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序一】　给理想一点时间

【序二】　凤凰这只“烈鸟”

人物论坛

茅于轼：追求自由使人们得以摆脱贫困

默多客：少些“韩寒”神话社会多些希望

单士兵：朴素人性不需贴任何宏大标签

韩浩月：畸形化的中国父子关系

马庆云：是什么摔倒了娱乐明星刘翔？

彭玉宇：一生只做一件事

社会把脉

吴祚来：乡亲们，车模是用来欣赏的

张鸣：互害社会的整体愚昧

金宰贤：我不喜欢中国的十大理由

单士兵：教师为何过着“挣扎的人生”？

十年砍柴：免职官员复出的逻辑

彭玉宇：有些事急不得

闾丘露薇：我为什么那样容易生气？

老愚：发骚女的半吊子性逻辑

韩浩月：密集恐惧症，人人都有的“中国病”？

陈方：中国年轻人为何不敢晃荡青春？

张敬伟：“流氓猪”的娱乐精神与城市气质

陈季冰：“保卫大上海”

张千帆：孔子会如何对待随迁子女

王建勋：法治是官员的护身符

腾日熙博：你去投敌啊！

自由民主

张维迎：理念决定中国未来

周保松：市场、金钱与自由

徐贲：普遍人权的四个价值支柱

邹振东：中国需建构理性社会的舆论禁忌

亦忱：薄熙来现象是个屡见不鲜的中国式笑话

锵锵杂谈

郭老学徒：野蛮人占领了头等舱

郭老学徒：情欲与权力的纠缠

丁征宇：父亲节里干女儿给干爹的一封信

崔卫平：哪有什么平庸可言

邱立本：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

林楚方：心有多净，世界有多净

文化文明

杨恒均：舌尖上的中华“软实力”

徐贲：怀疑的时代需要怎样的信仰？

宋石男：古代中国的个人尊严和自由

苏芩：床上亦有底线

鄢烈山：“潜规则”不如叫“现规则”或“奸规则”

朱学东：我们为什么输不起？

王贵成：诺贝尔奖救不了中国文学的垃圾命运

放眼天下

黄鸣：朝鲜散记

唐辛子：讲礼貌的日本人为什么不让座？

丁咚：缅甸为什么能实行民主改革？

陈平：国，到底应该怎样爱？

闾丘露薇：当日本人在改变

连清川：如何理解日本？

李亚：钓鱼岛，现在怎么办？

以史为鉴

王晓渔：严打之下的“道不拾遗”

卫金桂：墨索里尼是怎样搞群众文化活动的？

崔卫平：我稻田里的兄弟

傅国涌：只有“聪明人”的世界是没有希望的

连清川：我爱苏东坡

乔海燕：一个红卫兵的葬礼

两岸三地

李小鸣：为何“副总统”到场却遭到冷遇？

邹振东：韩寒，太平洋的风从哪里来？

杨照：曲曲折折转出的和善社会

张铁志：没有加害者的历史

格瓦拉：台湾素质是如何炼成的？

贾葭：这不是你的台北

廖信忠：台湾有没有城管？

凤凰网博报年度文选2012

给理想一点时间Ⅲ

李志题　主编

编委：刘爽　李亚　刘书　邹明　王冲

主编：李志题

编辑：郑伟彬　吴晶晶　王媛媛　赵雅楠　高雪松

邵文婷　张春霞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给理想一点时间．3／李志题主编．—北京：新星出版社，2012.12

ISBN 978-7-5133-0981-3

Ⅰ．①给…　Ⅱ．①李…　Ⅲ．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Ⅳ．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68398号

给理想一点时间Ⅲ

李志题　主编

特约编辑：徐蕙蕙

责任编辑：程　鹃

责任印制：韦　舰

装帧设计：@broussaille私制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　刚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010-88310888

传　　真：010-65270499

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开　　本：910mm×1230mm　　1/32

印　　张：10

字　　数：217千字

版　　次：2012年12月第一版　2012年12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33-0981-3

定　　价：35.00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序一】

给理想一点时间

李　亚

这是艰难转型的时代，也必然成了纠结的时代。

孔子言：士志于道。自古中国之士，便以进谏为天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企图以“道统”驯服“治统”。中华文化传统虽注重生命而鼓励人不惜苟活，却不乏社会良心与勇气之士“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尽管文化屡遭革命，在进取与退隐的双重心理矛盾间，文以载道学优而仕的传统没有殆尽，那份明道救世的使命感没有泯灭。而且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艰难演进所带来的人们物质生活提高、中产阶级崛起、社会思想解放，特别是网络传播技术打破了言论的垄断后，康德所述“有勇气在一切公共事物上运用理性”的启蒙精神，在现代“公知”的博文言辞中莹莹生辉乃至“公民”身上越发闪耀。在这个被权贵资本、民粹情绪、网络暴力、民族主义利诱与裹挟的时代，他们坚持以理性精神、智慧力量、社会关注、独立人格、悲悯情怀、理想追求，反映出我们生存的时代大多数人民最深彻的焦虑与心声。所谓“杜鹃啼血犹哀鸣，不信东风唤不回”，即使爱之深而恨之切，却不曾绝望，知其不可而为之，在无路可退的山崖上发出锵锵之凤鸣。

在不危及社会稳定基础上的理性的、制度化的、合法化的政治批判是现代社会进步的保障。言论一致性将压制社会的个性、创造性，没有人能永远正确，只有自由讨论才能让我们更接近真理，鼓励人们参与公共事务，使人民变得不再冷漠、自私，促进社会道德提升与重建。民主培育人民的公共精神与爱国情操，促进人民积极、进取、奋斗的民族性格，才能带来更根本的社会稳定与长久发展，政府的权威来自公民的同意，建立在民主的正当性基础之上、在阳光下运行的权力，才能在面临社会转型期无可避免的矛盾冲突中获得大多数民众的理解与支持。

2009年，凤凰网主办了“转型时期的媒体变革”三亚峰会，我在致辞中提到，“在数字传播技术革命、中国市场化改革、全球化经济民主进程三股主要力量冲击下，传媒行业与这个时代一起经历着剧变，传统媒体尚未充分自由发展，却发现自己的权威性已在瓦解。以环境监视、议程设置、身份发展、娱乐消遣为核心的传统媒体功能，面对公民新闻的崛起，被迫从信息与观点的发布者转型为社会多元意见的平衡者与对话组织者。”随后不久，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交媒体迅速流行，赋予了人们前所未有的话语权。而在媒体消费日益碎片化快餐化的时代，从传统媒体凤凰卫视衍生出的凤凰网，以博报这样提供深阅读的长博客媒体产品，扮演着不可或缺的思想供应商的角色，超越海量快速的信息仓库模式，在理性建设性的基础上，洞察时代、关注内心、探索意义、传播价值，让神马不只是浮云。作“开放社会的推动力，公民社会的催化剂”，成为凤凰网的使命，成为我们和博报作者们共同的使命。

2011年10月，凤凰网博报之“名博校园行”系列活动，我亲身参与主持了闾丘露薇与笑蜀在中山大学的对话“青年与时代”，一起追问“青年在这个时代遭遇的最大问题是什么？”理想丰满，现实骨感，权力与利益的勾结，法律及自由发展机会平等的缺失，上行遇阻，社会板结，朝向出身决定论与世袭阶级社会的堕落危险，这一切让青年人感受到严重的无力感、无助感、挫败感。在“站无虚席”的讲堂里，闾丘与笑蜀面对大学生们真诚对话：如何从自身寻求明亮和温暖来影响世界，努力让社会转轨在坚守理想与理性包容的条件下进行。

理想，无论是繁荣或自由，只有在同时代的人民共同分享时才会更有力量。在刚过去的辛亥革命第一百个年头里，没有任何文字比得上温州动车事故引发的感叹更能代表人们内心深处的呼唤，每次读到，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中国啊，请你慢些走，停下飞奔的脚步，等一等你的人民，等一等你的灵魂，等一等你的道德，等一等你的良知！”

2012，中国社会经历着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民生民主事件，西方民主资本主义社会也面临着欧债危机和高失业率冲击下日渐加剧的经济不平等，全球金融危机与经济衰退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带来严峻挑战，经济硬着陆的危险倒逼着政治改革的步伐。“告别革命！”李泽厚、刘再复、金观涛、温元凯等上世纪八十年代思想领袖多年前的话语犹在耳旁，但“改革快跑”的呼声更加清晰有力，在社会稳定基础上坚定的变革，已无路可退，且不进则退。

辛亥已经百年，同志仍在努力。价值，无论是源自千年来历经风雨而犹存的中华儒释道传统，还是百年前谭梁孙胡陈等舶来的理性自由平等民主宪政，不仅需要众心向往，不仅需要百折不回地推动变革的勇气与行动，更紧要的，是内化为每个个体行为的指南，在阅读者与写作者各自的日常中，努力做到知行合一，时时践行。

理想需要多少时间？归根到底取决于每一个自己。距离“五四”百年还有七年，一个无比伟大的时代是否终将到来？

改于2012年6月5日

（作者为凤凰新媒体COO）

【序二】

凤凰这只“烈鸟”

刘　爽

写这篇文字，我深感荣幸，也惴惴不安。

荣幸的是，书里的博主们，令我望文景仰。能为这些珠玑字句做个抛砖，幸莫大焉。

惴惴的是，于大师们面前撰文，属班门弄斧，未免忐忑。

准确说，这不是凤凰网的书，这是博主们与网友们的书。

我想在这里表达致敬的，也正是我们的博主与网友。你们的博文，让我读到了普世的经验，感知了中国的艰难。你们的跟帖、推荐，让我体会到你们的智慧与眼光。

没有你们，哪有我们。凤凰网博报这个平台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在中国的互联网界，我有一“名言”：微博是个屁。说法有当时局限，但这其中，的确有对于微博和博客的比较。

中国当下，事件、问题、话题层出不穷，在互联网的各角落里冲突、激荡，尤其是这一两年的微博。遗憾的是，现实之错综复杂，要用一百四十字概括，终是艰难。再加上几重@、评论，一个事件、争议往往要颇费一番功夫才能看清端倪。

博客，真正地以博主为核心，是典型的自媒体平台，文图空间大了N倍，可深入，可细致，可铺陈，也就有了纵横捭阖的空间。文章展示以博主为轴，或以话题分类，或以时间分类，虽然不如微博的热闹，但整体逻辑清晰、一目了然。所以，“7　·　23温州铁路事件”后，纵然“中国慢些走”的说法于微博广传，可万千个微博、转发，都最终指向童大焕老师的那一篇博文。可见，微博以喧闹夺目，博客以深沉与品质见长。

凤凰网的博客，自辟蹊径，叫做“博报”，slogan是“博采众家之言，报闻公民心声”，以强调自身的媒体属性与内容品质。

自创建来，凤凰网博报紧紧关注中国的当下，无论是对改革、法治，还是经济、民生，以及文化、思想，这个平台始终坚持风骨，尽力担当，胸怀温度，流露着真挚性情。

对这一切，我深深赞同。

也许因为凤凰网性情流露直率，难免招来不同意见。甚至有人赐凤凰网一些绰号。好吧，我们笑纳了。凤凰也罢，别的禽鸟也罢，都有羽翅，都有喉嗓，都可以打鸣，都可以高飞。

四周的意见，无论是否善意，我们会恭听、会思考、会辨析、会自省，以精进我们的业务，校正我们的路途与方向。

有一点不变：无论自称凤凰，还是被命名为其他的鸟类，我们都乐为中国的进步而欢鸣、飞翔！

（作者为凤凰新媒体CEO）

人物论坛

茅于轼：追求自由使人们得以摆脱贫困

博文地址：http://blog.ifeng.com/article/17992685.html

2012-05-26 09:50:41　浏览151884次｜评论542条

今年3月，美国智库卡托研究所宣布将2012年米尔顿·弗里德曼促进自由奖授予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美国东部时间5月4日晚上，CATO研究所2012年弗里德曼促进自由奖颁奖礼在华盛顿举行，茅于轼先生及夫人赵艳玲女士出席，并发表获奖感言。

接受这个促进自由奖，是我八十多年的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我感到非常荣幸。我把CATO研究所授予促进自由奖看成是对中国多年来全体追求自由人士的鼓励。

追求自由，是全体人类几千年来的愿望。可是它是如此之困难。多少人喊出了“不自由毋宁死”，甚至为自由牺牲了生命。为什么自由重要？为什么得到自由如此之困难？我们如何能够获得自由？这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重大课题。

人的本性是自由的。谁也不会想被关进监狱，这就是人向往自由的证明。而且在一个自然状态下人本来也是自由的。只不过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的自由被剥夺。其原因很简单，某些人的自由比别人的自由更重要，一般人的自由要让位于他们这些特权者的自由。于是历史上追求自由的运动就开始了。

自由的本义并不是“为所欲为”，而是能够生活在一个没有人干涉你的自由的环境中。反过来讲，真正的自由主义是“每个人不干涉别人的自由”。于是每个人都能生活在没有人干涉你的自由的环境中，人人得到了最大的自由。这和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差不多的，都是建立一个没有人妨碍你自由的环境。这成为道德的金律。反对自由的人往往说，人人都有了自由，世界一定要乱，所以自由是不好的。这完全扭曲了真正的自由主义的精神。

说到底，自由主义是一种个人修养，是不干涉别人应有自由的自我约束。如果每个人都有这种修养，我们就生活在一个自由的世界里。但是人从小长大都是从自我为中心开始的，慢慢地懂得要尊重别人，约束自己。为此我写了一本书，题目是《给你所爱的人以自由》，而且我还说，也要给你不爱的人以自由。因为别人的自由是他的权利，谁也无权剥夺它。有时候也要给敌人以自由。因为你干涉了他的自由而变成了敌人。如果给他自由本来应该是朋友。问题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使一部分人有权干涉别人的自由而不受制裁。这是问题的所在。

如果一个人真正懂得了自由的真义，并以此行事，他一定是一个受周围人士欢迎的人，和他有接触的人都会喜欢他。他的一生也会更顺当，不会磕磕碰碰。如果他是一位当官的，用这样的处世哲学办理公务，百姓会受益很多；如果他是一位外交官，世界会变得更和平，更和谐，会少掉许多不必要的纠纷，甚至连战争都不会发生了。

可是谁最可能干涉别人的自由？恰好就是当官的，具有特权的管理者。一个社会需要有效的管理，必定赋予管理者一些特权。可是管理者利用被赋予的，或者凭武力抢来的特权为自己谋私，侵犯别人的自由以扩大自己的自由。他们甚至于侵犯别人的生命和财产。于是历史上自由与特权的冲突开始了。这种冲突已经有几千年了。至今形势有了特别快的进展，自由的浪潮席卷全球，成为不可抵抗的力量。人类绝不会再花几百年来完成这个过程。再有两三代人，这个几千年的斗争就会结束了。它一定是普遍的，人人平等的享受自由的状态。如今还负隅顽抗的特权者应该认清形势，及早适应世界大潮。

在中国，由于过去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平等自由有了惊人的进步。在经济方面人均收入增加了十二倍，尽管贫富差距扩大得很厉害，但最穷的人收入也有很大的提高。中国有三亿多人脱离了极端贫困。中国的减贫对联合国全球减贫计划做出了巨大贡献。提高收入是一个人在市场上有自由的必要条件。穷人在市场上是没有自由的。提高收入是获取自由的最重要的方面。中国在这方面有了特别重大的进步。如果我们的贫富差距能够缩小，这个进步会更显著。全世界也一样，要让更多的人获得自由，必须提高他们的收入。

中国在过去三十年中如何做到大幅度提高收入的？简单说就是开放了市场，赋予每个人参与市场活动的自由。让每一个愿意参与市场交换的人都有机会参与。在市场上每个人都有机会发挥自己的长处，和别人交换。这时候财富就创造出来了。过去中国的农民不能进城打工，更不能选择职业，唯一的工作就是种地。现在他们能自由进城打工，能自己创业做小老板，能开公司赚钱，甚至也能出国去谋生。以我自己为例，过去被国家雇佣，变成革命机器上的螺丝钉，没有挑选工作的机会。改革后我才有可能从一个工程师变成了经济学家，发挥了我的所长。

自由的扩大导致财富的迅速增加。全世界进入自由交换的市场经济二百年来，人口从十亿增加到七十亿，平均年龄从二十六岁增加到六十八岁。二百多年的进步超过了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几千年进步的近十倍。这样空前伟大的进步主要是平等自由造成的。科学技术在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科学技术也只有在市场环境下，通过商业化才能为人类造福。所以关键还是要有市场。

在中国，不但经济上取得空前伟大的成就，在政治上也有突出的进步。最重要的是百姓的生命有了较好的保障。改革前三十年因政治原因非正常死亡接近五千万人。改革前三十年人口的平均死亡率是千分之十一，改革后三十年平均人口死亡率几乎降低了一半，为千分之六点六。改革后因政治原因非正常死亡降低到过去的百分之一以下。中国的死刑人数近几年大约降低了一半，而且还在快速降低。

不可否认，中国追求自由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例如，由于国有企业占有垄断地位，民营企业没有平等地位，也就没有参与竞争的自由。有许多行业禁止民营企业进入，如金融业，石油业，电力业，通讯业。这些行业利润非常高，而民营企业没有进入的自由。

在中国，追求自由的力量越来越强大。我在过去三十年内做的只是极其微小的一部分。但是世界自由平等的大潮就是由涓滴细流形成的。全世界所有的大江大河无一不是由许许多多细流汇合而成。全世界追求自由的大潮也是这样。在CATO促进自由奖的鼓励之下，在中国和全世界会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人类世界追求自由平等，和平繁荣的理想会更早地来到。

作者博客：http://blog.ifeng.com/1115527.html

（茅于轼，经济学家、天则经济研究所荣誉理事长。）

默多客：少些“韩寒”神话社会多些希望

博文地址：http://blog.ifeng.com/article/17216642.html

2012-04-09 11:03:44　浏览1412024次｜评论1320条

关于韩寒代笔和作弊的争议，能够引发千万网友广泛讨论，使大众观点长时间尖锐对立，让众多政商学界名人达人反而选择沉默，蔚为奇观。选择在韩寒的名字前后加双引号，是强调我们对事件、对现象的关注。

事件的焦点和意义，早有大量热议檄文，但绝大多数文字口水感性，剩下不多的十几篇或过于陷于细节实证（当然这是论辩的基础工作），很难深入阅读；或概念套概念，抽象晦涩，不好理解。本文试图以大白话和大家熟知的例子，通俗讨论“韩寒”现象的意义。

先从我自己与韩的神交开始吧。

一、与韩的神交

1．初闻韩寒

注意韩寒是过去两三年，有朋友议论到他的博客，说针砭时弊，视角不凡，找来一看确实倒吸凉气：一个被主流教育体系拒绝的孩子，文字流畅，观点大胆，对一些事件的看法有超越其阅历的犀利，尤其措辞表述还非常老辣老练，教育背景、人生阅历和文字驾驭、观点视野的超级不对称，让我惊讶赞叹。我丝毫不知道他的家世，也根本没有想过可能有他人介入他写作和表达过程的可能。

2．韩三篇的印象

韩三篇出来后，我更是钦佩，只是没有觉得到了老沉在微博上写的“载入史册”的高度。他的整体作品，犀利狡黠，但谈不上深刻智慧，同样的思想和文字，放在章诒和、王朔、陈丹青、刘震云的笔下，不会给我这样深刻的印象，我相信在社会上也不会有这样的轰动。韩三篇的轰动有相当的成分在于作品的宏大主题、深广背景与作者的残缺教育和有限阅历之间的不对称。韩三篇对社会心态的把握以及批判尺度的拿捏，使我感受到了一种远超出韩阅历和教育的惊人的政治智慧和商业谋略，太老道了，心中惊叹的同时已隐隐有些猜疑，但我理智上更愿意选择去钦佩，去相信。

3．看法的转变

事情的转折是网络上突然出现的方舟子对韩寒文字代笔和有团队整体操作经营的质疑，当时我就想，一向百发百中的方，这次可要败走麦城了，跟一个自学成才有锋芒观点的孩子过不去，太较真了。因两人我从不同角度都欣赏，内心感觉遗憾，真希望有谁能从中调停，化干戈为玉帛，两人联手发力给社会注入更多积极向善的力量。

陆陆续续偶然上网看了几篇倒韩的长文，以及韩方超强回应：“方秃子”的诅咒，“我不会看到女儿活过成年”的毒誓，悬赏两千万的捉拿，菊花的人格侮辱，方家人的隐私扩散。突然感觉不对，找来很多相关视频和分析，很吃惊：原来我神交中的韩寒全是文字上的，现实中的或者准确地说视频中的韩完全是另外一个面貌，这与我对他自学成才，寒窗苦读摆脱命运的认知，大相径庭：古今中外，没有见过这么不熟悉自己作品，或者一谈作品就躲闪防卫的作家；面对对自己作品的质疑，绝少有先气急败坏、色厉内荏的恫吓然后逃跑躲避、假装清高的作家；接受媒体访谈，除了谈开车、K歌、泡妞他流露真性情，找不到哪怕超过四五句他对博文所关注宏大主题的深入表述；细观他的访谈和作品，观点前后矛盾，语言风格飘忽摇摆，如果硬找，我恐怕只能选《环球时报》的社评，但老胡的难言之隐我想有基本政治常识的地球人全都知晓。

我深深地质疑了。

接着又有了作文大赛的质疑，太多的蹊跷，太多的特殊安排，配上超越了阅历和学识的文字，再加上韩方一直缺席的有力澄清，以及事件曝光后我知道关于韩几年中的巨额版税和代言，还有更多的语言学的扎实分析，书稿中明显的誊写痕迹，更多的访谈曝光。这些元素叠加在一起，我“一厢情愿”地认为，正常的人用正常的逻辑应该都不难对韩事件的诚信焦点有个正常判断。于是几乎不再关注，我觉得就让这个昙花一现的“神话”自己破灭吧，就算喧嚣文坛里的小涟漪。

4．决定参与讨论

但令我惊奇的是，事件的后续发展出乎意料：一个看似明显的商业操作，对此质疑的一方却受到了空前强大的网络围堵（当然回帖、粉丝、关注被关注也可能被操作，这应该是网络运营的最新创新，谁说微博纯技术驱动？），参与其中的还有很多重量级的明星、达人和精英，其中也不乏我一向敬重的朋友，但大多数拥有话语权的大哥选择了沉默，这让我再次震惊并有些悲哀，也促使我决定参与对这个话题几个角度的讨论。

二、韩寒现象的讨论

1．质疑韩寒有代笔、有作弊是吹毛求疵，甚至是“文革”扣帽子打棍子的遗风？

韩寒是粉丝千万、身价千万、无可争议的公众人物，公众人物的操守、言行甚至隐私会受到公众和媒体的关注、监督和质疑，中外如此，历来也都如此，这就是选择进入公众领域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文学创作确实远远不像刘翔来个百米冲刺，周杰伦上台唱一首那样，当事人置身于公众的直接鉴证，真伪立现。文学作品成文在纸面，这背后有团队集体创作确实本身难被发现，再加上作品韩寒与现实世界的韩寒的巨大非对称性，大家有质疑真不应该大惊小怪。面对质疑，如何回应恰恰考验公众人物的修养和品格，也多少更方便大家洞察争议的真相：曼德拉就职典礼礼遇虐待过他的狱卒，林书豪邀请侮辱他的电视台记者吃饭，对侮辱与损害他的人，真正的公众人物是这样的包容和宽恕。两相比较，差距真的遥远。

很多人说，韩寒作品有无代笔，有无作弊，有无人深度参与并不重要，这个逻辑很荒谬。韩寒的光环和人是一个整体，如果韩的文字和思想是一个团队在运作，而韩仅仅是前台的一个招牌，那么很多韩粉所崇拜的韩就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符号，他的成长经历和他所标榜的反智的言行就成了成全他商业成功的营销噱头和道具，绝无理由成为值得无数青年钦佩效仿的成功路径，那是真正的误人子弟。作弊的指控如果成立，那么对其他用心准备的考生是多么大的恶，这个我想无需赘言。所以，我深深赞同冯唐先生的观点，韩寒有无代笔和作弊是大是大非。

质疑的意义就在于，在这些错综复杂的线头里，让我们理清事情的真正脉络，让我们更加接近原貌和真相。如果没有质疑，唐骏恐怕还在兜售他“可以被复制的成功”，李一还在用他的“神功”忽悠信徒，肖传国也还坦然地在手术台上实践着他备受诟病的肖式理论。这就是质疑的价值。韩粉要求有铁证，但获得铁证的前提是允许质疑。也许，对代笔这个案例，韩粉要求的铁证的出现可能有相当漫长的过程。就像陈水扁的竞选一枪，恐怕现在也没有铁证证明是绿营的操作，但应该没有人会怀疑就是这一枪把扁送上了总统宝座，这一枪也开启了他后来备受煎熬的监牢孤旅。是你的永远是你的，不是你的怎么去包装也得不到。很多事情甚至可能永无铁证，但人心自明。

现在兴起这样一种舆论，挺方就代表愚昧疯狂，是“文革”“极左”的回潮；倒韩就是五七年的“反右”，制造白色恐怖，大兴文字狱。这股势力跟帖上体现非常强大，大多文字简短，措辞激愤，再加上人为操作，力量更加惊人。这确实让人噤若寒蝉，被迫收声。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神横空出世的基础不就是万马齐喑或万众一声吗？

2．韩寒是八零后九零后的榜样，是天才？

韩寒，作为一个以写作出名的公众人物，即使他的作品无人代笔，他考试没有作弊，他对他的粉丝，甚至那些粉丝的家长也有两个绕不去的问题：

第一，韩对读书和吸取文化经典的表述一直不屑和矛盾，除了杂志和小短文，他真的不认真读书、不读好书吗？如果确实是不读，那么他是个传奇了。什么样的作家都有，但绝无听说过从无认真阅读并常常以此标榜的作家。作家可以不上学，但无法相信他不读书。盖茨和扎克伯格，虽然哈佛辍学，但都先以优异的学业考入哈佛。并且在少年时代，盖茨深夜离家去全美最大机房写程序，扎克伯格被父亲领去听大学课程的故事广为传颂，全世界公认的天才尚且如此，韩寒呢？我只能说，我将继续选择质疑。而且我会郑重告诫我身边的孩子：韩寒的写作成就无法解释也无法复制。

第二，如果他真一如粉丝所圆场的，他其实是很刻苦认真读很多书的，他不承认是为了耍酷，那么，他在众多场合散布的读书无用的言论，对粉丝是一种残忍和不负责任，他在践踏粉丝们对他的信任。他欠粉丝们一个真诚的道歉，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虚情假意地为过去荒唐的言论推脱；如果他在这背后有更深的目的，为了商业炒作，制造更大噱头和商业效应，于是故意误导，那就更有违公众形象应具备的人格。即便在天才辈出的文体领域，我们什么时候听刘翔说他很少训练，郎朗说他每天不怎么练琴，听他们肆意调侃过真正的大家和经典？

支持这样的人物做青年榜样？请不要误人子弟。

3．韩寒是代表中国民主进步的希望？

这个帽子就戴得更高了。韩寒在博文上的观点，尖锐但说不上深刻，狡黠但够不上智慧，很讨巧，迎合很多热点和民意，易于传播，要不是出自这样孩子之手，很难引起我的特别留意。他被深度包装的“传奇”背景给他加了太多分数。

随着很多质疑点的曝光，韩寒现象让我想起了流行的红色经典剧：上海滩的我地下党员，在里弄摆个药铺，开个照相馆，看似营商，实则秘密发报，搞地下工作，赚钱是假，主义是真。组织上对此好像有个学名，叫“以经济掩护政治”。反观韩寒的操作，怎么越看越觉得相反，明明是“以政治掩护经济”嘛：每每当韩寒在江湖声息有所沉寂甚至遇到公关麻烦的时刻，一些标榜民主自由的“政治尖叫”就适时而生：讽刺挖苦，嬉笑怒骂，好不痛快！我都曾天真地拍手击节。但仔细分析这些作品推出的时机和对言论尺度、前后立场转换的拿捏，看似刀刀凶狠，其实招招留有余地，真的兼有“体制内”的政治智慧和老道的商业嗅觉。这样的营销包装手法，让人粗看叫好喝彩，细读则疑虑顿生。

更为罕见的是，在追求民主进步的同时韩寒同学代言在不断加磅，收入也滚滚地入账，人生在世能把民主追求和商业经营如此完美地协调，韩寒缔造了另一个“神话”：曼德拉为了消除种族隔离，坐了几十年的牢狱；昂山素季也经历了多年的软禁；神州大地，有过多少民主勇士前赴后继，他们中有几个有韩这样奢侈的自由和财富，像韩少这样，赛着车，K着歌，泡着妞，躺着就把民主追求了，这真的是一群达人和精英给韩的慷慨加冕。

4．因为韩寒是这样的榜样和希望，即便代笔作弊了，我们也要择大善包容他？

这个逻辑更为荒诞，本来就是政治掩护经济的活儿，你非要戴上一个不相称的高帽，但若因为这个高帽，就宽恕其中的重大瑕疵，那是错上加错。

既然是榜样和楷模，就应该有更高的操守和道德境界。要不唐英年先生这个选前大热如何会被梁振英翻盘？要不匈牙利总统怎么会因二十年前的论文造假而黯然引退？如果挣版税的重要文字都可以代笔，你还能指望他提出的什么是真？如果他可以违规强取本该属于别人的作文大赛荣誉，那你还怎么相信他提出的民主和公平？在现实的中国，我们尤其要留神常把民主自由挂在口头甚至恨不得在脑门儿贴上这样标签的人士，在一个讽刺制度、奚落权威成为全民娱乐的时代，谁骂得响亮谁骂得俏皮，他在其他方面的不堪似乎就可以被宽恕，这很病态。真正的民主自由，需要去践行，去牺牲，去坚持，我更钦佩周有光、李锐、江平、吴敬琏先生、资中筠先生，他们两袖清风，不知疲倦地呐喊和奔波。真不愿看到这样一种景观：一帮大人藏在孩子后面，审时度势，给孩子撰写台词让孩子冲在前面呐喊，自己在后面数票子。以出位言论博眼球、人气赢得商业利益，以孩子的“童言无忌”做盾牌与当局博弈，商业老道但不厚道。

三、韩寒留给我们要继续思考的话题

韩寒的蹿红显然有丰厚的土壤：学生对应试制度的失望和抗拒；白领在官二代富二代夹击下，对前途的绝望和无助，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英雄主义的崇拜，但韩就一定不是一个隐形的某二代？另外，媒体的高度管控，社会的种种弊端和矛盾，使大家天然对个性、尖锐、犀利的文字有强烈渴求和认同，更不要说文字出自一个孩子。面对种种质疑，韩仍能八面来风一呼百应，方孤军奋战备受挤兑，我想也折射了社会应有的价值追求在与实用成功哲学抗争中的式微：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这一改革宏论的伟大意义无可贬低，但被发展到极端却可能使我们忘记为什么要出发。在偶像的光环照耀下，在对传奇般成功的向往中，谁还有心，谁还在意去探究荣耀背后的因果、真伪和美丑？

对于很多大哥选择对韩话题收声，有几种解释：很多人想挺韩，但实在方舟子执拗勤勉，且出手弹无虚发，怕惹火老方殃及自身，我想这是可以理解的人性；也有人说，韩寒的产业链太长，上船的兄弟太多，身不由己有难言之隐；更有人说，含苞待放的“韩寒”还有很多，大家顾影自怜，真的是五十步笑百步，如何表态？但其他人呢？

结语

对韩寒，首先要谢谢，留给大家这样多尚待思考的话题。我猜想他十三年走来，一定有很多被迫被动，必定十分辛苦，小小的年纪，要承受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孩童都不会承受的压力、质疑甚至说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事，对于一个孩子，真的太累了。回到赛车场吧，那里恐怕才是你真正的主场，也必能找到真正属于你的快乐和辉煌。

对于韩寒身后的大人，真希望他们不要让他活得太累，真希望让他活得更真，不要让人们觉得他就是一个面具，甚至是个童工。作为两个孩子的父亲，我想说：世上最不该被利用的，就是孩子。

对于韩粉们，我想说，偶像崇拜是个学校，他的破灭也许恰恰是你的毕业，应该庆幸。寻找真正的榜样，让他的光芒照亮自己的前路。

对于韩寒的赞助商，我想说，伟大企业一定有着匹配伟大的价值观，知识的力量，奋斗的意义，诚信的重要，对他人的尊重，这些看似老生常谈的说教，其实在我们无比浮躁的转型社会，有着历久弥新的价值，绑定什么样的价值，将深刻影响你的企业是昙花一现还是厚积薄发。回归根本，守正出奇，是我对伙伴们朋友们的善意提醒。

对于方舟子，我想说，对不起，你老兄真不如韩少“高富帅”，你的文字也远不如他的俏皮讨巧，如果不沉下心硬着头皮，真的看不下去，但正因为知道有你这样老兄的存在，我曾经特别查看了一下我网上的简历，我在公开撰文前要特别小心不要忽视引用。但真的，有你，这个世界更加清澈，那些希望靠投机取巧、胡喷海吹、走捷径的兄弟会有所顾忌，需谨言慎行，正因此，我们靠自己的努力去奋斗的朋友们肯定也会活得更加踏实。所以，要说声：谢谢你。

但还是要说，这类的事件总要劳烦方舟子，一次又一次地充当皇帝新衣中的孩子，而其他同样有话语权的人却选择沉默，是我们社会深深的悲哀。少一些韩寒这类神话，少一次劳烦爱钻牛角尖的方舟子亲自出马，这个社会更有希望。

作者博客：http://imoduoke.blog.ifeng.com/

（默多客，知名互联网公司高管。）

单士兵：朴素人性不需贴任何宏大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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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7-09 23:36:16　浏览22917次｜评论26条

前几天，因连夜大雨引发山体滑坡，大石和树木砸在吉林省白山市一个小山村旁边的铁道上。就在这种情况下，一列大约载有五百名乘客的客运火车呼啸驶来。危急时刻，当地农妇蔡景英、陆红、张娜不顾危险，冲向铁道，勇拦火车，避免了一场事故发生。

不论怎样的溢美之词，用来形容这几个普通中国农妇的义举，都会显得太过苍白。真正有价值高度的行为，也不是靠文字修饰就能拔高的。对于勇拦火车的农妇来说，硬性地把太多宏大的符号标签贴在她们身上，反而会异化她们的价值品质。因为支撑她们的英雄义举的，仅仅就是一种朴素的人性力量。

只是，这世界上，还有什么比闪亮的人性更有价值，更有力量呢？大智若愚，大道若朴。面对相关部门给出的一千元奖励，蔡景英说：“俺们原本就不是图钱才去拦车。”张娜说：“我不可能看到这么多人在我眼前突然消失，如果我没尽力把火车拦下，将遗憾一生。”这是直指人心的大白话，绝不是那些懂得迎合官方意志与主流精神的人有能力说得出的，因为它根本不在任何权力的话语体系里，而是深深植入到人性的血液中。

这是一个需要重新发现“个人”，重新敬畏人性的时代。在今天，面对社会公共治理呈现的种种乱象，很多人都着眼于制度与秩序的重建，这当然有意义。但是，太多事实表明，现在人性中充斥着太多“庸常的恶”。从去年的“小悦悦事件”，到前些天发生的小伙勇救三口之家溺亡，被救者却称“关我屁事”，普通人性中恶的一面，已经成为一种社会沉痛。如果不能有效遏制那些人性中“庸常的恶”，它很有可能就会变成压垮公共安全的最后一根稻草。

与这些人性中“庸常的恶”相比，农妇勇拦火车，无疑清晰地表明，人性中包裹的善良与责任，仍然还是支撑这个社会的最重要基石。个人主义之所以会成为一种强劲的政治文化模式，也就在于通过发现个人价值，注重个体人心重建，最为迅速地从个体意识向公民精神转身。梭罗说，“我们首先是人，然后才是公民”。如果我们连个体的人性价值都不能充分重视，我们构建的所谓公民社会，恐怕也很难获得应有的坚固支撑。毕竟，从一个人到一个家庭，从一个家庭到一个社会，从一个社会到一个国家，个人从来都是最重要的根基，永远也都是社会公共运转那根最重要的轴。

一个成熟的现代社会，一个文明的现代社会，说到底，也就是要看能拥有多么丰厚的人性基石。勇拦火车的那些农妇们平常在田地里埋头拔草，到山上去捡拾柴火，表面看来，她们离繁华纷乱的都市现代生活很遥远，离包裹着权利、义务、责任等宏大语词的公民社会也很遥远，但是她们的朴素的人性底色，却是通往现代公共社会的最重要铺垫。龙应台曾说，文明才是立国的依据。现在，勇拦火车的农妇则以更加深刻的个体行为说明，人性才是通往有品质有安全的公共生活的最重要保障。

社会秩序的重建，归根结底，离不开人性的支撑。在今天，我们应该更加尊重与关爱那些最朴素的人性，来重新挖掘“个人”的价值。在一个价值多元化的今天，在一个讲求以人为本与人文关怀的年代，越是个体的，越是人性的，也越是公共的，越是公益的。当更多的人性能够告别“庸常的恶”，能够以人性善良与朴素情怀面对公共生活，那么，我们诉求的公民社会也就拥有了最坚固的基石。

作者博客：http://blog.ifeng.com/5942914.html

（单士兵，媒体人，专栏作者。）

韩浩月：畸形化的中国父子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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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7-19 09:51:37｜浏览51550次｜评论20条

在关键时刻冲进火场救人的周江疆被冠以“最美富二代”的称呼，日前他的父亲杨国兴参加了湖南卫视一档名为《完美释放》的节目，讲述对孩子的思念，但节目播出后他的表现却遭到网友批评，认为他的痛苦更多来自“亿万家产失去了接班人”而非痛失“独子”，也有网友发出了“到底是亲情重要还是继承人重要”的疑问。（7月18日《三秦都市报》）

杨国兴的痛苦，是每一位父亲都应拥有的正常情感，网友批评和质疑的，不是针对他对儿子的情感真诚与否，而是他言辞之间所流露出的“功利性”。的确在节目中，“接班人”的说法有些突兀，为单纯对儿子的思念掺进了一些杂质，只是，这杂质的掺入也非他所愿，而是社会上一些无形的影响早已在人们的思维中根深蒂固。

杨国兴对亿万家产无人继承的担心，何尝不是生活里大多数人潜意识中都有的担心？荫佑子孙的传统情感，多年物质匮乏遗留下来的心理恐慌，让杨国兴的担心写进了人伦纲常里面，成为大众默认的规则。但是，长期以来这种被财富所累的父子关系多是畸形的，比如杨国兴坦言自己从来没表扬过儿子，从来没拥抱过儿子，在儿子去世后他想拥抱儿子一下，却永远没有了机会。

正常的父子情感首先是亲情至上的，而亲情作为一种有血缘联系的情感，最应该保持其纯粹性。一个孩子的童年会因为拥有父爱而感到幸福，这种幸福远比拥有用之不尽的金钱要温暖、真实得多。正常的父子情感还应基于理解之上，父亲对于孩子需要什么不但要知情，而且要有针对性地给予孩子帮助，比如帮助孩子树立一种健康的心态，让他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保持对生活的热爱，并且永远以生活为重心，为家人的安全、健康感到快乐。

在这个焦虑的时代，想要让上述简单的愿望变成现实却显得如此艰难。现实生活所展现的残酷一面是，父亲（无论富爸爸还是穷爸爸）都在紧张地忙碌着、奋斗着，想要为子女铺垫好人生之路，而子女被各种作业、补习班、兴趣班所捆绑，童年的天空只有一种颜色，双方都有的压力改变了本来应该轻松愉快的父子关系。我们常看到父子交恶、发生悲剧的新闻，这个时候，很少有人想到停下来、放慢脚步，让父子关系回归正常，或许是大家想停却停不下来，我们都被“集体绑架”了。

用现代家庭观来看，中国古代父子因为具有诸多不平等但却形成“契约”的关系而显得很畸形，历来的情感教育偏偏又放大了“父父子子”所维护的家庭秩序，忽略平等对话可以培养孩子独立的人格。现在畸形的父子关系比古代也好不了多少，某种程度上更甚，比如财富对父子感情的左右，父与子中的任何一个变得功利，都会将另一方推上绝境，因为一旦对立，两者谁也不能说服对方。

回到杨国兴的话题中来。这是一位可怜的父亲，也是一位悲剧色彩浓厚的父亲，他的悲剧在于，在可以好好爱儿子的时候把视线过多地放在了自己的财富积累方面，直到儿子去世还念念不忘无人继承的财富，怎么才能让这位父亲真正明白财富与亲情孰轻孰重？由于这个问题牵扯过多，恐怕谁也给不出一个准确答案。

作者博客：http://hanhaoyue.blog.ifeng.com/

（韩皓月，资深文化评论人，曾在十余家传统媒体开设专栏，代表作品《爱如病毒，喜欢潜伏》）

马庆云：是什么摔倒了娱乐明星刘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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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8-07 23:08:12｜浏览1917242次｜评论504条

刘翔童鞋今个参加奥运会比赛，第一个栏儿就摔倒了，然后冬日娜大姐就哭啦，说刘翔如何如何啦，一瞬间的事儿，微博上到处都是说这是刘翔最美丽的瞬间了、圆满的收场了云云。笔者怀着最坏的想法去揣测，如果这是一场预谋已久的阳谋的话，那微博上那些公关账号的快速反应，则恰好说明了这帮人已经对刘翔摔倒“翘首以待”，就等着以“最后的圆满”来定性这次策划事件了。相比北京奥运会上老刘“假摔”，这次的摔倒倒是显得多了几分起承转合，先是通过媒体放风说刘翔的病情不好，然后才是老刘摔倒，还得策划着让老刘独脚跑完全程，以求更多媒体爆料，最后微博上的公关团队（如果真有公关团队的话）一哄而上地叫好。在这一系列的有的没的揣测面前，我们不妨问问，是什么摔倒了娱乐明星刘翔？

一是我们对体育明星没有以娱乐精神看待。

从我们参加奥运会至今，任何具有国际性质的赛事，拿金牌拿冠军都被赋予体育运动之外的内涵。这些金牌冠军被人为地与国家振兴、民族富强联系起来，而金牌选手则成为民族英雄。弱国小民，难免会有这种心态。一个低落二百年的族群政体在一个独立政权的感召下，也急需拿出几个体育金牌得主来宣扬振兴精神、民族意识与大国崛起的心态。这些金牌对于政体而言，意味着族群内部不再考虑平等均权等问题，而是一致对外，以崛起为假象，鼓舞族群民众，缓和内部问题。中国的体育与政治从来没有分家，一直是姘头关系。

从我国的执政府参加奥运会等世界赛事至今，羽毛球、乒乓球、女子举重、自由体操等项目的金牌，对于族人而言，已经逐渐司空见惯。在这种常态面前，这些优势项目的金牌已没有多少含金量，换言之，已经无法鼓舞族人，以求对外。因此，政治急需体育的弱项上出现一枚金牌，时代需要一个刘翔。在黄种人的大弱项——赛跑上，一个上海的小伙子应运而生。政治宣传需要这样的“民族英雄”，而且在没有找到接班人之前，需要这个“英雄”一直站在领奖台上。从这一点上讲，刘翔根本输不起，政治不允许他输。

我个人倒是认为，体育明星应该更娱乐化一些才对，这样才能保障这些体育运动员的最基本利益。他们的成绩与大国崛起无关，与民族振兴也扯不上联系。体育运动员和电影演员，应该是一样的，谁也不能称为民族英雄，当然，作为娱乐偶像存在则并不为过。我们抱着娱乐的心态看待这些体育运动员，放下政治包袱，或许，刘翔才不至于一次次摔倒在奥运的赛场上。

二是商家还没有找到第二个刘翔。三十年前，乒乓球打得好是有商业价值的；二十年前，排球打得好也具备商业价值；十年前，你举重、跳水厉害也行；可是五年前，中国最具商业价值的体育明星，只剩下黄种人弱势项目中的体育名人了，110米栏好才行，篮球好才行。一直拿冠军的项目丧失了它的商业价值，只有那些削尖了脑袋拿冠军的，才能得到民众的普遍关注度，才能获得商业价值。刘翔来了，姚明来了。

可是现在，姚明要回老家造小姚明了，出去吃肯德基打篮球的易建联又连个上场时间都没法保证，还有个美国人长得像我族人但人家自个不承认的，也没办法先宣扬民族振兴然后利用到商业运作上来。现在，国内还能勉强维持的，就剩下刘翔了，甭管冬日娜这位注册女朋友着不着急跟老刘造小人，反正，老刘还得在商场上再混几年，时代没有给他找到接班人。

刘翔不比赛，就还是名义上的第一，虽然含金量下降，一旦比赛，即使第二，也就没了任何含金量。在中国的商场代言上，没见过银牌得主代言吧。我们这个国度，只有第一，没有第二。

政治与商业合谋，摔倒了娱乐明星刘翔。这个时候，我又想拿刘翔的好哥们郎朗吐个槽。在我们这个民族，光在内部混得好没用，还得能到牛逼的国家镀一下金才被认为真的牛逼了。比如当年梅兰芳童鞋在国内京剧唱得好没用，您得到美国安排个演出然后拿个博士帽子回来，国人才真觉得您牛逼了。梅派猴急地安排梅兰芳去美国，就是出于对国人心理的附势。郎朗这个弹钢琴的，其实走的也是梅兰芳的路子，不去美国，你怎么弹都是没知名度。笔者当年采访过弹钢琴的老头刘诗昆，他直言，郎朗算个屁，比他弹得好的多了去了，在香港遍地都是。镀个金回来骗中国人罢了——不是每一个钢琴师都叫郎朗。

弱国心态，造成我们把体育放到政治的位置上去，把商业价值放到金牌的位置上去，把含金量放到需要“洋鬼子”镀金上去。一个刘翔摔倒了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除了看刘翔玩跨栏之外，竟然没有几个国人玩过一次110米栏。大国如何才能成为大国？当我们对各种体育项目都能自己亲自去玩，对任何金牌都司空见惯的时候，我们才能放开包袱，抱着娱乐的心态来看这些玩体育的，下一个刘翔也就不用摔倒了，国内的足球联赛也就不用不死不活了，大球运动咱们也觉得能跟美国、巴西、阿根廷叫板了……

可是，现在谁能告诉我，110米栏在我家旁边哪儿能玩一下子啊？

作者博客：http://maqingyun.blog.ifeng.com/

（马庆云，编剧，影评人，《电影一周酣》节目制片人。）

彭玉宇：一生只做一件事

博文地址：http://blog.ifeng.com/article/19728044.html

2012-09-01 18:05:03　浏览2507次｜评论0条

江西上饶县黄沙岭乡麻墩村有个老人叫郑宜栋，他今年八十四岁，却有六十七年一直在还债。

老人的家里早年在村头开了间榨油坊，周边两百多户乡亲都把茶油籽、油菜籽、桐油籽送来他家油坊榨油。家里开油坊，说起来也是老板，但干的还是个力气活。有道是民间有“三苦”：打铁、榨油、磨豆腐。郑宜栋家的人也就是靠出力吃饭的，勉强维持温饱而已。但在郑宜栋十七岁那年，他的父亲和哥哥被乡丁用枪打死了，家中财物遭洗劫一空。郑宜栋在收拾父兄遗物时发现了父亲留下来的账本，从此走上了漫长的六十七年的还债之路。

虽然没有任何债主上门，但郑宜栋铁了心要还清父兄欠债。他当然没有现成的钱来还，要还债只得依靠自己一把力气：一边做挑夫，一边攒钱还债。1975年，郑宜栋家的土坯房被风雨刮倒，他又举债4900元，为此他全家更加省吃俭用，直至1989年才还清新的欠款。接下来又继续偿还父亲留下的账单，尽管家人表示反对，可郑宜栋一直坚持着。多年来，他一条内裤穿了二十年，一件毛衣穿了二十五年……2009年清明节前夕，郑宜栋还请了父亲最后一笔1元钱的欠款，终于如释重负。为还债他用去了整整六十七年时间，累计为父兄偿还欠款共计13600多元。郑宜栋也由一个十几岁的少年成了一个瘦小的老头儿。他的一生，似乎就只做了一件事：还债。一万多元的欠款在一些人看来或许不是太大的数目，可搁在郑宜栋老人身上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意义，因为他是用一生的心血，一生的生命去践行自己并未许下过的诺言。

欠债还钱，在我们的祖先看来，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一般是指自己所欠的债，父兄欠债且遭遇“不可抗力”原因离开人世，不说“人死账烂”吧，不还的理由还是比较充分的。然而，郑宜栋老人并不这么想，他要为父兄还债。于是，还债过程中，郑宜栋从风华正茂的少年变成了一个耄耋老人。其遭遇令人唏嘘，做法让人感动。他做的事虽然不是惊天动地，但能将这种事做一辈子，而且无怨无悔，恐怕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得到的。我想，他的心里一定坚守着一个底线，那就是诚信。

以诚为本是中国人自古以来奉行的为人处世法则，可到了现在，“诚信”这词似乎已经成了人们心里的痛点，提起诚信这事儿，相当一部分的人顿时就有点灰头土脸的感觉，因为在我们所见到的领域内都存在着欺骗、狡诈，几乎是谎言无处不在、欺诈恣意横行。从而致使许多人都是“假”的受害人，同时又是“假”的推波助澜者。生活在失却诚信的环境中的人，就相当于长在贫瘠土壤中的植物，先天营养不良已成了必然归宿。

有人说，诚信失却可能会使中国社会发展背上沉重包袱，这个包袱的代价如何强调都不会夸张。这是个道德层面上的问题，同样也是一个政治层面、经济层面上的问题。一两句话说不清楚，但不得不说，而且应该从自身做起。

诚信稀缺，益发显出它的重要。因而，郑宜栋做的事虽然谈不上感天动地，但一定是难能可贵的，他的行为就像混沌世界中的一点亮光，给人以示范，也给社会以希望。

（彭玉宇，知名博主）

社会把脉

吴祚来：乡亲们，车模是用来欣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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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5-02 11:35:22　浏览90282次｜评论35条

两年一次的北京车展4月25日在北京顺义开幕。这次车展上，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自称“中国第一裸模”的干露露。她一身真空装，百分之五十以上的皮肤暴露在外，大尺度展示玉体，一些网友与媒体认为，这明显超出了人们心理接受的底线，令车展主题发生了变异，是“展胸”而非展车。

一项网络调查发现，去看车展的观众中有超过五成是去看车模的。媒体由此将北京车展与东京车展比较，认为东京车展更重视展览新品汽车，是最先进的技术与理念，譬如丰田汽车在巨大的展台上只展出了五六款全球首发车，没有模特。那么，中国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的特色“胸展”呢？

接受美学认为，是受众创造了文学艺术特殊的现状，一些艺术作品之所以成为热点作品甚至经典作品，不是作家独立创作出来的，而是读者创造出来的。读者的趣味与追捧，使一些作品引人注目，通过广泛人际传播，这些作品收获了巨大影响力。由于受众的需要，类似的追求受众喜欢的作品会接踵而至。车展策划者们谙悉国人的审美心态，特别是媒体的传播与吸引眼球的需要。一位资深人士道出其中内情：比如一百个人来，八十个人看模特，还有二十个人是去看车的，那八十个人是捎带也看一下车。车商注重的不是车展上的交易，而是让大家记住品牌。

商业人不问过程，只问结果。现在，我们看到无处不在的对北京车展的报道与评论，由此，车展用人体吸引关注的方式，获得了商业意义上的成功。谁都知道，更多的人并不具有欣赏汽车的能力，更没有购买名贵车的实力，但他们却喜欢看热闹。看完热闹，看完车模，再来一番品评，以此获得自己的一份生活快意。

我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看热闹时高高兴兴，目不神移，而到了网络与媒体上，突然自己就变成另一个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追求高尚审美方式的人？我想说的是，一个素食主义者，是目中无肉的，他从不会对任何肉食产生色香味的非分联想。一个用审美心态看人体模特的人，即便是模特脱得一丝不挂，也是不可能看到其中的低级趣味的。

我想追问那些批评车模低俗或超出伦理底线的人们：车模穿多少衣服，才不是低俗的？“裸模”干露露一句话令我感动：我到哪儿都受到尊重。其实，她到哪儿，都应该受到尊重。她用自己的表现来工作与收获。你可以欣赏她，也可以去仰望星空；你如果审美趣味高雅，却在人堆里看完热闹后，再指责干露露，这属于为人不厚道。决定一个人品位的，永远不可能是衣服穿得多少，而是其对他人的尊重、对社会规则的遵守。

