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理想一点时间

李志题[主编]
简介
2011年12月，凤凰网博报年度博文精选集《给理想一点时间》由新星出版社出版。本书收录张五常、刘瑜、笑蜀、鄢烈山、朱大可、柴静、葛剑雄、杨恒均、南香红、加藤嘉一、闾丘露薇、宫铃等近七十位两岸三地、海内外作者一年来最优秀、最为网友关注的博文，是凤凰网年度最有影响力等文字结晶。

李亚：给理想一点时间

2012年01月01日10:51

来源：凤凰网读书 作者：李亚

2011年12月，凤凰网博报年度博文精选集《给理想一点时间》由新星出版社出版。本书收录张五常、刘瑜、笑蜀、鄢烈山、朱大可、柴静、葛剑雄、杨恒均、南香红、加藤嘉一、闾丘露薇、宫铃等近七十位两岸三地、海内外作者一年来最优秀、最为网友关注的博文，是凤凰网年度最有影响力等文字结晶。凤凰网首席运营官李亚先生特为本书撰写序言。

这是艰难转型的时代，也必然成了纠结的时代。

孔子言：士志于道。自古中国之士，便以进谏为天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企图以“道统”驯服“治统”。中华文化传统虽注重生命而鼓励人不惜苟活，却不乏社会良心与勇气之士“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尽管文化屡遭革命，在进取与退隐的双重心理矛盾间，文以载道、学优而仕的传统没有殆尽，那份明道救世的使命感没有泯灭。而且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艰难演进所带来的人们物质生活提高、中产阶级崛起、社会思想解放，特别是网络传播技术打破了言论的垄断后，康德所述“有勇气在一切公共事物上运用理性”的启蒙精神，在现代“公知”乃至“公民”身上越发闪耀。

“杜鹃啼血犹哀鸣，不信东风唤不回”，即使爱之深而恨之切，却不曾绝望，在无路可退的山崖上发出锵锵之音。

在不危及社会稳定基础上的理性的、制度化、合法化的政治批判是现代社会进步的保障。言论一致性将压制社会的个性、创造性，没有人能永远正确，只有自由讨论才能让我们更接近真理，鼓励人们参与公共事务，使人民变得不再冷漠、自私，促进社会道德提升与重建。民主培育人民的公共精神与爱国情操，促进人民积极、进取、奋斗的民族性格，才能带来更根本的社会稳定与长久发展；政府的权威来自公民的同意，建立在民主的正当性基础上的权力，才能在面临社会转型期无可避免的矛盾冲突中获得大多数民众的理解支持。

2009年国庆六十周年前夕，凤凰网主办了“转型时期的媒体变革”三亚峰会。我在致辞中提出：“在数字传播技术革命、中国市场化改革、全球化经济民主进程三股主要力量冲击下，传媒行业与这个时代一起经历着剧变，传统媒体尚未充分自由发展，却发现自己的的权威性已在瓦解。以环境监视、议程设置、身份发展、娱乐消遣为核心的传统媒体功能，面对公民新闻的崛起，被迫从信息与观点的发布者转型为社会多元意见的平衡者与对话组织者。”随后不久，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交媒体迅速流行，赋予了人们前所未有的话语权。而在媒体消费日益碎片化快餐化的时代，从传统媒体凤凰卫视衍生出的凤凰网，以博报这样提供深阅读的长博客媒体产品，扮演着不可或缺的思想供应商的角色，超越海量快速的信息仓库模式，在理性建设性的基础上，洞察时代、关注内心、探索意义、传播价值，让神马不只是浮云。作“开放社会的推动力，公民社会的催化剂”，成为凤凰网的使命，成为我们和博报作者们共同的使命。

2011年10月，凤凰网博报之“名博校园行”系列活动，我亲身参与主持了闾丘露薇与笑蜀在中山大学的对话“青年与时代”，一起追问“青年在这个时代遭遇的最大问题是什么？”权力与利益的勾结，法律及自由发展机会平等的缺失，上行遇阻，社会板结，朝向出生决定论或阶级社会的堕落危险，这一切让青年人感受到严重的无力感、无助感、挫败感。在“站无虚席”的讲堂里，闾丘与笑蜀面对大学生们真诚对话：如何从自身寻求明亮和温暖来影响世界,努力让社会转轨在坚守理想与理性包容的条件下进行。

辛亥革命的第一百个年头里，没有任何文字比得上温州动车事故引发的感叹更能代表人们内心深处的呼唤，每次读到，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中国啊，请你慢些走，停下飞奔的脚步，等一等你的人民，等一等你的灵魂，等一等你的道德，等一等你的良知！”

辛亥已经百年，同志仍在努力。价值，无论是源自千年来历经风雨而犹存的中华儒释道传统，还是百年前谭梁孙胡陈等舶来的理性自由平等民主宪政，不仅需要众心向往，不仅需要推动变革的勇气与行动，更紧要的，是内化为每个个体行为的指南，在阅读者与写作者各自的日常生活中，日日践行。

理想需要多少时间？距离“五四”百年还有七年，一个无比伟大的时代是否终将到来？

目录

刘方炜：从澡堂子说到官场

盐泽英一：日本记者的“红色之旅”

信力建：江湖风波

宋石男：爷爷之死/

李银河：怎么评价潘金莲？/

朱大可：慈母与荡妇女性偶像的黄昏/

蒋友柏：不反省的公益/

老愚：夜色深处有官人/

唐辛子：日本产妇不“坐月子”/

郑若麟：当“巴黎情结”缠绕中国富翁的心头/

刘瑜：给理想一点时间/

柴静：因为如果是我

十年砍柴：一个无良官府不配有良民/

杨照：理解风险，对付风险/

旮旯里坐的是总统

李剑芒：你坚持民主所需的假设吗？

邱立本：没有中产阶级没有新中国

加藤嘉一：刘志军的高铁遗产

一娴：美国是否有“两会”？/

张五常：贫富分化与土地政策

王荣霖：日本大地震

田一枫：利比亚战争对中国的战略警示

蓝晨：旮旯里坐的是总统

黎明：“技术幸运”的许宗衡

丁征宇：纽约市长上班竟然坐地铁且无人让座

赵楚：南海争端不可意气用事

章文：德国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林泉忠：两岸对“亲日碑”的态度为何截然不同？

王冲：美国高官为何出门没有前呼后拥

茅于轼：限购让中国不声不响地迈向权力经济

潘石屹：一个无法比拟的伟大时代将要到来

邱震海：崛起期的中国应汲取德日教训

中国，请你慢些走

秦建中：《春天里》为何唱哭千万网民？

时寒冰：“中国制造”何以比国外贵？

闾丘露薇：我的新年愿望

盛大林：如何避免“统计为政绩服务”？

林楚方：向前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笑蜀：有自治秩序人心始不可操纵

洪巧俊：中毒“情绪感染”是最牛的雷言

魏英杰：“五杠少年”难以承受官本位之重

汪华斌：还要后代为我们的无知买单吗？

鄢烈山：中国能不能不要“城管”？

五岳散人：血统论回潮是危险信号

周虎城：封锁消息封锁不住人心

郑浩：“政府绝对正确”的年代已经过去

陈季冰：“红歌”唱出来的生意

童大焕：中国请你慢些走，等一等你的人民

吴祚来：良知的力量，国家的希望

石述思：王进行的是一场必输的战斗

吴晨光：给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的一封公开信

刘方炜：我们都是“霍小丽”

刘瑜：不知道与宁可不知道

张鸣：被塞了一嘴糖的巡视组

叶檀：“特供”造就地沟油

【附录一】从改变自己做起——“名博校园行”之对话闾丘露薇、笑蜀

【附录二】 一些人那些事

刘方炜：从澡堂子说到官场

三十年前的中国，澡堂子也曾经是垄断行业，我所居住的县城只有一家澡堂子，主要为男性服务，为了解决女性的洗澡问题，便从每周中专门辟出一天接待女性客人。在澡堂卖门票的是个老头，住在我家的对面，有一天就听说老头被一群洗澡的女人打了，原因是老头在卖票之余顺便偷看了女性客人的裸体。当年只知道跟着众人嘲笑这个老头，今天想来，却觉得这个老头很是可怜。在老头与澡堂之间，只有一扇镶着玻璃的小门，挂着一层布帘，要想不去偷看，全靠老头的自我克制——想要不去偷看都难！

这家三十年前的澡堂子很有点像今天的官场，卖票的老头就是今日官场上掌握了实权的官员。无时不在的各种诱惑，触手可得的金钱与美女，最要命的是监督的缺位，全靠掌握实权官员的道德自律和自我约束才能勉强抵御，实在是很难！

设想一下，如果三十年前那家澡堂子能够在硬件设施上改善一下，从客观条件上堵死卖票老头偷看女人裸体的方便之门，那位老头可能终其一生都受人尊重，不会蒙上污点。同样的道理，今天的官场，如果从制度设计的根本上做出改善，很多运气不好的贪官今天可能依然会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在继续为人民服务，不会落个锒铛入狱下场。

近日报载，陕西省商洛市的一个区委书记五年间卖出27顶官帽，买官者中不乏贷款行贿之人，一时传为海内奇谈。实际上，大家都知道，特别是官场中人更清楚，买官卖官，已经是大陆官场的普遍现象，这位区委书记只不过是运气不好，被人盯住抓出来而已。这也很像当年那位在澡堂子里偷看女人裸体的卖票老头，事发之后，人们都说，年复一年，他都不知道看了多少回了，只是这一次被人盯住了，叫了出来，于是被众女客暴打一顿。

老头偷看女客的裸体，有三个基本前提：一是老头色心犹在，二是有女客裸体存在，三是偷看起来很方便。官场买官卖官，也有这样三个基本前提：一是有人想买，二是有官可卖，三是卖起来很方便。

这里面就直接关系到了权力的根源问题。集权体制，权力出自上，官员的任命权垄断在少数人手里，于是千年以来，买官卖官现象就像牛皮癣一样长在中国社会身上。时至今日，随着官员队伍的膨胀，官位增多也就意味着商品增多，买官卖官便更加呈现不可阻挡之势。民主社会，权力出自下，官员的任命权分散在每一个选民的手中，官场中无官可卖也无官可买，只有拼命讨好选民才能获得权力。这就出现另一种政治现象——选举政治。选举政治也有弊端，但比起买官卖官的集权体制来，好坏优劣，就不用我再饶舌了。

就在几天前，中央级大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被立案审查。消息传来，又让我想起30年前偷看女人裸体的澡堂卖票老头。是该从制度设计上彻底改善一下的时候了。

盐泽英一：重新思考中日历史问题——日本记者的“红色之旅”

发布时间:2011-08-12 09:40 作者:盐泽英一字号：大中小点击: 319次中国外交部给外国媒体安排的“红色之旅”采访团，前往与中共建党息息相关的革命根据地井冈山和南昌，开始了了解中共党史的旅程。采访团外媒的记者共有23人，来自印度、巴基斯坦、德国和英国等，不过最多的仍然是日本媒体。

抵达吉安机场后，我们出发去井冈山。我第一次见到江西富饶的生态环境，沿途鲜有人烟，只有郁郁葱葱的树林。大部分是阔叶树，不像北京那些干燥寂寞的山林。当天，我们参观了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室里坐满了从长春来的司法系统人员，正在学习井冈山革命历史。

次日安排我们参观黄洋界保卫战旧址。1928年的战壕遗址至今仍保留着。讲解牌上写道：“当时红军以不足一个营的兵力……击退了敌人四个团的数次进攻。”我的视线停留在“敌人”二字上。向当地陪同人士询问：“敌人是谁？”她回答：“当然是国民党。”我又问：“为什么不写下国民党呢？”她说：“那是众所周知的。”过去我曾去过中国很多有关日军侵华的历史遗址，但在我记忆中，说明上都写“日军”，没有见过一处写“敌人”这样抽象的词。

一直以来，日本人比较习惯于暧昧的说法，常常用拐弯抹角的词汇来表达其态度。我以为中国人会不同，特别是历史记录，应是明确和讲究细节的。比如沈阳“九一八”抗日纪念馆就再现了当时日军的粗暴行径。没想到原来中国人也很会用暧昧的词汇，实在微妙。后来我想，对于一个战斗对象，作为“敌人”来记忆或作为“国民党”来记忆，会产生不一样的国民情绪吧。

第三天采访团抵达南昌，参观八一纪念馆。在这里，我看到了具体的“敌人”：“国民党蒋介石、汪精卫集团相继背叛革命，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纪念馆的大屠杀统计表上标记，从1927年3月到1928年初，一共有31万人被杀害，触目惊心。

之后去了新建县拖拉机厂的“小平小道”，是已故的中国国家领导邓小平1969年到1973年和家人一起生活过的地方。在中国政治史上曾三起三落的他，在文革期间到此拖拉机修理工厂当钳工。工厂还保存着当时他使用过的拖拉机，外面则保留了他每天去工厂必经的小路。

讲解员告诉我们：“邓小平当时因错误的政策被送到这里。”一位巴基斯坦斯记者追问：“什么错误，谁的错误？回到中央后他为何能再掌握执政力量？”讲解员尴尬地回答：“我不是专业研究历史的…细节不太清楚。”讲解牌上有所解释：“邓小平被当作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受到错误的批判和斗争，并被剥夺一切职务。”但并没有记下是谁的错误。

一个民族传承什么历史，或怎样让历史刻印在民族记忆里，没有一个普遍性规律来定夺。

日本神户女子学院教授内田树曾说过：“历史的事实和国民对此的感情，不一定是对等的关系。”在各种各样的历史事实中，有的是被选择为应该记住的，有的却不是。此次让我感受颇深的便是，除了事实的选择以外，如何记载历史事实也会影响到国民情感。

在中日之间，历史问题一直是最为敏感的。2005年，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多次去靖国神社参拜，北京、上海等地相继举行游行示威活动。如果说日本当年侵华，中国人有反日的情绪尚可理解，但回顾中国近代史，英、德、法等列强也曾经侵略和蚕食中国。说起近代史，中国人一定会提及鸦片战争。当时帝国主义英国为拿回银币，出口大量鸦片到中国，最后发动了鸦片战争，还占领了香港。之后，德、法、俄相继侵略中国，鸦片战争在中国衰落过程中起了决定性作用。

可是我从未听说过中英两国首脑会谈时出现历史问题。2000年以来，我也从未听说在英国大使馆外有发生过抗英游行示威。1997年，我在香港报道有关香港回归中国的新闻。

当英国把香港还给中国的时候，英方没有道歉，中国也没要求道歉。我还记得，在香港回归之前，一位日本记者向港督彭定康提问：你们不向中国道歉么？彭回答道：“那是150年前的事情，现在还需要道歉么！”

150年的确不短，19世纪的普世价值和现在也不一样。但难道当时完全是大鱼吃小鱼，没有正义的世界么？我看也不尽然。当英国决定发动鸦片战争的时候，当时在野党政治家格莱斯顿在国议会演讲时就反对称：“我永远无法理解这场不正义的、不荣誉的战争。”

我不由思考，中国人为何不会对英国帝国主义像对日本军国主义那般义愤填膺。我不否认日军当年的暴行很恶劣，发生时期比较近，民族记忆犹新。即便如此，我觉得中国人对英国人的感情好像跟那段残酷不正义的客观历史事实不对应。对在清法战争时侵略越南进而侵略中国的法国也好，在《瑷珲条约》、《北京条约》下掠走沿海及外兴安岭、库页岛的俄罗斯也好，他们难道就没留下过历史问题？

从江西回京后，我又去电影院看了为纪念中共建党90周年制作的最新影片《建党伟业》。

这部影片讲述了清末到中国共产党开第一次代表大会的1921年7月之间的历史故事。之前我猜想故事也许会夸大毛泽东在历史上的角色，但并不是这样。看完后总体感觉比我想象得要客观，和我所学过的历史大致符合。那时的毛泽东在党内还没确立领导地位，在情节上只不过是出席一大建党的湖南代表。开会时，毛还惊讶广东代表带着妻子出席。他问道：“开会还可以带家属吗？”影片可谓幽默地把他塑造成一个比较保守的乡下男人。和杨开慧谈恋爱那段也十分有趣。我过去没有看过关于描写毛泽东私人感情的影片，这些细节让我感觉十分新鲜。

不过，影片开头画外音的解说让我有些纳闷。它说：“进入19世纪中叶，由于封建统治腐败和西方列强入侵，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政治黑暗、经济凋零、社会残破、民不聊生……”而我们学习的历史是以“西方列强入侵”为大前提，之后才应该是“封建统治腐败”，说法为何是前后颠倒的？后来我想通了，不同民族讲究的历史事实不一样。或许，比起西方列强入侵的史实，中华民族对封建统治腐败的记忆更为深刻，是有其必要的吧。

（作者盐泽英一系日本共同社驻京记者）来源: 《凤凰周刊》2011年第22期（总407期）| 来源日期：2011-08-04| 责任编辑：左小刀

信力建：江湖风波

发布时间:2011-07-09 14:51 作者:信力建字号：大中小点击:1320 次语云“人在江湖漂，哪能不挨刀”，对此，那些红得发紫的江湖艺人恐怕特别有心得。在电影《色·戒》中色而不戒的汤唯小姐去台湾参加活动，有了这么一件风流韵事———在某饭店汤唯被粉丝撞个正着，没想到她却丝毫没有巨星的架子，亲切地一一与粉丝合影、签名，引起饭店门口一阵骚动，在混乱中竟然有摄影记者突然掉了闪光灯，汤唯见状一箭步弯下腰帮他捡起，显尽亲民风度。这一“亲民风度”留给大家的深刻印象是———“不过穿着米色、深V开衫的汤唯这么一弯腰，胸前风光全都被看光，不小心露出乳沟反倒成为镜头焦点，让众人直呼好性感。”又“亲民”，又“性感”，真可谓“德艺双馨”，难能可贵。

可有人不这样看了，有人认为这事压根就是一个局，是那个记者先生设好的局，具体说来就是：那记者的闪光灯根本就不是“慌乱中突然”掉在地下的，而是记者故意引蛇出洞的举措。当好心的汤唯弯腰为其捡拾时，他的同伙另一记者便抓住人家酥胸乍露洪波涌起之时猛按快门。目的么，自然是为了让读他们报纸的小市民“直呼好性感”！

这么一解读，还真叫人无话可说———也是，现在大家阅读趣味多慧眼独具呀，你穿得好好的，没什么“闪光点”，谁看你呀。要是似露非露———也不能全露，全露大家不如直接去看《色·戒》———那么一点，得，大家一定趋之若鹜。果然，这张汤唯弯腰“做好事”的照片出来后，各家网络媒体纷纷转载，人人垂涎三尺，那摄影记者想不红都难。而老实人汤唯，这次就算是总被有心计的人暗算了，吃了一个哑巴心亏。

有这么一个故事，说是一个教授与他的学生们一起做游戏。做的过程中，教授“一不小心”，手表掉在地上，一个学生见了，跟汤唯一样做好人，俯身下去拾起。这时，教授来了个惊人举动：他抬脚一跨，很舒服地骑在了那名学生背上，顾盼自如。见大家百思不得其解的模样，教授微笑着说：“我只想通过这件事告诉大家，人生的诱惑很多，你不弯腰，别人永远不能骑到你上面！”换成汤唯这件事，我们只需要把这教训换成“我只想通过这件事告诉大家，人生的诱惑很多，你不弯腰，别人永远看不到你里面！”

故事还没完：这个教授在完成了这个因材施教后，又接着说：“要不要再来一次？”同学们都同意，特别是刚才被教授骑在胯下的那位同学，心里暗想一定要找机会挣回来。游戏进行中，教授的鞋带松了，便停下来弯腰系上。那位同学见有机可乘，也一个箭步骑到教授背上。这下同学们都笑了，看教授怎么论说。没想到教授只是伸直腰身，稍微一摇晃，那位学生就被弄了下来。于是教授又有高论发表了，他神情严肃地说：“如果有一天你骑在别人身上，双脚离地，不能立足，那一定要小心！不然随时都会被摔下来！”

据说，美国巨富洛克菲勒教育小孙子的办法特别有效。他是这么教的：他让小孙子站在高处，而后花言巧语骗他往下跳，自己还作出在下面接他的诱人样子。小孙子经不起诱惑往下跳后，洛老爷却一动不动让他摔个鼻青脸肿痛哭流涕，此时，洛老爷教训他：“孩子，什么事都要靠自己，别人是靠不住的，包括你的爷爷。这样你才能成为伟大的企业家。”

杜甫诗云“江湖多风波，舟楫恐失坠。”既然如此，大家当然就只有多学点“人在江湖漂，尽量少挨刀”的招数了。

宋石男：爷爷之死

写《书林清话》的叶德辉，长沙商会总会长，死在农会手上，时间是1927年。他的学问很好，人品却不太对劲。编房中术丛书，乱搞男女关系，为人吝啬，并且依仗28岁中的进士头衔横行乡里。不过他有时也很有趣。作为知名藏书家，他的书架上贴着“老婆不借书不借”

的纸条。书中常常夹着春宫画，因为他相信火神是女性，看到春宫图会不好意思，就不来烧书了。他跟我爷爷不是一代人，也没有什么共同处，除了两个地方，一是同为旧文化的嗜好者，一是都死在所谓“改朝换代”之际。

爷爷死在解放初期的军管会手上，时间是1951年4月1日。关于爷爷的生日，现在已经没有长辈可以说得出来，惟有通过我奶奶是1900年出生推测，爷爷可能是1890-1900之间出生的人，跟郭沫若、胡适、许地山等人同时代。

从我染上一种叫历史癖的非流行病之后，就一直想做一件看上去似乎有点迂腐的事——重修家谱。家谱不是封建迷信，更不是上流社会的奢侈品，相反，即使不是贵族和世家，每个平凡的人家都有权利修整流传自己的家谱。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血缘关系是最值得珍惜的东西，而家谱不仅能满足你对回忆和好奇的要求，说再玄一点，它更是一部记录你自己灵魂来源与传承的家族史。即使我们的祖上并不出色，也并不妨碍我们对他们的追想、热爱与尊敬。

失去了家族史的人是不幸的，我也是其中一个。

爷爷死的那年，我爸爸才7岁，我大伯当时28岁，作为国民党政权的一个粮食局小科长，正在交代问题。我三伯17岁，在读高中，是他将爷爷收殓。但现在已经记不得爷爷葬在何处，也许在如今犍为县某个商业步行街的店铺下面，但我更愿意想象爷爷长眠在某个街心花园下面，或者广场的喷水池下面。

有年国庆，三伯一家从重庆回五通桥，一起去犍为看看，我跟去，想找一下关于自己祖上的蛛丝马迹。坐了1小时的汽车，看了犍为文庙（很雄大，川南最大的文庙之一，大伯、三伯等人曾在里面读小学），吃了顿豆花饭，雨下起来，一行老小匆忙返回。我什么也没找到，一个字都写不进家谱，很是失望。

爷爷之死，我听到过三个版本。

一个是爸爸的说法，转听自大伯，说爷爷在1948年不知识时务地考上“世纪末”的县长培训班，结果当了1年的福乐县（小县，只当现在一个镇那么大）县长，就被清算了。我不能理解，爷爷以前教私塾，几亩薄田，诗书传家，没什么不良记录，也没什么势力，仅仅一年的“失节”，何以就会掉脑袋？

另一个是三伯说的，当时军管会一头头看上了二嬢，但她拒绝了，远上北京读大学，这个头头恼羞成怒，就把爷爷抓来关了半年，然后杀掉泄愤。做不了女婿，就做刽子手，这也太异质思维了吧？我仍不能理解。

最后一个是大堂哥说的，转听自他的妈妈，也就是我的大伯娘，说是当时奶奶的弟弟在犍为做生意，得罪了人，爷爷帮他的忙，结果把自己搭进去了，被陷害致死。这个版本也有疑点，阿婆的弟弟并没有送命，为何一个仅仅帮忙的人要被判死刑？大伯娘的话常常有点悬，2003年她过85岁的生日，但是2004年她就过上了93岁的生日，说是其实比大伯大十岁（以前的说法是她比大伯大三岁），怕家里知道，不同意他们的婚事，就天长地久地隐瞒了年纪。

现在，综合来想，我宁肯相信自己的一个猜测，从老爸的性格和我自己的脾气来看，如果性格也流传有序的话，那么爷爷的脾气一定也古怪、易怒，像颗定时炸弹一样随时可能爆发。

他一定得罪过不少人，尤其是小人，因为他疾恶如仇的性格在我老爸身上保留得非常清澈。

而在那改朝换代的时间里，小人很容易窜到一个得意的位置，上下其手，大报其仇。

再不可能回来一个长辈，告诉我爷爷的真正死因。爷爷不是名人也非要人，只是一个还算有学问有性格的旧知识分子。这样的人死去了史书上不会有记载（我翻检过大量相关地方志和地方文史资料选辑），当时的报刊上也不可能有深度报道，到最后民间再没人记得。

爷爷没有经过公开审判，就在一个晚上被拉到野外枪毙，时间是1951年4月1日。那一年，全国类似的执刑还有数十百万。死者的子孙，有的也许和我一样，在苦苦追查自己爷爷的死因，但大多数人，早就失去了探究的热情，他们宁肯兴高采烈地讨论三流明星自杀的新闻，也不会关心自己爷爷为什么无辜或有辜地死去。

怎么评价潘金莲

(2011-07-2410:48:28)

转载标签：杂谈

潘金莲是一个由婚外情导致杀夫的女人，围绕着她总是争议不断。争论的焦点是她的婚外情有没有反封建的意义：“川剧《潘金莲》上演后，从南到北，场场爆满。休息室里议论纷纷，座谈会上争着发言。全国近四十家报刊发表评论，褒贬不一。‘导致杀夫悲剧（注意：潘金莲的不幸与沉沦不是悲剧！）的祸因，并不在于这种婚姻本身，而在于潘金莲本人的内在因素’，这意思就是：潘金莲理应与武大郎白头偕老，只因她生性淫荡，方导致家庭的破裂和犯罪。一位同志认为这场家庭悲剧是‘第三者’西门庆造成的。北京的一些剧作家认为，剧的主线通过潘金莲的沉沦与堕落，指明整个封建社会、一套封建礼教逼使妇女犯罪。上海的评论家胡伟民同志说：‘《潘》剧不仅是对施耐庵的挑战，而且是对整个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中的封建糟粕的挑战。’《潘》剧的观众正是有鉴于此，才高度评价了《潘》剧的进步作用的。但是，尽管《潘》剧是反对封建婚姻而不是否定一切婚姻，是谴责而不是宣扬淫乱，仍然有个别评论家担心它会‘对现在的家庭伦理道德带来冲击’。那么，这种极易受到进步思想冲击的‘家庭伦理道德’属于什么性质，不是很值得怀疑吗？”（刘宾雁：刺向封建幽灵的利剑——评川剧《潘金莲》，《人民日报》1986.07.14）战，她成了反对封建礼教的英雄。她既不是坏人，做的也不是坏事。我认为还是第二种立场最公允，因为第一种立场忽略了潘金莲犯婚外恋错误的制度因素，如果她当初能自由选择结婚对象，她绝不会选武大郎；如果她能自由离婚，她也许不会去搞婚外恋并且杀夫。第三种立场夸大了不同制度中婚姻道德的差异，换言之，无论是封建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婚外恋都是坏事，不能认为在现代社会婚外恋是坏事，在传统社会中婚外恋因为反传统就成了好事，搞婚外恋就成了挑战传统婚姻制度的反抗，搞婚外恋的人就成了反传统的英雄。

一个女人被强行派给不般配的男人作妻子，于是搞了婚外恋，并且杀了丈夫。这种行为该如何评价呢？应当分几个层次来分析：首先，杀人是犯罪，这在什么性质的社会都是不允许的，不可以说在现代社会杀人是犯罪，在传统社会杀人就不是犯罪。

其次，潘金莲的婚外恋从来都是只被痛骂（小说作者的态度），被惩罚（武松杀掉奸妇嫂子）的，但是评价潘金莲的婚外恋有三种不同的立场：德’属于什么性质，不是很值得怀疑吗？”（刘宾雁：刺向封建幽灵的利剑——评川剧《潘金莲》，《人民日报》1986.07.14）一个女人被强行派给不般配的男人作妻子，于是搞了婚外恋，并且杀了丈夫。这种行为该如何评价呢？应当分几个层次来分析：首先，杀人是犯罪，这在什么性质的社会都是不允许的，不可以说在现代社会杀人是犯罪，在传统社会杀人就不是犯罪。其次，潘金莲的婚外恋从来都是只被痛骂（小说作者的态度），被惩罚（武松杀掉奸妇嫂子）的，但是评价潘金莲的婚外恋有三种不同的立场：第一种立场是作者的立场和武松的立场，认为潘金莲是一个坏人，做的是坏事，无可同情之处，只能处死并遗臭万年。第二种立场是《潘》剧作者的立场和上文作者的立场，认为潘金莲有可同情之处，那就是结婚的不自由和离婚的不自由，不是她人坏，而是制度坏，她虽然做了婚外恋这样的坏事，但是并不会仅仅因为婚外恋就成为坏人。所以她的行为值得同情。第三种立场是反封建立场，从这个立场出发，潘金莲除了不该杀人之外，她的婚外恋是对封建婚姻关系的挑 第一种立场是作者的立场和武松的立场，认为潘金莲是一个坏人，做的是坏事，无可同情之处，只能处死并遗臭万年。

第二种立场是《潘》剧作者的立场和上文作者的立场，认为潘金莲有可同情之处，那就是结婚的不自由和离婚的不自由，不是她人坏，而是制度坏，她虽然做了婚外恋这样的坏事，但是并不会仅仅因为婚外恋就成为坏人。所以她的行为值得同情。

第三种立场是反封建立场，从这个立场出发，潘金莲除了不该杀人之外，她的婚外恋是对封建婚姻关系的挑战，她成了反对封建礼教的英雄。她既不是坏人，做的也不是坏事。

我认为还是第二种立场最公允，因为第一种立场忽略了潘金莲犯婚外恋错误的制度因素，如果她当初能自由选择结婚对象，她绝不会选武大郎；如果她能自由离婚，她也许不会去搞婚外恋并且杀夫。第三种立场夸大了不同制度中婚姻道德的差异，换言之，无论是封建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婚外恋都是坏事，不能认为在现代社会婚外恋是坏事，在传统社会中婚外恋因为反传统就成了好事，搞婚外恋就成了挑战传统婚姻制度的反抗，搞婚外恋的人就成了反传统的英雄。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3d53360102dskn.html)- 性史有趣资料之六：怎么评价潘金莲_李银河_新浪博客

分享到:

QQ空间

腾讯微博

腾讯朋友

慈母与荡妇：女性偶像的黄昏

人类母亲偶像的通常有三种使命：生命的赋予者、对生命的呵护（母爱）以及对人间苦难的拯救。观世音菩萨就是如此，她对华夏民族的意义已经超越了佛陀，如同圣母玛利亚超越了耶稣。这位东亚母亲是拯救苦难和鼓励生殖的首席救星，她响应着男权社会发出的最热烈古怪的呼声。有许多证据表明，正是东传的耶稣故事成为远东地区观音形象的母本。这位仁慈的拯救者最初是个身穿白袍的男性，而后才逐渐变性，转型为华夏社会的伟大母亲。

与此相对的妈祖则是海洋社会的偶像，在她的命名里，包含着“所有妈妈的祖先”或“第一个妈妈”的语义。她居住在自己的庙宇里（有时也在佛寺和道观中安身），并在华语地区受到广泛祭祀。妈祖拥有色彩艳丽的偶像，却拒绝提供独立的僧侣、仪典、经文和教义。这完全符合民间母亲宗教的基本特征：停留在情感和经验的层面，保持着单纯天真的容貌，并且拒绝向过于思辨的神学升华。

对妈祖大规模崇拜的香火，是由明朝太监郑和所点燃的，而其精神动力则来自他的孤苦童年。郑和早年丧失双亲，为此，他毕生都在寻找母亲的代码，并执意要为其打造最富丽堂皇的神殿。据福建沿海的民间传说称，郑和在建造妈祖庙时曾见到一位乞丐老妪，容貌酷似他的母亲。他为此收养了她，并专门建造了一幢云南风格的木楼“母亲楼”供其居住。该楼直到上世纪30年代才轰然倒塌，被历史的尘土所吞没。这是妈祖的另一个人间影像，她佐证了母亲偶像的非凡意义：只有她才能慰藉受难者的孤寂灵魂。

观音和妈祖就这样平分了大陆和海洋的地理空间。她们是高贵的呵护者、所有中国男人的母亲和民间关爱的最高代表。这是传统社会给我们留下的精神遗产。在那些苦难迭起的岁月里，她们坐在香火缭绕的大殿，永恒守望着中国人的芸芸众生。

但在她们身后，近现代中国并未产生新的母亲偶像。观音和妈祖闭合了新母亲偶像的创造机制。中华民国制造过“总统夫人”的偶像，她在美国国会的演讲一度成为传奇。此后，红色意识形态系统又推出的“国母”和“大姐”等新阶级贵妇群像，指望她们能够成为道德楷模。

与此同时，救火女英雄向秀丽、内战女英雄刘胡兰，以及劳动模范郝建秀等等，从更为平凡的角度，汇入了女性偶像的炽热队伍。“文革”之后，在抹除了造反女英雄的记忆之后，新的知识偶像开始涌现，我们可以看到史良、林巧稚和谢希德等人的身影。在一个知识救国的时代，这些“居里夫人的中国姊妹”，为饱受惊吓的民众提供了走向现代化的希望。

但是，官方宣传谱系并不能把这些文化精英有效地升格为大众母亲偶像。她们的影像稍纵即逝，无法抗拒时间的瓦解力量。只有那些以“祖国”“人民”“故乡”和“黄河”等命名的抽象事物，热烈响应着中国人的恋母情结。但这同样不是真正的母亲偶像，它们只是一些母亲的概念代码，散落在崇拜者的四周，装点着人们的幸福生活。雷锋抄写的“山歌”证实了这种代码的存在。我们听到了一个年轻士兵对母爱的真诚呼告，他在歌唱中不倦地寻求政治孤儿的心灵慰藉。

我无法在此详尽地回顾中国社会偶像的演变历史。我只想扼要地指出，经过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的多次文化变异，它业已完成了母权偶像（如弄权的悍妇吕后、武则天和慈禧）→情欲偶像（西施、赵飞燕、王昭君、貂蝉、杨玉环、陈圆圆同祝英台、七仙女与白娘子等）→贱妇偶像的战略转型。这意味着端庄的母亲偶像，已经退出中国文化的阔大舞台。

2006年新浪举行的文化偶像评选表明，在所有那些女性中间，除了情欲型偶像，我们没有看到任何母亲偶像的踪迹。但事实上“母亲”并未彻底蒸发，只是它与人的相对位置发生了改变。人与偶像的垂直关系消失了，出现了一种全新的水平关系：由于资本逻辑的作用，母亲急速下降到了情妇的级位，她们从神位上走下来，悄然溜入了男人的卧室。这种剧烈的结构转换引发了母亲偶像的死亡。在偶像的暗淡黄昏，母亲的爱意瘫痪在了情欲泛滥的现场。

在贵妇型母亲死亡之后，“贱妇”开始大规模涌现，她们的性感身影遮蔽了母亲的衰老容颜。台湾政界“贱妇”璩美凤一脚踢开了华语传媒的大门。继那些性感歌星、影星和球星之后，这个政治阴谋和性文化的双重受害者，摇身变成利用性形象进行自我形象塑造的高手；而在广州，一位年轻女人以“博客”的方式展开自我性隐私曝光；某四川女歌手利用“性丑闻”来自我炒作。在她们的四周，环伺着赛金花、柳如是等诸多下半身偶像。她们从历史传说的粉红色尘埃里复活，与“新生代”性工作者一起，充当文化荡妇的代言人。她们在本质上与生殖与守护无关，而是成为一种纯粹的身体型代码，为华语地区男人的秘密情欲提供服务。

所有这些迹象都已经清晰地表明，官方媒体严肃的规训化声音，无法满足日益高涨的娱乐需求。公众渴望民间丑角的诞生，并且对每一个自我献身的“呕像”作出热烈反响。2005年，是中国文化史中最奇特的年份之一。“芙蓉姐姐”、“程菊花”、“红衣教主”以及全体“超女”预备队，在短短数个月里大量涌现，形成巨大的大众文化风暴，令所有的观察者目瞪口呆。一方面是学术掮客大肆推销儒家经典，一方面是大众媒体炒作文化呕像，这种尖锐的对比，显示了后集权时代文化价值体系的严重分裂。

人们已经看到，“流氓雀”裸身上网，孤身跟网友展开大战，而她年幼的孩子就在身边。

这种古怪的场景展示了一种崭新的母亲造型的出现。她是无畏的母亲，同时也是性感的女战士，奋战在口水飞扬的互联网沙场，给那些胆敢冒犯和辱骂的敌手以迎头痛击。

“芙蓉姐姐”的出现，引发了小规模的结盟浪潮。有报道称，她的拥趸们自称“小蓬蓬”，模拟金庸武侠小说，组成虚拟的“芙蓉教”，推举“芙蓉姐姐”为芙蓉教主。这是“哄客社会”诞生的重要迹象。这种蓄意的幕后炒作的成功，意味着炒作者完全掌握了大众心理的秘密。

看过程菊花舞蹈视频之后就会发现，这是一个罕见的自我献身的丑角，应大众媒体的娱乐需求奋然出场，以呆傻可爱的形象，从她的古怪“道具”——一种蛹状的呼啦圈里脱茧而出，完成了她对于娱乐群众的献身，成为引逗大众爆笑的杰出明星。菊花的这种“蝶化”，似乎是所有丑角明星诞生的戏谑性象征。

在这场轰轰烈烈的闹剧里，电视、平面媒体和互联网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们以花脸代替花旦，以呕像替换偶像，用愚乐取代娱乐，进而以丑女经济代替美女经济。自从内地进入周星弛式的娱乐时代以来，历经大约八年的反讽式话语的炼制，中国大众文化突然发生了剧烈的价值飞跃。它不再是精英文化的附庸，而是要独立自主地开辟反偶像和反美学的奇异道路。

然而，丑角时代的真正主角，既不是丑角本身，也不是大众媒体，而是那些渴望民间丑角诞生的娱乐群众。他们对每一个自我献身的呕像做出热烈反响，以期从他们那里榨取最大的“娱值”。他们汇聚成庞大的“哄客社会”。“哄客”是针对文化丑角的新式消费主体，享受丑角带来的狂欢，并通过收视率和点击率进行投票，在互联网上表达意见，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他们的趣味决定了“丑角经济学”的收益，也决定了丑角的命运。在某种意义上，哄客是丑角的同谋，但他们的叫嚣却是丑角时代的最强音。

侏儒式的巨人，面容丑陋的美人，举止粗鄙的淑女，身段走形的模特，技艺拙劣的舞蹈家，恐怖走调的歌手，文字恶俗的作家，这些丑角是价值倒置的英雄，向精英主义制定的公共审美尺度，发出咄咄逼人的挑战。尤其是那些歌者和舞者，冒着被耻笑的危险，以惊人的率真，展开电视－互联网抒情，引发公众无限惊叹。先锋艺术家甚至借此炮制了全新的刘胡兰雕像，乳房坚挺，无比性感，犹如一枚超级肉弹，击打着敌人的萎缩神经。

