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城走了十八年

十年砍柴
简介
《进城走了十八年:一个70后的乡村记忆》主要内容简介：一位在南方山村长大的70后，当他用稚嫩的眼开始看世界的时候，他不知道他在目睹中国乡村一百年来最巨大的变化：知青回城、人民公社的解体、高考恢复、传统民俗的回归、琼瑶小说邓丽君歌曲流入山乡、南下打工潮的开始、乡民对财富的欲望被激发……直到这位少年进城多年后，回首这一切，才明白他有幸赶上了中国农耕文明的尾巴，他和他的同龄人是为耕读文化唱挽歌的一代。作者的少年时光，虽清贫然而温馨，因为他成长在中国一个生机勃勃、充满希望的大时代。这不仅是十年砍柴个人的经历，也不仅是湘中一隅已消逝的场景，而是一个大国一代人的共同记忆。

这是一本进城的乡下人18岁前的编年纪事。

这些陈年流水账，断断续续地写了三年。其中的一部分我发表在自己的博客中，曾获得一些同龄人——特别是和我一样在乡村长大的70后人的共鸣，其中有多年未联系的高中同学，他们鼓励我将这些回忆写完并出版。胡适先生曾鼓励人写自传，他自己以身作则，四十岁那年开始写作《四十自叙》。

然而胡适是何等的人物！他27岁便任北大教授，已名满天下。那代学人的学养，我辈望尘莫及，那代学人的成就，我辈徒有艳羡。我想自己有何德何能写自传？再加上忙于应付稻粱谋的时文，这流水账便辍笔许久。

促使我将它写完的，是2010年3月父亲的一场重病。那天上午，我正在办公室忙于琐事，接到姐姐的电话，说父亲突发重病，已经人事不省，正送往市人民医院抢救。远在广西桂林的哥哥和远在四川乐山的弟弟几乎也同时接到电话。

于是，三兄弟从南、北、西赶赴湖南邵阳。桂林最近，哥嫂驱车7小时就到了家，而我和弟弟在长沙机场会合，也于当日晚10点赶到老家。父亲已经被推进了ICU抢救，兄弟姐妹四人相顾无言，唯有心底里祈求父亲渡过这一关。

第二天清晨，大夫告诉我父亲醒了，状态还不错。我们心底的愁云一下子就散了。据主治大夫说，若晚送医院两小时，就是神仙也救不活了。当时父亲在家中昏迷，在镇医院当医生的姐姐打120叫市医院的救护车来，家族的长辈力劝母亲和姐姐放弃抢救，说73岁的老人，若死在村外，那就太不吉利了。幸亏姐姐的坚持，也幸亏这些年农村交通与通讯的改善，否则，父亲将和农村许多病重的老人一样，听天由命。

父亲在ICU整整躺了9天，每天我们兄弟姐妹开车从家里出发，到30公里外的市医院，通过ICU的视频和父亲交流，再回到生养我们的山村。一路看窗外田野里油菜花开，连绵的山郁郁葱葱，离家20余年，我已很少有这样一段时间欣赏到故乡的风景。路上，我们兄弟们说起儿时离开乡村的不易。那时候邵阳市在我们眼中，是很遥远的繁华都市，乡里人，能进一次邵阳市，足以向村里人夸耀半年。我考上大学那年，整个县还没有程控电话，重要机关靠老式摇柄电话通话，我的录取通知书差点被耽搁了。而去上大学，要步行出村几华里，到马路边搭农用车去集镇上，再换大客车到邵阳市，然后坐火车北上。

而今，每个山村不论多偏僻都通了程控电话、手机，水泥马路也修到了家门口。交通、通讯的改进，保证父亲及时送进医院，也能使远在外地的儿子们在一天之内赶回来。

乡村这些改变仅仅是技术层面的，因父病我在家的一旬，深深地感觉到农村社会结构的剧变。那些日子，我们兄弟坐在家里，傍晚时听到整个村庄安静极了，没有记忆中牛羊的叫声，连小孩子的嬉闹声也听不到。我的儿时伙伴，以及更年轻的80后，几乎没有一个人在村里，他们都去外面了，他们的孩子也跟着他们在外面，甚至连老人都接走了。一栋栋靠打工攒下的钱修建的新房，好些空无一人。有一次母亲突然说了句：我们这些老人走了后，这个村以后怕是没人住了！

有一天晚餐时闲聊，哥哥冒出了一句：我们这个家族我们兄弟是最后一代需要赡养父母的人，可能也是第一代儿女不能赡养我们的人。

这句话惊醒了我，我想是呀，何止是我们兄弟几个，整个村庄乃至整个中国乡村，我们这代人何尝不是如此？我们对父辈，就像我们父辈对祖父辈一样，还需要承担纯经济学层面的赡养义务，几千年来“养儿防老”的社会常态一直延续到我们这代；而我们的子女，将来可能不需要再在经济上赡养我们，所能提供的只能是情感上的慰藉。

我意识到，我这代乡下人，经历了中国乡村社会几千年来最大的巨变。我们兄弟，恐怕是中国最后一代在传统乡村文化中长大的。从我们这代人开始，乡村人不再是少数的精英才能进城，而是大批地、甚至是成集群地进城。我这代人，正经历着告别“乡土中国”，走进“城市中国”。

躬逢这样的巨变，对一个有强烈历史感的人而言，可谓是一种幸运。因此，我觉得自己的经历虽然平常，但是值得记录下来，算是见证这个时代变迁的一份文本。

以我自己为例，单说日常生活状态和生活工具，我这四十年的经历，浓缩了西方社会的几百年。我的儿时，点油灯，砍柴放牧，学赶牛耕田，步行去上学，和我的父辈、祖父辈乃至曾祖父辈的生活形态没什么差别。而我进城后，开汽车，用互联网，和美国纽约的同龄人生活状态也无什么差别。

而我感受社会结构和文化环境的变化则更为巨大。我们兄弟从记事开始，融入以血亲、姻亲为经纬的熟人社会，那种自然状态犹如幼鱼游水，稚鸟学飞。我们首先要学会分辨的就是亲属尊卑，谁是我的亲兄弟，谁是我共爷爷的亲堂兄弟，谁是我共曾祖父的堂兄弟，谁又是没出五服的族兄弟、叔婶；出了五服的那些族人，和谁又更亲近一些；方圆几十里哪些姓李的和我们共一个祠堂，共一份族谱；祖父、父亲、自己和下一代的辈分是哪个字；而八华里外的那个王姓聚集的村子，谁是我的亲舅舅，谁是我的堂舅舅；姑舅表亲和姨表亲的区别在哪儿。人死了，哪些人可以埋进祖坟哪些人不能；碰到人家办红喜事该说什么贺喜的话，而对长辈的丧事如何致祭，等等等等。乡村的熟人之间没有秘密，一个家族的爷爷可以随意在你家吃饭时走进来坐到餐桌上和你父亲一起喝酒。这些对我这样成长经历的人而言，是常识，而对我们兄弟的下一代，恐怕就是遥远的传说。

对我来说，进城只走了十八年；而对整个中国来说，进城走了几千年。

就在这部书第二稿修改完毕的庚寅年腊月，我的儿子出生了。四十为父，感慨良多。立刻觉得那种浪游江湖的心情不再有，代之的是一种沉甸甸的责任感以及挥之不去的忧虑，为襁褓中的儿子，也为自己栖息的这块土地。在北京这座近2000万人口的超级大都市里，陪我儿子成长的时候，我将如何给他讲述南方那个遥远的故乡？如何讲述他的父亲从乡村进城的经历？或许，他会像我少年时对父亲讲述其成长苦难一样不耐烦。每一代都有每一代的人生道路，凭什么让他洗耳恭听父亲的“忆苦思甜”？但是，既然将进城走了十八年的路记录下来了，我期待着，这本书能引发同龄人对那段岁月的回忆，希望更年轻读者能接受他。也希望在更远的未来，长大后的儿子通过这本书，读懂他父亲成长的那个时代。

第一章记忆被蒙骗的盲人

“哒、哒、哒……”竹棍敲打青石板的声音，这是我人生的第一份记忆。

生命真是很奇妙，我搞不懂为什么要在那一天，对我家来说具有特殊意义的那天，我的记忆库闸门被一股神秘的力量，咣当一下撞开了。而在此前，是一段毫无记忆的混沌状态。

那是1973年阴历九月的一个秋日，我家的新屋竣工了，当地叫“圆垛”。我脑海中留存的只是一些碎片，人生第一份碎片，其中许多事件的前后逻辑关系，是成年后问母亲，她给补充，才得以串联起来。

两岁八个月的我，被扔在一个晒谷坪上，无人理睬，弟弟在旁边哇哇大哭，同样无人理睬。后来母亲说，那一天是弟弟周岁的生日，大人忙着新房子，没有时间顾及一个孩子的生日——何况他还不是头生子。

我记得大人们来来往往，晒谷坪有两个分别用三段粗粗的圆木交叉支撑在地表上的木桩，这两个土制三角架上，横着一根木头。我记忆特别深的是，木头的圆柱已没了一半，剩下个半圆，地下有很多碎屑，两个三脚架下面，都吊着一块很沉的土砖。后来才知道，这两个三脚架是固定那个横躺的木头以方便把它锯开而用的，一寸厚的椽皮钉在屋顶的檩子上，椽皮上面用青瓦阴阳两面地交错搁放着，形成凹凸，留下走雨水的槽。

两个锯匠站在木头两边，用一个大锯锯椽皮，这是我小时候最爱看的一种把戏。我觉得很有趣，两个大人扎紧步子，不紧不慢地拉着，锯木声嘎嘎地还挺好听，锯木灰飞花碎玉似地散落，锯木匠还不时哼着歌子。后来到北方听过一首儿歌：“拉大锯、扯大锯；姥姥家里唱大戏。”我一下就想起儿时观看锯木的情形，看来，扯大锯对中国农村孩子来说，不分南北，都是熟悉而爱看的“游戏”。

屋顶上，一些人盖瓦，一些人将伸出山墙外的檩子和屋檐外的椽皮锯齐，我记得的人其中有我的二舅，还有一个堂姐夫。

有两个瞎子，一前一后手搭着背，竹棍在地上敲打着，他们正走在“大路”上。他们是不是刚从我家赶完“台子”（赶台子是指当地乞丐去有红白喜事的人家乞讨，收益要高于平常），接着去下一家，已无法考证了。

这大路，是我们村的一种专用名词，特指村子左侧一条两尺宽的石板路，我家盖在全村最前面，坐北朝南，最临近这条大路。这大路连接两个公社所在地，光绪年间重修过一次，算是当地一条主要干道，所以山野偏僻之人，以井中观天之眼光，名之为“大路”并非夸张。因为，乡间多数的路只是田埂上和山野里人畜踩出来的羊肠小道。

一个瞎子大声地问屋顶上锯木的人：“小塘怎么走？”小塘是毗邻我家南面四华里的一个村，是一个公社所在地，算是周围诸村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一个后生仔便大声地指路：“往前、往前，再往左，再往前走。”如此指点，靠近了路左侧一口利用泉眼而挖成的井。这口井是全村饮用水的主要供用地，井底有一股一年四季都不枯竭的山泉，水质清冽甘美。两个瞎子眼看就要迈向井口，一个妇女大叫：“那是井眼，往前走不得。”瞎子连忙止步，屋顶上那些捉弄瞎子的人哈哈大笑，似乎觉得无比快乐，恼怒的瞎子破口大骂，骂些什么我自然不可能记得。

人生记忆的第一份碎片，竟然是健康人对残疾人的欺骗和戏弄，他们并非有恶意，也不会真的让两个瞎子掉进井里，也许只是为百无聊赖的乡居生活中，找一点乐子。

新屋盖好了，我家住了进去，这是四个垛子的屋，即四堵山墙隔成三进的房屋，中间是堂屋，堂屋东西两边各用一堵墙分隔出前后两间房子，挨着西面的山墙，搭了一个低矮的偏屋，屋顶不是人字脊，而是从正屋的山墙自然向下倾斜，偏屋的前半部是囤积柴火的，后半部是猪牛圈。堂屋后面隔出了一间小小的厨房。

整个房子全用土砖建成。土砖现在在乡下基本上被淘汰了，再穷的人建房子也要红砖。制作土砖也是我小时候喜欢观看的把戏。制土砖必定是在夏天过后，选一丘离村很近的稻田。因为稻田耕作了上百年，肥沃的泥土极具黏性，已经不同于山地的红壤。将田里的水放干，晒一阵子，再放水浸泡，稻田的泥巴就可以做土砖了。农人们拿一个近一尺长半尺宽半尺高的木盒子，用脚丫子把稻田泥紧紧地踩进去，盒子中有一根苎麻编成的线，线一拉，黏黏的砖头就脱落了。晒干后，砖头黄中带白，很坚固，盖成的房子几百年不坏。——湘中农户，几百年间建房子多半如此，今天去韶山，看伟人故居，那房子的砖头也是这样制作的。

盖新房应当是一件大喜事，但对我家来说，盖这房子是不得已，有一段伤心往事。

我的哥哥和姐姐出生后，父亲升任了县中医院的院长，全家已经搬到县城居住。母亲初中毕业，比一般的家属有文化有见识，经过速成培训后，也成了一名医生，哥哥进了县城小学读书，一家人似乎就成了标准的城里人。我在县中医院出生，那个医院在一条注入资江的溪边，隔溪是起伏的山峦。此处往西走三华里，是民国的抗日名将、官拜兵团司令廖耀湘的故居。当时作为战俘的廖耀湘已去，他家的老屋多半作为“土改”的胜利果实，分给了贫下中农。

待到17岁，我才得以重游自己的出生地，只是物是人非，里面已经没有谁还记得曾经这里住过后来不得不离城的一家人。

大约在我刚出生时，因为鲠骨而不媚上的父亲得罪了某些人，我家被正式宣布下放到老家的生产队，父亲倒是留下来了。看到老婆孩子都下乡了，为了照顾全家，父亲主动申请到距家不远的小塘公社卫生院当院长。

在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内，父母还在做最后的努力，希望出现奇迹不让孩子们成为农民。离我家十几华里有一个叫渡头桥的大队小学缺一位老师，母亲被推荐去代课，一段时间后母亲觉得顶多被转为民办教师，成为公办教师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全家除父亲外都是农村户口，还得挣工分养家。春天发生了一件让人至今后怕不已的事故，使父母下了回农村老家的决心。哥哥背着两岁的我，顺着学校外面的田埂去玩耍，不慎跌进一丘水很深的泥田里，泥田有点像沼泽地，俗称“溢泥田”越挣扎陷得越深，哥哥不敢翻身，怕压坏背上的我，他的头和身子全陷进泥水中。这时候一个过路人正好经过，连忙下田将两兄弟扯出来，满身泥水、惊魂未定的哥哥连哭都忘了，而我委屈地在他背上哇哇大哭。哥哥回家后向母亲讲述这一切，母亲连呼老天保佑。哥哥还是个小孩，没有意识到要询问救命恩人的姓名，所以至今我们都不知道是谁救了我们哥俩。

这事过后，父母更觉得孩子们摆不脱当农民的命运，再挣扎下去也不会有什么成效，还是铁了心回老家吧。

老家在言栗公社了田大队第七生产队，位于邵阳城西北大约40华里的一个山冲里，除了几户刘、隆姓外，基本上是不出五服的李姓人氏，是典型的聚族而居。但农民的贫穷和封闭，并不会因为是同一个家族而对我们张开欢迎的怀抱，相反，大家将长房、次房、三房繁衍下来的亲疏关系分得清清楚楚。曾祖父生了三个儿子，大爷爷壮年而亡，留下三个儿子让行三的我爷爷抚养，老二还未娶妻时，一次雷雨天在田里插秧，遭雷击而死，而曾祖父自己，活到96岁，在1961年饿死了。大祖父留下的三个儿子都比我父亲大，老大我叫大爷的在另外一个生产队，只有一个儿子，三伯娶妻不久没有生育就患肺病死了，老二即我叫二爷的，老实巴交常受生产队主事者的欺负，他生了五个儿子，算是人丁兴旺，但一般而言旺丁不旺财。我的亲叔在叔伯兄弟中最小，部队复员后在县城供销社上班。我们这一房本来在生产队中势力最单薄，没有任何话语权。这下我们全家搬回来了，母亲的刚强能干是出了名的，而且父亲在外面当国家干部，又有三个儿子，全家回乡后，这一房力量大增，而且生产队平白无故地增加了几口人，要分他们的口粮，当然要想方设法设置障碍。落户时尽管他们推三阻四，但没有任何正当的理由，一家人当不了城里人，总得让他们当农民吧。我们回老家时，奶奶已故去多年，多病的爷爷脾气倔强而又有些古怪，他对孙子孙女的回乡，心底里是高兴的，对那些暗中给我家回乡落户使绊子的人毫不客气地训斥：“我的孙子回自己的家，天经地义，这个地方是他们的根，哪个敢阻挡？”爷爷年轻时硬气而强悍，同辈人多忌惮他几分。

一家终于在老家落下户，既然死了做城里人的心，那么就得做长久之计。爷爷那三间又黑又矮的老屋肯定容不下这一大家子，必须新建房子。而农户家建一栋房子，要经过多年的准备，一点点买木料，攒钱，挑选宅基地。而我们家在短时间内就得建起新房子，一切都仓促得很，因此我家房子的楼枕、檩子所用的木料，比一般人家都要差。

接下来申请盖房的宅基地，又颇费周折。我家那个叫鹅梨树下的自然村，名实相符地坐落在一个山坳上，只是那棵曾成为地标的大梨树，在1958年大炼钢铁时，被砍伐塞进土法炼钢炉里，为社会主义一日千里的跃进事业发光发热，继而灰飞烟灭了。树已灭，名尚存。村里大部分房子处在两座山交汇的垭口，两座山光秃秃的，老辈人说五十年代还草木茂盛，有老虎和狐狸栖身。除了村前的梯田和生产队的晒谷坪，整个村已没有一尺平地。生产队最后同意将离村最近而地势最高、灌溉很不方便的一丘田给我家盖房。这丘田在1949年以前，属于申爷爷家的，尽管土改、高级社、人民公社搞了几十年，但在老头的心目中，这丘田还是他家祖产，心底里很不乐意，但也没有任何理由反驳，因为他如果以过去的祖产来主张自己的权利，我爷爷在1949年以前曾有八亩水田。这老头便走到人民公社告状，当然这个理由更说不出口，无非说占用良田，可一调查，这是丘每年收成不好的“鸡肋”田，于是悻悻然看着一栋新屋在他家西面耸立起。从此两家成了最近的邻居，因为这种过节，很小的时候我都能感觉他的儿女——那几位本族的叔叔、姑姑们眼中的敌意。

搬进了新房，我的记忆库开始蓄水。

我最深的记忆是，爸爸常不在家，妈妈带着我和弟弟睡在靠东面那厢的前一间房里。窗户格绷着塑料纸，但常常被风或者是捣蛋的小孩扯开了一角，我躺在一张雕花大木床上，清晨阳光照进来，妈妈不知道什么时候起来去忙碌了，蚊帐已经被撩起来，我一翻身，就透过窗户被扯开的一角，望见远处青黛色的山脊，山脊如鲤鱼背，林木葱茏。再离家近一点的山丘，则是只长着浅草和灌木的石头山。正对着窗户的地方，一块坡地上，突兀出一块巨大的石头，黑黝黝的，长得像一头倦卧的水牛。冬天下起薄雪，这头“石水牛”由黑变白，在阳光下格外显眼。

如果我还赖着不起床，已忙碌一阵子的妈妈，会毫不客气地把我从被窝里掏拖出来，用刚调过猪食的大巴掌，打我的屁股，屁股会变得湿湿的，而我毫不在意，因为一起睡的弟弟常常尿床。

等我四岁的时候，妈妈让我和弟弟两人睡到后屋的床上，他依然尿床，直到上学。哥哥为此编了个顺口溜：

满老弟，好幸福，

半夜梦里画地图。

先画洞庭湖，

再画宝庆府。

早上起来一看，

原来是个尿印箍。

等我稍微懂事一些，祖父和父亲便开始给我讲家族史，让我记得祖宗从何而来。我们家族大约是宋末从江西搬迁过来，七百年后，在湘根深叶茂，繁衍支系甚多。各系已没有统一的族谱了，我家这一系的族谱按“显达永代德，基锡洪材炳”排辈分，我是“洪”字辈，乃江西迁到湖南第二十六代从我爷爷“基”字辈开始，每一字辈含五行之一，并按“土、金、水、木、火”之间的相生之意往下走。只是我出生时，正赶上“文革”，族谱亦属于应予打倒取缔的“封资修”之列，给男孩子取名多数就不按班辈了，而是带有浓浓的“革命”色彩，如“红卫”“卫东”“卫国”“劲松”“奇志”“勇”“强”“建军”“拥军”之类，我的名字便是“勇”。

我的五世祖永福公，因家贫年过三十而未能娶妻。后来不得已西走贵州卖苦力谋生，认识了一位寡妇，寡妇愿意嫁给他并随他回湘，那年他三十六岁。这位贵州婆看到丈夫日日辛劳而所获甚少，问：靠帮人帮工哪能富起来，为何不贩猪卖？——在那时候民间社会，猪羊算是大宗商品了。永福公说：我哪不晓得这样的道理，可没有本钱呀？贵州婆说：我这里积攒了一些碎银子，你拿去当本钱吧。

如此，我的五世祖便是靠那位贵州妻子积攒的私房钱作为原始资本而发家，后来两人生有五个孩子，我的高祖居长，每个儿子分有一百石谷水田（大约16亩），我的曾祖父是长房长孙，另单独分得五十石“长孙田”。——长孙可直接参加叔父辈分产，乡间宗族里长孙的地位可见一斑。考诸家谱，永福公发家时大约在乾隆、嘉庆年间，清王朝正处在“盛世”的尾巴上，庙堂和民间多数人还沉睡在天朝的迷梦里，对国外的社会巨变茫然不知。那时候湘中、湘西和川、黔一带大量的荒地得到垦殖，人口剧增。我家所在的“鹅梨树下”村，在那时方有人烟，永福公派他两个儿子即高祖的弟弟来此落户，而我的曾祖是长孙，自然要守在老宅里。可我那位高祖很不争气，染上了抽鸦片烟的恶习，把父亲分给他的田连同给他儿子即我曾祖的长孙田，卖了个一干二净。人一穷，就没有社会地位，哪怕你是家族里的长兄，他的弟弟和侄子照样瞧不起他。这位抽鸦片烟的高祖生了四个儿子，分别字“宝元、泰元、乾元、坤元”，等四兄弟长大时，家已沦为赤贫。曾祖宝元公待在老宅所在的村落里，倍感压力，于是搬到了其两位叔父早先来到的“鹅梨树下”，盖了间茅屋栖息下去。直到我这一辈，和村里同族的孩子吵架时，对方常常说：你们家原来不是这里的，是我们祖上看你们造孽（湘中方言“可怜”的意思），收留下来。——意即多少代过去，我们这一支依然要夹着尾巴做人。

曾祖父宝元公的季弟坤元公，武艺很好，胆气过人，然不乐乡间耕作，喜欢和江湖上的朋友来往。阖族上下，凡涉及官司要上衙门过堂，都是他代理前去。那时候小老百姓畏官如虎，一见县太爷开堂那架势，两班虎狼衙役分立，大老爷高高在上，跪下来的小民多数汗都不敢出，有理吓成没理了。这位坤元公却面不改色，申诉己方理由侃侃而谈。这样的人才，一旦逢上乱世，必定不会安分。1927年前后，他的机会来了。农民运动席卷整个湖南，湘中大县邵阳亦不例外，坤元公这样的人，是天生为运动而生的，很快就脱颖而出，成为农会的骨干分子，带领一帮子有些痞里痞气的农民去吃大户，开人家粮仓，杀人家肥猪，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这种梁山式的日子好不快活。但好日子太短，不久便是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随后国共分道扬镳，执政的国民党向原来的兄弟共产党大开杀戒，邵阳作为湘中大县府城所在地，这种清算极其残酷。本家族住白水洞的一支，出了个江姐式的女豪李芬，因亲戚告密被捕，因为那时候一些赤色的女党人被杀后，常有流氓侮辱尸体之举，此人在就义前向狱卒要来针线，将手足的皮肉和衣裤缝合在一起，以此来吓阻小流氓（此事详见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宝元公作为一个流氓无产者，没有婚娶，人一个卵一条，当然不甘愿束手就缚，于是学他的祖父，远走贵州，那里苗汉杂聚，天高皇帝远，一直就是老家人避祸的好所在。其后不知所终，也许是因为江湖险恶，死在哪个不知名的客栈或山寨了。

等我家回到鹅梨树下时，这个自然村也分为三个生产队，我所在的七队在山坳上，地理条件最差，田土为全大队七个小队中最贫瘠的，约一百多人，二十余户。队里有五户属于男主人在外工作女主人带着孩子在家务农的“半边户”，其中两户便是我家和我叔父家。

从新屋落成起，我家除父亲仍吃“国家粮”外，其他五人算是尘埃落定，老老实实回家当农民。

若干年后，我曾疑惑将我们四位未成年的兄弟姐妹称为“农民”似乎用词不当，因为我们那时候还没能下地干农活，是地地道道的孩子或学生呀？再后来当出现“农民工”这个由“工”、“农”两种不同职业组合的词时，我才豁然开朗，我们以前通常所说的“农民”不仅是个职业而是种身份，如果用英语翻译应该是peasant而非farmer，后者纯指以农业为职业的人，包括富裕的农场主，不蕴含其身份低贱经济状况贫困的意思。“农民工”中的“农民”指其以户籍为标识的身份，“工”则是worker，他从事的职业。所以说我们兄弟姐妹回乡成了“农民”，并非言过其实。

第二章：孤独中一把木手枪

开始记事后，尚是三四岁孩童的我，就感觉到一种扑面而来的孤独，那种孤独似乎浸泡了我的每一个毛孔，直到渗进血液和骨髓。至今想来，依然觉得害怕，害怕有一天醒来，突然发觉自己睡在无边无际、夜色如墨的荒原上，所有的人都拔营而走，单单遗弃了我一人。

在家里感觉到孤独。大我七岁的哥哥，已经显露出一种桀骜不驯的气质，他在学校里是一个成绩很好、却让老师头痛的学生，根本没有时间来哄两个弟弟玩；而母亲早早地就随生产队出工，晚上回来后，还有忙不完的家务，为了多挣工分，她还是大队的赤脚医生和接生员。我的记忆中，深夜总有“哐哐哐”的敲门声，“咯吱”一下母亲把门打开了，一股刺骨的寒意透进来，外面几个庄稼汉晃着手电筒，火急火燎地求母亲快点去看病或者接生即将来到世界的小孩。

出家门感觉到更加的孤独，村里的孩子，故意结成同盟军，排斥我们，似乎我们身上携带着烈性传染病。因为他们的父母告诉他们，这家人回来分他们的粮食，而且，我们还未完全脱尽的城市痕迹，让他们感觉到不舒服，所以就成了另类。比如，我们回到乡下，最开始随城里人的习惯将父亲叫“爸爸”，母亲叫“妈妈”，而乡下的称呼是“爷”和“娘”，于是遭到嘲笑，似乎我们是另类，有孩子甚至问“你家的‘爸爸’怎样煨着吃？”显然这是挖苦奚落之语，因为磨碎的糯米能做成“粑粑”。后来我们改口叫“爷、娘”，和广大小贫下中农打成一片，才最终被他们完全接受。

