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给理想一点时间．4／李志题主编．—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7

ISBN 978-7-5133-1252-3

Ⅰ．①给…　Ⅱ．①李…　Ⅲ．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Ⅳ．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24651号

给理想一点时间Ⅳ

李志题　主编

特约编辑：徐蕙蕙

责任编辑：程　鹃

责任印制：韦　舰

装帧设计：@broussaille私制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谢　刚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10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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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话：010-88310888

传　　真：010-65270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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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刷：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开　　本：910mm × 1230mm　1/32

印　　张：9.625

字　　数：155千字

版　　次：2013年7月第一版　2013年7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33-1252-3

定　　价：36.00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序一】　给理想一点时间

【序二】　凤凰这只“烈鸟”

理想·现实

胡紫微：不动，就这样

王树彤：体制内年轻人会成为悲催一族吗？

鄢烈山：行善者最宝贵的品质是尊重受助者

刘远举：从“大逃港”到奶粉“限带令”

姬中宪：父母在，不远游

柴静：十年·十人

谌洪果：你幸福吗？

乔志峰：北京人终于“被歧视”了

犁航：高调被动的善意如同扔在地上的施舍

李银河：人活着应当要什么

彭玉宇：活在上海的外地人

社会·热点

章立凡：羞耻心是一个反思国民性的绝好命题

张鸣：制度性流民

黎明：什么叫“为民还债”？

单士兵：谁该写忏悔书？

刘洪波：政府要办的事市民永远否决不了

叶檀：贪腐官员的狡兔三窟术

木然：衣俊卿的裤子

鄢烈山：从大同“跪留”市长看官民“合谋”

闾丘露薇：为何觉得行贿可以原谅？

丁启阵：抗日神剧的两大胜利

徐贲：比“坏种”更恶劣的是“伪善”

王旭明：“官谣”制造者更该有人管

中国·世界

闾丘露薇：我们为什么关心美国？

郭老学徒：铁腕首脑为何对媒体毫无办法？

杨佩昌：为什么德国不会发生强制拆迁？

邱立本：告别动物农庄的陷阱

许小年：城镇化或城镇神化

李铁：韩国政治转型为什么能成功避免革命？

文化·文明

冉云飞：用“爱”扼杀孩子人生幸福的中国父母

王贵成：我们这个时代为何难出教育家？

吴祚来：重视社会建设中的改革与重建

朱大可：具象建筑与权力丑学

徐贲：粗鄙是中国社会的癌症

崔卫平：无数视点同时在场

胡紫微：情不重，不生娑婆

宋石男：少年李安在中国的奇幻漂流

汪中求：透过细节看日本

唐辛子：日本式“排队”与中国式“站队”

唐辛子：日本的“匠人”与中国的“商人”

人物·历史

连清川：民国，就是那扇窗

老愚：母亲走了

雷颐：白修德与“中原大饥荒”

贺卫方：从那拉提到巴音布鲁克

十年砍柴：索贿的艺术

安立志：逃亡途中人性回归

两岸·三地

郑东阳：永远的异议者“刺客”黄文雄

廖信忠：所谓台湾南绿北蓝的迷思

老愚：台湾人与大陆人如何心连心？

贾葭：有意义的他者

石咏琦：今天，您打包了吗？

冯仑：与钱无关，又息息相关的哲学

【序一】

给理想一点时间

李　亚

这是艰难转型的时代，也必然成了纠结的时代。

孔子言：士志于道。自古中国之士，便以进谏为天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企图以“道统”驯服“治统”。中华文化传统虽注重生命而鼓励人不惜苟活，却不乏社会良心与勇气之士“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尽管文化屡遭革命，在进取与退隐的双重心理矛盾间，文以载道学优而仕的传统没有殆尽，那份明道救世的使命感没有泯灭。而且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艰难演进所带来的人们物质生活提高、中产阶级崛起、社会思想解放，特别是网络传播技术打破了言论的垄断后，康德所述“有勇气在一切公共事物上运用理性”的启蒙精神，在现代“公知”的博文言辞中莹莹生辉乃至“公民”身上越发闪耀。在这个被权贵资本、民粹情绪、网络暴力、民族主义利诱与裹挟的时代，他们坚持以理性精神、智慧力量、社会关注、独立人格、悲悯情怀、理想追求，反映出我们生存的时代大多数人民最深彻的焦虑与心声。所谓“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即使爱之深而恨之切，却不曾绝望，知其不可而为之，在无路可退的山崖上发出锵锵之凤鸣。

在不危及社会稳定基础上的理性的、制度化的、合法化的政治批判是现代社会进步的保障。言论的一致性将压制社会的个性、创造性，没有人能永远正确，只有自由讨论才能让我们更接近真理，鼓励人们参与公共事务，使人民变得不再冷漠、自私，促进社会道德提升与重建。民主培育人民的公共精神与爱国情操，促进人民积极、进取、奋斗的民族性格，也才能带来更根本的社会稳定与长久发展。政府的权威来自公民的同意，建立在民主的正当性基础之上、在阳光下运行的权力，才能在面临社会转型期无可避免的矛盾冲突中获得大多数民众的理解与支持。

2009年，凤凰网主办了“转型时期的媒体变革”三亚峰会，我在致辞中提到，“在数字传播技术革命、中国市场化改革、全球化经济民主进程三股主要力量冲击下，传媒行业与这个时代一起经历着剧变，传统媒体尚未充分自由发展，却发现自己的权威性已在瓦解。以环境监视、议程设置、身份发展、娱乐消遣为核心的传统媒体功能，面对公民新闻的崛起，被迫从信息与观点的发布者转型为社会多元意见的平衡者与对话组织者。”随后不久，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交媒体迅速流行，赋予了人们前所未有的话语权。而在媒体消费日益碎片化、快餐化的时代，从传统媒体凤凰卫视衍生出的凤凰网，以博报这样提供深阅读的长博客媒体产品，扮演着不可或缺的思想供应商的角色，超越海量快速的信息仓库模式，在理性、建设性的基础上，洞察时代、关注内心、探索意义、传播价值，让神马不再只是浮云。作“开放社会的推动力，公民社会的催化剂”，成为凤凰网的使命，成为我们和博报作者们共同的使命。

2011年10月，凤凰网博报之“名博校园行”系列活动，我亲身参与主持了闾丘露薇与笑蜀在中山大学的对话“青年与时代”，一起追问“青年在这个时代遭遇的最大问题是什么？”理想丰满，现实骨感，权力与利益的勾结，法律及自由发展机会平等的缺失，上行遇阻，社会板结，朝向出身决定论与世袭阶级社会的堕落危险，这一切让青年人感受到严重的无力感、无助感、挫败感。在“站无虚席”的讲堂里，闾丘与笑蜀面对大学生们真诚对话：如何从自身寻求明亮和温暖来影响世界，努力让社会转轨在坚守理想与理性包容的条件下进行。

理想，无论是繁荣或自由，只有在同时代的人民共同分享时才会更有力量。在刚过去的辛亥革命第一百个年头里，没有任何文字比得上温州动车事故引发的感叹更能代表人们内心深处的呼唤，每次读到，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中国啊，请你慢些走，停下飞奔的脚步，等一等你的人民，等一等你的灵魂，等一等你的道德，等一等你的良知！”

2012，中国社会经历着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民生民主事件，西方民主资本主义社会也面临着欧债危机和高失业率冲击下日渐加剧的经济不平等，全球金融危机与经济衰退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带来严峻挑战，经济硬着陆的危险倒逼着政治改革的步伐。“告别革命！”上世纪八十年代思想者多年前的话语犹在耳旁，但“改革快跑”的呼声更加清晰有力，在社会稳定基础上坚定的变革，已无路可退，且不进则退。

辛亥已经百年，同志仍在努力。价值，无论是源自千年来历经风雨而犹存的中华儒释道传统，还是百年前谭梁孙胡陈等舶来的理性自由平等民主宪政，不仅需要众心向往，不仅需要百折不回地推动变革的勇气与行动，更紧要的，是要内化为每个个体行为的指南，在阅读者与写作者各自的日常中，努力做到知行合一，时时践行。

理想需要多少时间？归根到底取决于我们每一个自己。距离“五四”百年还有七年，一个无比伟大的时代是否终将到来？

改于2012年6月5日

（作者为凤凰新媒体COO）

【序二】

凤凰这只“烈鸟”

刘　爽

写这篇文字，我深感荣幸，也惴惴不安。

荣幸的是，书里的博主们，令我望文景仰。能为这些珠玑字句做个抛砖，幸莫大焉。

惴惴的是，于大师们面前撰文，属班门弄斧，未免忐忑。

准确说，这不是凤凰网的书，这是博主们与网友们的书。

我想在这里致敬的，也正是我们的博主与网友。你们的博文，让我读到了普世的经验，感知了中国的艰难。你们的跟帖、推荐，让我体会到你们的智慧与眼光。

没有你们，哪有我们。凤凰网博报这个平台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在中国的互联网界，我有一“名言”：微博是个屁。说法有当时的局限，但这其中，的确有对于微博和博客的比较。

中国当下，事件、问题、话题层出不穷，在互联网的各角落里冲突、激荡，尤其是这一两年的微博。遗憾的是，现实之错综复杂，要用一百四十字概括，终是艰难。再加上几重＠、评论，一个事件、争议往往要颇费一番工夫才能看清端倪。

而博客，真正地以博主为核心，是典型的自媒体平台，文图空间大了N倍，可深入，可细致，可铺陈，也就有了纵横捭阖的空间。文章展示以博主为轴，或以话题分类，或以时间分类，虽然不如微博的热闹，但整体逻辑清晰，一目了然。所以，“7 · 23温州动车事件”后，纵然“中国慢些走”的说法于微博广传，可万千个微博、转发，都最终指向童大焕先生的那一篇博文。可见，微博以喧闹夺目，博客以深沉与品质见长。

凤凰网的博客，自辟蹊径，叫做“博报”，slogan是“博采众家之言，报闻公民心声”，以强调自身的媒体属性与内容品质。

自创建来，凤凰网博报密切关注中国的当下，无论是对改革、法治，还是经济、民生，以及文化、思想，这个平台始终坚持风骨，尽力担当，胸怀温度，流露着真挚性情。

对这一切，我深深赞同。

也许因为凤凰网性情流露直率，难免招来不同意见。甚至有人赐凤凰网一些绰号。好吧，我们笑纳了。凤凰也罢，别的禽鸟也罢，都有羽翅，都有喉嗓，都可以打鸣，都可以高飞。

四周的意见，无论是否善意，我们会恭听、会思考、会辨析、会自省，以精进我们的业务，校正我们的路途与方向。

有一点不变：无论自称凤凰，还是被命名为其他的鸟类，我们都乐为中国的进步而欢鸣、飞翔！

（作者为凤凰新媒体CEO）

理想·现实

幸福，就是过一种独立、自由、自尊的生活。幸福不是被许诺、被安排、被支配，或者被恩赐。就像哈耶克说的一样：“愿意放弃自由来换取保障的人，既得不到自由，也得不到保障。”

——谌洪果《你幸福吗？》

胡紫微：不动，就这样

博文地址：http://blog.ifeng.com/article/27529015.html

2013-03-25 09:52:15 | 浏览 314126 次 | 评论 39 条

整容是一个噩梦。现成的例子是，把普京前后照片拿出来比对一下，一目了然。

这还是照着自己的样子整。而我们大部分人是要把自己整成一个自己不认识的人。

我们不是西方人，永远没办法达到西方人的那种好看。但是我们偏不甘心，我们虽然只有二十出头，也发誓要把胸整成E罩杯，使它看起来如同永远身怀六甲的样子；我们要把脸磨成一个巴掌大，“销腮”、“磨骨”这些词听上去有多么可怕，也拦不住向章子怡看齐的我们历尽劫波也要让下巴尖得可以当凶器，却不顾这样的手术会令我们的脸细细长长的，怎么看都有点像一只山羊；我们还要隆鼻，每个希腊风的鼻梁上都刻印着我们对本种族的不自信。我曾经观察过一些做了隆鼻手术的姐妹，或者是明星的硬照，但是我还没有发现一只假鼻子让原来的脸看上去更好看的。对，没有一只。每只隆过的鼻子都是那么突然。一副跟嘴巴眼睛眉毛懒得呼应的傲慢样子，却似乎随时在起劲地提醒路人，看喏，我是玻尿酸的哦。隆鼻这事说到底是让人伤心的，越是曾经美丽的女子越是让人伤心，是看到一夜西风凋了碧树的那种伤心。满目的不能补救，无法收拾。写到这段的时候，我的脑海里就闪现出好几个这样可惜的美女，想来你也不缺这样联想的素材。

我们从不想，当尺码超过一个界限，你倾力打造的芭比娃娃式的S型，会突然变成一个笑柄。芙蓉姐姐曾经以她的行为艺术如此尽责地提醒过我们这个悲剧，然而，无数的芙蓉姐夫们却从来不敢站出来大声说出真相：罩杯越大，离性感越远。他们只是看着芙蓉姐姐在清华园的小树林里努力拗造型的玉照，吃吃地笑。面对这样令人扼腕的失语，我不排除这其实是来自男人们借此毁掉女人自尊心的恶毒的集体阴谋。于是我们就看到，在整容这件事上，所有希望通过相亲取悦一个男人或者通过进入演艺圈取悦所有男人的姑娘都瞬间变身了姐所处的白羊座，她们像风一样行动，势如破竹，却是在没想明白一切之前。于是，行动的成果便也一览无余地展现在秀场、写字楼和饭桌上：因为打了肉毒素，表情纹受了抑制，以至于我们笑起来的时候总是眼睛张得大大的显得有些惊恐；我们前几年文的眉毛和蓝色的眼线经过了疼痛难捱的清洗还是隐约可见，它不但深浅不一，令人难堪，还因为眉形的过于峭拔或者圆滑，而使我们看上去老了好几岁；因为频繁激光漂肤，我们面部的皮肤变得薄而透明，像婴儿一样隐现着蛛网般攀爬的淡蓝色的毛细血管，而且因为只有在运气特别好的时候才不会发红过敏，所以如果你观察够仔细，就会发现我们的脸部和手部的皮肤永远不在一个色系里。当然，在整形医院投诉科等待回炉再造的整容失败的案例并不在此列。在变美这件事上，女人们突然变得像男人一样热衷硬来。

不得不说，女人的身体是男人的一面镜子。有什么样男人的目光，就有什么样女人的乳房。不知道渴望豪乳的男士们如愿以偿地躺在硅胶打造的E罩杯上，会不会打心里产生比喝了三鹿奶粉还明确的悲凉。“NND，这一辈子还能指望一口天然奶吗？”不会。因为对于性感到底是什么，我想我们身边大多数的男人，还处于叶子楣体系下成长起来的初级阶段。我们的男性打算以摧毁至少三代女子的代价去说明这个道理：如果说这世界上有什么是最不性感的事，那就是试图通过手术打造一个你认为性感的尺码。

作为女人，我们差不多已经遗忘了，性感是天赐的礼物，它凑巧就已经在你的基因里了。要证明这个很简单，早上上班前拐到离你家最近的社区医院，你抽一管血，告诉大夫要查激素六项。孕酮、雌二醇、催乳素……这些数据会告诉你，作为一个女人，你全身上下流淌的，除了性感，还是性感。你要做的只是任它继续流淌，就这样很自然地，流淌。

翻一翻中外美女的照片，不难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公认最美的女人，从来不按照美容院的标准版本来。甚至每个绝色美女的身上脸上都有着天然的突出的缺陷。索菲亚·罗兰——二十世纪最美的女人，嘴巴大到影响特写的程度，再看她从来不刻意减肥的体型，什么？体重三位数的女人没前途？作为一个外国人两夺奥斯卡奖，令所有演过对手戏的男主角不能自拔的罗姐岂不是要大笑三声？

山口百惠，恰恰是百分之九十的亚洲女人最糟心的体型，平胸，腰胯没分界，萝卜腿，二十多年前退出演艺圈时是日本最红的影视歌三栖巨星，没有之一。如果这样的百惠，放在现在，她的不够标准的脸型和虎牙，以及萝莉的身材，还会成为千百万少年少女追逐的偶像吗？如果不得不垫鼻子割眼皮削面骨丰胸，那么该说是我们的悲哀，还是应该庆幸山口百惠幸亏没有生活在这个热衷烟视媚行的时代。

张曼玉，当代最具世界影响力的华人巨星之一，胸部平坦得如同十六岁的少年，每次就这样穿着无胸垫晚礼服，在全世界摄影师的长枪短炮的注视下旖旎而行，脱俗而舒服。对于美与圆满这件事，张曼玉说过：“亚洲人才比较介意老这个事情。我小时候在英国长大，然后在巴黎生活了十年，那里的人没有这种观念。为什么非要年轻、没有皱纹才是美呢？人不是一定要美，美不是一切，它很浪费人生。美要加上滋味，加上开心，加上别的东西，才是人生的圆满。”

美丽的女人，总是负责跳脱出人们对于美的已有共识，而整个世界则负责修改成规，并卑微地呼应。

在微博里看到这样的故事：英国演员Keira Knightley，作为英伦第一美女，赴美发展，被美国某时尚杂志挑剔为胸太小牙齿不够整齐，有人问她想没想过动一动，她淡定地告诉这些大洋彼岸美丽标准的制定者们说：“不动，就这样。”

“不动，就这样。”如果有不晓事的那起子俗人总是起劲地劝你整形，你可以这样回答他：“胸越小，我们的心才离得越近。亲。”

作者博客：http://huziwei.blog.ifeng.com/

（胡紫微，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

王树彤：体制内年轻人会成为悲催一族吗？

博文地址：http://blog.ifeng.com/article/21123168.html

2012-11-05 19:22:29 | 浏览 180520 次 | 评论 40 条

2011年4月，我参加博鳌论坛期间，在谈到年轻人安全感的问题时曾发过一条微博：“年轻人不要试图追求安全感，特别是在年轻的时候，周遭的环境从来都不会有绝对的安全感，如果你觉得安全了，很有可能开始暗藏危机。真正的安全感，来自你对自己的信心，是你每个阶段性目标的实现，而真正的归属感，在于你的内心深处，对自己命运的把控，因为你最大的对手永远都是自己。”不过有趣的是，这句话后来在微博世界里非常搞笑地成了李嘉诚的名言，并被大量转发。

昨天看了《南方周末》的重头报道《三千本硕毕业生争当清洁工，“扫大街也是公家的人”》，又令我想起去年谈论过的“安全感”话题。这些竞争清洁工岗位的高学历毕业生，看重的并不是这个工作本身，而是“事业编制”，所谓拿到“事业编制”即获得了所谓的“安全感”。“安全感”已成为当下社会年轻人最关心的话题。令人感到悲哀的是，无论是年轻人还是他们的家长，都把体制等同于安全感，纷纷向体制寻找安全感。年轻人正主动或被动地迷恋上体制内的生活，争做“公家的人”。我不得不说，这是时代的倒退。多年前被抛弃的陈旧观念，如今又被捡了回来。

我这里跟大家分享两个家庭的故事。一是我认识的一位小区保安，夫妇俩都是国企下岗职工，俗称“4050”，年轻时吃的是响当当的“公家饭”，都以为会在一家国营企业干一辈子，所谓“政府不垮，我们不垮”。而事实是，夫妻双双遭遇下岗，被买断工龄，丈夫最终做了小区的保安，妻子在一家私营服装店做营业员，拿着最低的工资。然而，有意思的是，虽然有过这样人到中年被抛弃的经历，他们却一定要自己已经大学毕业的儿子考公务员，因为他们仍然认为“只有进体制才有安全，干什么都没关系”。

另一个家庭则属于相对富裕的阶层，女方是我的朋友，夫妻两人改革开放之后辞去公职下海，开私人牙科诊所，经营多年，积累了较为厚实的家底。女儿大学刚毕业前两年很有上进心，进了一家外企，月薪从3000元涨到了6000元。刚想在职场上干出一番成绩来，妈妈却托关系给她找了一家有编制的事业单位，到手收入只有两千多元。这个女孩每天开着父母给买的跑车去单位上班，中午照例去星巴克买一杯咖啡带回办公室。这么一算，她每天是贴钱去上班。可妈妈却对她说：“赚不赚钱没关系，我只要你有一个稳定的工作，这样才有安全感。”如今这个女孩已经完全没了当初在外企打拼的劲头，因为她觉得目前的工作挺容易混的。

这就是我们面对的现实。不管是贫穷还是富裕的家庭，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进体制，考公务员，进国企、事业单位。“稳定、高福利、有保障、有安全感”，这些看上去很美的现实或者预期，正在指引一代中国年轻人向体制内回流。

其实比体制更具毒性的，是根深蒂固的观念，是我们对于“安全感”的认识。我们早已处在一个市场经济的时代，一个开放并不可能逆转或走回头路的时代。考公务员，进国企、事业单位，或许更多的是大家对安定生活的想象，是一条貌似稳定的人生道路。然而，像当年的“4050”从没想过会下岗一样，所谓的“稳定”仍不可预测，前途凶险。

2011年12月29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曾表示，中国将努力推进公务员分类管理和聘任制，公务员制度改革已箭在弦上。目前臃肿的公务员队伍十年后就会出现大量的下岗潮。逐渐进入老龄化的社会需要精简机构，越来越多的事业单位也正在向企业改制。缺乏商业社会的生存技能，加之长期形成的国有单位固有的处事风格和性格特点，会让如今在体制内的大多数年轻人很难像他们的父辈一样“从头再来”。

已有智者给大多数基层公务员的职业生涯算过一笔账：中国公务员689万，起步22岁+试用1年+科员3年+副科3年+正科7年+正处11年=47岁，大多数人一辈子只能到正科。假如在衙门里待几十年，才混到正科级，碰到精兵简政的风潮，你可怎么办？

近两年我们谈论的另一个热点话题是“蚁族”，指的是体制外那些为生活艰难打拼的青年。“低收入”、“群租”、“生活艰辛”，成为形容部分大学生毕业后生活状态的标签。相比体制内的青年，他们的生活确实显得“悲催”。然而我在不同的场合，都一直在为“蚁族”加油。年轻人的付出，只要努力，配合一定的眼光，必定会有不同程度的收获。正如我文章开头提到的，从来不会有绝对的安全感，如果你觉得安全了，很有可能开始暗藏危机。真正的安全感，来自你对自己的信心。我们要看的是五年、十年，甚至二十年的时间跨度，只要尚未走完一生，人都不能过早给自己结账，计算这辈子是赚了，还是赔了。

而若干年后价值回归时，今天这些期待旱涝保收、向体制要一生安全的年轻人，明天多半会成为最悲催的一族。

作者博客：http://wangshutongdhgate.blog.ifeng.com/

（王树彤，敦煌网创始人、CEO。）

鄢烈山：行善者最宝贵的品质是尊重受助者

博文地址：http://blog.ifeng.com/article/21112418.html

2012-11-09 09:52:51 | 浏览 46949 次 | 评论 15 条

英国人托尼，在西安创办“黄河慈善厨房”，2005年以来帮助了不少流浪者。他的善行媒体曾多次报道，从西安的《华商报》，到广州的《南方都市报》，相关报道我都读过；近日又在北京的《三联生活周刊》上读到《托尼和黄河慈善厨房》。每次都很感动，这次忍不住要说说自己的感想。

最令我感动的不是托尼的人生选择——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作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他有福不享，却卖掉公司、庄园和跑车，到陌生的东方来“修行”；不是他的慷慨无私——已在欧亚多国捐资逾千万元人民币助人，自己却过着极其俭朴的生活，连空调都舍不得用；这样做是践行他的信仰。他信佛，想想佛陀视王储的富贵尊荣如粪土而出走求道，托尼这样做便并不奇怪。最令我感动的也不是他做公益的理念——“按照托尼的想法，慈善厨房的标志，就像一块石头投到水里，产生的涟漪效应，志愿者都是被这样感染而来的”；不是他的从容心态——托尼将做公益比作“抓猴子”，你看到猴子想抓它，如果你跑上去，猴子就会立刻逃掉，但如果你慢慢靠近，你成功的机会就很大。

最令我感动的是他的善良，即发自内心的对每个人的尊重，真诚地平等待人，尊重他人的人格和选择。

相对容易的，是对志愿者的尊重。“托尼从来不会对志愿者提什么要求，你一周来一次或者一个月来一次都可以，不要因为做志愿者而给自己的生活带来压力。”一切都是那么自然，行善由衷率性，没有作秀，远离伪善，那就是心灵的自我净化。

对需要帮助的人，托尼更是十分细致体贴地呵护他们的尊严，就像“托尼只有两双鞋，夏天的凉鞋，冬天的登山鞋。黄河慈善厨房面向的只有两类人：希望为他人服务的人（志愿者）与需要帮助的人（流浪者）。”

有人说，我不能帮他们（流浪者），他们在老家有房、有车。托尼说：“我们不去判断谁是真的，谁是假的，现实是大部分流浪者是真的，我们可以帮他们，这个事情就有意义……”

有志愿者曾经鼓励流浪者去工作，但托尼并不认可，他说：“每个人的能力不一样，比如残疾人、老人或者智力有问题的人，他们没办法选择，也有人暂时不想改变，那么，由他们好了，我们的工作只是给他们提供服务。”对新来的志愿者，他会交代，不要问对方为什么要乞讨、为什么不去上班等。现在黄河慈善厨房的志愿者们，已经做到充分尊重来吃饭的人，眼神看着对方，甚至用双手递食物，并且不拿手机拍照或录像，不问为什么来这里之类问题……

这种对他人人格的尊重，是行善者最宝贵的品质。

按说，依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普通人的生活常识，做到这一点，至少是理解这一点，并不难。

孔夫子说过：“贫而无谄，则未若贫而乐。”穷人要达到安贫乐道的境界，恐怕比“贫而无怨”更难吧。他又说“富而无骄，易”，“未若富而好礼者也”。富而不骄，不炫耀，不财大气粗，其实不容易；富而有礼，平等待人，谦抑自牧，更不容易。但孔夫子的话分明为中国的穷人和富人各标示了值得推崇的人生境界，具有价值尺度的意义。《礼记》上穷困者宁愿挨饿而不接受“嗟来之食”的故事，更是形象生动地教育人们，应该尊重受助者的感受。

从生活常识讲，许多民间故事告诉我们，英雄也有落魄时，什么伍子胥吴市吹箫、秦琼卖马、杨志卖刀、郑元和沦落丐帮，不一而足。兴阶级教育和忆苦思甜时，“逃荒讨饭”是必不可少的控诉词。改革开放之后，印度电影《流浪者》风靡一时；台湾作家三毛作词的歌《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更是唱响中国，人人都会哼哼“我的故乡在远方”。重新确认宗教信仰自由之后，人们更理解了那些托钵僧、苦行僧行乞化缘的行为。有人流浪是生活条件所迫，有人流浪是志趣所在，无论如何，只要不违法犯罪我们就应该尊重他们的选择。

托尼没有读过孔夫子的教谕，也不知道“雷锋”是何人，他的偶像是生活俭朴的圣雄甘地，和终生助人的特蕾莎修女。可见，良善的标准在全人类是共通的。但是，为什么托尼的态度在中国当下显得那么难能可贵呢？

在我看来，一是阶级斗争为纲年代的思维方式仍旧影响着人们，习惯于把人往坏处想（“有罪推定”），追问动机。现实中确有借乞讨生财的，甚至挟制未成年人和残疾人做道具，但这样的人自古就有，不能以少数人和个别案例就推定流浪者都是坏人。二是将“不劳动者不得食”的所谓“社会主义原则”绝对化，抹杀个人对生活方式的选择。如果将“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绝对化、狭隘化，那与希特勒残害吉普赛人和残疾人的理论有多大区别？三是与追求社会秩序的整齐划一观念有关，就像有些城管见不得任何流动摊贩，不少人反感流浪者，包括那些街头卖唱卖艺的“乞讨者”一样。

报道说，来慈善厨房领包子的有市区里领着“低保”的鳏夫，有来自河南、吉林等地遭遇家庭变故的年轻人，也有为治病倾家荡产的老人，还有喜怒无常的精神病患者。不幸的人各有各的不幸，我们本该以兄弟姐妹之情关爱他们。

作者博客：http://blog.ifeng.com/1341507.html

（鄢烈山，著名杂文家、时评家。）

刘远举：从“大逃港”到奶粉“限带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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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3-04 09:55:41 | 浏览 327313 次 | 评论 231 条

三聚氰胺丑闻发生时，也许没人想到，这终将演变为一场波及全球的奶粉事件。出于对国内配方奶粉品质的担忧，父母们转向海外，寻觅更高品质的奶粉。香港首当其冲，巨大的需求，造成了香港市面上奶粉的短缺。香港家长愤怒难抑，喊出了“水货蝗虫”的口号，敦促香港政府打击“背奶族”。面对市民的抗议，3月1日，香港立法院修改法规，规定离港人士携带奶粉不得超过1.8公斤，否则将罚款五十万港元及监禁两年。法规生效三十二小时后，已有二十五人在香港被捕。一桶奶，一年刑，这似乎不是曾经的香港，在尘封的历史中，对很多大陆人而言，香港是一个温情脉脉的存在。

改革开放之前，深圳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宝安只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蚝。十屋九空逃香港，家里只剩老和小。”在民谣背后，则是一场跨越三十年，饱含血泪的“大逃港”。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有近一百万名内地居民，由深圳越境逃往香港。他们用兵乓球、轮胎、泡沫、甚至吹胀的避孕套偷渡，用老虎粪便躲避警犬，迎着飞舞的子弹，冒着梦断香港的风险翻越铁网。实际上，今日的水客和昔日的偷渡者，所追求的其实并没太大差异——食物。当然，从温饱到品质，在历史的酸涩之中也仍能嚼出甘甜。

也许是由于当时香港经济急需劳动力，也许是出于恻隐之心，港英政府并未严捕逃港者，他们可在自己眼中的自由之地，觅得一个角落，寻得一份工作，得到一份温饱。但到上世纪六十年代，由于逃港者增多，港英政府开始遣返。1962年5月，三万多名逃港者聚集在香港一座小山上，港府则调集数千军警进行抓捕。与此同时，香港人也行动起来，十余万香港市民，带着食品和饮水赶到，帮助、掩护了大约一半逃港者逃入市区。剩下的逃港者则被军警装入数百辆汽车，准备遣返。当晚，香港几乎所有娱乐场所停业，媒体也停止娱乐节目，开始直播遣返实况。第二天，当汽车缓缓驶向内地，惊人而又温暖的一幕发生了。数百名香港市民冲出来，躺在车前，人群里爆发出吼声：“快跳车啊！”近千逃港者再次逃脱，获得自由的机会——所谓同胞血脉，大概莫过于此。

逃港者热爱香港，用辛勤的血汗融入主流社会。有人做过统计，2000年香港前一百位富豪中，有四十多位是逃港者。金利来主席曾宪梓、壹传媒主席黎智英、“期货教父”刘梦熊、著名作家倪匡、“乐坛教父”罗文、“金牌编剧”梁立人等均是逃港者中的一员。

除了香港人对逃港者伸出的温暖之手，大陆不会忘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那些烛光聚会，不会忘记汶川地震时的无私援助，也不会忘记香港传递的自由理念。正是这些价值观支持着香港人，历经重压，最终争取到今日之自由。时光荏苒，时过境迁，当历史再次以不同面目重演，而同胞温情不复存在时，期望越大，失望越大，大陆人的失落、愤懑也就可想而知。

但情感终究不能代替利益，价值观亦不应绑架、伤害香港人的利益。不过，真正值得深思的是，恰好相反，价值观并未绑架奶粉，而奶粉却绑架、侵蚀了香港的价值观。香港是中国自由经济的橱窗，是法治、有限政府的范例，而奶粉禁令，扩大了政府在经济中的角色，侵犯了公民权利，在迎合民粹的过程中消融了法治，这是对香港自由之精神的极大损害。

遗憾的是，这种兵不血刃的悄然侵蚀，实在来得太过容易！实际上，香港奶粉短缺，只是操弄下的虚假恐慌！根据香港媒体报道，除少数品牌，香港奶粉并无短缺。港九药房商会也表示，除惠氏保证供货外，雅培、牛栏及美赞臣也初步表示愿意与药房合作，香港家长可出示婴儿出生证，由药房代为向奶粉厂商订购，即可保障供应。香港立法院所接收到的意见书，绝大部分都用强烈措词表示，香港奶粉并无短缺。如果口说无凭，数据却不会撒谎。根据去年11月数字推算，香港每月进口约四百万罐奶粉，本地婴儿每月消耗约六十至七十万罐，约三百万罐奶粉经香港转口。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这些数字，这就表明香港婴儿奶粉供应充足。那么，到底是谁，基于什么目的，要制造短缺，操弄恐慌，进而侵蚀香港人珍视的自由与权利？为什么用凭证供应就能保障的问题，偏偏要兴师动众，用侵害自由与权利的方式来进行？

也许，一位历史人物早已给出了答案。在和美国农业部长的谈话中，赫鲁晓夫傲慢地说：“你们美国人很容易上当受骗。不，你们不会一下子接受全部的共产主义，但是我们会把社会主义不断地、一点一点地喂给你们，直到最终你们醒来后，发现自己已经在共产主义之中了。”如果香港人不捍卫自由与权利，不捍卫基本法的尊严，不对“身边的赫鲁晓夫”保持警惕，而贪图一时之快而大口吃着最初美味的社会主义，由政客操弄民意，侵蚀香港的自由之魂，那么在将来某一天，香港市民猛然发现自己已“身处大陆”，也许就不是黑色幽默，而是遗憾的事实了。由此得到的另一个启示则是，从长远来看，唯有价值观的一以贯之，才能维护香港的根本利益。对于这一点，那些当年的逃港者及其后代，也许会有更深的体会。

奶粉问题，终究还得回看大陆，而历史依然是最好的老师。据说邓小平在听了“大逃港”的汇报后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生产生活搞好了，才可以解决逃港问题。”把“生活”换做“奶粉”，伟人之话仍可穿透历史。更何况，高品质奶粉本是好生活的题中应有之意。

1978年，深圳成为经济特区，一夜之间，逃港人群消失了。那些用兵乓球、轮胎偷渡，用老虎粪便躲避警犬，迎着子弹翻越铁网的人群消失了。在深圳特区成立十周年时，谈及大逃港，习仲勋意味深长地说：“千言万语说得再多，都是没用的，把人民生活水平搞上去，才是惟一的办法。不然，人民只会用脚投票。”如今的奶粉，不就是另一种用脚投票吗？

既然奶粉问题源于公众普遍的担忧，那么中国政府是否应顺民情而动，适时降低、乃至免除奶粉关税？更何况，奶粉安全问题，本是政府之失。但是，令人悲愤的是，可谓南北呼应，北京市适时出台了不准网店出售奶粉的规定，这无疑和当年射向逃港者的子弹一样，都是阻止大众用脚投票。即使网店出售奶粉有潜在的不安全问题，但社会管理者必须意识到，社会大众的观念即使存在误区，在短期内是不能改变的、必须尊重的。只有反求诸己，寻找自己社会治理的弊端，才能真正解决问题。如果仅仅是粗暴的禁止，孩子清澈的眼睛映出的只会是家长的愧疚，而愧疚背后，则是怒火。那么，我们这个不想再折腾的国家，又还能经得起几波这样的怒火折腾呢？（本文史料摘自陈秉安先生《大逃港》一书，特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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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远举，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经济之声《财经名人堂》特约评论员，专栏作家。）

姬中宪：父母在，不远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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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3-06 22:27:22 | 浏览 70768 次 | 评论 121 条

我十八岁离家，今年虚岁三十六，算起来，迄今的人生里，一半时间都在外。这一半的时间里，驱使我不断离家远走的，无非是所谓“学业”和“事业”。父母在人前夸耀儿子时，所依据的也无非是这两点：学业圆满，事业小成。自己回想起来，也觉得这一切理所应当，从未想过另一种可能。可以说，前三十年，父母和我共享了它的荣耀，但是从现在起，我们却要开始分食它的苦果。

今年春节，父母来上海和我们一起过年。那一天，全家人挤在沙发上看小品，欢声笑语之时，老家的人一个电话打过来：姥爷去世了。我们的欢乐就此结束。一个多小时后，我们拎着匆忙收拾的行李来到虹桥火车站，四个小时后，我们回到了那个悲伤、破败的北方。一路上，母亲流泪，后悔，如果她不来上海过年，就能看姥爷最后一眼，或许还能救姥爷一命。我一路安慰她，心里却在想：他们来上海过年尚属偶然，我却常年定居在此，有一天，当我的父母老去时，我能侍奉左右吗？我能赶得上看最后一眼吗？

牺牲大片乡村和城镇、成就个别大城市的发展路径，造就了今日中国的基本格局，资源极端不平衡，机会极端不均等，迫使广大“不幸”生在欠发达地区的青年人少小离家，一窝蜂地扎堆“北上广”。从正面看，这是社会流动，是资源合理配置，殊不知，隐患早就埋下，代价异常昂贵。当年我兴冲冲离家，眼里只有名校、大都市与锦绣前程，却不知出来混，迟早要还。如今父母年迈，能见到我就是他们最大的福利，见不到我就是对他们最大的折磨，我却吝啬得每年只给他们一两次见面机会。这就是代价，该是我们还债的时候了。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农民工身上，几千年来安土重迁，如今却要背井离乡，他们合力主演了三十年的经济神话，却留下了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这时代最大的悲剧莫过于此。更可悲的是，我们这些远离故土的人，并未因此获得他们的尊重与谅解——那些“北上广”的当地人，那些一辈子不曾离开父母半步的人，他们嘲笑外地人“报恩”父母的想法太陈旧，他们视回家过年为陋习，视春运为灾难，他们永远无法理解外地人那颗思乡的心，为何如此迫切、如此不通融。你向他们倾诉，他们一句话就给你顶回来：谁让你来的？你老老实实待在家乡不就没这些麻烦了吗？

古时父母去世，做官的要告“丁忧”，回乡守孝三年，三年后才可陈请复职，即使普通百姓，三年内也不得婚娶，如有特殊情况，必须在百日之内操办，叫做“借孝”。据说曾国藩当年守孝挂帅，就是由咸丰皇帝亲自下旨借孝的。放在今天，这样的规矩或许多余得可笑，但是现在，我却越来越觉出它的庄重。胡适的儿子出生时，正值新文化运动，这位新文化的领军人给儿子写了一首诗，“我要你做一个堂堂的人，不要你做我的孝顺的儿子”，语出惊人。但说归说，做归做，胡适本人却是极孝顺的儿子，他客居海外时，坚持每天写家书一封，让老母亲时时读到儿子的信息，待到胡适的儿子长大，他也用这标准来要求儿子，全不顾年轻时写的那首诗了。今天，我们的通信手段无比发达，有谁能做到胡适这样？别说每天一封信，哪怕每天一个短信？

这是一个制度化、结构性地消灭人伦的年代，高铁、网络、电信，并没有让亲情更便捷。骨肉被分隔两地，血脉被拉长稀释，年轻人即使有心，也已经无力，在奔走求生的现实重压下，亲情早被挤压得所剩无几。亲子之情，天伦之乐，原本至高无上，任何人无权剥夺，却不料败在这坑爹的时代。

