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密战线——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反间谍纪实 作者：黄炎

引子

英国的谍报部门比任何其它大国的历史都悠久。在过去五百年间，她的政治家和将军们使用这些手段先建立起来一个王国，嗣后又建立起来一个帝国，并且利用这些手段保卫王国和帝国免受敌人侵犯。它在以往几百年中曾经以智取胜西班牙人、法国人和荷兰人，并且在本世纪又曾被迫抗击德国的扩张主义。但是，威廉二世和德意志帝国失败后还不到二十年，一个新的德国在阿道夫·希特勒的领导下，已经从第一次残酷战争的废墟中站起来，让世界又陷入战争之中。在战争的起初几年，特种手段在影响希特勒的战略方面发生过作用。现在，英国使用特种手段的经验，将被用于保卫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困难、最危险的“尼普顿”军事行动。“尼普顿”是1944 年春盟军在法国诺曼底海岸登陆行动的代号。

在“尼普顿”计划中运用特种手段这一中心任务是由英国首相丘吉尔主要负责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把特种手段用作主要武器，和设立伦敦监督处这一中心机构，以协调特种手段的策略，大概是丘吉尔对军事理论和实践作出的最伟大的独一无二的贡献。这一理论产生于丘吉尔在另一次战争中的一次军事行动中所取得的以惨败而告终的经验——加里波里战役。1915年，西线的对峙局势使丘吉尔惊慌不已，他想在“欧洲易受攻击的下腹部”运用他叫做“戳上一刀”的办法来打破堑壕战的僵局。一支庞大的协约国远征军在达达尼尔海峡登陆，企图开辟一个把德军从法国吸引过来的新战场。

然而，这把刀断了，这支远征军失败了，损失了二十五万二千人。主要的原因是负责军事指挥的陆海军将领的迟疑和不够大胆。身为这次计划的制定者丘吉尔被迫辞去海军大臣职务。当时看来，这次辞职似乎是他的政治家生涯的终结。当他政治上赋闲在野的时候，他想起了正在毁灭整个一代英国人的法国境内的“天昏地暗的大屠杀”。他写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现在成为伦敦监督处的信条。他的主要论点如打仗靠杀伤和策略取胜。将军愈伟大，他在运用策略中的贡献就愈大，他就愈少要求杀伤……几乎一切被称为军事艺术杰作的战役……都是策略战。敌人往往被一些新奇的紧急手段或诡计、一些奇特、迅速、意想不到的一击或谋略所挫败。在这样的战争中，胜利者的损失是微小的。这就要求一个伟大的司令官不但要具备丰富的常识和能力，不但要具备想象力，而且要会运用欺骗手段，要会施用独出心裁的、阴险的手段，使敌人不但遭到挫败，而且困惑不解。战争中的策略是多种多样的，有一些仅仅运用在战场上，有的运用于侧翼或后方。同时还有时间、外交、技巧、心理上的策略，这一切都远漓战场，但往往对战场发生决定性的作用。

唯一的目的在于，除一味杀伤外，寻求一个更加简便的途径，达到主要目标。

这一哲学产生于一次两栖作战中发生的悲剧和血腥大屠杀。现在要把这一哲学运用于诺曼底登陆，防止另一次甚至是更大的悲剧和大屠杀。“杰伊”计划打算为“尼普顿”行动提供奇特的紧急手段和阴险的招数。计划包括秘密活动的五个主要方面。要使“尼普顿”行动成功，盟军司令部就必须详细准确地了解大西洋墙工事和德军的实力和部署，尤其要事先知道希特勒的意图。英国情报局和美国战略情报局负责搜集进攻性情报。因此，它们的首脑孟席斯和布鲁斯觉得有必要来出席伦敦监督处的会议。

到目前为止，英国情报局和美国战略情报局在战争进行过程中，通过一般情报和间谍活动的渠道，在发现希特勒的机密方面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这包括在整个纳粹占领下的欧洲和在中立国的待工人员和提供消息者的报告，国外邮件的检查和审讯战俘。可是，英国情报局和盟军最高司令部有两个非一般性情报来源：一个叫做“超级机密”，它通过截获和破译德国秘密无线电通讯取得情报；另一个来源叫做“黑色乐队”，这是一个由德国军官和士兵，包括德国特务机关德国谍报局局长威廉·卡纳里斯海军上将组成，旨在阴谋推翻希特勒和第三帝国的团体。从战争开始直到终了，“超级机密”有时是“黑色乐队”系统地向盟军最高司令部提供重要的有关作战的机密情报。这些情报为“尼普顿”行动铺平了道路。但是，所有接触到这些机密情报来源的人都知道，一夜之间密码可能更换，策划者可能被捕。谁都不敢保证，“超级机密”和“黑色乐队”会继续不断地为“尼普顿”行动提供其赖以成功的那种机密情报。

“杰伊”计划中提到的第二种秘密活动就是反间谍和保密。

这些措施旨在使希特勒无法了解“尼普顿”行动的机密。这些行动中最主要的是摧毁德国间谍组织，英国情报局和美国战略情报局承担了这项任务。英国反情报局负责肃清英国境内的敌方特务组织，到目前为止，它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它已控制了英国境内的整个间谍网。美国联邦调查局也在美国取得了类似的成果。然而，被抓到的敌特并没有全部关押起来或者杀掉，而是被用了稀奇古怪代号的英国反间谍局的双十委员会和美国战略情报局的X2处用来玩弄欺骗把戏。正如和双十委员会有联系的那鲁大学教授诺曼·霍姆·皮尔逊所写的，在这一场把戏中，“表面上的和隐而不见的事物，又具有新的意义，并且令人伤脑筋。”对于“尼普顿”的策划人来说，尤其感到伤透脑筋。因为，他们都知道，一次失误，一次不慎就会暴露“尼普顿”的秘密。然而，要想使“尼普顿”把希特勒打个措手不及的话，这个把戏必须玩弄，而且还必须赢得胜利。

“杰伊”计划中提出的秘密行动的这两个方面的主要武器就是智力、秘密行动、威胁和欺骗，偶尔在欧洲的一个黑暗小巷中使用暗杀手段。暴力发生在第三方面。这个方面，说得好听一点，叫做特别行动。科林·格宾斯将军（赫布里底群岛人、地下战的专家）指挥的特种行动局，和约瑟夫·哈斯克上校指挥的美国战略情报局特别行动处就是从事这种行动的机关。这两个机关都有代表出席伦敦监督处的会议，因为它们的特殊任务是寻找、鼓励和供应游击队组织。这些游击队遍布整个欧洲——从英吉利海峡到波俄边境；从北极的罗弗敦群岛到开罗；从赫尔辛基到丹吉尔。这些组织的法语名称是“网”，它们的任务是在敌后袭击纳粹政权和军队。

这些反应中最独特的是“杰伊”计划提出的秘密活动的第五方面——欺骗。这是秘密武器的最后一招，是一切秘密行动中最秘密的行动。欺骗是伦敦监督处的工作范围，通过盟军最高司令部向敌人开放的渠道，把数百件，甚至数千件零星的情报，故意提供给敌人，他们把情报汇拢以后，便形成一幅似乎有道理的、可信的、然而却是虚伪的盟军军事意国的国像。伦敦监督处在己往的行动中，已经把骗术提高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了。现在“杰伊”计划提出，要使希特勒相信，盟军要攻击的不是诺曼底，而是法国的另外一个地方。它是决定“尼普顿”行动的命运的一次诈骗。伦敦监督处必须利用一切渠道和精心设计的、在时间上巧为安排的特殊手段，把这一虚构故事传送到希特勒的桌子上。这些特殊手段包括流言蜚语、谣言、双重甚至三重间谍的工作、著名将军们的事业和名誉、做出牺牲的军事行动和地下活动、无线电把戏、建立虚假军队、操纵抵抗武装力量和“黑色乐队”。总之，一切都不能疏忽，务使德国人相信，入侵要在其它时间和地点而不是在真正设想的时间和地点进行。

1943 年12 月一天早上的那次伦敦监督处的会议并不长。会议的目的仅在于把“杰伊”计划提交给在华盛顿的参谋长联席会议——盟军最高的作战会议批准之前，宣读和通过它的最后草案。这不过是例行公事而已，因为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元帅在1943 年11 月的德黑兰会议上已经达成协议，把“杰伊”计划作为大同盟的诈骗行动的总方针了。然而，散会前，讨论了代号问题。尽管这个名称是贴切的，会议还是勉强决定更改了计划的名称。

因为仅仅在若干天前，丘吉尔在德黑兰描述“杰伊”计划的特种手段时，曾经说过一句话，这句话今后变成了经典警句：

“在战争时期，真理是如此宝贵，必须用谎言去保卫它。”就这样，“杰伊”计划重新命名为“卫士”计划。这一战术可与特洛伊木马相比。它的图腾形象就是伦敦监督处会议桌当中的那个雅致的、但也是邪恶的小妖精。

第一节 “哑谜”

1938 年8 月，英国的政治家们预感到欧洲将发生一场大灾难：德国苏醒了，怒气冲冲，发出威胁，难以和解。她想要什么？她想于什么？她的领袖们大喊大叫的声明是在吓唬人吗？希特勒真的决心要洗雪凡尔赛条约的“耻辱”、并且必要时用武力确保第三帝国“在太阳下的一块地方”吗？如果发生战争，德国的实力如何？她有多少个师？多少大炮？多少坦克？多少空军中队？多少潜艇？她的石油和钢铁生产能力怎样？哪些国家是她的盟国？苏联和美国的态度如何？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英国政治家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急切地想得到德国的确实情报。现年四十六岁的孟席斯是英国情报局的副局长和陆军部军事情报处德国科长。因此，他担负着监督搜集有关希特勒的意图和德国战争机器、德国国防军的实力和部署等情报的特殊责任。孟席斯整个周末呆在办公室里这一事实，反映了时代的凶兆。预先了解希特勒的计划，主要是依靠英国情报局的能力了。有关第三帝国军事和政治现状的情报正通过各式各样的来源持续不断地送给孟席斯。来源之一是德国最高统帅部谍报局局长威廉·卡纳里斯海军上将。但是，如果英国政府要想迅速而准确地了解希特勒的秘密决定，只靠下级军官在住处的闲谈（这种情报大多是这种东西）是远远不够的。获得英国需要的情报的可靠途径只有一条：破译密码。这是一项截获和破译敌人秘密通讯密码的古老技术。

英国在许多年内虽然已经成功地截获和破译了德国的军事、外交和商业电报，但是，希特勒是深知严守秘密的重要性的。1934 年，德国政府开始更换密码系统。英国情报局长期以来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调查，以确定这一新系统的性质。有一天，孟席斯似乎获得了英国情报局寻找的情报。

当英国情报局驻柏林情报员获悉德国陆军正在试验一种叫做“哑谜”的密码机时，寻找就开始了。他把这一情报报告给英国情报局局长休·辛克莱海军上将。辛克莱当即交给孟席斯这项任务，要他弄清楚这个机器是怎么圆事。孟席斯的部下发现，“哑谜”是一名叫胡戈·科赫的荷兰人发明的。他于1919 年10 月在海牙取得了一项“秘写器”专利权。科赫开设一家公司制造和销售他的发明。可是，他未能制造出一部机器，于是不得不把专利权转让给一个住在柏林的德国工程师和发明家奥特·舍尔比乌斯。舍尔比乌斯果然按照科赫的方案造出了一部机器，他仿效爱德华·埃尔加爵士的《谜语的变化》一书的说明，把这部机器叫做哑谜。舍尔比乌斯的模型是简单的旋转密码机，在1923 年国际邮政协会大会上首次公开展出。1924年，德国邮局用“哑谜”密码同国会互致贺词。这部机器在美国的《无线电新闻》上宣传过，也在维也纳犯罪学研究所科学部主任西格弗里德·特克尔博士写的一本书中提到过。据一本流传的英文小册子说，这部机器原来是为着保护商业秘密，而不是为了保护战争机密。

但是，舍尔比乌斯的事业并没有发达起来，他把“哑谜”专利权卖给了另一家公司。当时，希特勒已经当政，德国部队的重新武装和改组正在进行。

他的将军们走遍实验室和工厂车间搜索能够保守机密的新型密码机。对“哑谜”进行估价是埃里希·菲尔基贝尔上校的责任。菲尔基贝上校后来当上了德国军队和德国最高统帅部的通信兵首脑。重要的是，菲尔基贝尔后来也变成了“黑色乐队”最活跃的阴谋策划者之一。

菲尔基贝尔对这部机器进行试验时，“哑谜”从商业领域里消失了。试验表明，它价格低廉、坚实耐用，便于携带、操作和保养，而且能够产生大量密码。首先，它被断定：即是最先进的译码技术也不能把它破译。敌人是否得到了这部机器，相对来说是无关紧要的。不知道编码程序，这部机器对于敌人是没有用处的。从各方面来看，“哑谜”是符合德国军队的需要的。

首次设法突破哑谜的军事样本的是法国人。法国人的成功不是通过试验一失败方式的数学分析，而是由于叛国通敌。法国密码解析局的高级军官居斯塔夫·贝特兰将军的记载说，1937 年的夏天，一个德国人向伯尔尼法国大使馆毛遂自荐，表示愿意为法国工作以反对第三帝国。他声称，他是第三帝国密码总局的军官。他并且说，他的动机是意识形态方面的。他的建议被报告给了法国密码解析局的路易·里韦。法国人起初倾向于相信，这个代号为“来源D ”的德国人可能是一个特务挑拨者，奉命来损害他们在瑞士的外交地位和特权。据贝特兰的回忆，里韦说，“这可能是一次不能再来的机会”，于是派了密码解析局的纳瓦尔上尉去到伯尔尼。纳瓦尔对“来源D ”审问了很长时间，然后报告说，他是一个由于贪婪而叛国的。可是，他透露，德国技术人员已经制造出一部完全新型的编码译码机，这就是“哑谜”。纳瓦尔奉命给这个德国人一笔“适当的报酬”，并且说定，如果他在下次见面时，能够弄到这个机器的成品，就“再给他一大笔钱”。“来源D ”干得比谈妥的更漂亮。当他后来在布鲁塞尔一家小咖啡馆同纳瓦尔见面时，他拿出一本《关于使用机器的秘密说明书》，还拿出一本密码和一本密码译本。第二天，说明书正本迟还给了这个德国人，同时给了他一部分“数目相当可观的报酬”。这是以前答应给他的。如果“负责检查这些资料的法国技术人员认为满意”，其余的钱将在布鲁塞尔和伯尔尼交付。

于是，纳瓦尔回到了巴黎。贝特兰有了“来源D ”提供的资料，利用巴黎郊区一家法一美现金登记机工厂的精密工具生产能力，是能够生产出一部“哑谜”的复制品的。此外，如果法国人的说法是真的，那就是“来源D ”，开始把德国军队为了挫败破译密码而变换编码的情况通知了法国人。总之，法国人具备了读懂德国最机密的密码的能力——这是项特别重大的情报突破。只要“来源D ”继续提供编码的变换情况，他们就能够继续破译德国人的密码。

英国人向“哑谜”进行的情报攻击采取了有些不尽相同的途径。1938 年7 月，孟席斯收到一个信息。事实证明，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情报史上最重大的一项情报。它也来自驻在布拉格的吉布森，吉布森报告说，他刚自华沙回到布拉格。他在华沙通过波兰情报机关遇到一个波兰籍的犹太人，这个犹太人提出要把他所知道的关于“哑谜”的情报卖给英国情报局。这个名叫理查德·莱温斯基的波兰人在生产“哑谜”的柏林一个工厂里充当数学家和工程师，然而，他因为宗教信仰被德国驱逐出境了，然后在华沙受到英国大使馆的注意。在同吉布森的交谈中，莱温斯基提出了他的要价：一万英镑，一个英国护照和他与妻子的法国居留许可证。他不愿意住在英国，因为他在英国没有亲友。莱温斯基说，他有足够的知识能制造一个“哑谜”复制品，并能绘出机器中心图，即每个转子的复杂线路图。

孟席斯收到信件，既兴奋又审慎。一个知悉如此宝贵情报的人获准离开德国，这似乎是不可置信的。孟席斯怀疑莱温斯基是被派来把小小的英国密码局引进死胡同，而德国人却可不受监视地干他们的勾当。所以，在密码解析专家没有提出建议的情况下，他不打算采取任何行动。但当这些专家研究了吉布森送来的一些技术资料，并且宣布莱温斯基的情报看来是真实的以后，孟席斯决定派两个专家到华沙去，亲自同菜温斯基谈话。他把他们召到他的办公室讨论他们的任务小这就是孟席斯在8 月公假日的周末还留在伦敦的原因。

三个人在孟席斯的办公室内，来客之一是阿尔弗雷德·迪尔温·诺克斯。

他身材高而瘦弱，是英国屈指可数的密码解析家。他的伙伴阿兰。马西森·图林是一个粗壮的年轻人，有一种心不在焉的神态，是负有盛誉的数理逻辑家。

孟席斯说，他们的任务是到华沙去访问莱温斯基，并且就他所了解的东西提出报告。如果情报真实，他们认为满意，可协同吉布森把这个波兰人和他的妻子送往巴黎，把他交给威尔弗里德·邓德代尔司令官照管。邓德代尔是英国情报局驻巴黎的情报官员，英国情报机关给他的代号是“2400”。于是，在他们的监督下，莱温斯基将要重新制造一个“哑谜”机。

不多一会，诺克斯和国林就在维多利亚火车站，上了“金箭”特别快车，四十八小时内就到了华沙。

他们初次同理查德·莱温斯基在居里夫人博物馆见面。他们沿着维斯杜拉河走到莱温斯基坐落在犹太人区的房子里，一边走一边继续交谈。莱温斯基肤色黝黑，瘦削驼肩，年纪四十出头。邓德代尔司令官过后说，莱温斯基使他想起“一只乌鸦拨弄算盘”。诺克斯和国林对“哑谜”已经知道得很多了。他们的兴趣在于，德国人怎样改进了它，他们怎样处理编码程序，哪一个德国部门在使用它。莱温斯基对这些问题有相当的了解，这是很清楚的，诺克斯和图林向孟席斯建议答应他的开价，必要的安排做好了，吉布森少校和另外两个人把莱温斯基和他的妻子护送到巴黎，路上用英国的外交护照，取道格丁尼亚和哥本哈根，避而不定德国。他们在巴黎由邓德代尔负责照管。

邓德代尔通过他同法国情报部门的关系为他们取得了居留证，而不暴露莱温斯基在法国干什么。

在邓德代尔的领导下，“哑谜”机造成了。莱温斯基在塞纳河左岸一个公寓里工作。他制造的机器是模拟工程的一件快乐的事情。它二十四英寸见方，高十八英寸，装在木盒子里。机器接有两台电动打字机。密码员如要把普通文字讯号变成一个密码文稿，他需要做的只是查一查密码键位本，挑选当天那个时间的、这个月那一天的和这个季度那个月应该按的键，相应地插上插头接通电源，在左边的打字机上打出讯号。电脉冲就送到线路复杂的、这部机器的每一转子上。这样，电文就译成了密码，而后传送到右边的打字机上。当译成密码的电文传送到目的地时，密码员按照来电的指示，在一部相应机器上按下相应的键，在左边的机器上就打出了译成密码的电文，而右边的机器就及时地打出原文。

在发明机器密码系统以前，是用手工缓慢地、细心地将电文译成密码的。

现在诺克斯和图林发现，“哑谜”仅仅变换编码程序就能够生产出几乎无数的密码字母。它是，或者它好像是最终的密写机。很明显，希特勒完全相信“哑谜”。长时间的、持续不断的秘密盘问可以断定，根据菲尔基贝尔的建议，德国国防军三军部队全都采用了“哑谜”。从最高统帅部到团级司令部正在或已经采用了它。它被用来把希特勒的、德军最高统帅部参谋总长凯特尔陆军元帅的、以及凯特尔的主要作战将领阿尔弗里德·约德尔将军的和他的全体人员的通讯译成密码；德国空军总司令赫尔曼·戈林在使用它，海军总司令海军元帅埃里希·雷德尔在使用它，所以，他们的参谋机关也在使用它。潜艇和甚至可能被俘的小小船只都装备了这种机器。因为，即使敌人占有“哑谜”，他们仍然不可能读懂密码通讯。只有了解了编码系统和程序才能做到这一点。于是，希特勒曾批准把“哑谜”机卖给日本。日本把它当作海军和外交通讯的主要密码机使用；卖给了意大利，意大利的最高统帅部使用了它；也卖给了罗马尼亚和保加科亚。对孟席斯来说，最重要的是，德国谍报局的威廉·卡纳里斯海军上将也在他的主要通讯线路上使用“哑谜”，特别是在柏林和马德里之间使用它。如果英国和德国交战，卡纳里斯将是孟席斯的主要对手。

很显然，希特勒对“哑谜”的信任是错了，因为，波兰人和法国人都突破了它的密码，而且英国人已经在设法制造这个机器的复制品。当波兰人得到了一部真的“哑谜”的时候，莱温斯基制造的机器的准确程度就被证实了。

波兰人把他们获得的“哑谜”机交给了华沙去取它的英国密码部门的阿拉斯太尔·丹尼斯顿上尉。但是，英国人认识到，他们不能像波兰人一样，只靠对“哑谜”发出的密码作艰苦努力，花费时间的数学解析；因为这种情报的真正价值是速度，有了速度就能够把情报密码解开并分发出去。他们也不能像法国人那样依赖叛国者提供的编码程序。因为必须设想，德国人会极其小心地将这些编码保护起来。如若它们落到敌人手里，更换它们是轻而易举的。

所以，突破“哑谜”秘密的唯一途径是制造另外一部机器，这部机器能模仿或解释在德国倒防军中存在的成千个哑谜中每一哑谜的活动方式。这个机器还要推断所有德国主要司令部日日夜夜、成年累月发布命令经常变换的编码程序；并且必须发以超人的速度进行几乎是无穷无尽的数学运算。这一机器只能在理论上是存在的，理论体现在图林的万能机上。但是，图林和其他密码分析家能在事实上制造一部这样的机器吗？它是否超越了当代技术水平呢？突破“哑谜”的工作使诺克斯、图林和政府密码学校的其他专家在机械技术上面临巨大的挑战。但是，虽然在两次大战之间英国的许多常规防务都荒疏了，而三十年代却是一个重大技术革新时代——雷达、无线电高频测向仪、缩微照相术、高级电讯和无线电”原子弹早期工作和原始阶段的控制论。

因此，英国官方对政府密码学校的要求抱着同情的态度，外交部为这个机器弄到一笔款项，规格很快就写出来了。1938 年第四季度，工程师们就拿到了规格要求，离布莱奇利不远、设在莱奇活思的制表机公司签订了合同。制表机公司把制造“炸弹”（图林引擎）的任务交给了它的总工程师哈罗德·基恩和一个十二人小组。在彻底保密的情况下——直到1947 年还遇到一些为它保密的人，而不肯吐露真相——这部机器制成了，但它决不像圣保罗大教堂或美国国会大厦那样大，它是一个铅色柜子，大约八英尺高，底座大概八英寸宽，其形态看起来像一个老式的钥匙孔。柜子内部是一件难以形容的工程。

基恩说：它不是一个计算机，没有同它相似的机器。它是独一无二的，专为这一目的而制造的。它也不是有时用于破译密码的一种复杂的列表机。它的作用是仿照‘哑谜’中的线路。它的秘密在于‘炸弹’要仿造的，（‘哑谜’）

转子的内部线路。”机器安装在三号房里。三号房是布莱奇利公园里的尼森式大房子。很快就开始把截获的“哑谜”讯号送进“炸弹”内进行操作试验。这些截获的讯号只不过是从英国政府在世界各地树立的高塔门无线电截取柱的电线上取得的而已，这些柱子记录一切敌人的、敌对的和可疑的无线电讯号，并把它们用无线电报传送到布莱奇利公园。在这里，辨认出“哑谜”的电讯讯号，打在纸条上。送入“炸弹”。如若“炸弹”能够查出把电讯写成密码的密键，布莱奇利的情报解析员就能够将电讯翻译出来。

在布莱奇利进行的试验是极其机密的。但是，即使试验成功，仍然存在危险。三个国家的密码员企图读懂“哑谜”的电文，但德国人发现不了他们最机密的密码机已被泄露的日子会持续多久呢？如果他们发现了，他们几乎肯定会代之以新的系统，或者把“哑谜”改装，使它不致再被突破。为了加强对“哑谜”进行突破的安全工作，英国、法国和波兰的情报专家在离巴黎二十五英里的维诺勒堡举行了一系列会议。维诺勒堡是法国密码部门用“布鲁诺总部”为代号工作的地方。1939 年1 月9 日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作出的主要决定是：鉴于波兰和法国在同德国进行的任何战争中会被占领，一切有关“哑谜”的重要文件，机器和人员都应该集中在英国。后来，在华沙附近的佩雷森林里的一个波兰情报站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波兰人将他们所有的有关“哑谜”的一切东西都交给了英国人，只留下工作上需要的材料。这些东西在严密戒备的情况下被护送到伦敦。事实证明，这是英明的防范措施。仅仅一个月后，德国人进攻波兰，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随着华沙的被占领和波兰政府的瓦解，同“哑谜”有关的主要密码人员和波兰总参谋部以及科林·格宾斯上校率领的英国军事代表团从波兰澈退了。他们越过波兰边界进入罗马尼亚。英国情报局把密码人员挑出来，（根据原来协议）把他们送到维诺勒堡同法国人一起工作。如果没有这些预防措施，德国人几乎肯定会发现波兰人突破了“哑谜”。然而，奇怪得很，波兰人虽然有破译德国密码的一部分能力，但当德国国防军进攻的时候，他们却完全陷入措手不及状态。

同时，“炸弹”实验在布莱奇利继续进行。起初，它的性能不稳定，发出奇怪的声音。当它产生德国密键时，它像一组织针发出噪音。但是，经过调整，它的性能有了改进。大约在德国人准备进攻波兰的同时，它开始突破了“哑谜”。的确，当时担任陆军大臣菜斯利·霍尔一贝利沙将军的军事助理的弗朗西斯·德苦冈（爵士）将军回忆说，早在1939 年的仲夏，就曾看见过从日本无线电电讯截获的、用“哑谜”译成密码的讯号。“炸弹”的初期产品似乎是偶然获得，而不是计算出来的结果。然而，它已证明，它并不是某一疯狂的发明家的幻梦，它成功了。当德国人于1939 年9 月在侵犯波兰时，英国和法国终于向希特勒和第三帝国宣战了。英国对这场战争并没有准备好，但是，“炸弹”在运转。它是这场战争中能提供最有价值的情报资料——“终端”讯号的一部机器。

当希特勒在波兰取得胜利，正在集结陆军、空军准备入侵法国的时候，“炸弹”于1940 年4 月的某天，从德国空军的“哑谜”密码通讯中截获了第一批重要讯号。

英国情报局空军情报处处长空军中队长弗雷德里克·温特博瑟姆清清楚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

……正当那个冰冷冬天的酷寒日子逐渐消失，而4 月初的阳光降临人间的时候，布莱奇利神的使者说话了。孟席斯递给我四个小纸条，每张纸上记载着德国空军的简短电讯。从情报观点看来，这些小纸条除了作为行政上财产登记表上的小小一项外没有什么价值。但是，对于在布莱奇利公园从事秘密研究工作的人孟席斯……它们好像彩虹未端的黄金罐内的魔术一样。

奇迹来临了。

这一奇迹的代号被定为“超级机密”。这曾经是伦敦特拉法尔加广场存放的旧的《海军部密码》的名称。现在英国人（以后美国人）用来表示情报分析员获得的最高级情报。这些第一批“超级机密”讯号的内容相对他说来是不重要的。但是，它们的重要意义凭直觉也知道是显而易见的。如若“炸弹”已成功突破了戈林的电讯联系，那么它能够破译德国武装部队的其他司令官、卡纳里斯和他的情报机关，以及希特勒本人的秘密无线电通讯的时间还会远吗？从德国高级司令部的心脏开始传来的情报已经到达。如若“超级机密“信守诺言，它肯定会在反对第三帝国的战争中成为非常重要的武器。

孟席斯现在已是英国情报局的代局长。海军上将休·辛克莱领导英国情报局已经十来年了，他死于癌症之后，孟席斯于1919 年11 月暂时被任命为局长。可是，他的职位并不牢固。任命他为永久局长遭到相当强烈的反对，特别是海军部。局长职位传统上为一位海军人员担任、但孟席斯是个步兵。

而且，在处理文洛事件的问题上，他受到严厉的批评。在这次事件上中。英国情报局驻欧洲的两个情报领导人在战争爆发后不久就被德国特务绑架走了。后来又有人说，孟席斯完全缺乏必要的智能使他能够意识到8 月公假日派人（到华沙去）的重要性。但是，他决不像他的敌人（他们人数众多）想象的那样只是一个上层阶级的寄生虫。当“炸弹”开始提供第一批重要的“超级机密”讯号时，他不但了解它们的重要性，而且觉察到，取得对众所垂涎的局长职位的唯一办法，是获得对重要情报来源的控制，而“超级机密”有可能成为这一来源。

正如他精于玩牌一样，孟席斯开始使“超级机密”隶属于情报局管辖范围。他的第一个步骤是建立制度以保证它的安全。很显然，只要德国人未发觉“哑谜”已被突破，“超级机密”就会对英国人有用处。如若他们发现英国正在破译他们的密码，他们只须换成另一系统，这种系统可能比“哑谜’、还难破译。使“超级机密”处于安全地位的唯一办法在英国高级司令部成员中严格限制它的散发和使用。温特博瑟姆实际上提议成立了一个管理“超级机密”的新的秘密机构。他建议，情报局设立特种联络组，使用被证实为小心谨慎的空军军官、情报局的报务员和密码员去处理截获的“超级机密”讯号并为这些讯号规定线路。孟席斯表示同意，并且获得批准建立特种联络组系统。这些在温特博瑟姆指挥下的小组在保护“超级机密”方面证明是这样有效，以致在三十年以后也难以发现曾经存在过这一秘密情报说。特种联络组终于建立在所有英国（后来美国）较高级的军事司令部内，它们的特殊作用是保证美国或英国的将军和海军将军都不会粗心大意地、怀有野心地、或以敌人可能察觉他们的讯号正在被利用的那样方式，来使用“超级机密”情报。这些小组驻在全世界所有主要盟军司令部内，成百的英国和美国的智囊人物在其中工作。它们的秘密通讯系统是那样的安全，首相本人秘密的私人通讯也使用秘密联络组系统。事实上，秘密联络组保卫“超级机密”的成功，其程度仅次干对“哑谜”的突破。

虽然遭到海军部和外交部这两个威斯敏斯特最强有力的院外活动机关的反对，孟席斯为英国情报局争得了截获和分发“超级机密”的控制权。但是围绕着控制“超级机密”的争执并不曾就此结束。它将挑起一些白厅现代史上最旷日持久的部门之间的战争。后来有种说法是：孟席斯利用一场官场的妙计取得了控制权，唯一的目的是使他自己飞黄腾达。

由于战争中发生的事件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对孟席斯批评渐渐地消失了。他以一个英国模范官员的形象出现了——聪明、灵通、圆滑、精细和忠诚。他仿佛是他的阶级的彻底可靠的成员这样一个人。尤其是，他拥有“超级机密”，并且建立了保证它的安全的机构。用温特博瑟姆的话来说，“超级机密”不但能很快提供敌人部队的组成、实力和驻地的准确情报，而且，除个别情报外，都能事先确切了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敌人在许多军事行动和战役中的意图。

第二节 报复行动——“月光奏鸣曲”

由于英国人掌握了“超级机密”，希特勒的意图完全暴露在英国情报部门面前。

“超级机密”已成为一个主要的战略优势。不列颠战役毫无疑问是英国历史上最美好的时刻。

194O 年7 月2 日，希特勒发布第一组“海狮”作战计划：即入侵英国的命令。7 月16 日又发出更多的具体命令。8 月1 日又发出题为“对英进行空海战争”的指令。指令说，“这项指令由德国空军立即执行，为最后征服英国创造必要条件”。如希特勒所写的，“海狮”计划的总目标是“防止英国被用来作为对德继续进行战争的基地。”不列颠战役就此开始。甚至在法国陷落之前，即在1940 年6 月20日，丘吉尔在一次下院秘密会议上就已经在引导他的同胞预料到这场战争的到来。他说：“一切都取决于打赢这场战争了，这场战争要在今年夏天在英国这块土地上进行。”德国空军的大规模空袭，迫使英国皇家空军进行战斗，并把它们消灭，不列颠之战就是这样开始的。遵照希特勒的命令，戈林要争取控制英国晴空，使其成为陆军入侵的主要先决条件。战役一开始，丘吉尔和空军参谋部就通过“超级机密”了解到德国空军的大部分、有时往往是全部的计划、目标和战术。事先了解这些情况就使得皇家空军的战术家们能够在适当的地方、适当的时间和适当的高度，集中战斗机中队，集中主要防御力量，对付主攻力量，而不必为漫天驱逐那些数不尽的德国飞机而消耗皇家空军的弱小后备力量和持续力。

尽管如此，有效情报仍然未能赢得战斗，皇家空军在同德国空军进行两个多月的激烈空战之后就要精疲力竭了，这时候，“超级机密”送来了决定性情报。戈林宣布9 月15 日为“膺日”，这一天，德国空军要发动一次摧毁英国皇家空军的强大的、最后的疯狂袭击。如果“鹰日”成功，希特勒就要入侵；如果失败，希特勒就不会入侵。经由“超级机密”完全得悉德国人的意图后，丘吉尔对着英国广播公司的播音器宣称：“我们必须把下周左右看成是我们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时期。这个时期可同下述时期相比：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正在迫近海峡，而德雷克正在打他的滚木球戏的时刻；纳尔逊（和他的舰队）挺立在我们和驻扎在法国布洛涅的拿破伦大军之间”。

9 月15 日，丘吉尔一早就从首相乡间官廊契克斯驱车到伦敦远郊区、设在阿克斯布里奇的皇家空军战斗机指挥所。保卫伦敦和英格兰东南部的第二大队的作战中心就设在那里。人们知道，潮汐、月光和气候都有利于德军大规模横渡海峡。人们也懂得，如果他们现在不来，今年他们就根本来不了。

秋分时的暴风雨就要来临。阻挡他们的来路的唯一力量是受到严重削弱的皇家空军。但是，英国皇家空军战斗机司令部总司令空军中将休·迫丁爵士由于事先得到“超级机密”关于“鹰日”的警告，就能够把他的残余中队配备到最有利于皇家空军起飞截击德国空军的位置上。一切雷达和高射炮等防御都处于最好的戒备状态。

丘吉尔在俯瞰巨大平面地图台的弧形座位上观察到德国空军在海峡上空集结了，观察到英国皇家空军进入相应的准备状态。目标是伦敦。伦敦将遭到一千架次轰炸机和七百架次战斗机的袭击。“超级机密”已经通知了这一意图的所有情况。众寡悬殊，回旋余地很小，赌注极高。中队长威洛比·德布罗克勋爵像赌场里收付赌钱者一样，命令他的中队在英格兰南部的上空战斗，从一个方块到另一方块，他好像是在照管一个轮盘赌一样。而在海峡的另一边，德国帝国元帅戈林穿着雪白的、镶着金饰的军服，在格里普涅角高山上的房子里观战。晴朗的碧空镶着飞机的凝结尾流。超速转动的飞机引擎，或增压器开动的吼叫声，和空中机枪的扫射声，打破了炎热天空的沉寂。

到了一点钟，二十五个喷火式和飓风式战斗机中队迎战德国第一批机群，英格兰东南地区的上空战火通红。下午五点左右，英国皇家空军击退了德机的进攻。德国空军未能为入侵创造主要的先决条件。英国皇家空军仍然控制着英国的领空。

德国空军取得英国上空的空中优势的企图被挫败以后，很快改变了战术，愈来愈多地采取夜间轰炸。这种轰炸虽然使英国蒙受严重损失，许多城市的大部分地区被摧毁，但起不了决定性作用。“超级机密”曾帮助挫败一次德国入侵，但英国不得不对“我的最机密的来源”（丘吉尔对“超级机密”的称呼）付出高昂代价的时刻就要到来。这一代价关系到叫做考文垂的这一城市。

1940 年11 月12 日上午，德国空军司令部向驻扎在西欧的德国空军机群的司令部发出一批指示。“炸弹”很快破译了这些指示，这就是德国人称为“月光奏鸣曲”的作战计划，即1940 年11 月14 日至15 日对考文垂大教堂和工业区进行的大规模猛烈轰炸。当布莱奇利将“超级机密”情报通过情报局送到首都的地下作战室时，很清楚，德国人意在使考文垂遭到像他们于1940 年5 月14 日惩罚鹿特丹那样的命运。那时，他们袭击了这个古老的内城，并把它夷为平地，炸死九百人。他们轰炸鹿特丹仅用五十七枚海因克尔Ⅲ炸弹。“超级机密”情报表明，他们要在考文垂投下五百零九枚海因克尔Ⅲ，预料轰炸将相应地造成更大的破坏。

德国空军的目标是地处英格兰内陆中心，距伦敦九十英里，拥有大约二十五万人的城市，市区大约三十万平方英里。考文垂在建筑上、历史上和工业上占有重要地位。它建城于1043 年，那时默西亚的伯爵利奥弗里克和戈德吉弗，即传说中的戈迪瓦夫人在那里修建一所圣主教会的修道院。十四世纪奠基的圣迈克尔大教堂被认为是项格兰哥特垂直式建筑最美观的式样之一。

这里还有圣芳济教堂和圣特里尼蒂教堂；十六世纪初期建造的半木材建筑福特医院；十四世纪圣玛利商会修建的市民活动中心、圣玛利大厅，大厅的四周全是狭小、古老的街道，街道两旁是砖木结构的房屋和商店。考文垂在工业上具有极大重要性。它是英国主要军火库之一。阿姆斯特朗一惠特沃斯工厂制造轰炸机；阿尔维斯工厂制造飞机引擎；戴姆勒、希尔是轻和标准汽车厂等工厂制造装甲车、载重汽车和小轿车。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机床厂也在那里；那里还有考文垂散热器和压力机公司，英国活塞环公司，生产精密仪器、电器、通讯设备和农机公司。这就是这个面临着毁灭威胁的城市的结构。

“月光奏鸣曲”行动计划的动机是报复。1940 年11 月8 日晚，正当希特勒在慕尼黑的勒文鲍恩啤酒馆向纳粹党的老党员们讲话，纪念1923 年啤酒馆暴动（希特勒的首次夺权尝试，与警察交火中失败了）十七周年时，英国皇家空军对慕尼黑进行一次小规模的挑衅性空袭。希特勒不曾碰上空袭，他大约在第一批英国皇家空军轰炸机到达九十分钟之前离开了勒文鲍恩啤酒馆。但是，啤酒馆却挨了炸，炸死一些人。临近火车站周围房屋和商店遭到轻微破坏。德国关于空袭的公报说，这次“完全是针对市民住宅、纪念碑和市民”。公报威胁说：“要对英国进行特别的报复。”这就是“月光奏鸣曲”计划。

“超级机密”截获的信号表明，除考文垂之外，英国的其他两个主要城市——伯明翰（雨伞”行动计划）和沃尔绅汉普顿（“整块”行动计划）——也将在1940年11 月有月光期间遭到袭击。信号并且详细他说明了德国人空袭考文垂的战术。这次空袭由著名的战斗机大队100 队作前导。战斗机大队100 队驻扎在布列塔尼半岛上，临近瓦恩的默康是一支导航空军机群。这些飞机将在名为无线电导航器的制导下飞往考文垂，然后投下燃烧弹引起大火，作为主要轰炸机群寻找目标的标记。轰炸机将从下列各地起飞：法国的奥利、夏尔特尔和动作夫勒，比利时的康布雷、布鲁塞尔和安特卫普，荷兰的埃因霍温、苏斯特堡、阿姆斯特丹。飞机飞行的航道部清清楚楚地规定好了。现在不能肯定“超级机密”曾否告诉德国人计划会使用什么武器，也许告诉了。但在这次空袭中，他们要投下约十五万枚燃烧弹，一千四百枚高爆炸弹和一百三十个降落伞地雷，轰炸战斗机大队100 队所引起的大火，目的在破坏救火队要使用的总水管。然后扩大火势，使救火队不能集中精力扑灭主要火区，轰炸机将交替投掷燃烧弹和高爆炸弹，采用波浪式轰炸战术。

“超级机密”至少在四十八小时，或者六十小时之前，就德国计划对考文垂毁灭性轰炸，向丘吉尔和他的顾问们提出了警告。当截获的德国空军密码电讯送到丘吉尔的司令部时，丘吉尔指示：在他和顾问们辩论所能采取的防御方案期间，密码的内容要限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有许多方案可供选择，但他们的全部讨论都集中在一个极端重要的因素，那就是“超级机密”的安全。所有的人都明白，如果采用任何非一般性防御措施来保卫考文垂，德国人就会怀疑，英国人已经得到了空袭的警告，可能是通过破译密码，从而得出结论：“哑谜”已被突破，要更换一种新的密码系统。“超级机密”的安全有多么的重要呢？它会比一个重要工业城市的安全更重要吗？这个问题只有丘吉尔一人才能回答。

虽然当时对夜间轰炸的防御是极其原始的，但仍然可以采取几项措施来保卫考文垂。一项措施就是用一切可以调动的飞机，采取代号为“冷冲”的行动计划，在一开始就挫败这次袭击。英国人利用“超级机密”和皇家空军的无线电技术情报，准确而详尽地了解驻扎在西欧的德国空军中队的位置和实力。因此，“冷冲”计划建议，英国皇家空军在德国轰炸机最易攻击的时刻——如装满了炸弹，集合和起飞时——对它们进行攻击，计划在德国轰炸机机群飞向目标的沿途对它们进行骚扰，迫使他们失散或把炸弹丢在海里或矿野然后逃去。据估计，天气对这一行动将是有利的。但是，事实上，正如首相的空军情报顾问联队司令阿谢尔·李后来承认，“冷冲”计划是一个“悲惨的和糟糕的设想。”入侵作战进行了，但收效甚微，规模也太小，不能阻止或冲散德国轰炸机的队形。

各种暗杀战斗机大队100 队驾驶员的计划也考虑过，由于时间太急促了，所有计划都被否定了。再者，进行这些袭击的组织——特种行动局没有开始履行职责，但是，仍有时间增强、甚至集中高射炮火、探照灯、烟幕防御，和加强全城的救火和救护工作。炮火和探照灯配合作战至少可以迫使德国人在高空飞行或把他们驱离目标。当时英国有四百一十门机动高射炮可供使用。可以把它们火速地全部运到考文垂以加强防御。但是，这样做可能损害“超级机密”的安全。于是决定，将不加强考文垂的空防。“超级机密”透露的、空袭考文垂五天后的空袭目标伯明翰也不加强空防。只加强沃尔弗汉普顿的空防设施。

即便不能采取特别防御措施保卫考文垂，那么是否可以对市政当局，和对救火、救护车和医院部门发出这个城市将要遭到大规模袭击的秘密警告呢？难道城内的居民，连同老人、青年人和医院里能够移动的病人不应该撤离吗？对所有这些主张，丘吉尔都说不行。不能撤走，也不能发出警告。这佯做会在居民中造成混乱，混乱比实际轰炸造成的伤亡要大得多。而且，这样做会使德国情报机关觉察到，英国事先知道了这次空袭。空袭时任考文垂警察总监和民防首脑的S ·A ·赫克托上尉后来证实，他未曾接到警告，没有采取特别预防措施来保卫考文垂。他说，然而，“所有民防单位都是经过训练过的，部署在各个地区，日日夜夜，时刻准备着，并且做出了情况需要时动员正在休息的后备力量和互助组织的安排。”赫克托说，但是那天晚上，事先并没有召集后备队，因为，“你会懂得，战争期间，会收到各种情报，为着欺骗，很多情报是假的。因此，每次接到敌人要计划进行特殊袭击的报告后，都召集后备队和其它力量是十分不明智的。”这是丘吉尔不得不作出的一个悲剧性决定。这是保护“超级机密”的唯一办法。不列颠战役中，“超级机密”已被证明是一件有决定性意义的重要武器。丘吉尔不能冒险丢掉“超级机密”，他希望这个武器能成为（的确也变成了）争取胜利的主要武器之一。英国具有保护考文垂的手段。可是，它的防务措施还保持原封不动，对这次空袭的一切反应必须合乎常情。

1940 年11 月14 日到15 日的夜间，月光皎洁，很少，甚至恨本没有工业烟雾，考文垂城沐浴在明亮的银白色的月光之中。晚上七时零五分空袭警告齐鸣。五分钟后，“海因克尔”飞机在头顶发出了嗡嗡的响声。仅仅在那时，警察、医院、救火队和民防队才知道这个城市要遭空袭。各处的人们都感到突然，如同这个城市的主要伤亡地点，考文垂一沃里克郡医院里的感觉一样。全体工作人员只是在听到空袭警报之后，才开始采取预防措施。第一批炸弹落地之后，预防措施才结束。一些病人被安置在床下，身上盖着床垫；楼上的病人匆忙地被搬到楼下。但有一些病人（十五个产妇和十二个骨折病人）不能很快移动，不得不留在原地。一位叫哈里·温特的加拿大年青医生描述当时的情景说：“我把全医院所有空袭预备警报灯开亮了，然后开始巡视病房和走廊，看看一切事物是否都弄好了。我走上了主楼的搂顶平台，我简直不相信我的眼睛了。医院地上到处闪烁着简直有成百的燃烧弹，像是一棵巨大的圣诞树上的电灯在闪闪发光。”空袭时，不能走动的病人躺在铁丝框架里，他们透过被炸开的墙沿观看德国飞机。全医院的灯都熄灭了。应急发电机发出的电，仅够借助汽车前灯的灯光做手术之用。汽车前灯是草草弄好接到电池上去的。大多数受伤的人都被送到这所医院。但是，医院里的电和蒸气全完了。不久，医院底层每一英寸可以利用的地方都躺满了病人和伤员。治疗是在用防风灯和手电筒的光线下进行的。到了黎明，医院成了没有窗子的断垣残壁，它被高爆炸弹击中不止五次，被燃烧弹烧着的次数达数百次。

全城其它地方也是如此：先是惊慌，接着是灾祸降临。大胆的“布伦海姆”夜间战斗机不能驱散川流不息的德国轰炸机，高射炮火也不足以迫使德国轰炸机高飞。警报发出后几分钟内，燃烧弹像雨点般地落遍全城，接着就是高爆炸弹的沉重爆炸声。“月光奏鸣曲”恰恰像“超级机密”事先通知那样在进行着。希特勒摧毁了圣迈克尔大教堂，为慕尼黑啤酒馆受到的轻微损毁报了仇。

被破坏了的大教堂变成了英国英雄主义的象征，还是说它是牺牲的象征为好。圣迈克尔教堂不应该遭毁坏。因为，起初火势很小，如果事先安排好紧急供水，它可能免于火灾。

全城有成百起同样的事情发生。考文垂的有些地区像鹿特丹那样被夷为平地。被摧毁的房屋总计五万零七百四十九所。所有的基督教教堂只有圣芳济教堂的古老尖顶没有被炸毁。十六世纪用半木半砖建造的福特医院只剩下一堆薰燃着的木头。标准汽车厂与散热器和压力机公司，以及大约十二个同飞机生产有关的工厂和其它九个工厂受到严重损坏。公用事业的破坏使其它工厂不能开工。将近两百个煤气管道破裂，遭到破坏的输电线、自来水总管道、污水处理系统和电变设施不计其数。所有铁路线都被阻塞，所有公园都堆满碎石瓦块，几乎不能通行。一个星期后，一个着火的地方仍然在徐徐燃烧。约五百家商店遭到破坏，使食品分配造成很大困难。

空袭长达十小时之久。“月光奏鸣曲”计划完成了它的使命。一个德国随机记者把它叫做“空战史上最大规模的袭击。”他在描绘他飞离这座城市时的情景说：“大地好像崩裂了，大量熔岩喷向空中……在返航途中，远远望去，一千米高的火一般的烟云，像一个凶兆的灯塔一样明得满天通红。”只有一架德国轰炸机，在飞向考文垂途中，在拉夫巴勒附近被高射炮火击落。

虽然，那天夜里英国皇家空军出动一百六十五架次，但它报告说，只发现七架入侵飞机，七架之中有两架受到攻击，但没有一架被击中。

能不能做更多的工作来拯救这个城市呢？回答是肯定的。为了保卫伯明翰和沃尔弗汉普顿做过更多工作。对于前者，英国皇家空军派了二十四架汉普登轰炸机，在这个城市的上空布下一个空中地雷阵。对于后者，空袭完全被挫败了，因为德国人知道空防突然加强了，大概他们认为是利用无线电情报系统得到了情报，当然可以做些工作把更多的民防和救火增援力量派到考文垂或其附近地区。但是，官方历史记录清楚他说明，黎明前，即空袭结束之前，没有这样做。

《纽约时报》驻伦敦记者空袭后到考文垂去采访，报道说：“考文垂现在像是一个遭受地震破坏的城市。”伦敦《泰晤士报》把考文垂称为“殉难的城市”。的确是这样，这个城市在某种程度上是为“超级机密”殉难了。

它的市民中，约死亡五百五十四人，其中一百五十人因尸体无法辨认而葬入一个公墓中，另有八百六十五人受重伤。大约四千市民受了其它伤或烧伤。

他们的城市遭到浩劫，变成一片废墟。这就是为了保护“超级机密”而付出的代价。

第三节 独特的战争

1940 年至1941 冬季，暴风雨和浓雾保护了英格兰的城市，使其免遭德国空军的轰炸，英国人因之缓慢而稳步地复苏了。当他们的力量恢复过来的时候，远在几千英里外的利比亚沙漠中，精明强干、足智多谋的英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首次表明：利用特殊手段，凭着科研成果，他们能够战胜比他们强大得多的军队。在遭到一连串失败之后，这样的胜利是鼓舞人心的。

就是这一胜利导致了伦敦监督处的诞生。这是英国的第一个专门进行骗敌活动的国家机关。

丘吉尔是伦敦监督处之父。它还有两个教父。一个是J ·C ·F ·霍兰少校。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近东和爱尔兰事件时在爱尔兰充当飞行员和工程师。

伦敦监督处的第二个教父是中东总司令奇博尔德·韦维尔将军。韦维尔出生在温切斯特，体格强壮，一只眼睛，是印度克莱夫式的人物，1939 年至1940 年冬，他实际上统治着英国在阿拉伯的广袤帝国。他只凭一个灵活的头脑和一个人数不多、而机动灵活的行政机构，以及几营精良的步兵。这些士兵忍受着酷热的策天气和风沙。他们有严格无比的纪律、伟大的传统、庄严的礼仪和高度的责任感。他们坚信，他们在那里不仅是在保卫帝国，而且是为了保护当地居民的利益，这一切使这支军队团结一致。

韦维尔在他给英国参谋长们的备忘录中建议，战区司令官们的掩饰和欺敌计划必须由伦敦的参谋长们来协调，为的是，“它们不仅应该在他们自己的战区获得最大效果，也应该同其它战区的总战役计划协调一致”。韦维尔在他的备忘录中写道，至于计划本身，“实际上，自从人追捕人的时代以来，战争的一切计谋和策略，都是人在他人身上用过的几种简单诡计的变种和发展”。他粗略地把这些诡计分为四类：“伪情报或伪装”；“以退为进”；“鼓励叛卖”和“削弱敌人的士气”。他说，“每一司令官应当经常考虑如何使对手误入歧途、如何利用他的恐惧和使他心慌意乱千百次。”他继续说，“一切欺骗的基本原则是把敌人的注意力引向你想要它注意的地方去和转移敌人的注意力，不要它注意你不想要它注意的地方。高明的魔术师就是用的这些方法。”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迫使敌人做些有利于我们的行动的事。例如，把它的后备队调到错误的地方，或不肯调到应该调去的地方……或诱使敌人浪费精力。”《备忘录》广泛地谈到欺敌的方法，即特殊手段，包括可以用于转移敌人注意力的视觉、听觉甚至嗅觉方面的计谋。《备忘录》还讨论了一个无比有效的策略——讯号欺骗。敌人能够从无线电通讯、电台的位置、不同环节所用的密码类型、和通讯量为推断部队实力的大小、性质和目的。《备忘录》接着巧妙他说明，怎样能故意地使无线电通讯保证做到：使敌人从它所截获的讯号所得的印象，同它从其它欺骗来源得到的印象是一致的。……如果讯号欺骗被忽略了，计划可能失败……

欺骗成功的另一基本因素是，它必须看起来是“可信的。除非透露给敌人的明显意图已经完全合情合理地包括在敌人的鉴别之内，即敌人将诈骗鉴别为可供英国司令官选择的行动方向之一，不这样，诈骗是达不到目的。”《备忘录》还强调了了解敌人司令官的心理状态的重要性。“情报工作人员应该时时大力追索这一级的情报。知道对方一个将军是非常容易激动，比知道他某年毕业于某参谋学院要有用得多。”《备忘录》最后着重说，使诈骗成功的辅助手段是保密。将诈骗掩藏起来不让敌人知道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倘若他看穿了虚构的事实，他就能够推断出真实情况。因此，知道诈骗计划的人愈少愈好——即令这意味着欺骗敌人也欺骗朋友。《备忘录》说，“在某种情况下，执行诈骗计划的司令官和部队……了解上级司令官的真正意图和诈骗计划的目的也许是重要的，……”但是，“在一般情况下，他们的调动……完全是在欺骗敌人这件事，是不应当透露给有关部队的。”它是特殊地——甚至不幸地——运用在部队和特工人员以及抵抗组织中间的一种策略。这些特工人员和抵抗组织将参与未来的盟军掩饰和诈骗行动计划。

韦维尔的意见并没有什么新奇。对敌人施诡计的历史同战争的历史同样悠久。但是，当丘吉尔按照他的建议行动时，他不但在军事方面，而且在国家机构方面也都把诈骗形成了制度，这是惊人新奇的地方。在适当的时间里，他所创立的伦敦监督处这个小组终将变成一个庞大的、完全致力于制定策略的组织。伦敦监督处的存在像原子弹试验一样受到精心保护。的确，核裂变的秘密公开之后很久了，但在伦敦和华盛顿，掩饰和诈骗的理论却仍然是一项国家机密。直到1975 年，华盛顿国家档案馆的一个文件透露了在反对第三帝国的秘密战争中所使用的特殊手段。文件是1945 年5 月14 日给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备忘录》。它把掩饰和诈骗行动说成是一种“独特的战争”，它的武器包括韦维尔的所有诡计和其他更多的诡计。1940年，意大利人从利比亚进攻英国人从而展开了他们的非洲战役。鲁道夫·格拉齐亚尼元帅的部队于9 月13 日沿着海岸窄狭前线进入埃及。英国人退却了，而且韦维尔似乎不大可能在英国的大海军基地亚历山大港郊区以西较远的地方阻止格拉齐亚尼的前进。从英国开来增援韦维尔的小小军队正在途中——打退德国的入侵，增援部队是必不可少的，或者当时那些没有参与“超级机密”的人看来似乎是这样——但是，就韦维尔的军事实力，对意大利进行欺骗是绝对必要的。

在克拉克的领导下，许多英国小分队被指定做这项工作。他们假造了一支强大的军队：用数百个橡皮做的巡逻坦克，它们能够装进板球袋里，然后取出，像气球那样打气进去；野炮可装进饼干盒内；两吨重的载重卡车，放掉空气后还没有弹药箱大。在这次初级战术诈骗中，克拉克的工程兵修建了假公路和坦克履带痕迹，一直修到西迪巴拉尼以南。然后，他们领来成群的带着骆驼和马的阿拉伯人，后面拖着耙形装置，掀起漫天云状灰尘，从空中观察像移动中的庞大坦克纵队。意大利人的飞机飞来在空中摄影。但高射炮使他们不能低飞，这样就阻止了他们侦察出地面上到底是怎么回事。当照片冲洗出来后，格拉齐亚尼得到证据，在他的右翼像是有强大的坦克和大炮队形——比他自己的坦克和大炮要多得多。有了这一证据，而且也有情报说，增援部队正在途中，格拉齐亚尼害怕侧翼受击和被坦克部队切断，就命令他的部队沿着亚力山大公路掘壕防守和修筑防御阵地。

韦维尔和克拉克持续采用这些战术，使英国军队有足够时间集中兵力发动进攻，并接受从英国来的增援部队。韦维尔极其秘密地调动部队，然后于1940 年12 月9 日出击。格拉齐亚尼的军队仍然处于绝对优势。不过，这次进攻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大胆的战役之一。意大利人全面退却，韦维尔的军队前进六百五十英里进入利比亚。到1941 月7 日，已经俘获十三万战俘，四百辆坦克和一千二百九十门大炮，虽然韦维尔从来都不曾有超过两师的“沙漠耗子”——这是沙漠中英国军队的称号。韦维尔的损失是五百人死亡、一千四百人受伤、五十五人失踪和被认为当了战俘。同时，在意属东非的小部队，以一百三十五人死亡、三百一十人受伤和五十二人失踪的代价，在另一次大胆进攻中，俘获了阿奥斯塔公爵军队的五万战俘。意大利的军队垮台了，他们在非洲建立帝国的美梦也随之破灭了。

英国的这些胜利有很大的影响。意大利人从此未能恢复他们的士气，于是德国人被迫来援救他们，战争有了新的发展。战略和战术诈骗证明有其特殊价值。参谋长委员会于1941 年4 月证明丘吉尔诈骗有其特别价值。参谋长委员会于1941 年4 月在丘吉尔的总部设立了以尊敬的奥利弗·斯坦利上校为主席的伦敦监督处。斯坦利上校是保守党的一名重要部长，出身贵族。从今以后，在世界各地，一切英国的（后来美国的）战争计划参谋部都有一个诈骗小组——一个“特种战委员会”——直接隶属于伦敦监督处。虽然每一个这样的秘书处是小型的，但它们的权力和影响却非常大。一切情报都要送交它们。它们要在作战的范围、时间和方向问题上影响盟军司令官。如若某些作战计划看来会危及其它的、较大、较重要的作战计划，它们甚至会阻止这些作战计划的执行。德国人虽说是狡猾的和机灵的，但没有任何东西可与此相比，而伦敦监督处和它的有关机构对胜利却作出可观的、甚至是决定性的贡献。

在考文垂惨剧发生后几个星期内，一些事件证明丘吉尔关于承受一切风险去保护“超级机密”的决定是正确的。因为，“超级机密”透露了一个惊人的事实：希特勒放弃了他的入侵英国的计划，正把他最精锐部队、坦克和空军中队从法国调往巴尔干和调回波兰。当他打算在东方展开战役的证据不断增多时，丘吉尔和英国才能松口气了。虽然不存在英国利用希特勒在法国的地位被削弱而重渡海峡的可能性。然而，这一情报使他们将特别强调制造防御性武器的工业方案改变为着重制造进攻性武器。这是具有长远战略意义的“超级机密”的另一重大贡献。

1941 年3 月中旬，“超级机密”又提供了有助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第一次舰艇战斗胜利的情报：马塔潘角之战。国林机破译了德国空军和意大利舰队的“哑谜”密码电讯。图林机透露，德国人和意大利人计划对在地中海航行的英国船队进行大规模的袭击。它甚至透露了进攻的日期：1941 年3 月27 日。停泊在亚历山大港的地中海舰队总司令安德鲁·坎宁安爵士得到“超级机密”的警告之后，命令那里的英国分舰队——三艘战列舰、一艘航空母舰和九艘驱逐舰——生火待发。为了不使可能在滨水区的轴心国特务发觉舰队的意图，坎宁安身穿便服，带着他的高尔夫球棒上了岸。天一黑他就秘密地、未举行仪式回到舰上。然后，他派一架森德兰水上飞机去侦察意大利舰队的维托里奥·维内托旗舰，使意大利人相信，英国人是从空中侦察不是靠破译密码，而觉察到它们从那不勒斯出港。

坎宁安扬帆开航。28 日，四艘巡洋舰和四艘驱逐舰同它的分舰队会合。

英国舰队在马塔潘角外同意大利人交战。德国空军没有来帮助它的同盟者，大部分意大利舰队被击沉或被严重击伤。“超级机密”再一次向英国人提供了一次重要的战略优势。正如丘吉尔所写：“马塔潘角外这一及时的和值得欢迎的胜利，在这一严重时刻在东地中海排除了对英国海军制海权的一切挑战。”波涛汹涌的大洋现在变成了广大的战场。但是，在那场战斗中，“超级机密”起初并没有起作用。其原因不太清楚。图林机在截取德国海军的“哑谜”密码讯号时运转不灵。或者，如若运转正常，那就是海军部没有根据“超级机密”讯事情采取行动。温特博瑟姆曾说，“海军部的混乱”要对这个时期“超级机密”的失败负责。但这一说法并没有支持者。不管混乱不混乱，所有各军兵种都大胆地被用来改进布莱奇利所知道的、德国海军使用的“哑谜”和这个密码系统。

自从海军部的头头们于1939 年9 月3 日火速把“战报”发给所有战舰和挂着英国旗帜的商船以来，他们打算俘获一艘德国潜艇，以便得到这些协同攻击的德国潜艇群的通讯、战术和技术程序。捕获的时机终于到来，而后果是深远的。1941年5 月初，三十八艘商船组成的一个英国船队，载着军队、大炮和坦克到埃及去，并载着大量的威士忌的普通货物到美国去，开进赫布里底群岛以北的大西洋。启航时平平静静，商船三行并列前进，由驱逐舰和花型护卫舰组成的护航舰队护航。但在5 月7 日，平静被打破了。一艘德国潜艇已经找到了这个船队的踪迹。它是一只德国海军最新的和最精良的“U —110 ”潜艇，由最勇敢、最大胆的舰长之一弗里茨·尤利乌斯·伦普海军上尉指挥。伦普在战争的第一天击沉了“阿塞尼亚”号，使一百一十二名乘客和船员丧生，其中有二十八个美国人。

伦普在他的第一次进攻击中了两艘船只。两天后，当英国船队通过能看见格陵兰海岸的水域时，他再次攻击，又击中两艘商船。伦普停留在能用潜望镜观察的深度来看攻击的结果。他的好奇心决定了他的命运。一艘小型护卫舰看见了他的潜望镜，用十枚深水炸弹组成的爆炸网轰击了这个水域。不一会，这艘U —110 潜艇浮出水面，它的船身、炮塔台被驱逐舰和小型护卫舰射击，弹痕累累。舰长约翰·贝克—克雷斯韦尔在他的“猎犬式”驱逐舰上，正要撞击潜艇，但他注意到潜艇上船员正向水中跳。这是大西洋之战战史上的特别时刻，因为，贝克—克雷斯韦尔意识到，他能够完整无缺地俘获这艘潜艇。

“猎犬式”驱逐舰的登船组发现，“U —110 ”潜艇完全被放弃了，不曾试国毁掉无线电设备、密码本、收发讯号纸卷或技术图表和手册。最重要的是，“哑谜”在那里，它的操作指示、手册、密键表和空轮全在。“U —110 ”被拖走了。贝克—克雷斯韦尔用他的最高级密码通知海军部他已俘获了这只潜艇，然后向冰岛驶去。但是，到了5 月10 日，很清楚，“U —110 ”进了水而不能到达港口。当天晚上，忽然间它的舰首高耸在水面之上，拖绳脱落潜艇下沉。有人以为发生了一场灾祸，而事实上，潜艇上的一切秘密装备和文件都完全地收藏在“猎犬式”驱逐舰上了。

两天后，“猎犬式”驱逐舰回到了停泊在设得兰群岛的斯卡帕弗洛的巨大舰队的行列，悬挂着三角战旗，表示它击沉——不是俘获——一艘潜艇。

密码和反潜艇战专家都来欢迎它。所有这次战斗的积极参加者都得到各种荣誉，但不准泄露俘获潜艇的事。直到1966 年，海军部才允许公布俘获经过。

直到那时才正式地以正当理由承认，俘获“U —110 ”是二次大战全部进程中，英国反潜艇部队取得的最重要的、最具深远影响的成功。

“U —110 ”的“哑谜”和秘密文件的俘获立即使重大作战效果开始滚滚而来。效果之一是德国舰队的超级秘密情报和供给组织、“埃塔普”海上组织的摧毁。“埃塔普”是当时任德谍报局局长威廉·卡纳里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重新建立起来的，使其成为在战时向德国海上袭击者和潜艇提供情报、食物和燃料的工具。它的遍布世界各地的代表，是利用领事职权作掩护或作为德国航运公司的男女职员。到了1941 年，“埃塔普”在海上拥有许多大型、快速、现代化的补给船，向北大西洋供应线上的、进行重大抢劫活动的德国强大水上作战舰队提供补给。这些抢劫活动就要在1941 年春末开始，打先锋的是德国大战舰“俾斯麦”号和两艘战斗巡洋舰“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斯瑙”号。如果德国人能在公海上向这些战舰——“俾斯麦”号比英国舰队中任何一只战舰要强大——提供补给，他们很可能阻断英国和美国之间的一切航运，这一封锁会迫使英国谈判求和。

这是俘获“U —110 ”时的战略形势。当把潜艇上得到的秘密材料同早先“超级机密”提供的情报联系起来，就给海军部提供了几乎所有“埃塔普”的补给船只所在地的答案。英国的巡洋舰和驱逐舰再次采取了一切保护他们的情报来源的预防措施，被派到补给船游大海域，找到它们并把它们摧毁，取得了显著的成果。自1941年7 月4 日至7 月23 日，英国人俘获、击沉或使船员凿沉十艘德国补给船。大西洋之战——虽然这次战斗远未结束——同“埃塔普”舰队的毁灭联系起来是海战转折点之一。它的后果不限于限制德国水面舰只和潜艇的作战能力，它也是使德国人不能得到一切情报中最必需的情报——气象情报——的坚持不懈斗争中的一个重大时刻。缺乏可靠天气情报而能成功的军事行动计划是少见的。由于“埃塔普”舰队的消灭，德国人被剥夺了这一情报的重要来源。

同时，击沉“俾斯麦”号的胜利也归功于“超级机密”本身——这一胜利是海军情报史诗之一的高潮——它向一切有关人士表明，考文垂为了“超级机密”的安全而做出的牺牲是完全必要的。这一胜利甚至发生在德国补给船只消灭之前，当时使英国感到可怕的消息接踵而至。隆美尔已使韦维尔在西部沙漠中的威信丧失殆尽；德国人正在占领希腊，而英国人被迫撤退，损失船只约三十艘。

接着，侦察到“惮斯麦”号正开进大西洋。她在一只强大的新巡洋舰“欧根亲王”号的伴随下，于1941 年5 月20 日早饭时间从波罗的海开进挪威领海。

这一行动是在瑞典海军里的一个联系人报告给英国海军武官亨利·德纳姆上尉的。德纳姆上尉又用信号报告了海军部。可是，海军部已经从“超级机密”得到了这次出航的警告。德国空军已经在冰岛和格陵兰之间的丹麦海峡进行天气情况的特别侦察。“超级机密”已经截获了它的讯号。海军部已经向斯卡帕弗洛的本上舰队发出警告。

当“俾斯麦”号和“欧根亲王”号于5 月21 日进入挪威的科斯菲奥尔的时候，被英国海岸司令部的巡逻飞机发现，并跟踪。接着，英国在科斯菲奥尔的情报人员报告说，这两只大船已经驶入大西洋。当时，本上舰队已部署在丹麦海峡的战斗岗位上。5 月24 日凌晨，德国人遭到战斗巡洋舰“胡德”号、战舰“威尔士亲王”号和巡洋舰“萨福克”号和“诺福克”号的截击。

交战开始，“俾斯麦”号被击中。但在清晨六时，“胡德”号——英国舰队的骄傲——被“俾斯麦”号的一排齐发炮弹击中。“胡德”号爆炸了，船上一千五百人，只有三人生还。

对英国自尊心的又一次破坏性打击，使“俾斯麦”号的毁灭成为必不可免。更糟的事随之发生：最先进的英国战舰之一“威尔士亲王”号的驾驶台在这次战斗中被击毁了。它的吃水线下边穿了洞。舰长被迫下令撤出战斗。

然而，“俾斯麦”号也受了重伤。而当这只德国舰只拖着漏出的油撤离时，“萨福克”号和“诺福”号跟随其后，伦敦海军部集结一切力量去截击并消灭它。

就在当天晚上大约十点钟，“胜利”号航空母舰上起飞的一架飞机发射一枚鱼雷，击中了“俾斯麦”号。她的行动更加缓慢，现在海军部和丘吉尔都抱着很大的希望：“俾斯麦”号要被擒获。可是，当5 月25 日凌晨三时左右“萨福克”号打不到她时，这一希望破灭了。“俾斯麦”号在大西洋自由地游弋了约三十小时。她的舰长是如此自信，以为他已经甩掉了追捕者，于是向柏林发电报告局势。当时是5 月26 日八时五十二分。英国无线电情报站截获了这一电讯。于是，“俾斯麦”号的位置可以确定了。但是，当英国旗舰接到报告时，由于失误，地位标错了。事实上，“俾斯麦”号是在标出位置以南二百英里，正驶向安全地带。

然而，德人接着犯了个大错。柏林德国总部的一个人，不知什么原因，发出一长串无线电报，一个电报指示“俾斯麦”号舰长全速向布列斯特前进。

英国人截获了这个电报，转给“诺克斯”号，“诺克斯”号迅速、准确、而又成功地破译了电报内容。电报被转给海军部作战情报中心。同时，“超级机密”情报也透露德国空军在法国进行着不寻常的调动，据推测是为“俾斯麦”提供空中保护的作战行动，作战情报中心根据这些情报就有可能预测出“俾斯麦”号到布列斯特必须航行的粗略航道。从北爱尔兰的洛厄恩派出了海岸司令部巡逻机，其中一架飞机侦察到“俾斯麦”号离布列斯特约七百英里，正向这个港口行驶。“皇家方舟”号航空母舰上的两架携带鱼雷的剑鱼式飞机找到了她。此刻起，“俾斯麦”号注定要沉没于大海了。剑鱼式飞机和英国战舰紧紧相逼发动攻击。“俾斯麦”号被击中。5 月27 日上午十时四十分左右，舰身起火，黑烟翻滚，“俾斯麦”号翻转沉没，全舰将近二千人，只有一百一十人从水中被救起。

第四节 “十字军”行动从刺杀隆美尔开始

1941 年2 月中旬，埃尔温·隆美尔第一次来到北非，为的是要组成巨大的钳形势的右翼兵力。希特勒希望借此建立在近东的日耳曼帝国，并把意大利部队从阿契博尔德·韦维尔将军手中拯救出来。“超级机密”透露了隆美尔的到达，正像它在以后的北非战役中多次透露隆美尔的战争命令和意图一样。但是，对韦维尔来说，了解他的敌人的计划并没有给他带来好处，因为他的部队太弱了。当隆美尔的非洲军团在1941 年3 月24 日发动首次进攻时，他赢得了许多胜利中的第一个胜利。这些胜利使他成为传说中的“沙漠之狐”。他的装甲部队把英国第二装甲师逐一地摧毁了。占领了班加西港，追上一个印度摩托旅把它消灭，把澳大利亚第九师包围在托布鲁克港，使得其余的英军狼狈逃窜。到5 月30 日，隆美尔已进抵埃及边界。

他对尼罗河谷的初步推进，使得英国人全面撤退。1941 年的整个夏天，隆美尔驻军埃及边境，等待希特勒的许可，以便进军开罗。但是这个命令从未到达，而夏天就悄然逝去了。同时，英国人正在准备“十字军”行动从谋杀开始——谋杀隆美尔。英国人的白色的房屋和栅子已成为英国在隆美尔后方的一个堡垒——并把利比亚和的黎波里塔尼亚从意大利帝国手中夺过来。

那时尼罗河军已把轴心国从非洲赶出去，正要向东和向北进军以保卫勒旺达，防止德国通过苏联的和波斯的高加索山口向阿拉伯半岛的推进。双方的力量大体上不相上下。隆美尔方面有装甲部队的优势，而奥琴勒克占有空军优势。奥琴勒克要取得这次新滑铁卢胜利的唯一希望是突然袭击。如果他能刺杀隆美尔，轴心国指挥部中的混乱将给予英国人采取突然袭击的机会。这是英国头一次企图谋杀隆美尔，但这不是最后一次。

10 月的一个夜晚，一架“惠灵顿”轰炸机飞越银色的地中海，然后转向汉尼巴的旧城昔兰尼。一到昔兰尼的上空，驾驶员就放下落架，以便放慢飞行速度，英国情报人员J ·E ·哈兹尔登乘黑夜从飞机上跳了下来。他是劳伦斯式的阿拉伯人，既能说西纽西方言，又能讲英文。他把降落伞埋在长着灌木林的沙漠里，然后穿上西纽西大袍。他把皮肤染成深褐色，天亮以后，当骆驼队又前进的时候，他进入贝达·利多里亚。据说隆美尔的司令部就在这里。打扮成鸵鸟羽毛商人，哈兹尔登在一所大的、有白色围墙的别墅附近度过了好几个星期。这所别墅很明显是德国人的司令部。他注视着隆美尔乘坐他的装甲篷车进进出出。有一支人数众多的通讯部队在柏树丛下，别墅警卫森严。军官们和通讯兵的来来往往都说明这里就是隆美尔的司令部，哈兹尔登用无线电报报告给了开罗。

在开罗，军事情报主任法朗西斯·w ·德甘冈将军根据哈兹尔登的报告，与中东突击队司令莱科克上校共同计划袭击这个别墅。他们计划派六个军官和五十三名突击队员，乘两艘潜水艇“托尔贝”号和“塔利斯曼”号在贝达·利多里亚附近登陆。他们共有四项任务：刺杀或俘获隆美尔；进攻并摧毁意大利在昔兰尼的陆军司令部；夺取在阿波罗尼来的意大利情报司令部的文件和密码并杀掉全体人员；切断与目标地区的一切电话和电报联系并夺取一切与“哑谜”密码机有关的材料。

11 月17 日天黑以后，两艘潜艇在暴雨和狂风骇浪中来到贝达·利多里亚，浮出海面。哈兹尔登在岸上发出灯光讯号，在黑暗中引导突击队员的橡皮船靠岸。他们在岸上排成队，全身都被雨水和浪花湿透了。他们走上了一个鸟瞰别墅的山岗。到达那里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点半了。当一个工兵破坏通往别墅的电话线时，他们休息了一会儿。然后，由杰弗里·凯斯中校率领，一个三人突击队穿过别墅后面的篱笆进入了花园。他们静悄悄地、飞快进行进，雨声掩盖了他们的响声，他们来到了别墅的正面，跑上台阶，拉开房门。他们立即面对一个头戴钢盔、身穿大衣的德国军官。凯斯用冲锋枪威胁他，但是德国军官抓住枪口，要把它夺走。凯斯拔出刀子悄悄地杀死了这个德国人，但是突击队中的一个人却在他们入口处第一道和第二道门之间搏斗时用左轮枪向一个德国人开了一枪。三个突击队员然后扑向大厅。大厅里灯光昏暗，另一个德国人正从石头楼梯上跑下来。突击队中的一个人迳直向他打了一梭子，未打中，德国人跑回楼上。凯斯注意到门后有光。他突然把门打开，看见十来个戴着钢盔的德国人，他用手枪向他们打了两三发，一个突击队员扔了一个手榴弹。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德国人开枪了，一颗子弹正好打中凯斯的心脏。他倒下了，在从前门抬出来的时候死了，被安放在潮湿的草地上。另一个突击队员被他的同伴打伤一条腿。这个同伴正在暗处用火力封锁门口。

