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误解的中国：看明清时代与中国

梁柏力

简介

在近三十年中国再次崛起的同时，新一代史学家对明清经济和社会的研究，也出现很多新发展。这些史学家提出不少崭新的见解，反驳许多关于中国明清时代的传统观点——像闭关锁国?重农轻商?抑制市场?轻视科技?缺乏产权保障及法治精神等，都被他们质疑或否定，然后对明清历史作出了新的评价。

这些新经济社会史的研究成果，对我们了解今天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制度演变，有很大帮助。

可惜的是，中国新经济社会史的观点，仅于大学学术界中流传，或者应该说是部分大学学术界中流传。再加上很多中国新经济社会史的著作，都是英文写，只有部分被翻译成中文。因此一般人对中国新经济社会史都不大认识，而中小学的中史教科书，也没有提及这些新观点。

本书的目的，就是把新一代中国史学家近二、三十年的研究硕果，综合起来介绍给大众读者，也即是所有关心中国的过去和将来的读者们，包括学术界和非学术界的人士，希望大家能够用新的视野和新的角度来看中国。

被误解的中国 / 梁柏力 著

书籍介绍:

在近三十年中国再次崛起的同时，新一代史学家对明清经济和社会的研究，也出现很多新发展。这些史学家提出不少崭新的见解，反驳许多关于中国明清时代的传统观点——像闭关锁国?重农轻商?抑制市场?轻视科技?缺乏产权保障及法治精神等，都被他们质疑或否定，然后对明清历史作出了新的评价。本书的目的，就是把新一代中国史学家近二、三十年的研究硕果，综合起来介绍给大众读者，也即是所有关心中国的过去和将来的读者们，包括学术界和非学术界的人士，希望大家能够用新的视野和新的角度来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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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作者简介

梁柏力

香港出生，1976年美国哈佛大学管理经济学博士，1971年美国麻省理工大学物理学学士，曾于美国南加州大学任教，现任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名誉副教授和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兼职副教授，主要研究和教授中国经济史和有关亚洲金融体系的科目。梁教授的中文著作还有“五千汉字普通话读音速记”，一部提供一种新颖方法帮助中国大陆和港、澳、台等地人士学习普通话的书。

正文 编辑推荐

历史藏于纸墨之间，时间越久越模糊难辨，越容易让错觉与误会成为主导舆论的解读方式。

中国究竟何时开始落后于西方？

明清是否真的“闭关锁国”？

明清政策究竟是重农抑商，还是官商合作？

中国人口为何那么庞大？

明清懂得读写的人有多少？

为什么明清的枪炮如此不堪？

为什么中国人没有发现新大陆？

为什么工业革命不是首先在中国爆发？

传统中国只有“人治”，没有“法治”？

假如欧洲人没有东来？

正文 张五常代序：一个古文化可以复兴吗？

梁柏力要出版一本题为《被误解的中国》的书，请我写序。我问他：要长的还是短的？长的两三千字，短的几百字。他说要长的。老朋友，他要怎样就怎样。我想到不久前在成都讲的一个要点：文化搞不起，一个发展得很好的经济早晚会塌下来。今天经济发展得大有看头的中国，学术上的发展令人尴尬。学术是文化中最重要的一环。何况是进入了二十一世纪，地球一体化，文化的发展不仅重视学术，也要把西方的学问引进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结合起来。这是大难题。

不久前美国的一些老人家朋友，震撼于中国的经济奇迹，认为中国的文化复兴已成定局，是更大的奇迹。他们指出人类历史曾经有五个重要的古文化，皆曾雄极一时的：巴比伦、希腊、埃及、罗马帝国、中国。他们指出除了中国，其他的倒下去后没有一个复兴。中国显然是唯一的例外。我认为中国的文化正在复兴没有疑问，但离“定局”还有一段漫长的路要走，最头痛是学术上的发展太不成话。学术搞不出大成，中国的经济奇迹不可能持久。

中国的文化曾经倒了下去吗？我认为是。唐、宋的骄人文化可以不论，元代是倒退，明代是复兴，清代的十七世纪中国的艺术发展了不起。乾隆后期开始走下坡，那是二百多年前。跟着炎黄子孙多灾多难，伟大的古文化变得梦里依稀了。今天回顾，我不认为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开始的、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是中国文化发展的灾难。将来的历史学者回顾，客观的，可能认为“文革”是中国文化复兴的起点！从讲道德伦理与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到民不聊生到今天的以科技挂帅的地球一体化，中国竟然一下子成为主角，近于不可思议，但谈何容易哉？事实上，我们有理由相信，今天见到的地球一体化是由中国带动的。然而，如果中国没有出现过那代价高得令人流泪的“文革”，我们要怎样看才对呢？“二战”时我在广西的一个小村落住了一年，是几十户人家的小村，村与村之间口音不同，不交往，不论婚嫁。时移世易，三十年前深圳的人口只十多万，今天一千四百万，没有谁管你来自哪里。没有“文革”这样的现象多半不会出现，于是无从“现代化”。我没有说那高代价是值得的。我不知道。

曾经倒了下去的中国古文化正在复兴有几个原因。其一是这文化倒了下去的时日不是那么久。其二是我说过几次的，中国的传统文化纯而厚。其三是中国的文字是好的，今天可在计算机打字，打得快，有大助。其四是中国人的先天智慧了不起，肯拼搏，刻苦耐劳。我不怀疑炎黄子孙有其劣根性，无知的行为鲁迅等大师们批评得多了。但我认为这些行为上的不幸，只要能吃得住得好一点，多受一点教育，会改进。

这些年不少朋友向我指出中国农民的行为的多种不是，我知道，响应永远是多给他们自力更生的机会，态度的改进大家不用操心。中国的贫困农民的感受我怎会不知道？我曾经是他们的其中一个。今天，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平比“二战”期间我在广西农村见到的好很多，而这些日子到内地讲话，天南地北，遇到的农村子弟不少的智商与学习态度皆大有看头。

人类历史的经验说，艺术与学术永远是由经济发展带动的。不是穷而后工，是富而后工。中国的经验这样；我教过西方艺术史，他们的经验也这样。另一方面，倒了下去的文化难以复兴，皆因艺术与学术的发展跟不上经济上的繁华。

让我来一次沙场秋点兵吧。开放改革以还，艺术上中国的发展是没有多大问题的。艺术家的收入二十多年前就开始急速上升；今天弹得一手好钢琴的中国孩子数以十万计。继续下去，我的水晶球说，凡是要讲手指灵活的乐器，有朝一日炎黄子孙必雄视天下。继续向前看，在地球一体化的发展下，东归东、西归西的意识已是日暮黄昏，中、西结合的发展无可避免。这方面，中国占了先机。说过了，读书识字的中国青年没有一个不知道有莎士比亚这个人，但西方的学子却找不到几个听过苏东坡。结论是明显的：只要学术的发展跟得上，三十年后中国雄视地球是理所当然的事。

今天看，我认为中国继续发展的主要困难，是学术的进度太不成话，跟不上。雷鼎鸣今年七月十九日在《信报》发表的《中国应严厉打击学术腐败》，是大文，八月三日我以《腐败不是学术失败的原因》作回应，力陈中国学术发展的不足处，网上的读者没有一个不同意。几位朋友说，在鼎鸣老弟发表该文的同时，英国的《经济学人》也发表文章指责中国在学术上的腐败。

改善教育制度及提升学术气氛是千山万水的艰巨工程，我不想在这序中多说不愉快的问题。我要指出我们有乐观的一面。那是如果北京真的要客观地推广学术，中国的资源非常足够。这是指炎黄子孙的能耐了。有厚而纯的古文化为基础是大着数，更重要是中国人的先天智慧是大本钱。中国占地球人口五分之一，我不怀疑从搞学术的天赋衡量，地球上一半以上的天赋在中国：赋高五斗也。换言之，如果中国的学术发展能有经济发展的势头，人类历史将会打开新的一页。

这就带到梁柏力的《被误解的中国》。我认识作者多年，知道他有学问，客观，观察力强，但我从来没想到他读过那么多的书。他心系神州。《被误解的中国》是我见过的引用外间之见最详尽的书。这是从一个独特的角度看中国：外间的学者们怎样看。主要从明、清时代说起，外间的中国专家们的看法不是那么一致，提供的经济的数据也往往有别。然而，综合起来读者不难得到这样的看法：从不太古的历史衡量，外间的学者怎样看中国是有其一般性的。客观吗？他们是客，当然“客”观。正确吗？作者的书题是《被误解的中国》。

是个有趣的角度，所以是本有趣的书。对中国的发展来说，柏力的书有两方面的贡献。一方面，知道外间的学者历来怎样看神州，多多少少可教炎黄子孙应该怎样发奋图强。另一方面，这本书是从一个此前没有人提供过的角度——或提供过但没有那么全面——来衡量在风雷急剧演变的今天，炎黄子孙究竟是站在哪个位置。

几个月前一位芝大的旧同事RobertFogel在美国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前途的文章，乐观得西方哗然！这位十七年前与诺斯一起拿诺奖的经济史学家，推断三十年后地球上四成的财富在中国！我没有细读该文，但一位朋友说该文的思维是基于我的《中国的经济制度》（两年前科斯举办的中国研讨会议，Fogel老兄与蒙代尔评论拙作）。

我自己的水晶球怎样说呢？两年前我推断，只要北京不大步行差踏错，以实质收入算，二十年后中国的经济实力会等于十个日本。不久前报道说，中国的总国民收入开始超越了日本，在地球排行第二。那是以美元算。日本的物价奇高；利益团体的压力所在，日元奇强。以实质的总国民收入衡量，中国早就超越日本是没有疑问的，超越很多。到今天我的水晶球还没有失灵。

我没有问梁柏力他的水晶球怎样说。这些日子每个看中国的人都有自己的水晶球，此球之价非暴跌不可。贝克尔等大师的中国水晶球三十年前就跌到一文不值，频频更换此球的君子无数。三十年来我只用一个中国水晶球，从来不失灵的水晶球是不需要更换的。不知拍卖值多少？

是为序。

张五常

二○一○年九月

正文 对外贸易与经济发展、地缘政治和国家安全的..

外贸对不同国家的重要性有很大差别：面积狭小、物资短缺的国家，对外贸的依赖程度较高；相反，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国家能够生产多种类的产品，因此对国外市场的依赖程度就较低。但是，很少有国家能够完全自给自足，不需要和外国通商。

除了经济因素之外，对外贸易政策还有地缘政治和国家安全方面的考虑。后两者和经济同样重要，在有些情况下，甚至更为重要。

由于外贸对小国的重要性超过大国，小国讨价还价的能力便不及大国，因此外贸政策可以被大国利用，作为其达到地缘政治目的、羁縻周边国家和保障国家安全的有效工具3。它是一种可以软硬兼施的工具，也是今天所谓的“软实力”的一种。大国的地缘政治目的之一便是争取更多小国和自己通商，而不和敌对国家通商，这样既可增强自己的影响力，亦可削弱敌国的影响力和经济实力。另外，还可通过制定外贸政策来保护本国工业——为了培植国内新兴工业，在一段时期里禁止外国工业产品的输入、限制本国原料的输出。

在一般人心目中，亚当?斯密是一位自由市场的信奉者，他自然会主张国与国之间应该开放市场，进行自由贸易。但是如果仔细阅读他的著作《国富论》，我们就会发现，斯密其实认为对外贸易的开放程度要视国情而定。在有些情况下，对外贸易应该加以限制4。

斯密并不反对保护主义。他十分欣赏英国在1651年开始制定的《航海律法》（NavigationActs）。这是一系列保护英国航运业的律法，它们授予英国商船垄断英国进口贸易的权力。斯密认为《航海律法》可能是英国最明智、最具远见的商业律法。

正文 对外贸易与经济发展、地缘政治和国家安全的..