由于网上人们热议此次车展尺度太大，近日，主办方被要求会同顺义区有关部门，于公众开放日之前对现场进行检查，责令主办方立即整改。

但怎样的尺度才是合适的尺度呢？这使我想起上世纪八十年代大学辅导员强令烫发的女生立即去将头发拉直，否则不允许上课；还想起中学校园里，不允许学生穿喇叭裤、留长发，甚至留长发一度被视为社会流氓的标志。人们看古希腊人体雕塑艺术，没有人会视其尺度太大，沙滩上穿比基尼的女性，也没有人视其为低俗，为什么车展模特尺度稍大，就为一些人所不容呢？

最过激的言论是认为模特尺度太大，骚扰了整个社会，甚至要发起诉讼。作为他的个人观点，我认为他有表达的自由，但持有这种言论者应该自问，沙滩上晒阳光的女性有没有骚扰你，古希腊人体雕塑有没有骚扰到你？

食色性也。在食物匮乏的时代，女性完全隐藏自己的躯体，但封闭保守的时代，人们看到女性手脚，都可能引起某些联想。在一个刚刚由乡村时代转化到城市文明的国度，广泛的人体展示，既吸引眼球，同时也等于进行人体文化启蒙。人们看多了人体，就会提升对人体审美的品位，受众也会对人体与性之间的关联脱敏。心理学认为，越遮蔽越增加人们心理敏感度，当代中国车展重视模特的大尺度展示，其实深刻反映了当代中国社会普遍的兴趣、趣味。

低俗不同于恶俗。低俗是无害的，而恶俗则会伤害他人尊严与心态。低审美趣味时代，人们通过低俗的欣赏，获得心理满足。吃肉的时代就是吃肉的时代，到了吃腻了肉、淡化了肉食之欲的时候，人们就不再以吃肉为美味，而重视食物烹饪工艺水平了。你对一位在北京大排档吃肉喝酒的人说，吃日本料理更精美，要少吃肉多吃素——这看起来有道理，做起来有点难。当然，倡导也是应该的，倡导体现一种更高的价值追求，但不能强行去界定低俗有罪、高尚有理。

审美趣味上，当代中国仍然是乡村时代的审美占主流或主导地位，人体文化启蒙远远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我们热衷于看热闹，大尺度的人体模特，一些搔首弄姿并有调情意味的表演，乡亲们都很喜欢，“村干部”却有压力，要让村里模特儿走在路上像欧美模特那样有范有型。但我要告诉村里的乡亲们，别在网上把自己看成天天吃日本料理或西餐的人，低俗是民俗民情的一部分，它没有罪过。

如果说车模过于露体真的有点低俗的话，骂车模则属于恶俗。

——乡亲们，模特是用来欣赏的，不是用来批评与指责的，更不是用来被欺侮的。

作者博客：http://wuzuolai.blog.ifeng.com/

（吴祚来，文化学者、作家。）

张鸣：互害社会的整体愚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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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5-14 13:58:45　浏览24344次｜评论22条

这些年，有关有毒的食品和药品的报道，是越来越多了。所谓的毒，无非是两大类，一是用便宜的工业原料取代食用原料加工食品和药品，使之降低成本。二是在食品上添加有毒的化学品，让食品看起来更加好看，或者让过期，腐败的食品看上去像正常的一样。这样的生产销售链，大概是这样形成的：首先由一些聪明人，包括一些科研工作者，引进或者研究出这样一些添加剂，然后由另外一些聪明的商人，从事销售和推广，最后的环节，就是一些最底层的生产者，具体操作添加或者生产。

其实，最底层的操作者，具体的下毒人，往往都是弱势群体。广东发现的某些市场的把不新鲜的肉浸泡硼砂肉摊摊主，就属于这类人。他们在整个过程中，虽说最终完成了下毒，但却一般都没有挣到多少钱。对他们来说，这样做，仅仅是糊口的一种方式。有些人未必完全丧失了良知，也知道这样做，人家吃了，会对身体不利。但是，如果大家都这样，他不这样，自己的饭碗就砸了。实际上，对于这些人而言，他们一方面下毒，一方面也中别人的毒。大家都在互害，没有赢家，没有获利者。就是那些在贩卖添加剂中获利的人，其实也难逃被毒害，因为，这样的风气一旦蔓延开来，有毒的食品和药品，将无孔不入，无所不在，防不胜防。

显然，不是弱势者就一定道德高尚，也不是聪明人就一定不会自己害自己。很多人，即使明白了互害社会的实质，甚至自己和家人也深受其害，但只要没被抓住，还是惯性地去害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社会，没有一个正常健康的市场。作为市场的监管者和守夜人，政府一方面自己下场，扰乱了市场规则；一方面却严重失职，不做监守。当年三聚氰胺事件出来的时候，添加三聚氰胺的厂家，负责人被免职，厂家破产。但给厂家发放合格证书，乃至免检证书的监管部门，却安然无恙。在监管部门那里，监管，成了牟利的工具。一手发证挣钱，一手以监管作为威胁，鼓励企业上门公关。所以，造成了市场环境相对的恶劣。生产者要想在市场上生产，只能往歪道上想，在歪门邪道上做文章。

所以，要想改变这个互害的局面，唯一的解套之路，就是从政府开始做起，建设一个良性的市场。

作者博客：http://zhangmingrd.blog.ifeng.com/

（张鸣，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武夫治国梦》、《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53）》等。）

金宰贤：我不喜欢中国的十大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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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5-20 15:42:26　浏览1547264次｜评论460条

我写了一本书《中国，我能对你说不吗？》，书里描写了“一个韩国人眼中的中国”。我写这本书的目的是，想借此机会给中国朋友提供一个看待问题的新角度。这本书是这么开始的：

至今，我已经在中国生活九年了。随着时光的流逝，我对很多事情逐渐见怪不怪了，但是这十件事情仍然让我纠结。

一、乌龟网速

近日北京大学一位教授称：“中国网速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韩国的九分之一，这就叫断送未来。”他还说，信息化是当今知识型经济的基础，而网速是其根本。我严重同意此观点，并且乌龟网速经常让我怀念韩国的网速。我粗略估算过，因为在中国生活，我在九年期间到底多付出了多少时间：乌龟网速迫使我每天多花了最起码半个小时，九年累计起来，这个时间竟然达到1642小时，比德国人年均工作时间1419小时还多。换句话说，身处中国的九年让我多花的时间几乎等于德国人的一年工作时间！

众所周知，在一般情况下，上国外的网站比国内网站慢得多。不过让我哭笑不得的是，在韩国上中国网站的时候，我却发现其速度比在中国上网的时候快多了。这足以证明中国网速有较大提速的空间。

二、到底能吃什么？

由于一人独自生活在异国他乡，吃饭问题一直是我十分关注的问题。我一般在外边解决吃饭问题。此前让我担心的是，他们到底会用多少味精以及食盐。随着在中国生活时间的增加，我担心的问题也越来越多了。在2008年9月爆出的“三聚氰胺”事件彻底毁灭了我对中国食品业的信赖。那时我明白了，在中国，对一些人而言，常识是行不通的。

2008年前，中国品牌奶粉的市场占有率是百分之六十，而2011年洋品牌的市场占有率很可能超过百分之五十。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奶粉市场都被洋奶粉蚕食了，而这个产品并不需要什么高端科技，这颇有讽刺意义。

最近地沟油成为热门话题。虽然我仍然认为大多数餐厅不会用地沟油，但最近还是开始惦记此问题。其实食品安全问题不仅反映出行业缺乏监管，而且也反映出中国整个社会面临的一个结构性的难题。

三、过马路为何这么难？

我在中国的最大心愿就是不遭遇交通事故。每当过马路的时候，我感到中国是与韩国完全不同的世界。1998年底，我首次来北京，当时对陌生的中国交通环境很不适应。我以为这样的情况在十年后会改变，但可惜的是，似乎没有改变的迹象。令人更加担心的是，很多开车的人没把行人放在他们眼里。我很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这样，不开车的时候他们也是行人，即使他们开车的时候，他们的家里人也会在步行。即使行人不遵守交通规则不对，但考虑到和汽车相比，他们是弱者，开车的人应该更加积极地保护行人。

我最近觉得电瓶车比汽车更具有交通事故的隐患。我时常发现他们根本不看交通信号，前方没车就骑过去，逆行也是家常便饭，更不用说没把行人当回事。我想，中国的马路是当今中国社会的缩影，即没有规则或对规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顾眼前的、自己的利益，不顾长期的、共同的利益。

四、为什么在影院不能看《肉蒲团》？

3D《肉蒲团》在韩国开始上映几个月后，我才能在中国通过买盗版DVD观看了《肉蒲团》。老实说，我也好奇到底3D版的《肉蒲团》究竟是怎样的。在我看来，中国之所以不能上映《肉蒲团》，是因为至今还没实行电影分级制。老少皆宜是一种美德，但我们必须承认有些内容还是不适合所有人去观看的。

此前我去影院观看《色·戒》的时候，不知道这部电影已经被编辑成了老少皆宜的电影。后来在网络上我还看到了由初中学生写的一篇题为“终于看完《色·戒》”的文章。这是什么情况？中国为什么不实行电影分级制呢？

2010年广电总局副局长赵实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国目前还不适宜推进电影分级制。”他还说，相关部门对国外电影分级制进行了广泛的考察，并得出了“在实践中还没有看到非常成功的经验”的结论。我真的不敢苟同，并且难以想象没有电影分级制的韩国电影到底会是怎样的。

五、景区门票为何这么贵？

1999年我去西安参观兵马俑的时候，门票价格是六十元。当然兵马俑是值得掏六十元去观赏的，我至今还记得看兵马俑的时候感到的浑身震撼。

随着时间流逝以及物价的上涨，目前很多景区门票价格上涨得太离谱了。一些5A级景区动辄要上一两百元的门票。且不说中国大部分景区门票价格比韩国的门票价格贵，甚至超过欧洲发达国家的门票价格，比如法国卢浮宫的门票价格只是十欧元（折合人民币约八十七元）。然而中国人的收入却远不如那些国家的居民收入，我觉得许多景区的门票价格已经超过了大多数人，特别是当地居民承受的范围。

这可能与很多景区都变成一味追求盈利性有不小关系，乃至其公益性逐渐消减。但景区不是景区管理部门的，而是全民的共同财富。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有关部门要设计更加合理的门票政策。

六、不会说“对不起”

我以前写过一篇关于此问题的文章，那篇文章换来的当然是一片骂声。很多跟帖批评我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以我的个人经验来推断整个中国人。可是写那篇文章的时候，我已对这个问题琢磨了很久。和外国人相比，在很多情况下，中国人确实不愿意说“对不起”。柏杨先生也曾经批评过博大精深的“死不认错学”。

我觉得这里面有两个原因。首先这是中国人的含蓄引起的结果。一般来说，中国人不会说出全部内容。这令我时常考虑到前后的语境后，才明白对方真正的意思。其次是，我认为，中国人过于追求中庸。我很少看到中国人把责任追到底，大多事情中途都会不了了之。因此对被谴责的人来说，回避责任、拒绝承认错误才是最有效的策略。

七、好货贵，但便宜没好货

刚来中国时，我觉得中国的物价都非常低，尤其是首次听到西瓜的价钱后，我几乎大吃一惊。由于在韩国买卖水果的时候，我们是按个算价钱的，于是我认为西瓜价格便宜得不得了。后来我才知道那只是一斤的价格而已。不过当时我还是觉得中国是个购物天堂。那时候，包括水果在内的众多物价相当便宜，可是如今中国部分物价已经到了高得出奇的程度了，特别是好货非常贵，再加上便宜货没好货。

我逐渐发现在中国没有价格又适当、质量又不错的商品。很多高档产品的价格比韩国还要贵，所以我回韩国的时候才购买需要的东西，比如衣服、护肤用品等等。另外每当中国将面临长假的时候，中国游客便成为韩国媒体的关注对象。媒体报道的无非是许多中国游客在韩国商场大把大把花钱，回中国的时候，提着大包小包搭乘飞机，认为不少中国人太有钱了。这是事实，但他们却没看到中国游客买的很多商品价格比在中国便宜多了，所以中国游客才掏钱购买。

八、看病难、看病贵

我最不想去的地方，除了去银行排队，就是医院。眼下中国大多数方面硬件有明显改善，比如地铁、铁路、公路等硬件升级得似乎差不多了，只有软件方面尚待提高，但是医院里的设施仍然属于较差的状态。在我看来，在中国生活的九年间，最缺乏变化的也是医疗方面，不仅是医院的设施，而且是医院的管理水平以及服务态度等软件方面一点变化都没有。

我在中国最难以应对的就是去医院。如果必须要看病的话，我一般回韩国的时候再去医院。因为除了语言因素之外，在韩国看病比中国方便，有时甚至更便宜。我觉得，除了房价之外，医疗改革是中国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之一，并且它会直接影响到很多人的生活水平以及幸福指数。

九、花钱≠优质服务

我早就听说过在中国难以享受亲切的服务，于是自己打了“预防针”之后才来中国的。但是首次找零对方把钱扔给我的时候，我仍然惊诧。果真如此啊。此后我大大降低了对服务的要求，因为只有这样我才不会失望。因此，2007年去海底捞的时候，我简直被他们的服务态度感动极了。中国还会有这样的餐厅？这是我想不到的。目前有些餐厅以及商店的服务比以前改善了很多，但我觉得整个中国服务业的服务水平尚待提高。

最近回韩国坐高铁的时候，我偶然看到乘务员一进车厢就低头，并且走出车厢之前再低头一下才离开车厢。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老百姓的钱都是血汗钱，辛辛苦苦赚来的。如果我们要付钱，我们有权利享受优质服务。

十、房价！

这无疑是当今中国青年最关心的、最影响他们切身利益的问题，并且这才是区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关键因素。由于我不打算在中国买房子，这个问题没有像让中国青年纠结的那样令我头疼，可是我也亲身感受到了他们所面临的压力。特别是在北京、上海生活了以后，住房成了我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我估计很多年轻人同样被住房问题苦恼着。很矛盾的是，因为房价上涨是改革开放带来经济繁荣的结果，中国年轻人受益于改革开放的同时，也因为它承受着不小压力。

以前在北京大学读MBA的时候，我住过海淀区的东王庄小区。这个小区在那一带属于最简陋的，当时一个月租金大约2600元。今年去北京的时候，我偶然发现该小区的均价居然接近三万元。我估计在过去的十年期间该小区的房价涨幅可能超过十倍。当时我真没想到它会如此华丽地变成“天鹅”。

我已经讲述了十个让我不喜欢中国的理由。读到这儿，有人不由得会问我，你这么不喜欢中国，干吗还在中国？

其实这十个理由并不能让我忘却在生活当中或旅途中短暂接触的很多中国人对我的亲切。他们的善良和好意使得我喜欢上中国大地和在这里生活的人们。此外，我认为中国有像美国那样大熔炉的特征，她就像火锅一样，包容古今东西，不断地变化。尽管有十大理由让我不喜欢中国，但是这两大理由却足以让我喜欢上中国。

当今中国崛起已经成为了公认的事实，这使得不少外国学者专门寻找中国不能崛起的众多理由。刚来中国的时候，一件事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有一天，我坐了一位韩国前辈的车去市区。到了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我在车里看到的是一片混乱——面包车、货车、摩托车和行人都挤在一起。交通规则不起任何作用，只有喇叭在不断地响着。这真叫我心烦，可是眼前的这种场景丝毫没有影响到已经在华生活了好几年的那位前辈。他对我说了这样一句话：“当我看到这种场景的时候，我才能放下心来。因为在这样的中国，我才会有自己的用处。如果将来某一天中国人都遵守交通规则，恐怕到时我没有机会在中国发挥自己的能力。”

我写文章并指出中国的种种问题时，被中国网民批评过无数次。如果我不关心也不希望中国发展的话，我绝不会批评中国的任何事情。我之所以批评或说出我对中国的观点，是因为我希望中国变成更好的国家，也是因为我相信这样的中国不仅会给中国人，而且会给全世界做出更多贡献。

总而言之，我认为寻找中国不能崛起的一百个理由还不如给中国提出一个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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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宰贤，韩国专栏作家，在中国学习、工作多年，著有《中国，我能对你说不吗？》）

单士兵：教师为何过着“挣扎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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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5-30 00:21:09　浏览376310次｜评论479

有一份深深愧疚，多年来深植我心。每次触碰，都有一种难言隐痛。那是十年前，我是一名高中教师。有一天，在上完一节语文课之后，我轻轻放下教鞭，走出教室，走出校门，再也没有回头。

从那以后，我成为一名记者，辗转于中国很多城市。有无数个夜晚，我都想做一件事，那就是再回到那个教室，对着那群天真的学生，深深地鞠躬，真诚地说句“对不起”。人生很多事，都回不去了。这辈子，我的职业人生，注定永远背负着这份深重的愧疚。

现在，我也想说，在离开校园之前，我在经历着一段挣扎的人生。家境贫困，母亲生病，工资单薄，精神困顿，让我当时怀着痛苦与愧疚，告别校园，投入收入稍高的媒体。这十年，每到教师节，我都会在报纸上写文章，希望有更多人去体察中国教师的尊严与权利，关注他们的人生和命运，希望他们告别那种“挣扎的人生”。

“挣扎的人生”到底是怎样的呢？不久前，发生在河北馆陶县第一中学的高三班主任自杀事件，在我看来，就是最具普适性质的标本。未满三十岁的教师赵鹏，在收到当月1450工资这一天，选择服毒自杀。这份工资，就是他当月所有收入。在他留下的遗书中，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妻子和不到两岁的孩子。

“活着实在太累了，天天这样无休止的上班让人窒息，所领的工资只能月光。我决定以这样的方式离开这里”，在遗书里，赵鹏这样写道。这位年轻的高三班主任到底有多累？早上五点四十分，他得醒来，赶到学校与学生一起跑操，晚上到十点左右，他才能回家。每个月，学生放假休息一天。这一天，老师得用来批改月考的试卷。这种“格式化”的生存，让很多老师感叹，“我们工作就是全部，吃饭睡觉都是为了工作”。

这是赵鹏的人生，也完全就是我十年前生活的翻版。在中国，没有做过教师的人，很难懂得教师拥有的竟然是那样逼仄的人生空间，包括现实的，也包括精神的。许多年来，当教师待遇差被无数次呼喊到了让人麻木空洞的时候，人们慢慢开始产生一种错觉，以为今天教师已经拥有体面的收入了；在教育腐败一次次触目惊心地展示在公众面前之后，教师却慢慢成为这背后体制积弊与权力失范的替罪羊了。

没有做过教师的人，有时是不适合谈教育的。当我们感叹这一代“听话的学生”失去自由精神与独立人格的时候，我们可能没有想到，他们背后站着的其实同样是一代“听话的教师”。许多年来，对师德过度开发，对教师权利过多掠夺，让教师背负无限责任，渐渐已经改造了这代教师的人格，让他们离真正的现代公民越来越远，而是守在那四角天空里，想象外面世界的精彩，却又没有能力与勇气，走出去呼吸更加开放的空气。

于是，中国教师就这样过着“挣扎的人生”。他们抱怨，他们敏感，他们自尊。这些年，我只要与还在做教师的大学同学以及旧同事聊天，就一定会听到他们在诉苦，在喊累；我曾撰写过许多篇褒扬教师的文章，但哪怕极尽理性批评一个所谓的“禽兽教师”，在网上也一定会招致很多教师反驳甚至是辱骂。今天的中国教师，绝不止是在艰难的现实生存中挣扎，更多还是在精神空乏与理想缺失之中，让疲乏脆弱的灵魂找不到出口。

“当过去不再照亮将来时，人心将在黑暗中徘徊。”法国人托克维尔曾这样说。十年前，我就曾耳闻目睹太多教育权力对学生的无耻掠夺，以及对教师的种种尊严伤害。直到今天，我绝对自信，我是当时最受学生喜欢的个性教师。而个性的最大体现，也不过就是敢讲几句真话，敢于对教育权力说不，敢于批评相关教育制度。在中国，挑战权力与体制的结局，往往就是被孤立，被不容。所幸我那时因为写过一些文章，被一些媒体接纳。而更多教师长年机械地照本宣科，已经失去到其他行业谋求更好人生的能力了。于是，只能在生存艰难、精神困厄、权力控制的多重挤压中，无处遁逃，几近窒息。

在今年高考即将到来之际，我们不希望一个高三班主任的非正常死亡给广大考生带来心灵冲击。但是，一个生命死亡的代价，却又足以使我们看到这一代教师的人生困境。没有健康的教师，哪有健康的学生？没有健康的教育，当然也就不会有健康的教师。那么，面对中国教师“挣扎的人生”，现在也同样到了最迫切的时候，去反思到底为什么要把教师人格改造到远离独立与自由，让他们无法成长为有民主与法治精神的现代公民，来捍卫自身的休息权、健康权；让他们无法在民主与法治的轨道上，去拥有自己应有的待遇与福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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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士兵，媒体人，专栏作者。）

十年砍柴：免职官员复出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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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6-03 12:46:59　浏览88394次｜评论10条

近年来，被免职官员悄然复出的新闻屡见不鲜，据媒体不完全统计，近三年复出的有十二个比较著名的官员，其中从免职到复出时间间隔最短的仅两个月，多数被免职半年至一年后复出。

2010年10月江西省宜黄县因发生“强拆自焚案”，宜黄县委书记邱建国、县长苏建国皆被免职。当时，笔者发表一篇文章《对宜黄书记县长“冠带闲住”的分析》，认为“对邱、苏两位‘建国’大爷的处理，很显然就是‘冠带闲住’”，预料这只是为应付舆论的一种紧急措施，甚至可以说是带薪休假，等社会不再关注此事，“起复”可期。果然，2011年11月，两位官员在被处理一年后联袂复出：邱建国任抚州市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苏建国任抚州市公路局局长——皆是手握实权的正县级官员。

曾经有人说过：“围观改变中国”。确实，这些年来不少官员在“围观”的压力下被免职，可相当一部分人很快（基本上是一年左右）就复出，且多数级别不变。因此，围观者总有一种被戏弄的感觉。

其实，在当下的政治逻辑下，这很正常。既然“迫于舆论压力”，掌握官员升迁罢免大权的部门免除一些“犯错”官员的职务，那么“压力”不再或减弱时，复职则顺理成章。因为，“免职”并非权力系统的自觉行为。

冠带闲住　如果将观察分析的纵深度拉得更长一些，考察我国古代王朝对官员的处理之法，基本上可知，眼下多数官员的免职是属于“冠带闲住”。

冠带闲住是指某位官员的职务（古代叫差使）被免掉了，但其官员身份和相关待遇还在，他在闲住故园时还可以穿着相应级别的衣冠参加社会活动。除了官员犯罪被刑事处罚，仅就政纪处分而言，“冠带闲住”外，古代朝廷对官员还有两种处分：免职或降职而不免差使以观后效；削籍为民。

第一种处分多发在救灾、战争等紧急时期，因官员失误造成了损失，但并非官员主动犯错，且其作用不可替代。朝廷经常是下旨免除其官职或降职，让其在原岗位上戴罪立功。如果该官员后来能将功补过，原来的处分一并撤销。受过这种处分的官员实在太多，包括一些历史上非常有作为的名臣。而“削籍为民”就相当严重了。中国古代是个身份社会，等级森严，尤其是“官”与“民”之间有一道巨大的鸿沟。所以古代士人中进士后，一般说“释褐”即脱掉老百姓衣服，穿官服了。取得“官籍”是一个男人一生最重要的事，一旦削籍，就相当于现在开除公职。受此种处分后，要想复出，是相当的困难。

《红楼梦》第三回“金陵城起复贾雨村　荣国府收养林黛玉”，说的是贾雨村中了进士后，在为官期间得罪了御史，被参了一本，朝廷降旨革职，不得已当了林黛玉的家庭教师。后来经黛玉的父亲林如海，引荐给贾府，在贾府的帮助下得以复官。《水浒传》中的黄文炳，亦是一位“闲居通判”，被革职回老家呆着。所以他要立一件大功，才有可能起复，于是举报宋江浔阳江头题写反诗。可见贾雨村和黄文炳都是仅仅革除职务而未削夺官籍，所以只要有机会，复出为官并不太难。

对百姓的“合法伤害权”　那些被免职而“冠带闲住”的官员，其复出有何规律？一地、一事、一官，各不相同，能否复出，怎样复出，恐怕各有各的机缘，但若仔细分析，也不能发现一些共性的东西。

首先，要考察被免职或撤职的官员犯的是什么样的“错误”。根据法律和纪律，似乎性质和严重程度不难判断——但这些只是纸面上的，同样是“渎职”，同样是“领导责任”，放在权力系统内，真实的原因千差万别。简言之，要看这个“错误”主要伤害了谁的利益。靠对百姓的“合法伤害权”而谋利，实质上是皇家给官员的一种“福利”，只要不过分，百姓能忍耐，皇帝也睁只眼闭只眼。而伤害皇家的利益，“谋逆”属于决不可宽恕外，其对百姓的伤害一旦引起舆论哗然，朝廷的处理往往视具体情形而定。——古今虽不能简单类比，但有些道理是相同的。今天的官员如果得罪整个官员层，基本上是万劫不复了，而伤害群众的利益，如果引起媒体关注，也就间接地影响了整个执政党和政府的形象，因此其受处分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所谓的执政形象，往往是块公共牧地，尤其今天中国官员任免权已不像古代那样集中在朝廷，而是根据级别分解给地方，那么这种“影响执政形象”的错误，对一些地方政府负责人来说，其实质性伤害是很小的，所以因这种错误而被免职的官员，其起复的内部阻力很小。

其次，要看这个官员是单纯个人的错误，还是为一个集体决策或上司决策顶雷——即背黑锅。善于替上司背黑锅，是一门艺术，适当的时候主动替上司顶住压力，一般会获得犒赏。相反，不善于替上司和执政团队背黑锅的官员，其损害一般群众利益的“普通错误”就可能演化成损害团队或上司利益的“严重错误”。如明末朝廷既要在辽东和满清作战，又要在内部和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军作战，财力、兵力都不敷用，崇祯帝认为理性的选择是“攘外必先安内”，授意兵部尚书陈新甲和满清秘密谈判，明朝决定承认满清的对等地位并让出一部分领土，以求签订和平条约，腾出手专门对付内乱。没想到秘密媾和行动被曝光，士人阶层的爱国者很多，他们一致谴责这种“卖国”行为，陈新甲竟然实话实说，透露是皇帝的意思。崇祯帝饱受舆论压力，于是找个别的理由把陈新甲杀掉了。因此，如果是由于执政团队的错误甚至是上司的错误，为了应付舆论，处理某位具体办事的官员，来消减上司和整个团队的压力，那么这个官员是为了维护上司和同僚的利益做出牺牲的，那么等风声一过，这种官员一般会复出。由此可见，日记曝光私生活糜烂的原广西某市烟草局长韩峰，和强拆引起自焚的宜黄县委书记，所犯的“错误”是很不一样的。

最后，就要看被免职的官员在权力系统内的活动能力。这个道理很好懂，每个官员的出身、人脉和在权力系统内经营的程度是不一样的。贾雨村被革职，如果不是攀上贾府那棵大树，他复出的难度恐怕大得多。黄文炳没有这样的靠山，所以只想立一件奇功以求复出，却被梁山人报复，死得很惨。

“宜黄事件”发生后，邱建国在免职前说过：“在今后的发展思路中，一定要把民生放在第一位。宁可少上项目，甚至不上项目，也要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段话不无抱屈的意思。早知道会闹出这么大的事，作为县委书记，我还上什么项目？可在一些地方唯GDP政绩观中，不上项目，GDP从何而来？财税收入从何而来？官员的工资奖金福利从何而来？而要上项目，就很可能会有强拆，“老百姓的利益”很难放在第一位。如果官员们真的这样做，“老百姓的利益”倒是没被伤害，而伤害的恐怕就是官员层的利益。两相比较，一个官员的理性选择是什么呢？所以，从这个逻辑来看，邱建国书记怎么可能不复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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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砍柴，历史作家。）

彭玉宇：有些事急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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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6-05 09:11:09　浏览37126次｜评论16条

南京机场公路两侧百余棵香樟树，最近被挖了出来，接着再花七八十万元栽种了同样数量的香樟树。现场施工人员说，原先的香樟树太小，长得慢，现在换成大的，据说现在所谓“大的”香樟树树径比原先的也就大了三到四厘米。有关部门回答说，原先的树长得慢是因为土壤不好，地里全是石头水泥块等建筑垃圾。

这话说得有些好玩儿，树径大了三四厘米的香樟树跟以前的香樟树，肉眼看起来应该没什么差别。就算能看出来，这树在正常情况下年把两年也就长好了。哦，先前的土壤不行，致使种下了十多年的香樟树下一直营养不良。这就值得说道说道，十年前为什么要把树种在这样的土壤里，赶时间，还是糊弄人？十年时间其实也不是太长，完全可以倒查一下的。

这事的的确确不是一件好玩的事儿，所以听说后人们立即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用央视主持人白岩松的话来说是百姓从中看到了浪费，生意人则从中看到了利益。我以为此话有道理，但不一定全面。记得早些年听经济学课的时候，教授说有人为了拉动经济，促进GDP增长，会把一截铁管啥的埋到地底下，然后刨出来，再埋进去，再刨出来，不想增长恐怕都难了。这话当然说得绝对，如果真有人这么干了，恐怕他自己也会觉得无聊。不过类似的活儿还真没少做，做的时候稍微讲究一点掩耳盗铃的技术罢了，比如没少遭人诟病的拉链马路，修了挖、挖了修，一条路新近竣工剪彩了，但从剪彩开始就没消停过，今天换水管，明天电线又坏了，后天通讯线路又得重铺……如此反复，路面就像打满了难看的补丁。

要说起来，这跟把树刨出来然后再种同样的树有本质区别吗？没有。这些事做来做去，恐怕做的人自己也会觉得无聊。其实做这事的人也不一定天生有此嗜好，情势所迫，或者是典型的从众心理而已。是啊，修路赶工期，路破了；修桥赶工期，桥塌了；考驾照走捷径，马路杀手多了；恋爱抢时间，闪电离了；生孩子选日子，剖腹产空前多了……这还算有点谱，如果不考虑血统和面子问题，抱个现成孩子的恐怕大有人在。谁还会有心思讲究“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现在城市绿化已基本看不到“树苗”了，栽种的几乎全是成树，有的甚至是几百上千年的“古树名木”，人力物力财力虽然花得多了些，却不是自己的，由此赚来的风光和面子才是自己的。说到底这是心态浮躁在起作用，挖树种树成了一场秀，又有谁还会在乎树的生长年轮？大家都在浮躁，岂能要求在种树这件事情上独独做到淡定？

南京向以树多闻名，绿色也是这座城市的名片。也许正因为树多了，而且种树又不需要从小树苗长起，这也许是现在人不大爱惜树木的原因之一。早些年南京由“王斧头”当政时，将中山路上数千棵长了几十年的法国梧桐砍掉了，后来这个人因为贪腐被判了死缓。怎么说呢，对他的贪腐我并不是十分记恨，但对他大肆砍伐街头行道树却一直深恶痛绝。因为这是硬生生夺去了市民头顶上的一片绿荫，有切肤之痛，而贪腐却有另外人来管，咱老百姓是管不着的。“王斧头”砍树的理由是缓解交通压力，结果并未因为树砍了交通压力有丝毫缓解。“王斧头”被绳之以法了，但后来中央路、鸡鸣寺的雪松也被砍了，理由也说是缓解交通压力，现在路堵状况是越来越堵……

我一直不相信当权者讨厌树或者跟树有仇，之所以屡屡砍树是因为一些人被功利和浮躁蒙蔽了眼睛。的确，浮躁大概是我们这个时代显著的特征之一，许多事情都是因为浮躁而变得面目全非，那么浮躁又是因何而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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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玉宇，知名博主。）

闾丘露薇：我为什么那样容易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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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6-19 11:03:17　浏览107986次｜评论107条

在北京机场坐出租车，司机一听到目的地，就开始嘟囔。我一点也不意外，因为同样的情形遇到的太多了，从机场到我住的地方，要花七十多元，显然对于司机来说，远远低于他们的预期。

明白司机排队的辛苦，也理解他们想多赚点钱的心情，所以一般他们对我说，如果机场管理人员问我他们去哪里，就说去望京，这样他们再回到机场，可以不需要重新排队。我不会拒绝，当然我也不想说谎，还好到现在为止，机场管理人员从来都没有问过坐在后排的我，于是我可以装作听不见。

大部分的司机，虽然心里不快，但也接受这样的现实，个别的会在那里批评我，为何不坐大巴，非要排队坐出租车。遇到这样的司机，我会告诉他：使用怎样的交通工具是我的权利。然后我们之间会陷入沉默，空气里面飘满了一种僵硬的气息，而司机会加大油门，车身也会变得晃荡起来。当然，我不担心，毕竟司机再不开心，也不会把自己的车子和人命搭上去。

只是，我的心情显然受到影响。原本这个司机和我之间，只不过是一个购买服务，一个提供服务而已，如果各司其职，也就相安无事。

我一直觉得，服务者和被服务者，从来都是平等的关系，因为这样，生活相对更加简单。也因为这样，我特别看不惯那些在餐厅里面对服务员呼呼喝喝的顾客。

前两天坐飞机从深圳去北京，飞机刚起飞，安全带的标志还没有熄灭，机舱里面响起了一个巨大的声音：“服务员，服务员。”坐在我前面的一位男士，已经把座椅调节到躺下的位置，等到空姐走到面前，他很不高兴地让空姐把他脱下的鞋子收好。“给你们钱，你们不就是做这些事情的吗？”男士的声音，在灯光暗下的机舱里面，显得特别刺耳。

看着空姐在还在上升的机舱里面努力保持平衡，我有些失望。其实我好想大声告诉那位男士：安全标志还没有熄灭，他是不可以躺下的，空姐本身也是不能够走动的。当然，我没有这样的勇气，而且我觉得，这是空姐可以处理和应该处理的事情：告诉乘客这样的规矩，并且严格执行，对于这位乘客这样的要求，根本不需要理会。当然，我也明白，这是商务舱，不少乘客带着一种优越感，而空姐被要求要把乘客当成上帝，于是，关系从一开始，就变得不平等了。所以，即便最后飞机降落，这位乘客的座位一直处于平躺的位置，而根据我出行的经验，这应该是违反航空安全规则的行为。我当然看不惯这位乘客的做派，但是我同样对态度和善的空姐也很失望，很多时候，因为自己的不职业，因为纵容，或者怕麻烦，更无法获得尊重。

坐在机场的摆渡车上，车内正在播放广播剧，显然这是司机喜欢听的内容。以为只是深圳机场会是这样，到了北京，居然一模一样。听着那些拿腔作调的广播，我不知道别的乘客有怎样的感想，我只觉得一种煎熬。我没有出声，忍下来了，毕竟对我来说，也就是最多五分钟的车程。我也知道这样写，有些人会觉得我小题大做，甚至缺乏同情心，因为司机工作很枯燥，司机收入低，因此为何不能听听广播来舒缓一下呢？但我不知道会有多少人会和我一样有这样的担心：听广播会不会影响工作的专注度？太多的事故，就是因为一点点的分心。

这样想的人很多，每次我在微博上提到类似的遭遇，会遭到很多的批评，认为我的抱怨太多了，认为我不了解中国内地，言下之意，所有的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都是情有可原的。

因为做节目的关系，一个星期至少坐二次飞机来往内地不同城市，航班晚点，已经是习以为常的事情了，倒是准点，变成了一种意外惊喜，好像自己赚到了。其实仔细想想，是自己麻木了，妥协了，接受了这样的现实。只是，如果大家都接受了，那航班误点的问题就没有改变的可能，因为既然乘客们都不在乎，那航空公司又何必为自己增加麻烦？

前些天在深圳机场坐出租车，四个年轻人插队，管理秩序的保安，喊了一声，看对方没有回应，也就不再理会。我看不下去了，想大声叫停那些人，也尝试叫保安管，但是我的声音，在嘈杂的环境中，是那样的无力，就好像对着空气打出去的一拳，令人绝望，甚至有点滑稽。于是，当四个人坐的车经过我面前，隔着玻璃，我对他们伸出了中指，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做这样的动作，我不管他们懂不懂，我要让他们知道，也让周围看到的人知道，对于这样的情景，有人很生气。

不过，虽然我鄙视这些眼中只有自己的人，但是我对保安更加生气，因为他没有做好他应做的工作；我也很失望，当我叫喊的时候，排队等车的人们，就那样看着那四个人上车，无动于衷。嘿，各位，为何不生气呢？

作者博客：http://roseluqiu.blog.ifeng.com/

（闾丘露薇，著名记者、主持人，现供职于凤凰卫视。）

老愚：发骚女的半吊子性逻辑

博文地址：http://blog.ifeng.com/article/18524292.html

2012-06-29 08:55:11　浏览337568次｜评论152条

美与智慧缄默之后，身体当仁不让走上前台，充当给予某些人以力量的要角。

以裸露身体博出位的干露露们，颠覆了女性明星化的上位路径：只要敢脱，无畏也无所谓地暴露自己的肉体，你就可能成功。至此，性和身体登堂入室，机敏地实现了淫邪的合法化：能让媒体垂青的性—身体组合，仿佛可以和任何物品配对出场。

在当下，只要出现“嫩模”字样，一场同时推销物与人的炒作便开始了。

一个女人露点早已不能吸引眼球，母女一起脱得一丝不挂，才有足够的刺激。

身体，性，身体性。

是武器，也是工具。

制造欲望，并假装“艺术地”满足欲望。这是中国互联网商业进程中最惊心动魄的事情，搞怪，绯闻，车震，到最后一步到位，只用性做手段。他们自如地游走在法律和道德的峡谷中，践踏并不断突破道德底线，实现了身体性的革命。以邪治正，他们做成了。

任何一个神志正常的人，进入中国的营销环境和媒体空间，都会不由自主地产生无尊严感：在谋划高手活色生香的文案面前，我们降格为一个赤裸裸的欲望体，任由别人挑逗，并作出反应；不管作出怎样的反应，都已然是一个失败者——承认自己有欲望，就在挑逗你的人面前自然失去了贞操，因为他们感到征服了你，把你拉到和他们一样高的高度，挤出了你体内的欲望。

与男性以贪腐发财相对应，女性顺理成章地以身体作为本钱，并进而蔑视他人，这是末世的一大特征。

一个个以身体为本钱的女子无所畏惧地挑衅公域，以此收获知名度和自信心。

她们的穿着，刻意呈现的就是浓稠的性气息，让异性觊觎，让同性嫉妒，她们要让公共场合的空气因自己而颤抖。

“我的身体我做主”，在泛滥的身体性面前，谁也无能为力。上海地铁以微博善意提醒，意在婉劝那些蔑视社会公德的女子，不料却引发了强烈的反弹和嘲弄：两个诡异的女子，按照脚本上演了一出行为艺术，公然宣称：“我可以骚，你不可以扰。”这个故作流氓腔的口号，骨子里便是极端自私和冷酷的东西，这种掺杂半吊子女权主义的“性子弹”，其遵循的恐怖哲学是：我无论如何穿着，都是我的私事，你生理反应了是你的问题，你必须克制，而不能做出令我不爽的事情。

事实上，她们承受不了性挑逗引发的后果：如果侥幸碰到一个君子，他难堪，他忍耐；如果不幸遇到色狼或性饥渴者，倒霉的便是你。标榜女权主义的，别看她们现在梗起脖子跟知书达理的人犯浑，在更邪恶的暴力面前，大多会忍气吞声。在文明世界，女性身体并无特权，倘若以为自己有本钱就可以滥用，而且恶意使用身体语言，惩罚将不请自来。

法律颓丧，道德沦陷，一些无力的个体，竟然抱持唯恐天下不乱的态度，为邪恶壮胆，他们义愤填膺地谴责地铁公司，声称这则善意的微博侵犯了女性的个人权利，是为色狼开脱云云。

讲道理如今变得非常困难，你说公共道德，他说个人自由。而且，一有争论就故意推到极端，让有正常主张的人“难堪”：你看见大腿就想到了性交，你很道学很下流。穿衣服从来就不是一己之私事（私密空间除外），既是蔽体之需要，也是人之为人的标志，个性、趣味的呈现与传达，在此前提下才有自由空间。通过穿衣让人尊敬和欣赏的，那才是合适的；若只让人看到了性，用淫邪的眼光打量你，你一定是失败的。

在文明社会，女性身体上布片的多寡真的是小问题，但在一个各行其是的无道德社会，当男性以权力和金钱占有女性为荣，而女性也乐于以身体换取利益之后，炎炎夏日，某些女子着装的薄、透、少，造成充满性暗示的社会氛围，不仅让男人觉得自己被人视作潜在性消费者尊严受到侵犯，而且也让正派女性难堪，因为这些人的做派降低了异性对自己的评价，所以说，犯骚不只是个人的私事，由此而来的羊群效应遮蔽了美德和智慧，这才是大问题。

因“薄露透”遭色狼袭扰，地铁公司当然有疏于维持秩序的责任，但当事人就没有一点问题吗？随机的性唤起会引发犯罪，难道不是一个常识吗？为自己好，也当自重。

一些人一直把自己当成幼儿，她们身体成熟了，人的意识却一直未能同步发育。舆论的天平绝对不能倒向她们。

你不可以犯骚，犯骚必被扰。当你放任自己的身体时，你难道看不见周边那一道道异样的目光吗？你如果已经修炼到刀枪不入的地步，另当别论。

作者博客：http://laoyu.blog.ifeng.com/

（老愚，陕西扶风人，FT中文网、《新周刊》专栏作家，著有《在和风中假寐》等。）

韩浩月：密集恐惧症，人人都有的“中国病”？

博文地址：http://blog.ifeng.com/article/18692423.html

2012-07-10 09:39:01｜浏览40725次｜评论18条

夏季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地铁的上下班高峰期，时常会给乘客带来无法忍受的体验——炙热与拥挤让人心浮气躁，争吵打骂每天都有发生，人多所带来的恐惧感，正在激发都市人的隐居梦越来越强烈，看到人群聚集就头晕，成为都市人的逃离借口之一，但恐惧归恐惧，真正离开的人没有多少，相反，大城市人口增加的速度一点儿也没放缓。

春运时众人挤乘火车的画面曾是典型的中国形象，但那种拥挤在今天许多城市都已成司空见惯的场景，城市公交可谓“天天是春运”，另外，在医院，在节假日的公园，在特定日期的广场，在每一个招聘会，在大型演出现场，在大多数博览会……无时不见人头涌动，不是每一位害怕人群聚集的人，都可以脱离这些场所安静地生活，“城市病”的一大特点是，谁都无法不被其袭击。

可以说“密集恐惧症”是“城市病”的附加病种。人为何要奔城市而来？因为城市有各种优质的资源，有相对公平的环境，有实现自身价值的条件，有追求梦想的机会……与这些相比，“密集恐惧症”不算什么，陈丹青曾说中国人的信仰是“活下去最要紧”，但在人们要求不仅要活下去而且要活得有质量的时候，对于“密集恐惧症”的抱怨与厌恶就会愈加强烈。

追寻“密集恐惧症”的形成基因，会发现生存本身所存在的一些悖论，我们需要信仰，但却急功近利，在拜佛的时候一拥而上，眼睛里看不到虔诚只有焦灼；我们需要理想，但却不懂得理想是什么，于是才有那么多人把国考和艺考当作出人头地的通道，万人抢走独木桥；我们需要理性，但在许多围观事件中，却只有麻木的盲从，会被一个谣言搅得人心惶惶……

社会的畸形发展为“密集恐惧症患者”群体化扩大提供了最好的温床，密集的劳动力在创造着城市文明，但在城市文明展示它魅力一面的时候，却无情地抛弃了为它输血的人群。制度的藩篱仍然在区分着人与人的差别，制造着种种不平等，但愈是如此，对对岸的渴慕会让被歧视者想强烈地跨越障碍享受平等。“密集恐惧症”是人的群体属性的最好体现，有时候人真的宁愿承受群体的拥挤，也不愿忍受被抛弃的孤单。

和城市充满“密集恐惧症患者”不同，相对应的是乡村的寂寥与空荡，这是另外一种性质的恐慌，让我们看到另外一个被“孤独恐惧症患者”所拥有的中国。如何让人与人保持密切的、合作的关系，同时又拥有彼此尊重、不至于冒犯的距离，成为一个像麻绳团一样越解越乱的社会难题，放弃对特权的守卫、让人人拥有自由的信仰、可以争取归属于自身的生存权利，这才是消解“密集恐惧症”的方法。

有这样一个故事，把斗鱼放到一个鱼缸里，它们会相互厮杀，直到全部死亡，而将它们放养于江河湖海中，每条鱼才会繁衍并拥有自己的家族和幸福的生活。我们现在就是被放置到鱼缸中的斗鱼，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冲出跃身投入自己的江河湖海。

作者博客：http://hanhaoyue.blog.ifeng.com/

（韩皓月，资深文化评论人，曾在十余家传统媒体开设专栏，代表作品《爱如病毒，喜欢潜伏》。）

陈方：中国年轻人为何不敢晃荡青春？

博文地址：http://blog.ifeng.com/article/18705866.html

2012-07-10 23:51:28　浏览273271次｜评论106条

飞机上，座位旁边坐着一位外国年轻人，他刚刚参加完湖南卫视“汉语桥”的比赛，要飞到石家庄找他在德国结识的朋友。

他是波兰人，在德国学习工作了很多年，这一次代表德国参赛。比赛的成绩不是特别好，但正好可以利用参赛完的时间在中国和朋友一起旅行。波兰小伙说这一次可以在中国待九十天。我好奇，“你不用工作吗？”他说他还没有固定工作，在德国打工挣点钱，然后就去周游世界，他说他去过很多国家，认识了很多人，旅行改变了他的人生。继续好奇，我问他多大了。他说，现在已经二十八岁了，不过还可以再尽情晃荡几年，然后再把生活固定下来。

一个二十八岁的波兰小伙还可以如此自由自在地过着“年轻人”的生活，让人好生艳羡。在中国，一个二十八岁的小伙子该是什么状态？二十八岁的中国年轻人已经不再年轻，我们在着急地恋爱结婚生子，着急地买房买车，着急地拼事业。我们在焦虑着如果三十岁还不能出人头地，这辈子可能就“完”了。

我依旧好奇于波兰小伙的“晃荡”状态在别人眼里是不是很另类，他对我的问题表示很惊讶，他说在他生活的环境里很多年轻人都是这个状态。他问我难道没有出国旅行过吗，没有看过世界吗，那你年轻时都做了些什么？

我和大多数中国年轻人一样，毕业后就开始按部就班地生活。一个二十八岁的中国小伙，如果还没有一份固定的工作，还没有结婚成家，整天晃荡来晃荡去，那他一定是主流社会舆论里的另类，甚至还会被贴上“社会青年”的标签。

“主流”了，“正常”了，不能说不好。但必须得承认，很多中国年轻人还是渴望能拥有一段“晃荡的青春”，否则，我们也不会一看到别人在“晃荡”内心就心生感慨。年轻就应该有年轻的状态，遵从内心的奔放和自由，能按照自己内心的意愿和兴趣生活。比如，那位波兰小伙对语言感兴趣，便开始学习汉语，他从不考虑学习汉语能不能为将来谋生。而我们不行，大学选择专业时就必须考虑将来的就业情况。

中国的绝大多数年轻人一毕业就被庸常的生活绑架了，为什么我们失去了“晃荡青春”的勇气？一方面，传统意义上按部就班进入主流轨道的“社会习惯”主导着我们；另一方面，社会现实在一定程度上也剥夺了“继续晃荡”的机会。世俗社会中，“剩男剩女”所带来的家庭压力还可以抗争，但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人必须寻得谋生的饭碗。就业形势不容乐观，毕业后如果不尽快占领一个“坑”，等你晃荡够了，这个“坑”早就被别人占了。社会上那些待遇较好的单位，在招聘时一般都只对应届生开门，往届生乃至“社会青年”是很少有机会的，找一个待遇一般甚至能勉强谋生的工作，又必须考虑到未来的养老前景。

波兰小伙并不完全理解这样的“纠结”，他在德国认识很多中国年轻人，这些年轻人的状态和他也有些相似。但从他的讲述中我能体会到，他眼中的那些中国年轻人之所以敢晃荡，大抵都是因为家庭条件比较优越宽裕，晃荡完青春，并不影响他们以后稳定的生活。这和家庭背景一般的波兰小伙的晃荡状况截然不同。

一毕业就“老”了，那是因为我们没有太多选择。你可以在内心晃荡青春，但不能以生活的姿态晃荡，你必须找一个主流的外壳来保卫你晃荡青春的内心冲动；如果说你想像波兰小伙这样以生活的姿态“晃荡青春”，那么必须付出有可能“晃荡一辈子”的风险代价。

如果哪一天中国年轻人可以随心所欲晃荡青春了，那一定中国的社会问题存在最少的时候。

作者博客：http://blog.ifeng.com/1274849.html

（陈方，《燕赵都市报》时评部主任。）

张敬伟：“流氓猪”的娱乐精神与城市气质

博文地址：http://blog.ifeng.com/article/19558001.html

2012-08-24 08:16:32　浏览32435次｜评论7条

最近，在郑州地标性建筑“中原福塔”的广场前，一尊雕像“火”了。有网民向心通桥反映这尊雕像的动作太过“流氓”，而设计者认为其实是“小猪在给妈妈捶背”。网友称呼这对卡通猪为“流氓猪”，认为它们的动作是在“爽歪歪”，把这样一对衣着暴露的“流氓猪”摆在大庭广众之下，并且被孩子们骑来骑去实在不雅……（22日《中原网》）

中国各地的城市雕塑屡屡成为人们的笑柄。今年以来，中招的就有西安的“长安门”，襄阳的“射雕情缘”，乌市的“十八米飞天”等，和上述雕塑相比，郑州的“流氓猪”无疑是最具娱乐精神的一个。因为“流氓猪”既不劳民伤财，也缺乏宏大叙事，就算设计者赋予“孝顺”的象征意义，也不过给民间解读增添了更多的反讽意味。

从画面上看，两个猪的造型确实充满争议，一公一母、拟人化的袒胸露乳和亲密接触的造型，既可以理解为小猪为母猪捶背，亦可以解读为两只猪在“爽歪歪”。截然相反的两种表达并不令人惊奇，这说明公众的娱乐精神，也体现公众对城市公共建筑的关切。

城市雕塑不只是装点城市脸面的首饰挂件，而是体现城市气质的符号象征。商业文明繁荣的西方城市，从欧洲城邦时代起，写实性的城市雕塑无处不在。作为农业文明的代表，中国历史上从来不缺繁华帝京和都市，但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西方城市。因此，城市雕塑从来没有真正走向寻常市井，不具世俗意义，只是象征皇权威仪至高无上的符号。

中国真正的城市雕塑，实际上是在改革开放之后。但基于城市文化的积淀不深，价值城市化进程的洪流浩浩荡荡，中国城市雕塑或不伦不类地拷贝西方模式，或以城市治理者的喜好而存在，或者是政绩工程的道具标本，甚至是挂羊头卖狗肉的权力寻租所致……一句话，中国城市雕塑的痼疾，恰如一位突忽而富的妇人，缺乏最基本的审美常识，而只能用穿金戴银来彰显身份，结果自然是俗不可耐。简言之，中国城市雕塑不仅不能反映城市的气质，反而异化为画蛇添足的城市恶俗。

故而，中国城市才会出现城市雕塑拆了建建了拆再拆再建的恶性循环，而不管如何建，总能引发舆论热议甚至公众恶搞。不是人们对中国城市过度尖刻，而是中国城市确乎患上了注重外表匮乏气质的城市病。从一线城市到二三线城市，中国城市尽刮摩天大楼风，而且很多城市要争世界第一高。城市天际线是高了，地上的马路也宽了长了，高架、地铁也纵横成城市立体化交通。各种历史的、现实的、写实的、抽象的、怪诞的城市雕塑也点缀其间。按理说，中国城市的现代化程度应该很高了，和西方城市相比，中国城市也应算得上“气质美人”了吧。可别的不说，一场大雨就把包括首都在内的北京城市现了原形。中国城市金玉其外的宏大建筑，包括一众城市雕塑，让中国城市在地球人面前成为“银样镴枪头”的现代笑谈。

笔者无意将“流氓猪”雕塑也归入城市形象的败笔，笔者普遍性中也包含有特殊性。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流氓猪”雕塑同样是雕塑者按照自己的意愿或秉承城市治理者的旨意来完成的，这种或来自权力或艺术的孤芳自赏，由于缺乏事前的民意考验和世俗化认可，因而成型之后难免会在众意的审美联想中娱乐化、恶搞化。因此，这样的雕塑，同样彰显不出城市的个性与气质，自然也是失败的城市雕塑。

当然，“流氓猪”释放出来的娱乐精神，是无伤大雅的，经过民意和时间的洗练，人们会慢慢接受，搞不好它还会从城市笑点变成亮点呢。

作者博客：http://blog.ifeng.com/1042550.html

（张敬伟，时评作者，知名博主。）

陈季冰：“保卫大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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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9-06 18:25:21｜浏览197766次｜评论186条