这次以及其它与此有关的袭击都失败了。德国人仅仅伤亡了三个主管后勤的上校和一个士兵在别墅里被打死，在昔兰尼和阿波罗纪亚的目标都没有受到攻击，唯一受到损失的是一个汽油供应站，它被炸掉了。英国派来的全部人员都损失了，除了莱科克上校和一名上士以外，这位上校和士兵呆在干涸的河道里，直到“十字军”的前锋部队把他们救出来。至于柏树丛里的别墅只不过是隆美尔的临时司令部，几个星期以前，他已迁入另一个在甘布特的司令部，离此处海岸约一百英里。突击队员甚至于在那里也不可能抓到这只沙漠狐狸，当“十字军”反攻开始时，他正在罗马同他的妻子和几个朋友庆祝他的生日。在这次战争中，在英国发动的三次重大进攻中，他每次都奇怪地不在指挥岗位上。这次是第一次。当他回来与“十字军”交战时，他怒不可遏，因为他发现刺客没有佩戴任何可以识别他们为敌人的标记。但他还是命令用全部军礼给凯斯举行基督教葬礼。他并且命令他的牧师走三十六小时去参加这个仪式。他要他的木匠用柏树做成十字架，放在英国和德国死者的墓上，并命令种植柏树，以资纪念。他的最后一个姿态是：他下令为葬礼和凯斯的墓地拍摄照片，并送给这个青年突击队员的父母。这种骑士气概的行为代表了隆美尔在沙漠战争中的全部表现，连他的敌人也不是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十字军”行动延续到1941 年12 月2O 日。成为英国抵抗象征的托布鲁克堡垒解围了，隆美尔被赶回到他发动3 月攻势的地方——锡德拉湾上的阿吉拉。但是在1942 年1 月，他又进攻了。到6 月，虽然“十字军”取得了辉煌胜利，但是英国军队在沙漠里好象中了隆美尔的催眠术一样，以致奥琴勒克被迫向他的指挥官发布了命令：

“现在存在的真正危险是，我们的朋友隆美尔对我军来说是一个魔术师或者是一个妖怪。我军对他谈论得太多了。他决不是超人，虽然他的旺盛精力和才干是毫无疑问的。即使他是超人，如果我们的人相信他有超自然的力量，这也是非常不可取的”。

“我希望你们尽一切可能消除关于隆美尔的神话：认为他在某些方面要比一个普通的德国将军高明。现在重要的是，当我们指在利比亚的敌人时，不要总是讲隆美尔。我们必须讲‘德国人’或者‘轴心国’或者‘敌人’，而不是反复地老是讲隆美尔。”“请保证此命令立即执行，要使各级指挥官牢牢记住，从心理学角度来说，这是最重要的问题。”奥琴勒克刚刚发布他的命令，隆美尔就打过来了。这一进攻毁灭了奥琴勒克的事业，并使丘吉尔处于极其尴尬的境地。对这场灾难，“超级机密”应负较大的责任。

沙漠作战流动性很大，无线电情报窃听无所不在，前线的将军不允许看，不允许掌握，甚至不允许知道“超级机密”。将军们被俘的危险是太大了。

在开罗附近的中东总司令部里，只有三人允许阅读“超级机密”。他们是战区司令奥琴勒克，他的作战处长和军事情报处长德甘冈。而第八军司令尼尔·利特奇将军是不允许看“超级机密”的。如果一份“超级机密”的内容对他的战争计划是重要的，或者由奥琴勒克以私人信件的形式把这个情报通知他，而不透露情报来源，并附有阅后焚毁的命令，或者由德甘冈坐飞机到该军指挥部，当面告诉利特奇，同样也不提及“超级机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唯一可行的手续。但也有这样的危险，就是利特奇相信他自己的、当地的情报是更好的、更及时的，而反对上面提供的情报。这正是英国在1942年5 月28 日至6 月13 日之间，在沙漠里丧失它的装甲部队的原因，而当时丘吉尔却正在白宫与罗斯福辩论“铁锤”行动和以后的战争如何进行。

“超级机密”对隆美尔进攻的意图和目标向奥琴勒克和利特奇提供了充分的情况。隆美尔在进攻的前夕，向他所属部队发布命令，其中透露了他摧毁英国装甲部队的大约六百辆坦克和占领托布鲁克的意图。然后他向第八军发动了决定性的进攻。奥琴勒克打电报给丘吉尔说：“我们预见到这次进攻，并已作了准备。”当隆美尔装甲师在明亮的月光下冲过仅仅生长着灌木丛的沙漠时，利特奇的装甲和炮兵部队使他们遭受如此惨重的损失，奥琴勒克甚至在英国和德国在这次战争中遇到的最激烈战斗进行一个星期后，竟用无线电命令利特奇摧毁隆美尔和他的部队。但是，隆美尔跑掉了。他指挥德军重新集结，准备第二次交锋。然而这一次他不打算进攻，而是要把当时还有大约三百二十五辆坦克的英国装甲部队诱入伏击圈。他在这个小小的沙漠城镇和阿德姆机场周围的山岗上布置了八十八毫米的大炮，采用伟大拳师吉姆·梅斯的老战术：“让他们来到你跟前，他们将会自己打自己。”隆美尔把他的计划用密码电告最高统帅部。奥琴勒克读了以后，命令德甘冈飞到利特奇的指挥部把这事告诉军长。据德甘冈说，他大约在6 月11日到达。把消息告诉利特奇，和平时一样，没有透露消息来源。利特奇在总司令部里是奥琴勒克的副参谋长。应该猜到这个情报是破译密码得来的，尽管他在司令部并不能看“超级机密”。不知道什么原因，他没有按照德甘冈的情报采取行动，可能是他以为隆美尔的欺诈和掩饰行动影响了奥琴勒克。

在1942 年6 月13 日被称为“黑色的星期六”的那天，利特奇命令大约三百辆坦克发动进攻；它们径直进入隆美尔的伏击圈，在半天内，八十八毫米的大炮消灭了二百三十辆。战争在几小时中就失败了。

隆美尔的装甲部队向前推进，像一把尖刀插入英国阵地，占领了托布鲁克，俘掳了守卫部队三万三千人，并挥师前往埃及边境。在这次不折不扣的溃败中，第八军混乱不堪地撤退到阿拉曼。总之，隆美尔使利特奇军队遭到七万五千人的伤亡。利特奇被撤职，少数剩下的坦克撤退到埃及。在开罗，英国政府机关焚烧大量机密文件，这一天于是被称为“灰烬的星期三”。英国舰队准备撤退到红海，而墨索里尼却骑着白马，带着乐队，拿着伊斯兰宝剑，准备向开罗胜利进军。希特勒使隆美尔成为“全国爱戴的”、德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元帅。德国最高统帅部制作了占领埃及和苏伊士的战役纪念章，德国的宣传家进行宣传使埃及人民对他们的“解放”有所准备，而德国银行则大量印制占领地的货币。这是现代史上英国军队遭受的最令人震惊的一次失败。

英军在北非的溃败标志着盟军失败的最低潮。虽然隆美尔最后在阿拉曼被挡住了。丘吉尔需要做的事是恢复盟国的信心，同时在推行他的战略问题上急切要求美国予以合作，这是另一回事了。苏联认为英国和美国答应他们在1942 年开辟第二战场，入侵北非对他们来说有什么用呢？德国人正在包围列宁格勒，离莫斯科只有五十英里了，他们已跨过顿河，站在斯大林格勒的大门口了。

1942 年8 月12 日，丘吉尔同贾德干、布鲁克以及别的参谋长们一起飞到莫斯科，解释西方盟国为什么不能在1942 年进攻欧洲，并向斯大林通报“火炬”行动和它的战略意义。这是两个人第一次的会面，也是令人不安的，甚至是危险的会见。斯大林不可能忘记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派军队到苏联镇压布尔什维克革命，也不可能忘记英国间谋罗伯特·布鲁斯一洛克哈特曾经卷入暗杀列宁的阴谋。此外，斯大林相信，英国和美国正在狼狈为奸，在他们反攻欧洲大陆以前，使苏联和德国互相残杀，精疲力竭。对丘吉尔来说，他正在向斯大林通报，而同时也一心想欺骗德国人。

这两个人在克里姆林宫的一间陈设简单的房间里，在列宁的标准像下见了面。斯大林穿着淡紫色的紧身上衣，裤腿塞在靴子里，他冷淡、精野、不断地盘算对方。他通过翻译问英国为什么“这样害怕德国人”。面对指桑骂槐地批评英国的懦弱，丘吉尔怒气冲冲地站起来为他的战略辩护。他解释说，没有人答应过苏联要在1942年开辟第二战场；那一年，英国正在计划以迪埃普空袭进行牵制。如果西方大国在法国登陆，他们必须有留在那里的打算，但是，在1942 年，这是不可能的。丘吉尔接着说，美国和英国正在准备“在1943 年举行一次很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他没有讲这次军事行动是什么，但是他给斯大林的印象是，这次行动是跨越海峡的进攻。丘吉尔是在弄虚作假，西方大国并没有达成这样的协议。也许丘吉尔在没有军事力量可以运用的时候，就酷爱利用策略和特种手段。他正试图为一个大规模的战略欺骗计划播下种子，伦敦监督处要在1943 年在法国北部执行这项任务，以吸引在苏联和意大利的德国兵力，这个计划被称作“帽徽”行动。

然后丘吉尔的话题转向盟国在1942 年真正想采取的行动——“火炬”行动。他解释说，在用欺骗的手法把德国人拖在法国的同时，西方盟国将在北非登陆。他说，“火炬”行动必须和1943 年的行动同时考虑。斯大林似乎很感兴趣。当会见结束时，给丘吉尔留下了这样的印象：“至少僵局已经打破，领导人的接触已建立起来”；正如贾德干所写的，丘吉尔感到他已经“扔掉了（罗斯福许下的）在1942年开辟第二战场的半截保证的重担。”他错了。

在翌日傍晚的第二次会见时，斯大林重新发动进攻，并直接指责英国懦弱。

这对丘吉尔来说是太过分了。他突然“滔滔不绝地进行雄辩”，他讲得这样快，以致翻译都来不及翻了。斯大林举起手来，并宣布：“我不懂这些话，但是，上帝呀，我真喜欢你那股子劲儿！”会见这样突然地结束了。

第二天，两国领导人互换备忘录，辩论继续进行，笔墨官司代替了口头辩论。丘吉尔不肯退让，一再解释他的立场。他写道，“……所有关于今年英美进攻法国的谈论已经迷惑了敌人，已把敌人大量兵力牵制在法国的海峡沿岸。”这样的进攻是不可能的，但是这种威胁必须保持下去，“最明智的方针是利用‘铁锤’行动作为‘火炬’行动的障眼物，当‘火炬’行动开始时，宣布它就是要开辟的第二战场。这就是我们自己要做的事。”丘吉尔急于离开，因为他感到要争取斯大林同意他的观点几乎是没有希望的。他在15 日晚拜访斯大林时，只是想去辞行的，因为他在次日清晨要飞往开罗。但是斯大林却宴请他。他们到了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的住所，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拉娜招待他们吃晚饭，他们又谈了六小时。现在斯大林在谈话中赞成“火炬”行动，并同意对后吉尔所喜爱的进攻挪威北部的“朱庇特”行动进行合作。作为报答，丘吉尔说，他认为人能够允诺言。

当黎明快到来的时候，丘吉尔辞别了苏联领导人，休息了一会儿，登上了飞往开罗的飞机。他已经说服了他的盟国：通向柏林的路必须从北非开始。

他打算彻底改组在埃及吃了败仗的英国军队，这一改组在现代历史上是空前未有的。他在开罗遇上的对英国荣誉的另一次打击是迪埃普渗败的消息。但是，当时他首先关心的是隆美尔。在总司令部的一次会议上，他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慷慨激昂地说：“隆美尔，隆美尔，隆美尔！只要能打败他，别的都好办！”他把奥琴勒克和他的大部分参谋人员（除了德甘冈）免职，然后任命布鲁克所宠爱的两位将军来代替奥琴勒克和利特奇。中东总司令为哈罗德·亚历山大将军，伯纳德·蒙哥马利将军任第八军军长。他们是才智出众的、配合得完美无缺的一对：亚历山大是战略家、保守派；蒙哥马利是战术家、激进派。英国首相在吉萨大金字塔下、总司令部所在地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告诉亚历山大和蒙哥马利，他们的目标不是抓住“沙漠之狐”，而是要杀死他。他们从“超级机密”得知，这个任务的困难程度比英国公众所设想的要小些，因为当隆美尔到达边境时，他的军队已精疲力竭，只剩下十二辆坦克了。而第八军却有将近一千辆最新式的坦克正在从海路运来。

在吉萨的会上，丘吉尔和他的指挥员们辩论了隆美尔取得胜利的原因（他的胆略和个人勇敢外）。他从来没有具备过兵力上和优势，虽然他的坦克比英国的坦克要好一些。他的部队至多不超过十万人，其中一半是勇敢精神和战斗能力参差不齐的意大利人，而在这个战区，英国正式军人达七十五万人。

那么，隆美尔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呢？

弗兰克·邦纳·弗勒斯上校是驻开罗的美国武官。他的任务是向华盛顿汇报英国在中东的军事和外交计划和行动。费勒斯几乎接触到他需要得到的所有的情报；他是总司令部和英国野战部队的常客，他受到热情的接待和信任。托布鲁克战役以后，当英国人开始检查无线电通讯的安全问题，以确定他们的密码是否泄密时，注意力开始集中在费勒斯身上。这位上校对安全问题是谨小慎微的；他发往华盛顿的电报总是用“黑色密码”，这是美国武官在全世界都用的一种密码，并认为是十分安全的。但是在1942 年7 月对德国在特勒利萨的无线电台进行的一次小规模进攻中，发现“黑色密码”已被德意密码组织完全破译了。在袭击中，从获得的文件得知，“黑色密码”的泄露，不是由于密码被破，而是由于密码被窃。在罗马美国大使馆工作的一个意大利人是意大利情报组织的特务、撬锁的专家。他在1941 年8月打开了美国武官诺尔曼·E ·菲斯克上校的保险柜。他得到了“黑色密码”，照了相，然后放回原处。意情报组织的头子西沙尔·阿梅向德国谍报局提供了一份抄本，从此德国人能够读到世界各地的许多美国军事电报，包括费勒斯上校的电报。

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收获。大约从1941 年9 月末到1942 年8 月，费勒斯几乎每天发一个报告到华盛顿，汇报英国的兵力、增援、装备、士气和英国在埃及、利比亚、地中海东部和中东的计划。他的报告包括对司令员的能力、声望和战术的研究；护航船队和战舰的活动；坦克和空军中队的位置、装备、耐用程度。费勒斯每天把报告送到开罗市中心的埃及电报局；当这些报告每天火速到达华盛顿时，每组字迹清楚的密码被德国人记了下来，译出后送给隆美尔和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美国密码学历史学家大卫·卡恩写道：“……它们是什么样的电报啊！它们向隆美尔提供了在战争过程中，一个轴心国的司令员可以得到的，无疑是最宽广、最清楚的图像。”1942 年8 月，当费勒斯得知他的报告被德国人破译了，他深为沮丧。英国两制密码机构提供他一种新的密码（所有用“黑色密码”的武官都发了新密码）。但是，在英国人的请求下，他只在发最机密的电报时用这种密码。

他继续用“黑色密码”发不太机密的情报。因为英国人想把这条通讯渠道当作可以把假情报发给敌人的方法。

就在这次袭击德国人的特勒利萨的无线电前哨基地、发现“黑色密码”被破译的同时，英国发现了隆美尔在沙漠取得胜利的另一个秘诀——无线电情报，即现代战争中的窃窃私语。在整个沙漠战役中，英国和德国双方的司令员大都依靠无线电通讯；地区辽阔，战斗流动性大，致使无线电，特别是无线电话，成为沙漠战争的一个重要武器。但是双方在使用这种重要的然而又是容易出问题的通讯系统时，有时粗心大意。双方常常在无线电话中，以极大的精确性谈到敌人正在准备做什么。阿尔弗雷德·西波姆上尉是隆美尔无线电情报连连长。他对偷听英国营地的无线电中的耳语特别精通。在收听英国无线电报的过程中，他练出了异常敏锐的辨别能力，能分辨出什么是正常现象，什么是不正常现象。在这里听到一点无线电话，在那里抄到一些高速摩尔斯电码；这里的坦克司令员用无线电在谈话，在那边，一个炮兵司令与火炮掩体里的部属交谈，武装警察在这里指挥交通，皇家空军的地面联络官在那边呼叫空中支援；经过筛选、鉴别，这些都能构成英国前线的而且常常是大后方的计划和作战命令的十分精确的囹像。然而无线电情报的弱点在于偷听者的专门技术，如果他们中的一个人病了、休假，或者在战争中伤亡，那么另外一个人就需要经过几个月的训练，才能接替他的工作。如果西波姆的连队整个被摧毁，那么隆美尔将得不到最有用的、可靠的无线电情报。

英国无线电情报系统侦察到西波姆的哨所在阿拉曼前线特勒利萨的一群小山上，这些被太阳的焦了的小山俯视着地中海，被称为“耶稣山”。这个连队的确切位置没有测定，而进行空袭它的位置则是先决条件。因此，必须采取地面袭击。这个任务交给澳大利亚第九步兵师第二四八营。营长是H ·H ·哈默中校，他是澳大利亚的牧羊人，绰号是“硬钉子哈默”。

这次袭击定于1942 年7 月10 日进行。这是一次较大规模攻击的一部分。

两个师在坦克和大炮的支援下，要把敌人从特勒利萨地区的高地上赶走。袭击队伍极其秘密地和尽可能静悄悄地潜入阵地。西波姆连被认为驻扎在一个小山的附近，它在军事地图上称为“特里格33”。为了奇袭跟西波姆在一起的一百来人，哈默命令开始袭击时，不用炮火掩护。

袭击队伍于7 月10 日凌晨三点四十分开始静悄悄地前进。漆黑的夜里，突然间，一架飞机投下了一颗照明弹，正好投在袭击队伍的上空，把黑夜照亮得如同白昼。士兵们停止前进，一动不动准备等着挨猛烈的炮火。但是什么也没有发生。原驻守西波姆连周围地区的意大利军队的第七白沙格利里团尚在睡梦中。这些澳大利亚人用麻袋布包上皮靴，以免行动时发出响声，他们沿着山岗向“特里格33”山顶的西侧前进。黎明时刻大炮发出连续的猛烈炮火来支援这些澳大利亚人，白沙格利里团才发现他们被包围了。

他们的团长被俘，有些俘虏是在床上被抓走的。

这些澳大利亚人在特勒利萨遇上了西波姆和他的士兵并不感到惊讶。炮火的轰击使他们处于戒备状态，他们围绕着他们的装甲指挥车建立起一道防线，这些车子装着无线电设备并架有天线。这些澳大利亚人端着上了刺刀的枪，冲出炮兵在这里施放的烟幕，这个哨所是经过激烈的白刃战后才被占领的，西波姆和他的士兵企图毁坏他们的设备，但是没有成功，这些澳大利亚人的进攻是太突然了。战斗结束后，一百来个经过严格训练的西波姆连战士死在岩石间。在战斗中受了重伤的德国兵被俘掳了，包括西波姆自己在内。

西波姆被送往开罗，他在那里静静地死去了。一切办法都没有能够使他开口交代。

专家们来到现场检查缴获的材料，这是在整个北非战役中最重要的一次对德国情报工作的突然袭击。西波姆的全部记录都完整无缺地落入英国人之手，包括“黑色密码”的破译和与费勒斯上校有关的、在开罗泄密的详细情况，这些漏洞很快被堵住了。更为重要的是，在待勒利萨俘获的文件透露了“沙漠之狐”的狡猾完全由于德国的优良无线电情报工作和英国的蹩脚的无线电安全措施。是英国人自己把许多前沿地区的作战计划泄露给德国人的。

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沃尔特·斯科特准将是无线电专家，他负责一个情报小组，检查缴获的文件。正如他所回忆的：“无论对自己以后的北非战役，还是对西西里和意大利战役，和日后的诺曼底登陆，这次缴获的文件，其后果和影响都是很深远的。它使我们能够在各个方面建立起强大的武装力量，再不会像过去那样把实情泄露出去了。”斯科特号召在无线电安全措施方面进行广泛的改革，他的意见引起了注意。关于运用无线电话和呼号，密码程序和声音密码，部队行动中不使用无线电，都规定了新的纪律。从此曾经使隆美尔取得胜利的情报来源都冰结在沉默和谨慎的墙壁之中了，英国人建立了新的连队监听他们自己的部队所采用的安全程序，对违犯者进行严格的纪律处分。但是，“耶稣山”上的发现，首先使隆美尔容易受到无线电假情报的欺骗。因为当新的德国情报连到达的时候，它既没有分辨真假情报的能力，也没有这种经验。这样，追捕“沙漠之狐”的斗争开始对英国人有利了，因为隆美尔只能听到英国愿意让他听到的东西。

袭击西波姆连队所缴获的战利品还透露，隆美尔的战争中情报尚有第三个来源：“康多尔小组”——两个德国间谍和一伙奇奇怪怪的小特务，他们的活动集中在尼罗河的一个宽敞的游艇上。当英国的保安当局采取行动来制止这些活动时，他们揭露了一幕腐朽的情节剧。

第一节 “蝴蝶梦”改蛮了北非战争进程

在北非战场，隆美尔取得胜利的关键在于及时获得了有关英军的情报，“康多尔小组”的有效行动，是隆美尔获得情报的途径之一。

“康多尔小组”是由二十八岁的约翰·厄普勒领导的。他是谍报局的间谍，出生在亚历山大港，父母是德国人，他是伊斯兰教徒。他的父亲死后，他的母亲和一个埃及律师结婚。厄普勒长大成为一个富有的开罗人，同时仍效忠于德国。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夕，通过在贝鲁特的越南著名妓女苏嫣，参加了德国谍报局。他在梯尔庇祖弗尔参与了一系列的阴谋，为的是要在阿拉伯发动反对英国的“圣战”。当隆美尔要建立一个由了解开罗的可靠的德国间谍组成的小组到埃及首都从事特务活动时，厄普勒被选中参加“康多尔小组”。

1942 年4 月，厄普勒到达的黎波里，这是他去开罗的旅程的第一站，带了两部美国海利克莱夫特无线电收发报机和英国的五镑和一镑钞票共五万英镑。他还带了一本《蝴蝶梦》，因为“康多尔小组”的密码是根据戴福尼·杜·摩里埃的这本小说编成的。用这本小说制定的密码原则并不是什么新的东西，但是它很简单，也很难破译，除非破译密码的人了解这个系统。就“康多尔小组”来说，厄普勒的密码是根据事先安排好的在某些日子用小说的某几页。

他的收听站，包括西波姆的情报连，用他们手中的同样的本子来翻译密码。

“康多尔小组”中的第二号人物是彼得·蒙卡斯特尔。这个细高个子，浅黄头发的德国石油机械工人在东非度过了他的很多时光。这两个人在1942年5 月11 日从贾洛绿洲出发，乘坐缴获的英国车辆跨越寸草不生的沙漠奔向开罗。他们有一个非洲兵团的护送人，带路人是匈牙利的阿拉伯伯爵拉第斯劳斯·德阿尔马齐，他是一个探险家，为了寻找久已迷失的齐拉佐拉绿洲，他曾在利比亚的沙漠里度过好多年。齐拉佐拉绿洲是拥有一万兵力的坎比斯军队想要到达的地方。这支军队从尼罗河三角洲出发向西进军，后来再也没有听到过关于这支军队的消息。“康多尔小组”从南方潜入埃及和开罗的两千英里长的道路。车和人伪装成为英国的侦察部队，以防被英国巡逻队或飞机发现。大约在离开贾洛三星期以后，时间在5 月底或6 月初，“康多尔小组”就到达英国的领土上了。伯爵和非洲兵团的护送人回去了。厄普勒和蒙卡斯特尔换上便衣，进入开罗以南三百英里的阿西尤特，这里只有英国和埃及当局的少数兵力防守着。虽然他们被制止前进，但厄普勒是埃及人，蒙卡斯特冒充美国人，他们两人都会说英语，经过检查证件，证件上写明厄普勒是英埃贸易商人，蒙卡斯特尔是美国石油钻探技工，一个英国巡逻兵允许他们到火车站去。他们乘上了去开罗的晚班火车，雇了一个阿拉伯人为他们运箱子，箱子里装有钱和无线电收发报机，通过了开罗车站的英埃检查站。

一到开罗，厄普勒和蒙卡斯特尔就在郊区的“花园城”一所膳宿公寓里住下来。厄普勒马上开始寻找他能信任的朋友。在他找到的这些朋友当中，有一个叫黑克麦斯·法赫米，她是埃及著名的肚皮舞舞女。法赫米是强烈的反英分子和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住在尼罗河札马勒克岸边的游艇上。她在奇特·凯特酒吧间做完“夜活”，就和厄普勒一起回到游艇上。

法赫米小姐很快就透露她是一个间谍，为穆斯林兄弟会和埃及军队中的自由军官运动从事反英活动。她的主要情报来源是她的情人，在开罗英国总司令部工作的史密斯少校。厄普勒也告诉她，他是为隆美尔工作的特务。经过这次交谈，法赫米小姐安排他趁着她和史密斯去睡觉的时候去看史密斯少校皮包里的文件。她并且同意让厄普勒会见一个朋友：阿齐兹·埃尔·马斯里将军。他是一个有权势的、强烈的反英人士，在英国的坚持下，被解除了在埃及军队所任参谋长的职务。

厄普勒和蒙卡斯特尔在靠近法赫米的游艇的地方租了一个游艇，把一架收发报机藏在札马勒克的一家奥地利牧师主持的教堂里，另一架放在游艇上，然后开始工作。法赫米信守诺言。史密斯少校一般都在下午来访，当他来访时，厄普勒和蒙卡斯特尔就偷看他的公文包里的文件，了解到许多关于英国兵力、部署、意图的情况。然后他们用《蝴蝶梦》密码每天午夜报告给西波姆无线电情报连，或者发给设在雅典的德国国防军收听站。

厄普勒在一个牙科医生的诊所里约见阿齐兹·埃尔·马斯里将军。这位将军对这个小组的证件、情报、钱财，以及厄普勒和蒙卡斯特尔为隆美尔工作这个事实，有了深刻的印象。他听取他们关于反英间谍活动的建议和他们发动圣战的计划，就是当隆美尔大举进攻并占领开罗和亚历山大港时，发动圣战。阿齐兹·埃尔·巴纳教长是从钟表修理匠变为先知的，他创立了穆斯林兄弟会，现在被称为“最高领路人”。他具有奇怪的、镇静的外形，穿了一件红色的长斗篷，把他的脸都遮住了，只露出两只眼睛。据说教长一年要作一千五百次演说，来宣讲兄弟会的任务，并要求所有真正的穆斯林放弃物资财富，严格遵守古兰经，锻炼身体，争取道德和肉体的完美，并争取穆斯林社会的新生。他写爱国诗句，反对妇女不戴面纱。他在黎明前挨门挨户叫人起来做祈祷，在埃及全境建立兄弟会的分会，以便修建伊斯兰教的清真寺，讲授健身课程，研究末世学，即关于死亡、审判、天堂和地狱这最后四件事的科学。

现在是1942 年6 月中旬，第八军撤退到了埃及境内。当“灰烬的星期三”的浓烟在开罗上空弥漫时，阴谋家们正在准备他们的圣战。但是英国的保安局知道他们正在准备圣战，并且着手搞一个大规模的安全行动来阻止它爆发。当到处都是怀疑的时候， 就是非常紧张的时刻了。

而这时，厄普勒犯了一个错误，这并不是很严重的错误，要不是处在紧张时刻，或许不会被人注意。他穿上英国上尉的制服，到塔尔夫俱乐部喝酒，收集最新的流言蜚语。但是他携带的埃镑已经用完，他认为英镑仍会是合法货币像他过去在开罗时一样。于是付了一张英镑，侍者接受了这张钞票，因为它可以在英国军需处兑换埃及货币。厄普勒在塔尔夫俱乐部喝完酒以后，来到大部会旅馆屋顶上的酒吧间，这是新闻记者经常进出的地方，他在那里又用英镑付酒钱。他还选了一个酒吧间的姑娘，她自称为叶维特。厄普勒给她买了大量高贵的香槟酒，他又一次付了英国货币。然后他把她带回游艇过夜。早上，他用五英镑一张的钞票付给她二十英镑，并请她再来看他。她同意了，然后走了。

厄普勒犯了第二个错误。叶维特是犹太间谍组织的成员，当时这个组织为英国情报局工作。她把这次的相遇向她的老板汇报了，并且说她认为厄普勒是个德国人，因为他说话带萨尔口音，她认为他是个间谍，因为，他非常神经质，而且他的钱太多了。她的老板告诉她要与厄普勒保持接触，并和英国情报局作了安排，将这艘游艇置于监视之下。一个埃及人打扮成乞丐，坐在尘土飞扬的拖船航道的末端。就是这个乞丐，注意到法赫米来到厄普勒的游艇上，他还注意到英军少校穿着制服来到法赫米的游艇上。

叶维特在与厄普勒第一次会见后的第二天或第三天，又来拜访他了。当她敲客厅的门时，没有人回答。但是门是开着的，她就进去了。她注意到房间里到处都是酒瓶，烟灰缸满满的，剩下的食物，脏的碟子，这是一次聚会后杯盘狼藉的景象。厄普勒和蒙卡斯特尔在他们的房舱里呼呼大睡。叶维特开始仔细观察这只船。在一个小房间里，她发现有一张书桌，上面有一本书和一些便条纸，没有别的东西，但是她注意到这本书的书名——《蝴蝶梦》，便条纸上是方格子和六个字母组成的字组。叶维特有足够的间谍活动知识，她认为这可能是某种形式的密码，并怀疑厄普勒和蒙卡斯特尔都是间谍。她把书打开，注意到“用过”的页码，抄下便条纸上每一行的第一组密码。然后她离开游艇，她被逮捕了，并被带到警察局审问。这个乞丐一直盯着这只游艇，并在她离开的时候，向警察发了信号。他们不知道她与英国情报局有联系，因为怀疑她而把她拘留了。

同时，袭击西波姆无线电情报连时被俘的两名俘虏到达开罗。他们的名字叫作“阿贝尔”和“韦伯”，在他们的帆布包里有一本《蝴蝶梦》。它立即引起了他们的审讯者的怀疑：一个德国人读这样一本英文书干什么？此外，当这两个人被问到他们是从什么地方买到这本书时，他们很不安。仔细检查后发现，几乎可以肯定，这本书是在葡萄牙买的。有人把空白页上用铅笔写的五十个埃斯库多（葡萄牙货币单位）用橡皮擦去了。这本书作为某种密码的基础是相当肯定的，开罗的英国情报局打电报给在里斯本的英国情报局，查询最近是否有人在那里的书店里买了两本或两本以上的《蝴蝶梦》。

因为葡萄牙只有几家英文书店，到这几家书店访问一遍是相当容易的事。一星期之内，查明德国助理武官的妻子在1943 年4 月3 日在伊什图里尔买了六本。

《蝴蝶梦》的确是作为一种密码使用的这件事，现在已是很明显的了。

但是谁在使用呢？阿贝尔和韦伯怎么也不肯开口。但英国军需官提供了另一个线索，他怀疑向他兑换的英镑新钞票。他通知开罗前线保安工作的负责人A ·W ·桑森少校，并且发现“英国上尉”在塔尔夫俱乐部付酒钱用的英镑是德国人精心制作的假钞票。这个发现使桑森少校无庸置疑地认为，他正在对付一个顽强的、装备精良的德国特务组织。

但是，如果说这个特务组织是顽强的，那么它也是粗心大意的。当一个希腊给养供应商人在札马勒克岛向驻在克萨厄尔尼尔军营对面的军需处兑换三百英镑时，更多的假钞票出现了。巨大的伪钞数目引起了报告人的注意，他把情况向桑森汇报了。他去看这个商人，商人告诉他曾经把大量的奢侈品卖给两个住在札马勒克的年轻人，并把货物送到他们的家——尼罗河上的一个游艇。很快检查出这些钞票也是伪造的，现在桑森确定无疑地认为厄普勒和蒙卡斯特尔就是他要寻找的人。

8 月10 日下午五点，桑森采取了行动。他放了几条船在河上，与游艇保持一定距离，设置了路障，用部队包围了这个地区，封锁了拖船航道的两头。

他下令捉住嫌疑犯，即使他们开枪也要捉活的，他自己和一队武装人员爬到跳板上，把游艇的舱门捣碎。两个嫌疑犯都在船上，他们对这种意外事件早有计划。当英国人从甲板上过来时，蒙卡斯特尔潜入舱底的污水里，打开暗门，把一架收发报机，一本《蝴蝶梦》和所有电报底稿都扔到尼罗河里。他企图从这条路线逃走，但是当他浮出水面时，他被一条船上的英国人抓住了，然后被拖上船来，戴上了手铐。

在甲板上，厄普勒把袜子卷得很紧，成为球状，扔向走过甲板的人，使这些人不敢上来。英国人以为是手榴弹，于是趴下来以便掩护自己，这样使蒙卡斯特尔有足够的时间处理掉电讯设备。然后厄普勒直冲到英国人当中，咆哮说：“来吧！枪毙我！你们不会的！你们要活的！”当真如此，他的腰部被步枪把打了一下，被打倒了，戴上了手铐，和蒙卡斯特尔一起被捕了。

这个搜捕小队在船上搜查无线电收发报机和密码，他们什么也没有找到。肚皮舞舞女黑克麦斯·法赫米也被捕了，搜了她的船，除了她的情人史密斯少校的制服和别的衣服外，什么都没有找到。厄普勒、蒙卡斯特尔和法赫米小姐被带到设在马迪的英国三军联合审讯处受审。德国人拒绝回答，但是法赫米把她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了英国人。她说出她与史密斯少校的联系，以及她和厄普勒如何能够读到他的公文包中的文件的手法。她把厄普勒的埃及接头人告诉了桑森。萨达特和另外几个人（纳赛尔不在内）立即被捕了，把这个特务小组的另一架收发报机隐藏在教堂祭坛后边的奥地利传教士也被逮捕了。第一架收发报机能够找到，纯属运气。在蒙卡斯特尔打开船底的暗门后，这只船慢慢地沉下去了。但是这只船被打捞起来了，这架收发报机在船下的尼罗河的淤泥里也被发现了。它的机构装置不能使用了，但是它的指示器仍然对着最后一次向雅典发报的频率。

可是，关于这个特务小组的密码，却找不到更多的线索。它的电报底稿和一本《蝴蝶梦》都不见了。这部密码对英国人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因为这次向游艇的突然袭击和决心活捉厄普勒和蒙卡斯特尔都是为了达到这唯一的目标。英国人希望冒充“康多尔小组”发报，给隆美尔发假情报和使他上当的情报。他们把厄普勒和蒙卡斯特尔监禁起来。他们有了雅典收听站的波长，但是他们却没有密码，虽然他们猜想这密码是根据《蝴蝶梦》编写的。厄普勒和蒙卡斯特尔知道这个密码的重要性，他们拒绝开口。后来，蒙卡斯特尔企图自杀。他用餐刀割自己的喉管，他被送到医院，没有死。

现在审问人集中审问厄普勒，当他仍然拒绝谈密码时，他被带到一个诊所（他后来这样说），给他一种药，使他说话。显然他在药力的影响下并没有说什么重要的事情，所以，在一星期的紧张审问以后，英国人设法用他们的心理诡计的王牌，把罪犯制服。他们精心策划了一个假的军事法庭，宣读了控告厄普勒的起诉书，包括法赫米小姐在内的证人都传来作证，他被证明犯了罪，并被判处死刑。当他在牢房里等待行刑队处决他时，调查人不时去找他谈话，但他仍然拒绝交代。

英国人似乎是施用了最后一招来取得密码的。根据萨达特在他的回忆录《尼罗河上的叛乱》中写道：“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温斯顿·丘吉尔经过开罗，他说他愿意亲自审问间谍。间谍被带到丘吉尔面前，他们开始时坚持不开口，当首相允许他们免于一死时，他们回心转意，开口说话了。”丘吉尔亲自审问“康多尔小组”是可能的，但是英国不是用这种方式获得《蝴蝶梦》密码的。他们是从犹太特务组织的间谍、酒吧间的女招待叶维特那里得到的。

在对厄普勒和蒙卡斯特尔的整个审讯期间，叶维特一直在警察的手中。

但是，当她的老板与在英国情报局工作的一个朋友接触以后，她最后获得释放。当他们办理获释她的技术性手续时，叶维特对英国情报局的官员说，她在被捕的那天下午曾到过厄普勒的游艇。这个官员偶然问到她是否看到过放在那里的一本书。叶维特一闪念意识到她在游艇上发现的这本《蝴蝶梦》的重要性，她说出了她抄下的页码，还有厄普勒和蒙卡斯特尔发报用的主要的密码组。她的笔记尽管不完全，但是能够使英国破译密码人员认定密码所根据的页码和段落的连续性。《蝴蝶梦》密码被破译了。

现在英国人掌握了模拟厄普勒和蒙卡斯特尔发报的全部材料，并恢复向雅典发报。他们开始做了。这样隆美尔的第三个秘密情报来源也被有效地堵塞住。更重要的是，“康多尔小组”的通讯渠道仍然通畅，隆美尔会继续信任它。这个错误改变了北非战争的进程。

1942 年8 月的第一个星期，隆美尔开始计划他的下阶段对英国的攻势。

德国和英国的兵力仍然沿着阿拉曼线在对峙着，但是第八军很快整顿了它的力量。隆美尔知道，如果他希望征服埃及，他就必须迅速转移。他的流动司令部设在靠近海岸的、空气稀薄的峡谷里，他在那里计划突破阿拉曼防线，摧毁蒙哥马利的军队，然后进军开罗。他的军事地图和情报记录告诉他，英国人在阿拉曼防线的南端，兵力薄弱。因而这里是发动进攻的好地点。他将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把非洲兵团从这条防线的北端转到南端。当所有的部队都进入阵地，他将冲破英国的防线，向北打到海边，把英军装入阿拉曼“口袋”，从而将它歼灭，然后向东推进到尼罗河三角洲。

这是一个实际的、干脆利落而又简单的计划，如果对这个计划严守秘密的话，胜利的机会是存在的。到了晚上，隆美尔偷偷地把他的部队向南移动，留下了模拟的坦克、卡车等。这样，部队的转移无论从地上或空中都不至于被发现。部队完全不发无线电报，以免英国无线电情报觉察到南下的行动。

但是，隆美尔犯了两个错误。为了得到空军最大限度的支持，隆美尔把他的计划通知了德国空军；为了从意大利得到最大限量的汽油、军火以及其它供应，他用无线电把他的意图通知了罗马和柏林。他的计划通过“超级机密”到了蒙哥马利和亚历山大的办公桌上，几乎同它到达德国人那里是一样迅速。

蒙哥马利迅速秘密调动他的军队迎击隆美尔的进攻。丘吉尔当时视察了前线，他后来这样写道：“他们把我带到鲁威萨特山岭东南的关键地点。在这令人难以忍受的、起伏滚动的沙浪里，有我们大规模的装甲部队，他们分散在各地，用伪装隐藏起来……蒙哥马利告诉我各种火炮的部署。在沙漠的每一条裂缝里都排满了伪装起来的火炮。在我们的装甲部队投入战斗以前，三、四百门大炮轰击了德国的装甲部队。”但是，即使是事先知道敌人的意图，正如丘吉尔于8 月21 日从开罗向战时内阁报告的那样，“接踵而来的战斗是艰苦的、严重的”。因为德国军队是难以对付的。丘吉尔后来的评论说：

“隆美尔在任何时候都能以装甲部队的突击，发动摧毁性的进攻。他能够从金字塔旁边过来，在到达尼罗河以前，除了一条运河外，他几乎是不可阻挡的。”那末，他怎么能被挡住呢？

在金字塔边，亚历山大建立了他的前沿司令部，在那里举行了一次重要的讨论。亚历山大、蒙哥马利、丘吉尔和其他的参谋军官们，包括现任蒙哥马利的参谋长的德甘冈将军，一齐看了拉吉尔洼地的地图，估计隆美尔会在那里发动进攻。德甘冈从早先缴获来的一套地图中注意到，隆美尔对拉吉尔周围的地形几乎不了解。在这个地区的某些地方，沙漠很深，流动性大和变化莫测，肯定不是德国装甲部队能够活动的那种地形。此外，空中侦察几乎肯定地不能纠正隆美尔对这种情况的错误了解。因此，阻止隆美尔前进的办法，不是去阻止他发动攻势，而是要鼓励他越过拉吉尔地区进攻。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过去为隆美尔服务得很好的战地情报来源现在转而对他不利了。德甘冈请来了达德利·克拉克上校，克拉克上校现任伦敦监督组中东分组A部队的指挥官。他们二人一起制定了计划，引诱隆美尔上钩。

计划的第一部分涉及“康多尔小组”。克拉克负责假充“康多尔小组”发电报。他们决定发一个电报，说明英国人准备在阿拉曼前线的南端阿拉姆·哈勒法山岭抵抗任何的进攻，但是现在他们的防御力量很薄弱，如果隆美尔现在进攻，他就很容易突破英军阵地。电文如下：

“康多尔开始发报。据最可靠的来源证实，第八军准备在阿拉姆·哈勒法进行最后抵抗以保卫埃及。他们仍在等待援军，充其量只能勉强抵挡一阵。”随后是一些关于增援部队和供应物资抵达塞得港的情报。据悉，隆美尔收读了这个电报，因为在后来俘获的电报稿上还有隆美尔阅后所作的记号。

几天以后，“康多尔小组”发了另一个电报。这次是报告英国沿阿拉姆·哈勒法山岭的作战命令。这个电报使隆美尔“高兴地拍起他的大腿来”。他宣布：“我们在开罗的密探是他们之中最伟大的英雄。”并要求德国最高统帅部奖给他铁十字勋章。如果他知道这是英国人故意引诱他进入拉吉尔变幻莫测的沙漠的话，他就不会这样高兴了。

为了证实隆美尔已经吞下了这个诱饵，英国设计了另一个计划。德甘冈指示他的绘图员画一张拉吉尔地图，表明这个地区是“硬地”，是对德国装甲部队有利的地形。而且这张地图还得以不致在引起隆美尔怀疑的情况下到达他的手中。史密斯少校被选中执行这个任务。自从他与黑克麦斯·法赫米的联系暴露以来，他就被逮捕了。现在他被迫开了一辆侦察车，来到德国防线附近的沙漠中，身上带了这张假地图。德国人看见他来了，突然间他们听见了巨大的爆炸声，只见这辆侦察车飞向天空。他们派出了一个巡逻队，找到了少校的尸体和一张假地图。丘吉尔后来满意地写道：“这个假情报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当然，现在战争恰恰就是按照蒙哥马利所要求的形式进行的。”隆美尔决定按照地图上标明的“硬地”记号作进攻的路线。

1942 年8 月24 日，隆美尔通知柏林，他将于8 月30 日至31 日夜间发动进攻。亚历山大在几小时之内就在开罗读到了这个电报，他通知在伦敦的丘吉尔：“拉链”（这是事先约好的、隆美尔进攻的代号）的市价每天相同。”9 月1 日天刚刚亮，他给首相发了一个特急电报。电报上仅有“拉链”一词。

隆美尔的进攻开始了。但是，蒙哥马利正严阵以待。地雷工兵就在德国主力部队猛攻的地方设置了一个新的布雷区。当德国的工兵被命令进入布雷区以扫清道路时，英国飞机在夜空里活跃起来。第一批飞机投下了照明弹，把一长串装甲部队照得通亮。接着来的是轰炸机，在这个地区倾泻了高爆炸弹。

黎明时刻，隆美尔连一个目标也没有达到。他曾计划乘着月光向东推进三十英里，然后转向北方，直捣地中海。隆美尔作了这样记述：“袭击部队被强大的和迄今为止没有预料到的地雷障碍耽误了太长的时间，整个计划的基础是突然袭击，这个因素已经丧失了。”他应当放弃进攻吗？他收到一个报告说，通过地雷区的道路已经扫清，这时他决定继续东进。然而一个新的困难又出现了。隆美尔被告知，这一地段只由一个装甲师守卫着，他的情报是不正确的。蒙哥马利秘密地用三个装甲师加强了这个地区。面对这个情况，隆美尔命令非洲军团比原定计划提前转而向北。他已落入蒙哥马利的圈套，因为前面就是变幻莫测的沙漠和阿拉姆·哈勒法山岭，这里的防御力量现在已是不能攻克的了。

隆美尔继续前进不久，非洲军团开始进入流沙地区。几十辆坦克、装甲车、半履带车、卡车在英国的假地图上标明“硬地”的地方东倒西歪地挣扎前进。当车上的人下来想去推动车辆时，皇家空军的几个中队的战斗机飞来轰炸和扫射他们。那一天，灾难接踵而至。答应给隆美尔发动攻势用的汽油还没有运到。发生了什么事呢？原来隆美尔不知道“超级机密”已把他的供应船只离港的日期和时间透露出去了，三艘油船在它们离开意大利横渡地中海时就被英国的皇家空军和海军击沉了。夜幕降临，沙漠里成百辆被烧毁的德国车辆到处都是。乌黑的油烟像长长的柱子注入玫瑰红的落日之中没有出路，没有藏身之地。

9 月3 日早晨，隆美尔来到战场，看看他还能做什么。英国是在三年前的这一天向德国宣战的。在两小时里，他的车辆六次遭到低飞的战斗机的袭击，有一次他几乎被一英寸长的火红的弹片击中。一群群的飞机一再进攻，据隆美尔报告说，德国人开一炮，英国人还以十炮。9 月4 日早晨，他下令总撤退。在88 毫米的反坦克炮的掩护下，他像过去经常处于优势的那样，希望引诱英国的装甲兵进入炮火射程。蒙哥马利停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在这种诡计面前，过去有多少将军丧失了多少坦克——而隆美尔只好退回到他自己的布雷区后面。

阿拉姆·哈勒法战役结束了——英国只用了一小部分的装甲部队，步兵根本没有参加战斗。然而英国死、伤、失踪一千六百四十人，还损失了六十八辆坦克和十八门防坦克炮。隆美尔看到他的伤亡报告，发现他损失四千八百人，五十辆坦克和二十门大炮。在一场消耗战中他不能像英国那样很快得到增援，这些损失是非常严重的。这注定了隆美尔夺取开罗的最后一次机会一去不复返了。这个“沙漠之狐”遇到了更狡猾的狐狸。隆美尔感到痛苦，而且疲惫不堪，开始丧失了信心。他知道上了当，他写道：“……英国统帅部早已知道我们进攻的意图。”然而，隆美尔永远也没有搞清楚他们到底是如何知道的，他是如何受骗的。他从未意识到他的“哑谜”已被突破，他在开罗的谍报网是在英国的控制之下。至于蒙哥马利，他在几周之前就丢开了隆美尔了。他没有整顿他的前线，也没有夺回失去的任何地盘。他认为隆美尔已经就范。于是，他就回到他的司令部，“有条不紊地准备后来的大反攻”去了。这次大反攻就是被称为“阿拉曼战役”。

第二节 蒙哥马利收到希特勒命令比隆美尔还快

阿拉姆·哈勒法一战以德军惨败而告终。蒙哥马利就着手拟定代号为“轻盈”的反攻计划。这个计划同“火炬”计划（英美攻占法属北非）一起都是旨在把轴心国驱逐出非洲，在整个地中海沿岸的南欧开辟新战场，迫使希特勒进行防御。蒙哥马利的计划中起关键作用的还是欺骗行动。作为“轻盈”计划的前奏，1942 年整个9 月份和10 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从“埃普勒”和“小和尚”征用的无线电台，黑色密码渠道和“第一小提琴手”都在相互紧密配合，说服隆美尔和德国最高统帅部，使他们相信，鉴于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原因，第八军不可能在11 月中旬以前发动大反攻。实际上，蒙哥马利准备在10 月份的一个月之夜，即23 日发动反攻。这次大合唱又是达德利·克拉克上校指挥的。1942 年9 月他奉命同伦敦监督处的约翰·比万上校去华盛顿向美国参谋长们汇报英国的欺骗行动后，机灵的轻骑兵诺埃尔·怀尔德上校接过了他的指挥棒。

克拉克和怀尔德的司令部设在克萨厄尔尼尔河上的一个原先开过妓院的地方，临近著名的开罗格罗皮斯饭店。他们在这个司令部里谱写了这次大合唱的歌曲。当时（和后来的“杰伊”计划中）的天才人物是克拉克。他精明能干，神秘莫测，是个非正统战争和秘密工作的专家。

人们认为，他的组织——A 部队在制造根本不存在的师和军方面的能力是令人吃惊的。至少有一次，他使艾森豪威尔相信英国在勒旺岛有两个后备军，即第九和第十军。当意大利战役由于缺乏步兵而进行得很不顺利时，艾森豪威尔才知道这两个军只不过是纸上谈兵，因此感到很不高兴。然而，正是克拉克所制定的“伯特伦”计划成为登陆日的掩饰和欺骗行动的样板。

从巴格达到直布罗陀，似乎到处都有人随时准备为克拉克做事。为了实现“伯特伦”计划，他同蒙哥马利的参谋长德甘冈密切合作。他们俩人在地中海岸边沙地上的德甘冈的车上举行第一次制定计划的会议。在那次会议上，德甘冈简要地介绍了蒙哥马利的计划。阿拉曼战线从地中海海岸到广漠的、无法通行的内陆沙海，卡塔拉洼地长达四十英里。唯一可行的进攻办法是从北段地区进行正面攻击。而这一点隆美尔是知道的。因此，蒙哥马利要从北面进攻，然而希望使那里的战前准备工作隐蔽地进行，而使敌人认为进攻要从南面开始。但是，由于北面兵力的集结不可能永远掩盖住，因此他也希望尽量缩小表面上的规模，把准备工作做得如此巧妙，以致于当一切已经准备就绪只待攻击时，使隆美尔认为，英国根本没有准备好，在一、两个星期之内进攻不会开始。

简单地这样说，这个问题似乎不是很大。阿拉曼周围的沙漠是一片旷野，沙石坚硬，石头外露，灌木矮小，地形没有特别之处。总的来说，从隆美尔的阵地上看，任何东西都清晰可见。然而，A 部队却必须把蒙哥马利的庞大的队伍伪装起来。这支部队有一千辆坦克，一千门大炮，八十一个步兵营，还有几千辆军车和数万吨战争物资，总共有十五万人和一万辆车要通过寸草不生的旷野而不能被隆美尔察觉。

克拉克同他的两位伪装专家商议。一个是电影布景设计师杰弗里·巴卡斯中校，一个是魔术师贾斯珀·马斯克莱因少校。他们在阿拉曼火车站三等候车室里用古老的、沾着沙粒的打字机只工作了二小时就拟定了一份计划。

这份计划基本上是从文献里抄来的。他们认为，隐蔽军队的唯一办法是按照马尔科姆在伯南森林所做的那样，把军队伪装起来，以敌人最锐利的眼睛和望远镜都觉察不出来的速度徐徐向前移动。

在克拉克指挥情报大合唱的同时，巴卡斯在准备将要成为历史上最惊人的魔术。他的部下从北面六千吨军用物资开始干起来。这些物资必须在离前线五英里内伪装起来，它们大部分在阿拉曼车站地区。但是在不进行爆破和大规模施工的情况下，如何把这些物资隐蔽起来呢？巴卡斯同另一位主要助手，艺术家迈克尔·艾尔顿少校发现了一个已修成一年的砖石砌成的狭长壕沟群。艾尔顿的眼睛对光线明暗的细微差别训练有素。他在一条壕沟里摆上装满汽油的桶，然后坐飞机观察壕沟内的阴影在空中照片上是否有变化。他拍了一些照片，检查后发现阴影形状并没有改变。大约二千吨汽油在三天夜里运到壕沟中隐藏了起来。监听德国前线无线电通讯的英国无线电情报站，没有发现任何迹象表明该行动已被察觉。

现在巴卡斯和艾尔顿又来解决隐藏战争物资的问题。他们的解决办法是个杰作。三个夜间，他们运进了四千吨物资，堆在一起，用网子盖上后，像是十吨大卡车。多余物资也堆积起来，像是士兵的宿营地。大炮也必须伪装起来。因为，蒙哥马利打算“轻盈”计划一开始就在北方用大约一千门大炮实行密集火力攻击。他要求集中起来的大炮不仅要伪装一次，而且要伪装两次。第一次是在集中地点；其次在密集火力进攻的阵地上。任务异常艰巨，因为大炮和牵引车的形状都很明显。然而，解决办法仍旧是很简单的。使牵引车和大炮倒开可以被假的三吨卡车隐蔽起来。整整一个夜晚，三千件设备——大炮，前车和牵引车——都进入了阵地，像是一千二百辆卡车。在沙漠里这种汽车群是很常见的。“轻盈”计划开始的前夕，这些大炮再向前移动到发射密集炮火的阵地。这样还要迅速安装一千二百辆模拟卡车，以便掩饰原来的车辆已经移动这一事实了。但是，怎样才能掩饰整个装甲兵团的前进行动呢？做伪装工作的人们又拟定了一个计划。装甲兵的胶轮车辆，如卡车等，在发动进攻的前三个星期就非常公开地开到了进攻地点，正如巴卡斯后来所写的，使“敌人对这种车辆的集中习以为常，当他们看到似乎不再有动静时，他们可能放松警惕。”事实完全不出所料。德国人看到了这些新的车辆的集中，但是，当他们面临着南面主要进攻部队正在集结的迹象，就得出结论，这些新的车辆只不过是前线步兵的军需品。

然而，战斗装甲车辆——七百二十辆坦克、自行火炮、装甲车、武器运输车——也必须运到攻击地区。这给巴卡斯提出了最难解决的问题。因难也被克服了。他们把装甲车辆停在前线后方的三个集结地段，即默里岭北段、默里岭南段和熔化炉。之所以选择这几个地方，是因为这几个地方位于一系列明显道路的交叉点。这些通路通向南段；略微偏西一点又有一系列的道路通向北段。这样，隆美尔的空中侦察就可断定装甲车辆是驶向南段。而进攻的前一天夜里，装甲车辆出动了，先向南，然后折回来驶向北段，在那里的一个称为马尔泰罗的地段，每辆坦克都溜进“遮阳棚”下。这种“遮阳棚”同十吨卡车的形状相似，是一个星期前为了进一步欺骗敌人而修建的。为了掩盖装甲车辆离开默里——熔化炉地段的行动，巴卡斯的工程人员用当地人做床用的棕榈枝编成挡板，建立起来模拟装甲部队。然后把沙漠扫干净清除掉装甲部队北移的痕迹。到天明，默里和熔化炉地区就同前一天晚上一样：

一支庞大的装甲部队待命南进。

到了10 月21 日，“伯特伦”计划已布置就绪。这个计划是否已经奏效？

各种迹象表明，这个计划是成功的。因为“超级机密”和英国的无线电情报表明隆美尔惶惶不安，但并没有任何疑心。隆美尔的参谋长弗利茨·贝耶林将军后来对这种策略的成功做过评价。他认为蒙哥马利的成功在于，运用大量的巧妙办法，使其绝妙地配合起来，诱使德国人相信进攻要从南段开始，同时他却在北段准备攻击。他说，德国情报机关完完全全地上了当，最高统帅部对进攻的时间或地点都没有得到预先警告。

德国人完全不了解蒙哥马利的意图。然而，隆美尔的意图却赤裸裸地暴露在“超级机密”的光照之下。“超级机密”使蒙哥马利和A 部队完全了解隆美尔对“伯特伦”计划的反应，而且远不止此。“超级机密”现在已达到高度娴熟的地步。隆美尔同德国最高统帅部和罗马的最高统帅部在北非铺设电缆，阿拉曼的情况就会绝然不同。它们却没有这样做，而且意大利在和平时期铺设的海底电话线也被拖出切断。“超级机密”使蒙哥马利获得了迄今为止一位将军在战争中所能获得的最详尽的敌情。他和他的情报机关及作战参谋人员对非洲军团的状况和部署，军需供应情况，隆美尔的军需船离开的时间和日期及航线，以及这些舰只的货物清单，隆美尔的健康和心情的详细情况都了如指掌。

因此，说到底，西线沙漠战场的决定因素是“超级机密”而不是“伯特伦”或“轻盈”计划。尽管非洲军团已不如以往那样出类拔萃。但也足以使蒙哥马利部队遭受严重伤亡，甚至失败。它的最大的弱点在于它同意大利之间的军需供应联系。“超级机密”透露了英国需要知道的一切情报，把这一切联系几乎彻底切断。丘吉尔对“超级机密”的一切问题有最后决定权。蒙哥马利的请求得到丘吉尔的批准，发动了一次空前规模的空中和海上战役，以摧毁隆美尔的运输船只。这次战役卓有成效：8 月份，隆美尔的百分之三十的军需品沉入海底；9 月份，又沉没百分之三十；十月份，军需沉入海底的数字上升到百分之四十。军队、坦克、大炮、军械、卡车、食品、医疗用品，尤其是汽油都以不断增长的速度沉于地中海海底。不久，负责隆美尔的军需供应的墨索里尼在一份备忘录中说，如果船只按照这个速度被击沉的话——每月五万五千至八万吨一不到6 个月的时间，意大利就只剩下渔船充当商船队了。

非洲军团的结局是灾难性的。1942 年10 月15 日（“轻盈”计划发动进攻的前四天）的一份“超级机密”透露，隆美尔的坦克只剩下一个星期的汽油供应了。这份情报还透露，面包的供应按照当时每天每人一磅的配给量计算只够吃三个星期；而且轮船和零件极其缺乏，隆美尔的三分之一的车辆都在车间修理长达二个星期。第八军的战斗实力以十九万五千人计算，而隆美尔只能召集起来五万德国人和五万四千意大利人，减员情况严重。此外，病员率很高；最后，各种弹药只够九天激烈战斗之用。

英国人在一个月前就得到情报，更加有力地证实了非洲军团的绝境以及围绕着“轻盈”计划的诈欺行动的成功。那时，隆美尔决定离开阿拉曼前线回到德国亲自同元首争辩军需供应情况并且进行必要的医疗。他作出这一决定，是凭着西线德军情报分析科的预测。这个科的情报搜集和鉴定科的头目派了一名军官到隆美尔的司令部，向他保证各方面的情报表明第八军在几个星期内无力进行大规模进攻。有了这一保证隆美尔才离开了司令官的岗位，这是大规模进攻前的第二次离开。但是，这个情报处告诉他的情况是不正确的，而且以后还发生过类似情况。这个组织的所作所为对希特勒和他的将军们指挥战争的成败是至关重要的，后来受到了秘密警察的十分严格的审查，有些官员以叛国罪被判了绞刑。但此时此刻，这个组织提供错误情报的原因并非叛国，而是A 部队和伦敦监督处欺骗战的结果。

“火炬”计划至少一开始就打上了另外一个计划即“威慑”计划的标记。

“威慑”计划是英国攻占达喀尔港口的一次遭厄运的远征。但奇怪的是，那一行动计划，加上一系列的保护“轻盈”计划和“火炬”计划的许多掩护和欺敌计划把西线德军情报分析科完全弄糊涂了。他们的报告说，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在人力或战争物资方面都不能进行这次远征。蒙哥马利要是没有大量的增援部队，也不能发动攻击。这些增援部队还没有到达。此外，丘吉尔似乎更关心印度会发生叛乱和德国对英国在波斯和伊拉克的油井的威胁，而不大关心在北非重新反攻。而且有迹象表明，最近几个星期内大批英军通过约旦向东移动。当时谣传，盟国可能有足够强大的力量越过大西洋和比斯开湾拿下只有少数法国殖民军占领的达喀尔。据报道（该报告是准确的），美国花了四千万法郎在塞内加尔搞颠覆和宣传活动，这比在非洲其他地方花的钱多得多。去塞内加尔的特工人员比去其他地方的要多，而且美国和塞内加尔之间的无线电通讯以令人怀疑的速度增加着。难道以前英国没有企图拿下达喀尔吗？甚至德国海军也曾一度计划拿下这个港口。至于北非其他港口的秘密活动，在西线德军情报分析科看来那只是欺骗行动，而塞内加尔的频繁活动不是欺骗。而克拉莫尔冈身上的文件很可能是故意放置的。此外，没有迹象表明阿拉曼前线有任何进行反攻的准备。西线德军情报分析科深信在11月或12 月以前，英国大概只能在西沙漠地带进行进攻性的防御，而以后，冬天的雨水可能使战斗行动拖延到春天。

这就是西线德军情报分析科向隆美尔传达的情报鉴定。这位陆军元帅也反复地考虑了这些问题。他感到很不安。他的本能告诉他，某种事情正在发生，但他不能肯定到底要发生什么事。这样，他就犯一个大错误，也就是一个致命的错误。他把装甲部队分散了。这个装甲部队共有四个师和五百辆坦克。他把第十五装甲师和利多里亚装甲师保留在北段的阿拉曼车站的对面，把第二十一装甲师和艾里特装甲师派往南段，面对假威胁的中枢。德国的第九十轻步兵师和意军的里雅斯特师配置在北段的后方。然后，他把指挥权交给了乔治·施图姆将军。他是个资深的装甲部队的将军，但优柔寡断。隆美尔本人健康状况很坏，上下车都得由人搀扶，他感到非常痛苦，夜不能眠。

即使是这样，如果他怀疑英国要马上进攻的话，他肯定也不会离开阿拉曼。

但他并没有任何怀疑。9 月23 日，即“轻盈”计划进攻前整整一个月，他以“沉重的心情”离开了非洲。

西方的天空出现一片金光，然后整个沙漠披上了深紫色的服装，1942 年10月23 日夜幕降临了。阿拉曼前线鸦雀无声。那里的傍晚一直是那样寂静，只有不时传来几声野狗的狂吠或发射照明弹的声音。设在特勒埃莎以西峡谷里的德军司令部里没有一点迹象表明，英国当晚就要攻击。施图姆将军正同他的参谋们一起围在一个搁板桌上吃饭。那天有人猎获了一只羚羊，肉做得又香又嫩。

二十一点四十分整，东方响起了迄今为止这场战争中最猛烈的一阵炮火，把天空照得通明，几秒钟内，先是隆隆声，然后就听见炮弹嗖嗖的声音，爆炸的弹片打到了施图姆的饭桌上。“轻盈”计划开始了。炮火的猛烈程度本身就说明这并非一般的炮击，每分钟几千发炮弹倾泻下来。施图姆同所有师长们和情报官们都大为震惊。北段从未发现一点点迹象，表明英国已经集结和隐蔽如此强大的密集炮兵群。包括南段在内，没有任何确实的迹象表明进攻已迫在眉睫。但在北段开火后几分钟内，二十一装甲师的司令官打电话说，英军在南段也发动了主攻，或者像是一场主攻。施图姆得到的其他报告更使他弄不清主攻方向到底在那里。密集炮火沿整个前线开始射击，但重点逐渐转移到了北段。

同时又出现了另外一种威胁。靠近德军前线的地中海海岸巡逻部队打电话报告说，军舰在强大的轰炸机群的支援下，正轰击达巴和西迪阿布德埃尔拉赫曼之间的第九十轻步兵师的地段。猛烈的英军炮兵的炮火已向德军阵地开火，鱼雷快艇在沿岸驶来驶去，散布烟幕。海岸巡逻兵报告说，从烟幕中传来似乎是大规模两栖进攻的声音：发动机发出的声音和气味、锚链的格格声、扩音器里的叫喊声、一连串的照明弹照亮的海滩。施图姆立即行动。他命令轰炸机和战斗机起飞，指令第九十轻步兵师的后备团开往一个地区，去击退好像是要在德军前线后边企图登陆的英军。大炮和坦克向海面射击。但是，当烟幕消散以后，只见几个木筏奔海中漂动。原来这是一次佯攻。英国人展示了他们的特殊手段武库中的一种新式武器，即声音和味觉欺骗。格格的声音是由鱼雷快艇带到海滩附近的扩音器放大的录音；照明弹是自动对空中发射的；发动机的气味来自木筏上的罐子。这种策略英国人还要不断地使用，它的效果是毫无疑问的。施图姆上当，把一个最精良的师的一部分重要部队调出主要战场。

施图姆的司令部直到天亮仍然弄不清英军的意图，炮兵摧毁了德军的通讯网。为了摸清情况，施图姆亲自乘上半履带式装甲车奔赴第九十轻步兵师司令部。他永远也没有到达那里。在北段第二十一高地区，他遭到英军反坦克炮和机枪的伏击，从车上摔了下来，心脏病发作而死。非洲军团现在没有人指挥了。中午，蒙哥马利几乎同德国最高统帅部同时得到一份“超级机密”，告诉他施图姆已死。这时他正在拉曼后方的布尔杰阿拉伯，坐在明澈如镜蓝色大海旁的大篷车中。“伯特伦”计划——和“超级机密”——获得胜利。

在奥地利的阿尔卑斯山山上的塞莫林，隆美尔的松林小屋里的电话铃响了，电话是陆军元帅凯特尔从元首司令部打来的。这个司令部刚刚撤回到东普鲁士的拉施坦堡。凯特尔说英军已在阿拉曼发起大规模进攻，施图姆失踪，据报已死。他问隆美尔，他的身体状况怎样？能不能立即返回统帅部？一架“海因凯尔Ⅲ”飞机将在两点以后在维也纳新城等他。隆美尔回答说，他愿准时离开。凯特尔请他听候电话通知。到午夜，电话铃又响了。希特勒打电话问隆美尔是否能回到非洲。隆美尔说，他十分健康。元首接着说，他是出于无耐才要求隆美尔飞回非洲继续指挥的。

阿拉曼战斗一开始，隆美尔军队的命运就注定了。隆美尔面对着数量更多、装备较好的英国部队，他的军需运输大动脉几乎全被切断，得不到准确的情报，日夜被炮轰和骚扰，他所采取的每一个重大行动都被“超级机密”暴露。隆美尔成了没有希望的将军了。在他给希特勒的一系列密电中（这些密电蒙哥马利通过“超级机密”都看到了）警告说，他没有汽油使两个德国的四个意大利非摩托化师撤出，他们之中大多数将成为俘虏。弹药的储存有名无实，按照现有的汽油供应情况，甚至坦克也不能撤退到很远的地方。

蒙哥马利收到希特勒的回答比隆美尔还快。隆美尔的“哑谜”出了毛病，机器里进了沙子。他的通讯军官请求德国最高统帅部重新发报。重发电报两小时以后才收到。那时，“图林”已经破译了希特勒的答复电文。比隆美尔收到早约一个小时蒙哥马利的司令部就收到了。这份电文是：

“陆军元帅隆美尔：

在你的处境下，不能有别的想法，只能坚守，把每一支枪，每一名战士投入战斗。现正做最大努力帮助你。你的敌人，尽管占着优势，也一定要精疲力竭了。历史上，坚强的意志取胜于实力强大的军队也并不是第一次。至于你的部队，你要向他们指出，要么就胜利，要么就死亡，没有其他道路可走。

阿道夫·希特勒”

隆美尔看完这份电报，绝望地把它放在一边。他写道，炮弹能打死甚至最忠诚的战士。武器、汽油、飞机、增援部队这一切都能有助于局势，唯独空谈是无用的。“当我们看到军队的高昂士气时，我们内心悲痛万分。”这个军队正在被摧毁。他给他妻子写信说：“夜晚，我不能成寐，绞尽脑汁想办法使我的可怜的部队摆脱这种惨境。我们的日子极其不好过，也许是一个人所能遇到的最困难的日子。死了的人是幸运的，这与他们无关了”。

1942 年11 月4 日下午，他所预料到的灾难终于来临了。蒙哥马利最终突破了轴心国的防线。11 月5 日，隆美尔的军队在混乱中仓皇总撤退，车辆和人员堵塞了从阿拉曼到新的富卡阵地之间的六十英里长的道路。夜是漆黑的，但是皇家空军把天空照得通明，数千枚照明弹像吊灯一样挂在沙漠的上空。七日拂晓，隆美尔司令部来到富卡机场附近，往后一看，一阵风沙过后，现出一片凄凉的景象：坦克、卡车、帐篷、装甲车、救护车都因遭到前一天晚上的空袭而在燃烧，一列一列成千上万的士兵拖着沉重的脚步向前移动，汽油供应已经枯竭。大多数部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步行逃出那火和风沙的炙热的大锅。根据隆美尔那天早晨收到的报告，他指挥的五百多辆装甲车只剩下十二辆了。其他什么都没有了，那些被击中的装甲车被烧得漆黑，冒着烟，躺在那里，或者触了地雷不能开动，或者由于汽油用完干脆抛弃了。

到了11 月15 日，隆美尔意识到轴心国在非洲的处境已经毫无希望。虽然他成功地挽救了他的装甲兵残部免遭全歼，但他的供给船只继续被击沉。

而且，盟国已经实施“火炬”计划，进攻北非。一支大部分是美国人的部队，乘着大部分是英国的海军舰只，开始执行布鲁克的宏伟战略计划，占领了卡萨布兰卡、阿尔及尔和奥兰。在艾森豪威尔的指挥下（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指挥野战部队，这曾使布鲁克疑虑重重），这次进攻使希特勒完全猝不及防。

希特勒以他特有的速度采取行动，在突尼斯建立一个大的德意桥头堡，恢复了轴心国在北非的战略地位。隆美尔也就可以撤到那里了。

隆美尔竭尽全力避免失败。当亚历山大的军队从东西进，艾森豪威尔的军队由西东进时，他巧妙地退入了突尼斯。他的威信在元首那里不久就恢复了。这位“沙漠里的狐狸”闪现了他旧日的才能：在卡塞林，他跳出丛林，狠狠地抓了美军一把，这一抓可能给美军留下了流脓的疮伤。美国人被突如其来地打了一下，部分是因为指挥不当（艾森豪威尔解除了一个军团司令——劳埃德·R ·弗雷丹多尔和一位师长），部分是由于他们是“新手”，不是非洲军团者兵的对手。美国无线电的保密工作也很差；然而隆美尔为了改变处境，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他命令在进攻前全部停止使用无线电。而艾森豪威尔的情报官E ·T ·莫克勒—费里曼准将及其参谋人员认为，“超级机密”没有提供情报。隆美尔就不可能进攻。由于判断错误，莫克勒一弗里曼被解职送回伦敦；他的职位由肯尼思·W ·D ·斯特朗接替。此人是皇家苏格兰明火枪手，曾任驻柏林武官，他与“黑色乐队”阴谋集团的成员有密切联系。

他在艾森豪威尔身边一直工作到战争结束。

卡塞林一战严重地损害了艾森豪威尔的名声，同时也是提供了过分依赖“超级机密”情报的危险性的鲜明例证。盟国在西北欧后来又重犯了这个错误。隆美尔有秩序地撤出了卡塞林；他想再打一下，以便逃脱盟国的包围。

1943 年3 月5 日，他在突尼斯的梅德宁集结了他心爱的第十五和第二十一装甲师（这两个师在11 月惨败之后又重新建立起来），给蒙哥马利以沉重打击。

蒙哥马利事先得到“超级机密”的情报，听到他要来就集结了强大的反坦克部队，并且在隆美尔突破他的防线之前就粉碎了他的进攻。隆美尔撤退了，他开始进攻时用的一百四十辆坦克被摧毁五十二辆。

这是隆美尔的非洲的最后一仗。1943 年3 月7 日，他奉希特勒之命离开了他的司令部。希特勒3 月10 日下午在腊斯登堡接见了隆美尔。他说：“我应当早点听你的。现在非洲完了。”隆美尔问道：“你真的认为我们能达到我们完全胜利的目标吗？”希特勒答道：“不能！”隆美尔说：“你意识到失败的后果了吗？”希特勒回答说：“是的，意识到了。我知道有必要同一方或另一方讲和，但是，没有人会同我讲和。”听了这句话——并且确信，失败时希特勒会使德国同他同归于尽——隆美尔离开了希特勒。

5 月7 日，英国第十一轻骑兵团，原来第八军的“沙漠之鼠”，进入了突尼斯。非洲军团的残部、大约二十二万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及其所有的司令员都投降了。非洲之战结束了。轴心国损失了六十多万人，八千架飞机，六千门大炮，二千五百辆坦克，七万辆汽车和二百四十万吨物资；而盟军则损失约七万人。这是一次巨大的胜利，它给盟国未来的联合作战树立了样板。

布鲁克确定的几个进攻的主要先决条件已经具备：打通地中海安全运输线；在南欧沿岸开辟新战场；建立新的空军基地；飞机由这些基地起飞从南面和西面轰炸德国的工业战争机器。事实证明布鲁克是正确的，马歇尔是错误的，艾森豪威尔是不称职的。在这异常欣快的时刻，所有这些都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九个月之前，盟国到了失败的边缘；现在他们可以很有把握地期望着胜利了——除非在登陆日出现可怕的失误。

隆美尔在塞莫林山顶上的别墅里看到了北非战场的结局。他为曾经真诚地深切地热爱过的士兵和军队的毁灭而感到悲哀万分。他意识到德国面临着覆灭。大约在这个时期，他接见了他的朋友，施图加特警察局长卡尔·施特罗林博士。他可能从这位朋友第一次听到“黑色乐队”的存在。

第三节 现代史上传奇般的阴谋活动

1939 年9 月英国的秘密情报机构英国情报局向其所有情报站发出了一个密码字。这个字就是“戟”——一种能打碎钢盔的斧头。从这个字里，德国谍报局局长、海军少将卡纳里斯得出结论：英国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了，中午，卡纳里斯来到他那高大圆顶型的无线电收音机旁，收听伦敦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十二点一刻整，传来了内维尔·张伯伦首相的微弱而悲哀的声音：

“我在唐宁街十号内阁会议室向你们讲话。今天早晨，英国驻柏林大使向德政府递交了最后通牒，如果英国政府在十一点钟得不到德国准备立即从波兰撤军的答复，我们两国就处于交战状态。我不得不告诉你们，我们还没有得到这样的答复。因此，我国同德国已处于交战状态……。”卡纳里斯关掉无线电收音机，命令奥斯特发布战争通报，通知他的三千男女成员，德国与英国和法国已处于交战状态。接着他就召集全体会议。在检查了谍报局的战争部署之后，卡纳里斯对他在这场战斗中所面临的主要敌手，英国特务机构，说了一些莫明其妙的话：

“我有几个理由必须向你们提出警告。如果你们为他们干事，很可能被我知道，因为我想有些地方我已经打进去了。他们将要求用密码电报把你们的情况发给他们，而我们可以经常破译密码。你们的名字就将存入档案。这种活动最终还是不能宽容的。我也了解（英国的）特务机构是不会很好地报答你们的。如果只是为了钱，我要告诉你们，他们的奖赏是很少的。如若他们对你有一点怀疑，就会毫不迟疑地出卖你……”这种警告是毫无必要的。谍报局的行政官相信这位矮小的少将是绝对忠诚的。但是，卡纳里斯又对谁忠诚呢？这是一个奇怪然而是合乎道理的疑问。

关于英国特务机关，卡纳里斯向全体会议人员提出警告之后，又向留下来的一些心腹补充了几句预言性的推断。他说：“他觉得德国在这场战争中遭受失败，可能是个灾难，但要是希特勒取得胜利，必将是更大的灾难，因此，谍报局不要做使战争延长一天的事情。”卡纳里斯是在1933 年年末被任命为谍报局局长的。他于1934 年1 月1 日、他的四十七岁生日的那天正式就职。此人身材矮小，守口如瓶，神色紧张而热情认真。他稍稍口齿不清，表情忧郁，走路时弯腰曲背，两手紧紧地背在身后。他的举止是威廉式的：彬彬有礼，诚恳，慈善，行事谨慎而且顽强。他那一双蓝色的蛇怪般的眼睛能洞察一切。他见多识广，他能说德国潜在敌人的语言英语、法语和俄语，也能说德国潜在朋友的语言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而且讲得几乎同样好。他在谍报局就职时头发已经很白了。从那时起，他就开始了现代史上罕见的传奇般的阴谋活动。

