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误解的台湾史

——1553~1860之史实未必是事实

骆芬美 著

中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被误解的台湾史：1553~1860之史实未必是事实 / 骆芬美著.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3

ISBN 978–7–5086–4380–9

I. ①被… II. ①骆… III. ①台湾省－地方史－1553~1860 IV. ①K295.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91094号

© 骆芬美

本书经由时报文化出版公司独家授权，限在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非经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任意复制、转载。

被误解的台湾史：1553~1860之史实未必是事实

著 者：骆芬美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电子书排版：张明霞

中信出版社官网：http://www.publish.citic.com/

官方微博：http://weibo.com/citicp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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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推荐序1 历史去伪始见真相

推荐序2 我爱说“古”的姐姐

作者序 因缘际会台湾史

01 西方人如何认识台湾？

02 荷兰人为什么来台湾？

03 荷兰人在台湾做什么生意？

04 汉人移居台湾

05 荷兰人和先住民

06 郑成功如何赶走荷兰人？

07 郑经和英国人

08 两岸谍对谍

09 明清皇室来台

10 玄天上帝与妈祖

11 台湾弃留

12 一府二鹿三艋

13 客家人的义民庙

征引书目

推荐序1

历史去伪始见真相

宋光宇

（台湾佛光大学生命与宗教学系教授）

骆芬美教授的新书文笔流畅、内容丰富，是本值得一读的好书。

这本书的最大优点就是把17世纪明朝末叶，西班牙人、荷兰人、葡萄牙人、英国人相继东来，以及他们与中国东南的海商郑氏集团相互周旋较劲的实际状况，说明得非常精确、扼要。像我这样的外行人，一看就明白是怎么一回事，这本书的功力绝对不在正式的学术著作之下。

对于明朝末年、南明四帝、荷兰人、郑成功等的印象，一直被“反清复明”四个字绑住了。只要对中国历史稍有涉猎的人在心中都有同样的疑惑：中国历朝历代中，明朝是皇帝质量最差的一朝，对朝臣也是最苛刻的一朝，为什么覆亡之后，却一直有人想着要复兴它？南明四朝也一样权臣内斗、乾纲不张，郑成功为什么要遵奉南明为正朔？这些反常的现象究竟隐含了什么更深层的意义？这些问题不仅困扰着我，也同样困扰着关心这段历史的学人。

就闽南海商郑氏三代的行事风格来说，他们祖孙三代共同关心的主轴思想，就是“做生意、赚钱”。

当时，西班牙人用殖民地墨西哥和秘鲁出产的白银，在马尼拉与中国海商交换生丝和瓷器，形成“海上丝路”。这条海上丝路前后维持了250年左右，贸易方式一直很稳定。西班牙人掌握了巨量的白银，其他国家取代不了他们的优势地位。郑氏集团也从来不去争夺这条路线，郑成功和郑经都知道，一旦赶走西班牙人，夺下马尼拉，白银的供应就断绝了，整个菲律宾群岛又不出产价格高昂的香料，拿下马尼拉，等于拿了个荒岛，不如就维持西班牙人占领的现状，可以长久做白银和生丝的贸易。

荷兰人和葡萄牙人的情形就不同了，都是做买空、卖空的生意。他们本身没有独占的贵重物品，要到摩鹿加群岛[1]去买茴香、豆蔻、八角、肉桂等香料，运回欧洲去卖，赚取高昂的利润。由于香料商人不收黄金或白银，只收印度棉布，而印度人喜欢黄金饰品，中国一向用黄金做饰品，可以自由买卖，于是荷兰人和葡萄牙人想尽办法在中国东南沿海找个可以立足的货栈，把中国的黄金饰品运销印度。葡萄牙人捷足先登，占有了澳门。荷兰人在巴达维亚（今雅加达），距中国太远，于是不断向明朝交涉，要在澎湖风柜设立贸易站。明朝不允许，但授意荷兰人可以到台湾，也应允继续供应他们所需的货物。这就是荷兰人来到台湾的根本原因。

荷据时期，中国的黄金从厦门出口，运到台南安平，再转运巴达维亚，乃至印度的果阿，去买印度棉布，再运棉布到摩鹿加群岛买香料，运回欧洲去卖，可以赚两三倍利润。闽南海商郑氏集团在这个世界贸易网中也插上一脚，书中记述郑成功如何切断荷兰人在台南安平的进出口，独占海上贸易；书上没有提到的是郑氏在这个贸易网中所需的身份和地位。

郑成功只是商人，关心的是如何赚钱，可是在与日本藩主、幕府大将军、荷兰东印度公司等对象交涉时，需要有官方头衔。他不可以是“君主”，因为君主不会亲自做生意，只有受封的公侯才有这样的特权，于是郑成功仿效日本天皇和幕府大将军的模式，自任大将军，而需要有个虚位天皇。这就是他拥立隆武帝、遥奉南明永历帝的根本原因。

隆武帝时，他受封忠孝伯、御营中军都督，赐国姓“朱”，改名“成功”，仪同驸马。永历八年又受封为“延平郡王”。有了这样的身份，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跟日本藩主和幕府大将军、荷兰东印度公司乃至后来的英国东印度公司进行谈判、签约、发信、招降等工作。北京皇帝太遥远，又不听使唤，搞不好会有杀身之祸，父亲郑芝龙的下场就是明证。遵奉南明永历帝，既有正式身份，又不会受到永历帝朝廷的钳制，更不会有杀身之祸。到此，我心中的疑惑就豁然而解了。郑成功把日本天皇和幕府大将军那套把戏玩到出神入化，“反清复明”只是他的口号和招牌，骨子里就是要“赚钱”，而我们一直被他这出好戏迷惑住了。

又因跟西洋人周旋日久，深深了解西洋人占领港口、货栈的手段，在郑成功的心目中，他的版图不会很大，但都是不会被陆上政权封住的海岛。这些海岛是厦门、金门、东山、台湾和长江口的崇明岛。在这样的考虑下，当厦门和金门受到清政府威胁时，只有移居台湾，才能继续家族的海外贸易。

这样的剖析把郑成功从我们熟悉的“民族英雄”神主牌上拉下来，还原其本来面目。科学的精神不在“求真”，因为很难做到，只能做到“去伪”。骆芬美的这本书做了“去伪”的工作，是可喜可贺的事。

2013年1月28日书于南港笔耕田书房

[1]摩鹿加群岛，又译马鲁古群岛，印度尼西亚东北部岛屿。——编者注

推荐序2

我爱说“古”的姐姐

骆芳美

［美国蒂芬大学（Tiffin University）犯罪防治与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

听到双胞胎姐姐要出书，我兴奋极了。为什么呢？因为更多人有机会听到她说的故事了。

身为土生土长的台湾人，其实对故乡的历史渊源所知不多。年轻时，历史课未教到台湾史，即使教过我可能也记不得了。我每次读历史，看到一堆年代与人名就格外纠结，背得头昏眼花，考试时仍然张冠李戴；读到书上那些历史事件与地名，就一头雾水，只能拼命死记，常常望着考题却记不起那个事件是怎么一回事。

如此推想，一定猜得出我是不爱读历史也不懂如何学历史的人。听到家姐大学选择进入历史科系时，我甚感疑惑不解，孰料姐姐居然在历史领域食髓知味，学士、硕士、博士一路献身给了历史。

“历史有这么好玩吗？”我忍不住问。

有一天，姐姐打电话来美国，告诉我她将在电台开一个解说台湾历史的节目，邀请我届时可通过计算机收听她的广播。姐姐要上电台可是大事喔！认真地记下播出时间再换算成美国的时间，终于听到计算机里传出：“各位听众好，我是铭传大学历史老师，骆芬美。”我兴奋地告知孩子们：“阿姨来了！”他们就知道接下来的一个钟头不可以打扰妈妈。也许是亲情的联结，亲切感使然，不爱历史的我居然听得津津有味；之后只要时间许可，我都不会错过，准时与家姐空中相会。

姐姐会以人物或事件作为主题，从而勾勒出这个人与台湾社会文化发展产生的联结；或讲述事情发生的背景，引导听众去了解该事件与当时社会环境的关联。从中我才慢慢体会到英文的“历史”一词为何叫作history，原来每段历史都是“他人的故事”（his story）。因此我们当然要知道他们的名字与出生的年代，然后要知道那些人做了什么事，最重要的是可以从那些人的经验中学到什么，以作为未来生活的指标。

有了这样的体会，姐姐口中的历史人物、年代对我来说不再只是无聊的名词；姐姐讲述的事件不再是盘古开天地时发生的旧事。她陈述了一段段有血肉、有感情、有抱负、活生生的人物在他们的年代与社会环境里的人生故事。讲完一段“往者已矣”的故事，姐姐常会问听众：“你说呢？”这个问句常提醒我仍有“来者可追”的机会，应该更努力去书写自己的人生故事。

“历史有这么好玩吗？”我再问。

“如果历史老师都像我姐姐这样教的话，肯定是好玩的。”

现在这位爱说与会说“古”（闽南语，故事之意）的姐姐即将把一篇篇有趣的故事集结成册，带领我们去认识曾发生在台湾这片土地上的点点滴滴。每次回台湾，就看到故乡“一眠大一寸”般日新月异，但台湾到底应该往哪个方向发展呢？让我们先静下来读读骆芬美老师告诉我们的前人来时路，也许会让每个人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多一些省思。

谢谢姐姐给我机会为新书写推荐序，期盼每个读者阅读愉快！

作者序

因缘际会台湾史

人过中年，对历史的感觉似乎变得强烈了许多，特别是走入台湾历史的探索中，有了更多无法自拔的感动。期望通过本书，与大家分享。

我出生在视台湾史为禁忌的年代，直到1991年读博士班时，才正式修到台湾史相关课程，曹永和老师和宋光宇老师就是引领我入门的恩师。但硕士论文写明代史，博士论文自然也选择明代史，虽然对台湾史有兴趣，但自认非“科班”出身，始终不敢大步向前迈进。

我1982年硕士班毕业后，兼任多所学校通识课程，直到2000年到铭传大学通识中心专任。通识中心集结了多样领域的老师，通过经常的沟通与对谈，拓宽了思考的模式与角度。

教学始终是我的兴趣，但因学生大多非历史本系，学习动机甚弱，视历史为“背多分、讲光抄”，有固定答案，不可能有讨论空间；而我总是不断想挑战学生，让他们有不一样的历史思维。在教学相长之下，我成了最大的受益者。

十几年前，庄焜明老师告诉我：通识教育应该教当代中国大陆或台湾，因为两岸交流频繁，认识当代中国大陆是很重要的；而身为台湾人，当然应该更清楚地了解台湾，而台湾史近十几年来已成为显学，我就顺势走入了这个领域。

每次上台湾史时，学生好像在听外国史，出现疏离、冷淡的反应，仿佛中国台湾史是比整个中国史，甚至世界史更遥远的“异域”历史。我经常像传教士般，不断召唤、强调，台湾史是“我们家的事”！但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状况呢？

多数人对历史老师总有很会讲故事的既定印象，但我始终不认为自己是个讲故事高手。直到2009年9月，在学妹兼同事康才媛的引荐下，接了九八新闻台《九八讲堂》主讲台湾史的节目，讲故事才变成我的“专业”。

说真的，讲故事给听众们听，是很有成就感的。当我花心思将收集来的资料，变成一则则故事时，经常有听众给我极大的回馈；而有机会参与陈凤馨的节目，对谈刘铭传，使我有机会让历史变得更加平易近人。重要的是，孙伟鸣台长的支持及制作人王淑华的鼓励，让我对台湾史的探索有了精进的机会。

借着广播节目的因缘，时报出版社采洪总编打电话到学校，我们相约碰面讨论出版通俗性的历史读物一事，对此我既兴奋又惶恐。

本书13篇主题是在一次次见面中，我不断讲故事之后，由采洪总编理出的大纲。开始时，由于习惯了论文书写方式与口气，要调整我的写作笔法真的很困难。加上编辑的严谨，以及不熟悉出版流程，使得我在数据处理、文字书写上，不得不一回又一回地确认与修改。

促使本书能够完成的大功臣之一是我老公蔡坤洲。最开始为了对所书写的内容再次印证，我希望能够走到每个历史的现场；然后为了让全书容易阅读，希望能够增加图片；是他陪着我到台湾各地以及金门四处探访，既当司机，又得拍照，同时负责修图。他退休后，开始学习摄影与修图，正巧帮了我一个大忙，书中照片大部分出自他的手。拍照之前，我会先讲故事给他听，学理工的他这才发现台湾岛、金门、澎湖列岛，竟有这么多值得玩味的故事。

但是再怎么“踏破铁鞋”，总有意料之外，千里迢迢飞到澎湖，才发现天后宫被铁皮团团包围着，幸好遇到导游蓝启瑞先生，素昧平生的他慷慨无偿分享自己的摄影作品。

翁佳音老师大方地将自己收藏的珍贵图档提供给我无偿使用，并答应审阅文稿及推荐。宋光宇老师提出宝贵意见，并书写长篇推荐序。在此向两位老师致谢！

我是随遇而安又喜欢新鲜事的水瓶座。本书的孕育从接到采洪总编电话开始，经历了一段段奇妙的人生旅程。先是在文字数据堆里琢磨；再来是抱着地图（虽然经常看错而迷路），开了好长一段路，走访每个历史现场，那种悸动与兴奋的临场感，只遗憾文笔不够锐利，无法传达于万一。总之，谢谢时报出版社给我这次机会，让我将过往的知识，重新回顾、印证，并进一步学习、体会。

除了我老公蔡坤洲的协助外，90高寿爸爸骆云从的鼓励，双胞胎妹妹芳美的支持以及铭传大学通识中心主管、同事及钟秘书帮助我分担学校的工作，让我能专心完成这本书。特别是康才媛，在我人生的转折处，扮演了重要的推手角色。采洪总编、忆伶资深编辑、少鹏主编，以及为本书推荐的各位前辈、老师们，一并致谢！

更要感谢翻阅本书的读者们。在电子化、云端化的趋势下，抱着实体书的阅读经验，是值得深刻体会并珍藏的。

感谢上帝赐给我的这一切！更祈求上帝赐福台湾！

2013年1月28日于台北

【01】

西方人如何认识台湾史？

你以为：400多年前葡萄牙人发现中国台湾，并命名为“福尔摩沙”

事实是：葡萄牙人只是经过并未登陆，真正登陆且称之为“福尔摩沙”的是西班牙人

460多年前，葡萄牙水手搭船从海面上看到台湾岛，惊艳地喊出“福尔摩沙”（Formosa，美丽之岛）1！

长久以来，历史书中都是用这一幕作为台湾被西方人认识的开端；也认为西方人从那时起就爱上台湾，并想占领这座美丽的岛屿。

图1.1 1554年葡萄牙人洛波·奥曼（Lopo Homen）手绘的《世界地图》——中国台湾（I. Fremosa）局部图

葡萄牙人关于台湾的最早记录，应是船长或水手们在航海日记中记录所看到的台湾岛，因而在洛波·奥曼手绘的世界地图中，北回归线以北有个状如变形虫的岛屿标名为I. Fremosa，后来他的儿子改正为I. Fermosa。这是葡萄牙文献最早有关“Formosa＝台湾”说法的记录。（取自《鎖国前に南蛮人の作れる日本地図》）

葡萄牙人虽是最先发现台湾的西方人，但他们只是经过并没有登陆；反而是后来的荷兰人、西班牙人，甚至是英国人都到过台湾。

开启“大航海时代”的葡萄牙人在16世纪中叶到达日本，10年后又占领中国澳门（1553年）2，于是他们的船只往返日本和澳门之间，以中国的丝和黄金交换日本的白银。

葡萄牙人找中国水手来操控帆船，船在澳门装载货物后，驶出广州湾，沿着广东向东北驶向福建漳州，再转向琉球群岛前往日本，走这条航线会沿着台湾西部海岸线航行三天，葡萄牙水手可能是第一次发现台湾，因此留下深刻的印象。

但当时在葡萄牙地图绘图师笔下的台湾岛形状，并不是我们现在熟知的模样，而是像一只变形虫（图1.1）。

葡萄牙人对台湾的感受，可以从《东印度水路志》3记载看出：“小琉球岛（台湾当时被称为小琉球）位于北纬25度处，是个高山绵延而形状细长的岛屿。……我们沿着琉球岛平静度过三天，吹着凉爽的季风。我们的平静，想来是因为相当接近陆地油然而生的感觉。”

16世纪末，台湾在外界的眼中，不是一个整体相连的岛。例如：西方人将台湾绘成三个犹如豆腐块的方形岛（图1.2）；连明朝人画的台湾地图，也是上下排列的三个岛^4。

继葡萄牙人之后看见台湾的老外是西班牙人，他们将台湾当成菲律宾群岛的一部分，且西班牙人是“福尔摩沙”的真正命名者^5。1571年，西班牙人占领菲律宾马尼拉后，从南美洲墨西哥运白银到马尼拉，换回中国的丝绸、瓷器；之后又开发日本市场，从马尼拉出发，经巴士海峡，沿台湾东岸北上日本，再横渡太平洋回到墨西哥。在这条贸易路线中，他们认识了台湾东部、东北部。

图1.2 1596年林斯豪登（Jan Van Linschoten）所绘《中华领土及海岸线精确海图》（局部图）

1596年林斯豪登《东印度水路志》第一编所附插图《东南亚海图》上有台湾（红圈处），形状是三个方形岛，其中南岛没有名字，中岛为小琉球（Lequeo Pequeno），北岛为Ilha Formosa。这是林斯豪登根据航海日记，又加入了中国人的见闻所形成的印象。《东印度水路志》在欧洲颇受欢迎和重视，这张三岛形状的地图流行于全欧。当时已有较精密而正确的海图，但并未广泛流通。（台湾“国立历史博物馆”提供）

图1.3 1597年德罗留（Hernando De los Rios）所绘《吕宋岛、福尔摩沙及中国的部分沿海岸图》

为任职西班牙菲律宾政府的军官德罗留上书给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Felipe Ⅱ）信中所附的地图，以台湾地理位置优越，建议国王占领台湾。本图可能是最早一张由西方人所绘的台湾全岛图，而且台湾是个完整的大岛，而非三个相连的小岛。（台湾“国立博物馆”提供）

西班牙人想必已意识到台湾地理位置的重要性，马尼拉的西班牙总督曾建议国王收服台湾，只是西班牙国王并未采取行动。直到盛传日本战国武将丰臣秀吉要征服台湾，西班牙人担心日本占有台湾之后，会一并掠夺马尼拉与中国之间的贸易，于是打算先攻下台湾，特地请人绘制了《菲律宾防御战略地图》，台湾才终于被画成一个完整的岛，虽然形状是接近长方形的，但显然西班牙人比葡萄牙人更清楚台湾的样子（图1.3）。

葡萄牙人从海上看到台湾西部，西班牙人认识了台湾东部，日本“倭寇”（图1.4）则是在16世纪中叶，骚扰浙江、福建和广东沿海一带，被明朝政府征讨后转进台湾。

到了17世纪初，日本的德川幕府鼓励通商贸易，而且日本的银产量增加后，消费力扩大，需要更多中国的生丝、丝织品；但是明朝政府因之前的倭寇事件，并不想和日本做生意；于是中国商人的船与日本的朱印船（图1.5）就在明朝政府管不到的台湾会合，进行走私贸易。日本人想要中国的丝，中国人想要日本的银，福建商人前往日本，以及日本人到中国沿海或到东南亚贸易，都必须经过台湾海峡，台湾海峡越来越热闹，不断有商船往返。

随着全球白银市场^6形成，占有国际贸易地利之便的台湾一时之间成为兵家必争之地。1619年，西班牙道明会士马丁略（Bartolomé Martinez）指出：中国台湾的战略地位可与中国澳门匹敌，是前往日本或中国大陆最好的中继站，不但对中国贸易便利，货品价格低廉，而且中国官员不会来此课税，因此要尽速征服台湾，建立港口，以免被日本人捷足先登。

1599年即现身菲律宾海域的荷兰人，为了比对手西班牙人在更靠近中国的地方抢到据点，1622年先进攻澳门。只是荷兰人抢占澳门的计划未成，反而后来居上占领台湾。西班牙人为此十分不安，赶紧在荷兰人来台湾两年后，也到台湾北部的鸡笼（基隆）建立殖民据点，以防止前往日本的路线被切断。

图1.4 17世纪的倭寇

这些被称为“倭寇”的海盗，包括许多来自中国东南沿海，特别是福建的汉人海盗。（台湾“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翁佳音教授提供）

图1.5 朱印船

日本朱印船制度是在德川幕府时代的1602年确立，就是持有渡航许可证的船。出海贸易的船只必须经政府核准，核准的状上会写上航行目的地及批准日期，右上角盖有幕府将军的红色官印，称为朱印状，持有朱印状的船称为朱印船。朱印船曾往来东南亚、台湾、马尼拉之间，到了1635年，德川幕府以国家安全为由，废止朱印状制度，也停止朱印船出海航行。（台湾“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翁佳音教授提供）

西班牙人抵达台湾后将近一年，带着寻找黄金的大梦，从马尼拉派出了一艘补给船，来到传说中产黄金的“多罗满”（今花莲立雾溪口附近），补给船上的人几乎都为先住民所杀，西班牙驻基隆的长官于是下令停止寻找黄金。但在不幸事件发生5年后的1632年，还是有个不肯放弃的西班牙人阿葵拉（Domingo Aquilar）跑到花莲立雾溪淘金，他说：“金沙是一小颗一小颗从河里洗出来的，暴风雨过后，就可以在下游找到比较大的金块。”

同一年，西班牙道明会神父为了向马尼拉的西班牙总督多争取一些士兵和物资，以方便他们在台湾传教，在所写关于台湾的报告中，也将台湾东部描述成富藏“黄金”与“白银”的地方，并强调花莲的金矿具有勘探价值。

不过西班牙总督对台湾的黄金显然兴趣不高，加上西班牙人经营基隆不得法，经济上无法自给自足，战略上也侦察不到日本人与荷兰人对菲律宾所采取的动向，又遇到本国境内经济萧条，只好拱手将占领地让给荷兰人，1642年退回到马尼拉。

西方人来到台湾，除了做生意之外，还有传教的目的。德国牧师康第纽斯（Georgius Candindius）在荷兰人统治台湾三年后，受雇于荷兰东印度公司，随船来到台湾，住在先住民部落新港社（今台南新市），传教16个月后，号称有120人愿意听他讲道。当时他为了向荷兰东印度公司总督争取奥援[2]，写了一篇《福尔摩沙简报》。

简报中描述台湾先住民友善、有自信、脾气好、愿意给陌生人食物和饮水。他更提到先住民的生活中隐含某种形式的“民主”体制，和希腊罗马“每个人都独立思考提案”的传统颇为类似，先住民之间相互辩论的场面，就如同希腊人在市民广场集会，大声互相诘问的情形一样。

康第纽斯牧师坚信，台湾岛一定会建立起全东南亚最先进的基督教社群，甚至还能和荷兰本国争胜。虽然传教的效果不如预期，但这份简报承载着他的热情，在往后的400年，年复一年，不断地召唤基督教传教士，不辞千里迢迢来寻找这伊甸园中美好的人们（图1.6）。

此外，当时的西欧人更想知道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东亚及台湾的贸易情形，但荷兰东印度公司将这些信息视为最高商业机密，更引起欧洲人的好奇心。

图1.6 西方人笔下描绘的“福尔摩沙”人

（台湾“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翁佳音教授提供）

当时从亚洲各地进口昂贵的货物，全依据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消息来定价，欧洲商人们因而十分在意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各地的贸易经营状况。郑成功登陆台湾后的各种消息，在通讯不发达的17世纪，陆续通过各种“快报”7，横越9 500公里传到荷兰，并辗转传播到欧洲各国。当时信息很混乱，商人们虽然对贸易局势感到紧张，但总觉得情况应该不至于太悲惨。

当荷兰人于1662年被郑成功打败的消息，在来年出版的《荷兰信使》 8中披露时，立即轰动了整个欧洲，所有人都想知道，荷兰为何会丢失台湾这个赚钱的据点。各种相关书籍纷纷出版^9，各人立场和观点不同，台湾沦陷事件变成一起罗生门。

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台湾的末代长官揆一（Frederick Coyett）战败后，带着1 000多名荷兰人与其眷属，陆续回到巴达维亚（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揆一原先被判死刑，四年后被放逐到印度尼西亚马鲁古省班达海群岛中的艾岛（Ay）。他在被流放期间撰写了《被遗误的福尔摩沙》一书，并匿名出版^10，详述台湾沦陷的来龙去脉，并将责任归咎于荷兰的巴达维亚当局决策失误。

台湾从此没有再回到欧洲人手中，欧洲人的台湾故事永远定格在1661~1662年那一段被郑成功围城的历史上。当时揆一带着荷兰人坚守热兰遮城（今台南安平古堡），郑成功找了亨布鲁克（Antion Hamtbroeck）牧师前去劝降，亨布鲁克牧师回报揆一拒绝投降的消息后，却为郑成功所杀（图1.7）。亨布鲁克牧师因此被欧洲人视为新时代的殉教典范，郑成功则成了异教徒杀人魔（图1.8、1.9）。

图1.7 描绘亨布鲁克牧师自我牺牲的版画

郑成功攻下普罗民遮城（今赤楼）后，囚禁了传教士亨布鲁克牧师及其家人，后来牧师被郑成功送往热兰遮城劝降时，反而激励荷兰同胞不要投降，揆一建议亨布鲁克留在热兰遮城中避祸，但他仍信守承诺回到郑成功军营，报告荷兰人决意守城。郑成功震怒，杀了亨布鲁克牧师及其他被囚禁的荷兰人。

在19世纪中期，亨布鲁克牧师的事迹常被欧洲人用来作为笔记本的封面或插图，他被当成自我牺牲的楷模。该图为1850年荷兰出版的一张版画，图中立者为亨布鲁克牧师，郑军士兵立于门旁监视。（台湾“国立历史博物馆”提供）

因荷兰东印度公司不愿将内部的检讨公之于世，无数个“多可惜”的叹息与遥想，经过欧洲报刊杂志的渲染，在欧洲人心目中，被称为“福尔摩沙”的台湾成为充满想象的异域。

为什么欧洲人会对台湾好奇呢？从15世纪起，欧洲人经历了地理大发现、宗教战争的洗礼，以及天文学发现，许多原本言之成理的世界观受到挑战。17世纪以后，随着印刷术发达，各类报刊书籍等出版品越来越多；直到17、18世纪之交，欧洲人开始反省自身的处境，对世界各地不同文明与风俗有着极大的兴趣与好奇，不断想要从外面的世界吸收新知。

类似“福尔摩沙”这种能够满足欧洲人异域想象的故事，就有了市场的价值；如果叙述者亲临过台湾现场，或者根本是来自台湾，就更有真实感了。

18世纪，欧洲有些“台湾代言人”写出一些关于“福尔摩沙”的书，竟能大量吸引欧洲人的目光。例如：1704年，一个自称来自台湾并信仰基督教的25岁青年撒玛纳札（George Psalmanaazaar），在伦敦出版了一本《福尔摩沙岛历史与地理的描述》。这本书让他在伦敦社交界中，成为士绅、名媛崇拜与亲近的对象；三年后，他又出版了一本有关日本人与台湾人宗教对话的英文小册子，但后来被证明是一本“造假”的书。

撒玛纳札年老时写下自传，坦承自己冒称是台湾人，凭空想象虚构台湾先住民的生活、经验、风土及语言、文字等。他出生于法国南部，一生从未曾离开欧洲。

图1.8 被郑成功行刑的荷兰人

（台湾“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翁佳音教授提供）

图1.9 被郑成功行刑的荷兰人

（台湾“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翁佳音教授提供）

接着为台湾“代言”的人是耶稣会士雷孝思、冯秉正、德玛诺三人，他们奉康熙皇帝之命，花了八九年时间，跑遍中国各地进行测绘，完成著名的《皇舆全览图》（大清国全图）。在福建测绘时，他们特别到台湾，并将画好的地图与文字记录，附在写回法国耶稣会总部的信函中，并被收录在1720年出刊的《书简集》中，后来转译刊登在德文版中。台湾的面貌，因此随着这些传教士的信函传到欧洲（图1.10）。

图1.10 康熙皇帝命令下调查隶属大清帝国的台湾岛图

耶稣会士雷孝思（Jean Baptiste Regis）、冯秉正（Joseph-Francois-Marie-Anne de Moyriae de Mailla）、德玛诺（Romain Hinderer）三人于1714年4月18日至5月20日之间在台湾测绘地图。（台湾“国立历史博物馆”提供）

还有一位台湾代言者是编纂1735年出版的《中国全志》的法国神父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他参考16世纪以来累积的数据，完整而有系统地解读及介绍中国社会文化，成为欧洲人认识东亚的经典权威著作，也影响了欧洲18世纪中期逐渐白热化的启蒙运动。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孟德斯鸠等人都深受其冲击，书中所描述的中国文化成为他们批判社会的灵感来源。

《中国全志》第一册《地理志》，附有含台湾在内的福建省图（图1.11），但是，图中只显示出台湾的西半部，因为当时清朝只统治汉人居住的西部，而先住民所住的地区，则以“番界”隔开。

图1.11 含台湾在内的福建省图

法国神父杜赫德所编纂《中国全志》中的台湾只有西半部。（台湾“国立历史博物馆”提供）

这本书主要采用冯秉正等人参考《台湾府志》（清代官员17世纪末纂修）写成的书信，因此全是清政府的观点和角度，并将荷兰人描述成狡诈的形象，这些台湾资料常被后来研究中国台湾历史的欧洲人援引。

欧洲人真正得以方便来台湾亲睹“福尔摩沙”真面貌，其实是清政府在1860年将沪尾（今淡水）、鸡笼、安平、打狗（今高雄）开放为通商港口之后。当时有各行各业的西方人来到台湾，包括牧师、收税员、探险家，也有军人和商人。

到了19世纪，在西方人的眼中，台湾是度假胜地，也是经济附属基地，是外国公司进军中国大陆的跳板，岛上有樟木、硫黄井、煤矿和茶园，值得开发并殖民。

通过19世纪西方旅行家的游记，台湾的美丽面貌更为具体了。法国旅行家康斯登·阿曼诺（Constant Amero）形容台湾的地形：有条山脉纵向穿过，把台湾切成两半，山顶可达3 000多米，其间森林茂密。迷人的景观和山水对比，让他惊叹道：“这些高山从山巅把经过的乌云撕裂开来，上千条小溪从山顶汇流下来，形成了彩虹般雾气弥漫的瀑布，水势湍急，水声震耳欲聋，长驱奔向低洼的河流。”

另一位法国旅行家奎斯耐（L’eo Quesnel）更说：“海岛永远是美丽的，因为它向环绕着的大海借用美丽和诗意。当它位于阳光普照的地区时，山林浓密，河旁竹林满布，热带植物繁茂，更加迷人……‘福尔摩沙’真是无与伦比。”

被揭去神秘面纱的台湾，直到19世纪仍保留最原始的森林美景，相对于当时已有数千年文明和人为开发的欧洲和中国大陆，如同一片美丽的处女地，也因此成为欧洲人向往的海上“福尔摩沙”！

附注

1. 关于葡萄牙人船长、水手或者是探险家航经台湾时惊呼“Ilha Formosa”的传说，按学者翁佳音的考察，指出他们所叫喊的Formosa，不是指台湾本岛。认为该说法是“推论与想象稍多一点”；在现存文献中，无法找到直接的记录。

2. 葡萄牙人1543年意外到达日本，当时中国明朝政府严禁与日本通商，于是葡萄牙人成为中、日贸易的中介者。葡萄牙人致力在中国取得贸易据点，1517年占领澳门，随后被中国收回；1553年再度占领澳门。原因有三种说法：其一，以借地晾晒水渍贡物为由，请求在澳门上岸而获准；其二，澳门海盗很多，广东官员让葡萄牙人居住，但要他们剿灭海盗；其三，明朝政府自身也需要对外贸易，因澳门只是偏僻小岛，让葡萄牙人在此进行贸易，无关大局。

3. 1596年《东印度水路志》出版，分为《航海记》、《水陆志》、《见闻》。作者林斯豪登是荷兰人，在葡萄牙亚洲总部印度果阿市（Goa）担任机要秘书，熟西、葡语言。他利用业余时间，大量阅读与翻译西、葡已出版的各种公司航海记录、游记、风土见闻等文字数据。

4. 1636年（明崇祯九年）陈祖绶所绘的《皇明大一统总图》中，台湾就被绘成北为鸡笼、澹（淡）水，中为北港，下连澎湖的上下相接的三岛。应该是当时漳、泉渔民经过台湾，因没有登陆，只在海上目测，将浊水溪、高屏溪宽大的出海口误认为海峡，因而认为台湾是由三个岛组成的。

5. 耶稣会士卫匡国（Martino Martini）在1656年出版的《中国新图》书中指出，是西班牙为台湾命名为“福尔摩沙”。翁佳音教授说，16世纪80年代的西班牙人较确切地以“福尔摩沙”来指称台湾。根据16世纪后期文献，西班牙人称台湾为“艾尔摩沙”（Isla Hermosa，为Formosa的西班牙文拼法），位于菲律宾群岛的吕宋岛北方约700公里处，是菲律宾群岛的一部分，属于西班牙王室所管辖。

6. 16世纪以来，中国确立了银本位的货币系统，当全世界都渴求中国丝绸时，中国却需要大量的白银，因此成了全球市场的“白银黑洞”。

7. 17世纪初，欧洲开始有活字印刷的周报发行，且蓬勃发展，当重要事件如战争、媾和的消息传到时，也会发行如同快报的散页型刊物。

8.《荷兰信使》是由荷兰著名报人卡斯泰兰（Pieter Casteleijn）所出版的，为至今仍然营运的《哈伦日报》前身。《荷兰信使》将周报中已尘埃落定的消息，做出总整理，而编成年刊。刊登“福尔摩沙”失陷消息的年刊，即整理1662年已确认的消息，在1663年出版。当时只有刚兴起的商人阶级负担得起报刊这种新兴的“情报”消费。

9. 如：《荷兰出使中国记》（1665年）、《中国图志》（1667年）、《东印度旅行短记》（1669年）等。

10. 1675年揆一的家族用尽手段，获得荷兰亲王威廉三世（William Ⅲ）特赦，才得以归国，且要求揆一不得再过问任何与荷兰东印度公司有关的事务。揆一获特赦回到荷兰之前，署名“C.E.S.”所著的《被遗误的“福尔摩沙”》出版。一般认为是揆一及其随员所写，出书当时，必然让不少荷兰东印度公司官员为之跳脚。

大事记

1543 葡萄牙人抵达日本

1553 葡萄牙人占领中国澳门，在日本和中国澳门往返途中发现中国台湾

1554 葡萄牙人手绘世界地图中，台湾的形状像变形虫

1580 西班牙人称台湾为“福尔摩沙”

