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社科名家文库•北航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博观文丛:通往市场之路
Author: 张维迎
Date: 2012-09-01

目　录
《博观文丛》序言
自序
第一编　市场的力量
市场的力量
人类为什么犯错误？
从老子到亚当·斯密
如何建立市场：从特权到权利
语言腐败的危害
社会资本与文化
和谐社会的三个要素
第二编　改革的逻辑
经济奇迹来自市场化改革
从职权经济到产权经济
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
只有发展才有和谐
中国的股票市场：管制与信誉
加入WTO给我们带来什么？
第三编　增长的转型
关于金融危机的经济学反思
警惕下一次危机
回归亚当·斯密，告别凯恩斯
把握中国经济的大局与动力
中国经济转型靠什么？
让企业家对未来充满信心
第四编　国企的前景
国有主导无公平竞争可言
推进国有企业民营化比多交利润更有意义
公司丑闻与公司治理
何不让电话用户成为电信的股东？
医疗体制的问题主要出在政府垄断
未来10年经济改革要做的三件事
第五编　企业的生命
寻找绿色经济的商业模式
企业常青之道源于不断创新
民营企业如何做强做大
本土企业的空间在哪里？
创新时代的管理
企业的两种能力
有思想力的企业家看得更远
第六编　未来的选择
未来30年改革改什么？
政治家的理念
中国的崛起离不开中国政府的转型
未来的世界格局取决于中国怎么做
企业家与台湾的民主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通往市场之路／张维迎著．—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9

ISBN 978-7-308-10515-6

Ⅰ．①通…　Ⅱ．①张…　Ⅲ．①市场经济－经济发展－研究－中国　Ⅳ．①F123.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07344号

通往市场之路

张维迎　著

责任编辑　陈丽霞

封面设计　彭芳东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310007）

（网址：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省邮电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4

字　　数　194千

版印次　　2012年9月第1版　2012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0515-6

定　　价　36.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88925591

《博观文丛》序言

两年前我受命组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暨知行文科实验班，对于如何在一个理工科强势的大学开展本科生的通识教育和高水准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虽然胸中隐有沟壑，但仍感举步维艰，好在诸位学界朋友的鼎力支持，加上一批青年才俊的加盟共进，遂使我们的探索逐渐走上一条教书育人的正道。

记得高研院创建不久，我与年轻的同仁们就筹划编辑三套文丛，分别起名为：博观、通识和知行。《博观文丛》旨在收录北航高研院讲席教授及其他教授学者的著作，把他们的学术研究、社会评论和为实验班的讲课纲要结集出版，呈现高研院各种师资力量的思想风采；《通识文丛》则是北航高研院的集体科研报告，集中于国内外通识教育的精粹选章和评议，彰显我们关于通识教育的理念以及实践与经验；《知行文丛》作为北航高研院的学术院刊，以青年讲师为主编，文史哲入口，政经法出口，厘清每辑主题，从容打造我们的思想旗帜。经过两年来的辛苦操持，三个文丛现都已陆续底定，不久即将面世出版。

今日为《博观文丛》写序，对于我来说可谓一件“轻省的重负”。昔日苏轼《送张琥》曾有云：“呜呼，吾子其去此而务学也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吾告子止于此矣。”曾国藩在《孙芝房侍讲刍论序》写道：“著书之多，与茮云异，而其博观而慎取则同。”面对第一辑九册我的学界朋友的“呕心”之作，除了感铭之情，我觉得有必要重申我们北航高研院持守的理念。这一点我曾经在即将开通的北航高研院网站，以院长致辞的名义写过，现不妨抄录如下：

思我中华，历经古今之变、中西之争已有百十余年，然自由、民主、宪政之中国仍在艰难的建设途中。一个国族之兴亡，原因固然很多，但教育当为根本，百年前梁启超就有新民之说，国民之教育，人才之培养，关涉中华未来。大学培育何种人才，虽见仁见智，但不可讳言，凡数十年来，狭隘的功利主义教育观畅行于世，精神品质的塑造丢弃久矣。在我看来，通识教育从根本上说乃是一种自由教育，培育自由的人格，塑造伟大的心灵，才是我们的办院宗旨。鉴于此，我们的通识教育面向古今中西的经典，从三代之治到新旧经学，从雅典民主到国富新论，由古典传统开辟现代新章，击沧浪之水汇通英美海洋。让同学们在我们的研究院经受人文精神的激荡，进而在毕业之后投身社会的改良，经纬人生，成就志业，这才是我们的所愿。

《博观文丛》的出版必定会引领我们朝向那片“自由的海岸”。

高全喜

2012年3月21日于北京

自　序

本书收入了我过去几年发表的有关中国改革和发展的37篇短文（注：同期撰写的学术论文收集于我的《市场的逻辑》一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版，2012年增订版）；媒体访谈部分收入我的《什么改变中国》一书（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如同我已出版的其他书一样，这些文章是我真实思想的表白，尽管有许多人不认同我的观点，我也不能保证我的观点就一定是正确的，但我觉得有责任把自己的真实观点公开说出来。因为，我相信托马斯·潘恩的名言：为了人类的幸福，一个人在思想上必须对自己保持忠诚；所谓不忠诚不在于相信或不相信，而在于口称相信自己实在不相信的东西。公开说假话是最严重的道德堕落。

本文集的每一篇文章都是针对中国改革和发展中面临的实际问题而写的，这些问题包括：中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是源于市场化改革和民营企业的崛起，还是政府的干预和国有企业的主导作用（所谓的“中国模式”）？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如贪污腐败、收入分配不公、医疗发展滞后、食品安全、道德堕落等）是过度市场化的结果，还是过度的政府管制导致的？全球金融危机是市场的失败，还是政府的失败？与中国的政策有没有关系？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是金融危机的原因，还是应对危机的有效办法？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要更多地依赖市场机制和企业家精神，还是靠政府的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面对国内外新的挑战，应该坚持“国退民进”的改革方向，还是走回头路，搞“国进民退”？如何看待企业家在社会中的作用？他们是推动进步和社会和谐的力量，还是社会矛盾的制造者？中国企业创新动力不足的根源何在？为了使企业和企业家有积极性创新，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制度环境和政策环境？在经济改革30多年后，如果不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的成果能否保持，经济增长是否有可持续性？政治体制改革应该如何进行？等等。

这些问题在学术界和媒体上有很多讨论，争论也不能说不激烈，但许多人是人云亦云，或者是满足于口号式的主张，或者是情绪的宣泄。我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当然是一家之言，但无论正确与否，我相信我的观点有助于人们理性地思考这些问题。

本书的核心观点可以概括如下：

市场经济是最有利于人类合作和社会进步的制度，也只有市场经济才可以避免由于多数人的无知和少数人的无耻相结合导致的人类灾难。市场经济的基础是个人自由、私有产权和企业家精神。人类最近200年的飞速发展和中国最近30余年的经济奇迹，都是市场化的结果。但无论是西方社会从封建庄园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还是中国社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都是漫长的过程，反市场的力量（包括利益的和观念的）总是试图阻碍这个转变，人们对政府干预的迷信如地下伏河时隐时现。

在迈向市场经济的道路上中国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中国的市场化转型远远没有完成，我们并没有建立起市场经济真正的基础，因为，我们的经济仍然是建立在特权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权利的基础上；私有产权仍然得不到有效保护；企业家精神受到多种形式的压制，甚至摧残。特别是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受到普遍质疑，政府有关部门在宏观调控和产业政策的名义下出台了诸多反市场的政策，改革基本停滞，甚至出现了倒退，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越来越多，国有部门越来越强大。中国的改革已到十字路口，下一步怎么走，不仅关系到过去改革的成果能否保持，更关系到中国能不能真正成为世界强国。

我们必须认识到，政府高度干预和国有企业主导不仅不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原因，恰恰相反，它们是当今中国社会重重矛盾和不公平现象的原因。庞大的国有部门已经成为中国经济进一步成长的最主要的障碍之一，严重不利于企业家精神的发挥，不利于国内市场的开发。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干预政策不仅不能解决危机，而且埋下了新一轮危机的种子，阻碍了增长方式的转型。我们必须回到市场化改革的轨道，继续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减少国有企业的比重，给民营企业创造更好的生长环境。惟其如此，中国企业家才有积极性创新，中国企业才可能建立起真正的核心竞争力，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才能真正转变。

经济改革仍然有许多事情要做，但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即使有英明而果断的政治领导，进一步经济改革的空间也非常有限。因此，下一步改革的重点应该是政治体制改革。只有建立起真正的法治和民主制度，经济市场化才有制度基础，中国才能成为真正的市场经济国家。

本书中的部分文章是根据作者在论坛和研讨会议上的演讲稿整理而成的。我的学术助理岑科先生帮助我做了不少文字工作，在此深表感谢。当然，书中的任何错误责任在我。

我还要感谢本丛书主编高全喜教授，没有他的约稿和督促，不会有这本书的出版。

本书责任编辑陈丽霞的认真负责精神和高质量的编辑工作对本书的出版功不可没。在此一并感谢。

张维迎

2012年5月6日

第一编　市场的力量

市场的力量〔1〕

根据美国伯克利大学经济学家德隆（Bradford DeLong）的研究，在人类历史上，从旧石器时代到公元2000年的250万年间，人类花了99.4％的时间，即到15000年前，世界人均GDP达到了90国际元（这是按照1990年国际购买力核定的一个财富度量单位）。然后，又花了0.59％的时间，到公元1750年，世界人均GDP达到180国际元。从1750年开始，到2000年，即在0.01％的时间内，世界人均GDP增加了37倍，达到6600国际元。换句话说，人类97％的财富，是在过去250年——也就是0.01％的时间里创造的。

如果把德隆的研究画成曲线图，可以看到，从250万年前至今，在99.99％的时间里，世界人均GDP基本没什么变化，但在过去的250年中，突然有了一个几乎是垂直上升的增长。世界最主要的发达国家也是如此，无论是所谓的西欧衍生国，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还是西欧国家本身，包括英国、法国、德国等12个国家，还是后起的日本，经济增长都主要发生在过去一二百年的时间里。

仅仅数字还不能说明所有问题。想象一下，我们的祖辈，也就是在一百多年前的普通的中国人，能够消费的东西，和古代秦汉隋唐时期没多少区别，甚至还不如宋代。在欧洲也一样，一个普通英国人在1800年时能消费的东西，古罗马人都能享受到，甚至罗马人比他们享受得更多。而我们今天能消费的东西，是过去的100年前的人无法想象的。

有人测算过，按照零售商库存记录的商品种类计算，在250年前，人们能够消费的商品种类大致是10的二次方——也就是上百种而已。而现在，我们能消费的产品种类是10的八次方以上，有上亿种。

为什么人类的奇迹在过去的250年里出现，而中国的经济增长只是在过去的30年里出现？是不是人变得比原来更聪明了，比过去的人智慧更高了？当然不是。人类的智商、智慧，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没有太大的进步。今天的中国人再聪明，我相信没有几个能超过孔子、孟子、老子。在西方也一样，人类的智慧在过去两三千年内没有太大的变化。

难道是资源变多了？也不是。人类的资源不仅没有变多，相反，与土地相联系的自然资源还在慢慢减少。那是什么发生了变化？唯一答案，就是人类实行了一种新的经济制度，即市场经济。西方国家在200多年前开始走向市场经济，所以在200多年前开始起飞。中国在30年前开始走向市场经济，所以中国在过去的30年里，发生了巨大的飞跃。

市场经济为什么能创造巨大的财富？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里指出，市场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将每个人的“利己之心”转换为“利人之行”；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中，一个人只有为他人创造价值，才能获得自己的利益。这就是市场经济的奇妙。

为什么呢？在市场经济中，每个人都处在社会分工体系的链条中，为交换而生产；一个人对社会的贡献有多大以及他能分享多少，是由别人说了算而不由他自己说了算。在市场上，任何人不为别人创造价值，就不可能获得收入。所以你必须努力为他人创造价值。价格提供了一个信号，什么东西有价值，什么东西没有价值，要在市场上考验。比如，你说这个东西非常重要，但如果没有消费者为你出钱，就证明这个东西没有价值。而且，没有人愿意付出的价格，超出你为他服务的价值。当两个企业竞争，我们说某一个企业更有优势的时候，意味着这个企业能为消费者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既消费者剩余。企业之间的竞争，是为客户创造剩余价值的竞争。

市场经济又被称为商业社会。商业社会是陌生人之间的合作。在传统社会中，合作往往只在熟人之间、有血缘关系的人之间进行，比如兄弟姐妹，或者同一个村的人，或者同一个教堂的人进行合作，很难找到陌生人之间的合作。而人类今天的合作，早就超越地区、超越国界，走向全球。今天我们所消费的商品，99％的生产者你不认识；一个企业的产品卖出去，绝大部分消费者它也不认识。正是这种大规模、大范围的合作，使全世界的财富以惊人的速度增长。

但要使陌生人之间达成合作，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必须解决，那就是信任。如果不信任别人，陌生人之间的合作就没有可能，人类就没有办法享受市场经济的好处。要理解这一点，必须认识企业、利润和企业家。

企业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核算单位。比方说，中国有13亿人，每个人都生产自己的商品，到市场上去卖，谁能信得过谁？换一种说法，如果把市场上所有商品的商标都去掉，你敢买什么东西？可能敢买土豆、大米、水果这些最简单的商品。像汽车、电脑、矿泉水、投影仪这些质量和功能不容易辨别的东西，你敢买吗？你不敢，市场上99％的商品你都不敢买。

那怎么办？有一个办法，我们13亿人分成了不同的组，比如说分成30个组，河南人、河北人、山东人、陕西人、北京人，等等。有了这个分组之后，我们不认识每个人，但我们知道这是山东人，那是广东人，就可以作出某种判断。企业就类似社会的分组，每个企业有自己的一个名字，谁骗了我们，我们可以追诉他，或者他这次骗了我，下次就不买他的东西，他就要完蛋。当社会划分为企业的时候，每个企业都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样我们才能建立信任。如果没有企业，每个人只从事个体生产，就做不到这一点。

企业何以使得我们可以相互信任？答案与所有权配置和利润有关。比如一个企业由一万个人组成，理论上，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所有者。这个企业每年的利润是1个亿，一万个人平分，每人拿1万块钱。这样似乎很公平，但想一想，如果出了问题，谁来负责？如果要求人人都负责任，结果可能是大家都不负责任。

现实中，企业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分配责任，即一部分人承担过失责任，另一部分人承担严格责任。承担过失责任的人拿合同收入，即，如果他没有迟到早退，没有旷工，没有违反工作规定，干了一个月，到月底一定要领到工资，这就是员工。另一部分人，即老板，要承担严格责任——或者叫剩余责任。用一个通俗的说法，什么叫员工？别人没有发现你的错误，你就没有错误，这就叫员工；什么叫老板？你没有发现别人的错误，那么所有的错误都是你的，这就是老板。老板没有权利在消费者面前由于自己没有犯错误而要求收入；而工人可以在老板面前因为自己没有犯错误而要求收入，这就是老板和雇员的区别。

老板拿的是利润，但这个利润并不好拿。利润是收入剔除成本的剩余，可能是正的，也可能是负的。所以它是一种激励机制。一个企业生产产品，我不认识里面的工人，为什么要信任他？是因为有人承担剩余责任。最简单的例子，如果你是餐馆的老板，厨师洗菜不干净，有人吃了拉肚子住院，你必须负责。利润的存在，使企业所有者承担剩余责任、严格责任，任何一个员工犯的错误老板都要承担，因此，他必须有办法激励和监督员工。这样，顾客才可以放心地购买企业的产品。

进一步讲，不仅仅是企业的员工，包括企业供应商犯的错误，企业也得承担责任。比如说你买了一个品牌计算机，计算机的某一个零件，如屏幕、芯片、风扇出了问题，甚至电池爆炸了，要承担责任的，首先是计算机厂商，而不是零部件的供应商。换句话说，一个品牌企业，实际上是用自己的品牌在消费者面前立了一个军令状，打保票说，你买我的东西，出了问题我负责。这样，才有大家可以信赖的市场，才有了陌生人之间的合作，才有社会财富的不断增加。

所以我说，市场经济是一种责任制度，利润是一种考核方式。市场通过企业划分核算单位，通过利润追溯责任，从而让每一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一个企业，只有有能力承担责任，才能赚取利润！

拿利润的人是企业家，他承担着为整个社会组织、生产并且监督其他人的责任。我们谈市场经济，绝对不要忘了企业家。企业是企业家的事业。只从价格的角度，不能真正理解市场经济。

企业家最适合以企业所有者的身份承担严格责任，是因为他有两个基本的功能。第一，应对不确定性。市场中充满了不确定性，企业家必须预测未来。这是1921年美国经济学家奈特提出来观点，他在《风险、利润和不确定性》一书中证明，没有不确定性，就没有经济学意义上的利润；利润是对企业家承担风险的补偿。第二，推动社会的创新。创新是企业家的责任，不是技术专家的责任，技术专家只是在发明，创新是把发明变成一个对消费者有价值的东西。创新是“创造性的毁灭”，比如现在用的MP3、iPod，毁灭了索尼的Walkman，而索尼的Walkman，是对卡式录音机的毁灭。每一种新产品，都是对原来一种产品的毁灭。这是熊彼特在1911年的《经济发展理论》提出的重要观点。企业家必须为创新的成败负责。

我们正处在全球化的时代。所谓的经济的全球化，就是全球经济的市场化。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企业、每一个人，都处在全球化分工的价值链上，市场把他们连接在一起。在全球化时代，任何一个地方发生的事情都可能影响到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企业、每一个个体。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全球化也意味着更为激烈的竞争，更大的不确定性！每个国家、每个企业、每个人，只有更好地理解全球商业环境的变化和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更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和发展！

《认识商业》是一本独特的教科书。它以全球化的视野，将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经典理论融为一体，将理论和案例分析相结合，深入浅出，帮助我们理解全球时代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和管理实践。我相信，无论你将来是当老板，还是受雇于人，读这本书都会使你受益匪浅。故此，我愿意将它推荐给读者。

人类为什么犯错误？〔2〕

我这几年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人类为什么会犯错误，甚至是灾难性的错误？我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是，人类犯错误有两个基本原因，第一个原因是由于我们的无知；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我们的无耻。当然，从佛教的观点看，无耻本质上也是无知的表现，不知道自己的根本利益所在。

好心干坏事就是由于无知，不知道我们采取某种行动的后果是什么而犯的错误。父母出于爱而干涉儿女的婚姻导致的爱情悲剧就是一个例子。也有大量的是坏心干坏事。为了个人的私利损害他人，就是由无耻导致的错误，比如秦始皇的焚书坑儒。

当然现实中，大量的错误是无知与无耻结合的产物。“文化大革命”就是多数人的无知和少数人的无耻共同造成的。少数人为了权力斗争发动了这场运动，多数人由于无知而积极参与，等明白过来悔之晚也，结果造成了一场毁灭人性、毁灭文化的历史大悲剧。而且我想提醒大家的是，人类历史上多数人的无知和少数人的无耻导致的灾难是非常多的，代价也是巨大的。

比如义和团运动，拳民们以为修炼100天、念念咒语就可以刀枪不入，这是无知。对慈禧太后和刚毅、惇亲王载濂、端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庄亲王载勋这些清朝统治者来讲，既有无知的一面，更有无耻的一面。他们想利用义和团的运动进行宫廷权力斗争，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这是无耻。清廷中也有很多人将义和团当成升官发财的好机会，也是无耻。结果是生灵涂炭，民族危亡。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人搞“东南互保”，是因为他们比慈禧太后等人更明白一点，从而使整个东南中国避免了义和拳运动的影响和外国的入侵。

再比如，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发起大跃进，全民炼钢铁，吃大锅饭，可以说是无知的表现，但是大跃进当中，那么多的浮夸、虚报，什么亩产一万斤、十万斤，等等，就不仅仅是无知，而是无耻了，结果是上千万人饿死。为了个人保官位而虚报浮夸，视民众如草芥，即使看起来是无奈，实际上都是无耻的表现。

人类历史上由于无知导致的最大灾难是什么呢？就是在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多的国家中自上而下强制实行的一种制度，这种制度我们叫它“计划经济”。

我们现在很难想象，为什么当时那么多聪明的学者，那么多高智商的政治家、政府官员，居然能够相信中央集权的计划机关能够告诉全社会应该生产什么，应该怎么样生产，应该为谁生产，应该定多少价格。但那个时候，这些人对这个制度深信不疑。仔细想一下，搞计划经济不仅是无知，而且是无知到不知自己无知。老子告诫我们：不知知，病也。明明自己不知道，还以为自己知道，由此导致巨大的经济和社会灾难，真是可悲至极！

特别想提醒一点，当时搞计划经济的理论依据，不仅仅是来自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也来自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家。兰格就是用新古典经济学模式论证计划经济是可行的。他把新古典经济学为证明市场的有效性而作出的假设被当做现实本身，宣称计划可以模拟出竞争市场体制，可以像市场一样有效地配置资源。结果，兰格被认为是有关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可行性大论战的胜利者，受到主流经济学家的推崇，而米塞斯和哈耶克等反对计划经济的学者则成为人们讥讽的对象。

我们仔细想一想，真的太可笑了。计划机关要收集那么多的信息，这怎么可能？更不用说，经济是一个动态过程，在没有市场和企业家的情况下，所设想的信息根本就不存在。想一下，在iPad没生产出来的时候，怎么统计对它的需求呢？我们现在做的好多事情，我们真的不明白我们在做什么。主流经济学家也根本没有搞明白市场究竟是怎么运行的，但他们以为自己明白。

这个例子也告诉我们，怎么样正确对待科学？科学总的目标是减少人类的无知，但是科学的研究有时候也会增加我们的无知。比如说，一直到19世纪早期的时候，欧洲的医生、植物学家仍然号召各国砍树，目的是改善公共卫生。为什么呢？根据科学家的研究，好多传染疾病是由苍蝇、蚊子传染的，把树砍了以后，苍蝇、蚊子没地方呆了，疾病就可以减少了。这是科学家提的建议。幸运的是，人们很快发现，这样做导致的是生态灾难。

看一下我们现在，这个问题更为严重。那么多的社会“工程”，这个工程那个工程，甚至有什么“国家创新工程”，“培养1000个乔布斯工程”。我们以为科学的创造、自主知识技术的开发、企业家的成长，可以像工程师设计大楼一样设计出来，用工程师的思维考虑社会问题本身就是无知的表现。

现在回顾一下我自己对价格改革的认识。在1983年下半年开始准备硕士论文，研究价格改革的时候，我惊讶地发现，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都认为正确的价格是可以计算出来的，所谓价格改革就是政府怎么调价。分歧在什么地方呢？分歧在是应该按照劳动价值定价，还是按照生产价格定价，或者按“均衡价格”定价？还有就是“大调”一步到位，还是“小调”分步逐步到位？但很少有人怀疑价格本身不能由政府计算出来。

政府高层决策者也深信这一点，所以在1981年成立了国务院价格中心，找了50多位经济学家和价格专家，买了大型计算机，收集了全国的投入产出数据，编制出投入产出表。这确实有一点不可思议，但是当时大家很虔诚，相信肯定能计算出来。中央领导等着，什么时候理论价格计算出来了，我们就可以调整价格了。当然大家知道这个正确的价格一直计算不出来，或者即使计算出来了也没人敢相信它。这是我当时了解到的情况。

我从一开始就对政府计算价格的能力有怀疑。对我来讲，价格怎么能靠计算出来呢？我花大量的时间思考这个问题：究竟一个正确的价格怎样形成？我的基本结论是，只要是政府制定的价格就不可能是真正的价格，价格只能在市场交易中形成。我当时用了一个比喻，政府制定的价格，类似用不胀钢做的一个温度计，即使初始确定的温度指数是合适的，但之后外边的温度怎样变化，温度计本身不反应，已经没有意义了。

所以，中国的价格改革，无论大调还是小调都不能解决问题，绝不应该把“宝”押在价格调整上。我当时提出一个思路，唯一的办法就是“放”。怎么放价格呢？就是通过双轨制逐步放开。

双轨制的思路其实很简单。按当时形成的历史，将计划指标固定下来，不再扩大，按照官价交易，计划外产品的价格全部放开，这就形成同一产品的双轨价格。接下来的工作就是用各种各样的措施（包括先调后放），怎样使得计划内的逐步消失，最后都变成完全的市场价格，那是技术性的问题。

为什么不能把价格一下子都放开？原因有两个：一是因为我们无知；二是要照顾既得利益。市场定价就是企业定价，但当时的国有企业已经习惯于政府定价，一次性放开震动太大，会使企业无所适从。用我当时的话说，“放活市场，企业要由生产型转变为生产经营型，这就类似要让一个从来没有离开过父母的孩子独立生活，总得有个适应过程”。另一方面，牌价供应的原材料和生活资料本身就是企业和城市居民的既得利益，改革要尊重既得利益，双轨制就是在尊重既得利益的前提下逐步走向市场经济。

这就是《以价格体制的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一文的基本内容。这篇文章完成于1984年4月21日，大概比莫干山会议早4个多月，刊印在1984年6月国务院经济技术中心能源组的内部刊物《专家建议》第三期，是我入选莫干山会议的论文。莫干山会议之前，我已有了第二稿，发表在《内蒙古经济研究》1984年第4期，那是个公开的刊物。

我讲这个故事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认识到人类本身的好多无知，解决体制问题的办法就可能有不同的思路。如果我们以为我们自己知道得很多，以为我们非常聪明，我们实际上把大量的时间，浪费在那些对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没有答案的方面。就价格改革来说，如果我们以为我们知道什么是合理的价格，我们要做的就是怎么调整价格，走进死胡同。如果我们承认不知道什么是合理的价格，思路就自然转到了如何放开价格上来，才会有双轨制的改革思路。

今天也是类似的问题。比如，根据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理论，好多人认为我们对货币、就业、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知道得很清楚，我们知道什么时候应该降低利率，什么时候提高利率。是那样吗？过去几年的历史，证明不仅是中国，全世界各国的经济学家和政府对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是很无知的。

无知的情况下最好的政策是什么？以不变应万变，不要那么瞎折腾，一会儿看着经济有问题了，大量放水；一会儿看着通货膨胀来了，猛抽信贷。不承认无知使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再看产业政策。好多的政府部门仍然相信，政府可以知道未来什么是核心产业、主导产业，我们应该怎样发展。从历史来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犯了太多太多的错误。其实我们根本不知道，究竟什么是未来的核心的主导的产业，什么是未来技术发展的方向，这些工作只能交给企业家去探索。宁波市出钱培养一千个乔布斯，更表现出我们太无知，却以为自己知道。回到老子的话，我们有病。

其实，政府的产业政策经常变成无知者与无耻者合谋攫取公共资源的寻租手段。某些个人或企业出于自身利益忽悠政府，负责分配资源的政府官员搞不明白，几千万甚至几亿的资金就拨下去了。还有一种情况是，起先由于政府部门的无知投错方向投错了人，但为了掩盖自己的决策错误又继续追加投资，从无知走向无耻，错上加错。几年前暴露的上海交通大学某教授的自主知识芯片开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样的例子应该不在少数。

为什么要市场经济呢？其实很简单，有市场经济才可以避免由于多数人的无知和少数人的无耻相结合导致的人类灾难。市场经济是分散决策，资源也分散在众多的所有者手里，即使少数当权者出于自身的利益想搞大运动，他们动员不了那么多资源。如果当年搞市场经济而不是计划经济，可能有大跃进吗？可能死那么多人吗？市场经济下有贫富差距，地震可以死人，龙卷风可以死人，但是在市场经济情况下，不会因为粮食短缺而饿死人。

市场经济其实也减少好多的无知。在市场当中，正确的知识、对未来判断的准确程度决定利润的大小，决定成败，这就给企业家一个动力，怎样减少自己的无知。市场是企业家不断地发现、创造、加工信息的过程。这些信息在没有企业家的计划经济下是不存在的。

市场经济也使我们的自利行为不变成伤害他人的无耻行为。市场就是好坏别人说了算，而不是自己说了算。在竞争的市场当中，你要谋求自己的利益，首先要给别人创造价值，给消费者创造价值，给客户创造价值。市场竞争就是为消费者创造价值的竞争。而在计划经济下，谋取个人利益的最好手段是损害他人，攫取别人的劳动成果，占别人的便宜。

这就是我们需要市场经济的原因。如果说当年搞计划经济是因为无知，现在再搞计划经济就是无耻了。

我怎么保证我以上所说的不是由于自己的无知甚至无耻才这么讲的呢？解决这个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思想自由，学术竞争。

任何一种思想，无论是哲学的还是宗教的，无论创始人多么伟大，无论在创造时多么正确，一旦取得法定垄断地位，就会变成无知的助推器、无耻的保护神，就会滋生无知和无耻给人类带来的灾难。

所以我们的希望在于我们未来的学术环境，如果我们能够有学术自由，如果我们允许思想竞争，我们就会少一点无知，少一点无耻，少一点灾难。

从老子到亚当·斯密

这次随中国企业家俱乐部访美，从东部参观华尔街开始，到西部拜访硅谷企业结束，历时半月之久，时间真是不短。虽然自踏上美国的土地开始，一路兴致依然，今天要回国了，还是有种归心似箭的感觉。

从东到西，从前到后，差别不仅是地理上和时间上的，更是心态上和气氛上的。我总的感觉是，东部的访问比较“宏观”，西部的访问则比较“微观”；东部的时候，每个人都像政治家，到了西部，每个人才真正像企业家了。

开始的几天，无论是在纽约的几场“中美商业领袖对话”，与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的见面，前国务卿奥尔布莱特午餐演讲，还是在华盛顿与前国务卿鲍威尔在咖啡厅的交流，布鲁金斯研究所的早餐研讨会，与新任商务部长约翰·布莱森和副国务卿罗伯特·霍马茨的会晤，与国会议员的交流，双方关心的都是诸如世界经济增长的前景、欧洲的政府债务危机、中美关系、人民币汇率、中国经济及的政治体制改革，等等，这样一些大问题。讨论这些问题，空气中似乎总是弥漫着悲观的情绪，我看到是大家的忧虑、困惑、茫然。只要政治家在调控经济，在主宰这个世界，让人乐观起来似乎很难！

但到了西海岸的硅谷，无论是参观谷歌公司，与Face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的面对面交流，听取甲骨文公司高管的介绍，还是与几位传奇式创业者和风险投资家的交流，湾区企业协会的主题午餐会，在斯坦福商学院的专题研讨会，话题都围绕着创业、创新、风险、知识传承、并购、企业成长等这样一些微观概念展开，我自己也才似乎真正感到身在一群杰出的企业家中间。这里，我感到了生机、活力。只要有企业家精神在，这世界就不会太让人失望！

讨论大的宏观问题，每个人都是专家，都可以侃侃而谈。当然，见仁见智，也不可能有一致的看法。但总体而言，我的感觉是，对于美国经济的前景，美国人比中国人更悲观；但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美国人比中国更乐观。当然，中国企业家中也有对中国经济非常乐观的人。但这种乐观究竟是一种愿望的表达，还是基于事实和逻辑的判断，我还分不清楚。

作为经济学家，我本来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人。但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我变得不像原来那么乐观了。原因有二。一是，金融危机之后，全世界都在经历一种理念的危机，越来越多的人对市场机制产生了怀疑，而对政府干预的迷信显著增加。美国是世界上最市场化的国家，但美国政府现在把希望都寄托在反市场的凯恩斯主义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上，寄托在加强政府管制上，寄托在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上。中国的情况则更不用说，一些政府部门迷信国有企业，迷信产业政策，陶醉于所谓的“中国模式”，反市场的政策不断出台。结果是，几年内就使整个国家的气质大大改变，改革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国有部门攻城略地，高歌猛进，民营企业家风光不在，胆战心惊！

我忧虑的第二个因素是全球领导力危机。全球范围内，政府领导人的素质在下降。20世纪80年代，有邓小平、里根、撒切尔夫人这样伟大的政治家，可今天我们很难找到这样的政治家了。伟大的政治家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有理念，有远景，也有激情。但现在的世界，充斥的是政客和不负责任的官僚，有理念的政治领袖太少了。

政治领袖的本质是引导（lead）民众认识到他们的共同利益所在，实现不同群体之间的合作和共赢。事实上，不同国家、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的一致性远比人们理解的要大。遗憾的是，政客们经常故意误导（mislead）民众以获取政治利益，结果导致了更多的利益冲突。美国政客把金融危机归结为中国，特别是人民币汇率，使得民意测验中显示多数美国人把中国的发展看成对美国的坏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与前国务卿鲍威尔将军的座谈中，我说，在讨论中美经济关系时，美国政治家太政治化，中国人太情绪化。如果美国人少一点政治化，中国人少一点情绪化，中美关系会和谐得多。鲍威尔将军很赞成我的这个观点。可惜，像他这样的人，反倒觉得自己不适合搞政治，所以选择离开政治舞台。

11月9日中午奥尔布莱特演讲后，我有个简单的发言，我推荐美国政治家读两本书，一本是235年前也就是美国独立那一年出版的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理解自由贸易的重要性；另一本是2000多年前老子写的《道德经》，懂得如何做全球领袖。美国靠自由贸易立国，但现在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在美国更有市场。美国政府应该懂得，解决失业问题要靠更大、更开放的全球市场，而不是用保护主义政策分割全球市场。我认为中国既没有兴趣也没有能力挑战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美国的全球领导力对目前的中国也没有什么坏处，但美国必须改变自己的领导方式。老子讲“大邦者下流”，傲慢和霸道不是领导他国的好方式。

老子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自由主义思想家。他虽然不理解市场机制的重要性，但他主张的“无为而治”和小政府无疑是市场有效运作的前提。这一点与斯密的自由放任思想是一致的。据说，斯密受到法国的重农学派的启发，而重农学派则是受了老子思想的启发。如果今天的政治家真能信奉老子和斯密，这世界的麻烦就会少得多！

全世界范围内比较，美国仍然是创业的天堂，这一点在访问过硅谷企业之后得到中国企业家代表的一致认同。这使得企业家们对美国经济前景不再像我们在东部访问时那么悲观。只是让他们感慨的是，以目前中美两国在制度环境、文化氛围和教育体制方面的差距来看，中国未来要超越美国实在太难。没有自由和法治，就很难有真正的创新和企业家精神；没有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就不可能有持续的增长。

美国之行结束了，但留给我们的思考还远没有结束。

2011年11月18日上午于硅谷四季酒店

如何建立市场：从特权到权利〔3〕

我们都知道最近有一个很有影响的案子，就是吴英案。年轻的浙江女企业家吴英，因向11位亲友集资7亿多资金从事商业活动，被浙江高院以“集资诈骗罪”判处死刑。这样的事情在西方市场经济中会发生吗？现在肯定不会，但是过去曾经会。比如说，在17世纪后半叶路易十四时代，法国政府一次就处决了16000多个企业家，他们的唯一罪状是进口和制造了棉纺织品，违反了当时的财政部长Jean-Baptiste Colbert制定的产业和贸易政策。由此看来，我们离市场经济还有多远？大概还有三百年，至少有两百年！因为我们的经济仍然是建立在特权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权利的基础上。也就是说，我们并没有建立起市场经济真正的基础。

那么市场的基础是什么呢？我想就三点：第一是自由，第二是产权，第三是企业家精神。

自由是人权，不是特权

自由是我们人类追求幸福的基本权利，它是一种基本的人权，就如同生命一样，与生俱来，不经正当程序不可剥夺的。我们需要自由，因为没有自由我们就难受，就像不让我们吃饭、喝水，不让我们上厕所一样。对自由唯一的限制是不侵害他人的权利，因为人是平等的。自由，从积极的方面来讲，就是每一个公民都能够利用自己的智慧、知识、技能、劳动，自主地决策，改善自己的生活，实现自己的梦想；从消极的方面讲，就是每个人都不受他人的奴役，有权利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受侵害。

所以在一个每个人都享有充分自由的社会当中，人与人之间只有通过自愿的合作才能够互助互利。也就是说，每个人只有为他人创造价值，自己才能获得收入，只有给他人带来幸福，自己才能够幸福，这就是我讲的“市场的逻辑”。而且，只有自由，才有公平竞争；只有有了公平竞争，我们才有创新；只有有了创新，我们的社会才能够真正地进步，让每个人的生活得到改善。在这个意义上，自由和市场是同一个含义，如果一个人拥护市场而不赞成自由，或者拥护自由而又不赞成市场，我觉得他是矛盾的。如果一个社会没有自由，意味着一部分人可以强制另一部分人，剥夺另一部分人，可以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他人痛苦的基础上，这就是强盗的逻辑。一个社会没有了自由，人与人之间就只有相互伤害的斗争，不会有真正的竞争。计划经济下我们有好多的斗争，我们天天斗，月月斗，但是没有竞争。斗争是毁灭财富的，只有竞争才是创造财富的。所以。自由也是社会繁荣的基础。

我必须强调一点，自由是一种基本的权利（rights），不是特权（privile-ges）。所谓权利，用一句通俗的话讲，就是“理通天下”，每个人都平等地享有，与自己的出身、地位无关；而特权，则是“凡事对人”，一部分人拥有，另一部分人没有，取决于个人的出身和地位。权利是不可任意剥夺的，但是特权可以给你，也可以剥夺。所以我们看古希腊、古罗马共和国都有所谓的“自由”，但那是特权，不是权利，因为只有一部分人享受它，而占人口多数的奴隶享受不到。

在一个特权盛行的社会当中，不可能有真正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意味着机会对每个人都是开放的，你进入什么样的产业，生产什么样的产品，成立什么样的组织——包括制造业企业、金融机构，也包括成立非营利组织，如慈善基金会、大学、俱乐部，政治团体，这些其实都应该是每一个公民自由享有的权利，而不应该是少数人的特权。

但是我们知道，在我们国家现阶段这些仍然都是特权，而不是普通人的权利。比如你要创办一个企业，要经过好多的审批程序，每个程序都控制在少数人手里，这些人说行就行，说不行就不行，只有一部分人最后能够成功，另一部分则成功不了，这就是特权。特别是我们的产业政策，设置了种种进入壁垒，有关系的人可以得到批准进入这个行业，没有关系的人进不了，使得我们在歧视着相当一部分企业家去创业。事实上，每一个产业政策都是增加特权的政策，是设租政策，导致大量的寻租行为和腐败现象。最近国务院决定拿出150亿支持微小企业发展，但是我们想一下，如果我们的公民有自由成立金融机构的权利，需要政府拿出这150亿做这件事吗？我想是不需要的。这150亿最后到了谁的手里，也是一种特权，而不是真正的权利。

创办非营利机构，就更是一种特权，而不是权利。比如你要成立一个基金会，不论你有多少钱，你首先要找到主管单位，而主管单位都必须是政府或政府附属机构，是否同意当你的“主管”，完全是他们的特权。如果你找不到主管单位，或者即使找到了主管单位，民政部门也未必批准你的申请，天大的好事也就没有办法干。所以，不是你想干好事就可以干好事。我们连献爱心的自由也没有，真是可悲至极！

我这样讲，不是说任何一种行业都不需要有最低的、必要的一些进入门槛。我的意思是说，自由意味着对进入的限制必须是从社会利益的角度讲最低必要的，并且，任何的进入限制都是非人格化的（impersonal），也就是说对所有申请人同等对待，不论你的家庭背景、你的出身、你的社会地位，都应该是一视同仁。但是我们国家所有这些限制都不是一视同仁的，而是人格化的，仍然是基于特权，而不是基于权利。比如说，如果你想成立一个金融机构，如果你认识金融监管部门的负责人，或者能与他们拉上关系，你得到批准的可能性就大大提高，否则，你是没有希望的。所以这是一种特权，而不是权利。这种基于特权的准入制度衍生出形形色色的以关系为资本而不是以知识为资本的所谓“咨询公司”，他们赚的钱是特权制度下的分赃，而不是来自价值创造。

我要特别强调一下思想市场的重要性。思想市场是人类以自己的智慧和理性探索真理的市场，是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为市场经济为社会进步而生，只有科学和人文理念上的进步，才能够有技术和组织制度上的创新，才有社会进步的源泉。思想市场，意味着对真理的探索是不受任何意识形态限制的，意味着承认每个人的自由意志，意味着任何思想都不应该取得法定的垄断地位。

美国之所以成为最具创新能力的国家，一个重要原因是它的宪法明确规定，这个国家不能有国教，这个国家不能以任何的法律限制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但是我们看一下中国，言论和出版仍然是特权，而不是权利。如果你要办一个出版社，你要办一个杂志，办一份报纸，你要得到批准，这是很难的，除非你有非常特殊的关系，所以一些新兴学科连合法的交流平台也没有，大量的学术交流活动没有办法进行，更不要说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成立自由的学术团体。现在提倡振兴文化产业，但我们必须认识到，没有思想自由的文化产业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塑料花棚。没有思想市场的经济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

保护产权，必须约束政府征税权和国企特权

市场的第二个基础是产权。产权某种意义上是一种人权，它是对我们自由的保障，如果一个社会不能保护私有财产不可侵犯，老百姓就不可能享有真正的自由，甚至连人身自由也没有。

产权也是社会秩序的基础。我们的社会之所以能够有一定的秩序，就是由于我们大家相互尊重产权。如果不信，设想一下，一个超市里面，谁都可以进去乱拿东西的话，这个超市马上就会变得混乱不堪。在私有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的社会，绝大部分人都会生活在焦虑和不安中。

产权也是社会道德的基础。道德的基本要求就是不损害他人，只有我们尊重个人的权利，每个人才必须通过为他人创造价值而获得自己的收入，我们才能真正成为有道德的人。我看不到一个不尊重私有产权的社会，会有良好的道德水准。对财产权的任意侵害，必然滋生不劳而获的道德文化。当政府官员可以肆意妄为地侵害百姓利益的的时候，我们不要指望老百姓会见义勇为。我们国家目前道德的衰落的很大一个原因就在于我们没有能够很好地尊重个人的权利、保护个人的财产。