正是资讯时代的电视和互联网，向小人物提供了无限多的机遇，使城市草根有自我书写的契机。从“芙蓉姐姐”和程菊花的故事里，人们可以探测到“阿甘正传”的诸多元素：她们看起来都有点呆傻，但并不伤害他人；她们都喜欢自言自语，热衷于炫耀自己的身体；她们的舞蹈（歌唱）跟阿甘的奔跑有着惊人的相似点：没有任何“技术含量”，却饱含着被人关注的渴望。

这里蕴藏着一种近似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语法，而正是这语法导致了“芙蓉”们的荣誉转型：从一个令人发笑的丑角，摇身变成全新的励志偶像。据说她表情端庄，登上北京大学讲坛，向学生们发表演讲，恳切地宣叙人生的哲理，以及她个人艰难奋斗的感念，并再度展示了自己的“S”形造型。尽管这只是一种商业炒作的噱头，却提供了主流体制改造丑角偶像的广阔前景。它预示着一种体制化的奇迹：国家有足够的力量来规训丑角，把她们变成符合规范的新人。

主旋律电影《建国大业》，令人意外地展示出老式偶像翻新的努力。在这部票房空前的国家大片里，再现了“国母”宋庆龄的光辉形象。她与伟大领袖“促膝谈心”的身姿，重现了这个前母亲偶像的传奇魅力。但它只是稍纵即逝的印象而已。这个记忆中的旧时代偶像，已经无法被纳入当代趣味的框架。在即将推出的《建党大业》中，借助伟大领袖的情侣和妻子，策划者企图重蹈这个华丽的覆辙，完成其修复官方道德偶像的意图。

女性偶像的性感化、情欲化和纵欲化，阻止了母亲偶像的复苏与诞生。符号资本主义的市场游戏，就是把情欲变成有效的文化商品。它需要制造大批人工偶像，来完成情欲营销的使命。母亲偶像妨碍了情欲的表达，她们必须被悬置或遗忘，借此为“荡妇”偶像的生产和推销腾出位置。在“荡妇”流水线的尽头，我们看到了无数情欲消费者的身影，他们是肉体叙事的最大买家，维系着欲望市场的可持续繁华。

母亲偶像的缺失，并不意味着中国人个体人格的普遍成熟，恰恰相反，它隐含着一种失去社会平衡的心灵危机。在母性偶像的关爱、劝慰和软化功能萎缩之后，管制日益严厉的父性体制，将变得更加坚硬、无情和粗暴；而另一方面，作为“文化之父”的鲁迅，像一座永恒的精神摇篮，滋养和激励着愤怒的青年。一些互联网的观察报告已经证实，在不公正指数急剧上升的严厉现实中，这种浸透着仇恨汁液的抵抗，早已成为BBS的基本话语母题。母亲偶像的死亡，不仅为父式官方威权提供膨胀空间，也为暴力化的民间话语反叛，开辟了汹涌广阔的道路。

本文写于2007年

发表于《新世纪》周刊2010年第12期出版日期2010年03月22日

在此发布时，有所改动

蒋友柏:不反省的公益

(2011-08-0418:19:24)转载▼标签：蒋友柏不反省的公益杂谈分类：人物聚焦

不久前, 女儿的学校举办了一场"卖书会" 。其表面目的是在推广"阅读" 与"书本" 的价值, 但因为想要"促销" 而加入了"买书就送下午茶兑换卷", 让本来还有点正面价值的活动, 变成了没有存在必要的商业行为。这种attachment也让我女儿经历了人生中最早的朋友背叛-- 因为想要得到"书", 或者"下午茶卷", 让小学2年级的学生有了借贷的行为。这一种"简单" 的互相利用, 也让我与女儿看到很多的小孩与父母是完全不重视”教养” 的—只是一味的专注在”教育” 的专研, 却忽略了做人的基本价值。当我女儿因为据理力争而受到排挤时, 我问她, 未来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并提醒他, 如果要成为一个想买"书"时不需要与别人借钱(或骗钱)的”有钱” 人, 就必须做好自己, 而不被周遭的”便利”所影响。

因为,只要做好自己, 该是你的, 就会是你的。

这一个”家中” 的对话,刚好可以反应台湾公益团体的问题。似乎,每一个公益团体都只会怨天尤人。(怨恨天灾为何发生在台湾外, 也抱怨台湾的大众不积极的对在地的公益团体捐献)但是, 不愿意捐献的原因, 也就是因为本土的公益团体, 只会complain, 但却无法建立真正让社会信任的”捐献标的”与”参与理由。反观日本, 大众愿意捐献, 愿意投资, 因为潜意识里, 我们知道, 钱比较不会被乱花, 也比较不会进入私人的口袋, 所以捐献的成效会比较有意义。再加上与有规划的重建进步社会相比, 本土的小额临时性的”助养” 似乎没有让人有参与的格局。

身为商人, 在还没又赚到花不完时(营业额又还不需要利用捐款来结税),以资本主义的概念来解析公益,会比用”大我”的角度来分析较为简单。日本救灾捐款与本土小额助养的对比关系, 就如同要求市场出资帮助碰到问题的Apple,会远比跪求投资者(不是投机客)参与投资银行的私募要容易许多。这是,在格局与信用不同调的状况下会发生的自然且合理的结果。似乎在台湾, 非宗教类的公益, 惯性的认为, 只能把自己也定位为弱势团体,藉由吸收不稳定的施舍, 来帮助比公益团体更弱势的弱势团体。在商业丛林中, 就算弱者结合了弱势, 还是得不到资源。这也与我女儿所碰到的问题一样....多数的"社团" 只注重"教条” 与”荣誉”,却无法提供俱感染力的”教育” 和”养成”。

反观世界级的公益团体, 不论是GatesFoundation,14group...都是以顶级的商业手法在经营。

也不会在日本或其它天灾后, 藉由媒体, 呼吁社会资源分配要公平。其实,只要多花点时间,多用点创意, 就可以建构自食其力的公益模式。我一直相信,只要自己做的好, 自然就会建立起文化。一旦有了文化核心, 就会有发言权。而以发言权辅以真实,社会就会被感染。当感染化为感动时,资源就会进来。

格局大一些, 就会知道, 资源永远不会公平的分配;信用多一点, 就会得到, 本来就存在的资源。

夜色深处有官人

老愚

夏天也无非就是这样，姑娘的裙子短了，男人的眼睛长了。

有一种人的生活从夜晚开始。他们一天的奔波好像就是为了这个时刻。包间里窗帘低垂，吊灯高悬。开衩小姐静水一般安详、可人，让人产生不由自主的尊贵感。

茅台就是酒，酒就是茅台。台面上，依次写好了牌子，书记，市长，局长，老总等等。

牌子之间有空挡，那是一张张会笑的脸。大杯，中杯，小杯。白酒，红酒，啤酒。

最重要的人来了，满屋一片恭恭敬敬的寒暄。目送其人落座，其他人才把屁股放在自己身下的椅子上。菜次第排开，如同受检阅的方阵，赤橙黄绿青蓝紫，服务员轻盈得如同蚊子，徐徐斟酒。

开场白一定是一号首长旁边那位：“今天，首长百忙之中抽出时间，跟我们共进晚餐，非常感谢。让我们举杯祝尊敬的首长身体健康！”众星捧月一般，人们把身体和酒杯伸向首长，首长含笑而饮。这一敬，气氛立马活跃起来。然后，按照官阶高低，依次向至尊敬酒。

有酒无言不成席。首长旁边往往会坐一智者模样的人，头发光亮，西装革履，投手举足拿腔捏调，让人刮目相看。此公穿针引线，诱使首长发表重要讲话，引导大家找准赞美首长的方向。

我见识过一位高手。他有鼓舌而歌的本领，在侃侃而谈国家发展战略之余，突然大声说出了心里话：“我有个感想，凡是能做到首长这个级别的，都是民族精英。”慷慨激昂，身体绷得笔直，余光盯着首长的反应，见全场鸦雀无声，一律做虔诚状，便端起酒杯，自己斟满，面向满脸油光的首长，“我敬您，我干了。您随意。”双手举杯，弯腰若干度小心跟首长碰了，站直，一口吞了。还在咀嚼妙论的人们，开始了又一轮敬酒仪式。在踊跃虔诚的敬酒中，首长面色渐渐红润，谈吐愈机敏，声调越发高亢，抒情。他会挥手劝告大家，请便，请用菜。

让人不爽的是命令型首长：“你给我喝！你也喝！”一帮下属诺诺而饮，比谁脖子仰得角度大，看谁喝得痛快。此类官员往往做座山雕状，喜欢山呼万岁。这样的酒局，常常让那些不擅应酬的头疼，他不知道上司的哪句命令必须执行，哪道可以打折扣，哪道可以嘻嘻哈哈消化掉。干！干！干！一杯杯下去，东倒西歪，口吐白沫，上司乐了，看到部下丑态百出，他似乎剥掉了他们的裤子，心里油然而生某种施虐的快感。

最可怕的是大发酒疯的。他频频举杯，一会儿就摇摇晃晃，晕晕乎乎，脸如醉枣，人如垂柳。某部队高官有事求人，拿了一瓶茅台，跟每个人干，而且是连续性狂干，陪同的某单位四条大汉腻腻歪歪，仅有的一位老美女强撑着应付。此高官已经迷迷糊糊了，还喊着“陪我喝酒，喝啊！”晃晃悠悠端起杯子窜访另一屋，逼刚才陪过自己的主人跟他喝酒。一进去，就用双手揣摩主人朋友的脸。杯子举着举着，人就歪在地上，做呕吐状，服务员忙搀扶进卫生间，好久才腰杆笔直地出来。主人豁出去了，问他还有茅台吗？“有啊，怎么没有！”他往门外喊：“小李，下去拿酒。”他挥手唱道——“一瓶，两瓶，三瓶，要几瓶有几瓶。”主人故意问：“你的是真的吗？”他一拍桌子：“他妈的，谁敢给我送假的？”

陪酒的醉，还能克制，他们似乎在喝醉时还明白自己是下属，一般都是悄悄倒下去，胡言乱语几句就被人抬走。首长喝高了，酒力发作，饭桌就成了表演大舞台，有大讲荤段子的，有声情并茂朗诵《长恨歌》的，有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大家都得陪着，假装首长未醉，迎合，应和，欢呼，拍手，直到他倒下去。

名贵的菜，象征性吃一下，就被新菜替代了。酒和水消耗了不少，有的人真喝，有的人假喝，矿泉水便派上了用场。

最好的情况是，不喝酒的首长文艺细胞发痒，抓过歌舞伎的手风琴，拉一曲《摘苹果的日子》，或者走上前去，和歌女肩并肩唱一曲《不曾苟且》。

筵席散得很突然，首长端详手机神情骤变，酒局就散了。簇拥首长到小车旁，看着他坐好，车门关了，再挥手伸脖子做深情告别状。汽车驶出视野，大家松了口气，月色正好，腹中空空。清风吹拂的夜晚，因为他们而难以安静。

唐辛子：日本产妇不坐月子

2011年8月5日13:30

来源：凤凰博报

收到一封叫“小何”的网友来信，如下：辛子姐：

您好！

因为我和老婆今年准备要孩子，但是最近因为在产后坐月子上的一些问题，产生了一些争执。我认为坐月子不能洗澡，不能洗头等这些都是不科学的，因为我看到过有朋友写他在美国生孩子后经历，护士对于我们所谓的这些“坐月子”传统感到十分的惊讶和不理解。我知道您家的小朋友是在日本出生的，如果方便的话能否借您的视角分享一下在日本产后的一些经验，谢谢！

您忠实的读者：小何

我给小何回信说：“几年前我给国内的亲子杂志《妈妈宝宝》写过一段连载的专栏，曾经谈到过这个问题。等我将文章找出来，再综合你的询问，贴去博客回答你。可以吗？”

下面是好几年前，曾经应亲子杂志《妈妈宝宝》的邀请写过的一篇约稿----“世界各国孕产大不同—日本篇”，全文近一万字，以下为部分内容节选，为方便博友们阅读，重新拟定了新的标题和小标题。

生孩子是自然现象，日本产妇不“坐月子”

1：日本产科医生对孕妇的体重控制很严格在日本，一般有公立医院与私立医院之分，而设有妇产科的医院，一般可以按规模和性质分为大学医院和综合医院，或者专门的妇产医院。我当年选择的是一家评价很不错的私立综合医院，因为这家医院保证孕妇的健康和隐私，妇产科与医院其他科室完全隔离，妇产科设置有自己的专用电梯和专门通道，孕产妇入院后均入住带卫生间的酒店式单人标准间。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这家医院没有让人讨厌的消毒水的味道，取而代之的是大厅右侧咖啡座里飘来的淡淡的咖啡香，还有轻柔的背景音乐和满眼的室内绿色植物，苗条的护士们身着粉色的漂亮制服满面微笑地在医院的过道中穿行，说是家医院，但给人感觉它更象家星级酒店。

从知道怀孕之后，我就开始每月一次去这家医院进行例行的健康检查。在整个怀孕期间，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这家医院的医生对于孕妇们的体重管理，在怀孕三个月的时候开始，责任医生便根据我的身高和当时体重，预算出从怀孕到出生，妈妈和宝宝允许增长的体重范围，医生的算法是这样的：

胎儿出生时体重一般为6斤左右，胎盘羊水一般为1斤左右，其他多余重量均为怀孕期间堆积起来的脂肪，而我的身高是163CM，体重104斤，按医生的要求，最多只允许将体重增加到112斤，也就是说去掉胎儿，胎盘，羊水的7斤重量以外，医生只允许我增加1斤的体重。

医生告诉我说，怀孕时控制体重，有三大好处：1：可防止孕妇中毒症；2：预防因胎儿过大而出现难产；2：方便产后的体形恢复和子宫，阴道的还原。

怀孕第六个月时，因为过圣诞节，我一时高兴，多吃了点圣诞大餐，一个星期内居然体重疯长了4斤，结果给医生批评，被勒令减肥，甚至连每天必吃的水果，也被医生要求以西红柿，西兰花等蔬菜来代替，因为医生说：水果含糖份过多，孕妇多吃容易发胖，而蔬菜富含更多维生素，热量和糖份却基本为零。

除了严格的体重管理之外，医生还要求我进行产前体能训练：每天早晚散步至少一小时，托医生严格管理的福，直到女儿MII出生前的一星期，俺挺着大肚子依旧健步如飞，走上二小时也不感觉劳累，手脚也没有任何浮肿的现象，甚至从背影看，都根本看不出一丝孕妇的迹象，在躺上分娩台后，半小时便顺利生下了健康可爱的女儿MII。

这儿补充一句：并不是每一家日本医院都对产妇的体重控制严格，但是，绝大部分日本妈妈在分娩之后都身材没有什么变化，怀孕的时候就是肚子隆起来，分娩之后也就是肚子瘪下去而已。相信这和日本人的饮食习惯及思维方式有关，日本料理可以说是世上最清淡的料理，而且，日本人从来不认为女人怀孕了就应该补这补那，一切都很听其自然。

在生下MII的第二天，医生就对我说：只要身体允许，不必老是躺在床上，可以下床去走廊上散步活动活动，而且也可以开始每天洗淋浴。对于日本人来说，每天泡澡就象每天要吃饭一样那么理所当然，产妇在身体的伤口愈合之前，虽然不能泡澡，但淋浴每天照洗不误，我就在自己住过的那家医院里，见过同一天生宝宝的日本妈妈，生下宝宝的第二天，便洗得头发湿淋淋地光着脚坐产房住院部的休息厅里吹空调，喝冷饮，当时，刚来日本的MII 外婆看到了，十分大惊失色，说：这些日本人，怎么这么不爱惜自己！这样要生病的，刚生完孩子啊，还是坐月子的时候！

不过后来据我的观察，那些生完孩子便迫不及待将自己洗得湿淋淋的日本妈妈，并没有因此而生病或落下什么后遗症，相反还健康得很，而且日本也没有孕产妇忌生冷这一说，例如我生下MII的第二天，医院特意为几位新生儿妈妈准备了法国料理进行祝贺，在送进我房间的法式料理餐盘中，除了冰镇鲜果汁外，甚至还有香草冰淇淋作为餐后甜点。

2：回归自然，以最原始最自由的姿势来生下自己的孩子日本的一些产科医院的理念，还十分具有特色和个性。例如曾经看过一个电视专题报告，说有一家私人妇产专科的院长，多年来一直推行“自由体位分娩”理念，这家医院的分娩室，是一间在日本最常见的宽大的塌塌米房间，医生让产妇在塌塌米上以自己感觉最自然的姿势将孩子生下来，此外，医院院长甚至还在自己的医院里搭建仿古场地，里面放上各类古老的劳动器具，让孕妇们每天定时在里面劈柴烧火，跪着抹地等等，这位院长说：现代文明和高科技，让孕产妇过于娇气起来，而实际上女人生孩子，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而且这位院长认为自然的体力劳动可以培养孕妇的体力并增强孕妇的体质，让宝宝们出生的时候更加自然顺利。

现在日本赞成“自由体位分娩”的人越来越多，有不少私人医院特别是私人妇产专科，都备有“自然分娩”的塌塌米和室，当孕妇选择了“自由体位分娩”之后，助产妇会提前给孕妇夫妇二人“上课”说明要领和注意事项，因为在踏踏米上的自由体位分娩，产妇们从阵痛到分娩，完全按自己和腹中宝宝的需求，或跪或坐，或趴或站，直到孩子诞生，都需要丈夫的给予的力量与帮助，这样给人的感觉更象是夫妻二人一起生孩子。赞成“自然体位分娩”的产科专家们认为：目前在世界上占主流的“仰卧式分娩法”是不科学的，会妨碍母体与胎儿出生时的正常用力，甚至人为造成难产。而且这些产科专家们还认为：世界上没有一种动物会象人类一样四腿朝天地生孩子，人类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应该回归自然，以最原始最自由的姿势来生下自己的孩子。

日本的准妈妈们在生下宝宝出院之后，还有回娘家的习惯，时间一般为一个月左右，娘家近的一般出院后直接由娘家人接回家，远些的干脆就选择回娘家待产，这就是日本人常说的“里帰り出産”，因为在刚生下宝宝的第一个月里，妈妈们难免手忙脚乱，而这个时候能够毫无顾忌地帮手的人，只有自己的母亲。当然也有好婆婆们会象照顾女儿一样照顾媳妇，不过只要自己的母亲还健在，大部分刚刚生完宝宝的新妈妈们，依然会愿意回娘家去住上一阵子。所以说，日本的妈妈们其实也是有“月子”的，只是她们的“月子”性质和我们中国不一样，中国人是“坐月子”，而日本的妈妈们呢，则在她们的“月子”里重新回到自己的母亲身边，再做回了一次妈妈的女儿。

最后这一段话，写给网友小何：

小何，上面是关于在日本孕产的一些介绍，不知道是否对你们夫妻俩有帮助。关于中国人的“坐月子”不能洗澡不能洗头等，除了源于传统的中医理念，还因为过去中国人的洗浴条件差，特别是中国农村，至今洗浴条件不好的地方也很多，这样的地方，与卫生相比，当然会首先看重产妇的健康，千万不要因为洗头洗澡而吹风受凉，所以，从这点而言，产后不能马上洗澡洗头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你们在城市，有好的沐浴设备和洗浴条件，我认为完全不必顾忌这些传统习惯，因为人的生活习惯，受环境制约，但也应该因环境而改变，这样才是自然的。

郑若麟：当“巴黎情结”缠绕中国富翁的心头

来源：凤凰博报责任编辑：2011年08月09日18:45【评论0条】字号：T|T

不久前，胡润百富报告称法国成为中国百万富翁的“首选旅游地”，这使我产生不少联想。

中国富翁似乎确实有着一种“巴黎情结”，对巴黎情有独钟。我在巴黎就邂逅、招待过一些“富豪”，出手确实不同凡响。曾有中国一位国家级官员(政协副主席)因私人事务途经巴黎，我去拜访，也就住在来往巴黎的朋友都知道的148：位于郊区“犹太城”的使馆招待所。而陪同前来的一位富翁，则住在凯旋门广场附近的“拉斐尔”四星豪华级大饭店顶层的复式套间。

更令我印象深刻的，是这位大富翁的公司当时正在与法国的合作伙伴因涉及产品专利的问题而在打官司，因此问我能否请几位中、法记者聚一聚，私下沟通一下。这在法国是非常流行的做法，即在轰动性新闻爆发之前，先透个底给记者，当然更重要的是影响记者的观点和立场。用记者的流行语就是开一个Off的新闻会，即不供发表、仅供参考。在这种场合，能够了解到很多内幕。这在中国官方是很少做的，但中国的富翁却已经凭着自己经商的本能，理解并开始做起来。当时时间非常紧，也就一天。我担心我认识的一些法国著名记者可能早就另有安排。法国的名流和上层见人都要事先约会的。越是出名地位越是高者，约会的期限就越长。你要见我一面？可以，三周以后。我曾有过一次约到三个月以后！不料，当我告诉他们这位富翁的名字和约会的地点时，好几位大名鼎鼎的法国媒体人都专门改变日程而赶来与这位中国的“暴发户”见面。当时我感叹，有钱能使鬼推磨，原来是一个普世真理啊！

大约两、三年前，我曾与一位专门安排法国高档旅游的朋友聊过天。她透露，中国的富翁现在到巴黎，主要还是常规旅行，还没有像她所接待的那些俄罗斯、美国、阿拉伯世界的巨富，乘坐私人专机、居住私人寓所、出入的是私人宴席……甚至连购物也是“私人的”：即一些高档豪华品牌为他们专门安排不对外开放的私人销售。不久前我再次与这位豪华旅游高管偶遇，她兴奋地说，她的顾客名单上已经开始出现中文名字。

我好奇地问，中国富翁都对什么感兴趣，“这是职业秘密，”她眨了眨眼睛说，“大题上来说，他们钟情的，是首饰、名酒和路易·威登、爱玛仕等服装和箱包……”。“现代艺术品市场呢？”我问，这也是当代升值空间最大的领域之一，法国的富翁如路易·威登公司的老板、世界第四富翁贝尔纳·阿尔诺就专门投资一些当代艺术家，在大量收购他们的作品后，再将其造势成名，特别是通过特殊手段将他们的作品收入国家级的博物馆，使其价格飙升，利润极为可观，而且不用纳税！最近因索菲大饭店性侵案而闹得全球闻名的法国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斯特劳斯—卡恩的妻子，就是出身在一个现代艺术品交易商的家族。其祖父就是通过买卖如毕加索一类画家的作品而暴富！“在这个领域，中国大陆来的富翁似乎一点儿也不敏感，”这位了解中国富翁巴黎行踪的旅游高管说，“他们也很少参观卢浮宫或奥赛博物馆。

但他们嗜好到波尔多最著名的酒庄品酒，而且常常一开口就要将对方买下来……”

难怪法国一些“贵族”瞧不起中国的富翁。曾有一位法国奢侈品商在电视三台一档文化节目上说，“中国人都是一下暴富起来，没有品味，没有文化。虽然买得起我们的东西，但是我们不会请他们到家里赴宴。”不知这位法国商人的话是否会令那些在香榭丽舍LV旗舰店门口顶着烈日排队为法国奢侈品商送钱的中国人热度更高？不过我以为这并非中国富翁们的“错”。我们经年累月对海外文明有着一种畸形的视角：对其深层思想的内涵往往漠然，但对其物质上的有形硕果则欣赏之至，而且学得很快。记得老舍的不朽名剧《茶馆》里有一句令我至今记忆犹新的台词：“大英帝国的烟，日本的‘白面儿’，两大强国侍候着我一个人，这点福气还小吗？”这种心态今天换成了LV的包、拉菲的酒、CD的香水和劳力士的表，仅此而已。

在巴黎我不仅采访过富翁，也曾遇到顶级高官的来访。令人无奈耸肩的是，中国高官的一些夫人来到巴黎，不去慈善机构、不访博物馆，却常常留恋于奢侈品厂商或高档品商家，令人暗暗感叹修养的缺乏。但这也同样不能怪她们：当全民崇拜西洋奢侈品的时候，怎么能想象高官夫人们独善其身呢？不过，有些富翁已经开始在巴黎寻访当年火烧圆明园或八国联军侵华时，法国官兵从中国掠夺的文物了。在一些巴黎拍卖场，中国文物往往被中国人拍走。

这也是中国富翁们为己谋利的同时也为国贡献的一个例子。

现在新的“巴黎诱惑”又出现了：高档房地产。巴黎已经不再仅仅吸引中国的富翁前来旅游，而且已经开始诱惑他们前来居住。不久前我应邀参加了“巴纳斯高档房地产公司”在巴黎香街上的那家著名饭店“富凯”举办的早餐会。富凯饭店因萨科齐当选总统后邀请一批法国巨富在那里大肆庆贺“胜利”而成为法国暴富的象征。该公司总裁介绍说，继阿拉伯、美国、日本和其他欧洲国家之后，中国富翁开始将视线转向巴黎的高档住宅。

巴黎的高档住宅是为全球富翁们准备的，一般都是在最好地段的房产，房子有新有旧，包括一些古老的石板楼房。巴黎的高档住宅价格不菲，每平米价格在12000到50000欧元之间，但升值空间亦大。虽然从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后总体上升值率比不上香港(升值70%)和上海(52%)，但也达到28%。特别是去年一年，当香港高档房产升值26%、上海16%时，巴黎升值20%，是一个很不错的数字。更特殊的是，巴黎高档房产价值比较稳定。2008年巴黎在危机中房产跌幅(—8%)小于上海(—10%)和香港(—23%)。这些高档房产一般都是超豪华的，如巴黎一区一套能够俯瞰卢浮宫的顶层复室楼盘，400平米加55平米带泳池的大平台，售价1800万欧元，平均42000欧元一平米。据介绍，这套房产不到一周就卖掉了。买主是何人，属商业秘密。惟一可以肯定的是，在巴黎高档房产买主的名单上，已经有了中国人。据透露，已经有几个中国富翁在巴黎购了高档房产。根据法国法律，购房款都必须有合法收入证明，以防“洗钱”。因此想来购房者应该没有“非法致富”的嫌疑……我想，中国的富翁与其将金钱抛在仅仅会“钱生钱”的股票、债券身上，与其在国内将房地产炒到平民买不起，不如趁西方今天财富在缩水的历史机缘，实打实地将巴黎一点一点地买下来。房产是个人财富中最为稳定的投资。西方是个金钱至上的社会。过去，法国特殊之魅力，在于视“社会承认”与财富同样重要。即认为一个人的才华得到社会承认的话，与赢得金钱一样重要。但今天，没钱，再有名也没用。因此，当中国人将半个巴黎买下来的时候，我相信中国人仰视西方的时代也就将会结束。更何况，纸币永远在贬值。将纸币换成巴黎、纽约、伦敦等西方心脏永远升值的房产，是“藏富海外”，与“藏富于民”不正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吗？

当然，前提是世界永葆和平和中国的强盛……

刘瑜：给理想一点时间

进入专题：心灵小语

●刘瑜（进入专栏）

你相信头脑还是心灵?一次聊天中，一个朋友问。

我说我相信时间。

总结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原因时，一个经常被提及的原因就是“国民党没有开展土改”，因而失去了农民。相比之下，共产党土改搞得轰轰烈烈，打土豪，分田地，翻身当家做主人。

农民分到了土地，于是参加革命保卫胜利果实。

其实严格说来，国民党在大陆期间也不是没有土改愿望。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理想众所周知，蒋介石政府从1930年颁布《土地法》到1946年《绥靖区土地处理办法》，从浙江“二五减租”运动到蒋经国赣南土改实验，也并非没有意识到“平均地权”对于争取人心的作用。

问题在于，与“暴风骤雨”的暴力土改相比，国民党政府不但土改力度小得多，而且理念上更接近和平土改。所谓暴力土改，其实是自古以来农民起义的升级版，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统治，该杀杀，该分分。当然，既然是革命，就不单是起义，还有一整套革命话语和仪式来赋予其意义。于是“剥削”“翻身”“阶级斗争”这种陈胜吴广们没能想出来的词汇成为日常用语，于是有了“诉苦会”和“斗争会”这种制度创新。

而所谓和平土改，核心即赎买，政府用土地债券从地主手里买地，再让农民用数年分期付款的方式从政府手里低价买地，其好处是地主和农民可能“双赢”：农民最后得到了土地，地主则得到了资本。国民党在大陆期间没来得及也无力大规模推广和平土改，到台湾后推而广之，结果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加快了台湾的工业化进程;其间也有诸多不公，但一批地主通过土改实现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转向工商业，推动了台湾经济起飞。

既然更接近双赢，为什么和平土改反而常常没有市场?仔细想来，无非是因为它“慢”。

相比革命土改那种一夜之间“你的就成了我的”的变革方式，和平土改的政治利润低。一颗钻石放在你面前，一个人告诉你，你现在就可以免费得到它，另一个人告诉你，你需要十年分期付款才能真正拥有它，你跟谁走呢?

自由主义在整个20世纪被左翼或右翼激进主义围追堵截，以至一度节节败退，甚至今天仍难在民众中扎根扩散，根源也许就在于这个“慢”字。当激进主义向民众许诺立竿见影的变革时，自由主义许诺的只是漫长生长期之后的瓜熟蒂落。要造就翻天覆地的急速变化，激进主义的前提必然是“万众一心”和“同仇敌忾”，从而为一元化权威体制铺平道路;自由主义则意味着人人各自为政，只通过“看不见的手”形成合力。激进主义交给你一个救世主，而自由主义仅仅是将你交还给你自己。

然而，世上真有救世主吗?“一个强大到可以给你一切的政府，一定也强大到可以拿走你的一切。”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集体化运动，正是这一逻辑的证明。钻石捧在手里还没捂热，后来通通交到国家手里。到50年代末，台湾的农民实现“耕者有其田”，大陆却出现天灾人祸。那些死于饥荒的农民是否想到，他们的痛苦与当年打土豪分田地的痛快之间，是否有种隐秘的联系。

相信时间，就意味着相信除了千千万万人日积月累的努力，历史没有进步的捷径。对于渴望一夜之间得到解放的人们，这可真令人扫兴。在总结苏东转型之艰难时，一个解释是：制度也许可以一夜之间改写，但是企业家精神、商业头脑、市场意识，只有通过漫长的学习才能形成。对于急于宣布转型本身是个错误的人，显然又忘记了“时间”这个因素。20年后的今天，苏东诸多国家经济都逐渐步入了良性增长，再次证明时间的力量。

历史也许会以进两步、退一步的方式前进，某代人可能会在那倒退的一步中度过，但我相信，在所有的专制者中，时间是最专制的那一个。很多时候，人类一不小心误会了自己，把自己想象得太过聪明，或者不够聪明，而时间总是不徐不疾地将误会澄清。

1956年匈牙利政治风波后，总理纳吉因失去“立场”而被判决绞死。在庭审中，他拒绝法庭的宽大处理：“我知道另一个纳吉审判会为我平反，总有一天还会有对我的重葬仪式。”1989年6月16日，“总有一天”到来了，匈牙利举行了纳吉的重葬仪式，10万民众参加了这一仪式。纳吉相信时间，他赢得了胜利。

因为如果是我

(2011-09-0700:16:22)转载标签：杂谈

1

十二岁的孩子，出生时母亲因输血感染了艾滋，已经去世，他也被感染，与奶奶，父亲，继母生活，别的小朋友见到他就躲开。

吃饭时，他吃的菜由爸爸夹在碗里，吃火锅的时候，他吃了一会儿，凑了下身子看了一下锅，又坐下了，他爸说“你吃什么”

他端着碗怯生生地说：“粉条”。

爸爸意识到摄影师在，犹豫了一下，说“你夹着吃”。

他立刻说“不，你给我夹”

“夹吧”

他说“你给我夹”

继母在边上说了一句“夹吧”

他爸说“你就夹吧，没事嘛没事，叫你夹就对了嘛”

他迟疑着站起身，看了一眼锅，没伸进筷子，在离自己最近的汤的表面匆匆夹了一片菜叶，坐下来放在碗里，搅着。

桌面上没声音，他解释了一句“粉条没有了”

他爸过了一会儿，捞了一筷子粉条放他碗里。

看完这个纪录片，我们决定采访他。但一坐他对面，我就知道这采访的困难，他太敏感了，或者说，他承受的超过了一定的限度，但记者职责是要提出问题，如果问得不准确，时机不对，没有勇气碰禁忌，或者碰了之后掌握不住，都不成。有天看村上春树写非虚构类的《地下铁》，东京奥姆真理教在地铁施放毒气事件，他写非虚构远远不如写小说，可我理解他的拘谨，只有坐在受害者面前，才能理解那种压力------不管你再怎么想“不能伤害任何人”，但“置身的立场本身就有一种傲慢性”。

采访中他说看这个纪录片公映的时候哭了。我问“是不是吃饭那一段？”

“阿姨，姐姐，你怎么猜得这么准？”他意外地看着我。

我没想到他会问我这个，就据实说“因为如果是我，我也会很难受的”

他没说话，眼睛红了。

如果在以往，我可能会停下来，或者问下去，但不知道为什么，我看了他一会，说“……怕你心里受委屈……”，就低下了头，我不知道为什么掉眼泪的不是他而是我。

这句话后来我让编导剪掉了，这不是一个记者应有的反应-----不要在采访中妄加议论，更不应该流露太多的情绪，但我奇怪的是，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这句前言不搭后语的话，我根本没想过要说，它只是从心里浮出来了。

后来我翻看笔记，一个月前我看纪录片里吃饭这段时，写过“这真是天大的委屈，让他受了”。

在采访那刻，他问我怎么猜到时，这个问题唤醒我那瞬间的感受。

去“采访”这样一个孩子，无论如何都是一种“傲慢”的立场，唯一削减这个傲慢的方式就是投身于他的感受之中。

3

有读者留言中说“你现在在节目里‘我’多了一点”，是，他们看的很清楚，这需要警惕，有需要克制之处，但这种情况也出乎我的意外。

采访药家鑫案时，张妙母亲在房间里痛哭，她父亲跟我们说着话，我觉得没办法在这样的哭声里采访下去，问他“你不去劝劝吗？”

他说“没有用”脸上都是早被日日夜夜锤打扁了的无奈。

我坐一会儿，坐不住了，回头对摄像说“我去看看”。

我进屋抚摸着张妙母亲的胳膊，她已经有些精神恍惚，只是哭喊，没办法说话。张妙两岁的孩子过来，把他的塑料玩具递给我，说“给你，摩托”，我摸他脸，说“大宝贝，不是摩托，是奥特曼”。

我事后想，我为什么会去那个房间，为什么会这么说话，为什么会作这个动作，这是一种非新闻记者式的语态和动作，我的性格在日常生活里也不是一个很外露的人。为什么会这样，我不知道。

与药家鑫父亲交谈，他说到后来临刑前最后一面，药家鑫说要捐出眼角膜，他拒绝了，说“把你的罪恶全都带走，不要将来出了事别人再来怪我”

我低着头，用笔敲着手“你这么说他会难受的”

为什么这样？我也不知道。

采访完晚上写工作笔记“以往在采访中都随时控制内容和节奏，但这次我没有想到自己会对张妙的家人有这样的感觉，也没有想到会对施害者的“难受”有这样的感觉------最近采访感觉陌生的我，好象摆脱了律令，在自发地做出反应，在新闻调查时，我采访过比这酷烈得多的事件，但为什么我现在反而心里的动静这么大？”

我不知道。

“这种采访象在竹楂尖子上走”我在笔记里写“我把自己的心也放在这个密密的芒刺上”

4

昨天晚上跟一个朋友谈话，她一个亲戚，50多岁了，最近发生“天翻地覆”的事。“竟然包养了二十多岁的女孩，竟然怀孕了，竟然要离婚”

她说“我就是心疼他，二奶不是个好货色”

“你怎么知道？”

“他们告诉我的，没别的，就是年轻”

“你可以亲自了解一下，不要带判断，不要预设，去谈谈，可能对家庭对他都能是个帮助”

“简直是撞到鬼了，他是我偶像呢，英俊，有才华，善良，这次真是”

“不太有人会十几年一直撞到鬼，你可以象作家一样去问问他”。

我的朋友是一位心灵很丰富的人，也很善解人意，我理解她的震惊与创痛，只是对自身的感受往往会妨碍我们去感受他人。

“有个男人出轨了，”这是新闻，新闻只夺取“最奇特”的一面，“二奶怀孕了”“家族都反对”。

这是一个模式，卢安克说过：“不要把我们的认识弄成模式，因为模式只能让我们脱离生活。

反而，只有对认识的感受能带我们进入生活。”

文学是有所感受，揭示“最寻常”的一面------人心到底如何？一个男人“为什么”去选择跟一个“让人瞧不上”的女人在一起？家族“为什么”要反对？如果是我置身于他的经验，我又如何？

看看《安娜卡列尼娜》，这故事也只是男女情爱。

但托尔斯泰好象可以钻进每个人甚至动物的心里去活一遍，他并不美化他们，只是深化他们，不管哪个类型-----花花公子调情的满足感和身不由已爱上一个人之后内心的恐怖，一只猎狗接近野鸭子时折磨的乐趣，一匹马在起跑时只用运动表达的本能思维，老官僚的一丁点柔情和他妻子原谅他外遇的全部心理过程……不管他多么爱憎某人某物，但就因为他在理解上有同等的深度，所以人人都平等起来。

我在节目预告时写过，以前我采访不少艾滋感染者，自认为对他们的处境有些了解，但看了赵亮这个纪录片，觉得自己象黄庭坚说的，大雨滂沱而下，大地汲水，万物吸纳，只有庭前大石头，雨落其上“入不得”。

什么叫“进入？”

采访《在一起》时，感染艾滋的刘老师说她有天打车的时候，司机问你去哪，她说了地址，对方有点奇怪，看了她一眼，说“你去那儿干啥？那儿都是艾滋病”。

“我就是”

司机一脚刹车，从后视镜里看着她，说“我看你也是一个人呀”

这句话，足见误解和恐惧之深。一个社会的恐惧和暴戾之气，往往来自想象，而不是事实。

来自议论，而不是感受。

但一切了解的开端，也埋在同一句话里，这句话把我们按在水里，浸没于他人之中。

“你也是一个人呀”。

5

浸没是一个很危险的动作。

托尔斯泰听肖邦的音乐会发起火来，“这音乐到底要把我怎样呢？”

敏感的人，有强烈的感受，就会被“怎样”，就会被动，摇晃不安。

但必须冒险置身其中。

有人在药家鑫案的节目后问“你们为什么要选这么敏感的题目？”，我想起村上春树在毒气事件中，没有采访那些投下沙林毒气的人。可能是条件限制，他虽然意识到了那些狂热信奉者的某种特点“最可怕就是由特定主义，主张造成的类似精神囚笼，多数人需要那样的框架，没有了就无法忍受……一旦陷入原教旨主义，就会失去灵魂柔软的部分”，但他还是没有在真实世界里穷尽一切努力，去感受囚笼中的灵魂，不能揭示这狂热背后的“为什么”，“不能忍受”的是什么。

