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2014年第4期

总第812期

热点声音

半月评论

除了移民，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专题报道：民生，刷新2014

怒江：独龙人WIFI山外

会宁：金融扶贫的一个样本

恩施：火热的综合扶贫试点

重庆南川：搬离大山，奔赴“美丽乡村”

长春：让低保户花最少钱看好病

天津：“虚拟养老院”助力居家养老

南昌高新区：懂“绿”者，不一样的路

苏州吴中：生态红线划出绿色发展

西安：“组合拳”迎击雾霾

阜宁：服务农民，打通“最后一公里”

临沂：“家门口”的优质医疗服务

南充：新农村综合体里的好日子

湖北：“教育云”，及时雨

安徽：“无校籍管理”稳步推进

贵阳：扶一扶返乡创业的农民工

台州：最开放大学，多少梦想在这儿绽放

权威访谈

精准扶贫，改“漫灌”为“滴灌”

改革：聚焦2014

农产品定价再市场化

时事

让转变作风真正“落地、走心”

最严格水资源考核之变

“党群理事会”助力乡村治理

经济与环境

北斗，一年后的新期待

电子菜箱遭遇线下尴尬

4G还要迈过几道坎

百姓视点

南宋：烟花散尽是落寞

新特区·新观察

义乌：改革，让“空气里都飘着商机”

谈天说地

从“搞好接待”说开去

社会与民生

陌生电话：惹不起，躲得起

“最苦恼的还是病人和家属的不理解”

一名“老地税”何以成“蛀虫”

泰安：小广场搭建百姓舞台

大都市·新发展

高铁撬动武汉

人物·我的“中国梦”

杨美学：为孤残老人撑起一个温暖的“家”

考务之窗

公考申论应用文行文逻辑简析（一）

看基层

云南曲靖：用创建凝聚精神和力量

国际

泰国：要选举，更需改革

以色列定居点建设缘何难止

黑海之滨的冬奥盛宴

半月大事

小测验

读者之声

相邻农田排水纠纷如何解决

热点声音

浙江省省长李强最近指出，必须坚决防止一些部门在砍自己权力过程中“走偏门”、设“灰色地带”的做法——

要真正“把权力关进笼子”，而不是“关在自家柜子里”，想拿出来时就拿出来用，既有“面子”，也有“里子”。

近年来，以政务微博为代表的网络问政大大方便了政府和群众之间的联系。与此同时，也有少部分干部陷入了认识误区，认为有了网络跑基层、搞调研就不重要了，在办公室点点鼠标，社情民意就能尽收眼底。对此，2月18日的《光明日报》评论认为，上网尽管只隔了一个屏幕，但还是有距离；上门，群众和干部才是真正的零距离互动——

干部了解社情民意，除了上网，仍然需要借助上门这种最原始、最直接、最质朴的问政方式。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2014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当前，教育工作还存在不少问题，如学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还不足，办学活力还不够，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联系还不紧，国际竞争能力还不强等——

这些问题，原因有很多，究其根本，不在学生、不在教师，也主要不在书记校长，而在教育管理部门，在于我们的管理理念落后、管理体制落后，以及由此带来的管理方式落后、管理能力落后。

据统计，2013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总金额达4.1万亿元。2月13日的《光明日报》评论认为——

卖地收入再创新高，绝非中国经济之福。不仅透支当下的经济活力，而且会给未来经济运行埋下地雷。这必须引起足够的警惕。

在近日召开的央企法治工作研讨会上，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黄淑和坦承，过去几年，有的央企在资本运作中，违规操作、过度投机，栽了跟头——

有的企业领导对依法治企的要求还停留在口头上，对法制工作存在观望情绪，赶着上路、被动前行。

春节后，浏览新闻的人们发现，很多地方领导干部的行踪不约而同成了地方媒体和政府网站的重要内容。对此，新华社2月8日评论——

365天的作为远胜节日后的“首秀”。

编辑：王鹏权 郑明达

半月评论

除了移民，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　苏北

“生活在别处”。这曾是法国天才诗人兰波一生动荡不定的生命寻觅，也曾是捷克著名作家昆德拉笔下饱含哲理的激情人生。如今，它已成为我们身边不少中产人士毅然决然的共同选择：逃离雾霾，移民他乡。

回首这几十年，一波波工业化浪潮猛烈地拍打着传统生活的堤坝，刷新着城市乡村的面貌。我们从经济的迅速崛起中感受着无比的自豪，同时，也在环境的急剧恶化中咀嚼着深切的痛苦。尤其是在大气污染中爆发的“心肺之患”，已经成为国人生命中的不能承受之重。

于是，我们在社会流动的版图上看到了一簇新的人群：环境移民。他们无奈地告别都市，向着远方，去寻找蓝天白云、青山绿水，回归生命的本真、生活的自然。这是理性的选择，也是个体的权利。

只是，国人如此之众，究竟有多少人能逃离得起？家国诸多牵挂，是否移居者都能放心得下？

除了移民，我们还有什么选择，还能做些什么？

率先跨过门槛进入移民行列的，应属社会层化中的先富人群、中产阶层。他们在改革开放的潮动和市场经济的挺进中，捷足先登，捕捉了更多的机会，释放了更多的能量，也分享了更多的成果。无疑，他们在遏制因GDP崇拜带来的城市病蔓延中，在治理因追求粗放型经济增长和奢华型生活方式带来的资源无度消耗、环境急速恶化中，同样应该担起更大的责任，投入更大的努力，作出更大的贡献。

比移民更为重要的是参与治霾行动，比抱怨更有意义的是推进发展转型：发展资源节约型经济，创造绿色低碳型生活，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中央已下定壮士断腕的决心，从调整能源结构着力，从防治大气污染突破。国务院已经出台专项计划，为未来五年大气污染防治勾勒出一幅明晰的路径图和时间表。政府主导治理，还须全民参与。市场经济中的先行者们，改革开放中的先富者们，尤应在发展转型中及时跟进，奋力作为。

发展转型，转的既是生产方式，也是生活方式。应在全社会大力倡导低碳型的可持续消费，振兴一场以文明、节约、绿色为标识的新生活革命。

看一看社会生活中正成为大众羡慕仿效追逐的一些消费潮流，恰是我们需要警惕和忧虑的。一些被网络热炒的率先进入“土豪时代”的消费者，或是为了补偿往昔艰难困苦生活贫穷中的物质匮乏，或是为了屏蔽当年体制转轨法治缺失中的财富原罪，或是为了维护自己脱胎换骨扬眉吐气中的身份尊严，追求豪车、豪宅、豪乐的生活享受，热衷炫富式、奢侈型、快时尚的消费方式。不久前，有海外网站报道了一名英国女大学生来杭州给一个家庭做外教兼保姆的一段经历：他们的生活充斥着对奢侈品的偏好，在周末还会拥有奢华的、包含50道菜肴外加茶水和饮料的宴会，也会开着这一家人中诸多保时捷中的一辆去开车兜风。我们确应自省。所幸的是，在生活方式的转型中，种种可持续消费的形态正在蓬勃生长。

绿色人居，已经成为百姓的生活追求。亲近自然、天人合一的“生态家园”，依靠自然通风采光、应用科技智能技术的“未来之家”，利用太阳能和先进的保温节能技术建设的“光伏屋顶”，正装点着既节约又环保、既现代又舒适的家庭生活。

低碳消费，已经进入我们的视野。英国公司早于2007年就率先推出全球第一批标示碳标签的产品，包括薯片、奶昔、洗发水等消费类产品。它是把商品生命周期中温室气体的排放量用数据标示出来，以标签的形式告知消费者产品的碳信息。如今，碳标签制度已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推崇。在中国，大众的商品需求，已经从传统的求质量过渡到后来的求安全，现在正跨出新的一步，求低碳，开始普及一种符合低排放要求的生活理念和消费导向。

简单生活，也在渐渐显示它的独特的魅力。在物质日益充裕的时代，它主张不为物役，回归简朴，气定神闲，自然而然，更理性地追求生活的本真，提高生活的品质，发掘生活的意义。欧洲作家多米妮克·洛罗的《简单生活的艺术》一书向我们讲述的，正是如何摆脱物质的束缚，倾听自己的心声；如何从清理身边的杂物开始，规整自己的生活。活得简单，才能活得自由。

治理雾霾，可以撬动起全社会的生活方式革命。在有利于环境保护、生态平衡和资源永续利用的发展中，建设更文明、更健康的消费理念。治理雾霾，也可以撬动起全社会的财富伦理建设。越来越多的中产人士、社会达人，已开始积极行动起来，踊跃投身保护环境的公益事业，让更多人的生活洋溢盎然的绿意，沐浴灿烂的阳光。

环境移民，毕竟还是少数人的事情。而且，移民的门槛也越来越高，选择也越来越难。看国外，最近加拿大政府收紧移民政策便是一个信号。看国内，有着好山好水好空气的丽江、大理和巴马等地，随着逃离都市蜂拥而来定居人群的集聚，随着地方政府急功近利趁势而上的开发，也已渐渐变得喧嚣起来，那一方纯净自然的生态还能保持多久？先期移民的住户已心生去意，他们的下一个目的地又在何方？

生活在此处，共同去奋斗。在奋斗中建设更美好的家园，创造更文明的生活。显然，这是一种更为现实也更有意义的生活抉择。※

专题报道：民生，刷新2014

编者按：党的十八大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出台了一系列惠民举措，不断加大民生投入，给百姓生活带来了很多变化；十八届三中全会描绘的全面深化改革蓝图，更是让人们对未来、对民生改善寄予了无穷希望。

民生年年讲，年年有进步。本期，我们发掘各地在扶贫、社保、治污、农村公共服务、教育、创业就业领域的新探索、新思路，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启发,助力2014民生刷新。

怒江：独龙人WIFI山外

■　本刊记者 吉哲鹏

新年伊始，一封习近平总书记写给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干部群众的回信，让“独龙江”一词再次进入公众视野。

地处中缅边境和滇藏接合部的独龙江乡是独龙族的主要聚居地，全乡辖6个村委会、41个村民小组。独龙族是云南省7个人口较少民族之一，现有人口5800多人，绝大多数居住在独龙江乡。

由于地理等因素，独龙江乡曾是一个集边境、山区、贫困、落后等关键词于一身的封闭半封闭特殊贫困区域，社会发育程度低，经济发展十分落后，基础设施十分脆弱，独龙族处于整体贫困状态。

现在，独龙江公路隧道即将打通，通信电缆也接通了，学习新技能、形成新观念，独龙族群众正不断尝试新鲜事。

李发朕是怒江州扶贫办派驻独龙江乡的帮扶干部，他在丙当村带动群众种起了大棚蔬菜。“我从保山市请来种菜的师傅，现在试种了20个左右的蔬菜品种，包括莲花白、萝卜、茄子、黄瓜、南瓜、蒜、葱等。”李发朕说。

蔬菜种出来了，但独龙族群众很少有人做过生意，卖菜成为一大难题。为此，李发朕特意把独龙族妇女带到州里的菜市场，看人家是怎么招呼人、讲价钱的。

35岁的丙当村独龙族妇女毕珍兰告诉记者，她卖的是村里大棚种植基地试种出来的蔬菜，第一次去卖菜的时候也不会和人算价钱，“心跳得很厉害”。

毕珍兰学着把蔬菜运到两公里外的乡政府附近，硬着头皮做起了生意。独龙江种的蔬菜水灵新鲜，比从外地长途跋涉运进来的蔬菜受欢迎。毕珍兰卖菜渐渐熟悉了，过一段就会把基地里的菜背到街上去卖。“一次可以卖七八十斤，能卖200多元。”

种菜、卖菜，看似不起眼的一小步，却是独龙江乡群众思想观念转变的一大步。2012年，独龙江乡结束了乡内不能生产出售本土蔬菜的历史，当年产量16吨。

现在，毕珍兰的丈夫李明才在蔬菜基地打工，一个月可以挣近2000元钱。去年，他还自己搞了一个大棚，里面种上了萝卜、茄子。

“以前只会种苞谷，学了两年种菜技术，种好了自己吃新鲜，吃不了可以到街上去卖。”李明才说，等隧道打通以后，独龙江的菜就可以卖到贡山县，比外地运进来的蔬菜更新鲜。

在学会卖菜的同时，这几年随着产业扶贫、技能培训的开展，越来越多的独龙族群众不再满足于种植传统作物，搞起了草果种植、独龙牛养殖等。

独龙江乡气候湿润、雨量充沛，十分适宜草果生长。2007年，独龙族老县长高德荣就邀请专家开始探索种植草果，并率先示范种植。目前，独龙江全乡累计种植草果3万多亩，仅草果一项，全乡农民收入就达数十万元。

眼瞅着公路隧道就要修通，一些独龙族群众开始学着像宾馆一样把被子叠成方块，学着布置房间，准备搞农家乐。

记者走进孔当村委会普卡旺村民小组，犹如进入一个“世外桃源”。背靠青山，前临绿水，新盖的13座安居房整齐排列在山脚，户户房顶插着鲜艳的五星红旗。为方便群众搞农家乐，实施安居工程时，扶贫单位为每户配建了两个标准客房。

如今，很多独龙族群众的思想观念已经从以往的“等、靠、要”转变为“赶、帮、超”。“国家花了那么多钱，为我们修路、建房子，我们自己要努力，把旅游搞好。”村民普清华说。

在孔当村，看好旅游商机的村党支部书记鲁江利说：“独龙江的景色如此优美，来的人越来越多，我们要搞一个农家乐协会，让大家都能吃上旅游饭！”

在独龙江乡，记者住在一家规模不大的招待所里，发现手机竟然连上了WIFI，网页一点就开。独龙江乡副乡长余金成告诉记者，2012年上级政府为独龙江乡接通了光缆，独龙江不再封闭，上网很方便。“现在全乡很多地方都开通了WIFI，我们独龙江与外界同步了。”

全国人大代表、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州长李四明点评：扶贫与扶“智”并举，“输血”与“造血”兼顾，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群众积极性，由原来的“要我富”变为“我要富”。独龙江乡的变化和发展是怒江州的一个缩影。我坚信，有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的牵挂和关心，有上级各部门、各界人士的支持和帮助，怒江州各族儿女一定能顺利完成扶贫攻坚任务，与其他兄弟民族一道，向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大步迈进。

编辑：高远至

会宁：金融扶贫的一个样本

■　本刊记者连振祥

“我用牛羊蔬菜贷款建日光温室。”大山川村村民董永恒说。

“我用妇女小额贷款养羊。”八百户村村民吴莉莉说。

“我用双联贷款养牛。”红堡子村村民王彦武说。

在甘肃会宁县采访，金融扶贫是农户的“口头禅”，已经贷款的农户细说变化，尚未贷款的农户跃跃欲试。近两年来，会宁各金融机构履行社会责任，发放各种形式贷款，形成了金融机构抱团扶贫的新格局。

“目前有7家金融机构参与金融扶贫。”会宁县金融办主任康亚强说，“农行、农村商业银行和村镇银行是主力军，主要金融产品有双联贷款、妇女小额贷款和牛羊蔬菜贷款。”

“我贷款养了40头牛。”在太平店镇大山川村的牛棚里，刘富国正在给牛添饲料，“有了自己的产业真好，要不然，春节过后又要外出打工了”。大山川村村支书王继禹说，对村民来说，自己有产业才是根本，而金融扶贫圆了村民的产业梦。

在大山川村，村民受益最大的，是农行的“双联贷款”。这个由农行执行基准利率、财政全程全额贴息，并由政府主导的担保公司提供全程担保的金融产品，成为这两年会宁县金融扶贫的主打产品之一。目前，这项贷款已覆盖了会宁30%的村庄。

“大山川村370户村民中，双联贷款发放了150多户，金额达到了1300万元，重点扶持了养殖业和设施农业。”王继禹说，“去年信贷户人均收入都超过了5000元。”

对郭城驿镇八百户村村民吴莉莉来说，让她受益不尽的则是妇女小额贷款。2010年她在村镇银行申请妇女小额贷款8万元，用3万元建圈舍，用剩余的5万元购买了65只小尾寒羊，当年就获利2万多元。如今她的养殖规模已达到180只，成了村里的致富带头人。

会宁县委书记甘孝礼说，截至去年底，各金融机构累计发放双联贷款1.94亿元、妇女小额贷款5.2亿元、牛羊蔬菜贷款2.8亿元，金融扶贫已成为政府扶贫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金融扶贫最怕的是“有借无还”，这样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起到扶贫的作用，还给金融机构和政府带来很大压力，最终不可持续。不过在会宁农村，只要谈到贷款，村民们首先说的就是信用。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会宁县采取“公司+合作组织+农户”“合作社+农户+政府协管”等方式，破解信用难题。

在郭城驿镇红堡子村委会的荣誉室里，农行甘肃省分行授予的“信用村”牌子挂在最上面。“村民贷款中，有农行双联贷款2000多万元，农村商业银行贷款1000多万元，总计超过了3500万元。”村支书齐占虎说，红堡子村成为会宁的贷款大村，靠的是信用的力量。

在红堡子村，为村民进行信贷担保的主要是惠农担保基金社。这个在农行帮助下成立的基金社，目前有会员200余户，担保了红堡子村2000多万元的信贷资金。

基金社社长赵明刚说，基金社将信用放在首位，农户入社时要看平时的道德表现和信誉程度，有劣迹的拒绝入社，而已入社的如信用出问题也会被清退。

为了确保信贷资金安全，基金社下设了8个合作社，由合作社选择贷款农户、进行信贷资金互保和监督偿还。目前，在基金社担保的2000多万元信贷资金中，没有一笔违约。

“入社时的审批制和入社后的退出制，本身就是一种严厉的信用教育。”齐占虎说，无法入社和清退出社的人觉得脸上无光，这种教育胜过空洞的说教，村里的社会风气也大为好转。目前，红堡子村95%以上的农户都是信用户。

金融扶贫中，会宁在全县范围内推广了红堡子村的信用担保模式。政府还注资组建担保公司，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会宁农行行长高维强说，有关各方在担保、利息补贴、金融产品创新等方面的一系列措施，确保了商业性扶贫贷款“贷得出、用得好、有效益、能收回”，实现了政府、金融机构和贫困户的“三赢”。

全国人大代表、农行甘肃省分行行长许锡龙点评：越是贫困的地区，越是金融的“盲区”。这就需要金融机构联合和依靠地方政府，积极探索创新金融扶贫开发模式。会宁的实践表明，金融扶贫大有可为。地方政府应整合财政资源，让财政资金发挥杠杆作用；金融机构则需打通农村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增强贫困地区“造血”功能。同时，金融既要“扶贫”，更要“扶智”，引导农民重合同、守信用，打造良好的金融生态和诚信环境，这样金融扶贫才能做出规模、做出效果。

编辑：高远至

恩施：火热的综合扶贫试点

■　薛辉

2012年12月29日上午，李克强来到深山中的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凤镇青堡村，重访5年前到访过的贫穷农户。这是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克强在十八大之后的第一次离京调研。

李克强见到了他的一位“老朋友”龚延祥。坐进龚家破旧幽暗的吊脚楼，李克强跟龚延祥叙起了旧：“老龚，5年没见，我看你变化还不大嘛。”他询问起龚家收入多少，口粮够不够，儿子打工能寄多少钱回来。

李克强对当地干部说：“我国内陆有很多挂坡地，但没能给百姓带来效益，你们要和移民建镇、扶贫搬迁、生态补偿、危房改造、产业结构调整结合起来，搞个综合试点，以恩施为片，以这里为点。我们逐步把它改造，你们先行先试。”

一年多过去了，从总理指示到省长现场办公，从学习精神到规划编制，从人员配备到用人机制改革，从项目建设到体制机制创新……恩施市全国综合扶贫改革试点深山探路，好消息不断，变化不断。

今年1月16日，外出打工的刘正艳赶回建始县业州镇的新家。当她跨进家门看见79岁高龄的爷爷和58岁长期患病的父亲正围坐在火炉旁烤火时，眼泪止不住流下来。

刘正艳家住业州镇石桥湾村一组。为养家糊口，刘正艳只身外出打工，但总是放心不下家里的爷爷、父亲。因为家中的木结构房屋年久失修，随时有倒塌的危险。

镇委、镇政府了解情况后，整合危房改造、扶贫搬迁等项目资金，由镇政府工作人员督办、选址，村干部具体负责施工，附近乡邻帮工，刘家终于搬进了位于公路边的新房。

业州镇搬迁安置了186户像刘正艳这样的贫困户，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益十分明显。扶贫搬迁，让许多农民从山上搬到山下，从大山里搬到国道边，从陡坡搬至平坝，生活条件、生活方式、生活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

恩施州委书记、州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海涛说，恩施是湖北省唯一的少数民族自治州，是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之一，是全国、全省扶贫攻坚主战场。我们必须立足恩施实际，把扶贫与脱贫作为事关发展全局最紧迫的“硬”任务、政治任务来抓。

扶贫的关键是产业发展，恩施始终围绕产业化、城镇化“双轮驱动”，不断加强特色优势产业及其产业链建设，将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70%以上集中用于发展产业，取得了不错效果。

走进鹤峰县中营乡茶园村，但见千亩茶园吐露新芽，几位村姑正在劳作，一条柏油路如玉带缠绕着遍山的茶园。茶园茶叶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邱德志说，合作社现有入社农户518户，去年实现销售收入2000多万元。

对恩施广大贫困农民来说，类似茶园这样的农业产业化项目给他们的脱贫带来了希望。这些年，恩施州委、州政府把很大的精力投在这上面，农业部等相关部门的对口帮扶也起到了关键作用。

邱德志告诉记者：“茶园的发展离不开农业部扶贫干部的帮扶，他们帮我们圆了致富梦！”农业部也逐渐改变传统的“输血”扶贫模式，以提高贫困农民自我发展能力为重点，坚持“输血”与“造血”结合，扶贫与扶智并举，通过开展宏观指导帮地方谋划发展。

如今，恩施州已建成全国最大的白肋烟生产出口基地、全国最大的富硒茶基地、全国重要的商品药材生产基地，湖北省最大的高山蔬菜基地、魔芋基地、马铃薯基地和柚类产区。全州已建成国家、省级农业标准化生产示范区20个，成功创建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7个。

作为综合扶贫改革令人关注的“点”，恩施龙凤镇的扶贫工作也加速推进：金龙大道北段建设稳步进行，龙凤初中迁建主体工程完工，保扎农业综合开发项目一期建设正酣，青堡生态村庄建设亮点纷呈……一派鼓舞人心的火热场景。

王海涛说，龙凤镇将在“扶贫搬迁、移民建镇、退耕还林、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积累经验，放大试点效应，力争为武陵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脱贫致富提供样板。

全国人大代表、恩施州州长杨天然点评：家乡父老还没有完全脱贫，我们要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现在，恩施州正处于加快发展的黄金期，发展的机遇千载难逢，但机遇稍纵即逝，恩施州绝不能错过。相信在党中央和各级党政部门的支持下，在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依靠全州人民的共同努力，恩施一定能在生态建设及产业发展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人民生活得到明显改善，建设成为全国综合扶贫改革示范区。

编辑：高远至

重庆南川：搬离大山，奔赴“美丽乡村”

■　黎明 刘敏

2月13日上午，飘起了细细的雪花。居住在重庆市南川区山王坪镇河坝“美丽乡村”的裴定强正在收拾屋子，女儿和外婆围着炉子烤火，妻子王明贤则在厨房里用电磁炉做饭，一家人还沉浸在过年的喜庆之中。

裴定强的新家建筑面积98平方米，三室一厅一厨一卫，冰箱、彩电等电器一应俱全。客厅挂着两幅十字绣，一幅挂在客厅的正墙上，是怒放的红梅，名为“梅开五福”，另一幅挂在客厅侧面，上面绣有漓江山水和“家和万事兴”的字样。

这两幅十字绣是王明贤在搬进新家前，花几个月时间，一针一线绣的。她说，前两年她到城里亲戚家，看见客厅挂着漂亮的十字绣，羡慕死了。之后她也学会了十字绣，但当时住的房子破破烂烂，绣好了也挂不出来。王明贤心想，等哪天搬了新房子，一定要挂上自己绣的十字绣。

王明贤原来的家在离集镇七八公里、海拔1200多米的水井山上，祖辈留下的土木结构房子，瓦片稀疏，一下雨就漏；煮饭、熬猪食要到山上砍柴、背柴；下山是一条泥巴路，孩子要沿崎岖的山路走两个小时到集镇上学。

去年10月，王明贤一家搬进了河坝“美丽乡村”。这里离集镇不到600米，一排排造型别致、干净整洁的巴渝风格民居，在青山绿水映衬下格外抢眼。在这里，王明贤终于挂上了自己绣的十字绣。