产权也是社会信任的基础。如果私有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没有人会考虑长远，没有企业有积极性建立良好的市场声誉，我们就会看到大量的坑蒙拐骗行为和假冒伪劣产品，我们市场上买的大量的东西就没法被信任。

产权也是创新的基础，因为只有企业家、只有每个人对自己靠智慧和勤劳获得的东西充满了信心，他才会愿意投资，才会愿意花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去追求一种新的但非常具有不确定性的东西。就此而言，无形资产的产权保护举足轻重，我们国家对有形资产的保护，现在还好一点，对无形资产的保护是最糟糕的，并且，对无形资产的保护常常是有选择性的，并非一视同仁。比如说，如果你的名誉权受到侵害，你去报案，警察会问你是不是政协委员或人大代表，或者什么大名人，如果你什么都不是，就很难立案。这实际上是基于特权理念的执法。

我讲的这些当然都不是新的理论，从古希腊的亚里斯多德到中世纪的大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和其他神学家都有精辟的论述。我举两个例子。13－14世纪的英国经院哲学家威利姆就讲过这样的话：私有产权是一项先于主权者颁布的法律权利，统治者不可篡夺和任意夺取被统治者的财产。13世纪罗马的大主教Giles认为，政府的主要职责就是保护个人自由和私有财产制度，“世俗权力机构的职责是维护正义，不允许任何人伤害他人的人身和产权安全，让每一个公民和诚实的人都可以享用自己的财物”。

对私有产权保护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政府征税权利的限制，如果没有对政府征税权利的限制，产权不可能受到真正有效的保护。中国企业家论坛研究院的岑科研究员说过一句话，不受限制的征税就是掠夺，这话非常正确。1215年英国约翰王被迫签署的《大宪章》，就是约束国王的征税权，也就是说国王从此之后不能任意地征税了，由此开始了英国漫长的宪政制度建设。但时至今日，对政府征税权的约束在我们国家仍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我们总是把政府税收的增加当做好消息，而不去问一问为什么。

我还要强调一点，国有企业所拥有的特权本身就是对产权的一种严重侵害。一些行业只有国有企业可以进入，非国有企业则不能进入，这是对个人权利的否定。像煤炭、钢铁、石油等行业发生的国有企业强制性地收购非国有企业，是一种强盗逻辑，非基于产权的市场规则。

任何阻碍企业家精神的法律和政策都是反市场的

市场的第三个基础是企业家精神。企业家是市场经济的灵魂，是经济增长的国王。市场本身就是企业家不断创造和创新的过程，没有企业家可能有交换，有简单的产品交换，但是不会有真正的市场经济，不会有真正的创新。企业家是嗅觉灵敏、有进取精神、善于创新、能吃苦、敢冒险的人，我们人口当中，这样的人的比重是相对比较少的，所以他们的精神和能力能不能够有效地发挥出来，决定着我们这个社会创新的速度，决定着社会财富增加的速度。

过去200年人类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可以说就是在企业家能力、企业家精神的推动下取得的。中国过去30多年取得了这样大的成就，也是由于发挥了企业家的作用。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中，企业家所做的事情都是伺候人的事情，他们的成败取决于他们给我们创造的幸福的多少，取决于我们对他们的服务的满意程度。任何阻碍企业家创新的政策都是反市场的，反消费者的。

计划经济最基本的特征就是阻碍企业家精神发挥作用，结果使得我们在短缺经济中生活了30年。限制企业家活动的最大受害者是谁？是普通的老百姓，是广大的消费者。我们不允许谷歌进入中国市场，真正受到伤害的是数亿的中国网民，他们难以获得更准确、更有价值的信息，而不是谷歌公司本身。如果一个社会自由不足，产权得不到保护，特权盛行，政府控制的资源太多，企业家的活动就可能被导向寻租，而不是为消费者创造价值。

我要特别提醒一下，并不是所有被称为企业家的人都是在为社会创造财富。在一个特权盛行的社会，会出现很多强盗型企业家，他们在掠夺财富，而不是创造财富。我们也要防止中国的企业家，包括民营企业家既得利益化。任何一个制度都会有成功者，某些成功者可能就会有很大的积极性去维护这种制度，而不是推动这种制度的变革。靠特权成功的人通常更有积极性维护他们赖以成功的特权，而不是推动把特权变成平等的权利。

总结一下，市场经济有三个基础：自由，产权，企业家精神。如果公民不能够充分享有言论和行动、创业的自由，如果私有财产权利不能得到有效的法律保护和文化保护，如果企业家精神得不到有效的发挥，我们不可能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也必须以此为前提，必须承认自由和产权的神圣性，否则，所谓的“民主”就可能变成一部分人剥削另一部分人的工具。

计划经济本质上是强盗的逻辑，中国过去30多年的改革，就是逐步从强盗逻辑走向市场的逻辑。邓小平20年前的南方视察重要讲话的基本精神是什么呢？就是给中国民众更多的创业自由、赚钱自由，承认私有财产的合法性，让企业家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角。这就是1992年之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因。

在迈向市场经济的道路上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改革的路还很漫长，因为我们仍然是一个特权基础上的经济，而不是权利基础上的经济。西方世界过去200年的进步就是把传统社会中只有少数人享有的特权，变成普通大众的基本权利，但是时至今日，我们仍然是特权大于权利。

回到吴英案。吴英案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公民没有融资的自由，在中国获得融资仍然是一种特权，而不是一种基本的权利，同样的融资行为，国有企业做是合法的，民营企业做就是不合法的；意味着在中国建立在个人自愿基础上的产权交易合同仍然得不到保护。吴英案中，11个借款给她的人都不承认自己被骗了，但我们的法院仍然认定她是“诈骗”。吴英在被捕之后，她的财产在没有得到本人同意的情况下就被强制拍卖了，这本身也是对个人财产权的不尊重。吴英案也意味着我们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仍然在受到不同程度的摧残。非法集资是一个法律，但是应该说是一个恶法，它和当年投机倒把罪没有两样。我记得在早年的时候，我们人民银行有一个概念，叫做“体外循环”，凡是不在国有银行系统的资金流动都被叫做体外循环，都要打击，现在我们有进步，不再打击“体外循环”了，但是非法集资的概念是一个很重的帽子，它可以扣在几乎任何民营企业家的头上。市场上会有欺诈，我们用欺诈罪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不需要再有一个“非法集资”条款。法律本身是规定人们的行为准则和对违法这些准则的惩罚措施，对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非法的，写清楚就可以了。在法律中写上抽象的“非法罪”条款，就是保护特权。

当年邓小平保护了年广久，今天邓小平已经不在了，没有另一个邓小平来保护吴英了。所以我只能呼吁我们的企业家、我们的政府官员、我们的媒体人士，多多关注吴英案，因为吴英的死刑是中国改革的倒退，关注吴英就是关注中国的前途，关注我们每一个人的自由和生命。如果吴英的集资应该被判死刑，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不应该被判死刑。

语言腐败的危害〔4〕

腐败一词，是当今中国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百度搜索，有关腐败的新闻就有近300万条。腐败的种类五花八门，政治腐败、官员腐败、公司腐败、司法腐败、学术腐败、教育腐败，甚至足球腐败，等等，举不胜举。但有一类更为普遍、其危害性也更为严重的腐败，却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这就是语言腐败。

所谓语言腐败，是指人们出于经济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目的，随意改变词汇的含义，甚至赋予它们与原来的意思完全不同的含义，忽悠民众，操纵人心。语言腐败的典型形式是冠恶行以美名，或冠善行以恶名。轰轰烈烈的重庆“打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黑社会”本来指的是有组织的犯罪活动，无论任何社会，打击此类犯罪活动都是正当的，很少人会反对。但我们现在知道，在重庆的所谓“打黑”运动中，“黑社会”可以扣在任何当权者不喜欢的人和企业头上，所以“打黑”变成了“黑打”，变成了侵犯人权和私有财产的政治行为。

事实上，左的东西之所以能流行，有市场，有人追随，一个重要原因是左派人士善于语言腐败。这方面，“四人帮”可以说达到登峰造极。他们把摧残人性、毁灭文化的行动说成是“文化大革命”；把政敌说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整人说成是“整风”；把不经正当法律程序就剥夺人的自由的监禁称为“劳动教养”；把任何反对他们的人说成是“反革命分子”，把1976年清明节悼念周恩来、发泄对他们不满的民主运动说成是“反革命暴乱”；把含冤而死的人说成是“自绝于人民”；把闭关锁国说成是“独立自主”，把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文化说成是“崇洋媚外”，如此等等，不胜枚举。在“四人帮”的词典里，所谓“国家利益”，实际上指的是他们自己的私利；所谓“爱国主义”，指的是对他们小团体的愚忠；所谓“人民”，指的是追随他们的一小撮人；所谓“反动势力”，指的是任何对他们不满的人。正因为他们善于语言腐败，他们的倒行逆施才能持续10年之久，而他们的政治语言仍然在影响我们的生活，以致在他们垮台30多年后，他们的阴魂仍然可以在“唱红打黑”的旗号下复活。

语言腐败这个词并非我的杜撰，它最初是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于1946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出来的，现在已成为政治哲学理论中的经典术语。语言腐败的现象自古有之，但应该说，只是在20世纪之后，特别是希特勒和斯大林之后，才变成社会公害。奥威尔本人的作品《一九八四》为我们提供了许多经典的例子：专门制造假新闻的部门被冠名为“真理部”；监督、逮捕和迫害异己人士的秘密警察被冠名为“友爱部”；发动战争的部门被冠名为“和平部”；真理就是谬误；和平就是战争；无知就是力量。这当然是小说里的事情，但与现实相距并不远。朝鲜的国名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前民主德国的国名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领导的执政党叫“民族民主党”，突尼斯前总统本·阿里的执政党叫“宪政民主联盟”。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语言腐败在当今中国已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任何一个心智健全的人，只要闭上眼睛想一下，就可以想出许多例子。诸如真理、事实、谣言、道德、民主、法治、自由、人权、宪法、选举、人民代表、国家利益、爱国主义、和谐社会、改革、宏观调控、现代企业制度、董事会，等等，这些词汇在一定程度都被腐败了，甚至腐败这个词本身也已经腐败了。当一个官员说他是人民的“公仆”时，他实际上是说，权力在他手里，你得听他的。“人民代表”的本意是由人民选举产生、受人民委托、替人民说话和办事的人，即使一个人实际上是在为人民说话和为人民办事，如果他没有得到人民的正式委托，也不能称为人民代表，因为那样做是侵权。但我们现在的“人民代表”，实际上指的是官方指定的一些参会人士。当然，形式上他们也通过了投票程序。但投票本来是投票人自由意志和良知的选择，而我们的投票人只用手，不用脑子，更谈不上有自由意志，所以，投票这个词也腐败了。再以“改革”为例，它的本意是废除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市场经济的措施，改革意味着政府要放松对经济的控制，给百姓更多的从事经济活动的自由。但最近几年，一些政府部门却把加强政府对经济的控制、限制商业自由的反改革政策称为“改革”，甚至是“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措施”。宏观调整本来指的是总量上的放松或抽紧，而我们现在所谓的“宏观调控”经常指的是对经济活动的微观干预，包括准入限制和价格管制。国有控股公司宣称已经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而事实上他们的董事会连选择副总经理的权利都没有，何谈现代企业制度？！

语言腐败有什么严重后果？至少有三个：

首先，语言腐败严重破坏了语言的交流功能，导致人类智力的退化。人类创造语言，是为了交流，人类的所有进步都建立在语言的这一功能上。为了交流，语言词汇必须有普遍认可的特定含义，语言腐败意味着同一词汇在不同人的心目中有不同的含义，语言变成了文字游戏，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变得困难。言语腐败使得我们越来越缺乏理性和逻辑思考能力，我们的大脑在萎缩，我们的文章越来越变成口号的堆砌，我们越来越习惯于以权压人或简单顺从，而不是以理服人和平等讨论。比如说，当我们说“坚持公有经济为主体，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这句话的时候，我们根本不去思考一下，坚持公有经济为主体的前提下，根本不可能大力发展非公有经济。同一个文件中，以X为主导，以Y为主体，以Z为基础，但谁也说不清楚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我们的文章越来越长，但包含的信息量越来越少。一个工作报告动辄一两万字，还要有人再写出数十万字的辅导材料，仍然让人不知所云。这是人类智力和物质资源的双重浪费。全国有数十万高智商的人全职做文字游戏，还有数百万人兼职做文字游戏，生产出不计其数的文字垃圾，不仅污染了人类的心灵，也浪费了宝贵的物质资源，污染了我们的生活环境。

第二，语言腐败导致道德堕落。人类道德的底线是诚实，语言腐败本质上是不诚实。就人类本性而言，说假话比干坏事在道德上更具挑战性。法院判决书经常有“罪犯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这样的话，说明即使一个人敢于做坏事，我们还相信他在事实面前不敢说假话。西方法庭上证人出庭作证，如果对方律师能证明证人是经常说谎的人，他的证词就不会被采纳。以此标准，我们的社会很难找到合格的证人。

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的思想家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在《理性时代》一书中讲道：

为了人类的幸福，一个人在思想上必须对自己保持忠诚，所谓不忠诚不在于相信或不相信，而在于口称相信自己实在不相信的东西。

思想上的谎言在社会里所产生的道德上的损害，是无法计算的，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当一个人已经腐化而侮辱了他的思想的纯洁，从而宣扬他自己所不相信的东西，他已经准备犯其他任何的罪行。他做宣教师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并且为了获得做这个职业的资格起见，他必须从撒大谎开始。试问我们能否设想还有什么事情比这个对于道德的破坏更大呢？

一句话，要让一个说假话脸不红的人干坏事时反倒脸红，实在是太难了，即使不是不可能的。由此来看，我们的官员腐败如此严重，我们的假冒伪劣产品如此之多，我们的社会道德如此堕落，就一点也不奇怪了。成天假话连篇的官员，在接受贿赂和以权谋私方面是不可能有道德约束的。现在的腐败官员被抓起来后，可能会感到后悔，感到运气不好，但在法庭上你很少看到他们有羞耻感。当政府官员中语言和行为双重腐败泛滥时，生产假冒伪劣的商人很难觉得自己做了亏心事。而要让在谎言中接受教育和生活的人有社会公德，实在是难上加难。

潜规则已成为当今社会腐败的重要形式，官员干任何事都得拿回扣已是公开的秘密。而潜规则在我们社会之所以如此盛行，一个重要原因是语言腐败。语言腐败使得显规则形同废纸。

第三，语言腐败导致社会走向的高度不确定和不可预测性。语言的一个重要功能是传递社会运行状态的信号，在语言严重腐败的情况下，信号就会严重失真，结果是，当一个社会事实上危机四伏的时候，我们还以为天下太平，对大难临头茫然不知，任何突发事件都可能导致整个体制的突然坍塌。20多年前苏东体制的解体和最近发生的中东巨变，就是非常典型的事例。

中国未来的改革和发展，以及社会稳定，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语言腐败问题。两千多年前孔子讲：“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反语言腐败就是要正名，恢复语言词汇本来的含义。比如，既然称为“人民代表”，应该真正由人民选举产生，选举必须公开透明，必须是竞争性的，必须真正反映选民的意志，而不是被有关部门操纵。如果确实做不到这一点，就应该使用新的词汇，如用“政府官员席位”，“名人席位”，“社团席位”等取代“人民代表”。

纵观历史，横看中外，语言腐败的程度与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有密切关系。我相信，如果我们能真正执行宪法第三十五条，实行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至少可以消除50％的语言腐败，而这50％是危害最大的，剩下的50％就其危害性而言无足轻重。如果我们能消除这50％的危害最大的语言腐败，就有希望消除80％的官员腐败，我们的政府就会廉洁起来，我们的道德风尚就可以大大改善。

该是向语言腐败开战的时候了！

社会资本与文化〔5〕

我们知道人类有好多毛病，其中一个毛病就是我们对我们容易观察到的东西关注比较多，而对我们看不清楚的东西关注比较少。好比说，在谈恋爱的时候，我们知道好多人都会建议说，你的婚姻幸福不幸福，长相只是一个方面，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是你所寻找对象的人品、性格，但实际上我们每个人在找对象的时候首先注意的还是对方的长相。再比如，一个人的工作是不是令人愉快，是不是最好的选择，也不仅仅取决于工资有多高，工资高的工作不一定是令人愉快的工作。有的工作虽然工资比较低一些，但是给一个很好的人文环境，有非常好的同事，你可能感觉更好一点。但每个人找工作的时候，仍然首先看的是工资是多少。

这个人类的共性或者叫毛病其实同样印证在我们对整个社会发展的看法上。比如过去，当我们考虑社会发展和国家富强时，注意最多的是什么？就是国家的经济增长！特别是，我们又把经济增长化解为GDP增长，即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物质财富的增长。好像只要物质财富增长了，这个国家就强大了，民众就变得幸福了。其实大家知道不是这样。收入高的地区和国家不一定是人民感到幸福的地区和国家；同样，收入高的人也不一定是幸福的人。有大量的学者做了大量的调查，证明了这个结论。

我们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我们不能仅仅关注、重视物质财富的增长或者GDP的增长，我们还应该关注影响人类幸福的其他方方面面，而好多方面我们没有办法用一些硬的指标衡量。当然，不管怎么讲，我们仍然要承认经济增长对人类的幸福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看到好多国家，特别第三世界国家，他们的人没有饭吃、没有衣穿的时候，谈论幸福可能是比较难的。特别像我们国家，仍然有好多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如何推进我们国家经济增长仍然是非常重要的议题。

问题是，究竟什么因素决定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对这个问题，经济学界、社会科学界的认识是在不断变化的。我本人是搞经济学的，我注重经济学的观点。大致来讲，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前，人们谈到国家经济增长的时候，普遍认为主要因素是物质资本的增长，也就是资本积累。大家以为，只要能够多积累、多投资，这个国家的经济就会增长。所以包括我们国家在内的好多发展中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提出的发展战略就是高积累，我们用国家的权力、利用计划经济的办法，集中力量搞投资、建项目。但事实上不仅是中国，还有很多国家的经验都证明，一个国家物质资本的积累，不等于这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因为同样一台机器在不同的国家生产效率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从60年代、70年代开始，经济学家开始更多地关注人力资本，就是说如果你仅有物质资本，没有优秀的人力资本，这个国家的经济也不会有很好的增长。因为物质资本最终是由人运作的，如果这个国家教育水平非常低，劳动力素质非常差，这个国家经济不可能快速发展。

到80年代，特别90年代之后，学者们开始问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有的国家人力资本积累比较快，有的国家积累比较慢？研究的一个重要发现是，决定经济增长的不仅仅是物质资本，也不仅仅是人力资本，还有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社会资本。所谓社会资本就是指这个国家人们之间合作的一种能力。人们要合作，最重要的不仅仅是说，我们合作能够创造价值，还有非常重要一点，就是合作对方是否值得我们信任。比如说我们要买东西，卖东西人的生产成本是10块钱，产品对买东西的人的价值是20块钱，交换给社会带来了价值，对双方都有好处。但是，如果买东西的人不信任卖东西的人，怀疑卖东西的人卖的东西可能有假冒伪劣的话，他可能不愿意采取交易行动。同样卖东西的人如果不信任买东西的人，不相信买东西的人能够按照承诺如期支付，他也不愿意卖出去。如果没有人们之间的相互信任，分工不可能，经济发展不可能。大量的研究证明，发达国家通常也正是人与人之间信任度比较好的国家，我们看一下全世界状况大体是这样。同样，我们在中国也做了研究，在31个省市自治区也发现是这样，平均而言，信任度比较高的地区也是经济增长比较快的地区。

从微观角度来看，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离不开企业，离不开企业规模的扩大。企业规模扩大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能不能解决人与人之间的诚信。假如我办一个企业，这个企业办到一定程度以后，靠我自己没有能力扩大，就要靠外面聘请的人员。假如我对受聘的人没有足够的信任，我就不敢雇他，这时候我企业的规模不可能做大。我们知道这是中国企业目前面临的非常严重的问题，好多民营企业之所以做不大，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企业家对外部雇佣的人缺乏信任。有些人尽管有很好的技能，受过很好的教育，但是他并不一定是非常值得信任的经理人，所以老板不敢雇佣他。这是我们国家面临的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

这不仅是单个企业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问题。我们中国社会，人与人之间信任有多高，或者说，我们的社会资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支撑我们持续的经济发展？我们看一下发达的国家，过去20年的增长，三分之二因素是来自现有企业规模的扩大，三分之一因素是新的企业的进入。而我们国家可能是倒过来的，我们的发展主要依赖新企业的进入，而不是现有企业规模的扩大。国际上也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这样的国家经济增长一定会遇到瓶颈，这个瓶颈就是，这个国家的社会资本积累太少。美国有一位有名的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叫福山，写了一本书叫《信任》，这本书提出的论点就是说，像中国这样一个低信任的国家，企业的规模是不可能做大的，经济持续增长面临好多困难。

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现在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是非常低的。我们干任何一件事都抱着怀疑的眼光。像你吃饭点菜，点什么菜非常谨慎，过去敢吃的东西现在不敢吃了，过去吃甲鱼什么的，现在都不敢吃了，因为有可能是通过人工技术养殖的。我们引进高科技，但它们也在毁坏传统产业。现在好多建筑材料都不敢买了，因为可能含有放射性元素。

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是，像中国现在的这种低信任度情况，是中国人的本性使然还是制度的问题？我本人在这方面也做了一些思考，我自己的基本观点是这样的，从现在来看，中国社会可以说是一个低信任度的社会，我们的社会资本或者说人与人之间的合作能力、信任是比较低的。但是这并不是说，中国人社会是低信任的社会。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大国家与小企业”，这个文章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中国人相互之间缺少信任，我们没有办法把企业做大，为什么中国历史上我们可以把国家做的这么大？无论规模之大，还是历史之悠久，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如果没有信任，我们国家不可能做得这么大。

在历史上我们看，如何建立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也是两方面。一方面，有很好的制度，一个法律体系和社会规范。第二，有很好的文化。一个社会没有很好的制度，这个社会要合作就非常非常难。但是仅有正式的制度是不行的，我们没有办法用写下来的法律条文把所有问题解决，让所有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从中国历史上看，两千多年前孔子创造儒家学术，对中国社会稳定与发展，维持社会秩序是非常重要的。儒家探讨这个社会人与人之间怎么才能够有效的合作，怎么才能够维持社会秩序。可以说现在社会信任低，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遭到严重破坏有很大的关系。我想我们未来重建社会的信任，使国家经济很好发展的一点就是中国文化的重建。中国文化中有一些东西我们认为是非常糟粕的东西，但儒家文化的精神是有价值的。

信任关系的建立要求个人的行为得到约束，每个人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靠什么约束？一是法律，二是声誉的考虑。比如在社会当中，有的人地位比较高，名声显赫一点，这些显赫的人有时候之所以有很好的行为，不一定是为了得到物质的利益，而是关注自己的名声。由于关注自己的名声，他们就不能做损人利己的事，就得干有利于社会利益的事情。就是说，我们这个社会一定要有“正人君子”，如果这个社会没有君子，这个社会要维持秩序，就变得非常难。儒家讲“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不是要法律面前大家不平等，而是说，对正人君子来讲，对一个优秀的社会公民来讲，他的行为不会越过法律的边界。我们知道法律是约束人行为的基本底线。包括我们在座的各位大家都不会越过法律的底限，为什么？我们在乎我们自己的名声，所以就得自己好好表现，不损害社会、不损害他人，就应该助人为乐，应该对人有所帮助。只有对那些不守社会规矩（“礼”）的人，不在乎自己名声的人，才需要刑法治之，才需要实实在在的惩罚来制约他。

我们这个社会至少在历史上不是低信任的社会，我们现在社会的信任度低，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由于中华文化、传统文化的破坏，下一代任务就是如何复兴中国的文化，特别在传统文化当中一些非常优秀的，对我们建设小康社会有重要意义的东西。我们每个人应该追求什么？应该追求做君子，而不是做一个小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个道就是社会价值、公共利益。当然这就落实到青年文明号的建设当中，其实我们社会好多秩序都是要靠一代一代人来创造、来维护的。我们青年人有更大的责任。老年人变坏不容易，坏了再变好也不容易。年轻人变坏容易，变好也快。当我在农村的时候，那时候农村好多设备被人们破坏，实际是从青年人开始的。我小的时候老农民比较老实，越年轻的人越狡猾。为什么老农民老实？他过去养成习惯，他下地干活一定要做到家，这个活做的认真，但是年轻人没有在时间养成这个习惯，不是老奸巨滑，是小奸巨滑。所以这个社会要建立很好的秩序，我想年轻人承担着非常非常重要的责任。这就是说，我们从小学、中学到大学，成人以后到工作岗位，都要时刻反省自己的行为，努力做一个君子。这是需要我们非常注意的一点。

我所在的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都是企业界的高层管理人员到我们这儿来上课。在这里不仅学习知识，也学做人的道理。我们可以讲，你来到北京大学本来就是对你的约束，你以前能干的事情现在不一定能干了，因为你戴着北大的光环，有好多不符合社会道理的事你是不能干的，如果不是这样，你就不能成为我们的学生。我们对学生有非常严格的要求，你不仅应该是优秀的职业经理人，优秀的企业家，你更是人间楷模，是做人的榜样。我们在招生的时候，对这一点要求也是非常严的。我跟学生讲，我有两句话，所有学生都能记住，这就是：“知书识礼有道德观，诚实守信有责任感。”你进学校来是读书的。中国古人讲知书识礼，知书是为了识礼。我们希望北京大学培养出来的人是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只有有越来越多的对社会有责任感的人才，才能建设我们的小康社会。

和谐社会的三个要素〔6〕

和谐社会是人类存在以来就一直追求的目标。我认为和谐社会包括三个重要的要素：第一，有一些绝大多数人都认可的核心价值观念；第二，有一个与核心价值相一致的游戏规则，或者说行为规范；第三，有社会组织形态的保证。比如在古代儒家的理想的和谐社会中，仁、义是它的核心价值观念，礼是它的核心行为规范，家庭是它的组织形态。通过家庭这个组织来保证这种核心观念的推行和行为规范的维系，所以儒家对于家庭在维持社会秩序中的重要性是十分强调的。

绝大多数人认可的核心价值观

首先，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对和谐社会的建立是十分重要的，如果没有一个社会上大多数人都认可的核心价值观念，那我们对于是非的判断就会失去评判的标准，同样的事情不同的人看法南辕北辙，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达到和谐的。这就比如说在数学界要和谐，数学家之间必须承认一些基本公理，如他们都承认1＋1＝2，如果有一部分人不承认这个前提，认为是1＋1＝3，然后得出了不同的结果，那就没有办法讨论了。

我们今天想建立和谐社会，就需要建立一些基本的核心价值。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对个人的基本权利的尊重，这种对基本权利尊重的进一步延伸就是对产权的尊重。事实上，产权不仅是人的基本权利，也是个人自由的基础。如果一个社会对个人产权不能有很好的法律保护和文化心态上的尊重，人们都热衷于争夺和瓜分他人的财产，就可能带来更多的冲突而不是和谐。所以，我们很难看到一个不尊重产权而能保持和谐的社会。

对产权的尊重进一步延伸就是对企业家地位的尊重。在经济生活中有一些活动面临不确定的前景，是需要冒风险的，应付这些不确定性和冒风险的行为本身就应该得到一定的补偿。对企业家的地位和报酬形式，如果我们不去承认，本身就是一种不尊重产权的行为，于是在这个社会中人们想得更多的就可能不是怎样去创造财富，而是把更多的精力花在怎样去分配或者争夺财富上，这个社会就不可能和谐。

企业家的活动一般都充满了风险，比如许多人去做同样的事情，可能只有少数人有机会成功，能够使得人们愿意做这件事情的条件就是成功者所获得的报酬要超过所有投资者付出的总成本。比如，10个人每人投资100万，只有2个人成功，那么每个人都面临着20％的成功概率，成功者所要求的报酬就起码应该是500万。进一步，如果考虑到人们对于风险的规避态度，这个报酬就应该超过500万，可能是600万或者700万了。所以从事后来看，分配可能是很不平等的，有人一无所有，有人却得到了好几百万；但是从事前来说，却是很公平的，因为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去冒这个风险。在机会均等的前提下得到的分配不均等的结果如果不被承认，实际上也就否认了我们对机会均等的尊重。

核心价值观还应该包括对帕累托改进的认可。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进行了一项变革，这项变革不会使任何人受损，而至少有部分人得到好处，那我们就应该承认这项变革是合理的。如果连这一点我们都不承认，那任何变革都不可能发生，我们的社会就无法取得进步了。更一般地，我们还要承认自愿、自由的交易和契约权利，也就是说人们有自愿交易和自由签订合约的权利。如果我们不承认这种权利，那就意味着会允许一部分人把强权强加给另外一些人。

和谐社会的核心价值的形成，需要一些思想家和学者来倡导。儒家的核心价值观念是由孔子和他的弟子们倡导的；现代西方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是由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学者倡导的。今天中国的学者同样具有这样的使命。

合理的行为规则

这些核心价值观要指导我们处理大量的利益冲突，协调大量的活动，这个时候游戏规则就变得十分重要了。古人讲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行为规范。没有明确的游戏规则，我们遇到了情况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个社会也就不可能和谐了。

这种游戏规则包括两类：一种是法律；一种是社会规范（social norm），也就是狭义的文化。法律的重要性好像没有什么分歧，但我们对社会规范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因为社会生活实在太复杂了，我们无法把所有社会规则都变成法律，所以在法律之外我们还需要一些社会上都承认的不成文的规则来指导我们的行为。进一步讲，道德规范也是很重要的。

在这里，我要强调一点，法律发挥积极作用的前提一定要法律本身是合理的，其合理性来自于前面我所说的价值判断。如果法律本身不符合一般人接受的价值判断，那么这些法律就是“恶法”。如果在一个社会中“恶法”太多，这个社会也不可能和谐。

一个理想社会中，合理的就应该是合法的，合法的一定是合理的。目前我们社会中存在的大量合理的却不合法、合法的却不合理的现象，这需要我们通过体制改革去改变。如果这种现象不改变，那我们在遇到这种现象时就会无所适从。

假如你遇到了一个合理但不合法的事情，你应该做还是不做？从一个人的社会责任角度来讲，你应该去做；但是从个人的风险角度，你就不应该去做了。同样，如果你遇到了合法但不合理的事情，如果你去做，你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但是如果你真的做了，就可能对整个社会带来很大的伤害。所以，我们需要通过游戏规则的修改使得合理性与合法性能够最大限度地一致起来。这是我们建设和谐社会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社会组织形态的保证

我刚才提到在儒家的和谐观念里，家庭组织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家庭通过连带责任，通过家庭中不同人的行为规范，然后影射到整个国家，就维系了传统的社会秩序。

在现代社会中，家庭仍然是一个重要组织，但我想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组织就是商业企业。

现代的企业组织对于保持社会诚信和社会秩序是非常重要的。比如我们去跟一个陌生人买东西，我们可能不放心这些东西的质量，担心自己受骗上当。但如果有一个企业在出售产品，这个企业非常重视自己的信誉，重视长期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跟他们进行交易可能就会比较放心。

事实上，现代市场秩序很大程度上是靠大的、有品牌的企业来维持的。大企业背后有许多小的企业，这既是一个价值链，也是一个诚信责任链。比如一个大的超市背后有成千上万家供应商，消费者没有能力对每家供应商都进行监督，所以就把监督这些供应商甚至更上游企业的责任交由这些大超市来承担了。所以，这个大超市价值的很大一块就在于帮助我们监督这些上游生产厂家。如果没有大企业，市场就会混乱不堪。

进一步，企业组织要起到维持市场秩序的责任，必须有真正的所有者才行。所有者实际上就是企业信誉价值的索取者，他要对消费者负责，要为企业的其他成员承担连带责任，就像传统社会中家长对家庭成员承担连带责任一样。如果企业没有真正的所有者，就没有人关心企业的信誉，市场秩序就建立不起来。而要使所有者关心企业的信誉，对商标等无形资产的法律保护就非常重要。这样，我们又回到了一个基本道理：没有对产权的有效保护，就没有和谐社会可言。

除了企业，还有一类很重要的组织就是非政府机构和非营利机构。有一些事情无法完全靠营利性机构来做，也不可能靠政府部门做好，由非政府的非营利机构做更合适一些。非政府组织也是人们表达爱心的有效形式，所以大力推动民间非政府组织和非营利组织的建立对于建设和谐社会也是非常重要的。

以上就是我所要强调的三个方面。

提问部分：

问：在考虑核心价值观的时候也要考虑其他的因素吗？其他学科的核心价值观和经济学之间的关系？（从您提出的核心价值观看，基本是出自经济学视角的，核心是科学与效益。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是否与国家、民族的文化传统以及国际地位、定位等有关，如果有，这些方面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

答：核心价值观本身是相对稳定的，但又不是一成不变的。比如现在在处理国家之间关系的时候，我们就不能用几十甚至几百年前那种互相掠夺的价值观念来指导。现在承认自愿的交易，无论在个人之间、组织之间，还是国家之间都是双赢的。比如全球化，这件事情本身是可能把蛋糕做大的。如果说国家之间的关系就变成了简单的财富分配问题，那这就可能不对了。还比如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我们也能从核心价值观出发来谈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要保护美国人的知识产权？那是因为如果不保护美国人的知识产权，那我们也很难激励中国人去创新，如果最后中国人没有积极性去创新，那我们也很难在国际竞争中树立我们的地位。

一定程度上经济学领域的这个价值观也能推广应用在其他领域。但实际上，我相信虽然不同学科研究方法不一样，但是我们面临的问题以及目的都是一样的，都是让人类活得更幸福、更和谐。

问：是不是有一些旧的核心价值观呢？为什么现在要改变呢？

（你提到，现在的社会没有多数人认同的最基本的核心价值观，你指出，这样的结果是，社会的分裂。为什么会出现多数人没有最基本的核心价值观认同呢？这点，您的文章没有细讲，虽然您具体列举了在相关核心价值观上人们的不一致。如果说我们原先有核心价值观，为什么现在没有了？

您列出了您理解的新的核心价值观，主要是四个：对产权的尊重，对帕累托改进的认可，机会均等，是非观念。既然您提出一个“新”的，那么你认为它相对的那个“旧”的，是什么？）

答：我们有一些旧的观念是需要改变的。我二十年前就提过，有一些旧的观念是需要改变的。在旧的经济条件下，财富是以土地为主的，而土地本身的有限性决定了你拿走了一些我的就少了。而在现代经济中，财富是一个创造的过程，一部分人的财富多了并不意味着其他人就少了。但旧的价值观中有一部分，如孟子提到的恻隐之心、是非之心，即使到今天也是非常重要的。

问：为什么学者和思想家应发挥在形成核心价值观过程中的引导作用？但知识也带有主观的影子吗？

（您提出，过去我们是靠强制的权力在短期内让人们接受某种价值观，这只是表面和谐。因此，当每个人都有自由表达的机会的时候，内心认同的核心价值观就变得很重要了。那么如何形成内心认同？您提出，新的核心价值观的形成是需要引导的，不可能完全是一个自发的过程。为此，学者和思想家应肩负引导责任。显然，您推崇知识引导、思想引导，反对权力强制。这里有两点需要请教：知识是客观的吗？知识中有没有权力的影子？）

答：孟子两千多年前说过，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有恒心的只有“士”这一类人，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学者，公共知识分子。因为掌握知识的人应该有比一般人更开阔的视野，应该比一般人更考虑这个国家和民族的长远走向。对大部分人来说，只是在忙于日常生活，而这些有知识的人相对比较超脱一些，所以这些人应该在历史发展方向的形成中起到引导作用。核心价值观的形成不是一个简单的完全自然的过程。我们古代儒家的学者其实对中国两千多年的核心价值观的形成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美国的宪法也不是全民投票投出来的，而是少数精英制定的，所以我们不能否认精英在引导社会变革中的重要性。

当然知识也存在主观的方面，而通过百家争鸣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在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他们各自的核心价值观和游戏规则都各不一样，而通过竞争最后儒家思想赢得了这场竞争（当然用政权的力量“废除百家，独尊儒术”是不对的）。现在也一样，不同学科之间也在竞争，而无论是哪个学科，我们都有责任引导这个社会往一个正确的方向走。

问：道德底线与核心价值观之间是什么关系？

（您还提到，和谐社会的人要有做人的基本要求或者说道德底线。为此，您借用了孟子定义的人的四种本性：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在这里，做人的基本要求或道德底线与您提的核心价值观是一回事吗？核心价值观到底是指什么，指做人的底线吗？）

答：孟子所说的“四心”或许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性，可以理解为做人的道德底线，不过仍然需要我们去倡导。我认为是非观念必须建立在核心价值观上，否则我们之间就无法一致，也无法讨论了。还有一点，孔子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也是一个社会应该认同的价值观。我们应该将心比心，自己做不到的事情也不应该强迫别人做到。用句三十年前流行的老话讲，不能对别人是马列主义，对自己是自由主义！还有，我们应该与人为善，不是与人为恶！

问：大众和大众传媒对待知识精英的态度？

（您提到大众传媒对学术的摧残、对科学思想的藐视、对学者人格的侮辱，是我们这个社会不可饶恕的罪恶。我想，这肯定是您的有感而发。我想问的是，大众传媒的受众是大众，如果它的内容不为大众欢迎，它生存不了。换个角度说，大众传媒的态度折射了中国大众的态度。那么，为什么今天中国的大众传媒、干脆直接说大众会如此对待学者、对待学术、对待科学思想？难道是仇视精英？为什么会这样，传统中国可是“惟有读书高”呀！？难道是大众误读了精英，包括知识精英与权力、与财富的关系？）

答：大众本身也是需要引导的，如果大众没有一些科学知识、理性的观念去引导，大众就会变成乌合之众。这个社会不能被乌合之众所引导。

大众对精英的质疑不仅是现在才有的，在历史上也是经常出现的。但是我相信理性的思考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也许正因为大众容易有情绪冲动，容易有非理性行为，才使得科学和知识显得更加重要。设想每个人每时每刻都能非常理智地对公共事务作出判断，那就不需要学者了。所以我认为越是在这种情况下，越显示出理性思维和严肃学者的重要性。

当然学者也有各种各样的学者，我所讲的学者有两个标准：第一是有严谨的科学思维，他的智慧和逻辑能让他看得比其别人更清楚；第二是要有高的职业道德，这个人不能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必须坚持他本人认为是正确的东西，而不是根据个人的利益来调整自己的观点，在不同场合为了得到喝彩而说不同的话。

问：您提到今后20年将是中国人新的核心价值观形成的过程。20年，有什么特定指向？

答：其实不是具体的20年，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鸦片战争以来，我们对过去的传统价值观越来越失去信心，我们在不断寻找一种新的价值观，但一直都不是很成功。经过一百多年以后，我觉得我们到了一个建立自己的价值观的时候了，为我们国家的长远未来形成一个共同的判断，知道我们应该干什么，不应该干什么。过去20多年的改革应该说为我们价值观的形成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但现在问题也暴露得越来越多，而我认为当一个社会的观念冲突越来越大的时候，也恰恰就到了一个趋于收敛的时候，当然这也不是自然而然的，它需要大家的努力。我想一个民族的基本灵魂不应该分裂，如果分裂了就很难办了。

注释

〔1〕　本文是作者为《认识商业》中文版写的序，完成于2009年6月16日。

〔2〕　本文是作者于2011年11月26日在“中国经济学家年度论坛暨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2011）颁奖典礼”上的演讲稿。

〔3〕　本文是作者于2012年2月4日在第十二届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上作的主题演讲。

〔4〕　本文是作者于2012年4月21日在中国绿色公司年会上的演讲。删节版发表于《经济观察报》2012年4月28日观察家版。

〔5〕　本文根据作者在“青年文明号论坛”上的发言整理。

〔6〕　本文是作者2005年在清华大学一次研讨会上的发言。

第二编　改革的逻辑

经济奇迹来自市场化改革〔1〕

由邓小平发起的中国经济改革已经走过了30年的历程。回过头来看，30年前，当我们出发的时候，有两点是我们没有预料到的：第一，我们没有预料到改革的路程如此漫长。最初，改革者设想大约需要5到10年的时间完成改革；即使到80年代中期，许多改革者仍然乐观地预期，到1990年——最晚到1995年，改革应该画上一个句号（所以有“三五八”改革规划）。但30年过去了，中国仍然处在改革的过程中，我们仍然不知道改革将终于何时。第二，我们没有预料到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如此之快，改革的成就如此之大。20世纪80年代初年邓小平提出到2000年国民收入翻两番的目标，不少人抱有怀疑态度，甚至觉得有些冒进。但事实证明，中国经济的发展比邓小平预期的还要快。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的人均GDP每10年不到就翻一番，到2007年，已达到2500美元；中国的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排名从1978年的第13位上升到2007年的世界第4位；中国进出口占世界贸易的比重从1978年的第23位上升到2007年的第3位。当初，我们也不可能预料到30年后，人民币汇率会成为国际经济问题；我们更想不到，到2007年的时候，世界市值最大的十大上市公司有5家是中国公司。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教授最近讲：“过去25年到30年里中国发生的事情不仅非常重要，而且出人预料，无论如何对我是这样。如果当初有人告诉我们如此大的经济转变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发生，我是不会相信的。但它确实发生了。”

在我看来，中国改革路程如此漫长，改革成就如此之大，都来自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中国在30年的时间里，走了一条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道路。当初，我们不仅没有认识到建立市场经济是如此艰难，更没有认识到市场经济创造财富的威力是如此之大！

要理解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改革及其成就，我认为以下四点最为关键。

第一，从基于职位的权利到基于财产的权利。

计划经济的产权是建立在职位基础上的权利（position-based rights），市场经济的产权是建立在财产基础上的权利（property-based rights）。这是我们理解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轨的一个重要线索。