一．“乞讨排行榜”

上海市公安局城市轨交总队徐家汇站治安派出所的警官们大概做梦都想不到，自己发的一条微博竟然会掀起一场全国范围内的舆论口水仗，这场激辩的主题听起来既老生常谈又那么生猛火爆：究竟是上海人排外还是在沪外地人文明素养低下？

说起来，这个主题与轨交警方所发微博的内容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此前，那个名叫“轨交警花”的官方微博发布的是一个被媒体称为“乞讨排行榜”的东西。它说，“自2008年以来，在进综合执法工作站次数的排行榜上，二十二岁的何某以三百零九次位居第一。他来自辽宁，暂住在火车站附近，文盲，脚上有残疾。八十八岁、来自安徽凤阳的陈老太以三百零二次暂列第二。据警方透露，她下午与老乡打麻将，赢钱就不出来，输了就出来讨点赌资；二十五岁的包某排第三，他与老婆一个吹笛一个卖唱，但两人都是开音响假唱。”

微博还称，这些“职业乞丐”月入过万，出入肯德基甚至高级饭馆，还经常演戏欺骗好心路人，直至拉拉扯扯胡搅蛮缠……显然，“轨交警花”的意图是提醒地铁乘客不要上这几个诈乞者的当。

在当今中国社会一方面官民贫富极度对立、另一方面又对所谓“弱势群体”无原则地爱心泛滥的舆论场中，警方这种“公示”招徕一些尖刻批评原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外埠相继有媒体发表评论认为，上海轨交的这种做法侵害了这些行乞者的公民权利，而当有评论员写出“何苦为难穷人”这样煽情的话语时，原本想要主动做点实事的“轨交警花”更是遭遇到了巨大压力。

在我本人看来，既然上海市人大常委会颁布的《上海市轨道交通管理条例》有明确规定，轨道交通设施范围内禁止乞讨，警方也确实掌握了那三个人诈乞的充分证据，况且“轨交警花”微博既未公布他们的真实姓名，也没有发布他们的照片，因而对警方“侵犯人权”的指责恐怕是相当勉强的。至于说这几个行乞者究竟是不是“弱者”以及他们走到现在这一步的社会根源，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实非轨交警方分内之事。当然话还要说回来，就上述几点争议较大的问题——包括地铁内不准行乞的法规是否合理——进行见仁见智的讨论，不管怎样都不是什么坏事。

但令人感到不解和吃惊的是，在争论的两端，“轨交警花”的“向地铁乞讨说不”的呼吁获得了上海市民的如潮响应和本地媒体一边倒的支持，却遭到了外地舆论更加一边倒的尖锐批评。

时评家们连日来在外地媒体上表达了压倒性的反对意见，例如《“乞讨排行榜”还是不要了吧》（见8月19日《新京报》）、《“乞讨排行榜”是种示众式羞辱》（见8月20日《华西都市报》）、《“乞讨排行榜”考验城市管理雅量》（见8月21日《广州日报》）、《“乞讨排行榜”警示公权应有边界意识》（见8月20日《荆楚网》）等……

而上海媒体则纷纷摆出一副低调理性的姿态予以反驳，8月20日的《东方早报》在头版刊登题为《市民支持轨交警方整治强行乞讨》的报道，“揭露”了那些职业乞丐的各种丑态。文章还援引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顾骏的话指出，“管理部门发布这个排行榜是一种无奈，应该谈不上一种歧视……强讨者利用人们的同情和怜悯，将之变成一种发家致富的法宝，这种行为是违背社会道德观念的。”此外，《“乞讨榜”本质上是一张“防骗榜”》（见8月20日《新闻晚报》）、《“空间压缩”时代的地铁乞讨问题》（见8月22日《东方早报》）之类的评论文章也从多个侧面论证了警方行为的正当性。

这种对峙局面的形成，非常不幸地使一场原本应当是有关公民权利与执法尺度问题的讨论必然在中途变调，异化成了一场围绕“上海人”与“外地人”之间“地域歧视”的骂战——在微博上，一些情绪激动的上海网民抱怨在上海打工的外地人“不遵守社会公德”、“素质低下”，认为他们“没有资格管上海的事”，甚至要求他们“滚回去先把自己那块穷乡僻壤管好”……而“外地人”则反唇相讥上海市民“小气”、“排外”，只知“崇洋媚外”，批评“上海人没有资格觉得自己高高在上”，强调“上海是全国的上海”……

二．“宽带山”们的焦虑

事实上，这种情形的出现已有一段时日了——绝大多数牵扯到沪籍与非沪籍人士的争端或由外地媒体发起的涉及上海事务的批评，最终几乎都会演变成沪与非沪的身份与地域文化之争；而围绕“电台开办沪语节目”、“公交车增设沪语报站”之类事关本土文化传承的讨论，更是每每变得那么意气用事。

也许不少人至今仍然记得，几年前上海发行量最大的《新民晚报》社区版曾刊登过一篇小文章，戏称“在陆家嘴一带（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CBD，聚集了大批海内外金融企业，有些类似于纽约的曼哈顿）说上海话的都是穷人”……一句再明显不过的自嘲式玩笑话，居然在市民乃至政府高层引发轩然大波。

这一系列夸张的反应，都泄露了过去曾自诩高人一等的上海市民内心深处的巨大焦虑。

本周公布的最新人口数据有力地解释了这种焦虑的出处：截至2012年6月，上海实有人口为2433.4万，其中外省市来沪常驻人口达到982.3万，比2000年增长了183％……这种外来人口的巨量涌入，在给上海带来人才、劳动力和发展活力的同时，也难以避免地与本地习以为常的社会秩序、文化传统发生越来越多的冲突。当然，对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产生最直接的影响的，还是这些外来移民大量挤占了本已稀缺的教育、医疗等福利资源，提高了的犯罪率，并使城市的整体文明素质出现下降……

所有这些，都无不使人不由自主地同回归十五年之际的港陆之间的紧张关系相类比。所不同的是，上海毕竟不是香港，没有一道栅栏和一个边检站可以把自己这个“现代化孤岛”与潮水般的“前现代内陆移民”阻隔开来。此外，如果说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上海还沾到了中央政策不少光的话，过去十年北京政治风向的变换也进一步加剧了上海人的焦虑与失落。

只不过，由于这个话题既不符合中国官方意识形态的“政治正确”，又容易捅底层民意的马蜂窝，所以，长久以来大多数人在台面上一直缄默不语，假装它并不存在。而那些对外地人的“劣迹”深恶痛绝而本身又较少有身份顾忌的年轻一代上海网民则聚集在类似“宽带山（KDS）”这样的网络论坛上抱团取暖，以各种尖刻的话语嘲讽、控诉“乡下人”的罔顾秩序、粗鄙野蛮。

有很多时候，“宽带山”们的怨气其实更多地指向当局。因为在他们看来，上海的城市管理者非但没有维护本地市民的利益，反而是过于“宽容”、甚至纵容外来破坏者，以至于上海人反而在自己家里“受气”。当然，他们也绝不会同意自己的言论是“排外”。他们会异口同声地宣布，自己排斥的不是外地人和穷人，而是缺少公德、不讲文明的“瘪三”。

在关于轨交“乞讨排行榜”的激辩中，沪上一位老资格的媒体人、《新民周刊》主笔胡展奋所发的微博集中体现了沪人身上的这种焦虑：“到处都是‘烧香赶走和尚’的景象！一个城市已经‘宽容’到连自己的方言都快消失了，还在说它‘排外’，这一刻，你们要求沪人都是圣人，你们且自问能否达到如此境界？可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

三．上海这一片“滩”……

几天前在MSN上与一位来自苏南江阴的年轻的经济学博士聊起这件事，没想到他也一个劲地抱怨周遭环境对外地人的排斥，真是令我唏嘘良久：上海这个号称海纳百川的移民城市真的退步了吗？

将近六十年以前，我的父母从江阴对面的海门（隶属于江苏省南通市）农村来到上海，追寻他们心目中更加美好的生活。虽然至今依然乡音未改，但他们好像从未觉得自己是“外地人”，周围人也似乎从未因为他们的口音不是纯正的上海话而认为他们不是上海人。相反，虽然没与父母交流，但我相信，他们一定坚决地认为，自己亲身参与了现在上海人引以为豪的那种“城市文明规范”的建构，他们就是上海。

说起上海，无论是上海人还是外地人，第一反应就是外滩。确实，“外滩”这个名词对于上海和上海人，就像“黄河”这两个字之于中国和中国人——它不仅浸透了这座城市的历史记忆，也生动地展现了这个城市独一无二的精神气质。

作为中国最年轻的城市，现代上海其实本就是一片“滩”。它的最令人向往的地标不是什么“宫”、什么“殿”，或什么“关”，也没有高大巍峨的城墙和宽阔坚固的护城河。上海，还是中国唯一一座没有书写着典雅名称的“门”的城市。这个事实，仿佛从反面告诉所有人：进入这座城市的大门无处不在、无所不在。就像一湾不设防的海滩、一片没有围栏的滩涂，任何人都可以来，来了以后全凭自己的智力、体力、耐力和运气在陌生的人群当中找个立足之地，没有人会在意你或者来管你。这意味着，既不必担心这个城市会因为你的身份而赶你走，也不要指望它会因为你的血统而给予你什么有别于他人的特殊照顾。

叫它“冒险家的乐园”也好，称之为“创业者的天堂”也罢，总之，这就是“滩”的精髓——开放、自由，同时当然也伴随着冷漠和势利。也许还有更重要的一点：站在“滩”上的人，总是习惯于朝浩瀚大海外边投以毫无保留的憧憬目光，而不是像站在“关”上的人那样，时时带着敌意警惕地俯视着关外……

但这在很大程度上已是我们对过去那个“大上海”的残缺记忆。

上海无疑是中国乃至整个东亚第一扇面向西方和现代开放的门户，然而，种种先天不足和后天失调却终究使得上海文化煮成了一锅文化转型大格局中的夹生饭，身处传统与现代、农耕文明与工商文明的纠结交锋之中左右为难、进退尴尬。多年以来，上海就像一个被一群满怀敌意的“乡村”及“衙门所在地”包围着的“半吊子”的“城市”。我所说的“先天不足”，主要源于上海的所谓“先进文化”是外来者强加于中国的；而“后天失调”，则是指上海这座“城市”在顽强抵抗1949年以后试图重新将它变回到“农村”或“衙门所在地”的强大力量的过程中，染上了许多一言难尽的痼疾，包括我最反感的封闭心态。

一方面，假如中国认为自己应当原封不动地回复鸦片战争之前的状况，那么上海就的确是一个可恶、可笑和可耻的“小市民”；但假如中国想要融入现当代世界中去，甚至成为未来的弄潮儿，那么上海就是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先驱”，虽然她的步履如此蹒跚和笨拙。而在另一方面，不管上海在中国追寻“现代转身”的漫长历程中领先了多少步，有多么充分的理由用“咖啡文化”嘲笑“大蒜文化”，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个年轻的城市也如同这个古老的国家一样，远没有最终完成这一曲折艰辛的任务。她甚至连精神上的准备都还没有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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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季冰，专栏作者，《上海商报》副总编辑。）

张千帆：孔子会如何对待随迁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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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9-29 20:48:30　浏览49052次｜评论19条

我近年来帮助随迁子女呼吁在就读地高考和录取的权利，据说招来不少京籍家长在网上骂我“背叛”了北京人的利益。有记者问我，“你也是北京人，为什么提出的主张对北京人不利？”我回答她，以户口为标准，我确实是“北京人”，应该对北京忠诚，但我首先是中国人，首先要对中国忠诚。同为一国人，你歧视我、我歧视你，这算什么事儿？如果北京人的利益是正当的，有需要的话我当然会帮助争取，但是不正当的利益不能要，就和偷来的东西不能要一样，否则看上去对自己一时有利，其实最终是害了自己。

至少儒家是这么看的。如果我们问问中国第一位大教育家——孔子，他会怎么看随迁子女的高考问题呢？对他来说，这根本不是一个问题，而今日居然成为一个困扰中华民族的问题，他会感到匪夷所思，因为远在两千多年之前，他就提出“有教无类”的伟大思想。只是因为父母的户籍不在当地，就不收人家的孩子上学，甚至不能在当地参加考试，这是什么道理？作为教育家，他的目的很单纯——得天下英才而教之。即便他老人家的私塾声誉日隆，报考人数剧增，也自然是谁都可以来考，试卷统一、择优录取，和爹妈的户口有什么关系？

当然，我们未必都有孔子那样的博大胸怀，但是作为一种大气的传统，儒家至少教导我们做人要堂堂正正。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大公无私、舍己利人，而只是要求我们尊重他人的基本利益，不贪不义之财，不谋不义之利。儒家是反对争利的，但是如果不得不争的话，也要像君子那样遵守规则。当然，规则首先要公平。如果你和别人竞赛百米，自己在起跑线上已领先别人五十米，最后赢得比赛又有什么光彩？儒家对这种偷来的“胜利”自然是十分不屑的，觉得太丢自己面子了，仿佛自己技不如人才需要规则上的“特别照顾”。人人都有尊严，不公正的竞争规则不仅损害了败者的权利，也让胜者颜面扫地。胜者看起来得利了，实际上却亲手用不正当手段贬损了自己的内在尊严，就和盗窃把自己降格为小偷一样。

目前的大学招生考试就是这样一场不公平的比赛，京沪等教育发达省市的考生在起跑线上就已领先其他地区一大截。这还不说，对于邻居家的孩子，即便平日学在一起、玩在一起，可是到了高考的时候，就因为他们父母的户籍不在本地，硬是让他们回老家考试。如此不义，情何以堪？又有何颜面面对倡导“有教无类”的祖先？每年高考都是近千万青年参与的白热化竞逐，但竞争规则却是明显不公平的。京籍学生即便在这样的竞赛中取胜，进了北大清华，又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呢？北京的家长也许会说，是他们对北京的贡献让他们的孩子获得考试和录取上的优先权，但是长年在京工作的外来人员难道没有对北京作出贡献吗？更不用说，北大是中国的而不是北京的北大，不能因为它在北京就特别照顾北京的孩子。

前不久，有人送北大“北京人大学”的牌匾，不仅被拒收，而且被拘留了。这种做法也是十分不大气的。大气的做法是把牌匾收下来，像我们祖先那样反躬自省，有错即改。北大固然不纯粹是“北京人大学”，但是录取过程中特别照顾京籍考生则有数据为证，不可否认。事实上，我不仅主张北大应该率先取消大学招生的地域歧视，而且还建议废除大学行政化以及北大在此体制下享受的特权。这样，是不是又有人要指责我“出卖”北大的利益呢？我认为，自己如此主张的动机和效果都恰好相反。取消特权、公平竞争不仅有利于改善中国大学教育的整体格局，而且对北大自己也好。真正的品牌从来是在自由竞争中产生的，特权保护只能造就“八旗子弟”，如何能创造北大自己要追求的“世界一流”？

事实上，我们的不大气不仅让自己成为不义之人，而且也让我们每个人都为这种不义付出了沉重代价。教育部长袁贵仁坦承，中国教育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稀缺。但是改革三十多年，为什么中国人的物质资源极大丰富，惟独教育资源还是一如既往地稀缺呢？归根结底，中国的经济增长源自于改革打破了计划经济，而教育停滞不前则是因为我们仍然以计划模式管制教育。在这种管制模式维持的三六九等之下，清华北大永远是其他大学无法望其项背的“龙头老大”，仅在招生过程已占尽先机。民办吉利大学则永远只能吃些残羹剩肴，以至不得不在北京火车站做招生广告；只要教育行政化管制不变，它们永远无法成为受考生青睐的名牌大学。歧视性的教育管制模式扼杀了中国教育资源的增长力，使我们的孩子永远只能“千军万马”争夺雷打不动的那几所获得册封的“顶尖大学”。和山东、河南的考生相比，北京考生的压力也许小一些，但是他们的日子难道就好过吗？通过自以为得利的歧视，我们极不明智地把自己的孩子放在生存狭缝中。

我相信北京的学生是大气的，是不屑任何特殊“照顾”或“保护”的。一旦他们知道现行招生与考试制度的不义，他们不会留恋这个制度赋予他们的特权；他们会选择和全国各地的同学在同一条起跑线上，按公平的招生和考试规则平等竞争。其实，即使以目前极其有限的教育资源，各地大学对京沪学生的大门仍然是敞开的。北京青年不要总是蜗居于一隅，有志者要放眼天下。整个中国都是属于你们的。只有中国变得更好，北京才能延续自己的繁荣。一个有活力的中国必须是公平竞争、人才流动的国家。北京考生可以走出去，外地考生也可以走进来，至少不能排斥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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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千帆，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政府管理学院双聘教授，中国宪法学会副会长。）

王建勋：法治是官员的护身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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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0-09 22:54:29　浏览85689次｜评论69条

“表哥”杨达才栽了个跟头。或许他怎么也不会想到，竟栽在了自己的名表手里。当然，导火索不是他佩戴的多块名表，而是他在惨不忍睹的交通事故现场面带微笑。

作为一省负责安检的大员，在一场造成三十六人遇难的特大车祸面前，即使没有悲伤或者怜悯的表情，也不能摆出一副悠闲自得、面露微笑的模样。在遇难者家属悲痛欲绝、举国民众为之哀伤的情景下，身居高位的官员居然看起来心旷神怡。即使他对此次事故没有任何法律责任，也不应如此不体恤民众，如此冷漠麻木。公众之所以对“微笑局长”不满，是因为他们看得出来，这位局长大人与民众之间的心理距离十分遥远。没有感同身受，只有隔膜横亘。

原因之一在于，“微笑局长”之类的官员与民众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与纽带。如果他是由民众选举产生或者由民选的长官任命，恐怕不大可能会有这样的表现，因为他会或多或少感受到民众的力量与情感，甚至还会对黎民百姓心存敬畏。当达官贵人与黎民百姓血脉相连时，前者才可能感受到后者的喜怒哀乐，才可能与后者同喜同悲。因此，想要减少甚至杜绝“微笑局长”的再现，不可不在官民之间的关联上做文章。并且，一旦官民之间心心相通，社会治理的成本将会大大缩小，命令与控制型的高成本模式将退出历史舞台，让位于低成本的民众自治型模式。

如果仅仅有微笑，可能人们还不至于抓住杨达才不放。让人们对他穷追猛打的是，他有一堆价格昂贵的名表，少则几万元，多则几十万元。面对这样一位具有官员身份的“表哥”，人们不禁要追问：这位靠纳税人养活的官员，怎么佩戴如此多的贵重名表？这些表是他用自己的合法收入购买的吗？他的工资能买得起这么多名表吗？他的收入究竟是多少？尽管杨达才辩称，其五块名表系用自己的合法收入购买，但人们依然不买他的账，并要求其公开自己的收入，要求不折不扣的真相。人们痛恨的，与其说是他名表成群，不如说是他的收入不透明。

为了弄清“表哥”的收入，三峡大学的学生刘艳峰向陕西省财政厅递交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申请公开杨达才个人2011年度的工资。虽然这一申请得到了财政厅的答复，但它的回应却令人失望——“杨达才工资收入事项不属于陕西省财政厅政府信息公开范畴。”难道他的工资收入属于“国家秘密”或者“个人隐私”？《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确实没有明确规定官员工资收入属于公开的对象，但该条例第九条要求：“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行政机关应当主动公开。难道杨达才的工资收入不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切身利益？

如果他的工资收入来自纳税人，不可能不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切身利益，因为他们都是纳税人，税收就是他们被征缴的财产。从法理上讲，纳税人有权利知道自己所交税款的去向和用途，有权利知道自己供养的官员之工资收入。如果杨达才的收入来自纳税人，没有理由对纳税人保密，更没有理由认为那是他的隐私。在法治社会里，所有官员的收入都不是秘密或者隐私，政府有义务主动公开，或者登报或者上网等，让纳税人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相关信息。在很多国家，别说官员，就是公立医院、学校等机构职员的工资收入，也都能从网上查到。

说到底，还是个官员财产公开的问题。对此，人们已经喊了多年，甚至都喊破了嗓子，一直也没什么动静。不少官员对财产公开具有抵触心理，认为它会让自己的“家底”曝光于天下，失去获得“灰色收入”的机会。其实，财产公开也具有保护官员的功能，使其免受冤枉之苦。财产公开之后，如果某些官员的合法收入——包括工资和其他收入（比如继承遗产、稿费等）——确实很高，他们穿名牌、戴名表或许并不会遭到民众的怀疑或者不满，被冤枉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尽管“表哥”被撤职了，但撤得似乎有点儿不明不白，公众的疑虑仍然没有打消，没人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从“天价烟局长”的倒台，到“微笑表哥”的落马，虽然彰显了媒体、网络和舆论的巨大威力，但因此栽跟头的官员毕竟属于少数。对付大量不在公共场合摆阔的贪腐官员们，主要还得依赖限权制度与法治的力量，尤其是尽快确立分权制衡机制，落实财产公开制度。尽管法治会束缚官员的手脚，但法治也具有保护官员的功能，甚至可以充当官员的护身符，不仅让他们趋于洁身自好，而且让无辜者不受冤枉。在权力不受约束的社会里，官员固然可以我行我素，但官员也难免成为这种体制的牺牲品，没有人是真正的受益者。

值得强调的是，法治不会自动到来，不会有人施舍，更不会从天而降。它需要每个人的参与和努力，需要众人克服搭便车的心理，打破路径依赖，走出囚徒困境。在通往法治的道路上，每个人都负有责任，每个人都应从自我做起。哪怕只是呼吁，也很重要，因为休谟曾说过，任何政府的统治都不可能完全建立在强力之上，都不可能无视公共舆论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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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勋，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腾日熙博：你去投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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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7-28 19:55:00　浏览157667次｜评论239条

今年一月中旬，经过种种繁琐的申请手续后，终于盼来了日本国立琉球大学的研究生入学通知书。接下来，唯一要做的只剩回山东老家公安局办理签证手续！

为了解签证所需证件，我在网上输入“冠县出入境”的关键字进行搜索。首页显示的几乎全是各个媒体对该局出入境部门所做的新闻报道，其中，《齐鲁晚报》这样写道：冠县公安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为进一步方便广大群众了解有关出国（境）方面的法律、法规，冠县公安局出入境管理科充分利用网络即时通讯工具，率先开通了网络QQ警务室，市民只要添加QQ号1309900361，就能咨询出入境办证程序、办证时限及进展情况等，还能预约登记。

看到这则新闻，当时人在温州的我心里异常高兴，没想到家乡的公安局办公方式如此贴心，可以用QQ进行咨询与预约。于是满怀期待地加了对方的QQ。第二天验证通过后，看到对方显示在线状态，我就把问题一一列出，发了过去，等了好久，都没有回应。接下的情况就是：在其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数次给对方留言，都未见其回复，我骂了一声“恁娘！”

既然无法进行预约，那就得提前回家。挤进拥挤的回乡人潮，踏上了回家之路。到家之后，马不停蹄直接与家父驱车五十公里来到县城。走到公安局门口，家父停下脚步说：“我看我们还是买一包好烟吧，进去之后也好给他们抽。”我一脸不解地对家父讲：“你看你这思想，为什么要给他们买烟，给我们办理证件是他们的职责所在，他们就是吃这口饭的。”家父见我态度坚决，也只好笑了笑说：“不买就不买吧，其实送一包烟好办事。”

走进办公大楼，和家父一个门牌一个门牌挨着找，待穿过长长的走廊之后，终于在一个角落看到了挂着的门牌“出入境管理”。

敲门进去之后，里面已有几个人在等。办公室不大，摆着三张桌子。两位年轻人员在为排队的人员办理申请护照手续，一位约莫五十岁左右的男子在一张单独的桌子上摆弄着电脑，紧盯着屏幕不说一句话，后来我才发现原来是在玩“空中接龙”。

正等着，敲门进来几个年轻人，向工作人员询问道：“去香港，办理签证要多久啊？”这时，玩“空中接龙”一言不发的他闻声抬起头，问道：“去香港干什么？”“去玩。”他带着明显的审查式口吻询问道：“去玩什么？”这几位年轻人听到这样的“质问”，一下子顿住了。我也愣了一下，心想：“去玩什么也要问？难道去香港还要写一份行程表不成？”后来其中的一位说道：“我们是大学生，毕业之前想一起去旅游一趟。”那位玩牌的懒懒地回应道：“把身份证、户口本都带来，办完之后回去等，具体时间不知道。”说完低下头，又扎进了“空中接龙”的游戏里面。那几位年轻大学生无奈地关上门，走了。

终于轮到了我，把证件交给那位年轻的办公人员之后，我说，我在你们的QQ上留言了很多次，你们都没回复我，对方就像没听见一样没理我，只把证件和申请书很礼貌地递给了正在玩牌的他。这时，他拿起申请书看了看，用同样审问式的语气问：“去日本干什么？去投敌啊！”

听到这样阴阳怪气的语调及质问，家父的脸色瞬间变得很难看。我更是一股子愤怒往上涌，脸涨得通红，场面有些尴尬。家父及时陪笑脸说：“孩子到哪里也是中国人，这一点永远错不了，他是去那边读书。”我见此，也附和道：“嗯，对，去日本只是学习人家的先进技术，然后回头我们好打日本。”

听到我们父子如此一番大表“忠心”之后，他畅快地在申请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然后说，去那边照相。我说，相片已经带了。他看也没看就说，你得在这里照才行。

我靠墙站好，那位年轻人手拿着简易的数码相机走了过来，咔嚓一声，然后把照片导入电脑之后说，好了，二百三十元，护照两百元，照相三十元。把钱递过去之后，我说：麻烦请给我一张发票。这时年轻人把目光投向了又在玩牌的他。他抬起头一脸不悦地说：“没有发票！”我强烈压抑着愤怒的心情，用极为平静的口吻又问：“政府怎么可能没有发票？”他这次又说：“发票是有，不过你要想拿，要等到春节过后。”看来这是在要挟我。家父赶紧挥手打断了讲话：“要什么发票，在老家都不要发票的，这孩子出门在外不懂事。”接着，我被家父拉出了门。

在回来的路上，车开了好久，家父与我都未讲一句话。我是内心压抑、气愤，没想到这么一件简单的事情，办理起来如此让人“窝火”。家父也是一肚子的不满，在自己孩子跟前低声下气陪笑脸，脸面也是挂不住。

最后还是我捅破窟窿，说：“爸，你也别生气了，总之护照给办了，这比什么都好。”家父听后，叹了一声气，说：“这就是现在当官儿的，你要是不送包烟，大事小事都卡你。”看来，这事儿，的确像是少了一包烟造成的。

如今，我人早已在琉大，有时QQ上经常看到“冠县出入境”上线，我还是会打一声招呼，期待可以给我一个回应，只是对方依然保持着一句话都不回的傲然姿态。

前几天，浏览台湾“中华民国总统府”网站，试着给《民意信箱》发了一封电邮，不到二十四小时，我就收到了台湾当局官方的正式电邮回复。效率如此之高，让人有些不敢相信。并且信件结尾还写道：“祝福您平安如意。”虽为寥寥几个字，但也让人倍感温馨。

相比之下，看着“冠县出入境”的QQ签名：“我们的口号是——出入有境，服务无境。”我却陷入一种无法能解的沉思：一个是小县城的科级办公部门，服务态度却如此傲慢；一个是贵为“总统府”，服务态度却如此谦恭。到底，内在的差别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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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日熙博，现为日本琉球大学留学生。本文系首届凤凰网“青年菁英博客大赛”优秀作品。）

自由民主

张维迎：理念决定中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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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7-10 16:19:51　浏览367140次｜评论485条

自1978年开启的中国经济改革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是巨大和深远的。一方面，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及经济高速增长，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改善，选择越来越多，自由也越来越多；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排名从改革前的第十三位上升到现在的第二位，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发言权越来越大，G2（两国集团）成为国际流行词汇，甚至有“全球领导力东移”的说法。另一方面，伴随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也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尖锐，诸如收入分配不均、地区差异扩大、官场腐败严重、医疗和教育不公平、生态环境恶化，等等，使得人们的不满情绪不仅没有随生活条件的改善而减少，反而有所上升。

与这两种现象相对应，在如何评价过去的改革和指导未来的改革上，出现了两种我不认同的思潮：“中国模式论”和“改革失败论”。“中国模式论”者认为，中国的经济奇迹来自独特的“中国模式”，其基本特点是强大的政府干预和国有经济主导，完全不同于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所走过的道路，不同于“华盛顿共识”所主张的自由竞争和私有企业制度。“改革失败论”者认为，中国当前的社会矛盾是市场化导致的，是企业家造成的，三十多年市场化的改革政策基本上是错的。

“中国模式论”最初由一些海外研究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学者提出，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得到一些国内学者特别是政府官员的信奉和追捧。“改革失败论”主要是国内一些左派学者的主张，在普通大众中也有不少附和者，甚至也得到个别相当级别的政府官员的认同。

在我看来，这两种思潮看起来不同，但本质是一样的：迷信政府的力量，不相信市场的逻辑；迷信政治家的高瞻远瞩，不相信企业家的深谋远虑；迷信权威，不相信自由；迷信“国情”和“特色”，不承认普世价值。他们都反对市场化导向的改革。二者的不同在于：“改革失败论”者从否定过去的市场化改革开始，主张回到计划经济时代，甚至回到“文革”时代，由政府主导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消灭私人企业家，由国有企业统治经济，或许外加一点空想的大众的“直接民主参与”；“中国模式论”者否定的是未来的市场化和民主化改革，主张固化现有体制和权力结构，依靠产业政策领导发展，用国有企业主导经济。至于他们的主张是基于认识问题还是利益问题，我不敢妄加评论，大概兼而有之吧！

这两种思潮表面上看都有一定的事实依据，但他们对事实的解释是错误的。是的，如果我们把中国与英美发达国家比较，最大的不同是，我们国家的政府对经济和社会事务干预多，国有企业的比重大，我们也没有建立起真正的民主和法治。但如果因此就把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归结于政府干预和国有企业，如“中国模式论”所主张的那样，就不符合历史了。中国的改革从计划经济下的全能政府开始。改革进程中我们之所以能有持续的经济高增长，是因为政府管得越来越少，国有企业的比重越来越小，而不是政府管得多和国有部门比重大。正是伴随着政府管制的放松，才有了市场价格，才出现了个体户、乡镇企业、私人企业、外资企业等非国有企业形态，中国经济才不仅没有崩溃，而且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还应该指出，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高增长主要依赖的是西方发达国家过去几百年所创造积累的技术和管理方式，这些技术和管理根本不可能在像中国这样高度政府干预和国有部门主导的经济体中创造出来。

政府高度干预和国有企业主导不仅不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原因，恰恰相反，它们倒是“改革失败论”者所大肆渲染的中国社会重重矛盾和不公平现象的原因。政府控制大量的资源和政府对经济的过分干预，是官商勾结的直接原因和官员腐败的主要温床，严重腐蚀了商业文化，破坏了市场的游戏规则。垄断性产业国有企业攫取的垄断利润使得国有部门职工的待遇远超出市场的公平水平，也是收入分配不公的重要原因。如果我们能早点开放医疗市场，允许民间资本自由进入，而不是保持国有医院的垄断地位，“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绝不会如此严重；如果允许民间自由办学校、办大学，中国的教育质量绝不会如此低；如果我们能树立宪法和法律的绝对权威，将政府的权力严格置于法律之下，绝不可能有那么多野蛮拆迁事件发生；如果农民真正拥有土地的所有权，绝不可能有那么多对农民土地的不公平掠夺；如果做企业是每个人的平等权利而不是政府以审批的形式赋予一部分人的特权，官商勾结绝不会如此普遍；如果公民有真正的选举权和言论出版自由，官员的腐败行为绝不可能如此肆无忌惮。

因此，无论是为了未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还是为了解决我们面临的种种社会矛盾，建立真正的和谐社会，我们必须继续坚持市场化方向的改革，减少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和对经济的干预，建立真正的法治社会和民主政治。

非常遗憾的是，在过去几年里，“中国模式论”和“改革失败论”这两种思潮并没有停留在文字和口头上，而是走向实践，严重影响了政府的政策导向，导致改革停滞，甚至倒退。在过去几年里，改革的步伐被反改革的心态和政策所阻碍，一些传统计划经济的手段在宏观调控和产业政策的名义下复活，本已放开的价格又被重新管制起来，以“民进国退”为主线的所有制结构调整让位于“国进民退”，政府财政收入连续多年远超过国民经济和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政府投资开始挤压民间资本的生存空间，企业家的创业激情被移民热情所取代。凡此种种，不仅给未来经济增长埋下了“体制赤字”，而且使得我们社会变得越来越不和谐。

大致来讲，以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为界，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金融危机之前主要是针对“改革失败论”；金融危机之后主要是针对“中国模式论”和现实政策。

自1978年改革开始以来，对改革的争议一直存在，但在2004年之前，最强烈的反对声音来自政府官员和政治家，学术界、媒体人士和普通大众的声音主要是呼吁改革。但2004年春，个别学者以反对国有资产流失为突破口，全盘否定过去国有企业的民营化改革，妖魔化企业家队伍，吸引了众多网民的眼球，逐步得到大众媒体的呼应，由此开始了学者和大众媒体主导的否定改革的浪潮。这种否定改革的声音之所以能有市场，当然与前面一开始讲到中国社会当时的矛盾有关。学术外衣是非常能迷惑人的，我觉得有责任发表自己的观点。2004年8月24日，我接受了《经济观察报》和《证券市场周刊》记者的联合采访，对国有企业被迫民营化的历史作了回顾和分析，并提出了公正对待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的观点。这个采访发表后，网络评论基本上都是负面的，但我坚信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之后，我还就官员腐败、收入分配不公等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认为腐败和收入分配不公主要来自政府权力太大，而非市场化改革本身，网络上的评论仍然是负面居多。2006年3月，我写了《理性思考中国改革》一文，希望将有关改革的争论引向理性分析，而不是停留在情绪发泄。这篇文章可以说将这场争论推向了高潮，也影响了一些人的观点。之后，我又接受了《权衡》杂志记者的采访，提出了“企业家改变中国”的观点。2007年，我在接受《小康》记者采访时，重点分析了权力分配与收入分配的关系，进一步阐述了如何理性看待改革中出现的问题。2008年，利用纪念改革三十周年的机会，我除了撰写学术文章，还接受了《经济观察报》记者的深度采访，并在凤凰大讲坛演讲，比较全面地分析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历程。

应该说，我及其他几位主张市场化改革的学者（如周其仁、张文魁等）在这期间所发表的言论，对平衡舆论、引导人们理性思考改革方面，还是起了一定作用的。但在金融危机之前，总的来说，否定改革的观点不仅在舆论上占据上风，而且对改革的进程起了实实在在的阻碍作用。2005年开始，国资委的工作重心转向了“做强、做大国有企业”，而不是改革国有企业；绝大部分地方政府官员也因担心背上“国有资产流失”的罪名而停止了地方国有企业的改革。新的劳动合同法中限制合同自由的条款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写进法律的。中国的经济改革基本上进入停滞期，民营企业成为宏观调整的整治对象，民营企业家群体不断被妖魔化。

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是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由于美国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市场化的国家，金融危机自然被许多人认为是市场的失败，金融自由化导致的恶果。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经济并没有真正市场化，也没有实行金融自由化，但中国自身不仅没有发生金融危机，而且在金融危机期间中国经济照样高速增长。一时间，拥有大量外汇储备的中国成了世界的大救星，中国的国际地位突然之间大幅度提升，中国政府官员开始教训起美国人来，否定改革成就的舆论开始有所减弱，但“中国模式”的说法开始流行起来。当美国国会就700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争论不休的时候，中国四万亿的刺激政策在不需要经全国人大讨论的情况下已经出台，十大产业振兴规划接踵而来，各级政府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投资，数万亿新增银行贷款迅速流向国有企业，这更证明了中国国家主导体制的“优越性”。由此，在改革三十年后，凯恩斯主义不仅成为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而且指引了中国“十二五”发展规划的制定，中国开始了事实上的“国进民退”浪潮，改革的进程开始逆转。

在此背景下，从2009年年初开始，我多次发表演讲和文章，并相继接受多家媒体的深度访谈，分析金融危机的原因，对刺激政策和体制倒退提出批评。在我看来，金融危机主要是美联储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美国政府“居者有其屋”的住房政策导致的，是政府政策的失败，而非市场的失灵。我警告说，凯恩斯主义的刺激政策不仅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而且会导致新一轮泡沫和通货膨胀，进而引发新一轮的危机。不幸的是，好多事情被我言中了。2009年的房地产托市政策实行还不到半年，政府就不得不出台多种政策打压房地产市场；宏观刺激政策刚刚实行一年，控制通货膨胀就成为主要政策目标。我还认为，体制的倒退将损害中国的长期增长，只有回到市场化的改革道路，激发企业家的创业精神和创新精神，中国经济才可能真正转到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上来。

中国的未来取决于什么？一是我们的理念，二是我们的领导力。自1983年发表《为钱正名》一文以来，我一直认为，观念的转变是非常重要的。最近几年，我对此更是深信不疑。人们通常认为，人的行为是由利益决定的，改革更是如此，既得利益者不仅不可能改革，而且一定会阻挠任何对他们不利的改革。但正如凯恩斯曾经指出的，与观念的逐渐侵蚀相比，既得利益的力量被过分夸大了。其实早在十八世纪，大卫·休谟就说过，尽管人是由利益支配的，但利益本身以及人类的所有事务，是由观念支配的。纵观历史，几乎所有伟大的变革都是由观念的变化引起的，许多变革事实上是由旧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中的一些人领导的，这些既得利益者之所以变成改革的领导者，是因为他们有了新的理念。美国独立后华盛顿没有选择当皇帝，甚至没有当终身总统，就是因为他的理念，他认为民主比明君更重要。中国的近代史也是如此。中国共产党被定义为工人阶级政党，但它的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基本上都出生于旧体制下的既得利益阶层，工人阶级出身的人根本不可能有钱读书，更不可能出国留学。三十四年前邓小平发起改革开放，也是由于他的理念而非他的利益，他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就说明了这一点。当然，改革要成功推进，不仅依赖于领导人的理念，也依赖于普通大众的理念，因为任何领导人都不能长期背离普通大众的观点而行事。

观念的变革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新的观念最初通常是由少数学者或政治领袖人物提出，但只有这些观念变成普通大众的共识，由这些观念导致的变革才会真正取得成功。一旦观念变了，不变革也是不可能的。而媒体可以说是引导大众和普及新观念的强大力量。

我必须坦承，在2008年纪念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时候，我对中国的未来是相当乐观的。但最近几年发生的事情，使我由乐观转向谨慎乐观，因为事实证明，改革并不是不可逆转的。改革开始的二十年，也就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是理念战胜利益，我们相信了的东西，尽管有阻力也要推行，所以我们的改革取得了进步。但是看看现在的情况，基本上是利益战胜理念，没有多少人在谈理念，几乎所有出台的政策都是为了保护和增加各个部门的自我利益。我们的未来依赖于理念能否再次战胜利益，依赖于有理念、有担当的领导力！

我相信，如果这些理念能变成普通大众的理念，变成领导人的理念，中国的改革才不会逆转，我们的社会才有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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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知名经济学家，现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网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周保松：市场、金钱与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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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8-10 13:10:25　浏览129897次｜评论73条

每年上政治哲学课，讨论到社会正义问题时，我总爱问学生，你们认为一个人多些钱，是不是就多些自由？很多同学会举手，眼里还有不解，好像说，老师，这还用问啊？有钱，我就可以去旅行，就可以毕业后去外国念书，还可以做许多自己想做的事。我再问，既然如此，穷人是不是较有钱人，少了自由？大家称是。于是我再问，香港连续十八年被美国传统基金会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但贫富悬殊却极严重，七百万人口中有过百万活在贫穷线之下。既然如此，这些穷人会不会因为没钱，所以相对地活得不自由？学生开始犹豫，眼里开始有另一重疑惑。

一

有疑惑很正常。一个号称全球最自由的城市却有无数人因贫穷而活得不自由，似乎既讽刺又矛盾。按传统基金会的标准，一个经济体的自由度，主要看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程度。如果干预越多，就越不自由，例如有较多的税种和较高的税率，社会福利占政府开支比重较大，较多限制市场的法规（例如最低工资和最高工时）等。香港政府一向以“小政府大市场”自居，所以对于这个十八年第一，总是引以为荣，并常以此为由拒绝正视贫穷问题，因为任何干预都会减少自由。

这是根深柢固且广为人接受的观点。在英文，持这种观点的常被称为libertarianism，有人将它译为放任自由主义或自由至上主义，我在本文将其意译为市场自由主义，方便讨论。这种观点往往包括以下主张。

一、政府和市场是对立的，所有政府对市场及私有财产制的干预，都意味着自由的减少。所以一个完全没有政府干预的市场，才最自由。

二、自由是宝贵的，是最高的价值。要捍卫自由，就必须捍卫市场──即使市场竞争必然导致经济不平等和贫穷。

三、贫穷虽然不好，但贫穷和自由无关，所以不应为了解决贫穷问题而干预市场，例如征收累进税和遗产税，因为这样会牺牲自由。只有在没有政府介入的市场中，穷人和有钱人才可能享有相同的最大程度的自由。

市场自由主义是自由主义传统中的重要流派，有高远的政治目标，希望每个公民平等的自由受到充分保障。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们主张严格限制政府权力，将政府功能减到最少，并将资源分配问题交给一个不受政治权力干预且能自然调节的市场体系来处理。这样不仅最有效率，同时最为公正，因为只有市场才能在最大程度上保障个人自由。这种观点，无论是出于政治策略还是道德信念，在今天的中国都得到许多人认同，甚至认为这就是自由主义（或称为右派）的核心理念。

我以下将质疑这种观点。我质疑的方式，主要通过概念分析来进行。具体点说，我并不反对市场自由主义对自由的定义，也不反对自由的重要性，但我并不同意它的结论，即市场是保障所有人的自由最好的制度。我将从第三点，即贫穷和自由的关系谈起。

二

先给自由下个定义。一个人是自由的，当他能够免于限制而有机会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的时候。换言之，当一个人在公共空间因某些原因被禁止发言，又或因触犯法律而被关进牢里时，不管这些限制的理由为何以及这些理由是否合理，他都在客观上失去了言论自由和行动自由。形象一点说，我们活着的世界就像有一道道的门，自由的多寡，得看有多少道门为我们打开。

现在观察一下我们的生活。每天起来，我们坐地铁上班，要买票才能入闸；中午去快餐店，要付款才能取得食物；下班去超市购物，要结账才能离开。所有这些你想做的，都需要钱。现在设想有一天你突然变得很穷，袋里一分钱也没有。同一样的你，想去坐地铁却没钱买票，会被铁闸挡在外面；肚子饿了想吃霸王餐，饭店会报警拉人；去超市未付钱就想离开，保安员会阻止你。由此可见，没有钱，你就没有自由做你想做的事，因为如果你坚持做，就会受到外力干预。唯一能令你免去干预的，是钱。也就是说，在大部分情况下，金钱是在市场中我们做这些事的必要和充分条件。（不是没有例外。例如去公共图书馆借书或去郊野公园游玩就不用钱，因为是由政府免费提供。但政府一旦将这些服务私有化，付不起费的人同样会失去使用这些服务的自由。）

以上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例子，告诉我们一个基本事实：在一个以市场经济和私有财产为主要制度的社会，绝大部分资源和服务均已由特定个体和公司拥有，这些资源和服务都有一个交易价格，如果有人想从原来的拥有者手中取得这些物品，他就必须用钱购买（除非拥有者自愿捐赠）。如果你没钱却想强取，就会违反法律规定的私有财产权，政府就会惩罚你，并限制你的自由。

我们因此明白，没有钱就没有自由，是事实，而不是比喻。当所有东西均已各有所属，且标明价格并受法律保障时，没有钱，我们会寸步难行，处处受阻。钱，像通行证，令我们在商品世界不受限制去做我们想做的事。许多人常说，为了更多自由所以努力赚钱，说的就是这个平常道理。

这个道理说明，市场自由主义声称有钱人和穷人在市场中享有同样的自由，其实并不正确。有钱人较穷人，其实多许多自由。我这里并不否认，在其他方面，市场保障了所有人一些重要的自由，例如自由选择职业。我这里也非主张，政府要均贫富。我只是从概念上指出，财富直接影响人的自由。

三

现在回到市场自由主义的首两个主张。这两个主张背后，有一系列关于自由的想象，我将逐一指出其不足。

第一个想象，是以为政府和市场各不相属，甚至彼此对立，而市场是个没有权力介入，并以私有财产权为基础的自足的自由交易体系。我相信正因为这种想象，许多市场自由主义者才视政府为必要之恶，并努力尽可能令市场绝缘于政治。

但这种想象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市场在国家之中，是社会基本制度的一部分。市场的游戏规则，由国家制定，并由它以强制性法律保证其有效运作。私有财产制，以供求决定商品价格及工资水平，极低税率和极少监管，都是制度的结果。中国的开放改革，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从公有制走向私有制，是制度的根本转变。这种转变，是国家政治意志的产物，而不是自生自发的秩序。谁来保证这些制度？政府。没有政府的法律和武力在背后支持，这种制度就不可能稳定维持。

再者，一如其他经济制度，市场同样以特定方式，界定了资源和财富的分配，并深深影响活在其中的每个人的命运。因此，我们就有必要检视市场的道德正当性。我们不能想当然地假定市场竞争导致的任何结果，都必然公正，因此征税就是劫富济贫。（如果从道德的观点看，未完税前的收入根本就不应全属个人，那何来“劫”？）将市场想象成独立于政治和道德之外的自足领域，是概念混乱。没有价值中立的制度，没有离开国家的市场。所以，问题不是要不要干预，而是要怎样的干预。

第二个想象，是以为任何限制私有财产的政策，都必然导致自由的减少。这似乎很有道理，尤其在今天的中国，当大家目睹私人土地和房屋经常受到政府无理强征强拆的时候，对此体会更深。但很少人会留意，私有财产权这个概念，其实包含了自由和不自由两面。举例说，当一块土地被法律界定为某个人的私产时，它的确增加了拥有者支配和使用这块土地的自由，但却也同时限制了其他非拥有者的自由。如果这些人要强行占用这些土地，例如在上面耕种，政府便会使用武力阻止。我这里并非反对私有产权，而只是从概念上指出，当财产权保障了有产者的自由的同时，也在客观上限制了无产者的自由，我们不要以为私有财产制之所以可取，是因为它是“不自由的阙如”。

进一步，我们不要简单地以为私有制较公有制，必然更能增加所有人的自由。举例说，市中心有一公园，本属公有财产，许多人喜欢去，政府也不收钱，因此所有市民都有同样使用公园的自由。政府现在将公园卖给某富商，成为其私人产业。富商的自由自然增加了，但市民却从此失去本来有的免费使用公园的自由。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我们很难说，这样的产权转变导致了自由的增加。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推论，当世界的土地和资源全部变成私产后，那些没有能力拥有资产的人，他们在经济领域享有的自由，其实相当有限。

第三个想象，是认为任何的社会再分配，都是对自由的损害。这种想法深入民心，以致许多赞成社会再分配的人也接受这种论述，虽然他们认为为了公平和正义，牺牲一部分自由是值得的。这种想法十分误导。正如前面指出，财富的多寡直接影响自由的多寡，所以财富的分配，同时是自由的分配。当政府通过征税进行财富转移及提供广泛社会福利时，这样虽然限制了纳税者的部分自由，但同时却增加了许多穷人的自由。不少人只看到前者，却见不到后者，因此才认定再分配必然导致自由净值的减少。

一旦了解这点，市场自由主义便须面对这样的可能性：如果市场竞争导致严重的贫富差距，而这差距使得许多穷人享有的自由变得极为有限，那么合理的财富再分配就不仅使得社会更公平，同时也是以一种相对平等的方式来分配自由。也就是说，市场制度不见得能最好地保障公民享有平等的自由，也不见得必然能令社会总体自由增加。在概念上，财富再分配并不必然等于自由的减少。

四

以上讨论旨在说明，市场和自由的关系，不仅不像市场自由主义所称的那样直接和正面，甚至可能有负面效果。问题一旦清楚，我们就可以放下种种简化的意识形态标签，进入实质的讨论：怎样的制度安排，才最能实现平等公民的自由？甚至更具体一点：不同的自由中，哪些最为基本？这些自由应该根据什么原则来分配？如何一方面善用市场优势来促进经济发展，同时又能避免财富和自由分配的过度不均？

这些都是中国和全球迫切需要面对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皆非教条式的市场自由主义可以解决。例如市场竞争必然导致贫富不均。如果政府什么也不做，不提供任何资源满足公民基本需要，许多穷人和弱势群体就会活在饥饿边缘，机会不平等、阶级矛盾和跨代贫穷将随之而来；有钱有势的人更会利用手上的优势垄断社会资源和政治权力，从而导致更广泛的经济、政治及社会不公。当情况越来越严重，人们的不满越来越大，市场自由主义遂会被广泛嘲笑为只懂得为资本家和有钱人服务的意识形态。近年一波又一波的反全球资本主义浪潮，都将矛头指向市场自由主义（或称新自由主义），其理在此。这种局面实在不幸，因为这样使得本来很进步的自由主义背负恶名，失去道德感召力。

回到中国语境，面对日益严重的贫富悬殊和分配不公，不少市场自由主义者认为，问题真正的根源，是政府对于市场有太多介入，导致权贵资本主义，而出路是走向更彻底的市场化。但西方资本主义走过的道路告诉我们，彻底市场化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更合理的做法，也许是逐步完善市场制度，使得竞争更有效率更加公平，同时重视社会正义，并通过完善税制和社会福利政策，确保所有公民过上安全自由和有尊严的生活。当然，要走到这一步，我们不仅需要市场改革，更需要政治改革。

市场自由主义有必要意识到，市场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实现公正和美好社会的手段。自由主义如果继续不理代价地将自己和市场捆绑，并以自由之名反对任何社会分配，结果不但不能回应人民的要求，更会令自己失去批判性进步性。中国自由主义要有生命力，就必须走出这个困局，让人们见到它对自由和平等的追求，不仅是批判政治专制的有力武器，同时也是批判经济和社会不公的重要道德源泉。

（此文深受G.A.Cohen的文章“Freedom and Money”启发，文章收在他的On the Currency of Egalitarian Justice, and Other Essays in Political Philosoph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166-199.）

作者博客：http://pcchow.blog.ifeng.com/

（周保松，现于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任教，研究兴趣为伦理学和社会政治哲学。著有《走进生命的学问》、《自由人的平等政治》、《相遇》、《政治哲学对话录》等。）

徐贲：普遍人权的四个价值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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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8-21 07:33:01　浏览4278次｜评论2条

2012年8月，中国教育部直属机关团委书记吴述纲被中国网民“人肉搜索”，起因是他早前所发的一条“爱国”微博，在这条微博中，他不只声称要砍下被他视为汉奸的网友的头，而且还发出豪言：让保护那些汉奸带路党的所谓“人权、自由”见鬼去吧。在中国目前的“特殊国情”论和反“西方人权”论中，这类言论是常见的。像吴述纲这样的，也该算是有知识的公共人物了吧？居然如此有恃无恐地公开发表仇视和诅咒自由、人权的言论，在当今世界上的公务员或公共人物中，应该是极为罕见的。

吴述纲的如此言论是由于对人权的极端无知，还是迎合了某种敌视人权的政治气候？无论是哪种可能，都足以让我们看到当今中国人权知识的贫乏和扭曲。是什么使得人权在中国成为一个可以咒骂，但却不能好好讨论，甚至有所“禁忌”的敏感话题？人权真的有这么可恶、可憎吗？不如让我们看一看表达人权的《世界人权宣言》到底说了些什么，想一想到底有没有理由害怕和咒骂这些可以保护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活得更像人的权利。

人权的“柱廊”

联合国1948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共有30个条款。美国丹佛大学的人权研究专家伊谢教授（Micheline R. Ishay）在《人权的历史》（The History of Human Rights: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Globalization Era）一书中，将《人权宣言》比喻为一个由四根圆柱支撑而起的“柱廊”（portico）。柱廊一般是建筑物的入口，由圆柱支撑起一个屋顶，是古希腊对后世很有影响的一种公共建筑样式。用柱廊来比喻《人权宣言》，令人联想起它的高尚而宏大的公共意义。

