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海滩

狂欢节

足球

足球照耀的国度

1月中旬，南半球的夏天刚过一半。这是里约一个炎热而潮湿的星期天的早晨。伊帕内玛、科帕卡瓦纳和巴拉–达蒂茹卡（Barra da Tijuca）海滩已经人满为患，从城市北郊开出来的长途巴士放下许多乘客，一时间海滩变得更加拥挤。在人行道旁的售货亭里，朋友们成群结队，一边啜饮着冰镇啤酒或者椰子汁，一边观看排球比赛。饭馆和酒吧里也挤满了人，城市的居民们——男人大都穿着短袖衬衫和百慕大短裤，女人则穿着比基尼、趿拉着平底人字拖鞋——群集在这里侃政治、聊名人、话左邻右舍。

下午三点左右，许多海滩客开始撤离，这倒不是因为太阳的暴晒——他们早已习惯了——而是因为还有其他诸多诱人处。下午三点是巴西烧烤的好时机。这种户外烤肉是巴西大家庭聚会的典型方式，大家一起烤牛排、鸡肉和香肠。五点钟，在世界最大的马拉卡纳体育场（Maracanã）或有一场足球赛，吸引着数万名支持里约四大俱乐部的球迷们。而当夜幕降临，天气凉快起来，桑巴舞协会就开始为即将到来的狂欢节进行排练。

休闲时光，在葡萄牙语里叫做lazer，这在任何社会里都是重要的，但巴西人更看重休闲，而且他们的生活里有大量找刺激的机会。和美国相反，为了工作和金钱而牺牲个人生活乐趣的工作狂不会成为人们艳羡的对象，也不会成为文化偶像。如果真的有这种人，他们往往会成为笑柄。里约的本地人被称做“卡里奥卡”[45]（cariocas），他们常取笑圣保罗的居民——保利斯塔（paulistas），因为他们被认为过于认真且耽于工作。在巴西，工作也许是必需的，且有时能给人带来满足感。但是学会享受生活则是一门艺术，而那些深谙此道的人会受到人们的高度景仰。

甚至在巴西人使用的语言中都清楚地呈现出这一偏好。在巴西的葡萄牙语中，至少有六个和英语动词play（玩）相对应的动词。Divertir用于任何有意思的活动，比如看电影或者参加聚会。Brincar是指小孩子玩玩具，在某些用法里也特指成人的“床上运动”。打击乐器使用动词tocar；但如果是踢足球、打排球或篮球，那么正确的词是jogar。如果你骑马、玩老虎机或者买彩票，那么你需要用apostar，而在电影或者戏剧中扮演角色则要用desempenhar或者representar。

巴西的热带气候推动人们走出室内到户外过公共生活，因此巴西人身体的展露也远比温带气候的人们多。要穿着舒适，必然要少穿衣服，由此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对于一些人而言，在公共场所不断地暴露自己的身体能够带给他们虚荣和骄傲。他们希望自己身体苗条、轻盈——不管付出什么代价，因此他们节食、健身，有时甚至会走极端，去做整形手术。巴西有世界整形之都的美誉，这么说可能有一点夸张。但是，这个国家的身体导向型文化使得紧腹、抽脂、隆鼻、拉皮和换肤等美容现象司空见惯且被广为接受。而且，这种美容文化也将顶级的整形医生伊沃·皮坦吉（Ivo Pitanguy）捧成了全球名人，包括好莱坞明星在内的国际客户络绎不绝。中产阶级的职业人士也从国外蜂拥而至巴西的各个美容诊所，吸引他们的是巴西的美容声誉和比其国内更低廉的价格。

然而，巴西的很多普通人既没有时间，也没有钱去做美容手术，他们不想美容，或者根本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们的身体、长相。但他们仍然会展示自己的身体，初来乍到的游客经常会看到，胖人，尤其是胖女人，将自己的一堆肉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巴西人关于人体美的理念与美国人并不完全相同：巴西男人说，他们喜欢身材“像一把吉他”的女人，骨架之上，特别是臀部而不是胸部，乍现曼妙的曲线和丰腴的肉体。皮坦吉有一次告诉我，“你在美国看到的那种豪乳，比如《花花公子》杂志上的，在巴西总是受到奚落。”但是，许多不认同那种理念的巴西人也学会了身体享受，从自己的肉体中得到愉悦，舒缓体内的酷热——总之，其意就是“活脱脱地畅快”。

巴西人最喜欢、可见度也最高的三项活动是海滩文化、狂欢节和足球，其中的每一项都将身体置于前中位置。此外，所有这三项活动反映和形塑的价值观都有助于巴西变得生机勃勃、多姿多彩和激情高昂。在美国，当两个陌生人初次见面的时候，他们很可能彼此会问对方是做什么工作、住在哪里和以前在哪里上学，等等。巴西人在刚认识的时候也会问类似问题，但他们还会问其他一系列问题，比如，喜欢哪个足球队？狂欢节期间支持哪个桑巴俱乐部？经常去哪个海滩？目的是帮助确定对方的身份、兴趣和忠诚倾向。无论是本国人还是观光客，能否回答上述问题绝对可以帮助区分，他是已真正融入巴西，或者只是存在于巴西大地。

海滩

2008年，考古学家在巴西东北部的一处遗址发现了陶器碎片和其他证据，由此表明，操图皮语的印第安人早在公元前9500年就已经在沿海建立定居点。在巴西，几乎一有人类居住，他们就远离充满潜在危险的密林和山丘，走向大海。

今天，那些印第安文化已经消失，但是在巴西的2亿人口中，仍有超过3/4住在距离长达5 000英里海岸线不足1 00英里的地方。甚至在没有海的地方，巴西人也会在大河两岸创造海滩和海滩文化。尽管马瑙斯（Manaus）和圣塔伦（Santarém）处在离海有1 000多英里的内陆，但那里的人们同样喜欢躺在亚马孙河或塔帕若斯河（Tapajós）的沙滩上过周末。他们和受大自然恩典的南方同胞们一样吃同样的点心，玩同样的游戏，穿同样的衣服，唱同样的歌。

巴西生活的某些方面遵循着可预知的节奏。随着天气变暖，年终将近，体育馆和健身学校的注册人数急剧增加，而未来的海滩客们则在努力恢复体形。女人们占据着动感单车和瑜伽课堂，或者在私人教练的指导下进行锻炼。12月初，报纸会将一些迷人的年轻女性奉为“夏季缪斯”，并在周日副刊上长篇累牍地探讨从圣诞节到狂欢节期间的时装：粉红色还是淡紫色的比基尼？沙滩垫还是沙滩毯？男士的胸毛是留还是剃？

