的变法。不过，严格来讲，单从百日维新提出的改革措施来看，它还谈不上是一次制度变革，虽然变更制度已经作为一种目标被提出来了。如果这次变法没有中断的话，可能它还是能够走到变革制度的层面上去。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内知识界常常对传统中国的变法进行讨论，通行的观念是将中国在晚清时候的变革梳理出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文化的递进过程，而戊戌维新所处的正好是第二个层次。虽然在今天看来，戊戌维新真的还没有到达这一层次，但如果走下去，它的发展趋势仍然还是能够预期的，它的确开始对当时的政治制度进行检讨。

上一讲说过，今天我们关于戊戌变法的历史叙事，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沿袭了康梁这一批来自广东的知识分子对变法的描绘和记述。所以我们一提到戊戌维新，首先联想到的可能就是康梁主导下的变法，但其实在当时，有许多人都在变法。陈寅恪先生就曾经提到过，他的父亲陈三立和祖父陈宝箴等人都曾在变法中发挥很大作用。[1]当时朝中一些倾向变法的大臣也曾参与到变法当中，可能以张之洞为代表的一批原先的洋务派官僚在此时也进一步推动了变法，这就是戊戌变法的另一种叙事脉络。此外，江浙的士人可能对变法也有自己的一套历史叙事逻辑。所以，戊戌变法在当时是存在多个中心、多条路径的。我们后来过多地强调了康梁主导的变法，其实陷入了很大的误区。今天我们回头审视戊戌变法，第一步就是要从这种传统叙事中跳出来。如果我们不把戊戌变法局限于“百日维新”，而是往前推的话，就会发现，变法其实是一幅非常壮丽的画卷。

正如后来的研究者所指出的，戊戌变法是一场很大规模的思想启蒙，很多士大夫也乐意被它启蒙，大家都拼命地找有关西学的书，拼命地想到底该怎么变。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打痛了国人，而日本之所以厉害，据说也是因为学西方学得好。于是当时中国就出现了一种学习日本的风潮——既然日本学西方学得好，那么，我们学习西方就可以先从学日本开始。这种心态得从两方面分析。一方面，我们以敌为师，我们向打败了我们的人学习，这种心态很好，反映了国人的气量。另一方面，这种心态也隐藏着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想走捷径。我们认为由于日本人学习西方已经学得很好了，而且日本也是东方国家，与我们文化接近，因此可以直接模仿。后一种心态其实一直贯穿中国人学习西方百余年的历史进程，我们在民国后学习俄国，也是这种心态在作祟。一提到向西方学习，国人总是希望找那种现代化发展特别快的国家为样板，以为这样可以抄小道，省去冗长的步骤，可以把别人先进的经验或成果拿过来直接用，然后就能迎头赶上。

那个时候，在西学东渐这一主导潮流中，其实还有东学之渐。东学不仅仅是指日本的传统文化和学术，更重要的是日本学习西方文明的成果。受这一社会潮流的影响，当时国内很多地方开设了东文馆（日文馆）。这在当时中国，特别是沿海地区，是非常普遍的，而这正好是康梁等广东士人没有触及的领域，东学之渐的风潮并不是康梁等人开创和引导的。除了东学之渐外，当时的媒体也在勃兴。其实在此以前，中国就有传教士办的报纸，如《万国公报》，此外还有一些商业性报纸，如《申报》之类。但这些报纸的发行量都不大，基本都局限在以租界区为中心的地域空间里，读者面也很窄。但这一时期由倾心改革的士人所创办的报纸，比如《国闻报》、《时务报》等，都具有全国性的影响力，全国的很多士大夫都喜欢看。自从有了《时务报》，梁启超的名声便超过了他的老师。康有为在万木草堂里培养的这些弟子，并非就属梁启超最优秀，陈焕章、徐勤等人的学问不亚于梁，梁之所以在变法之前即声名大噪，就在于他主持过一段时期的《时务报》。梁启超凭借《时务报》这一平台，极大地放大了他自己。陈独秀曾回忆，在戊戌维新时代，稍微有一点变革思想的知识分子都是康党，其中的缘由就在于有传播广泛的《时务报》[2]。到后来毛泽东等人成长起来的年代，康梁已经是朝廷的通缉犯了，但他们开始学习作文时，受的都是时务体的影响。梁启超的思想和文风对当时以及后来的青年的影响特别大，学堂的学生一写文章，全是时务体，而且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清政府开始新政，其实还是时务体的天下。

回到正题。我们其实必须搞清楚，戊戌变法最重要的贡献，不在于百日维新。百日维新真的没什么了不起的变革，它的大多数变革都还停留在传统政治层面，如淘汰冗官、裁撤闲置的衙门等。清朝督抚同城，比如在湖北，湖广总督和湖北巡抚都在武昌开府，那么实际施政时究竟该听谁的？所以提议裁撤一个也是很正常的。还有些衙门，比如漕督，此前漕运改海运已经很长时间了，从江南向北方调集粮食早不走大运河了，那么还要这个衙门干吗呢？ [3]还有一些是旗人的特权部门，比如北京的五城公所，就是专门负责打扫卫生、清理阴沟的一个部门，类似现在的环卫局。北京城过去就一条大的下水道，卫生一塌糊涂，每三年正好举人进城会试时来疏浚地沟，但是钱却花得挺多，所以后来百日维新就打算把五城公所裁了。此外还有海关监督，这是个闲差，海关当时是个外包机构，完全由赫德及一帮洋人主持，但是海关监督是由旗人担任的，其实它根本起不到监督的作用。这些旗人机构当时都成了改革的首要处理对象。最激烈的一项，就是科举考试废八股。注意，不是废科举，现在很多人写文章都说百日维新废科举，没这回事，它只是想废八股，就是保留选拔人才的形式，但改变选拔的内容和标准。这已经是最激烈的了，当时也的确让很多读书人不适应。他们读书几十年也就会这个，现在突然宣布不考这个了，考别的他们也不会，那可怎么办？这确实是让一些读书人很痛苦的事情。而别的许多改革，对比中国传统王朝的政治改革，其实都没有什么大的飞跃。比如他们提倡工商业，以前也提倡，只是现在将这一政策明文规定出来而已。说实话，中国传统政治从没禁止民间去搞工商业，谁能拿出证据，告诉我说传统王朝不允许百姓搞工商业呢？没有这样的说法。私人办厂也一直都存在，只不过形式不一样，有集中的也有分散的而已。

[1]　陈寅恪曾指出，清末变法有两个不同的来源，不容混而为一。他的祖父陈宝箴因受郭嵩焘“颂美西法”的影响，基本上是“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这和康有为“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法”，完全是两条不同的途径。因此，我们与其把戊戌变法看做一个单独的历史阶段，不如把它看做自强运动的最后归宿。参见余英时：《戊戌政变今读》，载《二十一世纪》，1998（2），4～14页。

[2]　陈独秀在主编《新青年》时期，曾多次谈到读《时务报》的感受。如：“前读康先生及其徒梁任公之文章，始恍然于域外之政教学术，粲然可观，茅塞顿开，觉昨非而今是。吾辈今日得稍有世界知识，其源泉乃康、梁二先生之赐。”又：“康门诸贤，以《时务》、《知新》主义，号召国中。……吾辈后生小子……恒于广座为康先生辩护，乡里瞀儒，以此指吾辈康党，为孔教罪人，侧目而远之。”参见《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214页、23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3]　黄河于1855年北移至山东境内，夺大清河河道入海，京杭运河航道受阻，此后内河漕运逐渐废弛，漕运总督也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但漕运总督直至1905年才被裁撤。

清政府对于变法的态度

百日维新所提出的那些变革，对于传统政治下的变革而言，确实没什么本质上的跃进。但为什么它会搞不下去呢？一般给出的理由是顽固派势力太强大，顽固派的首领西太后从颐和园跑出来，扼杀了变法，杀了六君子，把光绪囚禁到瀛台，云云。[1]这些其实是结果，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些结果呢？我是不赞成仅仅用顽固派势力反扑来解释变法为何失败的。当时的确有不想变法的人，但戊戌时期，已经没有人敢像当年抵制洋务运动的理学大师倭仁那样，喊出“以忠信为甲胄，以仁义为干橹”的口号，希望利用中华传统文化来抵抗西方了。实际上大家都能意识到国家将面临瓜分危机的紧急局面，都明白只有变法才是解救这个王朝的唯一出路，没人敢去质疑“变”的必要性，人们质疑的是该怎么变。很多人对此并不清楚，只是当改革触到了他的利益时，他可能会本能地表示出对改革的抗拒。

在这里，我们其实还遇到了另一个问题，就是满人政治的问题。刚才我提到了百日维新时期部分的改革内容，大家也能看到，满人的好多特权都在改革中被碰到了。这个改革，千不该万不该，不该那么早触及满人的利益，只要碰到一项满人就会吵翻天，更何况碰到了那么多项。钱穆先生曾讲过，清朝政府仍然是部落政治。[2]这个论断不是没有道理，在满族皇帝统治的背后，确实有一套部落政治的逻辑。表面上是学明朝的制度，就是从表面上看，我们觉得它像个汉人王朝，跟此前汉人的统治都一样，但在背后，其实存在着一个满人自己的部落政治体。作为统治集团的满族贵族，首先属于一个大的统治民族，因此，统治者必须把满足满人利益放在第一位。如果过早地触及这些人的利益，这些人可能不会站出来反对，也不大可能敢堂而皇之地以奏章的方式写出来让皇帝知晓，但是他们会在背后操作，非议、流言、暗箱运作等非制度化沟通是非常厉害的。他们通过各种方式交通信息，比如王公贵族之间的相互串门，或者有事没事去颐和园西太后那儿嘀嘀咕咕，这些方式威力很大，不可小觑。慢慢地，京城里种种流言蜚语、造谣、恐吓都有了。别看这些八旗老爷在面儿上什么都不行，但干这种事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当然不光是满人厉害，汉人也厉害，这个是传统。

而这个时候，统治集团其实已分裂成“帝—后”二元结构。光绪帝在甲午战争前就已经亲政了（皇帝满十六岁亲政是清朝自康熙以后的不成文规矩），从理论上讲，皇帝亲政以后，太后就不能掌权了，但当时西太后仍然掌权。同治帝驾崩后，西太后选择光绪帝来继承帝位，其实就已经明确地表达出想继续掌权的意思。当时这一选择在朝中引起过一场很大的风波。因为光绪和同治都是“载”字辈的，选择同辈的载湉当皇帝，就意味着同治帝无后。而满人入主中原后，已经接受了汉人的那一套宗法观念，即宗族内不管哪一支脉都不能因为没有后人而断了香火，绝嗣是个大忌讳。所以在明面上，这是个很大的问题，西太后怎么能让自己的儿子绝后呢？最后的解决办法是，一旦光绪帝生了儿子，就兼祧两家。也就是说，这个儿子既是光绪的，同时也是同治的。且不论到最后光绪也没生出儿子，这个解决办法本身就是很牵强的。按道理西太后应该选择下一辈，也就是“溥”字辈的皇室成员来当皇帝，这才是正当的。但若选了“溥”字辈的，那么她就变成了太皇太后，称制的理由就更牵强了。[3] 后来吏部主事吴可读在同治帝的大葬典礼上，尸谏西太后，要求将来载湉生了儿子，仍旧承继为同治帝之子，使“大统有归”。[4] 这个事当时闹得沸沸扬扬的，但仍然改不了西太后的专断意志，她就是要掌权。所以即便光绪亲政后，西太后仍然掌着权。

今天我们一谈到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总是把西太后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当成她的一大罪状。其实，这个帽子扣到她头上多少是有点冤枉她了。她在一下子掌了那么多的权后，个性实际上是有点异化了，掌权、玩权成了她生活的全部。所有关于西太后守寡后的风流韵事都是时人瞎扯出来污蔑她的，因为她最忌讳这个，一旦真有这个，她就不能当权了。当时，尽管她掌了大权，但政敌很多，满人对贞节问题本来就比较在意，一旦被人在这方面抓住什么把柄，那么不仅权掌握不了，连太后也没得当了。所以，她可能是长期性压抑导致心理有些变态。西太后身边的宫女后来回忆说，西太后其他方面都好，就是看不得身边的人性生活幸福。[5]比如选皇后这种事，西太后对同治是没办法了，他就只喜欢阿鲁特氏，毕竟是亲儿子，她没有干涉。但在替光绪选皇后时，她坚持要选一个最丑的。看看光绪帝的隆裕皇后，长得根本就没有皇后之相。我曾经就辛亥革命写过一本书，后来出版第一版时，编辑找了一幅珍妃的像，把她误当成隆裕了，结果很多读者都看出来那图片配错了。隆裕跟珍妃差太远了，不是因为珍妃长得很好看，而是因为隆裕长得太不好看了。西太后不到三十岁就守寡了，她生活中的所有乐趣都是玩政治，她把她的生理需求全都升华到这儿来了。至于修筑颐和园，其实是光绪的意思。光绪是想修好颐和园，让西太后去那里养老，这样他就可以真正地亲政了。所以，对修颐和园最积极的是光绪帝。但即便如此，他也得在对外解释时找个名头。当时的说法就是，挪用海军军费不是为了修颐和园，而是为了修一所满人贵族海军军官学校。现在颐和园的昆明湖里还有两艘轮船，当时也的确有个学校，只不过学校是幌子，实际上就是给西太后准备的一处行宫。当然，这处漂亮的行宫并不能满足西太后，她不愿意窝在这里，即使到了京郊，她仍然想把持朝政，玩政治。

在那个时代，女人掌权确实有太多的障碍，毕竟社会是一个男权社会，没有给女人留下任何从政的机会，没有哪个制度是为女性掌权而设计的。但也必须承认，传统的伦理、道德思想中存在一些因素为女性掌权留下了空隙，比如说孝道。孝道不仅仅是指向父亲，也会指向母亲，那么，当父亲不在了的时候，母亲死活要出来干政，做儿子的能怎么办呢，能把母亲拍死么？这在过去是不可能发生的。所以当母后很强势、有权力欲，而皇帝还很年幼时，太后干政的现象就会出现。当时在制度上的确没有给女人留下位置，但是政治思想上又是强调以孝道治天下，忠孝二义一直是历朝统治者所强调的核心统治观念，这种伦理性的政治结构本身便存在一些后门。[6]

不过从后门上位的西太后，要想在皇帝亲政后继续干下去，障碍真的是太多了。干好了还行，稍微干得不好，所有人都会合伙对她进行攻击。甲午惨败，没有人骂光绪，因为大家都知道实权还是为西太后所掌控，所以每个人都骂西太后，不论满人还是汉人。这中间有很多理由，有的其实也带有巫术性质，即把中国失败的原因归于女人当家。所谓“牝鸡司晨，惟家之索”[7]，母鸡打鸣，就是家门不幸啊。这的确对西太后多少不太公平。当整个社会的舆论都将抨击的火力对准西太后时，她的问题就来了，整个国家、朝野上下都逼着她退位。时任两江总督的刘坤一曾在觐见时直接劝西太后让权，西太后辩解称自己并“不似汉太后，听信十常侍辈”[8]。当时李莲英也被人骂得很狠，其实李莲英没有干预过朝政，没对任何军国事宜有过只言片语，他是个老实人。[9]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就没有权力，他是西太后信任的人，众大臣自然会拍他的马屁，以此间接了解西太后的动向，这样下次在朝会时就会比较合乎太后的心意。

在这个时候，西太后的处境是非常尴尬的，一直被人指责和埋怨，自然只有逐步放权。因此，此时主持变法的大权真的就落到了光绪的手上。西太后去颐和园了，虽然她也规定了大事还是得去向她汇报，但她也明白，一旦变法成功了，那么她这个太后也就没用了。因为与她相比，光绪无论从制度还是理论上来讲，都是正统的、合法的统治者，而且他已经成年，表现也一直都不错，很有为，很想做事，不愿做亡国之君，众大臣也都同情他。光绪唯一缺的东西就是事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政绩。西太后虽然在甲午之后被骂得厉害，但在此前毕竟也促成了同治中兴，很多封疆大吏都是她提拔的，这个功劳大家都认账。此外，光绪也没有得到人才的襄助，但只要他的威信和政绩建立起来，所有西太后的人都会倒向他的，因为光绪是一个在制度上合法性特别强的统治者。所以，如果变法成功，西太后可能就真的退休了。有个故事，讲的是有一天荣禄去颐和园看西太后，西太后在扎花，荣禄就乘机拍马屁，说老佛爷的花扎得真好啊。这时西太后长叹一声：“往后哇，我也就只能扎花了！”这话说得很无奈，可见她非常惆怅。西太后实际上是不愿意干这个的，她是个政治女强人，一旦不玩政治就非常难受。可见，这个帝—后结构在当时就是个大问题。

而由此来想，西太后怎么可能是顽固派呢？她不像倭仁、徐桐那样有深厚的理学基础，因自身所受的教育而希望恢复儒家的文化传统，而且在此前的洋务运动中，她也是持支持的态度。可是，为什么后来她的确是被顽固派拥戴出来的呢？这里面有着二元政治结构的微妙。西太后眼睁睁地看着自己逐渐丧失权力，这当然是她不愿意看到的。与此同时，变法所得罪的恰恰又是那些有权势的人，他们虽然不干事，但可以包围西太后，影响她的想法。如果西太后还有实权的话，那么她是不会待见这些人，也不会听这些耳旁风的。但在她将要丧权的时候，这些话就能听得入耳了。凡是说皇帝或者新法不好的话，她会越听越入耳。相应地，她对光绪的态度也越来越不好，即使是没什么事儿，也不给光绪好脸色看。这些事都是常见的，传统的叫法是“婆婆的武器”，意思是婆婆整儿媳妇的武器。婆婆看媳妇不顺眼了，不一定会打她骂她，但会经常性地弄出一些花招来，比如不理她，不跟她说话，媳妇说话时假装没听见，顾左右而言他，等等。在礼节上小辈又不敢反抗她，也不敢追问她，所以这种武器能把人弄得非常难受。现在西太后把这种婆婆的武器用在光绪身上，时间长了光绪就受不了，感觉压力特别大。他逼急了就下了一纸密诏，这密诏不是给谭嗣同的，是给杨锐的。因为杨锐相对比较保守，比较稳重。顺便说一句，像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等“四小军机”是光绪在变法中比较大的突破。因为新法实施在制度上有太多的阻力，旧官僚阻挠重重，军机处的章京也不玩活，光绪没办法，只得再在军机处安置四个听他话的小章京。章京就是军机处里具体办事的人员，就像科室的文员一样，负责具体的文件政务处理，军机大臣就是最后把关的。光绪在军机处安插的这四个军机章京，就相当于他在变法中的左右手。杨锐在这四个军机章京中是相对保守的，毕竟他是张之洞的学生。光绪给了他一纸密诏，问他们有没有什么招数，用出来既能讨皇太后欢心，又能把这些阻挠变法的顽固大臣干掉。光绪为此事很着急，但是很显然，大家没什么办法。

后来，就是谭嗣同出面了，打算冒一次险。当时维新派人士准备去分头游说各路新军将领，最初觉得可能比较倾向变法的是聂士成，还有就是袁世凯。袁世凯参加过保国会，的确比较新，而且手上也有一支七千人的天津小站新建陆军，所以谭嗣同就去找袁世凯。他一去就把这事挑明了，希望袁世凯带着他的七千兵马进京，包围颐和园，逮捕西太后，发动一场政变。但是，谭嗣同跟袁世凯平时没什么交情，袁世凯对变法的拥护也没达到愿意以命相搏的地步，现在谭嗣同突然冒出来让袁世凯造反，你让袁世凯怎么办？他只能上报，他若是不上报，那么自己也会完蛋。所以，我们真的不好埋怨袁世凯告密，这种军事冒险，搁谁头上谁都受不了。退一步说，即使他愿意出兵勤王，他也办不成，他的这七千新军又不是什么野鹅敢死队之类的雇佣兵，也不是特种部队。当时光颐和园外围的护军就有两三万人，此外还有北京其他系统的军队，就算这些都是豆腐渣，但他们至少能保证西太后不被抓走。后来的八国联军的战斗力要比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强得多，但他们也没抓住西太后。所以我觉得，后来的历史都在骂袁世凯是有点冤枉他的。设身处地地想，他也没办法。

这种军事冒险一旦被披露，就给了西太后一个机会，她很快就把整件事情都怪罪到光绪的身上。西太后从颐和园杀回紫禁城的时候，非常痛心地骂了光绪帝一顿，她认为是光绪主谋派遣袁世凯去带兵抓她的。她痛斥光绪是个不孝的畜生，什么当年抱你进宫的时候你才四岁啊，脐带还不干，老是湿，说是有问题，我就天天替你擦，晚上一打雷你就叫，你就哭，还得我哄着你，我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你养大，你居然这样啊，等等，西太后就像农村老太太骂儿子不肖一样。她确实有她的委屈，但在这种玩政治的女人身上，这种委屈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装出来的。在囚禁光绪的这段时间里，西太后经常变着戏法地折磨他，比如在宫里演《天雷报》，就是天雷劈死不肖子的戏，让光绪看着，看完了还要谈体会。光绪也没法辩解。

发展到这一步，变法肯定是不行了。西太后也不是想尽废新法，但是如果不尽废新法，她可能就很难得到那些顽固派势力的支持，难以再度临朝。最后她只留了一个京师大学堂，因为开办一所学校也不容易。但当时的京师大学堂其实并没有运作起来。而变法中那些废漕督、取消督抚同城之类的措施，本来是可以实施的政策，也被废除了。所以，戊戌维新后，中国政治出现了一次严重的倒退。

那么，仍然是刚才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变法失败，真的是因为顽固派势力很大吗？当然他们是有势力，但势力大到什么程度，这个不好说。我们在评述东方国家的改革时，要么习惯用阶级观点看，要不就是用派系观点看，其实我觉得都有问题。如果说中国在戊戌维新时期顽固派势力大的话，那么日本在明治维新时的顽固势力岂不更大吗？连长州、萨摩藩那些主导变革的武士都是以“尊王攘夷”相号召，可见他们的保守心态比我们还重。这个时候，严格地划分维新派和顽固派，或者说，随意贴标签，指定某些人是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某些人是封建阶级利益的代表，其实都很荒唐。当时的大势所趋是非变法无以图存，这个大家都知道。关键是有些人比较混蛋，就喜欢因循守旧，知道要变，但就不想变，宁可拖着，混一天是一天，苟且、麻木。历朝历代，都有这样的人，而且还不少，但他们真能对历史发展起决定性作用吗？其实未必。

关键是改革的具体操作确实出了一些问题。维新派人士所面临的政治结构是帝—后二元结构。所有的操作者，无论是广东康梁这一系，还是东南沿海这一系，包括张之洞、陈宝箴这些握有实权的封疆大吏，他们都没有正视帝—后二元结构这个基本的政治事实，而是都陷入了牝鸡司晨的古老政治话题的迷思之中。他们都有一种抱负，就是想把所有改革的重任交给光绪帝，而忽视了西太后这个最不该忽视的人。此外，还有一个不该忽视的人——李鸿章，在朝中最有权力和影响的人。当时没有人呼吁让西太后主持变法，而事实上，依据后来新政的经验，也就只有她才能把改革推向前进，但是所有人都把她忽视了。康梁这些人不仅忽视西太后，还常常给光绪帝上书，要求他“乾纲独断”。问题是，光绪能独断得了吗？康梁还希望光绪帝能够效法俄国的彼得大帝、日本的明治天皇。当然我们现在知道，明治天皇与彼得大帝无法等量齐观，但在康有为撰写的《日本变政考》中，明治天皇被描述成一位刚毅果决的君主。康梁打造了两个君主，然后让光绪帝以之为榜样。[10] 光绪能学吗？今天看来，光绪帝只不过是个很乖的小学生，有想法，却不知道怎么来实现他的想法。他最后提的问题是很荒唐的——怎样才能既不惹恼西太后，又能镇压顽固派？这怎么可能呢，也确实让几个小军机们不知道如何处理。要说解决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光绪靠边站，让西太后出来主持变法。其实当时最好的方式，就是找一个恰当的理由和时机，让西太后出来堂而皇之地主持变法。毕竟她是最有权势的人。而受人喜欢且合法性最强的光绪恰恰不行。他可能很开明，很上进，但他没有权势，没有魄力，也不敢破釜沉舟地对抗西太后，所以只能逆来顺受地接受西太后对他的蹂躏。[11]

[1]　参见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下）》，第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2]　钱穆先生认为：明太祖驱逐蒙古后三百年而满洲入主，为中国近代史上狭义的部族政权之再建。参见钱穆：《国史大纲》，修订本，81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3]　太皇太后称制在前朝也有先例。北魏冯太后曾在太皇太后的位置上临朝称制十四年。此外，西汉平帝初登位时，也是太皇太后临朝称制，不过她是委政于侄儿王莽的。

[4]　关于吴可读的尸谏行为，参见《清史稿》，第四十一册，12462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

[5]　参见金易、沈义羚：《宫女谈往录》，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2。

[6]　而且我们必须考虑到，作为少数民族政权，满族统治者对于男女的畛域可能并没有汉人这么在意，尽管他们接受汉文化的程度的确很高。

[7]　出自《尚书·牧誓》。

[8]　参见赵凤昌：《戊庚辛纪述》，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四册，319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9]　参见张鸣：《再说戊戌变法》，124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

[10]　《康南海自编年谱》，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四册，150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11]　这种长于深宫、养于妇人之手的皇帝，的确很难与彼得大帝等有作为的皇帝等量齐观，甚至还可以就此分析为何光绪一直没有子嗣。

列强对于变法的态度

再来看一下关于列强在这中间的作用。甲午以后中国出现边疆危机，首先是德国人非常蛮横地占领了胶州湾。在中国近代史上还没有哪个国家曾经这么蛮横，以传教士被杀这样的借口，派来舰队占领了中国的一个港口，然后修了胶济铁路。德国人的野蛮行径引发了列强强租中国港口的狂潮，比如俄国人租大连、法国人租广州、英国人租威海。列强对甲午之后中国的生存境况存在误判，他们普遍认为，中国就像近东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一样快不行了。十六世纪奥斯曼帝国空前强大，现在的北非和中东都曾是它的领土，但在十八世纪以后不断遭受西方列强的攻击，领土大多被肢解，国家主权也被破坏殆尽。列强认为中国像它一样，所以各国都想来占一块。而且如果中国被日本一口吞下，一个强大的日本将在东方崛起，所以列强希望抢先瓜分，从而阻挠日本的野心。瓜分狂潮迫在眉睫，而德国作为帝国主义国家家族中的后起之秀，崛起时阳光下的地盘已经没多少了，这个时候必须在东方抢占一块殖民地，所以就率先干了这个事情。之前虽说俄国人在东北割占了那么多的土地，但毕竟是在遥远的关外，因此在国内没有引起太大的影响。而这个时候德国人的举动就发生在山东，赤裸裸的侵略行径明明白白地展现在中国人眼前。中国人看到，列强就是希望把中国瓜分掉，因此由这件事所刺激起来的亡国危机意识无比强烈。也就是说，在戊戌变法前夕，列强的作用极大地刺激了中国人，同时也刺激了很多士大夫的“愤青”情绪，或者叫民族主义情绪。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列强还是很希望中国变法的，包括日本。所以西太后发动政变致使变法最终失败时，列强非常不高兴。在变法期间，西方列强在中国发行的报纸通常都是对变法作正面的宣传报道和评价。很多传教士都是维新派人士的老师，他们之间过从甚密。很多人会觉得这里有矛盾，为什么它们既想瓜分中国，又希望我们变革呢？按照正常的逻辑，若是我们变法成功了，国力增强了，它们岂不就难以瓜分我们吗？其实此时的西方列强，包括日本，对中国都有多重心态，我们不能认为他们对我们就一种态度，即亡我之心不死。比如日本国内有一批人一直希望中国强大起来，这样日本可以和中国一起联手对抗西方。西方国家也乐见中国按照西方的模式进行现代化改革。我前面讲了，其实西方人最看重的仍然是商业利益，这就需要开拓市场、加速流通。如果中国的改革能够促进市场化规则的确立，那么西方人和中国人进行贸易交流就更方便，他们所能获取的利益也就更多。所以西方国家不希望中国亡国，这个对它没什么现成的好处。直接控制也是一种办法，但是这样成本很高。所以，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态度其实是存在内在分歧的，但我们却常常十分笼统，或者说过于情绪化地将它们的心态强调成简单的一种。如果我们先入为主地接受这样一种笼统的看法，我们就会发现历史的很多事情是无法解释的。比如为什么西方国家支持戊戌维新呢？日本甚至还曾经计划把伊藤博文派来帮中国人变法。[1]

[1]　关于日本政府对戊戌变法的态度，参见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463～484页，北京：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2005。

民众对于变法的态度

此外，我们还要考虑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在变法中，其实民众和维新士绅之间产生了裂痕。这种情况在以前有没有出现过呢？有，比如在洋务运动的时候，洋务派和民众也曾有过裂痕，但没有现在的这么大。中国从洋务运动开始就提倡兴新学，戊戌维新把这个继承下来了，兴新学一直到新政时期还很热。但是兴新学在基层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侵占庙产。不管是佛教的还是道教的，基层乡村的士绅直接把其田产和房舍都占了，特别是在江南一带。当时很多庙产都属和尚私人所有，寺庙和周围的田产都是他个人的。很多和尚都偷偷娶妻，然后生儿子，并培养儿子当小和尚，等儿子长大后再把住持的位置传给儿子。所以这一个家的生活都与寺庙发生关联，或者说，当和尚对于这些人来说已经成为一种职业。这职业不耽误娶妻生子，还可以代际相传，平时还能给百姓念个经、超个度，获得一些经济收入。而百姓在日常生活中也是需要有人来主持这些仪式活动的。现在一些人很愤青，说怎么这些和尚这么不守清规戒律。但事实上，普通老百姓根本不在乎和尚的私生活怎么样，你该怎么活跟我没关系，我该上香就上香，该请人念经就念经，该做道场就做道场，因为我们就需要你干这些，在乡村社会也只有你能干这些。所以，乡间的和尚都能过上安稳的日子，和尚做法、做道场实际上成了一种产业。当然，这种产业的法理性的确不是那么强，私底下说还行，拿到面儿上来肯定还是为士人所不齿的——自己生儿子传衣钵，这个明显不像话嘛。所以后来乡间士绅在强占庙产的时候也是理由充分、底气十足。虽然士大夫也喜欢念经，也常常和大和尚聊聊天，但他们本身仍然有一种倾向，就是反佛。当和尚确实不守清规时，士大夫对他们就会更为鄙夷。所以在这个时候，士绅就联合起来把庙产强占了。

但是，侵占庙产、赶跑和尚后，出现了一个问题。寺庙虽然改辟为新学堂了，但普通百姓的生活从此就缺了一块了。平时老百姓的生活中有很多事是需要和尚参与的，现在和尚被打跑了，那以后找谁去呢？比如，如果家里死了人，找谁超度亡灵呢？普通老百姓得跑老远，去找那些大庙的和尚做法事，得费好多钱。和尚和寺庙在乡间存在了几百年，这本身就说明其担负着相应的社会功能，如果在摧毁之后没有其他人或组织来进行弥补，事情就很麻烦了。太平天国起义之后，清政府其实也遇到了这种问题，就是起义军把一切宗教信仰都消灭之后，民间会出现一股很强的反弹。而且，此时洋教在中国的传播已经引起了底层很多的矛盾和冲突，虽然可能没有我们后来说得那么严重，但民间的确有一股很强的反弹情绪。洋教作为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系统，它在与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发生碰撞时，双方的确可能会出现问题和摩擦。这个下一讲我讲义和团的时候会再讲，这里先做一铺垫。

总之，无论是乡土社会本身的改变，还是洋教的大规模进入，其实都使得大部分民众对维新变法持一种不理解的态度。虽然当时他们没有声音，但一旦改革失败，他们就会表现出一股很强的义愤。戊戌六君子被杀的时候，不少老百姓其实是叫好的，他们都认为国家杀了奸臣。张荫桓被变法牵连而发配新疆，沿途都有老百姓打他。[1]对老百姓而言，康梁就是奸臣，甚至还曾经有过传闻，说康有为进红丸想毒杀皇上。康有为怎么可能去毒害光绪帝呢，但这种流言被第一个人造出来以后就不胫而走，在京城传得沸沸扬扬。在这里，我们也必须提到另一个问题：对于变法来说，启蒙可能是一个方面，而文化的改造一直会是个难题。这个难题一直困扰着近代中国的历史选择和变法取向。

戊戌变法一百天就完蛋了，然后中国就开始向后转。这次埋葬变法的戊戌政变之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它直接导致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一次倒退。整个朝政，乃至中国政治都彻底地朝后转，甚至很多洋务运动时期取得的成果都被否定。如果没有后来的东南互保，那么中国的这次大倒退简直就太可怕了，幸好南方督抚达成了共识，使得倒退只是局限在北方地区，但即便如此，造成的后果仍然是灾难性的。

我们今天讨论变法，而变法本身在中国就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戊戌维新这一话题也会一直热的，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就有很多人讨论这话题，现在它仍然能引起学术界和社会的兴趣。但我们一定要清晰地意识到它到底是件什么事，不要总试图依靠一些概念化、符号化的东西来看待它。一直用落后与先进，顽固与保守，以及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之类的话语，这其实是很荒唐的。谁是资产阶级，是康有为还是梁启超，还是孙诒让或是黄遵宪？要我说，谁都不是资产阶级，也都跟资产阶级没什么瓜葛，当时的资产阶级，在戊戌维新时期，什么声音都没有。

[1]　张荫桓路过保定时，“两市观者万数，咸呼曰：‘看大奸臣。’或有甚其词者，曰此老如此形容，富贵已极，尤不知足，尚妄思作皇帝耶？何如杀却，岂不省事？”参见王庆保、曹景郕：《驿舍探幽录》，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一册，495页。

第九讲　义和团运动

庚子之变，也就是常说的义和团运动，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大事件。我们过去讲清末有两次革命高潮，它就是其中之一。

义和团运动兴起主要有两个背景：其一，因为戊戌变法的失败导致了整个朝廷的政治出现反动和保守势力的回潮；其次，随着基督教势力进入中国，民教冲突逐渐呈现扩大之势。

民教冲突的产生

自从1844年中法《黄埔条约》签订后，中国逐渐取消教禁，天主教、新教再次进入中国。我们前面讲过，在康熙、雍正年间，由于礼仪之争，朝廷曾下达了关于禁止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诏令。在此之前，基督教在中国一直是可以传播的，从明朝中后期一直到清初，宫廷里都有很多外国传教士。虽然在禁教的诏令发出之后，中国境内事实上仍然存在一些传教士，但禁教政策的确直接打击了天主教在华传播的势头。只有少数的东正教教徒可以在中国活动，但他们的势力原本就小，即使不禁也没多大影响。[1]《黄埔条约》签订时，法国还是罗马天主教教廷在欧洲的主要护教国，因此它特意在条约中强调了这一点，要求中国重新开放教禁。当时中国没办法拒绝法国人的这一要求，而且当时国内已经有许多传教士在秘密或半公开地活动，所以也就答应了。

基督教全面进入中国有几个途径。实际上，在开放教禁之前，一些新教的教士们已经进入中国了，他们是以澳门为据点进来的。广东这一带一直有洋人活动，官方也搞不清楚他们到底是传教士还是商人或医生。我们今天翻阅史料发现，当时很多传教士都是以医生的身份在中国开展传教活动的。所以至少是在广东，新教传教士在《黄埔条约》签订以前就已经存在，他们在中国沿海已经有很多活动。但是，正式的解禁还是得到1844年以后，解除教禁之后，基督教的许多教派重新进入中国。

在西方宗教的大规模回潮过程中，天主教所面临的问题不像新教那么简单。新教传教士到了某个城市，一般就是租个地方，开间诊所，一边给人治病，一边传教。但是天主教不同，天主教传教士此前来过，而且历史比较长，只是由于礼仪之争才被清政府赶了出去，所以他们曾在中国留下很多房产。现在天主教回来了，就希望清政府发还那些房产，所以一回来就与地方政府发生冲突，当时被称为“还堂”（退还教堂）纠纷。[2] 要知道，这些天主教传教士向地方政府要房产也不是凭空胡话，他们还真一直保留着一百多年前的房产地契。但是，这么久过去了，物是人非，很多房子都没了，再清理房产之类的不动产就要大费周折，非常麻烦。“还堂”问题一直没能妥善解决，这不断激化着天主教与官府、地方的矛盾。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太平天国被扑灭。太平天国给人的印象，尤其是给中国士绅的印象，乃是披着洋教外衣的土匪。太平天国所到之处，几乎将一切传统文化毁灭殆尽，故而士大夫对洋教的反感也与日俱增。而且，士绅也分不清楚拜上帝教和天主教、新教等的区别，他们大多是笼统地以“洋教”对待。其中冲突最直接的，就是洋教中的一种，天主教。前边讲过，天主教的传播方式与新教不同：新教的传播是潜移默化的，甚至是采用一种中国传统中那种行善的方式，慢慢扩大影响，而且基本只是在城市里传播；天主教则比较愿意深入农村，一竿子插到底。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士绅在城市中的权力一般不是很大，乡村才是他们的天下，所以天主教在农村马上就和士绅产生了冲突。尤其是在太平天国覆灭后，士绅们直接将天主教视作挑起农民造反的恶势力，是到中国来毁坏中国传统文化的。因此，士绅会很直接地把拜上帝教的罪过加到天主教的头上。所以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后，中国持续出现一波又一波的民教冲突。[3]