1596 《东印度水路志》将台湾画成三个方形岛

1597 西班牙人绘制的“吕宋岛、中国的‘福尔摩沙’及部分沿海岸”将台湾画成一个长方形岛

1619 西班牙道明会士马丁略指出，中国台湾的战略地位可与中国澳门匹敌

1624 荷兰人占领台湾台南

1626 西班牙人占领台湾基隆

1627 西班牙人到台湾花莲淘金，遭到先住民杀害；德国牧师康第纽斯到台湾台南传教

1636 明朝人将台湾画成上下相连的三个岛

1642 西班牙人撤离台湾

1662 郑成功赶走荷兰人

1720 耶稣会《书简集》里，将台湾画成长条形的岛，只绘出西半部地形

1735 法国神父杜赫德编纂的《中国全志》里，台湾同样只出现西半部地图

1860 淡水、基隆、安平（台南）、高雄开港，西方人得以目睹台湾真面目

[2] 奥援：暗中支持，帮助的力量；有力的靠山。——编者注

【02】

荷兰人为什么来台湾？

你以为：1624年，荷兰人积极且主动地占领台湾

事实是：荷兰人来台湾，是明朝官商勾结的结果

1624年是台湾历史上很关键的一年，这一年，荷兰人来到台湾岛（图2.1），开始长达38年的统治。多数人以为是荷兰人积极主动地占领台湾，其实他们原本计划进占澳门、澎湖列岛，没能成功之后，才不得不选择来到台湾岛。

这要从荷兰人在欧洲崛起说起：信奉基督教的荷兰本来受西班牙天主教高压统治，1581年脱离西班牙，但和西班牙持续战争，直到1648年，才算正式独立，亦即荷兰人占领台湾时，荷兰仍未正式独立。

荷兰人很早开始利用风车作为伐木的动力，使用北欧的硬木建造船只。16世纪时，荷兰已是欧洲贸易发达的地区之一。

到16世纪末，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取代德国的汉堡，成为亚洲香料、胡椒及蔗糖在北欧的集散中心，加上阿姆斯特丹包容不同宗教信仰，因此吸引了大批犹太人及其资本，而成为金融、信贷中心，奠定其日后集资组成船队的基础。到17世纪时，荷兰的船队已远征世界各国做生意。

图2.1 荷兰人东来路线图

那时，欧洲国家由贫穷通往富裕的钥匙，就是拥有香料、胡椒、蔗糖、丝绸、瓷器等亚洲货品。本来荷兰为了东印度群岛（今印度尼西亚各群岛）的香料，总共成立了20多家公司，但各家公司之间削价竞争，压缩了获利空间。

当时信仰天主教的西班牙与葡萄牙，与信仰基督教的荷兰处于敌对状态。为了与西、葡抗衡，荷兰“国家会议”同意联合这20多家公司，1602年以股份有限公司形态成立了“荷兰东印度公司”，垄断东印度地区的香料货源，通过香料贸易，荷兰的财富不断累积，因而进入富裕国家之林（图2.2）。

图2.2 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舰

荷兰东印度公司是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Ver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的俗称，或简称“VOC”，具有准国家的地位，可以发行货币，拥有武力，并进行殖民统治。（台湾“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翁佳音教授提供）

同样为了香料生意，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的两年前，英国就已成立了“英国东印度公司”。

东印度究竟是指哪里？15世纪末，哥伦布到达美洲加勒比海，以为到了印度；几年后，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Vasco da Gama）到了真正的印度，仍将错就错地称加勒比海地区为“西印度”，而把印度及其以东地区称为“东印度”。后来随着欧洲人逐渐了解亚洲，已改称为“东亚”或“远东”。

17世纪时，欧洲市场大量需求中国的生丝和瓷器，贸易获利很可观，荷兰人想尽办法要和中国建立联系管道。

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前的1601年，荷兰人范聂克（Jacob van Neck）率领两艘船抵达澳门，中国政府派驻澳门的“税使”李道虽然召他进城住了一个月，但是仍不允许荷兰人来中国通商，加上葡萄牙人从中作梗，范聂克只好率船离去 1。

三年后，荷兰东印度公司为打开对中国的贸易之路，派遣司令官韦麻郎（Wybrandt van Waerwijck）率领15艘舰队，从马来西亚半岛上的一个土邦出发，计划先到澳门，再转往澎湖，没想到航行一个多月后遇到台风，被迫停在澎湖^2。

更早到达中国的葡萄牙人百般阻挠荷兰人，他们花大钱、派人散布谣言，使得韦麻郎无法和福建官员当面协商，当年底就被迫离开澎湖（图2.3）；但韦麻郎在澎湖期间，即已聘请中国水手导航，沿着中国海岸、在岛屿间航行，并一一记录航线及绘制地图，且开始探勘大员（今台南安平），但没有发现良港。

图2.3 “沈有容谕退红毛番韦麻郎等”纪念石碑

此碑于1919年被发现，为中国台湾现存年代最早的石碑，目前保存于台湾澎湖县马公市天后宫。（蓝启瑞先生提供）

韦麻郎被迫离开澎湖8年后的1612年，高等商务员科恩（Jan Pieterszoon Coen）率领两艘船抵达万丹（Banten，印度尼西亚爪哇岛最西端的贸易重镇）后，继续前往雅加达，后来科恩成为荷兰在万丹与雅加达的商馆馆长。

科恩具有旺盛企图心和战略宏图，他向董事会提出一份要将整个东印度地区纳入荷兰统治的新蓝图3。到印度尼西亚7年后，他被升任为荷兰东印度公司总督，将雅加达定名为“巴达维亚”4，作为公司在亚洲的总部。对于荷兰人来到中国台湾，他任内的决策颇具关键性作用。

为了要开发巴达维亚，科恩从非洲东岸、印度半岛与锡兰（今斯里兰卡）运来了大量奴工；但是他更属意中国劳力，认为“没有人能比中国人更好地为我们服务”。一方面是因需要劳力，另一方面是荷兰东印度公司董事会一再要求他打开对中国的贸易，而要获得中国生丝，最理想的地点就是与广东省接壤的澳门，于是他决定占领澳门。

为了对付占领澳门的葡萄牙人与马尼拉的西班牙人。科恩和英国合作，各派5艘船，以日本平户为基地，在台湾海峡与菲律宾之间巡行，以阻止西、葡的船只前往日本贸易，也阻挡中国船只前往马尼拉经商。

于是马尼拉的西班牙人主张在中国台湾设立基地，以便突破荷兰和英国的海上阻拦，和中国进行贸易。

科恩得到消息后，为了避免让西班牙人在对中国贸易上先驰得点，很快命令雷尔生（Cornelis Reijersen）组成舰队，攻占澳门或澎湖列岛，并先到台湾寻找良港。

雷尔生按照科恩的计划，进攻澳门失败后，就直接驶往澎湖马公，并占领澎湖^5，同时找了一名熟悉大员情况的渔民当向导，实地勘察后却发现港口不适合大船进入，只好放弃在台湾寻求良港。虽然荷兰人这次没有在台湾停留，却间接影响了日后留在台湾的决定。

福建巡抚商周祚听到荷兰人占领澎湖，立即要求他们撤出，建议荷兰人改道台湾淡水，还愿意提供引航人员，但雷尔生仍表示要固守澎湖。

当时荷兰人比较台湾岛和澎湖列岛，觉得除了澎湖的港口更适合让船货转运或停泊的因素之外，对于由巴达维亚、暹罗（今泰国）出航往来台湾与日本的荷兰海船来说，澎湖更是重要的中继站；再者，澎湖列岛距离中国大陆较近，可以阻截马尼拉的西班牙人、澳门的葡萄牙人与中国大陆、日本间往来的商船。就商业据点的选择而言，荷兰人认为台湾岛不如澎湖列岛理想 6。

于是，雷尔生开始在澎湖风柜尾筑城作为根据地（图2.4、2.5）。以荷兰人当时对澎湖地理位置的认识，却选择了海风非常强劲的风柜尾，这至今仍令人疑惑，因为风柜尾虽然地势可以扼守出入马公湾的船只，却不适合大船避风与货物装卸。可能荷兰人真正属意的还是到中国大陆沿海找寻通商据点，澎湖只是短暂停留之处；而且在商言商，荷兰人采取不卷入当地社会的立场，另一岸的妈祖庙附近为汉人居住、中国官员活动之处，因此据守风柜尾应是不得已而做出的选择（图2.6）。

图2.4 荷兰人绘制的澎湖风柜尾图

依据1623年所绘《澎湖港口图》及史料记载，荷兰城堡平面呈正方形，长、宽各约55米，城墙高约7米，其四角正对着东、南、西、北四个方位。城堡每一角上各有外凸的棱堡，其上共安置了29门大炮。（台湾“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翁佳音教授提供）

图2.5 风柜尾位置图

图2.6 风柜尾

左边凸出去的部分是荷兰人建造城堡的所在位置，正中小路靠海小石碑处是荷兰船靠岸、人员登陆之地。对岸即马公市中心。翁佳音教授认为荷兰人在澎湖选择筑城地点，与来台湾后选择地点建造热兰遮城（今安平古堡）有同样的思维模式。

荷兰的城堡建筑得很“克难”，巴达维亚命令不要盖得太大，以免造成公司财务负担；而且巴达维亚对供应砖石、石灰等建材，态度非常消极，因此大部分建材都是就地取材，通过挖掘现场土石堆成，再用草皮黏固。虽然有些部分是敲凿山上的岩石而成，但整体结构仍相当脆弱；加上澎湖多风雨，城墙经常倒塌，不断填土、用木板固定，仍然无济于事。这座位于风柜尾的“红毛城”可以说相当简陋（图2.7）。

图2.7 荷兰风柜尾城堡遗址

台湾澎湖县政府为保存此遗址，陈报“内政部“于2001年11月21日公告为“国定古迹”，并由澎湖县政府与荷兰政府共同出资整修。此四座碑即分别为中、英、荷文的说明，前面那座则标出东、西、南、北的方位。

澎湖除了渔产之外，没有生产制造日用品，荷兰人只好在厦门附近海岸寻找补给和贸易机会，甚至抢劫中国大陆的船只或登陆后打劫村庄。

雷尔生到澎湖，毕竟不是来打家劫舍的，于是到福州见巡抚商周祚希望进行贸易，商周祚却要求荷兰人先离开澎湖，才能与中国大陆进行贸易；雷尔生表示没有权力决定撤离澎湖，更要求中国船只不可以到马尼拉与西班牙人贸易。最后双方约定，由中国派人到巴达维亚与荷兰东印度公司总督交涉，但是谈判还没开始，福建、澎湖已经开打了。

新任福建巡抚南居益一上任就下令沿海实施戒严，要赶走荷兰人。此时，荷兰由法兰斯尊（Christian Franszoon）率领5艘船来到澎湖增援，并占领福建漳州河，不让中国帆船前往马尼拉，南居益设计将法兰斯尊的舰队引到厦门鼓浪屿，邀他上岸签订协议，半夜却以火船攻击荷兰船，杀死8个荷兰人，法兰斯尊等人被押到北京处死。

接着南居益发动第二次进军，雷尔生仍不愿撤出澎湖；第三次进军时，便以火炮包围荷兰人。雷尔生只好请示巴达维亚要求撤出澎湖，并多次请辞，荷兰东印度公司于是派宋克（Martinus Sonck）前来接替，宋克到达澎湖时，明朝官兵很快从4 000人增加到1万人，船只由150艘增为200艘；荷兰官兵不到1 000人，其中有100多人是少年。宋克要求进行和平谈判，但是明军已准备兵分三路进攻荷军，眼看一场战争即将爆发，这时，关键性人物李旦神奇地出现了……

李旦是当时最大的贸易走私业者，抵达澎湖后，先和荷兰人商定谈判条件，再与福建总兵俞咨皋谈判，他提出“荷兰人从澎湖列岛撤走，但福建当局应该允许荷兰人到台湾岛贸易”的意见。福建官员很快同意了这个方案，和荷兰签订《明荷议和》，内容是荷兰退出澎湖列岛后，可以占领台湾岛，明朝官方没有异议；荷兰人可以到中国大陆通商，中国大陆商船也可以到中国台湾、爪哇与荷兰人交易。

这个戏剧性转折看似达成了荷兰人与明朝政府的正式协议，其实根本没有经过明朝政府的认可，而是福建地方官员为了尽快让荷兰人离开澎湖，找李旦说服荷兰人到台湾，因此有人将李旦称为“左右台湾命运的商业巨子”。

为什么李旦一出面斡旋，整个局势就快速地改变？

李旦是泉州人，洋名为Andrea Dittis，是住在日本平户的大海商，他在欧洲世界的知名度比在华人世界更高。西方人称李旦为“中国甲必丹”7，是船长、司令官或首领的意思，他也算是日本侨界的领袖。

李旦与荷兰人早在日本就建立了商务关系，在中国台湾、福建和日本的三角贸易中，也是一方之霸。之前福建总兵俞咨皋[3]即曾通过李旦的影响力，不让日本商人与中国海商到澎湖和荷兰人做生意，使荷兰人孤立无援；这次更通过李旦让荷兰人撤出澎湖到台湾去。现在回头看，荷兰人占领台湾，福建地方官应负起直接责任。

李旦介入谈判时，向荷兰人分析情势，建议荷兰人据守台南安平港，因为鸡笼和淡水不是优良的船舶停靠地，且附近番人很凶恶，虽然有金矿，但中国人不会说出金矿的产地。他的话影响荷兰人选择到中国台湾南部，也是中国台湾历史从南向北发展的原因。

李旦之所以积极协调，力促荷兰人放弃澎湖，带有私人利益的考量。他属于漳泉海商，菲律宾是其主要贸易地区，荷兰人占据澎湖之后，坚持“不准中国商船到马尼拉”条款，使他在中国台湾、福建与日本的三角贸易受到影响，若能让荷兰人放弃这个条件，最大受益者正是李旦等海商（图2.8）。后来荷兰人来到台湾，甚至完全要依赖李旦的中介，才能取得中国大陆的生丝。

图2.8 16、17世纪的汉人海商

按翁佳音教授的研究，16世纪以来，海盗与地方官、海商之间利害关系盘根错节、互为应援，与地方府县财政税收、地方势力经济利益相互挂钩有关。（台湾“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翁佳音教授提供）

民间海商竟然可以介入国家重大事务，可见明朝地方官商勾结情况之严重。但也正因如此巨大的商业利益，官商之间才积极合力地促成荷兰人在中国台湾落脚！荷兰人与中国台湾的关系竟在这种前提下联结，如今看来不免令人心生感触。

附注

1. 此事件记载于中国史书《粤剑篇》。

2. 此事件记载于《明神宗实录》。荷兰人韦麻郎为何可以随意停泊在澎湖，难道澎湖是无人管辖之地吗？元朝时（1360年[4]，至正二十年）澎湖曾设立巡检司，隶属福建省晋江县；明朝建立后，1387年（洪武二十年）加以撤除；1597年（万历二十五年）增设澎湖游兵，一总四哨，战船两艘，兵八百，春冬汛守。也就是说，官兵驻守之期约在4月到6、7月，以及10月到12月前后，将近半年。韦麻郎登陆可能是在冬天明军驻守撤防的空隙；也可能是负责的官兵玩忽职守，因而让韦麻郎得以自由进入。

3.科恩规划的蓝图是：先由班达群岛开始，占领长满豆蔻与香料的岛屿，再将触角伸向出产丁香的摩鹿加群岛，及出产胡椒的爪哇与苏门答腊，最后再夺取亚洲所有的贸易点，包括马六甲、锡兰、中国澳门以及菲律宾。

4.传说中，巴达维亚（Batavia）人居住在尼德兰地区，曾反抗过罗马帝国，并把罗马人赶走，“巴达维亚人”象征英勇、道德与爱好和平。到了16世纪及17世纪荷兰的“黄金时代”，这个传说成为荷兰人文化身份认同的标志。荷兰人将雅加达命名为“巴达维亚”，希望在东印度地区建立荷兰人的海外国度。

5.雷尔生所率舰队进入澎湖列岛时，是在1622年（明天启二年）7月10日，正是明朝驻守撤防之际。

6.翁佳音教授强调，一般以为在荷、郑时代以前，澎湖只是荒凉的海盗渊薮之地，其实是误解。近代初期东亚交易往来圈的脉络中，不能忽略其在荷兰时代是重要的转运站。

7.甲必丹（Captain）是由葡萄牙语Capitão（舰长）而来。

今昔地名对照

西印度

今加勒比海地区

东印度

今印度及其以东地区，现改称为“东亚”或“远东”

东印度群岛

今印度尼西亚各群岛

香料群岛

摩鹿加群岛

巴达维亚

今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

暹罗

今泰国

锡兰

今斯里兰卡

大事记

1581 荷兰脱离西班牙，但至1648年才真正独立

1600 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

1601 荷兰人范聂克到中国澳门，中国史书上第一次出现“红毛人”

1602 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

1604 荷兰人韦麻郎到中国大陆和澎湖，并开始探勘台南安平港

1612 科恩抵达印度尼西亚，1619年升任为荷兰东印度公司总督

1622 荷兰人占领澎湖，雷尔生在风柜尾建城堡

1623 福建巡抚南居益诱杀荷兰人法兰斯尊

1624 明、荷爆发澎湖之战，李旦介入议和；荷兰人放弃澎湖列岛，转而占领台湾岛

1648 荷兰正式独立建国

[3]俞咨皋，抗倭名将俞大猷之子。——编者注

[4]关于我国正式设立澎湖巡检司的年代，也有说在1280 年，此说还有待进一步考证。——编者注

【03】

荷兰人在台湾做什么生意？

你以为：直到“国民政府”来台，台湾始有出口扩张和转口贸易政策

事实是：荷据时期，台湾的出口和转口贸易在全球经济网中就占有重要地位

荷兰人占领中国台湾之后，建造了热兰遮城（今安平古堡，见图3.1、3.2、3.3），开始试着直接对中国大陆贸易，没想到这个目标始终无法达成，只能仰赖汉人海商从大陆将货品运来台湾，再转卖到其他地方。当时真正操纵对中国大陆贸易的是在海上亦商亦盗的汉人海商，先是李旦，接着是郑芝龙（图3.4）。

图3.1 荷兰人占领下的台湾

此图上之热兰遮市（大员），其左端即为热兰遮城。此城堡的建造位置与在澎湖所建的城堡位置有异曲同工之妙。

图3.2 热兰遮城残迹

热兰遮城原名奥尼伦城，1624年建成，先用砂土及木板建造。1627年改名为热兰遮城，逐步改为砖石构造，1633年建造完成，为初期的台湾城。广277丈，高3丈余，共分3层，由内外廓组成。

图3.3 安平古堡

郑成功来台后将热兰遮城改名为“安平镇城”，郑氏三代都住在这里，故又叫“王城”。清朝治台后，城堡改为军装局，但逐渐荒废。日占时期城垣被铲平（仅存图3.2的残迹），改建为日式海关宿舍，后来屡次修建，成为现今的纪念馆。1945年台湾光复后，“国民政府”又改名为“安平古堡”。

图3.4 日本人所绘的郑芝龙图像

（台湾“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翁佳音教授提供）

1625年，荷兰人来台湾约一年后，李旦回到日本平户，不久后过世了，各大海商开始明争暗斗，原本被李旦安排担任荷兰人翻译的郑芝龙^1，很快联合其他海商杀死李旦的接班人许心素。荷兰人为了让生丝供货不致断绝，立刻与郑芝龙签下三年贸易契约；但为了安全起见，荷兰人也和另一个海商李魁奇签约，后来李魁奇无法供货，荷兰人只好放弃与他合作。

郑芝龙占上风之后，明朝官员就招抚他，给予“海防守备”官衔，两年间升任“抚夷游击”，最后升到总督^2。1630年2月，荷兰人也赶紧和郑芝龙缔结商业与武力的合作约定，并联手消灭了李魁奇等海商；但荷兰人又不想完全受制于郑芝龙，于是和其他海商联合对抗他，却在金门料罗湾被打败，只好谈和，从此在台湾贸易的兴衰都得仰赖郑芝龙。

荷兰人占领台湾11年后，郑芝龙击败了最后一位海商刘香，整个大陆沿海的制海权完全落入他手中。郑芝龙同时帮荷兰人袭击前往马尼拉贸易的中国商船，打击在马尼拉的西班牙人，借此壮大自己的势力 3。

荷兰人来台湾的目的就是做生意，有了中国大陆海商供货，荷兰人更积极扩展国际贸易网。荷兰人早于1609年即在日本平户建立商馆，但在占领中国台湾之后，荷兰和日本为了贸易利益问题，反而不时发生冲突，后来甚至发生“滨田弥兵卫事件”（图3.5、3.6），导致两国贸易关系中断长达5年。

图3.5 滨田弥兵卫事件

1626年至1628年，荷、日双方因生丝抽税问题而产生的经济、外交冲突事件。图中所描绘的情景是诺伊次坐于椅中，遭滨田弥兵卫及其手下挟持，门外荷兰士兵仓皇中搭救不及。（台湾“国立博物馆”提供）

图3.6 古堡石碑

此石碑上原刻“赠从五位滨田弥兵卫武勇之址”，是1941年在安平居住的日本人所立。台湾光复后，台南市当局将其前后碑文刮掉，于原碑上改刻“安平古堡”四字。

事件开端发生在1626年，日本人滨田弥兵卫发现日本与中国大陆的生丝价差很大，他说服长崎大商人野藤次郎投资，直接向中国大陆购买生丝，再经由中国台湾转运到日本，想赚取暴利。滨田弥兵卫先带着现款到泉州买进两万斤生丝，接着来到台湾，打算向荷兰人雇用帆船到泉州取货，却被台湾长官韦特（Gerard F. de Witt）拒绝；荷兰人甚至要他付一成税金，双方因此起了冲突。荷兰东印度公司为了改善关系，来年召回韦特，并派遣接任的台湾长官诺伊次（Pieter Nuyts）到日本谈判，但没有成功^4。

诺伊次从日本回到中国台湾后，滨田弥兵卫带了400多人再次来到中国台湾，甚至载运大批武器弹药，这些武装被诺伊次没收，滨田和随员也被留置在中国台湾。

滨田弥兵卫到诺伊次官邸请愿要回日本，诺伊次不准。争辩中，滨田弥兵卫等人突然一拥而上，挟持诺伊次，并挥刀恐吓荷兰士兵，之后双方经数次交涉才达成和议。这一事件让日本人觉得受到屈辱，于是在1628年关闭了荷兰在平户的商馆；等到5年后，荷兰人将原本监禁在巴达维亚的诺伊次送到平户，日本才宣布恢复贸易。

1634年，荷兰重开在日本平户的商馆，次年德川幕府开始第三次锁国令^5，禁止日本商人出国，随后又禁止信仰天主教的葡萄牙船驶往日本，只有信仰基督教的荷兰船与中国船可以到日本贸易。这时，荷兰人终于确立了在日本的贸易地位，同时在中南半岛、印度洋各地的贸易也大有进展，中国台湾于是成为荷兰国际贸易网络的重要据点。

荷兰重新对日贸易后，需要更多中国货物。郑芝龙起初对荷兰人还算尊重，他被明朝任命为福州总督后，甚至取缔海商（盗），然后自己供应中国商品给在台湾的荷兰人^6。

1633年至1640年的七八年时间，台湾的荷兰人顺利地从中国大陆来的船只取得丝和各种商品，再卖到日本，其中，丝占了八成以上，甚至高达九成。这模式最符合荷兰东印度公司最初对台湾的计划——在接近中国大陆的地方，由海商供应中国产品以换取日本白银。

但是好光景很快就变调了……

先是在台湾的荷兰人资金调度赶不上贸易扩展的速度，时常要等巴达维亚当局或从日本商馆调度资金，因船期时间较长，资金出现了缺口。郑芝龙眼见荷兰人资金不够，1640年起直接和日本贸易^7，他甚至将荷兰人在中国大陆高价订购的丝织品直接运到日本，而不经中国台湾转运，使荷兰人无法居中赚一手。如此一来，荷兰人最为重视的生丝贸易被切断了，却不敢正面和郑芝龙进行武力对决。

1644年清兵入关，两年后，郑芝龙投降清朝，却被挟持到北京，荷兰人以为从此可以松口气。没想到，郑芝龙的儿子郑成功快速整合郑家势力，以金门和厦门为基地，控制着台湾海峡两岸贸易^8，并活跃于东南亚海域（图3.7）。

图3.7 郑成功时代的台湾船

（台湾“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翁佳音教授提供）

丝绸贸易量急速萎缩，具有商业灵敏度的荷兰人很快找到黄金作为另一个转运商品。从郑芝龙和日本直接贸易那一年开始，长达22年时间，荷兰人将台湾作为金银的转运中心。

寻找黄金本来就是欧洲人航行世界的一大梦想。17世纪的荷兰水手间流传着“金银岛”传说：有一艘驶向中国以东海洋的船，遭遇巨大的暴风雨，船只主桅断裂。风暴过后，他们看到远方有一座高大的岛屿，于是将船驶到岛上修理。在岛上，形貌姣好的岛民和善地接待这些船员，并协助他们修理船只。船员们意外地发现，岛上道路两旁随处可捡到黄金与白银，居民用的餐具也是以金银制成的。

西班牙在南美洲殖民地获得许多黄金和白银，荷兰人来到亚洲之后，两度派船队寻找这个遍地黄金与白银的岛屿，都宣告失败。虽然没有找到金银岛，台湾岛却让荷兰人做了一场更大的黄金梦！

当时中国以白银作为货币，以黄金制造饰品，因此黄金的相对价格比邻近国家低，四五两白银就能换到一两黄金；但在日本与大部分亚洲地区，经常要10两以上白银才能换到1两黄金，因此以日本白银到中国交换黄金十分有利可图。

那时世界贸易的货品中，更有价值的是东南亚的胡椒、丁香与豆蔻等香料。香料供应者不接受金、银或其他货币，只接受印度棉布；于是荷兰人用日本白银和中国黄金购买印度棉布，用印度棉布交换东南亚香料，再把香料运回欧洲贩卖，或把中国的黄金直接卖给日本人赚取差价。荷兰人也提供高价吸引中国大陆海商携带黄金，到台湾和他们交换日本白银。

荷兰人将西班牙人赶走后，为寻找台湾岛的黄金，开始组织金矿产地探险远征队，进入了西班牙人传说中的黄金产地——花莲立雾溪口。后来发现只是溪流沙金，而不是金矿，才停止寻金计划，这次经验提醒了荷兰人：“中国和日本的贸易才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真正的金矿和银矿。”

除了生丝、丝织品、黄金、白银，荷兰人还通过中国台湾转运瓷器。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后80年间，平均每年运到荷兰的中国瓷器多达20万件。荷兰人经中国台湾转运中国大陆瓷器，一段时间后，更开始订制特殊式样，先在台湾做木制模型，再送往大陆景德镇等地作为订货参考。

荷兰人来台湾第14年，热兰遮城商馆中库存了年平均出口量的4.5倍的中国大陆瓷器；来年，由中国台湾运往荷兰的精制瓷器迅速增长到年平均出口量的2.4倍，可见中国瓷器在荷兰东印度公司转口贸易的重要性。

转运商品之外，荷兰人也发现中国台湾本土梅花鹿的鹿皮是很有赚头的商品^9：鹿肉干可销往中国大陆，鹿皮则卖到日本，作为日本武士刀鞘的装饰材料。

1630年，荷兰人开始实施“狩猎执照制度”，发给汉人捕鹿执照，并收购捕获的鹿，更能切实掌控捕鹿的利润，但也逐渐将先住民从捕鹿的经济活动（图3.8）排挤出来。

图3.8 台湾先住民捕鹿图

（秋惠文库提供）

执照制度实施6年后，汉人进入了原先由先住民控制的猎场；之后，荷兰东印度公司又花了将近10年，征服最大的鹿场虎尾垄（Favorlang，今云林一带），驱逐住在先住民村庄里私自捕鹿的汉人，只允许拥有捕鹿执照的汉人进入，全面控制台湾的捕鹿经济活动^10。

汉人引进大规模猎捕的技术，如掩蔽的陷阱、套索，新技术改变了狩猎方式，出口的鹿皮数量相对增加了许多，使用陷阱后，每年出口鹿皮数增加了五成^11，也使得台湾梅花鹿数量从此大量减少。

荷兰人发现鹿群减少，而且用陷阱捕杀的鹿皮沾满血迹，不受日本人青睐，于是禁止设置陷阱，也不准在梅花鹿繁殖期捕猎；随后在荷兰牧师祐纽斯（Robertus Junius）极力劝解下^12，荷兰人甚至禁止以任何方式捕鹿，鹿群数量才略有回升。

荷兰人在台湾的38年期间，靠着生丝、丝织品、白银、黄金、瓷器的转口贸易，以及出口鹿皮等台湾产品，让中国台湾成为荷兰东印度公司最有赚头的据点之一，这段历史让荷兰人难以忘怀。难怪不久前，荷兰前驻台湾代表胡浩德（Menno Goedhart）退休之后，决定留在台湾，并取得永久居留权，当起“正港”[5]的台湾人^13！

附注

1.按曹永和教授的研究，郑芝龙虽担任荷兰人的翻译，却未必懂荷兰语，当时亚洲各地的混合国际语言是葡萄牙语。

2.当时在福建、广东沿岸的海商，就是中国朝廷眼中的海寇，明朝政府采取的策略是让这些海上势力自行竞逐。胜利的被招安为将官，失败的就再度出海为寇，“官”、“盗”之别仅在一线之间。

3.荷兰人为了和中国做贸易，玩两面手法，有时学葡萄牙人协助中国讨灭海商（盗）；有时却又与海商（盗）配合，以武力向中国要挟自由贸易。面对海商（盗），荷兰人买的是双保险，忽而与郑芝龙、忽而与李魁奇等人，乃至与刘香等结盟。而郑芝龙的兴起，除了接收李旦的势力以外，按曹永和教授的解释，郑芝龙更暗受荷兰人指使，袭击劫掠前往马尼拉的中国商船，让他很快成为一支海上势力。

4.韦特是临时性台湾长官，1627年，诺伊次以员外参事被荷兰派遣到东印度，巴达维亚总督府正愁找不到适任人选，于是决定任命他为台湾长官，并以特使身份先赴日本沟通。但诺伊次对亚洲和日本的情况一窍不通，不但无法平息荷日之间的贸易冲突，反而引发了“滨田弥兵卫事件”。

5.锁国是日本江户时代德川幕府实行的外交政策。1633年颁布第一次锁国令、1634年第二次、1635年第三次、1636年第四次、1639年第五次，1641年锁国制度完成，直到1854年美国海军军官佩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率舰叩关为止。锁国期间日本与外国的贸易关系并非完全中止，而是仅允许特定对象进行，包括与荷兰人在长崎进行贸易，而明朝和清朝在长崎亦有贸易来往。

6.尽管郑芝龙已经得势，仍不敢明目张胆与“红夷”勾结。再者，海上还有其他势力存在，所以郑芝龙与荷兰人之间，都由海商林亨万居中交涉。林亨万深得各方信任，可以周旋于荷兰东印度公司、明朝官员，以及郑芝龙、各地汉商之间，并在福建、广东一带替公司集运所需货物。1640年11月2日，他遇到船难，不幸溺毙，郑芝龙于是摆脱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转运网络，直接对日本贸易。

7.相关记录中显示，1641年、1643年，到日本的中国船只约62％~79％属于郑芝龙，所运货品中30％~80％是丝织品。

8.参见本书“06郑成功如何赶走荷兰人？”。

9.第一任台湾长官宋克在澎湖失败后，曾派两艘船去探测台湾大员，向巴达维亚报告大员的情形：

（1）大员每年可获得鹿皮20万张。

（2）大员鹿肉干及鱼干的数量极为可观。

（3）大员湾中，有中国大陆帆船100艘，从事渔业捕捞，并登陆收购鹿肉、鹿皮销往中国大陆。

（4）汉人和先住民间是以物易物的和平往来关系，非对立状态。

（5）台湾地广人稀、气候温暖、土地肥沃，一年二至三熟，绝对适合农业生产。建议巴达维亚当局，将原本评估只适合做中、日贸易及盗贼根据地的台湾，改为能获得更大利益的生产殖民地，重新制定长久的殖民政策。

10.参见本书“05荷兰人和先住民”。

11.1634年台湾出口10万张鹿皮；1637年，也就是使用陷阱的最初几年，就出口了151 400张鹿皮，足足增长了50％。

12.祐纽斯牧师是荷兰东印度公司派来台湾的第二任牧师（1629~1643）。1640年，汉人不断请求开放以陷阱猎鹿，他提出应整年停发执照，因为持续猎捕，几乎所有猎场内的鹿只数量都大为缩减，他的劝解于1641年至1642年才奏效。另参见本书“05荷兰人和先住民”。

13.胡浩德1947年出生于荷兰海牙，曾派驻巴黎6年。2002年到中国台湾担任荷兰贸易暨投资办事处驻台代表。2010年退休，现居台南市新化区。2011年1月14日获得台湾永久居留权。

大事记

1624 荷兰人占领中国台湾

1625 李旦过世，郑芝龙代之而起

1627 发生滨田弥兵卫事件

1628 日本中止对荷兰贸易

1630 荷兰人与郑芝龙缔结商业与武力的合作约定，开始发给汉人捕鹿执照

1633 日本开始锁国，直到1854年；热兰遮城改建完成；荷兰人于金门料罗湾败于郑芝龙

1634 荷兰人恢复对日贸易

1635 郑芝龙击败刘香，独霸中国沿海

1636 郑芝龙被明朝任命为福州总督

1640 郑芝龙甩开荷兰人，直接对日贸易

1642 荷兰人赶走西班牙人，到花莲寻找黄金

1646 郑芝龙投降清朝

[5]正港：闽南话，地道的、纯正的、正宗的意思。——编者注

【04】

汉人移居台湾

你以为：当年汉人“唐山过台湾”是情非得已的悲哀

事实是：荷据时期，汉人觉得台湾机会无限，纷纷渡海而来

台湾俗谚“唐山过台湾，心肝结归丸”，形容清朝时期^1，从中国大陆移居到台湾的人，内心有种无奈又无法言喻的强烈焦虑。

如果将时间往前推到荷兰统治时期，当时汉人移居台湾的动机并不悲情，荷兰人欢迎大陆汉人移居来台，加上中国沿海不断有饥荒和战乱，汉人其实是抱着主动寻找机会的冒险精神渡海而来。

中国台湾的历史上，荷兰人是第一个建立政权的外国统治者。特别的是，荷兰人没有从欧洲招徕移民，反而是把中国台湾变成中国大陆汉人的迁徙地^2。

晚明时代，福建几乎有九成居民靠海营生。每年冬至前后，乌鱼（图4.1）南下到台湾西南部海边产卵时，就有数以百计的福建渔船横越台湾海峡，捞捕乌鱼，渔季约持续6到8周，于是开始有汉人陆续从福建渡海来台湾。渔民将乌鱼卵盐渍制成乌鱼子（图4.2），便能赚取丰厚利润，是年节时期的名贵食材之一。

