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TENTS

把中国的故事讲好

领导也是人

欧元的终结？

一个球砸到三个总统

没有克拉就没有幸福？

好一颗美丽的大金牙

“做不了夫妻做朋友”

当拉菲遇到蒜泥白肉

莫让金融误国

给我一点儿安全感

媳妇熬成婆以后

特权是一种落后的象征

我该怎么活？

中国人起洋名，证明谁的软实力？

做一个怎样的交流者

代言的代价

为什么我有五个手机？

用自己的头脑思考

当名人是一种遭遇

我与奥巴马对话真相（国际未删节版）

日本，我们最不了解的邻居

阴谋来了！

比路易·威登更奢侈的

中国不是西方垃圾的收容所

记者十年

你严重伤害了我的感情！

搞关系，必须的

我的英语“通关秘诀”

发音真的很重要吗？

20万美元，交换中国思想

耶鲁“愤青”

未来的主人翁

天涯知己陆克文

从太空看世界

两位犹太老人的故事

也谈“纸枷锁”

让孩子自己做主

留住最爱的人

代后记　如果

芮成钢

2001年，国务院发展中心最年轻的客座研究员

2001年，被“世界经济论坛”授予“全球明日精英”称号

2002年，当选首批24名“美中杰出青年”（US China Young Leaders）

2002年，被评为“中欧杰出青年”（China Europe Young Leaders）

2005年，美国耶鲁大学校长亲自提名，成为耶鲁历史上最年轻的“耶鲁世界学者”（Yale World Fellow）

2010年，荣获《新周刊》年度节目主持人、最佳财经节目主持人

2010年，荣获第25届“金鹰奖”优秀主持人奖

2010年，荣获中国播音主持“金话筒”奖

2010年，荣获央视“双十佳主持人”称号

虚实

之间

SOMETHING

FOR

NOTHING

芮成钢　著

虚实

之间

SOMETHING

FOR

NOTHING

湖北長江出版集團

长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虚实之间／芮成钢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5

ISBN 978-7-5354-5784-4

Ⅰ．①虚…

Ⅱ．①芮…

Ⅲ．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Ⅳ．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63289号

选题策划：金丽红　黎　波　安波舜

责任编辑：陈　曦

装帧设计：门乃婷工作室

媒体运营：赵　萌

责任印制：张志杰

出　　版：

地　　址：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湖北出版文化城B座9-11楼

邮　　编：430070

发　　行：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电　　话：010-58678881

传　　真：010-58677346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6号时间国际大厦A座1905室

邮　　编：100028

印　　刷：三河市华业印装厂

开本：680毫米×980毫米　　1/16

印张：17

版次：2012年05月第1版

印次：2012年8月第11次印刷

字数：250千字

定价：32.00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10-58678881）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北京图书中心联系调换）

我们承诺保护环境和负责任地使用自然资源。我们将协同我们的纸张供应商，逐步停止使用来自原始森林的纸张印刷书籍。这本书是朝这个目标前进迈进的重要一步。这是一本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我们希望广大读者都参与到环境保护的行列中来，认购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

＜＜

生命的节奏仿佛钟摆，

在真假之间，虚实之间，摇摆往复

真真假假，虚虚实实

真假之间，并非泾渭分明

虚实之间，往往一念之差

——芮成钢

＜＜2009年在G20伦敦峰会上对话奥巴马。

＜＜1．耶鲁大学毕业典礼。同学们来自世界各地，藏龙卧虎，其中几位会在未来10年竞选总统。

＜＜2．和同学一起在耶鲁做公开讲座，演讲的题目是：中国崛起——低估还是夸大？台下听众大多是本科生，也有教授学者，他们提的问题都很尖锐。

＜＜去澳大利亚总理府拜访老友陆克文，他招待我吃烤羊腿，喝红酒，还给我写了几个字：“您办事，我放心。”

＜＜比尔·盖茨、巴菲特和我的合影，被朋友称为“三明治”——夹在两片价值数百亿美元的面包中间当“馅儿”，感觉挺好。

＜＜和基辛格、舒尔茨两位美国前国务卿在一起。这天下午我作为青年代表，在一场论坛上发言，有幸得到了他们两位的褒奖，受宠若惊。

＜＜在国会山前，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华裔内阁成员赵小兰帮我“指点”华盛顿。

＜＜聆听小布什卸任后的首次海外演讲。他近年来坚持滴酒不沾，拍照之前，还替我拿开了手中的红酒杯，因为不想让自己和任何与“酒”沾边的东西出现在同一画面里。

＜＜2007年在工作中不慎韧带撕裂，在家休养两个月，成了留小胡子的文艺青年。第一天回台里上班，先自拍一张，然后速速吹发剃须。前后相隔半小时，改头换面也。

＜＜表面风光内心彷徨，容颜未老心已沧桑——这大概是很多媒体人的真实写照。所以，灯亮之前，让我们先轻松一刻。

＜＜2009年6月5日，日本民主党领导人菅直人赠我书法，一脸快乐笑容。我预言他将成为日本首相，他很谦虚地说：“我不会，鸠山先生才是最佳人选。”但整整一年以后，我的预言成为现实。

＜＜少年时的偶像皮尔斯·布鲁斯南，如今魅力依旧。他告诉我，生活中的007开的是一辆普通皮卡，不常开阿斯顿·马丁。

＜＜和原台湾首富王永庆的女儿——HTC创始人王雪红、陈文琦夫妇在一起。

＜＜和朋友的儿子亲昵一番，难得小宝宝这么配合。

＜＜记者走到哪儿都要搞好人际关系。这一天伦敦G20主会场尚未对外开放，和保安兄弟套了半天瓷，才放我进去。

＜＜布莱尔和报道组的同事们。

＜＜在达沃斯和受访者交谈。站在我身边的是频道总监郭振玺（右一），他主张我们要对外传播“一个真实的中国”。

＜＜在伦敦报道G20峰会，频道副总监李勇、团队同事以及英国“外援”，共同组成了一支战斗力很强的队伍。

＜＜专访巴西首位女总统罗塞夫时，我告诉她，半年前在巴西利亚，我和报道组同事第一个进入总统大选现场，见证了她当选总统的全过程。她感到非常惊讶。

＜＜2008年北京奥运会火炬手。

＜＜宏志班的弟弟妹妹虽然是经济上的弱者，却是品德与能力的强者。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成功者的潜质。

＜＜很喜欢狗，但苦于没时间照顾，只能偶尔和朋友家的狗一起玩玩。

＜＜这是一只断尾的流浪猫，很愿意和人类对话，可惜我不懂它的语言。

＜＜我的每套正装平均寿命都是10年以上，跟牛仔裤一样。越磨越服帖。这是我的“工装”。

＜＜在路上

＜＜纽约市长布隆伯格低声告诉我，他准备参加下一届美国总统大选。

我想了想，答道：“您很有竞争力。”

（以上对话纯属杜撰）

＜＜星巴克迁出故宫以后，网友送我一幅画，名为“决战紫禁城”。

＜＜父亲年轻时的作品《新来的小石柱》比我早两年诞生，一度风靡一时。小石柱大名“石成钢”，这便是我的名字的由来。

世界上只有两种悲剧，一种是没有得到，另一种是得到了。

——王尔德

把中国的故事讲好＜＜

小时候父母告诉我，跟别人发生争执时，不能总说别人的不是，要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反思自己有些地方是不是也做得不够好，或者是不是做得虽然不错，表述却有问题，让别人产生了误解。只有这样，才能有更多的朋友，才会被大家认可。

在2012年冬季达沃斯论坛上，我策划并主持了一场中国官方议程，邀请世贸组织总干事拉米、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文、纳斯达克CEO罗伯特·格雷费尔德出席，主题是“让中国的万亿资金发挥作用”，谈的是中国资本向海外输出问题，继而引申到了中国的国际形象问题。

当前中国有着超过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是全球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中国未来还将源源不断将资本投向其他国家。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也遇到了各种问题和阻碍，并非所有人都欢迎来自中国的资本；相反，我们的海外投资行为，有时还会被当地媒体称为“新殖民主义”。

我在论坛上总结，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在于我们自己的“Narrative”（讲述）——关于中国的故事讲得不够好，才招致重重的误解。换句话说，从经济体量上看，我们已经成为当之无愧的大国，但从文化意义上讲，我们并不被视为主流——两者结合，就成了世界对中国的定义：一个“有钱的另类”。

西方人看中国人

2012年春节，我因工作在欧洲度过，半个多月里走过了十几个城市：布鲁塞尔、苏黎世、达沃斯、伯尔尼、日内瓦、巴黎……每天不停地关箱子、开箱子，早上醒来要睁眼想一会儿，才反应过来身在何处。

这趟欧洲之行丝毫没有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孤寂感，同胞随处可见，耳边尽是亲切的乡音。为了迎接全世界最大的买主远道而来，西方街市披红挂彩，装扮出东方的喜庆。在苏黎世，我特意去了一趟被中国人救活的“名店街”，果然繁华依旧。来自天南海北的同胞，操着山东的，山西的，东北的，河南的口音，一家老小簇拥在名表名包柜台前，说中文的瑞士服务员为他们提供服务。我还去了法国凯旋门和卢浮宫，只要是景点，中国人比比皆是。我在蒙娜丽莎画像前站了一小会儿，来这里照相的老乡看完美女的微笑，蓦然回首，也认出了我这张大脸。

让我感受颇深的是，在西方人眼中，中国人有时真的被当成全世界的“煤老板”了。

那天在荷兰小城马斯特里赫特，我打着伞在街上走，发觉有人在不远处跟着我，又走了几步，斜前方也过来一个人，显然是后面那位的同伙。我意识到自己有麻烦了，当时我浑身上下没有任何奢侈品或看上去值钱的东西，但很多人相信只要是中国来的就一定不会穷。

春节的欧洲之行，同胞随处可见，此地清静反倒成了难得的风景。

虽然我并非彪形大汉，毕竟也算个不太好惹的亚洲爷们儿，有些反跟踪的经验。于是我加快了脚步，往人群中间走，两个盯梢的人也不得不走得更快，他们不敢跑，那会很容易让自己暴露。当我走到一个人群相对密集的地方，停了下来，转过头盯着他们，意思是我已经看见你了，你想怎么样？他们也停下来，知道这回玩儿现了，只好悻悻走掉。

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在欧洲被跟踪，上一回是在法国尼斯。被人盯上了，好点儿的情况是他们想向你兜售毒品等违禁品，坏点儿的情况是直接手心朝上向你要钱，最坏的情况是持刀抢劫。只要长中国脸，说中国话，就很容易成为当地混混的目标。

后来在布鲁塞尔（Brussels）著名的海鲜一条街上，长着中国脸的我又不幸挨了一道宰。这条街跟北京东直门的“簋街”类似，每回到这儿，我都要点上一盘最爱吃的海虹（Mussel）。为了表达对布鲁塞尔海虹的独特风味之偏爱，我还出了一副上联——在Brussels吃Mussels，暂时还没想出下联。

话说那天我和一个朋友漫步在布鲁塞尔簋街上，寻找吃海虹的地方，有一家拉客的特别热情，我们就随他走了进去。海虹味道一如既往地好，但是吃到一半，我突然想起没问价格，菜单上也并没有明确标注。招手唤来小伙计问价，答曰：“75欧元。”这个价格显然是贵了，正常情况下一盘海虹应该不超过50欧元。但是既然和朋友一起，我也不想扫兴，就当拉动欧洲旅游经济吧。吃完海虹结账，伙计拿过账单一看，居然是150欧元。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你们有两个人。”

店主是来自北非的移民，我看他们一脸凶横，也就将计就计息事宁人了。回国后看到有关三亚海鲜排档宰客的报道，跟我们那将近1300元人民币一盘的海虹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后来，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的朋友跟我说，那条街只宰中国人，中国人的菜单和其他菜单不一样。他们觉得中国人有钱，而且不懂当地的规矩，过来几个大汉就能轻易给镇住。我自认为对欧洲很熟悉，出门在外又很小心，连我都中了枪，不知还有多少中国人吃了类似的哑巴亏。

有时候我想如果我是一个欧洲人，面临着国家经济衰退、失业，本国生产的好东西全都买不起，却有中国人如潮水般涌进来，疯狂抢购，一副老子有钱老子怕谁的劲头，可能我也会对中国人羡慕嫉妒恨。更何况中国在他们眼中只是一个“非西方式民主国家”，岂容你如此张扬。那些排华、反华的极端事件，也都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

在此特别提醒移民欧洲和赴欧旅行的中国人，注意安全。不要因为炫富，更不要因为同胞们炫富，而付出不必要的代价。

从合肥老乡李鸿章说起

我收藏了一份1896年7月26日的法国《小日报》（Le Petit Journal），这份发行量接近百万的报纸，当日头版图片是一幅李鸿章的半身画像，下书文字“大清国务总理、外交大臣李鸿章到访法国”。彩色画像中，74岁的李鸿章着官服戴官帽，唇边及下巴留着斑白的髯须，双眉紧蹙，备显沧桑。

这幅李鸿章的画像被我装裱起来，摆在书桌上，每天工作之前都先和他打个招呼。直到今天，我们中间很多人通过官方、非官方渠道所做的事情，和李鸿章当年的行为并无本质的不同。而李中堂一脸严肃的表情，似乎在提醒我们：同志仍须努力，革命尚未成功。

这是李鸿章一生中最后一次远行，途经日俄德法英美六国，行程9万里，历时200日。所到之处，皆受到高规格礼遇，西方媒体全程追踪报道。他们对这位倡导洋务运动的晚清重臣充满敬仰，对其形容威仪、言谈思想的描述不乏溢美之词。李鸿章也在长达半年的游历中，对西方世界的军事、政治、经济、农业、商业、艺术、金融等领域有了前所未有的切身认识，当然也因为不识西方礼仪，闹了不少笑话，几经演绎流传于后世。

《马关条约》的签署毁掉李鸿章的一世英名，但这次出访却使他的个人魅力得到西方世界的高度认可。甚至有媒体称，如果李中堂早些出访，中国也许会是另外一番景象。说起近代东方与西方的对话，那场百多年前的外交之旅算得上最深入的一次。

今天的西方媒体所呈现的中国，与我们希望世界看到的中国，形象上有很大差距。

首先在国际关系方面，中国与西方有着不同的伦理主张，因此常常被误读。在西方媒体的描述中，中国就是一个不讲理的暴发户，身强体壮，穿金戴银，不敢轻易得罪，否则后果很严重。他的“不讲理”在于地球上谁有咱家需要的东西，咱就跟谁做生意，至于卖东西这家是不是民主是不是自由，是不是平等是不是博爱，咱管不着。

“中国是一个从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国家。”从西方报章的这类措辞中，总能读出一丝不便挑明又不言而喻的意味。

目前西方世界通行的外交准则约定，各国不应干涉他国内政，但在发生人道主义危机的情况下，其他国家有责任进行人道主义干涉。中国外交政策被认为“缺乏国际正义”，当然这其中有他们的偏见和双重立场。

几年前，中国决策制定者和一些学者也就这个问题进行了思考和探讨，在“坚决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基础之上，提出“创造性介入国际事务”这一概念。我个人非常赞同这种外交理论上的探讨创新。中国从既贫又弱的封建国家进入到社会主义国家，从闭关锁国到改革开放，再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上一阶段成就了发展的原则和做法，也许会成为下一阶段实现跨越的桎梏锁链。如果说从不及格到70分，靠的是ABC，那么从70分到90分，就要靠EFG了。

特别是在海外投资方兴未艾的今天，丝毫不考虑对方“家境”，对于本国利益也不是一种负责任的做法。如果对一个国家的政治环境不加考察，只图它有资源，有廉价劳动力，贸然投入数十亿甚至数百亿美元，一旦对方发生国内战事、政变等等，资金便很可能血本无归，赔了夫人又折兵。

我在达沃斯遇到过一个瑞士人，他问我中国是不是借海外投资搞“新殖民主义”。我的回答是：“恰恰相反。‘殖民’意味着对当地政治经济文化的高度介入，我们介入的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所以有时反而被动。”中国如何在国际事务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决定了我们能否继续向前走，成为一个更强大更稳定、真正为世人尊重和仰视的大国。

大国之“大”谓之何？尺寸大，体量大，还是影响大？关于大国，我认为可以用“大哥”来类比。大哥未必年龄最大，也未必个头最大，但能服人，能罩着大家，哥们儿受了欺负，有大哥出面摆平。什么样的人能当上大哥，跟什么样的国家能成为大国，道理往往相通。

我几乎没有见过欧美各强国用简单的“大”来形容自己。Big，Giant，Huge，Large，Grand……这些词汇并没有频繁地出现在他们的自我描述当中。英语中的“超级大国”是Superpower，从字面上看，“大国”对应着“Power”，可见大国之大终归要用影响力来衡量，胸怀与视野的博大才是真正的大。

当然，一个国家仅凭自身默默的努力，就想获得外界的客观解读，经济大国要继而进化为政治大国、战略大国，谈何容易。

1966年3月7日的美国《新闻周刊》封面：中国是多大的威胁？（CHINA: How Big the Threat?）半个世纪过去了，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描述和刻画，依然和这张图及图上的文字差不多。还有“时尚人士”称，照片里的人衣服上的纽扣样式，如今正被各大国际品牌争相效仿。

外交部部长杨洁箎曾经感慨过一句话：“中国人做人也蛮难的。”没有参与一些国际事务时，会被指没有尽到责任；参与其中时，又会冒出“中国威胁论”的声音；还有些时候躺着也中枪，明明是正常的对外宣传，却被看做传递了某种“别有用心”的信息。

比如我们对外传播航天科技成就，西方人马上疑虑重重，联想到前苏联的“星球大战”。我们宣传自己的子弟兵，西方人立刻以为你在炫耀武力。我们在纽约时代广场播放的中国形象宣传片，大高楼，大马路，大明星——世界对这个新兴的庞大经济体本来就心怀恐惧，再看见我们把真金白银、真刀真枪挂在明面上，更觉得这个国家恐怕“欲行不轨”。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赵启正曾经说过：“站在中国的立场上真实地对外表达自己时，必须用国际上能理解的方式才能收到理想效果。中国公共外交在传递和发表意见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能让国外受众听进去。”战争和对立的根源是彼此误会，对外传播的目的是达成相互理解，所以我们要学会在国际交流中，用西方人熟悉的语言、角度、幽默和逻辑，讲好中国的故事，而不是一相情愿，闭门造车。

我们在国际事务中遇到的阻碍，很多时候是因为没有把自己的故事讲好。比如我们在拉美和非洲进行了大量基础设施的合作开发，他们那些地处欧美的“前宗主国”本来就不情愿，觉得中国动了他们的奶酪，再加上当地人不了解中国文化，中国人在当地也未必总能百分百尊重人家的风俗，必然会产生误会与摩擦。

记得我在美国学习的时候，跟一位乌兹别克斯坦的同学巴克蒂尔闹过一场误会。他住在我隔壁，可能是都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缘故，我们关系非常好。一天他邀请我去他家吃晚饭，我比约定时间提前了一会儿，敲了敲门，开门的是他太太。因为我的同学出去买东西了，太太以为敲门的是他，便披散着头发迎出来，看到我站在门口，尖叫一声就往回跑。我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呢，她已经用黑色头巾把头发包好，再次出现在我面前。

晚饭以后，巴克蒂尔严肃地和我谈起这件事。他说，作为虔诚的穆斯林，妇女的头发若被其他男子看到，意味着奇耻大辱。所以，下次你再到我们家来做客，敲门以后最好先背转身去。如果再有类似的事情发生，我会忘记我接受过的所有教育，甚至可能捅你一刀！

坐在我身边的就是巴克蒂尔。如果不是亲身经历，很难想象，原本关系很好的朋友可能会因为信仰冲突而彼此反目。

汉族社会世俗化程度比较高，所以人们往往很难理解那些有宗教信仰的人是怎样一种心灵状态，不经意间就伤害了别人。这些由信仰引发的冲突特别危险，虽然始于无意，一旦被西方媒体放大，中国的海外投资行为就成了某些人所说的“新殖民主义”。

还有另一个经典案例：2005年，中海油对美国百年石油巨头优尼科发出185亿美元的收购要约，但是输给了出价179亿美元的美国雪佛龙公司。尽管中海油是一家香港上市公司，但70％的股份归未上市的母公司所有，母公司的全部股份则归中国国资委所有。这足以触动美国政府和民众敏感的能源神经，认为中国政府想通过这宗并购，直接控制美国能源储备。同时，中海油的国企性质使得美国国会认为，它背后的资本金是无限的，想要多少钱，国家就给多少钱，这不符合市场化运作的基本准则。

毫无疑问，这次竞购失败，主要障碍在于美国政治和政策，从美国国会投票结果看，“中国威胁论”立场占了上风，引发了对方防范和抑制的策略。中国企业缺乏海外并购经验，注意力过多集中在商业层面，既没在漫长的谈判过程中设法软化“中国威胁论”立场，也没通过官方或民间渠道与美国政府达成很好的沟通。相反，价码上并不占优势的雪佛龙公司却大打政治牌，发动美国数十位有影响力的国会议员向布什总统递交公开信，以国家安全和能源安全的名义，要求政府严格审查此次并购计划。在这一行为的映衬下，中海油作出的各种友好姿态，反倒引起了更深的误解。明明是一次很好的商业共赢机会，就这么被搅黄了。当然，时至2012，无论中国国企还是民企，也都懂得花大价钱雇美国本土的公关公司和游说公司，去和美国政客及媒体搞关系，这是进步。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是我眼中对中国误判相对更少的西方媒体，观点相对客观公允。但是最近一期《经济学人》的封面把我吓了一跳，主题是“中国：繁荣的悖论”，文章中写道：“从本期开始，每期《经济学人》都会设一个专栏专门报道中国。这是自1942年《经济学人》开始特别关注美国以来，首次为一个国家开设专栏。我们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由于中国不仅已然成为一个经济上的超级大国，并迅速拥有了足以令美国不安的军事力量。与此同时，我们也对中国那些与传统国际政治规范不吻合的政治体制颇感兴趣。即使在很久以后，中国都将因这点吸引或煽动世界进行变革。而这是二战后的日本以及印度可能永远也达不到的。”

无独有偶，在奥巴马1月24日发表的2012年国情咨文中，也至少三次提到中国。值得注意的是这样几句话：“在像中国这样的国家里，做生意的成本已经很高了……我们要让被外包到海外的美国工作回到美国本土……要停止奖励外包型公司，激励美国制造，让属于美国的工作回到美国。”

城市与自然，繁荣与落后，西方人眼中的“悖论”于我们亦是一种启示。

奥巴马的这几句话如同一朵“故乡的云”，对远在中国的美国企业发出深情召唤：归来吧，归来哟。为了避免政治敏感，每当他提到中国时，都以“with countries like China”（像中国一样的国家）来打马虎眼。这话听起来很滑稽，欲盖弥彰，怪他的助理没有考虑周全。谁都明白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一样”，除了中国自己。

假如在十年前，无论本国就业情况多么糟糕，美国总统也不会轻易把立足中国市场的企业召回本土，中国的廉价资源和廉价劳动力无以取代。所以，奥巴马发表这段讲话固然是为自己赢得民心，争取连任，其背后也一定存在大量的事实基础——中国的环境成本和人力成本正在日益增长，不再适合作为海外投资的目标——哪怕这观点不完全准确，至少奥巴马政府一部分人的确这么认为。

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美国针对中国的战略遏制体系打造从来没有停止过。据说“9·11”事件发生以后，美国安全部门迅速列出一张怀疑对象名单，中国也在其中，且排名较为靠前。这意味着他们相信中国是可能对美国宣战的国家之一。直到现在，中国和美国依然部署有相当数量的洲际导弹，以“相互确保摧毁”（MAD, 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的核威慑牵制对方。

“9·11”事件距今已经11年，萨达姆、卡扎菲、本·拉登，美国这三大“眼中钉”都被彻底铲除，美军从伊拉克、阿富汗撤离。暂时没仗可打的美国再度放眼全球，寻找下一个关注目标——未必是敌人，也可能只是竞争对手——种种迹象表明，中国是头号候选者。

正如奥巴马在国情咨文中的深情呼唤，美国政府正在吸引境外资金回流，大范围外资撤离会在中国国内引发一系列问题，出口贸易减少，就业率下降，保持经济增长要靠拉动内需，拉动内需则涉及收入水平和福利结构调整……

尽管美国历任总统都有过类似的表态，即“繁荣、稳定、和平的中国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但大国间的博弈从未停止，利益交汇间，总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2011年冬天，应王雪红夫妇之邀，我在北京音乐厅聆听了一场“二胡与柏林爱乐室内乐五重奏”。作为普通的欣赏者，我听得颇为享受，但是我有几个搞音乐的朋友却认为，二胡这种中国民族乐器，无论通过怎样的作品改编和技法创新，也很难与西洋乐器产生和谐交响。

由此我联想到中国与西方的对话，好像二胡与提琴的协奏。两种乐器有着不同的外形和构造，不同的发声原理和演奏技巧，一个音高而细腻，一个音低而醇厚，承载着不同的文化表达。中国人认为二胡的琴声很美很性感，西方人则嫌这两根弦的乐器太粗糙，更喜欢提琴的厚重悠扬。

我的目光再次落在一个世纪以前的Le Petit Journal上，想起合肥老乡李鸿章坐在轿子上的欧美之旅，突然有种困惑，或许从李鸿章时代直到今天，东方和西方的对话从未真正和谐过，未来也很难。就像二胡和小提琴难以产生琴与瑟的共鸣，李鸿章一个世纪前蹙眉思考的问题，今天依然没有解决。

东西方的语言，东西方的音乐，真的可以彼此相通吗？

当了一回美国人的“教父”

赵启正近年来致力于推广公共外交，提倡“主动、准确、精要地向世界表达中国文化”。文化的影响不仅表现在文化交流本身，政治、经济合作以及民间交往，皆含有文化元素。赵启正认为，两种文化之间追求“完全共识”不可能，但是通过彼此对话，达成“有限共识”，是可期望的。

2002年，我在“美中杰出青年论坛”（YLF）上结识了一位拥有中校军衔的年轻人Paul。在加州别后不久，他就来到北京，成为美国驻华使馆的一名武官，给自己起了个中国名字叫“韩磊”。他主动打来电话，说他一打开电视就看见了我，这就算在北京接上头了。

要是在冷战时期，美国驻华武官基本上就是“间谍”的代名词，所以我一直对“韩磊中校”怀有一丝提防。有一年我过生日，他骑着摩托车来看我，送给我一瓶好酒，还有一件特殊的礼物——他参军第一天从部队领到的军刀，尽管历经时日却光亮如新。这把刀对于一名军人，有着很重要的纪念意义，但是Paul却毫不含糊地送给了我，哥们儿情谊天地可鉴。

站在这位笑容憨厚的美国陆军中校身边，我的表情里有一丝不易察觉的“警惕”。

出于党员的政治觉悟，我虽然激动地收下了礼物，却总是不放心，晚上一个人在家找出放大镜、镊子和钩子，在灯下掏了半天，唯恐这刀子里装了窃听器。结果当然什么也没有，我是典型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人家拿我当兄弟，我怀疑人家想统战我。而且我显然高估了自己，一个媒体人，别人能希图我传递什么特殊情报呢？

这件事之后，我和Paul往来频繁起来。在很多问题上，我们的观点极不统一，各自站在祖国的立场上，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彼此畅所欲言，在这个过程中，他对中国、我对美国，又多了很多真实的了解。

在北京工作了两年多，他调回美国，成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重要工作人员，在五角大楼上班。此后不久去了白宫，做时任美国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后来又做时任国务卿赖斯的行政助理。再后来，他在白宫多了一重身份——中国事务主任。听上去级别不算太高，却是制定对华政策的核心官员之一，直接对总统负责。小布什每天早上看到的有关全球重要安全问题的文件，都是Paul负责起草。总统出行，他也坐在“空军一号”上陪同，参与各种会见与谈判。Paul的妻子则是时任副总统切尼的秘书。

Paul的中文说得很好，也有很多中国朋友，我只是其中之一。小布什在任8年间，虽然背了不少骂名，但从中国政府、民间的角度看，他在处理中美关系上的做法相对更加符合两国共同利益。我想，这一方面是因为他的父亲就和中国渊源很深，同时外交部作出了很多努力，很多中国官员也与布什家族有着良好的私人友谊。另一方面，也因为在他身边有像Paul这样的“中国通”，可能只是轻描淡写几句话，就会对决策者产生很重要的影响。

小布什卸任后，Paul和妻子又回到中国，当上了清华卡耐基中国研究中心的主任。他们夫妇俩在白宫工作的时候，忙得没空生孩子，到中国以后才有了他们的儿子韩拓（Thomas）。我还当上了韩拓的干爹，在英文里对应的词是“Godfather”，再翻译成中文，就成了神秘兮兮的“教父”。

当今世界上与中国关系最为紧密的国家，除了美国，就是日本。我认识日本历史上第一对夫妇众议院议员（日本众议院议员比参议院议员重要）。当他们还在野的时候，带着母亲和儿子到北京来，我请他们一家三代吃烤鸭，席间氛围十分融洽。我对他们谈起我心目中的日本，他们非常惊讶，原以为这一代中国年轻人都是愤青，没想到他们已经学会理智地看待历史。中日之间最大的误读，就在于中国人认为每一个日本人都是军国主义者，日本人认为每一个中国人都是民族主义者。

那天我们聊得高兴，一口气吃了三只烤鸭。他们回国后不久，夫妻俩就当上了大臣，夫人还成了时任总理安倍晋三的唯一的女性内阁成员。当我再去日本的时候，她告诉我，曾有一些时任台湾领导人陈水扁的手下去她的办公室，意图挑拨大陆与日本的关系，说大陆年轻人极度反日，对日本充满敌意。她立刻回应说，我在北京有朋友，我刚去过北京，大陆和大陆的年轻人不像你们说的那样。

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也有很多中国朋友，每次我与他见面，也会聊一些生活中的话题。我曾经告诉他在东京有一家餐馆，寿司味道极好，老板跟他是同姓，叫福田笃。他很惊讶我这个中国人居然能给他当美食向导，仿佛还很知根知底。后来他真的去了这家只能容纳十几位客人、老板亲自兼任厨师的小餐馆，果然对寿司的味道赞不绝口，还高兴地在餐厅里给我打来电话问候。

其实媒体外交和民间外交，都是公共外交的一部分。中国有句诗叫“高处不胜寒”，真正做到了很高级别的领导人，能够走近他的人很少，他能够接触到的信息也就十分有限。媒体报道的消息，又往往会有一些煽动性的文字。这时候私人友谊甚至情感就显得格外重要。

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良性影响，会通过他放大、延伸到他所处的环境，又继续影响这个环境里的其他人。把中国的故事讲好，把我们对他人的善意不断向外辐射，就成了国与国之间的善意，国与国的“共识”，正是在这样一波接一波善意的辐射中逐渐产生。所谓“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我也酸了一把），不经意间，说不定就改变了历史。

领导也是人＜＜

2012年2月6日，罗马尼亚总理埃米尔·博克宣布政府集体辞职，紧接着第二天，马尔代夫总统纳希德宣布辞职。巧的是这两位领导都接受过我的《领导者》节目专访，而且我对他们印象颇佳。博克英文好且健谈，纳希德有种诗人气质。于是同事跟我开玩笑说，刚刚接受过我专访的荷兰首相马克·吕特致电中央电视台，要求他那期节目推迟播出，以免非正常下岗（在本书第二次印刷时，这位兄台已经递交内阁辞呈，黯然下台）。

当我需要说明自己的工作履历时，就会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上面记录着我专访过的领导者的名字。早先几年升官的多，部长成了总统或总理，在野党领袖成了执政党领袖。不过后来，我的这份名单里也开始出现落马者，人数与日俱增。同事说那是因为总统级别到头了，不再有提拔进步的空间，只能退休下岗。可见胜败乃兵家常事，在足够长的时间区域内，上马落马都不奇怪。令我感慨的，只是这些以非正常方式结束政治生涯的领导者们，内心经历了怎样的浮沉。

2009年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峰会召开期间，马尔代夫总统纳希德接受了我的采访。平心而论，我挺欣赏这个从英国留学归来的42岁政治家，如果设有“诺贝尔营销奖”，此人应当之无愧。他曾放言要向其他国家购买国土安置40万国民，还曾在水下召开内阁会议，成功地让全世界都相信了30年后马尔代夫将消失在海平面以下，从而对这个美丽海岛趋之若鹜，大大促进了该国的旅游经济。

美式英语中常将律师喻为Shark（鲨鱼），我倒觉得用它来比喻新闻记者也很恰当。他们是一种“高度嗜血”的动物，对于那些极具卖点的新闻，哪怕相隔半个地球也会嗅到其传播价值，不请自来。而像马尔代夫这样的小国召开一次内阁会议，如果没有“水下”这一特殊的噱头，恐怕给多少车马费也没人答理。

在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纳希德作为马尔代夫第一位民选总统，是场内最受瞩目的明星，受到媒体前呼后拥的追捧。他显然很清楚如何对个人和国家进行包装，只要策划一起新闻事件，全球几家主要通讯社一转，世界各地的媒体都会报道。

可惜本国老百姓并不买他的账，千般经营，一朝哗变，政体改革和环保举措都没能挽救纳希德脆弱的政治生命。这位昔日的“民主斗士”在最后一刻声称不愿以铁拳治理国家，自愿辞职。事件发生时，马尔代夫各个岛屿的酒店、交通运转照常，悠然享受假期的游客们丝毫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曾经两度出任意大利总理的罗马诺·普罗迪（Romano Prodi），与刚刚下台不久、丑闻缠身的贝卢斯科尼，近20年间在政治经济领域数次交锋，各有胜负。在对他的采访中我了解到，这位55岁才决意投身政坛的经济学家，参加竞选的过程不可谓不艰辛。乘坐巴士到意大利各地宣传、拉票，其孤军奋战的清苦，与富可敌国并掌握媒体话语权的贝卢斯科尼不可同日而语。他说，他只是想为国家和人民寻找一条正确的出路，没想到，却以政治生涯的终结为代价。对我说这话时他流了眼泪。卸任后的普罗迪又恢复了学者身份，穿梭于世界各地讲学，也常到中国来。听说他在任期间，有一次抽空回家抱了抱自己的孙女，感叹道如果每天都是这样的生活该多好啊，现在他大概已经如愿了。

和普罗迪一样，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在任期间，反对伊拉克战争的立场坚决，中国人对他印象也相当不错，但他在本国民众当中口碑却未必那么好。

还有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因为想推行资源暴利税，触碰了矿业巨头的利益，令有钱人很生气，被逼宫下台，出任外长后不久又辞职了。

对于意大利、德国、澳大利亚这样的议会制国家，从理论上说，只要执政党始终是执政党，党魁就可以一直出任国家元首，没有任期限制。但理论转变为现实并不那么容易，当他进行某种改革，总会得罪一些利益集团，如果这些利益集团在本国政治中具有足够影响力，就会把他的缺点放大，拉其下马。

前IMF总裁卡恩下台，很多人相信这是场由美国一手策划的“坑爹”阴谋。但我认为没有阴谋。“水门事件”距今已很遥远，大概只有好莱坞电影还会以它为蓝本编故事。在今天这样的互联网时代，西方媒体独立公开，社会高度透明，无论奥巴马还是萨科齐，都不可能为了逞一时之快而为长远的政治生涯埋下定时炸弹。玩点儿阴的，敢吗？不敢！总有一天会见光，政治家很会算这笔账，谁都害怕身败名裂、晚节不保。

我个人对卡恩的评价是才华横溢，既懂经济又懂政治，是个锐意改革的领导者。他的致命弱点在于好色，永远过不了美人关。甚至有人认为卡恩是一个性瘾患者，和老虎伍兹的症状一样，对女人的痴迷陷入了病态。但是这种病人通常不认为自己有病，反倒将此看做男性能力的证明，似乎玩弄的女人越多，越具有所谓Alpha Male的头狼气质。

人生真是此一时彼一时，比如卡恩。一时在G20匹兹堡峰会上挥斥方遒，一时在法庭上万般沮丧。保释出狱后的卡恩又很快恢复了常态，还应邀到中国来发表过一场演讲，谈论“全球经济新格局”。

欧洲人对“作风问题”较比宽容，政治领袖中不乏公开承认同性恋身份者，法国前总统密特朗去世后，情人竟与太太站在一起为他送葬。但美国人的态度迥然不同，沉迷女色的政治家不可容忍。

中国人说“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卡恩栽在女人身上也是迟早的事，而且这次栽得格外惨烈。“性骚扰”传出去已经相当难堪，偏偏又赶上总统大选，赔上了自己的政治前程。有一句英文谚语：Shit hits the fan（一泡屎打中了电风扇……请暂停一秒，想象一下那将是何种场面）——本来很糟糕，结果更糟糕——似乎正是卡恩事件的生动写照。

另外一个因桃色事件葬送仕途的人，是美国前南卡罗莱纳州州长马克·山福德（Mark Sanford）。中国人对他不太熟悉，知道的也是在媒体披露了他赴阿根廷私会情妇之后，对他的政绩并不了解。

我曾在北京的后海旁边和他做过专访，印象中这是个很有思想的人。当时，美国正在通过种种途径向中国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这位老兄提出的观点却挺有意思。他说人民币升不升值并不重要，只要中国在美国增加投资办厂，同样能给美国人创造就业机会，有效缓解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

我对他的一个比喻印象很深，Release the steam out of the boiling pot，形容当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升温，就像一锅沸水，必须及时打开锅盖放放汽，否则水满则溢。

南卡罗莱纳州纺织业最为发达，但是当中国的低价纺织品进入美国市场，导致当地不少纺织工人失业。他用带有浓重口音的英语向我描述，每天都有失业的美国工人携妻带子，到他的办公室对他哭诉生活艰难，作为主政一方的父母官，他总要为大家谋一条出路。这些工人除了老本行，什么也干不了，不能指望他们一夜之间成为高科技人才，投身朝阳产业。所以他到中国来寻求支持，希望中国为美国人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让失业者有口饭吃。

这番话放到今天来听，对中美关系的处理依然有着重要意义。交谈时他言辞恳切，表情凝重，替他设身处地一想，我觉得我都快哭了。

就是这么一位极富感染力和人情味儿的州长，美国共和党的“明日之星”，为了一个阿根廷女人，丢掉了乌纱帽。想想倒也不算意外，据说那天晚上，他对我吐露完忧国忧民的情怀后，就带着他的黑人保镖去北京一著名夜店蹦迪去了（我没去）。看在他对中美关系提出不少中肯意见的分儿上，我一直替他保守秘密，直到今天才说。

62岁的施瓦辛格和55岁的太太终于分手，25年婚姻，三个孩子。想当年一个是共和党动作巨星，一个是民主党肯尼迪家族的骄傲公主，好一段佳话，在完成了州长的任期后终于落幕。

施瓦辛格在任期间，公众形象近乎完美，所以当他那位虎背熊腰的情人曝光时人们大跌眼镜。惊讶吗？可又有谁真正理解所谓名人的寂寞？

这件“丑闻”曝光之前我专访过他，和印象中英俊威猛的“终结者”大不一样，他已经年过花甲，颇显龙钟老态，当然思维依然敏锐清晰，且怀有远大的政治抱负。若不是因为美国法律规定非本国境内出生的人不能参与总统竞选，我真的相信美国总统才是这个奥地利硬汉的终极目标。

我对施瓦辛格的评价是——一个“美国梦”的成功践行者。在面对面的交谈中，我能感觉到施瓦辛格是一个严格自律、追求完美的人。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力求政治上完全正确，逻辑上滴水不漏。他说，一个人不仅要努力成为第一名，而且要把第二名远远甩在身后，这样才能真正地脱颖而出。他一度包揽下所有的世界级健美冠军，包括五次“宇宙先生”，一次“世界先生”，六次“奥林匹亚先生”，令他人望而却步。为了给后来者留一些机会，他才退出健美界，其后又缔造了一个又一个影坛传奇。

施瓦辛格本人与其银幕形象有很大反差。想想也是，我们看到的都是他二十多年前的电影了，只是他的身材依然保持得很好。

在采访中，我也觉察出他似乎有心事，现在想来，应该与私生活的困扰有关。如果当初没有与肯尼迪家族联姻，施瓦辛格就无法跻身美国主流社会。“成功”的人生当然也要付出代价。但凡是个名人要人伟人，都生活在相对封闭的圈子里，走到哪里都是前呼后拥，专机、红毯、鲜花。好是很好，但也寂寞，外面的人难以接近，身边信得过的人不多。他们去过世界上很多地方，但是从来不能像普通人一样双手插兜在街上闲逛，或者找家小饭馆尝尝民间美味，日程都是以分钟计算，干什么不干什么都有明确要求。

人们都以为名人的选择很多，事实上我见过的大多数名人，通常在生活中没的选择。对施兄来说，环球美女如云，可他又敢和谁接触？别说交朋友，就算多看谁一眼，拍了谁一下，第二天都是报纸上的新闻标题，引来口水无数。这种时候，胆大敢冲、又冲得进去的，往往轻易得手。硬汉也有寂寞脆弱的时候，恰好家里有个朝夕相处的女同胞，不管长相如何，至少对他很好，这就很容易犯错误了。而且再不好看的女同胞，在家天天看也看惯了。

不只施瓦辛格，国内很多高官落马，为的都是一两个旁人看来并不出众的女人。旁观者替他不值，当事人却是情非得已。

高处不胜寒，放之四海而皆准。

我们这一代人很幸运，生长在和平时期，没有经历过战争。《凯旋在子夜》这样的影视作品，尽管小时候看过很多，现在也只余一些遥远的记忆。其实这个世界很不太平，枪炮声从未停止。我的工作使我和世界上很多有影响力的人发生了关联，我们的会面通常是在安静的演播室、咖啡厅或酒店，氛围祥和友好。所以，当我从CNN电视新闻里看到他们处于某一场战争、动荡的旋涡之中，常常有恍如隔世之感。

比如萨卡什维利，我家客厅里有一张我们俩握手的合影，那时他还是小伙子，刚当上格鲁吉亚总统。现在则头发灰白，和普京叫板令他备显沧桑。

与萨卡什维利面对面，是我职业生涯中颇为自豪的一次采访。那时他还没有正式就任，为了得到采访机会，我对他的新闻秘书大献殷勤，又是邀请他到上海旅游，又是承诺送他上海挂历。采访后第二天，萨卡什维利正式宣布就任总统，我答应他秘书的上海挂历终因对方地址不详，到底没寄过去。

上大学时，我与佩雷斯有过一面之缘，老人慈眉善目。当时距离拉宾遇刺事件不久，我们身后露出的半个脑袋，是他恶狠狠的保镖。

还有以色列总统佩雷斯，我上大学的时候就见过他，现在每年还是有机会见一次面。他已是耄耋之年，垂垂老矣，和一个普通的犹太老人没什么两样，而每当我见到他，就会想起震惊世界的拉宾遇刺事件。在大多数人的记忆中，拉宾已经成为历史，而在他心中，那位与他分享过诺贝尔和平奖并在他面前死去的盟友，大概永远鲜活而刻骨铭心。

还有那些从硝烟中走过、或发起过战争的人，他们看上去，和任何一个优雅而富于才华的人没什么不同，彬彬有礼和颜悦色，但在史册记载中，与他们的名字相关联的却是血雨腥风，因为他们的一个决定，成千上万人失去生命，无数家庭居无定所、分崩离析。作为记者，坐在这样的人面前，我常常被他们对世界的影响力所震撼，深感自己的渺小。

我注意到卡加梅手腕上戴的是一块电子表，普通橡胶表带，并不是在人们印象中非洲有钱人经常会戴的“金劳儿”。

2006年，我有幸拜会正在北京出席中非峰会的卢旺达总统卡加梅。他是一位出生入死的非洲传奇人物，其前任当年被暗杀，乘坐的专机在距离首都很近的地方被导弹击中，机上成员全部遇难。那次暗杀也成为1994年卢旺达种族大屠杀的导火索，三个月内100万生命惨遭涂炭。卡加梅临危受命，成为新任总统，力挽狂澜，终结屠杀，之后再次被民选为总统，让百废待兴的国家逐步走上正轨，部族之间的仇恨得以化解。

十几年过去了，和我坐在一起喝咖啡的卡加梅谈论着国家的未来，平易近人，谈笑风生，嗅不出任何硝烟的余味。只有那些总统特勤人员格外的敏感——譬如礼貌地将我为总统准备的小礼物收走，不喝酒店房间的水，只喝自备的法国矿泉——提醒着我，面前这位言辞精彩的哲学博士经历过一段特殊的历史。

波兰总统科莫罗夫斯基给人的感觉是低调、平实、内敛，很难想象他今天这个位置来得多么曲折。他的前任卡钦斯基在2010年乘图-154专机前往俄罗斯参加“卡廷惨案”纪念活动途中，飞机坠毁，机上全部成员罹难。根据波兰宪法，时任议长的科莫罗夫斯基代理总统职务。两个月后举行总统大选，科莫罗夫斯基在与前总统的孪生哥哥的角逐中胜出，尽管后者大打悲情牌，一度赢得了民众的情感倾斜。

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军事政策方面，科氏与卡氏兄弟的理念大相径庭。因此，尽管这位政治人物的当选有着太多偶然因素，波兰的未来，却在这一偶然事件中成为注定的必然，世界历史也将为之改写。

那一架飞往卡廷森林的飞机，如果平安抵达，今天的世界会完全不同。

我认识一个喜欢中国功夫的叙利亚人，最初我们在北京一家健身房里偶遇，他对我说，他是里法特·阿萨德的儿子，我不相信。后来我动用了伦敦和纽约的“线人”求证此事，他们通过我描述的一些细节，确定此人身份不假。

上世纪60年代，哈菲茨·阿萨德、里法特·阿萨德兄弟发起政变，推翻叙利亚前政权，当上了总统和副总统，史载“腥风血雨阿萨德”是也。十几年后，两兄弟反目成仇，里法特欲从哈菲茨手中夺取政权未遂，带着钱和军队流亡到法国和西班牙，时任法国总统密特朗授予他法国国籍。

2000年，哈菲茨·阿萨德去世，里法特再次夺权未遂，哈菲茨的儿子巴沙尔·阿萨德继任叙利亚总统。而我在北京健身房偶遇的这个年轻人，是里法特第四个太太所生的最小的儿子，深得其父宠爱，论亲戚，应该是现任叙利亚总统巴沙尔的堂弟。

不久前我去伦敦，他邀请我和他们全家一起喝下午茶，在一家清静的餐厅里，我见到了他的父亲——里法特·阿萨德。老人抱着自己的孙子，和颜悦色地与我打了招呼，又继续享受祖孙俩的天伦之乐，场面颇为温馨。

回到北京以后，我在美国《新闻周刊》读到一篇报道，详细记录了里法特从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的领主生涯，镇压之血腥令人胆寒。1982年，里法特曾指挥军队镇压“反叛分子”，他对一名美国记者亲口承认，在那场大屠杀中，至少有3.8万人丢掉了性命。尽管流亡近三十年，里法特仍然一心想返回叙利亚权力中心。现在，现任总统，也就是他的亲侄子巴沙尔在国际上日益孤立，国内局势风雨飘摇，里法特趁机再度提出应由自己接管叙利亚政权，希望获得国际社会援助。

读了这篇报道，我久久回不过神儿来。那个在伦敦与我共进下午茶、慈眉善目含饴弄孙的老者，和杀人如麻的中东军事领导者，是同一个人吗？一时间我深感自己心目中对“人”的评价体系，在历史面前如此苍白。一个人在不同的立场、不同的时间去看另一个人，感受竟有天壤之别。青史留名者（无论美名还是臭名）的功过是非，恐怕连“盖棺论定”都为时过早。往往需要几十年，在不同的时间、立场、尺度上得出不同的结论。

洪博培刚刚当上美国驻华大使的时候，很多人跟他开玩笑，说他是下一任总统的最佳人选。一次我跟他一起吃饭，问他想不想当美国总统，他说不一定。因为一个人要参加总统竞选，就意味着他的整个家庭，甚至整个家族都要付出代价。不但妻子孩子，还有七大姑八大姨，都要被媒体查个底儿掉，才算对国民有个交代。更何况当上总统以后，便很少再有属于自己的时间和空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但是刚刚结束驻华大使任期不久，洪博培便以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身份，发表了第一篇竞选演讲。尽管由于各种原因，他的选票始终“垫底”，不得不在努力半年后宣布退出2012年大选，外界却普遍认为，洪博培在北京工作的经历、对中国及亚洲的理解是十分重要的筹码，此次参与竞选只是小试身手，攒具人气，2016年他也许会卷土重来。

有句话说，人生如油条，不受煎熬则不成熟，总受煎熬就成了“老油条”。洪博培曾经引用孩子的话来自嘲，说自己就是一个“老油条”。这位坐拥亿万家产的摩门教徒对中国文化很有感情，跟美国人辩论急了时会说中文，还领养了一个中国女儿。他曾经在多个场合表示：他最喜欢的中文是汉朝时的一句谚语“互相帮助，互相学习”，中美关系正应如此。我的一位老大哥还把这句“汉朝谚语”写下来装裱好送给他，据说他一直挂在办公室的墙上，离任时也没忘带走。

对于洪博培这样有财富有身份也有地位的人，为了当个总统，付出那么大的代价，其实犯不上。即使犯不上，他还是去做了，并且似乎有着非做不可的理由。这理由是什么呢？政治的魅力，局外人不得而知。

关于洪博培，两桩趣事不得不谈。一次是我在和他的对话间一不留神，把“洪博培大使”说成了“洪博培总统”，台下竟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可见他在民间的号召力还是有。另一次是他转述奥巴马的话，说当中美关系和美国本土政治之间发生矛盾时，要以中美关系为重。这话听起来不太像奥巴马的风格，倒是很像一个“美国老油条”的演绎。

西方政治是少数精英的游戏，距离老百姓很远。官僚分为技术官员和职业政治家。技术官员搞政策，相当于我们说的“公务员”，任期不受限制，但是一辈子也就是个技术官员。技术官员在美国外交部干到死，也当不上美国国务卿，甚至连美国驻华大使都当不上。

部长位置是为政治家准备的。一党执政，党魁自动当首，在竞选中立下汗马功劳的亲信议员分任外交部长、财政部长、内政部长，各个部长的权力和待遇也有高低排序，一朝天子一朝臣。我们熟悉的美国、日本、德国、英国等都是如此。

所以职业政治家往往都有“家族基因”，演讲、辩论、拉票、你争我斗，政治游戏得从娃娃抓起，最后所有玩儿政治的人聚集成一个小圈子，你方唱罢我登场，实现内部循环。在这些国家里，不是每个老百姓都关心政治，有时候政治跟他们关系不大。

并非每一个人都向往这种“精英”的生活，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就是一个不想当政治家的政治家。他曾经在辞去首相职务后坦诚地对我说：“如果人生可以重新选择，我一定不会选择从政。”但他显然无法选择，他的父亲福田赳夫在1976—1978年出任日本首相，在位期间与邓小平签署了《中日友好和平条约》。福田康夫是家中长子，所以生来就获得了日本政坛入场券，注定要步父亲之后尘，而且一生都要沉浮其中。

日本的几任首相我都采访过，他们的人生的确很谨慎很辛苦。这种谨慎和辛苦不仅仅因为要对一国之民负责，还因为日本民主政治在某些地方比美国还要超前，监管极其严格。

上面这张照片拍摄之前，我请菅直人站在中间，他则坚持要我站在他和助理中间，我们推推搡搡很久。那时他还没有当上日本首相，我大胆预言：“将来有一天您会当首相。”他谦虚道：“不会，鸠山先生才是最佳人选。”但是一年以后，我的预言实现了。

如上图：菅直人已经卸任首相职务，云游四方，如释重负。两张照片里的他看上去都很开朗快乐。

只有这一张，是他在任时的某个瞬间，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旁人很难揣度，只有甘苦自知。

我去过日本财长的办公室，朴素得难以想象。尽管日本平板电视拥有国际领先的技术，但财长办公室里还是一台老式显像管电视机。日本国会议员的办公室面积很小，只有美国国会议员办公室的1/10或1/5，更为夸张的是，他们的秘书很多都是自家兄弟姐妹，这样可以降低人力成本，为纳税人省钱。

乱花纳税人的钱是一项很大的罪名，哪怕只是换了一台平板电视，被反对党揪出来就成了腐败的把柄。一旦当上一把手，就意味着你必须为过去和现在所有的行为负责。假如十年前你少缴纳一笔养老金，或者三年前少交一次电话费，哪怕只是无心之举，只要有人提供证据，就必须引咎辞职。甚至助手在竞选过程中喝了一杯老百姓的啤酒没给钱，也会被说成很大的事。

领导也是人，但领导过的日子，有时真不是“人过的日子”，不过也罢。

欧元的终结？＜＜

我收藏了一张民国时期的债券，是上世纪20年代北洋政府为集资修建“陇海铁路”在欧洲发行的，面值500法郎，年息8厘，10年后分期还本，40年后还清。但有意思的是，从债券旁边附的息票来看，这笔钱只还了几年就没了下文，因为北洋政府已经被国民政府取代，后来国民政府又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取代。这就是100年前的主权债务危机。

阳光之下并无新事。一个国家欠债不还，总有各种复杂的历史和政经背景。100年前的中国如此，100年后的欧洲亦是如此。

欧洲国家债务危机的起源，说来话长。为方便大家理解，化繁就简，大约可以这样解释：假定一个欧洲人活到80岁，人生的前30年——幼儿园到小学到大学，然后再玩几年，都是国家买单；退休以后，人生最后的20年也由国家来养；只有30岁到60岁之间是在工作并创造价值。两相对比，享受国家福利的50年远大于为国家服务的30年，所以难以持续，所以债务危机。

自2009年底，全球三大评级机构下调希腊主权信用评级之后，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等欧元区国家依次陷入债务危机，整个欧元区面临着成立12年来最严峻的考验。前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甚至将其形容为“自一战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欧洲股市暴挫，欧元大幅下跌，导致欧元区17国之间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德国、法国、比利时等经济发展较为稳健的国家不愿意受牵连，德国总理默克尔提议，对于屡次未能满足要求的欧元区成员国，应把取消其成员资格作为最后手段。这是欧元区领导人第一次提出让违规成员国退出欧元区，此后各国首脑就欧元问题争议不断，民众之间也产生了隔阂。不少分析人士认为，欧元存在土崩瓦解的可能。

但是通过对很多欧洲政界、商界领袖的访谈，综合各种信息，我认为欧元在未来5到10年内不存在崩溃的可能，理由有三。

第一，欧洲这一代政治家都出生在战后，对战争的记忆非常清晰。在东德长大的默克尔，对战争、极权的反感刻骨铭心。比他们更早的一代人，比如特里谢、奥地利总统菲舍尔，二战发生时正值他们的童年，盘旋在头顶的战机、随时引爆的炸弹，都是回忆里深深的恐惧。

斯皮尔伯格的新作《战马》是一部反战电影，展现了一战中的欧洲承受的苦难。片中没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身上流露出相通的人性。这部犹太人的作品完全可以代表欧洲的反战情绪。回顾欧洲近现代史，似乎永远处于战争之中，欧洲人实在不想再打仗了。于是二战结束后，为了避免再次陷入灾难，当时的欧共体领导人提出“欧洲货币联盟”的构想，从提出构想到欧元正式开始流通，用了整整30年。

所以，欧元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在经济上完全合理的概念，它是一项“长期和平计划”，希望用共同的货币打消国界之分，将各国利益捆绑在一起。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欧元崩溃、欧盟解体，成员国各自为政，民族主义再度兴起，将被认为是历史的极大倒退。所以，这一代经历过战争的领袖们有一个共识：只要我一息尚存，就不会容许欧元崩溃，分裂欧元就是分裂欧洲，捍卫欧元就是捍卫和平。

书本上的欧洲近现代史，由一部接一部的战争史组成。走在今天宁静的街头，似乎还是能嗅出往日硝烟的味道。

欧元不会崩溃的第二个理由是，欧元区老百姓已经习惯了无国界和统一货币生活的便利。法国人可以去德国超市买东西，德国人可以去法国郊外度假，无须护照，无须兑换货币。这种生活的便利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欧盟的经济发展，一旦老百姓习惯了这种便利，再被剥夺会很痛苦，所以民意也是长期维持欧元的强大力量。

第三，欧洲工商界普遍意识到：团结就是力量，欧洲只有保持统一，才能与中国和美国竞争。如果重新回归分裂，各个小国根本无法与新兴经济体抗衡。荷兰帝斯曼（DSM）集团主席谢白曼就在我们的采访中直言不讳道：“我们欧洲工商界无法接受欧元崩溃的可能性，我们会不惜一切代价保卫它。欧元对于欧洲的未来来说不可或缺。”

自欧元诞生之日起，就被当成是美元的竞争者，其背后是美国和欧洲的博弈。每当欧元区财长会议召开，或者欧盟领导人讨论债务危机应对方案的重要会议前后，标普、穆迪和惠誉这三大美国评级机构就会登场，降低债务危机国信用评级，引发市场恐慌。英语国家的媒体也在不断唱衰欧洲，美国《新闻周刊》很早就刊登过一期耸人听闻的封面文章——The End of Euro？（欧元的终结），我曾经请教过时任欧洲央行行长的特里谢先生对此有何看法。