十年后他死去了，他的世界同这位德国的优秀人物一起消失了。剩下的都是不能讲话或不肯讲话的人、谣言、半真半假的事实、一些国家文件、他的女儿和他的遗孀埃里卡。埃里卡被流放到西班牙在对亡夫的沉痛哀掉中度过了她的余生。佛朗哥为她提供了一套公寓，据说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为她安排了养老金。卡纳里斯决意要使历史成为无从了解的谜。

这个神秘人物的真象到底如何？

英国人中，只有孟席斯——伙同丘吉尔首相以及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最后才揭穿了这个谜。但孟席斯谈到他的老对手时言谈很谨慎，只是说卡纳里斯“真勇敢，真不走运”。

虽然卡纳里斯建立了“黑色乐队”就差起个名了，是党卫军保安局和秘密警察给它起了“黑色乐队”这个名字。这个组织没有德国总参谋部的配合要想反叛希特勒是无能为力的。在这个组织存在期间，极少数比较进步、开明和有才干的德国军官支持这一阴谋，许多人甚至连知道都不知道。

1934 年和1938 年间，大多数被认为参与了阴谋的将军和上校们都只不过是那些在海伦俱乐部——德国军人和保守势力的中心堡垒——发牢骚的老年人，他们抱怨“声名狼藉的人”干与了国家事务。尽管他们对统治（最后毁掉）他们的，实行催眠术的波希米亚下士感到反感，但是，只要他能继续给帝国带来秩序和实现国家的目的，他们对他还是准备采取容忍的态度。此外，希特勒宣称，军队是“帝国唯一有权掌握武器的人”。甚至在表面上，他还是把将军们看作国家的保卫者而且忙着恢复他们的军旗，乐队，旅和师，以及礼仪。他们之中怎么会有人造他的反呢？

还有一个更加强有力的因素使德军总参谋部的大多数高级军官保持忠诚。这个因素不是在布满告密者的制度中，秘密警察的严密监视给反叛造成了困难，而是他们的传统以及所受的训练使他们完全顺从文官政权。对于总参谋部来说，绝对的、毫不犹豫的服从是世界其他地方不能理解的竭尽全力去实行的惯例。这也就是德国军事力量的秘密之所在。加拿大军队情报官密尔顿·舒尔曼少校谈到德军的情况时说：

“上级的命令必须毫无疑问地服从。任何打破传统的作法都会受到严重的反对，不仅他们的军事生活受到严格的监督，他们的私生活也受到严酷的社会准则的约束……军官团的这些机械的、失去个性的可怜虫迷信权力的万能，一见到权力就受了摧催眠一样。生活就是服从，再也没有其他的目的。”结果肯定是：“向军队的最高统帅阿道夫·希特勒挑战是不可想象的。”尽管如此，还是有几个人准备向被称为元首的具有无限权力的人挑战。

德军参谋总长路德维希·贝克将军就是其中一位。

贝克是个保守的民族主义者，不信任他的新主子们——希特勒和纳粹党。他与希特勒在1934 年6 月底就根本上发生了冲突。那时发生的两起事件使他和卡纳里斯由反对发展为无法挽回的反叛。6 月29 日同希特勒会面时，贝克对新总理说，他接受高位的目的，不是要建立一支征服它国的军队；他要建立一支能保卫帝国的军队。希特勒用威胁的口吻反驳了他的话。他说：

“贝克将军，它的存在的目的不是准备打仗，就不可能建立起一支具有存在价值的军队。为着和平而作准备的军队是不存在的。军队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赢得战争。”但贝克提醒希特勒，他曾向兴登堡立下不把德引向另一次战争的誓言。在离开之前，他又预言性地提醒希特勒说，新的战争将成为多条战线上的冲突，德国就将灭亡。

为了重建德国谍报局，希特勒赋予卡纳里斯几乎无限的权利，给了无数的资金。卡纳里斯喜爱像他那样沉静、守纪律、出身高贵和有工资以外收入的正统的威廉式人物。他任用这些人很快建立起来了遍布世界的间谍网和反间谍网。设在西班牙的间谍网尤其成功，这是他的秘密王国的基石。而英国情报局的联系人，第一次了解到卡纳里斯对希特勒和新的德国越来越不满的情况。

这个情况是顿·胡安·马尔希提供的。此人是住在马利奥尔卡岛的一个文盲渔民的儿子。1916 年，他曾在卡塔赫纳帮助孟席斯抓过卡纳里斯。现在，由于他的财富，已上升为西班牙的贵族。他变得那样有权势，以致他不只效忠于一个民族。当西班牙走向内战之际，他同孟席斯和英国情报局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同时，他还同卡纳里斯和越来越强大的主张德国插手于混乱不堪的西班牙政治的势力保持着联系。

德国害怕在西班牙建立起共产党政府，因此，内战爆发时，卡纳里斯乘着他的Ju—52 专机飞遍了比利牛斯山脉，组织武器运输，提供经费和搜集情报支援佛朗哥将军的法西斯势力。也就是这个期间，在同像马尔希这样的人们的会晤中，卡纳里斯才惊人地承认了事实。后来，马尔希把他对事实的承认通知了伦敦的孟席斯，使他第一次了解，卡纳里斯对于希特勒的军事意图有极大的保留。他说，卡纳里斯“对他的新主人既不喜欢又不信任”，并说：

“目前，他是我们在欧洲的最好的同盟者。”不久，马尔希在另一份报告中告诉孟席斯，卡纳里斯“值得注意培养，也许可以争取过来……‘作为英国间谍活动的隐名合伙人’”。

一个敌对的情报机关的新任局长可能同英国情报局配合一起反对希特勒——这种可能性对孟席斯来说是具有诱惑力的。但是，会有这种事吗？卡纳里斯是否可信？在这些问题上，英国情报局的一小群司令官们的意见很不一致。其中一位军官说：

“这充其量似乎是一种可以进行的盲目乐观的赌博；最坏的情况可能是引诱人们陷入设好的圈套，造成灾难性的后果。那些把布尔什维克当作主要敌人的人们自然倾向于更加注重关于卡纳里斯的报告的乐观一面。他们指出，如果英国情报局能同卡纳里斯达成某种协议，就可能共享关于国际共产主义阴谋的情报。但那些把德国当作英国的潜在敌人的人们却持怀疑态度。

卡纳里斯的全部生涯表明，他只不过是一个正直的德国爱国者，而在某些方面他是个彻头彻尾的恶棍。”然而，战争开始之前，每个人都承认卡纳里斯曾试图在德国和英国政府之间打开一条秘密通讯线路。他是执行希特勒的命令，还是在暗地里追求某种个人的目的？英国情报局认为似乎和很可能是二者之一，或是二者兼而有之。

开始，希特勒吩咐卡纳里斯在对英国的任何情报攻势中要谨慎。由于希特勒还抱有同英国结成联盟的希望，因此他向卡纳里斯发出最严格的指示，不准谍报局做任何可能激起英国人的恐惧或怀疑的事情。希特勒允许卡纳里斯在英国布置特务，但是，其目的不是进行间谍活动，而是作为两国政府间秘密联络的渠道。这样的指示是有先例的。1889 年，莱奥·冯·卡普利菲总理曾给予卡纳里斯的一个前任魏恩克尔·冯·丹肯施维尔少校同样的授权。

因此，卡纳里斯的最早的一些安排中就包括命令罗泊特·特雷克上尉（一位汉诺威骑兵）于1935 年去英国与孟席斯取得联系。在腊金顿，他成了孟席斯的邻居。这是马恩和奇普纳姆之间威尔特郡分区的一个小村庄。在那里，孟席斯有一座名叫布里奇斯的乡村住宅。1935 年春天，一个运送家具和马匹的车队到达了腊金顿庄园，这是位社会名流迪·哈特曼太太的家，租给了特雷克。搬家的人把特雷克的物件和马匹安顿好后，特雷克本人带着情妇也到达了。他的情妇叫比奥莱塔·施国德斯女爵，是个智利人。同特雷克一起还有一位厨师、一个马夫、一个守门人和贴身男仆。他在当地又雇用了一个男仆、一个女管家、两个厨房帮手、三个女仆、二个马夫和三个园丁。

显然，从他到达的时刻起，特雷克在社交中就受了欢迎。这种欢迎表明孟席斯本人是合作的。他加入了博福特狩猎俱乐部。孟席斯是该俱乐部的领导成员。博福特俱乐部是对入会采取严格态度的小圈子，它有自己独特的制服，兰色和米黄色而不是粉红和黑色，它的活动并不局限于猎物。它是英格兰的一个有影响的政治团体。特雷克声称他出生于拉脱维亚，和一次世界大战当过波兰的枪骑兵。共产党人没收了他父亲的家产。他说，在全家逃往德国时，他被共产党人打中了咽喉，留下了很显明的伤疤。他从未透露过他是德国谍报局的成员，尽管村里人议论过他大概是个德国间谍。后来发现他在英国其它地方还租了昂贵的房产。其中包括伦敦夏延大街十二号，这是英国政客、报纸编辑和富有的地方阶级成员非常喜爱的地方；还有吉尔斯巴拉宅院，这是一个小庄园，位于北安普敦郡游猎乡村的中心，主人的房子有二十一间。在那里，他加入了皮茨雷狩猎俱乐部。这个俱乐部的排他作风比博福特俱乐部稍好一点。1938 年4 月27 日，他悄悄地与施罗特斯女男爵结了婚。

婚礼在切尔西登记处举行。他向参加婚礼的人说，他四十一岁，是“有工资以外收入的绅士”。新娘宣布她三十八岁，也有私人收入，自称她叫“比奥莱诺·库西诺，或者德施罗德斯”。他们的证人是两个朋友，一个叫肯诺·加里根，是爱尔兰籍的英国运动员；一个叫珀尔·巴尔弗太太，是切尔西史密斯大街的上流社会妇女。

很显然，特雷克被派到英国是力求与“蓝色国际”英国支部来往。那是一个组织严密的政客和商人的贵族集团，掌握着欧洲的实权。由于“蓝色国际”的成员对骑猎有强烈的爱好，因此，只有在猎场和狩猎后的社交活动中才容易遇到他们。狩猎，特别是在博福特猎场（猎场主持人是博福特公爵，白金汉宫的马官）狩猎，与其说是一种运动，倒不如说就是一种政治阴谋活动。尽管希特勒蔑视贵族，但他仍注意旁听英国上层阶级的意见，因为他们统治着一个世界大帝国。

特雷克选择腊金顿庄园为他的乡村住宅并不是偶然的。任何看过凯利所著的《爵位、地主和官吏阶层手册》一书的人都知道星期天早晨在那里会找到孟席斯。但是，特雷克对孟席斯小集团到底渗入到什么程度却无从知道。

他们两家之间只隔一道紫极树篱笆。特雷克是否曾冒险到那边去过，孟席斯从来没有说他去过，这位“上校”最会保守机密。在狩猎场上，当他们的马吼叫着越过石墙追逐狐狸时，孟席斯就以有些轻蔑的口吻向特里克喊到“德国至高无上！”。但在私下他们的交易，即使有，也是很谨慎的。人们所知道的，只是在一次狩猎前的聚会后喝雪利酒里，特雷克曾正式地接近孟席斯，这发生在博福特公爵的巴特敏顿宫的台阶上。特雷克问孟席斯是否能同他交谈几句，孟席斯同意了，他们俩在高大的雪松下的草地上漫步了一会。据孟席斯说，特雷克说，卡纳里斯要他同孟席斯取得联系并“在双方都关心的问题上”起一个联络员的作用。孟席斯后来说，他并没有拒绝这一倡议。他只是回答说，只要特雷克不做非法的事情，他将不会使特雷克在英国执行任务时遇到困难。

特雷克在腊金顿和吉尔斯巴拉一直呆到战争爆发才回到德国。他留下不少财产，包括一些马匹，克虏伯猎枪，他收藏的德累斯顿的瓷器，一些好酒和一柜猎衣。这些东西由“敌产管理处”保管，后来拍卖了。卡纳里斯的一个秘密联系渠道断了线。他在战前和战争期间还建立了其它渠道，然而，一直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卡纳里斯是否可靠？这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

像卡纳里斯和贝克这样有良心的人，早在希特勒发动“长刀之夜”行动时，就已经醒悟到希特勒及其政权的罪恶了，但是，“黑色乐队”直到1937年底的一次会议之后，才开始走上叛国的道路。1937 年11 月5 日下午四点半钟，希特勒和第三帝国中最有权势的一伙人，在威廉街帝国总理府的内阁小会议室的壁炉旁举行了这次会议。参加这次秘密会议的有外交部长康斯坦西·充·牛顿特男爵，国防部长瓦尔纳·冯·勃洛姆堡陆军元帅，德国空军总司令赫尔曼·戈林将军，陆军总司令、男爵瓦尔纳·冯·弗里奇将军和海军总司令埃里希·雷德尔元帅。墙壁上挂着铁血宰相俾斯麦的油画肖像。这些人刚在大椅子里就坐，希特勒就让他们宣誓保守机密。接着，他说了一些话，就是这些话给欧洲和德国总参谋部自己招来了恶运。窗外冬风怒号，柏林笼罩在浓雾之中。

希特勒这时四十八岁，由于脊柱开始弯曲而身躯略微有些前倾。他宣布了一项令人吃惊的政策。他说，他决意立刻开始为日耳曼民族夺取生存空间。

接着，他用了四个小时来谈论他的决定：不管用外交方式还是武力，吞并他的出生地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等武装部队准备好以后，再最后战胜苏联，就是引起全面战争也在所不惜。他预言英法等国不会干预，宣布他的决定是不可更改的，要求他的下属们无条件服从，并且指令这项行动于1938 年开始，于1943年结束。

希特勒穷凶极恶的计划以及他宣布这项计划时的镇静和坚定态度，对大多数与会者产生了可怕的影响。弗里奇和勃洛姆堡都激动地说，这项建议意味着同英国和法国发生战争，而在这样一场战争中，德国武装部队是不能获胜的。牛顿特表示抗议，他提醒希特勒说，他曾向兴登堡保证使德国免于另一场战争。雷德尔宣称，海军还不具备条件进行这样一场战争，至少十年以后才行。只有戈林的意见是支持希特勒的。希特勒反驳众人的意见说，英国和法国由于太腐败衰弱而无力反对他，即使它们反对，他也决不动摇。“日耳曼狂热”就这样开始了。

这次会议使牛顿特和弗里奇深感不安。他们因而违背了保守秘密的誓言，同贝克商量如何能阻止希特勒。他们决定去向他说明，他的建议既不实际而又危险。这三个人以为他们能改变希特勒的主意，但是，他们完全错了。

希特勒不仅不听，根本就不见他们。在这种情况下，贝克决定，西方国家应该知道希特勒的意图，便和卡纳里斯商量采取什么办法，卡纳里斯说这不难做到。

卡纳里斯很可能是想到了弗朗西斯·弗利。此人从1920 年到1939 年9 月英德两国交战，一直是驻柏林的英国情报局人员，早年曾当过步兵军官。

据说他有着普通职员的外表，专门办理离婚案件的律师的头脑和萨默塞特牲口贩子的神情。弗利在英国总领事馆工作，以“英王陛下的护照签发官”（英国大使馆里的英国情报局官员的幌子）的头衔进行活动。他接连不断地报告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左右德国局势的神秘人物和不寻常事件的秘密。可是，卡纳里斯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他被允许呆在德国，毫无疑问是因为卡纳里斯发现他是同英国接触的有用渠道。这时，英国人将主要通过弗利得悉正在希特勒和德国总参谋部之间展开的斗争，这场斗争关系到欧洲和全世界的和平。

希特勒认识到，他的将军都很不愿意发动战争。在他政治生涯中的每一个重要时刻，都有一名将军起来反对他。在每一个转折点，都有一名穿灰色制服的将军虎视眈眈，伺机恢复霍亨索伦王朝，或者同苏联人做政治交易。

现在，他因提出德国现代史上最大胆的设想之一而遭到了反对。他如果要执行自己的计划，就不得不永远清除总参谋部内反对他的人，而代之以毫无异议地执行他的命令的人。

首当其冲的是国防部长勃洛姆堡。1937 年12 月，这个五十九岁的鳏夫，请求希特勒同意他与一个年方二十六岁的打字员结婚，希特勒祝愿这位陆军元帅幸福快乐，并且参加了婚礼，当他的征婚人。但是，新娘和新郎刚一动身到卡普里岛去度蜜月，就有传闻说，新的元帅夫人是一位“风月小姐”，曾被警方认定有卖淫和轻微诈骗罪。戈林是制造这些流言蜚语的幕后人，他坚决要求勃洛姆堡下台。他从希姆莱那里得到元帅夫人的卷宗，将它交给了希特勒。它证明这些传闻都是真的，因此希特勒假装出很苦恼。他立即命令勃洛姆堡停度蜜月，回来见他。当这位陆军元帅拒绝同他的妻子离婚时，希特勒解除了他的指挥权。

谁来接替勃洛姆堡的职务呢？按理说应该是弗里奇。但是，垂涎国防部长职务的戈林有王牌把弗里奇从候选人名单上除掉。他把保安局的弗里奇秘密档案放到了希特勒的桌子上。档案里揭露了令人难堪的事情：一个叫奥托·施密特的人（这个人当时在警察手里）密告弗里奇同一个叫“巴伐利亚·乔氏”的一名男妓在万湖火车站的阴间处干过鸡奸勾当。当弗里奇听到这项指控时，他要求希特勒亲自听他辩解。希特勒同意了，但是他背着弗里奇，安排奥托·施密特参加这次会晤，施密特重复了他的控告，虽然弗里奇否认有这种事，但是，希特勒仍然宣布，他必须考虑辞去他的一切职务。

除了奥托·施密特的可疑的证词之外，没有任何东西能证明弗里奇的罪行。这是戈林、希姆莱和海德里希为了损害一个无辜的军官的名声而策划的阴谋。虽然盖世太保的人员迅速赶到德国各个地区和东普鲁士的军界去调查，但没有一个人愿意证明弗里奇有同性恋。尽管如此，还是起草了审判文件；另一方面，希特勒在计划重建国防军，其方式是迫使总参谋部毫无异议地执行他的战争政策。

威廉·凯特尔是个举止生硬、戴着单片眼镜的家伙，也是唯一被认为忠实于希特勒的将军。在他的协助下，希特勒建立了德军最高统帅部。包括总参谋部在内的一切人员都将听命于最高统帅部，希特勒本人将是最高统帅，凯德尔将担任他的参谋长，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将担任作战部长。希特勒本想以弗朗茨·哈尔德代替贝克，可是他一想到哈尔德是巴伐利亚人，又是天主教徒，就立刻打消了这个念头。以前还从来没有巴伐利亚人或天主教徒担任过总参谋长。希特勒就像讨厌普鲁士新教徒那样不喜欢他的将军是巴伐利亚人和天主教徒。因此，他保留了贝克的职务。到1938 年1 月30 日，他已经做好计划，并且列出了他的清洗对象。2 月4 日，他像发动一次政变一样，准备采取行动了。

那天早晨，“电台监察人”在全国各地挨门挨户地检查，使同胞们都守在国家制造的收音机旁收听广播。到一点钟，广播里播出贝多芬第三交响乐时，二千三百万户和四千万成年人大部分都在聚精会神地听着。消息播出来了，一个接一个的知名人士倒台了。全国感到震惊，欧洲人听了则惴湍不安。

国防部长和陆军总司令以健康原因退休了，一个接一个的将军退休或被降职，总共有三十五名著名的将军被解职了。乔希姆。冯·里宾特洛甫取代牛顿特任外交部长。瓦尔特·冯·布劳希契接替弗里奇任陆军总司令。戈林成了元帅。驻罗马和东京的大使也都换了人。希特勒本人则取代勃洛姆堡而担任国防部长。驻德外交使团和新闻记者都立即向国内发报，消息倾刻间便传遍了全球。当天晚上，希特勒将三百名将军（1923 年只有二十三名）召集到总理府，听他的关于弗里奇和勃洛姆堡所犯错误的说法。将军们静静地听着，听完就走了。希特勒事后说，他曾担心将军们可能会集体辞职，或者逮捕他。

但是，这些将军没有采取任何行动。那天晚上，希特勒和他的党内亲信才松了一口气。他说他这时才发现，这些将军不是胆小鬼，就是笨蛋。

审判弗里奇的日子到了。一个叫做吕迪格尔·康特·冯·德·戈尔茨的很有胆量的人，在审讯弗里奇的军事法庭及其庭长新任元帅戈林面前，把盖世太保提供的罪证材料撕得粉碎。他证明，有一个陷害弗里奇司令的阴谋，施密特就是在阴谋者的诱惑下做出伪证的。这使戈林无法判处他的受害者，只好将他无罪开释。直判结果是：男爵冯·弗里奇上将无罪，弗里奇以自由人身份走出法庭。他的名誉得到了恢复，但是，他的前途却是无法挽救的。

施密特被枪毙了，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则在国内遥远的地方处理军务机要去了：因为他们说过，他们预料德军要行动了，如果现在不行动，就再也不会行动了。历史证明，他们的估计是正确的。

虽然希特勒避免了公开的军事反叛，可是，反对其统治的隐蔽势力却开始聚集起来。

虽然贝克将军后来说，弗里奇一勃洛姆堡事件是世界大战的前奏，但在这一段时期，他所抱的态度却是一个谜，人们不得而知。希特勒曾经说过，战争不是立国的最后手段，而是立国的根本。现在，他有了最高统帅部这个工具来执行他的计划了。不过，在最高统帅部所属的各部门首脑中，只有一个人尽心竭力地支持他，那就是赫尔曼·戈林。其他人，包括卡纳里斯，都站在一起反对他。然而，最高统帅部高级军官的反对阵营是孤立无援的，因为希特勒受到的绝对崇拜和信任，也受到军队普通士兵、工业界和空军的支持。任何反对他的阴谋都会引起内战。“黑色乐队”，的同谋者们还没有做好充分准备去冒这个风险。

敢于反对希特勒的人都聚在贝克的周围。起初，他们的反对表现在德国的军事计划的制订上。贝克周围的这些人每次从希特勒和最高统帅部接到了为某项军事冒险行动制订作战计划的命令时，都忠实地予以执行，但同时也制定出一个对应计划，证明希特勒的打算是危险的，而且是不实际的。他们在“鲜花之战”中第一次运用了这种策略。可是，这时候，希特勒已经有本钱不理睬将军们的意见了。1938 年3 月13 日，他由一个叫埃尔温·隆美尔年轻上校率领着他的卫队，胜利地进入维也纳，在探求生存空间的征途上迈出了决定性的第一步。

但是，当希特勒视察德军占领奥地利的效率时，却大吃一惊。总参谋部没有执行动员计划。通往维也纳的路。上满是损坏的坦克和汽车，将军们乱糟糟地指挥装甲纵队，这说明有人在破坏。这个因素当然是有的，卡纳里斯就对奥地利总参谋部的情报首脑埃尔温·拉豪森说过：“你们的人为什么不开枪？那样，这个下士就会知道，事情不会总是这样发展下去的。否则，这个家伙怎么能清醒呢？”这时候，希特勒准备采取下一步行动了。希特勒一面向捷克斯洛伐克人花言巧语地保证说，他对他们的国家没有任何企图，一面准备“绿色方案”，即用武力或者诡计去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当最高统帅部命令总参谋部制定“绿色方案”时，贝克又决心用他能想得出的最有效的方法去挫败这一命令：即附上一份备忘录，向希特勒指出，攻击捷克斯洛伐克会使德国四面受敌。

贝克意识到，希特勒并不理睬总参谋部的警告，于是便到总理府访问希特勒，要求他做出不想发动一场新的全面战争的“具体保证”。希特勒就像追逐小鸡的狐狸一样，向贝克保证他没有这种打算，但是同时又用威胁的口吻提醒这位总参谋长说，军队是政治家的工具，它的职责是高度执行政治家所交给的任务。他还说，军队没有责任对自己的任务提出疑问。贝克知道，要是反对元首的计划，那就是自找倒霉，结局会比勃洛姆堡和弗里奇还惨。

但是，贝克大胆而直截了当地回答说，他不执行他不赞同的命令。说完，他就向希特勒告辞了。他知道自己的前途已经完了。

贝克别无选择，只有辞职。但是，在辞职之前，他还要做一件事，他设法力促将军们集体辞职，抗议“绿色方案”。他让他的朋友，一个普鲁士有名望的贵族的继承人卡尔一海因里希·冯·施图尔纳格尔将军“衡量一下以军事手段支持集体行动的可能性”，这只是审慎而婉转的说法，真正含意则要发动一场革命。施图尔纳格尔在男子俱乐部同指挥部队的将军们进行了交谈。但是，将军们说，贝克要求他们采取行动的建议是同他们的军队受到的训练过分背道而驰的，也就是要他们参与政治，反对政府。他们还说，如果需要有人去赶走希特勒，那只能是德国人民，因为是他们选举了他。于是，这些将军又回到他们的牌桌上去了，也就是走向了他们的末日。

贝克因为进行密谋活动身体垮了，辞职了。他的一切计划都落空了。他在离开自己的总参谋部的办公室之前，召集起同事，对他们说，瑞典的国王查理十二带领军队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军事冒险，最后在苏联草原上全军覆灭，希特勒和他一样。贝克说话时非常镇静，简直和总参谋部的创始人埃尔德·莫尔特克维妙维肖，后者的肖像俯视着这个阴沉的场面。最后，贝克以警告的口吻说：“如果德国发动战争，除了她所攻击的国家外，其它国家也会立即参战。在对付一个世界性联盟的战争中，她必然会战败，听任这个联盟摆布。”说完，贝克以德国人特有的风度向在场的一小群人微微一鞠躬，走出他的办公室。他的部下在忧郎地思索，这是一个对历史有重要影响的行动，确实是这样，因为像所有将军们的结局那洋，最后一股对希特勒起牵制作用的力量已经不再掌权了。乔治·C ·马歇尔将军后来向国会报告：清除贝克就是清除了德国对外政策中的最后一股起作用的保守势力。”希特勒批准贝克的辞呈后如释重负。他在弗里奇事件上曾说过：“（在我的将军中）我唯一害怕的就是贝克，只有他有能力干出什么事。”希待勒错了，因为还有其他人和贝克抱有同样的看法，他们最后甚至会是用叛国罪的危险来反对他。其中有卡纳里斯，他将设法把希特勃的秘密的政治和军事计划透露给德国的敌人，以此作为挫败这些计划的最好措施；有卡纳里斯在谍报局的副手奥斯特，他为了搞垮希特勒，在卡纳里斯知晓的情况下，常常是根据他的命令把希特勒的密令一次又一次地泄露出去；有贝克的军需官施图尔纳格尔和最高统帅部通讯部首脑埃里希·菲尔基贝尔；还有柏林军区司令埃尔温·冯·维茨勒本将军，他是个厚眼皮、脸形像鹰一样的普鲁士人，从腓德烈大帝执政的时候起，他家里一直有人在总参谋部任职。这些人不会忘记贝克的临别赠言，他们将构成一个核心，展开更为活跃而坚定的密谋活动。

贝克仍将是这个阴谋集团的精神领袖。在离开自己的总参谋部办公室的那天下午，他到周三俱乐部给自己的一批知识分子朋友做了介绍福煦元帅的报告。然后，这个鳏夫回到歌德街自己的家中吃晚饭。他的家离施莱歇和勃莱多夫遇难的地方不远。他内心进行着道义上的斗争，同时也为前景担忧，因此体赢弱。但是，从那时起，他却全力投身于“黑色乐队”的活动。

弗朗茨·哈尔德将军接替贝克任总参谋长。他是个身材矮小的人，长着一副福音传教士的古板的外貌，举止像个理科硕士。希特勒命令他继续准备“绿色方案”，他便和他的参谋人员镇静而精确地接替了贝克的工作。与此同时，“黑色乐队”成员第一次开始准备一项积极的政变计划，哈尔德心神不宁地同他们合作，因为他知道这些秘密活动的一切情况。“黑色乐队”将在柏林逮捕希特勒，但是，并不想杀害他。他将受到德国人民的公审。即将在谍报局成为奥斯特副手的律师汉斯·冯·多纳尼已经准备好审判程序。奥斯特拿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希特勒在部队眼役时的病历，病历中记载着，他曾因为中毒气而疯狂；一个精神病专家小组正在秘密地调查他的精神状态。在法庭上，将指控希特勒犯有严重的读职罪，不适于担任元首和总理的职务。一位德高望重的文职人员将组织政府。只要希特勒发布“绿色方案”的最后命令进攻捷克斯洛伐克，这些人就要立即下手。“黑色乐队”夺权的计划比较全面。一俟时期成熟，菲尔基贝尔就切断全国的通讯联络，维茨勒本指挥的部队占领柏林。希特勒、希姆莱、海德里希和戈林——这些人都将被逮捕，在严密戒备下送往巴伐利亚的一座城堡里去。希特勒的卫队——德国训练最好、装备精良的部队，党卫军慕尼黑大队——将由埃里希·赫普纳将军指挥的乌珀塔尔装甲师包围，迫使其投降，这位装甲战理论家和他的部队驻在图林根森林里。还有部队专门消灭党卫军。整个计划准备得细致入微。

但是，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英国人和法国人国会反对吗？要是西方国家反对希特勒，就很可能阻止住这场侵略。在希特勒丢脸的时候，造他的反是稳操胜券的。

此时已是1938 年8 月中旬的盛夏，令人不能忍受的紧张气氛开始在欧洲形成。就在这时，一架三引擎容克飞机降落在伦敦附近的克罗伊登机场，“黑色乐队”的秘密使者、波美拉尼亚乡绅埃瓦尔德·冯·克莱斯特·施曼律从飞机中走下来。克莱斯特奉贝克和卡纳里斯之命告诉英国人，“英国政府如果向希特勒让步，就会失去两个重要盟友，即德军总参谋部和德国人民。如果你能肯定地证明，一旦我们侵略捷克斯洛伐克，英国人就参战，那么，我就把这个政权推翻。”贝克认为什么是肯定的证明呢？他曾经告诉克莱斯特，“就是明确保证：一旦发生战争，援助捷克斯洛伐克”。

很显然，英国情报局局长辛克莱和孟席斯知道克莱斯特要来，可能是通过科尔文和英国驻柏林的使馆知道的。在克罗伊登机场事先做了特殊的安排，使他入境时能顺利通过海关、移民局和安全检查。英国情报局的人护送他到海德公园旅馆，多洛波兰封地的劳埃德勋爵首先前去会见了他。劳埃德勋爵同孟席斯以及政府和宫廷都有密切的关系，兼任大英帝国海军同盟会主席和英国文化委员会主席，还在英一埃英丹担任过高级专员。他和克莱斯特在拉里奇饭店的一个单间里共同进餐。在那里，克莱斯特进行了“黑色乐队”初期的明显叛国活动之一。他说：“劳埃德勋爵，一切都已经决定了。动员计划已经完成，行动日期已经确定，军团指挥官也都接到了命令，9 月底将计划全面开始行动。除非英国向希特勒先生发出公开警告，谁也阻止不了这个计划的实行。”劳埃德把送菜升降机上的莱取下来招待客人。克莱斯特接着便把他所知道的德国形势统统讲了出来。他谈到了政变计划，也谈到了德国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对联合起来的几个国家发动战争。他说，如果英国同法国和苏联一起，“坚定而积极地”反对希特勒，“那么，要是希特勒仍然推行战争政策，有指挥权的将军们就很可能逮捕他，从而结束纳粹政权”。克莱斯特还说，英国有权势显赫的德国朋友，其中有卡纳里斯和奥斯特。劳埃德勋爵细心地听着，这位特使的聪颖、诚恳和勇气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二天上午，克莱斯特会见了英国政府的外交事务顾问罗伯特·范西塔特爵士。他以“极端坦率而严肃的态度”，讲了他已同劳埃德勋爵谈过的同样观点。范西塔特认真听取了他的意见。但是感到不安。克莱斯特想就反叛希特勒成功以后德国的边界进行交易，但是，英国不愿意用牺牲别人利益的办法，来作出让步以换取和平。结果，后来证明，“黑色乐队”的讨价还价使这些朋谋活动失却了英国的大力支持。

克莱斯特还访问了在肯特郡森林深处自己的别墅里的丘吉尔。

丘吉尔对克莱斯斯说：“你们的一切条件都可以答应，但是，首先得把希特勒的脑袋拿来”。这是丘吉尔为了英国政策的利益，第一次鼓动“黑色乐队”采取反叛行动，第二次是在1944 年第二战场开辟之后。

克莱斯特像他去的时候那样秘密地返回柏林。他先和科尔文共进了午餐，然后走到卡纳里斯在铁比茨乌弗的办公室。他向卡纳里斯单独报告说：

“在伦敦，没有任何人愿意利用这个机会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我感到，他们今年几乎希望不惜任何代价避免战争……他们说，根据英国的宪法，对于尚未出现的局面作出保证是不可能的。”丘吉尔的信远远不是贝克和卡纳里斯需要的公开声明。尽管如此，“黑色乐队”仍然继续进行着政变的准备。1938 年9 月9 日，在执行希特勒的“绿色方案”命令之前五天，施图尔纳格尔设法使密谋者们获悉了这些命令，以便使他们为夺权做好准备。同时，总参谋部却没有为“绿色方案”做任何准备：铁路运输车辆不足，汽油短缺，秘密动员军队的工作进行得松松垮垮，好象根本就没有收到有关的信件和电报。最高统帅部注意到，军官们对它的任务没有热情。

捷克斯洛伐克危机在不断加深，英国政府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去阻止希特勒，或者鼓励“黑色乐队”采取行动。相反，绥靖势力却在活动。张伯伦经过反复考虑，决定飞往泊希特斯加登，寻求和平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卡纳里斯听到张伯伦的这次使命时，正在和他的同僚吃晚饭。他放下刀叉，抱怨说，这个消息破坏了他的食欲，并且气急败坏地说：“什么？他——去拜访那个人！”事实证明，克莱斯特所说的英国人几乎希望不惜任何代价避免战争的印象是正确的，这个代价就是肢解捷克斯洛伐克。绥靖活动使“黑色乐队”的密谋者们无法行动。捷克斯洛伐克被分割，革命也因而破产了。希特勒刚刚兵不血刃地取得胜利，他们怎么能逮捕他，并且把他作为战犯来审判呢？这些密谋者再也搞不出这样周密的政变计划了，至少在1943年以前搞不出来。他们再也不会抱着除掉希特勒的坚强决心那样显而易见地团结在一起了。利迪希说，从那时起，一切阴谋充满了“互相抗争、偏见、空想和性格上的弱点”。这就妨碍了积极而又坚决的行动。几乎可以肯定，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也是在这个时候，卡纳里斯决定单独行动，或者只和他完全信任的少数几个将军合谋。希特勒在他的地位最脆弱的时候，没有受到他的将军们的挑战，也没有受到世界舞台上的政治家们的挑战。就像所传贝克说过的那样，他现在决定着“德国的命运”。

第四节 大谋反

1942 年11 月7 日“火炬”进攻舰队开始从卡萨布兰卡到布日伊，在一个巨大的弧形范围内，实行部队登陆。直到11 月8 日凌晨两点，希特勒才确实知道盟军的意图，当时，盟军正在法属北非登陆的报告把他唤醒；十八个月以后他还惊叹：“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希特勒显然十分震惊。“火炬”行动完全出人意料，尽管起初英国人有大量泄密情况，尽管如果敌人得到了可靠情报的话，没有任何一支远征部队会这样易于被发现。伦敦监督处的海军情报官员唐纳德·麦克拉克伦少校这样描述了当时的局面：

“先送九万人登陆，再送二十万人登陆，加上他们的全部给养和武器，去到一个很可能不太友好的国土；那里与英国相隔一千五百英里，与美国相隔三千英里，这很容易被德国和意大利在西西里的空中侦察所发现，而且是在西班牙人（还有德国特务）的眼皮底下，在直布罗陀组成护航船队和集结空军——只有让敌人直到最后一分钟仍然猜不透这些驶在地中海的部队的最终目的地，才有可能办到上述这一切。他们在什么地方以及去地中海本身是瞒不住人的，但是，目的是什么呢？”希特勒渴望得到关于“火炬”行动的准确情报真是望眼欲穿，但在德国情报系统中，显然也有消息比较灵通的人。战后发现，主要针对美国和英国的谍报局汉堡站站长赫伯特·魏奇曼，从一个第一流的情报来源得到过一份准确而及时的报告。报告说那个目标是法属北非。魏奇曼明白地说，他是以十万火急和最高级密件将报告送到最高统帅部的，这种急迫性的密级能确保这份文件至少可以让凯特尔看到。这个报告到哪儿去了？谁也不知道，卡纳里斯无疑照样无动于衷，就像他受到非难时无动于衷一样。

德国的高级指挥机关这才相信，卡纳里斯向他们提供的情报非常糟糕。

但是，如果最高统帅部还没有怀疑他实际上是在反希特勒，那么盟国方面可有人开始怀疑了。伦敦同情卡纳里斯的最明显的证据出现在“火炬”计划时期。卡纳里斯来到阿尔赫西拉斯的时候。阿尔赫西拉斯是靠近直布罗陀的一个西班牙城镇，是谍报局的主要基地之一。在直布罗陀的英国情报局人员获悉卡纳里斯到来后，便计划绑架他，再用飞机把他送到伦敦。直布罗陀总督梅森·麦克法兰将军批准了这个计划，他是前英国驻柏林武官，曾在1938年建议暗杀希特勒，为外交部拒绝。但是，正如首先就卡纳里斯的忠诚产生疑问的伦敦新闻记者伊恩·科尔文写的：“直布罗陀收到一份伦敦发来的电报，要求取消这次行动。”向科尔文提供消息的人告诉他说，电报并没有明确讲：“不要管咱们自己的人。”但字里行间的意思却是：“（卡纳里斯）

留在他的位置上，要有用得多。”即使希特勒对“火炬”行动毫无戒备，他还是很快而有预见地作出了反应。他下命令电台罗马的艾伯特·凯塞林陆军元帅，迅速带领他手头最精良的德国部队，到突尼斯地去建立一个桥头堡。凯塞林照办了，在他的队伍中，有一个年轻的参谋总部的中校，他就是冯·施道芬堡伯爵。这些部队使盟国在北非的胜利延迟了好几个月，但是希特勒很快就不那么关心这个方向的战况了。他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斯大林格勒，那里的战斗已成为规模巨大的、短兵相接的战斗了。德国空军把这个城市炸成一片焦土，小股的士兵在燃烧烟囱林中进行肉搏战。他们在工厂、办公室，在下水道中，在房屋的里里外外，争夺每一公尺的土地。战斗持续了八十个日日夜夜，第二十四装甲师的一个军官写道：“斯大林格勒不再成其为一个城市了。白天，那里弥漫着燃烧的、让人睁不开眼的烟云……而当夜晚来临时，当那灼人的、凄凉和流血的夜晚来临时，连狗都扑向伏尔加河，拼命游到河对岸去……各种动物纷纷从这座地狱里逃走；最坚硬的石头也忍受不了多久了；只有人仍在坚持着。”对于希特勒来说，斯大林格勒不单是一个城市，而且是一个摆脱不了的信念像列宁格勒一样，它不仅是军事的，而且也是心理上的目标。希特勒相信，一旦这两座以两位革命英雄的名字命名的城市落入他的手中，苏联的政权就会土崩瓦解。斯大林同样不能放弃固守斯大林格勒的决心。他已把自己的名字赋予这个伟大的工业城市。

在北非和苏联战线进行战斗，成为第三帝国的那拿和奥尔施泰特。随着盟军越来越明显地占了上风，那种深深的失败情绪在帝国蔓延开来。这种情绪，是有可能使革命活跃起来的。1943 年初，当希特勒的宏大战略在各地不是受到威胁，就是遭到失败时，贝克对卡纳里斯说，“黑色乐队”的决定性时刻近在眼前了。他说，在希特勒处于胜利时，德国总参谋部是不会推翻他的；只有当他和他的军队打了败仗时，正在作战的将领们才会支持密谋活动。

他的看法是对的。每打一次败仗，“黑色乐队”就增加一批新人，很快就超出了几个谋求恢复一个人失去的时代的自发道学家的范围。那些良心上的问题，诸如对希特勒效忠的誓言，暗杀，在民族危亡的时刻推翻国家和军队的希特勒等等，对付希特勒的唯一办法就是把他干掉。

“黑色乐队”不再是几颗分散的不满种子，各自想办法在盖世太保和党卫军保安局的清洗中逃生。密谋分子仍旧是在拿自己的性命做游戏，但是，现在他们有了一个中心指挥部，其触角伸进了从巴黎到斯摩棱斯克的其它所有司令部，同样重要的是，他们已考虑出一个暗杀希特勒的计划，即“闪光计划”，并准备一旦暗杀成功，就夺取政权。所有尚待决定，只是什么时间和在什么地点向希特勒发起攻击。而“如果”这个问题，已不再是考虑的因素。

密谋分子提出在暗杀希特勒后藉以夺取政权的手段是“伐尔克里”方案。

1942 年春末，卡纳里斯对希特勒说，德国有四百万外国劳工，到1944 年，可能增加到八百万。卡纳里斯提请希特勒注意，这样多的外国劳工对帝国是危险的，并建议他下令制订一个计划，万一他们发生暴动或叛乱，好来对付他们。希特勒同意了，并且下令由国内驻防军总司令弗雷德里希·弗洛姆制订“伐尔克里”方案。这个计划的实际起草工作交给了他的参谋长弗雷德里希·奥尔布里希特。到1942年10 月13 日，计划起草完毕，并作为十分秘密的国家文件下达到各军区司令部。奥尔布里希特是个审慎、精明、刻板而和气的人，也是“黑色乐队”中最坚定的人物之一，在制订“伐尔克里”方案时，他立即执行就看到，如果写法得体，密谋分子就可以利用这个方案夺取政权，并使纳粹党、党卫军和党卫军保安局保持中立。

这个计划设想外国劳工趁希特勒在远方的大本营指挥作战，不能马上回来亲自控制局面之际，发动暴乱。因此，计划授权陆军，具体来说是弗洛姆本人，代行行政权力。如后来的事件所表明，弗涪姆在政治上对希特勒的忠诚是模棱两可的。密谋分子，尤其是他的参谋长，认为弗洛姆是个正直而又有教养的人，如果希特勒死了，他就会支持密谋活动。此外，他还是个懒汉，总是出去打猎，然后授权奥尔布里希特代他签署有关最重要的国家事务的文件和命令。

有了这个权威，奥尔布里希特就以弗洛姆的名义把同镇压国内骚乱毫不相干的条款和附录写进了“伐尔克里”方案；这些条款和附件安排了夺取政权以及让希特勒政权所依赖的党的根据地保持中立的事宜，不仅在柏林和其它省的中心动手，而且在整个帝国都干起来。奥尔布里希特只须发出“代尔克里”的代号，帝国各军兵种就会立即奋起“保护”政府和党的机关及官员、通讯邮政部门，报纸和电台，铁路及公共交通系统。奥尔布里希特有权实行军事管制法和宵禁，有权中止一切私人旅游及电话邮政业务，有权命令战地军法审判，立即枪决，并不准上诉。“伐尔克里”赋予陆军完全超出其它所有武装部门包括党卫军的权力，并且可以向所有人口集中的主要地区，派出特别联络官，察看“伐尔克里”的命令是否得到了无条件的、刻不容缓的服从。简言之，“伐尔克里”使“黑色乐队”有权控制德国生活的各个方面，同时，又使军事单位有权实行这种控制，由于奥尔布里希特的计划在帝国每一个要害部门，都形成了一支团队规模的“伐尔克里”战斗部队。这些人员的武装、训练和位置，使他们足以抵挡任何人，包括党卫军。

这一回，“黑色乐队”发动政变的准备工作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好。密谋分子认为，他们已同盟国建立了联络渠道，可以借此谈判战争的政治解决了。

1943 年2 月2 日，当灾难终于在斯大林格勒降临到德国武装部队头上时。这个时机来到了。被希特勒提为陆军元帅的鲍罗斯，率领包括二十四名将军，两千军官及九万衣衫褴褛、胡子连腮的士兵的第六军团，投降了红军。

这场恶战中，德国人还伤亡了十六万五千人，而这都是希特勒一个人的责任。

但是希特勒对这次失败的反应是可以预见的；他归咎于鲍罗斯，说他应该自戕，而不应该让敌人活捉。这场灾难又酿成了另一次指挥危机；贝克意识到希特勒的将领们都很愤慨，便点燃了“闪光计划”的导火索，这根导火索一直通到克鲁格在斯摩棱斯克的司令部。

克鲁格依照特莱斯科夫和施拉勃伦道夫的建议，邀请希特勒来访问他的司令部，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希特勒竟接受了这个邀请。这正中密谋分子的下怀；卡纳里斯和奥斯特假装为谍报局的差事去访问克鲁格的司令部，立即飞往斯摩棱斯克，为“闪光”做最后的安排。计划很简单：把一枚炸弹藏到希特勒的私人飞机里，待他从斯摩棱斯克回来时引爆。奥斯特为这枚炸弹搞到了一些英国制的炸药和引信，这都是从特种行动局在巴黎的萨托利兵营的仓库中缴获的，由谍报局看管着。

特莱斯科夫和施拉勃伦道夫负责制造炸弹。他们把炸药包弄成两瓶克瓦特酒的样子，这是唯一以方形容器出售的酒。包裹的包装方式，使得它不必振动装置；就可以从外面触发引信，要让炸弹引爆，只需要按动一个小小的按钮，一个小瓶子就被打破，里面腐蚀酸就会流到一根拉住撞针的金属线上。

与此同时，夺取政权的一切工作已准备就绪。奥尔布里希特一从克鲁格的司令部接到“闪光”这个词，就发出“伐尔克里”命令，而“黑色乐队”在各中立国首都的代理人，则准备和盟国谈判。

1943 年3 月13 日中午，希特勒的“福克一沃尔夫200 ”型运输队由一队“Me—19”型战斗机护送，穿过司令部简易机场上空的云层徐徐降落。希特勒在大约三十名参谋、他的医生及他的私人厨师的陪同下，走下飞机。他还带来了他的特别食品给养。克鲁格和特莱斯科夫在机场迎接他。他们以罗马人的方式互相敬礼，然后驱车前往克鲁格的营地，讨论苏联前线的形势。随后，克鲁格带希特勒去进午餐，施拉勃伦道夫对这个场面做了如下记录：

“希特勒的饭和以往一样，是他带来的厨师特别准备的，而且由他的医生当着他面品尝。看希特勒吃饭真让人难受。他用右手大口大口地吃着由杂七杂八的蔬菜组成的食物。然而，他并不把手抬到嘴边，而是低下头是去用嘴去接近盘子里的食物。他还不时地喝上一口放在他位子上的各种不含酒精的饮料。根据他的命令，饭后不许抽烟。”午餐中间，特莱斯科夫走近希特勒的一个随行人员海因兹·勃兰特上校，很随便地问他是否愿意把装着两瓶酒的一个小包裹带到柏林，交给赫尔莫特·斯蒂夫将军。勃兰特一口答应了。炸弹交给了勃兰特之后，施拉勃伦道夫就走到电话旁边，先给柏林谍报局司令部的路德维希·格雷上尉通了电话。

交谈中，施拉勃伦道夫提到，希特勒显得对这次访问颇为欣赏，并且很喜欢给他品尝的杏——这就是暗语，电话一打完，格雷就穿过走廊走到奥斯特的办公室，奥斯特又挂电话给奥尔布里希特，奥尔布里希特下达了“伐尔克里”的预备警戒令。这些命令在三十分钟内就发布到各个指挥机关，这个预备警戒实际上使整个帝国各军区司令的参谋人员都处于一种半恐慌的状态。

在斯摩棱斯克，希特勒在午餐后又同克鲁格谈了一小时，然后就准备返回腊斯登堡了。在他登上飞机时，施拉勃伦道夫启动了炸弹的装置，三十分钟后，当这架“福克- 沃尔200 ”型飞机到达明斯克附近的八千米高空时，炸弹就可以爆炸了。施拉勃伦道夫把包裹交给勃兰特，他把它带上飞机，放在飞机尾部的行李舱里，希特勒最后招了招手，飞机就隆隆驶到跑道的尽头，由一队战斗机护航起飞。施拉勃伦道夫回到司令部打电话告诉格雷说，希特勒的飞机已前往腊斯登堡。

三小时后，克鲁格接到电传报告说，希特勒已安全到达。施拉伦道夫惊得目瞪口呆，他匆匆赶到腊斯登堡，趁别人还没来得及打开包裹发现炸弹，就把包裹拿了回来。在近回途中的卧车上，他把包裹拆开，这才发现出了什么毛病。引信是失灵的，腐蚀酸也滴到了连接雷管的金属线上；但是撞针还没有来得及松开，腐蚀酸就冻上了。希特勒的驾驶员后来解释说，他碰上了云层和湍流，为了不让希特勒感到不适，他驾着飞机飞到较高的高度。放着勃兰特的包裹的行李舱温度迅速下降，把腐蚀酸冻上了。

引信的失败，也就是“闪光”和“伐尔克里”的失败，这对“黑色乐队”特别是卡纳里斯，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因为他认识到，“黑色乐队”的一个计划失败了，密谋分子就失去了盟国阵营对他们的信任。而一旦他们的信任成了问题，正如事实所表明的那样，那么卡纳里斯和密谋分子最大的敌人的就是时间了。时间原来就不曾等待他们做出行动的决定；由于“闪光计划”失败了，时间也不容他们设计新的计划了。英国和美国的高级指挥官已经在卡萨布兰卡会晤，制订他们自己的计划了。他们没有想过通过政治手段结束战争。他们预见的结局是第三帝国的彻底毁灭和彻底投降。

第一节 大海战

根据联合总参谋部的决定，击败德国潜艇已定为1943 年盟军攻击的第一步行动，大西洋就成了一个其大无比的战场。这是一场军舰的交战，飞机的交战，雷达、无线电、战术、航海术的交战，也是密码破译术的交战。德国人能辨认英国船队的密码，结果把船队一扫而光；英国人则通过“超级机密”机阅读德国潜艇的密码，结果把德国潜艇同样一网打尽。那一年的最初几个月，双方差不多势均力敌。因此，这场战斗起初就像一场奇特的死气沉沉的华尔兹舞，盟军在这边把船队调开，避开德国潜艇群，德国人在那边指挥“潜艇群”把船队赶到鱼雷的射程之内。至少在战斗的最初九十天里，双方似乎都不知道彼此在阅读对方的密码通讯。但是胜利终将属于能够继续破译敌人通讯密码的一方——一属于有经受住这场恶斗的意志和战斗力的一方。

虽然到1943 年，“超级机密”机的规模已很大，每天用六千人破译二千个讯号，但这时新的巨大的重担，又压在图林的肩上。诺克斯曾花过一番心血，把图林培养为自己的接班人。图林智力过人，但此刻神经已趋于崩溃。

当他在布莱奇利摆弄着他的发动机组，探测“哑谜”编码的潜艇通讯讯号，确定出可怕的敌人活动的位置时，他的弦已快绷断了。就在大西洋战役日益白热化的时刻，他开始表现出精神极度疲劳的征兆。图林所在的外交部以少见的慷慨，发给他二百镑（九百六十美元），并拨给他一部汽车和汽油，让他去休假。他照办，攀登了威尔最高的山——斯诺登山。然后又从海路送他到了美国，以便用更多的关于“超级机密”机的情报，交换“魔术”情报。

然而他回来时，并没有真正复元；他的脑子仍在想着怎样破译不断改变的潜艇密码，但是，他显然也在和他自身的某些毛病作斗争。他渐渐地变得越来越古怪——这是显而易见的，甚至在布莱奇利那个神秘的环境里也是如此。

他总是觉得有人在用他的茶杯，就花了很多时间，动了很多脑筋，想办法用铁链把花茶杯系在三号房间的墙上，还用一把打不开的数字锁锁上。他的女房东告诉布莱奇利的医务部门说，他在申利·布鲁克区皇冠客栈他的房间里，心不在焉的喃喃自语，一叨咕就是几小时。他头发长了也不理，搞得又脏又乱，衣服也经常沾泥带土，尽是窟窿。但他仍旧在三号房间继续从事他那复杂的工作。

此时，这场尚未决定胜负的战役已经持续了四十五个月，形势对英国不利。1940年，英国在海战中损失的船舶吨数达四百万吨，主要是被潜艇击沉的。1941 年，简单说来，正是“超级机密”机的成功似乎使潜艇有可能失败的时候，德国又击毁了四万吨船舶。接着是1942 年，用商船吨位来表示，这是战争中打得最惨的一年。损失数字急剧地上升到将近八百万吨，大多数是在美国东海岸附近被击沉的。在那之前，德国人在各个水域平均每天击沉两艘半商船，而到这时英国每天或许要损失五艘船，而且也可能输掉战争。

戈培尔宣称：“日耳曼英雄主义甚至征服了最辽阔的海洋！”潜艇舰队总司令、海军上将卡尔·邓尼茨声称：“我们的潜艇在离美国海岸很近的地方行动，游泳的人，有时是整个海滨城市，都亲眼看到了这场战争活剧，这场活剧有形的高潮，就是燃烧着的轮船那一道道红色的光轮。”1943 年二开始，邓尼茨舰队中的德国潜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共有四百来艘，其中一百一十艘经常在大西洋出没——而在战争开始时，他只有五十七艘。1 月份的强烈风暴阻止了潜艇的活动，它们击沉了三十七艘船只，吨位达二十万三千吨；但到2 月，损失数字就上升到六十三艘、三十六万吨。

造成这些损失的部分原因是，美国和英国都在小心翼翼地各用各的密码分析系统，即“魔术”和“超级机密”。英国和美国都怕德国发觉它的密码已被破译。显然，盟军宁可使自己的商船遭到损失，也不让船队绕过潜艇群——怕会泄露了秘密。

后来有人提出，美国人在为了保守破译密码的秘密而牺牲船只方面，做得太过分了。事实上，即使这种说法成立，也要怪英国人。美国人主张，对“超级机密”的保密不要那么谨小慎微，以便判明那些切断欧美两个大陆的联系的潜艇在什么位置，好击沉并消灭它们。英国人却一次又一次地阻止美国单独利用“超级机密”这一项情报去攻击潜艇，英国人认为，这会使邓尼茨断定“哑谜”不再是不能突破的了。指挥过不少参加大西洋战役的空军部队的空军中约翰·斯莱塞爵士后来报告说：“美国人使用‘超级机密’那么急躁，搞得我们几乎心力衰竭。我们用以对付德国人和日本人的东西真是少得可怜。假如我们再没有‘超级机密’和‘魔术’，我们真不知还要糟到何等地步！”这话讲得很中肯，因为盟军在3 月份的损失数字就达到了战争以来的最高峰——一百零八艘船，六十二万七千吨。英国海军部同加拿大人一起负责北大西洋的贸易航道及其它许多潜艇战区的安全。这场战争仍然胜负难卜，战争的天平会由于“超级机密”的保密情况倒向任何一端。1943 年初，“超级机密”显示出邓尼茨开始担心他的密码和通讯联络是否可靠；他发给各潜艇指挥官的信号清楚地表明，他认为英国人对德国海军部的潜艇战争计划的内幕已有所了解。英国海军部曾多次非常突然地指挥船队改变航向，绕开有潜艇群的海路，这样做除非掌握了出色的情报，不可能有其它原因。德国海军部也在解读英国海军部的密码，却搞不明白英国海军部如何了解到潜艇群的位置。但是，德国海军部的调查又一次得出结论说，英国船队之所以改变航道，不是由于德国海军通讯部门的内奸透露了情报，就是由于英国潜艇追踪室的人诡计多端，也可能两种原因都有。这次调查却认为“哑谜”万无一失。

然而，英国海军部却不相信自己船队的密码是万无一失的。它通过“超级机密”确信，德国人又一次识破了它的密码，就像1940 年他们曾识破过一样，那次的后果是一场灾难。英国海军部便在1943 年3 月开始改变它的密码系统。这次更改牵涉到各个海域的船只，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完成的。这些变更到5 月份才全部完成，而这时德国人在海上的胜利，又迫使击败潜艇的战略不得不做其它修改。包括放松在战术上使用“超级机密”的限制。以前只有一次，在截击并消灭北非隆美尔的补给船时，人们才觉得那次赌注很大，值得冒暴露“超级机密”的风险，而在大西洋战役中，赌注就更大了。

由于3 月份的惨重损失，特别是由于在那个月损失了“HX229 ”和“SCI22 ”这两支大船队，改变战略更显得十分必要。德国人破译了“亚伯拉罕·林肯”号轮船密码发出的电报。拥有四十艘船、由重兵护航的“HX229 ”船队队长在这份电报中，向伦敦英国海军部商船局报告说，该船队已于1943 年3 月8 日离开美国前往英国。其它电报又向邓尼茨暴露了船队开赴的地点：默西港、克莱德港、贝尔法斯特港、埃韦湾。这些电报还露了护卫舵的舰名：“切尔西”号，美舰“肯德维克”号，英舰“弗雷德里克顿”号和“奥克维尔”号，“志愿者”号，“阿贝里亚”号，“彭尼沃斯”号，“舍布鲁克”号，“阿内莫恩”号，“贝弗利”号和“高原人”号。这些电报并详细告诉了邓尼茨这些船只所载的货物：炸弹及对德空战所需的军火、石油、坦克及装甲战车、飞机，粮食、步枪、机关枪、大炮、皮靴、轮胎及绷带、坦克履带、还有猪肉罐头等。邓尼茨了解到船队将于何时进入英国以西的海面；他知道船队的航速、航线和气象条件。所有这些情报都经过推敲和讨论，然后制订出战略战术方针，通过位于奥得河畔法兰克福的巨大的潜艇发射台“戈利亚斯”，下达给各潜艇。滴滴达达的电报声穿过电离层，在遥远的海上，在格陵兰浮冰群的外缘附近，号称“胆大妄为者”的“前锋”潜艇群的潜艇，移动到“HX229 ”船队的航路上。

同时，“超级机密”也在解读德国海军部的电报，截获的电丈立即被送到海军部潜艇追踪室，它在白金汉宫护城河的另一头、海军部拱门下那座盖满了常春藤的城堡内。情报处处长罗杰·温恩上尉在三十九室和他的助手们在一起，在一间类似弹子房的大房间里办公。灯光不分昼夜地照在一张八英尺见方的桌上，上面放着一幅北大西洋的海图。小旗、大头针和各种符号分别表示盟军船队和德国潜艇群的位置；位于威尔士、苏格兰、爱尔兰、纽芬兰和冰岛的海岸指挥部和美国空军基地标出的红色弧线，标明了可以出港的飞机的航程。所有的海军情报都在这个房间汇总，各船队队长据以改变航道的指令，也是从这里发出的。温恩在斟酌决定是否使用报告潜艇动向及企图的“超级机密”情报方面，有相当大的自由，但在起初，他只在不致影响整个系统的情况下，才使用这些情报，指挥船队避开潜艇群，除非潜艇在准备拦击像“伊丽莎白女王”号和“玛丽女王”号这样的快船，乘这些船的，不是大批的美国部队，就是丘吉尔这样的重要人物。

温恩下令给“HX229 ”船队，命其改变航线。但差不多与此同时，邓尼茨又得到了关于第二支船队—“SCl22 ”船队——的情报。这支船队有六十六艘船，也有重兵护航，邓尼茨接到电报后，马上下令“暴风”潜艇群切断“SC122 ”船队的航道。“超级机密”又截获了邓尼茨的电报，温恩向“Scl22 ”船队发出警报，船队改变了航道，这样，就在这两支船队时而在浓雾之中，时而在明月光下，时而冒着风雪，时而穿过冰山，时而在浮冰中。在驶过大海的时候，又展开了这场智力的角逐。船队以每小时十海里的速度驶向英国，船员们触探着船底，查看冰块有没有把船划破。“HX229 ”船队和“Scl22 ”船队渐渐靠拢到一起，在有限的海域内形成一支宠大的船队。“胆大妄为者”和“暴风”潜艇群悄悄靠近了它们的目标。

在柏林的斯坦普拉茨旅馆，在伦敦的城堡里，邓尼茨和温恩都在注视着他们的海图上这场死气沉沉的角逐；温恩和他的助手们似乎对各潜艇的艇长了如指掌，即使他们从来没有见过面。他们知道“胆大妄为者”和“暴风”潜艇群的第一艘潜艇将如何行动；根据他们每晚接到的报告，他们对这些潜艇的技术状态、船员的土气及身体情况、还有多少燃料和鱼雷、它们的位置、航线及航速拟定何时以及如何进攻等等，几乎和邓尼茨了解得一样详尽。温恩给设在威尔士的彭布罗克港和苏格兰的奥班的海岸指挥部挂了电话；交通船载着空勤人员离开了码头，向栖息在小山背后的白色“森德兰”型水上飞机疾驶而去。在冰岛、格陵兰、哈利法克斯和罗得岛的美国空军基地，“解放者”号飞机隆隆地离开地面，承担“HX229 ”船队和“SC122”船队的空中掩护。这两个船队正以十一路纵队，浩浩荡荡向东航行。灵活的护卫舰行进在纵队附近，发出很大响声，值班人员穿着油布雨衣，雪白的浪花涌上空荡荡的舰桥，鼓风机和空压机尽情地发出刺耳的尖叫。北极光掠过北边的天空，月光给船镀银色。这时，正是3 月17 日二时零一分，在能见度良好的第十四海区、潜艇开始进攻了。“金斯伯里”号、“格鲁菲德国王”号、“奥尔德麦恩”号和“塞达湖城堡”号等四艘船只，当即中了鱼雷，爆炸的汽油和火药划破了夜空。

人们起初以为这是主攻的开始。其实不然，可能是一艘潜艇看到了“罗萨达”号船舷的绿光，不知为什么这艘船起火了，被甩了下来，潜艇被船上的火光所吸引，又凭着月光和极光发现了船队的影子。护卫舰赶紧采取行动，施行“雪花”、“半草莓”等各种形式的搜索和进攻，但是潜艇已下潜到深海，悄然无声了。破晓时分，无线电高频测向仪测出离“SCI22 ”船队二十英里内的六艘潜艇的位置。“解放者”型飞机赶来，开始了代号为“眼镜蛇”的巡逻。但是突然间，“格兰特维尔”号又被击中，一声爆炸，沉入海底，装在它甲板上的卡车、坦克都飞上了天。潜艇一次又一次躲开了对它们的侦查，击沉更多的船只。那一天，“SC122 ”船队损失了七条船，“HX229 ”损失了十条；等到这支船队驶入外赫布里底海域，能看到苏格兰的海岸时，它们又损失了五艘船。从纽约开来的这些船中，五分之一被击沉。官方历史学家评论说，这“对于盟国的事业来说，是一场严重的灾难。”同样糟糕的是，却只有一艘潜艇被击毁。

5 月，北大西洋战役的转折点终于来到了。直到5 月，德国人一直占上风。他们能够读船队密码。他们有一种叫“梅托克斯”的装置，可通过雷达侦探出正在逼近的飞机，使潜艇能够下潜，避开攻击。而当时盟军的护卫舰和飞机还不像后来那样强大。但这时，德国的每一点优势都被抵消了。首先是有了更多的护卫舰和飞机保护船队。其次，英国人到5 月已经更换了已失密的船队密码。第三，有了H2S ，这是第一台采用一种叫做磁控管的新型电子管的十厘米雷达。它的有效范围极大，精度极高；而且它使用公制雷达这一点，就意味着“梅托克斯”发现不了它。最后，还有“超级机密”。图林的侦听机器在对付德国海军的通讯方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效。此外，丘吉尔已下过指示说，只要消灭邓尼茨的潜艇舰队，即使“超级机密”有失密的危险，也在所不惜。所有英美指挥机关都接到通知说，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只要侦探出潜艇的位置，就要把它击沉。“超级机密”的枷锁被解除后，潜艇追踪室可用无线电通知飞机机长，潜艇在什么地方。然后，他们利用H2S ，甚至在夜间也能探出潜艇的位置，发起攻击。

这些措施收到了立竿见影、压倒一切的效果。五月份头二十一天中，邓尼茨损失了四十一艘潜艇，盟军的损失数字则下降到二十万吨。对邓尼茨来说，这也是他个人的一场悲剧，他失去了两个在潜艇部队服役的儿子。

6 月过去，到了7 月、8 月，盟军在北大西洋的胜利不限于战争命运的暂时转换这一点，已很明朗了：这三个月中，在除地中海以外的所有海域，德国人击沉的盟军船只不过五十八艘，共计三十二万三千吨，却为此而损失了七十二艘潜艇。邓尼茨立即开始了一番查询，发现其中五十八艘潜艇是由飞机击沉的。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人们对“哑谜”的可靠性产生了怀疑，但是正像英国官方历史学家所记载：“在检查过所有的疑点之后，他们断定没有叛国的证据，密码是可靠的。”“超级机密”在对德战争中又一次为战略上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它对不列颠战役的胜利，对在北非的胜利，以及现在对大西洋战役的胜利，都起了作用。

最终的胜利产生了广泛的反响。依靠各个潜艇单独作战，而单个的潜艇是很少有进攻的机会的。结果，在盟军集结部队准备进攻欧洲大陆的过程中，没有一个美国士兵死于敌人在北大西洋所采取的行动。此外，盟军在海上和空中的绝对优势，也直接使这次进攻在战术上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德国人从挪威到西班牙边境，摆了一个潜艇屏障，提防盟军入侵舰队的逼近，这些潜艇驻扎在挪威和布雷顿及比斯开的港口，全副武装，加足燃料，随时准备在接到通告六小时之内，把从海上来的入侵及给养舰队打得落花流水。然而，德国潜艇人员却发现，在英吉利海峡和西部海道的狭窄浅海中，盟军的情报真是防不胜防。敌人似乎对他们的位置了如指掌，他们刚把潜望镜升出水面，就会受到进攻。

对赢得大西洋战役起了很大作用的英国海军部，从来不直接言明胜利是如何取得的。英国官方历史学家归功于“某些有经验的人物的直觉与最现代的技术相结合”，虽然也谈到情报工作，但从来不提哪种情报。迟至1959年，邓尼茨发表回忆录时，还不相信他的密码被破译了。他以为他的潜艇所遇到的灾难，全是由于英国十分出色的雷达。事实上，雷达只起了部分作用。

在“霹雳之月”，以及在后来的战争中，“超级机密”的情报向盟军的战舰和飞机指明德国潜艇的方位，雷达探测出它们的确切位置，特别是在夜晚或雾天，当它们停在水面换空气的时候。新近发展起来的进攻和歼灭战术，以及威力强大的新式武器，完成了剩下来的工作。盟军又一次控制了海洋，布鲁克提出的登陆日的先决条件之一实现了，希特勒自己也迫不得已地承认，德国的第一道防线被击垮。

第二节 他从来不让他的在手知道他的右手在干什么

到1943 年春，盟军所有的情报机构都十分活跃，这场巨大冲突的另一面——秘密战——更加迅速、更加激烈地展现开来。诈骗战很快就在这场复杂的战争中处于支配地位；伦敦监督处着手制订了一系列复杂的战略。这些战略就其狡诈而言，在英国或美国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如果有先例的话，只有在公元前600 年到500年征服了楚国、齐国和晋国的孙子的兵法中才可能找到。当伦敦还是一片史前时期的沼泽地时，孙子就写下这部世界上最早的兵法书了。他对伦敦监督处及其有关机构后来的任务解释得十分确切：“上兵伐谋，其次伐兵。乱而取之，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利而诱之，亲而间之，不战而屈人之兵”。

从这时起，诈骗战的全部目的，便是使希特勒和最高统帅部对“霸王”计划感到“为难和沮丧”。“霸王”计划是盟军1944 年用于西北欧的战略意图，其主要目标是希特勒本人的头脑，因为他是德国最高统帅，同这个颇具才华的自信者作对的，是一批在血统、土地和钱财方面都堪称贵族精华的人，是他们统治着英国的情报机构。他们曾经创立并统治了一个世界帝国达二百多年；在运筹帷幄、以及采用特种手段方面，他们有着丰富的经验。这些人以极大的献身精神对待他们的任务，这也许是由于认识到如果他们失败，他们的阶级便不复存在这一点而产生出来的。他们摆出为英国孤注一掷的架势来到赌桌前，使出浑身解数，像法国大革命中的查特布连德在他的阶级面临覆灭的危险时所做的一样，保卫“死到临头的贵族所特有的那种对自由的强烈热爱”。

这时，诈骗战作为战略战争的一种武器，已经成功地通过了考验，但在比万的领导下，伦敦监督处在军事领导集团中更加重要了，到了可以左右英国其它情报机构的许多活动的程度。美国人承认英国人对欧洲、近东及印度洋等战场的战况有专门了解；而且在华盛顿、开罗、阿尔及尔、德里，最后如若他动用的话，他的权威也遍及全球。虽然在实际上，它在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指挥的战场上干得不太好。像在麦克阿瑟司令部的“超级机密”一样，伦敦监督处的人也常常得跟这位将军对英国的一切都感到厌恶的脾气顶牛，但在必要时，比万却有权指示华盛顿的任何一个政府部门，让它按照伦敦监督处的调度行动。比万拥有前所未有的权力，有时，甚至罗斯福和丘吉尔也得遵照诈骗战的要求采取行动可发表声明。结果，斯托利门的人对待比万，就像英国人对刽子手的态度一样：好奇，甚至仰慕，但总是敬而远之。

那些斯托利门圈外的人，包括军队可令官，都把比万和伦敦监督处看作一伙聪明而神秘的人，对他们的确切任务和活动是不能刨根问底，甚至丘吉尔政府中最抗上的社会主义者——其中著名人物有很难令其就范的内务大臣赫伯特·莫里逊，也感到还是听命为佳。工会、《每日镜报》和《纽约时报》这样“难对付的”舆论机构，甚至英国广播公司和教会都有同感。经常接触比万的人，事后总是感到和他们打交道的是个不可思议的人物。美国赴莫斯科军事代表团约翰·迪恩将军回顾说：“比万上校确实是个高手，他从来不让他的左手知道他的右手要于什么。过了一段时间，我才明白，就连他自己的参谋人员，也不完全了解他在干什么”。

像卡纳里斯一样，比万也决心让历史充满神秘的疑团。多年以后，他在圣詹姆斯宫他那豪华而隐避的住所谈到他的作用时，还说：“我认为我不应当说我干过什么。我认为即使在战时干过这样的事，政府也应当承认”。

比万受到丘吉尔，并通过他，受到罗斯福的完全信赖，因为美国总统对诈骗战的高兴心情并不亚于英国首相。如果说丘吉尔在同比万一边喝着白兰地，一边编造着深夜想象出来的壮丽的飞行计划方面花的时间，与他同其它办事机构花的时间一样多，那是无可怀疑的。伦敦监督处的一个军官回忆说：

“比方和丘吉尔互相启发，搬出伊顿公学和哈罗公学所有的老把戏，并加以润色，使之适应目前的任务”。比万的一附加物”是他的俱乐部，在英国，这种机构往往可以说明一个人的秉性。据乔治·特里维廉说，这个布鲁克斯俱乐部是“伦敦有史以来最有名的政治俱乐部”。这个俱乐部还以其成员中的赌棍和行为古怪的人物而著称，查理斯·詹姆斯·福克斯曾经一个来月就输掉了十五万四千镑，爱德华·埃尔加爵士常常向他远在伍斯特郡的家挂电话，听他的狗叫，就是在布鲁克斯俱乐部的洒吧间里，在英国唯一遭到暗杀的首相斯潘塞·珀西瓦尔的肖像下，比万遭到了后来成为他在伦敦监督处的副手的温盖特的监视。在比万的部下中，只有温盖特完全了解这位“总管”的活动。

在比万和温盖特周围，有一个小小的智囊团。他们当中有监督处的第一个成员、空军联队指挥官丹尼斯·惠特利，他是英国一个著名的小说家和研究犯罪及妖术的学者。他的畅销书有《斯但布尔的太监》、《金色西班牙人》和《托比·贾格的幽灵》等。这些人中还有后来当了百万富翁的肥皂商、战时成为著名情报军官的哈罗德·皮特瓦尔；金融家兼船老板德里克·莫利和茶叶生意的俊杰詹姆斯·阿巴斯诺特。另外还有英国最卓越的科学家之一爱德华·内维尔·德·科斯塔·安德拉德教授，他说他最爱好“搜集陈旧的科学书籍和没用的知识”。他凭空想出让盟军伞兵用小蛐蛐在黑暗中辨别敌友，他的专长就是利用科学花样欺骗敌人。

由这些人组成的核心与英美各高级联合司令部的主要军事、情报和政治中心都有联系。在新成立的进攻计划指挥部“科萨克”内，负责搞诈骗的是特别行动委员会，或日处，这是作战部门的一个处。英国实施监督处制订的战略的主要机构是英国情报局、反情报局和双十委员会，政治战执行处以及陆海空的情报机构。在美国和美国的势力范围内，伦敦监督处的特别运行委员会使用的主要机构是联合保安处，该处又掌握着战略情报局、联邦调查局、美国各情报机构和国务院。这样，伦敦监督处的组织结构就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斯托利门扔出一块石头，就会引起一连串一圈比一圈大的水波——政治的、财政的、民政的、外交的、科学的、军事的一直到成了德国最高统帅部的历史学家赫尔姆斯·格雷纳所说的“令人发昏的诈骗浪潮”。一旦必要，伦敦监督处还有办法在一个半钟头内，从丘吉尔的司令部把消息直接送到希特勒的写字台上——而且在进攻欧洲大陆之前一个值得纪念的场合，果真这样干过。

1943 年的最初几个月，伦敦监督处全力以赴地制订了一个重大的掩护及诈骗计划，这就是“杰伊”计划，其主要制订人是比万和温盖特。其目标是“诱使敌人”在登陆日前，“针对反对德国的盟国行动作出错误的战略部署”。

这个计划有两个重要组成都分，而这两个部分都是在卡萨市兰卡决定的。第一部分叫“帽徽”行动，旨在“把敌人的兵力最大限度地集中在西欧和地中海地区，从而阻挡他们向苏联前线调遣部队”。第二部分是“齐普林”行动，其目的是诱使希特勒相信，在突尼斯战役结束后，盟军不会攻打西西里和意大利（这很明显是盟军战略的下一步行动），而是要攻打希腊和法国南部。

英美高级统帅实际上是要求要斯托利门的伦敦监督处把事实上存在的军队和舰队的调动掩盖起来，再凭空设计出根本没有发生的军队和舰队的调动。

尽管这个任务很艰巨，但是有些因素却把它变得简单了一些。首先，根据“超级机密”的情报，德国人显然没有关于英帝国各军的实力及部署的准确情报，尽管他们对美国的这些情报了解得不少。德国最高统帅部一贯过高地估计英国实力，往往比实际高出百分之二十到三十，而且相信英国在近东有两个军——第九军和第十军，其实它们比旅大不了多少。其次，根据“超级机密”和英国情报局搞到的情报，根据“黑色乐队”派往美国和英国政府的特使讲过的情况，根据苏联人对德国战斗序列作出的估计，对德国各军团的兵力和部署也有了最为详尽的了解。同样，这些情报来源还揭示出希特勒对于他的帝国的边缘地带受到的威胁是多么敏感。这些地区包括：挪威，巴尔干地区及其“腋窝”（穿过亚得里亚海顶部的朱利安—阿尔卑斯山的卢布尔雅那山峡），希特勒视为东南欧外堡的爱琴海诸岛，还有可能抛弃其中立立场投向盟国的土耳其。同样重要的是，伦敦监督处的人很快就意识到，希特勒的军事战略观念使他特别容易上钩。他的全部思想都是以必然保卫德国本土为原则，如果他觉察到欧洲要塞周围任何一个地方要发生危险，他就会立刻动用他的后备力量加紧增援。这样，就可能诱使他犯下兵家之忌：处处欲显其强，实由处处虚弱。