可见一个作家也会遇到这种痛苦的选择-----要不要认识人，要不要认识那些被认为是恶棍的人，甚至不为任何改造性的目的，只为了认识人的本来面目？

陈虻以前要我宽容，说宽容的基础是理解，现在我体会，理解是要有基础的，这个基础是感受。

采访花甲背包客时，两位老人说年青时被教育要解放三分之二的全人类，现在出了国，在澳大利亚看到土著人的生活，政府给他们提供了住房和物质，他们不高兴，就是喜欢睡在野地里。这对夫妇感慨“我俩才讨论，幸福到底是什么，幸福是能过自己愿意过的生活-----这话很简单，但你没有感受的时候，你就体会不到”。

他们说，“单一就会狭隘。”即使是善，强加于人，偏执一端也会如此。

托尔斯泰在写安娜卡列尼娜时，他已经知道什么是必然性的悲剧结局，但这与道德无关，他只是浸没在生命之流里，在每一种相互冲突的感觉中，精确地秤量出其中的分量，看见哪一方具有压倒性的影响，在这个社会的秩序与结构中，什么将是无可避免的“何事不得不发生，何事无法完成或不可能完成”。

我有一个阶段，勒令自己不能在节目中带着感受，因为我认为客观的前提是不动声色，真相会流失在涕泪交加中，但托尔斯泰提供了另一种可能------客观是对事件中的任何一方都“投入其中”，对生活在此侧与生活在彼侧的人都要有所感受，相互冲突的感受自会相互克制，达到平衡，呈现出“客观”的结果，露出世界的本来面目。

13 (载《东方文化周刊》)

春秋时期的鲁国朝政一直由三桓把持。三桓，即鲁桓公的后代孟孙、叔孙、季孙三个世家大族，其中季孙氏势力最大。而鲁国国君，就成为受制于三桓的“虚君”。-----在这种以下制上的不正常政治状态发展到极致时，季孙氏这类大族又由内部的家臣如阳虎控制，此谓孔子所言的“陪臣执国命”，可见一个完整继承周礼的国家，政治规矩隳坏已到了何等的地步。

臧武仲亦是鲁国的大臣，他是一位智者，官声也不错，然家族势力不大，无法与三桓相匹，在如此政治格局下，一个贤明的大臣要想生存下来，难度可想而知，他只得凭自己的智慧和那几个蛮横霸道的世家大族周旋。

邾国是相邻鲁国的一个小诸侯国，常尾随齐国欺凌鲁国，因此两国可说是世仇。鲁襄公二十一年（公元前552），邾国的大夫庶其因国内矛盾，带着自己的封地以及家族来投奔鲁国。

这对鲁国来说，当然是件大好事，执政的季武子把鲁襄公的姑妈嫁给庶其，并厚厚地赏赐了跟随庶其来鲁国的臣仆。

为了本国的利益，鼓励敌国的大臣背叛国君来投奔自己，现在看来这种挖墙脚行为很正常，但在还残存贵族社会种种礼法的春秋时代，这是缺德至少是不厚道的行为，性质和鼓励儿子举报老子，破坏最基本人伦秩序差不多。

那时候，鲁国民间盗贼四起，季武子找来臧武仲责问：“你为什么不卖力抓盗贼？”因为当时臧武仲担任鲁国的司寇，相当于现在的政法委书记，主管该国的治安与司法。臧武仲回答说：“没办法整治盗贼，我也没这个能耐。”季武子说：“我有四方边界，在这个范围内抓盗贼，有什么不可以的。再说，你是司寇，抓盗贼是你的职责，有什么不能做的呢？”

于是臧武仲说了一段大道理，来教育这位指责他不尽职的执政者。他说：子召外盗而大礼焉，何以止吾盗？子为正卿，而来外盗；使纥去之，将何以能？庶其窃邑于邾以来，子以姬氏妻之，而与之邑，其从者皆有赐焉。若大盗礼焉以君之姑姊与其大邑，其次皋牧舆马，其小者衣裳剑带，是赏盗也。赏而去之，其或难焉。纥也闻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轨度其信，可明征也，而后可以治人。夫上之所为，民之归也。上所不为而民或为之，是以加刑罚焉，而莫敢不惩。若上之所为而民亦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书》曰：‘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将谓由己壹也。信由己壹，而后功可念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像庶其那样偷了自己国家的土地来投奔我国的，那是大盗。你不但收容他而且高规格礼待他，怎么能让我去禁止偷盗呢？像庶其这样的大盗，你让国君的姑妈嫁给他，还另外赏赐土地，跟随他的人重要的赏给奴仆和车马，次要者赏给衣裳宝剑和腰带，这就是对偷盗行为的鼓励呀。我听说，在上位的人应洗涤自己的心灵，一心一意待人，使人相信他自己定的制度，可以明白地得到验证，然后才可以治理别人。上面的所做所为，是百姓的归依。上面的人不做的百姓有人做了就可以对触犯者加以刑罚，也就没有人敢不警惕敬畏。

如果上面的人胡乱作为，百姓跟着做，那是势所必然，谁又能够禁止得了吗？所以《尚书》说，所要强调的德行在这里，要解释的、宣扬的、推行的德行也同样在这里，唯有上帝能记住下功德。因此，自身要言行一致，自己的诚信度才一致，然后自己的功德才可能被记录下来。

这段话让季武子哑口无言。臧武仲说出了一个从古至今都得到应验的政治原理，那就是说，无良缺德的官府，单靠严刑峻法不可能拥有良民。官府和官员是百姓的表率。但在中国历史上，往往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官员层贪渎成风，却要求老百姓廉洁简朴；官员层普遍残暴，却要求老百姓仁厚；官员层奢靡放荡，却要求老百姓行为检点；官府出尔反尔自食其言却要求老百姓诚信。------这种自己都不遵守的律条，让老百姓严格地遵循，怎么可能有效果呢？其结果必然是：再完备的法律法条都是摆设，官府的宣传不管如何美妙动听，而现实必定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道德隳坏。

杨照：理解风险，对付风险

进入专题：风险

●杨照

假想一下：如果你身上带有一种特殊的病毒，一旦发作起来会严重致命，但是发病几率相对很低的病毒。如果都不吃药，每天这种病毒发作的几率是0.5%。另外有一种特别针对防治堵截这种病毒而设计的药，吃下去之后每天病毒发作的几率，可以降低到0.05%。

现在要问你：你会不会乖乖按照医生的嘱咐每天服药？尤其如果吃这个药很贵、又很麻烦的话？

用一种乐观的方式来考虑：吃了药，今天99.95%的几率不会有问题，可是就算不吃药，今天也有99.5%的几率能够平安度过。

99.95%和99.5%，真有那么大的差别吗？你真的能感受、体会到这两个都几近百分之百的几率的差别？99.5%，我们一般人不就觉得很安全，不会有事了吗？

这样看，你八成不会按时吃药，至少稍有借口就会省掉一天、两天、有几天不吃药吧！

然而换一个方式看，你可能会有不一样的决定。99.5%的几率，意味着在一千个染有病毒的人当中，每天会有五个人发病死掉。99.95%，则是一万个染有病毒的人当中，每天有五个人发病死掉。

这里有两群染有病毒的人，一群按时吃药，一群却不吃药，2010年1月1日，两群各有一万人，依照这样的感染比率，到12月31日，吃药的那群人剩下八千三百人；可是不吃药的呢？啊，只剩下一千六百人。

那你还吃不吃药？

累积乘以倍数的风险

一天一天分开看，几率没什么差别；单累积一年，那差距不但看得到，而且还大得惊人。

风险危机最关键的地方就在这里：再怎么微笑的几率，一旦累积乘以倍数，就变得显著了。所以短时间的风险评估、控管是一回事：长时间的风险评估、控管是另外一回事。还有，个人的风险评估、控管是一回事；众人团体的风险评估、控管又是另一回事。

孙中山先生说的：“政治是管理众人的事。”这句话在风险评估、控管上，至今不只颠扑不破，而且值得反复被强调，值得回到根本上重新理解。

政治必须管理众人，众人具备数量的因素，这事政治考虑上无论如何不能遗忘的原则。

在我们个人层次看来微不足道的风险，一旦乘以众人倍数，可就不得了了。

每个人每天在路上遇到死亡车祸的几率，微乎其微。没有任何一个人出门开车或走路时，会去预想：啊，我今天要用什么方法避免遭遇死亡车祸？因为微乎其微，所以绝大部分的人，几乎是所有的人，都不会做任何事来予以预防。可是道路上有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车，数量累积之后，再微小的几率乘以巨大倍数，就还是会造成死亡车祸出现。

每个人都不会遭遇，但事实上以台北市而言，一年有近百人死于车祸中。这样的情况，比前面举的吃药例子，更难让人自愿为了降低几率而去做些什么。

政府要解决整体的风险

就是这种状况，烛照出政府的重要性。政府关照的，是那一整幅众人的景象。正因为面对那么小的风险，正常状况下没有人会有警觉，没有人会愿意麻烦做些什么，大家的基本想法都是：“反正不会是我。”“多做少做反正没差。”那么当然也就不可能倚赖个人层次的努力，来控制风险、降低风险。

政府的思考方式，就是一种“众数风险”的方式，是如何在大量的数字基础上，降低整体风险。怎么样将今年全年一百零三个车祸死亡人数，明年降低到一百人以下。

为了要减少那屈屈几个死亡数，很可能要大费周章。要调派警力多抓违规酒后驾车，要购买器材多设置超速照相，要改变规定不准红灯右转，部分路段要增加分隔快慢车道的安全岛，另外部分路段反而要拆掉原有的安全岛......

很多措施不只花钱，还转嫁成为大家的麻烦负担。可以转弯的路口不能转弯了，本来不塞车的地方塞车了，更不必提各式各样的罚单变多了。

经过这么多努力，呈现的成果很可能是让第二年的死亡数字，从一百零三降低成九十。

然而这样的数字，对大多数人时没有一点点切身感觉的。本来那一百零三人不会是我，当然那多救活的十三个，也不会是我。这是一般人的感受。

从整体的层次，明显的风险依然存在，那九十条人命还都是人命；可是从个人的层次看，却往往只感受到被骚扰、被要求的负担，感受不到平均下来那样微之又微的风险降低。于是个体的要求、反抗，就会不断升高，影响到整体风险控管的空间。更困难的，是面对尚未真正实现过，但一旦实现后果极其严重的风险。核能电厂是最明显的例子。核能运转不可能没有风险，但那风险在短时间内又微乎其微，一旦意外发生必定酿成大祸，两项因素相乘，就构成风险控管上最刺手的难题。

要看那微小几率的一面，因而觉得核能很安全？还是要看那累积放大的倍数，因此觉得核能很危险？还是要看一旦出意外，核能吓死人的破坏力量，因而觉得核能万万要不得？到底怎样的角度，怎么样的抉择，才是理性有利的？

坦白说，如果没有风险的因素，人类组成政府、政府发挥功能的需要，会小很多。政府最重要的责任之一就在看到风险、拿出对付风险的办法来。

对付风险，是那么根本的政府责任，却绝非简单容易的事。政府的政绩，其中最核心的部分，应该就是在理解风险上有些怎样的洞见，又具备如何的智慧来处理风险了。

旮旯里坐的是总统

网上有白宫决策捕杀本·拉登的现场照片，其中一幅是海豹突击队在巴基斯坦执行捕杀拉登的任务时，奥巴马和幕僚们在白宫局势研究室(SituationRoom)，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监看卫星实时传送的视频。（图中左起副总统拜登、总统奥巴马，右起国防部长盖茨、国务卿希拉里。希拉里前面一份文档因为保密原因，被打上马赛克。）这样一群咳嗽一声全世界都会感冒的人，在一个足以左右世界局势的房间里，监看着一个国家与一个人的战争的最后战果，现场高清图片能公开发布，是件很令我感到很惊奇的事情。

这是因为，在我有限的认知里，莫说是高级首长，就算是贫困县的书记县长，类似题材的照片都是不宜即时公开的。当然，有利和谐稳定、反映伟大成就、展示亲民风采的相当正面的照片除外。

更令人惊奇的是，奥巴马及随身的幕僚不过十数人，竟把一个堂堂的白宫局势研究室挤得满满登登。由此可知，这个著名的所在也不过如此，其面积估算起来，也就与我们的科级领导的秘书办公室大致相当，实在是缺少了点大国风范。不仅如此，那会议桌、那墙壁，看不出豪华装修的痕迹，满屋子透着寒酸气。真不明白，这见多识广的美利坚的高级官员们，怎么就不到我们这里哪怕是一个县处级单位，取取改善办公环境的经，居然可以在如此简陋的条件下还能忍受得住？

办公环境差也就罢了，不像话的是，白宫的“机关事务管理局”似乎根本没拿领导当干部。

会场内没有时鲜的水果，没有可口的饮料，连周九耕同志都能抽得起的“九五至尊”也没有一包。会议桌上看到的只是一次性纸杯，总统面前隐约可见的水瓶，里面大概也只是清水而不会是“红牛”。

让人看起来不习惯的，还有室内的座次。无论是实际所处的位置，还是照片布局中的位置，本应处在正中的奥巴马被挤到了犄角，绻着身子坐在一张小得可怜的椅子上，连他身边那穿着军装的家伙，坐的椅子都比他的大，看起来也比他的舒适。如果不是他那张为世人熟识的脸，根本就看不出来旮旯里这个人，居然是美国总统。这样喧宾夺主的照片，也敢拍摄并敢公布出来，这就是在我们的某省某县网站上，也根本是不会被审查通过的。

再细看一下他的那些幕僚，无论是坐还是站，倒是一个个气宇轩昂，似乎他成了不起眼的陪衬人。而他似乎对下属们这种在我们看来简直是僭越的行为，丝毫没有在意。看来，他是习惯了与下属们这种随意性的相处，他更关注的是眼前捕杀行动的情况。我就在想，这要是在我们这里，哪怕是一个乡镇的活动，镜头中的领导，一定会身居正坐，气度不凡地运筹为幄着，而在场的下属，则会一个个表情严肃地听取着领导的指示，岂能如奥巴马的同僚那样抢了领导的风头？

总之，这张照片说明一个问题，在对待领导这件事情上，奥巴马没把自己当回事，下属们也没把他当回事，都太没有规矩了。但就是这样一个在下属面前不把自己当回事的领导，却在随后的电视讲话中，说出了全世界都不能不当回事的话：“今天我们再次印证只要美国下定决心，这个国家想做的事情就一定能够实现。”这，可能才是老美想要的规矩。而这种规矩，恐怕也只有在会议室中不那么讲究规矩的一群人，才有资格制定。

李剑芒：你坚持民主所需的假设吗？

发布时间:2011-10-27 17:19 作者:李剑芒字号：大中小点击: 401次

不管人们怎么厌恶独裁，喜欢民主。除了人的本性自私这个基本动力驱动外，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正确思考人的模式。现代社会，人们都在高呼民主。但独裁为什么会在大家都高呼民主的环境下存在？为什么很多的独裁者是在高呼民主的过程中产生的？不去思考这个问题，民主以及民主运动无非是人的自利性推动下的造反；皇帝轮流做，今朝到我家！这种所谓的民主运动我们看到了很多，不希望继续重复这种无聊的游戏。

民主的第一个字是民。民就是一个人。民主的基本假设是；人与人之间虽然有差别，但差别不大。起码没有大到有必要把人们分开成为不同的族群。马克思理论为什么不可能有民主？因为他把人分成了阶级！他已经违背了这个最基本假设。所以，如果你自称是民主派，那么你必须坚定地站在这个假设的基础之上。一旦你产生了你与某些人有本质上的不同，某些人不应该享受你追求的权利，那么你已经忘记了自己追求的是什么，你已经背离了民主的基本假设。我不知道你追求的是什么，但我知道一点；那不是民主！

人类至今为止的一切正确道德都是建立这个假设之上；即人与人是一样的，是平等的。

这就要求一切道德必须满足对称性。不对称的道德不是道德，那是邪恶！对自己讲一种道德，对敌人讲另一种道德，这是道德双重标准，它是邪恶，不是道德。人类社会文明的趋势是走向道德，而不是走向邪恶。

批判这种邪恶的民主追求是因为我不停地看到人们一边高呼民主，一边散步邪恶思想。

一个传统的例子就是对待贪官。我一直在说；中国人反贪官根本不是仇视那种不公正的行为，而是仇视那个不公正的行为的结果不是自己家。说白了，人们恨的不是贪官这种现象，而是贪官不是我爸这个客观事实！

一个正确的反贪官思想是假设贪官是和自己一样的人，假设自己到了贪官那个环境会造成完全一样的行为，而不是假设贪官的人和自己不一样，他们是另一个上帝造的人。这样的假设导致我们不去仇视贪官这些人，而是仇视制造贪官那个环境。说白了就是仇视那个体制！

只反贪官，不反体制，这种人只是在仇视他爸爸、妈妈不是贪官！这种人眼中的所谓民主说白了就是：我说了算！

近期另外两个案例使得我感觉不得不重复这个观点（我知道我又会挨骂）。第一个案例是广州佛山的交通惨案。全国上下，大家都在假设：我和那18个路人不一样！只有很少的人假设自己和他们是一样的人。这些人，虽然也在批判我们社会中的不道德现象，但不是那样的激烈，也不会假设那18个人真的像魔鬼一样的冷漠，见死不救！

而那些假设自己与那18个人不一样的人们，各个在表演道德，当我戳穿了他们的游戏，他们就诅咒我家人被汽车撞死没人管。

第二个案例是对卡扎菲所遭受的非人道待遇的容忍！卡扎菲死的极惨，不但脸被打变形了，胸部、脸部中弹，甚至有人把匕首捅到了他屁眼里。这是让人无法忍受，连畜生都不如的行为。

他是一个独裁者，他对杀害很多的人负责，他侵吞国家财产，他把利比亚变成了卡扎菲家族的花园，这我们都看到了，都极端仇视这样的体制。

但！卡扎菲是一个人，和我们一样的人，而且是一个70岁的老人。如果有人告诉我，能把匕首捅进一个70岁老人屁眼里的人们会领导一个国家走向民主；我当面吐他一脸涂抹；放屁！连人的基本尊严都不知道尊重，他们知道什么叫民？

民主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它只所谓伟大是因为它冲破了人们顽固的自我中心主义，在理想上对抗人的天生自利性，它假设人人生而平等，它假设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假设是我们所有追求的基础。那些不承认这个假设，甚至仇视自己敌人人格的人们。你们给我闭嘴，不要再高呼民主！民主思想不是这样被你们蹂躏的。

来源: 作者博客| 来源日期：2011-10-27| 责任编辑：程仕才17邱立本：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新中国http://www.ibtimes.com.cn2010年11月26日15:09评论0评价未评价(0) 致信编辑 打印 RSS 共享字体大小: 大中小他们寻回追求物质的权力，也追求精神家园的权力。中产阶级举重若轻的翅膀，飞向新中国。

--------------------------------------------------------------------------------

邱立本：没有中产阶级没有新中国

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今天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最新总结，也是对全球华商的期许，在市场经济的魔力中，发现了一个过去所不敢想像的新中国。

这个新中国不再靠革命和意识形态，而是释放人性的欲望，回归市场的基本面。过去马克思理论对“拜物教”的谴责，成为时代的笑柄，代之而起的是全国鼓励消费的广告热潮。上海街头巨型的名牌LV的广告傲视全球，让香港人吓坏了。而中国的全国广告的预算，也在每年上升。

即使在全球金融风暴和量化宽松的危机下，全球华商一千排行榜的表现亮丽，企业的纯利上升了两成多，而主要的推动力量，在于中国内部需求的上升。

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买得起LV的的产品，但谁也不能否认，中国的中产阶级越来越壮大。

在百货公司，超级市场，汽车展，餐厅，戏院，中产阶级都是最重要的消费者。他们不是买最贵的，用最贵的，但却是总体上最有购买力的群体。他们释放出的市场力量，也显示中国启动内需经济的重要性。

对很多中国人来说，生活无论多么折腾，生命无论多么痛苦，但只要有消费的意愿，只要有消费的本事，人生就拥有最好的补偿。

他们尤其要补偿历史的缺陷。在革命的年代，也是禁欲的年代。物质欲望被压抑，但权力才是最稀缺的商品，多少的纵欲，都是在权力面具的背后进行。今天寻回消费的力量，也是要寻回被剥夺的权力。

在同一页面阅读文章上一页

这也使中国奏起了消费时代的主旋律。它代替了政治的全能主义，让市场有机会发育成长。

即使政府和政党的手伸进来，即使有多少的权钱交易，但市场改变了政治，让垄断的权力不再那么垄断，让一元化的世界变得多元化。

这也改变了整个社会的世界观。中产阶级的世界观成为了主流，好好过日子，岁月静好，现世安稳，像张爱玲那样享受生活，而不是每个人都要变成富豪巴菲特。

更重要的是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也从城市向农村延伸，而最终也会让八亿农民成为中产阶级，打破了城乡户籍的界限，尤其全国交通和通讯日趋发达，高速公路，高铁，手机，互联网，微博，都让过去只有少数人所能拥有的生活，在全国扩散。

而中产阶级并不是只沉迷在拜物教的氛围中。在物质的基础上，他们也孜孜于理想的追求。

中产阶级往往是志愿者的先锋，他们参与汶川大地震的救援，也参加厦门抗议PX的污染的“散步”，也当然前往上海大火的街头悼念，带一束白玫瑰，展现中产阶级难掩的优雅气质。

正是寻回了物质追求的权力，他们也要寻回追求精神家园的权力。这是中产阶级的光荣与梦想，掀动市场举重若轻的翅膀，飞向他们心中的新中国。

刘志军的高铁遗产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加藤嘉一【作者微博】字号

背景

评论[470条]打印电邮收藏腾讯微博新浪微博我初到中国的时候，刘志军刚刚当上中国铁道部长。八年来，我无数次乘坐中国火车到各地旅行，既坐过又脏又乱的普通列车，也坐过现代化的“和谐号”，将来肯定还会坐世界领先的京沪高铁。不过，中国高铁之父刘志军却没有机会以铁道部长的身份看到京沪高铁的开通了。

根据报道，他因在铁路建设中的“严重违纪行为”而落马下台，有永远出不来的可能。一直对中国高铁寄予高度关注，也确实没少加以表扬的世界媒体，在这个爆炸性的消息面前多少有些震惊。不过，作为新干线旁边长大的日本人，我倒觉得此事不值得大惊小怪，它只是把日本的某段历史重演了一下而已。正如《国际歌》的第四段歌词，“矿井和铁路的帝王，在神坛上奇丑无比”，中国和日本都一样。

1955年，曾参加策划“九一八事变”的十河信二被任命为日本国有铁道总裁，相当于铁道部长。当时日本的铁路和火车全是战前留下来的旧货，其水平连印度的都远远不如。国际上，铁路界因为受到汽车和飞机的竞争而越来越边缘化，成为典型的夕阳产业。但是71岁的十河信二从一上台就决定建造一条新的高速铁路，把东京和大阪之间的路程从8小时减少到3小时。这条铁路将采用电力作为动力，两条铁轨之间的距离也与之前的标准完全不同，因此被称为“新干线”。此前日本不但没有建设过这样的铁路，连试验都没搞过。再加上根本没有人投资，从总工程师以下的日本国铁所有职员都不相信新干线的可行性。

但十河还是决定一意孤行，他上台的第一件事就是赶跑了铁路总工程师，任命自己的亲信岛秀雄接任。面对国会议员的质疑，十河一面辩护说“只是在进行原有铁路的改造工作”，一面利用媒体大作广告，最终争取到了新干线项目。后面的事情更为惊人，根据岛秀雄的设计方案，会计师计算出新干线需要3800亿当时的日元才能建成，远远超过日本的承受力，国会不可能通过预算。

十河则命令会计师做一份假账交上去，欺骗国会说只需要1900亿，而且有办法借到世界银行的贷款。世界银行本来明确禁止投资新干线这种试验性项目，但十河把国铁在其他项目上的开支挪用过来秘密用于新干线项目，让世行相信新干线的修建异常顺利，于是贷款顺利到手。新线于1959年开工建设，建到一半时资金就用完了。正好此时十河信二的任期已满，他对首相池田勇人说：好了，世界银行的钱都借了，你看着办吧。

十河的行为有严重违法嫌疑，池田当然知道。不过由于借了世行的巨款，日本的面子问题让他别无选择，于是只好从国库中拿出巨额资金用于新干线。在进行了3800亿日元的投资后，世界上第一条高速铁路——从东京到大阪的“东海线”于1964年10月1日通车。已经79岁的十河没有出席通车仪式，因为他已于此前被赶下了台。他的新干线和特有的“光”号列车却从此成了与富士山并提的国家象征，70年代从日本寄往欧洲的圣诞贺卡上，有一半都印着新干线的照片。

1978年，邓小平坐上了“光”号列车，他评论说：“速度很快，就像推着我们跑一样，我们需要跑。”但他并没有在中国引进这种技术，因为日本铁路正在亏本运营。1987年日本国铁民营化改革时，国铁负债已经高达2270亿美元，负责铁路建设的国企“日本铁道建设公团”也欠了410亿美元，两个公司的总负债超过全国GDP的7%。不过，政府未必为此感到后悔，因为便捷的交通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目前，日本正在推动建设一条采用更先进的磁悬浮技术的“新新干线”，它将把东京到大阪的时间缩短到仅一个小时多一点。当然，5年建成新干线的奇迹是不会再有了，新新干线最早也要到2027年才能建成。

刘志军堪称中国的十河信二。2003年我第一次坐中国火车的时候，感到火车又脏又乱，十分落后，而且真正要坐车的时候总是买不到票，与新干线有几十年的差距。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媒体上不断展开宣传，我才开始注意到铁路的变化。2007年发生了中日关系中的大事，日本川崎重工的E2高速列车克服中国“愤青”施加的强大压力，落户中国铁道，成为“和谐号”动车组CRH2型。按照媒体的宣传，“和谐号”都是由中国自行生产的，日方合作伙伴也没有表示反对。但我登上CRH2列车一看，发现洗脸盆上贴着塑胶纸，纸上写着“水”和“洗手液”。偷偷揭开，洗脸盆上原来的日文说明漏了出来，让我感到十分亲切。洗脸盆毕竟是一个简单的部件，从这个细节可以猜测，这列火车的国产化率不会很高。这个情况显然不是我一个人发现的，左派也把刘志军当做“汉奸”“买办”，把CRH叫做“耻辱号”，指责刘不买中国研制的“中华之星”等高速列车而买日本货。现在刘倒台了，“乌有之乡”的左派们非常高兴。

川崎和西门子的股东们也有理由感到高兴。2004年中国引进第一批时速250公里的动车组之前，刘志军把全国铁路装备制造商召集到北京——铁道部保持了计划经济体制，这些人全是他的下属——并告诉他们，这次的谈判由我领导，你们谁敢跟外国人接触就不要干了。在谈判中，刘志军成功使供应商相信，自己手里将掌握全世界一半的铁路建设资金，能决定每一个的前途。

为了取得更多的订单，日本人、法国人、德国人和加拿大人在夏天的北京互相批斗，把几十年来互相搜集的情报提供给了铁道部，价格越降越低。最后，西门子公司的代表成了唯一不能与中方达成共识的人，而最终结果是——日法加三国各得一部分订单，德国人一点没有，于是西门子的代表回国后就遭到了解雇。三年后铁道部招标购买时速350公里的真正高速列车，西门子报出的价格竟比三年前的250公里列车还便宜，还承诺以8000万欧元的价格出售全车制造技术，这样刘志军就可以向媒体宣布“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了。刘志军还按西门子出的价格买了川崎的车，也买了全套制造技术。

2010年7月，铁道部下属的工厂推出了中国第三代动车组CRH380，世界上最快的有轮子的火车。这种车又分ABCD四种型号，其中A型来自川崎，B型和C型出自西门子的技术。

与前面两代，这种车理论上是中国自行研制出来的，川崎和西门子除了出售中国还不能自制的一些零件之外，不能获取任何收入。高铁的技术转让世界上有很多先例，但出现这样的结果却是从来没有过的。FT中文网已经发表了7篇分析和12篇专栏文章来讨论这一现象。

出人意料的是，川崎和西门子不但放弃了在中国起诉铁道部的努力，甚至当中国向国外销售CRH380的时候他们也不准备这样做。这不仅是因为双方已经签署过了技术转让协议，还因为中国对许多关键的技术进行了改造，比如说日本列车的车头是用许多块钢板拼起来的，中国则依靠上海郊区的一台世界最大的水压机直接压出来；中国还利用秦岭的风洞测试了车头受到的空气阻力，并对其形状进行了修改。更重要的问题是，中国修改后的设计允许山寨的列车比原型车运行的更快，因此即使告到美国、英国的法庭去，法庭也未必判中国侵权。

光是列车速度提高这一点还不足以使中国高铁受到太多关注，高铁的精髓还在路本身。其实中国早就决定在北京和上海之间修建高铁，只是在是否采用磁悬浮技术的问题上争论了二十年而已。刘志军绕开了问题，他既不建“高铁”也不提京沪线，而是利用每年春运人们抱怨买票难的时机，在其他地方开工修建所谓“客运专线”、“城际铁路”、“第二双线”，建造完了之后再宣布其为高铁。北京到广州的“客专”几乎建在一座从北京延伸到广州的没有弯曲的大桥上，CRH列车可以用380公里的速度跑完全程而无需减速，石家庄和太原之间的客专更是用一个隧道穿过了整座太行山。

相比之下，日本的“东海线”有许多转弯，列车必须减速才能通过，它的真实速度只有刘氏“客专”的一半多一点。刘的手法取得了奇迹般的成功，为数众多的反高铁派很少注意到客专和城际铁路的开工，只有在“高铁”二字出来的时候才会表达自己的观点，那时高铁已经接近通车，说什么都晚了。

“客专”本身才是中国优于日本和欧洲的地方，但它的代价是非常高昂的。刘氏客专在最便宜的地方也要7000万元才能造1公里，到了山区和地价高的地方，造价达到每公里1.3亿元以上。为了建设规划的1.8万公里客专，刘至少要两三万亿元的投资，而2004年的铁路投资仅有可怜的516亿。刘可能不太擅长作假帐，所以他把手头的所有项目集中起来，用老办法威胁银行——要么多借给我点，要么我就从别处借。2007年，刘在银行的支持下把投资增加到2000亿元，但好戏还没开始。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中国政府提出了4万亿救市计划，刘的高铁蓝图获得中央认可，得到了1.5万亿额外支持。于是从2009年开始，铁路投资超过了7000亿元，超过了军费，超过了刘上台前十五年的总和，刘终于实现了自己“控制世界上一半铁路投资”的预言。此时刘志军的谈判艺术又有了进步，他把钢铁公司和水泥公司的代表叫来投标，失败者不仅一份钱拿不到，还将无法再用火车运输自己的产品。

刘在8年里一共修建了1.8万公里铁路，相当于原有线路的四分之一，其中客专有7000公里。现在正在建设的铁路长度为3万公里，其中客专1.3万公里，大部分将在2011年通车。

以后，从北京出发，8小时就能到除了海口、拉萨和乌鲁木齐之外的任何一个省会。由于已经开工，这些铁路没办法停下来，今年的铁路投资仍将达到历史最高的8500亿元。刘志军唯一没能开工建设的高铁是从兰州到乌鲁木齐的“兰新第二双线”。但就在昨天，哈萨克斯塔总统在北京签署了协议，由中方负责修建阿拉木图到阿斯塔纳的高铁。据说这条铁路将采用中国的标准，可以连新疆却不能连俄罗斯，这对中国的地缘政治意义很大，可能促使中方再花钱把兰新第二双线也修起来。未来，越南、蒙古和巴基斯坦也都有可能通过改造自己的铁路来加强与中国的联系，中国肯定会一一满足他们的要求。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铁道部还将得到更多的投资。

可惜的是，铁道部并没有像石油企业一样，把巨额投资用在改善员工的收入上。我做了这么多年火车，没见一个列车员说过领导的好话，大家都对低水平的工资非常不满。一位列车长对我说，他原来是首钢的职工，首钢搬走时为了离家近而调到了北京铁路局，现在的工资只有原来同事的四分之一。他认为，刘“跨越”——刘志军因为经常说铁路要实现“跨越式发展”

而得的外号——眼里只有铁路，从不考虑职工的感受。在刘的领导下，铁路职工的生活水平降到了1923年二七大罢工以来的最低点，经常连续一两个月在列车上度过，连饭都吃不好。

更糟糕的是，刘志军在人事上也是雄心壮志，说撤铁路分局就撤铁路分局，谁要是对领导不满意，就会马上失去体制内的铁饭碗。

“刘跨越”的政治生命结束了，铁路的难题却刚刚开始。铁道部和铁路网如何处理？在日本，新干线修建完成之后一直亏损，直到日本经济起飞后的八十年代才开始盈利，于是政府就在1987年对国有铁道实施了民营化改革。按经济规律说，中国铁路迟早也应该民营化。但刘志军造成的局面比十河信二要复杂得多，因为他的高铁网太超前，对经济规律缺乏尊重，难以实现盈利。

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如果中国的铁道部改制的话，改造出来的新铁道公司可以破产吗？如果它被禁止破产，那它就还是铁道部；如果可以破产，这个负债率为70%的公司离破产就没多远了；如果把“坏的”资产拿走，只让“好的”资产上市，那中央政府通过银行借给铁道部的2万亿元资金就收不回来了。此外，铁道部还凭借着自己的“永远不会破产”的形象获得了大量商业银行投资，如果这个条件消失，投资的资金链也将断裂，政府可能需要花更多的钱来救市。在中国，欠人家两万元会带来很大的压力，欠两个亿就要轻松得多，欠两万亿根本就等于绑架了债主。接替刘志军的新部长，其实一点压力都不用有。

撤销铁道部还将面临政治上的挑战。日本国铁民营化运动的裁员人数是44万人，而且国铁本来就是企业，中国的铁道部则是政企合一的“铁道省”，拥有自己的警察、法庭和检察院，其职员们普遍认为自己不但不应该被裁员，反而应该为八年来的辛苦获得补偿。民营化，这一必然要经历的过程将带来社会的动荡，甚至可能发生那位列车长所想象的“全路大罢工”，或局部的混乱。中国准备好了走过这个痛苦的过程吗？

或许，解除铁道部对中国的“绑架”，要比铁道部“绑架”中国困难十倍。

一娴：美国政府开“两会”吗

马本座发表在辣眼时评华声论坛http://bbs.voc.com.cn/forum-76-1.html 分享到新浪微博QQ空间人人网腾讯微博中国召开两会，不少朋友问及美国是否有两会，如何运作等等。美国其实是没有两会的。

人大的机能，立法权这一项，在美国，则是由国会完成。

简单说，美国国会分参议院和众议院，两院平等实行立法权。众议院的议员以各州人口多少决定，人口多的州众议员名额就多，反之亦然，可以说能体现多数人的意志。参议院则不论大州小州，一律每州两名，体现州权平等，这样可以防止人口少的小州的利益被侵犯。

应该说，这种制度的设计者是非常聪明的。事实也证明是很成功的。

美国的民主选举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并不是通常简单理解的那样，人民当家作主要选谁就选谁。美国实行代议制，选举也是选举人团制度。例如，总统选举中民众投票，只能在党派推出的候选人当中挑选。选举团人制度，因为议员也是民众选出来的，所以选举人团制度也可视作间接的民选制度。至于党派候选人如何被推出，就是另外一个很大的话题了，以后有机会再谈。

民众投票的动机其实也很复杂，党派忠诚是其一；对有关切身利益的政策的偏好是其一；候选人的个人魅力等一些非理性因素也是其一。等等，但这些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议员们上任之后，大部分都有个很大的动力，就是希望连任，这个动力的后果就导致议员非常重视选票，这不仅仅是指民众个人的选票，利益集团可以控制的选票也算在内，例如，工会就能发动会员投票给某候选人。此外，个人的投票还很容易受政宣的影响，而政宣是需要大笔资金（往往是财团）支持的。

因此议员在开会议政或者对某个提案投票时，需要全盘考虑，在各种利益中做出权衡。

常常有批评美国国会效率低下，其实不能一概而论，911的时候，国会通过“爱国者法案”的时候，效率极高，面对美国的敌人，国会议员高度团结一致。但是在涉及到国内议程的时候，尤其是对重大议程有严重分歧的时候，就常常导致争执不断，缺少效率，浪费资源的情况出现。

饱受争议的健保法案就不用说了，共和党在掌握众议院后，立刻通过取消健保法案的提案，还扬言如果不能在参议院通过，就将阻止有关预算的实行。又如前不久国会参院司法委员会举行的关于奥巴马提名的法官人选之一，伯克莱加大法学院副院长，著名法学教授刘宏威的听证会。共和党因为刘宏威据传是民主党培养的未来高院大法官的人选，故全力反对其进入投票议程。奥巴马重复提名了三次，刘宏威也参加了三次听证会，提问的驾轻就熟，作证的应答如流，因为内容基本一样。可以预料，如果这次国会休会前还不能投票通过，还会有第四、第五次提名和听证会重复这套程序，一方志在必得，一方坚决反对，浪费资源就无可避免的了。因此，党派斗争也会影响国会工作的效率。

但是党派斗争的背后也往往有强的民意支持，例如最近的例子是美国最近的大事：威斯康辛州议会要通过的一项议案，其中的内容之一是限制工会谈判时的集体议价权。此举被民主党认为是撬墙角，因为工会如果没有谈判议价权，那工会的效用就会大打折扣，而工会又是民主党的大金主之一。这项提案引发了工会发起的有7万多人参加的抗议示威，据说是越战以来最大规模的抗议示威。威州参院14名民主党参议员在明知无法以投票阻止提案通过的情况下，为避开投票，集体出走至伊利诺伊州，至今已经2周多还不肯归回，以致该项议案被搁置。威州州长虽然态度强硬，但也无可奈何。如此，议会的效率可想而知。值得注意的是，民主党议员集体出走这种违反民主精神和程序的行为，却也得到许多民众支持。事件发生自此，双方都有强大的民意支持，只能说明现在美国社会的分歧之大。

尽管这些也遭致美国国内的各种严厉批评，但是美国的议会制度，在两百年来还是行之有效的，即使是争执严重同样代表分歧的民意。各种利益集团自然要通过议员保护自己的利益，但是有这样的制度，也就能保证议员无法离民意太远，通常情况下，最终能够有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平衡结果，这也是政治就是妥协的艺术的含义所在。美国的国会运作不乏有瑕点，但仍能为绝大多数选民所接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美国上下对美国的民主制度有着最基本的共识，这个最基本的共识的产生是和美国历史文化有密切的关联的，这也是研究美国政治避不开的话题。