所谓“民”，就是指一般的老百姓以及士绅，而“教”就是指信教的民众和教会。民教冲突，就是百姓、士绅和天主教教会的冲突。这种冲突其实是很正常的，明末利玛窦等人刚刚来到中国传播天主教时，中国的老百姓就常常把他们所传播的宗教理解为中国的佛教或者道教，稍微懂一点的人至多将其理解为同样是从西方传来的拜火教，很少有人会很正确地理解这个教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天主教跟我们中国的这些宗教不太一样，它是一种硬性宗教。为什么说是硬性宗教呢？因为天主教一直试图进入社会底层，然后建构一套非常坚实的组织框架和信仰体系。这个信仰体系是坚实的，因为它是高度排他的。[4]

当时中国的儒释道三教已经合流了。特别是在江南，某间庙到底是由和尚来主持或道士来主持对老百姓来说已经无所谓，就算尼姑待在里头也并无不可。很多庙既供奉观音菩萨，也供奉太上老君；好多地方供观音，也供妈祖，供碧霞元君；在南方闽粤等地，既供妈祖，也供关公。对老百姓来说，巫术的信仰、佛教的信仰和道教的信仰都是一回事，它们基本就是融合的。而自元朝之后，在和尚与道士之间，道士和巫婆、神汉之间也都基本没有发生过论战或仇杀。这种宗教冲突只是在佛教进入中国的早期以及排佛运动兴起时出现过，之后外来宗教大多都本土化了，彼此相安无事。大户人家要请人做法事时，往往会请一对喇嘛、一对和尚、一对道士、一对尼姑，这就叫“四全”。有四对，这样才觉得气派，这些请来的宗教人士也不会因为彼此念的经不一样就起冲突，就各念各的，相安无事，非常和睦。

但是新来的天主教却不是这样的宗教。它坚守教规，严格排他，不允许信徒信仰其他宗教，而且它的组织形式也是非常刚性的。信了教，你就是我的人，我会给你起一个教名，就是类似现今意大利人的那种名字，直到现在还是这样。然后你的生老病死我都会高度参与，你出生时教会要给你施洗，你成人的时候会有坚振礼（相当于现在世俗的成人礼），你的婚事我也要参与，平时你还得定期到我这里来告解、做弥撒，你死的时候神父会给你作终傅礼。天主教通过这诸多圣事，把信徒集合成一个非常稳固的组织。

这样一种结构的宗教在以前的中国是没有的，虽然中国人以前也信佛教和道教，但没有谁会天天去组织活动。这样，加入天主教的信徒就和外边的人形成鲜明的对比。天主教的活动是经常性的，信徒不仅要常常听教导，还要谈体会。

[1]　东正教主要是在北京活动，其中一些信徒还包括雅克萨之战中的战俘。参见肖玉秋：《俄国传教团与清代中俄文化交流》，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

[2]　新近一部著作对此作出了细致解读。参见王树槐：《基督教与清季中国的教育与社会》，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3]　参见（美）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张俊义、王栋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

[4]　特别是经历了欧洲的宗教改革以后，罗马天主教廷对天主教的传教体系改造得更加强固。

天主教与中国民间传统文化的冲突

更为麻烦的是，天主教的部分教义和传统中国的一些固有信仰是存在冲突的。第一，天主教禁绝偶像崇拜，它绝对排斥偶像。但其实据我个人发现，在欧洲一些传统的天主教国家，比如波兰、法国等地，并不会让人觉得它强烈地反偶像崇拜，因为教堂里有大量的壁画都是以圣母、圣父为题材的，那不就是偶像吗？它不像新教教堂那样，什么都没有。后来传教士东来，他们的规矩就是，我所在教区里可以有我崇拜的偶像，但我决不允许有其他的偶像存在。天主教教堂里面那些壁画多是宗教题材，末日审判、升天、三王朝拜、耶稣降生等，都是这一类的。而中国人特别喜欢的，比如观音、碧霞元君、送子娘娘等，这些全都要禁绝。传教士不允许教民还对这些偶像存在幻想。

第二，天主教从反偶像崇拜出发，动摇乃至否定了中国的祖先信仰。在中国，拜祖先是比拜神灵更重要的活动，这一风气在农村特别盛行，村庄中的主干道上肯定修建着这个村大姓家族的宗祠。其他的庙，无论其香火有多盛，也只能修到一般的辅路旁或者村庄的边边角角里，不可能修到主干道上。祖先崇拜大于神灵崇拜是我们民族的一个特色。我们似乎也不认为祖先就是偶像，宗祠里都是一些牌位，但我们其实很难将祭祖和搞偶像崇拜划清界限。首先，在宗祠里，一些先辈的大人物可能都是有画像的。其次，有些姓的祖先本来就有神灵色彩，比如关姓，关云长就是神，姓刘的刘备也是神，张飞、岳飞等到后来都成了神。虽然一般认为，我们的祭祖不是搞偶像崇拜，但在天主教这种排他性很强的宗教面前，祭祖就是搞偶像崇拜。

第三，中国民间一些习俗和地域性风俗也与天主教的主张产生了矛盾。比如说男女授受不亲，这一条从根本来讲只是一种士大夫群体中的礼仪规范，也只有他们才有资格这么做，因为他们有那么大的房子可以间隔，而且也没有很多实体性的工作要做。小户人家平时都要下地劳作，房子也小，怎么可能做得到间隔男女呢？所谓女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其实都是讲大家闺秀的，农民家没有大门二门的，就一扇门而已，所以，这种习俗在农村实际上是很难做到的。但是不能否认，异性男女平时虽然也能在一起劳作，也可能到集市上赶集时遇见，但如果把他们放到一间屋子里，当时一般的人仍然会有戒心、有忌讳的。可教会怎么可能避得开这些事呢？做弥撒时需要把大家聚合到一起，也不可能按性别分殊，男女各坐一间屋子。这些问题后来逐渐成为导致民教冲突的起因。

先就偶像崇拜而言。入了教以后，祭祖怎么办？是不是教民以后就不能参加宗族的祭祖？如果不参加就很麻烦。虽然天主教有自己的严密组织，但它毕竟不是一个中国土生土长的生活性组织，它只是在中国老百姓以往的生活圈外又附上的一块儿。所以，教民在农村仍然附属于自己原有的宗族，有自己正常的生活圈子，那现在入教了，他们到底参不参加祭祖，拜不拜祖宗呢？这是个大问题，若是不拜，可能就会被宗族的族长开除。对于中国人而言，从宗族内除名无疑断绝了他的所有血缘联系，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第二个是关于多元信仰的问题。过去农村比较多的娱乐活动就是演戏，不过，至少从名义上说，这些戏都是演给那些神灵或祖宗牌位看的。宗祠里一般都有戏台，戏台一般搭在宗祠前头，北面是那些牌位，戏台就在南面，从形式上来说，演戏是给祖宗看的；第二种方式是在庙会上，庙的一边是泥胎神像，一边就是戏台，这里演戏是给神灵看。也就是说，演戏名义上是给那些不存在的物质看的，但实际上大家都心知肚明，戏是演给现在活着的人看的。这些活人看戏其实都属于蹭戏，但尽管是蹭戏，来看戏的人都得交钱，这就是所谓的凑戏份子，当时不流行买票。这种传统到现在一些地方还有，村里演戏，大伙凑钱。按道理说，教会对此宽容一点无所谓，当时农村老百姓也没什么娱乐活动，一年到头就这么一点儿活动，让教民参加其实也并无不可，但教会就坚决反对：若是在宗祠前演戏，那就是给祖先看，是祖先崇拜；在庙会里演戏，那是给各路神仙看，那更是多神崇拜啊！所以教会不允许信教群众参加这些活动。但你们想想，这些信徒能够完全遵守吗？可能家长还能遵守，但那些孩子能遵守吗？根本不可能的。

天主教后来跟总理衙门进行交涉，争取了一项特权，就是农村求神演戏的时候，信教的群众可以不出戏份儿。我们现在还不太清楚，为什么天主教要为教民争取这样的权益。不过，教民不出戏份还想看戏，这就在无形中加剧了普通百姓和教民之间的隔阂和矛盾。一开始，大伙儿可能还只是给你一个白眼什么的，不至于产生什么大的纷争，乡里乡亲的嘛。但有的时候求神演戏有很强的功利性目的，比如求雨。天旱了就要请戏班子来给龙王演戏，大家也都会跑过来蹭戏。演完之后不下雨还好说，但根据史书记载，常常戏演完就下雨了。现在我们的科学解释肯定认为这是赶巧了，但当时人不会这么看的。[1]他们是这么想的：我们找来了戏班子，出了戏份子，然后给龙王演了戏，所以雨才能求下来。但那雨肯定也润泽了那些没出戏份子的教民家的地，而不是只下在出了戏份子的百姓家的地里。在这个时候，普通老百姓就会有很大怨气了，认为这个便宜教民占大了。仅仅蹭戏还好，但这一场雨该有多值钱啊。这一原因往往也会激化某些冲突。

还有就是习俗和风俗等问题。一堆男女一直在一间密闭的屋子里活动，老百姓对此的想象力是很丰富的。教民会说他们在念经、谈体会、过组织生活，但老百姓肯定不这么认为，什么组织生活，肯定就是乱搞男女关系。天主教的七项圣事中有一项是告解，就是密室忏悔。做告解是不分男女的，一个传教士（一般是男的）在里面，男信徒可以去忏悔，女信徒也可以去。男的还好说，女的进去后，小黑屋一关，你想想看，这种事在中国传统社会能激发起人们多么丰富的联想。当时，性意识是被高度压抑的，所以老百姓的想象力进入了另一个极端，在有关性的联想上有很强的跃进能力。就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胳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国人的想象惟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2]。

所以当时很多人都猜测天主教教徒在教堂里乱伦、群交。即使就现代人看，这种派对也只有很前卫的人才做得出来，但当时人们都认为天主教天天举行这种派对，这就很麻烦了。如果某两户人家订了娃娃亲，但是正式娶亲时突然发现女方家里居然已经信教了，这时男方娶不娶呢？不娶的话，家里花的那么多钱估计就要打水漂了，过去娶媳妇是很花钱的，就跟买媳妇差不多；但要说娶吧，一想起老婆是信教的，天天去教堂，一听就像是主动给自己戴绿帽子一样，这就会让人很崩溃啊。而这种冲突在当时是很常见的。

此外，虽然天主教的教义具有很强的排他性，但它也带来了一些新东西，比如办了一些学校，引进了许多先进仪器，教会通过这些来对乡民们普及知识和思想。这事儿尤其让地方的士人和乡绅觉得痛苦，因为他们原本可以垄断这些知识，在以前，老百姓都会听他们的，没人会来挑战或质疑他们对儒家道德伦理这一套赖以安身立命的经典的解释。但现在来了另一批人，他们所讲的道理跟你讲的不一样，虽然老百姓可能觉得无所谓——老百姓还真不见得会在意这些变化——但是士绅们发现，天主教讲的内容与他们不同，却也很有道理。这就让他们很难受，因为以前只有他们才有资格垄断对乡民的教化作用，知识是由他们这一批人来主持传播的，现在有人意图取代他们的位置，他们能不急吗？

其实，当时虽然有很多中国人信教，但这并不说明他们真的懂了许多的基督教教义，《圣经》他们大多也没看过。但是，天主教为他们生活的某些方面的确带来了实效。比如天主教的传教士大多也同时是医生，他们能治病，那个时候有些病中医治不好，但西医可以治。治好了村民的病，可能他们就会信教了。有时候还会出现整村人一起受洗的情形，这一般是因为这个村几个著名的乡绅或者宗族族长得病了，中医治不好，奄奄一息，家人没办法，病急乱投医，就想到让西医治一下。当时西医刚来华，传播还不广，有些中医难以解决的问题还真的被西医解决了。甚至有很多传教士留下记载，说中国人很神，有时候传教士在给中国人做手术时，都没有用什么消毒的药水，划开病人的肚子后，就用很简易的工具把坏死的器官什么的处理掉，然后缝上，结果还真好了，而且还没感染，的确够神奇的。我们现在常常听到的说法是，西医治不好的破烂病，让中医治，可能中医一治就能治好了，那是因为现在是西医当家。当时还是中医当家，所以西医来了以后，常常会出现“神迹”。而只要村里的乡绅或者族长受洗了，全村人可能就会跟着信，成为一个教民村。

除此以外，当时的天主教还能够驱魔。现在的天主教仍有这一功能，梵蒂冈等地的一些神学院还在教授驱魔的一整套技术。中国农村当时经常有（其实现在也有）这样的事，就是一个孩子突然中邪了。过去巫医不分，土医生也可以弄点小偏方捉个鬼，有时候就能把人治好。但也有时候就不灵了，这时只有求助于天主教教士了。那些人念念经，驱驱邪，有时候还真能把人治好，这种事情现在也有，至于说为什么，到现在也搞不清楚。如果天主教能够在这些方面让民众信服，民众也可能会信教的。

本来这些老百姓信教并不是因为虔诚的宗教信心，但是入教以后，天主教教士会对信徒进行洗脑，比如说我们的主是最大的，以前的信仰都不能算数，等等。于是慢慢地，就会有人从信观音发展到信圣母，但是他们头脑中对圣母的印象可能还是原来那个观音的形象。我看到了很多记载这类事情的材料，许多信徒都说梦见过圣母，但他们梦醒后描述述出来的形象是白衣观音，他心里觉得这就是圣母。这样就会形成潜在的冲突。也就是说，这种本土宗教信仰和外来宗教在教民身上也存在内在紧张。

[1]　在清代中期，因为持续的干旱，祈雨甚至都变成了一项国家政治事业。参见吴十洲：《帝国之雩：十八世纪中国的干旱与祈雨》，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0。

[2]　参见鲁迅：《而已集·小杂感》。

清朝官府对于民教冲突的态度

在义和团运动之后，清政府再也不管天主教在华的传播了，但是民间的抵抗力仍然存在。直到1949年，全国的天主教教徒不过二百七十万人，加上新教的，也就是三百万人左右。由此也可看出，天主教与乡村传统之间的张力仍然是很大的。不像现在，农村的士绅没有了，儒释道也都没有了，所以天主教以及新教在中国的传播速度就非常快。在当时，宗教传播的主要阻力来自民间，而这种阻力其实又得到了官方的加持。我们后来的一些研究者，包括当时很多士大夫都认为，一旦出现民教冲突，官府总是向着教会。[1]其实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说法，因为从每一场记载民教冲突的档案来看，官府在一开始都是向着民方的，而且是无条件地向着民方。官府一开始屁股就坐歪了，根本就不是理性、中立的裁判者，一般都是到最后官司打得不可开交，外国公使干涉进来，甚至派来炮舰，总理衙门也派人来调查之后，官府的态度才被迫翻转过来。所以说，官府并非是死心塌地地向着传教士，恰恰相反，自从教禁开了以后，他们一直有意地培植民间对天主教势力的敌视情绪。

民间也很有意思，他们和天主教的冲突并不见得都是他们的错，其实教会在某些时候也理亏。比如教会的组织很严密，对教民的人身控制很强横，确实也有文化侵略的因素在里面。而且，也不是说这些传教士个个都是正人君子，没有人跟中国妇女发生过苟且之事。这些都是可能存在的，问题是，一旦被发现了就会被中国人无限制地放大。此外，有些传教士是兼搞经营，做些买卖，这样不可避免地会和当地人出现一些经济纠纷。但是，我们必须知道，这些问题其实很难引起什么大冲突。那些大的群体性事件，往往是由一些很荒唐的事情激化的，这些事情在当时使得民众对天主教产生了极端的仇视情绪，进而转向暴力。

比如说，有传言称，传教士常常在终傅之礼上把人的眼睛挖了，或者借做弥撒和做告解之机奸淫妇女，组织群交。此外还有一个谣言的集中关注点就是育婴堂 [2]。天主教在中国开设了许多育婴堂，很多嬷嬷都来中国干这件事，他们主要是救助在中国的孤儿。但在那时，一般没人会把孤儿送给他们，所以主要靠他们自己去搜集那些被人遗弃的婴儿。那些刚被扔掉的弃婴还可以救助，有些被扔的时间太长，都快不行了，但只要有一口气，天主教的嬷嬷们就会把他们带回去。这些嬷嬷把弃婴带回去后也很奇怪，她们不是立即组织抢救，而是先进行洗礼，在她们看来，灵魂得救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在这些婴儿没死之前，一定先要让他们的灵魂得救。很多弃婴本来就快不行了，被他们这么一折腾，很快就呜呼了。因此，育婴堂的死亡率非常高，但并不能说这些死婴是嬷嬷们害死的，他们要是不被带回来，肯定也会死在外面。中国当时弃婴的现象是非常普遍的，尤其是弃女婴，实在是太多了，中国历史上遗弃女婴简直就是一种代代相传的风尚，太可怕了。

弃婴大量死在郊外的现象本来大家都知道，但是这些弃婴被育婴堂捡回后仍然大量死亡的事实引起了中国人的怀疑。东一个西一个的婴儿死了可能没人管，但搁到育婴堂里一块儿死了，然后还集中掩埋——于是有人就传言，说这些小孩儿是被育婴堂的嬷嬷们害死的。收这么多孩子，肯定有问题。有的说法是嬷嬷们挖小孩子的心肝和眼睛做药。取人眼睛和心肝入药是中国古代的一种说法，一些古代的医书也认为，取小孩子的心肝可以治疗一些疑难杂症。[3]在中国古代，没有什么是不能入药的，所以存在这种说法也很正常，但在西方却很少听说有用人体器官做药的。

很多关于民教纠纷的档案里，都有关于传教士挖人眼睛的记载，这是为什么呢？有中国人对此作出解释，说眼睛可以做成药水，把眼睛制成的药水往铅上一洒，铅就能变成银子了，而且，唯有中国人的眼睛才有这种功效，因为中国人很贪财，所以中国人的眼睛有效，外国人的眼睛无效。这种说法今天看来是很荒唐的，甚至有点污蔑我们民族的意味，但在当时却有很多中国人相信这套说辞。还有的传言说传教士常常把中国人的心肝炼成油，然后插上灯芯去找宝藏。教会在中国找宝藏也是早期盛行的一个流言。怎么找呢？因为中国人的心也特别贪，所以只要地下有宝藏，灯芯上的火苗就会倏地一下钻到地下去了。这怎么可能呢？但大家也都相信，然后传言外国传教士在中国挖了大量的宝藏，所以才会很有钱。

在今天看来，这些事儿都是荒诞不经的，但在当时，恰恰是这些说法最为广大的底层群众所乐于接受，往往民众和教会打官司，去教堂闹事，乃至把教堂砸了，把传教士杀了，都是基于这些传言或理由。那些正经冲突，比如经济纠纷、房屋纠纷等，完全可以理论，可以通过合法途径对簿公堂，但此类官司反而一直没人去打。民众控告教会的全是前面所说的那些荒唐事儿——而且不是告，是直接把教堂砸了烧了，把人杀了，闹完了以后再去告。中国老百姓的理由充分，指责传教士不是人，尽干这种鬼事儿，所以我们打他们是天经地义的。但我们现在想想，这种理由怎么可能赢得了官司呢？尽管一开始官府都是向着民众这一边，但最后肯定是民众这一方输。

这里又有一个关键的问题了。民方输了，但官方多数不出来澄清，不向群众说明传教士没有挖人眼睛心肝、盗取中国宝藏，官府就是不想让民众知道真相，而是想保持民众对教会的敌意。在他们看来，这样做对于阻抗基督教的传播有好处。

我们可以看看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的例子。天津教案的起因就跟育婴堂有关系。天津的育婴堂和别处的一样，都是搜集和抚养孤儿，而且会对那些主动送来孤儿的人给予一定的奖励，算是辛苦费。但是有一些人渣败类，为了这几个钱，就拐卖正常人家的孩子送过去。当被人抓住时，这帮无赖马上就找理由，说是教会的育婴堂让他们干的。群众不明真相，就相信了这帮无赖的话。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这些混混拐卖孩子就是由教会指使的，但是人们都相信这些混混的话，于是就激起民愤。人们冲进育婴堂，把嬷嬷们杀了，把育婴堂也砸了。此时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赶了过来，认为中国人的理由太荒唐，中国人则指责外国人太野蛮，于是双方要动手打起来了，为了喝退中国人的进攻，丰大业朝人群开了枪。一个外国领事敢于朝中国人开枪，还不大乱？最后死了几个中国人，丰大业也被人打死了，这么一闹，事情就大了。外国军舰就开到天津港口，要求中国人偿命。

怎么善后呢？本来啥事儿都没有，最后硬是闹出了这么大的事件，朝臣也开始对教会妖魔化，多数大臣认为不能对列强退让，不惜一战决高低，所以当时情势很紧张。但是，没人愿意出面负责处理这件事情，大家叫嚷得厉害，但都躲得远远的。最后就由曾国藩出面处理了，当时曾国藩已经生着重病，却敢干别人不敢干的事，这的确是曾国藩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他能够担当。不过在当时，这种事情真的是谁处理谁倒霉。曾国藩抱病到了天津后，实事求是地查，发现没有传言说的那些事，而民众的证据也完全不足以证明他们暴力行为的正当性。而且曾国藩还发现，天津当时非常混乱，很多被杀的外国人其实与教会没有任何关系，只是无辜的游客。但中国人义正词严，认为只要是外国人都该杀，而且还乘机抢夺财物——为了抢外国人的戒指，直接把他们的手指剁掉，这种事当时也是有的。曾国藩查到最后，发现的确是中国人杀嬷嬷和焚烧教堂完全没有道理，因此只能赔款，处分相关的官员，杀人者也按中国的法律抵命。最后抵命的人都是被强推出来的，当时那么混乱，哪知道是谁杀了人，于是就选出了几个替死鬼，但当时社会舆论都认为这些人是“义士”。曾国藩本来极高的名望，经此事后一落千丈。但没办法，对他而言，只有这么处理才能平息列强的愤怒，目的是想挽救清廷在并不平等的国际交往中仅存的一点地位和信誉。[4]

由此案例即可看出，民教之间的问题的确很大。但即便是经过了这么大的教案后，老百姓也仍不明白育婴堂到底有没有拐过孩子，有没有挖过人的眼睛。在老百姓看来，所有关于传教士的荒诞传说都是真的，而官府则是害怕洋人，所以就曲断案件，让中国人赔钱偿命。在这种情况下，民教冲突的确有升高的迹象。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升高，比如北京地区就相对平静，但有些地方就不行，越演越烈，尤其是到了 1897年、1898 年德国人强占胶州湾，强行修胶济铁路以后。德国人的这一行为跟之前其他列强跟中国的冲突有本质的区别。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是想用武力逼迫中国扩大对外开放，把中国纳入西方世界体系中去。但德国是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等它崛起的时候世界上已经没有多少殖民地了，它便不甘心，因为此时它也很强大。还有一个理由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甲午以后，西方国家都认为日本将要吞并中国了，但他们都知道不能让中国被日本吞了，于是也有些国家动了瓜分中国的念头。此时德国便抢先一步吃螃蟹，开启了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德国的行为的确是最蛮横的，其实在此以前，中国人对德国的印象一直是不错的，因为它比较守规矩，不像其他国家那样喜欢胡来，但这一次的确做得非常野蛮。现在我们看当时的德国档案，里面明确记载了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希望在中国强占据点的想法，先下手为强，怎么下手，就是靠抢。德国当时进入的是山东这样一个民风比较强悍的地方，而且山东在当时也不够开放，所以德国人以及后面接踵而至的其他列强进入山东后，很快引起许多问题，以前存在已久的民教冲突再次被激化。我们知道，德国占胶州湾，一个重要借口就是民教冲突，传教士被杀。这事本来不是什么大事，中国当时不知道已经发生了多少起传教士被杀案件，完全可以通过司法程序解决，但德国人却因此而强占中国领土，而且马上就修铁路，这一切被串联到一起以后，很快就引起中国人的强烈反弹。

[1]　参见张鸣：《再说戊戌变法》，172～173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

[2]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历史国情教育中，育婴堂长期是作为帝国主义残害中国儿童的祸首而存在的。

[3]　据统计，《本草纲目》中列举人体器官作药共三十七种，包括毛发、头垢、牙齿、天灵盖、人胆、人肉，等等。

[4]　胡绳在评议天津教案时认为，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的原则是弹压民众、讨好洋人，因此，“曾国藩这个农民革命的最凶恶的敌人，这个标榜‘自强’的洋务派的头子，的确是外国侵略者认为满意的工具”。参见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下）》，第二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清政府对于义和团的态度

所以，义和团发生在山东也不是偶然的。它的确是民教冲突的延续，而且这种冲突又因为德国人的蛮横侵略行径而被大大激化。但是，像义和团这样起于民间且有组织的反抗在此前尚不多见。以前的民教冲突大多都是有序的，由乡土士绅们主导的，以地区为单位，针对一个特定教堂的，而且之后一般还会经过官府，大体上不至于太过脱序。但义和团出来以后就真正脱序了，成了一些超越行政区域的组织。拳民组织起来后，就直接跟教民和传教士为难。按照清朝传统的做法，这类组织是要被剿灭的，因为不是合法的组织，是体制外的东西。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官方对其是全力围剿的，无论是李秉衡也好，张汝梅也好，包括毓贤也是，都是在打义和拳或义和团。但后来另外一个因素导致剿灭政策出现了变异。

我们前面讲到过，戊戌变法之前，即使是在山东这种遭受列强侵略的地方，政府也是不允许民间势力与教会对抗的，因为此时中央政府对西方列强采取的是妥协政策，至少官方在明面上还必须保护教会。但是变法失败之后，整个朝廷的政策向后退，新法尽废，就连此前洋务运动时期的一些合理政策也被废了。朝廷当初搞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都是为了应对西方列强的压力，尤其是为了应付甲午之后出现的亡国危机，学习西方是为了应付西方。但现在政治倒退之后，各种学习西方的新政都被废除，又该如何应付时局呢？

而且，在西太后不搞变法，囚禁光绪，还杀害维新官员之后，列强和她的关系就更为恶劣了。我们前一讲讲过，列强其实是希望中国变法的，它们的确有多重心态：一方面觉得，如果你不变法，我们就干脆把你瓜分算了；一方面又觉得，如果中国能够通过变法自我革新，那就意味着你自愿加入到我们的体系中来，成为我们的小伙伴，那我们为什么不支持呢。[1] 所以一旦中国停止变法而向后倒退，列强们就很不高兴了。因此西太后几次想废掉光绪，最大的阻力不仅仅来自地方督抚，还有各国的驻华公使。而地方督抚其实也是被他们身边那些比较倾向新法、受外国人影响较大的幕僚们所包围着，这个现象也能解释为何后来会出现“东南互保”的局面,其实这件中国近代史上的大事儿就是张之洞、刘坤一、李鸿章等人的幕僚们搞起来的。这些幕僚当时就反感西太后的做法，而他们的想法通过督抚们得到了升华，故而西太后受到多方辖制。

我在前面讲过，西太后没受过什么正规教育，她的知识主要来自于京剧，当时的京剧还很糙，主要反映的就是一些民间的因果报应、孝心、报恩思想这一类很朴实的东西。她心中的怨火是被逐步点起来的，而往柴堆上添加的最后一根棍儿就是谭嗣同前去要求袁世凯包围颐和园。西太后至此把所有的事情集合到一起，全都归咎到光绪身上，她认为光绪最大的恶就是不孝，这些事都是光绪所指使的，按过去的说法就如同“弑母”一般。因为在名义上西太后就是光绪的母亲，而且她自己觉得很冤。所以她一直想废光绪，但是又废不了，也很憋屈。她本来就对西方列强没什么好感，现在全然是恶感了。

此时坊间也有传言，说西方列强要压服西太后，逼迫她还政光绪。西方国家有没有这念头呢？有，但他们没有这种实际行动。这种时候，外界压力就导致了直接的权力争斗，本来是西方列强对中国国家的压力，现在转化成对西太后个人权力欲望的一种压力。西太后坚信，北京的外国公使都在逼迫她，在这种情形下，她就极有可能做出失态的决定，而恰在此时，义和团的事情被下边的地方官报了上来，于是事情起了变化。开始有人吹她的耳边风，称“民气可用”，朝廷不行就靠民众嘛。我们在第一讲就讲过，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就一直存在一个神话，即相信官怕洋人，洋人怕老百姓，老百姓怕官。这种思维其实就是小时候玩的老虎棒子鸡、石头剪刀布之类游戏的逻辑，这多少代表了我们民族的一种心态，相生相克的往复循环，这其实也是一种思维定式。虽然后来人们发现洋人并不怕民众，但这种说法仍没有消失，一旦时机成熟，它就又作为一种宣传口号把社会大众鼓动起来了。当朝廷发现他们没有什么资源的时候，就想到要利用民众来反制洋人。所以这个时候，朝廷的政策取向就出现了游移。不过，这种游移自1899年下半年后就开始了，当时中央政府对义和团剿抚不定，而一旦这样，问题就麻烦了，义和团很快四处扩散，主要发展势力就进入了京畿地区。如果朝廷下决心围剿义和团，那么他们绝对闹不出什么名堂。

而且，义和团之所以最后赢得了西太后的支持，原因在于民间一直传说义和团成员有神功附体，可以刀枪不入。刀枪不入的法术其实不是义和团发明的，此前很多教门在起义闹事时，都会以此作为噱头。民间搞政治，从来都脱离不了巫术的成分。但这个时候，传统的法术就变成了一种特定的、专门针对洋人的法术，义和团的刀枪不入不再是以前冷兵器时代的刀枪不入，他们鼓吹洋人的火枪也打不死义和团。至于说冷兵器的刀枪不入，大家在看艺人街头卖艺时估计都见过，今天少林和尚表演团也爱搞这玩意，睡钉床、拿刀在肚子上砍什么的，原本就是特技戏法，那时则变成了义和团的特定法术。义和团成员声称，只要通过特定的请神仪式，让拳民来神了，就可以掌握这种法术，这其实是包含一点气功成分的。我看当时档案材料的描述，说有人一来神了，就一蹿丈余，可以直接上房。这感觉跟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气功热时的现象没什么不同，某个练气功的，突然之间，只要功来了，整个人就不一样了。

[1]　在处理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时，不能轻易地将列强的对华政策简单化，毕竟西方国家存在多个利益集团，而且在进入现代世界后，随着议事规则和政策制定程序的改变，很难说某个国家一直对中国就坚持一种政策。

第十讲　义和团运动（续）

义和团兴起的原因

在过去，民教冲突这一块儿是被研究得挺多的，随着“文革”的结束，意识形态在学术研究中的影响逐步正常化，很多研究义和团的人开始将研究视野转向了文化冲突，这是八十年代以后兴起的对义和团的一种新解释。[1] 今天我们来看，文化冲突肯定是存在的，比如祭祖、拜神、求神演戏，等等。但是这种文化冲突明显是被后来的研究者夸大了，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当时发生民教冲突的地方很多，但同一时期也有很多地方是相安无事的。基督教的进入，并没有能力在地方上强迫百姓信教，或者强迫一些信奉其他宗教的信徒改宗，申令地方百姓只能信什么不能信什么，这样的事是不可能发生的。

所谓的西方文化霸权，的确存在。但是，这种霸权并不能强制中国人信教。而且我们还知道，中国人对于文化一直都有比较强的包容心态，表现在宗教上也是如此。中国人对于宗教没有特别的信赖，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虔诚，很多人信教都是有功利心的。任何一种神灵体系在中国人看来可能都是他处理世俗问题的助力，可以来帮他忙的。你灵，我就信你；你不灵，我就去拜其他的神。多信一个神或少信一个神，对他们来说是无所谓的。在中国人眼里，各种神灵或者宗教信仰体系的区别和边界向来是不清楚的，他们也不愿意分清楚，他们所在乎的，只是这些神灵是不是够厉害，是不是有真本事。正因为有着这样一种实用理性的心理，他们对外来宗教的排斥性也是不强的。

我曾经研究过很多的教案案例，发现在大多数时候，普通百姓和教民其实是能够和谐相处、相安无事的。某些时候彼此之间还相互求助，比如不信教的百姓家里有人生病或是中邪了，他们可能就会去找传教士来搞个驱魔仪式，借助他们那个神来作作法，解决现实问题。对中国人而言，这个很常见啊，只要他觉得你那个神很灵验，就会求上门来，基督教可以，天主教也成，只要你这玩意儿厉害就成。因此，当时老百姓和教会并非一直处在你死我活的状态，当时中国对基督教有较为强烈排斥情绪的，主要是那些儒学正统观念很强、道学气特别重的地方士绅，至于一般的士绅和普通老百姓，其实他们的观念是很含混的。而这些卫道气很浓的绅士，对佛教和道教都很排斥，更何况是纯西方的基督教了。但是这种人其实不多，我们的传统文化在宋以后基本就实现了三教合流，三教可以合流，多教也能合流。所以说，义和团之前的中西文化冲突被我们的研究者过度渲染了，特别是在八十年代“文化热”兴起后更是如此。

在翻阅当时的教案卷宗时，我发现了一个倾向：官方从一开始就有意地制造或者说挑起一般民众对传教士的敌意，很多官司的审理过程都是很荒唐的。前面讲过，基督教既没有去挖小孩的眼睛，也不会去挖小孩子的心肝做药，更不会在瘟疫发作期间到水井里下药，而做弥撒的时候肯定不会就是群体淫乱。但是当民众以这样一些罪名将教会告到衙门以后，主审的官员却一直含糊其辞。民方不管在这场官司中是胜还是败，他们从来都无法从官府那里得到一个权威的、正确的解答。他们实在无法想明白，为什么基督教这么灭绝人性，这么荒淫无耻，我们居然还告不赢它！最后口耳相传的解释就是，这些洋人太厉害了，他们可以不讲理。所以每打一次官司，民众和教会之间的仇怨就会增加几分，本来相安无事的人，后来因为官司杠上了，然后就逐渐变得势同水火。官府这边基本没有人主动作出过引导性的解释，在每一场官司中，官府一上来都是偏袒民方，实在不行了，比如受到干预、外国炮舰来威胁或上级来指示的时候，他们才把案情翻过来，最后宣布民方败诉。几乎每一个案例都是这样审下来的，非常荒唐。[2]也就是说，官方一直在利用民间的势力来抵制外国宗教文化的进入，因为公开打压传教士是不行的，条约里面都有清楚的规定，而且中国是弱国，没法公开压制他们的传教活动，于是官方只有借助民间的力量进行阻挡。所以说，民教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掺杂着官方纵容的背景。

当然，官方的纵容仍然只是一个潜在因素，如果没有戊戌之后中国整个政治上的反动，那么这次义和团运动也闹不起来，因为民教冲突大多都是分散的，烈度也不是很大。后来之所以这些分散的势力被聚合成一种力量，很大程度上是与清朝政策的改变有关。当然，这个事情发端在山东，也有其特殊的原因。甲午战争之后，西方列强确实动了瓜分中国的野心，其中第一个下手的就是德国，德国人非常蛮横地占领了胶州湾，然后还修了胶济铁路。这一举措就更加激化了山东一带的民教冲突。

我们知道，像义和团这样一个历史运动，它出现在山东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源头。主角是谁？最先干的是谁？是本明和尚还是赵三多，还是大刀会？其实他们都有可能第一个吃螃蟹，都有可能参与挑起民教冲突，攻击教士、洋人等的武装或半武装的群体性行为。像大刀会这样半拳半匪的组织，以及一些神拳组织，都有可能参与过最初的义和团的行动。按道理说，民间出现这样一些组织，官府是会镇压的，但是后来政治向后转时，有些人认为，这个时候应该要借助一下民气。老百姓反洋人，我们也反洋人嘛。政治上不反动的时候呢，跟洋人还比较亲近，因为洋人是老师，传教士是老师。变成敌人后呢，洋人的面目就越来越可憎。有的守旧官僚想，我们和民众都反洋人，那么民众就应该是我们的朋友。而最高领导西太后，这个时候得到的信息是洋人对她步步紧逼：第一，不许她废光绪；第二，逼她退位。但她就是因为不肯退位才发动了政变，怎么可能会主动退位呢？所以她也想找一个反抗之道，但国家的军队都朽不能用，新军初建，力量还很薄弱，这个时候下面有人递上折子，说民气可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就迎合了西太后的心思。[3]

此外，我前面也讲过，民间长期流传着一个神话，也就是说官怕洋人，洋人怕老百姓，老百姓怕官。这样一个所谓的循环神话，在当时对西太后也有一定的影响。所以她的态度就非常犹豫，而她的态度一犹豫，下面就难以控制，地方官难以掌握分寸，就不好办事，义和团也就很快发展起来。而就在此时，这帮人开始出现统一化的倾向，这个倾向倒不是说围绕着一个固定的领导开始聚合，而是说这种传播模式差不多成型，这样扩展起来就十分容易。本来还只是各地分散地行动，但不久之后，许多地方上有势力的士绅也都加入。