巴西人对海滩的概念犹如古希腊人对集市的看法。海滩是公共空间里公共性最强的地方，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海滩也被认为是最民主的。传统上，海滩被视做一个巨大的社会校平器。用人类学家兼作家罗伯托·达玛塔（Roberto Da Matta）——也是巴西最敏锐的社会观察家和评论家之一——的话来说，海滩之上“将军、教师、政治家、百万富翁和穷学生都是平等的，大家相处一地，其乐融融”，“那里，身体都是一样卑下，一个身体几近赤裸裸地贴近另一个身体，大家都没有防备或伪饰”。

如果你不考虑成为体育馆会员的成本，上述评价基本是正确的。不像美国或者南非的某些地方，巴西的海滩从未正式按种族进行隔离，也从未成为私人禁地，不准普罗大众入内。巴西1988宪法甚至有一项条款，宣布所有海滩均属公地，国家受全体巴西人之托代为控制。

但这只是部分情况。透过平静的表面，海滩生活的现实似乎更为复杂，存在着明显的阶级、种族、年龄、性取向等诸方面的差异，乃至地域歧视。在里约尤其如此。幸赖诸如《伊帕内玛的姑娘》等歌曲，这个城市的海滩文化名扬海内外。

里约有59处不同的海滩，沿着110英里长的海滨沙滩绵延开来。其中最有名、最精华的当属伊帕内玛海滩及其延伸莱布隆（Leblon），科帕卡瓦纳海滩及其延伸莱梅（Leme）。两大海滩都被非正式地划分为许多片区，并以12个救生站（即postos）为界线，界线之间相距大约半英里。这些救生站从 1到12都被标上数字，每一个都有其自己的文化，吸引着不同的社会经济“部落”，不过可能并不欢迎主流社会之外的边缘人。

YouTube有一段臭名昭著的视频，观看者甚众：新年前夕，一群狂欢者，站在其中一座最著名、最昂贵的建筑（居其上可以直接俯瞰整个科帕卡瓦纳海滩）的露台上，向下面的行人扔生鸡蛋。从这段视频里，你可以听到，那些扔鸡蛋的人，大多数是社会名流，或者出身于富裕或名门望族之家，他们正故意瞄准那些看似穷人的行人。

多年来，所有的海滩常客都知道救生站有明显的声望等级制度。位于伊帕内玛海滩中心的九号救生站（Posto 9），无疑是声望最高的，且自20世纪70年代初我第一次到巴西以来，这一地位从未被撼动过。当时的巴西还处于军方独裁统治时期，这片海滩以及此后消失的防波堤，曾是少数几个允许嬉皮士聚会而不用担心被警察骚扰的地方之一。如今，这里吸引了大批的社会名流、左翼知识分子（他们手举执政的劳工党的旗帜标明自己的存在）和其他放荡不羁的文化人，包括曾经的嬉皮士——如今这些嬉皮士已经步入暮年，成了体面的上中产阶级。第九救生站偏左一点是男女同性恋者的领地，他们的标志是彩虹旗。

相反，位于伊帕内玛海滩东端的第七号救生站，是主流社会之外的边缘人的地盘。其中大多是郊区工人阶级出身的黑人，他们来这儿一次可能需要乘坐3个小时的公交车。到了周末尤其如此：一大家子人坐着巴士来到伊帕内玛的第一站九号救生站，然后在沙滩上安营扎寨。这些人过去常被轻蔑地称做“farofeiros”[46]，因为他们不是从小贩或售货亭买东西吃，而是自带野营午餐，其中包括巴西人的主食——奶油树薯粉。尽管称呼他们的这个俚语已经发生了变化，但他们仍然成为笑柄，因为他们经常坐色彩单调的廉价草席，而不是彩色的毛巾；涂抹廉价的红色防晒液，而不是比较昂贵的防晒霜。

海滩上的隔离现在是自我强加的而非法律造成的，而且这种隔离的依据是阶层。但种族因素是重要因素。来自工人阶级的大本营——里约北区的穷人往往皮肤较黑。伊帕内玛的年轻的海滩常客主导着时装流行趋势，他们不会模仿主流社会之外的边缘人的举止或衣着，而且肯定不希望自己看起来像他们。听听这些海滩精英们的谈话，你就会立马明白他们想借助各种乳霜、乳液打造一种烤制出来的金棕色。他们嘲笑和鄙视两种游客，一种是肤色苍白的观光客，另一种则完全相反，是皮肤黝黑的土生里约人。他们既不想要皮肤太白，也不想太黑。

与美国的海滩客相比，除了冲浪者之外，巴西人很少下水，即使在阳光灿烂、风平浪静的日子里。巴西的海滩不仅是一个娱乐休闲场所，也是一个公共的社交空间，即更像一座广场，一条大街。巴西人在这里求婚，政治家们则把海滩视做竞选的好地方。更有人在这里做广告：人气最旺的海滩的上空有许多悬挂条幅的飞行器；人行道上，长相英俊的年轻人向人们提供新品试用装，从护肤霜到饮料，不一而足。音乐家和喜剧演员也在这里表演，就好像是地铁里的街头艺人。

不过，正如巴西社会的其他领域一样，如果没有只能被称做服务阶层的人，那么海滩就无法正常运转。海滩客们一到海滩并选定准备消磨一天时光的地点之后，小摊的店主争相租赁椅子和太阳伞，有时候店主甚至已经为长期的老顾客准备好了一切。当游客们坐在沙滩上时，游贩们便会上来提供服务。许多游贩或唱或喊，卖力地夸赞自己兜售的产品，比如软饮料、冰激凌、太阳镜、T恤衫和防晒乳。这些商贩们是家里的顶梁柱，通常和家人同住在工人阶级生活的郊区，他们常常经过长途跋涉才来到海滩。有时候，他们要妻子、孩子在家帮忙做果冰、果汁或者烤肉串。到了夏季，有些商贩整个星期都吃住在海滩上，直到生意最清淡的星期一才回家。

在里约、萨尔瓦多、累西腓和福塔莱萨（Fortaleza）等沿海大城市，可能也有一些海滩靠近服务阶层居住的地方。但几乎不可避免的是，这些海滩总有某些方面比较差——比如水质污染、岩石较多、涛浪过大，或者海蜇成灾——因为那就是下层阶级的命运。比如，在里约，城市北部的沙滩正对着瓜纳巴拉湾，而不是大西洋，由此产生了巨大的差异。瓜纳巴拉湾周围遍布着炼油厂、化工厂、码头和船坞：巨大的集装箱货柜船在码头上装卸货物，废水未经处理直接流进海里。只有贫民窟里最穷的人才会去拉莫斯（Ramos）这样的海滩——在里约的所有海滩中，拉莫斯是排泄物和细菌含量最高的。