“没想到这个愿望实现得还真快！”王明贤说，如果没有高山生态扶贫搬迁和“美丽乡村”建设，走出大山、住上新房，这连想都不敢想。

2013年，南川区启动了“美丽乡村”建设，目前，该区34个乡镇、街道都建有“美丽乡村”。

南川区委书记李殿勋介绍，“美丽乡村”建设充分尊重群众意愿，贫困户搬不搬由他们自己决定；在建设上，村民们也通过一事一议决定搬迁选址、新房户型等事项，政府更多的是做好基础设施建设、聘请专家进行规划设计、确保建房质量等工作。

其实，对生存环境恶劣、脱贫困难的农户来说，绝大多数做梦都想搬出大山，但最大的问题是缺钱。山王坪镇龙泉村党支部书记梁建华说，河坝“美丽乡村”已入住230户高山移民、地灾户、危房户，基本上都很贫穷，如果搬迁建新房的钱全要自己筹，那他们很难搬得动，幸亏有政府的大力扶持。

为了让底子薄的贫困户轻松住进“美丽乡村”，南川在体制机制上进行了大胆探索，为贫困户找到了三笔钱。

第一笔钱来自地票收入。农民旧宅拆除并进行土地整治后获得地票，地票交易一般可使每户农民获得四五万元收入。

第二笔钱来自政策性资金补贴。农户根据政策可获得高山生态扶贫搬迁、农村危旧房改造、地灾整治等政策性资金补贴。为了集中力量办大事，南川将相关的9类补助资金打捆，享受政策的农户入住“美丽乡村”，每人可得资金补助6000元，户均不超过2.4万元。

第三笔钱来自商业贷款。南川以“美丽乡村”建设为主体，整体向银行申请授信。目前南川农民“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和宅基地使用权）抵押贷款，只要是用于“美丽乡村”建设的，贷款额度提高到5万元至8万元。

裴定强告诉记者，他的新房总价近10万元，自己只掏了3.5万元。“搬迁少花了不少钱，搬出来之后又能多挣钱，特别划算。”裴定强说，平坝上挣钱的机会多，没搬下山之前，他家年收入5700多元，搬入“美丽乡村”后，达到上万元。

搬迁的目的是脱贫，所以“美丽乡村”都选址于产业基础较好的地区，或者是配套建设产业项目，并通过发展专业合作社、乡村旅游等，增加农民收入。

以山王坪镇为例，产业配套1300多亩烤烟基地，每年能给村民带来300多万元收入；5000多亩中药材基地，每年可为村民带来500多万元收入；河坝“美丽乡村”附近的花卉基地、天泉酒厂，还可吸纳100多人务工。

“我觉得，通过‘美丽乡村’扶贫，扶到了点子上！”裴定强说。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博赛矿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袁志伦点评：由于工作的原因，我了解到不少农民之所以难以脱贫，主要是因为生态环境恶劣。对他们来说，搬迁是改变命运的最好途径，但如何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却是对政府的极大考验。南川通过“美丽乡村”建设，依靠改革创新，把扶贫与农村环境改善、小城镇发展结合起来，走出了一条新路，其经验应该能给其他地方带来启发。

编辑：高远至

长春：让低保户花最少钱看好病

■　本刊记者　郎秋红　张楠

为整合各类资源，进一步破解困难群众看病难题，1月1日，吉林省长春市成立了城乡医疗救助中心，设在长春市第二医院和吉林延安医院，专门收治低保病人。凡持有低保证的困难群体，医疗费用由医保、新农合、慈善、民政统筹解决，低保户看病只需承担总费用的10%。

农历春节前夕，记者走进长春市第二医院城乡低保救助中心惠民病房时，内科主任李敏正在为患肺心病的郝战江进行检查。病房是带洗手间的四人套间，阳光充足、温度适宜。“恢复得不错。”检查完后，李敏微笑着说。

63岁的郝战江已经入院10多天了。几年前独子去世后，他就成了没儿没女的孤老，靠低保度日。家徒四壁，连台电视机都没有。唯一值得庆幸的，是生病后前妻金玉霞又回来照顾他。

在来长春市第二医院住院前，郝战江已在家里挺了近一年，被疾病折磨得形销骨立：“如果没有救助中心，就只能在家里硬挺，活一天算一天了。”

肺心病是东北老年人常见病。2012年郝战江因这病住过一次院，28天花了2万多元，医保报销之后自己还掏了1万多元，为此金玉霞卖掉了农村的房子。

去年，老郝又犯病了，晚上只能在床上坐着，躺下就喘不上气来。金玉霞只好买了一个廉价的氧吧，质量不太好，有时好用有时不好用，就这样在家里挺了近一年。

“他一个月400多元的低保，我有1700多元的退休金，只够吃饭，轻易不敢上医院。”金玉霞说。疾病的痛苦和生活的磨难让郝战江陷入绝望，他曾割腕自杀，至今手腕上还留有伤疤。

今年1月，金玉霞从报纸上看到长春市成立医疗救助中心的消息，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来了。

“一来就住上院，现在晚上已经能躺下正常睡觉了”，金玉霞说，“医生护士对我们也特别好，可热情，可周到了”。听到提起医护人员，病床上的郝战江激动得有些发喘，连连竖起大拇指。

李敏是长春市著名的心内科专家。她说，成立这个救助中心后，收治了很多贫困病人，这些病人有的因之前在家硬挺，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有的自己给自己开方，没有医生指导瞎吃药，耽误了病情。救助中心首先要遏制病情，使他们得到正规治疗。“低保病人来了后，治疗上我们一视同仁，生活上心理上关照得更多一点，没人护理的就帮他们打个水、带个饭。”李敏说。

更让郝战江和金玉霞安心的是，治疗的费用很低。据了解，郝战江的整个治疗下来，大概需要2万元左右，个人最终只需花2000元。金玉霞说：“这个钱我们还能凑得上。”

长春市卫生局局长齐国华说，长春市有近8万低保户，尽管他们都参加了医保或新农合，但自付部分仍然是沉重负担。长春市成立医疗救助中心，就是把现有的医保、新农合、民政和慈善等多项惠民政策集中到一起使用，并进行一些政策上的突破，再由市财政每年提供2000万元的补助，最终使低保群体看病只需支付总额的10%。齐国华说，像郝战江这样，治病花2万元，医保报一半，自付要1万元；即使大病保险再解决一半，自付也要5000元。成立救助中心后，只要2000元就可以了，极大地减轻了患者负担。

“其实我们也考虑过免费”，齐国华说，“最终定一个自付10%的比例，一是提醒患者对自己的健康负责；二是避免出现把医院当救助站，长期不出院的现象，造成医疗资源浪费。总之，目的是让贫困患者既感到温暖又不形成依赖。”对一些确实非常困难的患者，长春市还要求定点医院酌情减免一些。据长春市第二医院院长高玉堂介绍，该院对贫困患者还会提供定额伙食补贴。

齐国华说，下一步长春市还将研究制定新办法，与大医院对接转诊，让疑难病患者接受更好的治疗。

“享受到好政策，又有了活下去的希望。”郝战江告诉记者，他盼着尽快恢复，早点回家，好好生活。

全国人大代表、东北师范大学校长刘益春点评：在解决贫困群体看不起病或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上，长春市整合各类资源成立城乡医疗救助中心是一个有益的探索，这一办法切实可行，值得其他地方借鉴。长春市的做法表明，要从根本上解决困难群体看病难问题，必须依靠有效的制度设计，而不能过于倚重媒体个案报道引发轰动效应，从而引起相关部门的关注。

编辑：苏娅

天津：“虚拟养老院”助力居家养老

■　本刊记者 毛振华 李鲲

随着我国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养老形势越来越严峻。传统养老方式对“421”结构家庭（4位老人、夫妇2人以及1个孩子）构成最为现实的挑战。与此同时，尽管养老院越建越多，绝大多数老年人还是认为居家养老最理想。在这一背景下，天津“虚拟养老院”应运而生。

养老院里没有老人

说起如今自己的居家养老生活，家住新园村小区已经86岁高龄的印邦炎感到很满足，“人老了更离不开家，哪儿也不如家里舒坦。”

屋里收拾得干净利落，一日三餐不用自己操持，这是记者2月15日在印老家中看到的情形。打完麻将刚回家不久的印老领着记者走进餐厅，指着桌子上的饭菜说：“午餐6个菜，荤素搭配，不错吧！”

养老院里没有一位老人，这正是“虚拟养老院”的特点。“虚拟养老院”并非真实养老院，而是模仿养老院的管理模式，由政府部门及社会养老机构负责将服务延伸到社区，延伸到有需要的老人家中，为老年人提供养老院应有的服务。这种居家养老模式，又被形象地称为“没有围墙的养老院”。

印邦炎老人告诉记者，如果没有“虚拟养老院”提供的服务，他的居家养老生活不会像现在这样惬意。他与84岁的夫人査禹琴都是大学退休教授。2013年6月，老伴摔伤了腿，自己照顾不过来，儿女又太忙无法天天陪在身边，他犯了愁。这时，印老原来工作的单位帮他联系了由天津市河东区民政局与易盟集团合作成立的“虚拟养老院”，这家养老机构将保姆李玲介绍给印老，为其提供服务。

现在，每天早上8点，李玲都会买好菜准时来到印老家中，根据老两口的口味做好饭，然后再把家里打扫收拾一番。

“我们有自己的呼叫中心，签约老人可直接联系我们为其提供居家服务。”易盟天津分公司负责人付艳娟说，作为一家专业家庭服务机构，2012年9月，公司与政府部门开始合作，以自己的呼叫平台承担起了河东区虚拟养老院项目，同时通过增设门店，将虚拟养老院的各种服务延伸到天津各区县。在该公司记者看到，虽然现场没有一位老人，但“入住”老人的详细资料和需求在电脑上一目了然。

将服务延伸开去

在天津，还存在另一种形式的“虚拟养老院”，即实体养老院将服务延伸到社区。

每天中午11点半左右，家住复康里的老人林守杰和老伴就能吃上附近的望园老人院送来的营养配餐。林守杰今年77岁，2011年老伴患了脑梗塞，病情稳定出院后，林老既要帮老伴进行康复训练，又要做饭、做家务，忙得不可开交。

后来，附近新开的望园老人院开始为周边10个社区的老人提供营养餐配送服务，给林老带来了便利。用他自己的话说：“营养配餐让我和老伴的身体都恢复了不少。”望园老人院的负责人告诉记者：“养老模式不外乎‘居家养老’和‘机构养老’两种，我们从一建院就探索将这两种模式结合起来。目前给周边老人配送营养餐，除成本外，我们只收取2元送餐费。”

自2012年以来，天津已有14家养老机构陆续开展社区延伸服务试点，为上千名老人提供了十余万次服务。“虚拟养老院”虚拟的是床位，提供的是真实的养老服务，正在居家养老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仅有200多平方米的面积，却能为超过8000名老人服务，这是位于西青区杨柳青镇的天津市首家“虚拟养老院”的状况。记者在其二层办公小楼里看到，几台电脑、几部电话，就承载起了近8000名低保老人、老复退军人及80岁以上高龄老人的居家养老服务。

11大类115项居家养老服务，困难老人每月可享受政府发放的100至200元的养老服务券，这一模式打造的是一条降低政府养老成本、减轻子女养老负担、提高老人生活质量、促进养老产业发展的新路。

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市北辰区天穆镇天穆村党总支书记穆祥友点评：“虚拟养老院”目前看是一种既经济又方便的养老方式。绝大多数老人是希望居家养老的，但子女繁重的工作和养育下一代的重担很可能使他们没有这么多精力。在这种情况下，“虚拟养老院”对接老人的迫切需要，解决子女的现实困难，得到了普遍认可。实践证明，凡是有市场，符合老百姓需求的商业模式，都具有持续发展的动力，相信“虚拟养老院”会在更大范围内推广，让更多老人受益。

编辑：苏娅

南昌高新区：懂“绿”者，不一样的路

■　本刊记者 林艳兴 赖星

芦苇荡、湿地公园，花香鸟鸣，一般人很难将这优美的景色与一个国家级高新开发区联系起来。

20余年来，懂“绿”的南昌高新区不断打造绿色增长极，同时也不断收获着生态红利。

绿色情：收获生态红利

周末，有不少人自驾车带着家人，过艾溪湖大桥，沿昌东大道来到艾溪湖湿地公园。蜿蜒于水面上的木桥、层层叠叠的竹林，乃至被游人惊起的水鸟，都引人驻足观赏。

“今天是小外孙女生日，我们带她到这儿游玩一天，孩子玩得很开心。今后她长大了，看了这段视频，一定会有无限遐想。”李女士正在用手机给外孙女拍摄视频，她在南昌高新区艾溪湖畔已居住多年。

“这里湖水清澈，还有大片的树木，散散步，呼吸呼吸清新空气，听听鸟鸣，别有一番滋味。”李女士说，艾溪湖湿地公园自建成开放以来，便改变了附近居民的生活习惯，茶余饭后大家都会去园内散步。

良好的环境,不仅引来市民休闲,也吸引了不少跨国公司在周边落户。如今，方圆几十公里土地大幅升值,“生态红利”冠绝南昌。

“这一切都得益于高新区的发展理念。为充分保护环境，高新区放弃了50多亿元的土地收益，才有了今日的艾溪湖湿地公园。”高新区城市管理与环境保护局副调研员林雯介绍说，艾溪湖湿地依江伴湖，地理位置优越，其3000亩土地如果用于房地产项目开发，地方政府的日子会过得很舒坦。

但是，“绿色就是生产力”，这不仅是高新区人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也是他们的行为准则。高新区党工委书记邱向军说，真正懂“绿”的人，关注的是绿色的生态，也是绿色的产业。“绿”的背后其实是“红”，是“生态红利”。

发展梦：打造绿色增长极

元宵节过后是周末，部分园区企业还未开始上班，此时的高新区更显安静整洁。产业发展和环境优美间的距离并不遥远，刚刚步入弱冠之年的高新区通过大力发展“绿色”产业，已成为南昌的绿色增长极。

回想建园之初，区管委会副主任邬欲江说，当时园内既无高科技企业入驻，也无新兴产业聚集，一直在传统产业上进行低端粗放发展。如何摆脱这种局面，为高新区打造不一样的未来？高新区的决策者问计于方兴未艾的战略新兴产业。

晶能光电，全球第三家独立掌握半导体照明发光技术、本领域国内唯一一家拥有全部自主知识产权的公司，它的发展是高新区成长的一个缩影。创业初期，晶能光电创始人江风益和王敏带着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投石问路。高新区见状，立即与之携手，在资金、人才、市场等方面为其当好服务帮手。如今，晶能光电正朝着国内最大的LED芯片生产商的目标迈进。

“到了高新区以后，第一印象就是环境好，空气好，景色美；和高新区人接触以后，第一感受就是内行、高效、热情。”中节能集团公司副总余红辉感叹说，高新区政府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力求在产业结构上高人一筹，能用如此眼光打造园区让人赞赏，我们喜欢跟能深谋远虑的政府打交道。

目前，高新区以全市3.1%的土地面积，创造出全市1/4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1/3的规模以上工业利税。日益变厚的家底,证明高新区“江西第一园区”的称号名副其实。

平衡力：绿色与发展兼得

从南昌高新区管委会出发，沿着京东大道或火炬大道漫步，便能看到园区的主要工业企业。整个园区没有一根烟囱，企业生产、取暖、供热均使用油、电等清洁燃料。

世界500强企业德国贝塔斯曼欧唯特中国区总裁徐凯波曾评价说：“我到过中国不少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南昌高新区的生态独一无二。”

用绿色丈量发展，用发展守护绿色。林雯说，如何找到生态与发展之间的平衡考验着高新区人的智慧，而绿色崛起之路，还需要等待的勇气和决心。

“我们优先发展处于价值链高端的创智产业，借鉴美国西雅图航空城发展理念，加强与中航工业、中国商飞的合作，快速推进南昌航空城建设。”南昌高新区管委会经济发展局局长谢高鸣介绍说，高新区全面承接国产大飞机C919中后机身等值段生产，推进已签约落户的以色列无人机、公务机项目建设，积极对接直升机、水上飞机项目，正力争将高新区打造成中国的“西雅图”。

为了让生态红利的雪球越滚越大，高新区自2011年10月31日启动了瑶湖郊野森林公园的建设。林雯说，公园建成后将成为又一处充满野趣、游趣、乐趣的生态福地。

全国人大代表、南昌市政协副主席龙国英点评：绿色崛起并非只重环保不问发展，而是要实现绿色发展，跨越式发展。南昌高新区的发展思路，正契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要求，即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懂“绿”的南昌高新区，迎来了其发展的最好契机！

编辑：何晏

苏州吴中：生态红线划出绿色发展

■　本刊记者　秦华江

自2012年以来，江苏省全面启动生态红线划定工作；2013年底，投入近10亿元补助资金用于支持生态红线区域保护。苏州，作为生态补偿制度先行先试地区，用自己的实践表明，生态保护不是限制发展，而是“牵手”绿色发展。

生态红线是“高压线”

苏州市吴中区胥口镇马舍村是个典型的江南水乡。这里空气湿润，湖水在桥下流淌，水草在池塘中摇曳。时近中午，73岁的村民陶福妹正准备给家人做饭，只见她从家门口拾级而下，来到池塘边，直接把米篮浸入水中。“今天没下雨，没有泥沙，水很清，在池塘淘一遍后，就能直接放进锅加点水蒸煮了。”陶福妹说。

据马舍村书记施永飞介绍，他们村坐落在水源地保护的核心区，400米外的太湖供应着三个自来水厂的用水，是生态红线区域中的一级保护区。

《江苏省生态红线区域保护规划》提出，生态红线区域实行分级管理。一级管控区是生态红线的核心，实行最严格的管控措施，严禁一切形式的开发建设活动；二级管控区以生态保护为重点，实行差别化的管控措施，严禁有损主导生态功能的开发建设活动。

“每年到苏州东山西山旅游的人特别多，我们村坐落在游客必经地吴中大道旁，原打算建立一个可供游客用餐休闲的中心，但考虑到人流量较大，产生污染难以处理，便放弃了这一想法。”施永飞说，生态优先意味着必须放弃某些经济利益。

在吴中区像马舍村这样的村落有很多，吴中生态红线区域总面积1943.24平方公里，而吴中区国土面积只有2231平方公里，受保护地区占全部国土面积的87.1%。

保护“守望者”利益

划定红线是为了保护生态，但与此同时必须保护好“守望者”的利益，对因保护生态牺牲发展机会的地区进行补偿。

上世纪90年代初期，尚未实施村合并的“小马舍村”有板材厂、眼镜厂、五金厂等五六家村集体企业，村集体每年能结余四五十万元。今年58岁的村民吴大爷当时在村集体企业上班，每年至少有2000元收入，而当时苏州一般公务员一个月的收入也就100多元。

时间来到1997年底，“大马舍村”范围内污染企业全部关停搬迁，当时只剩下了两三家无污染企业。10多年来，为保护太湖水质，“严控发展”的马舍村作出了不小牺牲。面对周围纷纷富起来的“左邻右舍”，马舍村人也纠结过，焦虑过，但最后他们还是选择了守望。

2010年，苏州出台《关于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意见（试行）》，并开始起草生态补偿地方法规。2013年3月底，苏州生态补偿标准再次提高。

“仅2013年，村里就获得了湿地和水源地保护共120万元补偿。”吴大爷说，村集体有钱了，屋前的污水处理了，村里还给不少村民交了医保，各方面有了保障，现在出去旅游的村民也多了。

绿色发展养生态

生态红线划定的区域，需要严格的生态准入措施，对占用生态用地和空间的项目要严格把关。但保护生态不是限制发展，反而更需要绿色发展来护航。

在吴中区穹窿山风景区，为了更好地发展和保护本地的林木资源，管委会成立了由社区成员组成的生态公司和绿化公司。由于村民们在林木种植尤其是茶叶、桂花和名贵香樟树种植方面很有经验，公司销售额以每年20%的幅度递增。目前两家企业不仅经营良好，还在不断助力生态保护。

生态同样能为企业提供独特资源。苏州皇家整体住宅系统股份有限公司总部和研发中心坐落在太湖边，随着公众对住宅低碳环保的关注度不断提高，公司的经营状况也一直不错，近年的毛利润都在30%左右。公司研发部经理王永兵说，他们主攻住宅整体环保设计，包括房屋雨水回收及利用阳光照明设备研发组装等。“公司发展如此迅速，也因搭上了区域生态改善的‘便车’。”

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环保厅厅长陈蒙蒙点评：生态红线，是科学发展的保障线、生态安全的警戒线、促进生态平衡的控制线。生态红线划定后，必须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因为保护生态不能饿肚子，不能让生态保护的功臣们吃亏。在生态补偿机制建设方面，苏州等地区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推行生态红线最大的阻力还是保护与发展的矛盾，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矛盾。划定生态红线对地方政府是很大的挑战。希望相关地方政府能认识到这一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积极推动实行。

编辑：何晏

西安：“组合拳”迎击雾霾

■　本刊记者 姜辰蓉

2014年春节过后，一场纷纷扬扬的大雪洗涤了被雾霾笼罩的古都西安。作为中西部重镇，近年来西安饱受雾霾之困，一年中为数不多的蓝天已然成了“稀罕物”。为了突出重围，西安连续打出“组合拳”，以求重新迎回蓝天。

霾袭长安成常态

刚刚过去的春节，西安的鞭炮声比往年少了很多，许多市民响应了年前市政府提出的“少放炮”的倡议。但据西安市环保局的监测数据，受持续静风、无有效降水等因素影响，春节期间西安仍有4天为严重污染。

近年来，陕西省关中城市群已经成为全国大气污染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去年以来，西安市民刘女士已经记不清购买过多少次口罩。“家里的口罩就没断过，我经常及时补货，否则这样的天气根本不敢出门。”刘女士说，我们市民也只能采取这样的措施防雾霾。

据环保部门分析，尽管并无大的污染源，但西安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气象条件，造成了空气污染的严峻态势。

治霾打出“组合拳”

为了治理雾霾，提升空气质量，陕西省、西安市两级政府均采取措施，打出“组合拳”。除了关停重污染企业、发展电动公交车、淘汰落后机动车和小锅炉等，西安市还对现有加油站进行了油气回收改造。

记者在西安市的一处加油站看到，加油的油枪上多了个特别的装置。“这个是油气回收装置。很多人不了解，油气的挥发也是一大污染源头，在汽油装运和加油的过程中，大量的油气会挥发至空中。我们通过在油枪上加装回收装置，90%以上挥发的油气可以回收利用。”西安市环保局副局长颜昊说。

在西安，种植在楼顶的花花草草形成了一处处“空中花园”，不仅为人们提供了休息去处，也为净化空气贡献着一份力量。目前，西安已拥有10多万平方米的“空中花园”，未来还将继续增加。市民王女士平时喜欢花花草草，她告诉记者，先对楼顶进行防水处理，再铺上一层厚土，植物就有了自己的家。对于验收合格的屋顶绿化，西安市政府会按一定的标准进行补贴。

“为了治理工地扬尘，我们对喷淋设施进行了测试，开启20分钟后，PM10数据下降了50微克，降尘率达50%以上。”西安市一名环保工作人员说。2013年10月，西安市首个建筑工地雾化喷淋降尘设施在长乐路新都汇项目建筑工地启用。雾化喷淋设施与工地消防栓相连，加装在工地外架上，喷淋设施开启后，工地上空如同下起了毛毛细雨，这种降尘的方法正在西安被不断复制。

在制度建设方面，西安市还建立了涉环境保护案件绿色通道，实行快立、快审、快结、快执。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人员表示，条件成熟时还将设立专门的环保法庭。同时陕西省住建厅还提出，将把环卫行业治污减霾作为园林城市创建、城市建设先进检查考核的重要指标。

在发展中求治本之道

在加快治理的同时，治污降霾带来的成本问题，成为一大困扰。一位环保部门工作人员坦陈，环保是一项大投入的事业，作为西部城市，西安在投入方面实在难与一些东部城市相比。

在棚户区，现在还有很多人使用蜂窝煤取暖。据测算，蜂窝煤的污染比燃煤锅炉还严重。在煤改气方面，不仅一次性投入大，后续使用天然气费用也会提高不少，很多企业、居民根本投入不起。虽然按照政策，环保部门会给补贴，但也是杯水车薪。西安大部分的锅炉还是依靠燃煤。

“作为西部城市，我们没有经济实力像有的城市那样，大手笔投入。我们只有通过发展去解决遇到的问题，这才是治本之道。”西安市环保局负责人说。

全国政协委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管学院院长霍学喜点评：雾霾的产生与粗放的发展方式是分不开的。陕西省和西安市出台关于治理雾霾的措施，总体上我非常赞同。