特里谢一直被全球公认为最有经验的货币专家，英国《金融时报》曾经这样评价他：“没有人能代替格林斯潘。但在格氏离开美联储之后，一位尽责的欧洲人将致力于成为全球中央银行家中的大长老。特里谢的能力不仅局限于货币政策，他还是一个具有普世智慧的人。”

那天我们在从苏黎世到法兰克福的飞机上聊了一路。从他的言谈中，我有这样一种感觉：欧元区经济的基本面比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都好，只是被英语国家的媒体渲染得很糟糕，其实这些英语媒体并不能深入理解欧元区国家的真实情况。但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新闻资讯都以英语呈现，所以会出现“一边倒”的舆论。

想想倒也合乎情理。英美媒体并不希望看到欧元的强大，欧元对美元是一种制衡和挑战，而欧元出现危机，又似乎证明了英国不加入欧元区的明智。

曾经有人将欧洲和中国进行很有意思的对比。中国自古以来都被认为是大一统的国家，但是北京话、上海话和广东话彼此完全无法听懂。以我个人的判断，它们之间的差异远远超过法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只因这片土地自古多灾多难，只有大一统才可以有效调配资源，减少战争。欧洲与中国体量相当，但它的发展史却恰恰相反。欧洲历史上自然灾难较少，缺少统一的内生性动力，所以各自为营，“统一欧洲”的企图无不落空，拿破仑没有做到，希特勒没有做到，再往前，古罗马、古希腊也都未能长期一统欧洲。

但在19世纪，法国大文豪维克多·雨果却在巴黎世界和平大会上演讲，这样描述自己心中的欧洲——总有一天，所有的欧洲国家，无须丢掉你们各自的特点和闪光的个性，都将紧紧地融合在一个高一级的整体里；到那时，你们将构筑欧洲的友好关系。

从整体经济实力着，如今的欧债危机不算“致命”，只是欧盟内部政治经济不够协调所致：高福利超过承受能力，已经形成的习惯导致各国政府无法削减福利水平，欧盟不能约束各成员国的财政与发债。

欧元走软，会提升德国、法国等国产品出口的竞争力，虽然这种提升与德法两国援救希腊的出资相比，孰多孰少很难量化，但毕竟是危机中的优势。而希腊退出欧元区的可能性也在日益减少。希腊当然可以选择退出，欧盟也可以让它出局，但这会让本来就极度脆弱的全球资本市场再度遭遇承受不起的恐慌，陷入持久的低迷。

英文中有一句谚语：“Whatever does not destroy you will only make you stronger.”（任何没能将你打倒的，都会令你更强大。）我相信欧元的这场危机将倒逼欧洲在一体化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从统一的货币，靠近统一的财政联盟。有人说这是当初欧元的设计者已然预料到的局面。危机过后，欧元更稳定，欧盟将实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统一，印证雨果200年前的预言。

一个球砸到三个总统＜＜

很多人喜欢看反恐电影，反恐电影通常都有这样的情节：某时某地，一重要国际会议开幕在即，各国头头脑脑都会聚于此，而恐怖分子正在精心策划一场出其不意的袭击……这样的会议我参加过不少，但最符合上述情节的，应算“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

达沃斯是瑞士一座小镇的名字，总部位于日内瓦的“世界经济论坛”每年年初在这里召开年会。万一真有一颗原子弹打过来，可能全球股票市值立刻蒸发1/3，世界上最有钱的人马上减少一半（数据只是随意杜撰，表明所占比例之高）。扔一个球可能砸到三个总统，这种说法在达沃斯的某些时空里毫不夸张。

摄像机后面那位是财经频道副总监李勇。当年参加达沃斯论坛的只有我们两个，他除了当领队，还得兼摄像。

施瓦布影响了世界几十年，也改变了无数人的人生。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我第一次去达沃斯是2001年，那个机会很特别。之前我采访过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先生，他问我：“你今年多大？”我含糊作答：“不到30岁。”施瓦布先生对这个回答并不满意，继续追问：“到底是二十几呢？”我只好实话实说：“24岁。”没想到他很高兴地说：“我们需要的就是这种想做事的年轻人！我会亲自提名你竞争‘全球明日精英’（Global Leader for Tomorrow）。”于是那年冬天，我来到冰雪小镇达沃斯，开始了11年的达沃斯生涯。

我在达沃斯有过多重身份：世界青年领袖评审委员会委员、达沃斯全球事务理事会（Global Agenda Council）理事、媒体理事会理事、论坛会议的主持人之一。每年，我们列出一个名单，在世界范围内遴选百余位优秀人才，作为达沃斯青年后备力量。至于达沃斯全球事务理事会，则是一个研究世界发展趋势的机构。每一位理事通过电话、邮件、网上社区进行讨论，确定每年达沃斯经济论坛的议题。这些议题往往存在于当前的视线之外，具有一定前瞻性，有心人能够从这里更清晰地看出世界未来的走势。

2003年1月，时任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达沃斯发表了一场演讲，阐述伊拉克的种种“罪行”，称美国将保留单独或与盟友合作对伊拉克进行军事打击的权利。演讲结束后，大家在冰天雪地里一边走一边继续讨论，认为美国攻打伊拉克已成定局。果然，那年的3月20日，全世界都通过电视转播听到了巴格达上空鸣响的第一声空袭警笛。

2008年1月，次贷危机初露端倪，影响尚小，总体上看国际形势一片大好。但是论坛上却发出一种声音，迅速赢得与会者的共识：“看不到任何风险就是最大的风险。”8个月后，由雷曼兄弟突然倒闭引爆的金融危机，印证了这一说法。

最初几年，我一个人去达沃斯。北京起飞，苏黎世落地，然后租一辆车开进阿尔卑斯雪山深处。山路很险，积雪又滑，两个小时的车程也算惊心动魄之旅。直到后来和大部队一起出行，才不必让自己的驾驶技术接受如此严峻的考验了。

2012年的达沃斯论坛，欧债危机是主题之一，我没有听到任何解决方案，但是我自己的总结是：没有明确的解决方案，也是一种解决方案，事情在朝着遵循规律的方向发展。

年过七旬的施瓦布，将达沃斯论坛办成了一个国际顶级的商业领袖聚会，并被誉为“经济联合国”。这些对世界举足轻重的人，通过彼此近距离的会晤，交换着对未来的看法。有人说美国总统是对世界影响最大的人，可是美国总统任期不过8年，而施瓦布已经影响了世界几十年。多少人在达沃斯，结识了自己潜在的商业伙伴、政治盟友，甚至未来的老板或太太。无数信息、人脉在这里交汇，不知不觉中改变着世界。

十几年时间，非常快，也非常慢。说它慢，是因为每一次置身达沃斯，周围都没有发生变化，会议厅、建筑、道路，几乎都是老样子。参加会议的人来来往往，很多也都混成了熟面孔。说它快，是因为近年来，在世界经济论坛上见到的中国人越来越多，有企业代表，也有政府代表。达沃斯用它的方式影响了中国，中国也改变了达沃斯。

电视里的达沃斯，是一个美丽素净的冰雪王国，天地洁白的童话小镇，所以这个地方在人们心中总有一种“传说中的色彩”。事实却没有这么美好浪漫，每到年会，正是达沃斯最冷的时节，雪大路滑，每年都有人摔倒受伤，但第二年仍然乐此不疲。

对于重要的国际会议，location（地点）的选择很重要。达沃斯地处山区，与世隔绝，进去一趟不容易，出来一趟也不容易。所以人们一旦进去了就不想再挪窝，踏踏实实住上三天，把各种会议开完了再走。想象一下，如果下一次论坛转战巴黎或纽约，得有多少人中途开溜啊。正因来亦难，走亦难，达沃斯的硬件设施也就不那么讲究，反正你别无选择。

小镇上星级酒店只有寥寥数家，早已被各国政要包下来，像比尔·盖茨这样不可或缺的角色，据说已经向酒店预交了未来十年的订金。所以我们完全没有选择的余地，能订上一家与“如家”档次相当的，已实属万幸。

记得有一年和同事一起去达沃斯，我们花大价钱订下一个房间，进门一看，屋里空荡荡的，除了两个柜子什么也没有。我想这大概是客厅，随意感慨道：“不错啊，还是个套间！”可是继续往里走，并没有发现卧室的存在。睡在哪儿呢？难道是打地铺？我打开柜子寻找被褥，却惊喜地发现科技以人为本，柜子里竟有一张折叠床，稍微用力一压就可以放下来，不需要的时候拉一下，它又自动弹回柜子里。

达沃斯酒店房间里的电视机都很小，大小跟iPad差不多，好在还是彩色的。而且跟我的很多同事相比，柜子里有张折叠床已经相当不错。我们一位同事在微博上分享了今年他在达沃斯的住处——一个地下篮球场改装的简易房，躺在床上，头顶正上方便是一个挂在墙上的篮球架。

中国刚刚加入WTO那几年，在达沃斯论坛上，先有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兴起，又有“中国崩溃论”盛行。尽管我们这些来自中国的参会者也受到应有的礼遇，但西方人在按照自己的理解讨论中国时，甚至不会征求在场中国人的意见。在西方人眼中，中国始终就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而是一个遥远的概念。直到2007年、2008年，大家才不再把中国单独拎出来评论，而是接受了中国是一个世界大国的事实，对中国的判断也更加客观。

达沃斯地处欧洲，却是英语国家的阵地，美国的软实力在这里非常突出，空气中弥漫着盎格鲁萨克逊加美利坚的优越感。想要在达沃斯发出代表中国的声音，必须用非常娴熟的英语，讨论世界性的话题。“我们”与“他们”，语言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也不同。西方对中国仍然带着很多问号，认为这是一个“看不透”的国家。在仍然具有西方主导色彩的国际论坛上传递一个真实的中国，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中国参会者自觉担当的责任。

施瓦布反复强调一个概念：达沃斯论坛是个社区（Community）。通俗地讲，就是一个圈子，讲究参与者的融合度和忠诚度。达沃斯的参会者是相对固定的一群人。有的人并不是政商界的领袖人物，但是每年都去，时间一长，圈子就把他看成自己人了。无论在位、退位，都是这个圈子的永久成员，甚至他的孩子也会继续参与其中。

西方人热衷于参与这个圈子的社交，意义不仅在于“在欧洲的雪山小镇参与高端论坛”的说法可以满足他们的虚荣心，而且在于在这里进行信息交换，效率的确很高。一般来讲，在论坛期间每位政商领袖每天至少会见40人，三天里见到的人比平时半年见到的还多，我们在那里做节目，通常三天之内要专访50个人。

论坛中最精彩的，并不是对外公开的官方议程，而是各种闭门会议（Private Meeting），也就是所谓的“巨头会”（Governor's Meeting）。各个行业的领头人、CEO们单独聚在一起讨论问题，不对媒体和一般的参会代表开放，而正是这个层面的讨论，才是达沃斯的精髓，也是行业领袖此行的真正目的。

达沃斯论坛的另一个核心是高端人士相互会见，双边、三边、多边都有可能。2010年1月，李克强副总理在达沃斯论坛上发表演讲的时候，我注意到会场的走廊上有一个高个子的英国人，坐在那儿很认真地记笔记，他在等待李克强总理的会见。我仔细看了看他，认识，叫卡梅伦。我们随便聊了几句，能感觉到他的些许傲慢，是那种典型的英国精英的优越感。当时除了英国媒体，没有什么媒体关注他，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他姓甚名谁。当我们知道这个英国年轻人4个月后便正式出任英国首相，那一场“中国副总理与未来英国首相的会面”顿时产生了一种历史感。

过去很多年间，中国人在达沃斯论坛上总感觉自己是个打酱油的围观者。第一，这种西方人主导的游戏规则会令很多人不舒服；第二，达沃斯论坛不允许带太多随行人员，突然没有了前呼后拥的风光，还要忍受简陋的食宿条件，很多人不习惯。第三，英语是达沃斯的通用语言，而且重要的私人会晤不可能带翻译，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面对面直接交流，如果你的英文不够好，也会有种被边缘化的感觉。

我因为工作关系，算得上参加达沃斯论坛次数最多的中国人之一。很多人表示不解，不好好在国内待着，去达沃斯凑什么热闹？人家也未见得爱带你玩儿。

几年前，我在达沃斯与日本右翼分子石原慎太郎有过一次交锋。石原身为日本东京都知事，在一场有关“公共健康”的论坛上担任发言人，派头十足，带了两个女翻译上台，竟然提出“日本面临的公共健康威胁来自中国”这一荒谬观点，称日本的各种传染病毒主要是中国非法移民带进去的，中国政府对此现象也漠视不管。

当时我也是论坛发言人之一，与他对质道：“你所说的显然不是基于事实的言论，而是不负责任的情绪宣泄。世人皆知的反倒是在中国东北，今天的老百姓的健康，依然受到二战时期日本遗留的化学武器的威胁。”

我说完以后，台下众人给予热烈掌声，我注意到其中一位是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的女儿。石原慎太郎很是不快，我们彼此瞪了一眼，各自散去。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去达沃斯的原因。那里是一个重要的国际言论集散地。如果中国人不主动发出自己的声音，就会有其他对你不利的声音和观点冒出来，左右别人对你的看法，严重影响你在世界上的声誉。

让世界聚焦中国，聆听中国的声音，我们为之奋斗了十年。

从施瓦布手中接过“2001全球明日精英”奖状。

2010年，在我和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下，中国议题首次进入达沃斯论坛的官方议程，中国主动参与议程设置、议题选择，在嘉宾的取舍方面有一半的发言权，这意味着中国的软实力也在日益提升。为了争取这一块自己的阵地，我们奋斗了十年。

在这一议程中，我们有意识地选择一些“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担任嘉宾，通过他们的言论对与会者施加正面影响，比如陆克文、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文、WTO总干事拉米、纳斯达克CEO罗伯特·格雷费尔德、在中美贸易战中向着中国说话的美国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

当然，我们也会邀请中国的重量级嘉宾出席。在此前几乎所有达沃斯分论坛的主席台上，很少能够见到中国人，就算有，也是五六位嘉宾中有一个中国面孔，仿佛只是一种点缀，用以佐证西方似乎真的在倾听中国的声音。现在情况不一样了，中国人在议程设置中正扮演着更多的角色。

尽管中外嘉宾都是“自己人”，我们却并不回避批评，而是主动提出西方对中国的种种质疑。这些话题在国内没人讨论，但西方人很感兴趣。比如中国在非洲投资是不是搞“新殖民主义”？既然这种说法甚嚣尘上，我们不妨开诚布公地探讨，开放的态度自然能换来公允的结果。

2008年，在天津举办的达沃斯夏季论坛上，施瓦布主席握着我的手说：“成钢，10年前，我认识你的时候，你是我们世界经济论坛为数不多的中国朋友之一。论坛在中国有今天这样的影响力，和你的贡献分不开。”他的这些话，是对我十年达沃斯生涯最好的鼓励和肯定。

同时，我还有另一个明显的感触。我在达沃斯见到的政商领袖们，很多人都曾在过去一年间与我和我的同事们在北京会面，接受我们的专访。中国正在成为他们最热衷走访的国家之一。所以，达沃斯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讲，依然只是一个传说，你依然可以迷恋它，向往它，但对它的神化和迷信，却是大可不必了。北京也是东方的达沃斯。

没有克拉就没有幸福？＜＜

记得是我上中学的时候，也许更早，有句广告语就已经深入人心：“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与之同时出现在电视画面上的，是一颗360度光彩夺目的钻石，以及一男一女幸福相拥的背景。我对钻石并无特殊兴趣，只当它是一种珍稀矿物，但也时常听到业内人士说到钻石的本质和“保值”的虚妄。那天专访南非副总统莫特兰蒂先生，他的几句话把事儿说清楚了。

南非是中国在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有着“钻石王国”之称，世界上70％的原钻都产自这里。尽管如此，世界上四个主要的钻石加工中心却都在欧洲，这使得在整个钻石加工贸易产业链中，作为上游的南非获利却远远不如其下游环节。我对副总统的访谈，便涉及南非针对这一现象将采取的举措。

我有幸与南非三任总统都曾有过交集。总统祖马为人爽朗，但谈到钻石问题却有些含糊其辞欲言又止。副总统莫特兰蒂和祖马风格不同，他是经济学者出身，在经济方面有着深刻的专业见解，并且担任过代总统，所以敢说敢言，讲话有底气。

在交谈中聊到，金融危机期间，钻石和黄金一样，价格曾飞速上涨，总统先生却立刻打破了人们在钻石与黄金之间画上的等号，说：“钻石跟黄金不一样，钻石只是为了满足人们的虚荣心。”

祖马是南非祖鲁族人，这个民族至今保持着一夫多妻的传统，祖马先后迎娶过六个太太。每当被提及个人生活，他便狡黠反问：“很多人都对我的私生活感兴趣，但是他们为何不对英国皇室这种属于过去的传统感到意外呢？”

这个说法似曾相识，但当它出自钻石王国的总统口中，意义却非同一般。

“钻石不过是碳。伦敦的中心销售机构（Central Selling Organization）严格管控着全球的钻石市场，他们首先进行存货，只向市场上释放一小部分，人为的造成供不应求的局面。价格上涨并不是因为钻石会枯竭，而是他们控制了钻石的市场供应。”

相信“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的人们大概很难想象，全世界大多数的钻石都被一家叫做戴比尔斯（De Beers）的公司垄断着，有关钻石的各种美好象征，当然也是他们的发明创造。戴比尔斯由英国人赛西尔·罗兹（Cecil John Rhodes）于1887年在南非创立，其初衷就是要“建立一个稳定有序的钻石原石市场体系”，它控制着全球60％的钻石矿，因而有能力“调节钻石的需求走向”。其余那40％的生产商也必须将自己家的原石以指定价格卖给戴比尔斯，否则戴比尔斯可以通过释放库存来压低市场价，令你血本无归。据说戴比尔斯的高管曾经一进入美国国境就会面临被起诉，罪名便是垄断。

有一部黛咪·摩尔和我很喜欢的迈克尔·凯恩主演的电影《完美无瑕》（Flawless），讲的是一个面临解雇的钻石公司女员工和即将退休的清洁工联手盗窃钻石保险库的故事。电影里钻石堆积如山的写实画面令我印象颇深。钻石并不是我们这个地球真正意义上的稀缺资源，听说地下还有无尽的钻石矿未被开采，它的价值只是垄断的结果，它的意义也只是人为的赋予。

“钻石不过是碳”，这并非秘密，而是常识，我们在初中化学课上早已了解。碳是自然界分布最广、储藏量最丰富的元素之一，遇到合适的温度和压力，便形成了钻石。可惜，钻石商和奢侈品商的巨额广告营销费足以收买各种媒体，特别是有关“生活方式”的，也足够雇用最庞大的水军，和各路名人——由不得你不信：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

旷世巨钻，原来是碳——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儿可笑？钻石是个好东西，只是真的不值那么多钱，被寄予的渴望和期许也不过是商业幻术而已。

某天下午我在一酒店大堂和朋友聊天，只见身边来来往往的女士们都是统一装备：手挎爱马仕包，脚穿香奈儿鞋，腕戴名表，非金即钻。用大牌将自己武装到牙齿，应该是混这个圈儿的必修课，而怎样让“大牌”变得更“大牌”，最方便的升级途径就是镶钻。

所以，为了帮助“精英人士”们更好地自我定位，并便于他们相互攀比，与价格直接挂钩的各种产品版本应运而生。限量版、白金版、镶钻版、全钻版……箱包、衣帽、手机、钢笔、打火机，凡是能镶钻的地方都镶上。钻石的多少，成为富贵级别的标识。

如果说暴发户们必须通过华而不实的消费，才能给自己的闲钱找一个妥善的去处，那么各种钻的存在也算相当合理。但可惜的是，大多数普通消费者也被卷入了这场“全球大忽悠”，多少小伙子为了给女朋友买一枚心仪的钻戒，省吃俭用数月甚至数年，又有多少年轻姑娘把“克拉”当成人生最重要的追求之一，仿佛没有克拉就没有幸福。

“戴比尔斯公司花了20年时间终于让中国女人相信：钻石的克拉数是爱情的象征。”2011年英国《金融时报》的一篇文章中写道：“这纯属营销作祟，钻石除了观念中的价值外，毫无用处。中国人被戴比尔斯说服以为钻石是女孩最好的朋友，这其实毫无逻辑。中国人比我们欧美人更把钻石当宝贝。”

这是戴比尔斯在中国大陆的第一家店，生意想必应该不错。

很多表面炫目的东西，一剖析到本质都难免让人失望，钻石是个好东西，但其价格与价值发生了错位。花几千元甚至上万元买来的，其实就是一粒经历了高温高压的碳，从化学构成上讲，还不如其他有色宝石稀有。人说“盛世古董，乱世黄金”，只字未提“一颗永流传”的钻石。我想这大概是因为钻石不易变现流通，而且价值过多地倚赖于工艺。精湛的切割技艺会令它升值，而一旦失手，它又被打回原形，变成廉价的碳。从这个角度讲，它的确无法与黄金相提并论。而这种“人造”的奢侈品不仅成为世界通用的财富的象征，甚至拥有了让人赢得或失去一份感情的魔力。

2011年下半年，南非奥本海默家族宣布：出售戴比尔斯公司40％股份给另一股东英美资源集团（Anglo-American），套现51亿美元。英美资源CEO宣布交易时大谈收购背景：中国等新兴市场消费者对钻石的渴望愈发强烈，公司在中国等市场的营销“惊人地成功”。钻石已成集团绝对核心业务。

2011年5月，戴比尔斯扩张的脚步终于踏上了中国的土地，其“精品旗舰店”在北京“新光天地”闪亮登场，据说只接待固定的客人，只定制最昂贵的梦想。此言既出，不知又有多少人的心被搅得蠢蠢欲动。

对于很多从来没有拥有过钻石的中国人，谈论钻石的本质，或许的确不合时宜。因为，我们也许连自己的心的本质，都还没弄清楚。

好一颗美丽的大金牙＜＜

2008年至今，全球金融系统从来没有消停过。危机渐次爆发，多国政府严持紧缩政策，希望借此渡过难关。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传统奢侈品消费大户——美国人民和欧洲人民纷纷捂紧钱袋，中国人民却尤显“富裕”，内需外需同时拉动，成了全世界奢侈品商家的救世主。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3月，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预计到2012年，中国将超越日本，占据全球奢侈品销售额首位。

的确，就在近两年，中国人对奢侈品的消费热情空前高涨，原因很多。流动性过剩、人民币升值，境外采购变得相当划算；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等等说法，也令中国人的国际地位在西方媒体及民众意识中大为提升，国“财大”则民“气粗”。于是路易·威登、香奈儿、爱马仕、卡地亚……种种过去可远瞻而不可亵玩焉的物件，飞入寻常百姓家。奢侈品，仿佛正在向着“必需品”的角色转化，装点着中国人最看重的“面子”。

此举在欧洲受到热烈欢迎。欧盟贸易委员德·古赫特在接受我的采访时说：“在欧洲的很多奢侈品店，都能看到中国人的身影。这对欧洲经济有利，我们何乐而不为？”然而作为众多奢侈品的发源地，欧洲人是如何看待奢侈品呢？德·古赫特说：“这是一个小众的市场，只有少数人买得起。”

台湾HTC创始人王雪红和她的先生来我家做客，两位穿的用的没有一样是“名牌”，和人们的想象大相径庭。照片里我的这件衬衫，是2002年买的，一直穿到现在。应该说这恰是我从我的“首富”朋友身上学到的最珍贵的东西，他们一直是这样高调做事，低调做人。

欧洲的小众趣味到了中国，竟成了大众流行，比这更有意思的是，“名牌纸袋”也随着奢侈品的行情一路看涨。买不起名牌包？没问题。拎一个印有名牌LOGO的纸袋一样能招来路人的羡慕嫉妒恨，以为你刚从某名牌店扫货归来。因此正版的名牌纸袋售价近百元也依然大行其道，哪怕其实际成本可能不足1元。“A货”名牌纸袋更是供不应求，看上去和正版没有任何区别，售价却只在几元到十几元不等。

曾有一些向往奢侈品的人和我探讨“有钱人”的生活，我的回答让他们有些失望。已故台湾首富王永庆的女儿王雪红和她的先生陈文琦，是我认识多年的一对夫妇。2011年，由她执掌的宏达电（HTC）市值一度高达319亿美元，使她成为新一代所谓“台湾首富”。然而过去十年，每年冬天我看到陈文琦穿的都是同一件衣服，磨破了也不愿意换。开的是同一辆丰田汽车，因为“还没坏”。在王雪红身上，很少看到“名牌”，但是衣服都很得体，有自己的风格。我没见过她拎爱马仕包，也没见过她戴镶钻手表，更没见过什么“私人飞机”、名车接送，非常低调普通。

很多时候，中国人津津乐道的所谓“西方式的有钱人的生活”，只是他们自己的想象，再加上媒体的推波助澜。有些中国富人装修自己的别墅，拱门穹顶罗马柱，恨不得把古希腊神话从头到尾演一遍，殊不知真正有品位的设计师们，都将形如“达芬奇”风格的“欧式古典家具”称为“大金牙”，我认为这个比喻极为贴切。

有人问我：“你怎么还戴Swatch这种小孩玩意儿？”我则调侃道：“我戴的可是母公司的表。别忘了，欧米茄、宝玑、宝珀全都被Swatch集团收购了。”所以，别看不起Swatch，奢侈品牌往往会被大众品牌收购，玩儿精的永远干不过走量的。

比尔·盖茨，巴菲特，小布什，陆克文……我所接触过的国际政商领袖，没有一个人的家里是这种雕梁画栋的风格，也没有一个人表现出对奢侈品怀有浓厚兴趣，当我提到那些中国人如数家珍的品牌时，他们的脸上都是一副不知所云的茫然表情，根本分不清谁是谁。他们选择的手表，卡西欧多过百达翡丽，Swatch多过江诗丹顿。

有意思的是，当你看到Swatch集团旗下的子公司名号——宝玑、宝珀、欧米茄、蒂芙尼、天梭、浪琴、雷达、雪铁纳，等等等等——方会恍然大悟，这些时尚杂志上光彩夺目的品牌，搞了半天全是一家。

十几年前我去瑞士，听说那里的钟表业本已经相当惨淡，没想到后来中国人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现在的苏黎世，每家名表店里都有一名会说中国话的雇员，专为中国客人提供服务。欧洲人通常不戴“瑞士名表”，偶尔遇见那么一两个对名表有着浓厚兴趣的欧美男士，我会问他们是否在香港工作过，结果十有八九都是。可见香港的炫富文化影响的不仅仅是中国大陆（如今大陆又早已超过香港，徒弟盖过了师父）。而瑞士钟表业以及整个欧洲奢侈品行业的起死回生，都是托了这种文化的福。

奢侈品对我没有任何吸引力，但十几年工作下来，也有那么几件，都是在欧美出差时赶上打折买的。打完折之后的价格，已经称不上“奢侈品”，可是往往回国一看，商场里依然是按原价出售，且不乏买主。

财经媒体对奢侈品背后的产业链应该看得清楚。首先它需要用充满迷幻色彩的广告，将一个明明一辈子都不需要的东西，制造出“高尚生活必备”的错觉，令你对此充满渴望。具体手段包括明星代言、品牌活动、媒体忽悠……每一项产生的费用都在七八位数，均摊到每一个产品中——以一个售价30万元的爱马仕皮包为例，其中大概有10万元将用于广告营销——最终由消费者买单。

不客气地说，国内众多所谓“时尚杂志”，很少具备独特个性，基本上从事的都是帮外国人卖衣服、卖包、卖鞋和化妆品的营生，多年以来追随者众，人们生怕错过其中一本便落在潮流之后。国外的时尚杂志当然也有类似作用，但它们只是小众媒体，为了满足一小部分人的需求，性质无异于登山骑马等兴趣爱好，而非炫富。

我也有好友供职于时尚媒体，我曾直言不讳地与他们分享我的观点：作为一个媒体人，回首自己的职业生涯，如果只是教会了中国人喝拉菲穿爱马仕开跑车打高尔夫抽雪茄意淫游艇公务机，也没什么意思。那不是时尚而是拾人牙慧。

我们为什么要靠一个或几个LOGO来证明自己的生活品位？除了中国人特别吃营销这一套，还跟我们自己的产品结构有关系。消费者要想少花钱，只能买到很差的东西，想买好东西，就得动辄几千上万。像UNIQLO（优衣库）和ZARA这样优质且价格合适的中间地带少之又少，于是逐渐过上好日子的人都将闲置资金投向奢侈品，定位一种高贵的价值感。正因如此，奢侈品在欧洲少人问津，在中国却不愁销路。

最近我和意大利一家大企业的CEO谈到债务危机，他表示目前状况相当严重，远远超过希腊，最靠谱的自救方案就是对中国人放开签证，振兴旅游，意大利的债务问题将随之迎刃而解。奥巴马在龙年春节之前，就非常明智地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表示将通过缩短签证时间等多种方式振兴美国旅游业，重点吸引中国和巴西的游客。

有数据显示，2010年2月初至2011年3月底，中国奢侈品市场消费总额达107亿美元，同期中国人在欧洲市场购买奢侈品消费累计近500亿美元。到了2012年，仅春节前后1个月，中国人境外消费就达到了72亿美元。如此算来，欧洲债务危机国容许中国人敞开了买上几年，各国数千亿欧元的债务就解决了。

还有一个国际知名时装品牌，负债20亿欧元，一直想在中国寻找债务的新买主。这是它们的游戏规则，背着很高的负债，在黄金地段开店，请最红的明星代言，做最贵的广告，然后将一切开销都归在消费者头上。

当一部分人对时下流行的炫富心态进行批判时，总有另一部分人以“阶段论”来自我开脱。大意是中国人在贫困线上挣扎了好几百年，好不容易有点儿钱，当然要张扬一下子，此乃“历史发展必然阶段”。

我认为“阶段论”只是一个假说，究竟能否成立？答案是不一定。我曾经问过很多欧洲人，当国家经济在战后复苏，物质生活从贫瘠到富裕，你们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有没有经历过对奢侈品狂热的追捧，有没有富二代、官二代之说？他们考证了一番，告诉我没有。不但战后几十年没有，最近八百年好像都没有。

况且，如果这真的是“历史发展必然阶段”，我们的子孙后代能够超越对物质的迷恋吗？在我看来，不但超越不了，还可能越来越严重。不仅仅因为“大金牙”的炫富心态在中国由来已久，更因为有相当一部分消费者购买奢侈品，是出于礼品需求——这是国外奢侈品进入中国市场，被打上的“国情”烙印。

欧美国家维护商务关系，常常是通过一些高端社交活动，而中国人更喜欢采取的方式则是直接赠送贵重礼品。《中国经济周刊》报道称，国内礼品市场的年需求总额在7684亿元左右，个体与团体占比为2∶1。国际品牌最受青睐，它们在价格和质量上的保证，更容易获得对方的尊重与认同。

2009年《纽约时报》有一篇文章，采访一位亚洲的奢侈品牌专家，该专家提到，当他刚来中国时，常常感到奇怪，为何总是两个男人一起逛奢侈品店？后来才知道，一个是买家，一个是付钱的人。

奢侈品从某种意义上也成为了一种精神鸦片，一种利益往来的载体。你不需要这个包，但是你的家属喜欢，那么就会有人送上门来，而你也很难婉拒。当然，高端国际品牌非常注重品牌形象，并不愿意和中国的“灰色收入”“腐败贿赂”等字眼扯上干系。“郭美美”事件过后，听说爱马仕专门派团队到中国来调查此事的影响，显然对她无偿的“代言”表示不齿。

更可悲的是，中国人拯救了全世界的奢侈品，但几乎没有一件奢侈品是根据中国人的身材比例、肤色面孔设计的，所以对中国人并不适用。比如万千年轻女性心仪的爱马仕Birkin包，在国外主要是中老年妇女专用。

一年三见拉加德女士，她每次都拎一个爱马仕Birkin包，只不过颜色不同。在国外，如果年轻女孩拎这个包，别人会认为是从她妈妈的衣橱里偷出来的。对拉加德而言，选择爱马仕，是支持国货。

除了能让他们赚钱，中国买主也并没有给奢侈品店留下什么好印象。我问过一个国外奢侈品店的雇员，她说很多中国阔太太到店里选购丝巾都是“自己动手”，把抽屉里叠得规规整整的昂贵丝巾抽出来拎在手上，比画完了就随便丢回去。还有人与店员发生争执，大吵大闹：“你们整个店我都买得起！整条街我都买得起！”

美国《新闻周刊》（Newsweek）有文章暗示过，如今全球旅游消费都在依靠中国人拉动。但是如果中国人一边拉动别家的GDP，一边丢自己的人，里外里一算，有点儿得不偿失。眼下正有越来越多的奢侈品牌，落户中国这片广大的市场，难道咱们真成了传说中的“人傻，钱多”？

“做不了夫妻做朋友”＜＜

他武功独步天下，家底江河日下；他欠你一屁股债却收入极少；他是武林盟主众生仰望，有私心却好打抱不平；你家那点儿大洋上印着他爷爷头像，你孩子非要去他家私塾念书学他家方言；你说他日落西山地主恶霸多行不义，他说你暴发煤老板一身铜臭不辨是非。他是你河对岸搬不走的邻居。咋办？

中国和美国，被称为当今世界举足轻重的G2集团。

中美关系，被称为本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

但两国之间的瓜葛与渊源，却远非这些辞令描述的那么喜人和明朗。

美国军事实力过分强大，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中国根本难以望其项背——如此悬殊的差距，注定无法与之称兄道弟。

在耶鲁课堂上，《大国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的作者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教授向我们展示过一份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对外公开的地图。如果用小红旗代表美国的军事基地，这样的小红旗已经插遍全球，包括中国周边的日本和韩国。2012年初，奥巴马发布的一份新军事战略报告称，美国未来的战略重心将向亚太地区倾斜，这意味着亚洲国家的一举一动将更受美国“关注”。

2009年10月，三位奥巴马内阁成员——时任美国农业部长维尔萨克（左一）、商务部长骆家辉（左二）、贸易代表柯克（右一）——在西湖边同时接受了我的独家专访。他们被并称为美国经贸“三驾马车”。

无论罗马帝国、波斯帝国、奥斯曼帝国，还是恺撒大帝、亚历山大大帝、拿破仑、成吉思汗——就军事影响力而言，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帝国或一个强大的征服者可与当今的美国相提并论。今日世界，若以军事实力排座次，美国是当仁不让的第一，“第二”在它面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出现问题，美军的战斗机都可以从附近某个空军基地起飞，或许只需四十分钟或更短时间便可到达。抑或航空母舰立刻启动点火，数小时后已然出现在问题海域。

美国因此被形容成一个多管闲事的“世界警察”，但假如我们换个思路，给美国的军事实力打100分，跟他最为接近的国家也才刚刚及格，更何况剩下一百多个国家根本不及格。如此背景下，美国没有像历史上其他国家那样过分地大开杀戒为所欲为，做的事儿基本上还是在为本国战略利益服务的前提下，寻求稳定秩序，也挺不容易。

有了美国，世界不一定没有战争和骚乱；但若少了美国，世界可能会增加很多战争和骚乱。美国是地球上最大的“维稳办”（Stabilizer）。如果换成另一个国家，突然拥有如此强大的军事实力，一定会比美国表现更好吗？

关于中美关系，民间和官方都有各种各样的诠释。

网上流传过一个段子，叫“世界是个班”。在这个班上，美国是班长，家里有钱，人长得壮，看谁不顺眼就打，班里没几个人敢惹他。中国是团支书，经济状况尚可，身体比较强壮，讲义气，重情义，经常帮助班上的贫困生。很想收拾几个不安分的学生，但为了维护班级和谐常常忍了。鉴于“团支书”实力和地位日渐攀升，“班长”表示严重关注。

官方说法也有几个不同版本：

克林顿执政时期，中美官方将彼此定义为“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Construct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这个用来形容夫妻关系其实很合适。

小布什时期，现任世界银行行长、美国前副国务卿佐利克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上，做过一个很有名的演讲Wither China（中国向何处去），第一次以关键词Stakeholder代表美国对中国的一种立场，随后中国亦表示接受。这个词最早翻译成“利益相关者”，后又被翻译成“利益攸关方”。我的个人意见是，Stake一词也有“风险”之意，应译成“益险攸关方”。这个词已经成为新时期中美关系中的一个核心词，被广泛运用在各种国际场合和媒体报道中。

奥巴马竞选美国总统之前说过一句话：“中国既不是朋友，也不是敌人。”（China is neither a friend, nor a foe.）中国人往往觉得很奇怪，太不够意思了，我们都请你们看奥运会、吃炸酱面了，整了半天连朋友都不是？

从国家战略或“意识形态”的角度讲，中国的确不是美国的朋友或盟友。美国对中国，从某种角度看，可能从来也不是发自内心的尊重和欣赏。

最近几年，中国所承受的来自美国的最大压力，是人民币升值。此前已经有过无数理论诠释人民币升值的前世今生，大多说来话长，以“阴谋”或“霸权”推测美国动机，个人认为亦可从人之常情的角度予以解读。

新中国成立以后二十多年间，中国始终游离于世界之外，1972年尼克松的“破冰之旅”使我们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关系紧密起来。很多美国人认为，若不是他们把中国带入国际社会，中国不会有改革开放，不会加入世贸，更不可能拥有今天这样的新兴国际市场地位。这种想法尽管很主观，很片面，但也不是全无道理。

跟全世界做生意这三十年，中国人开上了小轿车，建起了高楼大厦，有了动车，有了高铁，GDP增速年年破8，外汇储备翻了几千番，各种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社会病”也开始层出不穷……

美国人这三十年，生活却没什么变化。纽约的高楼大厦都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五十年代，甚至三十年代的产物，家家有车是从爷爷辈就延续下来的现实，房子还是100年前那所房子，街道还是100年前那条街道。赶上金融危机就更惨，生活质量不进反退。

美国人想不通的是，和中国人做了三十年生意，为什么他们的日子越过越好，我们的日子却每况愈下？一推理，如此说来，是中国人占了我们的便宜吧？那简直是一定的！

于是他们开始琢磨：中国不能光从世界上捞好处，也得出点儿血——最便捷的“出血”方式当然就是人民币升值，直接令美国所欠债务缩水，减少中国出口的竞争力。更文雅的诠释则是“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克鲁格曼先生显然对这种协议之外的“植入广告”很不适应。

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刚刚获得诺贝尔奖时，曾到中国“走穴”，据说短短一周赚走100万美金，但这并不妨碍他发挥口无遮拦的本色，这边赚完中国的钱，回到美国就坚称人民币应该升值（大概也和他走穴期间，有人未征得他同意，就想利用他为后来出了问题的某“名牌牛奶”做植入广告，令他大为光火有关）。

他只是其中一个代表。美国从上至下，无论政界、学界还是商界，无论聪明人还是笨人，几乎持同一观点。中国则显得百口莫辩，所谓“众矢之的”“众口铄金”，再辩也辩不过美国那帮经济学家，他们通过各种理论认证，得出人民币值被低估的结论。

2011年10月，美国参议院高票通过“2011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用立法的方式逼迫人民币加速升值。此举显然是美国在为本国的经济问题寻找外部借口，经济学家罗奇也曾发表个人观点称，人民币升值无益于国家目前的经济困境，且有可能进一步破坏国际经贸秩序。看来，这只是一场“政治游戏”。但是美国国会和美联储的影响力在很多方面高于总统。如果国会作出决定，不管奥巴马本人是否认同，都必须服从游戏规则，向中国施压。

最近一年，人民币升值幅度已达30％，但我认为继续升值的可能性仍然存在，甚至回到上世纪90年代美元兑人民币1∶4的水平。

我两度专访美国财长盖特纳时，他曾反复强调：“强势美元符合美国利益。”2011年，我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明确告诉美国新任驻华大使骆家辉：“过去强势美元符合美国利益，现在看起来弱势美元更符合美国国家利益，中国人担心美元资产安全。”

纵使担心，摆在我们面前的却是“树大招风，不升不行”。

我们可以说，美国的贸易逆差问题不单单存在于美中贸易，并且人民币升值会导致美国老百姓要花更多的钱才能买来同一件商品。无论经济上的道理多么显而易见，也无论我们如何反对——但是，政治就是政治。

克林顿、布什、奥巴马几任总统都表达过类似观点：“一个稳定的、繁荣的、发展的中国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我想反过来也一样，一个稳定的、繁荣的、富强的美国，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里，都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关键是中国和美国如何在同一个地球上和睦共处。

邓小平说：“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里，差也差不到哪里。”

国与国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极其相似。人们对自己真正的朋友，或者哪怕认识不久但有所了解的人，都不必担心有一天他家的菜刀会砍到自己头上，也不必担心自家的孩子有一天会挨他的打，这是人与人之间的互信。

小布什对我强调，中美关系的关键词是“合作”和“信任”。

中美之间能否做到“战略互信”？两国之间没有导弹彼此相对，你家核潜艇别没事儿在我们家门口巡逻，给我家定做的东西别偷偷装上窃听器，发生任何问题不会首先怀疑是对方“使坏”……

几年前在博鳌亚洲论坛上，我见到了刚卸任总统不久的小布什。我们聊到中美关系时，他强调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合作”（Cooperative），另一个就是“信任”（Trust）。

人与人达成互信只需要三个月，国与国达成互信却可能需要三十年甚至更久。意识形态的历史遗留，语言沟通的不彻底，民间私人友谊不够多不够深，都是导致两国之间彼此“看不透”的因素。

美国不了解中国的国家系统如何运作。在大多数美国人眼中中国是一个穿金戴银的大胖子，文化程度不高，身量大，有钱；往浴缸里一坐，水溢出来一半；往板凳上一坐，板凳摇摇欲坠；这个胖子有一套祖传的家规家法，外人很难搞懂；家里开Party不能不请胖子，否则就会“伤害他的感情”，后果很严重；胖子做事也没什么规律或道理可循，一拍脑袋就“几万亿刺激经济”，一拍脑袋就“买车摇号”，胖子家的军费又那么高，美国不知道他会不会哪天一拍脑袋就向自己宣战。

当然，美国不了解中国，对中国怀有戒心，并不能成为我们狂妄自大的理由。更何况对方在戒心之外还有成见，这是两国关系向前发展的最大阻碍。纵观国际资本市场，美国债券仍是一种优良的金融产品，强大的军事实力便是国家信用的担保；美国拥有先进成熟的吸引优秀人才的机制，“软实力”也毋庸置疑。全世界都在看美国电影，说美式英语，都想去美国留学，全球最大的金融机构在美国，最大的国际组织也在美国。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虽然咱们买上卡地亚了，开上保时捷了，从经济平稳、制度保障、文化输出等方方面面，都还和发达国家差距甚远，在人家眼中，中国的有些面孔不过是个财大气粗的“煤老板”。

所以，美国有美国的尴尬和狭隘，中国有中国的局限和问题，既然要打交道，要相互依靠，就要相互了解和理解。就两国老百姓而言，我认为中国老百姓对美国的了解，多于美国老百姓对中国的了解。但是在所谓精英阶层，中国对美国的了解，却未必多于美国对中国的了解。基辛格的新书《论中国》（On China），对中国整个机制架构走向、运作方式的了解都非常透彻。而中国对美国的很多误判，却是基于对其本土政治的理解不够深不够透。

比如美国的货币量化宽松政策，很多中国人很自然地将它归咎于白宫，归咎于奥巴马。事实上印钞票的权力主要不在白宫而在美联储，不在奥巴马而在伯南克。美国权力相对分散，很多法案由国会直接通过，无须总统批准；美联储作为美国独立性最强的联邦政府机构，可自行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中国的权力相对集中，以己度人，有时会看走眼。

再比如每逢四年一度的美国大选，总统候选人为了拉选票，通常会“被民意绑架”，说些言不由衷的话，拿中国当替罪羊骂上几句。2011年7月的戛纳G20峰会上，我采访商务部长陈德铭：“希拉里针对汇率和中美贸易问题，声称美国要站起来面对中国，并呼吁欧洲组成国际联盟共同对付中国，欧洲人响应她的号召了吗？”陈部长显然对美国内政的游戏规则谙熟于胸，回答得举重若轻：“美国朋友都劝我把头埋在沙里，别理会大选前的政治口号。中国对欧洲直接投资很多，包括并购，中国又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你说欧洲是听美国国务卿的，还是……”

陈德铭部长看问题很有见地，对付西方武功，需要他这样不紧不慢的东方智慧。

任何国家的外交都被内政左右，美国亦不例外，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很多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对于那些不切实际的期望、不合理的要求，也不必反应过度（Overreact），在坚决捍卫立场的同时，胸怀和理解也很重要。还有一些问题，就算你“伤害了我”，我也可以一笑而过。

不久前在香港举办的“中国海外投资年会”上，中投总经理高西庆说：“我对欧美人说，中国的外汇储备是农村老太太一个鸡蛋一个鸡蛋捡起来的，凭什么不计成本地交给你？我也对中国人说，不要扬眉吐气后就喜欢听外国人磕头说好话，他们为办成事这样做很容易。买卖不成仁义在，礼仪之邦要有品格！”

今日中国要理性对待经济不景气的欧美国家，既要捍卫好自己的利益，不能让人家觉得咱们就喜欢“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但也不能盲目自大，一副“小人得志”的狂妄。周总理曾经说过，我们的外交态度应是不卑不亢，和西方武功PK，需要的是东方智慧。即使做不了夫妻，做朋友总还可以吧？

当拉菲遇到蒜泥白肉＜＜

红酒是种舶来品，和很多其他舶来品一样，在今日中国受到前所未有的礼遇。最声名赫赫的当属“拉菲”，它是中国葡萄酒市场的晴雨表，最近三年以300％的价格增速，远远跑赢黄金、股票和基金。2011年，伦敦葡萄酒期货市场增加的会员50％都是中国会员，2009年以来，拉菲拍卖现场90％以上都是中国面孔。可见拉菲价格飞涨，中国人出力不少。

在世界贸易史上，继17世纪荷兰郁金香曾被炒到不可思议的天价之后，首次重现易耗品受到非理性追捧，非“拉菲”现象莫属。为了感谢中国新富阶层做出的贡献，拉菲酒庄将2008年产的酒瓶标签上印上汉字“八”，这边厢令中国消费者收获大把情感认同，再次将价格炒高20％，那边厢却招得欧美人怨声载道。原本只要跺跺脚，还能买一瓶一线酒庄的红酒，现在由于中国人把酒价炒得过高，他们要砸锅卖铁才喝得起。

我从小就爱喝红酒，当然是老家的地方土产——安徽萧县红酒，像糖水一样甜，一口气喝上半斤不成问题。长大以后穿梭于世界各地，常常有机会和西方朋友一起出入当地餐厅，品尝各种红酒。红酒于西方人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生活方式，于是我也见识日增，经过十几年的“训练”，品上一口，也能对它的品种、产地、年份估摸个差不离，然后装模作样地品头论足一番，晃晃酒杯。

对红酒越是了解，越发觉国人对它的理解存在很大的误区。法国红酒已经和瑞士手表一样，在“崇洋”的心理暗示下被炒成一种“高尚生活方式”，财富和身份的象征。近年来，由于价格飙升、适合长期贮存，红酒又从一种普通的饮品升级为投资品，富裕人士不惜出价亿万囤积居奇，或收购知名酒庄。于是红酒市场形成一拨人炒作，一拨人起哄，一拨人出钱，一拨人围观的奇特格局。

拉菲充其量可算法国一线红酒——之一，我曾经琢磨过为什么它在中国特别火，可能是因为它的中文比较好发音。波尔多另外几家一线酒庄，譬如奥布莱昂（Haut-Brion）念起来太拗口，记不住；穆桐（Mouton）听上去有点儿傻，跟“木桶”差不多；玛歌（Margaux）会让人联想起黑社会；还有一种我个人认为比拉菲更适合中国人味蕾的红酒，产自波尔多的拉图（Latour）酒庄，在中国也没那么火，大概是听起来不如拉菲高雅，谐音“又拉又吐”。

法国石油巨头道达尔（TOTAL）主席马哲睿一次在接受我的专访时说：“法国人很少喝拉菲。”无论个人财富还是社会地位，道达尔主席的实力都不在中国那些有钱人之下。他的西装领子上别着的一枚小小勋章，代表国家授予他的荣誉爵位。按照“阴谋论”的说法，2011年初法国率先出征攻打利比亚，或许和道达尔在利比亚有巨额项目投资有关，后者一旦告别卡扎菲时代，该企业或将成为直接获益者（当然我并不相信这个说法）。

然而这位名至实归的老爷爷对家乡的红酒却没有什么特殊偏好。他们日常只喝普通的红酒，一百多欧元一瓶的就非常好了。

一百多欧元，折合成人民币是一千多块钱。在我们的某些“重要场合”，这个价位的酒显然有点儿拿不出手。就算再翻上几番，三百多欧元，假如宴请的是一位“大领导”，说来也还是不好意思。

罗杰·巴纳特（Roger Barnett）是纽约亿万富商，他的家族收购了著名奢侈品牌Burberry，他在美国纳帕溪谷拥有自己的酒庄。十年前我们刚刚认识时，我还对红酒一窍不通，他在纽约给我上了一堂启蒙课。但是最近，北京给他上了一课。连续在北京参加了几场活动，他发现中国人不喝则已，一喝就是“Car Wine”，这把他吓坏了。我问他何谓“汽车红酒”，他解释说就是喝一瓶酒相当于干掉一辆汽车。可不是，中国人买一瓶红酒动辄花费几千美金，在美国买一辆二手车绰绰有余。

除了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拉菲，罗曼尼·康帝（La Romanee Conti）、柏翠（Petrus）等顶级佳酿，虽然产自法国，但对于法国人来说，都是传说中的酒，普通人只听说而已，不曾亲见，更没喝过。品酒和藏酒都是极少数发烧友的爱好，真格的“奢侈品”。流传到中国，却演变成大众的诉求、排场的象征，一顿饭还得喝好几瓶，相当于好几辆中级轿车，正所谓——没喝过拉菲都不好意思说自己当过领导，没戴过名表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成功人士。

这一现象令罗杰忧心忡忡，他说：“将来再有中国朋友到加州来，我该怎么接待呢？”

说到美国人接待中国人，有一桩趣事不得不谈。我认识一个美国好莱坞制片人，曾因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主演的电影Aviator获金球奖。有一年我带了一个中国朋友去拜访他，他请我们去比佛利山上的一家餐厅吃饭，出于礼貌让我们点酒。朋友对我低声耳语：“成钢，咱们点瓶好酒，别让人家看不起。”我还没来得及提出异议，他就点了一瓶加州顶级红酒的代表Opus One（作品一号）。

就为这瓶300美元的酒，我这个有钱的制片人朋友跟我唠叨了好几年，大意是你们中国人太敢点了。可是若将300美元换算成人民币，不到2000元，对中国的“有钱人”来说，似乎不过小菜一碟。由此，美国富裕阶层和中国新富阶层的消费观之不同，可见一斑。

就在人们一瓶又一瓶开拉菲的时候，很少有人想到，其实中国人的饮食文化或社交礼仪都和红酒文化大相径庭。红酒讲究“轻轻闻细细品”，国人的酒文化却是“感情深一口闷”，动不动“打一圈”。平均好几千一杯的拉菲，干了不合适，不干更不合适。坊间一度流传这样一个笑话，说的是朋友聚会，一旦听说要开拉菲，一定要迟到五分钟，来了好“自罚三杯”。

英国葡萄酒大师杰西丝·罗宾逊曾说：“拉菲与中国的大多数食物搭配都像是一场‘酷刑’。”

中国菜和红酒也并不匹配。我曾经参加过一场品酒会，头一道菜就是蒜泥白肉。要知道红酒对味蕾的要求是非常高的，一旦抽了烟，或者吃了重口味的菜，味蕾麻木了，红酒那些美好的感受就品不出来了。中国人请客，往往都讲究“大餐”，清淡了不行，于是一盘蒜泥白肉就成了“拉菲杀手”。我就曾经有这种体验，因为在某社交场合被人逼着吸了根烟，紧接着上好的红酒到了口中，也像假酒一样寡淡无味。

以我个人对红酒的体验，三百多元一瓶的红酒已经非常好，七八百元一瓶的酒从口感上说就足以跟名酒媲美，除非是极有经验的人。如果市价到了两三千元，就真的称得上是“奢侈品”了。

在国外，普通人喝的红酒就是几美元一瓶，最高不过几十美元。前两天我看了一个英国电影，电影里的英国特工回到家里，喝的就是普通的威士忌（Johnnie Walker Black Label），这显然反映了大多数普通英国人的日常生活。但是如果移植到中国，要想上得了台面，怎么也得是Johnnie Walker的Blue label，再不济也是Gold label。稍微讲究点儿的人还得说，我不喝混合型的威士忌，我要喝单一麦芽型的（Single Malt）。这么一来又贵了，只是好歹没红酒那么邪乎。

所以外国人到了中国，能不被吓着吗？人家的媒体就说了，老百姓都这么有钱了，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吗？绝对比发达国家还发达嘛。人民币能不升值吗？不升不行，我们喝不起的酒，他们喝得起，明摆着占了我们便宜啊。

从名表到名包，从名车到名酒，凡是被中国人喜欢上的东西，都是堪喜堪忧。喜的是从此赚钱不愁，忧的是产业固有的生态系统一定会在非理性追捧、炒作的过程中遭到破坏。其实，1982年的拉菲，抑或2008年的拉菲，几百、几千或几万块钱一瓶的酒，有几个中国人的味蕾能够分辨得出来？我觉得不多。

如此看来，拉菲的妙处其实不在色香味，而在于它在某种程度上承担了“一般等价物”的功能。正所谓“喝的不买，买的不喝”，求人办事送一瓶，招待客户开一瓶，宴请领导来一瓶。拉菲和拉菲还不一样，请大领导喝大拉菲，请小领导喝小拉菲，请山寨领导喝山寨拉菲——级别待遇清清楚楚。套用一句网络流行语：哥喝的不是拉菲，是面子。原本费多少口舌都说不清楚的景仰之情，一瓶酒就说清楚了，这么好的东西，不火才怪。

莫让金融误国＜＜

华盛顿管不了华尔街

笨人管聪明人，永远管不住——这是我所认为的金融危机的本源。

一位美国金融企业高管曾对我说：“成钢，华盛顿永远无法监管我们，华尔街的巨额财富，吸引的都是我们这些美国名校毕业的智商最高的人才，我们在一起总会设计出合乎法律但又钻法律空子的金融产品和机制，监管者的智慧赶不上我们，只能事后诸葛亮，但已经来不及了，等新的监管来临，损失已经造成，我们的钱也挣完了。”

事情要从华尔街说起。2008年秋天，一场危机从华尔街引爆，逐渐扩散至全球，正如小布什当年所言：“华尔街喝醉了酒，让全世界都跟着头疼。”时至今日，每个人依然还在为这场灾难买单，包括大洋彼岸的中国人。但是并没有任何一个人因此坐牢或承担任何责任，为什么？因为发生在华尔街的一切行为都是合法的。笨人制定的规矩，永远让聪明人有空子可钻，反过来令笨人束手无策——这就是华盛顿与华尔街之间关系的写照。华盛顿管不了华尔街，已成共识。

1987年，一部名为《华尔街》的批判现实主义电影，将美国金融市场的“内幕交易”体现得淋漓尽致。“Greed, for lack of a better word, is good.”（贪婪不好听，却是好东西。）出现在电影里的这句话，被评为“100句最伟大的台词”之一。电影讲述的是金钱的诱惑与道德的良知之间的博弈，但它的直接效果，就是令全世界想要发财和出人头地的聪明人都涌向华尔街，当然也包括中国人。

直到2008年那场危机爆发前夕，“华尔街”在国人心目中始终是世界金融的圣殿。其实美国每一个城市都有Wall Street。Wall直译成中文就是“墙”，这是一个很土的名字，只能体现出美国人在起地名的问题上没什么创意，或者不愿动脑子。华尔街不过500米长，位于唐人街附近较差的地段，但却是美国资本市场和经济实力的象征。如今“海归”在中国已经算不上什么特别头衔，但在金融圈里，“哥们儿刚从华尔街回来”仍是一种Niubility，或曰Niubilization。

自从200年前华尔街出现了第一张金融债券开始，贪婪与疯狂便成为上天为这条街道设下的魔咒。各种金融创新一度激活了消费市场，合理地控制风险，使经济快速发展成为可能。但是渐渐地，原本为实体经济提供融资服务的金融衍生品，在不断创新的过程中，脱离了实体经济本身，自成独立王国。如同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滥用的金融衍生品必然酝酿着灾难性的后果。

按照“阴谋论”的说法，华盛顿是从里根政府时期开始，放松了对金融业的管控。2011年度奥斯卡最佳纪录片《监守自盗》（Inside Job）则为这种观点提供了大量的佐证。影片创作者对很多重量级人物进行专访，从美国政府高官到华尔街银行家，从金融分析师到大学教授，甚至包括新加坡、中国、法国的政府官员，央视财经频道的《第一时间》还非常荣幸地在片中闪过一个镜头。

在影片中，华尔街不断游说政府相信“看不见的手”，相信“越自由越好”；雇用最有名的学者在媒体上发表文章，从学理上证明应该进一步放宽监管，付给他们高额回报；同时给政客提供极具诱惑的个人利益，争取自由空间。