伊谢是在对人权的历史研究中形成关于《人权宣言》的形象比喻的。她把世界普遍人权的发展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是人类早期对人的生命价值的伦理思考；第二是十八世纪启蒙运动时期的自由主义人权理念；第三是十九世纪工业革命时期社会主义者们提出的人权要求；第四是二十世纪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后得以加强的群体自治人权观念。伊谢说，她的灵感来自法国法学家勒内·卡森（RenéCassin）所说的法国革命四大价值支柱“尊严、自由、平等、博爱”。卡森是1948年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的主要起草人之一，曾担任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主席和欧洲人权法院院长，1968年因对起草人权宣言的贡献，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伊谢形象地将《世界人权宣言》描绘为由四根廊柱和一个廊顶构成的世界正义大厦。宣言的前二十七条依照“尊严、自由、平等、兄弟关系”这四个基本价值形成四个部分，像四根柱子般地撑起宣言的廊顶，这廊顶就是《人权宣言》的最后三条，（28—30条）。这三条说的是实现人权所需要的国家社会和国际条件、与民主社会的关系以及“本宣言的任何条文，不得解释为默许任何国家、集团或个人有权进行任何旨在破坏本宣言所载的任何权利和自由的活动或行为”（第30条）。也就是说，如何国家、集团、个人都不得对人权做出违背《人权宣言》的解释，也不得有违反人权的行为。

尊严与自由

支撑《人权宣言》的四根支柱，每一根都代表着人权发展的一个历史里程碑。第一根支柱是“尊严”，它包括在宣言的第1和第2条中——人类的所有个人，不分种族、宗教、信仰、民族、社会阶级或阶层或性别，都是有尊严的生命体。“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第1条），“人人有资格享有本宣言所载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份等任何区别”（第2条）。人权是适用于人类的每一个个体，因此是普世的，不普世的权利不是《人权宣言》所说的人权。

《人权宣言》的第二根支柱体现在宣言从第3至第19（共17条）中，代表着伊谢所说的“第一代人权”，也就是启蒙运动时期得以清楚、强势表达的公民自由和自由权利。个体拥有“权利”，这个观念使得启蒙运动时期的民主观迥然不同于古代民主。例如，法国文化历史学家韦尔南（Jean-Pierre Vernant）说：“古希腊的民主是给每一个公民以权力，让他们得以争论、决定、评判，在法庭中评判，因为主持法律公正的，……没有国家，因此，也没有必要在这个国家里实行权力分离。……古人的所谓自由，就是不做任何人的奴隶：这是一种政治自由，一种干涉城邦事务的自由。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古代国家是建立在个体拥有权利的概念上的”。启蒙运动的伟大成就之一便是人类运用自己的理性，对个人权利与道德公共生活，与具有正当性的国家和政府的关系有了深刻的认识（代表人物是霍布斯、洛克、卢梭）。尽管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种认识有很多局限性，但它的开创意义和深远影响已经由现代世界中绝大多数人共同认可的普遍人权所充分证明。

第一代人权强调的主要是作为有尊严的个体必须拥有的个人权利，如“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第3条），不得奴役他人（第4条），禁止酷刑和不人道、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罚（第5条），尊重人格（第6条），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第7条），基本权利遭受侵害时必须予以补救（第8条），不得任意逮捕、拘禁或放逐（第9条），公正的和公开的审讯（第10条），证实有罪以前，应被视为无罪（第11条），保护隐私和名誉（第12条），自由迁徙和居住（第13条），自由出入祖国（第14条），可以在其他国家寻求和享受庇护以避免迫害（第14条），有权享有国籍（第15条），婚姻和家庭权利（第16条），财产不得任意剥夺（第17条），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第18条），发表主张和意见的自由（第19条）。在一个民主的国家里，这些人权会在国家的实在法中成为法典，明确规定为公民的自由和权利。

平等与群体自主

《人权宣言》的第三根支柱包括从第20至26条（共7条）之中，这是第二代人权。它的核心价值是平等，主要是社会主义者们在工业革命历史阶段中所争取的那种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平等，涉及平等的投票权，社会公正和福利，对劳工、妇女、儿童、殖民地人民和其他弱者的社会权利和社会保护等等。例如，人人有权享有和平集会和结社的自由（第20条），人人有直接或通过自由选择的代表参与治理本国的权利，有普遍和平等的投票权（第21条），人人有权享受社会保障（第22条），人人有权工作、自由选择职业、同工同酬、组织和参加工会、享受免于失业的保障（第23条），享有休息和闲暇的权利（第24条），维持他本人和家属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准，包括食物、衣着、住房、医疗和必要的社会服务，保护母亲和儿童（第25条），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教育应当免费，至少在初级和基本阶段应如此（第26条）。

对普遍人权的歪曲总是把第一代人权（自由的政治权利）与第二代人权（平等的社会权利）割裂开来。这是违背《人权宣言》的。伊谢指出，十九世纪的社会主义者们（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第二代人权，是“自由、平等、博爱”的真正继承者。他们不仅没有排斥，反而是继承了启蒙主义者的世界主义和跨国精神。他们期待的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而不是满足于在一国之内实现他们主张的社会主义价值和权利。他们反对任何政府以特殊国情为借口随意曲解和取消他们的那些具有普世价值的平等权利。

《人权宣言》的第四根支柱是包括第27条中的第三代人权，这是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就已提出的关于群体和民族团结（友爱）的权利，在二十世纪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大趋势中，明确为群体自我治理的原则。第27条规定，“（一）人人有权自由参加社会的文化生活，享受艺术，并分享科学进步及其产生的福利。（二）人人对由于他所创作的任何科学、文学或美术作品而产生的精神的和物质的利益，有享受保护的权利”。这一条往往被看成是与个体有关的群体文化权利。

国家政府的人权责任

《人权宣言》的四个价值支柱，它们所支持的不同种类的人权都是普遍性质的，都适用于人类的所有成员，而不只是世界的某个局部地区（如“西方”）的人们。我们知道，联合国在《世界人权宣言》的基础上通过的一项最重要的公约就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又称“B公约”）。由于《世界人权宣言》内容包括第一阶段的公民和政治权利以及第二阶段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再达成一个同时包括两阶段的公约是很难在国际上达成共识的。另外，像资本主义的美国会比较关心公民和政治权利，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则偏向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为解决这个问题，于是撰写了两份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伊谢在《人权史》中将人权发展的历史分为四个阶段，把有关于自由、财产的权利称为“第一代人权”（形成于启蒙时期），把有关于经济、社会、文化的权利称为“第二代人权”（形成于工业化时期），把与群体和文化自主有关的权利称为“第三代人权”（特别与二次大战后的民族独立和解放有关）。这样的区分与《世界人权宣言》的第一、二两个阶段的人权的区分是符合的。但是，她同时强调，文化自主的人权虽然是“第三代”，但在“第二代”时已经出现。文化自主并不意味着任何国家、团体、个人可以随意歪曲解释在联合国这个具有国际权威的机构框架中订立的人权宣言。任何一个国家，一旦签署承认这个宣言，就有义务尽可能忠实地贯彻执行，并在国家的法律中将这些人权法规化为具体的公民权利。

我们所珍视的各种价值都是由法律以及使得法律成为可能的政治所赋予的。尊严、自由、平等、博爱都是公共政治的产物，都是由特定的政治制度所创制的。人类并不天生就拥有与这些价值相一致的权利，能够提供、维护这些价值的制度和秩序都是由于政治和法律使然，并且只有在政治、社会发展中才能得到保障。当这些价值在我们的生活中很难实现或者被公然诋毁和破坏时，我们责怪的首先便是政府，我们甚至会以为，政府的存在对于这些价值和权利本来就是多余的。可是，事实上我们只有依靠政府的存在才能享有这些权利，因为只有政府才能制定保护这些权利的法律。

政府对一个国家内部公民是否能享有这些权利负有独一无二的责任，政府的正当性因此与公民们能否拥有这些权利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一方面，公民们的这些权利不应该是政府赐予的，而应该是他们自己争取的。但是，另一方面，他们所要争取的那些权利，以及他们所依赖的那些价值，都需要有允许和鼓励争取这些权利和价值的政治条件。一个国家的人权状态需要从这两个方面来衡量，如果能够由此勾勒出现状的不足，那么也就能对未来的改善有切实的期待并确定合适的目标。

作者博客：http://blog.ifeng.com/5439462.html

（徐贲，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著有《知识分子：我的思想和我们的行为》、《通往尊严的公共生活》、《在傻子和英雄之间》等。）

邹振东：中国需建构理性社会的舆论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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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0-09 20:45:43　浏览11430次｜评论13条

北航教授韩德强以“侮辱毛主席”为由打老人两个耳光一事，引发热议，韩德强微博回应批评：“宁可为此被拘留，也不能让这等汉奸放肆、猖獗！”“犯了法的，我认罪伏法，但绝不认错。”作为教授，明明知道自己涉嫌违法，为什么却拒不认错呢？难道还有比法更大的吗？

没错！在现实世界，确实法律最大，但是，在舆论世界，法却未必至高无上。“法律已死”，“赢了官司，输了世界”，“这是司法史上最黑暗的一天”……类似这样的词句，提醒我们在舆论场，有比法律更高的舆论高峰。卢梭在《社会契约论》开宗明义：“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它形成了国家的真正宪法。”

所以，不要用违法来指责韩德强，这样韩德强是不会服的，他心中有一杆秤，刻着比法律更重要的刻度。所以，也不要用打老人来谴责他，他的支持者，已经为他辩护：八九十岁的汉奸，还是汉奸；八九十岁的纳粹，还是要绳之以法。所以，也不要用“为人师表”来批评他，也许，他正觉得自己在“为人师表”地主持正义呢！

真正的问题不是法律问题，如果在法律框架，教授不能打人，非教授也不能打人；八十岁老人不能打，二十岁小伙也不该打。法律上的问题，韩德强已经认错，甚至愿意接受处罚。韩德强之所以不认错，是因为他自认为已占据了舆论的制高点，他跟批评者不是一个层次。真正有价值的追问是：一个人占据了舆论的制高点，就可以为所欲为吗？

在台湾，同样存在着“只要立场正确，其他都没有错”的现象。直到今天，陈水扁的支持者仍然认为陈水扁是最爱台湾的，所以，贪腐不是问题，一些死忠者，甚至认为陈水扁贪腐不是为自己，而是救台湾，他是因为爱台湾，才得罪了人，他是在为台湾赎罪服刑。

台湾转型初期，出格的言行，总是能博得喝彩，并转化为政治资本。有些人以为占据了舆论制高点，就可以为所欲为，但是，随着台湾民主的逐渐成熟，中间力量变得愈来愈强大，其重要的标志就是，出现了一些无论蓝绿，都不得不忌惮的舆论禁忌。

2008年台湾大选十天倒计时，在最害怕出错又最容易出错的时机，蓝绿双方都在非核心地带上犯下低级错误。先是国民党四个“立委”，质疑谢长廷竞选总部违约使用“第一财经大楼”，兴致勃勃前往“勘察”，结果反被绿营支持者团团包围。舆论一边倒地讨伐国民党一党独大，一夜之间马英九丢了几乎一百万张潜在选票，马英九七度公开道歉，挡不住下滑的民调。没想到，四天后的民进党一次活动上，绿营庄国荣竟爆粗口辱骂马英九已经去世的父亲，尽管谢总部三小时内就立即切割，声明庄国荣“既非民进党员，也不是辅选干部”，但谢长廷损失的潜在选票，至少也在一百万张以上。

“四个笨蛋加一个白痴”，他们的行为最初让支持者爽得不得了，直到舆论大哗，民调下滑，支持者才恍然大悟，直骂他们是对方的卧底。他们含泪认错，或道歉，或辞职，没有人敢和选票硬拗。

不要幼稚地以为制服那些言行出位的政客靠“一选就灵”，台湾的历史告诉我们，有时候选举制度的不合理，反倒刺激政客们铤而走险。在2008年“立委”选举改革之前，台湾的选举制度造成“少数当选”现象，有的区域“立委”只要得百分之四的选票，一两万人投他，就可以当选。这刺激了候选人无需讨好中间选民，只要剑走偏锋，迎合极少数选民，就可以达到当选门槛。2008年台湾选举制度改革，只有获得多数选民支持的候选人才有可能当选，结果，那些喜欢言行出位的政治人物纷纷落选。历史证明，大多数人还是喜欢中道的力量。

当然，即使不是选举，台湾的政治文化也展现出中道力量的强大气场。2006年8月24日，百万倒扁如火如荼之际，深蓝前“立委”林正杰和深绿名嘴金恒炜参加电视政论节目，因为议题针锋相对，林正杰突然间发飙向金恒炜拳打脚踢，导致金恒炜鼻梁裂伤流血，现场节目也一度中断。尽管大家都劝林正杰道歉，但林坚持不认错，只对节目感到抱歉，声称如果再有类似状况，他还是会打金恒炜。林正杰的暴力行为，遭到蓝绿一片谴责，林正杰曾建议组“天使队”保护百万倒扁总指挥施明德，倒扁总部敏感地意识到“这一拳（其实是）打在我们脸上”，于是立即与林正杰切割，声明不欢迎林或是与他有任何关连的组织参与静坐，若林执意到场声援，一定把他请出去。

一个社会是否理性成熟，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它是否建成了有效的舆论禁忌，而舆论禁忌建构的判断标准有二：一是挑衅者是付出沉重的代价，还是被追捧为英雄；二是同一派是继续硬拗，还是连忙切割。当下，无论教授被打还是教授打人，打人者仍占据舆论高峰，证明了中国大陆还没有建构最基本的舆论禁忌体系。至少“非暴力原则”还没有超越“立场正确”，占据舆论的制高点。

所以，某种意义上说，不是教授“错了”，而是我们“错了”，我们——成千上万热爱和平、主张理性、倡导包容的人们，“错”在还没有力量让打人者认错，我们还没有意识到舆论禁忌建构的严重性和紧迫性，舆论禁忌是理性社会的底线，中道力量应该懂得发声，建构起理性社会的基本舆论禁忌。让出位者无论是极左还是极右，只要胆敢挑衅，就会陷入舆论的漩涡，万劫不复。

中道力量的无力是整个社会的错位，让无力者有力，应有新的意义！

作者博客：http://zouzhendong.blog.ifeng.com/

（邹振东，厦门卫视总监，《南方周末》专栏作者。）

亦忱：薄熙来现象是个屡见不鲜的中国式笑话

博文地址：http://blog.ifeng.com/article/20400286.html

2012-10-07 10:06:49　浏览5817239次｜评论0条

相信所有关注薄熙来在重庆践行他的“唱红”、“打黑”政纲，准备凭借打造“五个重庆”而问鼎最高权力的国人，都会注意到薄熙来时不时高调宣示自己及其家人廉洁无私的言辞，堪称是个廉官能达到的极致。

例如，有一次薄熙来在大会上这样谆谆教诲自己的下属：“廉洁是一种幸福，不贪不占，遍体轻松，心地坦然，办事踏实。做清官是大智慧，这方面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负起责任，既要把自己管好，也要把所辖范围的干部管好，这既是责任，也是能力。严是爱，松是害，我们特别强调党风廉政建设，既是为保持党的纯洁性，也是出于对广大干部的爱护，以免有些人放松警惕，铸成大错，悔恨终生。”

再如，就在最近召开的“两会”上，薄熙来居然面无愧色对诸多国内外云集重庆代表团开放日的记者，而信誓旦旦说：“说我儿子开红色法拉利，完全是无稽之谈，我夫人开来二十年前就是个很成功的律师，但她担心有人造谣生事，早早就关掉了红红火火的律师事务所。多年来就是看看书，搞些艺术，做做家务，默默陪伴着我，对她做出的牺牲我十分感动，也很歉疚。”

对此，我们可以对照中央于9月28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的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薄熙来严重违纪案的审查报告》，看看是怎么表述的：“经查，薄熙来在担任大连市、辽宁省、商务部领导职务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兼重庆市委书记期间，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在王立军事件和薄谷开来故意杀人案件中滥用职权，犯有严重错误、负有重大责任；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利，直接和通过家人收受他人巨额贿赂；利用职权、薄谷开来利用薄熙来的职务影响为他人谋利，其家人收受他人巨额财物；与多名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性关系；违反组织人事纪律，用人失察失误，造成严重后果。此外，调查中还发现了薄熙来其他涉嫌犯罪问题线索。薄熙来的行为造成了严重后果，极大损害了党和国家声誉，在国内外产生了非常恶劣的影响，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

也许，有人会说老朽也是个只会痛打落水狗的落井下石之辈吧？不，本人其实在薄熙来如日中天的时候，于2010年5月23日实名写过《留下文强人头的四条理由》，对薄熙来绑架最高法滥杀并无死罪的前重庆公安局长文强，提出过尖锐的批评。在这篇短文中，我曾这样写道：

如果我们能平心而论，文强其实是在一种“牛栏里关猫”（此乃胡长清之语）的制度环境下，才一步步走向贪腐犯罪的绝路。如果我们假设，当年文强在公安机关强势作为而小有成就之后，其偏离法律和制度规定的诸如受贿和充当黑社会保护伞的乖谬之举与犯罪之行，能受到法律和制度的及时约束和制衡乃至惩罚，他会不会发展到如此十恶不赦的地步呢？我以为，那是绝对不会的。

如今，在整个重庆的制度环境依然没有重大变化的情境之下，要是摘下了文强的人头，而以此冲淡对制度环境的革新诉求，这不仅对文强是不公平的，也是对改进现行有着诸多缺陷和弊端的制度极不明智之举。我可以在此预言，如果重庆的制度环境不变，文强要是死了，日后继续产生王强、李强乃至薄强，绝对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现在看来，真是不幸而言中。只不过言犹在耳区区不到两年之后，重庆果然出现了涉嫌犯罪的“王强”——原市公安局长王立军、“李强”——市公安局刑警总队原总队长李阳，乃至“薄强”——原市委书记薄熙来。

如果说，以上老朽在两年多前的预测，是瞎子碰狗屎式的低概率预言成真的事情，那么，本人在2010年8月15日，历经近一周的时间思考，用另一笔名发表在海外网站上的一篇万字长文中，曾这样直言不讳对所谓“重庆模式”下了如此“棺未盖而论定”式的断语：

时下，在中国做个裸官、裸商，或做个在中国和西方双栖的学者，已成中国上层社会人群的最佳人生抉择：那些既有权又有钱的官员们，纷纷给自己的家人在西方民主社会筑下安乐窝，一有风吹草动就脚板涂猪油，三十六计走为上，乱邦不居，前往国外同家人团聚以安享天伦之乐；那些财大气粗的商贾阶层和民营企业家们，则纷纷凭借自己的雄厚财力，为自己和所有家人办妥西方世界的新移民身份，个个怀揣护照和绿卡，以一种准备随时逃离的姿态，犹如惊弓之鸟一样，只要嗅到社会灾难可能降临的气息，就绝对会撂下那些带不走的固定资产而逃离险象环生的家园；至于那些学有所成的知识精英们，其首选的人生安排，无疑是在中国和西方世界做个候鸟一样的双栖人，才是人生真正成功的最佳标志。

如果不讳言未来中国社会真实的图景，必须承认，裴敏欣在《中国陷入困境的转型：发展型独裁体制的局限》一书中，所描绘的中国基层社会各自为政的公权山寨化和碎片化的前景，以浙江遂昌警方作为地方政府的家丁而肆无忌惮地在全国范围内追捕揭露地方黑幕的记者为标志，无疑会极有可能变成事实。

裴敏欣在书中写道：“像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多样化的国家，通常很难在国家层面上建立起一个足够有力的新改革联盟。但地区性与地方性的改革联盟则可能在有远见的地方精英的首创性与社会力量所施加压力的联合作用下产生出来。虽然权力的下放导致了分权化的掠夺行为，但这两种发展有可能产生更加积极的改革动力。权力的下放在某些情况下会带来对地方精英更大的政治问责。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的背景下，权力的下放鼓励了地区间对资本、劳动力与市场的竞争。地方问责与地区间的竞争有可能驱使地方精英与公民社会团体共同进行新的体制改革试验以应对掉入陷阱的转型在地方层面造成的弊病。值得注意的是，在九十年代，最具创新性的治理改革尝试，如乡镇一级的选举以及严密设计的村民选举，都是为了纠正地方问题而由主张改革的地方官员按照“由中而上”（middle-up）的首创-冒险-接受（initiatives-risk-taking）的理念来实施的。如果能有更多的司法权采取这种由中而上的路线，那么至少由掉入陷阱的转型造成的一些社会与政治弊病能够在地方层面得到改善。最终，地方的首创性可能将助长全国范围内治理方式的分化，因为一些地方会试图通过改革来摆脱转型陷阱而其他地方则会继续停滞下去甚至使问题进一步恶化。”

对照裴敏欣的以上论述，一个真正的问题在于，裴氏所描述的那种未获中央权力枢纽中最有权势的首脑们一致首肯的地方性和区域性改革，其究竟能否令深陷综合性危机困扰的中国社会走出转型陷阱，其是否真正值得乐观，亦大可存疑。眼下，一个明摆着的最突出例子是，薄熙来正在重庆主导的“唱红”和“打黑”运动，就非常具有典型标本的意义。

毋庸讳言，虽然西南重量级城市重庆在薄熙来主导下新近出台的户籍制度改革不乏某种社会进步意义，但是，薄氏近年运用极富“文革”色彩的“唱红”和“打黑”手段，其作为中国政坛的一匹成色极为可疑的黑马，他所实施的那种从根本意义上而言属于旧瓶装新酒式的“重庆新政”，究竟能够走多远，可能等不到中共十八大的召开，大概就会见出分晓。

这是因为，无论是薄氏对有行为瑕疵的北京律师李庄将其构陷入狱，还是对那些不是黑社会成员但却有着天然原罪的重庆问题富豪刻意罗织定罪而真正的目标却在于政府敛财；也无论是薄氏对文强仅仅受贿1200万居然不到十一个月就快速将其处死，还是对异地交付重庆法院审判的陈绍基受贿2900万却以令人目瞪口呆的选择性执法，以“死刑不上省部级官员”的姿态放纵其逃生以示好于同僚；特别是薄熙来对一生都践行“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信条，以那种令所有具有现代意识的中国人都侧目和寒心的病态方式加以极端的尊崇。凡此种种诡奇的薄氏招数，足以说明，此君毫无疑问已经全然无视中国顶层社会的大佬们最近三十年来的出牌规矩，而在中国的西南一隅，犹如一头闯入瓷器店的公牛，其今后的触角所向似乎无人可以预测，其政治行为的乖谬也确实是连神仙都完全不可预期。如果考虑到薄熙来在辽宁的所作所为留下的斑斑劣迹，其妻儿的行状令人生疑，他在重庆的这种肆无忌惮的恣意妄为，确实与之形成了极为残酷的对比。

为此，笔者在此预言如下：假如薄熙来在中共十八大上以“唱红”和“打黑”的旁门左道，而不是以文明社会一致推崇的民主方式在中国问鼎成功，未来的中国社会必将深陷远超“文革”的全局性动荡之中。十三亿人“高唱红歌”再次走向一场与“文革”相似的全局性人道灾难，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必然会掀起一场如今重庆展开的名为“打黑”其实是“黑打”的法外运动，各级专政机器则会以雷霆手段大面积清算问题富豪和站错队的贪腐官员，中国大地将一定会再次像当年毛泽东当国之初所主导的那场按千分之一指标杀人的“镇反”运动一样，变成具有薄熙来特色的选择性执法所锻造的硕大屠场，尸横遍野血流成河。那种像汉代的酷吏郅都一样的屠夫式官员，也必将一个个在中国各地的政坛上粉墨登场。届时，中国的财富精英们将普遍恐惧清算其财产中的原罪而纷纷作鸟兽散，中国弥漫性腐败的官场中诸如文强那种站错队的贪腐官员们，将伴随着薄熙来上台而演出一场空前的胜利大逃亡的人间悲喜剧。如果不幸而言中，恐怕要不了多长时间，中国民间近三十年发育而成的先天不足的资产阶级萌芽，将再次夭折于薄熙来之手。而与此同时，应运而生的一个远超秦皇汉武时代的中央高度集权并“以吏为师”的社会形态，将循着旧制度的路径快速在中国复辟，中国这场先天不足的民主化转型进程，将必然被薄熙来团队彻底终结和埋葬。

所幸，薄熙来人算不如天算，那些真正开眼看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必将席卷中国大地的中共顶层的健康力量，终于在听任薄熙来打着毛氏“左派”的旗帜，以正统传人的姿态于西南重镇重庆表演三年之后，等来了薄氏团伙必然会发生的内讧，而一举粉碎了薄熙来试图染指中国最高权力的图谋。终于让薄熙来本人自证，他在重庆的表演，不过是个最新版的中国式“始于作恶，终于无耻”的一场笑话。

自然，关于薄熙来现象所包含的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深刻含义以及对未来中国的走向昭示了什么，显然不是老朽这样的不学无术之辈，可以归纳提炼的真正学问。但是，作为一名曾经在中国基层官场干了三十余年，如今已经退休赋闲终老于草野而打发余生的衙役末吏，我却明白一个这样的道理：无论在哪个历史时代，也无论在何种政治制度之下，当一种权力失去制约，其走向最终的颓败和邪恶，则是万古不易的真理。至于新近中国社会所发生的薄熙来现象，只不过再次证明，所谓“绝对的权力，则必然绝对腐败”，是个无需再次证明的政治常识。

值此举世瞩目的中国最受人瞩目的一次会议即将召开之际，我们回顾薄熙来一路带病高升，直至走向最终毁灭的过程，相信在历史老人眼里，那真不过是又一场中国式笑话而已。但愿中国在换届之后的未来十年，能最低限度展开权力互相制约的政治体制改革，以避免薄熙来式的笑话再次重演，则国家幸甚，民族幸甚！

作者博客：http://chengp001.blog.ifeng.com/

（亦忱，作家，著有文集《陈年旧事与胡思乱想》。）

锵锵杂谈

郭老学徒：野蛮人占领了头等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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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5-06 22:29:39　浏览147062次｜评论187条

一

当然，并不是每一个乘坐头等舱的旅客都是野蛮人，但头等舱确实弥漫着野蛮的气息，确实被野蛮人占领了。

二

野蛮人衣着讲究，时尚得体，高贵雅致，却遮掩不住骨子里透出的粗野和蛮横。

三

头等舱空姐都是精选美女。她们的服务亲切优雅，存外衣、递毛巾、送饮料、送正餐、向每位乘客轻声细语地介绍航程和气象情况；她们能叫出旅客的姓氏，李先生，王小姐，让你倍感亲切；有时还能叫出客人的职衔，张书记、杨市长，让你倍感得意。可野蛮人面对如此亲切的服务却不懂得回应，他们不会笑，不会说谢谢，甚至不会抬眼皮，高傲而冷漠，像刚刚从冰柜里拿出来的肉块。

四

坐在第一排的野蛮人喜欢脱掉鞋，旁若无人地把脚高高举起，蹬在前舱板上，脚比头高，让人恶心。

五

有的野蛮人很忙，飞机都滑行了还在电话里训斥下属。空姐小心翼翼地请领导关机，野蛮人生气，很生气：不是还没有起飞吗？

六

野蛮人喜欢最后上飞机，喜欢让大家等他。姗姗来迟似乎就是高贵的体现，一种无耻的高贵。

七

野蛮人往往会带着昂贵的包，但高贵的野蛮人不会自己拿包，有随从替他拎，替他把包举上行李架。航空公司一般会把随从安排到靠近头等舱的座位，飞机降落后滑行还没有到位，随从就会冲过来，为野蛮人取包，并抢占有利位置，以便让高贵的野蛮人先下飞机。

高贵的野蛮人喜欢第一个走下飞机。

八

头等舱旅客有专用通道，更高一级还有贵宾通道。可有的高贵的野蛮人却不喜欢走通道，不喜欢走廊桥，他们喜欢飞机停在远机位，让专车直接进机场接他。他的手下有能力安排好这事，只是害得其他旅客都坐摆渡车。

专车进机场接机是一种特殊的高贵。

越是野蛮，越讲究高贵。

九

很显然，不坐头等舱还自己拎包的美国家伙骆家辉是被野蛮人瞧不起的。他们认为骆家辉是在装，是作秀，是故意制造矛盾，甚至是在搞反华阴谋。

野蛮人有野蛮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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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老学徒，公司董事，著有《旅途上的建筑——漫步欧洲》、诗集《智慧接触》。）

郭老学徒：情欲与权力的纠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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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6-03 18:29:26　浏览504982次｜评论117条

一

世界上最早的权力之争是围绕着生殖器展开的。

在一些竞争型灵长类动物群体中，雄性要通过激烈争夺才能获得交配权，如狒狒和南方古猿。成年雄性是势不两立的情敌，要进行格斗，要把情敌打服打跑甚至打死，胜利者才能获得交配权。英雄的生殖器才有用武之地。

情欲是胜利者的权力。

二

在西太平洋特洛布里恩群岛上，部落酋长的权威与娶老婆的数量有关。

酋长的地位虽然是世袭的，但他拥有多少权威却取决于他在公共事务上的作为。酋长要领导战争，要组织节庆聚会和大型宴会，要举办舞会，要组织体育活动，要组织远航贸易等。他在组织公共活动时要为参加者提供食物，还要赠送礼品，如此，他才有权威，才能获得支持。当他需要人去完成一些任务时，会下达命令给所属村落，村落会向他提供人员。但是，这些人不是白干活的，酋长必须为这些服务提供报酬。

酋长靠什么支付诸多的公共事务花销呢？

靠多娶老婆。

按照特洛布里恩的习俗，酋长可以从每个所属村落娶一个老婆，部落如果有四十个村落，他就要娶四十个老婆。在他娶了老婆后，由于有了姻亲关系，每个村子都要给酋长进贡薯蓣，也就是山药。山药是岛民的主食。所以，酋长家的山药仓库非常大。有了这些山药，酋长不仅可以养活众多妻子儿女，还能支付诸多公共事务的开销，获得全部落的拥戴。只是，酋长要“对付”四十个佳丽，尽管很爽，但也很疲惫。酋长需要有强壮的生殖器。

酋长的权力从根本上讲来源于他的生殖器。

三

天主教教士不准讨老婆，究其原委，也与权力有关。

基督教诞生后一千多年的时间里，也就是说直到十一世纪，神职人员是可以结婚的，教会从没颁布过禁止结婚的禁令。当然，一个神甫不结婚，表明自己对肉欲有抵抗力，具有道德上的优势，对教徒更有影响。但结婚绝不意味着有错。圣保罗就说过：“倘若自己禁不住，就可以嫁娶。”

教会从制度上不准神甫或主教结婚，是出于反腐的考虑。

公元四世纪基督教获得合法地位后，教会的财富越来越多。有教徒贡献的，有国王给的，也有些来自于无嗣教徒的财产继承。到了十一世纪时，教会的财富已经超过了欧洲任何一个国家。

教会有这么多财产，大都被主教和教士们所把持。这些大权在握的人有妻室有儿女，难免会企图把财产传给自己的后代。为了防止教会财产流失，十一世纪教会做出了规定，不准主教的儿子担任主教，后来干脆不准担任教职。但这样的规定并不能有效地防止教会财产向“教二代”转移。所以，教皇又下令教职人员必须独身。

教皇格雷高里七世是贯彻独身主义最为坚决的教皇。他甚至煽动教徒抵制已婚的牧师，不参加他们主持的弥撒和宗教活动。从他以后，教会的神甫人员都不准讨老婆了。教会财产被教士侵吞的漏洞也堵住了。

很显然，限制了情欲，就约束了权力。

四

中国五代十国时的南汉后主刘鋹对权力与生殖器的关系有深刻的认识。这位十六岁的国家领导人认为，一个干部没有妻室才能做到无私，没有小家才能真正地为国家效力，才能真正地与朝廷保持一致。刘鋹还认为，权力欲是最强烈的，人们为了当干部，往往命都不顾，割掉生殖器也算不了什么。于是他下令，凡是干部都必须把生殖器割去。如此一来，刘鋹的“组织部门”成了阉割部。南汉两万多干部都被阉割了。也好，既没有“官二代”，更没有“官二奶”了。

五

刘鋹把干部们的权力与情欲做了彻底的切割，他是荒唐的，也是清醒的：权力绝不能与情欲纠缠不清。

权力和情欲都具有强大的无法抑制的膨胀性，交织的勃起是要作恶的。历史上的恶君恶官，大都是情欲的放纵者。

可权力却总是与情欲纠缠不休。就连受到强大制约和监督的克林顿总统都忍不住要在莱温斯基小姐的芳裙上留下爱的奉献，更何况权力不受约束的人。

情欲的诱惑是永恒的，强烈的，甚至是不可抗拒的。难怪路易十五说：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

问题是，还活着洪水就来了，就把你吞噬了。

六

官拜副委员长的成克杰就是被情欲的洪水吞噬的；副省长胡长清也是与情人幽会时败露了罪行从而走上绝路；铁道部长刘志军春光无限也是由于情欲的牵引而以动车速度驶向毁灭的深渊。倒下去的官员们，几乎没有不毁在情欲与权力的纠缠中的，还没有倒下的官员们，前仆后继，继往开来，情欲浩荡，勃起之后就没有“适度”。

七

歌德有一句隽永的诗：永恒的女性，引导我们向上。

我想说：权力与情欲的纠缠，或许会把你引向地狱。

作者博客：http://laoxuetu.blog.ifeng.com/

（郭老学徒，公司董事，著有《旅途上的建筑——漫步欧洲》、诗集《智慧接触》。）

丁征宇：父亲节里干女儿给干爹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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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6-19 10:14:58|　浏览88681次｜评论8条

亲爱的干爹：

今天是父亲节，我一个人在您为我筑的爱巢里等着您的到来。虽然我知道您今天不会来，但我还是一个人在这里傻傻地等着您，因为今天是父亲节，我作为您的干女儿应该为您庆祝。为了您的到来，我早已洗干净身体，静静地等着您来一次狂风暴雨般的激情，并亲手为您做了一个蛋糕，插上了蜡烛，只等着您的到来，因为今天同时是您的生日。

但是，昨天您就告诉我，您远在国外的老婆和女儿回来了，您的女儿要为您过父亲节。这也许就是女儿和干女儿的区别吧，在关键时候您的心里只有您的女儿。我能想象，您家里现在是多么的热闹、温馨，但在您为我做的爱巢里却只有我一个人在冷清清地等着您。

我做您的干女儿已经有十四年了。在我十六岁那年，我还在读高二，当年您还是我的老师、校长。在您的威逼利诱下，我的处女之身献给了您。但您为了掩人耳目，您叫我做您的干女儿，并说会为我的将来负责，我一直守着这份承诺。

您确实是一位伟大的干爹。您的承诺并没有失信，随着您的职务一天天变大，最后成为我市市长，您也供我读完了大学，安排了我认为是最好的工作，并且给我们购买了这栋别墅，还为我购买了宝马。我的高贵服装、LV包、法国化妆品都是您为我提供。在我同学、朋友、同事眼中我成了名符其实的大家闺秀。这一切，缘于我有您这位伟大的干爹。后来，您又以我的名义成立了我市最大的私人公司。在您的鼓动下，我辞职做了所谓的董事长。二十多岁的我成了全市最大的私人企业家。许多光环戴到了我身上，我知道这一切都是您伟大的功劳。

在这期间，您的女儿和您的妻子都移民国外。您成了当今最流行的裸官之一，我只不过是您在国内的情感寄托。您也明确告诉我，在您退休之后，您会移居国外，不要希望您会因为我而与您妻子离婚。我也遵守了承诺，这么多年来，我一直以您的干女儿自居，没有向您提出任何非分的要求，更没有破坏您的家庭，甚至连您远在国外的妻子并不知道我的存在。即使已经三十岁的我，还没有找到我的另一半，虽然有无数成功男人向我伸出了橄榄枝，但因为我是您的干女儿，最终他们都望而却步。

可是，我们最近似乎有了一些矛盾，那就是我市最好的一块黄金地皮，您批给了另外一家房产商。我不知道您也有胳膊向外拐的时候，一打听，原来对方的董事长是您的另外一个干女儿，而且比我更年轻。可是，您似乎没有想到，您最后又不得不批给我。因为在前年，又有一位干爹看上了我，要我做她的干女儿，而他正是您的顶头上司。但最终我们言归于好，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之间的事情只不过被一张纸隔着，容易捅破。一旦捅破，我们的结局都不会好。您在官场摸爬滚打多年，知道这其中的利害关系。

不写了，我的另一位干爹来电话了。本来我是想为您过父亲节的，既然您有女儿陪着您给您过父亲节，我只好答应他为他过父亲节去了。您知道，像我这样成功的女人背后的干爹不可能只有一个，而且您也快退休了，您也将要移居国外了。如果失去您这样伟大的靠山，我将会一无所有。所以，我必须另寻一位伟大的干爹，这位干爹您也认识，他是您的顶头上司。

好了，最后祝干爹父亲节快乐！希望您在退休之前将本市另外一块黄金地皮批给我。这其实是给您莫大的荣誉，因为您不批，我的这位干爹也会让您批的。

您的干女儿

2012年6月17日

作者博客：http://dingzhengyu.blog.ifeng.com/

（丁征宇，知名博主。）

崔卫平：哪有什么平庸可言

博文地址：http://blog.ifeng.com/article/18407870.html

2012-06-21 08:55:16　浏览83335次｜评论99条

不时有一些灾难性消息传来。翻开报纸或者打开网络，各种恶性的事件持续不断。从个人到社会，从小作坊业主到品牌企业，从区区村干部到执掌一方的政府高官，涉及国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不胜枚举。尤其是，事情的发展已经完全超出人们的想象，离奇古怪、五花八门、奇技淫巧，令人咂舌。

即使是好莱坞大片，也容纳不下这么多峰回路转、出奇制胜的内容。“匪夷所思”这个词也已经完全不能表达，那全都是我们自己的同胞所为，并且针对自己的同胞、共同体成员、并肩的同侪、身边人甚至亲人。仿佛这个社会的链条断了，人与人之间再难找到能够互相衔接的纽带，只有各人东突西冲，盲打误撞，亡命天涯一般。一个总的意志，演变为无数个冲突的意志。

哈维尔曾经运用缺乏“故事”来形容后极权社会的状况。“故事”里有不同的起点，冲突因为不同的个人而展开，来自不同方向上的力量互相作用、对话和转化，情节崎岖蜿蜒在已知和未知、规则和变化、不可避免和难以预料之间。在整齐划一的社会管理之下，故事失去了存在的土壤。哈维尔观察到，只有在监狱里才会发现那么多生龙活虎的人，听到生猛鲜活的故事。

我们这里的情况显然又往前走了若干。然而与其说我们的社会拥有丰富多彩的故事，不如说拥有各类频繁的“事故”。“故事”与“事故”的不同在于，前者有逻辑，有节奏，因而能够期待，在有所期待的情况下才会有意外；而后者则完全是突如其来的，祸从天降，来无影去无踪。比如新建的大桥怎么就会塌了呢？最新技术的动车怎么就相撞了呢？从食品店买来的怎么会是毒品呢？学校的门口怎么会成为县官对少女施淫的场所呢？医院成了杀婴的场所，七个半月大的婴儿仍然会用强制手段令其流产。

故事是一个能够理解的小小秩序，提供对于这个世界的平行理解。事故几乎是难以理解的。故事拥有一定的长度，有前后左右的承接和承纳，事故则是片断的，完全任意的，因而是压倒性的。面对天灾人祸，人们唯一期冀的是，可怕的事情千万不要落到自己头上。于是生活在不同程度的战战兢兢当中，侥幸心理当中，缺乏安全感。走在大街上，会看到人们的表情是混合复杂的，有着各种燃烧不完全带来的晦涩。

不仅是离奇古怪的事故层出不穷，而且还存在对于它们各种离奇古怪的解释或辩解。这就让事情变得更加周折，更加含混不清。一桩事件成为一件新闻还不够，对于它的辩解会成为接踵而至的另外一个新闻，成为人们热议的另一个中心。比如“轻度追尾”，以及对于腐败“要控制到民众允许的程度”。发生在看守所里的死亡，则有了更多离题万里的说法。有“躲猫猫死”、“做恶梦死”、“洗脸死”、“睡姿不对死”、“喝水死”、“睡觉死”、“摔倒死”、“过度兴奋死”等等。如此牵强附会的背后，是对于人命完全轻率和满不在乎的态度。

江西抚州临川区一个叫钱明奇的人，因拆迁问题多年得不到解决，最终引爆炸药。他本人也在爆炸中身亡，这个区的区委书记和区长很快被免职。前不久传出消息说，被革职的官员要复出，需要钱明奇的儿子写感谢信。这位儿子说“要我感谢他们什么？感谢他们把我父亲逼死了？”想出这种奇特的主意来，如此羞辱和践踏家人的感情，要多少曲里拐弯的肠子！

这就完全不是什么“平庸的恶”，或者什么“恶的平庸性”。汉娜·阿伦特的概念放到中国语境里来，已经不足以释放我们环境中那些特别的东西。这些官员们，那些脑肥肠满的家伙们，他们岂止是平庸的？他们怎么可能自甘是平庸的？哪有什么平庸可言？他们甚至觉得自己有“个性”得很！他们挖空心思，巧取豪夺，如天马行空，无法无天；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在欺压百姓、鱼肉人民方面，他们有多少“聪明才智”。什么党性、人民性，统统不在话下！

在阿伦特的语境中，“平庸之恶”，主要指的是“服从之恶”。对犹太人实施大屠杀，在当时是“最高元首”的意志，是在彼时法律允许的框架之内，是得到各种公示的法规条文支持和鼓励的。这就使得1962年站在耶路撒冷审判席上的艾克曼，强调自己的做法仅仅是“服从上级的命令”。很难说他这个具体的人，从这种服从中得到什么好处。

这个第三帝国的运输专家，在1941年—1944年期间，曾指挥将千千万万的犹太人送往死亡营，而他本人却并不是一个鲜明的反犹主义者；相反，而是犹太文学、美术的爱好者，熟悉犹太经典；他也并不是一个天生的杀人狂，曾经因为不愿意到尸体现场而提出过工作调动，最后还是因为服从而留在了岗位上。1944年他在匈牙利，当地的犹太人组织与纳粹之间已经有了拿钱换人的交易，就像影片《辛德勒名单》中发生的那样，他却丝毫不为金钱所动，在火车车皮缺口的情况下，让数万犹太人步行走向死亡营。在法庭上他说如果接受了金钱交易，会“让他的良心感到不安”。

你可以说此人就是一个冷血怪物，一个机器人，一枚闪闪发光的螺丝钉，一只锃亮光滑的齿轮。他处在一部庞大的机器之中，作为零部件，他直接向这部机器负责。他甚至不是我们这里所说的随大流，人云亦云，看别人眼色行事；而是在个人之身与大机器之间，建立了一种垂直听命的关系。他越是隐藏自己，机器便越是得以快速运转。尽管“毒气室”、“焚尸炉”是骇人听闻的，然而这些人们却是机械性的，规规矩矩的，毫无特色的。

我们这里也有“服从”。在某些方面某些问题上，“母体”（借用《黑客帝国》的词汇）中的人们是绝对服从的，但那仅仅是表面的、口头上的，是言辞上的表态，类似举手宣誓而已。但这个宣誓实际上是不算数的，他们从来也不相信自己刚刚表态或承诺过的东西。一转身，他们就忘得干干净净，与别人一起嘲笑它们。如果说这种表面上的效忠有什么实际内涵，那就是借此一方面让自己往上爬，另一方面，用来压制和剪除不同意见，拒绝接受来自公众的批评监督。

在这个所谓服从的另一侧，则是他们的“主动之恶”或者“各自为恶”。即使是上级的命令（政策、法律法规），他们也不会去听的，而且以能想出“对策”来违反为荣。我们的法律不允许腐败，但是腐败盛行；我们的法律不允许造假，但是造假遍地；我们有专门的纪检委员会或其他专门机构，但是对于各级官员们的违法乱纪行为，几乎较少具有约束力。他们就像一小股一小股鲜艳的鱼群，争先恐后地冲出法网，并且越是因为各种“自选动作”，他们的身上的“鱼鳞”越加鲜艳，他们的“人性”才大放异彩——至少他们自己这样以为。

也许“能量守恒定律”这个东西，也适合于人类社会。一般人们总说，我们这里缺少个性。不，是一部分人缺少个性，而另外一部分人的个性却十分“张扬”。别人被剥夺的个性能量，都转到他们身上去了。进而也可以说，存在对于个性的理解不同。有人认为个性表现为沉静，表现为内敛的定力；也有人认为个性就是张扬，就是骄奢淫乐，五毒俱全，能够做下伤天害理的事情。这已经不是黑格尔所说的“恶劣的个性化”，而是借助特权体制而表现出来的人性丑恶与丑陋。

阿伦特用“平庸之恶”这个词，是受了他的老师雅斯贝尔斯的启发。雅斯贝尔斯提醒她，如果说那些罪行有一个超出人类的外表（恶魔），那就意味着说其拥有一个“出众”性质，但包括希特勒在内的那些人根本不配。而早年研究过奥古斯丁的阿伦特，也认为只有善才是更为根本的东西，说到底恶是肤浅的。她因而采用了“恶之平庸”的说法。

实际上这个概念始终存在争议。阿伦特自己在别处也强调需要通过这个人所做下的事情来进行评价，而不是根据动机或者别的。如果不是根据这个人肤浅的“个性”，而是从行为本身来看，那些极为卑劣的行为，难道还能说是“平庸之恶”吗？雅斯贝尔斯还说过，哪怕是敌人也是“人”，属于人的范围。从这个立场看过去，那些作出离奇古怪之恶的人，做出极端之恶的人，他们仅仅在外表上接近人类，仅仅具有人的形状而已。这些恶已经彻底超出了人的理性所能够理解的范围，只有运用法律来严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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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卫平，北京电影学院教授，代表作品有《思想与乡愁》等。）

邱立本：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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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8-03 16:08:26　浏览13988次｜评论4条

“如果我们生存的冰冷的世界依然难改变，至少我还拥有你化解冰雪的容颜。”这是罗大佑情歌《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的歌词。在2012年炎热的夏天，面对中国经济陷入寒冬的挑战，不能不想到这样缠绵的曲子，发现它奇异地与当下中国经济的局面联系起来。

由于经济的变幻，中国底层近年饱经生活风雪的沧桑，起码两亿五千万的农民工，长期遭受漂泊之苦，离乡背井，从家乡飘到沿海大城市工作，在缺乏公共医疗、基础教育和住房的生存条件下，他们成为中国的二等公民。

这些二等公民今年面对一个最寒冷的夏天。由于不少企业关闭，他们深受失业之苦，不得不集体回乡，掀起回乡潮。他们长期以来参与大城市的建设，做本地人不愿做的廉价和危险的工作，对中国城市的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在经济困难时，他们是最先被解雇的一群。

随着第一代农民工的老迈，八零后与九零后的农民工也越来越多。他们没有父辈与祖辈“忆苦思甜”的感觉，不会将今天的生活与过去农村的生活来比较，而只会和城市的同龄人比较。他们发现社会的巨大的不公：不仅艰苦的劳动所得，比起官员和上层阶级差很远很远，而且他们的公民基本权利也被长期剥夺。这当然包括了子女的基础教育和公共医疗，在可见的未来都难有改善的可能。这也让他们陷入农民工“世袭”的悲歌，看不到“教育改变命运”的前景。

这和同样飘扬五星红旗的香港迥然不同。在香港大学、中文大学或其他的大专院校，还是有一些底层成长的寒门子弟。他们在房租非常低廉的公屋成长（香港有百分之四十多的人口住在公屋），接受免费的中小学教育，即使成绩中等，进了大学还有政府贷款或其他机构所提供的奖助学金。香港的穷人，在现存的体制下，可以攀上社会流动的阶梯，从底层进入中产阶级和高层，冲破父辈贫穷的命运。

但今天中国大陆的农民工，却没有这样的机会。他们的子弟，基本上与北大、清华等名校绝缘，甚至与大学教育绝缘。他们大部分都没有念完中学，继续在底层打工。贫穷世代延续，成了恶性循环。

这也使人想到了罗大佑的那首歌。执政党动人的口号，就像在情人眼中“那些可以化解冰雪的容颜”。在每次党大会中，都会不断强调追求社会正义与公正的理想，但这样美丽的容颜却越来越飘远，成为不可能出现的“画饼”。

这首歌最后的感叹：“我再不需要他们说的诺言，我再不相信他们编的谎言。”那只穿过梦想黑发的手，却穿过不了政改滞后的黑幕，也穿过不了世袭贫穷的宿命。为什么农民工“生存的冰冷的世界依然难改变”？在对抗中国经济寒冬的时刻，谁来为这些二等公民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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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立本，《亚洲周刊》总编辑。）

林楚方：心有多净，世界有多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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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9-06 12:21:57｜浏览31343次｜评论62条

这些天，我对所处世界有过很多思考，无论花前月下还是繁星满天，都在思考怎么和世界谈谈，怎么和这个世界相处。和大家交代下我的心路历程吧，都是些小故事。

几个月前我在办公室加班，保安打电话给我，说车停的位置不对，我答应赶紧挪车；保安又说，副驾的车窗没关，我赶紧谢谢提醒；还没完，他说我的钱包忘在副驾上，我立马提高警惕：想讹我钱？他怎么知道我的电话？我又没在物业做过登记？下楼才知道，他巡查时看到我的钱包在副驾上，担心有人偷走，就帮我收好，然后通过钱包里一张洗车卡查到我的电话。他平静地叙述整个过程，并提醒我以后别这么大意。看来我之前的担心，是以小人之心度保安之腹了。

另一个故事是几天后，北京大雨，我开车路过一酒店时，一个外地游客拦住我，问多少钱走一趟，把我当黑车司机了。我犹疑了几秒钟，他恳求说，雨太大，等很久没出租车。我没再犹疑，打开门让他上来。他说想去希尔顿酒店，我告诉他我也想去那个方向，顺路。其实我去的方向完全相反。路上“客人”想给我一百块钱，我笑说“给钱就不载了”。他热情地感谢我，还说要交个朋友。

两个故事间隔不足一周，我都当作美好记忆。好事不留名，讲给朋友听。有个朋友提醒我，“真实情况很可能这样：保安看到你车窗没关，就把头伸进来看看有没东西顺走，结果发现一钱包，高兴得不得了，但打开一看才两百，临时决定不冒这个险，顺手送人情，没准你会屁颠屁颠写封感谢信给物业。你搭载的那个人很可能回去就吹，‘哥们在北京赶上大雨，满大街谁都打不到车，但凭三寸不烂舌，愣让一山炮把我送回酒店，一分没收，临了那孙子还乐呵呵的。’”

当朋友分析时，我第一反应是，真实的情况很可能这样，尤其那个搭车人，他的感谢一点不真诚。他告诉我他是做投资的，而做投资的最会讲故事。他夸我目的只是搭车，他一定在想，这是他这一天最得意的一笔“投资”。朋友还提醒我，不要给陌生人搭车，“万一是钓鱼执法呢？”我苦笑道，“北京好歹是个大城市，不会有这么坏的执法者……”

但几分钟后就想明白了，然后告诉他：“这个世界是干净还是脏，并不取决于眼睛，而是取决于想法，心有多净，世界有多净。这个世界是简单还是复杂，常常不取决于世界本身，而是取决于你和它相处的方法，你用复杂的办法对付它，它会呈现出无比的复杂；你用简单的办法和它相处，它就回馈出奇的简单。善良是什么？过于善良是不是没有原则？其实善良本身就是原则。我完全可以这么想，那个保安平时就很称职，他捡过很多东西，每次都尽力找到失主，对他来说只是例行公事，所以他才那么平静，他会为此心情舒畅，就像我给那个外地人搭车一样。那个搭车的人，也许回去就跟朋友讲：怎么还有这样的人？在大雨天免费送他回酒店，陌生人之间是可以信任和帮助的。他也许会把这个故事讲给好多人，越来越多的人见到他人有急，都会伸出援手，露出笑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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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楚方，《壹读iRead》出品人兼主编，曾任《南方周末》高级编辑、《看天下》执行主编。）

文化文明

杨恒均：舌尖上的中华“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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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6-15 22:42:03｜浏览66415次｜评论70条

一百多年来，没有任何一个历史人物比孔子的遭遇更离奇。在中国大陆被屡次砸烂、打倒、打倒后再踏上一只脚的时候，他在世界各国，包括华人与外国人中，始终是中国文化的代表人物，孔子思想与儒家文化在世界各国华人家庭、日本、韩国以及中国的台湾、香港等地得到了更好的继承与发扬。改革开放后，尤其西风东渐愈演愈烈的这些年，孔子在中国大陆被重新抬了出来，并逐渐被包装成一面旗帜。在过去短短五年里，两百多个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国成立，成为输出中华文化与价值观的先锋队。有学者认为，两千年前的孔子与儒家思想，成为当今中国最大的软实力。

说孔子是中国最大的软实力并不过分，近现代中国人长期忽略、抛弃自己拥有的精神财富，舍本求末的事并不鲜见。在当今大家都在谈软实力的时候，更应该对自己的物质与文化遗产有一个深入的认识，吸取世界各国先进文化的同时，发扬与光大自己文化中的精华。

说起被忽视的孔子，笔者回顾了在西方的生活经历，发现当今在我们谈论文化、价值观与软实力的时候，其实还忽视了一种比孔子与儒家思想影响更大，也更能代表中华文化与软实力的东西，那就是中国饮食文化。如果要我提一个西方人口中最普遍使用的中国文化用词，那可能就是Chinese food（中国食物，中国菜）——无论在好莱坞电影、电视报纸媒体中，还是在我们同西方人的日常交往中。