网上有人感叹：“这些年，我所有的眼泪都流在春节结束后，父母送我上车离家的时候。”情真意切，却万般无奈。

因为在我们的内心深处，亲情并未退化到泯灭，它仍然死守在我们内心的底角，当朋友不可靠、爱人不可靠时，父母几乎是我们最后的情感依托。更何况，千疮百孔的养老体系，让子女们更加放心不下，国家不养老，只能“养儿防老”，儿却远在千里之外。另一个原因在于，这一代的中国父母，把全部心思都花在子女身上，他们太疼惜孩子了！要知道，牵挂是相互传染的，是要继承的，父母过分的爱，成为子女不能承受的重，就要变本加厉地“返还”给父母。如果中国人的亲子关系也像外国人一样相对独立，我们两代人是不是都可以更洒脱一些？

从父母角度来看，他们也有更多的理由牵挂子女。孔子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后半句是说：如果子女一定要远游，也要有一个明确的、让父母放心的去处。可是，这恰恰是一个“无方”的年代，青年人漂泊异乡，身心无处寄放，不知道哪里才是真正的家。这正是让父母放心不下的地方。很多年，母亲担心我的早餐，怕我早饭没有着落，潦草应付过去，亏了身子，“不怕一顿不吃，就怕十顿不饱”。我常嘲笑她，说她本末倒置，用我的话说，“早餐是世界上最不重要的事情”，我有那么多人生难题、终极困惑你不关心，偏偏要纠结什么早餐。可是，今年，我体会到了她的深意。稳定的、营养均衡的早餐，正是“家”的首要标志，是“有方”的重要前提。对一个母亲来说，没有什么比这更值得担心。

一位海外学子在日志上说：“我十九岁上曾发誓父母去世之时守孝三年，如今我再发一誓，毕业后五年为期，纵弃前程锦绣，亦决然回家，以全人子之心。”还有人说：“有人问我，为什么上完学不留在大城市要回来工作？我说，因为家里有我的家人。我自认为，工作不是说签了牛逼的企业或者去了牛逼的地方你就牛逼了，工作不过是为了过一个自己喜欢的生活，我不喜欢去贡献自己的青春建设别人的家乡，等到爹娘老死还要赶着飞机回去，还不一定买得到票！”少数人的回归和反抗，让人钦佩，但另一个事实是，大部分人仍被时代裹挟，急惶惶踏上不归路，却忘了其实身后还有另一条退路。

“人生在世，有的成了面子，有的成了里子。”这话放在亲子关系上也成立，对父母来说，我就是他们的“面子”，我自幼学习好，不惹麻烦，上学工作都没让父母操心，现在混迹大上海，娶了上海的漂亮媳妇，在北方的县城，这些足够他们炫耀了。但其实，我不过是一张“面子”，我一点都不实用，我只有观赏价值，基本没有使用价值，父母不要我的钱，我也没能力为他们托关系走后门，我们相隔六省一市一千公里，每隔一星期或十天我和他们通一个电话，一年回去一到两次，和他们朝夕相处的时间，加起来也就半个月，对他们来说，我越来越只剩下象征意义。我的父母为了省下一块钱的公交车票，甘愿步行几站路去办事，而我在上海，一个月打车费上千块，下一次馆子就够他们一个月生活费，我们好像生活在两个世界。

万幸的是，我的父母还有一张“里子”——我的姐姐，她在省城，衣食无忧，她把父母接到身边共同生活，给他们吃穿，带他们看病，陪他们聊天，忍受他们的争吵和絮叨。姐姐可能没有那么多值得吹嘘的头衔，却是一个尽职贴心的“小棉袄”，正因为有这样一个甘愿牺牲的“里子”，才有了我这个逍遥法外的“面子”。但是，我越来越不能原谅自己，尤其当父母六十岁以后，当父母的父母相继离世后，我越发意识到他们的孤独无助。做父母的，哪怕有十个子女，每一个也都是不可替代的，我不该以任何理由推卸责任。

“今生还能和父母见多少次面？既使父母活到一百岁，你每年回家见一次，还能见多少次？”这条微博在网上广为流传，每个人都在默算自己的数字，每一个数字都触目惊心。亲情在倒计时，永别似乎近在眼前。

姥爷去世，我和父母踏上北去的高铁，列车长啸，以三百公里的时速追赶猝亡的老人，追赶逝去的亲情。此刻，我的父母已成孤儿，他们只剩下我们，而我们已经成人。那一夜，我在手机上悄悄记下：平生第一次，我发现了比生命、爱情、正义、写作更重要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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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姬中宪，作家、公益人、教师，著有长篇小说《阑尾》、《生活垃圾》。）

柴静：十年·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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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4-10 10:52:42 | 浏览 137407 次 | 评论 170 条

一

张高平在监狱里服了十年刑，哪个警察都知道他“就是那个死不认罪的”。

他不向狱警鞠躬，不报自己的囚号5173，不写思想汇报，不背“38条”（监狱服刑人员监规纪律）。别人为他开脱“岁数大了，记不起了”，他把头一抬，“我能记，我就是不背。背就要认罪、悔罪，我没强奸，也没杀人”。他出操时特意站第一排，跟着做广播体操，但拒绝随其他犯人唱《感恩的心》。在他看来，做操是锻炼身体，唱《感恩的心》代表改造，这他接受不了。他也不参加劳动，说“这不是我的义务”。

这种明显违背纪律的行为一开始被认为是抗拒改造，按照规定，他在严管队接受禁闭，土铐铐在身后，站十几个小时，跪在地上用嘴叼起馒头，宁可被关满三个月，也不认错。狱警给他做工作，讲解程序，“我们只能认你三个证——判决书、起诉书、执行通知书，三证齐全你就是个罪犯”。

他说：“三证全？佘祥林、李九明、赵作海、杜培武这些都不有判决书吗？如果你敢说只要是判决了的就没有一例错案，我就认罪伏法。”

张高平被关押在离家将近四千公里的新疆石河子监狱，出事后怀孕四个月的妻子跟他离婚了。“我一点都不怨她，我只说了一句话。我跟她说，我没对不起你，我真心希望你找一个爱你的人。她摸了钱给我，我说不要，你拿回去，就这么结束了。我转身就走了。”

母亲去世，孩子还小，没人来探望过，他没有拍过照寄给家人，因为不肯拍穿深蓝色囚服的照片。两个女儿的照片他看了心里痛苦，看不下去，又寄了回去。从来不跟孩子通电话。“怎么说？对我女儿说，爸爸我对不起你啊？我又没犯罪，我怎么对不起你啊？我说我对得起你？我又没有把你抚养成人，所以说尴尬嘛，我不说。”

监狱的劳动改造，是在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建造引水工程，中午沙漠里地表温度可以接近六十度，摆个鸡蛋在上面，都能烤熟了。一天太阳也要晒十四个小时，一棵树都没有。蚊子多得可怕，从衬衣外头照样叮得进去，沙尘暴一旦进来，漫天沙子带风抽着人，冷得马上就要穿棉袄。冬天零下三十五度拉地灌溉，吃盐煮包菜和窝头。

他让家里人寄一张杭州地图随身带着，见了哪个警官，就地铺开地图，给人讲解他当年的行车路线。“我根本没有作案时间。”他寄出了有“一麻袋”的申诉材料，时间长了，监狱里纪律员、教导员、监督长、管教组长、带班队长都开导过他，“张高平啊，你减点刑吧，我们给你奖励三十个月，早点出去申诉，两条腿走路，这么艰苦你何必啊！”

他说到这儿情绪激动，用手捂着脸，眼泪流下来：“我说你不要说给我减刑了，你就算让我现在把这个认罪悔过书写出来，你就放我回家，我都不出去，我就在这里等。自己给自己定了三条：要么拿到无罪判决书，光荣回家；要么就是身体不行死在监狱里算了；要么十五年坐满，我自己去北京申诉。”

他从椅子上斜下去，好像头把整个身子都拉弯了。这是他在严管队时留下的病，一激动，头晕得很厉害，就要蹲下来，揪着头发。他说：“这些我不说了，你给我提个高兴一点的问题吧，高兴一点头不晕啊。”

我怔在那儿，嗫嚅了一句：“你这些年有什么高兴的事吗？”

他捂着头，腰弯得要蹲在地上，哭出声来。

“没有。”

二

张辉，张高平的侄子，出生在1976年，个子不高，红脸膛，眼睛有一点怯生生的。叔侄俩一起出车，他被判了死缓，父亲张高发劝他认罪，“你不认罪，减不了刑，你这一辈子就再也见不着我和你妈了”。

他被判刑后，要被警车带走，父亲在车门前一把揪住了他，这一把几个法警都拉不开，车开后老人在地上打滚，不想活了。回家躺在床上，十几天不肯吃饭，是奶奶跪在床边求他，才活了下来。他带着张高平的两个小女儿到处申诉。来北京的时候，下雨睡在地下室，不下雨带着小学二年级的孩子睡在立交桥底下，三个人盖一层薄被子。

人家有兄弟儿子帮忙，他没有。地里六七千斤玉米一个人挑回家，监狱里两个人靠他养，撑不下去就卖一头猪，寄点钱给在监狱里的儿子和弟弟，那里只能吃到青菜、萝卜和冬瓜，有钱能换一点点油水。张高平从这一点钱里，还省出了二十块，捐给了汶川地震灾区。

张辉挣扎过，不想认罪。他和未婚妻连道别都没有，本来年底要结婚的。离家前最后一面，他跟对方保证自己要戒烟，未来丈母娘给他递过烟，他又随手抽起来了，未婚妻嗔怪他，那是生活给他的最后的一点甜蜜和念想。别人怎么说是一回事，他要是认了罪，心里这一点念想都死了。

但奶奶的眼睛哭瞎了，去世了。张辉母亲才六十岁，满嘴的牙都掉了。张辉要减刑见他妈一面，就认了罪，承认他二十七岁时，在大货车上强暴搭车女子王冬，并用手扼其脖颈致死。在监狱里，最被看不起的就是这种犯人，“这都什么年头儿了，还强奸”。吵起架，别人骂强奸犯，脸上的鄙夷让他什么也没法再说了，“十年，满满的都是痛苦”。

他害怕想将来的生活，只想如果五十岁的时候能出狱，他就在新疆要饭，再也不回家乡。

三

王冬，十七岁，当天跟母亲吵架，离开家，去投靠在杭州的姐姐，想去一家螺丝刀厂打工。

因为是临时起意出行，赶不上客车，熟人介绍上了张氏叔侄的车，她还一脸稚气，一路没怎么说话，坐在副驾驶座上，有点拘谨，两手扣着一直放在腿上。叔侄俩在临安停车吃宵夜时，说请她吃碗三块钱炒粉，她拒绝了，也不下车，自己买了一串豆腐干坐在车上吃了。在下沙开发区立交桥下，因为与叔侄俩去上海的路线冲突，她下车去另外打车，与十分钟路程之外的亲戚会合。张高平看她最后一眼时，“她站在路边，立交桥下灯光挺亮的，车来车往”。

她再被发现时，全身赤裸，倒在一个水渠里，是被掐住脖颈窒息而亡。她的身上没有张氏叔侄留下的指印、毛发、体液和衣服纤维，抛尸现场没有他们脚印，但八个手指甲里留有另一个陌生男子的DNA。

警方查过这名男子，“去了三次安徽”，都是找王冬家乡的熟人，一无所获。

张家叔侄被认定强奸杀人入狱两年之后，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学财务管理的大四女生吴晶晶，在回家途中失踪。她二十四岁，事发前一天刚接到去银行工作的通知，跟父母说“以后我工作来还你们借的债”。她眉心有一颗痣，穿黑色外套，墨蓝牛仔裤，围灰绿色围巾，斜背朱红色的挎包。八天后，她在下沙开发区的一个窨井内被找到，全身赤裸，衣服漂在水上。她被手掐颈部，又被绳子勒过。

杀害她的人叫勾海峰，一名夜班出租司机。张高平在电视里看到这期节目报道后，曾向狱方反映吴晶晶案中致死的手段、地点、抛尸方式与王冬案极为相似，未获重视。他被调入新疆服刑。

四

除了张高平，没有任何人怀疑过这个勾海峰与王冬有关，他杀害吴晶晶的案件在浙江轰动一时，很清楚地被界定为“没有前科，孤立，偶然”的激愤杀人。这个身高一米八的东北汪清人，案发时三十六岁，有过一次婚姻，在家乡有一个十岁的女儿，有女友。他的弟弟认为他是一个“很照顾家人，也很孝敬父母”的人，只是“脾气有点暴躁”。

查看当年的媒体报道，都是勾海峰叙述他与乘客吴晶晶如何“发生口角”。他说吴晶晶如何辱骂他的命不值钱自己的命才值钱，并诅咒他迟早被车撞死，到了家门口不肯下车还在骂他，他伸手去给她开车门时，她“挠”了他一下，激发他愤怒导致杀人。当时侦查也作此认定，对外公布。

以至舆论讨论重心都在“不要歧视外地司机”，“如何克制情绪避免口角发生”等等。这也成为勾海峰一审被判死刑后上诉的理由，认为吴晶晶有过错。

不过，细看二审判决书，会发现此说法有严重疑问。

裁定认为，“勾海峰称其停车打开车门后与吴晶晶发生激烈争吵，吴大声指责勾，后两人又发生互打，但本案并无附近其他人员发现或听到吵打声音的证明；被害人家楼旁有宽阔的通道可供汽车进出，被害人又携带较多的东西及手提电脑，但勾海峰带公安机关指认的所谓被害人要求停车并发生争执的地点，却距被害人家有较远的距离，且相对偏僻。案内材料反映被害人平时胆小且性格内向，尸检报告亦未发现有严重打斗痕迹。勾海峰上诉称其因服务态度及车费问题遭被害人辱骂、双方发生激烈冲突而杀人，不仅没有证据证实，而且与本案实际不符。”

直到勾海峰因“故意杀人罪”被执行死刑后，关于他“作案动机不明”的争议，仍然持续很久，在临刑前最后一次采访中，他说自己以往乐于助人，只是“一时暴躁”，没有任何“劫财劫色”的动机。

能确知的事实是，勾海峰用手猛扼被害人吴晶晶后，又用坐垫套上的绳子勒被害人颈部，带至偏僻处，“出于逃避侦查”，将她脱光衣服，头朝下抛至三米深的窨井之中，将衣物抛入水中，此时的吴晶晶并未真正死亡，根据尸检报告，她是因溺水合并压迫颈部而导致机械性窒息死亡。之后，他将女孩随身带的一包换洗衣服扔到学校附近垃圾筒，试图混淆侦察方向。并拿走女孩的手机，手提电脑和MP3和数百元现金，送给自己在杭打工的弟弟。而王冬案里，钱包里的钱也全部被拿走了，始终没有找到。

这两个案件的审核人都是聂海芬。

五

聂海芬，1962年出生。

当年媒体报道，2000年以来，她主办及牵头主办的杭州市区重特大案件三百五十余起，一审判处死刑的三百余起，“准确率达到百分之百，她审核的预审案件，移送起诉后无一起冤假错案及无罪判决案件”。

采访中，叔侄二人都说，预审阶段没有女性提审，看过照片后都说没见过这位女警官。但当年接受电视访问时主角是她，讲述了参与侦破“5·18奸杀案”时，如何在没有找到任何物证的情况下，通过“突审”，让“惊魂未定”的张氏叔侄交代“犯罪事实”，进而从“细节”入手，获得了“无懈可击”的证据。

张高平说他惟一一次有轻生的念头，就是看到这期报道之后。

他和侄子二人的描述中，口供是通过“七天七夜不让睡觉”“鼻孔插烟”“跪鞋底”“打耳光”等刑讯逼供手段得到的。不过，张高平说他最痛恨的不是刑讯逼供，“也许打是没有办法了，他们真想破案”，他最不能接受的是被陷害。再审中认定“侦查机关违法使用同监犯袁连芳采用暴力、威胁等方法参与案件侦查，协助获取张辉有罪供述，同时又以该同监犯的证言作为证据，直接导致了本起冤案”。

六

袁连芳，1962年生，杭州本地人，当过锅炉工，干过销售，熟悉的人说他能说会道，有些文化。因为与女友贩卖黄碟被判刑六年，之后被留在看守所，熟知内情的人说，“三年以上刑期的人留所服刑，只有一种可能，就是留作耳目”。

耳目的意思是在看守所侦查情报。

袁连芳是张辉号子里的“老大”，有烟抽，有牙刷用，有菜吃。他比张辉更熟悉案情，画出作案路线要张辉记住，好指认现场，不听话让人踢他的下身。在判决书上，他还向法庭出示证明，说张辉曾“神态自若”地谈及杀人经过。他的减刑书上写多次配合警方“工作”，这些“工作”帮助他得到十个月的减刑。

我拨通袁连芳电话时，听到他声音迟缓吃力，查资料才知道，2011年春节，他因高血压中风，几个一起打麻将的人把他送到了医院，有一阵子失去了语言和咀嚼能力。在电话里问他案子的情况，他说不清楚，不记得，把电话挂断。

我的同事在杭州找到他的住处，他一个人住在一个六七平米的房间里，一个单人床，一个小桌子。松弛虚胖的脸，说话有些吃力，眼皮耷拉得很厉害，吐字不太清楚，没人照顾他，他独自住，问他这几年怎么过的，他说“不知道”。墙上挂着巨大的他年轻时的照片，同事再问为张辉的案件作证的事情，他指了指脑袋，说“我已经不知道了，我生了病，过去的事情不记得了”。同事说请你回忆一下，他说“不愿意想过去的事，不开心”。

同事的信里说“他双手放在腿上，耷拉着脸坐着，脸上没有歉意，没有惶恐，也没有畏缩。只是一点生命力都没有了，好像任何一种情绪都能耗尽他所有的精神”。

七

2002年，河南发生灭门惨案，为被告马延新辩护的人是一位叫朱明勇的律师。马廷新说认罪书是自己牢里的老大袁连芳写好，威胁让他抄的，朱找到马旧日的日记和其他记录，发现语言规律和认罪书里面完全不一样。马廷新没有什么文化，“的得地”分不清楚，“他全部都是用‘白勺的’。但在认罪书，用法都非常规范，不符合马廷新的语言习惯”。

2008年的4月17日，打了五年官司，经历两次检察院抗诉后，法院排除非法证据，马廷新被无罪释放。

这个事件被《民主与法制》报道，在新疆服刑的张高平和张辉几乎同时在报道中看到“袁连芳”的名字，“毛发直竖”。张高平向监狱检察官申诉后，张飚检察官向河南查询袁连芳的背景，确认与杭州袁连芳为同一人，但他之后的推动数年无果，退休前他向张高发交代，“你去找一个叫朱明勇的律师，只有找到他，才能救你的亲人”。

张高发从安徽赶去河南，带了一只火腿，拿编织带紧紧捆住，用一根小木棍挑着。这只火腿让朱明勇心酸。“马廷新这个案子，如果不是我辩护，如果我没提到袁连芳，如果媒体的记者的报道里面，也不写袁连芳这个细节，如果这篇文章没有在新疆出现，如果没有张检，如果他们没有再找到我，如果勾海峰没作案或者没被抓住，如果张高平没看到那期节目，可能就都没有今天这一切。”

他免费代理了此案。带张高发去高院时，才发现之前七年的申诉没有任何登记。他俩在高院前的台阶上茫然呆坐，像个“讨饭的”。

从那时起，到这个案子再审，等了很长时间。朱明勇一直存着张检发给他的短信：“我今天就要退休了，你做这起案子不要放弃，每当夜晚，夜深人静，我想到张高平向我哭诉，我都难以入眠。”

八

张飚检察官，是这期节目采访中惟一向张高平道歉的人。

他受理了张高平在狱中的申诉，调取袁连芳的资料，并向浙江高院、高检发了至少五六次材料，希望能启动再审。我问有回复吗？他说比较少。我说比较少是多少呢？他犹豫了一下，说有人打过一个电话，说处理后会回复。我问回复了吗？他说，没有。

我问他：“也可能有人觉得，如果您是工作需要，职务行为，你发了一次就可以了，但是您发了多次，有可能就会有人觉得有压力，这个压力也有可能回到您头上来，您不担心吗？”

他说：“我在少年时代，曾经被别人冤枉过一次。上小学的时候，有个人地里的西红柿被偷了，说是我偷的，叫我去指认，当时我就痛苦得流出了眼泪。我今年六十多岁了，我仍然没有忘记小时候发生的这件事情，没有做这件事情的人受到了冤枉以后，内心是非常非常痛苦的。张高平对我们充满了希望，他说检察官是最公正的，是法律的监督机构，他虽然在诉说自己被冤枉的过程时痛哭流涕，但是他最后说的一句话是他相信法律，相信法律会给他一个公正的答复。”

这句话深深刺痛他，他一直自责：“没有让他在我退休之前获得这个新生，就是没有盼来有关部门对他这个案件进行启动再审程序，退休以后经常想起他，总觉得心里忐忑，每到晚上睡觉的时候，一想起这个事，他那痛苦的表情就浮现在我的眼前，我就很长时间不能入睡。他是罪犯，也是公民。”

无罪判决公布后，我问他的感受，他说到张高平痛哭着给他打电话时，忽然说不下去了，我是电话连线，听到他的沉默，有一点不安，叫了一声“张检”。

他克制了一会儿，清了一下喉咙，说“对不起大家”。

我说：“谢谢您张检，谢谢您。”

不只为他做的事情，也为他分享的感受，有了感受，人才被当作人对待．

九

十年十人，本不相识，命运交缠，有人死去，有人咬牙活着，有人得到盛誉。有人将他人作为工具使用，有人在无辜者哭声中不能安眠。我们都嵌在这个世界之中，因因相循，彼此影响，直至无穷。

在再审被宣判无罪的法庭上，张高平说过：“你们今天是法官和检察官，但你们的子孙不一定是。如果没有法律和制度的保障的话，你们的子孙也可以被冤枉，也可能徘徊在死刑的边缘。”

此案并非孤立，不是由一个“神探”独自促成。公检法的架构本已是有效的法律监督机制，它的设置本来就是要防止司法权的滥用和专断，及时纠正可能出现的偏差。如果能够严格按照刑事诉讼法原则，无罪推定，疑罪从无，不刑讯逼供，非法证据都能予以排除，本用不着之后十年中无数的巧合才能澄清此案。

2003年，如果能听取张氏叔侄的说法，在王冬下车的地点，排查过路的出租车，当时车上都装有GPS，如果勾海峰的车被发现，进行了DNA比对，就会发现，勾海峰的DNA与王冬指甲里男性DNA高度吻合。那么也许两年后，张高平的孩子已经会爬在爸爸背上玩乐，张辉跟新婚的妻子刚刚攒够钱买一辆新车，而吴晶晶二十六岁，正是最好的年华，仍然笑容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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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静，央视《看见》栏目主持人，曾担任《新闻调查》出镜记者。）

谌洪果：你幸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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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4-29 09:59:18 | 浏览 56106 次 | 评论 43 条

2012年中秋国庆双节期间，中央电视台做了一档系列调查节目“你幸福吗”。尽管我很幸福地没有被采访，从而失去了当一回奇葩的机会，但“什么是幸福”这一问题，从此就像幽灵一样萦绕着我，挥之不去。也许，在娱乐和调侃的心态之外，我们大多数人也希望从节目中找到令人眼睛一亮的答案，也想通过别人的回答，加深自己对幸福的理解，解决自己对幸福的困惑。然而，尽管答案五花八门，但受访者关注的却基本一致，即：有吃有喝有房有车，没有天灾没有人祸，平安自在日子红火。这反映了国人比较普遍的幸福观。

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一书的开篇写道：“幸福的家庭家家相似，不幸的家庭个个不同。”难道幸福真的都是一回事？我不这么认为。在我心目中，幸福应该是参差多样的，它有理由比不幸、比苦难更加丰富多彩，否则就不配称之为幸福。幸福或许是一种简单平常的状态，但绝不是某种单一单调甚至惟一的标准。以此衡量，我们的幸福观确实过于千篇一律。罗斯福说过，人类有四项最根本的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和免于匮乏的自由。缺乏这四种自由，幸福就要打折。不管我们的幸福实现到什么程度，就以这四项自由来看，国人更关心的，还是后两种免于恐惧和免于匮乏的自由，即渴望有安全感，能解决温饱。但对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的重要性及其与幸福的内在关联，还是比较隔膜。

我同意幸福的标准多种多样，因此，我不打算也无法在这里给大家一个幸福的定义。我并非幸福的导师，我的幸福不是也不能取代别人的幸福，甚至在很多时候，我都是一个如此忧伤的男人。人与人的幸福感有很大差别，你不能说一个痛苦的苏格拉底就一定比一只快乐的猪更加幸福或者不幸。关键在于你自己的选择，你到底愿意做苏格拉底还是做猪。所以，什么是幸福，很难有规范的界定。但给幸福创造很好的内外条件，让每个人都能有机会追求自己的幸福，却是我们作为理性人和社会人可以努力争取的。这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题。

为了这个主题，我要讲述一个人人皆知的童话：丑小鸭的故事。这个故事很简单，一只丑小鸭因为长得奇丑无比，饱受屈辱、虐待，最终流落四方。幸运的是，她长大了，变成一只美丽的天鹅，命运发生逆转，前半生受苦，后半生享福。

这是一个结局美好的故事，并且还很励志。它似乎告诉我们，即便身处逆境，也要有一颗上进的天鹅之心，我知道很多自称屌丝的人就是用这种逆袭故事来安慰自己的。可是要知道，这也是一个无可奈何的故事，一个基本属于白日梦的故事，毕竟丑小鸭变为白天鹅，是一个低概率事件，是天意使然，是因为她本来就是一只天鹅。如果我们都把幸福寄望于出身、健康、美貌、地位等天生的、偶然的条件，那等于把我们的命运彻底交给了无情的自然法则。幸福并非一个生物学的概念，而是一个伦理学、社会学的概念，是一个与人的自由意志密切相关的概念。

伟大的童话，从来不是幼稚的欺骗，而是告诉你真实的人类处境，告诉你这个世界善与恶、黑暗与光明、幸福与不幸，都是客观存在的。在丑小鸭的故事中，安徒生并没有给我们一种虚假的安慰，而是充分展现了幸福的多重可能，包括幸福被摧残的可能。这种幸福，不是中央电视台记者简单的一问一答就可以解决的。当背井离乡的丑小鸭躲在芦苇丛中，她亲眼看到两只天鹅因为漂亮，因为飞得高，被猎人射杀。丑小鸭却因为丑，因为卑微，保全了生命。命运无常，此时此刻，到底谁幸福？看来，《丑小鸭》这部童话，并非是关于成功学的故事，不是一部以结果来评判幸福的童话。天鹅有天鹅的难处，好莱坞明星的自杀率远远高于一般民众。丑小鸭即使一辈子不可能成为天鹅，她也拥有不可剥夺的追求幸福的权利，事实上，她做鸭子的时候，也有过很多的幸福。

安徒生更关心的，是生命如何展开，如何做出抉择。丑小鸭因为丑，经受了特别多的苦难，却也学到了特别多的幸福的道理。她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却也步入了别的鸭子无法体味的幸福的深度。丑小鸭很幸运，她有一个伟大的鸭妈妈，用其力所能及的爱、温柔和体贴，给她带来了在那种处境之下可能有的最健全的教育。正是这位鸭妈妈，在丑小鸭迟迟未破壳而出的情况下，毫不放弃，让她能降生于这个世界；正是这位鸭妈妈，在发现自己刚出生的孩子又大又丑时，承受着巨大的打击，却振作起来，用正常的眼光和耐心的呵护，让她身残志坚；正是这位鸭妈妈，一次次鼓励丑小鸭下水游泳，让她勇敢开创属于自己的生活；正是这位鸭妈妈，第一个发现了丑小鸭身上独特的美，因为她本来就很美，只不过众鸭子的偏见使她们变得愚昧，丧失了审美的眼光。正是这位鸭妈妈，一次次向欺负丑小鸭的鸭子们发出正义的质问——“她并没伤害谁呀”，使丑小鸭得以在艰难的环境中生存下来。

这并不是事实的全部。更令人揪心的事实是，鸭妈妈自己也是如此柔弱，能力有限，就像千千万万的普通母亲一样。她能做的，只有爱。她愿意为丑小鸭付出一切，却不一定能真正保护自己的孩子。世界的力量太大，个体的力量太小，她没能阻止丑小鸭遭遇的各种伤害，也无法改变丑小鸭不得不离开母亲流落四方的命运。然而，这份爱，却是丑小鸭拥有的最宝贵的财富。没有这份爱作为基础，丑小鸭即便成为天鹅，也无法真正变得幸福与高贵。鸭妈妈身上展现的爱的忍耐、怜悯、奉献、责任，成为孩子最值得学习的东西。正是得益于这种爱的教育，丑小鸭才没有因为丑就变得平庸，她仍然有辽阔的心胸和梦想；正是得益于这种爱的教育，丑小鸭才没有因为受到摧残就恨这个世界，而使心灵带上沉重的枷锁；正是得益于这种爱的教育，丑小鸭才没有因为变成天鹅而骄傲，她仍保留一颗谦卑的心，对生活和经历充满原谅与感恩。

现在，我要讲讲自己的经历，一个同样有关母亲和孩子，有关如何从苦难中学到幸福的故事。是的，我自己也是一只丑小鸭，而且是不可能成为天鹅的丑小鸭。我也有一个平凡、操劳一生的母亲。同样，母亲对我的爱如此深沉，却无力在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里保护我。我家境贫寒，从小体弱多病，就在我刚硕士毕业、准备走上工作岗位的那年，又得了一场大病，吐血不止，病危通知下了几次。在孤独一人、远离家乡亲人的最绝望的时候，我最为抱怨的人居然是我的妈妈。我抱怨她为什么不给我一个健康的身子，抱怨她为什么没能力让我拥有富足的生活。我却不知道，她在那个时刻，比我更绝望、更受伤。几年以后，不到七十岁的母亲离开了这个世界，也给我留下了一生的遗憾。奔丧回来，我无意中翻阅安徒生的童话，又读到了丑小鸭的故事，那一刻，我心如刀绞。

然而，这次，我没有过多陷入悲痛和自责，在我深知母亲比我承受着更多的眼泪和屈辱的同时，我也明白了母亲用她的忍耐和付出所交托给我的幸福的真谛。我很幸运，我有这样的母亲；我很幸运，我没有被病痛和苦难征服，变得自怜自艾；我很幸运，我也是一只快乐、积极、阳光的丑小鸭。我终于知道，无论你遭遇什么，你都要爱这个世界，无怨无悔。惟有爱，能赐给你一颗对抗黑暗的健全心灵；惟有爱，能让你穿越一切生命的偶然和脆弱，找到真正的幸福居所。

是的，这就是我的幸福观。要拥有幸福，你就必须知晓你是独一无二的，哪怕你的独一无二是丑陋。你的价值不在于你拥有金钱、地位、美貌，而在于你就是你。你不再从成功学的意义上理解幸福，而是在生命的本真和创造的意义上理解幸福。你保持你的个性，不优越狂妄，也不卑躬屈膝。幸福，就是过一种独立、自由、自尊的生活。幸福不是被许诺、被安排、被支配，或者被恩赐。就像哈耶克说的一样：“愿意放弃自由来换取保障的人，既得不到自由，也得不到保障。”

是的，这就是我的幸福观。要拥有幸福，你就必须活在爱与宽容而不是仇恨嫉妒当中。正因为人人都向往自由与尊严，所以我们更应该建设一个开明理性的社会。丑小鸭仅仅因为她的特别，她的与众不同，就遭到嫉恨和打压。在一个不宽容的、充满暴力与偏见的社会，我们都有被扼杀的可能，一个正常人常会被视为疯子。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我们都不幸福，而那些无法容忍别人的人，他们会更加不幸。他们的不幸，是因为他们没看到自我，他们把自己的幸福，寄托在和别人的比较当中，从而活在别人的阴影里。从二十年前清华学生的投毒案，到今天的复旦学生被投毒，我都看到了这种不幸的根源。

是的，这就是我的幸福观。要拥有幸福，你就必须珍惜生命的际遇，活在当下，把你生命的苦与乐，都打包承受。既要从逆境中学习，更要从顺境中学习。我们是在过程的意义上而不是结果的意义上思考和创造幸福的，因此，为了一个美好的未来很重要。但像米奇·尼克说的那样，为了一个美好的今天更加重要。这就是丑小鸭即便无法成为天鹅，也拥有幸福权利的道理。我们每个人都是如此可怜，又是如此珍贵。每个人都不是他人实现幸福的手段，一代人也不是另一代人实现幸福的工具。大历史下，几十年不过是一瞬，但对一个人而言，几十年就是百分之百的一生。所以，要珍惜当下，珍惜生命的每一刻。

是的，这就是我的幸福观。要拥有幸福，你不仅必须活着，而且有必要追求更高的天地和更大的自由。这就意味着，在生存之外，要有盼望。我知道有两个职业最伤感情，一个是法律，一个是新闻。因为这两个职业会使你不断接触到社会最黑暗、人性最糟糕的一面，很多从业者要么绝望抑郁，要么同流合污。然而，生命的选择不是非此即彼，而是两者结合。我们是为当下而活着，但却可以不局限于当下。我们属于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我们幸福的起点，但我们的幸福，我们的爱，我们的灵魂，却能超越这个世界，并引领这个世界。这是人的伟大所在。记住，你不是别人的工具，不是国家、民族、历史等宏大叙事的工具，但你也不是你自己的工具。你就是完整的你，你不能用你非人性的存在的一面，取代人性光辉的一面。你在投身于这个或许是愚陋不堪的世界时，仍然要不断认识自己，发现自己，不断质疑旧的意义，寻找新的意义。

是的，这就是我的幸福观，要拥有幸福，你就必须参与和建构公正良善的规则。人既是天使也是魔鬼，人是自私自利的，但也会合作互利并创造更好的秩序。人生总有很多意外，决定人成为什么样的人的，除了天赋和际遇，还有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同样一个希特勒，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德国，成了一个恶魔；但如果换一个时期，换一个社会环境，也许希特勒会成为另一个莫扎特，或另一个达·芬奇。所以，我们有必要从社会等外在条件来审视我们的幸福，在人性的关怀之外，投入制度的关怀，以便让更多的丑小鸭有成为白天鹅的机会。有个著名的艺术家曾问：“你和国家到底是什么关系？”我想最好的回答，大概应该是美女与野兽的关系，即可能相互吞噬、相互对抗，但也可以相互独立、相互联合并构成一幅美丽图景的关系。所以，一个幸福的社会，一定是对权力的贪婪和败坏充满警惕的社会，一定是人人得到平等尊重的社会，一定是认真对待权利并充满爱心的社会，一定是对生命、传统和规则都有敬畏和尊崇的社会，一定是让所有人的自由、个性、才能、志趣都能得到最大程度发挥的社会。

是的，以上种种，都是我的幸福观，并不全面，而且也不是全都能够做到。我和所有人一样，都向往幸福，而且我知道，我的幸福并不建立在别人不幸的基础之上。我相信，人们可以分担苦难，尽管无法解决别人的苦难；人们也可以分享幸福，尽管每个人的幸福是如此不同。梭罗说：“人是自己幸福的工匠。”的确，幸福就在我们生命的过程中不断展开。幸福不仅仅是趋利避害、转危为安、化凶为吉，不仅是面对各种天灾人祸和偶然意外的本能反应。在广袤无情的宇宙当中，我们要挺立，要充满生命的热情，这就是幸福；在短暂脆弱的生命面前，我们要奋斗，要努力追求永恒，这就是幸福；面对仇恨，我们要有爱，这就是幸福；面对谎言，我们要为真理而战，这就是幸福；面对奴役和不公，我们要捍卫自由、正义和良知，这就是幸福；面对偏狭和傲慢，我们要拥有开放谦卑的心灵，这就是幸福；面对扭曲荒唐的世界，我们要争取做正常健康的人，这就是幸福。

作者博客：http://blog.ifeng.com/6835623.html

（谌洪果，西北政法大学副教授。）

乔志峰：北京人终于“被歧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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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4-30 06:34:19 | 浏览 468037 次 | 评论 205 条

商场的促销对象为非京籍顾客，被指歧视北京人。中友百货推出购物满额赠送京八件的活动，但是赠送对象仅面向非京籍的顾客。中友百货的这一做法引发很多人的不满，甚至被指为歧视北京人。“同为消费者，为何待遇不同？”不少网民质问。（4月29日《北京晨报》）

本文标题中之所以有“终于”两字，并非幸灾乐祸，更非故意挑事儿，而是因为以前歧视外地人常见、歧视北京人闻所未闻，让人感到很稀奇。同时还有另一个想法：让一贯受宠的北京人也尝尝“被歧视”的滋味儿，倒并不见得完全是坏事。

外地人在北京到底承受了多少歧视，估计没有谁统计得出来。找工作，要北京户口；参加高考，要北京户口；老年人享受免费坐公交、逛公园的优待，要北京户口；就连接种甲流疫苗，也要北京户口。外地人在京购房，须提供五年纳税证明；非京籍外地人也必须需有五年以上纳税证明方能参与摇号购车……很显然，上述歧视不少事关外地人的工作、生活，甚至是生存，有的还是普遍性的“制度性歧视”，可比一盒点心引发的对北京人的“歧视”个例要严重多了。也难怪知名财经评论人叶檀要苦口婆心劝告“北漂请逃离北京”了。

被人歧视的滋味不好受。而只有亲身体验到“被歧视”的滋味儿，方能感同身受，产生切肤之痛。我曾亲耳听到有北京老太太在公交车上轻蔑地说：“这些个外地人哪，不老老实实在老家待着，非跑到北京来干吗？！”如果该老太哪一天也终于被人歧视了、鄙视了，说不定她就会反省自己，明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

当然，最需要反省的，还是制度的制定者和决策者。胡锦涛在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城乡差距、户籍差异，就是横亘在公平正义面前的一道最大障碍。只有打破户籍壁垒，将依附于户籍制度上的各种不公剥离下来，让比太阳更有光辉的公平正义照耀到每一个人，才能实现人人平等的“大公平”。有了“大公平”，各种“小公平”自然而然就会实现，形形色色的歧视也将不攻自破。

作者博客：http://qiaozhifeng.blog.ifeng.com/

（乔志峰，知名评论人、杂文作家，媒体特约评论员。）

犁航：高调被动的善意如同扔在地上的施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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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5-06 08:07:32 | 浏览 26150 次 | 评论 13 条

公交车上，一名站在车厢尾部的年轻男子见一位风烛残年的老奶奶颤颤巍巍地站在车厢里，颠簸摇晃，如惊涛骇浪中的一叶小舟，随时可能被倾覆，让人提心吊胆。身边，有几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自顾玩着手机，不知他们是佯装没看见，还是不愿意让座？

年轻男子很生气，认为这些目不斜视的人在用一种不知者不怪的假象掩饰自己道德的缺陷。

终于，年轻男子身边的一位妇女下了车，他赶紧招呼老奶奶过来坐下。

老奶奶十分感激，真诚致谢：“小伙子，你是一个乐善好施的好人！”

小伙子逮住说话的机会，心头愤怒的潮水倾泻而出，说：“老奶奶，不要放在心上，这不过是举手之劳，只要上过两天学，稍稍受过点教育的人，都懂尊老爱幼！老奶奶，其实，您早该有座位的，我没想到现在的年轻人素质怎么这么低！”