雾霾是一个成因复杂的现象，经过长期的积累，到今天才集中爆发。因此，指望出台一些政策在短期内彻底解决，这是不现实的。我们治理雾霾应该立足长远。

另外，治理雾霾从根本上说需要解决管理问题和技术问题。很多地方现在管理跟不上，同时技术创新对产业替代的贡献率太低，我们距离“既能有效治霾，又能实现产业发展”这一目标，还有很长距离。

因此，现在急需政府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急需加快推动科技进步。同时，在更宏观的层面，治霾也是全民、全社会的工作，需要进行广泛的动员，使每个人都树立起“从我做起”的良好意识。

编辑：何晏

阜宁：服务农民，打通“最后一公里”

■　本刊记者 张正宪 通讯员 邓正 彬成绘

马年新春，江苏阜宁虽还冰天雪地，但浓浓春意早已从各个角落萌发。这生机，这活力，这希望，不仅浓缩在鲜红的年味里，更融合在称心的生活中。

阜宁地处江苏沿海地区，是著名老区，中共中央华中局、新四军军部曾经迁驻于此。老区人民在革命战争年代、新中国建设中作出重大贡献，现在经济条件好了，该如何进一步改善他们的生活？阜宁领导班子的回答是：从解决“饮水难”“看病难”“出行难”开始，打通“最后一公里”，让百万人民尤其是广大农民更多更公平地分享改革发展成果。

“以前洗衣做饭靠河水、井水，全自动洗衣机根本没法用，屋顶上装个太阳能热水器，还要把水挑上去，一瓢一瓢往里灌。现在水龙头一开，洗衣洗澡很方便，跟城里人一样。”新春时节，记者到阜城镇新储村走访，张国华大爷激动地说。

阜宁原是黄海浅水湾，地下水中总脱不了盐碱，加上近年来河水污染趋重，全县人民的饮水安全问题被摆上了首要位置。2011年，阜宁县城、镇区的居民都吃上自来水后，打通城乡统一供水“最后一公里”，成为阜宁的“一号工程”。2013年，阜宁县投入11亿元，修建管网2.5万公里，让69万农民吃上用上了同网、同质、同价、同服务的“四同水”。11亿元、2.5万公里，这对一个财政预算收入只有29.45亿元的后发县来说，堪称壮举！

“人一天不吃饭可以，一天不喝水不行。过去我们吃河水要用明矾沉淀，吃井水要用糖掩盖苦碱味，现在你看，这水清甜着呢，能直接喝，真是长寿水啊！”正月初五，益林镇樵农村童本林在自家水龙头前边洗萝卜边介绍。

为了加强水源保护，阜宁清迁通榆河、射阳河、灌溉总渠沿线工业企业，建成了“清水走廊”，水源水质常年达到三级以上饮用水标准。

城乡统一供水只是阜宁打通“最后一公里”的一部分，该县提出实施城乡规划建设、交通运输、水务、生态环境、教育文化卫生、社会保障“六个一体化”，将城市文明向农村延伸。

“我带你们看看，现在村卫生室不比城里社区医院差。”大年初五，因感冒刚看完病的陈集镇停翅港村朱玲对记者说。走进卫生室，只见药房、病房等一应俱全。站长朱正海告诉记者：“每个人来看病都按50%即时报销，处方单上有患者签字和电话号码，以便核查。”

阜宁下沉医疗服务，构建镇村“15分钟健康服务圈”，为每位农民建立健康档案。该县将村卫生室纳入党群服务中心建设，目前已建成村卫生室319个，聘用乡村医生1405人。县镇组建109支健康服务队，每月至少2次到村巡诊。村卫生室全部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目录内药品一律零差价销售。记者从阜宁建设省级标准化卫生室台账上看到，该县已有187个卫生室达省标，今年将再投入861万元对其他卫生室升级改造，年底争取全部达标。

与“看病难”相伴的还有“出行难”。阜宁水网密布，交通建设难度大。该县抓住江苏沿海开发确定阜宁为盐连轴线次中心城市的机遇，连年组织交通突破，现在全县公路通车里程2025公里，高速公路、高速铁路齐齐开建，全面打开对外通道，“车子跳，阜宁到”的落后状况一去不复返。

如今，农村公路改造升级正在成为交通主战场。因为镇村水泥路只有3.5米宽，汽车交会困难，加上镇村公交没跟上，送小孩上学还得骑电瓶车，大人到工厂上班也不方便。针对这种情况，阜宁明确提出，把交通主战场转移到农村，对537公里镇村水泥路拓宽改造增设会车道，对438座农村桥梁改建重建，镇村公交先在益林等3个镇试点，再在罗桥等6个镇推开，明年全县15个镇全部开通，比省计划提前5年实现全覆盖目标。

“真没想到，现在我们能出门上大路，出脚上公交，农村和城市碰头了！”正月初五，郭墅镇富阳村李昌盛登上镇村公交走亲戚，与记者交谈。据了解，阜宁的镇村公交目前收费一元，将逐步过渡到免费。公交开进农村，打通农民出行“最后一公里”，真正成为阜宁农民告别出行难、出行贵的“幸福快车”。

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阜宁县委书记顾云岭点评：打通服务农民“最后一公里”，最核心的是打通思想感情的“最后一公里”。只有心里始终装着群众，行动上才能做到密切联系群众、一切为了群众。打通“最后一公里”需要做的事很多，“天女散花”不行，必须突出重点，从农民群众最紧迫、最关切、最受益的事情做起，尽力而为，逐步满足农民群众不同层级的需求。这就需要我们坚持走群众路线，深入群众，回归农民，掌握他们的所思、所需、所盼，真正和农民手牵手、心贴心。

编辑：王鹏权

临沂：“家门口”的优质医疗服务

■　本刊记者 潘林青 叶婧

农民“看病贵、看病远、看病难”是不少地方面临的突出问题。近年来，山东临沂经济技术开发区通过村级卫生室公益化改革，提高了村级卫生室软件和硬件水平，并引导上级医疗机构的专家和医疗技术及时“下沉”，让农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和城里一样的优质医疗服务，实现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

开发区徐贺村村民庞爱华最近感觉腰部不舒服，但他没有像以往那样跑到大医院去看病，而是在家门口的徐贺村卫生室做起了针灸和按摩。“村卫生室医疗条件也很好，没有必要一得病就跑到城里看了。”庞爱华说。

徐贺村卫生室虽然占地面积不大，但诊断室、病房、药房、观察室一应俱全，观察床、药架、治疗操作台等设备也较为完备。徐贺村卫生室负责人徐勤来告诉记者，目前村里2200余人都能享受到家门口的优质医疗服务，相当于家家户户都有了家庭医生。临沂经济技术开发区卫生局副局长李世伟说，像徐贺村村民一样，现在全区农民基本实现了小病治疗不出村、不出乡镇，一旦得了大病再转诊去更高一级的医院，有效提高了农民的医疗保障水平。

农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医疗服务，这得益于开发区的村级卫生室公益化改革。从2010年起，为解决农民“看病贵、看病远、看病难”问题，开发区将所有村级卫生室收归公有，并重新科学规划设置，确保每位农民不出2.5公里就能找到卫生室就医。

临沂经济技术开发区卫生局副主任科员刘明辉说，新的村级卫生室变成以提供公共卫生服务和基本医疗服务为主的街道卫生院派出机构，是公立非营利性质的卫生机构。区财政投资使所有村卫生室实现了“四统一”，即统一外墙颜色、统一标牌标识、统一科室设置、统一制度上墙，并为其配备了观察床、药架、治疗操作台、电脑等22种设施设备。

同时，开发区还让技术和专家“下沉”到基层。梅家埠街道卫生院院长马光辉说，在区医院、乡镇卫生院等村级卫生室的“上级”单位工作的医生，每年都有“下基层”为农民治病的任务，像本院每位医生每年驻村时间就不能少于2个月。村级卫生室的医疗水平由此得到很大提升。

此外，区财政每年还拿出专项资金用于提高乡医待遇。刘明辉说，乡镇和街道卫生院负责对村级卫生室进行考核，考核结果作为补助经费的发放依据。而乡医的绩效工资则依据工作量和群众满意度确定，和用药量、药品价格无关。

通过村级卫生室公益化改革，临沂经济技术开发区实现了“区、街、村”三级卫生机构一体化运营管理，真正实现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

与此同时，农民看病花费也节省了不少。庞爱华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做一次针灸和按摩，在村卫生室只需花费20元，而去城里医院需要50余元，往返坐公共汽车还要花16元路费。据介绍，临沂经济技术开发区门诊次均费用已由之前的30.39元下降为16.93元，同比下降了44.29%。许多农民告诉记者，他们都切实感受到了医疗费用的下降。

除了农民，乡医也从中受益。徐勤来告诉记者，改革后乡医的平均工资能达到每月2000余元，高的能拿到三四千元，有效提高了乡医队伍的稳定性和工作积极性。

“虽然全区财力依然紧张，但每年拿出一两千万就能让农民享受到这样优质、均等化的公共卫生服务，这钱花得值。”临沂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临沂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书记徐福田说。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临沂市平邑县九间棚村党总支书记刘嘉坤点评：实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临沂经济技术开发区通过公益化改革、加大财政投入等措施，极大改善了村级卫生室软硬件条件，完善了区、街道、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充分调动了基层医务人员的积极性，提高了农民的医疗保障水平。他们探索出了一条实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的有效路径，很有借鉴意义。

编辑：王鹏权

南充：新农村综合体里的好日子

■　本刊记者 黄毅 通讯员 唐春

2月15日，半月谈记者来到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搬罾镇青山湖新农村综合体建设点，所见所闻令人耳目一新：宽阔的柏油马路，大片的现代农业产业园，整齐划一的大棚，一幢幢灰瓦白墙的农家小楼……过去破旧的村落已被改造成美丽的新农村。

“新农村综合体建设改变了我们几个村贫穷落后的面貌，每家每户都得到了实惠……”顺庆区搬罾镇9村何光训告诉记者，区上把他家所在的9村纳入青山湖新农村综合体建设后，他把3亩多土地流转，同时自告奋勇管起了青山湖区域3个村的治安、环卫。如今，他被当地一家蔬菜种植公司聘为治安管理员，试用期满后，月收入将达2000多元。何光训难掩喜悦：每年坐收土地租金，还和爱人一起在家门口就业，加上女儿外出务工，一年全家收入10万余元，比前几年翻了几番。

据了解，搬罾镇青山湖新农村综合体建设坚持“生态打底、产村相融”，突出川北民居的田园风光和乡土特色，把新村建设与现代农业产业基地建设相结合，先后引进康健、农望、木兰郡等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目前，以青山湖为中心，已连片发展蔬菜基地2万多亩，带动周边农民户均增收5万元以上。

69岁的罗家海大爷难忘2012年5月的一天。那时，纳入青山湖新农村综合体建设的7、8、9村还是落后的旧模样，田地撂荒，杂草丛生。那一天，他看到顺庆区委书记伍果丽带领区相关负责人来考察论证青山湖新农村综合体建设项目。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罗家海大爷多次看到伍果丽的身影出现在新农村综合体建设现场，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一幕幕感人的场面令他难忘。

据介绍，顺庆区实施的新农村综合体建设涵盖了道路、管网、沟渠、农田整理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生态绿化、居住区建设、产业培育、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等。在各级党委政府支持和干部群众努力下，青山湖新农村综合体建设强力推进：2012年10月底动工，2013年1月主体工程建成，2013年4月底完成了道路、水电气、绿化美化、配套设施、农田治理等所有工程。同时，建起了漂亮舒适的新农房，培育起了鼓起农民钱袋子的产业，“1+21”的功能体系更让村民过上了和城市居民一样的生活。

“1+21”中的1是指一个综合体，21是指金融、社保、治安、卫生、教育等21项公共服务。这些服务集中在公共服务中心，每项服务都设有办事窗口，村民不出村便可以享受多种服务。

青山湖新农村综合体建设的快速推进，得益于顺庆区加大产权制度改革力度，创新农村土地流转模式和农民参与机制、政策激励机制、投入机制、管理机制，激发了群众参与的热情，使综合体建设具有持续的生命力。

为激活农村资产要素，顺庆区成立了23个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小组，率先在新农村综合体涉及的村组进行确权颁证；成立了土地流转中心，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统一整理土地；整合涉农项目资金，出台系列激励政策，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培育力度……这些政策措施让村民看到了希望，并很快尝到了甜头。

在建房款的使用上，始终坚持民主、公开、透明，建房款存银行，卡交给业主委员会管，密码由镇党委、政府管，开支需经几方签字同意。严格的措施赢得了广大村民的信任，320户村民先后筹资在青山湖建房，建设中无一人上访。

伍果丽告诉记者，截至目前，顺庆区已成功打造出2个新农村综合体和20多个新农村聚居点，该区作为四川省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区，将继续加大改革力度，不断探索创新，因地制宜推进新农村综合体建设。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南充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高先海点评：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过程中，南充市顺庆区立足川东北丘陵地区农村实际，改革创新，突出川北民居特色和原生态田园风光，强力推动青山湖新农村综合体建设，使农民“住进了好房子、装满了钱袋子、过上了好日子”。尤其是在建设中突出了农民主体地位，激活了农村资本要素；树立“产村相融”理念，同步培育富民增收产业，使新农村综合体建设具有长久的生命力。

编辑：王鹏权

湖北：“教育云”，及时雨

■　本刊记者 王贤

学生不仅能接触本校教师的课件，还能听到全国各地名师的精品课程；老师人手一台电脑，借助网络资源多媒体授课；学校和主管部门通过“云视讯”系统开展教学教研活动……近年来，湖北部分农村地区大力建设中小学校“班班通”、试点接入国家“教育云”，以信息化手段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接触的知识不比城里孩子少”

湖北监利县位于江汉平原南部，记者近期先后两次前往距监利县城20分钟车程的上车湾镇初级中学。在仅有一条街道的小镇上，干净敞亮的校舍十分显眼。

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上车湾中学每个教室都有一套计算机和电子白板，老师多媒体授课，学生则可以通过“教育云”，接触到全国各地的名师课件、真题等。

在八（一）班的语文课上，记者看到，孩子们盯着电子白板，专心观看一小段介绍鲁迅的视频，播放完毕，语文教师胡年姣提问：“谁能简单介绍下这段短片的主要内容？”话音刚落，几十只小手“刷”地举了起来。

在学校采访时，说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回答问题条理清晰，时不时说出“鸵鸟心理”之类词汇的初二学生范灿，给记者留下了深刻印象。“英语课能听到标准的美式发音，语文课能延伸很多知识点，我接触的知识不比城里孩子少。”14岁的范灿说。

监利县教育局局长余新洲介绍，作为湖北省首批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试点县，从2010年至今，监利已建成2100多个“班班通”教室，基本实现全覆盖。2013年初，监利县教育局又和湖北移动荆州分公司合作，启动“同在蓝天下”工程，为监利135所学校开通“云视讯”，在“宽带网络校校通”的基础上，促进“优质资源班班通”和“网络学习空间人人通”。

农村中小学插上信息化“翅膀”

“班班通”和“教育云”平台让农村学校的课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语文课上，老师会展示精心搜集的视频、图片；数学课上，抽象的理论变成形象的画面，枯燥的数字转化为趣味游戏；音乐课上，优美的旋律响起，快乐的音符飘荡；美术课上，七彩斑斓的图画让学生陶醉其间……

除了丰富课堂教学资料，“教育云”还让远程教学成为可能。

位于武陵山区的恩施市龙凤中学和龙马中学虽然在一个镇上，但相距足有40公里。记者采访时，正好目睹了两校之间一堂别开生面的地理课。

龙凤中学高级教师熊维用“教育云”的“云视讯”功能开展远程同步教学。坐在龙马中学的教室里，记者看着两所学校的师生通过视频提问、答问、互动，老师自如地组织课堂，画质很好，声音清晰，像是身处同一个空间。

“学校地理学科薄弱，通过‘教育云’平台可直接利用其他学校的优质资源，同时老师还可开展教研活动，对教学帮助很大。”龙马中学校长田福军说。

据介绍，由教育部主导、湖北移动承建的“国家教育云”2012年底正式上线。目前，湖北所有地市均已开始“教育云”接入工作，并把教育水平较落后的地区纳入重点发展计划，争取2015年全省中小学网络全覆盖。

为教育均衡带来“及时雨”

“现在离开电脑，感觉课都上不好了。”47岁的上车湾中学物理老师龙泉以前从没接触过电脑，而如今他已是做电脑课件的高手。记者见到龙泉时，他刚利用网络教学资源库完成了两课时的PPT课程制作。

龙泉感慨，“班班通”让自己学会了使用电脑，开拓了眼界，甚至改变了教学观念。原先比较模糊的东西，现在可以上网查实，也可以通过网络和同事甚至其他地方的名师讨论；逐步改变灌输式的教学方式，通过多媒体展示启发学生思考，有的课程甚至会让学生主讲。

“教育云”也让恩施市实验小学副校长朱洪松了一口气。以前，学校每年都要派3名优秀教师去偏远山区的洪土小学任教一年。山高路远交通不便，遇上恶劣天气老师回家都存在安全隐患。同样的原因，使得洪土小学部分学生来校交流一年的计划一直没能实施。

“现在有了‘教育云’平台，通过‘云视讯’提供的同步课堂，就可与洪土小学联网上课，既避免了安全隐患，又能开阔学生的眼界，提高综合素质。”朱洪笑着说。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移动总经理郭永宏点评：教育信息化是解决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的重要举措。国家应加快城乡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教育系统各环节信息化的应用力度，探索成立“教育行业信息化产业联盟”，促进产业链规范、有序发展。

编辑：郑明达

安徽：“无校籍管理”稳步推进

■　本刊记者 刘美子 方小凡

2012年5月，安徽省在全国率先提出对中小学教师探索试行“无校籍管理”。目前，“无校籍管理”已在该省部分县区试行并初步显现成效，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教育教学资源的均衡配置，得到了教师、学校、社会的认可。

改革促教学资源合理流动

淮纺路中学位于淮北市相山区的城乡接合部，原是淮北市一纺织企业的子弟学校，2000年前后被划归相山区教育局管理，是淮北市的一所薄弱校。

两年前交流到该校任校长的朱鹏介绍，改革前学校共有34名老师，700余名学生，由于十年未招过老师，很多老师兼带两门学科，人员老化和结构性缺编十分严重。

2010年起，淮北市开始试行新进教师“无校籍管理”，将新进教师分配到淮北市各县区的边远、薄弱校支教。作为相山区的“老大难”学校，淮纺路中学教师人数增加到50人，师资紧张局面大为缓解。

该校教学水平也得到极大提升。2013年中考，有五人考进全市前五十名。“‘无校籍管理’促进教师合理流动，缓解了部分学校的结构性缺编问题，为薄弱校注入了活水。”朱鹏说。

2012年，安徽省出台政策，组织实行城区学校间、农村学区学校间的教师定期交流，推行城乡间教师支教、挂职等多种形式的岗位流动，实施城乡学校结对帮扶，加强薄弱学校师资建设。同时，在有条件的地方，对新进教师积极探索试行“无校籍管理”，由相应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在编制内统筹管理，学校根据需要按期聘用，动态调整，合理流动，促进教师资源均衡配置。

同时，将校际流动纳入对教师的考评。城镇中小学教师评聘高级教师、评选特级教师的，要有一年以上在农村学校任教的经历；城镇的示范高中和特色学校要与农村学校建立长期稳定的校际对口支援关系；城镇学校被纳入“无校籍管理”的新进教师，原则上先到农村学校任教两年以上。

设省级试点探索创新管理体制

“‘无校籍管理’不是简单地把教师从‘学校人’变为‘系统人’，它还涉及人事、编制等部门间的相互协调，以及管理思维的改变。”安徽省教育厅师资处处长齐建平说。

2013年11月，安徽省教育厅批复在芜湖市弋江区开展中小学教师“无校籍管理”省级改革试点，计划于2014年下半年在该区全面推行实施。

弋江区包括一部分老城区、城乡接合部以及农村地区。弋江区副区长张尔贵介绍，由于该区教育体量不大，计划对全区已有和新进教师均实行“无校籍管理”。

张尔贵说，弋江区试点将按照“特殊兼顾、有序流动、促进发展”三个原则展开，把学校岗位设置与人员结构、学校特色发展与优质均衡、教学需求和个人意愿相结合。按地理位置将全区划为三片，首先在区域内进行教师交流，对骨干教师和普通教师按各百分之十的比例分步骤交流。通过交流进一步优化教师性别、岗位、学科和梯队结构，促进学校、教师、学生共同发展。

据介绍，下一步芜湖市委市政府将牵头协调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与人事、编制部门，按照区内学校师生比统一进行核编核岗，将教师职称比例划归全区范围内统筹。

与此同时，弋江区还将出台相关配套政策，规范学校内部部门、岗位设置，精简校内行政管理人员数量，建立教学行政管理人员工作量考核机制，对到农村及偏远地区支教教师的职称评定给予相应倾斜。

在刚刚结束的安徽省两会上，省长王学军明确指出，今年将进一步统筹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创新教师管理机制，推进中小学教师、校长轮岗交流。

专家表示，这释放出将继续稳步推进教师管理体制改革的积极信号。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李霞点评：编制到校、人员到岗的管理模式已经根深蒂固，从根上理顺体制机制，需要地方政府统筹协调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人事、编制部门的关系，重新界定各自职责，同时应重视教师个人发展，将各项交流保障措施落实到位，如此，“无校籍管理”才能走得更稳更好。

编辑：郑明达

贵阳：扶一扶返乡创业的农民工

■　本刊记者 王橙澄

“今年还外出打工吗？”“不，想在老家找点事干。”这是春节后贵阳市人社部门工作人员走访问询时，与许多返乡农民工的对话。接受调查的近5万名返乡农民工，超半数决定就近就业或创业。

完善创业政策引来“凤还巢”

观山湖区朱昌镇郝官村村民姚开新在外打工10余年，做过餐厅服务员，当过销售员、业务经理，也学得了烤酒生物发酵、生猪养殖等技术，辛辛苦苦挣了一些积蓄。

有一次，一位台湾商人半开玩笑地对他说：“小姚啊，打工，打工，到老一场空啊！”“一句话惊醒梦中人。”姚开新说。此后他从媒体上得知近年来家乡发展迅速，还出台了许多创业扶持政策，包括税费减免、小额贷款、创业补贴等。为什么不回去干一番事业？2012年，他说服了同在外打工的哥哥姚开恩，带着妻小一同返乡创业。

兄弟俩在自家承包地上建起了酿酒房和养殖场，又通过土地流转承包了几亩土地种植蔬菜。创业过程中，姚开新参加了政府举办的免费创业培训班，申请获得了农民工返乡创业资金。

如今，酒厂已达到日产400斤酒的规模，销往周边多个县市，饲养的绿色生猪还未出栏就被定购一空。

近年来，贵阳市许多农民工和姚开新一样，带着技术、信息以及和乡亲们一同致富的梦想，返乡创业。据统计，截至2013年底，贵阳市农民工返乡创办经济实体2.85万户（个），参与创业人数5.1万人，带动就业9.1万人，年创产值11.25亿元。

拓展融资渠道送上“及时雨”

息烽县永靖镇返乡农民工邓光伟说，资金短缺是返乡农民工创业路上的“拦路虎”。对此，他感触颇深。

2011年7月，在外打工尝尽酸甜苦辣的他返乡自主创业，成立了息烽宏达玩具有限公司。但创业之初资金短缺，为节约成本，只能租用一栋偏僻又破旧的民房作为加工厂，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而交通不便、信息不灵等，则导致市场一直难以打开。

举步维艰之时，县政府为他提供“三通一平”资金40万元，后又协调小额担保贷款8万元，并帮助他另谋场地。如今，他的玩具厂占地11亩，宿舍、厂房3000平方米，带动当地80人就业，产品60%远销美国、俄罗斯，年产值近400万元。

“当初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企业不可能发展到如今的规模。”邓光伟说。

贵阳市就业与职业技能开发中心主任刘锡秋表示，为帮助农民工创业，贵阳市想方设法拓展融资渠道，竭尽全力为农民工提供服务。

据介绍，贵阳返乡农民工创业可享受小额担保贷款、经营场所租金补贴等资金帮扶，贷款额度从2万元提高至8万元。每年市财政划拨返乡创业专项奖励资金300万元。2013年，贵阳落实农民工返乡创业贷款项目500个，扶持2000余名农民工创业，发放贷款7000余万元。

提供创业服务成为“贴心人”