那时候，每个人家里都有四五个孩子，和我哥哥、姐姐年龄相仿的，当时流行玩一种游戏——“作仇”，大孩子全部不和我哥哥姐姐说话，他们有样学样的弟妹们也如此对待我和弟弟。他们不和我做游戏，他们大声地呵斥嘲笑我和弟弟，他们会从厕所里挑出屎抹到我家的墙上。

有一个本族兄弟洪奇，比我大一岁，长得壮实，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猛仔，后来成为最照顾我的伙伴，可我三四岁时，他是对我最凶恶的人。有一天他扛一把大人用的锄头，将我家的门外过道——类似广式骑楼门外的走廊地表的土，狠狠地掘开几块，然后恶狠狠地咒骂两句，扬长而去。等我找他理论时，他不知道从哪儿学来一套歪理，说那不是你家的地，那是国家的，我挖国家的地，你管得着么？——可见，在那样闭塞的山乡，“一切都属于国家”的调调对尚未上学的小孩影响至深，至于国家是谁的，恐怕没多少人能深究下去。

好在还有姐姐，她照顾两个弟弟的时间远比母亲多，她几乎承担了家中一半的家务。乡下的女孩子，她们一生下来伴随的就是吃苦、劳累，而男孩子有这样的女孩子做姐姐，则是一种幸运。

两岁的弟弟，每天可怜兮兮地像尾巴一样跟着我，两兄弟自己放牧自己，溪边、山头、田埂，渴了喝泉水，困了倒在大青石板上睡一觉。饿了怎么办？妈妈还没有收工回家做饭，那就去找爷爷。

爷爷不下地干活十几年了，他住在老屋里，从我家顺着那条石板大路再往山坳上走30米，便到了。老屋依山而建，后面是茅屋山，茅屋山曾经遍长一人高的冬茅草，我出生时茅草消失了，山像癞子头一样，东一块西一块开垦出红薯地。贫瘠的茅屋山上只有一块叫斋公园的土地很肥沃，据说很多年前这里有个茅草搭成的书斋，有个秀才在此发奋读书，究竟有没有中举人，没人知道。后来荒废了，成了久哥的自留地，他是我二伯的长子，也是我们共曾祖父的堂兄弟中的老大，和我满叔同岁，他的儿子和我同岁。二伯家五兄弟，大伯家一兄弟，我家三兄弟，满叔后来生下堂弟，一共十兄弟，这一房的声势也渐渐起来了。大伯和二伯以及早逝的三爷，是我爷爷长兄的儿子，他们的父亲壮年死去后，母亲改嫁，被我爷爷奶奶带大，满叔和我父亲是同胞兄弟。因为这种缘故，这五位堂兄弟比别家堂兄弟要亲近得多。

老屋的基脚是用青石条垒起来的，前面是一丘像月牙一样的水田，我好几次从走廊跌到两米以下的田里。大路贯穿老屋的走廊，因此这走廊便成了要道，常常有陌生人走过，看着我爷爷背靠着墙坐在凳子上晒太阳，走累的人会停下来歇脚，讨一碗水喝。趁着客人喝水的时候，我爷爷就开始显摆，向过路人说他两个在外面当国家干部的儿子，讲他的几个孙子。客人歇够了，说一句“老人家好福气”，便走了。爷爷很矜持地颔首目送，又在等待下一个过路人。

爷爷表面上很不喜欢我，我既不是长孙，又没有我弟弟那样嘴甜，我去找他常常只有一个目的：要吃的。而且说话干净利落、毫不客气：“爷爷，我饿了，要吃饭！”爷爷会一脸不高兴地说：“哪有给你吃的？我中午就只煮了我一个人的饭。”这可骗不到我，我知道冷饭在锑鼎罐里面。为了防止我这个“家贼”，他把盛剩饭的鼎罐挂在房梁上，这同样难不倒我。爷爷的身边，常放着一根黄杨木做的拐杖，一头自然弯曲，被爷爷的手摩挲得铮亮铮亮的，我顺手拿起这根拐杖，“乒乒乓乓”地敲打锑鼎罐，爷爷立即心痛地叫着：“你这个土匪，你这个强盗，要吃饭莫要紧，莫要打烂我煮饭的鼎罐。”他便把鼎罐取下来，找冷饭锅巴给我吃，而弟弟在旁边利益均沾。——再长大一点，我就开始思考，每次都是我闹着问爷爷要吃的，弟弟跟着占便宜，一点也没少吃，可爷爷喜欢他，因为他不闹。似乎觉得自己吃亏了，可一想，我要是不闹，两人都会没得冷饭锅巴吃。

除了拐杖，爷爷还有一件宝贝：水烟壶，那是白铜做的，一吸咕噜咕噜作响。有一次趁爷爷不注意，我偷偷往烟壶的水中间洒了辣椒面，爷爷吸了一口，立刻呛得眼泪鼻涕一起出来，他马上明白是我干的，说你比你哥哥还爱作孽，你哥哥小时候只把我的烟丝偷换成晒干的青苔。

更多的时候，爷爷带着我和弟弟，祖孙三人，坐在老屋的走廊里，等待太阳落山，等待妈妈收工回家。长时间我们沉默着，爷爷好像总是满腹心事，他常常用手搭一个凉棚，挡住太阳光，看远处山路上挪动的人或牛。老屋是向西开门，西边有耸立的山峰，山峰环绕一个水库，那个水库离我家两华里，由大小两个人工湖构成，两湖中间，有一道石头筑成的堤，堤上修一条水渠，岸边有一个很高的、也用青石条修成的抽水机台，抽水机将水库的水抽上来，顺着水渠灌溉了五个生产队的稻田，那水渠穿过一座长满松树、翠色夺目的山丘，串连起几个鱼眼睛一样的小池塘，从我家门前五米处流过。爷爷说：修水库的那个地方叫天地庵，原来有个庵堂，后来给拆了。

水库的闸门下，有一条小溪，向东流入石马江，也从我家新屋下面五十米的谷地里流过，沿溪是一丘丘可以挡溪水自然灌溉的垅田，再往两边走便是一层层梯田，我们当地叫岸上田。我家坐落在北山的山腰，一开门就看见南面两座山，两山夹着就是我说过的那条叫大路的石板路，大路东面那座山的山顶上长着十几株棕树，伸出圆形的棕叶，长风从天际掠过，棕叶远远看上去就像是招手的巴掌。棕树下面有一块我家的自留地，是旱地，只能种红薯或者黄豆。这块地实在太高了，山路又陡，每次挑粪上去是一件很苦的差事。不过在这块地里干活有一个好处，比如翻红薯藤或者割黄豆累了，可以站起来歇一歇，举目四望，近翠远微尽收眼底。西北方的雪峰山显得近在咫尺，山脊上的小路也看得清清楚楚，太阳照耀下，那青色的山体泛着金色的光芒。看自己脚下，先是一块块坡地，上面种着高粱、玉米、红薯、烟叶，或者是栽种着橘树；再往下，便是梯田了，禾苗什么时候都会发出一种好闻的香味，插下去不久正在拔节长苗的时候，发出的是清柔柔的香味；等到扬花结穗后，便发出一种浓郁的、在宣告她快要成熟的体香。小溪里，有欢实得嘎嘎叫的鸭子，两岸的山上都能听到，它们似乎在上砧板成为食物之前，从来没有过忧愁。

那是个玩具几乎完全靠自己制造的年代。我的爸爸不给我做玩具，我的哥哥也不给我做玩具，我只能艳羡别人。四岁时的夏天，邻居申爷爷的小儿子，比我大四岁的寿叔叔，拿出一支制作十分逼真的木枪，而且是一杆步枪。因为有这个资本，小孩们玩打仗的时候，他能荣任司令一职。这支木枪他不轻易给人抚摸，有一次他说可以给我玩一阵子，但条件是叫他一声“爷”，我觉得这是一种莫大的侮辱，便对着他吐了一口唾沫，愤愤然回家了。

虽然受到了伤害，但我还是盼望有一把木头做的玩具枪。

机会来了，我家来了一个木匠，他是一队的宝木匠。一队的村子在我们七队东边二华里的地方，叫“彭家”，但不知为什么住的全是姓张的人家，我妈妈最好的姐妹便在这个村，她的儿子认我妈妈做干娘，我们那里把干娘叫“亲娘”。想想真有趣，叫自己的亲生母亲只叫“娘”，而叫干娘却要加上一个“亲”字。宝木匠有一个儿子，聪明伶俐且学习刻苦，宝木匠待人温和，而且手艺很好。

他给我家打柜子，做碗橱和条凳。对手艺人来自家做活儿，小孩子大多欢欣异常，因为一般的手艺人见多识广，会给你讲很多闻所未闻的故事，而且那几天饭桌上会加两道荤菜，匠人不好意思自己一个人吃，总会照顾小孩子多吃。

宝木匠却不爱多说话，似乎他的肚子里没有装什么故事，只是一天勤勤恳恳地劈、锯、刨，我在一旁很讨好地为他倒水。他看出我的心思，问我是不是想要做个把戏？我说我想要一把手枪。

他顺手拿一块没用的下脚料，根本不用拿墨笔绘形，拿着锯子和凿子，三下五除二就做出了一把木手枪，而且特别逼真，和图画书上的一样。他说，下回漆匠来你家漆柜子时，你再找他刷一遍漆。

我那时胖乎乎的，夏天常穿一条蓝布短裤，我耀武扬威地将这把手枪插到松紧带里，因为个头太小，那枪管顶住了小鸡鸡。走路的时候，枪头一下一下地摩擦着小鸡鸡，我感觉到一种难以言表的愉悦感。

爷爷看到我的木手枪，问：这是谁做的。我说：宝木匠。爷爷说了一句：难怪这样像，他用过真枪的。我说：他当过解放军？打过仗？爷爷没有吭声。

后来长大一些，我听说了宝木匠的故事。他有一个哥哥，曾经是方圆几十里让人闻风丧胆的土匪。他这位兄长天生就胆大，日本人来的时候，还没有落草，日本兵将他家的耕牛抢走，准备第二天宰杀。他哥哥半夜摸进关牛的地方，不但把自家的耕牛，还把另一头耕牛一起牵回来了。日本人走后不久，就当了土匪。他在当地欠下的唯一的血债是宝木匠引起的。那时候宝木匠还小，去一个村的池塘里钓鱼，池塘的主人是一个泼辣凶悍的女人，挺着个大肚子，把宝木匠狠狠地辱骂了一顿，并且将他的钓鱼竿折断，还扇了他两巴掌。

“挨了女人家的打，一世长不大（当然自己的妈妈除外，那是不打不成材）。”受到了奇耻大辱的宝木匠回家告诉哥哥，他哥哥勃然大怒，找到那个怀孕的女人，二话不说，拔枪就射，一枪两命。解放军来了，他哥哥被抓住，公审后枪毙在河滩上。

剿匪，在我们那个地方确实很艰难。和我同一个生产队的另一个居民点，和我们这个村落隔一口方塘，几丘水田，大约七八户人家，曾经就做过土匪的寨子。

电影里的土匪凶神恶煞，我问爷爷：土匪很吓人么？爷爷说：土匪也是人，我们也是人，有什么吓人的。他说老爷爷在世的时候，四兄弟都武艺高强，一人一根齐眉棍，无人敢惹。土匪曾经拿着大刀片子来我家里抢劫，被老爷爷几兄弟一顿棍子，打进屋前的水田里。“后来土匪有了枪，我们就老老实实让人家抢了。”爷爷叹息道。

一帮土匪里面，只有部分专职土匪，而有些土匪是白天为民，拿起锄头在地里干活，晚上拿枪去抢劫，不是特别亲密的人不知道他的身份。土匪敲诈某户人家，有一术语叫“送片子”。我想大约这个“片子”是名片、名刺演化而来的，上书“老子本姓天，住在大山边。限你多少天，送来多少元”之类。我的一位叔外公，家里精穷精穷的，也接到一个片子。他在地里干活时和人说：“我这样的人家也有人送片子，当土匪的瞎了眼。这片子还不如我儿子的尿片。”晚上土匪明火执仗闯进他家，把他捆起来打了一顿，说：“竟然敢说老子瞎眼。”吓得这位叔外公大叫好汉饶命。——也就是说，白天和他闲谈的熟人，里面就有土匪的卧底。

解放军刚驻扎进我们村时，根本看不到土匪在哪里，让老百姓揭发，谁敢呀。后来想出一招，了解到地方上的宗族矛盾，对张家说，李家有没有当土匪，欺负你们张家的？到李家便问张家谁当土匪。把土匪的后勤、情报线切断后，就开始真枪实弹地干。我们乡溶洞很多，土匪在山洞里负隅顽抗了好些日子。我们大队第二队和第五队之间有一个巨大而宽敞的山洞，就是因为剿匪时，土匪朝山洞外的军人开枪，久攻不下，便用几个巨大的炸药包塞进去，引爆，一伙土匪就全死在了里头，那个洞口也坍塌了，从此再没人进去过。

我同一个生产队真正当过土匪的人是甲满爷。

满爷，是兄弟中最小的人的称谓。甲满爷和我爷爷一辈，理应称他为“甲满爹爹”（故乡称父亲一辈的为“爷”，称爷爷一辈的为“爹爹”，完全和中原相反，我没有考证其原因）。但所有的孩子在他面前总是没大没小的，都叫“甲满爷”，他也不恼，呵呵的答应。

甲满爷常年偻着腰，脸上带着笑，人长得很瘦弱，所以在生产队的时候，犁田、耙田那些大男人干的活常轮不上他，他只好经常带领我们这帮孩子放牛。我们也都喜欢他为我们讲各种各样的故事，听大人说，甲满爷过去是当土匪的。我们在学校里老师讲到土匪恶霸，都说他们凶神恶煞的，可甲满爷怎么也难和土匪的形象联系起来。先前土匪是在我们村边扎寨，倒也不吃窝边草。村里人拿土匪没办法，但绝对不让自己的子弟和土匪混在一起。甲满爷十二三岁就入了伙，因为年纪小，杀人越货的事干不了，也就是干干放放风、举个火把、抢点“战利品”之类的事。所以他在解放后没有受到什么冲击，也就是在批斗“四类分子”的大会上，他站在上面陪陪绑而已，后来这种斗争会已演化成纯粹应付上面的表演大会，斗他时，他声泪俱下认罪，斗完后，他又和绑他的小年轻打打闹闹。

因为在“匪窝”里呆过，所以他见多识广。他在放牛的时候，教我们江湖“切口”，也就是“黑话”。什么两人一见，一抱拳就开始对“切口”：

“兄弟你走的是山路还是水路？”若答是“山路”，就会继续问：“山路多少湾”“山路九十九条湾。”若答是“水路”，也会问道：“水路多少滩？”“水路九十九座滩。”他还常常唱一些小调，有些有点“黄”，小孩不能完全听懂。我现在还记得他唱的一个“十八问”的小调，一个男人调戏一个叫“晓妹子”的苦命女人，一问一答，引出这个女人辛酸的往事。当问到这个妹子的丈夫为什么去当兵，这个女人回答说：

“我的丈夫去扛枪，一是为了打东洋，二是官府抓壮丁，不去也不行。”这个曲子大概是抗日时期流行在我们那一带的，很有家国之悲。

我特别感谢甲满爷，是他教给我一招“武林秘籍”。我小时候懒，母亲又常常要我去砍柴，完不成任务肯定是一顿饱揍。甲满爷对我说，你就说砍的柴太多、太重，挑不回去，放在山里晒干，几天后再挑回来。过几天，你就到山上大骂：“哪个短命的把我砍的柴捆走了？”这招果然奏效，但我用的频率太高，终于被母亲看穿了我的把戏，换来的自然又是一顿猛揍。我去问甲满爷为什么这招不灵了，他说：绝招不能常用。

甲满爷对谁都是嬉皮笑脸的，唯有对我爷爷和我父亲非常严肃，我爷爷从不搭理他，后来才知道原因所在。我的三叔娶了一位漂亮的妻子，新婚不久三叔就病逝了。新寡的女人肯定让一些光棍产生想法。甲满爷因为长得瘦弱，又当过土匪，自然没有谁愿意嫁给他。他老来缠我的三婶，每次都被我爷爷用棍打出去，改嫁不是不行。我爷爷的意思，改嫁也得嫁一个良家子，哪能嫁给一个土匪，何况论辈分我三婶都的叫甲满爷叔叔。但甲满爷毫不气馁，就在我家的后山唱歌，山歌唱来唱去，三婶终于和他走到一起来了。长大后我才明白，女人是怕“磨”的，这大概也是“好汉无好妻，赖汉娶娇妻”的原因吧。

后来他和成了甲满娘的我三婶过得很好，他老婆很良善贤惠，生了一个儿子三个女儿，他的小女儿银莲和我差不多大，长得好看，唱得一口好山歌，惹得邻村的小伙纷纷来献殷勤。后来银莲嫁给一个自己看上的小伙。对女儿的婚事，甲满爷从来不管，只要自己喜欢就行。大概他自己就是“自由恋爱”，所以对女儿有乡村父母少有的民主。

第三章：学知青和学大寨

四岁那年的春天，过完年，我发现大队来了一些不一样的陌生人。他们年轻，他们洋气，他们皮肤白皙，他们从不说土话，他们举手投足让我这样已经完全成为乡村脏孩子的人，觉得他们像是神仙似的人物，那气派连大队学校的民办老师也赶不上。

妈妈告诉我说：这些人是知识青年，是从邵阳市和县城酿溪镇的地方来这里落户的。若干年后，我对知青历史略有了解后才知道，1975年是最后几批知青下乡，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插队运动已是强弩之末，难以为继了，城镇青年就近到离城镇不远的农村落户，比去遥远的东北、西南等深山老林里的林场、农场落户要略略人道一些。

整个大队大约来了十来名知青，男女差不多各一半。他们住在刚刚建起的大队部。大队部处在二、五、六、四队之间的一片松林里，松林旁是一口平静如镜的大池塘，池塘的南岸，一个小土丘上，是两栋红砖房子，这是也刚建好的小学，学校没有围墙，操坪边上有两棵合抱的樟树，很远就能闻到香樟的味道。

知青来落户之前，大队部仅仅是白天干部们办公、开会的地方，一到晚上各回各家，大队部一片漆黑，旁边有个坟场，长风过林，松涛阵阵，听起来好像鬼怪夜哭，没人敢接近。据说这块地很凶，庄户人家不会在这里砌房子，而建大队部和学校则不用考虑，用大队书记的话来说：我们有民兵武装，有枪支弹药，鬼也会害怕的。

知青们住进大队部后，这栋两层楼便立刻有了烟火气。他们立刻成了乡下小年轻效仿、羡慕的对象。多情的村姑们，在插秧割稻时，一边替男知青干活一边暗送秋波；大队几位读完高中、不甘平庸的男青年，似乎终于找到了同道，晚上去大队部和他们天南海北地聊天到大半夜，第二天出工时萎靡不振。那些日子，大队部里的马灯每日都点到深夜。

整个大队的小青年中掀起了一股学知青的高潮，姑娘们开始学会搽雪花膏，小伙子们也越来越不服队干部的管教。这些知青，尤其让老乡们惊讶的是，他们似乎没有男女之大防的意识，男女知青之间打打闹闹，嘻嘻哈哈。大队有一个三十余岁的二流子，每天晚饭放下饭碗就去大队部消磨时间，有一次他对两位男女知青说：你们要是敢当着大家作个波（亲嘴），我赌一块腊肉。男知青立刻叫这个二流子回家从灶房里提来一块腊肉，放到一边，男知青叫来一群人在旁边作证，然后抱住那女知青，当众十分投入地亲嘴，然后大大咧咧地提起腊肉，招呼知青们去打牙祭。围观的人中有老太太、有大姑娘。这件事一夜之间就在七个生产队传遍了，老太太们纷纷说：“何得了，这城里的伢子、妹子一点家教都没有。”女知青对乡下的男青年一般爱理不理，摆出一副白天鹅的模样来。只有一个叫韩妹子的女知青，像个傻大姐一样，整天没心没肺地嬉闹，和大队里的小伙子毫无芥蒂。有一天一位后生当着韩妹子说：自己的屁股痒，你的屁股痒不痒？韩妹子不但不恼火，而且大大方方地说自己的屁股一点也不痒。过了几天碰到这后生还关切地问：你的屁股还痒不痒？这个故事又立刻传遍了全大队。

这些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青，在农民们的眼里，个个都像不学好的二流子，他们不但没有虚心接受再教育，反而有可能把乡下的年轻人教坏了。古板的父母们纷纷给正在成长的儿女们下了禁令，不能去大队部找那些城里伢妹子耍，再去小心把你的脚杆杆打断。但那大队部已是满园春色，哪禁得住去亲近春天的年轻人？而且这些知青们抱成一伙，讲怪话，顶撞干部。我长大后看了一些知青的回忆录，说他们插队时多么艰苦，社队干部如何欺负他们。但在我的记忆中，那些大队部的知青日子过得比我们农民强多了，而且大多数很有优越感，大队也奈何他们不得，不敢派他们干重活、累活。出现这个反差的原因是什么呢？大约是1973年福建莆田的一位小学老师李庆霖给伟大领袖写了一封信，反映自己当知青的儿子日子过得如何艰难，打动了伟大领袖。九阙之上，洒来了阳光雨露，领袖亲笔的批示外加“聊补无米之炊”的300元，一下子让全国千万知青共沾恩泽，社队干部对知青客气多了。反正我们大队的干部对那些知青，几乎是睁只眼闭只眼。但长此下去，干部们也很担忧出事，于是决定让他们化整为零，分派到各个生产队，住进农户家。——大队部的晚上又沉寂了。

我们第七生产队分来了两名知青，一男一女。女的叫小飞，住在我家，和我姐姐睡一张床。小飞大约比我姐大七八岁，长得很漂亮，似乎是干部子弟。姐姐很崇拜她，母亲对她格外关照。大约是因为我们家从城里下放回老家，母亲更能理解这些插队城里人的心思。吃饭时劝她多吃几碗饭，一边叹息道：造孽呀，这么大就离开父母来乡下。住在另一户农家的男知青很是羡慕小飞姐，因为那家的卫生条件很差，男知青的皮肤被跳蚤咬得红一块、紫一块。

知青们虽然分散到各个生产队，但仍然一起劳动，享受特殊待遇。因为犁田、耙田、收稻、插秧这样的农活他们根本干不好，大队专门给他们安排了轻松的活，主要是学大寨。

我家对门山上，原来西边的坡上种满茶树，学大寨的知青们，每天扛着锄头，将茶树连根挖掉，改造成一块块红薯地。再就是在长满青草的山坡上，把草皮刨去，上面用白石灰写着大标语：“农业学大寨”、“以粮为纲”、“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等等。

大约在我读小学三年级时，这些知青一下子又回城了。后来也没听说她们谁来“第二故乡”故地重游，大约他们中间没谁发了财，当大老板，没准很多人还下岗了。只有那些发财的知青，才喜欢以富贵还乡的姿态，回到当年插队的地方。我拿到大学录取通知单那个暑假，妈妈陪我去城里置办行李，在一个百货店碰到了当售货员的小飞，看到当年流鼻涕的小男孩已经考上了大学，小飞姐感慨不已。

1975、1976两年，我们公社最大的学大寨行动是“改河”，那是公社书记吴麻子力主上马的头号工程。吴麻子是我上高中以前所见过的最大的官，在我的记忆中他威风得不得了。我记得有一天全公社大队书记现场会在我们大队召开，会议完了大家到小学校聚餐，我随着一群孩子们去看热闹。我们在大樟树下站了个把小时，一阵铃声在学校前的松林里响起来。不一会一队骑自行车的汉子从树林里的毛马路驶向学校。吴麻子个子很高，长得孔武有力，脸上稀稀拉拉长着麻子，不过并不显得难看，反而好像增添了“官威”。——我爷爷是这样说的。

学校食堂给他们蒸的是钵子饭，那个香呀。——我们那里把吃国家粮的叫吃钵子饭。因为只有机关单位的食堂蒸钵子饭，农家是用鼎罐煮饭。食堂炖着大块猪肉，做厨的师傅后来说，那天中午吃了半边猪肉（1/2头猪）。半边猪肉是什么概念呀？那年月一家过年能有5斤猪肉就不错了。开饭的时候，吴麻子拿出一个哨子，“嘟嘟”一吹，欢天喜地的大队书记们就急急地走到课桌拼起来的饭桌前虎吃狼塞。我们一帮小孩，站在旁边流口水。

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对于大吃大喝最感性的认识就是：啧啧，那一餐吃了半边猪肉。

我见识吴麻子威风的第二件事就是我一位本家叔叔的遭遇。这位我叫定叔叔的青年在我们家族，算是见过些世面的，从部队复员回来，又是党员，因此当上了大队的民兵营长。一次去公社开民兵营长会，各大队的民兵营长们，大多是从部队回来的后生仔，有着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在一起讲到吴麻子和公社卫生院的女医生林某有男女关系的事情，就愤愤不平。那位女医生算是公社第一美人，丈夫在外县工作，一年回不了几次家。她和吴麻子的事在公社是公开的秘密。但你情我愿，谁也说不出个屁来。可这些正饱受情欲折磨的民兵营长们，眼看着四十来岁的麻子独占花魁，哪能不怒潮澎湃呢？

我这位定叔手欠，中午蹲在公社厕所里大便时，用粉笔在厕所壁上大书：“吴麻子和林某某×××。”这则“厕所文学”被人发现，立即惊动了吴麻子，便被定为“反动标语”。公社武装部出面进行追查，把那天开会的民兵营长叫到公社一一对笔迹。定叔在劫难逃，被揪了出来。立即关进黑屋子，不给吃饭，让他反省。这可急坏了定叔的妈妈桃奶奶，立马托人说情，七托八托，让一个也是国家干部的亲戚找到了吴麻子，认错赔罪，才把定叔叔放了出来，当然也开除了党籍，免掉了民兵营长的职务。桃奶奶去公社接他儿子时，定叔叔已饿得不像人样，精神差点儿错乱。从那以后，以胆大出名的定叔叔变成一个树叶子落下来都怕打破头的人。

所谓“改河”，就是把流经我们公社的石马江的一个弯道改直，据说那样可以将原来的河道和沙洲开垦出更多的耕田，而且灌溉更方便。那时候流行“让高山低头，让大河改道”，这个项目没经过论证、勘探，公社书记一句话就拍了板。秋季收割后，公社所有大队的青壮劳动力，从上一年的入冬干到第二年的开春，工地离我们大队六里路，全大队的劳动力都是自带干粮去工地。“改河”当时就是一项被老乡们痛恨诅咒的工程。申爷爷是个手艺很好的石匠，那时已55岁了，照样得上工地，他回家和大伙一论起“改河”，就满肚子怒火说：“乱弹琴，自古山川河流怎样子走向，那是上天安排的，凡人要跟天比输赢，那是不晓得天高地厚。改什么河？还不是吴麻子为了升官！”这样的牢骚也只敢私下里发作，全公社的社员只得老老实实去战天斗地。

我去过工地一次，那是妈妈带我去的。她背着药箱四处巡查，把我扔到一个角落，我一个人也不认识，傻乎乎地看大人们挑土、碎石头。我记得自己穿着臃肿的棉袄，戴一顶绒帽，帽上别了一个纪念章，那是父亲前不久去井冈山参观，买回来给我的。有一个年龄相仿的小男孩，大约家就在工地旁边，工地上的人和他很熟，总逗他玩。他看到我帽子上的纪念章，觉得新奇，拿出自己胸前别着的一个大大的毛主席像章，一定要和我交换。——现在想来，那个像章用铜做成的，造价比一小枚纪念章高不少。但在那时候，这类领袖像章，谁家没有几枚？而风景名胜地的纪念章，乡下难得一见。物以稀为贵，我当然不干。那小子先拿一个石块威胁我，未能得逞，便扑上来抢，我也不示弱，和他抱在一起在地上翻滚，两人撕扯得昏天暗地，满身都是泥土，难分高下。后来被工地上的大人拉开了，我到底保住了自己帽上的纪念章。两人被拉开时，还像斗红眼的小牛犊，怒目而视，谁也没哭。在老家，男孩子打架不管输赢，哭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回家对父母说自己打赢了父母会表扬你吃不了亏，打输了哭着回家，会被父母训斥为没出息，再追加一顿狠揍。