4.1 乌鱼

每年冬至前后，乌鱼南下到台湾西南部海边产卵，渔民会开始捞捕作业。甚至可以说，台湾被发现，乌鱼居功厥伟。

图4.2 乌鱼子

乌鱼子盐渍晒干后，价值不菲。

除了西南部的渔业以外，台湾北部长年有汉人商贾以铁块和织品，与部分先住民以物易物交换煤块、硫黄（图4.3）、沙金和鹿肉。

图4.3 台北阳明山硫黄谷

硫黄是火药的主要原料，是台湾北部重要的矿产之一。

这些交易原本只是零星进行，到了16世纪60年代，虽然明朝政府决定开放部分海禁，但仍禁止与日本做生意。这个政策使得越来越多汉人商贾和日本商人转向到台湾碰头，大家将船开到台湾，在约定的时间、地点交易商品，进行“会船点贸易”。

日本人拿白银到中国台湾买中国大陆的丝货和瓷器，以及中国台湾的鹿皮；汉人则拿铁器、陶器、食盐和先住民交换鹿皮，再卖给日本人，从中赚取利润。为了做生意，有些汉人商贾不怕被猎人头（图4.4），甚至学会先住民的语言，居住在他们的村落，开始收购先住民的鹿肉、鹿皮、鹿茸以及药用鹿鞭。

图4.4 先住民的猎头习俗

（台湾“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翁佳音教授提供）

1624年荷兰人占领中国台湾时，台湾约有1 500名汉人，大部分是短暂停留来捕鱼（主要是乌鱼）、打猎、做生意，也有汉人开始少量栽种石榴、橘子、香蕉、西瓜等水果来食用。那时，荷兰人驻守台湾的官民大约600人，加上2 200个士兵，只比汉人多1 300人左右。

荷兰人是为了和中国建立通商关系而来到中国台湾，在台湾建立商港后不久，从17世纪30年代起，决定向中国大陆汉人移民招手。他们的如意算盘是：从荷兰东印度公司亚洲总部巴达维亚或从荷兰本国派人来台，都不如从中国大陆招来汉人划算；而且，汉人比外国人更能专揽中国的贸易。

荷兰统治中国台湾的38年期间，引进劳工和农民、渔民和捕鹿者等中国大陆汉民，前6年以劳工为主，后面32年则转为农民为主。主要是因后来日本德川幕府禁止海外贸易，荷兰人无法如愿让台湾成为对日贸易转口港，因此转而在台湾发展能自行生产的产品，可同时供应本地需求与出口，既省掉支出，又能增加获利。

初期迁居台湾的汉民大多是赤手空拳的青壮年男子，400年前，只有他们能渡过俗称“黑水沟”的台湾海峡，劳力是他们最大的资本。荷兰人刚到台湾时，每名汉人劳工一天工资只有5便士（pence，英镑辅币最小币值），一个月工资是15先令（shilling，英镑辅币单位），在欧洲人眼中，简直是廉价劳工；当时荷兰人在台湾买一张鹿皮约4便士，在日本出售可获得3先令以上，也就是汉人的月工资只值5张鹿皮售价。荷兰人来台湾8年后，因迁移来的劳工不断涌入，工资甚至跌价六成，每人每月只领到6先令，难怪荷兰人乐于雇用汉人劳工了。

鹿皮是荷兰人搜刮台湾自然资源的无本生意，他们规定汉人劳工必须先缴钱取得执照，才能在规定的区域内狩猎并搜集鹿皮。

荷兰人把渔业经营当成重要的税收来源，规定在台湾沿岸捕鱼要获得荷兰东印度公司准许，还要缴十分之一的渔业税，他们会派船只在渔场巡逻，渔民虽要缴税，但也受到保护；不少季节性渔夫从中国大陆来台湾捕鱼，也有许多民工搭乘他们的渔船来台湾定居。渔民停留在台湾期间，就住在渔场附近的渔寮里，后来渐渐发展成渔村；有些渔民干脆在台湾定居，而后为了生活需要，开始从事农业，是台湾农业发展的滥觞。

荷兰人发现台湾适合生产甘蔗，可做成砂糖外销，但先住民只种植自家日常所需的量，没兴趣耕种经济作物；荷兰人便鼓励汉人来台湾种甘蔗，并给予免税优惠，从此奠定了台湾的糖业基础（图4.5）。当时农民也种番薯^3和稻米，但稻米产量不足，直到18世纪20年代，台湾米才开始有规模地出口。

图4.5 台湾糖业的开始

荷兰人鼓励汉人来台湾种甘蔗，并给予免税优惠，从此奠定了台湾的糖业基础。（秋惠文库提供）

为了鼓励中国大陆汉人来台湾开垦，荷兰东印度公司提供了不少优惠条件，例如：无偿提供土地和耕牛、免除赋税、直接融资；甚至镇服先住民，取缔枪械，禁止赌博，管制饮酒，逮捕走私者、海盗和伪币犯；制定公共度量衡、汇率；强制执行契约、裁决争端；并盖医院、教堂、孤儿院，以打造稳定的社会经济环境，让汉民安心、愿意置产（图4.6）。

图4.6 大员市镇图

左边就是大员市镇（或称热兰遮市），今台南安平，位于热兰遮城东面200米处，为中国台湾史上第一个以通商交易为主要功能的聚落，当时为首富之区。（摄于台南安平古堡）

荷兰人统治后期，更鼓励汉人来台经商，他们很重视甘蔗等经济作物，甘蔗收成之后要靠商人进行交易，于是在今台南赤地区也盖起市街，安顿汉人商贾。

台湾从此成为荷兰统治下的汉人屯垦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收入一部分就是来自汉民缴交的税款与执照费，以及鹿皮和砂糖等贸易收入。当时荷兰官员直言：“汉人是台湾岛上唯一能酿蜜的蜂种。”言下之意是只要做好管理，汉民会自动替荷兰人赚钱。

除了荷兰人提供的各种优惠措施外，因福建地区连年饥荒^4、战乱，大陆汉人把迁移至台湾当成寻找生路的机会。

荷兰人来台湾4年后（1628年），郑芝龙投降明朝，福建巡抚为了解决数以万计的饥民问题，希望郑芝龙将饥民移到台湾垦荒。传说郑芝龙提出给饥民渡台的优惠方案是“每人给银三两，三人给牛一头”；也有更优惠的说法是“每人给银三两，给牛一头”5。郑芝龙帮他们，除了日后可收取田租的原因之外，同时因他与荷兰人订有贸易契约，替他们带来所需的劳力，也算是种“投资”吧！

即便没有任何优惠方案，郑芝龙投降明朝后，一一铲平海商（盗）势力，台湾海峡逐渐安全，烽火余生的难民，更愿意来台寻找机会。

到了1644年满清入关，更多难民为了避乱来台；满清入关14年后，郑成功在福建沿海逐渐败退，再度掀起一波难民逃亡到台湾的热潮。一批批汉人来台，使荷兰时期的汉人数量超过3万人^6，短短30余年，人数增长20倍以上。

相较之下，西班牙占领中国台湾北部16年却几乎没有汉人来台定居。其实，荷兰人在中国台湾建立商港时，曾有位道明会神父艾斯奇维（Jacinto Esquivel）向在中国台湾的西班牙人提议，中国福建有大量遭逢饥荒的农民，都是很优秀的栽种者，只要给予适当鼓励与优惠措施，他们会乐意来台湾定居。可惜当时西班牙人没采纳他的建议，因此无法像荷兰人那样让台湾自给自足，这或许是西班牙人最后被荷兰人驱逐而离开台湾的原因之一吧！

荷兰东印度公司原先要将中国台湾发展成东亚地区的转运港，却在偶然的转变契机下，促使更多大陆汉人到台湾耕作，致力于开发产业并出口，奠定了台湾作为出口港的基础。

由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积极鼓励，使汉人移居台湾有了飞跃性进展。如此看来，台湾从先住民社会变成汉人社会，竟是因为荷兰人的殖民而造成的！这样的答案，是否让你觉得不可思议呢？

附注

1.清朝曾颁布“渡台禁令”三条：

（1）严禁无照渡台。想渡航台湾，必先在原籍地申请渡航许可证，经分巡台厦兵备道及台湾海防同知的审验核可，方可渡台。

（2）渡台者一律不准携家带眷，既渡台者也不准招致家眷。

（3）粤地屡为海盗渊薮，不准粤地人民渡台。

受这些条款限制，多数人都是“偷渡”来台，危险甚多，才有“唐山过台湾，心肝结归丸”的哀怨。

2.荷兰人选定吸引汉人的地点在赤耕地一带，有河川，土地肥沃，野鹿群生，又有鱼类栖息的沼泽。随着汉人增加，赤地区就逐渐发展起来。（参见本书第38页图3.1荷兰人占领下的台湾）。

3.16世纪末（1594年）从菲律宾引进番薯到福建，很快就传入台湾，荷兰人来台后，应该已广泛种植。

4.福建在1626~1631年间，及1648年，连年发生饥荒。

5.在《赐姓始末》中记载：“崇祯初，熊文灿抚闽，值大旱，民饥，上下无策，文灿向芝龙谋之。……乃招饥民数万人，人给银三两，三人给牛一头，用海舶载至台湾，令其发舍开垦荒土为田。厥田为上上，秋成所获，倍于中土，其人以衣食之余，纳租郑氏。”龚柴的《台湾小志》更有“人给银三两，给牛一头”的更优惠传说。学者陈绍馨则驳斥此说是“无稽之谈”，因为假定有3万饥民，须花9万两银子，牛1万头，甚至需要牛3万头。这在动乱饥馑之下，凭地方政府的力量，绝非易事。

6.关于荷兰统治时期台湾的汉人数，有不同的说法，学者曹永和说大概有10万人；江树生认为当时若有不适于居留的现象，就可轻易移回大陆，可能是5万人以下；林仁川则认为是3万人左右。

大事记

1624 荷兰人占领中国台湾第一年，台湾约有1 500名汉人

1626 福建开始连续6年发生饥荒

1628 郑芝龙投降明朝后，福建巡抚希望郑芝龙将饥民送来台湾

1630 荷兰人大举招徕汉人来台定居（主要是农业民工）

1642 荷兰人赶走西班牙人

1644 满清入关，中国沿海民众避难来台

1646 郑芝龙投降清朝

1648 福建再度饥荒，又有饥民来台

1658 郑成功不敌清军，在福建沿海败退，又掀起难民渡海避难热潮

【05】

荷兰人和先住民

你以为：台湾先住民的头目制度是部落既有的传统

事实是：先住民头目制度是由荷兰人创立的

台湾先住民各部落的领导人叫“头目”1，一般以为这是先住民原本传统就有的制度，但按照史书记载^2，头目这个身份却是荷兰统治时期所建立的。

荷兰东印度公司进入台湾之初，台湾是以先住民为主的社会^3图5.1）。住在大员（今台南安平）附近属平埔族^4的西拉雅族，主要有新港（今新市）、目加溜湾（今善化）、萧垄（今佳里）、麻豆等村社，其中新港社仅1 000人左右，是最小的村社；目加溜湾、萧垄两社规模较大，约有1 500人；最大的麻豆社，人口约有两千人（图5.2）。

图5.1 荷兰时期台湾先住民（平埔族）族群分布图

图5.2 西拉雅族妇女画像

西拉雅族是台湾平埔族中人口最多、势力最强的一族，主要分布在嘉南平原到恒春半岛之间。19世纪因汉人争地压力，部分西拉雅人逐渐东迁移居台东、花莲一带，几乎完全汉化，失去传统风俗及语言。近年发起正名运动，要求官方承认先住民身份，台南县当局在2005年率先认定西拉雅族为“县定先住民族”，2010年后为“台南市定先住民”。（台湾“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翁佳音教授提供）

西拉雅村社通常通过与外界结盟，获得贸易商品和武器，以及在猎头战争的协助等。结盟对象包括在当地活动数十年的汉人、日本人，以及刚来的荷兰人。

荷兰人刚抵达台湾时，西拉雅各村社相继前往拜访，表达善意，想要争取结盟。实力不强的新港社尤其需要通过结盟以抵御周边，特别是敌对的麻豆社；更由于邻近台江内海，最接近大员，成为荷兰人最初接触的村社、最亲的联盟。

新港社原是中日走私者交换生丝与白银的“会船”地点（图5.3、5.4），当地居民很习惯接触外来者。过去的外来者通常是来交易、征贡，或掠夺财产、奴隶之后就离去；而荷兰人不但驱逐了沿岸的汉人海盗，同时削减了日本商人的势力，更在没有人居住的一鲲建立城堡与市街，随后用15匹棉花布的“谢礼”，向对岸赤地区的新港社人“换取”土地使用权 5。

图5.3 台南新市新港堂（新港社地方文物馆）

新港堂位于今台南市新市区台南科学园区内道爷路，近邻古台江内海堤塘港，为明郑时代之港西文书馆遗址，更是新港社大聚落及中寮、三甲、宅仔内、五间厝、太爷庄、道爷庄、木栅庄等部落所在地中心，历史渊源相当深厚。

图5.4 会船点今貌

新港堂紧临着古台江内海东岸之新港溪（今盐水溪）支流，是客商出入海域的重要港口，即是早期会船点所在位置。

不久，荷兰东印度公司因兴建防御工事与商馆的经费过于庞大，第一任长官宋克向大员市镇的商人课征进出口“什一税”作为补贴 6，并决议向日本人征税。日本人拒绝交税，荷兰人因而没收了日本人的金钱与生丝，引发一连串的冲突，也就是著名的“滨田弥兵卫事件” 7。

滨田弥兵卫为了报复荷兰人，安排邀集新港社的理加等人组成“高山国使节团”（日本称中国台湾为“高山国”），前往日本长崎，控诉荷兰人在中国台湾的暴行。理加向德川幕府表示要奉献台湾土地，让荷兰人失去对在台通商者课税的权力；德川将军虽然没有接受理加献地，但回赠银条、衣物与布匹等。

理加到日本的举动，使得荷兰东印度公司派往日本谈判的第三任台湾长官诺伊次无功而返。诺伊次等到理加一行人返回台湾时，立刻加以逮捕监禁，直到日、荷双方和解才释放他们。荷兰人与新港社的关系，因而陷入谷底。

虽然只有少数新港社人参与这次行动，但突显的事实是：荷兰无法妥善处理新港社与麻豆社之间的冲突，讲求实力的先住民认为日本是更有力的靠山。

荷兰对台湾先住民的统治策略中，很重要的一环是“教化”。1625年，第一任长官宋克写信给巴达维亚当局，希望能派遣牧师来台湾传教。

1627年6月，德国籍牧师康第纽斯来到台湾^8，在新港社居住一年多后，提出报告指出，台湾先住民的学习能力比巴达维亚先住民强很多。台湾先住民没有文字，传统信仰没有被记载，对外来宗教的接受度较高。但不久之后，荷兰人与先住民发生冲突，无法大规模地传教；康第纽斯便投注心力以新港语翻译《圣经》的重要章节，并编写《新港语字典》，以罗马字母拼音的方式将新港语文字化，即是“新港文书”（图5.5），是先住民初次文字体验。

图5.5 新港文书

“新港文书”俗称“番仔书”，指台南平埔族民间房地产之类的私人文书。以基督教传教教材、平埔族与汉人间处理土地问题的地契为大宗，通常是汉语、西拉雅语双语对照。这批文书是1871年由美国驻厦门台湾领事李仙得（C. W. Le Gendre）在新港发现的，将其命名为“新港文书”的是日本学者村上直次郎，他是台北帝国大学文政学部史学科“南洋史学”讲座的首任教授。（秋惠文库提供）

三年后，又有一位祐纽斯牧师（图5.6）来到台湾，待了14年（直至1643年），是停留最久的传教士。祐纽斯曾与康第纽斯共同提案，希望派送数名新港社少年到荷兰留学，培养成为传教士之后，再回到台湾服务，但被巴达维亚当局以花费过高为由否决，却更加强了祐纽斯培养先住民教士的决心。

图5.6 祐纽斯牧师

（台湾“国立历史博物馆”提供）

除了怀柔的教化，武吓也不能少。诺伊次为展现荷兰东印度公司统治实力，决定处理麻豆社，因为常有“非法”来台交易的汉人海盗或倭寇，以及走私的汉人海商，躲藏在这个西拉雅最大的部落中^9。

1629年7月底，诺伊次得到情报，海盗三脚大爷（Sachataija）在麻豆社一带出没，遂派遣60多名士兵前往搜捕，麻豆社人推说三脚大爷和部属已逃走了，荷兰士兵于是折返。途中必须经过一条溪流，麻豆社人主动表示要替荷兰人背枪、背人过河；荷兰士兵不疑有诈，走至河中央时，岸边埋伏的麻豆社人一举冲出，士兵全数被歼灭，只有汉人通事侥幸逃过一劫，史上称为“麻豆社事件”，使得荷兰人的威信受到挑战，麻豆社在先住民眼里，一跃成为“霸主”；而与麻豆社是世仇的新港社，则不断受到麻豆社与目加溜湾社的侵扰。

第四任长官普特曼斯（Hans Putmans）上任后，恢复了与新港社的关系，并向巴达维亚请求增派援军，展开对麻豆社与目加溜湾社的惩罚性讨伐行动，调派了230名武装兵力袭击目加溜湾社，纵火迫使麻豆社、目加溜湾社的代表到大员商谈，而后签订停火协议，为荷兰人挣回了一些声望。

即使如此，麻豆社依然是地方势力最强大的村社，其中有位气焰高涨的人物，名为直加弄（Taccaran）。1633年，他计划搭船前往日本，以争取日本人共同对抗荷兰人，并率领部众在魍港（今八掌溪口）一带骚扰受荷方保护从事渔业和贸易的汉人。

普特曼斯除了派康第纽斯牧师前往麻豆社送礼外，并邀请直加弄共同率军征讨今屏东沿岸、小琉球岛的先住民^10。征讨军启航时，却只有萧垄社和新港社加入，直加弄和麻豆社人不但没有参加，甚至扬言要攻击萧垄社和新港社。

直加弄的气势更强盛──宣称荷兰人对他敬畏三分，并威胁要烧毁新港社、杀害居住其中的荷兰人；荷兰官员更发现萧垄社人与麻豆社人早就结盟了。

普特曼斯决定进行延宕多年的麻豆社征讨计划，1635年11月底，他带着500人，从热兰遮城渡过台江内海登陆，与祐纽斯牧师所带领的新港社人会合，进攻麻豆社。

麻豆社人事先获得情报，多数人逃往他处避难；没有逃离的人（包括首领直加弄）都死在新港社人刀下，荷兰军队焚毁住屋后，当天凯旋而归。

战后麻豆社人托人出面求和；接着，四名麻豆社人来到新港社，由祐纽斯牧师陪同前往大员，获得普特曼斯接见后，带回缔和草约商讨。

12月初，更多麻豆社人来到新港社，奉上种在土里的小槟榔树和小椰子树，代表要将土地权利让与荷兰人；完成献地归顺仪式及确认和约内容后，荷兰官员要求麻豆社派出8位长老，由他们选择半数人担任头目。

12月中旬到热兰遮城正式签订《麻豆协约》11，荷兰人任命四个人担任头目，负责处理麻豆社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之间的交涉事务。他们承诺服从后，被授予荷兰奥兰治亲王（Prince of Orange）的三色旗、黑丝绒礼袍、镶了银杖头的藤杖，杖头标示着公司纹章，作为权威的象征，完成了麻豆社降服仪式（图5.7）。

图5.7 拿藤杖的西拉雅族人

（台湾“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翁佳音教授提供）

《麻豆协约》签订后，陆续有萧垄等村社以此协约为蓝本，主动表示归顺，将主权让渡给荷兰联邦议会管辖，荷兰人与台湾西部各村社的关系才算初步稳定下来。

按西拉雅族传统，村社原本没有产生领导者的制度，却有议会组织（Takasach），由全村40至42岁的男性（属长者）中推举出来组成；能言善道、得人望或展现实力者就能成为对外交涉的代表人物。但议会每年重组，没有太多行政职权，大事要经过村社大会公开讨论。此外，西拉雅社会的女性地位优于男性，通过姨（图5.8）占卜与预言，更是村社一切行事的准则。

图5.8 姨杀猪

“姨”即村社女巫，具有很高的地位。据说有能力通鬼神，预知吉凶，专主各种祭典、占卜，乃至治病或施咒；举凡建屋、狩猎、播种、收割及纷争无法议定之事，皆得由姨占卜，再做决定。另有一种姨专以巫术施咒害人，被称为“鬼婆”。归降荷兰的村社的姨于1641年被放逐到今嘉义一带，总数有250人，从此不再有任何影响力。（台湾“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翁佳音教授提供）

普特曼斯接受祐纽斯牧师建议，1636年2月在新港社举行各村社代表“归顺集会”，共28个代表参加，让服从荷兰主权的村社取得更正式的地位，并使先前相互攻击的村社联合起来。

仪式先是呼吁各村社要友好和平，不许族群“私斗”，只能参与“公战”；接着说明荷兰东印度公司属民的义务，并在每个村社代表里任命二到三人为头目，授予签订《麻豆协约》时的三色旗、黑丝绒礼袍、藤杖，通过一连串繁复又隆重的归降仪式，展示公司至上的威权，最重要的是对村社领导人（头目）的任命权。

这次集会开启了地方会议的前奏，也是先住民首次在外力引导下大会合。祐纽斯牧师说：“由外界统治者任命的头目握有管理权，他们会成为殖民地不可或缺的中介角色。”

集会中，新港社理加也成了荷兰人任命的新港社头目。理加的态度转变，主要是因麻豆社势力扩张，他体会到若不是荷兰人介入，新港社结局将大不相同，同时在共同出兵征讨各村社的过程中，他见识到荷兰人的战斗实力，以及无往不利的好处，因而拉近了彼此间的关系。

理加成了荷兰人扩张殖民地的得力助手，选择结盟巩固了他在族人中的地位，也影响了村社势力的消长。

同一时间，荷兰以武力控制了诸罗山（今嘉义）到放索（今屏东林边）的区域。祐纽斯牧师5月在新港社开设第一所学校，男女学生兼收，授课内容主要是学习基础课程和基督教教义，教授罗马字母，锻炼读写能力。

1640年，第六任台湾长官保罗士（Paulus Traudenius）上任，来年又在新港社召开一次集会，确认服从新任长官，赠送礼袍、三色旗和藤杖。会议中，各村社代表立约和平相处，“若有争执由长官仲裁”，象征荷兰人对各村社拥有司法权。

接着，荷兰人征服了最大的鹿场虎尾垄，双方签订《虎尾垄条约》（1642年2月），虎尾垄人两年后派代表出席地方会议。条约签订后，只允许领有捕鹿执照的汉人进入鹿场，荷兰人于是得以控制台湾的捕鹿经济活动，同时打通了前往台湾中部的通路，对之后进入淡水、鸡笼，甚至自北部攻伐大肚王^12所管辖的中部地区村社，都获得了具有战略意义的进展。

1643年，第七任台湾长官麦尔（Maximiliaen Le Maire）上任，来年3月于赤举行第一届“地方会议”（图5.9）。参加人数约300到400人，有125个荷兰人，其他全是先住民。

图5.9 地方会议实况

（台湾“国立历史博物馆”提供）

会议进行前，先是台湾长官和评议员在士兵护送下进场，再按官阶高低安排就座；接着是长官致词、新任长官自我介绍、推行政策宣布，以及希望先住民配合事项；再来用藤杖转移象征权力从卸任头目转移到新任者；随后是“升堂”，接受陈情，并进行仲裁、执行奖惩；压轴好戏是荷兰人和先住民吃喝玩乐到深夜。

第一届地方会议中，荷兰人刻意安排新港社头目理加为重要的当地代表，让他在会议进行中，对在座每位代表褒奖一番，并向与会代表大肆赞扬新政策的优点。

荷方于会议中宣告政令、演讲时，除了荷兰语之外，并同步翻译为新港语；连欧洲人都能说新港语，显示新港语在所有先住民语言中的地位与众不同；新港社更因与荷兰人关系紧密，在先住民社会的地位跟着水涨船高，成了最重要的村社。

除了借由仪式安排来展示统治权之外，会议达成的重要事项是将村社头目任命制度化，每年替换；并确定往后每年召开一次地方会议，会议中将对现任村社头目的行政绩效加以检验，并完成新头目的派任。

村社头目于是成为村社最高权威者，任务就是执行政令，负责村社和平工作，还要逮捕、举发未经授权进行贸易活动的汉商与没有执照的捕鹿人，协助驻留当地传教士的事务，如提高学校就学率与教堂听道率等。

荷兰人为节省宣教成本，以及方便统治，以“净空离岛”13、“山区移往平地”14原则，将四散的先住民整并，并从各村社原有长老中，选择配合度较高的人担任长老；再指派能遵循荷兰人命令的人担任头目，而头目能否续任，则由公司政务官及传教士报告来评断。

荷兰人推广一年一度对村社人口户数的普查、贡税的征收，以掌握每一社的人数与家户数、壮汉人数与武力规模，并以此作为征收基数。

地方会议召开前，各地驻扎的荷兰政务官、通事等会巡回各村社，提醒头目与长老准备参加，在全岛先住民社会中产生相当程度的政治动员力。

随着荷兰人在台湾势力扩展，地方会议范围扩及全台湾：北集会区包括今台中、南投以南，至台南、高雄县部分；南集会区从高屏溪到垦丁；东部卑南集会区在今台东县；淡水集会区囊括宜兰、基隆、台北，淡水河以南、大甲溪以北的先住民村社^15。

原则上地方会议每年召开（1657年曾因天花肆虐暂停召开），台湾长官揆一为减轻先住民称臣纳贡的负担，曾向巴达维亚当局提议改为2~3年召开一次，但巴达维亚方面认为减少会议次数，没有官员督促，先住民将更怠惰，甚至无法遏止猎头的恶行。

荷兰人征服了麻豆社之后，因麻豆社渔产丰富、接近鹿场，是肉类食品相当重要的来源，决定在这里建立石造仓库、设立一所小学；之后陆续在目加溜湾、萧垄等地建学校；1659年更在萧垄开办了神学学校^16，有不少学龄儿童来就学。荷兰人很满意对台湾先住民的教化成果^17，教化范围以今台南为中心，往北到嘉义和彰化附近，往南达屏东平原及恒春。

1652年的汉人叛变——郭怀一事件^18，杀死郭怀一的就是新港社人，荷兰人总算尝到了政治与宗教教化的甜头。

然而或许是荷兰人对先住民的基督教教育与统治方式太过严厉，当郑成功来到台湾时，大员附近的先住民不但不抵抗，还纷纷表示欢迎与归顺。不过“凡走过，必留下痕迹”，直到19世纪，“红毛先祖”仍是台湾先住民的集体记忆；淡水开港之后，先住民看到来访的欧美人士，甚至以为是红毛亲戚回来了。看来，荷兰与先住民的接触程度与影响范围，可能远超乎想象。

荷兰台湾长官一览表

任别

任期

长官

1622~1624

雷尔生（Cornelis ReiJersen）

1

1624~1625

宋克（Martinus Sonck）

2

1625~1627

韦特（Gerard F. de Witt）

3

1627~1629

诺伊次（Pieter Nuyts）

4

1629~1636

普特曼斯（Hans Putmans）

5

1636~1640

德包尔（Johan Van Der Burg）

6

1640~1643

保罗士（Paulus Traudenius）

7

1643~1644

麦尔（Maximiliaen Le Maire）

8

1644~1646

加龙（Francois Caron）

9

1646~1649

欧沃德（Pieter A. Overwater）

10

1649~1653

费尔勃格（Nicolas Verburg）

11

1653~1656

恺撒（Cornelis Caesar）

12

1656~1661

揆一（Frederick Coyett）

13

1661（未上任）

科连克（Harmen Klenck Van Odessen）

附注

1.翁佳音教授认为先住民社会已有“头目”、“夷目”的称谓。荷兰记录交涉对象，通常称为“头人”（hooft）、“头目”（princippal, overste, capitain）；康培德教授说有“长老”（outsten）、“头人”（hoofden）、“首领”（bevelhebbers）等不同译名，他则译成“村落头人”（village principals）；学者郑惟中译成“村落首领”（overhooffd），又称为“长老”（outsten）或“首长”（bevelhebber）；郑氏和清朝皆称“土官”，刘铭传时改称“头目”。本文为了让读者容易理解，直接称为“头目”。

2.明末《东番志》说台湾番人“无酋长”；荷兰《巴达维亚城日志》则说萧垄社等西拉雅族“无首领或大头目”（overhoofd）；清代《诸罗县志》记载：“土官之设，始自荷兰，郑氏因之。”

3.现在习惯将先住民分为“高山族”和“平埔族”，是日本学者伊能嘉矩分类的。1895年日本占领台湾之初，伊能嘉矩受命来台，从事台湾人类学调查研究。他首度提出了台湾先住民的分类体系，保留了重要语言学、人类学、历史学数据，沿用至今。荷兰时期，台湾先住民虽无高山族与平埔族之分，但与荷兰人接触者应属于后来分类的平埔族，亦即平埔族被汉化之前，已先被荷兰人“改造”过了。

4.日占时期以前，平埔族缺乏有系统之分类。荷兰时期仅记录了社名，并依分布地区，划分成几个区域群。清朝黄叔在《番俗六考》中，将先住民分为北路诸罗番一至十、南路凤山番、傀儡番、琅硚十八社等13个部落群。日占时期，伊能嘉矩、粟野传之丞的《台湾番人事情》才对平埔族系统分类，其后伊能嘉矩又著《台湾番政志》，将平埔族分类修正为：凯达格兰族（Ketagalan）、噶玛兰族（Kavarawan）、道卡斯族（Taokas）、巴宰族（Pazzehe）、拍暴拉族（Vupuran）、巴布萨族（Poavosa）、阿立昆族（Arikun）、罗亚族（Lloa）、西拉雅族（Siraya, Siraiya）及马卡道族（Makattao）等10族。

5.在台湾土地的取得上，荷兰认为除了与福建官员议和签约外，已向新港社人“购买”，而先住民的认知一向没有土地私有的观念，包括新港、麻豆、萧垄、目加溜湾等村社都认为是共同“出租”给荷兰人居住。诺伊次担任台湾长官时，先住民照往例要求荷兰人缴纳土地谢礼或年金，诺伊次不但不付费，还将他们视为小偷、骗子，要求他们在各社为荷兰人建屋，才要支付布匹。

6.什一税（tithe）是欧洲基督教会向居民征收的一种宗教税捐，源起于《旧约》时代。通常是以总费用的十分之一为缴税金额。

7.参见本书“03荷兰人在台湾做什么生意？”。

8.康第纽斯又译为康第丢斯、干治士。其相关事迹参见本书“01西方人如何认识台湾？”。

9.从魍港有水路可通麻豆社，因而汉人海盗常躲藏在社中，甚至停泊海盗船。荷兰人来台之初，麻豆社依然雄踞一方，与汉人海盗有着微妙关系，有时会与海盗出海“打劫”。

10.荷兰东印度公司以1622年有艘“金狮”号（Gouden Leeuw）因海难漂流至小琉球，船员遭岛民杀害为借口，于1633年11月发动了报复性征服行动。

11.《麻豆协约》系荷兰东印度公司与台湾先住民所签下的主权让渡和约。以后不管是汉人或其他欧洲人，与先住民的任何交易都得经荷兰人同意才能生效。这份文件留存于荷兰海牙国家档案馆。

12.大肚王国为16世纪中期台湾先住民巴布萨族、巴宰族等成立的“跨族群准王国”。领域在今台中市及彰化县、南投县一部分；也有学者指出“大肚番王”只是极为松散的部落联盟，没有具体组织和有效率的统治形式。

13.“净空离岛”以小琉球、兰屿和龟山岛人口为主，龟山岛经探知是无人岛，兰屿则在荷兰人对台湾东部探金热潮减缓后，无疾而终；此政策主要是在小琉球近乎被灭族的报复行动后，针对残存妇孺、老人的后续作业。有些人分配给大员市镇公司雇员当仆役，其余以“增加人口”为由，安置到新港社。这些离岛先住民一经船只载运迁移后，难有机会重返故居。

14.山区人口移往平地的重点在小规模及位于交通要道的村社，配合的仅有响应荷兰人政策的部分家户，或是涉及村社间权力或资源分配纷争者；加上迁移后能返回原地居住，因此迁移成效不高。

15.地方会议分四区举行。大致上以热兰遮城为中心分成南、北两区，两区会议召开最为慎重、最具规律，举行地点在赤，日期在3月间，据说为了体恤各社头目、长老连夜远途赶路，择定月圆之日。北部淡水区集会地点为“台湾最北角”，应指淡水红毛城附近，通常在12月举行；东部集会地为今台东市附近的卑南，因创设较晚，集会多不定期。

16.这些学校使用的教材是由在台湾的传教士编订的简易教义，其中祐纽斯编写的教材考虑到先住民的文化与理解力，予以简化，以先住民较能理解的方式书写，学习成果相当良好。除了孩童之外，荷兰人也很重视成年人教育，包括男性、女性，甚至年长者、已婚者和未婚成人。

17.据1659年担任赤地方官的猫难实叮（Jacob Valentijin）所写的《福尔摩沙的概述——岛上的宗教》报告书中提到：“教化成绩最高之番社，住民中有80%接受基督教教育，其中40%的人相当能理解所学的教义。”可见以成果而言，对在台湾的教化成果甚为满意。据《巴达维亚城日志》所载：信仰基督教的人数中，先住民受洗者达5 900名，在教会举行结婚典礼的先住民夫妻已有500余对，受教育学生600余名，其中有50名被拔擢为教师。