然而希特勒并不是不懂战略的，他能够异常迅速地识破骗局，但是伦敦监督处知道他的情报部门给他干得很糟糕。自从他在1940 年和1941 年取得初步胜利以后，历史上再也没有一个统治者象这位“元首”这样“耳目”不灵了。到1943 年，英美的联合间谍组织已经大体上使谍报局和党卫军保安处在日耳曼帝国边界以外的地区安静下来了。希特勒的密码无线电情报机构仍旧工作得很好，有时还极其出色，特别是在海上，但是更加卓越的盟军无线电防御系统先是掩盖了阿拉曼的进攻。后来又成功地使希特勒得不到任何关于盟军兵力和意图的准确而又相互一致的情报。此外，他的空中侦察还经常受到盟军空中优势的限制。至于他的情报分析部门，那些人技术很高，也颇具慧眼，但却因两大缺陷而受到限制，他们的情报来源不可靠，也不准确，而且即使他们真的设法作出了正确的分析，希特勒也宁可相信“可信赖的”——即党的估计，而对它们不屑一顾。德国外交部门也没有为希特勒好好效劳。无论他在英国和美国有些什么情报来源，这些情报来源统统都牢牢攥在英国反情报局或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手心中。最后，还有那个“超级机密”，它可以侦探出希特勒对盟军方面走漏的任何风声有什么反应。

伦敦监督处还有一大有利因素：英国出色的商业、军事及外交的通讯联络系统。这些遍布全球的通讯网使伦敦监督处能够迅速、安全、可靠地下达命令，并做到立竿见影。这就是说，假如在里斯本的外交界有意散布了一件虚构的事情，那么华盛顿的某个政治行动、斯德哥尔摩的某段新闻报道、叙利亚—土耳其边境的一次军事行动、马德里一次深思熟虑的泄密事件、开罗的一个谣言、以及马德里某位高级指挥官的声明，都会来证实它。通过这些联络网（建立这些联络网是为了统治英帝国），比万就有办法随意敲响他的钟琴，奏出各种曲调。

但是比万和伦敦监督处的人懂得，只有对盟军自己的情报严格保密，他们那些计谋才能生效。要想诈骗成功，最根本的是一言一行都要谨慎，要一致。一篇鲁莽的声明，一次错误的行动，一个被破译的密码——任何一个错误都会使骗局暴露无遗。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德国人就可以根据假象的实质判断出真实情况，正确地部署其兵力，给盟军意想不到的打击。为了保密，盟军的真实意图只能让极小一批盟军指挥官知道。简而言之，为了欺骗敌人、有时也需要迷惑朋友。

诈骗战要获得成功，还要求所有有关人员和机构不折不扣地服从伦敦监督处的指示；而这一点，伦敦监督处就发现不大容易做到，特别是美国人，在好几个重要场合，当给美国人的命令中不能说明理由时，美国人就提出过疑问，甚至置之不理。美国的下级战场侦察员最常出这种岔子。虽然上层的盟军情报机关中，首脑人物为打败德国的情报机构这唯一的目标而团结起来了。在较低的级别中却有时出现危险的分歧。在有些情况下，各个政府的特工人员之间会出现紧张的对立局面，甚至同一政府领导下的不同情报机关的特工人员之间，也有这种情况。

把间谍派到战场上，不仅是为了盟军的一般利益，而且也是为了他们的政府的特殊利益。特别是在有英苏两国间谍卷入的地方，这时他们的利益往往是不一致的。这种冲突在巴尔干和中东，特别是在土耳其，表现得最为明显。英苏两国政府在那里纷争已有几世纪之久。“齐普林”的主要谋略就是在这个地区破产的——正当英国间谍力争保持英国在该地区的霸权时，苏联间谍却在策划破坏那种影响，并取而代之。与此同时，正当美国间谍与苏联人一道企图损害英国人的时候，有左翼思想的英国间谍却又和苏联人一起和美国人捣鬼。只有一次，曾发现过一个英国间谍与德国人合流去反对苏联人和美国人——他是一个孤独的人，企图为旧欧洲失去的事业而战斗。总而言之，伦敦监督处认识到，它是在同一个蛇窟般的世界打交道，这里最安全政策：就是保密与沉默。

伦敦监督处就这样开始了名为“杰伊”计划的那个异常危险而复杂的游戏。从本质上说，这是一场英国味十足的游戏——用少量的财力和出色的头脑，争取伟大的胜利。对于伦敦监督处，特别是比万和温盖特这样的人来说，这场游戏的目的不仅是要打败希特勒，而且还要保住英帝国和英国的世界领袖地位，谁能够预见到，在赢得一场对世界最出色的战争机器的伟大胜利后，伦敦监督处和英国的情报机关将不能保住他们发誓要保住的那个实实在在的东西——伦敦的霸权呢？这真是对秘密战的莫大讽刺。

第三节 最独出心裁的谋略

1943 年5 月23 日，希特勒命令把一张巴尔干地图摊在腊斯登堡元首大本营的地图桌上，戴上他的老花眼镜，说道：“一个人就得像开发网的蜘蛛一样警觉。感谢上帝，我对各种事物的嗅觉一向不错，所以我总是能在事情发生之前就闻出味儿来。”他接着又说：“我们占有巴尔干的铜、铁矾土、铬，这实在是至关重要的，而最重要的是确保……在那时不要发生我称为完全崩溃的那种事情。”希特勒指着连接黑海和地中海、隔开欧亚两大陆的狭窄水道金角湾，说道：“决定性的事件将在这里发生。”他还说：“如果形势更加恶化，”最高统帅部就必须从苏联战争挤出更多的师，防止盟军在这一地区进攻的成功。”巴尔干——地名来自土耳其语，即“群山”之意——究竟有什么东西使希特勒这样着迷？当然是德国古已有之、现在重又燃起的征服东方的迷梦——一个在阿拉伯并扩大到非洲以及印度的帝国。但是更直接的重要因素是这个地区的原料，特别是罗马尼亚的石油。

盟军的战略家们意识到了希特勒对巴尔干的担心。但当轴心国的军队于1943年5 月在突尼斯向英美军队投降时，卡萨布兰卡会议已决定，对欧洲的下一步行动将在西西里进行。1943 年6 月11 日，当盟军攻占了潘特莱里亚这个小岛时，盟军的意图对于最高统帅部来说，似乎已经昭然若揭了。正如丘吉尔所说：“除了傻瓜，谁都会明白下一步是西西里。”能够用什么办法来迷惑希特勒呢？经过决定，只有一个办法可行，就是作为希特勒很可能作出的一个判断，即西西里是一个过于明显的目标，因而盟军打算在南欧沿海其它地区大规模登陆。为了掩盖代号为“爱斯基摩人”的进攻西西里的行动，必须使希特勒相信盟军企图入侵两个地方：一是入侵希腊以便向巴尔干推进，一是入侵撒丁岛以作为进攻法国南部的跳板。于是，伦敦监督处开始布置了一场诈骗战，使人感到丘吉尔1943 年的战略显然将与1915年的完全一样——盟军确实在挥戈指向“欧洲柔软的下腹”。当计划成熟之后，也就是1942 年6 月，伦敦监督处拿出的是一个可以与历史上任何一个伟大谋略相媲美的诡计，以历史上最出名的一次伟大的诈骗战“特洛伊木马”为其代号，其主要部分称为“肉馅”。

直到战后，“肉馅”行动才作为战争中最巧妙最狄出心裁的谋略之一而闻名于世。尽管“肉馅”计划很巧妙，但就其本质来说，它的指导思想也不过是一种故技重演：把假文件送到敌人手中，诱使他做出于己不利的事。这种把戏在战争和和平时期一直搞了多少世纪，但最成功的一例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理查德·迈纳茨哈根中校和阿契巴尔德·韦维尔准将在阿拉伯对土耳其和德国进行的那场英国战役。这次诈骗的成功所产生的后果最终决定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进程。丘吉尔对谋略的兴趣，使他把诈骗战作为一种切实可行的现代战争手段来研究。那次战役的成功也激励了后来获得英国军界最高军阶的韦维尔，他给丘吉尔写了一份备忘录，成立伦敦监督处，就是这份备忘录的结果。此外，温盖特的父亲当时也是迈纳茨哈根身边的智囊之一，温盖特对那次战役的记忆，使他在“爱斯基摩人”行动中，再试一试同样的计谋，而且“肉馅”行动与迈纳茨哈根那次战役确有许多鲜明的相似之处。

然而，那次战役的影响还不止于此，因为它述是韦维尔在北非用以对付意大利人的诈骗战的雏型。它在某种程度上还是登陆日本身的掩护行动的楷模。

1917 年，当埃德蒙·阿伦比将军在西奈沙漠接任英帝国陆军总司令时，前线已陷于僵局。历届司令官都试图在多石而无水的加沙沙漠上攻破土耳其德国的防线，但所有攻击都归于失败。阿伦比决定尝试一下他确信德国指挥官以为不可能做到的事：在贝尔谢巴穿越土耳其德国防守薄弱的腹地侧翼，发动骑兵扫荡，包围敌军。这个地区对骑兵运动堪称畏途，敌对双方都不曾涉足过。迈纳哈根在阿伦比的参谋部当情报军官，韦维尔在一个骑兵旅的参谋部任职，他们的任务是掩护这一行动。他们头一个措施，是扫清德国人在沙漠的问谍组织，并制止土耳其一德国空军在前线的一切空中侦察，他们成功地做到了这点。然后就是要使德国指挥官克莱斯·冯·克莱斯林施坦因相信，阿伦比将在加沙发动进攻，而在贝尔谢巴地区的全部行动都不过是一种佯攻，迈纳茨哈根制订了他的军事策略。这里，全部任务都分为两步：先是把假文件送到敌人手里，使这一计谋仿佛是真的。然后作为第二步，就向敌人的密码分析部门提供确凿的证据。迈纳茨哈根决定亲自来安排这些文件、他编了一本无中生有的参谋笔记，其中暗示贝尔谢已地区的行动仅仅是佯动，进攻加沙的日期将比实际制订的进攻日期晚好几个星期。这本笔记与二十镑钞票——这在当时是个相当可观的数目——一起放在一个干粮袋里，让人感到这个干粮袋不是故意失落的。为了给这次“安排”增加真实感，迈纳茨哈根让人写了封信，以一个军官妻子的口气说，他们生了个儿子。第二封信的口气是两个英国参谋之间的通信，信中埋怨阿伦比志大才疏，并披露原来进攻加沙的计划，也就是实际上的发动进攻的日期，是在十月，但是这个计划已为一个在十一月中发动进攻的新的计划所取代了。迈纳茨哈根还伪造了一个总部会议日程，以期证实那些谎话，最后，他又往干粮袋里放了一本相当有价值的密码，总之，这些文件都是一个参谋在侦察中很可能携带的。

1917 年10 月10 日，迈纳茨哈根带着这个干粮袋，骑马来到英国和德国战线之间的一个无人地带，寻找土耳其巡逻兵。他很快就发现了一个巡逻兵，当那个巡逻兵冒着枪击过来时，他丢掉了干粮袋，跑回自己阵地一边。他还扔掉了自己的望远镜、水壶和步枪，显得他好象是仓惶而逃的，而且作为锦上添花的一笔，为了显得他是因为再也没有力气背那个干粮袋才把它扔掉的，他事先就从他的一匹小马的小血管里放了些血，溅到干粮袋上。土耳其人把干粮袋拣了起来，迅速送到德军大本营。

接着，迈纳茨哈根打出了第二张牌。他判断敌人会用在干粮袋中发现的密码，来侦听安装在加沙那个四十五英尺高的库富金字塔塔顶的英国无线电通讯讯号。情况果然如此，迈纳茨哈根开始有系统地向敌人提供假情报。他首先安排从司令部发报，命令十万火急地寻找那个丢失的干粮袋，要求立即对他军法从事。然后用故意送给敌人的密码发了第三个报，命令“沙漠骑兵团队的理·迈纳茨哈根中校到司令部向一个军事法庭报到。该军官将及时回原工作岗位参加1917 年11 月14 日的进攻”。最后，还用密码发了其它一些电报，暗示在11 月14 日这个假的进攻日之前，不可能发动任何进攻，因为阿伦比已去休假，七日以前回不来。又一个锦上添花之笔，就是邀请沙漠骑兵团总司令及其参谋部参加7 月14 日在开罗举行的赛马会。为了使最后这封电报可信，开罗到处张贴了宣扬这次赛马会的海报，《埃及新闻》发表了赛马程序表，沿途还搭起了帐篷。

与此同时，英国的无线电情报表明，敌人已经中计，正在进行新的部署。

迈纳茨哈很该打出王牌了，他知道土耳其人极缺香烟，就生产了十二万包含鸦片的香烟。阿伦比把他的骑兵从加沙神不知鬼不觉地运动到贝尔谢巴，只把一万五千匹用稻草扎的“马”和帐篷留在加沙，并建立无线电通讯，搞得好像骑兵还在加沙。同时，皇家空军向敌人阵地空投香烟。1917 年10 月30日，当贝尔谢巴地区拂晓的炮击开始后，一万五千名骑兵从干旱的河谷飞奔而出，向这座城市发起进攻，而土耳其人还在蒙头大睡。他们被麻醉得厉害，已经无力破坏贝尔谢巴的水井了，而帝国骑兵又挥师向加沙方向的海滨冲去。接着，阿伦比在加沙发动进攻，土耳其人土崩瓦解，到11 月15 日，帝国军队已在朱迪亚的山中向耶路撒冷进军了。正如迈纳茨哈很所记述，1917年12 月9 日，阿伦比开进了耶路撒冷，“一劳永逸地把土耳其人赶出了基督教的圣地”。这就是迈纳茨哈根的巧计。但是在经过一代人以后，为以实现“肉馅”计划的目的，还得费相当一番功夫将它花样翻新。首先，它要掩饰的是一个“显而易见的”，而不是“不可能的”攻势，这个任务要困难得多。其次，在现代战争中，能够用来区分真伪的各种手段已相当完备。送给敌人的任何假情报，都须经得住最尖锐最严格的鉴别。这一次，粘有血迹的干粮袋是不足为凭的，设下的骗局必须令人信服。

海军部负责与各诈骗机构保持联络的情报部门17F 科的海军少校埃文·蒙塔古最早对后一个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案。他是威斯敏斯特、哈佛及三一学院的院长、伦敦首席法官、汉普郡地方法庭的首席法官。他还是他那个圈子中最敏捷的用假蝇钓鱼能手之一。正是蒙塔古和他在空军部的同行兼古董专家、空军少校阿契巴尔德·乔蒙德利经过讨论，为一个老计谋增添了新的内容，它与“肉馅”相比毫不逊色。蒙塔古后来向双十委员会建立说：“我们干嘛不找个替身，把他装扮成参谋军官，给他真正的高级文件，以证明我们将在（西西里以外）什么地方发动进攻呢！”这就产生了“从未有过的人”的思想，经过多次会议，丘吉尔、艾森豪威尔、在华盛顿的英美联合参谋部队和在伦敦的英国三军参谋长终于批准了这个计划。使他们确信盟军企图进攻撒丁岛和希腊，而不是西西里。一具尸首抛出，任其随海漂流，而人们知道谍报局在那个地方有一个和西班牙人有良好关系的间谍。这个计划的有利条件很多。人们知道，德国在西班牙的情报网工作浮躁，行动莽撞。例如，在法国军官克拉摩根的尸体上发现文件后，对其真实性只做了草草调查，便急急忙忙地送到柏林。但这也要冒很大的风险。德国人曾经把克拉摩根的文件和克拉摩根的死亡现场都认真调查过。无论这个骗局设置得如何巧妙，他们会不会照样不相信呢？如果他们因为某种其它理由识破了这个骗局，德国人还可能从反面去理解证据，悟出真相。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可能集中现有的全部兵力，挫败对西西里的进攻，或者使英美高级指挥官完全放弃“爱斯基摩人”行动。诈骗战尽管是一种有诱惑力的武器，却也像一把剑一样能两面伤人。然而，双十委员会还是决定去冒险，并着手寻找一具死于肺炎、肺中有积水的男尸。这样，如果解剖尸体，就会觉得这是一个在海上溺死的人。这样一具尸体很快就从本特利·珀切斯先生（伦敦的一个匹克威克式的验尸官）那里找到了，尽管这在战争时期不像想象的那样容易。尸体停放在英国情报局总部拐角霍斯弗里路的停尸所里，这是一座按维多利亚早期基督教拜占庭时代的风格设计的教学式建筑物，弥漫着来沙尔、防腐液和死人的气味。

接着同死者的双亲进行了接触，尽管没有他们为什么要这具尸体，但还是得到了他们的同意，为了“特别的医学目的”使用这具尸体。死者的父母只提出了一个条件：即决不泄露尸体的名字。结果这引起了对这个家庭身份的广泛猜测。尽管温盖特后来说，他认为这是一个被遗弃的酒鬼的尸体，在查林大桥的桥洞下发现此人时，他已因患肺炎而濒于死亡，但布鲁克却说，他相信死者是个职业园丁。还有一种说法是，死者是一个议员的浪荡兄弟。

而掌管这具尸体的蒙塔古却只是说，“死者是个三十出头的青年。他死前已有一段时间身体不佳，但我们认为，正如我同一个对此提出问题的高级军官说过的，‘他看上去不一定要像个作战军官，像个参谋就行了’”。

死尸用干冰包住，放进一个圆筒，用车拉到摄政街一个音乐出版商家楼上双十委员会的办公室中。这个委员会给死尸命了名：“联合作战司令部参谋，皇家海军上尉（代理少校）威廉·马丁，09560 ”。但是光有名字还不够，马丁还得有个身份，以及个性。于是，双十委员会用迈纳茨哈根用过的法子——编造私人信件。这两样东西都炮制出来了。马丁有一张自己银行的透支单，又从劳埃德银行搞来一封措辞文雅的催款信，和其它文件放在一起。他刚刚订婚，带着一张向邦德街的国际珠宝菲利普斯赊购订婚戒指的帐单。为了证明真的有个未婚妻，蒙塔古手下的一个女秘书还给尸体搞两封“情书”。

另外又伪造了马丁的父亲和家庭律师的信件，所有的信都仔细签署了日期，而且每封信都证实了其它信中提到的细节。对可能在马丁身上发现的东西都同样仔细地检查过，并特别注意了收据单和存根上的日期。尸体要在1943 年4 月19 日启运出海，并应在4 月29 到30 日丢到韦尔瓦附近的海面上。但是由于假设马丁是从飞机上掉下去的，又因为双十委员会想叫德国人认为尸体已在海上漂流了四、五天（这是为了掩盖尸体腐烂的程度），收据单和存根都表明，他是在4 月24 日以后才离开伦敦的。

然而，这些小骗局只是为了使大骗局具有真实感。马丁携带的文件透露，盟军的确在准备进攻西西里，但只是用来作为进攻撒丁岛和希腊的掩护。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伪造的帝国总参谋部副参谋长阿契巴尔德·奈将军致负责实施“爱斯基摩人”计划的艾森豪威尔手下的指挥官哈罗德·亚历山大将军的信件。这封信和其它都意在证实这一虚构故事的信件和文件都装进了马丁的公文包。

最后又考虑到，德国人很可能觉得奇怪，为什么一个代理少校能受托携带这样重要的文件？于是就得给马丁一个可信的身世，路易斯·蒙巴顿勋爵帮了这个忙。蒙巴顿在给地中海舰队总司令、海军元帅安德鲁·卡安汉的一封信（这封信也放进了那个公文包）中说，马丁是应用登陆艇的专家，“他起初总是沉默腼腆，但他确实有两下子。他在迪埃普对事态的可能趋势比我们当中一些人预料得更为准确，而且对在苏格兰搞的新式大船和设备做试验时，他也一直表现很好。恳请一俟攻击结束，就立即把他还给我”。然后，蒙巴顿稍微暗示了一下那个假目标撒丁岛，在信末写道：“他可以带些沙丁鱼来……”蒙巴顿说，沙丁鱼在英国是配给的。总之，这是个巧妙的骗局，每条线索都恰到好处，但是德国人会上钩吗？

1942 年4 月19 日下午六点，“肉馅”行动开始了。马丁少校由英国潜艇“天使”号载离了他的祖国，4 月30 日破晓时分，在加的斯湾一个古老的摩尔渔镇韦尔瓦附近的西班牙沿海，“天使”号浮出了水面。潜艇在微波中前进，仍装在圆筒内的马丁少校被抬上了甲板。接着打开了圆筒，抬出了尸体；装有假文件的公文包用一根链子牢牢系在尸体上。一个船员给马丁的救生衣吹足了气，尸体被轻轻地放进水中。当“天使”号向深海驶去时，螺旋激起的浪花把尸体推向海岸。机枪从近处向圆筒一阵射击。圆简便沉到海底，潜艇也随即下潜。

天破晓后，就有人发现马丁少校在水上漂浮。看见尸体的是个渔民，他把尸体拴在自己的小船上，拖到了港口。公文包仍然用链子系在尸身上，尸体由西班牙舰队看管。过了一会儿，对此事茫然无知的英国驻韦尔瓦副领事马德里向海军武官希尔加斯报告了这件事，请求指示。希尔加斯已经知道这是计谋，便让副领事注意确保公文包原封不动地拣回来。当副领事向西班牙人要这个公文包时，却听说已经由于司法上的原因被扣下来了。风声已经走漏了，因为就在西班牙人通知英国人的同时，德国谍报局在当地的官员也得到了消息。当一位西班牙医生检查尸体，确认死者是个在飞机失事后淹死的英国军官时，谍报局的官员正忙于翻拍那些文件。

在马德里方面，希尔加斯小心谨慎地、深思熟虑地坚持不断地向西班牙人施加了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归还公文包，在伦敦，海军部公证司伤亡处把“皇家海军陆战队临时上尉（代理少校）威廉·马丁”的名字一同公布。6 月4 日《泰晤士报》公布的伤亡名单中也包括了马丁少校，而这个名单上刚巧有两个的的确确在同一地区的飞机失事在海上丧生的军官。

与此同时，马丁少校按照正式军礼在韦尔瓦安葬。他的“未婚妻”为葬礼送来一个花圈，并附上了一张悲痛欲绝的纪念明信片，英国副领事给马丁少校的家里送了一些西班牙海军在墓前鸣枪致敬的照片。最后，这位副领事还立了一块简朴的白色大理石墓碑，碑文是：

威廉·马丁

生于一九○七年三月二十九日

威尔士加的夫

约翰·格林德威尔·马丁和

故安东尼亚·马丁之爱子

为国捐躯，光荣甜蜜！

愿君安息！

德国谍报局在韦尔瓦的代表立即向柏林报告了他的幸运发现；在与西班牙舰队共谋时，他还自己搞了个小骗局。信和文件都按原样小心翼翼地放回了公文包，因为如果英国人怀疑到它们曾落入敌人之手，他们肯定就会改变或推迟那些已暴露的行动计划。公文包终于通过西班牙外交部还给了英国人。但是文件的影印件却送到柏林去鉴定，还要求谍报局的代表提供更详尽的细节。由于图林机至少能够破译谍报局的一部分电讯，所以不少往来电报都被联合参谋总部和伦敦监督处读到了。他们一定是十分满意地来读这些情报的，因为谍报局的代表详细报告了公文包里装的东西及其原状，却没有提及其真实性如何。他领悟到收据单及注明日期的信件所含的的线索，而这恰恰是“肉馅”计划的制订者所期望于他的。对他来说，所有的环节都连得十分完美了。然而，他还是补充说，西班牙舰队正在调查那架失事飞机的驾驶员及其他乘客的下落。

“肉馅”计划开始得很顺利。但是进一步的鉴定要由西线德军情报分析科科长冯·罗恩纳男上校来做。罗恩纳男也对文件的真实性确信不疑，他几乎一字不差地按照写给亚历山大的信中所讲的假情报来理解那些文件的内容。盟军的主攻方向在撒丁岛和伯罗奔尼撒，同时对西西里采取佯攻。接着是一系列进一步的报告和评论，尽管有人表示担心盟军丢了这些文件后，会更改计划，但所有的人都认为，盟军似乎一定会调兵攻打地中海东西两侧的目标，而不是攻打西西里。马丁少校的工作干得不错，“肉馅”计划成功了。

后来发生的事件才揭示出这次诈骗战有多么成功。正当“钢铁盟约”发生巨大危机的时刻，假文件影响了希特勒的战略思想，他丝毫也不怀疑这些文件的真实性。英美联军已发动了消灭在突尼斯的德国北非军团俏最后攻击，并将很快准备好下一次的攻势。但下一次攻势在什么地方呢？当马丁少校的尸体飘上岸时，希特勒正在准备一场历史上最大的装甲战——库尔斯克战役。经过1942 至1943 年冬季的大屠杀，他剩下的装甲兵力只够用于库尔斯克攻势，而顾不上对欧洲要塞南部壁垒的新威胁了。他从苏联战线抽不出一兵一卒或一辆装甲，而“肉馅”计划的文件却使他相信，他在地中海，特别是在巴尔干，这样写道：

“‘我……以最严重的关切注视着时局。’这是进入欧洲心脏的传统入侵路线……敌人在地方民族主义者和共产党暴动的支持下在该地区登陆，会导致……最可怕的局面，就是暴露东线德军的南翼，最后形成巨大的转机——英、美、俄三国对德国本土的联合进攻。”巴尔干半岛当时主要是由意大利人防守。意大利的高级指挥部部署了三十三个师防守希腊、爱琴海诸岛、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而德国1942年12 月1 日在希腊和南斯拉夫的兵力只有由六个师组成的一个集团军。其中包括精锐第七党卫军欧根亲王的山地师和在雄踞爱琴海要冲的海岛“克里特要塞”的一个伞兵师。但意大利作为一个盟国究竟有多可靠？党卫军保安局刚刚得到罗马的保皇党人密谋推翻墨索里尼并向英美投降的证据。正当希特勒在权衡库尔斯克攻势与“肉馅”计划的文件所暗含的需求时，这个发现引起了他战略思想上的大危机。如果意大利真的投降了，希特勒就得寻求新的兵力来代替巴尔干战场那三十三个意大利师，更不用说在苏联前线的十个意大利师了。

当希特勒和最高统帅部考虑这个问题时，伦敦监督处又搞了其它一些骗局给他们的恐惧心理火上加油。在撒丁岛的主要城市卡利亚里附近的海岸上，海水又冲来了一具尸体，死者身穿英国突击队制服，在他身上发现的文件表明，他属于一支正在侦察撒丁岛海岸的小部队。这具尸体是潜艇完成的又一次“安排”，是为了加强马丁少校的信件中所包含的对撒丁岛威胁。

然而，伦敦监督处并不是单纯依赖死尸来传播假情报的。一段时间以来，监督处的间谍就一直在向西班牙驻伦敦大使、第十代阿尔巴公爵雅各布·玛丽亚·德尔·皮拉·卡洛斯·曼纽尔·菲茨—詹姆斯·斯图·亚特散布有关盟军计划和军事行动的假情报。这位六十五岁的西班牙贵族是一个亲英派，与首相及其幕僚的关系非常密切，属于伦敦有地位有身份的人物。但对西班牙外交部长弗朗西斯科·戈麦斯·霍尔达纳伯爵不能给予同样评价了。霍尔达纳把驻英大使关于英国的报告定期交给德国驻马德里大使。英国反情报局和伦敦监督处都知道这个情况，他们毫不犹豫地利用这个直通德国外交部心脏的渠道来施展骗术。所以，警告柏林盟军准备进攻希腊而不是意大利的，正是德国驻马德里大使汉斯·海因里希·狄克霍夫。他的情报来源——霍尔达纳“完全可靠”。

希特勒终于不得不采取行动了。他在1943 年丐且12 只下达的一个指示中命令采取的措施，简直就是“肉馅”计划那些文件的概要：

“在即将结束的突尼斯战斗之后，可以预料，英美联军将试图继续在地中海迅速行动。可以认为，为此而进行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最危险的地区有下列各地：在西地中海，有撒丁岛、科西嘉和西西里；在东地中海，有伯罗奔尼撇和多德卡尼斯群岛”。“我要求所有与地中海防御有关的德国指挥机关迅速地密切合作，用全部兵力和装备，在所余不多的时间内，尽可能加强这些特别危机的地区。对撒丁岛和伯罗奔尼撤采取的措施要先于一切”。

最高统帅部迅速向受威胁地区派去了指挥官和部队。陆军元帅隆美尔被派到雅典去组织一个集团军。国家元首党卫旅被调到撒丁岛，又从驻法德军中抽出一个装甲师，装了一百六十列火车，开了七天，来到希腊。希特勒还批准从苏联前线撤了两个装甲师，准备用三百二十列火车，九天的时间，开到希腊。在第三帝国历史的紧要关头，这位元首的情报机关又一次辜负了他。

谍报局和党卫军保安局互相争风吃醋，简直不可能进行那种有助于赢得战斗和战争的冷静而合乎逻辑的判断。此外，恰恰在发现“肉馅”计划文件的时候，谍报局总部发生了一场浩劫，更增加了这些文件所引起的混乱。党卫军保安局者早就怀疑谍报局叛国，这时突然得到了证实。就在希特勒需要他能够得到的每一点一滴有价值的情报时，谍报局的一些头头却被投入了牢狱，撇下这庞大的机构，使其陷入一片混乱。谍报局已稳不住阵脚了，但党卫军保安局的大规模国外情报活动却尚未走入正轨，而且它对盟军在地中海意图的判断，加剧了希特勒对巴尔干的担忧。倘若谍报局全力以赴地工作，而不是瞻前顾后地看盖世太保的眼色行事，那还是有可能侦察出“肉馅”计划和“爱斯基摩人”行动的其它骗局的，至少他们会产生怀疑，但是他们没有全力以赴。

当陆军元帅隆美尔把他的大本营搬到希腊时，盟军于1943 年7 月9 日夜至10日凌晨在西西里登陆了。这在希特勒的大本营又是一个完全意想不到的事件。蒙哥马利和乔沼·巴顿将军的部队迅速攻占了西西里。德国参谋总部历来担心帝国受到合围，因为这样一来就没有人能够确定敌人下一步将从何处下手，而这样一种可怕的危机，已迫在眉睫了，盟军这次没有进攻巴尔干……他们将来不可以进攻吗？盟军的计划制订者没有忘记利用希特勒对“肉馅”计划被迫做出反应这个事例。他们把对“欧洲的柔软下腹的威胁搞得生龙活虎，这就为环绕登陆日所布置的一切掩护和诈骗行动奠定了基础。

“肉馅”不过是那些威胁中的一个，其巧妙程度和它在后来赢得的名声，使其它一些诱使德军开进巴尔干的同样巧妙的计谋黯然失色，那些计谋不仅要欺骗希特勒，而且还欺骗历史本身。

第四节 一塌糊涂的间谍计划

194 多年年中，伦敦成立了一个英美联合指挥部，以便为登陆日做好准备。指挥部的头头是一个四十九岁的坦克兵和炮兵军官弗雷德里克·摩根将军。他性格快活温雅，喜欢而且钦佩美国人。人们称他为“科萨克”（COSSAC）——这是用他的职称的全名“最高盟军司令兼总参谋长”中每个字的头一个字母拼写而成的。他的指挥部就设在圣詹姆斯广场上的诺福克豪斯。这是一所离皮卡迪利大街不远的舒适而幽静的房子，乔治三世就是在这里出生的；乔赛亚·韦奇伍德曾在这里建立过著名的陈列室，诺福克家族和英格兰的许多达官贵人都曾在这里居住过。诺福克豪斯与陆军海军俱乐部相距不远，因此“科萨克”的第一个作战计划——一个称之为“帽徽”的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诈骗计划——就是在这两个地方开会制订的。温盖特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坐在墙上挂着内尔·格温的裸体画像的俱乐部里，一边喝着白兰地，一边讨论欺骗众人的作战计划，实在是惬意的很。”“帽徽”是“杰伊”计划的组成部分。在卡萨布兰举行的联合总参谋部的会上，大家觉得英美军队要在1943 年越过英吉利海峡进攻欧洲是做不到的，原因是届时在英国不能集结足够的军队、舰艇和飞机来开展这样一个宠大的军事行动，因此便产生了“帽徽”这样一个诈骗计划。在那次会议上首相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就是绝对不能把盟军在英格兰的薄弱环节暴露给德国。要达到这一目的，就要佯装进攻法国，使希特勒不能把法国的部队调往急需增援的苏联和意大利战场。盟军最高司令部还期望，在加来海峡进行的一系列佯攻会使希特勒更加为那个地区的安全担心，因而被迫放松对盟国真正的进攻地点诺曼底的设防，而在加来海峡沿岸修建最坚固的防卫工事。“帽徽”计划的另一个目的是迫使德国空军与英国皇家空军和美国空军开展消耗战。因此摩根接到指示，制定一套“详尽的，贯串1943 年整个夏天的伪装和蒙骗敌人的作战方案，以期将敌人牵制在西线，给敌人造成一种假象，以为盟军将在1943 年举行横跨海峡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帽徽”计划的主要行动是“斯泰基”计划，按照计划，这个诈骗作战方案“将表示英军要沿加来海峡举行大规模登陆，并以两栖作战佯攻，把德国空军拖进一场长达十四天的疲劳战。”“帽徽”还包括另外两个规模较小的诈骗计划：假装英苏共同进攻挪威北部的“廷德尔”计划，和假装驻英陆军袭击布里塔尼里的“沃德姆”计划。全部战略计划由诈骗战术负责人比万上校和伦敦监督处的军官德里克·莫利少校负责执行，莫利少校代表伦敦监督处参加联合计划委员会。“科萨克”摩根负责制定计划，但“斯泰基”行动的指挥要掌握在战斗指挥部总司令、空军元帅特兰福德·利马洛礼爵士的手里，因为“斯泰基”的主要目的是诱使德国空军投入战斗并将玄摧毁。“帽徽”所用的方法不外乎佯攻、欺骗和恐吓，例如这里的部队转移了，那里的舰艇开航了，今天打一场空战，明天从无线电通讯中透露一些消息，有时通过报纸搞点暗示，或通过电台传播什么消息，以及派遣密探，在法国制造骚乱等等。当德国的情报人员把这些零散的材料拼凑在一起时，他们就会得到一个法国即将受到攻击的印象。

参加联合制定计划的人从一开始就遇上了一个大难题，1943 年夏季集结在英国的进攻部队还不如1942 年骚扰迪埃普时多，在这种情况下怎样才能使敌人相信盟军要进攻法国呢？“科萨克”估计到，德国也许会知道——或猜到——英伦三岛根本没有入侵欧洲所需要的大批军队。因此，“科萨克”认为现在唯一的办法是通过诈骗行动尽量夸大盟国在英国的兵力。例如，可以用报纸和电台散布关于进攻欧洲的谣言，促使英国老百姓做出反应，好像大规模进攻的准备工作确实正在进行着；或者在法国、比利时和荷兰等国的抵抗组织中开展活动，表示进攻行动将在1943年九月开始。

在最后这项决定中。潜伏着巨大的道义上和政治上的危险。当时的战时内阁已经看到，抵抗运动成员在这种情况下很可能认为大反攻真要开始了，从而会暴露自己，遭到德国人的镇压。尽管如此，伦敦还是认为，必须利用抵抗运动来有效地配合诈骗计划，以便使敌人相信他们所开展的地下活动是在为真正的反攻进行准备，否则“斯泰基”就不能令人信服。因此英国两个负责抵抗运动的秘密机关——特种行动局和英国政治战执行处受命制订了一个计划，于1943 年7 月18 日呈报总参谋部。

特种行动局和英国政治战执行处准备采取什么步骤使“斯泰基”“足以令人信服”呢？请看他们的建议（参谋总部接受了这项建议）：

“我们将于登陆日七天前发动一连串伪袋的政治攻势和颠覆活动，其规模大小必须足以使敌人受到扰乱和迷惑，而又不至于让抵抗分子过早地举行起义，从而使真正有关反攻的战略计划受到破坏。”上面所指的包括炸毁铁路、破坏德军指挥所、暗杀德国人员，以及破坏电传通讯和某些工业设施一它们将表明大反攻已经迫在眉睫，抵抗分子正积极准备配合这一行动。决策者希望（他们可能太乐观了），抵抗分子会适可而止，不至于走得太远。

这类诈骗计划还存在另一个潜在的危险。特种行动局和英国政治战执行处冷静而现实地分析了计划中存在的“问题”后指出：

“开展以上行动的时候，正值战争最严酷的冬季即将来临。敌占区的人民之所以能坚持抵抗运动，主要是因为他们期望着早日获得解放。由于采取这些行动，西欧各国人民将会在入冬前满怀希望地、急切地等待解放。”但他们的计划还是再一次过分乐观地估计了形势。他们认为，假如其它地区的战争能取得胜利，特别是与”斯泰基”同时展开的进攻西西里和意大利的战役，法国和西欧的人民也许能经得起失望的打击。计划写道：“在这种形势下，西欧各国人民将会懂得，‘斯泰基’的目的是转移敌人的视线，他们将从其它地区的胜利中得到鼓舞，继续保持战斗的士气。“其实，这不过是一种带有讽刺意味的危险的托辞罢了。

不过，为了防止抵抗分子突然展开公开战斗，计划中也规定了安全措施。

计划中规定：

“（一）在发动（斯泰基）攻击之前，要通过广播告诉这些部队，严格禁止他们在接到伦敦起义的命令之前采取任何行动。（二）在发动进攻前七天这段时间内，向爱国者空投传单和其它宣传品，通知他们即将进行的军事行动只是一次演习。”他们认为采取这些预防措施之后，“既可以蒙蔽敌人，又能使爱国者保持信心，相信他们的指示是正确的，严格执行今后的命令”。以上建议被批准了。但是“斯泰基”的决策者显然是在玩一种危险的游戏——用法国抵抗运动的命运来冒险。

他们用来指挥抵抗运动的方法也同样是在冒险。首先，他们建议利用英国广播公司来作为“诈骗行动的不自觉的代理人”，就是说，它对于有意泄露出来的即将开展的军事行动的消息，应当做出正常的反映，好像事前没有得到通知的样子，直到电台和报刊一起，被允许知道这是“军事演习”时为止。但是英国广播公司在全世界的新闻媒介中占据着特殊的地位，它之所以享有崇高的声望，是因为它报道的都是事实，而不是英国政府的宣传喉舌。

当广播已成为传播新闻的最主要的形式的时候，正是这种声望使它成为全世界最受尊重、听众最多的电台。在欧洲，大多数有收音机的人每天晚上冒着极大的危险收听从伦敦发出的那稳妥、真实而又直截了当的消息报道，他们都相信自己听到的是事实。可是，“斯泰基”的策划者却要利用英国广播公司制造全国总动员的假象，用来配合一次伪装的军事进攻，而这个意见居然被批准了。

他们还建议利用英国广播公司来指挥敌后的爱国主义运动。早在战争初期，英国广播公司就是伦敦和欧洲抵抗力量之间的联络渠道。当时制定了一套叫做“阿维斯”的通讯系统、播出的讯号叫做“方言”或“私人信件”，用适当的语种分两部分播送。第一部分是“A ”或”警惕”信号，其作用是通知对方注意，准备完成某项任务。第二部分是“B ”或行动”信号，其作用是向对方下达执行这项任务的命令。按照规定，只有负责执行任务的领导人才能听懂各种信号的含义，此外，特种行动局的行动处当然也知道这些秘密信号。

“私人信件”每晚七点半到九点由英国广播公司欧洲部从斯特兰德的布什大厦播出，播送前先放贝多芬第五交响乐的第一小节——用“V ”代表“胜利”——广播一般是十五到二十分钟。播音是这样开始的：“以下是私人通信。”接着播送通信的实际内容：“猫有九条生命。”然后是记录速度：“猫……

有……九条……生命。”以后是停顿，接着又开始播送：“降福仪式上有甜酒。”——“降福……仪式上……有……甜酒。”“牛跳过月亮。”“牛……

跳过……月亮。”等等。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些话是毫无意义的，但是对于那些懂得暗号的少数人，它们的意思很明确。例如，要他们炸毁佩里高的某段铁路线，或者是午夜之后开始警戒，准备在昂热接应派到那里去的特工人员。“月亮里装红象”——是要炸掉克莱蒙费朗的发电站；“罗密欧拥抱朱丽叶”——是说一辆满载德国陆军官兵的汽车将在奥利遭到伏击，等等。

这套联络系统以前使用的结果很令人满意，今后应当让它继续起作用。

可是“斯泰基”的决策者却想利用它来搞欺骗手段，而不是指挥战斗。在发动“斯泰基”进攻之前将向法国境内所有抵抗组织发出“A ”信号，但是不发“B ”信号，这样——假如他们能够服从伦敦的命令，——抵抗组织就不会提前起义了。

最后，在特种行动局和英国政治战执行处的计划里还潜伏着另一个危险。自从法国沦陷以后，特种行动局就不断从伦敦向那里派遣特工人员，把法国的抵抗分子组织成一支地下武装。那些男女特工人员接受指示去训练和组织爱国武装力量，教他们如何开展地下活动，如何使用无线电和伦敦联系，如何接应空投武器、枪弹、炸药和货币以及接应其它特工人员，并亲自参加各种地下活动（他们冒着巨大的生命危险去完成这些任务），把分散的法国抵抗分子组织起来，帮助他们展开活动，他们的任务一直完成得很出色。

以前从未利用他们（和他们所指挥的法国抵抗组织）来搞过诈骗战术。现在为了达到“斯泰基”的目的，那些预先到达敌后的重要特工人员以及在“斯泰基”行动之前被派去的特工人员都将不被告知“斯泰基”只是一次“演习”，他们也同样要被利用来充当诈骗计划的“不自觉的”参加者，并完成指派给他们的各项任务。

他们将把“斯泰基”当作一次真正的进攻。“斯泰基”的决策人认为，这样做能增加这个行动的“真实性”。他们再一次过分乐观地估计了形势，指望这些特工人员不会走得太远。

总之，“斯泰基”对法国地下运动和英法两国领导人都是一个十分冒险的计划。

因为盟国是想刺激德国对这次“入侵”做出反应，而德国为了保卫本身，就不可避免地要打击抵抗运动。正是这种可能性使美国驻英部队的司令雅各布·德弗斯将军十分担忧。他写信给华盛顿的美军情报首领乔治·斯特朗将军表示反对，他说：

“英国政治战执行处的‘斯泰基’计划会引起全国起义，从而损害整个抵抗运动。”但是作为联合保安处的成员，斯特朗过去曾赞成过利用法国抵抗运动（尤其是戴高乐派）来进行诈骗行动的做法。

尽管有这么多危险，计划还是获得批准了，“斯泰基”的进攻时间就定在1943年9 月9 日，准备工作也已经开始了。特种行动局已把这次行动的组织者空投到法国，以便为“进攻”做好准备。7 月下旬，在海峡这边的英国国土上，军队开始在田野上行进，成队的坦克向南方沿海开去，疗养和游览胜地突然关闭了，“进攻地区”的邮政和电话也中断了，英国皇家空军的战斗机成群结队地在法国上空进行挑衅飞行，报纸和电台也大肆鼓吹、宣扬进攻就要开始。

但这次诈骗计划突然乱了套，连许多计划的参与者都被搞糊涂了。摩根本人也抱怨说：“哪位好心人能告诉我，我应当说些什么，什么时候说，为谁说呢？”记者和广播员为英国政治战执行处有意透露的消息所鼓舞，不再局限于推测大反攻已经迫在眉睫了，合众社就向全世界宣告说：“据非官方人士透露盟军将在秋天进攻德国，英美联军将赶在苏联军队之前到达柏林。

各种迹象还显示，盟军可能于下个月内在意大利和法国登陆。”新闻记者把大量这类消息从伦敦发给世界各地的编辑先生们。英国广播公司在1943 年8 月17日广播了一项通告，使法国进入了高度戒备和期待的状态，通告说：

“……敌占国家的解放运动已经开始了。

当然，我们还不能透露进攻的地点，但是在沦陷区第一批迎接解放部队的人民将在最后时刻得到通知。

当我们期待在不久的将来能向听众播送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时，首先向你们提出一项呼吁：

现在，一切准备工作应当全部完成，整装待发的时刻已经到了。各界人士应当不遗余力地，为迎接法国领土的解放贡献自己的力量。

你们应当枕戈待旦，准备在解放祖国的事业中竭尽全力，这个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美联社和路透社转发了这条消息，使它成为全世界的新闻。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因而通知所有的爱国武装力量做好准备，迎接“随时可能到来的”盟军的进攻。合众社也乘机煽风点火，在从伦敦发出的消息中说：“据今天披露的消息，法国地下组织的领导人正在满怀信心地等待着即将到来的进攻法国的行动，同时，伦敦普遍认为，向西欧发起攻击的时刻已经迫近……”与此同时，内务大臣赫伯特·伯里森下令在英格兰东南部地区招募大批消防队员。坎特伯雷大主教号召全国人民为“即将进军欧洲大陆的人们”祈祷，丘吉尔在魁北克向加拿大人民广播演说时，保证在“秋叶落地之前”进入欧洲——虽然他没有讲从哪个方向进攻。

在二十天内进加来海峡上空的盟军飞机多达三千架次，这更加剧了法国的紧张气氛，好像马上就要发生重大事件。被这股“进攻热”点燃的起义烈火开始在欧洲西北部燃烧起来。一个星期之后，戴高乐司令部报告说，法国枪手在法国杀死了五百多个德国兵；一颗塑料炸弹在里尔炸死了二十三个德国军官，一列军车在第戎翻车，伤亡二百五十多人。在荷兰，唯一投靠纳粹的荷兰将军亨德里克·塞伊法德在海牙自己的住所外面被特种行动局的武装枪手击毙；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人质问德寇：“你们该卷铺盖滚蛋了吧？盟军就要来了！”在丹麦，一个德国军官在欧登塞被人用脚踏死；丹麦海军向瑞典投诚；一列德国军车在奥尔堡附近爆炸。到处都是暴动和骚乱，德国人不得不宣布实行军事管制。

正当海峡两岸的气氛日益紧张之时，大西洋彼岸的《纽约时报》在1943年8 月15 日头版以三栏的大字标题刊登了“艾森豪威尔宣布：军队整装待发”，和“盟军要求欧洲人民做好准备”的消息。世界各地的报刊也放出风声说，已经召开魁北克会议，来监督大反攻的进行。可是从法国传来的消息却令人焦虑：假如那种热烈的情绪不平息下去，抵抗运动将会发生重大动乱。

显然，政治攻势目前已经无法控制了。

因此，比万于8 月20 日召集全体参加诈骗行动的人员开会，决定由政治战执行处设法“制止”“做好准备”的运动，“防备敌人寻找借口把抵抗运动一网打尽。”这种情况生动地表明，利用广播和报刊来充当诈骗行动“不自觉”的代理人是一种多么危险的做法。政治战执行处也不得不向所有报刊编辑部发出一份秘密通知，指出：

（一）如果继续在报刊上宣传联合王国将于今年夏季对欧洲大陆发动大反攻，就会使人们严重曲解我们的军事意图，并使我国和敌占国的人民过早地心存希冀，这样做的后果将是危险的。

（二）情况简单介绍如下，请务必遵守并严守秘密。

（三）目前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是在今年夏季全面加剧敌人的紧张状态，使斯疲于奔命。为达此目的，最好的方法就是诱使敌人相信大规模登陆即将开始。同时必须避免引起欧洲敌占区人民提前举行起义，以及随后产生的失望和悲观情绪。此外，尽量避免在我国群众中造成错觉，不使他们以为今年夏季联合王国确实要进攻欧洲。

（四）今年夏季将举行大规模的陆海空三军联合行动。在努力达到预期效果的同时，我们也要尽一切可能防止盟国人民对进攻欧洲期待过早，所以，请务必不要就此问题继续发表评论。这道禁令发出之后，英国的报刊和电台立即停止了各种推测。但美国的情况却截然不同。到8 月28 日，法国的形势已变得十分严重。因此伦敦政治战执行处指示它在华盛顿的代表戴维·鲍斯·莱昂（此人是斯特拉恩莫尔第十四世伯爵的儿子，女王的亲戚，孟席斯的同事）向美国战争情报局递交了一封信件，提出“建议”说：“由于不断从法国得到消息，证明那里的人民正期待着大反攻，所以请特别注意，不要加剧那里的紧张局势。”他们希望战争情报局在“斯泰基”计划的登陆日之前“要停止一切关于进攻的推测”，在发动攻击之后，“在尽可能充分地报道官方对一行动所做的解释以及所取得的成果。”显然，伦敦没有估计到美国的宣传工具有多么巨大的能量，也没有估计到法国人民对德国占领军有多么深重的仇恨。但是，究竟怎样做才能澄清有关“反攻”的谣言，而又不让德国人看穿“斯泰基”的骗局呢？怎样才能不失掉抵抗运动的信任，保住英国广播公司的声誉呢？政治战执行处负责“帽徽”计划政治攻心战的皇家海军陆战队达拉斯·布鲁克斯将军在打给鲍斯·莱昂的电报中，作了这样的回答：把责任推到德国人身上。于是政治战执行处的战争情报局开动他们所掌握的一切宣传机器，极力宣扬说：

“警惕德国人的挑衅。我们已得到消息，证明德国人正在散布谣言，蛊惑人心。

他们扬言我正在沿海一带集结兵力，准备进犯大陆。千万不要听信这些谎言。他们的目的是制造假象，让你们上当！你们只应当按照英国广播公司的话行动。”与此同时，其它活动照常进行，一支“进攻舰队”开始集结在海峡沿岸，但是进攻日期一天天迫近了，德国人却没有任何上钩的迹象。英国皇家空军和美国空军出动大批战斗机和轰炸机达三千二百一十五架次，但是德国人却只回敬了三百六十二架次。

即使在进攻的前夕，德国空军在英吉利海峡上空也只进行了六次侦察飞行，在“登陆日”当天，只发现了八次侦察飞行，比平时还少。“斯泰基”没有引起敌方任何异乎平常的轰炸行动。只在9 月8 日——9 日夜间，有十架德国轰炸机从英格兰东部和东南部的上空飞过，向斯奈韦尔、塞福特、斯坦顿、赫普沃斯、东温奇和佩林等几个小村庄扔了几颗炸弹，只有哈斯丁一个港口受到一颗炸弹的轰击。至于那支所谓“进攻舰队”，只有四架德国飞机在它的上空盘旋了一阵。

在法国，德国空军的反应也同样“十分令人失望”，正像“斯泰基”的总结报告中所说的。9 月9 日，美国空军第八军沿法国海岸向德军目标出击一千二百零八架次。只是当他们袭击距巴黎很近的西班牙斯维兹飞机发动机工厂和博蒙特一瓦兹战斗机机场时，德国空军才出动飞机迎战。德国人后来用高射炮还击，第八军虽然击落十六架德国战斗机，盟军方面也损失了五架轰炸机和两架战斗机。此外还有一百二十九架战斗机受了伤，主要是因为遭到高射炮的袭击。仅仅为了一次诈骗计划，他们确实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德国西线部司令冯·伦斯德陆军元帅确信这并不是真正的进攻，所以德国空军只是处于二级戒备状态。“斯泰基”计划的重要目标（诱使德国空军投入一场长期空战）并没有实现。正如“斯泰基”的决策者后来所指出：

“在作战计划执行过程中，德军没有向我准备好的目标发动攻击。……

（德国方面）显然已经识破“斯泰基”的实质……因而推断，假如他们攻击有关的目标，无异于按照敌人的意图打仗，这是与德军的战术原则背道而驰的……这个方针可以解释为一种经济措施，也是再次拒绝按照我们的圈套投入战斗。”此外，英国海军部也报告说，德国海军对“斯泰基”的反应微乎其微。

他们注意到，在奥斯坦德和勒阿佛尔集结了进攻性的鱼雷快艇，在敦刻尔克和布伦集结了防卫性的快速扫雷艇。但是海军部指出，这种集结只可能属于正常的换防。在德军海岸防卫方面，只是当扫雷艇在9 月7 日准备从德国布雷区扫开一条通向“斯泰基”计划中的“登陆海滩”时，他们才开了一阵炮。

有一艘扫雷艇受了伤。照原来的估计，在发动攻击时，德国海岸炮兵一定会开炮还击，但事实上他们没有这样做；他们和空军一样，非常狡猾。关于“斯泰基”的总结报告说：

“德国人可能认为，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准确炮位，他们一旦开炮就会暴露自己的目标，不然很难解释他们为什么保持沉默。另一种可能是他们不肯暴露那些大炮的性能、精确度和射种，或是不愿意招引我们的报复性轰炸。

总之，海岸炮兵之所以保持沉默，是由于他们按照德国的规定。遵守绝不提前开火的原则。”德国西面部队的情况也一样。总结报告中写道：

“除高射炮之外，在行动过程中没有发现敌人调遣军队的军事活动。公路和铁路沿线看不到引人注意的动向，指挥部和防卫机构也没有发现明显的活动迹象。敌人的信号没有显示出值得注意的目标，也没有暴露异常征兆。”假如敌人的无线电活动能表明德国对“斯泰基”的反应，那未可以说，在那个炎热的夏季，这方面毫无反应。实际上，敌方的无线电活动在“登陆日”那天反而减少了。英国的无线电侦察系统一直严密地监视着德国的无线电通讯联系，结果只截获了一个有价值的电报——一个山崖上的俯视‘进攻舰队’的观察哨所在无线电中总问：‘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报告以这样一段话总结了“斯泰基”的全部行动过程。

“……看来德国方面已窥测到我作战计划的真实目的，因此他们的反应是，没有充分的理由绝不轻易暴露对付我进攻行动的军事部署，从而使英国渔利……他们采取了最低限度的‘保险’措施，来应付遭到攻击的可能性。”这就等于委婉地承认“斯泰基”已经遭到了彻底的失败。后来伦斯德澄清了他们失败的原因，他说：

“（英国的）行动太明目张胆了——（他们）

显然是在虚张声势。”事实上，希特勒也确信盟军是在虚张声势，因此他还从西线撤回了三分之二的兵力。从1943 年4 月到12 月，驻守西线的三十六师中有二十七个师被调到苏联、西西里、意大利和巴尔干地区——削弱了对付伦敦监督处指挥的“帽徽”行动的兵力，以便加强地中海地区的兵力来对付A 部分的“乔普林”行动。这次大规模调防包括五个装甲师，丙个摩托师和二十个步兵师，代替他们的是战斗力较差的二流部队。原来，大多数潜水艇作战队都在布列塔尼有大西洋港口上停泊。“帽徽”计划行动前，那里驻有四个步兵师和两个装甲师。但是当“帽徽”计划中专门针对布列塔尼一带的“沃德姆”计划实行时，德国对这个诈骗行动简直是不屑一顾，反而从那里调走了相当于一个装甲师和两个步兵师的兵力，而且把余下的坦克、大炮和士兵化整为零，当做补充兵源使用了。

马歇尔在1942 年英美双方关于“围捕”和“铁锤”这两项作战方案进行激烈争论时曾预言，大量兵力从布列塔尼撤退的结果，使那里的防守力量变得十分薄弱，因此原来所设想的用进攻或其它军事行动打开一个桥头堡，以便在1944 年展开全面进攻的计划，在1943 年就可以实行了。而鲁克和丘吉尔当时争论这个问题时曾大动肝火。实际上，虽然盟军在1943 年可供调遣的兵力和交通工具都很有限，但是他们仍然可以真正地从布列塔尼登陆，因为德军在那里的防卫力量“简直所剩无几了”，就像“斯泰基”的最后总结报告中所承认的那样。

伦敦监督处虽然没有因为”帽徽”和其它有关计划的挫败而垮台，但是也威信扫地了，特别是它在美国“科萨克”决策者当中的威信大为降低，因为如果“科萨克”当初能成功地挫败伦敦监督处的掩饰和诈骗计划，这次进攻是可能成功的。在随后的调查中，伦敦承认“帽徽”没有奏效，但同时又认为，这次行动也证明了另一个重要的事实——即法国的爱国武装力量在斗争的紧要关头能够保持临阵不乱。

总的来说，抵抗分子是遵守纪律的，他们服从伦敦的命令，如果能让他们保持信心，把他们武装起来，加以训练，那么在盟国真正进攻的时候，他们一定会发挥重大的作用。这倒不是伦敦监督处的功劳，而是特种行动局工作的结果。但是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特种行动局后来却为诈骗行动的失败付出了最高代价。当“斯泰基”尚未开始实施时，伦敦就不断地收到情报，说特种行动局的一些重要地下组织遭到了破坏，如果说德国人对“斯泰基”本身的威胁并不重视的话，他们对法国抵抗运动的危险却不敢掉以轻心。因此，当抵抗运动的领导人为配合“斯泰基”计划开始积极活动时，德国人就立即予以反扑，用残酷而狡猾的手段镇压了法国一些关键性的地下组织。因此，正如摩根后来所描写的，“斯泰基”执行的结果比“一塌糊涂”还要糟糕。本来它是为几个月以后的军事部署做准备的一个诈骗计划，完全可以当做一次混乱的军事演习计划而取消，结果却演变成了一场悲剧。

第五节 秘密战线

1943 年9 月3 日，希特勒就西线的战争发布了第二个决定性的指令。这项指令的编号为五十一，它向西线总司令伦斯德布置了希特勒击退盟军进攻的计划，希特勒并不怕盟军在1943 年发动大规模登陆。他和他的司令们公开蔑视“帽徽”和“斯泰基”之类的诈骗行动，因此他把驻防在海峡的大批军队调到苏联前线和地中海前线，以应付那里的威胁。但到了1944 年，形势就不同了，在第五十一号指令中他写道：

“一切迹象都表明盟军将最迟于春季之前向欧洲西线发动进攻，也许还会提前。不应当继续削弱西线的防卫力量。我已决定加强西线的防卫，特别是在我们准备与英国进行长期较量的地方。因为那里正是敌人必须攻击而且想要攻击的地点；除非我们所看到的一切都是为了混淆视听，否则决定胜负的战争一定会在那里进行。”虽然第五十一号指令只印发了二十七份，但是三个星期以后，它已经摆在百老汇孟席斯的办公桌上了。这个指令起码是通过两个不同的途径到他手里的，“超级机密”给他提供了一份文件的摘要（它以往也总是这样处理希特勒的指令的）。另外一份更详细的材料是通过一个美国的情报来源获得的。

设立在埃塞俄比亚阿斯马拉市的美国无线电情报处的一个活动站截获了这份密码。为了使盟国的高级指挥员能够及时了解德国军队的情况，英国建立了一个代号为“战神”的大型情报机构，它的总部就设在伦敦牛津大街一家被征用的百货商店里。“战神”对美国设在阿斯马拉市的情报站以及它的情报来源极为重视。

希特勒向美国宣战时，曾和日本签订了一项互助条约，规定两国要充分交换有关情报。因此，派驻德国和欧洲其它各国的日本使团可以得到各种有关纳粹帝国的政治、经济、工业、军事活动和武器装备等方面的情况，驻柏林的日本大使大岛浩的办公室变成了一所大规模的情报交换站，交换的情报包括有关纳粹占领下的欧洲的各种材料。其中最重要的情报就是通过柏林的高速电传打字机“哑谜”机，用密码发到东京的帝国总指挥交换。盟国探测到这个电波之后，美国就根据有关密码分析的半球秘密协定，在阿斯马拉建立了一个监听站，有三百多工作人员。

由柏林发出的电报在阿斯马拉被截获之后，就被译成密码，通过无线电电传发到设立在离华盛顿市中心三英里处的阿林顿别墅和离首都五十英里的弗吉尼亚牧马场上一个叫文特山农庄的旧庄园里，那里是普雷斯顿·科德曼上校所领导的无线电保安处的活动基地。无线电保安处将密码破译以后，把电文再发送到大西洋彼岸一个设在大英博物馆附近的地铁戈奇街站台下面一百英尺深的美国信号中心。然后按照十分严格的手续，把电文从那里分发到各有关部门，这样就能保证全伦敦知道材料来源和材料内容的人不会超过二十个人。由于这些情报和“霸王”计划有关，电文也发送到设立在诺福克豪斯的“科萨克”的作战情报处，这个部门由英国人福尔特准将和美国人詹姆斯·柯蒂斯上校领导，工作人员都是经过严格的安全审查和最受信任的少数军官。他们把阿斯马拉——和包括“超级机密”在内的所有其它情报来源——所得到的情报汇编成每日情报简讯，叫做《尼普顿箴言报》。他们还编印另外一份内容更加全面而深入的周报，叫做《战场动态报》。遇到有重要情况的时候他们就出紧急情况快报，此外他们还编写关于德国军事、技术和人事发展方面的长篇文章，所有这些都被极为小心谨慎地送到“科萨克”和直接参与“霸王”计划行动的部门去传阅。

从阿斯马拉弄到的第五十一号指令的文本包括大岛浩所搜集的一些重要资料。大岛浩既是一个能干的外交家，又是一个精明的军人。他曾在1943年10 月巡视了从斯卡格拉克到西班牙前线那一段大西洋防区，并把设防的情况用无线电报发回本国，每星期发报两次，每次电文长达一两千字。伦斯德把他已经汇报给希特勒的情况向他做了详细的介绍：与苏联前线相比，面向英国的海岸守卫力量十分薄弱；他手下所有的师都编制不足，士兵的武器，特别是反坦克武器，急须更新和补充；机动运输力量严重短缺，在很大程度上还得依靠马拉的车辆。大岛浩把所有这些情况，连同许多其它情报，都用参谋总部特有的准确明白的语言，从他的大使馆向东京作了汇报。他的汇报被阿斯马拉截获了，当这个情报到达东京的同时，它也到了华盛顿和伦敦。

“超级机密”为“战神”提供的情报，证实了从阿斯马拉截获的情报是真实可靠的，因为谁能断言伦斯德不是在有意蒙骗大岛浩呢？到1943 年年中时，“超级机密”每天大约能提供两三千字、有时甚至四千字的德文密码电报。这些电报中，有伦斯德和其它西线指挥官每日及每周的汇报，其中包括西线各军团的兵力和装备情况，详细程度往往到连队一级。在这些似乎枯燥无味的材料中有关于大战的最宝贵的情报，因为它全面显示了德军各师的驻防地点以及它们在未来战斗中的作用。“战神”逐渐勾画出一副完整的西德军战斗的序列的轮廓，对制定作战的计划部门来说，能对敌人了解到这种程度，在历史上也是罕见的。“超级机密”还发现伦斯德和希特勒一样，认为盟军会从加来海峡发动进攻；而进攻计划的基本策略就是设法使敌人产生这样的错觉。因此到1943 年年底的时候，“超级机密”已经不单用于策划进攻欧洲的战略和战术了，它对准备用来掩护进攻行动的诈骗作战计划也有很大影响。

由“超级机密”和在阿斯马拉截获的密电并不是“科萨克”唯一的高级情报来源，机器尚未完全取代间谍。从1942 年3 月开始建立大西洋防线时，它就成为英国情报局和与其使用的其它组织，尤其是特种行动局的首要目标了。特种行动局虽然并不负有搜集情报的责任，实际上它也能提供关于德国部队的大量消息。其中大部分情况是通过法国地下组织得到的。在这方面，活动在海峡沿岸的一个代号为“世纪”的右翼组织起了很突出的作用。邓德代尔司令是负责处理“世纪”所搜集的大量材料的军官。邓德代尔到巴黎后不久，他的朋友柯恩就在昂蒂布角修建了一所别墅，名叫塔尼梅拉，邓德代尔成为这所房子里的常客。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柯恩回到法国，参加了法国军队。在色当打仗时被俘了，后来又逃跑，到了波尔多。在那里他通过天主教的关系认识了一个耶稣会会员，此人曾在法国的间谍机关工作，对象是英国，现在又在为英国服务，对象是德国。他就是声名赫赫的“克劳德·奥利维尔上校”，真名叫做阿诺德，以煤炭商人的身份为掩护。奥利维尔正在着手为英国情报局建立一个代号叫“阿米克玉石”的地下组织，这个地下组织和耶稣会以及铁道方面有密切的关系。奥利维尔请求伦敦批准，让柯恩当他的副手，邓德代尔表示同意。

1943 年，“阿米克玉石”成了英国情报局在巴黎和法国北部所建立的最大的一个秘密组织（英国情报局领导下的地下组织都用它们的领导人的代号拼写成玉石的名字来命名的，因为奥利维尔的代号是“上校”，柯恩的代号是“海军上将”，所以把这两个称呼开头的字母拼起来就是“阿米克”）。

它的成员发展到一千五百多人，其中许多人是耶稣会会员、铁路上的工作人员，以及法国的退伍军人。虽然经过敌人的残酷搜捕，伤亡很大，这个组织还是坚持了下来。在所谓“雷神”扫荡中，奥利维尔侥幸脱险。在埃特瓦尔附近一所公寓的楼梯上，他被埋伏在那里的党卫队保安局的特务击中，子弹穿过他的右臂，支气管也受了伤。但是在大量流血濒于死亡的情况下，他居然从迂回曲折的楼梯上逃了出来，跑到街上，他很幸运，立刻就找到一辆出租马车。他跳进马车后座，命令车夫把他拉到香榭丽舍。当那辆破旧的马车轰隆隆地响着颠簸前进时，他在座位上找到一段金属丝，把它扎在胳膊上代替止血带，这样救了自己的命。然后他跳出马车，消失在富凯一带的人群中。

“阿米克玉石”组织的活动地点就设在圣阿戈妮修道院里。这是大约二十世纪中期在耶路撒冷成立的一个宗教兼军事团体“拉扎里特”的一个分支。

修道院坐落在桑德大街第一百二十七号，是圣安妮疯人院高墙下面一座外观粗陋的旧建筑物。修道院女院长亨丽埃塔·弗雷德女士和几个修女在院内负责管理来往的信件，惨道院成了孟席斯在巴黎的一个主要无线电通讯中心，是英国情报局发回伦敦的消息的集中地点。在院内圣器收藏室上面的一间小阁楼里藏着一部无线电收发报机，在巴黎的许多地方一包括斯克赖柏饭店的阁楼上——都没有无线电分站。

奥利维乐和柯恩从这里搜集有关德国军队的情报。特别是关于战斗序列和铁路上的军事动向的情况，柯恩成了秘密活动的能手，不愧是一个受信任的有才干的谍报人员。他不搞情报活动时，就经常躲在圣器收藏室上面的阁楼里，把一些莎士比亚的著作翻译成保加利亚文。英国情报局通过柯恩和“黑色乐队”建立了联系。“黑色乐队”在巴黎的核心人物就是举止文雅而有教养的法国军事总督卡尔·海因里希·冯·施图尔纳格尔将军。他的办公室设在默瓦瑟饭店里。但英国情报局仍然只把“黑色乐队”当作一个情报来源。

柯恩获得情报的主要渠道，是通过施图尔纳格尔将军对这个联络渠道的存在，很可能是心照不宣的。这个人有机会接近军事总督的保险柜，他经常在圣母院僻静的角落里把许多有价值的文件交给拉扎里特的某个修女。但是在1943 年5 月，柯恩的首要任务是尽一切力量了解大西洋防线情况。

攫取大西洋防线秘密的活动一开始就交上了好运气。1943 年5 月初，在卡昂市政府大楼外边贴了一张布告，要招聘工人，修理“托特”公司的总部。

“托特”是德国一家承包军事工程的企业，现在正负责修筑防御工事。“世纪”组织的一个成员勒内·迪歇是一个油漆匠（“世纪”通过一个法国退伍军官的秘密组织“索西斯”与“阿米克玉石”建立了联系）。他看到布告后决定前往应聘，以便有机会到“托特”公司的总部去看个究竟。他发现有一件活计是在卡昂的已加代尔大街“托特”公司技术部给工头施内德雷尔的办公室裱糊墙壁。他就到那里去要求见工头施雷德雷尔。施内德雷尔身着镶饰银钮扣的“托特”公司制服，详细地向他说明了他要用什么样的图案布置他办公室的墙壁。他觉得在浅黄色底子上配蓝色肩扛大旗的古代斯堪的那维亚人的图案一定会漂亮，但他也喜欢银色的大炮图案配以海蓝色的底子。他们俩人翻阅了一下迪歇的图案册，施内德雷尔请迪歇第二天再来，那时他就能做出决定了。第二天，迪歇如约来到办公室，工头正坐办公桌前，桌上摆着几张图纸。他看见最上面是一张诺曼底沿海从港口到瑟堡一带的地图。这是在蓝色的制图上用重氮染色的方法印制的一张图，上面印有“特别施工计划，绝密”的字样。施内德雷尔决定录用迪歇（报酬十分低廉，只有一万二千法郎）。选好了糊墙纸以后他说，他还要出去参加一个会议，就把迪歇留在屋子里进行准备工作。迪歇走近办公桌观看地图时，一眼就看到“最优先重点工程”这样的几个字，刹那间，他明白这是什么东西了：这就是从勒阿弗尔到瑟堡之间防卫工事的蓝图。他小心地把地图拿起来卷好，藏好地图，施内德雷尔就回来了，他让迪歇下星期一再开始干活。

等到星期一迪歇带着糊墙纸、小铁桶、刷子和浆糊来干活时，他发现施内德雷尔已经到圣马洛去了，巴加代尔大街没人知道给他的办公室裱糊墙壁的事。他们不准他进去干活，叫他过一个星期再来，迪歇大声和他们顶撞起来。这时一个名叫阿达贝特·凯勒的工头从办公室走出来，想看看他们为什么争吵。迪歇解释说，他是被雇来给施内德雷尔的办公室裱糊墙壁的，假如凯勒让他进去干活，他情愿白给他把办公室裱糊一遍，不要钱。想到能使自己肮脏的办公室重见天日，凯勒不由得高兴起来，就同意了。1943 年5 月13日，星期三，上午八点迪歇开始进去工作。快下班的时候，他取出仍然藏在镜子后面的地图，和几张糊墙纸卷在一起，然后带着他的工具通过岗哨走出大门。周末的时候，这张地图已经到了巴黎的“索西斯”的总部里，他们在那里把地图复制下来，原件送到圣母院，交给扎里特的一个修女。由她把图带到修道院，然后安排柯恩亲自乘飞机送回伦敦，没有通过秘密“信件”的渠道，复制品就留在法国，作为“世纪”组织绘制全面的从瑟堡到特鲁维尔一带防线的地图的依据——这正是盟军准备登陆的地区，但是“世纪”和“索西斯”都不知底细。

“战神”就是用这种出奇制胜的方式开始搜集有关大西洋防线最机密的情报的。这条防线尽管有许多缺点和漏洞，仍然是盟军进攻欧洲最难克服的障碍。到了1943年12 月，盟军的智囊团已经通过谍报系统和空中侦察掌握了有关沿海防线的大量的详尽的材料，他们对于敌军的防御工事和战斗序列的情况全部了如指掌。但他们所了解的情况仍有漏洞，险些使他们的进攻毁于一旦，未来事态的发展将表明，德国人在使用欺骗手段方面的本事也是相当高明的。

情报战的另一个攻击目标是陆军元帅隆美尔。希特勒先是派他到大西洋防线进行了视察，1943 年12 月31 比又派他去指挥驻防加来海峡的德国陆军第十五军和驻防英吉利海峡沿海登陆地地区的第七军。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因为隆美尔不论走到哪里，马上就开始进行繁忙的防卫活动，同盟国目前迫切需要了解他打算把防御力量集中在哪些地方。“战神”的研究结果表明，如果加来海峡是防守的重点，那就可以推断，德国最高统帅部准备在那里迎击盟军的主要攻击。但是“战神”指出，假如隆美尔把兵力集中在诺曼底，就可以断定最高统帅部已经识破了盟军的真实意图，这样在登陆日进行突然袭击时就不能占上风了。“战神”对所有情报材料，尤其是空中侦察所拍的照片，都进行了仔细的研究，想从中看出隆美尔的蛛丝马迹。1943 至1944 年冬季，各种迹象都对“战神”表明，他仍旧把主要兵力集中在加来，这样一来，盟军的高级指挥官就可以对前途持比较乐观的态度了。

但正在这时，新的因素出现了，扰乱了登陆日的准备工作。盟国的情报工作虽然搞得十分出色，“霸王”计划的决策者仍然觉得“遥远海岸”神秘莫测。它像传说中莱茵河上诱惑船夫的女妖罗勒莱一样，使人既想接近她，又害怕她。这是因为“战神”中大多数人都深信，希特勒将在登陆日拿出他的秘密武器。据说这秘密武器能粉碎空中的飞机和海上的舰队，把进攻部队打得落花流水。没有人知道这种武器到底是什么样，但大家都相信希特勒起码掌握着一种这样的武器。欧洲到处有人在猜测，它们究竟会是什么样的武器，有人猜测是远程火箭或使人致死的射线，也有人猜测是放射性尘埃。各种各样的猜测都有，简直达到荒诞不经的地步。希特勒又乘机大肆吹嘘造谣，结果使他所谓秘密武器变得像当初进攻英国的“海狮”计划和十六世纪西班牙的无敌舰队那么可怕了。

希特勒在对付进攻萨莱诺的舰队时使用了大量无线电制导火箭，后来他的新式无线电制导的H3293 型滑翔式炸弹在地中海又给盟国的船只造成过重大的损失，这些都加深了盟国的恐惧。尤其令人不安的是，在加来海峡沿岸一带的许多小村庄里突然出现了大批钢筋水泥的设施，在那些建筑物里面，一定藏有某种远射程的大炮，它们不仅能给英国城市带来新的灾难，而且可以严重破坏盟军集结在英国南方准备在反攻时使用的大批舰艇和物资。但装的是什么弹头呢？是炸药？是滑翔式或火箭式炸弹？是某种化学武器或细菌武器？还是原子弹？英国情报局和特种行动局绞尽脑汁通过一切可能的情报渠道弄清这些秘密武器的底细：它们是在哪里制造的？部署在什么地方？如何摧毁它们？

英国情报局和盟军的高级指挥官已偶然听到有关德国的两件秘密武器、V1 型和V2 型火箭的一些情况，英国情报局于1943 年3 月22 日开始向德国的导弹规划发动情报攻势。当时，非洲军团的两个德国将领托马和克鲁维尔被俘后第一次在“伦敦笼”见面，那是肯辛顿宫廷花园里一所专门用来审讯德国高级战俘的宅第。在此之前，英国情报局由于受到“奥斯陆报告”的启发，曾怀疑过德国军队正在研究制造这种武器。从前“奥斯陆报告”中所揭露出来的事情都得到了证实，但是百老汇总是担心，怕其中有关导弹的研究和发展的报告是德国人有意设下的圈套，为的是使他们的情报机关和空中侦察人员徒然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漫无边际地去拽寻不存在的东西。但是当那两个德国将军在一间设有秘密录音装置的房间里会见并开始谈话以后，这种担心便消失了，因为托马“对伦敦尚未被火箭炸成一片废墟表示惊讶”，他还讲了他在德国一个火箭发射场参观的情况，说那里正在进行巨型火箭的试验工作。英国情报局的琼斯博士和他的同事弗兰克博士得知这一情况后，把托马的供述和其它资料做了对照，得出的结论是，有关德国火箭的报告不全是吓唬人的宣传，它们确实存在。