“我和弟弟回来创业时，只有‘点子’，没有‘路子’，完全不知从哪儿下手。”百花湖乡谷腊村村民杨信友说，返乡后他打算建生态养殖场，但怎样建难倒了他。

了解情况后，乡里的工作人员主动上门服务，送上生猪科学养殖光碟，多次介绍他去参加返乡创业致富培训，还邀请专家志愿团的贵州大学动物科学专家前来指导，手把手传授技术。

在政府帮助下，杨信友建成了一个以“猪—蝇蛆、沼气—鱼、猪”为循环产业链的生态养殖场，饲养生猪200余头。

不久，杨信友又有了新“点子”。他打算培育一种生长速度更快、瘦肉率更高的新品种猪。乡里的工作人员又帮忙上网查找资料，联系相关专家，帮助他培育出三元良种猪，大大提高了经济效益，带动了附近很多村民发家致富。

“政府的贴心服务，是我创业路上的定心丸。”杨信友说。

近年来，贵阳依托各级公共就业服务体系，搭建创业信息服务平台，为返乡农民工提供政策法规、创业项目等服务，并采取向社会征集、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建立了市级创业项目库，其中适合农民创业的项目有318个。

刘锡秋说，目前全市公共就业服务信息系统已实现行政村全覆盖，每村一名劳保协理员，通过走村入户，真正了解返乡农民工想什么、盼什么，有针对性地提供服务。

全国人大代表、贵阳市副市长毛有碧点评：近年来，农民工返乡创业成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这有利于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就近就业，同时也有利于推动农业结构调整，为农民增收开辟新渠道，促进小城镇发展。农民工在家门口创业就业，还能照顾老小，有助于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等问题的解决。今后，我们会继续积极为返乡农民工创业开绿灯、搭平台，提供更加完善的服务。

编辑：姜磊

台州：最开放大学，多少梦想在这儿绽放

■　本刊记者 王俊禄

近年来，浙江省台州市广播电视大学创新办学理念，打造开放型大学，帮助一大批农村青年和外来务工者从这里重新出发，成为创业致富路上的排头兵。

“泥腿子”迈进大学校门

台州市椒江区海门街道岩头村地处医化工业园区，以前百姓没少受化工恶臭的“罪”，地里种出的蔬菜瓜果也没人敢买。村支书李玉正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2007年开春，村里接到通知，台州电大与农办系统合作实施“一村一名大学生”培养项目。李玉正眼前一亮：可以学学种苗木嘛，既能改良土壤，又能带领乡亲们增收。

李玉正报了名，学的是园艺专业。拿起丢弃了近20年的书本，李玉正利用电大远程教育网络，参与在线学习。按老师布置的“作业”，他在村里搞了块试验田，现学现卖，将技术毫无保留地教给村民。他还利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参与台州市沿海盐碱地绿化研究，并组织村民一起承包了50亩沿海土地种植桉树。

由于带领村民致富成绩突出，李玉正在参加浙江省优秀村干部公务员考试后，被正式录用为乡镇公务员。

李玉正就读的台州电大目前有13300多名在校生。2010年6月，台州电大跻身全国首批33家地市级示范性电大，是浙江仅有的两家之一。

打工者圆了创业梦

“台州电大要成为平民进步的阶梯、教育公平的砝码、求学者充实自我增进技能的补给站。”台州电大党委书记、校长潘先考认为，人的潜能基本平衡，需要的是对个性和特长的挖掘。

由于高考失利，椒江区三甲街道保家村青年施培友一度很消沉。后经人介绍，他到一家缝纫机厂做采购和管理工作，一干就是十几年。开始偶尔还惦记一下自己的“大学梦”，但时间久了，梦想淡了，认为自己一辈子也就这样了。

2009年，听到台州电大招收农民大学生的消息，36岁的他心动了，但又怕人笑话。几番思想斗争后，他报考了市场营销专业。

一年的学习，让他知道了企业管理与产品营销是怎么回事，并萌生了自己办企业的想法。后来在班会上，他将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没想到同学们十分热情，尤其是一些办企业的同学，积极帮他分析行情、设计方案。不久后，他辞去工作，自己开了一家水暖阀门配件加工厂。

万事开头难。施培友既当工人又当老板，既要生产又要推销产品。虽然紧张劳累，但心里高兴。由于质量好，他的产品在行业内很快就小有名气，供不应求。半年后，他增加了两台设备，招聘了4名工人，逐步走上了良性发展道路。

“领富者”的再学习

说起冯贻法，台州市涌泉镇的农民几乎无人不知。

涌泉镇33个行政村，村村种柑橘，种植面积达4.8万亩，年产量超过7万吨。冯贻法也是种橘大军中的一员。在多年的柑橘种植生涯里，令冯贻法最难忘的，莫过于丰年不丰收——曾经5毛钱一斤还无人问津，只能烂掉倒掉。他深刻意识到，品牌化运作才是农产品的出路。2002年，他注册成立了涌泉柑橘产业合作社，引进新品种，提高科技含量。作为发起人，后来他又将合作社的“忘不了”商标无偿贡献出来，带领村民统一质量标准、统一分级包装、统一使用品牌。经过几年的发展，“忘不了”成为“中国驰名商标”，柑橘价格每斤翻了十倍以上。

事业做大了，冯贻法却更冷静了，他感觉自己急需进一步充电。2009年，他进修了台州电大的园艺专业，两年内完成了全部课程，并利用自己所学知识，把遭受冻害的橘园改造成了草莓观光园。

“虽然是一个农民，但我这辈子过得很充实！”冯贻法说，只要不断学习，农村的创业天地是十分宽阔的。

潘先考认为，现代社会知识更新加快，个体只有不断接受继续教育，终身学习，才能跟上时代发展。而开放大学为人们建起了一座纵向贯通、横向联结的终身学习“立交桥”，尤其在推动基层群众创业致富方面，电大大有可为。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温岭市农业技术推广站副站长林燚点评：台州电大作为全国基层电大的一面旗帜，坚持的办学理念是以卫星电视、互联网为载体，联合高等学校、行业企业和社会组织，探索构建利用信息化手段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的有效机制，统筹学历和非学历教育，大力发展面向社区、农村的继续教育，努力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各种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高质量的教育和学习服务。特别是发挥自身优势，完成普通高校不能完成的教育任务，为基层输送了大量“留得住、用得上”的实用人才，令人赞赏。

编辑：姜磊

权威访谈

精准扶贫，改“漫灌”为“滴灌”

——专访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

■　本刊记者 何晏

党中央、国务院日前制定出台了《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从战略和全局出发，把扶贫工作摆到了更加突出的位置。围绕扶贫开发工作的热点问题，半月谈记者专访了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刘永富。

精准扶贫提高效率

当前，扶贫开发已进入深水区，全国扶贫对象容易脱贫的大都实现了脱贫，剩下的脱贫都不容易。刘永富告诉记者，这些扶贫对象所在地方大多生态环境脆弱，生存条件恶劣，自然灾害频发，人口受教育程度低，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严重滞后，贫困问题呈现区域性、综合性的特征，扶贫开发任务艰巨繁重，常规手段往往效果有限，必须在体制机制上取得新突破，才能避免“按下葫芦浮起瓢”。

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底，我国贫困人口规模为9899万人，这个数据是按照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的国家扶贫标准抽样调查而来。但是，由于全国还没有建立统一的信息网络，尚没有对所有的扶贫对象进行精准识别，对贫困人口、贫困户的具体帮扶工作还存在一些盲点和问题。所以根据《意见》精神，下一步扶贫工作将深化改革，创新工作机制，实施科学扶贫、精准扶贫，改“漫灌”为“滴灌”，切实解决工作中存在的不科学、不适应、不到位的问题。

他向记者介绍说，所谓精准扶贫主要包括3个内容：一是精准识别。对于谁是贫困人口，将制定一个识别办法，通过有效的程序识别出来。二是精准帮扶。针对每家每户的贫困情况，确定帮扶的责任人和具体措施，确保帮扶效果。三是精准管理。要建立起扶贫对象信息管理系统，把扶贫对象的基本资料、帮扶情况录入系统，进行动态管理，实现扶贫对象有进有出，确保扶贫信息真实、可用。

今年要完成全国贫困户的建档立卡工作，“建档立卡不仅是简单地登记名字，还要分析是什么原因致贫的，是因病、因灾还是无劳动力、无技能？”刘永富说，贫困人口识别出来、分析出致贫原因后，还要逐户制定帮扶措施，有针对性地予以扶持，各项扶贫措施要与建档立卡结果相衔接，切实做到扶真贫、真扶贫，确保在规定时间内达到稳定脱贫目标。

考核导向不再GDP至上

戴上贫困帽，意味着政策倾斜支持，意味着项目资金和转移支付。这些年，部分贫困县发展很快，但由于贫困县扶持政策含金量较高，退出机制不完善，其中不少戴着贫困帽不愿摘，客观上造成了一些非常需要帮扶的县得不到应有的扶持。

“贫困县干部群众普遍不愿‘摘帽’，一些非重点县也想办法哭穷‘戴帽’。”在刘永富看来，这与政策上缺乏退出的正向激励机制有关，“政策上实际是反向激励，留在里面的好处很多，退出没有好处。戴上贫困县帽子后，群众不愿意退，干部也不敢退。”

刘永富分析认为，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官员的政绩观和考核办法有问题。过去的考核办法中，基本上是以GDP论英雄，扶贫工作基本没有被纳入考核指标体系或比重很低，这就容易导致贫困地区领导干部把主要精力放在招商引资、做大地区生产总值上，而在扶贫开发工作上工夫下得不够。

为了把贫困地区的扶贫工作真正做好，中央决定要改革贫困县党政领导的考核机制，改革的初衷和出发点就是切实把“县抓落实”落到实处，把扶贫工作特别是到村到户工作落到实处，这样扶贫工作才能真正抓出成效。他表示，下一步将开展两方面具体工作：一是贫困县从主要考核GDP转向主要考核扶贫工作，要把提高贫困人口生活水平和减少贫困人口数量作为考核的主要指标，降低GDP在考核体系中的权重。二是生态脆弱的贫困县，要取消GDP考核指标，重点改为考核扶贫开发工作成效。

他说，这项工作事关重大，《意见》要求中央组织部牵头，会同国务院扶贫办和国家统计局等部门征求地方意见，研究提出具体办法。前不久，中央组织部下发了关于改善、改进党政领导同志考核工作的文件，其中明确要求要先在贫困县进行试点，在试点的基础上再推开。同时，扶贫工作也要加强对省一级的考核，使省一级的考核和县一级的考核相配套、相衔接。

扶贫资金 不许触碰的“高压线”

“在有的边远山区，孩子每天上学要走2到3个小时，一些地方辍学现象还有所增加。重点县农民医疗支出仅为全国农村平均水平的六成，不少农民有病不能及时就医。劳动力文盲、半文盲比例比全国高3.6个百分点，仍有8.3%的农户居住在竹草土坯房里。全国还有3917个村不通电，影响近380万人。全国仍有近10万个行政村不通水泥沥青路。”刘永富表情凝重。

对这些贫困地区来说，扶贫资金是贫困群众的“保命钱”和减贫脱贫的“助推剂”，同时社会各界对如何监管使用扶贫资金也高度关注。刘永富表示，目前由于资金渠道多，投向分散，涉及面广，监管难度大，加之一些地方、部门执行制度不严格，管理不到位，使用管理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

“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抓紧建立完善相关管理制度并严格执行。”刘永富告诉记者，首先要完善内控机制，研究建立县以上扶贫资金信息披露制度，完善县以下扶贫对象、扶贫项目公告公示制度，保证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在阳光下运行。

其次，要加强外部监管。加大对扶贫资金的审计、监督和检查力度，建立常态化、多元化的监督检查机制，积极配合审计、纪检、监察等部门开展监督检查工作。同时，要进一步发挥社会监督作用，引入第三方监督。他强调说，还要注意引导扶贫对象积极主动参与资金项目管理，让扶贫对象成为维护自己权益、监督资金使用和项目建设的重要力量。

省、市两级政府要将工作重心转到强化对资金和项目运行的监管上来。《意见》也强调，把资金分配与工作考核、资金使用绩效评价结果相结合，探索以奖代补等竞争性分配办法。简化资金拨付流程，项目审批权限原则上下放到县。以扶贫攻坚规划和重大扶贫项目为平台，整合扶贫和相关涉农资金，集中解决突出贫困问题。积极探索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等有效做法。

刘永富表示，对使用管理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中出现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坚决按照国家法律和相关规定严厉问责，形成一条任何部门、任何单位、任何人都不敢触碰的“高压线”。

他说，下一步国家将针对贫困地区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组织实施村级道路畅通、饮水安全、电力保障、危房改造、特色产业增收、乡村旅游、教育扶贫、卫生和计划生育、文化建设以及贫困村信息化等10项重点工作。※

改革：聚焦2014

农产品定价再市场化

■　本刊记者 高远至

农产品定价机制大调整的序幕已经拉开。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坚持市场定价原则，探索推进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与政府补贴脱钩的改革，逐步建立农产品目标价格制度；春节后，国家发改委再次强调了这一改革方向，表示2014年将选择部分品种和地区先行开展试点。

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

2004年，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我国开始对稻谷和小麦实施最低收购价政策；2008年，针对部分农产品价格下跌和卖难的问题，国家又开始对玉米、大豆、油菜籽等实施临时收储措施。目前，以最低收购价和临时收储为主的价格支持政策，已成为我国补贴支持农业的基础性措施。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秘书长程国强对记者表示，这些举措在保护农民利益、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弊端也逐渐凸显。其中最为人诟病的是，政策导致农产品市场扭曲日益严重。

由于国家政策性收购掌握的粮源在市场上处于支配地位，使相关农产品价格基本由托市调控政策决定。“粮食等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及市场价格信号被人为扭曲，改变了各类主体的市场预期和经营行为。”程国强说，这一状况若长期持续，将可能出现一些人们不想见到的结果。

这些结果包括，农产品种植结构失衡、农业上下游和相关产业受损、农产品市场更加敏感脆弱、进口压力激增等，甚至有的农民不再关注市场变化，一旦出现销售困难或价格下滑等问题，即寻求政策保护、追问政府责任，进而衍生社会稳定等问题。

改革势在必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不当干预。农产品价格也在此列。

政府并非放手不管

需要指出的是，农产品价格形成更多地由市场决定，并不是说政府放手不管。中央提出的建立农产品目标价格制度，就是要在市场决定价格的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

所谓目标价格制度，是指政府预先确定农产品目标价格，农民按市场价格随行就市销售。在市场价格过高时补贴低收入消费者，在市场价格低于目标价格时按差价补贴生产者，保证农民收益。“这就把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和强化对农业的支持保护很好地结合起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叶兴庆对记者说。

实际上，由于农业具有基础性、弱质性、外部性和多功能性等特点，政府对农业生产的支持和保护必不可少，这是世界惯例，只是在具体措施上，“应尽量选择符合WTO农业规则、干预扭曲程度小、市场化导向的支持补贴政策”，程国强说。

当前，政府支持应主要体现在保障农民务农收益、提高生产者的积极性上，比如在制定目标价格时，基本原则是要补偿农产品生产成本，使农民获得基本收益。

另外，尽管未来农产品价格会更多地随行就市，但政府有防止市场出现较大波动的责任。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综合运用储备吞吐、进出口调节等手段，合理确定不同农产品价格波动调控区间，保障重要农产品市场基本稳定。

先行试点，逐步推开

由于农产品价格对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影响巨大，相关改革将逐步推进。中央决定，2014年启动东北和内蒙古大豆、新疆棉花目标价格补贴试点，探索粮食、生猪等农产品目标价格保险试点；同时继续执行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和玉米、油菜籽、食糖临时收储政策。

“政府的托市收购价格或者临时收储价格，已经明显超出国际市场价格的品种，要先改革”，叶兴庆说，有的农产品进口到我国后，加上运费和关税，价格还要比我们的产品低，这时如果继续维持一个比较高的政府干预性收购价格，不仅对市场带来很大的扰乱，甚至会把进口产品都收到我们的储备库里去。

程国强也认为，从我国目前的实际看，大豆等农产品国内供需缺口较大，进口依赖严重，对外开放度高，现行临时收储措施的托市保价效果非常有限，难以有效保护农民利益，因此比较适合作为试点品种先行推进改革。

尽管改革的方向已经明确，但专家们指出，具体工作将更加繁重而复杂，包括制订实施方案、确定目标价格、核定差价和数额、发放补贴资金等，这些方面都将直接影响改革的成效和进度，需要在试点中探索完善。此外，程国强指出，目标价格补贴制度仍属于WTO农业规则中不可免除的“黄箱”政策，需要通过试点向农产品目标价格保险制度过渡。※

时事

让转变作风真正“落地、走心”

——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百姓期待

■　本刊记者 杨玉华 孟昭丽

年味犹存，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下简称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已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启动。全国将有超过14万个市、县、乡的党政领导班子及其工作部门参与，涉及6900多万党员和33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对涉及面如此之广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基层群众有怎样的期待和看法，半月谈记者进行了采访调查。

“家门口”整风顺民心

“基层政府和官员直接跟老百姓打交道，他们的作风好坏直接决定着我们老百姓的利益得失。”安徽省望江县农民叶道满听说要开展对基层党员干部的教育实践活动，拍手称赞。他坦言，这些年来，中央的政策好，对各级干部服务百姓也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但有些基层干部的群众观念不强，群众路线执行也并不尽如人意，“别说到村民家走走坐坐，就算上门找他办事也经常不顺利，不少时候不请客、不送礼就不给办。搞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老百姓谁能不欢迎。”

福建省武夷山市星村镇老党员黄德福认为，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可以说是在“群众家门口”进行，因为县级特别是乡镇基层政府和党员领导干部天天跟群众打交道，也是落实中央政策的最重要一环，“基层官员的不良作风直接损害群众利益、伤害群众感情。”

根据中央精神，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中，市、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重点解决政绩观不正确等问题；市、县直属单位重点解决庸懒散拖、推诿扯皮，工作不落实、服务不主动等问题；执法监管部门和窗口单位、服务行业重点解决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滥用职权、吃拿卡要、执法不公等问题。

不少群众表示，中央提出的这些要求切中时弊，很有针对性。安徽省颍上县红星镇村民吴云就曾遭遇办事过程中的“吃拿卡要”。2010年，在北京打工20多年的他，想利用积蓄回乡办个小电子厂，并以7万元的价格从地方政府手中获得一亩出让土地。然而此后为了办这块地的土地证，他在颍上县国土局和镇政府间辗转近百趟，为办证一共请过多少次客，更是成了他不敢讲、不愿讲的“伤心事”。直到去年他再次被县国土局干部要求请客后，一名国土局干部酒后意外死亡，这一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典型事件才得以曝光。

“少数基层干部就是‘官老爷’作风，只要有点权就想卡你，让你请客送礼。”较早向媒体反映吴云事件的阜阳市一位老党员气愤地说，教育实践活动就是要解决这样的基层干部的作风问题。

基层群众期盼活动实效

反“四风”改作风看似针对党员领导干部，实际事事关系百姓切身利益。面对已经全面启动即将深入开展的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基层群众普遍持欢迎和期待的心态。

“这是传承发扬我们党的三大作风的好做法，很鼓舞人心。”安徽泗县退休干部张永平坦言，这些年不少基层干部的“眼睛都是朝上的”，真正想着群众的时候少了，作为退休党员看着这一风气也很心急。“现在‘紧箍咒’念到了基层，期盼着对基层长期以来存在的一些不良风气来个大扫除。”

合肥市民程小朋认为第一批教育实践活动已经产生了实效，实现了政府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的良好开端。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面向更“接地气”的市、县、乡政府和基层干部，这对于推动基层政府职能转变十分必要。

在拍手欢迎的同时，基层群众对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的期盼更多，知民情解民忧、实现政务透明、严惩“四风”问题官员和腐败官员，是集中度较高的期盼。

福建省建阳市麻沙镇长坪村村民龙忠幼今年53岁，患尿毒症已经4年的他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身边有关心老百姓、真正为老百姓办事的干部。他告诉记者，这几年因为身患重病，家里困难重重。多亏了驻村的干部主动上门，帮助他修理漏雨的房子，为他申请了低保。“只要有政策补助，村里干部就会想着我，帮我争取，这给我家里减轻了很大的负担。”龙忠幼感动地说，有这样跟群众贴心的干部，老百姓能不拥护党和政府吗？

一位老上访户告诉记者，他一直关心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看到去年以来教育实践活动产生的一系列实效，感到很振奋。“现在一些基层干部见到领导笑呵呵，见到群众不耐烦。”他希望教育实践活动能唤起更多基层干部对群众的重视和关心，真正把群众“当回事”，对群众的事“有所谓”。

而加大反腐败和反“四风”力度，则是百姓一致的期盼。张永平认为，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应该广开言路，创造条件让群众监督政府和官员，同时回应群众期待，严惩“四风”问题官员，使腐败分子没有立足之地，让基层官员有敬畏之心，有危机感。

联系群众不能只是“一阵子”

采访中，不少群众坦言，最担心的是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成为“一阵风”，密切联系群众“一阵子”后又开了倒车“回到原地”。他们认为，要真正扫除“四风”，让教育实践活动产生实际效果，必须严字当头，始终做到力度不减、标准不降，同时，还要在建章立制中实现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

程小朋说，今年春节他在火车上碰到一位农民工，这位农民工说，他曾因为讨要不到工钱无奈给地方领导写信，最终拿回了自己的血汗钱。“这其实暴露了目前群众反映诉求和解决问题的渠道不畅，如果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结束后，还要靠个别官员的关注去推动百姓反映问题的解决，那就只能说问题没有彻底解决。”程小朋认为，应通过活动形成解决问题的常态化机制，比如民意的表达机制和渠道，基层政府的受理和反馈机制，以及相应的督办追责制度。

安徽、福建等地的一些群众还谈到，主动为民服务的“倒逼机制”也应该逐步建立。福建省宁德市柘荣县老年活动站的王光寿认为，现在基层一些干部为民服务意识淡薄，即使为百姓办事也是被动应付的多，积极主动去“找事做”的少。因此，怎么样建立一个“倒逼机制”或者说是“群众路线考核机制”，让百姓的评价真正能发挥作用，让干部脑子里时刻装着百姓，这才是最重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让走群众路线转变作风真正“落地、走心”。

编辑：何晏

最严格水资源考核之变

■　本刊记者 于文静

最近，水利部等十部门联合印发《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工作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全面启动我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工作，考核结果将作为对各省级行政区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和领导班子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这标志着水资源控制红线正式确立，其意义和影响将不亚于18亿亩耕地红线制度的实施。

官员将受“最严格”管水考核

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水安全问题。

“目前，我国一些河流的开发利用率已经超过100%，如海河，相当于一年所有的水资源都要被用一遍，再加上超采一部分地下水，引一部分黄河水，当地才能基本满足用水需要。黄河、西辽河等流域的开发利用率超过70%，也远超国际公认的40%的安全线，基本上没有进一步挖潜的余地。”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资源所所长王建华说。

“缺水与用水浪费并存，又加剧了水资源供需矛盾。”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资源所名誉所长王浩说，我国平均每立方水GDP产出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一般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不足60%，而先进国家已达75%～85%；全国有84%的城市供水管网漏失率在10%～30%之间，约有7%的城市甚至超过30%。

与此同时，水污染步步紧逼。王建华表示，从全国来看，水污染扩大趋势虽然被遏制，但仍有超过一半的水功能区水质不达标，太湖、巢湖、滇池三大湖水质整体还处于中度富营养化，加上总磷、总氮超标，水质堪忧。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2011年中央一号文件和中央水利工作会议提出，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确立水资源开发利用控制、用水效率控制和水功能区限制纳污“三条红线”。

最近公布的《方案》根据这一要求，将主要考核用水总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和重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等4项指标的目标完成情况，以及相关制度建设和措施落实情况。

“过去的用水是没有指标控制的，一个行政区域、流域或者是用水户用水，没有指标控制，导致过度开发，污染严重，经济社会发展用水挤占生态环境用水，当代人用水挤占子孙后代用水。”水利部水资源司原司长高而坤说，今后用水将受到“最严格”的红线指标约束，官员也将受到“最严格”的管水考核。

促使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根据《方案》，对于年度或期末考核结果不合格的省级行政区，要求限期整改，整改期间，暂停该地区建设项目新增取水和入河排污口审批，暂停该地区新增主要水污染物排放建设项目环评审批；整改不到位的，由相关部门依法追究该地区有关责任人员的责任。

“这是我国第一次将水资源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体系，并作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硬约束’。”王浩说，其最终目标是革新水资源管理模式，从根本上改变全社会的用水理念和用水方式，促使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考核的‘紧箍’套上之后，西北等干旱少雨地区就要重新考虑农业生产规模，从以需定供向量水而行转变。”王建华举例说，塔里木河以前因农业过度开发导致断流，此后须考虑适宜的发展规模，将用水量限制在红线以内，给生态留出所需的水量，使塔里木河恢复活力，促进经济与生态协调可持续发展。