18.参见本书“06郑成功如何赶走荷兰人？”。

今昔地名对照

虎尾垄

今云林一带

新港

今台南新市

目加溜湾

今台南善化

萧垄

今台南佳里

魍港

今嘉义八掌溪口

沪尾

今淡水

鸡笼

今基隆

诸罗山

今嘉义

放索

今屏东林边

大事记

1624 荷兰人进入台湾，向新港社人换取土地使用权

1627 德国籍牧师康第纽斯来到台湾

1628 荷、日间因收税问题，发生“滨田弥兵卫事件”，新港社理加等人背叛了荷兰，使新港社与荷兰人的关系陷入谷底

1629 祐纽斯牧师来到台湾，7月发生“麻豆社事件”，第四任长官普特曼斯就职

1630 普特曼斯与麻豆社签订停火协议

1633 麻豆社首领直加弄前往日本争取盟友，造成先住民与荷兰人更大的冲突；荷兰人征服小琉球

1635 普特曼斯率兵进攻麻豆社，双方议和，签订《麻豆协约》

1636 荷兰人在新港社举行各部落代表人的归顺集会，在新港社开设第一所学校

1641 第六任长官保罗士召开集会，确立荷兰对臣服的村社拥有司法权；放逐各村社姨

1642 荷兰征服最大的鹿场虎尾垄，签订《虎尾垄条约》

1644 第七任长官麦尔召开第一届地方会议，将村社头目任命制度化

1652 发生汉人叛变的郭怀一事件

1657 全台天花肆虐而暂停召开地方会议

1659 荷兰人在萧垄开办了神学学校

【06】

郑成功如何赶走荷兰人？

你以为：郑成功直接用武力打败荷兰人

事实是：武攻之前，郑成功早已通过经济封锁使荷兰人的贸易陷入瘫痪

荷兰人统治中国台湾38年后，被郑成功（图6.1）赶走，这不只是中国台湾历史上第一次政权轮替，更是荷兰人终究不敌汉人的重大挫败。郑成功最终虽是以武力击退荷兰人，其实对荷兰人最严重的致命伤，是施行经济封锁的战略。

图6.1 郑成功画像

郑成功画像有诸多版本传世，台湾“国立博物馆”馆藏图像，据考证是最接近真实的版本。（台湾“国立博物馆”提供）

郑芝龙投降清朝后，郑成功快速整合郑家势力。1652年，台湾发生“郭怀一事件”，约有四五千名农民群起反抗荷兰人，此事件谣传是郑成功为了夺取台湾而主导的。虽然荷兰人快速平定事件，并未发现反抗农民与郑成功联系的证据，却反映出荷兰人逐渐无力控制越来越多的汉民^1；而迁移台湾的大陆汉人和郑芝龙关系极为密切，大部分人的家眷仍在中国大陆，对郑家认同度很高，荷兰人开始担心郑成功会攻打台湾^2。

在中国住了10年的耶稣会神父卫匡国^3警告荷兰人说，郑成功可能撤离中国大陆，率领舰队前往台湾岛。荷兰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因此决议，即使是和平时期，热兰遮城守军人数也不得低于1 200人。

事实上，当时郑成功仍想在中国大陆寻找立足点，没考虑要攻打台湾岛，郑、荷双方的对峙主要是贸易竞争。郑成功起兵后，靠着郑芝龙昔日的海外贸易管道支应庞大军费，在杭州设山路五商，在厦门设海路五商，有仁、义、礼、智、信5个字号，每个字号下有12艘船，共60艘海船，分别前往东南亚、日本、大员等地贸易。

郑成功的商船从中国大陆出发后，先航向东南亚各地贸易，有些船会直接返回中国大陆，有些继续驶向日本做生意，约有50多艘船航行在东南亚到日本长崎港的海面上^4。

郑成功对日本或南洋的贸易，抢占了荷兰人的商业利益；加上占有厦门，荷兰人对中国的贸易都必须通过他，使得双方的关系越来越紧张。

荷兰东印度公司新总督马特索科尔（Joan Maetsuycker）上任后，想削弱郑成功的影响力，先是积极谋求与清朝通商，派遣使者带了大批礼物到北京见顺治皇帝，虽然只获准8年纳贡朝见一次，但和清朝政府直接接触后，突破了原先的困局，开始向郑成功挑战。

有一次，荷兰派遣两艘船到广东试行贸易，在澳门附近遇见郑成功的商船，攻击并抢夺船上所有货物。郑成功向荷兰人表达强烈抗议，并要求归还货物，荷兰人先是极力辩解，后来虽然道歉，但只归还了部分货品。

1655年，荷兰人与郑成功的对抗开始浮上台面。当时郑成功在厦门建立“思明州”5，与清朝政府的战斗进入白热化，前来台湾做生意的商船数量因此大幅减少。

台湾的荷兰官员听说郑成功正准备对他们进行大规模围城战，要求巴达维亚支持兵力和军舰，并请求在台湾修筑更多堡垒。

那时发生郑成功的商船在马尼拉被西班牙人攻击的事件，货物被抢走、商人被杀，郑成功写信要求台湾的荷兰长官颁布他的命令：台湾必须扣留任何前往马尼拉的船只，将抗命者的财产充公。最让荷兰人不高兴的是信上说他们“举止不像基督徒，像禽兽”；又说居住在台湾的汉人是他的臣仆；还说要惩罚前往马尼拉的汉人和资助到马尼拉贸易的人。

荷兰人当然立刻回绝了郑成功的要求，于是他直接写信给台湾大员市镇的甲必沙们（汉商社群代表）6说他已接获情报，巴达维亚的荷兰官员想阻止他派船到东南亚贸易，不但要扣留船只，还要没收船上的货物；并说如果他的船只进出东南亚时，继续遭到荷兰人的毒手，就要发布“不许前往台湾贸易”的命令，也会禁止统治下的汉人与荷兰人交易。

这封信在台湾汉人小区引起轩然大波，荷兰人请甲必沙们回信解释他们没有蓄意刁难郑成功的船，且荷兰人与西班牙人已缔结和约，不能攻击在马尼拉的西班牙人。按照主权国家原则，不能在台湾张贴郑成功的禁令布告，加上台湾汉人的商船本来就很少到马尼拉做生意，因此没有必要特别禁止。

郑成功收到甲必沙的信没有立刻回复，郑、荷之间的冲突却更加激烈了。郑成功派出24艘船在东南亚进行大规模贸易，不但抢了荷兰人的生意，也使台湾的贸易大受影响。

巴达维亚荷兰官员派船舰到东南亚各港口拦截郑成功的商船，没收一批价值不菲的胡椒，并向清政府提出要帮忙剿灭郑成功势力，请求允许荷兰东印度公司到广东做生意，但当时清政府已决定削减沿岸贸易，因而没有答应。

对荷兰人的种种挑衅行动，郑成功没有马上发作。来年，郑成功得知有台湾汉人商贾私自到马尼拉贸易，大为震怒，终于决定对台湾发动“禁止任何帆船载运货物到台湾”的禁运令，打算让台湾没有商品可交易。

1656年，郑成功派信使带着命令书抵达台湾，要求甲必沙们向众人宣告。命令书中，称台湾汉人是“我民”，对荷兰人欺负他的子民的事很生气；更对荷兰人之前拒绝颁布他的“禁航马尼拉命令”之事表示愤怒。他给台湾人民100天期限，100天内，中国大陆商船只能载运中国台湾土产如鹿肉、腌鱼、蔗糖往来两岸，不能载运胡椒、丁香、铅、锡；期限一到，船就要返回中国大陆，否则船员和意图收购的人要被砍头，船货充公。信的结尾更强调他的话“坚如金石”，不可违背。

荷兰官员立刻将这纸命令没收，并发表告示：此后任何人不得将“外国统治者”的命令书带入台湾，更不得颁布。同时下令所有城堡进入防御状态，并派船到澎湖侦察郑成功的动向。

但消息显然已经走漏，汉人贸易商相信郑成功说到做到；接着传来消息说郑成功逮到从台湾岛前往厦门的中国船只私藏胡椒，他处死船长，砍下船员们的右手。这使得汉人贸易商更为惶恐不安，纷纷开始从台湾岛撤回中国大陆。

不久，郑成功又派人带了一封信件到台湾，内容说：带信者将纠查出贩卖胡椒等货物到中国大陆的汉人贸易商，一旦被查获，他将扣留一半的货物，并处决载货的船长和船员。信中再度呼吁在中国台湾的汉人，赶快回到中国大陆，以保安全。

荷兰官员想封锁消息，但使者早在澎湖发布了这份命令。汉人们开始卸下满船的鹿肉、渔获及其他台湾土产，甚至拒绝收购荷兰东印度公司进口的货物，抛售所存的外国转口货物，造成货物价格瞬间暴跌。中国大陆的商船赶着在规定的百日期限内返回，不久之后在台湾已看不到中国大陆的商船了。

郑成功的禁运战略对荷兰东印度公司造成极大危机，他们是以中国大陆黄金购买印度棉布，再用棉布换取香料，收购不到中国大陆黄金，等于买不到香料，整个贸易网连带受阻。

没有中国大陆船来台湾，就无法向中国大陆出口货物，荷兰东印度公司仓库里堆满了胡椒、锡、苏木，以及各种要进口的东南亚与印度商品。台湾汉人与先住民的鹿皮、鹿肉交易，以及米农和蔗农都受到打击，汉人商店的货架空空荡荡，部分汉人因此离开台湾回到中国大陆 7。

部分台湾的汉人贸易商为了突破困境，写信给郑成功，请求他开放对台湾的贸易，荷兰人派遣通事何斌^8为特使，到厦门和郑成功谈判两次，停航一年的禁运终于重新开放。1658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巨额顺差，台湾贸易荣景再度出现。但一年半之后，解除危机的风云人物何斌却被爆出私通郑成功，私下替他在台湾征收关税^9。何斌被囚禁、审判、撤销通事职务和待遇，也失去汉人长老和市民的资格。

后来何斌派人探测台南鹿耳门水道，绘制台湾地形图^10，找机会逃出台湾，投奔在厦门的郑成功，以台湾的富饶为诱因说服郑成功攻打并占领台湾^11。当时很多汉人陆续加入郑成功阵营，其中不少人熟悉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状况；如此一来，占领台湾的行动，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郑成功擅长海战，进行陆上攻城时，常采取“围城”战略，虽可减少伤亡，但战事时间会拉长，导致缺粮。福建因连年战火，粮食吃紧，郑成功北伐南京失败，退守金门、厦门时，急着寻找能专事生产、提供补给的根据地。他看到何斌所献的台湾地图，心中大喜，尽管部下不想撤离中国大陆，也不认为台湾可当成反清复明的基地，但郑成功还是决定要到台湾。

台湾的荷兰官员对何斌向郑成功进言并奉上地图一事，竟然毫无所知；何斌事件两年后，只发觉很少有商船来台湾，经济逐渐凋萎，觉得台湾最好的时代已过去，看来开始走下坡路了。

1660年起，在台湾的汉人开始出售资产，将钱汇回中国大陆，甚至连妻小家眷都送回中国大陆了，显然在台湾的汉人都相信郑成功将攻打台湾。

同年3月初，有个甲必沙将郑成功正准备进攻台湾的消息转告长官揆一^12。揆一立刻将城堡转为防御状态，发布一系列控制汉民的措施^13，并请求巴达维亚调派足够船舰、增加1 000名兵员等。

巴达维亚的荷兰官员立刻派范德朗（Van der Laen）率领12艘船舰来台，但命令是：如果郑成功没有立刻攻击台湾，就先从葡萄牙人手中拿下澳门。范德朗抵达台湾看到一切风平浪静，想转向攻打澳门，但台湾的荷兰官员却坚持他的舰队必须留下来。

荷兰人派出使臣去探询郑成功是否要攻打台湾，郑成功假意回答说他应付满清都忙不过来了，对台湾这个小地方没兴趣。郑成功甚至恢复台湾与中国大陆的贸易往来，以消除荷兰人的疑虑，但荷兰评议会还是认为增援军应该留在台湾防御。

范德朗非常生气，来年2月带走两艘船舰和有实战经验的军官返回巴达维亚，并写信到阿姆斯特丹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总部表示：郑成功攻台情报完全没有根据，揆一不让援军进攻澳门是白白浪费金钱。信中指责揆一骚扰汉人移民，才使他们逃离台湾。巴达维亚因此决定撤换揆一，派科连克（Harmen Klenck Van Odessen）前来接任。

范德朗的援军解散后，郑成功攻台的最后阻力消失了，他盘算着利用东北季风结束、吹起西南季风而不利于荷兰人向巴达维亚求救时展开行动；终于在1661年4月21日率领35 000名军民，分乘400多艘船，从金门料罗湾出发前往台湾。

大军先到澎湖，遇到台风连续几天无法继续前行；但因听信何斌的话，以为短短几天即可到达台湾，没有带太多粮食，只好在澎湖各岛屿募集，但只凑到一些杂粮，撑不了太久，郑成功因此决定速战速决。

4月最后一天，天刚破晓，晨雾逐渐散去，热兰遮城岗哨的荷兰士兵发现几百艘中国帆船张满帆驶向大员，郭怀一事件发生后，谣传了10年的郑成功大军果然来了。

荷兰军队立刻准备迎战，计划当对方船队靠近城堡的南方水道时予以摧毁，没料到船队趁着涨潮，从离城堡较远的北方水道，由鹿耳门的弯曲港道进入台江内海（现淤塞为陆地），避开热兰遮城炮台的射程。郑成功的舰队在何斌领航下，从普罗民遮城（今赤楼）（图6.2、6.3）以北七八公里的禾寮港（今台南永康洲仔尾）登陆^14（图6.4）。

图6.2 普罗民遮城（赤楼）原貌

（摄于台南赤楼）

图6.3 普罗民遮城棱堡残迹

“郭怀一事件”发生后，荷兰人在普罗民遮街北方建造普罗民遮城。城建好之后，在城堡东方分别兴建台湾街（今台南延平街一带）与普罗民遮街（今台南民权路）。这座城堡不像热兰遮城一样属于坚固的建筑，只是针对武装薄弱的农民而兴建，属城壁较薄的城楼，对防御火炮并不特别有效，但花费相对较低。因此郑成功率军入侵时，轻易地攻下此城。后来郑成功改为东都明京，设承天府衙门，一般称为赤楼。

图6.4 郑成功登台路线

郑成功决定先攻下普罗民遮城，取得城中谷仓，以稳定军心。城里的荷兰人缺乏火药和饮水，第五天就投降了。住在台江周边、与荷兰人最亲近、深受教化的先住民，也没有抵抗，反而纷纷投降，郑成功的部队完全占了上风。

荷兰人为避免热兰遮城的粮食也被郑成功军队掠夺，下令大员市镇的人集中到热兰遮城堡，放火烧了市区。郑、荷双方爆发战斗，大员市镇内来不及烧毁的金银及生活用品都被郑军占有。

揆一坚守热兰遮城，郑成功要荷兰牧师亨布鲁克前往劝降^15，揆一仍拒绝投降，郑成功于是发动攻击，却失利了。他分析此时海上吹西南季风，荷兰人无法向巴达维亚求救，不可能有援兵来到，决定继续围城，以免耗损兵力。

但围城需要更多军粮，郑成功就分派军队到各地开垦，主要种植好收成的番薯；但因开垦侵犯到先住民的生活领域，造成彼此的冲突。如此困窘和缺粮的情形，与何斌形容台湾“五谷丰饶”的落差极大，让郑成功对何斌极为不满。

擅长航行的荷兰人出乎郑成功的意料之外，即使在风向不利的状况下，求援船还是想办法抵达巴达维亚，荷兰东印度公司立即派快艇去追6月出发到台湾接任长官的科连克，快艇尚未赶到，科连克已在台江入口被郑成功的战船拦阻，遂扬帆开往日本。这时，巴达维亚的救援船队抵达台湾，由于海上气象恶劣，拖延了一些时间才将700名士兵送入热兰遮城。

郑成功看见荷兰救援船队抵达，怒火中烧，取得台湾完全不像何斌形容的易如反掌，于是下令褫夺何斌的官爵，将他丢到小草寮，并下令如果有人敢去探望，将处以死罪。

郑成功其实大可不必发那么大的脾气，救援军才700人，又不熟悉台湾的情况，根本不是他的对手，况且救援舰队司令卡乌（Jacob Gauw）与台湾的荷兰官员不合，本来荷军要与清军联手夹击郑成功，但卡乌竟在与清军会面的当头，带着700名援军掉头返航巴达维亚。这下子，守在热兰遮城的人还能有什么指望？

双方僵持了近9个月，已到年底，热兰遮城里虔诚祈祷的荷兰人，没得到上帝的救赎；反而是郑成功仿佛得到神助，有位荷兰士兵前来投靠，给了郑成功关键的军事机密：只要占领地势高于热兰遮城的乌特勒支堡^16，就可攻破荷军防线。于是郑成功在乌特勒支堡山丘附近建了三座炮台，架设28门大炮。荷兰人发觉后，竟连驱赶的军队都凑不齐，只能任由郑成功建炮台，束手无策地等着被攻城了！

来年1月25日，郑成功军队从乌特勒支堡北、东、南三面发动炮轰，一天之内发出2 500发炮弹，几乎将乌特勒支堡夷为平地。荷兰守军被迫弃守撤退，离开时还留下最后的陷阱，数小时后引爆炸药，炸死50多名郑军士兵，碉堡全毁。这是最惨烈、最关键的一次战役（图6.5）。

图6.5 郑、荷交战图

接着，郑成功顺势将阵地往前移，准备从高点炮轰热兰遮城，热兰遮城内的荷兰人士气至此彻底瓦解，决定交出城堡，并派出代表与郑成功谈判。2月1日郑、荷签订和约，16天后，荷兰人带着家眷、财产，分乘8艘大船离开台湾，结束了对台湾38年的统治。

当初荷兰人是因经济目的留在台湾的，郑成功的经济封锁战略，使荷兰在台湾的经济利益严重损害。等到郑成功进攻台湾时，巴达维亚仅派出了无太大帮助的援救军队，显然已认为台湾不再有经济价值。可见，经济封锁的战略成功，是郑成功赶走荷兰人的关键。

附注

1.欧洲在亚洲的殖民者对汉人移民多抱着疑虑态度，例如菲律宾马尼拉在西班牙人的统治下，曾发生多次华人大屠杀事件。

2.翁佳音教授指出，当年郑芝龙、郑成功父子及福建、广东沿海地方武官的认知中，台湾与菲律宾同属中国大陆沿海武职官员征收洋饷（船只领出海执照时缴纳的税银）的区域，税收按船只大小抽4至20两。郑家对台湾的收税权，声称是1643年向厦门、金门官员李爷（Lya）购买的，当时明朝已灭亡，以郑芝龙的势力，税收自然归他所有，既有收税权，当然视台湾为他家所有。

3.卫匡国神父1614年出生于意大利，1640年前往中国，1650年从福建启程，经澳门搭上葡萄牙船只，准备前往罗马，途中被荷兰东印度公司战舰拦截，送往巴达维亚。他提供了宝贵的数据，巴达维亚让他随1653年的归国舰队一起返航，还给他100银元赏金。

4.根据荷兰东印度公司报告：1654年11月3日至1655年9月16日，从各地抵达长崎贸易的中国商船共57艘，几乎全属于郑成功的船队。

5.1650年（清顺治七年）郑成功驻兵厦门，1655年设置思明州，1680年（康熙十九年）废除。

6.大员市镇的汉商社群代表被称为“甲必沙”（Cabessa），是“头”之意，类似中国保甲制度的甲长或保正。甲必沙是由小区公推出最富有和声望最卓著的人，担负起征税与守护治安的责任。他们经营对中国大陆的贸易，和福建商人的联系密切，同时涉入荷兰人在台湾经营的事业，甚至进入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市参议会。

7.禁运后，汉人移回中国大陆的状况，按大陆学者杨彦杰的观点是：“移居台湾的汉民纷纷返回大陆”；按台湾学者郑惟中的观点则是：“听从郑成功布告回中国大陆的汉人只占居留台湾人口的一成”，可知居住在台湾的汉人（尤其是商人），并不全然都接受郑成功支配。

8.何斌又名何廷斌，福建南安人。随郑芝龙到台湾时，荷兰人已占领了台南赤，何斌改信基督教，学习荷兰语，并被荷兰人聘为通事，也是荷兰人与郑成功联系的重要人物。他在赤附近种植水稻，也是征收稻作税、衡量税等的税收代表。

9.究竟何斌在台湾征收了多少税，按郑成功的财政官员杨英的记录是“每年近万余两”。而何斌在台湾帮郑成功征税，一说是台湾长官揆一默许的；另一说是何斌私人与郑成功之间的通敌行为，而荷兰人应该早就知道郑成功把资本交给何斌收购军用物资。

10.江日升《台湾外记》记载：何斌密令小通事郭平去探测鹿耳门水道，并绘制台湾地形图。这份地图的内容与形式已不可考，据《地图台湾导览手册》说明，应如1664年郑经时代的《明郑台湾军备图》，把台江内海一带画得非常清楚。

11.何斌告诉郑成功：“台湾沃野数千里，实霸王之区，若得此地，可以雄其国；使人耕种，可以足其食。上至鸡笼、淡水，硝磺有焉。且横绝大海，肆通外国，置船兴贩，桅舵、铜铁不忧乏用。移诸镇兵士眷口其间，十年生聚，十年教养，而国可富、兵可强、进攻退守，真足与中国（大陆）抗衡也。”并说：“土番受红毛之苦，若天威一指，唾水可得。”

12.安平古堡与赤楼的揆一像，翁佳音教授考证文献指出非为揆一，而是审讯并流放揆一的巴达维亚荷兰总督马特索科尔。现存史料中查无揆一的图像，因此出现以讹传讹的状况。

13.命令将各地汉人移民迁移到赤地区，不许随意到海面活动，禁止到北港和更北的地方去捕鱼，所有汉人船只都要由荷兰东印度公司监管。公司船舰在海峡碰到中国帆船，可以逮捕船员审讯情报。自行前往台湾的中国大陆帆船不许返航，船员与乘客也不许与台湾的汉人接触。

14.翁佳音教授指出过去研究者大致参考清代方志、舆图，认为禾寮港在今台南市西门路三段的三山国王庙或裕民街三老爷宫附近，即是由以前的德庆溪登陆赤楼北侧或东北侧，距离赤楼仅数百米；但若郑成功军队在此登陆，有被荷军炮击的危险，因此最可能的登陆位置应该是距离赤楼七八公里，旧名为“下寮港”或“蚵寮港”的今台南市永康区洲仔尾一带。

15.其事迹参见本书“01西方人如何认识台湾？”。

16.1639年荷兰人为了加强热兰遮城的安全性，于城西南方高地修建了乌特勒支堡（Fort Utrecht）碉堡，以居高临下之势，保卫热兰遮城。碉堡所在的高地，安平人称为汤匙山，目前是安平第一公墓用地，碉堡已无迹可寻。

今昔地名对照

大员

今台南安平

热兰遮城

今安平古堡

普罗民遮城

今赤楼

禾寮港

今台南市永康区洲仔尾

承天府

今台南

大事记

1639 荷兰人在热兰遮城外高地兴建乌特勒支堡

1646 郑芝龙投降清朝

1652 “郭怀一事件”发生，农民群起反抗荷兰人

1656 郑成功对台湾实施禁运令，台湾经济陷入萧条

1657 通事何斌居中协调，禁运令解除

1659 何斌投奔郑成功，献上台湾地图

1660 揆一向巴达维亚请求增兵援助

1661 2月，范德朗带走援兵

4月21日，郑成功率军从金门料罗湾出发，隔日抵达澎湖

4月30日，郑军抵达鹿耳门外港，冲过荷军防线在禾寮港登陆，直逼普罗民遮城

5月4日，普罗民遮城的荷兰守将弃城投降

1662 1月25日，郑成功军队炮轰乌特勒支堡

2月1日，热兰遮城的荷兰人投降，与郑成功签订缔和条约

【07】

郑经和英国人

你以为：17世纪时，英国人和台湾没有任何关系

事实是：郑经带着英国人从中国台湾到大陆，导致后来的鸦片战争

19世纪中，英国对中国发动鸦片战争，战后中国签下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将香港割让给英国。

这段英国强卖鸦片的历史，让人印象深刻，却很少人知道英国人得以进入中国的关键人物竟是郑成功的儿子郑经。郑经主动邀英国人到台湾做生意，6年后，英国人跟着郑经进入厦门，打开梦寐以求的中国大陆市场。

16世纪，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与英国等欧洲国家开始在海上进行商业竞逐，原是葡萄牙、西班牙占上风，17世纪时荷兰转强，18世纪则被英国超越。

17世纪，东亚贸易市场上，中国和日本是欧洲人最为觊觎却难以进入的两个重要国家，而台湾凭借其地理位置的优势，便成为欧洲国家方便取得中国丝绸、瓷器和日本金、银、铜等货品的据点。

郑氏据台以后，清政府先是实施海禁，后来甚至颁布“迁界令”，要求住在浙江、福建、广东三省距海30里（18公里）以内的居民，一律往内陆迁徙，随后焚毁村庄，使郑经无法靠沿海居民补给军需，遂不得不放弃原先据点，撤退到台湾。

为开辟财源，郑经以中国台湾为据点，和日本、东南亚各国，甚至和英国等进行国际贸易。商场上没有永远的敌人，为了做生意，曾和郑家敌对的清政府、荷兰、西班牙，郑经都一一破冰。

他先买通清朝官兵、与山寨贼合作，抢占中国沿海的厦门等岛屿，作为中国物资集散地；接着写信给被父亲郑成功赶走的荷兰人，请他们尽释前嫌到台湾做生意，甚至愿意送回被扣留在台湾的荷兰人^1。荷兰人表面上以与清朝同盟为由拒绝，其实从郑经退到台湾那年开始，荷兰人占据鸡笼设立商馆，和郑经生意往来已有4年时间。

被西班牙占领的菲律宾，因郑成功曾派使臣招降，使西班牙和郑家形成敌对关系^2。后来，郑经派人率团出使并修复关系，开始与马尼拉进行贸易。

至于日本，早在郑经的祖父郑芝龙时代，为了支持战争需要，就大量进口铜、铅、盔甲；到了郑经时期，台、日的贸易量更达到高峰，郑经还允许日本商人住在鸡笼，并设立商号，以利双方贸易。

郑经也经营三角贸易，把台湾的糖及鹿皮卖到日本，赚取一到两倍的利润，并转卖日本海产、铜、毯子到东南亚，再将东南亚香料、胡椒转卖到日本（图7.1），当时台湾经济因而相当繁荣。

图7.1 郑氏贸易分区图

英国东印度公司^3就是郑经为了拓展贸易对象、主动对外招商邀请而来的。

17世纪初期，英国东印度公司原本在今印度尼西亚万丹设立商馆，但因东南亚各据点陆续亏损，资金及武装力量都无法和荷兰竞争，只好结束暹罗、香料群岛（摩鹿加群岛）、巴达维亚三个据点，把经营重心转移到印度和波斯（今伊朗）。

英国在日本平户的商馆，也因竞争不过荷兰，在开馆10年后撤馆，停止对日贸易。对中国贸易也不顺利，明朝末年有英国人率领四艘船打开直接通航的道路，只短暂获准通商，不久就被取消。后来英国人在澳门、广州做过几次贸易，却被葡萄牙人阻止，也得不到华人的协助。

到了17世纪中期，开始有了转机，英国三度打败荷兰^4，逐渐取代荷兰的海上霸权。东南亚方面，继任的万丹统治者为反抗荷兰人，积极招揽华商、印度商人以及欧洲商人到万丹，使英国东印度公司在东南亚的商业势力转强，并重开日本商馆，推销英国毛织品，买进日本白银。

此时，英国东印度公司万丹分公司收到郑经的邀请函，英国人评估如果能通过中国台湾和中国大陆、日本、马尼拉建立通商关系，当然值得前来。

早在荷兰人占领台湾后，苏格兰人威廉·甘伯尔（William Cambell）即建议英国应该在台湾设立基地，与中国大陆展开贸易，曾为荷兰人服务的甘伯尔表示愿意帮忙实行这个计划。当时英国因资本不足，无法立刻在台湾设商馆，但仍聘甘伯尔作为商务员，开始注意对台湾贸易。

荷兰人撤离台湾8年后，英国东印度公司应郑经之邀，来到台湾。当时郑经希望突破财务瓶颈，英国则想打开和中国、日本的贸易管道，双方一拍即合。

1670年6月23日，英国东印度公司派了两艘船^5，载着东南亚等地的货物及礼物，首次来到台湾。三天后谒见郑经，万丹英国商馆经理写给郑经的信函上表明英国人与荷兰人不同，希望郑经准许英国人来台湾进行贸易和开设商馆。

郑经盛大款待英国人，回赠礼物，双方的洽商显然相当愉快，2个多月后签订临时通商协议^6。郑经要求英国人一年付500银元^7，租用前荷兰市政厅舍作为商馆。为了鼓励英国人将台湾商品出口到国外，出口可以免税，进口商品卖出后要缴3％的税。

基于军事和贸易需求，郑经希望英国可以供应火药等武器及铁、胡椒、织品、珊瑚、琥珀、白檀等物品给台湾；英国人必须派一名铁匠在台湾制造枪炮，同时派驻两名炮手为郑经服务。英国人则希望获得自由贸易的权利，计划设置商馆之后，将台湾的鹿皮、砂糖卖到日本及马尼拉等地。

郑经对第一次来台湾的英国人相当优待，免收商馆第一年租金，也不课征英国货物关税，还全数买下英国人离开时没有卖出的货物。英国人很高兴终于突破荷兰人的拦阻前往台湾，甚至可以开始进行贸易、设立商馆。

临时通商协议签订后两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又派三艘船抵达台湾，开设台湾商馆，双方正式签订通商条约。自第一次来台后，两年期间共派了6艘船来台湾^8，可见他们对此事的重视。除了重申自由贸易、要求可以自由进入台湾各港湾，另提出要将台湾的砂糖和各种皮革年产量三分之一供应给英国人。

但是通商条约中，郑经给英国的条件比临时通商协议缩水了；英国也取消郑经原先的军需品要求，甚至郑经想留用的人员，也要经过英国同意。

即便如此，英国东印度公司仍希望通过台湾和日本通商，因此请求郑经向日本关说，来台湾签订通商条约的人员中，也早已选出打算派往日本的人员。只是在台湾时遇到台风，加上因故耽搁，只好留在澎湖过冬，英国船只直到一年后才到达日本长崎。

英国东印度公司这趟日本行并不顺利，带去的英制毛料完全不符合日本国情，荷兰人又从中阻挠；加上日本严禁天主教，英国国王查理二世（Charles Ⅱ）的王后是信奉天主教的葡萄牙公主凯瑟琳（Infanta Catherine），因此无功而返。英国既无法和日本恢复贸易，也开始对台湾贸易显得兴趣寥寥；此后两年，英国没有任何船只来到台湾。

后来英国与荷兰签订和约，也就是郑经和英国签订通商条约三年后，英国东印度公司重燃对台湾和日本贸易的野心，又派了一艘英国船来到台湾，仍希望通过郑经与日本斡旋，推销英国毛织品。当时郑经刚参加三藩之役的反清行动，这艘英国船载有所需的枪炮火药，遂与英国人改订协约，增订英国船只应运销毛瑟枪、铁、胡椒等货物，而郑经必须尊重英国有权决定货品价格。

之后三年间，英国有三艘船来到台湾，郑、英贸易达到另一波高潮。郑经在反清战争初期颇为顺利，占领了厦门。1676年，英国人随之派一艘船到厦门（图7.2），终于得以进入中国大陆；来年，开设厦门商馆，英国人开始和清政府交涉，打算在清军占领的泉州、福州、广州等地通商，同时英国人已能取得中国大陆的丝、瓷器、茶叶等货物并运到欧洲，数量更是持续增加。

英国东印度公司既然在厦门设立了商馆，台湾商馆遂逐渐被边缘化，东印度公司甚至决定撤销台湾商馆，不过因为郑经积欠英国债务^9，仍派人驻守台湾商馆。

图7.2 2004 年的厦门港

郑经在反清战争初期颇为顺利，占领了厦门，英国人也随之派一艘船到厦门，终于得以如愿进入中国大陆。

后来郑经的反清战役开始节节败退，清军攻陷厦门，郑经退回台湾，英国的厦门商馆也不得不暂告一段落。因郑经对英国人在台湾的贸易控制越来越紧，英国人无法自由贸易^10，双方关系几近破裂。郑经退回台湾一年后过世，英国船只在这段期间没有再到台湾，却仍有5艘船到厦门。

两年后，施琅（图7.3）攻打澎湖，获知郑克塽确定投降的消息后，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台湾商馆人员很紧张，几次派人到澎湖和施琅商谈。施琅签发一纸命令，让他们张贴在商馆墙上，以免遭到清朝士兵侵扰。

图7.3 施琅画像

施琅原名施郎，福建晋江人。早年是郑芝龙的部将，曾随之降清；后投靠郑成功，担任左先锋，因父亲与兄弟为郑成功所杀，1651年再次降清，是明郑降将中主张用武力剿灭郑氏最激烈者，但不受重视。直到1681年，康熙皇帝成年主政后，采纳姚启圣和李光地的建议，起用施琅出任福建水师提督一职，1683年出征台湾。（第18代孙施永龙先生提供）

等到施琅来台湾后，先是威胁英国人违法供给武器弹药给郑经、对清朝皇帝抱有敌意，要将他们下狱；要英国人缴出目前存放于商馆的全部商品明细，且须缴纳一笔不菲的佣金，他就会向清政府说好话免去他们的罪行，而康熙皇帝若想跟任何欧洲人从事交易，英国人也能通过他享受到利益；但若英国人拒绝，就没收一切财产，把他们交由朝廷处置。基于恐惧，英国商馆人员只好乖乖奉上这笔佣金。

郑克塽率众回到中国大陆后，施琅参与了台湾善后处理事务，开始筹划让英国东印度公司在福建筹设商馆，为了隐瞒英、郑双方通商的事实，施琅命手下拟了一封信说这些英国商馆人员是海难中漂流到厦门的，之后逃抵台湾，生活很辛苦。他要求英国商馆人员在信上签名，以便送交康熙皇帝。

施琅让福建总督姚启圣将这封信转给康熙皇帝，再让英国人以感谢救助为由，通过福建向北京朝贡。最终待北京认可，建立合法的贸易关系。

这个计谋却遭到姚启圣反对，加上后来康熙确定开放海禁，派遣户部人员前来管理税务机关，施琅连忙将已重返厦门开设商馆的英国人赶走，英国人一离开商馆，原地立即转设为厦门税务机关，以掩盖施琅走私贸易的事实。

最后，英国东印度公司不但没有讨回郑经积欠的庞大债务，厦门和台湾的商馆又被清军占据，在台湾开设12年的英国商馆在1684年封馆，被迫撤离。

英国既然通过郑经到了厦门，并打开与中国贸易的大门，到口的肥肉当然不会轻易放弃，因此仍继续在厦门、广州和澳门寻找做生意的机会。英国的台湾商馆封馆15年后，英国商船迈克莱斯菲号终于到了广州，直接将中国的丝、茶和瓷器出口到欧洲，后来更在广州设立商馆^11，定期贸易期间，英国商人被允许长住广州，非贸易期间则居住在澳门。

18世纪20年代前后，茶叶取代丝织品，成为中国第一大出口商品，英国东印度公司则全力经营茶叶的出口。18世纪中叶，英国在中国的贸易量已超过了西方各国的总和。

183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获利已全部仰赖中国茶叶的贸易，而茶叶的获利占英国国库总收入十分之一。不过这一年，英国决定废止以贸易利益为考虑的东印度公司在中国的商业专利权，改由以国家主权、外交地位平等为考虑的英国政府与中国接触。