斯密赞成限制外国制造品的进口，借以保护国内的新兴工业。他认为这些限制需要被慢慢废除，以免国内工业因遭遇外来竞争而倒闭。他支持报复性的关税，还支持为增加政府收入而设的关税。他认为真正的自由贸易是一个梦想，在现实中是不会出现的。

斯密认为国防最为重要。如果某类工业和国防有很大关系，这类工业必须在本国得到政府的支持和保护，而不可以依赖外国进口。在国防方面，经济效益只是次要的考虑因素。

斯密大谈“看不见的手”和自由贸易的好处，其实形容的是在《航海律法》等保护法律的帮助之下，英国成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国家以后的情形——当一个国家的产品没有竞争对手，开放对外贸易自然是这个国家的最佳政策。

既然像斯密这样的自由贸易主义者都赞成对外贸的监控和限制，我们对明清的外贸政策也许不必过分抨击。我们应该设法找寻明清政府的动机，了解当时的地缘政治和经济背景。

正文 明清的对外贸易政策

要解释明清对外贸易政策和同期欧洲的区别，首先需要指出，明清的国内市场比任何欧洲国家都要大数倍。明清帝国是当时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国内生产总值一向排在全球前两名。国内市场相当发达（见第四章），两省之间的贸易额往往超过欧洲两国之间的贸易额。正如斯密所说，中国的国内市场等于欧洲所有国家国内市场的总和7。因此相对来说，外贸对明清就远不如对欧洲国家那样重要。正如乾隆皇帝所说：“天朝物产丰盛，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8再加上关税所占政府总收入的比重也微不足道，较英国等国家远少得多9，因此明清制定外贸政策时，政治、国防和治安方面的考虑，比经济、财政等方面的考虑更为重要。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明清的税收一般都相当低（例如地税仅占农业产值的10%左右，远低于日本和欧洲国家的30%～50%的水平），因此政府缺乏资源来支持一支长期驻扎境外的军队。这便是为何明清倾向于利用软实力来达到地缘政治方面的目的。

朝贡贸易正是这种软实力的体现10。它是一种羁縻周边国家的政策，是在封建帝国时代私人贸易不发达的情形下，大帝国利用官方贸易来怀柔笼络邻近国家的方法。中国的唐、宋、元等朝代都采用过该方法，明清只不过是承袭了前朝的对外贸易政策。

周边国家渴望与明清贸易，以得到明清的丝绸、茶叶、瓷器等产品，明清的条件就是它们首先要向中国称臣，做中国的藩属，来华朝贡，承认中国是它们的宗主国。朝贡时得到朝廷的赏赐，一般比进贡品更贵重。朝贡使者可以携带其他货物在京师及地方出售，获部分免税优惠，再转购中国产品带回本国售卖。此外，朝贡使者进入中国境内以后的一切开支均由朝廷负担11。因此这是一宗获利甚丰的交易，难怪周边各国都争相入贡。

但是如果有藩属国胆敢违抗明清的意旨，明清政府就可以削减该国的朝贡次数，甚至终止彼此的朝贡关系，以中断贸易的威胁来强迫对方就范。

今天美国的外贸政策和明清帝国有相似的地方12。很多国家都渴望和美国通商，但美国却有许多选择的余地，从而可以提出很多通商的条件。美国的“最惠国待遇”政策就是它利用开放国内市场来达到地缘政治目的的例子。“最惠国待遇”只不过是和美国通商的许可证，但美国并没有把它发给所有国家。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和今天的古巴、伊朗等国，便没有这个许可证。1979年以后，美国每年都要中国满足某些条件，才再授予它“最惠国待遇”，直至2000年才取消这项规定。

朝贡贸易政策的另一个出发点是争取盟友、孤立敌人。明初北方的蒙古是明朝政府的心腹大患，而中亚的帖木儿帝国（TamerlaneEmpire）当时十分强大，有侵略明朝的野心。明成祖因此鼓励中亚的国家向明朝朝贡13，以贸易笼络这些国家，来牵制大漠南北的蒙古势力和帖木儿帝国。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也包括游说西洋诸国来中国朝贡、做中国的藩属，以钳制帖木儿14。

这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做法实在有异曲同工之处。“二战”结束后，美国开放庞大的国内市场给日本，同时设法阻止日本和中国通商，以确保日本属于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政治经济阵营，而不会成为苏联和中国阵营的一分子15。另一个类比是现在美国和一些拉丁美洲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协议，这些协议其实与美国国家安全考虑有莫大关系。例如美国与墨西哥、加拿大在20世纪90年代签署《北美洲自由贸易协定》（NorthAmericanFreeTradeAgreement）后，又于2003年与两国签订了一条《安全繁荣合作协定》（SecurityandProsperityPartnership）16。

要成功执行朝贡贸易政策，就必须确保朝贡贸易可以垄断一切对外贸易，因此必须杜绝一切非朝贡形式进行的私人贸易，这便是明朝实行所谓的“海禁”和“闭关锁国”政策的主要目的之一。

明朝一方面致力于招徕中亚和海外诸国入贡17，以扩大明帝国的影响范围；但另一方面，每次藩属入贡，明朝都需要负担其旅费并给予赏赐，耗资极巨，而朝贡团破坏地方秩序治安的情形也经常发生18。因此，明朝有必要控制朝贡的频率和规模。

由于朝贡次数越多、规模越大，明朝的开支便越大，因此朝贡的年期、每次朝贡的船只数目和随行人数、贡品、朝贡团可以在中国购买的货物等，都受到限制19。但随着私人贸易的日渐昌盛（见第四章），非经朝贡形式进行的走私贸易也日益频繁，而且管制越严，走私越猖獗。“海禁”政策就是为了杜绝这些走私活动而制定的。

“海禁”另外还有两个对象。一是元末割据群雄中方国珍和张士诚的余党。方国珍归附朱元璋，张士诚战败自杀，但两人都有部分追随者不愿归降明朝。他们乘船逃到海上，不时滋扰沿海地区。第二个对象是日本的倭寇。倭寇之患其实源于元世祖的两次侵略日本，此后元朝和日本一直不和，倭寇从那时开始便不时骚扰中国沿海。到了明初，中国与日本修好，准其入贡，但当时日本是室町幕府时代，室町幕府是个软弱的政权，无力控制地方大名（诸侯）和浪人（到处流浪的武士），因此倭寇的侵扰并没有因为中日修好而减少。为了惩戒日本，明成祖只准许它每十年入贡一次，但倭寇的侵扰反而更加猖獗。他们亦盗亦商，而乐意与倭寇和方张余党合作的中国沿海官民亦不乏其人。

因此，明初“海禁”另一个目的就是利用禁止通商的方法，来对付方张余党和倭寇及跟他们私通的明朝官民20。

值得一提的是，海禁令与今日美国的《与敌人通商法》（TradingwiththeEnemyAct）21有类似的地方。《与敌人通商法》授权美国总统禁止国民与敌人通商，它与海禁令的目的一样，都是借助经济手段来打击敌人和迫使敌人就范。不同之处在于，海禁令的覆盖范围要比《与敌人通商法》广泛；但另一方面，《与敌人通商法》的执行又要比海禁令彻底（见本节）。

除了倭患之外，还有日本地方大名假借室町幕府之名入贡的情形，终于发生了嘉靖二年（1523年）的所谓“争贡之役”。当时有两帮来自日本的朝贡使节同时到达中国，互相指责对方是假冒的，并发生了殴斗，焚毁了嘉宾堂，洗劫了宁波城，殃及很多无辜军民22。“争贡之役”后，明朝收紧朝贡政策，并且把海禁令制定得更加严格。此后不久，日本内乱加剧，明朝和日本的朝贡关系因而中止，而倭寇的侵扰和走私活动也越来越猖獗，入贡的国家则越来越少23。

其实这时已有不少明朝官员怀疑“海禁”政策的正确性，他们认为私人海上贸易已经不可能遏制，开放“海禁”利大于弊24。明朝终于在隆庆元年（1567年）决定放宽“海禁”，即所谓的“隆庆开禁”，私人海外贸易获得批准。换言之，朝贡贸易的垄断局面被打破了。

“隆庆开禁”后的海外贸易并不是真正的自由贸易，商品种类和出海船只类型等仍然受到一些限制，而中国和日本贸易继续被禁止25。但另一方面，即使是现代国家，也同样需要出入口商人申请“出口许可证”和“入口许可证”。而正如上文所说，美国仍然禁止国民与古巴等国通商。

“隆庆开禁”后，明朝的海外贸易额增加——1611～1612年（万历三十九年）马尼拉的关税有91.5%是由中国船只支付的，可见当时明朝海外贸易的盛况。到了明末，由于荷兰人骚扰沿海和海寇猖獗，明朝政府曾数次企图重新禁止私人出海，但走私活动再度猖獗26。

到了清初，中国在短暂时间内再次实施“海禁”，而且执行得比明朝更为严格，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对付郑成功。郑成功父亲郑芝龙原为明末的海盗，后来接受安抚归附明朝，清兵南下后又转而降清。郑成功不从，据厦门、金门继续抗清，后来在陆上被清兵击败，便率领水师攻占当时被荷兰人占据的台湾，以“反清复明”为口号，继续跟清廷对抗。清朝视他为心腹大患，再次采用“海禁”政策对付郑氏，并且变本加厉，“海禁”之外再加上“迁界”，即强迫福建、广东沿海居民迁入内地，以杜绝走私行为27。但这次“海禁”也没有彻底地执行——澳门获得豁免，广州也没有认真地推行禁令28，而在“海禁”期间，我们知道仍然有中国船只继续开往日本、爪哇和马尼拉等地29。

“海禁迁界”政策自顺治十七年（1660年）开始实施，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收复台湾后终止，共执行了23年，对福建、广东的经济打击甚大。有些人认为这种政策正好反映出中国的“闭关锁国”心态。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海禁迁界”的最终目的是收复台湾、扩张领土，这与“闭关锁国”心态完全是两回事。

当时清朝水师还没有能力打败郑氏水师，而根据过往经验，单靠“海禁”不能有效地从经济上封锁台湾，因此要加上“迁界”来提高海禁政策的成效。清朝如果不采用这种极端措施，可能无法收复台湾，那么台湾便不会成为清帝国的一部分，而今天台湾也不会是中国的一个省份了。至于是否值得为了收复台湾而付出这么大的代价，那就见仁见智了。

我们也可以把清帝国对台湾的政策，和今天美国对古巴的政策作一个比较。清帝国和美国都是当时世界上数一数二的霸权，但两个霸权的东南隅都存在一个与它对抗的小岛，这自然是不能接受的。清帝国采用“海禁迁界”的极端经济封锁措施对付台湾，令两省沿海居民付出了沉重代价，终于收复了台湾；美国同样也采用经济封锁手段对付古巴，但是过了半个世纪，还未能达到迫使古巴就范的目的。

台湾归降后，康熙皇帝随即开放“海禁”以纾缓沿海居民生计，并实施所谓的“四口通商”制度，在广州（广东）、漳州（福建）、宁波（浙江）和云台（江苏）开设海关，准许国民出洋贸易。清朝对海外贸易的监控一般比明朝较为宽松。与明朝“隆庆开禁”以后的情形不同，中国商人到日本贸易再也没有被禁止。康熙更进一步削减了四个港口的关税，鼓励私人从事海外贸易30。到了18世纪，因为国内人口大增，清廷又采用免税优惠、赏赐科举头衔和官职等方法，鼓励中外商人自暹罗和菲律宾等地进口大米，以补国内之不足31。从这些政策，我们可以看到清朝制定海外贸易政策时在经济方面的考虑。

在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至雍正五年（1727年）的10年间，清廷再度尝试禁止中国船只出航南洋（但不包括东洋日本）。这次“海禁”的主要原因是，康熙二十三年开放“海禁”后，有很多沿海居民到南洋经商和定居，清廷担心在南洋出现另一个“郑成功”，在海外聚众反清，跟盗贼勾结。但这一次“海禁”根本上不可能有效执行，因为清廷无法确保船只出海后不会改变航线；再加上国内大米还是短缺，需要从东南亚进口，所以南洋“海禁”很快便撤销了32。唯独移居海外仍然被禁止——出海经商者规定在两年之内必须返国，到乾隆七年（1742年）改为三年。但是在海外逗留不能超过规定的期限，和其他规定一样，都很难有效地执行。到了乾隆十九年（1754年），清廷终于准许出洋贸易者不论在海外逗留多久，都可以自由返国33。

到了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便出现了所谓的“广州行商制度”34。这是一个经常被误解的制度。首先，只有洋商（指西方商人）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受它管制，中国和日本、朝鲜、东南亚之间的直接贸易并不受影响。

清朝规定洋商必须通过广州的行商（即著名的十三行）和中国通商。制定这个政策主要是为了监视洋商，以及便利征收关税。清廷那时对欧洲商人在印度和东南亚的侵略行为已略有耳闻，因此对他们存有戒心35。

对洋商的规定并不是全面的，因为清廷同时准许葡萄牙人继续经澳门和中国通商，西班牙人可以经厦门和中国进行贸易，而俄国人自然也可以在北方和中国通商。受广州行商制度影响的主要是英美商船，但英美船只只需改挂西班牙或葡萄牙的旗号，便可以经厦门或澳门和中国通商。

中国商人则可以继续在厦门、宁波、上海等港口与东南亚和日本进行贸易。在清朝实施广州行商制度的85年间（1757～1842年），中国与东南亚、日本之间的直接贸易不会低于中国与英国和印度的贸易。由此可见，广州行商的垄断范围是有限的36。

英国商人有很多关于广州行商垄断贸易的投诉，但他们忘记了，自己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同样也是一个垄断集团。在它的垄断权于1834被废除之前，所有英国、印度与中国之间的贸易，都必须经东印度公司进行。东印度公司和广州行商之间的贸易，其实就是两个垄断集团之间的贸易37。况且，两方的垄断都未能有效地实行——实际上有很多英美散商和广州铺户经营非法（或半合法式）的贸易，即不经东印度公司和广州行商进行的贸易。英美散商和中国的走私商人可以将珠江口伶仃洋中的岛屿作为集散中心，把英美船只的货物搬到中国船只上，再转运到中国其他港口，这样，很多贸易就可以绕过东印度公司和广州行商的垄断来进行。很多鸦片也是通过这条途径进入中国的。

广州行商制度在第一次鸦片战争（1842年）后被废除，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通商”时代开始。

以上所讨论的，大部分都与明清的海外贸易政策有关。明清另外还经由陆路，与西北的游牧民族和俄国进行贸易。

为了安抚游牧民族、保持边疆的平静，以及进口国内缺乏的马匹，明朝准许蒙藏商人与明朝官民在边境通商——著名的茶马贸易，就是用中国茶叶来交换游牧民族马匹的贸易38。

但明朝和蒙古的贸易未能顺利进行，原因之一在于明朝和蒙古互不信任。明朝怀疑蒙古借贸易来窥探明朝边防的虚实，准备下一次进犯，并担心蒙古人利用通过贸易得到的物资和技术来增强他们的军事力量；另一方面，明朝又觉得蒙古人贪得无厌，而且供应的马匹素质太差。蒙古人也经常在边疆市集闹事，令明朝不胜其烦39。因此，明朝和蒙古的贸易出现了很多波折，时断时续。蒙古叛服无常，不时侵扰边疆，直至明朝后期，双方的关系才稳定下来40。

到了清朝，经康雍乾三朝的征伐，终于平定了蒙古和新疆（见本章第三节）。清廷鉴于新疆物资缺乏，与中原距离远，因此在新疆开放对外贸易，批准境外的哈萨克人在北疆的伊犁和塔尔巴哈台等地与新疆官民通商41。另外，基于政治和经济的考虑，俄罗斯人也获准在蒙古的恰克图与中国通商。虽然恰克图的贸易时断时续，但俄罗斯人可以经哈萨克人之手，继续与中国在北疆通商42，因此清帝国与俄国之间的贸易并没有中断过。