工业和产业布局方面，一些高耗水、高污染的产业将被抑制、淘汰，现有的其他产业也将进行节水技术改造和结构调整，以符合用水控制指标的要求。

高而坤表示，“三条红线”对取水、用水、排水，即水资源利用的全过程进行指标控制，会过滤掉很多高耗水、高污染的产业，尤其对于缺水地区，今后将更多考虑布局低耗水、低污染风险的产业。

“在一些欠发达地区，确定水资源管理考核各项指标，将直接影响工业项目的选择，生产过程的用水门槛提高，只有达到标准，项目才能落地；一些发达地区在淘汰高耗水、高污染产业的基础上，需要发展更加清洁、高效用水的产业。”王建华说。

王浩认为，考核带来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对地方政府而言，将促使其采取以水定规模、以水定发展的经济发展方式，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对企业而言，将使其更努力寻求内敛式发展模式，淘汰部分产品和工艺，带动一批新标准的出台和新技术的研发；对个人而言，则有助于转变用水习惯和用水方式，使知水、爱水、节水和护水成为日常生活自觉行为。

目前，山东、广东、江苏等省已率先开展了考核工作。据介绍，在山东，水资源管理被纳入科学发展指标，突破用水指标将被“一票否决”，逐步实现以水资源引导经济发展、生态建设，统筹协调发展。在曾被水质问题困扰的江苏省苏州市，通过严格管水倒逼产业二次升级，近年来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每年提高5%至7%。

加快薄弱环节建设

水利部水资源司司长陈明忠表示，国务院2012年初印发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意见以来，水利部逐级确立水资源开发利用控制、用水效率控制、水功能区限制纳污“三条红线”，完成了省、市级控制指标分解工作，完成第一批25条重要跨省江河水量分配技术方案，启动了第二批28条重要跨省江河水量分配。

“必须看到，实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陈明忠说，当前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困难是水资源监控能力和技术支撑能力仍较为薄弱，水资源管理有关法规建设进程偏慢。

在水资源管理的基础设施方面，包括河流、地下水监测与计量设施、信息平台建设等，有待加快健全。据了解，当前，我国用水的总体计量率不足50%，在农业方面，除了大型灌区的渠首有计量设施之外，中型灌区以及点多面广的小型灌溉设施难以进行精确计量；在工业领域，一些企业自备水源往往没有安装计量设施，难以实现有效监控。

“信息化平台的建设也很急迫。”王建华说，在取水是否超量、水功能区水质是否达标等方面，地方掌握一手数据，国家要对地方进行考核，就必须加快建设水资源信息库，促进信息对称。

陈明忠表示，下一步，水利部将全面建立覆盖各流域和省市县行政区域的红线控制指标体系，尽快完成主要江河流域水量分配方案，全面开展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工作。同时，加快国家水资源监控能力建设项目进度，完成三大监控体系建设工作，加快推进水资源管理有关法规建设，完善用水定额等技术标准体系。

专家们指出，能否切实落实相关指标考核，将直接关系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实施效果。为此，必须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和制度配套等，补足薄弱环节，使“三条红线”真正硬起来。编辑：高远至

“党群理事会”助力乡村治理

■　本刊记者 刘伟 王军伟

2013年以来，广西河池市从健全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入手，探索建立了以“党领民办、群众自治、协同发展”为主要特色的“屯级党群理事会”，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取得了明显效果。

弥补薄弱环节

河池市位于滇黔桂交界处，全市有1.4万个行政村，属于老、少、边、山、穷地区。一方面广大农民因长期生活贫困，文化素质低，参与集体事务和脱贫致富的内在动力不足；另一方面，随着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变，乡村治理存在着不少薄弱之处。这些因素严重掣肘河池农村发展和新一轮扶贫开发。

河池市委书记黄世勇说：“当前一些农村地区‘上管不着，下管不了’，管理和服务都很薄弱。”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郑风田说，发展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农业，需要更加重视协作。此外，随着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卫生、道路、饮水等公共服务的诉求越来越多。而与此同时，广大农民普遍缺乏参与乡村公共事务的热情，表达利益诉求的渠道也不畅通，这就要求对农村管理方式进行完善。

不少基层干部表示，现在中央到地方在扶贫、交通、水利等方面都有大量的惠民资金，另外还有低保等救助机制，但在少数地方，农民得了实惠，却往往不太“买账”，甚至因为惠农资金发放不透明，不公平，导致干群关系对立。河池市委副书记、市长何辛幸说，究其原因，是一些基层组织没有严格执行中央的有关要求，不主动倾听群众心声，最终引发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经过深入调研，2013年以来，河池市委在全市推行“屯级党群理事会”，探索“党领民办、群众自治、协同发展”的乡村治理新机制。

具体做法是：对有党员的屯，通过群众大会选出1到2名威望高、有奉献精神、处事能力强的农村党员代表、4到5名群众骨干代表组成理事会，负责商议确定屯里的重大事务。对无党员的屯，由村党支部委员包屯，担任党建指导员，组建党群理事会，指导群众充分民主决策。

河池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李楚说，建立“屯级党群理事会”的目的，就是要使屯在党的领导下，激发群众参与农村公共事务的积极性，推动新时期“三农”工作和扶贫攻坚工作。

激发了村民的参与热情

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行，“屯级党群理事会”越来越成熟，在屯级公共事务、产业发展、矛盾化解等方面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

河池宜州市安马乡几乎家家户户养蚕，桑蚕业是当地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但是长期以来随处倾倒的蚕沙、病死蚕不但污染了农田和水源，而且蚕沙、病死蚕携带的病菌还使桑蚕严重减产，农民收入下降，成为当地党政干部和群众的一件忧心事。

“养蚕污染问题长期存在，过去村干部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因为治理污染要建专门储存蚕沙的简易房子，需要农民集资，而收钱是村干部最怕的事情，因为最后账目要是弄不清楚，群众会说三道四。‘屯级党群理事会’建立后，经过理事会成员挨家挨户做工作，蚕沙房很快建立起来了。”安马乡党委书记覃家旺说。

记者在安马乡农垦屯采访时看到，在一大片桑田旁边，矗立着两排10个蚕沙房，每个蚕沙房由2到3户筹资建设。正从农用三轮车往蚕沙房卸载蚕沙的农民韦承文告诉记者，蚕沙在蚕沙房经过长时间的发酵和技术处理后，病菌会被杀死，减少桑蚕病虫害的发生，处置后的蚕沙还可以作为很好的有机肥还田，这样每亩桑园可以增加100多元的收入。

“屯级党群理事会”不仅在引领农村产业发展中成效显著，还极大激发了村民参加农村公共事务的热情。2013年5月以来，广西在全自治区发起了以清洁家园、田园、水源为主要内容的“美丽广西·清洁乡村”活动，河池搞得有声有色，这其中，“屯级党群理事会”发挥了重要作用。

安马乡木寨村党支部书记覃春娥说：“理事会成员挨家挨户做工作，每个屯集资6000元建设一个垃圾焚烧炉，村民投工投劳将成本压缩到每个4000元，剩下的2000元雇一个保洁员，负责将每户门前垃圾篓里的垃圾、田间地头堆放的垃圾运到焚烧炉集中处理。”

“没有‘屯级党群理事会’的话，可能只是干部动，群众不动，‘清洁乡村’活动还真的没那么容易搞起来。”覃春娥说。

农民很朴实，一旦思想工作做通了，热情就高涨起来。村民莫永强发现瓜果皮、病死蚕等潮湿垃圾难以焚烧，就自己摸索画图设计，发明了用潮湿有机物垃圾生产沼气，沼气再用来焚烧干燥垃圾的“沼气池+焚烧炉”配套处理模式，既解决了潮湿垃圾焚烧难的问题，又节省了燃油费用。现在，这一办法已在河池全面推广。

不是另搞一套

河池是我国村民自治的发源地，30多年前屏南乡合寨村村民自发民主选举产生了我国第一个村民委员会。合寨村开启的村民自治，与包产到户、乡镇企业一起，被誉为中国农民的三大历史性创造。

广西区委党校教授盘世贵认为，“屯级党群理事会”是村民自治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它对于激活蕴藏在农民群众中推动发展的内生动力，在新形势下践行党的群众路线、解决“三农”问题和社会管理创新等具有普遍的实践和示范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屯级党群理事会”不是另搞一套，而是通过党组织领导下的村民自治机制更好地落实国家惠农政策，发展农村致富产业，带领群众奔小康。“屯级党群理事会”很好地体现了党组织和群众双方的意愿，不仅不影响“两委”履行职责，而且使“两委”的决议事项更加科学合理、落实有力。

河池市县乡两级党委、政府也坚持“三放三不”原则，即把依法决策权放给群众、把资金合法使用权放给群众、把农村事务管理权放给群众，在法规许可的范围内，县乡党政干部不插手村级基础设施项目的承建，不插手项目筹集资金的使用，不插手干涉村屯民主事务。

黄世勇说：“‘党领民办、群众自治、协同发展’工作新机制，是‘屯级党群理事会’规范运行的重要指导原则和价值取向。此举拓展了党委、政府和群众协同推动建设、推动发展的机制和途径，同时改善了党群、干群关系。俗话说，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屯级党群理事会’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编辑：高远至

经济与环境

北斗，一年后的新期待

■　本刊记者 田兆运

2014年，是北斗系统向亚太区域提供服务满一周年后新的开始。可以肯定的是，未来北斗服务将给大家带来更多惊喜。

北斗精度不断提升

自宣布试运行以来，北斗系统扩大了系统覆盖范围，同时采取一系列措施增强了系统稳健性，提高了系统服务精度。

在中国及周边地区，北斗系统可以独立提供导航、定位、授时服务。与其他卫星导航系统相比，北斗系统在服务模式上具有自身特色，除了提供与其他卫星导航类似的无源定位、导航、授时服务外，在中国及周边地区，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还具有短报文通信功能。

一般来说，卫星导航用户只会知道自己在哪个地方，而北斗卫星导航系统除这项功能外，还可以让别人知道你在哪儿，还可以让自己知道别人在哪，这是北斗有别于其他系统的重要特色。

这个小功能，在关键时候所发挥出来的作用不可小觑。比如说在登山、勘探或是大洋深处等极端险恶的环境中，需要紧急救援时，身处险境的人不仅能知道自己所处的位置，还可以通过北斗系统把自己的位置信息发送出来，这对于外界的救援来说再重要不过了。

另外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例发生在2013年夏天。中国野生藏羚羊研究保护机构与北斗导航系统的一家芯片研制机构合作，开发生产出一种可以套到藏羚羊脖子上的项圈，上面安装了北斗导航系统的应用终端，可以适时监控藏羚羊的运动轨迹，研究藏羚羊的繁殖迁徙规律，对藏羚羊保护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精稳网络平台催生大量产品

北斗导航系统一直在加快核心芯片、模块等关键技术突破，相关产品已在交通运输、海洋渔业、水文监测、气象预报、大地测量、智能驾考、通信授时、救灾减灾、手机导航、车载导航等诸多领域应用，正在产生广泛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近年来，每年一次的北斗应用大型展会，向人们呈现出国内外企业在开发北斗应用方面所取得的令人惊喜的成果。导航终端已经成为最基本的应用产品，在此基础上开发的北斗手机、手表以及其他一些专业应用终端正在大量涌现，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它们就会成为我们身边常见的产品。

北斗系统试运行服务以来，开展了一系列北斗应用示范工作。如交通运输部“重点运输过程监控管理服务示范系统”，在9省市的重点运输车辆上开展北斗应用示范，有效降低了运输成本，保障了出行安全；广东省组织的“珠三角卫星导航应用示范系统”，已完成部分公务车北斗终端安装，用技术手段强化了对公车的管理，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在气象应用领域，基于北斗的探空系统将大幅提升我国综合气象观测预报能力和防灾减灾能力。

又一个叫得响的“中国制造”

运行过程中，北斗导航系统的主管建设部门广泛参与国际合作，持续与美国的GPS、俄罗斯的GLONASS、欧盟的GALILEO系统开展兼容与互操作协调，在系统性能监测评估、服务性能规范等方面积极开展合作，共同为世界提供更好服务。

与此同时，中国北斗着力建设全球卫星导航的监测评估系统，促进全世界的卫星导航监测资源共享，保障用户利益。在国际合作方面，我国正加快推动北斗进入国际民航、海事和移动通信等标准化组织，让北斗系统与世界充分接轨。

目前我国已经与部分亚太地区国家建立了卫星导航领域合作机制，在精细农业、防灾减灾、交通旅游和教育培训、系统监测评估等方面开展广泛合作。2013年5月，在李克强总理访问巴基斯坦期间，中巴双方签署了关于北斗系统应用合作的协议。该项协议成为首个北斗国际合作与应用的政府间协议。

我们有理由相信，北斗导航系统将作为又一个打着“中国制造”印记的高科技产品，大踏步走向国际舞台，为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用户提供优质、高效的导航定位和授时服务。

编辑：何晏

电子菜箱遭遇线下尴尬

■　本刊记者 黄艳

动动鼠标，新鲜的蔬菜水果就能按时送上门……成立于2010年的武汉家事易凭借电子菜箱等技术创新，短短三年便成为全国最大的同城生鲜农产品电商。但风光背后也有问题，由于线下运营成本居高不下，家事易至今仍未实现盈利。放眼全国，生鲜农产品电商普遍面临“成长的烦恼”。

一头解决农产品卖难，一头解决市民买贵，在农产品“触电”的大势下，如何才能真正实现持续发展？

电子菜箱，开启网络购菜时代

2010年，电子菜箱在武汉悄然兴起。凭借低廉的价格、放心的品质、方便的支付模式，越来越受到城市白领、家庭主妇甚至老年人的青睐。

记者在位于武汉白沙洲大桥附近的家事易总部看到，顾客在家事易官网下单后，订单处理系统立即启动，在产品分拣车间里，与订单绑定的菜篮会在相应商品区停留，待分拣员放菜进篮后，继续前行直至整个订单完成，并按照顾客所在的区域码放。为确保货物准时、安全送达，家事易自建物流系统，专人专车配送。

货物送达后，工作人员会将其存放在与客户对应的“电子菜箱”内。这个类似超市储物柜的箱子，具有一定的保鲜冷藏功能，用户只需按照短信提示，即可刷卡开箱取货。

电子菜箱让农产品交易方式更为灵活，“菜等人”的消费方式深得顾客喜爱，在增加订单密度、降低物流成本的同时，实现了“电商＋冷链物流＋智能终端取货”的模式。

目前武汉市已有1200多个小区铺设了近2000组电子菜箱。同时，“家事易生鲜超市”官方网站已有500多家农产品商户入驻，每天为近1万户家庭、63个高校及企事业单位食堂提供蔬菜及其他农副产品配送。

“全国最大”仍难逃经营困境

短短三年，家事易及其同城生鲜农产品网上交易网站均已发展为全国最大，但线下成本高企，让公司始终无法摆脱经营困境。

据介绍，在冷链、网络、车队和江夏种植基地、流通中枢建设等方面，家事易已先后投入近1亿元。

家事易相关负责人唐亚萍介绍说：“首先蔬菜、肉类、水果等各类农产品要保证品质，而且货源要保持稳定充足，其次从仓储到配送，全程必须保证鲜活，这都需要大量投入，同时客户分散也增加了配送成本。”

家事易面临的困境在生鲜农产品电商中很有代表性。据业内人士透露，在淘宝“特色中国”中，个别地方馆由于盈利困难，面临闭馆走人的局面。曾盛大开幕的“湖北馆”就因为亏损严重一年前已关闭。

记者了解到，线下的仓储物流配送即便与快递业合作，成本依然很高。据了解，京东和1号店上的“谷绿农品”与顺丰合作，用冰袋和保温箱配送大闸蟹和海参等生鲜产品。其负责人王安平介绍，2012年，“谷绿农品”的仓储和物流成本占销售额的30%。

作为同城生鲜农产品电商的开拓者，上海“菜管家”坚持经营多年依然没有摆脱困境。“菜管家”商品部经理梅惠平认为，线下发展决定生鲜电商的运营水平，而线下投入也是制约生鲜电商盈利的最大瓶颈。可以说成也线下，败也线下。

“触电”大势所趋扭亏需多方发力

业内人士认为，农产品“触电”是大势所趋，要实现扭亏为盈，有赖于消费群体的不断扩大和物流配送体系的进一步健全。

唐亚萍介绍，家事易计划从三方面入手，力争摆脱困境。首先，公司将于今年在武汉市内外共建设8个万亩蔬菜基地，保障供给；其次，向电商平台转型，除销售生鲜和日杂外，还将向供应商出租或出售“电商展位”；同时，引入社区支持农业模式，在线下开设5到10个实体形象店，提升购物体验，争取真正实现5到8小时蔬菜“由基地直达餐桌”。

武汉理工大学电子商务与智能服务中心副主任陈冬林分析认为，当前生鲜农产品电商要实现盈利突破，必须找到更好的配送模式，最大限度降低物流成本。他建议农产品电商，一方面切忌盲目扩张，应首先考虑同城经营；另一方面除了电子菜箱，还可以考虑利用城市已有的配送资源，比如报纸、鲜奶配送体系，实现合作，谋取双赢。

陈冬林说，生鲜农产品电商是一个有前途的新鲜事物，当前行业普遍亏损的现状值得关注，政府要加大扶持和监管力度，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共同谋求健康持续发展。

编辑：郑明达

4G还要迈过几道坎

■　本刊记者 龚雯

4G，烧钱“黑洞”？

“中国移动4G套餐，40元包300兆流量，按照每秒百兆的速率，这个套餐3秒就用完了，3秒40元，一分钟800元，一个小时4.8万元。如果哪天晚上忘了关闭网络链接，一觉醒来你的房子就归移动了！”当当网CEO李国庆1月28日的微博引发了网络热议。

事实上，4G资费贵到“吃”掉一栋房子的表述太过夸张。中国移动业务支撑系统部副经理宁宇表示，中国移动准备了四道防卫线：双封顶、勤提醒、套餐组、加油包。即用户每月国内流量消费最高500元，达到500元之后不收取流量费，直到达到每月国内流量使用上限15G，之后系统会自动实施流量保护措施，关闭该用户的上网功能，到下个月再自动恢复。

但即便如此，4G网络资费过高仍广为诟病。

上海的王女士在中国移动4G资费刚发布时就算过一笔账：考虑到刷微博、玩微信，有时候还下载音乐，每月138元600M的套餐可能不够用，但因与2G流量捆绑的每月2000分钟语音用不完，338元的套餐又显得很不划算。综合计算，使用4G一个月差不多要花200多元，有点心疼。

同样的问题也困扰着北京市民吴女士。在使用了一段时间的4G网络后，她已经养成了随时查看手机流量耗损情况的习惯，并不断关闭有可能耗费流量的应用。

配套服务“塌腰”影响用户体验

专家表示，4G牌照虽然已发放，但实际上市场的大门还没敲开。除了备受关注的资费问题，4G网络、终端、服务等都还有待完善，因此在市场拓展中出现了叫好不叫座的窘境。

在4G终端方面，三大运营商之一的中国电信的目标是在2014年新增约90款、3600万部终端，其中一季度有望推出约30万部，但这一举动能否得到市场认可，还有待观察。

在网络建设方面，最近专程赴美考察的飞象网CEO项立刚指出，在网络覆盖一般、用户较拥挤的环境下，4G和3G在感觉上并无太大区别。当前，虽然中国移动在4G方面的建设快人一步，但其3G发展欠账太多，导致很多用户在无法使用4G网络时，只能使用2G网络，落差很大。

同时，运营商的服务水平也有待提高。近日，有用户前往北京联通某营业厅将手机SIM卡更换为“小卡”，但工作人员表示换卡业务需在柜台办理，要拿号等待,这一等就是近两个小时。“换手机卡要在营业厅排上几个小时，运营商如此不看中服务效率，令人费解。”这位用户说。

让信息消费更公平、更透明

针对4G资费偏高的现状，电信分析师付亮指出，和3G发展相似，随着运营商对4G网络的进一步完善和更多设备商的参与，4G资费门槛肯定会下调。付亮认为，只要电信运营商打造出“无处不在的无线网络、无所不有的智能终端、无所不能的移动应用”，就必然会吸引消费者，提升信息消费水平。

“4G的普及是必然趋势。降低电信资费、提高网络覆盖和服务水平的根本出路在于打破垄断，引入竞争，以竞争压力促发提升动力。”北京邮电大学教授曾剑秋认为，虚拟运营商牌照下发或为电信市场注入活力，相关部门应调动虚拟运营商积极性参与市场竞争，提升服务质量，降低服务资费。

长期从事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邱宝昌和董正伟等专家认为，目前三大运营商拥有各自专门的4G频率，运营商之间也不允许携号转网，这就容易造成对消费者体验的忽视，也带来不少消费维权的盲点与难点，因此必须加强监管，加大改革力度。

邱宝昌认为，在电信消费领域，消费者是较弱势的一方，国外电信领域尝试以独立第三方机构来推动产业服务透明化，可以化解民众对于技术问题的疑虑，也可以促进电信产业健康发展，其经验值得借鉴。

项立刚表示，4G是一场综合实力的赛跑，除了制式、终端、技术，还有资金、3G的发展、骨干网建设等多个方面。要做好4G，必须平衡各个方面，形成综合实力，这样才能打开市场，消费者也才能有良好的用户体验。

编辑：郑明达

百姓视点

南宋：烟花散尽是落寞

■　本刊记者 朱旭东 张展鹏 王骏勇 夏鹏

正月十五是南宋一年中最热闹的一天，轰轰烈烈的庙会之后，外出打工的人将重踏征程，村庄将重归冷清。莘莘学子继续“天天向上”，老人、妇女则为游子们看守庭院，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位于江苏省兴化市西北角的南宋村，距离兴化县城约半小时车程、距离省会城市南京约3小时车程、距离大都市上海约4小时车程。元宵节期间，半月谈记者第三次前往南宋，持续感受一个留守村庄的喜怒哀乐。

欢天喜地闹元宵

地处里下河洼地的南宋村，自古以来就十分信仰和崇拜天、地、水“三官大帝”，除了建庙供奉之外，每年正月十五“天官诞辰日”要隆重举行“三元胜会”进行祭祀。

庙会下午1点才正式开始，但元宵节一大早，爆竹就在村里各个角落此起彼伏地响起，一些村民还在家门口或院子里点起一米多的“高香”。天气晴好，但见烟雾缭绕，村民喜笑颜开，见面互相致意。小街不再空旷冷清，到处摩肩接踵、欢声笑语。

这场庙会不是几十个人的演出，而是全民参演。除了暖场的扭秧歌外，庙会将有七组人马“踩街送福”，分别是庆丰会、高跷会、故事会、花蓬会、聚福会、判官会、车驾会，参演村民多达300人。整整一天，村头村尾，到处能见到浓妆艳抹、花枝招展的村民，他们既有60多岁的老人，也有三四岁的孩童，都将参加“踩街”，把幸福吉祥送到每家每户。没有化妆的村民，则对这些“演员”评头论足，时不时爆发出欢畅的笑声。

可能因为爆竹炸得太响，也可能因为村民们一直在欢闹，直到直径一米的两面大锣在身边敲得人心颤时，记者才意识到庙会正式开始了。然后，又分明听到那震天的中国大鼓、清脆的唢呐，以及伴着各种鼓儿、钵儿的欢声笑语，各路神仙、各路好汉，也在猎猎旌旗掩映下，伴滚滚车轮而来。

看，村妇女主任刘美华抹着浓浓的胭脂、穿着花花绿绿的戏服，在秧歌队中扭得正欢；曾经将半月谈记者当成假记者而报警的易纯来，正意气风发地为“踩街”队伍开道；年前刚结婚的周洋，扮成了状元郎模样，踩着高跷，正想办法摆脱桥头电缆的阻拦；平时每天带着女儿“天黑就睡觉”的许永萍，此时也挤在人群中嗑着瓜子，满脸微笑……

村里的三元会副会长余元喜说，庙会是村里最重要的民俗活动，如果不办肯定会觉得“缺了点什么”。今年的“踩街”要持续两个多小时，对参演村民的体力，绝对是个考验。在现场记者看到，踩高跷的一组人虽然都20多岁，但半小时后就出现疲惫之态，队伍稍停，他们就偷空倚在墙壁上休息。

小伙子尚且如此，化装成唐僧师徒和三国演义里五虎上将的孩子就更难坚持了。他们大都只有四五岁，虽然坐在推车上，但庙会开始不久，扮演“马超”的孩子就哭得稀里哗啦，闹着要从车上下来，在家人的连哄带骗下才终于同意“以大局为重”，继续巡游；扮演“刘备”的孩子，上推车后不到十分钟就酣然入睡，全然不顾众目睽睽……