有了国家力量的支持，英国持续扩大在中国的贸易量，甚至走私鸦片，后来因钦差大臣林则徐销毁英国商人的鸦片，英国对中国发动鸦片战争^12；清朝政府战败后，香港岛成为英国殖民地。战后，西方列强跟随着英国的脚步，开始不客气地蚕食鲸吞中国领土。

回顾英国和郑经贸易的十几年，表面上看来，像是做了一笔蚀本生意，英国人无法在台湾自由贸易，反而让郑经坐收关税，甚至被倒债[6]；也无法通过中国台湾与中国大陆、日本直接贸易。但因为郑经，英国人才有机会来到台湾与厦门，并获得中国丝、瓷器、茶叶等商品。

台湾史学家曹永和教授认为，英国在台湾和厦门短短十几年的经验，对18世纪英国的崛起具有重要意义。如果没有郑经，英国人未必能在17世纪进入中国，并逐步壮大经济势力。

早知道事情会这样发展，清政府应该会后悔的。清政府逼得郑经必须拓展国际贸易，而主动邀英国人来台湾。英国强大后，清政府因此遭遇鸦片战争、《南京条约》等祸害。

这算是事后诸葛的后话了，历史最大的残忍，就是没有“早知道”！

附注

1.1662年郑成功究竟扣留多少荷兰人在台湾？有学者估算约100人，有人认为高达3 000人。学者康培德认为荷兰东印度公司派驻台湾的部队，从不曾达到3 000人，因此不太可能有3 000人留在台湾。另参见本书“11台湾弃留”。

2.西班牙于1565年开始殖民统治菲律宾，1603年和1639年曾发生两次屠杀华人移民事件，死亡人数高达5万余人。1657年，郑成功曾计划通过贸易断绝与出兵来惩罚西班牙人。1662年，郑成功统治台湾后，通过意大利籍神父李科罗（Victorio Riccio）向菲律宾的西班牙总督递交国书，谴责其杀戮掠夺华侨的罪行，令其“改邪归正，俯首纳贡”，西班牙人反而因此在马尼拉进行了第三次对华人的屠杀。郑成功闻讯大怒，决定挥师征讨，为华人报仇；但尚未出兵，得知儿子郑经在厦门与乳母陈氏的不伦恋，勃然大怒，命部将郑泰斩杀郑经，郑泰因不忍而抗命。郑成功盛怒之下染病，不久即过世。

3.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于1600年，为了拓展东南亚贸易，组成东南亚远航队，1602年来到苏门答腊的亚齐（Aceh）、爪哇的万丹，获得万丹苏丹的允许，设立万丹商馆，积极向东南亚各地区发展。

4.英国在1652、1665、1672年对荷兰之战，接连获胜。

5.参见本章附注第8条，为了通商顺利，特派华人船长苏克（珍珠号）及8名华人前来。

6.1670年9月10日签订，主要内容有：

（1）海上挂有英国旗帜的船只，允许自由贸易。

（2）英国人可以载运鹿皮、砂糖以及其他台湾产物到日本、马尼拉或其他地方。

（3）可选用自己的通译、书记，不受监视，享有行动自由。

（4）郑经或其他商人出售货物依照时价交易。英国人可以输出黄金和白银。

（5）英国人可以随时撤销商馆，运走其财物。

（6）英国人一周可宰一头牛，其他粮食可随意购用；郑经所购货物免缴关税，输入食米免税。

7.当时台湾通用货币是西班牙银元。郑经向英国购买火绳枪一挺是4银元，卖出100张鹿皮是20银元，500银元租金相当于2 500张鹿皮。

8.英国东印度公司驶抵台湾船只请见下表。

安平港口沙湾多而水浅，进港船只不能太大，吃水不能太深。后来制造的福尔摩沙号、台湾号，就是专为台湾贸易建造的船只。有双层甲板，吃水9尺以下，不超过100吨，载乘15人以下，装备炮6尊以下。

年代

船数

船名

1670

2

万丹号、珍珠号

1671

1

骆驼号

1672

3

骆驼号、实验号、归航号

1675

1

飞鹰号

1676

2

忠告号（1676~1678）

福尔摩沙号（1676~1677）

台湾号（1677）

归航号（1676直接去厦门）

1677

3

1678

1

1682

1

肯特号

共计

14

（数据源：赖永祥，《台湾郑氏与英国的通商关系史》，第29~30页。）

9.郑经参与三藩反清行动后，因清朝实施迁界，使郑氏粮食征收困难，1680年退回台湾，政治经济几乎面临崩溃，根本无力偿还英国商馆的欠款。

10.此时郑经彻底实施国营贸易制。英国希望以合理价格购买台湾的砂糖、鹿皮和铜，但都受到控制，英国人企望的自由贸易仅出现在纸上。

11.关于英国在广州设立商馆时间的说法不一：有明郑灭亡来年的1684年之说，也有1714年、1715年等说。

12.英国不承认是为“鸦片”发动战争，而称为“商务战争”。

大事记

1655~1675 清政府五度下海禁令

1662~1678 清政府三度下迁界令

1662 郑成功逝世，郑经在厦门继位

1664 郑经退守台湾；荷兰人在基隆设立商馆

1670 英国船初次来台湾，签订临时通商协议

1672 郑经与英国人正式签订通商条约，设台湾商馆

1675 郑经与英国人改订协约

1676 英国船跟着郑经进入厦门，首次踏上中国大陆

1677 英国人在厦门设商馆

1680 清军攻陷厦门，郑经退回台湾，英国厦门商馆暂停

1681 郑经逝世，郑克塽继位

1683 施琅出征台湾，郑克塽投降清朝

1684 清朝治理台湾，英国台湾商馆封馆

1699 英国船到广州直接出口丝、瓷器、茶叶

1834 英国决定以主权政府与中国接触

1840~1842 英国对中国发动鸦片战争

[6]倒债：指银行的资产不足以偿还其到期债务，从而导致其难以维持银行业务。引申为借钱不还。——编者注

【08】

两岸谍对谍

你以为：两岸政治谍对谍是从1949年以后才开始的

事实是：明郑时期，两岸间的政治谍对谍就已然存在

1949年“国民政府”撤退到台湾，两岸之间就存在着谍对谍的政治斗法并上演着，己方人员投奔对方阵营的戏码，早在300年前，郑成功东渡台湾到郑克塽投降满清的22年间，就屡见不鲜了。

郑成功进入台湾时，清朝随即施行一道对郑家极具杀伤力的“迁界令”1。这个坚壁清野的策略实施得非常彻底，目的是让郑成功粮饷物资来源枯竭，最后迫使其山路五商、海路五商无法经营。少了海外贸易收入支应军费，经济越来越困顿，郑氏只好在台湾努力开拓耕地、发展农业^2，但农业收入远不如海上贸易，郑家终究无法再与清政府相抗衡了。

提出高见策略的是原郑成功阵营将领黄梧，他在清政府对郑成功部属提出优厚的招降条件时^3，献出郑方重要基地海澄（今福建龙海市）投降^4。因黄梧熟知郑军内情，向清政府指出：“郑成功之所以能够守金、厦弹丸之地与清政府对峙，是因有沿海人民接济粮饷、油、铁、船。”此一建议果然重重打击了郑家命脉。

黄梧投降清朝后，招降郑方官员200多人、士兵几万人，使郑成功北上的计划受阻，大大助长了清朝的实力。康熙皇帝特别封他为海澄公，位居一等公，是明郑降将中职位最高的，子孙可享有世袭12代的赏赐。

1662年赶走荷兰人后，年仅39岁的郑成功病逝台湾，遗命竟是赐死儿子郑经，他的骤逝引发郑氏内部权力出现真空。

郑成功的部将黄昭在台南拥立其同父异母的弟弟郑袭，继位为延平王；在厦门的郑经则拉拢掌握海军的都督周全斌，以正统自居；位于金门的元老重臣郑泰（郑经堂叔）则持观望态度，倾向与清方谈判，甚至提出金门、厦门、台湾三岛，比照朝鲜成为朝贡国的办法。

这时清朝康熙皇帝刚继位，年仅8岁，大权掌握在鳌拜手中，一切还不稳定的状况下，清政府不想开启战端，不断招抚厦门的郑经；只要他愿意剃发，到北京请降，不但赦免违抗的罪责，还给予优厚的爵位、从优叙职。

郑经不想被招降，又担心自身实力不敌清政府武力，于是假造人员、器械总册，以准备投降的姿态迷惑清方，并和清政府进行谈判；同时出兵台湾打败叔叔郑袭，之后留下部将黄安掌理台湾，自己回厦门。

回到厦门的郑经却面临被孤立和亲信背叛的危机：一方面迁界令使厦门失去物资和情报的来源；另一方面，堂叔郑泰因立场不同，被郑经幽禁后自杀，郑泰的弟弟郑鸣骏和儿子郑缵绪因而带着8 000士兵及100艘船，向清将领耿继茂投降；第二年，原本支持郑经的海军都督周全斌、提督黄廷也投降满清。

郑泰事件发生后，郑经被施琅和荷兰的联合部队打败，撤出金门和厦门，退守到漳州沿岸的小岛铜山（今东山县东山岛），他的部属大多投降了清政府。1664年3月，郑经终于放弃福建沿海岛屿，撤退到台湾，建国“东宁”，自称“东宁国王”，为保有政权的合法地位并维系郑成功旧部属的向心力，仍继续尊奉南明桂王的永历年号，但不再有西征清朝的想法。

清政府的招降策略持续进行，以至于跟着郑经来台的人，三年时间内，四分之一的人陆续从台湾澎湖渡海投降，估计约有文武官员近4 000人、正规军4万多人、船只900多艘。

对来降的将官，清政府刚开始给些闲缺，后来渐渐依照带来投降的人数多寡，给予职衔和薪水，例如：带很多官兵来投降的官员，就加职衔，给原本全薪；所带官兵少又没什么功劳，就降职等，给一半薪水。

掌控朝廷大政的鳌拜，不放弃武力攻台，命施琅统领水师征剿郑经；只是前后三次攻打台湾，都遇到台风无功而返。

郑经退到台湾三年后，14岁的康熙皇帝开始亲政^5，再度招抚郑经，提出只要剃发并归顺，就赐封爵位和给予优厚俸禄 6。面对施琅不断提出攻台的计划，康熙不仅未接受，甚至因此免去施琅福建水师提督的职务，调回到北京，拆散兵众、烧毁船舰。

郑经对康熙的善意虽没有正面响应，也没有重启战端。他仍坚持不剃发，致力在台湾垦殖，将官和士兵生活渐渐安定，也不骚扰清政府，双方算是相安无事^7，只发生过零星的叛逃事件。

郑经来台9年，也是康熙亲政6年后，两岸关系又有了戏剧性变化……

因郑经参加了降将耿精忠、尚可喜、吴三桂发动的三藩之乱，提醒了清政府，当内部发生变乱时，来自海上的威胁将会伺机而动。由于吴三桂对清朝的威胁仍然很大，为了避免腹背受敌，清朝积极招抚郑经，改成不需剃发，只要称臣纳贡；后来更提出优惠条件：“不必到北京请降，不剃发，不必称臣入贡，可以在台湾发展。”8但因郑经坚持要保有贸易据点海澄，双方谈判破裂。

清政府再次实施“迁界令”，严禁郑军于大陆沿海征粮，面对此一粮政缺口，所幸郑经因应得宜^9，未立即产生财务危机。

清朝廷遂命令福建总督姚启圣加强招抚，提出跟随郑氏越久的人，投降后报酬越多；官员可以保证官职，士兵可自由选择要加入清军，或恢复平民身份等来吸引郑军。

姚启圣在福建漳州开设修来馆，只要是从台湾来投降的人，就送华服和金钱。为了吸引更多人投降，公布投降者以及留在郑方部分文武官员的姓名与职位。

这些招降策略果真奏效，三年间，投降者约有10万人以上。但随着投降的人增加，清政府财政负担越来越沉重，遂决定以武力彻底解决郑氏势力。

1680年，郑经参加三藩之乱打败仗回台湾，来年台湾发生干旱，米粮歉收，对外贸易受阻，出现了财政危机^10；加上郑经逝世后，长子郑克塽被杀（图8.1、8.2），当权执政的冯锡范拥立幼子郑克塽继位，统治者内部陷入权力斗争，削弱了危机处理的能力。

图8.1 开元寺——郑克塽被杀的计谋处

开元寺又名海会寺，位于台南市开元路。按翁佳音教授研究，最早应是荷兰时期的长官别庄；郑经参与三藩之役失败回台后，原址改建成北园别馆，奉养其母董氏。郑经病危时，交监国剑印给郑克塽，冯锡范等以郑克塽非郑经亲生子为由，前来要求董氏命郑克塽交出监国剑印，郑克塽拒绝交出，遂为冯锡范埋伏的蔡添所杀，死时年仅18岁。

图8.2 祭祀郑克塽夫妻的监国祠

台南延平郡王祠后殿监国祠，祭祀郑克塽及其夫人陈氏。郑克塽是郑经与其弟乳母昭娘不伦恋生下的孩子，甚得郑经喜爱，郑经参与三藩之役后期，立郑克塽为监国，但郑克塽始终被怀疑是否为郑家骨肉；加上为人刚毅果决、执法秉公，冯锡范及郑室宗亲都不喜欢他。他被杀之后，妻子陈氏虽怀有身孕仍坚持随死，因此有“夫死妇亦死，君亡明乃亡”的悼念词。

这时康熙亲政已14年，权力逐渐稳定，清朝大臣对台湾有剿灭与招抚两派意见，康熙过去主张招抚，这次却支持剿灭，重新起用施琅出任福建水师提督。关键战役发生在1683年，施琅率领水师3万多人，战船300多艘；郑克塽派大将刘国轩率领2万多人，双方在澎湖展开激烈海战（图8.3），清军大胜，郑军一败涂地（图8.4）。胜败乃兵家常事，不足为怪，奇怪的是刘国轩是能战之人，却在关键战役中打了败仗，而且由坚决主战转为主张投降。

图8.3 刘国轩备战处——澎湖风柜尾蛇头山

此即荷兰人城堡旧址，1683年刘国轩在此和四角屿、牛心湾、娘妈宫（今马公）等地增修炮台，率军2万余人，战船200余艘，迎战施琅，首战虽胜，后却大败，见大势已去，退回台湾。

图8.4 施琅出征澎湖路线图

施琅认为要攻下整个台湾，必先攻下澎湖。1683年7月8日率军3万余人、战船300余艘，从铜山（今东山岛）出发，次日抵花屿、猫屿，停泊八罩岛（今望安岛）。10日进攻马公失败，退回八罩岛。16日兵分三路，西路派七子施世骅率船50艘，直捣牛心湾；东路派六子施世骠率船50艘，进攻四角屿；自己则亲率56艘居中主攻。交战时，风向对清军有利，加上招抚策略成功，因而大胜。

有数据记载，郑经仍在世时，刘国轩就已被姚启圣、施琅等人收买，因而改变立场。施琅给刘国轩的条件，据说是只要肯投降，一定封他为公侯，还与他结为亲家，保证拥有总兵原职。澎湖海战前，刘国轩即向康熙皇帝提出称臣进贡的方案，但遭到否决。

此外，很多渗透台湾的方式早就在运作了。姚启圣派遣间谍到郑军中从事破坏活动，例如：联络施琅养子施世泽与其族兄施明良做内应；通过旧关系加紧与郑军人员搭线，希望他们里应外合；更在台湾纠联11个镇，给予重赏，让他们作为清军攻打台湾的内应；姚启圣相信台湾“上下离心，间谍易入”，会有好效果。

施琅则派遣了心腹三四人到台湾、澎湖游说亲朋故友，要他们谋叛立功。那时台湾遭逢严重干旱，米价飙涨，施琅对来降的士兵，不但发给衣服和粮食，又医治伤兵。想回台湾的降兵一律放行，并免除三年税赋和差役，这样的优惠待遇让郑方的人觉得投降才有出路，台湾北路总督何祐即从淡水派人到澎湖向清政府输诚；施琅在台湾的地下工作人员，更是和郑军将士阵营频繁联络。军心涣散若此，澎湖一战不输也难。

澎湖海战中，郑军194艘战船被击沉，澎湖守军1 400多人投降。澎湖失守，对台湾更是严重的危机，因郑家派去购买、载运米粮的洋船都必须停靠澎湖深水港湾卸货，再换船运回台湾。如此一来，米粮大多将落入清军之手，难以送达台湾。

一心一意要投降的刘国轩向郑克塽分析：在缺粮状况下与清军对抗，将导致严重饥荒，有内乱之虞。既然大势已去，应该顺天意投降。当时，冯锡范主张要“分兵死守”台湾，有人主张攻打菲律宾作为新基业，都遭到刘国轩反对，他还派兵监视郑氏子孙，以免有人走脱。

在刘国轩坚持下，郑克塽写了陈请表章，并写信给施琅表示“知过”，希望留在台湾，但施琅要求必须将台湾人民和土地都收入清朝版图，否则将誓师决战。

郑克塽只好再写降表，缴上延平王印，献出台湾；但希望住在闽南，请求赐给田园和房子，也请清政府优待明室宗亲，让文武官员获得升迁拔擢，并宽免过去归附郑方的人员。清朝终于批准了郑克塽的请降要求，1683年10月，施琅的军队抵达台南鹿耳门，两天后正逢中秋节，举行受降仪式；再过三天，郑克塽和臣下部属在监视下剃发。

随着额上的头发一撮撮被剃下，一个个秃了前额的降人、满地的落发，明朝汉人发式的最后据点被清朝终结（图8.5）。郑经十几年来不剃发的坚持、郑成功反清复明的愿望跟着沉入历史的河流，台湾从此进入清朝统治时代。

图8.5 清朝发式

汉族向来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的传统观念，但满族入关之后，严格要求剃发。当发式涉及民族尊严、政权认同，甚至生存权利时，二者孰重孰轻？

施琅在台湾期间，亲自到南北实地考察，发现“台湾地势险恶，易守难攻”。因而向康熙皇帝报告：清政府能得到台湾，是因为刘国轩意志坚决且尽心、不顾个人生死所致。

郑克塽投降之后，和刘国轩、冯锡范奉旨到北京，之后郑克塽住在北京，无法如愿留在闽南；跟着郑家到台湾的明朝宗室朱桓等则移到山东、河南；其余王室、主将、官员移到福建，明朝遗民与兵丁大多被移往内地，不许留在原地，以免有朝一日再起动乱。

为了不让“反清复明”的民族意识在台湾继续蔓延，清朝廷统治初期刻意减少人口，台湾因此出现居民稀少的萧条景象，来年首度来台治理的官员季麒光、蒋御英等，不得不极力招揽大陆人来台开垦。

300年前的明郑时期，以及1949年“国民政府”来台，两岸对峙的情况下，每当有人“起义来归”，便大手笔封赏，潜逃到对岸的人则被视为叛徒。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年轻一辈，可能难以想象数十年前“保密防谍，人人有责”的风声鹤唳，对平民百姓而言，希望已成回忆的“两岸谍对谍”，不会重演！

附注

1.参见本书“07郑经和英国人”。

2. 郑成功来台时，虽然荷兰人已经营了38年，但仅开发今台南地区，耕作技术仍然落后。

3.1656年（顺治十三年）之前，清政府的招降政策是重南明而轻明郑，因此明郑降将多遭闲置；之后对来降郑成功部属的态度大幅转变：

（1）能悔过投诚，带领船只、兵丁、家口来归的人，按照所带来的数目，分别破格升任。如果能将郑成功等人抓来，最大功劳者封予高爵，其次加职。

（2）尽心安插郑成功统领地区来归附者，原有田产被占领者，经查询后返还；没有田产者，设法让他们有住的地方。

（3）改善降将的待遇，出路安排逐步制度化。

（4）从清朝投降到郑成功阵营的将领，也列为招降范围。

4.海澄是“郑成功的储粮之所，为金、厦门户”。黄梧献海澄，使“城中所储粮粟25万”，以及“军器、衣甲、铳器”及“将领私积者”无数，尽入清军之手。

5.1667年（康熙六年）7月，康熙皇帝14岁亲政，两年后，康熙和侍卫索额图召集满洲少年，组成宫廷卫队，天天演习摔跤。有一天趁着鳌拜奉召到内廷观看摔跤游戏，康熙命满洲少年擒扑鳌拜，并公布他的三十大罪，党羽遍布的四朝勋臣鳌拜终于被歼灭。

6.康熙皇帝熟读历史典籍，深知满人以有限的人力，统治着为数庞大的中原汉人，若海外有汉人集团的反对势力存在，如残留汉族“数茎发”的郑氏，将会是统治的不安因素，因此坚持要郑经剃发。

7.如果郑经留守台湾，不登陆中国大陆，是康熙皇帝能够接受的，因此郑经参与三藩之乱前，双方可以相安无事。

8.1679年（康熙十八年），郑军未完全溃败时，清政府给郑经最好的、也是最后一次和谈条件。

9.1679年至1680年间，台湾本岛尚能供应足够米粮，加上郑家持续与福建、广东两地贸易商进行走私活动，仍维持一定收益，足以供应军队开支。也与外国商人进行贸易，参见本书“07郑经和英国人”。

10.1681年起，清朝廷对福建、广东两地的贸易商加以整顿，以致郑家无法再与之进行走私活动。

大事记

1656 清朝开始重视招降明郑将官，给予优惠待遇

1662 清朝实施迁界令，郑成功东渡台湾赶走荷兰人

郑成功病逝台湾；康熙即位

1664 郑经撤退到台湾，建国“东宁”

1667 康熙皇帝开始亲政

1673 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发动三藩之乱

1674 郑经参加三藩之乱

1680 三藩之乱失败，郑经撤退回台湾

1681 郑经逝世，郑克塽继位

1683 施琅在澎湖打败明郑大将刘国轩

施琅军队抵达台南鹿耳门

郑克塽于赤楼举行投降仪式

1684 郑克塽被遣送北京，明朝后裔及郑氏官兵安置山东、河南、福建等地

1685 明郑文武官兵安置各省垦荒

【09】

明清皇室来台

你以为：清朝嘉庆皇帝曾来过台湾

事实是：明清皇室成员中，在台湾住了18年的是明朝宁靖王朱术桂

明朝末年，绝大多数中国人还不认识台湾；到了清朝，康熙皇帝攻打台湾只是为了剪除郑成功家族的势力；郑家投降初期，有位皇室成员渡海来台长住18年，他就是明太祖朱元璋第九世孙朱术桂。

朱术桂生于湖北，别号一元子^1，第一世祖辽王朱植是朱元璋第15个儿子。身为皇室后代，他从小接受各种皇家子弟的训练与教诲，10岁时，循祖训受封为辅国将军。青年时期的朱术桂体格健壮，脸形方正，留着胡子，允文允武，又能谦和待人，称得上十足的英俊少年。

但国破家何在，唇亡齿必寒，原本可以享有优渥皇家生活的朱术桂，在25岁这年，因闯王李自成、张献忠前后攻进湖北，和湖北的皇室宗亲们躲到湖南洞庭湖一带避难，开始了离乡背井的生涯。

两年后，李自成攻陷北京城，明思宗朱由检自缢殉国，朱家天下等于灭亡了。思宗的堂哥福王朱由崧在南京被拥立为弘光帝（即“南明”开始）时，朱术桂特别前往拥戴，被升为镇国将军，派到浙江宁海参加抗清军务。

弘光帝在皇位上只坐了一年，就被清军俘虏，之后南明势力分裂为两支：一支在浙江绍兴，原先奉弘光帝命令驻守浙江的鲁王朱以海^2被拥立为监国^3；另一支在福建，由郑芝龙拥立唐王朱聿键在福州称帝，以1645年8月21日（农历七月初一）为隆武元年。郑芝龙的儿子郑森在这年晋见隆武帝，被赐姓朱，赐名成功，郑成功从此被称为“国姓爷”。

隆武帝和鲁王是叔侄关系，原可以合力抗清，但各自被拥立之后，根本无法合作。隆武帝派人到浙江去颁诏书，要鲁王退让，鲁王虽有意接受，但是抬轿的拥立者反对；接着鲁王派到隆武帝朝廷的使臣，称隆武帝为“皇叔”不称“皇上”而被杀；隆武帝的使者也在鲁王的浙江遇害，双方心结越来越深。

朱术桂对两方都表示支持，先听到鲁王宣布监国的消息，就赶到绍兴和鲁王会合；后来隆武帝成立新政权，也写信去致贺，被封为宁靖王。

这些政权都只有一年就倒台了。先是郑芝龙投降满清，隆武帝逃到福建汀州被俘，绝食而死；朱术桂和鲁王一起逃到浙江舟山，后被郑彩等人迎接到厦门。

接着，明思宗的堂弟、年仅23岁的桂王在广东被拥立为永历帝，永历帝和皇室血统最近，湖南、广东、广西、云南各省纷纷拥戴，声势浩大，是明朝皇室第三次力图复兴。

庞大的海商势力在金门和厦门继续抗清。1650年，郑芝龙投降满清四年后，郑成功收编了堂兄郑彩、郑联的部队，成为福建地区最支持永历帝的抗清武力。以郑成功为中心的反清力量不断增长，鲁王部属多加入阵营，凡明朝王室以及反清官吏前来依附，郑成功无不礼遇接待。避难诸王中，宁靖王朱术桂是最受郑成功尊重的一位^4。

南明政权从弘光帝开始，共有四位皇帝，有的昏庸无能，有的彼此猜忌斗争，都不成气候。其中以永历帝在位15年最久，只是一路流亡，从广东逃往广西，再逃到缅甸，最后被送回昆明，死在引清兵入关的明将吴三桂手上。

这些政权中，郑成功只承认隆武帝和永历帝，曾劝鲁王去掉监国名义，同尊永历帝，但被鲁王拒绝。为了象征反清力量的整合，他在金门仍按皇室规格接待鲁王（图9.1），但仅视为“寓公”5，并不称臣。

图9.1 鲁王墨迹

“汉影云根”碣是鲁王寓居金门期间留下的遗迹，位于金城镇古城村古岗湖南边的献台山（土名东红山）麓，正中篆印“翰墨之宝”推测为朱术桂字迹。但此碑非原碑，原碑相传1962年侨商董春波等捐建古岗小学时，无知的石工将“根”字凿去，而使石碣残缺并崩落。1970年，金门社教馆馆长王秉垣雇工在石对面一侧平坦的盘石壁上，描摹仿刻“汉影云”三字，并由书法家薛祖森补书“根”字，供人瞻仰。

1653年4月，鲁王决定削去监国的名义。两年后，郑成功与鲁王、宁靖王朱术桂又在金门会面，讨论军国大事。

据说鲁王很爱吃番薯，被称为“番薯王”，应该是金门的生活物资匮乏，不爱吃也不行。跟随鲁王住在金门的朱术桂和妃子们平时穿着和百姓一样，丝毫看不出是皇室子孙，他有两个女儿、两个儿子，但都夭折了。

流亡的南明皇室后代中，朱术桂的身份虽非最尊崇的，但他是朱元璋第九世孙，辈分最高，其他人都比他小一到四辈，因此成为这些皇室后代的长辈。

1661年4月21日，朱术桂参加了郑成功在金门料罗湾（图9.2）举行的攻打台湾的兴师典礼。这时他已经44岁了，距离从湖北逃难到湖南，又辗转流离到浙江、厦门、金门，已过了19年。

图9.2 金门料罗湾港口

从郑成功到施琅都是在此挥军攻向台湾。

来年2月，郑成功终于将荷兰人赶离台湾，但这一年同时发生了几件大事：先是吴三桂杀了永历帝；年中时，39岁的郑成功英年早逝；有人希望鲁王再出来监国，但他却因气喘病发作，突然在金门过世 6。反清复明的大业，因而受到严重的影响。

郑成功死后，满清急着想进攻金门和厦门，朱术桂只能秘密安葬鲁王，不敢立墓碑，另盖了衣冠冢以掩人耳目（图9.3、9.4、9.5），并写了700多字的《皇明监国鲁王圹志》，放在墓里，叙述这位流亡王孙的生平。来年，鲁王次妃陈氏产下遗腹子，被朱术桂收养，取名弘甲。

图9.3 鲁王疑墓碑

1836年（道光十六年）在金门古岗湖西侧发现鲁王墓，后发现是个错误，经考证还原为“宋元丰命妇之墓”。此墓碑则移放墓右侧。

图9.4 鲁王疑墓左侧的民族英范碑

“假的鲁王墓”左侧有1936年蒋中正立的民族英范碑亭。

图9.5 鲁王墓

1959年金门工兵部队在旧金城东（今金湖镇太湖山小径路旁）炸山采石，意外在西红土一巨石前挖到一座三合土砌成的墓圹，长250厘米，宽140厘米，墓碑高120厘米，露出地面20多厘米，碑面平滑没有刻任何文字，后来发现里面有 《皇明监国鲁王圹志》石碑，交由胡适研考，真正的鲁王墓才重现人间。

鲁王死后三年，退到台湾的郑经，为了更具有统治的正当性，将朱术桂从金门迎接到台湾“监军”，这是他第一次踏上台湾，也成为他流亡的终点站。

随着朱术桂来台的还有鲁王的儿子、皇室成员共800多人。以当时台湾的蛮荒，以及渡过台湾海峡的风险，对他们而言，应该是不得不为之的决定。

这批王孙初抵台湾时，郑经特聘工匠从烧瓦开始建筑宫室，在承天府（今台南）建造一座宏伟的宅第“宁靖王府”，又称“一元子园”（即今台南大天后宫）（图9.6），作为朱术桂的府邸。

图9.6 台南大天后宫（原宁靖王府）

1665年朱术桂初抵台湾，郑经特聘工匠在承天府建造“宁靖王府”，作为朱术桂府邸。施琅接收台湾后，霸占为自己的宅第，称为“施厝衙”。后将王府奉祀大明正朔的一殿改奉祀妈祖，宣称改建为大天妃宫。1720年，改名为大天后宫。

朱术桂到台湾，虽然郑经供给一定的年金，但宰相陈永华认为军队平时都得自行开垦耕种以养活自己，到台湾避难的明代宗室和官员，也应该分配土地、参与耕作^7。于是朱术桂找来一些没有田地的人，到万年县竹沪地区（今高雄市路竹区竹沪里）开垦了数十甲[7]农田，并兴建一座月眉池^8，供应灌溉田地之用；同时盖了座庄园（图9.7），可前来小住或避暑之用，他的元配罗妃过世后即安葬在附近。

图9.7 宁靖园

当年朱术桂庄园之处，位于今高雄市路竹区竹沪里华山路华山殿旁。

朱术桂来台湾第10年，郑经参与三藩抗清行动，财政逐渐困难；而朱术桂开垦有成，收入不错，日常生活的余裕用来照顾辛苦帮他耕种的人。

郑经过世后，长子郑克塽随之被杀，继位的郑克塽只有12岁。郑家势力被冯锡范、刘国轩等大臣把持，清军攻台的传言时有所闻。1683年7月16日，施琅攻下澎湖；31日，刘国轩、郑克塽决议请降。面临这样的情势，朱术桂暗自痛哭说：“如果台湾局势有变，我无处可去，只有以身殉国了！”

9月1日，刘国轩胞弟刘国昌及冯锡范胞弟冯锡圭携降表前往澎湖，明郑已确定将灭亡了。朱术桂对五位妃子说：“大势已去，我的死期已到，你们可以削发为尼，或者改嫁吧！”她们哭着表示愿意随朱术桂一起死。各自沐浴后，穿上正式服装，与朱术桂对饮后，叩头辞别，随即在王府后殿悬梁自尽。

朱术桂接着在王府墙上写下遗书，大意是：远自故乡逃离来到台湾，原是希望不剃发，保全父母留给他的身体发肤。如今已66岁，还是不幸遭大祸，不过能够保全头发、穿着明朝衣冠死去，已不负太祖高皇帝和父母，也没有任何忧惧与愧怍了。

第二天，妃子们的棺木安葬在台南桂子山，墓地上没有任何标记；后人为纪念，在墓前建庙祭祀，称为“五妃庙”（图9.8、9.9、9.10）。

图9.8 五妃庙

1746年，巡台满人御史六十七及汉人御史范咸目睹墓茔荒颓，乃令台湾海防同知方邦基修葺，并在墓前建庙祭祀，从此称为“五妃庙”。1927年曾整修，1998年重建成今貌，位于今台南中西区五妃街。

图9.9 五妃庙中的五妃神像

图9.10 五妃庙后方即为五妃墓

接着是朱术桂的死亡仪式，他命人将准备好的棺木抬到王府，说：“今午二时前，就轮到我了！”随后戴好帽子、穿上龙袍、系上玉腰带、佩好官印，并派人将宁靖王印玺交给郑克塽。

朱术桂先在王府正厅朝北京方向，向列祖列宗叩头；再向湖北方向辞谢父母；又请地方老少进入王府，互相对拜、饮诀别酒。他交代了产业，将所有田契、地契烧毁，让佃户从此拥有自己的耕地。

接着写下绝命词：“艰辛避海外，总为几茎发。于今事毕矣，不复采薇蕨。”随即走到后堂，用白布悬梁自尽。《台湾县志》记载：“大星陨于海，其声如雷，是日，宁靖王死。”虽是古人表达伟人或朝代覆亡的一贯笔法，至少暗喻朱术桂去世的历史意义。

过了10天，朱术桂的遗体被运回高雄竹沪，和元配罗妃合葬于凤山县长治里竹沪庄（今高雄市湖内区东方路），墓上没有立任何标志，并盖了100多座假墓，以免被清朝人破坏。

施琅抵达台南后，鲁王的儿子朱桓等人随着郑克塽被送回大陆；朱术桂的亲生儿子早已过世，只剩过继的儿子朱俨，只有7岁大，被清政府迁回河南开封府杞县安置，其一元子园则被施琅霸占。

民间另有传说指朱术桂并非悬梁自缢而死，而是吞金自杀，陪葬品非常多，棺木用金银打造而成；又说负责安葬的36人因吃了供祭物品，全部变得又盲又哑，因此没有人知道真正的墓址。

谜底在日本统治时期被揭晓。

1937年，在台糖高雄大湖原料区当补助员的关庙人李清风，有天中午查验蔗糖甜度后在树下休息，恍惚间看见一个穿着官服、长胡须的人，消失在墓群中。他随后通报警方，日本人开挖后，依序挖出朱术桂、早夭的儿子朱俨鉴、元配罗妃等三人的墓。

据当年报纸报道：金器、玉器、夜明珠、古钱、香炉等宝物不胜枚举。当时李清风口述：“棺盖上铺了一层厚金粉，棺木上用古碗装石灰反盖。”不管朱术桂是以何种方式自杀，他的墓中的确有很多陪葬品，应该都是从大陆带来台湾的，据传这些宝物全被台湾总督府运回日本了。