快过年的时候，我二伯的第四个儿子竹哥出事了，他初中毕业后就上了工地，当时刚满17岁，一块大石头砸断了他的腿。在家里养伤的时候，还没有完全成人的竹哥，少年不知愁滋味，半躺在床上，给我们几个小孩叠纸飞机，或者比划着给两个摔跤的男孩指点。好在年轻，恢复得快，我爸爸是较有名气的接骨医生。给他接骨后，卧床了三个月，竟然没有留什么后遗症。

“改河”这个头号大寨工程最后结局如何呢？人工挖掘河道，碰到了一个大石头山，根本无法掘进，请上面来的技术人员看了看，说凭一个公社的能力和这样的施工进度，再挖二十年也挖不通，还得准备很多炸药才行，于是只好作罢。浪费了近百亩粮田和更多植被丰茂山地的“改河”，就这样无疾而终，留下了一道伤疤似的深沟。而那位吴书记，不久调到县里去了。

第四章：外公家的百草园

孤独和受排挤，容易让人变得偏执、凶悍甚至暴戾。四岁多以后，我就显露出睚眦必报的性格，对哥哥、姐姐和弟弟是这样，对外人更是如此。

不知道什么时候，好像一夜间，我就在生产队的同龄儿童中，成就了小霸王的威名，不是因为我体格健壮，而是我下得了狠手，无论和弟弟打架，还是和外面的小孩打架，我好像从来不考虑后果，抄起家伙就上，摆出一副拼命的样子。有一个春日，田野里的油菜花怒放，我和一帮小孩子们在田边玩得好好的，不知为什么和一位堂哥的儿子，和我同年的族侄争吵起来，那时候不懂得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大道理，我拾起地上一块尖石头，狠狠地砸过去，正中他额头，立刻鲜血直流，把所有的孩子都吓坏了。我妈妈向对方父母道歉，给他包扎伤口，请这位族侄在我家吃饭，而我自然免不了挨一顿扁。如此恶名在外，那些年龄比我小的孩子对我退避三舍，有个婶娘教训他儿子的话是：你快别闹了，勇伢子出来了，那个混账家伙会打你的。

和大孩子打架，我力气小当然会吃亏，怎么办？想法子让他或他家吃苦头。邻居申爷爷的小儿子，就是那位用玩具枪想引诱我叫他“爸爸”的小子，大我四岁，一次扯打中他很轻松地扇了我几下。那一个下午我觉得胸口有一股火，不发泄出来自己就会爆炸似的。想了一夜，第二天我从家里木箱底下找出爸爸的一把匕首，中午跑到他家附近，把他家一只小花猫抓住，一刀杀死，然后把猫的尸体抛到他家大门口。他的母亲，一个说话细声细气的老太太，吓坏了，对我妈说：我活了这么多年，没见过这样心黑手狠的小孩。回头叮嘱他儿子别再惹我这个魔王。

我渐渐地明白了一个道理，只有你比别人更凶狠，你才可能不吃亏。尝到了凶悍的甜头后，我从受欺负的“外来者”一跃成为欺负其他孩子的大混账。——被压迫者一旦翻身，便开始压迫别人，真是亘古不变的真理。妈妈没有时间管教我，只好把我送到外公家，希望我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变得老实。

在我十岁以前的记忆里，外公从来没有笑过，似乎他的面部缺少笑的神经。我很害怕他，说畏之如虎毫不为过。春节跟着父亲和兄弟去拜年时，看到他板着一张黑脸，双目直视，朝我们走来，我便会躲到父亲的屁股后面，拒绝走上去甜甜地说一声：给外公拜年。因为我知道，对他说什么，他都面无表情，不搭腔。

去外公家，在那时我的心中便是畏途。一般说来，在中国的民间，外婆家代表的是温馨、幸福，因为在那里能得到外婆的爱，还能逃离父母亲的管教，外婆家是释放童心的自由天地。因此台湾校园歌曲《外婆的澎湖湾》，以及北京的童谣：“姥姥家，唱大戏；接姑娘，叫女婿；小外孙，也要去。”描绘的无不是这种外婆家的温暖。

然而我外婆在我出生前几年就病逝了，外婆把那份给外孙的爱和关照带到了另外一个世界。我的奶奶去世得更早，因此，我从没有体会到奶奶和姥姥对孙辈的疼爱，而爷爷和外公，恰好又是湖南乡下很典型的老头：格外严厉、古板、脾气火爆，外公较爷爷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我的童年，内心总感觉到寒冷而不快乐，在外公面前更是这样。

可是我越不愿意去外公家，我母亲好像偏偏和我作对，频繁地把我送到外公家。

小时候我很奇怪对外公的称谓。别的孩子叫“外公”而我外公那个家族叫“ka公”，我一直不明白“ka”这个字怎样写，上大学时念《音韵学》，了解到古代音韵历史中变迁的一些知识，明白了“ka公”应当是“客公”。

“客”者乃是“外”的意思，和父亲的父亲这个自家的爷爷比较，姥爷当然是“客”。在我们那个地方，一些住在偏僻山区的人，还讲一种经常被我们嘲笑的“土话”，把“客”念成“ka”，把“江”念成“冈”。这是典型的中古音，在今天的粤语和客家话里还保留着。唐宋时代黄河流域的人便是讲这样话的，因为战乱庶民南下，语言带过来了。但交通发达的平原、河谷地区不断和外部交流，语言开始从众，居民讲起了大多数人所说的“官话”，但地名和称谓是最稳定的，因此保留着古音。今天在北方大部分地区也是这样。比如“查”和“阿”只有作为姓氏或特殊的名称时才念成古音“zha”和“e”。这就是说外公家族的祖上是从北方迁徙过来的，来到湘中这块地方生息，语言虽经过数百年的杂糅，受到了“西南官话”的极大影响，但有一些特殊的名词还残留着过去的痕迹。另一个佐证是，外公家前面那条河叫“石马江”，当地的叫法是“吓马冈”或“习马冈”，可平时说话，把“江水”念成“江水”而不是“冈水”。“石头”的“石”念成“吓”，这是很土的其实是很古老的发音，念成“习”更进了一步，但那时候发音还没有“zh，ch，sh”这类声母，把“吃饭”念成“奇饭”，“智力”念成“吉力”。特别有意思的是，我们家附近方圆几十里内，这三种发音同时存在，由此可以推断出，邵阳市的西北部广大山区，应当是各种语音交汇杂糅的地区。——可惜我不搞语音学研究，不然可以去挖掘很多活材料。

我们家所在的村庄处在一个山坡上，土地贫瘠而容易干旱，环绕的几座山丘都是岩石嶙峋、植被稀疏的喀斯特地貌。而外公家所在，却是一块不可多得的膏腴之地，且风景绝佳。外公家的房屋是坐东朝西的四个垛子两进的土砖瓦房（四个垛子即四个墙垛之间，有三大间房子，除中间通透的堂屋外，两边的大间隔成四个小间。房屋顶的结构是“伞”字型，最高最中间的一根主梁，是在位于堂屋最上方，是当地人住宅中最神圣的地方。房子空间的中端，隔两尺宽便横亘着一根杉木或松木，家庭殷实的便在上面铺有一寸厚的木板，上面便成了阁楼。从房间一出门到柱子之间，还有一米宽左右敞开式的走廊，当地名“阶级”。湘中地区大多数建筑是这样，我看过一本有关长江流域民居的书，说这类建筑叫“干栏式”，是北方移民将中原的庭院式建筑，和南方山区少数民族吊脚楼结合起来，因地制宜创建的建筑样式）。外公正屋的西端，是一间偏屋（靠着正屋的侧壁搭建的矮房子，屋顶非“人”字型构架，而是自然向一方倾斜，很多用草而非瓦片盖顶，多用来圈养猪牛羊等牲畜）。东端原来也是偏屋，几个舅舅长大后，拆了偏屋，盖了几大间与正屋相对独立的横屋。

农村判断一个人家是否殷实，主人是否能干，多半看房屋的数量和质量。外公中年丧妻后，养大了七个儿女，且盖了两幢房屋，正屋都是一色的杉木主梁和楼枕（当地建筑用木，杉木最好，因为自身重量轻且笔直，抗压能力强，其次才是松木），且全部铺好了楼板。

房屋建在一个类似太师椅的凹地里，照风水理论，这样的宅地防风聚财。背后是长满松、杉、栎、樟等各种树木以及毛竹的丘陵。紧靠外公房屋的山坡，依据当地民间的自然法，是属于住宅的附属部分，归主人所有，和美国人楼房附带的花园一样。即使在“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时期，这一规则依然得到了尊重。外公栽种了一圈半圆形的荆棘，将属于自己的这块“领地”围了起来，我爷爷老屋后也有这样一块地，但相比而言小得多。这种用来划分私人区域和公共区域的篱笆，当地叫“ganji”，很长时间我都不知道是哪两个字，上了大学后，我想应当是“间棘”，“间”在我们那里念成“gan”，也是古音。“间棘”就是用来间离、区别地域权属的隔离带。在美国看一家主人是否勤快，就看他房前花园的草坪修整得如何，而在湘中农村，看一个主人是否勤快，就看他屋后“间棘”里面栽种的树木状况。

尽管我不乐意住在外公家，但既然来了，则千方百计要寻找出一点快乐。

外公屋后面用“间棘”圈起来的园子，便是我童年的百草园。园子里长着茂密的树木，主要是李子树、板栗树，还有毛竹。树的根部，生长着蕨类和冬茅草。春天到来，一株株李子树绽放着白色的花儿，引来了蜜蜂和蝴蝶飞舞。不久花瓣落尽结出青涩的果实，于是我眼巴巴地盼望着夏天快来，果实早点成熟。李子的品种似乎有两种，一种是好看不好吃的猪血李，果实朱红；另一种熟透后呈黄色，味道好极了。板栗树树干粗壮，枝叶壮硕，板栗外面包着长满刺的外壳，收获板栗时，得戴着一顶大斗笠，用竹竿狠狠地敲打树枝，像刺猬一样的板栗雨点般地坠下，偶尔飘落到手上，扎得皮肤很痛。园子西半部全部长着毛竹，毛竹的生命力极强，竹鞭在地里潜行，在春天只要有机会，竹笋在你意想不到的地方不屈不挠地冒出来，它们不受人为“隔离带”的束缚，在“间棘”外面长出来，那就属于公家支配的财产了。学会写字后，我最执著的工作，便是用铅笔刀在毛竹竿上，刻下自己的名字或者课本上的几句话，等竹子长高长粗，刻下的小字被拉扯的很大，再经过一段岁月，字迹就变得模糊不清，进而只留下一道道疤痕。

屋前300米左右，是奔腾东去的石马江，它是资江数不清的支流中的一条，发源于雪峰山余脉的千谷坳，一路穿过狭窄的谷底，在一块巨大的岩石下拐了个急弯，到了外公家的门前，已变得平缓。上世纪60年代大修小水电站时，门前正对的河流被一道石坝截成两段，利用水流的落差发电、碾米，石坝上砌着一个个相隔尺许的石墩，水从石墩间往下流，形成一道200米宽的瀑布，来往的行人踩着石墩子过河。

因为石坝拦截了上游的水，石坝以下河床裸露出来，形成了一个个沙洲，古书上应该叫“汀”吧？上面长着青草和一些不知名的花儿。我和外公村里的同龄小伙伴在沙洲上放牛，扯那些附着在地表的鱼腥草，洗干净给牛晚上作“夜宵”吃，前几年去贵州、四川，才知道这喂牛的野生植物成了摆在餐桌上的一道名菜，叫“折耳根”。

春节去外公家拜年时，走完石墩来到此岸，哥哥便开始放炮仗，先是单个的大炮仗，主要起报信的作用，在家的舅舅和未出嫁的姨妈便走来接我们，只有到了门前，才点燃一挂长长的鞭炮，按规矩这挂鞭炮必须最后扔到堂屋里，我想这隐含着不仅仅是给外公家活着的长辈拜年，也是给外公家列祖列宗拜年。

有时春汛来得早，水流淹没了石墩，幼小的我们不敢过河。母亲站在河对岸大声地喊，对岸村落只要有人听见，就会涉水过来背我们过河。因为外公所在的村落是典型的聚族而居，全村都姓王，和外公没出五服。小时候我就感觉到到了外公村子里，有那么多“客公”、舅舅和姨妈。外公亲兄弟五人，还有几个堂兄弟。除三外公年轻时被国军抓了壮丁，去了台湾不知所终外，其他的外公都有若干个儿子，他们的儿子又有若干个孙子。

王家在当地是个大家族，沿石马江两岸有好些以王姓为主的村落。外公曾说过他们家的郡号是“太原”，王姓主要是“太原王”和“琅琊王”两支，“太原王”是个很古老的家族，三千年前周成王桐叶封弟，将弟弟唐叔虞封在太原，王姓和唐姓因此发源于太原，至今晋祠还算是王家的祖祠，有一年去太原我还特意去了晋祠，算是拜谒外祖家的发源地。外公不识字，当然不知道这些，他一生没去过北方，不明白太原究竟在何处。但“太原”作为一个家族符号世代相传，让一个湖南农民记住了终生。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华文化中祖先崇拜力量之大。

我害怕外公并非因为他责骂我，外公很少对我动怒，但那不苟言笑、不怒自威的神色更让人觉得难以亲近。看到孙辈们做错事，他顶多是咳嗽两声，可那两声咳嗽却有穿云裂石之力，让我不由得打了个寒战。

在记忆中，外公对我最严厉的惩罚有两次，大概在我四岁的时候，那段时间，我被妈妈送到外公家待了小半年。

一次我跑到一户人家的屋后，看到一窝刚孵出的小鸡，我想小鸭子刚出来就能下水游泳，小鸡能不能呢？便把几只小鸡扔到水里，当然试验的结果是几只可怜的小鸡全部淹死，外公为我的闯祸道歉和赔偿，他当时真的怒了，用几根稻草抽打了我两下。还有一次，我和一个比我大半岁的远房表姐一起去偷生产队地里的花生。偷一两株倒无所谓，偏偏小孩心思，总觉得下一株花生的果实肯定是最大的，便如猴子掰包谷，一株株拔起，毁了大半块地。被发现后结果自然也是罚外公家的工分。外公没办法只好把我锁在家里，把所有的门都拴上。可农村房屋的木栓在里面可以打开，只是我的个子极矮，够不着门闩。前两天老老实实待在家里，有一次饿了，从锅里挖出冷饭，捏成一团正往嘴里塞，外公休工回来了，吓得我钻进桌子底下把饭团咽进肚里。后来外公给母亲说，他早看到我偷冷饭吃了，故意装着不知道。被囚禁几天的我不甘心这样下去，外公太低估一个四岁小孩的智力，有一天我终于想出一招，拿一根扁担，往上靠着门闩，一点点给敲开了，又如鸟入丛林鱼进大海。

除了外公，他家还有一个让我害怕的成员，一头性格暴烈的水牛。在小姨妈的面前它老老实实，却专拣瘦小的我欺负。跟着小姨妈去放牛，小姨妈忙着打猪草，让我照看一下吃草的水牛，这牛只要看不见我小姨妈，便会走近我，用犄角把我挑进水田里。

长大后我才明白外公古板、严厉得不近人情，是和他承受着巨大的生活压力有关。我外婆病逝时，才四十多岁，留下七个子女，除了我母亲外，其他的舅舅姨妈还未成家，最小的姨妈还嗷嗷待哺。一个大男人要抚养这么多孩子，艰难程度可想而知。当时村里有人断言他家得讨米，也有人劝他将最小的孩子送给别人抚养。

但外公很要强，自尊性极强，他不但要把孩子们养大成人，而且和别人比，不能生活得更差。除了一个姨妈因外婆早逝辍学外，其他的姨妈都念完了高中或初中，大舅早早去当兵，后来提干留在外省，三舅高中毕业后当了小学教师。姨妈们出去的穿着，比那些父母双全的农家孩子更为整洁。

像我外公那样的农民，是很难主动用语言表达自己情感的，但我想他对我外婆的感情应当是很深很深。这种情感表达的最高形式就是尽责任，在妻子死后尽一个做父亲的责任，这是对早逝妻子最深最博大的爱。

为了这份责任，外公付出了多大的代价？他付出的是全部的精力和时间。他节俭和勤奋得有些不可思议，用别人的话来形容，他一泡尿都不会浪费在外面。对他来说，每一粒粮食和每一寸时光都是那样珍贵。除了参加生产队正常出工挣工分外，他没有闲暇时间。早晨出工前，他会利用黎明那段时间去山野积肥，挑着畚箕，将路上一摊摊牛屎撮进去，带回家堆积起来。收工后他不是去河里捞鱼虾晒干，就是去挖一种草本植物做酒曲。——外公做的酒曲远近闻名，农家用稻米或苞谷酿酒，决定酒的品质最重要的因素就是酒曲的质量。大多数农户会自家酿酒，但懂得做酒曲的很少，酒曲做得好的则更少。除了做酒曲卖钱，他还自家酿酒做豆腐卖钱，维持着这个少了女主人的家，在村子里过着有尊严的日子。我那时候去外公家，小小的年纪就能感受到，外公家竟然比父亲当国家干部的我家要殷实，从吃饭就能看出，他能时不时地从坛子里拿出晒干腌好的小鱼小虾炒菜，他做出的酸大蒜和豆角、萝卜是我此生吃过最好的酸菜，他还能不时地喝一杯米烧酒。

等我长大后才明白，一位壮年丧偶的农夫，在一个人的时间和私有土地被人民公社最大限度挤占的时代，能够过得殷实和有尊严，是多么的不容易，他要付出比一般农民多得多的体力和智力。

第五章：四只鹅和一头牛

我爱惹事的恶名，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又在外公那个生产队传遍了。没有了外婆，光靠脾气暴躁的外公和几位豆蔻年华的姨妈，很难管教我这个混世魔王。于是，我又被送回老家了。

我妈用一举两得之招术，拴住了我。我一直认为我妈很具有管理天分，可惜生长在穷乡僻壤，无可施展，这种天分只能用来管教儿女了。她说一个快五岁的男伢，该干点活了，这样他就没时间惹是生非了。

爸爸从公社某个大队，买了四只小鹅让我看管。这四只鹅是别人挑剩的，比例严重失调，三公一雌，这种不平衡让我吃尽了苦头。人，总是有自尊的，在那时我的心中，妈妈把四只鹅交给我，就好比游击队长把一封鸡毛信交给海娃，觉得这任务光荣而又艰巨，一定要好好完成，证明自己不仅仅只会犯浑。

毛茸茸的小鹅仔，看不出和小鸭子的区别。但妈妈告诉我，鹅喜欢干净，它们不像鸭子那样喜欢去水田里吃小鱼小虾，而是喜欢到山坡上吃青草。

每天大清早，我用一根竹竿把它们赶到茅屋山上，山坡上长着各种青草，有的还开着白色的、黄色的小碎花，看鹅仔们快乐地吃草，我在旁边扯野胡葱。野胡葱长得细细的，地里的块茎比家种的葱小得多，但格外香。我每天要扯好几大把，拌着豆豉，炒干萝卜条吃，那味道至今让我回味不已。

鹅仔一天天长大了，三只纯白鹅是公的，剩下的那只麻鹅是母的，看它们头上的鹅冠就能分别出来，公鹅头上的肉冠又大又红。后来我看王羲之的故事，这位大书法家特别喜欢白鹅，有人说是因为鹅的姿态很美，对他的书法很有启发；也有人说，因为鹅有一种贵族气质，和东晋时代士大夫的气质吻合。我觉得后一种说法是正解。

鸭子爱嬉闹，一群鸭一起跳到水里，乱糟糟地叫个不停，老家形容一个人叽叽喳喳说不停，就说他是鸭婆娘变的。它们喜欢吃脏东西，喜欢水，所以才可能“春江水暖鸭先知”。鸭舍也潮乎乎的，腥臭味很大，而鹅舍要干燥通风。鹅走路，有一种高贵的气质，不紧不慢地迈着方步，挺着细长的脖子，显得颇为矜持，一群鹅在一起，绝对前后有序，由一只公鹅带队，如古罗马将士的方阵，即使只有四只，它们也不会乱了阵法，不会像一群鸭子那样毫无秩序地往前涌。喂鸭子和鸡，将谷粒和水混在一起就可以了，喂鹅不行，要一只盆盛清水，一只盆盛谷粒，鹅也不像鸭子那样急火火地扎在盆里面抢食，而是慢悠悠地吃几口食物，再换到另一只盆喝水。我爸说这鹅倒像男人们坐在桌上吃饭，举杯喝一口酒，再放下杯子夹菜。

鹅的贵族气质，大约来自他们祖先大雁的遗传，大雁高高地飞在天上，从北方到南方，长时间地跋涉，而鸭的祖先野鸭，只能栖息在芦苇荡里。放鹅的初秋，天气初肃，躺在草坪上看不到夏天那样绚丽的火烧云，往往能看到一群群大雁从头顶飞过。据说大雁通人语，它们还识字。我们看到大雁飞过，就对着天上喊：“雁鹅雁鹅，给我排个一字。”“雁鹅雁鹅，给我排个人字。”有时雁群还真遂了你的愿，变成“一”字阵或“人”字阵。那四只鹅，吃饱了青草，也会抬起头，看天上它们同宗的兄弟们振羽高飞。不知道它们是否有思想，是否在怀想被驯化前自由的状态。鹅们肯定还残留着飞翔的梦想，这一点不假。四只鹅中那只带头大哥，就有返祖的现象，惹急了它，它会助跑两步，翅膀一张，扑愣愣飞了起来，但没法跟大雁比，顶多一鼓气飞到另一个山头，这样也惹得我很累，要爬到山头上把它逮回来。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此话一点不假。这些鹅一天天长大，开始不服管教了，我便用放鹅的竹竿敲打它们，比如它们趁我不注意偷吃刚插下的禾苗，用钳子一样的嘴，刷刷地把一兜兜禾苗拦腰掐断、吞食，比镰刀割得还要整齐。四只鹅中带头大哥挨打最多。时间一长，它们不乐意了，终于有一天向我发起了偷袭。

一日，我赶着它们往家走，带头大哥又不安分了，我伸出长长的竹竿，打了几下它的背。几只鹅像有默契似的，全部驻步不前，集体转过身来，对视着我。就在我还没有回过神来时，带头大哥扑上来了，其他三只鹅跟着它冲锋，一下子就把我扑倒在地。五岁的我不到1米高，不超过20公斤，在它们的围攻下，毫无还手之力。四只鹅用那长着锯齿的大嘴，夹我的脸，我的胳膊，我的大腿，而我打着赤脚，只穿着一条短裤，一件小背心，大部分肉体暴露在火力之下，我下意识地捂住下部，小鸡鸡可不能让它们夹了。——很小的时候，大人就教导男孩子，要保护好小鸡鸡，因为这是做种的。

从那以后，尽管我已经善待它们了，可这些翻身农奴们，尝到了甜头，就像大队干部动不动就把地主、富农等“四类分子”揪出来批斗一番一样，它们吃饱了后，动不动就玩袭击我的游戏。去放鹅，成了我的噩梦，常常浑身青一块、紫一块回家。妈妈骂我没出息，连几只鹅都奈何不得。爸爸说：鹅公多鹅婆太少，分不过来，鹅公闲着没事，就会生事。

谢天谢地，等母鹅生了一堆鹅蛋，孵出一窝鹅仔后，那三只公鹅被宰掉了。鹅特别强悍，四只鹅在家门口，碰到生人就会高声地呵斥，比看家狗还管用。因此宰鹅比宰鸡宰鸭难多了，两个成年人费九牛二虎之力，才能杀掉一只鹅，如果手脚不利落，被割了脖子的鹅还能在地上飞奔，如此大不吉利。宰鹅时很残忍，尽管它们袭击过我，我看着它们被宰却并没有复仇的快感，而是很伤心，觉得有种伴我许久的宝贝丢了似的。爸爸宰鹅前，照例要说一声：“莫怪我心狠，谁叫你生出来就是人口中的一坨肉呢？来世投胎做人。”

公鹅被宰，孤独的母鹅，因为有了一群小鹅仔，变得温顺起来，每天无微不至地照顾它的儿女们，似乎已经忘却了与它青梅竹马一同长大的三只公鹅。

等我家第二代鹅群成长时，放鹅杆便交给了我的弟弟。有一项更重要的生产任务等着我，妈妈从队上领养了一头水牛。

生产队集体出工，年底按工分分粮食。每家可以留几分自留地做菜畦，自留地和公家的田土非常好辨认，庄稼长得很好的，那块地十有八九是自留地。队里的耕牛，承包给各家各户看管，年底一起计算工分。看牛的当然是不能下田干农活的小孩或老人。

那时候没有所谓的童工概念，只要手脚能动，就应当劳动。我哥哥、姐姐在寒暑假，特别在割稻、栽秧的农忙季节，他们照样跟着大人出工，还要加夜班，晚上10点的时候才回家。壮男劳力每天10工分，壮女劳力每天7工分，十二三岁的哥哥出一天工也就是4工分。年底算账，一个男劳力一天10工分折合不到5毛钱，也就是说我哥哥这样的半大小子一天劳动的价值顶多2毛钱。

看一头牛年底能给100来工分，大约价值6元钱，也就是说，我这个不到6岁的童工，每年给家里挣了6元钱。

那是头小母牛，快满一岁，刚刚离开它的母亲。我俩历史性的会晤是在一个夏天的清晨，我的姐姐把它牵来，带着我去一块烟叶地的旁边，阔大肥硕的烟叶滴着露水，旁边的青草上也沾满露水，姐姐告诉我要让小牛吃露水草，才能长得快。小母牛还没有穿鼻孔，系着辔头，它欢快地吃着露水草，尾巴有节奏地拍打左右两边的屁股，这样做是驱赶蚊虫。姐姐把缰绳交给我后，叮嘱我这些天一定要找个偏僻的地方放牛，不要和队上的牛群一起放牧，因为喜爷爷家那头母牛是它的娘，见到后就会跑过去，再大的力也拉不回，这样牛就长不大。

小母牛找过几次它娘，但它娘又有了弟弟，见了它也不怎么搭理，自讨没趣的小母牛渐渐地习惯了独立生活了。

开始了独立生活的小母牛，也就告别了它的童年，开始尽一头耕牛的义务了。

第一件事是给它穿鼻孔，小母牛的力气越来越大，用辔头根本牵不住它，如果牵住牛鼻子，再大力气的牛也老老实实跟着小主人。穿鼻孔是一件很残忍的事情，我搞不懂一些时髦的女孩，为什么喜欢装一个鼻钉，难道她们前世是牛？队里的老把式把小母牛赶到牛圈里，先喂它吃饱，然后几个人抓住它，很快地用一根锋利的铁丝戳穿它的鼻孔，再用一根一头打着死疙瘩的棕绳穿过去，再在另一头打个死疙瘩，用缰绳系在一头的疙瘩上，便大功告成。