在上一个十年初期，里约市政府在北部最贫穷的社区建了一个大型游泳池，很快就被冠以“大池塘”的绰号。刚开始，这个新去处吸引了大批的人，其中多数人感到欣慰，因为他们不必花时间和金钱去里约南区的精英海滩——在那里，他们可能感觉自己不受欢迎。甚至， 伊帕内玛和莱布隆的一些富有居民也会到此一游——就像出于猎奇而造访贫民窟一样——看看究竟怎么回事儿。一时间，这竟成了社会精英周末度假的时髦方式。

但是，生活的现实最终开始袭来，光辉褪去。这个游泳池位于两大帮派争夺的地区。占上风的帮派规定，任何人都不许穿与其竞争对手的颜色相同的海滩装，并开始骚扰和恐吓那些公然反抗或不予理会的人。后来，第二次选举之后，一个更保守的新市长上台，维护游泳池工程的钱花光了，最终“大池塘”也干涸了。资金都被用于改进里约南区的精英海滩上的饮料亭和救生站。这些海滩的风景出现在里约的明信片上，从里约最富有的公民的公寓里也可以看见这些风景。对于那些当权者来说，富人的海滩需要优先照顾，似乎是理所当然的。这就是巴西的社会契约的本质。

然而，巴西的社会问题甚至已渗透到海滨上的精英场所。在可以俯瞰科帕卡瓦纳、伊帕内玛、圣莱布隆和康拉多（Conrado）等海滩的山坡上，“法维拉”急剧增加，导致垃圾和废弃物被排放到这些精英海滩前的海水里。甚至在毒品黑帮火并中死亡的人的肢体都被冲刷到这些海滩。这令渴望将里约打造成休闲度假目的地的政府部门恼羞成怒。比如，我就曾写过一篇报道，内容涉及紧邻喜来登酒店的海滩上爆发的一连串的这类事件，市旅游部门对此大为光火，甚至威胁要取消我报道下一年狂欢节的资格。

近几年来，海滩也发生过团伙抢劫：一大群年轻人顺着贫民窟的山坡下来，涌向海滩，抢劫海滩客的金钱、珠宝、收音机和其他财产。任何试图反抗的人都会被打倒在地或者遭到拳打脚踢。尽管恶性案件不多，但一些受害者不得不住院治疗。小偷小摸等轻微犯一路“通吃”，根本不管受害者是观光客还是本地人，是外国人还是巴西人。后来由于里约的海滩常客们的抗议（抢劫案件的蔓延也引发了其他各地的抗议），警方才重拳出击，大大降低了袭击发生的频率。但是，打击行动产生的一个后果是，任何一群黑人青年都会被视为嫌疑犯，如果他们有染黄的头发或某种文身——区分贫民窟居民或帮派成员的通用标志——就更有犯罪嫌疑了。

但海滩也是一个舞台，社会变迁中的各种实验在这里被公开和认可，或者至少得以尝试。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当时重要的性感象征——女演员莱拉·迪尼斯（Leila Diniz）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因为她竟然敢在怀孕表征已经极其明显的情况下，穿着最暴露的比基尼出现在伊帕内玛海滩上。事后回想，她的行为有时被引为巴西女权主义运动的开端。1980年，作家兼社会活动家费尔南多·加贝拉（Fernando Gaberia）从瑞典流亡归来（他因参与绑架美国大使而被赦免）之后，激怒了社会保守人士和他昔日的革命战友，因为他穿着一条淡紫色的钩编丁字裤去了海滩。这一举动被许多人认为是宣告了巴西新左派的诞生，即在社会问题上不再那么教条，而是变得更务实、更宽容。

十年前的一个夏季的周末，一群年轻女子袒胸露乳，在人流高峰时刻出现在伊帕内玛海滩，制造了一个轰动新闻。她们这是在抗议几周之前发生的一个事件。当时在里约的另一个海滩，一支20人的警队荷枪实弹命令一名34岁的女推销员穿好上衣，不要袒胸。遭拒后，警察将她粗暴地拖进警局。尽管里约有放浪之都的名声，且无数的肥皂剧和其他电视节目中也有露乳镜头，但当时市政法令仍禁止女性在海滩上袒胸露乳[47]。示威者的努力却遭到了羞辱和啤酒泼身。不过，她们的抗议连同警方行动引发的公众嘲弄，最终迫使里约市市长签署政令，允许女性在海滩上露乳。

一切都显示，海滩仍将是社会的实验室，随巴西变化而变化，映射社会的优劣。2009~2010年夏季之交[48]，这一幕再度上演。里约市政府启动了“严打换秩序”[49]（shock of order）行动，禁止在海滩上烧烤和加工食物。这个禁令存在已久，但从未得到执行——直至强势的公司认为必须根除自由商贩（即经营海滩设备和售卖食品的人）的竞争，从而迫使海滩客去他们的售货亭买东西。

但权力当局及与其关系甚好的商业盟友施压过猛，招致公众抵制和反抗。多年来光顾同一片海滩的人们惊愕地发现，他们再也不能从有长期友好关系的小贩那里买虾米和奶酪了，也不能租用海滩椅和太阳伞了。喜欢喝新鲜椰汁的消费者也很生气，因为他们被告知只能买瓶装或纸装的提神、健康美食。最终，人们找到了一种典型的巴西式解决办法：虽然法律写在纸上，但执行大打折扣，传统的社会秩序至少可以维持到第二年夏天，届时，较量很可能再起。

狂欢节

狂欢节是巴西生活最负盛名的一大特色。许多电影，比如《黑人俄耳浦斯》（Black Orpheus）[50]就展现了狂欢节这样一个长达五天的豪华盛典。狂欢节期间，人人都是自由的，他们戴上面具、释放性压抑，忘却社会身份，表现一些平时被禁止的举止。穷人成为国王，富人和仆人打成一片，男人可以扮作女人，女人也可以像男人那般生猛，而种族和阶级的壁垒统统垮掉，到处都沉浸于众生狂欢之中。

所有这些或多或少都是事实，任何一个初见巴西狂欢节的外来者很快就会明白这一点。从圣灰节（Ash Wednesday）前的星期五晚间开始，直至圣灰节当天中午，本应是罗马天主教斋戒和禁欲日，标志着四旬节忏悔季的开始，而在巴西，官方的正式生活停歇了，让位于人民的狂欢。商业、学校和其他正常的日常活动都停止了。人们身着盛装，三五成群地走上街头跳舞、唱歌和畅饮。社交俱乐部和社区中心举办有很多化装舞会，其豪华程度因参与者的财富和社会阶层不同而迥异。期间有许多随意的性行为，即一夜情发生，正因为此，狂欢节开始前数周就有告示贴出，警告人们狂欢时勿忘使用安全套。