正文 郑和下西洋的终结

讨论明朝的海外贸易政策，就必须提及郑和下西洋。在欧洲人远洋航行前半个多世纪，郑和的船队曾七次下西洋，远至阿拉伯半岛和东非海岸43。但之后这类远洋航行全部被朝廷禁止，令人感到非常可惜。有不少人相信，如果明朝继续派遣船队下西洋，推广海外贸易，中国很可能比西方更早实现现代化。要探讨这个可能性，我们需要明白当时的经济环境和地缘政治背景。

正如上文所说，明清时代的中国是个地大物博的国家。当时，中国必须依靠外国输入的重要产品基本上只有马匹和白银；到了18世纪，因为人口膨胀，所以也需要从东南亚和印度进口大米和棉花。但是在明初，大米和棉花还能够自给自足，马匹依靠与西北游牧民族通商得到，而白银要到明朝的中后期才成为国家主要货币44。在明初，政府正致力推行纸币作为国家货币，白银的需求不是特别大；况且，欧洲人还未发现新大陆的银矿，也还未东来，所以东南亚和西洋的白银不会很多。因此在明初，东南亚和西洋能够输入中国的商品非常有限，而他们也没有能力大量购买明朝的产品。彭慕兰表示，东南亚和印度提供给中国的市场是一个狭小的市场45，这个市场在明初的时候比明朝后期和清朝更加狭小。

我们从郑和从西洋带回来的货物可见一斑——宝石、珍珠、香料、珊瑚等46，大部分都属奢侈品，因此郑和的船只被称为“宝船”是很恰当的。这些奢侈品可以满足明朝上层社会的需求，但是上层社会的人口毕竟只占全国人口的很少部分，上层社会的市场是一个狭窄的市场。换句话说，在明初，中国与东南亚、西洋的贸易额不会很大，所得到的财富也是有限的，收获很少。

另一方面，每次下西洋的耗费非常庞大，人员伤亡率极高47，因此从经济角度来说，下西洋是得不偿失的。

至于地缘政治方面的考虑，在明成祖后期也出现了变化。帖木儿帝国那时已经崩溃，对明帝国不再构成威胁，因此明朝无须继续拉拢西洋诸国来对付它。况且，郑和在海外宣扬国威，招引很多贡使来华，却同时惹来了很多麻烦，令朝廷应接不暇48，因此明朝有必要减少朝贡次数。

下西洋的另一目的是寻找建文帝。建文帝在明成祖举兵夺取皇位时失踪，明成祖怀疑他可能逃到了海外，所以急于打听他的下落。但如今20多年过去了，仍然没有他的消息，建文帝大概已经死了，因此也不再那么迫切地需要寻找他的踪迹。

再加上明成祖在位时耗费了国家很多财富。他五次亲征蒙古，把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并六次派遣郑和下西洋，这些都属耗资巨大的壮举。因此明宣宗即位后，便需要削减政府开支。在郑和第七次下西洋之后，宣宗决定终止出使西洋，保留资源来应付北方蒙古的威胁49。

出使西洋虽然终止，但明朝和西洋的贸易却没有终止。西洋诸国与明朝之间的朝贡贸易继续进行，而非法的私人海上贸易更日益兴盛。有迹象显示，这些合法与不合法的贸易足够满足市场需求——主要依靠东南亚和印度输入的胡椒的价格，在17世纪初（万历天启年间）已降至15世纪（宣德年间）的1/1050，这说明出使西洋终止后，仍然有大量胡椒从东南亚和印度输入中国。

问题的症结在于，中国和东南亚及西洋之间的贸易不足以导致中国出现突破51。东南亚和西洋的市场太小，对中国不能产生重大刺激作用52；新大陆的发现可以起到这个作用（见第十章第四节），但由于风向关系和距离太远，即使出使西洋没有终止，中国的官方或私人船队能够发现新大陆的机会也是微乎其微（见第六章第二节）。

正文 明清“海禁”的无效

正如前文所说，即使在开禁时期，私人出海仍然受到一些限制，而在实行“海禁”期间限制就更多了。但是，就像清朝后期无法禁止鸦片贸易的情况一样，明朝和清朝前期对海上贸易的监控大部分都是有名无实，无法有效地执行，正如王日根教授所说：规定不能使用双桅大船，但人们可以在海岛上修造，或干脆在国外建成再开回国内；规定不能携带武器，可是搜查的官员往往无法彻底检查；规定什么船必须走什么路线，可船户说风向、天气并不是人力所能左右的；规定商船必须按商船挂牌，渔船必须按渔船挂牌，可有时有些船今天经商，明天就改成了捕鱼，也有相反的情况——事实确实是这样，经商和捕鱼往往都存在季节性；规定多少人乘船出洋，就要多少人准时回来，这实际上没有考虑人的生死因素和其他偶然因素；规定什么船出去，就得什么船回来，可是有的说遭风暴沉没了，有的说船陈旧改造了等，所有这些，令陆上的官员防不胜防，穷于应付而不逮。于是出现了“商民往返外洋，或人回而船不回，大船出而小船回及出口人多、进口人少者”的现象，有的甚至“出海昧心，故意沉失，遂致不服重整”；有的本该走东洋，却借口风使之去了西洋；还有的是钻官僚政治腐败的空子……53参与这些非法海上走私贸易的，包括与豪门官宦有关系的海商、从事私通接济活动的沿海居民、以武装走私方法进行海外贸易的倭寇，以及知法犯法的沿海守御官兵等，各式各样的都有54。更有估计，在嘉靖时期横行的倭寇，有70%以上是来自中国，倭寇首领中有83%是中国人，而所谓倭船，大部分都是在中国建造的船舶55。

嘉靖时期的浙江巡抚朱纨试图严格执行“海禁”，并鼓励民众揭发与海寇私通的豪门势家及地方官员。势家大户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便勾结朝廷高官弹劾朱纨，终于迫使朝廷罢免他的职位，朱纨最后服毒自杀56。他的遭遇显示，当时抵制“海禁”的势力是多么强大。

正如今天我们对政府的政策经常出现“保守派”和“改革派”的不同意见，明清时也有不少“改革派”对“海禁”政策持有异议。最显著的有明朝的李贽、徐光启、许孚远、傅元初、陈子贞等，以及清朝的慕天颜、靳辅、李率泰、王来任、蓝鼎元等。他们大都主张开放“海禁”，准许公开贸易，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杜绝海寇，造福平民百姓，并能够增加政府税收57。也正因为有这么多反对的声音，明清政府才多次放宽“海禁”，并没有认真执行“海禁”。

其实当时的走私活动很多已经是半公开或半合法的，而朝廷的政策也往往是充满矛盾的。比如，广州早在正德四年（1509年）就已开始准许非朝贡船只的进口贸易，后来还得到礼部的肯定，从根本上否定了“有贡舶即有互市，非入贡即不许其互市”的朝贡贸易基本原则58。

葡萄牙人则于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得到明朝的允许，在澳门定居和通商。他们把澳门作为与日本、菲律宾和印度贸易的中转站。当时正是明朝与日本关系恶劣、倭患猖獗的时候，很多中日之间的贸易便经过葡萄牙人之手，在澳门进行59，而明朝对此亦不过问。

另一个回避明朝禁制的办法便是利用琉球的朝贡贸易。琉球在明初已成为明朝的朝贡国，日本与明朝的朝贡关系中断后，很多日本人便通过琉球，继续与明朝通商。即使到了17世纪初，琉球被日本南部的萨摩藩大名控制后，明朝仍然假装不知，继续允许琉球入贡60。这当中的原因就在于，明朝需要从日本输入白银，作为货币之用。由此可见，日本与明朝的贸易其实从未中断过，而明朝的“海禁”政策在执行时是相当务实的。

我们可以从白银流入中国的程度，一睹明清对外贸易的兴旺。白银在明朝的中后期已成为中国的主要货币。由于中国国内市场规模庞大，因此对白银的需求非常大。但中国国内银矿甚少，所以白银必须依赖外国进口。明清时期世界的主要产银地区是新大陆（占全球产量的85%）和日本（占余下15%的大部分）。在明朝和清初，日本是中国白银的主要来源；到了18世纪，新大陆成为中国白银的主要来源61。据估计，从16世纪中期至18世纪末的两个半世纪内，日本和新大陆出产的白银，有1/3～1/2经国际贸易渠道直接或间接流入了中国62。即使这些估计可能过高，但我们知道在明末清初以及乾隆后期，中国的银价已经和世界的银价差不多63；况且，清初官员慕天颜和靳辅均提到过当时中国社会白银充裕的情况64。这说明在这两段时期，白银的输入已接近市场饱和，同时也间接显示出，明清的对外贸易虽然是在诸多限制的情况下进行的，却仍然极为旺盛。

正文 明清“海禁”的无效（3）

明清另外还有对国民侨居海外的禁制。因为有倭患和郑成功的先例，明清政府不信任长期居留海外的中国人，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但规定出海者在海外居留不能超过限期，却和其他规定一样难以执行，因为有很多像遇到风暴等理由，令出海者无法在限期内返国。也有明清官员明白这些规定是不合情理的，因而没有执行。万历年间的福建巡抚许孚远便曾准许过期未归的船只回国而不治罪65。到了清乾隆年间，清廷终于接受福建巡抚陈宏谋和两广总督杨锡的建议，撤销海外居留的三年期限66。

但不论有无对侨居海外的限制，自明朝以来，在东南亚和日本侨居的华人数目不断上升。早在1603年，马尼拉已有25000～30000华人，而西班牙人只有1000多名。后来，在巴达维亚（即今天的雅加达）侨居的华人比马尼拉的还要多，到1730年前后已超过10万人。到1618年，移居日本的华人则有两三万之多。当时日本的长崎港有一个“唐市”67，像今天欧美城市的唐人街一样。

对侨居海外的禁制，似乎不包括对侨居欧洲的限制。我们知道在明清时期有不少洋人来到中国，但同期也有中国人在西欧居住。纽约大学教授卫周安在其《北京的六分仪》（TheSextantsofBeijing）一书中曾提及多名当时旅欧的华人，其中包括：在17世纪后期随耶稣会传教士到英法的沈福宗，他曾经在牛津大学工作，后来死于返国途中；经罗马到巴黎的福建人黄嘉略，他曾于巴黎皇家图书馆工作，并多次与法国大政治思想家孟德斯鸠交谈，孟氏对中国的看法深受他的影响，黄嘉略后来在巴黎去世；天主教传教士范守义，曾奉康熙之命出使罗马教廷，回国后转告康熙很多有关欧洲风土人情的见闻；雅各布?李跟随耶稣会传教士到意大利，就读于那不勒斯的耶稣会学校，后来在1793年跟随著名的英国马嘎尔尼使团返国，并担任翻译；杨德望和高磊斯于1751～1766年在法国居住，并加入耶稣会，二人曾学习物理、历史和化学等科目，后来返回中国，还代法王路易十五带了一些礼物给乾隆皇帝68。

最后有必要指出，不信任移居海外的国民，并不是明清政府独有的心态。美国在1776年脱离英国独立后，英国对移居海外殖民地的国民的信任程度也开始下降，因此在其后的一个世纪里，英政府曾企图控制移居海外殖民地的国民的数目69，虽然英国的人口压力令这些政策很难有效地执行。

正文 西方国家的“海禁”

正如上文所说，自由贸易是一个神话。古往今来，几乎所有国家的对外贸易，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管制。在这里，我们简单地谈谈几个西方国家对外贸的各种禁制。

英国在14世纪就已对羊毛出口征收沉重的出口税。15世纪后期，英王亨利七世深信羊毛纺织业对国家最为重要，因此进一步提高英国羊毛的出口税，更一度禁止出口羊毛和未完工的羊毛织物，确保英国羊毛纺织业有足够的原料，并减少对竞争对手荷兰的原料供应。16世纪，他的儿子亨利八世、孙女伊丽莎白一世继续他的政策，终于成功打垮荷兰的羊毛纺织业。17世纪末期，英国又禁止它的殖民地输出羊毛织物，因而摧毁了爱尔兰的羊毛纺织业，并扼杀了萌芽中的北美洲羊毛纺织业。18世纪初，英国颁布《棉布律法》（CalicoAct），禁止英国人使用印度生产的棉纺织品，以保护本国的纺织业。这条律法在1774年被撤销后，英国又大幅提高了向印度商品征收的海关税。

但是英国保护政策最显著的例子莫过于17世纪的《航海律法》。当时荷兰的航运业是欧洲最发达的，欧洲的海外贸易大部分都是依赖荷兰的船只。为了培植本国的航运业，并打击荷兰，英国制定了一系列的《航海律法》，规定所有运往英国的商品都必须经由英国船只或商品来源地船只运载，所有运往英国殖民地或从英国殖民地输出的商品都必须经由英国或英国殖民地船只运载，并且指定3/4的船员必须是英国人、某些商品必须输往英国等。这些律法严重打击了荷兰的航运业，但对英国航运业的发展却大有裨益。正如前文所说，信奉自由贸易的亚当?斯密十分欣赏这套律法。

在1600～1813年的200多年里，英国东印度公司享有印度贸易的垄断权。这个权力在1813年被取消后，该公司仍然继续拥有印度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垄断权，直至1834年才被取消。因此，东印度公司和广州行商之间的贸易，其实就是两个垄断集团之间的贸易。

为了确保国内的煤炭供应充足、保护本国的造铁业，英国在17世纪、18世纪不断提高煤炭的出口税，并大幅增加外国铁条的进口税75。在工业革命前后，为了避免先进技术外泄，英国立法严惩在外国居留逾六个月的技术工人；在1785年又制定法律，禁止多种机器和工具的出口76。