那么，Chinese food不只是一些食物，还是一种文化，为什么我把它提升到与孔子相同的高度？

记得二十多年前第一家麦当劳在天安门广场附近开张的时候，曾经引起了文化界一番议论（和几年前故宫里开了一家星巴克引起的议论相似）。有人认为，麦当劳不仅仅贩卖汉堡包，它们也是推销美国的文化与价值观的先遣部队。争论不了了之，可不久后发生了“八九事件”，一家美国媒体重提这个话题，再次把麦当劳与美国价值观联系起来，大做文章，从而引起国内一些保守文化人的恐慌，号召应该抵制麦当劳、肯德基与比萨饼。

1992年小平南巡后，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随着财富的增加，中国人也更有自信，与此同时，各种来自美欧的食物连锁店遍地开花。几年前，麦当劳与肯德基已经开到了本人的家乡小城随州市。当我看这种在西方被称为垃圾食物，只有在我们没有时间为孩子做饭的时候才允许他们到这里偶尔吃一餐的快餐，在中国的小城始终生意兴隆的时候，我不得不承认，小小的汉堡与炸鸡腿，同好莱坞大片一样，一定是凝聚了美国的文化与价值观，展现了某种令人不解的软实力。

其实，美国快餐文化里隐含的商业信用、道德理念与经营手法，处处显示了美国的文化与软实力。笔者日前在随州肯德基门前做了一个简单的调查，询问带孩子来买炸鸡腿的母亲为什么选择这里用餐，而不是去离肯德基不到五十米远的中国小吃店，以及样子与味道都与肯德基炸鸡腿差不多价钱却便宜一大半的炸鸡小摊时，得到最多的回答竟然是“这里干净，吃得放心”（第二多的答案是“孩子喜欢这里的气氛”，第三多的答案是“这里食物质量保障，味道始终如一”）。当笔者就第一个回答追问一句：这里也是中国人开的，这些鸡和用料也是中国的，你为什么就单单认为肯德基干净？答案竟然是：人家是连锁的，是美国人管理的。

这一句“美国人管理的”听得笔者心里五味杂陈。在中国的肯德基不是没有出现过食品质量问题（例如苏丹红事件），但普通的大众已然对它的质量有信心，很显然是对美国的管理文化的信任。能代表美国文化与价值观的显然不是这些汉堡包与炸鸡腿，更不用说这些快餐能有什么软实力了，可一个“美国人管理”却远远超出了饮食与饮食文化，而上升到国家的软实力层级。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

说起饮食文化，走遍世界各地的笔者可以自豪地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饮食比“Chinese food”（中国食物）传播更广，影响更大。无论从中华饮食文化的历史背景与渊源，还是其多样性与复杂性，也远远不是星巴克、比萨饼、肯德基可以相比的，一度堪与中国食物相提并论的法国大餐，从受众与评价上，也早就不是中国食物的“对手”。

如果说我们曾经轻慢孔子与儒家，那么，我们尚未发现的最大文化财富与借此走遍世界的软实力，正应该是中国饮食与饮食相关的文化。最近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引起广泛关注，正说明了这一点。这部片子让我们发现了自己丰富多彩的饮食文化。中国饮食早就在世界饮食文化中占据了不可取代的地位，遍布世界各国的唐人街以及散布地球各个角落的大店小摊“中国菜”，已经成为地球上的一道风景线。多年前笔者访问南美接近南极洲的地方时，看到在孤零零的地方有一家中国餐馆。当地人说，世界上有路的地方，就有丰田车，世界上没有路的地方，都有中国餐馆。

然而，实事求是地说，中国餐馆与中国饮食文化与中国文化，还有相当一段距离。中国食物与麦当劳、肯德基相比，中国饮食在海外是有饮食，暂时却并没有形成文化，离成为我们输出文化与价值观的载体，展示中华软实力还差很远。究其原因，当然和我们这些年总体来讲文化中缺乏了核心价值观有关，但也不能排除我们对自己的文化财富重视不够，政府与民间组织支持不到位，以及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

就拿中国菜名来说，中国菜式花样翻新，长期以来，根本没有统一的名字，曾经出现了有些中餐馆把“春鸡”翻译为“没有性交过的鸡”这种笑话，这其实与中国相关部门不作为有关。去年中国相关部门发布了中国菜的统一译名，就解决了一个大问题。与这个容易解决的问题相比，影响中国饮食与饮食文化最大的就是毒食品，例如地沟油等。就本人所知，当地沟油的消息传到国外后，一些喜欢喝“早茶”的外国朋友已经不再敢吃油炸点心如春卷、油条等，这严重影响了中国食物的声誉。而真正损害的不仅仅是我们的饮食文化，还有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民族在国际上的声誉与“软实力”。

加强对食物的监管，消除毒食物，同时加大力度对饮食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精华、作为国家软实力的研究、宣传与推广，应该成为政府与民间机构的重要工作之一。国内著名的“沙县小吃”给我们很多启发。“沙县小吃”供应的食物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作为一个小县城的文化品牌，也不可能大到什么规模，然而，“沙县小吃”的招牌竟然能够遍布全国各地。很多时候看到“沙县小吃”的招牌与小店，我都有一种感动。我感受到的是一个小县城走出去的毅力与文化，我甚至能够感受到一个小县城的“软实力”。

中国一些地方的特色食物例如四川菜与湖南菜，可以说已经遍布世界各地了，而且也得到越来越多华人华侨和当地外国人的喜欢。但是，这两个地方的政府部门到处招商引资，却很少看到他们到世界各地举办与饮食有关的文化活动，也与遍布各地的菜馆并无文化上的联系。其实，此中有很多事可以做。

“食色，性也”，民以食为天，饮食文化堪称文化中的重头戏，中华饮食文化更是源远流长、独树一帜。笔者思索，如果我们不是以“孔子学院”为载体来传播中华文化、展示软实力，而是以“中华料理”、“中国餐馆”、“中国饮食学院”等作为平台，恐怕效果会大大不一样，会有更多的外国人参与进来，外国人不但不会指责我们“文化侵略”，反而会“口服”心服吧。

作者博客：http://yanghengjun.blog.ifeng.com/

（杨恒均，作家，自称“民主小贩”，代表作《致命系列三部曲》。）

徐贲：怀疑的时代需要怎样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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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7-12 11:13:09　浏览54997次｜评论75条

在网上读到一篇《在怀疑的时代更需要信仰》的讲稿，是作者在北大中文系2012年毕业典礼上的致辞。其中有几句话令我印象深刻，“文学理论无法识别毒奶粉的成分，古典文献挡不住地沟油的泛滥。当利益成为唯一的价值，很多人把信仰、理想、道德都当成交易的筹码，我很担心，‘怀疑’会不会成为我们时代否定一切、解构一切的‘粉碎机’？我们会不会因为心灰意冷而随波逐流？”

我很同意作者对当前缺乏信仰的看法，但是，把信仰、理想、道德是放在一起说，可能给人这样的印象：有了某种“理想”和“道德”，也就有了信仰。现在有不少人怀念“文革”时期，往往也是基于这样一种对信仰的理解。他们认为“文革”是一个中国人普遍有理想、有道德的“激情”年代，因此人们在那个时代具有坚定的信仰。现在我们知道，那时候的信仰是建立在“阶级斗争”、“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人”、“某某主义的明天”一类的神话上的。有鉴于这样的历史教训，今天重提信仰的时候，似乎应该问一下，我们这个怀疑的时代需要怎样的信仰？

建立在神话上或是理性上的信仰是有区别的。今天许多人的怀疑心态并不是简单地突然放弃了信仰，而是因为，在旧神话已经破灭，而新理性尚未建立的时候，怀疑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必要的，尽管会令人困惑和痛苦的过渡。

古希腊在公元前五世纪出现哲学的新理性之前，就已经有了神话的信仰。神话故事展现了各个神的奇特故事和他们对人类生活各方面的神秘影响，正如文化历史学家韦尔南（Jean-PierreVernant）所说，神话“构成了信仰的‘日课经’”。像所有其他形式的信仰一样，神话对最早的古希腊人有“教育”的作用，神话故事“同样也是这一群人集体知识的百科全书，……教育培养（paideia）需要背诵并参透具有某种经文价值的作品。这些作品中，所谓的宗教——众神明、众英雄，对崇拜的描写、对殷勤好客、对正义的某些道德思索，那些被宙斯惩罚的人——都跟别的东西一起被学习。”

然而，信仰的意义并不只在于它是信仰，而且还在于它是一种怎样的信仰。今天，绝大多数人不再盲目地接受来自传统或宗教、政治教义的信仰，而是用理性来思考和判断信仰的内容和合理性，这种神话与理性的区分最早来自古希腊哲学。由于古希腊哲学，理性本身“第一次从神话脱离出来，宛如盲人双目中的鳞片剥落一样。这不止是认知态度和心态的转变，它还包含一种决定性的意义，那就是精神的发现”。在历史的发展中，理性变得更加重要，人们对理性的认识也变得更为全面和深入。

在西方，人们一般是在宗教信仰的意义上说“信仰”，而在中国，人们大多数是在伦理和道德的意义上说“信仰”。这两个意义上的信仰虽然不同，但并不矛盾。宗教意义上的信仰有特别的对象——神，然而神和神的教诲是不可分的。神的教诲不仅关乎神与人的关系（虔诚），而且关乎人与人的关系（爱）。在不信神，不信上帝的人群中，由于没有必须爱的神，人更有理由爱他周围的人，在自由、平等、尊严的环境中，信任、尊重和关爱别人便会变得更加重要。在政治上，这些价值与民主、宪政是一致的，在哲学或神学上，这样的普遍价值则总是与某种超越的终结关怀联系在一起。

在没有终结关怀和普遍价值信仰的地方，也会出现一些看上去似乎是信仰的现象和行为，其中最常见的便是世俗的“崇拜”，这是驾驭民众的有效手段。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对此问道，在还没有新的宗教信仰时，“能够教给孩子们什么呢？”他的回答是，给他们一个“代替品”，那就是一个世俗崇拜的方式。它有一个由政治力量或权力营造的“神”（领袖），一个“经文”（某某著作），一个渗透到生活各方面的“世界观”，一个“僧侣阶层”（官僚体制）。这样的崇拜可能非常有效，也可以满足民众对信仰的精神需求。然而，二十世纪的人类历史已经有了太多的经验教训，这样的信仰不仅是赝品，而且更是危险品。它会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带到自我毁灭的边缘。我们不能饥不择食，而把这样的赝品和危险品当成了信仰。

怀疑本身并不一定是一件坏事，问题是怀疑什么、怎么怀疑和为什么怀疑。文艺复兴时期，无论是宗教革命还是现代科学的萌芽，都是从怀疑某些被当作当然正确的东西开始的。一切可以称作为“信仰”的“确信”或“有所不疑”，无论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都必须建立在一些具有恒久而普遍意义的价值之上。人们只有确信这些基本价值，即使在现实生活中眼见无数糟蹋、破坏这些价值的行为，但仍然对这些价值坚信不疑的时候，他们才可以说是真正具备了信仰。

长期以来，我们由于信仰的高度政治化，一直无法建立起真正具有普遍、恒久意义的基本价值。中国虽有被称为“信仰”的政治教义，但并不存在真正的信仰。当这种教义的神话与人们的经验理性相抵牾，暴露出它丑陋的政治伪善时，怀疑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今天的怀疑主义不仅是怀疑现实世界中的那些伪价值（权力，金钱），而且是根本怀疑人类是否真能拥有长久和普遍的价值，后面这一种怀疑主义才是真正可怕的。信仰是被现实，而不是被怀疑解构或粉碎的。怀疑只是信仰根本不存在的结果，而不是信仰遭动摇的原因。

作者博客：http://blog.ifeng.com/5439462.html

（徐贲，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著有《知识分子：我的思想和我们的行为》、《通往尊严的公共生活》、《在傻子和英雄之间》等。）

宋石男：古代中国的个人尊严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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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8-31 09:03:31｜浏览139716次｜评论108条

自春秋至近代中国，“尊严”一词多与权力有关。但在现代，“尊严”一词更多是与权利有关，简言之，尊严就是独立个体的权利被尊重。基于以下几种因素，古代中国人很难保障现代意义上的个人尊严：等级秩序、个人本位缺失、权利意识匮乏、礼法与宗法约束、私有产权不受保护、公私领域没有界分。

儒家思想与等级秩序

当说，儒家思想中的仁、义等概念与尊严有交集，儒家崇尚道德，讲究修身，提倡节气，从中也能部分导向人的自由或尊严，但儒家思想决不能导出现代意义的尊严概念。

首先，儒家并非面对普罗大众的学说，尤其宋代理学，只是面对士大夫精英阶层。直到明中叶以降，王阳明心学行世，才有了变化，更加开放，商人、樵夫、工匠也可学理学。但究其根本，儒学关照的仍是信仰儒学的知识分子以及运用儒学的帝王。所谓儒家的民本观念，常被视作与现代人权理念合拍，其实多不过是“政本论”而已。譬如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屡被津津乐道，然则还得注意其后的那句话——“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实际上，孟子这段话无非“执政为民”一类的套话在古代的初版，要旨只是论证政权得失之决定条件，警示政权转移之轨道，而非真正的权利学说。

其次，经由儒家学说而获得的自由或尊严，多是精神范围的，难涉制度保障或物质层面，因此仍是残缺或无根的。

最后，儒家思想本质上是一种等级秩序。所谓名教，无非“君以名桎臣，官以名轭民，父以名压子，夫以名困妻，兄弟朋友各挟一名以相抗拒”（谭嗣同语），其实质是“君为臣纲，则民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率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者”（陈独秀语）。“几千年来，中国人就是生活在这样一张从朝廷到家庭无所不包的专制主义的罗网之中。”（李慎之语）

在这样一个等级秩序森严的网络中，你只要是臣子，就天然卑微且服从于天子；只要是儿子，就天然卑微且服从于父亲；只要是妻子，就天然卑微且服从于丈夫；只要是弟子，就天然卑微且服从于老师，又怎么谈得上自由意志和个体尊严？

个人本位缺失

古代中国缺乏与他人分立对抗的个体人概念，每个人的特性都由其所处的社会关系来定义，换言之，人人都活在集团中——血缘集团是家族，地缘集团是同乡，政治集团是同科、同座主或同党同社，少有独立个体的生存空间。如余英时所言，传统文化里并非没有自我、自由的概念，但西方以个人为本位，中国却在群体和个体的关系之上考虑自由。

个人本位缺失，还有深层次的经济、政治、文化原因。经济方面，个人从属家庭、宗族，在血缘集团中主要是依赖或扶助关系，而非独立的经济利益主体。政治方面，古代中国从未有独立的公民身份，个体地位取决于三纲五常。文化方面，浸淫儒家和谐观念的社会，缺少与公权抗争的文化资源，个体更多是内省而非外扩，因此不能“拥有建立完整人格的期望”（马克思·韦伯语）。

权利观念匮乏

个人本位缺失，已经是个人权利的先天致命伤，何况古代中国又极乏权利观念。夏勇说，中国人的天理就是中国式人权观念，政府的责任就是人民的权利。西方的人权概念是政府不应侵犯人民的权利，中国则主张政府应为人民做些什么。西方人权是法律语言，中国的人权则基本是道德语言。道德语言产生不了权利，只能有义务的观念。因此，在古代中国，民众只有交纳赋税、服役之义务，而无参政议政之权利（这与西方近代形成的“无代议士不纳赋税”形成鲜明对比），更别说拥有马歇尔归纳的三大个人权利：公民权利、政治权利与社会权利。

当说，中国传统政治中也有好的一面，如讲仁，讲义，尊重生命，尊重生存权等，但都是从责任和义务的层面讲，而非倡导百姓去争取权利。制约统治者的手段，主要又不是法律及分权制衡，而依托于儒家伦理和道德期待。伦理和道德不是没有约束力，但相当有限，而对“圣主”的期待，更是几千年中国政治的致命伤，无异于先将百姓的头颅放在铡刀之下，再期待来执行的刽子手忽然变成活菩萨。

礼法、宗法之二元约束

日人浅井虎夫指出，中国古代法律有二元性，那就是国家制定法外，还存在家族法，也即所谓宗法。

古代中国制定法律，讲究“出礼入刑”。礼与刑结合，大约在西汉，董仲舒等将说经与解律结合，建立所谓“春秋决狱”的传统，实质即礼刑结合。按瞿同祖的研究，中国法律之儒化是渐进的，萌芽于汉而始于魏晋，成于北魏、北齐，经隋唐后便成为法律正统。

礼的主要内容是确立尊卑贵贱秩序，本质上与法治的平等精神相悖。在礼法之下，道德和法律往往互相混淆，且常以法律的制裁，代替道德的制裁，浅井虎夫认为有两大弊害由此而生：“一以失法律公平之要义，遂至有不能适用之处，而完全丧失法律之效力；一以畏避外部之强制力，而其中心之服从苟免而无耻，遂至并道德而灭绝矣。”

申言之，礼法之弊主要有二：一是国家利益至上，而漠视个人利益。法只制裁异端，而非保护权利。中国古代法律始终以刑法为主，绝少见民法踪影，因此本是民事纠纷，也只能用刑事手段、道德观念来制裁或调节。自先秦李悝《法经》到清代《大清律例》，一直如此。西方早期也是诸法合体，但从罗马十二铜表法开始，就确立了法典中民法的主导地位，而查士丁尼的《民法大全》则已基本摆脱以刑法手段来调整民事关系。二是“保护不平等”，诸如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师友，地位都是不平等的，而礼法却要保护且强化这些不平等。事实上，家族和阶级正是中国古代法律的基本精神和主要特征。家族以内，父权、夫权决定了尊者惩戒卑者的权力。社会上也是等级有序，不仅生活方式因社会身份不同而有差异，法律待遇也不同。譬如清代贱民，不但未有科举机会，甚至不能与良民通婚。

至于宗法，则是血缘集团内部道德规范、精神信条的法律化，某种程度上可说是家族内部的礼法。一方面，族长借宗法对族人享有系统控制权；另一方面，宗法制度又为国家提供有效的基层服务，在皇权所不及的乡里，个人主要由宗法来控制。宗法对个人也能派生一些好处，譬如义学、义田等，可供家族内部的寒士得到教育机会或最低生活保障。但这只是血缘集团内部的荫庇，并非建立在全社会平等公民的政治权利及道德共识之上，有相当大的局限性。

简言之，在礼法与宗法的双重约束之下，个人尊严如同绞肉机中的肉块，如果没被搅碎，那只是幸运而非必然。

无产权则无人权

在古代中国，私有产权难以确立及保护，人权至为重要的一角因此塌陷。

上古三代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没有私有产权概念。战国以后土地渐渐私有，民土出现，但缺乏产权保障，常被侵占。譬如汉代王莽的王田制度，元代的夺田，宋代公田，明代皇庄，清初圈地，都充斥着对民土的侵犯。此外，政府长期向民间富户强征钱财，始于汉武，继承者代不乏人，尤其清代的“报效”、“捐输”，非常惊人。

与不尊重私有产权配套的，则是抑商观念及政策。据傅筑夫研究，发挥作用的主要是三项制度：禁榷、土贡、官工业。禁榷把最有发展可能的行业从私人手中夺过，改为官营，商品经济自由发展道路由是堵塞。土贡则越过商业程序，把本为商品的物资，直接向民间索取，实质是把商品经济中很大的一部分直接取消。官工业制度与土贡相辅而行，将不愿从市场购买，土贡又不能满足的部分商品，改为官家通过盘剥民间劳动力的方式自行制造，从而又取消了商品经济中很大一部分活动。此外，杨联升等人还指出强征强借、贱买（如唐德宗的宫市，宋元明的“和买”、清代的“采买”或“采办”等）、课重税捐等手段，其本质都是政府用行政手段与民争利，而无视私有产权。

不但私有产权不得尊重，与私有产权关联最大的群体——商人的尊严还特别没有保障。尽管早在西汉，司马迁就在《货殖列传》中表达了对商人的尊重及对经济独立以保障权利的向往，但直到明清以前，商人仍是四民之末，各种歧视性法令也层出不穷。如汉代规定商贾不得衣丝、乘马、为官，唐代禁止商人与工匠骑马，还得率先服兵役，且其子弟不得应试与出仕。直到明代，还有“商贾止用绢、布。农家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得衣绸、纱”等规定，不过未被严格遵行。

人的自由及尊严的一个极重要前提就是经济独立，而经济独立的最重要前提则是产权保护。但这一切，在古代中国却被忽视了数千年。

公私领域无界分

在古代中国，只有臣民、草民、子民的概念，而乏公民的概念。草民是命贱如草，臣民是匍匐在地，子民则直接当孙子，就是没有独立而且直立的公民。

缺乏公民概念，除了导致缺乏相应的公民权利外，也导致公私领域无分野。然而，个人尊严很大程度上恰建立于此种分野之上——私人领域中是个人最核心的自由与权利，不能被公权倾轧变形；公共领域则是公权与私人之间的缓冲带，私人借公共领域以聚合，进而与公权分庭抗礼。

在古代中国，私人领域始终为所谓“公”倾轧，其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缺乏相对独立性，尤其是相对于国家权力的独立性。统治者借助“公”垄断政治资源及道德资源，形成所谓“代表型公共领域”（哈贝马斯语）。儒家之外，诸子学说也未给私人领域以充分的尊重与保护，法家以国家公利来淹没私人领域，把个人当作帝国机器运转的螺丝钉；墨家的兼爱更像宗教关怀而缺乏制度设计；道家的超越缺乏公共价值的追求，其小国寡民的理念也与构建公共领域的理念格格不入。

于是，涉及公私范畴的中国传统就形成了三种内在悖论：首先，统治者在价值观上高倡“公”，然此“公”只是帝王私人拥有的“公”，民众与之并无休戚与共的关系，更无参与或监督之权力。其次，由于“公”对私人领域的侵略性，民众对“公”常充满恐惧与不信任，积极的揭竿而起，消极的终老泉下。最后，“公”与“私”貌似截然对立实则频繁转换。私人一旦手握“公”权，第一件事往往就是牟取私利。

古代中国的公私状况，大约可以“大公无私”概括。但这“大公”未必公，往往只是维稳的一种政治话语；“无私”也未必纯粹，往往只是私人对个体权利的放弃。

结语

自秦汉至近代的数千年内，类似西方十六世纪以降的思想、政治、经济和社会四大革命，在中国一个都没出现。民众常为国家共同体的强大阴影笼罩，也为儒家思想及其渗透的礼法、宗法制度的约束，没有个人的自立、政治权利的平等、私有产权的法律保护，很难保有个人尊严。古代中国人的尊严缺乏，主要还是权利的缺乏，如西哲云“一切贫困都是权利的贫困”。要让中国人有尊严地活着，也许还需要不短的时间。

作者博客：http://songshinan.blog.ifeng.com/

（宋石男，笔名四一，四川乐山人，曾任职媒体，现于高校任教，系知名自由撰稿人。）

苏芩：床上亦有底线

博文地址：http://blog.ifeng.com/article/19922896.html

2012-09-11 12:59:43　浏览278700次｜评论14条

昨骂陈冠希，今骂李宗瑞。

明星与富少，着实乱得不堪！

不过此二人多少还算是对社会有点“贡献”：至少帮大家了解面具下的人性。此后娱乐圈里再无传说，不论你怎样的君子淑女，都有脱衣卸妆的那一刻。

不过还真别以为此等“艳照”是明星阔少的专利。生活中，普通百姓之间，形形色色各种型号的艳照，一点都不逊于明星。

工作中发现不少人都有着类似的“瘾”。男人如是，女人亦如是。不禁让人想问：如今的都市人，另类性癖好为何越来越走极端呢？

这有其内因和外因。

内因是，生活压力对人心理挤压的结果。压力之下，人总要通过不同途径寻求宣泄口，这一个个宣泄口，往往会是些出人意料的“旁门左道”。性是人性中最原始也最本真的宣泄渠道，压力之下的人们，一旦打开了情欲的闸口，往往会有极端的性举动。

外因是，跟色情文化的侵袭有直接关系。如今各种AV文化盛行，甚至成为了时尚风潮，备受都市人追捧。虽很多情侣仅把这当成是助兴节目，而其实对情感侵蚀亦是不小。国外曾有实验显示，一个刚刚观看完裸体女照的男人，会觉得妻子对自己的吸引力减小。观看色情视频，会降低自己对伴侣的满意度。这说明色情文化接触过多，对情欲的口味也会越重，越渴望体验一些极端的身体感受。

这其中男女皆有，但仍是以男性居多。女人的弱点在于，她们的爱，会体现在对性的妥协上。因为爱一个男人，会一而再地降低自己的底线，她傻傻地以为这种付出，能够套牢一个男人的心。实则不过是满足了男人贪婪的私欲。往往对情欲有这扭曲爱好的男人，内心有着阴暗自私的一面，这源自他那畸形的征服欲。都说女人通过征服男人来征服世界，实际上，男人征服世界的目的也不过是为了尽可能地征服更多女人。另类的情爱体验，对某些男人而言，就只是一种卓有成就感的征服方式。往往有此种心态的男人，随之而来的还有其强烈的暴露癖，往往是因为自身成就感的缺失，寻求一切可以真实存在的方式来证明存在的价值。记录下丑陋，是希望能更牢地抓住对方。一旦女人在性问题上向他们妥协，灾难也就自此而来了。

男人都爱女人脱衣服的瞬间。但有些男人，在诱导女人脱衣的那一瞬间，脑袋里绝对不会有“责任”二字。上床前的千种誓言万般承诺，只不过是想要尽快进入主题的手段。

对女人而言，始终要牢记两点。

不要相信男人在床上说过的话。

离开一个男人的床，不要落下不该落的东西。

并不是所有男人都能为脱衣服的女人负责到底。尤其那些有独特性癖的男人，更别指望他们能真的对你做到保护。

所以，男人不要朝三暮四，女人不要丢三落四。

坚持该坚持的，守住该守住的。上床，亦需要底线！

作者博客：http://imsuqin.blog.ifeng.com/

（苏芩，著名作家。）

鄢烈山：“潜规则”不如叫“现规则”或“奸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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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9-06 10:23:15　浏览62007次｜评论13条

据报道，吴思先生创名的“潜规则”一词，已与“团购”、“云计算”、“山寨”等热词一起，收入今年7月15日面世的《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中。

新词典是怎么解释“潜规则”的我还没有见到，大概不会与吴思的定义有多大的出入。吴思先生的学术功底我是很佩服的，他对社会行为的分析、归纳和对“潜规则”概念的提炼、界定，都有理有据。不过，从一开始我就不大认同“潜规则”的命名。因为我们这些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弗洛伊德热中过来的人，早有“潜意识”一词先入为主。而弗洛伊德所说的潜意识，是一种与理性相对立的、人类本能性的存在，又叫“下意识”，即不知不觉中支配我们言行而我们并没有意识到的意识体。而所谓“潜规则”，既已成为在一定圈子乃至相当范围里实际通行的“规则”（共识、不成文的约定），只有不通人情世故的“外星人”、局外人、天真汉才不晓得，哪里还谈得上“潜”不“潜”呢，分明浮上了世面（或市面）嘛！

如果说多年以前，官场商场职场情场里蝇营狗苟的那些把戏，刚刚成为一部分奉行的“规则”，还遮遮掩掩，如潜水艇时沉时浮，在若隐若现之间，吴思先生命名为“潜规则”还可算描述了现实；那么，到如今，在一些地方买官卖官已然明码实价，招投标的回扣比例已成为入门常识，“潜规则”还能用“潜”描述吗？

随手举个近例吧：《南方周末》8月2日报道，防火门生产乱象丛生，拥有防火证的公司公然打广告，招揽出卖防火证的生意，帮无防火证企业生产伪劣产品过关……你看，这些搞“潜规则”的人，明火执仗，都公然在媒体做广告了，哪里有一点电视连续剧《潜伏》里中共情报人员“孙红雷”和“姚晨”蹑迹潜踪的模样？

从词义角度看，潜对浮、隐对显、实对虚、实（又）对名。“潜规则”分明是“现规则”了——“现”是“浮现”、“显现”的现，也是“现行”的现，“现实”的现；它们甚至让载诸法律和文件的规则成了摆设和幌子，即有名无实的虚规则，因而“潜规则”应该叫“实规则”、“真规则”。

那么，一些卖官的县委书记、招标吃回扣的官员不是落马了吗？这就是说，他们搞的那一套毕竟像潜伏特工，是见不得阳光的呀。此言有理。但这只是一方面，只表明买官卖官、招标吃回扣、审批收贿这些行为，毕竟没有修成正果，还没有成为光明正大的合法的社会规则。

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看到，有些“潜规则”已然被社会承认，甚至无所避讳地进入了官方文件。以公款接待为例。1980年，商业部长王磊在“丰泽园”吃饭，菜价124.92元，他只付了19.52元；此事被饭庄职工陈爱武告到中纪委，结果王磊被中纪委通报批评，还公诸《中国青年报》。三十多年来，关于公款吃喝标准“四菜一汤”的系列文件成了历史笑话，“三公消费”惹得民怨鼎沸，但是，结果呢？据《人民日报》7月31日报道，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说，对上级来人的“公务接待早就变成了几乎全部由地方兜起来，无法按照原定标准去控制”。最近，温州市纪委下发的关于控制公务接待的文件，就明确表示，只能控制本市干部吃喝，对上级来人的公款接待不受此文件约束。除了中央，每一级都有上级，接待上级来人总要陪客吧？啧啧啧，公款吃喝就这样合法化，无往不胜了！

把“潜规则”叫“现规则”，从好处说，意味着不承认它们的永久性，视它们是现如今无可奈何的产物，随时可以“废了它们”。但这毕竟承认了它们是现实的，在有人看来“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其对社会价值观的腐蚀作用不可小觑。因此，我觉得不如将“潜规则”叫做“奸规则”——不忠实于原则和法规，而偷奸耍滑，搞“对策”钻空子，上下其手的办法与路径。举凡谄上媚权、弄权谋私、官商勾结、买官卖官、做假账报虚数，诸如此类，一切蝇营狗苟沾腥觅荤的歪门邪道，都叫“奸规则”，如何？

“潜规则”一词既已有约定俗成的解释，我在这里抠它一抠，并无取而代之之意，只是觉得清浊忠奸的价值标准不容淆乱，且写份备忘录在这里。

作者博客：http://blog.ifeng.com/1341507.html

（鄢烈山，著名杂文家、时评家。）

朱学东：我们为什么输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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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9-24 21:56:37　浏览5031次｜评论0

我们为什么输不起？

这实在是一个奇怪而又现实的问题。

竞争比赛有赢就有输，实在正常不过。

不过，看看我们四周，看看我们的舆论，便可知晓，现实生活并非如此。

一旦竞争中落败，输掉的不仅是比赛，还可能有尊严和人生，从此直不起腰，挺不起胸，抬不起头来。一辈子生活在失败的阴影下。

不唯体育比赛，在我们看到的几乎大多数行业，输不起已经成了这个社会的现实和公众的共识。

这才是问题的吊诡之处。

一

中国人曾经是输得起放得下的人。

孟子说，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上达高贤，下至黎民，莫不以为然。

于是，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成了后世文人的一种可以效仿追随的生活样式。

于是，李白不愿意走时人通行的应试之路，欲以才华文名入仕，终不见容于权贵，遂自我放逐于山水江湖，留下诸多不羁名篇，为世代传诵。

无论是陶渊明还是李白一辈，不容于庙堂，还有海阔天空可去。

虽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封建时代，交通不便，信息不畅，王权的“雨露之恩”总有洒不到的角落。

因此，输了官场又何妨！

陶渊明得罪了上司，虽扔了那官赐的五斗米，家里却还留有几亩薄地可依仗，躬耕读写，采菊东篱，悠然而见南山。

李白不见容于皇亲国戚，远离了庙堂帝都，依然可以放荡于酒色文气，纵情于山林河湖，西辉逐流水，荡漾游子情。

那种雍容倜傥的生活和气度，在紧张窄逼的社会里是养不成的。养育它们，除了文脉的传承滋养，更需要有退让腾挪转身的空间。

当然，中国还有一种说法，成王败寇。不过，这主要指向的不是士大夫和黎庶，而是图谋天下者。

周武灭纣，失败的殷商后人在周代还能有采邑封爵，所以也有伯夷叔齐避居首阳山不食周粟的故事流传。

暴秦之后，天下渐统，政治的残酷性，使中国的王位争夺者成了输不起的人，一旦斗争中失败，便失去了一切，从物质财富到精神话语，直至肉体。你死我活的斗争中，自然失败不起。

所以宋太祖才会说：“不须多言，江南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二

晚清以降，中国一直处在内忧外患中。

鸦片战争之后，几番遭受列强欺凌，封建大国已临末路。

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当时的有识之士，从各个层面展开了救亡图存之路。

严复译介《天演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从此深入人心。

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因其符合彼时中国救亡图存的现状，被中国知识分子接受后，迅速传播到了社会各个阶层。

后来这句文气的表述，又被更容易为大众接受的表达“落后就要挨打”取代。

从此，“落后就要挨打”所蕴含的价值判断，一直成为这个国家几乎人人认同的主流价值，既是“变法图强”的理论基础，也是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开山，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都奉此为圭臬。

无论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还是落后就要挨打，原是对家国走向危亡背后原因的一种总结判断，它所指向的，是外敌环伺下救亡图存的战时逻辑和哲学。

晚清以降中国历次与外国的战争，从正反两方面强化了政治和知识阶层以及普通民众对落后就要挨打的认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价值判断最终从一种应急的战时策略，逐渐常规化普遍化，渗入民族的血脉，内化成社会普遍接受的念兹在兹的价值判断。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穷怕了的国人，对于物质财富的积聚充满了渴求。在社会层面，最初对市场经济市场竞争的粗浅认识，迅速与已有传统的适者生存的价值观合流，即期的功利主义价值观像秋风般扫过田野，把残存的理想主义一扫而走，传统的义利观彻底边缘化。

在我们周围，许多成功人士，无论其是如何成功的，但一旦成功，其掌握的物质财富、政商力量以及话语权，却是实实在在的。这种成功，经由大众媒介包装传播，灌输给了不同社会阶层的人。

功利主义并非罪过，它内在的欲望原本也是社会前行的动力。但当丛林法则弥漫，人人都相信，方法并不重要，只有成功，尤其是物质上的成功，才是唯一值得追求的时候，功利主义可怕的一面才显现出来。

“只有胜利者才会被记住，受尊敬，过程中采取了什么手段，都不重要，成功会让那些问题无足轻重。”

曾经有许多成功人士向我这个逾四十依旧不立的人灌输过这一理念，多少让我有些不寒而栗。

三

时至今日，国人也早已非吴下阿蒙。对于不择手段的功利主义的危害认识渐清，批判也越来越多，“输得起”渐渐已为许多人接受。

不过，观念一旦形成，其在社会生活中，已经外化为各种制度和行为。而且，现实生活中的一些不当行为，依然会强化这种逐渐过时的输不起的功利主义价值观。

这些年中国社会经济获得了高速发展，但开放度、自由度依然不高，发展过程中资源要素配置的不均衡性也是有目共睹的，无论是产业政策准入，还是金融税收支持等各个方面都有充分体现。

在现有传统的经济结构里，存量资源固定且有限，争逐必然是一场“零和游戏”，社会资源和机会越来越向强者、成功者和大都市积聚，其他地方和企业以及个体成长的空间越来越窄逼，有人撑死，有人饿死，马太效应被制度和人为强化。大树底下寸草不生的情况随处可见。

这种状况下，自然谁都输不起。

伴随资源和机会越来越向大都市强者成功者积聚，开放性和流动性萎缩了。传导到社会领域，我们看到社会原有的流动性日趋减弱，社会结构越来越固化，不同阶层之间的围墙日益增高。个体改变现状越来越艰难。

结果是，仿佛背后有只看不见的手在指挥，流动只能在既有的固定轨道中实现，形成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现象。一旦被挤落下桥，再无翻身机会。因此一次失败，常常意味着失去的不只是一次机会，更可能是失去未来的机会和空间。所以，在这一过程，竞争之惨烈，世所罕见，因为谁也经不起失败。

无论体育还是企业，还是其他。

所有这些都进一步强化了试图改变现状的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功利主义价值判断，输不起的情绪蔓延，社会更加紧张纠结。

四

在一个封闭的缺乏流动性和自由选择的社会里，哪怕你打赢了一场奥斯特里茨战役，你还是可能会遭遇滑铁卢。

无路可退，于是，人们只能一辈子小心翼翼地呵护打赢的战果，一场场艰苦地打下去，彻底被“输不起”所奴役，再也找不到生活的乐趣。

个人如此选择，也是他的自由，倘若公众普遍如此选择，虽然能造就社会一时之繁荣，却也因个体活力的丧失，而必将失去社会的未来。这是社会之责。

这些年中国经济最具活力的莫过于以移动通讯和互联网为基础的新经济领域，在传统管制认识不到且力有不逮的时候，野蛮成长。

活力何来？来自于这个领域最初的开放性和自由选择，来自于突破创新。新经济领域，从技术到商业模式到资源要素的配置，对于中国传统社会来说，都是一种突破创新。

突破创新的另一面，则是对失败的宽容，容忍失败才有突破创新。也只有在开放社会里，才有自由选择，自由流动，也才能留给失败者退路和尊严，也才有真正的活力和持久的繁荣。

都成材了，都成大树了，没有了杂草和灌木丛，勃勃生机从何而来？

流水不腐，没有了流动性，活力从何而来？社会又何以前行？

作者博客：http://blog.ifeng.com/5312771.html

（朱学东，《中国周刊》总编辑，曾担任《南风窗》总编辑。）

王贵成：诺贝尔奖救不了中国文学的垃圾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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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0-12 07:22:01｜浏览195347次｜评论252条

在人们的热切期盼中，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终于新鲜出炉，让国人欣喜若狂的是，中国作家莫言终于得奖了！一部分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得到了空前的膨胀，网上这种情绪表现得尤其明显，既为莫言获奖也为莫言打败了日本作家村上春树而欢欣鼓舞。我一向认为在当今大环境中，中国作家目前还没有真正的实力拿这个奖，如今莫言真的获奖了，除了向他个人表示祝贺（这是他个人的一种成功）之外，我还是固执地坚持我的看法，“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中唯一懂中文的人，只有一个瑞典的汉学家马悦然先生，如果他被全权受命要在中文作家中寻找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如果他一见钟情选中了莫言先生，那我只能无话可说了。只是，那种水平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了又有什么值得自豪的呢？”现在我还要说的是，莫言获了诺贝尔文学奖，一个诺贝尔文学奖根本改变不了中国当代文学生态的荒芜脆弱。

我又一次想起了几年前一个外国人说的话。2006年，在国际汉学界有着一定知名度的德国汉学家顾彬，接受德国权威媒体“德国之声”访问时，突然以“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中国作家相互看不起；中国作家胆子特别小……”等惊人之语，炮轰中国文学。顾彬的言辞很是激烈。对上世纪末在国内红极一时的“美女作家”，顾彬认为那“不是文学，是垃圾”。他直言不讳地认为：“德国到处都有作家，他们代表德国，代表德国人说话，所以我们有一个德国的声音，但是中国的声音在哪里呢？没有，不存在。中国作家胆子特别小，基本上没有。鲁迅原来很有代表性。现在你给我看看有这么一个中国作家吗？没有。”（《重庆晨报》2006年12月11日）

真是一石击破水中天！初闻顾彬的这番激切之语，我先是惊愕难过，中国当代文学好歹也发展了几十年，怎么一下子成了垃圾？感情上一时间接受不了。后来仔细一想，不由得拍案叫绝——这个外国佬真是说到了点子上，一语击中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死穴。在这几十年里，中国作家们写出的文学作品之多，可用汗牛充栋来形容了。但其中的精品有多少呢？如果实事求是地说起来，还真的挑不出几本。以前我们也经常说现在的文学没有好作品，只是抱怨一下而已，绝对不敢像这个外国佬一样坚决果敢，用“垃圾”两字来了个一针见血的概括。这也并不见得老外就有“旁观者清”的高明，我们也并不是“当局者迷”，只是我们不敢说真话罢了。

其实，只要回顾一下中国当代文学生存的历史环境，就会发现，当代文学的垃圾命运早就注定了。

上世纪的解放区，早早就把文学创作纳入了政治的管理范畴，文学为政治服务，文学为现实服务，就成了作家创作的一条基本原则。这条原则本来也没什么错，但为现实服务倘若变成对现实一味的歌功颂德，而失去了另一个重要的批判功能，那么这样的文学作品，其价值是要大打折扣的。就这样，文学从此被绑在了政治的战车上，亦步亦趋，小心谨慎，不敢越雷池一步。如果谁胆敢不服从这条规则，轻者以后的日子不好混，重者就得以生命为代价了。比如王实味，他的文学创作不是好好体现革命的时代主旋律，而是硬要暴露革命圣地的阴暗面，尽管最后认了错，但还是没有得到宽恕，最终在革命胜利的前夜被处决了。作家们都不是傻子，谁愿意拿自己的身家性命去开玩笑呢，于是，一个比一个更革命，一个比一个更能为现实“服务”，这样的文学基本变成了“谀学”。杨朔的《荔枝蜜》目中无人民，目中无苦难，粉饰太平到了催人呕吐的地步，我不想再多说什么了。

单说小说《红岩》，由于后来根据这部小说改编出曾经家喻户晓的电影《在烈火中永生》，所以使得《红岩》也声名远播。小说中的主人公许云峰、江姐、刘思扬这些牺牲在解放前夜的共产党人，铁骨铮铮、宁死不屈，是真正的英雄！曾经成为无数中华儿女的偶像。央视焦点访谈前些年曾报道过“红岩档案解密”，让我们看到历史竟然和我们开了极大的玩笑。小说中出卖许云峰、江姐等一批地下共产党干部的不是叛徒甫志高，造成重大损失的叛变者，竟然是当时重庆市委的正副书记刘国定、冉益智。据资料说，冉益智只不过被特务打了几个嘴巴，就立即将他所知道的六十二个同志供了出来，造成三百多名共产党人被关进集中营。而与之相反的是许多职务很低的一般党员虽然被叛徒出卖身陷牢狱，仍信念坚定不屈不挠。如张长鳌、尚承文，两个人被敌人用电刑打得浑身抽搐，身体都开始缩小了，仍然是咬紧牙关，军统特务恼怒地操起一个十字镐照头劈去，他们就此壮烈牺牲！想不到事实和小说竟有如此大的出入，小说再用文学的艺术手法虚构，再为现实政治服务，也不能撒这样的弥天大谎啊！这样缺乏起码生活真实的作品，在今天看来，不是垃圾是什么呢？

也许有人说，解放前国统区的进步作家不是写了不少精品吗？那些作品怎么能算是垃圾呢？解放前确实有一些好的作品，但到了建国初期它们就显得不合时宜了，一律遭遇了被删改的悲惨命运。这儿以老舍的《骆驼祥子》为例。《骆驼祥子》问世以来，这部以北平洋车夫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好评如潮，但也招来了某些评论家的严厉抨击。1948年10月许杰《评〈骆驼祥子〉》一文，用“典型环境里的典型人物”的理论模式，批判这部小说中的“自然主义”倾向：“在这部作品中，非但看不见个人主义者祥子的出路，也看不见中国社会的一线光明和出路。”文中批评老舍没有正确地写出祥子的命运和社会环境对祥子个性发展的影响；过于强调“性生活”的作用，把虎妞、夏太太对祥子的性诱惑看作祥子堕落的“决定因素”；还认为书中没有写出“更实际更完美”的“社会主义者”和“革命者”，对书中“社会主义者”曹先生和“革命者”阮明，提出尖锐批评。这些苛刻的评论，对这位新文学巨匠的触动很大，所以在1951年8月开明版《老舍选集》中，对入选的著名长篇小说《骆驼祥子》痛加杀伐。据统计，这本书被删改共有一百四十五处。该书原版十五万七千字，被删后只剩九万字。老舍用自己的手，“腰斩”了自己心爱的作品。在这次大删改中，老舍淡化了虎妞、夏太太促使祥子“性堕落”的一些自然主义文字；删减了对穷人生活悲惨无望，以及有损于被压迫受剥削的下层人民形象的描写。此外，删掉第二十四章整章，删掉的不仅只是祥子身上的种种污点，同时也抹掉了革命者阮明的不少“劣迹”。比如阮明与祥子之间，也即“革命者”与群众之间利用与被利用、出卖与被出卖的卑劣行径等等。有关“社会主义者”曹先生，在修改中也做了相应的处理，这样做是为了达到洁化和美化革命者的目的。

另外，茅盾的《子夜》删改了六百二十处，叶圣陶按要求对自己的长篇小说《倪焕之》动了“截尾”手术。为了颂扬革命主旋律，像这样对新文学名著大动手术的事情可以说是屡见不鲜的。革命者倒是高兴了，但经过一番大手术后，这些名著已经被肢解得面目全非，这样的名著还能叫名著吗？只能变成垃圾，而且是不可再回收利用的垃圾！

到了后来，尽管政治环境相对宽松了，但一直被阉割惯了的侏儒，一下子怎么能爆发出长成巨人的力量呢？尤其是商品经济时代，一切唯金钱之马首是瞻，一味取悦于市场和读者，作品的垃圾命运依然难以摆脱。

而且，更要命的是，中国当代文学成为垃圾还源于一个特殊的制度——“作家供养制度”。世界上也有国家对作家实行资助制度的，但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做的那样细致，用各级作协、文联几乎把作家们层层包养了起来。只要成了名，就要想办法被包养，一旦被包养，那这辈子就算掉进了蜜缸里，工资有保障，衣食不用忧，即使已经江郎才尽，只会写些马屁文章，也照样活得优哉游哉。所以，搞写作的人，谁不想成为一个被包养的作家呢？而且，被包养的级别也成了作家们竞相炫耀的资本。当然，被包养起来是幸福点，但这是有代价的，就像一只鸟儿，如果被豢养在笼中，必然要以失去自由作为代价。想说的不能说，想写的不能写，久而久之，只好写些御用文章聊以度日。这样写出的作品，一旦时过境迁，只能成为一堆垃圾。

这时，就有人要呼吁改革这种“作家供养制度”，激烈的甚至要求坚决取消这种制度。以为这样一来，中国的文学就能出精品了。这其实是一种天真的想法。正如山西作家李锐所说的那样，“在中国大陆，把作家纳入国家体制的前提是，作家们被剥夺了真正的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不止作家，凡中国大陆的公民都没有这个基本权利，尽管宪法上明文规定每个公民都具有这项法定的权利。在一个健全的法制社会，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应当是平衡的。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说到底就是写作者的基本生存条件，这就像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如果既剥夺了土地，又要求农民自谋生路，那不叫体制改革，那叫杀人害命。”看看，即便取消了“作家供养制度”，只是使作家们失去了丰裕的生活保障，作家们还是不能我手写我口的，中国文学的垃圾命运还是难以得到根本的改观。

正因为如此，2006年新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想在当下的中国，‘作家供养制度’恐怕一时是不能取消的。我们这么一个大国，国家是可以拿出一定的钱来，供养一部分优秀作家的。”“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如果养不起几个作家，可能就是一种悲哀。”尽管铁作家回避了取消“作家供养制度”的环境因素，但我们可以感受到她话里边的无奈。既然连堂堂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都是无奈的，那中国文学的垃圾命运也只好无奈地延伸下去了。

老外他如果要说要骂，就由他去吧！反正阅读这些垃圾文学也不是一两代人了，再读它几代人又有何妨呢？至于老外说中国没有作家，那是他不了解中国国情的偏见——我们每年的“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不是选出了一批又一批的大作家了吗？何况，现在中国终于有一个作家获了诺贝尔文学奖呢？

作者博客：http://sxllwgc.blog.ifeng.com/

（王贵成，杂文作者，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著有《风雨鸡鸣》、《穿越教育荒漠》。）

放眼天下

黄鸣：朝鲜散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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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6-30 02:35:23　浏览2800577次｜评论486条

到朝鲜旅游，旅行社的行程，主旨是展示金家的英明伟大，充满意识形态色彩，搞得游客更像是去花钱受教育的小学生；吃得不好，住的“特级酒店”也不过如此，行的“高速公路”能颠死人。总之，到朝鲜更多的是一种体验，或者说是见证：说不定哪天这朵奇葩可就没了！

一、导游

到朝鲜旅游基本是这么回事：游客一开始被关在酒店里，不得乱跑；外出游览，一路上则是被关在车里，不得向外拍照；到了目的地，前有导游循循善诱，后有导游断后压阵；游览结束，再把游客关进车里、关进酒店里。游客游离于朝鲜人民的汪洋大海之外，他们以为自己是在参观朝鲜人民，殊不知根据金家的安排，自己才是被围观的愚蠢对象。

导游基本上是五天行程中仅有的能够交流的朝鲜人民。此行的所遇四名导游均为女性，其中三位的汉语都很好（至少比我的好）。还有一位自称是英语导游的美女，一直坐在车上默不作声。然而实际上她会一些汉语，这让我们怀疑她是出行前国内旅行社专门提示过的“安全人员”，并臆测其职责是大概监视其他导游以及游客。这位“冷面美女”的存在，立刻给我们的行程增添了几分冒险的色彩。

导游的举止亲切得体，而且个个能歌善舞。他们的穿着颇为时髦，一般都是套裙，佩戴首饰。脸上没有传说中朝鲜人“营养不良”的迹象，跟我们吃饭时（不同桌），并没有出现“肉一抢而空”的场景。想来也是，在封闭的国家，懂点外语的人都能过得好点。再说了，金日成主席、金正日将军、金正淑母亲、金正恩同志怎么可能让国家的窗口行业人员挨饿呢？也难怪那位衣着时尚的美女导游在说出“金正恩同志的英明领导使我们都流下了眼泪”时，是那样的自然。

游客对朝鲜的一切都感兴趣，但导游是见过世面的人，懂得如何应对中国人的“淘气3000问”。她们对中国的国情很熟悉，并引之作为朝鲜优越性的反面教材。且听导游侃侃而谈：“在我们朝鲜是没有中国的三座大山，医疗、住房、教育统统不要钱。”我们立刻被这话击倒了。再听：“朝鲜的男人下班什么都不用干，抽烟喝酒看报纸就行了”、“朝鲜人结婚时男方不用出彩礼，女方带来所有的东西”。我们这时似乎必须为自己出生在错误的国家感到羞愧。

但一个很显然的事实是，“淘气3000问”是经不住“十万个为什么”的。请听题：“路上的汽车为什么白天还开着车灯？”标准答案是“为了减少交通事故；有数据证明这是有效的”，并且“听说西欧很多国家都这么做”。这明显有些底气不足。车内的空气瞬间稀薄，竟让我这个提问者有些脸红了。

所以，出于对导游民族自尊心的敬而远之，出于愉快的旅行氛围的维护，更出于伪装真实想法的习惯，聪明的游客们提问时总是小心遣词造句，对导游的回答也照单全收，极少问“为什么”。在客观上，竟是为导游捧起了哏。请看如下对话：

“成人的粮食定量是每天一斤大米。”

“嗯，不错了，中国三十年前只有八两呢！”

“每个月一斤肉。”

“挺好的，肉吃多了对身体不好，你看我现在胖死了。”

“鸡蛋是每个月五个。”

“够吃了，鸡蛋也没啥营养……”

二、部分朝鲜人

事实上，在进入朝鲜之前，我们就已经开始与朝鲜人打交道了。那是在首都机场二号航站楼，高丽航空的值机柜台前，有一朝鲜籍旅客推着大量的托运行李。行李推车不免偶尔和队列前方的人亲密接触一下，但面对对方质询的眼神，推车的人竟视若无睹，没有任何表示。

更令人印象深刻的还包括：托运的四十二寸液晶电视；“超限行李柜台”前的长长队伍。但这都比不上在登机口附近免税店里，一个朝鲜豪客的事迹：这位中年男人短短一两分钟选购了价值三千八百多元的香烟等商品，并潇洒地掏出银联卡刷卡付账。

到了平壤之后，朝鲜人反而离我们更远了。唯一一次跳进朝鲜人民的汪洋大海，是在参观平壤地铁时。正值下班高峰，我们被从旅游大巴里放出来，和市民一起迎着一股霉味进入这世界最深的地铁系统。扶梯坡度很陡、运行速度快，让人有点眩晕的感觉。上行的扶梯上，市民们打量着我们这群穿着怪异、携带着长枪短炮的怪物，面容在昏暗的灯光下变幻。候车时，几个女学生超越我们，走到站台的阅报栏前学习最高指示，立刻成为大家的拍摄对象。车来了之后，第一节车厢被自觉地让给我们这些游客，没有谁发号施令，市民早就习惯了这一切。究竟是他们太入戏、或者我们才是戏中人？