开挖后，尸骨散落，幸得任职糖厂的蔡实主动捡骨安葬。台湾光复14年后，高雄竹沪、湖内两村的人筹钱重修墓地，之后四度整修（图9.11、9.12）。

图9.11 宁靖王墓园入口

图9.12 宁靖王墓

墓园是1937年村民无意中发现的，现有墓园是1977年由县府修建，1988年内政部指定为三级古迹。

现今高雄市路竹区竹沪有座宁靖王庙——华山殿（图9.13），是朱术桂的部属和帮他耕种的佃农们奉祀的香火。每年农历九月二十五朱术桂生日，附近居民都会来祭拜这位被他们称为“老祖”的王爷。

图9.13 华山殿

华山殿即“宁靖王庙”，主祀宁靖王朱术桂，从祀五妃。当地村民多为朱术桂部属、佃农后代，尊称其为“老祖”，称该庙为“王庙”、“老祖庙”。建于18世纪清雍正至乾隆初期，1929年曾重修，1979年改建成今貌，又称为“宁靖王文物纪念馆”，位于今高雄市路竹区竹沪里华山路。

朱术桂如同其他落难王孙，一生东逃西窜，这是乱世儿女的悲哀。少时远离家乡，落脚台湾，度过壮年期，一晃眼到了66岁，梦碎了，只能选择自缢了。

如果朱术桂不死，顶多和其他王孙一样，投降后被送回大陆；相对于郑家后代，他是明朝皇室子孙，选择与明思宗一样的死亡方式，保住了尊严，也算是对皇室身份的坚持吧！

附注

1.朱术桂1617年（明万历四十五年）出生于湖北荆州长阳郡王镇国府将军邸，命名“术桂”，字天球，因明朝宗室笃信道教，别号“一元子”是道教法名。

2.朱以海是明太祖第十子鲁荒王朱檀的九世孙、鲁肃王朱寿镛第五子。原是他哥哥朱以派被封为鲁王，藩封兖州府。1642年，清兵攻破兖州，朱以派自缢殉国；1664年，明思宗封朱以海为鲁王，但受封四天后，李自成攻陷北京，朱以海南奔。

3.中国历朝制度，监国通常指君主（皇帝）出外巡狩时，由储君留守宫廷处理政务；或者指君主因故未能亲政，由皇族宗室代理朝政；有时皇帝传位前，太子先称监国才即位。因弘光帝未死，所以鲁王仅称监国，1645年9月6日（农历七月十七），鲁王即监国之位。

4.1648年春天，永历帝曾命朱术桂担任郑成功所部的监军，但他没有赴任。

5.据《辞源》解释：“寓公系指失去领地、寄寓他国的诸侯，后来泛指寄居他乡、具有官吏身份之人。”鲁王当时无所事事，屈居人下，不免有所牢骚，有人向郑成功打小报告，因此郑成功对鲁王越来越疏远。

6.郑成功死于1662年农历五月初八，鲁王死于农历十一月十三，死亡日期相隔约半年。

7.此土地称为“私田”或“文武官田”，可自行收租再缴税。

8.据《凤山县采访册·舆地》：“月眉池（俗称下甲陂仔），在长治里（竹沪庄西南）。”清康熙后荒废，现已完全消失。

大事记

1617 朱术桂出生

1642 因闯王李自成、张献忠攻进湖北，朱术桂开始离乡背井的生涯

1644 明思宗自缢，福王被拥立为弘光帝

1645 郑芝龙拥立隆武帝继位，鲁王即监国之位

1646 弘光帝在北京被处死

隆武帝被清军俘虏，绝食而死；郑芝龙降清

朱术桂和鲁王逃到浙江舟山，后被迎接到厦门

1647 明永历帝在广东即位

1650 郑成功成为福建最坚强的抗清武力，朱术桂等前来依附

1652 郑成功在金门仍按皇室规格接待鲁王，但不对他称臣

1653 鲁王决定削去监国名义

1655 郑成功与鲁王、朱术桂在金门会面

1661 朱术桂参加郑成功在金门料罗湾举行攻打台湾的兴师典礼

1662 荷兰人投降，与郑成功签订缔和条约

永历帝被吴三桂勒死

郑成功在台湾逝世

鲁王在金门逝世

1665 朱术桂和皇室子弟、部旧来到台湾

朱术桂到高雄开垦田地

1683 郑克塽、刘国轩遣使降清

五妃殉死，朱术桂自缢

[7]甲，中国台湾农民计算田地面积的单位，1甲为0.9699公顷。——编者注

【10】

玄天上帝与妈祖

你以为：到处可见的妈祖庙是自然发展的民间信仰

事实是：推广妈祖信仰是清朝统治者的手段

现今台湾人普遍信仰妈祖，却很少人知道郑成功来台之后，主要的民间信仰是玄天上帝，从玄天上帝转变成妈祖，是清朝统治后刻意操作的结果。

玄天上帝和妈祖都属于海神。玄天上帝又称北极大帝、真武大帝、北极佑圣真君，民间通称“上帝公”，早在汉代就是闽南人的北极星方位之神与守护航海的水神，台湾先民渡海时，以北极星作为航线指标，安然抵达台湾后，自然会崇拜玄天上帝。玄天上帝信仰从宋代开始发扬光大，传到元代，除了元世祖忽必烈特别建大昭应宫祭祀；元成宗时，玄天上帝更成为中国北方最高神明。

到了明代，据说明太祖朱元璋因玄天上帝保佑而打败元朝，因此在南京建庙奉祀。当时民间很多人拜玄天上帝，明太祖也想要借此收揽民心、鼓舞士气。

据《明史》记载，明成祖朱棣发动夺位的靖难之役时，除了玄天上帝现身相助，崇奉玄天上帝的武当山道士们也立下大功，朱棣因此尊祀玄天上帝为明朝皇室守护神。

玄天上帝既是明朝最重要的政教神明，明郑建玄天上帝庙，意味着将明朝皇室视为正统。除了政治考虑，也有风水迷信的因素，明郑时期认为玄天上帝可以镇住台湾天关和地轴的妖怪（图10.1）。

图10.1 北极殿的玄天上帝

玄天上帝形象是左脚踩龟，右脚踩蛇。清朝 《台湾县志》：“安平、七鲲为天关，鹿耳门、北线尾为地轴，酷肖龟蛇，郑氏据台，因多建真武（玄天上帝）庙，以为此邦之镇。”（台南北极殿提供）

郑成功是借着海上武力崛起的，加上故乡泉州南安县信仰玄天上帝，因此，很自然地祭祀了玄天上帝，台南延平郡王祠原藏有《郑成功披发仗剑图》，“披发仗剑”是玄天上帝塑像的基本形貌，郑成功在心理上可能以北极星自居，由此可见，玄天上帝在他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明郑的咨议参军（相当于宰相）陈永华为革除荷兰人所留下的基督教信仰，积极兴建39座汉人寺庙，其中以8所玄天上帝庙和9所关圣帝庙为最多，还有保生大帝庙、观音寺等各种庙宇^1，就是没有妈祖庙 2。

台湾最早官建的玄天上帝庙，是郑经从金、厦撤退到台湾第二年兴建的“北极殿”，别名“大上帝庙”（图10.2），据说奉祀郑成功带来台湾的玄天上帝香火（图10.3）。荷兰时期此处是中国医馆，郑成功登陆占领作为救护站，庙中有明朝宁靖王书写的“威灵赫奕”匾（图10.4）。郑克塽投降清朝之后，清政府派来台湾的知府蒋毓英，重修了玄天上帝庙。清朝统治的前40年间，玄天上帝仍是台湾最主要的信仰。

图10.2 台南北极殿

北极殿（位于台南市中西区民权路）据说是奉祀郑成功带来台湾的玄天上帝香火，别名“大上帝庙”，与赤楼附近“小上帝庙”开基灵佑宫对应而来。

图10.3 台南北极殿的“二帝”

据庙方表示本二帝金尊系随郑成功由大陆来台湾。（台南北极殿提供）

图10.4 威灵赫奕

北极殿中有宁靖王朱术桂书写的“威灵赫奕”匾额。

如今台湾有400多座玄天上帝庙，相传许多是明郑时代兴建的，主要集中在澎湖和嘉义以南，除了台南市北极殿及开基灵佑宫之外，还包括澎湖马公上帝庙及北极殿、嘉义北社尾玄隍宫、阿里山受镇宫、高雄阿莲乡北极殿及屏东九如乡北极玄天上帝庙等。

为何会从“玄天上帝”信仰转换成“妈祖”信仰呢？

妈祖林默娘又称天妃、天后、天妃娘娘、天上圣母，公元960年（北宋建隆年间）出生于福建莆田县湄洲岛，生前就流传了许多传奇事迹；28岁离奇死亡后，民间开始流传有关她的神迹奇事。

妈祖首次从民间走向官府，得到最高统治者的赞许和确认是在1123年（北宋宣和年间），当时官员路允迪率领一支八艘船的船队出使高丽，中途遇到风暴，仅路允迪搭乘的船安然无恙。船上的人说看见一位穿红衣的女子端坐在桅杆上，福建莆田籍的保义郎李振说是湄州妈祖显灵，并历数妈祖灵验的事迹。

顺利返航后，路允迪请求赐封妈祖，获得宋徽宗赐“顺济”匾额。后来历代朝臣每次出使归来都说看见妈祖显灵，于是妈祖护航的佳话一直出现在中国早期外交史册上。

宋朝南渡后，从浙江、福建、广东等地大量抽调兵源，其中来自妈祖故乡福建莆田的人数众多，妈祖的灵验事迹便随着莆田军士征战而传布。加上宋朝海上交通发达，和南宋经商往来的国家多达50个，福建商人四处经商，也将妈祖信仰传播到各地。妈祖因保驾护航，被朝廷褒扬、赐予封号多达14次，南宋高宗封妈祖为“灵惠夫人”，是朝廷给妈祖的首次封号；36年后，妈祖更晋爵为“灵惠妃”。

元代的妈祖信仰与通过河道运粮的漕运^3息息相关。那时南方的稻米、地方政府朝贡的物品，都靠隋炀帝时开凿的人工大运河运往大都（今北京）；后来为了节省经费，改通过海运送到今之天津，再转河运到大都。海上运粮随时可能船覆人亡，因此船工和押粮官都信奉妈祖，以祈求庇佑；因此妈祖从宋代的航海守护神，到元代成为官方漕运的守护神。漕运攸关朝廷的命脉，元朝五次褒封妈祖，都与漕运有关。宋朝尊妈祖为“妃”，元朝则改为“天妃”，成为皇帝任命的天上官职。

明朝皇室虽只有两次褒封妈祖，但是有关妈祖的记载却比宋、元两朝多。那时每年都有使臣出海到琉球等国，出海前要祭拜妈祖，与出使有关的朝廷祭典多达14次。明朝因施行海禁，怕频繁褒封妈祖，可能引发渔民大规模出海；但因国事活动需要，得祈求妈祖庇护，真是左右为难。

1604年（明万历年间）荷兰人韦麻郎入侵澎湖时，马公就已有妈祖的天妃宫（图10.5）。虽然明郑时期台湾官方信仰玄天上帝，但军民中仍有信仰妈祖的人。

图10.5 澎湖天后宫

澎湖天后宫位于澎湖县马公市，在1604年前即已立庙。原称娘娘宫、天妃宫或妈宫，马公市旧称即由此而来，现在台语“马公”仍以“妈宫”（Má-keng）称之。（蓝启瑞先生提供）

清康熙时，妈祖更上层楼，成为“天后”。清朝靠骑射得天下，原本没有注意航海神祇妈祖，首次注意到妈祖的威力，是在1680年（康熙十八年）元月，清朝将领万正色率领的两艘大船被明郑水师副总督朱天贵击沉。隔月，万正色和明郑水师总督林升在崇武（位于福建惠安县）对决时，突然海风大起，林升下令全军退到金门料罗湾。

在厦门的郑经见状，以为林升大败，赶紧将陆军主帅刘国轩和他的军队从观音山（位于厦门东岸）调回防守，造成陆军军心动摇；清军趁机发动攻势，厦门人心惶惶，百姓携家带眷逃离，郑经只好撤离厦门，退到澎湖。

万正色将这次胜仗归功于那场突发的海风，认为是妈祖显灵庇佑，上奏后，康熙皇帝派官员到福建册封妈祖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上圣母”，这是清政府第一次对妈祖表达尊崇。

万正色发现当时台湾和澎湖军民有不少人信奉妈祖，开始以“克复厦门，神灵协助”为号，对明郑水师展开心理攻势。与妈祖同乡的朱天贵撤退台湾时，率领水师2万人、战船300余艘投降清朝；郑军损失了三分之一水师军力，算是清朝运用妈祖信仰的成功策略。

三年后，清政府起用施琅为水师提督，负责攻打台湾。施琅家族原信奉玄天上帝，但他奉命征讨台湾，却充分运用妈祖信仰的力量，将之与其战功画上等号。

当时攻台主帅吴英是莆田人，莆田人在军中势力很大。施琅先以莆田平海作为海军基地，取“讨平海逆”之意，并运用妈祖家乡的民力民气；接着亲自率领各阵营将领到福建湄州天妃宫向妈祖致谢，捐钱重建妈祖的梳妆楼朝天阁，以获取信仰妈祖的福建、广东沿海居民认同。

施琅在澎湖海战中，大败明郑大将刘国轩，郑克塽投降，施琅来年班师回福建，上奏请求敕封妈祖，提到妈祖神迹。例如：

部队驻扎平海，妈祖庙前有一口井，水味咸苦；经祭拜祷告，井口涌出水来，味道转甘。

攻下澎湖后，万余兵力驻扎妈宫城，但妈宫城水泉很少，无水饮用，瘴疫又流行，只好祈求妈祖保佑，第二天，井中涌现大量甘泉，汲取不竭，军心才稳定下来，因这一口大井可供应万军饮用，被称为“万军井”（图10.6）。

图10.6 万军井今貌

万军井又称为“师泉井”，位于马公市中央里，天后宫东边巷子里面。

在澎湖攻敌时，部将们都看到妈祖仿佛在上方，又像在左右。平海的人也说看到妈祖神像的衣袍湿透，深信是妈祖显灵助战（图10.7），而妈祖更早有预言：“21日必得澎湖，7月可得台湾。”4

图10.7 妈祖助战图

（台湾“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翁佳音教授提供）

康熙皇帝在湄洲岛建天妃庙，妈祖再被升级，封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仁慈天后”，是清政府第二次对妈祖表达尊崇。施琅顺着旨意，率领征台将领捐出薪俸，将宁靖王府改为大天妃宫^5，大天妃宫改建完成后，康熙皇帝赐“辉煌海”匾额（图10.8）。

图10.8 辉煌海与神昭海表匾

（上）1684年，施琅率征台将领捐出薪俸，将宁靖王府改为大天妃宫。康熙皇帝御赐“辉煌海”匾额。（下）1726年，雍正皇帝亲自书写“神昭海表”匾式，在湄州、台湾、厦门三地天后宫重制悬挂。

施琅在庙中所立的“平台纪功碑”（图10.9）则完全没有提到妈祖的功劳，可见他捐俸建庙不是为了彰显妈祖，而是因霸占宁靖王府“一元子园”作为宅第，怕被朝廷调查，于是将宁靖王府中奉祀大明正朔的一殿改奉祀妈祖；并将右侧宁靖王办事厅改奉观音，作为旁殿；左侧宗人府（掌管皇族事务的官署）改为民居，并对外宣称宁靖王府已改建为大天妃宫。虽然如此，清朝统治台湾后，大天妃宫还是第一座官建妈祖庙，规模居各妈祖庙之首，自然成为台湾妈祖信仰的中心。

图10.9 台南大天后宫的平台纪功碑

碑文中完全没有提到妈祖的功劳，可见施琅捐俸建庙不是为了彰显妈祖。

台湾的妈祖信仰在施琅过世后停滞了一段时间；24年后，翰林海宝、徐葆光奉命出使琉球回来，以妈祖默默助佑有功，将妈祖列入朝廷的春秋祀典。1720年，大天妃宫改名为大天后宫，成为台湾奉祀妈祖的首庙，此后妈祖逐渐取代玄天上帝，成为台湾人信仰的主流。

来年，台湾发生第一起抗清民变——朱一贵事件^6，率兵来台平乱的福建水师提督是施琅第六个儿子施世骠，他年少时曾随父亲攻打澎湖，非常了解如何运用妈祖信仰作为心战武器，于是也造出妈祖显灵保佑清军的事迹，例如：大军所到之处，干枯的井水涌出甘泉，台湾七鲲沿海中有淡水可喝等，内容和施琅所奏差不多，可见是旧技重施。

朱一贵事件平定同年，施世骠病逝于台湾，次年康熙皇帝逝世。5年后，施世骠的副手、继任福建水师提督的蓝廷珍，上奏妈祖庇佑攻台清军的神迹。奏折送到北京后，雍正皇帝亲自书写“神昭海表”匾式（图10.8），在湄州、台湾、厦门三地天后宫重制悬挂。

因朱一贵事件，清朝廷在台湾增设彰化县^7，施琅侄儿兵马司副指挥施世榜买下彰化先住民土地，并修筑八堡圳，取浊水溪水灌溉鹿港及彰化地区的农田；又从家乡晋江招徕大量移民开垦，迅速将鹿港变成施家控制的港口。

之后台湾人民爆发抗清事件时，鹿港居民都站在支持清政府的立场；而妈祖庙更是支持清朝统治的象征，于是施家在鹿港海口捐献土地，兴建今鹿港中山路的天后宫（旧祖宫）（图10.10），作为居民信仰中心。

图10.10 鹿港旧祖宫（大天后宫）

妈祖庙是支持清朝廷统治的象征，施家捐献土地兴建鹿港天后宫，作为居民信仰中心。

1786年，台湾发生最大规模的民变——林爽文事件^8，清政府派陕甘总督福康安率军来台协助镇乱，从施家所控制的鹿港登岸，历时两年平定变乱。有人指出“只攻下彰化县城，却没拿下鹿港”是林爽文失败的关键因素。

事件平定后，福康安在彰化县鹿港镇埔头街建“新祖宫”（图10.11），并扩建台南市西区长乐街“海安宫”为官建妈祖庙，亲自撰写两座妈祖庙建造碑文，强调因妈祖相助，十万清军才能在一天内顺着海潮抵达台湾，而且清军一到，反乱势力立刻瓦解了。据《平台纪事本末》记载，大批清军抵达时，鹿港居民都到海口迎接，并设香案祭拜，简直像迎接妈祖大军。处处都是告诫大众：妈祖再三帮助清政府平定台湾乱事，台湾人民也应顺从清朝的统治。

图10.11 鹿港新祖宫

福康安平定林爽文事件后，在彰化县鹿港镇埔头街建新祖宫。

妈祖信仰从此获得清政府鼎力扶持，如日中天快速发展；加上清政府在台湾设立番屯制度^9，台湾西岸平原及丘陵地渐渐不再被先住民侵扰，福建和广东移民大量涌入，各地纷纷建立妈祖庙，建了妈祖庙的地方，即代表着清朝政权掌控所在。

林爽文事件后76年，彰化地区又发生为期三年的戴潮春之乱，大甲城岌岌可危，传说镇澜宫^10的乩童被妈祖附身指示：“今夜大难。”并当众对着上空画了一符咒，声称已压住灾难。果然，夜里四更，贼徒从南门进入并引燃火药爆炸，天空忽然降下大雨浇熄火势，妈祖显灵化解大灾难，使得大甲民众士气振奋，更心向清政府了。

北港朝天宫^11也传说戴潮春事件当时，居民迎神轿到庙庭，神轿的担子突然飞起来，直立在神桌上，写出“今夜子时速以黑布制旗二面，各长七尺二寸，阔三尺六寸，上书‘金精、水精大将军’字样，立吾庙前”。居民立刻照着指示制作旗子，戴潮春徒众打到北港附近时，民众请示妈祖得到指示：“避，不吉。战，吉。”民众杀贼时，队伍前端拿着那两面黑旗，贼兵看到黑旗下仿佛有众多人马，而且异常魁梧，以为是神兵，因而害怕退却；之后开战，北港军队一定拿出黑旗，每次都能打败乱贼。

简言之，清政府先是以妈祖替代明郑奉祀的玄天上帝来笼络民心，后来多次借妈祖显灵帮助清军的神迹应付民变，强化清朝统治是顺应天意，以巩固政权。

除了政治因素之外，台湾的妈祖信仰更因商业活动而兴盛，各地妈祖庙附近自然而然发展出市集。清代台湾商业主导者是经营台湾与大陆两岸贸易的“郊行”12，郊行为祈求往来台湾海峡的船只在风涛险恶中人货安全，奉海神妈祖为“行神”。随着郊行遍及台湾南北重要港市，妈祖信仰也日趋鼎盛。

各郊行除了是总批发商、进出口货商、同业联合公会，更有神明会的功能，非常注重祭祀^13。每年农历三月二十三日妈祖生日，各地郊行会举行大祭（图10.12），由郊行领袖担任主祭者，祭祀后举行会议，商定公共事宜，如议定货价、处罚犯规者等，最后献戏娱乐神明，并借此联络感情，鼓励同业团结，禁止恶性竞争。商人之间有了纷争，都在妈祖神像前立誓获得解决，官府干脆在庙前设立公斗、公秤，让各方做生意称斤论两时有所依据。

图10.12 鹿港泉郊祭祀的妈祖与众神明

（鹿港泉郊基金会提供）

经过清政府计划性宣扬与祭祀、加封号、赐匾额、建庙宇，台湾人更虔诚笃信妈祖，福建与广东移民在共同信仰下，逐渐融为一家人；加上商业活动的推波助澜，妈祖信仰更蓬勃发展。

附注

1.关圣帝君在台湾民间信仰中是财富守护神，早期渡海来台者有不少人从事两岸贸易，因此关圣帝君信仰相当兴盛。除了玄天上帝和关圣帝君庙，还有6所保生大帝庙、4所玉皇太子庙、3所观音寺、3所五谷神农庙，以及城隍庙、马王庙、王公庙、东岳庙、弥陀佛寺、五行帝庙、孔子庙各1所。

2.虽然台南居民都相信开基天后宫（又称小妈祖庙或水仔尾妈祖庙）创建于郑成功赶走荷兰人的1662年，但明郑时代的台湾文献多已被清人销毁，只能从清初所编方志了解明郑时期台湾各种祠祀情形。清康熙年间的《台湾县志》详细记载各时期所兴建的台湾府、县庙宇。荷兰时期兴建者写“红毛时建”，明郑时期兴建者写“伪时建”，清朝统治后建者直接写“康熙某年建”，而1683年8月郑克塽投降到1684年4月清政府正式设立台湾府期间所建庙宇写“开辟后建”。开基天后宫书写为“开辟后，乡人同建，在水仔尾”。

3.漕运是利用天然或人工河道运粮供给首都，包括征收、运送、仓储等复杂程序。漕运制度创立于秦、汉，历朝统治者皆采用，尤以清代制度最为完备，为漕运极盛时期，直到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才画下休止符。

4.为何施琅在征台过程中，上奏给康熙的奏折都没有提到妈祖神迹，直到平定台湾后才提起？学者石万寿认为，因施琅是明郑降将，在征台的军事行动与台湾弃留问题上，态度颇强势。康熙皇帝对他印象恶劣，批评他粗鲁、没学问、度量狭小，仗着一点功劳骄傲放纵。施琅听到批评，担心遭杀身之祸，刚好看到朝廷邸报“册封琉球正使汪楫请加封妈祖”报道，便赶紧将平定台湾的功劳归功于妈祖助战。学者宋光宇主张，施琅征台时，妈祖神佑的传说已经流行，只是施琅在报告中没有提到，而把功劳归给康熙皇帝的“天威”。

5.康熙年间的各地方志都称妈祖为“天妃”，可见“天后”未被引用。

6.参见本书“13客家人的义民庙”。

7.清朝统治台湾后，台湾原本设台湾（今台南）、凤山（今左营）、诸罗（今嘉义）三县，彰化原名“半线”，属诸罗县。1721年参与朱一贵事件者流动的范围南从今屏东，北到今彰化、南投等地。事件规模之大、波及之广，前所未有，更突显清朝统治无力。后来台湾参与平定的蓝鼎元建议半线以上另设一县，以加强管辖。1723年，清政府才将今云林虎尾到台中大甲间设置为彰化县，意即“显彰皇化”，是彰化设县的开始。

8.参见本书“13客家人的义民庙”。

9.以熟番为主要武力的军事屯田制度，挑选健壮的番社壮丁驻社防守，按兵额多寡给予田亩，无事则耕种田地，有事则参与战争，达到兵农合一的目的。

10.1728年（雍正六年），福建兴化莆田县湄洲人林永兴夫妇来台，途经大甲堡，定居谋生。随身有妈祖神像一尊，安奉厅堂朝拜；后因番乱，人民需要精神寄托，而建起小祠；又因香火日盛，1770年（乾隆三十五年）改建为庙宇，命名为“天后宫”或“大后宫”；1787年（乾隆五十二年）再经官方翻修，改称“镇澜宫”。

11.北港古名笨港，是台湾最早有汉人进入开发的区域之一。北港朝天宫妈祖神像是1694年（康熙三十三年）由福建莆田县湄洲天妃宫的僧侣树壁由朝天阁迎请而来，建庙后即由树壁和尚及传人一脉相承，直至日占时期共传承17代。1921年（大正十年）改由台南市竹溪寺僧眼净和尚及传人住持至今。

12.参见本书“12一府二鹿三艋”。

13.原先郊行祭祀的神明还有同为水神的“水仙尊王”，不过后来为妈祖信仰所凌驾。

大事记

1156 南宋高宗封妈祖为灵惠夫人，是朝廷给妈祖的首次封号

1604 荷兰人入侵澎湖时，马公已有妈祖天妃宫

1662 郑成功赶走荷兰人后，陆续兴建了39座庙宇

1665 郑经兴建全台第一座官建玄天上帝庙

1680 清军击败明郑水师，清政府第一次对妈祖表达尊崇

1684 施琅兴建台湾首座官建妈祖庙大天妃宫

1694 北港朝天宫建庙

1696 台湾妈祖信仰在施琅过世后停滞一时

1720 台南大天妃宫改为大天后宫，妈祖逐渐取代玄天上帝，成为台湾人民信仰主流

1721 台湾发生第一起抗清民变“朱一贵事件”，施世骠率兵来台平乱

1723 彰化设县

1725 施琅侄儿施世榜捐地兴建鹿港天后宫

1728 大甲镇澜宫建庙

1786 最大规模民变“林爽文事件”爆发

1787~1788 福康安平定林爽文事件，在鹿港建新祖宫、扩建台南海安宫

1862~1864 彰化发生戴潮春之乱，大甲镇澜宫及北港朝天宫皆传出妈祖神迹

【11】

台湾弃留

你以为：郑克塽投降后，康熙因施琅建议而纳入台湾

事实是：康熙经过10个月考虑才做出决定

1683年7月16日，施琅打败刘国轩，攻占了澎湖。四天后，向康熙皇帝（图11.1）上呈《飞报大捷疏》，奏书中报告海战过程，请示关于澎湖以及整个台湾定位的腹案，同时建议派内大臣与福建督抚会商攻占台湾的善后事宜，开启了“台湾弃留”议题。

图11.1 康熙皇帝画像

施琅这次出征是家族总动员——军队中有他的四个儿子^1、其他亲属，以及福建晋江浔海（今福建晋江县衙口村）的施氏族人；是施琅30岁投降清朝直到62岁半生努力的志业，也是家族发展的重要契机。

施琅对台湾有私人利益的盘算，但只有征剿的军事权力，对台湾的善后处理没有说话余地，只好通过一次次上奏，企图说服康熙皇帝，争取并维护对自己最有利的状态。

施琅攻下澎湖，随即发布《晓谕澎湖安民示》，笼络民心（图11.2）。至于台湾问题，虽然康熙皇帝迟迟不给明确指示，他仍逐步进行。

图11.2 澎湖施公祠

施琅颁布《晓谕澎湖安民示》，蠲免澎湖居民三年徭役、差役，这策略颇为成功，施琅在澎湖至今仍颇受尊敬。此祠是1684年施琅受封为靖海将军侯所盖的生祠，原称施将军庙。1843年重建，改称施公祠。原址在今澎湖医院附近，1914年日本统治时期，为盖医院征地，才迁至马公市中央里。

7月底，郑克塽派人向施琅请降^2，提出希望继续留在台湾，被施琅否决，同时要求将台湾人民及土地都纳入大清版图。9月初，郑克塽只能按照施琅的要求办理，派刘国轩胞弟刘国昌等人将修正后的降书送到澎湖。

施琅收到降书后，随即对台湾军民发表《安抚输诚示》3，并派遣侍卫吴启爵等人出发前往台湾，宣布指示，并监督郑军官兵剃发的情形。

但直到这时，康熙皇帝对施琅是否有能力拿下台湾，还抱持着怀疑态度；因此只派人到福建料理军队粮饷事务，没有派出商议台湾善后事宜的大臣。

9月14日施琅上奏《台湾就抚疏》，向康熙皇帝报告台湾投降的进度，且预告准备亲自前往台湾受降。对于台湾的后续问题，包括人民是否继续留在台湾、或者迁回大陆后身家财产及土地能否保留等，希望康熙能迅速做出决定，以免造成人心浮动。

17日，施琅让郑克塽缴上延平王印，完成了投降就抚程序。两天后，施琅又上奏《赉剿册印疏》，请求康熙皇帝迅速派遣户部与兵部官员前来处置台湾官兵的户口等，以便他能班师回大陆，并请到过台湾的官员吴启爵等回去后，将看到的情形向朝廷报告。

郑克塽7月底的请降书，康熙皇帝直到9月17日才收到，他将“是否接受郑克塽等人投降”提交国议（议政王大臣会议）4讨论后下令：郑克塽率领所属部众迁回大陆，就接受投降。可见到此为止，施琅对台湾的处置都走在康熙皇帝的命令之前。

10月3日，施琅以清政府最高行政与军事负责人身份，由澎湖抵达台湾鹿耳门。两天后，正逢中秋节，举行了受降仪式。10月8日，施琅收到由姚启圣所转来准许郑氏归降的谕旨，在赤楼宣读，确立了清政府对台湾的统治权。这天，郑克塽等人正式剃发。

为了避免引起台湾人民的抗拒，施琅以仁义之师姿态，除了对郑家展现了不杀的恩情^5，又分发米粮给归降的官兵；更发布《谕台湾安民生示》、《严禁犒师示》等告示^6来安定人心。

康熙皇帝于10月5日将施琅一连串请示台湾善后处理的奏书提交国议，会议结论是等郑克塽率领部众回到大陆，先由地方层级的福建总督、巡抚与提督等进行讨论，再向朝廷提出意见，作为“台湾弃留”决策的参考。

施琅10月9日再上奏《舟师抵台湾疏》，报告来台的过程，称赞台湾“土地肥饶，出产五谷，沃野千里，人民土番杂处，甚为稠密”，请康熙皇帝决定台湾弃留。他还强调为稳定现状，台湾应保持对外贸易。

施琅又到郑成功墓（图11.3）前磕头跪拜，说：“忠孝不能两全。”虽然郑芝龙曾提携施琅父亲和施琅，对他们父子有恩；但因郑成功处死了施琅的父亲和哥哥，施琅背负着家仇之恨，为灭郑行动找到了合理解释，而一切布局都显示他是有备而来。

图11.3 郑成功墓址

郑成功墓址位于台南市永康区盐洲里国圣街与正南六街交口处。文献所载，郑成功葬于今台南市武定里洲仔尾，郑经亦葬于墓旁，1700年，清政府将郑成功父子归葬故乡福建泉州府南安县，原墓址渐毁以致荒废，至今无法确认位置，1980年台南县政府立“郑成功墓址纪念碑”。

10月中下旬，施琅派船将郑室宗族、朱姓子孙、文武官员及家眷陆续载回厦门，由福建总督姚启圣处理安置事宜。郑克塽等既然被遣送回大陆了，“台湾弃留”问题就浮上了台面。按国议的结论，姚启圣、福建巡抚金与施琅都有权参与台湾善后讨论。

挟着胜利的余威，意气风发的施琅在台湾停留期间，亲自到南北实地考察，郑氏降将刘国轩提供了不少有关台湾的情报与意见，让他对这块征服的土地有了更清楚的规划。

朝廷未派官员治理台湾期间，施琅成了名正言顺的接收者。据说康熙皇帝赐跑马四日所经之地皆归其所有，所占土地共55庄（约7 500甲），即今北港溪以南，南至高雄市前镇区篱仔内，包含今嘉义县新港乡、台南市北门区、高雄县市等，不过如此广大的范围，应该不是跑马四日所得。为了有效管理55庄土地，乃设施公租馆10处，置管事分掌收租，运送至泉州，交与靖海侯世袭业主。直至日占时期，大部分被收归官有。

施琅知道明郑归降后，朝廷势必开放海禁，如此一来就无法独揽台湾海上贸易的利益^7，要独揽台湾的海上贸易，就需要掌控与台湾关系密切的英国和荷兰。

早在郑克塽决定投降时，台湾的英国商馆人员因与郑家的关系，担心被连累，就先去澎湖见过施琅。施琅到台湾后，向英国人威胁、索贿，并要他们写信给康熙皇帝声称自己是难民，交换条件是将来可能有机会在中国重建商馆 8。

至于荷兰方面，施琅一到台湾，先找到当年被郑成功留置、监禁、待在台湾长达24年的荷兰俘虏，将他们遣送回国^9。

其中有位俘虏名为斯哈芬布鲁克（Alexander van’s Gravenbroek），闽南语非常流利，和施琅相谈甚欢。施琅为了自身的商贸利益，打算借由荷兰人之力，驱使康熙皇帝尽早决定将台湾纳入版图，于是请斯哈芬布鲁克转告并探询巴达维亚官员的意愿，并特别交代转达：希望荷兰东印度公司以祝贺康熙皇帝征服台湾、感谢送回俘虏为由，尽快向清政府朝贡，以便安排贸易事宜。施琅还要斯哈芬布鲁克假冒巴达维亚官员，写信向康熙皇帝致意。

施琅想让英国和荷兰认为自己权力很大，因而依赖他，就可以扮演类似当年李旦^10、郑芝龙^11及郑成功^12那样掌控台湾经贸的角色；再者，他也想借外国人觊觎台湾，特别是荷兰想重新占领台湾来威胁清政府，让康熙以为不留下台湾是非常危险的。施琅在台湾占有了土地，掌握了外商，因此康熙皇帝是否留下台湾，对他的利益非常具有关键性。

踌躇满志的施琅班师回到厦门后，立刻将计划告诉福建总督姚启圣，并请姚启圣将他携回代表英国与荷兰的两封信，转交给康熙皇帝。

姚启圣与施琅都是强烈主张“留台”的人，也是康熙皇帝不信任的福建官员，早在1681年，康熙曾派两名钦差前来调查姚启圣是否挪用公款^13，后来顾虑到他正紧锣密鼓地筹备攻台事宜，于是收手不再施压。