临别的话儿说不完

有村民告诉记者，庙会对南宋人来说比“春晚”还重要。因为即将面临离别，这一天，人们都尽情狂欢。平时冷清的小街，此时行人已如过江之鲫，局部更是人山人海。

为了迎接送福送财的“踩街”队伍，常年在上海做水产品生意的宋世健早就在院子里摆好八仙桌，点上香烛，摆好贡品，斟上三杯酒，耐心地等候着。贡品分别是一盆热水汆过的猪肉、一盆水果和一盆点心。放猪肉的盆非常有讲究，内有一只未剥壳的煮鸡蛋，肉上还放着一根稻草和一把葱。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摆放，是老辈人传下来的，连我父亲都说不清。”宋世健说，至于那三杯酒也很讲究，倒满一杯必须分三次，“这种习俗越传越少，等闺女长大时，估计就没了。”

说话间，“咚咚锵锵”的锣鼓声在门外响起，四位头扎白毛巾身穿黄绸缎的壮汉抬着“踩街”的开路先锋“黄飞虎”，冲着宋世健家的大门一个“狮子三点头”，完成对宋家的“送福”仪式。宋世健忙不迭地递上几盒香烟，算是答谢。“踩街”队伍继续闹哄哄地走向下一家。

庙会一直持续到下午四点左右。之后，所有的道具行头，陆续收到永兴禅庵的仓库里，七组分会人马分完贡品，各自忙着晚上聚餐去了。有些村民意犹未尽到处转悠，似乎仍在品味着刚逝去的热闹时光。

35岁的宋友强在镇江工作，过完元宵节就要出门。当天晚上，岳父母特地从邻村过来聚餐，一大家子要给小两口交代点什么。

在外闯荡，喝酒应酬少不了，而宋友强平时晚上还喜欢独自喝上三两小酒。岳父顾占龙不主张女婿白天喝酒，但他特地关照女儿，平时在家备点小菜，让辛苦一天的丈夫回家喝酒时，有点小菜就着。“夫妻俩在外，就要相互体谅，相互关照。”

让宋友强最放不下心的是儿子宋子豪。由于不在自己身边，他无法对儿子的学习提太高要求，“不可能所有孩子都考上大学，但你必须孝顺，在学校人缘要好，能混得开。”“孝顺”和“人缘好”，成了宋友强对儿子的特别要求。

觥筹交错，亲情流淌，还有一些告别的悄悄话，绝不可能当着外人讲。记者当晚9时离开村子时，村里安静多了，只是偶尔能听到几声狗叫。圆圆的月亮挂在半空，仿佛在凝神谛听南宋各个角落里的喁喁私语。

重新安静下来的村庄

第二天清晨，记者从村头远远望去，只见南宋又恢复了年前的那份冷清，昨日的喧嚣和热闹仿佛是一场梦。映入眼帘的，是几位有些面熟的老人、小孩和妇女，他们有的在刷牙，有的则只是站着，无所事事……

离多聚少，留守的孩子与父母分别，不同的年龄有不同的表现方式。6岁的宋子娴春节期间并没有整天黏着父亲宋世健，因为父亲比较严厉，经常管她。早晨送别时，子娴还笑着甜甜地亲了一下宋世健，可是当宋世健转身离去时，子娴钻进爷爷的怀里号啕大哭。

10岁的林晓雪扎着马尾辫，牵着3岁的弟弟在村头为母亲林敏送行。母亲挥手告别时，弟弟大哭着“要妈妈”，不过奶奶一句“带你去买好吃的”，弟弟就被哄走了；晓雪则咬着下嘴唇，眼泪哗哗地流淌。邻居们一直在安慰她，但晓雪一声不吭，紧盯着母亲的背影，一直等到母亲走远，她才慢慢回家。

12岁的黄雨荷，父母年初六就外出打工了。她没有送别父母，因为“不敢送，送了更难过”。父母走后，黄雨荷在外婆的小卖部里摆了个小摊，借着难得的人气兜售自己用气球泡泡做的工艺品。

与宋子娴等“小小孩”的痛哭相比，林晓雪等“大小孩”的沉默更让记者揪心。也许几年后，“长大”的子娴也会这样“习惯”与父母的分别，能够咽下哭声甚至躲避送别，但那种静默，也许更伤心，更伤人。

春节过去了，安静下来的村庄，重新开始积攒思念，等待一年之后的再次绽放。在这样的轮回中，男女老少都在学会坚强。就像村民们大口喝酒时的彼此祝愿：外出打拼保重身体，家中留守珍藏希望。

谁来守望留守一族

“雪佛兰”的后备箱再也塞不下家乡的特产了。71岁的沈长吉点燃了挂鞭和100响的冲天炮，为二儿子沈联云一家送行。车发动时，沈联云的爱人摇下车窗大声叮嘱：“爸您多下下田少打麻将，少让妈妈干农活。”

沈联云家的送别多少有点喜庆，因为他年前刚花50万元帮父母建了“豪宅”。240平方米的房子，门窗全是铜质的，连院门也包上了黄澄澄的铜皮。沈联云出发前对记者说，农村人对父母尽孝，首先就是给他们盖栋好房子。对于这个儿子，老父亲很自豪，“好男儿志在四方，他就该出去闯。”

一些留守的村民认为，如果村里能再多几家企业，亲人们就不会再外出打工了，但双湖矿山液压机械厂厂长李锦山并不这么认为。机械厂是村里唯一的企业，前身是李锦山父亲创办的纺机配件厂，1987年时曾有200多名工人，其中80%是本村人。1991年，纺机厂转型为机械厂。由于技术门槛大幅提高，用工人数骤减，厂里如今只有28名工人，没有一名是南宋人。“生产线技术含量高，需要专门培训过的技术人员，村里没有合适的。”李锦山说。

在李锦山看来，除了技术上的限制，工厂没有村人还另有原因。这些年村民外出打工蔚然成风，很多人习惯了在城市生活，心已经回不来了，甚至不知不觉间形成了“出去光荣、在家丢人”的观念。而有些村民，的确在外面闯荡出一片新天地。

村民是否一定要就近就业？留守问题是不是一定要彻底解决？这些问题一直萦绕在记者心头。15日从京沪高速回南京的路上，由于车流量大，车速根本快不起来，这显然是因为很多外出打工的人正忙着奔赴苏南、上海等地。春节期间，不少城市因为务工人员回乡，出现各种不适应。春节过后，这些为城市、为产业、为整个社会注入活力的人又重新回来了。

早些年的农民工，很多人都是背着蛇皮袋到处打零工。但像宋友强、沈联云等人，历经千辛万苦后，已经从为别人打工转变为为自己的事业“打拼”了。他们不仅改善了家庭生活，还在闯荡中找到了新的商机，发现了新的自我，留守的亲人对他们也给予充分的理解和支持。因为如果他们还是守着一亩三分地，即使能够老婆孩子热炕头，那日子，也未必幸福。

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无法避免人口的流动，无法回避留守问题的产生。离家、留守、团聚，再离家、再留守、再团聚，这不只是农民群体独自承担的酸楚，而是中国走出小农经济后的普遍现象，即使在城市，也有庞大的留守群体。只是，在中国广大的农村，那些白发苍苍的暮年谁来守望？那些渴盼爱的成长如何不留下残缺？谁能让那些离家的脚步不再如此沉重、游子的心不再被如此酸涩的内疚塞满？

当然，这是另一个话题了。

编辑：姜磊

新特区·新观察

义乌：改革，让“空气里都飘着商机”

■　本刊记者 屈凌燕 沈如发 武卫红

国务院批准在浙江省义乌市开展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已近3年。作为全国唯一的综合改革试点县，义乌正不断用改革激发市场活力，为中外企业创造良好的贸易环境，改革红利不断释放。

试验区活力涌动　不断开辟外贸新天地

义乌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国际商贸城，占地达470万平方米，有7万个经营主体，20多万商户。春节期间采访，商户们都是插空跟记者说上几句话。“忙的时候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一名湖南谢姓店主说，一年赚几十万元没有问题。

记者见到“80后”小伙宋光辉时，他正忙着和几家国际公司签订外贸合同。作为文博（中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他对这两年义乌的改革推进感受尤深。他告诉记者，在外贸低迷的情况下，公司借助改革带来的机遇，仍实现了年销售额一个亿的佳绩，产品远销全球各地。

在飞往义乌的航班上，记者发现有不少外国人。他们大多是来义乌洽谈贸易的。义乌市市长何美华说，义乌办理外商签证的业务量超过杭州、宁波两地总和，2013年义乌入境客商达43.9万人次，数量浙江第一，密度全国第一。

为提高效率，义乌海关全面实施通关无纸化改革，企业看好货物，随时可以在网上完成报关流程。2013年11月，义乌港海关监管场所投入运行，原来装载货物的卡车需排5公里长队等待通关，现在随来随走。据统计，2013年前10个月，义乌海关监管小商品出口62.9万标箱，同比增长15.8%。

“这几年在义乌做生意感觉更加方便了。”欧吉恩外贸公司义乌代表处负责人、印度籍商人夏木说。为创造良好的国际贸易环境，义乌市专门成立了国际贸易服务中心，为外商提供“一站式”服务。义乌市商务宝恩特贸易商行负责人、巴基斯坦籍商人阿库尝到了甜头，计划让他的兄弟也来义乌做生意。据统计，目前义乌市涉外经营主体比国际贸易改革试点初期增长了近50%，达到5262家。

“义乌空气里都飘着商机，这些商机来源于改革释放的发展活力。”金华市委常委、义乌市委书记李一飞说。

深化改革先行先试“放飞桌子底下的风筝”

义乌小商品市场以日用品为主，数量庞大且散杂，原来的贸易方式已逐渐不适应市场主体的发展。“义乌一度就像在桌子底下放风筝，亟待破除束缚。”义乌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季金甫说。

2013年4月，经商务部、国家发改委等八部门同意，义乌率先试行市场采购贸易方式。随着一系列政策的实施，在构筑新型贸易体制机制方面成效显著，在外需不足的情况下，出口出现高位增长。

李一飞说，义乌抓住改革试点区的机遇，大幅度推进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让市场贸易更便利，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活力。为激发市场活力，义乌市政府大做“减法”，开展商事登记改革。经国土资源部、人民银行等部门同意，义乌市的土地和金融等综合配套改革也全面推进。

义乌人自称是“全国权力最大的县”。为了明晰政府“权力红线”，2013年12月28日，义乌市在网上公开“权力清单”。义乌市委常委、纪委书记卢照洋表示，公开晒“权力清单”，可以进一步推动政府转型、预防腐败，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面对电子商务对传统贸易方式的挑战，义乌着重将电子商务作为战略性、先导性产业重点培育，加快线上贸易与线下贸易融合。2013年全市电子商务交易额达800亿元，同比增长54%。“义乌改革为构建开放型经济体系、商品市场转型升级和国际化发展、促进外贸发展方式转变等提供了经验。”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原司长陈文玲在对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成效评估时说。

专家认为，义乌综合改革成功的启示在于三个“坚持”。一是坚持兴商建市的发展战略不动摇。义乌市场五易其址、十次扩建，实现了从马路市场到世界超市的转变。30多年过去了，义乌的领导班子换了十多任，但兴商建市的战略从没有改变和动摇过。二是坚持以改革创新破解发展中遇到的新问题。自试点改革以来，义乌市敢于先行先试，进行了一系列的政策创新。三是政府始终坚持简政放权，服务市场主体。

改革触到“天花板”突破更需动真格

义乌市场30多年变迁，是生产力发展与生产方式变革相融相促的过程，是对义乌人当年“鸡毛换糖”改革开放精神的传承与弘扬。改革发展30多年后，如何继续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

2013年下半年，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在义乌调研座谈时指出，义乌广大干部群众要认清义乌发展面临的困难挑战，破除“小富即安、小进即满”的思想，增强改革发展的危机意识和前列意识。此后，“‘鸡毛换糖’再出发”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在义乌全市展开。

记者在义乌调研时，不少干部表示，在改革推进过程中，不同部门对思想观念创新和“先行先试”的认识还存在差异。涉及相关事权改革的部门谨慎第一，个别部门很难做到“甩开膀子”改革，存在“等”和“靠”的现象。放权式的改革曾给义乌发展带来极大促进作用，但是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政府简政放权过程中出现“避重就轻”“明放暗不放”的现象。

围绕改革试点，义乌正在加快建设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国际陆港物流园区等一系列服务全省、全国的重大平台，但义乌作为县级市，平台较低，改革中涉及的土地、金融和法律框架等“天花板”难以突破。

义乌市金融办主任龚淑娟说，县级市的金融监管体制难以与快速发展的金融需求适应，在引进外资银行、申请第三方支付牌照、金融产品创新、及时跟踪分析贸易金融运行情况等方面受到牵制。

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面临着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如何进一步深化改革，有关人士认为，一要让义乌改革试点真正成为我国系统、全面探索贸易便利化的试验场，需要各方面改革齐头并进发挥联合作用、综合效果，充分发挥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作用，加强对难点、重点问题的会商研究。

二要强化部门配套衔接，简化外贸流程改革需进一步破题。长期以来我国进出口环节实行海关、检验检疫、税务、外汇等多部门管理。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示范区领导小组副组长郑宇民认为，国际贸易需要通关便捷、结汇自由、退税方便，要从符合国际贸易通行规则、服务地方发展需要的角度，以义乌为试点，对外贸监管部门的职能进行调整、归并，尽可能简化外贸流程和环节，缩短通关时间、降低贸易成本。

三要对改革的程序作出法律规定。随着改革试点深入推进，义乌在先行先试中触及法律的问题也越来越多，能否借鉴其他试点地区的做法，设置一部法律或行政法规对改革的程序作出规定，使改革更加顺利地推进？

编辑：何晏

谈天说地

从“搞好接待”说开去

■　周继坚

中央八项规定实施一年多以来，各地各部门纷纷就改进工作作风出台措施，广大党员干部的作风面貌为之一新，简化接待、减少陪同成为新风尚。可是，个别地方干部接待上级单位时，仍然费尽心思，满口“搞好接待、搞好保障”。这份“热情”不能不让人警惕。

改进工作作风，是中央加强党的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党和国家领导人率先垂范，外出调研时吃工作餐，不仅得到了各级党员干部的积极响应，也赢得了广大群众的高度认可。各地党员干部对照中央精神，切实改进工作作风，热衷于高接远送、胡吃海喝的少了，务实办事、节俭勤政的多了。但也应当看到，一些地方将“接待就是生产力”奉为金科玉律，积习甚深；有的则是迟疑观望，存在着“查的时候紧一紧，风头一过松一松”的侥幸心理。

公务接待是一项正常的工作内容，必须以有利公务、务实节俭为原则。从中央到地方，对公务接待都制定了严格的标准，只要遵照执行，就没有什么不妥。可在一些地方干部看来，刻意地将接待规格提高一点、花销大一点，换来被接待对象感情上的认可，很多事情就好办了。一句“搞好接待、搞好保障”，往往给投其所好、溜须拍马留下灰色空间，有的甚至是大搞人情往来、利益输送。一些上级部门的干部，也乐于享受“额外照顾”，把“接待得如何”的主观感受作为评价地方工作的标准，这也助长了地方干部在接待中大手大脚的不良风气。

要破除“重接待、轻实绩”的陋习，必须突出以实绩评价地方工作的导向。有人说，严格执行标准、接待“缩水”了，担心被接待对象不悦，会被“穿小鞋”。这说明，接待一方放不下自身利益和地方利益的小九九，被接待一方的权力也需要监督和约束。规范权力运行，消除权力寻租的空间，仍然是塑造崇俭务实、风清气正良好政治生态的重要条件。

同时，还应强化对公务接待工作的监督。一方面，需要上级部门、领导干部带头示范、模范遵守，真正做到一级做给一级看，将压力一级一级地传导下去，以切实的行动，消除左右观望、“躲一躲、避一避”的心态，杜绝执行不坚决、留余地的做法。另一方面，要对不按标准进行接待的单位和个人严肃追究责任，并及时通报曝光，对以私废公、串通牟利的行为，要坚决纠正、认真查处，以儆效尤。

编辑：姜磊

社会与民生

陌生电话：惹不起，躲得起

■　本刊记者 刘巍巍

不久前，记者采访江苏吴江某企业老总，用固定电话打过去，对方手机一直提示“正在通话中”，打了大半天都如此。后来得知，这位老总对手机做了设置，陌生电话一个也打不进去。“我这也是被逼的。”谈起此事，该老总倍感无奈。

半月谈记者调查发现，如今不仅某些企业负责人，一些地方干部也“学会”了看到陌生电话一律不接。“至少90%都是骚扰来电，但很多又不是一般的骚扰电话，接就等于接了麻烦。”一位和记者相熟的地方干部这样说。

“陌生电话我不接”

吴江这位老总告诉记者，不是自己摆谱，而是实在被搞怕了，很多外地的陌生电话，接了之后，就是各种名目的参选、参评、邀请、会议……“有关企业的，有关个人的，名目五花八门，不想参加，可又怕真有来头，烦透了！”

记者了解发现，接到过此类电话的企业负责人、地方干部不在少数。苏北一个副县长笑言，他从当乡长开始，就接到过骗人的“中南海的邀请”。另一位苏南企业负责人说：“内容都差不多，研讨会或者培训会，反正一句话，只要给钱，什么文凭、奖状、头衔都是小菜一碟。”这位年过四十的负责人告诉记者，前几年光优秀企业家头衔就拿了好几个，甚至还有一个是亚太范围的，“他们很直接，就说这个需要交评比费，还有相关证书、奖杯等的制作费等等，反正就是掏钱买奖”。

久而久之，这些经常被骚扰的企业负责人和地方干部学会了“反骚扰”。吴江那位老总属于比较“激进”的，通过后台处理彻底屏蔽了陌生来电。苏州一位干部说，不能学他全屏蔽，一般来说手机还是会接的，固话接的就少了，“熟悉的号码，包括固话我们都存了，而且现在手机软件也能帮着识别一些骚扰电话，这样就清净多了。”

谁“制造”了陌生电话

“我和身边的一些朋友现在都有010综合征了。”一位地方干部苦笑着说。010是北京的区号，在这些骚扰电话中，北京来电占据了不小的“份额”。这位干部告诉记者，以前主要是北京的，现在上海、一些省会城市的电话也多了起来。

记者调查发现，这些骚扰电话大致分为以下几类：一是推销图书、画册、邮册、纪念币的；二是邀请企业负责人或企业参评各类奖项的；三是邀请参加各类高端培训、研讨会、考察的；四是自称新闻单位要做正面有偿新闻或收负面“封口费”的。

这些陌生电话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来头很大”，起码会打着国家部委下属机构的旗号，有些甚至打着联合国的旗号。徐州睢宁一位基层干部说：“我们真的很难分辨真假，打这种电话的，有些还很横，你一说没这个经费，立刻就拿大帽子出来压人。有一次我们一个镇长就被一个推销理论书籍的唬住了，到处找关系打听，结果查出那个电话和其所说的单位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才安了心。”

企业负责人还头疼各种协会的“陌生电话”。一家化工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粗略算算，他们至少加入了二三十个协会，“绝大多数除了交年费，完全没用，但不加入也许就有麻烦，最怕他们打电话来，基本上都是以各种名目要钱的。”

须把权力彻底关进笼子

既然明知是忽悠，直接回绝不就行了么？当记者抛出疑问时，受访者都直言没那么简单。睢宁那位干部说：“关键就是很难分辨真假，对我们基层单位或者企业而言，可不想得罪部委办局，万一真是哪个部委的下属机构呢。”

记者了解到，尽管国家一直对部委下属机构进行精简，一些部委也经常声明自己是“被冠名”“被组织”，但现在打擦边球的依然很多。北京某部委一位公务员告诉记者，其实真的下属机构，现在不敢这样乱搞。这些到处骚扰基层干部和企业家的，一部分是真有点关系，通过一些部门或领导搞个挂名权或合作权，“草台班子”就搭起来了；另一部分则什么真东西都没有，骗一笔是一笔。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基础部副教授邵晓莹说，一边是不接电话被动地“躲”，另一边是忽悠大军有增无减。中央三令五申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但社会上利用权力胡乱作为的现象仍然不少。这告诉我们，不仅要限制有关部门自身的权力，对这种权力的“溢出效应”也要重视起来，把权力从根到叶都关进笼子，从根子上让这些人无法钻空子。与此同时，整个社会也要敢于直接说“不”。不可否认，正是“惹不起躲得起”的心理长期存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此类现象。

编辑：姜磊

“最苦恼的还是病人和家属的不理解”

——一名急诊科医生的自述

■　本刊记者 董小红 叶建平

2月11日晚7点，记者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急诊科抢救室找到刘鹏时，他已经连续工作了近24个小时，顾不上喝一口水，一直在与时间赛跑、与死神争夺生命。在狭窄的医院过道里，下了班的刘鹏向记者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最难说的话：“我们已经尽力了”

我今年32岁，已经从业9年。读书时，一部叫《急诊室的故事》的电视剧对我触动很大，当时觉得做急诊科医生很拉风，而且能够用高超的医术把病人从死神手里夺回来很了不起。就这样，大学毕业后，我走上了急诊科医生的工作岗位。

与其他专科医生不同，急诊室是救命的地方，需要很快识别病人的病情，把握全局，迅速做出判断，立即动手抢救，半秒钟都耽误不得。走上工作岗位之后，我对这些原本背熟的话有了更深刻的体会。

因为在医院抢救的都是危重病人，有时候家人感冒了，我就只简单嘱咐“多喝点水”，他们都觉得我太敷衍，不够关心他们，其实我只是习惯在急诊室里处理大病重病了，这也算职业病后遗症吧！

每当听到有人大声说“医生”这个词，我都立即条件反射地想冲过去，连在超市里买东西听别人聊天说到这个词，我都得好好克制一下自己。

一次，有位患者脑出血，情况非常危急。我一边冲过去为患者做心脏按压抢救，一边向家属询问病史。另一边，护士则跑着将急救车推了过来。我迅速抽出药剂加到病人的输液袋里。一个小时的全力抢救，还是没能挽回病人的生命，看着家属期盼的眼神，我几乎无法张开嘴对他们说“我们已经尽力了”。

工作9年，每天面对那么多生死，但眼看着病人在我抢救的双手中离开人世，心中依然是无法言说的痛。对一个急诊科医生来说，既会感受到抢救成功的喜悦，也必须承受抢救失败的痛苦。作为医生，你必须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因为马上还会出现其他病人，要你抢救。入行之初，我自己研究出了很多迅速调整情绪的方法。

“急诊医生，有谁没受过气”

在急诊科工作，很可能被打骂。

2008年的一个晚上，一个男人带着他妻子来看病，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跟其他医生打起来了。我好心过去劝架，结果刚说半句话，就被那人一拳打在眼睛上，缝了5针。后来才知道那人是喝醉了酒，耍酒疯。

当时我做急诊科医生才3年，年纪轻，没经历过大事，心里觉得特别委屈，甚至开始“怀疑人生”。同事们都劝我说，作为急诊科医生，抢救病人是责任，就算为此受些委屈，也不能抹杀心里的职业认同感，“再说了，急诊医生，有谁没受过气”？是，救死扶伤是我们的天职，即便被打骂，也要坚持，因为我们是白衣天使。眼睛上的伤疤成了我成长的里程碑。

不过，这些年下来，我发现作为医生最苦恼的还是病人和家属的不理解。作为西南地区最大的医院，华西医院急诊科抢救室每天接诊的病人超过500名，常常产生误会和纠纷。比如，由于医院住院部床位很紧张、在急诊抢救室医保无法报销等，经常有患者家属很不满地跟我们吵起来。但是，很多事情是我们无能为力的，只能赔着笑脸一遍遍耐心解释。

我有一次差点放弃了这份工作，那是因为父亲的去世。

2009年，父亲猝然离世，那天我正好值班在抢救别的病人，等把病人抢救过来才知道家里出事了。我发了疯一般地赶回去，但父亲已经走了，我连他老人家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这件事让我非常自责：自己抢救过那么多人的生命，父亲离世时我却不在他身边，一丝一毫的忙都没帮上。作为儿子，我真的不合格到了极点！那段日子我非常沮丧，真地动了放弃这份工作的念头。

最后，还是母亲对我说，父亲生前最赞许我的就是选择从医，他一直以我为荣。这让我醒悟过来，并发誓决不再言放弃。

“那一刻，我无法用言语描述心中的感受”