年轻男子一边说，一边拿眼睛蔑视那些学生模样的人。

老奶奶赶紧劝阻年轻人，说：“小伙子，对不起，给你添堵了，对不起。只怪我年纪大了，应该少出门。你来坐着，我在下一站下车！说着，老奶奶起身，要把座位还给年轻人。”

车厢里各种谴责和谩骂的声音从车厢的各个角落冒出来：妈的，老子素质低又怎么了？看他那球样，还真把自己当成道德标杆啦！我又没看见老奶奶站着，狗日的一竿子打一船人！愿帮就帮，不帮拉倒，助人为乐用来炫耀，难道就高尚吗？

老奶奶终究在下一站下车了，不知道她是到达了目的地，还是更乐意乘坐下一趟车。

年轻男子下车时，很多背包，车厢里不仅没有一个人出手帮他，还将“滚吧傻B”、“去他奶奶的”等咒骂扔给了他。

公交车上常常遇到这种让座的情况，但方式不同，效果就不同。让我们看看老奶奶乘上下一辆车的情形。

老奶奶刚上车，一位戴眼镜的先生就把她扶到自己的座位上。老奶奶感激地说：“你真是个好小伙子！”眼镜先生谦虚地说：“老奶奶，您就像我奶奶，看到您，就等于看到了我亲奶奶，难道我能把着一个座儿，让自己的亲奶奶站着？！”

老奶奶说：“现在像你这样的小伙子，不多了！”眼镜先生赶紧接口说：“老奶奶，您别客气，如果您在其他年轻人的身边站着，他们一样会让座给您的。因为我离您最近，所以我把机会抢着了！”

老奶奶很高兴，其他年轻人陷入了沉思。

下一站，靠近车门，一位老爷爷下车了，旁边一位年轻人赶紧走过来，把老奶奶扶到那个座位上，说：“老奶奶，离门口近一点，到站了，下车方便一点！”

眼镜先生下车时，很多年轻人站起身来，帮他背上背包，帮他拿手提袋，送他下车。

显然，两种善意的表达方式不同，结果也迥然不同。

前一种善，是一种逼迫，是一种无奈，年轻男子其实更希望老奶奶身边的学生给她让座，这样，他既无需自己让座，又不至于自责。因为没有人让座，他处于让与不让的矛盾中，感性和理性纠结，经过一段时间的斗争，理性战胜了感性，于是有了不得不让座的迫不得已。所以，他让座，内心却始终潜藏着不情愿。言为心声，他的语言便成了冷凝剂，不仅让老奶奶不自在，还伤周边乘客的心，引发了广泛的情绪抵触。

后一种善，是一种主动，一种发自内在的心甘情愿，生怕别人抢走了做好事的机会。结果，愿望实现，心情高兴，身心舒畅，语言自然十分谦逊柔软，不仅温暖了老奶奶，还感染了其他人。善举发酵，感染他人，并得到迅速传播。

善，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情愫。主动的善，色调是暖和的，氛围是温馨的，态度是虔诚的，作风是低调的，表象是和风细雨的，内在是潜移默化的。受助人高兴接纳，且不失颜面，不失尊严。

被动的善，是感性的矛盾，理性的逼迫，勉力为之，态度多半生硬、扭捏、不情愿。一旦做成一件小善事，内心又会生出一种高人一等的骄傲，容易滋生高调的自夸。对受助人而言，是缺乏真诚的调侃，是毫无庄重的戏谑，是不屑一顾的轻视，甚至是一种强加于人的伤害：伤人颜面，辱人自尊。

被动的善意，高调的善意，往往纯度不高，掺有很多杂质，如同扔在地上的施舍，既不能让受助人感激，也不能感染和启发大众。

积极的善意，低调的善意，是一种贴心的关怀，从外在到内心，无微不至。如同亲人般的呵护，既能让受助人内心熨帖，也能让大众受教。

善意也有纯度，让我们的善意纯一点，再纯一点，不染杂质，去除功利，剔除炫耀，远离标榜，如一条暖暖的溪流，自心底出发的，默默流淌，润物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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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犁航，陕西紫阳县文联干部、作家。）

李银河：人活着应当要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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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5-06 06:46:00 | 浏览 255882 次 | 评论 89 条

人在这个世界上从生到死不过百年，人究竟应当要什么？这是我常常自问的问题。

贪心不足蛇吞象，人在骨子里都是贪婪的，真正修炼到没有欲望的境界之人百不存一，凤毛麟角。李叔同是一个，梭罗是一个，尼采是一个。他们摆脱了所有的诱惑，摆脱了所有的人际关系，遗世独立，一个人去面对自己的生存和死亡。

人首先要的是基本的温饱。这件事出自人的生理本能，是自然的有充分理由的需求。虽然层次不高，但是无可厚非。然而，所有温饱和舒适之上的需求就是贪婪了。所有的奢侈品都属于这个范畴。如果说人追求质量比较好的消费品还是可以理解的，那么对奢侈品的追求就属于贪婪和虚荣的范畴了。如一位社会学家所说的“炫耀性的消费”，人们在这种消费中追求的不是该产品物质功能的满足，而是向周围的人炫耀自己的社会地位。有人有钱没处花，就拿来做这种炫耀性的事情，不仅浪费资源，而且反映出社会产品生产和分配制度的缺陷——不该有人有那么多闲钱没处花，应当要么救济穷人，要么缩小生产规模。

人其次要的是权力。权力不仅是一种可以支配他人的力量，而且是可以更多地实现个人意志的力量。跟西方那种掌握政治权力的人不过是诸多行业中的一种不同，在中国这种官本位的社会现实当中，人自古以来分为两群，一群是官，一群是民；官在上，民在下；官成功，民失败；官颐指气使，民俯首帖耳。所以，中国几千年一直只有一种成功者，那就是官。在近现代，这种情况有了改变，加上了经济权力（企业家），其他诸种行业的佼佼者，也可以勉强算作成功人士，但是社会人群最看重的还是掌握政治权力的成功者。成王败寇，如果在政治权力的角逐中失利，那就连一般人也做不成，成了罪犯，所以围绕政治权力的斗争总是中国最惊心动魄的竞争，吸引所有的精英才俊浴血厮杀，乐此不疲。人要投入这一竞争时，要问问自己有没有这个才干，还要问问自己有没有这个资本，最后还要问问自己喜不喜欢这种斗争，能不能从中得到快感（像毛泽东所说的“与人斗其乐无穷”）。如果回答是否定的，就不应当要。

人还想要名望。人这种动物其实跟其他动物甚至昆虫（张方宇语：加长版的蜉蝣）一样，默默无闻地来到人世，默默无闻地离开人世。认识我们（知道我们存在过）的人一般只有周围几十人而已，死后也不会青史留名。这是绝大多数人的正常状态，虽然很多人想起这样的人生就心有不甘，但是其实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有极少数人能够免于这种命运，那就是那些艺术天才和科学天才。伟大的艺术家和科学家的名望甚至可以超过帝王将相总统部长，因为在后者已经淹没在历史长河中之后很久，艺术家和科学家的名字还为人津津乐道，他们的作品还在为人类造福，为芸芸众生带来快乐和美的享受。人如果想要这样的东西就更由不得自己，因为这有一大半靠天赋。虽然有位大艺术家说过这样的话：所谓天才就是百分之九十九的勤奋加上百分之一的灵感，但是绝大多数人缺的恰恰就是这百分之一。所以要做艺术家、科学家先要问问自己有没有这百分之一，如果没有，那百分之九十九就是白费力气；再问问自己在从事艺术和科学事业时有无享受的感觉，因为即使不成功，如果自己享受了过程也不算太冤枉，如果受了半天苦最终没有成功，那是最糟糕的人生。

说了半天，不过是为了说服自己，说服自己不去追求奢华生活，不去嫉妒那些升了大官的人，也不去嫉妒别人的艺术天才。如果自己的余生还写点什么东西，那必须是自己在写作时觉得享受的。正如蒙田所说，这篇是彻底的自说自话。

在论述了人生不应追求什么（金钱、权力、名望）之后，心中感到若有所失：在这一系列的“不”之后，“是”又是什么呢？在否定了对金钱、权力和名望的过度追求之后，人生应当肯定的价值和应当去追求的目标又是什么呢？

我首先想到的是身体的健康舒适。这个价值听上去太简单太平庸，似乎够不上一个目标，也用不着去追求。其实不然。贫困和疾病是人生中最常遭遇的痛苦，能够使自己得到起码的温饱和健康对于许多人来说已经是一件要竭尽全力才能达到的目标。为此，每个人从小都要习得一件谋生的技能，长大才能够养活自己，能够靠自己的劳作挣得一种比较体面的生活。此外，除开天生残疾遗传病，很多损害健康的疾病都是后天的生活方式所致，要靠自己的节制和毅力才能修得健康的身体。所以身体的健康和舒适完全有资格成为我们追求的价值。

身体的舒适当然还应包括性活动带来的快乐，这也是人生值得追求的一个重要价值。中国传统性文化对性有很正面的看法，因此得到福柯这样的专家和一般西方人的表扬。因为根据中国人对性的传统看法，它不仅能够给人带来一时的快乐，而且有益寿延年的功效。而西方人自从信了基督教，对性就有了一种负罪感，总是要就自己的性欲望不停地忏悔，内心受到折磨。在他们眼中，中国人的传统性观念相当淳朴健康。虽然那些“还精补脑”“采战之说”缺乏科学依据，但是其中传达出来的对性活动的正面态度还是相当有益的。一些性活动指南类学说中关于男性一定要为女性带来快感才算成功的性行为的观念，更是为西方女权主义者津津乐道，被认为是世界上对女性性愉悦最早的关注。

人生值得追求的第二个目标是精神的愉悦和丰富。许多人的一生枯燥干瘪，完全是精神的不毛之地，所有的时间心中只有现实生活中的琐事和焦虑，辛劳一生，很少有开怀大笑、会心一笑和精神亢奋愉悦的时候。大自然有享用不尽的美景，令人心旷神怡；而人造的美更是无穷无尽，音乐美术文学戏剧，令人精神愉悦，感受到生命的美好；亲情、友情和爱情也能够给人带来无与伦比的愉悦感觉。有时，精神上快乐幸福的感觉会远远超过肉体的快感。因此，与身体的舒适相比，精神的愉悦是人生更值得追求的价值。

人生最高的境界是为他人造福，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前一方面是理想主义的革命者、改革家、慈善家、医生、志愿者、义工所做的事；后一方面是哲学家、艺术家、科学家、教师在做的事。凡是在自己谋生之外还有造福他人和社会的动机的人都属于这个范畴。他们通过自己的劳作和创造性工作，改善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质量，救苦济贫，救死扶伤，为人们提供精神的享受和愉悦感。当人们因为他们的工作提高了生存质量的时候，他们自己也感受到了一种超越个人的快乐。这一快乐更加高尚，更加纯粹，是一种超越了个人生存目标、为他人为社会为世界变得更美好做出了一些贡献的感觉，它使人觉得自己的存在更丰满，更愉悦，更有意义，更有价值。

作为对比，可以将这些到达人生高境界的人与一些出生在富裕之家的懒人两相对照，后者一出生就具备可以终身无所事事的条件，就像古代的贵族。肉体的舒适和精神的愉悦都不必自己去刻意追求，可以随手拈来，但是他们并没有达到人生的高境界。这种人在我看来是另一类先天残疾人，他们就像冈察洛夫笔下的奥勃洛摩夫，生活舒适则舒适矣，却完全丧失了生活的动力，因此不会有健康快乐的人生，更不会体验到人生的高境界。他们在生活中什么也不追求，也就没有任何特定的目标，因而他们的人生也没有价值，没有意义，和一只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猪没有太大区别，就像那个奥勃洛摩夫，小说都读到一大半了，他还没从床上下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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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银河，著名社会学家，著有《婚姻法修改论争》、《同性恋亚文化》、《虐恋亚文化》等。）

彭玉宇：活在上海的外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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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1-23 09:21:47 | 浏览 32057 次 | 评论 132 条

江西九江女孩占海特，2002年五岁时随父母从广东珠海迁至上海浦东新区定居，因无上海户口，父母交了赞助费她才上了幼儿园，然后又四处求告并交够借读费才得以上完小学。可到了初中，由于上海所有公办中学都“不招收非沪籍学生”，她只好上了一所民办初中。转眼就到中考，老师却通知说因她没有上海户口不能在上海参加考试。为此占海特与几位随迁子女写信给李嘉诚、上海市委书记、国务院总理，企望争取在上海参加中考的权利，未能如愿，辍学在家。

2012年10月，十五岁的占海特说“自己深深热爱上海，可上海不给自己上学的机会”，于是决定“最后一搏”，在网上开通实名微博，向上海市民发出“约辩”邀请，就自己能否在上海享有参加中考的权利进行辩论。但一直没人应约，倒是有许多网友打算去围观。有网友支持安慰她，也有人在微博上让她“哪里来的回哪里去”，还有人骂她是蝗虫，抢占了上海的资源云云。

10月25日，占海特在父亲陪同下来到上海市教委，却被一群戴着口罩、眼镜，举着“反对开放异地高考，维护上海市民合法权利”标语的年轻人围在中间，辩论根本无法进行。当天晚上，竟有不速之客冒充物业人员敲开了占海特家门扬言“你们要小心”。12月8日，占海特一家与非沪籍家庭在人民广场举办亲子活动，主要是家长们交流想法，同时也把孩子希望在上海参加考试的诉求宣传一次。由于人太多，警察前来劝离，占海特父亲占全喜不愿意换地方，被拘留，12月13日释放。这一天，占海特将自己的网名改为“公民占海特”。

占海特，一个十五岁小公民，她的遭遇让人心痛。面对山一样横亘眼前的“体制”，她真的毫无办法，不要说她是个十五岁的小公民，就算她是一百五十岁的老公民恐怕也无计可施。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姑且不去多说，因为说得再多也是费力不讨好。然而，一个在上海生活了十多年的孩子，从幼儿园上到初中后却不能在上海参加中考，不能在上海读高中了，实在有些让人想不通。尽管想不通回家自己慢慢想已经成了我们的生活经验，但此事对占海特这样没有上海户籍的随迁子女显然是不公平的。

或许，这种事不独上海才有，别的城市同样存在，要改变它恐怕需要时间。目前很多地方已经开放了异地高考，虽然还附加了许多条件，但逐渐完善将是趋势。

让人心里觉得不舒服的是，上海竟有人打出反对标语来回应占海特的“约辩”，居然还会跟到家里恐吓占海特，有些匪夷所思。

都说上海是个国际化大都市，上海人也会用一口外地人听不懂的方言诠释着内心的傲气和优越感。其实上海不见得就是上海人的上海，不说全国人民勒紧裤带支援上海的过去，就说现在上海也是享有其他许多地方不具有的优惠政策，国家在上海的投入也跟在其他省市区的投入不可同日而语。它对中央财政的经济贡献度虽然不太高，但居民收入却高出周围省市不少。2012年上海的人均收入是51968元，浙苏皖则分别为46660元、45987元、40640元。从人均收入来看，上海人似乎很有理由骄傲。

由于上海地位和作用独特，全国人民对它一直宠着惯着，因为中国人向来有集全家之力保证有出息的人穿得体面过得风光的传统，所以要举全国之力打造这么个“国际化大都市”来长脸。不说感恩吧，至少上海人没有排斥外地人的权利。另外，从上海发展前途计，上海也没有排外的道理。一座城市心胸狭窄的市民多了，城市很可能会固步自封，怎么好意思再提“国际化”？何况是一些年轻人在借口“合法权利”而歧视、排斥同样在上海纳税户籍却不在上海的人，他们维护的所谓权利恰似八旗子弟的既得利益。在上海工作了十多年的人子女上学是“抢夺了上海的资源”吗？恰恰相反，上海人是在享受“外地人”创造的财富。如果上海年轻人依然抱着这种不恰当的优越感，继续用排斥心态看待外地人，小肚鸡肠的小弄堂做派就很难绝迹，哪怕是城市外貌像极了国际化大都市。

作者博客：http://blog.ifeng.com/2074217.html

（彭玉宇，知名博主。）

社会·热点

卢梭写过《忏悔录》，奥古斯汀也写过《忏悔录》，巴金老人在《随想录》中也忏悔。忏悔，在古今中外都是一种美德。个人忏悔，有为原罪救赎的宗教色彩，毕竟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成为天使。而对于权力来说，如果缺乏忏悔精神，可能制造的罪恶更可怕。

——单士兵《谁该写忏悔书？》

章立凡：羞耻心是一个反思国民性的绝好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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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6-13 20:59:22 | 浏览 9573 次 | 评论 29 条

我们国家历来是讲集体主义的，对待耻辱问题也是这样。比如在对日问题上，我们一方面高调地说慰安妇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所有的慰安妇都是被歧视的，这足以折射出民族耻辱和个人耻辱的关系。中国人总是讲忠孝节义，舍身取义，对于弱者有很多的要求，当俘虏都不行。很多当年做过俘虏的志愿军回来以后，几十年都抬不起头来。按国际上通行的规则，你的抵抗失去意义的时候，只能增加生命的牺牲，这时投降不算是耻辱。而我们自己的规则是，你投降了就是叛变了。

这样的例子有很多。比如方先觉守衡阳，与日本人苦战那么长时间，最后，抵抗已经失去意义，想自杀也自杀不成，就放下了武器。日本人对他特别尊重，因为他尽到了一个将军的职责。方先觉后来脱身，回到了国民政府，蒋介石对他也还不错，但方先觉个人在舆论之下，仍然抬不起头来。这还是传统的观念在起作用。这里有一个族群和个人，或者集体和个人的关系问题，族群、集体对个人的宽容是很少的，观念也是落后的。

除了国民性的问题，还要反思社会体制本身对文化传统的戕害。

这不单单是一个反思国民性的问题。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来分析。从国民性的角度看，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只管自己不管他人；大难临头一盘散沙，不负责任，民族危亡时刻出卖同胞，当汉奸，这些事例史不绝书，这确实是国民性本身的一些弱点。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历来是一个礼仪之邦，传统当中，不管是儒家，还是佛家、道家，都有很多道德教化的内容，这些内容并不是完全不起作用的。回想我小时候跟一些老年人打交道，甚至是没有文化的老年人，他们还会遵守一些“老理儿”。因为他的父辈、祖辈都会教人一些做人的道理。

但是，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国家经历了各种政治运动，人整人、人斗人，把人伦和道德都颠覆掉了。而传统的伦理道德颠覆之后，又没有建立起新道德。最剧烈的传统道德断层就是“文革”，提倡背叛、反戈一击，结果把整个社会变成了一个互害的社会。在这种情况下，忽然又改革开放了，中国又变成了一个商贾逐利的社会。所以，除了国民性的问题，还要反思社会体制本身对文化传统的戕害，从这两个层面来考虑这个问题可能会比较到位。

孔夫子讲“知耻近乎勇”，有一套修身的要求。至于这一套怎么做，人跟人是不一样的，很多人确实也是表里不一的。而弄到公开不顾廉耻的程度，是我们社会近几十年才出现的情况。过去哪怕有人做一些错事、坏事，他也要讲一番大道理，来证明他的做法是对的，或者是符合正义的。现在很多人连这套说教都省了，直接拆你的房，直接黑你的钱，直接打你的人，根本不跟你讲什么道理，也不给你什么交代。这种直截了当的无耻和以前那种需要遮羞布的无耻还是不一样的，这是文化和人性的彻底堕落。

我经常讲文化与制度的关系问题。我既不是一个文化决定论者，也不是一个制度决定论者，我认为这两者是互为因果的。在坏的情况下，它们是互相促进的，一起扯着往下沉。政府与人民，二者经常是互动的。我越来越觉得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其实就是这么回事。维权的时候下跪的现象，就很能说明问题。但绝不仅仅是个传统文化的问题，而是教育的结果，没能造就公民，百姓习惯于下跪。

想扭转一个文化环境，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情。

死要面子活受罪，一些国人那么多无耻的事情都能做得出来，而一旦有人批评他的时候，还会有各种各样的辩解。我觉得，从政治家的角度来看，直接认错其实不丢脸，即便是从策略上考虑，事情可能也会很快地了断，公众会接受你的道歉。承认错误比文过饰非的效果要好得多。

现在的信息渠道太丰富了，说假话、文过饰非，后果比立即认错更惨，还不如有一说一，痛快地承认错误，公众一般都还能谅解。

个人很容易会受到自己所处的文化环境的影响，离开了这个文化环境，就会丢人丢到全世界。如果一个人从小受的就是说假话、做两面派的教育，从上幼儿园开始就懂得向老师行贿，这样教育出来的人如果成为官员，会变成什么样是可想而知的。他会习惯成自然，说假话、空话，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比如那个到英国留学的学生，因为论文没过，拿五千英镑贿赂老师。他可能从小看到父母就是这么做的，老师也是这么接受的，他到了另一个文化环境中还是按照原来文化环境中的习惯去做，结果只能坐牢。所以不要总是强调中国的特殊性，人类是有共性的，必须接受那些普世性的价值观，否则你就不属于全人类。

而想扭转一个文化环境，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情。现在要做的就是，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教育，去行政化，让教育回归教育。这是一个国家的底层设计。我们讲了好几年的顶层设计，不讲底层设计，对此我一直是质疑的。我们不仅要在政治体制上作出改变，还要彻底改变整个民族的教育，去除六十年来苏式教育的流毒。顶层设计固然好，而如果官员和人民都是这么一个教育体制的产物，只培养“标准件”，不培养公民，顶层设计也只能是空中楼阁。

作者博客：http://blog.ifeng.com/3019373.html

（章立凡，1950年生，近代史学者。）

张鸣：制度性流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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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1-02 20:21:26 | 浏览 49414 次 | 评论 40 条

古代中国两千多年，每次社会大动荡的先兆，都是出现了大批脱离土地的流民。而避免流民成批的出现，安置流民，也成为使社会转危为安的一种必要措施。当今之世，在城里打工的农民工二代，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流民。他们很多人在城里长大，对农村生活已经相当陌生。即使跟爷爷奶奶留守在乡下，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也不懂怎么干农活。这样的农民工二代，城市不是他们的家，农村又回不去，回去也生存不了。他们对农活的陌生，一点不亚于城里的孩子。他们跟他们的父辈完全不一样，父辈进城，仅仅是为了挣钱，挣够了钱，回家盖房娶媳妇，为此，城市对他们再歧视，受的苦再多，他们都可以忍受。但是，农民工二代是回不到农村的一代人，他们比他们的父辈更熟悉城市生活，也更喜欢城市，但他们所在的任何一个城市，都不喜欢他们，城市的一切，包括他们父辈盖的高楼大厦，跟他们都没有任何关系。他们比他们的父辈更忍受不了城里人的歧视，也更难以忍受在城市里的外来人地位。但是，到目前为止，由于城乡的二元结构，由于户籍制度，他们根本没有可能改变这种尴尬。可以说，他们属于制度性流民，城里安不下，农村又回不去。

我们看到，农民工二代，不像他们父辈一样能吃苦。建筑工地上工资比较高的活计，基本上还是他们年龄渐大的父辈在做。而他们自己，一些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却喜欢选择做保安，一个月千把块钱。尽管工资能相差三到五倍，但只要工作清闲就行。还有好多人游手好闲，学城里人啃老，一天到晚什么都不做。当然也不乏走向犯罪道路的，这些年农民工二代犯罪率之高，令人吃惊。

应该说，他们中的多数人所受的教育，比起他们的父辈，更成问题。父母进城打工，把孩子放在家里留守的，每每失于管教，除了少数人之外，成长过程都有问题。带进城里的，也只能上打工子弟学校。这样的打工子弟学校，多数就是起到一个看孩子的作用，教育往往谈不上。这样的教育背景，使得农民工二代出现今天这样的状况，一点都不奇怪。

更大的隐忧是，这些农民工二代，是绝望的一代。不像他们的父辈，打工挣钱盖房就心满意足了，他们有更高的追求，但却无法实现。在一个户籍壁垒森严的社会，社会阶层日益固化，这一些没有资金、受教育程度差、没有背景、没有亲属网络的人，生活在对他们怀有敌意的城市里，能有多大的前途呢？哪里能找到他们成功的道路呢？

显然，这些制度性的流民，对城市满怀敌意、沦为城市边缘人的农民工二代，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的一大隐患。如果我们的社会不能尽快想办法打破制度的壁垒，提供必要的条件，比如提供合适的职业教育，解决他们创业的困难，尽快让这些农民工二代安定下来，那么，在今后的社会变迁中，稍有动荡，就很可能会出大乱子。

作者博客：http://zhangmingrd.blog.ifeng.com/

（张鸣，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武夫治国梦》、《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53）》等。）

黎明：什么叫“为民还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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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1-13 13:34:52 | 浏览 11624 次 | 评论 2 条

又到年底，“中国好人”、“感动中国”、“道德模范”等评选活动紧锣密鼓地进行，去年五月间被发掘的“还债局长”事迹，再次被媒体翻检。诸多道德典型的选拔，似乎遵循“不难受，无好人”或“无心痛，不道德”的原则，“还债局长”这个典型人物也不例外。

六十七岁的胡丙申退休前在山西夏县乡镇企业局任局长，他以个人名义担保，为十九家企业和个人借贷六十九万元。到退休时，有些债务人因经营不善企业倒闭而无法还贷，十年间，他靠做小生意、打工加工资支付累计替人还债三十九万元。

“‘还债局长’受到网民热捧”；“为民担保求富农，替民还债为诚信”；“‘还债局长’是官德诚信范本”…….这是新华社就此事的评价。近日《山西晚报》称，胡丙申2011年获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也是在这一年，他被查出癌症住了医院。2012年，以他为原型的戏剧《还债局长》在运城上演。

若非“还债局长”周边缺德成风，就没有他的高尚道德；若是“欠债之民”尚有廉耻之心，便不会有“还债局长”的诚信及“官德”。

毋庸置疑，胡丙申是个老实好人，在职时也是清廉官员，但实事求是地说，“还债局长”这一称谓立不住。胡丙申其实是“担保局长”，还债的时候，他已经不是局长，只是个退休老头了。在局长任上，无人对他逼债，“2001年胡丙申从局长岗位退下来后，债主纷纷找上了门”。随着职务不在，其利用价值与官位的“威慑力”荡然无存，原来适用的潜规则瞬间失效，另一套潜规则当即上马，没人在乎他这个前局长和眼下的“一般退休人员”。

“官德范本”一说，当为“扯淡范本”。胡丙申替人还债，不在官位，不是官员职务行为，纵然寻觅“官德范例”有千难万难，也不该扯来退休人员的个人行为充当官德示范样品。再说，胡丙申当借款担保人，也不是行政活动或职务行为，这和官德或“政治思想觉悟”根本不沾边——我这么说一点没错，要是认可官员个人担保他人债务即为优良官德和必要政绩，那些在职而没做保人的干部，岂不都属官德有亏、觉悟太低之流？

所谓的“为民还债”、“替民还债”，倒是新鲜得很，大概是一项新发明的政绩，但这一说就更荒唐可笑。挖空心思造出这说法的作者，以政治身份的“民”概念，取代“债务人”这一经济角色，将不是官也是民的担保人胡丙申作为官员代表，再把相对“官员”的债务人一方，拉来冒充“群众”与“人民”，于是在糊涂人心目中就出现了一个官员“情为民所系”的故事。这种“混淆大法”，仅对糊涂人有效，而明眼人一看便知：这儿哪有什么“民”啊！

前些年，大陆人办企业、搞经营几乎都没有自己积累的资本，基本上是银行给谁贷款谁才具备起家的条件。同时，无资本现象，使贷款人的素质与人格特点对贷款效益发生重要的乃至决定性的作用。在胡丙申开始当担保人的1992年，我还抱有“技术报国”的想法，那年，我完成了一个独一无二的研究，这项研究将心理测量学和人才评价技术运用在金融业，课题名称叫做《承贷者评估》。我收集、分析过大量的案例，对那些贷款的“民”们，可谓了如指掌。而当时的胡丙申局长在我看来确实不甚清醒。他分明知道自己没有偿付能力，在必须讲钱财的地方讲政治，真的没有自知之明。

他替人还债，本不应该；他付出牺牲个人与全家的代价，真的不值。承受他的恩惠的人，不过是一群“老赖”或混蛋。原夏县乡镇企业局财务股长张双锁说：“当时我们都劝他，说人心难测，这个账不能保，可他为了帮那些农民办好企业富裕起来，始终没能听进去。”注意，属下不说别的而直指人心，胡局长的下属，比局长懂人、懂“民”。

忍看一退休老头拖家带口替自己连本带利还债而无动于衷，能是什么好人？胡丙申担保的债务，除少部分来自农村信用社贷款，其余都是民间借债，若非胡丙申主动介绍借款，在债务发生前，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应该早有联系与协商，这里就有可疑之处；胡丙申开理发店和小商店，他老伴回农村当季节工，割麦、打场、摘棉花，这些都不是技术活，“经营失败”的那些欠债农民都做得来，就这样，担保人还是对欠债人毫无启发，欠债人的心是不是肉长的，值得一问。

有人称“还债局长”是法治经济的必然产物，说替人还债是他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看似一副懂法讲法的样子，实际上也是昏昏然之态。担保人责任分为一般保证与连带责任。一般保证是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由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连带保证责任，是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与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保证。胡丙申承当的是一般保证责任，面对逼债，他最好的选择就是等待债主起诉后应诉，由法庭做出裁决，而法庭断定债务人确实不能履行债务，需要很翔实的证据，实际上，法庭不可能做出胡丙申必须为十一户还债三十九万元的裁决。

债务人情况是否对担保人如实告知，债务合约要素是否完备，合约是否提供给担保人，债务处理与协商变更以及债务人财产继承情况是否对担保人隐瞒，保证人真实履行能力……有利于一般保证人的因素有许多，事实上法庭连债务关系是否涉嫌诈骗都难以断定。严厉判决，对担保人现有个人财产强制执行拍卖抵押，也就顶到天了——也就是说，真正“依法”的话，也不会有“还债局长”。

受了大罪，不等于做出好事；人有德而不明智，好心也会做不好的事。胡丙申替人还债，只是让无德、无诚信之人不当得利。将提升诚信度的希望寄托于胡丙申式的好人，结果是坑害更多的好人，怂恿更多的人使坏。要是真的讲道德、讲法治，那就不要借此做假大空宣传。当务之急：维护并落实好人胡丙申的追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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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凯迪网络首席评论员。）

单士兵：谁该写忏悔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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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2-24 08:36:40 | 浏览 6769 次 | 评论 2 条

一个省政协常委，在微博上发表了一封忏悔书，最近，动静闹得很大，甚至比那些在网上举报腐败分子的事，还要引人关注。

忏悔者，叫赵克罗，身份是河南省政协常委。前段时间，他在微博上发言，反对南阳平坟，结果，相关领导很不爽，做出批示说，那些言论造成严重负面影响。接下来，赵克罗在人生路途上，脚上被穿上了小鞋，有时可以说是被缠上了裹脚布，跑不顺畅。

比如，先是赵克罗的河南省注册会计师协会常务理事头衔，被上面授意拿掉了，接着，赵克罗得到消息，自己下一届政协委员及常委的提名也被拿掉了。在这种情况下，赵克罗又在微博上推出了一封令人五味杂陈的“忏悔书”。

“我不懂政治”；“在南阳平坟事件中，给领导添了乱”；“原以为省政协常委有权对政府进行监督，参政议政，看来我是太天真太幼稚啦，自己太把省政协常委身份当回事啦”；“我罪有应得”……这样的忏悔书，稍有点理性，也都应能看得出，这就是一封举报信，是在对相关权力与相关部门进行嘲讽与揭露。

南阳平坟，不仅让当地一些官员丢尽了脸，也让一些胁迫扒坟的官员们内心很窝囊。就在这个事情渐渐消停的时候，这样一封横空出世的“忏悔书”，又把它拖了出来，让一些官员再次丢脸，招来更多骂声。赵克罗还曾删过这封忏悔书，他说那是“怕他给领导添二次乱”。

现在来看，这“二次乱”添得实在不算小。不过，就算相关官员和政府部门觉得自己被搅和得再乱，遭到再多的骂，也都是活该。不要说什么赵克罗这种以“反讽”的手法指责挑衅不厚道，还是好好想想，权力在干预别人言论自由时，到底有多嚣张无耻吧。不要忘了，赵克罗还是省政协常委呢。只要有起码的政治常识，都明白赵克罗不仅拥有批评政府的权利，而且那本身就是他应该履行的义务。

不尊重他人的自由、权利与义务，当然也就不可能得到应有的尊重。所以，这封忏悔书，是举报书，更是挑战书，有其公共意义。

不是要刻意拔高赵克罗这种行为的价值。这种“反讽”的做法，本身也深藏着太多的无奈与悲愤。赵克罗在发表了被权力视为“不当”的言论之后，遭遇了太多的重压，让他体会到太多的无奈，也让他感受到挑战权力的艰难，以这种“反讽”与“曲笔”来表达，有时可以理解为更有力度，有时也是在给博弈双方一个矛盾的缓冲地带。这种微妙，或许也只有当事人内心最为清楚。

但这一切，都不影响这封省政协委员的忏悔书成为当前批评政府尺度的一个极好写照，成为当前政治影响生活的一个重要标本，成为当前民主监督遭遇权力捆绑的一次生动案例。

教科书里不就是经常用鲁迅这类手法的文章狠狠扇那些坏政府与恶官员的脸吗？

接下来的悬念更值得关注——既然赵克罗是正当的，他不应该忏悔，那么，到底谁应该站出来为问题负责？

对权力问责，有时实在是奢侈的事。那么，我们可以先退一步，请忏悔吧。

卢梭写过《忏悔录》，奥古斯汀也写过《忏悔录》，巴金老人在《随想录》中也忏悔。忏悔，在古今中外都是一种美德。个人忏悔，有为原罪救赎的宗教色彩，毕竟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成为天使。而对于权力来说，如果缺乏忏悔精神，可能制造的罪恶更可怕。

那么，现在，面对赵克罗这封莫须有的忏悔书，还是请相关权力先站到民主与法治面前，给人们一次公开的忏悔吧，来让人们看到一点起码的权力品格。

作者博客：http://blog.ifeng.com/5942914.html

（单士兵，媒体人，专栏作者。）

刘洪波：政府要办的事市民永远否决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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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1-10 19:48:16 | 浏览 123313 次 | 评论 101 条

近日，来自政府的声音说，广州拟适当提高个人医保筹资标准。这个拟议，半年前也出现过，当时被市民强烈的反对意见狙击。

没有新的情况发生，提高缴费标准的依据，仍是居民医保年度基金缺口1.32亿元。这个数据，半年前已被引用，现在并无更新的情况。那么半年前的反对意见，现在难道会改变吗？

很多时候，涨价的话题被反复提起，提高收费的拟议被反复提出，否定一次，再来一次，否定一次，再来一次，最后涨价和提高收费就从风声变成议题，从议题变成方案，从方案变成政策。涨价和增加收费一方百折不回，总是达到目的。风声传出时，人们觉得不值一提，但反复“吹风”，起到“议题化”的作用，于是议题出现了。议题会被否决，但反复提出，就又有了方案。方案反复修改，最后就成了政策。从陌生到习惯，事情就是这样办成的，而且显得很有耐心。

半年前开始的医保提高收费的争论，因超八成市民反对而搁浅。当时市民理由主要有三，一是福利出现缺口就向市民伸手，违背公益；二是“新医改”本是新生，经营问题应与政策制定和经营管理有关，与公众无关，不该向公众要钱；三是涨价须有合理程序，而非直接抛出。

现在，这三条反对意见，有哪一条变化了呢？大概只有第三条，涨价须有程序。在政府看来，上次要涨价，被否定了，这回再提出涨价，大概就可以算是经过了市民讨论的程序了。但如果这就算程序，那无非是说，前一次的贸然强推被反对，成了这一次直接拟推方案的“讨论程序”。这样，岂非任何荒唐的政策都可以“合乎程序”。

在广州这样一个城市，医保资金缺口1.32亿元，是个什么概念呢？城市的财政收入在高速增长，财政对医保的投入占到的份额是否相称？市民共享发展成果既是执政方略，财政是否有能力支付每年1.32亿的资金，财政增长速度是否能够保证居民医保费用按相应速度增加？这些原本是首先要考虑的事情，提高居民医保缴费，看似保持医保资金平衡，实为让居民自己来平衡账目，而非让财政来保证福利改进。

另一项数据，一直令人感觉到不公平，就是医疗保障上的官民差距。2011年，广州市六万多名国家工作人员，公费医疗费达到了1.5亿元；而全市数百万普通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资金仅为1.3亿元。国家公务人员一个人的医疗费用，相当于四十多个普通市民。以如此巨大的保障差距，能够说服数百万市民来赞同一项增加医保收费标准的方案，实在令人生疑。直到现在，广州市的国家公务人员公费医疗改革，仍是“尚无时间表”，提高普通市民医保缴费标准却再度急进。

半年来，普通市民的医保缴费年限，延长了五年，实行强制医保也列入改革方案，这些都是争议巨大，不次于提高医保收费标准。只是涉及民众的事情，只要政府意欲推行，从一次否决到下一次提出，总是很快的，但涉及公务人员的事情，改革起来就总是“尚无时间表”了。急缓之间，重轻之间，取舍令人无言。

就在几天前，新闻报道国家大员表示“哪怕勒紧腰带也要想办法完善大病保险制度”，一定要守住一条底线：“人最宝贵的是生命和健康，这是金钱无法衡量的”，又称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现在要让这个‘利’，更多地落在百姓身上”。政府的裤腰带勒得有多紧呢？落到市民身上的“改革红利”有多少呢?市民到底成了“改革红利”的来源，还是成了“改革红利”的去向？如果说改革是利益分配，那么医疗改革中，公务人员所分到的和普通市民所分到的，各有几许？

回答了这些问题，再来谈提高医保缴费，比“因为有缺口所以要补充”来得顺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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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洪波，《长江日报》评论部主任。）

叶檀：贪腐官员的狡兔三窟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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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1-17 01:52:25 | 浏览 166743 次 | 评论 219 条

贪腐阶层狡兔三窟，对冲风险。

郑州房妹案提供经典案例，由郑州市二七区纪检委、规划、房管等部门组成的调查组初步确认，郑州市二七区房管局原局长翟振锋一家拥有二十九套房产，均属商品房。报道还披露，翟振锋2002年1月至2010年9月先后担任二七区房管局局长、二七区住房保障服务中心主任。因“利用职务便利为亲属牟取利益及其他违纪行为”，已于2011年9月被纪检部门予以“开除党籍、行政撤职”处分，目前是二七区二七新城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没有职务。

翟振锋一度官阶不高、被举报不断，却成为贪腐的经典案例。

我国公务员约为七百万左右，副处长以上的干部数量不详。根据《人民日报》2011年12月27日的报道，全国共有178.7万名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从侧面透露我国副处级以上公务员数量为178.7万。如果这些公务员户均拥有三套以上的商品住宅或者商铺，则需要536.1万套房，如果拥有10套，则需要1787万套，超全国保障房总量。