[1]　关于文化冲突与义和团的关系，海外代表性的论述可参见（美）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张俊义、王栋译，73～106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另见（美）费正清等：《剑桥中国晚清史（下）》，14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2]　周锡瑞关于巨野教案的描述，即展现了这样一层逻辑。参见（美）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130～154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

[3]　而且这中间还有一个扑朔迷离的点，就是所谓的“洋人照会”，逼迫西太后还政光绪，无论真假，这都在极大程度上激起了西太后的愤怒。

义和团的特点

义和拳，或者说后来的义和团之所以能够吸引人去追随，在于他们有一套能够忽悠人的本事。中国人就是这样，无论宗教也罢，气功也罢，必须得有点本事能够马上露两手，这样民众才肯信。以前佛教传入中国时，僧人是露了几手法术把人镇住，然后才开始有人信的。基督教来时，很多传教士都是医生，他能够治病。而义和团就演练刀枪不入，这个也是能够让老百姓看到的、眼见为实的法术。刀枪不入是需要演练的，当时开坛的时候，拳民天天都在演练，通过演练，让老百姓知道。今天看来，当时的刀枪不入的确挺复杂的，在某种程度上，它就像一种气功，但又并不是单纯的气功，它糅杂了许多民间表演技术，比如变戏法什么的。演练的时候，团民们露出肚皮，大刀往肚皮上砍，一砍一个白印，很唬人的。

拳民上法，进入状态，那么这些人就会变成特定的历史人物或者神仙。以前民间教门的信徒想变成神灵，一般是由师傅带进去的。但是现在的拳民要想变成神灵，一般不用师傅带，只需从师傅那儿学会怎么进入状态，就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变成各种神灵。这些神灵一般不是来自某种特定的宗教，而更多的是来自民间的小说戏剧人物，甚至可以说，几乎全是小说人物，比如《三国》里头的关张赵马，《西游记》里头的悟空八戒等。当时出现孙悟空的频率跟出现八戒的差不了多少，很多农民喜欢当八戒，一上法都成八戒了，然后学八戒状，比如拱地啊，翻跟头啊，各种动作都能做出来。当然，还有的是什么黄天霸、黄三泰，甚或是穆桂英、杨家将什么的，不一而足。只要当时曾在戏曲小说里出现过的英雄人物，都会成为拳民们希望比附的神灵。我曾经统计过，比如三国人物，团民喜欢的，基本都是出自蜀汉，也就是刘备麾下的人物，曹操麾下的大将一个都没有，甚至连吴国的人物，周瑜、黄盖之类的大将都没有。这就说明团民的选择都有一定的倾向性，一旦得到官方的半肯定之后，就会刻意强调自己的正统性。[1]我们知道，在民间流传的《三国演义》之中，蜀汉是正统，而这种正统叙事是被老百姓所接受的。虽然就具体的历史情境来说，曹魏正统可能更合理一点，但那是历史，老百姓接受的是小说和戏剧里的说法。此外，当时扮演反叛人物的也很少，很少有人会说自己是宋江、李逵的，只有武松例外，因为武松在山东是一个很特殊的角色。在山东快书里，水浒其实讲的就是武二郎的故事。总之，除了武松，在当时基本没有什么反叛性人物出场，因为他们自认为都是忠臣，要扶清灭洋。所以，他们一方面延续了正统，一方面还要表明自己是朝廷的忠臣。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另一个问题，我们很多研究者都认为义和团是由白莲教的支脉传续过来的。他们始终无法解释，为何义和团的势力进入北京以后，特别热衷于抓白莲教。虽然其中被抓的人很多跟白莲教没什么联系，但义和团似乎是想通过这一举动证明它和白莲教没什么瓜葛，虽然他们拿出来骗人的那些法术可能跟白莲教有一定的渊源，但他们从不认为自己是白莲教，而且一直坚信白莲教是反动组织，自认为肩负着要帮助朝廷消灭白莲教的使命，以此强调自己的正统性。对于义和团而言，这些原本无意识的东西多了以后，这个组织本身附着上许多的政治倾向，并随着历史发展逐渐暴露出来。[2]

有宗教性质的民间团体借助气功的魅力来进行传播，这种方式在中国真的是一种文化特色。义和团搞过一次，后来红枪会又搞了一次，它们的形式真的都差不了多少，只是每个阶段的老师都不太一样。[3] 义和团的法术都是由老师来传播，当时这些老师走村串巷，在一个地方传完了，就到下一个地方。义和团组织中的领袖是大师兄，就是每个坛的负责人，而老师就是负责传法术的，也就是类似于我们后来说的那些气功大师。但他们传授的是真正的气功吗？他们真的热衷于干这种事情吗？其实也不一定。一般来说，干这种事的人，都怀揣一些现实的经济目的，他传授神功并不是白传。传完之后呢，会有一部分人声称产生许多奇异的感觉，还有一些人没有特别的感受，但会装疯魔，这种情况在坛口的演练中是非常常见的。义和团更多的行为不是去直接和教会发生冲突，他们在平时就是喜欢这么折腾，同时也通过这种形式动员更多的人参加。

到了一定程度以后，西太后就觉得这些人是义民了，经过亲信大臣的“实地考察”，也相信他们真的有刀枪不入的法术了。[4]这时候，团民就更加疯狂，进入疯狂状态以后，这个事情就变得很费解。他们居然开始公开表演这类所谓的刀枪不入法术，他们不再玩以前那些骗人的小把戏，而是真的相信自己能够刀枪不入了，真的就拿火枪往身上打。这种事发生过很多次，每次实验的结果，就是这些神功的迷信者被火枪哐的一声，在身上打出个大洞。还有些人疯疯癫癫地跑到清军的军营门前，要清军拿洋枪测试他们刀枪不入的法术，对方告诉他别打了，但他非要坚持，结果打一枪，人也就死了。到了战场，真的跟洋兵打的时候，比如进北京后要攻打使馆区和教堂时，人家那边有枪，而且还真的往这边放枪，这个时候就是刀枪皆入了——一扫一大排，然后后面的就哗哗地全跑了。死的第一批人，也就是敢冲在最前面的人，他们的勇敢其实都是建立在这种迷信上面，真的相信自己不可能被人打死。但是后面的人对这种神功可能只是将信将疑的，见到前面的人倒了，他们自然也就都跑了。

这玩意儿不是挺厉害的吗，怎么还是没用呢？这个时候，义和团就开始编出其他的解释了。第一个，就是要求有配合。就是说，我的法术需要你们的配合，不配合不行。怎么配合呢？要想让我们把洋人的枪炮闭住，你们就得先把自家的烟囱，用红纸盖上，而且得听义和团的号令，在某个时刻一起盖上。当时北京天津天天折腾这个事儿，老百姓听到义和团的号令就上房盖烟囱，真的是不胜其扰。还有就是要求义和团在和洋人交战时，妇女不能梳妆打扮，出来时不能穿得太漂亮，必须披头散发，不能洗脸，不能梳头，裹脚的出来时要放脚。义和团又说，洋人也有功夫，义和团的法术挺厉害的，但就是怕女人，那些被洋人打倒的拳民，都是因为头天晚上跟女人睡了觉，破了色戒的，所以就不行了。但这个也会被人揭穿，有些人明明就没睡啊，所以这个解释很快也被放弃。义和团又进一步说对方很厉害，因为洋人的每一门炮上都骑着一个裸体女人，这样就可以破除义和团的法术。还有一种说法，是说西什库教堂的主教法国人樊国梁有种法术，他挥舞着一个用女人阴毛编织成的“旄头”在指挥，而且西什库的围墙上贴了好些女人的阴户，险恶的洋人用女人的下体破了义和团的神功，所以义和团败给了洋兵。[5]义和团仍坚称自己有破解的招数，他们认为要以毒攻毒，以阴制阴，就是也把女人派上去，于是天津的义和团请出了黄莲圣母。现在很多电视剧把红灯照吹得神乎其神，其实很多都是瞎掰。根本就没有红灯照这个组织，红灯照就是一个传说，传说有女孩子，可以平地飞升，到处放火。而黄莲圣母其实就是一个船妓，为什么会把一个船妓奉为圣母呢？因为船妓是最低等的妓女，当时他们就想找一个最脏的妓女以毒攻毒，你们洋人那边搞女人，我们这边也搞一个，而且更脏，找这种最脏的来跟你对抗。中国封建传统都认为女人是不洁的，妓女就更不干净。黄莲圣母之所以存在，其实就是基于这种传言，她是要作为一种象征来跟洋人对抗的。但是后来的研究者更荒唐，为了配合意识形态的说教，硬是把黄莲圣母的横空出世解释为妇女解放，这唱的是哪一出啊！ [6]义和团对女性其实抱有极端的歧视，捧出“圣母”，不过是为了利用。天津是黄莲圣母，北京是金刀圣母，但是都没用——男的不行了，就指望靠女人身体的想象来建功立业，这肯定是没用的妄想。

其实，好多义和团的法术都是蒙人的。什么望空一挥手，然后前方一片地就全着火了，其实，义和团早就派人去浇好洋油了，然后这边煞有介事地作法，扔根划着的火柴棒过去，然后就真着了。这种破事儿在今天肯定大家都看得穿，但在当时确实把很多人都蒙了。然而，一旦真正和洋人对阵，这些鬼把戏就都不中用。所以后来八国联军来攻城时，西太后已经明白，她自己被义和团蒙了，却已经骑虎难下，所以后来就尝试着和解。我们后来的研究者又抓住这个大做文章，说为什么义和团打不下使馆区和西什库教堂呢，因为西太后在后方变招了，往使馆里送西瓜、冰块和食物了。其实是因为西太后已经知道义和团不行了，只能赶快给自己留点后路。但是，此时已经晚了，西方国家的大军已经出动，他们不可能再善罢甘休的。

关于西太后，且不论政治立场如何，她其实一直是个很明智的统治者。但她有个最大的弱点，就是在国家利益和个人权位之间，总是选择个人权位。最初她选择义和团，其实也是无奈之举。她自己也明白，支持这样起自民间的群体来折腾，后患无穷。的确，义和团进京后，全城都乱套了，各处的衙门都被义和团占领了，而义和团实际上成了端亲王载漪这样一些顽固派的工具——载漪等人想借着义和团的力量来整肃政敌，看谁不爽，就派义和团去整谁。西太后也不是不知道这些乱民进了北京会是怎样的局面，但她太想保住她的权位了，火烧眉毛了，以后再说吧，现在只能顾眼前。在抵制洋人和维持秩序之间，她选择了前者。但是，最后才发现这些拳民根本抵抗不了洋人，他们在见识了洋枪洋炮的厉害，发现所谓的神功根本不管用之后，就如鸟兽散了。西太后的选择，背后也有朝廷顽固派的支持，当初戊戌政变就有他们的运作，此时他们就更活跃了。顽固派尽管落后保守，而且头脑冬烘，但代表了中国自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的一股势力，他们抗拒西方，不肯进入西方的世界。最初，他们的武器还是仁义忠信，觉得这东西可以作为干戈舟楫。可是，此时他们知道孔夫子的家底已经不行了，只能乞灵于民间的法宝，民间的勇气。

这种民众的抵抗真的就是一种神话。一些人喜欢质问这一块的历史研究者：你到底站在义和团这边，还是八国联军这边？其实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我们不是要挑边站，批评义和团，决不意味着就支持八国联军。但是八国联军是怎么来的呢？我们有必要先放下民族主义情结来看问题。如果你威胁到了人家的使馆，那么人家更会出兵了。其实当时西方对于中国发生这样的问题是很震惊的，当时欧洲两大阵营已经开始形成，正积极备战，他们作出联合出兵的选择，难免有些尴尬和无奈。他们想不到，中国一直向西方学习，到这个时候会突然来了个大倒退。所以说，上面那个问题本身就是很荒唐的。义和团和八国联军真的就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选择么？这个选择题本身就有问题。[7]

[1]　参见张鸣：《大历史的边角料》，26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

[2]　义和团对白莲教的仇视甚至到了滥杀的地步。如义和团“出永定门，乡民适趋市集，七十余人悉执以来，伪饰优伶冠服儿童戏物，指为白莲教……骈斩西市。”参见恽毓鼎：《崇陵传信录》，见《义和团》第一册，50页。《庚子记事》中有：“菜市口杀前拿获之白莲教男妇七十余人……半多永定门内外居民，率皆粗笨之人。”　“（义和）团在武清界奶子房拿八十余人，皆做纸画人马形赶庙会者，谓是白莲教谋不轨。”　参见仲芳氏：《庚子记事》，26 页、154页。

[3]　八国联军攻破天津后，绝大多数义和团教民从京津一带回归乡里。民国初年土匪猖獗，百姓苦不堪言，于是义和团教民又摇身一变，以红枪会名目在山东再度兴起，其运作形式和组织形式都和义和团无甚区别，也是传授“刀枪不入”的法术，也是以“堂”为基层组织，以大师兄为统领。

[4]　慈禧派出考察义和团的乃是大学士刚毅和赵舒翘。

[5]　义和团在攻打洋人教堂失利时就说：“此处与别处教堂不同，有无数妇人赤身裸体，手持秽物站于墙头，又以孕妇剖腹钉于楼上，故团民请神上体，行至楼前，被邪秽所冲，神即下法，不能前进，是以难以焚烧。”或“本日拳民荡平西什库之期，摆金网阵，惟洋人有万女旄一具，以女人阴毛编成，在楼上执以指麾，则义和团神皆远避不能附体，是以不能取胜。”后又换一种说法，谓：“教士以女血涂其屋瓦，并取女血盛以盎，埋之地，作镇物，故咒不能灵。”参见张鸣：《大历史的边角料》，23～25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

[6]　《文汇报》1967年4月14日曾发表了《赞"红灯照"》（《人民日报》4月17日转载），这是当时评“红灯照”的第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对义和团和红灯照持什么态度，是衡量一个人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的试金石。在这一年的四月份，《文汇报》和《光明日报》还分别整版刊载红卫兵颂扬红灯照的文章和历史学者整理的义和团史料。

[7]　说到底，这还是历史的悲情意识和民族主义情结作祟。

东南互保

所以说，到了义和团运动后期，清政府已经出现了很大的混乱局面，而就在这个时候，“东南互保”出现了。我们过去对东南互保评价很低，认为是一帮投降派督抚没有执行中央的命令。现在感觉研究有些解冻，对东南互保的评价稍微高了一点，至少史学界可以正面研究它了。对此，我们首先需要知道，为什么这些督抚会有这样的举措，他们为何不接受中央的命令？朝廷要求督抚跟外国决裂，这些督抚却继续跟外国合作，你要杀教民我不杀，你要打教堂我不打。东南互保其实不仅仅局限于东南，袁世凯到山东担任巡抚以后，也加入了这一体系。也就是说，只要地方督抚有一点开明迹象，他就会加入这一阵营。毕竟洋务运动搞了那么长的时间，国家还是培养出了一批相对理性的官僚，尽管他们可能也对西方国家没什么好感，但他们都知道义和团只是一帮乌合之众。刘坤一和张之洞是东南互保的最初发起者，但这个发起的背后其实是受到了一帮地方绅商的鼓动。这帮绅商最早有这个动议，并且在西方领事和地方督抚之间穿针引线，各方联络。地方督抚既有相当的空间可以不受中央制衡，也有大批的幕僚精英从旁协助。我们讲过，曾左李以降，督抚专权，地方势力崛起，他们就有了抗衡中央的实力。而且，地方的崛起不仅仅是地方督抚的崛起，还有地方士绅的崛起，特别是太平天国以后，他们的势力也逐渐壮大。这一时期已经到了可以影响地方督抚的程度，比如像赵凤昌 [1] 这些人就是在背后东奔西走、穿针引线，最后还真就把这事儿搞成了。到后来，东南互保的范围越来越大，事实上保护了中国的大半江山不受荼毒。当时据说有人给张之洞起草奏折，称自己不愿意执行朝廷的命令，开始是说“臣待罪东南，不敢奉诏”。后来张之洞想吓唬一下这个西太后，把奏折改成了“臣坐拥东南，死不奉诏”。当然这个是传言了，但这个故事反映出东南士绅们的抗命心态。[2]后来西太后跑到西安以后，其实也肯定了张之洞、刘坤一等人的行动，认为他们做得对。也就是说，西太后在下罪己诏的时候，其实不仅真正地认了错儿，还对这些人表达了感谢。我们还必须知道，虽然西太后到了西安，但这些抗命提出东南互保的地方督抚们仍然支持她。本来八国联军进入中国后，首先希望惩处的人就是西太后，但等他们打进北京城以后才发现，包括参与东南互保的各地督抚依然维护西太后的地位，所以他们只能改变主意，最终把她从黑名单上剔除了。

从东南互保这一事实其实也能看出，义和团并没有多大的力量。我们知道，山东是义和团的发祥地和大本营，拳民中最多的就是山东人，而且这里民风强悍，习武的人本来就很多，所以真会两下子的练家子也不少。但是，在袁世凯被派往山东当巡抚后，很快就把这些拳民势力清理干净了，而且他的镇压还是发生在西太后称赞义和团是“义民”的情况下。袁世凯要么把拳民就地遣散，要么就让他们上前线，去北京、天津和洋人打去，谁敢待在山东他就剿灭谁，结果，就整干净了。所以，如果政府想剿灭义和团的话，其实并不难，它真的没什么特别的力量。我们过去研究义和团，研究农民起义时，总有一种不好的导向，就是一种机械的群众史观，认为人民的力量是强大的，人民是了不起的，所以，没有人敢轻视人民的力量。的确，我们现在也不能轻视人民的力量，但是，人民的力量要想被整合和发挥出来，必须要通过一系列的机制，靠义和团这样的低效能组织是没戏的。每次农民起义能够成事，一般都是由于有地方精英的加入，比如太平天国起义；而武装群体之所以能够成事，在于这一群体中有熟练的武装人员的加入，比如明末陕北的起义，就是因为裹挟了大量劲悍的边军戍卒。农民揭竿起事必须要具备一些条件，不能不讲条件地认为他们都很厉害。而像义和团这样的自发性组织，当时根本不具备这些条件。我曾经看到过一些材料，义和团成员并不像费正清考察的那样，排斥洋枪洋炮，他们曾经去抢清军的枪炮，而且也抢来一部分了，但是都不会用，偶尔用一下，又觉得枪炮的声音太响了，就不想打了。而且，如果有人精通战场指挥还好，但是他们都只会点气功，对这些现代的作战方式一窍不通，所以没办法成事。

[1]　赵凤昌早年以佐幕湖广总督张之洞而闻名，其在戊戌变法、东南互保、《苏报》案以及南北和谈中皆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传奇人物。

[2]　徐梵澄在“蓬屋说诗”第十六则曾记载：“义和团起事，张南皮反对之。时卧榻上吸鸦片，听幕友读所办奏折稿，有云：‘臣待罪东南，不敢奉诏。’南皮奋然掷烟枪而起曰：‘这老寡妇要骇她一下！改：臣坐拥东南，死不奉诏！’——则其时大臣私对慈禧有此称矣。”参见徐梵澄：《蓬屋诗存》，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义和团失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

这场战争之后，中国的结局是很悲惨的，签订了《辛丑条约》。而且，签这个条约还得等李鸿章来，西方人只愿意和李鸿章谈，中国这边也只能派出李鸿章来谈。北京城里的旗人在此前是很希望义和团闹的，然而他们同时也表现出了很强的对于侵略者的归顺态度。庚子以后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他们的确对敌人非常归顺。有一个英国记者曾经描述了战乱之后北京城的境况，他写道，一个旗人贵族在战后居然找到他，要把他们家最漂亮的一个女孩儿送给他，希望这个英国记者能够保护这个大家庭。由此可以想象，当时的旗人贵族对占领军的恐惧以及由此生出的归顺心态有多重。还有很多人拼命地去找洋文书，现学现用，用洋文写上一些小旗插在家门口。如果家处英占区，就用英文写“大英国顺民”，如果是日占区，就用日文写“大日本国顺民”。这个真的一点儿都不夸张。

这个时候，旗人们像大旱盼云霓一样盼着李鸿章北来，以前骂他骂得最凶的，比如骂他是卖国贼的人现在都希望他来。李鸿章幸亏是在义和团闹得最乱的时候离开了北京，否则义和团闹起来的时候，估计西太后也保不住他。西太后还算是有一点良知的，她的报恩思想特别重，从来都不处罚那些中兴名臣，大家不信可以去查。包括像李鸿章被人骂得那样狠，最后还是被派到两广当总督去了，为了避祸。西太后的这一做法还是埋了伏笔，可能就是想着一旦闹砸了，到时候还能让李鸿章出来收拾乱摊子。甲午以后，李鸿章一直被骂，他的压力也是一直很大的。但在这个时候，李鸿章真的不负众望，来了，来主持对西方国家的谈判。

这次谈判谈得很艰难，就跟甲午战争后去跟日本人谈《马关条约》一样，其实李鸿章是没有什么本钱的，不过，至少他没有让西太后进一步受窘。但是，《辛丑条约》签订以后，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象征，基本是所剩无几了。第一，使馆区可以驻兵。我们不要以为之前使馆就能驻兵的，其实以前一直不能。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闹义和团的时候，使馆区和西什库教堂里有正规军的士兵呢？那是因为西方各国看到义和团闹起来以后，觉得安全受到了威胁，就临时派进去了少部分军队。第二次再往里派军，就是西摩尔联军，但他们当时没有到达使馆区，因为途中被清军阻截了。所以，此前西方国家的确在使馆区没有驻军的权力。就跟现在国际公法规定的一样，甲国在乙国的使馆，所在土地的主权仍应是属于乙国的，只是使用权让渡给了甲国，而且乙国不能随便进入，以示对甲国国家主权的尊重。另外，保卫工作主要是由乙国提供，但甲国也能够派出一定名额的非现役的安全人员保护使馆工作人员的安全。但当时中国怎么可能提供得了保卫呢？当时攻打使馆区的除了义和团，主要就是清军了。所以，西方国家提出了驻兵要求。这一规定后来使得西方国家的使馆区成为标准的军事占领区了，使馆地界属于你国领土和你国在这里驻军，这是不同的概念。第二，从天津到山海关一线，外国军队可以驻扎。[1]天津大沽炮台被全部毁掉，天津作为北京城的门户，自此一线洞开，中国军队不得在此驻扎。后来北洋军只能以警察的名义驻扎在那儿。所以，天津警察在当时是很厉害的，他们虽然穿着警察制服，却都是正规军队。后来张勋复辟，段祺瑞准备在马厂誓师时，第一件事就是把警察局占了，把警察都招呼过来，这些警察就是兵。我们还可以想想，为什么后来卢沟桥事变发生在卢沟桥，不是山海关，就是因为日本在这个地方是可以合法驻军的。

最后就是老一套的赔款了。但这次赔款与以前不同，它是专门惩罚和侮辱中国人的——你四亿人都是混蛋，所以每人赔一两银子，然后西方国家按照义和团运动期间各国损失的大小和各国出兵多少进行分摊。当时的中国，岁入刚刚接近一亿两，经过这种大乱以后，已经极其残破了，户部银库也被八国联军抢了。这么多银子，怎么赔？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负担。关税和盐税，都抵押了出去。不仅如此，各省也有各自的赔款，特别是那些杀教民和杀洋人比较多的省，赔款数额也是巨大。但在此期间也有亮点，就是当时的新教传教士，主要是美国的新教传教士，他们一直在各国之间进行斡旋，对帮助中国人而言起了一定的作用。他们的努力主要在于：第一，要求列强不能惩罚所有的中国人；第二，认为应该对中国人进行教育，而不是单纯的惩罚；第三，鼓动各国尽可能地减少中国各省需要负担的赔款。尽管新教的教堂和教士在拳乱期间也遭受了残害，但新教教会基本都放弃了赔款要求。相反，他们还在各国国内组织了很多捐款，以救济品的名义送到中国遭受兵灾的各个地方。所以，义和团之后，新教在相当一部分中国人中间得分很高，国人对它的印象很好。后来美国第一个退还庚款，这个其实也是新教传教士推动的。[2]

但是，这个退款不能直接退给中国政府，于是美国人就成立了一个基金会，中国政府把赔款拨给美国，美国再把钱拨还给基金会，然后专门培训中国人到美国留学，每年一百来人。庚子赔款生其实生活都挺优裕的，因为这些钱都由基金会拨付。到民国时期，退还庚款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运动，不仅美国退，其他各国也都在退，那个时候成立了许多诸如中法大学、中英大学之类的高等教育学府，这些都是用退还的庚款办的。但是各国之间，有的退得多，有的退得少，有的退得很实在，有的退得一点也不实在。最不实在的就是日本，日本退还的庚款全都给了那些在华的跟日本有关的团体，而这些团体都是为日本人办事的。所以，其实日本人退来退去，还是退到了自己头上，但从名义上讲，它也退了。庚款退得最彻底的是美国人，它真的就是一分钱没要，据说现在基金会还在运作，只不过退回的钱都是给台湾新竹的那个清华大学，不往我们这里退。当然，这中间也有好多的陈年旧账，因为很多美国人资助的教会大学，比如燕京大学、协和医学院等，后来都被无条件没收了。

还有个大问题需要我们正视。评价义和团的功绩时，我们常常说义和团粉碎了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美梦。这话从哪里来的呢？是八国联军主帅瓦德西说的。瓦德西称，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足够的国力和财力去统治人口占世界四分之一的这个国家。[3]瓦德西确实是这样说了，但是我从瓦德西的日记里真的看不出他对中国人有什么尊重之处，他还是很看不起中国的。但是，为什么经此一役之后，十一国列强并没有把中国彻底瓜分了呢？我觉得这的确是个问题，但在解释这个问题时不能以此夸大义和团的作用。因为西方国家本身就有多面性，这个多面性在很多时候都会折射出不同的统治策略。一方面，他们的确不希望中国好，对他们而言，让中国保持孱弱更便于掠夺和奴役。列强掠夺中国、盘剥中国，这是事实。但是，西方国家一直在进步，到义和团的时候，西方国家整体的文明水平已经相当进步了，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已经相继出现，在第二国际建成之前，工人运动的发展其实就是文明进步的一部分。这个时候，西方国家国内的许多政治家已经开始对以往的殖民政策进行反思和批判，处理国家间事务时的道德水准跟以往已经不一样了，赤裸裸地去殖民、去瓜分一个大国到这个时候并不时髦了。

其次，虽然说德国人瓦德西是八国联军的主帅，但是德国的实力毕竟不济，只不过因为它在义和团运动中受损最厉害（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了），自认为最冤，故而选德国人做统帅。其实当时出兵最多的，一个是俄国，一个是日本。美国出兵也不少，但是，美国人相对扮演了一个文明的角色，美国在此时提出门户开放政策，对以往的殖民政策是一种反动。当然，你们也可以解释成，因为此时美国经济实力最强大，门户开放可以使它不通过占领其他国家任何一块土地就能获取利益。但客观上来讲，美国的政策确实比殖民主义更文明一点。

而出兵最多的俄国和日本则是各怀鬼胎，不久以后就发生了日俄战争，它们是中国的近邻，对中国有强烈的领土野心，所以彼此有激烈的竞争。只不过日本人当时表现得比较文明，占领之后也做了很多公益的事业，比如修筑公厕，还就此制定各种规章，比如不允许随地大小便等。之前的北京城从来都是污水横流，也没有下水道，只有一条大沟，这沟是由满人管理，但满人又不干事，每年只清理一次，总之是一塌糊涂。这个改观就是从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开始的，后来新政接上这个茬，开始置办警察和公共卫生系统，北京人这个时候才懂得了不能随地大小便的道理。日本在中国的占领装出了文明的倾向，所以后来在日俄战争中，中国的舆论大都是站在日本那边的。

[1]　这一款的规定，很难说清楚是俄国人还是日本人所要求的。

[2]　胡适先生著有《美国退还庚子赔款记》一文，载胡寄尘编：《清季野史》，183～185页，长沙：岳麓书社，1985。

[3]　原文为：“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能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参见（德）瓦德西：《瓦德西拳乱笔记》，王光祈译，上海：上海书店，2000。

第十一讲　清廷的新政

新政是清朝最认真的一次改革。经过跟西方近七十年的接触和碰撞，中国新崛起的一代士绅阶层和绅商阶层已经站到了前台，在他们的努力下，这场变革还算是做得不错的。如果按照这条路走下去的话，那么中国的前景还是不坏的。就像李宗仁先生曾经回忆的，他晚清时期在陆军小学上学的时候，感觉一天比一天好。[1]但是，这场变革中间出了一些变故，节点就是1908年光绪帝和西太后的先后离世。西太后死前匆忙指定的接班人是一个年仅二十五岁的摄政王载沣。载沣和与他同齿的一些少年亲贵当家，开始搞收权活动。

新政是清廷特别重视的一场自上而下的制度变革，而且中央和地方对此也都注入了很大的热忱，但是这场变革所引发的争议却很多。因为这场变革开始后不久就发生了革命，而我们一般在评述一场推翻了前代王朝的革命时，总是从正面对其进行评价。我们惯常的逻辑认为，肯定是前代王朝做错了什么事情，至少有些事情做得很糟，所以才导致了革命。而新政和革命在时间上是存在先后关系的，因此有人推论，新政其实加速了王朝的灭亡。现在很多论点都指向这一判断。还有一些研究认为，新政的动作较大，比如仓促间废除了科举，斩断了传统士子与朝廷的联系，这些改革导致了一系列的负面问题，等等。这样的议论很多，但在我看来，很多推论都是倒果为因，因为后面有革命的现实在那儿摆着，有人就喜欢做事后诸葛亮，相信这次新政就是干得不好，不然清政府怎么会垮台呢。他们所坚持的，一直是倒推法的逻辑。

[1]　参见唐德刚：《李宗仁回忆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新政的成就

当我们翻阅当时的史料，会发现新政还算搞得不错。当时朝中的主政者西太后是下决心要搞变法了，不过那个时候的国家统治机器已经不行了，所以变革可能就会走岔道。当年王安石变法的初衷也不错，但为什么会越变越坏呢？因为他主政时也是国家机器已经不太灵了。不过对比北宋时期，晚清的变革实际上是一种开放式的变法，这个过程出现了几个新的因素。

当时中国的士绅阶层已经开始向绅商阶层转化了，这样他们就有很强的积极性，希望中国变好。而士绅阶层当时还是一个很有力量的阶层。在晚清，整体社会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也就是说，比起清朝中期，这个中间层在社会变动中不是被削弱了，而是变得更强大了。因为从曾左李之后，士绅阶层就经历了一个公开崛起的时期。我们前面讲过，太平天国被平定前后，相对于中央而言，地方势力开始崛起，其中第一轮可能就是督抚专权，到了后来就不仅仅是督抚专权了，地方士绅和绅商各种势力也都相继崛起。而在当时，这一派的力量特别希望中国能开始一场自上而下的变革。他们期盼朝廷不再像以前那样羞羞答答的，只变器物，不变制度，或者是即使变制度，也是犹抱琵琶半遮面，而且中间还有可能被打断。他们希望清政府能启动新一轮比较彻底的变革。所以在地方势力的推动下，这次变革能够往前走。而在这次新政过程中，出现了三种新鲜事物：一个是媒体的壮大；一个是新市民的兴起与发展，士绅和绅商团体的壮大；其三是准议会的出现。

近代的新式媒体在中国早就出现了。像上海的《申报》，是1870年前后出现的，后来又有了《新闻报》。但只有到了庚子之后，媒体才成了气候。庚子年刚过，1903 年就爆发了《苏报》案。《苏报》抨击朝廷的时候，最初朝廷还只是沿用以前以言论定罪的办法：你是言论上的大逆不道，我就可以用叛逆罪来治你的罪。最初清朝官员就是按这个思路去查办的，但没想到时代变了。而且，《苏报》办在租界里，中国警察是不能进去抓人的。最后清政府没办法，只能以原告的身份出面来起诉《苏报》。这样租界当局就以西方的法律标准，以诽谤罪的罪名判罚了《苏报》，而不是用中国传统的大逆不道、谋反之类的来定罪，所以最终也只是判处了邹容和章太炎两人几年的苦役。而且，判的这几年苦役，还都是邹容和章太炎自己找的。按当时查办者的意思是要放他们一马的，早就放出风来，就希望他俩赶紧走，到时候找不到人，这事儿也就拉倒了。但这两个家伙，尤其是章太炎，竟然自己找上门去了，那就只好依照法律把这案子给办了。其实，当时的租界当局和查办人都希望他们一走了之的。但是，这个案件在当时的确很有意义。

与此相关的，后来还出了个沈荩事件 [1]。严格来说，沈荩不是一个媒体人，而是一个有革命倾向的活动分子，他被朝廷抓了以后，在外界的宣传中被塑造成一个单纯的媒体人形象，其实他所做的确实是煽动造反。沈荩以革命行动者的身份自居，他比章太炎的动机还不单纯，章当时毕竟还只是鼓吹革命，而沈荩就是一直想实践革命了。但他确实也有一个媒体人的身份，所以就被外界鼓吹成一个单纯的全职媒体人了。他最后被西太后杖毙，他的死惹得西方舆论大哗。西太后也完全没有想到外界的反应会如此强烈。对她来说，这既是一种教训，也是一种学习，因为她此前从没有接触过这些东西。而且我们知道，庚子一役以后，她已经下决心要变法了。政治向后转，此路不通，再走下去，不仅国家要完，朝廷要完，她自己的小命也要玩完。所以，在她下决心向西方学习之初，国内出现了这么两件事情，使得她从此将触手从媒体那里缩回来，再也不敢随意干涉了。因此，新式媒体在那段时间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十分之活跃。司法改革后，还出现了中国近代新闻法，也就是《报律》，这就跟以前大不一样了。

这里也需要廓清一些我们传统的习惯看法。这个时候出现的媒体并非如我们以前所想象的，都是革命媒体，都以呼唤革命、推翻清政府为目的。其实，多数媒体都是商办媒体，他们并没有很强的政治立场，但是这些报纸的老板都希望中国能在一个适宜和平变法的条件下进行变法。这种声音越来越大，最终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此外，由于在变法过程中地方自治、地方士绅的声音逐渐提高，他们的政治需求借着媒体和其他传播媒介被极大地放大了。实施预备立宪之后，他们的声音就主要借助谘议局和资政院这样的平台发出。这几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朝廷不敢在这次变法中儿戏。虽然国家机器已经不行，但还有支撑着这一国家机器的外在因素，比如舆论、新市民，以及在野的士绅。因为此时有外界的东西对它形成了保护，所以当时的国家就不像传统王朝那样，一旦腐朽就完蛋。

所以，在我看来，清末的新政实际上是一次比较成功的变法。事实上也是如此，朝廷中的官制改革、司法改革，以及创办的新机构，如邮政、内政（就是警察）等，还有废除科举，都在有序地进行。我们不能因为这一过程十分紧密就认为废科举引起了很大的社会不安。其实，废科举基本是波澜不惊的，没有引起什么大的动荡。贾樟柯有一次跟我讲，他看到一条史料，称清朝废科举后，山西侯马曾有一群秀才上街游行抗议。但是，也不过尔尔。总的来说，这次废科举并没有引起太大的骚动，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引起什么深层次的变动，这个我们稍后还会再讲。

总的来看，这次变法在行动的深度和广度上其实都远远超过了戊戌维新。由于变法的缘故，吏治逐渐变好，国家整体上也没有什么大的异动，这就带来了第二个新现象，也就是民营工业的崛起。纱厂、缫丝厂、面粉厂等都在翻倍地增加，像周学熙创办的唐山启新洋灰公司，简氏兄弟创办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还有之前办起来的张謇的大生集团，以及荣氏兄弟的纱厂，等等。此外，朝廷也开始创办许多国有银行，不再依赖过去的旧式钱庄，比如开办了大清银行、交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 [2]，等等。1905年到1908年间，民营工业出现了发展高峰，各种厂矿增加了两倍有余。所以，在这一时期，朝廷的财政状况也大为好转。

经过庚子之变，北方基本就处于混乱状态，义和团的破坏加上八国联军的入侵，以及四亿两白银的赔款，造成了极为惨痛的损失。当时清政府的岁入也不过近一亿两白银，这四亿两赔款在当时是非常沉重的负担，中国人已经不能自主支配关税和国内大部分盐税了，收了以后就直接成了赔款。在此之前，关税已经占到整个朝廷收入的四分之一左右，而盐税占的比例就更大。也就是说，当时国家税收中的一半左右中国人都无法自由支配了。在这种情况下搞新政，的确是很窘迫的。但是新政以后，国家财政情况居然大大好转，中央和地方的财政都有很多结余。1911年，国家财政收入达到近三个亿，而且没有什么赤字（被资政院削掉了）。革命前夕，其实各省都有结余。藩库里至少都有一百万两以上的银子，像首义的湖北省更多，四千万两，就当时而言，这绝对是一个天文数字。[3]当然，此时地方的独立性已经大大增强，地方有钱不一定能够说明中央财政也很宽裕，但总的来说，国家整体的财政状况已经在好转。至于司法改革这一块儿，清政府也做得很认真。沈家本真的是一个中国法律界不可多得的人才，仅就司法而言，从晚清到北洋政府，再到国民党执政时期，这次改革是做得最认真的。而且，朝中大臣，如张之洞、袁世凯等人的表现也不错，甚至一些满人大臣，像端方这样的表现也不错。