工作9年，我有4年因为值班春节没能回家。在别人看来，这份工作特别辛苦，可对我来说，这里面也有一种特殊的幸福。

半个月前，抢救室送来一位病人，当时呼吸已经停止了。我仔细查看了患者的病情，发现是由缺钾造成的心脏骤停，情况很危急。我没有采用常规的输液方法，而是用中心静脉置管的办法，更快速地为病人补充钾。这时病人还没有醒过来，我又立即对病人进行人工胸外心脏按压，一直按压了2个小时，最终病人苏醒了过来。当他睁开眼睛，感激地看着我，轻轻回握着我的手，那一刻，我无法用言语描述心中的感受。

作为急诊科医生，我和我的同事们时时面对生死，深知绝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差池。所以，尽管上班时神经时刻紧绷，下班后，我们仍旧常常熬夜苦学，不断学习新的急救知识。

只要能挽救病人的生命，再辛苦，我们都觉得值！

编辑：苏娅

一名“老地税”何以成“蛀虫”

■　本刊记者 王博 黄文新

今年1月，利用职务之便敛财逾千万元的“老地税”刘生海贪腐案，在甘肃省酒泉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刘生海获刑22年。

记者在与刘生海本人及主审法官、反贪干部、法学专家对话后深深感到，在一些相对封闭且权力集中的行业，监督缺失不容忽视。

“老地税”栽在贪欲上

1月17日下午，当身着囚服被带入法庭时，曾经意气风发的刘生海耷拉着眼皮，脸上写满倦意。在他回头寻找旁听席上的家人时，法槌敲响，开始宣判。

2013年5月14日，因涉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时任定西市地税局副局长的刘生海被敦煌市人民检察院监视居住；6月9日，刘生海被依法逮捕；9月，案件移送至酒泉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此之前，刘生海的仕途可谓一帆风顺：从财校老师到敦煌市地税局干部、局长，再升至酒泉市地税局纪检组长。

经审理查明，刘生海的犯罪事实主要发生在他担任敦煌市地税局局长、酒泉市地税局纪检组长期间。他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索取他人财物共计472万余元；通过套取代扣税款手续费和私设“小金库”，以提取现金、报销个人支出费用等方式，将单位公款140余万元据为己有。

此外，刘生海还将单位“小金库”资金近50万元以个人名义借给他人炒股营利；利用税收征管职务之便，在没有缴纳税款的情况下，指使下属违规开具金额近565万元的建筑安装业发票，致使国家税收损失27万余元。

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刘生海家庭财产、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除受贿、贪污所得款项外，尚有588万余元差额部分不能说明来源。

酒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刘生海的行为已构成受贿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徇私舞弊不征税款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22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监督不力腐败滋生

刘玉强是酒泉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庭长，也是刘生海案的主审法官。在他的办公室里，关于此案的案卷多达77本，垒起来有一人高，详细记载了刘生海的犯罪轨迹。

“这是一起典型的行业犯罪案件，权力没有受到有力监督。”刘玉强说，在刘生海任一把手时，同级纪检监督乏力；当上纪检组长后，刘生海也没管住自己。

从被认定的23起受贿罪中摘阅两起，就会发现权力运行的随意性。

2004年至2006年，承包经营商戴某先后以拜年、借款、打麻将为由，送给刘生海现金10万元；2006年至2009年，敦煌市一家钒业公司多次以拜年、补助旅游费用为名，给刘海生送现金共计20万元。在这些犯罪事实中，对方都在刘生海拿到现金后不久，提出减免或缓交税款、调低征收比例、对违反税务规定的情况不予处罚、违规领取发票等要求。

拿人钱财，为人办事。在接到“任务”后，刘生海一般都会满足对方要求。而在此过程中，一切都顺风顺水，没有遇到任何障碍。

“第一次收钱时也怕，后来就无所谓了。我想只要把工作干好就是了，别人也不会说什么。”刘生海说。

的确，在收钱习惯养成的过程中，并未有人站出来“说什么”。刘生海告诉记者，别人给自己送，自己也给别人送，所以渐渐感觉收礼送礼等于“人情往来”。

“作为相对有效的上级部门监督，采取的也多是阶段性或临时检查等方式。如果不是直接贪污税款，实际上很难发现问题。”一位税务干部告诉记者。

打破行业监督的“内循环”

甘肃省委党校法学教研部主任张佺仁表示，对于地税系统这类有实权的部门，必须打破行业监督的“内循环”，假以强有力的外部监督，才能规范其权力运行。

有专家认为，在对领导干部经济责任的审计上，“先离后审”致使一些问题很难在审计中被发现，监督效果滞后，发现后也存在“新官不理旧账”的情形。因此，对关键部门的核心领导干部，应当变经济责任离任审计为任中审计，及时发现问题。同时加强对违纪违规问题整改情况的督查，消除腐败萌芽，防止小问题变成大问题。

编辑：姜磊

泰安：小广场搭建百姓舞台

■　本刊记者 解颉理 丁锡国

消夏擂台赛、广场舞比赛、庄户小剧团“流动大舞台”、农民文化节“百姓大舞台”、电影放映……2013年以来，各具特色的群众文化活动，频频在山东省泰安市各县（市、区）的农村文体小广场登场，人口550万的泰安市，一年有1800万人次参与其中。遍布泰安市社区和村镇的文体小广场，不仅为农村居民提供了休闲娱乐去处，而且让农民从台下观众变成了台上主角。

农民求富也求乐

记者近日在泰安市肥城市仪阳镇东下庄村看到，文体小广场上篮球架、乒乓球台和各种健身器材一应俱全，四周是宣传栏，有“四德”榜、新二十四孝宣传画、道德公示墙等。村党支部书记赵学海告诉记者：“建起小广场后，出来活动的人多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也多了。”

赵学海说，过去农民干一天活，回到家累得倒头就睡，现在重体力活少了，有心思休闲了，城里人的娱乐方式，村里人也想有。

虽然农民有这种要求，但是基层特别是村一级能够为农民提供的文化资源明显不足，农村文化生活贫乏单调，群众对此满意度不高。

对此，泰安市委书记李洪峰认为，必须提高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在“贴近”上下工夫，找准文化供给与群众需求的最佳结合点，使农村文化生活真正“活”起来。

经过认真调研，泰安市将文体小广场建设作为突破口。根据村庄布局、经济基础和群众意愿，利用村内空地、废弃荒地、闲置场地，打造满足群众休闲健身、文化娱乐需求的开放空间。同时，为每个小广场培养一名文化带头人，打造一面文化墙，竖立一个便民信息屏，铺装一条健身路径，配备一套音响，竖立一盏广场灯。

文化人管文化事

肥城市新城街道巧山社区有一支农民威风锣鼓队，队员多达120人。除了服务社区群众的公益性演出，锣鼓队每年还商演100多场，年盈利15万元，其中90%补助给队员，10%作为社区广场文化设施和演出器材的更换维修费用。

泰安重视农村文化设施建设，更重视这些设施的维护管理，对设施维护使用、日常环卫保洁等，都有具体规定。

同时，泰安市把培养农村文化带头人，作为充分发挥文体小广场作用、活跃一方文化的关键。为培养农村文化人才队伍，泰安市对农村（社区）基层文化活动带头人、乡土文化能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和庄户剧团（演出团体）摸底造册，分类培训，并给予一定奖励扶持。如在庄户剧团擂台赛后，对30家优秀庄户剧团每家奖励价值数万元的音响器材。

目前，肥城市实施的公共文化服务志愿者递进培养工程，已被列入首批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全市400余支各类文化队伍，有效带动了文体小广场活动的蓬勃开展。

政府的有效引导，激发了民间文化队伍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如今，泰安市2389名基层文化活动带头人、1498名乡土文化能人、139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157个庄户剧团（演出团体）常年活跃在乡间，既是农村文化活动的中坚力量，又是农村文化管理的主体。

百姓舞台 展示百姓

“群众活动有场所，乡村文明结硕果……”泰安市岱岳区庄户剧团把文体小广场给农村带来的变化，编进了当地群众熟悉的柳琴戏。

为了更充分地发挥小广场作用，给农民提供更多更优质的精神食粮，2013年开始，泰安市将市、县、乡三级广场舞大赛、小合唱小乐队会演、戏曲大赛、公益电影放映、健身运动等系列特色文体活动，全部放到农村文体小广场举办。泰山区的社区消夏擂台赛、岱岳区的广场舞比赛、新泰市的庄户小剧团“流动大舞台”、肥城市的农民文化节“百姓大舞台”、宁阳县的农村电影放映、东平县的广场文化节等，以其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内容和生动活泼、喜闻乐见的形式，吸引了大批群众参与。据统计，2013年以来，全市开展各类文体活动2000余场。群众通过演身边人、唱身边事，逐渐从台下观众变为舞台主角。

宁阳县东庄镇南故城村村民田广臣告诉记者，有了小广场后，出来活动的多了、闭门不出的少了，打球比赛的多了、打牌赌博的少了，交流往来的多了、站街骂人的少了。泰安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张志华表示，文化小广场如今已成为泰安“没有围墙的剧场、基层百姓的舞台、农村社区的客厅、社会和谐的桥梁”。

编辑：郑明达

大都市·新发展

高铁撬动武汉

■　本刊记者 廖君 王贤

位于武汉东北方向的青山区因武钢建区，“十里钢城”曾是共和国工业的象征。如今，拔地而起的高铁枢纽站——武汉火车站成为这里的新地标。川流不息的高铁、动车组列车加速了人才、货物、资金的流动和集聚，也推动着武汉这座中部大都市走向复兴。

“米”字形高铁网形成

春运期间，武汉火车站党总支书记张再明相当忙碌，车站每天都有200多列高铁动车通过，几乎每天都有五六万人来到这里，他要保证来到车站的旅客安全上车、下车，得到满意的服务。

张再明回忆，车站刚开通运营时，即便遇到春运，客流量也不大，一天只有几千人，感觉比较清闲。“那时候坐高铁的人不多，人们对高铁的认知不足，更重要的是高铁线路单一，旅客出行不够方便。”

武汉铁路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武汉火车站2009年底和武广高铁一起开通运营，武汉率先迈入“高铁时代”。随着合武客专、昌九客专、郑西高铁、石太高铁、汉宜铁路、京广高铁相继建成通车，武汉高铁连线成网，武汉城市圈与我国经济最活跃的环渤海地区、珠三角地区和广大中部地区更加紧密地连接在一起。

2013年12月28日，渝利铁路开通，连接我国东中西的铁路大动脉沪汉蓉铁路全线贯通，武汉“米”字形高铁网基本形成。

目前，以武汉为中心，构成了“2、4、8小时”高铁交通圈（武汉到郑州、长沙、南昌、合肥等城市2小时，到北京、上海、广州、西安等城市4～5小时，到重庆、宁波、青岛、厦门等城市8小时）。当年略显冷清的武汉火车站，已经成为全国高铁线路辐射最广、直达城市最多、最繁忙的高铁站之一，年旅客发送量过千万人次。

武汉市长唐良智在接受半月谈记者专访时表示，为迎接“高铁时代”、承接高铁便利，武汉提出，要在思想上先“接轨”，在行动上先“检票”，在工作上先“通车”，因势而谋、顺势而动，主动作为、抢先布局，全面提升城市综合承载能力。

唐良智说，近年来，武汉高标准建设高铁枢纽站，完善站区及周边配套设施；轨道交通连通汉口、武昌、武汉三大火车站，实现多种交通方式快速换乘，确保旅客“进得来、出得去、走得畅”；并以高铁站为核心，规划建设杨春湖城市副中心，建设武汉至咸宁、黄石、黄冈、孝感等地的城际铁路，促进省内城市融合发展、同步崛起，推动形成“大武汉都市圈”格局。

人流、物流、资金流加速集聚

唐良智认为，作为一种“大运量、高速度、便捷化”的交通方式，高铁给武汉带来的不仅仅是交通出行的便捷，更是战略格局的重塑、时空距离的缩短和交流合作方式的改变，是“一日千里”的强大动能。其最直接、最明显的效应，就是便利，实现了“人畅其行、货畅其流”，构筑起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快速通道。

伊迪生医学诊断技术（武汉）有限公司董事长王长城现在经常乘坐高速动车往来武汉和上海，这位在上海张江创业10多年的哈佛大学毕业生对武汉的交通区位优势赞不绝口。“武汉的高铁太发达太方便了，到北上广都只需要四五个小时，把公司的中国总部设在这里最合适了。”王长城说。

像王长城这样来武汉工作的高层次人才不在少数。武汉东湖高新区管委会人才办提供的数据显示，目前，仅在东湖高新区企业工作的博士就达5000多人，4年增加量超过前20年总和的1.5倍。2009年以来，该区专利申请量以年均50％以上的速度增长，主导产业连续4年保持30％的增长速度。

高铁网络直接拉动旅游业快速发展。据了解，武汉旅游主要指标增幅连续4年居中部省会城市首位。乘高铁到武汉赏花成为京广高铁沿线城市的热门旅游项目，千人大团赏花专列纷纷涌现。去年一季度，武汉赏花游接待总人数突破千万人次。

得益于高铁带来的人流、商流，武汉商贸服务业也蓬勃发展，2013年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过3800亿元，规模位居全国省会城市第二位。京东、菜鸟等多家大型物流企业在此建立华中总部及配送中心，武汉成为全国物流的重要节点城市。

“高铁一响，黄金万两。”唐良智介绍，武汉围绕高铁做文章，引进了中国北车、中国南车、中国铁路通信信号集团有轨电车等，并相继从沿海地区引进了上海通用武汉生产基地、周大福珠宝文化产业园、格林美产业园等一批投资过50亿元的重大项目，去年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突破万亿元。

唐良智说，近年来，武汉抓住进入“高铁时代”机遇，按照国家中心城市和国际化大都市标准，持续大规模推进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实施了铁水公空、轨道交通、城市环线、过江通道、旧城改造等一批项目，城市功能品质大幅提升，实现了蝶变。

抢抓机遇复兴大武汉

湖北省社科院副院长秦尊文认为，高铁不仅使武汉“九省通衢”的交通枢纽地位进一步凸显，还对城市整体经济社会发展起到明显的拉动作用。城市面貌日新月异，产业层次日渐提升。

但唐良智清醒地认识到，对一座城市而言，高铁是把“双刃剑”，既能集聚优势资源，也可能出现“虹吸效应”，造成要素流失。面对“高铁时代”带来的巨变，武汉将未雨绸缪、扬长补短，立足更高平台、站在更大空间谋划发展，以高铁的速度，加快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和国际化大都市。

一是借力发展“高铁经济”。借助高铁带来沿线产业转移调整的重大机遇，依托武汉综合优势，大力发展轨道交通装备制造、现代物流、商贸会展、休闲旅游等优势产业，建设杨春湖高铁商务区，打造国家先进制造业中心和现代服务业中心。

二是借道完善城市功能。发挥武汉作为全国高铁中心节点城市的地位和作用，积极争取国家尽早建设武汉至西安、福州方向的高速铁路，进一步完善高铁网络布局。加快城市快速骨干路网建设，推进高铁与其他交通方式的配套衔接，提升城市综合交通服务能力。

三是推进融合发展。借助高铁的“同城效应”和纽带作用，进一步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加强与沿线城市的区域合作，深度融入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推进产业大对接、交通大联网、市场大统一，培育“中三角区域”的“大武汉都市圈”。

唐良智说，未来10年，全球高铁看中国，中国高铁看武汉。武汉将积极谋划建设高铁博物馆，擦亮高铁名片，进一步丰富、提升武汉的城市品牌内涵和形象。优化提升铁路沿线的建筑形态和景观环境，让高铁不仅是通达九州的快速“交通线”，更是彰显武汉城市形象的靓丽“风景线”。

编辑：高远至

人物·我的“中国梦”

杨美学：为孤残老人撑起一个温暖的“家”

■　本刊记者 李惊亚

一个靠小背篼卖烤豆腐讨生活的农民工，用多年辛苦攒下的钱办起了“慈善助养院”，为孤残老人撑起一个温暖的“家”。八年间，他爱心如一日，既有无奈与心酸，也有喜悦和满足。

小背篼撑起一个温暖的“家”

他叫杨美学，56岁，农民工，而他的另一个身份，则是一家慈善养老机构的“院长”。看似纠结的身份背后，是一个进城务工人员执著与坚守的故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人的善心有多大，与他的身份、地位无关。

2001年，贵州省纳雍县农民杨美学来到贵阳打工，靠背背篼卖烤豆腐为生。2005年夏天，一名70多岁的老人摔倒在甲秀楼旁，杨美学正好路过，将老人扶起。与老人聊了一会儿天后，杨美学得知老人很想去养老院，可每月只有400元退休金，孩子生活也比较困难，所以没钱去。

这件事，让一个梦想在善良的杨美学的心里开始“萌芽”：努力挣钱，办个让孤苦老人能安享晚年的养老院。

5年多的时间里，杨美学辛苦积攒了8万多元。老婆要回老家修房子，两个儿子想买间门面房做生意，他都没同意。在贵阳大营坡，他以800元月租租下了一栋200多平方米的房子，购置了冰箱、床上用品等，设置了18个床位。2006年3月，“贵州农民工慈善助养院”正式开业。

“虽非父母，胜似爹娘”。这是贴在助养院墙上的八个字，也是杨美学的内心写照。从开业至今，杨美学先后接纳了120多位老人，有近半的老人是他无偿赡养的，剩下的一半也都因老人家庭经济窘迫而收费低廉。碰到子女不孝顺的，他还默默为老人承担医药费、操办后事。

但开办助养院的压力，远比杨美学想象中的要大。尽管他拿出了所有积蓄，竭尽全力，助养院仍然入不敷出。

这些年来，杨美学从未给自己及家人买过一件新衣服，还常用家人外出打工挣的钱维持助养院的日常开支。为此，家人不知和他吵过多少架，可每次吵完，一家人还是主动给老人们喂水喂饭、端屎端尿。

“有的老人会打人骂人、砸东西，但只要你和他笑，哄他开心，一会儿就没事了。”杨美学说，和老人们相处时间长了很有感情，每送走一个，他的心里都会难过很久。

老人也都把杨美学一家当成自己的亲人。有的老人在离开助养院时老泪纵横，说什么也不肯走；有的在离世前，要求在墓碑上刻上杨美学的名字。

“积金积银不如积德。生活中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我只是选择了我想要的。”杨美学说，助养院是一个大家庭，过得虽然不太富裕，但很幸福。

好心人助他圆梦

去年1月，贵阳市民政部门口头通知杨美学，他的助养院软硬件达不到要求，存在安全隐患，将被取缔。

没有能力搬到条件好的房子，那就只能将老人送回家或分流到条件达标的福利院。怎么办？一向坚强的杨美学陷入焦虑，彻夜难眠。

助养院面临被取缔，此事在当地引起了很大的关注。在贵阳做生意的李家五兄弟得知后，主动找到杨美学，愿意将位于百花山的3000多平方米建筑提供给他继续开办养老院，并且免收3年房租共计30万元。

“这建筑之前是租给一家幼儿教育机构办学用的，环境好、交通方便，消防设施齐全。”杨美学说，在李家五兄弟的帮助下，他的助养院最终“活”了下来。

搬家后，杨美学开始为助养院“黑转白”奔波。只要碰到困难，李家兄弟就义务帮他联系解决，谁有时间，谁就开车送他。

“我们的父母去世早，没好好享福。现在看到老人们开开心心的，我们心里也高兴。”45岁的李家老五说，帮人不需要多么有钱，只要觉得有意义，哪怕自己生活俭朴一点都要帮，“这也是做给下一代看的”。

这些年来，除了李家五兄弟，帮助过杨美学，叫得上或叫不上名字的好心人，非常多。

一件小事，至今让杨美学动容。那是去年助养院面临被取缔时，一位年轻女士带着两个五六岁的孩子来看他。临走时女士塞给他300元钱，两个孩子突然从口袋里一人摸出十元钱给他，说请他给爷爷奶奶买糖吃。

去年7月20日，杨美学终于拿到了梦寐以求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9月18日，“贵阳市云岩区杨美学敬老院”正式挂牌，他的民间慈善“黑转白”梦想终于实现。

现在，敬老院里设有50张床位，住着31位老人，大多是智障、残障、孤寡老人。在老人的宿舍里，记者看到，杨美学给老人们换了新床、床上用品等。过去助养院的食堂安在摇摇晃晃的活动板房里，现在的小食堂宽敞多了，墙上张贴着老人们每日的食谱，都是三菜一汤，房间里还有爱心人士捐赠的大液晶电视、冰箱、消毒柜、洗衣机等。

新年新梦想

除夕中午，贵阳的天气格外好，十几名贵阳凯宾斯基大酒店的爱心人士来到敬老院，带来过年的新衣和酒店里的好酒好菜，在敬老院里摆起了长桌宴。

杀猪菜、糍粑、小米渣……31位老人穿上新衣，吃着可口的饭菜，开心地笑着，有的老人还举起饮料相互敬。

“往年条件不好，除夕简简单单就过了，今年可真热闹。”杨美学说，他新年的第一个梦想是给老人们过一个幸福祥和温暖的新年，“现在梦圆了！”

“我是一个农民工，没多大的能耐，但万幸的是，每每在养老院无法维持的时候，总会有社会各界的热心人士帮助我挺过难关。”杨美学说，新的一年，他还有两个梦想。

一个是给老人们添置一些健身、娱乐设施。记者在养老院里看到，由于没有活动设施，老人们大多都在屋子里睡觉、看电视，或是打打麻将、下下象棋。下雨的时候，院子里没有遮雨的地方，所有人都得“窝”在屋里。

“希望今年能在院子里安一些健身器材，老人们可以经常活动一下身体。”杨美学说，再搭个棚子，安放一些桌椅，“下雨的时候就不怕了。”

另一个梦想，是顺利拿到床位补助。助养院身份转正后，只要软硬件全部达标，每张床位3年可获得政府补助3000元。杨美学说，助养院的一楼硬件已经达标，但是二楼还需再装修，估计得十几万元。

今年1月13日，贵州省民政厅为这个民间慈善机构送来了扶持资金20万元，大大减轻了杨美学的债务负担。

“虽然我现在还欠债3万元，要装修还得借钱，但困难是暂时的。一旦验收达标，得到政府的床位补助，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杨美学说，养老院装修好之后，他打算提供一些收费较高的床位，吸引经济条件较好的老年人来住，这样就可以填补收费较低甚至免费的老人那部分资金“空当”了。

编辑：姜磊

考务之窗

公考申论应用文行文逻辑简析（一）

■　半月谈教育公职考试研究院 向龙

2014年上半年全国多省份公务员联考即将开始，如何备考申论成为广大考生最为关心的问题。应用文写作是近年来申论考试中出现频率较高的题型，这一类型的文章与公务员日常工作相关性很强，因此一些缺乏实际工作经验的考生往往得分偏低。为此，半月谈教育申论研究团队在深入分析历年真题的基础上，总结出20个较为常见的应用文写作类型，以及基本的行文思路，并通过“公考申论应用文行文逻辑简析”系列文章进行详细讲解，希望能对广大考生有所帮助。

一、请示

请示是适用于“向上级机关请求指示、批准”的公文类型。一般由请示事由、请示事项、结尾三部分组成。请示类的文章最后通常以请求语作结，习惯用语有“以上意见是否妥当，请批示”“妥否，请指示”“当否，请批复”“以上意见如可行（或如无不妥），请批转有关单位执行”等。

【行文逻辑思路】背景、目的——请示理由——请示要求——结尾，即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结尾。

二、意见

意见是对重要问题提出见解和处理办法的文种，其内容主体为对策。可用于向上级机关报请批转或转发有关事项，也可用于领导机关就某些重要问题提出处理的方针、原则和措施、办法。意见类应用文正文的基本结构由引言、主体和结尾三部分组成。

【行文逻辑思路】背景、现状——必要性或原因理由——工作要求——期望未来，即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怎么样。

三、计划

计划属于计划类文书的一种，与规划、要点、方案等类似，用于对全局或单项工作进行预想性安排部署。计划、规划、要点和方案的主要区别在于安排的对象、时间范围不同，其重要性和安排范围是递减的。

【行文逻辑思路】指导思想、工作思路、基本原则——目标任务——具体措施。

四、汇报（或汇报提纲）

汇报是向上级总结工作、反映问题、报告情况、提出意见和建议的文体，通常分为工作汇报和情况汇报两种。

【行文逻辑思路】总结工作、经验——存在问题、原因分析——解决对策，即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

五、调查报告

调查报告是带一定目的性，采取社会化的调查工作方法，在调查取得资料，进行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写成有事实、有观点、有结论的书面报告。

【行文逻辑思路】背景目的介绍、调查方式、调研对象——调查内容、调查结果——应对之策，或调查背景——存在问题——解决对策，即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