第二件事是教它背犁，一头牛犁田的技艺好不好，开头的训练尤其重要。大人说：牛背犁和娃儿读书一样，头没开好的话，要把坏毛病扳过来太难了。学背犁的时候，前面一个老把式牵着，后面一个老把式扶着犁。前面的人牵着牛在水田里一圈圈走，后面的人吆喝着，泥土一圈圈翻过来。如此教导三四次，就不用前面有人牵着绳子引导了，一个农民就能一手扶犁，一手扬鞭扯绳，赶着牛老老实实耕田。因此敝乡骂不聪慧的小孩，学新东西很笨，就会说：“还不如一头牛，牛教三回都会犁田了。”

乡下的孩子，最初的性启蒙往往是动物交配，比如鸡鸭鹅狗。牛因为身躯庞大，交配起来动静更大。水牛脾气暴躁，因此一个生产队一般只留一头各方面指标很好的种牛，其他的公牛成年前全部阉割掉，否则的话牛群永无宁日，两头公牛在一起，一定会拼个你死我活。那只幸运的公牛，全生产队的母牛都成为它的妻妾，因此老人常笑，做种的大水牯比过去的地主快活，地主再有钱能讨几个小老婆？

猪是圈养，因此母猪交配必须由别人赶着种猪来。邻近的第一生产队有一个专司猪配种的“猪郎倌”丁老头，他最大的特点是邋遢，而且裤子从来就是歪歪扭扭地系一根布带，每天赶着种猪走村串户，大约种猪常常跋涉在田埂上，而且四处临幸，户外运动和户内运动都很多，不像别的猪那样肥，而显得健壮。大伙看到丁老头赶着种猪，就会说一句：丁师傅，又去当新郎官了？

一次放牛的时候，一头像座小山似的公牛，爬到一头母牛身上。母牛的主人是和我差不多大的孩子，着急地对公牛的主人大嚷：你家大水牯欺负我家的牛了。放大水牯的老头甲满爷，他肚子里尽是传奇。笑呵呵地说：小伢子真傻，这是好事，它们在做你爷娘在床上做的事情，不做这样的事情哪有你？不信回家问你娘去。小孩子真的回家问他的母亲去了，第二天当娘的碰到甲满爷大骂：“你个天杀的，尽告诉小孩子这样的事情。”他笑呵呵地答腔：“这样的事情不教给伢子，哪能长成人？我还没有收学费呢！”

我放牧小母牛半年多后，它身上的毛由黄变青，说明它完全成年了。一日在一个山坡上放牧，一个大我8岁的本家叔叔，他父亲和我家很是不对付，因此他也对我使坏。指着油桐树正盛开的白花说，你把花折下来，插到你家那头牛后面的缝里，牛就会长得更壮。我将信将疑地问其他几个大孩子，他们也商量好了，骗我说：对头，我们以前对自家的牛也是这样干的。

于是，我傻乎乎地折了一大把油桐花，插到我家小母牛后面的缝里。——那是母牛的外阴，两片厚厚的阴唇如两块腰子粑一样对称着，花枝插多了，小母牛感觉到不舒服，飞快地狂奔，屁股后面白色的油桐花在风中摇曳，那些大孩子如同奇计得逞般大笑不止。

当时我有些被戏弄的恼怒，现在想来得感谢那个恶作剧的叔叔，否则我哪能见到用繁花装饰的牛B？

第六章：生产大队的政治格局

家门口是生产队的晒谷坪，晒谷坪折了一个90度的弯，像木匠的尺子。我家大门正对晒谷坪，晒谷坪旁边是生产队的仓库，一栋两层楼的砖瓦房。

在晒谷坪和我家之间，有一道五尺宽的过度地带，按着乡间的习惯，那是属于我家的“经济专属区”。

哥哥在上面栽了三株桃树、一株李子树，还有一棵香椿一棵泡桐。香椿长得慢而泡桐长得快，同时栽种，当我离家上大学时，泡桐的直径差不多是香椿的四五倍了，得一个成年人合抱。还有一株苦楝树，生长在泡桐树几尺外的地方，无人栽种，是一只鸟栖在泡桐树上，把嘴里的苦楝树种子撒到地上长成的。泡桐质材疏松，无甚用处，只是树叶阔大，能遮阳引风，白色的泡桐花发出一种浓浓的、似乎有点中药味的馨香。

我家房子建好刚两年，生产队便把晒谷坪用高高的围墙圈了起来，名曰保护集体财产，而据我妈说，人家是看不惯我家门前开阔，一定要把我家的堂屋门挡住。高高的围墙挡住了我家三分之二的房子，唯有东端那间房，对着青石板路，还能望见对面的青山和溪流。

凡是有人群的地方，便有政治。大队所辖的七个生产队，约有800来人，大队支部几乎是个“家族内阁”。一、二队多姓张，三、四队姓孙的占多数，五、六、七队多姓李，大队干部基本上在这几大姓中搞平衡。

大队书记是个有意思的特例，他也姓李，但是外地人，入赘给我们家族的一个姑奶奶做丈夫，相貌堂堂，长着一脸浓密的络腮胡。他的三个舅子，有两个在外面当国家干部或中学老师，家道殷实。他颇知书，回到家里几乎手不释卷，晚上点着油灯看到很晚，姑奶奶说他：一大把年纪了还这样看书，难道你要去考秀才？他看的多是《三侠五义》、《说唐》、《薛仁贵征西》之类的演义，读完了喜欢给小孩子讲。他家在五队，和我一个家族，住得不远，我常常在夏夜跑到他家，做他忠实的听众。在我眼里，他不是个很威风的干部，而是个有学问的长辈。他办事还算公道，因此在大队的社员中很有威望，在我的记忆中，多年来他一直是大队书记。我们大队那个小学校人才辈出，大队的孩子普遍爱读书，我认为和他这样一个有儒雅之气的大队书记是分不开的。

七个生产队在大队党支部中各有一个代表人物，他们长得都有特征，乡民用简练的语言概括：“一队长子，二队矮子，三队瘸子，四队胖子，五队胡子，六队跛子，七队驼子。”一队那位个子很高，气宇轩昂，分管治保和民兵；二队的是大队会计，个子矮墩墩的；三队的是支部副书记兼大队长，缺了几颗门牙；四队的是个女干部，妇联主任，姓肖，微胖和我妈关系非常好，大约都属于乡野间有见识的农村妇女，彼此很有共同语言；五队的胡子就是那位好读书的大队书记；六队的大约是支部组织委员，我叫贵爷爷，当兵时伤一腿；七队即我所在的生产队，大队支部委员我叫求爷爷，当年的土改积极分子，驼背。

中共一改两千年来王权不下县的传统，把统治的触角伸到最基层，用党的组织资源来整合民间力量，是一种低成本高效率的治理办法，我们大队算是一只很典型的“小麻雀”。

每个生产队在整个大队的资源分配中，占据怎样的位置，和这个生产队在支委中代表人物的能力关系密切。五队和三队自不用说，他们占据了一、二把手的位置；四队的妇联主任丈夫姓陈，并非大姓，但在区政府当干部，人家得敬她三分；一队的长子能言善辩，二队的矮子能写会算；六队的跛子，虽然没读什么书，但脾气暴躁，而且当过兵，受过伤，他发起火来连大队书记都要让他三分；只有我们七队的驼子，不识字又没有口才，大队“七大常委”议事，他只能唯唯诺诺，因此，我们七队虽然人口多，但常常吃亏，此乃我队一大恨事。

大队的政治格局，当时我因为太小，感受并不强烈。但对生产小队的政治运作有痛楚一般的感受。

父亲在外面工作，但不是公社、县委的干部，只是一名医生，人家不用太在乎你家，因此在队上，有人总会千方百计地算计我家。

队长常常轮换，基本上是当过兵的青壮年担当，但谁能当队长，往往得由本队的大队支委“驼子”求爷爷认可，他虽然在大队“七大常委”中说话不硬气，但在本队，却是一言九鼎的“太上皇”。因此，这个生产队掌权者往往是他那一房的人，或者奉迎他的人。而我母亲性格耿直，有点瞧不起他的专横和没文化，因而如何整治我家几乎成为这位爷爷多年来一道百做不厌的智力题。

那时候我家那种结构叫“半边户”，半边城镇户口半边农村户口。队长、记工员、会计都是这位跛子爷爷的亲信，他们结成神圣同盟。比如记工员满爷爷，是跛子爷爷的亲堂兄弟，读过两年私塾，能写几笔毛笔字，他是跛子爷爷的智囊。别人在地里干活时，他牵一头牛站在岸边，拿着记工本指手画脚，而且他的工分标准定得很高，谁触怒了他，从派工，到记工分，分粮食，整个一条龙都能给你穿小鞋。生产队开抽水泵的、保管粮食的，都是和他们关系不错的人。

年底他们根据各家各户对生产队出力的大小，核定口粮标准。我家劳力少，每年口粮标准是最低的。这还不算什么，每年都得“超支”，也就是说我妈那些工分，还不能抵我家所分的粮食，我父亲必须再掏钱给生产队。

我记忆最深的两件事是分红薯和年底会餐。

老家是山区，水田少，旱地多，红薯能顶半年粮。分红薯时，总是跟着哥哥、姐姐满山跑，名曰“捡狗屎”，分给我家的红薯数量不多，可是给你分成很多堆，东山一小堆，西山又一小堆，南山还有一小堆。让你为了那点红薯来回奔波，一直到深夜才能全部挑回家。而那些队上的干部或者和干部关系不错的人，分的红薯是离村庄很近的同一块土地里的，且个头大、模样周正，

生产队在年底时会餐，一家出一个成年人带一个小孩参加。但是规定必须是男性。而“半边户”家的成年男人都在外地，女性无资格参加。你有意见，给队长理论“妇女能顶半边天”，没用。人家说这是大多数社员同意的方案。这倒没说假话，大多数社员有点嫉妒男人在外面挣工资的家庭，对这种“英明决策”举双手赞成。这样的少数服从多数，我不知道是不是一种群众暴力。有一年，我纠集几个父亲也在外地工作的伙伴，在聚餐前一天晚上，爬墙进了队部，在已经做好的熟肉里面撒了几泡尿。得知第二天几十号人毫无察觉地大快朵颐，心里偷偷地乐了好些日子。后来这件事被一起作案的某位伙伴泄露了，那些吃过那锅肉的人，包括跛子爷爷，并没有找我家麻烦，而是说：童子尿，是补药，吃了点有什么要紧。

听我妈说，那时候的生产队长还不算最威风的，毕竟一家一户自己煮饭做菜，你想吃什么队长没法干涉。六十年代初大办公共食堂——敝乡百姓称为“过低标准”，而不说官方所定的“三年自然灾害”，因为灾由老天决定的，那几年老家无水灾也无旱灾，而“标准”的高低是人自己决定的，我由此再一次佩服民间语言的精确。——那时候队长对人最大的惩罚是“饿饭”，中午或晚上不让你吃那可怜的二两米饭，两天下来保证饿得你头晕眼花，在队长面前低声下气。

有一次看一本从西方译过来的书，作者说，人的自由度和他所能控制的私有财产成正比。我马上想到了生产队。公共食堂时，你每顿饭都由人控制，当然不可能有什么自由。后来食堂解散，自由度大一些了，可还是集体出工，你的工种是什么，给你记多少工分，年底分你多少口粮，哪块自留地给你，还是由人家决定。

我闲来没事常去生产队的仓库玩耍，我们把这个地方称为“公家”。保管员是一个和善的中年妇女，她的丈夫在外地当公社书记，她的大儿子是中学老师，做过我哥哥、姐姐和我的班主任。因为在仓库里每次都能碰见她，于是我认为她就是“公家”。

童年时人家问我长大后的志向，我说要当一个保管粮食的“公家”。

第七章：地震恐慌和举国大丧

龙年的夏天，少有的炎热干旱。

我们这些放牛伢子，除了一条仅仅遮住下体的裤衩外，都光脚、赤膊。太阳把瘦瘦的我晒成非洲黑孩子，脚板踩在发烫的青石板路上，时间长了都失去了感觉，足底全是一层厚厚的茧子。黄昏，太阳落山许久，牛们还不愿意归栏，死乞白赖地赖在小溪里、泥塘里，沉到水中后

好些时候，才冒出头，鼻孔忽忽地往外喷水。人和牲口都很烦躁，只有晚饭后，我脱光衣服，躺到门前浅浅的沟渠里，才觉得有一丝凉快和安宁。西边天地庵水库坝上的大马力抽水机没日没夜地抽水，经过沟渠灌溉着一丘丘渴极了的禾苗。流动的水，是洁净的水，水渠中的我枕一块石头，头露在外面，水从脖子开始，顺着肚皮淌过，轻柔柔的，很是舒服，小鸡鸡处在十分自由放松的状态，在流水的抚摸下，悄悄地起了变化。仰看满天的星斗，它们眨着眼睛看着我，耳边只有流水的声音以及蛙鸣，四野安静得很。偶尔有一声奇怪的呼唤，疑心在唤我，想起爷爷给我讲过的许多鬼故事，鬼勾小孩的魂，唤他的名字，如果一答应，魂儿马上就没了。于是无论怎样也不答应，哪怕真的有熟人喊我的名字。

山村的安静有一天被山外传来的恐慌打破了，听说北方很远的地方闹地震，死了很多人。我们那里的人只经历过旱灾、水灾、山洪，等等，没有谁见识过地震。于是这地震越传越可怕，好就在你面前像有一个魔鬼张开血盆大口。有老人说这是地底下的龙不安分了，龙一动身子山就倒下了，地裂开巨大的缝，房屋、牲畜、大人小孩，一下子就被这条龙吃了。我总觉得水库四周山里的大岩洞中间，藏着这样的龙，它要是生气了，就会吃人。

地震的地方究竟在哪里？连爸爸妈妈和大队书记都没去过，只有我二伯的三儿子运哥知道确切的位置，他刚刚复员回家不久。他在石家庄当兵，我从来没听说过的地方。复员时回到家，我和一群孩子去围观，他穿一身没有帽徽领章的草绿色军装，从一个黄帆布大包里，摸出冰糖，一人发两颗。回家后妈妈听说我和弟弟并没有比别的孩子得到优待，有些生气地说他当兵你爸爸给找了公社武装部长，不然哪去得成？也是两颗糖，真不知道好歹。后来有队上的人问他用的是什么枪，他憨实地说，部队几年，除了新兵连三个月摸过枪外，就一直在当炊事员，喂猪、做饭。去那么远的地方喂三年猪？有人说划不来，也有人说见见世面总是好事。不过对运哥来说最大的收获是，许多人家办喜事，找他去帮厨。

地震越说越玄乎，有人说天老爷要来收人了，也有人说干脆把猪宰了，好好地吃几餐肉，不然死了太不合算了。大队干部终于站出来了，开大会告诉社员们，地震并不可怕，而且地震的地方离我们很远。但不能麻痹大意，要学会预防。于是社员之间相互传授了许多地震的土知识：比如井水突然变浑了，畜牲晚上不安分，等等，有些也是被添油加醋，弄得荒诞不经。

一天半夜，哨子尖利地吹，这是平时开工用的哨子，掌握在队长的手里。原来当队长的华阿叔，他家的母鸡半夜打鸣，他觉得是地震的前兆，把沉睡的村民全部唤醒。那夜爸爸在四里外的卫生院，哥哥在公社初中寄宿，听到哨声，姐姐自己爬起来了，我和弟弟被妈妈唤醒。我记得妈妈还沉稳地为兄弟俩穿上厚厚的衣服，后来她说听人讲地震后天会变得很冷，所以让我俩多穿衣服有备无患。

一家人从屋里出来，往东边的茅屋山走，听说地势高的地方安全一些，地震后龙口里喷出来的水淹不着。全村的人都往那里聚集，大人喊小孩闹，乱成一团。我提着我家的煤油灯，走在前面。觉得后面真有个野兽来追我似的，跑得飞快，将妈妈、姐姐和弟弟抛在后面。当大家都坐在山腰的草坡上歇息时，我还不知疲倦地往山顶上冲，似乎只有山顶才安全。妈妈在后面大声地喊我的名字，喊了好久才让我止住脚步。

当然是一场虚惊。天麻麻亮的时候，大家都回家休息，所有的人都在埋怨队长的冒失，说白白地浪费了灯油，耽误了困眼闭（我家乡睡觉的说法），强烈要求队长歇工一天。

地震的恐慌刚过，又传来了一则所有人都不敢相信的消息：毛主席逝世了。

那是一个黄昏，天气还很热，我们这些小孩还穿着小褂子、短裤在村口玩耍。在公社中学读书的全叔叔回来了，穿一件红色的跨栏背心，挑一担水桶去村外的水井打水，经过村口时，和村口纳凉的申爷爷说了一句：“毛主席死了。”

“你莫乱讲，这样的话能随便讲的？”申爷爷一阵惊慌，说道。

“不是乱讲，乡里广播里广播了，我们老师也讲了。”

“毛主席真的去了吗？他去了，谁来管我们？”申爷爷提出疑问。

“全老满，你肯定是乱讲，毛主席怎么能死的？他老人家是万岁，是长生不老的。”一位老奶奶死活不相信。

我们听说这话，也不敢相信。回去问妈妈。妈妈说：大概是真的，这样的话没人敢乱讲，除非他不想要吃饭的家伙了。

大队的大广播里面终于证实了，毛主席逝世了，最红最红的太阳落山了。在山村孩子的心里，毛主席就是住在北京金銮殿的大救星，就是慈祥得像爷爷一样的毛爹爹，就是挂在堂屋正中间的那张像，下巴有一颗痣，村里的老人说，毛主席就是这颗痣生得好，是菩萨相。我们小孩最先认识的字就是生产队队部墙上用石灰写的几个大字：“毛主席万岁”，我们会唱的第一首歌就是：“东方红，太阳升……”我们村里一个地主婆，用上面有毛主席语录的报纸剪鞋样，被发现后，大队干部说她想把毛主席的最高指示踩在脚底下。她被抓住游行，斗了个半死。

接下来，公社和大队都开始办丧事。大队的灵棚扎在小学校的操坪里，有大人从山上折下来的马尾松，有白花、黑幔和花圈，追悼会上有几个贫农代表声泪俱下地讲述毛主席的恩情，有一个老太太哭着哭着就晕了过去。

接下来大队开始部署基干民兵荷枪实弹站岗放哨，对地主、富农等“四类分子”严加看管。走亲戚基本停止了，如果因孩子降世确实需要外出的，必须凭大队部开具的路条。由于我爷爷所住的老屋走廊是交通要道，民兵在这里设卡盘问过路人。有一个挑担子的中年人被挡住，没有路条，不让他过，他讲自己的成分是贫农，是哪个公社哪个大队的社员，叫什么名字，去哪里干什么。没人敢相信，先扣留，派一个后生跑到他所说的大队核实无误后，才开具已盘查的证明放行。

生产队保管员的二儿子，一个字写得不错的叔叔，在每家堂屋门的上方，用白粉刷白，画一个长方形的黑框，框框里用墨写几个宋体字：“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永垂不朽。”前些年我回老家，许多家门口这些字还在，也算是那段历史的见证了。

在那个要布票的年代，那一年黑纱的供应好像不受限制。根据家里的人口，除“四类分子”和没有上学的小孩外，其他每人一个黑袖章，一朵白花。我和弟弟没有上学，所以不发给黑箍箍，心里很不高兴，觉得自己受到了歧视，缠着妈妈要黑箍箍。妈妈没办法，只好从家里拿出黑布，给我们两人做了两个黑袖章，我根本意识不到什么悲痛，只是觉得人家有我也得有，有了和上学孩子一样的待遇，便觉得虚荣心得到了满足，而且那些日子有热闹可看。

上学的哥哥和姐姐回来后说，毛主席逝世后，他们最不习惯的是，每节课上课前，老师都要他们站立、低头，默哀三分钟，天天如此，厌烦了。妈妈告诫他们，这话只能在家里讲。

第八章：英明领袖一举粉碎“四人帮”

又是一个深夜，已是秋天，天气比夏夜凉多了。我们又被队长吹哨子吵醒，告诉有重要事情。妈妈起来点亮煤油灯，我也睡不着，非得跟着她出门看热闹。

这次不是闹地震这样的恐慌消息，而是一道大喜讯。队长带领几个人在我家屋后面，挨着生产队烤烟房的空地上，敲锣打鼓，说是刚跟着大队干部，连夜从公社接来了宝像，让社员同志们请到家里，马上贴到墙上。

每家都是两张宝像，一张宝像我认识，胖胖的头像，梳着大奔头，嘴下面有一颗痣，这是刚刚逝世的毛主席；另一张宝像，理着平头，看起来非常年轻，同样天庭饱满，同样双目炯炯。

妈妈告诉我：这个人是华主席。

我问华主席是谁？

妈妈说毛主席死了，华主席来接脚的。

我打破砂锅问到底，什么叫“接脚”？

妈妈有些恼怒地说：原来毛主席当家，现在他老人家不在了，就让华主席当家，接着毛主席来管我们。

原来如此，但我还是似懂非懂。从来没见过毛主席和华主席，他们怎么能管我呢？又不像我妈那样每天早晨拿着搅拌猪食的木棍，站在床前催我起来去放牛。

宝像回家不过夜，妈妈把堂屋正面原来贴祖宗神位的地方，用扫帚扫干净，熬一小锅稻米糊糊，恭恭敬敬地把两张宝像贴上去。从此每天经过堂屋，就看到两个人四只眼睛盯着我，似乎在问我，今天做没做坏事？

过了些日子，哥哥和姐姐放学回家，高兴地说，这几天又不用上课了，去学校演戏，游行。那些日子，每逢大事，学校就停课参加政治宣传活动。

听上初中的哥哥说，英明领袖华主席，一举粉碎“四人帮”。

“四人帮”是四个人，三个男的一个女的，简称王张江姚。什么叫粉碎？哥哥说用铁锤敲一个土坷垃，一敲就碎。什么叫“一举”？哥哥说就是举起拳头。华主席一个人伸出拳头，就把四个人打得粉碎，好厉害哟！那段时间，华主席在我心目中的印象，不是什么领导人，而是武林高手。

有热闹看，我当然不会放过。在家我还埋怨那一年妈妈为什么不送我上学，本来秋季开学时我缠着她要去报名，后来小学里的老师说，五岁，太小了，再等一年。

哥哥已去公社的初中，姐姐还在小学校。小学校离我家两里地，姐姐哥哥们带弟弟妹妹上小学校，是当时很正常的场景。小学校刚修建后，哥哥在这里读了五年小学，那时还没有课桌，一块木板用砖头架起来，每人从家里搬来小凳子，高高低低地坐在一起。

等到打倒“四人帮”时，学校已经有了统一制作的桌椅。我家山区多树木，大队又有好些木匠，就地取材没什么难的。老实说，直到我前些年做记者去西部某些省区采访时，看到一些乡村学校还不如我记忆中家乡的小学校。

学生们在操场上先是开会，然后呼口号，什么“打倒‘四人帮’，人民喜洋洋”，“打倒害人精，人民得翻身”之类。开完会就游行，游行扛着红旗，绕七个生产队的居民点转一圈，一路上小学生呼口号，背毛主席语录，什么“排除万难，不怕牺牲”，“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再唱歌，“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部带了头，群众有劲头”之类。

走在队伍最前面的高年级学生，举着标语和画像，那画像是学校老师画的王、张、江、姚的头像，有的是大板牙，有的是秃头，有的像老巫婆。

我记得很清楚的一幕，游行队伍到了一个村庄，一个老头指着江青的漫画说：真是怪事，长得这样丑的女人，毛主席也不嫌弃，娶了做婆娘。给我我都不要。

游行庆祝完了以后，学校开始排戏。每个班都在演打倒“四人帮”，那些不听话的调皮捣蛋鬼，被老师说成是“四人帮”一类的人物，演戏时站到讲台前面，面对全体同学，分别饰演王、张、江、姚，弓着背，下面的学生装革命群众，控诉完了，一起振臂高呼：打倒！

打倒“四人帮”的戏演完后，学校老师排演《园丁之歌》，说的是一个后进生不听话，贪玩，后来在老师的教导下发奋学习的故事。这个戏有情节，难度比较大，非小学生能胜任的，学校的几位民办教师亲自涂抹油彩上场。大队书记的儿子，我叫斌叔叔的，刚代课半年，长着一张娃娃脸，他饰演那个不听话的刺头学生，拆了算盘珠子，做玩具火车的轮子，我的亲婶娘，嫁给我在县城工作的叔叔好几年了，也是民办教师，演一位苦口婆心的教师。

那两年，孩子们跳橡皮筋的歌谣都改了，改成：“回到家，推开门，一举打倒王洪文……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一举打倒姚文元。”我当时疑惑非常，为什么捡到一分钱，就能打倒姚文元？至今我都不明白这些歌谣究竟是何人编出来的。

第九章：读书比放牛好玩

毛主席死了，英明领袖一举粉碎“四人帮”，虽然热闹了一阵子，但山村马上恢复了平静。生产队的人照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子缓缓地流淌着，冬天过了，春天来了，满山盛开着火焰一样的杜鹃花，而梯田里，绽放的是金灿灿的油菜花。我又大了一岁，满六岁，吃七岁饭，该上学了。

上学前，发生了一件趣事，让我结识了后来同学十一年的一位女孩，我俩于同一年考上大学。但是我要告诉各位看官，青梅竹马的两人之间，并没有那种美妙的故事。

1977年的初夏，早稻插下了一个月，禾苗正在喝着水，没日没夜地滋长着。农民有了一段时间的空闲，我们大队开始修马路。所谓马路，就是从大队辖区的最北面的一条碎石公路，接一条毛马路到我们的大队部，整条路不到3华里，但在乡民看来，这是一项大工程，几乎所有的男女劳动力都上阵。

一天，当赤脚医生的妈妈，带着她刚收为学徒的本家叔叔，出去采草药。这位本家叔叔是大队书记的内侄，他父亲在县委办公室当一名小官。当时公社和大队里如民办教师、赤脚医生、电影放映员等工种，除非一些特别突出的人外，大多由有来头的人把持。

我缠着妈妈，和她一起出门，但采药要进森林中间，山高路陡，带着一个小孩很不方便。经过四队时，看到村落旁边，一帮人正在热火朝天地修马路，一个大队的人，都认识我妈，人人站起来招呼着。我妈决定将我这个小尾巴留在工地上，等她采完草药，回来时再带我归家，我答应了，觉得看修路更热闹。

就在我自顾自玩着的时候，从工地旁一栋房子里冲出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小妹子，一手拿着一根高粱秸秆，一手叉腰，喝道：“哪来的娃娃，来我们这里耍。”我一看丫头很不友好的样子，也不甘示弱地回敬：“随便我是哪个，要你管？”

她不依不饶，说如果不报上名来，就不让我待在这里，大凡小孩在自己的屋面前，胆子会大许多。我是吃软不吃硬的人，立马污言秽语地骂将起来。对看牛伢子来说，说脏话骂人，简直就是一项童子功，把牛放在山间，闲来无事大伙就一起交流骂人的技巧，大孩子教小伢子，薪火相传，推陈出新，而且对着山路上走来的陌生女孩子演习。因此我的嘴，就像拧开龙头的自来水管一样，什么“婊赖娘、骚货、娼妇”之类的词哗哗地流出来。和我这样的男孩子比骂人，这小妹子自然不是对手，看到自己落了下风，对村里大叫：“腊满，腊满，来了个野伢子欺负我，快来帮忙。”

听到召唤，从屋后面窜出一个男孩，长得比我壮实，身后跟一条伸着红红舌头的大黄狗，准备唤狗咬我。我已经就地捡起一块石头在手，作为自卫工具，和他俩对垒。仗还没打起来，我妈采完药回来了，看到我和人剑拔弩张，忙把我扯开，厉声呵斥我不省心，带到哪里都和人打架。