到了19世纪，当工业革命终于令英国的竞争力超过其对手后，上述禁令才被陆续撤销，而英国这时也开始大力提倡自由贸易77。虽然如此，英国的对外贸易仍然受到不少限制。英国的关税在19世纪上半期仍然处于高水平，平均大约38%；相比之下，同期法国的关税只有20%。英国要到1865年之后才把关税减至10%以下78。另外，英国政府一方面强迫清政府开放市场，准许鸦片等商品的自由贸易，另一方面却于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夕）禁止鸦片输入英国79。

在16世纪、17世纪，西班牙对海外贸易同样也实施诸多限制：1589年，规定经中国海商运往菲律宾的货物必须先经由西班牙政府官员估价，然后再分配给西班牙商人，不许私人买卖，更禁止当地居民穿着中国布匹制造的衣服，借以控制中国商品输入的数量和价格；1602年，规定菲律宾华侨人数不得超过2000名、日侨人数不得超过3000名；此外，还有不准西班牙人到中国之类的规定。除了关税外，菲律宾华商还需缴纳其他税款和费用，并且多次被屠杀。

为了保护西班牙产品在美洲殖民地的市场，及控制白银的输出，西班牙禁止中国生丝和丝织品输入美洲；1591年，禁止美洲殖民地与中国或菲律宾直接通商；1593年，限制墨西哥与菲律宾之间的贸易额——菲律宾每年只许派出两艘船只到墨西哥，每艘的重量不能超过300吨，所载货物的价值亦受到限制80。

17世纪初，荷兰人占领了印度尼西亚的摩鹿加群岛和安汶岛后，随即禁止中国商船靠岸，并强迫在岛上居住的中国人弃商从农；在邻近的岛屿也实行同样的政策81。荷兰的东印度公司与英国的东印度公司相同，也是一个垄断集团。

美国首任财政部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主张美国限制外国工业产品进口、限制本国原料出口，以及采用保护性关税来扶植美国的新兴工业。林肯总统也是保护主义的信奉者，他上任后随即将工业产品进口税提高至40%～50%的水平，那是当时差不多全球最高的关税。美国南北战争（1861～1865年）期间，正在工业化的北方大力支持高关税政策，而以农业为主的南方却赞成自由贸易。北方的胜利确保了美国保护主义政策得以延续。在其后的大半个世纪里，美国的关税一直维持在高水平，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止。

此外，法国、德国、比利时、西班牙、意大利、瑞典、奥地利、俄国、芬兰、挪威、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家，都曾采用高关税或其他干预外贸措施，来保护、扶持本国的工业和农业。

正文 明清“海禁”和西方“海禁”的分别

综观西方国家“海禁”的动机，主要是为了保护本国的新兴工业、削弱外国的竞争力，以及保护国内的农业，而明清的“海禁”政策则主要是出于国家安全和地缘政治方面的考虑。其中的原因就在于，明清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国情不同。

在工业革命之前，纺织业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制造业。在明朝和清朝前期，中国的纺织业在世界上最具竞争力，而中国出产的瓷器和茶叶等也缺乏竞争对手，因此这些行业根本不需要保护。西方国家的情形恰好相反。它们是这段时期的后起国家，西方的纺织品根本无法和中国（或印度）的产品竞争，其他工业也面对着激烈竞争。这是英国等西方国家需要保护本国工业的根本原因。

另一方面，正如前文所说，海外市场对于中国庞大的国内市场来说微不足道，海关税也并非明清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84。因此，明清政府的对外政策便着重政治和国家安全方面的考虑。

在封建帝国时代，国内外私人贸易不发达，由官方主导的朝贡贸易制度可以被帝国利用来增强影响力，巩固其霸权地位。中国历代都采用过该制度，明朝自然也不例外。但是到了明朝中叶，中国出现第二次商业革命（见第四章），私人贸易日益兴盛，根本不可能遏制，朝贡贸易制度已经不能适应新的时代。“隆庆开禁”让非朝贡形式贸易合法化，显示出明朝政府的务实态度，也说明明朝并非墨守成规、不懂应变。但问题在于：开放程度是否不足够？开放步伐是否太缓慢？

我们同时亦可以提出另一个问题：明清政府可否更进一步，像英国和荷兰那样，授予私人组织海外贸易垄断权，以武力支持海商开拓市场、霸占海外领土、设立殖民地，大幅提高关税来应付海外扩张的费用？

答案是：东南亚与印度的情形和新大陆有很大区别。元初国力鼎盛时，忽必烈曾派遣水师远征爪哇，结果无功而返。安南在明成祖时成为中国的一个省份，在明宣宗时又脱离中国，明朝无可奈何。这些例子表明，东南亚的国家并不是那么容易被征服的。印度莫卧儿帝国在明朝和清朝前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之一，想征服它更是异想天开。

在18世纪后期（乾隆中后期）之前，即使是西方列强也仅能在亚洲占有一些据点（如印度的孟买、加尔各答、果阿、清奈和本地治里，中国的澳门，马来亚的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的巴达维亚等）或霸占一些人烟稀少的岛屿（如印度尼西亚的摩鹿加群岛和安汶岛，以及菲律宾群岛等）。这些据点主要被用做海外贸易的集散转运站，而且西方国家往往需要得到邻近的亚洲大国（如明清帝国和印度莫卧儿帝国）的允许才能够占有这些据点。

西方列强要到18世纪中期以后，才具备足够的实力征服印度和东南亚的大片土地85，在此以前，英国、荷兰和葡萄牙等国仅能依靠海军来控制一些航道。武装力量比不上西方国家的明清帝国（见第六章第一节）要在东南亚扩张就更加困难了。

另外还有经济方面的考虑。随着私人海上合法和非法贸易的发展，中国从东南亚和印度输入的商品已从郑和时期的贵重品，扩大到日常生活用品86，而一些过往的奢侈品也渐渐变成了大众消费品。田汝康教授的研究显示，郑和从西洋引进胡椒到中国后，胡椒很快便成为广大群众的食品，明朝更用胡椒作为军饷和薪俸的一部分87。到了清朝，中国也开始从东南亚和印度输入大米、棉花和蔗糖等。

但中国和欧洲的区别在于，在中国境内也大量生产棉花、蔗糖、山椒和香料等88，这些中国出产的山椒和香料，可以用来替代部分西洋胡椒和香料。因此，中国海商不可能像欧洲的东印度公司那样，垄断一些商品的供应。没有垄断权，商品价格便不可能随便提高，因而海外贸易利润也有上限；但另一方面，殖民地在军事和管治方面的开支极为庞大。因此，明清帝国在东南亚设立殖民地、控制海外贸易的经济效益便成了问题89。

在明清盛世，如果中国真的向海外扩张，它最有能力征服的地方是一些像菲律宾那样人口稀少、土地贫瘠的岛屿，但这些岛屿的经济价值不大。西班牙人非常不满意菲律宾这块殖民地，因为它是一块不毛之地，既没有胡椒和香料，也不能开矿和种植。西班牙人只不过利用马尼拉作为美洲与中国、日本、东南亚和印度贸易的集散中转站而已90。同样，清初征服台湾所得到的经济回报也是有限的。

但明朝并非对海外全无兴趣。万历皇帝听闻吕宋有金山，曾派遣官员到菲律宾采金，后来才知道是误传91。如果菲律宾真是产金之地，明清历史可能会被改写。

正文 明清“海禁”和西方“海禁”的分别（3）

综合上述论点，明清利用武力向海外扩张不但心有余而力不足，所得到的益处亦不及付出的代价。因此，明清依赖官方和私人贸易来换取东南亚的物产，其实是明智的选择。明清政府该做而没有做的，是用武力保护出洋贸易者，不让他们在海外受迫害。但怎样分辨谁是合法海商，谁是海盗、走私商或叛国贼，又是一个难题。

只有到了19世纪，中国人口超越3亿，国内土地资源严重不足92（从工业革命之前的角度来看），向海外扩张才符合经济效益。但是在那时，欧洲人已经捷足先登，而清朝的国力也大不如前。

最后，我们要谈谈清朝对洋商、华商之间的贸易的规管，特别是广州行商制度。清政府设立这个制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防范洋人。这个制度曾受到过很多批评，但近期已有学者对它的利弊重新评估93，我们或许可以从其他亚洲国家在18世纪、19世纪的经历得到一些启示。

印度的莫卧儿帝国对外贸的管制远比中国少得多，对外国商人的监控也非常松懈。牛津大学约翰?达尔文（JohnDarwin）教授在《帖木儿之后》（AfterTamerlane）一书里指出94，英商在印度无须面对一个对洋人存有戒心的政府官僚体制，他们的活动范围没有被局限于一个港口内，他们与印度人的交往很少受到限制。因此，他们更容易刺探莫卧儿帝国的虚实，也更了解莫卧儿帝国的实情。英商可以借助历史悠久的印度钱庄体系和信用制度，灵活周转他们亚洲贸易的收入，在印度慢慢扩大他们的影响力，静候时机。同时，英商亦可以控制欠他们债款，或因其他原因依附英国人的印度商人和地方势力。其中一个显著的例子是印度东南部卡纳提省的总督。这位总督因为欠下英商巨债而被迫对英国人唯命是从，他所推行的政策都是英商利益至上的95。相反，英商在中国只可以在广州活动，而广州的行商和官僚向洋商借钱是违法的96。

莫卧儿帝国在18世纪失去控制全国的能力以后，英国人的机会终于来了。他们这时面对的是一些需要依赖外贸作为收入来源的半独立地方政权。英国人利用依附他们的贵族权臣推翻与英商敌对的政权，或拉拢一个地方政权对付另一个地方政权，或采用经济、贸易制裁手段迫使这些政权就范，逐步扩大英国在印度的势力范围。

1756～1757年，印度最富庶的省份孟加拉邦与英商作对，英国人因此扶持一位依附英商的当地将领，驱逐孟加拉邦的总督，在该省建立了一个傀儡政权，控制了孟加拉邦的财政收入，这是英国人入主印度的开端97。18世纪后期，印度南部的一代枭雄——迈索尔土邦苏丹王蒂普骁勇善战，成为英国人的劲敌。英国人拉拢邻近的地方政权（包括上述的卡纳提省总督），共同对付蒂普，终于把他消灭，成功控制了南印度98。其余印度中部和北部的地方势力，同样被英国人用类似的方法逐一消灭或降服。这样，英国人在不足一个世纪之内，便征服了整个印度次大陆。

正文 明清“海禁”和西方“海禁”的分别（4）

达尔文教授同时亦指出，土耳其的奥斯曼帝国对外贸持开放态度，结果外贸被欧洲商人控制，外贸的利润大部分落入欧洲商人的口袋，以致奥斯曼帝国在18世纪后期无法筹措足够资金来推行富国强兵政策，因而没有能力抵御西方列强的入侵。而土耳其的制造业，也因为缺乏保护而被西方进口的工业产品打垮99。

日本的情形与印度和奥斯曼帝国正好相反。日本对外贸的控制比清朝有过之而无不及，它只准许中国、朝鲜和荷兰商人在长崎港与日本进行贸易，其他海港一律不准外国船只停泊，并禁止日本人出海经商。结果，日本却是最能够抵抗西方侵略的亚洲国家。而一些学者更认为，日本的“锁国政策”是推动“明治维新”发展的正面因素100。

这些例子显示，清朝的外贸政策虽然局限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但却增加了西方列强入侵中国的难度。清帝国在19世纪由盛转衰后，中国能够逃避印度沦为西方殖民地的命运，不能说与清朝的外贸政策全无关系。

正文 明清中国对外国事务的兴趣

“闭关锁国”心态的另一种表现是对外国事物的抗拒。西方人爱用“中国人闭关自守、故步自封、对外国事物缺乏兴趣”来解释为何西方制造品在明清没有市场。但实际上，情况并非如此。很多例子显示，明清时代的中国人对外国事物充满好奇心，并积极吸收西方较先进的技术。

明末清初的鉴赏指南列举了很多值得收藏的外国制造的商品，其他各类书籍亦显示了中国人对外国产品的兴趣，西方的时钟、眼镜、烟草瓶和西洋缎子等在中国的上层社会都很受欢迎101。清初的朝廷工场曾聘用多名耶稣会传教士制造西方的定时器和玻璃器皿，后来他们逐渐被中国工匠所取代102。到了18世纪，俄国和北美洲的毛皮制品在中国也风靡一时。此外还有来自东南亚、印度、中东和太平洋岛屿的鱼翅、燕窝、黑胡椒、香料、珍珠和檀香木等，在明清都有不少市场。

除了消费品外，明清对西方科技也深感兴趣，最显著的莫过于天文历法和大炮铸造技术。在天文历法方面，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龙华民、汤若望和南怀仁等曾翻译和编著多本关于西洋天文历法的书籍，并引进西洋天文仪器，促进了中国天文学的发展和历法的改良。

明末清初之际，战事频繁，急需先进的热兵器。明朝从万历年间起，已进口西洋大炮，后来中国工匠更在葡萄牙人的指导下，在澳门铸造大炮。明亡后，汤若望和南怀仁等继续帮助清朝制造大炮来应付战乱（见第六章第一节）。

中国人对西方的数学、机械工程和船只设计亦很感兴趣。明清时期有多本西洋数学和机械工程学的著作，经耶稣会传教士口授、中国人笔录的方法，被翻译为中文。只有在船只设计方面，由于当时的中国造船技术并不落后，因此在这方面较少学习西方103。

在地理学方面，利玛窦在万历十二年（1584年）绘制的世界地图，加深了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康熙更指令西方和中国人员共同编绘一幅全国地图。编绘组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终于成功绘制出一幅水平极高的《皇舆全图》。

在建筑方面，清廷也聘用西洋建筑师，其中最杰出的作品莫过于意大利宫廷画家郎世宁（GiuseppeCastiglione）参与规划设计的北京圆明园。只可惜圆明园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被烧毁104。