所以，总的来说，由于有外在因素的监督和刺激，在这次变革中，整个国家机器并非我们以前想象的那样无可救药。越到后来，它的吏治腐败程度其实越是在逐渐降低，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有人监督，报界能监督各地自治的士绅，后来的省谘议局能够对官僚系统实行监督；一方面商业发展之后，国家整体的财政收入增加了，官府也有了相当的储备，不必再像以前那样竭泽而渔了。所以吏治其实是在逐渐好转，预备立宪以后，这方面的表现就更明显了。事实上，官员们也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胡作非为。地方自治团体真正办起来以后呢，他们一方面能够对老百姓的利益进行适度的整合，同时也能对官僚形成一定的外在制约，官员们想干什么事，若是不经过他们，有时候还真的比较难办。在新政期间，地方的自治团体确实也成了国家法律上承认的合法机构，不像以前，官方可以无视这些民意代表的意见，因为他们以前是没有合法地位的。

[1]　沈荩在今天被誉为“中国首位殉职的新闻记者”。

[2]　浙江兴业银行成立于1907年，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商业银行之一，是由浙江铁路公司创议设立的，总行设在杭州。据称，在1927年前，其存款总额在私营银行中一直处于前列。

[3]　起义时武昌的藩库里有存银一百二十余万两；铜币局存现洋七十余万，银八十余万两，铜圆四十万；官钱局有铜圆二百万，官票八百万张，未盖印的官票两千万张，洋元票二百四十万张，库银二十万两，现洋三十万元。湖北财政存款总计有四千万余元。参见张鸣：《辛亥：摇晃的中国》，25～26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预备立宪

关于新政，有几个问题是需要重点谈的。

第一个就是预备立宪的问题。以前否定新政的人，一般都不愿意谈预备立宪的事儿。他们宁愿忽视新政中这个最积极最先进的部分，他们主观上想压低新政的历史地位，因此就不想对预备立宪有太多正面评述。其实，这次预备立宪真的是不错的。在当时，立宪的呼声是从康梁开始的，康梁当时都还在国外，他们对这次变法其实都是保持着一种很矛盾的心情。一方面，他们相信这次变法的方向是正确的，因为这次变法就是接续了戊戌的逻辑，改革者抄袭的就是戊戌维新的旧稿，他们不可能不认同这次变法。但是，戊戌变法失败后，他们在海外骂西太后骂得太厉害了，西太后绝不可能容忍得了他们，所以，他们的通缉令是不可能被撤销的。这个倒不一定是和西太后贪恋权位有关，西太后和康梁之间存在的是一种私人恩怨。当年康梁等人流亡国外，过于意气用事，把西太后骂得太厉害了，比如说她不过就是咸丰帝的一个小妾如何如何的。对于这个话，西太后肯定是无法释怀的。

康梁欢迎这次变法，但他们又不能参与，而他们又特想参与，所以立宪的声音是他们最早喊出来的。本来立宪的主张在变法中是一个比较激进的声音，西太后最初决心变法的时候，她的改革路线图上应该是没有立宪这回事儿的。其实在戊戌维新时，所谓的筹备开议院也是相当遥远的事情，没有说马上就要进行。光绪当时主持变法，其实并没有将立宪这一动议放进他的路线图。但就在这个时候，康梁等人在海外把这个事情给提了出来，很快就得到了国内知识界和政界的积极呼应。这里有很多的原因。一方面，参与过维新变法的部分士子此时已经回国，而原本国内就有许多跟他们志同道合的人，这个时候他们就很兴奋，相信变法应该按照他们的意图，也就是当年维新派的意图来走。另一方面，赞同他们的人也越来越多，因为经过庚子之变，很多有点头脑的士绅都认识到，中国非变法不可，不变法就是往后退，往后退的结果就是再次闹出义和团。人人都不希望再看到义和团，人人都恨义和团，大家都希望能往前走。要走，就得走远一点。正因此，尽管在当时立宪主张是一种很激进的呼吁，却得到了社会的广泛支持，与之相呼应的声音也越来越大，最后连朝廷的重臣，比如张之洞、袁世凯、端方等人都开始应和。当然，这中间也有一个外在的刺激，就是1904年的日俄战争。

我们后来的史学家描述起这场战争，都说中国人当时很愤怒，因为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了争夺对中国的控制权在中国的领土相互厮杀，戕害中国人民。但可能事实并没这么简单。当时有些中国人却是很兴奋的，因为日本战胜了俄国，第一次，东方的黄种人打败了西方的白种人。当小个子的日本兵押着一长队的俄国战俘的照片出现在报纸上的时候，实际上中国人一片欢腾，他们认为，日本人能够做到的事情，我们也能够做到。而为什么日本能够战胜俄国呢？当时没多少人强调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反而都认为是日本立宪之故，立宪的日本战胜了野蛮专制的俄国，这是日俄战争给中国人留下的最直观的启示。事实是不是如此？这个另当别论，但当时的中国人都是这么看的。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材料发现，当时对很多事情都存在泛政治化的解读，这是一种风气和潮流，而这种风气和潮流在当时也极大地刺激了立宪运动的发展。[1]

所以，日俄战争结束以后，西太后的确坐不住了。这时候她开始了一些调查，先是让曹汝霖这些留学生进宫给她讲课，讲什么叫立宪，什么叫国会，什么叫宪法。她特别关心的是，开国会以后，皇帝的权力会如何。结果每个人都跟她说，皇帝的权位没问题，立宪以后皇帝的权力会得到法律的保障，是相当稳固的。当然，说这话的人也不完全是忽悠她，皇帝的位置在立宪后确实是会得到保障的，比如现在欧洲许多国家还保留着君主，其地位都在法律上得到了保障。但是，作为一个统治集团，或者说是一个占据统治地位的少数民族，满人的政治权力毫无疑问是会逐渐丧失的。[2] 立宪走到最后，肯定就会建成比较充分的代议制民主。开始的时候未必会这样，因为君主立宪制的形成肯定是需要一个过程，没有哪个国家能够一下子建立起一个像今天英国这样的制度，英国的制度也是经过了一个很漫长的变革才走到这一步的。但是立宪搞到最后，皇帝的权力肯定会被逐渐剥夺和架空，最终变为虚位皇帝，可能只有地位、财产和荣耀，其他的就都没了，实际上没有权力来控制国家了。但是，当时毕竟没有人会把这事想得很透很长远，所以，也只是跟西太后讲了立宪政治的一个方面。西太后这种政治老手当然不会只听一面之词，于是又让以端方为首的五大臣出国考察，亲眼去看看外国的君主立宪制度究竟是什么样子。[3] 五大臣出去转了一圈，然后回国，找人写考察报告，之后这件事儿就落到梁启超头上了。由此亦可看出，康梁等人其实是特别想参与这件事情，而且在事实上也真的积极参与了这场变法。不过，至于这个考察报告写得怎么样，其实无所谓，西太后不会细看的，她就是听口头汇报。西太后问得很直接，立宪以后，各国的皇帝怎么样。端方对此也说得非常明确，他肯定地说，立宪以后，皇帝位置就是世袭罔替，而且还有国家法律作保障，根本不用怕。听到这句话，西太后像吃了定心丸，就预备立宪了。

预备立宪中所颁发的《钦定宪法大纲》，其实就是一个对日本和德国宪法文件的杂糅文本。[4]所以，有些人也批评，说这些都是假的，清政府搞的不是真民主。但这些批评者忘了任何事情总是要有个起点，从这个起点坚持走下去，只要大方向不错，一般都会走到政治体制相对完善的境地。比如日本，我们现在一直存在着一个误解，以为日本从明治维新以后就一直是一个军国主义国家。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如果坚持要这么说的话，很多历史现象就没法解释了。日本开设国会，开始出现政党政治的雏形以后，尽管君主权力还相当大，但如果按照既定路线走下去的话，日本也会变成英国的东方翻版。但是在二十世纪初，军人的权力开始崛起，并由此导致了军国主义。历史是按照这样的顺序发生的，而不是说，是因为君权的崛起而导致的军国主义，这是两回事儿。如果日本的改革没有走岔道，如果它没有那么大的野心想吞掉中国，成为世界上的前几号国家，那么估计它也不会走到后来的那条路上去。所以，同样是搞君主立宪，不同国家可能会因为各种复杂因素而生出多种变化。这里插一句，若是放在中国，中国是不可能走军国主义道路的，这种设想基本上没戏，军人在中国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较为长久的统治阶层，因为中国有一个无比强大的文人政治传统，这在其他国家里都是没有的。所以，如果按照清朝新政所设定的道路继续走下去的话，可能中国最终会走到今天英国的这一步。

而预备立宪做得很认真。各地的确都在搞选举，选举各省的谘议局成员，资政院也办起来了，我们今天看谘议局和资政院的会议记录，他们做得的确都还不错。有人批评当时的选举有财产限制，说朝廷对选举人和被选举人都设有很高的财产门槛，但你不能据此就说那是假民主。在那个时代，几乎所有国家的选举都有限制，都有财产和纳税的限制，而且妇女都没有选举权。若是以普选为标准来衡量当时的民主的话，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前，世界上都没有民主国家——一个国家一半的人口都没有选举权，那凭什么说它是民主国家啊。道理不能这么讲，清朝搞新政，本身就含有一些推广民主的意义。民主其实是一个过程，整体的框架还没完成，总会有许多其他的因素参加进来。所以说，清末新政开了选举之端，这已经很好了。而且，清末的这次选举不是等额选举，而只是为选举人和被选举人设置了资格限制而已。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老百姓是不可能真正选的，因为老百姓不懂。但反过来说，如果真选，他们选出来的还是那些人，就是那些办理地方自治、热心公益的乡村士绅们。有没有个别不良分子混进来呢？也有，但是多数都不是。从清末谘议局到资政院，再到民初的两届国会，再到1947年的国民大会，若是要讲议员的素质或者代表的素质，或许还真就是晚清时候的议员素质最高，就是这些地方乡绅和绅商。他们也的确代表了一部分底层民众的声音，群众也相信，他们的判断能够代表自己的判断。群众不去想这个代表的真实性问题，因为在平时的生活中他们已经对士绅表示出了服从——你们有文化，知书达理，我们都不懂，所以我们干脆把判断权交给你好了。[5]现在来看，底层民众可能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公民，即对自身合法权利有清晰认知的现代法律意义之个体。但是，公民的现代概念毕竟也是一个历史形成的过程。对自身利益的认知，个人判断能力的形成，都需要一个过程，至少需要经过长期的现代化启蒙才能得到。

但是，现在这个制度已经被植入，以后即使你不是士绅，只要有了财产，有了权利意识，有了表达的能力和诉求，那就可以参与竞选。所以，当时因为预备立宪而搞选举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虽然它的结果似乎都不是选的，而是变成了小绅士选大绅士，大绅士互选，然后选到谘议局、资政院了。但有这玩意儿总比没有好，起码它开了一条口子。事实上，选出的这些民意机构还真的认真办事，不仅对此前的督抚体制构成了强大的压力，而且对整个官场也形成了强大的制约。它代表了另外一种来自民间的力量，而且这种力量是得到了保障的。所以我们说，预备立宪确实是件大好事。

清廷后来犯了大错，在1911年搞了皇族内阁，然后又出了全国铁路收归国有的政策。也许，当家的满族少年亲贵看到了立宪的危险，为了避免这个危险，他们事先把权力和资源集中到自己手里。这样的措施都遭到了谘议局的激烈抵抗，民意代表对朝廷和时政表现出强烈的不满，而且这种不满是十分直接的。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即使是1908年以后那样混蛋的权贵政府，那样一个皇族内阁，也没有说要解散各省谘议局，反而是谘议局很愤怒，看见革命党起事了，也跟着闹起来了。

[1]　在鲁迅先生的名篇《藤野先生》中，日俄战争似乎又是一场展现国人麻木的时刻，这就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毕竟历史往往具有多棱视角。

[2]　又要涉及满人政治的问题了。作为少数民族的统治者，在面对逐渐流行开来的大众民主时，其特权毫无疑问是会被压服的，而且十八世纪以后民族主义思潮风行世界，中国没有发生反满的屠杀已经是万幸。

[3]　虽然期间被革命党人吴樾炸了一下，但伤的回家，活的继续考察。可见当时的官员出国考察的意愿亦极其强烈。

[4]　事实上，日本的宪法文本又是抄袭德国的。

[5]　关于代议制，究竟是选择一个民众的代言人还是选择精英？自由主义大师密尔在《代议制政府》中即认为，代议制民主选举的核心是选合适的人，而非选择合适的政策。一旦合适的人居于其位，则不论其意见与选民意见如何相左，都应该予以尊重，以避免因听从大众意见而生的多数暴政，从而使少数人的意见也能得以发挥作用。密尔的意见若是放在当时的中国，应该不会引起大的争论。

废除科举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废科举的问题。以前中国学者是不注意这个问题的，只是笼统地说新政不好，新政扰民，为此还举了各种例子，比如说丈量土地和人口登记。这些多少倒真的有点扰民，因为老百姓不喜欢这样，老百姓每家都有黑地和黑户口。数目不清楚在中国是个老问题了，人口、土地都不清楚。当然，现在有了航拍和卫星遥感，土地瞒报现象比较好解决了，但是以前都是稀里糊涂的。说到废科举，许多人认为废科举、办新学，就把旧学给扰乱了，无形中也中断了传统文化的延续。其实，之前我也是持这个观点。新学堂、新教育的兴办的确把旧教育扰乱了。当时朝廷废科举，本意是想废除教育制度，但是它却把科举当做一套教育制度来对待，这就是吊诡之处。[1]

中国的科举制度发展了一千多年，本身很复杂。一方面，因为科举的发展，作为教育制度一部分的官学体系逐渐废弛，尤其是到了晚清，国子监废了不说，地方的州府县学基本也都废了。以前每个地方的行政长官都要讲学，州县都有学官，他们平时要辅导学生学习，而且地方官也要来学堂讲讲课，若是只能念念文件肯定是不行的，那会被地方士绅看不起，看不起了就没有威信。所以即使到了晚清，朝廷也会尽量避免让非正途出身的人去当地方官。后来这个事也废弛了，没人讲，学生也不进学堂了，学堂都荒芜长草了，所以官学就废掉了。

而科举就逐渐变成了一个证明个人受教育资历的凭证，原来秀才还有淘汰，但后来制度废弛，只要考上秀才就能一直保持秀才的资格，不会遭到淘汰，平时也不用再继续学习。不过，科举仍然需要一步步往上爬，必须得有人教，所以私学，就是我们讲的各种私塾很兴盛。事实上，私塾是个统称，它们形式各异，规模有大有小，比如有乡绅办的义学，有族里办的族学，有大家庭里办的家学，还有更多更为简陋的形式。比如某个农民以前上过学，识过字，光种地养不活家人，而家里也有多的房子可以腾出，这个时候就可以开个班讲学，有小孩子来读书就教，没孩子来就在家闲着种地，这种情况很多。很多人都是挂个牌，然后向外放出消息，说自己开了个学习班儿，也不用去报批，就开成了，比如像洪秀全这样的酸秀才也能招学生。也就是说，这种私办教育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但有个问题在于，他们的教学基本都与科举制度相衔接，也就是说，好学生都是要读四书五经的，而且都是要开笔作文的。一般的学生可能无所谓，本来就为了识俩字儿，能读个布告、看个对联儿，能凑合就行，所以，《千字文》、《百家姓》之类的韵文，学学也就罢了。但是，每个私塾总有几个比较聪慧的，他读书不是为了识俩字儿就回家种地，他是要准备参加科举的，于是私塾先生也会有意识地对其进行特别栽培。这种教育制度与科举制度相配套，它的根可以说是深深地扎到了老百姓的生活里面去。农村每个男孩子都会读个两年书，他们倒不见得从一开始就是为了考科举、中秀才，即使不考，他也要去学。而且，他也是跟那些有志于参加科举的人一起就学。换句话说，科举凭借着教育制度，深入到普通人的生活中去了。

然而，一旦国家上层下令要办新学堂，而且把科举废了，那么，科举与教育之间的牢固联系就被一下子掐断，底层就开始乱了。这时私塾教育没有了方向，以前办得很有劲儿，虽然就学的人多数不是为了考秀才，但是总有一两个人会去应试，而且，没有去考秀才的人也掌握了文化知识，这对社会而言也起到了重要的教化功能。即使掌握的文化知识比较粗浅，但它总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很多便利，出去做点小买卖，平时在生活中看看布告、记个账什么的，都会方便点。还有就是乡村的礼俗往来，比如过年贴对联时，家里如果有人能写，不就不用去找人写嘛，而且，若是要去找，也得找得到会写的人啊。后来有些农村的文化根子断了，没人会写对联，于是过年时只能拿口大碗，在碗边上蘸墨后就往红纸上扣，盖成几个大圈圈，然后就当是对联往门上贴。或者说就像现在城市里这样，只要花钱就能买到写好的对联，但是上面的话都差不多，显得特没文化。过去农村，别说要在家里的门上贴，连牲口棚、猪圈都得贴，这些都是有讲究的，写得要跟自家有点关系，紧挨着的两家还不能一样的。还有就是婚丧嫁娶这些事儿。别人家死了人你得写个挽联送去，这样到时候别人也才会给你送，送多了才有面子。讣告也是要有人写的，这些都不是开玩笑，需要有文化有知识的人才能做。

现在农村似乎反倒败落了，那个时候可不是这样。当时农村人很有文化的，反而是城市差一点儿。农村的这种文化很大程度上是跟私塾教育，也就是跟私学教育联系在一起的。现在一旦切断了二者的联系，私塾教育没有了方向，许多传统就没办法延续。科举废了以后，很多人就会感叹，我学这东西干吗呀，学这些也没出息啊，那就去学新学吧，结果都去学新学了。那旧学怎么办呢？那些老书怎么办呢？老书不学，现在这套东西谁来管呢？所以在新政的时候，很多地方都出现这样的情况，学堂老师白天教新书，晚上教老书。也就是说，传统仍在顽固地维持着，但总的来看秩序有点乱，有点被干扰，也在走下坡路。

西方的研究者，诸如何炳棣等人说，科举之废除，把士绅和朝廷联系的纽带掐断了，因为科举是底层士人上升的阶梯，现在阶梯被撤掉了，因此传统的联系也就断掉了。[2]这个分析很有道理，就是说，朝廷把科举当成一个教育制度给废掉了，但是科举制度就其本身而言应该是一个选官制度。作为选官制度，科举没什么错，依考试选官是一个非常适当的制度创造。但是，科举错在哪里呢？错在它把教育制度绑架了，绑到最后，朝廷就误认为它是一个教育制度。当然，不仅仅是朝廷这么认为，士大夫也持这种看法，先进的士大夫都这么想。

把科举废了以后，新的问题也都出来了。再选拔官吏该怎么办，国家选拔官吏应该依靠什么方式呢？这是个大问题，其实在新政之初也提出了办法，就是开经济特科，也就是只改科举的内容，但不改科举的形式。国家不考八股文了，开始考经济学问，这里所谓的经济学问就是经世济民的学问，通晓外国情况的学问。经济特科也的确选拔出人才来了。当年第一名是梁士诒，第二名是杨度，第三名是张一麐，这三人后来都有不凡的表现。梁士诒，虽然我们后来在民国骂他骂得很厉害，但他真是个人才，清朝最早的铁路建设就是他一手主持的。他当铁路总局局长的时候，因为与袁世凯的关系而受到牵连，被搞掉了。京张铁路其实是在他的主持下修建起来的，京张铁路为詹天佑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因此梁士诒就默默无闻了。梁士诒被搞掉以后，朝廷组织了一帮人马查他查了三个月，一点错儿也没有，找茬也难找，他真是个人物。杨度也是个人物，虽然说他当时拥护袁世凯称帝，在那个时间点上选错了，但你不能否认他有本事，而且他还一直坚持他的操守，就是坚持做一个君主立宪的拥护者。其实就他个人的主张而言，并没有多大的错。张一麐一直活跃于袁世凯的幕中，曾担任机要局局长，执掌要务，是袁世凯很重要的幕僚。所以，科举改变一下考核内容，还是能够取到人才的，并不是一个已经没用的制度。正因为此，我认为这种考试的方式也是有可取之处的，科举的形式可以保持，然后逐步改变其考试内容，另行兴办一整套的教育体系，让教育体系跟科举考试脱钩。教育的出口主要是面对社会，主要培养各种社会型人才。这样的改革路径才是对的，而朝廷一下子废除科举事实上并不见得是对的。

除了经济特科，统治者在某些方面也进行了一些修补，比如开设了归国留学生的考试。到外国留学，拿到外国的文凭后，国家就能给你考试机会——分科开考，考完了给通过者分配头衔。学农业的，考得好就给个农科的进士，学牙医的，就给个牙医进士，等等，相当于国家给考试通过者授予一种身份。这类措施具有一定的修补性功能，比如当时进入国家政权的留学生曹汝霖就是通过了专门科举考试，还有像那些学军事的，比如蓝天蔚、吴禄贞、蔡锷等人，都是回国通过了武科的考试，朝廷赏给他们以兵科的进士或举人的资格，然后发到各省去做军官。其实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朝廷已经意识到选官出现了危机，并且已经采取了部分措施，但这些措施却无益于从整体上挽救颓势，总有一天国家要恢复一种选拔官吏的考试。北洋时期，选官考试也是分专科进行的，比如有县长考试，这个考试就专门取县长，如果是外交官考试，就专取外交官，如果是税务官考试，就专取税务官。当时考完试也没有面试，考完就直接上任去，跟传统的科举很像。我觉得这种方式在当时也是一种比较不错的选官方法。

废除科举的确给社会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纷扰。但它到底是不是像西方所讲的那样，这种不稳定足以颠覆整个王朝呢？我觉得不是。废科举的确把士子上升的传统阶梯抽除了，但它并没有中断地方精英跟朝廷的联系。士大夫跟政府还有其他的沟通渠道，比如谘议局、地方自治团体等，这些都是一种沟通方式，读书人完全可以通过这些途径进入仕途。实在不行还可以去当兵，当时在南方，读书人加入新军后的升迁机会要多很多，随便去参加一个随军开办的学堂，出来就可以升为班长、排长，这样就是军官了。当时南方编练的新军都鼓励读书，学文化是一种先进的风气，甚至新军在录取时也要考文化课。这个跟北洋军不一样，北洋军在招募新兵时，就看这小子是不是够老实，是不是个子够高，有股子力气，手上是不是有老茧，脑袋后面是不是有辫子，一看就是老实巴交的那种。而在南方的新军里，想当兵就得过一个考试关，进军营以后还鼓励大家去学习。革命党在新军中开办的振武学社、文学社之类的组织，就是应士兵崇尚学习的风潮而组建的。[3]我翻资料发现，当时一个团，甚至一个营都会设有图书馆，那真是弄得像学堂似的。除了上述道路之外，还可以做新市民，做记者、医生，或是银行、邮局的实习生什么的。所以，怎么能说读书人的路子中断了呢？只能说，的确有些人的生活被扰乱了，像一些农村基层的知识分子，可能他们的生活受到了影响，这是可能的。但这种影响究竟有多大，不好说，这边受到了影响，那边可能还会有机会，这个工作丢了，可能还有很多新机会等着挖掘。

过去曾有种说法，说铁路一通，沿线的挑夫都会失业。于是一些学者派人去铁路沿线调查，结果发现那附近没有专职的挑夫，这工作都是农闲时候的农民出来干。但是铁路修了以后，他们真的失业了吗？并没有，以前是长途转运，现在直接就待在车站里干，一样有工作。而且现在货物更多，他们工作的机会更多了，沿途还会有客车经过，他们就可以做小贩兜售各类商品啊。以前没通铁路时，可没有这种机会啊。

所以我说，过去的历史记述常常很奇怪，常见的叙事逻辑是这样的，某某新事物出来以后，就会对旧有的产业结构造成影响，继而引发大量失业，然后人民就会造反。但这些编历史的人却从来没有想过，原有的工作没了，是不是还有许多其他的机会啊？有教授曾经说，农民失去土地了，就要造反了。我当时就提醒他，农民失地和失业不是一回事啊，如果农民发现有其他行业比在田地里劳作赚得更多，那么他们也不会固守在农村里不出来的。不然，中国就没有其他行业的发展了，全国只剩下一种行业，就是种地。实质上真没这回事。只要还有别的赚钱的行当，而且可能比种地挣得多，那么农民肯定会去干的。但很多传统的理解就是这样，一根筋似的理解。

所以我个人觉得，与此同理，当时科举的废除不至于导致清王朝的覆灭。事实上也没有多大的动荡。中国当时有多少群体性事件是因为废科举呢？山西似乎有人不满意直接把学堂烧了，其他地方好像还没有。这就是我们讲的新教育和旧教育的冲突。冲突是有的，但在当时都只是小规模的，是不足以拿来说事儿的。

[1]　尽管在变革科举的必要性上，改革者的主观理性是与历史相契合的，但是在变革的具体路径选择上，其主观认识却存在偏差。毕竟他们对科举制度本身认识不够，结果试图选择以西方的学校教育体系来替代科举制度。可是西方学校教育是一种大众教育，而中国的学校教育是一种精英教育，因此它能与同是选拔精英的科举考试相契合，而新式学堂教育始终存在着与科举考试结构上的矛盾。在晚清前四五十年中，科举变革并没有实质性进展，戊戌准备实质性变革时又被政变给打断，到了新政时则由于国势极其艰危，改革者们主观上更觉时间紧迫，结果变革趋向简单化和激进化，在相关制度准备不够的情况下直接废除了科举，这对中国社会及其发展造成了重大影响。

[2]　参见何炳棣：《明清社会史论》（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4。

[3]　参见张鸣：《辛亥：摇晃的中国》，124～126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满族亲贵收权

当然，最后，新政是办砸了。1908 年，光绪和西太后都死掉了，西太后临死前下懿旨，让溥仪继承皇位，溥仪的爹载沣为摄政王当家。载沣当年二十五岁，身边有一群跟他年龄差不多的宗室权贵，然后这帮人就开始动手收权，把汉人权力收回到满人手里，把地方权力收回到中央手里。他们的确是太年轻了，而且没有任何的政治阅历。载沣仅仅是出使了一趟德国赔礼道歉，除此之外没有干过任何事儿。他没有被外放到哪个地方去当个地方官，因此没有任何的政治经验和政治理念。骤然之间就把这样一个大国的担子放在这样一个人的肩上，一般人是不敢接这担子的，但那个时候，载沣就敢干，然后发现权不在自己手里，于是就筹划着收权。他先是从北洋派的手里收权，不仅把袁世凯开了，就连袁帐下的幕僚梁士诒也都开除了，整体收权。盛宣怀在此时崛起，而盛宣怀恰恰不是袁世凯的人，袁很不喜欢他这种人。盛宣怀原属于李鸿章系统，虽然这个人很能干，但是他贪污得很厉害，盛氏家族到民国的时候，那钱还是哗哗的，可想而知盛宣怀当时贪了多少。[1]袁世凯则恰恰没有我们后来说的那么贪渎，袁世凯很多的行贿是不得已的，比如他收买庆亲王奕劻——在满人底下，不这么干怎么能行呢。但袁世凯自己并没有那种贪污敛财的习惯，袁家第二代就没钱了，袁克定最后都是靠张伯驹养着。有时候张伯驹的供给没来的时候，袁克定只能就着咸菜吃窝头，人们说袁大公子吃窝头咸菜也要用餐巾，要把窝头用西洋刀叉切成一片片的吃。可想而知，袁家并不是那么贪。

所以，说良心话，当时北洋派不仅是一个最大的实力派集团，而且是一个集合了很多人才的集团。就像唐绍仪、蒋廷干这样的，原来是留美幼童，回国后一直都不受待见，从海军士兵干起。当时中国满打满算，十个指头都能数得过来的留洋大学生，就让人家从士兵干起。袁世凯当权时，这些精英都被他笼络到帐下了，[2]而满族新贵刚上来就把人家开了，反而重用盛宣怀这样的人，的确是非常没有政治头脑的考虑。后来袁世凯重新当政，全国人都喊着要杀盛宣怀，盛宣怀是得了英国人的庇护才逃到青岛，捡回一条命。

之后满族亲贵进一步收权，首先就是想收回路矿权。但这原本是地方士绅的权力，当时很多铁路都是民营公司办的，虽然像四川这种地方办得很不好，但是也有些地方办得还行，比如江浙一带。而且，办好办坏都是地方的事儿，这次办不好下次就能吸取教训了。四川铁路公司也并不是贪污，他们当时只是投机买了橡胶股票，又正好赶上国外的经济危机，结果就赔了。但一下子收归国有是什么道理呢？当时收权的范围很广，比如担任海军新添置的重巡洋舰舰长的人选，这些亲贵撤掉了原来的汉人，改派满人来当。可是，满人根本就没受过这类教育，他们是从颐和园满族海军军官学校毕业的，那里能练海军吗？明显不能啊。这样的人去当重巡洋舰舰长，能服众吗？一艘重型巡洋舰，就相当于一个大工厂，凭那两下子就去当舰长不是完全胡扯嘛。

我们可以想象，像这样的收权，汉族士大夫根本不能服气。满人的政治能力在此时是一塌糊涂，比如负责南下剿灭武昌起义军的督军大臣荫昌。荫昌就是一个纨绔子弟，什么时髦玩什么，玩什么又像什么，人缘极好。就像有人说的那样，一口昆曲唱得，两笔好字写得，三两黄酒喝得，四圈麻将推得。他绝对是一个大家都喜欢的好人，但屁大的能力也没有。很多研究都说荫昌带兵去扑灭武昌起义，指挥不动骄横的北洋军，但事实上他指挥了吗？他连湖北都没进过，直接把指挥部设在河南信阳——你带两万人去平叛，用得着这么靠后吗？要是带二百五十万人马，把指挥部设在后方还可以理解，但是他躲在这两万人后面怎么指挥啊？这么点兵都去前线了，他一个人还待在信阳，明显就是没指挥。没指挥怎么能说人家指挥不动呢？当时的通信还没有现在的这么发达，但是即便如同现在这般发达，带人去打武汉，自己却躲在信阳，士兵肯定也不会跟着玩命的。所以，这样的收权肯定是胡闹的。

1911年成立的皇族内阁把所有人都得罪了。但是从另一方面讲，成立皇族内阁，同时废除军机处，也是出自立宪派的吁求。当时立宪派在资政院弹劾军机处的时候，就是希望成立责任内阁，但他们所谓的责任内阁是由资政院选举的，而不是由朝廷选的。这样，只要资政院对内阁不信任，就能投票使其下台，在议会制度下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清末的内阁却是由朝廷定下来的人选，十三个阁员中有九个是旗人，七个是皇族，全是自己包圆干了，这不是胡扯吗？

他们这么收权事实上是很蠢的行动。因为地方权力大，强地方、弱中央的格局自太平天国以后就形成了。太平天国闹起来后，清政府只能借助地方势力来维持秩序。八旗兵不行了，绿营兵不行了，蒙古骑兵也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玩完了，只能依靠地方士绅来编练团练。最后，这些团练中的一支，也就是湘淮军练成的勇营发挥了作用。像曾国藩，当时就是一个在野的地方士绅，以在野侍郎的身份编练乡团，然后把清廷的统治给救了。地方权力大最后导致什么局面，西太后和恭亲王不是不知道这些，但他们就是不敢一拍脑袋说把权给收了，他们根本不敢动地方的实力派。曾左李虽然权倾朝野，但基本上没有受过什么大的处分，没有被撤职查办过。比如李鸿章，甲午战争后国人皆曰可杀，西太后也剥除了他的官职，但是仍然保留着他大学士的称号。这是因为，这些人是有所代表的，他们代表着地方士绅，代表着汉人的利益，所以西太后或恭亲王不敢去动他们。连西太后他们都做不了，这帮二十五六岁的小孩儿能收得了？这帮年轻人就这样把事情弄砸了，当然，弄砸的原因不是因为朝廷政治太糜烂了，而是他们与朝臣之间，或者说是掌权者与官僚体系的关系弄砸了，朝廷中最有实力的那一群人不跟他们玩活了。

其实，他们在收权的时候也有隐忧。可能有人已经看到，如果按照立宪派的路子走下去，满人的统治权力迟早会逐步丧失。实情也是如此，立宪这条道路走下去，满人的利益肯定会丧失，如果满人的利益一直都得到了合法的保留，那么就不能称其为立宪，而是假立宪了。那么，如果我们是满族亲贵，该如何应对这一挑战呢？我觉得所有人都没有办法，只能是顺应历史潮流。就像英国王室，如果想像以前都铎王朝时代那样保持权势，那早就玩完了，连今天的地位都不可能有。这就是个趋势的问题，首先要想明白你不可能永远掌权，然后再想你是光荣退休，还是被人赶下台，或者是被人砍掉头，这才是实际的选择。从来就没有能使人一辈子掌权的选择。

他们不仅收权，而且收揽资源。路矿权原本是地方的，是地方政府和民营资本经营的权利。结果到了清朝最后两年，也开始权利上收，搞铁路国有。地方铁路的确有的地方办得不怎么好，像四川，路款都被当事人炒股票炒没了，[3]但也有办得比较好的，比如沪杭甬铁路。不管办好办不好，都是地方的权利——办不好，以后可以吸取教训重新办，你给收了，凭什么？

亲贵们以为把所有权力和资源抓在手里就能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控制。他们不断收权，拼命掠夺和占有资源，以维护自己统治的稳固，但这些都是假象。古往今来，世界上没有一种能够让人永远掌权的选择，如果选了这样一个选项，就相当于按下了自我毁灭的按钮，因为这一选择得罪了太多的人。

中国被拖入西方体系，被迫从传统向现代发生转变的时候，统治中国的是一个满人的王朝，是一个异族王朝，人们对这个政府犯错的容忍程度会小得多。所以满族人一按按钮，很快就爆了。

[1]　在一百多年前，盛宣怀被誉为“天下第一官商”。用李鸿章的话来说，盛宣怀的理想就是“一手官印，一手算盘，亦官亦商，左右逢源”。但是，任何历史时期的官商都有同样的命运，自己依附于体制，但也无法超越体制，产权得不到合法的保护，而且社会舆论也是一边倒的仇视。他的贪污问题，可能就是一笔永远说不清的糊涂账。

[2]　袁世凯识得唐绍仪是在1884年的汉城，当时汉城刚刚经历政变，一片骚乱，袁率军赶到中国驻朝税务处，看到唐绍仪一人持枪立于大门口，英姿勃发，气定神闲，因为不认识他而不许袁入内。袁挥退手下，说明自己身份，和他攀谈，得知这人还是耶鲁大学毕业（唐绍仪为清朝派往美国留学的首批幼童之一），当下就大为赏识，一心要将唐绍仪收为己用。

[3]　1910年7月，上海发生因橡胶股票投机引起的钱庄倒闭风潮，许多钱庄遭遇多米诺骨牌效应，纷纷倒闭，而这件事也导致川汉铁路公司筹集的路款损失殆尽。

第十二讲　辛亥革命

革命的发生

清廷新政的后期，载沣开始搞收权活动，他主要从两个方面收权，一是将汉人权力尽可能多地收回到满人手里，二是将地方的权力尽可能地收归中央，集中资源，把全国的资源也抓到自己手里。这是导致清朝覆灭，导致立宪派倒戈的关键因素。

清政府犯的收权错误的确很低级，当时满族统治集团的政治素质已经降到了最低点，如果是让一个老成的政治家当权，未必会这么干。他可能会看得更清楚一点，比如更明白当时的满族统治集团整体上处在什么样的水平。作为一个祖先曾建立过赫赫武功的武装集团而言，其武装素质也降到了极点，基本没用，而且这种没用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几十年下来都是如此。在此之前满族统治者也多次想改变这种局面，他们也做了很多工作，比如整顿驻防八旗。太平军兴起后，李鸿章的淮军开始编洋枪队，这边八旗也开始练习洋枪，也进行洋操的训练，但基本没什么用。到了编练新军的时候，八旗也练新军，但同样无甚收效。从整体上看，统治阶层建政初期那种锐意进取之心早已荡然无存，政治能力极其低下。我觉得当时八旗里应该是有明白人能够看清这一点的，当时当家的亲贵都太年轻了，他们可能看不清这一点，所以在这种不利情况下就贸然收权。

从地方收回权力，这也是犯了大忌，其中可能会触犯很多的利益主体，比如铁路国有的问题。为什么四川因为铁路权收归国有而引发了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呢？因为四川铁路公司的股权持有者几乎遍及全川，当时各个阶层的民众都买它的股票，都认为这个能赚钱。本来这个股票因为公司的操作失误，已经变成废纸一张，但现在将其收回国有，这个责任就变成了中央政府的，这就会伤害很多人。自己弄坏是一回事，由国家出面解决问题可能是另外一回事儿，其他地方也是如此。在铁路办得好的地方，比如江苏、浙江等地，朝廷将铁路国有化同样会引发大规模的不满，因为其背后也隐藏着各种利益，而且跟铁路相关的其他产业都会受到影响，这绝不是一个小问题。