特纳勋爵对“金融市场自由”的理解我很认同。

我曾就这个问题，向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主席特纳勋爵（Lord Turner）请教。“勋爵”这种称谓是英国人的“封建残余”，直译过来相当于新中国成立前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按说进入21世纪我们不该再喊谁“老爷”，但是出于礼貌，喊一声倒也无所谓。

特纳勋爵认为“相信自由市场”是那个年代的一种思潮，人人都这么想，政府同样受到这种思潮的影响，而不仅仅是为了利益而向华尔街让步。相比简单的“阴谋论”，我认为他给出的是一个更为恰当的解释。思潮不违反法律，但历史就此改写——金融业从那个时期开始，脱离了正常的轨道。

国际社会公认，2008年金融危机的直接诱因是金融过度创新、监管没有跟上，成为一座脱离实体经济的空中楼阁。但是从当年的金融危机到今天的债务危机，我们发现后果比当初想象的要严重得多，世界经济被金融绑架了。

上世纪80年代，刚刚经历了1973—1975年经济危机的英美，国家经济进入“滞胀”阶段，通货膨胀、失业严重和生产停滞并存。在这个经济背景下，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几乎同时上台执政，他们的经济政策都体现出这样一些理念：限制工资增长，减轻税负，令商人赚得更多利润，再将这些利润用于扩大再生产，创造就业，从而刺激经济发展，也让低收入人群获得更多工作机会。

这种理念持续了三十年，在全世界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实际结果恰恰与他们的期望相反。因为在这三十年中，企业家赚到了更多的利润，但这些钱并没有重新投入到实业生产中去，而是被用来玩儿少数人的金融游戏，为他们创造更多的财富。

有美国学者举例——假如一个数学天才生活在19世纪，他很难将他的智商变现；而假如他生活在今天，可以在金融或高科技行业中赚取巨额的利润。与此相对应的另一个极端是：现代科技、贸易、服务业的发展，导致那些受能力限制的传统技术工人大量失业。社会的确在进步，但进步的果实被少数人分享。如今欧洲失业率持续上升，在西班牙等国家已经达到相当惊人的程度，几乎每两个年轻人中间就有一个人失业，“金融误国”绝非危言耸听。

从2008年金融危机演变为2011年债务危机，始作俑者仍是金融业。当过度的衍生产品导致金融机构资金链断裂，出于“大到不能倒”的信念，国家首先要拿出纳税人的钱来救银行，巨额债务便从金融机构转嫁到国家头上。当国家财政出现赤字时，第一个跳出来打压做空政府债券的，还是金融从业者。过于集中的财富、过于集中的人才，使得整个金融行业的权力过大。无论在中国的制度下，还是在美国的制度下，最密集的智商和最密集的资本结合在一起，想要“绑架”谁、影响谁，不是特别难的事。

世界各国的政要们在位时，与国际金融机构有着千丝万缕的勾连，用中国话说叫“裙带关系”；卸任后更是大部分收入要拜他们所赐，何况他们还有孩子和亲戚想去金融界工作。比如不再担任英国首相的布莱尔，很快成为某国际保险巨头的顾问；鲍威尔卸任美国国务卿之后不久，便应邀当上了几家公司的董事或顾问，每家公司付给他的董事费都不会少于几十万美元。这种政界与商界的相互渗透也使得监管有时候“很难下手”。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新上任不久的奥巴马曾经有意搞金融改革，无奈步履维艰。金融业的触角已经深入到社会各个层面，除非快刀斩乱麻，但又似乎没到那种程度。当时有人说，如果情况更糟糕一些就好了，糟糕到非改不可的程度，促使决策者给金融业彻底动一个大手术。但事实是，随后几年间，金融业依然故我。虽然余波还在阵阵向外扩散，而华尔街内部，非但没有人为此坐牢，连拘留都没有。法律制定者拿他们毫无办法。

高晓松酒驾还拘留了几个月，华尔街捅出这么大的娄子，却没人顶罪，凭什么啊？

如果聪明人都去搞金融

值得警醒的是，中国经济正在走欧美国家的老路。邓小平说过：“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但在中国，过去三十年，这一核心同样改变了性质。

作为财经节目主持人，我总能接到各路朋友的电话，托我给他们的孩子或亲友介绍工作、安排实习。大家的目标出奇地统一，不是投行，就是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我没有遇到任何一个人告诉我他的孩子想当老师公务员或者其他。只有一次例外，是我的一位商人朋友，他的外甥想当厨师，托我介绍北京一家有名的西餐厅。我一开始以为他在开玩笑，后来知道是说真的。我很佩服这个孩子，有一个有钱的舅舅，但依然清楚自己想做什么。

时下放眼望去，中国所有“成功人士”的儿子们、女儿们、女婿们、外甥们，大都在做金融，这俨然已经成了一股社会风气——只要搞金融，就能赚大钱。更可怕的是，“成功人士”本人也放弃了他们赖以起家的实业，转而去做金融。大学没毕业的年轻人受到这种风气的影响，也把自己的未来定位在金融行业，哪怕根本不知道何谓金融。

为实业服务的金融，已经远远走在了实业前面。在财经频道举办的一场中国政策论坛上，时任工信部副部长苏波说，很多高端装备制造中所需的高精度轴承，国内企业都不具备生产能力。我想，尽管这样的企业还没有出现，但是想把这样的企业包装上市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投资银行或金融顾问，或许已经有一百多家了。

这就导致人们不再愿意从事实业，不再愿意辛辛苦苦挣钱，而是开始“玩儿钱”、“以钱炒钱”。前段时间内蒙古、温州相继出现一些或跳楼、或外逃的企业家，他们在经济上行区间借了大量的贷款，拿去炒房炒地，投资股票；到了经济下行区间，资金链断裂，债务还不上，只好人消失。如果当初将这些资金用于扩大再生产，哪怕市场发生波动，在有实物原材料做抵押的情况下，也不至于一夜间倾家荡产。

与之相对应的是，很多普通人也不再安于踏踏实实地工作。我认识一个医药企业上市公司的CEO，他最近的苦恼在于开出30万年薪依然留不住一名非常出色的员工。因为该员工2008年买的房子到现在已经升值两倍，相当于账面上多出二百多万元资产，于是已经不屑于靠辛苦工作来挣这30万元年薪，满心想的都是再倒腾几套房子。

由此引申到整个医药行业，这是关乎民生的最重要的实业之一。一款新药从开始研发到临床试验、投放市场，平均需要12年时间，投入上亿美金。中国人不愿意投入时间和资金做这种看不到短线收益的事，所以今天全世界最好的药品TOP 200排名里，没有一款中国的药。这个行业在国际上的表现比中国足球差远了。中国足球在全世界排名第76，要是把中国各个制造业的世界实力排名列出来，可能都比中国足球差不少。话说回来，要是其他行业的排名都上去了，我们还那么在意金牌和世界杯吗？

中国是制造业大国，而且是比较基础的低端制造业。通过做节目，我认识了很多这样的靠制造业起家的实业家。但他们不愿意让孩子再走自己的老路，因为“太辛苦”。他们普遍选择送孩子去做金融，搞资本运作，去股市上圈钱。问题是，当所有的人都想四两拨千斤、空手套白狼的时候，谁来养这只白狼呢？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国外很多家族企业代代传承的，正是一份单纯的手工业劳动，否则那些让中国人迷恋不已的奢侈品牌，早就不存在了。

努力相同，收入为何不同？

国际金融业之所以形成一种非正常格局，反映出一个制度的怪圈。

关于为什么“聪明人”都集中到了金融界，而其他行业则缺少能对他们的行为形成有效监管的、智商对等的人，特纳勋爵对我提到了收入差距的问题。

特纳勋爵说：“在英国，哪怕金融监管者的收入是金融从业者和银行家们的1/10，我想我都有可能招到能与之比肩的优秀人才。”问题是，他们之间实际的收入差距恐怕连100倍都不止，因此监管者的个人素质很难达到金融从业者的水平。当然，前提是欧美国家的人才可以在政界、商界、传媒界跨界流动。

在中国，为了防止国家资源被转化为个人资源加以利用，政府监管部门和金融行业很难实现人才双向流动，因此“智商说”不见得适用。那么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来看。很多中国金融机构的行长年薪都在千万元以上，可是一个部长的年薪却不过三十来万。我不了解中国银监会主席的工资是多少，如果他的收入，只相当于他所监管的某行长的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且不说工作往来中会否存在某种容易想见的尴尬，这起码有悖于社会的基本公平和契约精神。

再拿金融行业与其他行业作一个对比，假如十年前有两个大学生毕业于同一所名校的同一个班，一个选择去投行工作，另一个选择去商业银行，或者广告公司、公关公司，那么十年后，前者的年薪是后者的几十倍甚至一百倍，而且在同样付出努力的前提下，前者的成功概率要比后者高得多，几乎可用“水涨船高”“坐享其成”来形容，这显然并不合乎常理，但这恰恰是中国以及欧美社会的通病。

最近我看到一组非常令人震撼的数据：1974年，美国最富裕的占总数约1％的家庭，年收入占据本国GDP的9％；而到了2007年，依然是占总数1％的家庭，年收入在GDP中所占比例高达23.5％。也就是说，这1％的家庭将国内生产总值的近1/4纳入囊中。全世界都在反思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根源，金融在其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现成的案例是我的两位朋友，李稻葵教授和胡祖六。他们是清华本科同学，同样赴哈佛留学。李稻葵毕业归来做了清华教授，胡祖六毕业后做了高盛中国区主席。我没有问过他们各自的收入，但是据行情估计，祖六兄的年收入可能是稻葵兄的几十倍，鼎盛时期甚至是上百倍。

固然我不同意以单一的价值观——钱——去评判一个人“成功”与否，但是开个玩笑说，假如祖六兄和稻葵兄皆为单身，同时求偶，虽然他们俩都一表人才，风流倜傥，女孩们的选择恐怕会是显而易见的“一边儿倒”。

我们现在都提倡“机会均等”，但机会均等并不等于真正的平等。个别行业收入过高，与其他行业差距过大，甚至投入产出比严重失衡的时候，“平等”就成为一句空谈。所以现在西方学者都在探讨“结果平等”。我理解它的意思并不是“等贵贱”“均贫富”，而是不同行业、不同人群之间的投入产出比能够趋于平等。

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政府制定相应的公共政策，用以消弭同工不同酬的差别。制定政策要依靠学者，在西方社会，这些学者通常因受惠于富人，从而不自觉地令政策倾向于他们。穷人由于缺乏资金、经验和精力，也就缺乏组织力量去争取更多的社会资源，再加上没有足够多的学者替他们呐喊，这一群体只好一直担当“沉默的大多数”的角色。

作为中国的近邻，新加坡的做法或许值得我们参考借鉴。全球收入最高的政府首脑是新加坡总理。近日李显龙的年薪从200万美元降到了170万，依然相当于美国总统的4倍多。新加坡的公安局长毕业于哈佛，年薪60万美元，我想他的任务不会比北京市公安局长的任务更重。我恰恰相信这样一个“高薪养廉”的制度能够确保社会的正常运转，让付出辛苦的人获得体面有尊严的生活，从而掐断腐败的源头，遏制少数行业的畸形发展。

应新加坡政府邀请，我与李显龙先生在台上做了两个小时的对话，台下聆听的都是中国和新加坡的企业家。

制造业强国，实业立国

2012年1月初，温家宝总理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强调，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确保资金投向实体经济，防止虚拟经济过度自我循环和膨胀，防止出现产业空心化现象。次日沪指放量大涨，股市信心大为提振。而此前证监会主席郭树清的“三把火”，并未在股民中间引起太强烈的反响。可见中国股民这些年交足了学费，对于资本市场顽疾之深、治理之难，心中有数。

金融误国，实业立国，这一规律在西方早有印证。

荷兰首相马克·吕特在《领导者》专访中对我说，17世纪是荷兰的黄金时代，荷兰凭借强大的造船业、船运业成为世界霸主。后来，富裕的荷兰人变懒了，心态变得急功近利，通过贸易、放贷等方式实现一夜暴富是普遍风气。再加上周边国家的战争使这位债主损失了大量利息，荷兰一朝衰落，霸主地位被英国取代。

英国彼时正兴起工业革命，船坚炮利，以蒸汽机为代表的一系列发明制造，开启了一个大机器生产的全新时代，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但是英国成了新的霸主之后，长期的富裕繁荣使它放松了对实业的要求，人们都想走捷径玩儿杠杆，躺着挣钱。英国几乎卖掉了制造业这顶属于自己的皇冠上所有的宝石：罗尔斯·罗伊斯卖给了德国宝马（除了飞机发动机以外），捷豹路虎卖给了印度塔塔，宾利卖给了德国大众，MG Rover卖给了中国的上汽南汽。今天已经没有什么经典品牌Made in UK，取代英国成为霸主的，是靠制造业崛起的美国、德国和日本。

德国的工业革命比英国晚了80年，它之所以能够从二战的废墟中迅速崛起，成为今天深陷债务危机的欧洲最强悍的经济体，是拜制造业而非金融业所赐。大到奔驰宝马奥迪，小到博世（BOSCH）小家电双立人指甲刀，无不体现着德国制造业的扎实和精湛。

不久前我遇到德国驻华大使，他告诉我德国的高中毕业生只有30％左右去读大学，其余大多数人都会选择读职业学校，毕业后直接进制造业参加工作。经济环境的长治久安，需要制造业的稳健发展。从事制造业的工人可以获得很丰厚的报酬。我曾经在德国亲眼看到，在那些高度机械化的工厂里，高级技术人才的办公环境甚至堪比某些华尔街银行家。所谓“蓝领”和“白领”之间的差别，在那里其实很模糊。

今天的日本虽然经济情况并不乐观，终归也不会太差，同样是因为日本有制造业的支撑。美国更是将制造业视为国家的命脉，奥巴马曾经提出“强劲的制造业才能赢得美国的未来”，如今在2012年国情咨文中更是吹响了“重返制造业”的号角，连低端制造业也不愿放弃，鼓励那些跨国公司工厂回到美国的土地上。

再将视线转向中国。中国的制造业未必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强，就像上文中谈到的，我们连高精度的轴承都制造不出来，飞机、汽车制造技术距离发达国家还远得很，满大街跑的汽车还是外国品牌多，从工业品到日用品大多数人还是觉得洋品牌好使。不断扩招的大学向社会输送的毕业生已经远远超过“白领市场”就业需求，而“蓝领市场”却因工作环境差、薪酬低等原因，少人问津。单靠金融就能成为“超级大国”吗？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在制造业上不具备强大的实力，而仅凭金融成为真正的霸主。资源过度向金融领域流动，这样的繁荣是不可持续的。

盼望中国的金融业能如总理所说，悬崖勒马。愿“金融误国”对于中国，永远只是一个假说。

给我一点儿安全感＜＜

全世界最年轻的“房奴”在中国

近年来关于中国经济最大的话题之一，是如何摆脱对出口的依赖、降低出口在增长中所占比例，依靠以政府主导的投资和老百姓的消费来拉动经济。但是人们有种共同的感受，无论怎么降价、打折、促销、发券，老百姓的消费总是很勉强。

我在前面谈到过有关“泛货币化”“流动性过剩”的话题，这些过剩的货币通过金融的杠杆效应，流到了富人手中，物价涨了，利息降了，工资基本持平——如此说来，普通老百姓手中的可支配收入并没有明显增加，存款还在贬值。再加上教育、医疗、住房制度改革尚未到位，社会保障不够完善，价格体系又不够明朗，导致了大多数中国人承受着各种“不能承受之重”。据说，某些幼儿园的赞助费就已高达5万元甚至10万元，生一场大病，更是足以倾家荡产。相比低龄和老龄人口，中青年人在收入上最具优势，但又承担着“上有老，下有小”的责任，收入如何支配，当然不能造次，三思而后行。

于是我们有了这样一个关键词：安全感。

坐飞机出行，什么最抢手？答案是机场摆渡车上极其有限的几个座位。车门一开，人们肩扛手提大包小包，一哄而上。

垒得像宝塔一样的沙拉，不吃可惜，吃了受罪。

几年前吃必胜客，什么最挑战？答案是垒沙拉。每份限取一次，网上能搜出各式秘籍，告诉你怎么将各色水果菜蔬堆二尺高而不倒。

这是两个值得思考的现象。在飞机上一坐几个小时，难免头痛脚胀，站一站会舒服些，但还是要争抢摆渡车上的座位。垒沙拉自然乐在其中，但乐趣是由初始的占小便宜心态衍生而来，何况真的垒出个六层宝塔都吃下去，对胃也没什么好处。能够简单地归咎于“素质低下”吗？不是的。归根结底，还是要回到我们讨论的“安全感”。

中国人普遍缺乏安全感，究其原因，说来话长。我们的父辈、祖父辈、曾祖辈……遭遇过贫穷、专制、欺侮和动荡。纵然今天的中国军事力量完备，物资供应基本充足，政府有着很强的执行力，在某些方面我们甚至比美国人还强，至少走在北京，不必像走在纽约一样担心突然有人拿枪顶着你让你把钱拿出来。但是，在我们的灵魂深处，仍然有着强烈的不安全感。

也许是因为那些物质匮乏的记忆太清晰了。在我小时候，巧克力是一件奢侈品。一次妈妈去上海出差，带回来很大一块，爸爸用菜刀切成几小块分给每个人。我和姐姐特别高兴，一小块一小块，很节省地吃，我吃完自己那一份，又可怜巴巴地找姐姐要，那种兴奋与渴望，我到今天还记得很清楚。我还认识很多比我年长，生活很优越的人，他们的童年记忆则更为艰难和苦涩。虽然时隔已久，却仿佛就在脑后，一闲下就能想到，一回首就能看到。以至于坐拥亿万财富，却总在害怕失去，长期被抑郁和失眠折磨。

中国人特别熟悉“竞争”这个词，也特别具有“竞争意识”，各种争争抢抢无处不在，连往来人群素质相对较高的机场也不例外。除了上文提到的摆渡车上的座位，候机楼里的行李车也是抢手货。按说行李车循环使用，应有尽有，但每一航班落地，人群走进闸口，便潮水般涌向长长的一排行李车，总归是早到手早踏实。

小时候留下的巧克力情结持续至今，每次去瑞士，一定会买上几盒我最喜欢的Sprüngli巧克力，带给家人朋友。

几年前的某日我在合肥机场，飞机晚点，常旅客休息室里唯一一台联网的电脑成了稀缺资源。我着急查一个Email——那时手机上网并不普及——可是有一个中年男人霸着那台电脑就是不走。我看他也没做什么正经事，无非是浏览网页和聊天。见我在后面等着，他更加觉得自己这块资源宝贵，不时警惕地瞟我一眼，坚决不让位，告诉我：“我没用完呢。”我耐心地等了又等，心想看你能用多久，你的行李还在远处角落里放着。这时他终于站起来了，我刚想起身过去，他又说：“我还没用完！”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冲向自己的箱子，拎过来放在电脑旁边，心安理得地坐下接着玩儿。自己并不需要的东西，只因他人需要就价值倍增，好像“我有你没有”就能提升自己的安全系数。我当时觉得很滑稽，过后细想，又感到有些难过。

也许是因为今天的中国各方面资源仍然十分有限。看病上学、买房置地，都还处于僧多粥少、社会福利保障不完善的境地。中国有一大批20多岁的“房奴”，这是个很特别的现象。一方面因为担心工资的涨幅赶不上房价的涨幅，另一方面，中国人最讲究“安居乐业”，没有一纸房契在手就不踏实。于是多少父母拿出毕生的积蓄凑够首付，帮助刚刚大学毕业的孩子置一套房产。每天早上一睁眼就欠银行几百元钱，不敢冒险，谨小慎微，遑论朝气和豪情。

有“专家”说，一毕业就买房或一结婚就买房是刚性需求，我倒觉得从理论上讲，这不应该是刚性需求。在发达国家，人们通常不会在35岁以前将买房提上日程。我经历了十年租房生涯，才买了属于自己的第一套房子。可能过不了多久我会把它租出去，然后再去其他地方租一套。年轻人，漂泊是常态。

说到底，买房象征着一种保障，有个属于自己的窝。抑或人们对其他投资没有信心，觉得辛苦攒了一辈子的钱，用来置一套房产才可靠。一个身体健全、具备基本谋生手段的年轻人为什么那么担心窝呢？宁愿背负沉重的负担，也要买一个看似稳定的保障，是对自己的未来不确定，还是对国家的未来不确定？

在这里我也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对未来房价走势的判断。我认为中国房地产的暴利时代过去了，如果从投资角度看，房屋的买卖不会再让你赚太多的钱，房价将在回落中逐渐企稳。未来住房会增加两种成本，一种是交易成本（交易税），一种是持有成本（房产税）。我个人倾向于提升交易成本，持有成本则维持现状。对于年轻人，这是个好消息，别再继续被“恐慌性需求”忽悠了。

为孩子攒钱，真的是“溺爱”？

我们看到，大多数中国人自己省吃俭用，辛苦一生，就是希望为孩子多攒些钱，让他们生活得更好，少走弯路。发达国家的富人却往往不把财产留给孩子，而是捐给慈善机构。有人以此推断，西方人教育有方，中国人则是溺爱，其实问题不是这么简单。

我认识一些美国人，事业成功，生活富足。他们的确不打算把家产留给子女，前提是他们给孩子买了最好的教育。哈佛、耶鲁毕业的学生，找一份年薪10万美元以上的工作，基本不存在困难。这说明一个潜在问题：他们对美国社会制度预期很好，相信只要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加上个人努力，就一定有机会。甚至还有一种推测：正因为美国富裕阶层信任现行的社会制度，希望其保持稳定，才将大把的钱拿出来做慈善，调和贫富差距，维持社会分配的合理，以免激化阶级矛盾。与此情形相比，中国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父母对子女，以及年轻人对自己的未来，都有着太多不确定性。

在“安全感”的问题上，我承认自己也只是凡夫俗子，潜意识里藏着些莫名的担忧。同样是坐飞机，那次我换好登机牌，拿起一看，座位十分理想，刚好挨着紧急出口且临过道，既宽敞又方便出入，属于有限稀有资源。可是一上飞机我就看到那个座位上有人。我也动起了“资源被抢占”的小心眼儿，走上去很不客气地质问：“你怎么坐我的位置？”那个人愣了一下，转而和颜悦色地说：“对不起，我可能弄错了。”但是当我拿出登机牌一对，才发现是自己错了，我应该坐在里面。我很抱歉，也很不好意思，那个人依然笑眯眯地说：“没关系，我坐哪儿都可以，你定吧。”

有这种胸怀和气度的中国人太少了。我甚至一下子对他“肃然起敬”，脑海里蹦出鲁迅先生的一句话：“他对于我，渐渐的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在飞机上我与他聊了一路，他的性子不疾不徐，安然淡定，和他谈话非常舒服。在他的内心深处，一定有着充足的安全感，才能表现得那么从容。一个座位，有必要那么在意吗？不过是两个小时而已。

“不公民，就移民”

从2011年开始，“幸福指数”成为各级政府和媒体格外关注的字眼，这无疑是时代的进步。你可以把“幸福指数”拆解为各种细分指数，但它的基石只有一个：安全感。

我在耶鲁的时候，经常看见一个乞丐坐在校园里晒太阳。有时候我从他面前走过，手里拿着热狗，他会跟我要，但是我说对不起，我还没吃饱。

有一天突然看到一群警察骑着马飞驰而过，救护车尖叫着紧随其后，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跟过去一看，原来是这个乞丐犯了癫痫，躺在地上口吐白沫。经过医生的简单处理，他好像没事了，拍拍屁股爬了起来，于是警察和救护车又都离开了。

我觉得这个乞丐挺幸福的，他有着我们都极其缺少的安全感，所以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有必要忍住饥饿和他分享一个热狗。住在风景如画的大学校园里，不用交房租，不用担心被收容或遭受暴力，犯病了还有警察和医生来帮助他。要是在国内，恐怕早就被城管带走了，特别是在某城市申办大型活动的时候。

耶鲁的时光让我明白，内心平静就是一种幸福。

这个乞丐让我相信，幸福与否，并不和有钱没钱直接挂钩，财富带给人的幸福感是极其有限的。但是今天的中国人依然将“钱”作为唯一的价值观，暴发户情结方兴未艾。没钱的人拼命挣钱，唯恐老无所依；有钱的人更是拼命挣钱，他们怕的是眼下的高品质生活某一天会中断，或者手头的钱打了水漂。这其实还是社会没有从根本上打消各种群体的后顾之忧。

最近两年有一个热门话题，是中国富人往海外转移资产，这非常令人担心。转移资产的理由是富人们感觉在中国的人民币资产不安全，对政府的经济管理能力和基本诚信提出质疑，担心这么多年积累的资产像泡沫一样破灭。

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转型时期制造了一大批“先富起来的人”，代价是牺牲环境、牺牲能源、牺牲劳动力。然而一转眼，这些资产成了美国的，新加坡的，马来西亚的，加拿大的。对于国家来说，这就意味着以大量环境成本、人力成本，甚至健康成本置换的财富，一夜之间没了——穷人补贴富人，中国补贴世界。

不少媒体评论称，富人转移资产以及移民是为了便于子女接受西方教育，我想这是个借口，或者只是微不足道的原因之一。归根结底还是“安全感”。无论对于穷人还是富人，安全感的来源之一是健全的法制。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写道：“中国两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一位知名地产商说：“中国社会历来都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即使不是事实，至少看上去如此。我们说的‘执法必严’长期以来其实是‘选择性执法’，对一些人违法必究，对另一些人则可以违法不究。并且，法律的制定、修订本身也存在问题，并没有做到严格意义上的‘与时俱进’。有些法律一出台，所有人都违法了。”比如我国刑法规定贪污受贿5000元以上即可处以有期徒刑，但没有接受过5000元以上礼物的官员又有多少呢？

低收入人群也需要属于他们的安全感，需要基本的社会保障、权益保障。民间的声音能否真实地向上传递？看病、上学、就业问题能否得到解决？社会资源的分配能否做到公平公正？

一年前我父亲因骨折住院，一天傍晚我去给他送饭，看到医院门口有上百人排队席地而坐，等着为自己的父母或孩子挂第二天的专家号。那一刻我很难过也很担忧。同样为人父母、为人子女，谁不想让自己生病的家人看一个好大夫，住一间好病房，但是如愿的终究是极少数。难怪有人提议，与其存3万亿外汇储备，国家不如多拿些钱出来改善民生，加强社会保障，否则人民的安全感从哪里来？

完善的诚信体系是“安全感”的另一项保障。没有诚信，一切繁荣都是纸糊的，一捅就破。“不公民就移民”，资本和人才的流失难以阻挡，对于国家是沉重的代价。移民本身也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祖祖辈辈几十代人，突然移民海外了，三代以后，生理上的基因还在，文化的血脉却被割断。如果有一天你的在天之灵还能去重孙子家看看，你会发现他所说的话你已经一句也听不懂了。

买车摇号，不像市场经济

不久前我采访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时，他说了这么一段话，我认为对当下的中国很有参考价值。

“当你推行改革的时候，很多人害怕变化，要保护自己的利益，但如果考虑一下国家的利益以及变化和全球环境，不进行改革国家就会落后，会被其他国家赶超。我承认改革会有风险，但是维持现状所带来的风险远比改革要多。”

与之遥相呼应的是，2012年2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为《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既得利益者通常会成为改革的绊脚石，但是当社会发展到一定时期，不改革的代价要比改革的代价大得多。这是历史规律，也是人们的共识。

改革，改的当然是制度。

2011年，在清华大学的国际论坛上，吴敬琏曾经指出，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远非完美，是半统治半市场化的共同体，主要反映在国营部门仍然是资源分配的主导者。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并不是依靠所谓的“中国模式”，也不是因为我们效率高，而是主要依靠市场经济释放的能量。未来要保持这种增长速度，就要继续走市场化道路。现在刚刚走了一半，可进可退，全在于改革的进程，经济也需要有法可依。

我专访过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是“新古典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这一学派的基本理论通俗解释起来，就是经济活动如同一场球赛，在制定明确的游戏规则、配备公正的裁判这一前提下，比赛会相当精彩。如果赏罚措施不明、裁判不公正，效果就大打折扣。我是他的理论的笃信者。

制定规则，完善制度，是中国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

做了十年财经记者，据我观察，经济发展最大的毒药就是不确定性。不确定性给人带来不安全感。

今年鼓励买车，明年突然摇号，作为普通消费者，我到底买还是不买？作为汽车产业投资商，我到底投还是不投？

今年买房限购，明年再度放开，作为消费者，我是出手还是观望？作为地产商，我是扛还是不扛？

今天的政策制定者依然会时不时利用行政手段而非市场手段来解决问题，最让我不能理解的就是北京的买车摇号。

如果一个人就是手气不好，他们全家都手气不好，从来没中过奖，永远摇不上号，有钱也买不到车，最后还只能怪自己运气不好。这好像有点儿说不过去，哪像市场经济干的事儿呢？表面看起来公平，其实最不公平，甚至有赌博的意思。

我觉得拍卖牌照就比摇号公平。假定一个汽车牌照6万块钱，对于政府部门而言，自然抬高了买车的门槛，起到限购的作用。对于普通消费者，我今天可能买不起，但是通过努力工作努力攒钱，总有一天会买得起。或者我想办法贷款、借钱，也有可能实现。这才是合理。

不可否认，如何提升国人的安全感是一个庞大的命题，三言两语难以说清。当我们看到中国人因为缺少安全感，而去抢座位、插队，做出各种可笑可悲可气可恨可怜的行为时，不要去埋怨他们“素质太低”，多想想他们为什么会如此缺乏安全感？他们可能只是想给自己的家人、孩子多争取点儿有限的资源。我们自己的父母，可能也会为我们多占一个座位，多垒一层沙拉，多拿一份免费的水果。

我们这一代人应该作出自己的努力，为缺乏安全感的人群做些什么，因为我们自己也是其中的一个。比如为国家多做事情，让国家更富强，社会保障更系统更完善；又比如扩大人民的话语权，让老百姓有更多的声音被听到。时代在向前走，我相信哪怕我们什么都不做，我们的安全感比我们的父母多，而下一代安全感又会比我们多。更何况假如通过你的努力，让中国人的安全感又多了一分，你的人生是多么了不起啊。

媳妇熬成婆以后＜＜

我第一次听说“管理期望值”（Manage Expectation）这个词，是十年前在国外。其实在中国并非没有这个概念，只是说法不同。譬如遇上了一件不如意的事情，我们会说“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反之要想不让自己失望，就先主动降低自己的预期。

在国际往来中，中国似乎也存在“管理期望值”的问题。当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时，世界对中国自然会有越来越高的预期，那么我们对这种预期该如何主动管理呢？所谓管理，一方面在于我们是否已经准备好承担与当前角色相称的责任，另一方面在于我们展现给世界的，是否是真实客观的中国。

我有幸参加了11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最近两年的一个切身感受，就是中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常常被“高估”，当然这种高估未必出于恶意。全世界都将注意力集中在一些数据上：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前五名的银行大部分是中国的。这些数据给了世界一个信号：中国已具有相当实力，故应承担更多责任。

每年我都有机会采访WTO总干事拉米，从第一次到现在也有10年了。他曾在接受我的专访时说：今天的中外贸易争端主因，就是集中在“中国是不是发展中国家”这个问题上。

他们看到的仅仅是上海的陆家嘴、世博园，北京的CBD、奥运会，广州的亚运会，看到了中国最灿烂的一面。还有一些喜欢耸人听闻的人，刻意宣扬夸大中国崛起的意义和影响，比如一本叫做《当中国统治世界》的书，明明犯了很多常识性错误，却依然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榜。这本书在中国也颇受欢迎，因为它能满足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的虚荣心。

而在此情形下，我们自己向世界展示的是什么呢？

中国有句俗话叫“多年的媳妇熬成婆”，目前我们在很多问题上的处理方式，就常常让我想起这句话。过去老说我们又穷又弱，如今终于有钱了，可得多做几件新衣服，多打几样首饰，所有家底都挂在脖子上、耳朵上给人看。

奥运会、世博会、亚运会，只要一开会，有外国人来参加咱家的Party，马上修路、盖场馆、刷房子、排练团体操……在当前体制下，上述兴师动众之举客观上的确带动了经济发展，“办会”的旗号可以打通很多制度上的桎梏，为百姓做些实事，给外国人留下“这家真阔”的印象也是在所难免。

再说美国时代广场播放的中国宣传片，展示的都是中国最美丽、最发达、最现代的样子，没有普通人，全是大明星。一个国庆长假，一个城市的刷卡消费就能达到20亿元，把美国人都吓坏了：中国怎么可能是发展中国家？太阔了！甚至目前形成了一个国际市场格局：中国人民喜欢买什么，世界人民就买不起什么，价格被炒起来了。

美国彭博社在报道2012年中国“两会”时，提到这样一组数据：去年中国最富有的70名人大代表的净资产总和达到了898亿美元，比2010年增长了115亿美元。这比美国三个权力部门共660名高级官员的净资产总和还多75亿美元。占人大代表2％的60名富豪中，人均资产为14.4亿美元，与之相对的是，占美国国会议员2％的11名富豪，人均资产为3.23亿美元。

如此一来，人家就说了：既然你这么有钱，就要承担起有钱人的责任，人民币不升值，好意思吗？

话说村里一家特穷的人，突然发了财，每天穿金戴银给人看，家里当街那一面弄的都是雕梁画栋，其实犄角旮旯处还跟以前一样。突然有一天，村委会发话了，既然你家这么有钱，村里要修条路，你多出点儿吧。一听这话，这户人家又直往后缩，说我们家其实没什么钱，也就是装点装点门面。可是这会儿才说这话，谁信呢？

时下的中国就面临着如是困境。尽管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跟一些真正的发达国家相距甚远，而我们所乐于展示的，恰恰是奥运世博高铁航母，外加惊人的奢侈品消费，汹涌的海外投资，让人不能不疑惑中国的家底到底有多厚。这种判断的差别是很多纷扰的根源。

古来天朝，八方觐见；佳品作贡，好礼赐还——这大概是中国人格外看重面子的文化渊源。

2009年，拉米邀请我赴日内瓦主持WTO公开论坛。这是该年会第一次邀请发展中国家的主持人，我受宠若惊。左起分别是：乌拉圭前外长塞尔吉奥·艾伯如，南非前总统姆贝基，我，挪威前首相布伦特兰（2011年7月震惊世界的挪威夏令营枪击案及首都爆炸案的嫌犯称，自己的袭击目标原本是她）。此次会议的主题之一，是“世界如何看待中国的发展进程”。

时至近代，中国人又多了一重“东亚病夫”情结。我和我的同龄人们小时候都看过《霍元甲》，对上述四字可谓极其敏感，走到哪儿都怕被别人看做“东亚病夫”。长大以后，常去国外，才发现这个词只有中国人自己明白，当代日本年轻人根本不知道什么叫“Sick Man of Asia”，甚至从未听说过这种说法。所以我想今天的中国人到了国外，样样消费大手笔，和潜意识里想摆脱历史的屈辱，“扬眉吐气”一回，不无关联。

从某种意义上说，刘翔出名也和“东亚病夫”情结有一定关联。在所有体育运动中，跨栏是观赏性较弱的项目之一，在中国的关注度历来不高。可是中国出了一个奥运会跨栏冠军，却成了惊天动地的大事，因为我们打心眼儿里认为亚洲人在田径项目上不占优势（身体素质有先天局限），不可能赢得了欧美人。其实奥运会跨栏冠军和举重冠军、铁饼冠军相比，又有什么特别之处呢？但是刘翔成了他们中间最耀眼的明星。

莫忘国耻是对的，但同时又要理性区分，历史的屈辱到了今天，仍然是屈辱吗？抑或只是我们在种种教育宣传之下，潜意识里挥之不去的那么一点儿自卑情结？

邓小平提出过一个重要的战略思想：善于守拙，绝不当头。事易时移，中国已经站在世界舞台的聚光灯下，个头太大，想低调也很难。这个时候，展示怎样的自己，如何管理他人的期望，是一种智慧，也是一种远见。

一个典型事例是2011年底，政府将新的贫困线标准定在“人均年收入2300元”，增幅达80％，接近国际标准，充分体现了政府加大扶贫力度、改善民生的决心。令外媒颇有兴趣转载的是，在这一新标准下，可被定义为“贫困人口”的数量扩大了1亿之多，相当于过去的5倍。这也意味着，中国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水平距发达国家标准甚远。

我认为这是对世界期望值的一项很好的管理举措。类似这样的数据和事实，如果拿出宣传奥运会、世博会的劲头的1％去宣传，将会给我们在国际上减少多少压力呢？

有人说做人应该这样：弱时须逞强，强时须示弱。

在你最为贫贱的时候，要逞强，摆出士可杀不可辱的架势，别教人看不起；在你强大起来以后，则要提醒自己示弱，以免成为众矢之的。

国家也是一样。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那时我们要逞强，要抗美援朝，要造原子弹，让别人不敢轻易欺负我们。但是到了今天，当我们的实力日益强大，又要适当示弱，否则“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更何况我们中国的政法体制，由于历史原因和意识形态问题，本身就容易让西方世界“不放心”。

一个中国两个世界。一周以前，我的眼前是云南元谋县姜驿乡；一周以后，我的眼前是北京国贸CBD。左边世界中，喝水不是问题，高级餐厅里卖的北欧矿泉水98元一大瓶；右边世界里，因为大旱喝水困难，人均月收入不到98元。如此反差和对比，很多国家都有，但左边时空里的人，心中要念着右边时空里的人。

这些年我们已经展示了过多的强大，到了有必要示弱的时候。自信的人敢于承认缺点，不怕被别人批评两句，也不会一年被严重伤害感情若干次。一个强大的民族也应该敢于客观全面地展示自我——我们有高楼大厦，也有老少边穷；我们有奢华现代，也有平凡市井；我们与世界接轨，也需要世界援助。

郭振玺总监曾经总结过一个“50公里定律”：在中国任何一个大城市，以它最繁华的地段为圆心，以50公里为半径画圆。在这个圆形之外，必然能找到穷乡僻壤，景象外观以及人们的生活状况与中心地带有着天壤之别。所以，我们应该让世界多看看“50公里以外的中国”。

承认错误和落后反而在某种意义上争取了主动，也是管理世界对中国期望值最有效的方式。

特权是一种落后的象征＜＜

这篇文章的标题，来自2011年1月《参考消息》上刊登的一篇文章，原载于《联合早报》。在中国，特权是一种根深蒂固代代繁衍的社会文化。大家不以特权为耻，反倒在内心深处隐藏着仰慕和向往。或许是因为法制建设不足，还可能因为某种微妙的心理因素在发酵，人们一边唾骂别人的特权，一边巴不得自己分分钟也能拥有。

如果说“特权”只是属于少数人的话题，又多少有些敏感，还有另一个概念与它异曲同工，且在大众中日益普及——那就是盛行于各种消费场所的VIP（Very Important People）文化。演出有VIP，银行有VIP，机场有VIP，商场有VIP，去个面馆都有VIP，持卡消费八五折优惠。

一次有个朋友送我两张故宫午门广场的“三高”演唱会门票，告诉我是VIP，我很兴奋地带着母亲去了，自认为很有面子，但是我的位置其实离舞台很远很远，只能从大屏幕上看看。我抱怨说这是哪门子VIP，位置太差，朋友说那些更好的位置叫做VVIP。这是我第一次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类人叫VVIP（Very Very Important People）。

每当我到首都机场，就感觉中国的VIP特别多，各航空公司都有自己的VIP休息室，高规格银行卡持有者也有专门的休憩场所，一些不便在公共场合露面的人士还有隐秘性极佳的贵宾通道，安检、登机都是独立体系。

在肯尼迪机场常旅客休息室邂逅基辛格。

顺便说，VIP的弟弟VP（Vice President）在中国也很牛，它的原意所指甚为广泛，可以是副总统、集团副总裁，也可以只是个小小的中层干部。但是译为中文，就成了“全球副总裁”，不知“全球”二字从何而来。而多了这两个字，确实便于忽悠，可有效被误解为某大公司全球二把手或全球管理层成员。事实上，VP并非行政职务，只代表此人在公司里的级别，大型跨国公司常有好几百个VP，有些没有实权的VP，连秘书都要几人共用，或者本人干的就是高级秘书的活儿。所以我的一位好朋友——德意志银行某VP曾经自嘲：“我就是个‘微屁’，连‘屁’都不是。”

相比之下美国人不那么迷信VP，也没有那么多VIP。我有两次在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邂逅基辛格，都是在常旅客休息室里。穿西装配运动鞋的老头儿带着一名保镖坐在里面等候航班，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但是当他抵达首都机场，我敢打赌，中方工作人员一定会安排他走“要客通道”。

有人说辛亥革命革了我们头上的辫子，却至今未能革掉我们思想深处的辫子。中国人喜欢将人将事分出个三六九等，仿佛不这么做不足以求证人生的意义。所以中国人讲究“待遇”，外界给予的待遇高低与否，直接决定了个人的自我认知。VIP就是一种待遇，一种催生自我崇拜和自我欣赏的迷魂药。再清醒的人，在中国“潜文化”的熏陶下，也难免会在意这些细节。

美国也讲究待遇，但未必都是出于面子的考虑。

美国政府部级以上官员出勤常常是政府公务机随行。就连不那么具有战略意义的劳工部，部长赵小兰女士到央视接受我的专访，也要带上浩浩荡荡的车队，众保镖持微型冲锋枪严阵以待，排场比中国部长大得多。

更不用说美国总统。我也是最近才从我干儿子他爹韩磊那儿知道，声名赫赫的“空军一号”其实是两架一模一样的波音747，尾号SAM28000和SAM29000，每次同时或先后起飞，其中一架备用。奥巴马带家人度假，花掉纳税人500万美金。相关外交人员对我透露，2011年拜登出访中国，动用了120多架次政府专机运送物资，包括卫生纸、矿泉水，以及和他本人血型匹配的血浆。

奥巴马在“空军一号”办公室里。

夸张吗？非常夸张。但是一旦他们不再担任总统、副总统、部长，这些待遇就都没有了，他们又做回一名普通人。卸任后的总统可终生享受政府出资配备的几名保镖，当过战时总统的保镖会更多一些，因为他们在任时为了国家的安全与“恐怖分子”结了梁子，其余，多数费用自理。

在中国，到达一定级别以上的官员所享受的“终生制”待遇，却是很大一笔隐性收入。假如卸任前后的待遇如此天壤之别，恐怕人们想当官的热情要大打折扣。

有意思的是，当下的某些时空，财富往往可以置换特权，特权又可以制造财富，炫耀财富和炫耀特权往往交织在一起，形影不离。我们只要看一个个热销的国际奢侈品牌商品背后，有多少利益交易；再看北京街头呼啸而过的那些所谓特权车牌，其数量可能远远超过了应有的规模，就知道某些人群对特权的痴迷有多深。

2011年5月，我在微博中发布了故宫建福宫将被改造成“全球富豪私人会所”的消息，据说入会费100万元人民币。最初故宫新闻发言人否认此事，几天以后，故宫官方微博承认“下属公司私自发放过入会协议，但未给任何人办理入会手续”。又过了半年，故宫院长换人，新院长单霁翔上任，明确表示建福宫花园完全由故宫博物院管理，不会成为私人会所。建福宫风波到此也算告一段落，尽管一波三折，却是一种极具象征意义的进步。

成熟文明的社会，都以炫耀财富和特权为耻。我们这个经济增速领跑全球的国家，制度与文化建设却尚未完全跟上前进的步伐，有时难免令人尴尬。由此我希望，在我们的城市中，少一些私人会所，多一些免费公园；少一些天价豪宅，多一些廉租房。

“建福宫事件”和“郭美美事件”都以闹剧开场、正剧结束。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当这一系列事件轰轰烈烈走完全程，我们可以说，中国的特权时代、炫富时代已经成为过去时了。

我该怎么活？＜＜

非主流变成主流

一天下午我在酒店等朋友的时候，拿起一份《国际先驱论坛报》（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来看。一般情况下，这份报纸作为《纽约时报》的国际版，与中国相关的内容不会太多，但是这一天的头版头条讲的却是中国娱乐节目“庸俗化”的问题，旁边配了一张照片——凭《非诚勿扰》一夜成名的“拜金女”。文章一开头便引用了她的那句名言：“我宁愿坐在宝马里哭，也不坐在自行车上笑。”这件事在外国人眼中是一条大新闻。

其实“宁愿坐在宝马里哭”的人不分中外，古来有之。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期，拜金主义曾一度盛行。“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就是当时的写照。所以到了今天，可悲的并不是社会上竟有这样的声音存在，而是很多非主流价值观，正在逐渐变成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十几年前我第一次去香港，那里崇洋炫富拜金的文化，让我很不喜欢。说英文会比说中文得到更多的尊重，初次见面的人会对你上下打量，看你身上穿的戴的有多少名牌。此后我尽量避免再去那个城市，甚至尽量避免在那里转机。

2011年底，因为参与策划并主持中国海外投资年会，我又不得已去了一次香港。阔别六年，香港给我的印象却和以往大为不同，我突然觉得这里民风淳朴，亲切可爱，竟有一种“回到拉萨”、找到精神家园之感。

其实香港并没有改变，改变的是我自己，是我常常身处的这个环境。最近五六年，中国大陆在加速物质化。我们对物质的崇拜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香港。我在北京一家连锁夜宵小馆子吃面条，看到旁边坐着的女孩儿戴的是卡地亚的手镯，拎的是爱马仕的包，无论真假，看上去都挺像那么回事儿，更不用说那些往来于豪华酒店的“精英人士”。而在香港，好像本地人并没有那么夸张。在商铺里疯狂抢购名牌的99％都是大陆客，这就是我在香港居然感到“返璞归真”的原因，说起来真是一种莫大的讽刺。

另外一次我对价值观的冲撞产生切身体会，是在耶鲁的时候。

起程之前，我曾经认真考虑要不要放弃这个机会。首先在美国一年的学习对我的英语水平提升有限，二来离开北京这一年，对我而言意味着要付出很大的机会成本。但是我的一个朋友对我说：“成钢，你应该去美国学习，感受一下别人的价值观。”这句话帮助我作出了决定。

在中国，所有的人都向往着一种活法，而且还是在西方世界可能已经过时了的活法。到了美国我发现，那里的人有着各自不同的活法，而且都活得挺好。

前美国驻华大使雷德也毕业于耶鲁，我曾应邀参加他和夫人莎拉（中）的家庭晚宴。左边的美国演员Ron Silver也是我的朋友，几年前去世了。他去世前发给我的邮件我永远不愿删，总觉得一点reply，他还会收到。

从进入耶鲁校园的第一天开始，我感觉到自己立刻安静下来。尽管身边不乏所谓的贵族家庭的子女，衣着谈吐不俗，但没有人以此作为炫耀的资本，也没有人戴名表拎名包，不同出身不同经历的人在这里彼此平视。

记得那时在校园里散步，常常会接到北京的朋友打来的电话，没聊几句就扯到买了套什么房、换了辆什么车、赚到了多少钱。其实出国以前我们的聊天内容也不外乎此，但是当我身处校园的林荫小道，不远处静静矗立着有着近200年历史的耶鲁神学院，听到这类话题，会感觉离我自己很远。

去国会山搞首映礼？

当然我们不必对价值观本身作出价值判断，它是一个萝卜白菜各有所爱的命题。有的人喜欢骑车远足，有的人愿意坐宝马哭，只要是个人的选择，就都无可厚非。问题仅仅在于，今天的中国人只向往一种活法，这种活法以“钱”为核心，这是最可悲的。

特别是在刚刚过去的三年，从2008年开始，政府为了刺激经济、应对金融危机，加大货币投放和信贷，使流动性大大增加，通俗地说就是“钱特别多”。该举措从客观上起到了对冲经济下行风险的积极作用，但总归“是药三分毒”，它的副作用也在其后三年慢慢体现出来。

比如大多数商品房的价格在这三年间至少翻了一番；国内艺术品拍卖市场屡屡拍出天价；很多普通人在这一转型期中实现了资产倍增，或者见证了各种一夜暴富的故事，很多人不再安于踏踏实实地工作。可是大家都赢了，谁来做输家呢？

再加上中国人一向缺少批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当媒体和众人一致颂扬财富的妙处，自己也就不假思索地从众追随，小众的价值观由此演变成大众的价值观。所以作为一个媒体人，我支持“限娱令”。美国只有一个“美国偶像”（American Idol），中国却有一堆克隆出来的“中国偶像”，拜金都拜得毫无创意可言。美国还有一个擅于自我推销的地产商特朗普（Donald Trump），没事儿喜欢竞选总统，大嘴巴胡扯两句，做了一个电视节目叫《学徒》，引来无数中国人抄袭效仿。此人在美国的精英界是个被人嘲讽的笑话，但是如果在中国，他一定会成为一个微博粉丝过千万的主流偶像。

特朗普和他的《学徒》若到中国来开拓市场，肯定赚得盆满钵满。

在这场财富追逐战中，低收入人群成为时代的牺牲品，穷人活不出自己的尊严。我在德国、日本看到一些低收入家庭，每逢周末，开着很便宜的两厢车（这其实是中国人的说法，西方好像并无此概念），到郊外去野餐，公园免费开放，所以除了汽油和食物，没有什么额外的开支。但在中国，涉及娱乐消遣，几乎无处不收费。在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如果月收入在3000元以下，基本不要奢望生活中还能有什么娱乐色彩。而收入较高的白领们说，身上不带够1000块钱，不敢出门。在今年的博鳌亚洲论坛青年领袖圆桌会议上，议题之一便是月收入7500元的北京人，为何还是没有安全感。

我的一个朋友在国外生活了八年，回国后我问他，中国最大的变化是什么，他说是“泛货币化”，也就是很多无形的价值现在可以用货币来衡量。

比如人民大会堂，常常可以出租给某公司，开电影首映式、演唱会或者年度庆典。按理说，这是人民代表代表人民行使权利、投下庄严一票的地方，相当于中国的国会、议会。全世界没听说过哪个国家的议会大厅出租给别人搞娱乐创收。譬如斯皮尔伯格拍了一部新的电影，会跑到美国国会山开首映式吗？开玩笑。斯皮尔伯格也不想去，好莱坞有好莱坞的玩儿法，我跑到华盛顿干什么呢？又如木村拓哉会去日本议会大厅开“个唱”吗？日本人不说他脑子进水了才怪。可是在中国，大导演们都喜欢在人民大会堂搞首映礼，国家领导人讲话的地方挂上一块布放我的电影，那才能彰显咱的实力。

我曾经应邀主持一个金融论坛，到了现场才发现正是人大常委会投票的地方。我一愣，问工作人员，我应该坐在哪儿？他指了指台上一个座位。我说这是人大委员长的位置，我绝对不可以坐。他说今天这儿就是主持人的位置，然后从别处搬了盆花过来放在桌上，一指椅子：“请坐！”

这让我感到不可思议。如果你有机会参观英国议会，可以看到一个属于英国女王的宝座已经在那儿安放了几百年，在它的前面，就是议长的座位，非常神圣。而美国议会中议长的位置比总统的还要高。出租给一场金融论坛，让一个小记者坐在上面，是不可想象的。

再说咱们的钓鱼台国宾馆，百姓心目中专门接待国家元首的“圣地”，现在你却可以看到上个礼拜还在召开六方会谈，下个礼拜就在举办个人婚礼。

当然你也可以反驳，人民大会堂属于人民，钓鱼台也是全民所有，我们作为人民中的一员，为什么不可以使用呢？或许，人民大会堂、钓鱼台国宾馆这些机构是否应该自行创收，是另外一个值得讨论的议题。但是“泛货币化”现象在中国影响之深之广，的确从中折射出一些影子。

各有各的活法

如果问世界上哪个国家的价值观输出最多最广，答案必是美国无疑，全世界都在看好莱坞电影、学美式英语，就是最有力的论据。

美国的价值观是多元的，每个圈子都有自己的玩儿法。好莱坞、华盛顿、华尔街；富人、中产、穷人；金融家、学者、艺术家，各有各的聚居地，各有各的游戏规则。

我在前文中提到过的那位美国商人罗杰·巴纳特，中国人最喜欢的恶俗品牌Burberry是他们家族的产业（本来不恶俗，穿的人多了，就成了恶俗），借用香港发明、大陆广为流传的说法，“身家二三十亿美金”。此人有一次参加金球奖颁奖礼，坐在身边的恰好是著名好莱坞影星金·贝辛格（Kim Basinger），金发美女，拿过奥斯卡最佳女配角奖。各自落座后，彼此礼节性问候，金·贝辛格问他在哪个行业高就，他说我是做金融的，然后各自转回头去，一晚上再也无话。

罗杰给我讲这段经历，意思是在美国，金融圈和演艺界距离很远，交集不多（偶尔也有特例，我曾经在达沃斯一场私人聚会上邂逅迈克尔·道格拉斯，在《华尔街》中饰演金融家、将其阴暗幕后交易昭告天下的他，此行没有自购机票，蹭的是一个真正的华尔街金融家的私人飞机湾流550）。

假如我们将罗杰和金·贝辛格的场景移植到中国的某些影星和某些金融界人士身上，倘若有缘邂逅，那必是“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一场偶遇不定生出多少有关投资、代言、绯闻等佳话来。随即这段佳话便会“盘活”更多资源，在一小部分人的体系当中产生循环，甚至产生某种程度的垄断。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正是中国今天的游戏规则之一。

历来高雅的书画界和商界的关系也正在变得前所未有地紧密。一个画家要想混出点儿名堂，起码要通过各种渠道让两三个上市公司大老板买你的画（当然是友情价），或者接受你赠送的作品，然后就可以对外宣称：张总、李总、王总花200万买了我的画——从此你的作品价值就是“200万起”。

如今在中国，名人、明星和资本高度融合，一个“钱”字将所有的人都穿在一起，实现所谓的“跨界资源整合”，而唯一的目标就是让资本的雪球越滚越大。有一个商人这样说：“在中国的企业家圈子里，如果没有一个上市公司，会被看做是一个失败者。”只有上市，才能圈钱，然后靠钱生钱，最后套现脱身，终极目标得以实现。于是我目睹了一些商界的朋友为了折腾出一家上市公司，弄一张精英界的VVIP入场券，遭遇了人生中最大的不幸与挫折。

我在纽约见过一家意大利餐馆，规模不大，但风味独特，每次教皇驾临纽约都必要赏光的那种。餐馆的主人是一位八十多岁的老翁，他的大半生都是这样度过的：亲自在屋顶上种菜，带着厨师和伙计小心经营，每天拄着拐杖现场坐镇，与重要的客人会面合影。

我想如果在中国有一家餐馆受到如此青睐，老板但凡有些“市场意识”，必然马上就会吸引风险投资，展开连锁经营，等到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顺理成章地上市，圈来的钱转而投资房地产、涉足影视圈，当上个公众名人，从此“身价”倍增。

两者相比，差别不言自明。没有孰是孰非，只是两个世界的价值观而已，人毕竟是环境的产物。

为什么中国商人都想当名人？

中国自古就有“士农工商”的说法，商人排在最后一位，没有社会地位。今天的情况却大不相同。商人的社会地位得到空前的提升（当然还是排在官员的后面），不但鲜有人再提“铜臭”二字，商人的一言一行还颇受关注，举足轻重。

商人想当名人，还有这个原因：中国社会尚未建立起完整的信用体系，所以某种程度上名人就是信用的保证。你没有听说过这个企业，也没听说过这个产品，但是企业老总是名人，你自然要对他家的产品多几分好感和信任。所以商人名气越大，越有利于企业发展。

今天的很多中国商人喜欢且擅长点评时事，没事儿走走红毯，当当公知，上上时尚杂志封面，逛逛年度名人盛典。这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中国特色”。他们在欧洲和美国的企业界同行不是这个风格，而是总体低调慎言。譬如乔布斯在世的时候，谁见过他频繁给时尚杂志拍大片？谁见过他频繁发微博骂骂美国政府，夸夸中国政府，晒晒今天的午餐或者我在哪里？又譬如盖茨，除了他的慈善事业和微软事业，谁听过他随便对某些热点事件发表评论？

乔布斯和盖茨都是了不起的商人，他们未必想当名人，但他们设计的产品使他们成为名人，这个过程恰与中国的商人相反。在人人颂扬（Celebrate）金钱的时代，财富能使一个人获得话语权，获得膜拜，获得粉丝；话语权、膜拜和粉丝又能给他带来更多财富。这是中国今天的一种“商业生态”，按照“存在即合理”的假设，它的背后有其复杂的成因和产生的合理性。

同一个世界，70亿个梦想

一个理想的社会应该容许形形色色的价值观存在，越多越好。我们说“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如果这里的“梦想”代指和平、公正、自由、繁荣，是全人类共同的诉求，这话说得没错。但如果着眼点放在世界上的每一个个体，则应该说“同一个世界，70亿个梦想”。

以美国为例，这个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所以有今天的位置，必然有它的原因所在。美国的主流价值观是平等、人权、民主，这是他们早在建国之初就已经确立的民族性格（Founding Values）。在此框架之下，又有各种标准来衡量人生的意义，定义优秀和卓越。

华夏五千年文明，价值观丰厚且渊远流长，但是一场“文革”浩劫绞碎了所有传承，思想只余一纸苍白。及至改革开放，面对茫然的国人，伟大的决策者在这张白纸上盖了一个戳儿，戳儿上写着“经济”二字，再次点燃了人们生活的热情，向着这个目标一路狂奔至今。