从上述诸多例子可见，明清绝对不是抗拒外国事物和知识。如果说明清的知识分子不接受西方科学，那主要是因为罗马教廷反对新科学，当时耶稣会传教士传入中国的不是伽利略和牛津的尖端科学，而是一些新旧参半、自相矛盾的理论105（见第七章）。

至于英国工业革命的新发明，中国人要到19世纪才有机会接触到它们。1793年访华的马嘎尔尼使团的首要任务是增加英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但如果细心察看马嘎尔尼使团携带的商品清单106，我们就会发现它包括了很多日常用品及奢侈消费品，以及一些耶稣会传教士已传入中国的天文和数学仪器107，但并不包括任何在工业革命期间出现的新发明，像珍妮纺纱机（1764年）、水力纺纱机（1769年）、瓦特的蒸汽机（1769年）和骡机（1779年）等。这些当时最先进的机器在中国理应有很大市场，但使团却没有携带它们，这究竟是什么原因？

也许我们不应感到奇怪。正如今天的美国一方面抱怨它对中国的庞大贸易赤字，另一方面又禁止美国公司出售高科技产品给中国，18、19世纪的英国同样既抱怨英国对清朝的庞大贸易赤字，但又禁止国民输出工业革命期间发明的新机器108。

马嘎尔尼使团没有完成使命，但这并不是因为中国人对外国商品不感兴趣。马嘎尔尼本人曾对中国人作出过这样的评价：“我从没见过一个比中国人更充满好奇心、酷爱新事物、致力使自己的生活更舒适方便的民族。”

正文 第三届清帝国的扩张

一个奉行“闭关锁国”政策的国家是一个主守、不主攻的国家，因此是不会扩张国土的。但是如果我们拿清朝的版图和明朝作一个比较，便会发现清朝的版图要比明朝的大一倍，因此用“闭关锁国”四个字来形容清朝的国策就更不恰当了110。

清帝国的扩张有一个特点，就是除了台湾之外，它主要是向大陆方面扩张，这与同期西欧国家的海外扩张截然不同，与俄国的扩张却有点儿相似。究其原因，还要从元世祖忽必烈说起。

元世祖在位时，曾两次征讨日本，一次征讨爪哇，最后都无功而返。第二次征伐日本时，舰队遇上风暴，几乎全军覆没。元初国力鼎盛，蒙古帝国大军纵横亚欧大陆，未逢敌手，但却仍然没有能力征服两个海外的岛国，这个教训对中国以后数百年的海洋政策影响深远。

况且，在19世纪以前，中国的外患主要都是来自西北方的游牧民族，海外诸国从来没有对中国构成过严重威胁。因此，中国没有征讨海外国家的必要。

这便是为什么朱元璋在立国后不久，便把东南方的朝鲜、日本、大小琉球（琉球群岛和台湾）、安南、真腊（柬埔寨）、暹罗、占城（越南南部）、苏门答腊（苏门答腊西北部）、西洋（印度南部）、爪哇、彭亨（马来半岛）、白花、三佛齐（苏门答腊东南部）、渤泥（婆罗洲）等15国列为不征之国111，排除一切海上的扩张。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也只是招揽朝贡国，并无征服任何国家的意图。

清朝基本上承袭明朝的海洋政策，除了台湾因为是以“反清复明”为名义的郑成功的大本营，所以必须收复外，与其余海外诸国一律和平相处，坚守“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原则。

西北的游牧民族却是另一回事。他们骁勇善战，又觊觎中原的财富，历代都对中原构成严重威胁，因此明清政府对付他们的策略与对付海外国家的策略完全不同。明初国力正盛时，明成祖主动出击，曾五次亲征蒙古，最后一次在班师回国途中病逝，差不多可与诸葛亮六出祁山相提并论，但始终未能消灭蒙古的主力（见第六章第一节）。后来，明英宗再次御驾亲征，结果在“土木堡之役”全军覆没，皇帝也被蒙古俘虏。可见明朝并非不想向大陆方面扩张，只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其后明朝国势转弱，只好采取守势，重修荒废已久的万里长城来巩固北方的防线112，并采用怀柔政策，希望以朝贡贸易的诱惑来换取边疆的安宁（见本章第一节）。

清朝的情形跟明朝截然不同。清朝起源于关外，立国之初已降服东蒙古科尔沁部和附近诸部，与蒙古贵族联姻——著名的孝庄皇后（康熙的祖母）便是蒙古族的。因此清朝一开始便控制了半个蒙古，而且对游牧民族的情况和对大漠战争的策略要比明朝清楚113。经过康雍乾三朝的征讨，清朝终于歼灭西蒙古准噶尔部，平定新疆和西藏，大幅扩张领土，一举解决明朝时北方的边患。

西方国家对外扩张的主要动机是夺取资源和市场，但清帝国扩张的主要动机却是战略和国家安全114，经济因素至少在19世纪之前并不重要。新疆对清帝国的财政是一个负累，因为它在管治和军事上的开支超过了它的税收115。

正文 早期的枪炮功能

美国学者蔡斯在《热兵器在1700年以前的发展史》（Firearms:AGlobalHistoryto1700）一书里，对热兵器的发展有非常独到的见解。蔡斯指出，早期的枪炮最适合步兵作战和攻克城堡之用，这些热兵器用来对付草原和沙漠游牧民族的骑兵却功效不大3。

15、16世纪的火绳枪（在中国又称“鸟铳”）需要差不多一分钟时间才能发射一发子弹，但一个熟练的弓箭手却能够在一分钟内能发射5～6支箭。火绳枪没有弓箭那么准确，不能在雨天使用，也不能在马背上装填弹药，因此英国人迟至16世纪后期还不能肯定火绳枪是否比长弓更优越。但火绳枪也有它的长处。训练一个火绳枪手只需要7天，而训练一个弓箭手却需要数年时间，火绳枪也因此更适合缺乏操练的盗寇之用；此外，火绳枪还能够射穿较厚的盔甲。

15世纪的大炮，不论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都非常笨重、不可靠、欠准绳、极难搬运和移动，并且往往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装上炮弹，因此它们只能用来轰击固定的大型目标。在那段时期，大炮最适合的用途是摧毁敌人的城堡或轰击被包围的敌军。另外，大炮亦适合在战船上使用，因为可以利用战船来搬运大炮，以及借助船身的移动来改变大炮的射击方向。

很明显，早期的热兵器在空旷辽阔的草原大漠上进行的战争中不容易发挥作用。火绳枪不能在马背上装填弹药，又欠准绳，因而对付游牧民族轻骑的作用有限；游牧民族士兵穿薄盔甲，火绳枪能射穿厚盔甲的优点起不了作用；草原大漠没有城池或堡垒，除非游牧民族的骑兵已被包围，否则大炮亦无用武之地。

早期的枪炮较适合用做防卫性武器，来保护与游牧民族接壤的边疆重镇及要塞。但游牧民族的轻骑懂得绕过有重兵驻守、配备枪炮的据点来寻找边境上的弱点，守军很难及时把沉重的大炮运到受攻击的地方来御敌。

相反，火绳枪非常适合对付排成阵势、密集在一起的农业社会步兵，以及身穿厚盔甲、速度较慢的农业社会重骑。大炮也非常适合攻克有城墙保护的城池。换句话说，当时的枪炮最适合在农业地区进行、以步兵为主的战争，而且无论在防守或攻击方面都可以派上用场。但由于火绳枪发射率低，早期的火绳枪队需要矛兵的保护。

枪炮经过二三百年的发展，才开始较适合在草原大漠战争中使用。17世纪出现的燧发枪比火绳枪更容易使用，因而发射率较高。17世纪的大炮也较以前的更轻便和容易搬运。到了18、19世纪，农业社会的热兵器终于令游牧民族的轻骑不堪一击，但15世纪的热兵器必须经过300多年的不断改良才发展到这个地步。因为早期的枪炮对付游牧民族骑兵起不了大作用，一个只有游牧民族为敌人的国家缺乏长期在热兵器上投资的动机。

在亚欧大陆，西欧和日本面对的敌人只有农业社会的士兵。东欧和中东需同时面对农业社会的士兵及游牧民族的骑兵。而中国自明朝以后，大部分时间里面对的主要敌人只有北方游牧民族的骑兵。

正文 明清热兵器的演进

宋朝长期处于战争状态，它与契丹、女真及蒙古的战事大部分是在中原或以南的农业地区进行的。世界上最早的热兵器便于这段时期在中国出现，并且不断被改良。

元末群雄割据时期的战争也大量使用热兵器。《火龙神器阵法》一书的作者焦玉，自诩是他献给明太祖的热兵器令朱元璋能够统一天下。《火龙神器阵法》记载了38种各式各样的热兵器，但其中只有一种是轻便的长射程武器——一种射箭的火枪（又称“手铳”）4，这种火枪是火绳枪的前身。

朱元璋统一中国，对以后数百年中国的军事科技发展影响深远。在其后的400多年里，中国内战较少，敌人主要是北方游牧民族，在宋元战争中发明的热兵器便再未能发挥它们的长处。

我们从15世纪初明成祖五次亲征蒙古的经验可见，明代枪炮在大漠战争所发挥的作用很有限。明朝军队虽然配备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热兵器，但始终未能消灭敌人。塞外没有城池，明军的大炮不能发挥所长；蒙古军避免与明朝主力军相遇，明军只得用轻骑追击，但当时的热兵器主要是步兵武器，不适宜骑兵使用，因此明朝骑兵在武器上没有优势；再加上大漠广袤千里、荒无人烟，要搬运笨重的大炮、补给数十万大军谈何容易。这便是明初国力强盛，但明成祖五次亲征蒙古，花费了很多人力物力，结果只能在前两次获得小胜，其余的都徒劳而返的根本原因5。

早期的热兵器也未能在热带森林的游击战中发挥大作用。因为欠准绳，这些热兵器最适合对付密集的步兵，但在森林发动游击战的敌人却懂得分散和躲藏，这令热兵器的作用大减。安南在明朝成祖和宣宗期间反叛，明朝虽然派兵征讨，但最终还是不得不承认安南的独立，热兵器未能使明朝军队在游击战中占优势便是原因之一6。

既然当时的热兵器对付北方蒙古宿敌和南方安南叛军的作用都有限，但落在盗寇手中，却可以被他们用来对付官兵和城池，因此明朝没有刻意发展这类武器便不难理解。

到了15世纪后期，因为战争需要而不断改良的西欧热兵器已比明朝的进步。葡萄牙人于1521～1522年间滋扰广东沿海，被明朝海道副使汪宏和备倭指挥柯荣率水师驱逐，战事在今日香港的屯门和广东新会西草湾进行，是历史上第一次中西军事冲突。葡人当时的枪炮虽然已比明朝的优越，但彼此的差距还不是太大，况且葡人寡不敌众、补给困难，因此终于败退。葡人较先进的佛朗机炮、火绳枪和制造火药方法，却在这段时期传入中国。

明人不仅仿制了西方的新式热兵器，还把它们改良成为迅雷铳（一种装有五根铳管的火绳枪，枪管轮流发射）、连子铳（一种原始机关枪）和翼虎铳（一种装有三根铳管的短射程轻便火绳枪）等。这些发明虽然增加了火绳枪的发射率，但只有翼虎铳可以在马背上使用，而翼虎铳的射程和准绳仍然不及弓箭，而且依旧不能在马背上装填弹药，因此对付蒙古轻骑的作用还是不大7。

在15、16世纪骚扰浙江、福建和广东沿海的倭寇并不懂得有效地使用热兵器8。明朝官兵利用改良的枪炮及配备西洋大炮的战船来对付他们，在武器上占了优势。但倭寇得到许多沿海官民暗中支持，加上集团众多，官兵消灭一批又有另一批出现，因此甚难铲除。戚继光最终依仗士卒的严格操练和纪律，才剿灭了倭寇集团9；“隆庆开禁”令沿海居民私通倭寇的人数大减，也是倭患没有死灰复燃的重要原因（见第二章第一节）。

17世纪初，东北出现了一个新的强敌——满洲。满洲并非游牧民族，他们重视建立据点和攻克城池。明朝立国200多年，终于在边疆上出现了一个新式热兵器可以发挥作用的劲敌。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起兵叛明。在次年的萨尔浒战役中，配备热兵器的明军因为战术错误，被只配备冷兵器的满洲军打得几乎全军覆没。明朝随即聘请澳门的葡人协助铸造更精良的大炮，传授操作技术10，并从广东沿岸欧洲沉船中打捞出多门先进的红夷炮，运到北方前线。这些大炮在天启六年（1626年）的“宁远之战”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努尔哈赤为炮火所伤，满洲军大败；红夷炮在其后的锦州和滦州等战役中也立下大功。领教过这些大炮的厉害后，努尔哈赤积极仿制，在掳获的明朝工匠的协助下，成功铸造了“天佑助威大将军”大炮，后来又从明降将孔有德处获得多门明朝红夷炮及大炮操作技术；入关之前，他们又把这些火炮改良，利用明朝的冶铸技术和西欧的热兵器知识，制成比明朝火炮更威猛的“神威大将军”大炮11。

在以后半个世纪的清朝统一战争中，双方都大量使用枪炮，直至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定“三藩之乱”为止。这段时期中国的热兵器技术已接近西欧国家的水平。这便是为什么郑成功的水师有能力赶走盘踞台湾的荷兰人，及康熙时期的清军能够击退入侵黑龙江的俄国士兵、强迫俄国签署《尼布楚条约》（见第一章第四节）的原因。

但其后的一个半世纪里，清帝国境内大致升平。17、18世纪平定准噶尔、收复新疆的战争在大漠进行，枪炮再次发挥不出大作用12，因此清朝的热兵器没有得到进一步发展的机会，直至鸦片战争前夕，还是停留在“三藩之乱”时期的技术水平。