狡兔三窟拥有多套房产，目的是成为食利阶层。翟家拥有商品物业有一半左右是商铺。如果说拥有住宅主要是拥有资本利得（住宅租金偏低），那么，拥有商业物业的主要目的是成为商业食利阶层，商业物业租金是主要收益。中国发展商业之初，就需要支付一笔买路钱。要强调的是，投资房地产风险收益自担，合法合理并无不妥，关键是翟家的财产合法性如何，以什么样的价格购买了房产，其中是否存在非法之处。

翟家使用了贪腐官员常用的聚敛手段。

第一招是靠山吃山，自己管房地产，家人成立房地产公司，进行利益输送。郑州市一通房地产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淑萍是翟振锋妻子，该公司注册于2005年8月1日，前法人是王伟斌，现在法人是李淑萍，不是亲戚就是妻子。而另一家兰亭房地产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7月，最初注册人为冯松伟，据披露为翟振锋妹夫。翟振锋之子翟政宏开有两个公司，分别为河南十方艺术馆、龙源信息技术公司，其中龙源信息技术公司注册于2000年，当时翟政宏只有十五岁。

中低收入阶层依靠保障房，因为贪腐有多少保障房收益流入贪腐官员之手？如果爆料者信息披露属实，那么一通公司开发的郑州南溪苑经适房小区项目已经成为非法牟利的工具。保障房筹措经费之难众所周知，这笔血汗钱很有可能通过畅通的利益管道源源不断地流到食利官员手中。

第二招是多重身份。等而上者非法同时拥有中国身份与外籍身份，在一定区域内拥有权势者则手执多张身份证。据央视报道河南省项城市公安局消息，2011年，“房妹”父亲翟振锋通过关系人王峰，找到秣陵派出所内勤民警张新生，违规办理户口入户手续。从此这一家庭四口人拥有了八个户口，直到案发户口被取缔为止。

多重身份与多处房产一样，也是狡兔三窟的重要手段。翟振锋依靠新注册的户口隐匿财产和房产，一家共购买了二十九套房产，而他位于郑州市嵩山路派出所的户口名下，却没有一套房产，俨然是一位“清廉”官员。可以肯定，如果中国基础的身份制度可以被官员玩弄于手掌之中，再多的财产公开也将成为摆设。官员以多重身份、转移资产，对冲未来的公开风险。官员财产公开制度未行，狡兔们已经做好防御。

以往的高铁案例，以及郑州房叔案例，似乎有些项目一半的公共财政经费进入了贪腐者的腰包。希望这只是个案，否则以这样的比例，建立民生工程与重要的基础工程项目所借贷的款项，必然成为大众支付的庞大负债。

围绕翟振锋案件的处理很难让人信服，处理者将对公众负责，公众更进一步质疑，庞大的利益群体是否形成了互保群体。

郑州市二七区纪检监察部门2011年已经进行了调查处理，相信以纪检部门的威力，其寻租、贪腐、两个户口等情况已经被掌握。奇怪的是，网络曝光“房妹”事件后，12月28日，郑州市房管局回应：经该局多部门联合调查，被微博举报的业主确有十一套房产，但这些房产并非经济适用房，且该业主“与我局领导没有任何亲戚关系”。同时，查证“房妹”被举报的十一套房产，有两套为商品住房，另有九套为商业服务用房，“均不是经济适用住房”。这是以事实掩盖寻租的痕迹：翟振锋现在不是官员，不等于以往任职时没有利用职务寻租；购买的不是经济适用房，不等于没有用寻租的钱购置资产，更不等于开发经济适用房账务清白。翟振锋被褫夺官职，似乎就保护了其家庭的财产。

翟振锋案再次显示，公共资源流失严重、基础制度被破坏已经超出想象。更可怕的是，长期寻租如入无人之境，寻租被发现后处理轻如鸿毛，这是在周告大众，官位可以抵消法律惩处，既得利益群体已形成与民意隔绝的保护膜？

狡兔三窟遍行于世，基础制度失去尊严，公共资源流失严重程度，千钧一发，靠网民反腐而非重塑制度尊严，其行不远。

作者博客：http://yetan.blog.ifeng.com/

（叶檀，知名财经评论家、财经专栏作家。）

木然：衣俊卿的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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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1-22 14:33:28 | 浏览 123765 次 | 评论 38 条

想当年，美国总统克林顿与莱温斯基那点儿事，说明白了也就行了，说是弹劾，也就热闹一阵子，弹也弹了，但就是没给劾下去。美国人愿意看总统的上三路，对于下三路，他们觉得没什么了不起，谁也不敢保证，任何一个大老爷们的拉链永远都是关得死死的。美国人关心的是，作为总统，做了事就得有担当，不能撒谎，总统的主要错误在公事，而不在私事。作为公事，总统负有向公众说清真相的责任，而没有向公众撒谎的权力。

总统克林顿的事完了，美国中情局的事又出来了。2012年11月9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戴维·彼得雷乌斯宣布，因牵涉婚外情已向总统奥巴马递交辞呈，奥巴马当天批准了他的辞职请求。这起婚外情事件的女主角布罗德韦尔在西点军校教授国际安全，也是哈佛大学公共领导中心的一个副研究员，本身还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布罗德韦尔只是发表了一个很简短的声明，她表示尊重彼得雷乌斯的决定。一个中情局局长，一个博士，也和中国最近发生的事相匹配了。

但无论是美国的前总统还是去年的中情局局长，从对整个事件的调查过程来看，总统和中情局局长都没有以权谋私。克林顿没有给莱温斯基安排工作，也没有给人家买房子，买别墅，买小汽车，纯属情人关系，他们的二人世界都是清清白白。这要是按中国人的观点，觉得美国一总统一局长真不是个东西，也太不够意思，睡了那么长时间的觉，竟然都只为床上那几分钟，中国雷政富十二秒都得给人家交点运动费呢。

中国男人不但比美国总统、局长够意思，还愿意为女人千两黄金买一笑。这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中国的传统中，中国男人们处在政治的顶端，处在社会的顶端，处在家庭的顶端，中国是男权文化的社会，男人娶个三房四房是男人权力的象征，是男人能力的象征。男权文化就是支配女人的文化。这个传统在国民党时期也时兴着呢。鲁迅也是有家有口的人呢，最后也和许广平以爱情的名义住在一起了。再后来解放了，小二黑结婚了，女人自己也可以找婆家了，妇女能顶半边天了，一夫多妻的事表面上就没有了。可是如果细察，小二黑结婚的丰富实践成果就是一批官员进了城抛弃了自己原来的妻子，在城里找到了年轻的老婆。构成了事实上的小二小三的也不在少数。

中国的男权文化一直延续到现在。这年头，官员裤子松，国人都能理解，不但理解，只要不滥用权力，中国人与美国人一样，对这事也越来越宽容了。最多大家讨论这事的时候多一点笑料，多一些谈资，说完了也就完了。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生活，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都不一样，生活压力又大，活着又没有多少神圣性，生活流动性太快，人们的感情交流也如同吃了一顿快餐拉面，吃完抹嘴就走。道德底线尽失，再加上警察也要忙着挣一些外快，于是各种按摩店、足疗店、洗浴中心、宾馆发展起来，相应的暧昧与性事也就风风火火地发展起来。一个人去吃螃蟹是勇敢，很多人去吃螃蟹就是时尚了。只要有男人女人存在，掉裤子的事就少不了。

但是腐败官员们就不同了，这些地方他们是不去的，他们觉得去了这地方有失身份，有失体统，有失脸面，有失尊严。于是既老又新的事物出现了，他们回归传统，搞了二房三房，他们在传统中创新，保持一夫一妻制，在一夫一妻制的前提下，把二房三房变成二奶三奶。可二奶三奶也要回归传统，他们要把大奶赶下台，自己当大奶，要抢班夺权，这就与官员对传统的捍卫相矛盾，不与官员与时俱进了。矛盾达到一定点，就要爆发，爆发的意外收获就是二奶三奶们充当了反腐败的重要生力军。爆发的导火索都是为了爱，这一燃烧的爱，把二奶三奶烧得失去了基本的判断力，把男人烧得连毛都没有了。爱情，有多少人借汝之口来实现自己的性福、欲望和利益？

衣俊卿事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也是这样背景的产物。他和所有贪官一样，没有管住自己的拉链，听任自己的裤子掉下来，听任自己的理性短路，听任自己的下三路自由驰骋，利用自己的特殊权力，为常艳谋私利。只是因为他是中央编译局的局长，又是以研究马列主义为主要方向，又和宣传部门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这裤子一掉，想穿上就难了。虽然有媒体称“满嘴马列主义，一肚子男盗女娼”有点儿过分，可人们对意识形态的不满意，也终于有了一个发泄的出口。而且在此之前已有《南方周末》、《新京报》对意识形态抗议的预演，有了这场预演，正差高潮呢，于是通过衣俊卿推向了高潮。一场连接南北的大戏，终于获得了圆满的成功。如果不是中央编译局局长，如果不是和意识形态部门有关，也就徒增一笑料而已，甚至连笑料的档次都不够格，因为这种事太多了，人们已经麻木了。

衣俊卿的特殊性还在于他掌握的资源的特殊性。通过常艳的自传体纪实小说可以看到，博士后的申请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评审充满了黑幕，权色交易、权权交易、以权谋私、以权谋色、以色谋课题，使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评审的神圣性严重缺失，使得学术成果的尊严性严重缺失，使得国家课题配置的合法性严重缺失，使得专家的资质性严重缺失，使得学者的尊严性严重缺失，使得学术自由的信念严重丧失。一个国家课题变成了可以进行市场交易的物品，所有的精神产品都成了可以用权力交易的对象。一个金钱大国变成了学术小国甚至学术无国。这就不得不对国家课题进行根本性反思了。

不过，权力落下帷幕之后，对于常艳的炒作应该结束，她也有她自己的生活，她还要过好她自己的日子，再炒作已无必要。现代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界分。在公共领域，公民要监督和制约公共权力，批评公共权力，质疑公共权力，防止公共权力的滥用与越位。在私人领域，每一个人都按照自己的兴趣和爱好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生活道路，公权不得干涉，社会也不得干涉，个人的自由只以法律为界。衣俊卿没完，常艳的事则到此为止吧。

作者博客：http://blog.ifeng.com/6978990.html

（木然，辽宁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政治学系博士生导师，网络政治研究中心主任，著有《权力制约的多维视域》。）

鄢烈山：从大同“跪留”市长看官民“合谋”

博文地址：http://blog.ifeng.com/article/23851648.html

2013-03-04 09:27:32 | 浏览 135661 次 | 评论 148 条

最近这期《南方周末》在“时局”版发了篇“调查报道”《大同为何“跪留市长”》，颇有意味。为什么发在“时局”版呢？因为与高官调动有关：山西大同市长耿彦波，2月3日公示将任大同市委书记，2月7日被任命为太原市委副书记，2月8日被任命为太原市代市长。于是，春节期间，2月12日（正月初三）起，大同街头就出现了大游行、众人“跪留市长”的场面。《南方周末》这篇报道配的照片上有“翻身不忘共产党、巨变离不了耿市长”的大标语。这与王朝时代官员离任时，乡绅们组织的送歌功颂德的“万民伞”还不同，明显有向上边请愿挽留耿市长意味。有“大V”在微博上评论说，无论如何，共和国的公民都不该用“下跪”来表达意愿，这种臣奴恶习令人厌恶！

但《南方周末》这篇报道显然是要通过实地调查，回应网上的质疑：凯迪等一些网站所发的图片表明，挽留并下跪者，实际上是在搞“行为艺术”，他们害怕耿市长一走，为市政建设垫付的工程款收不回，或者怕耿一走，留下半拉子工程无钱投入而被拆迁者回迁无期。那么，这种“下跪”就与讨薪民工或上访群众在机关门前下跪一样，是故意示弱的抗议，羞辱自己的同时意在谴责强势者如奴隶主如老爷！

《南方周末》的这篇报道表明，为了大同大建大变而真心挽留耿彦波的人不少，但“跪留”者还真是“别有用心”，怕市政府欠债不还。新任大同代市长李俊明向市民表态“五个凡是”：凡是已经开工的政府工程，决不允许出现半拉子工程；凡是房屋被拆迁的住户，要妥善安置，确保回迁；凡是已开工的政府工程，要认真履约，按进度拨款等等。而财政紧张在大同几乎是公开的秘密，“即使留住耿市长，这摊子也不好弄”。2012年大同市的财政收入不到两百亿元，位列山西省倒数第四；而耿市长任期所需投入，到2010年估算已达五百亿元……

对于大同市及耿彦波同志的具体情况，本文不想深入探讨，我想说的是大同现象的普遍性。我从大同人的挽留和“跪留”耿市长，看到了中国人，中国的官与民共同的状态。

大同市曾是北魏首都，早在1982年就被国务院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并享有与山西首府太原同等的地方性立法权，然而到耿彦波2008年任市长前，大同在山西省已多年“名列后茅”。我大约是在2006年夏天到过大同，是冲着云冈石窟去的。大同城区感觉就是一个大一些的北方乡镇，土坯平房占多数；通往云冈石窟的路很差，到处脏兮兮。所以，我非常同情非常理解大同人对大建大变的支持，他们是要找回“曾经失落的自豪感”。

作为抗战时期陪都的重庆市，1950年后又一度作为西南地区首府，好长时间也一直很贫穷落后，老百姓热切期望改变城市形象，这是薄熙来主政重庆期间举债大搞市政建设的民意基础。昆明也是这样，号称“春城”，却早已长期名不副实。我第一次到昆明时，大失所望，四望是光秃秃的山岭，城中也无几行好树，居民阳台上的花居然是假花！这也是仇和主政昆明后不惜工本密密麻麻大植行道树的缘故之一。另一个典型例子是作为九朝古都的洛阳，大多数市民都对本市当代建设落伍心有焦虑，所以孙善武主政洛阳时大拆大建，获名“孙善扒”，听不出是褒是贬。同样，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被市民取绰号“满城挖”，亦褒亦贬，不乏支持者，因为作为十九世纪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城市之一，人们感觉这三十年的变化相对而言太落后。

其实，这几个城市的官与民急于复兴旧光荣，找回自豪感的心理，何尝不是全体中国人的心理呢？

期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重建我们的民族自豪感，难道不是天经地义的吗？难道不是有利于中华民族的积极心理动力吗？

当然是！但是，动机好，还要选对路径才能达到目标。这样的教训还少吗？当年搞“多快好省”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所谓“三面红旗”，动机不也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重建我们的民族自豪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先贤早就教导我们“欲速则不达”。可是，我们吃了一遍又遍“大干快上”的亏，仍然总想“大干快上”，“一年一小变，三年一大变”！为此，我们崇拜强人，希望主政者拿出“铁腕”来；为此，我们蔑视法律规章，市政建设规划，随着主政者个人意志修订；为此，我们粗暴践踏人权，以超低价强征强拆，闹出人命也在所不惜。

2004年我在《中国经济时报》发表过《把仇和式的强人留给历史》，这篇文章在网上现在也还很容易搜到。文章写道：

“我的结论十分明确：我不需要仇和，我们不需要仇和，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不需要仇和式的强人。我才不管他使沭阳县、宿迁市的经济指标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呢！……仇和干的不少事却是严重侵犯人权的。……一些人只看到了今日沭阳县城镇建设的‘新面貌’，却不敢或不屑正视无辜百姓张金花们的血与泪。‘有个妇女的柜子太大了，搬不出去，铲车上去了，轰，房子推倒了，埋在里面，这个妇女一下就昏了过去。’——这是多么血腥的场面，有这样的横暴作背景，仇和天大的政绩都不过是一堆粪土……”

这在许多人看来就是书生意气，最多算是一家之言，你说你的，他干他的。

然而，我现在清晰地意识到不讲法治、不顾人权的绝不只是追求政绩的官员，很多市民从内心深处也是支持这一套的！这不仅是长期以来中国人就没有尊重私人产权和尊重人权的传统（非但皇帝如此，可以随意没收士民工商的财产，可以严刑逼供任何人，普通民众“吃大户”、“比拳头”的思维逻辑与掌权者并无多大区别），也不是因为这么多年“顾全大局”集体主义教育的成果（这种不尊重个人权利的集体主义教育若有效，人民公社制度就不会崩溃了），而是在一个不尊重个人权利（财产权、自由权等）的社会，人非常自私狭隘，因而也是非常短视的。简而言之，只要不欺负到自己头上，就无动于衷（作家高晓声笔下农民的“陈焕生主义”：只要不是专门欺负我一个，那就不算是欺负）。强征强拆只要不是针对自己的，可能还会为之叫好；搞到自己头上时，也不会指望有人援助自己，能忍就忍了；实在觉得不能接受，走投无路之下才鱼死网破地抗争一把。这样的抗争当然不可能获得社会公正，倒是很容易被“摆平”（恐吓、收买分化等）。

这样的市政建设（其实不光是市政建设，比如全面性的高铁建设、机场建设大跃进）和国家发展，造成“三透支”：

一是透支财政。在大同、重庆这样的地方搞大手笔的市政建设，除了搞“土地财政”剥削农民和市民，除了争取中央的转移支付，主要靠银行贷款。银行都是国有的，还不起最终是一风吹了，过去国企的欠贷不是都吹了吗？童之伟教授考察分析过重庆人支持举债大建的这种心理，大同人何尝不是这样想的？大家都觉得谁能从国有银行要到贷款，谁就是能人恩人，透支财政有什么关系？反正中国又不会让政府破产！

二是透支道德。上述一条其实已涉及透支道德，官民都不重诚信，贷款时就已存心赖账。另一条是道德底线的失守。曾任河南三门峡市和洛阳市委书记的孙善武，贪污受贿巨款的案件在河南省政协副主席任上被揭发，两市很多人为他鸣冤叫屈，说他是个干事的好贪官，总比那些只贪不干事的官员好！网上为孙叫屈的文章一搜一大堆，真是叫我很无语。

三是透支环境。所谓“跨越式发展”，所谓“迎头赶上”，不仅污染了看不见的人心，也直接污染了世世代代生存繁衍的环境。空气、水源、土壤，还有多少安全的？这种不怕断子绝孙的不科学的发展为什么可持续这么长时间？

中国古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此言有理；西哲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同样也有理。我听到一些人很为自己的城市现代化而自豪，北京人上海人因此更加瞧不起外省市人，中国大陆游客不仅对印度、尼泊尔这样的国家有余秋雨式的掩饰不住的优越感，甚至对中国台湾，对日本，对西欧国家，也觉得它们的市容市貌破破烂烂，还不如中国大陆的一二线城市光鲜……

好大喜功，急于求成，重面子不重里子，诸如此类，很多方面，我发现都是很有“官民共识”的！

作者博客：http://blog.ifeng.com/1341507.html

（鄢烈山，著名杂文家、时评家。）

闾丘露薇：为何觉得行贿可以原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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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4-05 14:47:37 | 浏览 193248 次 | 评论 230 条

还记得是2006年，香港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一所大学的教授，发现自己的信箱里面有一万元现金，一看才知道，原来是自己的博士生放的，希望教授能够把考题和试卷卖给自己。当然，教授报警，这位来自内地的学生最后入狱，行贿在香港，和受贿一样，同样也是严重罪行。

这件事情在香港引发很多议论，尤其是在校园里面。香港土生土长的学生们都觉得不可思议，他们不是不敢这样做，而是连想都没有这样想过，想不通为何有人敢于这样公然挑战法律。原因很简单，用廉政公署前官员的话来说，就连幼儿园的小朋友都知道，行贿是不对的，不应该做。

一些来自内地的同学也觉得不可思议，认为这个教授不近人情，居然举报了，是不是害了这个学生。因为如果对内地有所了解，都知道在高校里面学生这样做是一种潜规则，即便是不接受，也不需要如此绝情。

听完这些讨论，我想，如果是我，我会怎样？当然，如果我是学生，我想也不会用这样的方法，廉政公署的广告看得多，相关的新闻看得多，知道不要说给公职人员好处是犯罪，就算是私营公司，为了达到目的而塞好处，也会被请到廉政公署喝咖啡，甚至被法庭判坐牢。2003年，一名香港的娱乐记者，为了获得一部电影的独家拍摄画面，给了保安三百元溜进片场，结果被判入狱三个月。

但是，如果我是收到钱的老师，我可能会在如何处理上有所犹豫，到底是把这当成罪行举报呢，还是把钱退回给学生，同时告诫她一番？之所以犹豫，是因为我相信，来自内地的这位学生，可能真的不知道，在香港，行贿和受贿一样，是一种罪行。

于是，问题就出现了。如果不收钱不报案的话，未来这个学生就不会再使用这样的方法吗？难道她不明白，利诱别人犯罪，是一件无法让人容忍的事情吗？如果老师接受了，就会助长这种罪行的蔓延，哪怕别人不知道。因为这个学生未来还会继续使用这样的方法，同时，未来可能主动或者被动接受这种方法的老师又多了一个。

在行贿已经是罪行的情况下，如果知情不报，除了纵容罪行，其实也是在藐视法律。在法治社会，每个人都需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做了，就要承担后果。所以，即便会犹豫，但是我会做出和这位教授一样的选择，正如他说的：“必须维护学术的尊严和正义的原则。”

我写了一篇文章，并且在微博上有不少讨论。原本我以为，这是一个常识，行贿本身就是一种罪行，必须和受贿一样“零容忍”。但是从网友们的留言，包括一些内地同行，原来都有不同的看法。

提到最多的理由：行贿是迫不得已，如果不行贿，可能连基本生活都受到影响，孩子上学，去医院看病，在别人都行贿的情况下，自己不这样做，连基本服务都享受不到。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香港也是这样的，去公立医院、政府机构，如果不给红包，就会受到刁难。但是，现在的香港已经不是这样了，不管是服务者还是被服务者，很清楚各自的定位以及权利职责。为什么香港做得到？就算所有人都这样做，错的，也不会变成对的。就算不敢反抗，但如此理所当然，是不是很不对劲？

还有一种理由，如果行贿者定罪，那就会减少举报的机会。其实就算行贿者不定罪，如果得到了自己的利益，有多少人会去举报？如果举报是因为对方收了钱不办事才去举报，用廉政公署前官员的话来说，这样的行贿者不处理的话，那他未来就会去贿赂其他人。

其实举报很多时候并不是来自于行贿或者受贿的人，而是周边相关联的人。这两天在新加坡，听朋友说起他女儿读书的学校校长被调走，接受反贪局的调查了。原因是有人怀疑，这位校长和一家旅行社有利益关联，每次学生外游，收费都要比其他旅行社高，而且一直找这家公司。朋友估计，举报的应该是学生家长，他虽然在去年已经觉得不合理，但只是让女儿退出学校的活动而已，并没有想到要去举报。而现在，回头再想，其实举报的好处，能够把可能的贪污罪行曝光，而曝光的结果，就是未来可以警醒其他人，而且让自己的女儿生活在一个更公平的环境里。

我一直记得香港的一名议员讲的一句话：在香港，我为何要请官员吃饭？商家请官员吃饭，联络感情，说到底是为了从对方那里谋取利益，这个利益远远大于他们的付出，因为官员手中有权。但是如果有一天，他们像香港的官员那样，没有办法直接透过批示给某个人好处的话，还有请客吃法送礼的必要吗？

所以，除了让社会具备共识：行贿受贿是犯罪，更重要的是制度设计，制约权力。

作者博客：http://roseluqiu.blog.ifeng.com/

（闾丘露薇，著名记者、主持人，现供职于凤凰卫视。）

丁启阵：抗日神剧的两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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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4-13 01:57:34 | 浏览 16476 次 | 评论 24 条

当今中国，抗日影视大行其道。浙江东阳横店影视城，每年拍摄抗日影视剧数百部；有群众演员每月在数十部抗日剧中扮演“鬼子”，其中有的人一天“死”了八回；据统计，横店影视城开张至今，已经“消灭”日军人数超过十人亿，因而被誉为“横店抗日根据地”。许多此类影视剧中，抗日战士不只是武林高手，他们已经具有跟超人媲美的杀敌能力：飞针、神箭杀日军，乃至手撕日军肢体。这些影视剧，被议论者誉为“抗日神剧”。

对于这些抗日神剧，有人称之为娱乐，有人称之为胡闹，有人称之为恶搞，我却要称之为胜利。其胜利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对我国影视审批审查制度的胜利。反映现实题材，太敏感，有诸多禁区，拍了片子难以通过审查，无法上映、播出，几百万上千万的投资化为泡影。好，我从此不拍现实题材。古典名著拍得太多，也不让拍，说是浪费。好，我也不拍。抗日题材，说是爱国教育，有利于团结对外，容易通过审批审查，那我就拍抗日题材。变着花样地拍，怎么痛快怎么拍，怎么变态怎么拍，人们越是骂得厉害我就越是拍得欢乐……反正，只要有上映、播出的保障，投资不至于化为泡影，运气好的话，还可以申请到政府补贴，甚至得到不错的票房和收视率。有政府制度保驾护航，有利可图，能养家糊口，这样的娱乐、胡闹、恶搞，何乐而不为？反正，有识之士是不会真的怪罪影视编剧、导演、演员的，将来他们会指出：这都是国家影视审批审查制度造成的扭曲。

二是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胜利。我们祖祖辈辈以大国自居，打心眼里瞧不起日本这个蕞尔岛国，但是，自从清末甲午海战以来，我们从来都只有吃亏的份儿，没有占过这个岛国一星半点的土地和便宜。抗日一抗就是漫长的八年，损失惨重，败仗连连，耻辱深重。“二战”结束，说是战胜国，若是没有“苏武”（苏联武装进入东北地区）、“屈原”（美国两颗原子弹），还不知道要打多久，不一定是什么结果。一个小小的钓鱼岛，扯了几十年，也没扯出什么名堂。中国人，太需要在对日斗争中取得一次胜利了。既然政治、经济、军事上的胜利遥遥无期，十分渺茫，剩下的，也就只有影视上的胜利了。抗日影视怎么拍，属于我国内政，国际社会无权干涉，这个胜利我们有绝对的把握。区区一个横店影视城，就消灭了超过十亿日军，这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最辉煌的战绩，这是中国人民对日斗争空前的胜利！

现在许多人站出来批评抗日神剧，我认为问题主要不在于神剧的超越情理、脱离实际，而在于他们觉得胜利已经太多，感到腻歪了。古语道，胜败乃兵家之常事。总是轻而易举地大获全胜，也很烦人的。《地道战》、《地雷战》，我们都曾经看得津津有味，激动不已，兴奋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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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启阵，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汉语音韵学和中国古代文学。）

徐贲：比“坏种”更恶劣的是“伪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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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3-18 08:18:21 | 浏览 71413 次 | 评论 14 条

2013年2月，发生在北京的一起轮奸案受到了民众的高度关注，网络上的许多议论都涉及时下老百姓痛恨的特权阶层腐败、跋扈、嚣张和伪善。涉嫌轮奸的当事人之一是李天一，其父李双江以一曲《红星照我去战斗》闻名，是一位文职将军。一年多以前，李天一就因寻衅滋事罪被收容教养一年，这次又涉嫌轮奸，成为一名“惯犯”。放在美国，他可能被人叫做“坏种”（badseed），也就是天生恶劣，难以教育的不良少年。

2010年，美国临床心理学家弗里德曼教授（Dr. Richard Friedman）在《科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出一个引起争论的问题，那就是，孩子干坏事是否应该怪罪父母。他指出，研究精神健康的专家们一直认为孩子的本质都是好的，变坏是环境所致。如果一个孩子一而再地干坏事，那么其中一定有父母的责任。但他有不同看法，他认为，有的孩子性格天生就有反社会的倾向，因此他们干坏事不能怪父母。

这个理论最有力的佐证是美国作家马奇（William March）以真人为原型创作的小说《坏种》（1954年），此书获得1955年的美国国家图书奖提名，后被拍成电影，至今还在不断引起有关儿童教育的争论。美国人称天生品性恶劣的孩子为“坏种”，这个说法就是从此书而来。八岁女孩罗达是潘马克夫妇的独生女，父亲出外工作，母亲和罗达在家。母亲发现，自从罗达的一位男同学莫名其妙地溺毙后，罗达的行为就有些反常，最后发现了一个可怕的秘密，是罗达杀死了那个小男孩，而且罗达还有可能会杀害别人。这部小说给许多美国读者带来了极大的心理震撼，动摇了他们对儿童美好心灵的信念。一个孩子小小年纪就能如此自私、冷酷、残忍，在天真烂漫的外表下隐藏着一种与天性如此契合的恶，把读者对人性恶的恐怖放大到了极限。

看到孩子天性中的这种恶，当然不是要为父母没有教育好孩子推卸责任，而是更加要强调这种责任是多么重要，多么不可疏忽。据报道，李天一四岁选入中国幼儿申奥形象大使；四岁学习钢琴，八岁学书法，获奖无数。他十岁加入国家冰球队，就读人大附中，后留学美国。七岁随父母上电视的时候，被主持人赞为“根正苗红，是多年未见的爱国主义栋梁之才”。在这样一个健康清纯的外表下，居然隐藏着一种除了天性似乎难以解释的恶，与美国女孩罗达颇为相似。然而，李天一却并没有在中国人中间像罗达在美国人中间那样引起对人性恶的恐怖，而是引起了一片对特权与腐败的愤怒和嘲笑，直接指向他父亲李双江。这样的反应是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

这种舆论反应是有理由的，因为李双江自己就曾公开夸耀对儿子的成功教育。2011年3月6日，他在新华网访谈中说：“我儿子天赋好，但我们现在不逼他。他喜欢运动、喜欢交朋友，电脑在他手里我看就像弹钢琴一样，他思维非常灵敏，英语单词随便就能记几千个。这代人是我们的希望。所以我们的下一代我认为了不得，我非常高兴。孩子总归学不坏，因为我们所给他的东西都是正面的东西。”却就是这个总是在接受“正面的东西”，“总归学不坏”的孩子如今干出了群奸少女的事情，父亲总不能以他天生就是“坏种”把自己的教育失责一推了之吧？

十七世纪思想家洛克不相信儿童可能是“坏种”的说法，因为他认为，人出生到这世界上的时候，心灵像是一块干净的石板，心灵的特征和印记都是后来才在环境中写上去的。洛克也看到了人的天性可能会有差别，但他认为，天性中的缺陷是可以通过适当的教育加以纠正的，而这正是当父母的责任所在。

洛克看到，在一些“人上人”的绅士家庭里，“他们的幼童常常以盛气凌人的口吻、轻蔑的名称以及傲慢的举止对待家里的佣人，好像别人来自另一个种族，是低于他们的一个族类。这种种倨傲的表现无论是来自不良的榜样、财富的优势，还是他们天生的虚荣心，都应该加以防止或彻底根除，而代之以温和、谦恭与和蔼的举止仪态来对待下等的人们”。他告诫道，“人上人”家庭的孩子更需要学习平等地对待他人的人格，这是一种好的教养，也符合他们自己的利益。他说，“对下人的爱护加上外在的尊重……主人们的高贵不会因此而有丝毫的丧失，反而会得到显著增加，其威信也能得到加强”。

“人上人”的家里越有钱，儿童的教育越不可疏忽，越是要对地位低下的人有所尊重，“越应该教他们养成一种更好的脾性，使他们对于那些地位低下、家产不丰的人们，怀有一颗同情和温和的心。如果他们从小就借着父亲的头衔恶劣而粗鲁地对待下人，并认为他们有权支配下人，说得好听点，这是没有教养的表现，如果不加注意，久而久之，这便会助长他们天性中的自负心理，养成一种轻视所有下人的习惯。最终除了导致压迫和残酷，还能导致什么结果呢？”压迫和残酷绝不仅仅显示教养、性格，更是对他人造成的严重伤害和反社会性质的犯罪行为。李天一所参与的对受害人的性侵犯就是这种性质的罪行。

与洛克对“人上人”家庭儿童品性教育的思考和美国人关注“坏种”人性相比，中国民众对李天一事件表现出来的更多是政治性的关注。大多数民众特别需要表达他们对特权、腐败、权力伪善的愤怒，还无暇去进一步思考深层的品性、人性和反社会问题。民众政治愤怒的对象显然并不只是李氏父子，而且还有像他们那样的其他人。民众最不能容忍的便是这些人的伪善。李家人唱红歌时的庄严肃穆、高亢音调与丑恶、残酷的现实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他们冠冕堂皇的政治说教与实际的家庭教育失败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与薄熙来、谷开来、王立军身上的伪善有得一比，造成了强烈的戏剧反讽（irony）效果。

美国戏剧家田纳西·威廉斯说：“比说谎更恶劣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既说谎又伪善。”薄熙来、谷开来、王立军是“既说谎又伪善”的人，现在李双江因为儿子的缘故也被归入了这一类人。姑且不论这里面有没有情绪性的因素，这样的反应也不是没有道理的。2010年11月26日晚，李双江和夫人梦鸽双双出席重庆的“如梦如歌”“红色经典”歌曲演唱会，有一张李双江夫妇与薄熙来手挽手唱红歌的图片在网络上相当流行。对这场“红歌会”，李天一的母亲说，生活在“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今天，唱着这些红色经典歌曲，会更加激发人们对今天美好生活的珍惜和热爱。对比儿子李天一破坏别人生活的恶行和父母对他的一味庇护，李氏夫妇当时的话说得越动听，在今天听来就越叫人觉得滑稽和恶心。

法国剧作家莫里哀的伟大剧作《伪君子》所刻画的那种伪君子并不只是虚构的人物，在今天中国的现实生活里，不断有这样的伪君子一再暴露出来。这使得神志正常的人们不断受到刺激，看到虚伪的现实中充满了荒诞感。那些尚在打满灯光的舞台上扮演“君子”的伪善人物还不知道有多少。伪君子们尚未现出真相不等于他们就是正人君子，民众对此心知肚明，他们对李氏父子嬉笑怒骂、调侃、讽刺、嘲弄、挖苦、指桑骂槐（这令人想起不久前网民对花花公子、薄熙来之子薄瓜瓜的类似对待），这里面有着丰富的，尚不能畅所欲言的言外之意。

“伪君子”与“伪善”出自同一个希腊词“hypocrites”，原本是“演戏”、“扮演角色”、“装模作样”和“色厉内荏”的意思。这个词的两个部分，“hypo”是指“在什么之下”，“krinein”指“筛子”，合在一起就是装腔作势，把见不得人的想法和感情筛除掉，隐藏起来的意思。公元前四世纪，“伪善者”这个词是指那种出现在舞台上，但不是好公共人物的角色。伟大的演说家狄摩西尼（Demosthenes）嘲笑埃斯基涅斯（Aeschines）为“伪善者”。埃斯基涅斯在成为政治人物前曾经是一名演员。狄摩西尼指责他善于扮装，不是一个值得信赖的政治家。李双江夫妇都是演员，李天一的中国幼儿申奥形象大使也是一个指派给他的角色，他们扮演的都是光明、健康的正人君子，久而久之自己觉得真的就是这样的人物。

前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日瓦戈医生》里，一个叫尤利的人物说，“如果你一天又一天不得不装出一种感情，心里不情愿，却还是得笑脸讨好，那么你的健康就会受损”，换句话说，假的装久了，适应了，也就会变得像真的一样。红歌唱久了就会有这样的效果。那些以唱红歌为职业的人到底是否有什么真实的信念，民众并不一定特别关心，他们自己就是在假面下生活，早就心知肚明、心照不宣。但是，他们还是会对用唱红歌来欺骗他们的行为感到愤怒。十七世纪法国箴言作家拉罗什福科（La Rochefoucauld）说过，“我们痛恨那些用诡计欺骗我们的人，是因为他们自以为比我们聪明”。李双江们自以为比民众聪明、优越，自以为可以把民众永远当傻瓜一样愚弄、玩耍。今天，民众有理由对那些道貌岸然的歌功颂德、大话吹嘘和道德说教感到愤怒，他们也同样有理由厌恶和嘲笑那种令他们苦涩、压抑、弱智和渺小的伪善。这不只是李家的伪善，而且也是一种更大的、以李家为象征的伪善。

与洛克强调儿童品性教育、美国人关注“坏种”人性相比，中国民众对李天一事件表现出来的更多是对特权的政治性关注。希望这只是一个阶段性的现象，也希望我们能够尽快超越这个阶段。若能如此，那么，如果有类似事件发生，国人首先考虑的也许将是如何将少年的人性恶置于合宜的教育之下，而非只是用出事的孩子来揶揄特权阶层。尽管民众有揶揄特权阶层的权利和理由，但毕竟无论贵贱，每个父母都需要面对“如何教好孩子”这个问题。

作者博客：http://blog.ifeng.com/5439462.html

（徐贲，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著作《知识分子：我的思想和我们的行为》、《通往尊严的公共生活》、《在傻子和英雄之间》等。）

王旭明：“官谣”制造者更该有人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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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5-13 21:20:57 | 浏览 35330 次 | 评论 73 条

时下有一个很时尚的名词叫做“治理网络谣言”，为此有关部门还搞了一系列活动，比如净化网络环境专项治理活动、建立网络谣言举报查处机制等等。这当然是好事，而且对于促进网络环境的健康发展、促进网民素质整体提高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从近期情况看，网络谣言（或通过其他形式散布的谣言）其实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出于各种目的的、网民自发散布或传播的谣言，我们不妨简称为“民谣”。治理“民谣”，有关部门热情特别高、措施特别好、舆论跟得特别紧，效果也相当不错。

例如最近的两个例子。5月3日清晨，安徽庐江籍女子袁某在北京京温服装商城内坠楼。网络上有传言称该女子死前遭遇了性侵，“身体里有六个人的精子”，此事还引发了部分在京的安徽籍群众上街。警方调查表明，根据视频死者跳楼前与其他人员没有接触，查看尸检报告也没有发现被性侵犯的迹象。目前，造谣者马某已经被公安机关抓获。马某在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时说：“自己根本就不知道她是谁，到底有没有被强奸，到底是自杀还是怎样，到底公安机关有没有立案，我什么都不知道，这真的是我的错。”看，查处及时、媒体跟进，挺好。另外一件事发生在广西桂林市。由于最近一段时间大雨较多，桂林市资源县瓜里乡的一位农民借机散布谣言，称近期会有犀牛出现，引发大水淹没村庄。不少村民信以为真，不思生产，有的干脆卖掉谷子到外地“避难”，对此，瓜里乡政府及时公布信息，并拘留散布谣言者，很快谣言得到了制止。类似这样的“民谣”，有关部门出重拳，有关媒体及时播报，公众反映良好。应该说，在治理“民谣”方面，我们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现在的问题是，还没有迈出的另外一步、且迈出这一步愈发显得艰难的是对于“官谣”的治理。所谓“官谣”，就是不断有官方通过各种媒介以各种形式向社会散布传播出来的谣言。近几天公众街头巷议、媒体追踪报道、有关方面却始终未正式回复的就是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刘铁男涉嫌严重违纪案件的发布。去年12月，《财经》副主编罗昌平实名举报刘铁男，曾得到国家能源局火速回应：上述消息纯属污蔑造谣。“我们正在联系有关网络管理部门和公安部门，正在报案、报警，将采取正式的法律手段处理此事。”时隔五个月就被证明，官方发言是纯粹的谣言，是真正的谣言，是不攻自破的谣言，又是公众哗然却无人被追责的谣言。