我们当然不可否认“以经济发展为中心”“致富光荣”这一特殊时期下产生的思想理论之正确性，即使在今日，“统筹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成为第一要务，前者的中心地位也没有丝毫改变。最为恰当的解读是，增长不等于发展，发展不完全等于经济发展——浮躁与急功近利，并非决策者的本意，却是社会高速发展之下的副产品，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因此，我们迫切需要讨论价值观重建的话题。

好在今天的环境对于价值观重建，也有很多有利因素。社会环境日益开放包容，越来越多的人满足了基本的温饱，海量信息的流通有助于人们学会甄别和质疑、独立思考。我们要做的，只是多问自己一句：“什么才是我最想拥有的，和最不能失去的？”“这个工作适合我吗？”“我真的需要一套很大的房子吗？”

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别把别人的梦想当梦想，别被别人的价值观所消费。

中国人起洋名，

证明谁的软实力？＜＜

“软实力”这个概念首创于1990年，由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前院长约瑟夫·奈（Joseph Nye）提出。他认为评价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特别是在信息时代，“软实力”比“硬实力”更具价值。这恰好与中国古语云“以德服人，天下欣戴；以力服人，天下怨望”有异曲同工之妙。

特别提出“软实力”一说，只因当今世界上若论“硬实力”排行，中国涨势甚猛（我其实并不认为它真有多硬，详见《莫让金融误国》一文），但论及以文化、制度、价值观为代表的“软实力”，常常只有望“洋”兴叹的份儿，故应引起新青年们的警觉。

美国《财富》杂志评出全球财富500强，60余家中国公司上榜，国人抚掌大悦！

CNN将中国松花蛋评为“全球最恶心食品”，国人拍案大怒！

《财富》和CNN同为时代华纳集团子公司，纯兄弟单位，所以说好说坏都是时代华纳在逗咱玩儿，别太当真，一笑而已。否则动了真格儿，倒证明了人家美国的软实力。

中国楼盘的名字疯狂“借鉴”外国地名。从CENTRAL PARK、PARK AVENUE、温莎大道纳帕溪谷优山美地，到莱蒙湖柏林爱乐曼哈顿花园，还有什么上东、下东，外加普罗旺斯温哥华森林，就连我们合肥的楼盘都叫上“大溪地”了，似乎不沾点儿洋味儿不足以体现其高贵品位，这又说明了谁的软实力？

楼盘起名事小，人起名字事大。

中国人起外国名的历史据我考证，最早源自香港。自从香港沦为英属殖民地，外国人当了中国人的老板。老板就得指挥员工干活儿，招呼起来就得方便。可是郭德华、刘学友、张富城这些中文名，老板一个也记不住，于是指定几个洋名，Tom，Stephen，Jacky，就成了他们的新代号。外国名不但得叫，还得早叫，从孩子一出生就得叫起，免得将来进了洋人的学校老师不会念，记不住，那不是麻烦大了吗？

洋名叫着叫着，就成了一种文化，从香港波及台湾又影响到澳门，最后港澳台都这样了。平时若关注八卦消息，你会发现香港艺人的孩子一出生就叫洋名，跟随狗仔队从产房一直追踪到上了小学，你还是不知道他的中文名叫什么。当然这样做也有好处，从孩子的人身安全角度考虑，洋名重名较多，不容易被坏人盯上。

所以当你接触移民美国的日本人、韩国人，常常到了第二代第三代，依然叫的是本国的名字，什么小渊惠五，金正西。即将接替佐利克成为新任世界银行行长的韩裔美国人金墉，5岁时随家人移民美国，现在依然沿用自己的韩国名字Jim Yong Kim。而中国人往往从第一代移民开始，就改了美国名字，更别说二代、三代，比如在美国出生的Gary Locke（骆家辉）和10岁时移民美国的Elaine Chao（赵小兰）。

后来中国改革开放，港台风迅速吹遍了我们的文化阵地。写字楼中各种Henry各种Lucy遍地开花。再后来不仅外企，国企也兴起了洋名之风，你的邮箱若不是Jason、Jeffery开头，都不好意思往名片上印。万一有个重名的，还得以Jason1、Jason2加以区分。

这是我在耶鲁过生日时，同学送给我的蛋糕。旁边的名牌上写的是芮成钢，不是成钢芮。

记得我们小学时的英语教材里写，对外国友人作自我介绍的时候，要把名字放在前面，姓放在后面，这挺傻的，不好玩儿。我走到任何地方自我介绍都是芮成钢，不叫成钢芮。有时候别人会喊错，我纠正他说：“对不起，中国人的first name就是他的family name”其实我们自己尊重自己的传统，别人才会愈加尊重。

所以我建议咱们到了国外都保持姓在前名在后的传统，不必为了外国人的方便作任何改动。除了姓何的女士和姓佘的男士可以特别处理一下（否则Mr. She或Mrs. He容易引发歧义），名字直接用拼音即可，不用担心有一些音他们发不出来，也别“成钢芮”、“雪芹曹”。假如真想跟咱们打交道，这些障碍都能克服。这是对自家文化的自信和尊重。你越尊重自己，别人越尊重你。

做一个怎样的交流者＜＜

我一直期待有一天能做这样一个访谈，我几乎不用开口，只是往那里一坐，出于对我的信任，或者某种气场的感染，对面的受访者就愿意说出他想说的一切。正如武侠小说中的高手，驭人无形，袭物无声。作为一个对话者，我很向往这种“功夫在诗外”的境界，因为，一个处于新闻事件中心的当事人，就这个事件所说的任何言语，都是有价值的，关键在于他是否愿意对你开口。

要与受访者实现有效交流，需要做很多工作，包括前期准备，现场信息的捕捉处理，认真聆听，即时发挥，也倚赖于记者的知识储备、思想水平等等。

用英文提问并不难，特别是在有团队替你准备采访提纲的时候，机械的一问一答充其量算作“会话”（Dialogue）。真正的对话（Conversation），要求你不仅听懂对方说的每一句话，还能听懂言语里的无奈、犹豫，听出言语中的漏洞和闪光的地方，从而与对方在同一层面上深入地交流。我的很多受访者，之所以还能饶有兴趣地和面前这家伙聊下去，这是很重要的原因。

当然这需要经验的沉淀和时间的积累。刚出道的时候，无论语言本身还是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和框架体系，对我而言都存在障碍，很难深入核心问题。

细心观察是了解对方的捷径。采访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的时候，我注意到他胸口挂着一个胸针，上面写着数字1。按照中国的习惯，很容易联想到这意味着他是马来西亚的“1号首长”。当时我让摄像给这个胸针特写，然后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他告诉我，不是“马来西亚1号”，而是“一个马来西亚”。因为马来西亚的种族文化多元，彼此易生争端，“一个马来西亚”，号召国民团结一致，不要窝里斗。

我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拉加德女士的交流则更为有趣。那时她还是法国财政部长，准备竞选IMF总裁。在我眼中她是一名魅力十足的女性，我甚至很看好她成为未来的法国总统。于是我对她说，作为记者，我并不偏袒任何一方竞选者，但是作为我个人，我很支持你的选择。这个位置很难做，因为众口难调，所以像您这样优雅的女性十分适合。至少在您开展工作的时候，大家都不好意思不接您的电话吧？

最近一次见到拉加德，我问她是否有意竞选法国总统，她说，看来你觉得我还不够累。

那一番话说得她十分受用，对我这个素昧平生的中国人的支持分外感激。我们第二次见面时，她已经如愿以偿地当上了IMF总裁，很高兴地握着我的手说：“你一点儿也没变。”我说您可是变了，身边多了两个保镖。她表示她也不喜欢，但是没办法。我甚至可以直言不讳地对她讲，她拎的爱马仕铂金包，是中国十大恶俗品牌之一，她也笑着说：“在国外，只有像我这个年龄的人，才会选择这一款。”

我经常跟别人讲，当了十几年政经记者，假如打开电视国际新闻，谁也不认识，这些国际政商领袖也没有一个人把你当成熟人，你在他们那个圈子里没有一点儿口碑，也挺失败。就好像一个化妆师给众多明星化了十来年妆，一个厨师给各界名流做了十来年饭，却从来没人记得住你的名字和长相一样。

等级观念在中国人心中根深蒂固，所以总有人百思不得其解，就他那样儿，连个副科级都够不上，凭什么跟大总理成为朋友？他们恰恰忘记了，小人物也是人，也可以和同样是人的大人物找到交集，平等对话。

曾经有人在网上发帖称，央视某“著名财经主持人”，刚从耶鲁回来，开着价值200万元的跑车参加国内某聚会，言必称“我的朋友克林顿”，聚会结束后还厚着脸皮找中石化副总讨要一张300元的加油卡。

我专访过克林顿，也在很多场合跟他交流过，但我们的确谈不上是“朋友”。我也没有一辆价值200万元的跑车，不认识中石化的人，更不会开着如此昂贵的跑车去蹭一张连加半箱油都不够的加油卡。对我而言和大人物攀交情没有任何便宜可占，我既不能拿着跟某国元首的合影去签证不排队，也用不着靠这个来满足虚荣心（也许一开始是有的）。

我想发这个帖子的人一定很看不惯我和那些通常只出现在电视里的人称兄道弟，听上去牛皮吹得很大。换了我是他，也难免会不忿儿。所以该帖曾被我的个别前同事、同行热情转发，我都出于换位思考而予以体谅。

我自己倒是一如既往地愿意在工作之外，与受访者建立起某种默契的联系，不必太深，恰到好处就好。最近就有这么一则趣事，我在广州采访世界海关组织秘书长御厨邦雄，先从他的名字谈起。我问他，“御厨”是不是“Royal Cook”（御用厨师）的意思？他说不是，在日语中，“厨”有金库的意思，所以“御厨”就是“皇家金库”（Royal Coffer）。

谈笑一番，两人频率趋于一致，他突然对我说：“我太太问候你，不知你的打嗝儿治好没有。”我自认为和他们夫妇从未有过交集，于是听得一头雾水。他解释道：“我太太曾经参加过你主持的一场论坛，你说那两天常常打嗝儿，很难止住，请大家包涵。会后，她还教给你一个小偏方。”说到这里我想起来了，那天的确有一位日本女士来找过我，告诉我泡一杯绿茶，把两支筷子交叉架在杯子上，然后把这杯茶水分十口喝掉，立竿见影。“所以她让我问问你，那个偏方管用吗？”

回想起来，在众多世界级领袖的采访过程中，这种极富人情味儿的细节很多，它们拉近了心与心的距离，从而让接下来的交谈更为真实，更有意义。对我自己而言，每当我打开电视，常常能在国内外新闻中看到几张熟面孔，回忆起我们之间短暂却精彩的交会，因此感到世界离我很近。

意大利总理蒙蒂的上任没有经过民选，而是临危受命，来收拾一个深陷债务危机的烂摊子。因此他被称为“统治罗马的新恺撒”“欧洲最重要的人”“挽救世界经济于又一轮重大危机的英雄”。总理身份之外，他还是一位经济学家。在最近那场一小时的专访中，我突然说道：“刚才的问题提给蒙蒂总理，下一个问题要提给蒙蒂教授……”上任不久却深为政务所累的他意味深长地答道：“我都快想不起来他是谁了……”这番对话令我每每记起，便颇为感触。

很多大国首脑人物都有一个习惯，每年和几个全球核心媒体的出版人、总编辑或记者进行私人交谈，就一些关键问题彼此交换思想。我也因为一些特殊的专访经历，和受访者结下了良好的私人友谊。

2010年2月，丰田汽车因全球大规模召回事件，爆发前所未有的信誉危机（事实证明当时的媒体报道中存在大量误判）。丰田章男作为丰田家族的继承人，被迫到美国国会山出席听证会，遭遇种种令人难堪的围攻与羞辱。

在美国听证结束后，他没有回日本，而是直接飞到北京，接受我的专访。那次他只接受了两个专访，一个是美国的拉里·金（Larry King），一个是中国的我。丰田汽车因故障突然加速，在美国已经导致34人因车祸死亡，拉里·金的节目里呈现了逝者的家属们呼天抢地的控诉。但当时丰田在中国的产品并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其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所以我们在节目中只是客观地讨论了这一事件，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给了他一个申辩的机会。对于丰田章男，这是一个聪明的选择，他在向美国传递一种信息：就算我不得不放弃美国市场，还有巨大的中国市场在等着我。

此后每次他来中国，无论多忙都会和我见上一面，聊聊天。当年那场专访，我们本着尊重事实、对中国消费者负责的态度来做，客观上对危难中的丰田起到了很多积极作用。

在我的专访之前，丰田章男在电视里和拉里·金连线采访，对方步步紧逼，他则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并没有说出太多内心真实的想法。画面左下角的英文强调：“独家！全球独家！”可见对拉里·金来说，这也是一个颇具象征意义的采访。

采访结束后，丰田章男题写了“心想事成”四个字送给我。

郭振玺总监就对我说，中国记者也应该和这些国际政商领袖交朋友，一个记者的影响力不在于和哪些大人物做过专访，而在于他们是不是真的愿意与你交流，是不是享受与你之间的对话过程。

十几年来，这些大人物的身份发生了很多变化，时而是总理，时而是部长，时而是主席，时而也是平民百姓。我则一直是个普普通通的小记者。不是因为做了朋友才平等，而是因为平等才能做朋友——如果不相信这一点，不践行这一点，就永远不能成为一个好的交流者。如果未来有一天，那些极具价值的新闻人物，冲着我这张“老脸”和积攒了几十年的还算不错的口碑，都愿意对我倾诉，我就可以给自己的职业生涯打上一个80分了。

代言的代价＜＜

我对明星代言这东西，始终持怀疑态度。但是去年我帮一个朋友促成了一桩代言事件。

他坚持认为通过好莱坞明星代言能够提升他的产品形象，我觉得相比国内一些“名人”，好莱坞影星总算还有些新意，于是通过好莱坞的朋友，找到了我自己很喜欢的007第五任扮演者皮尔斯·布鲁斯南。记得还是上小学的时候，他主演的《斯蒂尔传奇》要上演大结局，但是那天晚上爸爸不让我看电视，我缠了妈妈好久，让她游说爸爸，看电视的请求才得以批准。

皮尔斯·布鲁斯南欣然赴约，因为他们在本地没太多可代言的，往往是在亚洲市场寻求发展，而且很敬业，在中国待足了七天。

广告拍摄期间我去探班，与他共进午餐。因为影片中邦德的坐骑是一辆阿斯顿·马丁，我便问他，在生活中开的是什么车。他说我开的是一辆黑色福特卡车。

在他居住的夏威夷岛上，福特卡车是最普通的一种，跟北京城里富二代们开着“皮卡”比大、炫富不一样。

我又问他，听说你买过一辆阿斯顿·马丁？他说没错，电影拍完以后制片方便宜卖给我的，平时停在车库里基本不开。

其实大多数明星都不大使用他们所代言的产品，比如白酒、国产摩托车和国产皮鞋等等。明星遍地代言是亚洲特有的文化现象。除了化妆品和少数服装、手表、饮料，美国和欧洲的大公司很少请影视体育明星代言。他们相信自己的产品比明星靠谱，明星会酒驾，明星会吸毒，明星会乱搞，明星会发胖，但是他们的产品不会。苹果需要代言吗？奔驰宝马需要代言吗？美国大都会保险集团的形象代言是小狗Snoopy，好莱坞影星都得到日本韩国去赚代言费，电影《迷失东京》（Lost in Translation）讲的就是这个故事。

美国大都会保险集团的形象代言是小狗Snoopy，很难想象同样的事情会发生在中国。

相比日本韩国，中国的代言风又更为猛烈，这恰恰体现了眼下中国社会诚信的缺乏，好像找个大家都认识的名人一代言，这事儿就变得可靠了。有时候我出差到国内二三线城市，会发现某些影视圈的“一线明星”频繁闪现在各种低端产品的广告里。这些产品不投放大城市，所以平时没机会看到，算是开了眼界。事实上当一个明星什么都代言，从钻石到马桶，从西装到学习机，从毒牛奶到甲醛地板，他的代言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任何提升品牌联想的价值。

在现代信用社会中，名字就代表着信用，撕一张空白支票写上金额再签上名字，就可以到银行兑现。但是中国的信用社会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是人代言产品，而是产品代言人。买车、买包、买表，都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车就是我的信用，包就是我的信用，表就是我的信用。我都开宝马拎香奈儿戴百达翡丽了，你还信不过我吗？

记得李娜法网折桂、成为第一个赢得大满贯冠军的亚洲选手时，我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从明天开始，李娜的经纪人电话一定会被打爆，电视台地铁站路牌灯箱杂志内页很快就会有她各种代言广告。”按照当前的市场行情，像李娜、姚明这样的一线体育明星在鼎盛时期，代言一个国内产品，报酬常常是一两千万元人民币。

希望每一个收取了高额回报的明星都能多代言一些对环境有益、对老百姓健康有益的产品，少代言意大利珠宝瑞士名表法国名包，让“代言”尽快恢复其本来面目，也让这个因诚信缺失而格外繁荣的“代言市场”，早一天告别忽悠，回归理性。

为什么我有五个手机？＜＜

尽管并非专业人士，但我认为自己对智能移动终端行业有一定的发言权。我有五个手机：三星、诺基亚、苹果、黑莓、HTC。除了已故苹果CEO乔布斯，其他几家厂商的高层我都接触过：诺基亚全球CEO史蒂芬·埃洛普（Stephen Elop）、黑莓厂商RIM前全球CEO吉姆·巴尔西利（Jim Balsillie）、HTC创始人王雪红、三星电子前CEO李基泰。见证产业发展的同时，我也在亲身体验着每一款产品的异同，作为一个财经记者，我想从中获知科技的未来。

关于诺基亚，有一个不得不提的笑话：你说App多，诺基亚说我们经摔；你说屏幕华丽，诺基亚说我们经摔；你说设计优雅，诺基亚说我们经摔；你说滚动流畅，诺基亚说我们经摔。你一激动把iPhone 4摔地上了，诺基亚说：你看，摔坏了吧！

诺基亚CEO埃洛普给我展示4100万像素手机拍的高清照片。

不久前采访诺基亚全球CEO埃洛普，提到该品牌在中国消费者心目中最大的特点——经摔，埃洛普突然从兜里掏出一个诺基亚Lumia手机朝我扔来，重重摔在地上。他说：“诺基亚手机测试时要在特制盒子里反复摔100次，刚才算第101次。”捡起来一看，确实没事儿。

几乎每一个拥有手机的中国人，都有一个关于诺基亚的故事。在上世纪90年代的手机平民化、普及化浪潮中，诺基亚是市场的主要推手之一。尽管近30年来经历几死几生，中国依然是这家芬兰公司在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在华员工占据员工总人数的1/5。

有人说诺基亚近年领军地位不保，与其软件不给力有很大关系。诺基亚历来重视成本控制，忽略软件开发，从摩托罗拉手中买来的塞班系统一度领跑智能手机软件市场，但如今，在苹果系统、安卓系统面前相形见绌。因此诺基亚痛下决心与微软联手，推出采用Windows系统的Lumia系列，希望再次赢回手机中高端市场的民心。

在与埃洛普的对话中，他承认诺基亚在智能手机时代已经落后了，科技发展十分迅猛，公司转型却并不容易，正如中国有句俗话“船大掉头难”。但同时，中国还有一句俗话叫做“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从财力、人力角度看，我认为它并非没有机会，毕竟在过去27年间，诺基亚在中国销售了数亿台手机，相当多中国人对这个品牌是有着深厚感情的。

采访结束后，埃洛普悄悄告诉我：诺基亚手机是很经摔，但也要看怎么摔。赶上某些着地姿势，一下就摔坏了。

黑莓手机是商务人士的首选，但是始终没有完全打开中国市场。

黑莓手机的制造厂商RIM是一家加拿大公司，因为同样地处北美，美国人将它视为“国货”。当年克林顿穿了一双“非美国制造”的运动鞋，痛遭朝野上下诟病。而RIM公司为白宫定制了一批特别加密的黑莓手机，奥巴马整天将它别在腰上出席各种公共场合，也不曾引起美国民众的异议。

一款由美国总统代言的手机却没有火起来，有些让人想不通。

黑莓的长处在于推送、即时性和安全。我平时用黑莓的机会不多，但是出差必备，特别是像G20这种重要场合，奥巴马别一个，我也得别一个。它的网速快且稳定，处理PPT等大文件十分方便。用过的人都非常喜欢这款手机，我见过其他手机厂商的高管，没有用本公司的手机，用的却是黑莓。还有很多人据说是患上了“黑莓综合征”，每时每刻都要黑莓在手，刷新再刷新，唯恐漏掉什么重要信息，因为它收发邮件太方便了。

遗憾的是，尽管有号称“全世界最有权力”的奥巴马为黑莓各种“代言”，中国消费者始终当它是小众产品，它在美国智能手机市场的份额也从曾经的半壁江山降到如今不足10％，且被iPhone超越。

今年3月，我采访过的黑莓前CEO巴尔西利，因公司上年第四季度亏损1.25亿美元，辞去董事职务，将CEO位置移交他人。

黑莓和诺基亚一样，尽管专注于自己的领域、具备独到优势，却不以市场为导向，在智能手机时代落后于苹果和三星。它的股价已经跌到了巅峰时期的10％，正在全球范围内“求收购”。我一度认为它失去了再度崛起的希望，但是最近的印尼之行又改变了我的看法。

在印尼首都雅加达，我看到那里人手一个黑莓，在iPhone横扫世界的今天，这一景象实在令人惊讶。印尼的黑莓用户之间能通过一个软件免费发送短信，文字、语音、图片都可以。总统府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印尼人对黑莓情有独钟，每个城市的情况都差不多。

BBC曾有一篇报道《为什么印尼人喜欢黑莓》，文中提到一个当地人说，当他2008年第一次拿到一部黑莓手机时，身边还很少有人用，而现在，周围99％的人都在用黑莓。可见黑莓的“老大”地位当仁不让，以至于异军突起的iPhone居然没能打进这块阵地。

一些印尼穆斯林用黑莓相互交流。

印尼是全世界最大的穆斯林国家，拥有2.3亿人口，而根据RIM公司提供的数据，黑莓手机全球累计销售也不过1亿台。对于他们来讲，即使全世界只剩下这个最后的市场，也依然大有文章可做。

作为一家亚洲公司，我认为三星很了不起。首先，它率先冲出亚洲走出世界，在美国的手机市场份额排名第一。其次，它坐不改姓立不更名，不靠洋名讨好美国消费者，也不担心美国人发不出这个音从而影响销路，打入西方市场还是叫三星（Samsung）。我认为这点值得那些削尖脑袋要挤进世界几百强的中国公司借鉴。

三星在很多电子产品领域都拥有绝对领先的技术。更大的优势在于，它的手机可以和同品牌的家电实现无线互联，人在办公室，就可以对家里的冰箱、洗衣机、电饭煲远程遥控。

2012年第一季度，三星智能手机的全球市场份额已经超过苹果，其智能终端Galaxy系列的销量也与iPhone不分高下。

有时候我们认为只有当一个公司的理念与西方接轨，它才有可能成为一个世界级的公司。三星电子从企业文化角度看，是一家纯粹的亚洲公司，与硅谷文化全然不同，但它依然成为了一个世界级的公司。

智能手机的出现令整个行业进入战国时代。我刚当记者的时候，手机市场还是摩托罗拉和诺基亚的天下，十几年后，行业重新洗牌，曾经的王者逐渐衰落，新的品牌迅速崛起。

王雪红执掌的HTC作为另一个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品牌，是华人的骄傲。它是手机设备业界的后起之秀，论及成长速度和业绩，可与苹果相提并论。

最初它为外国品牌代工，用了十年时间培养起自己的研发队伍，申请专利，推出自有品牌，并且通过走中高端路线，在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赢得了很高的占有率，曾经被美国《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评为亚洲地区科技公司表现最佳第2名。

HTC也让我联想起台湾另一家企业——郭台铭旗下的富士康。HTC从代工厂起家，富士康现在依然是代工厂。我也专访过郭台铭，他说，很多人低估了富士康的能量和价值，其实给苹果代工并不简单。乔布斯那些伟大的想法，苹果设计师们那些精微的细节，除了富士康，没有一家厂做得出来。以至于每当乔布斯有了一项新的创意，首先要跟郭台铭商量，问他在制作方面能否实现。毫无疑问，富士康虽然是一家代工企业，但依然是世界级的品牌。

其实华人的世界里不缺少“财主”，缺少的是一些真正为华人打造世界级品牌的企业家。

从软件系统来看，智能手机分为三大流派：苹果的iOS，谷歌的安卓，微软的Windows。我认为三大系统中，苹果系统只有苹果自己；安卓系统中做得最好的是三星和HTC；Windows则是未来被看好的平台，因为有微软强大的支撑，其中做得最好的是诺基亚。因此从理论上说，三大流派中表现最好的那个品牌，都是被长期看好的，有可能创造“赢家通吃”的局面。

关于智能手机，我个人还存在一个困惑：为什么所有的技术人员都在拼命研究如何让手机变得更“智能”，却忽视了各大品牌共同的短板——电池。

在过去那个手机是手机、电脑是电脑的时代，手机待机时长普遍能达到三天左右，有些“超长待机”的能达到一周，现在也就一两天，甚至连一天也到不了。显然软件开发的速度远远超过了电池改进的速度。

因此我认为，尽管哪款手机能称得上未来霸主还不好下结论，至少可以作出这样一个预测：得电池者得天下。如果哪个厂家率先解决了电池的问题，再次打出“超长待机”的旗号，在别人赶上你之前，起码能火上两年。

最后来说说大家都说，我也不能不说的乔布斯。

乔布斯走了，留下了一众顶礼膜拜的“果粉”，给他封了个“乔帮主”的谥号，听起来像个邪教教主。

商界精英们纷纷发表微博解读乔布斯传奇的一生，竞相表现自己是全中国最接近乔布斯精神世界的人。

众人的膜拜恰恰是乔布斯精神的反面。

我的一个老大哥和乔布斯还有盖茨一起吃过一顿饭。据说乔布斯在饭桌上揶揄盖茨，大意是：要不是因为你妈，你哪有今天？这是我们头一次有机会听说盖茨的母亲曾是IBM的高层，他也跟大多数“成功”了的中国人一样，靠着爹妈起家。乔布斯跟他不一样，不依靠任何人，不崇拜任何人，不顺从任何人，所以才成为后来的乔布斯。

乔布斯的故事可以有多种解读。

其一是离经叛道和挑战常理造就了商业的巨大成功。

全世界所有有着正常思维的厂商都知道，手机市场需要不同类型的产品，爷爷、妈妈和孩子的需求不一样。但是苹果就敢凭一台iPhone天下通吃，一家三代就这一款。

我认为这个路子也有缺点，它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比如我妈用的iPhone 4，90％的功能都处于闲置状态。而且从iPhone 3到iPhone 4再到iPhone 4S的快速更新，也是一种浪费。手机不比汽车，二手车可以转让，手机几乎没人用二手货，一旦买了iPhone 4，家里那台iPhone 3直接就变成电子垃圾了。

但是大家还是追着买新款。在这些痴迷的“果粉”中诞生下一个乔布斯，应该是个小概率事件。

其二是“一俊遮百丑”。

乔布斯是个饱受争议的人物。如果你是他的朋友，会发现他以自我为中心，恃才傲物，出口伤人，情商极低。如果你是他的下属，会被他骂得狗血淋头，自尊心受到严重伤害。如果你是他的老板，会为他的桀骜不驯伤透脑筋，恨不得分分钟把他开掉。

但是在人生的最后阶段，他的事业成功了，而且很辉煌。于是一抹灿烂遮盖了所有的阴影，往昔的不堪被舆论一笔勾销。

可惜大多数人都无法做到“一俊遮百丑”，这要求你俊到极致；更适合普罗大众的还是“短板理论”，你最大的缺点决定了你能走多远。

其三是引领而不迎合。

五年前用苹果产品是一种个性的标榜，五年后的今天，再用苹果已经很没个性。

惠普全球PC总裁托德·布拉德利对我说：“苹果带有恋物崇拜色彩，它的逻辑是：我告诉你什么是好东西，我给你什么，你就用什么。惠普的逻辑是：我仔细研究你的需求，你需要什么，我就做什么。”

苹果的逻辑其实不无道理。在《乔布斯传》的最后一章我们读到他的自述：“我记得亨利·福特说过：‘如果我最初问消费者他们想要什么，他们应该会告诉我，要一匹更快的马！’人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直到你把它摆在他们面前。”

前一个时间点上属于少数人的物质和思想，在后一个时间点上成为多数人的物质和思想。

我们失去了乔布斯，但依然期待下一个Cult品牌。

其四是改变历史的往往都是细节。

2003年冬，比尔·盖茨邀请全球媒体精英和意见领袖共进早餐，谈论最新的技术和理念，我承蒙错爱，也在受邀之列。

盖茨向大家展示一个可以折叠的电脑，用一支笔在上面写写画画，声称“Touch”一定是未来的趋势。

他说当人们坐在一起开会时，如果你在一个笔记本电脑上敲着键盘录入会议纪要，总显得不太礼貌（Anti-Social）。如果用一支笔直接在屏幕上书写，像用传统的方法做笔记一样，更符合社交礼仪。

当时苹果正濒临破产，急需寻求一个令他们起死回生的产品。而微软财大气粗，有远见，也有强大的研发能力和资金支持。

但是最后苹果赢了，他们不需要笔，直接用手指触摸。

如果当时微软再向前多走一步，把笔扔到一边，无论微软还是苹果，历史都将改写。

用自己的头脑思考＜＜

进入社交网络时代，人们打招呼的常用语是“求互粉”。在微博世界里，人人都渴望成为名人，渴望利用最短的时间、最少的文字换取更多的粉丝，相当一部分人走标题党路线，靠“爆猛料”、招惹名人、制造事件获得关注。无论言论还是图片，都要够“狠”，信息不仅爆炸而且不辨真伪。我们生活在一个浮躁和急功近利的年代里，社交网络又给这浮躁和急功近利添了一把火。

我曾经在微博上看到一个演绎得非常“好”的故事，写的是1988年，邓小平会见来访的前菲律宾总统阿基诺夫人，谈到南沙群岛主权时阿基诺夫人说，从地理位置上看，它们离菲律宾很近。邓小平抽了一口烟，淡定地说：“菲律宾离中国也很近。”故事末尾还注明出处，援引自香港某大报记载。

这个段子读起来很解气，自然被很多人转载，读者大呼过瘾。但是有一次我遇见邓小平的后人，向他求证这个细节。当时他说，这话不像邓小平的风格，邓小平会对美国、英国这样的国家强硬，但不会对菲律宾这样的小国强硬。后来他真的通过朋友查找到当年邓小平和阿基诺夫人的会谈记录，专门打电话告诉我，邓小平没有说过这句话。

作为一个不大不小的公众人物，我也有不少粉丝。粉丝并不完全等于拥趸，对应的英文是follower，“关注你的人”而已。粉丝多，是非也多。你在明处他在暗处，遭遇粉丝的杜撰和误读，躺着中枪是常有的事。比如有人说我2006年就已经拿到美国绿卡，一时间传得沸沸扬扬。事实上，每次去美国出差，我都得和同事们一起去大使馆排长队办签证，一次一签很麻烦。某些人为了获得更多关注，编故事逗你玩儿，信的人还真不少，未免太低估央视这个大型国有事业单位对员工的监管能力。

还有那场衍生出各种解读版本的骆家辉经济舱事件。大多数人的意见是美国官员廉洁俭省，与中国官员的铺张浪费形成鲜明对比，芮成钢却拿人家开涮。这就应了基辛格当年说的那句话：“如果你掌握我所掌握的所有信息，你会完全同意我的观点。”中美官员“三公消费”对比固然可以，但是要做到实事求是。

《国际先驱导报》曾就美国官员“出行待遇”做过一个专题。部长级官员坐经济舱的现象的确存在，但是是一个极其低概率的事件。鲍尔森昔日的助理副财长告诉我，鲍尔森在任期间，值遇金融危机，财长出行坐过经济舱。在绝大多数时候，部长们都配有专机出行。

美国政府内阁成员按照重要程度排座次，应是总统、副总统、众议院议长、国务卿（相当于外交部长）、国防部长、财长……国不可一日无君，万一总统先生有何闪失，后面几位就要依次接棒。

我认识的白宫人士告诉我，部长出行都配有专机。重要程度高的，比如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都拥有专属飞机（国务卿的飞机是一架改装后的波音757，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保持不间断通信。国防部长专机则不只一架，至少有一架C-17和一架高度改装的波音747-200）。其他内阁部长也有权使用随时调配的政府公务机，位于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的“第89空运联队”为他们提供服务。专机并非一定意味着排场，而是安全和效率所需。“9·11”事件之后，美国加强安保防御，费用支出庞大。

我在2011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提问骆家辉，坐经济舱来是否是在提醒美国欠中国的钱，不过是事先商量好的一句论坛开场的调侃，用来引入美债危机和美元贬值话题。在我看来，曾经竞选过州长的骆家辉懂得媒体是怎么回事，因此也很乐意宣传推广美国的价值观，多说美国的好，少提美国的差。他可能是历任美国驻华大使中最愿意展示自己，也最善于展示自己的人。从背包喝咖啡，到坐旅行车，坐经济舱，都精准地得到拍摄传播议论。更何况，据内部消息称，骆大使坐的经济舱，由航空公司全程提供“高端服务”，从餐饮到毛毯到座椅到微笑，无不VVIP。

美国和中国都有自己的规矩，有时计划赶不上变化，官员未必按规矩办事儿。但我认识的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是唯一一位坐经济舱的。选择经济舱，也是在传递奥巴马10年减1万亿美元开支的决心，承诺减赤，方得以提高债务上限。对于我的提问，他所谓的“坐经济舱是美国政府内阁成员的一般规则”，其实并不完全严谨。很多人并不去调查了解，只凭这一句话就相信了，人云亦云，衍生出无数对美国政府的褒扬和对本国政府的批评来。当然也不排除有些朋友其实明白，只是借题发挥，拿美国官员说自家的事儿。

在美国相关部门官网上很容易找到，内阁成员，比如国防部长可以根据需要调用公务机、C-17、747-200出行，阵仗不可谓不大。事实上美国政府官员的场面铺排，并不值得花费太多笔墨。只是想告诉大家，凡事不要轻信，要查证事实依据。

再以美国副总统拜登访华为例，美国共出动120多架次专机运送物资人员，从专车纸巾到矿泉水卫生设备都自带，花了纳税人不知多少钱，但因为在北京吃了碗炸酱面就被认为是朴实无华！美国领导人铺张浪费有时比其他国家多得多。专机在美国也不算什么大事儿，有时候押解囚犯也得动用专机。打击腐败固然很重要，只是不见得要拿美国作对比，仅仅通过眼睛和耳朵接收到的信息，有时未必充分。

都说“谣言止于智者”，而缺少独立思考能力的人不知如何甄别筛选，去伪存真。而且抛开谣言不说，各种无所谓真伪的观点、理念，人们也很容易“随大溜儿”，没有自己的判断。

比如美国的电影明星，不管是多大的腕儿，连拍几部烂片，马上再没观众买账，直接进入第二梯队，哪怕他拿过奥斯卡奖。但在中国不一样，再烂的片子也有人看，只要导演够大牌，演员够大牌。很多同胞对天花乱坠的市场营销抵御能力不是很强，怎么说怎么是。还有一种情况，是人们没有拒绝烂片的勇气——所谓“离群恐惧”，明知很烂也依然要去看，怕的是缺少和旁人的谈资。

被普利策形容为“社会这艘大船上的瞭望员”的记者同行们也往往缺少批判性思维，总是循着惯性思考。比如美国新闻主持人华莱士不久前去世，中国的媒体人士在哀悼之余，纷纷表示他是自己心目中一座高山仰止的丰碑。事实上又有几个人真正了解华莱士的语言艺术和思想呢，假如他哪天说了几句让中国人不爱听的话，咱又得说他严重伤害了咱的感情。又如一说央行下调存款储备金，就以为市场上流通的货币要增加了，央行政策要转向了。其实很多时候都没有了解到充分的信息，没有把握住事情的本质，跟着起哄而已。

更糟糕的是，如今这个“自媒体时代”，人人都在观察，人人都在发布，给真正的媒体从业者带来空前的压力。加之并非每个媒体从业者都受过严谨的思维训练并严格恪守职业道德，有些记者为博取眼球，不惜断章取义，耸人听闻。在今年的博鳌亚洲论坛上，我又因为“提出姚明和市委书记收入差距大”被出了一回名，假如你从头到尾听完两个小时的论坛，会知道那不过是个微不足道的话引子。

一次我主持一个论坛，时任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发言，其中他提到“中国的银行，光大是不行的”。结合上下文的语境，你很容易明白他指的是“银行仅仅体量大、规模大是不够的”，假如有记者只截取他说的后半句，现场发条微博——刘明康说：光大是不行的——光大银行的股价少不了被震一下。

互联网的发展、言论的自由是民主进程之基石，但是在争取话语权的同时，我们更应该思考怎样才能用好我们的话语权。当我们听说一个消息，首先要去求证，事件是真实的吗？它的来源是哪里？这话真是他说的吗？其次要去分析，当事人说这话的用意何在？是否符合他的身份和立场？事件发生是否符合逻辑？然后才决定如何评价、是否转发。如果不加任何分析思考，起哄式地转发，随意发表评论，谣言当然会无腿行千里。如果每个人都用自己的大脑判断一下，不轻易传播未经证实的消息，谣言不攻自破。

同时我们又必须承认，在中国当前的环境下，即使具备批判性思维、善于独立思考的人，偶尔也可能去传播一些不实消息。因为有些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的透明度和公信力还不够，不能对一些事件提供快速及时的官方回应。百姓有时不信任当地一些官员的处理能力，而一些地方官员也低估了百姓的承受能力，这也为谣言的滋生提供了土壤。

让每个人都学会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任重而道远，需要的不仅是提升个体素质，还要不断改善环境和体制。

当名人是一种遭遇＜＜

看过一部很有意思的电影《我与梦露的一周》，讲的是一个年轻男孩和玛丽莲·梦露共度的七天时光。电影里的梦露有一句经典台词，大意是：“男人们以为我是玛丽莲·梦露，便来追求我，一旦他们意识到我不是玛丽莲·梦露，就跑了。”

比玛丽莲·梦露早十年出道的，还有一位好莱坞巨星丽塔·海华丝（Rita Hayworth）。她是二战期间美国大兵最钟情的海报女郎，就连第一颗投向比基尼岛试验场的原子弹上都贴着她的照片。

她一生有过五次婚姻，其中一任丈夫是《公民凯恩》的导演兼主演奥森·威尔斯（Orson Welles）。这位名垂影史的天才导演有句名言：“如果你觉得这是幸福，看看丽塔·海华丝的人生吧。”海华丝最广为人知的角色是性感女郎“吉尔塔”（Gilda），当她回忆起坎坷情路时说：“男人与吉尔塔坠入爱河，醒来后却发现身边躺的是我。”

让观众着迷的，是明星在舞台或银幕上扮演的角色，不是他们本人。角色，是和无数幕后工作人员共同制造出来的幻觉。角色和本人之间的落差，恰是痛苦所在。

我认识一些“名人”和“明星”，他们要为自己的“名”付出很多代价。对他们而言，惶恐无助是常态，寂寞孤独是常态，抑郁失眠也是常态。有时我半夜三更睡得正香，接到名人朋友致电，要求倾吐心事，聊完五块钱的再聊五块钱的，诉不尽的委屈倒不完的苦水。

名人虽不愁衣食住行，却摆不平自己的心。假如命运没有让他们成为名人，他们或许不会有那么多烦恼。

首先，他要解决自己和角色之间的落差。白天出门演名人，又高又帅又白又美；夜深人静时关上门自己面对自己，其实跟普通人没什么两样。这种分裂让人找不着北，想想第二天还得继续演，简直睡不着觉。

正因为这种落差的存在，名人很寂寞。有时耍大牌拒人千里，一是怕冷不防被利用，二是怕演不好会穿帮。我认识一位酒店的总经理，一辈子没结婚，论年龄我应喊他叔叔。这位叔叔不简单，我们熟悉的诸多上世纪80—90年代的港台女明星——包括已故的，健在的，嫁人的，改行的——都当过他女朋友。我猜想当这些女明星下榻酒店，终于可以卸下面具和伪装、身心松弛做回自己的时候，往往既惶恐又寂寞，这时候对她们嘘寒问暖、体贴照顾，是很容易乘虚而入的。

当名人是一条不归路。你不得不往前走，因为无路可退。你厌恶了被众人围观，但更害怕被世界冷落。

比如名人到餐厅吃饭，人们蜂拥而上找他签名合影令他不胜其烦，可大家视若无睹谁也没认出来他又倍感失落。我想如果我是餐厅服务员，最恰到好处的做法应该是走上前去友好地打个招呼，“×先生，我很喜欢看你的电影”或“×小姐，我很喜欢听你的歌”，然后走开，再别无端打扰。名人的虚荣心是需要按摩的，说实话这力道分寸不太好拿捏。

所以有些名人为了让自己看上去更像名人，出门雇一群穿高统靴的保镖跟班，外加一帮倒着走给他拍照的摄影师。北京某星级饭店经理就曾经告诉我，明星下榻时，有些经纪人会要求饭店安排“职业粉丝”在门口尖叫迎接，场面不热烈下次就改住其他酒店。

在自己与角色的落差之外，名人还需要解决自己和别人之间的落差。

记得小学时看皮皮鲁和鲁西西的故事，鲁西西在一篇作文里写道：“他们比我强，活活气死我。”我对这句话印象极深。所谓“人比人气死人”，生活中的很多苦恼的确源于和别人攀比，而且专门在自己这个圈子里攀比。

其实普通人还好，在一起混的层次水平都差不多，谁也比谁强不到哪儿去。名人比名人，可比的就太多了，凭什么你粉丝比我多？凭什么你出场费比我高？凭什么你有“鸽子蛋”我没有？凭什么你嫁人豪门了我没嫁进去？凭什么你生了仨孩子我还一个也没有？只要愿意，你可以24小时处在羡慕嫉妒恨当中，是普通人难以想象的状态。

所以不是每个人都能当名人，即使有这个运气，你也未必消受得起。这需要相当强大的心智和深厚的阅历来应对并管理，否则就会这边光彩夺目领完奥斯卡奖，那边臊眉搭眼去看心理医生。

在我们身边，没出名而想出名的人很多，但是再过十年，想当名人的也许越来越少。做任何事都要支付成本，如今当名人的成本也水涨船高。

照片拍丑了被众人笑，衣服没配好被众人踩，假如不练就笑骂由人的本领，名人的日子真不好过。肯尼迪要是生活在今天肯定当不了总统，他那些风流韵事早就被拍下来发到微博上去了。

社交网络对于名人，绝对是一柄双刃剑。用好了能提升你的亲民指数，粉丝人气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变现；用不好则直接暴露你的弱项短板，陷于千夫所指的境地。

中国的社交网络是靠名人战略做起来的，初期来看是双方共赢，共同扩大影响力，但是到了后来，微博也会反过来伤害他们，因为种种原因关闭微博的“大V”不在少数。这就引出一个有些“哲学”的问题：如果从来没有微博，名人会比现在生活得更好吗？在任何情况下，高兴的都是网站，反正越是折腾得热闹，它的股价越是涨得快。

这封巴金的亲笔信其实是影印件，它的原件收藏在上海一家文学博物馆里。

最后，如果你恰好是个名人，我想你一定认同我在文章标题里用到的“遭遇”二字，应对这个遭遇，要靠一颗“强大的平常心”。如果你只是个普通人，看了这篇文章，也不必再去羡慕和崇拜名人，他们只是他们自己，而不是舞台上那个角色。

我收藏了一封作家巴金70多年前写给他的一位“粉丝”的亲笔信，其中一段谈到对他那个圈子中的“名人”的看法：“对于作家，还是看他的文章有意思。我自己也有这个经验，有时因为认识了这个人，连他的文章也不想读了。自然伟大的作家不在此列，他们的生活与思想是一致的。不过我够不上。因此我还是希望你读我文章。”

我与奥巴马对话真相（国际未删节版）＜＜

美国人说，他们的总统是这个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尽管这一“权力”受到各种制约和平衡，美国总统毕竟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军队的总司令，从这个角度看，上述观点不无道理。十年记者生涯中，我曾有幸与四位美国总统对话，这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情。

提问奥巴马，直面“美国梦”

关于奥巴马，我们常常忘记一件事。

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但其实，如果他在纳米比亚担任同一职务，人们又会说他是“历史上第一位白人总统”，因为他有一半白人血统。

拜美国《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所赐，他的1/2黑人血统使得他在参与社会竞争时可以享受更宽松的条件。奥巴马在白人社会长大，他代表着一种精神：一切都有可能。

第一次直接与奥巴马对话是在2009年4月的G20伦敦峰会上，这也是他就任以来首次接受中国媒体提问。前方记者组共有三人，带队的李勇是财经频道副总监，毕业于人大国政系，是央视最优秀的国际政经类节目制作人之一。他坐在我身边，不断和我讨论，他对新闻现场敏锐而准确的判断对我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当时我们听到很多外国记者发言谈论中国问题，决定发出中国人自己的声音。为了不挡住举手的我，他还一直努力地收着腹。

我首先提问了英国首相布朗。布朗的记者会结束后，我准备打道回府，毕竟前一天只睡了两三个小时。李勇拍拍我说：“成钢，我先回去吃面了，下一场奥巴马，你再坚持一会儿。”

坚持其实是挺累的一件事。几千名记者排队等候进场就要耗半天工夫，而且只有800个座位，我还得想方设法“走后门”。

走进那个巨大的发布会大厅，突然感觉“气场很对”。前几排是白宫为“自己人”预留的座位，上面甚至贴有写着记者名字的纸条——话语霸权体现得清清楚楚。我坐在第4排正对主席台的位置。我想，当前形势下，记者会应该考虑亚洲的话语权，总不能搞成欧美专场，那么我这张“中国脸”应该好使。何况我还提前做了外围的工作。

小时候，父亲给我看过一本香港导演李翰祥的回忆录《三十年细说从头》，里面提到在香港做演员，一定要记住八个字：“旁若无人，死不要脸。”突然想起这个细节，是因为记者和演员有相通之处，要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关键时刻，职业精神一定要超越所谓的面子。

奥巴马走上台，台下突然掌声雷动，与布朗出场时的鸦雀无声形成鲜明对比。新闻发布会是不应该鼓掌的，但是大家情不自禁，这位“全世界最大牌的明星”的确有种巨大的煽动力。

他看了看手里拿着的一张纸，想必是美国记者的名单，然后说：“现在你们可以向我提问了。”

我第一个举起了手。

奥巴马清楚地看到了我，但他依然优先考虑欧美媒体。美国政要和记者关系十分亲近，白宫有自己的记者团（White House Press Corp），常年驻扎于此，有些记者甚至可以乘坐总统专机“空军一号”（Air Force One）与之随行。从理论上讲，这些“皇家记者”的职责是监督总统，但长期交往下来，总会因熟悉产生默契。对于很多跟随自己征战多年的记者，总统能够清楚地叫出他们的名字，甚至了解他们的私人生活。比如点到一位记者的名字时，不等他提问，首先说：“我的心与你同在，我为你的家事感到难过。”原来是这位记者的父亲当天刚刚去世了。

奥巴马新官上任，极具明星风采。

所以，记者会的前半段，整个会场始终被盎格鲁撒克逊加美利坚的优越感笼罩着。

聆听奥巴马与欧美记者的对话时，我在大脑里不断地判断和调整：问题的设计和语言的组织，是否合乎政治环境、具备时效、符合中国媒体形象。我事先想好的问题，如果被别人提前问到，这时候就要迅速重新考虑。

有人会问，为什么非要争取这个提问的机会？

郭振玺总监常说，长期以来，中国媒体都是被西方媒体“绑架”的。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中国人对中东问题的了解，超过对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了解，特别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每天的国际新闻都是“巴解组织”“巴以冲突”，尽管这个世界上值得我们关心的事还有很多。这是因为我们所有的国际新闻都来自美联社、路透社，他们关注中东，而我们没有自己的话语权，只好让他们的视点决定我们的视点，他们的判断决定我们的判断。

我一直坚持举手，中国应该在这个全球瞩目的时刻发出自己的声音。

当前，我们的媒体影响力和国家影响力尚且不够匹配。《经济学人》杂志提到，此次伦敦之行，胡主席与奥巴马的会晤抢了整个G20峰会的风头，甚至比G20本身还重要。既然如此重要，最后的奥巴马新闻发布会上却没有中国媒体的声音，是不是很尴尬呢？这还不算，如果我们不问，会有外国记者按照他们的理解和观点提问中国问题，我们完全无法控制。

还有一个更大的画面，那就是这场金融风暴改变了力量对比，让中国一夜之间被推到了前面，我们在世界上扮演更大角色、承担更大责任的那一天提早到来了。不久前我们还在预测，2009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会达到50％，而此刻，当第一季度结束，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100％。那么，我们的方方面面是否真的已经准备好？包括媒体。

这是奥巴马上任后第一次面对全球媒体，他也很兴奋，有人评论他是“上任以来最好的一天”。

他环视会场，说：“All right. I've got time for just a couple more questions. I'm going to find a journalist here.”（好。我还有时间再回答几个问题。我来挑一个记者。）

记者纷纷举手，并不时发出喊声。他把这个机会给了我，理由是“一直很执著”。（I'm going to call on this gentleman right here. He's been very persistent.）

我想提两个问题，是我自己感兴趣的，也应该是中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都关注的。但是这种新闻发布会又忌讳提两个问题，因为总要留给别人机会，所以我需要做一些说服工作。

“Rui Chenggang of China Central Television. It seems the world leaders have been talking about increasing the voice and voting rights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I would like to ask two questions instead of just one.”（既然全球的领导人一直在讲要给发展中国家更多的话语权和投票权，那么我就想问两个问题而不是一个问题。）

潜台词是，您要是不让我问，可太不给发展中国家面子了。

全场都笑了，奥巴马也笑了，他说他可能只选择其中一个问题回答。这当然可以。我其实不仅仅是在提问，而是借着提问的机会，表达中国立场，发表中国观点。有时问题和回答一样重要，甚至比回答更重要。

我的问题是：First one, you've had a very fruitful meeting with our President. And during the Clinton administration, U. S. -China relationship was characterized, in Clinton's words, "strategic, constructive partnership." During the Bush era it was—the catchphrase was, quote, unquote, "stakeholder."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expects China to—to become a responsible stakeholder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Have you come up with a catchphrase of your own? And, certainly, it is not the G2, is it?（首先，您和中国国家主席在此次峰会上进行了成果颇丰的会谈。在克林顿时期，中美关系被克林顿概括为“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在小布什时期，形容中美关系的关键词是“利益相关者”——当时的布什政府希望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担当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您是否已经有了一个自己的关键词来定位中美关系呢？那当然不会是所谓的G2，对吧？）

这个问题本身就是观点，中方并不认可G2这个说法，它夸大了中国今天在国际舞台上应该承担的责任和角色。

第二个问题关于贸易保护，我上来先抖了个包袱：And my second question is, on behalf of the world, politics is very local, even though we've been talking about global solution, as indicated by your recent preference over American journalists and British, which is OK.（我的第二个问题是站在世界的角度问的。虽然我们一直在讲全球性的对策，但政治本身却是非常本土化的，正如您刚才一直优先选择美国和英国的记者提问，不过这倒没有什么。）”

英国和美国一向关系密切，曾经有人笑言布什和布莱尔是同性恋，网络上盛传一个恶搞视频，将他们两人在各种场合下讲话的画面，配上情歌对唱Endless Love的声音，连口型都对得很像。英国一度被认为是美国的第51个州。此次论坛上，奥巴马和布朗也在相互力捧，他甚至不称“布朗首相”，而是直呼其名“戈登”。

我这样说，实际是暗示他，我了解你们盎格鲁撒克逊和美利坚之间的默契。一语中的，奥巴马情不自禁露出“灿烂”笑容。

随后我才抛出真正想问的核心问题：How can you make sure that you will do whatever you can, so that bad local politics will not trump or negatively affect good international economics?（问题是，您如何确保糟糕的本土政治不会干扰或消极地影响到正确的国际经贸往来合作？）

Trump，影响、破坏，一个很美国的词。说出来会让美国人觉得很地道。

奥巴马和布朗最大的不同便是，布朗是一个职业政治家，面对问题表现得很圆滑，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而奥巴马，毕竟五年前还只是一个大社区“居委会主任”，作为职业政客的时间短，给人感觉更真诚一些。所以，他认真听了我的问题，并且没有回避，尽管第一个问题在他意料之外。他就职时间不长，火烧火燎的还是金融危机下的国内事务，中美关系固然重要，但清晰的战略尚未出台。有一件事可以证明：直到那一时刻，美国驻华大使还没有任命。大概是因为他还没想好合适的人选。

他停顿了很久，思考如何作答，然后他说：

Well, those are excellent questions. On the first question, your American counterparts will tell you I'm terrible with those little catchphrases and sound bites. So I haven't come up with anything catchy yet, but if you have any suggestions, let me know. I'll be happy to use them.（你的问题都非常精彩。关于第一个问题，你的美国同行们可以告诉你，我最不善于用关键词或短语对事务进行概括了。所以对于中美关系，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想到用什么精辟的短语来概括。不过你要是有什么建议，不妨告诉我。我会很高兴地使用它。）

我何尝不知，中国和美国的关系远非一个词可以概括。不过公众总是希望用最简单的语言概括最复杂的历史。这事倒挺有意思。当时我想，过些日子，如果我真的想到一个好词，就托人送到白宫去。他愿意用就用。

至于第二个问题，他回答得非常详细，也非常好，直接表明了反对贸易保护的立场。之前，我见过两位奥巴马的经济顾问，他们都说，奥巴马本人是笃信自由贸易的，反对贸易保护，甚至反对那个“购买美国货”的法案。他说：

In terms of local politics, look, I'm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I'm not the President of China, I'm not the President of Japan, I'm not the President of the other participants here. And so I have a direct responsibility to my constituents to make their lives better. That's why they put me in there. That accounts for some of the questions here, about how concretely does me being here help them find a job, pay for their home, send their kids to college, live what we call the American Dream. And I will be judged by my effectiveness in meeting their needs and concerns.（至于本土政治，你看，我是美国的总统，不是中国的主席，也不是日本首相，我不是参加峰会各位的首脑。我最直接的责任是让我们美国的人民生活得更好，这才是他们选举我到这个职位的目的。这也是前面几个问题中所提到的，为什么我来这里（参与20国峰会）能够帮助美国人民就业、购买住房、培养孩子上大学、实现我们所说的“美国梦”。衡量我的标准，就是要看我是否能有效地满足美国人民的需要和解决他们所关心的问题。）

But in an era of integration and interdependence, it is also my responsibility to lead America into recognizing that its interests, its fate is tied up with the larger world; that if we neglect or abandon those who are suffering in poverty, that not only are we depriving ourselves of potential opportunities for markets and economic growth, but ultimately that despair may turn to violence that turns on us; that unless we are concerned about the education of all children and not just our children, not only may we be depriving ourselves of the next great scientist who's going to find the next new energy source that saves the planet, but we also may make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much more vulnerable to anti-American propaganda.（但是在现在这个各国相互依存相互融合的时期，我的另一个职责就是带领美国人民认识到：我们国家的利益和命运和世界是紧密相连的。如果我们忽视或者放弃那些遭遇贫穷的国家和人民，我们将不但放弃了经济和市场发展的潜在机遇，而且最终失望会转变为暴力的冲突反过来伤害我们。如果我们只关注美国的下一代，而不是全世界所有下一代的教育问题，那么我们将不仅仅会失去某一个探索到新能源来拯救地球的伟大科学家，我们会使全世界的人民更易于陷入反美的情绪。）

So if I'm effective as America's President right now, part of that effectiveness involves holding a providing Americans insight into how their self-interest is tied up with yours. And that's an ongoing project because it's not always obvious.（所以，如果我现在作为美国总统是称职的，是有作为的，那么部分的作为就将体现在我帮助美国人去深刻理解：他们的利益和你们的利益是相连的。这是个持续不断的任务——因为它往往不容易被人理解。）

And there are going to be times where short-term interests are going to differ; there's no doubt about it. And protectionism is the classic example. You can make arguments that if you can get away with protecting your markets, as long as the other folks don't protect theirs, then in the short term you may benefit. And it then becomes important not only for me to try to give people a sense of why, over the long term, that's counter-productive, but also it becomes important for me to put policies in place in the United States that provide a cushion, provide support for those people who may suffer local dislocations because of globalization. And that's something that I think every government has to think about.（有些时候大家的短期利益是有差异的，这是不容置疑的，保护主义就是一个经典的例子。你可能会想：如果你保护你的本国市场不被惩罚，而别的国家都不实施保护主义，你在短期就会有切近的利益。所以，我要向大家解释为什么保护主义从长期来看，对经济和生产力有负作用，这很重要。但同时，在美国国内我们也要实行某些政策，为那些由于全球化而遭遇损失的人们建立经济的保障与过渡，这也非常重要。我觉得这是每一个政府都需要考虑的。）