当然，如果从另一个方面来想，清朝亲贵们的这种做法，可能不是通常所认为的贸然行事，因为他们的做法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因为如果按照当时的改革路子，也就是立宪、选举这样走下去，满人自己也知道，他们早晚会被选掉的。我们现在可以批评，说《钦定宪法大纲》对于满人，尤其是对皇权进行了诸多保障，但这些留在纸面上的东西是没用的。如果变革坚持下去，它就会遵循自身的一套变革逻辑，最终使改革成为一个满汉势力消长的过程，汉人的权力肯定会膨胀，膨胀到一定程度后，这个《钦定宪法大纲》就没什么用了。甚至我们可以预计，皇权的衰落也是早晚的事情。这种和平的改革若是能够持续，那么满人统治集团可能会和平地退出历史舞台，这是可以预见得到的。所以说，如果这帮亲贵不甘愿自动丧失权力，那么他们收权也是可以理解的，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我先收权，把所有的东西都抓到手里，然后再待机行事。首先集中军权，满人手里本来就掌握着对八旗和绿营的军权，现在把汉人的军权也夺过来了，再逐渐把其他的权力或者资源也夺回来，比如矿山、铁路这一类的资源。可能这些亲贵相信，当把这些核心的东西掌握在手中后，自己仍然可以保住统治地位。但他们没想到的是，这么做很快就激起了反抗。而革命之后，他们就一无所有了，多数满洲贵族到最后连自家的祖宅都卖掉了，比如恭王府。有次我们在那里参观，组织方请去了府里最后一个承袭恭亲王封号的王爷。我当时就问他，这王府是后来政府收的吗？他说不是，新中国成立前他就已经把世代相传的府邸卖掉，只能在外租房子住。恭亲王在晚清声名赫赫，荣列铁帽子王之林，他都迫于生计而卖掉祖宅，可想而知当时其他满族宗室是何境况。

而革命，就这样发生了。革命的发生说明改良的确出了问题，但不一定能说明革命党很有力量。可以说，到武昌起义之前，所有革命党的起义都是没有什么影响的，没有一次起义有成功的机会。声势最大的可能算1911年4月的黄花岗起义，为了筹划这次起义，同盟会可以说是倾全党之力，孙中山在海外许了很多愿，尤其是对洪门许愿，[1]同盟会的二把手黄兴亲自指挥这场起义。但结果怎么样呢？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我们在检讨这次起义失败的原因时，会找很多的偶然因素，比如说陈炯明犯错误了，或者说陈炯明当时就是叛徒，还有的说新军和巡防营没有协调好，革命党和新军没有协调好，等等。种种理由纷至沓来，但其实这些都不是主要问题，当时革命党人就是没有机会。在武昌的时候，如果革命党人没有立宪派的配合，也很难说会有什么大的作为。

整体而言，革命党虽然嚷嚷了这么多年的革命，但他们并没有准备好一个周密详尽的计划，也没有做好在中国建立起像美国这样的一个共和国的准备。虽然他们既有笔杆子，也有理论家，也有和立宪派、保皇党的论战，但他们基本没有在这方面作细致的筹划。至于说启蒙，其实他们的政治启蒙还不如立宪派做得持久深入。因此，相对而言，革命的成功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当然了，从另一方面讲，其中也存在一些必然的因素。比如说，革命党在持续地发动革命，还是很有韧性的。不光是两广，也就是兴中会的这批人，在海外的支持下不断地搞革命，光复会系统的人也在搞，原来华兴会的人也在搞。不管他们内部如何派系斗争、互相倾轧，或是公开撕破脸皮，他们的确一直在闹革命。包括四川的革命党人，用他们自己的记录来说，他们搞了十几、二十几次革命了。当然，这些在后来的历史上基本都看不到了，因为四川那里有什么动静，外面的人不一定知道，而且每次起义的动员都不够大。四川主要的帮会组织就是袍哥，它跟兴中会一样，依靠的势力主要是帮会。要知道，革命党搞的起义，只要是有会党参与的，一般都没什么戏。而兴中会很多起义都是这样的，因为兴中会钱多，所以总是用钱去收买土匪或者三合会去发动起义。[2] 钱多还好一点，钱没了大家就都散了。

[1]　应该说，洪门后来与孙中山交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孙中山口惠而实不至的性格所致。此外，孙中山许诺的口气从来都很大,但最终大部分都落空了。“若干年来，孙中山已经用中华民国的名义出售了许多债券，并以‘总统’的身份在债券上署名签字。”参见(美)　韦慕庭：《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杨慎之译，23页，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2]　兴中会可以依赖海外的粤籍华侨筹款，所以资金链一直没断：中部的华兴会没有强大的海外后援力量，只能靠自己在国内筹集资金，同时积极拓展与帮会的关系：而江浙以光复会为主的革命党人一直都将暗杀视作主要手段，故而不惜一切代价在日本等地训练杀手、制造炸弹，回国搞暗杀。这就使得革命力量在一开始就显现出了地区差异。

会党的特点

现在关于会党的研究很多，但最大的问题在于，会党对历史的作用被长期夸大和高估了。民国时期会党一度很牛，而在中国，任何事情一旦发迹，就会有人给其写东西、编历史。编的历史似乎都是说，这些组织从一开始就是抱着反清复明这样的远大宗旨的，清朝之所以覆灭，就在于这些人不断折腾。我们知道，反清复明这东西确实是有，而且一直延续不断，但这其实也就是士绅的事儿，明朝的老百姓对明朝是一点感情都没有。明朝一直是个政治高压、横征暴敛的朝代，尤其是到了晚明，各种加派以及三饷的征收使得民众的负担极其沉重，所以最终才激起了那么大规模的农民反抗。因此，中下层的民众不会对明朝有什么感情的，他们怎么可能去干反清复明的事儿呢？只有士大夫有这种想法，但士大夫怎么可能有意识地去跟帮会这种准黑社会性质的团体结合呢？这是不可能的事情。[1] 所以，帮会不一定就都是明朝灭亡后兴起的。帮会的出现，应该始于清朝中叶。当总人口增加以后，更多的人离开了土地，进入商业社会里的一些行当。而清朝又是一个统治相对保守的王朝，清廷对于这种离开土地、从事其他行业的人口采取的是一种非常敌视的态度和有歧视的管理政策，所以，这些人必须建立组织以图自救。而一旦形成组织以后，政府就更不待见他们了，经常打压他们，结果越打压他们的反抗性越强。但即便如此，也不是说所有帮会人士都明白自己要干什么，他们只是希望反击清政府对他们的敌视和压制。至于反清复明什么的，都是后来人加上去的一些由头。包括会党的历史，以及他们跟少林寺、南少林寺的关系，这些其实都是编的。其实少林寺和南少林寺的历史本身也是编的。但是这些传说恰恰也是底层民众所需要的，民众就是需要一些神话，如果太真实了，就缺少吸引人的地方了。

这些会党的反抗性越强，就跟主流社会游离得越远，也就会容纳更多似是而非的人。会党中间，有些人是有职业的，就是脱离了土地关系之后从事的职业，在中国古代社会，主要就是车船店脚衙这类行当。中国古代有句话，叫“车船店脚衙，无罪也该杀”，可见民间对这些行当的歧视。其实他们是介于工商社会和流民社会之间的，但因为我国没有一个正经的工商社会，所以他们只能以流民的形式存在。但是，以往的车船店脚衙，不就是今天的服务业吗？第三产业如今是国家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但在当时，从事第三产业的都是被社会瞧不起的人。当时其中有些人的确就是社会上的混混，靠收保护费、干下三烂的活儿营生，这种人很容易被收买去搞起义，但非常不靠谱。无论是兴中会，还是光复会的人依靠他们都是如此。光复会比较大的几次起义都与帮会有关联，而其之所以失败，帮会也要负主要责任。

比如1907年准备在浙江和安徽共同起事的起义，其筹划的重点在浙江，因为光复会在浙江动员了很多人，其中多数都是帮会。那时大通学堂到后来都没有什么正经学生了，都是帮会的人在舞枪弄棒，徐锡麟、秋瑾、陶成章当时都是帮会中的大佬。[2]但是帮会的问题在于，他们是典型的有组织无纪律。你怎么跟他讲，怎么跟他约束都没用，因为他们根本没这个概念。秘密会议开完以后，也不按照预先设定的时间，各自回到自己的地盘上就干起来了，然后就有人被抓了，抓了以后也没啥气节，很快就把革命党给出卖了。原本，徐锡麟在安庆是要等一等再起事的，因为他还没有聚集起革命力量。虽然他掌握了一帮警校学生，但是这帮学生并没有革命思想，因为他还没有来得及灌输呢。但是浙江那边已经把革命党人的名单以及起事的具体计划都掌握了，并传送到他那里。徐锡麟当时是安庆警察局副局长兼警校校长，所以能够看到这个名单。徐锡麟当时用的是化名，他一眼就瞄到了自己的名字赫然在列，然后就知道这次起义已经被破获，他们的计划已经败露了，所以不得已只有提前发动起义。徐锡麟把警校学生都圈在一起，但是真正干的只有他和他的两个随从，他们杀了恩主安徽巡抚恩铭，实际上相当于是一场暗杀。后来端方前来审理这一起案件，发现这些学生其实都是无辜的，当即就把所有学生都放掉了，没有拘禁一人，因为这次起事就只有徐锡麟和两个随从，其他人都没有参与。这三人先杀恩铭，后抢军火库，但后一项没能如愿，其实就算打开了又能干吗呢，他们总共也就三个人。

其实，会党起义都是如此。还有像萍浏醴起义，当时也是号称规模很大的一场起义，据说有几万人参加。是的，若是查人头，肯定有几万人，但是他们一点用都没有。这是唯一一次清军反击尤为勇猛的起义，因为清军发现这帮会党实在是太没用了，打他们就像切菜似的。而且，其实革命党对这次起事也不甚清楚，可能就是这帮会党自己闹起来了。所以说，会党起义，没有一个是有成功希望的。如果革命党笼络的会党稍微多一点，他们可能就会自己先掐起来，因为他们从来都不是一个团体，彼此之间隔阂很深，虽然我们现在说他们原本一家。什么三合会、三点会、洪门、哥老会，甚至袍哥也算在内，这么多名头，若还说是一家，根本不可能。有时候一个省乃至一个地区之内可能都会有很多的帮派，还都沾亲带故的，它们就跟民间宗教一样，说起来都是白莲教，但破获了一大堆，没有一个是真的。最初仅仅存在一个概念，并没有真正的谱系，这些谱系什么的都是后来建的。洪门，尤其是青帮，都是组织完善以后自己建起的谱系发展脉络。什么辈分啊，排序啊，都是后来人弄出的名堂，最初就是一盘散沙，山头林立，一旦有点导火索可能自己就先打起来了。

但是革命一起，这些帮会就有机会了。因为革命会导致社会秩序的大规模重组，社会环境会十分混乱，而这些帮会又自认为是革命党。其实，除了陕西这地方的帮会参与过进攻西安满城的八旗驻军之外，其他地方的帮会都没怎么打过仗，但他们都自认为是革命元勋。无论是在湖南，还是在江西，或者是浙江，只要帮会得势的地方，基本都是这样的。他们都没有经历过什么战斗，包括像四川这里很多参与过保路同志会的帮派分子，正经仗都没怎么打过。

但是这些混吃混喝的人就这么起来了，虽然无甚功劳，但已经成为革命元勋了，就要分享革命成果。所以帮会开始各占一摊，进了城之后秩序大乱，他们觉得轮到帮会来坐天下，他们该做皇帝了，所以他们就真的为所欲为，比如公开地包娼包赌，公然地在大街上抢劫。我们现在可以想想，这样一种社会秩序，别说是士绅了，就连一般的老百姓都受不了。所以到了后来，跟帮会沾边的革命党人都遭到了排挤，比如湖南的焦达峰、陈作新先后被杀，显然是跟他们的帮会背景有关系。当时的帮会太猖狂了，焦达峰在都督府里每天都要摆流水席，天天接待各种江湖人士。这些人来了，不仅要吃饭，还要封官，还要给钱，湖南在新政期间攒了几百万两的银子，都让这帮人花光了，而且之后整个长沙城秩序还是一直混乱。我们后来说什么这两个人被暗杀是立宪派的阴谋什么的，完全没逻辑。按当时的情况，他们真的是非死不可，他俩不死，完全镇不住这些江湖人士。江西也是这样，江西的帮会乱得一塌糊涂，真是没法治了，几任都督都干不了，最后老革命党李烈钧去了。李首先就对帮会开杀戒，他先把帮会的头头抓了，捆到一起，用机枪扫射，这些大佬被打成了筛子。江西那里落后，没见过机枪，李烈钧在都督府的门口架起机枪，就把混乱的秩序给镇住了。在当时，革命党若是不镇压帮会，就根本处理不了混乱的局势。像绍兴，那里是王金发的部队，王金发是绿林出身，一直就在帮会里混，到底王金发是山大王，是帮会分子，还是革命党？其实都是说不清的。绍兴这里就以王金发为都督，他在这里扩编了两个师的部队，把绍兴弄得一塌糊涂。老百姓实在活不下去了，最后终于把王金发挤走了。[3]如果说期待已久的革命发生之后，社会秩序乃是由黑社会建立，那老百姓肯定不同意啊。如果革命党想赢得民众的支持，塑造合法性，就必须镇压昔日的盟友。

[1]　不过，王阳明在明中期破宁王之乱，所招募的就是一群土匪，明末这种军队流氓化或者说流氓军队化的程度非常之高。魏斐德在《洪业：清朝开国史》曾写道：“（在明末清初之时，）对于一个‘领导’着抵抗运动的忠君文人来说，他常常会突然发现，他招募的士兵常是脱离百姓铤而走险的罪犯，他发现尽管自己拥有良知，但士兵并不如此，多数时候，士大夫会响应新政府的呼吁，以避免把自己的忠君行为与一种事实的匪盗结合联系起来。”这段话还是有两点比较值得注意。一则在明末，知识分子和盗匪之结合是存在的；二则，士大夫投向清朝，可能也是为了自身名节的考虑。参见氏著：《洪业：清朝开国史》，558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2]　上海起义成功后，陶成章被青帮头子陈其美派人暗杀，数年后陈其美又被袁世凯派人暗杀，帮会中人，过的都是刀口舔血的日子。

[3]　参见张鸣：《历史的空白处》，62～66页，珠海：珠海出版社，2007。

革命党结缘帮会的原因

我们若是再往前推，会碰到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革命党人要跟帮会结合，其实这跟他们的革命战略存在关系。革命党人不想让自己的革命变成一场旧式的农民起义，也就是说，他并不想动员农民，也不想接续传统的农民起义中经常使用的那些口号，比如均贫富、吃大户、不纳粮等。他并不赞同这样一些东西，甚至对此有一种很强烈的反感。之所以会有这种情况，可能与他们的家庭出身存在关系。像兴中会和光复会的大部分成员都是中小士绅家庭出身，兴中会的大部分成员是华侨，也有一些是广东本地的中小士绅，他们都读过书，受过一些新式教育。从他们的出身来看，他们对此前的义和团运动、太平天国起义等农民运动都不感兴趣，只有孙中山因为是客家人的缘故，可能对洪秀全表示过较多的同情，但其他的革命党人都没有这一兴趣，对于江浙一带的革命党而言，他们对洪秀全是恨之入骨。而义和团又是发生不久的事件，义和团盲目排外，对西方国家展开了野蛮的报复，并使社会陷入完全的失序状态。革命党对此非常在意，所以一直在刻意规避与农民的接触，不希望自己的革命导致这样的结果。首先，他们不想因为这样的动员导致社会的动荡，因为“均贫富”这样的口号肯定会造成将社会翻个儿的大动荡，对革命党来说，这样的动荡绝对不是什么好事，经验教训惨痛。其次，这样的农民起义往往都是落后的，盲目排外的，而不是进步的，而这帮洋学生要的是进步和文明，他们特别害怕洋人说他们不文明、不进步，甚至说他们不西化，这些都是他们不想看到的。革命党人就是想掀起一场彻底地向西方学习的革命，所以他们不打算，也从不希望动员农民。他们顶多动员过读书人。比如在暴动起义的时候，如果碰到一般老百姓的孩子叫了哭了，他们可能会去搭个手帮个忙，他们不要求老百姓去革命。但是如果碰到读书人了，比如是教书先生却不革命，他们就会很生气，动员之后那个读书人还不革命，他们可能就会杀了那人。他们是希望通过这些上层精英的努力来唤醒其他的普通读书人，然后就把事儿办成了。这些革命党人都是有强烈的英雄史观，而不是农民史观，他们相信农民是办不了大事的，也不用管农民，只要自己能把事办成了就完了。

但是，由于此时有立宪和改良运动的存在，实际上革命党人在读书人中的市场也并不大。我们前面讲过，南方新军不同于北方新军，北方新军主要招募的是农民，但南方大多数新军都是知识分子。不过，即便如此，新军中倾向革命的并不占很大比例，并非像我们后来说的，新军都有革命思想。像原来华兴会这帮人在新军中做工作，已经算是做得比较扎实的了，他们主要做底层工作。不过，武汉新军最后参加革命的也就三千人，而且其中很多人是被裹挟、被牵连进去的。我认为，我们后来讲的好多新军的军官，像蔡锷、唐继尧、蓝天蔚、吴禄贞等，如果不是机缘凑巧，他们能不能参与革命其实还是很难说的。如果朝廷的变法能够比较顺利地进行，那么他们的地位肯定会逐渐上升，我不认为他们必然会倾向革命。革命之后当然有人开始讲，说他们在日本的时候跟孙中山的关系多么好。阎锡山后来写回忆录的时候，就说当时他们是要参加革命的，在日本怎么参加铁血丈夫团，1907年怎样从日本带回大陆两颗炸弹，准备日后革命。[1]我听了这个就感觉很困惑，因为那个时候的炸弹特别不靠谱，保险很不过关的，他怎么可能从日本带回两颗炸弹，还一直放那么久。轮船一颠簸，他不怕炸弹炸了吗？他回国后混得好好的，后来都当团长了，如果不是形势所致，干吗要革命啊？阎锡山还说，他回国后跟革命党一直有联系，但这个能拿出证据吗？也没有什么证据。他们还说，他们回国参加清朝的科举考试，都是为了混入敌人的阵营去搞革命。这些往脸上贴金的话都靠谱吗？真的是很难说。像当时的士官三杰，张绍曾、吴禄贞和蓝天蔚，他们三个都当了那么大的官了，两个师长一个旅长，但在部队里还是没有任何根基。蓝天蔚被手下告密了还不知道，还很得意地去开会，当时张作霖还算是个厚道人，不愿意赶尽杀绝把他杀掉，这才留了他一命[2]。可见革命党人当时的实力并不是很强，我们现在对他们的印象，多数是他们自己塑造出来的。

讲了这么多例子，我只是想说明，革命党当时的动员力度是很有限的。当时清朝的社会控制真的是比较松，也没有特别多的特务网络和复杂的组织层级，至于底下传播一点革命的消息，印刷和发布一些革命刊物或革命宣传品，其实大家都无所谓，国家对社会的控制效度其实是有限的。所以，革命党人的力量不济，不一定就完全是环境恶劣所致，可能还需要从他们自身去找原因。

而且，我觉得，并非接受过新思想的人就都会赞同革命，当时多数人可能还是赞同改良，改良派在革命之前始终是多数。如果能够不动干戈，和平地把事情办好，谁还会愿意去流血，去制造社会动荡呢？谁愿意去冒险呢？虽然革命党宣扬清初的民族仇恨，但是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故事，对当时的人们而言没有切肤之痛——已经过去两百六十多年，都十多辈的事儿了，谁还记得呢？如果满族统治集团没有新的罪行，谁还会去翻老账呢？多数人是不会去翻的。由此也可看出，革命党对知识分子的动员成效是很有限的，他无法找到一条合适的途径去扩大自己的阵营。

正是基于这种四处碰壁的窘境，革命党人采纳了结缘帮会的路线。就孙中山的个人想法而言，他未必想真正地动员帮会，他做的只是对他们进行收买和利用——反正你是反叛势力，对清朝而言也是一股异己力量，我们在这一点上是有同质性的，所以我就利用你，就是花钱雇人。在同盟会中，孙中山是最大的金主，因为两广人士中的海外华侨比较多，所以能筹到钱的只有孙中山，他可以收买大批帮会参与起事。而江浙和两湖地区出外谋生的海外华侨则少很多，所以光复会以及两湖的革命党没法筹钱，只能依靠当地的富人捐一点钱。没钱的时候怎么动员帮会呢？只有靠拉近感情了，就是跟人套关系、戴高帽。比如去跟帮会的大佬讲，说他们的前身是反清复明的。帮会大佬可能会反问，为啥自己都不知道哩。这个时候革命党便会说，我跟你讲个故事吧，然后说着说着就把帮会大佬绕进去了。这些大佬一想，也对啊，于是骤然间也倾向革命了。所以，革命党在这些地区动员的帮会，不是靠收买的，而是帮会自己加进去，然后自己那么干的。但是，革命党人对这些帮会分子从一定意义上讲是利用，他们并不会真的想要跟帮会共天下，或者起事成功后平分国家权力。

当然，我们现在其实也能够体会革命党的苦心，他们既想在中国发动革命，又不想在中国造成大的社会动荡。这就是为什么前期在搞革命宣传时，他们的措辞似乎恨不得把满人杀干净，真有点寝其皮食其肉的感觉；但是一旦革命起来，我们就会发现，其实革命党对满人也并没有那么大的仇恨，杀满人杀得多的是帮会人士。说实在的，革命党人，表现得相当文明，稍有一点杀满人的行为，外国人一抗议，马上就会收敛。而且革命党人在整体上也是很自觉的，有的地方还组织给满人发钱粮，如果有人在革命前就把辫子铰了可能还会得到双份的。所以，整体而言，这场革命没有带来大规模的种族屠杀。当时满人都很恐惧，但最后还是相对和平的。有记载的史实好像就是西安闹得大一点，因为陕西哥老会的势力实在太大了，此外，湖北的荆州也发生了杀满事件 [3]。但总的来说，都是局部的。

[1]　“民国纪年前六年，奉中山先生之命，偕友赵戴文各携炸弹一枚，返国布置华北革命运动。”随后阎锡山继续回忆说，那两颗炸弹，本来打算一颗由“王建基、徐翰携绥远”，另一颗留在太原，“俟秋季祭孔时，同时分炸绥远将军和山西巡抚”。但这个计划并没有实行，原因在于，这是一个毫无把握的计划，相对而言，回国以后的同盟会会员已经成功潜伏在清王朝的新军中，并且有可能取得所有的兵权，因此没有理由去冒险。参见阎锡山：《阎锡山早年回忆录》，11～14 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6。

[2]　武昌起义爆发不久，关外革命党人开会研究如何响应武昌首义。当时意图逼走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然后推举蓝天蔚为关外都督，脱离清廷，宣布独立，但会议进行时张作霖拍枪而起，让赵尔巽占了上风。最后赵尔巽还把蓝天蔚挤到了关内。

[3]　在荆州，驻防八旗与西安的一样，被汉人尽数屠杀，此役还传下了一个有名的段子，就是所谓的“六百六十六”。

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过去我们一般认为，之所以后来这场革命的革命果实被篡夺了，原因在于革命党革命不彻底，或者说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这种软弱性在辛亥革命这儿得到了充分体现。因为革命党第一不敢碰列强，不敢反帝；第二不敢反封建，对地主比较仁慈；第三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恐惧社会革命。但我们必须看到的是：他们根本就没想过要去发动群众搞社会革命，他们就是希望控制革命的规模和烈度，尽量减少社会震荡；他们也没想过要去反什么封建，因为农村士绅是他们的盟友；至于列强呢，则是他们的老师。当时革命党人很崇拜西方，革命后的时代是中国真正全盘西化的时代，凡是西方的东西都是好的。比如礼帽，从日本传过来了二手货，一种平头帽，就像一个尿罐扣在脑袋上，旁边加一圈檐，其实很难看的，但当时风靡中国，有段时间工农商学各行业的人全戴，还美其名曰“文明帽”。而且都流行用手杖，叫“文明棍”。自行车就唤作“文明车”。不按老式的程序结婚，就是“文明结婚”。京剧也有人看，但西方话剧都成了“文明戏”。也就是说，凡是跟西方有关的，都被冠上“文明”的称号，反过来我们的东西就是不文明的了。[1]

但是，这个全盘西化是不是就是资产阶级软弱性的体现呢？若是按照阶级的观点来讲，他们顶多算是小资产阶级。真正的资产阶级是那些立宪派，立宪派又能区分出半资产阶级、半地主之类的属性，而革命党人都是些典型的小资产阶级，学生出身的嘛。而若按照阶级观点来看，小资产阶级在革命中是最狂热的、最彻底的，每场革命都是如此。那么，按照阶级属性而言，他们怎么可能革命不彻底呢？所以，当时的历史不能按照近代人的观点去解释，他们当时根本就没想过要去搞什么反帝反封建之类的事儿。他们对西方的服从也并不是奴颜婢膝，只是因为对方是老师——我服从你，是因为我现在还不如你，等我学成了，我照样也能和你相抗衡。在中国，多数人不是因为西方强大才臣服于它，而是因为西方先进所以才臣服，这样才能虚心去学习它。最后，说革命党人没有触犯列强，其实他们在这里有一个考虑，就是希望列强不要插手中国革命，避免西方人认为他们是义和团的再生而对他们的革命事业进行干涉，那样会给革命造成意外的阻力。你想想，这些事儿能说明革命党很软弱吗？

当时的革命形势就是这样，当时最重要的问题不在于农民或是列强。革命以后南方各省都独立了，但革命党在各省政权中所占的份额并不大，这才是大问题。虽然直到第一次国会选举，革命党的声音都很大，但他们的真实力量并不大。能真正算得上是革命党据点的地方并不多，广东可以算一个，但是广东的两个都督，胡汉民和陈炯明，其实都控制不了这里的民军。湖南算一个，但是湖南的都督是谭延闿，之前的焦达峰等人都被杀掉了，地方的民军也靠不住，当时他们不仅靠不住，而且还为害地方，民怨甚多。这些民军进城后就划分地盘，各占一摊，相互厮杀，在每个摊上都胡作非为。想想看，哪一个统治者能容忍这样的局面？任何人最先都得来裁军、整顿。南北和谈以后，南方革命军的数量绝对大大超过北方的北洋军，但是南方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怎样裁军。我们教科书讲，当时的南方政府听信谗言，太软弱了，大量裁撤革命军。但在当时，不裁行吗？不裁都要造反啊，这帮人哪里是革命军，都是乘乱而起的一帮黑社会。所以，像黄兴这样有过军事经历的人是最能下决心裁军的，一裁裁了几十万，把这些部队都遣散了。但是，裁剩下的那些军队素质也高不到哪里去。像我们后来讲的流氓军阀张宗昌，当初就是在东北招募了一批马贼和土匪，然后来到内地组建成一支骑兵团，隶属在某革命军旗下。[2]由马贼组成的骑兵团居然在裁军中没有被裁掉，可见革命军的素质如何，能指望他们去打北洋军吗？湖南的谭延闿裁军裁不下去，后来听说黄兴裁军很厉害，就想把黄兴找回湖南去裁那些兵，若是不裁，这些兵祸害乡里的程度就更重了。后来二次革命的时候，也就是江西的李烈钧认真地抵抗了一下，南京的新军只是起哄闹了一下而已，何海鸣那个家伙进行了一番鼓噪，本来已经宣布取消独立了，后来又跟着闹了一下，就是儿戏。至于湖南和广东，真的就是一枪未放，谭延闿戴罪进京了，胡汉民和陈炯明跑了，军队全部都归顺了北洋政府。

这也让我们觉得很奇怪，国民党在刚刚进行的国会选举中可是大胜啊，参众两院都取得多数席位，但为什么等到它真的准备反抗时，却一败涂地呢？革命党的声音的确很大，这毕竟是一场革命。立宪派没主张革命，但他们势力很大。他们想，既然是革命的路线胜出，那就该让革命党说话，基层的士绅也这么认为。选国会议员的时候也是如此，那个时候，包括士绅在内的大多数人对国会议员究竟是干吗的并不清楚，此前选谘议局就不是太明白，现在选国会更是不知道。因此，选到最后选出的都是革命党，而这并不能说明革命党就那么得人心，实际上他们并不是很得民心，尤其是当革命党跟帮会搅和到一起的时候，更是让很多人心生反感。所以，一旦袁大总统下了讨伐令，他们就如鸟兽散，崩溃了，根本没有力量。

显然，在此之前，孙中山等人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他们也不会想到革命党的溃败会如此迅速。如果革命党人此前对自己的力量把握得比较准确的话，估计就不会轻率地发动二次革命了，那么宋教仁的案件也就只能由法律来裁决了。

[1]　当然，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批判资产阶级的腐败生活方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各种戏剧和影视节目中出现的“文明棍”、“文明车”都已经附上了强烈的批判色彩，人们不再将其视为先进和“文明”的器物，而是一种崇洋媚外的表征。

[2]　张宗昌此前一直混迹东北，1911年辛亥革命后，率一众绿林兄弟投靠南京临时政府派出的山东都督胡瑛，后转到上海，成为上海沪军都督陈其美部下的沪军第三师骑兵团团长，成员尽是东北马匪。1913年二次革命后，张阵前倒戈，投靠江苏都督冯国璋，被任为冯的副官，此后又改投张作霖。

袁世凯这个人

我们再从袁世凯的角度来看看这个问题。历史对袁世凯的诟病当然很多，窃国大盗、复辟元凶，等等。但是，当时为什么要袁世凯来当总统呢？临时政府成立后，一个主要的意向就是说，总统一职是为袁世凯准备的，袁世凯只要一反正，就马上把总统的位置让给他。孙中山回国当总统时也明白自己的作用，就是给袁世凯临时看摊儿，只要袁世凯同意革命，孙中山就退。在当时，大多数人都认为袁世凯有可能同意革命。立宪派和袁世凯之间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他们有各种渠道的联系。比如像张謇，这是袁以前的老朋友了，还有段祺瑞，段祺瑞跟严修、杨度等很多立宪派人士有来往，而他们都是袁世凯当时最好的幕僚兼朋友。袁世凯的个人能力也很强，他在晚清官场上混了这么多年，是继李鸿章以后国家最大的一个军事集团的首领——北洋系统不仅仅是一个军事集团，它像淮军集团一样，是一个综合性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人才都汇聚一堂的大集团。袁跟这些人关系都非常密切。而且，袁世凯这个人有他厚道的一面，除了跟他有直接政治利益冲突的政敌之外，其他人对他的印象都不错。所以，综合各方面的评价，其实袁世凯的声望是很不错的，革命党也认为袁世凯能够反正，而且，毕竟清廷之前对他很不义，许他不义就许我不仁嘛，这个事情也放那儿了。况且，袁世凯出山之初，虽然希望清朝皇帝保住帝位，但是他也希望清朝皇帝仅仅是一个虚位皇帝而已，也就是说，他不希望保住满人集团的统治权威，当南方各省都不同意继续保留皇权时，袁世凯也就接受了。当时选汉人皇帝也不大现实啊，朱家人能不能当，在当时且不论有没有戏，即使这个建议得到肯定，技术上也是不可行的——那么多人，可能有几十万上百万姓朱的人都是嫡系，那怎么办？也有万世一系的家族，比如孔家人，但是孔家人不干啊。这些方案当时都提出来过，但是实现不了也没办法，所以，南北相向折中，只有废弃帝制，准备选袁世凯当总统了。

袁世凯的确也有他的问题。比如宋教仁案到底是谁干的，现在已经成千古之谜了；还有北京兵变究竟是谁指使的，这也有很多不同的说法；甚至清朝皇帝的退位，可能袁世凯在其中也耍了阴谋。袁是不是一个爱耍阴谋的人呢？现在这基本已经成了定论，他就是很好权术，但这些事情到底是不是他干的，其实到现在的确找不出什么直接的证据。北京兵变变得很蹊跷，早不变晚不变，为什么偏偏等到迎袁公使来北京后开始兵变呢？齐如山对此有过记录，这个记录我还是相信的，因为齐如山当时还只是个旁观者，与南北两方都无直接联系。他认为这次兵变一点都不像真正的兵变，士兵们对抢劫没有那么高的兴趣，他们缩手缩脚，很像是奉命而为，还得要他来指点一下哪些东西值钱哪些不值钱。所以齐如山还自我调侃，自称当了一次兵变顾问。[1]我也看到过其他的一些证据可以证明这次兵变的确是有人指使，毕竟，袁世凯的前头有一个人，就是他的大公子袁克定。我们发现，很多事情都有袁克定的份儿，但是袁克定干的事情究竟袁世凯知不知道，这个不好说。比如清帝退位的时候，袁克定指使过人往皇宫里边扔炸弹，吓唬他们。也有人说，兵变前夕袁克定多次出面密谋。在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整个过程中，其实袁克定忙前忙后张罗了很多事儿。最近我还看到有人在讨论宋教仁案，说武士英牵到了应桂馨，而应桂馨和洪述祖以及赵秉钧有很多的电报往来。不过作者认为，这些电报证明不了洪述祖和赵秉钧就是直接出面干这个的，因为这些电报中没有直接的命令。但是大家想一想，这个应桂馨只是个小小的江苏驻沪巡长，巡长是个很小的官。当年兴办的警察虽然比传统的巡捕房捕快地位要高得多，但是大家仍然认为警察不是什么正当职业，所以警察的社会声望很低。当年北京警察局的巡长也不过是八块钱还是十块钱一个月，那个时候北京一个小学教师每个月就有四十块钱呢。洪述祖作为内务部秘书，赵秉钧当时还是国务总理，他们跟这样一个小巡长之间有这么多的电报往来是干吗？且不论这个电报中到底有哪些内容，但中央的高官跟一个直接指使杀人的小巡长之间有这么多电报往来，这件事情本身就很蹊跷。

所以说，即使宋案不是袁世凯自己授意的，也应该是他手下或身边的人干的，而袁世凯的嫌疑无疑仍然是最大的。也有人说这个事情就是孙中山或者陈其美干的。虽说陈其美能够杀陶成章，但是陈其美杀宋教仁实在没什么道理，他俩确实没有利益冲突，也没有积怨，成立南京临时政府时合作得还不错，而这个时候孙中山是有意把国民党的实际权力让与宋教仁行使的。所以我觉得这件事的最大嫌疑者还是袁世凯，因为袁世凯可能动这种釜底抽薪的杀心。

以前清朝政府曾评价袁世凯是“有术无学”，就是说他很重视术的这一面。自曾国藩开始，掌握大权的几代汉人官僚逐渐由对道德的尊崇转变为对权术的追逐，因为相比个人通过道德修养来影响他人而言，权术能够立竿见影。这种技术性的权力手段的确很有效，而这就是袁世凯最突出的问题。他在当了总统以后，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仍然认定中国是实行君主立宪比较好，至少有皇帝会比较好。毕竟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帝制，老百姓已经习惯了有一个皇帝。今天我们很难想清这一点，但在当时就是如此。在我们这个伦理型国度，强调的是天地君亲师和忠孝仁义，这些伦理结构其实都是围绕着君主来建构的，孝也是为了忠，一旦君主没了，那么这个重心就会动摇，整个社会的人心就会开始晃。由此会带来许多治理上的问题，比如一些刁民就很难治——没皇帝了就没王法了，那我还怕什么呀。

还有一点，袁世凯很难对他的部下树立权威。曹汝霖曾经提到这样一件事儿，就是袁世凯当总统后召开最高国务会议，各部的总长总是迟到，一迟到就是一两个小时，以至于会议完全没法开。他们为什么迟到呢？通宵打麻将，这些人明知道第二天要开会，但还是通宵打麻将、赌博。袁世凯想治也治不了，因为他不愿意跟任何人翻脸，于是只好找来当时的警察总监吴炳湘，让他派密探查一查，到底是哪些人常常通宵打麻将。袁世凯要吴炳湘开列一个名单给他，然后袁世凯就可以拿这个名单说事儿。吴炳湘想，谁迟到你就骂谁甚或撤谁的职不就完了吗，何必要我开名单呢？我开名单就得罪了那些人，这些总长你都不敢惹，那我还敢惹吗？于是，吴炳湘在名单上写的第一个人就是段祺瑞。其实段祺瑞不好赌，他喜欢下围棋，他每天只打四圈麻将，不多不少，这个大家都知道，你吴炳湘把他列到第一位不就是胡扯吗？当然，袁世凯看到这个名单也明白，这是吴炳湘不想干了，于是也就只好不了了之了。[2]