其实，比刘铁男级别更高的“官谣”还有呢。让我们记忆犹新的是，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授意重庆市新闻办公室对外发布：“重庆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王立军因劳累过度，神经高度紧张，经领导批准，进行休假式治疗。”此“官谣”发布仅仅二十四小时后就被外交部发言人证实是谣言。如此“官谣”还有什么活熊取胆熊很舒服、梁林故居被拆除是维修性拆除、犯罪嫌疑人肯定是某某某等等，结果都被铁一样的事实不攻自破。

不断出现的“官谣”让我们一次次陷入深深的思考之中。一是，我们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反反复复强调一句老话，无论是官员还是企业家，抑或是发言人，在发言时一定要坚持基本的伦理原则，坚守道德底线。原则和底线就是真话可以不全说，但说出来的话一定是真话。这虽然是老生常谈，虽然是人所共知的常识，但“官谣”的制造者和发布者恰恰是在这一点上挑战了常识，冲破了底线，丧失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作为一个公务人员和作为一个人的良心操守。他们或编织谎言，或授意他人说谎，还洋洋得意，恬不知耻。如果我们包括官员在内的社会精英都以说假话为荣和不知耻，则社会悲，人性悲，共和国悲！

二是，有人问，如果你的上司命令你说谎，作为下级该怎样对待？我的回答是，至少有两种选择。一种是道德选择，就是我在第一项里所强调的，头可断血可流，不违心讲话的本色不能丢。古往今来、古今中外，从几千年前被烧死在罗马广场、坚持日心说的布鲁诺，到十年动乱中惨遭杀害的张志新、林昭等无不都是我们的榜样。另一种是职业选择。坚持不说谎，同时又保住名节和官位的选择有没有呢？有。比如躲避、拒绝接受采访、沉默寡言或说无可奉告等等，这些都比散布“官谣”强。退一万步，躲不开跑不掉、领导逼迫你散布“官谣”，那就只好以组织的名义对外发布了。《人民日报》微博在评论中说：“实名举报在先，组织调查在后，这再次说明，创造条件让公众监督，是反腐制度化不可或缺的正能量。同时也要警醒：新闻发言人本是公职，怎会沦为‘家奴’，为个人背书？”说得对，也不完全对。因为，如果说追究责任的话，不应仅仅追究“家奴”，而更应严惩让“家奴”说谎造谣的“主子”。

三是，新闻发言人的发言是一种职业行为，尽管在我国还是职务行为。客观地说，试想一下你的顶头上司让你造谣说谎，当然惟上者是道德选择，惟中者是职业选择，惟下者是服从命令听指挥。而当事后追究责任时，我以为服从命令听指挥的罪过，要远比下命令和直接指挥者轻得多，若论罚当首先罚下令者和指挥者。我这样说，绝非乱讲话。早已有国际先例。最著名的例子当属萨达姆时期的新闻发言人萨哈夫和利比亚卡扎菲时期的新闻发言人易卜拉欣。当萨达姆被处以绞刑，美国开出多名战犯名单时，名单中并没有萨哈夫的名字。同样，当卡扎菲死于非命，卡扎菲政府的多名高官受到惩罚时，其发言人也安然无恙。我曾回答“新闻发言人是否高风险”之问时说，新闻发言人在国外并非高危行业；崔永元更回复说：“两军交战，不斩新闻发言人。”

话说至此，我们又想到了铁道部7·23温州动车事故的新闻发布会。不错，那是一场不成功的新闻发布会，但公众对事件处理的决定者、推动者的愤怒远不如对发布者的愤怒，而这对发布者既不公平也有悖世界文明。这样说绝不是为发布者造谣说谎开脱，而是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告诉大家，新闻发言人和新闻发布是一种职业人所从事的职业行为，当然应当选择崇高的道德，但也应当允许发言人做更多的职业或职务选择，即使是在上司授意下造谣撒谎，承担主要责任的也应当是上司，而非发言人。

四是，无论是上司授意造谣说谎，还是发言人自行其是的造谣说谎，都需要从源头和制度上加以治理。所谓源头，那就是从最高级的官员到最低级的公务员，从最有钱的企业家到最底层的打工者都要牢记，在公共事务上，在涉及国计民生的大事上，造谣说谎者都要受到严惩和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假如每一个人都不做造谣撒谎的源头，谣从何处来，谎又从何处生？从制度上治理“官谣”，就是无论是新闻发布制度，还是官员对外讲话的一系列要求都要把不能对公众说谎造谣作为一项硬性规定，凡造谣说谎者不提拔、不重用，也不晋级，还要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直至追究其刑事责任。要让说谎者因说谎而害怕，让造谣者因造谣而心虚，一提面对公众说谎就吓得要尿裤子，就活不下去、痛不欲生、生不如死，才成。

五是，再给各级官员，也包括企业和学校等单位一句名言和建议。这句名言和建议是清华大学周庆安老师所讲。面对各种突发事件和其他负面新闻，要快讲事实、多表态度、慎讲原因。这一经典建议的确应该记住。比如刘铁男事件，发言人为什么不这样说呢：“我们已经注意到网上和坊间有关刘铁男局长的议论（事实只能说到如此）。国家能源局一向高度重视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和各种反应，这些来信和反应无论是通过什么渠道而来，我们都认真处理，特别强调以事实为依据，查实每一个线索，绝不辜负公众对国家能源局的信任和厚爱。请大家相信国家能源局以及它的上级单位是会认真调查了解，给公众一个满意和负责任的答复的（多表态度）。”这样的表态，即使放在当时也应该说得过去，至少不背造谣说谎的黑锅，领导也没话可说。当然，如果刘铁男直接授意“上述消息纯属污蔑造谣”，不那样说不成，则另当别论。

值得注意的是，有关部门对“官谣”的查处远远没有对“民谣”的查处那样积极、热情、有力度和有责任心。一般是不提，或找临时工推脱，顶多问罪发言人。殊不知，“民谣”乱的是眼前，“官谣”惑的是人心；“民谣”骗得了一时，“官谣”骗得了长久；“民谣”群起攻之，“官谣”无人过问；“民谣”好治，“官谣”难防，尤其是在当下。我们看到许许多多“官谣”没人被惩罚，甚至连提一句都没有。比如媒体在讨论薄熙来案件时，我就没有看到一篇从“官谣”的角度指责薄欺骗公众的行径（本人是第一个在网络上写出《谁来管管胡说八道式发言》的博文作者）。不是显摆，而是告诉你，“官谣”亦应值得人们注意。

以刘铁男案为例，值得注意的还有，当刘浮出水面后，媒体和公众又集中火力把板子打到发言人身上，而非打到造谣的始作俑者（如果查清事实是新闻发言人首创谣言和谎话除外）。警惕啊，善良的人们，防“民谣”，更要防“官谣”，防“官谣”更要问责“官谣”制造者、下令者，而非仅仅谴责发布者。应该认识到，“官谣”制造者、下令者和发布者动摇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有悖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求真务实的党的十八大精神，与共产党人公开、民主和光明磊落的胸襟背道而驰，罪，莫大于此焉，必须问责和严惩。

“官谣”制造者更该有人管！

作者博客：http://blog.ifeng.com/7241988.html

（王旭明，教育部前发言人、语文出版社社长。）

中国·世界

让人民知道真相，而不是让人民相信结论，这是民主制度下媒体的道德底线和职业守则。知情权是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再铁的娘子、再硬的作风也不能剥夺人民的知情权，也无法剥夺人民的知情权。这就是撒切尔夫人拿BBC没辙的原因所在。

——郭老学徒《铁腕首脑为何对媒体毫无办法？》

闾丘露薇：我们为什么关心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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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2-25 08:33:50 | 浏览 234847 次 | 评论 314 条

我在想，如果我是一个面向全中国的、官方的中文新闻频道编辑，在决定当天中午或者晚上主要新闻编排次序时，美国校园枪杀案、河南学生被砍伤案发生在同一天，我会选择放哪一条在头条？

毫无疑问，我会选择前者。

如果那天没有发生美国校园枪杀案，只有后者，我会不会决定把这条新闻放在头条？

也不会。我一定会选择其他的新闻，可能是日本政坛的变动，也可能是中国政府发布经济增长的新数据，或者还有其他，但是一定不会是河南学生被砍伤的新闻。

为什么？因为新闻的编排，一定是按照新闻的重要性。但是如何判断新闻的重要程度，对我来说，要考虑的是自己工作的媒体所针对的受众，总是要想：他们最关心什么？

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很现实或者也可以被称为是“势利”的考量，那就是当观众打开电视，当新闻开始播放时，观众会不会转台？当读者在一堆报纸封面中进行选择的时候，他们会选择美国家长伤心欲绝的场景，还是医院里面躺着的中国孩子，以及身边忧心忡忡的父母？

我相信，我的选择应该没有错，因为中国的受众，真的很关心美国，尤其是美国发生的天灾人祸，让他们马上找到一个谈资，或者一个证据，来说明美国人民的生活是如此的凄苦，政府是如此不堪。

我的猜测不是没有道理。看看《环球时报》上的评论，即便不认同里面的很多观点，也不认同这份报纸一直在传递的价值观，但是必须承认，在这些文章里面，确实可以看到一部分中国人的想法。我甚至觉得，它的成功在于能够把很多中国人不愿意公开谈论的一些想法，坦率地说了出来，读这份报纸的人，很多是在里面寻找共鸣。

我常常在国内出差坐飞机的时候，听到身边的乘客问空服人员：“有《环球时报》吗？”那个时候，我的脑海里面总是会浮想起杨恒均笔下的那个卖咸鸭蛋的老太太，虽然生活清贫，但是她还在担心着遭受金融危机冲击的美国人民，因为在她看来，他们比她更苦。

老太太眼中的美国是怎样来的？为何很多中国人谈起这个世界，心目中只有美国？我想这归功于媒体的塑造。美国——这个充满问题的大国——可以作为一个太有说服力的例子告诉大家：看看所谓的西方，就是我告诉你的这个样子。但媒体不会告诉大家，即便枪击案发生之后，美国人没有问责政府的声音，那是因为，政府是民众选出来的，有些责任是选民自己选择的结果，比如持枪的合法化问题，于是，自己承受选择的结果。如果要改变，也就是继续进行讨论，看社会最终能够达成怎样的共识。

我在想，如果同一天，香港发生了河南学生被砍伤这样的事情，那美国枪击案在新闻的篇幅上会占多大的比例？我可以想象，对于香港媒体以及香港民众来说，这个时候，已经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关心美国发生了什么。同样，当美国发生了这次枪击事件之后，美国之外的地方，再大的事情，对于美国媒体和美国民众来说，也变得微不足道。这里面的道理很简单，本地媒体自然首要关心本地发生了什么。如果说香港太小，那么对于美国媒体来说，康州死去的孩子，那都会是关系到所有美国人的事情。

从人道的精神来看，这个世界各地死去的孩子、受伤害的孩子，都让人心痛。也因为这样，山东的大学生为美国的孩子守夜，没有可被批评的地方。但是，当我们在为遥远地方的生命而痛惜的时候，为何不管是媒体，还是我们自己，对于距离我们更近的生命，显得如此漠然？

我一直觉得残酷，但同样也是事实：一场发生在中国的矿难，或者其他的事故，如果死亡没有达到一定的人数，已经不再会占据媒体的太多版面了。这些事故，大部分并没有报道的限制要求，而是媒体自己放弃了，很重要的一个理由：因为读者也好，观众也好，大家已不会有关注的兴趣了。

不要怪媒体，因为这样的判断是准确的。问问自己，如果同一天，中国和美国同样发生了矿难，死亡了同样多的人，你更想在电视还有报纸上看到哪一个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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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闾丘露薇，著名记者、主持人，现供职于凤凰卫视。）

郭老学徒：铁腕首脑为何对媒体毫无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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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1-09 15:38:28 | 浏览 68275 次 | 评论 39 条

铁娘子撒切尔夫人是著名的铁腕政治家，但她对BBC却一点辙也没有。尽管她对BBC愤怒无比，尽管她是英国的首相，尽管BBC的领导人就是由政府任命的，BBC也是由政府资助的，但BBC丝毫不理会她的愤怒。

撒切尔夫人之所以被称作“铁娘子”是因为她敢作敢为、果断坚决的强硬作风。她执政期间做了两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第一件事是在1979年上台后实行经济改革，推行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经济政策。大致来说就是减少税收，削减福利，把国有资产私营化，限制工会作用。英国是世界上最早的福利国家，工人阶级的力量强大，工党经常执政，社会也习惯了高福利。撒切尔夫人搞自由主义的一套，特别是减少福利，会影响到许多人的切身利益，是要挨骂的，是会丧失选民支持的。但铁娘子坚决推行其经济政策。

第二件事是1982年与阿根廷打仗。英国在阿根廷附近海域有一群小岛，即马尔维纳斯群岛，阿根廷说这个群岛是他们的，派兵把它占了。撒切尔夫人立即派遣了特混舰队，远渡重洋，在阿根廷的家门口打了一仗，仅用十周时间就把海岛夺了回来。

这两件事表明，撒切尔夫人虽然是英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女首相，但其强硬的作风丝毫不让须眉。

这样一位敢于与大众叫板、敢于下令进行战争的强人为什么对政府资助的媒体却没有办法呢？BBC又是因为什么事惹怒了铁娘子呢？

BBC是英国广播公司的缩写，是世界上最受尊敬的媒体之一。世界上第一个电视节目就是BBC播出的，那是1931年，它播出了一场马球比赛，把人类带进了电视世界。1936年11月2日，它又开始播放公共电视节目。

BBC成立于1922年，是由国家牵头把英国当时大小两百多家广播媒体组织起来成立的，后来国家又出资买下了它，但BBC并不受政府控制。

在英国人的观念里，国家与政府不是一回事。BBC是属于国家的，但不属于政府。BBC是为民族服务的，而不是为政府服务的。所以，政府虽然掏钱，却管不了BBC，即便是作风强悍的“铁娘子”也管不了它。BBC只对英国人民负责，而一个媒体对人民负责最关键的原则就是真实性原则。

坚持真实性原则其实是很难的，即使在享有充分新闻自由的民主国家，在涉及民族问题或者是战争时期，坚持真实性可能就会与民意相悖，有时候会与政府或者所谓的民族利益、国家利益发生激烈碰撞。譬如在战争时期，政府为了鼓舞士气，往往会掩盖对己方不利的信息，如作战失误，如敌方取得重大胜利，如敌方的宣传内容等等。但BBC认为，让人民知道真相更重要，坚持真实性原则就是对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最好的维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BBC依然选择真实性原则，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也坚持这一原则。作为一个国家媒体在本国与敌国交战的时刻依然这样做，确实是极其不容易的，这也是BBC赢得英国人民信任和全世界尊重的根本原因。

1956年在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BBC在报道英法远征埃及的军事行动时，居然对自己的国家采取批评的方式。对此，英国首相艾登极其愤怒，但也仅仅是抱怨而已。艾登首相的继任者，同是保守党的麦克米伦首相也对BBC与政府对立的“不爱国”的立场极其愤怒，但他对新闻自由的认识比较高，他认为，一位国务活动家如果力求影响广播，便会“丧失信誉”。

1979年撒切尔夫人上台不久，一个英国记者被闹独立搞分裂的北爱尔兰共和军杀害，事后BBC却报道了北爱尔兰共和军的情况，报道其特遣队员的活动和分裂分子的游行示威。对此撒切尔夫人愤怒无比，但她毫无办法，只能希望BBC自律。

有一次，撒切尔夫人试图取消一个BBC平等对待爱尔兰极端分子的采访节目，当时北爱尔兰的激进分子对保守党议员有谋杀行为，政府把这些极端分子视为恐怖分子。但BBC坚持要播出，为此BBC记者举行了二十四小时罢工，以捍卫新闻自由。政府没有办法，被迫同意播出这个节目。

1982年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期间，BBC从职业的角度严守媒体的中性立场。它拒绝使用“我方”和“敌方”这样的字眼，而是使用“英国军队”、“阿根廷军队”这样中性的称呼。BBC还给敌人话语权，它采访了阿根廷的国防部长和被英国击沉的阿根廷军舰的舰长。对此撒切尔夫人恼羞成怒，但毫无办法。

新闻自由是保证人民知情、保证人民不被操纵的最重要的自由，真实性原则是新闻自由的生命，不以任何借口包括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来剥夺人民的知情权，是新闻自由的核心。让人民知道真相，而不是让人民相信结论，这是民主制度下媒体的道德底线和职业守则。知情权是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再铁的娘子、再硬的作风也不能剥夺人民的知情权，也无法剥夺人民的知情权。这就是撒切尔夫人拿BBC没辙的原因所在。

作者博客：http://laoxuetu.blog.ifeng.com/

（郭老学徒，公司董事，著有《旅途上的建筑——漫步欧洲》、诗集《智慧接触》。）

杨佩昌：为什么德国不会发生强制拆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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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1-13 15:50:06 | 浏览 75707 次 | 评论 112 条

德国房子大多都是私人建筑，而且土地是永久产权。房子一旦建好，其目的是让自己和子孙后代永久居住，所以没有人会把房子盖了马上就拆除掉，除非这个人是神经病。

我在多特蒙德有一个好朋友，他是药厂的高管，妻子是当地市政府的官员。他们居住在多特蒙德一个名为Waltrop的乡下，房子很大，而且年头也够长，连木头都黑中透亮。据朋友介绍，这栋房子是他爷爷留下的。我问他，你们德国房子为何不设定七十年的产权？他不解地反问，为什么要这么设定？我告诉他，这样的好处是，七十年后可以把房子推倒再建，如此做法有四赢：开发商高兴、政府再收一次地皮钱、官员数钱数得手抽筋、而老百姓经常能住上新房，何乐而不为呢？德国朋友问：“那谁来买单？”一下让我语塞。

私人不愿意经常拆除自己的房子，更是不会有人去打公共建筑的主意。原因很多，其中，到了一定年限的建筑就被保护起来，成为建筑文物。但是，最重要的原因却是政府太穷，他们根本没有钱来盖房子。德国政府的税收不是用来盖政府大楼、休闲娱乐场所的，更不可以用财政收入作为住房公积金、住房补贴来给公务员盖房。德国人的脑子很简单，他们不会想到可以为官员盖“集资房”——这种房子的价格一般只有周边房价的十分之一或五分之一。希望德国人有机会看到这篇文章，给他们增长点智商。退一万步讲，即使政府有钱，他们也不能把钱用于拆迁和盖房，因为赚钱的买卖都是留给私人企业的，政府不得进入私人企业容易赚钱的领域。

既然政府不能进入拆迁和盖房领域，那么能否官商勾结呢？也就是企业出面拆迁、政府在后面撑腰？谁要是在德国发现这种情况，他一定是祖宗积德“中大奖”了。最后结果一定是这样的：被拆迁户得到N多倍的补偿，爆料者成为媒体英雄，被请到各大电视台亮相，各种出版机构预付稿酬为其出书等等。可惜，至今还未发现中奖者。

为何如此？原因很简单：在德国，每一寸土地都有明确的主人。而德国的宪法，也就是《基本法》明确规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任何人想要地皮，只有一个办法：好好和所有者商量，舍此之外别无他途。私人盖房如此，政府要修路或修建其他公共设施也绕不开土地所有者。在德国，政府才是真正的“弱势群体”：政府不能随便拆掉市民的房子，公共设施的建设要尽量避开私人房屋或有一定历史的建筑。如果政府确实需要征用私人土地，必须与土地及房屋的所有者充分讨论补偿问题，在所有者愿意转让的基础上请第三方机构估价，而且政府的补偿一般都会超过评估价格。

德国政府为何如此乖乖听话呢？因为在德国，宪法可不是摆设，而是被非常认真对待的。任何人都可以因为私有财产或人权被侵犯而去告政府，而且有明确的途径：通过设在卡尔斯鲁厄的德国宪法法院。德国的法官是要脸要皮的，他们不会吃了原告吃被告，更不会出这样的洋相：酒足饭饱后回到法庭上，在醉醺醺的情况下举着法槌高喊开席！更重要的是，德国所有的审判都是公开的，除了未成年人之外，谁要是闲得无聊，可以天天去法庭旁听，法院不会以国家秘密或国家安全的名义阻拦任何人。

假如有人不讲理，和政府胡搅蛮缠怎么办？在此情况下政府只有两种选择：和捣乱者协商，协商不成的话可以到法院告状。2009年8月，近两百名德国艺术家在丹尼尔里克特（Daniel Richter）带领下占据了汉堡历史悠久的一个废弃建筑，并在那里设立工作室和画廊。政府想把这些废弃建筑拆除，然后作为商业住房开发用地，因为这片土地并非属艺术家所有，这些建筑本已被卖给荷兰建筑商Hanzevast，并将被拆除重建为办公室、商店、咖啡馆和豪华公寓。但艺术家不干，他们宣称，政府应当为其提供他们能够负担的空间，并对历史建筑进行保存。经过多次协商，仍未能达成协议，几个月过去了，这些艺术家还在那里。据当地媒体报道称，他们已经吸引了超过一万人次的参观游客，并收集到了超过两万个要求保留这些建筑的请愿签名。最终各方达成妥协，政府同意艺术家使用归政府所有的闲置空间，交换条件是艺术家必须交还该区的建筑。这意味着，只要艺术家愿意，他们今后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到政府大楼或其他由政府买单的公共建筑举办画展，而不需要向政府交纳任何费用。

如此欺负政府，岂有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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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佩昌，留德学者，经济史博士，凤凰网2012年十大影响力博主。）

邱立本：告别动物农庄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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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5-09 17:37:32 | 浏览 32942 次 | 评论 16 条

不平等的世界，往往是以平等的口号来做保护色，骗了别人，也骗了自己。这是英国作家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动物农庄》（Animal Farm）里传达出的重要信息。他在这部政治寓言小说中，借助动物的嘴巴，说“有些动物比另外一些动物平等”（Some are more equal than the others.），批判某些政权以平等之名，推行不平等的社会政策，形成了巨大的伪善与讽刺。

但没想到在二十一世纪初叶，全球华人还要面对这样的伪善与讽刺。最近马来西亚的选举引起了政治动员的狂飙，约八成华人都投身其间，支持反对党，争取改朝换代，关键就在马来西亚的宪法，这是一部“某些人比另外一些人更平等”的法律，马来人拥有比华人、印度人和其他种族更多权利。这违反了过去一两百年以来全球所建立的平等权利：人人生而平等，不能因为种族、宗教、肤色和任何先天的原因而歧视一个社会的群体。

追溯根源，这其实是英国殖民政府“分而治之”（Divide and Rule）的手段，在撤离马来半岛之前，扶植马来人来牵制经济实力较强的华人，形成了一种奇特的种族政治，在这个新兴的国家埋下了不平等的种子，让执政当局收割一个族群分裂的政局，靠不同族群彼此之间的恐惧来统治。“新经济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 NEP），规定马来人拥有特权，如上市公司要有三成股份属于马来人；在就学方面，马来人也比华人与印度人“更平等”，但也事实上坐实了一个不平等的关系。

人口比率的变化方面，华人与马来人的比例也是此消彼长。城市化的华人，过去几十年间，都不会生育很多小孩，一般家庭就只生一个或两个，而马来人却是一路维持高生育率。独立之初，华人占总人口的比率还蛮高，但如今却只有四分之一左右，造成了政治影响力下跌，没有足够的选票来展现自己的政治肌肉。

这次选举的结果，执政党惨胜，但反对党所带来的冲击，势将影响未来政局。尤其华人在重大议题上，如对环保的关注、对稀土厂计划的示威动员，都一马当先，也争取了城市的马来知识分子与中产阶级的支持，形成了全新的政治生态，让大马政治走出《动物农庄》的陷阱。

这次选举所带来的“民主海啸”，卷走了过去大马政治的格局，改变过去以种族政治为诉求的游戏规则，也冲破了历史遗留下来的“分而治之”。《动物农庄》的启示，刺激大家思考如何避免掉进谎言的黑洞中，不要被名为“更平等”、其实是“假平等”的论述所误导，让美好和谐的明天不再是梦。

作者博客：http://qiuliben.blog.ifeng.com/

（邱立本，《亚洲周刊》总编辑。）

许小年：城镇化或城镇神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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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2-19 14:05:24 | 浏览 78772 次 | 评论 101 条

翻开近期的报刊，“城镇化”无疑是使用频率极高的一个词。

在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潜力行将耗尽之际，“有效需求不足”的凯恩斯幽灵笼罩着中国经济。在过剩产能的沉重压力下，企业再也不敢扩张投资规模；各级政府虽然仍在无效项目上浪费资源，财政和银行却已捉襟见肘，难以为继；雪上加霜的是外需疲软。经济增长的前景昏暗得如首都的雾霾，令人看不到希望。

忽然间，地平线上出现一道曙光，城镇化！据说，城镇化将拉动基础设施投资四十万亿，相当于2012年GDP的80%；据说，城镇化将从根本上扭转长期以来的投资–消费失衡，因为城镇居民的人均消费是农村的三倍。忽然间，不必推动改革就可拉动需求了；忽然间，不必触动复杂利益关系即可调整结构了。据说，只要抓住城镇化这一环，中国经济就将以8%的速度至少再增长二十年！

怎么早没想到这招儿呢？是前人太过平庸，还是今人智慧超群？

市场化的结果而非政策工具

先让我们看看历史吧。读史未必使人聪明，忽视历史却是不可饶恕的愚蠢。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至今，我们可记得什么时候搞过城镇化的规划？可曾制定过什么样的城镇化政策？从来就没有。没有宏伟蓝图，没有统筹兼顾，没有配套政策，没有资金安排，甚至连试点推广都没有，不知不觉中，城镇化率就从1978年的18%上升到2012年的53%。即使扣除进城不落户的农民工，城镇化率也达到了35%左右。

城镇化的提高并非来自政府主动的和有意识的推动，而是城乡社会、经济、市场、产业和文化发展的自然结果，就像小孩子的身高是自然生长的结果，而不是家长调控的变量。家长可以提供营养，但不能打鸡血、喂激素，操控孩子的生长过程。同理，政府也不应自己动手，圈地迁人，按图造城，而应该并且只能是营造有利于城镇化的法律和政策环境。

回顾过去的历史，对中国城镇化贡献最大的，当属农业改革和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们解散了人民公社，打破了僵硬的计划体制，长期束缚在故土上的宝贵生产要素——劳动力开始自由流动，经过乡村副业和乡镇企业，最终进入了城镇工商业和服务业。

农村改革的意义不仅在于为城镇经济提供低成本的劳动力，而且还在于农业剩余的大幅度增加。古往今来，世界上城市扩张的制约因素都是农业剩余，即农业产出减去维持农村人口自身所需后的剩余。中国明清时期的城市规模小于前代的宋朝，原因就是明末的人口爆炸，在农业生产效率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可供城市人口消费的粮食减少，导致城市规模的萎缩。建国后实行至今的户籍制度，其初衷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也是限制城镇人口的增长，缓解粮食供应的压力。

农业改革彻底打破城市扩张的这个瓶颈制约因素，“包产到户”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民的激励机制，集体经济的“大锅饭”让位于真正的按劳分配，“多劳多得”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单位土地产出随之增加，在短短几年内就解决了城镇的粮食和副食供应问题，为城镇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生产效率的提高使农村劳动力变为多余。幸好我们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启动了城镇经济改革，快速增长的民营企业及时吸纳了农村的富余劳动力，而民营企业的发展又得益于国有经济的改革与收缩。国有企业从竞争性行业中退出，释放出原材料、能源、机器设备，民营企业由此在市场上获得了生产所需的投入品。在这个资源从农村到城镇、从国有到民营的重新配置过程中，既没有政府规划，也没有政策扶持和指导。政府做的只是打破计划体制，一只“看不见的手”——市场无声无息而又有效地组织和协调了城镇的经济活动，价格信号指导了城乡资源的流动与组合。这里所说的价格信号不仅指企业投入和产出品的价格，而且包括资本回报率和工人工资等生产要素价格。

在价格信号的指导下，资源必然流向更有效的地方。企业追求资本回报最大化，力图实现成本最小的投入品组合。这导致投入品的有效利用：追求收入最大化。农民一定会寻找最适合自己的工作，这意味着劳动力的有效使用。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源重新配置。自利的企业和个人无意中提高了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也在无意中提高了城镇化的程度。“无心插柳柳成荫”，迄今为止的城镇化是谁也没有、也不可能预料到的结果。政府过去做的和今后应该做的是促进资源的自由流动，或者更现实一点讲，起码不要为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制造障碍。

就政府的作用而言，回顾“傻子瓜子”事件是非常有意义的。设想当初若无小平同志的过问，依照地方政府的意见，以“走资本主义道路”为名，将民营企业家投入监狱，民营企业就无法生存。而没有民营企业，进城的农民到哪里去就业呢？那时的国有企业因效率低下，处于停滞和萎缩状态，而且没有计划指标，不能擅自雇人。如果没有那时的民企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今天的城镇化率又会是多少呢？

改革解放了资源和生产要素，资源与要素的自由流动导致城镇化水平的提高。随着企业与人口集中到城镇地区，聚集效应越来越显著，城镇经济的效率进一步提高，而产生聚集效应的，依然是那只“看不见的手”。

城镇的聚集效应

城镇与农村的区别在于聚集程度。在人口密集的城镇中，至少可以产生下列几项效应：

一、规模经济效应。企业的总成本中有一部分是固定不变的，例如厂房、设备、办公楼等。企业的产量越大，分摊到单位产出上的固定成本就越低，产品的平均成本也就越低。钢铁、汽车等资本密集型行业都有很强的规模经济效应。由于需要众多的员工，大型企业不可能建在农村，只能设在人口稠密的城镇地区。城镇因此具有规模经济效益。

二、社会分工效应。早在两百多年前，亚当·斯密就以现实中的缝针生产为例，说明专业化分工可以大幅度提高生产效率。如果将缝针的生产过程分解为下料、成型、磨尖、钻孔、抛光等几道工序，和一个工人从事所有的加工相比，每人只负责一道工序，可增加产量数十倍。在长期的专业化工作中，技工积累了知识，不断改进操作技巧，其效率远远超过样样都干而无一精通的多面手。不仅如此，将复杂的生产过程分解为简单的工序有利于机器的应用。制造能够完成所有工序的机器，不仅设计难度大，而且成本也会很高，但在单个操作工序上实现机械化就容易得多。如同企业内部的分工，社会上企业之间的分工也可带来效率的提高。

不言而喻，企业内部分工以工人聚集在工厂为前提，而社会上的专业化分工则需要工厂在某一地区内的聚集。毫不奇怪，历史上最早的一批工厂诞生在城市，城市的扩张又为更大规模企业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三、节省交易成本。人口和企业的聚集缩短了企业和消费者之间、企业和企业之间的距离，降低了交通运输成本。更为重要的是，信息汇集和传递的速度在城镇地区大大加快，便利了社会的分工与协作，企业更容易发现协作厂家、客户以及所需要的资源与生产要素。另一方面，资本、土地和劳动力也更容易找到有效的用途，从而获得更高的回报。

四、技术溢出效应。企业与人口的聚集有助于新技术、新生产方式和商业模式的模仿与扩散，经济学中统称为“广义的技术溢出效应”。在中国东南沿海，可以看到相似产品和企业扎堆集中在某些区域，形成“打火机之乡”、“皮具之乡”、“电器之乡”等各具特色的产业带，就是溢出效应的具体体现。

五、启发和激发创新。人多了聚在一起，为思想的碰撞创造了机会，在相互启发和激发中产生新想法、新主意，产生创新的最初火花。创新的三要素为思想、研发和融资，分别对应高校、企业和投资基金。这三个创新的主体也聚集在城市。三者之间的密切交流与频繁互动是创新成功的必要条件，城市因此成了创新的基地和创新企业的摇篮。

我们再次强调，实现聚集效应的主体是企业和城乡居民，而不是政府官员。因为官员没有积极性，也不可能掌握这么详尽的信息，他们不知道哪些企业具有规模效益，不知道企业之间应该怎样分工和协作，不知道哪些企业需要什么资源才能创新成功；他们也不知道农民进城后到哪里工作才能安居乐业。这些效应是企业与个人在自身利益驱使下，由价格信号指导，经历无数次试错，通过市场上自愿交易而实现的。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需求和技术的不断变动，今天的资源最优组合和最佳聚集效应到明天就可能是低效甚至无效的了。企业和个人必须根据变化了的形势，不断地调整资源组合与博弈策略，这些实时并且往往是随机的调整更不是官员所能预见和操作的。硬要规划不可预见的未来，结果只能是空话和废话。

这当然不是说政府无所作为。从上面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出，政府的职责是：1、放松管制，减少干预，促进资源的自由流动；2、公正执法，保障市场自愿交易的顺利进行；3、提供市场供应不足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围绕这三项职能，我们简要讨论几个和城镇化相关的改革问题。

若干具体的改革

一、取消户籍制度，让农民工享有与城镇居民同样的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由此而产生的公共设施与服务的投资需求，通过财政改革解决，不能以地方财政难以承受为名，继续保持歧视性的户籍制度，阻碍劳动力的流动。

二、推进土地制度改革，从确认农民土地权利入手，允许集体土地直接进入市场，取消剥夺农民的征地环节，废除“十八亿亩耕地红线”，打破政府垄断，建立个人、集体、法人和政府多方参与的土地一级市场。这项改革不仅可增加土地供应，降低城镇房价，有助于城镇职工安家，而且将土地增值的一部分收益从政府转移到农民手中，使他们有可能在城里租房、买房，进入并且真正融入城镇的经济与社会。目前已有一些地方进行了改革试点，要想在全国范围推广，就必须平衡已经相当紧张的地方财政，否则就有可能因土地收入的减少而引发地方性的财政危机。

三、以节流和强化民众监督为主，平衡各级政府的财政预算。财政改革的重点不是中央和地方如何分钱，而是政府和民众如何分钱，民众如何监督政府花钱。地方财政日益依赖土地收入，主要原因不是收入减少，而是支出膨胀乃至失控。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实行分税制后，地方政府作为一个整体，收入并没有减少，但支出特别是投资和人员薪金的支出急剧增加，造成今天的尴尬局面。大致而言，预算内收入仅够养人，投资主要靠卖地收入。若不削减开支，强化对开支的监督和制衡，再开发多少财源也不够用，况且开源势必增加企业和民众负担。

四、减少和解除管制，取消对资源自由流动的行政性限制。一方面，放松对银行和金融市场的管制，金融机构可根据收益和风险平衡的原则，自行参与城镇化建设，政府以利息补贴等方式适当引导；另一方面，开放服务业和国有垄断行业，允许资源和生产要素自由流入，创造更多的城镇就业机会。

五、广泛吸收各种民间资金，在政府的主持下，建设公共设施，提供公共服务。例如，低成本医院、中小学校、城市街道和公交，以及少量的廉租房。未来城镇民众的居住主要靠市场解决，而无法将希望寄托在政府大包大揽的保障房上。政府既无足够的资金和管理能力，也不可能预见人口流动的方向和聚集地点。保障房很可能建成没人住，而有人愿意去住的，又可能在行政性分配过程中产生大量寻租腐败。不要用新加坡或香港的情况作为保障房方案依据，几百万人和上亿人的住房供应完全不是一个概念。除了规模小、管理难度低，廉洁的政府也是新、港模式的必要条件。对此我们要有自知之明。

六、取消城市的行政级别，停止按行政级别分配公共资源，避免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出现超大城市。人口向首都等大城市集中的一个原因是优惠的公共资源，例如学校和医院。

七、探索新型的城市治理方式和管理体制，新体制的核心是市民广泛而积极的参与，以及行政管理的公开和透明。没有民众的监督与制衡，地方财政预算难以平衡，官员腐败和环境污染等社会公害就是不治之症。在新型的城市治理机制下，政府的职能不再是经济建设，而应转向以提供公共设施和社会服务为主。

资源在市场上的自由流动形成城镇，城镇聚集效应在市场上得到实现，或许用“城市化”这个词能够比“城镇化”更好地表达笔者想要传递的信息。城市由“城”和“市”组成，“市”为效率的源泉和增长的动力，“城”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当然，反过来“城”也促进“市”的扩大与效率的进一步提高。“市”的主角是企业和个人，政府仅仅是“城”的守夜人。只讲“城”不讲“市”，就抽掉了城镇化的精髓。依靠没有“市”的“城”维持经济增长，那是将城镇神化，一个美好却无法实现的城镇神话。

作者博客：http://blog.ifeng.com/2609064.html

（许小年，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

李铁：韩国政治转型为什么能成功避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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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2-25 22:09:52 | 浏览 52037 次 | 评论 128 条

1948年，在美国的扶植下，大韩民国政府成立。和那个时代很多取得独立的亚洲国家一样，尽管它们在建国之初都效法西方，选择了现代民主式的政治模式，但在最初的民主化道路上却都摔了跟头。在经历了频繁的政治动荡和混乱之后，这些国家又重回独夫统治的道路。韩国的故事也是如此。

当1959年，张勉从李承晚手中接手韩国政权的时候，他已经无力平抑社会动荡，在1961年，很快被朴正熙发动的军事政变夺了权。虽然两年后朴正熙迫于美国的压力，恢复了民选政府，而他自己也在1963年赢得了大选的胜利，但实际上，一直到1987年卢泰愚发表著名的民主宣言为止，韩国都没有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实施的是一种中央集权的威权政治。

亨廷顿曾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所谓的“第三波”民主化分为三类：变革（transformation），即当局自己实现民主；置换（replacement），即反对派推翻当局而实现民主；移转（transplacement），即民主化主要是因为政府和反对派团体采取联合行动。

而韩国向民主政治的转型，就属于“移转”类型的典型。这是一个政府与社会在互动中此消彼长直至势力大体相当时互为妥协的过程。韩国的这一政治社会转型，没有经历政权的断裂，成功避免了革命，以极小的代价实现了由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过渡。韩国是如何做到的？

“汉江奇迹”的黄昏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韩国经济在朴正熙政权的集权统治下取得了腾飞。六十年代前的韩国的是一个十分贫穷落后的国家，人均GDP仅八十余美元，属世界上最贫穷国家之列。但1962—1976年间，朴正熙政府连续推出三个经济发展五年计划，使韩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年平均增长率达9.5%，韩国经济由此实现了第一次腾飞。韩国的人均GDP也由1962年的87美元增加到1979年的1640美元，年平均增长率为18.9%，这一发展速度被誉为“汉江奇迹”。

朴正熙政权执行的是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政策，依靠集权主义的官僚体制通过权力高度集中，摧毁一切不利于经济发展的障碍，大力扶持大型企业。整个国家就像一个大公司，总统就是总经理，政府是企业管理机构，各个企业只是生产车间或销售机构。

1979年10月，朴正熙被刺身亡。同样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全斗焕，延续了军人独裁，同时也延续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势头。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韩国经济继续高速发展，一跃成为先进的工业国，实现了经济的现代化。

这种高度集权、由政府推动的经济发展模式，虽然对韩国的经济起飞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其弊端也日益凸显，成为经济和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首先，集权就免不了腐败。朴正熙总统本人对此也感叹：“由于行政机构缺乏合理的控制，尤其是缺乏民主监督，国家公职常常由于成为谋取私利的工具而遭亵渎。整个机构的制度化了的腐败现象即由此产生，其结果造成了整个国家的病态。”“自上而下的整个组织的政治腐败和枉法已渐渐地侵蚀了我们全部生活，甚至连那些正直和诚实的人们一旦获得了某种公共权力，也会很快堕入腐败的行列并追逐起他们的私利。”