然而，这只是全景一角；如果深窥，就会显现其他看似自相矛盾的方面。由于狂欢节也充满残酷的竞争，且随着巴西的现代化和愈加繁荣，狂欢节已经成为一项产业。在里约，寻求知名度和利润率的大公司正挤走传统上支持狂欢节的地下黑社会分子。近年来，一直有强烈反对狂欢节产业化的声音，而一些纯粹主义者和怀旧派则渴望回到昔日的那个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里，狂欢节是一个民有、民享和民办的节日。

狂欢节是古代“告别肉体”的一种仪式，最早可追溯至中世纪和罗马天主教设立的圣周传统，但也同样借鉴了更古老的欧洲异教徒的仪式。不过，巴西现代的狂欢节则与源于非洲的仪式和习俗最为密切。1930年，里约市市长第一次寻求规范长期存在的狂欢节活动，无意中却给在贫穷的黑人社区成立不久的一个新流派创造了空间，他们可以借机推广在当地发展起来的新音乐——桑巴。这些“桑巴学”的游行队伍身着精致的衣服，拍打着自创的音乐节奏，一路唱着语含嘲讽的歌曲来到大街上，很快他们就受到了里约其他居民的喜爱。结果，其他的音乐和活动被挤到幕后，而桑巴却逐渐成为狂欢节的代名词。

多年来，这一传统已经演变成了两个晚上的激烈竞赛。在靠近里约一家大酒厂的市郊外，特地搭建了一个桑巴演艺馆（Sambodrome）。比赛就在这里举行并经电视在巴西全国实况直播。每晚，看台上都坐有足足7万名观众欣赏7个桑巴学校的队伍列队游行一小时，然后由四名裁判按照十个类别——从服装美饰度到乐队的打击效果——进行打分。舞者和鼓手大多是平民百姓、公交司机、家庭主妇或者里约的其他工人阶级成员。他们全年都在渴望这一辉煌时刻的到来并为此排练数月，以掌握步伐和节奏。比赛结果在圣灰节当天下午，即狂欢节正式结束的时间宣布，并由电视进行实况直播。

就像奥运会上的体操和滑冰比赛一样，第一名和第二名之间的分差常常只有0.1，甚或0.01。当统计比赛结果的时候，紧张情绪会不断上涌。那些有垫底危险的桑巴学校的支持者尤其感到紧张。失败的代价是被踢到乙组，而乙组的胜出者则可以光荣升至“特别组”参与竞争。第二年，“特别组”的胜出者将因跃居全巴西“桑巴之最”而感到无上荣光；相反，垫底的队伍的铁杆粉丝肯定会遭受其他粉丝的嘲笑。

某些桑巴学校，比如来自尼卢波利斯（Nilópolis）郊区——那里贫穷、拥挤，充满暴力，是工人阶级的集中聚居区——的“蜂鸟”（Beija-Flor）已经形成了稳固的夺冠传统。而其他学校，比如“芒果树”（Mangueria）桑巴学校是最悠久，也是最正统的，过去一直尊享胜利的荣耀，但后被后来者赶超，目前正努力再现从前的辉煌。还有其他一些桑巴学校只是非常偶然地夺冠——如果真的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其目标并非胜利，而只是避免被降到乙组去，比如2010年夺冠的“蒂茹卡联盟”（Unidos da Tijuca）结束了其长达74年的沉寂。这些桑巴学校基于各自不同的目的，会请求少数高薪的高级专业人士，即“狂欢节制作者”（carnavalescos）帮助组织、设计和指导演出。

一些“狂欢制造者”，比如费尔南多·潘普罗纳（Fernando Pamplona）和若昂辛奥·特林塔（Joãozinho Trinta），已经成为全国名人。潘普罗纳是一位知识分子、舞台设计师，终身致力于研究巴西民俗，他的作品关注日常生活和巴西历史。特林塔领导的“蜂鸟”桑巴舞团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让他名声大噪的是20世纪70年代他对狂欢节批评者的回应。当时有批评声音认为，狂欢节浪费了本可“用于改善穷人的教育、住房和医疗的钱”。他对此回应道：“穷人喜欢奢侈，喜欢贫穷的是知识分子。”

尽管存有争论，但近年来几家主要的桑巴学校都青睐声势更大、更豪华的表演。一方面，他们得到里约市政府的财政支持，因为政府希望支撑这个已经成为主要旅游看点的表演项目。多年来，里约市大肆经营非法数字游戏博彩——“动物游戏”[51]（jogo do bicho）的顶级“庄家”（bicheiros）也给予大力资助。实际上，对于博彩业的老板们来说，资助本社区的桑巴学校几乎就是一项应尽的市民义务，因为他们的财富大多来自参与狂欢节比赛的本地居民。

但是，当桑巴学校的雄心逐渐超过了“庄家”的资助能力，他们就必须另寻其他资金来源。一些贫民窟的暴发户——据说是大毒枭——便上来填补了桑巴学校的这部分需要。大公司也提高捐赠额，作为回报，桑巴学校会在他们的乐器或服装上贴上该公司的标志。联邦政府的机构，比如国有的巴西石油公司也提供资助，因为双方存在一种默契，即它所支持的桑巴学校会在其表演中选择称颂捐助者的主题。

甚至委内瑞拉民众主义的铁腕人物——乌戈·查韦斯（Hugo Chavez）也认识到桑巴竞赛是一种重要公关手段，因而成为狂欢节的赞助人之一。据说，2007年查韦斯政府向维拉·伊萨贝尔桑巴学校（Vila Isabel）捐款100万美元，而该学校表演的主题是：“美洲，我为你疯狂：拉丁风格颂。”在维拉·伊萨贝尔意外险胜之后，虽有怀疑说狂欢节的裁判们收受贿赂，但查韦斯则声称维拉·伊萨贝尔的胜利是“拉丁美洲一体化的胜利”，并且资助该团体进行了一次国际旅行。

在过去的十年里，很多桑巴学校也开始向外国游客出售门票，让他们进场观看在桑巴演艺馆举行的表演。尽管这种做法有助于筹集桑巴学校用以提升表演质量的资金，但也遭到了传统主义者的批评，这种批评并非只是因为大多数外国人不会跳桑巴。纯粹主义者认为，外国人的存在降低了狂欢体验的价值，从而冲淡了桑巴学校与演员们之间的志趣黏合。而这些演员们一年到头，不停歇地学习舞步、记忆桑巴情节或者主题歌，以及缝制服装和参加彩排。