对于台湾问题，姚启圣曾连上七八次奏折，陈述将台湾纳入版图才能根除海上祸患，有助地方和沿海治安。而且台湾有数十万人口，岁收足够因应朝廷支出，不会带来太大财政负担；并提出平定台湾之后，福建及沿海各省应采取的善后措施。

但姚启圣因看到康熙皇帝高度肯定施琅的平台大功，心里很不是滋味，上了一份奏章声称自己对平定台湾也有贡献，包括举荐施琅出任福建水师提督、筹措粮饷、确保留台的后勤供应等；又故意以退为进地说自己功劳无法和施琅相比，请皇上把要赐给他的封赏一并加给施琅。

康熙皇帝回复批评姚启圣行事虚妄，借着台湾刚降附而沽名钓誉，不但取消了封赏，并以他从没到过台湾为由，不采纳他的意见^14。

或许因为这些心结，姚启圣不同意施琅蒙蔽朝廷的计划，拒绝转达两封假冒的书信。但姚启圣不久后就过世了，施琅成为处理台湾善后人员中最有力量的发言者，预谋中的计划更可以顺利推展了。

当时福建官员如侍郎苏拜、福建巡抚金认为台湾太荒僻，主张放弃。施琅担忧这些人的意见会影响朝廷做出放弃台湾的决议，就自行上奏《恭陈台湾弃留疏》，同时附上台湾地图，强调台湾的地理位置攸关中国东南沿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四省的安宁。

施琅指出台湾数量庞大的居民，若全部迁渡回中国大陆，技术上有困难；如果不守住台湾，以台湾的富庶、经济潜力等各项优越条件，一旦汉人再有机会在台湾立足，或者让台湾落入荷兰人、日本人手中，甚至让郑氏残留海外的军事势力回头盘踞，一定又变成乱源；更借口荷兰人等可能随时引发事端，促使朝廷驻兵台湾。

施琅还说留守澎湖必先守住台湾，才能巩固沿海的海防。台湾既关系着四省的安危，即使需要依赖内地的物资，也不可以放弃；况且只要将内地多余的兵员移到台湾驻守，再沿用郑成功的治理方法，让士兵开垦荒地，就能节省兵粮的负担。

康熙皇帝将这份奏书提交讨论，大臣们都没到过台湾，大部分都接受施琅的留台意见。康熙皇帝又裁示议题关系太大，需要提交国议，要求大学士与贝勒、大臣、九卿、督抚等再进行讨论。最后，康熙皇帝终于同意派兵镇守台湾，但要求福建官员们复议后续经营办法。

台湾的弃留问题为何需要多次考虑与讨论？因康熙皇帝原本只想铲除郑氏势力，郑克塽投降后，心头大患除去，自觉安稳了；再者，除了台湾之外，还有俄罗斯问题要解决；加上三藩之乱后，社会动荡不安急需复原。如果将台湾收入版图，就要设置官署、驻防兵员等，处处都需要经费，将造成国家财政窘困。根本的原因是清政府无力管理海岛台湾，又对处心积虑要收服台湾的施琅极不放心。

那究竟是谁说服康熙皇帝留下台湾？

康熙皇帝曾多次向元老重臣李光地^15咨询台湾问题。李光地是福建人，比康熙大12岁；曾与郑经交手数次，并举荐施琅负责征台，对台湾一地颇有了解。康熙皇帝曾形容他“朕知之最真”、“知朕亦无过光地者”。

李光地知道康熙皇帝是要消灭郑氏，不是要占领台湾，于是附和他的心意，先以“弃台”响应，接着才逐步引导康熙思考弃台的弊端，李光地的说服技巧终于使康熙决定在台湾设郡县。对于施琅“请以万人永戍台湾”的提议，为免造成拥兵自重、形成割据的局面，他则建议改为三年轮调一次的班兵制度（图11.4）。

图11.4 三年一换的班兵制度

康熙皇帝为了防制施琅据台为王而采用李光地建议三年一换的班兵制度。班兵大多来自犷悍、有械斗之风的福建，加上清政府种种不合理的措施，台湾移民社会的莠民亦多，双方积怨难容，稍触即发。小则私斗、奸暴、潜载违禁货物，大则械斗、纠众逞凶，不仅无法守卫台湾，更成为台湾治安上的毒瘤。（台湾“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翁佳音教授提供）

真正影响康熙皇帝决定留台的关键人物应该是李光地，而不是施琅 16。

5月底，以钦差苏拜为首，福建总督施维翰、巡抚金、水师提督施琅一并重提原案，康熙皇帝批准在台湾设治驻兵；6月分别指派了新任福建总督王国安与台湾总兵杨文魁。施琅的腹案终于实现，台湾被留下来，进入了大清帝国的统治辖区。

台湾的下一步呢？按施琅的计划之一是，清政府继续实施海禁，台湾则成为特殊的自由贸易区，让英、荷商人通过厦门与台湾进行垄断贸易；之二是，若中国沿海开放海禁，就将台湾交还荷兰人，让荷兰东印度公司转运低价的南洋货物到台湾，使福建商人借由福建到台湾的交易路线，与走广东到澳门路线的广东商人竞争。

确定台湾归降后，康熙皇帝派到福建和广东视察的官员都主张继续实施海禁，这时中国沿海只剩下台湾开放对外贸易，施琅想利用台湾垄断沿海对外贸易的计划几乎成功。接下来，施琅等荷兰人前来向朝廷要求归还台湾，他就可以扮演斡旋两方的角色，借机让荷兰人在厦门或台湾设立商馆，或者干脆把台湾归还给荷兰。

但施琅的如意算盘终究抵不过环境情势的现实，先是康熙皇帝质疑：既然在三藩之乱期间，福建、广东都已和日本、暹罗、巴达维亚等地和平通商，这时更没有理由继续执行海禁政策，因此派官员前往福建、广东管理税务机关，落实了开放政策。这时，施琅连忙将已重返厦门开设商馆、进行走私贸易的英国人赶走，改让清朝官员进驻成为厦门税务机关。

施琅将台湾交还荷兰的计谋也未实现，因荷兰东印度公司总督认为“台湾缺乏良港，在那里建立城池没有好处，公司已损失许多昂贵的船只”，最后只派出一艘普通商船以接回荷兰战俘为借口，前来搜集情报，而不是施琅期待的朝贡船。

荷兰早在17世纪60年代，就逐步撤离中国市场；从70年代起，中国海禁宽松，广东与巴达维亚私人间贸易扩张，使荷兰东印度公司更无利可图，对进入中国市场的欲望缩减，取得台湾作为转运站的需求更低。

后来荷兰人到中国，都是去广东，而不去福建。一方面是福建新任总督不想进行台湾、厦门和英国、荷兰之间的特许转口贸易^17，一方面是两广总督吴兴祚在1684年就默许广东珠江口外的各国船只走私，荷兰人与返航的台湾船都选择在广东交易，使施琅无法在厦门进行垄断贸易。

台湾的弃留讨论，从1683年7月施琅攻下澎湖，到1684年5月底确定将纳入版图，前后长达10个月；从1月施琅回厦门到6月底清政府派官员就任，前后有将近5个月无政府空窗期。

这段拖延的时间是康熙皇帝与福建官员（特别是福建水师提督施琅）之间的心战，康熙从来不信任施琅，却不得不把台湾交给他处理。

若说台湾是被清朝统治，不如说是被施琅及他的家族统治（图11.5、11.6）。首位派驻台湾的最高行政长官（即台厦道）周昌是施琅的心腹。此外，清政府长期任用福建水师提督来管理台湾，从1684年之后的37年间，福建水师提督一职历经施琅、张旺、吴英、施世骠等四人，其中除了张旺非攻台将领之外，其余两位都曾随施琅攻台，吴英是副将，施世骠是他的儿子。

图11.5 临濮堂──施琅纪念馆

位于台南市将军区将贵里，由施琅第十八代子孙施钟响、施永龙等兄弟为纪念先祖施琅所兴建。

图11.6 施家子孙心声

施琅第十八代孙施钟响所题写。施永龙先生言：有人批评施琅，其实是历史评价的问题。

施琅、吴英及他们的部众在台湾夺取大量土地，加上管理不善，治安恶化，反乱不断，因而造成残破的程度比经年累月的战乱更严重。更使得汉人的渡台之路充满危险，相对于荷兰时期欢迎汉人移民^18，施琅为防止更多移民分享在台湾的利益，严格控管移民，特别是禁止他不喜欢的广东籍客家人来台，以及限制携带家眷等种种限制，使得许多人只能偷渡来台。

值得思考的是，为何荷兰时期、明郑时期，台湾都是国际贸易的重要据点，但归入清朝统治后，即使施琅很想让台湾维持原有的功能，却不可得，使台湾成了康熙皇帝口中“得之无所加，不得无所损”的弹丸之地而已？是时也，还是命也？

附注

1.参与征台的有施琅第四子施世骥、第五子施世、第六子施世骠、第七子施世骅。

2.施琅虽然在澎湖打了胜仗，但损失重大，如果要继续进攻台湾，必须克服修船备料、补充兵员、等待风汛等三个难题。两周之后，由于招抚策略成功，加上郑家评估澎湖失守即将面临缺粮困境，因而决定投降。台湾降书送到时，施琅喜出望外。参见本书“08两岸谍对谍”。

3.《安抚输诚示》内容为安定台湾军民之心，同时要求以剃发作为形式上归顺的表现。

4.议政王大臣会议又称国议、八贝勒共议政制，为清朝前期重要的决策机构，创立于1637年（明崇祯十年，清崇德二年）。初设成员为八位兼任议政王的贝勒与少数满籍议政大臣，该会议决事项可不经内阁讨论，即可付诸实行。1643年，顺治帝即位后，该会议再加入汉籍大臣，并将职能扩大为“决定国家重大机密事务”。1677年（康熙十六年），康熙帝以南书房为国家行政中枢。1729年（雍正七年），设立军机处，议政王大臣会议名存实亡。直到1791年（乾隆五十六年），该会议正式废除。

5.施琅报复郑家之仇，虽不杀之，但遣送入京，使其家族承受物质困顿、行动受管制的折磨外，更毁了郑氏一门忠义之节，实甚于诛杀。

6.《谕台湾安民生示》内容包括社会秩序、民生物价、租赋差徭等三项；《严禁犒师示》是禁止地方保甲等乡绅以犒师为由，发动地方居民欢迎清军的行动。

7.清政府原为了防制沿海居民与明郑勾结而施行海禁，但沿海各地外商与居民间的走私活动从未曾间断。明郑归降后，海禁政策的目标已然达成，理当撤废。如此一来在广东、福建沿海，以及台湾的贸易商之间，势必有新一波竞争。施琅启程到台湾之前，曾警告广东官员说：这段期间不得与欧洲人贸易，并要他们召回载货的船只，否则要向康熙皇帝告状，说在需要调集兵力作战时，竟允许出船与欧洲人交易。施琅的动作有宣示海上走私生意能否继续运作将由他来掌握的态势。

8.参见本书“07郑经和英国人”。

9.姚启圣曾转告施琅，停泊于福州的荷兰商船于9月21日向他递交请求书，表示至少有7名俘虏仍在台湾，希望清军登陆时不要伤害他们，并暂时垫付他们的生活开销。施琅来到台湾后，就找出被郑成功留置、监禁的荷兰俘虏，1683年12月底，让11位荷兰俘虏及眷属，以及一位英国东印度公司职员，搭上隶属暹罗王的船只离开台湾。

10.参见本书“02荷兰人为什么来台湾？”。

11.参见本书“03荷兰人在台湾做什么生意？”。

12.参见本书“06郑成功如何赶走荷兰人？”。

13.三藩之乱期间，福建主政者耿精忠与广东主政者尚之信均鼓励手下商人前往日本与东南亚贸易，以支应财政开销。台湾主政者郑经也占领福建海澄、广东南头（珠江口东北面）水域，以经营对中国大陆的贸易。17世纪80年代起，清政府逐步掌握福建、广东两省后，开始整肃耿、尚两藩的外贸商，广东外贸商遭到全面压制；福建外贸商则在姚启圣筹备征台军需的理由下苟延残喘。不过姚启圣挪用公款的罪行，实际上是利用走私贸易赚取军饷。

14.姚启圣确实在平台之役上有功劳，上任福建总督，为了举荐施琅，不惜以全家百余口性命为担保，且修建船只，招募水师，全力筹集粮饷和各种军用物资等。他的奏疏让康熙皇帝觉得有越权嫌疑，但不能说他的意见没有任何影响，在对台湾决策与定位上，应该是发挥了隐性的效果。

15.李光地在朝为官数十年，官至直隶巡抚、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

16.后世研究者认定施琅是影响康熙皇帝决定留下台湾的主要人物，是参考他的《靖海纪事》，其中完整收录了上奏给清政府的奏折。

17.1684年8月26日，施琅由厦门启程至福州会见王国安，商议台湾、厦门贸易事宜。争议焦点在于：“台湾应得钱粮数目？白糖、鹿皮可否兴贩？”施琅主张按照现有福建预算来支应台湾驻兵，王国安则主张以台湾本地兴贩的收入来支应驻兵。一旦对台湾白糖、鹿皮的交易征税来支应驻兵薪饷，施琅将无法以要军饷为由，实施台湾、厦门与英国、荷兰东印度公司特许转口外贸。这一盘算才是施琅不断要求暂缓台湾开征税务的原因。

18.参见本书“04汉人移居台湾”。

古今官名对照表

清朝绿营军阶由高至低分别为提督、总兵、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及把总。

提督

是武官中最高阶者。水师提督约等于今海军军区总司令。

都督

是武官中的虚职，不常设，或者是出兵时临时增加的官衔。

总兵

武官，大约是中少将。

总督

文官，负责相邻一省至数省事务，管辖地方民政、司法及军队。

巡抚

文官，负责一省的地方民政、司法及军队，权力大于今仅负责行政事务之省长；今之省长只管辖一省行政事务，大致相当于清代的布政使。

大事记

1683 7月20日，施琅攻占澎湖后，上呈《飞报大捷疏》

7月27日，施琅发布《晓谕澎湖安民示》

7月31日，郑克塽、刘国轩遣使降清，请求留居台湾

9月1日，刘国轩胞弟刘国昌、冯锡范胞弟冯锡圭携降表往澎湖

9月5日，施琅请姚启圣转交降书给康熙皇帝

9月6日，施琅发布《安抚输诚示》

9月9日，康熙皇帝命苏拜前往福建料理军队粮饷事务

9月14日，施琅上奏《台湾就抚疏》

9月17日，郑克塽缴出延平王印；康熙收到请降书，召开国议

9月19日，施琅上奏《赉剿册印疏》

10月3日，施琅抵达台南鹿耳门

10月5日，郑克塽投降仪式在赤楼举行，康熙召开国议

10月6日，康熙皇帝接受投降的谕旨送达台湾

10月7日，姚启圣上奏请求将台湾纳入版图

10月8日，施琅于赤楼宣读“准许郑氏归降”诏书

10月9日，施琅上奏《舟师抵台湾疏》

10月10日，施琅发布《谕台湾安民生示》、《严禁犒师示》

10月12日，施琅祭拜郑成功墓

10月13日，施琅率吴英等巡视台湾南北二路

10月18日，将明宗室朱桓等移入内地

10月25日，渡载郑克塽、刘国轩、冯锡范及郑氏官兵到大陆

10月29日，康熙加授施琅靖海将军，封靖海侯，世袭罔替

1684 1月8日，留吴英镇守台湾，施琅班师回澎湖

1月17日，施琅到福州与苏拜、金等人进行善后会议

1月24日，姚启圣逝世

2月7日，施琅上奏《恭陈台湾弃留疏》

3月2日，明朝后裔及郑氏官兵安置直隶、河南、福建等地

5月27日，清政府明诏台湾正式纳入版图，隶属福建省

6月14日，康熙皇帝指派王国安为新任福建总督

6月22日，派任杨文魁为台湾福建总兵

【12】

一府二鹿三艋

你以为：台南、彰化鹿港、台北万华（艋）是清政府开发的

事实是：这三大港口城市全是民间自力开发、自然形成的

俗谚“一府、二鹿、三艋”是城市繁盛的排名^1，也反映了台湾从南到北的商业发展过程。全台在开发的经济繁盛时期，最重要的商业据点分别是府城（今台南）、鹿港（位于彰化县）、艋（今台北万华）。

台湾土地是依“由南向北，先西后东”的顺序开发的，以府城为中心，逐渐向北延伸。18世纪初，西部平原就呈饱和状态，台北盆地此时已大规模拓垦了^2；直至19世纪中叶，从南到北大多已完成开发，各地港口营运多时，经济贸易相当繁荣。只是这样的发展过程完全不是清政府所规划的，而是由民间自力开发、自然形成的。

自1683年清朝统治台湾之后，为了避免台湾再度沦为亡命之徒的聚集地，来年颁布“渡台禁令”，限制大陆人前往台湾；即使如此，迁徙者仍前赴后继来到台湾（图12.1）。1684年台湾的汉族人口数量不过12万人左右，1811年已达194万余人，100多年时间，人口数增加将近20倍。吸引福建移民来到台湾的物产，主要是“米”和“糖”。

图12.1 汉人移居台湾路线图

“唐山^3过台湾”的热潮究竟是当年闽南人因福建耕地不敷使用才不得不冒险，还是闽南人重利因“台湾好趁食”4而前来开拓？

福建地区因为人多田少、地力不足、缺乏米粮，是最早发展经济作物的地区，唐末五代时期就以产茶著名；宋代普遍栽种甘蔗与木棉、荔枝、橄榄；到了明代，更增加了苎麻、蓝靛、烟草等作物，这些经济作物逐渐脱离农家副业性质，越来越趋向商品化；而大面积耕种经济作物，却造成米粮收成不足。

16世纪中叶的明朝，福建地区缺米情况严重，米粮必须仰赖外来输入，因此走私米粮成了有利可图的生意。

随后，葡萄牙人和日本人开始出现在福建、浙江沿海，增加了闽南人对外贸易的机会，逐渐养成冒险与谋利的精神，福建漳州月港（即明郑之海澄，今龙海市）因此成为海上贸易的走私中心。

早在荷兰统治时期就鼓励台湾汉人种稻，但产量不是很充足。清朝统治之后，既然走私米谷到福建销售有赚头，就有些汉人想到来台湾种植稻米，再回销福建等缺米地区。

至于蔗糖从荷兰时期就有种植，清朝统治后，依然是重要的经济作物。乾隆年间，台南（图12.2）、凤山、诸罗（今嘉义）三县^5每年产糖量超过1亿斤，由闽南商人运销到长江三角洲和福建、浙江一带。

图12.2 台湾县（今台南）

（秋惠文库提供）

台湾土地的开垦在荷兰时期是由官方资助的；明郑时期由官方规划，以屯田方式拓垦；清朝时期则由有力之家族担任垦首（又称垦户），向官方申请开垦地区，取得开垦执照后，自行招募佃农来开垦土地。

这种民间开垦方式需要大笔资金和劳力，还可能会遇上先住民的阻挠，风险相当大。为了凑足资金，发展出类似现代企业的股份制，以合股方式募集资金；不仅垦首以合股的方式进行，佃农也以合股方式向垦首承租土地。

这些垦首大多住在城市中，把名下的土地租给佃农耕作，或是把垦务交给聘请的管理人经营。他们将收入（主要是利息）与支出（开圳水费、供粟、公费）计算后所得盈余按股平均分配，如果有亏损则依股份数分摊。垦首股东因本身财力不足或其他原因需要调度资金，可以转让所持有的股份。汉人用这种方法开拓台湾西部平原地区。

在稻米种植区，必须在水圳兴建完成、取得固定水源、成为“田”之后，才算真正完成土地的开垦；因此土地拓垦会伴随着水利开发，19世纪初，已完成八堡圳（图12.3）、公圳（图12.4）等重要水利设施。

图12.3 八堡圳源头

图12.4 台大生态池

目前台湾大学校园内圳道，属于公圳大安支线的一部分。

八堡圳因为灌溉区域包括当时彰化县13个堡中的8个而得名，18世纪初由施琅的侄儿施世榜出资兴建，又名施厝圳，引浊水溪水灌溉彰化平原南部

12 000余甲农地。开发过程困难重重，传说有位“林先生”绘图教他疏凿的方法，因此在圳头（位于今彰化县二水乡源泉村）附近建有“林先生庙”（图12.5）。从1709年起10年间，共投资95万两银才开凿完成。

图12.5 林先生庙

林先生庙位于彰化县二水乡源泉村员集路。相传施世榜开凿八堡圳时遇到困难，无法顺利导引溪水入埤圳；此时有位自称姓林的老叟出现，授予水利图说，重新以“土工法”开凿施工后，终于大功告成。八堡圳开通后，备金酬谢，老叟却功成身退，不知去向，乡民感念其恩泽，而于圳头附近兴建此庙。

公圳是台北盆地内最大的水利设施，18世纪中叶由郭锡父子相继建成，从如今新店乌来山区引青潭水源，灌溉台北盆地东南区1 200余甲农地。兴建过程中，水源常遭泰雅族人破坏，后来郭锡娶泰雅族女子为妻，才获得解决。从1740年开始兴建，后因资本短缺而停工；1752年继续开凿，到1760年完成，耗时20年。

水利兴筑的方式有独资、合股、割地换水、业者和佃户合作等。水圳开凿完成之后，稻米一年可两熟、每单位面积的产量提高、可抽收水租，利润极高。只是投资的资本庞大，再加上开凿过程的技术困难、先住民的破坏等问题，需要有极强的冒险与谋利精神才能完成。

移民开垦土地进行农业生产之外，也会汇聚成城市。早期移民都是乘船渡海来台，能停泊船只的河港或海港总是先发展成为根据地，“一府、二鹿、三艋”都是因港口而形成的城市。

因为早期台湾移民以男性为主，手工业不发达，生活必需品和建筑材料都必须从大陆输入；同时要把台湾米、糖等产品运销到大陆各地，两岸形成“区域分工”的经济模式。加上台湾早期各地密布大小的河川，造成陆路运输不便，货物往来更需仰赖港口，港口所在地因而发展成城镇。

随着台湾人口日渐增加，需求与市场扩大，台湾与大陆贸易关系越来越密切，闽南人骨子里强烈的谋利精神就有了极大的发挥空间。

先是成立了商铺，也是采取合股的经营方式。《厦门志》记载：当时台湾“数人合开一店铺或制造一船，则姓金，金就是合”6。合伙组织的赢利按契约分配，债务也按股分担，在传统中国社会是相当进步的商业合作模式。

随着贸易兴盛，各港埠商人为了保障利益，出现了“郊”的组织。“郊”又称为“郊行”或“行郊”，就是总批发商或进出口代理商^7。多数由商人联合组成，主要在解决货物的配运、避免同行间竞争、方便控制货品价格及交易秩序；但也因此垄断商务，有违公平竞争的企业精神。

成立“郊”要有一定数量的郊商为基础；因此郊的多或少，常成为商业是否发达的指标。“一府、二鹿、三艋”就是在郊商出现至发达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商业城市。

清朝将台湾纳入版图的第二年（1684年）在全岛设一府三县，府署（又称府衙，即台湾最高行政机关）位于台南^8，之后100多年，台南一直是全岛首府。清朝统治时期，台南鹿耳门是唯一官方许可的通商口岸，称为“正口”，当时赴大陆贸易之船只都必须经过鹿耳门，当地因此商业繁盛^9。

台湾工商社团的出现，一般认为是以台南的“三郊”为开端。“三郊”先是当地贸易商在1718年集资重建位于今台南市中西区神农街的水仙宫（图12.6、12.7），23年后在水仙宫内增建“三益堂”（图12.8），形成协力合作的模式。

图12.6 台南水仙宫原貌

（台湾“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翁佳音教授提供）

图12.7 台南水仙宫今貌

台湾工商社团的出现以台南“三郊”为开端，今台南市中西区神农街的水仙宫就是当地贸易商三郊于1718年集资重建。

图12.8 三益堂旗帜

台南三郊于1741年在水仙宫内增建三益堂，至1870年间，实际掌握台南府城的命脉，如军事、城防、治安、经济、贸易等，俨然是行政、统治中心。今台南水仙宫内仍可看到这面代表“三郊三益堂”的旗帜。

1765年左右，大陆福州以北的贸易区域（包括宁波、上海、牛庄、烟台、天津与大连），有20余商家以苏万利商号作为代表，成立“北郊”；7年后，福州以南的贸易区域（包括福州、厦门、金门、漳州、泉州、香港、汕头与南澳），约30余商家以广东籍钟姓人士创立的金永顺商号为代表，成立“南郊”；南郊成立8年后，约有50余商家以李胜兴商号为首，成立“糖郊”，刚开始以出口台湾糖产为主，后来拓展至豆类与米等农产品。

到1796年，总共100多家来往大陆与台湾之间的商号组成“三郊”，并在“三益堂”设总办事处，协调、处理进出口业务，更支持府城的各项建设，如建庙修寺、造桥筑路、疏浚港道等，也赈灾济贫，调解民间纠纷；1805、1806年海盗蔡牵^10来犯时，更协助官方组织义民、保卫城池，成为社会一股重要的安定力量。另一方面，这些财力雄厚的商人也喜读诗书、热心教育、奖励士子参与科举，使得台南府城中科举的人数称冠全台。郊商们因此成为另一股民间力量，让台南府城维持相当久的首府地位。

“二鹿”指鹿港，原名鹿仔港。位于台湾中部，正对着福建泉州的蚶江，腹地囊括大肚、西螺两溪之间的大小城镇。1717年之前就有商船到鹿港载运芝麻、粟米、豆等农产，之后鹿港街市逐渐形成，既是水陆码头，又是谷米聚集的地方。

鹿港的兴起可说是拜泉州之赐，鹿港是泉州商人聚集之区，占早期移民八成。1757年，乾隆皇帝下令撤销所有海关，只留广东海关可以对外通商；泉州海关因此被撤销，泉州商人因而将目光转移到对岸交通便利的台湾。

但是，鹿港属岛内港口，不能直接和大陆贸易，往来船只必须绕道台南鹿耳门，再开往目的地，极不符合经济效益，因此有不少商船不顾禁令，私自从鹿港出发，将台湾的米粮直接运到厦门销售。

既然无法禁止，清政府干脆在1784年准许泉州的蚶江口与台湾鹿港直接通商。鹿港成为正口，“泉郊”成立，以泉州为主要交易地区。

事实上，鹿港的“泉郊”与泉州的“鹿郊”是由泉州商人与鹿港商人共同组成。有些规模较大的泉州商号，在泉州、鹿港都设有相同商号的“联财对号”11，或是分号（就像现在的连锁店）；而部分鹿港商号也采用同样的方式扩展规模。

“泉郊”是鹿港八郊中最早出现的郊行，财势最雄厚，极盛时期商号达到一百多家。泉郊更有独立于庙宇之外的专属办事处，称为“泉郊会馆”（图12.9）。泉郊、厦郊都具有同乡会性质。其他各郊成员也可以同乡身份加入泉郊或厦郊，因此使得两郊组织更为庞大；而泉郊的规模又远胜过厦郊，是各郊的领袖（图12.10）。

图12.9 鹿港泉郊会馆

鹿港取得正口地位后，成为台湾中部货物的总吞吐口。当时是从泉州蚶江口输出药材、布匹等到鹿港，鹿港则输出稻米、糖等到泉州。有“鹿港八郊”之称的泉郊金长顺、厦郊金振顺、布郊金振万、糖郊金永兴、[8]郊金长顺、油郊金洪福、染郊金合顺、南郊金进益在1816年前都已陆续成立。

到了1824年，因为天津饥荒，郊商奉官员命令，运送米粮到天津救济灾民，表现获得官方肯定。鹿港原本没有“北郊”，卖糖的船户生意范围只到江南的宁波和上海；后来越来越多船只到达天津等北方港口，鹿港商人的贸易范围扩大了，从1785年到1845年的60年间，是鹿港的全盛时期，成为仅次于府城的台湾第二大城。鹿港谚语“顶到通宵（今苗栗通宵），下到琅桥（今屏东恒春）”，等于西部的三分之二地区都有鹿港商人的足迹。

图12.10 鹿港泉郊被封为海滨领袖

“三艋”是指如今的台北万华。在艋崛起之前，八里坌（今八里）、新庄都扮演过重要的角色。

原本台湾北部不能直接和大陆贸易，货物一样要先运送到台南鹿耳门，再转运到大陆。但台北产的稻米私自从北部贩运到大陆的情形非常普遍，清政府只好在1788年开放八里坌与福建福州的五虎门直接通商，成为另一个正口。

18世纪中叶前，八里坌因位于淡水河口，往来商船颇多。随着台北盆地的开垦与兴筑水利设施，淡水河、基隆河与新店溪环绕的台北平原越来越富庶。

当时从外地来的货物经八里坌，沿淡水河运送到新庄卸货后，再送到各渡头运往附近区域^12。后来八里地方行政机关移至新庄，新庄原本就已商业发达，有“新庄五十六坎”之称（坎就是店），这时兼具商业和行政机能，成为盆地内最大的市镇。

后来新庄因河道淤塞，大船无法停泊，而位于淡水河、新店溪与大汉溪汇流处的艋取代了新庄；随后，地方行政机关再度迁移到艋。

19世纪前半叶，郊行的黄金时代缔造了艋鼎盛的商业（图12.11）。最著名的三郊是成立最早的泉郊金晋顺，接着是北郊金万顺，厦郊金同顺的势力最小。

图12.11 台北万华龙山寺前殿，其后殿为艋郊行办事处

以水运为主的时代，郊商的船只有些是用租的，有些是自己买的，势力较大的郊商都拥有船头行，自行购买船只。起卸货物的码头更成为郊商的命脉，各家势力竞相角逐，艋地区常因为争夺地盘利益而引起激烈的械斗。

到了1840年，艋成为台湾北部最大的市镇。台南、鹿港、艋并称为台湾三大门户（图12.12）。

图12.12 一府二鹿三艋钾

台湾北部的发展先是新庄，后移至艋，到19世纪40年代，艋成为北部最大市镇。“一府二鹿三艋”的台湾经济全盛时代来临，从此开始，台湾北部的重要性逐渐超越中部与南部。

从17世纪末清朝廷颁布“渡台禁令”，到19世纪中叶“一府、二鹿、三艋”的时代，全是民间为了贸易而主动开垦土地、兴建水利、发展商业组织、建设通商港口，清政府完全没有出力。从这段开发过程看来，台湾应该被定位成具有“海洋文化中富勇敢与冒险的商业性格社会”。

附注

1.台湾都市排行按时间先后有几个不同版本：先是约18世纪的“一府、二笨”，接着是“一府、二笨、三艋”，然后是18世纪末“一府、二鹿、三艋、四笨”，最后是19世纪中“一府、二鹿、三艋”。“笨”指笨港，今云林北港，19世纪末因乌水（黑水）泛滥与河口泥沙淤积，导致港口机能逐渐退化，城市重要性排名逐渐下滑。原排名仅次于第一大港台南，到了19世纪初，被中部鹿港、北部艋迎头赶上。

2.台北盆地是由泉州人陈宪伯、陈逢春、赖永和、陈天章、戴天枢组成的“陈赖章垦号”在18世纪初大规模拓垦。

3.唐山不是地图上可以确切找出固定范围的地名，而是泛指地势多山的福建和广东两地。早期因海峡阻隔，台湾人对大陆的认识有限，以为福建、广东是唐山，大陆其他地区也都是唐山，从大陆渡海来台的人都称为“唐山人”或“唐山客”。

4.闽南语，指台湾钱好赚之意。

5.清治时期将明郑时期划分的承天府、天兴州、万年州行政区域加以调整，改为诸罗县、台湾县、凤山县。

6.意思是只要店名以“金”为名号就是合资生意；再者，取“金”即财宝，指利多之意，即言商业发展利市多金。

7.“郊”有“帮”的意义。清代中国各地工商业都市中，几乎皆有商人帮存在，这是种营业来往于各大都市间的商业团体。特别要说明的是，清代台湾工商社团成员的共同活动，留下的相关资料大部分是进出口贸易商团体组织，其他商业与手工业经营者的团体组织等数据实在太缺乏。学者邱澎生指出，郊行只是清代台湾工商社团的一种，不能作为泛称。

8.台南于荷兰时期称大员，明郑时期称承天府。清治时期的1684年为台湾府台湾县，1887年为台南府安平县，日占时期的1895年改为台南县。本文一律称为台南。

9.鹿耳门是郑成功登陆的地方。当初郑成功舍弃大员北侧水道，径取北线尾沙洲北边较荒僻的水道，应是要取奇袭的效果吧！果然顺利进入台江内海，从赤北侧的禾寮港（今永康洲仔尾）上岸，荷兰人才匆忙准备应战。原来兴盛的大员港水道因逐渐淤浅，渐渐被北侧鹿耳门水道取代，康雍乾嘉时期，是鹿耳门港口的全盛时期。

10.清乾隆、嘉庆年间，蔡牵是势力最大的海盗。1803年（嘉庆八年）首次侵扰台湾，仅是试探行动。往后三年间，一再进犯鹿港和鹿耳门。1809年为闽浙水师提督王得禄所灭。

11.“联财对号”的经营形式，即泉州、台湾两地的对口商号，按股集资，对口配运经销，年终一并结账，计算盈余，按股分利。

12.1764年（乾隆二十九年）新庄慈佑宫碑文记载，与新庄有往来的渡头有摆接上渡头（今莺歌、三峡）、摆接下渡头（今淡水）、牛埔渡头（今大直）、大加腊渡头（今双园）、奇母子渡头（今大稻埕）、大坪林渡头（今新店）、秀朗渡头（今永和）、溪口高江渡头（今景美）。

大事记

1683 清朝将台湾纳入版图

1684 清政府颁布渡台禁令，设台湾府（府衙设于台南）

1709 开凿八堡圳，1719年完成

1717 商船到鹿港载运货物

1740 开凿公圳，1760年完成

1741 台南三郊设三益堂

1757 乾隆下令撤销所有海关，仅留广东海关对外通商

1764 八里地方行政机关移至新庄

1765 成立北郊

1772 成立南郊

1780 成立糖郊，别名为港郊

1784 清政府公告准许泉州与鹿港设港对渡，鹿港成为正口

1788 开放八里坌与五虎门对渡

1796 北郊苏万利、南郊金永顺、糖郊李胜兴三郊结合

1805~1806 海盗蔡牵侵台

1824 鹿港郊商奉督抚之令运米到天津，贸易范围扩大

1840 艋成为台湾北部最大市镇

[8]：杂货店之意。——编者注

【13】

客家人的义民庙

你以为：义民庙只是客家人的一种民间信仰

事实是：义民是客家人在以闽南人为主的早期社会中取得合法身份的重要管道

提到客家人的信仰，原本认为是“三山国王”，现在则直觉地联想到“义民爷”。

三山国王信仰源于广东省潮州府揭阳县霖田都河婆墟（今揭阳市揭西县河婆镇）西面的三座名山——巾山、明山、独山。当地居民有讲闽南语的潮州人和讲客家话的客家人，因早期广东籍移民大多被认为是客家人，所以将三山国王认定为客家人的保护神（图13.1）。