[本帖最后由管理员07于2011-3-809:35 编辑]3

张五常：贫富分化与土地政策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3月08日19:30

中国企业家网每个人天生下来的智商不同，健康不同，际遇不同，运情不同——收入或财富也跟着不同。某程度的贫富分化无可避免。过于极端的分化不容易被社会接受。另一方面，理论与历史的经验说，采用任何政策去推行财富或收入平均化，对经济运作的活力或多或少有不良影响，因为这些政策会削弱对社会产出有重要贡献的成员的积极行为。

瑞典模式中国无缘

像瑞典那样的国家，税项多而重，福利、补贴等高得惊人，是一个贫富分化不大而还算得上是富裕的国家。但瑞典的人均土地面积比中国高出无数倍，知识资产早就达到了一个高层面，中国是无从效法的。瑞典老百姓的居所一般比中国老百姓的舒适很多。

他们建造房子的费用飞到天上去，同样水平的房子之价不比中国相宜。在饮食那方面，我不认为他们的老百姓比中国的老百姓优胜多少。他们大胜中国的是人民的生活远为写意，用不着像炎黄子孙那样到处跑。陶渊明的生活不会在人均农地一亩左右出现。贫富平均化的社会成本高，炎黄子孙昔日的经验是他们付不起。

歧视土地的传统

贫富分化过甚社会不容易接受，而这分化最难接受的是源自土地或楼房的价格变动带来的那种。源自土地或楼房分配的贫富分化带来的印象，是既非天赋之能，也非勤劳所得。买下了房子，其价无端端地上升了几倍，不是不劳而获吗？其实往往要靠先用功，赚点钱，也要讲眼力，虽然幸运的因素存在。很少人会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香港与九十年代的中国，投资于房地产输身家的人无数。奇怪，社会不可怜这些人。

这里还有一个古典经济学派的误导：这学派认为租金或地价怎样变动土地的供应量也不变，所以在抽税的话题上土地要特别处理。这就带到后来对我们的孙中山先生有很大影响的十九世纪美国经济学者亨利·佐治的《进步与贫穷》那本书。该书提出单一税制，即是只抽土地或房地产的税。佐治是个了不起的宣传家，作为经济学者他不及格。

谋生计也不及格：他信奉买地必定发达，但晚年自己是个穷光蛋，葬身之地也要朋友帮忙。孙中山先生的经济思想主要来自《进步与贫穷》，对炎黄子孙或多或少有点影响吧。

出售土地是中国发展的资金来源我不要在这里谈思想、讲理论。我要指出的是中国经济改革有今天的成就，主要原因是在县际竞争这个史无前例的制度下，土地的使用搞出了精彩的变化(见拙作《中国的经济制度》)。要是北京早就推出最近的楼房政策，中国今天会怎样不好说——一位朋友劝我不要说！

不仅土地的使用得宜大幅地提升了生产效率，政府出售土地是经改需要的资金的主要来源。记得五年前在上海，一位来自加州的经济学者问：中国发展得那么快，资金从何而来呀？我打趣地回应：九十年代初期不少外资到中国投资于房地产，九十年代后期房地产之价暴跌，这些资金转到中国人的手上。他拍案叫绝。我说的有说笑成分，但笑话中有真理。

早些时，记不起是一九八六年底还是一九八七年初，深圳的干部朋友邀请我到那里倾谈，因为他们读到我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五日发表的《出售土地一举三得》。大家坐下来，我开门见山地说：不拍卖土地，让懂得建造楼房的外商赚点钱，你们不可能有足够的资金把城市建设起来。靠北京输血不可能足够。深圳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一日拍卖土地，今天是一千四百万人口的国际大都会了。没有卖地的钱，今天在世界地图上不会找到深圳。

香港的不利先兆

也要提及的是那次深圳会谈后，我对香港财政司彭励治说：深圳的年轻干部虽然学问不足，但非常了不起，香港的公务员输了一筹。他们的薪酬不到你们的十分之一，有朝一日香港会很麻烦。彭老的回应，是他快要退休，将来的事他管不着。中国的青年学得快，一九九六年底我推断香港会有十年以上不景。我可没有想到二○○三年内地会推出自由行，也没有想到昔日港人称为表叔的会把香港的楼价炒到天上去。基本上我还是对：撇开楼价赚钱，香港人的实质收入十多年来没有上升过。

从动态看分化可以乐观

先谈一下今天内地的收入分配才回头说房地产政策。读者要骂就骂吧：我认为内地的贫富分化的发展不仅不是那么差，而且有值得庆幸之处。我认为整个问题要从动态的角度看——静止的分化基本上无关宏旨。从动态看，老人家最开心的，是这十年中国农民劳动力的收入大约上升了七倍。这是每年的复息增长率约百分之二十三！减除通胀约百分之二十的实质复息增长年率，打个八折也是人类历史奇迹，何况中国的农民那么多，人均农地那么小！

起自朱镕基还在掌管经济的二○○○年，到温家宝时期加速了。

上述的农工收入增长是我个人从几个地点获得的一手资料，不是农户的一般收入增长，老弱残兵没有算进去，只算工作年龄的农工收入。流动人口多，这些年工作年龄的农民四个有三个转到工、商业去，政府的统计因而不容易算得准。有些朋友糊涂得很，老是从户籍人口看农民人数。算进老弱残兵，我提供的数据当然还要打个折扣。但农民还有农植的收入，这十年中国农地的租值上升了两倍多。再另一方面，农民的住与食比城市的居民相宜。三年前我推断，十年后中国农民的实质生活水平会追上城市的中层人士。今天看，如果最近几年的农民收入增长能继续，再六年可以追上。

没有断层与分化收窄

上述的农民生活的急速改进带来了另一个让我们乐观地看贫富分化的理由。这是不管这分化有多严重，中国没有出现断层——即是贫与富之间没有出现一片空白。贫富的分化出现了断层是很头痛的事。昔日国民党时期有断层，今天的墨西哥有断层，香港还没有，但我看是朝着断层的方向走。有些国家，种族问题会带来另一种断层：某些种族聚居的地方生活很不好过。中国是一个没有种族歧视的国家，帮一把。先敬罗衣后敬人的文化是有的，但举世皆然也。

我的推论，是只要中国农民的收入增长率高于城市中层人士的，会带来两个必然的效果。

其一是贫富的分化怎样极端也不会出现断层，而断层不出现贫富的分化有机会改进。其二是只要上述的增长率继续，贫富分化的差距早晚会收窄。我当然知道很多中国农民的生活还是很苦，只是认为从重要的动态那方面看我们有乐观的一面。

动态持续愈久愈妙

维护农民劳力收入的增长率非常重要。

想想吧，如果今后五年农民劳力的收入增长能保持过往十年的复息率，五年之后，以今天的物价算，一个农工的每月收入会达到人民币四千。这会把工业的低档次技工推到月入五千多。当然不容易，也没有理论说可以或不可以。事后孔明，我们知道这些年农民劳力收入的高速增长是由县际竞争下的土地灵活使用带动的。泡沫不论，我想不出理由要推出打压楼市的政策来左右上述的发展。

是的，在贫富分化这个重要话题上，北京的朋友要从动态的角度看。经济发展成熟了的先进之邦怎样看是另一回事，但中国要从动态看还有一段日子吧。只要上述的增长率能继续，这段日子愈久愈妙。

公积效小廉租为祸

回头说协助下层人士的楼房政策，可取的选择不多。目前内地推出的房屋公积金不会有什么作为，尤其是楼价上升他们无缘分享。我们不容易知道一些市民对楼价上升的投诉是因为他们没有自己拥有的房子，还是楼价上升他们得不到甜头。如果是后者，购买房地产的股票是一种办法，但像楼价一样，有风险。这方面，北京可以考虑推出一种楼房股票指数合约，为了避免影响股价要是外围的，像赌外围马那样，但要由有保障的法定机构执行。房屋公积金于是多了一种选择：购买这指数合约。有风险的，要多赚钱就要多面对风险。

政府提供廉租房不要考虑。香港昔日推出廉租房是因为难民涌至，不给他们提供栖身之所对治安不利。这些廉租房后来搞到一团糟，给穷人定了穷位，虫蛇混杂，黑社会、贩毒等行为集中起来。

经适房的处理方法

政府提供廉价屋可以考虑。这种香港称为居屋内地称为经适房的提供及分配，在内地容易导致贪污行为。要是能处理贪污这一关，适当的做法可不是由政府兴建或让私营建筑商兴建然后限价出售。适当的做法是由政府拍卖土地给私营建筑商，指定要装修好及小单位的面积与变化，然后让私营建筑商在有竞争的市场以市价出售给条件过关的户口。廉价的优待，是政府利用卖地的所得，以近于楼面地价的钱补贴给条件过关的购买户。这样通过竞争的自由市场处理，政府只是少赚或不赚地价，建筑商有利可图，楼房的质量会跟自由市场的取舍相同，除了单位的面积较小其质量不会因为政府提供而下降。换言之，这样处理会杜绝偷工减料的行为。

流动大军一条命脉

细想之下，我不赞同政府提供上述的经适房，因为有一个难以解决的困难。目前中国的流动人口还是很多，不少城市一半以上的居民没有户籍。可靠的数字我没有，但刚过去不久的春运期间，三十八天内不计航空的交通客运量达二十八点五亿人次！这比总人口多一倍以上，是中国独有的现象了。在这种各走天涯的人口分布下，目前不许没有某市户籍的购买某市经适房，有欠公允，而如果凡购某市经适房的可获该市的户籍，流动者可能因为一点甜头而被锁住。流动人口会有下降的时候，但今天不应该用楼房政策来左右他们的选择。

我认为流动人口对国家的经济发展是重要的，跟中国的经济制度配合得好。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三年多前北京推出新劳动法后，数以千万计的工作大军流动起来，迅速地减少了失业及工业区的治安恶化。要改善流动人口的生计北京总可以想出比提供经适房较佳的方法，不要以房为诱而把他们锁住。

要把楼房政策的主导权力下放不打压楼市，不提供经适房，除了我在上期提出的避免楼市泡沫的方法之外，北京应该做什么呢？我认为最好的方法，是把楼房政策的主导权力下放到地区政府去，某些地区以市作主导，大部分让县作主导，除了提供大概的方针北京上头不要管。

说过多次，中国的地区干部一般能干。

房地产处理不当对他们的生计有肯定的坏影响。这次北京打压楼市是明显地损害了地区发展的利益：增值税之外，地区政府要靠卖地的收入来搞基建及其他开支。如果地区政府可选择，他们不会抽物业税。水出鱼、鱼饮水，抽物业税会使卖地的收入下降，加上处理物业税的手续麻烦，对地区的楼房发展比不上只卖地不抽税那么有效率。

地区竞争不会搞高楼价

这就带来一个重要的问题，一个内地的地区政府会不会像香港那样，搞高地价政策而损害了经济发展及增加贫富分化呢？经济本科一年级的理论说，如果土地及楼房的需求弹性系数低于一，政府为了争取卖地的最高收入会推出土地至该系数等于一而不再放出，过些时日等到需求有所增加再放。这种高地价政策对经济整体的发展是不幸的。

但内地的地区跟香港有两处重要的不同：内地的县际竞争激烈，而地方政府一律重视工、商业的多元化发展。在这样的竞争局限下，只着重增加卖地的收入是自取灭亡。

在《中国的经济制度》那小书内我分析得清楚：增值税的分成对地区政府重要，而争取这项税收要争取流动的人口给个面子。另一方面，在激烈的地区竞争下，楼价过高是败局。

想想吧，一个县免费提供一幅大地给一家名牌工厂，怎可以那样傻，搞高住宅楼价来把该厂吓跑呢？虽然档次较低的工人可住工厂提供的宿舍，但职位较高或成家立室的，怎会不考虑住宅楼价？我不是说中国的地区竞争制度好得天衣无缝，也说过还有好些细节要改进。但老人家的理论说，北京放手让地区处理楼房，在竞争下必有奇效。

给同学出个试题

最后我要提出另一个有趣的观察。地方政府的收入主要靠两项。其一是增值税，全国划一为百分之十七，县政府分成占该税的四分之一，即产出增值的百分之四点二五。

其二是卖地的收入，县的分成占百分之七十五，不同的地区可有变化。我要说的有趣观察，是要某区的楼价上升还是下降，单是调校这两个分成率会生效。

保持县政府的总收入大致不变，提升县的增值税分成率而减低县的卖地分成率，楼价会下降；二者反过来楼价会上升。为什么呢？这会是香港中学高考的大好试题，不知内地同学的本领怎么样。

中国的经济制度是个神奇的制度，很有点妙不可言。两年多前我发表的《中国的经济制度》写道：北京显然没有充分地赏识他们自己做得对，做得漂亮，做得精彩。看来今天北京的朋友还没有充分地赏识自己发明的制度，也显得我这个老人家的影响力是零了。

今天下午发生在日本东北地区8.8级的浅层大地震，打破了日本地震史上的所有纪录。尽管大地震史无前例、灾后重建也百废待举，但在天灾地变的第一时间，日本从政府到民间所展现的冷静、开放，以及井然有序的危机应变，确实不得不让人对日本的国民素质感到佩服。

这样的国民素质，展现在下面几个方面：－日本国民惊而不乱、治安状况大致良好：大地震之后，并没有出现如其它国家所常有的混乱、失序与抢劫情事；在危机中，日本国民守法、守序的高素质更加明显；－媒体表现专业：在大地震发生后，日本媒体展现了高度的新闻专业与自律，冷静而不煽情地报导了相关灾情，除了正确传达政府发布的讯息外，也让所有守在电视机前面的日本国民，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国家正在发生什么事情，这对安定民心具有相当大的帮助；－防震设施稳固：除了震央地区与海啸所造成的灾情外，并没有传出类似「豆腐渣工程」倒塌的情形，显示日本建筑确实经得起超级大地震的冲击；这种防震质量，显非一朝一夕可以打造出来的；

－政府危机处理井然有序：在大地震于11日下午2时46分发生后，2时50分日本首相官邸即成立紧急应变中心，首相菅直人在二小时后以冷静的语气，呼吁日本国民冷静面对，相关的应变机制与救灾措施则同步启动，而一度断讯的电话与网络，则在最短时间内抢修复原；核电厂自动停机、机场铁路电车安全停驶、消防救灾人力以及自卫队、特警等，全都立即到位。

－信息公开、不拒外援：日本在发生如此破记录的大地震后，并没有基于会丢脸或失去「国家尊严」而采取锁国、拒绝外援的作法，相反的，日本政府在第一时间即主动表达愿意接受国外各种援助；相较于在此之前不少国家在灾后不但封锁消息、也拒绝外援的作法，日本展现了高度的国家自信。

整体而言，在日本大地震发生后的第一时间，虽然灾情仍然不明，但日本政府与人民所展现的高素质危机应变作为，已让世人印象深刻；事实上，每一次的天灾地变，都是对人类文明的一种严厉考验，日本这次面对大地震的经验，让全体人类上了宝贵的一课：－天威尽管难测，但透过人类的有效努力，是可以把不幸与灾害降到最低。

田一枫：利比亚战争对中国的战略警示

利比亚离中国很遥远，不像在周边发生的事情，对中国的安全利益会带来直接冲击。

然而，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在中国日益广泛的介入国际事务和参与国际经济的形势下，远在北非的利比亚，那里所发生的事情，对中国也会而且已经造成直接或间接影响。

利比亚战乱发生后，中国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撤侨行动，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举国为之震动和牵挂。在利比亚的中资企业，经济利益业已受到严重损害，经济损失高达188亿美元。

尤其需要强调的是，美英法等西方国家对利比亚实施的持续数日的空袭和海上封锁，已经构成一场典型的高技术局部战争。这是继科索沃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之后，西方国家以不同借口对主权国家所发动的又一场战争。

利比亚战争还会持续多长时间，现在很难预料，但这场战争对中国的战略警示，却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重大问题。

警示之一：后冷战时代并未改变强权的地位，中国要想谋求和平发展，要想维护国家统一和解决好领土争端问题，必须立足于应对强权政治和外部干预的严峻挑战。和平发展是中国既定的国策，但维护国家统一和捍卫领土主权的斗争，却是在中国发展过程中始终如一的重大任务，突发情况也难以料定。对于这种可能发生的情况，一是不怕，二是要有足够准备，尤其是不能简单的认为这些都是中国“自己的事情”，要充分考虑外部势力插手和干预的复杂情况，准备应对最困难局面，这是中国未来战略谋划的重要基点，对此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警示之二：中国对外战略的“短板”显而易见，同时也很难加以改变，这就需要加强政治、外交手段的弥补，并在对外经济交往中做到有所取舍。中国的“海外利益”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而且这种利益今后还会不断拓展，但中国却缺乏相应的维护手段，特别是军事手段。西方国家为了“保护”甚至取得海外利益，不仅敢于进行“全球干预”，甚至不惜动用武力，在这方面它们没有任何顾忌。中国则不然。中国的社会制度和国家性质，决定了中国一般不可能在海外用兵，即便今后具备了远程投送能力，也不会进行所谓的“国际干预”。在此情况下，如何保护好中国的海外利益，将成为一个非常严重的现实问题。这次利比亚大撤侨虽然做得很成功，但也足以暴露出我们对外战略的“短板”，由此造成的损失可能也难以挽回。以后遇到同样情况，除了“撤”还有别的办法吗？我以为并非完全无能为力，作为大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也要善于运用有限的政治、外交影响力，尽可能维护自己的海外利益。当然，鉴于这次利比亚的教训，今后海外投资也需要通盘考虑，有些事情光靠“钱”是解决不了的，该回避的地方就不要去，以免造成新的损失。

警示之三：中国切不要高估了自己的国际地位，在关键时候国际影响力还是要靠实力特别是军事实力来说话，因为今天的世界还是一个讲实力的世界。这些年，中国发展了，富足了，有些人以为“财大”就能“气粗”，就能在国际上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和行事权，事实却并非如此，在很多情况下却是要看谁的“拳头”硬。对于在利比亚发生的事情，中国只能表示“遗憾”，这是对中国真实的国际影响力的检验和反映，但这种态度在处理周边问题上却是绝不可取的。

中国希望靠经济、科技立国，在国防发展方面长期保持低调，有些事想做而不敢做，有些事做了不敢说。这种状况，如果在大家都一心谋和平，求发展，有话好好说的国际氛围中，或许行得通，也未必会失去话语权。然而，当今世界远没有达成“和谐”的共识，强权当道是严峻的现实。在此情况下，用“钱”是换不来国际影响力的，加快发展中国的综合国力特别是军事实力，才是最根本的应对办法。

西方国家扔在利比亚的炸弹，造成新的“人道主义”灾难，同时也应该把中国“炸”醒了，迫使中国人更多的想想自己的事情。如果从中能够得到应有的警示，能用更清醒的眼光来看待世界，看待自己，看待未来，也许我们会做得更好些，付出的代价和损失也会更少些。

蓝晨：旮旯里坐的是总统

网上有白宫决策捕杀本·拉登的现场照片，其中一幅是海豹突击队在巴基斯坦执行捕杀拉登的任务时，奥巴马和幕僚们在白宫局势研究室(SituationRoom)，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监看卫星实时传送的视频。（图中左起副总统拜登、总统奥巴马，右起国防部长盖茨、国务卿希拉里。希拉里前面一份文档因为保密原因，被打上马赛克。）这样一群咳嗽一声全世界都会感冒的人，在一个足以左右世界局势的房间里，监看着一个国家与一个人的战争的最后战果，现场高清图片能公开发布，是件很令我感到很惊奇的事情。

这是因为，在我有限的认知里，莫说是高级首长，就算是贫困县的书记县长，类似题材的照片都是不宜即时公开的。当然，有利和谐稳定、反映伟大成就、展示亲民风采的相当正面的照片除外。

更令人惊奇的是，奥巴马及随身的幕僚不过十数人，竟把一个堂堂的白宫局势研究室挤得满满登登。由此可知，这个著名的所在也不过如此，其面积估算起来，也就与我们的科级领导的秘书办公室大致相当，实在是缺少了点大国风范。不仅如此，那会议桌、那墙壁，看不出豪华装修的痕迹，满屋子透着寒酸气。真不明白，这见多识广的美利坚的高级官员们，怎么就不到我们这里哪怕是一个县处级单位，取取改善办公环境的经，居然可以在如此简陋的条件下还能忍受得住？

办公环境差也就罢了，不像话的是，白宫的“机关事务管理局”似乎根本没拿领导当干部。

会场内没有时鲜的水果，没有可口的饮料，连周九耕同志都能抽得起的“九五至尊”也没有一包。会议桌上看到的只是一次性纸杯，总统面前隐约可见的水瓶，里面大概也只是清水而不会是“红牛”。

让人看起来不习惯的，还有室内的座次。无论是实际所处的位置，还是照片布局中的位置，本应处在正中的奥巴马被挤到了犄角，绻着身子坐在一张小得可怜的椅子上，连他身边那穿着军装的家伙，坐的椅子都比他的大，看起来也比他的舒适。如果不是他那张为世人熟识的脸，根本就看不出来旮旯里这个人，居然是美国总统。这样喧宾夺主的照片，也敢拍摄并敢公布出来，这就是在我们的某省某县网站上，也根本是不会被审查通过的。

再细看一下他的那些幕僚，无论是坐还是站，倒是一个个气宇轩昂，似乎他成了不起眼的陪衬人。而他似乎对下属们这种在我们看来简直是僭越的行为，丝毫没有在意。看来，他是习惯了与下属们这种随意性的相处，他更关注的是眼前捕杀行动的情况。我就在想，这要是在我们这里，哪怕是一个乡镇的活动，镜头中的领导，一定会身居正坐，气度不凡地运筹为幄着，而在场的下属，则会一个个表情严肃地听取着领导的指示，岂能如奥巴马的同僚那样抢了领导的风头？

总之，这张照片说明一个问题，在对待领导这件事情上，奥巴马没把自己当回事，下属们也没把他当回事，都太没有规矩了。但就是这样一个在下属面前不把自己当回事的领导，却在随后的电视讲话中，说出了全世界都不能不当回事的话：“今天我们再次印证只要美国下定决心，这个国家想做的事情就一定能够实现。”这，可能才是老美想要的规矩。而这种规矩，恐怕也只有在会议室中不那么讲究规矩的一群人，才有资格制定。

“技术幸运”的许宗衡

标签：许宗衡贪官死刑郑州工程分类：公权批评2011-05-1110:17言论作家黎明

曾见过许宗衡一面，感觉此人没什么智慧才华，比较善于采纳、运用别人意见可能是优点之一。这样的人，能混到高官位置总会有些庆幸因素，而他的幸运仍在继续中，并且，比起他以往的幸运，这次更幸运——过去是升官发财的幸运，这次是保住吃饭家伙的幸运。

5月9日，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深圳市人民政府原市长许宗衡受贿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许宗衡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而此前对许宗衡贪腐的报道，指其“历年贪污金额高达20多亿元”，“几乎染指深圳所有大型工程”，另有“消息人士指出”的卖官和“生活作风”问题等等。据此信息，许宗衡被媒体称为“新中国第一巨贪”，有的权重媒体也曾以“传许宗衡涉贪20亿，案情严重将判死刑”为标题发布过新闻，一般传媒受众多以为许宗衡必会被执行死刑。

与先前报道的许宗衡20多亿元的受贿数额相比，郑州市中级法院认定的“多次收受相关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3318万余元”，大大“缩水”以至于实现了“质的不同”。再加“在案发后主动交代了有关部门尚不掌握的部分受贿事实，具有坦白情节，认罪态度较好，赃款赃物已全部追缴”，于是“对其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的判决理由似乎可圆满成立。

然而，以法律之专业眼光审视，郑州市中院提供的这条判决书信息却并不合格。比如，这里的“3318万余元”，是不是包含许宗衡主动坦白出来的受贿金额？它是侦查、监察后原本掌握的数额，还是许宗衡全部的犯罪事实？按法律文书正常的读写规则来理解，这一数字应该为许宗衡的“全罪”，那么就产生一个问题：纪检与法院在许宗衡坦白之前，原本掌握的他的贿款数额有几多，许宗衡本人交代出的涉罪金额又是多少呢？

不要说这一问没必要，公众有权知道这些。许宗衡主动交代了什么、交代了多少不被司法机关所知的罪行，显然非常重要，这直接涉及判决公正与否，也涉及“人心”信服与否的问题。

许宗衡的“3318万余元”，并不是在5月9日的判决过程中认定的。据新华网郑州4月21日电，“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深圳市人民政府原市长许宗衡受贿案”，那个“3318万余元”的数额早就认定了，这次此数原封未动，审议过程中也未见任何一方的异议，现在公众震惊于贿款金额大大缩水，这反应其实慢了好多拍。

判决结果等于为许宗衡平了一次反，辟了一次谣。许宗衡涉贪20亿，这种信息肯定不会出自一般信息源，若非经“权威”和“内部”审查通过后发布，根本不可能。而今，只能认定数千万元，还是主动交代才达到的额度，这也差的太远，有“造谣”和“蓄意夸张”嫌疑了。所以，还应该质疑：夸大其辞到可以致人死地的报道怎么出笼的？是谁信口开河，拿媒体或其他机构的公信力当儿戏？

若司法机关本来落实贿款无多、掌握证据很少，同时又放“第一巨贪”的消息，那样的话就说明其中存在可疑的非正常因素；若许宗衡主动交代的数额远远大于已落实数额，则显得办案人脸上无光——可是，许宗衡要是交代出来的数额不多的话，那免死的理由就值得推敲了。

我推测办案方难处不小，这或许是对传媒提供不全信息与含糊其辞的原因。

拉出一个“贪官死刑名单”，可见从胡长清等至今有个明显趋势：死刑离贪官渐行渐远。同时可见，死刑后果与涉案数额的这些官关系也不甚明朗。民间一片严惩腐败、重典肃贪的呼声，即便杀声震天，但也没发生实际影响，而“废除死刑利于贪官”的意见，也由于贪官被执行死刑的案例减少而越显乏力。

贪官与死刑渐行渐远，原因当然不是通货膨胀、贿款贬值。像反腐决心等等别的非法治因素不好说，其中的部分“技术因素”倒是可以揭示一下。

第一，贪官退赔容易。自身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另有许多作为巨富的亲友和同事，不像普通老百姓那样筹款艰难。第二，立功容易。知道许多贪腐内幕，推出几个不重要的同事或下属轻而易举。第三，隐瞒或事发后“抹掉”贪腐罪行也容易。谁都怕官场地震，交代什么和不交代什么，这就是最大的交换的筹码。

赵楚：南海争端不可意气用事

2011.06.141条推荐[14]

对南海问题持过于感情化宏大叙事立场的人忽略了，在国家主权和领土争端中，坚持明确和正大的主张固然是完全应该的，但出于现实主义的战略思维，对主权立场的坚持并非意味着沙文主义和穷兵黩武的政策。

（赵楚上海国防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军事世界POINT》月刊执行主编，长期从事国际战略问题和军事战略问题研究。）

近日由于中国海监和渔政船只在南海执法，引发了公众对南海问题的新一轮兴趣，其间媒体推波助澜，炒作邻国的抗议活动，许多充满沙文主义色彩的言论在网络甚嚣尘上。其实类似言论在过去钓鱼岛和其他事件上屡见不鲜，其要点无外两点：一、抱怨政府在处理主权争端问题上政策软弱；二、主张对一切涉及主权争端，乃至涉外争执均立即采取武力解决的方针，而不同意见即为所谓“汉奸”、“卖国”。

南沙岛礁及相关海洋权益争端，中国历届政府对主权属我的基本立场从未含混，这是讨论这一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也应该看到，这一问题的历史成因是现代中国特殊的历史发展所致，并非政府政策不得力所致，进而言之，南沙地处中国最南端，主权的收复和护卫均需借助强大的国家海上力量，而近代以来，我国海军因为内外压迫不能顺利发展，在长期内相邻海区尚处于有海无防的境地，更遑论具备收复和护卫远海主权的能力。二战结束后，根据《开罗宣言》等国际法文件，中国从法理上恢复了对包括南沙在内的诸南海岛礁及领海主权，但内战和战后的地区形势发展却使中国不能及时有效行使新复之权益，嗣后冷战勃兴，中越关系反复，而中国大陆海权未备，遂演化至部分主权岛礁被侵占。

对南海问题持过于感情化宏大叙事立场的人忽略了，在国家主权和领土争端中，坚持明确和正大的主张固然是完全应该的，但出于现实主义的战略思维，对主权立场的坚持并非意味着沙文主义和穷兵黩武的政策，相反，回顾自《威斯特发里亚条约》体系以来的国际实践，无数的案例显示，单方面运用武力，或借助战争胜利强行改变争端现状，总会成为更激烈的国际冲突的根源，而这些冲突一旦牵涉大国政治，则往往由局部演化为国际战略冲突。所以，虽然南海争端表面上仅为局部主权和权益争执，但背后蕴含的地区和全球政治含义不可忽略，而国家以外交稳妥为主要特色的基本处理方针，既符合现实维护主权的需要，也深具宏大的战略眼光。

现代海权斗争体现了地区和全球国际权力基础及结构的变化，南海作为地缘战略关键性的地区，其海权力量的消长牵动整个地区格局的变化和中美等大国现实国际权力的互动，毫无疑问，南海争端之所以日益复杂化，其背后的动力乃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优势海权战略。

美国开始在冷战结束后重返南海，并屡次重申保持在南海支配性存在的决心，这些或明或暗的政策宣示都是针对中国的含蓄警告，也体现其对崛起的中国新海权的焦虑与担忧，我们不能对此装聋作哑。换言之，南海争端的最终解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维护，不仅要靠中国坚强的海权实力，更要靠富于远见的战略规划和灵活、明智的外交作为。中美在亚太和本地区的局部力量均衡和战略稳定是解决有关问题的必要外部条件，而双边和多边的地区睦邻政策是解决问题的前提。

在大国崛起的过程中，难免会遭遇重要国家权益的争端，这本是国际关系史上的常态，如何从宏大和坚毅的国家战略层面把握这些严峻课题，不仅牵涉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完整，更影响国家未来的前景，尤其在21世纪的今天，帝国主义思维已完全不能适应日新月异的国际政治现实，对此任何急功近利、感情用事的做法都会得不偿失。

同时也要看到，争端本身并不可怕，正如长城曾是历史上中国与不同民族展开军事斗争的关口，但也是把各民族连接起来的门户，国际争执一方面是现实的利益斗争，但另一方面也是各国进行合理的利益博弈，进而建构相对稳定、多赢的和平框架的契机。

德国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作者：章文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7-4

本站发布时间：2011-7-515:01:11阅读量：982次

分享到新浪微博腾讯微博抽屉TwitterFacebook 一个多月前，在一次博友晚餐上，初次见面的杨佩昌送给我一本他的新书——《为什么德国民富国强》。一周后我在出差的飞机上就读完了，但随后杂务缠身，终不得整段时间来写读后感。

今天翻出书来重温了一遍，赶紧趁着还有空暇说点我的印象和感受。

由于工作和学习的关系，佩昌兄在德国生活多年，个性开朗的他交了不少德国朋友，对德国国民性有切身体会，且由于他原先为中国政府的要害部门服务，自然比一般人更关心和熟悉德国政府体制的运转。

因此，由他来写这本带有解剖德国奥妙性质的书，再合适不过了。唯一感觉遗憾的是，由于新华出版社审查过于严格的缘故，这本书较少涉猎德国政治体制部分。那本是中国读者也非常感兴趣的内容。

因此，诸君看到的这本书，主要聚焦在对德国经济制度设计的探讨上。二战结束后，作为战败国的德国在短短的15年内就实现了重新崛起，这是令人吃惊的奇迹。成功很大部分源于社会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

这种合理的经济制度，使德国实现了“民富国强”，而不是像某些国家那样“国富民弱”。

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曾经发问：国家是先以民众贫困做代价来使自己变富呢?还是让国民先富起来再实现自己的富裕呢?”

显然，这两种类型都存在。如果说德国是后者的话，中国就是前者。现在中国政府宣称要从“国富民强”转向“民富国强”，但路途遥远。因为这是一次系统全盘的改革，可以预料阻力将有多大。

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在佩昌兄看来是一种“独特的经济模式”，既有别于自由资本主义的自由放任原则，同时也反对计划经济的国家统制模式，保证个人首创精神，保护私有财产。

而政府在市场经济中主要担负调节的责任。简言之，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核心是以市场竞争为主轴，同时国际制定相应的秩序和规则，保证市场的有序发展，这就是新自由主义的弗莱堡模式。

但是要实现“民富国强”，显然不是单靠经济发展就能做到的。德国建立了一套公平正义的社会制度。1966年德国社民党上台参与执政时干了三件事情：首先是动用看得见的政府之手对经济实行宏观调控，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其实采取种种措施将“充分就业”视为政府的责任;最后也是至为关键的是，进一步深化社会福利制度，在更大程度上照顾弱势群体，让社会的失意者也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德国人从出生、求学、就业直到退休、死亡都享有政府提供的种种福利待遇。德国实行全民免费教育，从小学、中学到大学都不用缴纳学费(前几年开始教育改革，但每学期也仅缴纳几百欧元的学费)。不仅如此，家庭条件不好的学生还可以享受助学金待遇，直到学业结束为止。

因此，佩昌兄感慨地说，“在德国，人民充分享受到了经济发展的好处，是社会物质成果的采摘者。”

德国的财政支出，真的做到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佩昌兄形容为“有道德的政府支出”。

从德国各届政府的财政支出来看，大体上是这样的结构：50%用于社会福利开支，20%用于教育，20%用于国防、内政安全和外交，只有不到10%用于政府公务员支出。

相比之下，经常宣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中国政府应该汗颜。不错，我们的经济在连年持续增长，速度之快令人乍舌，但创造财富的人民群众并未获得相当的财富回报，不仅如此，由于社会福利体系的简陋，教育、医疗市场化泛滥以及房价的飙升，使得人民群众身在新中国，心在旧社会。但另一方面，中国政府的“三公开支”却高得令人吃惊。

在一个政府处处在人民着想的社会，和谐不用呼唤自然就来。因此，在德国很少看见群众上访现象。他们有矛盾纠纷上法院，有牢骚怨气找媒体。

在佩昌兄的笔下，德国政府公务员不仅事事为老百姓着想，而且服务起来非常细致。书中不少小故事生动活泼，令人阅后会心一笑。

在《警察是“朋友和帮手”》、《高速公路限速要道歉》、《市长做兼职补贴家用》等小文中，我们都可以深刻感受到在德国，政府的谦卑以及服务的优质。

当然，由于前面所说的“审查严格”的缘故，佩昌兄在此书中只描述了德国政府官员谦卑的表象以及德国“民富国强”的现状，我们期待他的下一本书能够告诉我们背后的深层原因。

我们不仅想看到“这样的德国”，而且想知道“德国为何能这样”。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10

每到8月，日本社會就瀰漫着凝重的氣氛，不僅有廣島和長崎的原爆紀念活動、「終戰日」的祭祀集會，媒體也都紛紛推出各式各樣的紀念特輯。然而，如何直面66年前的那一場戰爭，卻仍是留給當今日本社會的沉重課題。這些紀念活動的內容多在敍述那一場戰爭如何給日本國民帶來災難，雖然也在傳遞著「不再重蹈覆轍」的信息，卻甚少直接觸及戰爭的責任問題。

戰爭責任問題在日本之所以敏感，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當時的日本國民都捲入了日本的對外戰爭，撇除戰爭當事者的軍人，究竟一般國民是戰爭共犯，還是軍國主義的受害者？

日本國民是共犯還是受害者？

如何界定當年一般日本國民的戰爭責任，也不僅僅是日本人的事，日前發生的「親日碑」被毁事件所引發廣泛的議論，也顯示了在這一問題上，中國人也沒達成共識。

所謂的「親日碑」是上月底在哈爾濱市方正縣的「中日友好園林」內所設置的一座刻有日本「滿洲開拓團」250名逝者名字的石碑。本月4日，5位「愛國者」成員前往潑漆破壞而受到媒體關注，並引發坊間的討論。議論的一個焦點，就是這些開拓團成員是否應該被歸類為日本侵略者一方。

雖然當年周恩來總理曾指出「日本人民也是軍國主義的受害者」，然而綜觀這次大陸方面的輿論，不難發現無論是網民還是官媒，似乎甚少譴責這些破壞公物的違法行為，反而將之捧為「五壯士」，並批判方正縣「忘了國恥」。此一輿論方向折射了大陸社會仍然根深柢固的反日情結。然而，這種情結在台灣海峽的另一邊所展示的卻是截然不同的語境。

位於「高砂義勇紀念園區」内的「親日碑」台灣曾在戰前受過日本殖民統治50年，自從1990年代民主化與本土化運動興起後，社會也出現對「日本時代」的重新評價。在此氛圍下，也陸陸續續出現了許多「親日碑」。

台灣的「親日碑」比比皆是

2006年位於台灣烏來的「高砂義勇紀念園區」落成，李登輝親臨揭幕，該園區以「慰靈」方式紀念當年被日本殖民統治者徵去南洋作戰的陣亡原住民「日本兵」，園區內不乏日本人捐贈、以日文書寫的石碑。另一個原住民村落武塔村裏也出現了一座「莎韻紀念公園」。

1938年泰雅族少女莎韻，為送日本老師出征中國，遭遇暴風雨，不幸失足遇難。後來此事成為總督府實行皇民化教育的樣辦，並拍成電影《莎韻之鐘》，由李香蘭主演。弔詭的是，時隔60年，武塔村在2009年建此公園時，村長的題詞仍以「可歌可泣」來推崇莎韻的事跡。到了今年5月，由台灣政府耗資1.2億台幣的「八田與一紀念園區」落成，馬英九以總統身分親臨致辭，褒揚八田與一在日治時期興建的水利工程造福戰後的台灣百姓。

不說莎韻和高砂義勇隊，即使是八田與一，其事跡如果換上大陸的語境，恐怕會被強調其「貢獻」仍然是為日本殖民主義統治服務，而事實上在權力結構中，八田與一本人也不能擺脫日本殖民統治的共犯身分。

「莎韻紀念公園」與村長的「可歌可泣」碑文。

香港社會如何看待殖民主義？

兩岸對「親日碑」大相徑庭的態度，突顯了雙方民眾迥異的日本觀。這種差異也如實地反映在對日態度的民調上。剛出爐的中日聯合民調顯示，大陸民眾對日本持壞印象的比例創了歷史新高，達到六成五，而去年由日本交流協會委託的調查則顯示，超過半數的台灣受訪者表示最喜歡的國家是日本，對日本有親近感的更高達六成。

香港又如何呢？香港社會雖然也存在日本佔領香港時期「三年零八個月」的痛苦記憶，然而作為英國殖民地的經歷者，香港民眾對殖民主義的評價似乎較接近台灣。事實上，即使在回歸14年後的今天，以紀念英國統治者而命名的公共設施仍比比皆是。以醫院為例，就有瑪麗醫院、葛量洪醫院、伊利沙伯醫院、威爾斯親王醫院、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等。重點是至今的香港社會也沒有出現要求更改名稱的呼聲，而殖民地風格的街道名稱也仍安然存在。