1943 年4 月11 日，孟席斯把一份备忘录呈交给帝国参谋总部副总参谋长阿奇博尔德·奈爵士将军，详细列举了自1942 年12 月以来英国情报局所获得的有关德国导弹的各项情报。伊斯梅将军在1942 年4 月15 日将这份备忘录以摘录的形式交给了丘吉尔，他在摘录中写道：“参谋长们认为您有必要了解德国试验远程火箭的情况，尽管报告在细节方面与事实有出入，但自1942 年末以来，我们已接到五项有关此事的报告，这个事实本身就表期报告的事情是有根据的。”伊斯梅还向首相表示，参谋部建议指定一名调查官专门负责情报战。他们建议，此人必须有权调用科学界和情报系统适当的人员。

丘吉尔表示同意，并提名由他的女婿邓肯·桑兹担任调查官，桑兹是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马格达伦学院的毕业生，做过外交官，是政府中一位年轻的实权派人物，曾指挥过英国第一个防空火箭团。

在桑兹的领导下，调查工作紧张地进行起来，特别是在空中侦察方面，有关德国火箭发展的情报源源不断地涌来，其中很多情况涉及到位于波罗的海一个小岛上的叫做皮奈蒙德的地方。于是开始派间谍深入那个地区，并从空中对皮奈蒙德进行摄影。但他们仍然认为那里的设施可能是伪装物，直到后来用巧妙的科学推理的方法——以及“超级机密”——证实它不是骗局为止。德国空军部门的一个职员发了一份报单，要求给德国各试验站发汽油配给券，名单的顺序是按照各站任务的轻重缓急排列的，皮奈蒙德被排在最前面。当这份报单落到英国情报员琼斯手里时，他写道：“据我看来，这张汽油配给单帮我们下了结论。它说明皮奈蒙德的情报是确有其事……”对此提供另一个确凿证据是“超级机密”。琼斯相信德国人一定会用雷达来测定火箭试验飞行的效果，因此他要求布莱奇利的密码解析员注意寻找表示德国雷达部队调往波罗的海沿岸的讯号，这个讯号很快就出现了。而且，跟踪导弹轨迹的雷达部队用来播发测量结果的简单的密码讯号也被截获了。

从那些被截获的讯号中，琼斯不仅能确定发射场的位置，而且还能得到关于导弹性能的情报。

来自其它渠道的情报提供了更多的材料，帮助他们进一步掌握了德国导弹的制造地点和加来海峡那些奇怪的建筑物的作用。这时又送来了“里斯本报告”，于是所有的难题都迎刃而解了。虽然，他们始终没能搞清到底是谁把这个报告交给了英国情报局设在里斯本站站长的，但报告的来源是路德维希·格雷这一点几乎是确定无疑的。他是谍报局的军官，也是“黑色乐队”的骨干。这个报告比较详细地说明了希特勒的V 型武器的发展规划，这对于盟国是一份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报告说：

“希特勒最近率内阁成贝到皮奈蒙德视察V1 和V2 两种武器。约在6 月10日，希特勒参对加集会的军队领导人说，德国只要坚持下去就能胜利，因为在1943年年底之前，伦敦就会被夷为平地，英国将被迫投降。目前已决定把10 月20 日定为发动火箭进攻的日子。希特勒下令制造三万发A —4 型飞弹（V2 原来的名称），不过这是超越现实可能的。两种V 型武器的生产都被列为最优先的任务，并从防空武器和大炮生产部门抽调了一千五百名熟练工人来完成这一任务。”这个报告证实了敌后特工人员、空中侦察和“超级机密”所得到的情报，它的内容的确令人瞠目结舌。因此决定对所有已知与希特勒的V 型武器有关的地方发动一次全面攻击。从1943 年夏未到秋季，英美两国的空军不断轰炸他们所能找到的每一座工厂，每一个发射场和每一列可疑的火车。但其中最引人注目，也是最有决定性的空袭发生在8 月17——18 日的夜间，这是皇家空军所发动的一次巧妙而凶猛的攻击，代号是“九头蛇（Hydra ）”。

这次空袭是大战中最有决定意义的一次空中战斗。共有七百三十名与各种秘密武器生产有关的人被炸死，其中两个科学家——提尔和瓦尔特——是关键性人物。但同时被炸死的还有几个从卢森堡化装成工人混入基地的英国情报局的谍报人员。英国皇家空军共损失了四十一架轰炸机，但哈里斯的策略避免了更严重的损失，因为大约有二百零三架德国战斗机被诈骗行动牵制住了。德国空军后来报告说，假如没有这个诈骗行动，以及随之而来的混乱局面，在这样晴朗的夜晚，它可以打下二百架英国飞机。德国空军在战斗中有数架战斗机被击落，单是在勃兰登堡的一个机场就有三十多架飞机降落时坠毁。这次奇袭使希特勒和戈林气急败坏，他们把责任全部推到空军总参谋长汉斯·耶舒恩纳克头上。在空袭的第二天早上，耶舒恩纳克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用手枪自杀了。

希特勒下令把所有重要的科研活动和生产设备都从皮奈蒙德撤出来。新的试验基地设在克科夫和勒沃夫之间一个波兰军队的旧靶场上——这一带正是伦敦领导下的波兰持工人员活动频繁的地区。为了使德国的工业基地免遭袭击的灾祸，导弹生产转移到哈尔兹山里一个代号叫“中央工厂”的地方，那是世界上最大的地下工厂——它由科恩施泰因山下两条乎行的隧道组成，每条隧道长一点二五英里，相距四分之三英里，由四十六条地下通道连接起来。在这里工作的有一万六千名苦力和两千名德国技术人员——以及一些英国情报局的间谍。希特勒期望用他们制造出来的武器毁灭伦敦并把进攻加来海峡的盟国军队打个落花流水。

希特勒还有一件使人捉摸不透的秘密武器，连盟国也感到害怕——那就是“伦敦炮”，希特勒把这个奇妙的武器叫做V3。它可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除原子弹以外最离奇的武器。德国计划生产五十门“伦敦炮”，每门炮的炮筒长四百一十六英尺。炸药引信按一定间隔安装在炮筒里，通过发火装置，它可以发射载重五十五磅烈性炸药的炮弹，射程可达一百英里，发炮速度是每小时六百发炮弹。这样威力巨大的大炮可以轻易地用烈性炸药和燃烧弹头使伦敦毁于一旦。

虽然V 型武器还一弹未发，可是希特勒的恐吓战术却已收到预期的效果。针对V 型武器而发动的情报战获得了不寻常的成功，但与此同时，对导弹制造厂和发射基地所发生的大规模攻击，却使盟军大大偏离了与大反攻直接相关的主要战略目标，盟军仍然在为这些武器究竟有多大的威力而伤脑筋。然而，希特勒的恐吓战术还产生了另一个奇妙的效果，就是希特勒本人也开始相信自己的宣传了。他认为单是把秘密武器布置在加来海峡这一点就构成了有力的威胁，对盟国的战略计划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只要盟国进攻欧洲，就必然要进攻加来海峡。而盟国的秘密机关千方百计所要达到的目的，恰恰是让希特勒相信这一点。

虽然搜寻V 型武器花费了盟军很大的精力，可是他们并没有忽略德国可能拥有另一种对战争有决定性影响的武器——原子弹。希特勒在盟军发动总攻的时候，甚至在此之前，会不会使用原子弹呢？伦敦和华盛顿没人能回答这个问题。照理说这是可能的。大家都知道，德国人在核裂变方面的研究是先进的，早在1939 年他们就开始积极研制这种武器了。与此同时，英国的情报机关也在积极活动，想弄清德国人到底在研究什么东西，进展如何，以及消灭这种武器的方法（假如可能的话）。英国情报局的任务十分紧急，为完成这个任务，他们立下了汗马功劳，写下了大战中最光辉的篇章之一。

英国情报局第一次“交了好运”是在1939 年，当时“奥斯陆报告”表明，德国人实际上正在积极研究原子弹。后来，他们又发现这种研究是和重水的生产密切相关的。生产重水要消耗大量电能，而且只有在挪威南方哈丹格高原上一个尤坎小镇上的韦蒙克工厂里才可以生产这种物质。随着挪威的沦陷，德国人占领了那个工厂，从此可以很方便地进行重水的生产了。

孟席斯和他的部下对于原子物理这门神秘的科学几乎一无所知，只知道它可以产生世界上迄今为止最厉害的杀人武器。但假如德国在科研和生产上使盟国有机可乘的话，那一定是在挪威。因此孟席斯把领导情报战的责任交给了英国情报局挪威组的组长埃里克·威尔士海军少校。威尔士是一个学识丰富的军官，对挪威的了解相当深入。他在那时曾经管过几年化工染料制品厂，并且娶了一个挪威妻子。他了解尤坎镇的地理情况，认识那里的很多人，而且知道应当怎样打入工厂并把它炸掉。

1941 年10 月，丹麦的地下秘密情报机关“王子”给英国情报局发来一封电报，促使他们立即采取紧急措施。电报说尼尔斯·博尔最近接待了一位来自德国的客人。博尔是一个丹麦物理学家，在各国从事原子研究的科学界人士中，他扮演着一个类似忏悔神父似的角色。来访者维尔纳·海森贝格教授是德国从事原子弹研究工作的著名人物，他向博尔提出一个难题。海森贝格问道，一个物理学家，即使在战争时期，参加这样杀伤力巨大的武器的生产是否符合道义？博尔反过来向他提了一个问题：海森贝格是不是想说，德国人认为制造这种武器是切实可行的。海森贝格难过地说，情况确实如此。

这次谈话使博尔十分震惊，他向“王子”发出警告，“王子”又转告了伦敦。

博尔认为德国人很快就能制造出原子弹。他的意见促使伦敦刻不容缓地行动起来。

于是英国情报局求助于列夫·特龙斯塔德教授。他是个年近四旬的化学家，曾参加建设尤坎镇的重水工厂。特龙斯塔德现在是挪威流亡政府第四局——秘密情报局的局长，他手下有个叫艾因纳·斯金纳兰德的谍报员，老家就在尤坎镇。1942年3 月29 日，斯金纳兰德在尤坎的上空跳伞降落在哈丹格高原的荒野上，准备建立一个谍报站。他很快就和韦蒙克工厂的总工程师约马·布伦建立了联系。布伦告诉他，德国人正在工厂加紧生产重水，斯金纳兰德把这项情报用密写的方法经由斯德哥尔摩通知了伦敦，随后就接到指示，叫他设法搞到工厂及其周围环境的详细的地图和照片。在布伦的帮助下，他收集到了必要的材料，制成微缩照片，然后装进一简牙膏里，偷偷带到斯德哥尔摩。这个材料送到伦敦后，英国情报局对它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孟席斯向联合情报委员会建议立即摧毁韦蒙克工厂。联合情报委员会表示同意。

因此制定了一个代号叫做“新手”的作战计划。

这是一个大胆的作战计划。四十个伞兵将分成两队乘滑翔机阵落在哈丹格高原上，然后从斯金纳兰德的基地出发去奇袭尤坎的工厂，迅雷不及掩耳地将它摧毁。“新手”行动的先遣队按照计划在1942 年10 月8 日安全降落。

与此同时，布伦也到了伦敦。

他是先从尤坎镇跑到斯德哥尔摩的，在那里躲在一架“蚊式”飞机的炸弹舱里，飞回了伦敦。他亲自给“新手”行动的成员介绍了当地气候、德国卫兵和机枪位置等情况，告诉他们怎样从高原摸进韦蒙克工厂所在的深谷，那个工厂就坐落在一条水深流急的河流旁边。不幸，“新手”行动部队始终没能到达工厂。他们的滑翔机由于天气恶劣，在挪威上空强行着陆，凡是活着的人都很快被德国的滑雪巡逻队俘虏了。德国人把伤员打死，其他人审问之后，也全部枪毙了，虽然他们穿的都是英国军服。德国人明白这些伞兵的进攻目标就是尤坎镇的重水工厂。这次行动的后果可想而知：工厂周围的警卫加强了。

“新手”行动的失败使伦敦很不愉快。但他们绝不能让工厂安然无恙，必须尽快把它破坏掉。特种行动局挪威组的组长杰克·威尔逊上校奉命组织第二次攻击——即“加纳塞德”计划。这次行动计划得很周密，根据布伦介绍的情况制作了一个巨大的工厂模型，上面不但有工厂，而且还有工厂周围的地形。威尔逊从挪威皇家陆军的志愿人员里挑选出它的队员。对他们进行了长期和充分的训练。为了防止泄露“加纳塞德”行动的秘密，训练是在“第十七站”进行的，那是苏格兰一个特殊的训练学校，把其它谍报人员全部都搬出去了，他们主要的破坏目标就是韦蒙克工厂里的十八个不锈钢的高浓缩电池。按计划参加“加纳塞德”行动的成员在着陆时由“燕子”（这是给原“新手”行动先遣队新起的代号）接应他们。目前，那些“燕子”的处境也十分险恶。“新手”行动受挫之后，他们就在哈丹格高原上潜伏下来。高原上地形险峻，到处有高山冰川，悬崖峭壁和急流险滩。他们的食品早就吃光了，猛烈的风暴又使得皇家空军不能给他们空投给养，在冰雪覆盖土地上很难找到野生植物充饥。但是如果没有“燕子”的协助，“加纳塞德”计划就不能成功。

1943 年2 月16 日，“加纳塞德”动开始了。当他们被空投到和“燕子”的藏身之所相距二十八英里的斯克吕肯万附近的时候，没人知道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样的命运。行动队安全降落，天气也开始好转，那种可以把人从地上卷起来又摔到冰雪上的怒吼的狂风渐渐平息了。后来又起了暴风雪，阻碍了他们的前进。但是当他们接近卡龙肖湖的时候，终于看见了“燕子”的两个成员，这两个人看上去活像斯各特那幅有名的南极探险油画里的人。事实上，他们的处境也确实很糟糕。满脸的长胡子上挂满冰柱，由于寒冷，皮肤都干裂了，脚上的冻疮使他们步履蹒跚，但他们仍然活着。

行动队员在“燕子”的隐蔽所里躲藏起来，一直到2 月26 日（星期五）

傍晚他们才出来，然后隐蔽在尤坎镇以北山坡上林间猎人的两间小屋里。他们在那里制定了行动计划。为了不惊动卫兵进入工厂，只能沿高原的边缘溜下深谷，跨过谷底冰封的河流，再顺着五百英尺高的陡坡爬上去，到达重水工厂——这的确是个艰巨的任务。

第二天天黑以后，参加攻击行动的队员滑雪到了高原的边缘，开始滑到深谷里去。远处传来工厂机器的轰鸣声，它和呼号的风声一起掩盖了他们下坡时引起的雪球和石块滚动的声音。他们过了河。艰难地爬上另一个陡坡，最后到达一个离工厂四百码远的山崖上。他们绕过布雷区，躲开德国的岗哨，找到一扇通向地下室的门。两个队员钻进布伦所说的一个电缆管道里面，开了门，把其他人放了进来。他扣押了星期日夜间唯一留在工厂的那个挪威工人，然后把炸药装在生产重水所需的十八个电池上。

凌晨一时，“加纳塞德”完成了预定的任务，导火线也装好并点燃了。

他们叫那个工人在楼上找一个安全地方躲起来，然后开始撤退，仍旧顺陡坡滑下谷底，越过河流。当他们爬上对面的峭壁时，炸药爆炸了。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和防空警报的尖叫声把德国人从睡梦中惊醒。“加纳塞德”的行动队员一枪未放，连影子也没有让德国人看见，就消失在黑暗当中了。此后他们行军二百五十英里，越过哈丹格高原，进入瑞典。重水工厂里所有电池都被炸得粉碎，将近一吨的重水也全部报销了。

伦敦在分析这次奇袭的结果时，估计德国的重水起码要耽误两年，但事实上，那个工厂在当年4 月就恢复生产了，到1943 年年底时，德国已经可以重新抽取重水了。当时尼尔斯·博尔正在伦敦，他是受英国情报局的敦促，在“王子”的协助下从哥本哈根偷偷逃回来的。他再次提醒盟国注意德国原子弹的危险。1943 年11月16 日，美国最高司令部命令空军第八军再次袭击尤坎镇的工厂。七百多枚五百磅的炸弹雨点般地倾泻下来，虽然工厂本身并没有受多大损失，但由于动力系统受到严重破坏，重水的生产停顿下来。在这种情况下，当时负责德国原子武器发展的部长戈林决定把韦蒙克工厂迁移到德国。

消息很快传到伦敦。特种行动局驻挪威的头号间谍艾因纳·斯金纳兰德于1943年11 月30 日从他的基地特勒马克发出电报说，韦蒙克即将迁往德国。伦敦在开会研究这项情报时认为，由于德国本上的水力发电资源有限而且昂贵，工厂的迁移在目前对盟国还不会造成很大的威胁。但是如果德国能把他们目前储存的重水运回德国，那将是很危险的。斯金纳兰德接到指示，要他密切注意韦蒙克工厂的发展变化。

1944 年1 月末，斯金纳兰德在电报中报告说，重水已经包装好，就要向德国发货启运了。德国人已经清完仓库，共有十四吨液体和六百一十三公斤浓度不同的重水，分别装在三十九个圆桶里，上面标有“氢氧化钾液”的字样。斯金纳兰德还报告说，货物所要经过的沿途道路都由德国别动队的党卫军严加守卫。伦敦打来电报追问他是否有机会破坏货远，斯金纳德回答说，假如英国想采取军事行动，就必须尽快动手，他说重水还有七天就要从尤坎镇启运了。特种行动局立即行动起来，“加纳塞德”行动后继续留在挪威的克努特·豪克利德和斯金纳德接受指示去袭击并炸毁运货。

豪克利德和斯金纳德于2 月9 日决定不采取直接袭击工厂的办法，而在运输过程中毁掉重水。这样做势必引起报复行为，因此，斯金纳德又打电报到伦敦，要求得到挪威流亡政府的赞同。挪威流亡政府虽然同意了，但十分勉强，因为美军在11月轰炸尤坎镇时炸死很多居民，在挪威全国引起强烈的不满情绪。于是豪克利德到尤坎镇找工厂总工程师阿尔夫·拉森，他是接替布伦的，怎样毁掉重水呢？拉森认为，单在一个地点进行袭击是不保险的。

他说，德国人企图先用火车把重水运到廷斯约湖边的铁路渡口，从湖上摆渡到廷诺塞特。从那里继续通过铁路和公路运到黑罗伊，再继续装船运往德国。

那个湖特别深，有的地方深达一千三百英尺，如果能把渡船弄沉，货物就永远不能再被打捞上来了。拉森答应安排合适的发货日期，使生活水恰巧在2 月20 日（星期天）上午到达渡口，这是一星期中渡口上挪威公民最少的时候。

豪克利德也答应事后帮助拉森逃跑，以免使他因参与此事而遭受迫害。

豪克利德和他的助手进一步侦察以后，发现那天上午在渡口拉货的是“水力”号，这是一艘旧式用螺旋桨推动的船。主甲板两侧各有一个烟囱。货车到达廷诺塞特之前，从尤坎镇到渡口之间的铁路禁止其它火车通过。豪克利德乘“水力”号试着走了一次，发现开船后大约三十分钟就进入了深水区。

他枯量如果渡船离岸四十五分钟后用炸药把船炸穿，船就能在深水区沉没，即使时间上稍有差错也不要紧。他还决定把炸药安放在船头的位置上，先使船头深入水中，这样螺旋桨和舵就会吊在半空中，船就再也无法得救了，船长也没有办法再把船开回渡口去挽救货物了。使用的炸药必须足以把船炸沉，但又不能炸得太厉害，以免伤害乘客和船员。豪克利德计算了一下，决定使用十八磅可塑炸药，做成十二英尺长灌肠的形状。他把装好的炸药放进一只口袋里。又把两只普通的闹钟改装成引爆装置。他用其中一只试了一下，发现很成功，于是带着他的助手退回山里的隐蔽地点。

与此同时，伦敦和柏林也在忙于部署，前者是要保证不让重水运到德国，后者则恰恰是要达到这个目的。特种行动局向挪威的另一个特工组“苍头雀”布置了任务，一旦货物到达赫罗亚，他们就要设法袭击货车。英国皇家空军也接到命令在必要的情况下，把载着重水运往德国的轮船在海上击沉，同时，党卫军的一个警卫连被派往尤坎镇；希姆莱特别飞行队的一个“菲斯勒鹤”侦察机飞行中队被派去进行巡逻飞行，以防埋伏，一支庞大陆军纵队被派到沿途护送重水。但他们仍不知道何时何地会遇到袭击，因此，德国人又决定派一支特别警卫队把重水从韦蒙克护送到湖边，“水力”号到达对岸后，再把货物分成两批，用不同的方法分两路运往德国。奇怪的是，他们没有在“水力”号渡船上采取任何特别的防备措施。

2 月19 日晚十一点，也就是货物到达的头一天晚上，豪克利德带着两个助手来到码头，登上了“水力”号。渡船准备靠岸过夜，船上的水手正在举行晚会。船上没有德国卫兵，但是有挪威的守护人员。当豪克利德和他的同伴进入客舱时，一个守护人员拦住了他们的去路。他们解释说，盖世太保正在追捕他们，请他帮帮忙。那个人把他们带到一个能通往船侧底舱的门前。

豪克利德带着他的一个助手进去。另一个留下守在门口。进入底舱以后，他们就顺着平坦的底板向船头摸去。然后站在根深的脏水里，把炸药和一个电动雷管安好，调整好引爆装置的时间。凌晨四点，豪克利德和他的助手完成任务，离开了“水力”号，假如一切正常的话，第二天上午十点四十五分，“水力”号渡船和船上的货物就会沉入廷斯约湖的湖底。

豪克利德带着拉森和那两个助手赶快逃走。他们乘汽车和雪橇赶到康斯堡，准备从那里乘火车前往他们旅程的第一站——瑞典。当他们买车票的时候，奥斯陆开来的列车进站了，尤坎镇党卫军的警察头子穆根塔勒从火车上走出来。原来他正在首都度周末，是刚被叫回来监督运送重水的。

1944 年2 月10 日（星期日）上午八点，一列货车从尤坎镇车站出发了，列车上挂有两节车皮，上面装着盛重水的圆桶。在铁路沿线每隔三十码就有一个卫兵把守，“菲斯勒鹤”飞机在上空盘旋。列车上有党卫军保卫，穆根就坐在机车里。十点钟的时候，车皮装上了“水力”号的甲板，渡船准时离岸，船上共有五十三个人。上午十点四十五分正，渡船在剧烈的“撞击”之下摇晃起来，可塑性炸药把船底炸裂了一个口子，“水力”号在五分钟之内沉没了，共有二十六名乘客和水手死亡，全部是淹死的。盛着重水的圆桶只有三只被打捞上来。

这次爆炸结束了德国企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用原子弹的美梦。

第一节 诈骗“大合唱”

1942 年1 月10 日，在诺福克大厦举行的盟军参谋会议上，艾森豪威尔听取了关于“霸王”行动和“尼普顿”行动的掩蔽和诈骗计划的汇报。出席会议的有“霸王”计划最早的制订者摩根，伦敦监督处的比万，以及曾经导演过“伯特伦”掩蔽和诈骗行动、现在是最高司令部负责执行掩蔽和诈骗行动计划的特殊手段委员会、或B 种行动委员会主任的诺埃尔·怀尔德上校。

“卫士”计划是最高司令部的掩蔽和诈骗计划中最主要的一项。实质上，它就是先前的“杰伊”计划，只是因为丘吉尔在德黑兰时向斯大林强调了掩蔽战略意图的重要性，人们为了尊重丘吉尔的意见才把它改成了这个名称。根据比万的解释，“卫士”计划本身并不是一项诈骗行动计划，而是实行一系列掩蔽和诈骗计划的总战略，是一个“耍花招的计划”，目的是掩蔽盟军1944年在西北欧的真正意图，迷惑敌人。

比万站在一幅欧亚大地图前向盟军最高司令官艾森豪威尔报告说，“卫士”计划有双重目的：其一，旨在通过多种计谋，继续迫使希特勒把他的力量分散于欧洲各地，使他在诺曼底缺少足够的兵力来挫败“尼普顿”行动；其二，通过干扰和破坏德军的通讯、情报、后勤和行政系统，迟滞德国对登陆做出反应。比万解释说，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卫士”计划建议制订一项非常接近实战情况的作战计划，其真实程度要让那个国家的元首觉得它可信无疑，但在登陆的时间和地点问题上，却要让他得出完全错误的结论。

比万解释说，进行欺骗所要用的特殊手段主要是在英国集结准备入侵的英美部队的数量、集结区域、训练状况和装备情况等方面，顺便说一句，艾森豪威尔很不喜欢入侵这一词。在他看来，入侵含有侵略同盟国一些国家的领土的意思。因此他要求把“尼普顿”行动称为“解放”计划。至少在开始阶段，要诱使德国人过低地估计在英国的作战师的数量。参加“尼普顿”进攻的各师的训练状况和作战经验要故意说得很不充分，他们的调动和集结要在十分秘密的情况下进行，将诱使德国人相信，要从英国发动大规模的远征运动在七月份以前是不可能的，因为无法获得足够的专用装备，特别是登陆艇。

这些策略的目的在于掩蔽入侵的时间。比万继续说，与此同时，还必须对入侵的地点保密。虽然盟军准备入侵法国，但却必须使希特勒相信，盟军具有入侵德意志帝国周围国家的手段和意图；必须使他错误地判断盟国在法国的登陆地点。因此，“坚韧”计划还包括了威胁挪威、加来海峡、比斯开湾以及法国地中海海岸等地的详尽的诈骗计划，目的是配合盟军对巴尔干半岛的持续的威胁和在意大利的军事行动，在“尼普顿”计划实施之前、实施期间和之后，把德国军队牢牢地牵制在这些地方。

比万继续解释说，除了上述策略考虑外，”卫士”计划还提出开展大规模的外交和政治攻势，诱使希特勒的盟国——芬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脱离德国，或者至少暗示它们有脱离德国的可能，使他被迫加强德国在这些国家的守备力量，进一步把他的军事力量分散在维持治安方面。与此同时，还将发动一场类似的运动（包括经济战），“劝说”中立国瑞典、土耳其、葡萄牙和西班牙站在同盟国方面，或者迫使他们断绝同德国的联系，从而在世界范围内把第三帝国包围和孤立起来。最后，还将针对被德国占领的国家以及第三帝国本身，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政治战，瓦解德国武装部队的意志和破坏他们的团结，扩大希特勒同他的军事将领之间的分歧，使德国的士兵和人民相信再抵抗下去是枉费心机。

这样，“卫士”计划所设想的战场非常广泛，从盟国、轴心国、中立国的执政厅一直延伸到这些国家人民的心底。活动的范围包括整个世界，甚至还包括一部分苍天。然而，诈骗行动的指挥机构却是：艾森豪威尔对计划只负行政责任，并监督以他的名义进行一切事务，而计划的实施则依旧由比万、伦敦监督处的特种战委员会负责。在比万的领导下，伦敦监督处将保证英国的军事、民政及政治机构的一切活动都与上述各项计划协调一致。例如，将由比万负责劝说内阁反对坎特伯雷大主教提出的在登陆日举行全国性祈祷的建议，理由是，那样做可能会告诉德国人“尼普顿”登陆日就是真正的登陆日。又如，比万向首相建议，他应该向国会报告的内容和什么时候作报告。

比万的地位是独一无二的，他的权力之大也是空前的。

比万还在盟国的实际战略、策略及掩蔽计划方面协调美国官方的言论和行动。他的驻美国代表是H ·M ·奥康纳，此人隶属英国驻华盛顿的军事使团。

他通过五角大楼的联合保安处——联合总参谋部的一个机构进行工作。联合保安处由美国的陆军情报局、海军情报局和空军情报局组成，其任务是多种多样的，像伦敦监督处一样，它负责散布有关“卫士”计划和“坚韧”计划的欺骗性的言论，并负责监督民事、政治及军事机构，使其所作所为不致损害“尼普顿”行动的安全。因此，可以说联合保安处是伦敦监督处的一个有影响的也是有效率的美国伙伴。

与此同时，伦敦监督处还在地中海没有A 部队，在近东、印度及东南亚也设有类似的机构。苏联政府参与“卫士”计划和“坚韧”计划的事宜将由英、美驻莫斯科的军事使团进行安排。伦敦监督处需要时，英国情报局、美国战略情报局和英国特种行动局的基层特工人员，以及盟国军队中的专门从事诈术的单位、英国和美国的经济、政治战争局、英国外交部、美国国务院等都将为它服务。一句话欺骗活动已经变成了一种行业；如果再加上最高司令部下面的特种战委员会，那么，比万在世界各地都有温盖特所说的“乐师和唱诗班”，能够而且一定能表演“卫士”计划和“坚韧”计划的大合唱。

总之，这些计划是英明的，合乎逻辑的，也是可行的；然而，在字面上它们却像一个综合性的骗局那样饶有趣昧，这个骗局在某种意义上说就像一组专家巧妙地用颠倒事实的方法来欺骗另外一些专家。进行欺骗要用计谋。

正如比万所指出的，只简单地把大量的假情报交能德国人是不行的。只能从远离主要战区的地方，以间接的、微妙的方式一点一滴地“泄露”出去。垂手可得的情报最不可信，这是欺骗工作中的根本原则，这一点比万知道得最清楚。应该迫使德国人去搜寻“实情”，在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把零零星星收集到的情况串在一起时，就会得出一份令人信服的完整的情报，形成一种同他们自己对盟国意图的判断十分接近的战略。但是，比万警告说，要使“卫士”计划和“坚韧”计划获得成功，必须采取最严格的保密措施。他认为，掩蔽谎言与保护实情同样重要。不管关于“卫士”计划和“坚韧”计划的假情报多么有说服力，不管所使用的特殊手段何等高明，只要在欺骗的幕面出现一条小小的裂缝，真相就会暴露出来。

艾森豪威尔对“卫士”计划的意见非常简单。他要报给他的那份计划上写道：“我喜欢这一切。”有一些证据说明，“卫士”计划——当时它的代号还是“杰伊”——是有效的。1944 年1 月希特勒投入战场的作战师估计有三百零二个，其中一百七十九个在苏联，二十六个在巴尔干国家，二十二个在意大利，十六个在挪威和丹麦，五十九个在法国。这种配置表明，虽然希特勒断定他要对付的主攻力量将在法国，但他并没有排除盟国对巴尔干国家和斯堪的纳维亚进行远征的可能性。但是“坚韧”计划也同样有效吗？艾森豪威尔对此表示怀疑，因为，几乎不能想象伦敦监督处能在“尼普顿”行动的三个最关键的阶段（攻击之前，攻击期间和攻击之后），在所有的战场上都能智胜有史以来效率最高的军事机构——德军总参谋部。随着入侵准备工作的加紧进行，要把希恃勒的注意力从海峡地区引开必将日趋困难，更不用说隐瞒主攻的时间和地点了。艾森豪威尔说，那项任务看来是无法完成的，“坚韧”计划最多不过能拖住一、两个德国装甲师，拖它一、两月而已。然而，跟其他人一样，他知道，如果“坚韧”计划受挫，“尼普顿”行动本身也可能遭到失败。

伦敦监督处和特种战委员会的目标现实吗？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是不现实的。1943 年夏，温盖特曾向在华盛顿举行的一次诈骗行动专家会议——“华盛顿英美掩蔽与诈骗战术会议”提出了“杰伊”计划的初步草案。会议确认“有必要设置全球性的掩蔽与诈骗行动组织”，并把“杰伊”计划提交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审批。参谋长们表示“总的来说我们同意这项计划”，但是，他们警告说：

“我们感到‘杰伊’计划提出的总体诈骗的方针过于雄心勃勃，以致使人对其能否实行产生了疑问。我们认为，假如在执行中能有相当程度的节制，取得某种最大限度的成功是可能的。总之，我们感到这项计划是很容易搞过头的。”诈骗机构对这种危险性也十分清楚。他们同意艾森豪威尔就这项任务中的困难做出的判断；此外，他们还建议采用这次战争以来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争中曾经用来欺骗德国人的许多老办法。通过分析，这些机构认为他们的战略获得成功的机会还是很大的。首先，他们通过“超级机密”、特别是通过窃听日本驻德国大使大岛浩男爵的无线电通讯，已经知道了希特勒对盟国要行动的预测，他预料盟国要在加来海峡登陆，他认为那是最合乎逻辑的主攻地点，而且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其次，正像大岛浩在通讯中泄露的那样，希特勒不敢忽视盟军为了配合渡海作战而在其它地区发动入侵的可能性。“卫士”计划和“坚韧”计划的任务只是让这位国家元首确信他对盟国意图的估计是正确的。

对这些计划来说，最大的危险当然还是德国情报部门预测这些精心炮制的谎言的真相的能力。然而，在这一方面，伦敦监督处持乐观态度也是有道理的。伦敦监督处的大部分策略部署，以及入侵行动本身，都是从英国发动的，而英国是一座海岛基地，那里的人民警觉、多疑、安全感强，因而容易保守机密。希特勒很难搞清楚那里进行的军事准备的确切性质。他在英国的特务已经全部被捕；有几个虽然还在活动，但早已处于双十委员会的控制之下，其余的正在反正过程之中；根据“超级机密”的报告，希特勒对此仍然一无所知。双十委员会与伦敦监督处一直在密切配合，利用这些双重间谍散布关于“卫士”计划和“坚韧”计划的谎言。

由于在英国没有可靠的情报来源，德国的情报机构几乎全部依赖无线电分析和空中侦察——或者依靠盟国“走漏”的点滴情况，来搜寻“尼普顿”行动的秘密。德国的无线电情报机构依旧在有效的工作，然而，英国人在无线电欺骗方面却是行家。他们知道德国人希望从无线电电波中搜寻些什么东西——那原是一种阿拉曼战役前从西波姆无线电情报连缴获的材料中演绎出来的知识，而英国人是有这种手段和智慧提供这些东西的。他们也知道德国人希望从空中搜寻些什么，而且也有办法欺骗空中摄影机；再则，盟国的空中优势也能够确保只让德国人拍摄那些准备让他们看见的东西。伦敦监督处希望，德国人将因此受到似乎是合情合理的假情报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至于德国的情报机构，他们的工作则因“超级机密”的活动完全暴露在盟国的监视之下；此外，由于他们内部的纷争，盟国对其执行了一种“积极跟踪、就地消灭”的方针，第三帝国的眼睛早已受到了严重的损害。有一种谣传说卡纳里斯已经不再受希特勒的宠信，而德国谍报局里的许多人因个人或思想上的原因正密谋搞掉希特勒，这些事已经广为流传。关于盟国的重大军事和外交活动，德国谍报局已向希特勒多次提供了一些靠不住的情报。伦敦监督处相信德国情报机构这次还会失败。党卫军的人是忠于希特勒的，但是，他们多善于搞保安工作，在搜集情报方面却大大逊色。由于没有足够的情报，又缺乏核实手段，因此，德国总参谋部的西线情报分析科这次可能还无法辨别“卫士”计划和“坚韧”计划烟幕背后的实情。

盟国的诈骗机构对自己的能力十分自信，但也深信：一但有失，就会把“尼普顿”的机密暴露无遗。因此，它们准备同希特勒进行最后一个回合的较量；关于这次较量的目的，摩根后来回忆说：

……无论何时都应尽一切可能促使敌人错误地部署其后备力量，应抓住一切机会把敌人置于不利地位。当然，这完全是欺诈，但战争实际上就是这样进行的。……有时候不厌其详地叙述并鼓励那种据说是盎格鲁撤克逊人传统的光明正大的精神是有益的。然而，事实却依旧是，如果你能偷偷地从背后接近敌人，出其不意，最好是在他睡觉的时候把他抓住，一声不响地捅他一刀，就不会带来什么麻烦。他的反应——如果会有什么反应的话——比较来说，不会给你带来多大伤害的……应该让敌人在思想上产生一个接一个的虚假印象。应该使这些印象前后一致，尽量地显得合乎情理，但是，最终的目标必须念念不忘，那就是：在敌人最预想不到的地方和时间，以完全超出它预料的给以最后一击。

像“卫士”计划这样复杂的欺骗活动，没有苏联人的积极合作，成功的希望是十分渺茫的。德黑兰会议期间，丘吉尔曾要求斯大林给予合作，斯大林表示同惫。

苏联人在“卫士”计划及其附属计划中扮演的角色是比较简单的。首先，他们将诱骗德国人，使他们相信在七月以前苏联人不会在东线发动大规模进攻，就像西方盟国诱骗德国人，使他们相信在苏联人开始进攻之前盟国不会实施入侵一样，从而把德国的后备力量牵制在东线各地。事实上入侵将在六月份的第一周发动，也就是说在苏联人开始进攻后的十天以内行动。但是，与此同时，苏联人将同英国人和美国人相互配合，暗示英苏正加紧准备入侵挪威以及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黑海海岸地区。进攻的特定目标，在挪威将是佩萨莫镍矿区，在巴尔干将是普洛耶什蒂大油田，这两个地区对德国军队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将采取各种各样的特殊手段，如利用双重间谍、暗示性的无线电通讯，以及海军、空军和陆军的调动，诱使希特勒相信对上述两个地区的入侵都将在五月或六月初发动，迫使希特勒把防卫力量保持在这些易受攻击的地点，无法调住西线或东线。

1944 年3 月3 日比万代表英国与苏联签订了“卫士”计划协定。这时的“卫士”计划已经不仅仅是一份战略计划，它已经变成了一份国际协议。三月六日，当特别信使把这份协议送往伦敦和华盛顿的时候，比万和鲍默也离开了莫斯科。这是一次不平常的会议，由于苏联、美国和英国的情报部门都承担了义务，决心合作搞垮希特勒和第三帝国，因此，这次会议就显得更加不平常。这是一种不可能、也未能维持久远的同盟；然而，当这种同盟还在继续的时候，它却为历史提供了秘密战争的一些最希奇古怪、意义最为深远的插曲。

第二节 关掉德国北面的窗子

1943 年6 月28 日在苏格兰拉格斯的好莱坞饭店召开了一个重要会议，到会的有来自英国的二十多位将军，十一位空军元帅。会议审定了一个秘密计划，这个计划被称为“坚韧”计划。它逐渐发展成为“卫士”行动中规模最大、目标最宏伟的计划，成为决定“尼普顿”行动成败的关键。它的正式定义是这样的：

（这是）一个在欧洲战场上实施欺骗行动的宏伟计划，其目的是： （1 ）

向挪威施加军事威胁，迫使德军在“尼普顿”行动展开之前在西北欧行成错误的战略部署；（2 ）就“尼普顿”行动的预定日期和预定地点进行欺骗； （3 ）

威胁加来海峡，诱使（敌人）在“尼普顿”行动期间和以后进行错误的战术部署。

这里，军方使用的那种千瘪语言再一次把这个极其大胆的计划搞得暗淡无光。因为，“坚韧”计划的着眼点是要把多达九十个德国师及其空军、海军及军需供应牵制在远离诺曼底的地区。

“坚韧”计划有两个组成部分，第一部分的代号是：“北方坚韧”计划，主要针对挪威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其它国家，目的是迫使希特勒把他部署在丹麦、挪威和芬兰的二十七个师在登陆日之前一直滞留在这些国家，坐等英、美、苏的联合进攻。当然，英国几乎没有力量组织这样的入侵。然而，“北方坚韧”计划建议虚构这样一次入侵，其代号定为“斯凯岛”。该计划旨在用各种特别手段诱使德国人相信，英国的第四集团军——这是一个并不存在、也永远不会存在的、“拥有”三十五万部队的一支军队，它实际上只是一个营级的欺骗单位——正在苏格兰进行集结。它将配合美国第十五军——该军虽然存在，但却隶属另外一个集团军——和一支并不存在的苏联部队，准备在登陆前后向挪威发动大规模的进攻。

“南方坚韧”计划包括了一项更加大胆的虚构：它创造的不只是一个军，而是一个集团军——一个拥有五十个师、一百万人的集团军。正在英国的南部和西南部集结的有两个集团军：蒙哥马利的第二十一集团军和即将成为布莱德雷部属的第十二集团军。前者将在登陆日那天开赴诺曼底，后者将在滩头阵地建立后投入战斗。但是，还将通过各种特殊手段引导德国相信，第三个集团军——美国第一集团军——正在英格兰东南部集结，准备在加来海峡发起进攻法国的攻势。这一欺骗行动的代号定为“水银”；隐藏在这一行动背后的战略虽不复杂，然而却也有其独到之处。

如果德国人相信了美国第一集团军的存在，那么，他们就可能认为对诺曼底的入侵只是为了把德军从加来海峡引开，一旦他们赶去增援诺曼底，第一集团军将乘虚在加来地域登陆。希特勒事先已经相信加来海峡将是盟军入侵的主攻方向，并且已经把他在西线战斗力最强的第十五军配置在这一地区。而“水银”计划的目的就是要把这支部队牵制在那里。

“坚韧”计划还有其它几个组成部分。代号为“铁甲军”的计划旨在以威胁比斯开湾沿岸的手段，在登陆日把德国第一军牵制在波尔多；代号为“复仇”的计划旨在把德国的第十九军拖在马赛地区。“齐普林”计划在这一阶段的任务将是在登陆日前后继续向巴尔干半岛施加压力；“王冠”行动的目标在于通过常规的军事行动把德国在意大利的部队牵制在那里。除此之外，还有几十个规模较小的、代号离奇古怪的行动计划，对它们的要求是，在诺曼底登陆期间分散德军的注意力。

“坚韧”计划本身极其复杂，为实施这一方案而设置的指挥机构也同样复杂。比万、伦敦监督处（在美国是联合保安处）对“卫士”计划和“坚韧”计划负全责。但是，“坚韧”计划的日常控制权则归最高司令部哈罗德·R ·布尔将军的作战参谋部，而特种战委员会又是最高司令部的一部分。该委员会内主管“水银”计划的两个军官是J ·V ·B ·杰维斯里德上校和罗杰·弗利特伍德·赫斯基思。然而，军事欺骗已经成了一种吸引人的职业，新的谍报机构也开始激增，戴维·I ·斯特兰奇韦上校负责指挥蒙哥马利司令部的欺骗组织R 部队；威廉·H ·哈里斯上校负责指挥布莱德雷属下的欺骗组织特别计划科。此外，还有“特别司令部”，“特别通讯部队”，“特别研究部队”等等，这些机构都跟欺骗活动有关，更不用说英国情报局、美国战略情报局、英国政治战执行处、美国战争情报局、海军司令部、空军司令部、英国陆军部、美国国防部等机构的欺骗组织了。鲍默战后曾评论说，五花八门的欺骗机构不仅迷惑了德国人，也把盟军最高司令部搞糊涂了。它们之间很容易产生不和，但更大的危险还在于实施过程中的前后不一。只是由于比万的严格管理和谨慎指导，才使它们能在“坚韧”计划的安排下，团结共事，各尽其责。

从字面上看，“坚韧”计划的确是一个迷惑敌人、实施突然袭击的极其巧妙的欺骗计划。但是在实践中，它的那些策略能行吗？强大、机警、足智多谋的敌人是按照德军总参谋部的“最伟大的导师”克劳塞维茨的格言训练出来的。克劳塞维茨曾说：战争中获得的情报大部分是矛盾的，更多的是虚假的，而绝大多数则是可疑的。德国人现在还记得这句格言吗？盟国的欺骗机构能使德国人相信“坚韧”计划虚构的各种情况与他们的战略战术信念一致，没有一点破绽吗？

“北方坚韧”计划的着眼点是希特勒对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迷恋。希特勒曾经读过沃尔夫同·韦根纳写的一篇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海军战略的文章。在那篇文章里，这位德国海军上校认为，德皇威廉之所以被打败是因为英国人把德国的公海舰队完全圈在德国海湾里。韦根纳争辩说，如果这支舰队能冲破封锁，在大西洋巡游，那么，（德国）就能切断英国商船的活动，使英国根本没有能力发动战争。据此，韦根纳认为，如果发生另一次战争，德国必须占领挪威的那些不冻港。希特勒在1940 年就是这么做的；自此以后，不论盟国对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什么威胁，他都有一种特殊的敏感。德军在挪威驻扎了相当多的部队，有一个时期希特勒把他全部主力舰和大部潜艇都部署在那里。截至1943 年11 月7 日，驻在那个国家的德国军事力量计有：一支有三十八万人的作战部队，一支宏大的空军，一个装甲师，一千五百门海岸炮和发射器。

“北方坚韧”计划的任务就是散布英、美、苏正在准备入侵挪威的谎言，把德国的这些军事力量牵制在那里。这一点也就是布琼尼出现在爱丁堡的原因。此后不久，在那里展开的一些非同寻常的活动也都是围绕这一目的进行的。

盟国并没有进攻挪威的意图，但是“北方坚韧”计划并不是一次空对空的演习，也不是一种把本来可以更好地用在“尼普顿”行动的人力和物力浪费在那里。它的主要目的是欺骗敌人，以便在登陆日那天减少盟军的牺牲。

这方面的欺骗对后来登陆的成功起着明显的、不可缺少的作用。同时，它还有另外一些更加微妙的细节，这些细节都能影响登陆日以后数月间的战争进程。增加对挪威的威胁还有向瑞典施加压力的目的。盟国希望以此迫使瑞典放弃中立，参加盟国作战。瑞典加入盟国以后，希特勒的特种铁矿石的供应将被切断；而切断了这种供应，鲁尔区的比塞默钢村加工厂就将停产，希特勒在芬兰的部队也将被孤立于欧洲大陆之外。“北方坚韧”计划还企图暗示，一旦英美和苏联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得手，他们将进攻丹麦，从北面进攻第二帝国。盟国希望，希特勒为了对付这种威胁，将不得不把军队留在北海海岸和加来海峡，从而进一步分散他可能用于对付“尼普顿”行动的力量。然而，这个欺骗计划的最巧妙的方面还是“斯凯岛”计划，即那个凭空创建了英国第四集团军、并把进攻矛头指向挪威的计划。这支部队不仅凭空而生，而且，一旦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成功，对挪威的令人信服的威胁已经不能维持时，第四集团军将并不像神秘地编成时那样又神秘地消失，相反，它将诱使德国人相信它已撤出苏格兰，调至英格兰南部与另外一支也不存在的部队——美国第十四军会合，编成美国第一集团军，准备入侵加来海峡。

负责“斯凯岛”计划的是R ·M ·罗里·麦克劳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是个骑兵，后来，因为在索姆河上负了重伤，三分之一的头盖骨被换成了银板。麦克劳德认为自己的军人生涯已经结束；这种想法一直持续到1944年3 月2 日，他在潮湿多风的约克郡沼泽他讲评军事演习时收到一封电报为止。他的早年和中年一直是充满希望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获得过军功勋章和军功十字勋章，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他曾担任过一些重要的职务，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的第一年里，他在英国元帅阿尔汉格尔的艾恩赛德勋爵那里当副官，而后者在德国准备入侵时担任过帝国总参谋部的参谋长和英国陆军总司令。当时麦克劳德曾经希望，当在骑兵卫队的任职期满后，他能当上步兵师师长。但事与愿违，丘吉尔不怎么喜欢艾恩赛德，后来就把他撤换了；从此以后，麦克劳德就踏入了军事生活的荒野之中。现在他已五十二岁，“尼普顿”行动中显然没有他的位置。后来，特种战委员会的一个人发现了麦克劳德1933 年在奎达的印度参谋学院宣读过的一篇论文。那篇文章写的是成吉思汗征服从广州到布达佩斯半个世界时使用的战略和策略——一种同现在伦敦监督处正在进行的事情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的战略和策略。

于是一封电报把他召到了设在诺福克大厦的最高司令部。去的路上，他满以为会在这场“盛大的演出”——“尼普顿”行动中扮演一个比较重要的角色，然而，他得到的却只是个虚幻的指挥职务——指挥英国第四集团军。

国内驻防军通信主任理查德·巴克准将告诉他说：

“罗里，老家伙，你已被选中负责从苏格兰司令部实施最高的一项欺骗行动的计划。你得去一趟爱丁堡。在那里，你将代表一支实际上并不存在的部队。然后，你要利用无线电台愚弄德国人，发出一些假电报使他们相信这支部队真的存在，要使他们相信这支部队将在挪威登陆，把德国人从那里清除出去。这件事对行将开始入侵法国之战十分重要。你一定要把德国人栓在挪威，使他们无法从那里向法国增援。……这是至关重要的一着，绝对不能失败。”巴克继续解释说，要使德国人觉得第四集团军的总司令似乎就是英国驻柏林的前武官安德钮·巴尔基·索恩爵士将军。他是一位杰出的英国军官。

每逢英国发动新的战役，年纪大一些的德国将军总是关注索恩将军是否参加了指挥。他不就是卫兵旅的那位前少将吗？不就是他在1940 年以惊人的技能把英军第四十八步兵师撤出了弗兰德吗？麦克劳德就是要做这种工作，就是要发出一些只有正在集结的军队才会发出的无线电报，发出一些旨在让德国人窃听的无线电报。然而，这绝不像拍发一些漫不经心的电报那么轻易而举；这些电报必须像真的集团军发出的电报一样的逼真、一样的具体，因为，正如巴克在介绍情况时所指出的：

“德国人的无线电侦听和无线电定位的本领高得出奇。他们能非常精确地测出你的司令部的位置，最大的误差不会超过五英里。而且，前后不过几个小时他们就能完成这样的任务。此外，他们还能根据电报的性质和发报设备判断司令部的级别——集团军级、军级、师级，还是其它级别。”麦克劳德是个性情温和的人，听完了情况介绍，他既没有抗议，也没有施展什么阴谋。他赶上了去爱丁堡的夜班火车，于3 月6 日到达那里。他在爱丁堡城堡里的几栋房子里建立起了第四集团军的司令部；这几栋房子距“钢铁刽子手”——1486 年铸造的那门称为“林梅格”或“蒙斯·梅格”的大炮不远。在这里，麦克劳德组织起了他的“工作班子”——总共二十名军官，据说，这些人“都刚刚超过现役年龄”。两个年纪较大的少校和六个下级军官在斯特林建立起来了一个“军”，有几个人又在敦提建立了另外一个“军”；由于这项欺骗计划还牵涉到驻扎在北爱尔兰韦德·H ·海斯普将军的美国第十五军，美国人还派来了一个联络军官。就这样，这些为数很少的男人和妇女跟他们的报务员一起便开始编造并拍发一个集团军的无线电报；截至这个集团军移驻英格兰东南部准备“入侵”加来海峡为止，它已经有了两个统辖着部队的军司令部，一个空降师，四十步兵师，一个装甲师，一个装甲旅——有二十五万多部队、三百五十多辆坦克和装甲车，并配备有自己的战术空军。

到1944 年4 月的第一周，苏格兰的上空已经经常听见密码电报、明码电报及无线电电话的信号；“营”跟“旅”讲话，“旅”跟“师”讲话，“师”又转接到“军”，“军”又转接到“集团军”。从下列一些电文里，德国人除了推断出盟军即将入侵挪威之外，还能推断出些什么呢？如“步兵第十团的R ·V ·H ·史密斯上尉准备立即向艾维埃莫尔报告滑雪训练的情况……”“第二军吉普车连需要发动机在低温、高寒情况下工作的使用手册……”“第七军要求立即派来早已同意派出的那些讲授比尔格雷山岩攀登法的教官……”“第八十师要求补充一千八百双铁钉鞋、一千八百副坎大哈滑雪带……”正如巴克预计的那样，德国人很快就测出了第四集团军电台的位置，有一架飞机还从它的上空隆隆掠过，并进行了扫射，把大家都吓坏了，但没人受伤。这就是第四集团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经历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战斗洗礼。电台都没有受到损失，拍发电报工作继续进行。然而，德国人对这种无线电情报是很谨慎的，因为利用无线电通讯进行欺骗毕竟是英国人的老花招。对于在苏格兰的军事集结和远征的准备的情报他们还需要核实。

双十委员会的双重间谍“玛特”和“杰夫”提供了证实情况的情报。这两个人都是派到英国来的德国间谍；他们是1944 年4 月7 日乘阿拉多水上枷来到莫里湾南岸的，他们在麦克达夫鲱鱼渔民村附近涉水上岸后就都投降了。他们都已“调转了枪头”，他们的密码和联络时间则被双十委员会用来跟他们在德国的控制人员进行联系。“玛特”已经成了一个在苏格兰有大量土地的英国地主的“农场经理”，“杰夫”在当地的一支挪威部队里当军官——也可能是他们的控制人员这样认为——但实际上为了防止他捣乱，已经把他关进了达特穆尔监狱。他们的控制人员曾询问，他们是怎佯获悉苏格兰的这些情况的？“玛特”报告说，苏联的布琼尼来到了爱丁堡，显然是来协调英俄进攻斯堪的纳维亚的行动；此外，他还报告了在斯特林有一个英国第二军军司令部存在的事。“杰夫”是别人扮演得，扮演的还很成功。他报告说英国第七军驻在敦提；当要他措述一下第四集团军的识别符号时，他回答说，它是方形的，一半为蓝色，一半为红色，有一个8 字是金色的，但没有下面那个半圆圈。他说，它有点像女人的名字埃塞尔在盎格鲁撒克逊文字中的写法。

故意向报界和电台泄露的情况又对这欺骗进行了夸张。地方报纸刊登了一条关于“第四集团军足球比赛”的新闻，英国广播公司苏格兰广播电台还广播了一篇第七军“随军一日”的报道。有的报纸还报道了“第二军”的管乐队在爱丁堡演奏“退兵曲”、以及“第四集团军的一名少校”同“第七军”的一个妇女辅助队队员结婚的新闻。与此同时，数以百计的双引擎飞机——木头做的——开始出现在苏格兰机场上；数以百计的战舰——都是真的，但那是参加“尼普顿”行动的“S ”部队的一部分——也已集结在苏格兰沿岸紫色的矮山脚下。

英国在挪威的间谍也参与了这种欺骗活动。伦敦开始谨慎地、但又不过份谨慎地询问挪威哥伦山脉的积雪有多深。翁达尔斯内斯附近劳马河上的桥梁能否通过中型坦克，党卫军欧根亲王山地师的第一百四十二步兵营是否仍然在斯德达尔沙尔森，第七步兵师山地部队都有些什么高山装备，德国的登山部队在雪原上能否日行二十英里，并要求报告一下德国登山部队是否已经试制成功了用以提高他们在类似芬兰卡累利阿气候条件下的耐久力的特殊服装。

当英国的控制人员向他们在挪威的间谍询问这些情况时，德国的控制人员也在询问他们在英国“三轮车”和“嘉宝”——德国人认为这两个人是他们在英国的最可靠的情报来源；但事实上，他们早已处于双十委员会的控制之下。他们很快就通过无线电向他们的控制人员作了进一步的证实。与此同时，苏联人还根据他们在莫斯科同盟国间谍达成的协议开始履行他们在“北方坚韧”计划中承担的义务。他们故意向德国人披露说，他们正在科拉海湾集结部队和舰只，准备进攻挪威的佩萨莫，并正在组建一个新的集团军，拟于1944 年6 月发动一次北极战役。“三轮车”和“嘉主”从伦敦证实了苏联人披露的消息，而且“三轮车”还证实了“玛特”的一项报告，说苏联已在爱丁堡设立了一个陆、海军使团，负责协调同第四集团军的作战行动。

对挪威作战，不论是苏联还是英国，连一个营的兵力也抽不出来，更不用说一个军了。然而，就在那年春天，英国特种部队的一些小股力量，甚至某些个别间谍却向德国的卫戍部队和工业设施进行了一系列大胆的袭击，这些袭击都带有“入侵前”战术行动的全部特点。与此同时，他们还摧毁了挪威的物资供应来源，而这些来源对第三帝国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在一次代号为“射箭术”的行动中，英国袭击队炸沉了敌人舰只共一万五千吨，破坏了一座炼油厂，并炸毁了许多其它设施，在“冠军”行动中，他们用水雷炸沉了德国的“特尔皮茨”号战列舰。在“射箭术”、“企鹅”、“苍鹭Ⅰ”、“苍鹭Ⅱ”、“野鸭”、“红杆”、“燕麦草”、“独角兽”、“新手Ⅱ”行动中，间谍和袭击队队员们袭击了一些矿山、一座发电厂、一座铝厂和一些铁矿石设备。“动画片”行动破坏了利特拉博和斯托尔德的矿山处理设施，摧毁了向德国运送十五万吨矿石的设备。“海鸥”行动击中了阿伦达尔的冶炼厂，并轰炸了沃尔彭的利萨克尔化工厂和诺斯克硫磺厂。“格拉纳德”和“羽毛Ⅲ”号行动袭击了奥尔克拉黄铁矿——这是继续德国人花了四个月的时间修复了前次袭击造成的破坏后的第二次袭击。“马多尼斯”行动用水下爆破炸弹击沉了德国“奥特尔斯堡”和“蒂格拉”号轮船和一艘载有一千二百名部队的“多瑙河”号部队输送船。“田凫”、“画眉”和“啄木鸟”行动破坏了奥斯陆、卑尔根和希恩周围的铁路。“田凫Ⅱ”号行动炸毁了诺斯克·沃森公司，破坏了德国人为了把八十万挪威人送到德国工作而进行强制性动员用的制表机。袭击队还组织了一列系的活动——从“遗迹Ⅰ”号到“遗迹XIV 号”，用匕首和手榴弹骚扰德国的警戒部队，把德国人搞得惶惶不可终日。此外，还采取了另外一些步骤，以加强斯堪的纳维亚的军事行动已迫在眉睫的印象。英国的本上舰队从斯卡帕弗洛出动，在诺卡普和斯卡格拉克之间故意寻衅。英国皇家空军和美国空军增加了它们在芬马克上空的照像侦察飞行次数。苏联潜艇也佯做侦察佩萨莫周围的“入侵海岸”的姿态。特种行动局的挪威科也开始拍发大量的无线电报，诱使在挪威的德国人相信这些都是向挪威抵抗力量下达的指示。盟军在冰岛、法罗群岛、北爱尔兰和熊岛的无线电通讯跟苏联在科拉海湾周围的无线电通信一样都开始大量增加。党卫军的谍报局发现向丹麦“王子”——丹麦地下组织的间谍科的指示越来越多。英国广播公司的丹麦语节目中向“酿酒商”（破坏电力系统的行动），向“画家”（破坏铁路的行动）、向“律师”（负责破坏德国长途电信的行动）以及向“牧师”（破坏港口的行动）进行的隐语广播也开始大量增加。

“中立的瑞典也是“北方坚韧”计划的目标。

当盟国发起“格拉夫汉”行动后，危机的气氛达到了顶点。这种威胁是直截了当的，一点也不复杂：如果瑞典希望战后在国际理事会——联合国占据一个席位，那么，它最好停止同敌人进行贸易，并向盟国提供它向纳粹提供的同样的交通设施。为了加强这种威胁的力量，盟国又向瑞典发动了一场空前规模的经济战。有一位曾经参与此事的军官后来写道，“这场经济战包括秘密谈判、贸易特许权、经济压力和金融诈骗”，包括“利用外交家和银行家的权势和威望，并随时准备采取最野蛮的冒险家所使用的各种不道德的鲁莽手段”。它的主要武器是“英国法定名单”和“美国公开名单”。这两份列有轴心国、同盟国及中立国国家，那些曾经给予美国和英国的敌人以非法支援及安慰的人的名字。在这些名单上，有一个定义是这样写的：“根据法律，黑名单上的人被认为是英国和美国的敌人，应以经济上的麻风病人对待之。他们的财产一旦进入我们的控制范围就应没收，任何美国人或英国人都不许同他们以任何方式进行交易……他们的人员、货物及通信不许从盟国控制地区的任何航路上通过。”此外，给予敌人支援及安慰的国家的船只和飞机应予没收，他们在盟国控制区内，不能获得保险、货物、燃料或食品，也不能获得入港权；要让它们在公海上漂流，直到它们自行崩溃、燃料用尽，或被逮捕为止。

这种经济战也针对其它中立国家，但它主要是打击瑞典人，因为瑞典人是和德国人通过贸易、婚姻和财政往来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无论如何，盟国坚持瑞典人必须不再让德国的军事运输从瑞典通过，并停止向德国出口铁矿石、特种钢材和机床。盟国还要求瑞典出口其十分短缺的石油产品。但是，这次经济战的最重要的目标还是旨在断绝瑞典对德国的滚珠轴承供应，因为轴承在德国的飞机、坦克及各种武器的生产中是不可缺少的，而德国自己的轴承生产能力无法满足德国军队的需要，他们需要的轴承大部分都是从瑞典进口的。瑞典是轴承的发明国。它通过瑞典滚珠轴承公司控制着轴承卡特尔。

盟国决心使用一切手段切断德国的轴承供应。

1943 年年底和1944 年上半年，德国的滚珠轴承工厂变成了盟军轰炸机的主要目标。轴承对德国军队是如此重要，以致在“尼普顿”行动实施之前的空战中，盟军准备牺牲大量的人力和飞机去摧毁德国有限的轴承生产能力，而德国人也准备用同样多的人力和飞机去保卫它。看一看对施魏因富特的袭击吧。1943 年10 月14 日，二百二十架美国轰炸机携带四百七十八吨起飞截击这只“肥狗”（德国战斗机驾驶员的行话，指美国轰炸机机群的密集队形）。在这次空前激烈的空战中，德国人击落了六十架美国轰炸机，击伤了十七架，这十七架后来尽管飞回了基地，但因弹伤太重已经无法修复再飞。

其余的飞机几乎也都中弹，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那一天是美国对德空战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作为“格拉夫汉”行动的一部分，也作为与其有关的经济战的一部分，盟国还采取了另外一些措施来切断德国的滚珠轴承供应。一个名叫斯坦顿·格里菲斯的特殊美国人，杜诺万手下的特别间谍，来到了斯德哥尔摩。格里菲斯是麦迪逊广场花园体育场的董事长，布伦坦诺书店老板，最佳影片公司的总经理，后来又先后任过美国驻波兰、埃及、阿根廷和西班牙的大使。格里菲斯去瑞典名义上是为最佳影片公司物色演员。他在成群的瑞典美女的包围之中，秘密地与斯德哥尔摩的贸易界人士进行接触；他随身带着支票簿，试图把瑞典滚珠轴承工厂向德国出口的全部滚珠轴承都买下来。瑞典人拒绝了这项建议，他们宣称入侵大陆的事不过是盟国的宣传，战争还要拖上几年才会结束。但是，据后来有人回忆说，“由于拿黑名单进行了威吓，由于盟国答应了补偿订货，由于进行了商人和商人之间的劝诱，并谨慎地交替使用了这些手段”，最后，瑞典人的抵制被瓦解了。他们顺从了盟国提出的条件，停止了通过瑞典的全部的德国军事运输，吊销了进入德国港口船只的保险；铁矿石、滚珠轴承和机床供应也逐渐停了下来；德国的间谍、记者和外交人员也被禁止进入这个国家。及至1944 年12 月，瑞典已经关闭了德国北面的窗子。

“北方坚韧”计划，以及与经济有关的外交战、政治战、经济战，都特别成功。希特勒不仅让原来驻守挪威的卫戍部队留驻挪威，而且，为了对付入侵的威胁，还加强了那里的力量。截至1944 年春末，德国在挪威共有十三个陆军师，九万海军部队，六万宣传部队，六千名党卫军，一万二千名准军事人员。这些部队中包括一个装甲师，一个小型的然而却是威力强大的潜水艇和鱼雷艇中队，一支空军——所有这一切对于法国战场来说会是十分有用的。德国在挪威的这些部队一直等待着盟军的入侵，其组成基本上原封未动，一直等到盟军最终登陆时为止。但登陆时间是在战争结束以后。

他们是为受降而来的。

第三节 盟军的间谍机构在走一条又细又长的钢丝

1944 年1 月26 日，希治·S ·巴顿将军乘军用飞机到达伦敦。在海斯别墅，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接见了他，并给他下达了一些非常明确的命令，这些命令标志着欧洲战争中关键性的策略已开始实施。

巴顿到达美国之前对他的任务并不前楚。他的浮夸、野蛮和轻率已经毁坏了他的声誉和前程。

说来奇怪，坏名声有时可以是好名声，或者说可以派上好用场；在美国轰动一时的人物对A 部队——盟国在地中海战区的欺骗组织来说却是极其有用的。克拉克旅长知道德国人认为巴顿肯定要在重大军事行动中担任指挥职务，而且他又在为早期的“齐普林”计划物色一位野战指挥官，因此，他请求把这位浮夸的将军调到他那里，这一请求得到了批准。突然，巴顿出现在科西嘉，以证实有关第七军即将在意大利北部登陆的谣传；然后，有人又在马耳他看他“视察两栖作战部队”；不久，有人又在开罗看见他，“同英国人讨论入侵希腊的问题”；圣诞节那天他又回到了西西里岛巴勒莫的第七军司令部，“准备实施对亚得里亚海的作战”。而后，他就消失了，正当德国谍报局和党卫军保安局搜遍地中海捕捉他的下落时，他又悄悄地溜进了英国。

根据“水银”计划，美国第一军将包括加拿大第一军，它将会同一个加拿大步兵师、三个美国步兵师和一个加拿大装甲师进击加来海峡。由四个装甲师和四个步兵师组成的美国第三军将组成一支后续部队；根据这个计划，继率三军之后，还有另外五十个师的兵力；只要美国第一军建立了滩头阵地，这五十个师将从美国运往加来海峡。这些队的大部分——在美国的五十个师将从美国运往加来海峡。这些部队的大部分——在美国的五十个师除外是存在的，或者即将建立起来。其任务是在蒙哥马利或布莱德雷指挥下，通过诺曼底入侵法国。无论是谁指挥，必须诱使德国人相信这些部队就是准备袭击加来海峡的力量。至于美国第一军，虽然徒有其名，但它的司令官却必须实有其人。这就是巴顿登上舞台的地方。他以自己的胆略和不落俗套的作风而闻名于德军之中，正像美国人和美国人敬佩隆美尔战术上的狡诈一样。德国人确信巴顿一定会被派作入侵作战的先锋。伦敦监督处和特种战委员会知道这一点，正因为如此，巴顿将再次被利用搞欺骗行动。作为“水银”行动领导人物，要求巴顿绝对谨慎。

“巴顿欣赏‘坚韧’计划的重要性，但对他自己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却很不满意。他在‘尼普顿’行动中的作用显然是次要的——实际上是虚假的，这就使他不可能参与行动的计划工作。对此，他感到特别愤慨……”此外，巴顿也开始怀疑，他的轻率的举动——这样的事情已有数起——被不适当地夸张了，以便把德国人的注意吸引到他自己和他的司令部方面来。后来被称为“纳茨福特事件”的插曲，看来的确是那样的。

1944 年4 月，巴顿违反了艾森豪威尔关于未经允许不得发表讲话或公开露面的命令，应邀作为嘉宾出席了“欢迎俱乐部”的开幕式。这个俱乐部是巴顿司令部附近的纳茨福特村村民专为美国军人创立的。他原以为他将不以官方的身份参加，也不举行什么仪式。但是，当他到达时，他惊愕地发现，已有很多群众、还有由一支军乐队和一个由妇女辅助队队员组成的仪仗队等在那里欢迎他，还有一些摄影记者参加。巴顿要求不要给他照相，摄影记者也同意了。有人告诉他说没有文字记者在场，于是，他就讲了一些好战的言辞，其中讲道：“……既然命运注定要让英国和美国统治世界，因此，我们之间的理解越深，我们的工作就会做得好。”就是这些话——对苏联的侮辱——很快就以大字标题在世界各地的报纸上醒目地登了出来。

巴顿感到后悔，但他认为“纳茨福特事件”可能还有其它的解释。在答复艾森豪威尔的信中，他写道：“你可能对我已经十分厌烦……但是，鉴于下述事实，即那次活动是在（英国）新闻部的赞助下举办的，该部的代表当时也在场，我敢肯定，指责我言谈越轨的事带有强烈的诬害的气味。”之后，他就等待着被撤职的命令。他在日记中十分辛酸地写道：“我将去战斗，否则，我将辞职，这样我就能够说话了。到那时，我将把真相公诸于世，那样做对我的国家可能是有益的。”当这场风暴突然平息——像它刮起的时候一样突然的时候，他已经命令他的勤务兵收拾他的行李了。艾森豪威尔来到他那里，告诉他说，他将留在现在的指挥岗位上。但是，巴顿在另一篇日记写道：“……刚刚过去的事件就其性质而言是如此之微不足道，但效果却是如此的可怕，可见，它并不是偶然事件的结果。”“纳茨福特事件”是“坚韧”计划的一部分吗？如果是，那么，最高司令部不仅拿巴顿的声誉，而且也拿他的前途进行了冒险。巴顿的声誉和前途当然无法免受这种摆布，但这事在当时并没有任何证据。只是到后来当“坚韧”计划被埋葬以后，有些证据才显现出来，证明伦敦监督处和盟军高司令部出于欺骗活动的需要，确实曾经利用过巴顿的声誉。但是，兜售巴顿所使用的策略跟凭空制造巴顿司令部——“水银”军，即美国军第一军的谋略相比，却逊色多了。

“水银”军是在美国开始建立的，它的序曲是由一个J ·埃德加·胡佛称之为“艾伯特·范·卢普”的双重间谍吹奏起来的。范·卢普是荷兰人，“五十一岁，皮肤黝黑，身体肥胖，腼腆怕羞，总是眯着眼睛，通过一副厚厚的眼镜片察看周围的一切”。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作为德国间谍以专家的身份在美军工作；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卡纳里斯再次起用了他。经过多方面的训练后，他被派到了马德里，其任务是打入美国。他将到美国公使馆去，声称他曾被迫加入过德国谍报局，但是现在他愿意为美国战略情报局或联邦调查局效劳。他将交出一套密码（同时把另一套隐藏起来），并将表示他希望美国当局能把他作为变节分子予以收留，送他到美国，替他安排个工作。再后，当时他的怀疑消除后，他就可以从事他的真正的使命——报告美国部队向英国和地中海战区的调动情况。

看上去，范·卢普没有欺骗马德里的美国人，而是欺骗了德国谍报局。

他宣布，他真的希望到美国去，为联邦调查局或美国战略情报局工作。为了证明他是认真的，他交出了两套密码和全部的发报时间、波长、呼号以及进行安全检查的暗号。他自己那套密码是根据荷兰文祈书进行两次位置对换编制成，设计非常高明，他的使用说明是用密写药水极其巧妙地密写在荷兰国歌乐谱的谱表和谱号中间的。

了解到这些情况后，马德里方面决定，不管范·卢普是何许人，反正他是个德国间谍，只要是个德国间谍，就会对联邦调查局有点用处，他们经里斯本、布宜诺斯艾里斯把他送到了美国。1943 年6 月的第三周，他到达纽约，马上就被联邦调查局监护起来，据说他被安置在纽约女王区联邦调查局的一所保密楼里，由警卫人员监视着他的两套密码和使用说明都交给了乔治·斯特林博士的无线电侦察局里的一个报务专家，这个局是联邦电讯委员会的一个所属部门。

1943 年9 月晚些时候，新的范·卢普在联合保安处——官代表联邦调查局——的监督下取得了跟汉堡之间的联系，“水银”计划也因此开始执行。

在以后的几个星期里，扮演范·卢普的那个报务员向汉堡发出了一些真伪相间的情报，一直到他显然受到了信任时为止。以后，在一份密写报告里他解释说，他的活动完全是按照事先的要求进行的——向美国人投了降，经过一段时间的审讯和监视之后，他已获释，现在在纽约市西五十七号街的享利·赫德森饭店担任“夜班经理”。他解释说，这个工作特别适合他的任务，因为美国陆军经常租用这座饭店来接待即将调往英国的美国军官。他写道，他能看到离开纽约的运兵船的清单，而这些清单跟军官名单放在一起，就可以分析出调往英国的各个师的番号了。

以范·卢普的名义发出的情报有一些是真实的，因为人们认为，德国人自己迟早——常常是通过报纸或战俘——总会把它们搞清楚的。但是，与此同时，也报告了一些并不存在——起码在盟军战斗序列地图上并不存在的部队情况，目的在于诱使德国人相信这些部队是正在英国集结的“水银”作战部队的一部分。汉堡相信范·卢普发去的情报吗？如果付给的钱的多少衡量信任的程度的话，那么，汉堡显然是相信他的。1944 年2 月，他从德国谍报局领到了五万五千美元。

然而，这还不是范·卢普事件的终结。联邦调查局以范·卢普的名义总共向汉堡发去了一百一十五份情报，但是，战后在审查缴获的关于他的档案时发现，德国谍报局从他那里总共收到了二百三十一份，其中有些并不是联邦调查局用荷文祈祷书密码拍发的。据曾经调查过此事的情报历史学家拉迪斯拉斯·法拉戈说，因为联邦调查局对范·卢普的监视的方法不那么高明，被他钻了空子。范·卢普的妻子来美国时在紧身褡里偷偷地逢上了一万元美金。范·卢普拿到了这笔钱后，便又恢复了旧有的忠诚；他与在美国的另外一个德国间谍接上了头，并通过他同德国的控制人员建立了联系。这样说来。

范·卢普已不是双重间谍，而是个三重间谍了。

尽管这样，德国人好像并没有怀疑假范·卢普发去的关于“水银”计划的情报，这可能是因为那个真范·卢普并不知道联邦调查局拍发情报的事，因而无需向他的控制人员报告可能有人扮演他的角色的事。党卫军保安局接管德国谍报局后造成的混乱也可能与此有关，因为前者很难找到证据说明在美国或在英国的间谍哪一个尚在它的控制之下。但不管是哪种情况，在实施“水银”策略的整个过程中，盟国的欺骗机构在跟双重间谍打交道时，一直是在走着一条又细又危险的钢丝。

当虚构的执行“水银”计划的部队开始抵达英国时，英国的欺骗机构就把这个策略接了过来。不久，一些经过精心策划的事情便在报纸上泄露出来：

“N 少尉，住弗吉尼亚州，瀑布教堂，○市，系驻英第九空降师现役军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二年级学生，现在宣布与英格兰诺里奇市的P 小姐订婚。”或者在电台上广播说：“这里是美国部队广播网，现在是‘情人娱乐时间’节目。正在海外某地值勤的第十一步兵师第三百一十五侦察团的上等兵M 今天二十岁。下面播送他在纽约市大内克的未婚妻R 点播的‘拉宗葛夫人的六课书’……”这种新闻已足以引起西线德军情报分析科的警觉，他们的人什么都谈，什么都听，总想判定这些番号是否真的存在。然而，这种花招早已陈旧不堪。因此，在这种显然并无危害的新闻泄露之外，特种战委员会开始在无线电台上发射一些信号，这些信号有的模拟一个军司令部或一个师司令部的存在，有的冒充一个团或一个装甲营的存在。它满怀信心地希望优秀的德军无线电情报部门会进行侦听。此外，“水银”军不仅要让人家听见，还要让人家看到。因些，还必须有部队集结，有坦克停车场、油料堆集场、医院、各种管道、污物处理场——总之，要有百万大军的生活所带来的一切。这样，在英国的大地上就逐渐出现了这样一些军事设施——就像好莱坞制造的电影道具一样，是由木料、橡胶、铁丝和纸板制作的。