计划经济下个人拥有的权利依赖于其在政府系统中的职位，个人对于社会资源配置的控制和享受是由个人的“官位”和“身份”决定的，职位越高，控制权越大，享受也越多。在这样的体制下，人们要获得对财富的支配权和使用权，首先要获得职位；怎么获得职位，获得什么样的职位，不是依赖个人为社会创造了多少财富，而是更多依赖于其他的原因（如社会关系），依赖于某种泛政治化的过程、泛官僚化的过程。因此，谋求职位和追求幸福的过程并不表现为社会财富的创造过程，而更多地表现为财富再分配的过程、权力寻租的过程；大量的社会资源和个人才能被用于相互斗争、用于内耗，所带来的常常是对财富的破坏和毁灭，而不是财富的增加。

在市场经济下，个人的权利是由个人拥有的财产界定和保证的，而不是由官位界定和保证的。在个人产权得到有效保护的情况下，一个人要获得财富，首先要为他人创造价值；个人追求幸福的过程表现为社会财富的创造过程。市场竞争意味着，一个人只有比他人能更有效地使用社会资源，如同样的资源创造更大的市场价值，或者使用更少的资源能创造同样的市场价值，才能持续生存。市场竞争和人们对财富的追求推动了专业化分工和技术进步，从而了推动经济的发展和国民财富的增加。

今天，中国企业家群体正在用创造财富的手段提升产权价值，促进经济发展，我们正在走出陈旧的官商链，代之以真正市场化的自由企业生态。

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正在改变这样的潜规则。毋庸讳言，我们的经济仍然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社会中现存的诸多问题恰恰是转轨所致，而转轨过程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两种产权的并存。建立在职位基础上的产权和建立在财产基础上的产权形成了醒目的冲突，只有彻底完成从基于职位的权利制度转向基于财产的权利制度，我们才能够消除腐败现象，才能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双赢，才能最大限度发挥中国人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真正提高财富的使用效率。

第二，配置资源的信号系统实现了本质性的转变。

企业家群体深知社会资源是有限的，应该把有限的资源用于什么目的？依赖的标准是什么？有限的资源怎么能够创造最大的价值？这是企业家一直孜孜以求的重要课题。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解决这样的问题下并没有一个清晰的信号，主要依赖于计划经济的操纵者心目中想象的资源使用模型。改革开放之后，我们的市场经济生活中引入了一个重要的信号，这就是价格。价格变成我们资源配置的一个主体手段，企业在市场自由价格信号的引导下，完成它们的经营决策，为消费者提供丰富的产品，增加整个社会的财富总量。

回想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的轻工产品严重稀缺，不能满足老百姓的消费需求。因为计划经济操纵者固执地认为一个国家强大的基础，最重要的是重工业，大量的资源投向重工业，造成了日常消费品的稀缺。感谢价格放开政策，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市场，有了自由竞争的价格体系，并进而形成了一个又一个辉煌的自由竞争企业。

第三，决策主体由政府官员转向企业家。

任何一种资源配置都是由人来做出来的，一个企业、一个政府，本身不会做任何决策，它只是一个组织形态，真正具有决策能力的一定是人。计划经济下的决策者是政府官员。市场经济下的决策者是企业家。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决策者由政府官员主导转向企业家主导，这是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重要变化之一。现在看来，企业家决策是最具有市场理性的决策，因为他们的决策动机，是基于市场基础的利润，是理性计算的投入产出比。但政府官员的决策并非如此，政府官员的决策不计算成本，没有真正的价格信号，政府官员为了证明自己的决策正确，会在经济价值、市场价值之外拉入政治价值、社会价值，而这样的价值考量，并无客观的标准。

我们深知中国企业家的不易。企业家的生活就是每天面对不确定性。企业家还必须不断创新，任何一个企业一旦循规蹈矩之后就不会再有利润可言，所以企业家只有不断创造新的方式，生产新的产品，才可能持续盈利。

在经济学的意义上，企业家应对不确定性、不断创新这两个问题，于中国企业家和西方企业家，就形式而言并没有明显差别，但如果细分中国企业家面对的不确定性，沿着市场的不确定性、政策的不确定性、制度的不确定性几个向度进行思考，或者我们把创新细分为技术的创新、商业的创新与体制的创新，我们和西方企业家的不同之处便相当醒目了。我们总是在忙于应对政策的不确定性，忙于制度创新，而西方企业家仅仅忙于应对市场的不确定性，忙于技术的、商业的创新。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我希望下一个30年内，中国企业家的主要精力真正花在应对市场的不确定性，研究消费者的偏好，研究市场的变化，研究技术的变化，而不是继续忙于应对政府政策的不确定性。

第四，财政上地方分权竞争代替中央集权。

地区之间的竞争是推动中国改革最重要的力量之一。沿着这样的思路，我们看到，地区之间的竞争把全国的产权变成一个地区产权，每个地区就有自己独立的利益，从经济学意义上，地区拥有了自己的剩余权索取权。如此，地区之间竞争的态势如火如荼，哪个地区竞争能力卓越，区域经济就得到高速发展，地方官员因此得到更多的拥戴和提升。这是一个有制度探索意义的经济学过程，由此导致一个结果，中国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开始出现大面积的民营化过程，它的轨迹是：地方分权导致了地区间竞争，地区间竞争导致了企业制度的民营化。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民营化的过程，地区经济就很难持续发展下去。江苏经济和浙江经济的比较是最醒目的案例，一个时期内，江苏经济曾经是集体工业为主的地方经济，浙江是私人经济为主的地方经济，所幸的是，江苏的一些企业90年代中期陆陆续续全部民营化了，市场自由竞争和现代企业有效率的财产权制度得到了有效推行，如今江苏经济的发展正对浙江经济构成强有力的竞争。

需要强调一点的是，我对中国目前上上下下蔓延的反市场倾向抱以深深的担忧。回顾改革开放30年，我们取得的成就都是由于推动了市场化的改革，我们存在的问题是由于我们的市场化改革还不彻底，我们政府拥有的权利还太大，我们企业家的作用还没有能够真正彻底地发挥出来。中国国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化恰恰是那些市场化程度越低的地区收入差距越大，而不是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收入差距越大。如果我们因噎废食，否定市场自由竞争的价值，那么，中国企业家面临的制度不确定性问题将会越来越严重，敢做生意的企业家将会越来越少，企业在市场中的地位将会越来越弱势。如此，反市场的倾向就是危险的，只有坚定不移推动市场化改革，将自由竞争推进到市场的所有领域，中国企业的发展才能赢得更大的驱动力，中国经济才会取得更大发展，并最终彻底解决大众关心的贫富差距问题。

从职权经济到产权经济〔2〕

我们这个社会最需要担心的是什么？不是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太少，而是太多。对于产业政策我稍微评论两句，我自己是有一些不同看法的。

产业政策的好多思想建立在政府官员比企业家更有远见，更能预测未来，更能把握技术发展的方向，更懂得市场规律的前提之上。但我们知道这个假设是不成立的，而从中国的实践来看，我们大部分的产业政策都是失败的，这个失败不是我评论，是我们好多原来制订产业政策的官员退休下来之后，他们自己认为我们的政策是失败的。包括我们的汽车产业政策，至少在早期，假如我们允许中国的汽车产业更为自由地发展的话，中国民族品牌的汽车应该比现在强大得多。

我们有些政策是出于另外的一些体制的障碍而建立起来的，这使我想到在80年代骑自行车的时候，经常有这种情况，快到修车铺的时候你的自行车轮胎经常被扎破，因为这是修车铺的人给自己创造工作，他在马路上撒一些钉子，你过去，自行车肯定会被扎破，然后你只能让他给你修。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让市场更自由地发挥作用，让企业家更有积极性预测未来，特别是有一个更长远的眼光看待未来的发展的话，我们好多的错误其实是可以避免的。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在现有的情况下，由于各种体制制度的约束，中国好多企业家本身看的是比较近的，他不是看一个十年、二十年产业的规划、市场的趋势，而更可能看的是一两年的事情，这给我们的结构调整带来障碍。好多企业家都在揣摩国家的一些产业政策，但据我了解，好多的产业政策最后可能容易变成什么？变成一个利益分配机制，更多的是寻租活动，包括新能源政策，政府鼓励新能源，但是有一些人用新能源项目的名义申请到国家好多的基金，申请到这个基金之后，他就转做其他事情，根本不会去做新能源。所以，我们好多政策往往变成一个分配财富的机制。这使我想到，我们这个社会要健康发展，最重要的是怎么使大家有积极性创造财富，而不是分配财富。这是最关键的一点。

各国都有各国的道路，但是人性从古到今基本没有大的变化，无论你在哪个国家，人性基本都是差不多的。一个好的制度，怎么把人性追求幸福、追求快乐的冲动变成为别人创造价值、给别人带来快乐这样一个问题。我最近出版的《市场的逻辑》一书中，我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好多人说中国模式，中国最重要的特点是什么？我们并没有实行像东欧的那种私有化，我们还坚持很多公有经济，但是中国经济发展比它们更快。我说这是一个相当大的误解，说明我们对什么叫私有、什么叫公有并没有深刻的认识。

我们一般认为，一个国有经济或者公有经济，它的权利是属于大家的、属于集体的，而私有经济权利属于个人的。这个说法是不对的。任何社会，无论是什么样的所有制，权利都是个人的，行使权利的主体只能是个人，一个国家、一个企业不能行使权利，只有一个活生生的、有灵魂、有思想的人才能行使这个权利。我们讲国有制、公有制和私有制、私人经济，它们之间的最大区别在哪？最大区别是在公有制下，权利都是依附在职位上的，所以我定义为“职权经济”。比如说你有没有投资的权利？首先依赖于你在不在政府，即使你在政府也不是所有职位有投资的权利。而且我们知道，越是高的职位控制的资源就越多，越是低的职位控制的资源越少。在我们的计划经济下，不仅资源的配置依赖于职位，甚至生活资料的配置也依赖于职位。比如说出差坐火车，谁能坐软卧，谁坐硬卧，谁坐硬座，这都是有级别规定的。司局级干部坐软卧，处级干部只能坐硬卧，科级以下干部只能坐硬座。你家里能不能安电话，你能不能有车，你住多大的房子，全是根据职位来定的。甚至你能看到什么样的新闻，看什么样的报纸，也都是根据职位来定的，高级干部可以看大参考，普通人只能买小参考（《参考消息》），获取信息的渠道都不一样，所有的权利都依赖于职位。在这种体制下，任何人要获得权利，甚至生存的权利，你第一努力的是什么？进入政府。第二，进入政府之后怎么找到最有权力的部门，再在这个部门一层一层从下往上爬，爬得越高权力越大。这就是我们公有制的一个基本的特点。

私有制是怎样的经济？私有制的权利依附于财产。最简单一点现在财产的通用标准就是钱，你有钱了，你就有了权利了。好比你有钱了，你可以投资，买股票，可以买债券，办工厂，甚至办银行，你可以用钱买汽车，你爱买多大的汽车买多大的汽车，也可以买大房子，你可以住好医院，可以吃更好的饭，所有这些都是建立在财产基础上的。

在职权经济下，争取职位最好的办法不是给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而是怎么想办法把竞争对手挤下去。所以，尽管在公有制下人们也在“竞争”，但是破坏性的竞争，用“斗争”一词更恰当，就是怎么把别人拉下来然后自己上去。这样我们都很忙，但是我们忙却不创造财富。在私有制下，你要能够获得钱，你得生产东西，卖东西，你能否卖出去，能卖多少价钱，最终谁说了算？是消费者说了算。消费者用货币投票决定你的命运，企业之间的竞争实际上是给客户创造剩余价值的竞争，哪个企业给消费者留的剩余多，哪个企业就有市场。所以我们看到，私有制的竞争是创造财富的竞争，是给别人带来幸福和快乐的竞争，由此导致了好多新的发明创造和技术的进步。企业家为了能够使自己拥有这种权利，他只有去创造，而他的创造只有在他对未来的判断比别人更正确的时候才能够成功。

中国的企业家聚在一块讨论更多的是什么？是政策，因为他能不能赚钱，很大程度上不依赖于他对市场的判断，而依赖于他对政策的判断。如果政策本身带着好多钱的话，即使他知道这个政策错了，但是只要争取到这个政策的优惠措施他就有了财富。所以这两种体制下人的本质没有变化，变化的是人的行为方式，变化的是不是为这个社会、为消费者创造价值。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中国过去30多年的变革实际上就是怎么由职权经济变成产权经济，过去我们是有了政府的职位才能行使权利，现在如果有财富，有钱的话不需要政府的职位也可以行使权利。这个变化最初从农村开始，原来农民进不了政府，他最基本的生活都难以保证。邓小平改革开放之后给了农民自由，农民即使不进入政府，也可以搞投机倒把，所以出现了好多万元户，变得富有了。接下来的变化发生在城市人身上，好多原来城市居民进不了政府，进不了国有企业，生活也很困难。现在有钱的人能过上至少跟县委书记差不多的生活，甚至可能超过市委书记，你有车我的车比你还好，你有房我的房比你的还大。有钱的人好多方面可以享受到和有权人一样的生活，如司马迁在两千多年前讲的“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聚万者与王者同乐”。这样也就是说，中国最聪明的人没有必要一定要进入政府才能够享受，一定进入政府才能够调动资源，通过做企业，通过给消费者带来快乐、带来价值，同样可以给自己的生活带来改变。我们国家发展的动力就发生了整体的变化。全世界的发展都是这样一个道理，什么时候我们能够让聪明人为别人创造财富，为消费者创造价值，什么时候这个地方的经济就可以发展。反过来说，如果我们的体制使得这些人不是在想办法通过为别人创造财富而获得幸福，而是通过怎么掠夺别人的财富获得幸福，这个经济就一定是停滞的。

中国今天仍然有好多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腐败。腐败的根源在什么地方？其实很简单，我们既有职权经济，又有产权经济，这样的话有一些人，甚至包括企业家，不一定是通过创造财富，而是想办法通过收买有职权的人，收买控制资源人手中的权利来获得资源。比如说我通过关系获得一块很便宜的土地，一倒手就赚很多钱，这个致富的过程可能比好多做制造业的人快得多。这仍然是中国一个严重的问题，由此导致越来越多原来搞制造业的人转向房地产或者其他的一些非制造业产业，这对中国未来好还是坏？我觉得不是一件好事。

由此看来，下一步改革究竟应该干什么？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像过去一样不断地缩小职权经济的范围，也就是减少政府手中控制的资源。如果我们不解决这个问题，腐败问题不可能解决。最严重的是，使好多优秀企业家把他们的精力和时间花在借助政府关系、政府政策来给自己积累财富上，而不是通过为消费者、为社会创造价值来积累财富。这样的话，我们这个经济可能就面临着一个非常麻烦的局面。

当然我们看到，这次金融危机之后，我们都在总结经验。我们过去讲吃一堑长一智，但是有时候经验总结错的时候可能走向相反。这次金融危机，好多人总结为什么发生金融危机？是由于市场失灵了，这样的话我们就进一步增加政府的权力，而我们这两年实际的政策，无论我们的投资政策、产业政策，等等，都是在向继续增大政府权力的方向发展。我们想象这样导致的后果是什么？导致的后果是不仅现有的资源的分配在扭曲，最严重的是企业家的能力分配、企业家的行为方式会发生很重要的变化。如果我们的企业家，不是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好好用来怎么讨好老百姓，怎么使得消费者感到快乐，而是想着怎么讨好有权的政府官员，怎么使得政府官员感到幸福快乐，这是一个中国的最宝贵的资源——企业家资源的巨大的浪费。

我们应该认真思考一下，我们取得的成就究竟来自什么地方？未来我们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如果我们以为中国的道路就是由于有政府强大的干预，由于有我们大的国企，我们才有了今天，那我说这个经验总结完完全全错了。经验总结本身没有关系，但是经验总结错了就指向我们未来一个非常不乐观，甚至具有破坏性的这样一个方向去了。

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3〕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如何认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一个重要问题。关于这个问题，中国理论界和政府部门的认识经历几个阶段。第一阶段，即改革开放之前的计划经济时期，基本的认识是“政府是万能的，市场是无用的”。这种认识推广到政策上，就是只要计划，不要市场。第二阶段，改革开放初期到1984年，基本的认识是“政府不是万能的，需要市场来补充”。这就是“计划调节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指导思想。按照这种思想，政府能干的让政府干，只有政府干不了的才允许让市场干。应该说这是一个认识上的进步，但仍然是本末倒置的。1985年，经济理论界开始形成了这样的认识，即应该是市场能干的让市场干，市场干不了的才需要政府干，即政府是补充的观点。这其实就是我们从微观经济学教科书中学到的基本东西。大概在同时，我曾提出这样的观点，即市场干不了的政府也不一定干，因为政府可能比市场干得更糟糕。有很多人说市场不完美，但是政府干起来可能更不完美。很遗憾，这样的观点至现在也没有真正深入人心，更没有变成我们制定政策的主导思想。事实上，许多政府部门至今仍然是“政府为主，市场为辅”的思想。

“政府为主，市场为辅”的指导思想可以以其他的形式表现出来。比如说，现在的一种流行的说法是，在市场经济中，政府不应该是参与人，不应该是一个球员，而应该是个裁判和规则制定者。说政府不应该是参与人，不应该是一个球员，这没有错。但说政府是市场经济中的裁判和规则制定者就过高地估计了政府的作用。我今天发言的主题首先要破除这个观点。

首先，说市场经济下，政府就是裁判，就是规则制定者，不符合现实的情况。现实中，市场经济的秩序主要是由“看不见的手”来维持的，多数情况下，竞争中的胜负并不需要政府来判决。比如我们俩签订了一个合同，难道我们是害怕政府惩罚我们才执行这个合同吗？不是。我之所以愿意执行这个合同，是因为我害怕不执行这个合同，言而无信，以后就没有人愿意与我做生意了。只有在非常情况下，才会求助于政府。我们俩之间签了合同，由政府监督我们来执行，这在市场经济下占得比例非常少。在这里，我特别想提一个新的概念——其实不新了。亚当·斯密讲市场经济是“一只看不见的手”（an invisible hand），这时候本身已经排除了政府是一个规则制定者和裁判员，否则，市场经济就不是由一只看不见的手指挥了。如果我们仔细看一下亚当·斯密的书，我们会发现还有一个意思，市场不只是看不见的手，还有“一只隐形的眼睛”（an invisible eye），这就是“声誉机制”。市场经济只所以能正常运转，不是因为有一个政府在监督你作什么，而是因为“声誉机制”这只隐形眼在监视着每个人。

第二，说市场经济下，政府是裁判，是规则制定者，也不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人们之间的交易并不是有了政府以后才开始的。国际贸易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1世纪的时候，地中海的贸易开始复苏。地中海的贸易就是国际贸易，没有统一的政府，怎么发展起贸易的？就是靠商人自己发展起来的，他们有一个私人的法律系统（law merchant），不是政府的。这个法律系统至今仍然是国际间商业仲裁的基本框架。即使在法律最发达的美国，大部分商业纠纷也不是由法院裁决的，而是由私人仲裁机构裁决的。因此，无论从历史上看还是从现实上看，都不能理解为市场经济下只有政府是一个法官，是一个规则制定者。当然，有些规则需要政府制定，有些纠纷需要政府裁决，但市场经济的主要规则的制定者不是政府，而是商人自己。

第三，如果只有政府是一个规则制定者，将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我提出以下三个命题：第一个命题：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地方，政府在处理企业问题上花得精力越多，企业在处理与政府关系上花得精力就越多，这个国家就越落后。外企来中国以后，他们多少精力花在跟政府打交道上？我们政府官员很自豪，说我成天关心外国企业，老在接见外国投资者、大老板。我们在电视上几乎每天都看到这样的镜头，这是非常不正常的。我们去美国办企业，需要看总统、州长、市长吗？不需要。深圳康佳集团老总自豪地说他已经半年没进市政府的大门了，这是好事啊，十年不进才好呢。本来公关在国外是与媒体的关系，在中国变成了与政府的关系。任何进入中国的大企业，都要有一个与政府的关系部。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很大的产业，就是专门安排外国投资者见中国政府官员的产业，有一些是外国人办的，也有中国人办的，生意很好，收费很高。这个问题值得我们很好地深思。政府不要说我花了多少时间在企业上面，这是落后的表现。

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是我们的审批制度，干什么都要由政府有关部门审批。我认为必须废除办企业的审批制。现在讲西部开发，西部有没有优势，关键是制度有没有优势，一定要废除审批制。有一个例子，一个朋友分别在美国、香港和深圳注册了一个公司，在美国注册花了十几分钟，在香港花了半天，在深圳花了两周多。我想在北京至少要两个月，在西安可能要四个月。注册的时候，公司的名字上带有一个网字就必须得到信息产业部的批准。而且工商局有权决定你这个可行性报告不可行，为什么？说你的盈利前景不好。这就像两个人去婚姻登记，登记人员可以拒绝你，说你们俩感情还没有发展到那一步，回家去吧。看看我们国家，企业界的人士多少精力浪费在这里？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必须废除办企业的审批制。办企业是个人的权利，不是国家的权力，不是国家有权垄断的东西，所以必须明确这一点。

在西方，立法的精神、政府管理的精神是首先假定你们是好人，允许你自由地创业，如果你干了坏事，再处罚你。我们是首先假定你是坏人，先把你管住，你要证明自己是好人我才给你创业的机会。这就是审批制。有人会说，现在有这么多骗子，如果不审批不是骗子更多吗？我想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是全世界审批最严的国家，也是少有的在所有的行业实行审批制的国家，但又是全世界骗子最多的国家？

这就是我的第二个命题：政府管得越多，市场中的骗子越多。我们国家为什么骗子这么多？就因为政府管得多。在市场经济下，靠声誉机制。所谓声誉，就是牺牲今天的利益以换取明天更多的利益。我今天不骗你，因为骗了你以后，明天就没有做生意的机会了。就像老百姓借钱一样，好借好还，再借不难。我只有还你了，我才能再借。要使人们有积极性建立声誉，人们要对未来有一个稳定的预期。一个社会，人们对未来的预期越稳定，这个社会的人们就越讲信誉。政府管得越多，政府的政策越变化无常，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就越不稳定，就都去干一锤子买卖。比如说，我今天办这个企业，可能明天政府就说违法了，让我搬走了，我干嘛不干一锤子买卖？这就形成了骗子。国有企业的骗子不讲了，为什么私营企业也要骗？就是政府部门创造了太多的不确定性，政府随意进行干涉，导致人们对未来没有信心。

我们的政府部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每一个政府部门几乎有不受限制的制定法律的权力。这个制定的法律可能叫政策，但是所有的政策都有法律的效力。所有的政策在制定的时候，有关部门都说是“为了维护国家的利益”，“为了维护市场秩序”，但仔细分析一下，90％都是为了增加该政府部门的权力，而不是为了国家的利益。我们在北京感受很深，北京汽车收什么停车场占地费，外经贸委、信息产业部争夺对信息产业的管制权，等等，都是这样的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是，这些规则模糊度太大。你要管那么多事情，肯定说不清楚，所以就要模糊。或者是政府官员有意将规则制定得模糊，原因很简单，政策越模糊，官员的权力越大，因为解释权在他手里。因为你们都搞不清楚，政府部门再成立各种的咨询公司向提供你们收费服务。你搞不清楚，我对门有一个咨询公司，交几百块都办清楚了。所以，这个问题也必须解决。必须废除政府具体部门的立法权，立法权应统一收归于人大，政府部门只有执行权，没有立法权。

第三个命题，如果政府作为裁判，最可能不讲信誉。我们应该好好研究英国光荣革命以后的做法和经验。英国提出要由一个不受限制的政府，变成一个受限制的政府。之后，英国政府发行债务的能力增长了几十倍，打败了法国。原因是，原来政府权利不受限制，老百姓不相信你，不会给你借钱，变成了受限制的，老百姓相信你说话算数，反倒借钱了。

国有企业的问题也同样。国有企业的问题不解决，政府的职能不可能转变。另一方面，政府职能不转变，国有企业的问题不能解决。为什么？因为国有企业一办，政府就不自觉地由一个裁判变成了一个球员。现在我们的大部分法律，是针对国有企业制定的，如《公司法》规定无形资产占的股权不能超过20％，世界上哪有这个道理？政府考虑的是国有企业，担心国有企业资产流失。政府是完全从国有企业的角度制定各种保护国有企业的方法，再用这个方法套用整个社会。

另外，我最近在谈一个观点，政府官员应该学什么？其实很简单，政府官员应该人手一册《国富论》，二百多年前亚当·斯密写的，默读三个月，比学任何东西都有效。为什么？《国富论》就是针对当时英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写的。我们很多的所谓的审批制跟英国那时候差不多。

只有发展才有和谐〔4〕

我最近提出要理性思考中国改革中出现的问题。理性思考，我理解有四点含义：第一，必须要超脱自身职位、利益，要换位思考，不能是穷人就只从穷人角度考虑问题，是富人就只从富人角度考虑问题。做到这一点很难，但应该尽量做到，至少学者应该尽量做到。第二，必须在可行集合里考虑选择，不能只想得到理想但不可行的东西。第三，讨论时必须讲逻辑与事实，现在很多判断是基于直观感觉，没有分析，这是很容易产生误导的。第四，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要“向前看”，不能向后看，世界成功的经验都是这样的，我们目的是为了将来活得更好，而不是求得心理平衡。

建立和谐社会是人类从古到今所追求的目标，问题是，我们要什么样的和谐社会？现在大家谈起和谐社会，收入分配是很重要的方面。但是现在网上讨论中不少人所谓的“和谐社会”实际上是平均主义的收入分配，我认为我们应该建立的是基于发展基础上的和谐社会，就是邓小平讲的“发展是硬道理”，只有发展才有和谐，没有发展就没有和谐。

我最近做了一些研究，对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资料分析表明，26年当中，平均而言，经济增长相对快的那些地区，人均收入相对高的那些地区，恰恰是基尼系数相对低的地区，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特别是，中国的绝对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占总人口的25％）减到现在2600万（占总人口的2％），没有发展是不可能的，特别是没有民营企业的发展是不可能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教授的研究发现，从1980年到1998年，全世界范围来看，收入分配的差异是降低了，而这个降低相当一部分的贡献是来自中国人的收入水平的提高。这说明发展是硬道理，只有通过发展才能解决收入分配的问题。所以，我们要以发展为核心的和谐社会。

许多人把国有企业当做实现收入分配政策的手段，但我发现，城市就业人口当中国有企业占的比例越高的地方，平均而言，基尼系数也越高。以此来看，靠过去的国有企业是解决不了收入分配问题的，更不能解决贫困问题。

靠财政解决分配问题，需要更有效手段，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国家财政比例增加了，收入差距就一定能减少。事实上，我发现，财政转移支出目前来讲并没有用于解决收入分配的问题，平均而言，政府支出占GDP的比例越高的地区，基尼系数也越高。

全国范围的收入差距的上升与地区差距密切相关。国外有学者算过，中国全国基尼系数上升里面有30％～50％的因素是地区差距造成的，就是由于各地的发展水平不一样。进一步看，分省的基尼系数大都在0.4以下，甚至在0.35以下，都比较低，而一到全国就超过了0.4。这说明一个很大问题，即使每个地方是绝对平均主义，如果一些地方收入比另外一些地区高得多，一加总，基尼系数就很高，这是我们必须认识到的一个现象。如果是这样，我们解决收入分配差距的重点应该是缩小地区差距。但中国地区之间为什么有如此大的差异？除了历史的原因（包括计划经济），主要是体制改革速度的差异、企业家精神的差异，还有国有企业比例的差异。那些越是落后的地方，正是体制改革越慢，企业家精神越缺乏，或者是企业家创业环境越不好，国有企业占的比重越大这样一些地方。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要解决地区差距问题，只能是这些地方创造更好的自由商业环境才可以。

我想强调一下，我们现在看中国的问题必须从全球化的背景下来看。简单地来说，中华民族本身在全球的竞争力，这是我们考虑问题的一个前提，我们现在不能关起门来讨论中国的问题。我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们的任何一个政策，比如缩小贫富差距的政策，如果损害到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实际上就损害到中华民族的竞争力，损害到国家在未来的竞争力，最后的受害者是千千万万的普通人，因为他们的就业机会会减少。我们有一部分的收入分配差距是全球化带来的。我们看一下，在中国，高级白领的工资年薪达到一百万，甚至更高的，而一个普通的制造业工人一年的工资还不到一万，前者是后者的一百倍，而其他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很少有这种情况。这也是因为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为什么全球化以后形成这么大的差距？因为越是高技能的劳动力跨国流动性越强，他处在一个全球市场，他要拿到全球水平的工资；而越是低技能的劳动力，越是地方性的，流动性越小，只能拿地方工资。中国高技能工人、高素质工人的工资是美国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甚至更高，但是中国制造业工人的工资是美国的四十分之一，这个差距是必然的。那我们怎么办？如果我们用税收的办法把高技能的人的收入压下来，人家跑了，不待在这里，因为可以移民，有很多办法，中国还是搞不好。如果我们用法律的办法，要求把最低工资提到非常高，不是一年一万，而是十万、二十万，中国企业就垮了，外资企业也跑到其他国家去了。民企老板可以移民，高技术人才可以移民，但中国的农民很难移民，最后对谁的损害最大？低技能劳动者。所以，我们必须从全球化的角度看问题。

昨天我和韩国一位教授讨论中国问题，他说韩国人也是这样经过三四十年，韩国人为了国家的生存发展，很多时候有困难要忍着点。他的意思是说，如果过早地介入这些内部问题争论，中国过不了这个槛，你们可能就完蛋了。韩国是经过了40年，现在才能回过头来解决这些问题。对收入分配和其他社会问题的考虑，如果可以关起门来搞封闭经济，平均主义也行，只要绝大多数人高兴就行。但现在我们连均贫富都不可能，因为有国际竞争。英国就是这样的，为什么当年英国工党的社会主义没办法走下去？如果没有日本人竞争的话，英国人懒懒散散也可以生活得很好，但由于有了日本的竞争，没有办法了，撒切尔夫人说必须改革。撒切尔夫人的改革使英国的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了，但英国人的工作机会更多了，绝对收入水平都上升了。所以，我们要把问题提到一个高度来理解中国改革。我们往哪个方向走，关系到我们民族和国家未来的发展，而不是简单的张三与李四之间谁多谁少的问题。

现在讨论改革问题，时常让人觉得不知说什么好，这和领导力有很大的关系。我曾在两个公司担任过独立董事，这两个公司最大的区别在于，一个公司的领导力很强，你始终知道掌管大权的人想往哪走，你就会拼命地提意见，他最后会权衡你的意见能不能采纳；另一个公司不是这样，缺少知道组织该往什么地方走的一个人，所以你提意见就得特别谨慎，因为可能提的意见越多，他越没有信心，公司越麻烦。之所以打这个比方，我觉得改革的领导力很重要。我们讨论这么多，我们知道人家想往哪儿走吗？不知道。如果知道大体往哪走，我们就可以讨论这样做会出什么问题，那样做会出什么问题。否则的话，我们真的不知道应该怎样表达自己，应该怎么讨论这个问题。

现在讨论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包括医疗、教育暴露的问题，尽管一方面使政府难堪，另外一方面其实一些政府部门很高兴，因为是他们抓权的一个很好的机会。把问题归结为“市场化”导致的，正中一些政府部门的下怀。原来我们看一点曙光，现在又用一块布遮起来了，这是比较危险的事。

另外，我附和李罗力上午讲的意见。几年前我就讲过，80年代的改革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存在一个体改委。因为体改委在计划经济下没有独立利益，所以拼命要改革，成为一个和其他部门抗衡的力量。其他部门提出来的改革方案，体改委都可以专门有一套人马在研究，领导人召集开会的时候，总要说出点道道来。现在体改委没了以后，就是每个部门攫取自己权利的问题了。所以，现在要有一个总体改革思路就很难了，像迟福林刚才批评的“分解下去”那样，因为没人管事啊，还不如人家自己去做。所以，这是很危险的。我也主张，如果真是要有一个改革的领导力，就应该有一个很强的班子专门在规划。改革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就把改革的机构撤掉了，问题当然会很多。而且最后人家骂，回过头来责怪的还是你，看你当时搞成什么样子。

中国的股票市场：管制与信誉〔5〕

从两年前开始，证监会的有关部门就在加强对投资者的保护和对上市公司的规制，这是非常重要的。但如果上市公司的经理们没有积极性建立一个良好的信誉，我们不可能从根本上保护投资者。

要理解这个问题，首先涉及的是融资的概念。在西方，融资的概念与中国有很大的不一样，我们从西方的教科书里看到的描述是：作为公司融资来讲，假定你有一个有利可图的投资项目，你用什么办法为这个项目找到资金？比如是发行股票还是发行债券？中国融资的概念是什么呢？是如果你能被政府允许发行股票的话，你拿这些钱去干什么？你要做的事是先编出一个故事，在这个故事下才能获得政府的许可，然后再到股市上去发行股票。因为投资项目本身就是编出来的，拿到钱后变更投资方向就是很自然的事情。这就是中国企业与国外的企业在公司融资上的差别。

严管中的欺诈

我国的资本市场，有几个基本的特征：（1）增长快；（2）上市公司可交易股票的比例非常低，大部分上市公司的股票只有30％、也就是三分之一的股票在交易，另外三分之二是不可以交易的法人股和国家股；（3）可以交易的这部分股票，其转手的频率非常高；（4）股票的市场价格远远高于企业的真实价值，也与上市公司的业绩无关；（5）政府对上市公司有着非常严格的管制，从申请上市到许可、到完成审批程序、到最后定价，政府一直在其中起着主导的作用。可以说我们的资本市场从诞生之日起就被政府严格操纵，但事实是整个股市仍然充满了欺诈行为。

有关欺诈，我们看到了很多的例子。比如“猴王”就有10亿的资金被其母公司占有；“三九”有25亿，也就是上市公司98％的净资产都被它的母公司挪用了；还有最近发生的“银广厦”事件，公司所有的会计报表被发现都是虚假的，所有统计数字全是伪造的。

中国股市有两个问题需要我们做回答：第一，为什么我们的政府既然有这样复杂、官僚化的管制程序，但是市场上仍然充满了欺诈行为？第二，为什么十年来我们股市的股票价格会持续高估？

假设在一个市场当中，所有的信息都是对称的，那么这个市场就可以凭着自身有效地运转。但如果市场的信息不对称，一部分人知道的事情，另一部分人不知道；比如说，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只有经营者知道，投资人却不知道；在上市公司中，哪一家好，哪一家糟糕，投资人无法判断也无法弄清楚，那么这个信息不对称的后果就可能是市场的失灵。

为了避免市场失灵，需要政府通过法律和政策规制这个市场。为了防止上市公司欺骗投资人，在其上市前的所有审批程序都是在保证它的帐目是真实的、它披露的信息是真实的。无疑，这些都是靠管制在起作用。但通常人们在需要知道真实信息的时候，还有一双隐形的眼睛在起作用，那就是信誉。企业要保证它的长远发展，就一定在乎那双盯着它的隐形眼睛。

管制与信誉有什么差异？管制是由谁来执行？是政府机构还是法院？投资者与企业之间的合约仅靠管制裁决行不行？信誉靠什么体现？

我对管制有两个判断：一是管制最多的地方，一定是骗子最多的地方，原因就在于管制消灭了市场本来应有的信誉机制。二是管制越多，骗子就越有积极性贿赂政府，骗子以并不高的贿赂成本降低了他进入市场的门槛。当骗子越来越多时，政府不会感觉到是因为管制太多，反而误以为是管制太少。结果，管制一再被强化，变本加厉，最终令信誉机制赖以形成的市场竞争无立足之地，企业信誉当然也就无从谈起。

法院或政府部门如果要对某上市公司公告实行监管，第一就要获得那些公司的信息；第二法院作为第三方要认证或者说证实这些信息的真实性，这些都需要很高的成本。利用管制解决问题的交易成本非常高，而用信誉解决就会很低。如果我们双方都非常信任，有些问题就非常简单，但如果我们互相不信任，那就需要签定一个很复杂的合约，以便在操作的过程中有一个合理合法的依据，这个复杂的合约也将带来不低的交易成本。

有大量的股市问题都与这个有关。举个例子：比如信息披露，有法律规定必须强制披露。强制披露是法律的手段，但事实上企业如果重视信誉的话，会自愿披露这些信息，不需要法律来强制。我们到商店买衣服，没有法律强制必须让顾客试衣，但所有商店都允许顾客试衣，还有一部分商店允许顾客退换，这就是商店因注重自己的信誉而自愿提供的信息，这就不一定靠政府来强制。我在这里顺便说一下，现在比较盛行强制信息披露，包括我们国家的管制机构。但是，世界上的研究并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强制性信息披露会带来什么好处。我想说的是，在股市上，企业如果很重视信誉，只要一条法律就够了，那就是你可以不披露信息，但你要对所有披露的信息的真实性负责任。就像我们在电影中看到西方的警察对嫌疑犯说的：你可以保持沉默，但你说的每一句话，都将可能用来作为法庭上指控你的证据。

并非所有的企业，我们都要求它强制性的披露信息。因为每一个企业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有些信息披露并不好，比如说企业的许多商业机密，如果都披露出去，企业的商业价值就没有了。

信誉的形成有几个重要的条件：第一，博弈应该是重复的，只有在重复博弈下，当事人也就是企业才有可能有长期的眼光，才能考虑未来，才有足够的耐心等待未来的收益。而所有的欺骗行为都是因只考虑短期的、机会主义的利益的结果。第二，环境要相对确定。如果环境非常不稳定，今天有赚钱的机会，明天有没有不知道，这时候的当事人就会急功近利地有一把就捞一把，就会变成机会主义者。第三，欺骗的行为能够被及时发现，也就是说信息传输的速度十分重要。第四，受害人一定要有可能性和积极性去惩罚骗人者。在中国的市场上，许多骗人者是幸运的，因为受害者没有积极性和可能性去惩罚他们。比如你是房地产商，你的房子是卖给政府或国有企业的，尽管你有欺骗行为在里面，负责买房子的人也没有可能惩罚你。因为你已经拿两套房子贿赂了他，接下来你可以卖给他100套。这样的受害人并不在乎他的受害，当然这时的骗人者也没有必要在乎自己的信誉。

企业是信息和信誉的载体

在现代社会中，一个组织、一个企业，实际上也是一个承担信息载体责任的中介机构。在所有交易活动中，我们能认识和了解的人非常有限，而需要交易的范围又很广，要识别每一个人的行为非常困难，成本非常高，欺骗行为就很容易发生。但作为组织、作为企业，一旦出现欺诈的做法就很容易被认定。比如麦当劳这样的全球企业有十几万员工，如果我们想知道是其中哪一个员工卖了过期的汉堡包，不仅查找困难，而且即使查到了，发布信息的成本也会很高。但有了“麦当劳”这个企业，消费者就不需要知道具体的行为人是谁，“麦当劳”三个字就使其维持信誉的信息传输非常容易，这就使企业本身就充当了信誉的载体。当然，找到具体的行为人并对其实施惩罚，是麦当劳自己的事情，这也是麦当劳的价值所在。

企业类似一个庙，它的经理人员以及员工就类似庙里的和尚，现代社会就是通过庙的声誉来约束和尚的行为。就像少林寺的声誉如果败坏了，就会直接影响这个寺院的和尚得到布施。维持庙的声誉需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和尚会因庙的声誉而得到好处，和尚的利益如果与庙的声誉没有关系，他是不会在乎庙的声誉的。第二，建庙的权利不能被垄断。当建庙的权利被垄断，只能你建别人不能建，只能你收布施别人不能收时，那么这个庙的和尚也不会讲信誉。

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看出，企业缺乏信誉机制是因为企业这个庙里的和尚都是过夜和尚、是“访问学者”，是处于今天在庙里住一宿，明天在不在还不知道的流动状态。这使和尚对庙的声誉的重视程度非常低。

我们国家的许多组织都是垄断的，像会计协会、律师协会等都属于别人不能再建的，这种垄断性就决定了它只会去“寻租”，而不会十分在意自己的信誉，政府给它的特权使它也没有必要去考虑如何建立信誉。这也正好解释我国的一种典型现象：即种草的积极性很大，栽树的积极性不强。信誉就类似栽树而不是种草。

我国股票市场管制与信誉之间的关系

如果我们画一个坐标系，横坐标代表管制，纵坐标代表信誉，我们可以画出两条曲线：一条是需求曲线：信誉水平越高，对政府管制的需求就越低；信誉越低，我们需要的政府管制就越多；如果完全没有信誉，也就是大家都不讲信誉的话，就只能求助于政府管制了。

另外一条曲线，可以称为“供给曲线”，与需求曲线不同的是，供给曲线并不是单调的：政府在开始时有一些管制的措施，人们就会注重信誉；当政府的管制增加时，信誉仍在提高，但它有一个临界点，超过这一点，政府若再增加管制，人们就开始不讲信誉了，管制越多，信誉反倒越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为什么政府的管制会破坏人们的信誉？

第一，管制越多，政府官员的自由度就越大，未来环境就越不确定，结果就越难以预测。这就促使人们只追求短期利益而不考虑长期利益。

第二，政府的管制的结果常常是垄断，垄断就带来“租金”。比如只有你能上市，别的公司不能上市，你就有机会享受这些租金，由于你有特殊待遇就不再在乎信誉，因为股民也可以分享垄断带来的租金，也就没有必要在乎企业实际上搞的如何，你的公司也不会因不讲信誉而受到惩罚。

第三，管制多了，腐败的机会就多。前面讲的房地产商卖房子，若卖给200个消费者，需要让200人满意；若卖给政府或国企，200套房子只需贿赂房管处处长一人即可。而且贿赂政府部门比让消费者满意的成本要低得多。这样，尽管有政府的管制，但政府本身做出来的认证是不值得信赖的。