以英女皇命名的香港伊利沙伯醫院。

如何反思日本觀與殖民觀？

無論是兩岸迥異的日本觀，還是三地對殖民主義的不同理解，除了是所處環境與經歷不同所致外，也是價值如何判斷與取捨的問題，即要強調侵略與殖民統治的原罪，還是客觀看待殖民統治的每一個細節，包括涉及其中的每一個人和事。

方正縣的「親日碑」事件如能成為提供我們理性思考與討論日本觀與殖民觀的契機，未嘗不具正面意義。

丁征宇：纽约市长上班竟然坐地铁且无人让座阅读[319] 回复[1] 操作记录发表于2011-05-3012:06 只看楼主过滤水帖楼主分享到：qqsinaqwrenren 今天，在网上看到这样一则消息：纽约市长每天坐世界上最不安全的纽约地铁上班，没有秘书及纽约市政府官员陪同，没有安全警卫，更不要说临时封锁道路让领导先走了。最可恶的是纽约市民，居然不给领导让座，简直是目无尊长！

看到这个消息，丁丁真不敢相信，纽约市是世界的金融中心之一，是美国最大的城市，其市长与中国的上海市委书记的职位相当（中国有党委和政府之分），他们的市长竟然坐地铁上班，在中国那是不可想象的，虽然也有传言某市长骑单车上班，但那只不过是作秀罢了，那只是镜头前宣传的需要。从以上消息，我们至少读出纽约市长与中国市长九个方面的不同。

一是纽约市长是在真正践行低碳上班，而中国市长却只停留在宣传上。低碳是中国近年来流行的一个新鲜名词，实际上就是如何节约能源，减少环境污染。什么是低碳？怎样做才是低碳？纽约市长虽然没有口头上说，但早已在以实际行动在践行。每天不坐专车，丁丁相信纽约市长肯定有专车，也没有坐私车，丁丁也相信，纽约市长肯定有私车，但他和所愿老百姓一样坐地铁上班。而中国的市长，往往只宣传在口头上，作秀在镜头前，真正要节约能源，净化环境，那要求从下面做起，从老百姓做起，而自己却做不到，至少我们没有看到市长和老百姓一样坐公交车上班。

二是美国市长用实际行动解决城市拥堵问题，中国市长用口号解决城市拥堵问题。纽约市是国际大都市，他们的经济比中国任何城市都要发达，市民拥有的私车不会比中国任何城市少，但他们的城市拥堵情况却比中国任何大城市都要好，为什么？因为市长不光提口号，而且从自己做起，上班亲自坐公共交通工具，这比任何口号都要响亮，市长能做到，其他官员、老百姓就没有理由不能做到，反观中国的大型城市，哪个城市的拥堵不是相当厉害？哪个城市的拥堵不令市长头痛？解决城市拥堵问题也想了不少招，但为什么就是越来越拥堵呢？是老百姓素质不高？当然有一定的因素？但你市长的素质高吗？你为什么不亲自带头坐公共交通工具上班呢？如果你能做到，那下面的官员能不做到吗？老百姓能做不到吗？

三是纽约市长把自己看作是百姓中的一员。纽约市长坐地铁上班，和所有老百姓一样上下车，没有表现出任何与老百姓有什么不同，这在中国，不要说如此大的市长，就连只有一官半职的小官员都不屑和老百姓混同，走出来绝对和百姓有一定的差别，至少让人一看就知道他是领导。

四是纽约市长不懂官场礼仪，中国市长最讲究的是官场礼仪。纽约市长每天坐地铁上班，没有秘书及纽约市政府官员陪同，没有警卫，说明了美国没有官场礼仪，即使有，那这位纽约市长也不懂，而中国市长出行，总是前呼后拥，视察工地，下雨有人打伞，出太阳有人打伞；到市场考察，前面有人带路，旁边有人保护；到公交车上与民打成一片，那也是将领导团团围在中间；在饭桌上，从座位顺序到敬酒，都有规矩；出远门，前有警车开道，后有警车殿后……而且中国还有专门的礼仪学，就是教育学生如何懂得官场的规矩。

五是纽约市长出行不扰民，中国市长出行肯定要扰民。纽约市长坐地铁上班，和其他老百姓上班一样，没有地铁工作人员陪同，这何况还是在他的一亩三分地上，上地铁后有座位就坐，没有坐位就站着，老百姓也不给他让座，他也不要求老百姓让座，从不扰民。而中国的市长，尤其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去哪里，哪里的官员就要来迎接，坐哪里总是最好的位置，而且还有可能搞交通管制，让领导先行或让领导先飞。

六是老百姓在纽约市长面前没有低人一等，中国老百姓在市长面前总要点头哈腰，至少要陪着笑脸。纽约市长坐地铁，无人让座，说明老百姓对待市长和对待其他老百姓是一样的，是公平的对待，没有人对他献媚。而中国的市长如果出现在这种场合，至少有相关官员陪着，肯定有不少百姓要让座，会有不少百姓向他点头哈腰，至少是陪着笑脸。

七是纽约市长不怕出安全事故，中国市长出行最怕出安全事故。纽约市长坐的地铁，据说是世界上最不安全的，有很多安全隐患，但市长天天坐这样的地铁上班，也没有要求相关部门特意对地铁进行检修，如果是中国市长，肯定不会坐这样不安全的地铁，即使作秀坐公共交通工具，那也要重点检查，确保万无一失。

八是纽约市长公私分明，中国市长却公私不明。纽约市长上班坐地铁，无专车接送，这说明了什么？尤其是去上班，这也可以说是公事，但纽约市长就这样公私分明，上班的路上不能算公事，只有在上班时间或办公室的事才能算公事，否则，都是私事，所以，不能占公家便宜。中国的市长呢？你能看到有市长自己打车或坐公共交通工具的吗？要么是自己开着公车上班，要么是专职司机接送上下班，在中国，上下班是否算公事，反正无人说得清，但把公车用在家人身上那恐怕也是司空见惯吧，送孩子上学，接送家人外出旅游，这恐怕也是中国的特色吧，也许中国的市长家事也是公事的缘故吧。

九是纽约市长把市长看作谋生的工具，中国市长把市长看作是为人民服务的工具。正因为美国的纽约市长坐地铁上班，把自己混同于老百姓对待，这恐怕是纽约市长把市长作为谋生的工具罢了。因为美国的市长在位期间是市长，享受国家规定的薪水，当不做市长了，就与官场无关了，也许做律师，也许做教授，也许失业，但国家不再给你发工资，所以，纽约市长在位期间只能兢兢业业的工作，否则，就有可能被人哄下台，那就真正成了百姓了。中国的市长则不同，他们是为人民服务的，虽然不是终生制，不做市长后虽然做不了律师，也当不了教授，但他们拿着国家给的薪水过着逍遥的生活，他们不怕百姓哄他们下台，即使下台了待遇也不会变。

从纽约市长上班坐地铁这一点小事上就可以看出与中国的市长许多方面的差别，这也许是美国市长与中国市长的差距吧！

主题标签：其他上班

前些日子，有一张美国新任驻华大使骆家辉赴任的照片在中国的微博上疯狂转发。照片上骆家辉不像是履新的高官，身边前呼后拥，而是像一个普通游客，携家人准备登机。

无独有偶，2009年奥巴马访华时，也有一张照片被中国媒体不约而同地搬上报纸的头版。

照片上奥巴马自己打着雨伞，出现在总统一号的出舱口。当时，我应邀参加凤凰卫视的《锵锵三人行》节目，就此调侃说，堂堂总统自己打伞，这让中国那些啥事都有人伺候的小局长、小处长情何以堪啊！

这两张照片，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传达了同一层意思，即美国的官员不像中国的官员那样官僚。再后来的拜登吃面，更是把亲民演绎到极致。

之所以如此，和美国的官员产生制度息息相关。

美国的官员不是上级任命的。贵为总统的奥巴马，也无法对某个州长的任免指手画脚；同理，州长也无法对下属的某个县的县太爷的任免做出决定；而县长当然也不能决定镇长的升迁。

决定这些升迁与否的，都在于官员治下的选民的选票。

由于对下不对上，因此官员就不必刻意媚上——上级领导来就来，我欢迎，但我也不会当成老佛爷一样供着；上级也知道自己职责何在，因此也不会对接待鸡蛋里面挑骨头。

和不必媚上相对的，是必须媚下。

可以得罪天，可以得罪地，但不可以得罪辖区内的选民——这才是乌纱帽的供给者。

他们可以用选票把你送上高位，也可以用选票把你拉下来。

在文化层面，美国也是个相对简单的社会，笃信人人平等。

官员可以转身成为教授，成为商人，也可能退休后一无是处。

当过美国总统的格兰特将军，卸任后日子过得相当拮据，还不得已变卖外国友人赠送的礼品。

最后有书商找他写书，靠一笔不菲的稿费度过难关。

这就是说，美国的官员不是终身制，今天是官，明天就是民。

既然人人平等，官民就平等；既然官可以转化成民，又有多大必要非要表现出官和民的不同呢？

当然，这么说并不是说美国人不尊重领导，每当总统或国务卿出访，各使馆也是忙得一团糟，也怕挨批评。但并不是担心伺候不好领导导致龙颜震怒，而是要准备各种文件、请记者、安排会见等各项事务，活儿太多。

也有人持不同意见，说这是美国人搞的公众外交。

假如按照这个逻辑，那么骆家辉或者奥巴马就是刻意这么做秀一把，让人拍照，然后再私下里摆谱显示自己是领导。

不是我看不起他们，美国人还真的没有演这出戏的脑子，也没有可以这样演戏的必要。

茅于轼：限购让中国走回头路不声不响的迈向权力经济

2011年08月24日16:10来源：东方网作者：茅于轼字号:T|T7847人参与467条评论打印转发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

东方网8月24日消息：世界贸易组织把中国定义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其理由是，由于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交换的不够自由，市场的价格偏离了均衡价格，因此在国际贸易中，有可能使衡量国际比较利益的尺度发生错误，应该进口的变成了出口，或者相反。

中国要争取成为市场经济国家，必须在交换的自由方面有所改进。这方面已经取得很大的进展。粮食、日用品由于自由集市的逐步开放，已经做到自由交换。我们用人民币可以在超市自由选购成千上万种商品。前几年开放了黄金买卖，百姓可以用人民币自由买卖黄金。对买卖外汇的管制也越来越松。现在每人每年可以买卖相当于5万美元的外汇，而且不需要任何证件(过去只有因公出国可以换汇200美元)。人民币能直接购买各种用品，能够和黄金、美元互相交换，它越来越具备衡量价值的功能。这些措施也使中国越来越接近市场经济国家。

可是，最近政府出台的一些限购措施，包括对房地产的限购、对汽车的限购，由于是一种对货币使用的限制，使得中国又朝着远离市场经济的方向走。限购使得市场价格发生更多扭曲。

民众原本用来买房买车的钱，因为限购而买了别的商品，市场的均衡遭到损害。而这完全是人为的。

不错，中国的房地产价格高得离奇，因此对房地产限价似乎是有理由的。限购能够抑制房价。

但是房地产价高的根本原因是土地被垄断，缺乏其他良好的投资机会，收入差距太大。不在这些方面想办法，用简单的行政手段来处理，虽然房价可以被压抑，但是会引起其他的经济问题。

用行政手段限制货币的使用，是一个需要特别谨慎的措施。大权在握的政府往往不顾市场的规则肆意横加干预，或者限购，或者限价，或者设置审批要求，结果都是削弱货币衡量价值的功能，也破坏市场的均衡。上世纪50年代初，政府对农产品[11.151.64% 股吧研报]统购统销，当时绝没有想到计划经济的后果，导致经济效率的大倒退，最后濒临经济崩溃边缘。

改革以后，回归到市场经济，走交换自由化的道路，才获得空前成功。

从更为根本的宪政角度看问题，限制货币的使用相当于侵犯百姓的私人财产。货币是百姓持有财产的一种方式。限制它的使用，即使不是完全的剥夺，也是一种蚕食。如果限制的范围扩大，货币的用场越来越小，那就无异于是权力逐步代替货币在配置资源。这是一种不声不响的迈向权力经济的嬗变。我们需要对此加以高度警惕。(来源：金融时报)14

一个以前任何时代都无法比拟的伟大时代将要到来 (2011-09-2913:50:19)转载▼标签：欧债危机住宅市场标准普尔soho中国杂谈分类：生活随想——2011年9月29日潘石屹网聊

“微访谈”让我们每周相遇一次，在报纸上、在视频上、更多的是在网络上相遇，“微访谈”成为了你和我沟通的咖啡厅、会客室。

过去的一周，我们身边发生了许多事情：上海十号线地铁“轻度”追尾；欧债危机的加重引起了全球股票市场的剧烈波动；各国主管财政的要员汇集在华盛顿研究解决这些危机的办法；标准普尔在唱空美国、意大利之后，再次唱空中国的房地产；温州放高利贷的老板们纷纷不是逃跑就是自杀；iPhone5 下周五将在全球面市；中国最高的权力机构中央政治局要求加强道德建设……。

过去的一周，北京几乎天天是蓝天白云、秋高气爽，我践行着自己认为是健康、简单的生活方式，每天坚持祈祷，坚持骑自行车上班，坚持着多运动的生活方式。但回头总结才发现，自己还是有大部分的时间在盯着屏幕，关注Bloomberg的股票行情，关注微博上每一个事件的发生和变化，以及在这些大事件面前人们的心态、人们的爱与恨。

从我们身边发生的这些事件中我看到，世界新秩序的第一缕曙光就要到来。我们看到了知识和思想在无阻力、无成本地扩散着、聚合着、传播着、更新着。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的知识和思想都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像火山一样喷发而出。今天一位普通的小学生、中学生通过他们手中的网络所掌握的知识远远胜于历史上任何一个大学问家一生所掌握的知识。

只要我们细心地观察，任何社会真正进步的原动力都是知识和思想，社会财富归根到底不是物质的财富，最基础性的财富是人们思想和思想的聚合。

今天，大山大河再也不是人们传播知识的阻碍了。千万年来，阻隔人们的大西洋、太平洋被今天的技术彻底跨越了。知识和思想得到了从未有过的普及和快速的传播。凝神静思，难道这些不正预示着一个伟大的时代、一个以前任何时代都无法比拟的伟大时代将要到来吗？如果还有人怀疑，看看你的孩子，看看你手中的手机，看看你用的电脑，你就会确信，就不会再怀疑一个伟大时代，一个新世界秩序的到来。

在精神世界里，我们的情感、价值观和选择，千百年来一直被别人代表着、被压抑着。

即使美国实施的选举制度，时至今日也是一种被代表的选举制度。但今天，无论你身处何地，你的情感、你的意愿、你的选择都可以通过互联网立即充分地表达出来，无论任何力量都无法压制这种表达。

社会变化的根本是人心的变化，社会进步的根本也是人心的改变。我们看到，同情受害者和弱者，伸张正义，憎恨腐败和欺骗的力量是每一个人发自内心最坚定、最持久的力量。

每个人发自内心的力量看起来微弱，但汇集起来，就是一股巨大的、不可阻挡的洪流，足以让任何“腐败”、“欺骗”、“黑暗”寝食难安、无处躲藏、惶惶不可终日。我们看到，在无数好心人不计任何回报的帮助下，几千名被拐骗的儿童回到了自己父母的身边，一个个腐败分子被彻底地揭露出来，几乎是一周一个被暴露在阳光下。很多公共事件都有你的参与，都有你的力量汇集其中。揭露这些腐败分子的不是拿政府工资的纪检干部，而是一个一个分文不取、怀有一颗正直心的普通人。无论你在大城市还是在偏远的山区，你都会感受到这股正义的力量，这股正义的力量正在以几何级数成长。这股力量一定会创造一个全新的世界秩序。

也许，你会认为这样的判断过于乐观了，回头看看我们现实生活中。多少行业、多少企业在死亡线上苦苦的挣扎着；全球的股票市场跌跌不休，自己的资产也在大幅度的缩水；通货膨胀的压力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扭曲的房价让多少年轻人望房兴叹。这些正是一个新世界秩序到来的阵痛，没有旧秩序的颠覆，就不可能有新秩序的到来。没有了困难和考验，精神品质也就失去了它成长的环境。我们的责任心、正义感只能在这些困难和克服困难的过程中得到成长。

有了这些基本的判断，我们就能透过目前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更清楚地看到世界变化的趋势，就会明确我们的方向感。有了这些基本的判断，我们在今后讨论一些具体的问题时，才能有共鸣、有同感。离开了这些基本的判断，就会形成鸡对鸭讲的局面，就会有无休止的争吵。

住宅市场的崩塌就在眼前

限购政策给住宅地产市场带来巨大影响全球经济处在不稳定中，实际上08年经济衰退后新的经济秩序并没有真正地建立起来。

各国政府大幅度地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这相当于是饮鸩止渴、治标不治本。现在的波动是2008年危机的延续。

在这种大的动荡面前，我们要看到任何一个个人的价值、公司的价值和机构的价值都在于为社会和他人创造财富，而不是简单的投机。衡量公司价值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它为社会创造真正的财富和提供的服务。回到这个基本点上，我们对所有的事件的判断就会有方向，就不会人云亦云，也不会随波逐流。

上周波动最大的无疑是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和房地产的股票市场。今年初，政府实施的限购政策，给房地产中的住宅市场带来了很大影响。今年下半年以来，这些政策显示了它的效果，住宅市场成交量在萎缩，房地产开发商在死扛，因为在限购的情况下，即使降价也未必能使市场成交量增大，对开发商资金链的缓解也可能无济于事。从今年下半年开始，具备买房资格的人已经基本上购买了，市场上具备购房资格的人越来越少，住宅市场的崩塌就在眼前。

各国主管财政的要员上周汇集在华盛顿，中国的官员表态不要指望中国去救欧洲的市场。中国虽然GDP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但根据2009年各国人均GDP排名，中国在一百多个国家中排在第99位，而排在第98位的是当年中国一直援助的兄弟国家阿尔巴尼亚。指望一个人均GDP排列在全世界第99位的国家去帮助那些人均GDP排列在前十位的国家，这怎么可能呢？穷人怎么可能帮助富人去还债？而且要还这么多的债呢？

中国官员表态不要指望中国救欧洲市场在旧世界秩序中最混乱的莫过于货币秩序。这种混乱在国际上表现为金融危机，在中国国内表现为地下钱庄、高利贷的疯狂发展。我们看到，温州企业主私逃、自杀、被抓回，在过去的一周接二连三发生。如果这种现象得不到抑制，更可怕的情况就是黑社会的出现。因为这些地下钱庄和高利贷是不受中国法律保护的，出了问题只能是通过黑社会或类似黑社会的手段来解决。出路在哪里？最终的目标是统一的货币。在达到这个理想的最终目标之前一定要朝更公开、更开放的方向去努力，而不是垄断。不为社会创造财富、只是靠钱去赚钱，这样的想法就走到了社会进步的反面。银行凭借资金和政策的优势可以获得巨额的利润，而真正为社会创造财富和提供服务的中小企业在生死线上苦苦地挣扎，这种现象能长久吗？谁都相信不会持久。

开发商盼望着往年的“金九银十”，盼望着旺销的季节能够到来，这都是老黄历了。2011年不同于以往任何年份，因为实行了限购政策。前几个月，具备购买资格的人基本上都已买了房子，有钱没有资格购买的人无法购买，潜在的客户越来越少，所以，住宅市场在政府不取消限购政策的情况下，注定是成交额一月比一月走低，一周比一周走低。

SOHO中国的净资产负债率远远低于同行业水平（数据来源：各上市公司2011年中期业绩）SOHO中国目前手头有190亿的现金

开发商的资金、资金链成为现在政府、银行、开发商自己最关注的问题。在过去两年宽松的货币政策的情况下，开发商取得了很高的销售额，手里都持有大量的现金，但随着成交额的下跌，所有住宅的开发商都会进入一个入不敷出的境地，资金状况会一天比一天差。标准普尔通过各家房地产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得到了不容乐观的结论。

也有投资者担心我们公司资金链的情况，我们对市场环境最基本的判断是我们处在一个剧烈的动荡期，在这个动荡期中首要的任务是要有稳健的财务指标，手中要有足够的现金，足以应对任何可能出现的波动和危机。同时，在房地产市场剧烈波动的时候，大型城市、繁华地段的物业常常是波动幅度最小的区域，这就是我们的选择，这就是我们应对市场波动的策略。

现在SOHO中国还有190亿的现金，SOHO中国将会在未来迅速地完成战略布局，会在未来几个月抓住时机购买土地和项目。在融资方式中，SOHO中国没有一分钱来自高风险、高成本的信托融资渠道，信托给房地产的融资已经引起了银行监管部门的格外警惕，未来负债率高的开发商日子肯定不好过。

我们看到，许多开发商纷纷下调了今年全年的销售目标，并开始了降价行动。SOHO中国今年的项目大部分是7月份以后才拿到销售许可证的，许多大客户的谈判正在进行中，目前还没有调低全年销售目标的必要。在价格方面，SOHO中国的产品是商业和写字楼，不同于住宅产品，租金回报率远远高于住宅产品，而租金回报率是衡量价格高低最重要的指标。

所以，SOHO中国没有降价的打算。

崛起期的中国应汲取德日教训

2011-10-0620:40:53 归档在最新时政评论| 浏览72591次| 评论106条

今日中国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倾向，就是民间对军事的近乎狂热般的热情。只要对近年中国各地电视台的栏目收视率做一个粗略关注就可发现，任何与中国发展有关的题材，只要与军事沾上点边，那基本上就不愁成不了“收视拉动器”。

一般来说，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有着相当数量的军事爱好者或发烧友，这是一种无可非议的常态。但如果当这种对军事的热情，从军事发烧友较大规模地蔓延到民间，并在民间形成一股对军事的热情，人们就需要予以谨慎的对待了。

今日中国：军事发烧，思想漠然

对现阶段的中国而言，这在相当程度上是中国崛起并随之带来的民族自豪感的反映。经历了过去数百年的积弱贫穷之后，在中华民族的集体心灵深处，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悲情。这种悲情既见之于中华民族百年前的焦虑和骚动，也见之于其今天的自豪与某种程度的膨胀。

对一个曾经积弱贫穷的民族来说，渴望强大无可非议，但强大的目的又是什么？强大的途径到底在哪里？对军事的热情若不伴随对思想的追寻，那么前景便有点堪忧了。

今天中国的实际情况正是如此，亦即在军事热上升的同时，是民间对思想的淡漠。从人性的角度说，一个对思想不感兴趣的人，可能是一个能干之士，但必定不是一个有深度的人；以此类推，一个对思想不感兴趣的民族看，可能是一个发展迅速甚至具有极大潜能的民族，但必定不是一个能保证长久可持续稳定发展，而且能稳健把握自己发展方向的民族，因为在这个民族的内心深处，充满了浮躁和茫然。

德国崛起期：理性民族的愚昧

这种思想的漠然，某种程度上有点类似百年前的德国和日本。百年前的德日两国一如今天的中国，经济、军事迅速发展，但思想却处于低位运行的状态。在欧洲，英国工业革命后，英、法、荷兰等国，都历经了思想启蒙和资产阶级革命的浪潮。一方面是经济和军事实力的高度发展，另一方面则是由知识界启动的大规模的思想启蒙和精神洗礼的进程；两者在数百年历史的进程中，同时伴随了英、法、荷兰等国的历史。

二战后，当清算纳粹罪行时，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希特勒职能产生在德国；希特勒若是产生在英法两国，那么以这两个国家人们的幽默，都早已将他赶下了台，或者根本就不会让他上台。”其实，将希特勒在德国归咎于德国人缺乏幽默的特性，无论如何都肤浅了一点。

希特勒之所以只能产生于德国，而不可能产生于英法两国，其真正的原因在于英法在经济崛起期历经思想启蒙和精神洗礼的进程，现代文明、民主、自由、公平的思想早已深深地扎根于这两个民族人们的心灵深处。因此，若希特勒产生在英法两国，鼓噪“德意志民族优越”、“将犹太人从地球上灭绝”时，法国大革命后早已深入人心的“人生来平等”以及“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将会与这一法西斯思想产生严重冲突，而最终会成功地将希特勒拉下马，或根本就不会让纳粹思想盛行于英法两国。

而德国的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当英、法、荷兰等国正在经历人道主义、思想启蒙的洗礼时，德意志民族依然是在“神圣罗马帝国”的黑暗统治之下，专制主义体制犹如一张大网，将德意志任何灿烂思想的火种扼杀在萌芽状态之中。那个时代的德国人，就其灵性而言，充满了高度的理性和逻辑精神；但就其思想文明程度而言，却又处于极度的愚昧之中。因此，千万不要以为一个优秀的民族就必然会走向现代文明，正如千万不要以为一个高智商的人就必然会成为思想开明之士一样。理性、逻辑和精神愚昧，在1945年前的德国，竟然如此天衣无缝地融合在德意志民族的集体精神世界的深处。

换言之，在德国崛起的年代里，德意志民族的精神世界没有同时展开一场思想启蒙和精神洗礼的进程，这一点与其邻国-法国和英国的情况形成皆然反差。因此，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德意志民族犹如一个完成发育的强壮少年，一夜醒来，发现全球市场和势力范围已被攫取和分配殆尽，而此时少年的肌肉已足够强壮，再加上手上又正好有一挺“重型机枪”，因此德国加入世界范围的帝国主义的争夺便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而两次均由德国发动的世界大战的悲剧也就在这时埋下了伏笔。

也许我们没有权利指责每一个普通的德意志民众。作为普通民众，每个人都有人性的优点和弱点；更重要的是，我们不可能苛求每一个普通民众都成为思想深邃的“圣人”。但我们却有足够的理由指责那个年代的德意志知识精英，因为他们在德意志民族的崛起期，没有承担起足够的思想启蒙和精神洗礼的重任。

崛起期日本：茫然的爱国主义

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崛起期的日本民族身上。1860年代，和中国一样被西方的船坚炮利打开了国门的日本，开始了“明治维新”的进程。这是日本民族的第一次现代化努力，可谓成功和失败参半，其和经验教训十分值得今天的人们梳理和总结。就成功的一面而言，“明治维新”与近邻中国的“洋务运动”相比，无疑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导致日本在三十年不到的时间里，从一个落后的农工业国一跃而为先进的工业国和军事强国，并加入到世界列强的对世界的争夺中。

然而，正是这种对世界的争夺，也种下了日本民族在二十世纪悲剧的种子，其根源来自于“明治维新”期间，日本没有同时展开思想启蒙和精神洗礼的进程。相反，在“明治维新在”的历史进程中，日本始终存在两种国家主义的倾向，一是由官方推动的国家主义，另一类则是以国民为中心的国家主义；前者后来发展成为军国主义，而后者则与自由主义、平民主义结合，发展成为在野运动的思想基础。

按照日本当代思想家松本三之介的观点，在野的自发的国家主义，与官方推行的国家主义，在两个基本点上是想通的，一是国家独立，二是政治价值高于一切。值得注意的是平民国家主义的政治高于一切的价值观，它来自于成为国民之前的文化心理因素，即认为政治权力万能，对权力顶礼膜拜的臣民的心理，很容易使人对政治心驰神往。

松本三之介认为，近代日本的精神道路，是围绕这国家主义这一核心所作的向心运动，即便是对平民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理解，也总是离开它们的现实基础-市民生活和个人自由，而从国家主义的立场，作急功近利的解释。；例如明治时期的首要问题是国家独立问题，国家主义作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指导思想和精神支柱，理所当然地自明治精神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而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则必须围绕这国家主义来展开，充当国家主义的辅助工具。

最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明治时代大思想家福泽谕吉的思想演变历程。福泽早年鼓吹开化和自由思想，而晚年却成为了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者。福泽在明治时代风靡一时的《文明论之概略》中认为，文明是“人类万事”的目的，只要有利于文明的发展，则无论君主制或共和制都“可以不闻其名而取其实”；以此类推，无论和平还是战争，只要有利于文明的发展，哪怕将整个日本置于背水一战的地步，“纵然全国四千万人种尽灭，也不后退一步”。甲午战争后，福泽为日本打败了过去的老师- 中国而“激动得热泪盈眶”，狂呼日本的胜利是“文明对野蛮的胜利”，均源于这一十分茫然的思维逻辑。

这一茫然思维逻辑的后果，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日本身上，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换言之，如果明治崛起时代的日本的思想家能少一点茫然，多一点对其国民的思想引领，而不是误导，那么当日本真正崛起之后，日本民族所经历的磨难也许就会少很多。

当然，历史不可重复，但历史的教训却可以汲取，尤其对百年后同样处于崛起进程中的中国。

警惕茫然走向骚动

这种警示，并不是指中华民族必然会走向对外武力之路。从历史上看，中华民族基本上是一个平和、安详的民族，但老实人也可能有骚动的一面。当中华民族这个老实人数百年历经磨难后，又一次迎来“盛世”时，这个老实人内心的愉悦是无与伦比的，内心的冲动是触手可摸的。

恰恰在这个时候，中国的周边又不太平，而且还将越来越不太平。于是，历史上从未有过思想启蒙和精神洗礼的的中国人的内心冲动，是否可能会演变成另一场骚动？虽然这一定不是百年前中华民族处于低谷时的骚动，虽然人们尚无法预知未来几十年复杂的地区战略格局将导致中国人做出什么样的抉择，但目前中国民间这种军事发烧，思想漠然的状况，无论如何都会使中国的未来带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更何况，即便有一天中国民间忽然对思想感兴趣了，人们也要十分警惕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民间对军事的狂热很可能在下一阶段就导致极端思想的产生。届时，若中国再没有现代文明思想占据主导地位，那么情况就有点堪忧了。

中国，请你慢些走

2011-07-2516:25:02

童大焕—2011年7月24日星期日

7月23日20时27分，北京至福州的D301次列车行驶至温州市双屿路段时，与杭州开往福州的D3115次列车追尾，造成D301次列车4节车厢从高架桥上掉落。据悉事故原因是前车遭到雷击后失去动力停车，造成追尾。截至7月24日11时，媒体报道已有35人死亡、210人受伤。24日日本主要报纸的头条全是这则新闻，正可谓举国同悲，世界关注。

发生如此重大悲剧的前几天，铁道部发言人刚刚针对京沪高铁5天发生6起故障作出解释，说高铁需要2至3个月磨合期，然后进入稳定期。想必D301次和D3115次动车，开通不止三个月了吧？也许，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我们正在为追求过快的发展速度付出代价。

事故发生后，人们翻出了我们曾经感到无比自豪的一些东西，比如《人民日报》2010年12月14日01版发表的《“提速先锋”李东晓》，4009字长文，报道中写道：多一天调试，就能多给旅客一份安全与舒适。上级下了“死命令”：培训时间10天。10天后，必须把第一列时速350公里的动车组开回北京！“回北京可以。就安全角度而言，只能让别的机车把这车给拉回去。” 迈克斯是个倔老头儿，秉承了德国人一贯严谨的态度与工作作风。“那我们就打赌吧！10天后我们肯定能开走！”李东晓比迈克斯更倔。

此外还有硬建建设方面的，从最初的五年工期到实际两年7个月完成铺轨，京沪高铁“创造”

了高铁建设速度记录——这个时间，在国外建设高铁时，还不足留给路基自然沉降。按照时速380公里的设计要求，京沪高铁线路建成百年内，沉降要控制在5毫米以内，时间跨度是100年内。如果超出这个限度，轻者会舒适度降低，重者可能会出现列车脱轨等安全事故。

我们大干快上，高铁却并不那么受欢迎。因为贵，即使在一票难求的春运，大量高铁仍然空荡荡运行。京沪高铁开通不到一月，已经宣布停运G181次、D238次、D242次、D241次等4趟车。因为上座率低，这4趟高铁列车3天的预订量最低仅一成。因为高铁故障频发，与此竞争的京沪航线4折机票已经基本上调回8折。高铁列车空荡荡绝尘而去的身影，像一个时代隐喻：中国高速发展的列车，把许多民众远远地抛在了身后。

被时代列车抛下的人们，远远不是被抛下那么简单，他们要承担高速发展的列车给他们留下的一系列成本：环境、安全以及高速发展所需的资金等等。最新消息是，铁道部2010年需还本付息超1500亿元，但税后利润仅1500万元，只占应付款的万分之一。在此前的2011年两会上，部长盛光祖表示铁道部负债额约为1.8万亿元。有分析认为，目前铁道部全部经营现金流也就只够支付利息。

而在安全问题上，人民日报社陕西分社社长杜峻晓在《铁路工程师为何不愿坐高铁》的文章中披露，有位铁路工程师去年退休离开工作岗位时，说过这样一句话：我这辈子出门坚决不坐高铁。工程师出于对“中国高铁发展很快”的担心，因为，这已经“不是一般的快，是那种大干快上’的快”。

今天，高铁的安全问题和投资浪费问题正在逐步显现之中。下一个要警惕的，是投资总额数万亿元的保障房。大干快上之下，其质量和债务隐患又将如何？《中国青年报》和《人民日报》几乎同时剑指保障房建设水分。一些地方政府将之前在建的教师宿舍、企业员工宿舍等，一并计入保障性安居工程，企事业单位用自有土地集资建房，低价卖给职工，拆迁户获得的补偿住房列入保障房名目等变相丛生。少数地方在申报数据时，将去年未开工的项目结转到今年开工项目中。为了加快进度，在审批手续不全的情况下就开工建设，边施工边审批的情况则更为普遍。还有一些地方，将奠基仪式作为开工的标志，“铲点土就算开工”。

“开工量”陡增不要紧，数字造假纸上文章不产生实际危害，要紧的是工程质量问题会不会陡增？毕竟资金不足仍是最大障碍，钱少、时间紧迫都有可能成为垃圾建筑的催化剂和安全隐患的定时炸弹。

良好的愿望只有在尊重事实、尊重科学和规律前提下，才有可能结下甜美的果实。主导公共工程的政府和官员，和市场主体相比，也并不天然地具备道德、智力和能力优越性。相反，从上到下的短期任期政绩追求、各式各样的献礼工程需要、“花别人钱办自己事”的内在腐败寻租逻辑等，都有可能导致公共工程质量普遍低于私人工程或者造价高于私人工程。

未来中国的安全与稳定发展，两大指标可以一目了然：公共工程迅速减少，发展权利还给市场和民众；政府收入逐步乃至迅速减少，社会财富还给民间。

中国啊，请你慢些走，停下飞奔的脚步，等一等你的人民，等一等你的灵魂，等一等你的道德，等一等你的良知！不要让列车脱轨，不要让桥梁坍塌，不要让道路成陷阱，不要让房屋成危楼。慢点走，让每一个生命都有自由和尊严，每一个人都不被“时代”抛下，每一个人都顺利平安地抵达终点！

注：最后一段文字，最早于24日凌晨1：33发于新浪微博，一天多时间28万次转载、3万余评论。今早（北京时间25日、美国时间24日）据悉上了《纽约时报》头条。

《春天里》为何唱哭千万网民？

2010-11-1222:00:15 浏览133624次| 评论180条《春天里》为何唱哭千万网民？

秦建中

今天（12日）各大网络都关注了这样一个消息，作为一个开放的平台，网上一直不乏有各种草根阶层去展示各种各样的才艺，最近有一名普通的流浪歌手和一位农民工在非常简易的出租房内翻唱了一首汪峰的《春天里》，这段视频在网上被曝光以后迅速走红，不仅赢得了近千万的点击率，还在微博上被迅速转载，有的网友表示，两人质朴的歌声让自己都哭了。

（11月12日中国广播网)

其实被农民工唱哭的不仅有千万网友，而且还有湖南省委书记周强。他多次公开推荐这个视频还亲自很动情的朗诵歌词，勉励年轻人为实现梦想努力打拼。

《春天里》这首再普通不过的歌曲之所能唱哭千万网民，让一位省部级高官为之动容，不仅仅在于演唱者的流浪歌手和农民工身份，同时还有还有歌词里折射出的令人心酸的社会现实。

一面是富二代和官二代的春风得意，一面却是贫二代们的生活困惑，以及生活在大都市里农民工们的无助眼神。面对如此残酷的现实，大凡有恻隐之心的人，无不为《春天里》凄婉的歌词而潸然泪下。

近段以来，阶层固化成为公众热议的话题。今年9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长篇通讯《社会底层人群向上流动面临困难》，提出一个疑问：穷会成为穷的原因，富会成为富的原因吗？

文章感叹，贫富差距加大的趋势日趋严重，“阶层固化”所导致的严峻社会现实已经摆在我们面前，再不可漠视。

特权思想以及产生特权思想的僵化的社会体制导致了社会底层人才向上流动的通道，让“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会打洞”的千年谚语不幸而成为今天的社会现实。

“我爸是李刚”之所以风靡网络，不在于这句话有多少文化含量，更多的在于这句话所反映的社会现实是多么的严峻。年少的李启铭凭什么能够有本事开豪车到大学校园兜风，又凭什么不费吹灰之力找到一份很多少向往的工作，这些事实所暴露的社会问题自然是不言自明。

“大学生找工作就是拚爹”，这句虽然看似通俗易懂，但它带给公众却是大山般的沉重。过去被人们称之为天之骄子的大学生尚且如此，又何况刚刚从农村走进大都市的农民工们。他们只有在田间面朝黄土背朝天劳作的老爹老娘，自然拚不过资本，拚不过权力，他们只有永远被固化在社会最底层。

人保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在作客央视时说，美国有所谓的“美国梦”，我们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我们完全应该有自己的中国梦，让每个中国公民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都有可能从一个比较低的层次上升到社会的高层次，我想我们要构建这么一个梦。当然现在这个梦离实现还有很远的距离。但是我想这应该是我们奋斗的方向。

这番话说得很好。因为历史早已证明，一个社会之所以拥有生机和活力，并不在于它的社会财富积累有多少，更不在于它所产生豪门贵族的能力有多强，而在于底层民众能不能通过自己的努力与奋斗，有机会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梦想。

向上涌动的社会底层被僵化的机制无情的扼杀，这不单是社会底层民众的不幸，同时更是一个民族的悲哀，这也正是一首《春天里》唱哭千万网友的根源之所在。一方面是同病相怜，一方面是对阶层固化之后社会一潭死水的无奈，更重要的是，是公众对希望能够改变自身命运的期盼，也是对社会变革以祛除阶层固化顽疾的呼唤。

“中国制造”何以比国外贵？

2010-12-1222:35:13 浏览204528次| 评论139条“中国制造”何以比国外贵？

时寒冰

出国购物，最大的感慨是，标注“MADEINCHINA”的商品，不仅质量有保障，而且，价格比国内便宜好多。到美国时，我曾经对十几种商品的价格与国内进行比较，发现价差最大的超过了50%。也难怪，国人为何在国外一掷千金，大包小包往回拎了。