妹子的妈妈也赶来了，她就是大队“七常委”之一的妇联主任肖阿姨，和我妈关系很好，两人寒暄之余，各自教导自己的娃儿。我因此也认识了这女孩，她叫陈桃红，上中学后嫌自己的名字土，改成一个单名，但至今我还是叫她“桃红”，似乎时光还停留在童蒙时代。她是家里的满女，上面有三个哥哥。

1977年9月，我渴盼已久上学的日子，终于等到了。我喜欢上学是因为跟着哥哥、姐姐去学校，总能看演戏、游行的热闹，那儿小孩子多，比待在小村落好玩多了。在此之前，哥哥对我实行紧急培训，告诉我握铅笔的姿势，学会写自己的名字。

那天早晨，我穿了一身洗得干干净净的蓝衣服，平时的赤脚上也穿上一双单布鞋，和比我大半岁的堂姐雀妹子、本家叔叔良华，一起去小学校。我们三人经过村落后面两山之间垭口处的水塘，走一段下坡路，再经过一条冲里的大水塘，走段上坡路，就到了两棵大樟树下的小学校。我记得当时的学费是两块五毛，书包不是我艳羡十分的哥哥所背的那种的书包盖上印着红彤彤的五个大字“为人民服务”黄色帆布，而是妈妈用一块黄布缝起来的土制书包。

班主任老师是我的亲婶娘，再加上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因此我对学校没一点陌生感，那些来自其他生产队的同学们，好像认识很久似的，一起放牛砍柴好些年了。在约三十个同学中，我发现了几个月前差点打我一顿的陈桃红和腊满，告诉良华说这两人欺负过我，便走到桃红面前，威胁她，她也认出了我，离开她家门口，她的底气不足，哇哇地哭了起来。闻声我的婶娘陈老师走过来，她对我在家的混账霸道清楚得很，便让我坐到自己的座位上去，再说了一通同学之间要相互友爱，你们已经不是放牛伢、放牛妹之类的大道理。

教室讲台的上方，和家里堂屋正中间一样，贴着毛主席、华主席的宝像，我的个子最矮，编在第一排，陈桃红同学就坐在我后面，真乃不是冤家不碰头。第一天的课程是：老师教我们认清男、女厕所。她把我们叫到校舍后面的公共厕所边，指着这边说，上面写着的是“男厕所”，伢子家屙屎撒尿进这里面，妹子家去那边的女厕所，千万不要搞混了，大家已经是小学生了，不能随地撒尿。——此番叮嘱很有必要，在此之前我等哪有这样的意识，山野之外，要方便时根本不考虑身边是否有人。

人生识字便知男女之别，搞了那么多年的反封建教育，但这一点上毫无改变。

语文、数学课本各一，两本作业本，两支铅笔一块橡皮，如此而已，小学五年。除了三年级多了自然外，课程一直就很简单，体育课教师把大家叫到山上爬山，音乐课教几首《火车向着韶山跑》之类的歌曲，劳动课就是农忙时放几天假回家帮大人割稻子。每天只上四节课，早晨和下午都得放牛或砍柴。现在教育“减负”喊得震天响，但没法落实，学校减了，家长还得请家庭教师加码。而我觉得自己的小学教育，是真正的减负，从来没感觉到读书的苦处。相反因为农活的劳累，总希望在学校待的时间更长一些。

第一次捧着散发油墨香味的课本，我有一种神圣感，隐隐约约觉得自己真的和以前不一样了，每一个字都想一下子记在脑袋里面。

那时候我们小学校的教师，多只是些有初中文凭的民办教师，从县高中毕业回乡已经相当了不起了。教学方式很简单，就是让学生背课文，特别是语文课。对汉语拼音老师也是现学现卖，授课全部用当地方言，现在回想起来，老师拉长声音，用方言教拼音，确实有些滑稽。直到上大学，我才第一次生活在一个用普通话交流的环境中。朗读课文，还如鲁迅先生描绘私塾那般，摇头晃脑，拖长声音。

从一年级开始，我和陈桃红同学就成了一对你追我赶的对手，期末考试不是我第一，就是她第一，这种难分伯仲的竞争，延续了十一年。

如此，学语文倒不需要什么窍门，就是从第一个字背到最后一个字。一篇新课文，老师看着课文，听你准确无误地背完后，就用红墨水笔在上面打一个大大的“背”字，过了些日子，又来抽查，让你将以前背过的课文再背一次，如此温故而知新，一学期下来，一本书全部吃进去了，这个学生就合格了。

我从来不觉得背课文吃力，倒觉得十分有趣，比看牛有趣多了，尤其和陈桃红比赛，看谁将新课文先背熟，赢了她便有一种得胜的自豪。

我们读的小学一年级第一学期语文，刚刚经历毛主席逝世、“四人帮”被打倒的巨变，课文还来不及更换，再说当时还坚持“两个凡是”呢。课本只有正式课文前的几页图片，体现了一种“新”。

第一页、第二页分别是毛主席、华主席的彩色头像。从第一页读到第五页，依次是：“毛主席，华主席，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然后再往后面就是拼音，课文。

有几篇课文我印象很深，一篇是《文化大革命好》，旁有插图，一个健壮的老农，捏紧拳头，做愤怒状，环绕他有几个小学生。课文开头如此：“文化大革命好，文化大革命好，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毛主席亲自来领导……”一篇讲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说什么“我的姐姐叫志华，上山下乡戴红花”，插图是一个满脸笑容，胸戴红花的俊俏姑娘，总觉得她和住在我家里的知青小飞姐姐，太不一样了。还有一篇叫《赤脚医生好阿姨》，插图为一个背着药箱行走在田间的女性，觉得她穿得好阔气，我妈妈也是赤脚医生，可远不如她。

现在再回过头来概括，我上学的语文教育，无非四个字，两大主题，教育小孩子们“感恩”、“记仇”。感恩则是要感毛主席、华主席和党的恩，如有一课叫《吃水不忘挖井人》。记仇则是要记住阶级敌人和修正主义的深仇大恨，我的第一学期第十课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插图是一个夜晚，生产队的牛圈里，一个鬼鬼祟祟的地主在投毒。

到第二学期，我们的语文课则更加跟上形势了，开始有“抓纲治国”的内容，而且有一课是给我们描绘伟大的社会主义的远大前程：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2000年实现四个现代化。什么叫“四个现代化”，老师说就是想什么就有什么，我们一帮孩子便在一起憧憬着四个现代化，似乎那就是天堂，盼望着2000年快点到来，那时候觉得2000年是何等的遥远。第二学期语文课的一张彩图，印的是在一个大书房里，毛主席向华主席交代什么，下面几个大字：“你办事，我放心。”很多年后读历史，才知道我们的老祖宗经常上演这一幕，拿先帝的遗诏说事。课本里还有一首当时最高领导人的诗：先进更先进，后进赶先进；革命加拼命，无往而不胜。回去背给爸爸听，爸爸早就知道这首诗，不以为然地说了句：这叫什么诗呀？革命就革命，还要加上么子拼命，比起毛主席的诗差远了，他老人家“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多有气势。说完后照例叮嘱我，此话莫到外面乱讲。

我们那代人，接受的就是这样的启蒙教育，难道不是喝狼奶长大的么？

第十章：两位民办老师的命运

1978年开春，我的一年级第二学期开学。学校突然走了两位年轻的老师，他们都是高中毕业后来学校教书的，在全校的几位老师中，算是较有学识的骨干。

这两位老师都是大队干部的儿子。一个我叫斌叔叔，大队书记的长子，另一位姓陈的老师，是妇联主任的长子，也就是我的同学桃红的大哥。

斌叔叔教过我两个月的数学，他眉目清秀，长了一张喜庆的娃娃脸，不像退伍回家的校长张老师那样，动不动就体罚学生，命令学生跪在他专门准备的碎瓦片上，他总是笑呵呵的，无论学生怎样顽皮或笨拙，他好像从来不会生气一样，耐心地给我们讲解。

就在我学会个位数的加减法后，1977年冬天，斌叔叔当兵走了。当兵，是山村青年很重要的出路，每年征兵竞争那是相当的激烈，斌叔叔既有父亲当大队书记的近水楼台之便，又是高中毕业，顺利地应征入伍。

就在斌叔叔去广西一个部队当兵的时候，陈老师每晚挑灯夜读，准备高考。我上学后不久，“又可以进城赶考”的消息传来了，大队的几位高中毕业生眼前一亮，似乎看到了某种希望。陈老师是三年级的班主任，那些日子，他连两里之外的家都不回去，住在学校里，晚饭就是白菜就挂面，除了教课，就是复习。

1977年底，佳音传来，陈老师考上了武汉一所大学，成为我们大队恢复高考制度后第一个大学生，而且是本科生，这是全大队的一件喜事。陈老师的上大学，很具有示范效应，读书不要钱，吃了国家粮，毕业当干部，这在乡民的心中是何等具有诱惑力呀。重视孩子读书的风气，好像一夜之间又回到了我们大队那几个村落，从此，彼此之间比学习成绩，成了一茬茬孩子不变的话题。而我，因为在家里干农活，手脚笨，且想方设法偷懒，很不受妈妈的喜爱，只有读书，因为成绩好得到老师的喜爱和同学的羡慕，才能找到一种心理平衡。每当我想方设法逃避农活，妈妈扯着嗓子骂我，或者干脆抓住我，啪啪啪地“炼铁”时，洪奇的祖母、也是那位被公社关黑屋子的定叔叔的母亲桃奶奶一旦碰上，就要劝我妈：懒人有懒八字，他不想干农活，说明这伢有不干农活也有饭吃的命，莫要打他骂他。

陈老师去上大学，仅仅是我们大队的子弟大走考运的开始，从此，大队几乎每年都有喜报，子弟不是在本地考上大学，就是在部队考上院校。本大队的子弟好学善考不仅在本公社，在本县也小有名气。有人说我们那个小学校风水很好，而公社驻地的大队，有老人说我们大队从公社接通了一条毛马路，把考运接走了。六年后，陈老师的弟弟，也就是桃红的三哥，创造了一个奇迹。

到了1979年春天，去当兵了的斌叔叔突然又成了大家议论的热点人物。中国和南方邻国，打了一场局部战争，而斌叔叔所在的部队驻在广西桂林，正是出国作战的主力。

我哥哥上学时，抗美援越喊得正响，所谓中国广阔的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大后方，越南游击队抗击美国鬼子的故事编进课本，绘成连环画。一夜之间，老师就告诉我们，这小越南是忘恩负义、恩将仇报的黄眼仔——敝乡一种犹如北方白眼狼的说法。我那时是个超级小愤青，小小的胸膛中，怒火燃烧着，恨不得自己有一把机枪，赶到南方“突突突”向越南鬼子开火，越南人在我的眼里，就是十恶不赦的坏蛋。恰好，我哥哥有一本彩色的连环画，内容就是英勇的越南军民，如何把美国鬼子打得鬼哭狼嚎。我找出这本图书，将它扯碎，扔进了房间角落里的小便桶中。

我义愤填膺的爱国行动，却换来了哥哥的一顿饱揍，因为他对那本连环画视若珍宝。挨打后的我，硬着嘴和他讲大道理，说越南人那样坏，这图书里面还说他们是好人，是英雄，胡说八道。我哥哥说：管他好人坏人，反正这是我花钱买来的。

我们大队当兵复员回来的人居多，好几位还在广州军区的41军、42军服役过，那些日子，他们神气得不得了，似乎自己也参加了战争，小年轻三三两两找他们聊天，其实他们那点军事知识，也是现学现卖。战争，似乎给乡村青年打下一针吗啡，封闭得太久，无聊得太久，远方的战火能让乡民们隐隐有些快乐。我们生产队有位在惠州当过兵的叔叔，他添油加醋地对大家说起许世友视察他们部队，当场表演百步穿杨的枪法。他满自信地说：哼，有武艺高强的许司令挂帅，打小小的越南那不是手到擒来？连没读过书的我爷爷也说，听人讲那小越南比我们湖南省大不了多少，一个省和一个国打仗，不是找死呀？

而对斌叔叔的父母来说，这场战争不像看大戏、说评书那样轻松了，他们的儿子参战了，生死未卜，两人在家长吁短叹。

战争结束了，噩耗传来，斌叔叔没能从战场上回来，部队将其列入失踪人员名单，大家说，多半是战死了，可怜的人，连尸首都没找到。他的妈妈，每天在家以泪洗面，大骂自己的丈夫，为什么让儿子去当兵，当大队书记的父亲强忍着悲痛，劝解妻子。承平日久，当兵都要开后门，哪想到一当兵就碰上打仗？

大约一年后，就在全大队的人以为斌叔叔成了异国他乡的孤魂野鬼时，消息传来，他还活着！成了越南人的俘虏，两国交换俘虏被遣返回国，一只耳朵在战俘营里被打聋。面对死里逃生的儿子，他妈妈连声说祖宗有阴德。复员回乡后，斌叔叔变得沉默寡言，不愿意跟人提起那场战争，诉说自己的经历。因为他成了残疾军人，更因为他的舅舅在县里当了一个管用的官，所以他被安排到县工商银行工作，也算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了。

上大学的陈老师，我有近三十年没见过了，而上次见斌叔叔，也在二十多年前。他们在我的记忆中，一个还是穿着军便装，高高的样子，一个还是圆乎乎的脸，满脸笑容。早已人到中年的两位老师，不知过得可好？

第十一章：日渐式微的阶级斗争

政治气候有些变化，这连闭塞山村中的乡民也闻出来了。

在邻近公社卫生院当院长的父亲，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多了，大约他当时已厌倦了所谓的“仕途”，人到中年的他，觉得孩子们的成长更加重要。

他回家我最为高兴，在四个孩子中他最疼爱我，我的蛮不讲理，我的奇思怪想在妈妈那里是最头痛的毛病，因此她更喜欢乖巧的弟弟，但这些毛病在父亲眼中却是男孩子的长处。父亲和母亲三天两头吵架，因为贫穷，因为孩子多，也因为个性不合。两人在对待孩子上也似乎有意唱对台戏，母亲越喜欢弟弟，父亲就故意对弟弟不搭理，而父亲越喜欢我，我越能在母亲那里得到相反的待遇。

爸爸回家后，我不但能得到更多的关爱，家里的伙食也会有所改善，而且作为看报听广播、关心国家大事的公家人，爸爸能带回许多山村里所不了解的信息。

有一天爸爸喝酒时说了一句：“邓大人出来了。”邓大人是谁？妈妈说是一个，1975年的反邓的翻案风，我已经没有记忆，但哥哥他们在学校里很忙乎。我哥哥曾拿回一张画，画上有很多夸张的人头，哥哥告诉我，那是“漫画”，丑化人的。他曾指出来告诉我哪个是刘少奇，哪个是邓小平。多年后我才知道，那张画多半是“文革”时流传甚广的“百丑图”。——一大帮开国元勋竟然被丑化成那个样子，真是难以想象的事情。

过了大半年，爸爸回来说，看来华主席的江山坐不稳，因为他看到报纸刊登了一个工程师写的信，竟然说“革命加拼命，无往而不胜”的提法不恰当，应当是“革命加科学”。那些日子，“臭老九”一天天香了起来。爸爸说在毛主席当家的日子，哪个敢对最高指示提出不同意见，那绝对是现行反革命，现在不但有老九敢对最高领导人的诗提出意见，而且报纸还登出来，这就是个信号。

爸爸佩服邓小平，我叔叔对他则有些不满，这是由于两弟兄在文革中的处境不同而决定的。当年在县中医院当院长的爸爸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卫生系统的造反派勒令在小屋子里反省检查，家中的大柜子被贴了封条。我叔叔的性格和老实本分的我爸正相反，他成了商贸系统的造反派头头，听说了自己亲哥哥的遭遇，火冒三丈，带领一帮仓库装卸工人来救人，卫生系统的造反人士哪是仓库装卸工人的对手，仗没打起来就乖乖地放了人。

政治气候变化的另一个迹象是，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阶级斗争越来越没人提起了。我们大队在新政权成立前地主只有一家，富农有五六家。所谓阶级斗争基本上是随时揪出看不顺眼的“坏人”，开大会批斗，那个年代农民的娱乐生活极少，老戏班子散了，场也不让赶了，参加批斗大会成为一种消遣的乐子。

我记忆中只见过一次批斗大会，那是1978年上半年，我快升二年级了。大队干部说二队有一个姓黄的中年人偷队里的粮食，把他抓到小学校的操坪里，搭了一个高台子，让他跪在上面，手反剪捆起来。旁边两个基干民兵步枪上了刀刺，系着武装带，威风凛凛地站立，其中一人是我的堂哥。

有人上前扇他的耳光，让他承认偷粮食，他昂着头，就是不答应，然后更多的人上去抓他的头发，用脚踢他。他的儿子和我同班，他的女儿和我姐姐同班。我印象极为深刻的是，他的妻子和女儿哭哭啼啼在旁边劝他：你就招认了吧。

年岁稍大，我才知道这种“阶级斗争”的背景，他所在的二队大多数姓张，几户姓黄的是外地人，当年给地主的庄园当佃户来此落脚。因此很受张家的欺负，而这个黄姓汉子，人又强项，根本不愿意低声忍气认输，所以容易成为斗争对象。两年后，这个生产队又一个姓黄的汉子被干部认定偷粮食，此人父亲早亡，有一个母亲和两个成年的弟弟，因家境太穷，兄弟三人只有他娶亲，生了一女，自然他是这家的顶梁柱。批斗他时他坚决不承认偷粮食，被折磨一天后，晚上投河自杀。他家在本大队无钱无势，因而没人把这次非正常死亡当回事。哪知道他家原住之地，另一个公社的某大队，黄家在那里是大族，有一人在省城当干部，人命案出来了，那个家族当然不干，诉于省城的子弟，然后上峰关注，下面的惊恐可想而知。最后的结果是找了一个替罪羊，这个生产队当时的队长姓肖，也是本大队的小姓，被判了几年徒刑。

我们大队唯一的地主出在我们李家。这位地主按辈分我得叫他老爷爷，和我曾祖父一辈，他字仁愚，乡间称仁愚先生。我高中时读《李氏四修家谱》，对他的评价是相当的高。说他过目成诵，10岁时，被我族老人誉为“吾族千里驹”。14岁参加科考成为生员，不久民国肇始，他又加入国民党，后来成为老邵阳县的一个区长。民国时代的邵阳县有近200万人，为全国最大的一个县，后来分为三个半县（邵阳、邵东、隆回和新邵一部分），因此当时的一个区所辖地盘差不多相当于后来的半个县。

我爷爷对我说过很多关于仁愚先生的故事，在我爷爷的嘴里，这个地主知书达理、仁慈大度，和我读的课本里那位因偷辣椒掐死小英雄刘文学的地主大大的不同。我爷爷说，他和我大伯长期给这位仁愚先生抬轿子，仁愚先生大多时间是步行，让我爷爷和大伯抬一顶空轿，只有通过村庄时，为了摆谱才坐进轿子。到了某处，主人招待吃饭，事先仁愚先生会对我爷爷说：你是轿夫，要多吃肉和饭，没人笑话，而我不同，不能随便吃喝。然后对主人说，我的轿夫非常辛苦，我无所谓，轿夫是吃力气饭的，一定要好好招待。

民国播迁至台，他一大家子，没能跟着去——估计级别也不够。但他在家非常自得，说我了解共产党的政策，我怎么说也是个开明绅士，而且他自认为自己做过一件善事，对新政权有功。大约是1950年初，湖南已经底定，但我乡土匪居于山寨，不服王化，大军西进剿匪。当时我家所在的村落，是一股土匪的大本营，某日有两个叫化子前来乞讨，说的是北方话，被土匪抓住，说这是共军间谍，挖了坑准备活埋。仁愚先生知道后，前来劝解，说这两年北方战火延绵，很多人都来南方乞讨，两个叫化子，难为人家干什么，如此便被释放。——后来才知道，这两人还真是南下干部。

新政权成立后，开始仁愚先生并没有受到冲击，后来因为朝鲜战火又起，蒋介石一心借机反攻大陆，国内政治气氛陡然紧张，害怕这些人和蒋里应外合。更为具体的原因是，我们的邻村观音桥，和我们村长期争斗，换朝以前，因为我村有仁愚先生，他们每次都败落。新政权成立后，总算扬眉吐气了，他们派遣贫农代表去区上，诉说仁愚先生如何反动，于是区土改工作队队长命令将仁愚先生枪毙——当时杀人程序极其简单。

我的大伯，即仁愚先生的轿夫之一，“阶级觉悟”不高，纠集了我村几个人，去县城哭诉，要救老爷一命。听我爷爷说，他们到县城找到了仁愚先生当年从土匪手下救下来的地下党员，他们两人开具证明，等我大伯拿着证明回家时，枪已响，仁愚先生被新政权正法了。——我现在再思索我爷爷说的这段故事，觉得应当是他们演绎，或者是那些被救的地下党员故意迟了这一步。

仁愚先生有两个儿子，长子小名“南天使”，我小时候和大多数孩子一样都叫他的小名，而我的爷爷和父亲一定我叫他“南爷爷”。新政权刚刚入主湖南时，南爷爷正在长沙城的省立中学念高中，洪流滚滚，他也看清了大势，便报名参加了大军，还伪造了一份履历。那时候大军中高中文化的凤毛麟角，他不久随大军入朝鲜，然后再回国，已经做到了营教导员。因为担心久疏音讯的家庭，他写了一封信给家乡的政府，说他已经是革命军人了，父母应当享受军属待遇。

力主枪毙他父亲的观音桥村人知道后，立即以贫下中农的名义给他所在部队去信，说他父亲是被政府镇压的国民党伪区长，血债累累。这一下南爷爷就完了，因欺骗组织混进革命队伍等罪名投入监狱，又发了疟疾，幸运的是捡了一条命，被遣送回乡接受贫下中农监管。但说实话，回乡后，他并没有吃太多的亏，大队书记是他们的亲戚，一般的乡人对仁愚先生很是尊重，只是因为政治风气，表面上他必须夹着尾巴做人。

在长沙读过高中的“南天使”，比一般乡民更能感觉到政治气候的变化。他的小儿子华老满和我姐姐初中一个班，据说不爱读书，那时候初一的《语文》有一篇课文是毛主席的《浣溪沙》，开头是：“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而这位华老满被老师叫出来背这篇课文时，他念成“长夜困觉脚朝天，百年魔怪变神仙”。屡教不改。姐姐当成笑话回家讲了，爸爸听后沉吟片刻说：他哪背不了这首诗，这一定是他爷老子教的，故意这样背，讽刺毛主席。——当时，纪念堂已经盖好，我读的语文课本里有一篇专门介绍纪念堂，里面说到华主席题写的六个金灿灿的大字：“毛主席纪念堂”，而我读中学的哥哥和姐姐，教科书中有一篇课文是《我爱韶山的红杜鹃》。

不久地主摘帽了，摘帽后的“南天使”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话一下就多了起来。我姐姐说，她和我们大队读初中的同学一起从公社回来，几次被正在给稻田车水的“南天使”挡住，考问他们，诸如“勾股定理”、“一元二次方程式”之类的东西。

我读小学四年级的那年，“南天使”死了。我放学回家时正要经过他家。他的丧事是我记事起第一次请了道士做法事的，堂屋里挂满了类似藏族唐卡的画轴，当地叫“宫灯”，画着佛像和十二阎罗，宣扬因果报应。放学后，我进去徜徉了一阵子，第一次思考：这世上，真的有鬼神和来世么？

第十二章：看电影和唱戏

我念小学时，看电影是乡下人一年难得遇上两回的娱乐，而当年走村串户的民间老戏班子，早就在革命的洪流中解散了。临时凑合起来所演的样板戏，过于简陋，乡民们并不感兴趣，我记事起，好像样板戏已在乡下消失了。

第一回看电影是什么时候？大概四岁左右，县放映队来大队，放露天电影，半年才轮上一次，连平时不愿出门的爷爷，也拿着凳子拄着拐杖去参加这一盛会，我坐在爷爷怀里。首次看电影留给我的是恐怖的记忆，一个干部模样的男人，打完电话，盯眼看过来，镜头往前推，头像越来越大，看上去他怒气冲冲向我走来，要从银幕中伸出一只手把我抓住似的，我大叫：快跑，爷爷。后来向别人求证过，这次电影是《艳阳天》，故事情节我当然记不住了。

过了几年，公社有了自己的放映队，每个月大队能轮上一次电影，而我渐渐长大，开始能看懂情节了。那时候宣扬我人民军队伟大功绩的战争片较多，人物一出场，我们小伙伴就议论：这个人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好像世上只有两类人中国人和美国人，好坏黑白分明。

自从有了公社电影放映队，我大队放电影的场所就固定在小学校的操坪里，两棵大樟树之间，扯一块银幕。每回放映队到来时，就成了全大队的节日。天还没有黑，小孩们就搬着凳子去占据有利地势，按不成文的规定，放映机旁是为大队干部专设的VIP座，谁也不敢觊觎这块风水宝地。孩子们来得太早，离电影开映还有好几个小时，就眼巴巴地守在放映员的身边，看他调试设备、倒片子。两个放映员都姓孙，从他们的神色中，我读懂了什么是“傲慢”。他俩冬天都穿着军大衣，夏天则是白色的的确良，头发黑亮黑亮，脚下是一双塑料凉鞋，耳朵根上面，夹一根别人递给他的纸烟。而我们除了赤脚，顶多是一双用废橡胶皮做的土凉鞋，仿着草鞋的样子，穿几个孔，用一根粗粗的松紧带串起来，我曾经有过一双这样的鞋子，上山砍柴时才穿，为了防备遍地的荆棘。放映员总对我们爱理不理，问他晚上放什么电影，他们只是说一句：夜晚看了你不就知道了么？这让我们很失望，因为谁先知道晚上的电影名字，就可以立马充当新闻发言人，是一件很神气的事情。有小伙伴说，给孙师傅递一根纸烟，他就会告诉你。可是那时候大多数人的父亲都抽自己卷的喇叭筒，包括我拿工资的爸爸，去哪里能找来纸烟？

放电影前，照例有大队干部要对着话筒“哇啦哇啦”训话，说的也就是春耕、夏收之类的事情，每个生产队都说了一百遍了，大队干部利用现代化工具重复，无非要显示一下权威而已。在训话的这段时间，一束白光打在空空的银幕上，大孩子便纷纷就着亮光，用手在银幕上做各种投影：蝙蝠、牛头、鸭嘴等，然后一帮孩子叽叽喳喳地议论，像极了或者不像，另一个又上前抢着比试，喧闹声潮水般淹没了队干部的训话。

电影翻来覆去也就是那几部，除了打仗的革命题材，就是咿咿呀呀的戏曲片，我记得看过的有《十五贯》、《红楼梦》、《尤三姐》等，昆曲《十五贯》看不懂，那道白大约是吴侬软语，越剧《红楼梦》的曲子很好听，小小年纪也能分辨好听和难听了。电影放完后，接下来一个月，全大队都在流行唱“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我对《闪闪的红星》记忆最深的一个镜头是潘冬子尝野菜，还有他举起柴刀，对地主老财报仇的那一幕。桃奶奶边看边议论：不是说不让报血仇了？当时我对这句话大惑不解，因为老师一再教导我们不要忘记阶级仇恨，怎么就不让报血仇了？年岁渐长后，了解到一些乡土史，我才理解桃奶奶说那话的背景。“文革”开始后不久，我乡毗邻的零陵地区，爆发了贫下中农集体对地主后代进行专政的血腥事件，叫处理“黑杀党”，防止这些反革命后代反攻倒算，一时间血流成河，此风一直刮到北部的邵阳地区。这股血腥风惊动了上面，据说最初是由一位国防施工的某军工程大队政委发现的，然后“假传”上级指示，解救了一部分行将就戮的“地主后代”，然后派人向上报告，制止了乱杀风。大约从那以后上面有人开会教导广大贫下中农们，不要再对地主富农的后代报血仇了。