由此可见，当中国境内出现长时期大规模军事对峙的局面，如宋元时代或明末清初之际，热兵器便会不断演进。但在明清时期的500多年里，境内很长时间没有重要战事，在西北大漠草原与游牧民族的战争中，枪炮又未能发挥大作用，因此热兵器的发展速度便不及西方。

正文 西方枪炮的发展

适合热兵器持续发展的环境却在欧洲出现了，这是因为欧洲自罗马帝国崩溃后，从未再次被一个政权统一。换句话说，欧洲长期处于“战国时代”。

和宋元的战争相同，西欧的战争是在人口密度极高的农业地区进行，攻占和保护城池重镇是战争的主要目的。和大漠战争不同，军队的机动性在西欧没有那么重要，轻骑没有重骑那么有效。人多马少的农业地区以步兵为主，马多人少的草原大漠几乎完全依赖骑兵。

在中世纪，城堡一般可以抵御敌人相当长的时间，直至粮尽为止，但这种情形被14世纪从中国传入的热兵器完全改变。

大炮最有效的功能是塌城破垣，因此城池重镇再不能依靠城垣的保护。守方被迫派遣军队到城外抵抗敌军，野战次数因而大增。早期的热兵器不适合骑兵使用，却适合以步兵为主的农业地区军队所用。

当时的西欧军队必须包括矛兵、火枪队、骑兵和炮兵。矛兵和火枪队都是步兵。16世纪初矛兵和火枪兵的人数是4：1；随着火枪的功效不断被提高，到16世纪末火枪兵人数已和矛兵相当。这跟黄仁宇所说，戚继光军队的火枪兵不能单独作战，而必须有其他持传统兵器的士兵保护的情形相同14。要到18世纪，西欧军队火枪兵开始在枪支上安装刺刀，才不再需要矛兵保护。欧洲的骑兵是穿厚盔甲、持重兵器的重骑，和游牧民族的轻骑不同。

守方同时亦改变城垣的设计来抵御炮火，但攻方又增强大炮的威力来摧毁新设计的城垣。

此外，西欧列强的争霸还延伸到海外，各国为了争夺海外市场和霸占殖民地而发展海军。由于大炮很适合在战船上使用，因此也成为西欧列强海军的重要武器。

长期的军事对垒令各方都需要不断改良热兵器的功能，这便是西欧的火枪在二三百年间，从类似元明的手铳演变成为火绳枪、短射程的簧轮手枪及后来的燧发枪的原因；大炮的威力和功能也不断地改进。到15世纪末，西欧的热兵器技术已明显比明朝的先进。

东欧的情形和西欧稍有不同。因为东欧和草原接壤，东欧国家需要同时对付西方农业国家的步兵及东方鞑靼的骑兵。此外，东欧国家也没有参与海上争霸。这便是为何俄国热兵器的发展比西欧国家稍微慢些的原因。

正文 日本“放弃枪支”

日本人对热兵器所持的态度，可以与明清中国作一个对照。日本软弱无力的室町幕府在15世纪后期完全失去控制国家的能力后，地方大名（诸侯）各自拥兵割据，日本进入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战国时代”。当时的日本很少有大城市，首都京都的人口也不过20万，其余的市镇只有三个的人口超过两万，因此战争的主要目的是占领土地和控制农民。和其他农业社会一样，日本的军队以步兵为主，火绳枪在1542年经葡萄牙人之手传入日本后，很快便成为步兵的主要武器之一，日本人并开始仿制此枪。

日本一代枭雄织田信长是火绳枪的最大得益者。他控制京都一带的富庶地区，包括盛产火绳枪的堺市，其他大名无法与他抗衡。但信长还未完全统一日本之前，为叛将所袭，自杀身亡，统一大业由他的部下丰臣秀吉完成。

内战结束后，丰臣秀吉自视天下无敌，于1592年和1597年两度派遣军队征伐朝鲜，与支持朝鲜的明朝军队大战。双方都使用热兵器，日军较注重火绳枪，作战经验丰富；明朝大炮较优良，朝鲜著名的“龟甲战船”与装备大炮的明朝战船并肩作战，威胁日本的海上补给线，双方僵持不下。丰臣秀吉于1598年病逝后，日军才撤退16。

经过一场短暂的内战，日本由丰臣秀吉的盟友德川家康再度统一，德川幕府时代开始。

1588年，日本内战快要结束时，丰臣秀吉曾于全国颁布刀狩令，禁止农民拥有火绳枪及其他武器。德川家康夺权后，继续执行这条法令，在德川幕府时代的两个半世纪里，老百姓不能拥有热兵器。这便是美国大学教授佩林（NoelPerrin）所谓的日本“放弃枪支”17。

但事实上，日本没有完全放弃枪支。德川时代的军队仍然配备热兵器，政府亦准许农民用火枪来狩猎。只不过在这200多年里，日本境内除了一些小规模动乱之外，基本上没有战争，日本的热兵器因此亦没有任何新发展。

日本的情形和中国很相似。内战期间，日本大量使用热兵器；战乱结束后，枪支便不再受重视。德川时代的日本和18世纪的中国一样，都是太平时代，没有发展热兵器的必要，热兵器技术因此没有进步。1853年，美国海军将领佩里（CommodorePerry）率战船强迫日本打开国门，日本军队的热兵器基本上还是200多年前的枪炮，所以毫无招架之力。

正文 为什么中国人没有发现新大陆？

不少学者指出，新大陆的土地资源带给欧洲的益处简直不可思议18。单从土地面积来说，欧洲的面积约1000万平方公里，南北美洲却有4000多万平方公里资源丰富的土地。这一笔意外收获对欧洲后来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是无法估计的。我们不得不问：为什么中国人（或其他东亚人）没有发现新大陆？

远洋探险是一项投资巨大、风险极高的行动，除非回报很高，否则是不值得把金钱和性命做赌注的。15世纪，西欧国家非常渴望得到印度和东南亚的香料及中国的丝绸，但当时唯一通往东方的道路却被新兴的土耳其奥斯曼帝国控制，因此不得不另寻通往东方的海路。当时有两个可能，一个是绕过非洲大陆南端到达印度，另一个是假设地球是圆的，因此从欧洲往西行，希望越过大西洋后便到达东方——这便是为什么西班牙国王答应资助哥伦布的航程，但结果哥伦布却意外地发现了新大陆。值得一提的是，欧洲的葡萄牙、热那亚和威尼斯都拒绝资助哥伦布的航程，哥伦布需要几经唇舌才终于说服西班牙国王支持他。由此可见，虽然欧洲有寻觅新海路的动机，但还是有很多欧洲国家认为越洋探险是一宗不合算的赌博。

中国和印度的情形刚好相反。中国和印度是当时地球上最发达富庶的地区，欧洲几乎没有任何产品是他们渴望得到的，因此中国及其他亚洲人缺乏远洋探险、寻觅新海路，特别是尝试横渡太平洋的动机。

但另外还有一个与地理有关的重要因素使中国人未能发现新大陆。15、16世纪的远洋航行主要是依赖风力和洋流。图6.1至6.3的海洋风向和洋流图显示，欧洲人横渡大西洋其实并不困难。他们全年都可以利用东北信风、加纳洋流和北赤道洋流把他们从西欧送到加勒比海岛屿或南美洲，全程只需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也可以依赖西风、墨西哥湾暖流和北大西洋洋流把他们从新大陆送回欧洲。即使欧洲人不是刻意横渡大西洋，终究一天也会有欧洲船只意外地被东北信风吹到新大陆。

但东亚的情形和西欧完全不同，中国人要横渡太平洋非常困难。图6.1至图6.3显示，中国人如果在秋冬季出海，东北季风会把他们送到东南亚，他们需要在那儿逗留至春夏季，然后乘西南季风回国19；如果他们在春夏季离开中国沿海，西南季风会把他们送到日本。

中国人要横渡太平洋并非不可能，但要找到这条航路极不容易。西班牙自从麦哲伦船队于1521年成功横渡太平洋、由南美洲西行到菲律宾后，便致力于找寻一条从菲律宾东行返回墨西哥的路线。但这条航路一点儿也不易找，西班牙经过五次失败，牺牲了许多条性命，才终于在1565年由一位修士航海家乌尔达内塔（AndresdeUrdaneta）找到20。该航路于春夏季从菲律宾出发，首先乘西南季风到达日本以东——这段时期刚好是台风季节，远洋航行风险倍增；船只到达日本附近后，再借助北太平洋洋流和加利福尼亚洋流，横渡太平洋至墨西哥——但这段路程的风向不合作，船只很容易被风吹到阿拉斯加。全程一般需要七八个月的时间。相反，从墨西哥往西行至菲律宾，一般只需两三个月时间。自16世纪后期至19世纪初的两个半世纪里，共有25艘从马尼拉往东行的船只沉没，但只有15艘从墨西哥往西行的船只沉没21。

西班牙人刻意找寻从亚洲东行至美洲的航路，但还需要40多年时间才成功。中国人缺乏横渡太平洋的动机，他们意外发现这条航路的机会就更微小22。日本人发现这条路线的机会也许大些，但可能性也不高。

最后要谈一谈澳大利亚。澳大利亚的面积比中国略小，但它的土地大部分是沙漠，今天澳大利亚的人口及国民生产总值和中国台湾相差不大，因此即使明清的中国人能够发现澳大利亚，它可以提供给明清中国的资源也很有限23。

但中国人发现澳大利亚的机会也不大。澳大利亚的北部尽是不毛之地和沙漠，中国往东南亚的船只有可能意外地被风吹到澳大利亚北部，但就像日本船只有可能意外地被风吹到西伯利亚，以及北欧的维京人曾经到达加拿大东北部一样，这些意外不会影响东亚及欧洲的长远发展。

澳大利亚只有东南部和西南部较适合发展农业，但中国南端和澳大利亚东南部和西南部相距6000～7000多公里，与日本和温哥华的距离相当，加上风向不合作，中国船只能够到达澳大利亚东南部和西南部的机会微乎其微。

自16世纪开始，许多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和英国船只在东南亚和印度洋一带航行，但他们经过200多年仍然未能发现澳大利亚。澳大利亚要到18世纪后期才被英国航海家库克（JamesCook）发现，但库克不是从东南亚往南行，而是从南太平洋往西行才发现澳大利亚的。

正文 欧洲科学革命的出现

在19世纪以前的欧洲，研究自然现象和事物的人被称为自然哲学家（naturalphilosopher）。1687年牛顿的物理学巨著的书名是“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PhilosophiaeNaturalisPrincipiaMathematica），这表明当时有关大自然的学问被视为哲学的附属；这也是为什么今天取得物理学或化学博士学位的人的名衔是哲学博士（DoctorofPhilosophy）而不是科学博士。科学（science）这个名词，在欧洲中世纪和前现代期，泛指一切准确及有系统的知识，包括逻辑、数学、自然知识和道德哲学等12，到了近代才与哲学相区别。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等要到19世纪以后才被称为科学家，而不再被称为自然哲学家。

今天所谓的“科学革命”是指16、17世纪期间，欧洲自然哲学界呈现的一种新趋势。从这段时期开始，自然哲学家非常重视谨慎精密的观察、量度和实验，倚重数学来分析大自然现象和解决技术上的问题。这些发展令欧洲自然哲学家发现了许多自然规律，如开普勒定律、牛顿定律等。

在世界诸文明中，为何科学革命单独在欧洲出现？我们也许能够从科学革命爆发的时期是欧洲人开始越洋探险后的一个世纪内的巧合13，及欧洲长期处于“战国时代”（见第六章）的刺激作用，发现一点儿端倪。远洋航行、远距离贸易、欧洲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和热兵器战争所需要面对的各种挑战和现实问题，迫使欧洲人必须进行精密准确的观测、量度和实验，这很可能才是西方科学革命的真正起源。

定时器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时钟对清人来说只不过是一种收藏品，但对跨越大洋的欧洲人来说，定时器却是他们用来鉴定船只在海洋中正确位置（经纬线）的仪器，因此必须非常准确，不容有丝毫差错。但定时器的演进与后来牛顿力学和微积分数学的发展有莫大关系。望远镜是另一个例子。望远镜是远洋航行不可或缺的，但经改良的望远镜也让欧洲人能够观测月亮和行星，推动天文学的发展，导致伽利略的重要发现14。在欧洲诸国之间的战争中，双方火炮的准确度是决定胜负的关键，因此有需要发展几何、三角和微积分等数学，来计算在不同仰角下炮弹的弹道和射程15，但这些数学又可以用在其他科学领域上。这些都是实用技术知识（　知识）导致科学知识（　知识的一部分）发展的例子。

此外，还有一个导致科学革命出现的不容忽视的因素——环绕地球的航行。“地圆说”的证实、与世界各地完全不同的民族和文化习俗的接触，以及对地球各处地理生态环境的观察，令欧洲人大开眼界，把他们的视野扩展了不知多少倍。这些刺激对西方传统观点看法的冲击及对西方思维的影响之巨是难以估计的16——这是中国及世界其他文明所没有的经历。在中世纪时期坐井观天的欧洲文明，此刻从井中爬出，对天的观感自然出现很大改变，这种新观感是留在井内的亚洲文明所缺乏的。这也是科学革命单独在欧洲出现的原因。

但是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因果关系并不明显17。法国科学在18世纪是全欧洲最先进的（见本章第一节），但法国却没有爆发工业革命；相反，珍妮纺纱机、水力纺纱机、骡机和瓦特蒸汽机等工业革命的新发明，却因应市场需求，于18世纪后半期陆续在英格兰出现。这些工业革命早期的发明不需要依赖科学知识，物理学和化学要到19世纪中期以后才在工业发展上发挥作用18。