然而，就是这些也不能认为足以愚弄罗恩纳和西线德军情报分析科的其他专家们。

这种情报只能来自双十委员会控制下的双重间谍，来自那些得到德国人信任——人们希望如此的间谍。

双十委员会有不少这样的间谍可供他们使用。1944 年1 月初，在英国控制下的总共有二个，其中九个备有电台。由于英国情报局打入了德国谍报局和党卫军保安局，它还有许多类似的渠道，从海外通向伦敦监督处。然而，双十委员会最先认识到，一个间谍是否受到德国人信任跟他过去发回情报的质量和可靠性有直接关系。在这些双重间谍中德国人信任哪个呢？双十委员会能信任他们中的哪一个呢？毕竟他们都是些间谍，其中有一两个已经两、三次改换门庭了。不管“水银”计划的排演是何等煞费苦心，只要一个调子唱得不对——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都会使整个的演出遭到破坏。还有，正如马斯特曼所说的，“不管我们多么谨慎小心，一个已经失去敌人信任的间谍可能会把整个计划搞垮。更糟糕的是，对他的报告敌人会‘从反面去推测’，这样他非但不能隐瞒真正的攻击目标，反而会将自己暴露给敌人。”因此，最后决定，用来散布“水银”计划“灾情”的“乐队”将是小型的，而不是大型的。“第一提琴手”——这是谍报部门的行话——将包括：

“嘉宝”，德国人认为他是他们在英国的最好的间谍；“布鲁特斯”，波兰人，法国陷落后他在法国为英国情报局工作，德国人认为他同意作为德国在英国的间谍为德国谍报局工作；“珍室”，一个苏联血统的法国女郎；“三轮车”，一个成功的、奸刁的南斯拉夫商人，德国人和英国人都认为他是欧洲理想主义者的最好的典型。其他间谍——那些“第二提琴手”将在计划实施过程中出场，而上述这四个将演奏“水银”计划及其相关的欺骗计划、尤其是“斯凯岛”计划的主旋律。但是，当双十委员会的这些狡诈的人让这些不可思议的乐师开始演奏时，他们又一次接近了他们自己、“坚韧”计划、“水银”计划、和“尼普顿”计划将面临的灾难边缘。

那么，罗恩纳和西线情报分析科又是怎么估价盟军的战役部署的呢？罗恩纳相信“水银”计划真的存在吗？他相信美国第一军在英格兰东南集结，巴顿将统帅这支强大的部队进攻加来海峡吗？这些问题的答案要比盟国欺骗机构的猜测复杂得多。因为，就在“水银”计划开始实施的时候，那倔强、傲慢、迄今为止在忠诚方面一直无懈可击的罗恩纳卷入了一项他自己的欺骗活动——一场将对“尼普顿”计划的结果带来深远影响的密谋。

事情始于——1943 年未，当时西线德军情报分析科来了一个新人——罗杰·米歇尔中校，他接替施道勃瓦塞尔当了英国组的组长。

米歇尔在西线情报分析科里的工作对象是英国。1944 年1 月，他到罗恩纳那里，提出了一项完全合理的意见。很长时间以来，德国谍报局同党卫军保安处为了争夺帝国情报系统的指挥权一直进行着不断的斗争，作为这种斗争的一部分，党卫军保安局为了向希特勒表明自己的情报来源、智慧和客观性都比陆军谍报局高明，它总是把米歇尔对盟军战斗序列的估计打一半折扣。罗恩纳反对党卫军保安局干预的办法。那种制度要求由党卫军保安局对所有西线情报分析科的报告进行审查，以“确保它们的准确性”，同时也可保证它们都跟党卫军保安局获得的情况和他们的分析口径一致。

到了3 月份，局势变得严峻起来，因为希特勒相信那种打了一半折扣的对盟军兵力的估计是罗恩纳做出的，而他对罗恩纳没有半点怀疑，因此，他决定从西线撤下几个师。然而，事实上，从卡纳里斯倒台、德国谍报局解散以后，党卫军保安局的权势已经变得更加强大。还是米歇尔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他建议从现在起西线情报分析科应该把盟军在英国的作战师数目增加一倍。这样，当党卫军保安局砍掉一半——这种做法当时几乎经成了惯例以后，一种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估计就会被呈送到希特勒的办公桌上。米歇尔的建议有违于西线情报分析科，也有违于罗恩纳本人原则。但这个想法占据了他的思想。

后来，梅茨调离了西线情报分析科。他离开后，罗恩纳实行了米歇尔的建议。他开始在呈送希特勒的报告中夸大盟军在英国的兵力。这就够严重的了，但更严重的却还在后面。根据制度规定，西线情报分析科在估计敌军情况时，凡提到某作战师的存在，必须同时提出证明它存在的根据。但是，根据到哪里找？米歇尔又提出了一个建议：西线情报分析科应该把（敌人）泄露的有关盟军在英国兵力的情况和报告都当做真实的事情予以接受，当然，这些情报都是作为“水银”计划的组成部分故意喂德国人的，罗恩纳心里明白它很可能是一种欺骗。但是，他确信党卫军保安局还会对他的估计砍去一半；带着这种信念，他对盟国在英伦三岛的军事力量做了一次全面的研究。

他的研究结果于1944 年5 月送到了党卫军保安局；就在那时候，预料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正像梅茨所警告那样，可能是因为负责“减半工作”的那些人调动了工作，党卫军保安局接受并转呈了罗恩纳做出的夸大了的估计。他的那份研究报告说，盟军在英国集结了八十五到九十个作战师，另有七个空降师，而实际上只有三十五个作战师（包括三个空降师）。就是这个估计数字后来写到了德国国防军所有的图表上了。

就这样，盟国的欺骗机构在罗恩纳身上找到了一个不知情的盟友，因为他对登陆日之前盟国在英国的兵力的估计在各个方面都同“水银”计划的战斗序列完全一致。自从五月份以后，虚构的美国第一军对希特勒、对德军最高统帅部来说已经成了一种现实，不管罗恩纳再耍什么样的花招，都已无法把这种情况改变。他发现，把盟军作战师的数目写到战斗序列图表上要比从它上面抹掉容易得多。的确，后来支特关于在英国有五十五个到九十个盟军师的证据继续不断地汇集到德军西线情报分析科里来，罗恩纳自己也开始相信他原来的估计可能还是正确的了。即使党卫军发现自己上当受骗，采取任何补救措施也都来不及了，因为，那时最后一仗已在进行之中。

罗恩纳将要为他耍的这个花招付出自己的性命，然而，这个花招的炮制者米歇尔却逃脱了惩罚。这件事在战后的德国曾经引起过怀疑，有人说米歇尔可能是英国或美国谍报部门的间谍。这种怀疑后来又进一步加强了，因为米歇尔在德军总参谋部的其他人被释放之前就早已获释，有一次他还身着美军服出现在海德尔堡，而且他还声称自己在美国反间谍部队服务。然而，米歇尔在西德呆的日子并不长。未过多久，他就逃到了苏占区。这样，那个战争时期的哑谜又被这一和平时期的叛逃槁得更加令人难解了。

米歇尔是否是盟军的间谍无关紧要，这跟罗恩纳背叛的动机究竟是想保护德国还是想搞掉希特勒及第三帝国并不重要是一样的。然而，不管怎样，罗恩纳和米歇尔都帮助完成了盟军欺骗机构围绕“尼普顿”行动而罗织的错综复杂的圈套，就是这个圈套缠住了希特勒，打乱了他的全部计划，使他无力对付即将开始的解放行动。

第四节 进攻前的大空袭

午夜刚过，“利山德”飞机就在曼斯顿机场着陆了，然后滑向机场东南角上的停机坪停下。肥胖的邓德代尔司令身影从暗处走了出来。他打开机门，把两位客人扶下舷梯。一个客人是“皮耶尔·莫罗先生。他是法国铁路官员，带着一副眼镜，神情有些紧张。他是那天晚上从里昂附近的家里被偷偷地接出来的。另外一个客人是他的妻子，穿着一件旧皮大衣。他们三人来到明亮的地勤人员休息室。莫罗女士脱下了大衣。邓德代尔注意到她怀着孕，肚子已很大了。天刚亮，莫罗夫妇就已来到了皮卡迪利大街的布良饭店。在那里，他们睡了一觉，洗了澡，吃了饭后，莫罗接待了一位来访者。这位来访者就是索利·朱可曼教授，他的研究项目，从猿人到炸弹爆炸对人体的影响，无所不包。现在，他又在从事另外一项研究。在该项研究中莫罗将会起到重要的作用。那就是破坏法国的铁路。

莫罗到来之前，最高司令部的飞行员为一方，而丘吉尔、战时内阁和英美重型轰炸机将领为一方，两者之间的重大争执已经持续几个星期了。争论的中心是在盟国庞大的重型轰炸机部队和如何用这支部队直接支持“尼普顿”计划这个问题上。艾森豪威尔要求这些轰炸机不仅要轰炸敌人的城市，而且要密集轰炸以摧毁西部欧洲的铁路中枢。这些铁路中枢是德国装甲部队和后备部队开往诺曼底的必经之路。应盟国空军远征军总司令、空军上将特拉福德·利·马洛里爵士的请求，朱克曼教授制定了一个对西部欧洲的八十个铁路目标进行九十天轰炸的计划。这份计划代号为“运输”，交给最高统帅部副司令特德。这个计划受到艾森豪威尔的大力支持。他坚决认为，既然“尼普顿”计划的头五、六个星期很可能是最关键的，因此必须采取一切可能的步骤保证突击队在欧洲夺得并占据尽可能大的立足点。如果德国人能够把大批增援部队通过铁路火速调到诺曼底，这个目标就难以实现。

摧毁西部欧洲的主要铁路中心在军事上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运输”计划将要造成的政治影响引起了很多人的反对。战时内阁一听说这个计划可能要造成二万法国人和比利时人死亡，六万人受伤之后，就采取了内阁会议记录所说的“严重地看待这个建议并且基本上反对这个建议的意见”。

丘吉尔支持这种意见。他在1944 年4 月26 日的一次国防委员会的会议上说，如果西方国家着手执行这个计划，“我们就会在法国结下深深的怨恨，今后多年内将影响我们同法国的关系”。他打电报给罗斯福，请他命令艾森豪威尔想些其他办法来迟滞（德国）装甲部队的行动。然而，罗斯福不愿出面干涉。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之后，他电复丘吉尔说：“我不准备从这么遥远的地方对负责的指挥官们的军事行动强加任何限制。在他们看来，限制他们的军事行动会妨碍霸王计划的成功或给我们盟国进攻的部队造成更大的伤亡。”他的电报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当时计划把西部欧洲的铁路统统炸毁，以利于实现“尼普顿”计划。

莫罗先生在这次空袭中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莫罗是在法国铁路系统，即在全国铁路干了一辈子的高级官员。他同其他人一样了解这个系统的军事能力以及一旦盟国进攻，德国打算如何利用个系统。英国情报局在巴黎的间谍机构的代号为“阿米克玉石”，同全国铁路局的董事中的重要人物有联系，也同莫罗接触过，莫罗同意到英格兰去，用他的知识和经验为“尼普顿”计划服务。他随身携带一套三卷最新的法国铁路运行手册，以及大量的关于在盟军大举进攻时德国的作战计划的材料。随着“运输”计划的政治争论的结束，他加入铁路研究所。这个组织的建立是为了调查西北欧的铁路调车场、车站、车库、轨道、修车场、圆形机车修理房、转台、信号系统、侧线、机车、车辆来源和铁路桥梁等。莫罗的具体任务就是协助铁路研究所选择一些轰炸目标，这些目标要是被毁之后能最大限度地削弱德国往诺曼底运送后备队的能力。

莫罗把他的妻子交由一位产科医生照料后，就去上班了。他神经质，很敏感。他的同事认为他是法国公务员的典型，对金钱和生活十分计较。他不久就遇到了一次危机。莫罗夫人生了一个男孩，莫罗是个犹太人，按犹太人习俗，新生孩要割礼。他强调说，因为他是在英国，为英国政府办事，因此，英国政府应当支付他儿子的全部出生费用，而军需官不同意付割礼费。他说，这笔费用当由盟国空军远征军和铁路研究所支付。但是，这两个单位都没有用于这种开支的经费，因此都拒绝付款。为此，莫罗声明只有把这批费用给他报销之后，他才恢复工作。邓德代尔知道法国人对钱分文必争，因此决定将此事提交下一次空军会议讨论。在会上，他提出了这个问题，把割礼费说成是“其它事项”。大会主席、皇家空军元帅查尔斯·波特尔爵士“从口袋里掏出了5 先令硬币。其他与会者也都拿出了一些钱，很快就够付割礼费了。”莫罗又重新开始工作了。但是他心里却越来越感到不安。“运输”计划开始实行之后，他开始认识到，帮助摧毁铁路就是为造成法国人生活中的全国性灾难出力，他显然不了解盟国空军的巨大力量。当他听到巴黎、维希和布鲁塞尔的电台广播他和铁路研究所的工作所造成的伤亡和破坏时，他大惊失色。当他听到法国红，衣主教向英、美主教团发出呼吁，要求停止这个战役时，他的反应十分强烈。最后，当他在1944 年5 月22 日听到纳粹控制的巴黎的广播时，他干脆停止了工作。这家电台报道了法国遭到破坏的情景：

“法国铁路系统完全处于一片混乱之中。盟军成功地把整个的调车场炸成废墟，炸毁了无数的机车；数十个车站处于瘫痪状态。盟军飞机驾驶员所不能做的别的破坏工作也由富有经验的破坏小组做到了。人民，特别是巴黎市民的愤怒情绪正在高涨，因为在那里买不到食品，谁也不能外出旅行，而且电的使用也受到严格限制……”另据报道，到5 月份的第三个星期已有六千零六十二个平民在空袭中被炸死。

莫罗拒绝继续再为铁路研究所工作。他在英国一直等到法国解放后才回国。战后过了很长一段时间，邓德代尔收到法国全国铁路局寄来的一封信，说莫罗在铁路服务四十年之后已经退休并申请退休金。信中指出，不幸的是在1944 年春天有一段时间他中断了工作，而他本人不能对此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他要求法国铁路局到外交部了解情况，他什么都不能说。邓德代尔也不能讲。英国情报局并未作为一个组织正式存在过，因此也不能说它雇用过任何人。此外，邓德代尔不敢断定，如果法国全国铁路局发现了莫罗在战时法国铁路遭受破坏中所起的作用，他的话对莫罗是否能领到退休金会产生什么影响。

“运输”计划只是盟军在登陆日之前发动的大规模空中战役的一方面。

正如大西洋海战是要消灭德国的海军一样，空袭的目的是要消灭德国空军，同时把为德国战争机器提供物资的工业城市从地图上抹掉。1943 年潜水艇的威胁实际上已经消除，盟军在北非也取得了胜利这样这场空中战役，就在盟军的日程表上占据了最优先的地位。因为德国空军给“尼普顿”计划的实施造成双重威胁。盟军的策划者们担心，即使只有少数几架德国飞机，也可能在拥挤的海道上和“尼普顿”计划规定的强攻地区的登陆场造成大破坏，就像它们在已里所做过的那样。而且德国空军至少有5 个完整的空降师，可能在英国南部一些港口，在伦敦或登陆场地区实行密集空投来挫败“尼普顿”计划。战后确实发现戈林早已制订了这样的计划。如果德国人当时能预先知道盟军进攻的时间和地点，如果德国空军当时拥有向目标运送空降部队的运输机，如果盟军当时未能取得制空权，未能在运载伞兵的机群还没有到达其要开始行动的法国基地之前就消灭它的话，这项计划就很可能付诸实施了。

然而，空战的胜利并不是单纯地取决于哪一方的飞机最多，还有其他一些迫切的需要使盟军的伤亡保持在最低限度，而且不让德国人知道“尼普顿”计划的真象也是重要的。“尼普顿”计划是可以通过大规模进攻前空战的形式和强弱程度推测出来的。德国的空军情报机构很大，富有经验并且极为能干，它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要挫败盟军的空袭。通过对盟军战术、队形和目标的侦察，通过密码分析和无线电侦察活动以及遮蔽或干扰雷达系统和无线电导航仪的技术，这个情报机构有预测，或许甚至制止“尼普顿”计划的实现的手段：这样，欺骗，特别是虚构的“坚韧”计划，就成为支配大举进攻前的空战的主要因素。空战本身是一种新的战争，它产生了许多像陆战或海战一样巧妙而无情地对付敌人的策略。

首先是有计划有步骤地蒙蔽德国无线电情报系统的活动。众所周知，德国人监听了盟军空军无线电通讯并从通讯方式的某些特点推断盟军正在酝酿一场大规模的进攻。因此，盟军就广播虚假的无线电通讯使德国人经常处于毫无必要的戒备状态；而且在“尼普顿”计划的特殊背景之下，在大规模进攻前演习的同时，广播那些与登陆日前夕的真实的无线电通讯相似的虚假的无线电通讯，希望使敌人断定：“尼普顿”计划本身只不过是又一次演习。

这种无线电欺骗还用清晰的或易破译的密码播出，使德国人认为他们已截获了一件泄密的重要情报。不过这是人们所熟知的一种计策，所以很少使用，以免德国人识破这种极易得到的骗人情报的真相。

空中战役的战略家们清楚地知道，虽然敌人看不到在英格兰发生的事情，但肯定能听到，因此就开始广播假无线电通讯，透露或者像是在透露盟军空军力量主要集中在东英吉利的平原上，即“水银”计划地区，而英国西南部的真正的飞机中队却保持沉默或用陆上通讯联系。美、英飞机还在进行真的室袭的同时执行欺骗飞行任务，发出假无线电通讯暗示它们的起飞和返回地点是东英吉利。但是，无线电欺骗战的最重要的策略就是使德国无线电情报系统完全淹没在大量的假通讯之中。并且为了加重德国情报系统的负担，盟军空军还有计划有步骤地攻击位于“尼普顿”计划和“坚韧”计划地区的所有无线电台。最后用一百架“兰卡斯特”飞机对位于西北欧瑟堡附近菲尔姆德乌尔的德国通讯情报总局进行密集轰炸，这次空袭卓有成效，正如后来的摄影报道的说明所说：“电台已经完全不能使用。它的地址本身如果不花大力气平整弹坑的话是不适合重建电台设施了。”这一次以及其他次对德国无线电台的空袭还有另外一个目的。这样就使秘密通讯更加容易遭到“超级机密”的破坏。同时，马基也在忙于切断通讯电缆，这又迫使德国人不得不采用无线电通讯。

也许盟军的最残忍的空中策略是目标的选择。在把西部欧洲的铁路中心炸成废墟的同时，盟军空军还轰炸公路和铁路桥梁。但是为了暗示大举进攻的地点是在加来海峡，在大学进攻日开始之前只轰炸塞纳河上的桥梁。卢瓦尔河和其它河流的桥梁留待以后轰炸，这样，1944 年4 月21 日至6 月5 日。

从鲁昂至巴黎之间塞纳河上的桥梁全部被炸塌坠入河中。隆美尔曾目睹一次这样的轰炸，当时在维农的塞纳河上，美国第九航空队的八架“霹雳”轰炸机用八吨炸弹炸毁七百二十五英尺长的钢梁铁路桥。共有三十六座大桥遭到同样的命运。海岸炮兵阵地、雷达站、飞机场、坦克停车场、汽油和石油库、司令部（为执行“超级机密”计划的目的而建立的司令部除外），特别是飞弹武器发射场也都被炸毁。由于这些目标大部分都在“坚韧”计划地区，因此，炸毁这些目标极巧妙地达了欺骗的目的。一份题为“欧洲战场空军行动的掩护和欺骗”的绝密备志录总结了这次战役的基本策略。这份备忘录说，由于“不让对方从轰炸强度或方式中看出进攻的预定日期和目标区是绝对重要的，因此，对加来海峡的海防设施（掩护区或虚构进攻区）也同样地进行轰炸，而且有时对这些地区的轰炸猛烈程度甚至两倍于对诺曼底的海防设施的轰炸。”如果在突袭地区内投一磅炸弹，那么在这地区之外就投两磅炸弹。

由于德国在加来海峡的防空设施比其他地方坚固得多，所以，这种策略会使盟军飞行员的伤亡人数大为增加。

向比利时和法国北部地区的抵抗运动运送供应物资的空中行动及在敌占区上空进行侦察飞行也采取一样的方式。在进攻前的整个时期内，向“坚韧”计划”地区运送补给品的飞行次数超往诺曼底运送补给品的飞行次数，两者的比例是二比一或三比一，而在上空的假侦察飞行是一样的频繁。当然侦察驾驶员自己也不知道哪个地区是掩护区，哪个地区是真正的目标，虽然“掩护和欺骗”备忘录指出，上级也许是要使这些驾驶员相信加来海峡是突袭地区，以防他们被击落而受到讯问时泄露机密。可以认为，这些行动也造成了伤亡的增加。这种伤亡的增加，一部分应当算在“坚韧”计划的帐上。

盟军究竟愿意花多大的代价以打败德国空军、严守“尼普顿”计划的机密呢？在空袭亚琛、哈塞尔特、儒维西、利尔和特拉普斯的铁路中心的空袭中，盟国的损失特别严重。这一次引起了人们的猜测，认为盟国也许是故意事先让德国得到空袭情报以引诱德国空军出来作战，温盖特回忆说，皇家空军准备把最新式的“喷火”战斗侦察机送给德国人，以玩弄一场骗人的把戏。

这是梅耐待查根策略和“肉馅”行动的变样。有一次，一个被俘的德国战斗机驾是员被带到苏格兰卢哈劳动保护皇家空军基地受“审讯”。这个人以“暴君崇拜”和高超飞行技术著称。负责审讯这个俘虏的皇家空军情报官在讯问的中途离开了，他说他“去找一个人谈狗的事情”。几分钟后，皇家空军地勤人员把“喷火”战术机开到这个俘虏的视野之内。他们给飞机加了油，盘动一下螺旋桨，然后大喊一声“小卖部车来了”，就去喝茶了。这架天篮色的飞机线条极其美观，据说没有一个真正的驾驶员不想驾驶它的。而这架飞机就是停在那里要让这位德国人去驾驶的。空军制定欺骗计划的人员在驾驶舱中放了一套假地图。驾驶舱的门开着。四周空无一人。这个德国人可以容易离开受审讯的那个办公室（皇家空军情报官没有锁门），爬上驾驶舱、起飞。但是，据温盖特说，这个德国人一动也不动地坐在窗子旁边，眼望那架喷火战斗机，耐心地等待着那位情报官返回办公室。

众所周知，德国空军在1944 年春大空战中遭到惨败。但惨败到什么程度呢？对此有相反的说法，但在这关键的时刻“超级机密”不能为最高司令部提供关于德国空军战斗序列的准确估计。实际上，对德国空军实力和战斗力的估计“相差十分悬殊”。正如美国官方的“横跨海峡的进攻”的历史书上所记截的，“这些估计像变戏法一样”。估计之所以有差距是有了几种原因的。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是知道的。原因之一就是美国和英国空军情报局之间的相互竞争和对“超级机密”所能提供的关于德国空军的情报实行严格的保密措施。但是，德国人也越来越狡猾了；情报和反情报的斗争进行的时间长得足以使德国空军也学会了如何保守机密。结果在五角大楼和空军部之间对德国的空军实力的估计存在着根本不同的意见。后来事实证明这两种意见到头来都言过其实。因此，当进攻日即将来临之时，最高司令部却产生了严重的不安情绪。这种不安情绪对司令部制定的所有计划都产生了影响。

虽然已经进行了进攻前的大规模空战，德国空军仍旧是执行“尼普顿”计划的严重威胁。空中行动，包括后来证实“坚韧”计划是假的那些行动也进一步加强了。1944 年4 月1 日至6 月5 日之间盟国空军对法国北部和比利时的日标，轰炸了二十多万次，投下二十万吨炸弹。甚至在这次战役还没有结束之前，效果就非常可观了。但是，代价也是令人伤心的。这次空中闪电战的最后几个星期中，盟国损失飞行员一万二千多人，飞机二千架。法国和比利时者百姓死亡人数近一万二千人；而盟军和老百姓的伤亡大部分不是在塞纳河以南，而是在塞纳河以北，即“坚韧”计划地区之内。在为进攻部队开辟道路的空中准备过程中，盟军损失的人数几乎同进攻法国的军队损失的人数同样多。这是必要的吗？最高司令官认为是必要的。他向参谋长委员会报告说：“任何一个有助于诺曼底登陆成功的因素都不可放过或忽视。我相信军事形势的发展证明了所作出的决定是正确的……”袭击英吉利海峡沿岸的德国雷达站是大举进攻前空中行动的一个极重要的组成部分。对雷达站的袭击也是为“尼普顿”计划和“坚韧”计划服务的。

如果盟军要在登陆日达到出奇制胜的目的，那就必须严重地或彻底地扰乱敌人借以守卫登陆地区的雷达系统。但是，为了掩盖盟军对诺曼底的特殊兴趣，对其他地区的雷达站也进行轰炸，甚至炸得更厉害。这就又增加了这次空中行动的人力和物力的消耗。英吉利海峡岛屿和臭斯但德之间有四十二个雷达站，其中二十六个被炸得无法使用。但是，为了使空战技术以及欺骗技术更加新颖和巧妙，还有意地保留几个雷达站，因为在这一整个时期中，盟军一直在试验并完善一些罕见的策略，准备在登陆日使用。这些策略都与所谓的无线电子干扰有关，是专门用来欺骗保留下来的德国雷达站的。

1944 年4 月和5 月，在俯瞰福思湾的一个岬角上的坦特伦城堡里进行着最后一系列电子干扰欺骗的试验。那里，在城堡的红砖废墟下的一间屋中，电讯研究所和哈伟大学美英第十五实验室的电子科学家们，包括琼·科兰博士在内，在罗伯特·科克伯恩博士的率领下已经把德国武器库中最新式的雷达组装完毕。这个设备是早在1942 年2 月对布伦纳瓦尔人袭击中“抢”来的，井用从非洲、西西里和意大利缴获的零碎机件把它现代化了。这些人是第一次同称为“窗口”的电子干扰活动有关。

“窗口”是英国给反雷达偶极子反射体起的代号。美国的代号是“谷壳”。

它是由许多细长的箔条组成的。逼近目标的轰炸机群可以大量投下这种箔条，这在雷达屏幕上造成的影响就像是大风雪使人看不清东西一样，使雷达无法识别物体。但是，这种简单的偶极子也有它的缺点。战争的早期，英国和德国都发现了偶极子的效用。但因为双方都借雷达网保护自己而且又都不知道对方也有这种秘密武器，所以每一方都不愿使用，唯恐暴露秘密而招致报复。不使用偶极子的决定是盟国和轴心国的最高统帅部做出的。戈林曾命令销毁描写偶极子的效用的技术报告。丘吉尔也准备忍受皇家空军遭到很大伤亡，以保护英国的雷达。但是，英国在1943年7 月26 日对汉堡的大规模空袭中就露了一手，从此以后就一直用“窗口”这种武器来扰乱德国雷达屏幕。

这样做并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英国已经有一种德国没有的完善的电子战新式武器。杰出的雷达科学家科兰博士发现，如果从一些飞机上把偶极子适当而加以控制地投下来，会在雷达屏幕上产生回波，这种回波同整个航空队所产生的雷达回波一样。她进一步试验，又发现可以制造一种她称为“月光”的电子装置。这种装置可以安装在军舰或飞机上。一月光”装置可以接收敌人雷达发出的脉冲，把它放大后再发回，在雷达幕上产生一种类似大批军舰或飞机在行动所产生的现象。总之，如果敌人不知道自己在受骗的时候，“月光”装置可以使敌人认为大批军舰或飞机在向它逼近，而实际上却是几架有“月光”装置的飞机。

在佯攻德国海防设施以便把德国飞机从实际进攻地点上引开方面，“月光”装置所能发挥的威力立即得到了伦敦监督处的卓越而性情古怪的成员爱德华·内维尔·达·科斯塔·安德雷德教授的承认。他建议对这个装置进行实地实验。于是，在1942年4 月6 日，九架装配有“月光”装置的“挑战”战斗机在波特兰上空盘旋，暗示一大批美国轰炸机正在逼近瑟堡。“超级机密”的监视表明，德国空军指挥官派出一百四十四架战斗机对付这个假进攻。

而为了对付美国第八航空队“堡垒”轰炸机对鲁昂的实际空袭，德国空军指挥官才派出了七十架战斗机。作为一种空中欺骗，“月光”装置的效用得到了证实之后就被搁置起来，由科学家进一步改进，等待到大学进攻日那天才使用。

为了试验“窗口”和“月光”装置综合使用的效果，科克伯恩博士、科兰博士以及他们的助手要求“斯特灵”和“兰卡斯特”海军战斗机，加拿大驱逐舰“黑达”与其他一些海轮和飞艇配合。“斯特灵”战斗机的试验区上空以精确的高度和速度飞行，按预定好的间隔投下一捆捆“窗口”。装有搜索雷达的“兰卡斯特”战斗机以同样复杂的队形在“斯特灵”战斗机的上空飞行，与此同时，“黑达”驱逐舰的一小队扫雷舰拖着装有雷达反射器的称为“榛子”的海军汽球，驶进海湾。然后，“黑达”驱逐舰和扫雷舰奉命用“月光”装置干扰“兰卡斯特”战斗机在搜索雷达。这样，“窗口”、“月光”装置和“榛子”相结合就在科学家们的观察仪器中造成了一种假象，好像一支占据近二百平方英里的庞大舰队以真正的入侵舰队的航行速度正在向海岸逼近。这些试验成功了。“征税”计划和“微光”计划，即电子欺骗行动计划，被批准在大举进攻日的午夜和黎明之间的“坚韧”计划中使用。这两个行动计划是制造两支大舰队像真正的进攻舰队驶向塞纳湾那样向弗尔和加来之间的法国海岸逼近。

科克伯恩博士还利用“黑达”驱逐舰和扫雷舰试验另外一种计策。当试验舰队驶至距岬角十英里的地方时，它就停止前进，把漂浮的“榛子”固定住。然后让“兰卡斯特”战斗机和““斯特灵”战斗机从这个地区上空飞过，同时把所有的观测仪和“月光”装置打开。这时，小艇上的巨型扩声器发出一种抛锚声和飞机准备着陆的下降声音。然后，一些高速摩托艇突然开进，制造烟幕。这样，从各个角度来看，无论是听还是用电子仪器侦察，都好像是一支庞大的入侵舰队在近海停泊，进行海上袭击的准备工作。这是一个更加精心设计的花招，曾用来转移德国人对蒙哥马利进攻阿曼的反应，它将再次被用来转移德国对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反应。

科克伯恩对此很满意，于是就又开始从事下一个，也就是最后一个电子欺骗试验。飞机还是在这个地区上空飞行，在指定的时间地点和高度通过“窗口”的屏幕空投模拟伞兵，着陆后发出机枪扫射、手枪和步枪声等陆地作战的声音。在空投模拟伞兵的同时，投下一些特空队，他们着陆后，就打开扬声器播放录制好的炮火声、士兵的喊杀声、呼救声和倒地声。他们还施放一种化学制剂，类似一种薄薄的烟雾，制造战场上的气味。这些试验也获得成功，并将作为“泰坦”计划的基础。“泰坦”计划是使用这样一个策略，即吸引敌人注意模拟空降旅和空降师的着陆，而真正的空降部队却在其他地区着陆。

试验完成之后，科克伯恩和他的小组回到伦敦，开始装备各种海军舰艇，准备用于欺骗战术。飞行员们继续对那些必要的非常精确的飞行技术精益求精。这种技术要求每一架飞机都要安装崭新的自动驾驶系统。电子欺骗战术在苏格兰试验也很成功并将在登陆日的实战中应用。此刻，一种新的军事科学，即电子欺骗，发明出来了。如果它能成功地迷惑和扰乱德国的防卫技术设施，电子学就将成为战争的一个新的方面，成为一种像步枪、机关枪和坦克一样使战争发生革命性变化的武器。

第五节 英国暂时变成了与世隔绝的警察国家

1944 年春天是英格兰历史上的一个特殊的时刻。登陆日快到了，成百万陌生人乘着比人还陌生的车辆拥向乡村。这时，一场大雾——伴随欺骗战术而来的保守机密的雾——降临到这个岛上。英国还从未采取过如此严格的预防措施来保守军事行动的秘密；英国人也从来没有那样多疑，那样谨慎。爱管闲事的人和告发者比比皆是，每个村落的警察都睁大眼睛，竖起耳朵，注意发现德国的间谍，普普通通的不检点行为都像犯罪一样。英国政府在战争一开始所发动的“乱说会丧失生命”的宣传运动强化到了惊人的地步。当时一位社会历史学家写道：“要求别人不要传播谣言已成为全国性的任务。报纸发表长篇大论的文章警告读者，牧师教训他们的教徒，学校校长教育学生。

有些地方甚至还专门举行反对传谣大会。”保密成了人人心中记挂着的一件事，它涉及生活的每一方面，甚至国王或首相都不能随便乱说乱动。

艾森豪威尔到伦敦就任最高司令官时，他凭借他那新的总督的权力，敦促英国政府采取它的历史上最广泛的、最罕见的保秘措施。他在写给英军参谋部的一封信中说：“如果我们将来感到由于忽视保密措施而使这些重大战役的胜利遭到损害，我们的良心会受到谴责。”这封信写了之后，英国暂时变成了与世隔绝的警察国家。向海外发电报的优惠待遇，除只给予一些最受信任的新闻记者外，全部取消了。虽然报纸发出咆哮，但除了出现一次严重的例外事件，还是遵守这种限制的。丘吉尔自己就主张新闻检查。帮助文森豪威尔估价敌军高级指挥官的性格和能力的英国军事记者B ·H ·利德尔·哈特上尉曾向丘吉尔说明，仅仅从英美主要报纸的报道中就可能比较准确地推测盟军1943 年6 月和1944 年2 月之间的作战意图。与此同时，军人或官员的每一个电话，英国每一个敏感地区发出的每一封信，每一份电报都可能而且经常受到监听或检查。国外和部队的信件被延迟发出。所有的人，除一些必要人员之外，都不准进出英国，而不列颠群岛，从苏格兰的最北端到英格兰的最南端的广大区域内不允许进出探亲访友。

对军队的限制更严，艾森豪威尔到任不久就警告他手下的每个人说：

“言谈要谨慎，严格保管文件——这是大家熟知的保密守则。保证这些守则严格地执行要靠我们每一个人。所有指挥员在任职期间始终都要遵守个人最高度的保密纪律，违者要受到最严厉的纪律处分。”对于所有上面写着登陆的时间和地点的文件都制定了一种特别程序加以保护。这就是“顽固者”程序。这个奇怪的名字来源于“前往直布罗陀”的印章。为了迷惑好奇的人，把几个字母颠倒过来，带有“顽固者”之意。这个符号在执行“尼普顿”计划时保留下来，是当时一般保密级别的最高一级。

大体上说，只有“顽固者”才能看“顽固者”所规定的文件，要想成为“顽固者”与加入一个同等俱乐部一样的难。大西洋两岸的人想成为“顽固者”要经过最严格的保密检查。即使检查通过了，他在英格兰的所作所为都要受到最严密的监视。但是，违反保密制度的行为是不可避免的，甚至在“顽固者”中也曾发生。有些泄密的事件是严重的，甚至是可怕的。

最初的一个不可恩议的事件发生在1944 年3 月下旬。那时，五角大楼美国陆军情报局局长克莱顿·比塞尔将军从联邦调查局那里得到消息说，美国陆军芝加哥分信处有一包非常机密的文件偶然地被打开了。美国陆军邮局总部有四个人未经许可看到了邮件的内容。当文件送达芝加哥邮局时，还有十个人看到了这些文件。很显然，谁都没有想过要把这件邮包重新封好。寄件人是“上士托马斯·P ·凯恩”。此人是德国血统，是伦敦最高司令部军械供应科科长罗伯特·w ·克洛福德将军的秘书。有点奇怪的是，凯恩本想把邮包寄给“军械处，G4”，而他写的却是住在芝加哥的他姐姐的地址，那里主要是德国血统的居民。

这件事很快地引起了最高司令部情报处副处长托马斯·J ·贝茨将军的注意。这个情况确实很严重。贝茨后来说：

“在这事件的背后存在一种恼人的疑问，即这种事情已经进行了多久，是否还在继续进行。那些文件非常重要，文件中写了出兵的预定时间和地点以及集结和开始进攻的时间表。值得庆幸的是，我们还有六个星期的时间去调查此事，看是否有必要建议改变‘尼普顿’计划。”联邦调查局对凯恩及其家属进行了审查。结果表明，所有的人都知道，他们都是十分忠实的美国人，同亲纳粹组织历来没有任何往来。局级军法处传询凯恩。凯恩承认邮包上的字迹是他写的。但他却不能说明为什么把这样机密的文件放在信封里寄给他姐姐。他只是说，正如布彻（艾森豪威尔的日记秘书）指出的，他姐姐病重，而他过度疲劳，他很想念她。布彻还说：“这种笨拙的处理事情的方法表明不是职业间谍干的。但是，无论如何，许多重要的事实，包括实力、地点、装备和预定日子都被未经允许看的人看了。”联邦调查局得到指示，要把所有看到文件的人置于监视之下。有人建议把凯恩交付军事法庭审判。但官方未采取任何行动，只是把他也置于监视之下，窃听他的电话，不准他离开他的住所，一直到登陆日之后。然而，事情并未就此结束，因为伦敦和华盛顿的保密人员深信这件泄密事件与芝加哥《论坛报》有一定的关系。英美两国政府对这家报纸报道盟国已经译破日本的海军密码极为不满。当有人发现《论坛报》的一个编辑在登陆日到来之前不久不顾“非经许可不得离开英国”的禁令想乘一架美国运输机离开英国时，这件事又引起了两国政府对这家报纸的怀疑。然而，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论坛报》与凯恩案件有关。显然，该编辑只不过是工作不负责任而已。

凯恩案件刚刚结束就又发生一起泄密事件。这一次牵涉到艾森豪威尔本人的一位朋友。这个人就是亨利·杰维斯，弗里斯·米勒少将。他五十四岁，是美国陆军非常能干的军官之一。他同艾森豪威尔一起于1915 年毕业于西点军校，后来循着美国骑兵的军阶逐步提升，一直到成为将军，统帅空军地勤司令部。他在为此次大举进攻作准备，担任美国空军第九航空队军需官，是能看绝密文件的人。

1944 年4 月18 日晚，米勒去参加美国欧洲战区情报局局长、后任布莱德雷第12 集团军情报助理参谋长的埃德温·L ·西伯特将军为美国红十字会护士举行的晚宴。晚宴在克拉里奇的一家公共餐厅举行。在交谈中，米勒抱怨他从美国获得军需品的难处，然后毫不掩饰地大声宣布盟军将于1944 年6 月15 日以前开始大学进攻。西伯特听到了他的话，很恼火。这严重地违反了保密纪律。第二天上午，他就向布莱德雷汇报。布莱德雷也知道此事。他喜欢米勒，但是，正如他后来所说的“我没有办法，只好打电话给艾克……”艾森豪威尔毫不留情。经过迅速调查之后，他就命令米勒乘下一次航班回美国，并把他的军衔降到他的正式军阶——中校。布莱德雷写道：“有些军官事后说艾克这样严厉地处理这个问题是毫无必要的。但我不这样看。假如我处在艾森豪威尔的地位，我的严厉程度不会比他差些……同时，这次的处罚是让英国放心，我们不会容忍任何人信口开河。”米勒凭着老朋的关系给艾森豪威尔写信求精：“我只是想请你让我带着现在的军阶（即少将）回国，在国内等待应得的处分。”他还强烈地申明自己是无罪的，但这些都是徒劳。艾森豪威尔给米勒写了一封推心置腹的回信。

他说：“我最痛心的事莫过于不得不对有骨气的、历史清白的军官触犯军法的案件作出处理，特别是当他们是故友亲朋的时候，更是如此。”他继续说：

“……正是因为你长期以来工作成绩显著，我才觉得建议对你的案件不做更严厉的惩办而只给予行政处分是正确的。”离大举进攻日只有短短几周的时间，美国最高司令部发生了第三起严重泄密事件，这次泄密者是一位海军军官，名叫爱德华·M·迈尔斯上校。他是哈罗德·R·贝蒂·期塔克上将的随从参谋。斯塔克上将是美国驻欧洲海军总司令，曾参与制定“尼普顿”计划。告发人是“尼普顿”计划战术空军总司令、空军上将特拉福德·利·马洛里爵士。他写信给文森豪威尔说，迈尔斯当众透露了“将要进行的战役的详细情况其中包括作战地区、空运、实力和日期。”这个不检点的行为发生在朴次茅斯啤酒酿造商威廉·杜波雷上校爵士举行的宴会上。利·马洛里抱怨说迈尔斯“显然是喝醉了”。

1944 年5 月21 日，艾森豪威尔写信绪斯塔克说，他听到关于迈尔斯的不检点行为的报告后“心如刀绞，更不用说惊恐了”。他接着说：“即使这个报告只是部分属实……我也必须说，这种轻率行为会造成最大的危害。我知道你会立即采取有效的行动……”两天后，斯塔克回信说，他准备把迈尔斯遣送回国。“我没有选择的余地。这显然是个损失。目前我找不到人来替换他，但这又有什么办法呢。”与此同时，艾森豪威尔写信给马歇尔，说迈尔斯的轻率举动使他“震惊”，他“真想亲手把他枪毙”。然而，在华盛顿，迈尔斯却被给与挽回生涯的机会，而他在私下却讲他是中了奸计。消沉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就被恢复了名誉，在1944 年的袭击中他被任命指挥驻冲绳的一个空运师，因战功荣获铜质垦章。在进攻菲律宾的期间，他也立下了显赫的战功。

米勒和迈尔斯的案件是对艾森豪威尔的沉重打击。看来，这两起事件的发生说明美国在伦敦的工作人员不谨慎，缺乏责任心。也许，在像盟画远征军这样庞大的司令部里，发生个别随口乱说或文件保管不善的情况是很难免的。但是，从其它地方查出的泄秘现象就很难解释了甚至说巧合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1944 年5 月，一位英国军官乘火车上班，同往常一样，用猜《每日电讯报》的字谜消磨时间。字谜号码是5775。第十七横行要求填一个有四个字母的字，给的线索是“美国一个州名”。答案是“犹他”。这位军官是最高司令部的高级参谋。他看了以后很吃惊。“尼普顿”计划的主要密码他大部分都知道。，而“犹他”是美国在诺曼底的两个主要登陆场之一的代号。

后来，他在填第5792 号字谜时，就更加吃惊了。他发现“密苏里河畔的印地安人”这个线索的答案是“奥马哈”，这个名字是美国在诺曼底的另一个登陆场的代号。后来他在填5797 号字谜时，发现“但是有些像这样的大人物有时也偷窃”这个线索的答案是“霸王”，这是1944 年盟国在西北欧的整个战略的代号。还有更多的这样的字谜。第5799 号的线索是“这个树丛是苗圃革命的中心”，要求填一个有八个字母的字。答案是“桑树”，这是正在极秘密地修建着的水空两用港的代号。最后，第五个代号又作一个答案出现了。

线索是“不列颠和他坚拧的是一样东西”，答案是“尼普顿”，是大学进攻计划的伦号，是这个时期代号中最重要的一个。

到了这时，保安当局已经开始调查这一奇怪的事件了。对编字谜的人的背景做了一番最彻底的调查之后，并没有发现什么险恶的用心。编字谜的人中有伦纳德·西德尼·道，他家住伦敦利德海宿舍区，是一个小学校长，为人正派。另外一个是他的朋友内维尔·琼斯，也是小学校长。任《每日电讯报》高级字谜编辑已二十多年了。他说，字谜往往在编完六个月以后才发表。

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在当局制定许多密码之前就已经编好了字谜。他的解释被接受了，这个案件也就此结束。但是，甚至在二十五年后，美国红十字协会主席、美国海军历史学家乔治·M ·埃尔西在一次纪念大举进攻日的讨论会上暗示这个被证实了的事件背后还大有文章。“难道真是巧合吗？”他问道。

“难道编字谜的英国乡村教师真的那样天真无邪吗？这些问题的答案，人们永远不会知道。

“尼普顿”计划保密措施的基本一条是艾森豪威尔命令任何了解大学进攻计划的军人都不准派去参加有被俘危险的行动。但据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保安处了解，尽管有这样的命令，1944 年5 月7 日上午，罗纳德·艾夫洛·查普曼空军准将还是参加了皇家空军对勒芒敌人弹药库的空袭并且失踪了。由于他的军阶与美国空军准将相同，因此，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保安处要求空军部了解他是否知道“尼普顿”计划。空军部报告的第一部分是令人放心的，因为艾夫洛·查普曼是林肯郡埃尔沙姆·沃尔兹轰炸机基地司令，因此不了解大举进攻的计划。但报告的第二部分却引起人们的惶惑不安，因为他到埃尔沙姆·沃尔兹空军基地前不久曾在空军部计划参谋部工作过，与盟军最高司令部参谋长摩根有联系；而且他是伞兵行动专家，他可能了解一些有关“尼普顿”计划伞兵作战计划的情况。空军部还说，他未经允许就参加了那次空袭。

后来，艾夫洛·查普曼申明他那天夜里到敌人领土上空执行飞行任务是得到批准的。尽管他承认他是作为“额外机组人员”参加飞行的。无论如何，他的失踪引起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极大的关注。他活着还是死了。在参加空袭的五十架“兰卡斯特”轰炸机的飞行员中的调查表明，艾夫洛·查普曼的飞机，是唯一被击落的一架，在从勒芒返航十五分钟时遭到截击。人们看到一些机组人员在旷野的上空跳了伞，因此文夫洛·查普曼很可能还活着。

他的确还活着。他安全地着陆，落到了“辅机操作工”的成员手中。“辅机操作工”是在法国的间谍网，在厄洋和奥恩一带活动。然而在那里也有潜在的危险。“辅机操作工”是在罗杰·巴代的领导之下，他是当了德国间谍的法国人，显然“特种行动局”是不知道这个情况的。

“辅机操作工”的一封电报首先传来了艾夫洛·查普曼还活着的消息。

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决定尽一切努力把他弄出法国。为此，英国组成了陆军部撤离局这一协助逃跑的组织，其联络点遍布欧洲。盟国远征军最高总部与艾雷·尼夫中校联络，请他把这个失踪的空军准将偷运出境。尼夫（和平时期是个律师）负责陆军部撤离局的一部分工作。他本人也是于1942 年1 月从菜比锡附近的考尔蒡兹堡逃到瑞士的。他又与“勃艮第”联络。“勃艮第”是一个法国间谍的代号。他曾建立勃艮第联络点，把逃走的盟军官兵、飞行员和间谍从巴黎送到布列塔尼半岛的布列斯特和坎佩尔之间的小港口杜瓦尔纳内兹会。“勃艮第”是否能找到艾夫洛·查普曼而且把他空运出来呢？

“勃艮第”答应试一试。5 月底，他终于成功了。艾夫洛（查普曼穿着便服同抵抗战士一起躲在距勒芒大约六十英里的地方。一架“利山德”飞机预定在1944年6 月8 日到9 日夜里到那里去接他。但是，正如艾夫洛·查普曼自己所说，“利山德”飞机到达前十个小时，盖世太保就袭击了他躲藏的房子并且追捕他。幸亏他设法逃脱了，直到大举进攻开始后才被俘。奇怪的是，艾夫洛·查普曼回忆说，盖世太保根本没有讯问他关于“尼普顿”计划的事情。他们所感兴趣的只是谁发给他的法国身份证。奥伯鲁泽尔的德国空军审讯官也只是问及轰炸机部队的战斗序列问题。显然德国人更加关心的是日常的警备和情报事宜而不是“尼普顿”作战计划。

另外一件使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保安当局担心的事情是最高统帅本人。1942年艾森豪威尔初次到伦敦就任美国欧洲7 战区总司令时，会见了他的司机并同她结下了友谊。他的司机叫凯·萨默斯比，爱尔兰妇女，三十多岁。她在当英国本土军二等勤务兵之前曾是个模特儿和临时电影演员。萨默斯比太太同她第一个丈夫离婚后遇到了一美国上校并且与他订了婚，艾森豪威尔是在这时插进来的。这位上校后来在突尼斯的一次战斗中阵亡。萨默斯比太太也被派到那里。这时艾森豪威尔在阿尔及尔建立了司令部。萨默斯比太太也就成了他的机要秘书、汽车司机、女主人和伴侣。在整个北非战役中一直是艾森豪威尔“官方家庭”中的一员。

艾森豪威尔到伦敦就任负责执行“尼普顿”和“霸王”计划阶最高指挥官时，萨默斯比夫人也跟随前往。虽然她是英国公民，艾森豪威尔还是安排给她颁发一个在美国妇女军团任职的委任状。她大部分时间都住在艾森豪威尔“电报小舍”的寓所里。人们经常见她在重要的社交场合陪伴艾森豪威尔。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艾森豪威尔就写信给马歇尔，询问是否同意他同他妻子梅米离婚，然后同萨默斯比太太结婚。马歇尔生气地表示不同意，警告他说，如果他坚持下去，那就将葬送他的前途。

尽管官方对此事不赞成，同时又感到为难，可是艾森豪威尔还是坚持保持这种关系。如果德国人，特别是戈培尔知道艾森豪威尔有个情妇的话，那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丘吉尔特别害怕这一点。因此，这件事是大举进攻前最严守的一宗机密。这一点保安当局是知道的。他们的担心表现在几个方面。

首先就是萨默斯比太太的出身问题。她出生在科克郡沿海的印内斯·比格岛，属于凯瑟琳·麦卡锡·莫罗家族。作为一个爱尔兰人，从法律上说，她没有资格接触“顽固者”或大举进攻的机密。然而，人们都知道，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高级参谋在她面前非常公开地谈论极其机密的事情。曾有一段时间，当布彻调到其他工作岗位上时，她为最高司令官记机密日记。更使人担心的是，据了解她经常到萨沃伊饭店的美国酒巴间去。那里是美国驻外记者常去的地方，而且她爱同美国名记者、后来的电视人物弗朗克·麦吉不时在一起吃饭。麦吉述恋上了萨默斯比太太，不赞成他同艾森豪威尔的关系。史密斯了解了他们的三角关系，因此恳求最高司令官要谨慎。艾森豪威尔也这样做了。

要不是事关重大，这简直会成为轰动的事件。一位美国高级情报官后来说，萨默斯比忠心耿耿、言行慎重，这一点毫无问题。麦吉也是绝对可靠的，保安当局可以保证。他回忆说，但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却提心吊胆，担心如果戈培尔知道此事，如果艾森豪威尔同萨默斯比闹翻了，那会出现什么情况？然而他们没有闹翻。萨默斯比太太在艾森豪威尔身边工作一直到1945年7 月他被召回美国开始他最终入主白宫的历程为止。

在大举进攻前的焦急不安的岁月里，泄露“尼普顿”计划秘密的最严重危险来自丘吉尔本人。他是个电话迷，常常在他私人电话间跟罗斯福通话。

他的电话间上盖着蓝色锦缎，好似轿子一样立在斯托利门的战时地堡的会议室外面。显然他说话谨慎并且总是用暗语同罗斯福总统讨论计划和作战行动。但是，从他的术语中仍可推测出许多东西。他当时确信这条电话线路是不会被窃听的。难道这条电话线路没有被“贝尔A3”装置窃听吗？德国党卫军保安局当时确实在窃听这条通讯线路，而且从1941 年9 月起就一直这样做了。这一点丘吉尔却不知道，直到“超级机密”告诉他后才恍然大悟。

总统和首相的对话通过坐落在纽约沃尔克大街四十七号的美国电话公司的交换台。在那里，他们的对话在一间戒备森严，用特制的锁锁着的房间里。

用A —3 装置，并且不仅找到了把部分不清楚的对话变清楚的办法而且可以追踪频率的变化规律。他们利用荷兰埃因霍温的庞大的菲利普电子工程公司的人力和技术在海牙附近的荷兰海岸建立了一个巨大的无线电话侦听破译站。

从那里他们可以听到首相和总统的对话。这种侦听曾一度非常成功。从丘吉尔和罗斯福的一次电话中，德国人第一次获悉意大利在秘密地同西方国家谈判投降条件。同一次电话还泄露了“帽徽”计划是个骗局的秘密。因此使这个倒霉的策略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

这个设施直到4944 年1 月还在有效地工作。施伦堡写道，那时丘吉尔和罗斯福的另一次谈话“透露了在英国的军事活动逐渐加强”，这就证实了“许多关于即将进行大举进攻的报道”。其它次的对话表明，西方国家1944 年的主要进攻不会像原来所想象的那样来自巴尔干半岛，而会来自法国。对“尼普顿”计划来说，幸运的是，这种无线电话复原工作及有关的情报侦察并没有使德国人推测出，在巴尔干根本就不会有军事行动。他们也没有探听到盟国在法国的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开始进攻。他们是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的。

美国的试验表明，盟国可能认为A —3 装置在使用期间有一半时间是不可靠的。“超级机密”截获的德国外交通讯经过斯托利门的英国保安当局分析表明，有些术语和事实可能就是从丘吉尔和罗斯福的谈话中摘引出来的。一个新的防窃听系统于1944 年2 月前安装并使用。为了保证德国人不再渗透到这个系统，皇家空军在同月的晚些时候轰炸并摧毁了海牙附近的无线电话复原系统。对盟国通讯的危险的窃听就此成功地封闭了。

盟国的策划者们欣然承认，像“尼普顿”计划这么大规模的战斗行动，若事先不举行广泛的预演是不可能进行的。因此，在冬天的暴风雨过去，春风吹来之时，盟军就开始在英吉利海峡举行一系列的陆海空联合作战演习，以便了解对一个敌对海岸发起联合进攻的困难和危险性。但是随着演习规模的不断扩大，盟军也越来越担心走漏“尼普顿”计划的机密。敌人会不会推断出袭击将从那引起地方出发，而目标很可能是诺曼底呢？这两者都是很严重的危险，因此，有必要由伦敦监督处和战略措施研究中心着手搞一个计策来掩盖演习的真象。“布鲁特斯”、“三轮车”和“嘉宝”都被命令告诉他们的德国指挥说“尼普顿”计划的排演的代号是“法比乌斯”，这次排演不是最后一次，而是将要进行的许多次演习的第一次，然后才能在1944 年7 月20 日左右实施“尼普顿”计划。这次行动计划的代号取自布匿战争中罗马将军的名字。这位将军曾采取拖延时间，避免直接交锋的策略挫败汉尼拔。

为了支持这种战术，丘吉尔应艾森豪威尔的请求，于1944 年3 月26 日在一次五十分钟的战争形势述评的广播节目中造成假象，他故意谈到“许多假警报，许多佯攻和许多‘排演’”。他的谈话也是为了不让法国抵抗运动的成员了解演习的真象。因为如果他们错误地判断了这些大规模的挑衅性作战行动的性质，他们会过早地行动起来，这样就会被大批消灭。但是，危机却从另外一个出乎预料的地方发生了。

虽然盟军的空中和海上优势已使德国海军丧失了机动能力，但是德国还有一支海军极其活跃。这就是鱼雷艇中队。这些鱼雷快艇在海峡的水域中游弋，时刻准备在英国沿海捞点油水。从它们发动突然袭击的性质来看，它们可能从什么地方得到了一些确实的情报，很可能是从无线电侦察中获得的。

无论如何，1944 年4 月27 日夜间，九艘鱼雷快艇从瑟堡驶出是有具体目标的，而不是出来游弋的。目标就是莱姆湾东端波特兰·贝尔沿岸的护航舰队。

然而它们没有找到这个目标，却在从普利茅斯到斯莱普顿沙滩的途中截击了代号为“猛虎”的演习。这次演习是美国为“犹他”空袭计划所进行的排演。

这可能是纯粹的巧合。即便是巧合，用以掩盖“尼普顿”计划的欺骗行动和保密的遮幕也被严重地撕裂了。

斯莱普顿沙滩位于德文的南部，是一个紧靠小小丘陵地带的又长又宽的沙滩。它之所以被选作“猛虎”计划的演习场所是因为那里的地形与“犹他”空袭计划中的诺曼底登陆点的海滩相似。4 月28 日午夜刚过就有八艘五千吨坦克登陆艇成一路纵队徐徐开进了莱姆湾。海上很平静，夜空晴朗但很黑。

这些舰只全部熄灭了灯光，几乎什么都看不见。当舰只逼近距海岸十一英里的海面时，“猛虎”计划部队，即美国第四步兵师和第一两栖工兵旅，正为“进攻发起时刻”的到来作准备。届时士兵们就将爬进突击艇到海滩进行短兵相接的战斗，而谢尔曼两栖坦克就将隆隆地通过船头的大门驶进海中，工兵就将开始扫清设置在海滩边迷宫式的障碍物、铁丝网和水雷。

这支突击部队的指挥官本·斯卡希尔和副指挥西奥多·罗斯福将军，在指挥舰上坐立不安。他们正处在危险的水域中，因为他们只有一艘护航舰，即英国的小型护卫舰“杜鹃花”号。而且当时认为部队的坦克登陆艇是不能替代的。布莱德雷司令部的欺骗行动组织特别计划处副处长拉尔夫·英格索尔中校解释说：

“有关的演习是（“尼普顿”计划）要使用的实际突袭队形的第一次全面排演，具备诸如火箭船和（两栖）坦克等秘密武器。在非洲和西西里以及在萨勒诺，工兵和步兵都要先上岸使登陆条件都具备以后，在比较安全的情况下装甲车再上岸。而在诺曼底我们要把这个过程倒过来，装甲车先漂浮上岸。”因此需要大规模的排演，并要最严格地保守机密。

进攻发起时刻即将来临，所有船员都进入战斗岗位，甲板之间的步兵、工兵和坦克手也进入了进攻岗位，等待着汽笛宣布演习开始。这时事情发生了。曳光弹突然从左舷后部飞向五○七号坦克登陆艇，不一会一个鱼雷就击中了这艘艇。主机停止了转动，火从一个油箱窜到另一个油箱，整个船开始燃烧起来，然后爆炸了。船上165 个船员中有94 名船员，和282 名士兵中的151 名士兵死亡或落水淹死。五三一号坦克登陆艇上的人员看到了五○七号坦克登陆艇爆炸了，随后他们自己艇也被一个鱼雷击中，从头至尾都起了大火，爆炸后，翻转过来，沉到了海底。在舰上，得救的只有142 名船员中的28 名船员和354 名士兵中的44 名士兵。

站在二八九号坦克登陆艇尾部的哈里·J ·迈特勒上尉望着月光照耀下的火焰，但看不见什么目标，只看见火焰。他们是遭到鱼雷还是潜艇的袭击呢？

谁也不知道。还没有来得及用无线电话同护航舰司令联系，就发现了一个鱼雷直奔舰艇而来。迈特勒大声地叫船尾四十毫米加农炮手用炮火摧毁鱼雷。

开炮后，他命令右满舵。他以为已经甩开了以每小时二十海里前进的鱼雷。

但是，这是一种新式鱼雷专门追踪螺旋桨转动的声音，像一条鲨鱼追击一条它快要追上的鲐鱼一样，击中了这艘舰的尾部。加农炮及炮手被炸飞至吊艇柱上，后甲板翻起，螺旋桨空转，发动机停止了转动，整个舰起了大火。迈特勒极其沉着冷静，放下五艘突袭艇来拖这艘舰。但是已有4 人死亡，8 人失踪，22 人受伤或被烧伤。

“猛虎”突袭部队马上请求保护。演习取消了。幸存的坦克登陆艇匆忙地安全驶回了普利茅斯港。这是一场惨重的灾难。在不到十分钟或十五分钟的时间里，630人被炸死或淹死；另外8 人也将因重伤死在医院里；还有许多人受伤或被烧伤。两艘坦克登陆艇被击沉，一艘被击伤（使“尼普顿”计划连一艘后备坦克登陆艇都没有），损失了整整一个两栖坦克旅，而且士气遭到了不可估量的打击。

消息传到最高司令部，艾森豪威尔不准宣布这一消息，以便保守这次演习的机密，防止“尼普顿”计划突袭部队的士气更加低落。后来获悉，一艘德国鱼雷快艇在攻击坦克登陆艇后又调转头来用探照灯搜寻水面，与此同时其他鱼雷快艇在幸存者中间巡游，然后整个鱼雷艇中队借着烟雾和黑暗急速离去。人员和坦克登陆艇的损失已经够严重的了，关于德国鱼雷快艇用探照灯搜寻水面的报告引起了最高司令部的极度不安。德国人在搜寻什么呢？他们是否抓到了俘虏？如果抓到了，抓到的是哪些人呢？坦克登陆舰上有“顽固者”的成员。人们担心德国人会抓到这种人，使他们谈出情况来。“尼普顿”计划的机密从来没有处在这么严重的危险境地。

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情报处副处长贝茨将军和盟国远征军保密局局长戈登·希恩上校黎明时带着参加演习的“顽固者”成员名单到沾满油秽的幸存者中去寻找。他们一个一个地核对，但仍有许多对“尼普顿”计划机密有所了解的人失踪了。他们的命运如何？他们了解了不少情况，完全可以至少泄露一部分关于盟军战略的机密，例如盟军要采取什么战术。

贝茨命令要找到每一个失踪的人，找到每一具尸首，验明是谁。潜水员和蛙人潜入沉船，进入每一个船舱，在每辆被击沉的坦克旁搜寻，把他们发现的尸首的身份证牌带上岸来。找到每一个人是不可能的。海潮可能把一些尸首冲走。但是，大部分人已经找到了。在海军部对这个不幸事件进行调查时，有人曾认为德国人不可能抓住任何俘虏。参加“猛虎”计划演习的人对此说法提出异仪，他们仍旧对这次演习缺乏护航舰队的保护感到气愤。

德人抓到俘虏没有呢？即使他们没有抓到俘虏，他们从“猛虎”演习的地点和突击部队的组成情况中会对盟国的战略战术作出什么推断呢？谁也不知道。据英格索尔说，蒙哥马利的司令部里“一整天……都在认真考虑改变（‘尼普顿’）行动计划，因为当时必须设想敌人已经了解了情况，甚至设想敌人几乎已经详细了解我们的全部计划”。

其他情报来源，包括“超级机密”，都进行了核实，看看德国人是否由于获得了关于“尼普顿”计划的新情报而在部署上做了预料之中的那种调整。

使最高司令部惊恐的是，德国人显然是做了这样的调整。“猛虎”演习遭殃后一个星期，希特勒就发出了统帅部指令，警戒诺曼底。德国人服从命令，开始在诺曼底，瑟堡半几布列塔尼半岛几乎成倍地增加了反坦克和防空设施，专门训练对付伞兵的两个新师奉命调到的地区正是美国空降师要在进攻发起日登陆的地区。为什么希特勒突然把注意力集中到诺曼底呢？他只不过是采取一切可能的预防措施呢，还是“尼普顿”计划的目的地已经被泄露了呢？

进攻行动迫在眉睫，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以不安的心情研究德国军队新调动的原因。玩弄诈术的人的命运是始终令人担心的大问题，也许德国人抓住了在斯莱普顿沙滩参加突袭演习的美国士兵。也可能是，在英格兰的德国间谍还没有全部被逮捕，或者德国的某种像“超级机密”一样的破译密电码的绝技已使盟国的计划真象大白了，这一点是最可怕的。直到战争结束以后，盟军才了解德军在登陆日前几星期突然慌忙调动的秘密。原因又追溯到德国无线电情报局，这是还没有被盟军破坏的德国搜集情报的一个部门。

德国无线电侦察和密码破译局在整个战争中的一系列重大胜利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个局声称破译过法国的全部代号和密码，包括机器密码，并且不断地打进苏联的从最高指挥部到营级的密码系统。至于美国，德国无线电侦察和密码破译局的一位高级军官后来声称，美国无线电通讯保密极差，无线电情报机构很容易把它识破。英国的无线电通讯却相反。英国人在北非吸取了教训。这位德国高级情报官说，英国的无线电通讯系统，是德国无线电情报机构的敌人中效能最高和最可靠的一家。他接着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高一级的密码系统从未泄露过机密。虽然德国人不能破译英国的密码系统，他们却能成功地分析出英国无线电通讯的独特的方式，特别是皇家空军的信号系统。这位德国无线电侦察官说，皇家空军并没有意识到它泄露了英国陆军许多严守秘密的计划，因此应为许多损失和伤亡负责。他还说，这里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军种之间的互相嫉妒，使得皇家空军过高地估计自己无线电通讯的质量和保密程度，从而拒绝让它的无线电通讯受陆军的监督。

在英国为进攻集结军队的阶段，英国和美国的无线电通讯机构在保密方面更加严格了，使整个德国的无线电情报系统陷入危机之中。德国无线电情报系统再次被迫依靠对英美无线电发射的特有方式的分析以及英美方面偶尔的泄密。如有一次美国第八十二空降师驻在英国的机密被泄露了。靠这种侦察手段，德国人只能将情报东拼西凑，对英美部队的构成、位置和实力形成一个十分模糊的印象，而就是这种模糊的印象也被满天飞的假的无线电通讯搞得更加模糊了。但是，后来在四月下旬，他们发现了一件简单的事情，这使他们对盟国的一些机密有所了解。德国无线电侦察和密码破译局的分析家们对英、美步兵师之间的无线电通讯进行了深入研究。当他们在清晰的电讯联络中听到一个空军联络官已经被分配到一个陆军师进行陆军和空军之间的联络时，他们断定：第一，这是个突击师；第二，这个师正在准备采取进攻行动。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德国无线电侦察和密码破译局就听到了所有驻扎在英格兰南部和西南部的陆军师广播空中联络信号。因此，相当精确地推断进攻已迫在眉睫，而且进攻的中心将在朴次茅斯—普利茅斯和勒阿弗尔—瑟堡方向。

那是4 月底5 月初的情况。德国无线电侦察和密码破译局的官员说，当时的问题是如何使希特勒相信这个情报是准确的。希特勒往往不相信关于军事计划的无线电情报。但是使德国无线电侦察和密码破译局惊讶的是，希特勒这次却相信了。他认识到诺曼底确实防御薄弱，易被攻破，因此，就下令增派军队。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很不安地注意到了希特勒的这个行动。然而，希特勒并没有削弱守卫莫克利海峡沿岸其他地方的军队和力量。正如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在对希特勒增派军队的原因作出最乐观估计时所希望的，希特勒只是在采取各种可能的预防措施。

然而，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却不知道德国人已经通过巧妙的方式破译盟军突击部队的无线电通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揣测到“尼普顿”计划要进攻的目的地是何处，他们按照这种判断采取了行动。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还不知道，德国人从破译另外一种不同的无线电通讯中发现了更加危险的线索。将军们，甚至总理们的嘴巴可以封起来；整个政府可以被吓得默不作声；然而法国的特种行动局和其在法国的间谍之间的无线电通讯的保密问题是极其难以监视和控制的。德国人很快钻了这个空子。在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正在为随便乱说和失踪的“顽固者”成员担心的时候，也许会危及“尼普顿”计划的成功的泄密事件却早已发生了。

第六节 危险的游戏

无线电游戏早在无线电本身出现时就有了。它的形式很简单，只是预先占领敌人通讯的一个频道，这个频道是敌人相信的一个可靠的情报来源。然后用这个频道发射虚构的、迷惑人的情报。双十委员会的做法就是这种游戏的最好范例。如果俘获一个敌方间谍以及他的无线电收发报机、密码、时间表和其他随身用具，欺骗性情报的播发就可以开始了，无论有没有这个被俘间谍的合作都可以，而且只要德国人不怀疑这个间谍或电报机已经被英国所控制，欺骗性情报的播发工作就可以继续下去。

但这种无线电游戏并不是英国所独有。德国人也玩弄这种游戏，他们称为“英国骗术”。欧洲大陆上的特种行动局的特务和无线电台经常落入德国手中。德国人就利用缴获的电报机和密码同伦敦保持联系，总希望能收到一些指示，这些指示将透露一些关于盟军的意图，以及关于他们尚未发现的间谍和间谍网的情况、新派来的间谍到达的时间和地点以及空投物资和金钱的时间和地点。

由于双方都玩弄这种游戏，因此这种游戏成败的关键几乎总是取决于他们是否掌握了对他们所操纵的收发报机进行保密检查的方法。英国人对无线电欺骗是很谨慎的。他们派到战地去的间谍都有两套手册：一种是“假”的，一种是“真”的。每一种又有不同的检查方式。但一般来说都安排在某些地方拼错一些字。假定一个间谍被俘，被迫暴露了“假”的保密检查，那么发报中没有显露“真”的保密检查手段就会提醒他的指挥者，这个间谍是在强迫下发报的。德国人很快就了解到这个方法。即使德国人这样做了，有时也有可能根据发报员的“手迹”，即发报风格，识别出这部机器是否在敌人控制之下。每个间谍都有他的上级所熟悉的发报特点。发了一份电报的方式有任何重大的变化都提醒这位上级，这个间谍已被别人操纵或者是冒充的。

因此，就连形式最简单的无线电游戏的建立和坚持都是极其困难的。但是，这种游戏是可以进一步改进的。尽管这种改进更具有危险性，它却能提供用欺骗对付欺骗的极好机会。就像经常发生的那样，如果英国知道有一个无线电台被敌人控制了，如英国愿意发报的话还可以继续发，把欺骗和迷惑德国人的情报和指示发出去。这种两面手法成功的关键在于保持正常状态。

英国人绝不可以任何方式表明自己已经知道这个电台落入了敌人手中。他们必须像正常情况下一样继续回答已被敌方控制的电台提出的询问和请求，包括运送武器、弹药、补给品和金钱。这些东西不可避免地要落到德国人手中。保持这种形式的无线电欺骗还有危险得多的一面。安排接待将要到来的间谍是一个无线电台正常工作的一部分。如果英国人停止往某个电台派遣间谍，德国人就自然而然地怀疑英国人已经发现了某个电台已经被缴获了，从而这场游戏也就垮台了。另一方面，如果英国人继续向落入敌手的电台派遣间谍，这些间谍很可能被抓起来处决。花一点钱和军需品来进行无线电游戏是否值得呢？

这样一些男女还可以派去从事另一种改进无线电游戏，即密友把戏的活动。这种战术的目标是把报务员派到战地去，带着英国人知道德国人能够破译的密码。通过这种无线电泄露消息的方法，可以把虚构的指示和情报传到间谍手中，再传到敌人手中。同样，要使敌方能长期相信这种假指示和假情报，必须让人看来，同间谍的通讯一直保持正常，而保持正常的先决条件就是不仅要继续运送武器、弹药和钱，而且要派进去某他间谍。使用这种密码的间谍迟早都会被发现，逮捕，最后几乎肯定会被杀害。

战后，法国和荷兰都指控英国故意不理睬那些暗示一个无线电台被控制的保密检查和其他形式的警告而继续往他们所知道的德国接待站派送间谍人员，只是为了保持一个通讯渠道，准备在适当时候可以传送欺骗性情报。被派去的间谍大约有七十人。英国还被指控用女间谍玩弄密码把戏。英国人知道如果伦敦和一个男间谍之间交换的密码信号被德国人不费力气地识破，德国人就会起疑心。因此，据说英国就使用女间谍，理由是德国人相信英国人不会怯懦得用女人来玩弄这样的花招。

这些刺耳的指控，当然都被否定了。英国为了决心使登陆日达到出其不意的效果，是否又一次“对失败做了恰当的估计”呢，即牺牲几个间谍的生命而让数以百计，即使不是数以千计的盟国官兵免于死在诺曼底海岸上呢？

不可否认，当法国地下运动领袖普罗斯佩控制的地区垮台以后，特种行动局确实没有马上关闭一些与普罗斯佩有联系而后来落到德国人手里的无线电台。结果，大批金钱、武器和军需品空投给德国人，而没有空投给法国人；并且许多特种行动局法国分部的间谍没有被法国接待委员会接待，而被德国接待委员会接去了。是英国人不知道这些无线电台被缴获还是他们玩弄无线电游戏，作为“坚韧”计划的一部分在大举进攻的时间和地点上来迷惑德国呢？假如他们不知道这些无线电台已落入敌人手中，他们只能被指控犯了一个极大的悲剧性错误；如果是后者，他们就犯了用人的生命换取在进攻发起日取得战术上的好处的罪。如果英国确实愿意做出这种牺牲的话，他们想从中捞到什么好处呢？

有人指责英国牺牲自己的玩弄无线电游戏和密码把戏的间谍，这种指责是主要围绕着一个名叫“马德琳”的年轻妇女的悲惨案件提出的。她的真名叫诺尔·英纳亚特·汗。诺尔是她的名字，英纳亚特是姓，“汗”是表明她出身高贵，因为她是印度的一个公主。她的父亲叫英纳亚特·汗，是伊斯兰教泛神论神秘主义派别的领袖，其家庭是蒂菩苏丹的直系后裔。

为什么特种行动局接收她呢？她的一位教官报告说，她是“一个出色的、令人难以捉摸的理想人物，太引人注目——只要见过她两次就永远不能忘”。

她的外表、口音、举止都引人注目，这一切对特种行动局的间谍来说都是不合适的。诺尔是个温和、文雅、漂亮的年轻妇女，身材苗条，显得腼腆，瘦瘦的，黄褐色的脸上长一对黑眼睛，披着乌黑的长发。虽然据说她的性格“像刀剑一样坚韧”。但教她从事秘密活动的主要教官F ·V ·斯普纳尔上校对她看法则相反。他认为她“容易动感情，太容易冲动，不适合作特务工作”。

斯普纳尔后来还说他曾“冒招惹是非的危险，竭力阻扰把她派到法国当特务。

从保密的角度来看，她不但太敏感，容易感情上受创伤，而且他没有经验……

这使得她太容易把事情办糟”。她还在纽福莱斯特的博溜受过从事秘密活动的训练。那里的一个教官说，她“没有保密观念”，并且在训练报告中写道：

“她的性情不稳定，是否真的适合前线的工作还有很大疑问。”尽管有这些和其他的反面意见，诺尔还是被认为适合做这种工作。巴克马斯特在对地下不好的评语的报告上写了“胡说”两字（他后来说，他深信诺尔是能够经得起前线危险的考验）。于是她就被分派做埃米尔一亨利·加里的报务员。加里是勒芒附近普罗斯佩管辖地区间谍网“电影院”的头头。

她同另外两名女特务在1943 年2 月16 日至17 日夜间在法国登陆。据说，在德里库的帮助下，她到达的时候被党卫军保安局的人看见了。党卫军保安局的间谍就躲藏在飞机场旁野玫瑰花篱笆的背后。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德国人只是监视并没有采取别的行动。三个妇女去昂热火车站了，并从那里分手。诺尔搭上开往巴黎的火车。

在巴黎工作期间，由于叛徒出卖诺尔被捕，诺尔公主被捕时表现得很镇静，在审讯时也表现得镇静。党卫军保安局的审讯官基佛开始对她钦佩，因此对她很宽恕。然而，不久他就失去了耐心，因为在福什大街党卫军保安局总部时她不只一次而是两次企图逃跑。两次都是刚刚跑到街上就被抓住了。

她成了讨厌的人，不久就被送到巴当韦莱集中营，在那里度过了好几个月，大部分时间是被关在单人牢房中，身上带着镣铐。

诺尔的性格要比特种行动局的教官们所认识到的更加坚强，然而她还是那样马虎大意。被捕时，她的无线电台、密码以及伦敦给她的所有回电都被缴获。实际上党卫军保安局的无线电专家约瑟夫·戈茨用来同伦敦进行让对方相信的无线电通讯所需要的一切都被缴获了。诺尔把所有的回电都记录在一本小学生练习薄里放在床头柜上被党卫军保安局的人发现了。开始向伦敦发报。伦敦谨慎地回了电，因为她的电报听起来不像是她发出的。戈茨需要诺尔的帮忙，因此这一把戏在没有她帮忙的情况下玩弄下去。