真正特别好赌的，比如孙宝琦、梁士诒等，他们原来和袁世凯都是称兄道弟的，现在袁世凯当总统以后，确实不大好意思就直接拍桌子把这些人撤职。他认为，当了皇帝以后，他的权威程度能够提高一点，再牛的人物跟他也是君臣关系，我是君，你是臣下，这样至少在等级上就已经区分开来。袁世凯称帝后还弄出了个“嵩山四友”[3]，就是说徐世昌、赵尔巽等四人可以不向他称臣，但这些人什么权力都没有了，除了徐世昌之外，剩下的几个人都很老。袁世凯玩这一手是想向他人表明，剩下的人都是臣属，都得向他称臣，行跪拜之礼。虽然礼仪上没有做这种规定，但毕竟现在是君臣嘛，人们就会想起传统的君臣关系状态和相应的仪式规定，大家会意识到，以前玩得再好的朋友，一旦现在当了皇帝，两个人肯定不能像以前那样平起平坐。袁世凯希望通过这一做法来强化权威，但我们知道，他最后失败了。

与复辟帝制相关的，是关于共和的问题。这样一个模仿美国建立的当时最先进的制度，其实在应用到中国时，生出了很多很多的矛盾。孙中山没有机会也没有能力解决，毕竟他只是一个过渡性领袖。而纵使袁世凯是个政治强人，他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很多军阀也都被这个问题所困扰。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陈志让讲的，原有的忠诚和服从意识丧失，属下总是发生叛乱。若是某人当了某省或地区的督军，一般都要兼任一个主力师的师长，不然就有被人架空的危险。这种模式会不断向下复制，一个师长要想控制住自己的军队，必须兼任一个主力旅的旅长，而旅长又要兼任一个主力团的团长，循次往下，否则就没戏。这种忠诚问题，在皇帝没有了以后，成了一个大麻烦。[4] 后来吴佩孚也是全力解决这个问题，他的办法是重建传统秩序，重构三纲五常。也有人引入一些其他元素，比如冯玉祥借助基督教，还有些人借助佛教和道教。其实他们都是想重建传统伦理体系，否则很难保持这个体系的忠诚和正常运转。很明显，这个困惑从上到下都有。后来蒋介石找到了一个主义和一个党，这个党和主义显然是比以前强多了，在某种程度上蒋介石建构了一个忠诚体系，但这个体系远不够牢靠。

[1]　刚从法国归来的齐如山在崇文门大街上目睹了乱兵抢、烧各店铺的过程。因为他穿着当时比较稀罕的西装，乱兵把他当成了日本人，所以对他很客气，还不时有人来请教他所抢财物的价值。有人错将“老铁铺”的“铁”字看成了“钱”字，结果一无所获，将穷铁匠打了一顿。有人抢了冥衣铺里的寿衣、被子之类，来问他是否是绸子，他一想如果实话告诉他们，他们又要去别处抢，不如就说是。有人抢到貂褂，问他是什么，得知是貂皮，欢天喜地而去，认为没有白干。乱兵们抢东西很从容，也很外行，让他感到奇怪。参见齐如山：《齐如山回忆录》，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

[2]　参见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忆》，67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

[3]　袁世凯称帝时特封其旧友的称号，分别为：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和张謇。关于这个封号，多数人认为源于汉高祖时“嵩山四皓”的典故，但其效果可称迥异。张良此计一举稳定了太子地位，而袁制造出这一封号却相当失败，他原本希望拉拢旧友支持他的称帝行为，无奈四人无一明确表态支持其帝制。

[4]　参见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第十三讲　袁世凯的悲剧

按照传统教科书的说法，辛亥革命以后，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篡夺。因为大总统的职位被袁世凯拿去了，而且他后来复辟当皇帝，完全破坏了民主共和。其实，袁世凯最初当选大总统，是名至实归，大家都认为应该由他来出任总统，没人认为应该是孙中山。[1]所谓的“篡夺”一词，在当时并无此说法，这主要是后来人的观点。而至于复辟，这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话题。纵然当时袁世凯有自己的问题，但当时一些人眼中的最先进的共和体制本身也潜藏着问题。

有人讲，如果袁世凯不称帝，那么他可能会慢慢走出困境，可能会使中国顺利地往前走一点。这种可能性是有的，但袁世凯能不能经受住考验，能不能坚持他的信条，按照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做法坚持做下去，能不能让中国变个模样，他有多少有效的杠杆、有效的手段，这些其实都不好说。

[1]　袁做总统后，孙黄一起到北京拜会袁世凯，袁待之甚勤，孙后来对国民党员表示：“余在京与袁总统时相晤谈，讨论国家大政策，颇能入微。故余信袁之为人，甚有肩膀，其头脑亦甚清楚，见天下事均能明澈，而思想亦很新。不过做事手腕稍涉于旧，但办事本不能尽用新法。”他还号召“嗣后国民党同志，当以全力赞助政府及袁总统。”《在上海国民党欢迎会的演说》，见《孙中山全集》，第二卷，484～485页。于右任在当时也相信孙中山的判断，并指责国民党党内激进的反袁言论，他指出“中山入京，竟以十年总统相许，其弄袁氏乎，抑重袁氏乎！此其中大费研究，我敢断言，中山非确有所见，不敢如此冒昧，然则我觉对之态度相若何？”于右任：《答某君书》载《民立报》，1912年9月14日至17日，载朱宗震，杨光辉：《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15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革命领袖尚且天真地被袁玩弄，在革命之前，袁的“魔术”对普通革命党人的功效就可想而知了。

共和体制的问题

什么是体制问题呢？在中国这样一个有两千多年帝制传统的国度里，国家最高权力的所有者从皇帝变成了总统，民众都不太适应。而国会的运作，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的分立制衡等西方话语，中国人也一直不是很清楚。此前虽然有预备立宪的尝试，但毕竟这种尝试是很短暂的。而且，预备立宪的准议会和后来的国会也不一样，因为当年的内阁并非由资政院选出，而且一半的民选议员也都是由地方谘议局选上的。这两者至少在程序上存在不同。国家一下子改成共和制以后，的确使百姓比较困惑。民众不知道总统是个什么样的职务，也不知道没有皇帝的生活该怎么过，诸如此类的问题，大家都没有底。整个中国的伦理结构也出现了问题：由于缺乏了皇帝这一要素，传统的纲常伦理都乱了，各种纷扰先后出现。

袁世凯自己也有许多待解决的问题。首先是如何安抚那些把他当做曹操的人。当时有很多有旧道德的人，他们认为在革命党人闹事、各地独立的情形之下，袁世凯应该扶助清朝，而不是自己当总统，这是一种背叛。像掌握了兵权的张勋，还有过去淮军遗存的老底子，这些带兵的人对袁世凯的行为都有过非议。冯玉祥曾经回忆说，即使是在北洋军系统内部，他也听到同僚和一般的士兵在背地里骂袁世凯是曹操。[1] 袁世凯必须着力安抚这样一批人。其次，袁世凯还要想办法去应付同盟会，也就是后来的国民党。他对怎么与革命党打交道显然还没什么经验。这些人在革命后的生存状况，对当权者的看法，以及他们会对政局造成哪些影响，这些问题其实袁世凯都不是很清楚。显然，这也是袁世凯的难题。

更大的难题是国家因为政权转换而造成的不同性质的动荡。各地的乱民乱党乘机闹事，社会不稳。边疆少数民族的政治认同也出现危机，无论是内蒙和外蒙，还是新疆、西藏，这些地方都出现了分离危机。因为当时没有现代民族国家的概念，这些边疆少数民族认同和效忠的是清朝皇帝，边疆地区跟中原的联系是建立在他们跟满族皇帝的个人性质的联系之上的，而一旦皇帝没有了，外蒙、西藏等地就先后出现了分离倾向。在满人政权不稳之前，清政府曾经加强了在边疆地区的驻军，但在革命后也都撤出来了。而且，这些地方都有外国势力的介入，西藏有英国，外蒙有沙俄，所以这两个地区首先出现不稳。

袁世凯在接受总统之职后，对于马上就要到来的国会大选没有准备，他也不知道怎么应付，所以第一届国会大选基本是没有被操控的大选。相对来说，也没有多少人竞选，整体上比较平稳。在此之前，同盟会已经联合了许多小党成立了国民党，这次大选中国民党取得大胜，在参众两院中获得多数席位。当时国民党虽然把总统位置让给了袁世凯，但他们在议会选举中的大胜使他们感觉自己权势如日中天。那个时候，国会被认为是代表民意的，所以谁掌握了国会就意味着谁掌握了天下。宋教仁当时也是踌躇满志，准备组建责任内阁，而且，当时这些人已经筹划着把民国体制由法国体制彻底改内阁制了（孙中山交班的时候，已经由美国体制改成了法国体制），也就是把总统制改成内阁制，让总统变成虚位总统。革命党人认为这个过程会比较顺利，就好像使同盟会改组成国民党一样。但实际上，同盟会或者说国民党大胜的原因，不在于联合了很多小党，也不在于代表了多少民意，而在于袁世凯没有对这次选举进行任何干涉——他没有意识到，或者可能意识到了也没有时间来操控。

当时的选举跟此前选举谘议局、资政院一样，是由地方士绅负责操办的，所以到最后选举过程就成了一个具文，主要是由地方士绅来决定谁当选。投票只是个过程，事实上是没有投的。那谁来当呢？由于地方士绅并不确定共和制是什么，更不清楚共和制下的国会是怎么一回事儿，所以他们倾向于选那些出头露面的革命党人或者是与革命有关系的人。很多代表都回忆说，他们是在家乡被提名为国会议员的，但他们既没有去竞选，也没有去拉票，什么都没搞，坐在北京就当上了国会议员。那个时候是革命缔造共和的嘛，所以，多数的选票都是这么来的。

但在同一时期，国民党实际上是没有力量的。在革命之前同盟会已然出现了分裂的迹象，革命之后，由于利益之争，这种分裂的问题更为严重。同盟会中光复会一系本来就对孙中山不满意，现在因为政权建设之争，对孙更为不满。原来华兴会系统的这帮人，很多都把票投给了孙武参与组建的民社（后来并入共和党）。[2]孙武这人很有意思，为了革命把名字都改了，当时革命党党魁乃是孙文，于是他就改名叫孙武，以致很多人都认为他就是孙文的弟弟。当然，这应该也是他希望看到的结果。但是，革命后这位以孙文弟弟自居的孙武居然投到了黎元洪帐下，与同盟会相颉颃。同盟会人心离散，没有重心，而孙中山在辛亥革命期间缺少可称道的表现，因此这一时期他的威望跌落了很多，缺乏笼络众人的能力。黄兴在革命中打了那么多的败仗，虽然做了很多事儿，但没有获得广泛认可。宋教仁参与改组同盟会，组建国民党，四处张罗选举，但他也没什么服人之处。“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这不一定只是章太炎的说法，我们毋宁把它看成当时真实状况的反映。因为会党的参与，革命后建立的秩序往往被这些人破坏，弄得一团糟。地方上的民众对于革命党的印象很不好，认为这些干革命的人都是乱党，就跟前清时候的会党一样。因此，国民党虽然在选举中成了国会第一大党，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有很强的力量。在国民党成立以后，其议员也常常倒戈，可能吃顿饭就被拉走，就叛党了。这其实就证明了当时的国民党处在一种虚胖的境地。孙中山被袁世凯忽悠去当铁路督办了，他声称要在十年内为中国建二十万英里铁路，稍有常识的人就知道这是根本不靠谱的事儿，但他就那样去张罗了，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可能他就是喜欢这么去说话。但这么说话的后果就是，那些搞实业的人也觉得孙中山不靠谱了。我们搞铁路搞了这么多年也没弄出什么大名堂，你一来就声称能修出这么多的铁路来，这不是孙大炮嘛。

也就是说，国民党看起来力量强盛，实际上则是一盘散沙。而经过几次交锋之后，袁世凯已看透了国民党的诸多弱点，也看透了孙中山等人的毛病。此时的袁世凯对于共和是没什么认识的，他认为此时的中国跟以前一样，办不了共和制，但是既然已经建立了，那就只能这样将就了。但即使是将就，也不能任由国民党去闹。

[1]　当然，此处所指的曹操，是《三国演义》里的那个形象。参见冯玉祥：《我的生活》，43～44页，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7。

[2]　民社后来与统一党、国民协进会、民国公会等于1912年5月9日在上海张园合并组成共和党，以黎元洪为理事长，张謇、章太炎等四人为理事。1913 年5月，共和党又与民主党等合并组成进步党，成为民初国会仅次于国民党的第二大党。

袁世凯与国民党的对峙

而袁世凯习惯的是用传统政治的那些方式来对国家政局进行控制。比如说，尽量把权力控制在自己手中，尽量用权力技术进行操控。他相信对所有人都可以实行笼络，包括国民党此时的实际党魁宋教仁。他还喜欢进行实力控制，喜欢玩儿点小花样——虽说现在还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北京政变是袁世凯直接下令的，但是他跟这一事件肯定脱不了干系，至少是跟他的大公子袁克定有关联。如果袁世凯不愿意南下就职，直接发表一个公开声明即可，但是袁世凯一边答应迎袁公使团的要求，一边又组织一场兵变，然后以此为借口，称自己去不了。这种做法仍然遵循着传统政治的权术逻辑。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方式在中国非常有效。在这一过程中，袁世凯不仅试探出了国民党的实力和能耐，他也最大限度地使自己的能力和权限扩大化。唐绍仪当第一任国务总理的时候，曾想超越党派，好好办共和，但是办不了。袁世凯为了保护核心利益，比如在决定直隶都督的人选上，可以绕开与其政见不符的唐绍仪，直接任命。唐绍仪很生气，按照民初体制，我不副署，你的任命怎么能够生效呢。但按照袁世凯的想法，他的总统就是按皇帝的方式当的，直隶都督对于袁世凯而言关系重大，这个他不能让步，即使是违规他也认了。[1]

因为宋教仁案，袁世凯也跟其他人发生冲突。现在宋案的研究很多，各种说法也很多。以前是一边倒地认为这是袁世凯个人的阴谋诡计，但现在很多人认为暗杀不一定就是袁世凯最真切的意思，可能是袁世凯手下人猜度他的心思猜度错了，想讨好他，所以就直接办了。还有一些研究者干脆断定这根本就不是袁世凯的意思，因为找不到直接的证据。也有人认为这个可能就是国民党自己内部火拼闹出来的。反正众说纷纭。现在让我看来，袁世凯以及与其关系密切的北洋集团参与这件事的可能性最大。不然，正如上一讲提到的，应桂馨这样一个小小的江苏驻沪巡长，怎么就会与内务部的秘书洪述祖和国务总理赵秉钧等人有这么多的单线电报往来呢？而正好这个应桂馨又是直接收买杀手的操作者。所以，国民党实际的党魁被杀，尽管这一案件事关重大，如果能够通过法律解决最为恰当，但在当时，可能双方都没有通过法律解决的耐心，尤其是国民党这边，最后就仓促发动了战争。而国民党在此前也的确高估了自己的实力，认为武力反抗袁世凯是没有大问题的，至少能够在南方造成一个割据之势，但最后根本不是这样，二次革命基本是不旋踵就失败了，失败后大批革命党人被迫流亡。

在袁世凯与国民党的对峙过程中，显然袁世凯得到了国内大多数人的支持，人们认为国民党比较没理，因而国民党相当孤立。但是袁世凯的解决方式也并非十全十美、天衣无缝。宋案本身的疑云仍有很多，在此之前，为了拉拢黎元洪，还曾经有过杀害张振武的案件。[2]这样一些疑云为后来袁世凯的统治造成了障碍，这就是过去中国王朝关于得天下是正还是不正问题的讨论，若是在建国之初发生了这样一些案件，就说明得国不正，是有问题的。

而袁世凯还要依靠国会把他选成大总统。虽然说国民党在国会占有多数，但袁世凯很清楚，这些议员是会把他选出来的，因为他已经打完仗了，而国民党本来就是一盘散沙。这些议员主要是想来北京当官的，他们不认为自己乃是民意代表，而自认为是国家的官，所以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并不多，很多都是贪图个人享受。国会第一个议案，就是给议员加工资，一个月五百大洋。当时两院共计八百人，号称八百罗汉，仅一家机构就有这么大的财政负担，很离谱。自己给自己定这么高的工资，显然他们很贪图享受贪图富贵的。袁世凯因此而吃定了他们肯定会把自己选为总统，否则就不会放手让他们选了。袁世凯只是有点不放心，所以派出一些由军警组成的公民团去包围国会。但是这么做就惊动了一些人，结果反而使得投票很麻烦。不管怎样，到最后总算是把袁世凯给投出来了。他当选正式大总统以后，就把国会给抛弃了——追缴国民党议员的代表证书，然后就把他们驱散了。而国民党代表当时占国会多数，现在他们一走，国会投票无法构成最基本的法定人数，就等于废掉了。开始梁启超等人还很高兴，认为国民党的刺头走了，进步党等其他党派就能在两院占多数了，但很快他们就发现，结果是国民党都被赶走了，这时国会不能成其为国会，那么所谓的相对多数就没有意义了。所以梁启超等人也很疑惑，为什么搞完革命之后，这个共和制政府的国会状况还不如晚清。后来袁世凯为了安抚这些人，搞了一个政治会议，但这个会议不是议会，只是一个政府的咨询机构。这就是袁世凯的不对了，如果觉得议员不行，应该重选国会代表，但现在只是把国会降级缩编为政治会议，这大有问题。

袁世凯虽然当上了正式大总统，但是此前我们讲的共和制所带来的那些问题依然困扰着他。他认为老百姓还是不习惯没有皇帝，而且整个统治体系，包括他的官僚集团和他的亲信部下都出现了疑问：需不需要效忠？向谁效忠？怎样从忠于皇帝转向忠于国家？忠于国家了，袁世凯高不高兴？可否使民众对国家的效忠转变成对袁世凯的个人效忠，以强化总统的权威？这样的问题都很明显地摆在了他眼前，他是没有权威的，他连那些当了国务总理或是各部总长的老朋友都控制不了，更不敢处理手握重兵的军头。

老百姓琢磨不清总统是什么东西，总统跟皇帝是什么关系，为什么中国没有皇帝了，等等。老百姓如此，官僚如此，军头更是这样了。二次革命以后，大批北洋军都被派驻到地方各省，于是一些高级军官也转成了地方各省督军，当了督军的各个军头有了地方行政权以后，很快培植和扩张起各自的势力，不大听中央的话，而中央也没法处理。袁世凯时期，层次低一些的文官犯事了他还是敢处理的，比如也杀过一些局级的官员，但是对于犯错的军头他不敢处理，这就加重了骄兵悍将的骄横程度。这是北洋系统内部的问题，所谓的内忧问题，主要集中在权威性不够这一点上。所以，这个时候国家比较乱，从白朗起义这件事就可以看出来。出现白朗起义原本没有什么大不了，白朗起义就是一帮土匪闹事，但是因为有国民党人的掺和，所以后来的历史记载把它抬得很高。这次起事规模也不大，而且没有基础，但是各地就是剿灭不了，北洋政府费了很长时间才总算把白朗干掉了。北洋军最初打国民党打得那么轻松，现在围剿一个白朗却这么费劲，白朗起义背后所反映的是各地的割据与秩序的混乱，也暴露出了袁世凯政权的虚弱性。[3]

袁世凯本人并非没有看到这一点，但是他对于整顿内政的确没有更好的办法。正因此，原来在革命前对革命抱有极大憧憬的人在看到民初政局乱象横生的现实后，都感到非常失望，那些本来就很怀疑革命的人此时就更加失望了。所以这一时期大批的遗老遗少都出来了——清朝覆灭的时候，我们看不到有谁要为这个王朝殉节，但这个时候都出来了。他们都觉得民国不好，鼓吹民国还不如清朝的言论，对民国极尽冷嘲热讽。而且这些人也不是泛泛之辈，像沈增植、劳乃宣等人，他们的社会影响力很大，一说话就能引领社会潮流的，所以大家普遍觉得，民国的确没有搞好。

而这个时候，外交也出事了。1914年，一战开始了，欧洲列强忙于内部厮杀。对我们东方人而言，一战就是欧战，因为战场基本就是在欧洲。当时东方的日本也参战了，但是它只打了一仗，就是发动了对驻扎在中国青岛的德军的攻击。此时德军并没有多少力量，而且大多是海军，日本人攻击德国人，基本是杀鸡用牛刀了。不过即便如此，还是打了两个多月，中国人对此也毫无办法。当年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开战，日本胜利之后，沙俄在东北和朝鲜的势力范围被日本继承，相对来说，日本的统治比沙俄要温柔一点。但是在山东，胶济线和青岛原来是由德国人统治，他们的统治方式又要比日本人文明一点。所以，日本人取代德国人对青岛及胶济线沿线地区进行统治，实际上是一种温柔的统治被一种蛮横的统治所取代，这样老百姓是很不舒服的。后来美国人曾经做过调查，他们问中国人，当时德国人占领这块土地时，中国人好像没有进行强烈抗议，但是换成日本人后，为何中国人的反应会这么强烈呢。中国人解释道，德国人的统治比较规矩，而日本人相对不规矩。[4]

日本人的这场战争虽然规模较小，但对中国的骚扰却是比较大的，而且日本人很蛮横，在打德国的过程中，其实占去了山东各个地方，它根本不把中国的驻军当回事儿。而且日本并没有就此罢手，有一部分日本人认为，这是日本独占中国的一个良机。所以，麻烦来了。1915年1月，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从日本返回中国时带了《二十一条》，要求直接面见袁世凯总统。《二十一条》中的每一条都很不好，其中最可恶的是第五号条款，它要求中国中央政府须聘用日本人充其政治、财政、军事等各顾问，而且在某些时刻日本顾问有权做出决断。这就相当于把中国变成第二个朝鲜，使中国成为日本的殖民地。袁世凯看到这一条款后，意识到日本“直以朝鲜视我”，震怒，也很惊慌。本来日本政府提出《二十一条》时，第五条是建议性条款，就是说中国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但是，日本公使日置益向中国提交这一文本时，根本就没提到这一点，他就是要让中国全部接受。袁世凯当时立即找来各部总长和机要秘书商量对策，那时候陆军总长段祺瑞非常愤怒，主张和日本开打，认为这些肯定不能接受。袁世凯问段祺瑞，若真打起来，中国军队能够坚持多长时间。段祺瑞想了想，说估计只有三个月。袁世凯一想，这肯定不是上策啊，那还是先谈吧，于是他就让外长陆征祥想办法去谈，去跟日本人磨，能拖多久就拖多久。

在谈判的过程中，日本人曾警告陆征祥，这些谈判都是机密，不能透露给任何人，不能告诉别的国家。但中国代表一边谈，一边又把谈判细节通报给英美各国的驻华使节，希望争取西方国家的支持，所以很快《二十一条》的消息就走漏了，西方国家的媒体和政府都开始对日施加压力。比如英国，英国此前跟日本是有合作盟约的，但这个时候开始有人质疑和日本结盟的前景。英国人当然也不希望日本人完全控制中国，因为英国在中国仍然有很大利益，事实上，作为侵略中国最早的西方国家，在中国利益最多的一直就是英国人。在西方国家的压力下，日本被迫作出声明，称第五号条款只是一个建议性条款。后来曹汝霖自己贴金，说这个成果是中国人争取来的，中国人也派了说客去日本游说日本政府。其实在一开始，日本政府就定第五号条款为建议性条款，只是日本公使在向中国传达的过程中有意做了改动。而且日本公使把第五号这个建议性条款和其他条款放在一起本来就是个阴谋。为什么呢？这个条约统称《二十一条》，人们提到它就会首先想到第五号条款，日本政府逼着中国签，这样即使第五号条款没有被中方接受，但在外界看来，如果中国签了《二十一条》，那么可能中国还是接受了第五号条款，那这样袁世凯就完蛋了。[5] 日本政府当时并没有做好全面与中国交战的准备，它当时进行战争动员时，也只是动员了在华的日军，并没有真的想要跟中国打，但是袁世凯却屈服了。后来的历史证明，日本人当时有一个很大的图谋，就是搞臭袁世凯的声望。他们对袁世凯真的很头痛，在朝鲜时日本面临的中方对手就是袁世凯，而在和袁世凯的几次冲突中，日本人都没有占便宜，所以历史上日本政府就跟袁世凯有宿怨。在日本人眼里，袁世凯是政治强人，他们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已经改变，如果袁世凯能力足够强，那么，中国可能真的会由弱转强，成为日本扩张的重要障碍。因此，日本要做的就是把袁世凯搞下去。[6] 所以日本人曾在中国鼓吹，说孙中山搞共和是可以的，因为他之前就是叛党，袁世凯凭什么共和啊，他是清朝的重臣。这是他们的宣传噱头，实际上他们是想将袁世凯除之而后快。[7]

在1915年5月9日，袁世凯签了《二十一条》之后，他也很难受。我们不能说袁总统就是不爱国，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对他来说可能比一般的老百姓所想的更为息息相关。所以他声泪俱下，跟他的部下说：我们一定要奋起，我们再不自强就要完蛋了，我们要好好地干，十年后再跟日本人算账。[8]但是，不管袁世凯是何心境，他的确因为这个《二十一条》而声望大跌。内政如此，外交还办成这样，作为一个国家元首，怎么服人呢？很多人都看到了这一点，袁世凯自己也很焦虑，考虑该如何挽回这个局面。按道理，应该把政治弄得更加清明一点，然后再去做几件于国于民有利的好事儿，这是中国人对权威塑造的一般性理解。而当时的环境给袁世凯留下的余地并不多，树立威信的方法的确没多少，然后就有人给他出主意了：那你干脆称帝吧！称帝很简单啊，称帝就是一个政治程序操作，又能够很快就塑造起自己的权威，而做好内政外交比称帝要难得多。

在最初思考这个建议时，袁世凯是有些顾忌的，筹安六君子在外界为复辟鼓噪时，其实跟他有间隔，更多的事情都是袁克定在具体操办。袁克定这个人对袁家起了很坏的作用，他比袁世凯更喜欢权术，正是因为他的存在使得袁世凯和外界存在间隔，而袁世凯一度还坚决反对称帝。所以曾有人认为，这事儿跟满洲宗室也有关系，鼓吹帝制可能是想恢复清朝。也有人认为，袁世凯是想先趟个路、搭个桥，把权力交还给清朝皇室。到后来形势越来越明朗的时候，袁世凯也听不到多少反对的声音。这的确非常奇怪，虽然有些媒体对恢复帝制持批评态度，但没有哪一派政治势力公开出头反对，梁启超那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也是在袁世凯称帝前夕才发表的，此前看不到任何所谓的强烈反对。

只有袁世凯的一些老朋友向他表示过明确的异议，比如严修。严修在当时真的算是一个世外高人，而且品格很高尚。当年袁世凯被载沣赶走的时候，所有人都不敢为他送行，只有杨度和严修前来，而且严修送完人后还回到衙门起草了一个奏折，言辞激烈地表达抗议，抗议清政府罢免袁世凯的举动，然后挂冠而去。等到1911年袁世凯被再度起用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严修，希望他回来襄助大事，并明确提出把财政总长的位置留给他。但袁世凯再三诚邀，严修一直拒绝。严修希望到民间办教育，在社会中支持袁世凯（后来南开大学的建立就有他的贡献）。严修真的是一个非常够意思的朋友，但在此时严修就直接言明，不同意袁世凯称帝。

此外，还有些遗老也不同意，不过他们的理由是另一回事儿。总统是任期制，就是说你当总统了不意味着国体会发生改变，你上台不意味着国家进入了“袁家王朝”，但是你当皇帝就是另一回事儿，这样就会开创一个新朝。而若是要建立新朝，你总得有一点点文治武功吧，比如对外有点征服事业，把日本人打败了，这样国内士气就会大振，然后所有人就都老实了，或者就在国内把各种政治势力摆平一点，取得一点政治功绩。但事实上，袁世凯两个方面都没有，无论内政还是外交，都让人非常沮丧和焦虑。在这种普遍的焦虑当中，袁世凯没有解决的办法，反而想通过称帝来渡过危机，这是很荒唐的。遗老们认为，一般的开国元勋、开国皇帝都是有两下子的，至少他的文治武功能够把人震了，这样称帝才能顺理成章。而当时袁世凯的逻辑正好颠倒了，他什么都没有，拿什么政治资本来当皇帝呢？

还有一些人本来就对袁世凯有疑虑，他们主要是各地的军头。尤其是那些非北洋系的军人，本来就和袁世凯统治集团有点离心倾向，一直害怕袁世凯把他们铲除了，比如南方的唐继尧、陆荣廷他们。袁世凯不称帝，还真不好反，一称帝，正好可以借口反复辟反他。此外还有些文化人，比如梁启超认为，中国已经共和了，按照他们当时所秉承的进化史观，历史只能进步不能回退，而历史的进步和制度的演进是相匹配的。[9]康有为的新三统里面曾经说过嘛：君主专制，据乱世；君主立宪，升平世；民主共和，就是太平世了。我们好不容易已经进入第三统了，制度不好，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加以弥补，怎么能倒退呢？怎么能复辟呢？对于梁启超这种深受进化历史观影响的人，历史是绝不允许倒退的。

所以，尽管袁世凯在复辟准备阶段没有看到过多少反对的力量，但其实反对力量是一直存在的，只是被表面现象遮蔽掉了。就是说，袁世凯一旦当了总统，就没办法像以前那样看到许多真实的情况，即使看到了，可能也会倾向于视而不见。因为人们总会偏爱选择性知觉，好的东西，表面的东西他就愿意看，连一个外国人办的报纸，也就是《顺天时报》刊登的关于支持帝制的消息，袁克定都要把它重印后呈交袁世凯。古话讲忠言逆耳，很多时候忠言是进不去耳朵的。之所以进不去，很大程度是因为当政者主观上不愿意听，他自己有一个心理屏蔽机制，在接触到这些信息时就把他不想听的东西屏蔽掉了，袁世凯也不例外。严修后来回忆，帝制闹起来的时候，最初他能见到袁世凯，后来就见不着他了。袁世凯传话，让他去跟筹安会的人讲，严修就火了：我跟筹安会的人说得着吗？我凭什么跟他们说啊？我就要跟你说，你不听拉倒，就算了。所以，袁世凯不称帝还好，一称帝就乱了。

[1]　唐绍仪好歹也曾是正正规规的留美幼童，在哥伦比亚大学和耶鲁大学喝过洋墨水的人，他虽然后来也被延入袁世凯帐下，但毕竟跟袁世凯其他的幕僚有所差异。所以，唐绍仪在涉及国家前途的问题上，仍然和袁世凯出现了裂痕。

[2]　如今张振武一案仍有疑云，究竟是袁世凯还是黎元洪的主意不得而知，但是关系最紧密的黎元洪肯定是脱不了干系。

[3]　白朗起义纵横河南、湖北、安徽、陕西、甘肃等地，自1913年起持续了一年多，其间袁世凯曾派陆军总长段祺瑞拼凑二十万人的军队进行围攻，仍使其走脱。北洋军号称劲旅，但面对区区万余人的流寇竟大费周章，其战斗力固然存在疑问，但各省之间互不通气、信息隔绝乃至相互猜疑和陷害，乃是最主要的原因。

[4]　参见（美）约翰·本杰明·鲍惠尔：《在中国二十五年》，70～71页，合肥：黄山书社，2008。

[5]　参见王芸生编：《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六卷，75～78　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6]　参见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102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

[7]　在动荡中，成心捣乱的日本人花了大量的精力和资财，资助袁世凯的敌人，从革命党到宗社党，日本人一律给钱给枪，提供顾问，唯恐天下不乱。日本军官在旅顺、大连为蒙古叛乱武装巴布扎布训练士兵，各地的日本浪人也有组织地到处寻衅闹事，用西原借款的主角西原龟三的话来说，就是“猖狂已极”。参见西原龟三：《西原借款回忆》，载《近代史资料》，1979（1），121页。

[8]　（美）保罗·S．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李抱宏等译，104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9]　梁任公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称：“夫变更政体，则进化的现象也，而变更国体，则革命的现象也。进化之轨道恒继之以进化，而革命之轨道恒继之以革命，此征诸学理有然，征诸各国前事亦什九皆然也。”

袁世凯的悲剧

袁世凯称帝时，古德诺 [1] 那篇《共和与君主论》的文章影响很大，古德诺当时是袁世凯的政治顾问，他的文章本身没什么大错，中国的国民的确不适合总统制，但是他也没说现在就是适合复辟。袁世凯此时是当不了皇帝的，因为各种势力都在反对。而且，由于历史已经走到这里了，进化论的价值观还没人能够质疑，它是一种很强势、很有市场、很有说服力的价值观。在这一背景下，许多人就认为，袁世凯称帝，就相当于反对人类进步，反对历史进化。总之，不管反对者所持的是什么居心，各自有什么样的怀抱，进化论的声音已然把所有的想法都统一起来了。这就极大地孤立了袁世凯，连他的亲信大将冯国璋、段祺瑞等人都反对他，所以袁世凯最后就在众叛亲离中死去。还好袁世凯死的时候像一条汉子，他没有把复辟一事推诿与人，而是承认是自己糊涂，贪恋权位，并对没有听严修的话悔恨不已。袁世凯认为严修不求名不求利，乃真正之国士，国士在前，自己却听不进忠言，以致落到今天的地步。袁世凯觉得自己是咎由自取，但是没办法，现在局面已经变成这样了。

再说杨度。复辟的主意出得很馊，但是杨度在中国历史上也能算一个智者，他先是办新政，后来又到袁世凯处当幕僚，做得都挺好的。本来袁世凯想让他做教育部部长，但他不屑于做，他一直以帝师自诩，自认为学的都是屠龙之术，要做的是大事儿。杨度看到中国当时不适于共和制，可能恢复帝制要好得多，便把希望都寄托在袁世凯身上。不过，他确实没有看清当时的形势，虽然说从道理上讲，当时中国有个皇帝最好，但在情势上，没人有资格做皇帝，谁做谁倒霉。袁世凯曾说过，让他做皇帝，简直是把他放在火炉上烤，但是最后他真的就坐上去了，而且还是杨度把他推上去的。杨度是一个真诚的君主立宪者，他认为中国适合的就应该是君主立宪，所以他一手策划的复辟并不是说要回到君主专制，而是要建成君主立宪。张勋复辟之后，杨度非常失望，认为张勋彻底地把他的理想糟蹋了，所以后来就比较颓唐了。

当然，袁世凯的死亡也存在偶然性。袁家流传着一个迷信，说男性都活不过六十岁，所以袁世凯只能活五十九岁。不过我觉得，如果没有称帝这回事儿，他应该能够活得更久，他称帝就赶上内外交困、众叛亲离，然后他在一急之下就病倒了。即便他不死，复辟失败后他也起不了什么作用了。经过这次大挫之后，他肯定是当不成总统了，即使可能还会在总统的位置上待段时间，但他的政治生命已经完结了。

袁世凯死后，中国的政局就陷入了一种更加混乱的境地，没有当家人了。以前至少有一个人还能当总统，但现在想找一个能服众的人来当总统也是不可能的了。黎元洪为人不错，他是早期的海军学生，后来一路走来当陆军军官，在武汉新军当旅长，随后任湖北都督、副总统。他杀张振武是被这帮革命党人逼的，实在没办法才出此下策，而且他也没把在报纸上抨击他的人怎么样。他算是个好人，但是，他的确没什么用。忠厚老实的好人当不了中国的总统，他只能挂牌当虚位总统。段祺瑞可不可以当呢？段祺瑞从来都不认为自己次于主公袁世凯，他很有政治野心，也很有手腕和想法，也有很多特别的优点，比如用人不疑，对自己帐下的人非常信任，从来都不吝啬，自己不贪财、不好色，等等。但实际上，从气局上讲，他要比他的主公差一点：他能够对进入自己帐下的人全力包容，但袁世凯也是对所有人都能包容的（如果不是革命党在宋案之后挑起战端，他连革命党人也能包容，可以给他们找块地方设个职位），而段祺瑞还是有一定的门户之见。另外，段祺瑞在知人方面的确远远不及袁世凯，袁世凯对自己所用的人是非常清楚的，但段祺瑞常常会用一些草包，这些草包经常会给他坏事儿，就算用的是能人也有问题。比如他的第一号谋士徐树铮的确算个能人，但太过独断专行，后来段祺瑞很多事儿都是被他搞坏的。

除了北洋系之外，当时的西南军阀也较有势力。比如唐继尧，此人野心也很大，他自称是东大陆主人，自诩东亚第一人，他创办的云南大学当时的校名就叫东陆大学。他特别自信，但事实上能力比段祺瑞还要差。而草莽出身的张作霖、陆荣廷等就更不行了，他们的修养和文化水平比段祺瑞、唐继尧等人差得更远，可能他们会一点笼络之术，但除此以外就拿不出什么像样的本事了。至于说已经没有什么实力的孙中山等人就更不行了。总体上说，当时中国真的没什么人物了，中国当时就处在一个无权威状态。

而这样陷入无权威状态的中国正是日本人所希望看到的。中国处于政治上的纷乱状态对日本人而言极为有利。所以袁世凯死后，中国的地方割据真正开始，各地军阀并起。袁世凯时代，各省的督军还多少对中央保持着一点服从，还能给中央上解一点钱粮税款，但是袁死后，这种事情就没了，中央政府从此政令难出都门。当然，也不是说中央完全控制不了地方，而是要想控制，就得先给钱。往往地方从中央拿一万块钱，就给中央办一千块钱或者一百块钱的事儿，要是中央不给钱，地方啥事也不办，中央政府对此毫无办法。整个体系，上下不服从的问题更为严重，原来是革命党不行，他们捣乱有余、治国不足、内讧不断，现在问题迁移到了北洋系身上。所以，就国家重建而言，袁世凯的失败意味着中国也输了。[2]