问题是，“MADEINCHINA”的商品，漂洋过海，何以比国内还便宜呢？

这是一个奇怪但并不有趣的现象。畸形的现象，必有畸形的根源。

商品在出厂以前，并没有明显区别。区别在出厂后。

国内的商品虽然没有远渡重洋，但是，历经重重运输关卡，运输成本外加各种乱罚款、乱收费，累加起来，比国际运输路线更昂贵。据报道，全世界收费公路14万公里，其中有10万公里在中国，占了全世界70%。交通部规定40公里设一收费站，而有些地方政府规定，高等级公路每20公里甚至更短路程就可设1个收费站。收费站的密集发展挤压了原本作为公共产品存在的免费公路的空间，提高了商品的运输成本。更有甚者，一些职能部门滥用权力，动辄对运输车辆敲诈勒索，所有这些成本，都被转嫁给了消费者。

过了公路关卡，面临着高昂的进场费。商品无论进入商场还是超市，就面临着上架费、月返费、广告费、促销费、年节费、毛利补差、条码费、端头费等等，另外还有促销活动中的条幅、花篮、空飘、地贴、墙贴、灯箱、DM特别广告、人员管理等费用。除此，还有各种暗箱操作的费用，否则，自己的商品就可能被摆放在极偏僻的位置。无孔不入的腐败，加大了中国整个经济体的运行成本。

由于商场、超市收取了远高于国外同业者的费用，获取了更高的利润，根据羊毛出在羊身上的原理，这些都被纳入到价格当中，转嫁给了消费者。

再一个是由诚信缺失增加的成本。国外的商家与生产厂家打交道，诚信度一般都比较高，合同一旦签订，大都会认真执行。这大大减少了交易成本。而生产厂家与国内的商家打交道，经常面临着账款拖欠，迟迟追讨不回的风险。为了避免这种损失，厂家大都会提高价格，而这些成本也基本上都转嫁给了消费者。

除了这些原因，货币是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或者说，是一个最根本性的因素。不妨以中美两国的货币量做比较。2010年6月末，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余额为67.39万亿元（折合9.9万亿美元），2010年6月末，美国M2是8.6万亿美元。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比美国多出1.3万亿美元。截至今年11月，中国的M2已经达到令人瞠目结舌的71.03万亿，比美国已高出20%多。成为自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货币总量最多的国家。

这意味着，同样的商品在中国所对应的货币量，远远大于在美国所对应的货币量！或者说，目前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其实是被严重高估的，当高估的人民币兑换成相对低估的美元等外币去购物，就会感觉到物价极其便宜（人民币超发的严重性数倍于美元）。正是汇率的扭曲，使得出国后，以人民币兑换成美元后购买的商品价格反而更便宜。由此可见，人民币并无任何升值的空间。或者说，人民币升值，只是一个虚幻的假象而已。

“中国制造”在国内比国外贵的现象，折射出来的其实是一系列深层次的问题，非常值得我们深思。

闾丘露薇:我的新年愿望

2001年的时候，江西万载的芳林小学发生了爆炸，造成41人死亡，当中4名教师，其余的都是正在上课的小学生，还有29名师生受伤。

当时这个新闻，在中国媒体报道之后，海外媒体大量转载，至于爆炸的原因，版本也有不少，根据一些报道，这次爆炸，是因为当时的学生们，正在做烟花的信管，而这种说法，成为海外舆论引用最多的一种。结果，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一个接待外宾的场合，主动告诉在场的记者，他接到报告，爆炸是因为一个精神病男子，帶著煙火炸藥進入學校的教室，引爆炸藥，把自己也炸死了。他否认芳林小学，被当成了烟花工厂。

不过，海外媒体并不买账，认为中国政府隐瞒事实，因为在事件发生之后，尝试到现在进行采访的海外媒体，都被堵截在了现场之外的地方，于是即便是采访，也只能够是其他村子的村民，各自有各自的版本。

我被通知去芳林小学采访非常的匆忙，我都没有时间回家收拾行装。当时我有些迷茫，因为我知道，所有的访问都会在官方的陪同下进行，虽然事实证明，他们没有做任何人为的干扰，我可以随意采访，从村民，到被指控为凶手的家人，还有幸存的孩子，我特别要求在采访孩子的时候，陪同人员呆在外面。所有的采访都证实了政府的说法，一个生活不如意，在人们眼中行为怪异的男子，自己制作了炸药，冲入了当地的学校。也证实，当时学校并没有生产烟花，学生们正常上课。但是，一直以来，我的心里面，总是有一种说不出的疑虑，因为谁知道，那些偶遇的村民，那些随意挑选的学生，说的是不是真心话。

直到两年前，我到澳门大学演讲，和在场的学生分享这一段的采访经历，一名学生举起手来告诉我，他就是来自那个村庄，他可以证明，确实是当地的这个村民炸了学校，而学校当时，确实没有生产烟花。其实，要解释心中的疑惑，还有一个方法，就是用科学的方法鉴定爆炸后的留下的痕迹，比如，烟花爆炸和炸药爆炸最大的不同，就是前者会出现连续性的爆炸，而所有的报道，以及目击者都认定，爆炸声只有一下。而这一点，在我进行报道的时候，因为自己当时采访经验有限，并没有想到从这个角度，寻找第三方的论证。

不过，这并不是我说这段往事的重点，我想说的是，这件事情，从一开始的时候，就出现了错误的地方，那就是对媒体封锁现场。当所有的信息，都是来自一个信源，也就是政府的时候，如果政府本身缺乏应有的公信力的时候，人们总是会怀疑里面是否隐瞒了什麽。即便之后政府希望做一些纠正的动作，比如那一次，公安部派出工作小组微服私访，也允许部分媒体到现场采访，但是，因为一开始的错，使得之后的这些都变了味道。

其实不单单是乐清的事情，如果我们好好回想一下的话，太多的事情，都是因为一开始的错，使得之后的事实，总是让人相信的有点点不情不愿，而人们对于政府的信任度，也就在这样的一次次中，一点点的流失。

怎麽办？看到一位叫做@芦垚的网友在新浪微博上这样写：政府信用破产不值得幸灾乐祸，因为受到伤害的是整个社会。要知道政府信用是社会公器，而不是官员的私人把戏。就算官员们不需要，民众还需要呢。除非另辟蹊径产生另一种公共信用，显然在当下不可能。所以我还是想，如果能修复，自然比进一步摧毁他好。他们在破坏，修复的希望在我们，不要破罐破摔。

但是修复的过程，如果没有政府官员的配合，在我看来，是missionimpossible,不可能的任务。也因为这样，来自民间社会的质疑造成的压力，如果无法让政府官员醒悟，哪怕明白一点点，那真的让人看不到修复的希望。

新的一年，如果有怎样的愿望，我想，虽然很多人说，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但是一起去创造一个无法装睡的环境还是有可能的。周边的声音大而不断，还有行动，比如一个个的观光团的到访，那末装睡是不可能的，除非真的死了。

最后，祝大家又是新的一年。

如何避免“统计为政绩服务”？

盛大林

日前，深圳两会闭幕时，就房价这一热点，深圳市长许勤答记者问时提到，整个房价去年底和去年初相比下降20%。这一数据面世后，不少网友提出质疑，认为深圳房价“被降”了20%。

对此，许勤表示，大家对这一数据提出疑问，感觉身边的事实和政府公布的数据不一定符合，这种反应也是正常的，“这个数据可能是部分反映房价，不一定是全面反映。”（据1月24日《京华时报》）

深圳房价去年降了两成？这种说法实在太雷人了！不过，这仅仅是因为人们的“感觉”与这个数据不符合吗？不是的。

中国房产信息集团日前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大一线城市2010年新建商品住宅价格同比普遍大涨，其中深圳12月份的新建商品住宅均价达到20596元/平方米，涨幅为33%。

如果说上面只是民间机构的统计数据，那么再来看看官方的统计数据。去年12月份，深圳市房地产研究中心发布的《2010年1-11月份深圳市房地产市场运行情况分析报告》披露，按照登记备案的情况，1至11月深圳新建商品住房成交价格为20452元/平方米，同比上涨41.8%。

而且，就在2010年12月21日召开的深圳社会建设工作会议上，深圳市委书记王荣坦言政府无法降低房价，“因为房价，大家都感到在深圳生活成本高，但政府也不能把房价从2万元一平方米压至1万元，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但可以提供更多的保障性住房等高福利。”

很显然，王荣也认同深圳的房价已经达到了2万元左右，正在而且还要上涨。（据去年12月23日《第一财经日报》）

深圳市长与市委书记的说法“打架”？其实，统计数据尤其是房价数据“打架”的情况经常出现。比如关于2009年的房价，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是同比上涨1.5%，中国社科院蓝皮书的数据是5%至10%，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RECIO工作室的数据是24%……不同版本的房价浮动数据甚至相差数十倍之多。不过，“打架”之中也有规律可循，比如官方的数据总是大大低于民间的数据，而且总是符合宏观调控的方向，即官方的统计数据总是能够证明政府的调控“卓有成效”或“初见成效”。

由于“下降20%”之说受到了强烈的质疑，许勤解释说那个数据“可能是部分反映房价，不一定是全面反映”——这是什么话？统计数据就应该是全面反映市场情况的，政府及其统计部门至少应该追求全面；如果意识到可能片面了，那就应该想办法避免片面。尤其让人疑惑的是：政府为何总是选择有利于自己的“部分”？这是偶然的巧合，还是有意的选择？会不会存在“统计服务于政绩”乃至“统计听命于长官意志”的情况？

要避免上述可能，最好的办法是让统计部门独立于政府之外，这在目前的政治体制下不太现实。但至少应该让统计工作充分地接受监督，尤其是要接受公众的监督。而要做到这一点，充分满足公众的知情权是基本的前提。我认为，统计部门不仅应该公布统计的结果，而且应该公布原始数据及其来源，从而接受公众的监督。

“打架”频仍严重损害了统计数据的权威性，而暗箱操作更加损害了统计部门的公信力——这种状况应该改变了！

向前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2011-03-0819:49:14 归档在我的评论| 浏览293511次| 评论71条

前几天，上海一个人大代表提出一个很古典的观点：贞操是女孩给婆家最珍贵的陪嫁。昨晚和几个朋友聊起这个话题，我说，即使贞操算是给婆家的陪嫁，也只能陪给老公，公公婆婆没有权利享有，如果公婆也想揩油，要么是公公品质有问题，要么是婆婆很时尚。因为在3月7日晚上，在场的人自然深入地聊起女性话题，很多人建议3.8不要叫妇女节，应改成女人节，我很同意改名字，不要叫什么妇女节，当你面对一个魅力美丽没力女孩的时候，你叫人家妇女还真不忍心，尤其是妇女和失足联系起来之后，在座的女士也很同意我的观点，甚至觉得这个日子也不好，因为三八已经变成一个很不可爱的形容词了。其实大家也明白，叫什么名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怎么对待自己的女人和别人的女人。比如在北京的地铁里，不管你叫老人妇女还是小孩，每一趟车进站的时候，你都挤不过哪怕是又小又萎缩的男人。

当然，值得肯定的是，上车之后，老人和儿童一般会有座位，但不和女士抢座的男人就极少了，除非这个女士明显的怀有身孕。可真有人给女士让座，人家还不习惯。有一次，我座位旁边站着一个看上去上了年纪的女士，我赶紧起身让座，女士坐下之后和同伴说，“哎，都有人给我让座了，你看我怎么混的…”我赶紧补充说，“不是这个意思，给您让座是因为女士优先……”这才遮过去，我对自己快速编造谎言的能力感到满意，但仔细想想，谎言其实应该兑现的，至少男人们不要在公共场合和女人抢，虽然对方一般抢不过你。

欣慰的是，已经有男士愿意做点绅士的事，比如五岳散人先生。他说有一次中午吃饭下电梯，伸手扶住电梯门让女士先走，结果在极惊讶的眼光中得到了一句“谢谢”，还有女士们快步疾走的身姿，“看来中国的女性还不习惯男人给她们的服务啊”。我理解他遇到的尴尬，在大多数人不愿伸手帮助女孩子的时候，有个男人伸手没准会被人家当成禽兽，怀疑这双手是不是还想做点什么。其实，尊重女性不用搞什么大型庆祝活动，很多时候在于很细微的举动。前几天作客南都视频，有个话题是说一个公司招聘，专门提到照顾女性，比如给例假期间的女士放半天假，我犹豫半天还是问了一句，“半天不够吧……”但不管这个公司玩噱头也好真心实意也好，都值得欢迎，只是类似照顾太少了，而习以为常的歧视却很司空见惯。比如，公厕问题。

我一直认为，应该从公共政策的高度解决下公厕问题。一般情况下，每场电影结束后，女厕所门前的队伍总会排出很远很远，在大型商场或类似公共场所，这样场面已经习以为常，那个时候你恨不得拉几个女生进男厕，然后把门堵住……据不小心进过女厕所的男士说，女厕里的方便位置往往比男厕少，我觉得这是符合事实的，以前上小学中学的时候，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男生女生数量差不多，而男厕所的面积却经常比女厕所大很多？男厕所可以根据男人的结构设计出很多站位，本身就比女厕所多出很多位置，而蹲位还要比女厕所多，太没道理。

在南都的视频节目中，一个嘉宾认为，其实这个改起来很容易，不用新建更多厕所，可以考虑把男厕所减少一半，比如男人只能上偶数层厕所，剩下的厕所都让给女士，这样女士不仅可以在每层找到厕所，而且一半楼层还有两个。我补充说，这个建议非常好，男士们让出的厕所不用做什么改动，连小便池也留着，这样女孩子一进门就能看到，“向前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有自治秩序人心始不可操纵

笑蜀

出于特定需要操纵人心，在中国似乎是太容易，太小成本了。有消息称，此次蔓延各地的食盐抢购风潮，就是游资炒作出来的。游资周二周三大量买入盐业股，收盘后到浙江各地抢盐，随即散布谣言，称日本核辐射污染海水，导致以后生产的盐均无法食用，吃含碘的食用盐则可防核辐射……。是否游资操纵尚待进一步的证据支持，但从今天盐业股果然普遍飘红的情况看，其间的正相关倒也是难以否认。

这样的事，其实并不新鲜。从蒜你狠，到豆你玩，再到糖高宗，基本都是一个路数。所有这些让人哭笑不得的闹剧，背后皆有推手，皆有地下利益链条驱动。外国有很多科幻电影，写狂人如何尝试以尖端科技控制所有人的大脑，为的是征服世界，但无一例外都被某个传奇英雄击败。手握游资的奸商们倒没有征服世界的雄心，他们对政治没兴趣，要的只是通过操纵人心获取瞬间暴利。但遗憾的是，却并没有传奇英雄来强力狙击，所以他们总是能够轻易得手，赚得盆满钵满，比电影中的政治狂人可是幸运得多。

这就是说，事实上有一个隐秘的中国，即人心中隐秘的江湖中国，成了奸商们恣意驰骋的广阔天堂。这个人心中隐秘的江湖中国，从白莲教、太平天国、义和团一路走来，成就了“文革”，成就了今天形形色色的传销，及形形色色的成功学。近来一系列的游资炒作事件，是其在市场领域的简单复制。但凡人心中隐秘的江湖中国屹立不倒，这样的极端事件就会防不胜防，按下葫芦浮起瓢，只不过拿出来说事的题材有别而已。

也许就那么三五个人，七八条枪，幕后稍加鼓噪，即可平地起波澜，引爆一场迅速席卷全国的闹剧。当下多数民众得经济增长之利，生活品质尚能小幅提升，而人心已如此脆弱，如此易于操纵。非常时期即经济下滑期又当如何，让人不敢推论。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邻国日本。九级地震，扑天海啸，火山爆发，及迄今仍苦无对策的核危机，大自然的致命打击频频降临。但大自然纵然能摧毁日本的城市和村庄，却无法摧毁日本的社会秩序；纵处末日，日本也并无末世之相，没有社会崩溃。其强大的抗打击能力，的确令人叹服。

但是，这样的坚强与优雅并非与生俱来。如资深媒体人杨海鹏所称，八十年前金融危机时，日本乘乱打劫者甚众；二战后经济疲敝，黑市贸易膨胀，犯罪一样猖獗。根本的转折点是上个世纪中叶的宪政转型，日本的公民社会至此破冰。从那时到现在，一代代日本人，孩提时代就在不断学习自治与合作。建立在自治与合作基础上的人与人之间互相信任的公民精神，因此在日本深入人心，构成社会秩序的终极依托。即便大难猝然降临，妖言惑众在日本仍没有空间，天地错乱而人心不乱。

如果把人心中隐秘的江湖中国比喻成核辐射，那么最好的防护体系，就是公民精神。但公民精神不是计划出来的，不是管出来的，只能从日常的公民生活中发育，从日常的公民生活中成长，潜移默化为每个公民的本能。用这样清明理性的公民精神，来荡涤隐秘的江湖中国，荡涤盲目、狂暴、非理性，人心始能自治；有此自治秩序，人心始不可操纵。现实中没有也不可能有传奇英雄去狙击政治的或经济的狂人，但人心中的自治秩序，比任何传奇英雄的力量都大。与人心中的自治秩序对应的社会秩序，因此才会最坚固，最具抗打击力。

其实，这在中国并不是没有传统。旧称中国历史上一直专制，此说并不确，确切的说法是有专制也有分权。政治多专制，而社会多分权。即中国社会一直有强大的自治传统。所以，面对邻国日本的优异表现，我们可以反省，但不必自卑，大可自治传统与现代文明融一炉，奋起直追。一个是清明理性的公民中国，一个是隐秘的江湖中国，我们正处在这样的十字路口。

未来中国是福是祸，取决于我们今天的选择。

中毒“情绪感染”是最牛的雷言

2011-04-2717:42:13浏览123473次| 评论12条食品安全最需要预防的是“情绪感染”

洪巧俊

昨日，陕西榆林通报251名小学生饮用牛奶后不适事件检测结果，称所饮用的蒙牛学生奶未检出致病菌，符合饮用奶标准。通报未解释学生不适原因。中国乳协称，不排除学生间情绪的互相干扰与传染等。(2011年4月27日《新京报》)对于这个检测结果，不必愕然，可以说是早已预料的事情。蒙牛的“牛”就牛在这里。然而更牛的是还有中国乳协，其雷言可称为世界上最牛的了。你听过中毒也会情绪感染的吗？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副理事长牟静君表示，不排除学生间情绪传染。情绪一般指心情、心境，诗曰：“客处不堪频送别，无多情绪更伤情。”(唐司空图《寓居有感》) 心理学研究表明，在影响人体健康的诸多因素中，有一个容易被忽视而又相当重要的因素是：情绪传染。但传染的应是心情，那恶心、呕吐、肚子痛也会传染吗？假如按照牟静君副理事长说的，“情绪传染”会构成群体性生病住院，就应及早预防，防止这种病菌暴发。

无独有偶，本月潮州市也发生一起市民疑因食用欧香台湾面包坊的三明治而出现腹泻、腹痛、呕吐、发烧的事件，有14名市民出现不适症状被送入医院救治。患者出院后，欧香方面在征得患者家属同意后，派专人逐户上门道歉、理赔。目前已有12名消费者接受道歉并达成和解，欧香方面已支付治疗赔偿费用47475元，另有2名消费者要求复查健康后再商讨赔偿问题，欧香方面已接受。市工商局查获的及经营者自行送检的三明治产品日前经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检验，检验结果全部合格。(2011年4月27日《潮州日报》)让人想不通的是“全部合格”的食品，吃了怎么会出现腹泻、腹痛、呕吐、发烧？既然食品合格，就与生产厂家无关，又何必去支付治疗赔偿费用？当然，欧香不象蒙牛那么“牛”，可以请到“中国x协”这样权威的人士来说话。

陕西榆林榆阳区食安委检测结果是：蒙牛学生奶，未检出致病菌，符合国家饮用奶标准。潮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检验的检验结果是：全部合格。一个是符合国家饮用奶标准，一个是全部合格，但都让人感到疑惑，如果食品合格、符合国家标准，没有病菌，那么为何会恶心、呕吐、肚子痛？

“情绪感染”和“激情杀人”一样荒唐。药家鑫律师说他是“激情杀人”，中国公安大学教授李玫瑾则说：“由于平时情绪不好时会用手指砸钢琴键盘来发泄，药家鑫连扎受害人六刀，是他的一个习惯性机械动作”。这里也涉及到“情绪”两字，其实“情绪”、“激情”都与心情、心境有关，中毒“情绪感染”与“激情杀人”一样让人感到有“情绪”且激愤。假如“情绪感染”能成为避责的依据，那就是一种恶。今后，有人要闯红灯可说是“情绪感染”，贪官贪污受贿可说是“情绪感染”，有人要偷抢，也可以说是“情绪感染”……这会不会成为避重就轻，开脱罪责的一个词呢？

无论是行业协会，还是政府有关部门，对于这样的事件都应该认真对待，实事求是，是不合格就是不合格，不是一次检验结果“合格”就掩盖得了企业“脸色”的黑。如果有问题还说成没问题，那就是纵恶，更不要说去解决食品安全问题。我们常说安全第一、预防为主。在我看来，当前食品安全问题最需要预防的却是“情绪感染”。

魏英杰：武汉“五杠少年”难以承受官本位之重

2011-05-0416:57

近日，一组关于“少先队武汉市总队长”的图片在网上忽然走红，照片的主角、年仅13岁的黄艺博也引起了网友们的极大关注。

臂戴“五道杠”，两三岁开始看《新闻联播》，7岁开始坚持每天读《人民日报》《参考消息》，这位“五杠少年”的行为举止、博客语录激起许多人的讨论热情。从微博和新闻跟帖的内容来看，大多语带贬义，甚至不乏斥责、辱骂言辞。这些言论对这位少年及其家庭已经产生了实际影响，接受采访时，黄父便表示自己“有点手足无措”。

无论怎么讨论这件事，我以为有一点原则应当把握，就是不能过于苛责小朋友。特别是，有些人明显是把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发泄在黄艺博头上，这对他并不公平。且不论黄艺博那些臂戴五道杠的照片拍摄于何时，也不讲他装模作样阅读“文件”（手里那张纸并没有展开）是否受人指使摆拍，13岁少年的心智并未成熟，人格性格更未养成，很难说他现在是这个摸样，以后又会是个什么状况。对于黄艺博来说，人生如同他手上那张纸，尚未展开，一切皆有可能，所以对于他所做所说的这些，人们不妨多些善意的理解和批评。

就算黄艺博少年老成，把那个“总队长”（一说副总队长）当回事，并且拿来显摆，也不能说明这就是他的真实生活。这一切的背后，无处不展现出成人世界对他的影响。就拿他的成长经历来说，两三岁时开始看《新闻联播》，这肯定不是他自己所能做到，而有可能出于家长的有意引导。7岁开始看《人民日报》《参考消息》，相信这也不会是他自己的选择。说实话，这些刊物连许多家长都不爱看，何况像他这样正处于探索新奇世界而且连字都认不全的花样少年。这一点，任何有育儿经验的人都可以作出判断。因此，人们更应该把审视和批评的目光对准成人世界以及这一现象所折射的社会现实。

许多人对黄艺博表示惊讶，除了他的言行举止超越了他所处的年龄段，还在于从他身上看到了一个“官本位”社会的缩影。那些骂的越厉害的人，说不定心里越是羡慕和妒忌这种官场文化。黄艺博的一言一行其实就是对这种官场文化的学习和模拟，而且学得惟妙惟肖。他具有如此模拟天分，主要就是受他身边无处不在的社会氛围所影响。从幼儿园开始，大人们就在给孩子们灌输“官本位”思维，为了让孩子当个小班干部，大人甚至不惜搞关系、走后门。例如，有的小学生为竞选班干部还给同学发钱拉票，这幕后未必就不是家长的“功劳”。

小时候就学会“跑官要官”，大学毕业了竞相考取公务员，出现黄艺博这样的小小大人物，又有什么可值得奇怪的？实际上，成人世界的“官本位”文化污染的何止黄艺博一人。网友还搜索出其他一些和他一样戴着“五道杠”少年儿童，而其中有的人所摆出来的架势一点也不输于黄艺博。当地媒体曾报道过一个也是“总队长”的小学生，其“接见”小朋友的作派堪比官场大人物。更有说法称，此次“黄艺博事件”其实是他一手策划的“肃反行动”。且不论其中是非曲直，这些“政治少年”的权力话语体系及其行为作风，足以让人咋舌。

这或许表明，“官本位”文化正在影响和毒害部分少年儿童，使得他们在小小年纪就开始向往和追逐权力，并不自觉地养成了令人啼笑皆非的官场人格。应当说，这种官场人格非但不是少年儿童之福，而且实属他们难以承受之重。这不仅是在摧残少年儿童的心智，还阻碍了他们的自由快乐成长。政治文化的关键词不止权力二字，更有责任、正义和公平等核心精神。

放着这些现代政治理念不去学习，却去追逐官场文化之末流，这才是黄艺博现象给整个社会揭开的惊人一幕。那些斥责辱骂黄艺博者，恐怕是没有看到这一幕背后发人深思的社会根源。

还要后代为我们的无知买单吗？

-----在原武汉农药厂的厂区而发出的感慨！

文/汪华斌

今天参加一个朋友的宴会，顺便看看当初他们的厂区（原武汉农药厂）；因为我曾经为这个厂工作过，所以有一种特别的情怀。谁知竟然大失所望，因为这里是那么特别；土地荒芜，厂房倒塌；根本没有人来开发，因为这里的土地有毒；所以连开发商品房都不行，从而形成在中心城区的一块空地。陪同的朋友说这块地马上由政府治理了，因为武汉已经拨款修复这里的土壤了；为这里受污染土地“排毒”，然后再进行后续其它的开发。

后来我从朋友那里了解到，原来是武汉市启动了大规模土壤修复工程；为全市所有受污染的土地进行“排毒”，而且今年就启动了古田化工地区、汉阳赫山原武汉农药厂片区、江岸谌家矶片区土壤修复治理工程。据武汉市的环保部门介绍：将根据土壤污染状况的不同，会采取焚烧处理等不同的修复措施；而对污染严重的则全部换土。如原武汉农药厂厂区这片约16万平方米的土地，修复工程预计耗资2.32亿元；因为要挖走原来被污染的土壤，这这里的污水进行处理；然后才是土壤修复和场地平整等。我与朋友开玩笑，这武汉农药厂有没有几个亿的贡献呀；现在却要政府为它们买单。

再看武汉市投资24亿元对硚口古田化工区的受污染土壤及地下水进行修复，就知道我们为这些当年的债投入的确不小。如果我们从投入产出的概念出发，就知道投入的依据不能满足；因为这是企业的污染，用它们的环保费够吗。可以说那可真的是当年拣芝麻，而现在丢的可是西瓜呀。为什么我们的政府不计成本来投入，因为房地产才是真正的动因。如硚口古田化工区可腾退土地270万平方米，但部分土壤汞、铅、砷等重金属含量超标；如果将这土地治理好，几十亿的回报就马上到手了。如果不是房地产的暴利，我们社会还能有谁会为这些旧债买单；根本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这还债也是急功近利的表现。

在这样还债的社会环境里，我们竟然还不断有人重复这样的错误；如我老家本来是一个蔬菜区，可当地政府硬要引进球团矿厂；当时征地拆迁的是我小学的同学，而我当时正好在武钢；于是极力阻碍这事。我说这事恐怕不到十年你们就会后悔，因为这不是一个可循环的生态项目。然而他们说我引进的农业生态项目投资太分散，远没有这一个项目就是多少亿的投资；于是我介绍的生态农业项目全部被拒绝，因为他们要一门心思搞这个大项目。这话还真的被我说中了，现在连老百姓都说这是个害人虫项目；它使得周边任何项目都难以建立，因为环境污染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现在是想搬还难，而且还没有地方愿意容纳。现在的地方干部也叫苦不迭，因为房地产限制使他们损失巨大。试想谁愿意到这个污染区来开发房地产，所以只能眼巴巴地看到其它地方的经济发展；而他们只能暗中悔恨。

当然我们现在都知道引进污染项目的危害，所以接收发达国家的淘汰产业的事现在很少做了；但我们还在做要子孙后代还债的事，那就是房地产和无限制基本建设。看今天的中国大地，好像中国人全部是住在露天一般；因为房地产持续高热的确使人迷惘。就连我们现在到处建保障房也是如此，究竟谁没有住房呀。如果我们将老城区改造，相信所有的老百姓都能住上新房。可我们却是无限制地批地建新房，最后还是拥有房的人不住房；而需要住房的人还是呆在自己的破旧不堪的老房子里。

现在的问题是这些住房到时没有人住，是不是需要后代花钱拆毁还成农田；还有我们那高架桥，有很多现在就成为了环境污染。我们究竟是发展可持续经济，还是发展要后代还债的经济。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的还债经济无人承担责任，而污染的直接效益早就被人领走了。如我们某开发区引进一个蓄电池厂，当时开发区的大小领导就得到不少的奖金；后来这家企业的效益也被台湾老板得到了，而最后搬拆和修复土地的费用却由后来的领导承担。如果不是现在有房地产暴利，恐怕这些被污染的地方就真的成为了孤岛；因为这些治理费用巨大。就如同我老家农村那个球团矿厂，将成为所有人指责的耻辱柱。然而当时那班人还立功受奖，可却需要后来者为他们买单。

如果说以前的农药厂和化工厂是我们的环保意识薄弱，那么现在的房地产就是故意而为之的行为；如果说我们现在的房地产经济能够为以前的环保意识薄弱买单，那么我们的后代为我们的房地产买单可就没有经济来源了；因为那时房地产破灭，而其它经济又没有；还要我们的后代为我们现在发展经济造成的后果买单，真的是害苦了我们的后代呀。其实只是我们没有急功近利的私心，我们的循环经济应该很容易建立。如果当初我老家农村干部听我的话，那几百个农业生态项目将是多么大的发展前景呀。可惜的是现在不仅没有可持续发展的源泉，反而还要后代为他们当初的行为买单；这就是我们的中国经济，一个一百年都难还债的中国经济社会

鄢烈山：中国能不能不要“城管”？

发布时间:2011-05-27 14:01

为什么世界大多数国家，可以没有“城管”，而我们必须有呢？如果用成龙大哥关于“中国人就是要人管”的话为“城管”的存在辩护，是没有说服力的，因为我们的老祖宗并没有“城管”。

这里说的“城管”是狭义的，老百姓望文生义条件反射般想到的，是专门对付街边巷尾地摊或游动小贩（广州话“走鬼”）的那种“大盖帽”。

广义的“城管”即“城市管理”，行政机构全名是“城市管理执法局”。我这两天读新闻，广州番禺市城管局负责人称会江村居民“5000人联名意见书只能算一张反对票”，被网民“拍砖”，始知垃圾焚烧厂选址这种事也归“城管”管，我还想当然以为这是市政规划或环保部门管的事呢。

据《中国青年报》5月18日述评《谁给脱缰城管套上笼头》一文介绍：1997年为了节约执法成本，根据1996年颁布的《行政处罚法》第16条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相关规定，国务院决定成立一个“综合执法部门”，集中执行各个行政部门的行政处罚行为；从那时起，全国先后有100多个城市成立了城管执法机构；例如北京，城管部门拥有14项职能，300多项执法权；但是，“城管”代表其他部门行使职能执法，却缺少具体的授权法条，也缺乏相应的权力制约和监督。

广义的“城管”无疑是必需的。像《中国青年报》那篇文章提到的北京城管人员郭欣做的那些事，在马路上堵截漏污水的泔水车、到居民区里劝说居民把放在公共绿地上的大白菜搬回家、劝说服装厂修理快塌下来的广告牌、处罚在路上违法散发小广告的人，诸如此类，总是要人管的。管的人不叫“城管”，叫“巡警”或别人什么名称，还不是一样？

狭义的专门对付流动摊贩的“城管”，并非1997年后才有。上世纪律80年代初，我在武汉市青山区政府工作时，区市政建设科（后来区直机构都升格叫局）就下设有城管队，主要任务就是在街头扫荡无证摆摊的，掀摊撵人、没收秤筐就是常用办法。

“城管”发展到今天，与“强拆”并列为两大热点新闻源，隔三差五就有搅动舆论沸沸扬扬的事件发生。

这些事件若以戏剧为喻，大体有三类。一是悲剧：沈阳下岗工人、街头摆摊卖烧烤的夏俊峰刺死两名城管队员案二审，正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当事双方的家庭都由此陷入困境。

二是悲喜剧或正剧：如这些天被传为佳话的，成都街头，一个卖杨梅的老大爷，杆秤被城管折断，杨梅也撒了一地，一群美女路见不平，挺身上前挡住执法车，坚持要城管协管员向老大爷道歉。谁说中国人冷漠呢？

三是喜剧：城管与摊贩的猫与老鼠游戏，每天都在上演。通常城管人员奉行“穷寇勿追”

的原则，吓跑就收手；“走鬼”互相关照“打游击”；路人也有帮他们通风报信的。这两天网上在热炒“法国小贩卖烧饼遇到城管照样跑(有图）”，说的是“上海同济大学几个法国留学生在学校门口推着三轮车摆了个小摊卖法式薄饼，在遇上城管后落荒而逃，围观的同学把此事写成帖子发到了网上，没想到这个法国薄饼摊一夜之间在网上爆红，很多网友都表示要去尝一尝“大战城管的法国烧饼。”

所谓“人心向背”是不言而喻的。何以“人民城管为人民”，“人民”却不领情，这帮大学生还跟着起哄？

由法国留学生小贩，想起我在几年前的巴黎所见。埃菲尔铁塔是世界著名的旅游景点，那里既有端冲锋枪的反恐特警三人一组在巡逻，也有供人观赏的帅哥骏马骑警，同时也有摆地摊的小贩。塞纳河两岸更有小商品工艺品摊。在我们住的卫星镇上，更有学生早上卖花的地摊。没有见到“城管”模样的制服出现过，这种自发秩序是怎么形成的呢？

去年在印度首都德里，正是英联邦运动会开幕前夕，我们乘坐的汽车遇红灯停下来，我看身边挑担的游动小贩神情极其轻松，一对老友一样的人相遇，聊得很开心，我赶紧把他们拍下来了。今年3月28日，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参观“世遗”景点斯瓦扬布拉佛寺，见到一个挑鸟笼的男子在景区跟随我们，一位女记者给他钱他不要，原来他不是要钱而是卖鸟供人放生的。也不见景区的工作人员撵他。更有，也是“世遗”景点的加德满都王宫广场，收门票估计只收外国人的，我们坐人力车进去也没见守门人，而里面熙熙攘攘，简直就是一个集市，卖什么的摊点都有，除了卖古董的摆在一起，卖蔬菜水果米面的好像根本就没人管。

但是，他们似乎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祖祖辈辈就是这样过日子的。

这样的场景，使我想到城市的“市”，本来就是集市，水陆码头给人们做交易谋生形成的。

至于“城”，除了皇上住的紫禁城，也应该是有市坊的；集市固然没有“城管”，那么《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首都开封城里，有“城管”吗？

好像也没有呀。

为什么世界大多数国家，可以没有“城管”，而我们必须有呢？如果用成龙大哥“关于中国人就是要人管”的话为“城管”的存在辩护，是没有说服力的，因为我们的老祖宗并没有“城管”。

是不是，因为我们从单位制、人民公社和计划经济时代过来，已经没有了社会自治，没有了对社会自治的信仰？是不是因为我们被文化批评家朱大可所说的“权力美学”浸染的太久，太过看重整齐划一和表面秩序，而将“看上去很美”看得高于底层人的生存权？

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如果社会自治的思路（并不排斥政府作用，黑帮占“码头”

收保护费之类就要靠政府强力取缔）被否定了，那就尽快出台《行政强制法》，规范“城管”

的执法行为吧。

五岳散人：血统论回潮是危险信号

2011年05月30日07:58

五岳散人资深网络评论人士

日前，有网帖曝光浙江温州公路管理处9年来吸纳领导亲属60多人，还存在“量身定制”的“萝卜招聘”情况。新华社记者赴当地采访发现，虽然温州市人事局、温州公管处相关负责人针对网曝“世袭招聘”一事予以否认，声称“自2007年7月以来的公开招聘都是逢进必考，合法合规的，公管处没有参与招聘，都是由温州人事局统一组织”。但在记者追问之下，温州公管处政工科科长林光夫不得不承认，被明确曝光的36人中，有15人的确是温州交通系统领导直系亲属。而这15人中，有7人确实来自从2007年公开招聘起所招收的26人中。

更有趣的，是一位公管处前任领导女儿的“萝卜招聘”，即设置入聘条件是“旅游管理专业、女性、1982年5月1日后出生、有驾照等”。按说这条件也不算多么苛刻，生日年月有点儿意思，毕竟也是权限之中的事。往下就更有意思：这个公管处并无与旅游管理相关的职位，而且整个公管处不用出外勤，对是不是有驾照应该没有要求。

根据我们现在的公务员招聘制度，公管处并无资格直接招聘哪怕是事业岗位的人员，而是应上报人员要求，经上级审核之后通过人事部门统一招聘、考试才是。照理说这就是某种监督与制衡机制，让开后门的人进不来。但实际上是如何实行的？温州——或更多地方——用的是这种方式：招聘条件是由温州公管处拟定，经温州交通局审核，最后由温州人事局审批。

只要有个稍微合理的理由，这些所谓的制衡与监督就都成了摆设，“萝卜招聘”也就是走一个流程而已。

这种制度漏洞其实已不能算漏洞。从制度设计角度说，私招乱聘的情况已被尽力防范。这种制度设计之所以失效，是因为没有任何制度可以堵塞整体范围的关系网。如您所知，所有环节要是都出了毛病，设计得再良好的制度也不过是光明正大走过场。而这么做的机构，完全可以凭借这种制度为自己辩护。原本分权制衡的设计，最终变成相互卸责的工具。

这种状况为什么会出现？最重要的原因是，哪怕违反相关条例，代价也相当低廉。关于这种官场世袭制的报道，这两年并不少见，最后不了了之的占绝大多数，最多有几个不甚合格的“官二代”下岗，而其长辈依然稳坐钓鱼台。我们大概可以合理推断，他们再次上岗也不是难事。

这种被称为“官二代接班”的现象，在温州这个地方倒是有了另外两个理由。一个理由是：“一些领导在单位干了几十年，让子女进来是人之常情。不设这些条件她不一定能考上，设了自然把很多优秀大学生排除了。”这是某种投桃报李的做法，与当年功臣子弟有个世袭爵位的意思差不多，仿佛这些领导这么些年没有领过工资。而现代社会，所有社会资源与公务职位都是公共性的。温州这种拿着公共资源报答领导的理由，居然能堂而皇之地出现，友邦是不是惊诧不太知道，倒很令本邦人士惊诧莫名。

除“报答论”外，有句话可能更说明问题。对领导直系亲属参与招聘，温州公路管理处的官员解释：“这个不能说明问题，他们从小在父母耳濡目染下，立志报考交通系统，所以考上的人比较多，也是可以理解的。”这大概就是血统论的另一个变种。没想到社会发展到今天，这种“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的近亲还在繁殖，且成为可以公开说出的理由。

从不断发生的这种现象来看，很多学者担心的社会阶层板结的情况正在发生，无论“官二代”