那些传统上为狂欢节提供灵感和角色的普通人正以其他方式被挤出去。桑巴演艺馆的比赛门票现在已经超过许多有鉴赏力的桑巴迷的承受能力，这是由于观光客的兴趣增加所致。此外，两个夜晚的比赛在全国直播，也为演员们和其他名人们提供了一个被普通观众认识的舞台，从而有助于提升其职业发展。结果，三流女演员和模特充斥整个狂欢节，她们似乎把这一盛事当做一次试镜——一次向电视镜头显摆她们诱人的身材，向八卦杂志进军的机会。

这一风潮在1994年降至谷底。当时，一个崭露头角的模特在时任巴西总统的伊塔马尔·弗朗哥（Itamar Franco）身边跳舞。当时总统正在尊贵包厢里观看狂欢节游行表演。这一幕被拍了下来。不巧的是，这名模特当时根本没穿内裤，摄影师站在街上很清楚地拍下了这一幕。第二天，两个人的照片出现在报纸上和电视里。这件事让弗朗哥颇为尴尬，但却给这名叫莉利安·拉莫斯（Lilian Ramos）的模特提供了一个成名的机会。后来，她移民意大利，至今仍在电视上频频现身。

许多年来一直有这样一种倾向，即走在桑巴学校游行队伍最前方的女性，穿的衣服越来越少，身体越来越暴露。环球电视网，这家垄断了里约狂欢节的电视转播权的媒体集团，助长了这股风气。在为宣传狂欢节比赛而播放的一部广告片中，一位名叫瓦莱里娅·瓦伦萨（Valeria Valenssa）的混血姑娘，身着华美的衣服，翩翩起舞。在宣传片中，这位被誉为“Globeleza”（即“环球美人”）的姑娘不仅双乳裸露，而且在街上游行表演时也裸体上阵，只是象征性地在其耻部颜饰了一下。由于里约的狂欢节上，竞争极其激烈，因此其他模特和舞者都争相模仿，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不过，在上一个十年之初，当一些美女敢于在众目睽睽之下一丝不挂地裸体表演的时候，讨伐便开始了。人们批评这种行为使狂欢节低俗化，降低了它的壮丽之美和创造力，最后狂欢节的组织者通过了一项决议，正式禁止全裸游行。数年前和环球电视解约、现在是一名福音派新教徒的瓦莱里娅·瓦伦萨不再参加狂欢节，而且实际上她对这项活动持强烈批评态度。2008年她在接受采访时说：“狂欢节是一种肉体的展览，是一个世俗的节日。参与狂欢节的人是在作孽。”

面对这种越来越浓厚的浮艳和精英主义的氛围，一些巴西人正将狂欢节回归普罗大众。在里约，准组织的社区小群体“布洛克”（blocos，意思是“团体”）正在复兴并被注入新的活力。而在20世纪70年代，我初到巴西时，这种群体行将绝迹。现在他们不仅数量大增，而且更有活力，在桑巴演艺馆的正式竞赛开始两周前，他们就开始上街游行了。他们忠于狂欢节离经叛道的根源和传统，游行时穿的衣服极其华丽低俗，荒诞不经；唱的歌曲极其滑稽幽默，以一种嘲弄的态度批评当权者和社会名流。结果造成两者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一边是大众的、乱糟糟的街头狂欢节，一边是官方的、有组织的桑巴演艺馆的盛大表演。

狂欢节的铁杆儿粉丝们也被其他城市的狂欢节活动所吸引，特别是萨尔瓦多，紧邻累西腓北部的奥林达（Olinda）和其他一些努力保持狂欢节的原味和争取大众参与的地方。在奥林达，狂欢节的音乐源泉并非桑巴，而是当地非常流行的两种传统韵律——马拉卡图[52]（maracatu）和西兰达（ciranda）。同样，当地节日庆祝的焦点并非团体之间的竞赛和一个赢家，而是喧闹的街头游行。这种游行的特色是，巨大的纸制人偶漫画，主角都是本地或本国的名人，有些人偶高达20多英尺。

人偶创作的领军人物是1957年出生的西尔维奥·博特略·德阿尔梅达（Sílvio Botelho de Almeida）。他天赋异禀，作品在海外的多家博物馆展出。他经常接到里约的桑巴学校请求帮助设计花车的邀请。但他都拒绝了——不是因为他不缺钱，而是因为他认为里约的庆祝活动已经被商业利益劫持，变成了一个纯粹供游客欣赏的“景观”。

2004年，德阿尔梅达对我说：“里约的狂欢节，就像是走进剧场的观众一样：演出一结束，他就会离开。但在这里，你是街上正在进行的表演的一部分。”里约狂欢节表演的激烈竞争，使得一家桑巴学校独享全部荣耀，但对其也是一个打击，因为这违背了狂欢节的真正精神。他喜欢奥林达的集体氛围——在一场由博特略[53]（Botelho）资助的、于忏悔日向当地所有人偶创作者致敬的活动中，这种氛围达到了高潮。

萨尔瓦多的狂欢节已经成为里约的最强劲对手。在萨尔瓦多，庆祝活动的焦点是“电子三重奏”。它或由公司赞助，或由社区协会雇佣，引领游行队伍从海滨街道一直行至商业区边缘的广场。这个合奏团最早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其中一些虽然已经成为成熟的乐队，但仍保留了“三重奏”的名字。如今，合奏团吸引着几十万从巴西国内外赶来的狂欢者，他们在这里跳舞、游行、唱歌、饮酒，还有做爱，身边伴随着震耳欲聋的声音：那是有人站在特别设计的卡车顶上在演讲。想想英国的“齐柏林飞艇”摇滚乐队（Led Zeppelin）吧：只有那种音乐声音如此之大，节奏如此之快，且混有巴西和摇滚元素。如同在奥林达一样，萨尔瓦多的狂欢节重在大众参与，而不是竞争——这与里约是截然不同的。

狂欢节如此激发巴西人对节日的想象力和热爱，以至有些地方在非节日期间创造了自己的非官方节日。位于亚马孙河中段一座小岛上的帕林廷斯（Parintins）镇或许就是一个最佳范例：每年六月底和七月初，数千人乘船跋涉百里之遥从周边地区来到这里，观看或参加庆祝活动。这些活动的焦点是两支队伍：红队和蓝队。比赛的内容是盛装再现当地一个关于神牛复活的传奇故事。但是，在这里商业化也正悄悄地潜入，比如渴望利用这种新机会的饮料公司争相资助参赛团体。