这部电影里有一首插曲，唱道：“夜盼三更哟，盼天明；盼到哪年哟，红军来；漫山开遍哟，映山红。”于是我们争着学唱，而我一唱，调门就跑到姥姥家去了，妈妈和哥哥就奚落我，三番五次我就不敢开口唱了。这是童年一次惨痛的教训，人的某一方面能力，在一开始受到鼓励，可能越来越强，相反这方面能力就会退化乃至消亡。一直到成年，我喝再多的酒也不敢在卡拉OK厅里放开嗓子。

在各个大队放映的电影都差不多，可是我们还要追看，从此村跑到彼村，不畏山路弯弯。成群结队，用晒干的苎麻杆或向日葵秆，扎在一起做火把。山村的夜是极其安静的，如果半夜里远处火把在攒动，接下来听见人声鼎沸，那一定是去远处看电影的伢子妹子回来了。

大约到1980年，公社建起了简陋的电影院，可以一毛钱买一张票入场，放映队便不再定期来大队了，露天电影也有，那是放映队用来创收的，谁家生小孩或老人祝寿，花些钱请放映队来放一场戏。最有意思的变化是，此时电影开映前，坐在放映机旁边哇啦哇啦说话的，不再是大队干部，而是掏钱的主人，讲他家做喜事了，对大家的捧场表示感谢云云。

进电影院要收钱，尽管只有一毛，但对乡下人来说，也是一种奢侈消费，因为千百年来，乡下人都是白看戏，没谁买票。《少林寺》风靡时，小学生们谁也挡不住这股潮流，有井水处便有人说《少林寺》，如果没看过《少林寺》，似乎不配做中国人。小学校组织我们步行4华里，去公社影院观看了这部戏。戏里面那位和尚的恋人牧羊女唱起歌来，如同天籁。男孩子在一起就吼起了那首主题歌：“少林少林……”唯一让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人家放羊那样轻松愉快，那样有趣，而我们放牛却得时时提防牛吃庄稼被罚工分。因为听说少林寺在河南，所以那时候我认定河南人过得比我们幸福，很是艳羡那个遥远地方的人们。

读高中的哥哥很有音乐细胞，买了一支口琴，星期天回家给弟弟妹妹表演。最常吹的是当时流行的台湾校园歌曲，什么《蜗牛和黄鹂鸟》、《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外婆的澎湖湾》、《卖汤圆》，《少林寺》刚放映，他就能吹出“日出嵩山坳，晨钟惊飞鸟”的曲调，这是我对家兄最佩服的地方。

大约在我小学快毕业时，“老戏”开始回潮了。在我们那里，老戏主要指“大戏”和“花鼓戏”，“大戏”是祁剧，属于高腔类，在湘南一带很流行。所谓大戏，当然需要大场合和更多的演员，我外公所在的大队比较富裕，自己组织了一个剧团，演员都是业余的，平时出工按时排练，节假日演戏。请来还没死绝的当年伶人做教师，有板有眼地教戏，我的一个姨妈和一个堂舅是剧团的演员。祁剧团演的多是宣传忠孝廉耻、劝人向善的传统伦理戏，记得有一出戏叫《卷席筒》，说的是一个少年，父母死后被兄嫂折磨的故事。——这是我国文艺作品的传统题材，早在南北朝时期，就有乐府《孤儿行》，“父母已去，兄嫂令我行贾。南到九江，东到齐与鲁。腊月来归，不敢自言苦”。这类戏唱词凄婉，场面凄惨，而且恢复了过去唱戏的一些程序，唱到这位少年四处乞讨时，便面对观众跪下，台子上有人拿了一根长竹竿，上面挑着一只竹篮，假戏真做，向观众要钱。这样的草台班子演出，也能惹得一些老太太流泪唏嘘，真真是“唱戏的疯子，看戏的傻子”。

“花鼓戏”场面小，适合对唱，中间加些插科打诨的动作。我对花鼓戏最初的印象是戏曲电影《打铜锣》、《补锅》。《打铜锣》说的是生产队派蔡九癫子，打铜锣通知各户管好自家鸭鹅，莫要偷吃生产队的谷子，社员林四娘放鸭偷谷子被蔡九逮住，两人言语你来我往，当然最后是有觉悟负责任的蔡九教育了后进群众林四娘。《补锅》说的是补锅匠小聪和漂亮的兰英相恋，担心兰英的妈妈不同意宝贝女儿嫁给一个补锅的，恰逢兰英家煮猪食的大锅坏了，小聪前来补锅，用实际行动讨得了未来丈母娘的欢心。最流行的唱词是：

（男）女婿来补锅，瞒了丈母娘

（女）操作要留意呀，当心手烧伤

（男）双手烧伤不要紧，

（女）怕只怕呀，说不服我妈妈娘，小聪我的同志哥

（男）跑马莫怕山，行船莫怕滩

帮助我的妈妈娘改造那旧思想

（女）风箱拉得响，（男）火炉烧得旺

（女）我把风箱拉，（男）我把锅来补

（女）拉呀拉（男）补呀补

（女）说服我的妈妈娘，小聪我的同志哥

（男）帮助我的妈妈娘，兰英我的同志妹

风趣幽默而传神，饰演兰英的李谷一当时多年轻呀。同样是“主旋律”作品，这两个小戏比现在一些不让观众呕吐不罢休的“主旋律”高明多了。补充一句，那时候乡下补锅匠常常走村串户，现今这门手艺也快绝了吧。那时候，铁锅是农家人重要的财产，祖祖辈辈相传，坏了不敢扔掉，请补锅匠补好后可以再用多少年。

乡下的孩子喜欢围着补锅匠，一则匠人走村串户，见多识广，能告诉孩子们许多不知道的事情。二是看补锅匠的徒弟拉风箱，将炭火烧得旺旺的，能将生铁融化，滴在铁锅的窟窿上，待冷却后，便补得严严实实的。

草台班子到乡下演的花鼓戏，有许多“不健康”的内容，类似东北的“二人转”，这些“不健康”，正是吸引庄稼人的看点。记得有一曲《磨豆腐》的小戏，情节相当简单。一个少妇，雇一个年轻小伙帮她磨豆腐，两人没完没了地对唱，我还记得一句台词：“黑豆子，倒进去；磨呀磨呀出白浆。”没有生离死别，没有舞刀弄枪，搞不懂大人为什么看得津津有味。成年后回头一想恍然大悟，原来是用比兴的手法影射性事，难怪！

除了“大戏”和“花鼓戏”，乡下还有一种“木脑壳戏”，即木偶戏。真不知道经过“破四旧”和“文革”，那些木偶是怎样保存下来的，全是有年头的东西。唱木脑壳戏更简单，一个班子两三个人就可以了，我们生产队一个哑巴的老丈人，是唱木偶戏的高手。一个台子，下端用布围起来，木偶从布幔上面伸出来，人在布幔里面边舞动边唱，一会儿男人一会儿女人，一会儿大将一会儿小兵，一个人就包圆了。木偶戏靠情节取胜，很少有情感戏，我记得唱得最多的是《薛仁贵征东》、《薛仁贵征西》，征东是指唐太宗征高丽，历史上的结局是大唐数十万大军铩羽而归，番军里面有个特别厉害的大将盖苏文。听我爸爸讲，这个人是大唐建立之初的好汉单雄信投胎的，因为李渊在被杨广追杀中，误杀了单雄信的大哥，所以他三世不投唐，被唐军杀了后，先后投胎为盖苏文和苏宝童，专门和唐朝作对。在征东中，李世民是配角，马陷淤泥河中，快被盖苏文杀死，悲哀地唱“哪个救了我李世民，唐朝的江山平半分”。在此千钧一发之时，土地神暗中催促白袍小将薛仁贵策马赶到，救了圣驾。在传统戏曲中，帝王毫无例外地昏庸无能，哪怕是千古一帝唐太宗。被搭救的唐太宗又听信奸臣的话，把奸臣的女婿当成救驾功臣，被老辣的程咬金辨认出来。很有意思的是，薛仁贵在营里歇息时，土地神知道今天大唐天子将在他的地盘里遭遇危险，愁眉苦脸地唱道：“土地土地，只管五里；出了这五里，莫怪我土地。”他暗中施法惹得薛仁贵的战马嗷嗷直叫，不得安宁，薛仁贵只好出营遛马，土地神在后面赶着白马，径直到了唐太宗遇险的地方。

那个唱木偶戏的老头，别人打趣他说，他一生耍木偶耍得太多，所以女儿得嫁给一个哑巴。这哑巴很聪明，生了个儿子更聪明，现在已经硕士毕业了。

第十三章：我的七种武器

乡下孩子的玩具，大多是父亲、哥哥或自己动手制作的。我除了那把宝木匠给我制造的木手枪外，哥哥自造而留给我和弟弟的玩具很少，记忆中有一对用小杉树造出来的高跷，下雨天和落雪天踩在上面，和伙伴们奔竞、撞击，先下高跷者为输；还有一个榆木疙瘩做的螺蛳，用棕树叶撕成细条编成的鞭子抽打而旋转起来。而我在兄弟中，以手脚笨拙而常被嗤笑，自己做不好玩具，也玩不好玩具，于是渐渐地对乡下孩子那些玩具兴趣淡薄，一些农具，对我而言，兼有玩具的功能，因为那时它们被我想象成兵器，自己则成了侠客或大将军。

武器之一、二

禾枪和柴刀

日本幕府时代，有一种武艺很高强的“双刀流”武士。武士持长刀，便于劈杀，但不利于近身格斗，一旦敌人贴身，长刀就成了累赘，武士立刻将其丢掉，换成短刀战斗。

我的禾枪和柴刀，长短一搭配，近似于“双刀流”。

禾枪用直径约两寸的小杉树或相同口径的毛竹做成，长约六尺，这样的禾枪轻巧而坚韧。两头削尖，便于贯穿柴禾。我专用的禾枪是杉木做成的，因为摩挲和肩上汗水的浸泡，禾枪的中间一段光滑如处子的肌肤。

柴刀并不是影视剧中那种只能用来砍伐的直刀，而是弯曲有如割稻的镰刀，接近刀柄的半段用来砍，下半段弯曲部分用来割。

一个少年，小腰板用皮带系得紧紧的，高挽着裤腿，上穿一件跨栏背心，满是汗渍，露出来的胳膊纤细而黑亮，脚蹬一双废橡胶皮做的土凉鞋，左手持一根禾枪，右手拿一把磨得锋利的柴刀，站立在湘南乱石之间的灌木丛旁，像一只即将对猎物下口的小老虎，那就是本人十岁左右的标准形象。

上山砍柴是一件现在回忆起来仍很美好当年做起来却很艰辛的事儿。我的第一捆柴是七岁那年夏天砍回来的。暑假时早饭前和午饭后是放牛的时间，这两顿饭之间的上午，得上山砍柴。太阳正毒，地表发烫，而我讨厌戴着“宝庆斗笠”，低头时常被灌木的枝条扯破，干脆大脑壳毫无遮拦地露在太阳底下，久而久之对炽烈的阳光毫无感觉，至今我的皮肤抗紫外线能力都是超强的，童子功使然。

刚砍柴时，只会将一些较粗的灌木砍断，而且刀口像狗啃一样不平，大半天只能砍很小的两捆，且常常受荆棘的欺负。有一次一棵灌木的獠牙刺深深地扎进我的大腿肉中，怎么也拔不出，而且越挣扎越深，我哇哇大哭，旁边有一位附近生产队的农妇，在地里翻红薯藤，认识我全家人，她立刻跑过来，一边安慰我一边慢慢地用手把扎进去的獠牙刺拔出来，然后大骂我妈，说心真狠，打发这么小的伢子来剁柴。至今如果我哪天晚上皮肤某处有点刺痛，一定会做梦自己被长长的獠牙刺扎进去了。

砍柴和开车一样，完全是个熟练工种，开始时别人怎么教导用处不大，时间一长就熟能生巧。等小学毕业时，我已经成为一个熟练的樵夫。找到一片杂草丛生荆棘密布的灌木林，先用长兵器——禾枪伸进去搅动一番，看里面有没有毒蛇之类的东西，砍柴娃最害怕两类动物：毒蛇和马蜂。然后像吃烧饼一样，细细地把周边的茅草割下，再用手中的茅草做防护，裹住荆棘，“刷刷刷”地往前蚕食，不一会柴禾就堆积成一堆，此时站立歇息，看看眼前光秃秃的一片，齐整地留下不到一寸长的根茎，而半个小时之前，这里还是一片绿草青青灌木蓬生，得意的神情，就像日后读《庄子》中那位解牛的庖丁一样，提刀在手，顾盼自雄。

一大堆柴禾如何捆好，是个大学问，刚开始不会捆柴，半路上散架，那是砍柴娃最狼狈的时期，会被人嘲笑为妇人没赶回家就在路上生下了孩子。把柴禾踩紧，再用砍伐的长藤或自带的干稻草结成绳子，勒紧扎牢，把禾枪穿进两捆柴禾中。两捆湿柴禾重量不轻，弯下身，肩膀扛住禾枪，“咳哟”大喝一声就起来了，而柴刀插在一头的柴禾中，另一捆柴禾上系着盛水的竹筒。路程短的就一鼓作气挑回家，路程远也顶多歇一次，否则气力反而衰竭了。挑一担柴禾，走路很有讲究，脚步要和有弹性的禾枪上下颤动合拍，走起来很有节奏，呼吸要均匀。

我在一帮砍柴娃中个子最矮，气力最小。很多时候，比我大一岁的本家叔叔良国，把自己的柴禾挑到半路，再赶回来帮我挑柴，我们那里叫“猫娘叼崽”。因为我们是小学同班同学，常常结伴上学，我吃完早饭到他家门前，大喊他的学名，“良国良国，快点快点，要迟到罚站了”。有一次他妈妈满奶奶听见了，对我说你怎么这么不懂事，他是你叔叔，和你爷老子一辈的，你怎么能叫名字，你能叫你爸爸名字么？有了这个教训，我每次到他家门前，只大喊一声，“快迟到了”，省略了他的名字。为了“报复”，到了学校坐在教室里，我反而故意叫他“良叔叔，要收作文本了，快点”。羞得他一脸通红，回家后反而哀求我：在学校就叫我的名字吧。

有时砍的柴禾实在太多了，就搁在山坡上晒干，几天后再去捆回来。那时民风淳厚，一般别人不会将砍柴娃辛辛苦苦砍下的柴禾偷回去自家烧，但也难免有小概率事件。甲满爷教我的砍柴偷懒绝招，起初能瞒过妈妈，也说明这样的事件偶尔也会发生。

那年月农家普遍很穷，买的煤炭一般用来煮猪食，做饭炒菜都烧柴禾，半大小子甚至成年人，一有空闲就上山砍柴。而生产队那些遍长松、杉、枫、栎树的森林是不允许进去砍柴的，哪怕从里面折一根荆条，被护林员发觉后都会罚得很重。可以砍伐的地方只能是田埂旁的小坡、不长乔木的乱石山，本来这些地方植被生长就困难，加上我们这些“剃头匠”一次次扫荡，更加秃顶了。

如今回家，看到这些当年我砍柴的地方，长着一人高的茅草、荆棘无人砍伐，把山间小径都封住了。因为年轻人都出去了，读书或者打工，留在家里的老人带着小孩，靠外面的汇款单生活，用来买煤甚至换煤气罐。煤球也不用自己做，有商家会把煤球或煤气送上门。——水土的保持和环境的保护，最终要靠经济的发展，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也许，我算是中国最后一代半职业樵夫。

武器之三、四

竹筢和铁丝筢

竹筢，也可写成竹扒，用一根竹子做成，一头破开分成六七瓣，张开呈扇形，再用细篾片一层层固定住，顶端几片粗竹篾弯成钩子，如此在地表来回扫动，就能把柔软的树叶搂到一起。《隋唐演义》中那个混世魔王程咬金，劫皇纲前做的就是卖竹筢的营生。

使竹筢主要用来去树林里搂松毛——马尾松松针落到地上干枯后，柔软而容易燃烧。生产队的森林平时不许带柴刀进去，因为害怕砍伐，但不禁带竹筢去搂松毛。我想大约是因为松毛淤积，不利于地表透气而且易引发火灾。搂松毛比砍柴要轻松得多，很快就搂满一担畚箕，然后躺在松树下，看阳光从松叶的缝隙中洒来，斑斑驳驳地照在脸上，太阳显得很近，近得就像挂在树梢头，旁边有一两株黄灿灿的野菊花发出幽幽的香味，真是惬意极了。唯一可能破坏你兴致的是蚂蚁，树林间的蚂蚁个头大而黑亮，是屋前屋后小蚂蚁个头的好几倍，且很凶悍，在你昏昏欲睡的时候，它们成群结队爬到你身上，有时还躲在你的裆部，把那个正在悄悄长大的小弟弟当成美食而撕咬。因而我们乡下孩子有一句流行语：“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蚂蚁夹鸡巴。”

进松树林除了筢松毛，顺便可以捡松球。春天松树长出松果，经过一个夏季成熟了，到了秋天，松果张开了一瓣一瓣，像菊花的花瓣，变成黑色的松球，有的落在地表，有的还挂在枝头。松球中间含有松脂油，燃烧性非常好，用来引火或者埋在烘笼的锯木灰里，非常合适。

讲到烘笼，这玩意可能在老家快绝迹了，在古代很流行，《红楼梦》中的手炉，以及“斜倚熏笼坐到明”的熏笼和烘笼差不多。农村的烘笼用木头做成或竹篾编成，里面搁一个陶钵，陶钵里搁几块木炭或松壳，埋在锯木灰里，陶钵上盖着盖子，慢慢地能燃烧一天。上面有把手，冬天寒风呼啸，山里孩子穿着单薄，而小学校教室四面漏风。我们每人提一个烘笼去上学。上课时把烘笼搁在脚板下，摇头晃脑地读着：吃水不忘挖井人。因为挨冻，鼻涕长长地流出来，滴在课桌上，一到下课就忙不迭地把冻僵的手伸到烘笼上。我所尊重的作家冉云飞的老家是邻近湘西的渝东，生活习惯和我家乡十分相似，他在一首诗《小学附近的铁匠铺》中，写过烘笼：

我陈旧而可爱的小学校呀

它在铁匠铺附近，还有田野

每年冬天，大雪绵密又紧急

我提着一个破烂的烘笼

我提着一点微弱的火

打着赤脚，穿上几片破布

来到了铁匠铺。

我的小学旁边恰好也有一个铁匠铺，专门为大队打制锄头和犁铧的，铁匠铺的李师傅是我同班同学的父亲，长得孔武有力，脸上线条分明，像雕刻出来一般，有一只眼睛因为火花溅进去而失明，大伙叫他“边瞎子”，那模样像极了1980年代后期风靡全国的电视剧《乌龙山剿匪记》中的独眼龙。我和同学冬天经常去围观，看他打铁，顺便取暖。

铁丝筢是用铁丝在木杆的一端固定，比起长长的竹筢，铁丝筢是短兵器，主要用来扒青苔。秋冬季节，提着竹筐，在田埂下、树丛中潮湿背阴的地方，用铁丝筢一点点将沾在地表的青苔扯落，搂到篮子里。搂青苔远比搂松毛吃力，因此工具也得从竹的换成铁的。

这些青苔有什么用？

把青苔堆到家里，攒够了半屋子以后，用筛子把土颗粒晒干净，再用菜刀把青苔剁碎，交给生产队，过秤论重量给农家记工分，生产队拿这些青苔用来育秧。

秧田对农家人来说有着“根据地”、大本营一样的意义，小孩子参加考试，如果试题正好对路，出来后会高兴地说一句：今天考到我的秧田中去了。如果连秧田都不能保证精耕细作，遑论其他田地。早春一到，要选最肥沃的、灌溉最方便的水田做秧田，几次来回犁田耙田，然后将水田弄得相当的平整，分成一条条四尺宽的小块，上面均匀地撒满谷种。早春的天还很冷，那时候也不用塑料薄膜，将切碎的青苔末覆盖在谷种上，既保暖又通气。

在一层青苔衣的呵护下，谷种发芽，秧苗慢慢地长出来了，农民一年的希望也长出来了。

武器之五

小锄头

在小学三年级之前，我常使用一把为我量身定做的小锄头，比大人用的锄头小几号，轻巧而锐利，我们叫它“栽锄”，不仅仅是我的玩具，我妈也用来在地里栽菜苗或撒种子。大锄头把坡地翻了一遍后，在上面种菜是一件绣花做文章一样的精细活，要温和细致，便一手持小锄头挖一个坑，一手随即往里面放种子或菜苗。

大多时候，小锄头被我当做玩具扛出去，与同伴们做各种各样的劳作游戏。主要是玩修水库、修大坝和开垦梯田，每天看大人干农活，我们的想象力也只限于此。在野地里刨一个大坑，挖一条细细的沟渠引来浑浊的水，就成了水库。将坡地平整出一小块，那是梯田，往里面撒泡尿，当做肥料。春天来临的时候，我们扛着小锄头，去屋后的茅屋山里挖野葱。野葱长得比菜地里种的葱细得多，块茎纯白，香味浓郁，用来炒鸡蛋和小鱼虾再合适不过了，或者用来挖一种叫“野萝卜”的块茎类植物，我不知道学名叫什么，生吃清脆而解渴。打架的时候，小锄头又成了一种很合手的武器，飞舞着往前冲锋，很有遇鬼杀鬼、遇佛杀佛的气概，不过杀伤力很大，不到非常时刻绝不使用。

那时候在小学校里学会一首歌《我是公社小社员》，歌中唱道：“太阳出来红艳艳，红艳艳，公社社员到田间，到田间；我也扛着小锄头，跟着爸爸去种田。”歌中的社员幸福而快乐，似乎像神仙一样。回家后，我和一个同班同学厂伢子，扛着小锄头唱起了这首歌，一副少年不知愁滋味的样子。他的爹庚阿叔听到后，打断了我们，满脸不愉快地说：“没出息的，种田有什么可学的？实在没出路了才当农民。谁编出来这样胡说八道的歌？”

后来我知道庚阿叔的愤怒是有来由的。他五十年代高小毕业，被招到城里一家工厂，年轻而有些文化，本来前途大大的。可在新政权建立前，工人比农民没有什么优越感，日子过的还不如农民，只有失地的农民才不得已进城务工。彼时新政权建立不久，工农和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别还没有显现出来。家里有了刚娶的老婆，自己进城当工人，住集体宿舍，纪律又很严明，远不如在老家自由痛快，感觉不爽的庚阿叔干脆回来当农民了。可不久工人和农民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有了天壤之别，一个吃着国家粮，按月拿工资，有劳保福利，退休有退休金，一个每天面朝黄土背朝天，风里来雨里去，连一大家子的温饱问题还解决不了。懊悔不已的庚阿叔便把离乡进城的希望寄托在儿子们身上，厂伢子的二哥考上省城的中专后，庚阿叔兴奋不已，放鞭炮放电影大宴宾客。

现在，那把小锄头还在，静静地躺在老家的一个角落里，成了一件准文物。

武器之六

绳索

用来牵牛鼻子的绳索，是一件软兵器，用棕绳织成，柔软而坚韧。牛鼻子是脾气暴躁力大无比的水牛的“阿喀琉斯脚跟”，一个六七岁的小丫头，牵住牛鼻子，就能降伏一头大水牯。

只要棕绳还牵着牛鼻子，牛就十分老实。我常常把棕绳的一端系在腰上，捧一本书静静地看着，牛在后面吃草，尽管它对旁边的庄稼垂涎三尺，但不敢轻举妄动，知道控制权还在我手中，一旦轻举妄动，就会被我狠狠地惩罚。每次它吃到我背后，用犄角轻轻地抵一下我的后腰，催促我再往前走几步。

如果绳索断了，你要装着若无其事，慢慢地接近它，迅速地抠住它的鼻孔，把绳索接上。否则被它觉察到了，就了不得，它立刻露出翻身农奴把歌唱的欣喜，狂奔远走，不管什么稻田、红薯地，它大脚踏上去，一边吃一边跑，糟踏无算。有时还驻足回头，示威似的注视着你，得意地“哞哞”叫几声，似乎在挑逗你：来呀，来呀，看你能不能捉住我。你快走近它时，它又飞也似的跑远。被控制时和失去控制的水牛，前后差别都如此之大，何况人也。这时候，你得叫来几位小伙伴，一起围捕它，堵住它可能奔窜的几个口，慢慢地缩小包围圈，然后接近它，用棕绳系个活套，看准，往前一抛，套住它的两个犄角，一拉一扯，其他几个人合拢，围住它。此时，它基本上会就范，因为面对朝夕相处的小主人，它也就撒一会儿野，不会顽抗到底，终归是要回牛栏的，牛脾气只对它不熟悉的人发。

抛棕绳套牛角需要眼疾手快，我们闲来没事常练这一招。把一根长绳子一头拴一块石头，提起来击打树木，久而久之就练成了“流星锤”，百发百中。

不拉缰绳骑上牛背是危险的，我可有血的教训。一次在山坡上放牛，我把牵牛鼻的绳索来回折数次，捆在它的犄角上，自己赤手空拳骑上牛背，像一个武士那样策马前行，牛跑得越来越快，没有了绳索控制，怎么也叫停不了，我被抛到一块尖尖的石头上，额角左上方被碰破，血流如注，看牛的伙伴大多吓坏了，有一个大我三岁的本家叔叔比较镇定，他立马从旁边扯下一种叫“仙封草”的植物叶子，揉碎吐上唾沫，糊住伤口，止血效果真好，血很快变成一点点往外渗，然后背我回家找当赤脚医生的我妈处理伤口。

武器之七

鱼叉

我使用的鱼叉不是电影里划船打鱼的渔民所用的那种叉子，而是用铁做成像梳子一样的东西，整齐排列的铁齿彼此间的空隙非常小，一头固定在长长的木柄上，看上去，有点像没有弧度的青龙偃月刀。

这鱼叉是用来晚上叉泥鳅和黄鳝的。春天来了，沉睡了一个冬天的水田被犁开，晒上两天再用耙耙平。开着粉红色紫云英的苕子草被埋在下面沤肥，空气里混杂着泥土的腐烂味和苕子草的清香味。晚上，就会有许多黄鳝和泥鳅钻出来，在水面上透气。我们用一个大瓶子，里面灌满柴油，糊住瓶口，露出灯芯，用一根细铁丝捆住，拴在一根木棍上。点燃，左手举着，右手拿着鱼叉，蹑手蹑脚地走在田埂上，那些出来透气的泥鳅黄鳝们一被强光照射，立刻发懵，等它们还没有反应过来，纷纷逃窜之前，看准后用鱼叉迅速地叉下去，滑溜溜的黄鳝或泥鳅被卡在细细的铁齿之间动弹不得，然后将它们放进腰间系着的竹筐——这是一种专门装鱼的容器，口稍阔，到下面的脖子窄了许多，再往下像一个鼓起来的肚子，当地读成“滤箍”。

春天的夜晚，蛙鸣阵阵，南风和熏，田野里亮着点点灯光，那一定是孩子们在叉泥鳅和黄鳝。我们只叉泥鳅和黄鳝，而不捉麻怪——老家“青蛙”的叫法，大人和老师都叮嘱我们，麻怪是专门吃田里害虫的。