再加之实施管制的人效率低下，最终对信誉的影响是管制越多，越没有信誉，大家都不讲信誉，就引来了更多的管制，最后是只有管制，没有信誉。

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现象，有那么多的政府管制，但到处都充满了欺骗。上市公司要经过那么多政府部门的审查，结果账都是假的。是不是股民太傻了？怎么会被上市公司一骗就是十年？

其实，在中国的股市上，不存在一个人欺骗另一个人、大股投资者欺骗小股投资者的问题。中国股市是一个寻租场，因为骗与被骗之间的交易很清楚，你若让我骗你100元，我会用在别人那里的故技为你补上120元，你能净赚20元为什么不让我骗你？骗人者相信对这笔交易受骗人会很有积极性，就像100元钱买张200元的假发票一样，双方都有利可图。

这就是我国上市公司的一个基本运作。中国股市的一个基本功能是为国企解困，濒危的企业想找到解决困难的办法就上市，先从股民那里圈来钱再说。而股民明明知道这些公司的盈利并不好却依然愿意买它的股票，这是因为股民看到了其中的利好，买了这种企业的股票就等于买了政府的承诺，企业一旦出了问题，政府肯定会用垄断的特权挽救它、保护它，股民早已预期到这个投资不会受到损失。

股市“租金”的来源靠政府的资源垄断，包括对上市资格的垄断，这种垄断使每个上市公司的壳都很值钱。不盈利的上市公司本来没有任何价值，只是因其壳的重要，才会在濒临破产时还仍然有卖点。股民买这类公司的股票，也是因它的卖点而预期到其股价的新高。所以，也才有了上市公司ST之后，股票反而上升的不可思议现象。

产权是信誉的基础

在过去的两年中，中国的股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周小川担任中国证监会主席之后，证券监管部门才有了一个正确的思路和眼界。中国的股市要真正长期发展，必须走规范化之路，包括信息的披露、上市资格的市场化、废除审批制和允许任何企业只要合格、备案，够条件就可以上市。

这样下去将摧毁整个股市的租金。当企业上市自由之后，租金就会不存在，这也是近两年股票价格往下掉的一个主要原因。这个现象正好与国有股减持撞在一起，结果许多人判断是国有股减持造成的股票下跌。其实，这是股市规范化促使人们预期股市的租金会消失而引起的正常反应，这才是中国股市走向健康发展的利好消息。

但股市租金的消失会与政府相关部门的许多短期利益发生冲突，所以就有了“维持股价”的呼吁，现在所有的目的都是维持股市，美名其说为“保护投资者利益”。在中国业界，包括政府相关部门都对保护投资者有一个庸俗的理解：即保护投资者就是保护买股票的人不亏本。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观点。如果所有买股票的人都不亏本，那他买股票时就不会在乎这个公司经营业绩的好坏，也不会在乎这个公司的信息是真是假，买股票的人如果没有了这些挑剔，那上市公司还考虑什么业绩和信誉？其后果必将远远偏离股市的规范和健康发展。

上市公司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披露的信息是假的，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其中包括证监会的官员。当然，假到什么程度可能了解不一，但谁也没有指出，谁也没有在乎，尤其是最终的投资者没有在乎。为什么不在乎？是因为大家都看到了在这个市场上，由政府管制带来的租金有政府做最终的保障。现在我们看到，上市公司虚假的财务信息被揭露了，板子最先打到了会计师事务所身上。大家想一想，会计师事务所的真正信息需求源在哪儿？真正的客户是谁？不是上市公司，而是股民。如果股民不需要真信息，那么，会计师事务所一定会生产大量的假信息。

现在要规范这个股市，我们无法要求会计师事务所把问题在一夜之间解决。我只是担心这个矛盾仍然被掩盖，政府仍然利用国有资产为股民短期的不闹事来继续给股市打强心针。这样发展下去，股市的发展前景将非常危险。从现在开始，要促使中国企业重视信誉，不做到这一点，仅仅靠政府的管制、靠独立董事、靠强制性的信息披露，都很难起到根本的作用。

我认为，要让企业从根本上重视信誉，产权制度的改革是最重要的。一定要让庙里的和尚与庙的声誉联系起来，如果和尚不能从庙的声誉中得到好处，他为什么要重视庙的声誉呢？如果企业的市场价值与决策者的利益无关，决策者为什么要重视企业的信誉呢？产权制度的基本功能是为人们提供一个追求长期利益的稳定预期和重复博弈的规则。产权是信誉的基础，明晰的产权是人们追求长远利益的动力，只有追求长远利益的人才会讲求信誉。孟子讲：无恒者无恒心。也就是“无恒产者无恒心，无恒心者无信用”。破坏产权，实质上是一种搅乱预期、从而毁灭道德的行为。中国要有良好的市场秩序，必须从根本上改变产权制度。

一个社会的信誉程度取决于全社会的耐心，人们在没有耐心的时候，这个社会不会有信誉。同样，建立信誉的过程、规范股市的过程，也要求我们有足够的耐心。我现在担心的是太多的政府部门领导人都是在种草，不是在栽树，都追求短期的平稳，而没有顾及未来长远的健康发展。这样，股市的问题以及社会的问题都只会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

加入WTO给我们带来什么？〔6〕

用市场的逻辑思考问题

我们应从更长的历史角度来看WTO。人类在一万多年前已经占据了世界每一个适合生存的地方。也在一万多年前，由于冰川融化，世界被分割为几个不同的部分，大致包括亚欧非大陆、美洲大陆、澳洲大陆三大块。我们现在的很多文化都是在这之后形成的。但过去500年出现了巨大的变化，生活在这几大洲的人类重新连接起来，这个连接我们可以整体把它叫做“全球化”，现在我们也无非就是在这500年连接过程中的阶段。

500年的全球化，世界各国之间的关系无非也就是两种逻辑：一种逻辑我叫它“强盗的逻辑”，通过使别的国家、别的民族、别的人不幸福而自己幸福；第二种我们可以叫做“市场的逻辑”，使别的国家、别的民族、别的人民幸福，自己也幸福。观察这500年大体也就是这两种逻辑起作用。

但我高兴的一点是市场的逻辑，或者我们一般讲的“多赢”、“双赢”变得越来越主流，而强盗的逻辑尽管仍然存在，有时候很强势，但相对来讲它在慢慢衰退。西方国家崛起过程中存在强盗逻辑，但市场的逻辑作用更大。贸易就是是典型的市场逻辑。二战时日本、德国就是按强盗逻辑行事，导致了失败。二战之后日本、德国为什么崛起了？它靠的是市场的逻辑。WTO总体上是市场的逻辑，是使得所有参与方都得到好处的逻辑。

当今社会国际上仍然有很多成员喜欢强盗的逻辑。虽然只有强权国家才能按强盗逻辑办事，但很多落后国家也喜欢用强盗逻辑思考问题。我们中国就比较喜欢用强盗的逻辑思考问题，不是按照市场的逻辑来考虑。我们不是特别强大，所以老觉得别人在算计我们，不是分析我们自己和别人从中得到什么好处。就像过去谈陕西人和广东人做生意的区别，广东人做生意只在意自己拿到多少，陕西人总是看别人碗里有多少，人家多我就不高兴，不干，而不看自己碗里留下多少。这两种思维在国际关系中仍然非常典型。

如果用强盗的逻辑来考虑问题，那我们总是在考虑我们哪些部门受到了损害，让出市场，不一定换来技术；但如果我们通过市场的逻辑来考虑问题，可能我们就会想我们得到了什么，假如没有WTO，这10年我们的发展，或者是未来的发展会是什么样的。

涉及产业政策问题，我特别想谈的是，我们不要看产业，要看要素。从要素角度，中国最缺少什么？就是土地，就是资源。假如从中国的民族利益角度出发，我们开放、加入WTO能够用外国的土地养活中国人，用外国的资源发展我们，这为什么不是一件好事呢？现在中国用世界7％的可耕土地养活20％的人口，但如果中国有一半的人靠外国的土地养活，这就是很了不起的成就，而不能叫做是失败。

现在我们对石油的进口超过了石油使用量的一半以上，这也是成就。不能说我们过分依赖别人就是失败，这是不对的。如果西方用这种思维，它也根本不可能发展起来。欧洲为什么能够起来？就是在发现美洲以后解决了欧洲的土地短缺问题。欧洲人原来是靠砍伐树木种庄稼，后来不砍了，森林就开始恢复。用美国人的土地为欧洲人生产食品，那才有了今天的欧洲。

能源方面更是这样。能源在经济发展中非常重要，中国总体上是一个缺少能源的国家。中东、俄罗斯、中亚的石油不是美国人用，就是日本人用。如果中国人用得更多，这本身也是更大的成就。所以谈比较优势最根本的还不在某一个产业，而在于最基本的要素。自己最缺少的资源，没法儿生产的东西，就要用其他国家的资源替自己做。

与此相关的，还有刚刚谈到的技术进步。来看大历史，我们要承认一点，当今的技术进步非常快，但当今技术传播的速度比技术进步速度还要快，这是一个基本特点。和几百、上千年前不一样，那时技术进步不快，但技术传播的速度更慢。造纸是中国人在公元100年左右时发明的，但到了公元751年才传到了中东，花了650年。现在大家看任何一个技术在美国、欧洲出现，如果没有政府的禁令，很快就会在其他地方出现。

所以我想，对于这个问题要换个角度来看。自主创新等概念不一定完全适合。如果每个国家的所有技术都是所谓自主创新，那世界全球化的意义可能就不很大。全球化就是利用人类共同的智慧，这也是人和动物不一样的地方。人有学习的能力，每个人都会接受别人积累的知识，接受历史积累的知识，动物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只有人能够做到这一点。从这样一个我叫做“市场的逻辑”的角度来看，可能对现在面临的很多问题的思考会不太一样。

回过头来，我也特别想谈前面谈到的一点。对于中国来说，究竟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我们并不是很清楚。当然，我们自以为很清楚。我们评价WTO、评价某个产业，我觉得不那么简单。路风教授刚才有个结论，不在于开放不开放，而在于我们执行什么政策。我觉得还是要发挥企业的作用，不是在政府层面评价哪个政策好不好，而在于企业家。我相信如果没有WTO，华为不可能有今天，你看华为那么成功，但它一半以上的的销售收入来自国外市场，如果没有WTO，华为在世界上不可能走得那么畅通。如果把华为所有最聪明的人圈在那儿，过不了几代他们就死亡了，所有人类的技术进步，包括欧洲的技术进步，也吸收了很多来自其他地区的知识。所以开放非常非常重要。

总之，中国无论是普通老百姓、学者还是官员，都要学会用市场的逻辑来思考问题，因为人类只有用市场的逻辑思考问题才有前途，用强盗逻辑思考问题没有前途。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企业之间的利益冲突远比我们想象得要小，好多冲突都是我们主观认识的冲突。当然，我们可以倒过来推想，如果那些冲突都是实际没法解决的冲突，那人类是没希望的，只有我把你干掉，你把我干掉。正因为我们想解决这些冲突，所以才会用其他的方式。加入WTO10年，短短一瞬，我们还要看世界过去500年的历史和中国过去200年的历史，不光只着眼这30年，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看得更清楚，中国有机会成为大的、制定游戏规则的国家。

市场结构是非常不稳定的

我们谈市场的话一定要有消费者主权的观点，很多贸易保护主义者不考虑消费者，而是生产者说了算。从消费者的角度，谁给消费者创造的价值高谁就赢。为什么中国的产品走向世界？因为美国人喜欢、欧洲人喜欢。

路风讲到市场结构是稳定的，其实是相当不稳定的，不往远了看，就看10年前，刚才你举的例子，贝尔、摩托罗拉，10年前华为、中兴算不了什么，现在是什么地位？10年前索尼不把三星放在眼里，现在可能是三星不把索尼放在眼里。所以我说市场的结构是非常不稳定的，国际结构也是不稳定的，如果真的稳定，不会有日本的崛起，不会有德国的崛起，不会有美国的崛起，更不会有中国的崛起。

我想它的不稳定性来自于技术路径非常不清楚，除了企业家在摸索，没有任何一个政府官员、学者能看清技术的路径。索尼公司那么领先都看不清技术的路径，最后也落后了。正因为这一切的不确定，我才主张用市场的逻辑思考问题。

我同意知识的积累是全球化中最重要的。不要说500年，2000多年前从丝绸之路开始看，都是这个过程。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可能把知识的传播、学习和贸易分开，很多无形的知识都镶嵌在有形的技术中。我说中国人的学习能力很强，但确实有一个问题，中国人占世界20％的人口，聪明人也应该占世界的20％，但你看世界作出重大贡献的比例，我们占到了多少？没有多少，这就是我们封闭的结果。我想路风并不是反对开放，但我想说的是，加入WTO之后中国企业学习的速度远远超过加入WTO之前。现在的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治问题，用我的话说就是“无耻的利益集团”在背后撺掇各种理论，而不是真正科学的分析。

优势来自竞争

我认为汇率的调整可能有助于中国产业的升级，卖很便宜的东西，没有任何一个企业感到压力。我同意余永定的观点，中国企业有相当的承受力。商务部测算的压力我觉得是有问题的，现在很多出口企业的利润率只有2％～3％，如果汇率升个2％～3％，这个企业就完蛋了，这种推断完全是错的。市场不是那样运作的，现在货币再贬，贬到10块，中国企业还只能挣2％～3％，因为它们做的产品是充分竞争的，汇率贬了，它们就把价格降下来；升了以后还是2％～3％，可能不会有那么大的影响。比如美国人8块钱愿意买的东西，我们4块钱就卖给它了，如果你汇率升值，人家可能愿意买5块、6块的，汇率升值以后，每个消费者要支付更多钱。国际大品牌公司的利润会降低，而中国企业本身就在生存线上，面临的竞争原来就已经非常充分，能竞争到最边界，只有那些大跨国公司拿的利润会降低。也就是说，从收入分配的角度，汇率升值之后有助于在总的增加值里让中国企业的收入比重上升，这是我的判断。

实际我们还有一个基本的问题，很多经济学家认为，我们比市场更聪明，我们总是人为地设想很多，包括刚才对动态、静态的比较，其实这都是市场竞争出来的，我相信这一点。我反对经贸保护主义，对所有产业政策我都是反对的，大家看有几个产业政策做得好的？产业政策最后都变成了既得利益者的分配问题，现在很多所谓新能源的产业政策都是勾结起来找国家申请补贴。所以，一定要相信市场，虽然市场很抽象，但中国人很聪明，只要你放在那儿，就会竞争出优势。也许现在我们认为不是中国优势的东西未来就会变成中国优势，这是靠企业家才能真正做到的。企业家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投资，我们认为他不懂，要由一个三十多岁的处级干部来决定他能不能投资，这是非常荒唐的。

还有个领导力的问题。任何一个变革一定要有决策，如果领导本身什么事儿都不想干，即使所有的下属想干，那都是没有用的。1977年邓小平决定恢复高考，当时教育部长曾向邓小平报告说，恢复高考很复杂，今年我们搞不成，来不及。邓小平说得很简单，你们看，能搞你就搞，你们搞不了，我知道谁可以搞得了。结果教育部长马上就搞了。

中国加入WTO是里程碑式的，对防止体制的倒退也大有好处。我感觉到，如果没有加入WTO，这几年改革的倒退要比现在严重得多。

注释

〔1〕　此文为在2008年亚布力论坛发言稿。

〔2〕　本文是作者在2010年观察家论坛上的演讲稿。

〔3〕　本文是作者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举办的一次研讨会上的发言。

〔4〕　本文根据作者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2006年夏季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

〔5〕　本文写作于2003年。

〔6〕　本文根据作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经济评论》编辑部于2011年8月4－5日举办的“WTO十周年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原文发表于《国际经济评论》2011年第9－10期。

第三编　增长的转型

关于金融危机的经济学反思〔1〕

几乎所有的人，而且都是聪明人，在同样的时间犯了同样的错误，这是经济危机的重要现象。企业家的本职工作就是预测未来，判断未来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如果说大部分的企业家判断同时出问题了，那究竟是什么原因？

这次经济危机也是宏观经济学的危机

经济学教科书有一个最简单的假设，经济是单一的产品，这个产品叫“GDP”。这个单一产品的假设有时候会导致非常荒唐的结论。比如说，一个人花100万盖一栋房子，另一个人花100万造一门大炮，然后用大炮把房子炸了，结果是，社会财富损失了200万，但统计上，我们的GDP反到增加200万。这就是只关注总量分析的迷误。

宏观经济理论第一个问题，就是不看结构的问题，只看总量。在宏观经济学里面，GDP又分解为消费、投资加净出口所谓的“三驾马车”。比如，在一个经济中，消费60，投资35，净出口5；另一个经济是消费80，投资20，净出口是0，这两个经济被假定是可以互换的。假如投资掉了15，净出口的5没有了，政府可以通过扩大内需，把国内消费由60增加到80，这个经济马上就恢复了。这是大错特错的。第一个经济和第二个经济是完全不一样的，尽管它们在总量上是相等的。大家多吃多穿，我们的钢材生产能力的过剩问题能解决吗？水泥生产过剩问题能够解决吗？无论是世界还是中国，现在面临的都是结构的问题，而不是投资不够了就增加消费，消费不够了就想办法出口。我们中国出口给外国人的东西，未必就是我们中国人能够消费的东西。中国是生产假发最多的国家，有多少人能够消耗这些假发呢？

还有就是假定货币只影响总量，而不影响结构，比如对相对价格和产业结构、收入分配的影响。实际上，货币不是中性的，谁先拿到货币谁就占便宜，谁后拿到货币谁就吃亏。假如现在货币总量增加一倍，都放在我手里，意味着我从你们每个人手里面剥夺一半的财富，而不是简单地所有的价格增加一倍，因为我的需求结构和你们不一样，价格结构和原来就不一样了。货币对经济的影响都是通过相对价格的变化而发生的。由于忘了这一点，宏观经济的政策有一个目标：CPI保持稳定。这就大错特错了。80年前的1929年发生的大危机和这次危机之前，CPI都没有太大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经济出现了大问题？就是价格稳定并不代表宏观经济是正常有效的。

我们分析宏观经济，一定要理解国民经济是由不同的部门组成的，每一个部门的波动是不一样的。我们看实际的例子，2007年10月以来到2009年2月工业增加值的增长率，基本的特点是，经济在高涨的时候，重工业增长的速度远超过轻工业，而经济走低的时候，轻工业增加的速度超过重工业，我们怎么可以说由于消费不足导致了衰退呢？显然不是的。再如1999年到2009年几种价格指数的变化，包括生产资料出厂价格、工业品出厂价格和消费品价格，经济在高涨的时候，越到上游，生产资料的价格涨得越快，消费品不怎么涨，而经济到下滑的时候，就倒过来了。可见，生产资料相对于生活资料的价格变化更大。这关乎到宏观经济当中的重要问题，也许CPI很稳定，物价很稳定，但是上游原材料价格暴涨的时候，预示着经济要出问题了。如果我们仅仅看CPI，我们觉得这个经济很正常，这是格林斯潘几年前为自己辩护的理由：我的宏观经济没有问题，因为我的价格很稳定。但是资产价格、原材料价格暴涨他就不考虑。但我们要明白，不能把货币理解成为中性的，只关注总量，不关心结构。

物价指数的下降现在被认为是很可怕的事情，物价下降就当做萧条。从历史上看，通缩和经济萧条没有必然的联系。从1873年到1896年，西方许多国家的价格水平年平均下降2％左右，但没有带来萧条，相反，生产水平年平均增长了2％～3％。美国1870年到1879年这十年间，价格水平平均每年下降1.8％，但这10年是美国历史上增长的黄金时期。现在我们习惯了通货膨胀，而不习惯于通缩收缩，看到物价水平下降，我们就着急，就要注入货币，帮助它提起来。经济正常的状态应该是什么？就是随着技术的进步、生产力的提高，物价略有下降。物价略有下降，是所有人分享到了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但是，政府不让它下降，就要增加货币，谁拿到增加的货币，谁就占有经济增长的好处，而其他人很难分享到这个好处。货币对经济的破坏在于对结构的破坏，政府稳定物价的时候，实际上注入了太多的货币，这个时候扭曲已经开始，当发现问题的时候已经太晚了。

现在宏观经济学还有一个错误，把储蓄理解为罪恶，而不是一种美德。如果说储蓄是一种罪恶的话，美国人的消费那么高，为什么美国会出现问题呢？我们所有的技术进步都离不开投资，投资只能来自于储蓄。从历史来看，早期经济学家把储蓄看作是美德，但自凯恩斯之后，储蓄变成了罪恶。很多人说为什么经济下调了，因为储蓄率太高了。大家都说中国的储蓄率太高了，但是高到哪去了？中国的家庭储蓄1996年的时候占到GDP的20％，到2006年的时候占到16％（印度是22％），同期，企业的储蓄由13％到20％。企业的储蓄，特别是国有企业的储蓄，有多少是好的，多少是不好的，这才是应该分析的重点。企业的储蓄就是投资，这些投资是不是有效率，如果不是，就会产生过剩的生产能力，恰恰是导致经济危机和经济下调的原因。

美国人多年来一直到危机之前都不储蓄甚至是负储蓄。美国政府现在要鼓励美国家庭储蓄呢，还是应该鼓励他们消费呢？他们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他们讲的理论基础就是有问题的。按照宏观经济学的说法，有一个乘数效应，如果收入的1块钱里面，8毛钱消费，2毛钱储蓄了，国家投资1块钱，GDP就增加了5块钱。如果你的收入里面9毛9都消费了，就是投资1块钱，GDP就增加了100块钱。这是非常荒唐的。

宏观经济学把目的和手段颠倒了，我们看看GDP的公式，所谓三驾马车：GDP＝消费＋投资＋净出口，增加消费就能增加GDP。实际上，恒等式不是因果关系，我的收入等于买车花了多少钱、买房花了多少钱，等等，但不是说我多买了一辆车，我的收入就多增加了十几万。GDP本来是我们的一个手段，我们的目的是生活得更好，大家的消费可以持续地增长。现在倒过来了，为了维持GDP的增长，号召大家增加消费，目的和手段完全颠倒了。

再看看投资。投资的目的是为了增加未来的消费，我今天花1块钱投资，以后可以消费2块、3块钱，这是我们投资的目的。现在的经济政策和经济理论怎么解释？投资是为了今年GDP的增长。这个区别非常重要。如果投资是为了未来的消费，每一块钱的投资必须带来足够多的收益才值得做，但是如果投资是为了今年的GDP的话，我们不需要关心投资在哪，只要钱花出去就行了。

这样你就可以理解我们现在的宏观政策多么的混乱，因为目的和手段颠倒了。为了GDP而消费，不是为了消费而创造GDP；为了今年的GDP而投资，而不是为了未来的消费、未来的财富而投资，这样怎么能够保证投资是有效率的呢？我们知道美国政府、中国政府、各地方政府的思路，我今天投资1块钱，一年后报废了，投资之后有没有效率，我不关心，因为我关心的是今年的GDP。如果我们的出发点不是为了明天而投资，就根本不可能保证投资有效率。

政府如何应对危机

我认为，这次危机是由于货币太多引起的，不是太少引起的。太多的信贷、太多的投资、太多的消费，出现问题后，我们继续为经济增加货币，就回到刚才讲的，投资不行了就增加消费，消费不行了就增加投资。其实，不可能解决根本问题。我们要寻找更加有效的方法，要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上把我们的企业做得更好。

我非常同意厉老师刚才讲的，中国的经济问题主要是结构问题，不是总量问题，或者说没有结构问题就无所谓总量问题。除了产业结构和地区结构，我还要加一条，所有制结构，我们那么多浪费性的过剩生产是哪来的？很多是我们的政府做的。国有垄断企业赚钱没有人分红，又不能全发奖金，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就是投资，乱花钱。

市场是调节结构问题最好的办法。应该使我们的价格制度、工资制度、就业制度变得更加灵活，而不是像现在这么僵硬。如果在去年我们不通过劳动合同法——这里有一些条款对中国经济的伤害是很大的，我们这次调整就要轻松得多。现在包括老板和员工之间，原来还有人性化的管理，现在我们都用坚固的防范，都把对方当成小人来看待，影响很不好。用工制度变得僵化了，我们的调整就会变慢。企业玩不下去了，该裁员就要裁员。只有市场不断调节，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失业的问题才能有效地解决。

我也非常同意要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我们的国有部门仍然垄断了很多行业，我们很多的投资仍需要政府进行批准。小摊小贩是一个问题，除了小商小贩，大商大贩也放不开。只有每个人有了自由竞争的权利，经济才能真正的恢复。

减税我也同意。政府要考虑国家的整体经济状况，困难时期，政府要宽宏大量一点，要看得更远一点、更宽一点。日子难过大家要分担，大家都有困难，每人分担一部分。世界也好、中国也好，不能靠消费来解决问题。假如从现在开始，所有的工资不发钱了，发消费券，三个月就过期，那就都消费了，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吗？不能解决。还有一些振兴计划，有些是可以振兴的，有些是不能振兴的，它已经过剩了，已经产能超过20％、30％，三年之后超过了50％、100％，那问题就更大了。

企业如何应对危机

第一点，企业家一定要回归到企业家的本性，企业家的本性就是发现市场。我们看到生产过剩了，一定有没有被满足的市场，你要很好地观察，很好地研究它、找到它。

企业家在困难的时间应该到各地走一走。很多人变成企业家是怎么变成的？就是由旅游变成的，他发现这个地方人没吃的、没穿的，竟然有这么多资源，就发现了市场。有一些企业原来是出口型的，面临了困难，你没有订单了，别呆在家里，你要出去看看，是中间商还是哪里出现了问题，一定要回归企业家的本性，寻找市场。

第二个要利用好价格机制。该降价就降价，不要老耗着、拖着。应该说万科的王石是好榜样，2008年他降房价的时候很多人都骂他，骂得王石心情很不爽。现在证明人家是对的，人家降价不是说思想有问题，提前降价现金流就回来了。每一个企业家都要考虑降价，尤其是困难的时候，你现在定多少价应该看未来，看边际成本。

第三点就是制度创新。中国的企业家是非常擅长制度创新的，这是我们这30年不断走过来的原因。政府可能出台一些政策，有些是对的，有些是不对的，越是不对的政策，越需要制度创新来纠正。我想提到一个例子，1989年中国经济危机的时候，经济增长掉到3.8％，民营企业、乡镇企业怎么应对这次危机的？一个重要的办法就是让工人不领工资，然后把他的工资变成股份，就解决了问题，这些企业就活过来了。这就是制度创新，我们的企业家要在这方面多动脑子。

还有技术创新。如果你能够降低成本，你就可以有市场，原来经济繁荣的时候，大家花钱如流水，现在精打细算了，你在降低成本方面创新能够做什么？我去西安调查，一个生产汽车齿轮的企业，做得非常好，因为它用低成本的办法，市场很快就恢复了。

还有就是自主品牌建设。凡是有自主品牌的企业，面临的困难就没有那么大，不像纯粹做OEM的。中国企业过去一直强调贴牌，危机的时候，那些原来向你订货的人不订货了，你可以创一个自己的牌子，用你自己的牌子就可以卖了。

还有就是产业重组。中国的行业集中度太低，这次危机恰恰是提高企业集中度最好的机会，行业的兼并一定要出现。大家不要想着企业死了，资产就没有了。一个企业死了，它的优质资产被人拿走了，而不是说这个资产就被一把火烧了。这是所有权变革的过程，结果是提升资源的利用效率。

还有，我们的企业家一定要在危机中学习。尤其是最近成长的企业家，没有过过艰难的日子，不像先辈的企业家，一开始过的日子非常难。通过学习，以后头脑不要那么发热了，看经济总是要看那么几条曲线，有些部门高价格的时候，后面的问题就出来了，无论是地产还是股票市场，只要价格太高，后面一定出问题。

我们也不要太悲观。我预计再过30年，中国的企业里面一定有一些会和世界的大企业称兄道弟。条件很简单，你研究一下美国企业的历史，就是市场经济。人类的历史非常清楚，没有哪一个国家靠政府能把经济搞好的，只有靠企业家的作用，靠市场自发调节。我希望中国在危机的时候会多做一些改革，而不是仅仅花钱搞刺激。如果我们的企业家更多承担企业家的责任，去发现市场，我们经济复苏的速度就会快一点。

警惕下一次危机〔2〕

一年前，我们由于金融危机的冲击而不知所措，很着急。今天看到过去一年里GDP能有8％以上的增长，我们总算松了一口气，甚至欢欣鼓舞。但是这个时候我想到中国古人的一句话：乐极生悲。我要讲的问题是如何防止下一次经济危机。这不是危言耸听，其实真正的问题不是我们会不会有下次危机，而是下次危机的时间会在什么时候，严重程度有多大。

我不同意某些人所说，中国是这次危机的根源。但是，我同意这样一句话：没有中国的话，这次危机可能和现在的情况完全不一样。简单地说，中国经济进入世界之后，改变了世界的生产成本、经济结构和政策效果。但是中国的这种影响力并没有被各国政府，包括发达国家和中国本身充分地认识到。打一个比方，就像火车上又增加了一个火车头，速度由原来的120公里／小时变成200公里／小时了，但是我们所有的信号系统，包括司机脑子里面的概念，这个火车仍然是按照120公里／小时的速度在跑，这样的话，它就会出问题。

具体来讲，危机是信贷扩展和低利率政策的后果。2001年之后，美联储和格林斯潘认为经济可能要萧条，所以就放松信贷，降低利率。这么做的前提是没有通货膨胀。而事实上，恰恰是由于中国的进入，世界经济的生产成本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使本来应该出现的通货膨胀没有显现出来，于是放纵了低利率政策的实施。

再看一下，全世界各国应对危机的措施，恰恰是这次危机产生的原因。好多国家不仅实行低利率，甚至变成了零利率和大规模的信贷扩张。我们中国当然也不例外，进行了世界货币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试验。

在过去30多年里，除了1989年之外，中国没有任何一年信贷的增长超过2009年（1989年是特殊情况），过去十几年，信贷的增长速度一般都在10％到20％之间，但2009年到11月份为止，增加了33％。投资方面，除了1985年、1992年、1993年的高增长之外，没有任何一年的投资增长超过2009年——也是30％多。

再看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只有26％左右，之后大部分时间保持上升，特别是2004年上升到40％多以后，2009年达到了67％，这是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没有过的记录。再看信贷对GDP的比例，过去30多年，大致都在0.8到1.2之间，最多的时候是1.17，但在2009年，这个数字上升到1.19。所以我说，中国在进行人类历史上货币规模最巨大的一次货币政策的试验。

这些政策有什么长远后果？猛药之后肯定有不良的反应，有两种可能诱发经济的宏观问题。一是货币增加太多，出现通货膨胀预期之后，政府肯定会采取紧缩政策，下一轮的萧条就来了；另一种可能是过度的投资导致银行不良贷款积累，由金融部门引起经济危机。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从这个角度想，如果我们2009年的GDP增长不是8％而是6％，我们未来的日子可能会好过一些。

另外，我们的经济增长对出口依赖太大，要继续维持比较难。2007年，在全世界各大经济体当中，只有德国出口占GDP的比重略微超过中国，中国是37.5％，德国是39.9％，其他的国家，美国、日本、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加拿大全部远远低于中国。

外汇储备的情况也说明问题的严重性。日本和德国实现工业化的阶段，1955年到1975年，外汇储备对美国GDP的比例从来没有超过2％，但中国的这个数字从2001年之后不断攀升，现在到了12％。以外汇储备占本国GDP的比重来看，德国和日本在高速成长期很少超过5％，而我们现在超过了自己GDP的50％，也就是德国和日本高增长期的10倍。

无论是从外部还是自身的情况来看，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是没有办法继续下去了。我们的出路，就是开拓国内市场。

中国国内市场的潜力非常大。我们看一下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如果当成一个独立的国家算，国内第一的广东的GDP排在世界的第18位，大于波兰、印尼、瑞典和印度；第二位的山东和第三位的江苏，都大于挪威、意大利、伊朗、丹麦和阿根廷；第四位的浙江大于委内瑞拉、南非；第五位的河南大于芬兰、泰国和葡萄牙。我们最小的经济体是西藏，但是它还大于蒙古国。全世界发达国家加起来人口占世界总数的18％，而中国一个国家的人口占到了世界的20％。二百多年前，亚当·斯密就讲到，中国的市场比所有欧洲国家加起来还要巨大。可惜我们一直没有很好地开发这个市场。

在这次金融危机之后，我们能不能防止下次危机，或者使下次危机的严重程度不那么大，就看我们多大程度上开发好我们国内的市场，用国内市场的开发吸纳那些多发出去的货币和那些过度追加的投资。

开发国内市场究竟有什么障碍？为什么中国企业开发国外市场很勤快，开发国内市场这么懒惰？我总结有五个原因，第一是所有制结构不合理，第二是产权制度脆弱，第三城乡市场分割，第四是行政主导经济，第五是人民币汇率。

首先，所有制结构不合理，国有部门比重太大，占有的资源太多。带来的问题是居民收入来源单一，居民主要靠劳动收入，资产性收入太少，所以在GDP当中居民收入的比重很低。本来是“供给创造需求”，但是我们现在的供给、我们创造的收入大部分都留在政府部门和一些企业部门，供给不能变成可持续的消费需求。好多人说中国人不消费，中国人喜欢储蓄，但其实中国居民储蓄率比印度还要低。过去十几年里，我们的储蓄率上升不是由于居民储蓄率（居民储蓄率在2007年的时候和1993年没有什么区别），真正变化的是企业的储蓄和政府的储蓄。而且，在过去的十几年里面，政府消费的比重在不断上升，居民消费的比重在下降。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开发国内市场的困难就比较大。

第二，产权保护太弱。开发国内市场不是靠国家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而是靠企业家的积极性。如果产权得不到有效的保护，行政权大于产权，投资朝不保夕，企业家就没有心思开发市场。这里要特别提醒，山西煤炭的整合起了一些非常不好的示范，如果这种现象继续扩展的话，过去30年形成的好多关于产权的共识都会受到严重的毁坏，对于企业家开发市场非常不利。这不仅是煤炭行业的问题，也是所有中国企业家都应该关注的一个问题。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应该认识到，不按照法律办事、违反产权规则的做法，侵害的是企业家开拓市场的积极性，更是整个国家的利益。

第三，城乡分隔，不能形成统一市场。城乡的制度性分隔是中国的特色，打破城乡分隔，特别是允许土地流转，废除户籍制度，对开拓国内市场是非常重要的。土地的流转会创造出一批类似中产阶级的人士。还有，我们应该彻底废除城乡户口制度，这方面改革有进步，但速度还不够。只有不存在城市人和农村人概念的时候，没有城市户口概念的时候，城市化才会更快地实现，占世界20％人口的国内市场才能真正有效地开发。

还有行政主导经济。行政主导必然导致地方保护主义，不利于统一市场的形成和区域优势的发挥。下一步怎么打破行政部门对经济的主导权，对开发国内市场非常重要。

最后，企业过分依赖于出口，出口市场更赚钱，跟人民币汇率有关。人民币升值的话，有利于提高中国企业家开发国内市场的积极性。人民币升值也能创造财富效应，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增加消费需求。汇率问题如果不解决，未来我们面临的不仅是跟美国的矛盾，而且跟日本、欧洲和所有国家的矛盾，因为你跟美元挂钩，意味着美元贬值你就要对全世界货币贬值，这样其他国家不会轻易认同你。有人担心人民币贬值会导致中国的外汇储备损失，但我想，外汇储备账面损失一些，能换来中国经济更好地发展，就等于用废纸换了有用的东西，是值得的。

总之，惟有国退民进、健全产权保护、推进城乡市场一体化、减少政府对经济的控制、人民币升值，才有可能开发好国内市场。惟有开拓国内市场，才有希望缓解下次危机的严重程度。

回归亚当·斯密，告别凯恩斯〔3〕

在科学研究里，有一个词叫科学史的辉格主义。什么意思呢？科学总是进步的，今天的比昨天的好，晚来的比早来的好。但我们看一下历史，这并不成立，即使在自然科学界也不成立。比如说，一般人通常认为，哥白尼最早提出日心说，其实不是。早在公元前二三百多年，古希腊的天文学家阿里斯塔克就提出日心说，认为地球围绕太阳做圆周运动，但大家认为他错了，托勒密的地心说统治人类思想一千多年，直到哥白尼1543年发表《天体运行论》之后，日心说才逐步得到确立。经济学有类似的情况，就像亚当·斯密和凯恩斯的经济理论。

中国经济转轨，特别是最近非常强调的增长模式的转变，有很多人关心和讨论。这里比较一下，从亚当·斯密和凯恩斯理论的角度看，这个问题有什么不一样。

按照亚当·斯密的观点，经济学家应该关注财富增长和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从何而来？生产率的提高。生产率的提高来自技术进步和创新。技术进步和创新依赖于劳动分工。因为分工，才有专业化，才有熟练程度的提高和专心致志的研发，最终才有发明创造。分工深度由市场交易的规模决定。市场规模的扩大，导致分工提升，导致技术进步，导致经济发展，又进一步通过收入水平的提高扩大市场规模，如此形成一个正向循环。

从这个模型理解中国这30年的变化，最重要的经验就是利用市场，扩大市场的规模。改革形成国内市场，开放利用全球市场，发挥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优势，就取得了发展和进步。未来中国发展的潜力，仍然是利用市场，扩大市场的规模。我们过去利用国际市场比较成功，但是国内市场开发做得不够，做内贸比做外贸还难。其实，中国国内市场的潜力是非常巨大的，中国人口占世界的20％，GDP已成为世界第二，许多省的经济总量已超过许多中等国家，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加起来本身就是一个全球。未来怎样开发国内市场，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头等大事。

遗憾的是，由于凯恩斯理论的影响，我们形成一些认识上的误区。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公式是：GDP＝消费＋投资＋净出口（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写上政府部分）。依据这个公式，GDP怎么增长呢？用现在流行的说法，经济增长有“三驾马车”，这驾跑不动让那驾跑。出口不行了，靠投资，像去年，政府大规模增加投资。现在投资太多不行了，靠什么？消费。这就是很多人理解的经济增长模式。

亚当·斯密的思想是微观经济学的概念，凯恩斯理论是宏观经济学概念，从两者理解未来经济转型，政策含义是不一样的。

从亚当·斯密的理论来看，中国经济增长需要的是进一步开放和开发国内市场，由企业家创造新的产品、满足市场需求，这是企业家的职能。从凯恩斯理论来看，经济增长要靠增加内需，特别是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刺激总需求，变成了政府的职能。打个比方，如果对电脑的需求不足了，凯恩斯理论的建议是由政府补贴或增加货币量，刺激大家多买电脑，原来一个人一台电脑，现在让你买两台（或者让原来的电脑提前退休）；但从亚当·斯密的角度看，增加需求就是通过生产质量更高、价格更低的新产品，开拓新的市场。像苹果公司生产的iPad受到大家的欢迎，才是真正地增加需求。

也就是说，从亚当·斯密的角度看，增加需求意味着开发市场，必须靠企业家创新。企业家创新靠什么？激励机制。特别是，有可靠的产权保护，较低的交易成本，创新才能有合理的回报。而从凯恩斯的角度讲，增加需求靠的不是创新，而是依靠政府的经济刺激政策。但是，当企业家发现在宽松的货币政策下很容易卖掉产品，而产权保护并不可靠的时候，没有人有积极性认真搞创新，因为创新是长期持续和承担风险的行动。

再看投资。从亚当·斯密的角度看，投资是为了提高未来生产率，今天放弃100块钱的消费，是看未来能不能带来110、120块钱的回报。投资本身是为了提升效率，如果不能提升效率，投资就没有意义。如果投资是有效率的，储蓄率高不仅不是件坏事，而且是经济发展必须的。但从凯恩斯主义的角度看，投资就是为了增加需求，无论有没有效率，只要增加投资，就能扩大需求，就可以创造GDP。这样一来，凯恩斯主义政策推动的经济增长，不仅效率不高，反而经常是浪费。GDP增加了，但真正的财富并没有增加！

再看贸易政策。根据亚当·斯密的观点，市场规模越大，分工越细，创新越多，经济发展越快。所以，好的贸易政策就是降低贸易壁垒，扩大市场自由，反对贸易保护。但是从凯恩斯主义的角度看，只有净出口可以增加需求从而增加GDP。比方说，一个国家一年出口100亿美元，进口90亿美元，净出口10亿美元，这驾“马车”对GDP增长的贡献是正的；另一个国家，出口1000亿美元，进口1001亿美元，算出来发现净出口是负的，国际贸易不仅没有增加GDP，反而减少了GDP。太荒唐了。所以，信奉凯恩斯理论，一定会导致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因为只有少进口、多出口才能增加GDP。从亚当·斯密的角度看，这完全是错的。

再看所有制结构。经济发展靠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用凯恩斯的理论去看，不管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只要能增加需求就好。在产权改革与法治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增加总需求的最好办法就是增加国有企业投资。在去年中国的经济刺激政策中，大量贷款都给了国有企业，确实，由于投资增加，速度上去了。但从亚当·斯密的角度看，这样做，对经济持续增长没有积极意义，反而会造成巨大的损害。

一方面，国有企业缺乏创新的动力；另一方面，从增加消费的角度看，如果说国有企业占经济的比重那么大——现在仍然在35％以上，国内市场是没有办法开发的。过去十几年，特别是过去几年，居民收入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份额不断萎缩，增加的GDP不能真正变成老百姓的购买力。这种情况下，谈什么经济转型呢？

经济学家都知道，凯恩斯主义关心短期问题，不关心长期问题。政府怎么能不关心短期问题呢？这是凯恩斯主义者的自我安慰。我们要追问，如果一项政策给这个国家的长期发展带来伤害的时候，为什么还要坚持这样的政策？唯一的理由是政治上的考虑。政治家一般只考虑短期的事情，不考虑长期的事情，凯恩斯主义也就适合只考虑短期利益的政治家使用。