到了圣诞节，英国人还在怀疑。“诺尔”的发报风格表明她已被冒名顶替了。而戈茨进一步玩弄反戏。他给伦敦发信号说“电影院”准备接收一批空投武器。伦敦回电说要在某时某地送去十二箱。但是结果只投了一箱。这使戈茨相信“伦敦已经有所觉察了”。巴克马斯特才倾向于同意这个意见，虽然诺尔在伦敦的指挥者们也都非常肯定她是被冒名顶替，但法国分部还是给假“电影院”送去五十万法郎。戈茨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于是又要求更多的武器。伦敦又给他空投大批的物资。英国人真的不知道诺尔的电台是被德国人控制，而“电影院”接收站实质上是德国人的接收站吗？或者他们是在用自己的欺骗行动来对付戈茨的欺骗呢？

无论情况如何，戈茨的无线电游戏对于有关的间谍来说发生了悲剧性变化。很明显，英国仍然不知道诺尔已被冒名顶替了，所以又向假“电影院”派去了间谍，一共七人。1944 年2 月7 日至8 日夜间，第一批四人一起空投到普瓦蒂埃附近。她们都缺乏经验和训练，似乎是当作牺牲品送去的。一个是R ·E ·J ·亚历山德拉，二十二岁，法国的飞机装配工；一个是美国人，叫拜耶雷，是亚历山德拉的报务员；一个是加拿大人，丹尼塞特，是去替换诺尔的；另外一个是贾克斯·勒杜，英裔法国人，其任务是在勒芒开辟一个称为“演说家”的新线路。他们四个人都立刻被捕了。

接着，戈茨的最得意的时刻到来了。这就是安托姆也是被空投到“电影院”的一个接待站的。同以前发生的一切事情一样，他被俘的情况也很奇怪。

拜耶雷，就是第一批空投的美国报务员，在启程之前曾得到法国分部的指示，如果他安全着陆后，就发回某种特别的电报。这种作法是反常的，而且只是在特种行动局怀疑一个接待委员会——这里指的是“电影院”——不可靠的时候才使用。事实上，拜那雷的电台很快开始发出电报了（还是由戈茨操纵的）。但却没有发特别电报。这件事本身本来就足以证明“电影院”是在德国人控制之下，因此安托姆启程的安排就当取消，或至少当在所知道的比较安全的地方跳伞。但是，事实却恰恰相反。特种行动局还是把他派进去了，而且德国人知道他快要来了。

安托姆熟知前线的情况以及在那里工作的特务和间谍网。因此他的意见一向很受重视，有时起决定性的作用，二月份他请求重返前线，并且得到了允许。安托姆知道法国分部已经怀疑“电影院”可能为德国人所控制。然而，尽管拜耶雷没有发回特别电报就已经是一种明确的警告，法国分部还是给假“电影院”发电请求在1944年2 月28 至29 日夜间接待安托姆一行，“电影院”回电说，接待委员会将在距良布依埃五英里的普瓦涅村以南的地方等候。

戈茨欢喜若狂，把安托姆要到达的详情报告了基佛。基佛也知道安托姆在特种行动局中重要地位。为了自己升官发财，他邀请他的党卫军上司光临空投地点。在指定的夜里，整个良布依埃地区都被党卫军和党卫军保安局的人员封锁了，并且在当地实行了戒严。晚上十时四十五分整，德国接待委员会听到头上有一架飞机声。飞机绕了个圈，借着月光首先连续投了三个带着降落伞的人：安托姆、报务员莱昂内尔·李中尉和信使马德琳·达默门特。

然后飞机又转回来投下八大箱军需品和几包其他设备。安托姆第一个着陆。

他从吊伞索中挣脱出来后，发现一支瓦尔特手枪正对准着他。他被带上了手铐。安托姆“勃然大怒”，叫道：“我被出卖了！”然后他和另外二人集合在一起，被带到福什大街，都被关在单人牢房里，只是在要审讯和拷打时才被带出牢房。他们中没一个说话，结果都遭到极其残忍的折磨。

安托姆被俘后，戈茨立即就看到了再进行一次无线电游戏的可能性，沉默近一个月之后，他用李的电台开始同伦敦联系。看来他真的一时蒙骗了特种行动局。发报中并没有李的特别保密检查信号，然而他伪称安托姆在跳伞时受伤不能直接同伦敦联系。（实际上，安托姆被送到格罗斯雷申集中营枪毙了。）

在这种情况下，即在快要发动进攻的特别紧急的情况下，可以料想特种行动局会特别警惕德国人利用安托姆的使命进行无线电游戏的迹象。当时的确有这种迹象。但是，在关键的几个星期中，特种行动局没有发现这种迹象。

这是怎么回事呢？另外，既然诺尔的无线电台和“电影院”线路在空投安托姆之前已受到怀疑，为什么还把他派去呢？特种行动局是不是按照伦敦监督处和战略措施研究中心的指令为了某种欺骗的目的而继续发报呢？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样做取得了什么成就呢？

由于双方互相欺诈，利用诺尔和李的电台进行的无线电游戏慢慢停止了。但是，戈茨仍然利用从“巴特勒”那里缴获的电台继续进行最致命的无线电游戏。“巴特勒”是法国分部的另一名间谍。他在诺尔之前就在法国搞谍报工作并在她被捕之前不久被捕。“巴特勒”名叫弗良索瓦·盖莱尔。他是法国分部的老组织者。1943年3 月23 日他同报务员马塞尔·罗塞特和通讯员马塞尔·福克斯被盲目地空投到萨尔特。空投得很不好。他们把所有的行装都丢失了。罗塞特的电台也不见了。但是后来在罗塞特得到了空投的新设备，包括电台，晶体检波器和密码等。到1943年5 月，“巴特勒”和他的工作人员就组成一个网，选择铁路和电话目标，待盟军开进来时炸毁。盖莱尔暂时逃脱了德国人利用普罗斯佩的诱惑。但是，德国人对于他的存在是了解的。经过例行的但是艰苦的侦察，德国人还是在盖莱尔同罗塞特、福克斯以及另一个间谍一起在巴黎的一个保险的地方吃饭时把他们抓住了。

开头，罗塞特否认他的身份。但后来吉伯特。诺曼证实他是“巴特勒”的报务员时，他答应帮助戈茨进行无线电游戏。他是有自己的目的的。他的无线电保密检查是同伦敦达成的默契：用英文给盖莱尔发报，用法文发了电报说盖莱尔要资金。伦敦对这一警告却无动于衷。“巴特勒”的伦敦指挥只是问他为什么改变了他的作法。由于伦敦做了这样糊里糊涂的愚蠢的回答，一场无线电游戏就此开始了。

罗塞特被押送到拉维茨集中营。为了回答伦敦提出的一些难以应付的问题，又把他带回巴黎帮助戈茨准备答案。他被关在美国广场纳粹党卫军保安局的办公室里。打扫走廊时，他把看守打倒，从窗子跳到一个花园中，跳过一个堵墙，进了一个女修道院。他在那里打电话给他的一个女友。他的女友给他带来了衣服和证件。然后，他想找一种办法再次向伦敦发出警报，说明他的电台已被德国人控制。但是，他没有找到办法。结果，戈茨仍然继续进行无线电游戏直到进攻发起日的那天中午才停上。应假“巴特勒”发出的指示，大量的金钱和军需品以及一批批特务被送到德国接待委员会那里。戈茨想利用“巴特勒”获得一个重要的战果，那就是了解到进攻发起日的三大秘密之一，盟军大举进攻的时间。

这种解释不是很确切的，但很接近。因此，德国人就等着英国广播韦莱纳两句诗的第二句，这样他们就可以知道进攻将在四十八小时之内发起了。

这就最严重地违犯了进攻的整个保密计划。即使德国通过无线电游戏的努力是值得的。但是，英国却把价值千千万万镑的武器、弹药和军需品空投到德国人手里，并且在许多法国人看来，故意地牺牲了数十个特务，那么，用什么事实可以证明英国的这些努力也是值得的呢？

战后，欧洲广泛地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即特种行动局为了进行无线电和军事欺骗出卖了自己的一些特务，特别是包括诺尔在内的三个女特务。但是，要是向法庭提出这种指控，法庭会认为证据不足，甚至不受理。在法国欢庆胜利，而在恢复自立方面却面临着许多问题的时刻，这件事没有什么进展，只是停留在圣·日尔曼德普莱的政治家和记者的“布拉塞利”餐厅饭桌上激情的闲谈阶段。而在荷兰，对类似的指控却认真得多，而且设立了一个皇家委员会负责进行调查。这个委员会出示了一些证据，证明特种行动局为了继续进行旨在使人看来盟军要大举进攻苛兰的无线电游戏，确实对特种行动局已经知道或怀疑已落到敌人手里的间谍网的无线电通讯作出过反应，派送了间谍。英国外交部在多方回避之后，才允许荷兰调查员访问曾参与过从伦敦到荷兰的秘密行动的英国情报局和特种行动局的高级官员。荷兰的调查也没有什么明确的结论，最后石沉大海了。然而，战后负责解决特种行动局问题的外交部（特种行动局被当时的克莱门特·艾德礼首相关闭了，理由是，和平时期英国不需要）“社会主义国际”确实发表了一项声明。这项声明实质上是宣布所谓由于战术和战略欺骗的原因而出卖荷兰间谍的说法是“自相矛盾”，“不符合事实”的。

那么事实真象到底如何？首先，英国人从来不否认他们用自己的无线电游戏与德国的相抗衡；同时也不否认为了使无线电游戏继续下去他们给他们所知道的已落入德国人手中的电台运送了大批的空投物资和金钱。原因既简单又巧妙。富特在他的关于特种行动局的活动的官兵报告中以巴克马斯特的副手、苏格兰会计师R ·A ·伯恩帕特森为例对这一点做了说明。据富特说，在特种行动局的一份秘密的（没有发表的）行动汇报中，伯恩帕特森曾讲过向德国控制的电台空投是“为了争取时间建立新线路”这个战略显然是正确的、成功的。正当德国集中力量破坏已经暴露了的线路时，特种行动局正在建立新的线路为大举进攻做准备。此外，英国人进行的无线电游戏主要集中在塞纳河和斯凯尔特河之间的“坚韧”计划地区。德国人正是把注意力死死地集中在那个地区，包括加来海峡，而没有集中在更加有利然而是危险的地区——即包括诺曼底在内的塞纳河和卢尔河之间的地区。

特种行动局是否主动地或在其他秘密机构的指示下准备把其间谍的性命当作货币一样来换取无线电游戏的胜利呢？间谍，特别女间谍是否被用来以他们的生命为代价把欺骗性的密码电报硬塞给德国人呢？为了维持无线电游戏，男人和女人是与金钱和军需品一样被认为不重要呢？富特否认这一点。

想到诺尔和安托姆时，他写道：“可以肯定，法国分部的任何一部分都从未打算让他们去送死。盟军方面的任何其他人也确实没有想让他们去死。”他还说：“他们是不幸的，正好在暴露的时候被俘了。”作为一个表明立场的声明，这已经是足够了，但要作为对问题的说明，还是不够的。因为尽管特种行动局也许不致于利用诺尔和其他人来进行无线电游戏，但一旦他们的电台和密码被缴获，这个机会他们不会太加以利用的。也许享利·德里库在被吉恩·奥弗顿·富勒女士询问的时候所说的话就是有意地包含了这个意思。

富勒女士是英国作家。她曾竭力地为诺尔的命运找到某些合理的解释。德里库莫明其妙地说：“司令部的想法谁也摸不透。”奥弗顿·富勒女士进一步询问是不是故意牺牲诺尔时，他说：“我的看法不能告诉你，我只能说不会那么拙劣。”如果特种行动局或其他秘密机构曾依靠如此不可预测的办法进行欺骗，那确实是拙劣的，它们的策略的准备和执行远比这更高超。如果说他们愿意利用已经开始的无线电游戏使它为自己服务，这就说明他们为什么继续向几乎肯定在普罗斯佩被捕之后己被德国人缴获的无线电台发报以及为什么不断地忽视保密检查制度的原因。加斯科内的一个大间谍网的领导人乔治·斯塔尔上校曾说，他曾冒极大的生命危险二次警告伦敦，说电台已落入敌手；而伦敦却告诉他不要管闲事，伦敦自己心里有数。

但是，伦敦真的对每件事都心中有数吗？显然不是的，除非承认英国甘心情愿牺牲像安托姆这样重要的特务。甘心情愿泄露进攻发起日的秘密以维持无线电游戏。

否则如何解释这个谜的坏的一面呢？果真像人们所暗示的，是由于工作混乱，司令部工作过度疲劳，无线电和保密人员不称职，和特种行动局外行吗？特种行动局也确实有点外行。这是一个匆忙建立起来的应付战争的组织。它没有固定的机构。匆匆忙忙地从社会上广泛地招募人材，从拉皮条的人到公主，各种人都有。这种情况下，差错和伤亡是不可避免的。除了德国人进行无线电游戏的手艺极其高超之外，这恐怕至少是特种行动局为取得无线电游戏的胜利付出高昂代价的一个原因。也可能还有同这个组织的特殊情况和时代有关的另一个原因。特种行动局可能真的怀疑过这些电台已被德国控制，但不十分有把握。只是向被怀疑的电台空投金钱和军需品，这没有什么关系。只要能编造对盟国军事行动的结果有影响的假情报，这个代价是小意思。但是，当要派遣特务时，在“尼普顿”计划和“坚韧”计划的极其强大压力下工作的特种行动局就被迫冒险了。其他的，更加危险的冒险曾得到了补偿；不幸的是，与无线电游戏配合进行的冒险没有得到补偿。

第一节 大骗局

1944 年5 月1 日格林威治标准时间七点零五分，盟军各指挥部接到指示，开始执行“复仇”计划。这是“尼普顿”行动之前采取的最后一项措施。

“复仇”是指“尼普顿”行动期间，盟军自北非向法国南部的进逼；但代号发出之后，几乎整个东半球的盟军力量，将在五月份行动起来，目的是扰乱德军高级指挥官的决心，使德国士兵惶惶不可终日，对战争的前途丧失信心。

设在伦敦的盟军最高司令部煽起的“复仇”之火，敲响了德意志帝国的丧钟。

英美大同盟要求土耳其加入到盟国的“事业”中来，同时对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和芬兰用严词进行威胁。在勒旺岛，英国第九军和第十军不过只有一个旅的编制，却摆出一副向土耳其南部边界集结的架势，随时准备和土耳其的四十个师开入希腊和保加利亚。在巴尔干半岛，特种部队对希腊和爱琴海诸岛屿的袭击更加频繁。在南斯拉夫，铁托的八十万游击队已初步装备了火炮和坦克，加强了以攻为守的力量；德军以“骑士”行动为代号，发起了一场旨在消灭铁托及其游击队最高指挥部的行动，几乎取得成功。在亚得里亚海北端、盟军的战舰向的里雅特周围的防御力量进行试探，间谍继续在侦察通往卢布尔那雅那峡谷入口处的情况。自一月份开始，美国作为西班牙的唯一能源供应者，拒绝继续提供石油产品；盟军开展的外交战和经济战压力越来越大，逐步迫使西班牙和葡萄牙就范。法国军队已在阿尔及利亚重新建立，用美国装备武装起来，摆出进攻法国里维埃海岸的态势；里维埃拉地区的“马基”游击队同时开展破坏性活动，似乎是在为入侵作准备。在比斯开沿海，“马基”游击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预示着一场大规模的起义，将配合盟军登陆。在法国北部、比利时、丹麦、荷兰和挪威，抵抗运动也在蓬勃开展，有如成千上万只蛀虫，蛀蚀着第三帝国航船的船头。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依然盛传着一个谣言，说英苏联军即将登陆，夺取佩萨莫的镍矿；苏联人正在扮演“卫士”行动中的角色，模拟着一次海上袭击，因而使这一谣言更加真实。英美驻斯德哥尔摩的使团继续在寻找攻击德国波罗的海海岸的基地，至少表面上看起来是始如此。战斗打响之前发生了成百上千的事件。

一位将军在克里特岛被绑架；党卫军保安局一位军官在里昂被暗杀；希腊神圣之心舰队袭击了罗得岛上的雷达站；德国飞机在雅典连连起火坠毁，原因是发动机内注进了研磨油；一支德军突击队袭击挪威萨格沃格时三名士兵失踪；特种行动局法国分部的特工人员在塞纳布洛涅将液氧工厂的三座压缩机炸上了天；破坏者捣毁了丹麦克洛韦马克斯韦的德国空军修理工厂；一列刚刚开出的德国火车在阿登地区出轨翻车；在法国的布桑，一场无名大火毁掉了三十万升石油产品；一支破坏队迫使奥伯维那耶的一家轴承厂经理作出抉择：要么他自己把厂子毁掉，要么由皇家空军来干，他选择了前者。欧洲四处布满了秘密的地下战，使敌人心神不定，焦虑不安；地下战的目的，就是要像小人国缠住格列佛那样，牵制住德国武装部队。

德国人竭尽全力来对付这些无休止的破坏行动，尤其在法国境内，他们数次打击了“马基”游击队，但结果却使游击队的数量与日俱增。德军的高度紧张不安和歇斯底里的反响正中盟军的下怀。盟军的目的是使德国士兵产生一种恐惧心理，感到草木皆兵，四面楚歌，敌人不仅个个神机妙算，而且杀气腾腾，势不可挡。军事战场的沉寂加重了德军的恐惧心理。意大利的战斗虽然僵持不下，盟军却在准备“王冠”行动。那是夺取罗马的一场巨大攻势。苏联战线的大炮也寂然无声，红军为履行其在“卫土”计划中的职责，正待命开展夏季攻势，在时间和地点上配合“尼普顿”行动。在英国，集结行动继续在进行，为大规模登陆调集了数十万部队和上千万吨装备。德国人知道风暴即将来临，但他们是否能发现盟军进攻的地点和时间呢？

为了迷惑敌人，使他们无法了解“尼普顿”行动的这些核心机密，盟军的诈骗机构正在积极工作，为“坚韧”和“水银”计划作最后的准备。5 月间，蒙哥马利的第二十一集团军作为进攻力量，正在格洛斯特一法耳默思一布赖顿三角地带秘密集结；与此同时，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巴顿美国第一集团军正在多佛尔一剑桥一金兹林三角地带“集结”。盟军精心设计了阅队的这一“集结”行动，使它看上去有如千军万马在集团军的上空。各项准备一旦就绪，就把德军侦察飞机放进美国第一集团军的上空。这些飞机在东英格兰的港口河湾，从洛斯托夫特和雅茅斯往下到诺福克那的开阔河面，在德文河、奥维尔、多佛尔、福克斯通和泰晤士河口，侦察到四百艘“登陆舰”，但实际上，每艘“登陆舰”不过是浮在油桶上用木头、管子和篷布搭起的架子而已。这些“舰只”由伦敦附近谢泼顿的电影制片厂制造，经陆路运往各河口港湾。“登陆舰”的烟囱冒着烟，四周水面上油迹斑斑，缆索上晾着衣物，摩托艇在各舰之间开来开去，在水面上留下道道航迹；进攻的飞机甚至还能发现这些舰艇上的水手，他们不过是伍斯特郡第十支队或北安普敦郡第四支队的老弱残兵们。数千辆经过细心伪装的卡车灯光齐明，造成一支大型护航队的假象；“硬海滩”处灯火辉煌，让人一看就感到夜间在进行着紧张的装船工作。这支“入侵舰队”规模之宏大，可以“装运”整个加拿大第一军。

尽管这支部队并不存在，在这支“舰队”背后的东英格兰和肯特郡，田野上到处是坦克、大炮、半履带式车辆，堆积如山的弹药、行军灶、战地医院、部队营房和燃料供应线。

这些也都是假的。西德尼·乔治·克里普斯是个农民，住在华特林街这条古罗马通道旁山中一个叫作乔尔区的小村庄内。5 月的一天夜晚，他看到自己的草地上停着一队卡车，由于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他也就没有再去注意。

但第二天拂晓，还是在那片草地上，却发现了大批的坦克。他正想去找负责军官交涉，以防碾坏草地，却出现了这些坦克并没有留下任何履带的痕迹。

厚实青嫩、挂满晨露的草上唯一的履带轨迹，是由美国士兵用卡车拖着一件器具划出来的。不久，克里普斯看到了一件更加新奇的事情。一条脱缰的公牛向着一辆坦克冲去；当牛角撞向坦克时，只听咝地一声响，坦克像球撒气一样垮了下来。足足可以装备一个旅的坦克全部都是气球做成的。美国士兵正在制造履带痕迹，目的是给德军侦察机造成假象。

为了达到声东击西的目的，盟军不仅做了物体的伪装，而且做了音响方面的伪装。美国第一军上空的电离层，充满了各支部队发射的零星分散的无线电噪声，蒙哥马利进攻部队的上空则平静无声。海峡对面德军的无线电情报人员曾将监听的无线电对话汇集成册，达八英寸厚，其中的一个典型例子是：“第五皇家团报告，在辎重列车内发现数名民妇，大约未经特许。我们该怎么办？把她们带到加来？”为了进一步证明部队集结的主要地点在多佛尔和剑桥地区，通信兵技术人员从蒙哥马利的实际指挥地点朴次茅斯到多佛尔城堡敷设了通信专线，使电讯从多佛尔发出。此外，为了防止德军从截获的信号中发现真实情报，为了破坏他们无线电设施发起了一系列猛烈的空袭，并将瑟堡附近的德军通信情报司令。部夷为平地。

偶尔向报刊透露的情况加强了美国第一集团军存在的真实性，据报刊报道，牧师们参加了这一集团军；该集军“准备通过历史上的著名地区佛兰德平原进犯欧洲大陆”。盟军还制造了另一个假象，使德军深信美国第一集团军的目标是加来半岛。盟军正在筹备在南英格兰和诺曼底之间铺设海底管道——为便于记忆而简称为“冥王管道”——以便为进攻部队提供汽油。由于从管道的起点往往可以推断出其终点，因此，为了欺骗德军，盟军请来了英国当时最优秀的建筑师。在多佛尔修建了一座巨大的但全部是假的输油码头。

皇家科学院建筑学教授、美术良员会成员巴西尔·斯宾思曾完成了数十项建筑项目的设计。他在印度德里参与设计了驻印总督的宅邪，在罗马设计了英国大使馆，在奈特布里奇设计了未来的王室骑兵营房，在日内瓦负责扩建国家宫的咨询工作，设计了考文垂的新教堂等等。在电影和戏剧舞台设计师们的协助下，斯宾恩设计制造了这座冒牌的输油码头。码头占了三平方英里的多佛尔海岸，几乎完全是用伪装了的脚手架、纤维板和旧下水管道建成的，其中包括伪造的输油管道，储油罐，发电站，消防队，高射炮台，警卫室，货车车场，栈桥等，凡是真正的石油码头应该配备的都应尽有。鼓风机扬起冲天的尘土，好像码头建设在加速进行，而实际上只有区区数十人在码头工作。军警严密地守卫着码头区，国王和蒙哥马利都“视察”过码头。艾森豪威尔曾在多佛尔白崖宾馆的一次晚宴上向“建筑工人”致词；多佛尔市市长曾发表谈话，对本市“正在开办的新设施”表示满意，认为尽管该设施的“确切用途到战争结束之后才能公布于众，但将给该市带来巨大的物质利益”。皇家空军的战斗机不断地在上空盘旋，好像是在保卫这一设施；每天晚上，皇家工兵用在罐子里燃烧原油的方法，使码头上空烟雾你；只有当德军侦察飞机和盟军战斗巡逻机“遭遇”之后，才让它们飞入码头上空，并且只让它们呆在三万三千英尺以上，使飞机摄影机无法分辨出码头设施中的破绽。每当设在灰色海峡的德军远程炮群试图轰炸码头时，便利用大量的钠制火焰，造成“击中”和随后“起火”的假象。

造假已经成了为“坚韧”和“水银”计划服务的巨大工业。整个东英格兰像一个大型的电影制片厂，任何细节都没有被忽略。愤怒的牧师们写信给东英格兰的报刊，严厉谴责自从“大批外国部队”，“尤其是美国伞兵以及法国和波兰坦克部队入侵该地区”以来，发生的“道德崩溃”；猛烈地攻击说“在马汉姆和科格谢尔的美军伞兵基地周围，”发现了“大的避孕套”。

但实际上，所有这些伪装的主要目的，都是为了证明双十委员会所属的双重间谍“嘉宝”和“布鲁特斯”向德军提供的关于美国第一集团军的报告确有其事，这两名间谍还在继续向德军提供情报。1944 年5 月19 日，为使“布鲁特斯”逐步取代“三轮车”，让他通过无线电告诉德方上司说，他已经担任巴顿司令部的联络官，负责波兰最高统帅部和美国第一集团军之间的联络。双十委员会有意选中这一无足轻重的职务，使“布鲁特斯”既能接触到许多重要情报，又不可能知道一切，因为始终存在着这样一种危险：德军让他提供的情报，会比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有意安排的要多。“布鲁特斯”熟悉了他的新职务之后，每天在午夜之前便向他的德国上司发送美国第一集团军的全部作战指令。对德军参谋部西线情报分析科来说。这是些令人吃惊的尖端情报；但由于该情报既符合罗恩纳科长自己的粗略估计以及其他间谍的报告，又符合空中侦察和无线电截获的情况，因此，罗恩纳在系统地分析了这些情报之后，只有将美国第一集团军的战斗指令提交给在伯希特斯加登的希特勒。

“嘉宝”也宣布获得了一个新的职务，英国宣传部伊比利亚处处长聘请他当翻译。“嘉宝”解释说，这一职务可以使他接触到布伦丹·布雷肯部长的秘密，这位部长是丘吉尔的亲信，对英国的事情无所不知。但“嘉宝”接着说，“一想到要背叛元首而为英国工作”，他就感到极不情愿。因此，既然不替英国工作他仍然可以获得有价值的情报，他是否应该拒绝接受这一职务？他的请示立即得到回复：必须打消顾虑，接受聘请。“嘉宝”于是接受了这一翻译职务，随后提供了一系列欺骗性更强的假情报。

在这段时间内，双十委员会中还有一员女将，一位年轻美貌的阿根廷人，父亲是阿根廷驻维希大使馆的工作人员。1942 年，这位年轻妇女来法国看望父亲，德军谍报局征募人员借此向她建议，由于她父亲战前在英国联系广泛，她是否可以作为谍报局的间谍到英国去看看。她接受了这一建议，但从马德里转道伦敦时，她找到英国人并透露了部情况。在英国情报局的协助下，她于1942 年10 月底到达布里斯托尔。她在伦敦曾受到保安部门的长期审查。

1943 年初，双十委员会再次掌握了她。她的代号是“布朗克斯”。

“布朗克斯”最初用密写墨水将双十委员会提供的情报写给德国人，后者认为她的工作成效卓著，因此按雇员待遇每月付给她二十五英镑（一百二十美元），费用除外。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此外还有数种奖励。“布朗克斯”和德国谍报局的联系是通过里斯本圣灵银行超额行的，圣灵银行也是她的存款行。恰恰由于这种关系，她在这出戏中的作用又进了一步。早在1943 年年底，德军就一心关注着盟军可能发起的进犯，给“布朗克斯”提供了一套有趣的密码，以便让她利用商业电报传送更紧急和更重要的情报，如果她了解到有关进犯的时间和地点方面的情况，她将按以下方法通知存款银行汇款：一百英镑表示进犯地点在法国北部；一百二十五英镑表示在比斯开海岸；一百五十英镑表示在法国地中海沿岸；一百七十五英镑表示在亚德里亚海；二百镑表示在希腊；二百二十五镑表示在丹麦；二百五十镑表示在挪威，以此类推。如果她在电文中指明所需款项的用途，那是在表明进犯的月份。

“布朗克斯”当然把密码交给了双十委员会，该委员会决定使用这套密码，以便配合“坚韧”计划中的“铁甲军”行动，目的是在登陆日前后进逼波尔多地区，最大限度地牵制住德军第十一装甲师。伦敦方面认为任何策略都无法使该装甲师长期呆在原地不动，但牵制作用的成效是以小时计算的。

因此，1944 年5 月15 日，“布朗克斯”通过外交部（只要外交部能够办理，私人电报仍可通过它用商业线路发出）向圣灵银行发去这样一封电报：

“速汇五十英镑，需向牙医付款。”电报的含义是：“据可靠消息，一个月左右后盟军将在比斯开湾登陆。”这就是说登陆时间将在登陆日之后九天，即1944年6 月15 日左右。这只不过是宴席上上“主菜”——进犯之前的又一道开胃小吃，但时间将会证明，这道小吃显著地影响了德国人对“尼普顿”行动的反应。

欺骗专家们认为，仅仅靠无线电情报，空中侦察情报，以及间谍的报告来使德军了解盟军在法国的军事意图是不够的，因为这些情报的可靠性和真实性都可能有问题。如果能找到一位对德国来说绝对忠实可靠人物，让他以耳闻目睹的形式直接向德军参谋总部面陈英国大规模集结、准备进犯欧洲大陆、尤其是存在着美国第一集团军的情况，那效果要好得多。伦敦监督处和特种战委员会始终在物色这样一位人物，最后找到了汉斯·克拉默将军。

克拉默是德国非洲军的最后一位指挥官，1943 年5 月轴心国在突尼斯崩溃时被盟军俘获，后来转送到英国。由于克拉默的健康开始恶化，盟军决定根据瑞士红十字会的一项遣返计划送他回国，但走之前先要让他对“坚韧”行动做些贡献。1944年5 月，他乘车从南威尔士的战俘营来到“伦敦战俘营”，即设在肯辛顿宫庭花园内的三军联合审讯处。盟军有意让他经过“尼普顿”行动的集结地，并让他看到大量的装甲部队、许多师级指挥官同他会见，异口同声地强调要在加来登陆。但有一点克拉默是不知道的，就是他路过的具体地点。虽然他到了英格兰中部、南部和西南部地区，但别人告诉他是在英格兰南部和东部。他没有办法分清（除非靠太阳）自己到底在什么地方；因为自从不列颠战役开始以来，所有的路标已经被去掉，警察局、地方政府办公处、商店、铁路车站等机构带有的地名也全部被去掉了。

克拉默后来乘瑞典“格雷普斯荷姆”号船到达德国某港口，并于1944年5 月23日抵达柏林。他先向德国陆军总参谋长库特·蔡茨勒到，然后向伯希特斯加登的最高统帅部报到。在休假和体检之后，他被任命为西线德国装甲部队总司令莱奥·盖尔·冯·施韦彭堡男爵将军司令部的特别顾问。显然，克拉默在伯希特斯加登和巴黎都向他的上司们通报了他在英国的见闻，以及发生这些见闻的地点，这可以从戈林在战后说的一段话中看出。戈林说：“我们的一位将军……曾被英国俘获，后来通过战俘交换回到德国。在他（被英国人）释放之前，英国人曾极力给他洗脑，让他观看了堆存在英格兰南部海岸的大量物资和装备。他回来之后，还感到这些情景历历在目，（并且）……

带有一种失败主义情绪。”这恰恰是伦敦监督处和特种战委员会的目的所在。

利用克拉默的策略虽然很简单，但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手段，能够确凿地证明美国第一集团军的存在。谁会去怀疑一位装甲兵上将、一位荣获过铁十字奖章中带有橡树叶的骑士十字奖章的德军将领呢？

接下来是“铜头蛇”行动，一场加强盟军进攻法国南部的威胁的欺骗性行动。战后，这一行动带上了浪漫主义的色彩，以“蒙特的幽灵”这一故事广为流传。据J·V·B ·杰维斯一里德中校称，“事实并非那么浪漫”。故事发生在1944 年3月14 日，特种战委员会副主任杰维斯一里德然从《新闻纪事报》上看到一张梅瑞克·爱德华·克利夫顿·詹姆斯中尉的照片，詹姆斯中尉是皇家军饷团的军官，该团当时驻扎在累斯特。和平时期，詹姆斯是一位地方舞台上的配角演员，报纸上的照片是他在伦敦喜剧剧院为部队演出时的一张剧照，剧照的说明写道：“你错了——他的名字叫詹姆斯！”从照片上一眼就可以看出，詹姆斯酷似蒙哥马利。

杰维斯—里德于是心生一计，准备让詹姆斯装扮成蒙哥马利，但事情开始时并不顺利，蒙哥马利是一位绝对戒酒主义者，而调查表明，詹姆斯却经常严重地患酒精中毒。杰维斯一里德仍然决心要试一试。他到累斯特找到詹姆斯，请他吃了午饭，向他说明准备请他到部队电影制片厂拍一部宣传影片。

詹姆斯对这一建议的反应基本上表明了他的个性特点，和蒙哥马利的傲慢与自信截然不同。詹姆斯后来写道：“展现在我头脑里的是一场惊险的电影故事，一位迷人的敌军暗探勾引了一个薪饷出纳员，诱使他伪造帐目，引起了一场惊恐和混乱。”这当然不是杰维斯一里德的想法。尽管杰维斯—里德有些保留，他倒“挺喜欢这个傻小子”，认为只要细心监督和指导，詹姆斯还是有可能胜任他的使命的。经和詹姆斯的上级军官谈妥，这位出纳员获准到伦敦去执行特别任务。不久，詹姆斯便到达伦敦，准备扮演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角色。

按照“铜头蛇”计划，詹姆斯将冒充蒙哥马利，在特种战委员会和A 部队的指导下，在登陆日的前夕，到直布罗陀和阿尔及尔去炫示一番。炫示的目的有三：使德国人相信，蒙哥马利如果不在英国，盟军就不会在六月的头一周横渡海峡，发起进攻，其他方面的情报和迹象也表明了这一点；使德国人相信，“尼普顿”行动中舰队的开航只不过是又一次海上演习；使德国人相信，蒙哥马利是在非洲和意大利指挥盟军针对法国南部的军事行动的，因而可以牵制住驻在卢瓦尔河以南的四个装甲师（其中两个是党卫军装甲师）。

詹姆斯不仅和他的妻子，而且和他的酒瓶隔绝了。别人告诉他，模仿蒙哥马利是拍片训练计划的一个内容。开始，让他从侧面揣摩研究蒙哥马利的仪表举止，进展很顺利；后来，他被带到总司令的专用列车上，和蒙哥马利见了面，詹斯后来描述说：“我们两人像得不可思仪……舞台上你可以用各种化装手段装扮某人，但我扮成蒙哥马利根本用不着假眉毛、假脸蛋之类的化装。”詹姆斯除了少一个手指头，从其他身体条件看，他和蒙哥马利完全像一个模子里磕出来的人。两人的体格姿态、行走举止几乎一模一样。詹姆斯发现，他可以轻而易举地模仿蒙哥马利快速而又尖声刺耳的讲话方式；同样重要的是，杰维斯—里德看到，詹姆斯也可以摆出蒙哥马利具有的权威神态。杰维斯一里德于是决定开始执行“铜头蛇”计划，但仍然没有告诉詹姆斯扮演蒙哥马利的真实意图。

准备工作就绪，便开始向这位出纳员介绍他所扮演的角色的一些细节，特别是诸如鸡尾酒宴，餐桌谈吐等小节，如丘吉尔的起居时间，罗斯福的健康，艾森豪威尔的才干，史密斯的溃疡，布莱德雷的能力，布鲁克的脾气等。

接着，请来了随军裁缝迈厄和莫铁默尔，为詹姆斯做了一套剪裁得体的战地服装，配有皇家参谋总部的鲜红衣领，肩章上带有将军军衔的标记——两把交叉的军刀，胸前四排荣誉勋章，黑色贝雷帽上装饰着两个徽章；蒙哥马利经常穿戴的费尔琴外衣，一条金表链和装饰物，几块印有蒙哥马利名子缩写字母“BLM ”的手绢，一根小巧玲珑的手杖。一位可靠的化装师被请了来，稍微修剪了詹姆斯的小胡子，把他的眉毛往上刷起，就像蒙哥马利的眉毛那样直立；脸上抹了一点油彩，使两鬓稍灰白。这样打扮起来之后，詹姆斯和蒙哥马利就简直看不出区别了。

詹姆斯终于知道了自己的使命，同时了解到，蒙哥马利曾坚持说，如果让詹姆斯扮演他，詹姆斯也必须拿和他一样的薪水。但这一消息也未能减轻詹姆斯的惊慌心情。他后来写道：他当时“陷入从未有过的舞台恐惧之中……

我感到自己既像一位战功卓著的将军，又像一只晕头转向的兔子”。不过他还是同意去逢场做戏，完成他的使命。1944 年5 月25 日傍晚，詹姆斯穿上他的战地服装，戴上假手指，像蒙哥马利那样戴上贝雷帽，坐上参谋部的汽车，来到诺思霍尔特机场。在既不兴师动众，又不大肆宣扬（但足以使蒙哥马利出访的传闻散布开去）的气氛中，詹姆斯登上一架“解放者”飞机向宣布罗陀飞去。据杰维斯—里德回忆，当时只忽略了一件小事，即詹姆斯在他的手提包内藏了一瓶装潢时髦的杜松子酒。

飞机预计在5 月26 日早餐前抵达直布罗陀。为了确保詹姆斯一觉醒来能感到身体舒适，精力充沛，临睡前让他服了安眠药。随后，机上的人就准备睡觉了，可能是由于夜间极为寒冷，詹姆斯又起身来到机尾部的厕所，开始并没有人注意他，待发现他不在位子上；护卫也跟着进了厕所。发现他正在偷喝杜松子酒，一品脱装的酒瓶已经空了一半。糟透了，由于杜松子酒和安眠药的相互作用，詹姆斯走起路来已经左摇右晃，可是再有两小时的飞行就要到达直布罗陀。除非让詹姆斯很快清醒过来，否则不仅不了解实情的“解放号”机组人员，而且所有的人都会发现这是个骗局。蒙哥马利对烟酒嫉恶如仇，这一点就像他贝雷帽上的徽章那样出名。情况异常紧急，随行人员不得不对詹姆斯进行紧急治疗，治疗的方法恐怕会使他终身难忘：他被脱光了衣服，放在机舱窗户前透气孔的冰冷气流之中；他被迫呕吐并在机上走来走去；对他进行了按摩和拍打并把他浸泡在凉水中；给他重新刮了脸，以免脸上带有任何痕迹，“解放者”在直布罗陀降落时，詹姆斯已经相当清醒，在饱经惩戒之后，准备开始他的演出。“铜头蛇”计划得救了——暂时得救了。

詹姆斯走下舷梯，行了一个“蒙特礼”。欢迎的人数不多，却令人印象深刻。飞机周围的一些人喊道：“向蒙特致敬！”在当地工作的西班牙人亲眼见到了这位将军。然后他驱车前往总督官邸，准备在那里过夜。总督拉尔夫·T ·伊斯伍德军亲自出迎。伊斯伍德爵士曾和蒙哥马利一起就读于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他已经知道“铜头蛇”行动，以便能密切进行配合。毫无疑问，德国间谍在机场和总督官邸都已经注意到“蒙哥马利”的到达。当天晚上，伊斯伍德举办了一个小型宴会，并将“蒙哥马利”介绍给两位西班牙银行家，据说其中的一位和党卫军保安局有联系。这两位银行家还听到詹姆斯在高声谈论“三·三计划”。A 部队的代表很快就通过当地反情报机构的电话满意地获悉，整个直布罗陀都在谈论蒙哥马利来访总督的消息，谈论蒙哥马利所说的“三·三计划”，以及他次日要去阿尔及尔召集会议。

第二天早晨返回机场时，特意让车队通过英国工兵正在修建的一条道路，詹姆斯再次出现在公开场台。当他向工兵们利落地行了那个著名军礼后，人们高喊着“蒙特老伙计！”“向蒙特致敬！”汽车开进机场大门时，同样的喊声响了起来，门卫刷拉一声行了举枪礼，詹姆斯在飞机旁下了汽车，欢送仪式简短而庄重，恰似在欢送一位军务在身的将军，但为了让更多的人能看到告别场面，有意让“解放者”号出了点小小的故障。在检修飞机的过程中，伊斯伍德陪同詹姆斯到机场食堂喝了一杯茶，詹姆斯设法丢掉了一块带有BLM 字样的手绢，并让一名西班牙仆人捡了起来；检修完毕，詹姆斯和伊斯伍德话别之后登上飞机，数分钟之后，“解放者”号便向阿尔及尔飞去。

到目前为止，詹姆斯的演出不仅很成功，而且可以说妙极了。直布罗陀海湾湾面的阿耳黑西拉斯是德军谍报局的前哨基地，因此，德国人不可能不知道“蒙哥马利”的出访。

在阿尔及尔的白墅机场，欢迎仪式要隆重一些。法国陆军中的一队阿尔及利亚骑兵组成了仪仗队；最高统帅享利·梅特兰·威尔逊将军爵士的巨大身躯像一座金字塔，闪现在热雾之中；英、美、法参谋人员列队等候会见詹姆斯，欢迎仪式过后，他被送到俯瞰全市的圣·乔治饭店。顷刻之间，蒙哥马利来到的消息传遍了整个阿尔及尔，在街道上经常可以看到他的参谋部车辆挂着三角旗，在摩托警卫的护卫之下，载着他风驰电掣般地去参加一个又一个会见。可是突然，伦敦艾森豪威尔司令部里开始流传起不可思议的传说，说有人看到“蒙哥马利”叨着一支雪茄在阿尔及尔的街道上蹒跚游逛。不管传言是真是假，“蒙哥马利”突然消失了，原因无从查找。“铜头蛇”计划也迅速中止。

不论在阿尔及尔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詹姆斯又穿上了他的中尉军装，降回到中尉的薪俸待遇，不是乘专机而是蜷曲在传令飞机的单人座位上飞回了家。他在伦敦接到通知，如果他透露一句有关这次行动的话，就会送他上军庭。詹姆斯很快便回到了出纳桌旁，并遇到了一些新的麻烦。由于无法解释缺勤的原因，同事们开始在食堂里窃窃私语，说他一定是外出喝得酒醉如泥。指挥官因为他擅离职守，打算送他上军事法庭。陆军部电话找到詹姆斯的指挥官，询问为什么区区一名中尉，曾经领取将军的薪俸，享受将军的待遇；由于这位指挥官对冒名预替一事一无所知，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有人暗示说，詹姆斯一定是外出行骗去了；甚至有谣言说，由于间谍嫌疑，他曾被逮捕，关进了伦敦塔。

战争结束，詹姆斯才有机会说明，在离开出纳桌外出的五周时间内，他干了些什么事情。后来，在一本雇人写的回忆录和一个名叫“我是蒙特的幽灵”的影片中，不仅他自己声称而且别人也替他宣扬，“铜头蛇”行动靠他才取得了成功。但事实好像并非如此。根据战后从谍报局缴获的文件，那段时间里德军并没有对“蒙哥马利”访问地中海战区这一事实进行估计。他们的确估计盟军可能攻打法国南部，但这种担心来自一些更加重要而又不那么戏剧性的事实，例如有“复仇”行动中，专事袭击的美国第九十一步兵师就经常出没于奥兰市。尽管如此，“铜头蛇”行动并未给盟军带来任何损失，特种战委员会只不过在一所空荡荡的戏院里上演了一出戏。这出戏对詹姆斯来说，也许是他一生中最伟大的演出。

使德军日益不安，提心法国南部遭到入侵的一场更加成功的行动，被称为“最强手牌”行动。在布鲁克、马歇尔、赫尔和艾登明确指示下开展的一场外交运动中，美英驻马德里的大使拜会了西班牙外交部长唐戈麦斯·霍尔达纳将军，请求允许在“即将发生的行动”中，使用巴塞罗那的港口设施，撤离盟军伤亡人员。同时，美英外交人员深入到巴塞罗那码头管理人员当中，询问码头装卸食品和“其他供应物资”的能力、泊位的安排、手术和医护人员住宿设施等情况。从一切表面迹象看，盟军希望将“西班牙的曼彻斯特”变成一所医院，服务于即将在利翁湾对岸法国南部发起的大规模战役。这一战役确实在计划之中，但日期要晚一些，因些，西班牙是否同意合作？给盟军的答复以同样的速度传到了德国人耳朵中了：是的。佛朗哥大元帅将乐于在巴塞罗那提供一处适当的地方，可容纳二千名伤员以及相应的医护人员，并提供所有装卸、劳务、货栈和其他码头设施以供使用。联系到有关美国第九十一步兵师的活动，联系到北非法国第一军的迅速扩充——曾耗费美国十二亿美元的巨资——以及侦察舰艇飞机频繁不断的活动，德军最高统帅部决定，让全部驻守里维埃拉的军队。包括装甲师，在原地待命。

早在上演“铜头蛇”这出戏之前，艾森豪威尔曾经发出标志“尼普顿”行动准备阶段结束的最后一批命令。在长期细致地研究了潮水涨落、月亮的盈亏、天亮的时间和海洋的潜流之后，盟军计划人员一致同意，六月初满足“尼普顿”行动所有基本要求的日子只有三天：6 月5 日，6 日和7 日；进攻一切准备就绪的日期定在6 月1 日，称为“Y 一日”，代号为“翠鸟”。进攻的日期订为6 月5 日，但如果当天气候突然变坏，6 日和7 日也可供选择。

如果在这三天之内由于任何理由——尤其是气候上的原因一? 而无法作战，综合自然条件有利于“尼普顿”行动的下一段时间是6 月19 日到22 日。

6 月头一周的气候到底如何，谁也无法预测。但既然“翠鸟”日期已定，艾森豪威尔下令在康威尔、德文、萨默塞特、格洛期待、威尔特郡、多塞特郡、苏塞克斯、萨里等各郡大规模集中军事力量。1944 年5 月18 日，长达一百英里的军队在护送下蜿蜒出现在静悄悄的英国公路上，向登船地点进发。队伍中有各种类型的坦克，有的在炮车上装有桥梁；有的带有穿沟越壑支臂；有的挂有拖车，车上装有形状古怪的喷射管、可以向德军据点喷射液体火焰；有的装有大批的成捆木头，以备填坑堵沟让其他坦克通过；有的带有一系列扫雷装置，以便通过布雷区。除坦克外，还有各种装甲汽车、吉普车、救护车、车上司令部、战地厨房、流动医院、武器弹药运输车、半履带式车辆、成千上万辆道奇牌和贝得福牌卡车、活动式无线电和雷达站、高射炮、自行火炮、油槽汽车等等。总之，各种形状、各种尺寸，各种用途的武器和车辆，以古往今来从未见过的数量开进集结地区，即将装载到战争史上空前巨大的一支舰队上去。但是，在严格保密和欺骗性战术的影响下，许多人——包括希特勒本人——都认为，整个行动不过是摆摆架势而已。艾森豪威尔的日记记录员在5 月18 日记载：“纽约《每日新闻》的）老练的战地记者惠特曼……对我说，一些记者不相信会有入侵行动，谈论入侵行动是个大骗局。”部队不断集结，气氛也越来越紧张，人们疑神疑鬼，惊恐不安，到处笼罩着不祥之兆。看来一场战争已迫在眉睫。至于盟军在何时何地登陆，在希特勒心里还是一个问号。

第二节 最后的游戏

1944 年6 月6 日，东方微微发白，艾森豪威尔便离开篷车，穿过沟壕，来到索思威克公寓。暴风雨过后，太阳在英格兰土地上冉冉升起，天空上点缀着从未见过的轻柔优美的色彩；但风还在松林中呼啸，泥土依然散发着湿气。熬过几天令人心烦的天气之后，今天似乎会是一个清新凉爽的好天气。

最高司令官看上去也是精神饱满，胸有成竹；但据科蒂斯说，他在路上见到艾森豪威尔时，发觉他“边幅有些不整”，像是一个千方百计想睡，但整夜未眠的人。

清晨传来的消息还是片断的，进攻舰队几乎在未遭敌军阻挡的情况下渡过了英吉利海峡；全部海空运输部队已经登陆，正在巩固阵地。空军对德军装甲师集结地的侦察表明，登陆日前夕，利尔装甲师正在用火车装运坦克，但尚无其他的行动迹象。艾森豪威尔曾经认为是不可能的事情已经实现了：

“尼普顿”行动偷袭成功。无疑，“坚韧”行动的计谋和对进攻的严格保密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归根结蒂，使德军放松警惕的主要原因是天气，据斯泰戈记载，气候使艾森豪威尔“有机会在欧洲大陆获得一个立足点。”艾森豪威尔后来给斯泰戈写信说：“我要感谢战神，我们在该出发的时候出发了。”尽管偷袭成功，但“尼普顿”行动只不过刚刚获得一个立足点。德军情况不明，不知所措，但却在顽强地守卫着海岸；美军空降师和奥马哈海滩最初送来的报告令人感到事态严重。艾森豪威尔的上衣口袋里装着一项声明，准备一旦在盟军丧失立足点之后，立即签发。声明中写道：

“瑟堡——阿弗尔地区的登陆部队无法夺得一块稳定的阵地，我已下令让部队撤回。我曾根据各种最确切的情报决定了进攻的地点和时间。陆海空部队英勇顽强，忠于职守，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进攻中的任何疏忽和差错，应该由我个人来承担。”英国人对渡海进攻所冒的风险始终比较担心，但奇怪的是，那天清晨斯托利门却洋溢着一种乐观的情绪。将近十点三十分，布鲁克英军参谋长们来到地图室，听取联合情报委员会在登陆日当天的首次汇报分析。孟席斯已向委员会主席维克多·卡文迪什——本廷克提交了“超级机密”夜间获取的情报及其他情报。卡文迪什——本廷克在汇报中宣布，德军在进攻面前“毫无准备，措手不及”，他认为“在加来半岛和瑟堡之间，盟军仍将完成几起登陆行动。”他在言谈之间流露出十足的信心，正在奥马哈海滩殊死作战的美国人如果听到他的发言，一定会瞠目结舌，震惊不已。他说：“德军的抵抗何时崩溃，尚不能作出准确的估计……（但是）在述卡析文迪什一本廷克的这一分折被送到了白宫的地图室、华盛顿的联合参谋总部、以及英国驻美国和苏联的军事使团。蒙哥马利此时仍然在索恩威克公寓，他的战斗几乎还没有开始。像伦斯德一样，他也在总部门外的花园中修剪玫瑰花，直到他开始在法国沿海指挥他的战斗。

按照最高司令官的指示，上午九点十七分公布了进攻的消息。英军的一等兵玛丽·帕里将纸带放入电传发报机，伦敦各家世界通迅社便收到了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第一号公报。公报极其简单：“……在强大空军的配合下，盟军海运部队于今晨在法国北部沿海登陆。”文森豪威尔同时下令开始执行“托弗莱特”行动；威廉·S ·派利于九点十六分在伦敦开始使用了一条“圣线”电话机，接通了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和英国广播公司之间的联络。

这是一条广播“尼普顿”行动指示的专线，通过这条专线播出了“托弗莱特九点三十分”的代号，派利是美国驻最高司令部的无线电顾问，后任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董事会主席。二分钟之后，英国广播公司广播了有关登陆的消息；九点四十八分再次播送了欧洲流亡领袖播过多次的讲话。这些广播讲话专门用来迷惑德军。让他们无法了解盟军在西北欧的真实意图，并使抵抗运动成员理会更加了解这次行动的重要性。“尼普顿”作战部队已经到达彼岸，但盟军滩头堡是否安全巩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坚韧”行动能否继续获得成功。

“托弗莱特”是“坚韧”行动在登陆日一场政治战。在作这些历史性的广播时，需要绝对地沉着、冷静和有权威。十点钟，艾森豪威尔亲自发表讲话。他把诺曼底登陆说成是进攻的“开始阶段”，号召抵抗力量“遵守纪律，克制等待”，并向法国人民说：“全体法国人在时机未成熟时就揭竿而起，会妨害你们在关键时刻为自己的祖国作出最大的贡献。”艾森豪威尔之后轮到挪威国王哈康七世。考虑到“北方坚韧”行动的命令，他宣布说，盟军“最初的登陆行动”只是“大型战略计划中的一环”。

他号召挪威人民保持冷静，“不要由于头脑发热而轻举妄动”。荷兰首相彼得·黑布兰迪教授警告说，“敌军将不择手段地欺骗和诱使你们采取行动”，“一旦需要你们采取更有力的行动，将从这里发出明确的指示。”比利时是“坚韧”行动中的一个关键地区，比利时首相休伯特·皮埃洛特接着发表了讲话，有意暗示不久将对比利时发起进攻：

“等待已久的时刻即将到来，解放欧洲的战斗已经打响。可以肯定地说，这次登陆战预示着你们将从苦难中被解救出来。你们在急切地盼望和等待过程中还要准备经受严峻的考验……警惕敌人可能发布的假命令……检查消息是否真实可靠的唯一办法，是看它是否来自盟军的广播电台。千万记住，切不可上奸细的当。投入决定性战斗的时刻尚未到来。”戴高乐亲自坚持，要用他自己确定的方法、时间和讲稿向法国人民发表广播讲话，时间定在当天晚上六点钟以后。正当特种作战部队的先遣小分队，包括英国的特种空军、英美法三人小组、破坏通迅的小分队以及法国分部的组织者们向法国各地空投时，设在贝克街的特种行动局总部就发现有种种迹象表明，抵抗力量没有听从指挥，已仓卒行动起来。从断断续续得到的报告看，战斗的烈火似乎已经点燃了整个法国大地。格宾斯头天晚上在贝克街过夜，今天还在等待进一步的消息；十一点钟左右，突然发生了一件使人终生难忘的事情。设在比塞斯特附近的53C 无线电台专供特种行动局和它派驻全欧洲的特工人员作联络用；十一点种左右，该电台值班员报告说，巴黎的党卫军保安局通过敌军控制的巴特勒电台向格宾斯发来一份电文。电文说：“运来大批武器弹药深表谢意……对透露贵方意图和计划的作法表示极大的欣赏。”德军曾经通过巴特勒电台发现了韦莱纳诗句的含义。

这一电报是希特勒破坏盟军行动的一个步骤，试图在“尼普顿”行动的关键时刻向盟军透露，德军已经深深地打入抵抗运动之中。但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德军没有利用盟军透露的一条最重要的消息：他们认为广播韦莱纳诗句是盟军的骗局。而实际上，诗句暴露了盟军登陆的时间。格宾斯看完电文后，发出了下述的回电：

“很遗憾你们如此没有耐性，看来你们的神经不如我们的健全……请在柏林附近备一块地方，供先遣人员和无线电发报员使用，不过请注意不要和我们的苏联朋友打起来。”这次电报往来是德军玩弄的最后一次无线电游戏，但并不是英国的最后一次无线电游戏。“嘉宝”继续在为“坚韧”行动积极工作。登陆日之前，双十委员会和盟军诈骗机构制定了一个足智多谋的计划，称为“雷德”计划。

按照这一计划，双十委员会叫“嘉宝”通过他在马德里的上司库伦塔尔转告德国人，空降伞兵开始登陆，海运登陆四小时之前，意味着进攻的序幕正在揭开。双十委员会认为，即便如实通知德军，他们也来不及采取任何行动粉碎进攻，但这样做却可以使德军相信，“嘉宝”潜伏在重要的机关，处处留心，积极工作，能够获取关键性情报。

根据这一计划，“嘉宝”不仅要报告入侵已经开始这一事实，而且要报告进攻部队在英国的登船地点，进攻方向和部队番号。这都是些容易给盟军带来威胁的情报，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在登陆开始后的二十四小时内，德军迟早会搞到这些情报的。那么，透露这些情报的意义在哪里呢？和往一样，让德军相信，“嘉宝”提供的情报是可信的。在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一次会议上，特种战委员会对史密斯和布尔说，一位间谍对“尼普顿”这样一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毫无风闻，不作报告，德国人对他会有些什么看法呢？

完成这一计划的困难在于，马德里附近负责和“嘉宝”联络的德军无线电台每天午夜十二点关机，收发报人员在完成了一夭的工作之后，都要去吃一顿夜餐。特种战委员会绞尽脑汁企图诱使这家电台在6 月5 日～6 日夜间继续开机工作，同时又不惊动库伦塔尔，但未能奏效。登陆日清晨，“嘉宝”本人从来未获准直接和库伦塔尔联系，也不能单独接触无线电收发报机。

直到中午时分，“嘉宝”的情报才发了出去。尽管作为向德军的警告，己为时过晚，但却可以使德军相信，继诺曼底登陆之后，盟军还会在他处发起登陆战。为了使这一点更加真实可信，“嘉宝”还发去一份政治战委员会的指示全文（当然是假造的指示），意思是否认尚有其他登陆地点。这和艾森豪威尔以及流亡政府首脑们的讲话显然前后矛盾。“嘉宝”解释说，战局如何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丘吉尔当天在议会上的讲话。他警告库伦塔尔说，政治战执行处指示人们不要轻率地议论还会发生另外的登陆战，这实际上是在欲盖弥彰，盟军恰恰在准备新的登陆战。

登陆日当天，英国的下议院也参加了“坚韧”行动的捉迷藏游戏。尽管丘吉尔即将宣布《每日邮报》称之为“历史上最伟大的战争”，议长依然循规蹈矩，遵从古老的下院仪式。首先由牧师作祷告；接着议长宣布，在最近去惠特森台德休假期间，一位议员去世了。他继续说道：“我刚刚接到智利议会发来的一份电报，电文是该议会向英国下议院表示亲善的一项决议。”议会大厅内响起了一阵低沉的欢呼声。“你们一定会愿意”，议长接着说，“由我给智利议会发一份措词得当的复电”。大厅内响起了更多的欢呼声，按照议事程序规定，接下去是一时的质讯时间。士兵们的选举投票权是否得到保障？如果不交付贷款利息，房屋的造价是否会低一些？一位残废士兵为什么不能获准在温布尔顿开店营业？受雇于军用食堂的人员每天工作多长时间？盟军军事政府人员的任免是否考虑到政治因素？陆军部长是否会同意向女兵发贝雷帽？陆军部长詹姆斯·格里爵士起而指责说，部长不懂得如何去体贴妇女，部队中的女兵在春天应该有一顶新帽子。

会议情况是那样正常，那样地平淡无奇，似乎那一天在世界历史上并未发生任何反常的事件。接着，劳埃德·乔治迈着蹒跚的步子来到了议会厅。

因为他已经很少出席议会，他的到来预示着可能的确发生了某些重大事情。

蒙哥马利的兄弟是部队的牧师，他也出席进入了议会厅。丘吉尔开始讲话时，对他的欢呼声变成了急切的抱怨声。他说：“我认为，下议院应该正式确认解放罗马的意义（马克·克拉克的部队在6 月5 日攻克罗马）。”对这一“难忘的辉煌事件”，丘吉尔滔滔不绝他讲了十分钟。接着是一阵长时间的停顿，似乎有数分钟之久。然后他才说：“我还要向下议院宣布，昨天夜间和今天清晨，我们的首批部队已经登上欧洲大陆……这一次，解放战争在法国沿海打响了。”议员们认为——当然是有意给他们造成这种印象——登陆部队也会派往其他国家，如比利时、丹麦和挪威，英国的下议院在“坚韧”行动中也参顶了逢场作戏。丘吉尔进一步介绍了登陆作战的情况，并有意补充说：

“事实表明，我们已经达到了战术奇袭的目的；随着战局的进展，我们还将向敌军发起一系列出其不意的进攻。”丘吉尔首相精明谨慎的讲话，为盟国其他领导人历史性的星期二这一无所发表的声明，定下了基调。罗斯福对全国发表讲话时，称这次登陆行动为“一次壮举”；他说：“德军正在准备应付其他地区的登陆战斗，让他们去猜测吧，我们只需等待战斗的结果就可以了。”到目前为止，在伦敦监督处的导演下，世界领袖们的言论是协调一致的，都符合“坚韧”行动的要求，但是有一个例外。戴高乐在当天晚上六点钟向法国人民发表的广播讲话，对盟国是一种蔑视；他鼓动法国人民立即举行全国起义，并宣布诺曼底的登陆战就是总攻的开始。

伦敦监督处和最高统帅的政治顾问们知道，德军将密切注意戴高乐的广播讲话，以便从中发现盟军的战略动态。最高司令部之所以为他准备了一个讲稿，原因就在于此。但戴高乐拒绝从命，在他自备的讲稿中并未提及在法国或其他地区仍可能发生登陆战斗。他在讲话中一开始就说：“最崇高的战斗已经打响！在经历了长期的灾难和艰苦卓绝的斗争之后，我们终于迎来了一场梦寐以求的决战时刻。”更糟的还在后面。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极其提心法国会突然掀起一场全国起义，戴高乐向法国人民的讲话煽动性却极强。他呼吁说：“法兰西的子孙，不论你是什么人，也不论你在何处，都面临着一个简单而又神圣的职责：尽一切力量投入战斗。”他指示，抵抗运动不应该听从艾森豪威尔或者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命令，而应该执行“法国政府”的命令，执行“该政府任命的全国和地方领袖”的命令。显然，尽管尚无法律程序批准，戴高乐把自己看作是法国的国家元首。他在讲话中只字未提艾森豪威尔或者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只字未提美国，未提使今天的进攻成为现实的那些陆海军将领和作战部队，以及盟国投入的工业和经济力量，他提到了英国，但也仅仅是“古老的英国”。在戴高乐看来，整个“尼普顿”行动不过是一场“法国的战斗”，尽管参战的法国人屈指可数，法国战舰也不过二、三艘。在盟国领导人中，戴高乐是唯一拒绝配合“坚韧”行动的人；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施道瓦塞回忆说，大规模进攻日第二天，盟军的作战计划偶然落到德国人手中，综合考虑之后，“戴高乐的讲话……使我们所有的人（隆美尔总部）确信无疑，这就是盟军的入盆，其他的可能是否达到预期的目的呢？

“嘉宝”当天晚上再次向马德里发报，英国首相在议会中透露，盟军还可能在他处登陆，这和政治战执行处的指示截然相反，对此，“嘉宝”将作何解释？“嘉宝”已经准备好了答案。他对库伦塔尔说，首相的好友、情报部部长布伦丹·布雷肯曾经劝告丘吉尔，不要对议会说“首批部队已经登上欧洲大陆”，但遭到丘吉尔的拒绝，丘吉尔认为，以他的政治地位，他“必须避免歪曲事实，他不能让自己的讲话为日后的事实所否定。”“嘉宝”以这种聪明微妙的掩饰结束了这次报告。作为一种巧合，戴高乐的讲话得到证实政治战执行处的指示，不去随意议论其他登陆情况的人。

夜间十一点，“嘉宝”给库伦塔尔又发去另一份电报。他说他“气炸了肺”，他刚刚得知，“我在6 月6 日临晨二点三十分提交的情报，直到八点三十分才发出去。”在这样一个至关紧要的夜晚，马德里的电台为什么不按时接收信号？“如果不是出于元首的信念，坚信元首肩负着把欧洲从布尔什维克主义和英美富豪集团这对孪生暴政中解放出来的关键使命的话，此时此刻我立即就洗手不干了。尽管我清楚自己也有过失。”库伦塔尔担心，如果“嘉宝”辞职，他在英国的整个情报网都可能由此关闭。电文最后说：“作为情报部门的负责人，我向你以及你所有的同伴重申，我们极其欣赏你们继续同我们合作。”“嘉宝”在他的上司眼里，依然备受敬重；但假如库伦塔尔比较冷静和细心，通过那天无线电信号的往来，他应该发现一点可疑之处。“嘉宝”发出无线电信号的时间太长，英国的无线电测向台有三次机会可以测出他的方位，并可以逮捕他。为什么他可以欺骗盟军而有意准许他发报？库伦塔尔完全可以提出这些问题，可是实际上他不仅没有产生任何怀疑，反而向柏林呈递了一份报告，建议授予“嘉宝”一枚铁十字奖章。

登陆日当天从早到晚，都能听到东英格兰的枪炮声隆隆作响，威胁着加来半岛地区；所谓的巴顿集团军摆出一副架势，似乎正在等待德军将第十五军撤离加来半岛后，便登船渡海发起主攻。佯攻的主要目的是要影响希特勒，希特勒当天晚上已经返回克莱恩海姆城堡，设国宴招待匈牙利来宾。宴会在十一点钟结束后，希特勒又听取了最高统帅部的战局报告，并重申他认为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是声东击西。公事已毕，他招待来宾欣赏布鲁克纳第七交响乐的唱片。他对来宾说，这支交响乐使他回忆起青年时代跳过的蒂罗尔舞。

清晨两点左右，他按时上床睡觉。对元首来说，这实在是荒唐的一天。在最关键的时刻里，他却在招待一位小小中欧国家的首脑。如果不是确信主攻尚未到来，希特勒完全有可能以他特有的速度和无情的指挥，向“尼普顿”行动发起反攻。

隆美尔返回拉罗什盖杨需堡后得知，装甲部队当天仅仅在卡尔瓦多斯顽强地进行了反击，孚希廷格将军的第二十一装甲师曾是隆美尔在利比亚的得力部队，如今已经残缺不全；该师已经打到加拿大和英国滩头堡的汇合地带，并推进到吕克村沿海一带。但恰好在黄昏之前，由于百架飞机和滑翔机组成的空中列车运来一个旅的兵力增援英国空降师，保证奥恩运河“尼普顿”的左翼不受损失，第二十一装甲师以为，盟军的意图是要切断其后路，因而在惊恐和慌乱之中失去了作战能力，孚希廷格企图重整兵力，但为时已晚，天已经黑了下来。德军在当天所得到的不过是一条教训：伦斯德和隆美尔手中如果有三个装甲师，战局是会大不同的。“希特勒青年团”装甲师和利尔装甲师本来应该在当天赶列滩头堡，但这两个装甲师直到午后很晚的时候才接到命令。夜幕突然降临，英国广播公司随伞兵部队登陆的记者切斯特·威尔莫特写道：“现在是敌军反攻的大好时机，登陆部队疲惫不堪，分散在仓卒设起的一些据点内……进攻力量单薄而且到处有可乘之隙。然而德军却无法利用当天晚上出现的这一有利时机，对他们说来，这也是唯一的一次机会。”截止到登陆日的午夜，从法国海岸传回伦敦的消息寥寥无几，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尽管美国空降师遭到挫折，在奥马哈的登陆部队几乎全军覆没，但并没有出现一场大屠杀。伤亡很重。（死伤和失踪者共一万二千人，如果“尼普顿”行动偷袭失败，原预计伤亡人数会达七万五千人），武器装备的损失不计其数。但据温盖特回忆——午夜时分他正和比万喝酒时碰上了孟席斯——当天晚上的普遍感觉是，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已经获得成功。“我们有理由对登陆的进展感到满意，很少有人怀疑部队是否能够登陆，怀疑在登陆后能否站住脚，由于这一点要经过三天的较量才能见分晓，当天夜里我们就尽早入睡了。”温盖特说得很对，“尼普顿”行动的成败取决于登陆日之后三、四天的战局进展。希特勒只要一声令下，开始执行第三方案，德军装甲师和第十五军的后备力量就会铺夭盖地压向诺曼底海岸，甚至不容盟军有一个立脚反击的机会。此外，从登陆日当天的情况看，法国抵抗力量的活动对“尼普顿”行动来说也是凶多吉少。使格宾斯感到沮丧的是，幽灵部队开始公开出来活动：从安省到上阿尔卑斯，从弗朗什孔德到多菲纳的萨瓦，从朗德到科多尔，“马基”游击队到处在和德国士兵开火交战。抵抗力量在全国举行暴动，已经无法约束；这一暴动并不完全是煽动和政治野心的结果，而是一场象法国革命那样广泛深入、激情满怀的真正的人民起义，抵抗力量迅速揭竿而起，但很快遭到德军无情的镇压。他们在敌后骚扰和牵制敌人的活动能够支持多久呢？“坚韧”行动虚构了一场对加来半岛的进攻，这一声势能维持多久呢？

第三节 英国情报部门登峰造极的成就

蒙哥马利向在诺曼底作战的盟军部队发去了“万能的上帝在战斗！”的行动命令之后，来到法国海岸并在科勒耶堡的庭园里建起了他的指挥部。登陆日第二天拂晓；他在科勒耶堡接见了英加第二军军长迈尔斯·登普西爵士将军和美国第一军军长奥马·N ·布莱德雷将军，召开了盟军在欧洲的第一次指挥会议。开会时正值滩头堡的形势令人“焦急万分”。

盟军的登陆行动尚无一处完全达到预期的目的。犹分海滩的部队未能和瑟堡半岛的伞兵师汇合；英军或美军都将滩头阵联结成一条坚固的防线；美军在奥马哈的挺进既不深入也不可靠；所有的空降师在登陆后都变得七零八落，遭到了严重的伤亡。英加战场的形势要稍好一些。但登陆日当天要达到的目标一个也未完成，尤其是卡昂的战斗更未能达到预期目的。蒙哥马利把卡昂看作是通向巴黎的大门。更严重的是、后勤供应几乎处于停顿的状态，会给部队带来灾难性的影响；另外还有天气——丘吉尔曾经说天气的因素“就像一只高空盘旋的兀鹫……使意志最坚强的人为之心惊胆颤；”在海军给滩头堡运来补充给养之前，气候会进一步恶化。

值得庆幸的是，登陆的英加部队已达八万三千一百一十五人，美军部队已达七万二千人。但如果德军趁这些部队组织混乱缺乏给养之机，利用重兵进行反击，有可能把登陆部队驱逐出去。由于“尼普顿”行动攻其不备，德军此时的兵力依然是分散的，尚未摸到盟军的真实意图。然而他们正在集聚兵力，而且出乎盟军指挥会议与会者的意料，他们已经得到了极其重要的情报。如果他们比较明智，能够利用这一情报迅速采取行动。不仅将使“坚韧”行动付之东流，而且完全有可能挫败盟军的进攻。

登陆日傍晚，德军第三百五十二步兵师的士兵在维尔河口打扫战场，收缴战利品私情报时，发现海面上摇荡着一条小船。船内有一具在犹他海滩登陆战中被击毙的美国军官的尸首，身上还拴着一只公文包。第三百五十二师作战主任很快就拿到了这只公文包，立即看出包内装的是美军第七军在犹他海滩的作战命令。当然他也感到，这些文件完全可能是伪造的。第二天傍晚。

该师在维埃维勒村的海边迎击美军部队时发现了另一具美军军官的尸体，身上装有美军第五军在奥马哈海滩的作战命令。

结果是，战斗刚刚打响，德军便把“美军部队在第一阶段进攻中的全部行动计划和战斗命令”搞到了手。尽管文件没有涉及“坚韧”行动和英军的作战计划，但当文件被送到第七军贝姆塞尔将军的司令部之后，德军应该据此推断出，“坚韧”行动是一场骗局。贝姆塞尔写道：“按行动计划规定，美军的桥头堡一下子要延伸到圣马洛的内海湾以东；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这一行动方案将涉及到大批的美军部队，盟军根本就没有可能在另一地点（加来半岛）进行第二次登陆。”贝姆塞尔的意见很重要，伦斯德在八日清晨收到美军作战计划的摘要后，发表了更加重要的意见，勃鲁门特里特在战后对美国审迅人员说：“6 月7 日，（伦斯德）就意识到，诺曼底的登陆是盟军大规模入侵的开始。美军第五军的作战计划……确认了这一事实。”两位美国军官为什么能将作战计划带上岸，这始终是个迷；因为计划上醒目地印有“登船前销毁”的字样。命运使伦斯德和隆美尔得到了谍报局和党卫军保安局未能得到的情报：美军在诺曼底的详细意图。由于到手容易，德军也对这些计划产生了怀疑。勃鲁门特里特就指出，这些文件很可能是“有意丢失的，是一个事先策划好的骗局。”尽管如此，伦斯德和隆美尔则毫不怀疑，“尼普顿”行动是一场战略性的战役，而不是一场牵制注行动。在大批部队增援的情况下，他们完全清楚应该在何处反击，来挫败整个“尼普顿”行动。

伦斯德立即行动起来。他向伯希特斯加登希特勒指挥部打电话，要求希特勒和最高统帅部批准他调用应付万一事变的第三方案所属十七个师的兵力，希特勒此时已得知美军作战计划的内容。在最高统帅部审查考虑他的要求的同时，伦斯德开始执行发生入侵后的第二项应急计划：分别下令使用代号为“光栅”的密码来代替武装部队的战地密码，因为有理由认为，现行战地密码已经被盟军破获。结果，盟军一位权威人士后来说，这一措施“有效地切断了蒙哥马利战地情报的一个重要来源”。“尼普顿”行动期间始终未能破译“光栅”密码。

希特勒批准了伦斯德的要求，使盟军在尚未准备就绪的情况下面临着失败的危险。英军进攻区的状况有所好转；美军虽然受益于另一次欺骗行动，得到了“非常宝贵的喘息时机”，但基本状况仍然很糟。登陆日第二天，隆美尔和多尔曼都接到报告说，三百架盟军运输机在圣洛以西的库汤斯一莱赛地区空投了一个伞兵旅。隆美尔命令当时正从布列塔尼半岛和瑟堡半岛交界处开向诺曼底的增援部队去截击伞兵，而且考虑到伞兵登陆是海运登陆的前奏，盟军有可能在瑟堡半岛下端的西海岸发起一次攻击。隆美尔还命令将“所有的部队”都调往这一地区。结果，德军部队扑了个空。这实际上是一次“欺骗”行动，是蒙哥马利利用“超级机密”情报玩弄的另一次绝招。运输机扔下的是大批曾经在登陆日当天使德军胆战心惊的“洋娃娃伞兵”。更糟糕的是，这些即将增援奥马哈海滩的部队由于通讯中断，直到八号拂晓才和指挥部联络上，在开往美军空降场的路上，损失了几乎一整天时间。

从布列塔尼开出的德军增援部队也遭到当地“马基”游击队、英国特种空军部队、美英法特工三人小组和其它特遣小分队的骚扰。但即使如此，盟军得到的情报也是凶多吉少，不容乐观。从“超级机密”提供的情报看出，守卫第三帝国的战斗机和轰炸机已经调往诺曼底前线。8 日清晨，隆美尔已经在对英前线集结了三个装甲师的兵力。因此，尽管盟军在战术奇袭和计谋上略胜一筹，但一场重大的危机随时都可能出现。如果不粉碎或是推迟德军的第三方案，“尼普顿”作战部队很有可能被赶下海。

希特勒关于第三方案的决定很快就传到伦敦。从“超级机密”、技术通讯情报部、空中侦察、经及特种作战队获得的情报都证实，德军正在诺曼底西部地区进行大规模集结。蒙哥马利、布莱德雷和艾森豪威尔的指挥部，以及斯托利门都对这一形势极为关注。马歇尔和美国参谋长们即将抵达伦敦，和英国参谋长们一起“应付任何突然的事变”——这不过是撤军的代名词而已。但盟军最高司令部的紧张气氛并没有因此而减缓。盟军将不惜动用全部力量，包括空战、游击战和诈骗战，来防止德军迅速在诺曼底集结。盟军空军的力量占压倒的优势，法国“马基”游击队不屈不挠，英勇善战，这些都是尽人皆知的；但盟军目前面临着一个更重要的时刻：德军最高统帅部是否真正相信“嘉宝”和布鲁特斯这类人物？战略诈骗是否仍然是一种有效的战争武器？