这个问题很快就不成为问题。在那天的晚餐时间，前一刻还在播放金正恩关爱儿童的感人新闻的电视，毫无预兆地切换为流行歌曲。一个拥有架子鼓、电吉他、电贝斯和键盘的小型摇滚乐队登场了，在他们的伴奏下，身着传统服装的朝鲜美女轮番上台，演唱的歌曲包括《路边的野花不要采》、《青藏高原》。导游开始鼓动游客献花（五十元一束），女歌手面对中国人献花时的小小揩油，也从来不皱一下眉头。

这台小小晚会至少在两个方面是分裂的。一方面，它充分迎合着中国人的恶趣味，充斥着实用主义色彩；它的全部的目的是从中国人口袋里掏钱。这与行程中一直高举的意识形态红旗相映成趣。另一方面，他们也充分知道，赚钱的最好方法是迎合人性，但他们只有在极小的范围内才这么做。

不过，实用主义与否，难以捉摸。在参观万寿台的金日成父子铜像前，美女导游强烈希望游客献花（二十元一束），在看到几乎所有人都买花之后，她在喜形于色之余诉诸中国人的人品：“看来我们团都是好人”；而在志愿军纪念塔（中朝友谊塔）前，导游就懒得开口鼓动大家买花了。

要下一个结论是很不可能的，只能拾人牙慧做出如下表述：朝鲜是不能被评判的，朝鲜只能以朝鲜的方式被体验。

三、统战

行程中观看了平壤万景台学生少年宫的演出，拿导游的话说，“这是很幸运的一件事”。

演出以歌舞为主，只见舞台华丽先进，演员服饰鲜明、妆容美丽、精神饱满，歌声嘹亮、舞姿优美。小主持人训练有素，她的脸蛋由于笑容鼓了起来，身体前倾，极有特点地摆动，像一条金鱼，或是章鱼（可以在网上找到类似的视频），令人印象深刻。但由于没有翻译，我们也不知道节目名称是什么，或者演员在唱什么，只听到无数的“思密达”在耳边萦绕。观看演出的除了中国旅游团，还有很多西方人和日本人，相信他们和我是同样的感受：整个人都思密达了！

全场的气氛在一个小演员旋转自己身体长达一分多钟的表演中达到一个高潮，虽然我个人觉得这种技艺表演比较无聊，但和其他外来者一样没有吝惜掌声。而朝鲜人心中的高潮，则是在金家三代的影像伴随着歌声出现在大屏幕上之时。坐在演出大厅后半部分的朝鲜人，哗哗地鼓起了掌，经久不息，压过了音乐声。受此影响，坐在剧场前部的中国人、美国人、日本人、瑞士人也随大流拍起了手。

客随主便的表面和谐在另一个节目开始后陷入了尴尬。在雄壮的音乐声中，朝鲜人民军的烈士后代、一群五六岁的小孩，穿着儿童版的人民军军服，以睥睨天下的气势唱起了歌。虽然歌声中我们只听得懂思密达，但谁也猜得到这节目要表达什么。伴随着歌声，屏幕上出现了朝鲜人民军在平壤接受检阅的画面，然后，是火箭发射的画面。在这一刻，在朝鲜观众雷鸣般的掌声中，即使最善于讲场面话的西方人，心中也不免苦笑吧。

作者博客：http://ningming.blog.ifeng.com/

（宁鸣，媒体从业者。）

唐辛子：讲礼貌的日本人为什么不让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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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8-22 08:29:28｜浏览122242次｜评论75条

大凡来过日本的人，都会赞赏日本人的礼貌。我家小朋友的外婆，一位典型的具有大国情怀的骄傲的中国人。第一次来日本时，和我一起走在日本的大街上，东张西望了一番之后，十分大言不惭地脱口道：“瞧瞧这日本人的长相！整条街上看来看去，只有两个美女，还是中国的！”六十岁的外婆在表示“鄙视”日本人长相的同时，还将自己以及自家女儿顺便大大地夸了一番。幸亏周围的日本人听不懂中文，不然真是情何以堪啊！

虽然外婆认为日本人没有中国人长得美，但还是不得不点头承认：日本人的礼貌与公德比咱们中国人要美。例如她走在路上，看到她要过马路，行驶的车辆会停下来让她先过，开车的人甚至还会坐在车中的驾驶座位上，朝她微笑着鞠躬示意；家附近的花店，每天傍晚关门时，一盆盆美丽的鲜花就那么随意地在室外搁着，也不会被人顺手“牵”走；当地农民卖蔬菜，只需将蔬菜摆放在路边，旁边再放一个装钱用的纸盒子，写上“一百日元一份”，人便可以自顾自地走开。到了傍晚只管来收钱就是，不会有人贪便宜拿了蔬菜不给钱，也不会有人因为蔬菜摊无人照看去偷走纸盒子里的钱。日本人不懂得什么叫“面子学”，但他们有与生俱来的“耻文化”，一份“羞耻感”左右着他们的公德情操。

我的另一位居住在美国的朋友，也对日本人的礼貌赞不绝口。几年前朋友独自到东京旅游，夜晚回酒店时乘错电车迷路，于是比比划划地拦住一位日本人问路，那位被问路的日本人，在用日文说明了半天之后，看朋友还是不明白，居然陪着她一起乘电车，一直将朋友送到酒店旁边的电车站，并目送她走进酒店之后才转身离去。朋友为此感动得差点翻了天，见到我时对日本的一切种种，赞美之词溢于言表。

但尽管如此，当他们看到日本电车车厢内，年轻人大大咧咧地坐着，老年人规规矩矩地站着时，还是忍不住心中疑惑：“日本人那么讲礼貌，为什么在电车里遇到老年人却不会让座？”

礼貌的日本人为什么不让座？的确，刚来日本时这个问题也一样令我困惑。但在日本生活了十多年之后，我发现：在日本让座，并不是个“礼貌问题”，而根本是个“技巧问题”。

例如我认识的一位大学老师A子，年近六十，因为满头白发，目测年龄比实际年龄似乎还要年长一点。平时A子老师性格蛮开朗的，但有一次却遇到她在不停地叹气，不由得问：“A子老师您怎么啦？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了？”结果A子老师答：她早晨乘电车时，居然有人给她让座了！

“唉！难道我已经老到要被人让座的地步了？”A子老师抚摸着自己的白发，满目忧伤地说。因为被人让了个座，那一整天A子老师都闷闷不乐，她第一次感觉自己被人提醒：“你老了！”

也许对于A子老师这类人的郁闷，同文化背景下长大的日本人似乎大都心灵相通，不言亦明。因此，在日本的电车上，像A子老师这样年龄的人，基本上是无人让座的。但我曾在电车上给一位抱着婴儿的妈妈让座，结果也依旧不理想：那位抱着孩子的妈妈在连声道谢之余，却怎么也不肯坐下来，并说她只有二三站就到了，用不着坐。后来我的一位日本朋友告诉我：即使你好心让座，但并不意味着别人就必须接受你的好心。有些日本人怕给人“添麻烦”，不愿意接受别人的人情，还有些日本人性格好强，不愿意成为“被照顾的人”。

因此，在日本的电车上，让座现象的确比较少。除了日本人“敬老”意识比较淡漠，没有搀扶老人、给老人让座的习惯之外，还因为在高龄化社会的日本，许多日本人对“年龄之老”有与中国人截然不同的认识。例如我认识一位在面包房工作的日本太太，每次我去买面包时，都看到她高举面包托盘，在面包店内健步如飞，便忍不住夸她：“您真是很元气（精神）啊！”那日本太太就很骄傲地回答：“我才六十二岁，还年轻得很呢，当然精神好！”一开始听到这位日本太太的回答，还觉得这是她的一份乐观，但仔细想一想就会发现：对于动不动就活到一百岁的长寿日本人而言，六十岁还真是个年轻得不像话的数字。难怪日本女作家宇野千代在年满八十八岁之后，才终于意识到自己已经“步入晚年了”。

所以，对于“不服老”“不愿意给人添麻烦”且“不愿意被照顾”的一些日本人而言，在乘电车时，对方是否真正需要让座，若没有足够良好的心灵阅读技巧，有时的确很难做出判断。所以，在日本让座时，你绝不能像雷锋叔叔那样，从座位上激动地跳起来，殷勤地搀扶着对方的手，热情地说：“老大娘，您请坐。”这会令人悲痛欲绝的。在日本最好的让座方法是：你可以假装你马上要下车，扭头走到车门，或者干脆走去另一节车厢。总之你只需一声不吭地站起来，走开，将座位空出来就好。对方如果需要那个空座位，他或她自然会走过来坐下。

一位基督徒的日本朋友对我说：“即使你左手做了好事，也不应该让右手知道。”我想：类似于“让座”之类的小事，与其说它是一种礼貌或美德，还不如说它是一种带有宗教色彩的“心灵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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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辛子，旅日华人，著有《日本女人的爱情武士道》。）

丁咚：缅甸为什么能实行民主改革？

博文地址：http://blog.ifeng.com/article/19608823.html

2012-08-27 00:05:59｜浏览19242次｜评论16条

2012年8月20日，缅甸当局停止实行了近50年的出版物预审制度，出版审查由原来的先审后出版变更为先出版后送审。虽然缅甸政府继续保留对影视作品进行审查的权力，但仍被外界视为其持续推进改革的一个积极而重要的步骤，也是缅甸坚定迈向民主国家和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的明确信号。

过去一年多来，缅甸名义上完成了2003年由时任总理钦纽提出的七步走民主路线图计划的最后三步，举行了多党制选举，解散了全国的各级军政府，成立了民选政府，小心翼翼地在政治、经济等领域开启了一揽子的民主改革。其中的重要措施包括在政治方面，释放了反对党“全国民主联盟”领导人昂山素季并与之展开对话，大赦政治犯，建立国家人权委员会，颁布赋予劳工组织工会和罢工，允许人民游行示威的法律，放松网络等媒体管制，以及废除出版审查制度等；在经济方面，深入开展市场经济制度改革，完善反腐败体制、实行浮动汇率制、制定鼓励外国投资法和税收改革等。

除了大力实施改革之外，缅甸吴登盛政府还致力于推动全国和解进程，与掸族、克钦族和克伦族等十一个地方武装展开和平谈判，2012年1月12日，与克伦民族联盟领导的克伦民族解放军签署停火协议，从而结束了克伦族反对派与联邦政府长达六十多年的对峙与冲突；1月13日，吴登盛签发政令命令联邦军队除了自卫外不得向任何少数民族叛军发动攻势；4月7日，总统吴登盛和缅甸境内最大的少数民族武装组织——克伦民族联盟的六名代表在内比都进行了历史性的首次会谈，会谈达成了包括逐步实现全国停火、制定与遵守停火规则、建立和平监督机制、计划重新安顿国内流离失所的人民等十三点共识，并签署了和谈纪要。

缅甸总统吴登盛2012年1月20日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表示，缅甸改革“绝对不会走回头路”，“我们正处于迈向民主的正确道路上。正因为我们在正确的方向上，所以只能向前迈进。而且，我们也没有任何想要走回头路的意思”。1月30日，访问新加坡的吴登盛再次表示：“国际社会应该继续对我们追求目标的努力予以支持和鼓励，因为一个年轻的民主国家正在这个地球上出现”，“我向你们保证，我将竭我所能，在缅甸建立一个健康的民主体制。”

缅甸政府在民主改革进程中的积极进展令人鼓舞。缅甸反对派的标志性人物昂山素季重归政治舞台，率领全国民主联盟在2012年4月1日举行的议员补选中赢得四十五议席中的四十三个，其本人也当选联邦议会人民院议员，缅甸政坛开始形成真正有力量的反对党，对执政党形成较有效的制约。这一点对缅甸深化民主进程意义重大。

2012年8月8日，在缅甸“8888民主运动”二十四周年之际，缅甸联邦政府首次批准和支持民众举行纪念活动。

缅甸现政府在推进民主改革中采取的措施，受到了西方和东盟国家谨慎而热情的回应。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和英国首相卡梅伦成为数十年来访缅的高级别西方领导人，包括他们在内的西方国家以及有关国际组织宣布放松并逐步解除对缅甸的制裁。日本政府免除了缅甸数十亿美元的债务并重新启动对缅低息贷款项目。东盟同意缅甸为2014年轮值主席国。

缅甸政府的民主改革和民族和解进程促进了国内稳定，改善了投资环境，2011年为其带来了高达200亿美元的外国投资，重新激活了低迷不振的缅甸经济，为其恢复往日经济繁荣准备了条件，也成功吸引了数十万外国游客涌入缅甸旅游观光，2011年缅甸经济增长率创下了军政府执政以来的历史最高纪录。

缅甸曾经是高度集权的军事独裁国家，军队最高领导人掌控国家一切权力，在过去五十年中主宰缅甸命运。这个国度跟中国类似，拥有悠久的文明史，特别是上千年的封建社会历史，相对广袤的领土（为全球四十强、东南亚国家中第二大国家），数量达六千余万的人口，以及多民族杂居、国内民族关系、区域关系错综复杂的现实环境，而且从近代以来多次与英帝国发生战争，并受到其长达六十余年的殖民统治。

更恶劣的情况是，在军政府统治下，一切权力归军方，缅甸政局从未消停过，民族独立运动持续不断，中央和地方矛盾尖锐，内部武装冲突频繁，经济持续下滑，将英殖民以来直到民选政府期间创造的经济繁荣成果折腾得荡然无存，使其坐拥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能源以及地理上的优越位置，却沦为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据2004年11月的统计数字，缅甸国民人均年生产总值仅356美元。

按照一些人的理论，从历史、国情以及现实状况来看，缅甸只能走专制和独裁道路，否则只会导致经济崩溃，政局动荡，人民生活水深火热。但缅甸的民主改革所达成的初步成果表明，并将继续表明，只有坚定地实行包括经济上的充分市场化、政治上的彻底民主化，并积极向地方分权、扩大民族自治，通过对话方式积极推动民族和解在内的民主改革，才能改变缅甸军政府一元化统治下经济凋敝、民生困顿、政局混乱的局面，才是缅甸国家发展的正道。

首先，我们要问一句，为什么在缅甸这样的国家会发生民主改革？正如上文所述，在某些人的眼里，缅甸肯定是最不能实施民主改革的国家。然而确定无疑的是，缅甸现政府确实是在根据西方国家的民主实践，积极并谨慎地推动民主改革，虽然目前来看是“有纪律性”的民主。

缅甸的民主改革不是从天而降的，也绝不是统治者自觉自愿的结果。相反，它是在内外强大压力下，缅甸执政当局为了确保自身利益不受损害，权衡利弊，最终不得不选择的道路。最关键的是两个方面的原因。

从内因上来说，缅甸奈温政权实行的社会主义和国有化政策日益行不通，经济大幅度倒退，终于在1987年被联合国确定进入世界最不发达国家行列。国家经济的整体状况以及由此带来的民众生活困难，导致人民不满加深和扩大，在一些外在条件下，比如军政府领导人奈温突发奇想宣布更改钞票面额，规定农民以低于市价的价格出售农产品，引发了学生和农民的普遍不满，加上前将军昂基公开批评当局不进行经济改革使得国家经济成为国际笑柄。这些都成为触发1988年夏季前后缅甸声势浩大的民主运动的重要因素。

这场历时半年之久、参与人数以百万计的民众自发抗议运动虽然最后由于军方武力镇压而以失败告终，但却深刻影响了缅甸此后的政治发展。

一是最大程度地对缅甸民众进行了一场民主自由理念的普及运动，公民意识在这场运动后深入人心，为缅甸民主改革奠定了良好的民意基础。

二是锻炼了反对派力量，扩大了昂山素季作为反对派灵魂人物的政治影响，促成了全国民主联盟的成立，并迅速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反对党，对军政府继续统治下有组织地开展政治活动创造了必要条件。

三是直接促使执政当局开放党禁，承诺并进行多党制选举，扩大民主自由，推进经济市场化，并在1990年举行了全国大选，虽然军政府拒绝接受大选结果，但却无法从根本上逆转国家民主化的趋势，并从道义上丧失权威，损害其合法性基础。2007年缅甸再次发生大规模民众抗议运动，但却无“8888民主运动”中民众惨烈的结局，根源于此。

缅甸当代爆发的两次民众抗议浪潮，以及由此造成的政治后果，包括民众意识的觉醒以及有组织反抗运动的兴起，都对独裁的缅甸军政府形成巨大的压力和有力牵制，从总体上和根本上推动了缅甸民主化进程，也是加速缅甸军事当局转变、顺势而为承诺并主动开启民主改革的最大动因。

从外因上来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以及东盟对缅甸的外部督促和制裁行动，制约了缅甸军事当局在镇压民众和反对派中恣意妄为，加剧了其执政危机，对保护缅甸国内的民主元素，促进缅甸军事当局从谋求自身执政合法性和长期化，维护自身利益的角度推动民主改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军方退居国家政治二线，积极实施民主路线图七步走计划，推动民主改革，肯定不是自觉自愿的，也注定是不彻底的，在未来发展中尚存在诸多变数，虽然世界民主化潮流不可阻挡，但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仍然有出现反复和重大危机的可能性。最坏的情况是，缅甸军方将民主改革当作麻痹国内反对派，打破西方制裁和封锁，改善经济和民生状况，争取民心，以更有效地实现对国家的领导的权宜之计，无意也不会真诚地将国家政治交给文人政府，而去安守军人的本分。

从历史上看，缅甸军方从未真正脱离过国家政治，从未放弃对国家政治的干预，它有时是在前台，有时是在幕后，有时穿着军装，有时又西装革履，但他们的军人本质以及其所从属的政治利益从未改变。而民主改革的最终目标是由民选的文人政府负责国家政治，而军队仅负责防止外部侵略，保卫国家和平和人民安全，缅甸军方没有这样的传统，即甘愿承担其有限责任，而不觊觎国家权力。从另一方面来看，长期的独裁统治的结果是在军方以及其周围已经形成一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集团，即使是军方有意全身而退，它所从属的利益集团愿不愿意放弃既得利益，也有待观察。

事实上，为了有朝一日在多党制选举的情况下继续绝对驾驭国家权力，不给任何反对派以任何推翻自己的机会，缅甸军方早就未雨绸缪，做好了万全准备，特别是确保军方对首届民选政府的绝对控制，以为今后继续长期执掌国家权柄铺平道路，为此它运用自己所掌握的政治资源和国家机器做了以下几方面工作：

在军方主导下制定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实行“有纪律性”的民主；在军方主导下制定新宪法，并动用行政资源使其在全民公投中以绝对优势通过，其中众所周知的条款是，各级议会军方占据百分之二十五非经选举的议员名额；军方强力人物脱下军装，摇身一变，成了文人政客，并自组“巩发党”，参与民主选举；为最大的反对党“全国民主联盟”及其领袖昂山素季设置选举障碍，使其无法参与首次议会选举，并在选举中对其他参选党搞小动作，保证了“巩发党”在首届议会席位中占据绝对优势，并在各级政府中位居要津，在继续完善民主体制下的政治游戏规则中发挥主要作用，以便为军方持续统治国家服务。一旦国家经济和民生改善，他们将掌握更多有利于选举中获胜的政治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言，缅甸目前的民主改革很不彻底，实际上是利益集团内部妥协的产物，对反对派和普通民众来说，也很不对称。

在这种情形下，军方幕后控制的执政者通过推动民主改革，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提升了其在民众中的良好形象，同时又掌握了大量行政资源，即使实行多党制选举，反对派也并无多少优势。军方通过此举，将会缓和此前尖锐的社会矛盾，减轻统治危机，进可攻退可守，依然可能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具有中流砥柱的意义。

只有当军方决定真正退出国家政治，或者反对派在今后数年中，与具有军方背景的现执政当局以及其幕后的利益集团展开积极的斗争和博弈，在内外因素的结合作用下，成功压制军方利益集团，通过民主方式，为国家建立强有力的政治权力架构，完善法律体系，保障文人政府对国家政治进行有效运作，并成功改革军队的现有体制，消除军队干政的体制和制度因素，将军方纳入文人政府的政治领导下，那么缅甸的民主改革才会推进得深入，才会结出胜利的果实。

一方面，军方可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毁灭民主改革成果，另一方面，军方影响下的现执政当局正在推动的民主改革是当前缅甸摆脱困境，走向繁荣的根本途径。正因如此，所以吴登盛强调绝不走回头路。缅甸，同时也是吴登盛总统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取舍并处理好军方特殊利益与国家发展和民众利益的关系。

作者博客：http://blog.ifeng.com/1979019.html

（丁咚，知名博主，战略观察家，时事评论家。）

陈平：国，到底应该怎样爱？

博文地址：http://blog.ifeng.com/article/20029656.html

2012-09-16 05:22:22　浏览84042次｜评论83条

这几天，关于钓鱼岛的抗议活动越来越激烈，国人的反抗情绪也越来越失去理性，今天看报道，很多地方出现了砸日本商店烧日本汽车甚至打砸抢的现象。

作为一个身在海外的中国人，心情可谓复杂。

爱国之心，人皆有之，但如何爱，如何表达，却是一个值得人们想一想的话题。

在德国很多年了，每次和德国人谈话，话题涉及希特勒与二战历史，或者德国政治的时候，德国人都大大方方，坦坦落落地承认自己祖先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再就是勇于承认德国在历史上的错误，毫不隐晦和躲避，最后，人们也就不好意思再追究了。

本来嘛，就像我先生这一辈，甚至包括我公公婆婆这一辈人，他们本身跟二战一点关系都没有，既没有参加过战斗，更没有经历过战争，我公婆也不过是在战争中度过了动荡的童年而已，但是只要说到历史上的这一段，他们都会有一种歉疚感，这是一种很深的原罪感。这种原罪感起源于宗教，二战之后，德国人一直延续这种原罪感。

所以，很多更年轻的八十年代以后的德国人常常问，为什么我们要无穷无尽地向世界道歉，难道我们的祖先犯下的错误要我们背负几代人的歉疚和负罪吗？

也所以，德国人在几十年来，小心翼翼，不敢大谈爱国主义，甚至不敢乱用“大众”这个词汇，比如大众歌舞、大众民歌、大众艺术节等等，只有一个大众还在流行运用之中，那就是大众汽车。为什么？就是因为二战的时候，希特勒过多地利用和强调了大众这个词汇，以至于几十年之后的德国人避讳和不敢过多注意这个词汇。德国的民众很少聚在一起高喊爱国，热爱德意志，甚至唱国歌也是因为2009年的世界杯在德国举行，才重新流行起来的。只有在世界杯或者欧洲杯的时候，德国的国旗才被在老百姓家里挂起来。

那么德国人就不爱国吗？答案是德国人绝对是爱国的，但是德国的爱国主义绝不会表现在表面现象之上，比如说，当你跟一个德国人说德国不好，德国的政治制度不好，德国的政府不好，德国的生活不好的时候，他绝不会着急跟你辩解，也不会跟你大谈德国的优越感，他会惊讶或者奇怪，或者是有几分莫名其妙，他会觉得你是在指责德国的政府，德国的制度或者德国的保险制度，而绝不会跟你扯到你伤害了他的爱国之心。说到底，他很自信，有时候，一个德国绅士会跟着你一起谴责德国的政治家或者税收制度，甚至还要自嘲几句。

这个现象说明了什么？德国人没有尊严？德国人不自信？德国人不爱国？

绝对不是，这正好说明了德国人的大气和镇静自如。

因为他知道，你说德国不好，不是说德国人民不好，德国的山水土地不好，德国的空气城市建筑不好，他知道你指的仅仅是这个国家的某些制度或者习俗而已。他们不会跟你翻脸，甚至大谈爱国主主义。而我们的同胞，却常常在别人说中国人不好的时候，马上自尊心和民族情结就会受到伤害，而立即反击，唇枪舌剑。包括我个人在内。

就这个现象，我们试着分析一下。

我的孩子们从幼儿园到学校里，从来没有被进行过爱国主义教育，从来没有被老师灌输过，德国有多么伟大，德国是多么的地大物博历史悠久之类的自豪之语，教科书都很朴素，都很理性，孩子们也很平静，平静地学习欧洲历史、欧洲地理，非常保守地小心翼翼地学习一些亚洲历史和地理，他们强调的是欧洲。

在学校里，孩子们很少高唱国歌，很少自豪地说，我们德意志，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云云。有的孩子甚至不好意思高唱国歌，即使是大型聚会，也只是三三两两，静守秩序，因为他们懂得一点，我们是德国人，我们需要遵守秩序，遵守法律规矩，遵守时间和诺言，遵守交通规则，遵守大家之间的合作契约，很简单，因为他们是德国人是日耳曼人。他们希望延续的是日耳曼人的精神。

事实上，德国人延续得很优秀。

在每一座德国的城市里几乎都有贝多芬、希勒、尼采、叔本华大街，为什么？因为这些名字处处显示着这个国家的骄傲。处处闪耀着日耳曼人的自信。

每一个德国的孩子都需要在学校学习英语、法语，甚至拉丁语、西班牙语，但是德国人始终认为德语是全世界最美好的语言。为什么？因为这个语言里，诞生了歌德、叔本华、尼采、爱因斯坦、马克思等等最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他们为自己的语言深感骄傲。

德国的足球赢了，德国的球迷们欢喜鼓舞，但他们绝不会单纯到或者盲目地误以为德国就是绝对的世界第一，他们会很理智地说，这只是一场球赛而已，跟国家的强盛与虚弱无关。

这次伦敦的奥运会上，德国的金牌奖牌并不多，算不上体育大国，但是德国人的体育精神和德国人对于体育的着迷和体育的强盛，不是一般国家可以比拟的，他们不需要在奥利匹克运动会上去验证。因为在这个国家，从事体育运动，几乎是个人的爱好，而不是全民体制，几万人供一个世界冠军。他们就是个人爱好，重要的是喜欢和参与而已。

在我家住的小镇上，一共住着不到一万的居民，却有一个高尔夫球场（那个曾经享誉中国的足球洋教练施拉普纳每周来打一次高尔夫），三个室外绿地足球场（分别是草地和硬地，只要俱乐部或者老百姓需要，任何时候都可以去享受国家级的草坪踢足球，哪怕是难民），两个室内足球场，冬天的时候，儿子参加的足球俱乐部的训练从室外挪到了室内，室内还有手球馆、排球馆、壁球馆和体操房。

小镇上还有两个网球场（也分别是室内硬地和室外硬地），一个游泳馆（一年四季天天开放，随时接待），一个人工湖，每年夏季到来，小镇上的万民居民可以倾城出动，到湖边享乐，欣赏蓝天白云绿地草坪，野鸭子一年比一年多，天鹅也随时在天上飞过。

还有一个溜冰场，冬天的时候，孩子们穿着滑冰鞋在洁白光滑的冰面上自由滑翔。乒乓球桌和篮球场也随处可以看到，孩子们三三两两去玩自己喜欢的体育项目，不为了奥林匹克竞赛，只是为了高兴地玩，锻炼身体。小孩子们今天喜欢练体操，明天觉得手球好玩，就随时转移了兴趣。

还有一个鸟公园，据说有一百多种鸟儿在那里栖息。一个自然小公园也在旁边。人们常常去那里散步。除了这些公共设施之外，还有很多马场是私人的。孩子们可以去骑马。

我们小镇有两个图书馆，免费向所有人开放，三家书店，藏在小街道的角落，常常举行听书会、朗读会，著名的作家也会光顾小镇，向读者朗读他们的新书。比起漂亮的老年公寓，市政府显得过于简单和低调，市长经常在街上捡垃圾，见人都要主动打招呼。

镇上最好的地方，给了老年公寓，天气好的时候，年老孤寡的老人们出来晒太阳。

镇上有十二个诊所，有妇科医生、家庭医生、牙医、儿医、兽医、骨科大夫。除了特殊的病情之外，不用出小镇，全能解决。需要住院的时候，医生会写转院的建议书，你才需要走出小镇去。

镇上有两个小学，一个中学，三个幼儿园，一个大众夜校。夜校经常举办包括烹饪、手工、美术、瑜伽、插画、电脑软件、西班牙语英语法语意大利语的培训班，还有心理学、催眠术、占星术、指甲护理等等你想得到的各种培训。

所以，德国人在这些强大的福利基础之下，很少去关心政府和国家的变更，他们更不去高喊爱国，也不会在出现对德国人不利的因素，或者在国家政治纠纷，国家间斗争的时候，走上街头，砸车砸店，高喊“德意志万岁”。在德国人眼里，政府就是一个服务机构，而国家就是“德意志”这三个字，只有到了政府动了他们的税收、养老金、保险金等等切身利益的时候，德国人才会急了，他们才会在各个工会的引导下，上街游行。

换句话说，只有别人动了他们奶酪的时候，德国人才会走上街头，去斗争。

当然，在柏林街头，也会有青年的纳粹分子，冲动而无知地寻事滋事，他们大多是无事生非、无所事事的青年人，他们会因为外国人抢占了他们的就业机会或者种族间的矛盾去闹事扰民，但这绝不会是大规模的、全国性的或者一整座城市的行为和民众集体行为。这些年轻的激进分子很快就遭到了大部分德国百姓的唾弃和反感，政府也尽快采取措施，加以警备。

也许你觉得，我说了半天，是为了德国人唱赞歌。

其实不是这个意思，我说的是什么？

我说的是，一个民族要学会理智，要学会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就像德国人，在经历了二战失败的痛楚之后，德国人经过反思和痛定思痛，明白了如何把自己做好、把国家做好、把社会做好，完成了这个成熟的蜕变。如今的德国人，可以说是民富国强，他们不需要大张旗鼓地证实国家的实力，也不用渲染自己的激情，他们清楚地记得自己给别人带来的伤害，所以也不想再伤害任何人，同时也不愿意被别人伤害。所以本来就理智的德国人，更加理智和内敛，他们淡化国家情绪，强调全民的权利，因此，在这里你不会看到任何过激的事端，也不会全民总动员，去群情激愤地对抗哪一个国家和民族。即便“9·11”事件，德国的民众也只是走到街头的悼念地点，送上他们的鲜花，表示对死者的追悼，然后加紧海关和警备，防患于未然地监督恐怖分子的出现。政府表示，决不能让德国的孩子生活在恐惧之中。

他们的爱国精神，是理性的，顾全大局的，细腻的，不显山露水的。

他们只需要做好自己，就是为日耳曼人做宣传。

因此，全世界都信赖“德国制造”这几个字，全世界都愿意跟德国人做生意，打交道，因为德国人守信用，重质量，兢兢业业，一丝不苟。

这就是爱国的最好体现，一个民族最好的自尊与顽强的体现。

作者博客：http://blog.ifeng.com/6218095.html

（陈平，民间艺术国际组IOV中国主席。）

闾丘露薇：当日本人在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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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9-25 23:41:44　浏览353601次｜评论144条

2003年3月，在巴格达采访，在外国记者聚集的酒店，看到几个日本老人。很好奇，因为美军正在轰炸，所以这个时候不太可能还有游客，而且，就算是平常，到伊拉克旅行，也算是很特别的选择。

走上去和他们聊天，才知道原来他们是来做“人盾”的，都是反战人士。他们每天，会轮流到巴格达的一些重要设施，比如发电厂、医院、学校等，抗议美军的轰炸，抗议这场战争。

现代战争，轰炸已经非常精准，除非情报有误，把非军事设施标注成军事设施，也因为这样，他们去做“人盾”的地方，相对还算安全，比如记者们聚集的酒店，当时是大家心目中默认的最安全的地方，有一点可以肯定：美国的炸弹不会把这个地方当成目标。

尽管这样，还是很惊讶于他们的行动，主要是因为，做“人盾”的，主要都是欧美人，而我对日本人一直抱着一种刻板印象，总觉得他们个人和国际政治很遥远，尤其是这种算是小众团体的行为，和他们没有关联，更不要说，还是日本的老人。

萨达姆倒台，在广场上遇到一个会讲中文的日本年轻人，聊起来，原来他是复旦大学的留学生。开战之后，他去了约旦，在一个教堂做起了志愿者，等待着进入巴格达的机会。现在，他和教会的其他志愿者一起，每天在广场上，为巴格达人收集信件，因为这个时候，通讯中断，里面的人急于和外面联系，外面的人，也焦急地想知道里面的人的音讯，志愿者的工作，就是把收集的信件，代为送到国外。

这对于我来说，又是很惊讶的事情，让我开始反省和提醒自己，不要再先入为主地来看待日本人。

一个老同事是北京人，移居日本之后，娶了一个日本老婆，每次谈到南京大屠杀问题，这个老同事总是会和饭桌上的大家争执起来，因为他总是坚持自己的不相信，不相信发生过南京大屠杀。他的理由很简单，去日本看看那些日本人。最后，谁也说服不了谁。

其实我很理解他的这种想法，每次到日本，看到日本的秩序，感受到日本人的那种彬彬有礼之后，实在无法想象，就在几十年前，军国主义下的日本人是那样凶残。但是，事实就是事实，即便现在的日本社会改变了，透过政府和社会以及日本人的共同努力，日本终于告别了军国主义，日本的价值观和现代文明社会接轨了，日本人不再像以前，会陷入以爱国为名义的疯狂，历史就在那里，现在的好，无法否定过去的邪恶。

前段时间采访一些日本劳工和慰安妇，原来当年最早帮助这些人群向日本政府和企业提出索赔的，正是几个日本人。一名一直和日本律师一起帮助这些人群的中国律师认为，这些日本人这样做，也是为了国家利益，他们很想向国际社会展示一个负责任，遵守国际规则，尊重人权的日本，而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大国，这没有任何问题。

在节目中和一个内地保钓人士聊起这点，他很不屑：“日本人帮我们，是为了让自己好过一些，不是真的为了帮我们。”我突然不知道如何回应对方，因为如果形容对方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实在有点政治不正确，尤其是在目前这个风口浪尖，会被视为亲日、不爱国。

激进的反日人士，往往会让我想起日本的那些右翼分子，因为思维方式很类似。每次去采访中国领导人访问日本，酒店还有一些活动场所的外围，总是会有几辆右翼组织的卡车，还有酒店附近右翼人士的集会。最惊险的一次，是在早稻田大学门口，我们好几家香港媒体在拍摄和做直播，几个右翼人士站到我们面前开始谩骂，阻碍我们的工作，最终惊动警察。为了避免事态恶化，警察劝我们先离开。这次近距离的接触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原来这些右翼人士里面，有不少中国人，那几个情绪最激烈的，都带着闽南口音，年纪都已经不轻。

2011年，太平洋战争七十周年的时候，日本电视台NHK向日本民众征集战争证言，当被问到，是否愿意为国捐躯的时候，年轻人们回绝得异口同声，其中那句“要人家为它而死的国家，就让它灭亡好了”，这段时间，找个视频又开始在中国网络上传播。

因为曾经的军国主义历史，很多人认同日本年轻人有这样的姿态，但是如果有中国的年轻人，理直气壮地这样回答，会不会被认为政治不正确呢？甚至是不是会有这样的声音被听到呢？

也因为这样，不管是钓鱼岛还是独岛，关心的日本人并不多。但不关心这些，是不是就能证明他们不爱国？至少在日本，这不是一种衡量的标准。但是至少从表面上看，他们更关心身边的事情，要求停建核电站的抗议人数，远远要比右翼团体的集会人数多得多。

有怎样的人，就有怎样的社会。日本人在变，那中国人呢？可惜，如果从远处来看中国人，电视屏幕上扭曲凶狠的面容，只能让人目瞪口呆。还好，身在其中，会看到那些在人群中举着牌子，事后收拾垃圾的广州中学生们，这些人是中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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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闾丘露薇，著名记者、主持人，现供职于凤凰卫视。）

连清川：如何理解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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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9-18 11:11:35　浏览3124228次｜评论799条

我一向不惮于承认自己对日本的无知。对于我而言，日本几乎是一个无法理解的国家，而大和民族几乎是一个无法理解的民族。

这么说，并不是因为这个世界上所存在的材料不足，或者我对于日本知识的有意闭塞。而在于，对于日本的阅读越多，就越容易沉陷在诸多的矛盾之中，更加难以理解。当然，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全面理解，其复杂性与矛盾性，都足以令一个训练有素的研究者止步。只是对我个人而言，日本所呈现出来的矛盾如此对立，以至于我在了解的过程中一再迷失。

我向来喜欢日本的文艺多过于政治。而这恰是矛盾的开始。其文学之温婉，文艺之精巧，恰与其尚武之暴戾，军事之极端；其个性之谦和，社会之柔厚，恰与其层级之森严，忠诚之愚烈；其政治之灵动，处世之圆融，恰与其外交之执拗，争端之戾气；其历史人文之耽美，恰与其历史政治之血腥一一对应，屡屡不爽。

其实我与日本人打交道的机会并不算少，从学者到学生，从生意人到外交官，从新闻人到政客。但是即使如此，也难以打消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知识谜团。

谜语之一是：日本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国家？

从日本有国以来，由于偏居海岛，几乎未曾受到有力侵犯。即使十九世纪美国人舰队到达日本，其实战事颇为轻微，可这居然触动日本乃至推翻幕府，明治维新之功效。一个几乎未曾有过对外接触的国家，如何能如此轻易转型？尚且儒教当时乃是全日本惟一尊崇的俗世哲学。

二战前，天皇至高无上的社会心理深入人心。然而几乎在极短时间之内，就迅速转入民主国家，从而又兴崛起之道，连美国人也惊呼“日本入侵”？

蹊跷的还在于，一边日本对于其军国历史其实有深刻反省，并且在制度上约束自我，扼杀军力兴盛之道；但另一边，却不时参拜靖国神社，教科书不时翻锅，挑动亚洲受难国家情绪。既已立志转入正常国家，如何却不断与邻为壑？

其国家方向，世界视野在何方？

谜语之二是：大和民族，日本人，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民族，怎样的一个人群？

在我与日本人亲身接触的过程中，几乎他们所有人都可以用温柔敦厚来形容而不为过，他们似乎保存了比我们更加完整的儒家礼教精神。他们自律到令人恐怖，而对于国家之奉献无私到令人惊异。少数人如此也就罢了，当整个民族如同个人，需要怎样的国民教育？

可是就是这样高尚贤德的一群人，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长期殖民于中国东三省，在南京犯下人类历史最血腥的罪行——南京大屠杀；在东南亚也有菲律宾大屠杀。而美国士兵在日本的东亚战俘营中的遭遇，同样是无穷噩梦。如果说仅仅是战争令人改变的话，那么他们死守着靖国神社，死守着教科书，又是如何解释？

个体的自律与道德，与整个民族所呈现出来的癫狂与暴戾，为何如此差异？

谜语之三是：日本真的改变了吗？

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的军队打开了日本的大门。在约翰·道尔的《拥抱战败》中提到，许多美国人认为佩里“把魔鬼放出了瓶子，而那个魔鬼已经变成了一个鲜血浸透的怪物”。二战之前与期间的日本，毫无疑问是这样的形象与真实。然而，1945—1952年美国占领军在麦克阿瑟将军的带领下，对这个国家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改造。和平宪法通过了，日美安保条约形成了，多党制政治胜利了。这是一个和平、民主、富强的国家，毫无疑问。

可是到底真的改变了没有？天皇还在那里，历史问题还没有解决，他们对于周边国家依旧不友好。右派的力量还很强大。它会不会还会演化回那个嗜血的魔鬼？

我自己诚然是没有答案的。关键的问题还在于，我以往阅读日本的过程中，得到的永远是加深了谜团的矛盾的答案。

我们想要寻找一个国家的民族性，那么最好的材料当然是它的历史。可是我作为一个外行人而言，日本的历史如此难以进入，就是关于战国一段，就已经足够复杂到令人头晕目眩。其次对于日本战后历史的叙述，如此充满了尖锐的对峙，使人无法得到一个前后一致与符合逻辑的答案。

然而，再复杂的事物，都有其解析的方法。最起码，在我自己而言，多少是可以寻找到一些思考的线索。有那么几个方式，是我勉强理解日本的出发点。

无论理解任何一个民族，都不能以妖魔化为起点。日本在二战期间的确是一个血腥国家，但是并不能因为如此，便妖魔化日本民族。鲁斯·本尼迪克特在1946年所出版的《菊与刀》，是最经典的研究日本的著作之一。她从文化的基本层面，乃至包括日本人抚育儿童的过程中，去解析日本民族性的形成与特点，并且为战后美国占领军的政策取向奠定了理论基础。这种文化解析乃是令我们明白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形成，都有其历史地理之成因，亦因此造就民族性格。日本国民与任何一国国民无异，无非挣扎在日常生活与政治拨弄之间而已，努力平衡身心与外界。若以国家之龃龉，迁怒于民族之劣根，显然有悖于人性论。

而后是对于政体的理解。这其中确实有多重复杂与矛盾。2000年普利策奖获奖书籍，约翰·道尔的作品《拥抱战败》，叙述的是日本自1945年战败之后，到1952年麦克阿瑟黯然离场，日本恢复国家主权的过程。显然，日本已然在这七年的时间中，按照日本自身的国情，与美国的宪政设计，彻底地改造了明治维新以来的政体，形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民主制国家。甚至出乎美国人的意料，“绝大多数日本人能够轻易抛弃十五年之久的军国主义教化”，并且从心理意义上去“有原则地反抗军国主义”，“和平与民主，是战后日本最伟大的祈祷语。”

但是，在小森阳一的《天皇的玉音放送》中，却沉痛地检讨战后重建过程中所遗留下来的恐怖弊病，也就是天皇制的形成和残留。小森认为，恰恰是明治之后所形成的、其后麦克阿瑟所特意保留的、未能下决心彻底铲除的天皇制，使日本迄今为止仍然挣扎在一种独裁复苏的可能性中。靖国神社、教科书、自卫队出兵海外，都是这个制度遗产所导致的后果。事实上，道尔也在他的作品中对此多有论述。

日本为何对周边国家缺乏同情与歉疚？道尔的观察至为精彩。日本在战争后期，受到盟军的残酷打击，包括广岛长崎两颗原子弹的轰炸。战后日本的废墟和痛楚，加上美军占领期间的封闭与屈辱，使日本人能够深切地抚摸自己的苦痛，“日本在殖民和战争中对亚洲人民犯下的罪行，就更容易被抛诸脑后了。”

这便是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情势：一方面日本政体的民主、自由与社会自治形态，使日本与欧美国家之间具有强大的亲和性，西方性已经大于亚洲性；另一方面亚洲诸国深切感知从日本殖民、侵略中所带来的苦难与侮辱，而日本也深切感知二战后期与战后自身所带来的苦难与侮辱。在一种没有交叉的民众与国家情绪之中，任何的共同话语都无从寻找。

那么，我们始终必须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对待日本。美国布朗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涩泽尚子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参照系。在《美国的艺伎盟友》中，她指出在二战期间，美国人对于日本怀有深刻的仇恨与恐惧。但在占领期间，由于把日本女性化和儿童化，美国顺利进行了一场新的想象转化，从而把自己转变成为保护者与改造者，取得了美国民众的支持，并且甚至将这一形象成功延续至今。这个神话所告诉我们的就是，意识形态化的塑造，能够对于国家之间的关系造成何等影响。

今天，由于中国仍然无法客观地去审视清朝末年、民国时期和侵华战争时期的那段历史，也更无法从全面的材料中得到今天日本普遍对于中国的态度。我们接受的仍然是一种意识形态化的教育。也就是说，我们在评判任何有关日本的事实的时候，首先已经有了一个妖魔化的日本与日本人形象，那么任何以此为出发的观点，都带有真实不虚的既定论调。

这并无益于确定良好的对日外交战略，和建立良好的经贸关系。如果我们必得要客观公正并且有利于民族国家地进行对抗或和解，都必须清晰地了解他们的政体、民众的主流观点、右翼的人群构成、日本政治的取向目标、各个利益集团的博弈差别。单一脸谱化与妖魔化的描述，都无法令我们获得良性的理解和采用正确的立场。

我们今天所处的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中日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其中任何一国的领袖们都非常清晰战争的代价彼此都无从负担。虽然我相信我所抱有的谜团可能根本无法解开，因为它所涉及的乃是一个民族庞大与完整的历史记忆。但是我相信出于理性与逻辑的理解，才是这个时代中面对异族的正确态度。

对于邻居大国如此绝对地妖魔化与对峙，要么是愚蠢，要么是别有用心。

作者博客：http://lianqingchuan.blog.ifeng.com/

（连清川，资深媒体人，专栏作家，前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访问学者。）

李亚：钓鱼岛，现在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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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9-18 09:58:50　浏览525617次｜评论205条

一、阴谋还是误判？

阴谋论是冷战时期意识形态的产物，民选政府的国际关系政策往往是国内政治与选举考量的结果。个人以为，日本没有理由愚蠢地阴谋改变中日对钓鱼岛“搁置争议”的共识而引发重大国际关系危机，日本政府“国有化”购岛行为，更有可能是其国内政治与选战博弈带来的严重误判，而不是阴谋。

很多第三方国际问题“观察家”认为，日本政府从原来的私人“岛主”手里购买钓鱼岛等三岛使其变为“公共”所有，其行为出发点（或曰借口）是避免钓鱼岛被石原等右翼分子购得、控制并开发进而造成持续的矛盾激化，石原的购岛招数才确实是阴谋，也属于选战中在野党对执政党针对敏感问题发难的惯用策略。野田政府的“误判”首先在于选择的“国有化购岛”的“应对之策”，包括其策略本身、用词包装及其后续计划的阐释，其次在于对中方立场底线的理解偏差与滞后，正如西方和日本媒体都报道的“日方感到中方反应完全超出预料”，其候任大使的突然去世也许是健康原因导致，但也不能排除突然而至的压力使然。

同样，那些以金融货币战争或军事战略意图判定美国是“幕后黑手”的阴谋论，其逻辑事实是经不起验证的，更无益于问题解决。中方能否超越冷战时期意识形态思维，对美国的角色与立场做出全面的、非敌对的分析解读？怎样在这场对峙中争取美国成为给日方施压给中方传话的第三方调解者？

阴谋论可以用在任何社会中都难免的少数危害势力上，但若假设西方现代民选政府与社会民意是反中国反和平并企图通过经济或军事手段“亡我之心不死”，这种思维与煽动的出发点就是过时、可笑、危险的。

二、现在怎么办？

群情激昂之余，实操路径与最终结果更为重要。如果当下困局是因日方“误判”而不是“阴谋”，如果两国社会民意的基础是和平共进，就有理由努力以谈判解决问题，并在放弃这种努力之前，避免采取或放任极端的社会举措让双方四十年的合作关系承受重创。

由于日本“误判”造成的局面，中国领导人在强烈的捍卫国家领土责任意识、高涨的民众爱国主义行动支持下，别无选择、无路可退，而日方作为误判行为的始发者，却并非无可能做出调整让步。

理性研判是行动的前提：日相野田及执政党目前的日本国内及国际政治压力何如？可能的选择有哪些？日方是否可能实质修改“国有化”策略以重新定义“购岛”行为及后续计划？日方什么样的“改弦更张”是中方可以接受的？坚持底线基础上的“搁置争议”是否仍然是处理钓鱼岛的最佳战略选择？

另外，除了美方可能的调解，中日关系领域的智库、学者、特别是与各方最高领导层有信任关系的特殊人士（例如江泽民的老师顾毓琇先生曾在九十年代中期的中美摩擦中传话建言），也可通过各自途径协助沟通、影响社会舆论及政府思维以尽力推动事态良性演变。

现在怎么办？不遗余力地在坚守底线基础上努力以谈判解决问题，虽然乐观的信心和理由还很微弱。

三、思维的格局

钓鱼岛事态的演变处理，对中日外交与经贸，对中美关系，对南海争端中东南亚各国与中国的关系，最重要的对中国持续的经济发展、社会转型、历史复兴，都可能起到复杂而深远的影响。

今日的中国，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阶段性战略与所需理想国际环境的考量，中日之间特殊的历史问题背景，中国国内复杂并持续激化的社会各阶层矛盾与压力，还有中国最高领导层即将换届所带来的复杂政治生态因素，使中国处理这样一个棘手的国际问题时，面临巨大挑战。

最坏情形是什么？假如在持续升级的摩擦中双方擦枪走火并一发不可收拾，又或假如任何一方政府或社会中的利益集团，为了特殊政治或经济利益，绑架公众利益，或者政府决策被浮在冰面上的非理性公众情绪所影响操控，使事态不断失控，走向升级持久的经贸战甚至激励军事冲突，并使中国的发展改革进程受阻、停滞。

四、理性的践行

在一个文明健康的法制社会，任何问题都应该允许讨论，不可以打着“国家利益”的旗号压制不同声音的自由表达，这是防止权力专制或群体暴力的必须，言论自由是任何一个文明国家包括中国以法律形式明确保护的基本人权，个体公民意识的建立必须以此认知为基石之一。

对于每一个媒体和媒体人，报道、渲染民族主义情绪是容易的，有挑战且更需要的，是怎样引导社会情绪以给国家最游刃有余的决策支持及压力环境。中国民众的领土意识与爱国行动，如果理性驾驭可为政府谈判提供宝贵的民意支持，但失控的街头抗议行动与极端的抵制日货风潮却带来巨大社会经济代价，更有引发其他社会矛盾激烈爆发的风险。

中日激烈冲突所可能引发的两败俱伤甚至战争苦难，最大承受者从来都是社会底层人民。在强烈单纯的爱国情绪表达之外，我们都需要静下来想想：真正从民族和民众利益出发，现在怎么办具有能被双方接受的实操性？作为个体的你我又应该如何行动以促使政府朝这样的路径与结果努力？

作者博客：http://sudongpo.blog.ifeng.com/

（李亚，凤凰网COO）

以史为鉴

王晓渔：严打之下的“道不拾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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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2-08 20:07:14　浏览21187次｜评论13条

“道不拾遗”常和“夜不闭户”并列，成为中国式理想国的重要指标。追溯两者的词源，“道不拾遗”典出法家文献《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夜不闭户”典出儒家文献《礼记·礼运》。“道不拾遗，夜不闭户”并列，说明儒法不仅有互相冲突的一面，更有暗通款曲之处，否则，儒表法里的模式不可能历两千年而不衰。

儒法相济，但侧重于儒家，还是侧重于法家，会产生路线差异。具体到行政官员，有循吏和酷吏之分，前者侧重于教化，后者侧重于严打。有人把严打称为法治，我不敢苟同，这里不予采用。近的事例暂且不说，以《汉书·酷吏传》中的严延年为例，可以领教严打之下的“路不拾遗”，是何种风采。

酷吏在史书里常有“刻薄寡恩”的劣名。可是，酷吏一旦降临人间，又会获得群众拥戴。“刻薄寡恩”，换成另一种说法是“铁面无私”。酷吏绝非一无是处，他们常有一些非常之举，使得他们具有“酷”（cool）的超凡魅力。正是因为如此，酷吏在现实中，并不像在史书中那样容易辨认。

严延年冒着生命危险挣到第一桶金。大将军霍光废除了刚刚继位二十七天的昌邑王，尊立汉宣帝，严延年弹劾霍光“擅废立主，无人臣礼，不道”，虽然弹劾无疾而终，此举获得朝廷上下的敬畏。接着，严延年弹劾霍光密友、时任财政部长（大司农）的田延年携带武器侵犯皇帝的车队。但是这次弹劾马失前蹄，一方面田延年否认此举，另一方面御史中丞谴责他为何没有立即通知有关部门阻止此举。严延年反而被弹劾，论法当死，他只能逃窜，直至大赦，才得以复出。严延年的第一桶金，可以理解为“舍生取义”的结果，也可以理解为“亡命之徒”的收获。

此后，严延年担任地方官员，但是因为“坐杀不辜”被免职。但他并未因此退出政坛，而是很快复出，一度在中央政府任职，后来担任涿郡太守。在涿郡，两个大姓权倾一时，严延年开展打黑行动，主持打黑的主管官员准备了轻重两套方案，准备见机行事，被识破，下狱处死。于是，其他官员争先恐后，纷纷重拳出击，两个大姓被视为地方黑恶势力，分别有数十人被判处死刑，郡中实现了“道不拾遗”的理想。

过了三年，严延年改任河南太守。他的主要工作是“摧折豪强，扶助贫弱”，具体方式是：“贫弱虽陷法，曲文以出之；其豪杰侵小民者，以文内之。众人所谓当死者，一朝出之；所谓当生者，诡杀之。”也就是说，弱势群体违反了法律，千方百计把他们无罪释放；新贵阶层对民众有所侵犯，一定从重从快严惩。大家都认为罪该致死者，无罪释放，大家认为罪不至死者，执行死刑。这样的效果是，属下和百姓都觉得领导高深莫测，因此胆战心惊，不敢越雷池一步。

严延年对待属下关怀备至，不论出身，只要忠诚，就情同骨肉。于是，冷冰冰的工作关系成为亲密的私人关系，在这种关系面前，隐私也不复存在。不过，严延年也有很傻很天真的一面，他认为一个狱史很清廉，但那个狱史只不过是不随身携带受贿的银子。可以看出，酷吏虽然力主反贪，反贪一片形势大好，但是这种大好形势却无法经受仔细推敲，反贪只是领导控制属下的一种方式。