不幸的是，“短期”有时候太短，来不及逃的时候问题就发生了。仅仅一年前，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我们都在关心怎么样提高总需求，手忙脚乱地用各种各样的刺激政策，增发货币，增加贷款，降低利率，扩大投资，发放政府补贴，等等，遏制通货收缩。但最近，国务院刚开完会，最担心的问题是什么？通货膨胀。甚至提出，必要的时候要用行政手段稳定物价，实际上说白了，就是计划经济时期的价格管制。

现在看来，为了把经济增长提高到8％，我们要付出不仅仅是通货膨胀的代价，还有国有企业规模扩大的代价，还有体制改革可能倒退的代价。所以我再次呼吁大家，回到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回到亚当·斯密的市场理念，放弃凯恩斯主义的短期政策。中国经济不能再任由凯恩斯主义忽悠了。

把握中国经济的大局与动力〔4〕

2008—2009年发生的世界金融危机是当今经济学家与政、商界领导不能遗忘的重大事件。有人把它与20世纪30年代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大萧条相比。今天的人们可能不关心2000年的网络科技泡沫，不关心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不关心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泡沫经济，但不能不牢记这场让每个人深受影响的严重危机。

危机到来的时候，金融市场岌岌可危，信贷紧缩，企业家信心指数一落千丈，工业生产和销售快速下滑，就业形势急剧恶化，好像所有企业在同一时间都犯了同样的错误，让人无法理解。我们知道，企业家的本质工作就是预测市场，判断未来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成功的企业家就是因为比一般人更能把握市场未来的趋势，失败的企业家则是因为缺乏这种能力。但如果说大部分企业家在同一时间出现错误，那就不是企业家素质的问题了。

在预测个别市场的变化趋势方面，企业家比经济学家更在行，但要他去判断整个宏观经济的走势是困难的。恰恰这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又非常重要。好比你要在墙上挂一幅画，你可以把位置找得很准，钉子钉得很牢，画也挂得很漂亮，但如果这个墙根基不稳，哪天突然塌下来，你的画挂得再漂亮，钉子钉得再牢，最后还是没有用的。所以，企业家要关注宏观形势，就像钉钉子的人要关心那面墙一样。

预测宏观经济走势的任务应该由经济学家承担，但这次危机的出现，表明经济学家不能胜任这一点。很多人都问，包括2008年11月英国女王访问伦敦经济学院时候也问：为什么没有人预测到这次危机？后来一批经济学家对此表示道歉，他们说当前的经济学理论不足对经济危机的时间、幅度和严重性作出预测和判断。可见，这次危机也是传统主流经济学的危机，会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

危机也会影响改革的进程。这次危机发生后，有人认为自由市场又失败了，一些极端的观点说，“美国垮了，市场经济失灵了，中国为什么还要自由化？”“中国之所以没有出大问题，是因为金融体制没有自由化”，这对中国未来的改革提出了挑战。如果认为危机是市场失败的结果，我们就要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反之，我们就要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对危机的不同理解，将导致完全不同的政策。

出于上述种种考虑，2010年1月举行的第十一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主题确定为“金融危机后的中国经济”。我们希望通过对本次金融危机的反思，展望未来的经济前景和产业趋势，使各界人士在防范新的危机形成、顺应产业格局变化、寻找新的市场立足点等方面得到有益的借鉴。

现在看来，这一轮危机最严重的时候或许已经过去了，但世界和中国经济中的结构性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全球经济复苏与就业增长的基础非常薄弱，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纷纷抬头，人民币汇率受到来自各方的指责和压力。在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各国围绕节能减排和经济发展空间展开了复杂的博弈。这将对中国未来的经济政策和产业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

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面临的重要问题仍然是如何加快结构调整和深化体制改革。这不仅是政府和学者所关心的，也是产业界和普通大众关心的事情。本次论坛上几位主题演讲嘉宾有关国有企业改革、民营企业发展、产业重组、国内市场开发等方面的论点，对我们认识未来中国经济的走向具有重要的意义。

就人民币汇率而言，升值或许是大势所趋。这不是因为别人对我们施加压力，而是为了中国经济更健康的发展。美国政客把汇率问题政治化不好，中国人把汇率问题情绪化也不好。

2007年，在全世界各大经济体中，只有德国出口占GDP的比重略微超过中国，中国是37.5％，德国是39.9％，其他国家如美国、日本、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加拿大，全部远远低于中国。再看外汇储备，日本和德国在实现工业化的阶段，1955年到1975年，外汇储备对美国GDP的比例从来没有超过2％，但中国的这个数字现在到了12％。以外汇储备占本国GDP的比重来看，德国和日本在高速成长期很少超过5％，而我们现在超过了50％。

过去20年来，中国经济中的单位劳动成本下降了40％左右，但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只上升了20％左右。长期来看，两国的货币购买力很大程度上是由劳动生产率来决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汇率就要提高。20世纪，德国从60年代开始，日本从70年代开始，都经历了这样的过程。但中国一直没有走完这一步。

现在，无论是从外部还是自身的情况看，中国以出口为主导的增长模式都无法继续下去了。我们必须开拓国内市场。但如果继续保持人民币的低估，不仅会引起国际贸易的纠纷，还会阻碍中国企业家开发国内市场。所以，人民币升值是“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企业和相关各界的人士要做好准备。

从长期来看，中国与世界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技术和产业的创新。创新的方向在哪里？新能源、生命科学，以及信息、生物、航天材料和纳米技术的综合，将构成未来产业与科技创新的制高点。这一切，又与低碳环保的世界潮流密切相关。为此，第十一届光华新年论坛邀请国家发改委领导对世界气候大会和中国的低碳发展规划进行介绍，并组织“新能源与中国经济”专场讨论，希望帮助有关各方认清发展趋势，洞察行业状况，及早采取行动，在未来的国家与产业竞争中占据主动。

汽车业是未来中国消费增长的重点之一。2009年，中国汽车产销量超过1300万辆，增长40％多，这是非常惊人的速度。在未来的10到15年，按照参加本届论坛的业界人士保守估计，汽车市场的平均增速至少能达到15％，它将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生活产生深刻的影响。但如何创建自主品牌，使中国从一个“汽车大国”转变为“汽车强国”，依然是一个的巨大挑战。其实不光是汽车业，整个中国产业界都面临着如何从“中国制造”转变为“中国创造”的问题。

无论技术创新，还是品牌建设，最终要由企业来完成。事实上，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就来自企业，所以，中国的企业家可谓任重道远。撇开体制环境不谈，企业家的出现和生长取决于人类的创业、创新精神。按照经济学家熊彼特的描述，那是一种追求“有创造的快乐，把事情办成的快乐”的秉性。在本届新年论坛中，能看到很多演讲嘉宾不仅体现出创业的激情，还有创业的智慧。如果这种精神在社会中发扬光大，中国经济的未来将是一片光明。

在企业创业、创新的过程中，金融的支持至关重要。随着市场化改革和竞争机制的形成，中国的银行业已经取得长足的进步。他们之间有了差异化的定位，一部分银行的服务慢慢向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倾斜，并开始尝试国际化的经营。在这样的背景下，在本届光华新年论坛上，招商银行、民生银行等银行业的领导就国际化过程中得到的经验和教训与各界听众进行开诚布公的交流，不仅为其他企业的国际化提供了良好的借鉴，也让我们看到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希望。

如果说有一件事值得担心，那就是我们的体制环境。中国宏观经济中的很多问题，背后实际上是体制问题，如城乡二元歧视、国有行业垄断、政府主导投资，等等，这些问题不解决，所谓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居民收入、扩大内需等目标，都无法实现。我们必须认识到，体制环境有问题，不仅会打击企业家创业、创新的积极性，更会把人们的热情引向权力寻租和短期炒作，造成贫富分化、就业困难、资产价格泡沫等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所以，进一步推进改革，建立一个公平、自由的市场环境，不仅是光华新年论坛反复强调的主题，也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实现国家富强与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

本书是第十一届光华新年论坛的思想成果。由于篇幅所限，上述介绍远远不能涵盖本届论坛的丰富内容，所以我向更多的人推荐这本书。我相信，每一位关心中国经济发展和产业变化趋势的读者，无论重点在政府改革，还是产业格局，还是个人创业与发展的机会，都能感受到它的价值和分量。

最后，要特别感谢出席本次论坛的所有演讲嘉宾。他们在繁忙的工作中抽出宝贵的时间参加论坛，与上千参与者分享他们的所思所想，是这个论坛成功的关键。我要感谢听众和媒体朋友，也要感谢为本次论坛召开付出艰苦劳动的光华师生和各位同事。和他们一起，为探索中国经济发展和企业成长的未来贡献微薄的力量，是我深深的荣幸。期待有更多的朋友参与到下一届光华新年论坛中来！

中国经济转型靠什么？〔5〕

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给了我们三个启示：第一，中国比想像的重要，甚至可以说，如果中国的重要性能被决策者充分认识到的话，金融危机也许就不会发生；第二，中国过去30年的增长模式不能持续下去了；第三，我们的内向封闭思维不再适应今天的世界。

理解经济转型：回归亚当·斯密

未来中国的经济发展需要转型，转型的方向包括：第一，从出口导向的增长，转向国内、国际市场更为平衡的增长；第二，从沿海地区主导的增长，转到沿海和内地、东部和西部更平衡的增长；第三，从投资驱动、低成本优势的增长，变为创新驱动、高附加值的增长；第四，从新企业不断进入、数量扩张的增长，到现有企业兼并重组、规模扩张的增长。

理解这些转变，需要一点理论基础，也就是200多年前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提出的财富增长理论。亚当·斯密认为，社会财富的创造来自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依靠技术进步和创新；技术进步和创新又依赖分工和专业化；分工又依赖于市场规模。一个巨大的市场，意味着更细的分工，更细的分工意味着更大的技术进步，更大的技术进步意味着更快的经济增长、更多的财富积累，反过来又推动市场规模的扩大。这就是亚当·斯密的增长模型。

从这个角度看，过去30年中国经济成长最重要的的经验，就是利用了国际市场，在国际市场上找到一个价值链上的分工，与自身的优势，特别是与劳动力优势结合起来，由此创造出令人惊叹的经济奇迹。

国内市场潜力巨大，中西部正在崛起

然而，现在看来，中国对国际市场的利用比较充分，但对国内市场开发不够，两个市场很不平衡。举个例子，2007年，中国出口占GDP的比重是37.5％，在世界十大经济体当中除了低于德国，高于任何其他的国家。而且，中国是一个城市化落后的国家，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一半以上，这样情况下出口占到GDP如此之高，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过去30年，我们的出口增长平均是GDP增长的1.5倍，这种情况估计很难持续下去。

另一方面，中国的国内市场规模非常大。就GDP来讲，中国算是半个“全球”了。例如，广东在世界上按国家算已经排在第18位，规模大于印尼；河北的经济规模已经大于香港；北京、辽宁的经济规模都大于新加坡。人口对市场规模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在中国，每个行业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因为每个人都需要衣食住行、学习、娱乐，等等。大家可以看到，足疗在中国就是非常大的行业，还可以看到中国已经有12个教育公司在美国上市，这在其他国家是很难想象的。

在过去的印象中，国际私募基金、风险资本来中国，似乎都投资于高新产业，但现在好多资本都在寻找传统产业。由于城市化的推进，传统产业在中国仍然有很好的前景。未来30年，如果每年有一个百分点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中国会增加1300万城市人口，相当于增加13个百万级人口的城市。由此产生的需求是巨大的，并不都是高科技的。中国传统产业的发展空间仍然很大。

与此同时，我们的区域增长模式正在转变。举例说，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个10年，经济增长最快的前四个省份是广东、浙江、福建、山东；第二个10年是福建、广东、浙江、山东；第三个10年变成了内蒙、陕西、天津、宁夏；2003年到2008年，经济增长最快的是内蒙、河南、陕西、山东。这说明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中西部地区的潜在优势开始体现出来，包括劳动力成本优势，自然资源优势，最重要的是土地价格的优势——因为制造业需要大量的土地，这对中西部地区的发展特别有利。

中国人口多，但人多并不意味着形成市场，一定要把人口连起来，才能形成市场。交通在这个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长期以来，我们的交通运输比较落后，但过去20年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的修建，为中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现在的问题是交易成本太高，比如我们经过高速公路的时候经常堵在收费口上，这就是一种交易成本。中国开发国内市场，关键在于降低交易成本。

投资增长不可持续，劳动力优势逐渐消失

现在的宏观经济政策都是基于凯恩斯理论建立的。它的一个基本公式是：GDP＝消费＋投资＋净出口，依据这个公式，用流行的说法，经济增长靠“三驾马车”，这驾跑不动让那驾跑。这种思维方式是错误的。比如说，投资本身是为了提升效率，如果不能提升效率，投资就没有意义；但从凯恩斯理论的角度看，无论有没有效率，只要增加投资就可以创造GDP。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宏观经济政策的恶果越来越明显。

中国的投资率去年达到67％，到了荒唐的程度。这意味着什么？打个比方，人抓住老虎的尾巴，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放开，老虎把你吃掉了；另一种是跟着老虎跑，最后累死。现在的投资就是这样一种境地。政府不追加投资，经济增长马上掉下来，如果继续增加投资，未来的问题会越来越多。这两年投资这么剧烈集中，过两年干什么，不可能每个村都通高铁吧？未来中国经济如果出现大的滑坡，一定是由这种投资过度引起的。

再看人口结构的变化。1988年，中国单年新出生2500多万个婴儿，2008年只生了1500多万，减少了1千万；1990年，每一百个就业人口新增8.5个新就业者，到了2007年，已经降到5个。可以说今天的中国社会，虽然在结构上存在大学生就业难问题，但从总量上看，正面临劳动力逐步短缺的局面。

由于人口一胎化政策，未来好多产业都面临挑战。比如劳务输出到非洲，没有人愿意去，因为家里都是一个孩子。现在我们去坐飞机，看到空姐都很年轻漂亮，到饭馆都有两排年轻漂亮的女生为你服务，这种景象10年、20年后可能就不存在了。随着廉价劳动力的优势逐步消失，迫使我们进行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

开发国内市场不同于扩大内需

如果我们很好地开发国内市场，中国的创新潜力是巨大的。但要注意，开发市场跟扩大内需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扩大内需靠货币政策，是政府的功能，是周小川的事；而开发市场靠企业家创新，是马云、王石、柳传志的事。

举例来说，经济不景气，电脑卖不出去了，扩大内需是由政府补贴或增加货币量，刺激大家多买电脑，原来一人一台电脑，现在让你买两台、三台。而开发市场是通过生产质量更高、价格更低的新产品，赢得消费者的认可，就像苹果公司生产的iPad那样。房地产也是同样的道理，你要生产出大家喜欢、有能力购买的房子，而不是通过增加贷款促使大家买房子。这两个思路完全不一样。

如果我们的思路是通过经济刺激政策扩大内需，一些转型就没法进行。比如创新，假如在宽松的货币政策下任何东西都好卖，你为什么要创新呢？中国经济转型能不能完成，关键在企业家。如果企业家都抱怨钱太少了，要求政府发更多的票子，经济转型就很难实现；如果企业家都致力于开拓市场，发现每一个未被满足的需求，我们会有很好的前景。

如何突破障碍？改革不能“空转”下去

如上所说，开发国内市场是企业家的事，但也面临很多体制障碍。

第一，我们的国有经济比重太大，占到GDP的35％以上。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在国有经济如此庞大的情况下，可以把国内市场开发出来。由于存在大量的国有企业，GDP增长不能变成消费者的购买力，这是我们消费占GDP比重持续下降的重要原因。只有真正解决国有部门问题，把更多的国有资产变成老百姓手里的股份，变成他们的资产收入，开发国内市场才会有一个好的基础。

第二，我们的产权保护制度依然不完善，好多企业家对未来缺乏信心。我们的政府权力太强大，对经济活动干预太多。当人们的财富超过一定程度以后，都想着办绿卡，移民到国外，很少定下心来，拿出真正的精力去搞创新，满足潜在的市场需求。这样一来，企业家开发市场的作用不能很好地发挥。

还有，我们的汇率严重扭曲，导致资源配置扭曲。大家知道汇率是一个价格，人民币估值偏低，会导致中国企业家更愿意出口，而不是开发国内市场。这是资源配置的扭曲，也是企业家能力使用的扭曲。有人提出用通货膨胀的办法来冲销汇率，承受更高的通货膨胀，人民币就不需要升值了。我不认为这是个好办法，还不如让人民币汇率回到合理的价位。

总之，未来中国经济的转型，关键在开发国内市场，开发国内市场靠的是企业家精神，而不是宽松的货币政策，靠的是“柳传志”，而不是“周小川”。要完成这个转变，一定要有制度方面的重要变革，包括政治体制改革。

在这个问题上，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在政治民主化过程中保持精英治理，把精英治理和民主化结合起来。要完成这个挑战，首先应该允许大家去讨论它，以各种不同的观点去碰撞和探索。但是很遗憾，现在只有少数人在呐喊，而没有纳入政府的议程，没有人去讨论我们怎么向前走，所以政治改革的前景充满不确定性。

记得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我们的改革往往是做得多，说得少；现在是说得多，做得少。谈改革很多，真正的措施没有，我打个比方叫“空转”，只踩油门不挂挡，听起来轰轰烈烈，但是不往前走。这种状况不应再继续下去了。

让企业家对未来充满信心〔6〕

给企业家创造一个好的舆论环境

现在，中国经济正面临着下滑的困难，这有多方面的原因。我认为造成这个困难不是简单的经济周期现象，有一方面的原因是我们在前几年经济形势发展良好的情况下，头脑可能变热了，对一些企业采取了一些不恰当的措施，使它的成本大大地提高。比如2007年通过的《劳动合同法》使得企业用工制度变得非常僵化，出现了大量企业不愿意再雇人的情况，还有一些企业甚至出现了经营困难。于是，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好多企业开始关闭，甚至有一些韩国企业不辞而别，还有一些企业转往东南亚国家如越南。所以，我们不要忽略我们自己的政策对当前危机的影响，我认为至少是加重了我们现在面临的困难。

在过去的30年，中国主要进行了两大改革——价格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这其中，如果没有非国有企业的崛起，价格改革不会那么成功，同样国有企业的改革也不会那么成功，因为如果没有非国有企业就没有人接手国有企业减员增效释放出来的这些资产和劳动力。可是，现在国家出台一些政策，都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针对国有企业的多，针对非国有企业的这一块举措很少。

我们要走出当前的经济困境，最重要的还是要让企业家对未来充满信心。这样，他就会去投资，提供就业机会。现在，我发现了一个不好的迹象，好多企业家没有信心，我也发现，原来不准备移民的一些企业家，现在又开始准备移民。因此，我们创造一个好的舆论环境非常重要。

一个社会最重要的资源配置是人的配置，是最聪明的那些人的配置。是最聪明的人在决定着这个社会中的人们是创造财富还是分配财富，经济是停滞还是成长。在我看来，最聪明的人最适合做的就是两件事，一件是做政府，一件是做企业。因此说，企业家对社会、经济成长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现在，我们谈30年经济成就的时候，绝对不要忘记了，没有三代企业家像接力赛那样传承的话，中国经济不会如此的成功。

按照创业背景来说，根据我对中国首富200名做的一个简单的数据统计，这三代企业家，第一代是在1988年之前的企业家，他们主要是由农民转变的企业家，55.3％都是农民或者是城市无业者出身，另外有17.1％是港澳同胞，其实这些港澳同胞大部分也是当年偷渡或者移民过去的农民，这两部分加起来就70％多。那时候稍微有门路进入政府和国有企业工作的人，都不会去当企业家，不会做私人企业。第二代企业家，71.9％是政府官员或者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出身，他们是1988年到1997年间，从原来的政府部门、国有部门工作人员转变而来。第三代企业家55％是海外回来创业的企业家，即海归派企业家。

中国第一个十年的经济增长，主要靠制造业和商业，那些农民企业家在干。第二个十年，主要靠地产和金融，那些政府出来的这些人在做。第三个十年，就是高科技产业，主要是那些海归企业家在做。

第一代的企业家，好多都是当时社会最弱势的那些群体，他们在当时做了我们所有城里人、国有企业的人都不愿意干的事，最后变富了，也使得我们第一个十年的经济成长了，保持得非常好，也为后来的改革奠定了基础。但是我们在舆论上，又认为他们有原罪，认为他们的钱不干净，这样的话他们怎么能有信心，怎么能有安全感呢？所以，现在需要政府采取一些措施，像1992年邓小平南方视察重要讲话一样，让大家觉得赚钱是光荣的事，赚钱是为社会创造财富，是给别人提供工作的事。我想，这样的话，我们的经济危机不论多么深，我们总是能走出来的。

自己要幸福，首先必须让别人幸福

现在，我们不要因为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金融危机，就认为中国不应该继续改革了。关于金融危机，我在几个月前曾经打过这样一个比方：我们一直摇摇晃晃坐着拖拉机，很羡慕美国人坐飞机，于是，我们也准备研究飞机、造飞机、坐飞机。但是，突然之间，发现美国的飞机掉下来了，我们感到很庆幸，啊，幸亏我们坐的是拖拉机。那是不是我们还是坐拖拉机好？不去坐飞机？肯定不是。我们还必须要研究飞机、造飞机、坐飞机。

诚然，没有任何一个制度可以简单地移植。不过，人类的本性是相同的，没有什么差距。人们追求幸福，这是普遍的人性，在任何国家都是一样的。问题在于，怎么让每个人追求幸福变成对别人也创造幸福的一个过程。市场经济的微妙之处是什么？就是你要自己幸福，首先要让别人幸福。如果一个企业，生产的东西消费者不喜欢，老板是不可能赚钱的。这就是所谓的一只看不见的手的调节规律。我们需要的就是这样一个制度——自己要幸福首先必须让别人幸福。至于采取什么样的措施，美国式的、欧洲式的、中国式的，可能有具体细节上的不一样，但在所有成功制度的背后，一定都是满足这个要求的，这在经济学上叫激励相容。

人类的财富是怎么创造的？是那些真正的私有的企业，它调动起了每个人的积极性，调动起了每个人的创造力，在激励相容中产生了巨大的财富。这也包括西方的金融创新。美国企业过去30年在高科技领域一直领先，给我们提供了现在得以享受的好多东西。如果没有它相对自由的金融制度，这些是不可能的。

所以，中国未来仍然要往前走，继续扩大开放，包括给金融企业更多的自由。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原来那个制度没有危机，我们是靠大量的资源把这些危机填补了，比如过去光解决银行呆坏账就花费了两万多亿人民币，这还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人均收入还不到1000美元的时候。当然，我们更开放以后，可能会出现某一些危机，但是权衡利弊发现，我们还应该继续往前走。

中国的改革，可以说是在一个“马背”上画白道道，然后再逐步把“假斑马”变成“真斑马”的这样一个过程。现在，中国的一部分“马”已经彻底换成“斑马”了，但是仍然有一部分“马”还是画着白道道的“斑马”，包括一些大的国有企业，我们已经把道道画好了，那下一步的问题就是怎么把这些画了白道道的“马”变成真正的“斑马”。为了完成这个过程，我觉得未来30年的改革重点，就应该由经济改革转向宪政制度、政治制度的改革。在未来的30年，前15年主要是建立一个独立的司法制度，对产权制度进行更好的保护，只有在这个情况下，前30年改革的成就才能得到稳固。然后到后15年，就可能改进完善民主选举制度。这样，经过60年的改革，中国应该变成一个经济上富强，又是一个民主高度发达的国家。

注释

〔1〕　本文由作者在2009年5月光华深圳分院十周年论坛上的演讲整理而成，曾收入张维迎主编的《金融危机后的中国经济》一书。

〔2〕　本文根据作者于2010年1月在第11届光华新年论坛上的演讲整理，曾收入张维迎主编的《金融危机后的中国经济》一书。

〔3〕　本文根据作者2010年11月20日在“中国经济学家年度论坛暨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颁奖典礼”上的演讲整理。

〔4〕　本文是作者主编的《金融危机后的中国经济》的序，完成于2010年4月5日。

〔5〕　本文由作者在2010第九届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的演讲整理而成。

〔6〕　本文根据作者2009年1月15日在一次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

第四编　国企的前景

国有主导无公平竞争可言〔1〕

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之所以能够迅速推动，很重要的原因是有一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这个讨论很重要，它让中国社会产生了一些共同的观念，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并由此形成了推动改革的合力。

中国改革走到今天，面对新的局面，也需要有新的思想解放运动。我想讨论的问题是：国家存在的目的是什么？政府运转的目的是什么？现在，一些人只要是打着保护国有资产或者让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旗号，什么事都可以干，普通民众也觉得理所当然，这是很荒唐的事。实际上，无论从经济学或者是政治学上，没有任何一种理论对这种理念提供支持。

我们要政府干什么？正常状态下，政府的目标应该是最大化人民的自由，最大化全民的福利，而不是最大化政府的财政收入，更不是最大化政府控制的资产。孟子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现在好多人把这个观念倒过来了。他们不是把全体民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是把政府控制资源的能力放在第一位。这种错误观念如果不能在学界、政府、媒体和社会大众当中澄清的话，好多改革都难以进行。这是我讲的第一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对政府存在的目标要有一个重新认识。

第二个意思，与这个相关，就是国有企业在这个目标下究竟应该处于什么地位。简单地说，我认为所有的企业，国有也好，外资也好，民营也好，都应该平等竞争，国有企业不应该有任何特权。但实际上这是很难做到的。

1994年联通成立的时候，连国有企业都很难进入电信市场，民营的就更没有办法进入。所以，如果要使民营企业真正得到平等的竞争机会，关键是对国有企业的行为进行严格的限制。你如果不限制，已经取得垄断地位的国有企业不需要政府帮忙，自己就可以把所有想进入或已经进入的对手卡死。而且当它卡你的时候，只要能把你打趴下，代价是多少它根本不会去考虑的。

现在国有企业，特别是垄断部门，赚那么多钱以后社会得不到回报。也就是说我们的国有企业投资的资金成本是零。如果私人买股票，或者放债，有一个预期回报，例如每年是10％，达不到的话你可能不愿意。但是，你看我们的国有企业，特别是大的集团，几十亿、上百亿、几千亿的利润，没人跟他要，这是很可怕的。它没有财务方面的约束，要消灭竞争对手的时候就可以不惜代价。

第三个意思，我要特别强调一下，就是国资委的问题。现在国资委成立两年了，我们可以看出来好多问题。国资委的目的、功能究竟是什么？按照一般的解释，国资委的目的是最大化国有资产。如果这个解释是对的话，我们马上要提出另外一个问题：谁来约束国资委？如果你的目的是最大化某一个所有者的资产的话，对于全社会来说，就要考虑谁去约束它的问题，甚至要考虑它存在的价值。

西方发达国家的两个大的企业要合并的话，一定要经过反垄断法的审查，由法院判决你能不能合并。现在我们的国资委可不受这个约束，如果它想合并下面的几家企业，没有人可以约束它。按这个规则，如果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合并起来，肯定对国有资产增值有好处，因为这样就没有竞争了。

但实际上，国家存在目的不应该是最大化国有资产。如果国家的目的是最大化国有资产的话，我们现在应该做什么呢？就是把所有的行业，包括修鞋的、卖菜的都由国家垄断起来，这样的话国有资产增值就容易多了。但这对全社会有什么好处呢？没有！只有损害。所以说，必须对国资委的定位重新考虑。否则的话，一些人打着保护国有资产的旗号，什么政策都可以出，而这种政策往往会对全国民众的利益造成很大的损害。

我还特别强调一点，如果政府结构方面没有大的调整，这些问题很难解决。20世纪80年代为什么改革能够快速推动？因为有一个相对独立的体改委。这个体改委没有传统的部门利益，对其他政府部门的决策是一个抗衡的力量。那时候，比如计委、财政部、外经贸部等部门要出台政策的时候，中央领导会听听体改委的人怎么看，这就是一种抑制部门利益的力量。而现在，基本上每个部门出台政策就是做一个汇报，领导听一听就完了，没有第三方的抗衡。所以，每个部门出台政策都在最大化自己控制的资源和权力，这对国家的发展是非常危险的事。

在研究方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本来应该超越一些，进行独立的研究，提出一些独立的政策主张，但现在的情况并不乐观。因为它一年就那么几百万的经费，据说现在每个部门基本上都去做咨询了。作为国家最高层次的一个研究机关，考虑政策不再是从全局的角度去考虑，研究的重点不是国家怎么发展，而是变成为某一个企业、某一个地方的参谋机构，这是很可悲的事。

最后，我要强调，这些问题反映出的是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就是国家作为企业所有者与公共管理者之间的角色冲突，这是没有办法调和的。中国古代就有好多理论，讲政府不能进入商业，如果它进入商业，就一定会与民争利，这是不可避免的。从现在的情况看，如果你仍然要保持政府对企业的所有权，公平竞争是不可能的。即使我们幸运，碰上没有私心的管理者，公平竞争仍然不可能；假如他有私心的话，公平竞争更是天方夜谭。所以，解决的办法还是要加快国有体制改革，特别是产权制度的改革。

推进国有企业民营化比多交利润更有意义〔2〕

第一点，我特别赞成刚才江平老师讲的国有企业的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应该从条例政策转向法律。其实，所有的变革都是这样一个过程。举一个例子，任何王朝的第一任皇帝或者皇位都是不合“法”取得的，但从王朝建立后就必须按照法律行事了。我们说第一任皇帝是不合法的，是从旧王朝的法律看的。如果从合宪性（legitimacy）角度看，推翻旧王朝可能是合理的。用中国儒家的思想来讲，因为现有的王朝太腐败，不能为老百姓谋福利，已经丧失了人民的基础，就应该推翻。这是孟子讲的。

现在我觉得到了应该从更高的法律去看国有企业的改革：究竟谁有权建立国有企业，处理国有资产？比如说，最近成立的中国投资公司，2000亿美元注册资本这样超级大的投资公司，谁有权决定设立？这个公司在成立之前已经投资了30亿美元，现在又出现了这么巨大的亏损，谁来承担这个责任？这些问题必须从法律的角度去思考。

第二点，回顾有关国有企业改革思路的讨论，里面有一个非常致命的弱点，现在面临好多问题是与这个弱点有关系的。这个弱点是什么？我们从一开始就把国有企业改革看成是国家和企业的关系，而不是国家与国民（个人）之间的关系，似乎企业本身就像自然人一样，是一个具有内在意志的整体，可以作出决策。从蒋一苇教授提出“企业本位制”，到经济学家普遍强调扩大企业自主权，都是这样的思路。这种思路的要害是回避产权问题，认为所有制、产权问题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企业有“独立性”，企业要变成“法人”，企业变成独立法人之后，国有企业的问题就解决了。无论是“利改税”还是“税改利”，都是把国家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当做两个人之间的关系。现在反映出来的问题某种意义上都与这个思路有关系，比如林毅夫教授现在特别强调企业的再生能力，都是回避产权问题。

企业也好，政府也好，都是一个制度安排，不是人。企业和政府部门都是由好多人组成的，最后受益的也好，行使权利的也好，都是活生生的个人。企业本身不会做决策，政府本身也不会做决策，企业不会享受，政府也不会享受。所有做决策的都是自然人，享受的也是自然人。企业怎么行为，怎么决策，依赖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怎么安排。比如，当我们说企业的决策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时候，我们事实上已经假定企业内部有雇员，有老板，雇员拿合同收入，老板拿剩余收入；雇员接受指挥，老板制定决策。并不是说，无论企业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何安排，只要企业成为独立法人，就会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政府也类似，并非只要被称为“政府”，就一定以国民的利益最大化为决策目标。企业利润如何分配，是否上缴国家，本质上都不是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关系，而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社会中扮演不同角色的自然人之间的关系。我们想回避产权本身，照猫画虎画出来的就是这个东西。现在面临的这些问题，需要我们从这个层次反思。只要我们继续怀疑个人产权制度，想逃开产权问题谈企业和国家的关系，最后一定落到现在这种状态。刚才你们争论国有企业应该上缴多少利润合适，但更重要的问题是谁有权决定上缴多少？

第三点，理论上讲，租、税、利三个概念是很不一样的，在市场经济情况下代表不同的制度安排。租是合同收入，税是法定收入，利是剩余收入。为什么在我们国家，这些概念老搅在一块？很简单，因为资源是国家所有的，企业是国家投资的，国家的所有者职能和公共管理职能又都是政府本身承担的，这些肯定要搅在一块。这就像一个个体户开一个饭馆，菜是自己种的，房子是自己所有的，所有服务工作都是自己干的，你非要站出来说我的资本收益是多少，工资是多少，利润是多少，就显得有点无聊。区分经营赚的利润和房子的租金对个体户只有核算意义，没有实质利益意义。一旦国家变成了资源的所有者、资本的所有者、企业的所有者，没有个人能分享剩余收入，租、税、利的区分都只是核算问题。

20世纪80年代中期进行的“利改税”和“拨改贷”我们不能否认它的积极意义，但某种意义上讲可以理解为政府与企业之间玩的虚拟游戏。计划体制下企业利润全部上缴国家，可以理解为国家对企业征收100％的所得税。利改税后利润不需要全部上缴了，实际上是把一部分利润留给企业领导人代国家投资，还有一部分利润分配给企业内部员工。拨改贷的目的就是加强核算，等于把财政的钱委托给银行，原来的企业没有这个概念，资金成本是零，拨改贷以后银行还要计算利息，资本金变成了贷款，但本质上还是资本金。十几年前我们就讨论过这个问题，国有企业领导人其实并没有把贷款真正当做债务，在他们看来，无非是原来让我从财政拿钱，现在是从银行拿钱，拿多少也是政府决定的，没有人想着以后真要还它，还要承担责任。银行也不是贷款的真正合约方，当然也就不会有风险控制的概念。所以，当贷款累积到一定程度企业没有办法还时，由政府财政买单是很自然的。政府成立的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完成了“债券转股权”。

这就是国有经济中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的模拟游戏。当然，中国的许多改革都有一个从假戏假唱到假戏真唱，再到真戏真唱的过程。没有“利改税”，没有“拨改贷”，中国的改革也走不到今天这一步。

现在的国有企业与20世纪80年代有很大的不同。国有企业的收益权有一部分事实上已经内部私有化了。国有企业的利润是否应该上缴，上缴多少，本质上是财政等部门工作的政府官员、国资委官员与国有内部员工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不上缴就是企业内部人员行使所有权，上缴到国资委就是由国资委官员行使所有权，上缴到财政部就是财政部官员行使所有权。不同的上缴比例意味着不同的所有权分配。千万不要以为上缴了就是公共利益，就是真正的国有企业。问题没有那么简单。我们并没有办法证明，更没有办法保证，企业利润由财政支配一定比由企业内部人支配对社会更好，否则我们这几十年的改革不就白搞了？假定国有企业收入全都交给财政部，全国人民就一定能分享到中石油、中移动的利润吗？不一定。要保证全国人民分享国有企业的成果，政府权力如何设定，财政支出怎么管理，都是很重要的问题。否则的话几千亿的收入再交到财政，可能从社会公共利益的角度讲不是更好，而是更坏。

有必要指出，利润作为一个制度设计，是一个责任制度，是为了加强激励，调动人们的工作积极性，特别是发挥企业家这一社会最稀缺资源的创业和创新的积极性，而不是作为政府获取财政收入的手段。

第四点，我们与其争论国有企业利润应该不应该上缴，是交给财政还是留给国资委，或者留给企业自己，不如争论国有企业应该不应该存在，国有企业是不是应该退出，如何退出。国有企业如何退出，我们可以有不同的选择。比如中石油这样资金非常充足的大公司，从香港上市到内地上市本来是一个很好的退出机会。这些企业本来已经有足够多的现金流，为什么还让它继续募集资金呢？经济上没有任何理由。一个资金多得流油的企业继续往里注资金很荒唐。正确的办法是转让股票，类似国家套现的方式。到上交所上市拿出几个亿股卖掉，买股票的收入全部划到财政，通过特别立法，作为教育基金或者社保基金都可以。如果我们当初能采取这样的方式完成H股回归，远比一方面从股市筹集资金另一方面又把利润上缴更有价值。

中国移动、中国电信的情况，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用户变成所有者，比如每年下来根据用户的实际支出，按照一定比例以股票的形式让利于用户，一步一步把国家的股份稀释，最后国家只留下少量的股票。在股权多元化情况下，国有企业赚钱了，究竟是自己投资好还是给股东好，就由董事会和股东自己讨论决定，而不是政府决定交给我好还是你留着好。我总的意思是说重点应该放在持续地推进国有企业退出，国有企业的民营化，包括大的国有企业的民营化。国家安全都不是理由，韩国最大的电信公司是SK，SK是一个私营企业，不是国有企业，三星占到韩国GDP的15％，也是私营企业，但韩国的国家安全也挺好，没有人担心。

看到方流芳的文章里有一句话，如果我们把国有企业比喻成甜橙的话，苏联、东欧是把甜橙切成块，每人拿一块，而在我们国家这个甜橙是国家的，大家都塞一个管子吸甜橙的汁。这个比喻很形象，很有深度。

国有企业太强势，民营企业就很难生存，只好选择退出。民营的德隆钢铁企业已经卖给俄罗斯人了（注：后来因为政府不批准，交易未成），听说建农钢铁也在寻找买家。民营企业本来有希望慢慢占领主战场，现在看见泰山压顶了，都不玩儿了，都找买家，最后我们就变成了国有企业全部回来了，这个很危险。如果回来能搞好也行，但事实不是这样。国有企业的利润集中在少数大企业，它们的利润有相当一部分是租金，也可能是应交的税，还有消费者剩余的一部分。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契约的基础上，企业的基础一定是每个人的权利要很好的界定，我不相信在法律上如果没有原告、被告的律师，只有一个调解人和稀泥，法律官司能够说清楚。只有有了资本所有者，有工人阶层，有管理层，也有政府，有要素市场上的讨价还价，企业生产出来的利润如何分配才可能是合理的。

公司丑闻与公司治理〔3〕

美国最近频频“穿帮”的公司丑闻与前几年的泡沫经济难脱干系。今天暴露出来的问题令人震惊，但熟悉美国经济史人都知道，类似的丑闻发生过好多次，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而且所有这些问题以美国现有的法律都是可以解决的。所以我认为，对此不必反应过度，反应过度会带来很多问题。

大部分学者都会承认，美国公司治理结构目前仍然是世界上最为有效的，虽然碰到一些问题，但不能抹杀这一点。正如再好的法律制度也不可能消灭犯罪一样，再好的公司治理结构也不可能消灭欺诈。我愿意从理论上梳理一下公司治理结构的脉络。

第一，公司治理结构是公司经营者与公司所有人之间的关系。企业产生以来，人力资本就是非常重要的，否则我们谈什么企业家。公司治理结构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人力资本太重要了，由于出钱人和管理人不同，很容易发生利益矛盾。整个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全世界公司治理结构都向美国公司治理结构看齐，这是为什么？因为竞争。有竞争之后，哪个国家的公司治理结构有效，就表现出来了。组织行为里面一个很简单的原则：你要不想承担任何责任，你就宣布对全部人负责。用利益相关者模型不能解决问题，只能导致经理不负责任。

第二，公司治理结构是一组合同。第一层，作为合同，我们必须假定签约人有足够的理性。第二层，合同是个人之间的自愿交换，对自己没有好处的合同谁会签？第三层，这个合约跟我们一般买东西又不一样。我们一般买东西，责任相对比较清楚，事后如果出现纠纷，通过合同法就可以解决。公司治理结构这个合同是很不完备的：股东承担了风险，经理是股东的代理人，但代理人的责任很难在合同中明确规定，所以只能求助于相对抽象的诚信责任。公司治理结构中的诚信原则就是这么来的。

第三，公司治理是一个激励机制。在任何组织中，每个人怎么对自己的行为负责，都不是件简单的事，对经理人就更难。公司治理结构就是要通过权力和责任的分配，使得你干了坏事承担责任，干了好事得到收益，这样你才有正确的积极性把事情做好。

这些问题要通过具体的制度安排和社会规范来解决。最重要的是产权制度，这个制度本身就是最基础的激励机制。没有产权，连签约的可能性都没有，还谈什么治理结构！我们现在对治理结构这么热衷，却老想回避产权制度，就像回避性生活却想要孩子一样，这是不可能的。治理结构最基础的就是产权制度，所谓的法人财产权不过是投资者和经理人之间的一个合同安排，类似民法中的“他物权”。没有自然人所有权作基础的“法人治理结构”，就如同没有签约人的“合同”。

专业化以后，一定是管理者不可能完全是股东，股东不可能完全参加管理，这就产生了代理成本问题。

股权的分布很重要。一般来讲，企业得有大股东，如果这个公司全是小股东的话，会出现什么问题？每个人“搭便车”，谁都不管。这时候董事权力越大，总经理的权力越大。一个有效的治理结构一定要有相对集中的股份，有一些大股东能够控制企业。当然，控制也会带来问题，可能对中小股东有一个损害问题，这就变成另外一个如何有效补救的问题。目前来讲，我们把很多问题都归结到一股独大，因为有人说美国的股权很分散。中国公司治理结构的主要问题绝对不是所谓的一股“独大”，而在于“国大”。

我们不能只看美国今天的股权结构。看一下美国的历史或其他国家的历史，分散的股权结构都经历了一个从集中到分散的长期演变过程。这个过程很重要。我有一个判断，中国目前的司法制度、法官的素质以及整个社会的行为规范，根本不足以支撑一个股权分散化的资本市场。千万不要以为解决了一股独大，问题就好办了。这就类似在1911年的时候，我们以为只要把皇帝打倒了，中国就能实现民主。事实不是那样简单。现在的问题不是只要把大股东消灭了，这个公司治理结构就好了，可能会更糟糕。如果用友软件把王文京的股权分散了，这个公司很快就会完蛋。