也好，“富二代”也罢，都在使自己的阶层对其他社会人士关上大门。财富传承还有可能改换方向，但权力传承由于不能受到有效的监督与制衡，板结一旦形成就很难打破，想要打破必然会造成社会不稳定。这是一个相当危险的信号，而温州相关官员的解释，使得这个信号的危险系数更为放大了。

封锁消息封锁不住人心

2011-06-2119:08:36 浏览55186次| 评论29条

日前，因家属卖问题粽子被揭露而率队冲击报社的沈阳沈河区工商局长杨晓松，被沈阳市纪委驻市工商局纪检组正式立案调查。6月8日，杨晓松之子杨济维所开设的面包店因问题粽子而被《辽沈晚报》揭露，杨晓松妻子便带人到报社追打记者，后来杨晓松本人也亲自出马，开两台公车（不带工商标志），不仅扬言和记者“单挑”，更动用多方力量封锁消息。

当时，出于愤怒，这家报纸的很多记者都用相机、手机进行了拍照和录影，有人在微博上还对此事进行“直播”。然而，杨晓松仍然摆平了诸多媒体，尽管多位记者愤愤不平，但辽宁省内几乎所有媒体均对此保持沉默。倘若不是有人在天涯社区等网络论坛上发牢骚引起新华社记者注意，工商局长赴报社打人一事似乎就被成功地进行了一场“危机公关”。

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促使当地所有媒体闭口不言呢？不消多说，杨晓松动用的力量一定不少，一定不小。什么叫多方力量？那就是各个线上能够用来影响媒体的力量都用上。从行政力量到主管部门，从领导人脉到资本力量，这都是可以造成媒体失语的角色。好在，杨晓松毕竟只是县区一级的工商局局长，能够动用力量封锁本地所有媒体已属难得，而外地媒体他就鞭长莫及了。那么，杨晓松为什么可以让媒体失语呢？这与他的工商局局长的身份必然是分不开的。工商局是所谓的实权部门，辖区内大大小小的企业都得给工商局一份面子，这就是说，杨晓松完全可以调动沈河区企业的力量去对所有媒体进行公关。作为省会城市的一个重要区域，沈河区的知名企业一定不少，企业嘛，总是要投点广告的，这些投广告的企业多半会要求媒体建立“保护机制”，依靠资本而建立起来的公关能量是超乎想象的，譬如某大型知名奶企，不就让很多媒体在对其进行监督的时候噤声了吗？

媒体如果不能搞舆论监督，动辄被各种力量封锁，媒体的社会公器之作用，也便逐渐消弭了。这位工商局长在殴打记者之后，本身已经触犯法律，可是他却能够让当地公安部门置之不理，让当地媒体无法报道，这说明什么？说明此事背后存在利益勾连，存在猫腻之处。

工商局长对法律的漠视、对媒体的无行到如此地步，倘若媒体能够掌握舆论监督的自我判断权，杨大局长还敢如此放肆吗？而一旦当时就进行舆论监督，这位问题重重、飞扬跋扈的局长大人是不是可以早点下台，老百姓是不是可以早点从恶官的管束下早日解脱？

不管是什么力量，钳制合法、合理的舆论监督都是不正义的。通过遏制舆论监督而让官员逍遥，实质上是对人民犯罪，是促使民不聊生；而一个真正发达的、公正的现代社会应当是通过舆论监督、公民监督使得“官不聊生”。官不聊生，人民大幸也。

郑浩：“政府绝对正确”的年代已经过去

(2011-07-28)

●郑浩

“7·23甬温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发生后，中国铁道部发言人一句“反正我信”引起社会极大反弹。他的言外之意无非是：你们应该相信中国政府的话是对的，应该相信中国政府的处理方式是对的。但是，当公民社会到来时，“政府绝对正确”就已经成为历史。

我们生活在信息时代，我们生活在独立思考的时代，我们生活在越来越依靠科学、尊重科学而非听命说教、服从权威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人们学会了尊重客观事实，学会了以科学的态度对待每一个违反常理的谬误；而最为重要的是，人们懂得了何谓说理、争取和维权。

人们需要符合实际的说法，而非草率的搪塞；人们需要既符合常识、又符合严谨科学的结果，而非官员们那种“发死誓”式的咆哮；人们需要通过参与而了解真相、还原真相，而非官员们一味的“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做法。

中国已经开始进入公民社会时代。在这个时代，需要更多的开放、透明、公平与公正。

一句话，公民社会呼唤公平正义。

“政府绝对正确”不仅误国误民，而且由此而来的绝对权力，就会被少数人得以滥用。在“7·23惨剧”中，我们看到了这种苗头：在事故远未查清前，是谁下达了清理现场、掩埋出事车厢的命令？是谁急于下达“尽快通车”的指令？又是谁在日前指示对车厢“破拆”？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京沪高速铁路不断出现电源短路的情况下，又是谁仍然坚持高铁继续运营？

难道领导完全无视“7·23甬温线”事故在京沪线极有可能重演吗？很显然，当“政府绝对正确”

陷入极端而忘乎所以的状态时，人们的利益安危是完全可以不管不顾的了。

因此，“政府绝对正确”应该休矣！人民的政府应该更加谦卑、虚心甚至更加诚惶诚恐地听取人民的声音，而非以“老子天下第一”的心态与人民的期许作对。那些自认为“绝对正确”、“绝对权威”的官员，是时候下马了！

作者是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

红歌”唱出来的生意

2011-07-0713:55:09 归档在时政社会| 浏览169413次| 评论103条

在刚刚过去的2011年6月，整个华夏大地都浸透在激昂的“红歌”声中。就拿我自己的经历来说，我亲身参与的“红歌”赛就有两次——一次是本单位内部搞的；另一次是我们单位所在的集团组织的。

对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共产主义战士而言，不容置疑地认定，只要让“红歌”以及红色文化铺天盖地般地占领人们的精神生活，就必然能有效地加深他们——尤其是年轻一代——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恐怕是简单和不负责任的。或许，缅怀光荣历史有时候的确能够激发巨大的自我认同和自豪感（这方面最典型、也最成功的，往往是以悠久伟大的历史传统培育人们的国族身份认同）。但在另一些时候，引导人们过分沉湎于往昔（特别是经过精心加工的神话般的往昔），又总是很容易触发一些人的意识形态原教旨情绪，进而使他们对没有神话光环护佑的当今社会现实生出强烈的不满和疏离感。因此，这很可能是一柄双刃剑。而这个问题，也的确有待科学冷静的评估。

客观地说，假如不是采取行政命令式的强制手段，而是由各级基层党组织牵头主导的话，这类“红歌”会的首要效果是活跃和丰富了企事业单位的内部文化，为日益冷漠化的职场关系提供了一个富有人情味的交往平台。对许多单位的“80后”年轻人来说，他们其实是把“红歌”

会当作一次难得的展示才艺的愉快聚会，而并不十分在意表演些什么具体内容。而且，由于这类演出大多是集体性的，又都伴随有比赛和奖励，就更加有助于促进员工们的团队合作精神和独立创新意识。我曾经听到一家企业的老总（他本人并不是共产党员）由衷地对他的管理团队说：“今后这类活动应该多搞，我愿意掏点钱来赞助，对活跃公司内部的气氛来说，它比我们一天到晚空谈企业文化要实在和有效得多！”

如果你从经济的视角来审视过去几个月来轰轰烈烈的“红歌”排练和汇演，你会看到一些更有意思的东西。我个人的观察告诉我，这场全民运动成全了一组不容小觑的生意，让一大批人发了一笔不小的财。

首先是与文艺演出有关的各类场馆出租、服装（道具）租赁，以及相应的海报、宣传材料的制作印刷行业。就像逢年过节各大高级宾馆的宴会厅很难预定到一样，越临近“七一”，各剧院、音乐厅、文化馆……也越抢手。眼下国有单位大多材大气粗，遇上这种难得的“大喜之事”，把演出安排在本单位的会议室或礼堂里，自然嫌太寒酸了，至少也要到区一级的文化馆或剧院才象点样子。我听说（不一定十分准确）上海有一家市级国有大集团租下了著名的五星级波特曼大酒店（美国克林顿和小布什两位总统访问上海时都入住那里）里的上海商城剧院，搞了一场耗资千万元的“纪念七一”大汇演。至于服装和道具，在上海，“七一”前，最普通的一套演出服一天的租金也至少是100元，因此，哪怕再小的演出单位，花在这方面的费用也是少则千元、多则上万，这还不算有些干脆是买了演出服的。我有个同事的亲戚在绍兴柯桥纺织城做服装批发生意，据说同事说，5月1日以后，他那亲戚像换了个人似的，对待客户态度一下子生硬了许多，因为他的生意好得根本来不及做……其次是音乐学院、戏剧学院以及各类文艺演出团体的教师和演员们。他（她）们的生财之道有两条：一是比较知名的演员自己演出挣的出场费；不用说，参加各级党委和政府组织的纪念表演一般是拿不到多少演出费的，那是为党的事业做贡献，但被企事业单位邀请去做客串主持和演出嘉宾，就天壤之别了。上面提到的那场价值千万元的国企庆祝建党90周年纪念晚会，估计就有不少钱花在了邀请明星上。假如我是某国有大企业的老总，碰巧我又是某大歌星的粉丝，那我乐得正好利用这个机会邀请她（他）来唱一台“红歌”。当然，这还是一个比较狭窄的市场，更赚钱的其实是艺术指导。我在前文里提到了，每个参加演出的单位都想在比赛中获奖——这可是一份政治上沉甸甸的荣誉啊！因此，为了提高自己的表演水平，它们中的不少从一开始便请了专业的艺术家来为自己培训和指导。以上海的行情为例，据我所知，现在请一个艺术院校（或剧团）的专业歌唱、舞蹈老师来辅导一个下午，大约要出500-1000元讲课费；一般略微有点文艺才能的业余人士，如果想要做一次比较成功的演出，在上班之余排练，整个过程大概得花2-3个月，期间至少要有4-5次专业老师的培训。如此算下来，一个老师给一个单位做辅导，总有2000-5000元的收入。当然，他（她）们通常在是几条战线上同时作战的。

据说近年来重庆的“红色文化”开展得热火朝天，“红歌”在那里不像在其他地方只是唱一阵，而是年年唱、月月唱、天天唱，而且从乡间田埂唱到工厂车间、校园课堂，甚至唱到了监狱和拘留所里……这些传闻有多少真实性我不敢肯定，因为最近一次去重庆已是5年多前的事了。说老实话，作为一个媒体从业者，我很想去实地观察一下这个传说中的“红的特区”。

这两天我忽发奇想：既然重庆的“红色文艺”有那么大的市场，是不是那里的相关产业也特别赚钱和发达、进而吸引全国的同类产业和人才（如演出服饰租售业及革命文艺培训教员）不断地往那里去集聚和淘金呢？我甚至想，长此以往，重庆是否有可能涌现出几个有全国影响的“革命文艺演出集团公司”及一大批配套服务企业来呢？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颇具前瞻性的课题。

我知道，只有庸俗如我这般才会从钱眼里看“红歌”，但一个社会，只要市场交易体系没有被完全消灭，对某些特殊文化或价值观的引导，就总会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一定的经济价值。当重庆市的领导在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时候，他们实际上也在为那些无产阶级革命艺术家们提供巨大的致富机会。

写于2011年7月5日，发表于2011年7月6日“FT中文网”。见网标题：“唱红”的生意；链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9458。

中国，请你慢些走

童大焕—2011年7月24日星期日

7月23日20时27分，北京至福州的D301次列车行驶至温州市双屿路段时，与杭州开往福州的D3115次列车追尾，造成D301次列车4节车厢从高架桥上掉落。据悉事故原因是前车遭到雷击后失去动力停车，造成追尾。截至7月24日11时，媒体报道已有35人死亡、210人受伤。24日日本主要报纸的头条全是这则新闻，正可谓举国同悲，世界关注。

发生如此重大悲剧的前几天，铁道部发言人刚刚针对京沪高铁5天发生6起故障作出解释，说高铁需要2至3个月磨合期，然后进入稳定期。想必D301次和D3115次动车，开通不止三个月了吧？也许，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我们正在为追求过快的发展速度付出代价。

事故发生后，人们翻出了我们曾经感到无比自豪的一些东西，比如《人民日报》2010年12月14日01版发表的《“提速先锋”李东晓》，4009字长文，报道中写道：多一天调试，就能多给旅客一份安全与舒适。上级下了“死命令”：培训时间10天。10天后，必须把第一列时速350公里的动车组开回北京！“回北京可以。就安全角度而言，只能让别的机车把这车给拉回去。” 迈克斯是个倔老头儿，秉承了德国人一贯严谨的态度与工作作风。“那我们就打赌吧！10天后我们肯定能开走！”李东晓比迈克斯更倔。

此外还有硬建建设方面的，从最初的五年工期到实际两年7个月完成铺轨，京沪高铁“创造”

了高铁建设速度记录——这个时间，在国外建设高铁时，还不足留给路基自然沉降。按照时速380公里的设计要求，京沪高铁线路建成百年内，沉降要控制在5毫米以内，时间跨度是100年内。如果超出这个限度，轻者会舒适度降低，重者可能会出现列车脱轨等安全事故。

我们大干快上，高铁却并不那么受欢迎。因为贵，即使在一票难求的春运，大量高铁仍然空荡荡运行。京沪高铁开通不到一月，已经宣布停运G181次、D238次、D242次、D241次等4趟车。因为上座率低，这4趟高铁列车3天的预订量最低仅一成。因为高铁故障频发，与此竞争的京沪航线4折机票已经基本上调回8折。高铁列车空荡荡绝尘而去的身影，像一个时代隐喻：中国高速发展的列车，把许多民众远远地抛在了身后。

被时代列车抛下的人们，远远不是被抛下那么简单，他们要承担高速发展的列车给他们留下的一系列成本：环境、安全以及高速发展所需的资金等等。最新消息是，铁道部2010年需还本付息超1500亿元，但税后利润仅1500万元，只占应付款的万分之一。在此前的2011年两会上，部长盛光祖表示铁道部负债额约为1.8万亿元。有分析认为，目前铁道部全部经营现金流也就只够支付利息。

而在安全问题上，人民日报社陕西分社社长杜峻晓在《铁路工程师为何不愿坐高铁》的文章中披露，有位铁路工程师去年退休离开工作岗位时，说过这样一句话：我这辈子出门坚决不坐高铁。工程师出于对“中国高铁发展很快”的担心，因为，这已经“不是一般的快，是那种大干快上’的快”。

今天，高铁的安全问题和投资浪费问题正在逐步显现之中。下一个要警惕的，是投资总额数万亿元的保障房。大干快上之下，其质量和债务隐患又将如何？《中国青年报》和《人民日报》几乎同时剑指保障房建设水分。一些地方政府将之前在建的教师宿舍、企业员工宿舍等，一并计入保障性安居工程，企事业单位用自有土地集资建房，低价卖给职工，拆迁户获得的补偿住房列入保障房名目等变相丛生。少数地方在申报数据时，将去年未开工的项目结转到今年开工项目中。为了加快进度，在审批手续不全的情况下就开工建设，边施工边审批的情况则更为普遍。还有一些地方，将奠基仪式作为开工的标志，“铲点土就算开工”。

“开工量”陡增不要紧，数字造假纸上文章不产生实际危害，要紧的是工程质量问题会不会陡增？毕竟资金不足仍是最大障碍，钱少、时间紧迫都有可能成为垃圾建筑的催化剂和安全隐患的定时炸弹。

良好的愿望只有在尊重事实、尊重科学和规律前提下，才有可能结下甜美的果实。主导公共工程的政府和官员，和市场主体相比，也并不天然地具备道德、智力和能力优越性。相反，从上到下的短期任期政绩追求、各式各样的献礼工程需要、“花别人钱办自己事”的内在腐败寻租逻辑等，都有可能导致公共工程质量普遍低于私人工程或者造价高于私人工程。

未来中国的安全与稳定发展，两大指标可以一目了然：公共工程迅速减少，发展权利还给市场和民众；政府收入逐步乃至迅速减少，社会财富还给民间。

中国啊，请你慢些走，停下飞奔的脚步，等一等你的人民，等一等你的灵魂，等一等你的道德，等一等你的良知！不要让列车脱轨，不要让桥梁坍塌，不要让道路成陷阱，不要让房屋成危楼。慢点走，让每一个生命都有自由和尊严，每一个人都不被“时代”抛下，每一个人都顺利平安地抵达终点！

良知的力量，国家的希望

是什么力量驱使温州那些普通百姓，在第一时间就赶到动车追尾的灾难现场救人，是什么力量驱使那些睡梦中的人们，在没有人号召的情况下，就自动前往医院献血？是良知的力量！

而良知的力量，来自人们的良心。良心，这个久违的属于中国传统精神的名词，在温州动车灾难过程中，复活了，我们通过灾难现场涌现出来的良心与良知，看到了人性的温暖与力量，看到了民间社会自我照亮的希望。

又是什么力量，拯救了二岁多的小伊伊，她的父母在这次灾难中付出了生命，我们还要说，是良知的力量给予她以生命。媒体的短新闻报道是这样：【温州特警队长坚持原地清理救"奇迹女孩"性命】温州特警支队长邵曳戎：我是下午接到指令说要用吊机把车厢吊起来的，放到桥下来清理。我不同意，坚持在铁轨上也就是原地清理。你不知道里面还有没有生命，万一有呢？你怎么向人家交待？

有人会说，军人警察在战争或救灾现场，服从指挥是其天职，但在复杂的救灾现场，当自己的良知判断还存有疑虑，按照自己良知的指引，去做一次努力，并不会给救灾工作带来多大负面影响，但却可能救活存活的生命，给那些在黑暗中无助的生命，一丝希望。这位温州特警，让无数网民感动，而人们在感动同时，也在追问，是谁如此草率地决定，宣布车厢里没有生命迹象，结束搜救，并要求将动车车厢推到地面上切割？

通过各种媒体与网络，我们看到现场百姓的互相救助，还有市民利益飞行伞，航拍救难现场，使更多的人看到不同角度的灾难救援现场。基于自己的良心，中国政法大学何兵教授呼吁，要为死难者建立纪念碑，我则建议，将现场的车厢残骸安放在一起，用玻璃钢罩住，作为纪念标志，供人们永远怀念与省思。而通过凤凰卫视视频，我们还看到，当有关部门强行掩埋列车残骸之时，温州的百姓都表达了不满，他们担心车厢里还有人，并说，不断有人从车厢里被发现出来，可见其搜救不力，也担心旅客的一些物品就这样被简单地掩埋了，这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良心与良知的力量，发自内心，但需要制度保障，社会在制定制度时，也有基于良知的考量，譬如，共和国最高权力机构是全国人大，为避免一些政府部门擅自用权，形成强大的利益集团自肥自利，又自我监督与处理重大事故，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可以成立特别调查委员会，所以，北京大学教授贺卫方先生基于法律人的良知，呼吁启动人大特别委员会，他在微博里说：2003年孙志刚事件发生后，我与学界四友曾呼吁启动宪法71条特别委员会，但泥牛入海。

温州特大事故震撼人心，铁道部自家调查难以服众，动车与高铁之发展速度及技术可靠程度令人忧虑。再次呼吁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设立特别委员会，对事故本身及上述事项进行调查听证，以答国人。

良知的力量，在媒体人身上，表现为追求事件真相，央视主播赵普在微博里表达了媒体人的强烈不满：事发后央视派出几路记者直播，当进一步调查真相给大家释疑的时候，却有想不到的困难！下面是当时记者发我的话。﹣“对不起，我也好内疚，这次的采访我心力交瘁。

我和现场进在咫尺却不能近身一步，和警察几乎肢体冲突。好多说不出的恶心，失望，铁道部真的是破罐子破摔了，他们要干嘛？”

而律师浦志强则在微博中批评了政府在处理灾难事件中的失当：当初三聚氰胺是咋弄的，动车追尾事故还会咋弄，维稳方案想必完善了。政府就像个小矿主，不讲理更没担当，出了事就瞎对付：全力抢修但毁掉证据，不公布死伤者名单，不让家属认领遗体，不开放赔偿谈判，不惩处责任者但会找替罪羊；不让受害者起诉，不让律师介入，不让法院受理，删帖并封杀报道。

良知的力量，通过良心的情感作为，变成知识理性，在不同层面上发挥巨大的作用，它使我们整个社会向善，透明而阳光，正义而无私。这次动车在温州追尾所酿制的灾难，有关部门要反思自己追求速度时，管理能力与质量不过关给百姓带来的凶险，而通过民间救助与一系列社会善举良心，我们看到了国家的希望所在。

国家的一切应该建立在良知之上，必须按照适合人性的方向发展。

吴祚来学者

石述思:王濛进行的是一场必输的战斗

2011-08-0802:43:36 浏览386028次| 评论261条

中国体育阴盛阳衰的局面有如下事实为证：邓亚萍、伏明霞、郭晶晶、王楠、张怡宁和王濛等六名女同志各获得四面奥运金牌，并列奥运冠军之后。

其中王濛更显珍贵——来自祖国相对滞后的冬奥。而且她还和李宁、邹凯成就了在一届奥运会独得三枚金牌的霸业。

因此，在这个前提下，作为一个26岁的年轻人，骄傲些，轻狂些，还是有资本的。比如男足都混得要与老挝队死磕了，不也曾冒出些球霸、赌霸来给大家添堵嘛。

尤其是王濛本来就个性张扬，桀骜不驯，好在遇到了一个懂她的教练李琰，将狠劲儿用在了赛道上，着实大放了光芒。

她是在祖国的培养下、人民的殷切期待下、领导的正确领导下、队友的无私帮助下、看门大爷的默默奉献下获得奥运金牌的。

这是举国体制下的真实语境。也是运动队展开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内容。

因此，王濛的小师妹周洋在拿奥运金牌后忘乎所以，竟然首先感谢父母，受到了组织及时的批评教育。

麻烦在于，王濛比赛时代表祖国，训练时代表祖国，但她毕竟有空闲的时候，组织管理再严也达不到FBI监视嫌犯的程度，竟让她抽空代表了自己，结果闯下大祸。

先是在丽江与队友一起和联防队员PK,寡不敌众后有队友挂了彩，惊动了公安。但这属于集体酗酒斗殴，是在组织默许甚至亲自参与下开展的，组织是愿意出面担责的，故那次恶性事故被媒体热议了一阵子后不了了之。

如果王濛继续和集体一起对外作战，想必组织都会包容理解，事闹大了也不过温柔地批评教育一下——毕竟是为组织和人民作出过贡献的人，孰能无过啊。

王濛显然不懂这些，错将组织的包容理解成软弱和纵容。

转战青岛集训的时候，她又有机会代表了下自己，又是饮酒，又是晚归，更重要的是没和整个集体一起外出饮酒作乐，结果组织派驻运动队的党代表——领队王春露及其帮手助理教练便很不高兴，便充当了联防队伍的角色，拿出队规说事，起了冲突，演变成斗殴，各自负伤，经好事之媒体报道后发酵，成为近期国内头条体育事件。

目前关于事件的版本甚多，向《罗生门》方向发展，公众其实不明白谁先动手，谁将谁打得更狠。

但王濛死定了。原因很简单：她这次打的是领队，那就是公开打领导，暗中打组织，是对为祖国带来无数荣誉的现行体育体制的公然挑衅，显然比不首先感谢祖国性质恶劣，如果不予以严惩，会动摇整个国字号运动队管理基石。当然，挨组织打虽然也涉嫌违法，但只属于管理方式问题，需要在保证运动员出成绩的前提下改进下工作方法。

结果不出乎意料：冬季中心宣布开除参与打组织的王濛、刘显伟并对他们禁赛，据说得了忧郁症的周洋则主动退出国家队。而斗殴另一方安然无恙。在教练李琰公开表示青岛冲突的爆发领队王春露负有较大责任，冬管中心只处理王濛和队员有失公允后，王仍表示自己问心无愧。

有媒体披露说，此次冲突其实是国家短道速滑队黑龙江籍运动员与吉林籍领导长期积怨的一次总爆发。似乎冬季中心难辞其咎。但俺认为这不会影响事件的总体走向。

王濛继续着堂吉诃德式的缠斗。不是在媒体上纠缠斗殴的细节，宣布“要召开新闻发布会，把真相告诉给大家”。甚至“包括短道速滑队所谓商业赞助背后的真相，还包括一些人处心积虑压下去的兴奋剂事件”。

这种与组织为敌的态度只会彻底终结其运动生涯。毕竟，国家队还对其留下了一扇迷途知返的窗口。

她始终没明白自己对抗的是神马，而这个神马又是多么的强悍——在组织眼里，胜负比是非重要。

这些年，举国体制备受诟病，但彻底否定显然也有失公允——一个外号叫东亚病夫的民族在特定的时间段太需要通过赢得胜利来证明自己了。

只是在奥运金牌已经雄踞世界之巅，全民体育停滞不前，群众体质连年下降，锦标主义及落后的管理体制带来的重重黑幕使整个国家不断蒙羞，全面回归奥林匹克精神，回归体育规律，去行政化，靠法治化推动职业化、市场化已成时代热切的期盼。

但愿王濛的对抗能转化成推动这一进程的积极力量。

尽管俺更喜欢李娜的方式。

吴晨光：给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的一封公开信

2011-08-1117:33:59 来自: Wen|有趣儿用户(<---老子现在有女盆友)中国红会总会负责人：

你们好。

我是吴晨光，原《南方周末》驻京记者、现《博客天下》杂志副主编，此次红会“公车超标”

事件的曝料人。如果说，我在微博上的说法给贵会工作增添了麻烦，首先在此表示遗憾。

遗憾并不是道歉。相反，我认为应该向公众致歉的还是贵会。你们执掌着中国最大的公益机构，本应成为这个国家善心、爱心、良心的集结大本营和中转大本营，但美美炫富之前，贵会已有上海万元餐费等几件丑事曝光；美美炫富之后，贵会一纸《声明》非但没能抑制住公众的丛生疑窦，事实又偏偏证明郭美美真的与红十字下属的下属中红博爱有着某种“间接关系”。还包括破绽百出的“中国十字会总会捐赠信息发布平台”，你们与驾校、保险公司等商业机构纠缠不清的种种关联……所以我在那条曝料微博上说：公车超标未经本人核实，但结合贵会的诸多内幕，反正我是信了。

若说“道歉”，我其实应该向南周的老记者方进玉表示歉意。微博发表的前一晚，五六七八位周末的新记老记欢聚，想要禁止人们大声议论美美及其妈妈，真比登天还难。有人问：老方（在单位，我们都这么称呼他）有微博么，为何不给红十字写点什么，红十字与希望工程相比谁更黑？老方答：希望工程并不比红十字更黑，青基会也并不比红十字更红（纯洁），由此提到了三条线索——这就是我微博上的线索来源。

老方说：孙柏秋涉案线索，百分之百的准确。事发多年，涉案数额不详，孙案曾移送司法机关，但未公布，后不了了之；退休副会长转任下属红十字基金会工作且每月领取5000补贴，并非每位副会长都有如此好事，但此事“渐成惯例”，且这个线索的可靠度有七八成；我爆料的第三条，大家已经看到，因为可靠度“最低”，贵会亦最先予以了坚决辟谣。

看到“辟谣”，我却哑然失笑。没有实证地罗列一堆公车使用数字能说明什么？你们称总会只有15辆公车，那么红会有多少司局级领导？分摊到每位头上，人均多少？你们那个小院里的巨大地下车库能停多少车？都是什么排量、什么牌子？关键问题：国管局核准的公车之外，贵会是否也有正在使用的海华侨胞捐赠的进口轿车？就算现在没有，过去是否有？就算红十字从来没有，其他国字头的慈善机构是否曾有……？

在此特别说明：老方当时应该并未使用“豪车”这一模棱两可的词汇。第三条线索“50%以上准确”的说法，也不妥，应改为“50%左右”。但我的微博爆料后，老方再次证实：他曾亲眼见过官办慈善机构“使用豪车”的现象。

老方说他很有点心冷，但允许我引用他的这一回忆：他强调自己不是听说，而是亲见。退休之前，他曾去采访一家国字头慈善机构，亲眼看到那位秘书长驾着一辆售价不菲的进口豪华轿车。老方吃惊，秘书长则解释：爱国华侨捐赠的就是实物车，不接收，太可惜；因属捐赠，报请海关总署批准，享受免税；如是，则海外捐赠者和慈善机构均可省却一笔数额不菲的关税；老方追问：进口、接收之后，何不去二手市场卖掉，将车款充作善款？秘书长答：倘若拍卖，还须补交关税，不如干脆我开着……老方说：采访结束，虽然正面鼓吹了那一慈善项目，但对那车，始终耿耿于怀。

老方还曾建议：你们几位（在座好几位，已离开南方周末去了其他媒体），谁能派出青年记者去红十字采访，随便溜进他们车库……红会院子里就有不少车，多是员工的。办公楼下面，则有地下车库。溜进去查查多少车、是什么牌子，最好找司机聊聊……但作为一个新媒体人，我更希望，通过网络的力量将真相大白于天下，如同周老虎——在这一点上，很抱歉“浪费”

了老方提供的线索。

红会的豪车问题，我说了不算，你们说了也不能算，需有审计部门乃至社会力量的介入最好。

我记得接收捐款的时候，你对我们（捐赠者以及记者）敞开大门、无任欢迎；美美事发，事态紧急，你就让保安加强戒备，谢绝记者入门提出质疑——如要采访，须电话联系获得批准。

看，面对质疑，慈善机构的定位首先是“官”，而中国官场的逻辑，官员只对权力授予者负责。

所以美美事件发展到今天，你们心中未必真想平等地对待公众。你们的工作地点，北新桥三条8号——我经常路过，最近几周，几次试图进入的时候都遭贵会保安的阻拦。从他的眼神里，我读懂的是“衙门”二字。那仅仅是一个保安，何况红会中人。

反之，如果美美引发的风暴来了，如果你们仍敢敞开大门，我才佩服。如果你们做到了这一点，如果你们每周召开一次发布会（允许记者敞开提问），如果你们最后能够证实我的微博错了，我自当竭尽全力向你们道歉，帮你们辟谣。

而我在微博上另两条可信程度较高的质疑，迄未收到你们的辟谣。我只知道，这位女性“前副会长”是民主党派人士，曾被移送检察机关正式立案，后不了了之……是的，孙柏秋一案，事隔多年，但因为此事关乎善款，关乎慈善机构的公开原则是否得到执行，贵会现任领导，是不是也该有个“迟到的说法”？

那晚，我们还曾探讨：“郭美美究竟是深圳王军的干爹还是他的女友？”“深圳王军为何要在餐桌上，急切任命20岁的郭美美出任中红博爱的公司经理，搞的这小妮子急切跑到微博上去扇风点火臭显摆？”“深圳王军，为何要在2011年初给远在北京的郭美美赠送250多万的豪车，他是要讨好美美呢，还是要讨好美美身后的什么人？”……贵会孙柏秋一案，莫非也和上述并非无厘头的问题一样，查不清？

红十字（多名）副会长退休后，转任下属的红十字基金会继续“发挥余热”并每月领取补贴，我想，每一位曾为中国红十字捐过款的捐赠人，也有权知道真相吧。补贴的那笔钱来自何处？

是国家财政拨款还是来自按百分比允许提取的善款管理费？这种“照顾”是否已成“惯例”？

另外，贵会是否考虑过：只要一纸诚恳召集令，网络内外，就会有无数高素质的自愿者，宁愿一分钱的报酬也不要，还能比贵会那些已经退休的副会长做的更尽心、更出色……凡此种种，我也渴望知道，可以吗？

我渴望知道真相，但我也知道：渴望之后，往往会有更多失望。无法探知真相的失望，那感觉同样很残酷，这感觉于我并不陌生——13年的新闻生涯，我遭遇过太多失望，常常只好安慰自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国人，免疫力强，伤得起。

现在，你们已经反驳了我微博爆料的1/3，但你们似乎并不想反思“谣言”产生的土壤。我的这个并不百分百准确的微博转发了数千次，很可惜，几乎没人站出来为贵会说一句好话——对了，我可没有控制舆论的本事。郎咸平以前的口碑似乎很不错，但在卷入郭美美事件后，其名声几近无可挽回……为什么？因为郭美美的炫富不仅让部分公众的满腔热血近乎冷却，同时也让部分公众的满腔热血几乎冲出胸膛。而你们，至今不愿去法院起诉她，要她登报道歉，要她赔偿一万或者只是1元人民币的赔偿，就凭你们这羞羞答答的样子，要怪，也得怪你们自己。

也许你们会想，公众最终也不能把红会怎么样？是啊，2002年，当《南方周末》报道希望工程涉嫌挪用巨额善款的文字被封杀后，国家审计署曾派出10人团队进驻希望工程审计了三四个月，可2002年、2003年，审计报告没有对外公布；到了2011年的今天，仍未对外公布。希望工程的某些人会不会因此窃喜？其他违规的慈善机构会不会也在私下偷笑？呵呵，皆大欢喜？但民意和信任，就是在你们的掩盖和窃喜中一天天流逝，直到无可挽回。

这一次，由郭美美引发的民众对红会的问责，如果也像2002年那样毫无声息地被你们慢慢遮盖……不！我相信，这一次，民众定然不会忘记，他们会使劲捂住自己的腰包——而你们七、八两个月收到的捐款数，已能说明今非昔比。我相信：如果信誉破产，质疑就会不断发酵，“谣言”就会不断散播。即使公车超标门钻过去了，还会有无数的“谣言”追逐你们。

最后需要澄清的一点：贵会一位人士在微博上说，我发此帖是为炒作“一本没有影响的杂志”。

平心而论，还真没这回事。我甚至担心，这条微博会给自己供职的《博客天下》带来负面影响——因言获罪的媒体太多了。如是，我只有赶快辞职。同样担心的人，还包括我的太太。

但我依然把那条微博发了出去，也包括这封公开信。我相信，包括我在内的每一个负责任的中国公民都会如此。在那“万恶的旧社会”尚有闻风而奏的御史，何况是今天的人民共和国？

如果这条微博能让你们的“三公”消费彻底暴露在阳光下，能引入社会力量去监督中国最大的慈善机构，那我个人就无所谓了。

最后感谢关心我的网友，还有诸多采访我的同行。我们会获得更多的真相，因为我们年轻，也因为中国仍在进步。

吴晨光，2011年8月10日

刘方炜：我们都将是下个上访被抓的霍小丽

李少敏于2011/8/218:50:29 发布在凯迪社区>猫眼看人我们都是“霍小丽”

前苏联作家谈论在“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下”对于幸福的理解，这样说道：“半夜响起敲门声，敲的却不是我家的门。”

今天看到“陕西女子进京指证黑监狱已被当地警方抓走”并且强行拘禁已经超过72小时的消息，我对苏联作家的幸福观有了更切实的理解。

对此，陕西定边县官方给出的解释说：“霍小丽属‘无理由上访’，定边县不予支持。”“不予支持”成为进京抓人并强行拘禁的理由，这真是让人不寒而栗。

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领导人一再强调“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胡锦涛主席在不久前的讲话中更是强调：“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尊重人民主体地位”，霍小丽的身份当属人民之列，而且没有触犯法律，这是无疑的。否则，定边县官方给出的抓人理由也不会仅仅是对其上访行为“不予支持”。

我不知道定边县是不是属于中国宪法的约束范围，定边县委和县政府是不是属于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管辖。如果定边县属于中国宪法的约束范围并且属于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管辖，那么定边县官方这次进京抓人行为就是严重违反宪法，就是与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响对抗。

定边县官员对记者解释说：这次违法进京抓人行为并强行拘禁“是由陕西省、榆林市、定边县三方会商决定，是省上的意思，我们只是执行。”如果这位定边县的官员没有撒谎，那么，陕西省、榆林市官方就和定边县官方一样，涉嫌共同违法。

如果定边县官方乃至陕西省、榆林市官方的这次违法进京抓人并强行拘禁的行为没有得到制止并且最后没有承担违法的责任，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下一个霍小丽。

定边县官员转述县长杨志先的话，把霍小丽进京上访定义为“无理由上访”，真是颠倒黑白。

如果一个人按照宪法赋予的权利到自己国家的首都找自己国家的政府部门反映情况，却被地方政府与黑保安公司勾结，莫名被抓起来关进黑监狱并遭受凌辱，这种悲惨的遭遇还被定义为“无理由”，那么我真想问这位定边县长杨志先，如果你被更高一级的政府与黑保安公司勾结拘禁并凌辱，逃出黑监狱之后，你会主张自己的权利吗？如果你主张自己的权利，别人却说你“无理由”主张权利，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如果你以为自己是个县长，就不会受到非法侵犯，那么你真的错了。别说你这个芝麻小官，如果宪法和法律被肆意践踏，国家主席都不能自保安全。

四十五年前，中国的国家主席举起一本宪法，试图用以抵抗侵犯他的非法暴力行为，却最终归于失败，命丧黄泉。四十五年前的国家主席和今天的霍小丽所需要的，都是要切实保障国家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地方政府拿手中的公权力公然对抗国家宪法，这个国家还有宪法的地位吗？国家宪法可以被肆意践踏，这个国家还有希望吗？

附：

陕西女子进京指证黑监狱已被家乡警方抓走2011年08月20日04:02

来源：新京报

去年9月，陕西定边女子霍小丽到北京上访被榆林市驻京办关进“黑监狱”并遭凌辱,今年8月她到现场指证“黑监狱”。

本报讯（记者涂重航）陕西定边女子霍小丽遭“黑监狱”凌辱后，坚持讨要说法，为此，她已多次被警方拘留。16日，定边警方再次将霍小丽强行从北京带走，截至发稿，已被限制人身自由超过72小时。

“5名警察拳打脚踢”

17日，霍小丽女儿杨帆说，她从16日开始，与母亲失去联系，随后她打听到，目前母亲被警方带回定边。17日，杨帆在定边县看守所看到母亲，当时霍小丽手臂上有乌青伤，头发、衣衫凌乱。

此前，霍小丽来京向朝阳区公安分局询问她去年举报的“非法拘禁”案。8月5日，朝阳公安分局答复她说，办案人员不在，让其先回去等待消息。此后，霍小丽一直在北京招待所和榆林市驻京办居住。

18日晚，霍小丽在定边县人民医院偷偷向记者打来电话称，16日，定边县公安局民警卯学军找到自己说有领导和她座谈。霍小丽称，她刚从榆林驻京办下楼，就上来5名警察将她控制。霍小丽说，她当时奋力挣扎，头向墙上车上撞，但5名警察将其头发抓住，拳打脚踢，强行将她按进车，直接从北京开到陕西定边县看守所。

“无理由上访不支持”

霍小丽称，她被押回定边后，因头疼，身体不适，定边公安局将其送往定边人民医院，并派警察24小时看管。从16日截至记者发稿，霍小丽已被控制超过72小时，当地公安部门没有任何说法。

昨日，记者致电定边县县长杨志先，他说，将妥善解决此事。随后即不再接听电话。定边县公安局长苏志强则称，押送霍小丽的是由副县级调研员钟玉铮负责，他不清楚。钟玉铮昨日以家事繁忙为由，不予回应此事。