歌唱家兼作曲家卡埃塔诺·维洛佐（Caetano Veloso）曾写过一首关于巴伊亚狂欢节的歌曲，名叫《雨水、汗水和啤酒》。在歌里，他力劝狂欢者们“来吧，看吧，要来的就让它来吧，接吻吧，一切都是上帝安排的”。从最纯粹的意义上来讲，这个标题传递出狂欢节的那种狂热而喧嚣的本质，而其歌词则捕捉到巴西人在庆祝最重要的节日时的那种近乎宿命的态度——“一切皆有可能”。在巴西，狂欢节的人气甚至超过了圣诞节和独立日。狂欢节将一直被视做一个出口，借此表达巴西的恶作剧精神和表达其人民感受到的生活之欢愉。但是，面对越来越大的商业化、集权化和标准化的压力，狂欢节内在的无政府主义和反权威性质还能保持多久，目前还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足球

巴西人踢球时的那种激情、技巧、风度、机敏和派头，很容易让人以为是他们发明了足球。毫无疑问，是巴西将这项全球最流行的体育运动玩转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创下了世界杯五冠王的纪录，还几乎将足球变成了一种艺术。诚然如此，事实上，足球直到1894年才传入巴西。当年有一个年轻的保利斯塔人名叫查尔斯·米勒（Charles Miller），他是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的后裔，刚从英国留学回来，就顺便将足球带到了巴西。最初，踢足球的主要是少数——大多是白人——高度欧洲化的城市精英，他们不乐见自己和那些底层大众的娱乐混在一起。作家格拉西亚诺·拉莫斯（Graciliano Ramos）的话就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歧视，他甚至认为足球在巴西永远不会成为大众运动，因为典型巴西人的体格和智力都不适合这样一种需要高智商和强体能的“欧洲”运动。

不过，正如巴西人在艺术中反复展现的技艺一样，他们很快就展现了他们吸纳舶来品并融入自身的超凡能力。在伊顿的体育场上，足球是一项具有高度纪律性，甚至刻板的运动，一切都严格按照秩序和策略进行。但当被带到巴西郊外的开阔场地以及乡村牧场和田野上之后，足球就变成一场灵活性和创造力的表演，几乎就是狂欢节上一个最佳舞者应具有的那种敏捷灵动的延伸。同时，赛场的焦点从团队行动转移至个人表现和技能。巴西队不喜欢实施那种军队的集体进攻，而乐于让球员临场发挥。几十年来，这种策略已经在运球、传球、头球、假动作，以及进攻和防守组合等方面有了诸多创新。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在巴西，黑人和穷人几乎就是一类人。足球为他们提供了为数不多的几种获得社会认可和经济地位提升的途径之一。这增加了足球运动的吸引力，有助于其作为一种大众运动扎下根来。早期的许多球队都是由企业赞助的——企业将足球看做宣传自己的产品的一种方式，球员也多是从赞助企业的工厂里招募的。那些踢球踢得好的人会得到奖金、提升，或者被调到工作负荷不太繁重的部门。马里奥·小罗德里格斯（Mário Rodrigues Filho）曾写过一本名为《巴西足球中的黑人》（The Negro in Brazilian Soccer）的书。这本书虽然是在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但仍是讨论黑人足球的权威著作。他在书中写道：“一个工人，如果球踢得够好，能够在球队初建时获得一个位置，那么他很快就会发现自己被调到服装部，做些比较轻松的工作。如果他继续得到工厂主的信任，那么可能还有更好的事儿：坐办公室，那里工作更轻松，薪水更高。”

这种现象已经延至当代。球星贝利[54]，本名埃德森·阿兰特斯·杜纳西门托（Edson Arantes do Nascimento）已经被全世界（阿根廷可能除外）认为是足球史上最伟大的运动员，也可能是当今世界上最受尊敬的体育名人。不过，他却出身卑微，生于米纳斯吉拉斯州的一个小镇，成长于圣保罗郊区。和贝利一样，其他球员也都名利双收，其中包括近年来的许多重量级球员，比如罗马里奥、罗纳尔多、里瓦尔多、罗伯托·卡洛斯和罗纳尔迪尼奥。分析一下2002年和2006年参加世界杯的巴西国家队，就会发现3/4的球员出身贫寒或乡下，或者两者兼有；或者说，在巴西复杂而非正式的种族分类体系中，这些球员的皮肤够黑，可以被视为非白人。

在海滩生活和狂欢节上，女人的存在是受欢迎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与此截然相反，足球一直是一个几乎专属于男性的王国，至少到最近仍是如此。女人可以为一支球队加油、在电视上看它的比赛、在媒体上追捧它，甚至穿这支球队的队服，在国家队征战世界杯期间尤其如此。但是传统上并不鼓励她们踢足球，参加比赛。一个女人，如果过于活跃，即痴迷体育运动，则可能被视为sapatão（指女同性恋的俚语，意思是“大鞋”）。虽然巴西确实有一支女子国家足球队，但却从未在世界杯上夺冠。即使在2007年首次进入决赛迎战德国女子足球队（德国男足是一支劲旅）时，人们都很少关注它。在之前的某些锦标赛中，电视台甚至都不转播女子足球队的比赛。

“在巴西，足球有一条泾渭分明的性别界线，使其成为一个特别出众的男性王国。这项运动包含传统上用以定义男子气概的各种要素：冲突、身体对抗、胆量、支配权、控制力和耐力。”人类学家罗伯托·达玛塔（Roberto DaMatta）曾这样对我解释。

事实上，大众语言中有些描述“控球”的动词同样用来描写性交。比如，说一名球员“吃”了球，就如同说一个引诱或征服了女人的男人“吃”或者消费了她。此外，在葡萄牙语中，所有的名词都阴阳性之分。比如，球（bola），这个最常见的词包含的义项，就有和球本身一样的女性身上撩人遐思的滚圆部位。比如，在报纸和男性杂志的卡通画里，有时候就用足球代表女人的乳房或臀部。

巴西最早的电视体育女播音员之一、雷纳塔·科尔代罗（Renata Cordeiro）曾经向我指出：“你看到球员在球场上一直在抚摸或亲吻足球，其中确实含有情色意味，它传递的思想是，那个男人征服了足球，就像他征服了一个女人一样。”

这些性别禁忌早已延至公共观赛场。体育馆传统上被视为女性的禁区，因为赛场和看台上经常充斥着暴力和狂妄。没有多少女性甘于忍受看台上经常出现的无礼行为，有时，其无礼程度甚至和英国著名的足球流氓有得一拼：“托尔西达”（Torcidas）之间的斗殴可能会搞砸比赛。“托尔西达”是支持某支球队的、组织性很强的球迷俱乐部，通常不允许女性加入。一个最有名的恶作剧叫“泌哑达”（mijada，意思是“小便”），就是坐在上层的一方球迷在纸杯里小便，然后泼到坐在下层的对方球迷的身上。但有时候，这种侮辱会升级为冲突，球迷们被殴打甚至被捅死。这种现象多半发生在赛后，只一句嘲讽就会让那些喝得半醉的失败一方的球迷恼羞成怒，引发冲突。