尽管朴正熙利用个人权威大力反腐，自己也尽量保持清廉，但由于缺乏系统的制度来制约权力，反腐效果微乎其微。全斗焕上台后，集权统治一时间有所强化，腐败现象更是愈演愈烈。全斗焕对其亲属各授权柄，太子党立即大发横财，很快结成了一个庞大的贪污网络。

除了腐败，国家主导经济开发与发展的模式也开始遭遇增长的瓶颈。正如有专家在分析韩国经济取得成功的原因时所说：“利用集权官僚制架构推动现代化，这种方式具有阶段性。也就是说，它只适合社会经济尚十分落后的特殊阶段，当经济发展起来之后，社会必然会产生突破这种体制的要求。”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为了走出发展的困境，韩国政府开始了“市场主导型经济”的道路。上世纪九十年代，韩国“经济自由化”和国际化的步伐明显加快，完全抛弃了国家主导经济的模式。

民主化运动

随着中产阶级的壮大，国民民主和权利意识的增强，国民对于威权统治的反感越来越强烈。人们开始激烈地反抗政府压制公民政治权利的行为，这直接造成了社会动荡，同时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也极大地动摇了威权统治的基础。

在旧有的威权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的情况下，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社会普遍要求用多党政治、民选总统来取代一党政治和军人专政。经济自由化、政治民主化成为韩国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社会改革的主旋律。

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韩国社会的民主化运动此起彼伏，不断高涨，并在1987年达到了高潮。

据不完全统计，仅在1987年6月10日至26日的半月间，韩国各地共爆发2145次示威，参加人数达830多万。这是全斗焕上台以来参加人数最多、规模最大、冲突最激烈、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政治斗争，是民主势力与权威统治势力的一次最大冲突，史称“六月抗争”。

在这样的形势下，韩国当局选择了顺应民主化的历史潮流。1987年6月29日，被全斗焕指定为接班人的卢泰愚，发表了历史性的八点民主化宣言，这八项主张是：实行总统直接选举；实施公正选举法；对受监禁的政治犯实行大赦；保证基本人权和法治;保证新闻自由；实施地方自治；确保政党的基本权利；保障社会稳定；保证公共福利。不久，这些原则被写入1987年10月27日由全民投票通过的《大韩民国宪法》。这是韩国成立以来的第九个宪法文本，惟有这次，宪法代表了民主的胜利。

当年12月，顺应历史潮流的卢泰愚当选总统。1992年卢泰愚主动退出民自党，将党内大权交给金泳三，韩国彻底完成了由军政府向文人政府的顺利过渡。

韩国为什么能避免革命？

韩国的民主化转型，只经历了并不严重的社会动荡，没有经历政权的断裂，成功避免了革命，以极小的代价实现了由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过渡，韩国是如何做到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

首先，既得利益集团没有死扛。

在全斗焕上台初期，他对社会不满仍然诉诸于武力镇压，他的强硬姿态使得全斗焕统治初期的社会民主运动一直处于低迷状态。

但全斗焕并没有一直强硬下去，他清醒地看到，韩国旧有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快走到了尽头，民主政治已经是韩国不可逆转的潮流，没有民主政治的韩国很难进一步发展。如果继续对民主浪潮实施高压政策，将有可能迫使反对派走向极端，最终玉石俱焚。

在1980至1983年间，韩国经济增长率由5.2%升至11.9%，而通货膨胀率由28.7%降至3.4%，这也给了全斗焕政府以信心，当局认为自由化的实行并不会危及社会的稳定。

1983年，全斗焕开始主动实行一些自由化措施，其中包括释放政治犯，解除对绝大多数反对派政治家政治活动的禁令，撤出驻扎于校园的军队等。

在政府主动减压之后，民主化运动迅速火热起来。1984年底，由四十二所学校学生社团组成的全国学生代表机构成立。1985年4月，学生运动又进一步成立了更系统的伞状组织——全国学生联盟。1984年，涵盖范围更广，将工人、学生、农民、记者、宗教团体等各阶层反对势力均包括进去的民众民主运动联合会以及全国民主与统一联合会相继成立。1985年，这两个伞状组织又进一步联合成一个全国性最高组织——民主统一人民联盟。这是第一个全国性多阶层联盟。

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当局的容忍，这些组织能否成立并大规模活动。

第二、反对者也觉得没必要，也不愿意走极端。

既得利益集团没有选择死扛，愿意提供改革的空间。而反对者也认为没有必要走极端，这也使得运动中的极端派别不得人心。

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通常是比较极端的派别，但在卢泰愚的民主宣言发布以后，这些极端势力迅速被民众所抛弃。当过于热衷运动的极端派别民众党进入1988年和1992年国会议席角逐时，已经很少有人愿意投他们的票了。即使在工业城市蔚山，工人也不愿将选票投给工人候选人。因为人们普遍觉得，在政府显露出开明的诚意之后，激进的运动已经没有必要。

1987年之后，民众运动开始逐渐被市民运动所代替。在市民运动中所建立的主要组织包括：经济正义市民联盟、廉政之眼、公正选举市民运动联合会、参与民主人民联盟以及青年基督教联盟等等。这些市民运动组织，比之前更注重关注细节的进步，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是市民运动与之前民众运动的不同。这样的转向，表明韩国的社会运动越来越走向建设性，极端势力已经基本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第三、中产阶级的稳定作用。

1980年韩国中产阶级约占总人口的35%，1985年为40%—50%。中产阶级由于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所以道德感以及民主意识都很强，是民主运动的重要推手。

1987年6月9日,《韩国日报》曾对中产阶级的政治意识作了一项民意调查，有85.7%的中产阶级同意“即使推迟经济发展，我们也应促进人权”的命题。1986年7月仁川警察残酷虐待前汉城国立大学女生金英姝，以及1987年初特种保安警察折磨学生活动家朴中哲致死曝光之后，中产阶级也表现出极大的愤慨。而当全斗焕4月13日做出不明智举措时,中产阶级再也按捺不住,纷纷参与“六月抗争”。他们的介入打破了威权政府与反对势力之间的僵持状态，对结束专制统治起到了重要作用。

然而，中产阶级也有相当理性和保守的一面。因为他们是经济发展的受益者，所以他们对秩序有相当的敏感性，一旦社会民主斗争极端化，中产阶级便会退出民主运动，这是其保守性的表现。

第四、社会组织的有序参与。

没有组织的人群只能是乌合之众，这样的乌合之众很难与威权政府进行健康的博弈，要么一事无成，要么是混乱的暴民革命。而韩国之所以避免了这两个极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有一些运作良好的民间社会组织。

比如基督教会。朝鲜战争后，在欧美政治文化的影响下，韩国基督教会迅速发展，基督教徒主要是城市市民和中产阶级。基督教思想弥补了儒家传统思想中反抗精神的不足,在维护人权、实现社会公正和产业和平、促进民主政治和鼓励经济奋斗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威权政府在对付有着国际背景的教会时往往不得不有所顾虑。

另外，基督教会参与政治，有着很好的历史经验，思想成熟、组织完备，还有国际支持，教会为韩国的民主化进程贡献不小。

还有就是各种NGO及企业的力量。各种社会团体的建立使得各个阶层的自我意识得到强化，有组织地参与公共事务也避免了混乱与极端。NGO的繁荣、公民社会的成熟，都为韩国稳健的政治社会转型提供了保障。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随着金融自由化政策的施行，韩国的大企业已具备自筹资金的能力，对政府的依赖大为减轻。尽管他们在压制劳工运动上与政府意见一致，但大企业已不再完全听命于国家的意愿了。

企业的自由化和市场化伴随着民主诉求，但商人的保守本性又决定了他们参与政治是有序和理智的。

当然，必须补充的是，韩国成功的民主转型也有特殊的外部环境的因素。首先是背后的美国的强力存在，其次是对朝鲜的存在的忌惮。无论是当局，还是反对派，都知道不能搞过了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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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铁，《南方周末》评论员，前《时代周报》主笔。）

文化·文明

梁启超先生想孩子之想，从他们的身体心理和兴趣爱好出发，为他们的选择指引航向，为他们的成功加油，为他们的挫折带来切实的分析和莫大的心理安慰，没有任何不得体的强加。没有合格的父母，哪有合格的子女和公民？没有合格的子女和公民，哪有真正健康的社会和自由的生活？

——冉云飞《用“爱”扼杀孩子人生幸福的中国父母》

冉云飞：用“爱”扼杀孩子人生幸福的中国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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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7-18 11:07:57 | 浏览 45625 次 | 评论 31 条

十三年前，我写过一篇小文《教育父母》，批评一群父母为了孩子中考，阻止救助一位急危老人，导致其撒手人寰的事（1999年6月25日新闻《大连中考家长阻断交通　六旬老人撒手人寰》）。今年一位湖南主持人钟山《高考天问》的视频在网络被疯转，为了不影响孩子高考，一些父母所做的事：毒死一池青蛙、父母给监考老师下跪、母亲隐瞒父亲死讯等，在我看来没有一件是令人感动的，就像主持人所说“钟山我看到的是人性的扭曲，没有人情，没有亲情的癫狂与痴迷”。可是竟然有不少中国人认为这些父母做得对，令人感动，这得有多么颠倒人性才能视此为正常。

在这里我不准备讨论高考公平与否及其重要性，我只想和朋友们谈谈要怎样做一个父母才算合格。孩子生下来，马上弃掉，或者由于不负责而早夭，如2012年6月30日新闻报道“五岁女儿因尿床遭二十四岁母亲殴打昏迷两日后送医身亡”，自然不是合格的父母，甚至是犯罪。把孩子养大，让孩子吃饱穿暖，努力让孩子受教育——当然很多父母还没有能力知道这教育暗含不少毒素——这固然已经很不容易。但这是不是就算合格了呢？我觉得还有讨论的余地。那么我就以2012年6月29日的新闻《女子自由恋爱被父母强送精神病院剥光接受检查》来谈一谈。

报道中的女子陈丹的父母显然做了一些父母都未能做到的事情，比如把她健康地养大，让她能够大学毕业，并最终成为一名工程师。但她父母对其情感的干涉和伤害却由来已久，十二年前女儿读大学时与男友相恋，父母偷看陈丹的日记后发觉此事，就到学校找辅导员，破口大骂其男友，弄得满城风雨，让其美好的恋爱破产。偷看日记，窥人隐私，其不道德已是昭彰之事。可是没有多少父母觉得这是个不小的德行污点。破坏自由恋爱，不用为人父母的人生经验来进行利弊分析，不理性和悦地与女儿探讨取舍，却专制地主宰他人的情感生活，还侮辱其男友，弄得满城风雨，对双方的自尊心都是极大的伤害。父母作为成年人，连尊重他人选择的基本德性都缺乏，这样的父母不合格是显然的。

十二年后陈丹再次自由恋爱，父母干涉其情感生活的粗暴做法却没有丝毫的减弱，反而变本加厉。这次父母邀约四个陈丹不认识的人，当着男友的面将陈丹强行挟持进精神病院，硬说其有精神病，需要收治。幸好她配合院方，最终专家鉴定其没有精神病而出院。陈丹出来后，正在准备起诉父母和医院各方。陈丹的父母，如果说第一次阻止她谈恋爱是小恶，而这次则公然侵犯她的人身自由，涉嫌用绑架的方式来伤害女儿，这样的父母和前面殴打五岁女儿而致其死亡的母亲，同样是犯罪。但问题在于，这些人都还有一个借口，我是因为爱你。这样充满暴力充满伤害的爱何其多也。按照道理讲，在中国有自由堕胎的权利，那么孩子要生下来，完全是父母做主。不说别的，孩子生出来，你不好好养育他，对他就是一份天然的亏欠，何况你还有意伤害他的选择自由和人身自由。可是在许多父母的眼中，子女就是自己的私产和还债机器，他们把辛苦养大子女当作一种十足的利益交换。如此充满赤裸裸利益的家庭关系，怎么能是一种健康和善的家庭关系？

如果说像陈丹父母这样极端的例子，还不足以说明不少国人何以不配做父母的话，那么我们再从许多细节来观察，看看国人为人父母者问题有多么普遍。以为努力给子女挣钱，并且将其送到好学校乃至到国外，就算是爱子女，却不愿花一点时间仔细聆听、耐心对待他们的诉求、一以贯之地关心其所关心的事。对照美国电影《我是山姆》里的山姆，我们便不难看到我们不少人为人父母是多么不称职。我们在不择手段、变态成功学的引诱下，把自己在生活中的不安全感悉数转嫁给子女，把社会上的残酷竞争放大，只考虑子女出人头地，最终给孩子带来了一系列难以避免的心理负担和隐藏的性格缺陷。甚至埋下许多暂时不为人知的身心疾患，从而最终用“爱”来扼杀了他们的人生幸福。这样的例子在我们的社会里可谓不胜枚举。

众所周知，如今的学校教育问题多多，但有多少父母愿花时间在子女身上，并尽力给孩子以正能量的影响，用好的价值观来影响他，培养其正直之人格？前述那些为了孩子考试不惜手段的家长，能教育出像样的孩子吗？对此我充满怀疑。好的言教之影响做不到，持之以恒的得体身教就更是付诸阙如。自己对上点头哈腰，对下傲慢无礼，却教孩子要做个正直的人；自己打麻将，却命令子女做作业；孩子在学校受了不正当的伤害，却不敢为自己的孩子申诉权利。这样的父母何其多也！这样的父母怎么可能是合格的父母？很多父母口口声声地说爱孩子，却不愿为自由而有趣的生活做分毫努力，把不自由的生活不负责任地代代相传，甘愿受到不公平的对待。这样的父母能是合格的吗？

如果要我举百年来真正热爱自己孩子的父母，那我愿举梁启超夫妇。特别是梁启超先生花在他九个孩子身上的精力和心血，堪称为人父的楷模。九个孩子除英年早逝的梁思忠外，其余八位个个成才，还有三位是院士，在做人做事上，他们都堪称能得梁家风范。其实最令我感动的是，梁启超先生通过四百多封家信（参见《宝贝你们好吗：梁启超爱的教育．给孩子们的400余封家书》，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版），在字里行间充盈着爱的亲情。梁启超先生想孩子之想，从他们的身体心理和兴趣爱好出发，为他们的选择指引航向，为他们的成功加油，为他们的挫折带来切实的分析和莫大的心理安慰，没有任何不得体的强加。没有合格的父母，哪有合格的子女和公民？没有合格的子女和公民，哪有真正健康的社会和自由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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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云飞，作家，任职于《四川文学》，著有《沉疴：中国教育的危机与批判》、《吴虞和他生活的民国时代》等。）

王贵成：我们这个时代为何难出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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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1-09 07:46:51 | 浏览 22383 次 | 评论 9 条

游宇民先生在《教育家辈出的前提》（《杂文报》2010年3月2日）一文中说：“一个教育家辈出的时代至少必须具备这样几个条件：一、社会环境比较宽松，允许各种教育理念自由碰撞；二、教师拥有充分的教育自主权，在专业上说话算数；三、优秀教师可以获得足够的物质和精神利益。”这话说得对极了，但观诸现实，这几个条件却极难实现。

现在的社会环境比之“反右”“文革”时是宽松多了，但也只是表面上让人发发牢骚，说说而已，说真话的社会氛围依然没有形成。就说教育界吧，在现时应试教育引领一切的大环境下，根本不可能允许各种教育理念的自由碰撞，不要说难以自由地出现各种教育理念了，即便破天荒地出现一个好的教育理念，与现实一“碰撞”，定然是头破血流的命运。有着“民间教改第一人”、“自由教育者”之称的“教育狂人”、原青岛市二中语文教师王泽钊，就是这样一位中学老师。

王泽钊的教育理念可谓新颖至极，他开辟了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相统一的教学途径，十几年来，他基本上不用国家的统编教材，往往只在开学三周内就将教材有选择地讲完，余下的时间都讲自己为学生精选的文章（后来他用这些多年积累的文章编写成了一本一百五十万字的自编教材）；他的语文课居然还细分出了阅读课、对话课、辩论课、表演课等好几种；考试方式也和别人大为不同，尤其是答案，往往是开放性的，例如诗歌鉴赏，学生所答能自圆其说就行。靠着这种天马行空般的授课方式，王泽钊带过十七届高三毕业班，所带班级的高考成绩一直在全市名列前茅。

但就是这样一位有着先进教育理念的老师，却不被世俗社会接受。不但有家长直接打电话给校长：“从未见过这样不重视课本的老师！”还有学生写“匿名信”向校长反映他“不负责任”，更有校领导认为：他不依靠教材，很多学生在课后无法复习。更可怕的是他语文教学组的同事。一位与他共事的老教师在校长面前老泪纵横地评价他说：“他这是在误人子弟啊！我以一个老教师的身份要求，不能让这样的人教学。”在这种四面楚歌的环境中，即使学生再喜欢他，王泽钊还是避免不了被淘汰的命运。2000年学校搞竞争上岗，让各学科组自己投票，王泽钊落了个差点下岗的结果，最后被“降岗使用”。要强的王泽钊“觉得窝囊”，再也无法在官办学校里待下去了，最后无奈以“不适应学校环境”为理由，递交了辞职报告，去民办学校应聘。（《教学研究》2009年3月23日）

说到教育自主权，教师们就更可怜了。双休日变成单休日甚至不休日，寒暑假补课，这样累死累活地玩命工作，教师们愿意吗？可由于自由权利的缺失，为了养家糊口，只能不由自主地随波逐流了。连什么时候教的问题都无权决定，更遑论专业上的事情了。教什么，怎么教，这些教材教法的大问题，更是不容教师们置喙。教材是全国统编的，教学参考书是全国统一的，再加上学校领导的谆谆教诲，教师在传播所谓知识的中间只是起了一个传声筒的作用。当然，勇敢如王泽钊者也是有的，但那被淘汰出局的噩运却是非常可怕的，一般教师谁敢去面对呢？常写杂文有点叛逆心态的鄙人，也非常想向王泽钊学习，但也没有勇气去和目前这种僵化垂死的教育体制叫板。惟一敢做的，就是在课堂上叛逆一下，也还怕学校领导知道了，从此毁掉自己在领导心目中的光辉形象事小，让自己的锦绣前程从此成了死路一条那可就赔大了。

我们中小学教师在应试教育的大染缸里已经被浆染得身心麻木，在专业上唯唯诺诺仰人鼻息也是无奈之事。那么大学教师呢？即使那些贵为教授者，在专业上可能做到说话算数？不要说用什么教材上课，就是一个最简单的考试，教授们能完全做得了主吗？可否还有民国教授身上的一丝傲骨？著名学者黄侃在中央大学任教时，每逢期末考试，既不看学生试卷，又不在试卷上判分，而是来个“每人八十分”，教务处当然不满意。可鉴于黄侃的名气和脾气，也只好不了了之。林语堂在东吴大学法学院兼职任英文教员，到期末评定学生成绩时，他的做法是“相面打分”：根据学生面相一一判分。据他的学生们回忆，林语堂“相面”打下的分数，其公正程度远远超过一般以笔试命题考试计分的方法，同学们心中无不信服。五四时期赫赫有名的文化名人钱玄同，曾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燕京大学等处任教，也是从不批改学生们的考卷。北京大学为此特意刻了一枚印有“及格”二字的木质图章，钱玄同收到考卷后，即直接送到教务室，由教务室统一盖上及格的图章，而后按照各人的名字分别记入学分档案。及至他到燕京大学兼课时，仍旧照此办理。不料此番他碰了个钉子：学校方面竟将他送上的未判考卷原样退回。钱先生的脾气立马来了，毫不退让，将考卷原封不动地退了回去，校方生气地警告钱先生，如再次拒绝判卷，将按照校纪对他进行惩罚，扣发相当数额的薪金。钱先生立即作书一封，言道：“判卷恕不能从命，现将薪金全数奉还。”信内附钞票若干。（《教育文摘周报》2009年12月30日）

我们尽可以把民国教授们拒绝考试判卷视为荒唐之举，其实只要反过来想想就明白了，学校里的那些考试除了能给学生一个虚无的分数外，真的能反映出学生的能力高低吗？真的需要教师耗费精力去做那种形式主义的东西吗？由此推及教育上的其他事情，哪一样教师能做得了主啊！

至于优秀教师获得的物质和精神利益，那就更可怜了。2009年教师节前夕，教育部评出第五届国家高等学校教学名师，一百位获奖者中，担任党委书记、校长、院长、系主任、教研室主任、实验室主任、研究所所长等行政职务的，占到九成，还有人身兼数职。不带任何“官职”的一线教师仅有十人左右。这也很好理解，现今的学校里，行政权力主宰一切，领导们对各种利益拥有优先占有权，等到他们不需要了，或腻烦了，或要做做高姿态了，或许才会给普通教师赏赐点残羹冷炙。而这种残羹冷炙，大部分优秀教师一辈子也是无缘得到的。呕心沥血钻研教学，只落得两鬓斑白一身病痛，这样的优秀教师谁还会去当啊？这才有了数十位教授争着去抢一个处长的职位。这就是斯文扫地的残酷现实啊！

在这样的现实大环境下，还想呼唤教育家的出现，岂不是白日做梦？

作者博客：http://sxllwgc.blog.ifeng.com/

（王贵成，杂文作者，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著有《风雨鸡鸣》、《穿越教育荒漠》。）

吴祚来：重视社会建设中的改革与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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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1-20 13:08:07 | 浏览 64275 次 | 评论 32 条

当下社会主义，最应该建设与改革的是“社会”，社会在国与家之间，国意味着政治与公权，家意味着私有与生活，传统中国最忽略的是社会。

一、改革与重建问题引申到当前社会建设与改革，依然是最为严峻的问题

提起改革与重建，脑海里首先浮现的是老北京城。

六十多年前共和国建政之时，建筑学家梁思诚极力主张保护老城，要在西城外重建一座新城。但当时的领导者听信了苏联专家的意见，用革命的思维，拆了旧城墙，毁了老城楼，要在老北京的城池中，建立一个新北京。

如果当时的执政者对老城用改良的方式，而新城用重建的方式，现在的老北京将是何等的精彩，从明到清，甚至元代的建筑格局，都得以呈现于世界。政府对老城要做的，就是改良其生存质量，从改扩下水道到通煤气，从交通管治与疏理，到古建维修与复原，像对待巨型文物那样精心呵护，视古城为家国文化生命体。由于没有处理好改良与重建的关系，现在的北京城，改良的没有改良成功，重建的没有形成新的风格。

没有改良与重建的格局，就只有环状发展的方式了，绕着老北京城，从二环发展到三环，再到四环五环六环，无论是对城市人文生态，还是生活交通，都极为不便。一种思维一旦形成定势，并主导了社会建设，造成的后果，就不是一代人两代人可以清理或改变的。

改良与重建问题引申到当前社会改革，它依然是最为严峻的问题，譬如国企需要改良，而民间社会需要重建；譬如社会信仰需要重建与改良，社会价值观念也需要重建与改良，而农村的城镇化，需要的不仅是土木工程重建，更需要社会组织与管理制度的重建。

二、属于改良的范畴不能重建，属于重建的领域莫谈改良

再往前说改良与重建。大清延续了君主封建统治两千多年，是通过君主立宪改良中国，还是通过革命重建中国？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时，人们谈得最多的是，改良与革命赛跑。最后，革命跑过了改良，从辛亥革命到共产革命，再到后面的“文化大革命”，改良没有成为中国百年主题，而革命却成为主题。革命带来了什么呢？革命本是不可持续的，但吊诡的是，中国百年革命，却持续进行，一种革命失败了，另一种被命名的新革命开始了。

盘点一下百年革命，会有惊人的发现：革命培养了非此即彼的思维，或者说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思维培养了革命。

譬如在信仰领域，蔡元培先生提出美育代宗教说。但艺术或审美教育能代替宗教信仰吗？宗教文化之中有审美教育，还有神圣的道德教育，因为宗教相信有终极的神，所以宗教信仰者将道德与契约精神都神圣化了。人既有仰望，又有道德底线，而这样的宗教情怀，是审美教育无法达到的。当然，宗教精神与信仰并不是蔡元培先生给废弃的，是后来的政治活动将政治变成宗教信仰，造成社会或民间信仰生态被破坏。为了重建中国人自由精神与科学民主意识，孔家店被打倒。

对比一下韩国与日本，儒家思想与宗教信仰并没有被清理，一点没有影响国家现代化民主化进程，无论是宗教信仰还是儒家思想，都在一定的改良前提下，融进自己民族文化与道德血液之中。这就是，上帝的归上帝，孔子的归孔子，恺撒的归恺撒。传统中国社会的高度集权并不是体现在皇权对地方行政的管治上，从秦到清，政权的管治并没有下到县府以下，即便是县府，行政人员一般不超过五人编制，地方社会家族与行会高度自治。但国家经济与信仰，国家道德与礼制却高度一体化。

科举考试，使中国官员具有充分的道德精神，而礼教，也使中国成为有教养的民族。这在农业社会形态中，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它的保守与教条，使传统中国成为一个没有活力与自由精神的社会，在科技进步资本主义勃兴的近现代世界格局中，必然败落。面对这种败落，中国人先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只是在技术层面上学习西方，而不是从制度层面上甚至价值导向上学习西方，洋务运动因此必然失败。而同期的日本，则在制度层面上重建自己的社会体系，在价值与道德领域改良自己的国家精神。属于改良的范畴不能重建，属于重建的领域莫谈改良。清末的君主立宪，大清政府也曾派员到日本、欧洲考察，甚至制定出一系列立宪法规，一方面想保住帝祚万世一系，大清江山不变色，另一方面又要顺应世界潮流，让社会精英与百姓有参政的空间。可惜，革命突然冲刺，跑到了终点，大清立宪毁于一旦。大清没有得到“改良”，而革命也没有重建起共和的体制，“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蔡济民《书愤》）

当时的中国社会没有得到普遍的宪政启蒙，自由与责任、权力与制约、民主与程序、信仰与契约精神等等，都没有播种到人们心中，特别是精英权贵阶层没有接受普遍的宪政启蒙，革命被说成正义，但民主宪政却没有被普及成常识。所以中下层管理者只能城头变换大王旗，底层民众也只能根据赵家老爷穿什么样的衣服，来看政治天气的变化。

三、制度改革通过政府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代价最小，而社会重建，主要靠社会

当代中国面临的问题仍然是改革与重建的问题，而人文领域需要做的，是通过“启蒙”，达成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共识”。

我们对一句话耳熟能详，就是“建设我们的国家”，但没有看到有人重视建设我们的社会。社会主义，最应该建设与改革的是“社会”，社会在国与家之间，国意味着政治与公权，家意味着私有与生活，传统中国最忽略的是社会。中国近三十年最大的变化是社会一步步坐大，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大学生，大学考试成功，意味着从私家的人，直接变成了国家的人，没有社会空间可供选择。而今天，除了考上公务员，其他大学生、研究生则成为社会其他领域的工作人员。社会在为国家提供就业机会，社会在为国家提供税收，但社会的权利，得到真正的保护与发展吗？

制度改革，主要靠政府，而社会重建，主要靠社会。制度改革通过政府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代价最小。政府不可能重建社会。中国建政之后，政府希望通过“大跃进”“人民公社”，重建一个前共产主义形态的社会，结果呢，造成了三年大饥荒。原生态的社会组织被破坏，希望通过政治号召力来改造与改变社会，必然会遭受重创。现在许多地方在重建新农村新城镇，靠政府的行政力量来强制农民进城上楼，以此获得农民的大片土地，来发展规模农业。这样的行政强权造成的后果可能极其严重。因为农民离开土地，在城镇没有各种基本保障，而新城镇对农民又没有技术与能力培训及就业指导，如果造成巨大的流民潮，将会造成新的社会动荡与灾难。农民有自己的农会与真正的人大代表，通过渐进的方式，自愿融入城镇，需要一个漫长的发展与适应时间，地方政府不应该强力推行农村城镇化。

重建与改革问题，是当代中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要解除困境，更深层次或制度层面上的社会改革必然要提上议事日程。

作者博客：http://wuzuolai.blog.ifeng.com/

（吴祚来，文化学者、作家。）

朱大可：具象建筑与权力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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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1-22 07:46:00 | 浏览 203722 次 | 评论 48 条

自从上世纪九十年代爆发新建筑浪潮以来，庸俗象征主义的趣味，就已经操纵城市建筑设计，并制造出各种恶俗的具象建筑，由此形成古怪的建筑丑学浪潮。台湾设计师李祖原，一位被媒体赞誉为以“具象设计、微物放大”的手法、打造“讲中国语言的世界级建筑”的“大师级人物”，在此间扮演了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角色。

李祖原的戏剧性在于，一方面在台湾推出高雄85大楼、中台禅寺、台北101大楼等上乘之作，足以表达设计师本人的良好素养；一方面却在中国大陆推出沈阳民营企业大楼和北京盘古大观等低劣作品。其中两件荣登中国最丑陋的十大建筑之列，而沈阳方圆大厦还先后入列英国《卫报》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旗下网站的世界最丑建筑排行榜。这是设计师在中国语境中发生自我分裂的样本。

据说是李祖原“扛鼎之作”的北京盘古大观，以龙图腾为外立面的基本造型，覆盖五座建筑。其中南侧写字楼顶部为“龙头”造型，中间三座楼宇形成“龙身”，北侧B座则是“龙尾”。这种由被各独立楼体分解的龙体，不仅因造型破碎而导致视觉不适，更因犹如被挥刀斩成五段的死龙，而走向吉祥寓意的反面，无论在感官经验还是文化象征方面，都是彻头彻尾的失败之作。沈阳民营企业大楼，以外圆内方的古代铜钱造型现世，“直白”到了只剩下赤裸裸的贪欲的地步。这两件作品，不仅是具象建筑的奇观，更是当下中国社会状况的生动写照。

“李祖原现象”也折射出“甲方”——中国大陆决策者的素质和趣味。面对一个全球最大的设计市场，为了拓展甲方市场，谋求更好的生存，设计师必须放弃尊严、理想、个人趣味乃至建筑的基本专业底线，曲意迎合地方官员或投资商的权力意志。在这种微观权力博弈中，设计师的“弱智化”早已成为家常便饭。但在台湾，任何地方行政官员都无权决定建筑的风格，它必须经由一个独立的专家委员会审查拍板。这是李祖原在台湾变得“比较正常”的主要原因。

正是在权力至上和设计师苟且求生的文化格局中，丑陋的具象建筑犹如雨后春笋，以各座城市的地标的名义，引发中国城市景观的大规模“视觉污染”。上海浦东浦江沿线，在个别官员的“设计”下，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推出一批丑陋的球形建筑，以迎合地方政府关于“东方明珠”的城市定位，至今都是建筑界的笑柄；郑州出现的宋庆龄基金会大楼，干脆直接做成宋庆龄雕塑，内含八层写字间，完全无视雕塑和建筑之间的专业界限；重庆南岸区计划建造的一座大楼，外形酷似“人人”两字，刻意迎合重庆市视觉识别标志“人人重庆”，俨然是前者的一个放大的混凝土摹本，亦引发网民的热烈嘲笑。而在所有这些具象建筑中，河北燕郊的“天子大酒店”，可能是始作俑者，其外立面的“福禄寿”三星彩塑，2001年曾以“最大象形建筑”之名，荣登世界吉尼斯纪录，并获吉尼斯最佳项目奖。若按这种“假大空”的丑学标准，则大批政府大楼都有入列吉尼斯纪录的资格。

2011年1月，一项颇具规模的民间调查，向公众推出了中国建筑的黑名单，肢解中国龙的北京盘古大观、貌似古代硬币的沈阳方圆大厦、蓄意抄袭华盛顿国会大厦的安徽阜阳某区政府大楼、拙劣模仿天安门城楼的重庆忠县黄金镇政府大楼以及邯郸元宝亭、宜宾五粮液酒瓶楼、燕郊天子大酒店等十座建筑物，隆重当选为中国大陆地区最丑建筑。

什么是衡量建筑美丑的标准，这是中国建筑业的首要问题。上述最丑建筑的评审者，为此提出下列十项指标：第一、建筑使用功能极不合理；第二、与自然条件和周边环境极不协调；第三、抄袭、模仿的下意识建筑；第四、崇洋、仿古的怪胎；第五、东西拼凑的大杂烩；第六、生搬硬套的仿生丑态；第七、拙劣的象征、隐喻；第八、低俗的数字化变异体态；第九、明知不可为而刻意张扬。而CNN网站的年度评选，则更强调宏大奢华的建筑物跟四周民众生活的严重失调。但在中国各地的政府大楼群落之中，这种失调早已经成为习以为常的风景。

CNN榜上有名的布加勒斯特国会大厦，其入选理由并非出自“视觉上的缺憾，而是因为其虚荣的精神”。该建筑由罗马尼亚前总统齐奥塞斯库主持建造，拥有十二层一千一百个房间，而为了兴建这座庞大的“政府形象工程”，齐奥塞斯库逼迫三万名居民和二十八座教堂搬迁，为其腾出位置。公权力一味炫耀政府大楼的宏大奢华，而肆意践踏民众的生活空间，这是建筑丑陋性的政治根源。对“最丑建筑”的批评，不仅旨在表达不快的视觉感受，更是关于民众权利失重的抗议。在建筑的天平上，没有受过美育教育的权力，竟然是最重要的砝码，它超越了美学，成为浮华世界的主宰。在这样的畸形格局中，我们看不到中国建筑的美好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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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当代著名文化批评家、学者、小说及随笔作家。）

徐贲：粗鄙是中国社会的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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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2-23 11:09:24 | 浏览 25187 次 | 评论 20 条

现今社会中有不少人似乎得了一种精神上的流行病，那就是变得越来越要面子，但却又越来越粗鄙。这是由于“荣誉”与“不荣誉”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甚至荡然无存。不久前，某名艺人母女三人在江苏教育电视台竞猜节目《棒棒棒》录制中放泼撒野、大爆粗口，母亲对着一位观众挖苦道，我能把女儿培养成亿万人喜爱的明星，你母亲做得到吗？显然，她觉得当名艺人的母亲是特有面子的事，而正是为了争这个面子，夸耀这个面子，便可以在大庭广众下，行为嚣张，言语粗野，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阵势。

有人把这种粗鄙称为“不要脸”，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寡廉鲜耻、不知羞耻。其实与“要面子”同生共长的“不要脸”并不是没有羞耻感，而是不知道什么是该羞耻的，什么是不该羞耻的。粗鄙是一种羞耻心像癌症一样的病变，这种病变在特定的被污染的社会环境中特别容易发生，就像污染了的自然环境容易诱发癌症病变一样。

例如，在一般的文明社会里，“绅士风度”是一件有面子的事情，以绅士风度待人接物也是体面人会自然而然地要求自己的行为。但是，在“文革”时期的中国，“绅士”成了革命的对象，而革命者又以越粗鄙越光荣为行为准则，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就出现了一种新型的“有面子”与“要脸”的关系：粗鄙不仅不再是“不要脸”，而且是有觉悟、混得开的事；不仅如此，甚至还能为粗鄙者带来特别“有面子”的头衔、荣誉称号、地位或职位，让他们成为“成功人士”。

这种“成功人士”的传人在“文革”以后把施展才能的领域从政治转向了经济。祝东力曾这样描述他们粗鄙化的成功：“一口糙话、一身匪气，这才是‘爷们儿’，是吃得开、混得好的标记。粗鄙化——粗野、鄙俗，是当今世俗社会的主流价值。粗鄙代表‘强悍’、‘有力量’，彰显着粗鄙者的‘有胆儿’、‘拔份儿’”。在一个缺乏社会正义、价值观紊乱的社会环境中，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支配着人们的行为，人自为战，文雅、谦和、友善等等，似乎直接等同于懦弱无能。出门在外，没几分流氓气，是很难混的。粗鄙的言行和仪范，暗示着在无序竞争中较高的生存和成功概率。这已经成为当今时代的一种集体无意识。”

一个社会整体越缺乏是非价值，越不正派，不知耻之人就会越发大胆地发无耻之言、行无耻之事。12月8日在广州的国际慈善义卖活动中，善款出现4900元假币，引发了一场“丢脸”之争。有官员在微博中称外国人在中国义卖是“假慈善”，“其用心就是想丢中国人的脸”，他挖苦道，丢脸的是心怀叵测的外国人。针对这样的“丢脸”指责，比利时王国驻广州总领事馆官方微博回应称，该领事馆参加义卖的所有产品都是比利时企业无偿赞助的，义卖价格均为成本价，义卖所得全部捐出，领事馆人员自愿星期六加班一天，做慈善没有什么好丢脸的，真正丢脸的是那些假币。

对假币问题是非不辨，反倒是无端辱骂做好事的人“丢脸”，哪怕是出于为国家“要面子”的良好动机，也是一件粗鄙的事。这位官员事后声称自己绝不后悔，这令人想起不久前一位教授为替毛主席争面子而打一位老者耳光的事，这位教授也是事后宣称绝不后悔。死不认错其实是在粗鄙地对待自己的粗鄙，是一种应该被人瞧不起的色厉内荏行为。

任何一个社会里都会有粗鄙之事，在一个有正派价值的社会里，粗鄙是一件丢脸的事，对自己的粗鄙行为道歉则是一件有面子的事情。然而，在一个丢失了正派价值的社会里，粗鄙变得理直气壮，而社会中许多人对粗鄙的人和事要么熟视无睹，要么无可奈何，粗鄙于是也就更加猖狂。

粗鄙的有恃无恐印证了邵燕祥在《普遍粗鄙化：当代的社会病》中说的，中国的粗鄙化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病和一种社会病。在粗鄙化的社会里，人必须习惯粗鄙才能生存，因此会变得很皮实，这就像在污染的环境中，人都会变得特别能“抗毒”一样。这种对环境的适应虽然显示了非凡的生存调适能力，但未必是一件好事。“文革”的时候，由于千千万万的人随时都在被羞辱，在丢脸，以至丢脸成了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结果差不多整个社会都变得一样不要脸。那时候，不少人因为“要脸”，因为忍受不了无端羞辱而自杀。而那些能够经受不公对待和百般羞辱而忍耐着存活下来的，都是特别皮实的人。然而，他们的皮实恰恰帮助积淀了中国文化中千百年来的那种逆来顺受和隐忍苟活。

个人的粗鄙化与公共权力的粗鄙化往往如影相随。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被强梁的权力粗鄙地对待（被蔑视、羞辱、没有尊严、不受尊重、公民权和财产权得不到保障），无处说理也无理可说，久而久之便会因人格贬损而在心理和行为上发生“自鄙变态”。这种变态常常表现在自鄙者的自我称呼上。例如，nigger（黑鬼）本是一个侮辱性的字眼，然而，这个字却会频频出现在地位低下的黑人们的相互交谈中，成为一种有意识的弱者群体维系。在中国，“屁民”，“草民”“屌丝”也在成为这样的字眼。用这样的称谓来自嘲和自我矮化，也许是为了寻求一种人格心理上的自我保护，它可以使当事人用适应和习惯矮化的方式，来把矮化的实际伤害降低到最低程度。然而，这种先是对矮化的游戏性的自嘲和脱敏，却可能不幸变成一种真正的麻木和屈从，也使矮化之人变成了不折不扣的侏儒。

作者博客：http://blog.ifeng.com/5439462.html

（徐贲，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著有《知识分子：我的思想和我们的行为》、《通往尊严的公共生活》、《在傻子和英雄之间》等。）