There are individuals who will be harmed by a trade deal. There are businesses who will go out of business because of free trade. And to the extent that a government is not there to help them reshape their company or retrain for the new jobs that are being created, over time you're going to get people who see —— who rightly see their personal self-interest in very narrow terms. Okay?（会有人因为一个贸易协定而遭受损失，会有公司因为自由贸易而关门破产。政府如果不在这种情况下帮助这些企业转型，帮助他们找到新的就业机会，长此以往，就会让这些人陷入只顾自身利益的狭隘当中而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不是吗？）

与奥巴马的对话，长达6分多钟，是当日记者会最长时间的问答之一。在我看来，这6分钟的全球直播，意义大于一对一的只在央视播出的专访，更何况央视一对一的国事访问只会出现中规中矩的提问：“请问您对此次峰会有何期待？”而不会出现如此精彩的对话。今天的奥巴马不会再这样回答我的问题了，为了赢得下一次大选，他已从当初的国际化走向了本土化。在2012年国情咨文中，他的态度与那时截然不同。

采访结束后，全世界的媒体都要采访我。在他们看来，中国记者和美国总统在全球直播中对话尚属首次，本身就是一个新闻。白宫新闻官还特地追上来跟我打了个招呼，说：“这回你在中国出名了吧？”话语中带着浓烈的优越感。我也只好带着类似的“优越感”回应道：“拜托，我在中国一直很有名。”

第二次与奥巴马对话，是在2010年11月的G20首尔峰会。奥巴马照例要在峰会期间举办一场新闻发布会，全球直播。

这次看到他，与在伦敦时的感觉很不一样。他的头发已经变得灰白，状态也略显疲惫，不再有那种“首席明星”的意气风发，他的亮相也没能再度引来掌声。上任近两年来，他与工商界的对立在美国国内产生争议，名声毁誉参半，面对全世界记者的心气儿也大不相同。

在G20伦敦峰会上，他回答完美国媒体的提问后，还主动要求与外国媒体互动。那大概是他第一次有机会面对全世界2000多家媒体，充分显示自己的明星风彩很有必要。但在其后的G20匹兹堡、多伦多峰会中，他不再给外国记者提问的机会，而是从兜里掏出一张美国记者名单，互动完就走人，反正能不能坐稳总统位置只取决于本国民众的支持率，没必要在别国媒体身上浪费时间。

所以在首尔，我并不认为奥巴马会请外国记者提问，现场情形看上去也的确如此。奥巴马和此前两次峰会一样，点了几个白宫记者中的熟人提问，就准备离开。但是将走未走之时，临时改了主意，决定留给东道主韩国的记者一个提问机会。他说：

I feel obliged to take maybe one question from the Korean press, since you guys have been such excellent hosts. Anybody? ……This gentleman right here, he's got his hand up. He's the only one who took me up on it. Go ahead. And I'll probably need a translation, though, if you're asking the question in Korean. In fact, I definitely will need a translation.（由于你们的出色工作，我觉得有必要请韩国的记者提个问题。有人提问吗？那位先生，他举手了。他是唯一一位让我看到的。开始吧。但是我可能需要一位翻译，如果你用韩语提问的话，事实上我的确需要一位翻译。）

当然，他看到的“那位先生”就是我。当他问“Anybody”时，可能是机会来得比较突然，现场一片寂静。这种时候哪怕1秒钟的冷场都让人格外尴尬，更何况无人举手的局面持续了大约5秒。我是做主持人出身，救场是我的天职，我也曾经在大学演讲，知道冷场的滋味儿，对台上的奥巴马深表同情，下意识地想替他解围，于是我就举起了手。

其实我并没有刻意想提问，但我知道只要我举手，至少第二天的报纸不会出现“奥巴马记者会遭冷场”这样的标题了。我一边站起来举手，一边用余光扫身边那些韩国记者，我想如果他们中间有人举手，我就坐下来。遗憾的是举手的依然只有我一个人。

奥巴马看到有人举手，如释重负，欣然示意我可以提问。我首先向他解释，对不起让你失望了，哥们儿是中国人（Unfortunately, I hate to disappoint you, President Obama, I'm actually Chinese.）。此言一出，场上笑声一片。

奥巴马对此并无异议，他说：“Well, it's wonderful to see you.”（很高兴见到你。）

随后我说：“But I think I get to represent the entire Asia.”（但我也是亚洲的一员。）

Represent the entire Aisa字面直译是“代表亚洲”，总统的回答是：“Absolutely.”（当然可以。）

我继续说：“We're one family here in this part of the world.”（亚洲人都是一家人。）

此时奥巴马不再顺着我说，“Well, your English is better than my Mandarin also. But... now, in fairness, though, I did say that I was going to let the Korean press ask a question. So I think that you held up your hand anyway.”（你的英文比我的中文好，但是……公平起见，这个提问机会要留给韩国，所以……你……）

说这话时他有点儿结巴，可能是既不想得罪韩国记者，又不好驳我的面子。这时我转过身看，韩国记者依然没人举手。

在这种场合下提问难度的确很大。首先它是全球直播，你的每一个细节表现都会被全世界看到，职业记者此时冒着很大的风险履行职责，弄不好就会贻笑大方。其次，要想提好这个问题，需要三个先决条件。其一是语言，英文足够好，能够流畅地表达。其二是心理素质，受过直播训练，敢于直播时在2000多家媒体面前发言。其三是经验，你必须听懂奥巴马在10分钟演讲里所说的每一句话，和此前进行的所有问答，并且了解其背景，否则你问的恰好是别人说过的，显得很傻。这几个先决条件，就已经筛掉了大部分事先全无准备的韩国记者，更何况你还得组织一个靠谱的问题，不至于在大庭广众之下显得很没水平。（韩国记者中少见英文高手，可能也是因为水平高的都去投行上班了，详见《莫让金融误国》一文。）

这时候有人用英文喊：“我是美国人，但我在韩国工作，算不算韩国记者？”此人长得金发碧眼，还不如我像韩国人，显然不能算，不过好歹也算给了奥巴马一个台阶，缓解了气氛。

我看奥巴马一脸不知如何是好的神情，便转向韩国记者说：“Will my Korean friends allow me to ask a question on your behalf? Yes or no?”（如果韩国朋友允许我代表他们提一个问题呢？好不好？）

总统仍然不愿轻易让步，“Well, it depends on whether there's a Korean reporter who would rather have the question. No, no takers?”（那要看韩国记者是否有问题问，没有，没有人发言吗？）

依然一片寂静，没人举手或表态，令总统情何以堪。他说：“This is getting more complicated than I expected.”（这好像比我预期的复杂。）台下又是一片笑声。

我继续给他台阶下：“Take one question from an Asian, President Obama.”（请回答来自亚洲人的一个问题，奥巴马总统。）

他点头默许，笑容不太自然，“Well, as I said, I was going to... go ahead and ask your question, but I want to make sure that the Korean press gets a question as well.”（好，那就请问吧。我只是想确保韩国记者有提问的机会。）

这段不足一分钟的小插曲后来在网上广为流传，成为当年点击率最高的视频之一。大家兴致勃勃地把CCTV版和凤凰卫视版拿出来作对比，讨论我的言行是否符合国际礼仪；还有一些人对汉语里的“代表”二字极其敏感，借机大做文章。

关于所谓的“代表亚洲”恰当与否，需要还原当时的语境。首先这涉及翻译问题。在英语里，“Represent”是常用词，表示“具有某类人群的特质”。所以Represent the entire Asia意译为“作为亚洲的一员”更为准确。在欧洲人面前，每一个亚洲人都可以代表亚洲，就好像在外星人面前，每一个地球人都可以代表地球，是为“一叶知秋”。一些人不分时间不分场合，一听“代表”便反应强烈，这应该算一种极具中国特色的文化现象（老百姓在某些中国语境下不希望“被代表”，这实际上反映了民众对提升有效实质的政治参与度的渴望，我很理解并且认同）。我作为记者，也很清楚如果一段话被人断章取义，会产生多大的误差，更何况其中还有语境、文化的巨大差异。

至于在这种国际场合怎样的言行才算合乎分寸，韩国前总统金大中的儿子给我讲过一个故事。当年他父亲作为韩国总统访美，和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一起在白宫答记者问，会议结束后，两人退场。一个美国记者突然站起来说：“对不起，总统先生，我还有一个问题，请你回来！”已经走下台来的克林顿闻言又乖乖回到台上，耐心接受提问。

我在大学里系统学习过外交礼仪，因工作关系，也在多种场合接触过世界各国的首脑，小至餐桌，大至官邸，小至语气助词的使用，大至全球直播场合的分寸，个中尺度拿捏我其实心中有数，属于“有经验的老同志”。因此这场提问不过是履行一个记者的职责，很多人想象的“外交礼仪”和实际情况是存在出入的。

和克林顿一样，奥巴马几乎每天都会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性甚至是进攻性的问题，这是美国总统的家常便饭。他们经常需要在有人抗议、示威的情况下演讲，还要做好被扔鞋的准备。

那天的真实情况是，当我和总统一来一往对话时，众韩国记者坐在底下偷偷窃笑，觉得这事儿挺有意思，而且总算有人替他们解了围。我后来问了韩国朋友，这件事有没有被韩国媒体大张旗鼓地报道？他说只是一些很客观的报道，没人觉得不妥，但也没人特意表扬你，大概怕说多了反伤自己的面子。

我还用google在英文语境中搜索了一下，大概只有两三条关于此事的评论，在浩瀚的信息世界里，这点反响显然微不足道。一个美国记者跟我说：“成钢，这事儿在美国算不上新闻，但是在中国成了新闻，对我们来说倒是挺新鲜的。”

1998年，我还是个大三学生，第一次到伦敦参加国际演讲比赛。和外国选手相比，我的思维和语言都存在很大差距。我在决赛中总分名列第四，这是个尴尬的名次。金牌就是金牌，银牌约等于铜牌，铜牌约等于没牌，何况老四？

十一年后，当我再次来到这个城市，周遭环境几乎看不出变化——这是发达国家的特点，我的任务也同样是来参与一场国际化的竞争，只是身份变得不同。那一次与奥巴马的对话，使西方同行对中国媒体有了新的认识和判断，这也是一种软实力的锻炼，是媒体外交的尝试。

又过了一年，在首尔，还是面对奥巴马，我们的对话又成为不小的话题。议论背后，是信息的不对称。其实，提问美国总统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是国际高级别新闻发布会，往往是欧美强势媒体的天下和主场。中国媒体对话国际政要，特别是奥巴马总统这个级别，在目前来看，频次比较低，所以一旦发生，大家会觉得很有意思。

既然是“国际未删节版”，我们再回到当天的对话现场。尽管并没有事先准备，出于“救场”而举手提问，但作为一个随时聆听和思考的职业记者，我的脑海中随时都会有为决策制定者准备的问题。

那天，当奥巴马同意我“作为亚洲的一员”向他提问时，我说：

Okay. My question is very simple. You mentioned interpretation. I know part of the difficulty being the American President is that some of the decisions that you make, actions you take will be interpreted in a way that are not what you thought they would be or what you meant they would be. For instance, some of the actions you've taken were interpreted as anti-business, domesticall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s someone just mentioned, some of the actions taken by the U. S. government that you represent as well were interpreted as sacrificing other countries' interests for America's own benefit. So you find yourself constantly being interpreted in a thousand different ways. How do you address these interpretations?（我的问题非常简单，刚才您说到了“解读”一词。我知道美国总统这份工作的难度之一就在于，您制定的决定和政策往往会被外界以各种方式解读，有的解读与您的初衷或您自己的理解大相径庭。比如，在美国国内，您的一些做法被部分商界人士认为是违反商业规律的；国际方面，正如刚才提到的（量化宽松政策），您代表的美国官方机构的有些做法被人们认为是在牺牲其他国家的利益来为美国自身利益服务。您如何面对这些解读？）

奥巴马的回答我认为非常精彩，他说：

With a wonderful press conference like this that give me the opportunity hopefully to provide my own interpretation. But, look, you make a valid point. We live in a connected world. Everything I say, everything my administration does, anything one of my aides does is interpreted in one fashion or another. In America we call it spin. And there's a spin cycle that is going on 24 hours a day, seven days a week. And I think that in this media environment, it is in some ways more challenging to make sure that your message and your intentions are getting out in a consistent basis.（在像这样精彩的记者会上，我希望大家能提供一个让我表达真实想法的机会。你刚才说得很对，我们生活在一个互相连接的世界里，我所说的每一句话，我的政府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或者是我的任何一个助手们做的事情，会被解释成一种或另一种的版本，在美国，我们这个叫“演绎”，并且这个“演绎”周期以每天24小时、每周7天的持续进行着。我认为在这种环境下，有时候更具挑战的是，你要确保你的信息，你的行为在向外传播的时候有一个始终如一的基调。）

But you know, I think that if I'm consistent with my actions and I'm consistent with my goals, then over time hopefully people look at my overall trajectory and they can draw accurate conclusions about what we're trying to do.（你知道吗，我认为如果我和我的行为自始至终地保持一致，我和我的目标始终保持如一的话，这样，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我希望人们能看到我的一个总的，全面的轨道，然后他们就能对我们想完成的事业得出一个确切的结论。）

With respect to business, for example, we've had in the United States some battles between myself and some in the business community around issues like financial regulation or health care. At the same time, I've said repeatedly and I said on this trip, we can't succeed unless American businesses succeed. And I'm going to do everything I can to promote their ability to grow and prosper and to sell their goods both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broad. And the fact that the economy is now growing and trade is expanding and the stock market is up I think is an indication that I mean what I say. And hopefully by the end of my administration businesses will look back and say, you know what, actually the guy was pretty good for business—even if at any given point in the road they may be frustrated.（比如说，在经济方面，我和一些美国经济团体和商业领袖在金融监管和医保法案之间确实有一些纷争，但同时，我也多次强调，这趟G20之行我也在说，如果不能使美国商界获得成功，那我们就没有成功。我说我会尽我所能地提升美国经济的增长力，使它变得更加昌盛，并且在国内也好，海外也好，销售出更多我们美国的产品。事实上，现在美国经济正在增长，贸易也在扩大，股票市场也在上扬，我觉得这些都能表示我是说到做到的。希望在我任期结束的时候，经济能恢复。到那时也许你会说，你知道吗，其实这个家伙对企业界还是很好的，即使在这条路上的某些地方，可是会让人沮丧。）

此后很久，每当我自己也被人“演绎”，便会想起奥巴马的这段回答，他的话道出了所有被“演绎”的地球人的心声。

令人欣慰的是，在2011年的G20戛纳峰会上，我看到很多年轻的中国“80后”媒体人，争先恐后地举手，用流利的英语和法语提问。目睹此情此景，不禁遥想自己当年，在西方媒体的主场上，不得不单枪匹马杀出重围。现在有了这些弟弟妹妹向前冲，我倍感轻松。毛泽东有一句诗：“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此刻我便巴不得是诗中那个“她”，谁不想怡然自得笑看云卷云舒呢。亚洲国家的国际传播能力和舆论影响力，会因新一代优秀的媒体人的努力而继续提升。有一天，当媒体圈人才辈出，不再需要我这匹老马，我就可以踏踏实实转行去做金融了（开个玩笑）。

老布什和小布什：最耐人寻味的父子

2009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我第二次见到小布什，一位“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耐人寻味的美国总统。

他其实很平民，喜欢Informal，“非正式”。他的风格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亲切、可爱、简单、真诚。这种亲切比克林顿们显得更加真实，不像典型的西方政治家为了拉选票而刻意表现出来的“亲民”。他的西装皱皱巴巴，毫不讲究。走进酒店，就嘻嘻哈哈地向服务员招手逗乐子。遇到主动向他打招呼的中国人，也会兴致勃勃地聊上几句。论坛期间，他没有安排公共演讲，基本上足不出户。保镖规模十分可观，共有12个。这是美国的国家规定：凡在位期间发起过战争的总统，卸任后都要多雇几个保镖。

数数看，照片中的小布什有几位保镖？

有人说他是农民，因为他在德克萨斯买下一片广阔的农场，并且十分热衷于耕作打理。其实他很贵族，含着金钥匙出生。身为总统之子，生活养尊处优，耶鲁本科，哈佛MBA……也正因如此，他对一切繁文缛节都不感冒。我向他讨教的任何严肃问题，他都用主谓不全的口语来回答，没有华丽的辞藻和空洞的敷衍，更没有西方精英们那种标志性的优越感。

在白宫，他穿着一双黑色CROCS——那种北京满大街都是的戳着很多圆孔的塑料大头鞋——招摇过市。从戴着白帽子的警卫身边经过，还恶作剧地摸摸人家，捅上两下，有意让人家难堪。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谁会相信这就是美国总统？

他的不简单在于，尽管出身“贵族”，连任两届总统，却深得草根阶层的好感，甚至被人说成“Red Neck”。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克林顿等出身贫寒，公众形象却更接近主流精英，得到的支持也更多地来自知识阶层。做一个普通大众的平民总统，是小布什给自己的人生定位。在任期间，他备受各方指责诟病，但是和他朝夕相处的人都对他非常忠诚，折服于他的个人魅力。

在博鳌，他举办了一场演讲暨晚宴，我原本应邀去蹭饭，到了现场，却客串了一回司仪。这就是主持人的尴尬之处，走到哪儿都可能有人突然塞上一支话筒，要求你出口成章。征得了他的年轻幕僚们同意，我将当日情形通过文字转述给大家。

我用英语说：“女士们，先生们，请欢迎美利坚合众国第43任总统乔治·W. ·布什。”掌声响起，几乎是同时，他也精神抖擞地走上台来。

轻舟已过万重山。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媒体上，真是第一次见到他如此放松，肢体语言丰富到了极致，配合语气前后左右地晃动身体，不停打着各种手势，膝关节频繁的抖动更是让我这个膝韧带受过伤的人羡慕不已。

别人都问我不当总统生活怎么样，嗯，生活的确变得有点儿不一样（It's a little different）。

当我卸任之后，回到德克萨斯的家中，往沙发上一坐，对自己说：“终于自由了！”（Free at last）

但是劳拉却告诉我：“你现在自由得可以去洗盘子了。”

“拜托！”我提醒她，“你在跟前美利坚合众国总统说话，请注意态度。”

“很好，”她随即说道，“你可以把洗盘子作为当前的首要内政（Domestic agenda）。”

Domestic是个双关语，在政治上指国内事务、内政，另一方面也可指“家庭事务”。比如家庭暴力就叫Domestic Violence。台下爆发出一阵大笑。

紧接着，他聊起了他家的狗，这是最受欢迎的话题之一。美国人爱狗，美国总统家里必须有狗，没有狗的人生是不完整的人生，不符合美国家庭生活观念。布什家的大狗生小狗也是国家级的新闻，这就是他们的文化。

在美国，总统家的狗和总统一样备受瞩目。

布什说，为了当总统，已经多年没遛过狗，对爱犬心存愧疚。卸任后回到老家，每天牵着爱犬Barney一起在农场上散步，看它撒欢疯跑，自己则拿着塑料袋跟在后面捡它留下的不雅物（Take a lot of shit）。“这对我来说有讽刺意味，因为捡起来的正是我躲了8年的东西。”（美式英语很粗，对总统的非议和责难被称作Shit。）

用他自己的话讲，此次博鳌之行是他卸任后首次出访海外。其实此前他曾在加拿大做过演讲，但对美国人而言，加拿大是“海内”而不是Overseas。

“这是我卸任后第一次出访海外，到中国来，我带来了爸爸妈妈的问候。”

请注意，他说的不是父亲母亲，而是爸爸妈妈（Dad&Mum）。他的爸爸老布什——老布什、小布什是我们的说法，美国人通常以布什41和布什43来区分他们——在上世纪70年代，曾任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常与夫人芭芭拉骑着自行车穿行于北京的大街小巷，人称“骑自行车的大使”。就在一年前，我有幸和刚刚做完臀部手术的老布什总统在北京聊过一次，他看上去更儒雅，富有学者气质。而且每次提到小布什，都称其为“The President”，公私分明。

“我爸爸今年已经85岁了，马上准备再次从飞机上跳下来。”

老布什曾以跳伞的方式庆祝自己的70、75和80岁生日，那年的85岁大寿同样打算如此度过。此前福克斯新闻报道，小布什说爸爸的这一想法“简直疯了”，并且要他“首先去说服老妈”。

爸爸头一次跳伞是20岁。那时他在美国海军服役，参加二次世界大战。有一天，他驾驶的轰炸机在太平洋上空执行任务时被日本海军击落，被迫跳伞逃生，后来被美军潜艇救起。62年后，我却与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在田纳西州的“猫王”纪念馆一同高歌，那首歌十分经典，叫做《想你，要你，爱你》（I want you, I need you, I love you）……

二战结束后61年，美国总统与日本首相在田纳西州的“猫王”纪念馆，一笑泯恩仇。

“幽默＋深刻”，永远是成功英语演讲的不二法门。台下听众已经笑成一团。而小布什想要表达的意思是，此日本，非彼日本，自由可以改变一个国家。从昨天的法西斯政权到今天的民主开放，从敌人变成朋友，日本就是例证。

作为一个需要雇12个保镖的美国前总统，小布什真诚的笑容和个人魅力背后，亦有伊拉克战争的生灵涂炭，Katrina风新奥尔良灾情处理，还有全球金融危机的应对。以支持率来算，小布什在第二个任期内可能是美国历史上受本国民众欢迎程度最低的总统之一。

他的确作过一些不受欢迎的决定，比如发起伊拉克战争，几十万人因此付出了生命。“对于世界，他们只是一个大兵，对于母亲，他们却是整个世界。”今天很多人认为，攻打伊拉克是错的。美国国内的主流观点则是：萨达姆十恶不赦，罪该万死，但小布什在执行层面上犯了错误。

而政治人物的功过是非，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衡量。我们也可以设想，如果没有这场战争，萨达姆是否会给世界带来另一场灾难，导致更多生命灰飞烟灭。同一事件，放在不同的时间标尺之下，会得出截然不同的评判。今天是错的，或许10年后变成对的。50年后是错的，100年后又成对的。假如30年后中东地区真的太平了，伊战也许会被作为一场积极的战争看待。

很多人认为，美国攻打伊拉克是为了石油。我认为不完全是这样。作出打仗的决定对于任何一个最高领导人，都要付出极高的政治成本，老布什当年发起了一场海湾战争，结果反倒没能成功连任。所以没有哪个政治家会轻易为了物质利益而发起战争。假如仅仅是想获得石油，完全可以和某个具体的独裁者、官员或其家属达成某种私下交易，何必要打仗呢？不仅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也同样如此。

我所了解的小布什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甚至用“虔诚”都不足以形容他的热烈程度，简直有种替天行道的热情，特别相信民主能够改变一切。他认为中东世界战事不断的根本原因就是没有彻底民主，所以决心建立一个样板，像病毒扩散或多米诺连锁效应一样传播民主制度。这个样板就是伊拉克。伊拉克成为目标有两个原因：第一，萨达姆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坏蛋”；第二，伊拉克经济稳固，和美国心目中的“西方式民主”距离最近。他认为只要速战速决，将萨达姆拿下，伊拉克便能够在短时间内改头换面，体现出民主观念。至少，战前他是这样考虑的。

记得一次我夜访白宫，晚上9点多，被告知布什总统已经就寝。现在想想，如果没有宗教信仰的支撑，世界上这么多生命因他而消逝，怎么能睡得着？

那天，我特意在袖口别了一枚精致的淡蓝色袖扣，这是2006年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参观时获赠的礼物——正面的总统鹰徽图案是不变的，但每位总统会选择一种属于自己的蓝色作为徽章的颜色，以示区别。袖扣背面刻着布什总统的亲笔签名。演讲完毕，他立刻走下台来与大家握手，我是第一个和他握手的中国人。我向他展示那枚有着特殊意义的袖扣，他十分开心，又和我谈了很久。

我首先向他请教的，就是不久前在伦敦G20峰会请教奥巴马却没有得到确切回答的那个问题：“你认为当前中美关系的关键词是什么？”他想了想告诉我，可能是“合作（Cooperative）”。不可否认，小布什在位期间，中美关系保持着良好的发展，或许这与老布什在背后担任他的顾问有关。

而后又谈到战略互信问题以及经济问题。关于金融风暴，他有一句精辟的描述：“华尔街喝醉了酒，让全世界跟着头疼。”他还预言博鳌论坛会逐渐挑战达沃斯论坛。“全世界55％的GDP产生于太平洋地区，全球经济的重心正在从大西洋地区向太平洋地区转移。”这一观点，和此前我与许多专家学者共同探讨得出的“权力正在从纽约华尔街转向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从伦敦金融城转向唐宁街10号”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小布什坚信自由贸易，反对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甚至他一改刚才的轻松随意，语重心长地说道：“我在任的时候，常在各种场合对美国消费者说，中国制造的产品给我们带来的只是更多的选择而不是威胁，价廉物美，何乐不为？”此言表明了他在位8年间的立场，也与奥巴马对我第二个问题的回答一脉相承。

在反对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的同时，小布什亦强调政府不可过度监管，要保持市场经济的活力，否则矫枉过正，过犹不及。“要改革国际金融体系，制定更‘巧’的金融监管（Smart Regulations）。”

有意思的是，2009年年初在达沃斯专访耶鲁大学校长莱文（Richard C. Levin）时，也曾聊到如何改进金融监管这个话题，当时我脑子里突然迸出了这个词：“巧监管”。意即金融监管不见得越多越好，而要恰到好处。莱文校长还夸我一句：“这听起来正像是耶鲁人说的话！学校没白培养你。”后来，希拉里国务卿和另一位耶鲁毕业生，也用smart来形容美国新的外交政策，即所谓的“巧实力”（Smart Power）。其实“巧实力”这个词早在2004年就被美国学者Suzanne Nossel在外交季刊上批评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时提出来过。Smart是个英语中的常用词，现在看来不仅常用，且确实好用。

布什出生在耶鲁，又在耶鲁读书，对它感情很深。他用他特有的口语意味深长地对我说：“耶鲁真是个好地方啊！”（It's a great place, isn't it?）

当我向他提起格兰·格林伯格（Glenn Greenberg），他万分惊喜。格兰·格林伯格是我在耶鲁的项目赞助人，美国著名的投资家，也是布什中学和大学的同窗死党。我告诉他：“格兰说，读书时你给他起的外号叫Burger（汉堡包）。”他一阵开怀大笑。

从格兰那里听说的还不止这些。布什年轻时有过一段豪放的日子，沉迷酒精，五毒俱全，这个或许大家有所耳闻。但如此生动的描述却鲜为人知：在耶鲁，经常见他一脚踢开宿舍大门，拎着一大桶啤酒，邀同学一起豪饮。

酗酒一向是美国的严重社会问题，所以才有21岁以下禁止饮酒的法令出台。不过当他步入不惑之年，痛下决心戒除酒瘾，至今二十多年，滴酒不沾。凡在正式场合，别人的酒杯里盛的是香槟，他的酒杯里只有苹果汁。看起来，颜色没什么不同。

我和小布什的没有红酒的合影。

这一点亦有旁证。我的耶鲁同学——菲律宾前能源部长Vincent Perez就说过，一次在阿罗约总统举办的国宴上，主办方忘记了小布什的酒杯里要以苹果汁代替香槟，当大家举起杯，小布什一口喝下去，差点儿喷出来，脸上的表情极其痛苦。

晚宴开始了，很多中国的工商界领袖按照我们的习惯向布什敬酒，要求他喝红酒，我便主动走过去告诉他们布什是不喝酒的。不过，他对酒的忌讳程度显然比我所了解的更为夸张。和他合影时，我手里拿着一杯红酒，他说：“让我先帮你把这个拿开。”然后从我手中把杯子拿走，放在旁边的桌子上，照完相，又从桌上拿起杯子递还给我。原来，他不愿意让红酒杯和自己的形象一同留在照片里。

我问：“你真的是一点儿也不喝酒啊？”

他答：“我这一生的酒都在纽黑文（耶鲁所在地）喝完了。”

一个真实的克林顿

比尔·克林顿，既是继富兰克林·罗斯福以来第一位获选连任的民主党总统，又是美国有史以来第二位遭到弹劾的总统。2001年他的任期结束，美国财政盈余达5590亿美元。因此，他卸任时，国内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对他作为总统的认可率为65％。当年55岁的他作为美国最年轻的卸任总统，媒体曝光率一直很高，至今仍是一位颇受欢迎的名人，在世界各地应邀演讲，参与公益活动。

我有幸多次与他近距离接触。第一次见到他是在北京，1998年，他应邀访华，我还在外交学院读书。第二次是2002年在纽约，我作为“全球明日精英”之一，被邀请到耶鲁俱乐部与克林顿夫妇共进早餐。地点选在这里，是因为他们都毕业于耶鲁大学法学院，在此缔结了姻缘。第三次是2003年，也是我们距离最近的一次，他接受了我们的独家专访。

专访克林顿。

记得那天，他刚好为了什么事而心情不爽，我怕影响到采访效果，便先和他聊起一个私人话题。我刚刚看过希拉里的中文版自传《亲历历史》，其中提到，最先让她爱上克林顿的是他那双充满魅力的修长的手。于是我问：“第一次看到希拉里的时候，是什么打动了你？”

提问一些恰如其分的私人话题是采访政要人物的关键，可以让他感觉到受尊重和放松，拉近彼此的距离。之后即使涉及严肃话题，他也会表现得更加自如流畅，而不是打官腔。

果然，他的情绪一下子好起来，不假思索地回答：“她的气质。比其他特征更吸引人的是她那种不可思议的、从内到外散发出来的力量。她是一个坚强而且极具个人魅力的人。她眼中的神情似乎在告诉我眼前的一切尽在她的掌控之中。她现在还是那样，还有那种感觉。在那次见面之前和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有人和她一样。那种很亚洲的，强烈而又冷静、非常神奇的控制力，就像佛学中所提到的。”

“对你们两人来说都算是一见钟情吗？”我乘胜追击。

“应该很接近了，至少是‘一见着迷’。过了这么多年，我们依然对彼此很感兴趣。”

由此我想起2002年在纽约，和克林顿夫妇共进早餐的情景。时任纽约州参议员的希拉里远比丈夫抢眼，举手投足容光焕发，而克林顿则显得随意许多，也倦怠许多，显然是对自己“放松了要求”。我对此的解释是：一个人48岁就走到了职业生涯的巅峰，成就人生最大的满足与荣耀。而刚满56岁，正当精力、阅历、才干处于最佳状态时，却又走到了尽头，不得不永远告别自己最适合、最眷恋的岗位，这不能不说是种遗憾。也许正是遗憾，让这位充满故事的前美国总统暗淡了许多。

整个早餐过程中，希拉里都是谈话的主角，见解独到、言辞风趣。比如她说：“作为一个年轻的国家，美国需要更多的历史，而你们来自许多历史悠久的国家，却要注意别让历史成为包袱和桎梏。我在白宫时，经常有些来访的外国朋友，见面聊了一个多小时，还在谈一千年以前的事。”

克林顿一开始只是在一旁吃面包，喝咖啡，吃完之后才为大家做了一个主题发言，开始精彩的自由讨论。他有很多让人印象深刻的真知灼见，时隔多年我依然记忆清晰。

他特别提到，美国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过去的一个世纪，种种原因让美国成为了世界第一大国，但美国不会永远是第一。50年后，也许是欧洲，也许是中国，将会成为世界的领导力量。所以美国人民必须时刻记得，今天的行为要经得起后世的评说，当美国不再是世界唯一的领导力量，也能得到世界的积极肯定。

有趣的是，那天希拉里吃到一半，就因公务繁忙先离开了，临走前说了一句：“我先走了，但我丈夫留下来与你们接着探讨。”一句话，仿佛让我们看到有一天，希拉里真的竞选总统成功，克林顿成了甘当绿叶的“第一先生”。

克林顿倒也很自然，接着与我们分享他对种种问题的判断。我与他谈起过中国所面临的挑战与机遇，他显得非常关注，认真地道出了他认为中国发展的当务之急：“我觉得中国面临的一大挑战就是如何平衡富裕的沿海地区与落后的内陆地区的发展，如何缩小贫富的差距。我们都应该在这个问题上多加思考。”

一年后，当他坐在我对面接受采访，我以“一见钟情”的问题消除了他的紧张和戒备，又重新提起有关贫富差距的话题。我问他，是否至今依然认为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的贫富差距是中国面临的最大经济挑战。

他很肯定地回答“是的”，但又强调说，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的贫富差距，其实只是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的表现之一。作为一个成功社会的必要条件，相当数量的富裕人口存在是合理的。问题的关键其实在于如何壮大中产阶级队伍，这样才可以大幅度地削减贫困人口。“中国农村出现爱滋病的原因之一，就是很多贫困人口通过卖血换钱，因为医疗器械的不洁而导致感染。可见不同的经济环境下谋生的手段是多么不同。”

在失业、住房、医疗、教育资源紧缺等诸多问题中，克林顿认为，最大的挑战还是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后带来的问题，他们可能在城市形成一个新的贫困阶层，与此同时，农村又会因为劳动力流入城市而造成贫困的加剧。“制定一个与成功的经济政策相适应的社会政策，是中国目前面临的巨大挑战。”

克林顿非常重视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相互适应。他相信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要强化社会公正，对于任何一个市场经济国家，收入分配的相对公平都是确保经济体系运作的前提。他在任期间，曾经多次飞赴非洲国家访问。他在采访中告诉我，这样做，是因为他想让非洲人成为全世界产品的消费者，脱离贫困，并成为世界经济的一部分。“市场经济能够向前发展的要素就是有越来越多的消费者。”

克林顿夫妇离开白宫后，收到过来自社会各界的Attractive Offer，但他们还是更愿意选择为公益事业服务。

克林顿卸任后在美国建立起“克林顿基金会”（Clinton Foundation）。这一全球性非政府组织肩负着“爱滋病防治计划”“气候计划”“经济机遇计划”等七项工作。克林顿的公益理念由来已久，这或许是每一位卓越领导者的共同特点。正如希拉里所说：“作为一个领导者，一定要知道自己是为了什么在领导，不能为了领导本身而领导。”

谈及最为关注的爱滋病防治，他变得思维活跃，反应敏捷，语速也逐渐加快。我采访过很多政要人物，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只要说到自己内心追求的事业，就会放松戒备，滔滔不绝地表达观点。而在自如交流的基础上，我又可以按照之前设定的采访提纲，将话题引向我所关注的严肃话题。其中，他对于美国未来几年经济走势的预测在今天看来可谓一语中的。

当时我问他，对美国第三季度（2003年）7.2％的经济增长率有何评价，是否认为这种增长可持续。他很明确地回答：“不能。”随后他解释道，在未来两三年内，他相信美国还是会有相当不错的经济增长率，因为美国私营经济基本上比较健康，政府及时解决了电信行业过度发展的问题，并且通过国防及国土安全方面的开支，以及减税带来的巨大赤字消费来刺激经济。短期来看，这对经济增长是有利的。但长期来看赤字过于庞大了。

“在四五年间，美国经济增长又将放缓。我们会有利率风险，我们会遇到可怕的问题，因为我们又回到赤字消费的老路上来了。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错误，我希望美国人民能够尽早放弃这种发展经济的道路，以免重蹈20世纪80年代末的覆辙。”

2009年，当克林顿之后的下下任总统奥巴马上台时，令他焦头烂额的第一要务就是国内经济的严重衰退。看起来，事实与克林顿6年前预言的“可怕的问题”相当吻合。

和奥巴马一样，克林顿出身贫寒，成长在非常朴素的环境中。在他出生的阿肯色州，从来没有人成为美国总统。他的人生充满传奇，由一系列“不可能的机会”造就而成。采访结束时，我再次将话题转向私人领域，希望由此培养一个良好的关系。

“您今年只有57岁，打算如何有意义地度过余生呢？”

在这里我和他做了个文字游戏。通常人们说57岁，会说“57 years old”，而我用的是“57 years young”。这小小的恭维似乎令他颇为高兴，谈兴大增。

他给自己布置的第一项任务是完成回忆录My Life，然后是完成总统图书馆和博物馆的建设。接下来他便会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和资源，致力于解决世界普遍面临的问题。这些问题多年如一日地盘桓在他脑中：为贫困人口和地区带去经济发展的机会，给没有机会念书的孩子创造受教育的条件；抗击爱滋病，与医药公司达成协议，尽可能降低发展中国家爱滋病药品的价格；解决那些困扰世界并导致恐怖主义的宗教和种族冲突……

“我有一个精彩的，不同寻常的人生。任何一个和我一样幸运的人，在卸任总统之后，如果也和我一样健康，都应该用余生去帮助别人，回馈社会。”

最近一次见到克林顿是在2010年的一场私人聚会上。我告诉他我看到一张照片，是他在中国某商厦门前的广场上做讲演，背后安插了各种广告。已过耳顺之年的克林顿显然很在意自己的公众形象，但也只有表示无奈，所谓“商务之旅”却被临时安插协议之外的内容，在中国是常有的事。有时候甚至要站在那儿像道具一样分别和一百多人合影，作为公众人物，也着实不好发飙。

克林顿中国“商务之旅”照片，时常在某些杂志上以貌似软文广告的形式被使用。美国总统再聪明，也聪明不过中国商人。

克林顿是一个智商极高的人，熟悉他的人说他可以一心多用，同时处理几件颇为复杂的事情。他在十年前的观点和预测，到了十年后的今天，很多都被现实印证，颇有远见和深意。但是，也有一些不喜欢他的人，给予他的评价就不那么正面了。

Bob Schieffer的大作《那些电视上我没法说的话》，其中有一篇文章，告诉你一个前所未知的克林顿。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Bob Schieffer是我非常欣赏的新闻界前辈，他是一名连续几十年报道白宫的资深记者，见证了几任美国总统的更迭。他在一本书中写过一篇关于克林顿的文章The Charmer（有魅力的人），这样形容他眼中的克林顿：

“他是我见过的最具魅力和说服力的人，幸运且有野心，他的野心甚至大到了无耻的地步。”

所谓幸运，指的是克林顿在位期间，美国经济状况很好。克林顿拥有高超的智商与高明的政治手段，但他没有尽其所能将美国带到更好的境地，而是栽在了一个女人身上。在Bob Schieffer笔下，克林顿是一个喜欢利用别人、玩弄女性、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小人，他更大的罪过在于诋毁了美国总统这个神圣的位置，令老百姓将“总统”和“性丑闻”联系在一起津津乐道。

同时听到有关一个人的两种声音，有助于我们建立批判性思维，全面客观地看待一个人，打破神化的光环。任何高端人物，也都是人而不是神。既然是人，就有两面甚至是多面。

日本，我们最不了解的邻居＜＜

一天，我去一家日餐厅吃饭，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这家餐厅居然没有窗户。

出来招呼客人的日本老板看到我，愣了一下，随即高兴地握住我的手，连称我是他的偶像。我以为他只是客气，没料到他却拿出一大堆报纸杂志，上面全是关于我的报道和照片。原来北京还有我的“日本粉丝”。

寒暄了一阵子，我想起进门时的那个有趣的发现，便问老板这是何种创意。这位中年日本男人无奈摇头苦笑：“不敢装窗户，怕被人砸。”

闻听此言，我的心情变得不太平静。老板的担心，听来像是杞人忧天，但又岂能说全无道理？

我们这一代青年人究竟该用什么样的心态来看日本这个国家，来看日本人？这是一个挺难回答的问题。特殊的成长经历让我们对日本有着比较复杂的心理。日本人的言行每年都会“严重伤害”中国人的感情，我父亲是南京人，至今拒绝到日本去，但在我们的童年，第一次看《小兵张嘎》《地道战》的时候，也许还在哼着《铁臂阿童木》的主题歌。模仿葛优他爸演的日本鬼子说话的时候，山口百惠和高仓健也正在塑造我们心中对男性女性最初的审美。学校包场去电影院看《南京大屠杀》的时候，自己还正收集着《圣斗士星矢》的贴画。第一次听到“靖国神社”这四个字的时候，《东京爱情故事》正陪我们度过最艰苦的一段学生生活……

今天，从电视机到汽车，从物质到文化，来自日本的点点滴滴，渗透进我们的生活。但打开邮箱和微博，却常有抵制日货的号召，开车时还能看到前车的屁股上赫然写着：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

后来，我和这位老板成了朋友。他建议我亲自去日本走一走，看一看，还介绍我认识了日本公使，自告奋勇帮我办理签证。“你会看到一个完全不同于想象的日本。”

在此之前，我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对日本的印象不好。而且除了历史原因，大部分引起反感的理由都是道听途说。我没去过日本，没有日本朋友，采访对象里也没几个日本政要或企业领袖。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为了了解日本——这个离我们最近、情感上也最隔阂的邻居，我踏上了去往日本的旅途。

第一次去日本，本着职业习惯，我先到国会待了半天，见到了日本历史上第一对夫妻众议员。我和他们认识，曾在北京请他们吃过烤鸭，一同相谈甚欢。那次北京之行也改变了他们对中国青年的印象。他们怀着些许歉意告诉我：“过去，我们认为每一个中国人都是民族主义者。”我笑着说：“没什么，我们也曾经以为每一个日本人都是军国主义者。”

日本大臣与谢野馨的办公室里，用的还是老式的显像管电视。

日本议员的办公室都很小，用纳税人的钱，不好意思铺张。很多议员雇用自己的姐姐或弟弟做秘书，这样可以少付些薪金，节省经费。国会面向民众开放，百姓反映民情，只要提前约好，到时便可推门进来。

在这里，我第一次了解到这样一个事实：几乎每一位日本首相在就任之后，都会拿毛笔写下几个汉字，甚至是几句中文，来概括自己的执政理念和政治思想。他们的书法功力也颇为了得。

田中角荣写的是：微风和暖。

中曾根康弘：蚯蚓断鸣千丈之井，回头仰天白云悠然。

竹下登：德必有邻。

宫泽喜一：水宽鱼大。

桥本龙太郎：百福。

森喜朗：春风接人。

小泉纯一郎：壮而学，老不衰；老而学，死不朽。

安倍晋三：不动心。

福田康夫：信义。

麻生太郎：风雪育大树。

他们写下的每一个汉字都如此耐人寻味。

这是日本众议员海江田万里送给我的书法作品，在日本人中，他的字还算写得相当不错。

每次去日本，都是早上8:30搭乘国航班机到东京羽田机场，坐出租车20分钟到银座。在银座的丸之内大厦，有一家“寿喜锅”（Sikiyaki），每回都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为我们服务，我们已经成了熟人。日本菜分很多流派，寿司（Sushi）、铁板烧（Teppanyaki）、寿喜锅（Sikiyaki）、天妇罗（Tempura）、火锅（Shapu Shapu）、鳗鱼饭（Eel Rice），我都很喜欢吃。

我也喜欢日本的吉野家。上大学时，妈妈来北京看我，带我在新街口的吉野家吃上一份大碗牛肉饭，对我而言是最好的改善，外交学院的食堂实在不敢恭维。有一次在日本吉野家，我对一个小伙子称赞他家的饭味道很不错，还让朋友帮我翻译，没想到那小伙子直接用东北话跟我说：“哥，再整一碗呗！”原来，日本餐厅里有很多中国留学生在勤工俭学。

日本人很怕给别人添麻烦。在地铁等公共场所，几乎没人高声谈笑，接电话也都低声细语，好像在开会似的。他们在地铁里戴口罩，通常是因为自己感冒了，怕传染给别人，而不是怕别人把病毒传给自己。他们如果生病在家休假，回公司时会给同事送上小礼物，感谢他们为自己代班。

日本皇家车队从皇宫出来，跟平民百姓一样在街上等红绿灯，甚至还排在出租车后面，没有交通管制。日本首相出行往往也要等红绿灯，首相秘书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帮首相计算堵车时间。

日本人喜欢奢侈品。银座有一家卖Birkin包的二手店，那里的陪酒女过生日的时候，可以同时向三个客人提出请求：“请送我一个Birkin包。”然后卖掉其中两个，留下一个，告诉他们每一个人：“这是你送我的包，我非常喜欢。”在那里你会感觉Birkin包在日本并不是很好的品牌形象。

日本也有很多优质的非奢侈品。比如在中国流行的“优衣库”和我自己很喜欢的United Arrows，价格适中，普通白领都可以消费，品质也很好。

日本警察跟中国警察差别很大。日本警察普遍是服务型人才，为你排忧解难；中国警察大多是训话型人才，摇下车窗就骂。

我从没见过日本富人炫富，他们认为那是一种耻辱。日本也没有“我爸是李刚”，如果有，无须舆论指责，当事人自己就要出来谢罪。

日本人很谦逊。稻盛和夫作为“经营四圣”之一，也是唯一健在的一位，因日航面临破产而临危受命，以78岁高龄出任日航CEO。接受我专访那天，他是自己拎着包走过来的。很难想象这位平和慈祥的老人是日本最后的商业泰斗。

日本人示威游行也显得彬彬有礼，手里拿着一个分贝仪，即使喊口号也得注意声响不超过80分贝，否则警察就会来干涉。

日本频繁更换首相，但国家政治经济基本保持稳定。

中国的很多流行事物都是从日本学来的。日本起源，港台传播，大陆模仿。

遭遇大地震的日本人在灾难中表现得坚强而有序。这是文化传统使然，也是法制社会的结果。

日本已经进入严重的老龄化时期。餐厅女服务员平均年龄60岁，出租车司机平均年龄70岁。所以今天的日本其实是一个低紧张度社会（Low Tension Society），对中国并不构成威胁。

日本是一个离我们最近，但却最不了解的国家。大多数青年人对欧美的了解远胜于对日本的关注。当然，日本不是一个容易了解的国家，日本人也的确存在着两面性。但从一个第三者的角度来看，日本并不比中国更难了解。问题不在于可不可以了解，而是愿不愿意了解。本尼迪克特著的《菊与刀》，赖孝尔写的《日本人》，都是非常精辟的著作。

我经常用“盲人摸象”来形容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的误读，大家往往摸到哪里，就认为哪里是全部，都没有看到相对完整的大画面。甚至一些在中国长期生活的美国朋友和在美国定居的中国朋友，由于生活的圈子相对固定，对一个国家也没有多角度的立体的理解，而是偏执于个人的经验体会。

中日之间更是如此。我经常听到有些在日本生活过的中国人，痛斥日本人的种种不是，听完之后，往往会激起我的一些反日的情绪。事后想想，这些人如果一直在国内，或许对本国同胞的抱怨也少不了。何况我还认识一些在日本经商的华人，把日本人欺负到了连我都看不下去的程度（我由衷地认为今天的日本人比中国人简单得多，甚至有点儿傻乎乎的）。

历史上，许多国家之间的冲突和战争，最初都起源于相互的不信任，由于相互不信任，产生对对方行为的误判，以及过分敏感的反应。这种不信任和误判会制造出相互敌视的氛围，继而相互激发，最终使误判产生的预言变成现实。今天的文明人类，应该能够避免不信任和误判酿成的悲剧。为了让中国的和平发展成为可能，我们要努力消除这种不信任，防止误判的发生。

我看过一部Discovery的纪录片《铁木真》，其中讲到成吉思汗部队800年前攻占金中都（今北京）并屠城的历史，惨烈至极。成吉思汗对他的部队下达命令：“凡攻城邑，敌以矢石相加者，即为拒命，既可，必杀之。”超过100万人在这场长达一个月的屠杀中殒命。一名英国传教士说，屠城几个月后，北京的石板路上，还因为浸透了死人的脂肪，走起路来打滑。

假如我的朋友韩红看到这部纪录片，也许会怒发冲冠拍案而起，称“中国人与蒙古永世为敌”。但事实上，今天很少有人翻出这段历史，把蒙古拿来说事儿，甚至也很少有人知道这段历史。

这和我们的宣传有关系。我们不会每年都拍一部电影或搞一场活动来纪念蒙古屠城史（当年在金中都居住的也不都是汉人）。历史上汉族曾多次被外族入侵，但今天我们都是兄弟，五十六个民族一家亲。我倒觉得这才是对待历史的正确态度。就好像法国和德国不能总为二战时期那点儿事过不去，该开放边界就开放边界，该统一货币就统一货币。

中日之间也要朝着“既往不咎”的方向去努力。一分为二，为三，为四，立体的，多元的，理性的，自信的看日本，看美国，看世界。这才是国人应有的胸怀和眼界。

在日本，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他们最早提出“明治维新”“脱亚入欧”，今天早已在心理上将自己划入西方行列。而他们的传统文化又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和传承。我们今天也在忙于接纳“西方现代文明”，丢掉了很多老祖宗留下的遗产，这些失传的文化瑰宝居然能在日本找到传承下来的样本。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的鼎盛时期，但是漫步在今天的西安街头，已然难觅当年“长安”的踪影。想看看长安大概是个什么样子吗？去日本的京都吧。京都就是一个按照长安的结构、建筑和规划建设起来的城市，至今保存完好。

我曾经看过这样一则报道。日本也有李白的《静夜思》，但与我们从小背诵的版本略有不同：“床前看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山月，低头思故乡。”有关学者认为，在中国广为流传的版本：“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是明朝以后为普及诗词而改写的，日本的版本才是这首诗的原初样貌。

19世纪以前，中国丰富的历史文化一直是日本学习的对象。尽管明治维新后，日本走上“脱亚入欧”道路，“汉文”课程和中国典籍仍是中小学生的必修。

今天的日语，将很多从中国学来的汉字及成语进行了发扬和创新。比如我们说“宁为鸡口，无为牛后”，他们简称为“鸡口牛后”，我们说“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他们简称为“瓜田李下”。包含数字的成语也有很多，诸如“朝三暮四”“四分五裂”。

我曾经在博客里出过一道题：以下中文词语中，哪一个是来自日语的外来语？

服务、组织、纪律、政治、革命、民主、党、方针、政策、申请、解决、理论、哲学、原则、经济、科学、商业、干部、后勤、健康、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封建、共和、美学、美术、抽象、逻辑、证券、总理、储蓄、创作、刺激、代表、动力、对照、发明、法人、概念、规则、反对、会谈、机关、细胞、系统、印象、原则、参观、劳动、目的、卫生、综合、克服、马铃薯

答案令人大跌眼镜：统统都是。

并且来自日语的中文还远远不止这些，它们都是日本人的创造。“经济”在古汉语里的意思是“经世济民”，和现代汉语的“经济”没有任何关系，这是日语对英文Economy的翻译。“社会”在古汉语中指“集会结社”，日本人拿它来翻译英文Society。“劳动”在中国的古义是“劳驾”，日语拿它来译英语的Labor。“知识”在古汉语里指的是“相知相识的人”，日语拿它来译英语的Knowledge。而我们又统统把它们变成了中文。

日本人出席盛大仪式时，男士通常身着燕尾服，女士则是清一色的和服，传统与现代完美结合。有意思的是，就连日本民族的象征符号之一——和服，也可能来自中国。日本人也将“和服”叫做“吴服”。《日本书纪》记载过吴国应日本天皇要求，向日本派出四名纺织缝纫技术专家的故事。而中国战国时期和汉朝的服装都是宽衣博带，的确与日本和服相似。

尊重并熟悉历史的人会告诉我们：中国的确当过一次日本的老师，而日本却曾两次走在我们的前面。古代社会，隋唐开始中日有来往，中国比日本更早进入文明社会，遣唐使们来到中国虚心求教。

然而，在近代，日本明治维新后，迅速强大。甲午战争，日本不但战胜了中国，之后更是摆脱了西方的控制，远远地走在了中国前面。

日本众议员山本拓是我的朋友，我们从彼此身上了解到更为真实的中国和日本。

迅速崛起的日本给当时的整个东方世界带来了希望，成为亚洲国家摆脱西方控制，独立崛起的样板。当时交通不便，中国人向西方直接学习难上加难，向日本学习成为唯一选择。李大钊、陈独秀、孙中山、鲁迅，这些当年的政治和知识精英，后来对共和国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启蒙人士，纷纷东渡日本学习探索中国自强的道路，有的甚至把日本作为自己的基地。鲁迅先生临终前一日的绝笔也是用日文写就的，大意是拜托好友内山完造帮自己请医生诊病。

当然，二战期间，日本对中国犯下了滔天罪行，这是中华民族永远不会忘记的，也是日本必须永远铭记在心的。我们决不允许任何人篡改这段历史，颠倒是非黑白。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二战之后，日本在一片废墟上又一次崛起，从零到一万。七八十年代，中国迎来改革开放的春天，日本又一次成为我们市场经济的老师。从赔款到投资，中日的贸易也成就了中国今天的繁荣。我们那时候虽然还小，但也应该依稀记得：中日关系当时是非常的好，可以称作是蜜月期。只是进入九十年代，日本一些政客的可耻行径才让我们似乎远离了日本。

最近，名古屋市市长的言论再次“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但我想说，我们千万不要因此而破坏对日本人民的感情。人民、政府、政客，这是三码事儿，互不相等。

从中日建交开始，日本的首脑，有过一次次的道歉和谢罪。只是到了小泉这几代领导人才出现了伤害中国人情感的劣迹。我们不能为了几个胸怀叵测的日本政治野心家，几股落后可悲的日本政治势力，而忘记中日友好的千秋大计，忘记了从周恩来和田中角荣开始的，几代中日领导人苦心经营的中日友谊。

中日那段痛苦的历史，也只是中日交流两千年里的一段阴影，不是全部。未来，更长。

我们不能只念叨着中文是日语的祖宗，恨不得连日本人都是当年秦始皇那找不到长生不老药的三千童男童女的后代，而忘记甚至根本不知道日本对中国的贡献。承认别人的长处，并不意味着妄自菲薄，相反，这是自信的表现。

我们从学校走向社会，在工作中，父母师长常会教育我们：看一个人要多看他的优点。对一个人尚且要多看优点，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更应如此，不能以偏概全。

几年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在北京签名售书，竟然还有人打着反日的旗号抗议。这是中国人的尴尬，这样的做法，毁的是中国人自己的形象。

邓小平说过一句话，意义深远：“我们这一代解决不了的问题，就留给下一代解决，下一代毕竟比我们聪明。”

但愿我们这“聪明的一代”，声讨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的可耻行径之后，并不会忘记回家听小泽征尔的音乐；痛斥完东京市长石原慎太郎的反华言论之后，也还会翻翻村上春树的小说。

阴谋来了！＜＜

一切都是阴谋？

一个可怕的事实是：今天我们往往喜欢用阴谋论（Conspiracy Theory）来解释周围的现象。从股市到楼市，从贸易到金融，从油价到金价，在某些人眼里，都充满阴谋。以至于公司到国家的战略都成了阴谋。

阴谋有两个前提：一是在行动实施前较长时间，就制定了明确的目标；二是通过对信息进行处理加工，并有效地控制信息的发布，从而在他人无意识的情况下操纵其行为。

如果人们在试图解释某种不利于自己的现象时，不是进行多角度的、客观的分析和思考，而是简单地归结为是他人对这件事实施了阴谋并得逞了，“不是我们无能，而是敌人太狡猾”这样的说法就可以理解为是阴谋论。

“9·11”事件发生以后，我的一个阿拉伯朋友就断言道：“这事儿肯定不是阿拉伯人干的。阿拉伯人通常都弄人肉炸弹，喊一声真主，自己也同归于尽。劫持飞机炸楼这么精细的计划，我们干不出来。依我说，这肯定是犹太人干的，嫁祸于阿拉伯人。”这就是典型的阴谋论。

理性的说法难以在大众中获得认可，难以流行起来，而通俗的市井说法却最有人缘。简单来看，阴谋论总可以按照艺术化的构思不断完善。阴谋通常都是秘密的，缺乏直接事实证据的，停留在推理范畴之内，也因此，总是可以不断添枝加叶，不断通过小说的创作方式进行加工。大家相信阴谋论，如同是对他人隐私的好奇，对花边新闻的兴趣一样，容易上瘾，无法自拔。

在对全球金融危机的评论中，最过瘾最解气的也是阴谋论。至于这个解释是否完全合理，我们可以先思考几个问题。华尔街在5年前、10年前、50年前，是否就设想好了要算计某个国家？是否事先就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要将谁整垮？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每一个步骤和环节是否也都有周密的计划、全面的部署以及严格的实施过程？如果没有事实和证据对如上问题给出明确的肯定，就不能简单而幼稚地把金融危机的成因归结为一系列的阴谋。

以我对美国的了解和研究，美国人的初衷并不总是搞阴谋，纯粹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去牺牲整个世界的利益，把别的国家搞垮。今天的世界，游戏规则已经改变，各国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金融危机的导火索，我在《莫让金融误国》一文中已有详尽解释，在此不再赘述。

好莱坞电影，别太当真

用阴谋论来解释一个不太容易理解的问题，其实是一种偷懒的办法。将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信用危机、货币政策都讲明白是非常麻烦的。而只要像编故事一样说：有人算计我们，事先密谋已久，这次的危机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行为。帝国主义列强藏在阴暗的角落中，亡我之心不死……所有复杂现象都不用再追究本质原因，不外乎有人陷害我们嘛。

有些时候，我自己也会不自觉地落入“阴谋论”的陷阱。记得小时候的课本里说，资产阶级财团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将科技发展束之高阁，一次遇到波音公司总裁，我对他说：“早在20世纪70年代，你们就开始制造波音747，这个型号的飞机已经飞了30多年。同样在这30年里，汽车、手机、电脑等设备的技术都在飞速发展。波音公司是否和空中客车串通一气，为了省钱，都不去研发新技术？反正消费者拿你们没办法。”但事实上，情况不像我说的这么简单，其中有很多实际原因，导致今天的飞机制造无法轻易更新换代。比如协和超音速飞机，从投入运营到退役停产，始终没有从技术上克服噪音大、耗油多、成本高的问题。波音飞机虽然外观无甚变化，燃油经济性、飞行里程、安全系数等各方面其实还是有很大的提升。