莫凯尔等学者另外提出了“科学文化”的新观点。他们认为科学知识虽然与工业革命无直接关系，但科学革命令科学精神充斥欧洲社会，使科学方法被广泛采纳，因而间接导致了工业革命的出现。所谓科学精神和方法，便是对大自然的一切现象和假设都必须经过细心观察、精确量度和重复实验后才予以肯定19。但莫凯尔同时也指出，科学精神和方法不是欧洲独有的20。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史蒂芬?爱泼斯坦（StephanEpstein）持不同的观点。他认为18世纪的英国工业革命起源于当时欧洲工匠流动性的增加及他们的交流，而与科学精神及方法关系不大。他认为，19世纪以前欧洲的大部分技术知识（　知识）仍然属于经验知识，这类知识主要是通过师傅传授学徒的方式来传播的（与中国的情形相似），而不是靠书面方式传授21。

罗伯特?艾伦对“科学文化”的观点也抱怀疑的态度。他指出，工业革命初期的新机器和技术的发明者都是甚少接触科学界的工匠——蒸汽机的发明者托马斯?纽科门（ThomasNewcomen）便被当时的科学界讥笑是一名不懂自然哲学、数学知识有限的幸运儿22。艾伦认为实验方法自古已有，而不是18世纪才出现的，因为没有实验便不会有新发明。作为一个例子，他指出英国农民是靠实验来决定哪一种谷物最适合种植的（中国农民的情形也相同）。18世纪和过去的不同之处在于，实验的数目比过去倍增23。

对这些不同的观点，我们或许能够得出如下的结论：科学革命有可能加快了工业革命的出现，但却不是工业革命的先决条件。

正文 明清时期“科学”的发展

中国的情形在开始时和西方有点儿相像。宋代理学家程颐和朱熹重视“格物致知”，即钻研万物来找寻它们的道理法则，然后总结成为原理知识，而所谓万物包括自然事物和现象24。英国著名科技史家李约瑟（JosephNeedham）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里，便对朱熹等宋代理学家在自然科学上的贡献予以了肯定25。换言之，中国同样也有自然哲学，它和西方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国的自然哲学没有像欧洲的那样，在16、17世纪开始偏重实验方法和数学26。

到了明朝，在“格物致知”和“经世致用”的大前提下，很多实用知识（　和　知识）得到广泛传播，包括建筑、水利工程、地形、气候、天文历法、财务、贸易、农耕、谷仓储存、纺织等多方面的知识。当时不少著述，像陆应旸的《广舆记》、顾炎武的《肇域志》、杨慎的《丹铅总录》和李泰的《四时气候集解》等，都是有关实用知识的书籍27。

中国人也没有忽略数学的功用。古代六艺包括礼、乐、射、御、书、数，数便是其中之一。宋明理学重视“理、象、数”的结合。明朝南京刑部郎中项麟认为“盖天地之中，有理斯有象也，有象斯有数也，有数斯有据也”。换言之，要掌握理学，就必须拥有数学方面的知识。明代数学家朱载堉说：“夫术士知而未达理，故失之浅。先儒名理而复善其数，故得之深。数在六艺之中，乃学者常事耳……数非律所禁也，天运无端，惟数可以测其机；天道至玄，因数可以见其妙……夫有理而后有象，有象而后有数。理由象显，数自理出，理数可相倚而不可相违。凡天地造化，莫能逃乎数。”28明人唐顺之、程大位和冯应京等均有关于数学的编著，如程大位的《算法同宗》等；唐顺之更在耶稣会传教士来华之前，已主张利用古代的数学来解决天文历法上的问题29。

耶稣会来华传教士把古希腊的科学和数学传入中国，获得明清士大夫（像徐光启和李之藻等）的赏识和肯定，主要原因是中国本身也有自然哲学，并且已恢复过去对数学的兴趣。明末的士大夫认为，西方的学问和中国的“格致穷理”传统有异曲同工之处。明人熊明遇出版过一本有关西学的书，名为《格致草》；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翻译的一本西方采矿和冶炼技术的书，中文名为《坤舆格致》；法国的“巴黎科学院”在当时的中文译名是“格物穷理院”30。

清朝时，中国数学家的地位被提高，渐渐替代了西方传教士，其中以梅文鼎最为闻名。他把中国和西方的数学融会贯通，并力主利用数学来解决天文历法上的问题31。康熙晚年更仿效“巴黎科学院”，在畅春园设立“蒙养斋算学馆”，专门栽培中国自己的天文历算学家。当时天文数学已被视为传统学问的附属，天文历算学家普遍受到尊重，梅文鼎的孙子、数学家梅珏成，获赐“算学进士”头衔，另一名数学家王兰生亦获赐“畴人32进士”头衔。其后考证学的兴起，也增加了清代知识分子对古代天文数学的兴趣，乾嘉时期的考证学家阮元撰有《畴人传》一书，记载了古今300多名天文历算学家的事迹和贡献，包括多名西洋传教士；阮元等还呼吁学者应该成为精通中西学问的“通儒”33。

但可惜的是，清代的数学和科学并没有出现西方那种突破，其中的主要原因是解决了历法上的问题之后，当时的数学在中国再没有其他显而易见的实际用途34，因此只能吸引一些知识分子的好奇心——这和同期的欧洲为了解决现实问题，因此必须继续钻研和发展数学的情形截然不同（见上一节）。明清知识分子对古希腊数学和科学深感兴趣，认为其具有新观点，与中国古代数学相辅相成，也有人相信希腊数学源自中国。到了18世纪，清朝知识分子基本上已把古希腊和中国传统数学融会贯通，但没有再进一步发展35。

另一方面，由于罗马教廷反对，耶稣会传教士没有把欧洲16、17世纪科学革命的尖端科学，如哥白尼和伽利略的新发现及牛顿定律等传入中国。耶稣会传教士起初只告诉中国人“地球中心说”,后来改为“地球太阳双中心说”（指行星环绕太阳运行、太阳月亮环绕地球运行的说法，又称“第谷系统”），最后才提及哥白尼和伽利略的“太阳中心说”，这样一改再改，前后矛盾，对中国的知识分子自然缺乏说服力。况且，耶稣会传教士以传教为首要任务，引进西方数学科技为次要，这令清廷和明清士大夫怀疑他们的真正动机。

牛顿科学和微积分学要到鸦片战争以后才由基督新教传教士传入中国，迟了近两个世纪。达尔文在1859年发表进化论后，新教传教士又因为认为它与基督教教义相悖，而迟至19世纪末才把这套理论传入中国。欧洲的新科学在中国仍然被称为“格致学”，研究这门学问的人被称为格致师或格致家，到1894年甲午战争以后才改称为科学和科学家36。

但新科学很晚才传入中国，并不表示中国在较早前不会出现工业革命。在下一节里，我们将探讨工业革命在18世纪单独在英国爆发，而没有在中国出现的原因。

明清时期江南河英国早期工业化的比较，与英国工业革命的爆发第一、二节指出，工业革命初期的发明是不需要依赖科学知识的，而所谓的“科学文化”与这些发明的关系也不明显，因此明清的科学虽然比较落后，但这些工业发明并非不可能在中国出现。李伯重尝试比较江南和英国的早期工业发展，来找寻18世纪期间工业革命单独在英国爆发的原因。

李伯重指出，江南是明清时期中国原始工业化水平最高的地区。在18世纪中期，英国工业革命爆发前夕，江南的原始工业化程度绝不亚于英国，而双方都以轻工业为主。彼此不同之处在于，英国的重工业自16世纪开始便迅速发展，在工业上所占的比重也日渐增加，但这种现象没有在江南出现37。

自明朝后期至太平天国运动的两个多世纪里，江南棉纺织业的生产扩大了一倍多。到了19世纪初，江南从事棉纺织业的农户已占总数的65%以上，每年所需要的棉花达300万担。另外，江南丝织业的生产规模只不过略逊于棉纺织业，而其他轻工业，如碾米业、酿酒业、榨油业、服装业及印刷业等，亦具相当规模。到了19世纪初，江南轻工业的重要性已和农业相当。

相比之下，明清江南的重工业却微不足道，没有什么重要发展。除了一些小规模的采煤业外，江南基本上没有煤铁业。工具制造业还是继续生产传统的简单手工工具。造船业有些发展，但江南所造的海船主要是沿海航运的沙船，最大的不过375吨。其数目从明嘉靖时的约1000艘增至清道光时的3000艘，总吨位从明末的5万吨增至清朝中叶的38万吨。

英国方面，毛纺织业是工业革命以前的最大产业部门，但从事毛纺织业的农户不及总数的一半。工业革命在18世纪中期爆发后，依赖进口棉花的棉纺织业迅速发展，其净产值在19世纪初已超过毛纺织业，成为英国最重要的产业部门。英国棉纺织业使用的棉花，自1760年的3万担增至1817年的90万担，但仍然不及江南的1/3。此外，英国还有一些规模较小的丝织业、麻纺织业、啤酒酿造业、肥皂和蜡烛制造业、皮革和玻璃工业等轻工业。但总体来说，英国轻工业的规模不及江南。

相反，英国重工业的发展却明显比江南优越。18世纪中期工业革命开始时，英国的煤田总产量已达到4700万吨，在两个世纪内增加了23倍。此时英国采煤业的净产值在所有工业部门中已仅次于毛纺织业。另外，铁的年产量亦从1611年的1.2万吨增至1760年的3万吨，其他铅、锡和铜等有色金属的采冶业也不断发展。英国的工具制造业自15世纪开始迅速发展，铁匠数目大幅增加，新的机器不断涌现，到18世纪又发明了蒸汽机及多种新式纺纱机，标志着机器制造业的逐步建立。建筑材料工业亦呈现重大变化，砖瓦逐渐取代了木材，成为主要建材。英国的造船业在16世纪时还不如江南，但其后便迅速发展。到了1760年，英国商船总数已超过7000艘，总吨位在1792年达到154万吨，在一个世纪内增加了近5倍，远远高于同期江南沙船的总吨位。174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驶往中国的船队的标准船吨位已接近500吨，超过江南最大的沙船的吨位。

英国和明清江南的工业结构出现这样大的差别，主要原因是重工业需消耗大量能源和材料，而轻工业却是能源和材料的低消耗者。中国虽然拥有丰富的煤矿，但大部分在北方。江南本身的煤炭资源非常贫乏，附近省份如两湖、江西和安徽等的产煤量也不大，除去本地之用以外，可输往江南的煤炭极有限，而且价钱昂贵。根据李伯重的估计，江南若要建立一个与1720年英国规模相当的制铁业，需要15万吨以上的煤，其价钱超过1000万两白银。即使附近省份能出产这样多的煤，江南亦无能力购买38。此外，江南及邻近地区的薪炭资源也不丰富，除去其他用途外，可供工业使用的薪炭不会很多。

江南一带有一些小型的铁矿和铜矿，但因为缺乏燃料而在明清时期没有开采。江南工具制造业和造船业所用的铁，主要来自昂贵的进口铁和废铁的再利用。

在明清时期，江南只有浙西山区还有一些森林，但由于交通不便，能运出的木材不多，造船业和建筑业所需要的木材很多要靠长江中上游及福建的输入，生产成本和运输费用都相当高39。

由于能源和材料短缺，明清江南的煤铁业、工具制造业和造船业等重工业发展缓慢，这一点不难理解。但另一方面，江南却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源——江南人口自明末的2000万增至太平天国运动前夕的3600万，同期人口密度由每平方公里465人增至837人，为当时全球之冠40。相比之下，工业革命期间英格兰和威尔士每平方公里人口不过40人，总人口不过600万人41。况且，江南在普及教育和栽培技术人才方面很有成绩，劳动人口质素相当高，明清时期中国著名的技术专家和发明家，有过半出自江浙42。

轻工业对能源和材料的需求相对较小，对劳动力的依赖却相当高，因此劳动力充足、能源和材料缺乏的江南很自然地便偏重轻工业的发展，注重技巧而不注重机器43。而江南轻工业所需要的主要原料棉花和蚕丝，基本上能够自给自足；其他原料像稻谷和大豆等，则可依赖引进44。

英国和江南的情形不同。英国拥有丰富的煤矿和铁矿，同时还能够从瑞典等国进口铁。因为它是岛国，依靠海路运送煤铁既便宜又方便。这些条件成为英国重工业能够迅速发展的大前提。

因为工具和机器制造业落后，江南的轻工业一般都依赖简单的工具和手工操作，企业形式以家庭经营的小作坊为主，使用复杂机器的较大规模作坊非常罕见45。但中国并非缺乏制造大型复杂机器的知识，在元代发明的水转大纺车的技术水平已接近英国工业革命前期所发明的纺纱机，只不过因为水力和材料的短缺，该纺车未能在明清江南使用及得到进一步发展。英国谢菲尔德大学（UniversityofSheffield）教授霍布森（JohnHobson）更相信，中国宋元时期的纺丝机在13世纪辗转传入意大利，然后再传入英国，这些中国的纺丝机便是工业革命时期发明的纺纱机的前身46。

江南的轻工业还有一个特点，在明清时期，农村地区大部分时间相当安定，没有战乱，小作坊无须城池保护，加上农村工资比城市低廉，因此明清的家庭小作坊便集中在农村地区47，而江南的劳动密集型水稻经济正好与家庭小作坊式手工业互相配合。这种现象在日本的德川时期和明治前期也出现过48。

从以上的讨论可见，明清江南偏重轻工业是基于资源条件和地理因素，这和美国在19世纪中期以前还是以木材经济为主（见本章第一节）有相似的地方——双方都在当时的资源条件下，选择最有效的发展途径。美国森林资源丰富，开始时很自然利用木炭为燃料，以木为材料。但美国也拥有丰富的煤铁矿，只不过因为煤铁价较高49，所以不用煤为燃料和铁为材料；待木价上涨后，很自然地转而发展煤铁业。江南缺乏能源和材料，除非能够自外地引进廉价的煤，否则重工业很难有所发展；而在缺乏重工业的支持下，单独依靠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是很难出现突破的50。