昨日下午，定边县一信访官员自称接到县长指示，给记者打电话称，霍小丽属“无理由上访”，定边县不予支持。此次派公安将霍小丽从北京接回定边县的行为，“是由陕西省、榆林市、定边县三方会商决定，是省上的意思，我们只是执行。”针对霍小丽称公安人员有殴打行为的指控，该信访官员称，警方只是进行劝服。

■回放

进京上访被关“黑监狱”

去年9月7日，霍小丽替姐姐来京反映当地拆迁问题。在国家信访局接待中心外，霍小丽与其他4名上访男子被榆林市驻京办送到朝阳区十八里店横街子村的“黑监狱”。今年8月5日，榆林市驻京办负责信访的乔永军承认此事。

去年9月24日，霍小丽与王梅、贺志荣一同到朝阳区小武基派出所举报“黑监狱”“非法拘禁”，派出所接警后捣毁这所“黑监狱”。举报“黑监狱”成功的霍小丽并未讨回说法，反而被榆林市驻京办押回定边。去年10月1日，定边县公安局以其“非法上访”实施行政拘留十日。

今年3月，霍小丽准备来京反映公安机关办案不力，在路上她就遭到定边县公安人员拦截，并在她身上搜走“起诉定边县公安局和榆林市驻京办的材料”。随即，定边县公安局以霍小丽涉嫌“诬告”罪，将其刑拘31天。“诬告”案至今未有说法，霍小丽被其在派出所工作的女婿取保候审。

刘瑜：不知道与宁可不知道

2011年08月21日13:29来源：财新《新世纪》 作者：刘瑜

无知可以带来利益或者安全；无知可以满足意识形态的偏执“7·23”动车追尾事件后，微博上对有关部门的反应骂声一片。我和一个朋友就下面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有关领导”知道这些群情激愤的声音吗？朋友认为：“他们”当然知道，点击微博观察民情，不就是举手之劳吗？再说了，“他们”不点击，“他们”的秘书、家人肯定会点击，然后再向“他们”汇报。我的看法却是：“他们”中很多人可能真的不知道，或者不那么知道。

认为“他们”可能真的不知道网络上的激愤程度，是因为我相信一个叫做“理性无知”的理论。

这个理论认为：当“无知”合乎人们的“理性”时，人们可能会努力保持这种无知，刻意逃避可能会干扰这种无知的信息。

“理性的无知”最早是一些学者用来形容美国选民的。有调查表明，美国很多选民非常无知，比如，大约一半美国人不知道每州有两个参议员，四分之三不知道其任期；约一半美国人不知道代表本区的众议员是谁，四成不知道本区的参议员是谁……这些数字自有民意调查以来，竟一直相对稳定。有学者指出：这种无知对于选民是理性的——一张选票能改变整个选举结果的可能性极小，为了这张选票而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去了解政治实在太不划算。在我看来，这一理论可以解释的不仅仅是选民的无知，理性的内容也不仅仅是时间精力的投入产出分析。刻意的无知可能带来丰厚的利益报酬，在这里，无知是一种精明。选择性的失明则可能带来意识形态上的自我保护，在这里，无知则是一种逃避。

“打开Fox新闻频道不也就是举手之劳吗？你认识的美国左翼有几个会愿意举起电视遥控器，打开那个频道？”我给朋友举例说。Fox新闻是美国公认的右翼频道，同理，美国右翼又有几个愿意买左倾的《纽约时报》呢？《纽约时报》可不贵，一个星期天天送也就5.85美元，现在电子版更便宜，降到每周3.75美元。

所以，即使是在信息自由、充分的社会，人们对信息的关注和吸收也往往是选择性的。我曾经写过一些观察美国政治的文章。有读者曾问：你写这些是不是很容易，把在美国看到的事情给描述一下就行了？我答，可能不像你想象得那么容易。很多留学生出国之后关注国内“超女”选拔，远胜于关注美国国会辩论，还有很多干脆顺着我们从小被灌输的意识形态框架，看见的永远只是“美帝”如何横行霸道，而不是这个国家的政治运作机制。一个人“看到”一个事物并不等于他能“看见”它，人们往往需要穿过重重意识形态才能看见自己所看到的东西。

中文里有个更简洁的词，叫做“视而不见”。

理性的无知，中国人当然不陌生。最极端的例子是大跃进。农民自己就是种地的，岂能不知“亩产万斤”的荒谬？科学家有基本常识，又怎会不知土法炼钢炼出来的都是什么东西？各层干部炮制假数据，又怎能不知“大好形势”后面的巨大灾难？至于毛主席，总有人用“他被下面的人给蒙蔽了”来为之辩护，要我看，与其说他不知道，不如说他不想知道。这个情境里，对于一些人，无知可以带来利益；对于另一些人，无知可以带来安全；对于还有一些人，无知则可以满足其意识形态的偏执。在这里，无知就像一块大肥肉，各路苍蝇、蚂蚁、豺狼可以蜂拥而至各取所需。

今天的中国与大跃进时代当然不能同日而语，但精明的无知和自我保护式的蒙昧依然盛行。

一位“体制内”的退休长者曾告诉我，他认为，他们那一代人之所以有的人很开明有的人很保守，“一个重要的区分点就是上网还是不上网”。上不上网，说起来只隔着点击一下鼠标这个简单的动作，但这个动作里包含的，却是一个人从成见里出走，与自我诀别，从温暖机舱跳向未知大地的巨大勇气。

万一降落伞打不开呢？他们可能担心。于是他们继续待在温暖的机舱，对大地上的声音充耳不闻。于是“群众”当中，出现了一群越来越“不明真相”的领导。现在，令人担忧的是，那些坐在机舱里的人，和那些大地上的人，他们携带着各自眼中完全不同的世界，正在高速接近。

有一些事实，那么多事实，我们知道，但他们不知道我们知道，而我们不知道他们不知道我们知道——这样两个疾驰的世界互相追尾时，该是怎样的场景？

张鸣：被塞了一嘴糖的巡视组

2011年09月19日07:39 南方都市报我要参与(0)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传统的中国人，每个人家都供一个灶王爷，说是一家之主。但查查神仙谱，这个灶王爷其实是玉帝派到各家各户做监察的，看看下界的人们都干了些什么。因此，每年腊月二十三，灶王爷都要上天一次，跟玉帝做汇报。虽然说，每个灶王爷像前都有一副对子：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但人们还是担心这位王爷上去之后，说出不好听的话来。因此，每逢腊月二十三前后，都会给灶王爷供一种糖，很黏的饴糖，让他吃个满嘴，上天去，咿哩唔噜什么也说不清，时辰一到，就回来了。

其实，作为平头百姓，哪有神仙有这个耐烦挨家挨户地监管？这样的说法，无非是老百姓对官家的一种模仿或者戏谑。古代的官家体制，各级政府官员，都有监察官监视。有中央一贯到底的，也有各级层层监管的。《三国演义》上张飞一怒之下鞭打的那个督邮，就是郡里专门负责监察县级官员的监察官。每次下来巡视，县里都要毕恭毕敬地接待，稍有不周，自家的乌纱帽就悬了。给了督邮一顿鞭子，刘玄德的县尉就只好挂冠了。这样的故事，还是小说，但后来的陶渊明，在做桃源令的时候，就真的因为不乐意低三下四接待督邮，只好事先挂冠而去，回家种地了。

在实际的官场生活中，刘备和陶潜这样的人并不多。所以，凡是来巡视的官员，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组，基本上都能受到热情接待，连吃带拿是必须的。是封口，也是填嘴。如果人家是专门针对某一项控告来的，那需要孝敬的银子一定少不了。这样才能回去报一个“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让下界保平安。唐代和明代，皇帝喜欢派宦官下去做监督，监这个，督那个。凡是被派了监督的地方，事先就准备好一份大大的好处，让监督者分肥。所以，凡是上面派下来监督巡视的，就一定可以得到分肥的好处。从来如此，没有例外。

这几天湖北省巡视组在秭归县的事，闹得沸沸扬扬。尽管巡视组是否20天花了80万，是否只是花了11万，还有待最后调查。但网民们心知肚明，政府管接待的人，恐怕也心知肚明。

至于说这80万里有没有秭归县的人浑水摸鱼，估计也差不多。接待费用，从来都是这样一笔糊涂账。只是湖北的官人可能会喊冤，到处都这样，怎么单盯住我们不放？就像小说《西游补》里秦桧说的那样，前面的秦桧也多，后面的秦桧也多，怎么单盯我一个？其实，只要权力的来源在上面，奖惩的权力也在上面，什么时候，上面来的巡视和检查，监督，或者评比什么的，下面只能好好接待，好好伺候，同时这厢有礼。官员需要监督，但谁来监督监督者呢？即使在每个巡视的人后面再派一个人，最后也一样会被收买。大不了分肥的名单上再添一人便是。

(责任编辑：张仁和)

叶檀：“特供”造就地沟油

2011-9-20 FT中文网

食品安全频频触及底线，是社会道德底线失守、监管制度形同虚设的强烈信号。

中国可能五分之一的食用油用地沟油充数。有推算称，用全国每年食用油使用量减去每年国内食用油产量和进口量，两者差值可能就是地沟油的使用量，这个推算的数字可能不是很准确，但基本上能反映地沟油重返餐桌的全国规模。据了解，2009年这个差值是400万-500万吨，而我国一年食用油的消费总量大约是2250万吨。

地沟油经历十年屡屡占据新闻头条的历史，现状仍未改变。反省的原因不出所料，食用油标准失当，各部门边界不清，卫生、质量监督、工商管理、环保、市政、城管、公安等诸多部门相互推诿，都成为地沟油屡禁不止的原因。

最大的原因在反省中被遗忘。

包括地沟油在内的食品安全，到人人恐慌的程度，与市场的权贵属性官不可分。

监管部门不作为，使民众失去区分安全食品与不安全食品的信心，只能把所有的食品都打上安全问号。

这时，市场会有两种做法。一是在民众督责下，使监管部门厘清责任边界，重新设定标准，严格执法，换取民众对食品安全与政府监管部门的信心。有关方面在做，公安部门对地沟油的打击就是案例，但相比泛滥的“化学食品”，质监部门、工商部门的作为少得令人绝望。

二是恢复权贵特供经济，与资金堆砌的小农经济。

权贵特供经济，是将官员食品排除在市场体系之外，运用权力使官员成为低价绿色菜的受惠者。官员利用权力把自己排除在有毒食品的受害群体之外，从青菜、鸡蛋到牛奶，可能都存在特供体系。《洛杉矶时报》9月16日的报道说，在北京顺义的一座农场，1.8米高的铸铁栅栏环绕周围，农场的滑动铁门有保安把守，只对特定的一些轿车敞开，这显然不是一座普通的农场。据附近一位村民说，这座农场只向官员们提供产品，它种植的有机蔬菜并不向公众出售。特供菜的有限产出被供应给了政府官员、以及顶级运动员、驻华外交人员和其他精英阶层的餐厅。

特供范围可能下移，每一级官员都会如法炮制，让自己成为有毒食品中的安全孤岛。9月16日，新华视点报道，浙江丽水遂昌县的绿色农产品基地保障了浙江一些部门和单位的内部供应，因而变成“特供”农场。报道指出，遂昌高坪乡高坪村“桃源尖”牌的瓜果蔬菜主要供给对象也是一些高档酒店和上级机关部门。浙江省国土资源厅、浙江省水利厅、浙江省农业厅以及上海黄浦区环保局等一些外地政府机关，都是这里的定点用户。当地农业局进行了反驳，但网络上依然群情汹涌，这片深山里的绿色桃源，被贴上权贵的标签。

腐败的特供机制，是封建时代“御用”思维的当下投射。在特供思维中，没有市场意识，缺乏现代管理理念，有的只是权贵权力在食品领域弥漫的一股腐烂之气。如果市场权贵难以制止，假以时日，中国将回归低价而质优的特供体系，御用菜、御用茶、御用陶瓷等层出不穷。

直到今天为止，中国的御用体系从未停止，特供陶瓷等均已曝光。但在市场经济体制三十年之后，却依然要靠特供体制保障食品的绿色与安全，是对市场经济的讽刺，说明缺乏对市场规则的驾驭能力，而只能保一己之安全。最终，这一方净土必然阻挠公平市场的进程，成为中国市场建设中的最大拦路虎。

资金堆砌的小农经济，相比权贵的特供经济少些腐败之气，多了暴富的骄矜之气。许多有钱人在市郊农场中租几分地，包几个菜农，关起门来“直供”绿色食品。

绿色蔬菜农家乐，本可以成为前景光明的产业，却在泛滥有毒食品的衬托下，沦为暴发的盛宴。城市中人可以到农村种菜消除疲劳，可以将自种的绿色蔬菜发展成庞大的市场，但这一美妙的设想难以实现，一旦离开熟人社会的信任感，消费者对贴上绿色标签的食品照样不信任。

大多数时候，在食品恐慌倒逼之下，绿色蔬菜的小规模种植，成为小农经济的复归。诚信的缺失，使人们认为其他行业的人都是投毒者，人们对改变体制感到悲观，宁愿回到自己动用、丰衣足食的小农经济时代，导致社会整体交易成本直线上升。

运动式的食品安全执法是常态管理手段，但运动执法无法建立起市场规则的根基。如同以往历次执法，没有人因为大范围的有毒食品泛滥被问责，有关部门官员施施然互相指责，群情激愤之时社会信任感再次后退。

可怕的食品安全显示出社会道德无底线，诚信彻底缺失，公平市场规则的沦丧，最重要的是，统一的安全的内需市场无法建立，中国在外需动力减弱之后，不得不面对千疮百孔、权贵横行的内需经济。

附录 从改变自己做起 --“名博校园行”之对话闾丘露薇、笑蜀

[青年中国说]闾丘露薇：拿别人的标准来规划人生就会不开心

2011-10-2216:47:23 归档在活动| 浏览23759次| 评论24条

李亚：80年代，柏杨提到中国大学生没有理想，总是关注自己的未来，说大学生就应该在象牙塔里谈谈恋爱，您的大学生活是怎么样的？

闾丘露薇：我的大学就是这么度过的。我从来没有那么沉重过，现在这个国家，有很多问题，我们做事情，而不想背着很沉重的责任，这样去做事情，反而可以做更多。刚才笑蜀老师所说的恐惧，但是我想除了恐惧，对我们来说，每天面对的还有欲望，这是可以有个人选择的，而且时时刻刻会放在我们的面前，比如说要大一点的房子，大一点的车子，我要更有名，为了这些欲望，会牺牲底线，这是生活中，要找到好的工作，要不要送礼给我的老师，要不要拉关系，这都是小事情，但会涉及到一个原则性的东西。

李亚：刚才闾丘老师所讲的，我们怎么样来平衡自己的欲望和心态，刚才笑蜀老师也谈到心态的问题，我觉得这个也是蛮重要的话题，因为我们总说社会太浮躁，前进的步伐太快。但说实话，要求我们青年人能够有这样的修行，能够控制自己的心灵，像周国平讲的，在社会上寻求自己最合宜的位置，是不是挺难的，难免被自己的丈母娘也好，自己的同学也好，面对各种各样的压力，没有办法建立自己心态的平衡，是不是要求太高了，如果要控制自己的欲望和心态。

笑蜀：我觉得的确难度很大。

闾丘露薇：我有一个经验分享，我会自己跟自己比较，我从来不跟别人比较，我每一年或者每隔一段时间跟自己做一个比较。举一个例子，我年底的时候出了两本书，我就觉得今年不错，应该很满足了，到了明年之后，有可能，我本来想做的事情，我做成了，我会觉得我有进步了，就会很高兴了。如果跟身边的人进行比较，拿别人的标准来规划你的人生，欲望真的是无穷无尽的，就会觉得很不开心，这是我自己的一个个人经验，但我想告诉大家，任何一个人的种经验或是方法，都未必适合你。其实每一个人不可能使自己的生活过得太完美，没有挫折过，这样人生会很没有意思，经历过笑蜀老师所说的无序或是无组织，它会是你人生的一个阶段，如果让它持续十年、二十年，那就无药可救了，人生回过头来看，看到自己有改变，就不怕在这样享受的过程中，慢慢去修正自己。

青年中国说]笑蜀：从自己身上寻求明亮和温暖来影响世界2011-10-2216:37:07归档在活动| 浏览60611次| 评论42条

人很大程度上可以决定自己怎样才完整李亚：笑蜀的职责重批判的精神，而闾丘是记者出身，她的立场更多的是客观、冷静。我接下来会先向两位老师提问题，再把提问题的权力交给同学们。首先请教闾丘几个问题。笑蜀一开始提到这个时代有非常大的特征，就是青年人的无助感和无力感，这一句话在过去一两年中听到很多感慨。当年我们毕业时，感觉中国是野蛮的时代，所以身份并不决定一切，知识可以改变命运，青年人可以做自己命运的主宰，但是现在越来越多人在感慨，特别是毕业几年的青年人，在《老男孩》的歌里面听到心声，所以想问一下闾丘老师，青年人的无助感和无力感是否来源于权力的张狂？

闾丘露薇：其实无助感是全球很普遍的状态，看看西班牙，看看欧洲，看看美国，也可以看看香港。在十几年前就流行一种说法，比我们年长十岁左右的人，他们当年是从公屋里面奋斗起来的，他们可以通过教育改变命运，但是对于现在的年轻人，从国外留学之后回到香港，会从一个阶层改变到另外一个阶层，有一点过程要接受这个状态。就是我跟你，我们都是"既得利益者"，我们有现在，是因为那个时代是快速变化的时代，可以让我们掌握很多机会，经济快速发展，职业生涯等等。

经济发展到一定状态，社会发展到一定状态，会慢慢停下来的，所以我有的时候比较焦虑，是从小的教育，或是社会给在座很多年轻人不可能实现的许诺，就像你未来的生活一定会变得怎么样，我觉得这是一个现实，大家要随时去接受它。当然，如果里面有不公平的东西，你要去改变，这点我们可以看看香港。在2005年、2006年，中环天星码头运动时，这些年轻人的运动没有什么人关注，从主流媒体到社会各界都没有什么人关注，但现在反高铁、反房价高企，年轻人呼吁的声音那么热烈，迫使有话语权的人去思考这个社会到底出现什么问题了，哪里出错了，这是相对理想的状态，就像笑蜀老师所说的，在这里产生一个互动和回应，要比较难，但不是不可能发生，不过要用更大的耐心，不断地努力，不要以为一次两次努力马上就看到改变。

但要意识到，如果你不说，这个改变是不会来的，你不做，这个改变也不会来，但如果你做，可能不来，也可能会来。比如说，现在占领华尔街，我觉得蛮高兴的，确实是过去这几年，价值观有一点扭曲了，某一种生活的方式。其实这种改变要求改变的心声，同样也是从年轻人这里发出的。我们再回顾60年代的美国，也是有这样的呼声，我觉得从中东再到欧洲，现在到美国，你会发现很多年轻人对这种改变的呼吁，未必是意识形态上，但是至少有一种价值观的东西，可能对于年轻人来说，对于这个社会，什么才是成功的标准，什么样才是一个公平，他们有自己年轻人的观点和标准，这一点，我觉得同样发生在中国，因为我觉得我比较乐观，虽然笑蜀老师看到大家焦虑的一面，我反而会看到年轻人身上有我们这个年纪不具备的，忽略的对人性、个体、权利的尊重，因为时代是随着大家的教育、资讯，大家文明的标准向上提升，每一个个体标准的提升，对于这个社会、权利、政府肯定会新的要求，会不断地出现，这种不断出现的要求就是社会的构成，就像笑蜀老师所说的，他会迫使做出一些回应，我从来没有焦虑过，就像笑蜀老师所讲的，我们总是去想未来有什么样的结果，才去做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功利的。你自己要有明确的价值判断、价值体系，你觉得是对的，就会很轻松、自然地去做的，不要想那么复杂，很多时候想几十年，我等不到，会很痛苦，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因为你的生活总是要过的，总是要让我的生活，自己这个人变得完整，让生活过得很好，而生活怎么样才是好，人怎么样才是完整的，这是很大程度上可以决定的事情。

以牺牲人心道德秩序为代价的发展是可怕的李亚：闾丘讲到现在的青年对现实的不满，不光是五千年的古国存在的，全世界都是一样的，有60年代抗争的重演，从欧洲到美洲，相关的问题。下面有一个问题，我想问笑蜀老师，我和闾丘曾经在美国求学或是工作，我们很多在国外生活过的人，由心里面也会充满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洞察和不满，我们同时也认为看看全世界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会存在的不同问题。我们发现经济的发展，似乎中国是最给人信心的地方，一个指标就是资本的流向，资金的流向，因为市场是公平的，如果经济的发展或是中产阶级的崛起是以公民社会为基础，是我们朝向一个文明迈进的必须经历的阶段，现在所经历的一些代价，包括诚信缺失、道德滑坡，这些是不是可以在未来自动地修复，社会是不是有更多的包容，让这样艰难的转轨，能够在一个减少愤怒，更充满理想的条件下去进行？

笑蜀：这事实上跟怎么对待自然环境是一样的，社会上某些观点认为这是经济发展必然的代价，经济发展要伴随着一些东西，但没有关系，将来经济发展好了，回过头这些都可以改变的。我不太认同这个观点，自然生态被破坏了，一些破坏是永久性的，永远都不能修复，所以我觉得，社会生态的破坏和自然生态的破坏很多地方逻辑上是一样的，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并不认为可以用经济发展来代表的。92年之后，中国有了市场经济的黄金时代，认为市场经济的发生，市场秩序本身，我们引进对外开放，引进国际体制，可以导致规范的体系出来，但现在来看这个梦想已经破裂了。从92年到现在，我认为是市场经济走了一个抛物线的过程，一个从低点到高点，再从高点到低点，从高点到低点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全面国进民退的过程，我想如果是一个正常的市场秩序，不至于会带来社会自然生态的破坏，而经济的发展是跟人心的发展，社会的发展同步的，可以带动社会或是人心的发展，这是一种正常的经济发展，如果一种经济的发展必然以牺牲人心、道德、社会秩序为代价，那么我认为这种经济发展是一种负面、可怕的。

闾丘露薇：我想补充一点，道德这个东西，我是比较乐观的，如果大家都在谈论道德缺失，这就证明我们在警醒这个问题。越来越多人谈论，越来越人不满和愤怒，是因为会唤起越来越多人的崛起，我希望对不好的事情，如果没人管，由着它去，涉及的层面越来越多，以前不好的事情，好像农民工等等，会觉得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现在中产阶级觉得生活不安全，为什么我的权利天天受到影响，我的孩子找一个幼儿园也找不到，到幼儿园，不知道孩子安不安全，教什么东西，会觉得这个社会不好的事情与我有关系。但是我从乐观的角度，觉得这是好的，会有越来越多人意识到不好，我再不做点什么，再不说点什么，这个不好会让我在这个地方过不下去了。所以我们讨论道德，讨论这些问题，我倒不是那么悲观。

李亚：我们看到了希望围观可以改变现实李亚：在现场感受到具有高度批判精神的笑蜀老师的观点，还有比较平和心态的闾丘的观点，这是挺难得的，这是社会需要的包容不同的观点。我以前是中国科技大学的学生，这个大学在80年代末期是中国自由化的大本营，当时有一位副校长不能在学校里讲话，但是有一位老师给青年学生做了一系列的演讲，我觉得记得非常深刻，送给青年学习三句话，就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交四方友"。刚才笑蜀老师说社会的成长，让我们看到自己的无力感，也让我们看到希望，并且围观可以改变现实。请两位给青年学生简单总结一下，如果送给青年学生几句话，几句忠告和建议，是什么样的。

闾丘露薇：我突然觉得小时候受的教育都是骗自己的，把座右铭放在自己的旁边，那么自己的人生一切都是好无障碍了，现在我觉得这是不可能实现了，总有一些习惯，会影响你的一生，比如思考、独立思考的内勤，这是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受教育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笑蜀：三句话，前面两句话已经讲到，第一句话"这是我的祖国"，第二句话"反求诸己"，第三句话，"从自己身上寻求明亮和温暖，用明亮和温暖来影响世界"。

中山大学学生：我想问一下，前两天有南方周报的记者因为采访一个违规的停车场而被当地的街道办管理人员殴打了，而街道办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这样是不是说明公众的舆论权力在逐渐丧失吗？

闾丘露薇：你不能因为这个事情又得出结论了，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结果，如果你只是关心这一点的话，我想可能公权力也好，或是民众发生冲突，这都是我们工作当中经常遇到的事情，很多人说战地记者很危险，但全球的统计，死去的记者最大量是政治暗杀，是报道所在的国家政治上的党派斗争，因为有民主选举，所以媒体的报道，挖对方的黑幕，会影响到选举的结果。那么怎么样面对这样的情况，最理想的状态是用法律的手段来解决。如果是我的话，很简单，就报警，如果警察不介入或是记录出警的时间，都可以后续报道的，这都是可以舆论监督的。不过这一位同学提问的问题，那么从中国的法理上，斗殴要负法律责任的，法律的角度让公众有关注，让他有一个比较可能正面推进的效果，因为你的还手，也有可能丧失了。

中山大学学生：据有关媒体报道，说卡扎菲被捕，那么我们作为公众，我们自己如何参与到这些报道当中？

闾丘露薇：闾丘露薇：我想说的是，其实我们讨论关于利比亚，我根本不关心卡扎菲死了或是被抓了，就像我们在讨论伊拉克的时候，萨达姆到最后，没有多少人关心他的下落，我们更关心利比亚新的国家建立时，《宪法》是怎么样的，选举程序是怎么样的，这样的民众参与是怎么样的，如果你对国际形势有关心，从过渡政府到的黎巴嫩，卡扎菲就不是一个话题，不需要我们关心了。

华南理工学生：虽然我不是学新闻专业的，我个人有一个困惑，你自己一个记者或是一个媒体人，尤其是战地记者，是一个有冒险和理想主义的职业，你怎么样梳理激情和生活中的关系，让你的事业成为生活中中一部分，让这两者更好地融合在一起，实现你的人生价值？

闾丘露薇：很难回答，因为涉及到一个人生大目标，我今年可能会想想后年会做什么事情，战地记者是充满风险的，在广州采访都可能被人打的，因为记者这一行是危险的，但是不单单是看到战地，本身各种场合的风险都会产生，而且更多的风险是来自于内心的恐惧，因为你的一篇报道，你就失去了一份工作，笑蜀最有经历了，他有切身体会，这就是媒体在中国的现状，因为这样的现状，但我觉得媒体工作我非常愿意坚持下去。我比较幸运的，媒体是我从小的理想，而且我各种长处都比较适合它，所以这一点是我比较幸运的，并不是每个人都这么幸运，能做的事情是自己喜欢的事情。

广州大学学生：我不是中大的学生，我是广大的，我一直很努力朝着我的人生目标在前进，在大学四年期间，我参加了灯塔计划，灯塔计划是一个义教组织，在我去之前，我以为我可以改变很多东西，但我去到以后，再回来之前，其实在短短一个月之间，我并不能做到什么事情，那里的孩子问我什么时候可以回来，我很肯定地是我可以回来，但现在两年了，我发现我没有时间，我一直没有履行这个承诺，我觉得我之前做的事情是不了了之的感觉，那个时候我的理想是那么蓬勃，我现在还是一个学生，在面对社会为了生计奔波时，已经发现我的梦想和现实有很大的冲突，我今年大四，在找工作，很害怕回到现实中，我会慢慢忘记我自己的梦想。今天这一个标题“你可以改编世界”，是在提醒青年对社会的责任。我想请问一下老师，当我们的梦想和现实有冲突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保持一种怎么样的心态去看待这个问题？

笑蜀：我觉得你没有必要对自己责备太多，因为你心中还有一种牵挂在，如果有这种牵挂，遇到机会，你会尽心的，只是现在遇不到这个机会，但是以后一定会遇到。如果你毕业之后，面对的理想和现实不一致的时候，只有解决一个问题，让自己做得更职业，更忠于自己的职业伦理，如果你是记者，忠于记者伦理，如果是教师，忠于教师伦理。无论多艰难，不要放弃自己的梦想，如果没有自己的梦想在，生活就没有指望，无论有多少的财富，无论有多大的成功，没有梦想，你的生活都是庸俗的生活，不管多艰难，不要忘记你的梦想，我想你没有放弃你的梦想，我想这就好。

闾丘露薇：我补充一点，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去形容我的梦想，所以梦想对我来说是一个很轰动的词，我是一个很现实的人，但并不是代表我个人没有坚持，因为现实和梦想是两回事，你还很年轻。我想这件事会给你一个教训，做人不要让对方有一个承诺，在未来会实现，然后等着等着，这些小朋友、亲人来说，等着等着，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件事情你觉得亏欠的话，如果你有一些反省，你会知道有很多事情不是你的愿望，就可以真正做到，就可以轻易地承诺别人的，对别人诚实就是对自己诚实。我们的题目叫做“你可以改变世界”，你改变自己做一个怎么样的人，就是对世界一个改变，一个好人、坏人、贪婪的人，就会对世界产生不同的影响。

中山大学学生：闾丘露薇老师刚刚提到小悦悦事件，我想问一下如何避免小悦悦事件的再次发生？有人提出去立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但北大的教授不赞同，说中国的诚信还没有到这么高的程度，还有人提到彭宇案，另外我想问一下，去年亚运会众多高校志愿者加分的看法，还有今年大运会志愿者加分的看法。

闾丘露薇：小悦悦的事件改变的方法就在于大家在座每一个人，包括我们自己，我们不断问我们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会怎么办，我们不要说别人，而是你怎么办，你想清楚，做了决定之后，以后发生这样的事情，18个人减到9个人，再减到6个人。立法这个问题，因为法律某一种程度是鼓励这个社会善的机制上的建立，而现在在立法或执法的层面，需要好好去探究，立法不是那么轻易的事情，要看的现有法律是不是有执行？如果执行层面有这样的情况，就可以纠正，如果没有这些研究，在立法方面，没有鼓励遏制恶化的条文，社会可以进行充分的讨论，因为法律是关注到公众的生活，需要法律专家和公众的参与，但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全球各地也有参考的个案。至于志愿者加分的情况，只是你觉得志愿者加分是各种不公平加分的一种，你提出志愿者，其实很有加分的类型，是觉得这样不公平，还是觉得整个加分系统不公平，你要想清楚这个问题。

中山大学学生：我想问一个问题，你可能知道我们院有一个老师叫做张志安，他说过一句话“做一个好记者，要戴着一双灰色的眼睛去看这个世界”，无论你看什么，都觉得这个问题背后有新闻，要去挖掘，但听你今天的演讲，对青年的建议是，我们要乐观积极地去看待这个世界，请问您对当代的青年记者有什么建议，或是给我们有什么指导？

闾丘露薇：你想做新闻，在中国行业空间里面足够大，你自己的专业能力非常必要，有的问题，我们本身新闻报道的准确性方面，自己也是有欠缺的，要共同争取更大的空间，把自己做得最好，这样别人很难从报道里面找到你的把柄，或是直接给你安罪名，我不希望某一篇报道被别人抓到过错或是细节性的错误。要给你安帽子，这是没有办法去改变的，我从来没有想那么多，因为你不知道标准在哪里，我想唯一要想的就是我的报道怎么去做得最好，对于记者来说，想这些就够了。只要你觉得想在这一行继续做下去，可能你经常要面对的现实是你觉得你想做的新闻报道不出来或是怎么样，我也不会想那么多，只要没有触及我的底线，我觉得我自己还可以接受这样的现实，因为我会觉得很多时候，有这样的机会，这个不能报道，还可以报道其他的，其他的依然有新闻价值在那里。当然你问这样的问题，可能要有四个学期的课来讲，没有办法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讲怎么样做一个记者，这是未来做记者时才会面临的问题。我一向觉得新闻系是白搭的，根本不应该选择新闻系。

微博网友汇雯chen提问：围观可以改变很多东西，但是不能改变一切，围观的对象，关注度和这种围观是否影响到民众和领导都会对围观的后果有极大的影响，这些是不是应该思考？围观是有力量，当一旦主流媒体或是知名媒体人加入围观，这种围观的力量非常强大，有时候围观可以影响事件的发生，有时候围观涉及面太广，会影响到事件当事人的正常生活。

我想请问两位老师，当代青年人怎么掌握围观这个度呢？

笑蜀：比如说药家鑫案件，这就是围观的教训，我不是说药家鑫该死，在围观的过程中，除此之外，有很多可以总结的东西，其中就有一个教训，媒体没有在关键的时候起到关键的作用，而是在药家鑫被枪决了之后，整个事件已经被淡化了，舆论压力下来了，这个时候媒体才开始去追寻这个真相，时间慢了半拍，很大程度上已经无济于事，这是媒体人职业伦理的问题。我可以坦白地说，在药家鑫整个案件围观过程中，我其实是有疑虑的，但当时舆论泰山压顶，我个人当时也不敢发声，我想很多媒体也是同样的心态，不敢发声，到了事后，再回过头来总结时，自己才觉得可能这是一个问题。专业媒体人在围观中存在的价值，存在的意义在哪，就在这，就是媒体本身的价值，媒体要起决定性的作用。

中山大学学生：我们想更好履行青年时代责任，但怎么样才能避免在履行责任的同时，不去遭遇那些厄运呢？

闾丘露薇：我觉得你逼着别人做一件事情，我要去，我自然会去，我的胆子就没有那么大，我要考虑自己得失，我们会尊重，会尊敬，也会声援一些付出很多的人，我们也要接受很多人选择另外的温和的，或是更懦弱一点也好，但对于自己来说，是自己力所能及可以做的一些事情。我作为一个媒体人，或是有一点知名度，到各个大学有机会演讲，我可以做到的，就是我所工作的媒体没有报道的空间，就可以利用这样的场合提这样的名字。而我关注几个点，一个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情，另外一点，作为其他人去看望他，为什么会被打，这样违法违规的事情，怎么会发生在我们的国土上，而其他的网友他们是出于什么目的，我从来不关心。

笑蜀：我们将来如果要捍卫公民权利，怎么样避免自己不陷于这样的劫难当中，我们崇拜一个烈士，尊敬一个烈士，并不代表自己要去做烈士，我一向主张围观，根本的原因之一，我认为围观是属于最低限度的抗争，是风险最小的抗争，因此是几乎每一个普通人都可以接受的抗争，它带来的进步是毫米级的进步，不是大跃进似的进步，是一点一点进步，但所带来的风险也是毫米级风险，只要是毫米级的，就是可以控制的，我认为当下中国，最需要的，也是我最主张，我们一方面要较真，要最大限度争取我们的权利，但要注意风险。我不主张牺牲，在这个过程要怕自己牺牲，更要怕别人牺牲，不允许鼓励别人牺牲，逼着让别人上一线去冲，要注意这种斗争代价。所以在公民行动当中，这也是我这几年一直身体力行的，谁主张道德绑架扔得最高，我一定要盯上他，一定要警惕他。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捍卫我们的公民权利，但必须要有最小成本，只有是最小成本，才可以让这个社会尽可能少受震荡。很多人的内心是无组织，无秩序的，我们的社会也是无组织，无秩序，这样的无组织和无秩序的人心和社会，的确是承受不起剧烈的震荡。

广州大学公管中心记者：两位老师好，据我们所知，现在气候变化成为一个关注的事情，你怎么样看待青年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还有我们想改变世界，这是需要媒体帮助我们实现的，关于社会公益事业，我们青年人怎么参与？

闾丘露薇：各位同学说到气候变化，听到很多叹气的声音，这是与我们有关的。气候变化的NGO在国外是参与度更高的，社会各界对气候变化的认知度。除了媒体之外，很大程度都是由一个个个体、专家学者不断地呼吁才让它成为一个议题，所以我们不要觉得这样的话题与我们没有关系。我们抛开气候变化的话题，我们只讲这位同学提的问题，怎么参与到与我们有关的公共生活的民间活动当中去，媒体怎么给一定的支持。今天下午我们也谈了关于公益团体的问题，媒体是起到啦啦队的角色，为这些草根的民间团体提供发展被关注的更大空间。我自己觉得蛮好的，因为我相信我教新闻系的研究生，只要这个小组这个星期轮到的作业是写到这个话题，就很痛苦。但是这个事件不会因为跟你没关系，就觉得没有必要。不要因为这个事件觉得跟你没有关系，这些同学很好，他们会参与这个好像离我们很远的问题。

中山大学学生：我想问一下，我会跟同学和朋友聊自由这些问题，但他们有一些人很不关心，或是扯开话题，不与我讨论，好像不关我的事似的，而且说一些他可能到外国去，就是这种刀枪不如的心态，让我没有办法，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闾丘露薇：你可能跟你的同学讨论所谓的民主、自由的话题，讨论的概念太大了，想办法要把自己认可了。你对民主、自由的认知，套在朋友的身上，除非是学界的，不然我干嘛要讨论这些空洞的事情。有时候民主讨论，会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之中，这样跟你的朋友才可以讨论得起来。

笑蜀：我们一味靠博爱、人权概念的宣讲以为可以改变中国，可以建立自由的中国。其实不是那么一回事，我不想把话题拉长，简短地总结两点。第一点，不要指望改变别人，不要把别人变成你宣教的对象，居高临下的，这种姿态本身就是不自由，不民主的，会把你和别人拉开。第二，你要让人别人感受到自由、民主是可爱的。自由、民主是可爱首先是必须主张信仰自由民主的人，本身自己是可爱的。他发现主张自由民主的人，和反对自由民主的人做人的味道完全是不一样的。这就是你本身在日常生活中，你的表现，你的待人接物，你和别人的相处，你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回过头来，就是从自己做起，让自己变成一个可爱的人，一个可接受的，一个可接触的人。我觉得我自己接触的形形色色的人，有很多主张自由民主的人，这些人往往其实是不可爱的。用这种理念去影响别人，首先要避免那个教训，核心一点，就是你姓什么，就做什么，用这种姓什么，做什么，让自己变得可爱起来，让自由主义是一种可接受的主义，这是我的经验。

李亚：刚才大家提了这些问题，不管是怎样的问题都是真诚的问题，刚才笑蜀老师在台上演讲时，我坐下在第一排，看到笑蜀眼睛里似乎有泪水，他是真诚的时评家，爱之深恨之切，也代表了他媒体人的责任感，闾丘老师以她冷静、独立、平和的心态，也展示了她怎么看这些事件。凤凰网也想在这个多元化时代做社会多元意见的平衡者与对话组织者，我们珍惜这样的机会，今天这样的交流，也证明了社会的时代还是在进步的，否则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进行交流。最后一句话，可能不像是郎咸平所说的最坏的时代，也不是最好的时代，它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你们的时代，我们非常感谢各位的光临，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感谢两位老师

附录2

一些人那些事

类别：现代诗歌 作者：鹦鹉51 发表日期：2009-9-1710:12:39

编者按：物是人非。回首往事，颇为感伤。

总是忘不了那些人那些事?

总是会惦记一些人一些事?

每次仰望星空?

每次仰望苍穹?

心总是会悸痛?

泪总是会在空气中流动?

多少次在噩梦中惊醒?

多少次彻夜无眠到天明?

那些人那些事总会让我心绪不宁?

而一些人一些事总会牵动我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