我为什么说中国目前司法制度和法官素质根本不足以支撑一个分散化的股票市场？为什么英美的法律能够支撑股票分散化？公司的好多纠纷是没有办法事前规定好解决办法的，只能事后根据情况判断。比如说，董事、CEO的诚信责任的标准不可能由法律制定，只能由法官事后判断。普通法最适合解决这样的问题，因为它的行为规范是在解决问题中形成的。案例积累多了，法官的素质也就提高了，就有了标准，经理就知道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官司反到少了。但这个标准的形成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不是三五年的事情。中国有多少法官能够判断出来你是否尽到了诚信责任？没有公众对法律和法官的充足信心，你搞什么分散化的股票市场？不要说我们国家现在不行，即使法国、德国这样的大陆法国家也不行。所以，你看股权分散化主要发生在普通法国家，并且是一步一步来的。股权越分散，对诚信责任的要求越高，从而对法官的素质要求也越高。这得慢慢来。

还有一个重要的治理机制就是市场竞争和信誉。没有任何一个法律能够把所有可能的状态都规定在内，没有任何一个法官能够真正判断出每一个商业行为是诚实还是不诚实的。靠什么？靠竞争。好多企业上市要披露信息，不是由于法律规定，法律不规定它也会披露，因为有竞争就得披露。有了市场竞争，经理人就要注重自己的声誉。公司可以不披露，但不披露，人家不买你股票就是了，这个道理很简单。

最后一个，显性的报酬制度也很重要。企业最难的问题是给经理人长期激励，短期激励很容易。如果股票价格能反映企业未来现金流的价值，期权能起到长期激励的作用。但如果股票价格能被经理人随意操纵，这个目的就不容易达到。现在为什么做假账，因为股票上去了，可以拿到很多钱。但这也是短期行为，现在不就露馅了吗？看来还是所有权激励最好。

中国还有三个问题需要考虑：

第一，治理结构主要是私人之间的事不是政府的事，政府监管部门应该在边缘上起作用，产生合同纠纷之后才介入，就像刑法只是惩罚已经抢银行的犯罪而不是对每个进入银行进行搜身。政府现在承担这么多的责任，买股票的人就不承担责任了。现在是股市出问题，政府就想办法救市，股民不关心信息的真假。你要求提供这个材料那个材料，会计师事务所验证，你又审批过了，你一定要对我负责，我干嘛要关心什么信息不信息？我们前几年规定上市公司盈利净回报率必须连续三年在10％以上才能发行股票，导致什么结果？不仅是造假账，更严重的是企业的短期行为。今天拿到五个亿，就让你有10％的回报，怎么可能？最简单的是去炒股，而不是投资。政府的本意是好的，让上市公司更规范，为股东考虑，但是最后却造成了上市公司的短期行为。本来应该是五年以后见效的项目，五年以后没项目，钱都在股市上，或者赔光了。

1933年之前美国没有信息披露的要求，但是该披露的还是披露。我同意一个观点，你可以不披露，但是披露了你就要负责任。就像警察看到嫌疑犯说，你可以保持沉默，但是你说的每一句话都将作为指控你的证据。你可以不披露，但是你披露的任何东西你都要承担法律责任。这样对股东是不是更好？有些东西如商业秘密，就不能披露，你怎么让它披露？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你必须说话，但你不需要对自己说的话负责。

第二，独立董事的问题。政府怎么知道三个独立董事就最优了，五个就最优了？如果人家真正需要独立董事，股东会自己选。普天之下有多少人能够当独立董事，并且真正独立？恐怕没有。大学教授当独立董事，你有多少时间？当好几个公司的董事，又要做好学问，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样一些规定带来什么问题？需要大家来思考。

第三，还有一个国有企业的问题，现在中国好多上市公司是国有企业。我们经常把国有企业的问题解释为普遍性的问题，再针对这些问题定规则。公司法规定，无形资产的比例不能超过20％，是为国有企业制订的，主要是为了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但要应用于所有企业。国有企业管好自己就行了，不能把你的规则套到所有企业上来，自己得病，让别人也跟着吃药。一股独大的问题在于股东是假的。

如果中国真正要发展，要有竞争力，民营经济很重要。我建议是不是分成两类交易所，一类让国有企业在那儿交易，再建一个新的交易所，这个新的交易所就是没有国有股的，或者国有股低某个比例（如10％）的。建立两类股票交易所，让国有股票自己交易，国有股比例掉到10％以下，可以过户转到正规的交易所来。打个也许不一定恰当的比方，大医院几乎是什么病都可以看，但是有两类病一定要分开，一类是精神病，一定是单独的医院；一类是传染病，不可以混在一起。如果精神病人和正常人在一块儿，最后可能闹到正常人都要变精神病了。

何不让电话用户成为电信的股东？〔4〕

移动电话资费偏高非常明显

定价的依据是什么，在不同产业是不一样的，如果一个产业的固定投资不是很高，它的边际成本是递增的。一般从社会角度讲，按照边际成本定价是最优的，但是如果一个产业固定投资非常高，边际成本递减，按照边际成本定价的话，运营商或者生产者就没有办法收回成本，这时就没有人愿意投资。

我们假定市话的定价是合理的，就可以作出一个基本判断，目前来讲，移动电话的定价是远远偏高的。市话需求弹性比较低，需求不会因为价格变化有很大变化。移动电话的需求弹性相对比较高，价格下降1％，移动电话的需求量可能增加2％～3％，甚至更高。那么这一类产品的特点就要求价格要定得相对低一点。

中国移动通讯这么高的利润率，从某种程度讲是有一定的暴利的含义在里面。据我所知，实际上移动通讯现在的成本已经跟固定电话没有很大的差异，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再定这么高的价，那么显然是不太合理的。

在移动通讯方面，大家可能比较经常关注的一个焦点，就是双向收费还是单向收费。这个问题本身并不重要，我想说我们可能不需要注意双向收费变为单向收费，而要注意整个移动电话的资费太高。移动电话目前的利润可能太高，需要大幅度降下来。一些公司在地方上变相的降价，这实际上也是由竞争的压力造成的。

取消初装费不很重要，关键要设计合理的收费方案

取消电话的初装费，这个问题某种意义上也不是很重要。在美国，可能有几百种收费的办法，因为电话公司有充分的竞争。如果你初装费收高了，那你平时的使用费就得降下来，如果有大的用户话务量很大，这时候对他收很高的初装费，然后收很低的使用费可能是比较合理的，这在经济上叫做两步定价。而对一些小的用户来讲，可能不需要收固定费，包括初装费，每一次打电话可能收得很高。最简单的例子，一个富人一个穷人，富人打电话需求比较大，这时候电话公司最优的办法是让他一个月交一千块钱，但他打电话就免费。但对穷人来讲，他一个月一分也不交，但是每打一次电话交五毛钱。

从现在来讲，关键是有一个足够竞争程度，让企业自由选择可能更合适一点。这样又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现在移动费用比较高。这其中一个原因是谁应该决定收费的标准问题，究竟是政府还是企业？目前我们仍然由政府决定，如果移动通讯的费用放开，由企业自己决定马上就会大幅度下降。如果你跟两家大的移动公司，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谈的话，它们都会给你这个感觉，就是如果政府允许自由定价，双向收费也可能就取消了。这个问题有两种解决办法，一种是每方面费用都降得很低，另一种是一方面不是降得那么低，但是可能取消接收方收费。就是总的我们每打一分钟，电话的费用可能会大幅度下降。

价格制定：政府和企业各司其职

如果我们要说到由政府还是由企业定这个价格，这就涉及下一个问题，就是电信业本身的拆分结构问题。但是我想基本的原则应该比较清楚，就是随着竞争越来越充分，未来老百姓和电话公司之间的费用、电话公司向零售公司收的费用可能都应该放给市场。政府集中管电话公司之间的费用，也就是互联互通的结算费用，这一部分可能在相当一部分时间由政府制定。好比你现在打一个联通电话，这个电话可能对方用户是中国电信的，你一定要通过中国电信，这个电话才有效。这时候政府要管的是联通交给移动公司多少钱，而不需要再多地考虑联通向它的个人客户收了多少钱。这是以后的方向。

电信国有：成本与收入解不开的死结

还有一个更深刻的矛盾。如果竞争足够充分的话，那我们政府就没有必要去考虑资费问题，由企业竞争来解决。但是在中国又有一个特殊的情况，那就是中国电信公司都是国有的，国有和私有之间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国有的电信公司对成本的概念不是很敏感，但是对收入概念比较敏感，就是说这个公司赚回钱，就有好处，但是成本就扔给国家、扔给政府。这样我们就面临两难选择，如果要政府放开电信所有价格，那么这些电信公司可能会形成一种恶性竞争，为了争夺市场，价格可能定得非常低，然后他可以拿到一些收入。如果要防止这种过度的恶性竞争，那政府又应该去管这个资费，所以这是我们国家解不开的死结。就是说，一方面由政府定价不合理，另一方面如果让企业定价，电信企业就会像航空业一样，出现价格混乱的状况。

所以中国电信资费价格究竟能不能理顺，最终能不能找到一个有效的办法解决，我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电信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如果电信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仍然维持国有体制的话，这个问题我想永远解决不了。

让用户成为电信公司的股东

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应该有一些思路。我们知道有一些电信公司将公开上市，逐步地解决这个问题。另外我一直主张一个办法，就是我们老觉得电信公司与消费者之间有很大的矛盾，那么我们为什么不把产权制度改革和解决这个矛盾结合起来，让我们电信企业的用户，变成电信企业所有者？好比你原来有初装费，通过一个比例，装电话的时候有多少初装费你就可以有多少股；另一类是交了电话费就可以获得相应的电信公司的股权，当然这得有一个具体的规则，规定一年使用多少电话获得多少股份。我想这是解决电信产权问题，也是解决电信企业与用户矛盾的好办法。如果客户也变成股东了，那即使电信资费高，他的怨气也就不会那么大了。

而这个办法对电信企业本身并没有多少影响，因为现在企业赚钱交给国家，以后就是交给老百姓。当然可能涉及财政的问题，但是一个国家的财政体制绝对不能以增加财政收入为目标，如果我们以增加财政收入为目标的话，最好的办法就办一家电信公司，因为只有办一家的时候，你就有垄断价值，这时候电信收入最高，利润的分成也最高。我建议政府应该好好考虑这个问题，为什么不可以让每一个电话用户都变成电话公司的股东？

医疗体制的问题主要出在政府垄断〔5〕

最近有关医疗体制改革的争论非常多，有一种非常流行的说法：现在医疗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应该归咎于市场化改革。在我看来，这种看法是没有根据的。大家总讲“看病难”、“看病贵”，其实在一个真正的市场中，“难”和“贵”是不可能同时存在的。市场化可能带来“看病贵”，但是不会带来“看病难”；如果看病又贵又难，那只能说明我们没有真正地按照市场去做。

这样说，并不是主张医疗服务都要通过市场来做。但如果将医疗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全部归咎为市场化改革的话，不仅归错了原因，而且会使下一步的医疗体制改革迷失方向，对我们未来的改革也没有好处。市场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自由竞争，但改革开放以来，医疗市场基本上是国家垄断。市场的第二个要素就是价格自由，但是医疗服务没有价格自由，特别是医务人员的工资报酬制度完全不是按照市场来做，医务人员也不具有充分的流动性。

我们现在医疗体制中存在的这些问题，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简单地说，就是政府对医疗的垄断，政府本身做不好，也不让别人做，就导致了严重的医疗供给不足。按理说，社会对医疗服务的需求增长一定高于经济增长，但中国医疗服务供给的增长远低于人均收入的增长。举个简单的数字，1978年到2004年国家的GDP增长了近十倍，而医院的床位数只增加了60％。政府垄断导致整个中国的医疗服务严重供给不足，不仅诱发了医疗费用的超常增长，而且导致了现在形形色色的其他问题。

未来的医疗体制改革，可以简单地用两个问题来概括，第一个问题，设想要达到一种给定的医疗服务，那什么是成本最低的办法？第二个问题，如果我们知道对每一种给定的医疗服务，什么是成本最低的办法，我们再找到按照国家的经济实力水平，我们应该达到什么样的医疗服务水平？在政策设计过程当中，有两个因素要考虑：一个是参与约束，一个是激励相容约束。我们设计的任何体制，如果不满足所有当事人的激励相容原则，肯定不能起到实际效果。

医疗体制改革要解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医生究竟是谁的代理人？他们是政府的代理人，还是药厂的代理人，还是患者的代理人？在过去的医疗体制下，医生是政府的代理人，在改革过程当中，很多医生成为药厂的代理人，而不是患者的代理人。我认为在一个健康的医疗市场下，医生应该是患者的代理人，应该是站在患者的角度，为患者提供服务，然后再处理与其他方面的关系。

此外，为了医疗体制改革，必须开放医院的进入权，我们现在所讲的公立医院、私立医院、盈利性医院、非盈利性医院，也就有四种可能性，一种是公立非盈利性医院，第二种是公立盈利性医院，第三种是私立盈利性医院，第四种是私立非盈利性医院。可能以后中国的相当一部分医疗服务仍然要政府的公立医院来提供，但是要留出一定的空间让私立医院存在，所以我觉得最关键的是开放医院市场，允许非国有的、私人的资本，甚至外资进入办医院。以美国目前来看，非盈利性机构在整个GDP占5％，但是，60％的社区医院都是非盈利性的，它们提供了70％的床位数，为70％的住院患者提供了服务，另外提供了30％的护理服务，这些可以供我们参考。政府有责任办医院，有义务提供基本的医保，但是政府没有权力限制私人和其他机构办医院。

如果真正允许私人的机构、公司办医院的话，我觉得还可以解决一个很重要的转移支付问题：高收入阶层选择在私立医院就医，费用通过商业保险支付，省下来的钱可以用于低收入人群。其实，医疗收费自古就有收入再分配的功能，过去乡村的郎中给富人看病收费高，给穷人看病收费低，甚至不收费。但如果继续由政府垄断医院的话，这个问题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很多国家的经验已经证明，普遍性的政府补助对富人更有利。政府舍不得让富人多付费，就没有办法帮助穷人。中国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不仅医疗是这样，教育也是这样。我们以为是为穷人，实际上是补贴了富人。让高收入阶层通过付钱从而节省自己获得医疗服务的时间，实际上也是一个双赢的选择。

我还要强调一点，无论是公立性医院还是私立性医院，无论是盈利性医院还是非盈利性医院，医院的服务人员都有权利以合法的形式得到合理的报酬。现在我们经常将医务人员收“红包”归结为道德问题，这是不太恰当的。医务人员与我们所有人一样，都有理由以合法的形式拿到合理的报酬；如果不能以合法的形式得到合理的报酬，就会导致不合法的报酬，包括回扣、“红包”等，最后污染了整个医疗队伍。如果医务人员能够拿到合理的报酬，就可以解决医务人员成为药厂代理人的问题，使得医务人员真正成为患者的代理人。

此外还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医疗价格的扭曲。治疗的价格压得太低，迫使医院不得不在药品方面寻求补偿，即“以药补医”，这个问题必须解决，否则没有办法解决医院和药厂勾结起来欺骗患者的问题。

总之，我要强调的是政府有责任办医院，但是没有权利阻止私人和其他机构办医院；政府有义务为医疗服务花钱，但不可以扭曲价格；医务人员有责任遵守职业道德，但也有权利以合法的形式获得合理的报酬。我还要特别强调，政府有关部门要在深思熟虑之后再出台一些政策，不要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乱出台一些没有办法实施的政策。

未来10年经济改革要做的三件事〔6〕

谈宏观经济管理，我想今天有一些误导，一谈到宏观经济管理就是货币政策，就是财政政策，就是我们应该用宽松一点的货币政策，还是紧一点的货币政策，就是政府应该花多少钱。我觉得真正的宏观经济管理，应该是创造一个好的制度环境。在这个制度环境下，每个人都有积极性努力生产，努力工作，都有积极性创新，企业家精神能够得到更有效的发挥，资源能够流向最有效的部门。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想最好的宏观经济政策不是政府多花钱的政策，而是政府应该尽量少花钱的政策，我们很少看到政府花钱能花的有效率，事实上，政府花的钱越多，企业家精神就越少，市场竞争受到的限制就越多。

我想未来几年，对中国来讲，经济领域最重要的是做好三件事情：

第一个要做的事情是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我们很难想像在一个国有企业占到如此大的比重，处于如此重要的地位的情况下，中国能够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国有企业已经成为未来中国经济进一步成长的最主要的障碍之一。未来，我希望在5—10年内，国有企业的比重应该下降到10％左右。这件事情本身并不难，它只是一个下政治决心的问题，不存在任何技术性的困难，因为大量国有企业，尤其中央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都已经上市了，它们的股票都有市场价格，政府可以通过市场转让这些股份到非国有部门和个人，也可以通过像英国那样半转让、半赠送的办法分给普通的老百姓。我想，如果这个步骤采取之后，中国居民的财富就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大的增长。这一财富效应会带来一个对国内市场的推动，更重要的是使我们的整个资产，包括金融资产，可以得到更为合理的利用，我们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大量的稀缺资源和优惠待遇都流向国有企业，很多私营企业不能够平等地享受这些待遇，特别是银行的贷款。这样的话，这些资源就会得到更有效的利用。

第二个中国要做的事情就是土地的私有化。中国实际上有大量的资产，这些资产并没有变成资本，它只是可以使用，但是不可以自由转让，不可以作为抵押物来获取一些资金，让人们去创业。其中最重要一块是农民手里的土地，每个农民都有权利耕作这块地，但是这块地不是农民所有的，所以农民没有权利去自由地转让它。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用的大量剥夺这种所有权的办法来进行城市化，由此也引起了很多社会不公平，和社会不安定的因素。如果我们国家能够把农民手里的土地真正变成农民的财产，这些资产就真正变成了资本，农民有了这些资本，无论他们进城，还是干其他的事情，我想都会变得更为便利，我们也可以防止在城市化建设当中对那些农民的不公正的待遇，就是廉价地掠夺农民的资产。如果这一点做好之后，我想我们中国国内的市场潜力也可以大大发挥出来，就是说我们得以使数亿人的资产突然有大幅度的增长，自然他们的消费也会有较大的增长。

我们要做的第三件最重要的事就是金融的自由化。金融的自由化，90年代已经开始，但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特别是最近几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这个步伐基本上是停止了。我们错误地理解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原因，认为它是来自金融自由化，所以我们的政策发生了一些逆转。其实事情不是这样，对中国来讲，非常重要的一点，是真正使得金融变成市场，而不是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误解，认为如果没有政府在这方面强有力的管理，我们的金融秩序就会出现混乱，其实并不是这样。我们看看200年前，那时候没有中央银行，也没有银监会，要成立一个票号或钱庄的时候，并不需要任何政府部门的批准，但山西票号100多年历史里，经营状况非常好，并没有出现那么多的欺诈，他们的信用是非常好的。

我们讨论金融秩序的时候，还有一个误解，好像只有政府规定的秩序才叫秩序，老百姓数千年形成的秩序就不是秩序。这是完全错误的。我们看一下最近发生的所谓集资案这个事件，老百姓没有真正资金、资本交易的自由，由于没有这些自由，使得我们大量的企业家不能得到他们自身发展需要的这种资金，就出现了所谓的非法和不合法的集资。下一步金融领域真正的改革，最关键的不是说利率市场化的问题，这个当然非常重要，最重要的是放开金融市场，让更多人有权利成立各种各样的金融机构，只有这样，我们中国的资金才能够得到合理的利用，中国企业家精神才能够真正地发挥出来。

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三个方面，国有企业的自由化、土地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未来一二十年中国经济就会有一个好的前景！

注释

〔1〕　本文是作者2005年在天则经济研究所一次研讨会上的发言。

〔2〕　本文是作者2008年在天则研究研究所讨论会上的发言稿。

〔3〕　本文是作者于2002年8月13日在《经济观察报》论坛上的演讲稿。

〔4〕　本文是作者在第44期IT沙龙上就电信业的资费与改革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原文发表于2001年8月9日的人民网－市场报。

〔5〕　本文根据作者于2006年3月10日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卫生经济与管理系举办的“国家药品集中招标与采购政策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发表于《健康报》2006年3月16日。

〔6〕　本文根据作者于2012年3月17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经济峰会”上的演讲整理。

第五编　企业的生命

寻找绿色经济的商业模式〔1〕

我们知道中国有句古诗，春江水暖鸭先知。这是自然界的现象，鸭子能够预知到气候的变化，经济和社会的变化谁是最好的预测者？按道理应该说是企业家。企业家应该是对未来最敏感，最有判断力的人群。当然我不是说他们不会犯错误。平均而言，他们犯的错误又比其他人群要少。这也是我们需要企业家的一个重要原因。

如果企业家不能够比其他人群更有能力判断未来，那么企业家的存在也就没有价值。现在我们所有企业家都谈绿色经济，所以我相信这个判断是正确的。但是问题是，我觉得现在有一种倾向，好像一提到绿色经济，就马上想到说政府要做什么，马上可能不市场运作了，先对立起来。我想绿色经济只有通过市场才能真正的实现。其实我们看到，当一个市场不能运作的时候，导致的浪费会非常严重的。比如前年四川发生地震之后，市场当时就无法运作了，出于爱心，我们可以捐好多的物资，但是可能有过多的方便面运到那个地方，有过多的矿泉水运到那个地方，现在看灾区很多建筑设施也是超标准的。这是不是符合绿色呢？我觉得可能值得讨论。

我的意思是说，任何情况下只有我们能够通过市场的运作，才能使得发展可持续。具体来讲，跟我们企业家来讲，我们是不是可以找到绿色经济的商业模式？如果我们找不到一个商业模式，绿色经济最多只是一个口号，是我们每年都可以讨论的口号，没有可持续性。商业模式的本质是什么呢？绿色公司是不是比传统的不太绿色的公司更赚钱！进一步来讲，也就是我们这个社会消费者是不是愿意为更环保和更低碳的产品和技术支付价格。我要特别强调一下价格的功能，离开了价格，我们不可能有绿色经济。

首先价格是一个信号，好比我们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我们绿色要绿色到什么程度，低碳要低碳到什么程度，谁能够告诉我们？最终只有价格。

我们没有办法相信靠某一些人坐在屋子里面确定那个标准就一定是对人类最好的标准。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好比说一次性筷子和重复使用的筷子，如果离开了价格，我们没有判断办法判断哪一个更绿色。有人说可能一次性筷子浪费了好多的木材，其实我们想一下，制造这些一次性筷子的木材，如果不造筷子，它能做什么，到时候也要砍伐。重复使用的筷子可能更绿色，但是它消耗好多洗衣粉和消毒剂，如果消毒不干净又引起其他疾病传染，导致住医院，要吃药，又导致大量消耗。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判断一次性筷子更绿色还是重复使用的筷子更绿色。

第二，价格是一个激励机制。我们没有办法改变人的本性，只有通过利益的诱导，人们才会作出正确的选择。如果我们想节约用水，最有效的办法或者唯一的办法就是你要把水价提高。我们要节约能源，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把能源的价格提高。如果我们不想提高水的价格，另一方面我们又要节约用水，我想这个目的是达不到的。第一点，告诉我们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第二点，能够激励人们选择正确的行动，这就是价格的功能，非常重要。

我们的绿色要进步最终一定来自技术创新，没有技术创新，我们不可能真正改变增长模式。但是价格和利润是决定绿色技术和低碳技术的选择标准和动力。好比说我们石油价格足够高，就会诱发更多的新能源技术开发，那个时候我们就可能不再需要石油，其实从历史上来看，在西方使用的照明用的是什么？用鲸鱼的油。到19世纪鲸鱼快捕杀完了，所以它的价格非常高，促使人们发现石油，石油用了一百多年，用到现在，觉得石油不环保，要枯竭。所以未来的替代品在技术上要有根本的突破，仍然需要商业模式。

产权界定很重要。要有市场就得有产权，有了市场我们才能找到绿色的途径。未来低碳市场、碳交易可能是一个最有潜力的市场。

当然我们影响市场还是有办法的，就是改变消费者的偏好，因为偏好在影响着需求，而舆论和教育是可以影响人的偏好的。好比我们一个人应该几天洗一次澡，如果我们每天洗一次澡的话，我们花费的水要多得多，如果像在农村一个月洗一次澡的话就比较环保。当然我也没有办法告诉你洗几次为合适，但是从用水的这方面讲，肯定是洗的次数越少越绿色、越环保。但另一方面，洗得少了也可能染上某一种疾病，这种疾病可能住院，又会引起其他的消费。

还有一个例子比如说使用动物的皮革和人造皮革。日本人信佛教的多，汽车只有3％的皮革是用动物的皮革，而中国的汽车20％是用牛皮皮革。如果我们通过教育使得人们觉得使用牛皮有一种犯罪感的话，我想更多人就不需要牛皮了，牛皮的价格就会掉下来，包括我们穿的鞋。当然这会有另外一个问题。如果牛皮价格掉下来了，牛肉的成本就会大幅度上升，因为养牛的成本只能更大比例分摊在肉上了。现在牛皮可以分担相当一部分成本，显得牛肉相对便宜。所以结果怎么好，我也不清楚。还有吃肉和吃素的问题，如果中国人信佛教的话，吃肉就大大减少。

我想有一些事情可以很简单地做起，好比说桌子上，我们开绿色会议，但是看看我们吃饭的时候浪费了多少，我们在桌子上浪费了多少？今天好多的宴会一半的食品，至少三分之一的食品都是浪费的。我想如果每一个企业家从这个做起的话，是不是会立马见效？

我还想讲一点，不要把绿色、环保与工业文明对立起来。公元前10000多年前，那个时候没有工业文明，但气候变暖，冰盖融化了。汽车今天被认为是污染的重要源泉，但汽车发明时，当时是解决城市环境的最好手段，伦敦大街上都是马粪，环境非常糟糕。非洲好多地方没有工业文明，但是它们沙漠化非常严重。我特别想讲一下我的家乡陕北高原，几百年前植被是非常好的，后来破坏了。到改革开放前，我在农村的时候山是光秃秃的，很少有树木，更不要谈草地了。那么这个时候也没有工业文明，但是人类仍然过度开发。今天再去陕北，从鄂尔多斯走高速公路，一路到榆林、延安、西安，绿化变得越来越好了。为什么？这个地方有钱了，发达了，老百姓不需要上山砍伐了，还有退耕还林的政策，植被自然恢复非常快。如果没有工业文明，我们现在面临的环境可能要糟糕得多。其实人类是很无知的，我们的行为对外部环境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并不清楚，包括气候的变化、温度的上升，究竟多大程度上是由于人类的行为，我们不是很清楚。我们现在只是一种猜想。

当然，我们要作出比较谨慎的措施。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仍然要有适当的平衡，包括我们好多措施，它可能要搞很长的时间才能见到效果，如果我们觉得它有很大风险的话，最好要防止这种现象的出现。好比我们讲焚烧垃圾，在几年前我们仍然认为这是解决环境问题的办法。现在又听说焚烧垃圾产生有害气体，对人有很大的伤害。还是回到刚才讲的，经验证明，只有市场是纠正错误的最好办法，现在有些错了，发现市场慢慢通过价格的调整和利润或者亏损的惩罚，使我们纠正我们的错误。所以我们在这方面还是应该对市场予以信心。

我们也经常会拿后代说事儿。人类必须关心后代，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个人都一样，但究竟什么有利于后代，什么对后代没有利，我们并不是很清楚。在我的老家有一个真实的故事，一家弟兄两人，父亲给两人留下相同的地，哥哥为子孙考虑，守着这块地，一直看管它，精心耕种它。弟弟把地卖了，拿着钱出去上学了，后来当了大官，买回来好多好多地。后来弟弟又出问题了，土改时他是地主，把他斗死了，孩子也抬不起头。你说哪种做法对后代好？现在大家一打着“绿色”、“低碳”的旗号就好像占据了道义的制高点，其实像我刚才讲的，对人类的未来我们知道得非常少。当然我们企业家也是追求政治上正确的一种人群，所以我们也要顺应时事，但是我们应该允许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观点在表达。我们好多企业都是有既得利益的。现在非政府组织好像变得更高尚，我只想提醒一点，任何组织都可能变成既得利益集团，而不仅仅是企业。所以在这个时候，我想用人类的历史证明，有多种声音总是比只有一种声音要好。

企业常青之道源于不断创新〔2〕

我今天讲的题目是基业常青与创新的问题。我们做企业的都希望做一个百年老店，但是真正能成为百年老店的企业并不多。为什么基业常青如此之难？第一，市场环境在不断变化，即使你开一个餐馆，如果你的菜单老是一样的，你的饭菜配料老是一样的，服务也都是一样的，我想用不了多久可能去光顾你餐馆的人会越来越少。在全球化时代，消费口味的变化，可以说比任何时代都要来得快。第二，技术变化太快。在90年代，我们都知道不少人靠BP机、寻呼机产业发财，现在已经找不到这样的产品了。我在80年代工作的时候，办公室用的都是四通打字机，但没过几年，个人计算机全面进入办公室和家庭之后，这个机器便没有任何价值了。索尼公司的Walkman曾风靡全球，但现在被MP3取代了。第三，新的竞争对手在不断进入市场，不断摧毁原有具备竞争力的企业；没有任何企业敢说没有竞争对手，连微软这样的企业现在也受到Google的挑战。第四点，非常重要，就是企业本身在不断老化，很多成功的企业最后败了，就是败在它们自己的手里了，它们可能有太多的遗产要保护，太多的投入不能放弃，不愿意继续创新，不愿意否定自己，最后就消失了。

表层的竞争力取决于深层的竞争力

我们做企业的最重要的是要理解企业究竟为什么存在？企业的价值在于为客户创造价值、为社会创造价值。我想这是我们始终要记住的。任何时候你要基业常青，就要不断地为消费者创造价值。用一个简单的说法，就是说我们得给客户一个说法，客户为什么买我的东西，而不买他的东西？作为商学院院长，我经常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学生愿意来光华管理学院，而不是去其他学院？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强硬的理由使得我们的客户选择我们的产品，而不是竞争对手的产品，那我们没有可能基业常青。

这样就走到另外一个问题，我们一般讲的，你的竞争力在什么地方？在此我愿意跟大家分享日本管理学家腾本龙宏的一些思想。在《能力构筑竞争》一书中，他把企业竞争力划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表层竞争力，就是说表面上、市场上我们看到的东西；第二个层次是深层竞争力，我们一般客户没有办法看得到的东西。表层的东西，好比说你的价格比别人便宜，具有吸引力，这是客户能够看出来的；你的交货期比别人更及时，你的产品广告内容更具有震撼力等，这些都是消费者，就是买你东西的人直接可以看到的。

但是实际上所有表层的竞争力最终要取决于深层的竞争力。深层的竞争力就是消费者没有办法直接评价的，说到底，就是你真正创造价值的能力。比如说，你的生产效率、你的生产周期、你的产品合格率、你的产品开发周期，等等。同样的资源和要素，你是不是比别人为消费者创造更高的价值？你生产的产品在出厂前可以检查，不合格的可以不上市，消费者看不见，但如果你生产的合格率比如只有70％、80％，那意味着你有20％、30％的资源在浪费，长远来讲你的企业很难有竞争力。而这些深层的竞争力又取决于你企业本身的组织能力，就是你怎么用不同的要素去创造价值，提升你效率的能力。由组织能力决定你的深层竞争力，然后表层竞争力，最后到你的业绩表现，也就是说你赚了多少钱和有多大的市场份额。

在企业的运作当中，还有其他的外部因素也非常重要，但我们很难控制。比如说同样的企业，什么都没有变化，就是由于宏观政策发生变化，好比利率调整了，汇率升值了，原来出口是赚钱的，现在又亏损了。这些东西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只有我们有深层的竞争力，我们才能够适应宏观的波动。以日本汽车企业为例，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从70年代的300多日元升值到90年代的100日元，日本的汽车在国际市场上为什么仍然是三分天下有其一？就是以丰田为代表的生产方式，本质上要比美国的汽车企业具有更高的生产效率、更快的开发周期。

在中国，我们必须坦率地讲，太多的企业把注意力放在表层的东西上，我们习惯于打价格战、习惯于包装、习惯于做广告。但是这些都是表层的竞争力，不是深层的竞争力，表层的竞争力是很容易丢失的。举一个例子，如果我们在手机的外表设计上搞一些花样，比如镶一颗钻石，我们的手机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卖得非常好，但不可能持续。

衡量深层竞争力的标准

谈到深层的竞争力，我要重复一下我在中国加入WTO之后的2001年讲过的几个特征，或者说衡量一个企业是不是具有深层竞争力的标准。我用12个字来概括，就是“偷不去，买不来，拆不开，带不走”。第一是“偷不去”。我一直在劝告我们的企业，随时想一下你的企业当中有什么东西是别人不能偷得去的？这个“偷”不一定是物质上的偷，尽管这一点是软件企业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假使你做的东西很容易被别人模仿，被别人复制，那就不具有竞争力。

第二是“买不来”。你要问一下你所制造的东西是不是市场上可以买得来？是不是别人比你做的更好？比如说你的计算机企业可以自己开发芯片，但是你是不是能够做得比独立的芯片供应商更好？如果不能做得更好，你去开发它是没有竞争力的。甚至人才也不一定是核心竞争力，因为人才越来越有市场，再好的人才都有了市场价码，问题是谁能为这样的人才付得起最高的市场价码？现在中国软件业好多的精英人才都被微软、Google等这样一些公司挖走了，为什么？因为它们能够付得起更高的价码，而它们之所以能够付得起更高的价码，是因为这个人在它们的企业里创造的价值比在中国自己的企业创造的价值要大。所以人才也不一定是核心竞争力。

第三是“拆不开”。看一下我们企业里不同的人之间是不是有高度的互补性？不同的业务合在一起是不是有更大的价值？比如说一个企业有四个部门，或者有四个产业，如果每一个部门、每一个产业分拆开来有更大的价值，这样的企业是不可能长久地维持在一起的，一定要解体。每一个企业都要问一下，我这部分业务拆出去以后，我的效率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如果拆出去是提高了，那你就应该把它拆出去。

第四是“带不走”。我们要问一下，我们企业所拥有的东西，是不是属于某些个别的员工？如果这些员工离开我们，我们还有什么？如果没有，比如说客户都是客户经理的客户，如果他离开了，这个客户就不会来我们这儿了，那么我们没有竞争力。

我想这12个字是检验、拷问我们每个企业是不是真正具有深层竞争力的一个标准。我们去麦当劳吃饭，不是因为麦当劳里的任何一个人，麦当劳的CEO换了，店长换了，服务员换了，不会影响麦当劳的生意，这就是它的核心竞争力。在此我想特别回忆一下我当年和王文京两个人交流的时候，我说你现在害怕不害怕你的人走？他说记得早期是害怕的，因为他出去以后和我卖同样的东西，现在不害怕了，即使他卖的价格比我低一半，客户也不会跟他走。为什么？因为用友有了自己的品牌，有了客户对它更高的信任。在财务软件这个领域，要与一个已有品牌的企业竞争不是很容易，所以用友走到今天，与它建立一个良好的品牌是有关系的。我们好多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员工可以把它的资源和客户带走，就是因为没有品牌。

深层竞争力源于不断创新

我前面讲的衡量一个企业的深层竞争力，但其实是一个静态的深层竞争力。如果动态地看，事情都在变化的。今天偷不去的东西，明天人家就可以偷得去；今天市场上买不来的东西，明天可以买得来；在过去可能拆不开的东西，现在可能拆开了；过去带不走的东西现在也可能带得走了。为什么现在这么多的软件外包，原先程序都是自己写，现在不需要自己写了？因为现在可以买得来。所以对一个企业来讲，你要生存，就要不断地创造这种“偷不去，买不来，拆不开，带不走”的东西。每一个企业领导人都要不断地拷问自己：我现在的竞争优势还能支持多长时间？过了这个时期以后我还有没有可能生存？这就提到下一个问题：如何保持一个企业持续的竞争力。

持续地具有那些“偷不去，买不来，拆不开，带不走”的东西，我想原因可能很多，但是最根本的一点是创新。我讲的创新包括我们今天要讨论的经营管理创新，但是作为企业来讲，你经营管理创新再好，如果最后不能转变为为客户创造价值的创新，那是没有意义的。也就说，竞争力最终还要取决于我们的产品是不是使得客户更为满意，客户是不是愿意为我们支付更高的价钱。如果不能够做到这一点，其他的创新都没有意义，因为企业存在的价值，是要为客户创造价值的，而不是自身做得多么完善，看起来多么美好。市场的本质是好是坏，由客户说了算而不是商家说了算！

我们还要注意到，市场竞争越激烈，竞争优势损失的速度也就越快，维持竞争力就越难。创新是核心竞争力得以持续存在的关键。我还想引证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的一句话，他是创新理论之父，所有有关企业创新的原创性思想都来自他，他说创新是什么？创新是“创造性的破坏”，创新意味着你要毁灭自己的过去，创新意味着你在这个产业里毁灭已有成功企业的过去。我们知道现代的好多技术是毁灭了过去，计算机把打字机这个产业毁灭了，DVD把录像机毁灭了，MP3把Walkman毁灭了，这就是创新。

对企业来讲，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认识到创新应该是一个公司行为，不是个人行为。我们不要想着创新只是某些聪明的人脑袋的灵感的泄露。创新是一个正规化的、常规化的操作程序，作为一个成功的企业所具有的创新能力是来自整个制度的设计。这一点坦率地讲中国的企业做的是比较差的，看看我们现在的专利，将近三分之二的专利是个人专利，不是公司专利，而在美国这个比例恰恰倒过来，也就是说三分之二的专利都是公司的专利。在中国好多情况下创新仍然是个人的行为，而没有变成公司的行为。

我们必须认识到，创新需要持续的资金投入，舍不舍得花钱非常重要。很遗憾，我们中国的好多企业在创新上是舍不得花钱的。我们看一下绝大部分中国企业，或者总体而言，在广告上花的钱远超过它们在研发上花的钱。签订一个广告合同在中央电视台几千万，但是要在创新上、研发上让它们投入几百万，它们都觉得没钱。

我们还应该认识到，创新是一个持续的、持之以恒的过程，必须要有足够的耐心，没有任何一个创新是立竿见影的。我举一个例子，宝洁公司在20世纪50至60年代生产的小孩儿用的一次性的尿布，从开始研发到投入市场花了十年的时间，不是由于产品质量问题，而是怎么能够让这个尿布的生产成本降低到普通的老百姓可以接受。比如每一块尿布不超过3.5美分，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一块尿布的成本在10个美分以上，没多少人会买你的尿布，所以从研发开始一直到投入市场，把尿布的价格降到市场可接受的程度花了整整十年的时间。好多的创新可能眼前看不出成果，但是它为未来的创新提供了基础。我们有没有这样持之以恒的心态来做这件事就变得特别重要。

我还要特别提到，刚才我们已经谈到中国好多企业喜欢做广告，喜欢在营销上花钱，现在变了一个法子，叫做“社会责任”，实际上好多是与营销活动相关的。营销活动只能创造表层的竞争力，营销不可能创造深层的竞争力。昨天我在和龙永图先生一块谈话的时候，我们俩都谈到这个问题，就像一个人一样，你要想被人喜欢，你就要锻炼身体，使得身体非常健康，如果你净是化妆，搞表面的现象，没有人会真正持续地喜欢你。世界上没有一个公司的基业常青是靠广告做出来的，除了创新没有其他的办法。

创新是持续的知识积累

接下来我要谈到企业的知识积累，如果没有长期的知识积累企业是做不到创新的。我们可以把知识从两个角度分类：第一个角度是根据知识的可以表述的程度来分类，第二个角度是根据不同部分知识相互之间的关系来分类。

从知识的可以表述的程度看，学术界一般把知识分为显性知识和默性知识，或者说客观知识和经验知识。显性知识是可以编成密码的知识，这类知识很容易传输和传授，比如我们写了一个说明书，大家只要看这个说明书就可以操作这台机器，那就是显性知识。默性知识，就是没有办法用文字和语言准确表述的知识，只能不断地去体验它，也没有办法从书本上学到，要靠经验去积累。像我们开车，我们不可能看一个说明书怎么开车就去开车，要真正开好车需不断地实际地练，这就是默性知识，它是经验性的。

从知识的相互关系来讲，我们把知识划分替代性知识和互补性知识。替代性知识意味着有了知识A就可以不需要知识B，或者说这两个知识创造的价值是可以简单相加的，如果知识A创造的价值是100，知识B创造的价值也是100，它们两个一起创造的价值就是200。但是互补性知识的价值是不可相加的，它们合在一起的价值远大于独立创造的价值，可能是乘积关系。

这样，企业可以积累的知识有这四类。第一类叫做替代性的显性知识，第二类是替代性的默性知识，第三类是互补性的显性知识，第四类是互补性的默性知识。对于企业来讲每一类知识都很重要，但是真正决定竞争力的不是显性知识，不是替代性的知识，而是默性知识和互补性知识，也就是互补性的默性知识。企业最需要积累的就是互补性的默性知识，我们就要拷问一下我们在这方面有多少。这里我要强调一下，一个优秀的企业和一个不优秀的企业相差有多大？可能不会超过5％！因为企业当中大量的知识，都是大家共同使用的，这是入场券，没有入场券你就没有资格进入，但有了入场券不意味着你能成功。决定你成功的就是那5％，甚至2％、3％，这包含在互补性的默性知识里。因为它是互补性的，所以用我前边的标准是拆不开的，也是带不走的，拥有互补性知识的员工是不愿意离开的企业的，因为一个人在这个企业的工作效率没有办法带到另一个企业里面去；因为它是默性的，所以不容易被偷走，不容易被模仿，不容易在其他企业复制。如果我们把中国最优秀的企业的员工重新组织成新的企业，重组后的效率肯定没有原来企业的效率高，因为他们拥有的大部分的由经验积累的默性知识已经消失了。那么，我们的企业，是不是我们有积极性、有耐心不断积累互补性的默性知识？