图13.1 三山国王庙

这座位于台南市西门路的三山国王庙，草创于1729年，修建于1742年，已有将近300年历史，是台湾最早的三山国王庙。该庙总干事陈来福先生表示，台湾的三山国王庙都是广东潮州人建的，一般人认为三山国王庙是广东客家人的专属信仰是种误解。

中国历史上每逢地方有重大骚乱，常有一批人挺身而出组成团体，保卫民众生命、财产安全，并自称为义民军。清朝的台湾义民是协助清政府讨平变乱、维持地方秩序的人，义民爷是义民死后被祭祀所形成的信仰。

清康熙时，台湾知府王珍亏空官银15万两，为弥补财政缺口，令儿子代理凤山知县，巧立名目，横征暴敛；加上当时发生严重地震和水灾，朝廷减税和发粮都被官员贪污了，人民自然兴起谋反之心。

朱一贵（图13.2）是住在罗汉门（今高雄内门）的养鸭人，豪爽好客，又和明皇室同姓，于是庄民以他为号召，经由竖旗拜把^1方式，召集了1 000多人，把竹子削尖当作武器开始叛乱，吸引了下淡水溪（今高屏溪）的杜君英共襄盛举，声势很快壮大起来。

图13.2 朱一贵雕像

高雄市内门区光兴村鸭母寮的朱一贵文化园区有座纪念碑，正面虽称朱一贵为台湾皇帝、人民英雄、中兴王、鸭母王。侧面却记着“头戴明朝帽，身穿清朝衣，五月称永和，六月还康熙”这段时人讽刺的文字，究竟立碑是褒？还是贬呢？

在此之前，台湾发生过6次小规模民变，很快就被扑灭了。于是5月中旬朱一贵起事时，台湾总兵欧阳凯只派兵400人，加上新港、麻豆四社的先住民前往征讨。

没想到越来越多的人投靠朱一贵阵营，起事十几天，他就占领了台湾府城（今台南），清政府总兵和将领们相继战死，部分官员逃到澎湖。朱一贵在大天后宫登基，国号大明，自称义王，废止了清朝剃发令，控制了北到诸罗、南至下淡水溪地区。

然而此时，朱一贵阵营内部却发生皇位之争。杜君英本想立儿子杜会三为王，但大家拥立朱一贵，被封为国公的杜君英不甘心，就放任部下胡作非为，淫掠妇女。

朱一贵的拥护者主要是福建泉州和漳州移民，杜君英拥护者主要是广东客家人，杜君英阵营的福建人倒向朱一贵，最后变成福建人与客家人对峙，杜君英只好率领几万个广东人向北逃往虎尾溪。

朱一贵怕杜君英回到屏东地区，于是派了数千名漳州人和泉州人到屏东下淡水溪，攻击广东籍客家庄。下淡水地区共12 000多名客家人成立护庄组织“六堆”（图13.3、13.4）抵抗，大败朱一贵部众。

图13.3 屏东内埔乡六堆天后宫（原称内埔妈祖庙，首次客家义民行动集合处）

朱一贵威胁到高屏客家聚落的生存时，各地士绅、义勇在内埔妈祖庙聚议，成立六队（堆）乡团保卫家乡。

图13.4 六堆分布图

六堆即中堆（竹田）、先锋堆（万峦）、后堆（内埔）、前堆（麟洛、长治）、左堆（佳冬、新埤）、右堆（美浓、高树）。

被客家人打败后，朱一贵又面临清军包围，闽浙总督觉罗满保7月初先派1 700名士兵前往台湾救援；7月中再由南澳镇总兵蓝廷珍、水师提督施世骠率领18 000名士兵趁着涨潮直入安平港。

朱一贵一路败退到大目降（今台南善化），最后落脚沟仔尾（今台南佳里），全军只剩下一千个兵丁^2。7月底一天深夜，他在夜宿的民宅中被庄民抓住，绑在牛车上送到施世骠面前，随后被转送北京受审，凌迟处死^3，死时年仅33岁。

民变事件两个月就被扑灭，关键战役是下淡水溪客家庄六堆所打的。因客家人严守下淡水溪左岸地区，让清军能够全力收复台南府城。客家人出于自卫的行动，却成了支持朝廷的力量，对清朝官员而言，算是赚到的结果。

当时随堂兄蓝廷珍来平乱的蓝鼎元发现台湾土地肥沃，积极投入开垦，同时看到客家人善于团结抵御外侮，为了不让这群客家人在事件平定后受到牵累，极力为他们说好话。

受到蓝鼎元的影响，觉罗满保上奏给康熙皇帝说：朱一贵起事时，客家人先在万丹（今屏东县万丹乡）上帝庙拜叩天地，竖立大清旗号，供奉万岁圣旨牌^4；叛乱初步控制后，两位义民领袖侯观德、李直三率领3 000人护送万岁圣旨牌到台湾府的万寿亭^5供奉。特别强调客家人效忠朝廷的举动，并直接称这批客民为“义民”。

觉罗满保除了论功行赏义民首领及领导打仗的人^6之外，还在客家庄乡里悬挂“怀忠”匾额和旌旗，以钦赐里名方式笼络民心。康熙皇帝更准许客家人可以选择适当地点建忠义亭（图13.5），以表彰他们的功绩。这是台湾史上首次出现义民团体。

图13.5 忠义祠

朱一贵事件捐躯的南部义民军被奉安在位于屏东竹田乡西势村的忠义祠，只有每年春秋象征性祭祀。

后来蓝鼎元在今台中地区建立蓝兴堡^7，懂得运用客家人强悍的开垦能力，以确保劳动力的稳定。

除了南部下淡水溪地区的客家人，清政府也注意到担任先住民岸里社（今台中神冈地区）8通事的客家人张达京，他获得岸里社人的信任，直接取得土地，在清政府准许移民带家眷来台后，从家乡招来一批人，在蓝兴堡附近建立更大规模的垦号。

清政府怕汉人在台湾取得土地所有权后，会坐大并形成乱源，一向禁止在台湾的武官大员开垦先住民土地，创立庄产。张达京直接向先住民取得土地，却是清政府管不了的，他教先住民如何向朝廷表现忠诚，成为义番，以方便和地方官员周旋。

后来清政府借着彰化发生先住民杀害汉人事件，以张达京居中搞鬼为由，将担任岸里社通事长达43年的张达京革职驱逐，从此不再用汉人出任通事。

本来清朝对广东东部潮州府或惠州府的客家人存在一种偏见，这起因于当年施琅说他们有当海盗的习性，建议康熙皇帝不许客家人来台。

这时，清政府发现要让客家人成为助力而非阻力，就要招抚他们，既然要招抚，就要善于驾驭之道。朱一贵事件时，蓝鼎元先将人民分类，发布公告说清兵登陆时，只要在家门口张贴“大清良民”的人，就是良民，不会被攻击；如果能纠集壮丁杀贼，就是义民，可获得奖赏。从分类可知，蓝鼎元没有将所有客家人都视为义民。

到了乾隆年间，凤山知县王瑛曾在《重修凤山县志》里，已将所有在台湾的客家人等同于义民，应该是清政府需要借助这些急公好义的客家人统治台湾吧！算是充分发挥蓝鼎元驾驭台湾民兵的权术，以最小的代价达到最大的统治效果。

朱一贵事件是官逼民反，因此有人质疑：客家人站在官方这边，到底是义或不义？

其实在吏治败坏的年代，大多数人都必须仰赖地缘和血缘团体来维系基本生存。以福建闽南人为主的台湾社会中，客家人长期屈居弱势，而义民的新身份让他们扭转了困境。

最初渡海来台的移民，大致分为福建泉州籍、漳州籍及广东籍客家人，自然形成泉州庄、漳州庄和客家庄。客家庄移民人口数远比泉州和漳州少，且不够集中，形成“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现象。

除了当年施琅限制广东移民来台，更主要的原因是清政府禁止“隔省流寓”（搬迁到他省）的户口政策。台湾隶属福建省，广东籍移民成了外省人口，来台湾不如福建人方便，在台湾的活动也受到很大限制。又因为是外省人，广东籍客家人在台湾无法获得开垦执照，只能当福建人的佃农；客家人也无法拥有台湾户籍、登记土地，或参加科举考试。

通过取得义民身份，客家人陆续入籍台湾，同时开始登记土地。有了稳固的政治、经济及社会地位之后，更进一步争取参加科举考试。

从乾隆末年起，客家人更积极争取成为义民；而乾隆以后，台湾“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乱”，清政府更顺势运用义民策略。

朱一贵事件造就了南台湾的义民，65年后的林爽文事件则是北台湾义民信仰重要的起源。发生于台湾中部的林爽文事件，是因官方缉捕会党太过激烈而引起。

自从八堡圳于1719年完成后，台湾中部地区渐成为重要谷仓，移入人口逐渐增加。清政府平定朱一贵事件第二年设彰化县，管辖虎尾溪和大甲溪之间。

18世纪中期，大陆移民台湾的人数迅速增加，朱一贵事件时约十余万人，到林爽文事件时，已增加到90多万人，然而土地开发速度跟不上人口增加的速度，生存竞争越来越激烈，民间开拓到哪里，民变就发生到哪里，发生次数比之前更多^9。

台湾早期移民大多是罗汉脚（单身汉），面对社会动乱，为了生存，往往私下结拜或加入会党^10。清政府为了控制台湾社会，禁止人民结社，但罗汉脚越来越多，官吏无能又腐败，族群间经常发生冲突。

来自福建漳州、居住在大里（今台中大里）的林爽文家族，1782年被清朝官员认为是涉入中部地区大规模漳州与泉州移民械斗的起事主犯，要加以严惩。林家原本就是结盟拜把的小集团，为了自保，加入天地会，林爽文被推为台湾天地会总大哥。

四年后，诸罗县发生一起会党互斗，抗拒官方拘捕的会众逃到台中投靠林爽文。清兵查缉会党时，趁机烧毁民房并勒索诈骗，林爽文堂弟林泮的房子被烧毁，于是纠集各村庄会党谋反，邀大哥林爽文起事，骑虎难下的林爽文只好投入反抗行动，并在大里起事，很快攻下彰化，杀死台湾知府孙景燧，进驻彰化县衙门，自称盟主大元帅，并建号“顺天”，除南部台湾府、诸罗，中部鹿港以外，全部沦陷。

起事后7个月，清朝在台湾的官兵无力对抗，只好复制朱一贵事件模式，招募义民助阵。台湾总兵柴大纪仅率领1 900名士兵，靠着义民协助，在诸罗战役中，竟能在林爽文军队百般攻打下，守住好几个月，后来乾隆皇帝为了嘉奖诸罗县义民义举，将诸罗改名为“嘉义”。

林爽文第一次攻入台南府城时，地方官员杨廷理拿着旗子到市集招募义民，三天就有8 000人响应，杨廷理又派人到客家庄去召集义民，清军靠着义民，勉强稳住阵脚，等待援军到来。

而林爽文攻陷台湾北部时，淡水同知徐梦麟也召集义民平乱，当时参加的义民不只客家人，还有漳州人、泉州人。

乾隆皇帝最后派陕甘总督福康安来台镇压，出发前先放话：“将派10万大军前来（其实只有1万人）。”利用顺风之势，大军从福建崇武出发，数百艘战船一天内抵达鹿港，看起来阵容浩大，对林爽文阵营造成极大压力。

福康安仿效蓝鼎元的分类法，先派人上岸发出公告：只要不再帮助反贼，就发给“盛世良民”旗，可保证自身安全。对百姓而言，林爽文是天地会之首，绝对是反乱分子，要被砍头的；因此广东潮州和福建泉州、兴化移民为了存活，自然要和漳州人的林家划清界限，站到协助清朝官兵的一边。

战情因此逆转，林爽文最后在老衢崎（今苗栗县竹南镇崎顶里一带）被捕，被押往北京审讯，被凌迟处死时，才32岁。

历时1年4个月的林爽文事件，被视为清代台湾天地会起事的第一宗案件，天地会是为反清复明而创立^11，乾隆皇帝对“天地会”三字有如惊弓之鸟，乾隆还因此把平定林爽文事件列为十大武功之一。

这次事件中，先后招募义民、乡勇近48 000人，其中很多义民是主动请求加入的。当时台湾人民听说清朝官兵将渡海来台，恐怕被当成乱民，争相自我表白是良民，南部多达一百三四十个村庄的人特别赶到台湾府城取得义民腰牌后，才敢安心回到庄里。

平定林爽文事件的过程中，乾隆皇帝已下诏褒奖潮州、泉州义民。受赏村庄实在太多，因此允许福康安等官员接到匾额后，照着临摹，悬挂在一些大村庄里。事件平定之后，乾隆皇帝又赐匾给漳州籍村庄^12和番社，并送礼给有功的生番表示奖赏。

然而连横在《台湾通史》里，将与清朝对抗的势力一律归纳为民族革命，林爽文因此成为民族英雄，义民们在此事件中的行动是义或不义，有了讨论空间。

当时清朝廷已习惯招募义民来对付台湾频仍的社会动乱；一般百姓为了在乱世中多一分安全保障，或取得合法身份，会特别去领取官府颁给的义民腰牌，所有族群都希望利用义民身份争取更大利益；更重要的是，义民身份为读书之外另一条进身之阶，因成为义民而获得官职或庇荫子孙的例子不胜枚举。

获得义民证书（札付）（图13.6）有特权和许多实际好处，就有人假造义民札付，出售牟利，地方上更出现假借义民名义欺压别人的行为。

图13.6 札付

这张札付收藏于新竹新埔枋寮褒忠义民庙，是札付主人戴华元子孙交给庙方保存的。（林邦雄先生提供）

虽然也有闽南人和先住民因帮助清政府被称为义民，不过闽南人和先住民义民如果不幸战死，合葬后被称为“万姓爷”或“有应公”，还有人只是被当成孤魂野鬼的“好兄弟”，在中元节时祭拜。

义民之所以成为客家人的特别标签，是因为他们将死难的义民们尊称为“义民爷”或“义民爷爷”，盖庙祭祀，并加以神格化，形成一种信仰。义民信仰最早出现在新竹新埔枋寮的义民庙（图13.7），以及合葬在庙后方的义民总冢与冢，总冢埋的是林爽文事件中200多位死难的客家义民骨骸（图13.8）。

图13.7 新竹新埔枋寮义民庙

此庙为台湾义民信仰最早的起源地。

图13.8 义民总冢

1786年，林爽文军攻破竹堑城（今新竹）后，六张犁庄（今竹北六家地区）首当其冲，林先坤率子弟兵联合数股客家人力量，集结3 000人，奋勇抗敌，牺牲战死者多达200余人。林先坤等回师时雇请牛车沿途遍拾骨骸，原拟归葬大窝口（今湖口乡）；唯车过凤山溪后，牛群竟不受驱使，经焚香祷告并掷取决，复延名师陈资云勘验，确认该处为风水极佳的雄牛困地穴，征得地主戴礼成三兄弟同意，以其父戴元玖之名献地，择吉日安葬合冢，即枋寮义民冢。

事件平定后，福康安奏请朝廷奖赏平乱有功的客家义军领袖，乾隆皇帝特颁亲笔“褒忠”（图13.9）敕旨，由林先坤迎回林氏公厅筑圣旨楼置放，随邀地方士绅倡议建庙，三年后建成了褒忠义民庙。

图13.9 乾隆皇帝特颁亲笔“褒忠”

乾隆皇帝对台湾客家庄颁赐的“褒忠”，对闽南庄赏的“嘉义”，都是统治者的收服策略，蓄意利用当时客家人和闽南人的族群怨愤，使闽、客间相互猜忌，清政府坐收渔翁之利。

1862年发生戴潮春之乱时，共有100多位客家义军牺牲，骨骸埋在冢（图13.10）。

图13.10 义民冢

1862年戴潮春之乱后，100多位客家义军的骨骸埋葬于此。

义民爷逐渐形成一种民间信仰之后，原先分香到桃、竹、苗三个县市，目前则分布至全台湾各县市共40间（图13.11）。各地发展出在中元节后五天为义民节，13大庄要赛神猪来酬谢义民爷。义民节活动与中元普渡虽然只差5天，但是义民爷在客家子弟心目中是最受崇敬的，是200多年前为了保护客家人的生命财产、语言文化，奋起自力救济所展现的伟大精神，完全不同于普渡的好兄弟。

图13.11 台湾义民庙分布图

朱一贵事件捐躯的南部义民军被奉安在屏东六堆的忠义祠，形成了类似现今的忠烈祠。只有每年春秋象征性祭祀，平日人烟稀少，不像北部有义民爷信徒和香客长期祭祀。

1987年10月25日《客家风云杂志》创刊后，开始鼓吹客家人的新价值，次年底发动“还我母语”万人示威大游行。2001年“行政院”客家委员会成立，将义民文化视为客家文化，随后举办义民祭活动，在政治运作下，义民成为台湾客家文化的精神。

时至今日，在台湾客家人心目中，200多年前义民爷的神威，已超过三四百年前的三山国王，义民爷成为台湾客家人无可取代的图腾与文化之一。

附注

1.台湾是移垦社会，最早的移民大多是单身汉，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因互助需要而产生异姓结拜的风气，可说是一种“准家族”关系。但靠着彼此认识、各自召集所能增加的人数有限，为了广为招揽想要起事的人，往往多次公开竖旗，招来群众之后立即结拜，作为组织与约束的方法。

2.歇后语“鸭母王行到沟仔尾——死路一条”即以朱一贵落网之事比喻一个人或一件事已达山穷水尽、毫无转机之境。

3.凌迟又称千刀万剐，是古代一种酷刑，将人身上的肉分成好几千块加以割除，受刑的人十分痛苦，得忍受好几个小时痛楚才会死去。

4.万岁圣旨牌有不同形制，明清时期在中国各地很常见，有种写着“皇帝万岁万万岁”，目前台湾有这种形制圣旨牌的庙宇共有四座：台北淡水福佑宫、嘉义新港水仙宫、台南善化庆安宫以及高雄大社大觉寺。新竹新埔义民庙的圣旨牌，写着“圣旨”二字（图13.12）。按李文良教授调查，高雄大社大觉寺的万岁牌背后刻有“廪生钱元扬率领士绅拜贺”字样，钱元扬是1772年（乾隆三十七年）府学岁贡生，可见寺庙供奉的万岁圣旨牌通常不是皇帝御赐的，而是民间庙宇或地方社会自己制造的，也反映客家人努力想和皇帝建立关联的努力。

5.万寿亭目前是台南地方法院院长宿舍，是康熙五十年时，台湾道陈为庆贺皇帝来年六十大寿而兴建，也是清朝时期，台湾最正统的王朝象征之一。按《台湾府志》记载：皇帝生日及元旦、冬至，文武官要在前一天沐浴斋戒并排练礼仪。仪式举行当天，四鼓时要穿好正式朝服，到万寿亭集合，行三跪九叩礼。皇帝生日前后三天，官员要穿戴朝服，五鼓到万寿亭坐班，可见万寿亭等于清朝皇帝的化身，客家人此举在当时应属政治正确的举动。

6.当时约有170多名受赏，各赐以都司、守备、千总、把总、外委等职衔，前后捐赏银950两、米300石、谷1 300石、彩缎100匹。另外又给予守土义民手谕（指皇帝亲笔所写）115张，引兵杀贼义民札付36张，擒贼义民札付23张。

7.蓝兴堡的范围包括今台中市太平区、大里区、中区、东区、南区，以及西区东部、乌日区东北部。蓝鼎元除了致力在台开垦，也曾两度向朝廷建议准许移民带家眷来台，以解决因不能携眷而造成的治安问题，但没有获准。直到1731年，先住民部落大甲西社（今台中大甲附近）爆发抗官事件，清政府借助南部二三百名广东籍客家人及驻扎鹿港的军队平定后，经福建巡抚鄂弥达奏请，才准许移民带家眷到台湾。

8.岸里社在今台中市神冈区，是台湾平埔族的巴宰族中，人数与势力最大的群落。1699年（康熙三十八年）协助清政府平定吞宵社（今苗栗通宵）抗官事件，开始受到重视。1715年（康熙五十四年）归化清政府，命阿莫为岸里社总土官（总头目），张达京是岸里社首任通事。1721年，阿莫的儿子阿蓝又协助平定朱一贵事件，被任命为第二任总土官。1731年，阿蓝的儿子敦仔再协助平定大甲西社之乱，被任命为第三任总土官。1758年被赐姓潘。

9.据许达然教授统计，台湾的民变随着开发而增加，17世纪有4次，18世纪有39次，19世纪有64次。

10.康熙年间台湾早已形成结盟拜把的风气。拜把仪式是祭拜天地，约为生死，是可以公开的；如果是秘密会社，还有歃血订盟（同饮血酒）仪式，是不能公开的。

11.天地会起源的说法很多，一说是明末遗老所创，也有人说是郑成功部将陈永华所创。林爽文的团体应该是从结拜到组成的秘密会党，是大众团体。乾隆时期的地方官员遇到不了解的民间组织或仪式，一律称为天地会。林爽文虽打着天地会名号起事，但他是否真为天地会，仍有待商榷。

12.与林爽文同为漳州籍的村庄为何也颁奖呢？乾隆皇帝颁布诏谕提到：漳州人民随同官兵打仗杀贼的人也不少。如果没有奖励，等于歧视他们，因此所有漳州人的村庄，赏给“思义村”名称。

大事记

1719 八堡圳完成，台湾中部成为重要谷仓

1721 历时两个月的朱一贵民变事件爆发，台湾史上第一次出现义民

1722 屏东六堆忠义亭（今忠义祠）落成

1723 彰化设县

1731 清政府借助南部客家人平定台中先住民大甲西社抗官事件

1782 漳、泉械斗，林爽文被推为天地会之首

1786 林爽文民变事件发生

1788 林爽文民变事件平定，乾隆皇帝下令褒奖

1790 新竹枋寮义民庙落成，义民爷成为北部客家人的主要信仰

1862 发生戴潮春之乱

2001 “行政院”客委会成立，举办义民祭，将义民文化与客家文化画上等号

征引书目

壹

专书

1.C.E.S.（荷兰末代台湾长官揆一）荷文原著，甘为霖牧师英译，林野文汉译，《被遗误的台湾——荷郑台江决战始末记》，台北，前卫出版社，2011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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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安然，《施琅大将军——平定台湾传奇》，北京，新华出版社，2006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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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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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岩生成一著，许贤瑶译，“明末侨寓日本支那贸易商一官Augustin李国助之活动——明末侨寓日本支那人甲必丹李旦考补考”，收入《荷兰时代台湾史论文集》，宜兰，佛光大学人文社会学院，2001年，第131~154页。

27.邱荣裕，“施琅治台主张与清代禁令”，收入林金梅主编，《沤汪·将军·施琅——将军乡乡名溯源暨施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南县将军乡，台南县将军乡公所，2002年，第79~93页。

28.卓克华，“金门鲁王‘汉影云根’摩崖石刻新解”，《古迹·历史·金门人》，台北，兰台网络出版社，2008年10月，第199~231页。

29.范振干，“义民爷信仰与台湾客家文化社会运动”，收入台湾“中央大学”客家研究中心，赖泽涵、傅宝玉主编，《义民信仰与客家社会》，台北市，南天书局，2005年1月，第361~410页。

30.施伟青，“论施琅的招抚策略及其相关问题”、“从征澎台的施琅亲属族人考述”，《中国古代史论丛》，中国湖南长沙，岳麓书社，2004年9月，第550~584页、第603~616页。

31.翁佳音，“葡萄牙人与福尔摩沙——并论1582年的船难”，《历史月刊》220期：2006年5月号，台北，历史月刊社，第72~79页。

32.翁佳音，“麻豆社事件”，《新活水》16期，2008年1月，第32~39页。

33.翁佳音，“新港有个台湾王——17世纪东亚国家主权纷争小插曲”，《台湾史研究》第15卷第2期，2008年6月，台北，“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第1~36页。

34.翁佳音，“从旧地名与古地图看台湾近代初期史”，收入《台湾史11讲》，台北，台湾“历史博物馆”，2009年，第70~85页。

35.黄秀政，“论蓝鼎元的积极治台主张”，《台湾史研究》，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2年，第1~28页。

36.黄秀政，“清代治台政策的再检讨：以渡台禁令为例”，《台湾史研究》，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2年，第145~173页。

37.康培德，“荷兰时期村落头人制的设立与西拉雅社会权力结构的转变”，收入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系与台湾省文献会合编，《回顾老台湾·展望新故乡——台湾社会文化变迁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系，2000年9月，第1~21页。

38.康培德，“荷兰东印度公司治下的台湾先住民部落整并”，《台湾史研究》第17卷第1期，2000年3月，“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第1~25页。

39.康培德，“17世纪上半的马赛人”，《台湾史研究》第10卷第1期，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筹备处，2003年6月，第1~32页。

40.康培德，“理加与大加弄：17世纪初西拉雅社会的危机”，收入叶春荣主编，《建构西拉雅学术论文集》，台南：台南县当局，2006年，第81~96页。

41.康培德，“红毛先祖？新港社、荷兰人的互动历史与记忆”，《台湾史研究》第15卷第3期，台北，“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2008年9月，第1~24页。

42.徐丽霞，“宁靖王与五妃”（一），《中国语文》第551期，台北，中国语文月刊社，2003年5月，第104~114页。

43.徐丽霞，“宁靖王与五妃”（二），《中国语文》第552期，台北，中国语文月刊社，2003年6月，第101~114页。

44.徐丽霞，“宁靖王与五妃”（三），《中国语文》第553期，台北，中国语文月刊社，2003年7月，第102~114页。

45.徐丽霞，“宁靖王与五妃”（四），《中国语文》第554期，台北，中国语文月刊社，2003年8月，第101~114页。

46.高雄县湖内乡公所作，“第十二章明宁靖王墓园”，《高雄文献第25期：湖内风情》，高雄县凤山市，2006年，第263~296页。

47.曹永和，“英国东印度公司与台湾郑氏政权”，收入《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6辑，张炎宪主编，台湾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专书（40），1997年3月，第389~405页。

48.曹树基，“赣闽粤区三省毗邻地区的社会变动与客家形成”，《历史地理》第14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49.郭松义、何龄修，“郑成功与施琅”，收入《郑成功研究论文选续集》，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第309~320页。

50.陈小冲，“1622~1624年的澎湖危机——贸易、战争与谈判”，《思与言》第31卷第4期，1993年12月，第123~203页。

51.陈纯莹，《明郑对台湾的经营（1661~1683）》，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86年5月。

52.陈国栋，“转运与出口：荷据时期贸易与产业”《福尔摩沙——17世纪的台湾·荷兰与东亚》，台北，台北“故宫博物院”，2003年，第53~74页。

53.陈汉光，“鲁唐交恶与鲁王之死”，《台湾文献》11：1，1960年，第106~114页。

54.陈秋坤，“清初屏东平原土地占垦、佃租关系与聚落社会秩序（1690~1770）——以施世榜家族为中心”，收入陈秋坤、洪丽完主编，《契约文书与社会生活（1600~1900）》，台北，“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筹备处，2001年。

55.陈春声，“三山国王信仰与台湾移民社会”，《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80期，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95年秋季号，第61~114页。

56.陈春声，“国家意识与清代台湾移民社会——以‘义民’的研究为中心”，收入台湾“中央大学”客家研究中心，赖泽涵、傅宝玉主编，《义民信仰与客家社会》，台北市，南天书局，2005年1月，第83~107页。

57.庄吉发，“从档案数据看清代台湾的客家移民与客家义民”，收入台湾“中央大学”客家研究中心，赖泽涵、傅宝玉主编，《义民信仰与客家社会》，台北市，南天书局，2005年1月，第83~107页。

58.庄金德，“明监国鲁王以海纪事年表”，《台湾文献》11：1，1960年3月，第1~59页。

59.许雪姬，“评‘施著施琅评传’”，《台湾文献》第39卷第4期，1980年12月，第167~180页。

60.许雪姬，“近年来中国学界对施琅的研究——以《施琅研究》为例”，收入林金梅主编，《沤汪·将军·施琅——将军乡乡名溯源暨施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南县将军乡，台南县将军乡公所，2002年，第113~137页。

61.许达然（许文雄），“清朝台湾民变探讨”，收入《史学与国民意识论文集》，台北，稻乡出版社，1999年，第67~70页。

62.郭维雄，“黄衮《邀功纪略》所载清代台湾南路六堆义军参与平定林爽文事件始末探究”，收入台湾“中央大学”客家研究中心，赖泽涵、傅宝玉主编，《义民信仰与客家社会》，台北，南天书局，2005年1月，第39~81页。

63.黄玉斋，“明监国鲁王与隆武帝及郑成功”，《台湾文献》11：1，1960年3月，第166~216页。

64.贺安娟（Ann Heylen），“荷兰统治之下的台湾教会语言学——荷兰语言政策与先住民识字能力的引进（1624~1662）”，《台北文献》125期，1998年9月，第81~119页。

65.曾耀辉，“罗马字母与番仔书——荷据时期台湾教育史”，《经典》杂志90期，2006年1月，第60~73页。

66.温振华，“清代台湾汉人的企业精神”，《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9期，1981年5月，第111~139页。

67.温振华，“淡水开港与大稻埕中心的形成”，《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6期，1978年，第245~270页。

68.杨彦杰，“从外国资料看施琅统——台湾”，《施琅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第382~391页。

69.张彬村，“美洲白银与妇女贞节：1603年马尼拉大屠杀的前因后果”，《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8辑，朱德兰主编，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专书（51），2002年5月，第295~326页。

70.郑维中，“施琅‘台湾归还荷兰’密议”，《台湾文献》第61卷第3期，2010年9月，第35~74页。

71.郑瑞明，“台湾明郑与东南亚之贸易关系初探——发展东南亚贸易之动机、实务及外商之前来”，《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14期，1986年6月，第57~108页。

72.蔡采秀，“以顺称义：论客家族群在清代台湾成为义民的历史过程”，收入台湾“中央大学”客家研究中心，赖泽涵、傅宝玉主编，《义民信仰与客家社会》，台北市，南天书局，2005年1月，第109~157页。

73.蔡承豪，“番薯的传播与台湾早期的传播”，《闽南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金门县立文化中心，2004年，第137~153页。

74.蔡相辉，“施琅（1621~1696）与台湾善后”，收入林金梅主编，《沤汪·将军·施琅——将军乡乡名溯源暨施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南县将军乡，台南县将军乡公所，2002年，第67~77页。

75.蔡郁苹，《郑氏时期台湾对日本贸易之研究》，台湾成功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2005年6月。

76.邓孔昭，“清政府对郑氏集团的招降政策及其影响”，收入《郑成功研究论文选续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第132~147页。

77.赖永祥，“台湾郑氏与英国的通商关系史”，《台湾文献》16卷2期，1965年6月，第1~50页。

叁

学位论文

1.王世章，“清郑澎湖海战之研究——《孙子兵法》与《战争论》之析论”，台湾“中央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2008年6月。

2.石弘毅，“清代康熙年间治台策研究”，台南，台湾成功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论文，2007年6月。

3.江树生，“清领以前之中国移民”，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66年6月。

4.巫育山，“消极治台论之商榷——大清帝国治台政策再审视”，中坜，台湾“中央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2009年6月。

5.林丁国，“清代台湾游民研究——以罗汉脚为中心的探讨（1684~1874）”，东海大学历史学系硕士班硕士论文，1999年7月7日。

6.林登顺，“施琅‘弃留台湾议’探索”，台南，台南师范学院，《南师学报》第38卷第1期，人文与社会类，2004年，第43~59页。

7.吴青霞，“台湾三大民变书写研究——以古典书文为主”，台湾成功大学台湾文学系，2006年7月。

8.施懿芳，“从郊行的兴衰看鹿港的社经变迁——1661~1943”，高雄，台湾中山大学中山学术研究所硕士论文，1991年7月。

9.许瑞浩，“清初限制渡台政策下的闽南人移民活动”，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87年。

10.许雪姬，“清代台湾武备制度的研究——台湾的绿营”，台北，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论文，1982年5月。

11.陈纯莹，“明郑对台湾的经营（1661~1683）”，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86年5月。

12.彭增龙，“民间信仰在清法沪尾战役角色之研究”，台北市立师范学院国民教育研究所社会科教学硕士学位班，2003年1月。

13.叶高树，“降清明将研究（1618~1683）”，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92年6月。

14.罗士杰，“清代台湾的地方菁英与地方社会——以同治年间的戴潮春事件为讨论中心（1862~1868）”，台湾“清华大学”历史学研究所硕士论文，2000年6月。

肆

地图集

1.（荷兰）冉福立（Kees Zandvliet）著，江树生译，《17世纪荷兰人绘制的台湾老地图》（上、下册），台北，英文汉声出版公司，1997年9月、10月出版。

2.吕理政、魏德文主编，《经纬福尔摩沙：16~19世纪西方人绘制台湾相关地图》，台北，南天书局，2005年初版。

3.《地图台湾导览手册》，台北，台湾博物馆，2005年5月。

4.吴密察等撰文，台湾博物馆主编，《地图台湾：400年来相关台湾地图》，台北，南天书局，2007年11月初版。

伍

网络文章及其他

1.《六堆忠义祠简介》，出版年不详，折页。

2.《北极殿简介》，出版年不详，中和境北极殿管理委员会。

3.《安平古堡》，“台南市政府文化局”，折页。

4.《台南三山国王庙》，台南，三山国王庙管理委员会，2012年12月，折页。

5.《宁靖王简介》，高雄路竹竹沪，华山殿管理委员会编印，2011年8月。

6.《褒忠义民庙创建两百贰拾周年纪念特刊》，台湾新竹，褒忠义民庙创建两百贰拾周年纪念庆典筹备委员会，2012年4月。

7.《澎湖烽烟的故事》，“交通部观光局”，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折页。

8.《泉郊简介》，财团法人彰化县私立鹿港金长顺泉郊慈善基金会，1995年6月。

9.《鹿港三级古迹三山国王庙导览简介》，折页。

10.邱澎生，“试论清代台湾工商社团权力发展的特质”，邱澎生个人网站《阿牛说的历史故事》http://idv.sinica.edu.tw/pengshan/Taiwanmerchantassociation.htm（2012年11月17日浏览）。

11.许毓良，“番屯”，《台湾大百科全书》，http://taiwanpedia.culture.tw/web/content?ID=3568（2012年7月17日浏览）。

12.刘正一主编，《六堆天后宫沿革志》，出版年不详，内埔乡六堆天后宫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