那时候田里的泥鳅黄鳝真多，一个晚上就能叉满满的一篓，吃不完去赶场叫卖，不需要办营业执照，也不用担心有城管，卖来钱做我们的学费或零用钱。

第十四章：变脸国歌和平反高潮

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周总理突然红了起来，似乎有超过曾经曲不离口的毛主席之势。上课前的几分钟齐唱，文娱委员带头起歌，唱《东方红》越来越少了，更多地唱刚学会的，“一唱哟，周总理，人民的好总理。”

语文课本中，原来歌颂毛主席在井冈山革命的《八角楼的灯光》还有，但课本里多了一盏灯，而且是油灯变成了电灯，这盏灯是周总理办公室不灭的灯光。井冈山的革命斗争多了《朱德的扁担》，抗日战争时期山西一个县游击队华政委故事也被编进课本。革命烈士方志敏被活捉时，敌人勒索他钱财的故事感动过我。小学语文课本，基本上成了各时代党的烈士、领导人丰功伟绩和言论诗词的汇集。雷锋、邱少云、黄继光、刘文学、刘胡兰、王二小、江姐、罗盛教。我们认识了“众神谱”里一个个名字，对罗盛教印象特别深，他是我们邻县新化的，因此除了照本宣科外，老师还能讲他们家一些课本里没有的轶事，比如说他的老父亲，几次被当成贵宾请到朝鲜，回来后到处做报告。私下里发牢骚，说自己死了儿子，你们当干部的怎么那样高兴；自己一个年轻力壮的崽，换人家一个小伢子，不划算，等等。他是先烈的老爸，说这样的怪话别人拿他没有法子。老师所说的也许是以讹传讹，我没有考证。

有些领导人写的诗歌，读起来还有一番韵味，如陈毅元帅的五绝：“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欲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懵懵懂懂的我也觉得朗诵起来，比“先进更先进”有味道。

大约是在小学三年级，我们知道世上有一种叫《国歌》的歌曲，看老师教歌时的神色，似乎比《东方红》还庄重。当时的《国歌》是这样唱的：

前进！各民族英雄的人民，

伟大的共产党领导我们继续长征。

万众一心奔向共产主义明天，

建设祖国保卫祖国英勇地斗争。

前进！前进！前进！我们千秋万代高举毛泽东旗帜，

前进！高举毛泽东旗帜，前进，前进，前进，进！

学会了《国歌》，我们放学回家后不时哼唱。有一个篾匠，正在邻居申爷爷家做功夫。他带着徒弟正坐在地上用细如薄纸的篾片编凉席，我们围观的几个孩子唱起了《国歌》。师傅一听，问：“你们唱什么？”

我们说：“国歌”他让我们再大声地唱一遍，听完后说你们唱的不是国歌，调子一

样，可词怎么就变了。我们笑话他胡说八道，说这是我们老师教的，还会有错？他说他读小学时学唱的国歌不是这样的，然后放下手中的篾刀，站

起来，郑重其事地唱起来，调子确实一样，歌词是：“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没过两年，《国歌》歌词又变脸了，变成那个篾匠所唱的，而老师认认真真教给我们的那首“前进”开头的歌词，也许没多少人还能记起来。但因为童年所学，影响至深，现在某些重要场合需要起立唱国歌时，我有时会不由自主脱口而出：“前进！各民族英雄的人民。”

几乎在学唱变脸国歌的同时，耳朵里听到最流行的一个词就是“平反”。三天两头就听到老师或爸爸说，谁谁谁又平反了，那都是我们平时从来没有听说的大人物。听老师说，他们都是忠臣，万恶的“四人帮”瞒着英明领袖毛主席，陷害了他们。

当时我就有点小小的疑惑，回去问爸爸：爷爷这么老了，没读什么书，瞒他耍他都不容易，“四人帮”害了那么多忠臣，怎么能都瞒着毛主席呢？

爸爸没有回答，但最大一桩案子平反后，爸爸回答了我的疑问。“工贼、内奸、叛徒”刘少奇被平反了，我年少无知，不知道这件案子被翻过来的震动，连我妈妈都觉出来了。她在家说，不是说永远开除党籍，永不翻案了么？这么快就平反了？

村里的农民对刘主席被平反，普遍抱赞成态度，好几个老头子说，那“集体食堂”是刘主席解散的，他要是不解散“集体食堂”，不知道还要饿死多少人。什么路线斗争，忠奸之分，农民不太明白，但活命之恩那可是明明白白的。

那时我们省有一种发行量很大的、针对少年读者的刊物——《红领巾》，似乎以前叫过《红小兵》，连我们这样的小学校都订有好几份。刘主席被平反后，马上上面就有关于刘主席的故事，我记得很清楚的一篇文章写的是，花明楼一位贫下中农，在批判刘主席的时候，他将挂在墙上的刘主席画像小心地揭下来，冒着危险完好地保存到今天。

第十五章：大舅回乡和艺术梦的破灭

大舅是整个家族的骄傲，亦是妈妈勉励我们兄弟的榜样。在闭塞的乡村，有一位在外地出息的亲戚，不仅使这家人在乡亲们面前长脸，其走出山村的奋斗之路，也会无形地激励着年幼的晚辈。

我妈是老大，她下面就是大舅，差了五六岁，中间有好几个弟弟夭折了。因此外公对大舅格外看重，怕他也养不活，给他认了好几位干亲，其中有一位是算命的瞎子，孤身一人。那些担心儿女不能平安成长的父母跟这样贫贱的人结干亲，希望分一点他顽强的生命力。这样的干亲大多只是个说法，瞎子到了“干儿子”所在的村庄算命，多受到一份照顾而已，没几个人当真。但我大舅做了军官后，每次回家探亲，一定要买礼物去瞎子干爹家探望，这让瞎子干爹十分自豪，在当地也成为一个佳话。

大舅是典型的传统乡村社会培育出来的精英：聪明、勤奋、坚韧、俭朴而孝悌，其实他们那一代乡村青年，不少人身上有这种优良的品质，但大多数人没有机会走出山村，而被湮没在贫苦之中。他读高中时，我外婆病逝了，留下七个子女，最小的姨妈还在咿呀学语，我妈妈已经出嫁。作为长子的大舅不能再升学了，那时候高考已经废除，改成保送上学，对他来说，唯一的出路就是当兵。这条羊肠小道让大多数不甘心老死在户牖下的乡村精英，还能看到一点希望。大舅很顺利进了南海舰队服役，诚实而不死板的他，又有中学文化，笔头子很好，很快就得到了赏识。入了党，被保送到上海的一所军校读书，做了军官，命运完全改变了。

从我记事起，妈妈总在我耳边念叨这位舅舅，因此他生活在我的想象中，我总想象他穿一身海军服站在大海边，而大海我也没见过，只知道宽阔得望不到边。他给我家寄来换下的蓝色海军军装，哥哥穿出去比那些穿草绿色陆军装的还要神气。我记忆中他第一次回家探亲我刚开蒙读书，他已经是副团级了，年龄不到28岁。这对一个没有任何后台的农家子弟来说，只能用祖坟冒青烟可以解释。那时候我脏兮兮的，而且喜欢调皮捣蛋，衣袖上总是厚厚的鼻涕垢，吃饭时不用筷子而用手去抢肉菜，大舅在一旁大叫“野人，野人”；我把他的军帽藏起来——彼时陆军军帽还是软塌塌的，海军是大盖帽，更为洋气些——还偷偷地往他专用的茶缸里吐唾沫。

我上二年级的时候，他就像对我哥哥一样，开始给我写信，不厌其烦地用最通俗易懂的话鼓励我，告诉我只有读书才能不当农民，给我寄《新华字典》等工具书，这在同学里面是很拉风的事情。我给他回的第一封信，一笔一划写在一张作业纸上，无非汇报自己的学习，再从妈妈那里学了几句大人之间的祝福话，走路到公社邮电所，花八分钱买张邮票寄过去。很快他回信了，很高兴小外甥能拿笔写信了，而且赞扬我语句通顺，字迹工整。——得到大舅的赞扬，在父母和兄弟、亲戚面前，是一种可以炫耀的资本，于是给大舅写信的劲头更足了。大舅信中教导我，好记性不如烂笔杆。他寄给我一本红塑料皮的笔记本，让我看到什么，想到什么，读书的时候有什么词汇、警句，写到笔记本上。——这种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很感谢大舅对一个混沌初开的男孩的点拨，有时一句话，对小男孩影响深远得连说这句话的人也想象不到。很惭愧我不能像大舅当年对我那样，来写信指导我姐的儿子。大概是网络时代书信已没有当年的感染力？主要原因我的性格急躁，而我大舅的脾气用我爸的话来说：最耐得烦。没有耐烦心的我少了那份静气。

看书时在笔记本上抄录下欣赏的词汇警句，对写作文帮助甚大。乡村里没什么书，我在家里翻箱倒柜，找到的多是爸爸的中医书，妈妈的赤脚医生手册。赤脚医生手册中有关于男人、女人的身体结构彩图，如胎儿在母体内的形状，让我看得津津有味，明白了孩子是这样生出来的，不是妈妈骗我说是从她胳肢窝里钻出来的。中医书全是竖行的繁体字，宛若天书，被我扔到一边。哥哥的中学历史课本被翻出来了，崭新崭新的，原来他们发了教科书，却不开这门课。当时有主课、副课之分。语文、数学、外语、物理、化学属于主课，历史、地理、音乐、美术属于副科，升高中不用考试，那教它干什么？“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说法很是流行，他说过大学是要办的，但主要是理工科之类的话。国家只需要机器上的螺丝钉，学数理化的大概比学哲学历史地理的好管教。一个精通二十四史的人却不希望他的子民也了解真实的历史，这大约像那些武林高手照着秘籍、修炼武功后，就想毁掉这本秘籍至少不让别人看到一样。那时的历史教科书也就是些阶级斗争、农民起义、民族英雄之类的东西，但这种东西让整天背语文书的我看来，依然是难得的宝贝，看起来如饮甘霖。一次我在收完稻子的水田里放鸭子，坐在田埂上，把脚泡在水里，背靠着一棵大树，一页页地翻看起来，完全入戏了，心游八极，似乎炎热潮湿远去了，我生活在和岳飞策马中原收复大好河山的一个时代。等到暮色四合，回到了现实，想起来自己还是个放鸭的农家孩子，一看田里一只鸭子都不见了，我着急地站起来，带着哭腔向人打听有没有看到我的鸭子。——如果鸭子闯进刚刚插下禾苗的田里，会用扁扁的鸭嘴将禾苗根翻出来，这块田就得重新栽秧，生产队知道了肯定扣我们家的工分，我也免不了挨妈妈一顿臭扁。还好，这群鸭子只是混进了别家的鸭群，分群时也很麻烦，先把我家为首的鸭子找到，赶到一边，我家大部分鸭子就会跟着头鸭过来，但总有那么几只乐不思蜀的叛徒，只能等到天黑了，去人家鸭圈里一只只找，不同人家的鸭子有不同的记号，有的鸭子在半路投奔不同的鸭群，那就更麻烦了，得提着油灯把全村养鸭人家找个遍。

煤油是凭票供应，我记得我家每个月就是六毛钱煤油的指标，浪费不得，而手电筒更是奢侈品。如果我晚上在油灯下看书的时间太长，妈妈就会说，你白天四处游，晚上费灯油。所以我看到“凿壁借光”的故事，一下子就能接受并理解。可等到了青春期，对这个故事又有新的看法，我疑心主人公是将墙壁凿个洞偷窥富人家的小姐，因为我同学中就有人在男女厕所的隔断上干这种事。

我还翻出两本小说，一本缺了封面和前面几页，后来知道小说叫《海岛女民兵》——后被拍成电影《海霞》，里面有一首流传甚广的插曲：“大海边哎，沙滩上哎，风吹榕树沙沙响，渔家姑娘在海边，织呀织鱼网，织呀么织鱼网。”小说讲东海同心岛上一个苦大仇深的渔家女海霞成长为女民兵的历程，这个岛处在反帝防谍的最前沿，里面有抓获台湾间谍的情节，男孩子就喜欢看捉特务。另一本是繁体字的《西游记》，因为太有吸引力了，我不可能像对待中医书那样，再难我也得读下去，于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啃，渐渐地发现这“老字”——我们那里对繁体字的叫法——并不比“新字”难多少。当时公社放映队正在放两个动画片：《孙悟空大闹天宫》、《哪吒闹海》，这看书比看电影还过瘾。我记得有一回写到猪八戒，说那呆子精神抖擞。我把“抖擞”读成了“抖数”，但觉得这个词很不错，便记在笔记本上，过了两天写作文用到了这词，老师在课堂上狠狠表扬了一番。

四年级第二学期的那个春季，舅舅回家探亲了，这次不是一个人回来，带着新娶的舅妈。农家子弟在外当了官，并娶得佳人归乡，当然是一件春风得意的事情。大舅当时刚刚过三十，可在农村人看来，娶老婆实在太晚了，在老家的二舅两个儿子都好大了。照理说，那个时代大多数年轻人上大学的路被堵死，青年军官最受未婚女性青睐，新政权成立后，女性择偶标准的变迁可以用一段民谣形容之：“五十年代贫农根，六十年代红卫兵，七十年代解放军，八十年代大学生，九十年代有钱人。”一个连排级干部，给他说媒的都踏破门槛，何况一个团级干部？很多年后我大约明白，大舅眼光太高，老家那些想嫁给他跟着随军进城的姑娘他看不上，而娶城市官员的女儿，作为农家子弟的他首先需要的是人家尊重他的出身和家人。如此寻寻觅觅，过了三十，这样的女性终于找到了。舅妈的父母都是黑龙江人，当年随林彪的四野大军，一直南下，直到渡海，部队就驻扎在五指山下。老头子后来转业到了广西做到了一个厅级官员，这在家乡人看来是不折不扣的高干了。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两位老人十分朴实和通达，对农村出身的女婿相当欣赏。

去迎接城里来的新娘子，当然我不愿意错过，和弟弟两人还向学校请了两天假。——山村小学那时候请假相当容易，老师教学生更像是放一群羊，孩子们家里有点小事就能缺课。外公的家临一条清澈而湍急的河，公路只修到河对面，回家得走过石坝上几十个石礅，河水从石礅间飞花碎玉般泻下，望之目眩，我记不清那天我舅妈是怎样走过这条河的，倒是对他们乘坐的一辆黑色轿车记忆犹新。因为村里很难见到轿子车，河的两岸几个村庄轰动了，都跑来看热闹。这辆车是舅妈父亲的战友舅妈称呼为表姨父的座骑，这位同样是南下干部，在我家所在的地区当军分区司令员。很多年后，舅妈的妈妈给我讲起她这位战友的故事，此人本来前程远大，做到了一个主力师的师长，准备提拔为军参谋长。党的二号人物、副统帅林帅来视察，这是他带出来的部队，当年入关时，师长、政委还都是年轻轻的东北小伙。老首长见到老部下，那份情谊可想而知，一向低调的林帅高兴地和主要干部合影。——这本是一段佳话。后来林帅在温都尔汗折戟沉沙，大批四野的干部受到牵连，舅妈的姨父也被审查，这张照片就是“罪证”，但其他却也查不出什么，人家才是个师长，远没到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的地位，还入不了林帅的法眼。但虽然没有大问题，却不能再重用了，调到地方军分区任闲职。

我家和外公家之间，是近十里的山路，春季黄梅雨下个不停，满是泥泞。大舅十分尊重作为大姐的我妈，因此还是带着娇妻跋涉到我家，拜见我的爷爷。大舅这种重视乡下礼数的举止，连一向对人苛求的我爷爷也赞不绝口。由于营养严重不良，上四年级的我，个头还没有城里幼儿园的娃娃高。若干年后，我舅妈还能回忆刚见到我时的模样，黑黑瘦瘦，穿一件不合身的棉袄，讲一口一句也听不懂的土话。而舅妈个头高高的，讲一口广播里才有的普通话——七八十年代，两广地区凡个头高、普通话标准的年轻人，多是南下军人的后代。

乡居的条件实在太艰苦，尤其是上厕所，大舅生于兹长于兹当然没问题，可作为干部子弟的舅妈受不了，几天后他们就回城了。而留给我无限的遐想，对山外面大城市生活的遐想，对长大后的遐想。大舅的岳母知道大姐的孩子多，他们回家探亲前，老太太买了很多布给我家的孩子一人做了一件新衣，给我的是一件丁芯绒的拉链夹克。——这是我此生第一次穿戴拉链的衣服，以前只在画报上见过，这件衣服我穿了很多年，直到长个子实在穿不下为止。在此之前，我还有过一条“肥料布”做的裤子，那时开始宣传中日世代友好，进口了许多日本化肥，包装袋是很结实的化工布料，用完化肥将袋子洗干净，染黑做成裤子，因为不用布票，这样的化肥袋要有关系才能搞到。裤子穿在身上，很轻柔，风一吹裤腿就飘起来，站在高岗上，显得很酷。

从三年级开始，我迷上了画画。学校没有美术课，画画完全是照猫画虎，对着连环画画人像，那时候流行的是《三国演义》、《说唐》、《水浒传》等连环画，我最爱画的是骑着高头大马，穿着铠甲手拿铜锤或大刀的武将。拙著《闲看水浒》出版时，出版方找到当年画连环画的陈缘督等人的亲属购买版权做配图，我一看就有一种久违的亲切，童年的记忆全浮现出来了，那种寥寥数笔境界全出的白描功底，现在几人能及？同学陈桃红的三哥，也就是我们学校历年来学生共同的榜样陈飞，不但学习好，画也画得很好，远非我所能及，我常常找他请教。这人性子特别好，对别人请教画画或作业向来是非常耐烦。——现在这位老兄在美国纽约一家高科技公司，不知他是否还保留着当年这种爱好。

因为喜欢画画，便发展为雕塑。我乡多石匠，我的曾祖父、祖父都是有名的石匠，他们年轻时常常远走贵州为人雕石像，也许有这么点遗传因素。山中有一种特别软的石头，近似于土块，但不散，土话叫“黄巴石头”，不知学名叫什么，是练习雕塑的天然材料。我挖了很多块，没事时就拿铅笔刀一下一下地雕刻起来，渐渐地就有了点型。我最得意的一件作品是照着图书雕出了一尊岳飞像，头盔、眉眼、铠甲很像那么回事儿，我得意地将它摆在堂屋的神龛里面。

我的艺术梦很快就被我妈粗暴地打断了。那是五年级上学期，本宗族小奶奶的儿子、长我两岁的曼叔叔留级到我们班，作为一名降班生，痛定思痛很用功，他成绩上升很快。我因为迷上画画和雕刻，成绩大滑坡，期末考试大排名不但排在长期竞争对手陈桃红后面，还排在曼叔叔后面。那天黄昏放学后，我正在饭桌上十分投入地画人像，妈妈不知道从哪儿得来消息了，拿着一根棍子冲进来，劈头盖脸就是暴打，边揍边吼：“成绩都不如一个降班生，我叫你鬼画符，我打你个鬼画符！”我的画本被她无情地扯烂，好不容易雕出来的岳飞像也被摔断扔到了屋外。

从此，我想当画家或雕塑家的梦破灭了，一心一意写作文，做数学题。我后来开玩笑说，我妈一顿打也许扼杀了一个艺术家。但玩笑归玩笑，我知道穷文富艺，学艺术成本太高了，远非农家所能承担的，不像按部就班读书考大学那样成本低。对艺术梦的破灭，我不埋怨妈妈，甚至有些感谢。

第十六章：分田了散伙了

1981年开春，我正读小学四年级，从外面传来“要分田”的消息。开始是在社员之间悄悄地议论，后来发展为当面询问生产队干部。

我们生产队的驼背求爷爷，是大队党支部委员，在生产队威风八面，扇了社员的耳刮子谁也不敢吱声，在我记忆中，全队只有我妈不怕他，也许是因为当赤脚医生的我妈交往广，能说会道，他觉得不好惹。有一天，一个叫五定伢的小伙子问他：“求爷，听说外面开始分田了？”

一听此话，求爷爷勃然大怒，呵斥道：“你莫要相信人乱讲，共产党的田土，哪个敢分，他是不是穿了铁裤子？好不容易把田凑到一起搞社会主义，难道还要一夜回到解放前？贫下中农重新当牛做马？”——穿铁裤子在我老家比喻胆子大得不可理喻。可怜的求爷爷，他一不看报二不读书，不知道山外已经发生好大的变化，从外省当兵回来的几位退伍军人，早就证实驻地的田已经分了，求爷爷不愿意相信而已。所有的大队干部，几乎都不愿意相信，你想想，田一分，各家种各家的，大队干部还能有过去那样威风么？

我省当时的主政者是一位毛主席的同姓同姓，治湘多年，后来调到江西去了。他在省级领导的位置上，陪过三代领导核心视察过，可谓老资历。这人公社干部出身，淳朴而保守，分田到户他无论如何想不通，要坚持毛主席的家乡不分田，不变色。但到底顶不住，乌纱帽要紧，因此敝乡分田在全国是最晚的。

前两年，这位老头又成了新闻人物。他从全国政协副主席的任上退下来后，回到故乡的山村里养鸡养猪，安度晚年，媒体找出来爆炒，这可是永葆本色的好例子呀。媒体真是少见多怪，这位回老家的高级官员，至少还给配了秘书、专车，有司还专门派了一名民警设岗保卫他。不要说今天美英等西方国家的政客卸任后过着平民生活，就说我国古代高官致仕回乡成为普通田舍翁，史书上也比比皆是。朱元璋特别担心退休高官回家后作威作福，曾经派人去一位致仕尚书家暗访，在田间差人看到一个老头插秧，问：“某某老爷家怎么走？”这老头站起来说：“我就是。”《万历野获编》说当过首辅的申时行致仕回到苏州吴县后，“与地方官往还，修郡民礼甚谨”。人家可是做过宰相的，那重量级远非一个政协副主席能比。明朝的魏骥当过礼部尚书——那时候的礼部相当今天的中宣部、文化部、教育部、新闻出版总署、广电总局、国务院新闻办等机构的总和，退休后回浙江萧山老家，照样接官府派给的差事。有一年御史前来巡察，作为地方耆老代表，魏老爷来为御史的船泊岸时引缆，以示郑重。御史老爷看他气度不凡，问他姓名，他说“我叫魏骥”。再问，便道“萧山魏骥”。御史刨根问底，老魏就说：“尚书归老萧山魏骥。”吓得御史惶恐不已。清代乾隆朝的陕西人王杰，殿试是状元，最后做到领班军机大臣，也就是宰相。——状元宰相那是读书人的人生两大顶点，前面说的申时行也是状元宰相。八十岁时王老告老回乡，觉得自己一生宦游，见过太多的世面，就是没当过私塾老师。大凡读书人，也总有一个教师梦。于是应聘到一家富人做西席，人家也不知道他的身份，不像今天一个宰相级官员回乡，那地方媒体还不得疯了。一天，县令下乡，这家人办饭招待，让私塾先生陪席。县令看他年纪大，就谦让他坐上席，他毫不推辞就大咧咧坐下了，主人看到这样没眼力价的老头，很是没面子，吃饭时就问他：“老先生以前坐过几次上席？”王杰答道：“三次。”再问：“哪三次？”答曰：“第一次本人婚宴。”这没什么稀奇的，婚宴新郎得坐上席。“那第二次呢？”“恩荣宴。”旧时科考，殿试后进士由礼部设宴招待，叫恩荣宴，状元坐上席。主人惊问：“那第三次呢？”“第三次是功臣宴。”乾隆朝大将军兆惠平定西部，凯旋回京时照例献俘告庙，然后皇帝赐宴犒劳功臣。但主帅是武官，不敢坐上席，坐上席的得是在后方运筹的领班军机大臣即俗称的宰相。县令和主人一听，愕然而问：“先生到底是谁？”老头笑眯眯地说：“王杰。”——饶舌这些个故事，我只是想提醒一下，我们现在一些先进事迹典型人物，无论横向与外国比还是纵向与古代比，实在算不了什么。

求爷爷捍卫“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社队经济那番话言犹在耳，局势说变就变。可政策就像挤牙膏一样，先不把最后的谜底告诉老百姓，而是一点点地给你。首先是分旱地、果树和山林，旱地主要种小麦、红薯、黄豆、玉米、辣椒、烟叶等经济作物，山林多是杉树和马尾松。就在这时，求爷爷等大队干部还在说，这坡地不能栽稻谷，队里没多少用处，干脆就分给社员各家各户种，也就是把自留地的面积扩大，水田可不会分。旱地都是因地而造，大大小小形状各异，而且远近不一样。好坏搭配抓阄，我家所分的三亩旱地，零零碎碎分布在十几处，最远处差不多在三华里外，挑一担牛粪到地里，累个半死；挑红薯、黄豆、小麦回家时同样累个半死。我家分的林地不多，也在三华里之外，我一共都没去过几次。随后的若干年里，水田随着居民迁出迁入调整，我那份水田早归还政府了，但旱地、林地价值不大，变动起来太麻烦，至今还保留分地时的格局。——也就是说，本人的名下还有旱地和林地，这才有点当“地主”的感觉，在城里，你买多少套房子，呵呵，也没这种感觉。

就在1981年收晚稻的时候，终于从公社传来很确切的消息，水田在来年开春之前一定分完。晚稻，将是生产队最后的集体收获。虽然干部传达一个新名词“联产承包”，说和解放前单干完全不是一码事。可农民一听，自己种自己的地，自己吃自己打的粮食，自己去交皇粮，不是单干是什么？我外公很少来女儿家，分田前他特意来到我家，和我爷爷一对老亲家聊了很久，两位对土地爱到骨髓的农民展望着分田后的日子。外公说了句到现在还让我佩服不已的话，他说：“要说和解放前单干确实还是不一样，那时候田是自己的，可以买可以卖；现在田只能种，还是集体的，人家可以收回去。”他坚信以后总有一天可以买田卖田，还特意嘱咐三舅给大舅写信时捎上一句话：把工资存起来，以后寄回来买田。让我妈嘲笑了一阵，说你想当地主，以后让人再没收，批斗你呀？今天想起来没读书的外公看到了土地承包的最本质问题：产权不归农民自己。尽管他也许不知道“产权”这个法律名词。

乡亲们掩饰不住兴奋，反正分田已经定局了，将来各干各的，不用那样哄着队干部了，队长派工再也不像往常那样顺利了，以前那些看上去老实巴交的人，也挑肥拣瘦，和干部讨价还价。因为记工分、定口粮这些治农民的“杀手锏”马上就要没用了，谁还用得着低眉顺眼地巴结干部。这让求爷爷这位老支部委员很是气愤，那段时间他的火气尤其旺，低头走路，再不看人，有时自言自语地说一句：娘卖乖，田还没分，一个个就翘尾巴了。大多数人在背后议论，说求爷爷的背更驼了。

往年晚稻忙完，我们队嫁出去的一个姑婆婆，就带着孙子，挎着篮子回来拾稻穗。姑婆婆嫁在新化县的大山上，水田少而且只能种单季稻，主要作物是红薯。而水田多的丘陵地区相比就比较富庶了，生产队收完稻子后，她就在后面一根根把遗失的稻穗拣起来。像求爷爷这样的干部尽管对社员很凶，但对远嫁的姑娘却是相当的客气，有时让打稻的故意将稻穗遗弃。——革命多少年，这点宗族的温情还能不时地闪现一下，娘家人想方设法让自己的姑娘在婆家能抬头挺胸，不管这姑娘多老，老到已是祖母。因此每一年，姑婆婆捡稻穗差不多能攒百把斤谷子。那一年，姑婆婆没来捡稻穗，也许他们那里也忙着分田？从那年后，再没有看到姑婆婆回来。