我举一个例子，大家知道松下是一个很优秀的公司，在80年代松下公司要推出全自动家用烤面包机。这样的新产品要在市场上获得成功，一定要烤出来的面包的质量不能比市场上买得到的面包差，否则是没有任何价值的。但是他们设计了好久也没有能解决质量问题，烤出来的面包总是不那么满意，颜色是不一样的，口味也不是很好的，原因何在不清楚。但当他们了解到大阪国际饭店的面包是全大阪最好的面包时，就派了八个人的开发小组到大阪国际饭店实习了两个月，跟着那里的师傅学烤面包，最后明白面包的真正质量决定于揉面的过程，他们把这种默性的知识掌握了，然后运用到机器的设计，最后取得了成功，成为松下公司最赚钱的小家电。为什么市场上机器包的饺子不如手工包的饺子，可能是同样的道理，我们生产饺子机的厂家没有掌握包饺子的默性知识。

在我们企业当中，比如说软件行业，你的销售人员，你的财务人员，你的技术人员，他们之间的知识应该是高度互补的，而且好多是默性的。如果我们搞技术的人，不懂得企业管理的一些基本知识，不能理解销售人员在讲什么，财务人员在想什么，我不相信他能够编出来一个企业感到用起来非常好的ERP软件，所以我想对包括用友这样的企业来讲，建立互补性的默性知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企业的竞争力当然最后要表现在利润上。但是真正的利润从哪儿来？实际上就是来自你的创新，产品的创新，工艺的创新，等等。但创新不是技术上的花样翻新，而是你用同样的资源创造出消费者愿意支付更高价格的产品，或者用更少的资源、更低的成本生产出同样质量的产品；创新一定要经受市场的考验、消费者的检验，像前面提到的宝洁公司生产的小孩尿布一样。当然，任何企业的创新都面临着不确定性，如果没有不确定性，没有风险，创新就不会赚钱。一句话，利润来自创新和不确定性。只有最有眼光的企业家的创新才能成为企业利润的增长点。

在这个场合，我觉得还有必要重复一下我曾在另外一个场合讲过的对中国企业创新的判断。我强调创新，强调不确定性，其实我们中国的企业也一直在忙着创新，也一直在忙着应付不确定性。那么，中国企业与西方企业有什么不一样呢？就是西方企业面对的主要是市场的不确定性、技术的不确定性，而我们中国的企业要用太多的精力和时间关注政策的不确定性，应对政策的变化；西方企业的创新主要是产品的创新、技术的创新、商业模式的创新，也就是如何为消费者生产更高的价值，而中国企业大量的时间忙于所谓的“制度”创新，就是产权改革怎么搞、奖金能不能发、股票期权能不能搞，等等，而顾不上产品的创新。在全球化竞争的时代，长期这样下去是不行的，因为消费者在乎的是你为他创造的价值，而不是你自己有多忙。当然，经过这几年的改革，特别是WTO之后，中国企业的制度环境已有很大的改善，相比于过去，中国的企业现在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研究市场的不确定性，从事产品创新。

做“枣树”，不做“桃树”

在我的老家，我小时候就听过这样句话，就是“枣死三年不算死，桃活四年不算活”。一棵枣树三年不出叶子，不结枣子，你以为它死了，但是它其实没有死，第四年就可能活过来了。一棵桃树，你栽下去了，看着它连续四年都枝叶茂盛，你以为它活了，但到第五年，你可能发现它突然死了。为什么有这样的不同？因为这两种树的根是不一样的，枣树的根扎得非常深，所以不容易死；桃树的根非常浅，所以一旦外部气候环境变化，它就难以继续活下来。我希望中国的企业是枣树，而不是桃树。我们不要追求短期内红红火火，做太多的表面文章，而要着眼长远发展，把根扎深，打造真正的深层竞争力。现在企业越来越注重风险控制，其实，构筑深层竞争力是最好的风险控制。世界上任何一个成功的企业都有危难的时候，事实上只有经过危难的考验、经过死亡考验的企业那才能称得上是成熟的企业。所以即使在经营当中遇到困难也不要灰心，这是塑造伟大企业的时刻，因为有了这种困难才会迫使你不断创新、不断构筑核心竞争力。

民营企业如何做强做大〔3〕

我今天讲的题目是民营企业如何做大做强，主要针对的是有点雄心抱负想把企业做成一个事业的这样一群人，而且我相信在座的大部分民营企业都有这个雄心。

首先我们看其实在过去20多年来，民营企业经历了非常快速的发展，有一些企业倒闭了，有一些成长壮大了，在8月份全国企业协会搞的中国500强企业的排行榜中，我们看到民营企业占到15.8％，而在2002年的时候只有3.8％，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而且我预期这个比例每年都会提高。

我们看到在所有这些效益指标里面，民营企业在这500强里面的效益指标高于国有企业，这是值得我们欣慰的。我们希望把企业做大，每个人都有好多的理由，我们为什么要关注这些大企业？我们知道，从数量上讲任何国家都是中小企居多，大企业的比例也就百分之几，甚至不到1％，我们为什么关注它？它对于社会有什么意义？

一个大企业其实就是一个包工头，销售收入中只有10％～30％是自己创造的增加值，以20％计算，中国500强企业创造的GDP是17％左右。我们重视大企业，大企业是行业的领军企业，这个行业往什么地方发展，技术标准都是它制定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大的企业决定社会资源在全世界范围内的配置，包括它的设计、生产、销售。现在全世界的这些大企业，像500强企业，它的能量已经超过很多的国家，它在全球范围内来调配资源，在设计人才最好的地方设计，在成本最低的地方生产，在市场最大的地方销售。大企业也是技术进步的领导者，全世界研发的80％，技术创新的71％，由500强创造和拥有，62％的技术转移都在500强内部进行。

我今天还想特别强调一个观点，就是我一直强调的，大企业有非常重要的功能，它是整个市场秩序的维护者，就是说一个社会市场秩序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没有足够多的大企业，而且这些大企业承担起替消费者监督所有价值链上的生产者的责任。利润来自责任，大企业很大程度上靠承担监督责任而赚钱，从这一点可以说我们国家现在说市场秩序混乱，就是缺少足够多的、而且承担起这种维护市场秩序的大企业。

大企业在产业价值链当中，附加上的那部分只占10％～20％，但利润的比例要远远高于这个。为什么？最主要的原因是它承担的责任，承担替消费者监管的责任，所以产生了这个利润。只有你有能力承担起这个责任，你才能赚钱。服务业在价值链当中占的比例相当高，而且越来越高，为什么？因为我们消费者离生产越来越远了，我今天买的东西都不知道哪生产的，我们为什么要信任它？最终售给我们的企业愿意承担责任，所以我们愿意付钱给它。这是我们关注大企业的理由。

我们怎么做成一个大企业？我先给大家讲一下发达国家的经验，我总结出以下几个理由。

一是有没有核心技术。我们看微软和英特尔这些公司就是靠核心技术做大的，有了这些核心技术，所有的公司都要和它合作，成为它的供应商，所以它可以做大。

二是成本优势。你有了成本优势，你就可以做大，这个在制造业方面表现比较突出，在服务业方面就表现得不是那么明显。

三是供应链管理能力。从原材料到零部件的加工，再到销售，你的管理能力如何？我们看一下CISCO、戴尔、沃尔玛，它什么都不生产，靠什么成为全球最大的公司？就是供应链的管理能力。DELL能够把计算机全部的技术工序很好地管理起来，所以你在跟它订计算机的时候，它可以及时地供货，CISCO也不生产东西，沃尔玛就更不生产东西了。

我们看联想和戴尔，联想销售收入利润率10％，戴尔达到30％，戴尔创造价值是通过外包出去，联想现在很多的东西在自己做。

四是品牌。品牌是一种责任，消费者是非常无知的，因为他们无知，就愿意给那些信得过的企业付钱，不愿意给那些信不过的企业付钱，我们知道一些服务业、汽车等，像耐克、宝洁公司等就是这样的企业。

五是垄断资源。一种是自然资源，一种是市场资源，比如说资本，信贷是垄断的，只能从银行得到贷款，得到贷款就可以做大，得不到就做不大。还有行业管制，如果国家对行业进入有很强的管制，进入的企业就可以变大，进不了就变不大。

如果用排序的话，我不能说严格按照这个序，说哪个重要，第一、第二、第三不太好总结，我想前四个理由是构成竞争性市场上做大企业的最核心的东西，一个企业要做到这样的程度，这四个是互相影响的。如果你有核心技术，就可能有成本优势，有了成本优势，就有了供应链的管理，然后就有了品牌，这四个是连在一起的。

中国500强何以大？资源垄断第一，这是最重要的。我们看所有这500家里面赚的利润47.4％来自其中的10家企业，这10家企业是石油、化工、电信等，全是垄断型企业，当然没有我们的民营企业在里面，这就说明很大的问题，中国要做大的企业，要靠垄断。但我不主张民营企业你应该享受到这个。

第二个是规模经济，我们的制造业在500强里面占到56％，中国的很多制造业还是靠廉价、低成本、规模经济这样来做大的。

第三个谈到品牌，进入2005年《世界品牌500强》的中国品牌4个：海尔、联想、CCTV、长虹，我们中国很多的企业做大不是靠品牌。

第四个是供应链管理能力，这是非常弱的。

最后一点才是核心技术，中国很少有企业敢站起来说，我是做核心技术做大的。中国最大的500家企业里面，R&D支出占销售收入的比例是1.05％，只有106家的研发费用超过1％，三分一的R&D来自10家企业。这是与国外非常大的差异。

这是国外的一项统计，就是说每一个国家R&D研发费用占GDP的比例有多少，最下面的是中国，长期以来我们都是低于1％，只是在0.5％以上，最高的是日本，其次是美国，再次是德国，还有英国、俄国，我们是最低的。我们也看到最近几年里面，我们在往上走，这是好消息。

对比一下这些情况，我们不得不有忧患意识，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承认，竞争是全球化了，我们的资源垄断优势能不能敌得过别人的核心技术？我们的成本优势能不能敌得过别人品牌优势？我们的生产能力能不能敌得过别人供应链管理能力？市场开放了，服务业面临着更大的威胁。

除了资源垄断性企业，下一步最有可能进入世界500强的是制造业企业，服务业在看见的若干年，看出了苗头。从世界分工的角度来讲，我们可能越来越都在价值链最低的地方打工，最高的价值链都被别人占有，这慢慢变成了在整个的国际分工当中，我们创造的重量和我们创造的价值差距越来越大，我们要支付大量的运输成本，但是我们并没有获得很大的附加值。而且我们还要担心，不光是国际上，从国内来看，在未来进入中国的大企业序列里面，会有很多外资企业，现在可能外资企业不算中国企业。这是需要我们所有人关注的。

为了中国，这些大企业的担子压在谁身上？我们看国有企业除了靠垄断，不可能做出大企业来的，无论从技术还是品牌，都不可能。但是我们有一些行业是适合国有企业做的，这就是需求变化不大的，技术进步缓慢的，有形资产为主的，资源垄断型的，政治目标主导的。这些行业国有企业可以做的，无论有没有效率它都可以生存的。

就真正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而言，中国的未来就取决于民营企业。我们做成什么样，我在想了，我们民营企业怎么努力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在这里我提出几点建议，供大家参考。

我想民营企业还是要增加研发，开发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过去主要靠从人家那拿来，生产、卖出去就行，你卖出去但是没有赚钱是没有用的。现在中国很多的企业在广告费上的投入往往多于在研发费上的投入，在吃、喝、玩、乐上的投入往往多于在员工培训上的投入，这应该反思。如果我们把吃喝玩乐上的钱转向员工的培训，把广告费上的投资投入到研发费上，会带来长期的效益。

多种渠道打造品牌，包括自主的品牌也包括国际的品牌。这里面一定要做好充分的人力资源的储备，我们要走上国际化，但如果在人力资源方面我们没有做好储备，就会走得有点冒失。

另外我们要提高供应链的管理能力。这一点我要特别对服务行业重申一下，我们能不能和沃尔玛竞争，我们的零售业十年之后，在中国地皮上有没有中国的企业我都很担心，当然，现在有很多新的技术可以帮助我们。

但是要做好这一点，我们要学会合作和价值分享。我去年也讲过这一点，中国太多的企业喜欢独吞，有什么好处自己全部捞到。没有不同企业之间的合作和价值分享，企业不能做大做强。

另外我们要谨防资本运作的陷阱。如果这些核心竞争力我们都没有，迷恋于资本运作，很多的民营企业就走了歪路。

最后要讲一点，政府本身的责任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政府应该在政策和法律上为民营企业提供更大的生存空间和平等竞争的机会，不是停留在嘴上，而是要真正变成实实在在的行动。好多的民营企业老觉得有人惦记着它，这是最不安全的一点。要谨防把宏观调控变成对民间资本的剥夺，好多地方和部门存在这样的问题。在电影《天下无贼》里面，一开始刘若英勾引傅彪，刘德华敲诈他，就把宝马拿走了。政府是不是也这样？政府先是诱导民营企业投资，过几年就把企业收走了，这样的事情不断发生，好多的民营企业就因此毁于一旦。这是非常可悲的。

个别的民营企业出现了问题，一些媒体可能以此丑化民营企业，这对我们的企业家队伍造成了非常大的伤害。我特别担心的是，这样搞下去，未来中国市场站住的主要不是中国的企业，大部分是外国的企业。我们的银行、大的垄断石油公司要股份制改造、要上市，股份都是卖给外国人的，不卖给我们中国人。为什么不能让我们民营企业也参与一些股份呢？像现在这样下去，我也担心很多本来很有希望做成功的民营企业逃跑，与其挨宰，不如卖给外国企业，这样对国家有什么好处呢？

我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对待民营企业的态度问题是一个爱国主义问题。如果我们还不想把这个国家全部出售给外国人，我们就要给民营企业足够好的环境和平等的进入机会。

本土企业的空间在哪里？〔4〕

品牌敏感度和文化敏感度是一个分析框架，能简单解释不同产业当中的中外企业发展前景

在2001年年底中国加入WTO之后，学术界、企业界对中国企业的前景表示了诸多担忧。五年多过去了，事实证明了中国的企业做得相当不错，比当初很多学者、企业家的预期要更乐观。有两个指标可以说明这一点：一是出口额，中国的出口额从2001年的2661亿美元增长到2006年的9691亿美元，这个成绩是在中国加入WTO之后实现的。另一个指标是国家外汇储备，已经突破了1万亿美元，到今年可能突破1.4万亿美元。没有中国企业的竞争力，这一点是做不到的。我们也知道，由此带来了很多的问题，比如说人民币升值已经成为一个国际问题。

但在这个背景下，我们观察到，不同产业中外企业的表现是不同的，我在这里举两个行业：手机制造业和互联网产业。

在手机市场上，1998年中国国内企业的品牌几乎是零，到2003年达到了顶点，占到了市场份额的58％，然后一路下滑，去年只占到全国手机市场的29％，可能今年还要进一步下滑。外国大品牌可以说主导着中国手机市场，诺基亚一家占到了30％，摩托罗拉占到21％，还有三星等，三四家企业基本上把中国大部分市场瓜分了。再看一下去年10月份最受关注的十五大手机品牌，最大的是诺基亚、索爱、摩托罗拉、三星，在中国企业当中做得最好的是联想。

但我们看另外一个产业可能不一样，这就是搜索引擎，还有其他的互联网产业。一个统计表明，2006年，在搜索引擎市场上，中国本土企业百度占领了62.1％的市场份额，Google占25.3％，雅虎等加起来不超过8％。另一份市场调查表明，百度市场份额达到66.3％，Google为18.1％、雅虎为6％。无论哪一个调查，都说明了中国一家企业在搜索引擎产业占有主导地位。进一步看，2004年这三家企业相差并不是很大，百度高一点32％～33％，Google和雅虎都在20％以上，到2006年，也就是两年以后，形成了巨大的反差，百度占领据了66％，其他掉到20％甚至10％以下。

其实不仅仅是搜索引擎，还有即时通讯，QQ占到78.7％，国外品牌最大的MSN占到11.5％，还有一些中国其他的比如说网易泡泡占领一定的市场。总体来看，中国本地企业具备了绝对的优势。又比如C2C电子商务产业，淘宝网尽管是一个后来者，却占到了60％以上的市场份额，易趣在被eBay完全收购到现在只能占到29％，另外还有一些中国的比如说拍拍网等企业，也是中国国内的品牌占据绝对的优势。

再看互联网的支付系统，在支付系统里面，最大的现在是支付宝，占到42.9％，另外Chinapay银联占到21％，外国的Paypal占到17％，仍然是中国企业占据绝对的位置。放眼全球我们会发现这样的特点，中国、俄罗斯这两个国家排名前四位的网站全是本土的网站，而在英国、法国排名前四位的网站都是来自美国的网站。而韩国排名前三位是本土的，第四位是雅虎。日本前四位中的前两位是来自美国，后两位来自日本。

造成中国企业在不同的产业当中表现不同究竟是什么原因，是企业层面的问题还是产业层面的问题？在战略管理当中，早期的战略管理学家强调一个企业重要的是选好一个产业，过去的十几年当中管理学家更多强调的不在乎你做什么产业，而在乎你是不是有核心资源、有核心竞争力。我相信，在前面的例子中，这两个原因都有，既有企业本身层次做得好坏，也有产业层次上的。

下面我提一个分析框架，看能否解释这样一个现象。看待一个产业可以从两个角度，一是品牌敏感度，一是文化敏感度。品牌的敏感度主要来自于产品和服务的信息不对称，与技术复杂程度有关。简单地说，技术越复杂的产品人们对它的品牌越敏感。同时与收入水平也相关，收入水平越高的市场上人们的品牌敏感度也越高。文化的敏感度来自消费品是否具有群体消费特征。群体消费品是指，人们进行消费，能满足多大的乐趣，不仅依赖于你自己是不是消费，而且依赖于其他消费者是什么样的人，这些消费有没有能被很多人分享。就好像我们看到一个新闻的价值，不仅是新闻本身，还在于其他人是不是对类似的新闻也有兴趣，如果你所交往的大部分人对这条新闻有兴趣，这条新闻对你来讲才是一种享受。

如果从这两个维度来划分产业，会出现这样四种情况：第一种类型是品牌敏感度很高、文化敏感度也很高的产业；第二类是品牌敏感度很高，但文化敏感度并不高；第三类是品牌敏感度比较低，但文化敏感度比较高；第四类是既对品牌不敏感，也对文化不敏感。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不同的产业当中，中国企业和外国企业表现有所不同。中国的企业最了解中国，但是中国的企业和外国企业相比仍然缺少品牌，中国企业的成长也比别人要年轻，缺少国际的知名度。

我们可以发现，第一类中对品牌高度敏感和文化高度敏感的产业，外国知名品牌企业进来要成功也相当的不容易，它要真正了解中国的文化和消费者比较难。这就给中国的企业（尽管我们是后来者）带来了一定的机会和时间，使你很快可以崛起，这样的产业可能会形成一些国内的主导品牌。而在另外一类品牌的敏感度非常高，但文化敏感度低的产业，中国的企业可能机会不是很多，西方知名企业很容易就占领了中国的市场。第三类产业文化敏感度高，外国的企业也很难进来，但由于品牌敏感度低，所以中国的企业就可能成长，但这一类产业不会出现几大品牌瓜分市场的状况，可能是群龙无首的状态。最后一类无论是本地的企业还是外边的企业，都可能获得成功，同时也不会有大品牌主导。

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解释我刚才讲的这样一个现象，互联网产业是一个品牌敏感度和文化敏感度都比较高的产业，每个国家很可能形成自己的本地的品牌，像中国的QQ、百度、新浪，等等，在美国是Google这样的一些公司。第二类产业如手机制造业，国外的品牌很快压过国产的，中国企业做起来就比较难。第三类我还没有完全准确地找到样本，电视剧也许是这种情况，它有高度的文化敏感，但我们并没有多大的品牌，中国一年生产那么多的电视剧，它们是哪儿生产的，我们并不是很清楚的。最后一类是零部件产业，比如说做OEM的，外国投资、中国投资都可能做大，当然可能不会非常大。

我们必须要看到有一个文化本身的因素在变化，美国、法国和俄罗斯很不一样，尽管它们都是西方国家，俄罗斯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下的若干年之后和美国的文化差距非常大，美国的公司要在俄罗斯做成功（比如互联网）就比较难，但是英国和美国的文化相差非常小，甚至法国，尽管它对英语有很强的抗拒力，但它的文化思维还是很相似的，所以美国的企业在法国很成功。而在韩国和日本，日本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国家，在文化上（尽管我们知道日本很独特），日本很多文化都是外来的，它可能会出现外来品牌占主导的情况，韩国可能介于中间。

这是我提出的分析框架，希望可以对中国的企业做什么，包括走出去，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比如说，我们一些在中国做得很成功的企业当我们出去的时候，就要谨慎，我们未必可以成功；包括搜索引擎公司，比如说百度现在去欧洲、去美国做，成功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少，值得他们仔细考虑。美国企业在中国很难做成功的事情，那么中国企业去美国要做成功也就不太容易。

创新时代的管理〔5〕

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有人称之为高科技时代、信息时代，还有人称之为知识经济时代，其实我们可以将其统称为创新时代。这一时代其主要特征就是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持续创新成为企业发展的重要基石。

在这一充满变化的时代，要使社会财富的创造主体——企业基业长青，就要求我们的企业家、管理者把握创新本质，不断超越自己。

首先，要从思想上充分认识到创新不仅是技术人员的职责，更是企业家的基本职能，并且创新本身也必须是能落在实处、具有商业价值的行动，而非虚无缥缈、囿于想象的行为。举个简单的例子，微软大家都知道，那是走在创新最前沿的一个企业。而事实上微软最成功的创新，并不仅仅在于技术，许多最成功的技术并不是微软第一个发明的。微软之所以成功的真谛，在于比尔·盖茨在大一开始做企业的时候，就创立了一个产业——软件产业。在微软之前，这个世界没有软件产业，是比尔·盖茨把软件和硬件分离开来，创立了软件这个全新的产业。显然，这一产业创新的核心是全新商业模式的创立，而非仅仅技术创新使然。

其次，创新时代对企业家的能力提出了具体要求。目前，我们的企业家、管理者到底该具备什么样的能力，才能推动企业不断创新这一课题已经成为企业发展的关键问题。实际上他们并不需要如比尔·盖茨那样精通技术，但是却一定需要具备能够穿透层层云雾看清未来的能力，必须能够了解技术的发展趋势、未来前景以及应用范围。一个人预见未来的能力越强，他成为企业家的可能性就越大，而作为企业家，他成功的几率也更高。显见的例子还是比尔·盖茨，当计算机大得还需要一个屋子才能装得下的时候，他已经预见到了每个桌子上都要装一台电脑的未来。正是比尔·盖茨这一高瞻远瞩创造了微软的辉煌。

创造性的破坏，也许是创新中最难使人接受。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是创新之父，许多与企业创新有关的思想都来自于他。熊彼特曾说过“创新是创造性的破坏”，也就是说创新意味着你要毁灭自己的过去，创新意味着你要毁灭这个产业里成功企业的过去。我们知道现代的好多技术都毁灭了过去，如Walkman否定了原来的唱机，DVD否定了原来的录像机，直到这个产业的毁灭……在我们现在看来，这些否定过去的创新似乎天经地义，然而有些公司却很难做到这一点。比如，完全有能力在便携音频行业继续领先的索尼公司，因为无法否定过去成功的Walkman，导致无法在MP3、MP4这些方面取得创新。微软在90年代早期的时候，曾不看好互联网，也是因为对PC情有独钟。所幸的是，微软有勇气及时否定了自己对产业的错误判断。

关于创新认识问题，我认为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创新应该是一个公司行为，而不是个人行为。我们不要认为创新只是某些聪明脑袋灵感的泄露，创新实质上应该有一个正规化的、常规化的操作程序。作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它所具有的创新能力也是来自整个制度的设计。在这一点上，中国的企业相对来说做的还是比较差的。在中国，创新大多仍属于个人行为，我国将近三分之二的专利是个人发明，而不是公司专利，这个比例在美国恰恰是倒过来的。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中国的好多企业在创新上舍不得花钱，而舍不得花钱的原因是中国公司对创新缺乏深刻的认识。

还有一点，我们必须着重强调——创新是一个持续的、持之以恒的过程，也就是说，企业要实现创新，我们的企业家、管理者就必须要有足够的耐心、长远的目光——没有任何一个创新能够即刻实现，任何一个创新也不会对企业发展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保洁公司在60年代开发出的婴儿一次性尿布，从开始研发到真正投入市场整整花了十年的时间。这一漫长的过程不是由于技术问题，而是尿布的价格降低到市场可接受的程度整整耗费了十年光阴。

好多的创新可能在眼前看不出成果，但是它为企业未来的大发展提供了基础，因此我们有没有持之以恒的心态来做这件事就变得特别重要。而本书的作者们利用他们丰富的创新经验和创业经历，向大家讲述了创新过程中遇见的一系列问题，与大家一起分享他们艰辛创业后的成功和坚持创新后的快乐。同时告诫大家在创新中一定要有长远的目光和坚持的恒心，切忌着急和浮躁——不要企图用最短的时间通过创新出一个技术、产品，就能够很快占领全部的市场，或者很大的市场。

创新对企业来说至关重要，在目前经济全球化的格局下，创新对企业的持续发展意义尤其重大。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给我们的企业提供了参与全球竞争的“入场券”，但是能否屹立于世界企业之林，还要看我们的企业能否通过技术、商务等创新打造出核心竞争力。而要实现持续的技术创新、商业创新并不仅仅靠几个企业的研发投入就能实现，它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套用一句现成的话就是“推进创新，人人有责”。

而这也是本书出版的初衷之一。我们的社会要想成为一个创新的社会，首先必须要有自由的思维方式，而这又取决于我们基础教育方式的改变；其次还要形成一些核心的价值观念，如创新风险、知识产权保护、自由竞争，等等……本书的作者们就是就这诸多问题，和大家分享经验、交流思想、阐述理论，同时更希望通过本书引导大家进行深入的思索，以让我们的社会早日形成一个真正良好的创新环境，让我们的创新之路越走越好，越走越远……

企业的两种能力〔6〕

在座都是中国企业界的领军人物，我总结自己多年研究，认为一个企业成功，就是要培养两种能力：第一种我称之创造价值的能力，第二种叫承担责任的能力。

企业竞争究竟在竞争什么？其实竞争的是谁为消费者创造的剩余价值多。所谓剩余价值，就是一个产品或服务，消费者对它的评价和你收取价格之间的差额，也叫消费者剩余。企业之间的竞争不是说谁给消费者创造的绝对价值最高，而是剩余价值最大。

举例来说，第一个企业，成本为6，利润为1，消费者剩余是2，产品绝对价值是它们之和为9；第二个企业，成本是4，利润是1，消费者剩余是3，产品绝对价值是8。一定是第二个企业打垮第一个企业，而不是第一个打垮第二个。中国在过去30多年取得的成就，就是中国企业给世界消费者创造了更多的消费者剩余。我们的产品质量可能不如美国，但是美国的一些企业竞争不过我们，为什么？因为我们成本更低，这样可以留给美国消费者更多的剩余。

一个企业要关注价值创造，始终要记住一点，这也是我对市场的理解。什么叫市场？市场是好坏由别人说了算，不由自己说了算的制度。企业家的工作是伺候消费者，企业家是伺候人的人。过去历朝历代，基本上是比较笨的人伺候相对聪明的人，只有市场经济下，是相对聪明的人伺候相对笨的人。企业家应该记住，消费者是不会感恩戴德的。不论你过去生产的东西多好，只要你从现在开始不行了，他马上就会离你而去。你做得好就能待下去，做不好很快就完蛋。

市场中你服务的客户越多，一般来讲你赚钱的能力就越大。如果你只服务一小部分客户，是不太可能赚大钱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开发一个新产品，要看它的市场规模有多大。这也就是说，市场经济是一个普惠大众的经济。

我们要盯着价值创造，消费者是企业真正的老板。但是有一点，消费者可能并不明白他真正需要什么，这就是企业家要做的事情。企业家最重要的工作是猜透消费者需要什么。这个意义上，企业家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企业家，他要满足消费者自己都没弄明白的需求。好比乔布斯，他不直接调研，但是生产的产品能满足消费者自己都没弄明白的需求，这就是一流的企业家。一流的企业家相当于创造产业，这个产业原来根本不存在。

第二类企业家，可以说满足市场上已经表现出来的需求，比如盖房子、开餐馆、造车。这类企业家思考自己怎么能够比别人做得更好一点。比如四川菜大家都吃，俏江南在这个基础上又提高些档次。

第三类企业家就是定单生产，客户需要什么你就生产什么，满足客户的订单就可以了。

我判断中国大部分企业家是第二类、第三类，第一类企业家很少。我们现在做的几乎都是市场上已有的东西。如果第一类企业家缺少的话，很难创造出新产业来。希望未来我们在这方面能够有一些大的作为。这是我讲的第一个能力，创造价值的能力。

第二个是承担责任的能力。最近好多案例说明，一些中国企业还没有能力承担责任，比如三聚氰氨牛奶、双汇瘦肉精，还有阿里巴巴前段时间出现的供应商问题。市场范围越来越大，交易怎么进行？靠连带责任。过去中国的皇帝为什么能够统治这么大的国家，没有电话，没有邮件，更没有ERP，就是商鞅设计出连坐制，一人犯法，株连九族，谁都不敢造反，你造反我也完蛋了，所以大家要互相监督。但是现在企业的连带责任跟过去不一样，是建立在合同基础的连带责任，不是建立在血缘和地域关系上。每一个人加入企业都是自愿的，但是加入之后就出现连带责任。

企业的连带责任如何有效？这就是为什么需要企业家、需要老板的重要原因。我多次讲过，什么叫老板？老板就是找不到别人的毛病都是你的毛病的人。什么叫员工？员工就是找不到他的毛病，他就没毛病的人。在座好多是民营企业家，这一点一定要认识到。开一个餐馆，消费者吃了后拉肚子住院，尽管这个时候老板在国外旅游，但是责任是你的。老板为所有的员工承担连带责任。

不仅是对员工，对上游企业也要承担连带责任。好比奥迪汽车，发动机不是它生产的，大部分零部件都不是它生产的。但如果开这车出问题了，轴承断了，或者钢材不合格，消费者就要追究奥迪的责任。奥迪要承担起这个连带责任。当然奥迪就得有一整套推定责任的制度，力求每个环节都不出问题。这就是我讲的企业承担责任的能力。假如你开餐馆，招聘个服务员，即使没有法律规定，你也得让他去体检，否则他有传染病殃及客人，你就得承担连带责任。

现在牛奶公司发展速度很快，但是公司承担责任的能力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举个例子，我有个学生，他的公司生产牛奶，这几年没出问题。我说你的牛奶怎么没出问题，他说我早就想到了。他买了挤奶机，每天下午三点奶农把奶牛拉到公司来挤奶，所以三聚氰胺就加不进去了。那如果饲料里加入三聚氰胺怎么办？挤奶机也解决不了问题。所以，社会建立信任非常重要。

利润就是承担责任的能力。企业只有在消费者面前建立起承担责任的能力，才能赚大钱。比如嘉德拍卖行，如果出现假东西怎么办？法律没规定，所以陈东升没有赔偿责任。但是他要承担市场声誉的责任。如果一个拍卖行卖出去的是假东西，以后好东西就不会往你这走了。你无非就是个交易平台，能赚钱就是为买方承担责任，没这个能力可能就完蛋了。同样阿里巴巴的马云也要为成千上万的买方承担责任，阿里巴巴卖任何假货都会损害它的声誉，如果它不能建立起承担责任的能力，这个交易平台的价值就会大大减少，未来它的前途就不那么光明。当然我相信，企业都会在错误中学习。

这里特别跟大家讲，中国过去和未来有一个大不同，劳动力供给将会有很大变化。过去劳动力工资多少年不变，以后会大幅度上升。北京保姆的工资，2002年是480元，今年是2400元，是9年前的5倍。一个企业，当你的成本不断上升，能给消费者留下多少剩余？所以竞争越来越激烈。你要留给消费者更多的剩余，消费者才会买你的东西。所以要提醒大家，创新非常非常重要。如果我们不去创新，不提高创造价值的能力，就难以在未来的市场上存活。过去我们创造总价值不高，但是成本低，可以给消费者留下很多剩余，所以能生存。未来如果你不能提高总价值，不能跟美国、欧洲的产品相比，赚钱能力就会大大降低。

我要提醒大家，中国劳动力成本在决定全球劳动力成本。中国劳动力工资不涨，全球都不会上涨，一旦中国开始上涨，全球劳动力工资都会上涨。结果是什么？未来30年跟过去30年比，国民收入中资本所占的份额会降低，而劳动所占的份额会增加。如果你创造价值的能力没有提高，你是没有希望的。当然创造价值的能力和承担责任的能力是相联系的。这两个能力建立起来，企业才有发展前途。

最后给大家一点忠告。刚才讲的是市场的逻辑，其实世界上有另一种逻辑，就是强盗的逻辑。强盗的逻辑和市场逻辑区别在什么地方呢？市场的逻辑说你只有给别人创造价值才能赚钱；强盗的逻辑说你不需要给别人创造价值，把别人的东西拿过来就能赚钱。坦率地讲，中国的企业仍然有一部分不是靠市场的逻辑赚钱，而是靠强盗的逻辑赚钱。表现最强烈的是国有部门，不让别人干，只能自己干，只有强盗才这样。我现在特别担心民营企业也染上坏毛病。因为政府控制的资源太多，有些民营企业不是真正通过为消费者创造价值而赚钱，而是通过跟政府搞好关系而赚钱，甚至跟国有企业勾结，通过损害其他竞争者、损害消费者而赚钱。这一点是非常危险的。

企业家始终要面向市场，讨好客户，而不要面向政府，讨好政府官员。我们民营企业尤其要学会按照真正的市场逻辑去赚钱，而不是按照强盗逻辑去掠夺财富。

有思想力的企业家看得更远〔7〕

一

我算是比较早的一个呼吁关注中国企业家这个群体的人。那是20世纪80年代早期。在1984年9月，我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就是《时代需要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在那之前，中国学术界有关经济改革的理论探讨和政策建议大多集中在如何扩大企业自主权和收入分配上，而企业家这个市场运行的主体则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我的这篇文章或许是国内发表的鼓吹企业家的第一篇文章，发表之后影响比较大。在这篇文章中，我提出三个观点：第一，企业家是经济增长的“国王”；第二，创新是企业家的基本职能；第三，冒险精神是企业家的基本素质之一。

如果从一个较大的时间跨度来看人类历史的话，我们会发现在过去的200多年中，各国的经济出现了很大的差异，出现了贫富差距，有了发达国家、不发达国家，还有发展中国家。除了表面上的这些区别，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要观察一个社会最出名、最成功的那些人主要在做什么：如果他们是在做企业，那么，这个国家的经济成长就快，就比较发达；如果这些人聚集在政府或军事部门，那么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就慢，就不发达。这实际上涉及了一个人力资源的分配问题。或者简单说，国家的经济成长要靠市场，而市场经济的核心推动力量、组织者，就是企业家。所以企业家的成长也就是一个国家的成长、经济发展的过程。由此来看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越来越多的优秀人才从政府——当然最初是从农村中聚集了一批人做企业后——下海做企业，到现在，更多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博士、硕士开始选择创业或经营企业。这其实是一种非常大的时代的进步，人力资源得到了更有效率的配置和利用。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国经济高速成长的过程，就是中国企业家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幼稚到现在比较成熟这样一个变化的过程。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中国企业的外部生存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个是我们的体制变革，越来越走向市场经济，这意味着企业家的创业环境越变越好，同时也意味着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包括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之后。所以，如果我们看20世纪80年代的那代企业家，他们文化程度比较低，属于社会最底层的一部分人，没有其他的选择，但是他们有冒险精神，所以在当时整个市场比较短缺的情况下，只要大胆做，就可能赚钱。到了20世纪90年代，这个情况就有所转变，直到现在，仅仅是胆大是不行的，现在需要有更宽的视野、对未来的把握、对客户需求的理解，这些变得更为重要。尤其是全球化使得整个世界越来越变成一个统一的竞争平台，不论你是来自东方还是西方，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要想在全球化的市场上打赢的话，最重要的还是对市场本身的把握。

应该说中国的企业家，在这十几年的进步相当快。20世纪90年代的那些中国企业，很难有心里真正踏实的，新的企业不断出现，同时又有很多在不断消亡。经过三十年，现在真的是“剩”者为王，那些存活下来的，经过市场竞争、淘汰，应该说已经有相当的竞争力了。我们看到中国企业家，学习非常快，对环境的适应能力也蛮强，但是，他们之中又分成好多层次，我们有一些特别杰出的企业家，他们可以适应整个国际环境的变化，不仅善于在中国制造，而且在国际上也是很成功的典型，像华为的任正非、联想的柳传志。而大量的企业都是在国内做得很好，但缺少这种国际参与的实力。他们的未来，仍然面临着很大的挑战。

二

对于中国的企业家群体，我始终保持着持续的关注，但这种关注是很自然的、完全独立的、单单作为学者的职责，不刻意，也不复杂。

因为我身处校园，我是一个学者、一个教授，而作为一个学者，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对社会的现实问题保持高度的敏感性，同时要对社会保持一定的批判、批评精神。不管是对政府，还是对企业家都是一样的。当然无论你的批评也好，你的建议也好，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推动这个社会进步。所以一方面，要看到中国的企业家群体始终面临着艰难的生存环境，需要一些呼吁去改变这种不利于企业成长、不利于企业家成长的政策、法律和其他体制和文化环境；另一方面，应当承认企业家本身在成长当中是有好多缺陷的，因为他们也是由一个一个人组成的，每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都会犯错误，甚至可能出现违法的行为，所以就需要有人不断地去敲打他们，要从建设性的角度、善意的角度，不断地去提醒这些企业家始终记住，他们本身的价值，就是给消费者和社会创造价值，他们始终不应该偏离这个方向。而要给社会创造价值、给消费者创造价值，他们必须具有不断创新的精神，不能去守成。所以我们看，不论是技术的进步、企业规模的扩大、产业的重组，这些实际上都是企业家不断创新的结果。

在现实当中，企业家会犯错，也会面临很多诱惑。比如说，做这个生意能赚钱，做那个生意也能赚钱，有些人就经受不住这种短期的诱惑，赚了大钱却忘了长远目标，有很多企业都是这样火一阵子就没有了。这个时候，作为学者，就要去提醒他一个企业必须有的使命和理念。只有把握住这个使命、这个理念，才能做一个持续成长的企业。举个简单的例子，现在房地产最赚钱，炒股最赚钱，于是很多企业都去做了地产、炒股。但柳传志他就把握住了方向，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是做电脑的，是一个高科技行业，始终别忘了，这是我们的使命和责任。而与他同时代的很多人，都经受不住诱惑，红了一阵子，现在我们已经看不到了。另外一些诱惑，可能比这个后果还要更严重：一个企业本身是要创造价值的，但是也有企业被诱惑着去分配别人的价值，我们把这种行为叫寻租，它会使企业家的精力和时间发生偏离。这个时候也需要我们去提醒他们，真正把自己的精力和时间放在创造价值上，而不是去分配别人的价值。

当然，如果社会的体制和法律比较健全、比较完善，那么企业要成功、企业家要赚钱的唯一办法，就是为别人创造价值。消费者认可你，买你的东西，你才能发财，企业才能成长。如果体制不完善，有很多的漏洞，特别是政府有很多权力的情况下，可能有些人就会觉得赚钱的最好办法，不是给别人创造价值，而是搞“关系”。这是一种不健康的现象。中国的情况是，个人的行为不仅和自己的理想、理念有关，又与社会的环境有关。有时候很难谈清楚，谁是谁非，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对的。我们看待企业家的行为，一定要放在整个中国变革的这样一个历史当中。在政府管得很多的情况下，企业家不得不花很多的精力去和政府周旋，否则没有办法生存。我始终在提醒，关于企业和政府的边界应该放在哪里，很早就写过文章，都写了十年了，说的总是这些东西。怎么处理跟政府的关系，这其实是企业家一个最大的痛苦。包括现在都是这样，但所幸的是，我们是越来越往市场方向走的，越往早期看，个人的成功越依赖于他和政府的关系。随着时间发展，政府的权力越来越小，到现在，你说和政府搞好关系就能成功，未必就是这样，很多时候结果恰恰相反，所以，你就必须把精力转向怎么做好产品，怎么使客户满意。如果仅仅是政府满意，客户不满意，你是活不下去的。

中国研究企业家的学者和知识分子，他们所面对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群体。现在几百万人都可以称为企业家，或者号称企业家，但他们的素质是千差万别的。不同的人，面临的问题很不一样的。比如，李东生和TCL走向国际的时候，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怎么建立一个跨文化的企业，能够有效地管理；但是对于在地方做地产的企业来讲，那它面临的问题，可能确实是怎么从政府手里拿到地。所以在跟企业家交流的时候，首先要明白他在想什么，他在关心着什么，他需要什么。同样的事情，在不同的场合，问题可能完全不一样。而我认为中国的学者在理解企业家阶层这个问题上，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有人说知识分子和企业家阶层之间互相是“鸡同鸭讲”，我不这么认为。