等到冬天，严延年将各县囚犯集中在一起处斩，血流数里。严打的效果极为显著，令行禁止，郡中稳定压倒一切。有同僚劝他慈悲为怀，严延年表示河南的情况比较特殊，一定要严打才行。颍川太守黄霸反其道而行之，重在宽恕之道，郡中一片清明景象，严延年对其非常不以为然。他的母亲赶来一起过年，恰逢各县囚犯被押解到郡中集中斩首，对他表示强烈不满。虽然严延年态度不错，但是仅仅是客气地表示了孝道，并未听从母亲的建议。

法家的规律是，严打者最终被严打，从商鞅到韩非、李斯，无一例外。虽然这已成为规律，但是酷吏们依然前赴后继。严打者严延年也无法逃脱被严打的命运，他后来被举报十项罪名，在闹市被公开执行死刑。与后世酷吏备受群众爱戴不同，在严延年的时代，公众舆论尚未被全面控制，严延年在河南郡守的任上依然被称作“屠伯”。

创下“道不拾遗”政绩的酷吏，比比皆是。严延年之前有郅都，《史记·酷吏列传》对他的事迹有记载。郅都的第一桶金如同天降，他陪同皇帝出游，贾姬上洗手间，一头野猪色胆包天，跑了进去。皇帝示意郅都把野猪赶出来，郅都没有反应，于是皇帝准备亲自英雄救美，郅都赶忙劝阻，美女到处都是，没了贾姬还有其他姬，但皇帝只有一个，一定要保重。皇帝被说服，那头野猪一览春光之后，也就心满意足地离开了。郅都的临危不乱、顾全大局，受到太后的重赏。

济南有大姓不太听话，郅都被任命为济南太守。他上任之后开展打黑行动，将为首者满门抄斩，一年多的时间就出现“郡中不拾遗”的安定团结的局面。郅都后来得到晋升，依然坚持严打的风格，以至被称作“苍鹰”。与严延年一样，他最终也没有逃脱被严打的命运，因为严打废太子而获罪于太后，被斩。

当“道不拾遗”的美丽蓝图和“屠伯”、“苍鹰”的名声联系在一起，严打也就现出了原形。严打与法治无关，或者说，严打只是在违反法治的层面上和法治有关。严打更接近德治，比如以“惩强扶弱”作为动员口号，以“道不拾遗”作为治理目标。严打最终表现为人治，酷吏通过严打积攒个人的政治资本，以便更上一层楼。皇帝曾经准备调任严延年担任要职，文书都已经发出，但因为严延年的酷吏名声又宣告作废。

如果严延年可以控制并且制造公众舆论，他会怎么样，真是不堪设想。可以预料到的有两点：第一，他的严打力度会更大，因为没有反对的声音；第二，他的历史地位会高出许多，因为没有反对的声音。

作者博客：http://blog.ifeng.com/7476218.html

（王晓渔，知名学者、文化批评家。）

卫金桂：墨索里尼是怎样搞群众文化活动的？

博文地址：http://blog.ifeng.com/article/17794696.html

2012-05-13 22:55:46｜浏览24226次｜评论32条

墨索里尼以意大利人民的精神领袖自居，亲自过问建筑、艺术、音乐、文学等各个领域，甚至直接编纂辞典词条，在他统治的二十一年里，群众文化始终是其高度关注的领域。法西斯政府在如下方面做了很精心的努力。

包装节日使之通俗化

为了对下层群众实行法西斯思想普及等文化活动，墨索里尼及其党徒颇费心机，发动了大规模的移风易俗运动，力图让每个意大利人都感受到新时代的气息，比如摒弃外来节日，张扬传统节日；在法西斯暴动纪念日设置新历法、新节日；将罗马狂欢节更名为新生入学节等。甚至连宗教节日都不肯放过，如改主显节为法西斯主显节，这一天由法西斯党徒或组织向工人的孩子们发放礼品，以显示政党对人民的关爱。

高举复兴民族文化的大旗

众所周知，传统文化最贴近下层，也最易于激发下层民众的狂热，杰出的人物，辉煌的历史，赫赫战功，辽阔疆域……这一切，都容易让经济文化落后的意大利人产生热烈的狂想，对政治暴发户墨索里尼及其党徒产生狂热期许。墨索里尼深谙其道。在他的号召下，“罗马精神”一词风靡一时，复兴罗马精神和古代的大国威风成了一种时尚。

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活动

大搞群众文化活动，通过歌咏比赛等方式深化法西斯宣传，是墨索里尼文化政策的重要一环。1925年成立意大利工余娱乐组织，控制了全国工农的业余娱乐活动，进行法西斯文化普及。至1939年，已经拥有23000多个这样的地方组织和350余万名会员，其中工人占40％左右，农民占四分之一。在海滩，在夜晚，经常举行铿锵有力的歌咏比赛，推行民族服装表演，官方发动启蒙运动普及法西斯道理，等等。总之，群众性文化活动热火朝天。1935年法西斯党总书记斯特拉切说：“夏日海滩上常人满为患，传统的节日比往年的规模要大得多，戏院、电影院、各种娱乐场所，观众和游客络绎不绝，体育比赛也吸引了不少为之倾倒的人群，群众的热情确实是高涨的。”

法西斯政权能够制造出这种文化繁荣，一点都不用怀疑，举国体制完全可以将此搞得更有规模，更加热烈。问题在于，法西斯政权留下的是笑料而不是文化，除了灰飞烟灭的垃圾别无他物。墨索里尼被暴尸的场面跟群众去参加跳舞的途中一样热烈，这也可以看成是群众文化活动的一次高潮吧！

作者博客：http://blog.ifeng.com/1306857.html

（卫金桂，北京电子科技学院教授，知名博主，著有小说《中国女博士》。）

崔卫平：我稻田里的兄弟

博文地址：http://blog.ifeng.com/article/18050929.html

2012-05-29 15:46:31　浏览489509次｜评论147条

2003年面世的这部纪录片《S21－红色高棉杀人机器》，将镜头对准红色高棉时期，柬埔寨最大的审查中心“S21集中营”，其全称为“第21号保安监狱”。1975年到1979年时期，这里至少关押了14000～15000名囚犯（有人相信总数超过20000人），最后幸存的只有六七个人，称之为“灭绝营”一点也不过分。

此地并不拥有高效率的现代杀人工具，能够将人整批地处死，如同纳粹集中营里的毒气室。在经受了不同阶段的酷刑逼迫之后，囚犯们被木棒、铁棒、铁锹、镐、弯刀这些最简单、最原始的工具杀死，它们原来主要是劳动工具，连一粒子弹的代价都不付。将这么多人一个一个从后脑勺敲死，或用镰刀割断喉咙，这真是一桩令人难以想象的浩瀚工程。囚犯中也有一些人因为饥饿、疾病或者抽血过度等而死亡。

活下来的人数如此之少，年轻的导演只找到了他们其中的两位。因此而带来了这部纪录片最大的特色在于，不是众多幸存者，而是当年的看守来到镜头面前，成为影片中主要“出镜者”。他们一共有八九位重返旧地（超过整个活下来的人数），来到如今已经成为大屠杀纪念馆的场所，对着镜头讲述他们的“工作”，他们的“想法”。那些长眠于地下冤屈的人们不再开口，我们只能通过看守们的讲述，来想象和感受冤魂们痛苦的身影。

影片导演潘礼德1964年出生，十一岁时与家人一起被投入集中营，十五岁时逃出，经由泰国到了巴黎，考取巴黎高等电影学院，1989年拍出一部关于柬埔寨难民营的纪录片《Site2》受到关注，此后拍过剧情片《稻田里的人们》、《战后的某个夜晚》。这部纪录片花了三年的时间得以完成，引起巨大反响。

一

不知道导演是如何说服这些人来到镜头面前的。他们看上去如此单纯，应该是刚刚从稻田里走出来，脸上挂着羞涩的微笑，身材单薄，穿着土制的衣服，肤色黝黑，个子不高，看起来仍然十分年轻，四十多岁的年龄看起来只有三十来岁，当年应该是十几岁的娃娃兵。任何人不能从他们的脸上读出他们的过去，若是放到人群中去，没有人会感觉到他们的不同，一点异常的动静都没有。

看看这一位吧，他叫Houy，窄额头宽脸膛，典型的当地人面孔。影片的开始描述了一段他的家庭生活。一个刚刚洗浴过的婴儿被放到他手中，应该是他的骨肉。他父母亲坐在地板上，母亲缓缓地说：“我的儿子从未举止无礼过，从未在家里侮辱老人。他们教导他，把他变成一个杀人的流氓。”母亲建议儿子去做一个仪式，超度那些死难的亡灵，从此不再见到他们，开始做一个崭新的人。Houy本人是这么说的：“如果是自己杀人，那是坏，但是坏是那些下达命令的人，他们手中有武器还有权力。在我心里，我害怕做坏事。”

与自己曾经“共事”同志们的见面，他们有一种老友重逢的腼腆和欢欣，各自欠着身，互相握手问候：“你老了”，“你还记得我”，“看着眼熟，想不起名字了”，“你再想一想”，“我们虽然都在这里，但是在不同的部门工作。别人以为我们是在一个整体里工作。”这位来自Takeo地区的男人看上去更年轻，他说当年他们一共两百多个小孩子，被卡车运到某个地方，在进行了短暂的训练之后，就被送往不同的监狱充当“守卫”。

审讯通常分为三个阶段，由不同的小分队担任。第一阶段是“好心”，主要是施加政治压力，目的是使得犯人服软。如果拒绝回答，就被送到第二“热”小组的手中，“热”施加刑罚，打得皮开肉绽、头破血流。如果再不招供，那么便送到“咬”手中。一旦“咬”成员的木棒打下来，原来的旧伤口马上破裂，喷出鲜红的血，很少有人受得了。影片中的一位幸存者就在这种情况下，供出了六十四个他所认识的人，指称他们是“叛徒特务”。

为了逼真地再现当年的生活，影片让这些看守站在如今的空房子里，扮演起自己当年的角色。Houg要去一间牢房提审一个犯人，他在手心里记下这个犯人的号码。到监牢时，对守在门口的“娃娃看守”说：“把十三号给我带出来提审。”“娃娃看守”便走到屋里靠近窗口的地方，大声说：“十三号，起来。”这位看起来仍十分年轻的看守一边说，一边做着手势：“我命令他站起来，把他的眼睛蒙上，从背后把手铐铐上，然后我把门再插上，把锁锁了又锁，我抓住他的胳膊，然后出去。”Houg站在门口等着，等到这个犯人之后，他“扭着他的胳膊，带他走”。

这应该是当年每天发生无数遍的简单事实，平淡无奇。然而正是无数这些平淡无奇的细节，构成了那场大悲剧的一个小的部分，积累起那个在民族历史上最为黑暗的一幕。实际上，今天的人们难以想象的恐怖事情，与人们眼下经历的所有事情一样，同样也是发生在日常时间、日常光线之下，是一点点添加进来，危机是一点点加深加重的。其中并不是每个细节都那么可怖。日常时间的节奏将事件分成不同单元，它们平均地分配在不同的时段，人们在经历它们的时候，是逐步接受和承受的。

事情的可怕正是在这里。所有这些单元，它们如何加在一起？当它们加在一起时，将通往何方？如何获得整体的意义？这是那些看起来普通的执行者们不知道的。他们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是一个总机器当中的一个螺丝钉，这个长长行为的尽头是他们望不见的，他们只能做分配给他们的事情，这一部分和那一部分，对于自己视野所及范围之外的事情，他们无法知道得更多，实际上也不会让他们知道得更多。他们是在“无知之幕”底下行动。

那些遭遇者也不知道，正在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最终结果如何？就像1975年4月17日红色高棉进入金边这天，这座城市两百万居民接到通知说，为了躲避美军轰炸，他们必须马上离开这座城市，许多人以为也许三天就可以回来。结果有几十万体弱多病者，在长达一个月的徒步跋涉中就地趴下，永远没有再站起来。

其余抵达“新农村”的人们，一下子退回到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原先“故事”的环节突然断裂，被导向另一个不知名的地方。那个谁也没有谋面的更高的“讲述者”，他凭着没有见过任何人的面，并且正是因为没有见过任何人的面，不需要对这些人作出解释和负起责任，便随意地决定了所有这些人的命运。

无论如何，当Houy和他的同志们在空荡荡的屋子里演示自己当年的行为时，当他们大步跨到屋子中央，做出开门、关门、扭着胳膊带走某人的动作时，当他们对着不同的牢房，为了一点小事大声训斥时，观众会明显感到在他们的举止以及身体中，流露出无可救药的卑微，体现出某种猥琐。他们的脸上越是无辜，他们的胳膊和腿的举动看起来便越是下流。他们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无法令自己看起来更好一些，这是“工具”的特点，也是他们本人作为“工具”的代价。他们的确受人驱使，但不管怎么说，他们接受了自己作为“工具”这个事实，同意维护那个吃人的系统。这个系统叫做“安卡”，柬埔寨语“组织”的意思。红色高棉的领袖波尔布特最初并不为人所知，他把自己弄得神秘兮兮的。一般人们只知道自己的国家由“安卡”掌权。一切命令均是由“安卡”发布的。1977年波尔布特访问中国时，住在钓鱼台国宾馆里，还帮助园林工人们修剪花枝，以体现自己保持劳动的本色。他喜欢用“细菌”这个词，来代表所有那些不同于他立场的人们，对于“细菌”的唯一办法就是消灭。

二

影片中的另一位幸存者是画家HengNath。作为S21集中营的受害者，他再次来到当年的看守面前，与这些人构成面对面的质询。这种对质的局面，也是影片的基本结构。

一行简短的材料显示，画家当时三十五岁，1977年7月1日被捕，排号十八，在他的备注中有一条：“保留使用”，这几行字使得他幸免于难。具体原因是他为这所集中营的头头Duch画像，将此人的面部画得如同少女般细腻光滑，令这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感到满意。其余画家则几天到一个月、两个月不等，陆续被杀害了。

画家已经两鬓斑白，眼睛里流露出悲哀忧伤。他单刀直入地问那些看守：“你们觉得自己是受害者吗？”“这么野蛮的原因是什么？”看守们显然被问过这个问题，有他们自己现成的看法，但是在表达时不能不是支支吾吾的。Houy答道：“这件事……我觉得，就像发生意外的那些人一样……”他的意思是谁都是不得已。画家不依不饶：“就一句话，你们认为自己是受害者吗？”“如果在这里工作的人都是受害者，那么像我那样的犯人，他们算什么？”

有人说，死去的人们应该叫做“被判刑的受害者”。言下之意，他们本身则是“施加刑罚的受害者”，听上去只是名称不同。“如果不服从，我们就会死，没有人能够逃得了。”这位画家继续追问：“你们在这种地方工作的人，怎么能够对这样的苦难习以为常？”这是历史性的追问，任何在那种机构里呆过的人，都不得不经受这一问。每个人都有站在他“身后的力量”，这种力量会在恰当的时候，将他带到某个“质询的中心”面前。

Houy的回答具有相当的代表性：“我进入S21军部，他们对我进行灌输，S21是整个国家的核心和支柱，我们是国家的一只手，面对敌人，我们不能有任何的犹疑。”这个回答符合人们对他们的基本印象。这些人刚刚从农田里上来，腿上的泥巴还没有来得及除尽，当他们突然被赋予了一个神圣的使命，替这个国家清除敌人，这会让他们感到从未有过的自豪，带来那种决绝的冷酷表情。一个人，本来意义稀薄的人，突然被充塞进无比崇高饱满的人生意义，这会让他觉得特别神气。

他们仍然习惯沿用“安卡”这个说法。另一位说：“安卡唤醒了我的革命意识，让我意识到对于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阶级敌人的痛苦和愤怒。但我参加革命的真实原因，是1970年郎诺集团推翻了西哈努克，西哈努克号召他的兄弟姐妹们与游击队会合，共同解放自己的国家。”西哈努克是在北京发出的这个号召。1970年3月18日，美国支持的柬埔寨右翼郎诺集团，乘西哈努克出国访问之际，宣布废黜国家元首西哈努克。3月19日上午，西哈努克飞抵北京，3月23日向中外新闻界宣布成立以他为首的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发表了告高棉同胞书和声明。

1970年和1975年是两个不同的起点。最初这的确是被当做一场反美战争而动员起来的。然而到了1975年，轮到红色高棉夺取政权，他们继而将战争延续到了民族内部，危害最烈的是革命队伍内部，这在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有着一条粗重的传统。事情在某个时刻起了变化。本来追求理想的人们，突然掉转过来，去追求和抓取最为现实的个人利益，但是却继续称自己从事的是全民的利益，或者劳动阶级的利益。

对于那些不同层次的个人来说，当他们一旦进入某种既定格局，他们就要变得适应这个格局本身，服从这个格局，被这个格局所引导，继而从这个格局里产生出新的东西，发展出新的面向和行为。本来也许的确没有个人权力要求的，后来就变得非常渴望，急于或乐于在小圈子里扮演一个权力角色，显得自己分量不同。到这个时候，仅仅用最初的单纯动机来说明则远远不够。源头上的东西经过一系列过渡，已经发展为别的东西，甚至相反的东西。

一个好的格局保留了人们得以上升和升华的空间，而一个坏的格局则把人性中最坏的一面调动出来，他们甚至显得比原先的那个格局还要坏。画家描述了他刚刚进S21时的某些情境。当装运他们的卡车半夜里到达，囚犯们的双腿还处于麻木之中，他们听到了两个年轻士兵欢快的叫喊，“像狼看到食物一样”。囚犯们的眼睛很快被蒙上，一根绳子将每个人的手拴在一处，像牵牛一样牵着这许多人，而周围的卫兵“他们全都在笑”。笑他们的可怜，笑自己的杰作。无疑，半夜里的这种笑声，属于这些人的自作主张，不在“安卡”的计划列表之内。画家将这个牵牛般的场景和尸横遍地的场景，通过回忆又画了出来，令人震撼。

年轻的看守也被看守，也需要写检查。他们的检查这样写道：“党禁止打他们，我们却打了。党让施加一种压力，我们却施加了另外一种。（我们会）不针对政治历史进行审查，而是针对道德败坏、针对女人。”第一句“党禁止打他们”，显然不符合事实，这是写给党看的。影片有谈到他们在审查中遇到“困难”时，上级则指示要进一步施加压力。但是看守们的确承认了存在许多极为恶劣的、虐杀性自选动作。比如针对女囚犯的做法有：将她们带到远离人群的房间里去审问、趁机摸她们的身子或强奸她们、在审问中烧烂她们的屁股。这是男人不会遇到的。而这些人实际上是有可能采取另外一些相反方向上的行为，比如保护这些无辜的女性。对这些已经遭受屈辱迫害的人们，不要来施加他本人的屈辱和迫害。留出良心的空间，也留下日后正义的空间。

有人谈到一位有名有姓的女性：“Naynan非常漂亮，我喜欢她，也可怜她。但她是敌人，爱上敌人是禁止的。我心里火一样地烧，性欲折磨着我。我非常恼怒不能碰她，不能与她做爱。这让我很生气，我充满了怨恨，于是就打敌人。”这个属于非常恶劣了。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知道自己的真正动机在什么地方，但是他换了一个出口来释放，以革命的名义。红色高棉领导人波尔布特的原意应该是彻底铲除这种“不健康”的现象，但是他最终收获的，仅仅是人性中最为肮脏、低劣的东西。

“当你把人带走的时候，你想到了什么？”画家追问。Houy答道：“这期间，每个在这里工作的人，不管多大年纪，都得服从安卡的命令。”画家凝重地说：“我不喜欢听这个‘服从安卡’的说法。如果每个人都只想着安卡，想着纪律，服从和执行命令，那么就是我们世界的末日，公正的末日。不再有理想，不再有人类良知，不再有人类与动物的区别。”

画家也谈到了自己曾经有过的痛苦经历。当他被上电椅，却没有什么可说的，就只有胡编乱造。这时候面对的是一个强迫人说谎的法律系统。为了得到暂时的缓解，人们必须撒谎。然而这种欺骗的第一个对象，按照画家的说法，所要过的第一关不是审查官，而是人们自己，即首先是欺骗自己。

审讯官在得到了一些“故事”和“词句”之后，就再也不把他们看做人，而将他们丢弃。在缺乏食物、医疗的情况下，这些人逐渐失掉了人的形状。画家悲哀地说，这连“杀人”都算不上。如果是“杀人”，所杀的也是一些人，而这些人已经被折磨得不成人形。将“人”杀掉，其中还有“人”和“人性”的成分，知道自己的对象是谁，而如果仅仅是“灭绝”，那么就丧失人性，或只剩下人性的灰烬了。

三

很少有电影像这部影片令我无法呼吸，如此痛苦，而这篇文章拖的时间也特别长。这是一种无法承受的过去，无法承担的沉重历史。尽管在今天，当年的血腥野蛮残忍已经大白于天下，但是它们仍然让人感到十分晦涩，难以理解，是因为彻底无法接受。

令人痛苦的原因还在于，我们这一代人，目睹了整个波尔布特的红色高棉时期。虽然隔着老远，但是诸如“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西哈努克亲王”“波尔布特”这些称呼，令我们熟悉得不能再熟悉，它们如同那些最初的语言一样，进入我们的耳朵，构成我们当年非常有限的世界的一部分。1970年我跟随父母下放到农村，毛泽东发表针对支持柬埔寨的“5·20”声明，半夜里我敲开贫下中农的门，将他们的孩子从被窝里拎出来，把小伙伴们拉到一条新开的大河边去游行。那天的风很大，天很黑，我们呼喊的口号全被大风刮走了。

1975年红色高棉夺取政权之后，所采取的一系列反常举措，在他们看来正是吸收了中国的经验。1965年底至1966年初，波尔布特来中国，陈伯达、张春桥等人给他传授了“中国革命的理论与实践”，尤其是“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而实际上，等到波尔布特自己能够去做时，则比“中国的同志”更加彻底。将城市居民全部迁到农村，是为了消灭城乡差别；更加极端的还有取消货币、取消商店、邮政和学校，禁止一切传统信仰，实行集体食堂制，所有的人不得在家分灶起火。

残酷清洗的对象不同时期重点不同：早期为郎诺政权旧人员、有产有业者、地主富农、一切专业人士（教师、医生），被认为是“亲越”“亲美”“亲西方”的人们，会说外语便是一种罪过，连戴眼镜的也不放过。知识分子若不能彻底改造过来，那就从肉体上加以消灭。当暴行针对一部分无辜的人们，那么势必扩展到一切人。后来逐渐演变为任何对新政策不满的人们，乃至自己党内军内的高级将士，那些劳苦功高的人们，一概被列为整肃对象，对他们残酷的程度一点也不亚于其他人。

所有这些，是对于当年中国许多荒唐做法的滑稽模仿，并有过之而无不及。就像这部影片的开头那个兴修水利的镜头，人山人海，红旗飘飘，歌声阵阵，与我们当年所看的新闻纪录片没有什么两样。哦，对于那些在逃亡途中死在稻田里的人们，那些在高音喇叭的掩盖下被木棒打昏后又被镰刀割死的兄弟，那些被残暴虐杀的姐妹，作为中国人，是要负起某些责任来的，至少要有一个负责的态度。面对这些冤魂也是面对我们自身。这就是我为什么称呼他们为“我稻田里的兄弟”，他们的姐妹也是我的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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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卫平，北京电影学院教授，代表作品有《思想与乡愁》等。）

傅国涌：只有“聪明人”的世界是没有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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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6-19 13:33:08　浏览17000次｜评论14条

记得《红楼梦》中有两句诗，“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几乎概括了数千年来中国社会的所有奥秘，所谓“人情练达”、“世事洞明”，就是要让一个人学会世故，学会圆滑、乡愿。明哲保身、阳奉阴违、欺上瞒下……大凡媚权、媚俗，泯灭个性，磨去棱角，人云亦云，随波逐流，所有这些都被视为聪明、成熟的标志，相反，则被看做是幼稚、天真，或者就是“傻瓜”。

从章立凡回忆其父亲的文章《章乃器在“文革”中》（《老照片》总第三十九辑）可知，章乃器这位“大右派”即使到了“文革”时期，还不止一次地要求公民权。当派出所警察警告他“不许乱说乱动，接受人民群众的专政”时，他竟然不无天真地回答：“我有公民权，不是专政对象。”因为1957年周恩来曾代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亲口向他保证：“你们（指章伯钧、章乃器、罗隆基）享有完全的公民权。”为此他冒着严寒、乘公共汽车进城，要到中南海当面问问曾是“患难之交”的总理：“这话还算不算数？”结果是——“铁桶江山，进不去！”

只有读了他下面的自述，我们今天才会理解章乃器先生在“文革”当中仍在争公民权、捍卫尊严的举动：

“我踏进社会五十多年了。在这五十多年中，‘傻瓜’的徽号和‘学生腔’的讥讽是不断的，我始终不改。因为我最厌恶的是‘世故甚深’、‘暮气沉沉’和‘老气横秋’，那就不能不喜爱‘傻瓜’和‘学生腔’。”

这番话出自1971年3月章乃器写给周恩来的万言书中，当时他已七十四岁。可以看做破译他一生作为的精神密码，也正是他精神底气的所在。正是不怕“傻瓜”、“学生腔”的嘲讽，所以他的生命才会一再呈现出那种与猥琐的乡愿不可同日而语的亮色。

让我们倒转时光看看，1946年他在写下《我想写一篇小说——二十年一梦》时，他发起民主建国会，创办《平民》杂志，要在国、共之外再造“第三种势力”，“替中国建立起一个政治上和平奋斗的典型”，坚持“不右倾，不左袒”时，无不可以看出他的“傻瓜”气和“学生腔”。上世纪三十年代国难当头之际，他好好的金融界的大好前程不顾，为抗日救亡而奔走呼号，终于锒铛入狱，成了有名的“七君子”之一。更让我忘不了的是1927年11月，在银行界服务多年、前途一片光明的青年章乃器偏偏不安分守己，独自创办了“一个小规模的言论机关”——《新评论》半月刊，批评时政，激浊扬清。从写稿、编辑、校对到发行，几乎都是他一个人，而且完全利用业余时间。他的职业、环境足以让他养尊处优，他办刊纯粹是激于义愤、出于一种责任感，他独立坚持了一年多，直到被禁止发行。这样的往事今天听来仿佛天方夜谭，那年头却确实发生过。要知道，那时与“四·一二”屠杀相去不远，黑云压城、血腥弥漫，上海还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如果不是有“傻”气，凭“傻”劲，谁会去干这样的“傻”事。

“我所欠缺的就是不会喊‘万岁’，……我认为歌颂一个人总应该用点脑筋，举出具体的事实加以肯定。空喊‘万岁’‘伟大’，不能不是无原则的捧场。”1974年，在泰山压顶、沦入地狱的日子里，章乃器仍然说出了这样“学生腔”的话。凭他这样的性格，后半生的命运自然早已注定，聪明人都知道那是一个不需要思想、更不能拒绝喊“万岁”的时代，只有“傻瓜”还要坚持做人的“原则”，还要自己“动脑筋”。然而正是在章乃器这样的“傻瓜”身上，后世的人们才看到了知识分子或者中国人的一点气节，一点做人的尊严。

我曾写过一篇《“傻瓜”推动文明》的小文，认为长期以来中国社会停滞不前，缺乏创造力，尤其是皇权制度经过十几轮循环依然不死，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的文化太早熟、太世故了，每个人都把生命的主要精力浪费在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上，而且都以信奉中国式的犬儒哲学、乡愿哲学为荣，所以我们自古以来就少有特立独行者，少有甘做“傻瓜”，以“傻”为荣，那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人物，这样的人即便出现了，也往往是以悲剧收场。难怪鲁迅会如此沉痛地指出：“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质言之，我们缺少的是一种凡事认真、认死理的“傻瓜”气，一种天真的“学生腔”。中国的许多问题之所以积重难返，就是因为国人太世故、太老成、太聪明，暮气太深造成的。

1933年5月，当希特勒权势显赫、如日中天时，爱因斯坦没有停止对法西斯主义、对野蛮暴政的公开批评，有朋友善意地劝他，他断然回答：“我不同意您的看法，以为科学家对政治问题——在较广泛的意义上来说就是人类事务——应当默不作声。……试问，要是乔尔达诺·布鲁诺、斯宾诺莎、伏尔泰和洪堡也都是这样想，这样行事，那么我们的处境会怎样呢？我对我所说过的话，没有一个字感到后悔，而且相信我的行动是在为人类服务。”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表面看起来似乎是永远属于“聪明人”的，然而，我深信文明的每一点滴进步几乎都和这样的“聪明人”无关。甚至可以说，文明从来都是“傻瓜”们推动的。那些皓首穷经、探索学问奥秘的人显然不是“聪明人”，那些殚精竭虑、废寝忘食的科学家大半也都是“傻瓜”，那些不为一己私利、真诚追求理想的人，那些为民请命、舍生取义的人在“聪明人”眼里只能是“傻瓜”。正是他们，正是这些与“聪明人”作出了截然不同选择的“傻瓜”们，在日复一日悄悄地推动着文明，推动着历史。我常常想，如果不是包括爱因斯坦、章乃器这些“喜爱‘傻瓜’和‘学生腔’”的人，一部人类文明史将不知怎样的不堪入目。

任何时候，我们都应该对喜爱“傻瓜”和“学生腔”的章乃器们保持敬意。遗憾的是，与处处明哲保身、苟安图存、永远将眼睛盯住钱和权的“聪明人”相比，我们这个社会中的“傻瓜”和“学生腔，实在太少了。一个只有“聪明人”的世界是不会进步的，如果没有“傻瓜”们付出的努力与牺牲，文明将会停滞，历史只能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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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自由撰稿人，当代中国知名知识分子。）

连清川：我爱苏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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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6-14 23:42:20　浏览78014次｜评论34条

有天早上醒来，突然想读苏东坡。于是找出了林语堂的《苏东坡传》。

生活在微博时代里，于我这样一个外向尚学的人而言，并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外向，所以向外需索许多信息。在媒体行业中浸染久了，对于好消息有着几乎本能的过滤和怀疑功能，眼见尽是坏消息；因为尚学，所以看到这么些消息，便要去触类旁通，去寻根究底，去比对印照。越通透，越沉沦。

因而，活在微博时代里，人心负担是沉重的。青天白日之下无端生出许多愤怒、忧伤、郁结、焦躁、贪婪、嫉妒……人性中许多的阴暗面，每时每刻在电脑屏幕上滚动上演，叫人不得安生，几近疯狂。

坏事情体察得多了，就需要找一些美好的事物来冲和。于我而言，苏东坡就是那美好的事物。

写苏东坡的书很多，最经典的不过林语堂的《苏东坡传》。这本书的初版其实是英文，讽刺的是面世时间竟然是国共生死决战的1948年。

苏东坡算得上是中国人耳中最为熟悉的名字之一了，无论是皓首穷经的书生硕儒，还是目不识丁的村妇野老，几乎没有人不知道他，不崇敬他，不膜拜他，即便对他的人事文字一无所知。

阅读苏东坡的简历却不是一个特别惊心动魄的过程。历史上如他这般宦海沉浮、流离失所的能人志士不在少数；他所经受的富贵和磨难，也不是绝无仅有。起伏跌宕当然是，残酷暴烈说不上。

苏东坡二十岁在仁宗朝以科举第二名高中。其后历练地方，按序升迁。神宗朝期间1070年，三十二岁的他在京中史馆担任小官，写下了振燮古今的《上神宗皇帝万言书》，直斥皇帝独夫乱政。虽然数年之后他才开始谪戍生涯，人生磨难却由此启端。乌台诗案将他打入深狱险遭诛杀。哲宗即位太后摄政，他达到了政治生涯的最顶端，官至“翰林学士知制诰”，相当于副宰相。但是深知为权贵所忌的他多次求去。太后过世之后苏东坡平生至敌章惇任宰相，一路将他南贬直到天涯海角的儋州。其间妻离子散，家贫如洗，困顿无依。到1101年另外一个眷顾他才华的神宗太后摄政他终于得以与家人相聚时，却溘然而逝。他一生之中，贬谪多于器用，流离多于聚合，贫困多于富贵。少时才名已然盖世，终老却仍在颠沛。

关于苏东坡的神话久已在中国人心目中扎根，但是详细考察却发现中国人对于苏东坡的评价委实算不上太高。要说他是什么人，却要说他不是什么人。

他不是圣人。苏东坡一生从来未曾以完美道德或者伦理高彰而获得过任何朝廷给予他道德高地的嘉许。虽然在他身后有“文忠公”的谥号，却并非彪炳他的道德力量。苏东坡一生口无遮拦，每每因言获罪。皇帝和太后们总是因为他的才能而青眼有加，却从不曾认为他如何为儒家伦理道德锦上添花。

他也不曾获得过文学方面的最高评价。历来文论称他是文豪，天才的诗人、词人。但在诗歌的最高评价上，历史上曾有过的“诗圣”、“诗神”之类，从不曾将其列入其中；就词人而言，前有李后主，冯延己；同有欧阳修，刘永；后有陆放翁，辛弃疾，也不曾认为他代表词的最高水准。而就文赋而言，他的《赤壁赋》等作品的确千古传诵，但文学史或者政治史上，也不曾标榜他开拓或者登顶了某个高峰。

他的政治生涯跌宕起伏，为同僚所称颂，为百姓所爱戴。但代表他那个时代的人却是王安石和司马光。他没有提出改变了政治历史的制度变革，也不曾使宋代的政治因他而繁荣或衰变。虽然元祐党人碑留下了亘古的记载，但是以他为首的整个名单却是良莠不齐，毁誉参半。

那么，到底是什么让苏东坡成为如此迷人的一个角色，以至于当中国的历代文人论及苏东坡的时候，惟留下会心的微笑，温暖的襟怀和诗歌的激情？

有一次苏东坡饱食之后扪腹问家人肚中有什么？家人朋友各个道来，他一一摇头。最后他钟爱的侍妾王朝云笑道：乃是一肚子的不合时宜。他却大笑称是。

这恐怕就是苏东坡的夫子自况了。

如果不算唐突的话，我以为苏东坡乃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文人。文人的概念并不同于文学家、诗人、政治家等等这样的职业分野，而更多的是混合了伦理责任、个体性情、才学造诣、政治追求、生活艺术等等人生各个层面的一种综合体。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而言，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人更追求这样一种综合的评价。

苏东坡的个人性情乃是中国文人历史的珍贵财富。他的个体主义思维，在重重压力之下的中国知识人伦理结构中，实属罕见。他在文字之中固然也从来有忠奸之辩，但是在个人性格的追求之中，他从来不曾为君父伦理所固囿。“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这样的自诩，整个地排除了庙堂和江湖之间格格不入的系统，而个体的性情选择突兀而出。在中国历史之中，有如此浩荡之气，不肯以家国或者山野作为进退选择而画地为牢的，屈指可数。

他自然也是儒家伦理教育出来的人臣，但儒家伦理从来就不能够统治他内心的自然自由。他一生漂移在儒道佛三家之中，自在无碍。他少年入仕，贬谪八方，在他力所能及的所有地方，他都要兴水利，振民生，布慈善，轻徭税，履行他作为官员的职责，并且广受治理地方的爱戴。然而他并没有耽溺于此中，在生活最艰险的时刻，他却总是能放下内心中的阴郁与沉沦，寻找出生活新的乐趣，酿酒造食，种田浇园，乐此不疲。他前后娶妻，蓄有一妾，终生和乐。与弟弟的友情一生，唱和安慰，可为楷模。融合生活起落之中的内心自由，恐怕才是他终极的伦理责任，而不是孔孟之道对于家国天下的过分用力。

苏东坡少年即名满天下，可是他却从来不惜文吝才。他的书法当世堪称第一，他却从来随写随送；他的诗名隆盛，却愿意为了一个素昧平生的歌姬作诗。将他十余年一再流放至极远边境的章惇获罪流徙，他竟然写信安慰其子说“某与丞相订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所增损也。”

所谓的不合时宜，也就是说，苏东坡一生不与庸常的现实妥协，不与传统的伦理同垢，也不与当世的政治合流。他既不是卑俗合作，也不是亢悍争斗。换用今天的话语来形容，他只追求个体生命的自由。

曾经有人说，他是幸运的，他生活在了宋太祖祖训不得杀文臣的年代里。我倒未必同意这样的论断。中国许多的开明专制时期，不弑杀文臣都不是什么稀罕的事情。汉前几代，唐太宗玄宗，都不曾杀过几个文臣。苏东坡既不生活在最伟大的时代里，也不生活在最卑劣的岁月中。恰恰是在北宋那样一个庸常平和的世界中，他个体的、人性的和自由的光芒，照耀到了最广大的范围，留存在最深远的岁月。

我突然想读苏东坡，或许就是因为我们今天一样地生活在了一个庸常平和的世界之中。这样的时代中没有什么盖世英雄抑或是乱世奇枭。生命的随波逐流或者是天高难测几乎相似。中国传统专制时代的君心难测，和当今时代的民意浮沉，都大抵相同罢了。

在长达千年的时间里，苏东坡成为中国士子与民间的共同神话。对于中国人来说，他是智识与性情和谐共存的一个典范。他们既景仰于他超越凡俗能力的文化天赋，又殷服于他摆脱自然束缚的精神世界。在数千年稳定的伦理和政制之中，纯良与天真有其繁茂生长的土壤。人们热衷于传颂他朗朗上口的诗词歌赋，编造和书写他应对世俗的幽默与豁达。他于是生长成为一个稳定社会中不那么政治正确的理想偶像。

现代社会与苏东坡的田园牧歌时代固然有着千差万别，但是所谓的田园牧歌其实也不过是现代人的一种思维幻觉而已。苏东坡自己同样为了筹措购买房产的事情苦恼不已，而儿孙成群之时的点滴开销，他自己和儿子苏迈，都常常不得不计算度日。与其说我们夸大了时代之间的生活方式差异，不如说我们因为无法超脱人性弱点而给自我寻找了一个安慰的话语。欲望的翕张与生活的窘迫之间的张力，自古以来未曾稍改，无非社会主张的烈度不同而已。

所以当我思念和热爱苏东坡的时候，我确切地知道自己为什么思念和热爱。那是因为尽管人类的生活方式并没有发生什么本质的变化，但我们的思维世界却更加深刻地被尘俗的观念和现实的欲望所冰封。当这个年代之中的中国人已经无法、不能和不愿以苏东坡作为自己人生的追求的时候，人类，至少是我们中国人，已经失落了自己的世界，失落了童真的时代，失落了纯良与天真的性情。

虽然苏东坡是那么美好的事物，我再读完一遍《苏东坡传》时，却并没有得到安慰。长歌当哭，林语堂犹带呜咽之声。也已经谢世了的香港诗歌大师黄霑有句歌词：“世间种种梦，难望再有诗”。大抵如此。

人世已无苏东坡。庸常的世界，已经失落成为庸俗的世界。仅此一句，已经令人泪湿沾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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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清川，资深媒体人，专栏作家，前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访问学者。）

乔海燕：一个红卫兵的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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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8-27 17:24:36　浏览56665次｜评论39条

前年去重庆旅游，专门去沙坪公园瞻仰“红卫兵墓”。到了那里，只见绿荫遮天，杂草遍地，四处是恍如隔世般的沉寂，偶有几声鸟鸣。一座座冷冰冰的石墓，似遥远的故人，静静安卧；西风残照，污浊、残缺的墓碑和碑座上，覆盖着藓苔、败藤和枯叶，斑驳陆离。远处，隐隐有人影晃动，走近看，也是我这样岁数的人，其中还有一位白发女士，被人搀扶，拿块手绢捂脸，肩膀不断抽动。看她年纪，似有孩子在此长眠。

仔细看那墓碑，碑面刻着豪言壮语，多为“继承”、“遗志”之类……却奈何落花流水春去也，逝者如斯，俱天上人间矣。现在，谁还记得那些话？谁还把那些话当回事？

据说，一位摄影家田太权，以此地为景，拍摄了专题《遗忘》。到了红卫兵墓，才能理解“遗忘”的含义：只有被抛弃，才是真正的遗忘。

1967年7月，全国的文化大革命战犹酣。毛泽东说，全国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也不是中好，是大好！我那时是个中学生，在郑州八中。我参加的一个全市性中学红卫兵组织，风头正健。一天，听说邻校发生了一次武斗，本组织一位同学身亡。后又传说要追认那位身亡的同学为“革命烈士”，还要为他开追悼会，又传省军区和驻军首长要参加追悼会，又传中央要派联络员参加，等等，说什么的都有。

一天，我在学校闹革命。中午正准备回家吃饭，学校一位头头找到我，叫我和他一块去总部，说有大头头要召见我。

我和学校头头到了总部，在一间会议室见到大头头。他原是我们学校初中毕业，和我早认识。看见我们来，大头头很高兴，指着我说，好吧，就是他了！说着叫我俩吃饭。会议桌上摆着一只掉瓷的洗脸盆，堆了满满一盆肉包子，很香，旁边搁着几只碗，有白开水，还有醋、蒜。

我们吃着包子，大头头向我交代任务。

原来，总部准备明天为邻校那位在武斗中身亡的同学送葬，要开追悼会，会后还要组织游行。我的任务就是下午跑一趟火葬场，取回那位同学的骨灰盒。

本市的火葬场远在郊区黄岗寺，来回路程恐怕也有三十多里。选中我去取骨灰盒的原因很简单：遗体火化时我去了，认识火葬场的人，也知道来回路。大头头说可以骑自行车去。都定下了，才征求我的意见，问愿意不愿意？又讲了一通革命道理，态度很诚恳。我已经吃饱，就同意跑一趟。大头头很高兴，拍着我的肩膀说，取回骨灰盒，直接送到这里来，我今晚在这里等你。

大头头叫人给我找了辆结实的自行车，铃闸齐全，又交给我一张盖着组织公章的便笺，他在那上面签了字，交代我，到火葬场找某某，将便笺交给他，领骨灰盒。

我和学校头头来到外面的树荫下，他告诉我，去火葬场不止是一趟辛苦差事，其实还有危险，路上要从商业学校后门经过，商校是对立面组织的武装基地，有某“战团”据守，听说他们有时设路卡盘查行人，就这一处老虎口，你就装作没事人，想办法混过去。他又说，火葬场分两派，你一定找自己人，千万别叫错了名字。

我在树荫下睡了会儿，眼看太阳偏西，觉得暑气稍退，便打起精神，骑车上路。

我一路不敢做赶路状，骑着车，装作没事模样，心里却提着劲儿，眼睛、耳朵支着。过商业学校后门时，瞥见后门距公路还有三二十米距离。传达室前一棵大树，树下坐着几个男生，装扮与常人无异，有说有笑的，脚下扔着几顶柳条帽（安全帽），靠窗户倚着棍棒刀枪诸般兵器。我看在眼里，继续骑车。彼时一派祥和气氛，路上行人往来，没有见谁刻意提防。正这时，我拿眼角扫过，眼看着树下一个人站起来，伸出一把弹弓，拉得满满的，对着我就射过来。我还没有来得及吃惊，“嗖——”，风声响处，一颗螺丝帽打在自行车前轮，车把一震，打断了两根辐条。真准！我虽吃惊，却没有慌，按照一路想好的主意，不敢逃，马上下车，站在那里，装作查看断条。只见树下几个男生站起来，哈哈笑，射弹弓的男生绿豆芽一般，蓬松着头，晃着两条麻杆似的腿儿，对我挥手，喊，走吧走吧。我也不敢有任何表示，慢慢偏腿上车，继续向前赶路。

剩下的路倒也无事。赶到火葬场，已近黄昏。我找到联系人，悄悄拿到骨灰盒，装在书包里背着。本想休息下，联系人说，怕有人看见你来，已经密告出去，半路截你，还是早走。我听了心惊，水也没喝，转身回城。

等我回到总部，已经很晚了。大头头果然在会议室等我，先叫我喝水、吃饭。桌上还是那只掉了瓷的脸盆，包子还剩小半盆，旁边有半碗喝剩的水。我一口把那半碗剩水喝干，再把骨灰盒交给大头头。他很满意，连连说，没错没错，是这个盒子，我亲自挑选的。

大头头马上召集人开会，敲定明天的追悼会和游行的计划，我在一旁吃着包子，听他们说。

原来，那个在武斗中身亡的同学，不是被对立面组织打死，而是自家人争吵，被自己人失手刺成重伤，不治身亡。但是，总部还是决定照“牺牲”处理，举行一次隆重的葬礼，号召全体红卫兵团结起来，化悲痛为力量，继承烈士的遗志，誓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开会的地点、议程，发言都布置好了，唯独一件事有争论。原来，总部决定，开完追悼会游行时，趁着群情激昂，攻下对立面组织的一个据点楼，拉个“陪葬”，也鼓舞士气。事先的侦察提出三个攻楼的选择，都是中学，地形，楼的位置，防守，各有利弊。大家争论起来，都尽量压低了声音。最后选了一所中学，大头头也同意了。

总部的作战部长很有经验了，宣布了担任突击队的学校，又规定几个学校在街口包围，打援，还布置了一支预备队。

开完会，我与学校头头回校。路上我问，既然不是武斗死的，挖坑埋了吧，干吗这么干？要是被人知道了怎么办？

学校头头也感慨，说，不行啊，形势逼着你，不这么干，不这么说，这么大一个组织，几万人怎么交代？

他又说，知道的人不少了，也没见谁说闲话。

我听了也无语。

第二天，追悼大会开得很隆重。“烈士”的哥哥上台发言，慷慨激昂，声泪俱下。满场的红卫兵都被激动了，大家纷纷涌向主席台，争着与哥哥握手，握过手的人又转回头来与其他人握手，分享幸福——像电影里演的一样。

游行开始了。因为我知道了“攻楼”计划，所以从会场出来后，就悄悄跟着“突击队”的学校，想看看场面。只见队伍里十几个精壮小伙子，全部穿黑背心，工装裤，球鞋，全是短兵器，有人只在腰间挂一把匕首，只有一个人背着把大刀片。他们与众不同，一路走不喊口号，只在他们之间低声说话。

到了那所“陪葬”学校，是一座三层教室楼。楼的顶层平台有一圈低矮的围墙，竖着一只木架子，挂着几只喇叭。这是毛泽东思想宣传站。守楼的人看见游行队伍通过，围墙后探出两个人，双手做喇叭状，大喊他们是“毛主席林副主席的红卫兵”，我们是“刘少奇邓小平的保皇党”，要我们“反戈一击杀走资派一个回马枪，革命不分先后造反不分早晚”的口号；又有几个女生探出半截身子，叫骂着，往楼下扔砖头块，砖头零零散散，懒洋洋飞起，走不多远就落地，装样子吓唬人。突然一声呐喊，只见一片砖头块从围墙后面腾起，乌鸦一般，迅疾朝着游行队伍飞来，有几块砸到队里。游行的人没想到能来真的，猝不及防，有几个同学被砸得头破血流，上半身马上血红一片；一个女生砸倒在马路上，眼看着倒抽气；还有几个人被砖头砸在身上，呲牙咧嘴喊叫起来。游行队伍“哗”一下散乱了，愤怒的口号震天响。

守楼者眼看计谋得逞，哈哈大笑，又扔出一阵砖头块，把游行队伍砸得东躲西藏，抱头鼠窜。

这时，只见游行队伍前后冲出两支队伍，向大楼两侧扑去。进攻者高举着长矛、大刀、棍棒，呐喊着向前冲，后面跟着一群女生，挥舞着红旗，齐声呼喊“缴枪不杀！”

游行队伍停下来，同学们看见开始攻楼了，想起刚才自己被几块砖头砸到鸡飞狗跳墙，无比愤怒，这时便齐心为自己组织鼓劲，口号声、惊叫声响成一片。

进攻大楼的这两支队伍显然有准备，他们头戴安全帽，顶着语录板、毛主席像画板当盾牌，慢慢向大楼脚下推进。

楼上的守卫者也显得很有信心，不扔砖头了，打开广播，大声念《敦促杜聿明投降书》，似乎进攻者将要遭灭顶之灾。守楼者才念了几句，看看不顶用，就迫不及待又往楼下扔砖头块，广播也不劝进攻者投降了，反而大喊大叫“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跟着游行队伍的几辆毛泽东思想宣传车，此时陆续开到楼下，摆成夹击之势，高音喇叭也念《敦促杜聿明投降书》。有一辆宣传车放林副统帅语录歌：“在需要牺牲的时候，要敢于牺牲，包括牺牲自己在内，完蛋就完蛋，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此时，楼上的砖头扔得密集了，有几块砖头砸在毛主席画像的头上，引起游行队伍里一阵怒骂；又有燃烧的草捆抛下，跟着就是汽油顺流而下，在楼下呼呼烧成一片；又扔下两个灭火器，掉在楼脚下，转着圈“嘶嘶”响，喷着白雾（若灭火器喷头被焊死，扔到楼下后，灭火器的钢罐会因灭火剂膨胀而爆炸，犹如一颗小炸弹，钢片飞舞，很恐怖）。看见楼上战备如此精心，还哈哈笑，进攻者叫骂不止，更加卖力气进攻。战斗气氛愈炽，场面更热烈。

我看着却奇怪，怎么会这样呢？不是说有一支突击队专门负责攻楼吗？怎么换成大群人围攻了？这么喊叫着，轰轰隆隆的，能攻上去吗？

我正想着，只见眼前这十几个穿黑背心人，一声不响排成单列，突然一声短促的口令，队伍中间折成箭头，迅速向大楼正面冲去。

大楼的守卫者已经被两侧的佯攻吸引，根本就没有发现突击队。只见突击队冲到大楼正面的露天平台下，利用窗户登攀，几个人赤手空拳翻上平台，眨眼便钻进二楼窗户，后面登上平台的人鱼贯而入，也有几个人径直顺着窗户向大楼顶层攀爬，像壁虎一样。

游行队伍眼见这攻楼场景，方知计谋如此，都呆住了，有人欢呼起来，马上被制止。在大楼两侧的游行队伍，却被组织起来，使劲呐喊、聒噪，为佯攻者助威，吸引守楼者的注意力。

守楼的人到底没有经验，也可能人手少，也可能慌神，根本没有注意正面的进攻，全部防守力量都集中在大楼两侧，砖头水泥块雨点般打下。

很快，楼顶出现几个穿黑背心的突击队员，半天空一片叫喊，是那种纷乱、绝望的惊叫。下面游行队伍眼看自己人得手，山呼般叫喊起来。大楼两侧佯攻的队伍也很快收拢，从大楼正门冲进去。

顶层平台乱了套，守楼者被撵得到处跑，一会儿被撵到这边，一会儿被撵到那边。在下面看楼上，大刀翻飞，棍棒挥舞；叫喊声，钢铁撞击的乒乓响声，人的惨叫声，在楼下清晰可闻。突然，有人从楼顶翻身掉下，一个白色人形，伸着胳膊，蜷着一条腿，没有叫喊，只一秒钟时间，沉闷的一声“砰”，摔在楼下的水泥地上，抽了几下腿，就不动了。是个男生，制服短裤白汗衫，和游行队伍里的男生一模一样。

只见大楼顶层，一个突击队员开始挥舞我们组织的大旗，表示大楼已经被攻陷。楼下的游行队伍欢呼起来，女生都尖声高叫，热烈鼓掌，又蹦又跳。

总部作战部长早已带人将大楼正门把守。过了一会，被俘的守楼者被押解出来，几十个男女中学生，他们表情各异，有的仇恨，有的阴沉，大部分人却是恐惧；十几个女生，面色苍白，浑身哆嗦着，她们互相搀扶，慢慢挪着步子……

此时同类相残、相侮的情景，我实在没有勇气写出。之所以还要点到这些，也是看到近来有人欢呼文革，这些人大概不知道文革还有这么丑恶、血腥的一幕。

攻下大楼后，游行队伍继续前进。在城里转了几圈，来到市郊烈士陵园。陵园残破不全，一派萧条景色。游行队伍转来转去，最后在一片空场停下，总部几个大头头简短讲话，“烈士”的父亲也讲话，大致是感谢同学们的意思。游行就解散了。

后来我听说，“烈士”的父亲坚决不同意将儿子的骨灰葬在烈士陵园。幸亏这位父亲还算清醒，若在群情激昂中，昏了头，懵了心，将儿子葬在烈士陵园，谁知道以后是什么下场？

作者博客：http://qiaohy.blog.ifeng.com/

（乔海燕，曾经是红卫兵、知青、医生、记者、编辑，凤凰网负责人、总编辑、副总裁。现在是凤凰新媒体顾问，白云黄鹤之人。）

两岸三地

李小鸣：为何“副总统”到场却遭到冷遇？

博文地址：http://blog.ifeng.com/article/12965884.html

2011-08-16 13:58:39｜浏览10806次｜评论9条

小巨蛋，是台湾最著名的大型室内场馆，宛如北京的国家大剧院。台湾《天下》杂志三十周年的庆祝音乐会，就在这场馆内举办。我因有幸参与这个音乐会的直播合作，有机会穿梭于前台与后台，体历晚会全程。