一般晚稻收完农家就开始清闲，直到腊月准备过年开始忙碌起来，娶亲嫁女也多在腊月。那一年，娶亲的高潮提前来到，因为听说要按人口分田，定下亲的人家连忙和女方商量，尽快去公社登记结婚，尽快办酒迎进门。——这一幕和几年前最后一次福利分房相似，因为很多单位未婚职工没有资格参加分房。农村的风俗，哪怕扯了结婚证但没有娶进门，大家也不认可，要分田是相当的难。那些通情达理的女方父母倒是配合，因为知道迟早女儿都要嫁出去的；而有些女方父母因为还没结婚的儿子多，希望女儿分完田才嫁出去，把田留在娘家，便不同意立刻登记结婚，闹得亲家反目，甚至要退掉亲事。后来又传来消息了，说这田不是一分就定了的，三年一小动，五年一大动，根据每户人口的变化调整。但同样遏制不住结婚潮，农民最现实，对还没兑现的政策不敢相信，越早拿到手里才感觉到越真实。

分田前，各生产队把所有水田重新丈量，公社派来干部作为公证人。然后按照往年产量、灌溉方便程度，离村庄远近分成三等。每一等田按照生产队全部居民平均。我们生产队当时大约120人，130亩田，留出10亩机动，人均一亩，上等田、中等田、和下等田的比例大约是三分、五分和两分。先从上等田开始抓阄，三类田依次分完。如此，谁也没法耍滑，农民们自己在一起商量，想出了这种最大限度保证程序公正的办法。

那些日子，我家西边毗邻的队部兼仓库，整天人声沸腾，烟雾缭绕，到处是农民自己所烤晒的烟叶子呛人的气味。大人们坐在一起，一天天开会讨论分田的一切细节，有时年轻气盛的小伙子和队干部手指相互指着，嗓门大得要把屋顶震上天了，几乎要面对面打起来，年长的申爷爷站起来，慢吞吞地说：君子动口不动手，莫为这点小事伤了和气。——申爷爷是读过几年老书的人。但谁都知道，分田中没有小事！

天渐渐地冷了起来，霜降了，整日坐着开会的人觉出来寒意。有人提议，将生产队存的一些松木劈开做柴烧。这一在以前看来十分荒唐的建议竟然通过了，反正这点木料也不够分，不如用来烤火。干透的松木劈开后，“噼噼啪啪”地燃烧，松香满屋，火光映红庄稼汉们对未来充满憧憬的笑脸，我从来没有看到过生产队队部人气这样旺，社员情绪这样高的时候，包括年底分粮食的时候。看到一根根可以做楼枕的松木化为灰烬，当过几任队长的满爷爷——和我同学的良叔的父亲，大声地吼道：“败家子，败家子！”而且拒不靠近火堆。年轻人哈哈大笑说：“满爷满爷，莫气坏了，你放心，田分完就不会有败家子了。靠近烤火呀，你不烤火这些木料未必就剩得下？”骂骂咧咧的满爷终于把凳子往火堆边靠了靠。

各家的老人，那段时间常对孙子们进行家史教育，告诉解放前哪块地属于自己的。我爷爷说得我们兄弟的耳朵都起茧子了，絮絮叨叨地一遍遍告诉我们，溪旁边那块鲤鱼大丘，是民国多少年，花了多少银元从谁家买的，从那以后收成如何如何的好，山半腰那几丘旱田又是如何买来的。他说要是这些“老业”能归我家和叔叔家分着，那该多好。也有人建议过，田的面积按人均分配，但具体地段应该照顾过去的“老业”，解放前所有者的后代优先。但这个大胆的建议立刻被否决了，那些解放前家里穷，没几丘良田的人家，往往是几十年来人口繁衍最快的家族，他们人多势众，当然不能同意，而且讽刺这种提议者说，照你这样讲，得去台湾将那些大地主请回来分田？国民党肯定高兴，你问共产党愿意吗？这话立刻堵得对方哑口无言。——几十年的斗争，山村农民上纲上线也驾轻就熟了。

抓阄的结果最终出来了，我家除了父亲是城镇户口，四兄妹加上妈妈五亩地，爷爷那一亩我家和叔叔家各一半。全家五亩五分田分成二十一丘，最大也是灌溉最好的垅田是对家丘划了一半，共一亩。最小的一块是人家的一块梯田里划了个1/20亩的小旮旯。为了显示公平，不同等级的田，就这样切豆腐似的分划分割，往后几年因为灌溉、施肥，同一丘大田的农民没少吵架，但渐渐地通过私下调换，格局终于稳定下来了。分完田后，爷爷带着我们一丘丘看，看田埂的牢固程度，看灌水池塘的远近。看完后，过两天又去看，真是“读你千遍也不厌倦”。

水田分完后，便分耕牛、农具。大小耕牛放在一起抓阄，每家人数、田亩不一样，有些人家得两户共一头牛，需要与人共牛者自由搭配，以保证日后一起饲养牛方便，我家和二爷的儿子、那位从河北当兵回来的广哥共一头牛。

和我朝夕相处快六年，彼此有种说不出默契的“六齿牯”——我家原来承包生产队那头用来挣工分的母牛，成为无人愿意要的弃儿。这头牛雌性特征很不明显，犄角不往上伸而往下成稻穗状，火气不亚于未阉割的公牛，不生育。据相牛的“牛把式”说，这样的牛给主人会带来霉运，特别是妨主人养的其他牲畜。那些年果然如此，我家养了几条狗，没长成就莫名其妙地死了，养的猪也发瘟。恶名远扬的“六齿牯”谁也不愿意要，尽管它犁田耙田是把好手，生产队最后决定，它不参加分配，卖给公社食品站宰杀掉卖肉。从我家牛栏牵出去时，它似乎预感到了什么，死死地不愿意出来，眼泪往下掉，最后被几个壮小伙用棍子打了出来，奔向食品站的屠场。这让我很伤心。这头童年的伙伴，至今常常进入我的梦乡，梦见它时而温顺吃草时而发飙闯祸。

最后，连队部兼仓库的四大间带上下楼的瓦房，也被拆除，砖、瓦、楼板、檩条、椽子全部分得干干净净。尽管当时公社已经要求遏制住各队“拆光、分光、吃光”的三光之风，但广大社员并不赞同这样的意见，认为这些公家的财物留下来，最后不知道让谁得了好处，还不如彻底分个底朝天。全队三台抽水机，总不能砸烂当废铁分吧，于是在生产队里出售，所有社员都可以报名参加，竞标产生买主。——用农民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冲价。参加冲价的只能是那些曾在生产队开过水泵、而且看好抽水机盈利前景的农户。最后几家购买者，在来年抗旱中很快收回了成本。

在尚是少年的我看来，分田闹哄哄的，似乎很乱。如今再回想，我感觉到尽管经过几十年的集体生产，以及“割资本主义尾巴”，但我老家那些农民们，在分配关系到自己切身利益的田、土和集体财产时，不需要人教导，他们自然能够找到符合民事法律一般规则的办法，公平而方便易行。

转瞬间真是白茫茫一片真干净，求爷爷这些干部是想不通的，他12岁就学会了犁田耙田，给地主帮工。新政权成立后，他被当成积极分子培养，入党做“土”干部，如果不是自己留恋故土，早就外出吃国家粮当真正的国家干部了。他对二十多年的集体经济，是真有感情的。他不相信分田后真的能给农民带来好处，而且在分完田最后一次社员大会上说：我看田归各家各户种，队上有几家会饿死人的，因为他们家没人会犁田耙田。他和几位队干部以及庄稼把式排出了一个“可能饿死人”的名单。我家忝列其中，这些人家大多数男主人在外面工作，还有一家就是洪奇家。他父亲原来是中专学校的学生，60年代初下放回到了老家，打算盘飞快但不太会干农活，当了很多年生产队的会计。

我的班主任张建社，他是当兵复员回乡的，娶了我家族的一位姑姑。“建社”这类名字他那个年龄的人很多，是建“初级社”或“高级社”时出生的。我妈妈给我讲过入社的故事。土改后田给了各家各户，不久开始搞互助组，然后就是入“初级社”、“高级社”，最后到“人民公社”。上面鼓励农民参加，但有些农户就是不愿意入集体而愿意单干。我妈说干部发动社里的青年社员，用行动促使这些死脑筋的人入社。用社里的田把一两家执意单干的农户家的田包围住，你要放水灌溉不给你方便，你的水总不能用木桶一担担挑进去吧？也不卖给你良种，这家人孤单单地在自家田里干活时，社里的青年社员在旁边边干活边奚落。时间一长，谁也顶不住了，只得乖乖地入社。

张建社老师在分田前一周，生了个女儿，自然多了一份田。他很高兴，遂将女儿起名为“分田”。

从“建社”到“分田”，整整隔了一代人。

第十七章：爷爷去了另一个世界

分田后的喜悦还没有散去，接踵而至的一场变故让我家坠入悲伤中：爷爷离开了我们，去了另一个遥远的世界。

爷爷能活到76岁，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他人到中年后就多病，50岁开始已不再下田干活了。他那个年龄的中国农民大多数不知道社会保障和现代医学为何物，除了乡村的郎中和几个请神送鬼的巫师，能在他们

病时给予一些很不科学的诊治和安慰外，一切就得听天由命，靠自己身体的抵抗力。因此，一点小病对爷爷那代人来说，往往是致命的，他生过好几个儿子，养活的只有我父亲和叔父，我父亲下面有几个弟弟，就是被现在看来不值一谈的小病夺去了生命。

很幸运的是，爷爷有一个当医生的儿子。50年代末他一场急病，乡亲们都以为将要不治，最后被我父亲接到县里治病，挺过来了。60年初的大饥饿，波及每一个乡村，我的曾祖父就在那时候以96的高龄死去。已经在县城医院有一定地位的家父，也许面临着自己内心巨大的折磨，他没有能力将自己的祖父和父亲全部照顾，他只能通过打通关节，把浮肿得很厉害的爷爷，接到疗养院，逃过了饥饿，而一生嗜酒的曾祖父临死前，我父亲对他最大的孝顺，是半斤不知费了多少周折弄出来的红薯酒。

从我记事起，爷爷的身体反而看起来不错，除了有些哮喘。他自己常常很自豪地说自己有两个当国家干部的孝顺儿子，否则骨头早就可以用来敲鼓了。分田那段时间他格外亢奋，等尘埃落定后，他分到了属于自己的一亩地，一家一半划分给我家和叔叔家，等着自己家责任田里的收获。

就在分完田后不到一个月的一个初冬中午，他自己起来热饭。——爷爷在老屋和叔叔家住在一起，叔叔在县城，婶娘就在我就读的小学当老师。一人在家的他只能自己对付中饭，突然跌倒在地。我的二娘——我爷爷带大的一位侄子的老婆，住在隔壁，知道叔父跌倒后，便把老人扶到床上，再通知我妈。

妈妈赶到后做了初步的救治，然后爸爸和叔叔知道后，陆续回到了家。当时父亲已调任我们公社所在的卫生院当院长，他带了本院的大夫来诊治，说是脑溢血。——这个病我父亲从来没想到，他担心爷爷得的是哮喘之类的陈年老病。

苏醒后的爷爷在床上静卧了二十余天，开始一段时间他神志清楚。我和弟弟放学后，知道爷爷跌倒了，书包都没扔，就跑到爷爷的卧房去瞧他。

在一间昏暗的房子里，一束光线透过屋顶黑瓦之间一块玻璃做的“亮瓦”透射进来，爷爷卧在那张乌黑陈旧的大木床上，床前一个踏板上放着他的鞋子，还有尿壶。粗麻织成的蚊帐撩起来，我叫了一声“爷爷”，一向不苟言笑的爷爷那一刻非常慈祥，吃力地问我：散学了？以后要好好读书。我点了点头。

接下来的一些日子，他的病情越来越不稳定。医生建议抬到公社卫生院去住院，爷爷不同意，大约他知道来日无多，不愿意死在家外面，按照我们当地的规矩，死在外面的人是不能在家里停灵的，只能将棺材厝在村外。悠悠万事，唯此为大，父亲和叔父当然知道老人的心思。呻吟之余，爷爷一遍一遍叫着两个人的名字，一个是我哥哥，是长房长孙，那时候正在二十里外的县立高中读书；一个是我的堂妹，叔父的女儿。那时候叔父的儿子还没有出生，堂妹是爷爷孙子辈中年纪最小的，才四岁。

爷爷在一个冬夜离开了我们，我记得大约是腊月。那两天他的病情又看起来好转，有了些精神，后来才知道这是人将离世的回光返照。总在他床前守着的儿孙们松懈了，母亲也回到我家料理一些家务。正好和我家交情很密的一位族叔——立叔叔家第一胎生了个男孩，当然是我母亲接的生。立叔叔在集体煤矿当工人，家道当时尚称殷实，他老婆嫁过来后好几年不育，求医问药终于有了儿子，当然要好好庆贺一番。农村办酒招待客人和乡亲，那时最流行的方式就是请公社放映队来放两场电影。屋面前看电影很难得，我和弟弟都去了，没有搬凳子，因为惦记着爷爷的病情，站在一个山坡上看电影。那天晚上两部影片，我只记得第一部是赵丽蓉演的评剧《花为媒》，媒婆一出场就念白：“天上无云不下雨，地上无媒不成亲。”十分喜庆的影片，用来庆贺新生命很合适。《花为媒》演完，换第二部片子的时候，姐姐找到我俩，说爷爷不行了，快去爷爷的卧房。

等我和弟弟赶到时，爷爷躺在床上，呼吸已经异常衰竭，但还有神志，看到儿孙环绕在床边，便放弃了和死亡的抗争，一下子闭上眼睛，永远地和他的亲人告别了。

哭声立刻响起来了，母亲、婶娘和姐姐这些女眷哭声很大，而男人们，哪怕我等没成人的孙子，只是抹眼泪，是很难哭出声的。哭声稍停，就拿出已经悄悄准备的纸钱在床前焚烧。这叫“落气纸”，给死者的灵魂带上，路上急用，无论阴阳，没钱总是不行的。多年后我想到《西游记》中的故事，也是唐僧取经的缘起，唐太宗李世民本来已经寿期到了，灵魂被带到阎罗殿报到，后魏征与地府官员勾连，私改了生死簿上李世民的阳寿数，李世民得以续命再回阳间做大唐天子。他是大唐第一人，可在阴曹地府手里没钱，被小鬼和冤魂缠绕，只得借了开封府一个生者平常烧化存在地府的纸钱应急。——可见，认为钱能通神，能使小鬼推磨，是中国民间一种历史悠久的“信仰”。

母亲哭的时候，几十米外传来庆贺新生儿来到世上的电影音乐，看戏的人还没有散场。生与死，是那样的近。

烧完“落气纸”，母亲和婶娘拿着水桶和纸钱，来到村口的水井前面，烧纸后再挑水，这叫“买井水”。感谢这口井供养了一个人一生，现在他去了，再不喝这井里的水，最后一次用这口井的水，是死后沐浴更衣。现在想来，这大约是一种公示，因为水井是一个村最重要的公共设施，在水井旁烧纸钱并哭泣，是通知全村人最有效的方式。听到了水井边的哭声，村里人都知道我爷爷去世了。红喜事需要主人去请人帮忙，白喜事只要得到消息，大多数成年人将不请自来，听候差遣。——这是乡村熟人社会里流传很多年的互助方式。人接连涌入我爷爷的房中，我父亲请我爷爷的族弟贵爷爷，那位当兵伤了脚的大队支委做主持丧事的大管事，他略识文字，而且有威望，再合适不过了。所有人包括孝子在丧事期间，都得听他的。

寿器是现成的，在我爷爷50多岁那场大病时就准备好了。摆在阁楼上二十余年，隔几年请漆匠上一遍漆。因为厚而干燥，它成了爷爷的食品储藏柜，好吃的东西都藏在里面，当我看到爷爷从黑乎乎的棺材拿出饼干和糖果给我吃时，心里总觉得恐怖，爷爷洞察我的心思，说：“有么子好怕的，爷爷百年之后都要躺到里面去，你怕爷爷吗？”听到这些，好像真的没什么害怕了，就放心地吃。

爷爷在一个冬夜离开了我们，我记得大约是腊月。那两天他的病情又看起来好转，有了些精神，后来才知道这是人将离世的回光返照。总在他床前守着的儿孙们松懈了，母亲也回到我家料理一些家务。正好和我家交情很密的一位族叔——立叔叔家第一胎生了个男孩，当然是我母亲接的生。立叔叔在集体煤矿当工人，家道当时尚称殷实，他老婆嫁过来后好几年不育，求医问药终于有了儿子，当然要好好庆贺一番。农村办酒招待客人和乡亲，那时最流行的方式就是请公社放映队来放两场电影。屋面前看电影很难得，我和弟弟都去了，没有搬凳子，因为惦记着爷爷的病情，站在一个山坡上看电影。那天晚上两部影片，我只记得第一部是赵丽蓉演的评剧《花为媒》，媒婆一出场就念白：“天上无云不下雨，地上无媒不成亲。”十分喜庆的影片，用来庆贺新生命很合适。《花为媒》演完，换第二部片子的时候，姐姐找到我俩，说爷爷不行了，快去爷爷的卧房。

等我和弟弟赶到时，爷爷躺在床上，呼吸已经异常衰竭，但还有神志，看到儿孙环绕在床边，便放弃了和死亡的抗争，一下子闭上眼睛，永远地和他的亲人告别了。

哭声立刻响起来了，母亲、婶娘和姐姐这些女眷哭声很大，而男人们，哪怕我等没成人的孙子，只是抹眼泪，是很难哭出声的。哭声稍停，就拿出已经悄悄准备的纸钱在床前焚烧。这叫“落气纸”，给死者的灵魂带上，路上急用，无论阴阳，没钱总是不行的。多年后我想到《西游记》中的故事，也是唐僧取经的缘起，唐太宗李世民本来已经寿期到了，灵魂被带到阎罗殿报到，后魏征与地府官员勾连，私改了生死簿上李世民的阳寿数，李世民得以续命再回阳间做大唐天子。他是大唐第一人，可在阴曹地府手里没钱，被小鬼和冤魂缠绕，只得借了开封府一个生者平常烧化存在地府的纸钱应急。——可见，认为钱能通神，能使小鬼推磨，是中国民间一种历史悠久的“信仰”。

母亲哭的时候，几十米外传来庆贺新生儿来到世上的电影音乐，看戏的人还没有散场。生与死，是那样的近。

烧完“落气纸”，母亲和婶娘拿着水桶和纸钱，来到村口的水井前面，烧纸后再挑水，这叫“买井水”。感谢这口井供养了一个人一生，现在他去了，再不喝这井里的水，最后一次用这口井的水，是死后沐浴更衣。现在想来，这大约是一种公示，因为水井是一个村最重要的公共设施，在水井旁烧纸钱并哭泣，是通知全村人最有效的方式。听到了水井边的哭声，村里人都知道我爷爷去世了。红喜事需要主人去请人帮忙，白喜事只要得到消息，大多数成年人将不请自来，听候差遣。——这是乡村熟人社会里流传很多年的互助方式。人接连涌入我爷爷的房中，我父亲请我爷爷的族弟贵爷爷，那位当兵伤了脚的大队支委做主持丧事的大管事，他略识文字，而且有威望，再合适不过了。所有人包括孝子在丧事期间，都得听他的。

寿器是现成的，在我爷爷50多岁那场大病时就准备好了。摆在阁楼上二十余年，隔几年请漆匠上一遍漆。因为厚而干燥，它成了爷爷的食品储藏柜，好吃的东西都藏在里面，当我看到爷爷从黑乎乎的棺材拿出饼干和糖果给我吃时，心里总觉得恐怖，爷爷洞察我的心思，说：“有么子好怕的，爷爷百年之后都要躺到里面去，你怕爷爷吗？”听到这些，好像真的没什么害怕了，就放心地吃。

谁人去请地仙看葬身之地，谁人去请纸木匠扎灵屋，谁人去请道士做法事，谁人来为死者沐浴更衣，谁负责丧事的酒席，把总先生贵爹有条不紊地吩咐清楚。

主持沐浴更衣的好像是贵爹的母亲，80岁的金婆婆，她是我爷爷的婶娘，辈分高而且有儿有孙，可谓福寿双全，最有这个资格。沐浴后，给爷爷换上五层新衣服——死者所穿的衣服总是单数，理了发，刮干净胡须，静静地躺在一扇门板上，让前来的人叩头道别。爸爸和叔父扎着白色的头巾，跪在一旁还礼。

第二天的清晨，天刚蒙蒙亮，从村外很远处传来唢呐声，清江庙的道士从西边来了，穿过树林，跨过田埂，唢呐不许换气，以显示其道行。来者两人，一个穿着道袍，戴着道冠，另一个则着平常衣服。自改革开放后，农村绝迹很久的旧民俗，包括道士师公作法，忽然一夜之间冒出来了。两位道士都和父亲熟识，后来听父亲说，那位穿便服的其实法术更深，但因为他当过农村干部，还入党了，不便穿道袍登坛作法。

道士看过皇历，算出何时死者进棺，何时闭棺，何时出殡。棺材底洒上一层纸钱灰，上面用碗底盖上七十六个圆印，代表爷爷在世间走过的岁数。上面再铺着褥子，褥子下有几枚不知从哪里找出来的铜钱，爷爷被抬进去后，棺材盖打开着，摆在已经布置好的灵堂里。灵堂里挂满一种类似藏族“唐卡”的工笔画，正中是佛祖、太上老君和孔圣人。三大圣人两旁，分挂着十二阎罗的像，什么“泰山王”、“宋时王”、“转轮王”之类，画上有阎王在根据死者生前的善恶审判的场景，有的人被罚进刀山火海。出了灵堂，房屋的走廊里，挂的画多是“二十四孝”、“过五关斩六将”、“千里送京娘”等宣传孝道、信义之类的画。这些画逃过了历史上最大的劫火，实属不易。

那些我爷爷生前的好友或亲戚，抬着木祭箱前来祭奠，祭箱中摆着鸡鱼肉三牲之礼。祭奠仪式由一位老先生充当赞礼，赞礼先生拖长声音高唱着，祭奠者在道士的引导下，时而从棺材旁走过，来到刚刚为死者赶制出来的灵位前下跪，敬三杯酒，时而再退到棺材前跪下，低头哀思。赞礼先生高唱：鸣炮，读祭文。鞭炮声中，又一位老先生拿出事先准备的祭文“呜呜呀呀”地读着。农村已经没几个人会做老式的祭文了，无非按照老书中格式，开头和结尾套上“维某年某月某日以三牲不腆之礼祭于灵前曰”、“呜呼哀哉，尚飨！”中间全用白话文叙述死者的高尚品德和一生苦难。

道士算好了时辰封棺，叫“闭殓”，有些生辰八字犯冲的亲属不得在旁。棺材盖一合，钉上大钉子，从此真的是生死殊途，阴阳永隔了，此刻亲人们哭得最伤心。

出殡前一天晚上，我们这些爷爷的孝子孝孙通宵不睡，在父亲的带领下，扛着经幡，围着棺材一圈一圈缓慢地移动着，叫“转二十四孝”。此项程序完毕，道士主持“散花”，他唱着长长的挽歌，叙述死者的一生，赞美他的仁义，许多自愿前来为爷爷守灵的人，也和道士唱和，在挽歌声中追思。

中国的红白喜事，总是场面大，闹哄哄的。据我观察，似乎只有半夜时的“散花”，有一种肃穆的宗教感。夜阑人静，万物睡去，只有办丧事的家一灯独明，一群人动情地用歌唱叙述刚刚辞世者的一生。

爷爷的一生实在太平凡，他所受过的苦难，对那个年代的中国农民来说，也很平常。尽管生于乡野，爷爷也曾出远门闯荡过，他年轻时上贵州给人做手艺，最后一次出远门是被日本人抓为挑夫。日本人来了，村里的男女老少都躲到大石山中的岩洞里，他不放心自家的耕牛，偷偷地爬回去探望，被抓住了。已经成人的大伯和二伯，还没有结婚，他俩和曾祖父说，想去日本兵营两个换一个，把我爷爷换出来。曾祖父毕竟年长见过世面，立刻否定了这种天真的想法，说：你们真傻，和日本鬼子还能谈什么交换？你俩去了人家多多益善。当了挑夫的爷爷跟着部队一直往南走，爷爷没有地理概念，不知道走到哪里。爷爷心想，再不逃此生估计难回老家。在一个黎明，谎称去解手的爷爷，逃到大山里，在荆棘中间卧了一整天，等日本人开拔后，才敢跑出来，一直往东走，终于找到了家。——从那以后，爷爷没有离开乡土半步，他一生中最恨的是日本人，晚年说起来还咬牙切齿。

后来我考诸史册，查出了我爷爷所遭的那次劫难，乃是1945年4月至5月的雪峰山之战，日本军队已是强弩之末了。经过我家门口的是日本47师团主力重广支队，4月11日在我家南面3华里的小塘村（一个公社所驻地，四面环山的小盆地）和国军100军交火，国军向西北部的雪峰山区败退，那正是农村准备插秧的季节。

第二天清早招待大家吃完早饭，便是出殡，我们那里叫“上山”。爷爷的坟地就在村东头，曾祖父和大伯死后都葬在那里，一个新挖的穴位，就是爷爷的葬身地，祖孙三代死后相守。葬地尽管离家近，但为了表示对死者的哀思，送葬队伍故意绕很远的路，到大中午才来到坟地。已经是霜冻了，天很冷。爸爸和叔父为了表示孝心，也是替死去的父亲生前可能犯过的错误赎罪，打着赤脚，脚上就简单地裹着些稻草。出殡的队伍还特意从分给我家的弯丘，分给爷爷的月亮丘走过，让他最后看一眼自己家的水田。田里已经没有了水，变得坚硬，洒下的苕子草已经露头，正在生长着。

埋葬了爷爷，送葬队伍回来后，要吃流水席，敝乡将白喜事的宴席名之为“吃豆腐饭”，顾名思义，豆腐是主要的菜肴。同一天晚上，为爷爷“烧屋”，纸木匠扎了一栋有军人持枪守卫的大宅院——老家叫“灵屋”。烧灵屋在后山坡上进行，一堆纸钱围了个圈，灵屋放在里面，旁边摆着“水饭”来招待看热闹的野鬼们。天暗下来，点火。道士很神气地拿着铁尺，围着火堆念念有词，据说是在呵斥那些没有房屋想来抢这栋灵屋的野鬼。灵屋焚烧时，所有的灰烬直直地落在纸钱所围的圈内，说明这栋房子终于归死者拿去了。

在给爷爷烧屋之前，道士特意将爸爸叫到一旁问：你的祖父去世时给烧过灵屋么？如果没有，得做一幢一起烧，否则在阴间，你父亲的房子要让给你祖父。爸爸确切地说，给我爷爷烧过灵屋。尽管那是60年代，反对封建迷信搞得很厉害，但我父亲还是偷偷请人扎了灵屋给烧化了。——中国人视死如生的孝道，从这一细节就可窥见。可搞不懂的是为什么死去的人到那个世界都得住“独栋别墅”？

爷爷的那根拐杖也烧了，但燃烧得不完整，留下了顶端的一小段，所以我那时总疑心在阴间的爷爷，柱着的拐杖也许短了一截。

第二年是分田后的首年，全村大丰收。尝新是家乡乡民们一个非常隆重的节日，而分田到户后的第一次尝新，是真正吃自己田里产的稻米，那意义更是非凡。可在尝新的时候，爷爷只能接受我们的祭奠了，我坚信爷爷能闻到新米煮熟后的饭香，然后飘然而来，坐在我们旁边喝酒吃菜，尝自家田里所产的新米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