今天，足球是巴西人体育生活的主宰，甚至将它称为“体育之王”都可能有些保守。在美国，棒球和橄榄球的球迷一直在论战，哪一项运动才有资格被冠以“美国国球”的称号，而篮球和曲棍球同样声称拥有大量的粉丝。不过，这些运动都是季节性的，它们彼此争夺球迷们的美元和忠诚。但在巴西，足球常年开赛，且不会面临这种竞争。甚至人气仅次于足球的排球和赛车，其最热情的支持者也承认，排球和赛车只是在争夺离王者之位相当遥远的第二把交椅。

实际上，足球已经成为巴西人的精神和风物所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由足球形成的比喻和俚语深深融入巴葡口语中。在多次巴西之旅中，我发现即使在最穷、最偏僻的地方都有足球场，甚至在欣古的部落保留地也概莫能外——那里的印第安人除了内着一个阴茎护套，外穿一件印有流行球队——比如弗拉门戈（Flamengo）或者帕尔梅拉斯（Palmeiras）——队服的T恤之外，什么都没穿。卢拉总统是圣保罗四支老牌球队之一、科林蒂安队（Corinthians）的球迷，虽然他恨其不争，但仍一直支持这支球队。在演讲中，卢拉还不时地提及足球并拿足球做类比。他的前任，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是为数不多的不喜欢足球的巴西人。诚然如此，他也不得不隐藏自己对足球没有兴趣的事实，因为担心这会让他显得不亲民。2002年，巴西国家足球队创纪录地赢得第五次世界杯冠军。卡多佐效法前任，球员们一返回巴西，就设宴款待他们。

足球和政治之间的关系通常是复杂的：总统和其他当选官员貌似在恳求足球明星不要受适用于其他巴西人的诸多禁律的束缚。比如，1970年世界杯之前，当时的军事独裁者、埃米利奥·梅迪西（Emílio Médici）将军批评国家队教练若昂·萨尔达尼亚（João Saldanha）没有将自己欣赏的一名球员选入国家队。同时身为一名记者和共产党员的萨尔达尼亚回击说：“我不会对他选谁进内阁指手画脚。因此，他也不应该对谁该入选国家队指指点点。”

萨尔达尼亚因为在一个任何公开异议都可能被惩罚的年代敢于同总统叫板而获封一个绰号：“不怕死的若昂”。尽管他没有因为自己的反抗蔑视而入狱，但他确实付出了代价：梅迪西之前已经被触怒了，因为萨尔达尼亚拒绝了带队去巴西利亚总统府赴宴的邀请，理由是与球队训练计划冲突。在发表这番辛辣言论后不久，他就被解除了教练职务。而绰号“刽子手”的梅迪西，也获益于自己对足球的热爱。他的那种将耳朵贴近收音机倾听巴西比赛的形象，让他变得富有人情味儿。当年，巴西夺得世界杯冠军，这位独裁者的宣传机器对此大肆吹嘘，以证明巴西是一个繁荣、自信、稳定的国家，正昂首迈进世界强国行列。

世界杯也给巴西经济带来巨大的影响。统计分析显示，每当巴西赢得世界杯——近年总是出现选举年——巴西人就会感到幸福和骄傲，就会花更多的钱，从而推动了经济，进而增强了对政府的信任。但世事难料，如果巴西没有夺冠的话，那这一切就灰飞烟灭了。前总统卡多佐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他第一次竞选总统时，恰逢巴西夺冠1994年世界杯。作为一个有点牵强的新球迷，他冒险将他的命运同国家队绑在一起，而他的对手卢拉是一个铁杆儿球迷，却拉开了和国家队的距离，担心巴西被淘汰会给他带来负面影响。卡多佐写道：“这是不是像一场政治闹剧？是的，当然是。但是，这也相当危险。如果我公开支持国家队，那么一旦巴西失利，我将会怎样？”

足球队员和官员知道自己的尊贵地位，他们毫不犹豫地利用这种地位——或者出于善意或者出于恶意。有时候，他们像萨尔达尼亚那样，不畏权贵，仗义执言；但另一些时候，他们似乎要凌驾于法律之上。1994年，巴西队在美国夺得世界杯后，球员和教练乘包机返航，但飞机超载，因为机上装有几吨重的电脑、家用电器、珠宝和其他奢侈品。当着陆后，海关官员要求他们缴纳关税时，球队则威胁要抵制官方庆典，最后政府高官不得不出面调解，让海关部门手下留情。2006年，卢拉两次暗示国家队的明星前锋罗纳尔多有些体重超标。罗纳尔多感觉受到了伤害，就对总统反唇相讥。他对巴西记者说，“他们说他酗酒。每个人都说我很胖，他酗酒。既然说我胖是一个谎言，那么我想，说他酗酒也是一个谎言。”之后，卢拉作出让步，避免了进一步的对峙，并送给罗纳尔一封所谓的道歉信。

这种优越感和缺乏责任感充斥着整个足球圈，已经成为巴西声誉扫地的象征。结果，贝利的那句名言——“美丽运动”的健康和完整受到挑战。贿赂、裙带关系、欺骗和不诚实泛滥，特别是在精英阶层，即那些管理着国家主要球队、控制着球员合约的经理人小集团。这些体育大佬，专横跋扈，生活奢侈，花钱大手大脚，有“大礼帽”[55]（cartolas）之称。即使他们旗下的球队濒临破产，即使一个接一个的丑闻将他们淹没，都不妨碍他们自己升官发财。

与狂欢节一样，足球已经从一项纯粹的娱乐活动变成了一宗大生意，为那些圆滑之人带来了各种新颖、巧妙的赚钱门路。比如，2005年，两位著名裁判承认从博彩商那里接受了每场4 000多美元的贿赂，回报是他们在球场上执法时要偏向其中一方。结果，11场比赛被宣布作废，重新比赛，全国锦标赛的名次表不得不改写。

早在数年前，巴西国家队主教练就被解雇，原因是一个被他抛弃的情妇指控他收受球员经纪机构的黑钱，以换取让该机构旗下的数名球员入选22人的国家队。在这一丑闻曝光之前，国家队被认为是巴西生活中少数几个“唯才是举”而非靠拉关系的领域之一。鉴于国家队的声望，球队运动员的身价一路飙升，在被转手给欧洲球队后，这些球员都可以获得较高的转会费。据说万德莱·卢森堡教练（Wanderley Luxemburgo）也从转会费中提成，之后就将这笔钱非法转移，用来购买住房、书画和豪华汽车。尽管有这些指控，但从未对他采取任何正式的法律行动，也没有禁止他执教。相反，丑闻曝光后，他反而执掌了五支国内球队和一支西班牙球队。