出乎意外的是，这忙碌、合作的过程，却让我对台湾跟大陆的不同，有了点真切而鲜活的体悟。

《天下》杂志的三十周年庆典，颇有面子，邀来各界名流。且不说龙应台、林怀民这样的文化人，以及施振荣、徐训东这样的财经大佬，光政界人士就有“副总统”萧万长、“行政院长”吴敦义、民进党党首蔡英文、台北市长郝龙斌、高雄市长陈菊等等。马英九没来，但夫人周美青替他到场。

本以为，主持人开场要念一个长长的到场嘉宾名单，至少要念念“各级领导”的名字，可愣是一个不提；接着《天下》杂志发行人殷允芃致辞，也不感谢领导到场，一句话都没有。

那么总会有萧万长之类上台讲两句吧，我好想现场听听台湾政客的演讲，也不枉我这几千里迢迢。

可任凭我心切，伸长了脖子，接下来，除了主办方的简单致辞，除了一个简单的慈善仪式，剩下全是歌星们轮番上场，直到晚会结束。无论是萧万长还是吴敦义、郝龙斌，无论是蔡英文，还是陈菊，一个都不上台，没有一个人去“讲几句”。让我失望透顶。

“副总统”到了，蓝绿阵营都有要员出席，那现场保安一定该特别密集吧？才不然，在媒体工作室边的入口，仅见俩警察晃悠，一男一女，都状态悠闲，也貌似装备整齐，可根本不是双目圆睁，神情严肃的紧张模样。这阵势，连大陆城管都比不过，更别说公安了。

晚会结束，看到《天下》杂志完成的新闻稿，又惊讶得跌眼镜，稿件里头一一列举到场的一长串经济界人士、文化界人士，政界人士里面只提了萧万长和蔡英文，其余的“各级领导”、“相关部门负责人”连个“等同志”的待遇都没混上。

音乐会次日，拜访龙应台基金会，又听说了更多的细节：“总统”夫人虽然被安排到第一排，但位子并非正中；龙应台在第二排落座，可就有“交通部长”排在她的身后；各级领导中，只有郝龙斌有事提前离座，其余都乖乖看完演出。

谈这些细节时，海峡这边的人都觉得难以想象、很不一般，可台湾的朋友都觉得很平常，很一般。

我无法解释这些细节。

那音乐会的后台，李宗盛在采访中谈的一句话与这些细节一起，久久萦绕于脑际——“我觉得在台湾我是当家作主的，我有vote，我有（选）票，我叫你下去吧，你就给我下去……台湾几十年，终于走到这一步！”

作者博客：http://lixiaoming.blog.ifeng.com/

（李小鸣，资深媒体人，曾供职于《南方周末》、凤凰网等，现为斯坦福大学访问学者。本文荣获第三届“大陆人看台湾，台湾人看大陆”两岸征文佳作奖。）

邹振东：韩寒，太平洋的风从哪里来？

博文地址：http://blog.ifeng.com/article/17863656.html

2012-05-17 21:15:12｜浏览76551次｜评论53条

听着张艾嘉的歌曲，记录着自己的感动和反思，韩寒希望把他在台湾感受到的太平洋的风，和所有人分享。这篇在网上爆红的文章，我相信它的论据，不争议它的结论，我在这里只想讨论韩寒的论证方式和比较方法。

一名诚实的计程车司机和一位厚道的眼镜店老板，这也是我熟悉的台湾普通民众，但由此就让韩寒得出结论：“在华人的世界里，它也许不是最好的，但的确没有什么比它更好了”，证据力仍显得有些单薄。台湾近年来接二连三地发生弑父弑母案件，最近又爆出三名少年在西门町恶作剧地向无辜的街友（流浪汉）泼粪，人们可以举这样的案例来反驳韩寒，证明台湾的道德滑坡和传统沦丧吗？当然不行！这些个案充其量只能说明台湾的某一个具体的点不好，台湾的民风淳朴和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超出许多大陆人的想象。同样在大陆，归还手机的出租车司机也举不胜举，用良心赚钱的小摊小贩也随处可见（尽管他们不一定被城管待见），我们由此就可以掩盖毒胶囊的存在和无视强拆下的冤屈吗？

当然，韩寒不是在写论文，一篇博客谈谈自己到某地的观感，用不着做严谨的民调，进而得出四平八稳的结论。问题是韩寒由此笔锋一转，批评着大陆的种种不是：“我失落在我们的前辈们摧毁了文化，也摧毁了那些传统的美德”，并由此“要感谢香港和台湾，他们庇护了中华的文化，把这个民族美好的习性留了下来，让很多根子里的东西免于浩劫”这样的行文格式，就很容易被别人误读或拿来说事，甚至授人以柄。

我在很多文章里，毫不避讳地写了台湾许多的好，却一直提醒自己：要就事论事，不要冲动地得出“台好陆坏”这样的根本性结论。一篇文章尽可以强调异地在ABCD诸方面的好，甚至可以拿自己的甲乙丙丁进行比较，但最好不要形成这样的行文模式：肯定别人的都很具体，否定自己的都很抽象，甚至上纲上线。这会让读者搞不清楚作者的原意，到底是想在比较中找出差距，昭示国人，警醒政府，迎头赶上；还是就是想证明自己不如人？这样的为证明而证明，除了宣泄自己的情绪，对中国到底有什么帮助呢？

这种行文模式更糟糕的后果，就是模糊了论理的真正标的物：本来是讨论好与坏、优与劣、是与非的问题，就这样转化为地域之争，再掺和着历史的恩怨、文化的冲突、利益的纠结，从而彻底把议题失焦和解构。

中国近两百年历史，特别是“五四”以降，一直呈现出两个维度的矛盾，一个是时间维度上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进步与落后的冲突，另一个是空间维度上中国在世界大变局中与他国的关系。不幸的是时间维度的现代化进程，总是被空间维度的地域之争所打乱，联俄、亲美、反帝、防修……中国在追求民主、自由、富强的道路上，总是被错综复杂的空间争论所搅和。无论是中学为体还是西学为体，无论是闭关锁国还是全盘西化，我们总是善于把所有的问题转化为空间的对立和冲突，而问题真正的本质却淹没在地域之争的口水泛滥。

当进步文化出现在中国的历史舞台，反对势力为了避免暴露双方的矛盾实质是进步与落后的斗争，总是想方设法把双方的矛盾转变为民族和地域之间的冲突，于是国家主权、民族尊严、历史情感、文化传统、现实利益等一系列议题掺乎其间，将问题的选择复杂化。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进步文化的不少鼓吹者居然也常常随风起舞，配合着这样的议题转化，全盘否定中国的传统、口口声声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自由言必称美国，民主总爱举台湾。问题是，自由本来就是好东西，并不是只有A国的自由才是好东西；民主本来就是好东西，也不是只有B地的民主才是好东西。为什么要强调它的地域特征呢？最让人吊诡的是，当反对者高举起爱国主义的大旗时，不少鼓吹者居然也就配合着反复说明祖国和国家的不同，爱祖国和爱国家的区别，心甘情愿把爱国的舆论旗帜拱手相让。

在台湾，马英九们就尝够了这种议题转换的苦头。民进党高举起“爱台湾”的大旗，将“爱台湾”变为其一党的专利，即便是陈水扁的贪腐，也硬拗成是“卖台集团”对“爱台湾的人”的迫害。而马英九每一次推进两岸交流，都会背上“卖台”的骂名。痛苦的教训，迫使马英九发现，必须抢占“爱台湾”的舆论珠穆朗玛峰，要让所有的老百姓认识到贪腐和让台湾空转才是真正的卖台。

对于今天的中国大陆，追求民主自由，就是爱国；换句话说，反对民主、钳制自由，就是不爱国。那些爱自己的家，不愿意自己的家随便就被强拆的人，就是爱国的人；他们在维护自己的权利，就是在维护着这个国家的尊严。要知道，解构爱国主义，其实就是在解构我们自己。今天，中国最重要的不是解构爱国主义，而是重新建构爱国主义，比如，保障每一个人的人权，就是爱国主义。

民主、自由、爱国，都是美好的字眼。请清醒地认识到：美国政府最常说、最爱说的关键词，除了民主、自由、人权等所谓的美国价值观，还有就是美国的利益。中国在追求民主自由富强的道路上，请把人权和爱国的旗帜一起高高举起。

百年来，中国人总是扭着脖子，盼望着别的地方吹来改天换地救中国的风，到最后才发现：太平洋的风从哪里来？它不是来自异域，而是来自每个人的心里。

作者博客：http://zouzhendong.blog.ifeng.com/

（邹振东，厦门卫视总监，《南方周末》专栏作者。）

杨照：曲曲折折转出的和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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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6-02 10:06:28　浏览104540次｜评论70条

台湾是个相对和善的社会，相对于中国大陆而言。半个多世纪里，在社会组构上，两岸走了完全相反的两条路──中国大陆是个内在同构型很高的社会，却在政治上不断强调、凸显差异与对立；台湾实质上是个杂错多样的社会，人群间有着深刻的隔阂，却无论如何要求表面上的一致。

1949年，国民党撤退到台湾，台湾一片混乱与恐慌。没几年前，日本人才结束在台湾长达五十年的殖民统治，给台湾留下了高度日本化的风貌。日本人统治下，台湾就已经充满了内在紧张。有一部分人真心诚意觉得自己是日本的一部分，日语是他们的第一语言，连台语都不会讲。另外有一部分人保留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习惯，尤其是在农业生产、家族制度以及婚丧仪式上，有很多日本文化渗透不到的地方。还有一部分人，虽然受日本教育，讲日语读日文，但他们自觉地不满于殖民统治，因而怀抱着对于祖国的热切期待，在战争中暗自倾向于希望中国能够战胜日本。

1945年战争结束，两年后却随即出现了因“接收”冲突酿成的“二·二八事变”。国民党军队大举登台，先是屠杀了许多无辜群众，之后又进行有意识的“清乡运动”，逮捕大批台籍菁英，让情况变得更复杂。原本的“祖国派”目睹“祖国”凶残的面貌，大感幻灭失望；原本亲日的民众，也就被刺激得更加怀念日本统治时期，进而美化了日本殖民主义的五十年记忆。

1949年，国民党带领了超过一百万的军民，逃到台湾。那是国民党的最后基地，退无可退之处了。一百多万人来自各种不同省份的人，一下子要融入六百万人口的台湾社会，谈何容易！

国民党采取的策略，是不顾事实，建构一个“中国主权”的神话，要求所有人活在这个神话情境里，不准质疑、不准异议。神话的第一部分，主张国民党仍然拥有全中国的主权，拒绝承认中国共产党在大陆上的统治。神话的第二部分，主张国民党所在的台湾，是中国的正统，相对于信奉马列主义的中国大陆，是最纯粹的中国。

为了维系这样的神话，国民党建构了绵密得近乎荒谬的情治系统，严密监管任何不接受、不相信台湾是中国正统的言论。为了维系这样的神话，国民党大力推行“国语”，并积极从教育体制上想办法消弭社会上的差异，要求小孩遗忘掉自己的家庭父兄抱持的日本时代或大陆时代记忆，转而统一在一套固定的“中国人”、“中国文化”的标准答案下。

1960年代，大陆发生“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立四新”如火如荼展开。蒋介石立刻在台湾提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作为对抗，更加强化台湾和中国传统的连结，并且要进一步以中国传统压抑、甚至取消台湾本土及受到日本影响的基层文化。

当年徐复观先生就曾经敏锐地评论：这是二十世纪对中国开的一个悲凉的大玩笑。一边拥有根深蒂固、沦肌浃髓的中国文化，却致力于取消中国文化；另一边原本是非常晚才开发的边陲，没有太深厚的中国文化基础，又受过日本人长达五十年的统治，却要拼命强调保存、发扬、“复兴中华文化”！

其实内中还有比徐复观先生所见更矛盾的地方──这个口口声声“复兴中华文化”的台湾，其政权却必须依附在美国的保护下，才有办法维持。美国愿意保护台湾，是基于和苏联冷战对峙的考虑，台湾被纳入以美国为首的“民主阵营”，来防堵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阵营”。

因而，以“复兴中华文化”为中心国策的同时，美国文化的力量不断涌入台湾，并且在美国压力下，台湾不得不进行民主改革。原本封闭的国民党权力结构，开始承受一次又一次，而且层级愈来愈高的选举冲击。

1980年代，民主运动潮流高涨，对于国民党的批判也就愈来愈露骨了。批判的焦点之一，正就是“大中国神话”。在很多方面，“大中国”是个明显的谎言。国际社会上承认“中华民国”的国家愈来愈少，直接拒绝了国民党可以代表全中国的主张。对内，台湾本土生活也有许多现象明明就不符合“大中国”说法的。于是在“大中国”的对立面，升起了“本土派”，强烈要求回归现实，尊重现实。

对国民党的另一个批判焦点，是其“锁国”的作法。严格控制人民出入境的自由，离开台湾成为一种由政府掌握的特权，不让大家可以看到外面世界的真相，听到不受筛选改造的信息。

1980年代后期，尤其是蒋经国在1988年去世后，国民党对台湾的控制，日薄西山，摇摇欲坠。前一种批判，引发了大型的群众街头示威，被压抑的几十年的各种权利，都化身成为一个个示威活动，对国民党抗议。有一段时间几乎每天都有街头示威，而且群众和宪警之间的冲突层出不穷。后一种批判，则终于逼出了开放观光旅游和开放大陆探亲的政策。台湾人像长期被关在笼中的鸟儿般，争先恐后利用开放机会，到外面去呼吸自由空气。

在那段时间，没有人会觉得台湾是个和善的社会。台湾充满了喧嚣与愤怒，内部族群分化严重，“本省人”与“外省人”互相用最难听的语言互骂，“中国人”和“台湾人”的身份认同变得势不两立。政府夹在中间首鼠两端，一下子要坚持中国立场，一下子要走本土路线，摇摇摆摆、自我矛盾。

这种分裂的局面，造成了2000年陈水扁的崛起，延续为八年民进党执政的局面。陈水扁在分裂中获利。八年中他也就习惯性地反复操弄分裂状况，视之为他自己最主要的政治资本。

长达八年的对立骚动，让台湾人累了、厌了，也穷尽了所有社会分化情绪与言词的可能性，这是让台湾社会变得和善的第一个原因。陈水扁不是顺利光荣下台，而是在贪渎弊案缠身的情况下，卸任不久就锒铛入狱。他的权威一夕瓦解，连带地也就使得他那种冲突性的政治风格，在台湾快速破产。这是让台湾社会变得和善的第二个原因。

还有第三个关键的原因，是民主制度确立，社会上有了基本的言论自由，集体性的不满有了日常宣泄的管道，不再会有过去那种郁结累积的困境。每年大大小小的选举，也就在释放不同层级大大小小的不满。十几年下来，该冲撞的、该訾骂的，都发泄得差不多了，社会气氛自然会跟着和谐了。

再加上这十几年，又是台湾对外开放，高比例的台湾人纷纷去到世界各地旅行、游览，看到感受到了别人的社会气氛，当然就会回头比较自己所在的环境得失。打开眼界的一种影响，是羡慕别人好的地方。去到日本搭过永远准点的火车，走在总是干净整洁的街道，当然会羡慕。去到欧洲感受街头咖啡馆的轻松闲散，进到博物馆亲近文明结晶，当然会羡慕。带着羡慕心情回来，就会希望自己的社会也变好一点。不只如此，打开眼界还有另一种影响，是在比较中发现自己身上的美好。回来之后，会格外注意强调该珍惜的美好部分，以这别人别地没有的美好，作为自己的标记。这是使得台湾社会变和善的第四个原因。

第五个原因——我们也不能轻忽，国民党长期宣传的神话，产生的效果。虽然国民党提出的那个社会图像，不符合现实，也因为其中的和现实间的落差，引发后来强烈的反弹，让国民党付出了极高的代价；但我们不能否认，三四十年的执政中，国民党被自己所创造的神话拘束了，在政策上不得不尽量促进社会和谐，也必须尽量对台湾民众一视同仁对待。

民间长期存在着隐藏的歧视对立，可是在表面上并没有依照身份区隔的差别性政策，所有人理论上在法律与政策之前，一律平等。几十年执行下来，台湾的新生代之间的融合，其实已经有了很好的成效，只是年长者没有那么容易放下记忆芥蒂，彼此接受。

而且国民党也小心翼翼地掌控着所得分配的差距。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贫富差距并没有因而失控飞增。一直到蒋经国在世的最后一年，台湾人均年收入突破八千美元，最富有的五分之一人口的收入，只比最贫穷的五分之一多4.48倍而已。此外，国民党，特别是蒋经国格外厌恶夸富的风格，会不断以政策宣传来提倡简朴，更以政治影响力压制、惩罚夸富行为。再加上重视教育，鼓励透过追求教育成就来提升家庭地位与收入，开放了贫富上下流动的渠道，大大降低了因为所得分配不均可能带来的社会冲突。

国民党神话中的另一个环节——强调中国文化传统，长远看仍然是有和谐和善效果的。关于人与人彼此对待的种种美德，被统纳在“中国文化”之下，不只保存下来，而且还经过反复教育宣说，进入台湾社会的价值体系里。活在人群中，必须遵守一定的行为规矩，不能只是自私自利，不能只是功利算计，这样的基本原则，普遍进入台湾民众的心中，是他们日常行为不言而喻的准绳。

和善、亲切、体贴，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甚至不是有意识的追求得来的。是在台湾历史中，经过诸多曲折才变化产生的。重点是，现在有愈来愈多台湾民众，自觉感到和善、亲切、体贴的难能可贵，也就自觉地努力维系这样的正面社会价值。如此一来，误打误撞得来的社会资产，应该就不会误打误撞消失了，而会强化、深化为台湾的重要特质。

作者博客：http://blog.ifeng.com/5348086.html

（杨照，台湾作家、文学评论家和政论家。）

张铁志：没有加害者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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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6-05 16:33:58　浏览62009次｜评论65条

最近，台湾“立法委员”段宜康质询现在担任文建会主委的龙应台台湾应该如何面对那段威权历史，这段完整质询稿在微博上被热烈转发。

段宜康问道，这些政治受难者“是被加害、迫害的！请问加害者是谁？你能不能告诉我，这个事件、这段历史总应有个最高负责者应负起这个责任吧？不论这是那个人下令、默许或坐享其成，请问是谁要负起最后、最大的责任？”

龙应台的回答是，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她无法回答个人责任问题。

段宜康接着说，当这个结构是那个个人造成或领导时，那当然就是个人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遇到一个最吊诡也最悲哀的一个现状就是：我们所面对的过去这一段历史，是一个加害者神隐的历史，是一个加害者缺席的历史！我们所谓的历史正义、道歉或者是转型正义，是没有加害者的历史！

这确实是台湾民主的一个吊诡。正如龙应台在著名文章《请用文明来说服我》中写道，“仓惶渡海的国民党是一个对自己完全失去信心的统治者，对自己没有信心的统治者往往只能以强权治国，风吹草动，匪谍无所不在，左派的信仰者固然被整肃，不是信仰者也在杯弓蛇影中被诬陷、被监禁、被枪毙、被剥夺公民人权。”根据统计，在五十年代的白色恐怖时期，军事法庭受理的政治案件有29407件，受难人大概有十四万，“司法院”受理的政治案件达六七万件。这些政治犯有的是实际上的政治异议者，不论是台共、台独分子或是只是反对国民党的，还有许多是冤案、错案。如果将受难者的家属与亲人算进去，受到政治迫害所影响的有数十万人，相对于全台湾的人口这是非常可怕的数字。

龙应台强调威权体制下的政治迫害是一个结构性问题，但这并不能免除我们去思考个人的政治责任。的确，一个独裁体制具有许多沉默的帮凶，如哈维尔所说，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发号施令的、服从的、支持的、甚至袖手旁观的，都直接或间接支持了威权统治。对于接受命令来执行迫害人权的人员该负起多少政治与道德政治责任，容或有争议，但是对于政治领导人，尤其是长期掌握与垄断政治权力的统治者，却不能回避应该承担的历史评价。

在许多国家都有审判威权时期的独裁者侵犯人权的法律责任；在德国统一之后，则通过《除垢法》（Lustration Law），规定曾经在威权政府中任职于情治系统或特务机构的情治人员、线民，或前共产党某个层级之上的党工，五年之内不得在政府、学术部门、公营企业中担任某个层级以上的职位。在有的国家，如波兰、智利和巴西，反对派在民主转型过程中会和威权统治集团达成协议在民主化之后不就人权迫害提追诉法律责任，以让统治者愿意放弃政治权力。在另外的国家如南非和阿根廷，虽然没有追诉法律责任，但成立“真相和解委员会”来厘清威权统治者的道德责任，加害者必须完整交代其罪行，来获得法律上的豁免。

台湾是在民主化之后，开始初步推动历史的反省，并且立法通过补偿“二·二八事件”与白色恐怖受难者。官方虽然有补偿，过去几任“总统”也会对受难者道歉，但是我们既没有如其他国家一样有“真相与和解报告”，也没有对谁是加害者或者对于当时统治的国民党的责任去建立起一个社会共识，更遑论法律责任。因此有人认为蒋介石是十恶不赦的独裁者，有人认为是保卫台湾的伟人。

但无论如何，如果我们不去慢慢形成对历史是非的裁判，不去厘清那段幽暗历史中哪些行为是国家暴力和对人权的压迫，那么我们该如何在当前共同的政治社群建构一套民主的规范性判准，又如何真正做到永远不再犯这些错误？正如南非的图图主教曾提醒那些主张“往前看”的人说：“不经审视的过去、不被承认的过去，将具有强大力量回到现在，继续如鬼魂般纠缠我们。”

作者博客：http://blog.ifeng.com/4970870.html

（张铁志，台湾政治与文化评论人，曾任《新新闻周刊》副总编辑，著有《声音与愤怒》、《时代的噪音》。）

格瓦拉：台湾素质是如何炼成的？

博文地址：http://blog.ifeng.com/article/19129568.html

2012-08-02 18:34:07　浏览187683次｜评论186条

大陆与台湾在1987年开放两岸交流后，两岸关系日渐紧密。一开始是很单纯的大陆籍老兵返乡探亲，接着是经贸往来，慢慢演变成两岸演艺界、文艺界、知识界在文化上的交流。最近韩寒、蒋方舟都去了台湾。巧的是韩寒掉了手机，蒋方舟掉了钱包，更巧的是都找回来了。韩寒写了《太平洋的风》，蒋方舟写了《想象的祖国》，再加上另一篇去台湾环岛游十五天的蔡娜写的《台湾就是我们中国本来该有的样子》。他们对台湾的评价高到让台湾人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开始反省台湾是不是真的那么好，是台湾人身在福中不知福，还是他们因为对现况的不满加上距离产生的美感因此过分美化台湾？毕竟大部分台湾人还是不满意台湾现况，觉得台湾还有很多缺点要改进，如诈骗集团猖獗，国民党跟民进党的政客只顾自己的政治利益，反而忘记他们的责任是要让台湾变得更好等等。

这三篇文章都写得很好。用第三者的角度观察台湾，反而比在台湾土生土长的人更清楚地看到台湾的优点。如果他们能在台湾多待几个月，进一步了解今天的台湾文化是如何形成的历史脉络，想必会有更精彩的见解。

最近很多朋友认为台湾人素质比大陆人高，但对台湾人为何素质高的原因看法不同。有些人说是民主制度使台湾人素质高，有些人说是因为中华传统文化使台湾人素质高。我试图以我个人的角度分析台湾人素质高的原因，多听不同角度的声音是好事，不同角度的思考彼此碰撞后或许能激荡出一些更完整的思考。

为分析方便，我把所谓的素质简单分成三种，民主素质、公民素质、道德素质。民主素质是了解民主政治运作的理念及重要性，并愿意为实现民主政治而付诸实际行动。公民素质是指有社会责任感；有争取自己自由和权利的意识并尊重其他人的自由和权利，也愿意为了争取他人的权利和自由而付诸实际行动。道德素质就是道德水平。必须强调的是，民主素质和公民素质可能会互相影响，但道德素质却跟民主素质及公民素质无太大关系。举例来说，民主素质高跟公民素质高的人愿意为推进民主政治或是反对环境污染而示威抗议，但捡到钱后会私吞或是在开车的时候不顾其他人安全开远光灯；道德素质高的人捡到钱后会还给失主，但可能在选举时不会去投票也不关注环境污染议题。遗憾的是大陆朋友大多将三种素质混为一谈，没有将这三种素质独立出来讨论。所以才会有“大陆人素质低所以无法实现民主”的说法。

台湾人今天的民主素质是靠抗争启蒙的。从1895年台湾被割让给日本后开始，1895年至1915年间一直有武装抗争活动但始终失败。据日本史料记载，1895年至1915年共有四十万人被日方杀害，超过当时总人口百分之十。武装抗争大多是因为不想受日本统治的民族主义思想而发起的。1915年以后台湾人意识到武装抗争不可能成功，开始转而组织政治社团、文化社团和社会社团，希望让更多台湾民众参与社团并共同努力去改善台湾人的生存环境。例如台湾豪门出身的林献堂与蒋渭水医师在1921年成立“台湾文化协会”，以办报、公开演讲、巡回全台举行讲座的温和方式启蒙民众。共产党员简吉与作家杨逵在1926年成立台湾农民组合因受社会主义影响，而采用农民抗争路线。1928年，著名台籍女性共产党员谢雪红也开始与台湾文化协会及台湾农民组合合作一起向日本政府抗争要求实施民主政治。

1935年，因台湾民意的压力及日本政府改变殖民地政策，台湾总督府公布《台湾地方自治制度改正》，将原本是装饰性质的地方议会改为有立法权的议会。议员由全部官选改为半数民选。非民选的半数由总督派任。并于1935年举办了台湾史上第一次市会及街庄协议会员选举。这是台湾民主抗争史上的第一次胜利。

1947年，台湾民众因对国民党来台官员的腐败不满而示威抗议，蒋介石命二十一军镇压台湾民众，史称“二·二八事件”。“二·二八事件”的起因至今仍无定论，有人说是官逼民反，把原本单纯的请愿硬生生逼成暴乱。有人说是台湾共产党的策划，有人说是大陆人与台湾人因偏见导致的族群冲突。“二·二八事件”死伤的人数因统计的方法不同，从不足一千人到十几万人都有，或许永远也不会有确切的数字了。

绝大多数台籍菁英因“二·二八事件”遭杀害、逮捕、失踪或逃亡。上文提到的林献堂避居日本，简吉被枪决，杨逵坐了十二年牢，谢雪红逃回大陆。大部分台湾人因恐惧从此不再参与政治，有的台湾人因为对国民党绝望而改为支持台湾独立或转而支持共产党。再加上蒋介石败退来台湾之后害怕共产党也有人潜伏在撤退来台的大陆人中伺机接应，导致国民党在1949年宣布戒严，禁止台湾人民组织政党及办报。并对思想左倾、不满国民党统治的台湾人及可能跟共产党有关系的大陆人展开残酷的清洗，史称“白色恐怖”时期。因此有学者认为“二·二八事件”及白色恐怖时期是国共内战的一部分，一直到1987年台湾解严才算结束。

我们必须强调的是，“二·二八事件”的受难者并不是只有台湾人，有很多无辜的大陆人在“二·二八事件”中被台湾人杀死。有很多跟着国民党来台的大陆人在白色恐怖时期被国民党杀害或坐牢。这是一场不分地域，不分省籍的悲剧。台湾导演侯孝贤拍的电影《悲情城市》就是在描写“二·二八事件”对台湾的影响。

但是台湾人在白色恐怖时期也没有完全放弃努力。从1951年国民党开放一部分选举后，以吴三连、郭雨新、李万居、郭国基、李源栈、许世贤为首的极少数台湾人仍然以无党籍的身份参与选举，希望可以从体制内改革。这一批民主先贤在大陆最有名的应是黄顺兴先生。他当选过台东县长及“立法委员”，因主张两岸统一而在1985年回到大陆，之后被延揽为全国人大代表。在台湾敢反对蒋介石的他在大陆当然也敢反对共产党。1988年，黄顺兴在七届全国人大上公开发表反对意见，这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历史上第一张反对票。1992年，全国七届人大会议上，他也反对三峡工程，没想发言时大会音响系统被切断，他愤而退席抗议并辞去全国人大代表职务。后于2002年病逝于北京。从他身上可看出台湾老一辈民主先贤的风骨。

1979年，党外人士在高雄示威游行，反对国民党独裁，要求民主与自由。因民众对政府的长期积怨及政府态度强硬而演变成暴动，最后政府派遣军警全面镇压，史称“美丽岛事件”。这是台湾自“二·二八事件”后规模最大的一场官民冲突。事后政府以叛乱罪起诉黄信介、施明德、张俊宏、姚嘉文、林义雄、陈菊、吕秀莲、林弘宣等八人。以陈水扁、谢长廷、苏贞昌为首的十五人组成律师团为这八名领导人辩护。最后判决八人全部有罪，施明德被判无期徒刑，坐了二十五年牢之后才出狱，其余七人被判十二至十四年有期徒刑，坐牢五至七年后因申请假释而提早出狱。

1980年，林义雄因“美丽岛事件”坐牢时，他的母亲及一对七岁的双胞胎幼女在家中被杀，长女林奂均重伤，后经急救脱险，只有妻子方素敏因探监而幸免于难，史称“林宅血案”。林义雄事后并未因此而变得激进，仍然主张和平改革。这也是为什么绝大多数台湾人都尊敬林义雄的原因，我们欠他的太多了。

“美丽岛事件”是台湾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的一次历史性事件，使得台湾社会各领域都开始剧烈变动。1986年民进党成立，1987年，正逢“二·二八事件”四十周年，由郑南榕等人发起的公义和平运动，要求平反“二·二八事件”，就此打破台湾社会不能公开谈论“二·二八”的历史禁忌。1987年7月蒋经国宣布解除长达三十七年的戒严及党禁，1988年1月1日开放报禁。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去世，由“副总统”李登辉接任“总统”职位。1995年李登辉正式代表国民党向“二·二八事件”受难者致歉并平反“二·二八事件”。

然而政治上的改革永远追不上民众的要求。1990年，台湾大学生因不满国民党内斗及国大代表自行扩权牟利的行为而在中正纪念堂集会抗争五天。学生人数最多时超过五千人，是台湾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并迅速得到社会认同，史称“三月学运”。我当时是高一学生，学校默许老师以观摩民主的名义带队去中正纪念堂参观，我至今仍不能忘怀当时的感动并因此决定以后也要参与学运。让人欣慰的是“三月学运”最后和平结束，政府应学生及社会要求在1992年修改宪法，确定1996年开始总统普选。这次修宪让民进党籍的陈水扁在2000年的“总统大选”中当选，实现华人史上第一次政党轮替，让台湾民主和平转型迈出一大步。

台湾民主素质的提升，是靠一代代先贤持续抗争，付出了惨痛代价，不断教育台湾人，让台湾人了解民主政治的重要性并愿意一起付出努力而来，并不是因蒋经国当时高瞻远瞩而得来的。蒋经国伟大之处是在台湾民众抗争时选择顺势解严而不是镇压。如果蒋经国当时不解严，台湾可能要浪费五至十年的时间才能转型。这也是为什么台湾人对蒋经国的评价比其他历任“总统”高的原因之一。

台湾公民素质的提升也是依靠各种抗争及草根社运组织、宗教团体启蒙而提升的。“美丽岛事件”是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要民主自由的抗争，重点是改变政治制度。但台湾人很快就发现民主不是万灵丹，民主后的台湾依然有很多问题，甚至有些问题变得更严重。1980年代初期开始，台湾社会开始爆发各种社会运动，关注的议题也从环境污染、劳工权益迅速扩大到女性主义、反同性恋歧视等，越来越多元化。每一次社会运动都让台湾社会讨论相关议题并重塑台湾的基本价值观。

1985年，左翼作家陈映真创办《人间杂志》。它是台湾社会运动史上最重要的杂志，没有之一。《人间杂志》跳脱政治统独争议，直接凝视台湾底层的弱势人民，让台湾的环境污染、劳工权益、弱势族群、社会底层的问题一一浮现。当时谁也没想到这本只撑了四年，出了四十七本的月刊对台湾社会影响如此深远，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在阅读《人间杂志》后才发现台湾社会在繁华的外表下有着严重的社会问题，并因此而开始参加社会运动。

1986年，彰化鹿港镇（对，就是罗大佑唱过的鹿港小镇）为了反对美商杜邦公司在鹿港设厂生产类似大连PX及福建厦门PX的危险化学品而号召了全台湾的环保人士一起游行抗议，让杜邦公司在1987年宣布停止这个计划。

1996至1997年初，台湾接连出了三件刑事大案。桃园县长刘邦友等人在县长公馆内被杀，八死一重伤；民进党妇女发展部主任彭婉如在高雄因抵抗的士司机抢劫被杀；著名艺人白冰冰的女儿白晓燕被歹徒绑架后杀害。台湾民众对治安败坏及无法解决问题的政府不满到了极点，在公益组织的号召下，超过十万人参加游行，要求政府负责并撤换失职官员。这一次游行后，台湾人更强烈意识到个人无法独立于社会之外，社会出现了问题会影响到每个人的生活，关心社会问题就是关心自己的生活。

台湾的社会运动大多是由社运团体发起，每个社运团体关心的议题都不同，有的关注工人权益；有的专注性别议题；有的在乎环境保护。社运团体与一般的公益组织不同在于公益组织专注于慈善事业；社运团体则偏向和各种事件的受害者或弱势群众站在一起，为受害者应得的权益而抗争。社运团体希望透过维权抗争而连结台湾各地的受害者，由点而线到面。他们希望每一次抗争后都能让受害者不只关心自己的权益，也关心其他受害者的权益。他们相信每次社会运动都能让台湾离公民社会更近一些，最终让台湾社会变成关心公共议题、推动社会进步的公民社会。反核能发电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例子。

一个叫“绿色公民行动联盟”的社运团体自1992年（当时以“环保联盟台北分会”名义成立）以来，因核废料安全问题及核电厂安全问题始终反对核能发电，至今已二十年了。他们协助核能电厂周边地区的民众建立自救会，每年发起游行，更花了六年时间拍摄以反核为主题的纪录片《贡寮你好吗？》。导演崔愫欣花了两年与台湾各地民间组织合作放映纪录片并举办座谈，次数超过两百场以上，除此之外也受邀参加各国的环保影展。虽然反对核能发电的要求至今尚未成功，但以我1994年开始参与他们活动六年的经验来看，我相信他们会继续坚持下去。

大陆人最感叹的是台湾人的道德素质。韩寒与蒋方舟掉的手机跟钱包都物归原主，让大家对台湾人的道德素质印象深刻。

客观来说，每个地方都有好人坏人。台湾的诈骗集团极其猖獗，每天都有人被骗，将毕生积蓄转汇给诈骗集团；有高中学生为了取乐而故意攻击年老体弱的游民；台湾人自己的手机掉了也不一定找得回来。其实台湾人个人的道德素养并不比大陆的个人道德素养高。“最美司机”吴斌，徒手接人的最美妈妈的事件也让人感动。台湾比大陆好的不是个人的“私德”而是“公德”。“公德”简单说就是互相尊重自己及他人的权利。“公德”概念听来简单却花了几十年的努力才深入人心。几十年前，台湾人也习惯随地吐痰、随手丢烟蒂跟垃圾，但是透过社会不断教育及制定相关法律后才让台湾人现在比较不会这么做了。

台湾自解严后对宗教很宽容，佛教的公益团体，如慈济功德会及基督教长老教会的公益团体会员数越来越多。这些公益团体举办的慈善活动及赈灾活动，也提升了台湾人的私德、公德及公民素质。大部分台湾人因宗教观影响，对神明有敬畏之心，“人在做，天在看”、“举头三尺有神明”或是“上帝在看着你”的想法这种隐性的约束力对台湾人的道德素质也有强大的影响。

今天台湾人的素质不是凭空而来，而是靠过去先贤不断的努力累积而成。现在的大陆因互联网而信息日渐透明，并且信息在短时间内传播到各地。越来越多人愿意支持慈善公益活动，开始关注强拆受害者的权益，开始讨论计划生育、政府预算公开、官员财产公开等议题，这些活动都象征着大陆已开始往前进步，都在无形中提升大陆人的民主素质、公民素质及道德素质。

台湾并不完美，到今天为止还在跌跌撞撞地往前走，大陆国情特殊，现在遇到的问题比当年的台湾更复杂。台湾经验完全复制来大陆实施也不一定有用。很多人都说大陆现在是摸着石头过河，衷心希望台湾的经验是大陆过河中的一块石头，能让大陆少绕点弯路。台湾经验也能让大家心怀希望，同为中华民族，只要我们持续努力，中国一定可以比现在更好。

作者博客：http://blog.ifeng.com/6428462.html

（格瓦拉，台湾博主。）

贾葭：这不是你的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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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8-21 16:30:18　浏览135965次｜评论147条

等我写下这个题目的时候，韩寒老师那篇博客文章《太平洋的风》的点击数已经超过八十八万。在他发表这篇文章以后，我在台北遇到的所有学者和媒体人，都会问我对韩寒这篇文章怎么看。因为这是最近几天台湾的一个焦点话题。老实说，我对他的文章不能同意更多，但是同时，我又有一种深深的担忧。

对于台北和台湾的各种赞美，并不始于2005年的两岸恢复交流。我在上一篇《在台北看雨》的专栏里提到，朱学勤教授1996年到台湾，在飞机上就被华航的梅花空姐惊到。后来他在《南方人物周刊》的一篇文章里曾提及。这几年来，大陆人到台湾后，有很多类似的文字出现。甚至我本人，在2008年第一次到台湾后，也写过类似的文章。我曾经用两个句子表示这种感情：异乡的故乡感，陌生的熟悉感。

由于台湾浓浓的“中国味道”，所以在大陆作家的笔下，台湾似乎是华人世界的世外桃源，而且还是个和谐社会。甚至不客气说，当前在大陆出现了一种“台湾想象”和“台湾期待”，认为台湾是华人社会转型的一个样板和典范。学界也有“台湾模式”的提法。但台湾人就很奇怪，跟我聊天的学者和媒体人都这样问我：我们台湾真的有那么好么？

是的，台湾确实没有这么好。就在韩寒的手机失而复得的那天，台湾一位专栏作家（他跟韩寒还认识）在的士上丢了一包CD，到现在也还没找到。他向我抱怨说自己应该假装是大陆人就好了。《中国时报》的大陆新闻记者朱建陵问我：为什么你们大陆人这么喜欢在台湾掉东西？我说，关键不是掉东西，关键是都能找到。他就说，他从未遇到韩寒这样的情况。正如韩寒所说的，他很怀疑这是组织安排的。

前几天，我跟一位台北朋友去台北郊外的深坑吃臭豆腐。我们点了一个鲜笋，上来的是腌笋，老板娘跑过来鞠躬道歉说，真是不好意思，鲜笋没有了，这个菜算送的。她又说今天大厨不在，自己下厨做得不好，希望我们谅解。同时跟我们敬酒。这时，边上一桌有人送来一瓶啤酒，说他们喝不掉，别糟蹋了，给我们喝。台北的朋友惊诧地看着这一切，仿佛到了外国。他跟我讲，在台北生活四十多年，第一次遇到这样的状况。

于是我们自然又谈起韩寒，甚至觉得，我们今晚的遭遇，也是组织安排的。有时候真的会有一种感觉：这太像表演。然而，看着他们纯良的眼神，我又觉得不会。这样和谐的社会、充分的信任感，人际之间的愉快交流，确实是每个大陆人的感受。我的观察是，在中国大陆崛起之后，台湾人的自信感逐渐流失，加上岛内长期的意识形态恶斗以及歹戏拖棚的政治烂戏，他们对这个地方的抱怨太多了，突然发现大陆人这么奋不顾身地赞美台湾，以至于他们自己都不能相信。

对于台湾期待，我并不是说这种期待有什么错，而是这种期待可能会模糊掉我们自己面临的真正问题。所谓“台湾经验”有其非常特殊的原因，在人类的政治文明演进过程里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例子。在真正了解中国大陆之后，我发现所谓的“中国国情”的确存在，它绝对不是一个借口，台湾的经验或者模式，完全不可能适用于大陆。

这样说也许会被很多朋友批评，看上去似乎很让人泄气。然而的确如此，被我们寄予厚望的台湾不可能施加太多的影响过来。台湾的中国味道，只是一种外面的味道。如果细细品尝，还会发现其本质并不是儒家文化或者中国文化的传承。她有着另外的思想以及道德资源，成为一个多元并存的文化体系，只是我们去了只看到所谓传统的一面而已。

这不是你的台北，这是他们的台北。

作者博客：http://blog.ifeng.com/1384209.html

（贾葭，时事评论员、观察员，《GQ》主笔。）

廖信忠：台湾有没有城管？

博文地址：http://blog.ifeng.com/article/18257250.html

2012-06-11 15:35:14　浏览17427次｜评论5条

这是很多人问过我的问题，我稍微查了一下“城管”是什么：“通过国家公务员考试或者事业单位考试，同时通过执法资格考试的正规编制城管队员，正式名称是行政执法队员。”但有个朋友跟我说，在中国，城管，只能意会，不能定义，因为他什么都管，但什么都不负责……

城管为何有如此剽悍的名声，很大一部分归功于抓小贩的手段。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些照片，城管打砸了小贩的摊子。这些照片最后一张通常是小贩的眼泪，人总是同情弱势一方的，一看到这些弱势群体老百姓被代表官方执法的城管打砸，城管好像是“爪牙”一样，对城管自然没好印象。

而在我一个不明真相围观的台湾人眼里，城管也真的很好用：抓小贩用城管，驱逐乞丐用城管，扫荡非法工厂用城管，强拆行动也能用城管……在许多“不和谐”的场合，都有城管的身影。城管一出动，人人闻风丧胆，就像美国，看谁不爽，就打谁，挡我者杀。城管如此剽悍好用，怪不得有人豪气高喊：给我城管三千，必能收复台湾。

台湾没有“城管”这个组织，但城管威名也传到台湾。在台湾的网络论坛上常常有人在问“城管是什么”，我记得有个大陆朋友回答“城管是能吓得你们台湾男人缩阳，女人月经失调的大陆特种部队”。当然这是玩笑啦！网上讨论到最后，大家赫然发现，城管所负责的这些工作，在台湾几乎都是警察的工作。

记得小时候，家楼下每到周末，就有摊贩成排地摆开，大多是卖衣服的年轻人。很多人说影响了通行，的确是影响到了，只是大家看都是些年轻人在摆摊，也就睁只眼闭只眼，反正也只有周末而已，其实晚上吃完饭，下去逛逛买点衣服也不错。

人人都知道摊贩的克星是警察，每当警察一来，就是逛街民众看好戏的时候。你也不一定看到警察人在那里，但你一定知道大概是在那个方向。每次一有风吹草动，有人看到警察远远的过来了，就听到有人大喊“警察来了”！接着，就是一阵骚动，那骚动如潮水般，警察从那方向很快“轰轰轰”往这过来，摊贩们包三步内包起包袱，那个景况就像日本鬼子进村，跑啊！一阵排山倒海之势，你看一群人大包小包杀气地朝你跑过来，那迎面而来的压迫感让你不知不觉也跟在群众队伍中逃了起来。

摊贩们的“预案”都做得不错，都有逃亡路线，警察常常也只是做做样子走一走，给你时间跑。但就算已经形式成这样，还是有倒霉的人被抓到，这可怪不了警察，只能怪自己不长眼，被抓到的也只好自认倒霉，罚钱了事。

警察有业绩，也就不刁难了。待警察一走，众摊贩纷纷回到原位继续摆摊叫卖，就跟没发生过什么事一样。那是一种很有默契的互动，不时要上演一次。

台湾现在各县市都有有关摊贩的相关法令，但市政机关是行政单位，没有权去给流动摊贩开单处罚，只有警察才有这个权力。只是警察面对摊贩又常常睁只眼闭只眼，取缔起来不是那么的积极。有人可能会觉得奇怪，警察不是执法者吗？怎么可以这样不作为。但是你想想，要是真的严格执行，恐怕台湾有一半的夜市要消失了。

会做流动摊贩，一般来说都是社会比较基层，生活有些困难的才会做。要是警察又强力取缔，这岂不是要断人家生路？可是站在警察的角度，上面有要求市容的压力，也不得不去做。倒也不是说两者的关系一开始就那么和谐，这也是一种慢慢取得的平衡。换句话说，就是虽不满意，但大家都能接受的妥协。

所以就有一些变通方法了。以前就常常听说，每次警察来了，摊贩就派出一个“代表”，是要接受表扬吗？当然不是，代表罚钱，罚了之后警察交差了事。而罚多少钱，附近摊贩就钱均摊凑一凑大家，算是交个规费。

时间久了，摊贩可能与地方产生一些“共生”关系。比如说，学生早上上学，还来不及吃饭，就在路上的早餐车买。对啦！就是《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里第一幕出现的那种早餐车买早餐；晚上肚子饿了，餐厅都关了，可能也只还剩下摊车点着灯光静静为你守候。很多人说台湾的生活机能方便，很大的原因要归功于这些流动摊贩。要是少了这些流动摊贩，恐怕很多人又要嫌不方便。

“流动摊贩”这个族群在地方基层民意代表的眼中，可是票源之一。虽然警察有法令在手，但大家都知道这种法是参考用的；其实基层警察都知道，跟小区人士打好关系对自己的业务推行是绝对有好处的，所以也不会太刁难这些基层民众，就是口头上劝导开开单而已，只是偶尔会来次严格执行。如果执行过当，就会见摊贩“呜呜呜”地跑去找选区议员要他帮忙说情施压。

这时，就会见到议员跑去拍警察局长的桌子：“你敢动我的选民我就删你预算！”你说议员真的不知道执法的重要吗？他当然知道了，只是，他认为照顾他的选民，顾好他的票源可能更重要。

摊贩自己也很清楚，自己算是“非法”摆摊，要是做得太过分太嚣张，制造太多脏乱，让附近民众不爽，就会引来警察的“严格执行”，所以流动摊贩大多挺低调，做好自己的生意，尽量不要留下太多垃圾，大家都方便。就在大家都做做样子中，摊贩、警察、民众取得了一种奇妙的平衡。

其实我们常说“法律不外乎人情”就是这样。法条是冷冰冰的，人情暖乎乎，但这也不是说法治不重要。这“人情”可不是“心情”，给你方便也不能当作随便。“人情”应该是一种在法治之下的互相尊重，我感谢你为我开了一点方便之门，我也给你留一点情面，都没有超过各自应有的分寸。

拿大陆观光客很喜欢去的高雄六合夜市来说吧。这夜市白天没有摊贩，是条大马路，从下午四点开始，整条马路就封闭起来变成步行街，机动性超强的流动摊贩车从四面八方窜了出来就定位。晚上灯火辉煌，夜市一直营业到凌晨两点。收摊后，夜市自治会另外请了环卫工清扫马路，到了早上继续行车。

对于摊贩，如果用强制的手段，恐怕只会引起更大的民怨，对政府的形象也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如果换个角度来思考，还不如通通把他们聚集起来，规划一个地方给他们摆摊，这有什么好处呢？一则方便统一管理，就算你不去管理摊贩间都会自治起来自我管理，二则让每个想要自力谋生的人都能有尊严地赚取生活所需。这也是一种社会积极向上的力量。

一开头说到我家楼下的卖衣摊贩，现在通通规划到旁边十字路口的两块大空地。经过几年，现在已经演变扩大为全台北市最有名的创意市集，由社区自治会来主办。每个周末下午开始，就有许多年轻人和独立品牌带着他们自己设计的东西来现场摆摊；另一边是跳蚤市场，总是能淘到很多让人匪夷所思的玩意。从摊贩到创意市集，一听就潮。

前不久在超市门口的盗版碟摊买碟，一辆城管车在不远处停下。车上走下来一位帽子戴得不偏不倚，衣着整整齐齐的年轻城管。女碟贩子见城管来了推车就要跑，结果碟没扶稳，好几张哗啦啦掉下来，女贩子捡也不是不捡也不是。年轻城管要她别跑了，蹲下来帮她捡盘片，讲了几句话就要她到别处去卖；年轻城管态度还算有礼，但只见车上几个中年城管猥琐地笑着看这一幕，好像在看戏一样。

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几年前在网上广为流传的段子：新警察小五的故事。我想，这大概就是新城管吧！

作者博客：http://blog.ifeng.com/2619310.html

（廖信忠，台湾作家，著有《我们台湾这些年》。）

【附录】凤凰网博报2012年度博主名单

十大影响力奖

丁　咚　　老　愚　　杨恒均　　杨佩昌　　　张铁志

邱震海　　遥　远　　信力建　　闾丘露薇　　蔡慎坤

十大洞察力奖

一　娴　　十年砍柴　王思想　　连清川　　吴祚来

邹振东　　宫　铃　　柴　静　　唐辛子　　鄢烈山

十大号召力奖

三　杉　　马鼎盛　　牛　刀　　叶　檀　　至诚大兵

陈　平　　宋忠平　　姜北树　　航亿苇　　落雪是花

特别致谢奖

马　勇　　王贵成　　朱大可　　李开盛　　李　铁

纪硕鸣　　老鼠皇帝　邱立本　　余丰慧　　刘澜昌

陈季冰　　汪华斌　　张维迎　　时寒冰　　张敬伟

郑和朋　　林泉忠　　郎咸平　　姚树洁　　桥本隆则

秦全耀　　唐毅斌　　童大焕　　雷　颐　　廖新波

编辑部特别致谢

张　鸣　　张耀杰　　袁伟时　　笑　蜀

崔卫平　　章　文　　章立凡　　颜昌海

Table of Contents

目录

扉页

版权页

【序一】

【序二】

人物论坛

茅于轼：追求自由使人们得以摆脱贫困

默多客：少些“韩寒”神话社会多些希望

单士兵：朴素人性不需贴任何宏大标签

韩浩月：畸形化的中国父子关系

马庆云：是什么摔倒了娱乐明星刘翔？

彭玉宇：一生只做一件事

社会把脉

吴祚来：乡亲们，车模是用来欣赏的

张鸣：互害社会的整体愚昧

金宰贤：我不喜欢中国的十大理由

单士兵：教师为何过着“挣扎的人生”？

十年砍柴：免职官员复出的逻辑

彭玉宇：有些事急不得

闾丘露薇：我为什么那样容易生气？

老愚：发骚女的半吊子性逻辑

韩浩月：密集恐惧症，人人都有的“中国病”？

陈方：中国年轻人为何不敢晃荡青春？

张敬伟：“流氓猪”的娱乐精神与城市气质

陈季冰：“保卫大上海”

张千帆：孔子会如何对待随迁子女

王建勋：法治是官员的护身符

腾日熙博：你去投敌啊！

自由民主

张维迎：理念决定中国未来

周保松：市场、金钱与自由

徐贲：普遍人权的四个价值支柱

邹振东：中国需建构理性社会的舆论禁忌

亦忱：薄熙来现象是个屡见不鲜的中国式笑话

锵锵杂谈

郭老学徒：野蛮人占领了头等舱

郭老学徒：情欲与权力的纠缠

丁征宇：父亲节里干女儿给干爹的一封信

崔卫平：哪有什么平庸可言

邱立本：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

林楚方：心有多净，世界有多净

文化文明

杨恒均：舌尖上的中华“软实力”

徐贲：怀疑的时代需要怎样的信仰？

宋石男：古代中国的个人尊严和自由

苏芩：床上亦有底线

鄢烈山：“潜规则”不如叫“现规则”或“奸规则”

朱学东：我们为什么输不起？

王贵成：诺贝尔奖救不了中国文学的垃圾命运

放眼天下

黄鸣：朝鲜散记

唐辛子：讲礼貌的日本人为什么不让座？

丁咚：缅甸为什么能实行民主改革？

陈平：国，到底应该怎样爱？

闾丘露薇：当日本人在改变

连清川：如何理解日本？

李亚：钓鱼岛，现在怎么办？

以史为鉴

王晓渔：严打之下的“道不拾遗”

卫金桂：墨索里尼是怎样搞群众文化活动的？

崔卫平：我稻田里的兄弟

傅国涌：只有“聪明人”的世界是没有希望的

连清川：我爱苏东坡

乔海燕：一个红卫兵的葬礼

两岸三地

李小鸣：为何“副总统”到场却遭到冷遇？

邹振东：韩寒，太平洋的风从哪里来？

杨照：曲曲折折转出的和善社会

张铁志：没有加害者的历史

格瓦拉：台湾素质是如何炼成的？

贾葭：这不是你的台北

廖信忠：台湾有没有城管？

【附录】凤凰网博报2012年度博主名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