六、讲话稿（现场讲话稿、电视讲话稿）

通常是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为了特定目的、用于一定场合、面向一定对象发表讲话的文字底稿。讲话稿的写作，必须服从讲稿六要素：讲者、目的、场合、对象、内容、语言。

【行文逻辑思路】背景介绍、讲话目的或针对的主要事项——表明态度、原则、观点——工作措施——期望和要求，即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怎么样。

七、演讲词（演说词、演讲稿）

是用于演讲的文字稿本。演讲词在讲话稿的基础上，突出鼓动性、感染力，含有较多的抒情成分，可使用较为灵活丰富的语言，做到“文情并茂”。

【行文逻辑思路】背景、环境、场合——演讲目的、指向的问题——解决的必要性、重要性——对策——感言、倡议，即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怎么样。

八、责任书（目标责任书）

责任书是行政机关为明确责任和工作目标、任务，调动各部门、单位和个人的工作积极性，推动工作完成、保证工作效率和质量的一种常用文书体裁。

从使用范围来看，责任书有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单向型，即一个政府部门或工作人员自行拟定责任书，在部门内部发送，或是根据要求上报备案；另一种是双向型，即上级与下级签订责任书，或从上到下发送责任书，要求管辖范围内的单位和个人遵照执行。

【行文逻辑思路】背景目的、指导思想、政策精神——工作目标——具体任务措施——奖惩措施。

九、倡议书

目的是唤起受众重视、促成共识、引导思想和行为。

【行文逻辑思路】背景目的介绍——必要性、重要性——倡议内容——呼吁号召，即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怎么样。

十、建议信（建议）

建议是以解决问题为目的的文书，要从事实与科学的角度，阐明问题的危害、原因及采取相应对策的必要性、原理、依据，内容具体，并可含有一定的科学论证内容。

【行文逻辑思路】现状——必要性、重要性分析——对策措施，即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

考公考，看《半月谈》。未来的备考之路，半月谈教育（edu.banyuetan.org）与你同行！

看基层

云南曲靖：用创建凝聚精神和力量

■　中共曲靖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和亚宁

云南省曲靖市把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作为主要抓手，发动群众广泛参与，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和坚实道德支撑。

环境能够影响人、改变人。曲靖从改善社会环境入手，设计制作以“中国梦”“美丽曲靖”等为主题的公益广告和“遵德守礼”提示牌，在公共场所、建筑工地围栏广泛张贴和设置，并建成公益广告集中展示墙、“中国梦”公益广告走廊，此外，还制作文明小贴士源文件，提供给全市各级各部门下载使用，使“中国梦”、曲靖人应有的文明意识、传统道德等融入市民生产生活各方面，在耳濡目染中提高文明意识，引导文明自觉。“我们校园里的张贴画好漂亮，同学们都喜欢看”，曲靖市第二小学六年级学生刘璟熹这样说。

建设优质环境，需要切实解决群众关心的问题。曲靖市以食品行业、窗口单位等与民生关联度较高的领域为突破口，全面开展“八大环境”综合整治活动，层层签订责任书，用制度管理人、用氛围感染人、用服务温暖人。以前出租车行业乱象丛生，不打表、拒载、漫天要价较为普遍，群众反映强烈。市里整合力量，运用教育引导、抽查整改、举报惩处等各种手段，以点带面，逐步深入，扭转了局面，现在文明行车、规范服务蔚然成风。如今，公共场所乱吐乱丢的行为少了，乱贴乱画的地方干净了，乱走乱闯的现象不见了……市民的满意程度超过了90%。

“因为有爱，所以呵护这世间冷暖；因为有情，所以懂得每一场离合悲欢……”《好人心安》这首歌在曲靖各级各部门组织的“道德讲堂”活动中无数次响起，让人顿生暖意。“道德讲堂”活动以“身边人讲身边事、身边人讲自己事、身边事教身边人”为宗旨，在讲述中传递力量，在感染中升华思想。

通过扎实开展“道德讲堂”进机关、进社区、进学校、进警（军）营、进农村、进企业“六进”活动，现已建成“道德讲堂”1000余所，举办各种“道德讲堂”活动3000余场次，受众达100余万人次。在罗平县，农村“流动道德讲堂”走村串寨，一个个“好人”故事让村民们动容落泪。县委书记韩开柱说：“道德讲堂接地气，让人觉得可亲可信可学，形式好，方法活，效果明显。”

精神的屹立，离不开文化的支撑。曲靖每年拿出1000多万元，撬动社会投资60多亿元，建成乡镇综合文化站80余个，行政村综合文化室1000余个，农村文化小广场3000余个，农村文化户1600余户，文化基础设施做到全辐射、普惠民。在主城区，大力推进文化场馆建设，“五馆一中心”成为显著地标，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走在全省前列。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曲靖高度重视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建成9个校外活动中心，30余所“乡村学校少年宫”，免费开放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公共图书馆、单位和社区文体场所、农村文化书屋，开展净网、净吧、净频等社会文化环境“五净”整治活动，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在马龙县旧县镇明德小学，1000余名师生还开展了“做一个有道德的人”网上签名寄语活动。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曲靖广泛开展道德模范、身边好人、身边雷锋、美德少年等评选活动，为创建工作注入了强劲动力。2013年以来，全市表彰道德模范320余名，杨长友等3人荣获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陆续推出了“当代愚公陆良八老”、“公务员楷模”陈家顺、“最美女大学生村官”潘志艳等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典型。

奉献者高尚，助人者快乐。曲靖在创建中建立志愿服务长效机制，吸引更多的人参与进来。成立了志愿服务工作协调领导小组、志愿服务中心和志愿者协会，不断完善志愿服务工作的领导机制、工作机制、协调机制、管理机制，建立各类志愿服务站（队）1000余个，发展注册志愿者7.2万余名，营造了浓厚的奉献、互助的社会氛围。

创建需要创新。曲靖首创星级评定、晋位升级、动态管理模式。目前，全市已有全国文明单位6个，全国文明村镇4个，省级文明单位139个，省级文明村67个，各类市级文明单位、村、社区、小城镇900余个。

编辑：何晏

国际

泰国：要选举，更需改革

■　本刊驻曼谷记者　常天童

围绕先选举还是先改革，泰国的两派政治力量已经争执了近百天。2月2日，泰国国会选举在极大的阻力下艰难推进，但丝毫未能平息动荡的局势，街头斗争仍在继续。泰国政治学者普遍认为，当今泰国，选举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分化和利益冲突，只有改革才能根治政治斗争的顽疾。针锋相对的政府与反对派在权力之争的同时也认识到，一场改革势在必行。

有泰国政治学者撰文指出，泰国经济在近20年来实现了高速发展，人们今天所创造的价值是其父辈的3倍以上，中产阶级队伍日益壮大，然而泰国的政治、教育、财政、税收等体制未能随之转变。特别是前些年严重伤及少数派政党特别是社会精英阶层的利益，导致基层民众与社会精英的对立。

包括泰国看守政府总理英拉领导的为泰党在内，泰国各政治派别都意识到了这一尖锐的社会矛盾。此次大选中，政府与反对派的主要分歧在于，政府要求“先大选，后改革”，反对派则主张“先改革，后大选”。虽然两派之间的主张相去甚远，权力之争显而易见，但至少他们在要求改革上是一致的。

与之相比，泰国民众的改革诉求更多是出于对贪污腐败的痛恨。近期一项民调显示，79%的泰国民众呼吁建立一个可以远离贿选的选举制度。人们不仅要求投票选举，还要求政治制度透明，制止贪污腐败和滥用权力，呼吁现有反贪污监督机构、检查与平衡机制独立运行，不受政治干预。

分析人士认为，持续示威并非扭转泰国现状的灵丹妙药，肃清贪污腐败也不是推进泰国民主的唯一条件。泰国政治需要的是一场大手术，成熟的民主还很遥远。

泰国朱拉隆功大学安全与国际研究所主任提迪南认为，作为泰国历史上最成功的政治家，他信曾对泰国的民主化进程作出重要贡献。他通过大刀阔斧的改革使原本被边缘化的占据全国人口大多数的草根阶层进入了体制内部，使选举民主在更大范围内深入人心，使泰国大众的民主意识开始觉醒。但这一民主化改革并不彻底。他信虽然改善了穷人的社会地位，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泰国利益分配的格局与规则，关系到国会议员自身利益的遗产税、土地税从来没有进过国会的大门，教育改革也仅限于发放平板电脑、自行车等实物。

他信下台之后，民主化改革进展缓慢，泰国过去7年陷入循环往复的政治斗争中。如今，泰国又一次走到了改革的十字路口。但政府和反对派近日来一直忙于斗争，并未提出具体的改革蓝图。相反，社会精英开始纷纷为改革出谋划策。

由泰国10个主要社会组织和70名著名学者组成的学者联盟，呼吁冲突双方承认分歧，同时承认谈判的必要性，先就如何才能改革以及通过何种途径进行改革展开谈判和协商。在他们看来，一个合法、民主的改革程序和进程比改革的目的更加重要。

14名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近日在泰国媒体上发表署名文章，提出泰国改革的首要目标是消除腐败，教育是主要途径。

其次，土地改革。人们普遍认为，泰国的土地私有制正在变得越来越扭曲，而且导致贫富差距不断增大。后者是导致泰国政治病态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应当通过土地改革，使农民自给自足，而非依赖政府援助。

在他们看来，英拉政府推行的大米收购政策是一个失败的案例。政府用高于市场价格近50%的价格收购大米虽然给稻农带来实惠，但却导致国家财政巨大亏损。如今看守政府拿不出钱继续付给稻农，习惯了依赖补助的稻农一下子手足无措。

最后是权力分配结构改革。学者们认为，泰国中央政府权力集中程度太高，在成熟的民主制国家里，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力分配应该是清晰的。

可以预见，这样一场充满争论气息的改革，在泰国才刚刚开启。

编辑：王鹏权

以色列定居点建设缘何难止

■　本刊驻耶路撒冷记者　孟博

“定居点”对于不少关注中东问题的朋友来说是个熟悉的称呼。不管在电视还是报纸上，时不时地都能见到它，而与之相伴的词汇往往是冲突、争端、约旦河西岸、巴以和谈等。不过，对于定居点的庐山真容和背后玄机，知道的人并不太多。记者到以色列之前，头脑中的定居点只是一些临建或者帐篷似的聚落，到以色列特别是多次前往定居点采访之后，才对定居点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

国际社会现在普遍指称的定居点，是指1967年“六日战争”之后，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包括东耶路撒冷）、戈兰高地、加沙地区和西奈半岛等占领土地上，建设的犹太人居住点。“六日战争”的胜利使以色列占领了6.5万平方公里左右的土地。为了管理占领土地，以色列国防军设置了一些军事据点。逐渐地，军事据点周围开始有平民定居，形成了最初的定居点。最早的定居者是一些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他们认为根据圣经记载，整个巴勒斯坦地区甚至包括西奈半岛都是上帝赐予犹太人的“应许之地”。

随着时间的推移，定居点的功能和意义开始转变。如今，大城市周边的定居点更像是卫星城，不少定居点凭着整齐划一的规划、设计精良的住宅、远离喧嚣的环境，以及远低于中心城市的房价，吸引了不少民众。

与此同时，定居点问题也成为巴以和谈的焦点。以色列内政部2012年7月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共有超过67万定居者居住在约旦河西岸、东耶路撒冷和戈兰高地的数百个定居点中。这对于总人口800多万的以色列来说，显然不是一个小数目。几个较大的定居点人口已达四五万人，在以色列已具城市等级。

记者在耶路撒冷附近的马阿勒·阿杜明犹太人定居点采访了一对青年夫妇。29岁的弗鲁赫特先生是一家高科技公司的软件工程师，他告诉记者，“定二代”的他就出生在这个定居点，他父母当初选择这里是看中了房价优势，加上这里距离耶路撒冷只有不到半小时的车程，根本不会感到生活不便。不过，由于现在阿杜明的市政建设已经趋于完善，其房价也在不断攀升，他们的小家庭在更远的定居点贷款买了一套房子。

在享受相对低廉的房价和舒适环境的同时，定居者们也在承担着一些潜在的风险。除了因定居点建在占领土地上而面临道德压力之外，去年7月欧盟的一纸禁令也让定居点的居民和企业领受了不小代价。该禁令规定，欧盟成员国除了禁止与犹太人定居点上的以色列公司和部门合作之外，在和以色列企业和部门签订任何合同、协议时必须声明，合同、协议不适用于定居点。此外，欧盟成员国也不向定居点的以色列人提供奖学金、研究经费等资助。

除了外部压力，以色列本国政府政策的转变，也可能使定居者面临失去住所的风险。此前以色列就将西奈半岛归还埃及，并在1982年强行撤离了居住在西奈半岛的定居者。同样，2005年，时任以色列总理沙龙突然宣布撤出加沙的单边撤离计划，强行撤出了位于加沙地区的21个和位于约旦河西岸的4个定居点。两次撤离过程中都出现了部分定居者不愿撤离、最终被以色列国防军抬走的情况。这些“钉子户”中，除了一些民族主义者之外，就是一些对居住点依依不舍或者觉得补偿没到位的居民。

当前，以色列政府在处理定居点问题上面临两个困难。一是在政治上，右翼人士是执政的中右翼政党联盟的政治基础，如果在定居点问题上让步，很可能动摇执政基础。二是在实际操作中，单边撤离计划意味着人搬走、房拆掉，动辄几十万美元一套的拆迁赔偿，使定居点的撤离经费往往以数十上百亿美元计算，这笔钱除了寻求国际社会援助外，可能很难有其他来路。

不过要解决定居点问题并非没有办法。比如此前呼声很高的土地置换方案，即以色列保留建好的定居点，作为补偿，将一些尚未建设的以色列领土置换给巴勒斯坦。另一个饱受争议的方案认为，既然以色列国内可以有20%的阿拉伯人口，那么就把定居点连同定居者划归巴勒斯坦管辖，让他们当巴勒斯坦的犹太少数民族。

问题的解决最终还要看双方是否具有诚意。自去年7月底本轮巴以和谈恢复以来，以色列表面上推进和谈，背后却大肆通过扩建定居点的提案，多次批准扩建数千套定居点住房的申请。最近一次是2月5日批准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定居点修建558套新住房。房子的事儿已经挺让人闹心了，再掺杂着政治，恐怕更难解决了。

编辑：王鹏权

黑海之滨的冬奥盛宴

■　本刊记者

2月7日，第22届冬奥会主火炬在俄罗斯索契菲施特体育场点燃。之后的十余天，世界各国各地区的冰雪健儿，在这座黑海岸边的山城中收获了运动的畅快与世界的目光。吸引人们来到或者关注这里的，不仅是竞技体育的魅力，更是奥林匹克的召唤。

滨海城市别样美

2月的索契，棕榈树下绿草如茵，鲜花盛开，远处蓝天下雪山皑皑，仿佛打开了一条连接着夏冬的时间走廊。索契位于俄罗斯首都莫斯科正南方约1500公里的黑海海滨，紧邻俄罗斯和格鲁吉亚边境，是俄罗斯“最狭长的城市”。

作为地球最北端的亚热带气候区，索契兼具地中海气候和高山气候的特点，拥有极佳的沙滩和起伏的山峦，其山区积雪覆盖层的质量良好，非常适宜冰雪项目的进行。天然海水浴场与高山雪地并存，给人以“冰火两重天”的感觉。

与俄罗斯大多数城市不一样，索契建筑以白色、浅黄为主。整个城市依山傍海，最主要的大街温泉林荫道与海岸线平行，伸延10余公里。这条道路虽不宽，但可谓“九曲十八弯”，乘车沿着这条林荫道观光可让人们体会到“峰回路转”的视觉愉悦。

棕榈树搭配着海滨别墅、游艇，再配上遮阳伞，勾勒出一派亚热带海滨风情。俄罗斯人上至总统总理，下至平民百姓，都喜欢到这里来休息度假，每年来索契疗养、旅游的客人已超过300万人次。

此外，索契还是人所共知的名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诞生地。该书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前后在索契生活了8年，他大部分创作生涯都是在索契度过的。如今，参观他位于索契的故居已经成为很多人来此旅游的“必选项目”。

奥斯特洛夫斯基之所以备受尊敬，不仅因为这样一部撼世之作，还因为他卓绝的斗争精神。他生于1904年，从12岁就开始工作，当过搬运工，锯过木材，还当过司炉工。因在战场上受伤，23岁便全身瘫痪，随后双目失明、脊椎硬化。但他以无比的毅力，用了三年多时间，写成了长达30多万字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1936年冬天，他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程，年仅32岁。

正如奥斯特洛夫斯基文学纪念馆馆长柳德米拉·久姆前科所言，奥斯特洛夫斯基如同运动员克服肢体残疾，站在残奥会赛场上一样，他们都实现了自我价值，令世人尊敬。

冬奥项目魅力多

短道速滑、单板滑雪、跳台滑雪、花样滑冰、冰球、冰壶……虽然冬奥会项目比不上夏季奥运会那般丰富，但它们所体现出的速度与激情、飘逸与靓丽、智慧与技巧，一点不输夏季奥运会。

“如果让我再年轻20岁，我有可能试试。”在现场观赏单板滑雪U型场地的国际奥委会委员杨扬激动地说，“一项运动让人像鸟一样飞，那种感觉肯定非常好。”

要体验雪上的速度，不得不说的是融速度和技巧于一体的高山速降滑雪。速降赛道一般长2.5公里～5公里，当选手在崇山峻岭的彩色赛道上飘逸而至，在现场观众眼前完成最后飞越时，平均时速达120公里，而这一项目最高纪录曾突破时速183公里。

与速度带来的激情不同，花样滑冰带来的别样舞美则是另一番滋味。尤其是当冬奥会遇上情人节，又恰逢中国元宵节，加上索契提供的一切必要的浪漫场景，令人不禁与体育项目中的浪漫故事撞个满怀。最多的故事当然来自花样滑冰双人滑项目。申雪和赵宏博温哥华冬奥会赢得冠军，结束18年的冰上神话，4年后已为人父母。庞清和佟健也在30多岁时，在索契获得第四，实现了完美的告别。

与冰雪表演相比，有“冰上国际象棋”之称的冰壶则多了一层神秘。这项运动需要运动员有极好的平衡感、绅士淑女般的优雅、田径选手的力量、团队的完美配合以及国际象棋手的战略。正如中国冰壶队外教罗克所言，“它很复杂很有趣，你需要顾全大局，并猜测对手会用什么战术，有时候为了得到先手你得让对方先赢一局，冰壶就是冰上的国际象棋。”

对志在复兴俄罗斯的普京总统而言，索契冬奥会是一次实力的展示。虽然有媒体不怀好意地不时炮制索契的所谓“笑料”，但是，索契冬奥会史无前例的规模、上天入海的火炬传递历程、许多国家领导人的热情参与、精彩赛事的轮番上演，乃至顶尖高手间的惺惺相惜，都在昭示着现代奥运理念——“让体育盛会打破种族、民族和国家的界线，让团结、和平、友谊、进步成为世界的主流”。秉承奥运理念，在宣扬真、善、美的人类精神家园中，索契无可置疑地添上了属于俄罗斯也属于世界的精彩一笔。

编辑：王鹏权

半月大事

国务院决定建立全国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2月7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合并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建立全国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基金筹集采取个人缴、集体助、政府补的方式，中央财政按基础养老金标准，对中西部地区给予全额补助，对东部地区给予50％的补助。地方政府为重度残疾人等缴费困难群体代缴部分或全部最低标准的养老保险费，鼓励公益慈善等社会组织为参保人缴费提供资助。

2014年全面推开城乡居民大病保险试点

新华社2月8日报道，国务院医改办近日发出通知，要求已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试点的省份切实抓好有关各项工作；尚未开展试点的省份，要在2014年6月底前启动试点工作。大病保险筹资标准、待遇水平、年度收支情况等要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今年我国粮食作物重大病虫呈加重发生趋势

新华社2月10日报道，据全国农作物病虫测报网监测调查和专家会商研判，2014年粮食作物重大病虫呈加重发生趋势，预计发生面积36.8亿亩次，比上年扩大10%左右。对此，农业部2月10日要求各地加强监测预警，强化防控措施，全力打好病虫防控攻坚战。

李克强对今年政府反腐倡廉提出六点要求

2月11日，国务院召开第二次廉政工作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对今年政府反腐倡廉工作提出六点要求：一是继续严格执行八项规定和“约法三章”。二是继续推进简政放权。三是加强反腐倡廉基础制度建设。四是严格公共资金管理和监督。五是深入推进政务公开。六是严肃行政纪律。

张志军与王郁琦会面并达成积极共识

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张志军2月11日下午在南京与来访的台湾方面大陆委员会负责人王郁琦会面，就推进两岸关系有关问题广泛深入交换意见，并达成积极共识。双方在坚持“九二共识”基础上继续推进两岸关系，国台办和陆委会建立常态化联系沟通机制，以利双方加强沟通、增进了解、深化互信，推动妥善处理和解决两岸交往中遇到的突出问题，共同推进两岸关系全面发展。

国务院部署进一步加强雾霾等大气污染治理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月12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加强雾霾等大气污染治理。会议进一步推出以下措施：一是加快调整能源结构，推广使用洁净煤，今年年底前全面供应国四车用柴油，推行供热计量改革，提前一年全面完成“十二五”落后产能淘汰任务。二是发挥价格、税收、补贴等的激励和导向作用。中央财政设立专项资金，今年安排100亿元，对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实行“以奖代补”。三是落实各方责任，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责任考核。

我国全面启动最严格水资源管理考核问责

新华社2月13日报道，水利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信部、财政部等十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工作实施方案》，全面启动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工作。其中明确，考核结果作为对各省级行政区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和领导班子综合考评的重要依据。目标完成情况主要考核用水总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和重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等4项指标。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发表重要讲话

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2月17日在中央党校开班。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必须适应国家现代化总进程，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提高国家机构履职能力，提高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经济社会文化事务、自身事务的能力，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

习近平会见连战一行

2月18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及随访的台湾各界人士时强调，希望两岸双方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顺势而为，齐心协力，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取得更多成果，造福两岸民众，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编辑：王鹏权

小测验

1.国务院常务会议近日决定建立全国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中央财政按基础养老金标准，对中西部地区给予____补助，对东部地区给予50％的补助。

A.80%　B.90%　C.全额

2.国务院医改办近日发出通知，要求尚未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试点的省份，要在2014年____月底前启动试点工作。

A.5　B.6　C.7

3.近日印发的《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工作实施方案》明确，水资源管理考核结果作为对各____级行政区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和领导班子综合考评的重要依据。

A.省　B.市　C.县

本期小测验答案：

1.C 2.B 3.A

读者之声

相邻农田排水纠纷如何解决

主持人：近半年来，我父母因自家农田排水问题与相邻两家农户产生纠纷，生气伤神。我一方面在电话里劝二位老人邻里矛盾宜解不宜结，另一方面请二位老人向村委会反映，但至今未能得到解决。请问：村民排水权益受到侵害时该怎么办？

读者：汪甜甜

主持人答复如下：你的来信虽未具体阐明相邻农户怎样阻拦你父母农田排水，但通常邻里之间因截水、排水等引发的纠纷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出于一己之私，擅自堵截或独占自然流水影响他方正常生产、生活；二是必须使用另一方的土地排水时，未能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给他人造成损失；三是以邻为壑，随意排放污水，或有意改变自然水的流向，损害他人农田。对上述相邻关系纠纷，我国民法通则第八十三条规定：不动产的相邻各方，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精神，正确处理截水、排水、通行、通风、采光等方面的相邻关系。给相邻方造成妨碍或者损失的，应当停止侵害，排除妨碍，赔偿损失。

具体而言，对于第一种情况，《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98条规定：一方擅自堵截或独占自然流水影响他方正常生产、生活的，他方有权请求排除妨碍；造成他方损失的，应负赔偿责任。对于第二种情况，该《意见》第99条规定：相邻一方必须使用另一方的土地排水的，应当予以准许；但应在必要限度内使用并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排水，如仍造成损失的，由受益人合理补偿。相邻一方可以采取其他合理的措施排水而未采取，向他方土地排水毁损或者可能毁损他方财产，他方要求致害人停止侵害、消除危险、恢复原状、赔偿损失的，应当予以支持。同时，物权法第八十六条也规定：不动产权利人应当为相邻权利人用水、排水提供必要的便利。对于第三种情况，以邻为壑，随意排放污水，或有意改变自然水的流向，损害他人农田的，物权法有明确的禁止性规定，若由此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正如你所言，邻里矛盾宜解不宜结，你可劝告父母请求中间人或村委会、乡镇司法所等具有调解责任的组织协助调解。若对方确有侵权行为又执意不改，则可依法起诉。不过起诉前一定要注意搜集、留存相关证据，因为“打官司”就是“打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