我与佩里夫妇。

我还曾经与克林顿执政时的国防部长佩里（Bill Perry）聊天，好奇地问他：“电影里的美国国防部长每天坐着专机到处飞，随时布置各种惊心动魄枪林弹雨的反恐任务，果真如此吗？”他笑着说：“你只说对了一点，那就是我的确有一架随时等候我的专机。我平时做的多是烦琐的案头工作，制定预算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了。”

或许是因为我们的历史上有过太多“阴谋”和“权术”，抑或是因为我们曾经受到侵略和欺侮，相信“防人之心不可无”。面对突发事件，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阴谋来了！”

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有一门课叫《大战略》（Grand Strategy），讲的是以军事战略为主的国家总体战略。我们不能把“战略”和“阴谋”混为一谈，战略实际上是一种“阳谋”。据我对西方世界的观察，他们更多的事情是摆在桌面上的。

其实有时候，糟糕的事情就是这样发生了，没有太多理由和故事，甚至可能是混沌理论蝴蝶效应在作用。伟大的物理学家帕斯卡也曾说过：“埃及艳后的鼻子如果短一点儿，整个世界的面貌都可能为之改变。”（Cleopatra's nose, had it been shorter, the whole face of the world would have been changed.）意思是假如当年埃及艳后如果没有那“增一分则太长，短一分则太短”的美丽鼻子，恺撒也不会为她丢了江山，恺撒不死，罗马帝国的历史就会改写，世界历史也自然会是两样。

别人怎样看你，取决于你怎样看他

每当我听到阴谋论的说法，就会想到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所写的：“这说的正是阁下的事情。”一个处处以“阴谋”揣测或诠释别人的人，通常也习惯用同样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更糟糕的是，还可能招致别人以同样方式的回敬。

2009年3月31日，我飞赴伦敦采访G20峰会，飞机上邻座的客人在翻看一本英文财经期刊。我看到封面标题是“How China sees the world”（中国怎样看世界），便毫不客气地借了过来。

封面上的漫画很有意思：中国北京的长安街上车水马龙，两侧高楼鳞次栉比，这部分占据画面的70％。前方是一片太平洋的海水，不过在图上看起来更像一条小河，“小河”中央有座小岛，插着五星红旗，写着“Taiwan”，对岸一片广袤的大地上伫立着自由女神像，代表美国。更远处，大西洋之外的欧洲大陆和非洲大陆小得可以忽略不计。

翻开第一页，一个副标题与主标题正好呼应，“and How the world sees China”（以及世界如何看中国）。书非借不能读，我着急还给人家，看得飞快。

文章中提到，西方世界眼中的中国正在崛起，“翅膀硬了”，肌肉变得发达。但要真正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还面临诸多挑战。

这本杂志还提到了当年的一本“畅销书”——《中国不高兴》，将其作为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甚嚣尘上的证据。看到这本书，西方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会说：“中国果然很可怕！一旦强大，就会给世界带来威胁。”所以会有“爱国贼”这个说法：一些人由于信息不对称，对外部世界缺乏了解，通过主观臆想得出偏激的结论，不知不觉就损害了中国的形象和利益；或者干脆就是打着爱国旗号为自己出名牟利，国家真有危难时，我看他们未必跑得比别人慢。

从伦敦回来，很巧，我在希思罗机场廊桥两侧看到一则汇丰银行的广告，完美地回答了那期杂志提出的问题。“How the world sees you depends on how you see the world.”（世界怎样看你，取决于你怎样看它。）

我以为，国与国的关系并不深奥复杂，和人与人的关系极其近似，甚至像幼儿园的小朋友一样简单。你给我一颗糖，我也给你一颗糖。你打我一巴掌，我就绊你一脚。

远离毒品，远离阴谋论！

比路易·威登更奢侈的＜＜

2008年奥运会结束后，我想到一个细节：鸟巢主火炬连续多日燃烧，每天都会排放几十吨二氧化碳。如果我们制造一个无碳主火炬，或设计一个特殊机关，能将产生的二氧化碳立刻回收，这会对全世界传递一个非常有力的环保理念。可惜那时想到，已是“事后诸葛亮”。于是我通过一个英国朋友——WPP集团董事长马丁·索罗爵士——向英国奥组委转告我的建议，希望伦敦奥运会能研制出这样一个环保火炬。我开玩笑说：“如果你们真的设计出这样一个火炬，要付给我专利费。我会拿这些钱去买更多的碳排量。”

今天，路易·威登的皮包哪里都能买到，而在很多城市，无论你有多少钱，也无法买到纯净的空气和湛蓝的天空。

曾有一部前美国副总统戈尔出演的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感动过世界，但或许还感动得不够深，不够广。作为一名资深环保主义者，戈尔先生展示了大量全球变暖将给人类带来的巨大危害。不是千百年后，而是就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我们可能因缺水而渴死，因全球变暖而热死，因海平面上升而失去家园。

在西方发达国家，环保正在成为人们最基本的道德，像我们中国人讲的“孝敬父母”一样无须辩论。而翻开中国任何一本时尚杂志，都还在教你如何消费所拥有的财富：打高尔夫、抽雪茄、品红酒、开豪车。豪车动辄8个甚至12个汽缸同时燃烧，消耗能源，污染大气。有数据表明，中国正在为大排量汽车提供全世界最大的市场。最近有报道称，中国内地汽油的硫含量远远高于欧洲标准。

在云南干旱山区，取一趟水要走上5公里。很多人以为我骑的是驴，其实是骡子，熟悉农村生活的人都知道，只有骡子最能负重。也有人说我这是在恶搞“LV”牌，其实我真没这意思。在那里，对自然资源的奢侈格外有感触，至于那些属于城市的“奢侈品”，变得遥远且虚无。

在西方，一些人遭遇人生绝境，就坐进汽车，把车打着，用一根皮管子把尾气接进车里，关上车门，空气内循环，用不了多久就一命呜呼。这是一种常见的结束生命的方式，可见汽车尾气的危害之大。

我在耶鲁的项目负责人丹尼尔·艾斯缇（Daniel C. Esty）教授那时正在写一本书，叫做《从绿到金》（Green to Gold）。写作过程中他一直在和我谈，传统观念认为，一个企业如果过多考虑到环保因素，会提升成本，影响利润，但是最新的调查显示，尽早开展环保项目研究的企业反而容易增加利润。比如那些最早研制开发环保型汽车的企业，今天已经占到了市场的先机。这证明“环保”不再是一个类似“科幻”的遥远主题，而是与此刻地球上的每一个人息息相关。

陆克文也曾经和我谈到，一个国家注重环保，从长远来看，只会促进GDP的增长。如果在环保的问题上“节省成本”，后期将付出非常高昂的代价。比如空气污染会导致劳动人口的健康受损，而健康问题可能会引发医疗、保险等一系列问题。

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在北京奥运会倒计时400天之际发起过一个倡议，呼吁运动员们通过购买碳减排量，来抵消自己乘飞机往返北京所排放的人均高达4吨的二氧化碳。要知道，这几乎相当于一辆普通轿车两年的碳排放量。每年长途飞行产生的二氧化碳占世界碳排放总量的3.5％，WWF希望通过此举带动更多的人，有意识地减少长途旅行造成的环境成本。遗憾的是，因为当时“低碳”概念远不如今日深入人心，没有一个运动员对此做出响应。

距北京奥运会还有一周年的时候，我以普通中国公民的身份，献给绿色奥运一份礼物：我在WWF推荐的网站上，花三百多块钱，购买了自己开车一年共计2.39吨的碳减排量。这笔费用可供全球的环保组织和机构用来处理环境污染、开发新型清洁能源，以抵消这些碳排放对地球的损害。后来，我又陆续购买了自己乘飞机和使用空调产生的碳减排量。在中国，以个人名义购买碳减排量的，我是第一个。我相信有一天，购买碳排量不再是一件可做可不做的新鲜事，而是一出生就必须接受的基本生存法则。

当然，仅仅购买碳减排量还不够，这有些像是在为自己赎罪，我们更应该从源头做起。大到汽车、冰箱、空调、电视，小到电脑、打印机、传真机、充电器，甚至乘电梯、洗热水澡、喝瓶装饮料……碳排放存在于每一个生活细节中。我给自己提出两个要求：第一，尽量少开车，坐地铁上下班；第二，购买能耗低的产品，在高性价比的基础上，把环保作为最重要的选择依据。如果每人每年减少10吨碳排放量，全中国可以减少多少吨？这是一道很简单的数学题。

一些企业已经在节能减排方面做出了先于同行的表率。比如王雪红为集团旗下的威盛处理器产品购买了碳排量，他们的产品比同类处理器节能88％。广汽丰田每卖出一辆凯美瑞油电混合动力车，就会种下五棵树来抵消其碳排放。

“减少碳排量”在发达国家已经成为道德问题和生存问题，开小排量汽车、用环保型产品是最时尚的生活方式。对于今天的我们，它还只是一个“环保问题”。我结识过一位亿万富翁格兰·格林伯格（Glenn Greenberg），他给我所在的项目捐赠了几百万美金，并对我说：“真正的rich life，不在于拥有多少财富，生活多么奢华，而在于你对社会做出了怎样的积极影响。”很多西方的有钱人都在致力于公益和环保事业，他们相信在这个时代，新鲜空气才是最大的奢侈品。

中国不是西方垃圾的收容所＜＜

我们把老外惯坏了

假如生活在上世纪30年代，我将被打上“亲美”“亲日”的标记简直毋庸置疑。对这一点，我暂且不加解释。现在我想说的是，在很多时候，我们把外国人惯坏了。

周总理说：“外事无小事。”今天的很多时候，这五个字被演绎成了对外国人的无原则纵容。上大学，普通学生六个人一间宿舍，留学生住的却是两人一套的标准间。中国酒店比外国的豪华，还有24小时免费送餐服务。可是在达沃斯，食宿条件再差也没人抱怨，到了博鳌论坛，却常听到怨声载道。我们并非真的做得那么不好，而是他们习惯了我们的热情，我们的笑脸，我们的仰视，稍有怠慢就很不适应。

几年前，我在北京郊区的滑雪场陪几个朋友练滑雪，在初级道上看到雪场工作人员和一个带着孩子的西方人发生了争执。起因是他让孩子在初级道上“滑滑梯”，这很危险，因为初学者技术不过关，容易对孩子造成意外伤害。几位工作人员好心相劝，这个白皮肤的父亲竟用蹩脚的中文大喊大叫，言辞粗鲁，还继续带着孩子往上爬。

我们在一旁看不下去，决定要管管“闲事”，连雪也不滑了，专门站在雪道终点等这对父子下来。

在滑雪场管闲事，用英语教训不守规矩的外国人。

他们过来了，我走到他们身边，说了声“你好”。

他也对我说：“你好。”

我试着用中文和他交流，发现他水平太差，就问他是否会说英文，他说是。但是没聊几句，就发现他的英文也比我们差得多，估计是西北欧某个国家的。

我用礼貌的英文告诉他，请遵守雪场的规定，这也是为他的孩子安全考虑。他一听我说的是这件事，又嚷嚷起来：“我不知道什么规定，我是付了钱的！”我又对他说：“雪场的工作人员可以带您去看告示牌。”这时他竟然大放厥词，喊道：“中国的规定？我就是来帮你们中国人搞开发，制定规则的，你们懂什么？”

旁边一位拍照的游客无意中将我们争吵的场面拍了下来，这个没教养的父亲吆喝着要冲过去看照片，还威胁说如果不让看就动手把相机砸了。真没想到，他当着孩子的面也可以这样嚣张无礼。

我真的怒了，毫不客气地把他挡了回去，开始用最严肃的语言教训这个侮辱中国人的西方人。告诉他：我们绝不允许他用这样粗鲁的方式来对待中国人。这时，雪场的工作人员也围了上来，我们一起配合，把他轰出了初级道练习区。

就这样，他还回头骂骂咧咧的没完没了。我怒不可遏，指着他狠狠地大声用英语说道：“我会动用所有能量让你学会遵守中国的规则。一个不尊重中国的外国人也得不到中国人的尊重！”

后来，坐在缆车上，我们依然在四处张望，如果他敢再回来，我们会毫不犹豫从中级道杀回去。

最近一次在北京某酒店咖啡厅，明明是禁烟场所，却有一个老外在我们旁边抽雪茄，气味十分呛鼻。我走过去对他说：“对不起，法律规定，这里不能吸烟。”这个美国人是个横主儿，打量了我一眼，说：“Show me your badge.”（给我看你的警徽。）我说我不是警察。他反问：“不是警察，凭什么管我呢？”我告诉他我就是这里的一个普通消费者，你吸烟影响了别人，你应该为你的行为感到羞耻。一番争执不下，我找来酒店保安和经理，才解决此事。好笑的是，不久以后我在一场活动中认识了一位老大姐，那位蛮不讲理的美国人竟是她家先生。

长期居住在中国的西方人，当然有很多是优秀的，尊重而且热爱中国的朋友。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是他们本国的垃圾和losers。没工作，找不到对象，才到中国来凭一张洋脸混口饭吃，找找感觉。对他们的学历、品性、受教育程度，国人通常很难判断，对他们过于友好，把他们惯得越发无法无天，习惯了在中国享受特殊待遇。有时候，我们对外国人，特别是西方人，的确太客气了。

被中国同胞赶出美国使馆

因为工作关系，我常和西方人打交道，深知滑雪场发生的一幕绝非“偶然”。无论我们身在何处，会不会英语，英语说得好还是不好，对这种不尊重中国的外国人，都决不能姑息手软，更不能不分青红皂白，一见外国人就启动“外事程序”。然而让人失望的是，几年前，我在美国大使馆还被自己的同胞结结实实恶心了一把。

那次我因公务赴美，去办签证。签证处大厅里人头攒动，几位身着美国大使馆保安制服的中国年轻人在里面来回走动。办完签证，我拿着护照准备离开，看到其中一个保安正冲着一对老人厉声讲话，或者可说“训斥”，因为他们“说话声音太大”。看老人的穿着打扮，像是来自偏远地区，要去美国看望孩子。说话声音大，的确不妥，保安应该维持秩序，但他的态度未免太恶劣。

我走过去提醒他：“请注意尊重老人。”没想到这个保安勃然大怒，觉得我挑战了他美利坚合众国大使馆保安的赫赫权威，冲过来用他并不被赋予的权利把护照从我手中拿走，然后强行要把我轰出去。

他说：“你给我出去，这里是美国领土！”

我告诉他：“我知道这里被理解成是美国领土，但你没有这个权利。美国使馆的规则我非常清楚，美国大使我也认识。”

但他依然咆哮，威胁我说：“如果你不出去，我就不让其他的中国人进来办签证。”

我们在门口僵持着。因为我的缘故，中国人都被拦在门外。为了不影响他们，我选择暂时让步，走了出去。但我对那一群中国保安说：“我在门口等你们解决问题，否则一切后果由你们承担。你们真不应该这样，你们是中国人吗？”

让我哭笑不得的是，其中一个北京本地招来的年轻保安竟然狐假虎威大言不惭道：“我们都是美国公民，你赶快给我们从美国领土上出去！”

是年少无知，还是别的什么？听到这样的话在这样的时刻从自己同胞的嘴里说出来，心痛。

我在门口站了许久，这群保安的领班才走出来，也许感觉到我不是那么好欺负吧。他开始跟我诚恳地谈条件，给我两个选择：要么走正常投诉程序——路漫漫其修远兮，不知何时才能取回护照，我会因此无法按时赴美。要么，他替我取回护照，叫出那个保安，说两句好话一笔勾销，我向他保证不通过其他渠道找他们算账。

我着急走，答应了他的条件，拿走了护照。

后来听说不少朋友在美国大使馆都有过类似的被自己的同胞们欺负的经历。始终觉得故事没有结束。只不过忙起来，也就渐渐淡忘了。

一晃几个月过去了，我在耶鲁校园里偶遇熟人——时任美国驻华大使雷德。他也毕业于耶鲁。这位历史上任期最长的美国大使依然和蔼可亲，我们海阔天空地聊了一阵子。我一边和他聊，一边在心里斟酌是否单方面撕毁和保安领班达成的口头协议。想到那些去办签证而遭到轻蔑的中国父母和学生，我到底还是将那件不愉快的事告诉了他，并真诚地说：“我们不希望这些不尊重自己和他人的中国人，破坏了我们对美国的印象。”雷德说：“是的，我们也不喜欢那样。”

又过了几个月，回到北京，雷德大使和夫人邀请我共进午餐。当我拿着请柬经过大使官邸安检时，一位中国保安走过来对我说：“上次和您过不去的那位保安已经被开了。”我看了看他，似曾相识，也许也是当时那一群保安中的一位，眼睛里有一丝歉意。

我笑了笑，点点头走进去。

再后来，又去美国大使馆签证处，看到了不少新面孔的保安，也听到他们用“您”来称呼办签证的人们，态度好了许多。我也依然会去排队办签证，依然在人群中敏锐地观察不合理现象，并时刻准备着……

请先说中文

值得反思的是，在上海，今天仍然延续着一种“前殖民地文化”。一次我和外国朋友在上海见面，问他住在哪里，他很自然地告诉我：“French Concession.”（法租界）我立刻半开玩笑地阻止他：“去你妈的法租界，说什么呢？”

上海和香港还有这样一些酒吧，似乎是专门为外国人准备的，如果中国人走进去，他们会觉得很惊奇。奥运会期间，北京的酒吧里也全是外国人，成了外国人的专场party。

过去，老师告诉我们，走在街上遇到外宾，要主动用英语问好：“Hello!”“How are you!”那时候老外来中国都是旅游，为了不给中国人丢脸，我们都苦练口语。现在时代已经变了，很多老外来中国都是为了找工作。我是这样做的，在北京遇见外国人，首先说的一定是中文——在自己的国家说自己的语言，天经地义。如果他表示中文水平不够，我们再用英语。

WTO体制讲求“国民待遇”原则，意即一国以对待本国国民之同样方式对待外国国民，外国人与本国人享有同等的待遇。这一方面意味着我们不能歧视外国人，我认为更重要的一点，是意味着我们也要调整心态，不能过于“高看”外国人而放低自己。

记者十年＜＜

做个媒体人

不久前遇到达沃斯选出的“全球科技先锋”——网秦公司CEO林宇，归纳出一个“林宇公式”：Value（N）＝Ability×（1＋∆）365N。意思是，如果你在一年当中，每天让自己某方面的知识能力增加一点，不怕少，只要坚持，就会形成巨大能量，生成巨大价值。正所谓大道至简，真理看上去往往都很朴素，当你将身边的案例一一代入对比，却发现结果概莫能外。

不说他人，且说自己，十年前与十年后，确有天壤之别。十年前那个初出茅庐的小记者，尽管英语水平不错，翻开一篇专业领域的英文报道，要想完全读懂其中含义并不容易。此后十年，读书行路阅人无数，对自己谋生吃饭的本行也算初初有了些体会。

我的大学时代在外交学院度过。如果现在让我选择，我更愿意选择一所真正的综合性大学（University）。但同时我也相信，人在某个关键点上作出的选择，会将命运引到完全不同的方向上。如果高考后我没有被外交学院提前录取，或许不会走上做媒体的道路。

加利在外交学院。

那是15年前，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应邀到外交学院做一场演讲。我问他：“如果联合国安理会将成立第6个常任理事国，您认为谁最有资格当选？”他的回答出人意料：“恐怕是CNN。”

CNN（Cable News Network），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当年这个世界的决策制定者们主要的信息来源之一，他们的反应速度和决策制定有相当一部分成分依赖于此。某日，假如一方地震，一方水灾，而CNN只报道前者，第二天来自世界各地的救灾物资都会涌至那一方，而水灾处无人过问。从这个角度上看，CNN对世界的影响力不逊于一个中等国家。

那天我受到很大触动，第一次动了做媒体这个念头。

1998年，我参加了“21世纪杯全国大学生英语演讲比赛”和之后的“伦敦国际演讲比赛”。大赛组委会将每个选手的演讲汇总，录成一盘磁带。中央电视台外语专题部的野露露老师和王晰老师听了以后，觉得“这小伙子还行”，于是我开始了在央视的实习。

外语专题部隶属于央视4套，是后来CCTV 9英语频道的前身。当时，英语新闻只是嵌在CCTV 4中的一个板块，杨福庆老师和党冰老师等共同主持，严肃正统，每人播报一段，播报结束后就用手一指对方：“Yang Fuqing has more.”“Dang Bing has more.”

老师们给我很大的自由发挥空间，工作时间没有硬性规定，更何况稿费在我这个穷学生看来，也相当可观，存上两个月就能买一部手机了。

我的任务是做独立编导，给CCTV 4《中国投资指南》做英语新闻专题。我斗志昂扬，十分高产，每月能完成两个专题，每个专题时长15～20分钟。这大概是当时中国唯一的一个英语财经栏目，每周播出一期。我学会了在短时间内以独特角度切入一个陌生领域，并完成命题。

1999年夏天我从外交学院毕业，正式加入了中央电视台。

签约之前还有个小插曲。我去台里的人事办公室面试，有位叫杨一龙的处长对我横挑鼻子竖挑眼，嫌我眼睛近视，牙齿不白。我当时也自视甚高，心想自己怎么说也是刚从国际赛场上载誉归来，凭什么受你的气。多亏野露露老师及时安慰我一番，我才打消了拍屁股走人的念头。有意思的是，后来杨一龙成了我在央视最好的朋友之一。

野露露老师说：“既然来了，怎么也得干上5年，才对得起我们费这番周折吧。”

我在英语频道一干就是8年，超额完成任务，直到2008年春天调到经济频道。

“第一代英语财经主播”

央视“经济频道”更名为“财经频道”时，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我是奋战其中的一员。郭振玺总监说：“我们都应该感到幸运，因为我们参与了一个频道的创建。”按照这个逻辑倒推，我第一次参与一个频道的创建应该是2000年，CCTV9英语频道正式成立。

加入央视的第一年，我被派到山东平阴县电视台学习锻炼，一边做记者，一边尝试做主持人。每次上镜前，都请女同事帮我打打粉底，抹抹口红，那个造型，今天想起来格外吓人，但当时不觉得。既然是下基层锻炼，少不了跑一跑田间地头。采访完当地农民，他们没什么东西可招待，就让我自己去地里挖点儿花生吃。带着泥土味儿的新鲜花生，在水里洗洗就剥开吃，挺香。县电视台条件有限，只有一支话筒，大家轮着用。出去采访还得抓点儿紧，否则回来迟了，晚上播新闻的主持人急得跳脚。

结束一年的基层学习回到央视，CCTV 9英语频道正式成立。

关于频道板块的设定，大家的共识是：财经新闻不可或缺。由此就有了《财经报道》这个节目。英文名字Financial Report是我起的，宣传片也是我做的。我成了“中国第一代英语财经主播”，定语挺多，组合在一起，还挺唬人的。

为了《财经报道》，我和同事们都付出了最多的热情和心血。第一次出镜前，李茂奇老师还翻箱倒柜，找出半瓶大宝SOD蜜给我，让我往脸上抹抹。那天的紧张和窘迫，至今记忆犹新。

那是我的第一块直播阵地。直播对主持人的应变能力是极大考验，初期一个“乱”字便可概括全部。突然间提词器黑了，灯光暗了，稿子找不着了，耳机听不见了，都是常有的事。甚至有一天在直播进行中，演播室里一个灯从屋顶上掉了下来，我一边面不改色地继续播报，一边庆幸掉下来的不是我头顶上这个。

一段时间以后，仅仅播报新闻似乎不过瘾了，于是我们又共同参与改版。我提议植入一个访谈板块，每天采访一个人，将节目改名为《财经中国》（Biz China）。这档节目以“新闻＋访谈”“事实＋观点”为主体架构，也成为我后来做节目的一贯脉络。

采访国际政商领袖的职业生涯，就是从Biz China开始的。节目在海外播出，让我比同龄人更容易出现在一些国际化的“人才探寻雷达”上，获得一些所谓的“荣誉”，原因不外乎此。也是从那时开始，我知道所谓“大人物”也是普通人，距离他们越近，越觉得名利不过是光环而已，人生幸福与否，重点不在于此。

2003年，经济频道节目改版，我开始在一个全新节目《全球资讯榜》中兼任主持人，身份是“借调”。刚一去，就有同事善意提醒我：“小芮，你用中文播新闻时，嘴皮子显得不太自然。”这的确是个需要克服的难题。英语和中文，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咬字吞音、声音位置都不一样，气息控制、重音处理和断句习惯也不尽相同。

很多观众知道芮成钢这个名字，就是从《全球资讯榜》（这个节目现在已经没有了）开始的。在这一年中，我的精力和体力透支都到达极限。每天两档直播节目，白天说中文，报道国际资讯，晚上说英文，传播中国声音，在两种状态中来回切换。这是我人生中一次重要的实践，而后至今，我将“向中国介绍世界，向世界说明中国”作为自己一生都要做的事，无论身在何方。

新闻没有“真相”

我对新闻的理解如果用一句古诗来概括，应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正因如此，当重大新闻事件发生时，各个媒体因为持有不同的态度、立场、关注对象，才呈现出风格迥异的报道内容。

2008年9月，雷曼兄弟濒临破产，山雨欲来，《经济半小时》和《经济信息联播》准备联手打造一个特别节目——《直击华尔街风暴》。我们的初衷是做一个负责任的电视财经媒体分内的事情，为人们提供更多的资讯、更多的角度。意外的是，这档节目创造了很高的收视率，仅次于《新闻联播》，为央视财经频道增加了40％的观众，给中国人做了一次关于金融和经济的知识普及。

对于我和我的同事，那是一段特别的日子。观众每天在荧屏中看到的是我，背后是同事的默默支持，他们每天很早就开始开策划会，24小时连轴转，很多人干脆住在台里。

我的付出远远不算最多，白天做一些专访，晚上做直播，但我却实实在在享受到了一些好处：第一，更多的人知道了我的名字，以后订机票或酒店，可以省却一些麻烦，以免被念成姓肉、姓丙或者姓内；第二，《直击华尔街风暴》102天的连续直播，对于我的专业素质，是一次强化提高。

节目每天直播135分钟以上，每一位工作人员都承担着很重的任务，不断接收和整理信息。在观众看来，似乎和录播没有太大区别，一切都早已安排好。其实就在我的正上方，导播室像厨房一样乱成一团。所有人都在焦急地大喊：“出来没有！”我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请他们把门关上。好在，我有过多年直播经验，还算懂得如何自我调节，处变不惊。

直播之“乱”，在于随时调整内容，比如20:45节目正式开播，但5分钟或10分钟以后播出的内容都还是未知数。镜头随时可能切到欧洲或美国，与央视驻欧洲记者站、美洲记者站、日本记者站实时连线。我们还独创了“华尔街观察员制度”。每一场直播都有惊险发生，技术问题也是在所难免。计划赶不上变化，这就是世界上所有新闻媒体的工作常态。

做完直播再看录播，我觉得，直播才是新闻的魅力所在。电视是一种团队的艺术，很多人努力工作，最后露脸的是我一个人，我其实心存感激。所以同事偶尔出现失误，落实到主持人身上，让我尴尬一下，我也不介意。这是工作的一部分，我自己也会念错，有时候不得不“蒙混过关”。

CCTV这四个字母的组合，在英文中更普遍的意思是“闭路电视监控系统”（Closed-Circuit Television）。但是在今天的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看到CCTV，会首先想到中国国家电视台这个品牌。

我曾经在CNN跟美国最著名的财经主播Lou Dobbs聊天，他告诉我他有400万观众，这是美国最高的收视率。我开玩笑说，对于我们的某些主持人，如果只有400万观众，他第二天可能就要下岗了。

庞大的受众群体，使央视经济频道在全球财经媒体中间，拥有独一无二的位置。而危机越是深重，中国扮演的角色就越是重要。纽约证交所每天都有坏消息，动辄“股价创历史新低”，但是他们的CEO还是来到中国，他对我说：“我们希望吸收更多的中国企业到美国上市，不要因此削减对美国资本市场的信心。”

在印尼和总统苏西洛做专访时，他说：“我每天都看CCTV的英语节目。”我以为自己听错了，纠正道：“是每周吧？”他说：“是每天。”

刚刚进入电视行当时，央视在全球媒体中的地位和现在很不一样，重量级的政要、企业家被请到演播室做访谈，众人恨不得顶礼膜拜。现在，关键已经不在于能请到谁，而在于能呈现出什么。只有名人而缺少实质内容的节目很难生存。

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摩根大通主席吉米·戴蒙、AIG被迫出局的前董事长莫里斯·格林伯格……我们将这些处于风暴中心的人物请到节目现场，与观众分享观点。三个月的节目做下来，不仅令我自己对专业领域的解读深入很多，更有对人生浮沉、历史沧桑的感慨。

每天晚上下班回家，大约11点，我习惯打开电视看CNN和BBC新闻。客观地说，这一次，他们对于全球和中国经济的分析未见得比我们深刻，而我们所做的人物专访完全可与之比肩。在个别时间点上，《直击华尔街风暴》甚至领跑了全球的财经媒体，路透社等都在收录我们的人物访谈全球首播，然后向世界发送。打个比方，像吉米·戴蒙这样的商业领袖，在当时的时点上说出的每一句话都可能让股指上下波动。

新闻领域没有绝对的真相，存在的只有事实和角度。财经记者的任务就是向观众尽可能多地展示事实，提供角度。风暴远在华尔街，但我们可以通过节目，把核心人物带入大家的客厅，传播来自风暴中心的声音。无论赢家还是输家，都在这里讲述自己的历程。最后，观众经过自己的思考，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东边百度，西边Google

记者在采访和报道时，往往容易犯“预设”的错误：先预设一个观点（比如：克林顿是坏人），再去寻找支撑这一观点的证据，然后证明自己是对的。

受过严谨训练的职业记者一定要具备批判性思维：有人说克林顿是好人，理由ABCD；有人说克林顿是坏人，理由EFG——记者的职责是将它们全部展现给观众，让观众自己去思考。

并不是说新闻记者不能有自己的观点，当然可以有，但它务必是从多角度多层面的事实中提炼出来的，并且经由批判性思维的推导检验，而不是高兴了一拍脑袋的结果。

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首先假定自己的观点正确。因为永远存在你不知道的事实，永远存在你错过的角度和看不到的盲区。一场精彩的对话，应是记者和受访者碰撞出更多的事实和角度，从而进一步接近“完整画面”。

在过去十年对各国政要的采访过程中，我得出了一些很有意思的经验，与大家分享。

第一，受访对象通常与你想象的很不一样。

采访之前要做细致的准备，方法之一是上网搜索其人其事，但你最终会发现网上的信息与事实大相径庭。当我从数十篇相关报道中拎出几个特别出彩的点，作为采访提纲，现场请受访者发表见解，他们往往嘴巴张得老大，告诉我：“我没说过这话。”“我没干过这事。”这也是现在我不会轻信网上流传的任何言论，甚至一些媒体报道的原因。

受访者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不要轻信第三者的描述，以你见到的真人为准。有些传说中穷凶极恶的人，坐在你对面时，却是慈眉善目；有些传说中容易相处的人，可能在交谈中你会发现他很“各色”。

有意思的是，当你在网上搜索一个外国人，一定要用英文版Google（Go to google.com in English），而不是用百度。这样才能获得更多精准的信息。

第二，采访提纲一定是开放式的。

所谓“封闭式采访提纲”，有些经典路数大致如下：

“请问您此时此刻有何感受？”

“请问您成功的秘诀是什么？”

“请问对您影响最大的一个人是谁？”

当你照着提纲把这三个问题念完，对方分别以“此刻我很激动”“其实谈不上什么秘诀”“对不起，我没想过”作为反馈，你会发现接下来再也无话可说。

还有些时候，你的问题很无聊，对方的回答却很精彩。有些记者会根据他的回答编出一个相匹配的“精彩提问”，在摄像机前对着空气问一遍，那种很微妙的“不对劲儿”只有内行看得出来。虽然不失为一种方法，但我觉得也是一种欺骗。

所以我说我们要做开放式的采访，能够相互碰撞的采访。或许在交谈过程中，此前预设的观点被推翻，话题也完全被颠覆。我常常遇到这种情形，团队里的同事做了很多功课设计的提纲，用上的不多，对方完全不想谈，反倒是提纲之外的话题，受访者发挥得很精彩。

特别是高端访谈，通过有限的资料搜索，很难事先预知对方的脾气秉性，记者要具备随机应变和掌控局面的能力。现在有很多上星的频道，都号称有上亿的受众，打着它的旗号请来一些“大人物”做客并不困难。关键是你能跟他谈出什么，对方是否愿意跟你谈。

做访谈节目的早期，我也做过简单的对话式采访，念提纲，我问他答，几乎没有延伸。访谈结束后自己都觉得毫无意义，且留不下任何印象，倒是不累。

第三，不要复制别人的模式。

成为好记者没有捷径，要靠一点一滴的积累。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个性和风格。论及我自己的访谈心得，首先，到了2012年，大家见名人见得多了，再想搭着名人出名，可能性不大；其次，没有一个政商领袖会跟他认为没意思的人交朋友，记者追求的状态，莫过于获得受访者的尊重。而在短暂交流中获得尊重的很重要的途径，是你的问题和他的回答一样精彩，甚至比他的回答更有见解；你的对话让他感到你的思维和见识和他在同一层面上；你的追问和评论令他想到了过去没想到的东西，对他有所启发——这就是所谓的“气场”。

最初我做采访，别人也是结束后拍拍屁股就走。后来逐渐地，会有人在采访结束后主动询问：“芮先生，能给我一张你的名片吗？”

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就读麻省理工学院时，费舍尔曾是他的博士论文导师。

最近一次找我要名片的人，是以色列央行行长斯坦利·费舍尔（Stanley Fischer）的对话。这位年近7旬的经济学家曾是IMF第一副总裁，原花旗副主席。

我问他：“以色列与伊朗开战的可能性有多大？”他当然不愿细说，只是笼统答道：“我是经济学家，不在政治决策圈内，但我会看报纸。现在情况缓和了很多，但结果仍不明朗，不知是否会有实质性的变化。身为以色列央行行长，我要为各种可能性做准备。”

此时我追问道：“是头脑里的准备吗？”含义不言自明。

他很自然地说：“不仅是头脑里的，也要做具体计划。我们的首要工作是确保金融系统稳定，我们要做好财政方面的准备，以确保银行货币充足。”

我问：“如果发生战争，你作为央行掌门人将会作何反应？”

他甚至顺着我的思路说了几句“不该说的”：“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维持金融系统正常运转……确保在任何阶段银行都有充足的货币。很不幸，我们在这方面（指战争）很有经验。过去我们与黎巴嫩打仗时，北方1/3的国土被封锁，但我们依然使经济保持良好的运行。”

我们谈得非常深入，我相信我能记住他的回答，他也会记得我的提问。采访结束后，他对我说：“你是一个有效率的记者。”所谓记者的效率，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将新闻人物身上最有意义的内容挖掘出来。

如果我是一个喜欢断章取义“爆猛料”的记者，可能会在微博上发布这样一条不加任何注解的消息：“以色列央行行长称已经为战争做好准备。”还好我没有这样做。

窄众传播，重在专业

很多年轻人说自己的理想是做主持人，我常常会让他们停一秒钟想想，要做哪种主持人。有一种主持人我们过去称之为报幕员，说的台词都是事先背好的套话，除非把猴年说成鸡年，否则大家一句也记不住，属于无效传播。还有一种主持人是真正意义上的主持人，不仅会说，还要会思考，会组织；说出来的不仅有事实，还有你的观点和角度。

其实大学开设播音主持专业纯属中国特色，传媒大学还开设了英语播音主持专业，更是有意思。在发达国家好像只有新闻专业，没听说过播音主持专业。主持人首先应该是一个好的新闻记者，熟知新闻现场的各种可能；其次应该做过编导，了解从素材到节目的演变过程，最好还拥有独到的视角和丰富的阅历，几经历练，才是一个合格的出镜者。就好像一个4S店里的员工，只有当他对喷漆、上螺丝、锻工、钳工等每一个生产环节都很熟悉，才能从从容容地向顾客介绍车的情况。如果对具体环节一无所知，只是背说明书，他所表述的东西肯定缺乏感染力和可信度。

刚才说的是新闻主持人。更广泛地来看，娱乐节目主持人同样需要实打实的内涵。比如奥斯卡颁奖典礼的主持人，他的任务是站在台上表演脱口秀，他需要一个人滔滔不绝地说上五分钟，平均每分钟让观众大笑三次，把整个现场的气氛掀起来。假如只是报幕，“请欣赏下一个节目”，画外音就可以解决。我们今天很多主持人干的实际上还是画外音的活儿。

中央戏剧学院有个电视艺术系，系主任是我爸爸的朋友，几年前让我去那里给“首届主持人专业班”的学生上课。我自知才疏学浅，又不愿驳老人家的面子，于是拣自己熟悉的内容给他们讲一讲，包括演讲技巧、新闻理论等。我当时告诉那些年轻的小伙子小姑娘，主持人不是演员，天天在学校里学主持，不会是好主持。因为，说话本身好学，但说什么怎么说不好学。

我打心眼儿里羡慕20年前的主持人。我们小时候，只要是央视的主持人，哪怕就是一个报幕员，全国人民都喜欢你，因为大家不看你就别无选择。那个时候没有这卫视，那卫视，也没有DVD和互联网。电视机里就那么几个频道，那么几张熟脸。

现在已经很不一样。一个民主开放的社会意味着人们可以有更多选择，比如居住的城市，从事的工作，吃的食物，穿的衣服……我一直认为英文中最核心的词是Choose/Choice，这正是“窄众传播”时代必须考虑的前提。人们可以自由选择获取信息的渠道以及内容（除非坐在飞机经济舱座位上，一睁眼看到的就是前排座位上挂着的广告），有人喜欢芮成钢，也有人喜欢丙成钢、肉成钢。那么一个传播者能够为你的受众提供什么，变得十分重要。

即使是像央视这样的强势媒体，一个每天出现在黄金时段的主持人如果不是足够优秀，节目如果没有足够的吸引力，也未必能成为一个知名的品牌。更何况，知名度和美誉度并不完全能画等号。

因为窄众传播，所以主持人对应的受众群体不再那么宽泛，特点喜好也更为集中，这对主持人的专业程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人承包一个时段，周一聊体育周二谈法律周三说经济周四讲音乐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在各个不同领域之间频繁试水频繁跳槽只会令你自己的定位更加模糊。术业有专攻，才能为自己赢得权威和公信力。

各行各业都有专家，各位专家都有微博，是个人就会上网，上网就会用搜索引擎——人们并不缺少信息，男花瓶女花瓶都不再吃香。

人人都是媒体人的时代，职业记者的确“压力山大”，其存在的合法性和意义日益受到打压。想要继续生存，只有两个办法：第一，断章取义，耸人听闻，吸引眼球；第二，自我锤炼，拼实力，拼内容。

任何一个话题，观众凭什么要打开电视来听你讲？（用周星驰的话说，拜托，给我个理由先！）媒体从业者也的确要认真想想，除了提供更独家的事实，整合更全面的观点，给出更多角度的思路，还能有什么理由，让观众继续看我们的节目，甚至继续打开电视呢？

你严重伤害了我的感情！＜＜

一笑泯恩仇

我们的祖先看到山，画一座山，看到月亮，画一个月亮，这就是汉字的起源。而西方人在久远以前，设法用符号记录说话的声音，由此诞生了语音文字。我们看到一个字，也许不知道怎么读，但大致能猜到意思。他们看到一个词，不明其意，但可以准确发音。所以，东方人是通过阅读发展起来的，西方人是通过沟通发展起来的。

跟西方社会打交道，得到他们的信任和认同，靠的是各种游说和演讲。奥巴马，五年前的一个“大居委会主任”（Community Organizer，原意为社区活动家），五年后当上总统，一路上全凭一张嘴说。说服自己党内成员推举他，说服尽可能多的选民支持他，说服别人希拉里不如他，直到今天，还在不断说服美国老百姓相信他。

我第一次接触西方式的公众演讲是在伦敦国际演讲比赛，其后常有机会现场聆听世界级的精英政要发表演说，自己也是一个“口力工作者”，积累了一些心得。总体上说，演讲的目的是表明观点，说服听众接受你的观点，大原则只有一条：采用他们习惯的语言风格和思维逻辑去讲，讲得好，一点即通。

西方人习惯的语言风格之一是幽默。高级的幽默需要睿智，也需要自信和气量。在华盛顿，政治圈的朋友之间开玩笑会说：“你严重伤害了我的感情。”据说这话的出处来自中国。在外交场合，我们给人的印象是，中国人的感情特别容易受伤害。

几年前，前外交部长李肇星在“中国外交论坛”与网民交流，一位网友问他：“如果别人说你长相不敢恭维，你怎么想？”他从容回答：“我的母亲不会同意这种看法，她是一位山东农村的普通女性，曾给八路军做过鞋。她对我的长相感到自豪。”

幽默的李外长，感情没有受到任何伤害，这个小故事后来广为流传。设想如果是在国际场合，这样的回答能给中国加多少分？

前英国首相布莱尔的儿子2008年5月从耶鲁毕业，他应邀出席毕业典礼并发表演讲，最后一句话挺有意思。他说：“我儿子毕业前夕，一个社团邀请他参加裸体聚会（Naked Party）。”观众大笑，布莱尔故意停顿了一下，“在这里，我要感谢耶鲁社团对他发出这样的邀请，也感谢我的儿子，因为他没有去。”

陆克文也很幽默。2008年访华期间，他在北大全程用中文演讲，开场白就是：“女士们，先生们……学生们，你们为什么都在这儿呢？不上课？功课都做完了吗？”台下那些被学校组织来捧场、肩负着“提问任务”的学生哈哈大笑。紧接着他又说：“校长刚才说我能说流利的汉语，这是客气话，我的汉语越来越差。中国有个说法，天不怕，地不怕，只怕老外说中国话。”谈到即将到来的北大110周年校庆，他又有几分顽皮：“北京大学的历史真是比澳大利亚联邦的历史还要长三年。北京大学是中国最有名的大学，别告诉清华大学。”当一位同学问他，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如何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他更是回答得十分地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小时候，我父亲每年都订《讽刺与幽默》，我是看着它长大的。边看边笑，笑过后还有回味。于是我知道，除了拉近距离，幽默对于化解尴尬也是最好的方式。

纽约有家著名的沃尔多夫·阿斯托利亚酒店（Waldorf-Astoria Hotel），国家领导人访美时经常下榻于此，1896年李鸿章访美也是在这里接受了《纽约时报》等媒体的专访，在好莱坞电影里，只要有关于纽约的场景，几乎都会出现这家酒店。

一次，耶鲁CEO峰会在这里召开，云集了全美国的媒体大腕儿，比如时代华纳全球CEO、《华尔街日报》主编等。论坛主持人杰佛瑞·桑尼菲德（Jeffrey Sonnenfeld）是耶鲁商学院副院长，也是我的老师和好朋友。他不经商量就把我也推上了台。好在美国人不讲究长幼尊卑的序列，我这个混入一群大人物的小记者，倒也不算突兀。

那天的话题是媒体与经济。进行到一半时，主持人突然向台下一位美籍华人提问：“你知道芮成钢先生的老板是谁？”

我愣了一下，怎么把话题扯到我头上来了？

那人回答：“CCTV。”

主持人步步紧逼：“CCTV的老板是谁？”

“中国政府。”

“你认为一个在政府掌管的媒体里工作的人，能算是新闻工作者（Journalist）吗？”

“No！”

“成钢，你的同胞不认为你是新闻工作者，”他突然把矛头转向我，“对此你怎么看？”

美国主持人都是这样，最会挑逗群众斗群众，而且任何夸张离谱的问题，观众也不觉奇怪。当时现场空气变得有些紧张。这时候，我当然也可以愤然离席，说你严重伤害了中国记者的感情，但是没必要。观点不一样很正常，何况他并无恶意，只是一种职业习惯而已。我想不妨先幽默一下。

于是我语重心长地说：“Jeff，我这次到纽约，主要是因为美国经济不好，美元贬值，我来抄底买点儿便宜货，顺便帮你们拉动内需，没想到来帮忙也会中枪。”

话音刚落，一片笑声。我再有理有据地展开我的阐述。

“你是否认为我是新闻工作者并不重要。我觉得我是，我的同事和喜欢我的观众觉得我是，这就够了。正因为这样，我不打算在这个问题上过多解释，但我可以谈谈我对新闻的理解。”

我决定要振聋发聩一下，开始依照我那个“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理论讲我对新闻的理解。我引经据典，从唐诗宋词讲到欧美文学史，从“真相”讲到“事实加角度”……我看到不少观众频频点头，说明传播效果还不错。

但是事情并未到此为止。当我滔滔不绝讲完，台下又有人发问：“中央电视台是不是政府宣传的喉舌？”

这个问题很难简单地用“是”或“不是”来回答。我想了想说：“中央电视台约等于共和党执政情况下的美国福克斯新闻台。”

幽默，逻辑，恰到好处的肢体语言，永远是好的英语演讲或辩论的必要元素。

共和党是前总统布什隶属的党派。布什就任期间，福克斯新闻被部分人认为“偏向共和党”，少数美国精英阶层还会拿它开开玩笑。

接着我又补充了一句：“但是我们比他们要好点儿。”

这样一说，台下爆笑，意思也到了。

被布莱尔记住的“几句话”

人与人之间的误解，很多时候都是因为几句话。一句话没说到，两句话没说透，三句话没说明白，误会就来了，你觉得被侮辱，我觉得被曲解。国与国之间的误读同样如此。中文和英文，不仅仅是两种文字，更是两种思维方式。但是如果我们把这“几句话”说好了，就能够获得更多的理解。

2008年秋天，我作为特邀演讲嘉宾，在上海参加一家国际大银行的内部交流。我原以为只会面对银行高管，所以没有特别准备。到那里才发现，听众是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基辛格和舒尔茨两位美国前国务卿、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等。

舒尔茨向大家简单介绍了我，然后把话筒扔过来：“成钢，你说吧。”

当天会议主要是探讨全球金融形势，交流各自对国际事务的观点。我的演讲主题是“2008年的中国”。2008年对于中国很不寻常，我讲了很多，奥运、雪灾、地震，最后又说到“民主”。

“我想谈一谈‘民主’对于中国和西方的含义有何不同。在西方国家，因为特殊的历史和宗教，民主是一个道义问题，像我们中国人讲的‘孝敬父母’一样深入骨髓。如果哪个国家‘不民主’，它立刻在道德上处于弱势。但是在当下的中国，民主既是道义问题，更是个管理问题。中国其实正在变得越来越民主。民主可以更好地组织管理社会，有效配置资源，更好地体现现代文明的精神，更好地为大多数人的利益服务。”

他们点头，表示听懂了我用“道德”和“管理”来区分的两种民主。我又说：

“今天，各位谈到很多中国当下的问题，这没错。如果‘水平’比较，无论制度体系、具体政策还是生活水平，中国相比美国、欧洲都差得很远。但是如果‘垂直’比较，今天的中国跟20年前的中国相比，跟两年前、两个月前，甚至两天前的中国相比，都有积极的变化发生。我作为一个播送新闻的人，每天都见证着、呼吸着这些变化，这些都是中国的进步。西方人习惯于横向比较，对中国有诸多不满，我们自己有时候也喜欢横向比较。但是一旦你换一个视角，用纵向的、发展的眼光来看，就会发现一个进步中的中国。”

在那天的晚宴上，基辛格也来了，就下午的演讲表扬了我几句，实属难得。在这位曾与毛泽东同时代的老人眼中，我不过是个幼儿园的娃娃，能得到基老的褒奖，不亦激动乎？

我的发言结束后，布莱尔专门走过来与我攀谈，他握着我的手说：“你今天讲的话，对我们有非常大的影响，也会改变很多人对中国的印象。”让我吃惊的是，他居然能将我其中的几段话完整复述出来。“垂直”、“水平”，这是西方人喜欢的逻辑分明的词语，用这样的词语和他们沟通，就可以让他们记住，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中国。

搞关系，必须的＜＜

“假装”是一伙的

一次我采访“皇家壳牌集团”时任全球CEO范德伟（Van Der Veer），一见面就对他说：“10年前我在钓鱼台国宾馆，采访过你的前任的前任的前任司徒慕德（Mark Moody Stuart）先生，他那时刚跟朱镕基总理结束会谈。”这种情况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并不少见。要不是当时石油价格剧烈波动，世界经济充满变数，面对范德伟先生我恐怕找不出什么新鲜话题，还是10年前的那点儿事。我估计他也感到意外，这小子，看起来挺嫩，还采访过司徒慕德？

作为财经记者，很多财富500强公司的全球CEO连续几任都接受过我的采访。有人问过我这样的问题：采访大人物时，怎么消除自己的紧张感。我说，当他走进演播室，在我对面坐下来，我就请他“向左挪一点”，“向右偏一点”。等他听话地调整好位置，我也就不紧张了。这当然只是开玩笑。

事实上我这人很不容易放松，特别是人多的时候，一说“上台”我就紧张，这种情况持续了好几年。后来我发现，无论面对的人多资深，多大腕儿，来到演播室，都可能比我更紧张，毕竟这不是他熟悉的环境。而这种事经历越多，经验也越多，行动是克服恐惧最好的办法。更重要的是，时间一长，学会了透过现象看本质，领导也是人，今天是总统首相，明天也许就是百姓平民，用不着因为他们的头衔紧张。

在国外，资深记者都是白发苍苍。我最早当记者的时候，曾经担心自己太年轻，别人不屑于接受我的采访。所以我很注意穿着。那时很流行三粒扣西装，但我只穿两粒扣的，里面是白衬衫，打紫红色的领带，把自己打扮得跟美国共和党保守议员似的，并且刻意使用比较传统的英语措辞，借此和他们缩小年龄上的差距。

与服装界业内人士讨论设计细节。

在西方国家，有一种单件西装上衣Blazer非常流行，又称运动休闲西装，有很强的可搭配性。为了强调它并非套装中的上衣，它的扣子很讲究，一般是黄铜金属扣。藏蓝色Blazer可以随意搭配卡其色休闲裤或牛仔裤。在西方，这是一种很普遍的半休闲装扮，我的很多采访对象都是如此穿着。我也时常选择Blazer，倒不是非要和别人穿得一样，而是想让他们看到我的时候，更像一伙人（其实我是另一伙的），容易接受。如果我在穿着上与他们风格迥异，他们可能会琢磨：这人看上去怎么这么别扭？由此就分散了注意力。对我而言，采访可能只有10分钟时间，实在耽误不起任何1秒。

当然也并不是穿得一样才能和他们套上近乎。我在采访渣打银行全球CEO彼得·桑兹（Peter Sands）时，注意到他戴着一块Swatch手表，于是第一句话就问他：“你的表是女儿送的吗？”他很惊讶，又感到亲切，笑着告诉我是的，又问：“你怎么知道？”其实理由很简单，这是一个年轻人喜欢的品牌，造型又比较可爱，一定是女儿买的。他显然尊重孩子的感情，也无须外在的奢侈配饰来证明自己。

我见过的最不讲究穿着的是西班牙首相萨帕特罗和伊郎总统内贾德。据说前者还是世家子弟，衣服好像是从沃尔玛超市里拎来的。后者在出访外国时，居然穿着皱巴巴的西装就去检阅三军仪仗队。有时候西方政治家并非不懂Dress Code，似乎是刻意透过不讲究的穿着表示一种和老百姓的亲近。

我们其实也可以不追求品牌，但着装的细节规则必须注重。有些人衬衫领围偏大，恨不能塞进一个拳头。西装不够合身，衣袖和裤腿都偏长，脚面上堆着好几个褶儿，让我联想起“卷起千堆雪”。还有些人不太了解穿深色西装时最好搭配深色袜子，而且要足够长，否则跷起二郎腿时，腿毛一览无余实在有伤大雅。

还有一些国际社会的礼仪必须注意。中国人吃饭或开会时，都习惯把手机放在桌子上，随时准备接电话看短信。在国外这一举止十分不礼貌，除非周遭的人非常熟悉。开会、参加论坛、聚餐、看电影，都是重要的社交场合，手机必须在静音状态，甚至看一下都需要向周围的人道声抱歉。在正式场合和西方人一起吃饭，若把手机放在桌上，吃着吃着接个电话，对方会感到不被尊重。这时候旁边另一个老外可能会拍拍他的肩膀：“中国人都这样，别介意，Welcome to Beijing。”这是英语的幽默，适用于老外因文化差异感到莫名惊诧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历任美国总统把脚跷到桌子上和弟兄们交流的画面，连在神圣的椭圆形办公室里也不例外。既然这些照片能从白宫流出来，就说明在我们看来“不登大雅之堂”的姿势，美国人觉得其实没什么。

西方礼仪和中国礼仪有时差别很大，我们习以为常的举动，在他们眼中可能很不礼貌；而西方人认为很正常的行为，也可能令我们大跌眼镜。比如在众人面前大声擤鼻涕，把双脚高举到办公桌上，或者采访重要人物时，竟然不是毕恭毕敬地身体前倾，而是舒舒服服地跷起二郎腿。

所以，要和西方人搞关系，先得弄清楚对方心里怎么想。

线人遍天下

也许你还想知道，一个每天要和不同的人打交道的记者，怎样才能在第一时间获得对方的信任？我举个简单例子就能解释清楚。当我与某大国首相初次见面，如果我能一口气说出一串我认识的与他同一党派的议员，他就会觉得很亲切。工作多年，我的采访对象之间其实有很大的重复性和关联性，转来转去，都是那个小圈子，在我大脑里形成了一幅清晰的人脉关系图。很多时候，关系就是润滑剂，关系就是效率。

一次我采访福特汽车董事长、福特家族继承人比尔·福特，当时他还是公司CEO。那时汽车工业已经开始不景气了，见面以后，他不大愿意多说。我说：“昨晚我和John Thornton一起吃饭，还聊到你。”果然，闻听此言，他立刻两眼放光，很激动地问我：“John也在北京吗？他会待到什么时候？”

John Thornton何许人？约翰·桑顿，前高盛全球总裁。与他初次见面是在我25岁生日那天。那时年轻爱热闹，过生日喜欢呼朋引伴，老朋友又带新朋友，一个普通聚会没留神搞成了百十人的大Party。在一位好友的引荐下我认识了他。不久后他辞去高盛职务，来到清华大学经管学院任客座教授，年薪1美元。桑顿在美国很有影响力，他是耶鲁商学院校董，后来又成为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董事长。布鲁金斯学会是华盛顿最大的智库之一，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奥巴马和麦凯恩经济团队中的重要人物，都出自布鲁金斯学会，桑顿一度是奥巴马驻华大使人选。

桑顿中学时代就读于美国著名的寄宿高中霍奇基斯（Hotchkiss School），并和低他几级的小兄弟比尔·福特结为死党，据说一直很罩着他。现在桑顿还是福特汽车全球的董事。由此说来，当我提到他的大名，福特两眼放光也就不足为奇。他立刻坐下来专心接受采访，那天我们聊得非常好。

24小时之内搞定一场美国部长的专访，在日常工作中并不多见。

还有一次对美国劳工部长赵小兰的采访，依靠的也是私人路径。我认识她妹妹，并且见过她的父亲。她父亲从事航运，那时家族每年都会在上海定两艘巨轮，请国家领导人剪彩。那天晚上，我们的《直击华尔街风暴》节目直播到22:00整，和她的采访只能约到22:30，她真的在百忙之中为我留出这个时间段。我去接她，见一列浩浩荡荡的车队停在梅地亚中心门口，风尘仆仆。戴耳机、配微型冲锋枪的美国保镖列队护卫。专访结束已是深夜，她只剩下4小时休息时间，第二天一早还要参加第五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就在24小时之前，我才和她在纽约的妹妹通电话安排了这次采访，效率真是很高。

在当下这个社交网络极其发达的时代，和某人取得联络并不是很困难的事，而且国际上的精英人士普遍愿意接受中国媒体采访，利于他们开拓中国市场。不容易的是，如何能够在新闻事件爆发后迅速找到事件中心的人物，对方还能欣然为你提供信息。

记者就像侦探，需要积累一大批“线人”，三下五除二找到关键人物。这种事经历多了，会觉得所谓“大片”里演的重要场合、惊险事件其实都挺假，属于“闭门造车”。还是等我退休以后，按照小时候最喜欢的《丁丁历险记》的路子，写一部中国记者版的《钢钢奇遇记》吧。

我的英语“通关秘诀”＜＜

中国人热衷学英语已经热衷了几十年，整体水平提高了很多，但是就个体而言，依然被各种难题困扰。

就我个人感受，学好英语最重要的途径是背诵，特别是初学者。我们小时候都背过唐诗宋词、经典美文，其中的句式、措辞、节奏，对一个人的语言应用水准、表达习惯有着深远影响。“三人行必有我师”“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拿来就用，出口成章。同样，英语的佳句名篇也要一字不落地背诵下来，时间长了它们将融入你自己的语感体系。