中国对于企业家阶层，特别在过去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中，是持否定态度的。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改革开放实际上就是要改变这种状态，我们要创造企业家阶层，创造企业家阶层不是为了他们，是为了社会、为了这个民族。所以，考虑企业家的问题，不是个人的事情，而是国家层面的事情。我们怎么让更多优秀的人去做企业，对这个国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一定是成功地为社会创造了财富、创造了价值。至于舆论的评价，哪儿都一样，有褒有贬，尤其是在中国目前政府和企业间关系还比较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当然应该讲在一个相对成熟健康和民主的社会，人们相对会比较擅长欣赏别人，会更多地怀着一种感恩的心，积极地评价一个人的贡献，更不会以某一个人的行为上升到对整个阶层的评判。确实在我们这个社会，有另外一种风气，大家似乎很喜欢去妒嫉别人、诋毁别人。但要看到，进步已经很大了。想一想二十五年前，当我写第一篇关于企业家的文章的时候，“企业家”基本还是个贬义词，现在我们至少不把它当成一个贬义词了，好多人还愿意自称自己为企业家，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三

关于这个群体自身，是否一定要具备很深刻的思想，或所谓有很强的思想力？我想这要看他所做的是什么样的企业，如果只是开一个饭馆，可能不需要多少深刻的思想，他能够把服务做好，让客人满意就行了。但是如果要做一个世界级的企业，做一个在全球化市场上有竞争力的企业的话，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未来的判断和预期。因为要面对的客户来自五湖四海，他们的兴趣、口味都在变化，那么，怎么去把握未来就变得很重要。一个人要把握未来的话，没有相当的思想的训练是很难的。

中国有思想的企业家，应该说非常非常多。比如说我所接触的中国企业家论坛的一些成员、理事会成员，有相当一批都是蛮有思想的。他们的思想表现了他们对整个宏观经济的判断，有的则很清楚地表现出对一种行业走势的判断，也有的表现出他们内在的很高的人文素养、管理智慧，以及在对中国特殊的发展道路的把握上，比如中国企业怎么在西方企业主导的世界上成长起来，等等，这些人都是具有一定的思想力的。但是因为中国的环境确实挑战性很大，不是说有思想就能成功。任何时候都离不开踏踏实实实地干，企业家可以有思想，但他毕竟不是思想家。企业家毕竟是做企业的，所以我们有时候也会看到，有些人谈起来头头是道，但是可能企业做得并不是很好。

中国的企业家，根深蒂固的很多思维方式，都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关。或者说他们“管人”的思想中，好多东西在我看来是继承了中国的传统。但是他们在“管事”方面，则学习西方的东西更多一些。这两方面都是需要的。必须承认，西方的管理思想也是经过几百年的积累，有人类共性的东西。不要以为中国人跟西方人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本质上没什么差别。也正因为在本质上没有差别，我们才会看到过去人家发达我们落后，也看到三十年来，我们在慢慢地追赶，如果本质有差别的话，就可能没法解释这些问题，也没法比较。所以，中国优秀的企业家，一定要能够将中国传统的文化、人文精神和管理智慧与现代西方的管理科学、管理实践的成就，很好地融会贯通起来。

其实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色。中国企业整体成长的历程还相当短，它们要在二三十年这么短的时间里，适应这么多的变化，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应该说中国很多的企业过去的经历，都与环境息息相关；很多企业的领导者，太多的精力要花在怎么应对政策、体制的变化。而现在的时代则对他们在大胆经营、体制创新和把握市场、技术走向上的要求比较多。所以西方的企业家们坐在一块，讨论的问题都是技术、行业的下一步会怎么变化，怎么做好自己的事情；而中国的企业家坐在一块，讨论的大多是政策问题，抱怨很多，比如民营企业受到不公平的待遇，贷款得不到，产权安全得不到保证，等等。不是说哪个对哪个不对，这实际上是一个环境和人互动的过程。要生存，就得适应环境，但是要发展，就必须超越自身所处的环境，看得更远。

企业家绝对不能只是被动地适应环境，他要去努力改变环境。举简单的例子，同样做房地产，万科为什么这么成功？它一开始就没有政府给它提供低价土地这种优势，迫使它必须把重点放在怎么使客户更满意上：我拿的地价比别人高，只有我的房价卖得比别人高才能赚钱。那么，怎么使我的房价卖得比别人高，还要让买的人认为更值？所以它把大量的精力花在设计房子，使买房人满意上。相反有一些人能够很廉价地拿到土地，所以他就不太注意怎么去使客户满意，他可能赚了一笔钱、两笔钱，但最后还是在竞争中消亡了。有些企业恰恰因为它的条件太优越，而摧毁了自己。因为环境一变化，它就没有适应的能力了。我觉得这一点也是中国企业家身上可能最为脆弱的地方。而要成为最有思想力的企业家，这种脆弱性是他首先要看到并克服的。

注释

〔1〕　本文是作者在“2010中国绿色公司年会”上的演讲。

〔2〕　2007年9月1日，由用友软件主办的“连接世界级管理——中国优势与中国模式”的企业经营与管理创新年度峰会在京举行。本文是作者在这次峰会上的主题演讲。

〔3〕　本文根据作者在“2005年中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论坛”上的演讲整理而成。

〔4〕　本文根据作者在2007年6月30日“未来之星”年会上的演讲整理。

〔5〕　本文是作者为《创新赢天下》（主编：张亚勤、张维迎）一书写的序。

〔6〕　本文是作者在2011年9月16日举办的“中国企业家论坛廊坊峰会”上的演讲稿。

〔7〕　本文发表于《经济观察报》2009年11月23日第51版。

第六编　未来的选择

未来30年改革改什么？〔1〕

一、改革的基本判断

如果我们把中国改革以60年的跨度来看，过去30年，改革的重点是经济体制改革；未来30年，改革重点应该是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主要表现在：一是价格自由化，二是企业民营化（包括建立新的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民营化），三是地方分权，四是开放国际化。

我在2009年就有一个判断——经济改革，在经济范围能解决的问题，基本上差不多了，剩下的是技术性的问题。有的人可能会有一些误解，说经济改革之路还很长。我同意，但我仍然认为，经济改革，包括国有企业今后的改革，剩下的是技术性问题。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例，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我们面临的是方向性的问题，而未来改革主要是技术性问题，比如国有股如何减持等，我想不需要开党的大会讨论，悄悄地就可以完成。过去一年里，大家看到一些新的现象，叫“国进民退”，逆转了过去许多年的改革。但我自己比较乐观，如果以60年的跨度来看，在2040年之前，国有企业所占的比重，应该降到10％以内，而现在是35％。10％是什么概念？就是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主政英国国有企业私有化之前，英国国有企业所占GDP的比重。现在来看，国有企业所占GDP比重从35％下降到10％左右，这将是个非常大的变化。

我们在这一轮危机中采取的措施，可能再过几年会形成一些国有企业新的不良债务。所以可能需要新一轮的债务重组，就像20世纪90年代那样，也会带来一些国有企业改革的压力。

同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现在社会体制改革，政府将在医疗、社保、教育等领域的支出非常庞大。未来正常财政收入是没有办法支持的这些成本的。一个可行的办法就是国有股份的转卖、变卖和套现，这样才能够对社会体制改革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因此，我比较乐观，就是在未来30年，国有企业所占GDP比重将会降到10％以内。这些问题，不需要经过党代会等进行正规的讨论，就可以技术性地解决。

二、未来30年，重点是政治体制改革

第一，经济市场化走在政治民主化之前，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改革程序。其实，我们从邓小平发起改革起，尽管不断强调政治体制改革，但是到目前为止，政治体制改革的步骤迈得相对比较小，我想这是对的。为什么经济市场化要走在政治民主化之前？我们首先一定要厘定清楚，什么是市场做的，什么是政府做的？许多人对民主化有误解，好像政治民主就可以解决像教育、社会公平这样的问题。其实，民主是迫不得已的一种办法，能够用市场解决的问题最好不用民主，政治民主是政治体制下政府解决问题的一个手段而已。什么是市场方式，什么是民主方式？打一个比方，好比我们在座的人中午要吃饭，一种办法就是我们每个人拿着钞票，想去哪个餐馆想点什么菜就点什么，这是市场化。民主就是大家先投票，确定一个程序，如50％以上的人想吃什么才能吃什么，这是民主。因此，民主是个迫不得已的办法，它必然会剥夺一部分人的权利，并且损失效率。

而要继续这个过程，市场化就变得非常重要。市场化也就是自由化。如果一个国家在经济市场化之前，人们就憧憬政治民主化，觉得民主化可以给人们带来理想的效果，原本个人通过市场可以解决的问题，就会堆到政府身上。人们就将希望寄托在民主化上，改革政府的效能。历史来看这是非常不成功的。所有的国家，凡是民主化走在市场化之前的，它都经过非常长的痛苦的过程。我们知道，印度就是典型的民主化走在市场化前面。而我们的台湾和香港是经济市场化走在政治民主化前面，就是比较成功的典范。如果政府占有的资源太多，民主化政治连腐败问题都解决不了，像印度就是腐败程度非常高的国家。许多民主选举的国家都是非常腐败的国家。它们并没有真正经过市场化的过程，直接由政府控制了好多的资源，来搞民主化，效果不好。

第二，民主化一定要建立在一个公民的基本责任意识基础上，而公民的基本责任意识基础靠什么？中产阶级。其实人类过去两百多年的发展，就是中产阶级不断兴起的过程。现在讲全球化就是中产阶级的全球化。为什么强调这一点？因为大家知道，民主就是讲个人要行使一种权利，而这种权利的后果会影响很多人。不像我买股票若买错了，只影响我一个人。投票，选举某个人当领导人，或者决定某一项法律是否通过，你的任何一项决策都会影响很多人。我们可以设想一种极端的情况，一极是非常富的人，一极是非常穷的人。穷人没有责任心，在选举投票时，很容易被贿赂，受少数人操纵。富人不受这些约束，他自己有钱有权，甚至可以雇用黑社会来做事。所以说，贫富两极的人都不会对社会负更多的责任。而中产阶级这些人一方面足够富有，所以必须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这些人有房、有车，所以不会喜欢社会动乱。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够富有，不能随便够欺负别人。在所有这些阶层当中，中产阶级是公民意识公民责任最强的阶层。如果这个阶层不够大，民主化社会就可能变成暴民社会，实际上被少数操纵。只有这个阶层足够大，民主化才可能成为保证社会自由、公正的过程。

人类的历史，基本上也是这样。英国的民主化当然很早，但是民主化是个渐进的过程。英国起初要求有土地的人才能参与选举。没有占有一定土地的人，是不能投票的，而且最初妇女也是不能投票的。当然现在搞民主化运动，这些限制是不适用的。但我们要思考一些背后的原因——为什么有些人能投票，有些人不能投票？我们现在搞民主化，或者民主选举，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投票的。只有18岁以上的人，才可以投票。道理是一样的，就是只有这个人的行为方式能够表现出足够的责任心，能够对投票的后果有责任意识，拥有承担责任的能力，这样让他投票，才是合适的。否则，让无力承担责任的人投票，结果肯定出问题。

印度的民主化问题，其实就是这样。印度有大量的赤贫阶层，中产阶级非常少，所以民主化就是被少数人操纵大多数人来进行的。我1990年在英国参加一个国际会议，参会的有各国记者、政治家、学者，与会者对苏东的改革一片叫好，因为当时苏联刚崩溃，叶利钦上台，东欧已经开始民主化了。与会者都不看好中国改革，而且认为中国的改革已经失败，因为当时“八九风波”刚过。我对会议的主持人提出，在晚上安排时间探讨一下中国的改革。在当晚的讨论会上，我讲了自己的这些看法。当时有个加拿大记者跟我说，你的话我都记下来，20年后如果证明你讲的是对的话，我要专门围绕你的讲话再写一篇文章。从1990年到2010年正好20年，事实证明我的判断，我今年还要找这位记者探讨这个问题。

我记得当时画了个类似太极图，来表达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相关性。中国不是仅仅经济改革，只是经济改革在前30年比重比较大，到后30年逐渐变成一条尾巴。而政治改革从前30年开始比较小，而后30年逐渐变得比较大。当然，到了最后成功的时候，无论经济改革还是政治改革，都基本完成了。

三、政治改革的核心挑战是什么？

精英政治、精英治理怎么能与民主化结合起来？中国必须防止民主化变成痞子民主，变成暴力政治，最后变成专制政治而不是真的民主。为什么中国发展中产阶层非常重要？前面讲了，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负责任、有公民意识的中产阶级，那么民主政治，无论是选举还是投票，导致的都不是精英治理，而是暴民治理。所以中国的政治民主化与经济市场化都不能着急，不可能很快就完成，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另外在这一过程中，要建立起法治社会。而法治社会的核心是要树立法律和法院的权威。比如选举，我们选一个省长，或者一个县长，选完了认不认账？这个很重要。如果对选举结果有争议（连美国选总统也有争议），就需要一个权威机构来裁决。如果法院的权威不能树立起来，你说赢了，我不认；我说赢了，你不认，这样的争议就会打起来。如果法院有权威，你们可以有争议，但是法院判决谁赢就是谁赢了，大家必须得认同。台湾也出现了这个问题，我们看到法院的权威性非常重要。

可是，非常遗憾，我们现在好多做法，都在弱化而不是强化法律和法院的权威性，这是非常危险的。很多民间的群体性事件，本来是人们寻求权利保护，当一个人的权利受到侵害时，你可以诉诸予法院裁决，寻求法律的保护。就像折迁，凭什么拆你我的房子，被拆迁者怎么保护自身的权利？当事人之间有争议，就应该由法院判决。但现在许多做法，却在弱化法律的权威性的同时，强化政府部门协调性和政府的权威性，许多个体性事件，不按法律程序处理，就纷纷演变成群体性事件，这是非常危险的。现在许多政府部门并没有意识到这点。

现在看到很多纠纷，都是找政府上访，或者通过政府协调，或者用钱买通来解决，这样早晚会引发大的事件。如果法院以法律手段来解决民间纠纷，比如拆迁补偿，你可以不服，但是法院按照原则判处后，你就得执行。如果这样，那么就不会出现大的社会动乱。所以我想强调，这个问题没有被政府充分认识到。如果靠政府本身来去解决这些社会矛盾冲突，可能会引起社会的不安，甚至是动乱。唯有借助法院和司法的权威性，才可以把社会问题分解成每一个个案、每一个个体的问题，这时候社会才可以安定。这点非常重要。

至于下一步其他好多问题怎么解决，我觉得需要很好去探讨，可惜现在探讨这些问题的气氛不太好。无论经济改革、价格改革、产权改革，我们都曾有大的公开的或者私下的探讨，但政治体制这么大的变革，我们不能公开自由地讨论，也没有组建机构去研究这些问题。

政治机制改革，说来说去还是停留在口号上，这就比较麻烦。我认为，应该探讨像台湾模式、香港模式等。其实我们处理香港问题的思路，对未来解决大陆本身很多政治体制改革还是有建设性意义的。通过功能团体选举来逐步过渡，这是保证精英政治和精英治理的一个非常有效的办法。这个不一定对，但是我觉得大家应该讨论。特别是以后无论哪一级政府领导人、政府首长的选举，用什么样的程序更合适，这应该可以讨论。我们内部应该认真去研究这样的问题，然后看怎么样能在民主化过程中达到保持社会安定，呈现精英政治和精英治理的局面。如果不认同这些问题，最后反倒会比较被动。

四、中国200年历史大变革的最后一幕

未来30年，如果放的远一点就是到2040年，中国改革应该基本完成。我借鉴历史学家唐德刚的观点，中国历史有两次真正大的结构性变革。第一次大变革是从封建制到帝国制改变，有两三百年时间，从秦孝公开始一直到汉武帝时期。汉武帝之后，整个帝国政治体制就稳定了，之后就是治理的问题了。第二次大变革就是从帝国制到民主社会、公民社会的建立，大概需要两百年的时间。如果按两百年计算，即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2040年，正好两百年。过去30年和未来30年，或许是中国200年历史大变革最后的一幕。我们从1840年开始，通过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社会主义改造、改革开放，等等，都是在寻找中国转型的出路。最后，邓小平帮我们找到一条经济崛起的好道路。未来30年，我们需要找到在政治上有效变革的道路。

这一话题可能有点太遥远。如果大家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则是很近的事，一晃很快就过去了。美国是1776年发生独立战争，到1865年黑奴解放，再经过一百年，到1965年美国黑人才真正获得选举权，而40多年后美国选出了个黑人总统。最近全球关注的气候问题，也是20世纪60年代才被提及的问题。因此，历史看起来很长，但是回过头来看又很快。我有一个大胆的预言，到2040年，中国第二次大的历史转型，无论是经济的，还是政治的，基本上完成。当然中国历史转型基本完成，并不是没有事干了。那时候还有事干，但是方向性的问题解决了，剩下的是技术性问题，日常运行问题。

政治家的理念〔2〕

第一点，我讲一下执政党和执政党领导人的理念和历史责任感问题。三十年前之所以能出现这个《决议》，是当时的领导人邓小平、胡耀邦他们有一个理念、有一个远景，怎么改革这个国家的体制，使这个国家建设得更好。有什么样的理念，就干什么样的事；干什么样的事，就用什么样的人。我曾读到一个故事，1977年邓小平决定恢复高考，但当时的教育部领导有抵触情绪，告诉邓小平说高考非常复杂，今年搞不了。小平说，你们看看，如果你们能搞得了你们就搞，你们搞不了的话，我知道谁能搞得了。然后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今天还有这样的现象吗？没有了。我还知道一个故事，1988年浙江省省长叫沈祖伦，中央已经找他谈话让他接任省委书记，但他对中央领导说，我这个人的特点适合当省长，不适合当省委书记，还是让我继续当省长吧。今天我们可能看到这样的现象吗？不可能了。那个时候有一批有理念、想干事的人。

我们国家现在气质发生了变化，好像处于亚健康的状态，有些人只想当官的，不想干事；只讲利害，不讲是非。我觉得政治家与公务员是完全不同的，政治家应该有理念、有理想，想干大事，想名留青史。公务员是循规蹈矩地做事，以不出错误为原则。从各国的经验看，政治家不能从公务员中按部就班地培养出来，杰出的政治家通常是横空出世。我们现在的体制是，各级领导人大多是从公务员体系出来，公务员经过很多次加工之后慢慢思想、理念可能失去个性，模式化了。所以这是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未来麻烦大了，麻烦大就是你遇到重大的事情时候很难按照理念做决策，这是很危险的。

第二点，我觉得必须重新认识历史。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历史，绝大部分不真实，甚至是伪造的历史。金融危机之后大家突然看到中国的国际地位这么高，去年的GDP已经超过日本，是世界第二。但是如果我们重读一下真实的历史，至少在金融危机前，中国的国际地位未必超过1945年在国际上的地位。最近朱民被任命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副总裁，被认为是中国国际地位提高的象征，但那个时候中国就是联合国的四大创始国之一，也是许多国际组织（包括WTO的前身GATT）的创始国，我们是G4成员，现在我们连G8都不是。所有那些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强加给我们的不平等条约都在1943年就废弃了。

我想说，我们看这个历史，歪曲得太大了。一个国家的人民对历史本身的认识都是扭曲的，这很可悲。如果你不能彻底否定“文革”，中国人的灵魂永远不可能是干净的，套在中国人头上的枷锁就永远不可能废除。而要彻底地否定“文革”，你就必须要说出“文革”的事实，允许出版、发表这些事实，让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问题在《决议》三十年之后还没有解决，我觉得就有点说不过去了。我们今年纪念《决议》三十周年应该是很兴奋的，但是我觉得今天这个三十周年心情不是很好。

第三，我觉得现在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真正落实《宪法》。按理说，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最重要的法律，但在我们国家，可能最不重要的法律就是《宪法》。比如说，你可以引用其他法律条文来打官司，但不能引用《宪法》打官司。我仔细看了一下我们的《宪法》，感到真正得到落实的条款并不多，有些形式上落实了，实质上没有落实。我们国家的很多法律书面上的东西蛮不错的，问题是没有真正落实。如果后人写历史都按照文本版本写书的话，历史就会扭曲。如果我们真正落实了《宪法》，用十年、二十年的时间，我觉得中国就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法治国家。所以我呼吁我们国家应该开展一个落实《宪法》的运动。

最后一点，目的与手段的问题。我们人类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手段当作目的了。比如说赚钱本来是手段，是为了活得幸福，但是许多人赚着赚着就把赚钱当成了目的。我们是不是在很多方面都犯这个错误？是的！党的领导也好，社会主义也好，都应该是让人民幸福的手段，不应该是目的。如果是手段，你就可以按照给定的目的来评价不同手段的优劣。但如果把手段当目的，你就不能用一种手段评价另外的手段。比如说，如果出行是目的，你可以评价究竟是坐火车好还是乘飞机好。但如果你把火车当作目的，所有其他交通工具就都是不好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问题。

中国的崛起离不开中国政府的转型〔3〕

我们现在碰到一些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我们在参加一些国际会议的时候，讨论最热烈的问题可能就是中国的经济，但是我很少看到中国的企业家、中国的学者在这个会议上出现。我们走到全世界看到中国制造的产品到处都是，但是很少有来自中国品牌的产品、中国企业的品牌。最近，我们又看到有关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也是热门话题，但如果我们到全世界看一下，看一些新闻报纸，看一些电视节目，我们看不到人民币和外币的价格表，究竟人民币是重要还是不重要，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困惑。

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面，中国的经济有了非常快速的发展，我想中国的崛起，不仅仅是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的崛起至少应该包含着三层意思：第一层中国经济的崛起，第二层是中国企业、中国企业家的崛起，第三层是中国文化的崛起。就目前来讲，应该说中国经济的崛起远远快于中国企业家的崛起。中国企业家的崛起又远远快于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崛起。在未来像刚才胡祖六先生展望的在2050年的时候，中国经济超过美国的经济，如果中国的文化在世界上没有地位，我想我们仍然不能认为我们是一个真正屹立在世界上的一个强大的国家。当然，文化的崛起需要漫长的、遥远的道路要走。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过去一百多年里，我们究竟干了一些什么事情，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干了很多事情，毁坏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们今天面临的好多困惑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答案。我们现在要重振中华文化，有很多艰难的问题需要解决。

回过头来看，为什么中国经济的崛起远远快于中国企业家的崛起？我想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与政府行为有关。应该说我们现在制造业出口的50％产品都是外国的企业在帮我们出口，中国的企业家在国际上并没有形成像印度那样经济虽然不发达，但是企业家在国际上的地位远远比我们高的这样一种状态，中国还很难说出来，有哪些中国企业、哪些中国企业家在国际上拥有一种受人尊重的地位，另外中国的经济并未受到普遍的好评。我们中国的民营企业没有站在中国经济的制高点，我们国有企业仍然站在制高点，但是它站在制高点上不断往下衰落。为什么形成这种状态？我想它是与我们政府的行为、政府运转的模式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在这里简要地说一下，在我看来中国政府的转型、转轨需要注意的几个方面，我归结为六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我们的政府怎么能够从一个全能型的政府转变到一个有限政府，我们现在的政府仍然管得太多，过去几年里面，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都在精简行政审批，但我们仔细看一下，好多行政审批在另外的机制下又得到了保持，而一些政府部门所谓减少审批数量，真正含金量高的审批并没有放弃。

第二个方面，我们如何从一个离线的政府转变到一个在线的政府，这个要求助于我们现在的网络技术。我这次去诺贝尔周的时候参加了思科公共管理论坛的高层峰会，这个会上我得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各国政府都在加强电子政务，提高政府的效率，提高政府的质量，我们中国电子政务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世界上不少国家政府已经在电子政务的第三、第四阶段，真正提供服务，而中国大部分政府仍然还在第一阶段，也就是怎么把信息放到网上，怎么把政府的文件、政府领导人的活动、领导人的讲话放到网上，而很少真正为老百姓服务。

第三个方面，政府怎么从一个地区性的垄断者转向一个全球性的竞争者。在长期的封闭的经济当中，我们看到政府只是作为一个垄断者，因为没有人跟它竞争。现在全球化，而我们政府面临一个很大的观念转变，不再是一个垄断者，因为人才在流动，资本在流动，在全球化过程当中，政府也是许多竞争者之一，有美国政府的竞争、有英国政府的竞争，等等，这就要求我们政府真正把心态调整过来，真正从一个竞争者的角度怎么提高政府的竞争力、政府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第四个方面，非常重要的一点，政府如何从一个游戏规则的制定者转变成为一个游戏规则的执行者。在过去，我们政府只是制定规则，我们并不习惯于遵守规则。现在在全球化进程下，政府不仅仅是制定规则，更重要是遵守规则。我们看一下最简单的事例，就可以看到，在中国最不遵守规则的恰恰是制定规则的部门。看到交通规则，我们知道大街上最不遵守交通规则的是什么车？就是警务车、军车，还有政府部门的车。目前政府官员脑子里想的不一定都是为老百姓的，其实我们应该看到一个法治的国家，大部分规则是为政府制定的，是如何防止政府滥用职权。我在不同场合曾经讲过，包括为什么法律面前要人人平等，其实就量刑而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论从效率的角度、公平的角度都是不对的，我们之所以需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为了限制执法者滥用权利。如果一个人犯了错误，我们应该最好针对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措施，好比这个人身体好，可能需要打四十板，身体不好就打二十板，如果都打四十板，身体不好的可能打死了，身体好的还没有事，这就不公平。本来应该打四十板子的，如果给法官贿赂一下他可能是打二十板或者不打，说他身体不好，这样就会引起一大堆的法官滥用职权的问题，所以我们才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第五个方面，政府如何从社会的控制者转变成一个社会的服务提供者。在这里面我要特别强调一点，就是有关信息的问题，政府好多部门拥有大量的信息，这些信息本来是为社会服务的，应该无偿地或者适当地收费提供给企业、提供给研究人员、提供给老百姓。但是我们好多的政府部门把这些信息垄断起来，我们知道在现代社会，信息就是权力，它垄断了信息就是垄断了权力，它不愿意把这些信息提供给企业、提供给老百姓。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第六个方面，如何使我们的政府从一个自我中心的政府转变为客户导向的政府。政府应该把老百姓看作客户，就像企业把客户看作上帝一样，以客户为导向，以老百姓需要为导向的这样一个政府，在政府内部就不能够说干什么事情看政府怎么方便，而应该看老百姓怎么方便。我们应该在政府管理当中引入CRM，就是客户关系管理，包括看一下政府的网站的设计，是不是真正按照客户导向，好比在国外，现在好多政府网站一进来以后，你是本地市民你就进入本地市民，你是旅游者你就进入旅游者，根据客户不同的特点，然后一步一步引导，你需要什么服务它提供给你，而我们所有网站都不是这样，这是计委、这是人事局，这些都是不恰当的。我们国家政府与居民的关系正在发生着一些根本变化，这个变化是由好多因素造成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税收制度的变化，在计划经济下我们知道政府是不向个人收税的，政府从国有企业拿到利润，然后给我们发工资，所以我们在脑子里面有一个概念，我们拿到的每一分钱都是政府支付给我们的，所以每次涨工资，我们都要表示我们的感激之情。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政府开始征税，尽管我们有一些人不太习惯政府征税，也不一定喜欢交税，但是政府征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对改善政府的服务非常重要。因为当我们交税的时候，每个老百姓的公民意识就会提高，我们自然就会要求，既然你征我的税，你就应该提供足够好的服务。举一个例子，到一个朋友家吃饭，即使饭菜很糟糕，你不会批评的，你还会说非常谢谢你，你的菜非常可口、非常好。但是如果去一个饭馆吃饭的话，如果饭菜不好，你会抱怨，这个饭菜太糟糕了，这就是过去政府和老百姓的关系与现在政府和老百姓之间关系的差异。过去我们看起来像政府在请吃饭，实际上是拿我们的钱请我们吃饭，但是我们没有意识到所以还要谢谢。所以政府怎么服务好老百姓，就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否则的话，我想社会民众就会有好多不满。

如果真正做好这六个方面的，我想中国经济就会有一个发展，中国就会有真正崛起世界级的企业、真正崛起世界级的企业家。

未来的世界格局取决于中国怎么做〔4〕

未来20－30年，美国的领导地位不会发生巨大颠覆性变化。事实上，目前来说，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也符合中国利益，因为中国在各方面尚不具备领导世界的条件，且国际责任等的成本是巨大的，中国还负担不起。

在近代史上，美国是最具全球领导力的国家。这是因为美国社会活力旺盛，具有很强的自我纠正和修复能力。另一方面，美国吸引了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才，这种大熔炉的特性也为美国的强盛奠定了基础。

我曾在几个场合推荐美国的政治家读两本书。第一本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于美国独立战争的同一年，近两百多年来的世界基本上就是《国富论》的理念在全球范围的不断扩展。美国政治家之所以应该读这本书，是因为美国现在有走向保护主义的趋势，而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以封闭而不是开放的姿态来领导整个世界，一个封闭的美国是不具备领导世界的合法性的。第二本书是老子的《道德经》，美国逐渐要从领导价值观相同或相似的国家转变为领导价值观多元甚至迥异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懂得“大邦者下流”，以一种低的姿态来领导整个世界。现在的美国的领导方式是对内自由民主，对外专制，作风霸道。当下它的领导地位虽然没有其他国家可以挑战，但是其领导方式有必要进行改变。中国不能接受的不是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而是美国的领导方式。

过去200年，世界经历了一个巨大的变革，从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到大趋同、大融合（Great Convergence）。数据显示，在200年之前的漫长的历史中，一个国家的人口和GDP的相关系数基本是1，19世纪之后两者的相关性剧烈下降（大分流），20世纪70年代达到最低水平，然后又逐渐恢复到21世纪初的0.55左右（大融合）。这种大融合的趋势是不是会继续下去，将会对国际关系的领导格局带来巨大的影响。

我的观点是，世界的格局和美国的地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在做什么。如果中国不断犯错误，美国的地位就将得到稳固。近两三年来我对中国发展的态度从乐观变为谨慎的乐观。这首先是因为一些原本被认为不可逆转的事情现在出现了逆转。这其中包括经济体制的逆转，比如政府干预越来越多，甚至出现了新的价格管制、计划体制的回归，还有“国进民退”。政府方面，20世纪80年代大家比的是谁干事、谁有闯劲，现在比的是谁不干事、谁沉得住气，整个国家的气质在发生改变。

中国现在把经济转型变成一个宏观问题，货币政策问题，财政刺激问题。但是经济转型真正要做的是开放市场，靠企业家精神。就国内市场而言，中国近些年最好的成就是交通的发展，交通成本大大降低，在物理上创造了统一市场的条件，但是最大的问题是交易成本奇高无比。中国的体制使得市场的交易成本非常高，而交易成本高了之后企业家精神就不能得到有效发挥，无法真正完成经济转型。此外，中国强大的国家主义倾向的影响力巨大。现在国有企业已经成为了中美关系中的重要因素，继续维护这些国有企业的国有体制，从长远的、国际战略角度看是不好的，对中国走向世界会带来负面影响。

中国的未来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中国和印度在发展道理上很大的区别在于，印度是先进行政治体制民主化，再进行经济自由化；中国是先进行经济自由化，未来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从时间序列上来看，我认为中国的做法是更好的，但是也有巨大的风险，因为政治体制改革这一关是早晚必须要经历的，印度已经渡过了这一关，而中国还没有。

我认为，中国未来30年里，前15年的重点应该放在司法改革，建立法治社会，后15年重点进行民主化改革。把司法放在民主之前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法治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从长远看来，中国需要探索新的道路，这种探索也许可以从香港地区得到启发，包括台湾地区、越南的经验也非常值得中国研究。中国可以从功能团体、党内民主等开始着手政治改革，也许30年内能慢慢地完成向民主化的过渡。

中美关系中存在很多冲突，主要是两方面的冲突。一方面是利益冲突，两国在利益方面的争夺，包括地缘政治、资源方面的争夺。另一方面是价值观念方面的冲突。中美关系往往就围绕着这两个冲突。例如台湾问题就是一个利益问题。美国在国际上经常打着价值观的旗号来争夺利益。

但是有时美国也会面临自己内部的利益诉求和价值观诉求发生冲突的时候。例如美国在中东所支持的人，如穆巴拉克，都是一些独裁者，是和美国的价值观相违背的；一旦这些国家出现了问题，美国这种利益和价值观的冲突就暴露无疑了。就我观察，这几次中东问题美国最后还是选择了利益服从价值观的做法来解决问题，不会明目张胆地支持这些独裁者。美国本身内部的这个冲突就会给整个国际带来麻烦，也会影响中美关系。

利益冲突方面，美国企业家、经济学家、领导人都基本相信，合作共赢的经济利益比互相冲突时大得多。经济方面的利益还是以合作为主的。因此，主要的冲突还是来自政治和核心价值观的不同。这种冲突应该怎么解决？有些做法可能可以简单地解决国际层面的冲突，但是这些解决办法国内的百姓可能很难认可。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美冲突的很多问题最终都归结到民主政体的建立、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真正走向民主化的过程是非常关键也是非常危险的，有可能向预期一样地走向法治和民主，但也有可能滑向比原来更糟糕的境地。

我们现在面临两个很大的挑战，其一是民粹主义（包括社会主义的平均主义），其二是民族主义。国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领导者权威的正当性已经不是靠打江山了，也很难继续靠经济改革来支持，寻求正当性的唯一途径就是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但是如果缺乏勇气，没有足够的决断力和权威来推动政治改革，求助于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这是非常危险的。在这种局面下，大的改革无法进行，倒退就很有可能发生。可以想像，当下层领导胡作非为的时候上层领导却没有足够的权威性能够表态时，倒行逆施就可能盛行。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问题相结合，就使得在中国，有理性的行为很难进行。我们现在在处理问题的时候往往不是按照市场的逻辑，不是以法治的精神，而是先通过舆论等手段对事情进行道德定性，然后就不考虑处理方法的合法性了。总之，政治体制改革将是影响中国未来发展的关键因素。

总而言之，未来10年，中国政治体制改变或者不变，都将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就美国而言，美国的领导地位若干年内难以挑战。未来中国在经济上超过美国是非常有可能的，但是这不意味着中国就能挑战美国、领导世界。美国的经济规模1890年就超过英国，但美国的领导地位只是在二战后才得到确立。

在经济问题上，美国领导人太政治化，而中国领导人太情绪化，导致了很多事情难以处理。例如人民币的升值问题，对美国究竟会有什么好处，现在尚且不明朗。但是其可预期的对美国的影响至少有二：第一，美国消费者会支付更高的价格，美国将会面临更快的物价上涨；第二，将对国际大公司的利润结构产生巨大影响，尤其是跨国公司、品牌公司，因为它们所在的市场是一个寡头市场，利润本身比较厚足，人民币的升值将挤出这些跨国公司的一部分利润。这对整个企业的结构都带来影响。

国际关系方面，中国这个国家在世界上没有公开而坚定的盟友，相比在国际社会上有很多公开盟友的美国，中国是很难挑战它的领导地位的。

我相信影响历史的是理念和思想。因此我的态度是既悲观又乐观的。悲观的是，理念和思想的传播是非常缓慢的。乐观的是，思想仍然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现在年轻人的观念已经与老一代很不一样了。现在中国的局面是，一方面有言论控制，但另一方面信息传播速度很快，新的东西不断产生，管也管不住。

中国和美国的联系原来只是政府与政府之间，而现在有了很多民间的势力，比如企业、学者、媒体，等等。美国对这种力量也非常重视。所有这些民间的力量都在影响世界对中国的看法，影响中美关系。未来民众的外交力量会成为国际交流的第二渠道。

如果将国家比作企业，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看，任何国家进化发展到一定程度，阻碍它的力量就会出现，没有一棵大树能长到天上！我认为，美国不可能衰落，但是它的国际地位，相对自己的历史将开始走下坡路。如果中国能不断地推进市场化改革，平稳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并在外交方面采取合适的战略，美国在世界上的独霸地位可能不能维持太久；但是如果中国走错了道路，那么美国和中国的地位变化会变得十分微妙。

企业家与台湾的民主化〔5〕

我去过几次台湾，但对台湾的了解非常有限。这两篇文章对相关问题的介绍很全面，我学到很多东西，非常有价值。我自己认为，经济的自由化应该在政治的民主化之前，是一个比较合适的顺序，从全世界的经验来看，完成得好的也都是这样，当然也有一些例外，比如印度是先政治民主化，后经济自由化。从这个意义上讲，台湾比较符合这样一个道路，先有经济自由化，中产阶级的兴起，然后再水到渠成地进行民主化，总的来说还是比较成功，很大程度上与它早期的经济自由化有关系。

台湾政府官僚发挥了很多作用，但最重要的还是给了企业家一个生存空间。任何一个产业政策或者领导人的理念，不能动员起企业家精神就很难成功。非常明显，台湾主要是靠民间企业家精神发展起来的。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历史上，中国人为什么做企业的少？很简单，不是因为中国人没有企业家精神，而是中国的政府太强大，科举制度又使得官僚系统向全社会开放，这样有才能的人都去政府，当官的诱惑大，就没必要去企业。中国人到了海外以后，不能进入政府，就成为了企业家。香港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香港长期在英国人控制下，政治是封闭的，香港本地人没有机会进入政府，只能做企业，所以香港的经济也做起来了。台湾的情况是，国民党到了台湾之后，政治控制是移植过去的，外省人当官，当地的优秀人才人并没有机会玩政治，就只能玩企业，上面进入不了，他们就从下面开始。台湾的制造业很强大，因为制造业是最适合竞争性的企业家精神的产业。总之，我觉得发挥当地企业家精神是台湾成功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因素。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利用国际市场。台湾的市场很小，但利用国际市场有好多更有利的条件，当时大陆经济和政治的封闭本身，也给台湾带来一些机会，如朝鲜战争期间。当然，如果大陆当时也开放的话，大陆和台湾之间就是一个很大的市场，我们今天也许根本没有机会专门讨论台湾的经验了。

台湾的民主化进程，企业家精神的开发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企业家阶级对民主化的要求，当到一定程度之后是没办法压抑的，一定要顺应才行。

接下来我谈一下上午有几位谈到的事情。我有一个感觉，民主制度，我理解不是如何鼓励政府干好事，而是怎么防止政府干坏事，这一点非常重要。一个国家民主能够积极发挥作用，重要的是政府所管的事情比较小，比较少。如果政府管着很大的资源配置，市场的作用范围很小，不论用什么样民主都不可能保证有一个好政府，连腐败问题也解决不了，包括印度，还有好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

民主很大程度上让普通人约束政府的行为，但是社会毕竟还要运作，需要精英治理，尤其我们中华文化，传统上是一个精英治理的体制，无论是皇帝，还是士大夫阶层，国民党去台湾也是一个精英治理。怎么能够把民主化和精英制结合起来，未来大陆走民主化的话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做不好，民主化就变成民粹化，民粹主义符合人性方面的一些特点，每个人都喜欢占别人的便宜，都喜欢不劳而获，所以民粹主义非常有市场，怎么来处理这个问题是一个大的挑战！

企业有董事会和股东会，股东会的行事方式、选举规则和董事会是不一样的。股东在股东会投票，都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的，但董事会投票决策的话，董事必须从整个公司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利益出发。民主选举类似股东会选举，而政府领导人行使权力的方式应该类似董事会。比如总统选举，作为公民的个人，我自己喜欢谁就选谁，但选上以后，总统并不只代表选举他的人。像美国总统，尽管只有部分人选他，但一旦选上以后，他至少表面上应该装着代表所有美国人，而不是选他的那部分人群。但是立法会里面，它的哲学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思维，这是我不太清楚的，我想可能和股东会差不多。这些问题我希望能够请教大家。我理解，我们研究台湾问题，不是关心台湾本身，而是关心大陆未来的变化。像台湾的那种选举制，一开始很难在大陆操作。我特别关心香港的功能团体的选举方式，我觉得这对我们未来的民主化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当然，第一步是司法独立。没有独立的司法体系，民主化可能变成内战。

富士康的问题恐怕不是一个微观问题，而是一个宏观制度问题。就我所知，富士康的员工娱乐场所设计了好多，工资待遇也不是问题。但是在中国目前情况下，一个户口制度，工人只是作为一个劳动工具，不是作为一个有感情的人，这不是作为一个企业能解决的。我为什么讲这一点，政府经常造成一种舆论把矛头指向企业和企业家，包括通货膨胀，本来是政府造成的问题，现在用限价的办法，注意力转向了企业。

我们讨论民主问题，如果经济自由不放在第一位，民主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经济市场和政治市场是很不一样的，经济市场很简单，企业必须生产消费者满意的东西，如果人家不买你的东西，你就没有办法生存下去。政府没有这样的约束，因为政府的收入来自税收，是强制的，无论老百姓是否满足政府的服务，政府都可以拿到钱。所以说，预算约束对民主政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刚才谈到税收，我们现在整体的概念是政府的税收越多越好，连普通老百姓都是这样想。如果要约束政府，一般来讲，这个税增加了，就应该减少另外一个税。政府收入太多的话，民主也没有办法约束它滥用权力。

我们总是不断地把每一个预算弄得越来越大。如果不先约束政府的权力，老百姓就没什么安全感。为什么中国大陆那么多富人移民？因为钱越多越没有安全感。这种问题是投票解决不了的。我们需要的是一个不断创造财富的社会，大量的权利应该是属于个人的。这也是前面讲的，经济自由化必须建立在民主化之前。私人财产制度是非常重要的，你有房子了，他要收你的房子你至少有积极性给闹一下。从这个意义上讲，房地产的发展对未来的民主具有非常重要的含义。

我们大陆的宪法，言论自由，各种自由都有的，但是它没有得到执行。其实我们好多政治框架的设计，并不需要从头来，现有的好多形式未来都是可以利用的。宪法说的都挺好的，从形式到实质这个过程怎么做，台湾是有这个经验的。

注释

〔1〕　本文是作者于2010年在一次研讨会上的发言。

〔2〕　本文是作者在“纪念《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发表三十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3〕　本文根据作者在“2004年观察家论坛”上的发言整理而成。

〔4〕　本文根据作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国际经济评论》组织的中美关系座谈会上的发言整理，原文发表于《国际经济评论》2011年第5－6期。

〔5〕　本文是作者2011年在博源基金组织的一次有关台湾政治转型研讨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