江南的技术人才是明清时期全国最优秀的，只可惜他们的才干没有机会在重工业方面发挥。而北方的煤铁丰盛地区，在北宋以后饱受战火蹂躏，科技人才和知识损失不少，到了明初已非经济蓬勃及原始工业发达之地；在缺乏技术人才的情形下，发展速度自然也较缓慢。

欧洲大陆国家和中国也有相似的地方。法国和荷兰等国有很多科技人才，却因为缺乏廉价能源或工资低廉，而没有爆发工业革命51；东欧拥有丰富的煤矿，却因为缺乏科技人才而未能好好利用资源。只有英国独享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面——经济发达、市场需求大、科技人才辈出，同时又拥有丰富的煤铁矿52，因此重工业得到迅速发展。而重工业的发展和矿物能源的大量使用，正是工业革命的大前提5354。

正文 其他影响明清时期科技发展的因素

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经常被视为导致中国科技落后的罪魁祸首，但实际情况并非那么简单。明清科举考试的内容，除了四书五经和律诗等之外，还包括经史时务对策，而解答时务对策上的问题，有时也需要科技方面的知识，像改革历法的政策问题便曾经是明嘉靖、万历年间科举试题之一55。因此科举应试教育，也可以包括科技数学知识的学习。这便是为何科举应试教育亦培养出一些像徐光启、李之藻等科学家的原因56。

但受到儒家思想影响，许多明清知识分子瞧不起工艺技术，视之为“奇技淫巧”，这也是事实。只不过，这并非中国独有的现象。在英国，上层社会对工业科技同样抱轻蔑的态度。17世纪的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Bacon），因为有感于贵族和知识分子普遍轻视机械技术而不胜慨叹57。英国的工业家经常受精英分子奚落；迟至19世纪中期，工业家在英国的社会地位仍然相当低58。

英美当时的一流学府，像英国的牛津、剑桥和美国的哈佛、耶鲁等，均没有顶级的工程学院，主要因为英美精英瞧不起工业科技59。迟至19世纪中期，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UniversityofGlasgow）的首名工程科学教授刘易斯?戈登（LewisGordon）还受到校内其他教授排挤，原因便是工程被视为一门不适合在高等学府教授的科目60。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于1861年在离哈佛大学两英里外的地方成立，便是鉴于哈佛等学府缺乏工程学院。

另一方面，由于明清科举考试的成功率非常低，所以很多人需要学习其他谋生技能，而基本数学正是商人、工匠，甚至农民的必需技能（见第五章第四节）。经珠算、笔算（经利玛窦传入）和口算方法的相继出现和普及后，计算教育在明清时期可以说是相当大众化的61。

宗教和文化因素

有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科学落后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缺乏西方基督教一神创造万物的概念，因而没有像西方那样，刻意寻找这个神创造的宇宙之定律62。但这忽略了中国“道”的含义63以及“格物穷理”的传统。明人阎敬为北宋高承所著《事物纪原》一书所撰的序言说：“盈天地之间唯万物，亘古今有事变焉。物有万殊，事有万变，而一事一物，莫不有理，亦莫不有原。不穷其理，则无以尽吾心之知；不究其原，又曷从而穷其理哉？圣门之学，以格物致知为先；文学之士，以博问洽识为贵，而一物不知，又儒者之所耻也。”64由此可见，寻找天地万物的原理，同样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追求。

另一方面，韦伯的基督新教徒独具理性的看法已被很多史学家质疑65。相反，很多例子显示基督新教和罗马天主教对科学发展的障碍其实非常大。新教创始人马丁?路德认为，理性是信仰的最大敌人，对宗教毫无帮助，理性经常抗拒神的意旨，瞧不起来自神的一切，因此谁要做基督徒都必须放弃理性、所有基督徒都需要消灭理性。圣奥古斯丁（SaintAugustine）认为好奇心是一种病态心理、一种危险的诱惑，好奇心驱使人类找寻大自然的秘密，但这些秘密非人类所能理解，对人类毫无益处，所以不应该去找寻66。美国康奈尔大学首任校长安德鲁?怀特（AndrewWhite）撰写的《基督教社会里的科学与神学斗争史》（AHistoryoftheWarfareofSciencewithTheologyinChristendom）一书，列举了欧洲史上无数基督教拒绝接受科学的发现、阻挠科学发展的例子，如众所周知的伽利略因为宣扬“太阳中心说”而被禁锢、马丁?路德对哥白尼理论的批判、现代解剖学创始人安德烈亚斯?维萨里（AndreasVesalius）因为解剖死尸而遭受教会排斥（西班牙医学院迟至18世纪末仍然禁止尸体的解剖），以及达尔文的进化论遭受新旧教徒的猛烈抨击等67。其他例子还包括由法国耶稣会传教士控制的学府，在18世纪中期仍然抗拒牛顿科学；德国路德会牧师反对实验方法；意大利宗教法庭认为数学损害宗教的诚挚；天花疫苗接种方法出现后，在英格兰、苏格兰和荷兰等新教国家，以及法国和美国等国都受到教会的谴责等68。诸多例子，不胜枚举。即使在21世纪的今天，很多基督新教徒仍然不相信进化论；美国联邦政府也因为宗教原因，而一度限制联邦政府对干细胞研究的资助，直至奥巴马总统上任后才撤销部分限制，但最近美国地方法院又命令联邦政府恢复这些限制69。以上的例子显示，西方的一神论宗教对科技发展的阻力不见得小于东方的多神论宗教和传统70。我们甚至可以作出一个假设：东方的多神论传统比西方的一神论传统更具理性，更容易接受不同的观点71。

另外还有一种看法，就是中国人不懂得运用推演逻辑，因而没有科学，但这是缺乏说服力的。推演逻辑是一个民族的基本生存工具，任何不懂推演逻辑的民族，很快便会被大自然或其他民族消灭，不可能有四五千年的历史。许多中国古典数学（像“中国剩余定理”等）需要运用推演逻辑；中国的象棋和围棋等游戏，都是运用推演逻辑的游戏；中国的古典文学中，也有不少运用推演逻辑的例子，包括《三国演义》的“定三分隆中决策”一回里，诸葛亮为刘备分析当时群雄割据的天下大势，结论是最终将会出现三分天下之形势，以及《包公案》中的断案方法等。

最后，有必要指出，宗教、文化和工业、经济发展的关系不应被夸大。因为正如莫凯尔所说，文化也许能够加快或延缓经济发展，却不可能阻止经济发展72。

政治审查

清朝雍正乾隆年间的“文字狱”，针对的是文学、政治和历史方面的创作，没有影响科技知识的传播。相反，正是因为出现“文字狱”，很多清朝书商转而出版政治不敏感的医学书籍73。

令我们料想不到的是，英国政府在18、19世纪曾对国内的科学结社进行过严格审查。其中的主要原因是，牛顿的追随者包括很多不赞成英国国教教义的新教徒（他们被称为“异见者”），这些人在他们的科学结社内除了宣扬牛顿科学以外，同时还大力宣扬民主思想，这令英国的统治阶层感到十分不安。特别是在法国大革命爆发以后，英国统治阶层觉得这些人对社会安定构成了严重威胁，因而在1795年和1799年颁布了《煽动性聚会律法》（SeditiousMeetingsActs），对科学结社进行严格审查，禁止他们向广大群众宣扬，只准许他们向上层社会的成员传播新科学74。

发明专利

明清时代的发明家缺乏发明专利的保障，也被视为中国科技发展缓慢的原因。但发明专利是一个极具争议的课题，有不少学者质疑它是否真正能够推动科技的发展。在英国，发明专利对发明家利润的保障很有限，而且很多创新技术不能登记专利。荷兰和瑞士在19世纪后半期的大部分时间没有发明专利，但两国的科技发展却没有受到影响。美国工业在1900年以后发展迅速，发明专利的登记率反而下降75。

另一方面，发明专利也可能阻碍科技的发展，因为新科技经常被指控是侵犯旧发明的专利。其中一个例子是，蒸汽机技术在瓦特蒸汽机出现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再没有新发展，主要是因为瓦特的发明专利令其他发明家对蒸汽机的研究却步76。此外，容易隐藏或难仿效的新科技根本不需要发明专利，因为这些科技往往属于商业秘密，或是某工会的专长技能，登记专利反而会使技术知识公之于世77。今天，不少政府、研究所、大学和慈善基金创办的研究机构，也不愿意登记新发明的专利。

美国第三位总统杰斐逊认为构思像空气一样，是不能拥有的，因而反对发明专利。19世纪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认为发明专利弊大于利。对创新科技有独到见解的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也不重视发明专利78。

信贷和资本市场

明清中国缺乏一个像伦敦那样的发达的信贷和资本市场，但这并不代表中国缺乏发展新技术的资金。首先，伦敦信贷和资本市场是因应英国长期处于备战状态的需要，以及远距离贸易的需求而产生的，市场筹集的资金主要是借给政府来应付战争开支，或是投放在海外贸易上，很少投资在新科技上。英国工业家发展新技术的资金，大部分来自自己过去的收入、亲戚朋友和小规模（很多是由相识者开设）的地方银行。由于工业革命早期出现的新技术所需要的投资不大，所以一般工业家筹措资金不成问题。另一方面，荷兰同样有发达的信贷和资本市场，而且资金比英国更丰裕（当时荷兰的利息为3%，是全欧洲最低的），但荷兰却没有爆发工业革命79。

明清中国长久没有大规模战事，政府开支较少，借贷需求有限，信贷市场因此发展较缓慢。但和欧洲的工业家相似，明清的工业家同样可以通过其他渠道来筹集资金，包括自己的积蓄、家族成员和钱庄当铺等。19世纪四川自贡市井盐业的案例说明，融资对中国的工业家来说并不是一个大问题（见第四章第六节）。

既得利益者的阻力

新机器和新技术的出现往往对社会造成巨大冲击，因而会遭遇来自既得利益者或其他保守势力的阻挠，这种情形在欧洲和中国都出现过。英国的手织工因为害怕生计受威胁，所以经常捣毁新发明的纺织机器，工业革命的第一部新型纺纱机——珍妮纺纱机——曾多次被人破坏80。这种行动被称为“卢尔德行动”（Luddism），类似的行动在许多国家和行业都屡见不鲜。欧洲强大的工会经常阻挠新技术的引进；中国工会势力较弱，在这方面的阻力反而较小。除了来自劳工方面的阻力，英国的新技术亦遭遇来自其他方面的障碍，当中一些例子包括参与供应煤气的英国地方政府设法阻延电力的广泛使用、英国保障公众安全的法律延缓了汽车工业的发展等81。

但与来自宗教和文化方面的阻力一样，不论是欧洲还是中国，社会和政治上的阻力可以延缓工业的发展，却不可能阻止工业的发展。

官方垄断科技

有些学者认为，官方垄断或主导科技会对科技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清政府垄断历法改造和主导治河工程被视为中国科技停滞不前的原因之一82。法国政府于18、19世纪期间主导科技研究，也被视为法国工业在18世纪落后于英国的原因83。

但另一方面，法国和德国的工业能够在19世纪后期迎头赶上英国，却是依赖于官方的主导和支持——法国和德国政府在工业发展上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这是毋庸置疑的84。此外，前苏联的一切科技发展均由政府垄断，但苏联的科技却有非常可观的成就——它比美国更早送人上太空，也能培养出多名诺贝尔物理奖、化学奖获得者，及数学最高荣誉菲尔兹奖（FieldsMedal）获得者。因此，政府主导科研对科技发展的影响是正面还是负面，还很难判断。同样，清政府垄断一些技术与工程，对中国的科技及工业发展是有帮助还是构成障碍，也难以下定论。

第六节结论

中国在18世纪没有爆发工业革命，但荷兰、法国、德国、意大利等科学发达的西欧国家同样也没有爆发工业革命。18世纪，世界上只有英国出现了工业大跃进，其他国家后来的工业发展都是借鉴英国的经验。因此也许我们不应问为何中国没有发生工业革命，我们需要解答的问题应该是：为何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爆发？

彭慕兰指出85，英国在18世纪得天独厚，既可享用新大陆的土地资源，本国又拥有丰富的煤铁资源，市场需求充裕，科技人才辈出；除了它之外，当时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或地区具有这些条件，因此，只有英国才能够在该段时期爆发工业革命86。明清最发达的江南地区市场需求充足，技术人才也不缺乏，但能源贫乏，重工业发展缓慢，原始工业因此也未能出现突破。

曾小萍对19世纪四川自贡市井盐业的研究说明，在适当的条件下，中国的工业同样可以有相当可观的成就及发展；一切融资、技术和组织上的问题，都有办法解决；而过往被视为阻碍中国工业发展的文化和政治因素，即使存在也可以被克服87。因此，中国在18世纪以后自发性地出现工业革命，也并非绝无可能。

Table of Contents

被误解的中国：看明清时代与中国

被误解的中国 / 梁柏力 著

正文 张五常代序：一个古文化可以复兴吗？

正文 对外贸易与经济发展、地缘政治和国家安全的..

正文 明清的对外贸易政策

正文 郑和下西洋的终结

正文 明清“海禁”的无效

正文 西方国家的“海禁”

正文 明清“海禁”和西方“海禁”的分别

正文 明清中国对外国事务的兴趣

正文 第三届清帝国的扩张

正文 早期的枪炮功能

正文 明清热兵器的演进

正文 西方枪炮的发展

正文 日本“放弃枪支”

正文 为什么中国人没有发现新大陆？

正文 欧洲科学革命的出现

正文 明清时期“科学”的发展

正文 其他影响明清时期科技发展的因素

科举制度

宗教和文化因素

政治审查

发明专利

信贷和资本市场

既得利益者的阻力

官方垄断科技

第六节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