父亲对外国文学情有独钟。他给我买过很多文学名著的连环画和中文版简读本，莎士比亚、福尔摩斯，以及《一千零一夜》《双城记》《月亮宝石》《月亮与六便士》《复活》……我上小学的时候，这些故事陪伴我度过美好的童年时光。长大以后，自己读英文简写版，又逐渐过渡到英文原版。莎士比亚、培根、罗素的文章，很多都可以大段背诵。比如“莎士比亚说，世界是个大舞台，我们都是演员”（All the world's a stage, and all the men and women merely players），在面向外国人做即兴演讲时，常常可以作为装模作样若有所思的结尾。

在外交学院念书的时候，我看了原版的《傲慢与偏见》，并牢牢记住了书中第一句话：It is a truth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that a single man in possession of a good fortune must he in want of a wife. （这是一个世人通晓的共识：一个有钱的单身汉一定想娶个好老婆。它的引申义大概是“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这个以“It is a truth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that...”的句式引起了我的兴趣，自然而然背了下来。后来我写文章时经常借用这个句式，长的从句显得很有气势，而且便于开门见山地引出主题。

有一次我在班上介绍了这个经验，于是在英语考试中，很多人都用它作为文章的开头。在英语学习初期，背诵和套用句式的确是一种很奏效的方法。

另一个学好英语的要义，是把英语当成工具，而不是一个独立的学科。想明白这一点，你就不会再纠结于某个单词的拼写或某种语法的释义，因为那并不重要。

我有一位英语启蒙老师，他教过我短短一年，对我却有着深远的影响。

许老师出身于旧上海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医学博士，当时中国最优秀的耳鼻喉科专家之一，与戴笠、周恩来都有很好的私交。母亲毕业于名校。家中兄弟姐妹9个，他最小。自幼享受汽车洋房，接受西式教育。60年代曾到新疆插队，后来辗转到合肥。他个子很高，仪表堂堂，样子颇似猫王。我有点儿怕许老师，他让我背书，要求很严格，达不到标准便拉下脸来。我曾经有几次故意踢完球不换袜子，把他熏得不得不提前下课。

许老师每周来两三次。我刚上初一，仅有的英语基础就是小学课本里学过的几个基本单词，他用的却是英文原版教材：Essential English（基础英语）、English for Today（今日英语），以及当时风行全球的英国灵格风语言学院（Linguaphone Group）出品的老唱片。

教材都是影印版，封底写着“内部交流”，当时可以在一些外文书店买到。里面没有一个汉字，对我来说像天书一样难懂。塑料唱片则是厚厚一摞，我用家里那部老式唱机一片一片地放来听，跟着念，练就了一口浓重的英式腔。

灵格风老唱片。

许老师其实有很多学生，但他的教学方法只在我身上明显奏效，大概老师和学生之间也存在“化学反应”。从这些教材和唱片里，我了解到很多故事，故事中承载着思想，而我喜欢有思想的内容。比如罗素在散文《三种激情》（Three Passions）中，以深刻的感悟和敏锐的目光，分析了人生中对爱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对人类痛苦忧患的同情。从这篇文章中，我受到了极大的感染，即使20年后重温，依然有温故知新的感觉。

它给我的启发是：学英语，并非学习语言本身，而是把它当做一门工具，利用它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主动地收获快乐。很多人学英语的顺序是先背单词，再学语法，最后串成句子乃至文章。其实错了，一开始我们就应该着眼于句子、文章，了解它在表达什么，再通过大量的积累去总结单词和语法的使用规律。

那时，上海电视台每周六晚上播放的英文原版电影是我的“周末大餐”。我总是等到父母睡着以后再偷偷把电视打开，音量调到最小，然后用收音机接收电视伴音信号，放在耳边听，一边听一边录下来。现在想想，条件挺艰苦，但当时觉得很好玩。

我曾经怀着青春期的躁动在课堂上偷偷看拿掉了外封的原版《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老师发现了走过来，看到是一本砖头那么厚的英语书，便一脸欣慰地说：“接着看吧。”高中毕业时，大学英语六级的考题对我已没有任何难度，我甚至半玩半学地读完了毛姆的《人性的枷锁》（Of Human Bondage），当做自己的“心灵鸡汤”，很多句子都能倒背如流。莎士比亚作品中我最喜欢《第十二夜》，多年以后写给女朋友的情书中仍在引用其中的诗篇：Make me a willow cabin at your gate, and call upon my soul within the house. （我要用柳枝筑成一座小屋，夜夜到府中访问我的灵魂。）

考进外交学院以后，我告诫自己山外有山。这所大学里最不缺的就是状元，何况我这个状元多少有些误打误撞的成分。但在英语方面，我似乎没有任何障碍，这并不完全是自我感觉。比如，在大一、大二两年，我们的课程以英语为主，对我而言非常轻松。所有的问题，早在初中时期，就已经得到解决。大三以后，我主修的国际经济专业因为兴办不久，本校师资不足，于是聘请美国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授课。这一点令我占了莫大的“便宜”，因为老师所讲内容我在课堂上就能听得很明白，不必像其他同学一样，先录下来，回去以后再一边查字典一边慢慢消化。

我有一些同学，很想突击学好英语，对自己提出严格量化的要求，譬如每天吃几个馒头，背多少单词。我还听说有人在床头贴小纸条，以“超过芮成钢”自勉。我倒认为从理论上讲，能说好中文的人就能说好英语，否则就是方法问题。既然学语言的根本是学一种思想，一种思维方式，就要把自己浸染在文化的环境里，要“生活和呼吸英语”。光拿出吃馒头的劲儿不行。

而我对某些以考研、出国、升职为名开办英语课的机构的做法并不完全赞同，甚至觉得是在利用国人学英语的热情误导他们。首先功利思想是学英语进程中的最大阻碍，不以兴趣为前提，就不可能深入持久地学习下去，一再刷新纪录的托福、GRE、雅思高分，背后却是综合应用能力的缺失。而且，因为大家都学会了应试，整体成绩水涨船高，想要从中脱颖而出变得更加困难，你并不能比过去更容易地获得留学资格。

关于兴趣在学习中起到的作用，以及功利思想所起到的反作用，我还可以引用一些其他领域的旁证。

一次我在荷兰遇见荷兰皇家艺术科学院的院长Robbert Dijkgraaf，他很快就要赴美国，任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Princeton）院长。作为举世瞩目的学术圣地，与这所研究院相关联的名字个个如雷贯耳：发明原子弹的奥本海默二战之后长期任院长职务；爱因斯坦、冯·诺依曼、哥德尔是终身研究员；电影《美丽心灵》的传主约翰·纳什（John Nash）在这里取得博士学位，他在经济博弈论领域作出的巨大贡献为他赢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在20世纪的中国，华罗庚、陈省身、李政道、杨振宁等世界级的中国科学家都与这里发生过密切的联系。

对于那些具有创新精神和非凡才能的学术研究者，这所成立近百年的了不起的机构为他们提供最优厚的待遇和最宽松自由的氛围。

Dijkgraaf院长告诉我，他们请来的科学家拥有全世界功能最好的大脑，但看起来个个神经兮兮，歇斯底里，研究院不给他们任何方向和指标上的压力，随便玩儿，绝对发散。往往就在“随便玩儿”的过程中，一不小心弄出一个震惊世界的发明创造。相反，如果给科学研究扣上功利主义的帽子，很难出现人类发展进程中突破性的成果，只顾完成五年计划、赶英超美的，谁还有心思坐在树下琢磨一个掉下来的苹果呢？

在荷兰，我还拜访了知名化工企业帝斯曼（DSM），他们的两个产品让我非常惊讶。一种是同等直径下强度超过钢材15倍的迪尼玛（Dyneema）聚乙烯纤维，用它制成拇指粗的缆绳，便可以在海上拉动万吨巨轮。另一种是完全不反光的玻璃，不仅不反光，也不反射任何能量，擦干净以后完全隐形。

荷兰DSM集团主席谢白曼作为欧洲商业领袖，也是一位坚定的欧元捍卫者。

帝斯曼有一个研发部门，公司每年拨给他们超过5000万欧元的预算，允许他们自主进行任何探索性试验，怎么折腾都可以。刚刚提到的两种产品，就是在这种思维不受禁锢的环境中被“偶然”发现。一个研究员家里买了几幅名画，用玻璃画框装裱起来，玻璃的反光总是很影响观赏效果，于是他开始琢磨如何才能解决问题，最后鼓捣出了这种既避免画作被污损，又不影响观赏效果的“隐形玻璃”。迪尼玛纤维则是一次失败的实验的副产品，没有达成预期目标的化学实验，却生成了这种拽不开拉不断的玩意儿……

对不起扯远了，我只是想证明当我们怀着功利的目的去做事情，可能会有“效果”，却很难获得“成果”。如果只是为了学英语而学英语，那么每当你需要表达的时候，嘴里蹦出来的一定是书上那几个例句，所说非所想，言不由衷。比如我们这些年一直在普及英语，而有些人的水平仍然停留在“How are you?”“Fine, thank you, and you?”的层面上，接下来就不知道该说些什么。真正能够用英语深刻而准确地表达思想的人并不多，而这才是学英语的最终目的。我在耶鲁遇见过一个中国女孩，GRE接近满分，却被学校勒令退学，理由是“缺乏最基本的沟通能力”。

节目组的化妆师对我说起过他的苦恼：想学英语，但总是记不住单词。我问他喜欢做什么，他说就喜欢本职工作，化妆、吹风、做头发。他刚刚花了1000多美元买了一个意大利的吹风机。我说：“今天你回家，把说明书认真从头看到尾，就能记住好多词。那些你不感兴趣的词，背多少遍也没用。”

电视台一位老师的孩子迷恋篮球，我从美国带了一套NBA球星卡给他，很快他就记住了卡背面所有的单词。还有一位老师的孩子喜欢电子游戏，我送他一套英文攻关秘籍，没过多久他就背了下来，魔法笤帚、变速精灵……这些连我都不知道的生僻词语已经完全难不倒他。让孩子们知道学好英文，自己喜欢的事情就可以多一个维度去了解，他们的兴趣会浓厚得多。

当今世界最新、最准确的信息绝大多数以英语形式呈现。除了满足兴趣爱好，英语还是一个整合资源的利器。作为媒体人，我可以通过网络和书报杂志掌握来自世界各地的信息，将它们有机地联系起来，在节目中随意应用。

学英语不能依靠孤立地背单词、学语法，首先是汲取文化和思想，同时学习语言，反过来又因为熟悉了语言而见识更多的文化和思想。它会给你的生活带来更多乐趣，也使你眼中的世界更加开阔。古语云“兼听则明”，英语于我而言，就是打开了一扇“兼听”的大门。

发音真的很重要吗？＜＜

出征伦敦，见证国际最高赛事

“疯狂英语”一度疯狂，将中国人引入一个英语学习的误区：发音准确的英语才是好的英语。其实语言讲求的是质量，质量取决于讲话的内容，而内容包括遣词造句、知识结构、思想深度等。上文中提到过的前联合国秘书长加利，以及我后来采访过的很多政要，他们的英语口音浓重，不乏语法错误，但仍然博得人们的尊重，这就是言之有物、内容为王。

我从小自诩英文超好，听说读写样样在行，第一次面对国际化竞争是在1998年，受到极大震动。作为当年“21世纪杯”全国英语演讲比赛的亚军，我同时获得了“伦敦国际演讲比赛”的参赛资格，由英国航空公司（British Airways）提供机票赞助。我这个合肥人从来没坐过飞机，没想到第一次就要飞10个小时。我姐姐不放心，专门从美国打电话给我，告诉我怎么办登机牌。我乘坐的波音747-400人很少，我坐第一排，座位很宽敞。这使我误以为所有飞机都是这样，后来再坐小飞机感到不太习惯。

与我同行的赛友叫梁励敏，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她是全国英语演讲比赛冠军，说一口纯正的英式英语。多年以来，这个比赛到最后一轮，就成了北外和外交学院的“死掐”。客场心理作怪，凡在北外举办的赛次我必输无疑。有意思的是，我们这两个当年的竞争对手加好朋友，居然殊途同归。我大学毕业后直接进了中央电视台，她继续深造以后也来到央视英语频道，与我共事了一段时间。

英国剧作家萧伯纳曾说：“英国和美国是被同一种语言分开的两个国家。”意即美式英语和英式英语存在巨大差异。1918年，一群英国老贵族成立了“国际英语联合会”（The English-Speaking Union），旨在“推广真正的英语”。一年一度的伦敦国际演讲比赛便由这家机构主办，是世界上规格最高、最具权威的英语演讲赛事。

比赛地点位于伦敦一所古老的豪宅里。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丈夫菲利普亲王担任名誉主席，现场评委多是享受世袭爵位的“贵族”们。比赛分组并不以母语是否英语为依据，也就是说我们很可能与美国、英国或澳大利亚选手直接竞争，没有任何“照顾”，我们感到压力空前。其实这样的比赛机制恰好说明评委不看重发音、语法等，关键的评判标准还是演讲内容。不过当时我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第一天是辩论赛，采取的是“热气球辩论”：丘吉尔、特蕾莎嬷嬷、猫王乘坐的同一个热气球突然被子弹击中，三个人中必须有一个跳下去，才能保证另外两人的安全。请选手自选角色进行演讲，并展开辩论，最后大家投票支持“应该继续活着”的角色，票数最低者淘汰。后来，在中央电视台主办的英语演讲比赛中，我还向组委会推荐过这种经典赛制。

1998年伦敦国际演讲比赛全体选手合影。

大赛规则刚刚宣讲完毕，大家就纷纷举手，几秒钟工夫，三个角色已被一抢而空。这时候，我和梁励敏别说举手了，压根儿没想好该怎么说呢。

经过一分钟准备，扮演丘吉尔的葡萄牙男孩儿开始发表演说：“我是丘吉尔，我在二战中打败了希特勒，为世界带来了和平的曙光。如果没有我，这个世界还笼罩在纳粹的阴影中……”慷慨激昂，外交家的风范。

“请不要听信政客的言论！”扮演特蕾莎嬷嬷的印度女孩儿沉稳地说，“这都是他们拉选票时的漂亮托辞！我只是一个普通的老太太，不懂经济，也不懂政治，我只懂一件事，那就是爱。我只想做一件事，就是把爱献给世界上需要爱、需要关怀的人。”她的话语诚恳感人。

“猫王”是由一个澳大利亚女孩儿扮演的。她说：“音乐是人类共同的语言，任何时候都是这个世界上最动人的声音。如果你希望你的亲人和朋友还能听到我的歌声，让我的歌声陪伴你们走过坎坷人生，请让我留下来！”

三位选手都是即兴发挥，各自选取最打动人的角度来演绎角色——政治家的恢弘，慈善家的爱心，音乐家的人性。我和梁励敏，这两个在各自的大学被当做“英语现象”来研究的“高才生”，在一旁看傻了眼。在很多国家，公众演讲和辩论是孩子们从小的必修课，他们习惯于自由踊跃地表达观点。而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少说话多做事”，在那之前，我从来没有做过公众演讲。第一次置身于全球青年精英中间，教育和文化的差别使我感受到巨大的冲击。

口音无罪，内容为王

那天晚上，我和其他国家的赛友们出去“感受伦敦”，把白天的事抛到了九霄云外。回来以后，我发现酒店门前的草坪上，有个人坐在路灯下读书。走近一看，是梁励敏。

“你在这儿干什么？”我问她。

“我在准备明天的演讲。今天白天，我觉得我们就像两个傻瓜。”

我记得她当时说的是英文，“We feel very much like fools.”这一点我完全同意。白天的经历的确令人尴尬，有种被排斥在外，“不带你玩儿”的感觉。

看到她这么认真，我也不好意思贪玩了。第二天，我跑到白金汉宫对面的格林公园里，坐在一棵大树下，一点点地修改自己的演讲稿。我的演讲题目是Starry Starry Night，灵感来自一首我钟爱的纪念画家梵·高的老歌，和他著名的画作《星夜》。借此，我讲述了一个关于家园和环境的故事。

凭着这篇讲稿，我一直坚持到决赛，成了唯一一名亚洲选手。尽管并未进入“三甲”，但我很高兴自己击败了一个美国选手和那个扮演过“猫王”的澳大利亚选手。英语是他们的母语，能够战胜他们，让我发现好的英语演讲是与内容紧密相关的，“说”在其次，甚至完全不重要。夺得冠军的罗马尼亚女孩儿也有浓重的罗马尼亚口音，但依然获得了评委们的格外青睐。

今天的我走遍世界，发现在任何地方都是如此：没有人在乎发音，只在乎你说了什么，在某种意义上，口音甚至成为一种个性的符号。布什、克林顿的英语都有口音，这并不妨碍他们成为美国总统。在耶鲁，学校里公认我的英语比大多数美国人要好，我相信这个“好”指的不是发音，而是指语言质量和信息深度。一个人的成长经历和教育背景往往一开口便可揣摩大概。我没有在国外长期生活过，但某些领域的词汇，因为我在工作中使用频率更高，其意义和用法却比西方人还地道一些。相反，如果过度追求标准的“美音”“英音”，练习夸张的卷舌，不但浪费精力，在外国人听来也会显得十分Weird（怪异）。我很欣赏美国前总统里根的一句话：“我不是最伟大的交流者，但我交流最伟大的内容。”这其实正是我们学习任何一种语言的前提。

20万美元，交换中国思想＜＜

去耶鲁转了一圈

我很幸运，成长过程中几处关键转折，都是在正确的时间遇到正确的人，并在他们的帮助下做出正确选择。

2003年，我在北京采访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文教授，他似乎对我印象很深。在中国记者中间，能够准确自如运用英语交流的人不多，并且他惊讶于他所知道的很多国际人物、事件我也知道，甚至和他一样清楚。2004年，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会议期间我们第二次见面，他鼓励我申请加入“耶鲁世界学者计划”（The Yale World Fellow Program）。

我和耶鲁的缘分最早要追溯到少年时代。初一那年，我第一次跟父亲来到北京，第一次喝到老北京传统的瓷瓶酸奶，第一次在前门吃到“肯德基”，第一次登上八达岭长城，也就是在那里，第一次参观了课本里介绍过的詹天佑纪念馆。在父亲的影响下，我从小对欧美文学很感兴趣，所以一眼就看到橱窗里一本马克·吐温的小说《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这是詹天佑学生时代读过的书。这本书旁边有一些英文文件，上面写着Yale University。詹天佑毕业于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我猜想Yale就是“耶鲁”，但它的确切发音我回家查字典后才知道。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耶鲁。

耶鲁大学是培养美国领袖的摇篮，美国历史上有五位总统毕业于此。耶鲁还有一个梦想——成为培养世界领袖的摇篮，“耶鲁世界学者计划”便是为了实现这个梦想，倾全校之力打造的一个项目。这一计划每年邀请18位学员在耶鲁大学进行一系列强化学习，我们那个班可谓藏龙卧虎——菲律宾前能源部部长，巴拿马前贸易部部长，巴哈马公安部部长，尼日利亚律师，立陶宛总统的首席幕僚，德国总统的顾问，锦湖韩亚集团的继承人，委内瑞拉的总督等。在他们中间，有三位将在未来十年内竞选总统。

在耶鲁世界学者专属的办公楼前留影。这栋倚山坡而建的别墅已有几百年历史，隔壁就是声名遐迩的耶鲁神学院。

莱文校长雄心勃勃地说：“这个项目再做几年，我们就不用去达沃斯搞世界经济论坛了，耶鲁的世界学者年会完全可以汇集全世界最优秀的人。”在他的特别批准和亲自安排下，28岁的我“走后门”加入了这个项目，成为其中最年轻的一位成员。

耶鲁大学及其校友们对“世界学者计划”极为重视，倾注了最好的硬件和软件资源。耶鲁校园里最美的地方有一栋古老的别墅Betts House。它坐落在山坡上，有着数百年历史，曾是一位富豪的私宅，后年久失修，美国前总统布什最好的私人朋友，也是曾经的生意伙伴和耶鲁本科同班同学罗兰·贝茨（Roland Betts）一家出资予以修缮，然后捐给耶鲁。别墅的一楼是耶鲁全球化中心以及墨西哥前总统、现任中心主任赛迪略（Ernesto Zedillo）的办公室，常年有墨西哥警卫守护，还有历史悠久的图书馆和古色古香的餐厅。二楼和三楼则是耶鲁世界学者专属的办公室和会议室。

这个项目共有51门课，涉及最前沿的系列性全球化议题。组织授课的都是耶鲁各门重要学科的殿堂级教授，包括著名的《大国兴衰》作者保罗·肯尼迪。称他们为“镇校之宝”毫不为过。

对于普通的耶鲁学生，“校长”只是遥远的象征，鲜有机会接触，只有博士毕业才能由他亲自颁发毕业证书。而我们每周都与校长会面交流，能够参与学校各种重要活动。毕业典礼更是隆重得非同一般，校长、副校长、校董同时出席。

中国能量决定西方价值

我一向不赞成本科生直接出国留学。受教育体制和传统观念影响，中国大学生寒窗十余载，两耳不闻窗外事，对自己身处的社会知之甚少，稀里糊涂。毕业后凭着很高的GRE、托福、雅思成绩申请一所国外的大学，继续埋头苦读，外加拼命打工，到了必须离开校园那一天，对国外的事同样懵懵懂懂弄不明白。这样的“边缘人”是很可悲的。回到中国，乡亲们把他当“海归”，其实他从来没有融入过国外的主流社会。留在国外，外国人又把他当中国人。大多数中国留学生都遭遇过这种困境。

近年闹过几起“学历造假”风波，让很多中国人顿悟了不是出趟国就能镀上金的道理。比如留学美国，是否常春藤盟校？排名几何？什么专业？教授是谁？这其中有着或明显或微妙的千差万别。

耶鲁为我们安排了很多活动，这是去美国最高法院与大法官Ruth Ginsberg见面时的照片。大法官的风度让我们印象深刻，她也来过中国。

和中国一样，美国也存在生活层次的差别，有精英政要，也有普通劳动者。还存在地域的差别，我们有甘肃、陕北，他们有威斯康辛、明尼苏达。在我们听来都是英语，其实有着优雅和俚俗之分，大学教授和卡车司机一开口绝然不同。既然出国留学，如果不能享受最优秀的教育资源，对个人成长的意义就不大。

在耶鲁的越南餐厅聚餐，离镜头最近的这位是班里的老大哥——47岁的菲律宾前能源部长Vincent Perez。他是阿罗约总统当教授时的学生，平时总在照顾我们，后天下之乐而乐。

美国本国学生考进哈佛、耶鲁的难度远远高于在中国考北大清华。学习成绩只是考量标准之一，学校还要参考学生各方面的发展、公益心，以及家庭背景等错综复杂的关系。比如耶鲁，一定会优先考虑耶鲁校友的世家子弟，或父辈曾给耶鲁捐资的学生。对于名校招收留学生的标准，比学习成绩更重要的是你在专业领域的影响力、研究成果，以及领导力、公益心。在这些方面表现突出的学生，名校会予以优先考虑，因此应届本科毕业生没有工作经历，直接申请留学，优势不多。

留学是件好事，但我认为应该有个前提：在你把中国的事情弄懂之后。我出国学习时距离大学毕业已经6年。在这6年中，我对自己的国家、人民、社会、历史、文化都有了一定的理解，知道自己想从国外学什么，今天的中国缺少什么，带着问题去看去学，比盲目出国的收获大得多。耶鲁为每一位世界学者投入20万美元，我的回报是一些关于中国的思想，以及一些中国对世界的理解，这些价值想法、观念当然并非金钱能够衡量的。

很客观地讲，一个人在中国能够撬动多长的杠杆，在西方人眼中就有多重的价值。在中国是个人物，才更有可能在美国是个人物。本科毕业以后立刻出国留学，在他们看来不过是一个跟本国学生争夺教育资源、分享物质精神文明果实的“小不点儿”。在十分有限的条件和待遇下，很难说能否真正摸到美国的脉。

文化混血，未必成功

当前中国留学生越来越趋于低龄化，对于低龄出国留学我也是不赞成的。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当我们这群“70后”聚在一起聊《射雕英雄传》、《铁臂阿童木》、“刘姥姥进大观园”，或者小时候吃的零食玩的游戏，大家会心照不宣地哈哈一笑，而一个年龄相仿但很早就出国念书的人则完全不知所云。更不幸的是，美国人在一起聊的那些事，他也不一定清楚。文化上的“两不搭”很容易造成心智的扭曲，不知归属何在，错过成长过程中很多重要的东西。

当今全球的发展趋势是成为“世界公民”。对国际化竞争的适应能力固然需要提高，更重要的是一定要有扎实的文化根基。我自己在这方面便是最大的受益者。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除了在耶鲁一年，从未在国外长期生活过，但是我的国际化程度不比发达国家的同龄人差。

我有一个理论，东西方教育各占50％对一个人的成长是最不利的，而最佳状态是“80％～20％”。前者貌似两边都懂，其实对哪边了解都不多，中文英文都不能准确自如地表达。对于后者，80％代表他的文化归属，20％代表他的国际化程度。

我表哥的两个孩子就一度令我担忧。他们出生成长都在加州，加州别名“华人州”，一大群有着相同背景的华裔孩子，俗称ABC，形成一个小的社区。打开家门，他们彼此用英语交流；在家里，父母要求他们说中文，他们不情愿；跟我在一起时，用中文也远不如用英文聊得起劲。他们小时候在我们家住过一段时间，爸爸就像当年教我一样，每天给他们念《聊斋志异》《一千零一夜》《荷马史诗》，那时他们对中文还多少有些感觉。后来回到加州上学，很快就变成一口浓重的美国口音。如果他们将来能做到80％美国人加20％中国人，也未尝不可，只是我担心他们做不到。

法国同学Irene过生日，我们大家把她给“放倒”了。

再举一个极端点儿的例子。在美国，我看到过这样的情形：有一些专门接收亚洲学生的中学，聚集了一批中国富人的孩子。他们的父母多半成功地做过几笔生意，积攒了一些钱，唯恐孩子像自己一样，辛苦大半生只混个“土大款”的名声，便忙不迭送到国外镀金。而这些孩子每天到底在做什么呢？抱着团儿地玩，吃吃喝喝胡混。会说英语吗？会点儿不多，急了也是上句不接下句。中国社会的事，一无所知。美国的事当然更不明白，最门儿清的就是他们所在的华人社区里那些乱七八糟的“新闻”。而且，相比留在国内的同龄人，他们心理上还颇有优越感。我可以肯定，在所有低龄留学生中间，这种现象所代表的绝非少数。

我身边有几个朋友，曾经打算送孩子出国读私立中学，都被我现身说法、成功阻止。现在，那几个孩子在国内读完名牌大学，然后出国继续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业、心态都发展很好。可见100年前就被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今天又有新的意义。延伸开讲，无论中学还是西学，必然要以一种“为体”，另一种“为用”，才能成为一个真正有竞争力的人。

耶鲁“愤青”＜＜

没有愚蠢的问题，没有完美的答案

“耶鲁世界学者计划”是一个博士后项目，精英云集。论学历、资历或阅历，带着“走后门”色彩混进来的我都只是个点缀其中的小不点儿。回国以后，我发现自己有了严重的“言必称耶鲁”倾向。美国登月宇航员阿姆斯特朗说：“That's one small step for man, one giant leap for mankind.”（这是我个人迈出的一小步，人类迈出的一大步。）稍加改动便能诠释耶鲁于我的意义：“这只是人类的一小步，却是我个人的一大步。”对不起，这是个不谦虚的玩笑。我倒是相信一点，哪怕一根木头，在那个班里竖上一年，也能被熏出点儿文化来。

由于央视这个特殊平台，我24岁时就已采访过上百位国际知名人士，但与他们的接触不外乎短暂的交谈或一同进餐，我仍然只能从局限的角度看中国、看世界。直到来到耶鲁，和我的17位同学共同学习生活了一年，我才深刻感受到何谓“多元”。我们时常在会议室展开激烈讨论。大战略、城市建设、全球艾滋病的控制、能源和环保、司法改革、WTO贸易……没有任何议题能令所有人达成一致。欧洲人、非洲人、韩国人、越南人、中国人，各自的成长经历和文化背景不同，永远有着不同的观点。最初我很惊讶，我的观点如此正确，证据如此确凿，别人居然不认同？后来逐渐意识到无所谓正确不正确，角度不同，立场不同，这才是世界的本来面目。而我们在人性的本质方面，又有共性多于个性的地方，观点的碰撞并不妨碍我们成为相互尊重的朋友。

在耶鲁的最后一节课结束了，我们向教授赠送卡片。就在这间会议室里，耶鲁几乎各门重要学科的资深教授们都曾亲自给我们授课。课程从大战略到司法，从金融、谈判到城市建设、天气变化等等，囊括所有21世纪最应关注的主题。

除了多元，耶鲁还让我领略了一所名校在学术上的宽容。入学第一天，一位老教授就告诉我：“在这里，没有一个问题是愚蠢的，也没有一个回答是完美的。”像90岁高龄的保罗·肯尼迪这样的资深教授，竟会直接给本科学生小班授课。很多20岁出头的毛头小子对他的观点提出不同意见，他也会饶有兴趣地听他们理论，或加入讨论。“你可以不赞成我的观点，但是我尊重你发言的自由。”

大学不仅是传授知识的场所，更是交流思想的平台。耶鲁最大的魅力亦在于此。它拉近了我与世界顶尖学者之间的距离，而这种拉近当然不仅是地域上的。一天我参加一个演讲，演讲者是钱复先生——台湾政坛“四公子”之一，蒋介石的外事秘书，蒋经国的外交部长。他1962年获耶鲁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在台湾历任驻美代表、外交部长、监察院长等要职，成为近30年台湾政治生活中的关键人物。他的英文极其漂亮，对华盛顿的历史及发展如数家珍，就连哪个参议员的女儿在跟哪个参议员的儿子谈恋爱他也了如指掌，台下不时爆发出笑声和热烈的掌声。

此时我心生“难怪”二字——难怪台湾多年来与美国保持着深厚绵密的关系！1943年宋美龄访美，在华盛顿国会山庄向参众两院五百多位议员发表演说，讲述中国在没有友邦协助的情况下独立对抗日本侵略，说服美国政府在物资和资金上提供援助。她优雅流利的英语和铿锵顿挫的语气令座中政坛精英无不动容，掌声雷动经久不息。毋庸置疑，这次演说是她一生中最精彩的外交成果，激起了美国支持中国人民抗日的热潮。此后一脉相承，台湾历任官员都与美国关系密切，他们的英文太好、太懂美国的规矩了！幽默、风趣、深沉和思考，无所不具。

当时，年少气盛的我尽管心中敬佩，还是自作聪明想挑战一下老爷子。我说：“您的演说非常精彩，但是您所演讲的大多数内容都是如何维护台湾与美国的关系、台北与华盛顿的关系。恕我直言，您尽毕生之力所做的事都是与美国建立亲密关系，而令台湾与大陆渐行渐远，而假如您以同样的才华来拉近大陆与台湾的距离，您的名字是否会以更高的荣光被载入史册呢？”

言毕，我颇为自得地坐下，还有一些中国人为我鼓掌。老爷子微微一笑，答曰：“你说得很好。我刚才的演讲主题是台湾和美国的关系，但其实在台湾岛内有一条政策：台湾与大陆的关系永远优先于台湾与美国的关系。”

我与钱复先生每年都会再见，这是其中一次重逢，相谈甚欢。我没好意思对他提起当年在耶鲁的往事，想必他也早就不记得了。

不再是“愤青”

中国人普遍缺乏“批判性思维”的教育，对一种观点、事实，不易从两个角度去看。刚到耶鲁时，我似乎也有些“愤青”，怀揣向世界传播中国的神圣使命，每听到对中国“不友好”的声音便拍案而起，容不下相反的观点意见。

2005年，在著名的耶鲁法学院，克林顿和希拉里相爱的地方，我参与过一场关于中国法律的讨论会。发言的教授提到“中国不是民主国家”，我立刻站起来振振有词地反驳：“你说得不对！美国人一向认为只有美国的民主才是民主，其实民主可以有不同的含义，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那位教授认真听我说完，等我气呼呼地坐下，再继续他刚才的话题，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倒显得我十足突兀鲁莽。

后来我发现，强迫别人接受我们的官方观点其实无济于事。懂语言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用他们的逻辑、概念、思维方式去介入、感染和影响他们，否则收效甚微，还会起反作用。他们可能充满同情地认为：这孩子被政府宣传洗脑了。一个最基本的技巧就是首先承认自己不足。今天的我面对种种不同声音，常用的方式就是首先客观反省当前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然后再表达自己的观点。

这是我在耶鲁读书后期常用的一种沟通方式：“当您对中国怀有满腹怨言时不妨想一想，您抱怨的是哪一个‘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有着5000年悠久历史。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于1949年，比克林顿还小几岁。若说稳定的、富强的中国，则应从1978年改革开放算起。一个刚刚成立60多年、平稳发展不到30年的国家和有着350年历史的美国相比，还是一个少年。少年就会有‘成长的烦恼’，会犯错误，会摔跤，但少年也充满活力，摔倒了还可以爬起来，继续向前走。”这样一说，那些意见相左的人也会意识到，自己看问题有失偏颇，混淆了几个“中国”的概念。

在耶鲁，辩论是家常便饭，大家用带着各国口音的英语来回掰扯，每个人都练出了一套缜密的逻辑和一副好嘴皮子。

还有一个小故事，2009年1月22日，我在节目中播报国家统计局最新出炉的2008年度各项经济数据，其中GDP比上年增长9％，增幅为7年来最低，而CPI增长创12年最高。这些数据无疑是全球关注的焦点，因为受金融危机影响，西方发达国家经济进入衰退和萧条，中国的表现成为了世界心理风向标，对很多有着贸易往来的国家经济将起到决定性作用。

节目结束后我以个人名义接受了BBC的电话采访。这是一个全球直播节目，覆盖面很广，据说正在非洲塞拉利昂挖钻石的工人打开短波也能收到。电话另一端除了主持人，还有一位《时代》周刊前北京分社主编。我首先陈述了我的个人观点，其实也就是刚才节目中的观点：“GDP增长9％的确不高，但是以一场百年不遇的灾难为背景，‘七年最低’说明不了什么。相对其他经济零增长、负增长的国家，中国的这个数字并不令人失望。”

主持人问我是否介意接受现场辩论，而后那位主编开始慷慨陈词：“芮先生显然生活在另外一个星球上，根本不知道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中国目前正面临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大量工厂倒闭，大批农民工失业返乡……”

我对此习以为常。西方媒体喜欢用“辩论”来吸引受众注意力，话语直接，甚至颇具挑衅意味。通过多年的历练和积累，我也自有应对方式。子曰“人不知而不愠”，这种时候首先不能生气，特别是直播节目，生气只会让自己跌份儿。

我不慌不忙地回应道：“在中国GDP增长的9％中，出口只占0.8％，说明中国出口依存度正在逐渐降低，经济越来越仰仗于内需拉动。即使2009年国际形势仍然难以扭转，中国的经济也不存在太大问题。我们的确面临诸多挑战，政府已经出台相应措施，正在积极解决。”

接下来的话开始针锋相对，我说：“您任意翻开一本经济学著作，都能查到‘经济危机’‘金融危机’‘衰退’以及‘萧条’的准确定义。如果您说今天的中国陷入经济危机，显然是连最基本的概念也没搞清楚就急于和我辩论了。”

采访结束后，我自己想想都不免发笑。若怀着初到耶鲁时的愤青心态，一点就着，恐怕我会义正词严地反驳他：“如果你说我生活在另外一个星球上，这个星球就叫中国！”这样的“辩论”很没意思，也没有好的效果。有些“攻击”往往出于不了解，而我能做的就是用他们最能接受的方式，一点一滴改变偏见，为中国多争取一些公正积极的印象。

在2009年初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我又见到了莱文校长。我们谈到了彼时人们最为关心的问题：当一场百年不遇的经济危机迎面来袭，而这场危机的源头是监管不力，此后，市场经济准则和政府监管该如何平衡？我的回答是：“更好的监管不是更多的监管，而是准确的监管，巧监管。如果过度监管扼杀了经济自身的动力和活力，还不如不管。”莱文校长说：“成钢，这句话听起来，你确实深得耶鲁真传。”

和莱文校长在毕业典礼上。

有一句名言：“教育是把所学的知识忘记之后，剩下的东西。”我在耶鲁所受的短暂教育正是如此，让我看到了一些曾经忽视的角落、错过的角度，也学会了坦然面对各种不同意见。

走进神秘的耶鲁秘密社团

2006年某一天，耶鲁，纽黑文。我接到一封神秘的电子邮件。

打开附件，是一张带着奇怪水印花纹的文件，信很长。开头第一句话是：

“芮成钢先生，你已经被选择作为本社团周末晚间活动的特殊客人，希望你能按时来到我们的坟墓与我们共进晚餐并在餐后谈话。”

信的最后说，他们到时会在纽黑文某个小路口的某棵树下等我，然后一同走进他们的“坟墓”。他们在信中提出要求，无论我是否接受邀请，都永不泄露这个社团的真实身份，也不公开这封信的原件。

耶鲁有秘密社团世人共晓。秘密社团都有属于自己的独栋建筑，这些大房子风格独特，造型各异，基本上没有窗户，或窗户很小。从外面看，的确有些阴森，所以秘密社团的会员们把它们称为——坟墓（Tomb）。

我收到的邀请信，读起来虽然不是非常客气，但似乎能被邀请就是一件挺难得的事了。我想了想，还是决定去，毕竟，有历史的神秘总是难以拒绝的诱惑。

著名的骷髅会外观其实很普通。

秘密社团的成员只有大三的时候才能入会。你自己无法申请，但在一个规定的日子里，秘密社团的老会员们也许会突然拍拍你的肩膀——耶鲁的学生管这个叫tap。如果你被tap，就是被社团看中，然后必须完成一个“不可完成的任务”，经住考验，方可入会。

但这个任务并非什么惊天动地的壮举，很可能就是让这个男孩戴上女人的假发，穿上恶俗的裙子，涂上口红站在马路上高唱3个小时的无聊歌曲。我曾在同一个晚上目睹多起这样的恶作剧，甚是好玩。

秘密社团其实没有那么“秘密”。马路上、宿舍楼里装神弄鬼的学生们，实际上就是在宣告他们的会籍资格。耶鲁同学之间也大都知道谁是哪个秘密社团的，只是这些会员自己故作神秘状，保持传统而已。就那么几栋没窗户的楼，都在校园里，进进出出的，自然谁也瞒不了谁。

再说那个赴约的夜晚。我按时到了那棵树下，一个学生走了过来，我和他竟然早已认识。笑了笑，他就带我走进了传说中的那个耶鲁秘密社团。

不能说的不说，能说的是：门很厚很重，一个人打开很费力。里面的确看不见窗户，一进去就看见地上的社团徽异常醒目。很长的楼梯和走廊，两边都是N多年来历届社团成员的黑白集体合影，里面有不少熟悉面孔。想要驻足仔细端详，却发现主人的脚步很快，回过头来说大家都在等我。

餐厅的屋顶很低，红色的调子，墙上挂着无数个金属的大酒杯，上面刻着历届每个成员的名字。十来个神秘的会员终于一一亮相问候。让我惊讶的是里面竟然有女生，这与传说中的不一样，同样出乎意料的是还有一位有中国血统的亚裔学生。看来，秘密社团也在与时俱进，跨越了性别与种族的落后标准。除了年轻学生之外，还有一位70岁的老太太，据说是几十年前的会员，至今仍然列席社团的活动。

整个氛围和设计的确和一般的房子大相径庭，但和那部以骷髅会为原型的好莱坞二流电影《头骨》（The Skull）完全不一样，电影毕竟是电影，太夸张了。晚餐之后，我被带到最大的房间，屋顶很高，估计是最高层，十几把高背的皮座椅围成了一个大圆圈，昏暗的大房间里，中间有灯光从顶上射下来。圆圈的中央依然是带着社团标志的地毯，有些肃穆庄严的感觉。

大家坐下，有那么点儿亚瑟王圆桌骑士开会的意思。他们开始轮番向我提问，从国家，文化到个人成长经历，什么都问，毫不客气。我一一作答，提醒自己一定要耐心：耶鲁是美国总统政要的摇篮，没准儿这坐在皮椅上的某位毛头小伙子或是女孩就是未来的椭圆形办公室主人或是国务卿。多年以后，他或她也许会因为今晚的谈话而记我一个人情呢——把“统战工作”开展到耶鲁秘密社团，从娃娃抓起！

一番讨论终于结束，他们开始进行难以理喻的神秘仪式，让我也一同参与，跟着又唱又跳又搂又抱……

这就是耶鲁的秘密社团，没有传说中那么邪乎，也不像电影里那么可怕。几个月后，在纽约与一位老友在酒吧小聚，他违规地向我承认：他是当年的一位骷髅会员。我立刻开始追问那些“阴谋论”话题，但我很失望，他也只和一两位当年的会员保持着联系，也就是偶尔喝喝酒叙叙旧，仅此而已，并没有阴谋操纵美国控制世界的野心。

之后，有幸发现另一位熟人，一位成功的世家子弟，当年也是骷髅会员，一番Q&A，答案也是一样，毕业后这么多年从未与当年的拜把兄弟们一起做过什么事，联系也不多。想想从前神秘兮兮的骷髅生涯，也就是付之一笑的同学少年罢了。

封闭导致揣测，揣测带来虚构。偶然造就传说，传说刺激现实。神秘的面纱揭开之后，不过如此。

又几个月后，我在上海，餐桌上邂逅一位耶鲁毕业的中国投资人士。我突发奇想：建议他拉几个耶鲁中国校友捐资成立一个中国人发起的耶鲁秘密社团。他连声叫好。后来我们失去联系，不知道他是否开始实施这个计划了。如果是，那么也许明年，也许后年，纽黑文的某条马路边上又会多一栋没有窗户的大房子，也许屋顶是琉璃瓦。

未来的主人翁＜＜

他们都可能成为美国总统

我曾在耶鲁发起过一个颇有“民族主义”色彩的系列活动China Chat，每周一次，面向全校开放，用中文交流与中国相关的话题。在这所学生种族背景多样，文化极为多元的大学里，中文已经成为第二大外语。大约5000名本科生中，有300—400人选修了中文课程。不少学生普通话说得挺标准，但对中国的了解其实十分有限。从媒体上看到的中国，总有些极端的方面，他们不知道中国人真实的生活，吃过的也仅仅是美国化的中餐。

按照校方规定，每一个“世界学者”都要给本科学生开一门讲座。我便准备了一些关于中国文化、制度的话题和学生们交流。最初我屡屡遭遇“群起而攻之”，这种情形的确需要适应一段时间。在国内，学生只有老实听讲的份儿，在国外却一向允许挑战权威，自由表达观点。小布什每一次演讲都要准备好被人扔鞋，希拉里在演讲中遇到的抗议示威比她的嗓门还大。何况我只是一个比本科生大不了几岁的同辈人。

面对他们的挑战，我一点儿没有脾气，特别“循循善诱”。很多耶鲁本科生来头不小。我在达文·波特（Davenport）学院担任驻院学者，这也是美国前总统布什当年所在的学院，如今也聚集了很多美国政客的子弟。有一天，一个来听课的男孩告诉我，他父亲曾是布什的大学同学，彼时正在北京工作，叫桑迪·雷德（Sandy Randt）。我才惊讶地意识到站在我面前的是美国驻华大使的儿子。学生们向我提出的所有问题我都耐心解答，因为我知道当我成为老头儿的时候，他们中的某一位没准儿真能当上美国总统。

在耶鲁给本科生上课，交流中国文化，国旗旁边双手叉腰的男孩就是邵逸青。

有一个男孩儿，我对他印象十分深刻。他叫亚当·沙夫曼（Adam Scharfman），是东亚语言文学系中文专业的学生，犹太人，非常热爱中国文化，潜心学习中文。他常来听我的课，在我组织的活动中表现积极，对我也十分热情友好。他曾经请我去纽约长岛的家中做客，开车途经一所小房子，指着那里告诉我：“看，菲茨杰拉德的家！你喜欢的《了不起的盖茨比》大概就是在那里完成的。”

他想给自己起一个中文名字，姓沙，我告诉他这个字在中文里不太好听，应该姓邵。我给他起的中文名叫邵逸青。

我们常在一起练习书法。他告诉我，上大一时，他有一个来自上海的室友擅长书法，每天在宿舍里挥毫泼墨。耳濡目染之下，他也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特别是中国古典文学。他能将《前赤壁赋》《归去来辞》倒背如流。最令人叫绝的是，他有一个练习普通话的独家秘籍——他会拉大提琴，在琴弦上调出最接近汉语四声的音调，来校正自己的发音。

就在我们认识之前不久，他的弟弟因病去世了。他和弟弟曾经在一起学习中文，希望有一天能用中文交流属于两兄弟的秘密而不被父母听到。因为弟弟的名字发音和“松”相近，他给弟弟起了一个中文名叫邵逸松。“‘松’代表君子，也象征着坚持。”

耶鲁和中国大学之间有一些学术交流项目，他很想通过这些机会到中国来，但是因为舍不得弟弟，一直未能成行。他说，弟弟离开的时候，眼神好像告诉他：“哥哥，放心地去中国吧，我会和你在一起。”他后来去了北京，登上长城，看到长城边上一棵棵松树在风中微微摇摆，他想，那一定是弟弟在对他笑吧。我被两兄弟的故事深深地感动了。生命的轮回和期许，没有国界之分。

胡主席访美，最特别的一天

2006年4月21日，在我的耶鲁记忆中是极不平凡的一天。胡锦涛主席来到耶鲁进行了公开演讲。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第一次访问耶鲁，也是胡主席与美国公共社会最直接的一次接触，我有幸在现场见证了那历史性的一幕。我向莱文校长郑重推荐了邵逸青，作为四名耶鲁学生代表之一，与胡主席握手，并接受中国赠与耶鲁的1300本书籍。

之前那几天，邵逸青总来找我，和我一起吃饭、聊天。我陪他演练和胡主席见面、握手的情景，教他“胡主席，您好”的标准发音。他反复问我：“我要跟胡主席说什么，他才能记住我呢？”我告诉他：“说实话是最好的。”

“成钢，我昨天梦见过世的奶奶了。她跟我一起看中文书，还说，我们的祖先来自中国四川。”

“那你就跟胡主席这样说吧，我觉得这样说很好。”我高兴地鼓励他。

“嗯……”他想了想问我，“胡主席是哪里人？”

“安徽人。”

“那，我要不要说梦见奶奶告诉我，我们的祖先是安徽人？”

我笑了，摇头对他说：“不，就说四川人，这很真实。”

4月19日晚，胡主席抵达华盛顿，第二天一早将在白宫南草坪出席盛大的欢迎仪式。当时，我通过朋友拿到了几张最好的票，请了姐姐、姐夫和几位国内的朋友，他们听说有这个机会，都立刻放下手里的工作连夜飞过来。

当天晚上，胡主席出席了由“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为他专设的晚宴。这是美国和中国之间最重要的民间友好机构，成员都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经济界、政界人士。我作为美中杰出青年论坛的一员，有幸在晚宴中占据小小一席。那真是奇妙而难得的体验：祖国远在天边，主席却近在咫尺。

胡主席乘坐的第一夫人的座驾缓缓驶来。

第二天，胡主席将赴耶鲁大学进行演讲。因此晚宴结束后，我带着一位朋友June又驱车赶往纽黑文，开了整整一夜。这位朋友是耶鲁大学给胡主席配的随行翻译。早在我就读外交学院的时候，她就在麻省理工学院给到访的朱镕基总理做过翻译了。她怕我开车打瞌睡，一路上不停给我讲笑话，所以自己也没有休息好。不过我们都十分亢奋。

早上，我们站在学校门口等待主席的车队。胡主席乘坐的是第一夫人的座驾，车牌号码800002。美国另一辆最好的防弹车属于总统，车牌号是800001。那是我第一次知道美国人也喜欢8这个数字。

美国男孩中国梦

邵逸青那天凌晨6点就起床了。他穿了一件黑色西装，打红色领带。这并非他平时习惯的装束，但他认为这样才够庄重。他从宿舍走到校长办公室去等待胡主席，因为很多道路限行，平时2分钟的路程，他走了45分钟。在那里又等了两个小时，他终于见到了胡主席。胡主席向他和其他几名学生代表介绍中国赠送的这些书籍，有“百科全书”、“词典”和“四书五经”。邵逸青给胡主席讲了他的梦，还鼓起勇气说：“我今天特别高兴，因为我是个超级中国迷。”胡主席也很高兴，又和他握了一次手，还拍了拍他的肩膀。这些细节，后来久久地留在他记忆中。

身后的联排Townhouse是我在耶鲁的住所。这是胡主席来耶鲁的那一天，春暖花开，我开车带着翻译June连夜从华盛顿赶回纽黑文，困得眼睛都快睁不开了，还是抖擞精神留了一张影。

中午，胡主席在莱文校长的陪同下，来到耶鲁大学音乐厅（Sprague Hall）做演讲。邵逸青也去了现场。每个学生都得到一个同声翻译的耳机，但是他没有用，他自信自己完全能够听懂。

胡主席的讲话极其精彩，我记得他说：“进入耶鲁大学的校园，呼吸着书香浓郁的空气，我不由得回想起40年前在北京清华大学度过的美好时光。如果时光能够倒流几十年，我真希望成为你们的一员。”音乐厅规模不大，美方安保人员不允许观众起立，但我还是第一个站起来为主席鼓掌，紧接着其他人也都站起来了。

演讲之后是学生提问时间。主持人便是住在我们世界学者办公楼一楼的墨西哥前总统、耶鲁“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塞迪略。他对胡主席说：“我们一共收到78个问题，但是我不会全部问的。”我至今还记得胡主席的轻松回答：“如果问题多的话，我就不走了。”台下师生报以友好的大笑。大家表现得很踊跃，对于一些比较尖锐的问题，主席也都一一得体地予以回答。

后来邵逸青告诉我，那次经历改变了他对中国领导人的印象。“他并不是一位生硬刻板的领袖，事实上，他非常幽默风趣。”为了这一天，他已经很多个夜晚辗转难眠。

作为唯一一个和胡主席直接交谈的学生，主席邀请他到清华大学学习一年。那天晚上，邵逸青为去世的弟弟点起一支蜡烛，与他分享这个成真的梦想。直到第二天早上，蜡烛还没有熄灭，他相信那是弟弟的灵魂和他在一起。

在耶鲁，像邵逸青这样热爱中国、立志为中美友好作出贡献的年轻人还有很多。我通过上课的机会结识了他们，尽我所能，给予他们热诚的鼓励。因为我知道，他们对中国的了解相当多是从我开始。我说的每句话，都可能促成他们对中国一生的情结。而未来某一天，当他们成为这个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人，对中国的感情可能主导他们的重大决定。

天涯知己陆克文＜＜

2012年2月28日，我去印尼出差，飞机一落地便打开手机查看新闻，看到陆克文竞选党魁失败的消息。很巧，印尼是地球上距离澳大利亚最近的国家，我发了一条短信给他表示安慰。七年来，以陆克文起起伏伏的政治生涯作为背景，我们的友情也显得历经沧桑，突然觉得，那些故事值得认真记录下来。无论他是总理、外长、议员还是普通百姓，老陆永远是老陆，政治很难预料，友谊来日方长。

和总理交朋友？天方夜谭！

2009年春节，一部名为《澳洲乱世情》（Australia）的电影在北京上映，我特意买票去看。故事发生在二战前夕的澳洲，英国贵族萨拉来到这里继承丈夫买下的土地和房产，目睹了白人对当地土著的歧视和迫害。当时，澳大利亚政府实行“白澳政策”，认为土著居民低贱无知，将他们的孩子强行带走交给白人抚养或送到白人学校寄宿，希望同化土著人。“白澳政策”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初，那些身心受创的土著孩子后来被称为“被偷走的一代”。

影片由妮可·基德曼（Nicole Kidman）和休·杰克曼（Hugh Jackman）主演，长达165分钟。看到一半时，我给澳大利亚女孩儿Jessica 发短信，问她对电影有何评价。她回信说：“我认为很好，而且你一定要坚持到最后。”Jessica几天前刚刚和父亲一起，在街边一家普通电影院看过这部电影。

影片最后，字幕缓缓升起：2008年2月13日，澳大利亚总理对“白澳政策”给土著居民带来的伤害正式道歉。

那一刻我被深深感动，也可用“心潮澎湃”形容。我还记得那份迟来的道歉声明中这样写道：

“我们今天向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表示敬意，他们是人类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文明。我们对他们过去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进行反思，尤其对被偷走一代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进行反思，这是我们国家历史上黑暗的一章……对那些被偷走一代、他们的后人和家人所承受的痛苦、苦难，我们说对不起。对他们的父母、兄弟姐妹、被拆散的家庭和社区，我们说对不起。对于强加给这一自豪民族和自豪文化的屈辱和衰落，我们说对不起。”

并非每一个国家、每一位领导人都有勇气为过去的非正义举动反思和道歉，特别是当那些错误与他本人并不相干的时候。澳大利亚历届政府都曾由于担心巨额赔款等问题，一直拒绝承认错误。而道歉对于曾经遭受不公正待遇的人群来说，意味着Closure，意味历史终于可以翻篇儿，心中的伤痕可以愈合。这一位勇敢说出“对不起”的澳大利亚总理名叫陆克文，是我的好朋友，我心中的一份澳大利亚情结因他而生。24岁的Jessica是他的女儿。

我和陆克文及他的太太特蕾莎在澳大利亚黑门岛上。那时他还是一名普通议员，我预言他会是下一位总理。我为自己预言如此准确而自豪，但的确没想到他的任期那么短。

和一个国家总理成为朋友，听起来有点儿邪乎，但其实也很自然。2005年我们在澳大利亚的布里斯班初次相识。我应朋友之邀去一场饭局上蹭饭，他也在宾客之列。我把手机放在桌上便于随时查看。在正式社交场合此乃大不敬，不过当晚举座皆是熟面孔，也就无人追究。

吃饭的时候手机响了一声，我没听见，有个脑袋凑到我耳边小声说：“你有短信，政治局的。”标准的普通话。我扭头看了他一眼，吃惊不小：“你说什么？”我并不认为自己真会收到政治局的短信，而是他一副西方面孔令我愕然。

他叫凯文·拉德（Kevin Michael Rudd），自幼对中国文化怀有浓厚兴趣，20岁时进入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主修中国历史和古代汉语，获得一级荣誉学士学位。在大学里，他的老师给他起了一个中文名字“陆克文”，并提出要求：“陆克文同志，从今天开始，你要努力攻克中国文学。”

他的中文说得标准而流利，对中国的孔孟春秋、唐诗宋词十分熟稔。我们相谈甚欢，以至于晚宴结束后仍然意犹未尽，都取消了各自接下来的计划，决定一起出去逛逛。他带我走遍布里斯班的大街小巷，讲述城市的历史和每一个酒吧的故事。我们多数时候用普通话交流，遇到说不清楚的问题就改用英语。在街上走累了，他送我回酒店，又在大堂一直聊到深夜。话题之深广，思想之默契，都是久违的痛快。

我们的友谊就是这样开始的。当时的陆克文只是一名毫无架子的普通议员，比我年长整整20岁。按照中国的说法，应算“贫贱之交”，也叫“忘年之契”。

他有着远大的政治抱负。我很早就预言他将成为西方世界第一个会说中文的国家领袖，他只是笑笑说：“未来谁知道。”我像他的经纪人一样，向国内媒体大力推广“陆克文”这个中国人感觉陌生的名字，告诉大家他很可能成为澳大利亚的下一任总理。无论我去澳大利亚还是他来北京，我们都会见面。常常在酒店房间里一个横在床上，一个斜倚在沙发上，交谈整整一下午甚至更久。心领神会，海阔天空，有青梅煮酒之畅快。

陆克文访华期间，在下榻的酒店门口，享受前呼后拥的“待遇”。

“我还是老陆，你还是小芮。”

2007年11月，澳大利亚选战正酣，距离24日大选只有最后几天了。之前的民意调查显示工党领袖陆克文将赢得54％的选票，以压倒性优势获胜。他抽时间在电话中接受了我的独家专访。我仍称呼他“老陆”或“克文”，他称呼我“小芮”。他向观众坦诚地讲述了他领导下的澳大利亚将是怎样一个国家，会怎样与中国继续深化友谊与合作。通过这次采访，中国观众也领略了这位有着“中国通”之称的西方领导人的风采。

采访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忍不住说了一段很个人的话：“老陆，我现在的心情很复杂。一方面，我非常希望你能实现你的政治抱负，在大选中获胜；另一方面，我也非常伤感，如果你真的成为澳大利亚下一任总理，身份就不一样了。以后如果我再去澳大利亚找你玩儿，可能就没那么容易了。澳大利亚多了一位总理，我可能会失去一位朋友。”说完这番话，我的鼻子还有点儿发酸。

而他这样回答：“政治生涯很难预料，未来谁知道？不管我赢还是我输，我还是老陆，你还是小芮，我们还是好朋友。”

2007年11月24日，他领导下的工党赢得了全国大选，战胜了霍华德领导的自由联盟党。12月3日，陆克文宣誓就任澳大利亚总理。得知这一消息，我立刻对他进行卫星连线采访。