监管国家队的巴西足球联合会也饱受质疑。比如，1996年，巴西足联同耐克公司签署了一笔1.6亿美元的赞助合同，当时被奉为史上最大的一单体育交易。2006年，即巴西赢得五冠四年之后，这一合同又续签10年。但关于这笔钱的账目却从未公布过，而且至今都没有人知道这笔钱到底花到哪儿了，怎么花的。作为一名驻巴西记者，我曾在2002年和2006年提出质询，但巴西足联根本不理我——我的巴西同事精准地预测到了这一点。

合同签订之初，巴西国内一片欢腾，预言将有大量的资金投入到新的训练项目、训练设施和设备上，从而为穷人提供更多的机会。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种预言变成了现实，甚至连国会向巴西足联发出的两份有关资金如何使用的质询都遭到阻挠。与此同时，巴西和欧洲主要竞争对手，比如德国、西班牙、意大利，以及法国之间的差距似乎越来越小。巴西队仍是当今世界一支最好的球队，是天才球员的主要发源地，但这已经成为问题的部分症结。

足球经纪机构不惜远赴偏僻的农村和贫民窟寻找有前途而又极其年轻的球员，以便与其签下长期个人服务合同，从而使球员成为经纪机构的私有财产，而不是穿着俱乐部球衣出战的雇员。虽然有人批评这种体制是一种变相的现代奴隶制，但几乎一直没有采取任何举措来禁止或规范这种行为。其中牵涉的商业利益集团的势力如此强大、如此根深蒂固，以至连贝利，这位20世纪90年代的巴西最高体育官员的抗议和警告都无人理睬。

这种体制造成的另一个后果是，由于经纪机构不停地希望得到最高的转会费，结果越来越多的巴西顶尖球员被卖到外国俱乐部，他们的职业生涯大部分是在国外踢球，而不是在本国。鉴于巴西有“足球动力舱”之誉，甚至资质平平的球员都被外国球队网罗走，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是票房卖点，另一方面是认为他们的技术水平高于本地球员。结果，球员出口已经成为巴西收入的一大获利来源，不过对当事的球员来说可能未必如此。英国作家亚历克斯·贝洛斯（Alex Bellos）在2002年出版的一本书《足球：巴西的生活方式》（Futebol:The Brazilian Way of Life）中估算，有超过1 000名巴西球员效力于国外俱乐部。（巴西足联认可的职业球队有783支，每支球队最多有22名球员，那么巴西总共有大约17 000名职业足球运动员。）许多巴西球员都在以高水平俱乐部比赛而闻名的国家，比如法国和意大利。但也有人在卡塔尔或者马来西亚踢球，甚至还有人远赴寒冷而遥远的法罗群岛——位于冰岛和挪威之间。少数人甚至改变了他们的国籍，这样他们就可以代表入籍国的国家队出战。自贝洛斯的这本书出版以来，出国球员的数字只会增长，今天的巴西正在上演着一场名副其实的“出巴西记”。

球员外流降低了巴西的竞技水平，也使得国家队难以精诚团结，因为欧洲俱乐部有时不愿意让他们的巴西球员回国参加世界杯前的一系列国家队资格赛。2006年，即在巴西夺取上届世界杯冠军之后的第四年，巴西队在四分之一决赛中败北。在出征这届世界杯的22名国家队球员中，只有两名不是“外国人”（即效力于国外球队的球员）。2010年，这一幕再度上演：尽管赛前普遍看好巴西有望第六次夺冠，但命运同样不济，巴西队在四分之一决赛中1∶2不敌荷兰队，被淘汰出局。

从外部看，巴西足球似乎是一台运转良好的机器。这是因为巴西的天才球员持续地大量涌现，如同工厂流水线上开出的汽车。但近观却发现，有组织的职业足球不仅腐败，而且混乱不堪。这种鲜明的对比——一方面是球场上的天才球技和至尊地位，另一方面是管理层的无能和彻头彻尾的欺诈——是一种明显的负债，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贪婪的“大礼帽”。但巴西的球迷也难辞其咎。只要国家队赢球，继续给巴西带来荣耀，他们似乎就甘愿毫无保留地接受现状，无视其中的弊端种种。似乎只有一场世界杯大灾难，比如，像他们的劲敌阿根廷队那样首轮就被淘汰，才能产生一批巴西足球改革的支持者。然而，由于近期内发生这种烈度的惨败似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普遍的放任态度仍可能继续下去，发生重大变化的机会极小。毕竟，“赤道以南无罪恶”，特别是当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并给人们带来欢乐的时候。

[45] 在巴西印第安人的图皮 – 瓜拉尼语中，意思是“白人之家”。

[46] 意思是“打肿脸充胖子，即冒充大款”。

[47] 巴西女性在海滩上是比较暴露的，因此就有一则笑话说：谁把“胸罩”（Bra）塞到了“巴西”（Brasil）里？

[48] 巴西位于南半球，其冬夏与北半球相反，每年12月底到3月底为夏季，6月底到9月底为冬季。

[49] 其实质是里约热内卢市掀起的“净化运动”，包括禁止在海滩上踢球，清理海滩小商小贩，打击轻微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等。这项政策是效法纽约前市长鲁道夫·朱利安尼20世纪90年代掀起的“零容忍”（zero-tolerance）运动。

[50] 在希腊传说中，俄耳浦斯是太阳神兼音乐之神阿波罗和缪斯女神卡利俄帕的儿子，在他的身上发生了一个悲惨的爱情故事。1959年巴西和法国以黑人为主角，以巴西狂欢节为背景合拍了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个类似希腊神话的悲剧故事。该片曾获第12届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大奖，第32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奖。

[51] 巴西一种极其流行的非法赌博活动，自1946年以来就一直被联邦法律所禁止，在巴西26个州中只有在帕拉伊巴州是合法的。这25种动物是鸵鸟、鹰、骡子、蝴蝶、狗、山羊、羊羔、骆驼、蛇、兔子、马、象、公鸡、猫、短吻鳄、狮子、猴子、猪、孔雀、火鸡、公牛、老虎、狗熊、雄鹿、母牛。25种不同的动物各对应四个连续数，比如鸵鸟对应01~04，马41~44，骆驼29~32。和国有博彩机构不一样的是，“动物博彩”的押注额可大可小，最常见的玩法是一个动物押一个雷亚尔。

[52] 源自巴西黑人的保护神——玫瑰圣母的宗教游行，是一种戏剧舞蹈。

[53] 全名是毛里西奥·博特略，系巴西航空工业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CEO）。

[54] 贝利（Pelé）是家乡人为他取的“别名”，希伯来语意思是“奇迹”。

[55] 在古代，帽子是一种身份的象征。这个词有“上流社会”或“有权有势的人”的含义。

关注信睿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