早在1943 年，盟军曾经利用德里库给德军提供伪造的“私人信件”，其目的就是为了应付目前这种形势——德军要实施第三方案。6 月7 日英国广播公司向法国北部和比利时的抵抗力量发去一组有真有假的警告信号。8 日，艾森豪威尔和他先前的情报军官、现任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作战部副主任J ·F ·M ·怀特利磋商完毕之后，命令特种行动局播送行动暗号。当天下午二点三十分、七点三十分和九点三十分，伦敦的一座地下播音室开始播出法文广播；广播员以一种古怪、捉摸不定的声调，念出一些互不相干的花及香的名称：麝香石竹、紫罗兰、蝴蝶花、天芥莱、茉莉花等。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企图通过这些行动暗号，下令在法国北部和比利时掀起“全面的骚扰和游击活动”，同时“破坏指定的铁路、公路和电传通讯设施”。阿登山脉和比利时的许多组织良好的抵抗部队立即行动起来，开始执行各自的使命。但由于德军已经将重兵屯于加来半岛，该地区的抵抗力量实际上为数不多；广播假信号的目的是使德国人相信，抵抗力量在积极活动的区域比实际情况要多得多。德里库计谋的目的，就是要使德军感到草木皆兵。过去已经摇送过真假警告信号，来愚弄和恐吓敌人，因为德军把这些信号当作盟军发起攻击的先兆。为了增加“坚韧”行动的真实性，现在又播出大量的行动暗号，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再加上抵抗力量在该地积极活动和配合，任何德军监听人员都会得出结论，这样大批的播送行动暗号，只能预示着盟军将在加来半岛发起主攻。

为了使“坚韧”行动的准备工作看上去和“尼普顿”行动完全一样，盟军将特种部队和情报分队空投到加来半岛，并派鱼雷快艇出没于塞纳河以北法国海峡沿岸。在英国，并不存在的美国第一集团军加紧了活动，看上去像是采取一项大规模军事行动。布洛涅对岸，大批伪装的舰船浩浩荡荡地停靠在港口和锚地，中间点缀夹杂着一些真正的军舰，尤其是一些炮舰。港口和“硬海滩”由“天灯”照明，使德军侦察机误认为盟军正在星夜装船。德军技术通讯情报部可以清楚地监听到，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和多佛尔以及查塔姆联合作战司令部之间的无线电联络显著增加。根据“崇拜”计划的规定，美国第一军所属十一个师的电台始终在相互发送信号，专门让德军监听，但此时却销声匿迹了。其目的是给德军一个暗示，告诉他们一场进攻性战役正在展开。盟军出动海军，在瓦什水湾和多佛尔之间施放了烟幕弹；扫雷舰在加来附近雷区清扫出通道；电离层中到处是盟军地面人员和飞行机组之间的无线电交谈信号，谈论着某项大规模战役的准备情况。同时，盟军海空部队开始狂轰滥炸勒阿弗尔和安特卫普之间的“登陆海滩”，所有的迹象都表明，盟军即将进攻加来半岛。

盟军最高司令部不能单纯依赖诈骗战术来推迟德军向诺曼底的集结，因为这样做要冒极大的风险。此时，德军一些战斗力很强的作战部队，已经开始向滩头堡靠拢；为了阻止这些部队，艾森豪威尔命令空军部队袭击“尼普顿”目标区的市镇和运输中心。袭击计划的创始人是蒙哥马利，他已经亲临前线，指挥登陆部队作战。按照第二十一集团军的做法，空袭的目的是制造一些“阻塞点”，使德军在通过一些城镇村庄时，不得不首先清除瓦砾，填平弹坑，排除障碍。美国第八空军中队反对这一计划，认为目标“太小，效果不会令人满意”。后来的一份报告指出，“美国第八空军中队无意让平民百姓的生命财产受损失，才采取了反对的立场。”蒙哥马利的司令部，坚持阻塞点必须炸出来。美国第八空军中队也毫不示弱，声称坚决不能执行这项任务。两家吵到最高司令部，最后，据上述报告记载：“……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出于军事上的利益，指出必须进行轰炸。”盟军虽然在空袭之前散发了传单，让目标区的市民撤离城镇，但损失依然惨重。遭到最猛烈轰炸的城镇计有：卡尔瓦多斯首府卡昂，诸曼底的门户，人口五万二千；维莱博卡日，通向博卡日诺曼底的门户，人口一千五百，被从地图上抹掉了；美丽安谧的小城圣洛，人口一万，变成了“一片废墟”；塞吕内河上的蓬托博尔有一座古雅的老式桥梁，是德军从布列塔尼开往诺曼底的必经之路，该地损失惨重；库汤斯人口六千，笼罩着该市的火海烟雾平息之后，只剩下圣母教堂这座诺曼底哥特式的美丽建筑免遭破坏；图立哈科特（一千二百人）是通向瑞士诺曼底的门户，轰炸之后人畜荡然无存；利西耶（一千人）的圣特丽萨利西耶教堂免遭破坏，但除此之外，这座建于法国罗马帝国时代的古色古香的城堡变成了一片废墟；法莱斯（五千五百人）的情况也大同小异。法莱斯是诺曼底最早的公爵属地，自征服者威廉一世以来就以它兴旺的马匹集市著称；轰炸过后，风景如画、以布闻名的维尔（六千人）已经面目全非，无法辨认；阿尔让当（六千一百人）的情况也是这样，1107 年，四位骑士就是从这里出发去坎特伯雷刺杀托马斯·贝克特大主教。

这是一场历史上罕见的野蛮空袭。但是在破坏塞纳河、卢瓦尔河和默兹河桥梁的行动配合下，这次空袭却为盟军造成了一个有利的局面：乘火车开往诺曼底的德军士兵被迫在离前线五十英里的地方下车，不得不步行向前开拔，只有夜间才能乘卡车前进：行军中还经常遭到轰炸机的骚扰。同时，阻塞点还使德军的食品、燃油、武器和弹药等补给品的运输减慢了速度。装甲部队和步兵通过这些阻塞点时，往往混乱不堪，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时间紧迫，不允许使用更安全的密码通讯，德军为了解除混乱状况，只有使用一些无线电报话机或者低档密码进行通讯联络。盟军由此可以迅速确定德军的集结地，派出强大的轰炸机群反复进行袭击。

空中行动使德军胆战心惊，混乱不堪。同时，盟军希望利用诈骗行动使敌军举棋不定，取得和空中轰炸、地面战斗抵抗力量的骚扰相同的战绩。为了使美国第一集团军周围各种虚假的备战行动更加令人可信，盟军最高司令部决定利用“布鲁特斯”。“布鲁特斯”在1944 年6 月8 日发出的一份情报中告诉他在巴黎的上司说，“我亲眼看到巴顿集团军正准备在英国东海岸和东南部各港口登船。”他说巴顿指出，“诺曼底的牵制战一切顺利，现在可以开始执行加来方面的作战计划了。”英国国王、丘吉尔、艾森豪威尔和布鲁克都防问了设在多佛尔城堡的美国第一集团军指挥部，“美国陆军马歇尔将军将于6 月9 日或10 日从华盛顿赶来欢送巴顿及其部队出发。”根据“布鲁特斯”的情报，该集团军的登陆作战部队“至少包括五个空降师”，“海运部队至少有十个师”，他说“美国第一集团军共有五十个师的兵力，有些师已经调来。”据比万后来说，这一情报“从伦敦发出后半小时之内，就被送到希特勒的办公桌上。”为了证实“布鲁特斯”的情报，忠心耿耿的“嘉宝”于六月九日给“库伦塔尔”拍发了一份报告，发报时间达一百二十分钟。“嘉宝”及其在英国的情报网全面地回顾了形势，指出盟军在奥维尔和德文集中了大批的登陆舰船，报告了盟军在登陆日之后的兵力部署。像“布鲁特斯”一样，“嘉宝”强调指出，“尼普顿”行动的目的是声东击西，英国还留有许多师的兵力，准备向德军发起另一次攻势。他在报告末尾写道：“我在写这份报告时深信，盟军目前的登陆是一场诱兵之计，目的在于使我们仓卒作出新的战略部署，动用全部后备力量。我们这样做的话将会后悔莫及。”意味深长的是，“坚韧”行动这架机器加速运转之后，罗恩纳是首先作出反应的人之一。大量的情报说明对加来半岛的进攻迫在眉睫，不容他怀疑和忽略；罗恩纳在和凯特尔——约德尔商谈之后，便从西线情报分析科向西线所有的指挥部发出了下述的通知：“综合各方面的情况，敌军很可能在6月10 日向比利时沿海发起大规模登陆战”；并且指出，“从第十五军战区撤出部队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罗恩纳似乎是在警告伦斯德和隆美尔，希特勒有可能重新考虑中止将第三方案的兵力调往诺曼底。

希特勒会不会下令让第三方案的后备部队停止前进？五百辆坦克和五名精良部队已经向诺曼底开去。只有布列塔尼的伞兵师和加来半岛的装甲师和步兵师离诺曼底滩头堡较近，在正常情况下用不了一天就可到达，因此对“尼普顿”行动有着直接的威胁。希特勒现在肯定要发挥他那“积极大胆的想象力”和他那“精明地判断传统的军事的能力”，这是美国的一项官方研究给他的评语。德军传统的军事思想和训练方法是：与其逐步消耗敌军，不如一拳把它打垮，现在正是实施这种思想的时候。战局如何进展，将完全取决于希特勒是否仍然相信“坚韧”行动的神话。如果他不再相信，盟军在诺曼底将投入一场生死搏斗。

希特勒在6 月9 日采取了一项果断措施：他命令第九党卫军装甲师和第十党卫军装甲师从波兰中部撤回法国。这两个装甲师共有坦克三百六十辆，包括豹式坦克和虎式坦克，兵员三万五千人。他们在平息了匈牙利叛乱，粉碎了苏联对塔尔诺尔波依的强大攻势之后，正在波兰中部休整。但对诺曼底来说，这些部队是远水不解近渴；盟军登陆之前，第九、第十党卫军装甲师只用了一周时间就从法国开到了匈牙利；现在要撤回法国，需要整整三周时间。伦斯德和隆美尔需要的是调用加来半岛的后备装甲师和步兵师，这些师已经接到参战的命令，但是恰恰在最高司令部召集午间会议之前，罗恩纳打来了电话。他讲话音调较高，连珠炮似地向希特勒的私人情报官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克鲁马赫上校质问道，最高统帅部为什么批准将十五军的后备装甲部队和步兵调往诺曼底？罗恩纳对这位专门负责德军情报分析部门和最高统帅部之间联络的上校说，他有确凿的情报证实，敌军将从东英格兰发起一个大规模的攻势。德军技术通讯情报部门已经截获并破译了德军在八号晚上向比利时抵抗力量发去的电报，罗恩纳说电报的内容是，命令抵抗力量自九日起开展大规模的游击活动。他说除非是疯子，才会让后备部队继续向诺曼底前进。克鲁马赫回答说，他正准备去参加元首的午间会议，并保证“极力阐述你的观点”。

约德尔在会议上向希特勒阐述了罗恩纳的观点。希特勒对此表示关注，因为尽管他看到了从美国军官身上缴获的文件，他仍然始终相信，诺曼底的战斗是敌人的牵制行动。罗恩纳的报告证实了他的看法。但他不愿立即决定是否更改他对第十五军的命令，他说，最终决定将在午夜会议上作出。午夜之前，约德尔交给希特勒一份情报，并建议元首在看这份情报时，考虑一下盟军对抵抗力量的指示以及马歇尔即将抵达多佛尔城堡，视察巴顿集团军指挥部的消息。情报来自“库伦塔尔”，他对“嘉宝”的报告进行了分折：

“我和在伦敦的特工人员们亲自交换了意见之后……考虑到在英格兰东部大批集结的部队并未参加目前的作战行动，我的结论是，（诺曼底）的战斗是一场佯攻。其目的在于诱使我后备部队开往滩头堡，以便在他处起另一次决定性的战役。”于是，希特勒在6 月9 日午夜宣布，从加来半岛开往诺曼底的装甲师和步兵师停止前进，而且决定从他处调兵加强第十五军的防守力量。伦斯德和隆美尔当夜就接到希特勒的这一命令，这两位陆军元帅险些为此辞职。伦斯德和隆美尔意识到，增援部队如果到来，他们有可能打赢诺曼底之战；没有这些增援部队，则绝无取胜的可能，齐默尔曼写道，战争胜负，至此已成定局。从现在开始，至少要到七月中旬，希特勒、约德尔和罗恩纳都将确信，巴顿集团军将会在加来半岛登陆，因此不能批准隆美尔和伦斯德调用该地部队增援诺曼底的请求。“尼普顿”行动的第二阶段是巩固在诺曼底的滩头堡，现在以盟军的胜利而告终。德军最高司令部和参谋总部相形见绌，在一场战略战中输给了对于。马蒂安下令进行的战地统计，说明盟军的战绩极为可观：

按原先的估计，登陆日后第四天，德军和盟军在诺曼底的力量对比，大约为二十个半师对十六个师；由于德军遭到轰炸，交通受阻，抵抗力量活动频繁以及“坚韧”行动的成功，德军的实际兵力只有十个半师。

马歇尔和美军参谋长们于6 月10 日到达伦敦，拜访了斯托利门，次日会见了英军的同事们。他们在一种“紧张低沉，烟雾缭绕，并夹杂着威士忌酒芳香气味”的气氛中，观看了这一关键棋局的结果，温盖特写道：从塞纳河对岸的树林中就可以射中这个庭院。

7 月10 日，李和他的行动人员听取了全面的情况介绍之后，被关在伦敦广播大楼附近的一套房间里，等候出发命令一下达，便乘车前往诺思安普敦郡哈林顿的特种使命专用机场。同一天，特种空军司令部向蒙哥马利指挥部报告说：

“特种空军116 号。秘密。特种空军已经准备就绪，随时可以派出小分队结束隆美尔的生命，或者结束他的指挥部内任何继任人的生命。若能确定对你们最有利的审讯日期，我们将设法把隆美尔转送到国内来。”7 月15 日夜晚，即隆美尔对施道瓦塞表示无论如何要结束这场战争的那天晚上，“鱼叉”行动小分队乘坐一辆密封车辆来到哈林顿，准备在夜间起飞。但在最后关头又决定推迟这一行动，因为德勒降落区附近的气候不好。

士兵们接到通知说，天气一转晴，飞机就将起飞。由此看来，正当隆美尔准备投降之际，英国人却在计划杀害他。“鱼叉”行动推迟到7 月18 日下午开始执行。大约在18 日午夜前后，小分队被空投到奥尔良和维农之间的森林地带。可惜小分队的行动已经为时过晚，命运使隆美尔陆军元帅又遭到另一事件：隆美尔遭到盟军飞机的袭击，受重伤，去逝了。

第四节 错误的报复

诺曼底登陆后六天，针对“第四十二目标”——德军称伦敦的密码代号——的Ⅵ飞弹攻击开始了。这没有使盟军防军局吃惊。一段时间来，许多有形的、无线电的和技术方面的迹象都表明攻击迫在眉睫。此外，德国人已指示潜伏在伦敦的主要间谍如“嘉宝”等，撤离该首都，由此可以推断：等待已久的攻击即将开始。

德军计划发射一千枚火箭作为大规模攻击的开始，但正如皇家空军后来所说的，这是一次大失败。盟军空军对发射场、运输火车和储存仓库的轰炸是如此有效，以至德国人在接到开始攻击的命令时，立即能发射的只有十枚，在这十枚中，四枚在发射场爆炸，两枚根本没有击中英国，只有四枚算是到达了目标——伦敦市中心的塔桥——的附近。第一枚落在泰晤士河湾，离桥二十英里的格腊夫森附近。第二枚落在更远的卡克菲尔德，刚好在布赖顿的北面，仅仅惊动了乌鸦。第三枚落在肯特郡的赛文奥克斯，惊动了所有的人。

第四枚在贝斯纳尔草地爆炸，这次伦敦居民六人受重伤，他们是当晚仅有的伤亡。

库尔斯登帕利、西哈姆、奇泽尔赫斯特和米切安，希特勒的秘密武器不仅仅是个威胁了，它正制造着极其严重的危机。

那年星期天在契克斯的丘吉尔马上回到了首都，命令曾被1940 年伦敦大空战时撤离首都但已回来的下议院移到教会大厦，“那个现代化的钢铁结构，将提供比威斯敏斯特更可靠的保护。”一种近乎恐怖的感觉开始在整个首都蔓延；人们不怎么惊惶失措，但“那使人焦躁的轰鸣声——类似运转不正常的汽车发动机的声音”不久便支配了伦敦和英国南部的全部生活。一位历史学家后来写道：

“在1939 至1945 年间落在英伦三岛的炸弹中，没有比这种飞弹更使人感到惨痛和厌恶的了。这些第一批无人驾驶的飞行物，它们的发动机发出刺耳的声音，像科学幻想小说中的怪物一样无情地惊过天空，看上去比现在它们之前的轰炸机更令人毛骨惊然……正当这似乎没有尽头的战争趋向结束的时候，房子被炸毁，家人被炸死，这一切不仅显得悲惨，而且简直有点莫明其妙。”丘吉尔命令轰炸机司令部对柏林进行最大规模的袭击作为报复。于是在1944 年6 月21 日和22 日晚上，大约二千五百架皇家空军轰炸机对德国首都进行了第二次大战开始以来最密集的轰炸；白天，代替它们的是美军的一千架重型轰炸机和一千二百架远距离战斗机。柏林死伤累累，城市遭受了严重破坏，但希特勒的V1 攻势仍然继续着。

到6 月25 日那天为止，德国人已发射了二千枚飞弹，其中数百枚破了英国空防，落在伦敦及周围地区，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引起了极大的混乱。政府开始撤离妇女、儿童、老人和医院病人，其总数差不多有一百万。撤离工作使公路和铁路运输更为紧张，因为这些公路和铁路为了诺曼底战役，正运送物资到各港口，运输量已达饱和状态；这种情况又严重地耽误了向海峡另一边运送急需物资。但比所有这一切都严重的是V1 飞弹在精神上对平民的巨大压力。他们在这种打击下能坚持下去吗？如果不能，英国将不得乞求和平，就像希特勒曾经预言的那样。

6 月27 日，内务大臣赫伯特·莫里森向内阁发出了一个警告，这次警告比他在整个战争中已发出的任何警告都更严重，调子更低沉。V1 飞弹的轰炸已彻底毁坏或损坏了二十多万所房子，炸碎了成百万块伦敦住宅窗户上的玻璃，除非玻璃制造业在冬天到来之前能造出足够多的玻璃。更有甚者，毁坏了的下水道系统将导致传染病的发生和蔓延。莫里森报告说，公共工程大臣“发现要使修理工作跟上轰炸造成的肢坏是困难的。”成千上万的人已无家可归，粮食定量可能不得不减少，因为被“尼普顿”的需要和撤退工作搞得过分紧张的铁路运输也正在遭到破坏。同样严重的是持续不断的轰炸造成的不安情绪和空袭的压力了。”怎么办？作为对策的第一步，战时内阁命令防空火炮大规模地转移到南部海岸一夜之间，二千门以上的防空火炮和火箭发射器被部署在那里。第二步是盟军加强了对德方发射场和储存仓库的空袭，为了协助空军，孟席斯和格宾斯指示他们在法国的特工人员加紧工作，确定轰炸目标；其中的一个——“男巫”——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情报。

“男巫”即w ·J ·萨维，他原是个律师，后来成了特种行动局法国分部的组织者和安托姆的密友，安托姆在“普洛斯佩”灾难未完结的时候，让他乘上“德利乌·列日德”号船，把他从法国送到了伦敦。1944 年初，萨维回到法国，当了安托姆的司库和军需主任，但安托姆被捕后，他在巴黎躲了起来并加入了另一个抵抗组织。他眼看四面，耳听八方。三月份，他到巴黎附近克列伊尔的途中，一个在克列伊尔附近圣德斯朗大洞穴里种蘑菇的人悄悄对他说，德国人接管了这些洞穴，并正在修建通向它们的铁路支线。洞穴的顶部涂上了水泥并用木料支撑；洞穴里边正在铺设窄轨铁路，同时修建的还有高射炮和机枪阵地。萨维准确地猜测到，这些洞穴将成为某种武器和储存库。他在进攻开始之前飞到伦敦报告此发现，然后在登陆日之后回到法国继续监视。六月下旬，他发现了德国正在洞里贮存的东西——二千枚V1 飞弹。

萨维用特殊的只用一次的密码，用无线电发到了伦敦。

连续几天，皇家空军为坏天气所阻，一直未能得到发动一场精确的袭击所需的条件。但7 月4 日及当日夜里，二百二十七架“兰开斯特”型轰炸机，携带四千磅重的巨型炸弹，轰炸了洞穴、道路和通向洞穴的铁路。德国战斗机为保卫这些设施而起飞应战，并声称击落了十三架轰炸机，但六十七飞行中队有十七架“兰开斯特”轰炸机溜了过去，每只飞机携带着一枚六吨重的地震弹。有十一枚地震弹精确地击中并炸穿了这些特别标明的洞穴，而巨型炸弹则炸毁了防空火炮和铁路线。

第二天，种蘑菇人向萨维报告说，洞穴所有的进口以及通向它们的道路已全部被堵塞，在洞穴内部，许多飞弹已被埋在白垩、白灰石和泥土之中。

德国人能把它们挖出来并打开这些进口吗？种蘑菇人说他们能够，而且正在这样做。萨维把这一消息发到了伦敦，特种行动局把它转给了轰炸机司令部。

于是，7 月7 日白天及夜间，二百十八架“兰开斯特”轰炸机对洞穴进行了低空轰炸，在高爆炸药的爆炸声中埋葬了这些飞弹贮藏库。这大概是特种行动局在“尼普顿”行动期间作出的最重要的情报贡献，因为这使德国人在法国能发射的飞弹减少了四分之一。

对飞弹的空中攻势消耗了在法国进行陆上战役所需的力量的一部分，这将证明是个高昂的代价。为了解决这个问提，盟军被迫把空中力量减少五分之一。就人员的伤亡和飞机的损失而言，这也是一个代价高昂的战役：三千名左右的空军士兵在轰炸行动中丧失了生命，损失的飞机达五百架。英国人负责英国本土的防空，其主要责任担落在皇家空军身上，但死去的并不限于英国人，许多美国人也失去了生命，其中有美国海军的约瑟夫·肯尼迪上尉，他是1940 年美国驻伦敦大使的大儿子，未来总统约翰·肯尼迪的哥哥。肯尼迪上尉驾驶一架满载二万二千磅高爆炸药的“B—24 解放者”轰炸机，从东英吉利的一个机场起飞，飞向位于米莫耳克的被怀疑藏有飞弹贮藏库的巨大工事。第二架飞机紧接肯尼迪的飞机起飞。预定的计划是：肯尼迪驾飞到目标附近的某一点；飞机的无线电控制之下，无线电将指挥它飞向米莫耶克，并冲向目标。但发生了意外——意外的确切性质将永远是个迷，“解放者”轰炸机在萨福克上空爆炸了，炸死了肯尼迪和他的副驾驶员他们的尸体从未找到。

在军方为对付飞弹而采取进攻和防守步骤的同时，英国的间谍机关采取了第三措施——诈骗，此计划是由R ·V ·琼斯博士在7 月1 日情报局和反情报局举行的会议上提出的。秘密机关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为双十委员会工作的特务接到他们的德国控制者的指示，要他们报告飞弹的落地点，这是这些特务无法不执行的指示。但琼斯说，如果他们准确地测定飞弹的落地点并报告德国人，他们将给敌人以帮助和安慰，敌人将继续把飞弹瞄向塔桥，给伦敦造成可悲的结果。如果他们说谎搪塞，空中侦察将揭露他们在说谎，这样，德国人就会怀疑他们是受控制的，此外，德国人对每个飞弹的发射时间都作了记录，所以他们尽管不能确定飞弹的落地点，但他们在一、二分钟内能知道飞弹冲击地面的时间，琼斯的计划解决了这个两难问题。他建议，双十委员会的特务们把落在伦敦以的飞冯弹报告给德国人，但使用实际落在伦敦以南的飞弹的落地时间。琼斯认为，德国人会由此得出飞弹射程太远的结论，从而减少飞弹飞行时间以缩短射程，使飞弹落在伦敦以南的旷野里。

这个计划的采纳要得到上级的同意。双十委员会把计划送交国内防务局主席芬勒特·斯图特爵士，他是该局和伦敦监督处的成员；斯图尔特又请示丘吉尔的女婿邓肯·桑兹，他是英国第一个火箭团的前司令，现任战时内阁“弹弓”委员会的主席，该委员会是由丘吉尔建立的，任务是协调所有的情报和对策。桑兹把该计划送交战时内阁讨论，获得同意。于是，双十委员会的特务开始发送虚假的飞弹着陆情报。

大约与此同时，由于一种幸运的巧台，双十委员会的一个老朋友被德国人派到英国来报告飞弹的落地情况。他名叫爱德华·查普曼，在双十委员会里的密码代号是“曲折”，该代号贴切地描写了他的生涯。他当过科尔斯特里姆近卫军地士兵和专用炸药炸开保险箱的盗贼。他于1939 年临阵逃脱，1940 年在海峡群岛的躲藏地被德国人俘获。他主动要求为德国谍报局工作，去英国作间谍，搞破坏；由于他具有多方面的知识，他被接收了。接着他在谍报局的一所间谍学校里接受了范围广泛的训练，后来，德国人和他订了合同，规定他去破坏在哈福德郡哈特菲尔德镇的德维伦特飞机工厂，报酬是一万五千英磅。1942 年12 月1 架飞机把他投到伊利附近，但英国人正等着他。通过“超级机密”，治安当局能够在敌方间谍到达英国之前跟踪他们的行动，包括“曲折”的行动。马斯特曼后来写道：“……在‘曲折’到来之前，我们知道他许多情况，并与地方当局和警方作了精心的安排，一俟他到达就尽快地、毫不声张地逮捕他。”“曲折”刚从降落伞索中解脱出来就被抓住了。对他的审讯表明他并不站在德国人一边，而是更倾向英国。他同意为双十委员会工作（作为宽恕他的回报）。于是，在德哈维伦特制造了一次强烈的爆炸，并由老维克剧团的特殊效果和布景专家设计安排了相应的破坏景象；“曲折”用无线电报告了他惊人的成功（英国新闻界也作了报道，它们被允许大肆攻击治安当局的无能）；然后作了安排，让“曲折”装扮成驶向里斯本的“兰卡斯特城市”号轮船上的服务员逃走，时间是1943 年1 月。

后来一直没有“曲折”的消息，直到1944 年夏天。那时，用马斯特曼的话来说：“关于一个在奥斯陆的神秘的男人的消息断断续续地传到我们这里，此人用大而尖的声音说蹩脚的德语，穿一身灰色的黑白点子衣服，口露两颗金牙，享受着一艘游艇所能给予的舒适。我们认为肯定就是‘曲折’，事实也正是如此。”“曲折”于6 月底的一天晚上在剑桥附近跳伞回到英国，带着两台无线电发报机，六千镑现金，照像机以及和德国人达成的一个协议，协议规定他报告飞弹的落地情况，报酬是十万英镑。双十委员会马上让他工作，把加了工的情报发给德国人。但不久英国反情报局的官员们偷听到他在一个小酒店里讲他自己的经历。他的“案件”被“了结”了，他被悄悄地关了起来，但双十委员会继续使用他的发报机、密码和保证发报安全的互检程序发送加了工的情报。“曲折”直到战后才再次出现，人们看到他常出没于伦敦贝尔格莱维亚富人住宅区；他后来拥有一辆罗尔斯罗伊斯轿车和一个休养田庄。

双十委员会使飞弹打偏的努力并非全部成功。德国人确实缩短了飞弹的射程，但飞弹并没有落在旷野里，而是落到了泰晤士河以南的工人住宅区，从而挽救了北岸的富人区。

赫伯特·莫里森对此提出了抗议。他要求秘密机关只设法扰乱德国人的目标，而不是偏离目标；他同时主张进攻加来海峡，摧毁飞弹的发射场。这正是希特勒认为盟军应该干的。莫里森坚持立即停止一切欺骗活动。但正像一位历史学家写的那样，“英国反情报局并没被授予干涉‘普罗维登斯’行动的权力。”秘密机关对莫里森的抗议悄悄地不予理睬，仍然采取毁灭一切，制造恐怖的行动，在当时看起来是极不道德的，它将导致英国人考虑使用一种更加致命的武器作为报复——毒气。

这是英美联盟历史上两国关系紧张的一个时刻。由于坏天气继续阻碍着物资供应计划的实施，诺曼底战役进行得又慢又糟。坏天气也为飞弹提供应有的掩护，使战斗机拦截和摧毁它们变得十他困难。在诺曼底战事吃紧和一天比一天猛烈的飞弹攻势的巨大压力下，丘吉尔想放弃马歇尔的“铁砧”计划，这个计划的内容是入侵法国南部，开辟马赛港作为运输美军和美国物资的入口处。丘吉尔提议加强进展顺利的意大利战役，越过阿尔卑斯山，从南部攻入奥地利和德国本士。这个建议招致了英美结盟以来罗斯福最尖锐和粗暴的拒绝；拒绝的部分原因是，美国人认为蒙哥马利未能突破德军在诺曼底的防线。美国的态度既不妥协又生硬：“铁砧”计划必须进行下去。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总参谋部开始考虑使用毒气。7 月4 日，一封参谋总部干事给在斯托利门的联合计划参谋部的信这样写道：

“在今天的会议上，总参谋部指示联合计划参谋部审查使用毒气的需要性和可行性，以报复‘弹弓’攻击。对毒气的使用，报告应考虑：（1 ）攻击目标仅限于‘弹弓’区域；（2 ）作为针对德国的总的报复措施。”就在联合计划参谋部研究使用毒气可能带来的后果时，孟席斯告诉贾德干一个最新的严重情报。7 月10 日，他报告说，一枚德国的远程火箭意外地落在瑞典，德国人正试图收回火箭的残骸；一队人已进入被封锁的火箭落地区域，他们装成送葬者走在一辆灵车的后面。孟席斯请求同意他以两连坦克的代价向瑞典人“购买”火箭的残骸。贾德干和瑞典人都同意此项交易。于是两架“蚊”式飞机被派往斯德哥尔摩运回残骸。在伦敦对残骸进行检查后，得出的结论无可辩驳地说明，这就是一直引起争论和猜测的那种武器：希特勒有比V1 威力更大的火箭，这就是V2，一种液化燃料火箭，装有一吨铝化炸药，能打到伦敦；一场V2 火箭的攻击不久将会开始。

丘吉尔在考虑了这使人担心的消息并研究了联合计划参谋部的报告后，于7 月13 日给盟军副参谋长们送去了一个备忘录，发出下列指示：

“应对我们决定全面使用毒气——主要是芥子气，或使用我们迄今为止没有使用的任何其他对付德国人的战争手段在军事上的影响和结果进行全面的审查，使用的条件为：

（1 ）作为反攻，如果敌人使用飞弹或巨型火箭严重威胁到我们进行战争的能力；（2 ）作为缩短战争或使战争摆脱僵持状态的手段。”备忘录反映了丘吉尔审度当时形势时感到局势严重的情况。

在最高级的领导们对使用毒气进行了仔细的考虑后，7 月16 日联合计划参谋部写出了新的报告，并送上级研究。此时丘吉尔正忙于推崇另一个可怕的主意：皇家空军应挑选一百个不设防的德国小城镇，一个一个地把他们夷平，直到希特勒停止使用他的火箭为止。报告对使用毒气的有利及不利后果作了使人不寒而栗的估价；但报告说：“英国在欧洲使用毒气的初期效果将是战术上的出其不意，但以后将制制盟军的行动。”报告因此排除了毒气战，但没有全部排除细菌战。

联合计划参谋部已对使用密码代号为N 的细菌——极可能是炭疽菌——进行了研究，它的报告写道：

“没有什么已知的药物能预防‘N ’。如能实际使用，它对士气将产生非常大影响。德国人率先使用细菌的可能性不大。如果我们先发动细菌战，也许将在受影响区域造成巨大伤亡、惊慌和混乱，这一点没有什么疑问。它将导致行政机关的垮台，将对战争的结果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如果所说的‘N ’的效能是实在的话，它的使用大概能使战争形势产生巨大的变化。”但报告的结论是：“攻击没有可能持续到1945 年年中。”事情就到此为止；丘吉尔对此事不再予以考虑。但至少有暂短的一刻，V1 飞弹轰炸造成的几乎无法忍受的紧张局势削弱了战争的最后的道德上的克制。当时的一位历史学家指出：“……如果英国对这种神秘的‘N ’的研制进行得早一年的话，7 月16 日联合计划参谋部的报告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英国被迫忍受希特勒的空中轰炸，人员的伤亡和财产的损失——绝大部分发生在伦敦——是严重的。德国总计将向英国发射一万零五百枚V1 飞弹，其中有二千四百枚突破防线。大约有一百五十万所房子被摧毁或损坏，六千二百人被炸死，一万八千人受重伤。但这个武器虽然可怕，却没有决定性的作用。它没有迫使艾森豪威尔改变他的计划而在加来登陆，而这正是希特勒坚信一定会发生的。再者，希特勒把火力集中于伦敦，这使他犯了一个根本错误：那个伟大城市的六百三十平方英里的面积能够受得了飞弹的惩罚。要是这些飞弹射向南部海岸港口——多佛尔、福克斯通、马加特、朴茨茅斯、南安普敦，造成的破坏和伤亡将会如此严重地打乱为“尼普顿”行动运输物资的工作，以至德国人可能在法国再次取得主动。但希特勒决意要对盟军轰炸德国城市的行径进行报复，这种复仇欲压倒了明智的意见。他使用V1飞弹，不是为了取得战略上的优势，而是为了报复——这是使他输掉战争的又一个错误。

第五节 末日

1944 年8 月2 日，在布莱奇利的三号室里的“图林”机（现在已有更多的这种机器在工作）破译了一条电讯秘密，事实证明它是法国战役中最决定性的密电破译。这是希特勒给克鲁格的，要他在莫尔丹发动“吕迪希”攻势的命令，莫尔丹是位于下诺曼底山脉一个美丽的镇子。当一组组五位数先后被译成德文，然后译成英文时，人们的眼前出现了一句句洋洋自得的话：“法国战役的胜负决定于（‘吕迪希’）的成功……西线总司令有一个独一无二的、一旦失去永不再来的机会：突入一个非常暴露的敌占区，使战争形势彻底改观”。在德国空军能凑集的全部飞机——三百架——的支持下，八个装甲师主力能在莫尔丹突破盟军战线，重占阿弗朗什，切断巴顿的部队与其他美军的联系。将用一个步兵师支援装甲部队的突进，一切征兆均表明成功在即；挡在“吕迪希”前面的只有一个坦克师和一个步兵师的一部分。攻击时间定在8 月6 日午夜。

大约克鲁格在阿朗松附近的前沿指挥部收到他的命令的同时，这个情报也到达了英国情报局总部。它占满了整整两张四开的“超级机密”用纸。温特博瑟姆马上认识到它的重要性。他把情报放进一个红色的急件皮包，送给在唐宁街十号的丘吉尔，并用电传打字机把此情报发给在索思威克公园的艾森豪威尔的总部。一小时内，特德在保密电话中问，是否有迹象表明希特勒在虚张声势？温特博瑟姆回忆说，他打电话给第三室“核实德文原文是否具有希特勒的与众不同的风格，使用的是不是只有他才使用的语言。他们告诉我，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怀疑它，电讯毫无疑问来自元首大本营”。温特博瑟姆回电话给特德，告诉他情报“货真价实”。

克鲁格起码是位优秀的将军，他马上看出实行“吕迪希”的危险，打电报给希特勒大本营：“……进攻，如果不能立即成功，将使整个进攻部队暴露在敌人面前，在西部被切断。”他指出，为了集中必须的坦克在莫尔丹发动攻击，他将不得不从卡昂撤出装甲师，这样一来，他的部队将抵挡不住英军突破防线的努力。他给希特勒的电报于8 月3 日被“超级机密”破译；随后在希特勒和克鲁格之间进行的辩论在盟军各指挥部里被密切地注视着。温特博瑟姆回忆道：“现在的关键问题是谁将取的真正的胜利，希特勒还是克鲁格？我把睹注押在希特勒身上。这是向他疑窦重重的部队显示他仍是天才的又一个机会，是恢复希特勒神话的又一个机会……希特勒没有让我们等多久。”希特勒回答说，要肯冒一切险。他宣布他将给克鲁格一百四十辆新坦克和大约六十辆装甲车，使克鲁格手头总数能组成四百个战斗单位的装甲车——对要与之战斗的两个美国师来说，这是个强大力量。克鲁格仍表示反对。

温特博瑟姆写道，在给希特勒大本营的最后一封电报中，克鲁格将他整个一生押在阻止这次进攻上。在他最后的电报中，他毫不躲躲闪闪，且大胆地指出，它只能以灾难告终……从他的电报中，我们能觉察到他的无比的绝望。

他一定已经知道，不管怎么样，他的末日到了。

希特勒对克鲁格的电报不作评论，他只命令他执行“吕迪希”计划。这个命令盟军在一小时之内就知道了。接着，第二个情报来源加入了挫败“吕迪希”和歼灭西线德军的游戏。瑟堡的留守间谍乔治和他在阿弗朗什的助手“迪柴尔先生”被命令就一些桥梁的状况作出报告，“吕迪希”部队到阿弗朗什一定得通过这些桥梁。就这样，通过“超级机密”，蒙哥马利和布莱德雷了解到“吕迪希”的每一个细节，通过德国人向留守间谍发出的问题，他们甚至能推断出攻击的日程表。

盟军第三十步兵师司令利兰·S ·霍布斯将军于8 月6 日下午八点接受了指挥部署在莫尔丹的部队的权力，离“吕迪希”发动的时间只有四小时。这位五十四岁的步兵军官对友军的位置知之甚少——因此对敌军的部署也不甚了解。经过长时间的行军，他的一师人马已十分困乏。他们接防的阵地对打一场大防御战实际上没有做任何准备。防御工事和交通工具都不足；最严重的是，第三十步兵师对这样的情况一无所知，即德军正在他们的对面集结，即将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攻势。盟军高级指挥部也许对“吕迪希”了如指掌，包括每一个细节，但这些情况都没有向霍布斯指挥部透露那怕是一点点。

霍布斯采取的第一个行动是占领三一七山头，此山高一千零三十英尺，俯视着莫尔丹及其周围地区。在晴朗的日子，可看到阿弗朗什，它就坐落在三十英尺外的海岸上。就在三连人共七百名官兵在山上筑工事的时候，许多征兆表明该地区的德国人进行着异乎寻常的活动：无线电话中奇怪和短暂的交谈；频繁的空中活动；莫尔丹东面树林中惊飞的乌鸦、寒鸦和鹧鸪；远处坦克的隆隆声。三一七山头上的士兵觉得他们看到指挥坦克前进的宪兵举着的火把。它们可能是美国坦克，但事实上它们不是，它们是德国的。

突然，在事先没有进行压制性炮击的情况下，德国人开始攻击，使盟军毫无防备。载着党卫军冲锋队员的坦克驰出树林，绕过三一七山，进入莫尔丹，占领了设在白十字旅店的美军指挥部。接着，德军坦克成扇形穿过第三十步兵师的防御阵地向前推进，一翼占领了位于锡河边的勒梅斯尼阿德雷村，另一翼进逼位于塞吕内河边的圣希莱尔。天亮时，德军离阿弗朗什——逢托博尔公路只有十英里。第三十师濒于全军崩溃的边缘。霍布斯后来报告说：“德军在那一天只要再使上一把劲就能达到目的。”但天亮时，三个因素起的作用挫败了敌人的锐气。第一个因素是德国人未能攻占三一七山头，山上的士兵居高临下，把德军的集结看得一清二楚，由他们指挥的密集的炮火把编成队形的德军坦克打得七零八落。第二个因素是雾。德国人本来期望在日出到十一点之间，浓雾将掩护坦克，使不受盟军飞机的袭击。但雾很快消散了，坦克暴露在“飓风”式飞机密集的袭击之下；八点刚过，不少于十中队的飞机飞抵战场上空，在坦克试图穿过小树林地带时，对它们狂轰滥炸；就在瑟堡半岛这一片森林地带，德国人以前曾经常地挡住美军装甲车的前进。

造成在莫尔丹初战失利的第三个因素是第一百一十六坦克师司令格哈特·冯·施维林的古怪行动，他1939 年曾代表卡纳里斯和贝克在伦敦与孟席斯、贾德干和戈弗雷谈判，试图达成一项谅解。他的师预定参加攻击，但压根儿就没有出现。指挥“吕迪希”坦克部队的将军汉斯·冯·芬克设法弄清楚究竟出了什么事。施维林到底在哪里？他的坦克哪里去了？施维林对芬克的愤怒无动于衷。他解释说他对“吕迪希”没有信心，因此他感到他不能参加攻击。但还有更深刻的原因——芬克和克鲁格都知道。施维林对胜利己失去信心，他卷入了7 月20 日的阴谋，他蔑视现政权，特别蔑视克鲁格。即使他要用自己的脑袋作代价，他也不准备让他的师在远离德国的地方为一个完蛋的事业被撕成碎片。他要让它完整无损地留着保卫祖国。

施维林公然抗命，于8 月7 日下午四点被解除指挥权。忠于他的士兵发出了不样的咕哝声。事实上后来在亚琛，他们确实造了党卫军的反，但现在他们服从了命令，加入了攻击。他们被美军大炮的密集轰击和皇家空军的火箭袭击挡住了。德国空军根本接近不了战场，克鲁格期待的来自加来第十五军的援兵也不见踪影。接着，7 日快到午夜的时候，第一加拿大军从卡昂方面攻击克鲁格北翼。在大量坦克和装甲运兵车的前导下，强大的加拿大部队突破了德军第一道防线。为了在第二道防线上炸开一条通道，一千架皇家空军的夜间轰炸机在一点刚过时铺天盖地而来，蓝色的照明弹轰炸同一目标。

加拿大人加紧进攻，到天亮克鲁格与指挥坦克运行的埃伯巴赫将军说话时，他心情沉重，声音中充满着忧虑。“我们没有料到这样的情况会此迅速地出现。”他说。“但我能想象，你并不感到突然。”埃伯巴赫回答说：“是的，它一直在我的预料之中，当我期待明天到来的时候，我忧心忡忡。”克鲁格取消了“吕迪希”，结果受到希特勒的斥责，说他应对攻势的失败负责。元首把“吕迪希”看作是恢复德军在法国地位的妙着。他宣称，在选择攻击的方向和时间方面，克鲁格显示了极糟糕的判断力。他认定他再也不能今后靠克鲁格；他接过了战役的指挥权，命令再次开始“吕迪希”攻势：

“最大程度的勇猛、坚定和想象力定能使各级指挥官如虎添翼，每一个人一定要有必胜的信心。”克鲁格只看到灾难，但他对埃伯巴赫说：“……命令是如此明确，只有服从。”艾森豪威尔、蒙哥马利·布莱德雷通过“超级机密”了解到希特勒和克鲁格之间谈话的内容。和克鲁格一样，他们马上看出德军的位置极易受到攻击。“吕迪希”攻势的最初突进，在盟军战线上挖了一凹口。盟军指挥官们知道，如果德军继续占领着目前的阵地，布莱德雷的部队就有时间插到他们的南面，同时，巴顿的正向勒芒挺进的装甲部队前锋能从西南方向转过头来，加拿大部队由北而南，三股力量形成包围之势，歼灭在诺曼底的德军。但这样做需要四十八小时的时间。如何引德国人紧紧咬住盟军的战线不放，直到最后无法逃走？

当过校长的布莱德雷又谦虚又温和，这遮掩了他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官的天才。他设想了一个赢得必要时间的计划，被称为“战术行动B ”。一般说来，美国人不像英国人，他们不喜欢给特殊的战争行动起华丽的或有象征意义的代号。尽管名字毫不惊人，但“战术行动B ”是法国战役中伟大诈术中的最后一个，是军事思想的杰作，它意味着韦维尔关于诈术的主要格言之一——欲擒故纵——的最终成熟。它的目的是鼓励德军恢复“吕迪希”，或者至少推迟他们从莫尔丹后撤的时间。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布莱德雷的计划建议“我军在该地区示弱”。

蒙哥马利同意了“战术行动B ”。特别计划处的鲁利斯和英格索尔负责执行这个计划，与他们合作的是斯特莱奇韦斯的R 部队和双十委员会。到8 月9 日，哈利斯和斯特莱奇斯已完成了他们的方案。“供敌人用的消息”有：

“……布勒斯特半岛上的种种耽搁妨碍着我们的行动。我们日益增加的部队对海滩上物资供应部门的压力越来越大。我们知道，除非大大增加布勒斯特半岛各港口的吞吐能力，我们不可能推进到塞纳河以东的地方。恢复瑟堡港花的时间之长，大大地惩戒了我们。另外，几天以来，在洛里昂和布勒斯特的第四和第六装甲师的司令官一直抱怨，既没有步兵也没有炮兵协助他们攻陷各港口；他们的供应线处于危险之中，他们缺乏汽油和弹药，各式装备破损严重。两个司令官都迫切要求向他们提供步兵、炮兵和军需品。

有了这样一个脚本，一大批双重间谍，包括“乔治”、“嘉宝”和“布鲁特斯”马上向他们的上司报告美军的各种困难处境。接着他们宣称：

“面临着这样一种形势……布莱德雷将军已作了一个决定，内容是，为了改变这种局势，命令快速拿下圣马洛、布勒斯特和圣纳泽尔，这些部队的总数为二至三个步师加上一个装甲师……”总之，德国人被告知，布莱德雷正在削弱莫尔丹前线的兵力；如果他们相信有三到四个师的兵力正被调到布勒斯特半岛，他们也会相信他们在莫尔丹没有什么可害怕的。

盟军确实开始向布勒斯特移动，但它们只是美国第二十三司令部特种部队的一千二百名士兵——他们被专门训练用于诈术，他们的装备使他们能模拟大部队的运动。C 连扮演一个装甲师；A 连发出像一个步兵师发出的声音；“战术行动耐恩”模拟另一个步兵师向西运动；“战术行动奥布”发出的声音有如第三个步兵师开向圣纳泽尔。假的标志印在车辆上，士兵们佩戴假肩章，做给地点不明的留守特务看，他们从阿弗朗什、布勒斯特和洛里昂等发电报。这次行动全部由“特殊效果”组成，使用的方法跟在好莱坞使用的差不多，在那里几百个临时雇来的演员能制造出上千成万人正在运动的场面。

与此同时，布莱德雷指挥的真正的部队悄悄地在克鲁格的左翼一带占领阵地，加拿大人在北边站稳了脚跟，巴顿向勒芒猛插。

“战术行动B ”对敌人起了什么作用只能用随后发生的事情来估价，克鲁格害怕被包围和歼灭，仍不愿意恢复“吕迪希”攻势，但他服从了希特勒命令。他从在卡昂一带与英军对峙的第九、第十和第十二党卫军坦克师抽调了部分力量放在莫尔丹后面的地区，该坦克师在“铁甲军”威肋消除后最终撤离了波尔多。希特勒委任埃伯巴赫为新攻势的指挥官，并发布命令要部队作于8 月11 日重新发起攻击的准备。埃伯巴赫说这是不可能的，但希特勒不允许任何延误，为了满足埃伯巴赫不断提出的增兵的要求，他命令第十一坦克师的一部分马上向莫尔丹方向移动，当时该师正在南方对付“复仇”和“铁砧”的威肋。但最后，到10 日晚上，希勒也看出了德军布置的弱点，他停止发出其他命令，允许第七军从莫尔丹地区撤退。但布莱德雷已赢得了他的四十八小时，对德军的包围实际上已经完成。

第七军前锋部队的撤退减轻了对莫尔丹的守卫者第三十步兵师以及对三一七山头守卫者的压力。守山的七百个士兵中，只有三百名能自己走着离开，有六天六夜之久，他们使德军在这个地区动弹不得，总数超过一百的敌军坦克和自己行火炮躺在他们脚下，这是他们无比顽强和英勇的明证。这是整个战争中小部队作战打得最好的一次。在莫尔丹，美军总伤亡三千多人，但他们折断了这根德国长矛。事实证明，对美军战斗力嗤之以鼻的希特勒，像在许多其他事情上一样又错了。

很明显，到8 月13 日，“战术行动B ”已取得了胜利，因为那一天，克鲁格的被包围的恶梦正在变成现实。第五装甲师和第七军实际上已被包围在后来被称为“弗莱缺口”的地方——作为德国军事力量完蛋的纪念碑，它的名字与斯大林格勒并驾齐驱。因为就在这里，在征服者威廉诞生的小镇周围的山里，B 集团军遭到了复灭的命运。在弗莱和莫尔丹之间，八个德国师，包括它们全部的装备，差不多都陷入包围圈之中，南面和西面是美军，北面是英军，西北面是加拿大军——他们已成了瓮中之鳖。在盟军步兵和装甲兵从四面八方加紧进攻、收缩包围圈的同时，成千架战斗轰炸机向德军投下炸弹，用机枪扫射。中型轰炸机和密集的火炮轰击加剧了德军的苦难。这是一口血肉沸腾的大锅，德国人后来称它为“弗菜的开水壶”。一个名叫R ·M ·温菲尔德的英国士兵写道：

“成百上千个人正向我们走来，他们是德国人。他们来自弗莱缺口。我再也看不想看到像他们那样的人，他们浑身是土，蹒跚地走过来……他们对什么都不关心，一个个因疲劳而弯着身子，虽然他们除了身上褴褛的军服外一无所有。他们又绝望又萎靡，战斗使他们完全麻木了。”据估计，在弗莱有一万名德国士兵被打死，五万名被俘虏。至此，德军总共损失近三十万人，还有十万人困守在海峡沿岸各堡垒之中。这就是诺曼底战役的代价。

3 月14 日，克鲁格到前线看看能否突围。他在贝尔内附近狄特里希的总部过夜。15 日清晨——这一天将给历史留下最重大的秘密之一——他出发去一个名叫耐西的村庄，与两个指挥官开会。他将在十点到十一点之间在该村的教堂里见他们。和他一起的有他的儿子、无线电通讯卡车、一小队护送人员和几个助手。由于带着无线电通讯卡车——还有他的儿子——人们于是猜测，他到那里去不是为了与他的部下商讨军机大事，而是另有目的。

这天很热，是进行空中攻击的理想的天气。克鲁格和他的随行人员马上遭到飞机的袭击，有两辆车被炸毁。为了躲避飞机，他们穿过田野和树林，但在阿曼维尔附近又被飞机追上。无线电通迅车被击中起火，主要操作人员被打死，他的助手们也负了伤。他们被成群的飞机切断了前进或后退的道路；克鲁格精疲力尽，倒在一个沟里，动弹不得。他的助手之一唐格曼中尉找到了一辆自行车骑向会面地点。他到教堂时那里没有人；指挥官们来过又走了，唐格曼回到克鲁格身边，但此时，最高统帅部、西线总司令部和B 集团军都已非常惊恐。克鲁格被宣布失踪。希特勒正物色一个新的西线总司令。他选中了瓦尔德·奠德尔陆军元帅。在奠德尔被召到腊斯登堡听取简单的情况介绍的时候，希特勒指定豪泽暂时指挥B 集团军。

那天晚上，克鲁格直到十点才出现在埃伯巴赫的总部。他失踪了十七个小时。希特勒现在坚信，那一天他曾企图率领西线的德军向蒙哥马利投降，他和凯特尔后来认为，克鲁格和英国人有无线电联系。凯特尔后来说，克鲁格的无线电讯号被一个特别监听连截获，这个监听连是希特勒对克鲁格产生了怀疑后建立的，他的怀疑产生于7 月份交换护士时的停火。在8 月31 日举行的最高统帅部的会议上，希特勒宣称“8 月15 日是我一生中最倒霉的一天。”他在法国的部队正在崩溃；法国和美国部队开始在里维埃拉海滨登陆。

古德里安说：“听说克鲁格没有回来……希行勒暴跳如雷，其激烈的程度为7月20 日下午以来所少见。

克鲁格企图投降吗？希特勒是这样认为的。在8 月31 日的参谋部会议上，他说：

“陆军元帅冯·克鲁格计划率领全部西线部队投降，他自己也跑向敌人一边……看来这个计划由于敌人战斗轰炸机的攻击而流产了。他派出了他的参谋官，英美巡逻兵迎上来，但显然没有进行接触……尽管如此，英国人报告说，他们和一个德国将军有接触。”《时代》杂志于1945 年6 月25 日发表了一篇报道，消息的来源可能是巴顿。报道对克鲁格失踪的一段时间里的情况作了下面这样的叙述：

“在去阿弗朗什的路上——去年8 月的一天，（克鲁格）突然离开他在西线的总部……克鲁格和他的一些参谋人员乘车向阿弗朗什附近一条偏僻公路上的某一地点进发。他在那里一小时一小时地等待着美军第三军一小队军官的到来，他和他们已秘密安排讨论投降的问题。他们没有出现。克鲁格害怕被人出卖，赶紧回到总部。”写这篇报道的记者解释说，“在接头的那天，盟军的空中攻击切断了第三军代表团去阿弗朗什的道路。美方谈判人员到达时，克鲁格已经离开了。”这种说法——以及出现在美国（但不是英国）报纸上的其他与此相同的报道——从杜勒斯那里得到过一些证实，杜勒斯后来写道，克鲁格“徒劳地企图在佛莱缺口某处向巴顿将军的部队投降……”对这样一种说法，第十二集团军情报处的西伯特、艾森豪威尔情报处的斯特朗以及蒙哥马利的参谋长德甘冈都没有提供任何足以使之成立的证据。

但有重要的证据表明，尽管密谋集团垮台了，在8 月的头两周中，德军统帅部有投降的打算。1974 年在华盛顿国家档案馆的美国战略情报局的情报科发现的一个文件表明，在这一段时期中，德军总参谋部确实至少作了一次向盟军投降的认真的努力，该文件由战略情报局的情报分发委员会写成，1944年8 月11 日被决定在有限范围内作特殊散发——范围定为总统、国务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但不是盟军联合参谋部）。文件报告了海因茨·卡尔·韦伯在里斯本向战略情报局接触的事，文件说，韦伯“作帝国经济部代表，负责德国在里斯本的全部矿物采购事宜”。根据该报告，韦伯的主动表示是通过“完全可靠的渠道”转达的——不是德国大使霍宁根——休尼男爵。就是他的一个代表，因为在里斯本的英、美、德大使馆之间保持着性质特殊的接触。报告说，韦伯“收到了德军总参谋部的一封信，叫他弄清楚美国对下列建议将作出什么反应：德国将向盟国无条件投降，满足其任何工业方面或领土方面的要求，条件是盟国马上采取行动阻止苏联人进入德国。”美国战略情报局的文件声称，“考虑到传递信息时使用的途径以及传递人的明显的真诚态度，这个报告是值得重视的。”这是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机会。德军已在法国被击败，看起来它现在愿意造纳粹的反，就像意志大利军队做的那样。如果它的主动建议被接受，盟军可以不必一路杀向柏林，维也纳和布拉格，而让德国人自己起来对付纳粹分子。它只可能还是那句命运攸关的卡纳里斯多年前在英国皇家军舰“格拉斯哥”号的后甲板上听到的话：“我被授权告诉你，除了无条件投降，我们不提出也不接受任何其他条件。”战争还得继续进行九个月，在这个时期中，欧洲大陆遭受的破坏，比前五年遭受的破坏要大得多。

克鲁格无法在弗莱缺口突出重围。8 月17 日他回到拉罗什盖扬堡。在这里，战斗的声音已能清楚地听到，美军坦克正在芒特附近渡过塞纳河。但克鲁格似乎对他自己的安全或他的总部的安全毫不关心，他收到了最高统帅部打来的一封电报，心事重重。电报说：“西线总司令兼B 集团军总司令冯·克鲁格陆军元帅被编入后备役名单，同时，莫德尔陆军元帅被委任为西线总司令兼B 集团军总司令。”电报冰冷的语气以及它的简短是一种侮辱。更坏的还在后面，莫德尔——一个在苏联前线大溃退中出了名的戴着单片眼镜的高个子纳粹分子——那天晚上到达城堡，在两人正式打了招呼以后，他递给克鲁格一封信，它指示克鲁格即刻到希特勒大本营报到。这只可能意味着一件事。

勃鲁门特里从圣日耳曼昂莱赶来和新任总司令见面，他走进克鲁格的书房向他告别。他发现陆军元帅正在那阴暗的房间里弯着身子看桌上地图。克鲁格抬起头，与他从前的参谋长打招呼，用铅笔敲敲桌子，然后说：“就在这里，在阿弗朗什这个地方，我的军事声誉已毁于一旦。你记不记得老莫尔特克写的一本书，它挽救了他的对手本尼迪克的荣誉？但我可没有莫尔特克式的人物帮忙。”他指的是莫尔尼待克保护奥地利将军本尼迪克声誉的骑士气概，前者在1866 年7 月3 日的萨陀瓦战役中打败了后者。勃鲁门特里特试图安尉这位落魄的陆军元帅，但克鲁格说：“对我来说，一切都完了。”事情确是如此。希特勒知道克鲁格卷入了1943 年3月的“闪光”行动，与7 月20 日的阴谋也有关系，丢了诺曼底，现在又被怀疑企图与西线的盟军安排停战。已有足够多的不利于他的证据使希特勒有理由以叛国罪逮捕他——接着的几乎肯定是被处决。

勃鲁门特里特要克鲁格放心，“吕迪希”惨败的责任不可能也不会叫他来负。但克鲁格给绝望地一再说：“不！不！我的一切全完了！”由于莫德尔就在那天晚上接到开始撤退在法国德军的命令，克鲁格准备回德国。正如约翰·惠勒——贝纳特爵士报告说，这是有权有势的德军总参谋部应得的报应，它是德国强权的工具，在半个世纪中两次使德国到达世界霸业的边缘。

现在德国处在崩溃的边缘了。这经历了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开始于总参谋部军官在胜利塔向新元首宣誓效忠的那一天，结束于在狼穴行刺的失败。

当晚，克鲁格在书房里坐下来给希特勒写信。对一个即将要死的人来说，对一个其部队已覆灭，敌人正逼近他写信的房间的人来说，这是一封令人吃惊的信。甚至在一切都已无所谓的时候，克鲁格还在德国失败的问题上为自己、他的下属和他的士兵辩护。他把失败归罪于西线坦克、反坦克武器、其他军需品和人员的不足——这是对“卫士”效能的直接的颂扬。他写道，由于缺少步兵，不可能及时地撤出坦克师——这是对“坚韧”效能的直截了当的颁扬。克鲁格接着用下面这些话结束了他的信，它们暴露了直到最后，他在道德上仍处于矛盾的心情之中：

“如果你对它抱着那么大的希望的新武器，特别是空军的武器，还不能带来胜利——那么，我的元首，下定决心结束这场战争吧。德国人民遭受的苦难实在太大了，现在已经到了结束这种恐怖的时候了。

我一直敬佩您的伟大、您在这场庞大的战争中的表现以及您的铁一般的意志。如果命运比您的意志和天才还要强大的话，那是命该如此。您已进行了一场光荣和惊人战斗。历史将会为您证明这一点。现在希望您再次表现出那种伟大，它在关系到结束一场已变得毫无希望的战斗时是必要的。再见吧，我的元首，我一直在精神上紧紧地依靠着您，靠得也许比您梦想的还要紧，我自知我已尽最大努力克尽职守。”8 月18 日德军开始撤出法国。这一天天亮前不久，克鲁格、他的副官和一小队护卫员坐车驶离拉罗什盖扬堡前的林荫道向德国进发。他们在贡比涅森林作短暂停留，克鲁格从他的六轮指挥车上走下来伸伸腿。然后这一小队人又出发，进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在凡尔登，克鲁格叫他的车夫停下来吃饭。克鲁格把一条毯子铺在树下的地上，向他的副官唐格曼要了点纸，给他兄弟写了一封信。他把信交给唐格曼，嘱咐他寄掉，然后说：“一刻钟内把一切都准备好，我们到时继续前进。”克鲁格不打算继续前进了。1944 年8 月18 日下午大约三点二十分，陆军元帅冯·克鲁格——这个几乎攻下莫斯科、不久前被一小队在三一七山上的美国人弄得身败名裂的人，这个本来只要用几秒钟就能结束西线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人——自杀了。他咬破了装着氰化钾的小瓶，立即死去。

尾声

在盟军开始深入德国本土作战的时候，战争变得如此残酷和明显地无休无止。

但西伯特和杜勒斯通过他们的秘密渠道企图促使德军总参谋部再次起义。但已经太晚了；“黑色乐队”已不复存在。随着7 月20 日阴谋的失败，对希特勒和纳粹政权的认真的反抗结束了。所有被怀疑参与密谋的人都被逮捕了，他们一群一群地出现在各种各样血腥的法庭前，被剥夺了军阶、勋章、特权和荣誉。他们的家属经常失踪于希特勒所说的“夜和雾”之中——那是大搜捕命令的代号。他们的妻子被监禁，等待由刽子手处决或死于营养不良；他们的孩子被交给党卫军成员家庭抚养，使密谋分子的名字从此断绝。

密谋分子站在纳粹法官面前，提着他们的裤子，穿着又皱又脏的便服，他们的皮带、背带、领带、甚至假牙都已被拿走，目的是防止他们借自杀躲过刽子手的行刑。对所有案子的判决几乎都是绞死——这对德国军官团来说是最大的侮辱。

在西方，特别在华盛顿，人们对密谋集团的命运的态度是冷漠的，人们只对隆美尔表示钦佩和哀悼。他被迅速地送回国内——他的卫兵听说“鱼叉”和党卫军都在追踪他——他被送加往家中养伤。他以惊人的速度恢复了健康，在他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他写下了他对非洲的失败归罪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不给他足够的军需品。直到最后，他一直不知道是“超级机密”使他吃了败仗。关于在法国的战役，他争辩，“我的任务被希特勒限制得如此之死，以致于任何一个军士长都能干我这个差事。”他从来没有承认他上了当，被人用优越的战略打败，他只评论道：“……英国人用精心策划的狡诈的方法打仗。”对整个战争，他的结论性的看法是“毫无意义，没有目的。”被霍法克抬出也参与了密谋集团阴谋的隆美尔于1944 年10 月13 日接到命令，叫他到元首大本营报到。他拒绝前往。第二天两个最高统帅部来的将军到了他的家。他的儿子曼弗雷德·隆美尔发现他的父亲脸色苍白。隆美尔说：“我刚才不得不告诉你母亲，我将在一刻钟内死去……房子已被包围了，希特勒指控我犯了叛国大罪。”他接着说：“‘鉴于我在非洲服役有功’，给了我一个服毒自杀的机会。那两位将军带来了毒药。这种毒药在三秒钟内就能致人于死命。如果我接受的话，对我的家庭将不会采取在这种情况下采取的例行措施，那种措施对你是不利的。他们也将放过的我参谋人员。”陆军元帅把他的副官赫尔曼·阿尔亭格叫到面前，说：“我将得到国葬的待遇。我已要求在乌尔姆举行。在十五分钟之内，你将从乌尔姆的瓦格纳后备医院接到一个电话，说我在去一个会议的路上死于大脑栓塞。”隆美尔坐进将军的汽车里。二十分钟后，他的别墅里的电话响了，他死了。随后隆美尔夫人接到希特勒这样一个电报：“您的丈夫的死给你带来巨大的损失，请接受我最真挚的吊唁。隆美尔陆军元帅的英名将永远和北非英勇的战役联系在一起。”提出英国战略的丘吉尔，由于在战争结束后的选举中失败而失去政府职位；但他后来又重新掌权，肩负着帝国的瓦解和英国作为世界第一强国衰落的责任，而这两种情况，他曾声称他绝不允许发生。从十分真实的意义上来说，他打了胜仗，却输掉了战争。盟军赢得胜利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是使用了他的计谋和特珠手段。虽然丘吉尔自己对战争的叙述和其他人的叙述给人的印象是德国人大上盟军的当，特别在“尼普顿”期间，但很少有人确切地知道究竟如何地使德国人上当。

“尼普顿”战略和策略几乎在一出现就被包藏在神秘之中。这种神秘是由英国人制造的。美国人有意公开他们如何取得胜利的秘密，而英国人注目于未来的政治现实。温盖特解释道：“我们不想让《读者文摘》刊登文章，谈论盟军如何智胜德军参谋部的，我们感到我们可能不得不与苏联总参谋部较量一番。”尽管一切都保密，但没有人怀疑盟国战略和战术中“杰伊”、“卫士”和“坚韧”的重要性，它们导致盟军在诺曼底的胜利和法国的解放。

艾森豪威尔留下了几篇证词，叙述了围绕登陆日进行的掩蔽战的技术、手段和险恶的用心。在1945 年向国会作的报告里，他说，盟军在登陆日“取得了我们事先想也不敢想的战术上的出其不意。”他在1944 年7 月6 日给马歇尔的一个秘密电报里说，“坚韧”和“卫士”一直“非常有效”，诈骗战“赚头很大。”在给最高司令官的关于“坚韧”的报告中，布莱德雷由于感动而写得更为详细：

“‘坚韧’行动的目标在于在入侵的最初几个关键月份里牵制至少二十个师驻守在加来地区的敌军。它使敌人相信——并作出反应——一系列时间上精心选择的假象，它们中最有效和最起决定性的是使敌人认为，‘尼普顿’本身只不过是对加来地区发动大规模入侵的前奏……它有效地影响敌军指挥官们的决策，这方面最好的证明是这样的历史性记录，即敌人只能逐个地投入他们的部队——由于坚信加来地区更为危险而无法对诺曼底的战役作出决断。”特别计划处的哈里斯和英格索尔密切参与了“尼普顿”的战略和战术诈骗行动，在一篇给联合保安处的题为《对欧洲战场诈术的估价》的报告里，他们承认他们“刚参与在英国进行的诈骗行动的时候；对它们是否疑虑重重。”事实上，他们成功地破坏了第一个掩蔽“尼普顿”的计划。但现在，他们关于“坚韧”的报告说：“毫无疑问，由于成功地达到了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诈术的第一个目的——巨大的损失被避免了。”但他们接着说：

“在‘坚韧’行动取得巨大的胜利后，在大陆战役剩下时间里，诈术方面的行动只取得了部分的或不足道的成功，再没有发动全面的战略性诈骗行动。在战术诈骗行动方面，尽管在对敌人情报的操纵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小规模的成功，但许多机会被错过了。”随着胜利的到来，策划“坚韧”的秘密机构——伦敦监督处、特种战委员会和双十委员会——被解散了，至少被官方解散了。但比万保持着伦敦监督处的存在，办法是每年在他的俱乐部为这个组织的成员们举行一次宴会。

他同时使历史学家的工作变得分外困难，因为他让伦敦监督处及其外围组织的每个成员立誓决不公开讨论他们干的究竟是什么。直到1970 年，这个禁锢才开始打破，但也只是部分地。比万重新担任了他在伦敦内政的工作，任枢密顾问。温盖特成为黄金委员会的主席、商人和作家。但有什么事情使他相当不痛快，他有时说：“为皇上服务得到的只是尘土和灰烬。”他安静地住在一幢漂亮的乡村别墅里，这个别墅位于威尔特郡一个村庄教堂的尖塔下。

马斯特曼重新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涯，先后担任牛津大学副校长、伍斯特学院院长，惠灵顿学院董事、伊顿公学评议员。他被授予南斯拉夫国王皇家勋章。

七十年代初，他关于双十委员会的题为“1939 年至1945 年战时诈骗系统”的报告由那鲁大学出版社出版，成为畅销书。

伦敦监督处的其他成员中，弗利特伍德·赫斯基思当选为议员并成了北梅尔斯庄园的主人。鲍默以少将军衔退役，成为华盛顿一个财运亨通的商业家。怀尔德在他的骑兵俱乐部度过他的晚年，躲着历史学家们。弗莱明从容地死在松鸡禁猎地里。克拉克像以前一样神秘莫测，很难得出现在他的小圈子外，也很少说话。安德雷德有时出现在他的俱乐部里，他讲授物理、数学和哲学，讲授时有点疯疯癫癫——他的学生们这样想。但事实上，他将成为世界上两个第一流研究所的所长，这两个是戴维·法拉第研究所，另一个是皇家研究所；他同时成为皇家协会理事会成员之一。就这样，这些曾经制造了那么多混乱和破坏的人都重新开始了他们的宁静生活，而且他们多半将死在他们的床上。他们都对他们竭力全力创造出来的新社会表示不满。

但是，伦敦监督处的精神和方法将存在下去并再次使西方盟国心惊胆战。英国人十分谨慎，关于他们的诈骗机器，他们向苏联人仅仅透露保证他们在“卫士”计划中合作所必需的那一点点。但苏联人很快地采用了现代战争中这个独特的武器。比万于1944 年7 月给驻莫斯科的英国军事代表团发去了一封信，回信揭示了苏联人采用诈术速度之快。比万的信要代表团就这样一个问题发表意见，即“任何他可能被要求制订的大规模掩蔽计划中，他应采取什么方针与苏联人打交道。”很明显，“卫士”的成功使比万考虑与苏联人在这方面进一步合作。

对比万提出的问题的答复令人灰心。仅仅知道一个名叫“布尔顿”的人——比万在“英使馆的代表”——回信说，英国代表团团长巴洛斯·布罗卡将军觉得苏联人“对整个事情抱怀疑的憎恨的态度。”他们在“卫士”中扮演了他们的角色，但他们一贯拒绝透露任何关于他们使用的特珠手段的情况。布尔顿说，“我们了解到，总的来说，他们的情报系统根本不像我们的情报系统那样高度发展，根据他们处理‘卫士’的情况，我们得出的印象是，他们没有堪与我们的机构相比的特别机构。”他认为苏联人之所以战胜德国人“可能要归因于精心的掩蔽，而不是欺诈”。另外，他还说，苏联人表现出他们对地缘政治和军事的错综复杂缺乏了解，而同样重要的是，他们执行全球性欺诈行动的机器又笨重，运转得又慢。布尔顿继续说，“卫士”的成功给“这里的人深刻的印象”——对战后世界来说，这是个不祥之兆。但他认为，苏联人不再会“让他们的智囊转而研究战争的这个特珠形式。”后来发生的事情说明，布尔顿的评价完全错了。如果在苏联人的情报部门里曾经有过各种缺陷的话，那末它们已被克服。苏联不久就建立了他们自己的宠大从事欺诈的机构。苏联人的情报部门和欺诈部门在战后世界的明争暗斗中高效率地协力工作，这一点英国人和美国人在吃了苦头后才发现。对下面这个问题进行推测将非常有趣，即“卫士”是否成了一种催化剂，促使苏联人在这些领域里变得十分精通；另外，当西方强国为在登陆日出其不意地打击希特勒而争取苏联的合作时，他们是否暴露了大多的秘密方法。

在真的“把欧洲烧着”以后特种行动局在声名狼藉的情况下关门大吉。

有人在该机构存在的最后日子里写道：“如果博丁顿在偷运红葡萄酒和白兰地以及超级黄色明信片挫败那些海岸警卫队员，那岂不更妙！”它并不完全配享受这样一个名声。据说，丘吉尔说：“我们可以肯定地认为，我们所知道的或者有记载的任何人干的事还没有哪一件超过他们辉煌的和勇敢的斗争业绩。”艾森豪威尔也赞扬特种行动局。1945 年5 月31 日，他写信给格宾斯，“对特珠部队总部控制下特工人中几特别小组的勇敢和常常是辉煌的业绩表示我极大的软佩。”另一方面，皇家空军无帅、轰炸机指挥部司令阿瑟·哈里斯爵士诅咒领导特种行动局的经济战争部“外行味十足、无知、不负责叙利亚、爱说谎话”。怀疑特种行动局的特工人员有可能叛变的情绪一直没有消除；一场火灾烧掉了它的许多档案，对这场火灾的真正起因和烧掉档案的理由，人们议论纷纷。事实上，反对特种行动局的主论是如此地持续不断，以致外交部出来作公开回答，这在英国是个不同寻常的步骤。外交部的发言人说，那些言论是荒谬的和令人厌烦的。

特种行动局的特务常常在古怪的情况下死去，几千名协助他们的人也丧失了生命，格宾斯没有为此而受到责允，这是对的。战后，他销声匿迹了，后来只是作为英美阴谋推翻阿尔巴尼亚共主党政府的幕后策划者之一，短暂地出现了一下。后来他成了一家地毯厂的主席，最后回到他的故乡，那也是他希望老死的地方——外赫布里底群岛哈时斯岛的佃户之中。巴克马斯特也销声匿迹了，有时在纪念死者的教堂仪式中露面。站在格宾斯身边。但关于特种行动局以及该局法国分部，人们仍感到神秘莫测。

受双十委员会控制的双重特务的结局比许多特种行动局特务要好些。参与“尼普顿”掩护计划的主要双重特务都活着看到战争结束。在挪威拖住大约四十万德国战斗人员直到战争结束的“塔特”就在德国投降的这一天还在向他的德国上司发电报。“嘉宝”失踪了，他得了英国皇家勋章和铁十字勋章，他无疑是历史上唯一的一个在同一件宴会服上佩戴两种十字勋章的人。

“特莱希尔”发现她没有生白血病，满意地在加拿大定居了下来。“三轮车“于1974 年露面发表了他的回忆录。但绝大部分双重特务就象老兵一样，毫不引人注目地逐渐消失了。他们的控制者和无线电收发报人员也一样，对祖国干了很多坏事的“库伦塔尔”——比绝大部分人干的坏事部多——1965 年死在自己的床上。

英国情报局的人员伤亡很大，和英国特种行动局一样。它损失了它在欧洲的间谍的半数。在巴黎活动的“阿米克”三人上组副组长菲利普、基恩在1944 年7 月被一个法国人出卖给德国人，第二年在一个集中营时被处决。贝斯特和史蒂文斯默默无闻地回到国内。史蒂文斯靠一点可怜的养老金度过他的晚年，不了糊口，为伦敦的出版商把德国书翻译成英文。吉布森成了当地商界的知名人物，后来大约由于钱财上的原因自杀身死。邓德代尔是个富翁，在六十年代后期退休，据他自己说，“经历了四十年的合法谋财害命活动后”，他满足于在他的工作间里度过了他的晚年，用手工制造各式电子装置和设备——每周出门两次，向残废的老年抚恤金领取者分发热食。

战争一结束，就象已经说过的那样，英国情报局只有历史而没有前途，但事实上，它开始重建一种机构，它将在其他新的领域里象老机构一样发挥作用。它在战时雇用的人员被逐渐代替。由于情报局的总的情报和反情报活动，特别是“超级机密”和诈骗方面的活动被严格地保密，世人的感觉是，它收效甚微。但是它成就卓越；除开其他要归功于它的大胜利，获得“超级机密”的成功要归功于它。

孟席斯——操纵“超级机密”的幕后人物，指挥盟军与德国进行情报和反情报战的英国情报局的首脑——战后退休了，住在勒金顿的家里，但当冷战开始左右西方世界政治的时候，他应唐宁街十号的丘吉尔之请，回到他原来的岗位上，在那里任职，直到菲尔比丑闻爆发为止。一个苏联间谍钻进了英国秘密情报机构的核心，这样一个发现败坏了孟席斯在公众中的声誉。由于他是任命菲尔比的人，他被迫提出辞呈并被接受。他的大功劳被人忘去了，特别被他的政敌们，这相当不公平——因为他对这个事件一无所知。当他战时的一个助手和朋友因诈骗罪被捕的时候，他的声誉受到了又一次打击。

孟席斯处于批评的包围之中，人们说他是一个“糊涂的上流社会的势人”——这些批评，他本来能够加以反驳，如果他可以公开地讨论象“超级机密”和“卫士”这类秘密的话。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回家重新过着乡绅式的生活。

他郁闷地沉思菲尔比的背叛事件：随着他的心境变得越来越灰色阴沉，绝望情绪越来越强，他最终决定，或者据人们后来这样说，自杀。据说，他用枪打死了他的两只灰色猎狗，关好房子的门，到了伦敦，在那里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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