他已贵为一国总理。按照惯例，我应尊称他为Prime Minister Rudd 或Mr. Prime Minister，但是作为多年的老朋友，似乎有点儿说不出口。我从耳机里听到他走进房间，问他：“采访的时候我喊你什么好呢？”他笑着用中文回答我：“就喊‘大哥’。”当然，采访正式播送之前，总理办公室的人很严肃地告诉我，必须称呼“总理阁下”。

专访之前，我按照外交礼仪迎上前去和陆克文握手，“总理先生，好久不见。”事实上，头天晚上我们刚刚在一起喝过酒。

在其他时候，正如他的承诺，我们仍然是默契十足的朋友，有很多共同语言。我经常教他些中文笑话，那句早已过时的“通讯基本靠吼，交通基本靠走，治安基本靠狗”能把他逗得前仰后合。农历大年三十，他要乘专机出行，上飞机之前不忘打电话问候我们一家新年好。我和一群朋友到澳大利亚的一个岛上度假，恰好他也在那里开会，慷慨地在酒店房间里“接见”我们，喝酒聊天直至夜深。而当我的姥爷去世，忙于应对金融危机和澳大利亚山火的他还曾发短信安慰我，说他了解这种失去亲人的刺痛。他用的是“Sharp”这个词，一语切中我心。

2008年4月，老陆就任总理后首次访华。我提前一周在澳大利亚国会总理办公室采访了他。面对面坐下后，他看看我，用中文对我说：“小芮，你的领带‘不全面’。”然后勾勾手指让我过去，亲自帮我整理好。几天以后，我们又在北京见面了，他高兴地说：“这次要‘抓’一点时间好好聊聊。”

老陆郑重地告诉我，无论他多忙，当我再去澳大利亚，都一定要请我在总理府吃一顿晚餐。于是不久以后我去堪培拉出差，西装革履、十分庄重地奔赴了这场料想是有生以来最高规格的晚宴。和国内的高规格晚宴不同，老陆并没有安排专车接我，我只好打了一辆出租车，告诉司机我要去Lodge，澳大利亚的白宫，直译成中文是“小木屋”。

车停下的时候，我惊讶地发现眼前是一扇大大的铁门，攀着密密的爬墙虎，居然没有荷枪实弹站岗的警卫，只有一位漂亮的女警察坐在旁边一间小屋里悠闲地喝茶。

看到我，她走出来礼貌地询问：“你是芮先生吗？”我说是的。她说：“总理正在等你，请进去吧。”我刚要拉开车门下来，她又说：“不用下车，可以一直开到楼下。”我拿出准备好的护照给她检查，她也摇摇手表示不必了，并打开了铁门。我的出租车就这样长驱直入来到总理府邸门口，过程之轻易，与想象大相径庭。

下车时我问司机：“多少钱？”满以为他会因为今天如此荣幸地与总理阁下相隔咫尺，而免收我的车费，哪知人家脸上毫无特别表情，按计价器收费，分文不少。

这种“不给面子”的事在澳大利亚很正常。百姓文明，民风淳朴，政治距离普通人的生活很遥远。跟随总理出行的不过一个保镖，一个司机，以及一辆车。总理走在街上，市民一定不会前呼后拥围观拍照。若非如此，恐怕他也很难做到“我还是老陆，你还是小芮”了。

下车以后，我看到的是一所很普通的房子，而它就是传说中的总理府。站在门口的管家将我迎进客厅，老陆正在那里等我。见面以后，我们用力地拥抱了一下。他带我在总理府里参观了一圈，面积不大，精致、亲切、朴素，但是远不如北京郊区那些别墅豪华。楼上的人走路，楼下听得见“咚咚”的响声。叫做“Lodge”真是名副其实。至于晚餐，更是简约至极，我们只吃了羊腿、羊肉，喝了点儿红酒。好在，老陆还是老陆，我们仍然彼此信任，有着聊不完的话题。

在总理府留影。

那一年，大概是我们见面最为频繁的日子。夏天他到北京来参观奥运会，刚下飞机，就约我一道喝啤酒。总理出行，浩浩荡荡的车队至今犹记。难得见面，一次没喝过瘾，几天后，他主动提出到我家里来吃饭，我欣然应允。但是澳大利亚驻华使馆的中方人员找到我，很为难地表示：“如果总理到您家做客，整栋楼都需要进行安检，您的邻居大概不会很情愿。”所以他们希望由我提出来，取消这次会面，我想他言之有理，便改约老陆在离开北京的前一天再找个地方聚聚。后来那次见面颇为不易，使馆规矩多，出行太费周折，我们俩索性偷偷从使馆后门溜出去，在亮马河上的一条铁皮船上喝了几瓶啤酒。

我们曾经同在南太平洋一座小岛上参加一个论坛，休息期间，我对他说了一番推心置腹的话：“老陆，现在的你属于这个国家，而不仅仅属于自己，我能想象你的生活发生了不小的变化。高处不胜寒，你要多保重。”当人处在责任和权力的巅峰，孤独与牺牲在所难免。他让我把“高处不胜寒”几个字写下来留给他，他很喜欢。

为了满足我的虚荣心，他也曾经题词送给我。我说：“虽然家里有跟你的合影，但别人会以为是某次采访的应景之作，还是写几句话给我比较好。”他痛快答应：“那我就借用一下毛主席送给华主席那句，你办事我放心。”

六个歪歪扭扭的字写完，他又稍加演绎，在“你”字下面加了一个“心”。“我喜欢用‘您’这个字。”他说。

我现在是“小伙计”

正如老陆所言：“政治很难预料，未来谁知道？”我们相识这七年间，他的政治生涯跌宕起伏。他曾是澳大利亚最受欢迎的总理，风光无限；然而不到三年，尚未完成首个任期就黯然离任，成为澳大利亚战后最短命的一届政府。

2010年6月，我去多伦多报道G20峰会，以为会见到老陆。按照惯例，他的照片已经出现在峰会的宣传手册里。没想到6月24日，距离峰会召开仅余两天时间，却传来老陆辞职的消息，随后缺席G20峰会。

事实上，陆克文是20国集团最主要的推动者之一。他强大的语言能力使之可以用中文和胡主席交流，用法语和萨科齐会谈，用英语和奥巴马对话，努力促成各国政府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密切合作，共同应对。几次集团峰会召开之后，G20已经成为国际经济合作最重要的论坛。

陆克文辞去总理职务后十几个月，又辞去外长职务。当我在CNN的直播中看到这个消息，用手机拍下了电视画面。

我从CNN电视直播中看到他发表辞职演说，眼含热泪，几度哽咽。我也一下子泪流不止，想到“高处不胜寒”，替自己的朋友感到难过。

有人说，对矿产资源行业征收资源超额利润税，是陆克文下台的直接导火索，而他的副手吉拉德的突然逼宫则让他措手不及。

待伤感的情绪平复下来，我跟老陆通过一个电话，开玩笑说：“现在我们联系起来就方便了！”此后一段时间，我们还真的联络频繁，似乎是要弥补过去两年多失落的友情，但是很快，他就告诉我他将在吉拉德政府中出任外长，还自嘲道：“我现在是小伙计。”

刚刚听到这个消息时，我自然很吃惊，不知他会如何处理与总理继任者的关系。几个月后他再次来到北京，准备接受我的专访，不同的是这次不再有浩浩荡荡的车队了。采访之前，我们一起喝了几杯酒，叙叙旧，彼此的距离又变得很近。出于对朋友的信任，他愿意回答任何一个“尖锐”的问题。

在正式采访中，我问他，为何会接受吉拉德的邀请，甘做昔日副手的副手。

他说，我也是普通人，不是圣人，因此与她相处并不容易。但是我有才华和能力，面对党内的政治挑战，我的决定是继续做下去，帮忙解决问题，作出贡献。这是充实人生的本质所在，争斗没有意义。至于面子不面子，没那么重要。

老陆的办公室依然挂着这幅“旗开得胜”，其实真正的胜利是战胜自己。

虽然我已与他如此熟悉，这番话还是令我感动。他说，那幅“旗开得胜”的书法依然挂在他办公室的墙上，天天看，只是现在的办公室比过去小了。

不当总理的老陆，又可以与我经常见面了。我们最近一次见面是在APEC会议结束之前的夏威夷海滩上，一个角落，几瓶啤酒，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老陆出身于昆士兰州的普通农家。父母亲从小就告诉他：“做出努力，未来是你的。”从议员到总理到外长再回到普通的议员，老陆走了十四年，并且坦然面对每一次大起大落。

我们初次见面时曾经谈到，澳大利亚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国家。从地图上看，它最近的邻居是印度尼西亚，而它的种族以白人盎格鲁撒克逊后裔（WASP: 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为主，多是新教教徒，以英语为母语。因此它地理上靠近东方，心理上又属于西方，注定将成为东西方对话的桥梁。

今天的老陆身为澳大利亚国会议员，仍在扮演这样一个伟大的角色，用他所熟知的英语和汉语去弥合东方和西方的差距。他说澳大利亚要成为中国的“诤友”。真正的友谊是敢于说出不同意见、能够就争议问题进行有原则的对话的。

陆克文在任总理期间，国人对他存在一些争议，这也很自然。作为朋友，我认为他首先是澳大利亚的总理，其次才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因此他作出的所有决定，首先要考虑澳大利亚的利益，我们不应脱离这一前提，而对他抱以不切实际的期望。实事求是地说，他也曾经为中澳两国的贸易合作做过很多真诚的努力。有些关于他的传闻，也是“演绎”多过事实。

我坚信他对中国人、对汉语、对中国文化的感情是真挚的。

是否有一天，老陆会以某种方式重回澳大利亚的政治舞台，乃至重回世界的政治舞台？一切皆有可能。

从太空看世界＜＜

2006年7月5日，美国“发现号”航天飞机升空，机上搭载着七名宇航员。

2006年7月15日，我收到一封来自外太空的邮件。

2011年1月8日，美国亚利桑那州发生枪击事件，国会众议院女议员Gabby头部中枪。

以上三件事，发生在不同的时空，却彼此关联。马克·凯力（Mark Kelly）是七名宇航员之一，我收到的邮件出自他手，他和妻子Gabby都是我的朋友。

一封来自外太空的邮件

Sat, 15 Jul 2006

we'll it is finally day 12 of the mission. it has been a marathon. i flew the undocking of discovery from the iss today. that's a big event for the pilot. to manually fly the space shuttle away from the space station. it went well. we also did the late inspection of the rcc and tile. that all looks great. we even got done a little early today.

saw some great views of the middle east today. it's amazing to look up the nile river delta and see israel to the right, north western africa to the left and greece and turkey out in front of you. that is a unique part of the world. also had some great views of hawaii, the uk, afghanistan and africa. tomorrow we get the orbiter ready to come home. we land on monday.

thanks for all of your support.

hope to see some of you at the landing.

regards.

Mark

终于到了任务的第12天。这是一场马拉松。今天，我驾驶“发现号”脱离了国际空间站。对我们飞行员来说，人工操作把航天飞机飞离空间站是一件大事。进行得很顺利。我们也检查了远程通讯设备和隔热陶瓷片，它们看起来都还不错。我们今天甚至提前完成了任务。

今天（从太空看地球）看到了一些很棒的中东的画面。顺着尼罗河三角洲往上看，可以看见以色列在右边，西北非洲在左边，而希腊和土耳其就在眼前。这是地球非常独特的一个部分，看起来让人叹为观止。也看到了夏威夷、英国、阿富汗和非洲其他地方的精彩景象。明天，我们会把轨道盘旋器准备好，为回家做准备。我们周一回到地球。

感谢你们的支持，希望能在着陆的时候看到你们。

祝好

马克

发件人是我的好朋友兼Karaoke buddy（K歌弟兄）——马克·凯力，美国宇航总署（NASA）的宇航员，也是当时正在国际空间站的美国发现号（Discovery）航天飞机机长。这不仅是我收到的第一封来自外太空的邮件，或许也是中国人收到的第一封。

马克曾经邀请我作为亲友团成员，到肯尼迪发射中心亲自见证“发现号”升空的历史瞬间，但我因有重要安排未能履约。升空12天后，他从外太空为亲友送来问候。由于失重，打字不方便，信中还有些笔误，并且对大小写不加区分。

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婚戒

认识马克和他的妻子，是在“美中杰出青年论坛”（Young Leaders Forum）。首届论坛于2002年5月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芭芭拉举行，这是一次旨在增进中美两国未来杰出人士之间对话和友谊的盛会。作为第一批12名被授予“美中杰出青年”称号的中国青年之一，我有幸成为论坛的创始会员。

临行前，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f US-China Relations），也就是该论坛的组织发起者，特地告诉我一定要把西装领带留在家里，因为此行将是一次“学术加休闲”之旅。在美国人的心目中，“上有天堂，下有圣芭芭拉”。这一处美国的人间天堂也是好莱坞明星和工商界巨子们聚居休闲的胜地。

风景如画的海边，已有百年历史的EL Entanto酒店别墅掩映在绿树繁花之中，论坛就在这样一个写意之地举行。我们的导师是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以及商务部长唐纳德埃文斯。

我和马克·凯力的友谊便是从这里开始的。

2002年，“美中杰出青年论坛”全体合影，后排左四是Gabby。

2002年，巴菲特的合伙人、美国投资传奇人物查理·蒙格将他的游艇借给“美中杰出青年论坛”的伙伴们。这号称是全世界最大的“双体船”。

马克·凯力是战斗机飞行员出身，拥有航空工程学硕士学位，以及多次航天飞行经验。他个子不高，但心理素质极好，平时很少有什么事能让他特别激动。据说航天飞机升空时，他的心跳居然无甚变化。和任何一位普通父亲一样，我们一起喝啤酒的时候，他也会大谈自己的两个宝贝女儿。他告诉我，航天飞机是一项“危险”的事业，但他仍然乐此不疲，但每次升空，他也会怀有一些类似“及时从太空返回地球给女儿过生日”这样的期待。

“哥伦比亚”号失事后，航天飞机在美国成为一个有争议的话题。2006年初，美国宇航总署明确表示：如果再次出现类似当年“挑战者”号和“哥伦比亚”号的悲剧，美国所有航天飞机的飞行计划将被无限期彻底取消。所以，马克和他的团队成员7月升空成功与否，事关重大。

“发现号”升空前大约半年，我和马克在纽约见了一面。吃完牛排，我硬拉他陪我去纽约32街的唱卡拉OK。美国的卡拉OK和我们的“包厢”不同，是一个开放的大厅，大家都站在那里载歌载舞，需要脸皮很厚才行。

马克唱歌明显跑调。我很想让身边的人知道，这个五音不全的小胡子男人其实是一位美国英雄，不算高大的身躯也承载着美国的光荣和梦想。于是我对着话筒说：“向大家隆重介绍，站在我旁边的这位是航天总署的宇航员……”没等我说完，他劈手便将话筒夺走，恼怒地说：“我唱得这么差，你就别毁我名声了！”

早在升空前一年，马克就问过我：“要不要帮你带点儿什么东西上去？”被他带上航天飞机的东西，回来后都会获得一张美国宇航总署颁发的证书，证明此物品曾经进入过外太空。

这太酷了！我很兴奋地说：“带一滴我的血吧！”或许是科幻小说看得有点儿多，我随即展开无边畅想：将自己的血滴进一个小瓶子，让他带上航天飞机。当他走出舱门，就将这滴血洒向广袤的宇宙，让这个地球DNA的载体永远漂流在外太空，说不定几亿年后，某一个遥远的星球上会出现和我有关系的某种形式的生命，或许，今天的人类也起源于这样的一滴来自别的星球的什么生命的血？上帝会是一滴血吗？……

这个请求被马克严肃拒绝：“成钢，这可不行。为了确保外太空环境安全，宇航总署严禁携带任何生化制品。”随后他提出一个很激动人心的建议：“给我一枚戒指，等我回来，它将成为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求婚戒指，没有任何一个姑娘能拒绝你！”

这是个好主意。接下来的几个月时间，我一直在琢磨到底买一枚有特殊意义的钻戒，还是用小时候做弹弓的钢丝自己弯一个。马克在电话里对我说：“别买太贵的，因为，它有可能回不来。”虽是玩笑话，但我能听出电话另一端淡淡的伤感。

等我终于买好戒指，打算通过联邦快递交给已在发射基地的马克，他却告诉我：所有将要带入太空的随身物品已被检验封存，不能再有变化了。我万般遗憾，捶胸顿足，他安慰道：“没关系，两年之内，我可能还要上去一趟，还有机会。”

与太空归来的马克及“美中杰出青年论坛”的旗帜合影。

最后，他带上去的是一面写有“美中杰出青年论坛”的旗帜。他平安返回后，我们一同拿着这面意义非凡的，象征着中美世代友好的旗帜，合影留念。

太空中看不到万里长城

关于外太空之旅，我问过马克无数问题：如何吃东西？如何上厕所？能看到飞碟吗？外星人呢？能看到万里长城吗？

答案总是出乎我的意料。比如，返航途中，航天飞机穿过大气层后向地球靠拢，靠的是地球的引力而不是动力。又比如，如厕问题还是一项“国家机密”，不可外传。至于万里长城，他很肯定地告诉我：“看不到，但是很容易把一些线条——比如很长的河流，误认为是长城。”

他说的“看不到”，我认为很有意义。小时候，对于“万里长城是太空中能够看到的地球上唯一的人工建筑”，我们深信不疑。这一说法也大大地激起了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热情。但是事实上，这只是以讹传讹。我们的航天英雄杨利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曾经证实过，他没有看到长城。

其实只要稍有常识，就能想到，长城平均宽度不足10米，高度不足5米，又很容易被周围的地形背景隐没。在飞机上，距离地面60公里以上，就很难用肉眼看到它，何况美国航天飞机轨道的远地点在400公里左右。据说，如果在月球上看到长城，相当于在2688米外看一根头发丝。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句诗。而说到宇航员，我想到的第一个词就是Perspectives——角度。他看世界的角度该是多么的不同啊。而不同的角度总会让人得出不同的结论和判断。做新闻也是一样，It's all about perspectives. 有时我甚至觉得，可能并不存在所谓的“真相”，只有事实这一说。谁也不能说自己看到了真相，因为总有不同的角度，总有更大的画面。

每次站在香山的山顶，俯瞰远处夜晚的北京城华灯初上，想想这整个城市中多少人的喜怒哀乐富贵挣扎生死沉浮不过尽在眼前这五环的光圈之中笼罩着，心境就会更加开阔。而这个角度，再往上面直冲几十万英尺，穿过大气层，就是马克眼中的人间。

我问马克：“站在外层空间看地球，是否改变了你的某些人生观念？”

他说：“地球只是很小的一个圆点。随便哪颗星星飘过来不小心撞上，地球就没了。很难想象在这么脆弱的地球上，人们还要尔虞我诈，自相残杀。”

的确，我们这些看不到大画面的芸芸众生，并不真正理解家园何其脆弱。我收到过朋友转发的一封电子邮件，里面有一幅2004年卡西尼—惠更斯号（Cassini-Huygens）探测器接近土星光环时拍摄的照片。在照片上，地球只是一颗小米粒般大小的蓝点儿。而就在这个小蓝点儿上，生活着60亿人和无数的动物植物，有着战争、苦难、历史、文明、技术、艺术、宗教，还有千万年来绵延不断的爱与恨。

从外太空归来的马克，决定从此做一个主张和平的环保主义者。头部中枪的Gabby一度被认为医治无望，但这或许是爱情的力量吧，在马克的悉心照料下，她正在奇迹般的康复中。

两位犹太老人的故事＜＜

走近基辛格，走近历史

我与基辛格博士有幸多次会面，有约见，也有邂逅。

印象最深的是在北京的一次午餐。一桌人吃饭，我因为做节目来得最晚，千不该万不该。但基辛格博士，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竟然主动站起来向我问好，让我着实受宠若惊。也许是因为疲惫和时差，老人在餐桌上说着说着就把眼睛闭上了，坐在那里像是睡着了，我几次轻声把他唤醒，因为实在是太想听他聊聊过去和现在的中国，美国，还有世界。而了不起的是，醒过来的他竟然可以立刻加入谈话，思维仍然敏锐，见解依旧独特。他还是那么敏锐。

坐在这位老人身边，感觉和历史离得特别近。这位当年影响过世界的人物、中美关系的破冰使者、见证中美几十年风风雨雨的活化石，可能也是唯一还健在的，与毛泽东及其后的每一代中国领导人都有着深厚友谊的美国政治家。

作为晚辈，我缠着老人给我们讲讲鲜为人知的逸闻趣事，基辛格也就从他浩如烟海的记忆里翻出了几个为我们娓娓道来。这是其中最精彩的一个，以前我从未听过：

基辛格和尼克松最后一次见毛主席。毛主席年事已高，幽默地对尼克松说：“我就要去见马克思了，用你们西方人的话来说，就是要去见上帝了。”

尼克松和基辛格一时不知该怎么接这句话。两人商量片刻，尼克松说道：“您不会很快见上帝的，因为，要想同时容纳上帝和毛主席，天堂还不够大。”（Heaven is too small for both God and the Chairman.）

最精彩的是毛主席的回答：“我什么时候去见上帝，是中国自己的事。你们这是在干涉中国内政喔！”

在基辛格身边，感觉历史离我很近。只是他对我大概没有什么特殊的印象，在他那饱览世事的眼中，我们都是小屁孩。

寥寥数语，多少羽扇纶巾尽在其中。

午餐结束，我从书包里掏出一本他的著作《大外交》（Diplomacy）——这是我们大学期间的必修课——请老人帮我把一些始终没弄明白的地方解释了一下，顿时豁然开朗，特别是关于大国各领风骚数百年的名言。

几天后，竟然还收到了基辛格从纽约寄来的亲笔签名信。这也是很多政治家的习惯，让所有见过他的人都觉得很受重视。

基辛格的新书《论中国》（On China）是一部关于中国的鸿篇巨制，根据过去四十年对中国的了解、观察，与中国领导者的对话，以及查阅大量史料，他从远古时代的中华文明，写到21世纪的现代中国，对中国的政治、历史、文化、外交等，作了一场全方位的深入解读。

他的确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乃至现在，总是中美友好的形象代言人。不过，这只是我们中国人所熟悉的基辛格。

我看到的基辛格，同时也是一位美国国家利益的坚决捍卫者。他坚信美国在世界的主导地位，当我问他美国还能在世界上领先多少年的时候，他不假思索地答道：“再给它100年吧。”但他很快又纠正道：“我说得不对。今天的世界是一个互相依赖的世界，再讨论谁最具控制力意义已经不大了。”

在美国，至今还有很多人认为他是个对包括越战，柬埔寨轰炸等历史事件负有直接责任的战争罪人。有人写书拍电影，题目叫《基辛格的审判》（The Trials of Henry Kissinger）。

我曾问他对伊拉克战争的看法。他说：“伊拉克该打，萨达姆该抓。只是小布什没有多听听我的建议，否则不会在执行层面上犯这么多的错误。”就在最近，美国国内传出消息：基辛格在策划伊拉克战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又一次，人们把基辛格和战争联系在了一起。

政治人物的是非功过，总是人们的话题，要靠历史来评判。

基辛格博士的几个观点，对我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其一，曾经与他同时担任美国国务卿的亚历山大·黑格（Alexander M. Haig）将军告诉我，和基辛格一起工作，常常意见相左，争论无果。最后基辛格会拍拍他的肩膀说：“如果你掌握我所掌握的一切信息，你会完全同意我的观点。”每当别人与我持不同意见，或我对他人观点严重怀疑时，就会想起这句话来。

其二，关于这场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成因，基辛格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全球化了我们的市场，却没有全球化我们的政治。”这是在我们最近一次的访谈中提到的。当时我问他：“您的老朋友格林斯潘前段时间公开承认自己犯了错误，您是否感到意外？”他则回答：“我曾经写过文章，称世界政治格局和经济格局不能兼容，后者的发展远远超过前者，但他不同意我的话，认为经济格局内部有足够的保障机制，可以进行自我管理。事实证明他错了。我很高兴他认识到这一点，不过现在我们身处危机当中，如此声明，时机或许不妥。”

这个观点我深以为然，而且远比那些停留在监管层面的讨论站得更高。解释得再通俗一些，就是“用旧工具解决新问题。”一代经济学宗师弗里德曼曾经表示：“等我步入老年，如果有机会，会重新审视自己的理论，做出修正和创新。”可惜直到他去世也未能付诸实施。今天我们所拥有和执行的各种经济学理论和主义都老了，无论弗里德曼、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都是从他们身处那个时代的社会现象中归纳而来。而联合国、世贸组织、布雷顿森林体系，这些建立于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全球机构，面对21世纪的世界有些束手无策。每一个领域都迫切需要理论和思想的创新。

在基辛格身上，还有大多数中国人并不了解的一面，就是所谓的Kissinger the Swinger。他曾是美国的时尚社交圈的大红人，从纽约的沃尔多夫酒店（Waldorf-Astoria）到巴黎的丽兹·卡尔顿（Ritz Carlton），从白宫西翼走出来的基辛格出现在各个绚烂多彩的时尚Party上，身边也总有各色美女陪伴。他比任何人都更早懂得如何和媒体打交道，如何把自己打造成一个社会名流。基辛格明白：在一个大家为名人倾倒着迷的年代，做一个时尚名人会给他带来更多的影响力。

他对男人的魅力有着特殊理解。传说基辛格当年的一位女朋友曾经问他说：“是什么让男人性感？”基辛格回答说：“是权力！权力是最有效的催情剂。”（Power! Power is the ultimate aphrodisiac.）我一直没有机会向他确认这段对话的真实性，如果是真的，我理解这里的Power指的不仅仅是政治权力，而是广义上的男人的影响力和渗透力。

这个可爱的颤颤巍巍的老爷爷，直到今天，对美女的兴致依然不减。有时候，他一说话就控制不住地流口水，但见到漂亮姑娘仍会下意识地挺胸收腹，甚至抛个媚眼。跟我们拍照时，他的眼中可没有这般炯炯神采。有一年秋天，在纽约公园大道和第五十几街交界处的一家法国餐厅里，我正在和几个老朋友吃午饭，蓦然回首，发现基辛格就在后面，正和一位身材高大、穿着豹纹紧身衣服、头发染成金色的黑人女性比肩而坐，共进午餐。我走上前去问候，基辛格也把这位女士大方地介绍给我，但我始终没弄明白她究竟是谁。

但Henry永远是Henry，一位了不起的世纪老人。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我对莫里斯·格林伯格的兴趣始于对美国国际集团（AIG）的兴趣，而对AIG感兴趣是因为：1919年，它的前身美亚保险公司（AAU）诞生在中国上海的外滩，使得AIG成为极少数起源于中国的美国公司之一。创始人斯塔尔对中国感情很深，曾在上海创办《上海晚间邮报》，猛烈抨击日本侵略者，为此，报纸的一位编辑还遭到暗杀。

二战时期，这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被迫搬迁，回到老家美国。斯塔尔只招了一名员工，就是格林伯格。斯塔尔没有孩子，他把格林伯格当成自己的孩子。后来，格林伯格在执掌AIG的38年间，将一家小企业建成全球最大的保险集团，市值1700亿美元。

毫无疑问，格林伯格是美国工商界最有影响力的传奇人物之一，也是美国犹太人的一面大旗。第一次见到他，是我刚做电视的第二年，在上海报道亚洲协会的工商年会。我站在会议厅最后面的摄像台上，远远看着这位风度翩翩的老者欢迎朱镕基总理走进大厅。而第一次近距离地接触他，是在一次研讨会上，目光犀利的格林伯格似乎可以在对视的一瞬间把人看透。

而后的相识让我对这位长者越来越了解，越是了解，便越是尊重。

格林伯格有着深厚的中国情结。他的外号叫Hank，这是他最喜欢的棒球运动员的名字。他在纽约州附近一个奶牛场长大，高中没毕业就去参加二战，服兵役期间，自修完成高中和大学课程，并取得纽约法学院硕士学位。1960年，他加入AIG，并在7年以后取代公司创始人斯塔尔，成为一个特殊的继任者。

格林伯格不仅继承了斯塔尔的保险理想，而且延续了他对中国、亚洲乃至世界的承诺。伊拉克战后，他是第一个飞赴战地访问的工商界人士。作为一位美籍犹太人，格林伯格居然担任过亚洲协会主席，在美国媒体上，经常可以看到他对于中国的积极言论。他无数次来到北京和上海，深刻地理解中国——这个并不容易读懂的国家。他还拿出5000万美金在耶鲁大学成立“格林伯格耶鲁中国项目”，目的是促进美国与中国高等教育之间的合作与交流，资助中国学生和学者。

管理公司的同时，格林伯格也管理斯塔尔留下的40亿美元的基金会。斯塔尔基金会已经向全世界需要帮助的人们捐出了20亿美元。值得一提的是，与《难以忽视的真相》同时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奖的《颍州的孩子》，讲的是一个感染了艾滋病的中国孩子的故事，就是斯塔尔基金会资助拍摄的。

我每一次与他对话，都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他是一个属于世界的思想者，总是从世界的角度看待每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而不偏执于美国和商业。他敏锐的洞察力更像是一位学者。

几年前，格林伯格作为嘉宾，出席北京的一场商界高层聚会，我作为当天的主持人，有幸再次与他近距离接触。很偶然地，我发现了一个细节——这位富有的企业家，手腕上戴的居然是一块普通的卡西欧电子表，橡胶表带。我请他举起手来，再请与会的中国商界人士也举起手。他们都有点儿不好意思，清一色的名表，江诗丹顿、宝玑、劳力士……我当时说，我们学习格林伯格先生的其他，不如就从他这块表学起。

2006年，风云突变，纽约总检察官以财务违规为理由威胁AIG董事会：如不将格林伯格请出AIG，就对公司提起公诉。一时争议四起。最终，面对那些自己钦点的此刻却被吓坏了的董事，格林伯格选择黯然离开，转而致力于自己的私营企业C. V. 斯塔尔——新公司仍然沿用了先辈斯塔尔的名字。

这一年他80岁，依然乐观，相信自己能够东山再起。他对我说：“新公司比过去更有意思，这是一个机会，让我抓住21世纪的新机遇。年龄不是问题，我的曾祖母活到108岁还很是自在逍遥。”

在这次采访中，我请他谈一谈“公诉事件”中的是非曲直，他告诉我，事实很简单，当时他们正向一些分析师和投资者作利润报告，他被问到对管理部门工作的评价，于是回道：“一个小案件也会被当成谋杀案来处理。”他的本意是说，非常小的事情也会被无限放大，但是第二天，法院的传票就送到他手中。董事会没有勇气反抗，很多曾经受惠于他的人也临阵退缩。

他说：“患难见人心。我看到了周围人真正的人品。要成为商界成功的领导者，你需要具备很多品质，需要勇气，来抵制那些试图利用政治权力谋私利的管制者。”

一位年近耄耋的老人，在晚年，却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人生起伏，令人感慨。但是故事并没有到此结束。接踵而来的另一个更为致命的打击，是这次金融危机，使得AIG深陷困境，面临被美国政府分拆的命运。格林伯格虽然已经离开AIG三年，但作为其最大的股东，个人资产从200亿美元缩水至8亿，成了“风暴中最大的输家”。

毕生经营的基业，毁于一旦。很难想象，如果一个中国的老人面临这一切，将何等痛苦乃至崩溃，这正是我们中国人最害怕的“家道中落”“晚节不保”啊。

在这种特殊的时刻，他不愿意接受采访，但还是应我之邀，走进了《直击华尔街风暴》的演播室。或许因为过去的交往，他相信我是不会让他难堪的。

我问了他一句话：“如果斯塔尔先生在天有灵，与您对话，您会对他说什么？”

他略作思索，而后饱含深情地说：“我想告诉他，C. V. 斯塔尔公司还在，你的名字依然留在人间，AIG也在，我并没有放弃AIG。”

寥寥数语，无人能不动容。

这位可敬的老人总让我想起一句中国的古诗：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他认为，在自己近40年的任期之内，AIG对金融产品的管理严格而合理，任何新产品都必须通过高层的审核批准，也进行了分散投资以规避风险。他离开AIG，应归结为政治上的原因，同时导致了后来的运营不善。同时他也认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经济学家最多，但美国政府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却缺乏周密的计划性。“人们大都以为有那么一个装着计划书的小盒子，藏在白宫的什么地方，事实上什么计划也没有。”

当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试图挽救AIG时，格林伯格认为，他们的举措并不恰当。AIG并非资不抵债，而是流动性出了问题。集团被要求提供更多担保，而这些担保往往是现金，所以造成现金流短缺，需要一些流动性支持。这对美联储而言轻而易举，纽约银行也曾保证会予以支持。但实际上，他们提供了850亿美元的贷款，却要求14％的偿还率，利率如此之高，使得偿还变得“基本上不可能”。“他们打算清算AIG，将集团各个部门出售，解散整个集团，这是不必要的，不明智的，会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错误！”

无论如何，他没有放弃AIG。“我感觉很糟糕，我本人的净资产有很大损失，但这还不是最大的问题，我能撑得过去。问题在于我们那么多员工，他们失去了存款、养老金，失去了他们苦心经营起来的一切，上百万的持股人遭受损失。”

被格林伯格称为“暴君”的纽约州总检察官斯皮策（Eliot Spitzer），通过对他痛下狠手，为自己赢得了纽约州州长的位置，但一年半之后便因“召妓”丑闻下台。后来我在北京遇到格林伯格，问起他关于此事的看法，满以为他会充满报仇雪恨的快意，事实上他只对我淡淡说了一句：“我没想到他会这么愚蠢。”（I can't believe that guy's so stupid.）

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刻，84岁的格林伯格依然为了AIG在奋斗，为了让它不被分拆而在世界各地游走。“死去那一天，是我停止工作的时刻。”他说。

到了2012年，格林伯格已经进入后AIG时代，依然没有停止为自己心中的事业而奔走。每当我想到这位坚强的、可敬的老人，总会想起一句中国的古诗：“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我会为他祝福。

也谈“纸枷锁”＜＜

挣开枷锁？后果太严重！

每个人生活在这世界上，都背负着一堆“纸枷锁”。我上大学的时候读过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谈到生为男人的使命。男人首先要是一个开拓者，冒险家，充满胆识和魄力。第二是士兵，很强壮的人，像施瓦辛格这样，保护弱者，主持公道。第三是技术专家，小到换灯泡、修保险丝，大到装电脑，修汽车，卷起袖子就能干。第四是提供面包的人，能挣钱养家。最后还得是上帝，救赎者，帮助他人脱离苦海。

这些纸枷锁其实一挣就开，但是一辈子都不敢挣开，因为后果太严重。我们的另一半——女同胞，会因此说你不是男人，让你觉得自己都不能原谅自己。不过女同胞也有纸枷锁。从小玩着芭比娃娃长大，要求自己胸多大，臀多宽，腰多细，如果不符合标准，照镜子就不能悦纳自己。

和外国人相比，中国人的枷锁又尤其多。人生在世，这些枷锁很难挣脱，但是活到一定年龄之后，就要想办法把它们尽可能地卸掉，否则永远得不到自由。

在我认识的人中，纸枷锁相对少的人不多，张朝阳是其中一个。他曾是我爸爸的忠实读者，非常喜欢他30年前的作品《新来的小石柱》，留学美国时还常用“小石柱”的经历激励自己。我和他成为朋友大概也有这层原因。他从小喜欢挑战现有制度，用他自己的话讲，叫“浑不吝”。在卡拉OK，我们唱歌，他在一旁跳着自创的舞，极其投入，不在乎别人怎么看，自己高兴就行。

洒脱放手，轻装前行（刚拍完这张照片，我就摔了一跤）。

朝阳活在一种飘忽不定的状态中，也可以说是“为当下的兴趣而活”，这一个小时不知道下一个小时要做什么。如果我们偶然遇见，聊得高兴，他就会一直聊下去，其后的安排都依次顺延。也许有人会说，如果他不是这么“成功”，还能如此随性吗？也许不能。不过换个角度看，究竟是因为成功才随性，还是因为随性才成功，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

人生悖论：越有钱越焦虑

在北京，我的一些财务上很富有的朋友，希望跟我一起去纽约，看看那里的“成功人士”如何生活。

尚未成行，我先给他们讲起美国富商格兰的故事。他曾请我去他家度周末，那是位于纽约郊区的一座从洛克·菲勒后人手中买下的庄园，有山川、湖泊、网球场，养着马、百年老龟和大块头的火鸡，一派宁静素朴的田园牧歌。他为客人准备的独栋别墅温馨而舒适，古老的木头房子，屋外有大片绿地和游泳池，空气里弥漫着青草香。他们追求自然，注重环保。不穿PRADA，也不戴劳力士。兴致好的时候，他们会买几头牛，从阿根廷运过来，让它们在庄园里闲散地走一走，然后打电话呼朋引伴，“我们家的牛到了！”大家都来欣赏这道“移动的风景”。

田园牧歌式的生活，让人接近自己的灵魂。

可惜我所接触到的大部分新富起来的中国人，都还停留在对奢侈品顶礼膜拜的阶段，豪宅豪车，一掷万金。财富为他们带来了体面，同时套上了枷锁。我有一位老大哥是很有钱的商人，长期焦虑失眠，看见床就恐惧，后来只好去印度一家瑜伽学院学睡觉。为他送行时我还开玩笑说，如果你开悟了，决定留在那里不回来，别忘了把你的红木家具分我几件。英文中用“婴儿般的睡眠”形容一个人睡得香，折腾了半生事业，反而还不如婴儿时期睡得好，这是人生的悖论。

年轻姑娘们也早早给自己套上了枷锁，目标是嫁给有钱人。譬如港台地区那些“德艺双馨的女艺术家”，不嫁入豪门便没法向公众交代，更没法向自己交代。实在进不了豪门，就嫁给外国人。对外国人的评价要纳入另一套体系——城市户口还是农村户口，处级干部还是科级干部，住的是别墅还是公寓，做的是上市公司还是小本买卖——好像都不那么重要，因此不失为一条很体面的退路。

我见过这个世界上最有钱的人，他们用钱买不到快乐。飞机、游艇、豪车、别墅、雪茄……不过如此。有一个经济学术语叫做“边际效应”，通俗地解释，就是吃第一块红烧肉感觉特别香，第二块、第三块“还行”，吃到第五块就腻了。物质带给人的边际效应是极其有限的，快感迅速递减，相当靠不住。层次越高，能够实现的满足感越小。今天开拖拉机，明天开宝马，感觉太好了！连开一个月就审美疲劳，最后只有开飞机了，但是开多了也就那么回事。

爱尔兰籍诗人王尔德说：“世界上只有两种悲剧，一种是没有得到你想要的，另一种是得到了。”无论有钱还是没钱，只要你将自己的幸福寄托在财富上，就永远丢不开烦恼。道理很简单，如一友人所说：“这个世界上只有极少数人可以完全不考虑钱，大多数人还是要量入为出的。”我在纽约遇见两个有钱人在我旁边聊天，其中一个买了一艘非常拉风的豪华游艇，但是维护成本太高，他承担不起，于是游说另一个人和他共同享有这艘游艇，维护费各自负担一半。另一个人则表示非常犹豫，不能立刻决定。

关于什么才是人生中最重要的财富，郭台铭的话给我颇多启发。2007年，他的弟弟郭台成因病英年早逝。在这之前，为了看望弟弟，他一年要往北京飞38趟，为了节省时间，专门买了一架私人飞机。他给弟弟请了最好的医生，从世界各地坐着私人飞机飞过来，但依然没有让弟弟在世界上多留一天。最后他说，任何一段英雄史的背后都有一段血泪史，钱买不来快乐，钱买不来幸福。

俗话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面对世间功名打造的枷锁，做到彻底“放下”绝非易事。我有一个美国朋友，华尔街最优秀的对冲基金老板之一，事业成功，生活优越。电影《穿PRADA的女王》中梅丽尔·斯特里普住的那所毗邻纽约中央公园的豪宅，其实就是他的家，我曾去那里度过周末。但他的事业在金融风暴中遭受了很大的打击，他在电话中告诉我，每天晚上都睡不好觉。这令我既担心又感触。我所了解的他一向非常健康、乐观，但依然做不到绝对的超然。当金融危机甚嚣尘上，担心美国老百姓迁怒于银行家们，他甚至做好了全家迁出美国回以色列定居的准备。

我很想以我的方式劝慰他：“人生中最宝贵的是亲情、健康和自由，这些东西是真实的，一旦失去，生活会变得不一样。而你其实一样都没有失去。”这也是我自己内心里真实的信条。

“名气这玩意儿不是真的”

我喜欢爬香山。傍晚华灯初上，在山顶可以远远眺望北京的五环路、四环路、三环路、二环路，圈圈环绕的灯光围起了一座城市。而这个城市里所有的狂喜和刺痛、幸福和挣扎，此刻都与我无关。往日的忧虑和困扰，此刻也都失去了意义。如果不曾登高望远，我们可能永远要用那些枷锁折磨自己，从而变得干涩、易碎，远离真实的自己。

“千般经营，一捧黄沙。”听起来有些消极，细想却不无道理。

我遇见过一位很特别的出租车司机。那天我坐在他的车上，正在为了一些事情烦躁。他主动跟我聊天，说自己每月收入两千多块钱，就这样起早贪黑靠一脚一脚的油踩出来，一年到头天天如此。他说得很愉快很从容，这种情绪感染了我。我完全能够想象他的生活：每天随便拉一个客人都比他挣钱多，别人住高楼大厦，他住简易房，别人逢年过节都休息，他还在外面“扫马路”。如果用物质的枷锁把自己套住，他会很痛苦。我问他：“你不烦吗？”他说不烦。我看他非但不烦，简直十分开心，一路笑呵呵的。我们眼中的一切苦恼，对他来说都不是问题，举重若轻。我认为他很了不起。

我曾经跟别人聊起芙蓉姐姐，她也是一个打破枷锁的人。她不伤害任何人的感情和利益，也没有被任何人“潜规则”，无非是摆几个pose，拍一些自认为很美的照片放在网上，请君欣赏，任由评说。无论大家如何褒贬，那是她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敢作敢当。或许我们需要更多的芙蓉姐姐。

有人问我，假如今天拥有的一切突然都消失了，失业、拮据、居无定所，是否还有心思在这里大谈“纸枷锁”。按照西方习俗，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要先敲敲桌子，否则那些“假如”就会变成真的。我当然不希望它真的发生，但即使发生了，大概天也塌不下来。《诺丁山》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部电影，扮演影星的茱莉亚·罗伯茨对卖旧书的小伙子说过一句话：“The fame thing isn't really real.”名气这玩意儿不是真的。其实我们所背负的纸枷锁，很多都不是真的。

让孩子自己做主＜＜

1974年，“文革”尚未结束。那是一个8亿人民只看8个样板戏的荒唐年代。一部儿童文学《新来的小石柱》的诞生，令多少渴望精神食粮的中国孩子为之雀跃。小石柱大名石成钢，是一位是来自深山里的农村少年。一个偶然的机会，省体操队教练发现他具备良好的身体素质，把他接到省城进行专业训练。一次训练中，小石柱意外从单杠上脱手摔下，腿部骨折。而他还是以惊人的毅力战胜病痛，攻下了当时世界水平的体操高难度动作——直体后空翻接转体1080度，获得了全国少年体操冠军。

小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次年被改编成连环画，并在各地广播电台联播。“小石柱”成了孩子们心中的偶像和朋友。1977年，这个极具时代特色的故事被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看中，改编摄制成80分钟的大型动画片《小石柱》，在全国公映。为了纪念这部意义非同寻常的作品，小说作者给自己刚出生的儿子取了一个乡土味十足的名字——芮成钢。

父亲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给了我最初的文学启蒙。小时候，我们家最多的就是书，几排书架顶天立地，里面有他自己喜欢的文学作品，也有专为我和姐姐准备的名著改编的连环画。每天一做完功课，我们就从够得着的地方拽一本出来看，对文字和图画构成的世界心驰神往。早晨去跑步，父亲和我一起背诵“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傍晚，阳台上，父亲为我们朗读《三国演义》《二刻拍案惊奇》《莎士比亚故事集》。日复一日，从未间断过。

如果说，我的知识结构更多受益于父亲，母亲则在生活和做人方面对我影响甚深。她和所有的母亲一样，给予我无微不至的照顾，又和很多中国母亲不一样，她始终把我当成平等的朋友，尊重我的选择，让我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

从很小的时候起，每当我遇到大事、难事，她会首先给我讲清利害，告诉我她的观点，然后便不再干涉。“这要由你自己决定，对你自己负责。”

记得高考结束后，马上要估分然后填报志愿，我对母亲说：“我高中读够了，我要把志愿表里所有的格子都填满，不管重点大学还是普通大学还是大专，或者高中专，不管官办还是民办，只要有学上就行，绝不复读。”没想到父母一致同意，也就是说，无论我考上什么样的大学，哪怕以几分之差与最好的大学失之交臂，都不会要求我回去复读。

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家庭中，如此开明的父母并不多见。很多人认为自己家是书香门第，儿子不读名牌大学很没面子。而我的父母却信奉老舍先生那句话：“我的孩子只要身体强壮，将来能学一份手艺，即可谋生，不必非入大学不可。”

他们几乎不会强迫我做什么。小时候他们让我学钢琴，弹了两天我觉得不好玩，于是就不学了。后来他们又想让我学声乐，因为父亲自身有基础，我的嗓音条件也不错。声乐老师就是我们的邻居，他教我发声的时候，总把手放在我腰上，我觉得很痒，老笑场，实在学不了，又放弃了。当然，因为对体操少年石成钢的特殊情结，父亲也曾希望我练体操，同样不了了之。最后，父亲问我喜欢什么，我想了想告诉他，我最想学游泳。他说那就学游泳好了。所以今天，我不会弹钢琴，不会唱歌，也不会体操，只会游泳。

有一句英文说得好：“Charity begins at home.”（一切美德源于家庭）家庭是塑造个性和人格的最重要环境。我要感谢父亲母亲，为我营造了宽松的、彼此尊重的成长氛围，让我健康自信。

有时我和朋友一起聊天时，父母来了电话，我经常会说“爸爸你好”，“谢谢妈妈”。朋友们就很奇怪：怎么和父母说话还这么客气？我就反问他们：“难道对父母说话不应该客气吗？不需要表达感谢吗？”这其实是我们家一贯的氛围。

回想起来，我的成长似乎有三个阶段。小时候总喜欢缠在父母身边；上了中学，经历青春叛逆期，常常莫名其妙地和他们拌嘴，闹独立，总觉得他们懂得太少，但管得太多，动不动就想离家出走，在北京读大学也不怎么想家；如今，离开父母独立生活一转眼就是十几年，反倒总想和父母多坐一会儿，有时间就想多陪陪他们，也方才意识到，父母其实懂得很多很多，还有很多可以教给我的。我偶尔也会和他们有不同的意见，有点小争执，但年龄越大，这种事情发生的概率越小。

我渐渐懂得了父母的艰辛付出。从小学到中学，父亲每天早上陪我跑步，和我一起背书，母亲则早早起来给我和姐姐准备早餐。多年来，我们习以为常，从来不会多想什么。只有当我们长大成人，一样要肩负起来自社会和家庭的重任，才能体会这十几年如一日的背后，有着多么深沉的爱和责任感。可怜天下父母心，从他们为人父母的第一天开始，生命就转入另一条全然不同的轨道，无怨，无悔，永不停歇。

西方的父母整天把“爱”字挂在嘴边，大多数中国父母好像都不习惯这种表达方式，但他们也有独特的爱的语言。母亲的爱，常常是一份你觉得一般般但她却精心准备的早餐，一件你可能不喜欢但她却千挑万选的衣服，一句你觉得实在啰唆但她却不得不说的提醒。一位寡言少语的父亲，一辈子也不会说一个爱字，他的爱的语言，也许就是站在院子门口，看着离家的你坐在出租车里远去，也许是把你用过的牙刷小心地放在柜子里等你下次回来……

离开父母独立生活十几年，有时间就想回家多陪陪他们。

亲情是这世界上最真实的事情，带给我们无尽的温暖和无条件的信任。有这样的爱萦绕在身边，是真正的幸福，天堂也莫过如此。这些爱，渐渐成熟的我也会心怀感激去接受，去回报。

留住最爱的人＜＜

三年前的2月，我的姥爷去世了，92岁。我送走了祖父辈的最后一位老人。

我没有见过爷爷，他走得很早；奶奶在世时我们相处时间也不多。我跟姥姥、姥爷感情很深。小时候，几乎每个寒暑假都是在姥姥姥爷家度过的，长大后只要有空也常回去。他们住在大别山区，鄂豫皖三省交界、刘邓大军打游击的地方。

姥姥姥爷的家乡在天津宝坻。姥爷原是一位会计，抗日战争时期携带家小颠沛流离，从天津到哈尔滨，又辗转到了蚌埠。新中国成立以后，党中央决定治理淮河，与苏联专家合作，在大别山区兴建“梅山水库”。负责工程的华东水利部在蚌埠成立了“治淮委员会”，姥爷便响应号召，投身于大坝建设队伍。工程历时近三年，竣工后，姥姥姥爷就在那里安了家。

姥爷是知识分子，会说非常流利的日语。小时候我多次天真地问他：“您过去是不是当过汉奸？”长大后才知道，他没有去过日本，但在哈尔滨学过日语，也有自己的日本朋友。他痛恨战争，但他知道并非每个日本人都是魔鬼。

在姥姥姥爷家，连绵翠绿的群山中有奔腾的大河流过，那里是我童年的天堂：在竹林里奔跑，在大河里捉鱼，用蜘蛛网逮蜻蜓喂鸡，用铁丝弯成弹弓打鸟，和弟弟妹妹们一起被狗追得满地乱跑，直到太阳落山，在大喇叭广播的革命歌曲陪伴下，我们被姥爷从河边赶回家，去吃姥姥包的饺子，喝姥爷泡的茶。晚饭之后，再坐在凉床上守株待兔——伸手去抓那被路灯吸引过来的老鳖和蝴蝶。

姥爷去世以后，我的世界少了一块，永远无法弥补。

父亲总说姥爷溺爱第三代，也许是的。我们小时侯，中国人刚告别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不久，巧克力都还挺稀罕，爸爸妈妈不给我们买的东西，姥爷给买。后来长大些依然如此。我清楚地记得，上小学的时候，姥爷穿着蓝色的中山装，装钱的那个口袋外面“此地无银三百两”地别了个大别针，拎着一个椭圆形的竹篮子，拉着我的手，跑遍小店和商场为刚刚懂得臭美的我买了第一双所谓的“霹雳鞋”。

小学三年级，我第一次一个人坐5个小时的长途车回姥姥家，觉得自己成了英雄。从小到大，每次听说我要回来，姥爷一大早就会在桥头张望，然后边走边等，微驼着背，手背在身后一直走到长途汽车站。喊一声我的小名就带我回家，一路上向街坊邻居们宣告他的大孙子回来了。而他表达对孙子疼爱的方式，就是去杀一只鸡，然后让姥姥做给我吃。

姥姥姥爷给予的爱，与童年的欢乐记忆、山水印象交织在一起，是我永远的珍藏。和其他最美好的回忆一样，总会在某个瞬间潮水般地涌来，也许在闹市喧嚣的人群中，也许在飞机上，也许在办公桌前，坐在面前的你，如果看见我微微仰起头，闭上眼睛，嘴角多了一丝微笑，请给我一点时间。

与姥姥姥爷共度的时光，和其他最美好的回忆一样，总会在某个瞬间潮水般地涌来。

人的一生，真正能拥有的财富，其实就是这些记忆。

然而我们有时却不够珍惜。姥姥姥爷越来越老，我们越来越大，越来越忙，有时连父母都顾不上，更别说他们了。

我工作的第一年，姥姥得了重病。我春节回去看望了她，又回到北京开始马不停蹄地工作，五一就没再回去。电话里听说姥姥的情况还算稳定，就总对自己说忙完这个月就回去，终于有一天，出差的我在飞机降落后接到父亲的电话——姥姥已经突然离开了我们。我赶回那座熟悉的山中小镇，我最亲爱的姥姥已经安详地躺在那里，再也听不见我的声音了。

妈妈后来告诉我，姥姥五一的时候还不停念叨，问我怎么不回来。每当想起这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除了自责还是自责。

姥姥没有享到我们第三代的福。后来，我们总想将自己亏欠姥姥的关爱，加倍地补偿给姥爷，但我们还是不够快。姥爷也病倒了。姐姐原打算把他接到美国住几个月，成了难以实现的愿望。我呢，一直想搬一个大点儿的房子，接姥爷来北京，每个周末都陪他去天津老家走走看看，可偏偏迟迟未搬。尽管那时，我能够揣着几个月的薪水飞回去，为姥爷付手术费，但却没能在他行动自由的时候多尽一些孝心。

对待老人，想到什么，就该立刻去做。

让我们留住最爱的人。

代后记　如果＜＜

如果人生用天来算，其实并不长。往多里算，365×100，也才36500天。第一个10000多天，要伴着成长的烦恼，读书奋斗，去寻找自己在这个世界的位置；第三个10000多天，要接受并迎接渐渐衰老的身体和思维，为生命之旅的尾声寻找终极的关怀与平静；第二个10000多天，恰是寻找生命意义的时空，效率最高，收获最大，任务最多，回忆最长。

三十来岁，正是这第二阶段的开始。于是我们开始想一些问题。而每当我们以为想通了这个问题，总会有人提醒我们其实问题还有另一面。

最真实的：健康，自由，亲情。

垂直地比，我们的第一个10000多天见证呼吸了中国的变化和进步。第二个10000多天，我们也开始水平地比。

建设自身能力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或许是分析处理信息的能力，独立思考并质疑。

最难的是选择，选择A往往就要放弃B。

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从小信以为真的，可能是海市蜃楼。从不敢苟同的，却可能不幸成为定律。

我们都是环境的产物，常在不经意间被别人的价值观影响、渗透甚至消费。

我们习惯了明天比今天好，但事实未必总是这样。

世界其实不大，人们的喜怒哀乐共性多于个性。

某种意义上说，所有的人都在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命运的不确定性，是最大的确定。

曾经造就你成功的特质，也会让你的城池毁于一旦。

爱与恨，乐与悲，总是背靠背。

生命的节奏仿佛钟摆，在真假之间，虚实之间，摇摆往复。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真假之间并非泾渭分明，虚实之间往往一念之差。

1997年，当我参加“21世纪杯”全国大学生英语演讲比赛，第一次朗读英国诗人吉卜林的文字：“East is East, and west is west, and never the twain shall meet.”（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二者永无交汇。）那时我并不知道，寻找东方与西方的交汇将成为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15年后，当我写完这本书，忽然想起了吉卜林的另一首诗《如果》。它几乎承载了现在的我所有的希望，所有的信仰。诗中的内涵，将陪伴你我走好人生的第二个10000多天。请与我一起，用心聆听。

如果

吉卜林【英】　芮成钢【译】

如果，身边的人都失去理智，并将其归咎于你，

而你却能保持清醒；

如果，所有人都怀疑你，而你却能自信如常，

并体谅他们对你的怀疑；

如果，你能耐心等待，不急不躁，

或遭人诽谤憎恨，却不去以牙还牙；

既不去光彩照人，亦不去才华横溢；

如果，你能去梦想，但却不做梦想的奴隶；

如果，你能去思辩，而不是为了思考而思考；

如果，你能以平常心坦然面对失败和凯旋，

并懂得：它们其实都是幻象；

如果，你能忍受你说出的真理，被无赖们故意曲解演绎，

用以误导愚昧人群；

或者，眼睁睁看着你为之付出一切的珍爱，

被人摧毁，然后俯拾碎片，

用老旧的工具去细细修补；

如果，你敢把所有赢来的人生筹码堆在一起，

冒险一搏，却一把输光，

然后从零开始，永不言败；

如果，你能让筋疲力尽的意气与肌体，

依然听从于你仅存的意志，

告诉自己一定要“坚持”；

如果，你能和百姓打成一片，却拒绝随波逐流；

或与王者同行，却不忘，庶民本色；

如果，无论是宿敌还是挚友，都无法伤害到你；

如果，所有人对你都很重要，但又没有谁那么重要；

如果，你能惜时如金，分秒必争；

那么，这个世界就全都属于你，

而你，我的儿子，也终将长大成人。

If——

By Rudyard Kipling

If you can keep your head when all about you

Are losing theirs and blaming it on you;

If you can trust yourself when all men doubt you,

But make allowance for their doubting too;

If you can wait and not be tired by waiting,

Or being lied about, don't deal in lies,

Or being hated don't give way to hating,

And yet don't look too good, nor talk too wise;

If you can dream—and not make dreams your master;

If you can think—and not make thoughts your aim;

If you can meet with Triumph and Disaster

And treat those two impostors just the same;

If you can bear to hear the truth you've spoken

Twisted by knaves to make a trap for fools,

Or watch the things you gave your life to, broken,

And stoop and build'em up with worn-out tools;

If you can make one heap of all your winnings

And risk it on one turn of pitch-and-toss

And lose, and start again at your beginnings

And never breathe a word about your loss;

If you can force your heart and nerve and sinew

To serve your turn long after they are gone,

And so hold on when there is nothing in you

Except the Will which says to them: “Hold on!”

If you can talk with crowds and keep your virtue,

Or walk with Kings—nor lose the common touch;

If neither foes nor loving friends can hurt you;

If all men count with you, but none too much;

If you can fill the unforgiving minute

With sixty seconds' worth of distance run——

Yours is the Earth and everything that's in it,

And—which is more—you'll be a Man, my s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