有人讲，如果袁世凯不称帝，那么他可能会慢慢走出困境，可能会使中国顺利地往前走一点。这种可能性是有的，但袁世凯能不能经受住考验，能不能坚持他的信条，按照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做法坚持做下去，能不能让中国变个模样，他有多少有效的杠杆、有效的手段，这些其实都不好说。在国家转型过程中所积累的许多问题，他也曾试图解决，比如面对社会伦理道德水准不断滑坡的现实，他也尊孔，主持祭天了，有关军事的问题他也在动手解决。但这些改革的效果都不太明显。向前看，他无法摆平那些先进知识分子的舆论抨击；向后看，那些遗老遗少也对他很不满意。在没称帝时，袁世凯就是因为看不到能够解决问题的出路才出此下策，想通过称帝的方式来重塑权威，进而雷厉风行地推行一整套治国策略。可能今天看来，这种解决问题的思考方式是有问题的。就是说，什么事都希望通过中央集权这个杠杆来解决问题，这在当时中国是行不通的。如果换一个思路，按照另外一种解决问题的途径慢慢走，可能中国还有希望。不过我们也不能太乐观，毕竟现实的环境实在恶劣，当时的外部环境和世界秩序都不允许你慢慢变法图强。那是个丛林时代，西方的列强，尤其是日本给不给中国这样一个转变的机会，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1]　古德诺是美国政治学家，曾于1914-1929年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教授行政法、历史和政治学，是美国政治学会的主要创建人，1913年来到北京，担任袁世凯的法律顾问，重要的著作有《比较行政法》、《政治与行政》等。今人一般将其看成是袁世凯复辟的鼓吹者。

[2]　参见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第十四讲　黯然北洋

袁世凯的失败使得中国在经历大变革之后失去了政治重心，唯一一个有希望统一中国，有希望成为政治强人的领导者去世了，他的去世使中国陷入了一种因权威缺失而导致的混乱。

我们通常以“北洋时期”一词来指称民国后到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前的这段历史。北洋时期包括：袁世凯当政时期，也就是从1912年到1916年这四年；然后是皖系，从1916年到1920年一共四年；然后是直系，从1920年到1924年，又是四年；最后是奉系，从1924年到1928年，四年。四四一十六年，北洋统治时期基本就是这样安排过来的。1928年以后就是国民党当政时期了。从严格意义上讲，奉系不能算是北洋军阀，它顶多是北洋军阀的一个支系。张作霖等人根本就是土匪，不是北洋出身，他们原属于巡防营系统，只是后来跟北洋系统搭上了关系。他跟张勋一样，本来都是在正统的北洋系之外，非嫡系部队，但我们为了研究方便，一般都将奉系统治时期也算进北洋军阀时期。

段祺瑞与黎元洪

在袁世凯主政时，中国还存在着统一政局的可能性，毕竟袁世凯是个政治强人。但是在他死后，这个统一的事儿基本就没戏了。随后，中央政府进入了皖系主导的时代。皖系这个词儿也是后来人封上去的。袁世凯去世以后，按照约法规定，应由副总统黎元洪接任总统之位，总理是段祺瑞。当时，段祺瑞有没有能力阻止黎元洪登位，或者自立为总统呢？他是有这个能力的，因为当时北洋系还是国内最有实力的政治军事集团，基本还可以控制大部分国土，袁世凯去世以后，大家公认的北洋系统领袖就是段祺瑞。那么，为什么段祺瑞不当总统呢？因为他希望在袁世凯去世以后采取跟袁不一样的统治方式，尽量向民主共和方向靠拢，因而恢复了《临时约法》。我们前面讲到过，《临时约法》事实上是将中国政体改成了法国式的内阁政体，这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责任内阁制，[1]如果强调责任内阁这一部分，那么总统就是虚位的。段祺瑞现在就是刻意强调这一点。他宣传自己所遵循的就是一种责任内阁制，这样总统就是虚位的，而总理就是有实权的，那他当然是要当有实权的总理啊。所以，袁世凯死后由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不过，虽然段祺瑞和他的幕僚认为中华民国采纳的是内阁制，但黎元洪和他的幕僚仍坚持民国实行的是总统制。民国初年的多党制实践已脱离了最初按美国经验设计的两党制模式，但尽管如此，黎元洪等人仍然坚持总统应该握有实权。这就是当时中国制度的含混之处，而这也种下了后来府院之争的伏笔。

再讲北洋，虽然袁世凯没了，但是北洋系统还在。那个时候的北洋，包括此前的湘军、淮军（淮军后来变成了淮系），都是带有很强个人色彩的政治军事集团。虽然北洋军比之前的湘淮军更加现代化，但它依然带有很强烈的个人效忠色彩，也就是说，这种人身的依附关系仍然很强固。最牛的人是袁世凯，其余所有人都是他提拔的，都是他的部下，因此所有人都听命于他，但在袁世凯死后，他的继承者就很难有这样的权威。像北洋三杰龙虎狗，王士珍、冯国璋和段祺瑞，平起平坐，而且跟他们资历基本相同的人还有很多，比如张勋、陆建章、段芝贵等，其实有一大堆人，原来都是称兄道弟的，基本都差不多。这个时候要想从筷子里面拔将军，谁能赶得上袁世凯的权威呢？差得太远了。不过，相比较而言，资历最老的还是先前提到的三个人。王士珍后来不管事儿了，很淡泊；冯国璋有野心，但与段祺瑞比起来要差一截儿。北洋系统的所有军校都由段祺瑞来当总办，这是他的优势。也就是说，对所有北洋系统的军官而言，段祺瑞都是他们名义上的老师，包括后来的蒋介石也管段祺瑞叫老师，只要是在北洋系统混过的，都和段祺瑞存在师生关系。[2]就凭这一点，段祺瑞的人气绝对是能大大盖过冯国璋，其他人也没法跟他比，所以此时就让他当了头。

[1]　《临时约法》设计的政体混合了总统制和内阁制两种要素，一方面总统的权力受到了内阁的制约，但是副署权所能施加的是一种事后影响，当总统与国务院的意见相同时，国务院的副署就成为一种法律义务，即使是为限制总统权力起见，国务院也不可能事事都与总统作对而影响国家正常的治理秩序；一方面内阁也并不像西方内阁制国家里的内阁那样运作，它既非出自议会，也不对议会负责，同时也无法进行独立的行政决策。正如台湾学者陈茹玄所指出的：“从国务院和参议院之关系而观，《临时约法》虽具有责任内阁之精神，而实未备责任内阁之体用。”参见陈茹玄：《中国宪法史》，104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86。

[2]　段祺瑞是中国现代化军队的第一任陆军总长和炮兵司令，还担任过中国第一所现代化军事学校——保定军校的总办。就此而言，蒋介石担任黄埔军校校长，所希望取得的，恰恰可能也是段祺瑞“门生满天下”的效果。

府院之争

在段祺瑞主政的头两年里，北洋军中开始出现派系纷争，主要是皖系和直系。但是那个时候直系真的不足以跟皖系抗衡，所以段祺瑞掌权的时代，有句口号就叫“皖系即中央”，大家也都认账。再说，当时的派系也不像我们后来说的那样分野清楚，现在为了研究方便，我们常常说谁是谁的人，但这些都是相对的。尽管每个派系都有核心圈子，这是没问题的，比如冯国璋和李纯的关系是很铁的，这个是不能动的；冯国璋跟他一直带在身边的十五师、十六师的关系是很铁的，这也是不能动的；段祺瑞跟他周围的人，比如徐树铮、靳云鹏等人，也是走得特别近的。这些已经进入核心的上层分子基本不会发生变动，但在边缘处的那些大大小小的军阀就说不清了。我们很难说清楚谁是谁的人，因为许多人常常两边动摇。比如说曹锟，后来说他是直系，但在头两年他跟冯国璋走得并不近，反而跟段祺瑞关系不错，否则他不会在1917年去南方替段祺瑞政府打仗，而且那么卖力。当然，我也没有证据证明他一开始就是和段祺瑞一伙，只是后来加入直系。总之这些都是很难说的。

还需要指出的是，以皖系和直系这种地域取向划分两大派系并不是绝对的，只是说两派的首脑是安徽人和直隶人。曹锟可以说是直系的，因为他是保定人，当时还是首府，冯国璋是河间人，这些都没问题。但是你看冯玉祥，他是皖人，加入了直系。陆建章，皖人，也是直系的，而且反皖系反得特别凶。所以，各派系的参与者不是按照地缘关系来选择的。也就是说，在最初还没有打起来的时候，北洋的直系、皖系和奉系，乃至张勋，还有其他的毅军，乃至原来淮军留下来的各个山头的部队，存在犬牙交错的联系，他们之间并没有严格的边界。大家要注意，在分析帝制或者民国时期的派系问题时，千万不要用今天的思维去套取古代的逻辑，边界清晰的派系只可能产生在现代政治中，以前不会这么清晰的。

段祺瑞当家，由皖系统治的这四年，其实是整个北洋时期最民主的四年。所有的当家人都是吃历史饭的，他们都会从过去不远的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调整统治策略，筹划下一步的制度变革。其实每个人都是如此，经历过什么事儿，就会对这一段历史有很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当这件事折腾得很厉害，或者自己被卷入的程度很深时，无论成功或失败，都会对你产生很大影响。段祺瑞也是如此，他接受的，是袁世凯帝制自为这样一个失败的教训。对此，段祺瑞就认为，他应该改弦更张，正经八百儿地按照民国的要求，按共和国的精神，遵守民主体制的规矩来办事儿，所以他恢复了民元国会，而且自己也比较守规矩，他按照他想象中的民国的方式来进行统治。但他也有很多障碍，最大的障碍仍然和袁世凯一样，就是权威不足。前面讲了，当年袁世凯之所以称帝，主要是因为他在体制转换后丧失了大部分权威，无法按照现代国家官僚制的逻辑实现对昔日幕僚和朋友的有效控制。袁世凯的确有统一中国、重新建成一个强大国家的野心，但他在这方面的确是权威不足，所以只有帝制自为了。不过，袁世凯毕竟还是政治强人，也是北洋的大头，在他去世后，继承者就更加缺乏权威了。

袁世凯统治时期，各省虽然说有抗命的行为，但基本上是听话的，各省的税款也基本是要上解中央的。但到了段祺瑞时代，戛然而止，没人给中央送钱了，而且中央没办法对这种行为进行处罚。各省都有自己的借口，比如说，因为此前跟国民党打过一仗，所以地方不甚太平，军饷也有欠发，只能把地方财政截留了，不然士兵就要哗变了。中央若是想要我们上解税款，那就先帮我们把军饷发了吧，先把军费拨下来再说。然后各省就会开出一个天文数字般的军费，如果地方一共只能往中央上解一百万税款，那么它常常告诉中央需要一千万才能弥补军费损失。中央怎么可能做得到呢？根本做不到。而且，中央根本没有能力对这些地方军头进行处罚，不可能因为不上解税款就把他们撤了。袁世凯都不可能撤换督军，那么段祺瑞就更做不到了，因为他只是袁世凯手下众多大将之一，权威已经大大消解了，哪有资格随便撤换地方督军的位置啊。

所以，当时中央财政十分窘迫，财源寥寥无几，一部分是关余和盐余，就是关税和盐税扣除了庚子赔款所剩余的那一点儿钱，这笔钱有时多有时少，却是当时最重要的收入；其次是交通部的收入，交通部当时管了几条铁路，比如京汉铁路、京浦铁路和京张铁路，这几条线的收入是可以预期和掌控的；还有就是北京崇文门的关税，当时北京地区商税都是在崇文门征收的。但想想看，一个中央政府，总共就只有这么一点钱来维持开支，真的是非常窘迫的。所以，自从段祺瑞以后，北洋政府里只有两个部门比较有钱，一是财政部，二是交通部。由此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民国的交通系这么厉害，它的财力比财政部还牛，因为它能控制几条重要铁路的收入，所以前交通系、后交通系、交通银行，都是这一系统之内的。其余各部都是穷部，从袁世凯死后就开始欠薪。

手里头没有钱，因此段祺瑞在主持政局时所能依凭的资源就很少，能力就很弱。本来政治权威就不够，没钱就更不行了。段祺瑞遇到了一个大瓶颈，他想有所作为，但不知道该如何操作，这是个大问题，也不知道怎么解决。当时国会两院八百议员，人称八百罗汉，这些人从一开始就为自己定了每月五百大洋的工资，相当于次长级的待遇。五百大洋在当时是个挺大的数字，可惜政府没法满足这个数目的要求，如果政府能够足额发薪，可能国会也不难驯服，但是当时的民主还是非常薄弱和幼稚的，政府老欠薪，议员焉有不闹之理。[1]所以，内阁跟国会之间的回旋余地也就很小了，段祺瑞不能像袁世凯那样直接把它废了，而且袁世凯手腕更多，即使不废也有办法，但对于权术稍逊的段祺瑞而言，这就是个大麻烦事儿。

再就是总统府，黎元洪手下也有一帮人。黎元洪人缘不错，本来武昌起义时他是被强拉出来的，但当他想干点事儿之后，就有一帮人开始围着他。黎元洪的确很厚道，但当周围围了太多人时，这个人也会有点变化。按理说黎元洪是个不爱争的人，没什么武力资源，没什么嫡系，更没什么财力，本身又是个很平和、挺老实巴交的一个人。我研究辛亥革命的材料时发现，之所以当时湖广总督瑞澂会起用他，就是因为他老实、憨厚。但是等他当了总统以后，周围的人就会开始鼓噪，他们认为即便民国已变成了法国体制，但总统还是有实权的。因此，他们和国务院的矛盾逐步恶化，尤其是徐树铮当国务院秘书长的时候。徐树铮这人特别专横，什么公文到了总统府，就直接嚷嚷着让黎元洪盖章，黎元洪想仔细看看，这时徐树铮就会非常不屑地说：“看什么看，你盖章不就完了吗！”最初黎元洪忍了，盖就盖吧。[2]一来二去，底下的幕僚们就不干了，凭什么总统不能看公文啊，后来黎元洪也就硬碰硬，索性不再给徐盖章，然后矛盾就闹起来了。

此时的段祺瑞还真是不错，直接把徐树铮免了。本来徐树铮跟段祺瑞的关系，就跟亲兄弟一样好。后来徐树铮被刺死，段祺瑞把他安葬到自己家的墓地里，这一举动等于是告诉徐家，徐树铮也是段家的人。而且徐树铮的确非常聪明，段祺瑞的那些幕僚都称赞他就像三国时的庞统一样，可以耳听判词、口中发落、笔下批文，可以说是能一心几用，极聪明。[3]他本来只是个秀才，后来被段祺瑞相中当秘书，然后就被送到日本士官学校学习，算得上是文武双全。我看过他留下的几首诗，写得的确都很棒。他和北洋时期的林琴南、杨云史这些文化名人都过从甚密，关系非常铁。但这个人的问题也很多。第一，刚愎自用，觉得全世界就他最聪明，其他人都不行。这就使得他与别人的关系很紧张，比如他跟同是段祺瑞重要幕僚的靳云鹏就是死对头，皖系后来在崩溃之前内部先发生分裂，与此就有关系，靳云鹏本是段麾下武将中最好的一个，后来却率先反叛了。第二，徐树铮太好独断专行，遇事不请示就直接干了。他的主公后来主张对德宣战，是想站在协约国一边，而徐树铮却认为德国人好，因为他去过德国，对德国人很佩服（当然，段祺瑞也去过德国），所以他认为政府应该站在德国一边。当年一战爆发后，日军围困青岛，德国守军反应很仓促，毕竟大部分是海军，所以陆战武器紧缺，没有枪支弹药。然后小徐就偷偷往德国守军方面运送了一万多支步枪，这些事儿当时若是被抖出来就会造成很大的国际麻烦，但是小徐敢在他的主公段祺瑞不知道的情况下这样做，由此可见其独断专行的风格。[4]第三，徐树铮最大的毛病就是好用权术，他太爱这东西了。我曾讲过，当年袁世凯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总用权术。权术并不是不能用，但若是一个人没有大韬略、大格局、大想法，那么，权术用多了，可能就会适得其反。

段祺瑞对徐树铮的确是非常好，而现在为了能够平息府院之争，他竟然能够把自己最亲密的政治幕僚开了，由此可见，段祺瑞在当时还是很想按照民主的议事规则把这件事儿处理好的。但是，他越想办好越办不好。比如，他跟国会的关系怎么协调也没法玩活，跟总统府也一直存在纠纷。后来他急了，干脆还是来权术，玩黑的，直接拉督军团，[5]让军人干政。后来段祺瑞每次跟黎元洪的关系一紧张，就让督军团出面嚷嚷，这时候黎元洪就软了。要知道，这就是中国政治的一大难题，每逢当政者想按照民主的程序办事时，这套东西玩不转，而用传统的方式办理时，可能又会很灵。你让他怎么选择？段祺瑞绕开民主规则的第一次成功，就是处理府院之争。

府院之争，起于参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4年爆发，到1916年时，日本和美国都希望说服中国参战。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欧战陷入了胶着状态，双方逐渐转入阵地战，掘战壕以备长期固守。这就需要征集大量的劳动力，当地的民工不够了，缺乏挖战壕、抬伤员、运送枪弹的人手，这一系列的苦差事在当时欧洲也没人愿意干，于是一些国家就希望到中国招募华工，尤其是中国北方山东的农民，身材高大，能吃苦耐劳。但如果中国不参战，那么他们从中国招募华工就很麻烦，此前他们已经通过“绑猪仔”这种方式弄了一些人过去了，但这极不光彩，也太麻烦，不能一直这样做。[6] 当时尤其是协约国，特别希望从中国招募华工，因为整个山东实际上都已经被协约国占据了，日本从德国手中夺取了青岛和胶济线，而威海又被英国人占领。英国已经通过各种方式弄了一些华工到欧洲，但它不能大规模地弄，所以希望借美国人之口来说服中国，而日本也一直怂恿中国参战。当然，协约国从一开始就没指望让中国人出兵，其实他们都没指望日本出兵，日本打完青岛以后就没打了，所以说日本参加了一战也是件玩笑事儿。

当时为了说服中国参战，列强肯定要做出一些美好的允诺。而段祺瑞政府此时又的确比较困窘，财政捉襟见肘，内政外交也都不大顺利。列强在这个时候开出的价码包括重新议定关税税率啊，取消庚子赔款中中国需向同盟国偿付的赔款，等等。协约国承诺，只要开战，中国就不必再向德国和奥匈帝国赔款了，而向这两国偿付的庚款比例很大，一来一去就是不少钱。那个时候段祺瑞是当家人，他觉得这个参战是有油水可捞，于是就想干。但是也很奇怪，黎元洪从北洋水师毕业，我们的海军是学英国的，所以他受的是英式教育，老师全是英国人，而段祺瑞学的是炮兵，他是到德国留过学的，但他却力主对德宣战，而黎元洪倒是一直觉得德国不能惹。就学背景完全不起作用，这就很奇怪。两人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后来黎元洪表示可以让一步，中国跟德国及奥匈帝国断交就算了，起码应该保持中立姿态，但不能宣战，万一打不过别人，中国就彻底玩儿完了。黎元洪一直很忧虑，担心打不过德国人，到时候德国人卷土重来该怎么办，但是段祺瑞则是执意要打，结果就闹得非常僵。段祺瑞这次又找来督军团想压服黎元洪，但黎犯了倔劲，死活不同意，坚持不能对德宣战，最后闹翻了，黎元洪干脆就把段祺瑞的总理一职免了。

其实，按照责任内阁体制的设计，总统是不能罢免总理的，罢免总理只能由国会通过不信任票决议。但是，段祺瑞被免了以后，也不好意思继续在北京，就跑去天津了。这下各省的督军就都闹起独立来了，一则总统罢免总理不合法理，二则地方都不想跟着黎元洪干。黎元洪一看免了段祺瑞闹出这么大的动静，就真的害怕了。此前督军团一直是在徐州开会，而徐州是张勋的大本营，所以张勋在这里就俨然以大哥大的身份行事。其实，督军团里并非没有比张勋更牛的人，毕竟军人干政也不是件光彩的事儿，所以希望找个比较傻的人当头，可以让他承担大部分的风险，所以就选中了张勋。这时张勋就表示，可以担当总统府和国务院的调解人，黎元洪巴不得有个人来居中调停一下，于是就招呼张勋赶紧进京。其实黎元洪在罢免段祺瑞时，相关的公文都没人愿意副署，没人愿意卷入这档子事儿，他没什么后台，此时还是很尴尬的，这个时候有人愿意出面缓解一下，自然是求之不得了。

[1]　参见张鸣：《辛亥：摇晃的中国》，288～291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2]　参见吴虬：《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溃》，载来新夏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一），97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3]　陈文运说徐树铮是他在北洋时期见到的唯一可以“五官并用”的人，他亲眼所见，徐树铮“可以一面跟他说话，一面批公事”。打电话的时候，从来不用查号码，都记在他脑子里。参见陈文运：《我所知道的皖系将领》，《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下），792～793页，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

[4]　参见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忆》，144　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当时日本和在华的英国人中，均有中国接济德军武器的传闻。日本人还查出，确有一门大炮，从济南运抵青岛。参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上册，154　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5]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于1916年7月继任总统，把袁世凯在世时称为将军的各省军事长官改称督军。各省督军拥兵自重，觊觎中央政权的现象也日趋公开化。该年9月，山东、奉天、吉林、黑龙江、河南、直隶、浙江、江苏、湖北、江西、绥远、察哈尔、热河十三省督军代表集会，由张勋、倪嗣冲领衔宣布成立“各省区联合会”，制定八条纲领，拥张勋为“盟主”，通电抨击国民党议员和政府阁员，干涉国家政务。“各省区联合会”后来即被人称为“督军团”。

[6]　参见张鸣：《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28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张勋复辟

张勋是那种很一根筋的人。不过说良心话，在民国时，无论是在军阀的圈子里，还是在社会上，其实他的口碑和声望不像我们现在说的那么臭。虽然他统领的军队的纪律不是特别好，但据当年那些伶人回忆，其实张勋蛮厚道的，他请人唱戏、开个堂会什么的，给钱都很多，北京的江西会馆主要就是由他来资助的，他也对家乡奉新县所有进京读书的学生给予资助。但是他有一个特点，就是特别喜欢清朝，所以他的军队一直没有剪辫子，习称辫子军，他自己也不剪。袁世凯当政时期对他很优厚和关照，因为他只是北洋系统的支系，属于巡防营系统，但是他又属于巡防营系统中比较能打的部队。辛亥之后，有几支部队不是新军，一个是张勋的，一个是张作霖的，一个是陆荣廷的，他们都不是新军，其前身都是巡防营或是土匪，但都久经战阵，他们总打仗，新军反而很少打仗。打过仗的和没打过仗的军队是不一样的，辛亥革命时攻打南京的民军有那么多人，而张勋就那么几千人，打了那么长时间才打下来，而且还没能把张勋的部队都吃了，还是网开一面让他跑了，可见张勋的厉害。张勋就是一门心思想复辟，想回到清朝，其实当时这个基本是没戏了，但是他总喜欢提这事儿，开会的时候就喜欢往外捅，而这个时候，徐树铮就显现出玩弄权术的手腕了。

徐树铮当然不希望府院之争继续僵持，而且也明白一定要把黎元洪赶走。黎元洪怎么样才能被赶走呢，就靠张勋。督军团开会的时候，张勋又抬出复辟的调调，这时候徐树铮就怂恿督军团成员同意张勋的意见，最后签字的时候，这家伙又偷偷溜了，别的督军代表就真签字了。张勋看到这个，心里就踏实了。他手下辫子军一共两万五千人，他提了五千人进京。进京以后，张勋就肆无忌惮地复辟，声势特大。当时北京驻军其实有好几个师，但是大家听闻张勋要复辟，都不敢吱声了。本来是来当调解人的张勋，一进京就闹复辟。这个时候黎元洪才真正意识到了自己是引狼入室，只有赶紧逃命。他躲进日本使馆后就下了道命令，重新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并委任他组织讨逆军，总统则由尚在南京的副总统冯国璋代理。

段祺瑞其实一直知道张勋可能会复辟，但是他却没有像徐树铮那样耍阴谋。张勋路过天津的时候，段祺瑞问他是不是要去复辟，张勋说是，然后段祺瑞就说，你若是复辟，到时我就要打你啊。所以后来张勋复辟失败，指着敌方战将说，你们哪里有资格打我，只有段祺瑞有资格打我，因为他跟我说过要打我的。这个现在听起来很好笑，但是那个时候就没人管啥信义了。

段祺瑞开始组织讨逆军，然后很快就发现了一个大问题，手里既没有钱，又没有嫡系军队，一兵一卒都没有，连个警察都没法使唤。那个时候他跟曹汝霖关系很好，曹汝霖又跟日本人关系很好，于是曹汝霖就向日本三菱公司借了一百万，当时日元和中国的银元是同比值的，一个日元相当于一个银元，所以这笔钱来得很及时。然后段祺瑞就开始到各方收买军队，他首先收买李长泰的部队，就是驻扎在天津马场的第八师。李长泰很怪，给钱也不干，段祺瑞没办法，后来听闻李长泰新娶了一个小老婆，李长泰特宠爱这个新欢，于是段祺瑞就向李长泰的小老婆送钱，这女人就怂恿李长泰去打仗，结果就成功了。接着又找曹锟，曹锟不愿意干，但是吴佩孚愿意干，于是曹锟也被说动了。然后还有冯玉祥，冯玉祥此前刚刚被陆军部长免了，当时他是第十六混成旅的旅长。这个旅很大，因为冯玉祥也是一个不爱钱的军阀，有点钱就去扩军，整兵整枪，别人的一个旅少则两三千，多则四五千，他那一个旅就有九千多人，比别的一个师还多。那些团长之类的军官都只听冯玉祥的，冯玉祥被免了之后没人敢来十六旅，这时段祺瑞又让冯玉祥官复原职了。冯玉祥是个有点革命思想的军阀，复辟还了得，冯玉祥辛亥时候就搞过革命的。[1]

所以，这三支主力部队一拉，其他人从旁跟上，然后就开到北京去打张勋了。当然，仗打得很热闹，却没怎么流血，象征性含义很强。用莫里循的话说，双方之间枪是放了不少，几百万发子弹都给打出去了，但是没伤几个人，倒是几公里以外的一只羊被流弹伤到了。双方军队没什么直接接触，还第一次用了飞机，当时南苑那边有航校，于是讨逆军派了两架飞机上京城扔炸弹，丢了几个手雷下去，据说炸死了一个宫里的太监和一条狗。复辟就这么解决了，然后段祺瑞就成了再造共和的英雄。[2]这次反复辟战役虽然很儿戏，但毕竟打完这仗后，张勋队伍从此土崩瓦解，他在北京的五千辫子军被缴械了，他留在徐州的两万人也被人收编了。而黎元洪也不可能再回来当总统了，冯国璋那个时候刚刚从南京过来继任总统，自己也不便跟段祺瑞抗衡，所以参战就没有问题了。中国正式参战，加入协约国，这一事件就种下了后来五四运动的伏笔。如果没有参战的事儿，五四也许就没有了。

[1]　参见张鸣：《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39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2]　参见（澳）骆惠敏：《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 · 厄 · 莫理循书信集（下）》，1324页，刘桂梁等译，上海：知识出版社，1986。

南北交战

参战粉碎了复辟，虽然复辟和讨逆都只是儿戏，但这一过程为段祺瑞赢得了极高的荣誉。而日本国内此时也发生了变化。此前日本一直逼迫着袁世凯签署《二十一条》，那时日本认为一战是日本独霸中国的天赐良机，以为可以借此把中国一举拿下。但在操作时困难重重，这种强势的压迫引起了中国国内的强烈反弹，同时也引起了西方国家的不满。日本掂量了一下自己的实力，知道自己不可能一口吞下中国，如果真要冒险强行开战，那么列强在结束了欧洲战事以后，很可能会马上调转头来，回到亚洲打它。所以，日本逐渐改变了对华的强硬路线。1916年后，日本的对外政策发生转变，大隈内阁下台了。当时日本的军国大事都是一帮军界元老说了算，大隈虽是武人出身，但干得不好，结果就被撵下台了，然后由寺内正毅组阁。寺内内阁是一个财阀性的内阁，寺内正毅原本是朝鲜银行的总裁，他在当总裁时和西原龟三的私交甚好。寺内当了首相之后，西原可以不经通报，直接进入寺内的内室，由此可见两人的亲密程度。

寺内为了掌控有关中国的真实信息，就把西原派往中国，希望他亲身观察一下中国的情况，与有关政界人士联络，为日本制定对华政策搜集资料、提供建议。[1]西原龟三到中国转了一圈，搜集到很多情报。当他回去向首相复命时，觉得日本应该在中国找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并加以支持，应改变以前那种霸道的方式，转而运用比较柔和的方式，主要就是通过援助、贷款等经济计划来获得对中国的间接控制，使中国的货币与日元挂钩，然后逐步实现日本以前希望攫取的利益。日本将这种通盘计划视为一种王道的统治策略，而不是霸道的统治策略。寺内内阁随即采纳了西原龟三的建议，寺内首相委任西原龟三来具体操办这一事情。

段祺瑞刚刚在日本人的金元支持下领导讨逆军取得胜利，自然就对日本人抱有好感，他一看日本这次又伸过橄榄枝，而且开的条件很优厚，似乎也不要中国出卖什么国家权益，不像以前一说贷款就要中国放弃诸多主权。现在日本提供的借款不需要抵押，这样的借款谁不愿意要啊？本来段祺瑞是没什么雄心来以武力统一中国的，但这个时候有钱了，有钱就可以放手干了。当时西原借款的数额是很大的，前前后后将近有两亿四千多万，那时这是个天文数字。[2]段祺瑞自恃财力雄厚，也希望建立赫赫武功，而当时他最大的心腹之患，就是西南军阀以及孙中山在广州建立的非常军政府。

孙中山在讨袁护法的时候就一直很失落，二次革命后他在日本搞了一个中华革命党，中华革命党后来成了一个小圈子，所有人都要按手印向孙中山宣誓，以表示个人效忠。国民党的大部分人都不干，一些有实力的大佬都纷纷抗议，像黄兴、李烈钧、陈炯明等人都不同意，核心圈子内讧使得中华革命党能力很弱。在讨袁革命的时候，孙中山基本没起多大的作用，风头都让进步党，也就是梁启超、汤化龙等人抢去了，这让孙中山很没办法。等到段祺瑞当政时，孙中山又不甘心，就悄悄把中华革命党废了，重新回来当国民党的总理事长，但事实上，孙中山在国民党内部已经离心离德了。此时孙中山既想抗衡北洋势力，又缺乏应有的本钱，于是只能依托西南军阀，依托陆荣廷、唐继尧他们，然后举起护法的旗帜。

这个护法的理由是很牵强的，因为段祺瑞其实已经恢复了民元约法。在粉碎张勋复辟之后，段祺瑞认为第一届国会的任期已经到了，应当改选议员代表。若是按照年头来排，这届议会已经到期（其实已经过了），的确到了重选的时刻。但由于各种原因，比如袁世凯和张勋的两次复辟，第一届国会的实际任期没有到，孙中山就拿这个说事儿。[3] 这么弄就很麻烦，两个人各有各的道理，但其实也是完全可以协商的，但孙中山就像宋案发生时那样，直接搞武装反抗。西南军阀本来就不希望段祺瑞真正统一中国，所以他们也都半真半假地同意参与组建孙中山的护法军政府。当然，对段祺瑞来说，这种事情是不能容忍的，不可能让中国存在两个中央政府，一个在北京，一个在广州。按道理，段祺瑞本来是没能力去征服广东的，但这个时候有日本人的钱了，就可以派兵去打了。所以从1917年下半年开始，南北就开始交战。这都是钱起了作用的，没钱就打不了仗。

北方进攻南方，必须经过湖南这一关。湖南是南方的门户，因此首先就要打湖南。湖南守不住，向南宁求助，桂军一加入，双方就开始拉锯。一开仗段祺瑞就发现一个问题：他没有嫡系武力，想找人打仗就必须给人钱，而这帮军阀拿了钱还不一定就出力打。当时各省督军向南方前线派出的军队都是些乱七八糟的军队，比如此前张勋的辫子军就是被安徽军阀倪嗣冲收编了，段祺瑞让倪嗣冲出兵，他就直接把张勋的部队派出去了，让江苏督军李纯出兵，李纯就把他之前接收的那些杂牌军，比如张宗昌派过去了，当时北方各省各种零散部队都被派到了湖南。在第一轮派兵中，唯一一支像样的嫡系就是第七师，也就是张敬尧的部队。张敬尧的部队在以前还是不错的，当年攻打武汉三镇的时候都非常生猛，经常光着膀子提着大刀往上冲，但现在基本没戏了，也不能打。所以第一轮的战役基本是北方战败。第二轮战役就出了生力军，直隶督军曹锟把他的第三师派来了。曹锟之所以愿意干，是因为当时曹锟和段祺瑞走得比较近，段祺瑞为了促使曹锟出兵，就向他许愿，说第二届国会选举时，一定把曹锟选为副总统，曹锟这人特别喜欢当总统，所以他就答应了 [4]。

再来说吴佩孚。吴佩孚本来是曹锟手下不得重用的一位将领，曹锟从来没觉得吴佩孚是个人物，一直让他当副官长，一直到曹锟驻扎在湖南时才开始重用他。国庆时要举行民众大会，当时湖南督军汤芗铭要找驻军来讲话，但是曹锟哪里干得了这种事儿啊，就让吴佩孚去讲，吴佩孚讲得特好。汤芗铭想，军中哪里有这样的人才啊，这样的人才却只是个马弁头，办公室主任，太可惜了，然后就打电话给曹锟，想索要吴佩孚。曹锟一想，既然你想要，就说明吴佩孚是个人才了，那我干脆自己用吧。当时第三师有两个旅，曹锟就让吴佩孚当其中一个旅的旅长，然后又逐渐升为师长。吴佩孚当时也想打，因为打仗可以建功，而且当时他这师里有个旅长资格比他还老，不听话，他想借打仗之机把他给撸了，后来果真就这样把那人换了。虽然吴佩孚还是忠于曹锟的，但他已经可以自行其是了。

吴佩孚属于北洋军阀的第二代，是很能打的。北洋军阀的第一代虽然也学过军事，有的还留过洋，但学的东西都有限。按照外国武官的说法，他们打仗基本上都是按照演习的方式，一丝不苟地开展，别的都不会。但是第二代就开始有自己的心得了，开始琢磨怎么带兵打仗。吴佩孚也属于那种不爱钱，就喜欢带兵，就喜欢训练军队，喜欢琢磨怎么打仗的人。他的第三师加入后，整个战局就不一样了，一下子就把南军打了个稀里哗啦，从岳州冲到了衡阳。当他进入衡阳城的时候，他和张敬尧同时接到了北京的命令，给张敬尧的命令是委任其为湖南督军，给吴佩孚的是要继续前进，打到广州去。吴佩孚当时就火了：我打下的江山，让别人来当督军，还要我继续拼命！他震怒至极，干脆就屯兵衡阳，不打了，接着就跟南军，也就是当时谭延闿、赵恒惕统领的湘军搭上了话，自此休战。吴佩孚把湘南所有的税收尽数截留，同时还通过曹锟不断地向中央要钱，仗虽然不打了，但钱还是一直要催的。段祺瑞可能一直没觉得其中有问题，就觉得吴佩孚这仗打得很好啊，再往前就到广州了，于是就一个劲儿地督促，希望吴佩孚再接再厉，一直给钱，勉励他继续往前打。虽然吴佩孚不打了，但是段祺瑞相信他还会继续往南打，于是不断地把钱往里砸。吴佩孚就用这些钱继续招兵买马，拼命扩军，新增了好多的补充旅，这样他的一个师可以顶别人的三个师。

这场战争使得吴佩孚迅速崛起。在此前，老直系，也就是冯国璋等人，其实并不希望打，因为这仗若是打赢了，那么他们就无法跟他的老把兄段祺瑞抗衡，那时候段祺瑞的威望就会更高了。本来冯国璋已经处于直皖争斗的下风，这个时候就更不行了，所以只能背后捣乱。在南北开打以前，冯国璋就经常指使长江三督，就是江苏督军李纯、江西督军陈光远和湖北督军王占元等人发些电报，捣捣乱，但是也没有阻止战争开打，也没有阻止战争进行。当时北军的后勤兵站都在湖北，如果王占元真要捣乱的话，可以干很多坏事儿，但他其实也没有干，毕竟此时北洋还没有真正裂变。