崔卫平：无数视点同时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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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2-20 23:50:49 | 浏览 10653 次 | 评论 3 条

在影院里经受了视觉冲击之后，饶有兴致地拿起了小说《少年Pi的奇幻漂流》。书中提到了《鲁滨逊漂流记》，提到了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表明该书拥有一个同样的向陌生世界进军的雄心，这个雄心可以往前追溯好几百年。然而在今天的时代，这种雄心又发生了某种转变。当然肯定不是征服，不把所到之处称之为“蛮荒之地”，甚至也不仅仅是好奇心。

曾经被出版商拒绝的前一百页，看起来与后面的海上历险无关，然而却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是整个故事的导言部分。它交替穿插着对于动物园和对于信仰的认识，释放了某些有所交叉又有所区分的立场。

需要将陌生的对象当作陌生的对象，不要以人类自己的眼光来覆盖它们，轻易跨越了应该守住的界限。小说一上来就批驳了一个根深蒂固的看法，即认为狮子或猎豹是自由的，当它们吃饱了之后，便在热带草原上闲逛，迈着悠闲高贵的步伐，展示其完美身材。实际上，野生环境中的动物无论在空间上、时间上还是个体关系上都不自由。很多动物性情保守，最微小的变化都会使它们心烦意乱，他们只是不得不离开原来的地方，而非因为自由。

那场关于老虎的戏，不是无足轻重的。身为父亲不惜以那样一种严厉的方式，希望两个儿子永远记住，不要靠近笼子，不要把手伸过去，不要把老虎当作朋友。老虎有老虎的本能或心，它们看上去离你很近，但是永远离你很远。那是因为不同的生命，不同的个体，因而有了不同的中心和所面临的不同世界。

人类世界与动物界相似，然而，他们又有着自己的精神之邦，有他们从地面上升飞翔的去处。精神上的东西，则不应该有地盘、地域、领地的区分，而有可能是互相容纳、互相对话、平行共处的。这就是为什么Pi在不到一年的时间之内，相继成为印度教徒、基督教徒之后，又信了伊斯兰教。同时身为三大教派的信徒，这看上去有点孩子气，然而十五岁正是灵魂苏醒的年龄，是心灵最为柔软的时期，在这个年龄上偏见还没有来得及建立起来，人与人之间的隔膜是将来遥远的事。

这真是一部有意思的小说，如此贴切地释放了今天人们的视界——它不是人类中心的，而是将世界上的其他存在放到同一平台之上，包括陆地上的动物、海里的动物、深海里的动物、飞出海面的鱼类以及大海本身、风暴、刺目的太阳等，平等地纳入叙述之中。它也不是个人中心的，而是个人在面对他者（与帕克、与变幻莫测的自然条件、不同的上帝）时，大大调整了自己原先的立场，丰富了自身。因此，与其说这是一部关于“人性”的小说，不如说这是一部关于“世界”的小说。

当我们说“世界”时，说的是什么呢？

先来看看“存在于世界”之前的情况吧。

当然，世界本身始终存在于那儿，但是很可能，在许多情况之下，人们并没有进入世界，没有获得一种世界性的视野。这里不是指的一个人没有出过远门，没有去过遥远的国度，而是指他是否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跃出自身，准备接受并能够接受外部世界，准备并能够处理那些从未见过的陌生事物，与陌生的人们打交道并与之相处。

我们能够存在于这个世界上，首先是因为存在于自身身体的四堵墙之内。我们全身的皮肤，将我们从内部紧紧裹着，也裹着一个黑暗的生命意志。称之为“黑暗”，指的是人身上的那些动物性本能，人需要满足于肉体需要，听命于自身内部的召唤。阿伦特在论及人的“自由”与“必然性”的时候，指出人的不自由并非仅仅来自外部，而是来自人的内部，来自肉体对于生活必需品的要求。填饱肚子是人必须面对的自己身上的“必然性”，满足“喂养”产生出最严厉的“不平等中心”，即家庭。这是强制与暴力的最初源泉。

在这一点上，人与动物没有什么分别。人们熟悉自己的身体，关注它，感受它，伺候它，小心翼翼，如同伺候一个暴君，它有时候讲道理，有时候却表现得反复无常。它仅仅朝向自身，意志昏沉，内卷封闭，全然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别人或者别的事物存在。最极端的情况，在这本书中也有描绘，就是向日本赔偿公司讲述的那个故事。这时候的人性，表现得横冲直撞，不管不顾，眼睛里只认得他自己。他也许也不认得自己，不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一心一意沉湎于自身黑暗，忘记了自己的人类身份。处于这种状况，就正好处于世界的“反面”。

还有一种极端的状况，就是强制性地令别人处于这种停留于喂养的黑暗当中，将他们当作动物。奴隶就属于这种悲惨状况，他们被称之为“会说话的牲口”，除了埋头干活和吃饭，不得朝自己之外的世界张望一眼，不得对世界事务发言，也不得对自身事务发言。当然，奴隶也可以谈恋爱，体验恋爱的“美好”，以及生儿育女，奴隶之间也有不打架的。但是他们的额头上留有奴隶的烙印，被规定为“吃喝拉撒”的生活，剥夺了他们身上其他美好和有力的东西。

不排除有人认为奴隶的这种“无世界性”的状态是最好的。当一只缩头乌龟，躲进个人掩体当中，退守一己肉体的需求及感受，响应自己体内黑暗的要求，一心一意谋求自身利益和达致个人目的，过一种密不通风的生活，像海子在诗里说的，两眼紧闭像“一根绳子”。哈维尔说过一种“消费个人”便是如此。满足于选择哪一种冰箱或者洗衣机的“自由”，对身外的事情不闻不问。而实际上，这并非“自由”，而是一种被剥夺之后的幻觉而已，是接受奴役浑然不知而已。看起来表面上“独立于”这个世界，其实是被剥夺了“世界性”。

在这个意义上，“世界”是指从跃出自身才能获得的“视野”，是人们从私人隐蔽处走出来之后，“升入”人人都能够看见、能够进入并互相分享的那些领域，这是一个溢光流彩、千姿百态的天地，丰富性、多元化构成了万物齐鸣的宏大格局。每一个事物都在其中得到安顿，构成了每一个大小不同的出发点，召唤我们归还其本身，尊重其富有差异的存在。

来到这样一个世界上，意味着来到一个陌生场所，来到一个异己的世界。就像Pi的动物园里每一种生命都围绕着自己生命的内核。跳到他的救生艇上的老虎帕克，他遇见的星辰海浪，尤其是食人岛上那些匪夷所思的迹象，都不是前来呵护他的，像他的父母那样，而是有着自身存在的起点和逻辑，构成了与他这个人之间的对立对峙。

人类社会首先也是这样。每一个你遇见的人，他虽然操着与你相同的语言，有着与你相同的面貌或者身材，但是他的生命意志及其构成的个人利益，与你相差很大。他不可能以你的意志为自己的意志，以你的利益为自己的利益。他是他自己不同的起点，不同的生长空间。至少，他不是因为赞同你、保护你而出现在你身边的。

这是一个“无数视点同时在场”的世界。差异意味着挑战。但是情况并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是人们故意与你过不去，是故意向你发出挑衅，想要让你丢尽颜面，不是这样的。而是他生来站在他自己的那个位置上，用他自己生命的脉搏响应周围世界的召唤，用他自己生命的节律释放他生命的信息。那是他生命的需要，表达的需要。

这正像现在的微博，那正是一个五花八门的场所，是广场，或者大卖场。从早到晚，熙熙攘攘，人来人往；车水马龙，川流不息，五光十色。人们带着他们意见，带着他们的各种看法。如果说“思想”是给这个世界的礼物，是一种奉献，那么有人牵来一头牛，有人抱着一只母鸡，有人举着一只冰激凌，有人带来土豆或者胡萝卜，有人手上拿着刚刚看完“少年Pi”的影院残票。

Pi在海上流浪冒险，我们每日在微博上冒险，承受不同意见的风浪，像个英俊少年似的。这个人这回与自己相同一致，下一次却面目全非，与自己完全相左，突然让人措手不及。而所谓粉丝，也不是为了支持你，而是为了围观你，为了在某个时刻给你狠狠拍砖。如果我们不是因为封闭或者衰退造成的僵化僵死，那么承受这个不同世界的压力，就是天经地义的。冒险本身是个神奇的经历，也可能是力量的来源。

这便是我们在今天面临的现实处境。在我们谈论各种规则之前，需要了解到我们所面临的是一个怎样的现实。在这个意义上，允许不同意见的存在，就不是一个美德的问题，而是一个是否拥有对于这个世界的“现实感”的问题。

当然，人与动物的不同在于，人有语言，可以运用语言来沟通他们之间的差异，不至于像动物那样，要么你死我活，要么失望悲哀地离开。

作者博客：http://cuiweiping.blog.ifeng.com/

（崔卫平，北京电影学院教授，代表作品有《思想与乡愁》等。）

胡紫微：情不重，不生娑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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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4-23 19:37:23 | 浏览 465977 次 | 评论 65 条

看话剧《青蛇》的状态大概会是这样的。看戏的时候，你跟着这戏一直乐一直乐，乐着乐着却终于落泪了。你像是被什么东西击中了。但是什么呢？似乎又不甚了了。看过之后呢，相信很多人的内心会有一种触动，这种触动挺邪性，可能让你若有所思好几天，但是什么触动了你，似乎也不甚了了。看戏总是这样的吧，戏里讲一样的故事，戏外掉不同的眼泪。现在，来说说话剧《青蛇》给我的触动。

这是一个超级老的民间传说；这是一个被从古典浪漫主义到现代解构主义几乎所有文学语汇反复表述过的文本；这是一个被几乎所有的行业翘楚成功打磨过的大众娱乐的范本——冯梦龙的话本，李碧华的小说，徐克的电影，还有那部当年万人空巷至今尤闻在耳的“千年等一回”……这样的珠玉在前，这样的几乎已无话可说、无新可创、无能为力的烂熟的经典，话剧《青蛇》，却仍然选择在2013年的仲春，猱身而上，在针尖上起舞。很显然，导演田沁鑫选择了一条特别不讨好的路。

不临绝境，何以见风景。田沁鑫女士以她的作品《青蛇》——这部三个小时的大戏，临绝境，别开生面，示现大乘风景。

修佛的人讲三界，世俗的娑婆世界，修行的如实世界，涅槃的究竟世界。这部戏，似乎恰好也正可以从这三个维度来观察。

我知道田沁鑫导演是佛缘深厚的修行人，但在大幕拉开之前，还是很好奇，这部戏她打算着落在哪儿，又如何击中现代人的心。

一、娑婆世界：两个忧伤的女子和一个软弱的男人

白蛇和青蛇代表了世间两类最别致的女子：白蛇，工容德貌，淑敏慧齐。一早就设计好了人生，并按这个设计步步为营。如果放在今天，一定是好学生，乖女儿，主流的职业，主流的丈夫，毫无破绽的安稳人生。白蛇人生的核心在于规划，规划的核心则在于控制。控制自己的本性，戒除吃人妖性转而治病救人，行于当行；控制自己的生活，使其符合某种被广为认同的标准，嫁寻常人，过小日子，身为妖孽，却努力成为一个人类的母亲；甚至试图控制爱人的生死，不惜冒天威盗仙草，拯救自己的爱情。但是，当这样的女子失去控制的时候，久被压抑的巨大势能也可以翻江倒海，令水漫金山。不曾见，我们身边多少良家妇女，都是一座悲怆的休眠火山？

青蛇，一个忠实于内心的行动主义者。我们偶尔也会遇到这样的女子，她们总是东撞一头，西撞一头，虽然从没特意想过颠覆什么，却总是显得格格不入，总是让正人君子们感到威胁。她们自我得令人生畏，不惜赴汤蹈火，也无惧于毁僧谤佛。她们止于不得不止，惟一聆听的是自己内心的声音。所以，这样的女子非常有趣，总是特别令人费解，而又特别有自己的逻辑。比如说对于性，从属于国家机器的公务员到乞丐小贩引车卖浆者流，一概笑纳。你看她那混乱不堪的私生活，令她的男人们眼花缭乱，不禁发出“我是处男，您是畜生”的调侃。但细想来，又何尝不是因为内心少了世间种种的分别，何尝不是另一种众生平等？而对于法海的爱情，则让你彻底见识了长成了的小青，世间稀有的明心见性。世人看到的是袈裟，青蛇看到的是男人；世人看到的是法海对于情欲的拒斥，青蛇看到的是修行人如如不动屹立如山的光芒；世人看到的是法海槛外人的冷清，青蛇看到的是可以为之盘桓五百年的心底的温存。

许仙，一个可怜人。许仙是世间男子的化身。很多人对于许仙怒其不争，以为辜负了白娘子的爱。其实，放下分别心的话，你会发现许仙的一切判断和抉择都是可以理解的，甚至都是可以体谅的理性人的正常反应。他懵懵懂懂地接受了世间难得的一份厚礼，白娘子的爱和温柔乡，他在这里面甘之如饴，却不想自己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成长去配得上这份爱。他是好儿子，好丈夫，肯定也会是好父亲，也有着和智商刚刚相配的情欲。他的问题只是，每临大事，便不能面对。不能面对自己的太太是千年的妖孽，这时候，他不会想这个妖孽也许是全世界最在乎他的那个惟一；不能面对他和小青的偷情对于太太的刺激，这时候，他不会想也许自己承担了这无心之失，这两个世间最孤独的灵魂才可能继续守望相助、彼此取暖；他不能面对他的孩子没有母亲这样的未来，这时候，他不会想是自己的逃避和予取予求，让亲生骨肉生离死别；他不能面对青灯古佛的漫漫人生路，这时候，他不会想佛门清净，收容的了你的现世，却收容不了你慌乱悖拗的内心；他是一个没有非分之想，没什么了不得的贪欲和怨怼的好人，他只是不凑巧，在人生最重要的关隘，选择了软弱。而软弱的坏处是，安放得下自己，却安放不下慈悲。

许仙的境遇告诉我们，软弱的男人除了参与酿造悲剧，就是给爱他的人，带来无尽的泪水。

众生。众生是游戏的，是有欲的，也仅止于此。所以导演给他们在舞台上安排的调性永远是闹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大家起着哄谋生挣钱，起着哄去欢场消遣，起着哄偷情，又起着哄一哄而散。热闹而全无心肝。在众生相里，只见欲而不见情，只见缘起缘灭而不见救赎。

法海，你到底懂不懂爱。法海在本剧中，是一个彻底颠覆既有印象的人物。我以为，这个人物是导演的落脚点，她要用这个人，说些自己的话。

首先，田沁鑫的法海不是天理伦常的残忍的卫道者，他无意也始终没有伤害任何人和妖。他把许仙带回金山寺是为了救命；他阻止白蛇面见许仙，是料定白蛇终于见到许仙和他的怯懦，反而伤得更深。他宁可承担这个隔绝有情人的千古骂名；白蛇水漫金山动了胎气，其实利用她临盆时的虚弱给予致命一击是天赐良机，既救了自己的道场和僧众，又行了斩妖除魔的正道，讨巧又如法——一般的名门正道不一直都是这样作为的吗？但是他偏要错失良机，偏要等着这个蛇妖，安全生下自己的后代，再来从容地与他以死相搏。他不屑于乘人之危，也不屑于名利双收，他不关心世人如何想，如何说，他只行菩萨道。

第二，田沁鑫的法海是冷幽默的。首先他把自己的不能动情归结于先天性心脏病，一动情，就有性命之忧。他有度化众生的功德，却没有选择神化自己的路径，而是选择消解自己，调侃自己，不惜以卑微跟众生相应；在戏中，幽默而狼狈的法海给了剧场很多的笑声。这是导演真正的功力，也是法海这个修行人真的放下，不见慢心。

对于法海这样的高僧，真正困难的是如何对峙小青的痴情。田沁鑫的白蛇故事里，增加了青蛇对于法海的爱欲纠缠这一条主要的线索。我以为这是话剧对于李碧华原著一处很重要的增改。这里的小青，对于法海的考验是，自度还是度人的两难。修行人想要圆满，总不过“度众生”这三个字，但是他的难处在于眼前摆着一个现成的蛇妖，却无筏可渡。因为，度一个妖孽，讲道理是没用的，终须用一己之身帮助小青渡过情欲之海，完成成人的修炼。但是度了，舍己从人，就是破了根本戒，破了根本戒就不得修行的圆满；但要度化小青，又须破了戒才得圆满。法海掉进了逻辑的死循环。所以田沁鑫说，法海有法海的纠结。当然，这个纠结里，还缠绕着法海对于青蛇无法言明的情愫。面对小青总是毫不客气地在任何场合都要攀援在他怀里的尴尬，有一次，法海也不免自我解嘲地说：怦然，但是不能心动。

二、如实的世界：给情欲一个出路

超脱一点来看，这部三个多小时的大戏，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妖要修成人，人要修成佛。众生皆在路上，彼此克受，彼此担负，彼此驰援，累生累世。

妖要修成人，修的是什么呢？剧里讲，是情欲。所谓蛇蝎心肠，蛇要成人，要生情。所谓有情众生。

白蛇的修炼，着落在许仙的身上。这是一个如假包换的芸芸众生。白蛇转换人形，与许仙夫唱妇随，日夜承欢。起初一切看起来都很理想，大家都很努力经营这段情。直到两个人之间最大的秘密被戳破的那一天。就像古老的西谚所讲，每一个家庭都藏着一个肮脏的小秘密。这时候，两人的情欲面临了一次翻江倒海的考验：男人的逃避，女人的失控，出轨，怨怼，曾经的恩爱瞬间变成陌路，你都不知道每日呼吸相闻的爱人竟然可以冷漠至此。面对苦心经营的情瞬间消散如梦幻泡影，白蛇绝望了，自请进入雷峰塔，封闭了心门。从此，再跟这个世界无话。白蛇的修炼，从有情开始，到无欲终结。

青蛇的修炼，着落在法海身上。特别不巧的是，法海是一个修行人，是世间极少数可以让渡一切，偏偏只除了情欲无法舍给她的那一类人。一个修情欲，一个修无欲，两个人的修行狭路相逢。这样的相逢，很苦，但也因为苦，便胜却人间无数。剧中有这样一段：法海面对小青的苦苦索情，正色道：生忍，法忍，无声忍，是完成佛事的忍辱布施，心不行淫妄，而能行大忍。小青问：什么意思？法海道：就是没拿你当回事。小青一拳打向法海：无情似铁，就是你要做的人？法海默然。小青面对观众：我的男人就该这样屹立如山。我的爱不退转。

我爱你，我的爱与你无关。为了爱，忍辱至此。这样的女子，看不破时业障如恒河沙，看破时就是百千万劫亦难遭遇的证量。小青身上有着令人不能直视的勇气。所以，从境界上看，这样的女子，终胜白蛇一筹。导演讲到青蛇，用了“特别值得敬重”这样的话。

小青修的是情欲，修来的是爱。

爱。爱是什么？借用基督的话做个近似的比量，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无止息。她在法海的梁上，盘踞了五百年，只为了一个永远不被接纳的未来。但是，她的爱并不因此而退转。她在爱的面前，断疑生信。

最后一场戏，在五百年后民国时期，对于这份自己拒斥了五百年，也跟随了自己五百年的不退转的爱，再度面临圆寂的法海，终于对于小青有了这样的轻轻一诺：等我回来……再给你授业解惑。法海的临别一语，给了纠结累世的情欲一个如法的出路。这个出路，是慈悲。

记得那天看到这里，几乎痛哭失声。今天写到这里，仍是这样。作为有情众生，总有一种东西会让你泪流满面。这种东西，叫慈悲。

三、究竟的世界

对于这个“究竟”的境界，导演田沁鑫说，这是她未及言说的部分。我想，也许是因为这个“究竟”根本就是不可言说，不可称量的吧。言尽于此，不如放下。

如果有人要我用一句话来最后界定一下这部剧的价值，我想，我会说，这是一部上乘之作。只为最上上乘者说。

《青蛇》开场和结尾，分别是一场法事。看这部戏，也是一种修行。

补记：

这篇小文写得很艰难，倒不在于无话可说，而是千言万语，骨鲠在喉。太多想说的话逼仄在一处，难免行文上慌乱，顾不得有取舍，有章法，有理据，甚至也顾不得写得有意思，顾不得读者的观感。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只是认定了，理会的人，自会理会得。这是一种很新鲜的写作体验。这是话剧《青蛇》给我的机缘。谢谢田沁鑫和她几近完美的表演团队。再多说一句，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不出大师的时代，是一个艺术和艺术家被有形的金钱和无形的禁锢肆意践踏零落成泥的时代。也许，好在因为有了田沁鑫这样专注于内心真实的艺术家孤绝的坚守，才为这个羞煞祖先只见溃败的时代，争得了仅存的尊严和颜面。好在。

作者博客：http://huziwei.blog.ifeng.com/

（胡紫微，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

宋石男：少年李安在中国的奇幻漂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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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3-01 12:57:43 | 浏览 11558 次 | 评论 31 条

假如李安这个“华人的骄傲”，在中国大陆出生学习工作，他还会是华人的骄傲吗？他还能拿两次奥斯卡最佳导演奖吗？或者退而求其次的其次的其次，他至少能拿几个金鸡百花华表奖吗？

我的答案是：情况不容乐观。

如果出生在中国大陆，意味着他老爹李升没有去台湾。这非常不妙。李升当过国民政府的县长，像他这样的旧政权官员，1949年后不是像割韭菜一样杀掉，就是被整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作为黑五类的儿子，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李安一定会遭遇太多羞辱，以他敏感细腻的心灵，很难承受这一切，也许会像郭沫若那个会写诗的儿子一样自杀。幸运的是，这一幕没有出现。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镇反”和土改刚开始，李升就逃到了台湾，后任台南一中校长。李升对世界电影史有两个巨大贡献：一个贡献是他逃到了台湾，另一个贡献是他在台湾生下了李安。

假设李安生在中国大陆，其与家人在历次运动中又勉强逃过一死，那么1977年恢复高考时，二十三岁的李安将报考大学。现实中，李安曾两次考大学落榜，第一次差六分，第二次差一分。那还是在台湾，高考难度远比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大陆低。好了，大学落榜的李安，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大陆能做什么呢？最大的可能是在家待业。如果懂点手艺，可以去街道工厂干活，修自行车焊收音机一类的。以李安的天赋，一定不甘于此，他天生是个艺术家，而不是技工。那他会干什么呢？也许会提个卡式收音机，穿上喇叭裤，做一个招摇过市的待业青年，被居委会大妈痛心地视为后进分子；也许会在家里办舞会，邀请姑娘们来享受生命的大和谐，结果在1983年严打中被以流氓罪判个十年八年。

好，假设李安侥幸躲过严打的铁拳，通过自学拿到电大文凭，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进军影视圈。曾经当过话剧演员的李安，一开始可能会在《黑匣喋血记》、《黄河大侠》一类的国产B级片里跑跑龙套，演个尸体什么的。在圈内混熟脸后，他可能当上助理导演，给导演端水洗脚，就像当助理导演时期的宝哥哥欧阳奋强一样。

突然有一天他幻灭了，回家待着，除了给女友煮饭，几乎什么也不干。但他在大陆遇到养他六年的老婆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他的女友会成天数落他，“你这个没出息的”，“吃软饭的”，“挨千刀的”，把白眼翻成雪球的模样，终于在一个阴雨的天气里将他扫地出门。

在父亲包裹着温情的埋怨中，李安跌跌碰碰，历尽艰辛，终于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得到执导拍片的机会，关系挂靠在峨眉电影制片厂。一开始，他不能不拍命题作文，什么《抗日奇侠》、《血滴子惊魂》一类的，他渐渐想拍自己的电影了，于是立刻被峨影厂开除。

1993年，李安精心打磨的独立电影《喜宴》在国内无法上线，因为其主题是同性恋，而纯洁的社会主义文艺作品是不接受这些资产阶级自由化畸恋的。总局的剪刀手爱中华打算将《喜宴》剪成一部异性恋电影，李安随时受不了，拒绝修剪，并冒险将片子送到国外参展，旋即被总局封杀。

装了几年孙子后，李安获得解禁。拍《饮食男女》，再次遭遇审查，因剧中鼓吹性开放，有违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主旋律，剪刀手建议李安重拍此片，搞成向传统中华美食致敬的电影，并取名为《舌尖上的中国》。李安怒拒。

1996年，李安获邀拍摄外国片《理智与情感》，片方希望利用中国导演和极少量中国演员争取“合拍片资格”，以此避开外国片在中国的上映限制。但上映日期排定后，被总局认为违规操作，不属于合拍片，打回按外国片办理，最终未能在国内上映。

2001年，不涉及任何敏感词，而且弘扬我中华传统武术的《卧虎藏龙》，在央视电影频道播出，旋即改为多集同名电视连续剧，在安徽电视台首播，一炮打响。磨平了大半意气的李安，初尝走红的滋味。

走红后的李安，再次燃起少年时的梦想——拍纯粹的电影。2005年，李安又一次拍摄同性恋题材电影《断背山》，再遭剪刀手的毒手。这时候，李安已过中年，狎兴生疏，酒徒萧索，不似少年时。他觉得自己快老了，无所谓了，就妥协了。《断背山》被改成国产西部牛仔片，杰克和恩尼斯变成两个为一个丰满少妇而大打出手的西部枪手，最后一幕是夕阳西下，两个人站在荒原上对视，慢动作掏枪，远处，少妇独立山坡，眼泪从脸庞悄然滑落……就此THE END。

这部烂片居然创造票房纪录，李安成功进入亿元票房导演俱乐部，与艺谋、凯歌和小刚齐名。中国的大众审美是件奇怪的东西，它水准极低，但威力极大，它可以让许多导演将低俗上升为脑残，进而大获成功。这也不奇怪。如果每个人每个小时都用恶劣审美的手枪朝你开火，你最终也会变成和他们一样的家伙，自欺欺人地将匍匐在地看作灵魂飞升。

商业既然成功，与政治联姻也水到渠成。李安频繁出现在城运会开幕式、北京印象和见过小爷片场，成为献礼导演的一匹黑马。然而，献礼毕竟与李安的精气神不符，为了实现自我，他于2007年出走欧洲，拍摄情色电影《色戒》，在小圈子里获得口碑，但这部“汉奸文艺电影”让总局大为光火，再次封杀李安和片中女主角苍井空。

2012年，李安携《少年张嘎的奇幻漂流》回归，与当局和解，该片荣获五个一工程奖，李安也凭此片上了《艺术人生》。当朱军追问那个不肯等他多一些日子的青年时代的女友时，李安泪洒演播厅。

2013年，李安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在京参加两会。他的提案是合并广电总局、中宣部和国新办为“国家言论文艺安全总局”，以避免对国民言论思想与文化艺术的多头管理。这个提案被媒体简称为“言安文艺讲话”。（饭友萝贝贝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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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石男，笔名四一，四川乐山人，曾任职媒体，现于高校任教，系知名自由撰稿人。）

汪中求：透过细节看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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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1-18 15:21:33 | 浏览 99829 次 | 评论 144 条

夏天，我们组织了一个“中国精细化管理考察团”，对日本的企业、大学和政府的招商机构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考察。让我们感到震撼的是精细化思想已深深根植于这个国家的方方面面。一位在中国、美国、日本工作过多年的教授说：“即使中国现在跟日本在一个起跑线上，我们也未必能够赶上日本。”

我当然会把见闻记录下来，而当我受聘其为评委的《中国商业评论》拟公开发表的时候，我却不由得担心：会不会有人看了此文，就认定汪中求没有民族自尊心了呢？甚或干脆就说我已经是今日的汉奸？因为差距、因为追赶、因为时不我待，我仍然予以发表。

一、压力驱使着日本人拼命工作

日本人背后似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驱使着他们拼命地工作，而且在工作中互相督促、精益求精。

自觉遵守与相互督促

工作时间，日本男性白领最常见的装束是西装、衬衫加领带，即使夏天室外四十多摄氏度的高温也是如此。大热天裹着这么正规的装束，因此业务员在街上中暑昏倒的事情也就不足为奇了。不仅是白领，连出租车司机也都西装革履，尽管热得不停擦汗，但就是不会把外套脱下来。事实上可能没有谁管，但这是他们的职业化习惯。

在日本街头，经常可以看到六十多岁的警察或保安在跑步指挥车辆，专心致志。书店的工作人员趴在地上擦地，跪下来工作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我们去酒店用餐，进餐厅时把鞋子乱糟糟地脱在一起，出来时发现服务员都给我们摆好了，一律头朝外，一伸脚就可以穿上。

在任何单位，如果有人做事不努力或者把事做砸了，就会有好多“好管闲事”的人上来指责：“哎呀，纯子小姐，怎么这么做事啊？”“木村先生，你的失误，让我为你没面子啊！”我跟日本朋友总结说：“日本人是宁可自己付出更多，也必须要获得或保留干预和指责他人的权利。”朋友回答说：“真的是这样。这是一种氛围，逼着你提高。”

忙工作忙得没时间做梦

如果工作的事情没有做完，日本人是不可能下班的，这是他们的一种习惯，很多根本没法一下做完工作的人就只好推迟下班。一天晚上八点来钟，我们路过世界五百强之一的住友公司门口，大批员工那个时候才下班。我们很迷惑，是集体加班还是其他什么原因？晚上十一点半，我们在地铁站看到人流如潮。不少人一天打两份工，一上车就睡着了，太累了。

在日本，男士平均结婚年龄是三十五岁，当父亲的平均年龄是三十六岁。很多人甚至都不敢结婚，不敢生孩子的人更多，特别是职业女性。因为女人一生孩子往往就意味着职业生涯的结束。女人不出来工作，主要原因是小孩没有办法给别人带。请一个人带孩子，比自己打一份工还贵，自己带孩子五六年，没办法再跟得上社会的发展，只好继续做家庭妇女。

有位日本朋友跟我说：“日本人不做梦，哪有时间做梦！”听完，我莫名其妙地伤感。

二、人际互信与秩序共守

尽管压力巨大，但日本人的生活却从容而有秩序。这点从东京市容的细节上就能感受得到，东京绿化率极高，几乎没有见到裸露的土地，即使偶尔有一个小角落空出来，都会种上一株树或摆上几盆花。

路不拾遗

东京的房子一般不装防盗门，很多门是非常薄的木板门和玻璃门。偶尔一楼有防盗网，二楼以上我从未看到防盗网。我们很惊讶，他们怎么不担心入室盗窃的问题？此外，多数自行车是不上锁的，连摩托车晚上也是丢在外面，根本不担心什么。

在火车上、在旅店、在会议室，甚至在餐厅，再值钱的包，放在那里根本没有人动。京都火车站人流如织，旁边的餐厅人来人往，餐桌上七八个包丢得零零散散，并不见一个人。

我们住过的几个酒店都没有“查房”之说，你走了就走了，把牌子放在那里，把费用结清就可以。而在中国住酒店，离开时“查房”的程序必不可少，很多酒店还有物品损坏赔偿价格表，表现出一种非常深刻的不信任。我们的一位老师，在日本坐地铁，西装放在衣架上忘了取，捡到的人帮他寄到下一站，等他来取，而且已经烫好、折好。

在商业闹市区，经常看见女士将翻盖手机架在牛仔裤后兜上逛街，就这么着，谁也不在乎。还见过一位女士，背一个很大的包，朝外的第一个口袋就是钱包，我在一米外都可以看得见，她就这么逛着，没有觉得有什么危险。

我们总觉得贫富差距过大才会有抢劫盗窃，实际上不完全是这样。日本也有穷的，至少从各地去的人也有穷的，而且也有流浪者。我这次还找了一个街头艺术家给我画了一幅漫画像，标价一千六百日元。他画完以后，自己感觉画得不好，就只收了一千日元，还一个劲地道歉。

堵车但秩序井然

日本人很讲究秩序。排队是正常的，而且自觉保持一米距离。在自动扶梯上，人们都很谦和地站在左侧，让有急事的人从右侧快速通过。

在东京，我们见过几百人在一个路口等红灯，没有一个人乱闯的。车辆在通过路口时也没有减速的意思，因为所有的人都一定会遵守交通规则，车辆不需要减速，也不可能出现意外。但是，在红灯转为绿灯的时候车辆反而慢下来，车可以通行，走到一半的行人也可以通行，只要有一个人还在穿越，车辆就会让人，这个时候就体现出了“以人为本”。

日本的路并不一定都很宽阔，很少看见超过单向四车道的，甚至还有主要公路只是双向单车道。有一次高速路堵车，但还不至于堵得不能行走，只是慢，却绝对没有人插队，更没有人急着猛打喇叭。

我们的团队每到一家酒店，酒店都有人到前面的路口迎接，指挥车辆怎么开进去，停在什么地方。我们住过的几家酒店，都有一个牌子竖在大堂，写明“某某团队”什么时候出团，并按照时间顺序排好，这样可以避免若干团队一起出发造成拥挤。如果时间安排出现冲突，酒店会建议某些团队推迟五分钟或者十分钟出发。

三、深刻的危机意识

日本的版图大概相当于我们一个四川省，但人口密度却比四川还要大。地狭人多，又没什么资源，而且台风、海啸、地震非常频繁。从这个角度来讲，日本是一个非常可怜的国家。正因为如此，日本人有深刻的危机意识。

吃一次涮肉也会觉得无比幸福

日本的学校每月一次防火演习，每季度一次防震演习。每个家庭都备有压缩防灾包，里边搁压缩饼干、纯净水、保暖衣、手电筒和雨披。日本全社会从上到下都只有一个信念，我自己要拼命，如果不拼命这个国家就完了。

我们去考察丰田汽车公司。丰田做汽车之前，整个日本是没有汽车工业的，那时的汽车他们叫“自动车”。造“自动车”最早也是由丰田第二代领导人丰田英二提出来的。他去考察英国的汽车，回来就发奋自己做，把原本很挣钱的纺织放弃了。由于不分白天和黑夜地努力，这个人只活了五十来岁。

日本虽然是汽车大国，但企业中层及以下员工几乎都不可能开车上班，因为停车费奇贵。东京的许多停车场，一百日元只能停车十五分钟。多数日本人都买得起车，但是没多少人负担得起停车费！

在我们看来，日本这么发达一个社会，一般人吃饭应该不成问题。但日本人正餐也吃得很少：菜只能遮住一个小碟子的底部，米饭也只有一小碗。我总怀疑日本人很少吃饱饭。至少我在日本工作的朋友说，如果哪天能开怀吃一次涮肉，就会觉得幸福无比。真不懂日本人这样是为了健康保持七分饱呢，还是一种压力意识？

租房要给房东感恩费

日本人住房压力非常大。日本房价高是全球出了名的，东京的住房均价是每平方米六十万万日元（约合人民币四万元），一个人辛苦一辈子可能也只能混一个小房间。普通人根本买不起住房，买得起的白领也不过买四五十平方米的小房子。

最奇怪的是日本的租房方式：不仅租金特别高，而且首付得五个月租金。除了当月租金、押金（相当于两个月租金）、中介费，还有一笔感恩费要付给房东。很难理解，日本市场化程度那么高，房客反而要向房东支付感恩费？

出租车司机给学生上社会课

日本学生上课并不完全在学校内，他们经常把学生拖出去学习。到风景点去参观，去看祖先怎么打拼的；到企业去参观，看企业是怎么发展的。让你去思考，看你能否跟得上时代，能否适应社会需要。严格来讲，这是他们的公民意识教育和思想教育，或者叫德育。

他们对德育很重视，投入也非常大。我们去参观世界文化遗产清水寺，就碰到很多中学生。学生不是老师带队，而是由出租车司机领着。一个出租车司机带四个学生，他会把社会上很多事情讲给学生听，一两个小时不停地跟学生讲，这是司机必须做的。学生做笔记，回学校还要写感想。

日本整个民族忧患意识非常重，小学课本就告诉学生：这个国家生存是很艰难的；这个国家处境是非常危险的；这个国家是可能随时被别人打垮的。尽管日本历史上，从来没有外来侵略者能够深入日本的本土（二战时美国的占领不算侵略），但是日本政治家始终认为外族强盛了，就一定会打进来，别人发达了日本的生存空间就相对萎缩了。

四、良好的公民素质

日本社会流传着一句话：“管好自己，不给社会添麻烦。”每个人都是这么一个信念，整个社会的公民素质就非常高。

瓶子扔掉前还要将商标撕掉

日本居民在街上如果一时找不着垃圾桶，就把垃圾带在身上，回家放进自家的垃圾桶。有一位陪同我们的女士，我们有人告诉她：“小姐，你身上有两根头发。”“很抱歉。”她一边说一边把头发取下来，用一张餐巾纸包好，放进自己的口袋。

在自助餐厅吃饭，人人用完餐都会自己收拾桌面，桌上洒的几滴汤会用纸巾擦去，杯盘碗筷收到集中存放的地方。

抽烟的人当然还有，但绝不会有人乱弹烟灰、乱扔烟头，在街边吸烟都会带上一个便携式的烟灰缸（我就特意从日本买回来两个便携式烟灰缸）。

在公共场所遛狗的人士，身上一定带着垃圾袋，狗一拉屎，马上小心翼翼地扫起来装到垃圾袋带走，再用纸巾把地面擦干净。

我认为人类的文明和垃圾的处理紧密相关。垃圾的处理可分为四个文明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随地吐痰阶段”，既然随地吐痰就会随地甩垃圾；

第二个阶段是“集中堆放阶段”，北京现在处于这个阶段，垃圾开始集中堆放，不乱丢；

第三个阶段是“分类处理阶段”，日本把垃圾分成三类：可燃物、不可燃物、瓶罐器皿；

第四个阶段是“精细管理阶段”，就不止是三类分放了。比如，通常人们会在可乐喝完后把瓶子扔到垃圾桶了事，而日本人会把可乐瓶上的商标纸撕掉，丢进可燃物的垃圾桶，再把瓶子塞到装瓶罐的垃圾桶内（因为瓶罐回收后也需要工人把商标纸撕掉）。

同样，家里用完了的酱油瓶，日本人往往会用清水把瓶子先洗一洗，再放到垃圾桶里，因为回收后也需要清洗的。摩丝类产品的空瓶子，日本人在扔进垃圾桶之前，会先给瓶身扎一个孔，以免存在安全隐患。

顺便提及，日本东京有若干大型垃圾处理厂，当然有很高的烟囱，只是烟囱并不冒烟，而且垃圾处理厂附近必有一个体育场。垃圾焚烧的余热可以供体育场的游泳池保持水温，还可以让大家健身的时候理解自己和垃圾的关系、人和环境的关系。

管好自己，不给社会添麻烦

日本人出门都喜欢带一把伞，而且是长柄的伞（很多出门的人，旅行箱旁边也插一把长柄伞）。所有的公共场所都有一个机器，里面是塑料袋，把伞往里面一插，套一个袋子再拉出来，提着雨伞进屋内就不会有水滴出来。我们在日本那么多天，只有一天是晴天，但从未感到哪儿是湿漉漉的。连公交车上也都有一个放置雨伞的桶。到一些名胜参观，进室内，得把雨伞和鞋子放在门外，等回来再取；如果不从原路返回，就用垃圾袋将鞋装着，提在手上，出口处必定会有一个箱子，用来收集装鞋的垃圾袋。