总统冯国璋在北京其实就是个囚徒，基本没什么行动自由，也干不了什么事儿。每次小徐找他盖章的时候他都非常痛快，他真不像黎元洪那样，时常还要犯点儿倔脾气。现在想想小徐处死陆建章一事，不管怎样，陆建章当过督军的陆军上将，小徐不经审判就把陆骗到他的司令部吃饭，然后在花园里溜达时，后面一个卫士一枪就把陆毙了。[5]把人杀了以后，徐树铮又要伪造证据说经过了正式审判，说陆建章干了诸多坏事，而且承认犯罪事实，然后就去找冯国璋盖章。冯国璋看了一下，你居然把陆建章杀了，这是你们闯的祸，我可不同意，但你们是搞责任内阁，你要我盖章我就盖章，但这事儿我不担责任。他就是这样，根本不管政事。据说有一次冯国璋突然不想在北京住了，觉得太闷，他想回南京，就带着卫队南下，走到安徽蚌埠的时候，被倪嗣冲派人截住，然后送回北京。其实他手里有兵，真要动武，倪嗣冲也未必真的敢动手。

接下来，段祺瑞利用西原借款，编练了自己的嫡系武装参战军，刚编好，这边欧战结束，就改成边防军。一战结束，协约国战胜，中国也跟着成了战胜国，段祺瑞的威望达到了顶点，随即却跌落了下来。因为第二年，也就是1919年召开巴黎和会，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居然像战败国一样，成为人家的战利品。失去的青岛和山东胶济线收不回来，治外法权不能废除，关税也不能自主，这一切的责任，都落在了段政府的亲日政策上。五四运动爆发，刚开始皖系政府还尽可能地克制，满足学生的要求，但反日运动兴起，还是让皖系大失颜面。这个时候，直系的吴佩孚趁机发难，高调声讨卖国政府，批评皖系的亲日政策。经过五四运动，直系声望直线上升，直皖矛盾也日益激化，皖系政府的合法性受到严重削弱。[6]

第二年夏天，直皖开战。虽然战前皖系在兵力和武器上占优势，但在士气和作战经验上处于下风。作为皖系主力的边防军，虽然装备很好，军官也多为军校学生，但毕竟从未打过仗。加上五四运动刚过，皖系士气低落。所以，接战不久，皖系便大败。说起来，这场几十万人参与的大战，直接战斗却不多，一共死伤不过几百人。由于此前徐树铮已经得罪了奉系的张作霖，所以，在战争中，奉系帮着直系。

战争结束，作为最大军阀集团的皖系基本瓦解。北京政府由直系和奉系两家控制，当然，直系的份额要大一点。在这种情况下，直系和奉系的矛盾就开始激化。奉系张作霖的胃口很大，步步紧逼。曹锟犹可，吴佩孚却不买账。五四以后，吴佩孚变得非常“进步”，因为他占了进步和爱国的便宜，得了甜头。他对于张作霖这种思想落后，又是绿林出身的人，压根就看不起。况且，直奉之间，不仅观念有别，也的确存在着利害冲突。所以，不到两年，双方就打了起来。相比直皖战争，第一次直奉战争的激烈程度要稍高一点。奉系的军队虽然装备不错，但依旧是巡防营的套路，指挥官多为张作霖做胡子时的班底，所以一败涂地。幸亏郭松龄和张学良训练的二、六旅还能打一点，又加上日本人的袒护，奉军总算退出了关内。从此之后，直系独占北京政府。

但是，直系内部很快就出现了问题。首先是内部分裂，曹锟周围人的保派（保定）和吴佩孚的洛派（洛阳）出现分歧。吴佩孚跟直系另一员大将冯玉祥也闹得势同水火。由于吴佩孚高调爱国，所以，直系控制的政府，不能做任何以往政府跟列强做的交易，因此财政极为困窘，不仅政府工作人员欠薪，连直系的军队也欠饷。在这种情况下，曹锟还要过总统瘾，花大钱收买议员，投票让他当总统，弄得直系声名狼藉。1924年，奉系在准备了两年之后终于发难，奉直双方爆发第二次大战。由于事先奉系已经收买了冯玉祥，所以，在战争进行过程中，冯玉祥突然倒戈，会师北京，囚禁了曹锟，导致前线溃败。

战后，北京政府由冯玉祥和奉系联手控制，重新抬出段祺瑞做临时政府的执政。但奉系的实力要大大超过冯玉祥，不久，奉系和冯系闹翻。在一连串交战中，冯玉祥的国民军失败，冯玉祥下野，北京政府由奉系单独掌控。

然而，奉系的迅速扩张，又引起了关内各派军阀的紧张。孙传芳崛起于东南，吴佩孚也在各地军阀的拥戴下再度出山，号称十四省联军总司令。于是形成了张作霖、孙传芳和吴佩孚三足鼎立的局面。但是，这个时候，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开始了。自五四形成的民族主义和进步思潮，最终合流为国民革命。由于列宁主义的思想和组织渗入，国民党面目一新。在国民党旗下的军队开始北伐，但此时所谓的三大军阀却各怀鬼胎，因此被北伐军各个击破。到1928年，张作霖出关被日本人炸死，北京被北伐军占领，北洋军阀时代就结束了。民国，进入了国民党统治时期。

[1]　参见（日）胜田主计：《确定对中国借款方针》，载《近代史资料》，1981（2），209页。

[2]　西原借款，据他自己统计，一共有八项，合计一亿四千五百万日元。当时日元跟中国货币的比价，一日元等于一银元。在寺内内阁期间，日本对华五百万以上的借款，累计达两亿一千万余。

[3]　发起战争说起来有点牵强，毕竟第一届国会不是老段给解散的，而且第一届国会被那样不明不白地解散，还属于共和制被颠覆的紧要关头，居然连一点挣扎反抗都没有，实在令人看它不起。

[4]　曹锟是袁世凯的小站旧人，当兵前在保定做过布贩子。在北洋军里，曹锟是出了名的憨，人送外号“曹三傻子”。他的特点是待人宽厚、老实听话，听话到了绝对服从的地步。在那时候的军队里，这是很受上司欢迎的一种品质。不过，看起来很憨的曹锟，其实并不真的傻，在很多关键问题上，还是相当明白的，至少他懂得什么时候该靠谁。

[5]　陆建章是冯玉祥的恩主。1925 年，冯玉祥又指派人手，在河北廊坊将徐树铮刺杀。

[6]　参见张鸣：《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第十五讲　众说纷纭的“五四”

过去我们把五四运动作为近代史和现代史分界的标志，按革命史的划分，就是旧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分野的一个标志。[1]在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五四运动实际是分为两个部分的。第一部分是新文化运动，叫五四新文化运动，从1917年蔡元培到北大当校长时就已经开始了，第二部分是1919年5月4日前后的抗议运动。一般来说，这两个事件在研究中是不太加以区分的，统而言之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但在我看来，这两个实际上是两回事、两个事件。

“五四”的确是一场很重要的运动，它的意义、它的价值需要我们进一步去挖掘，而不仅仅是传统上说的那些东西。

[1]　这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的观点，他认为：“在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是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五四运动以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属于中国无产阶级了……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和整个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的纲领，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参见《新民主主义论》，载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白话文运动

新文化运动是一次文化启蒙。在辛亥革命之后，很多有识之士对辛亥革命的现状不太满意。他们很不满意，感觉为什么革命之后，国家的政治、社会现状还不如清朝。不满意就找原因，他们认为我们的启蒙不够，中国人没有经历一次比较深刻的思想文化的变革。所以在很早之前，就有人开始做启蒙工作，比如章士钊办《甲寅》、陈独秀办《新青年》（《新青年》开始不是在北大办的，是在上海办的）。新文化运动首先是白话文运动，一种文体的改革。这个白话文运动一开始就对旧的文学、旧的文学形式进行批判，很激进。他们为了推行这种新的文体，就对旧的文体尤其是清末以来那种桐城派的文体进行批判，同时又往上追，追到唐宋八大家，追到《昭明文选》。后来有一个说法叫“桐城谬种，文选妖孽”[1]，它实际上是对当时流行的古文体进行了批判，他们要实行白话文。白话文运动的起点是胡适，胡适后来说，他的主张还是技术性的，到了老革命家陈独秀手里，才变成革命。

其实中国早就有白话文，宋朝的平话就是白话文小说，后来的很多小说戏剧基本上是白话体。清末各地的有识之士进行启蒙，办俗话报、白话报，也是用的白话体。那么，中国已经有白话文了，为什么这时白话文运动会成为思想界的潮流？放到今天看，他们提倡的白话文，实际上有两个东西是跟过去不一样了。

第一，过去的白话文是不强调和古文体决裂的。它们是并存的，互相之间还有掺杂，许多白话小说中间都会夹杂一些文言诗词，它们并不是互相排斥的关系。虽然士大夫们还是以做两汉的散文、六朝的骈文，或者变形的四六文来展示自家的功夫，但是他们并不认为（至少有一些人不认为）通俗白话就是引车卖浆者流的东西。其中很多人，如冯梦龙、金圣叹等，也在整理白话小说。很多白话小说也是文人创作出来的。但是，到新文化运动时出现了问题——提倡白话文，要把文言打倒。提倡创作新的小说、新的诗歌、新的散文，打倒一切旧的文体，不用典故、不用成语，完全就是一种跟文言决裂的状态。

第二，它跟以往的白话文不太一样，它有很强的欧化的意味。它要讲求文法，也就是讲究语法结构。这是胡适先生提倡的，这个是很关键的一点。什么是文法呢？讲究白话，讲究语法结构，它讲究词性，形容词、动词、名词这样的概念。把当时流行的西方这个语法引进到中国语文中来。这个工作《马氏文通》就在做了，但此时落到了白话文头上。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个时候学界认为中国语言学是一种科学，中国人没有语法不科学，书写说话都不科学，太不像话，因此要用科学的方法来书写。当然最激进的方式就是把汉字废了算了，干脆用拼音字母。随着新文化运动一出来，胡适说是陈独秀让它革命的，其实他一出来就有一种革命姿态，只是他不说出来而已。当然陈独秀更加具有革命的姿态，三个成立，三个打倒 [2]。

白话文运动实际上是我们一系列欧化运动的一部分，所以在整个知识界引起的反弹不是很强烈。那个时候，整个知识界欧化的风尚远比我们今天要猛烈。也有人不满意这样全盘西化，但是他们抵抗力是很微弱的，因为在当时知识界看来，欧化进步就是科学、就是现代，在那个时代谁能够抗拒这些东西啊？实际近代很多变化都有这样的意味，只要打出科学、进步的招牌，如果再打出人民的招牌，那么对方基本上就只能缴械了。

今天来看这个白话文运动，它其实不是很成功的。把中国语言强安在这种主谓宾、定补状的结构里，害得现在语文教学很失败。语文界的大师吕叔湘先生说，我们的母语教学真是很失败，孩子们从小学到大学，几万个小时下来，还不能很自如地掌握语言。为什么这么失败？在我看来，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教汉语的方式，我们实际是用英语的方式教汉语，我们强加于汉语这样的词性和语法结构，把这个语言教死了。反过来，私塾的教育方式非常有效。一些电视人对我说，他们最头疼的是“的、地、得”，总得请教语言专家怎样分辨。我说这玩意其实就是从“五四”冒出来的，以前没有。“的、地、得”跟语法结构有关，古文不讲语法，更不要提什么“的、地、得”，那你会因此而看不懂古文吗？会因此而觉得古文不美吗？古汉语的魅力不在这，汉语本身是讲究抑扬顿挫、合辙押韵的，那才是它本质的魅力。

我们学这种英语式的汉语，实际上唯一的好处是，在翻译西方社会科学著作的时候稍微方便了一点。因为我们可以按语法结构对应嘛，我们可以往里加、往里套，用大长定语，还可以加补语。虽然看起来是很难看，但据说意思准确性增加了——其实有时候还不如直接看原文清楚。

这个白话文运动现在看来不是很成功，但在当时真是获得了很大成功。到1924年，教育部颁布命令，所有学校都得用白话文了，它从一场民间运动变成了官方法令。[3]这跟后来废中医一样，虽然中医没有被当场废掉，但中医的卑微地位从此就定下来了。再怎么牛的中医也不能叫医师了，只能叫医士。按这个架势，如果不尽量把中医科学起来，中医就要被废掉，但中医科学化了以后，它还叫中医吗？中医等于不废而废。这实际是我们一直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在现代化过程中，对于传统学术，传统学科，传统技艺，我们应该怎样保持、保存它们？即使谈不上发扬，但都把它当垃圾淘汰掉肯定是大有问题的。

当时就是这个趋势。所以后来新文化运动更进一步输入新思想、废除旧伦理、打倒孔家店。到了这一步，五四运动才回到它的本意，当年陈独秀和章士钊的启蒙，是进行深度启蒙，要摧毁旧的框架、旧的伦理。虽然在白话文运动中，章士钊和陈独秀是分道扬镳的，但分别起到了对传统的批判，起到进一步引进西学这样一个启蒙的作用。到了这一步的时候，个性解放和自由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基调，大批青年投入其中。这场思想解放运动一开始并不是一场社会科学意义上的革命，而主要是一场文学性的革命，或者说，是从文学角度开展的社会革命。当时兴办了大量的刊物，其中许多都是文学性的。很多人表现出个性的张扬和解放，追求冲脱旧的婚姻和家庭的束缚等。

[1]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二卷五号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接着在《新青年》二卷六号的通信栏内刊载了钱玄同致陈独秀的一封信，这封信里钱玄同首次使用了“选学妖孽，桐城谬种”的说法。之后，这两句话成了批判桐城和文选两派的武器。

[2]　语出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陈独秀疾呼：“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3]　1917年10月，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年会议决《推行注音字母以期语言统一案》，要求教育部速定国语标准，并设法将注音字母推行各省区，以为将来小学改国语之预备。1918年11月，教育部正式公布注音字母。当时，江苏省自行通过“各学校用国语教授案”，开始用国语教材。中华书局出版的《新式教科书》也用了一些白话文。在这种形势下，教育部于1920年明令公布，小学一二年级国文改为语体文，并规定至1922年止，凡旧时所编的文言教科书一律废止，改为语体文。中学各科教科书，随之逐渐用语体文改编，高等学校的讲义，也采用了语体文。这是中国教育史上一个重大的改革。

五月四日政治运动

如果没有这场新文化运动，有没有可能在1919年5月4日发生抗议运动？我认为是可能的，但它们两个之间不存在必然的联系，不是说先思想解放了，他们才能够抗议卖国贼，抗议卖国政府。在中国历史上，只要出现了人们认为的政治危机或亡国危机，就会有学生起来。以前叫太学生，现在叫大学生，没什么区别。因为年轻人都有一种冲动，比较爱管这种大事。再一个，整个社会对学生比较宽容，学生们就可以享有一些特权。过去每逢科举考试到试期的时候，学生也闹事。学生砸个什么店啊，上街撒个泼啊，只要是群体性行为，大家都不太管，社会对学生有一种天生的宽容。

“五四”时之所以发生抗议活动，主要是与当时的政治形势有关，而与前面思想解放关系并不大，要我说双方还有一点抵触。为什么会发生五四运动？“五四”当天，大家都说中国要亡了，青岛要亡了，山东要亡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这显然是当时许多人的真实看法，但我认为实际情况并不这么简单。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是1915年初日本提出《二十一条》的时候。此前，日本已经占了青岛、占了胶济线、占了山东，当时武力发生的关头，人们也不知道会不会扩大。而且日本又把条约递了过来，不签就要开打。显然那个时候是最危险的，但是当时有大规模的运动吗？没有。有一些抗议，但是绝对没有达到“五四”这样的规模。

而五四运动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发生在中国人以为自己最牛的时候，民国以来最顺利的时候。因为1918年底，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中国第一次成了战胜国。尽管我们没有出兵，但我们是战胜国了，所以当时中国人很兴奋。庆祝停战时的北京几乎跟后来的“五四”一样热闹。蔡元培先生放假三天，北大学生也是到天安门游行集会，北大师生在那演讲、游行、提灯庆祝，非常兴奋。[1]陈独秀先生还写了一篇名为《公理战胜》的文章。中国人把克林德碑推倒，重新刻上“公理战胜”四个字树在中央公园，就是现在的中山公园里（新中国成立后人们又把“公理战胜”去掉，刻上“保卫和平”）。成为战胜国了，就可以从此摆脱过去的半殖民那种屈辱，可以跟列强改订条约，人们很兴奋啊。

第二年参加巴黎和会。巴黎和会当时有三种参会资格，一种是派五个代表，一种是派三个代表，一种是派两个代表。我们当时认为自己是大国，肯定是五个代表，到那一看才知道只有两个代表，而这两个代表中还有一个是南方政权的。就像被泼了一瓢凉水，原来我们被视为最弱国，原来认为我们当时对战争没有多大贡献。他们不认为几十万华工挖坑道、挖战壕、救伤员是一个贡献，他们认为招劳工已经付费了，因此华工所做的事并不能算是一个国家行为。中国的意见是没有多少人认同的，但是中国人也看到了希望。因为作为强国之一的美国代表威尔逊发布了十四点声明，美国第一次提出无论国家大小都有同等的权利。这让我们中国人很兴奋，毕竟有一个大国的总统来为中国人说话了，而且当时威尔逊的国际威望也很高啊，于是中国人就认为他的话是最有分量的。当然，我们现在能够看到，巴黎和会上的外交折冲也集中体现了美国人争夺话语权的心态。后来这个话语权一直掌握在美国手里。美国人也许只是为了自己，但中国人听着很兴奋，感觉看到了希望。[2]

但毕竟那个时候国际政治还是丛林政治。实际上，中国代表的发言权大小要看国家实力的，而非国家的贡献。要论贡献日本有多大贡献？日本整个期间就攻打了青岛，没向欧洲派一兵一卒，但它有实力，所以战后是五大强国之一。五大强国里，其实最核心的就是英国、法国、日本和美国，因为它们实力最强，在战争中贡献也比较大。意大利虽然是一战时的战胜国，但它在战争中表现得特别不好，打一仗败一仗，所以虽然它勉强被列为五强之一，其实没多少人理它。日本人不想就欧洲问题发言，它参加会议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守住它在一战中拿到的亚洲的利益。什么是日本的亚洲利益？主要就是它在青岛和胶济线、山东的权益。当时中国人大的要求是整个把不平等条约全废掉，重新确立关税自主的地位。我们知道这在当时是没戏的，而最后的防线就是要收回山东和青岛。但是我们最后的防线恰恰跟日本的底线重合在一起了，日本要的就是这些。而日本是五强之一，欧洲列强能不满足它吗？必然满足它，所以我们最后的要求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

我们原来信心满满，从外交界、政府到知识界都很膨胀，但是到了巴黎和会上被一瓢凉水浇下来。说实话，我们在和会上表现不错。尤其是顾维钧先生头脑很清醒，他确实是口才很好，很有逻辑性，工作也做得很好，他每次发言完毕大家都跟他握手，说这小子真棒。[3]因为开会要用英语发言，而日本人说英语是很糟糕的，日本当时的外长，讲了半天大家都不知道他说什么，每次发言都很尴尬。但是弱国无外交，国际交往不是比口才，关键是看实力。所以到最后威尔逊也变卦了，威尔逊找借口说，你们1918年和日本都换文签约了，都承认日本占领的地位了，这个时候还跟我们谈什么啊。

开会的时候，梁启超和一大帮人一起旁听，这时候他们找到了借口：我们外交失败是因为有内奸的缘故，尤其胶济铁路的换文，我们已经签了，那你还说什么呢？于是，他把这个所谓内奸的消息捅给林长民，林长民捅给报界，第二天大家就都知道了。[4]首先，我们期望很高，我们自认为是战胜国，但是我们得到的很少，这令人失落。其次，我们发现这个失败是因为有了内奸的缘故，这是最容易出事的。如果我们真的打不过人家那就忍了，外面太强大，如果有内奸大家就受不了，内奸就是曹、章、陆。所以五四运动实际上是这样两个因素促成的。

这个事情非常吊诡，中国为了参战最后跟日本走到了一起，实际上中国政府和日本政府合作得亲密无间，那段时间是中日关系的一段蜜月。日本原来是强横的，强横之后发现不行，突然就从霸道改成王道，然后用柔的方式跟中国政府合作，这一合作就引出了内奸的问题。如果中国对青岛问题、对胶济线延长线的问题从来不发言，从来不交涉，就什么事也没有了。但是，由于它们合作了，问题就产生了。当时中国外交官出于什么目的跟日本交涉山东的问题呢？反正胶济线你已经控制了，青岛你已经占了，我没有能力赶走你，既然你还宣称名义上是我的，那我就得给你定一个条约式的东西，我约束一下你的行为，要不然你在这胡来随便折腾，我不就损失更大吗？

晚清的外交就是这个路子，就是说我们不能避免损害，但我们争取把损害控制在一个范围之内，在大损害前提下减少一些损害。李鸿章他们办外交就是这个思路，你说这个是卖国也可以，但是他有他的不得已。谁有本事不签这个条约？谁都没有。实际上换文就是这个意思。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发生，为防备俄国事变，日本要拉拢中国，所以签订了《中日共同防敌协定》，后来我们称为防共协定，它就是怕共产主义或俄乱引发周边国家不安宁。说日本人为什么要拉中国？是像春秋时的故事“假途灭虢”[5]一样，借道把中国灭了吗？实际上日本出兵西伯利亚没有“假途”对中国动武，并没有把中国灭了。其实它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拉中国做个小兄弟，帮它做后勤供给。但是这一系列东西一签之后问题就大了，因为这等于是一种军事合作。最关键的问题是“西原借款”，中国政府拿人那么多钱，而且用这些钱来打内战，确实有卖国嫌疑。这些疑问原本就在，所以巴黎和会不开便罢，一开这些问题都冒出来了，中国要不回山东和青岛，问题就全爆发了。

所以五四运动表面打的是曹、章、陆，就是经手中日关系的这几个人，实际上反的是整个的皖系政府。这一点段祺瑞非常清楚，所以在火烧赵家楼之后，他对曹汝霖讲，他们打的是你，实际目标是我。但是，打他的不仅仅是这些学生，还有知识界，首先就有研究系。研究系为什么此时把这个事情捅出来？曹汝霖很浅薄，他后来回忆说，林长民当时向他借三千块钱，他没借给林长民，林长民就报复他。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林长民是个名人，曹汝霖不借他钱别人也会借。民国的风尚如此，只要有名就有钱，人家不在乎这个。林长民是研究系的干将，研究系辛辛苦苦替皖系打了半天工，最后被皖系一脚踢开了，这个仇当然要报，所以研究系那些人首先发难。此外，所有不满皖系、不满安福国会，尤其不满徐树铮的各种势力全都冒出来了，所以五四的抗议其实不仅是学生的抗议，是所有对皖系不满的人的抗议。

各地不满皖系的军人也加入了抗议队伍，尤其是吴佩孚骂得最凶。他一个外地驻军的师长敢骂政府总理、骂国会、骂总统，而且骂得非常过瘾。那个时候，他的幕僚四六文做得好，这种文章实际是骈体文的转化，有一点八股文的味道，又有点时务体的流畅，所以骂得非常尽兴。[6]这样一骂，吴佩孚声名鹊起，不仅很多军人佩服他，连学生也很崇拜他。实际上，由于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缘故，所有反皖系的人都找到了突破口。在巴黎和会中国人是不是什么都没得到？也不是，首先德国、奥匈帝国的租界我们收回了，它们份上的庚子赔款我们不用赔了，日本也在巴黎和会上承诺在适当的时机把山东归还。德国还把八国联军入侵时抢的一些东西，比如说观象台上的古代天文仪器退回来了。中国人的地位跟战前比还是有所提高的，战前西方列强是不跟中国谈关税自主、治外法权的，但是这个时候它们也准备谈了。经过这一场战争，中国作为战胜国并不是一无所获，只是说和当时知识界的期待相差甚远。

五四运动的具体情况比较复杂。当时所谓的先进分子一开始在政治运动中并不是领袖，这场运动也不是他们这些启蒙导致的。一到那种时候，学生就会上街，有没有新文化运动都会。学生运动中先进分子还没有去动员，也还没有跟工人运动相结合。不论是北京的学生还是上海本地的学生，到上海后，没有一个去动员工人罢工。相反，他们主张工人不罢工，只需和平抗议就行。但工人说我们干吗不罢工，你们爱国我们不爱国？工人听帮会的，根本不听学生的。

这个运动到上海的时候成了一种时髦，成了战胜国反而权利被剥夺的委屈感，是很容易把大众鼓动起来的。[7]于是，它很快成了从知识界到学生、再到一般大众普遍参与的爱国热闹。而且在那个时候，军阀政府也不镇压，他们自认为是民主政府。所以，参加这种活动的人自认为是没有风险的。没有风险又能表现自己的爱国精神和高尚，谁不愿参加？所以当时的工人运动并不表示这个成熟的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了，而且所谓的工人阶级跟知识分子结合还看不到任何明显的迹象。

[1]　时为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兴致特别高，在三天庆祝之后，还跟教育部借了天安门的露天讲台，拉北大的教授做了一整天的对民众的演讲，蔡元培演讲的题目是《黑暗与光明的消长》。蔡元培认为：一战“幸而正义果胜强权，协约国竟占最后之胜利。外之既暂纾侵略之祸，内之亦杀主战之焰，我国已有一线生机”。参见蔡元培：《蔡孑民先生言行录》，159　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2]　这也是为什么后来“五四”游行队伍要到美国使馆请愿，高呼“威尔逊大总统万岁”的缘由。胡适后来解释说，他们这些北大同仁如此兴奋，是把一战的结束，看成是“一个世界大变局的起点，也想抓住它作为推动中国社会政治的起点。同时我们也不免都受了威尔逊大总统‘十四点原则’的麻醉，也都期望这个新世界可以使民主政治过平安日子”。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上）》，169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3]　顾维钧后来回忆说，在他发言之后，“威尔逊总统走过来向我表示祝贺。随后，劳合 · 乔治、贝尔福、蓝辛也都跑过来向我祝贺。威尔逊总统和劳合 · 乔治都说，这一发言是对中国观点的卓越论述”。参见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缩编本（上），54页，北京：中华书局，1997。

[4]　关于梁启超、林长民对五四运动的作用，参见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

[5]　春秋时，晋国意欲夺取崤函要地，决定南下攻虢国，虞国为晋攻虢的必经之途。晋献公决定采取各个击破之计，先向虞借道攻虢，再伺机灭虞。期间，虢国的宫之奇用“辅车相依，唇亡齿寒”的道理劝虞公不可借道，未果，虞国最终为晋国所灭。

[6]　替吴佩孚捉刀的，乃是桂林才子张其锽。

[7]　因为原先的期待太大，此时落差也就更大。按照美国学者格尔的说法，运动爆发之际，属于“相对剥夺感”最强烈的时刻，因此，最容易产生反抗行动。参见Gurr Ted，Why Men Rebel，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0。

五四运动的吊诡之处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场运动发生以后的一些现象跟原来的新文化运动是抵触的。新文化运动提倡个性解放，提倡个人的自由，但是这个政治运动中经常是限制别人自由的。只要民族主义起来了，道德口号起来了，你不跟着走就是卖国贼。说要抵制日货，买日货的就是卖国贼，卖日货的更是卖国贼，要被戴高帽子游街，要被关起来挨打。甚至有的人乘日本轮船，学生就在背后盖个章“你就是卖国贼”，这不是跟新文化运动的主张相悖离的吗？但是当时的学生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在他们看来，只要我是爱国的，怎么做都可以。他们去冲击赵家楼，把曹汝霖家烧了，把章宗祥打个半死。当时大家认为他卖国了，然后就打了他，把他家烧了。曹汝霖幸亏躲起来了，否则可能被学生打死了。学生认为自己完全正当，整个社会也认为这些行为是正当的。只有两个人不这样看：一个是梁漱溟，他说，虽然你是爱国的，但你必须承认你的行为是违法的，还有一个北大法学教授也说学生这个行为真是违法的。除此以外，大家一边倒地说打得有理、烧得有理。最后审判的时候，连那些警察甚至曹家的保姆都不认账了，包括谁打的、谁烧的都说没看清楚，全不作证，最后只好把抓的学生都放了。[1]

这一系列行为与原来主张的自由主义精神相背离，但是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当时新文化运动还在往前走，经过政治运动催化后，新文化运动走到了另外的方向，从原来的个性解放变成反政府，后来就从反政府走向政治了。再后来，五四青年开始分化，什么国家主义派、自由派、无政府主义、布尔什维主义都出来了。但是真正意义上的共产主义运动，却是从俄国输入的。

1920年以后，苏俄解困了：所谓十四国武装干涉结束了，国内的叛乱也平息了。解困了之后，苏俄发现本来预想的欧洲革命没发生 [2]，很孤立，它要一国建设社会主义，不能没有帮手，欧洲不能指望了，就把眼睛投向了东方。于是它急于在东方掀起一场民族解放运动。中国是一个主战场，苏俄开始往这里投入，这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契机。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主要是共产国际想在中国找一个合作者。

五四运动本身也像各种政治运动一样，充满了爱国的激情，充满了为爱国而做出的牺牲，但这场运动当然也有一些政治动员、悲情制造等权力技术的东西。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我们说当时的北洋政府是军人政府，但它它也有克制的一面。整个运动中总的是军警怕学生，不是学生怕军警。学生和军警之间，稍微有一点什么事，就被渲染得非常大——进行政治迫害了，暴力镇压了，怎么杀人了，怎么打人了，怎么伤人了，等等。在运动中只要是死了人了，无论是病死的还是累死的，都会被渲染成被政府迫害致死的，借以制造悲情。[3]

[1]　参见《北京档案史料》，1986（2），3页。

[2]　列宁曾经对匈牙利革命和德国的水兵起义抱有很大信心，但是这两场革命很快就以失败收场。

[3]　“五四”是一个如此高调占据爱国的道德制高点，如此得人心的政治抗议运动，不仅社会上商人和市民也怀有和学生们一样的对于巴黎和会的情感落差，而且因为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引发了以往皖系政府亲日政策的所有潜在的危机，各种不满与冲突都借着爱国运动迸发出来，北京政府内部的矛盾也开始激化。加上中国社会的传统，学生闹事，往往具有天然合理性，即使无理取闹，社会对他们也有相当的包容性。参见张鸣：《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62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五四运动的影响

最有意思的是，这场运动激化了北洋军阀内部的裂痕。它给了反皖系势力一个最好的口实——一个爱国的口实、一个民意的口实。当时皖系政府在这场运动中穷于招架，步步退让。本来在收回山东的要求被拒绝之后，政府是准备在巴黎和会上签字的，签了之后就可以继续走嘛，但是运动一来，就不能签，没人敢签。本来没什么证据，曹、章、陆是不能被罢免的，但是非被罢免不可，结果真的被罢免了。这个罢免的要求，不是说，工人一起来就罢免了。其实当时的上海护军使卢永祥以及江苏督军李纯，都认为该罢免，吴佩孚就不用说了，甚至皖系的心腹大将张敬尧都拍来电报，说把他们几个文官牺牲算了。这些军阀都表态了，所以政府顶不住。说实话，上海罢工对北京的影响并不大，当时军阀割据，不管上海有多少钱，一分钱也到不了北京，所以上海罢工威胁不到北京政府。

但是北洋军阀却因为这场运动发生了裂变，主要是直系和皖系分裂了。以前直系跟皖系一直没有撕破脸皮，无论是段祺瑞和冯国璋，还是下面的人，都是如此。冯国璋死后段祺瑞还去大哭了一场。这次由于五四运动的缘故，吴佩孚破口大骂，甚至声言要动武，就撕破脸皮了。而这最终变成了一场直系反皖的政治动员。皖系在这场交锋中完全处于下风，一点话语权没有，它没法为与日本的合作辩解。如果日本这个时候把山东交回来那就万事大吉，但日本不肯交，你皖系跟日本又这么好，这个无论如何都说不清楚了。本来就是军阀之间的争权夺利，打打电报仗，打打嘴仗，妥协让步就可以了，但现在这种笔仗、电报仗已经升级了，成了一场全国性的运动。直系把它变成一种政治动员，皖系整体失语，所以直系就很占优势。我们前面讲过了，那个时候军阀打仗还不认真，更多是打一种气势，或者互相的收买等。气势一没，仗就没法打了，皖系尽管在军事上占优势，结果仗却打得一塌糊涂。所以五四运动最后的结果是直皖交恶，北洋军阀真正分裂，而北洋军阀的核心部分就是直系和皖系，这一分裂就不行了。从此以后，分裂之势不可遏制，军阀就不断处于裂变之中，皖系裂完直系裂、奉系裂，没有一个军阀能够控制住全国，能够控制住自己的派系，当然北洋军阀的统治也就不行了。

北京城有个传说，说清朝亡之前在崇文门边上开了一个小门（水关），以方便使馆人员进出，而小门一开北京文气就泄了，清朝就亡了；1924年，宣武门又开了个门（和平门），这门一开北京政府的武气也没了，所以北洋军阀也亡了。实际上北洋军阀整个统治的结束，很大程度上源于它的分裂，而这个分裂从开始就已经注定了。帝制结束后，再没有一个东西能够统住这些人了。既然大家都不忠君了，我凭什么忠于你？五代十国也是如此，藩镇也是如此，一旦上司不忠君了，底下就可以叛变了。只是这可能要经过一个代际的转换，第一代没有撕破脸皮，第二代就可能这样做。第二代跟第一代思路不一样，代与代之间很多东西是会发生转换的。

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的确发生了很大变化，比如说有了中国共产党，主要是有了共产主义力量的发展。虽然那个时候中国共产党还是共产国际的一个小支部。共产国际开始跟中国某一势力合作，开始找吴佩孚、陈炯明，不行，后来找孙中山，但孙中山缺少实力。除了孙中山外，没有任何一个势力肯跟共产国际合作，所以共产国际便跟孙中山合作。但是，这个国共合作是共产国际跟国民党的合作，还不是中国共产党跟它的合作。发生这件事之后，中国大变化了，但大变化的前提是军阀的分裂。

等到中国共产党国共合作开始北伐的时候，军阀的裂变已经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就是说重新崛起的吴佩孚统领的所谓十四省联军，实际上是一个分崩离析的体系，他没有一支自己的军队。吴佩孚跟孙传芳之间，孙传芳跟奉系，奉系自己弟兄之间，张宗昌、李景林、郭松龄之间都存在着种种矛盾，而且这些矛盾大到必须得兵戎相见不可，他们全都互相打过。孙传芳和奉系打过，郭松龄反过奉、反过张，更不用说冯玉祥了。裂变达到这个程度，军阀实际上已经没有力量了。列宁主义带来了一种新的力量以及非常好的机会，而且采用了新的话语体系——打倒列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诸如此类。这样的话语体系跟“五四”后来的激进是有关系的。新文化运动走到最后，其中一翼就沿着某一路径走到了布尔什维主义，走到了列宁主义。“五四”的确是一场很重要的运动，它的意义、它的价值需要我们进一步去挖掘，而不仅仅是传统上说的那些东西。

后记

这本小书，实际上是我的近代政治史讲稿，由我的几个学生根据录音整理出来，最后由我定稿。其中，秦长俊作用最大，其次是路阳，汪吉庶也参与了一章的整理。没有他们，这本小书根本无法问世。当然，我还应该感谢本书的策划，如果不是她的建议，她的督促逼命，这本书连影子都不会有。

附录：中国近代历史大事年表[1]

1840-1842年　清道光二十～二十二年

第一次鸦片战争。

1842年　清道光二十二年

中英签订《南京条约》。

1853年　清咸丰三年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南京）颁布“天朝田亩制”，发动北伐和西征。

1856-1860年　清咸丰六～十年

第二次鸦片战争。

1858年　清咸丰八年

中俄签订《瑷珲条约》。清政府分别与英、法签订《天津条约》。

1860年　清咸丰十年

中俄签订《北京条约》。

1864年　清同治三年

《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签订。

1882年　清光绪八年

中俄签订《伊犁条约》。

1883年　清光绪九年

中俄签订《科塔界约》。

1884-1885年　清光绪十～十一年

中法战争。

1885年　清光绪十一年

中法签订《天津条约》。

1894年　清光绪二十年

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

1894-1895年　清光绪二十～二十一年

中日甲午战争。

1895年　清光绪二十一年

中日签订《马关条约》。中国军民反抗日本侵占台湾。

1897年　清光绪二十三年

沙俄舰队驶入旅顺湾。

1898年　清光绪二十四年

“戊戌变法”。

1899年　清光绪二十五年

美国提出中国“门户开放”政策。

1900年　清光绪二十六年

八国联军入侵北京。

1901年　清光绪二十七年

清政府与入侵帝国主义者签订《辛丑条约》。

1905年　清光绪三十一年

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同盟会”成立。

1911年　清宣统三年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爆发——武昌起义，推翻了清王朝。

1912年　中华民国元年

1月，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

2月，清帝溥仪下诏辞位，南京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1913年　中华民国二年

二次革命失败。

1915年　中华民国四年

1月，日本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要求。

12月，袁世凯复辟帝制。

1917年　中华民国六年

张勋复辟失败。

1919年　中华民国八年

2月，南北和谈。

5月，五四运动。

[1]　内容摘选自沈渭滨主编：《中国历史大事年表（近代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内容有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