日本人非常彬彬有礼，一天到晚地鞠躬。我觉得，这种东西不只在表面，是从内心深处对社会的一种认同，知道自己的渺小。大公司的高层也总是低着头走路，微闭着眼睛，自我收缩，甘为渺小。这事实上是一种境界：把别人看得比较高大，把自己看得很卑微。

我们去参观了两所大学，和中国的大学很不一样，没有围墙，也没有气派的门楼，不起眼的大门上只有很小的一块牌子，非常普通。就连丰田那么大的公司，总部大楼也并不奢华，牌子也是很小的一块，很低调，不那么嚣张。

一位在中国、美国、日本三地的大学都工作过很多年的中国教授曾跟我说：“即使中国现在跟日本在一个起跑线上，我们也未必能够赶上日本。”

虽然我们不喜欢听，但是我能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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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中求，《细节决定成败》、《精细化管理》作者，企业管理咨询师、培训师。）

唐辛子：日本式“排队”与中国式“站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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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1-30 07:39:02 | 浏览 55697 次 | 评论 74 条

日本人爱排队，中国人爱站队。

所谓“站队”，也就是中国人常说的“立场”。

用“站队”方式来表明个人“立场”，并不是中国人的天生爱好。作为注重亲情、以家庭为核心的中国人文传统，追求和为贵，讲究的是中庸之美。而且长辈通常教导晚辈不要过问政治，而要“两耳莫闻窗外事，一心专读圣贤书”。

因此，千百年来，不愿过问政治的中国人，总是十分被动地被政治“过问”，而不得不采用“站队”方式，来表明立场谋求生存。例如当年满清入关之后，强制执行“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野蛮政策，用一根满族式辫子，来强迫明末的汉人们“站队”，表明自己对大清的归顺立场。满清被推翻之后，中国人又开始剪辫子，表明支持国民革命、与大清决裂的革命立场。

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虽然中国人头上的“辫子”不见了，但个个心里却长出了“绳子”——大家都摇身一变成了“革命群众”，接受党的牵引，听党的话，跟着党走。作为“革命群众”的一员，每个人都害怕被问：“你这是什么阶级立场？”每个人都害怕被评价：“这个人立场不坚定。”

文革期间，“阶级立场”性命攸关。能不能吃饱饭不重要，有没有尊严不重要，但有没有“立场”，且“立场”站得稳不稳，非常重要。因为这个“立场”可以决定脑袋是挂在你的脖子上，还是不小心被掉到地上。

而且中国人的立场，常常只有一个被指定的“点”，并且只有这一个“点”是正确的，其他的都是错误的。因此，在“站队”时能不能站对位置，能不能正好站立在这个“点”上，是一门高难度的技术活。于是，当年的中国人，天天喊“打倒×××”，“×××万岁”，以此不断重复的口号，表明自己站对了“点”，并且站得很“立场坚定”。因为“立场坚定”，代表一个人的“政治正确”，只有“政治正确”的人，才能看到人生希望，才能在白天看到太阳，夜晚看到月亮。否则，就可以让你暗无天日。

当然，现在的中国，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自豪地成为GDP第二大国，成功地拉开贫富悬殊差距之后，中国人“站队”时，立场的落脚点，也从过去的一个“点”，演变成了二个“点”或三个“点”。

站在A点的人，怀念毛主席，认为过去好山好水好风光，穷人穷日子穷快活，恨不得时光倒转，重新再来过一遍；站在B点的人，向往西方普世价值，追求欧陆式民主自由，恨不得今晚就革了命，明早起床中国已经像个西餐大蛋糕一般被抹上均匀平等的奶油，人人甜蜜地边啃蛋糕边享受从西边升起的太阳。当然，大部分人则是站在C点观望，未来A点与B点谁赢他们便投向谁的怀抱。就像姜文《让子弹飞》里的那句台词一样，“谁赢他们帮谁”。

因此，现在的中国人的“立场”，换句话说也就是中国人的“政治正确”，已经演变成了“政治A正确”和“政治B正确”，以及“政治C选择性预备正确”。这也算一种“三点分立”，与西方的“三权分立”仅仅一字之遥，真是可喜可贺。

而同属汉字圈文化的日本，却与中国人有所不同。日本人虽然不必学会如何“站队”，但却似乎是为了“排队”而生。如何“站队”虽然不影响日本人的生死，但如何“排队”却影响着日本人的生活。

据说在欧洲最喜欢排队的是英国人。曾有英国人接受他国媒体采访，被问到英国人的特点时，回答说“排队”。但英国人的“排队”，仍然比不上日本人。因为即使英国游客来到日本，也会惊讶于日本人对于“排队”的热爱：哪怕是一眼看不到尾的长龙，日本人也一样气定神闲地安安静静排队，兢兢业业站立，仿佛不是在排队，而是在举行一种静穆的仪式。

不仅仅像一种仪式，排队还仿佛是日本人的一种爱好与兴趣。就像日本一年四季都有各式各样的祭奠活动那样，排队对日本人而言，也同样具有人多凑热闹的喜感，并带给人们一种群体认同性的归属感。

我的一位密友曾对我讲述这么一件事：元旦放假时，他和公司的日本人同事一起去北海道旅游。在北海道的那几天，碰巧一直下着大雪。因为太冷，所以一群人决定晚餐的时候去吃碗热腾腾的拉面。尽管去的那条街，四周有好几家拉面店，但一群日本人不约而同都选择了店门外排着长龙的那一家。

“简直是冷得要死！人都冻僵了！”我的那位密友满脸抱怨地对我说，他跟他的日本人同事一起，在大雪中哆嗦着排了四十分钟的队，才终于吃上一碗热腾腾的拉面。

“难怪大家都说那家店的拉面味道好，你想想：在雪地里冻上四十分钟后，再吃上一碗热腾腾的拉面，味道能不好吗？就是喝碗热开水，都会觉得是美味鲜汤了。”我的那位密友后来这样解嘲地对我说道。

“行列のできる店”——在日本，如果要表示某家店的料理味道好、受欢迎，这是最能说明问题的一句话。翻译成中文，大意是“大排长龙的人气店”。当对于哪家店的味道好不好缺乏了解、或是不太有把握时，最简单的一个识别方法就是观察这家店的客人有多少。这是一种基本的从众识别心理。而日本人则在集团意识的基础上，将这种从众识别，发挥到了极致。于是我们看到：在炎炎烈日之下，或是在寒风凛冽当中，那些人气店铺门前，总是勤勤恳恳地排着长队，成为日本社会一道奇特的风景。

除了爱好与兴趣，排队还是一种日本式的信仰。

大凡来过日本的中国人，都会惊呼说：日本更像传说中的“社会主义”。的确，在日本生活久了，会发现这个国家更接近中国人从小被灌输的“社会主义国家”形象。

但这绝不是因为日本人对于“社会主义”有所追求，而是因为日本人对于“平等”的追求。对于强调团队意识的日本社会而言，“平等”是一种能体现公平的社会秩序，而“排队”，则是对于“平等”——这一公平的社会秩序，最为简单直接的一种操作方法与表现形式。

日本公司传统的“年功序列制度”，就是一种带有强烈的“排队”秩序的人事制度。这种传统的日本制度，随着员工本人的年龄和企业工龄的增长，按各企业自行规定的序列，每年逐步提升员工工资与职务。它与日本公司传统的终身雇佣制捆绑在一起，让那些不那么冒尖的人，或是能力较差的人，在这种带有强烈“排队”秩序的人事制度下，也拥有一份终身保障。

“年功序列制度”虽然带给日本人安定与平等，但也同时孕育出安于平庸、不求上进、缺乏冒险精神、缺乏创造活力的公司人类，“煮”出来的是效率迟缓、跟不上世界变化节奏的日本式大锅饭——这当然很让管理者们伤脑筋。如何在“年功序列制度”和“成果主义”之间寻求平衡，是现代日企管理者不得不揪光头发也得面对的问题。

虽然“年功序列制度”已经成为的日本传统模式中的经典败笔，但“排队”作为一种维持公共秩序的最基本形式，却如同信仰一般，早已根植于日本人内心，规范着日本人的公共行为举止。“3·11东日本大地震”时，那些在遭遇大地震大海啸之后，依旧一丝不苟地排队领取食物的灾民，还有整整齐齐在地铁站靠墙坐成队列的归宅难民，就是最好的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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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辛子，旅日华人，著有《日本女人的爱情武士道》。）

唐辛子：日本的“匠人”与中国的“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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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3-01 08:06:10 | 浏览 11287 次 | 评论 18 条

说起中国人和日本人不同的国民性，有这样一句话相当有名：“日本人是匠人气质，中国人是商人性格。”

说出这句话的，是在台湾出生、侨居日本的华人前辈邱永汉先生。邱永汉先生1924年生于台湾，2012年5月，八十八岁时在东京仙逝。身前不仅是被尊为“赚钱之神”的著名在日华人实业家，还是首位获得日本著名文学奖“直木奖”的在日华人作家。邱永汉先生一生游走穿行于中日之间，精熟深通中日两国文化，因此会对两国的国民性有这样的高度概括。

“匠人”在日文中写成“職人”。作为匠人最典型的气质，是对自己的手艺，拥有一种近似于自负的自尊心。这份自负与自尊，令日本匠人对于自己的手艺要求苛刻，并为此不厌其烦、不惜代价，但求做到精益求精，完美再完美。

例如日本著名的建筑家安藤忠雄，在设计建筑东京的“表参道之丘”时，曾与日本著名的建筑公司“大林组”合作。安藤忠雄设计的“表参道之丘”全长二百八十米，在“表参道之丘”接近完工时，“大林组”的施工人员对安藤忠雄说：“全长二百八十米，分毫不差。”

安藤回答说：“没关系，相差个五厘米十厘米的，完全没问题。”

“大林组”的人当即正色回答安藤道：“那可不行！不能有丝毫偏差，这是身为技术人员的自尊心。”

不仅是建筑现场的施工人员，就是负责建筑设计的安藤忠雄本人，也是极具“匠人气质”的建筑家。

安藤忠雄成名之后，某次接受日本媒体采访，谈到他每次接到客户的设计任务情形，说自己从早到晚，除了思考设计方案，脑子里就再也容不下其他任何事。于是主持人便笑着问：“您一定是想要将‘建筑家·安藤忠雄’的所有一切，都要具体化地体现在自己的建筑作品中吧。是不是甚至恨不得连建筑门牌上都要写上‘安藤忠雄’几个字才好？”

结果安藤忠雄答：“不，我觉得我设计的所有建筑，都是属于我自己的所有物，只不过暂时性借给客户使用一下而已。”

或许正是源于这样的一种极其自负的“匠人式”追求吧，从未接受过正规科班教育的安藤忠雄，才能从无名小卒，成长为世界级的建筑家。

而这种“匠人气质”，不仅仅体现在日本的技术人员或设计师身上，就是在普通日本公司的职员、甚至一般日本商社的商务人士身上，也一样可以看得到。

几年前，我曾在名古屋的一家国际贸易公司工作。有一年，这家贸易公司接到了本田公司这样的大客户的一笔订单：为本田公司未来三年内，准备在全球同步上市的一款新车，生产使用于自动车门上的一只小马达。

不错，仅仅只是生产一辆新款本田车上的微不足道的一只小马达而已。但负责这个业务项目的部长，却如临大敌。他们将这笔订单的生产任务，交给了中国广东的一家合作工厂去做。为了保证这只小马达的品质，特意以千万年薪，高薪聘请了一位日本的电机专家，每周往返于中国和日本之间，负责品质管理监督。

对于这只小马达的品质管理，严格到什么程度呢？举个例子说：仅仅使用在这个小马达上的一个小零件，就要进行耐尘、耐水、耐热、耐寒、耐热、耐冲击、耐撬、耐震等大大小小共三十七项检测试验，而为了说明这些试验项目的检测要求和性能，规格书整整写了四十六页纸——仅仅对小马达上的一个更小零件的品质管理，就严格到这种程度，可想而知对于整只小马达、乃至一辆整车的品质要求。

但尽管如此，第一批三千个马达生产出来，通过出厂检测，贴上了“合格”标签并运送到日本之后，却被查出有七个不合格。部长这下发急了，亲自领着电机专家赶到广东的工厂，通宵达旦地连夜检查问题出在哪儿。但却没查出来。而中方的所有检测记录都表示：这批马达是合格出厂的。

怎么办呢？这位日本部长，最后想出了一个让人差点晕倒的“笨办法”。

在接下来的几批马达再次“合格”出厂后，部长将在工厂负责出厂品质检测的二十五名中国员工，跟随每批马达一起，如数集体邀请到日本来。然后让同样的一批人，对运送到日本的“合格品”马达，以相同的方式，在日本再进行一次同样的复查。复查之后，再由日方最终检验，以确保质量万无一失。因为这二十五名中国员工来日本，是由日方贸易公司提出的，所以，除了要办理他们来日本的签证，还要负责他们在日本的住宿费和生活费以及来往日本的交通费等一切费用支出。

就用这样的方式，这笔本田公司的马达生产项目，最后当然是圆满保证品质地完成了任务，但也被贸易公司的部长活生生弄成了一笔只赔不赚的生意——因为所花的成本代价实在太大了！

但尽管贴钱赔本到了有些劳民伤财的感觉，甚至还受到中方合作工厂的抱怨，这家国际贸易公司的部长，却不仅没被降职，反而得到公司上下的一致赞赏，最后还得到了升迁。在我离开那家公司时，部长已经从国际业务部的部长，提升为整个名古屋分公司的负责人了。

由此可见，日本的公司职员之所以也能拥有如此强烈的“匠人气质”，是因为日本的公司提供了培养这种气质的“土壤”。

何止是日本公司，实际上日本人的“匠人气质”，是从童年时代就开始被培养的。举个我身边的例子：我家小学生去上学，光是鞋子就得每天准备三双：一双运动鞋，穿在脚上；一双白色布鞋，进学校玄关的时候更换入室（日本的小学进教室前都得换上室内专用鞋）；此外还得另准备一双体操鞋——这双体操鞋是在室内体操场上体育课时专用的。

除了鞋子，还有配套的衣服：体育课使用的体操服和体操帽，游泳课使用的游泳套装（包括游泳帽、游泳衣、潜水眼镜、大浴巾等），绘画课要用绘画课专用的颜料套装，裁缝课得裁缝课专用的裁缝套盒，打扫厕所必须用专用的长雨靴，即使中午在学校吃餐午饭，也要准备白色午餐帽和白布饭兜……总之每个周一去学校，都得大包小包拎上一大堆，弄得跟搬家似的。

这种从小对日常用品的细分与归类，培养出来的是成人之后对自身所从事的职业的拘泥与讲究。

例如说拉面店。我们中国人开拉面店，煮面的师傅通常穿件破了洞的老头衫就可以上阵煮面了，但日本拉面店的师傅却不行。他们得穿上拉面店定做的衣服，衣服上还得大大地写上“拉面”二字，再在头上扎一条显得极帅的头巾——先将煮拉面的派头和架势准备好了，然后才能身姿矫捷、满脸虔诚地开始煮面。拉面煮好，上面还要一丝不苟地摆放上半片鸡蛋、一枚海苔，然后再将若干枚叉烧肉精致地在面条上围出“一朵花”——好了，一碗拉面端到客人面前时，那已经不叫“拉面”，而叫“作品”了。

连一碗拉面都煮得像“作品”，也由此可见，为什么在日本，手艺有高低，而职业却无贵贱了——因为无论你是拉面店师傅或豆腐店老板，还是顶尖级文豪或世界级设计师，除了身份的“外壳”不同，其内在的核心气质，却原来都是一样的：大家都是“匠人”。

文豪为自己流芳百世的作品而骄傲，豆腐店老板也一样为自己的百年老店而自豪——因为那白白胖胖一枚又一枚的，不是“豆腐”，而全是“作品”。也因此，懂日文的人，只要稍加留意，一定还会发现：在日本，对于一个行业的顶级人物，从不称其为“大师”，而是称其为“巨匠”。一个“匠”字，简直入了日本人的骨髓。

而至于中国人的“商人性格”——什么是商人性格呢？简单概括起来，就是以最低的成本，获得最大的利益。无处不“商”，无可不“商”，商机无处不在。

举一个真实的例子。一位华人老前辈，N年前去住在美国的女儿家探亲，当时美国一家超市正在促销一款吹风机，广告纸上写着“买十台，送一台”。老前辈一看，大喜过望，当下毫不犹豫地掏钱买了十台吹风机，再加上赠送的一台，一共拿了十一台吹风机回家。

女儿看见了，埋怨道：“买这么多吹风机回家干什么？家里用得着这么多吗？”

老前辈笑了笑，说：“别急，我有办法最后免费得一台吹风机。”

什么办法呢？原来，那家超市对于卖出去的货物，可以在规定时间内无须理由地退货，老前辈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于是在“规定时间”内，分不同日期去了那家超市十次，每次去退货一台吹风机，最后家里只剩下“买十送一”免费赠送的那台吹风机——这就是“中国式的商人性格”，以最低的成本，获得最大的利益。

而至于我们中国人的无处不“商”，无可不“商”——不说太远，也不说我们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买个蔬菜也极其擅长的讨价还价，只说说最近中日之间的“钓鱼岛纷争”吧。当日本人被这个领土问题折腾得焦头烂额，恨不得全世界搬救兵时，钓鱼岛所带来的“爱国商机”，早已经在中国捷报频传，喜气洋洋地“冉冉升起”。

从去年中秋前夕开始，就有商家及时推出了“反日月饼”和“保钓月饼”，而海鲜味的“钓鱼岛风味香肠”、五香味的“保钓卤蛋”等等，也都跟着热乎乎、香喷喷地登场。名叫“钓鱼岛”的各色餐厅，更是如雨后春笋般，在祖国各地迅速“生长”出来。

除此之外，还有酒店推出了诱人的“钓鱼岛菜单”：凡点“爱国套餐”的，不仅优惠，还免费赠送用艾草、葛粉饼做的“爱国菜”一份——屈原在汨罗江下有知，一定哭死了：早知道用这种方式也能爱国，当年根本不应去投江，而应该去经商。

这还不算，还有更雷人的：某地一家时装店，在沿街的玻璃橱窗上，张贴着这样的促销广告，上写：“凡进店顾客大吼一声‘钓鱼岛是中国的’，打8.5折，大吼一声‘日本也是中国的’，打八折。”

这么生猛的促销方法，简直太让人膜拜了！

难怪“赚钱之神”邱永汉先生说“共产主义最不适合的就是中国人”。

这么精明的脑子，怎么能跟人“共产”呢！

真是的！

作者博客：http://tangxinzi.blog.ifeng.com/

（唐辛子，旅日华人，著有《日本女人的爱情武士道》。）

人物·历史

一种美好的自由民主制度，从来都不是什么伟人英雄的恩赐，而是对于社会各阶层、势力与利益的尊重，从而妥协逶迤而生。

——连清川《民国，就是那扇窗》

连清川：民国，就是那扇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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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1-02 14:35:53 | 浏览 33298 次 | 评论 34 条

对于中国人来说，关于战时离乱的悲欢，总是最能够调动泪腺的题材。宋代故事《四郎探母》一直是长演不衰的曲目。而在两岸分离之后，其中又生产出多少足以令人动容的离合。

近读钱理群先生的《血是热的》，惊异地发现他原来就是两岸分割最大的受害者之一：他的父亲和一个哥哥逃亡台湾，而母亲和许多哥姐，都留在了大陆。这个家庭更大的悲剧，乃是父亲原是台湾高级官员，而二姐和四哥，却是随解放大军南下的干部。家庭的离乱已经足够惊心动魄，而血缘至亲的心灵隔膜与对峙，更加摧人心肝。

在怀念二姐的文章中，钱先生的一段话不由得让人寻思：“我到了台湾，听到一种说法，仿佛当年反共的人才是真正要求民主的……每当听到这类高论，我都要想起二姐、四哥，忍不住要为他们当年的选择作辩护。我们不能否认当年的国民党政权是个专制独裁政权的基本历史事实。但如果把冒着生命危险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制的共产党人，和他的同情者视为反民主分子，无疑是对历史的歪曲和颠倒。我们更不能囿于成败论英雄的历史观，因为共产党后来的重陷怪圈而否认二姐、四哥这样的四十年代大、中学生中的佼佼者选择革命的历史合理性。”

在最近的几年里，关于晚清与民国的史料不断发掘出来，颇有“民国热”的气象。民国人物与民国生活的细节渐次张目：上海的美女招贴画，老照片，市井的繁荣，知识分子的自由与风度，新闻的犀利，集会游行的频密，对高层的批评与攻击等等，在各类出版物与网络盛行。似乎民国已成了一个新的乌托邦。政治人物的品评自然也是重点，尤其是以往面目不清的国民党领袖蒋介石，得到了愈来愈多的正面评价。

诚然，在意识形态的教育之下，对于民国历史的污化和掩盖乃是一个事实，民国的真相早已湮灭在重重有意识与无意识的制度性扭曲之中。如果我们仅仅从教科书与官方材料中去寻找民国，或者在阅读鲁迅中去重构民国的话，得到的只能是一个黑暗得没有边际的民国。

然而，恰如钱理群先生所论述的那样，假如民国真是一个万象更新、山河静好的世界，为什么有那么大的一群仁人志士，要甘冒生命危险，离乡别井，抛妻弃子，断绝家庭，去反对一个美好的乌托邦？仅仅是因为意识形态的愚弄？仅仅是因为背弃理智的煽动？

民国并不像一些出版物或者微博上碎片化的图片与只言片语那么美好。对于民国的世界和生活的真相，在解读上有着许多误区。在我零零碎碎读过的几本关于民国的书中，是无从构建出一个美好的民国图景的。

从1911年的辛亥革命到1949年民国败退台湾的近四十年里，民国数易其帜。国号未变，而内体各异。袁世凯、北洋军阀与国民党政权，各自构建属于自己的政体。然而，无论是任何一方，都未曾严肃认真地去构建过良好的、能够运行于全体的制度与宪政，而是轮番寻找独霸全国的武力征服。如果我们认为延续至清朝的国体乃是家族专政的话，那么民国所承续的，不过是派系专政与党派专政。孙中山从军政到训政再到宪政的路线图，不过是“朕即天下”的一个变种。它假设有一个伟人或者一个党派有着对整个国家的全知全决的能力，从而安排国家的前途命运。由是宪政乃是自上而下的恩赐，而非制度的必然。蒋介石承袭了这种理论，不过因为这种理论所提供的，本身乃是一个上皇的位置。叶曙明的《中国1927：谁主沉浮》之中，对于孙中山在广东的专政，有着生动的描写。孙从未真诚地承认过民主与自治的力量，他内心中相信的，不过是党派专政而已。

一种美好的自由民主制度，从来都不是什么伟人英雄的恩赐，而是对于社会各阶层、势力与利益的尊重，从而妥协逶迤而生。最早的君主立宪制英国如此，最早的联邦共和制美国也是如此。谁见过一个由英雄恩赐、稳定而长久的民主？

蒋经国的台湾也不是一种恩赐，不过是对于社会大动荡在即、顺水推舟的明智。

许多人不断地说，蒋介石是因为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建设大陆的制度，因而败退的。美国学者陶涵（Jay Taylor）在其著作《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的奋斗》中这样写道：“如果他在大陆能有和平、稳定的环境，中国的快速工业化以及其他方面的现代化，很可能就会远远超越中国共产党的记录。”

但不无矛盾的是，他也同样认识到：“一旦危及国家的存亡、统一或他的统治地位，他也会合理化暴力行为。”《中国1927：谁主沉浮》中披露的，乃是蒋介石在获取权力的过程中，不但要消灭共产党，而且全面污化并且流放了他的党内政敌汪精卫和胡汉民。

在另外一本研究民国政治的书《派系集团之争与民国政治走向》中，作者张皓即指出“不特国共两党内战不已，国民党各派系、各地方实力派互争雄长，甚至导致大规模混战，招致强敌入侵”。

对于政敌之不容，异派之消灭，从来都是中国政治之痼疾。民国政治不过是晚清政治之逻辑延续，哪来什么民主自由的气象。个别领域与区域的景象，怎能替代全局？制度的稳定与宪政的遵从乃是国家发展的根本，政治如此，哪来良好的民生？

自然，民国时期上海的繁荣，南京的端肃，北平的古风，也一再为今人所津津乐道。上层的生活安详而富足，生产出许多浪漫与情调。这在许多描述中国知识分子的书中多有体现。不过，恰如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所提到的那样，辛亥革命乃是停留于上层的革命，或者是“油面的革命”。参加辛亥革命的人，乃是一群留学生、国内知识精英、改良派、改革派与社团领袖。他们在原本的社会体系中，就已经拥有了良好的资源。民国的建立，不过是夺取了皇族、王族与贵族的权力，从而将社会控制权力转移到了他们手上。因此，民国的社会，依然是上层富足而下层困顿。改革从未深入城市下层与民间。如果说民国政府确实未曾获得足够的时间将改革深入下层的话，那么无非是上层的利益分配尚未结束，下层的利益还未来得及分配。但是，上层的利益分配何时结束？

除了共产党的武装之外，民国的民间有没有足够的力量可与上层周旋？一个健康的社会，民间可以组成游说团体、利益力量、民间组织、社会自治，与统治集团、精英阶层进行对话，从而使整体社会利益分配不致失衡。显然，民国的民间是完全无力量与国民党治理结构进行对话的。虽然蒋介石和地方政权对于学生抗议、知识分子游说常常有怀柔政策，乃至宽容忍让，但说到底也是无约束的恩赐，而非必然的制度宪政结果。

民国在文化上的确颇有建树，众多知识分子拥有广阔的发言空间，媒体的自由度很高，学术自由，群星璀璨。但是，这都是一个社会文化能量的零星爆发，从来没有一种制度性的文学、艺术与创造方法，允许与鼓励文化创意全面性生长。

我们常常有着这样的虚妄：因为现实生活的不美好，于是依赖某种介质去虚构一个美好的想象体。对于民国，我们的心理机制也大抵如此：因为这个时代不美好，于是推导出那个时代是美好的。但是民国的真相的确是不美好的：政治独裁，党派专政，情治盛行，贫富分化，下层困苦，文化喑哑，战乱遍地。上层醉生梦死，下层咬牙切齿。这样的社会几乎必然地是革命的诞生，不是共产党，也会有别的党。缅怀民国中残存的美好事物虽然合理，但是美化民国的世界却大可不必。

民国在中国大陆的溃败是一种逻辑的产物，无论从政治、社会还是文化上。尽管历史从来都是偶然性与必然性共同作用的结果，并且偶然性的因素往往有着相当可观的作用，例如全球经济危机的产生，日本的侵略，苏联的介入等等。但是逻辑的必然性因素却无从忽略。

抹黑民国的鲁迅有着一段所有人都耳熟能详的名言：“中国人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民国就是那扇窗，国民党不让开，屋子就推倒了。与其缅怀那扇窗，不如去努力把今天的窗打开来。

作者博客：http://lianqingchuan.blog.ifeng.com/

（连清川，资深媒体人，专栏作家，前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访问学者。）

老愚：母亲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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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1-24 12:16:42 | 浏览 45252 次 | 评论 51 条

母亲在昏迷七天七夜之后走了。

她在世上活了七十三年，已是外祖父家族里最长寿的人了。

外祖母五十一岁心肌猝死。她一听到崖头高音喇叭里传出“地主张义立即来大队接受批斗！”浑身便筛子般战栗。从渭北台地的万家村嫁到这户老实人家里，带孩子，为雇工做饭，看着高大的丈夫领几个长工起早贪黑，种地拉货，慢慢添了田地，添置了十几头高脚牲口。往往是丈夫和伙计吃饱，她才和几个孩子就着剩菜吃几口。她盼望着那个好日子，一家人过上好光景了，自己就能松口气，享享清福。突然间乾坤颠倒，被新政权强行打上“地主”烙印，一帮馋懒之徒瓜分了一家人辛辛苦苦积累起来的财富——张家人沉入地狱，成为人见人嫌的罪人。一家人呆呆地守在三孔窑洞里，丈夫沉默不语，一袋烟又一袋烟抽着，女儿嫁不出去，儿子没有出路，她眼前只有绝望。

我至今不知道外婆的名字，本以为随时可以问母亲，不料母亲就这样离世了。已经没有人知道老人家的名字了。

嫁给贫农的母亲被渴望晋升的军官丈夫抛弃，外祖母一夜之间老了。她为大女儿和两个孙子愁得睡不着觉，头发齐刷刷白了。咋办呐？咋办呐？她念叨着。

外婆走后，外祖父更沉默了。在我的记忆里，劣质旱烟冒出的烟味，罩住了绛中村那间破败的窑洞，不时会从窑洞深处的床板上传来长长的叹气声。母亲和我的两个姨一脸愁容，坐在土炕上一针又一针地纳着鞋底。异样的气氛里，我大气不敢出。

一家人仿佛与世隔绝。偶尔来人，匆匆说几句话就走。走来走去也就几家老亲戚，过年过节说几句客套话。和外面的联系就靠窑洞顶上的大喇叭，威风凛凛的干部会站在崖头，硬硬地吆喝外祖父和我两个舅舅：拿上铁锨收拾牲口棚了！赶紧出来浇地！

郁郁寡欢，外祖父得了气鼓病，肚子大得如同碌碡。无钱治病，只好一天天拖着。冬天里，人民公社大兴土木，征用气喘吁吁的外祖父筑墙，严寒里吸入冷气，大口吐血。姨出嫁了，舅舅分开过了，外祖父独自躺在老窑里捱着日子。

一九七六年夏天，母亲趁晌午间歇，用架子车将老人接到家里。外祖父躺在轮椅上，整天半眯眼，不言语，我把饭端过去，他接过去三两下吃完，把碗撇在地上。我没话跟他说。我是恨他的，因为他，我注定没有前途。老天为何把我生在这样的“剥削阶级”家里？在出身好的人面前，我有深深的自卑感。我甚至在心里接受这样的现实：世界是他们的，我们能活着就不错了。

那年秋天，雨水出奇地繁密，房倒墙塌，周恩来朱德毛泽东三个大人物驾崩之后，外祖父也死了，享年六十一岁。

一九九一年冬天，我在门头沟煤矿接受“劳动改造”的时候，妹妹来信说，大姨脑溢血而亡。几年后，小姨死于子宫出血。母亲看着大姨留下的两个儿子和小姨留下的一儿一女发愁。没娘的孩子像根草，但她没精力照顾这么多孩子。她看着我两个姨夫相继白了头，弓了腰。

她们死后，母亲一下子没地方去了，也没有说话的亲人了。

前年，大舅舅突然失忆，糊涂多月后辞世，年仅六十五岁。母亲在自己大弟床前号啕大哭，舅母怎么也劝不住。自那以后，母亲一天天萎靡了。她的眼神缥缈起来，经常望着很远的地方发呆。

她患高血压，原本靠吃药维持，从那以后，脸经常涨得通红，昏睡。接着，胃病，白内障，灰指甲，综合性肾炎，精神一日不如一日。中药复西药，最多时，一天要吃十几种各色药丸。后来，她一看见药就发憷。

大剂量激素维持着她的机能，也改变了她的容颜。六七月时，她在电话里对我说，你恐怕都不认识你妈了。我是有准备的，可在八月中旬回家，还是吓了一大跳：母亲的面容完全变了。

一年多时间，进出医院四次，刚开始还能消肿，到最后，医生以找不到扎针的血管为由，逼迫母亲出院。家人明白，母亲来日无多。

她突然陷入昏迷，然后就离开了我们。

母亲一生去过的地方不多，在我五岁时，她带我坐了三天三夜火车前往克拉玛依，试图劝执意离婚的丈夫回心转意，未遂；当我十三岁时，身怀幺弟的她，跟随丈夫逃到西安生产；在我二十八岁的时候，她和父亲第一次来北京，回去时坐了飞机；在我四十四岁那年，幺弟新家接她和父亲去北戴河，她第一次看见看大海，随后在京小住了几天，进北大清华校园转了半天。

看着母亲的棺材徐徐沉入大地深处，我心里空了。从今而后，没有什么能填满那个空了。母亲张彩勤，陕西省扶风县五泉乡绛中村人，育有四子一女，留在人间的身份证上面注明：她生于1940年。

在村委会主持的追悼会上，母亲变成了“张老孺人”，诸如“含辛茹苦”，“勤劳持家”之类的词语覆盖了她真实的一生。他们没有给我念悼词的机会，我说给母亲的话只好写在这里了：

尊敬的各位亲友：

今天是我母亲下葬的日子。

老人家的大半生，是在动荡和焦虑中度过。她的婚姻也很不幸，追求进步的丈夫抛弃了她，她被迫带着两个孩子改嫁。那个时期，她为孩子的命运担忧，前思后想睡不着觉，视力急剧下降。

母亲带我和妹妹改嫁后，碰到了命中的贵人——我们的父亲。从此，她和智慧、好强、包容的丈夫一起，经营这个一穷二白的家。

木匠出身的父亲为了多挣点钱，常年在外奔波做活，母亲承担起照顾一家人的重担。她既要出工，还要照顾几个孩子。在我的记忆里，她是变着法子供我们吃饱，能吃的都吃了。最艰难的时候，把玉米芯煮成糊糊咽下去。吃饭时，母亲总是最后一个端起碗，看哪个还没吃够，她就把自己碗里的饭倒一些给孩子，她常常开水就剩馍吃几口了事。

那个时候，没有男劳力的家庭被人瞧不起，分粮食的时候，母亲总是躲到角落。拿到少得可怜的粮食，她愁眉不展，会忍不住念叨出声：娃们正在长身体，这怎么能吃一年啊？她不止一次点着我的额头说：你啥时候能长大挣工分啊？咱家就能多分点吃的。

她和父亲一起，精打细算，想过上让人尊敬的日子，先后两次盖房，第一次盖房的时候，母亲拿出了外祖父外祖母分给她的四十九块银元——地主家庭惟一的遗产。

在父亲包活、建电石厂和造纸厂的日子里，她整天操心。盖造纸厂资金紧张的时候，她发愁；产品销售不畅的时候，她睡不着觉。等父亲盖起让十里八乡羡慕的一院房子时，她眉头才真正舒展了。

母亲教我认字识数，等我会写一百个汉字后，把我送进学校。她很想让每个孩子都能上大学，有自己美好的前程。

她无时无刻不在操所有人的心，上学，工作，成家，住房，孩子。哪个孩子的人生状况都让她挂念。

有时她会说，我啥时才能享你们的福啊？等我们有了自己的事业，有能力孝敬的时候，母亲的身体却出了问题：先是胃病，吃不成东西；然后是高血压，不能动弹；又是白内障，看不清东西；最后是肾病，全身无力。在最后这几年，母亲受尽了病痛的折磨。

母亲的病当然与劳累有关，但导致她郁郁寡欢的主因是一生所受的创伤。在严酷的政治环境下，亲人们身心遭受重创，相继离世：外祖母担惊受怕早逝，外祖父被折磨死，大姨小姨中年暴亡，大舅舅也糊里糊涂走了。这一切使她悲伤，时常忧愁不展。父亲精心陪伴，二弟媳妇绿霞悉心照料，弟弟妹妹们争相孝顺，孙子膝前承欢，还是拉不住她。2012年9月12日，母亲心力衰竭，突然深度昏迷，七天后撒手西归。

母亲活了七十三岁，历经磨难，和我们的父亲一起，把五个孩子拉扯成人，在为我们提供安身立命的物质条件的同时，也教我们做人的道理：人穷志不短，一切靠自己。

我们觉得母亲是幸福的，因为刚强、开朗的父亲给予她活下去的勇气，照顾她，尽其所能给予她最好的生活。我们不敢想象，还有谁会带给她这样好的命运。在母亲弥留之际，父亲一边为她擦脸上沁出来的汗，一边自言自语：你到底舍不得啥啊？走了就解脱了，不用受罪了。我们要说，母亲最放不下的就是您！母亲老说，走在前头的享福，她享了您的福，她担心您在世上受罪。在此，我代表妹妹弟弟们向母亲的在天之灵保证：我们一定尽全力伺候好父亲，让他有一个幸福的晚年。您就放心走吧。

在我心里，生父只是给我生命的人，继父才是给我人生的真正的父亲。今天，我要给父亲深深地鞠一躬！

我能读到大学毕业，除了父母的供养，老师的教育，还有弟弟妹妹的牺牲。母亲病了，妹妹中断了自己的求学，未能上成高中，二弟新科初中毕业就回家务农。母亲在世时常说，你要对得起你爹，照顾好弟弟妹妹们。我会尽力做的，母亲，你就放心吧。

母亲，安息吧！

2012年10月16日

作者博客：http://laoyu.blog.ifeng.com/

（老愚，陕西扶风人，FT中文网专栏作家，著有《在和风中假寐》等。）

雷颐：白修德与“中原大饥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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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1-29 14:01:04 | 浏览 69305 次 | 评论 15 条

1942年到1943年，久旱无雨的河南发生了罕见的“中原大饥荒”，造成五百万人死亡，惨绝人寰，举世震惊。“自然灾害”当然是“天灾”，但造成数百万人死亡则主要是“人祸”，即当时政治的腐败、政府的严重失职。事实证明，一旦政府采取种种有力的赈灾措施，灾民得到救济，死亡人数便迅速减少。在这次“大饥荒”中，美国《时代》周刊驻华记者白修德（Theodore H. White）在促使远在重庆的国民政府最终采取果断措施，使无数生灵得救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一

从1941年开始，地处中原的河南就开始出现旱情，收成大减，有些地方甚至已经“绝收”，农民开始吃草根、树皮。到1942年，持续一年的旱情反而更加严重，这时草根几乎被挖完，树皮几乎被剥光，灾民开始大量死亡。在许多地方出现了“人相食”的惨状，一开始还是只吃死尸，后来杀食活人也屡见不鲜。然而，国民政府对此似乎了解无多，不仅没有赈济举措，赋税还照样不减。

1943年灾区的天气依然干旱，灾情进一步恶化。这时，灾区的情况开始外传。2月初重庆版《大公报》刊登了该报记者从河南灾区发回的关于“大饥荒”的报道，但却遭到国民政府有关部门当即勒令其停刊三天的严厉处罚。消息传来，驻重庆的外国记者一片哗然，白修德决定亲赴灾区一探虚实。这月底，经过有关部门批准，白修德来到河南灾区。虽然已经有所耳闻，但亲眼看到灾区的情况还是让他深深震惊。路旁、田野中一具具尸体随处可见，到处都是野狗在啃咬死尸，白修德拍下野狗从沙土堆中扒出尸体来啃的照片。在一直在当地的传教士陪同下，他走访了许多村庄，访问了许多灾民。从灾民的口中，他才知道“吃人”已不鲜见，问题只在于是吃死人还是吃活人。不少灾民都声辩自己只吃死尸，没有吃过活人。一个父亲被控把自己的两个孩子杀掉吃了，这位父亲辩解说是孩子死后才吃的。还有一个农民被控杀掉别人送给他的八岁儿童，因为在他家屋旁的大坛子里发现了小孩的骨头。这位农民也辩白说小孩是先死了的。白修德写道：“我们在这个村子里只待了两个小时，无法判断是非曲直。任何人都可能说谎。所以我们又继续策马前进。”（［美］白修德：《探索历史》，中译本，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13页。）

最初的震惊之后，白修德开始从技术上入手搜集最低的统计数字，每天都和农民及低级官员交谈，了解更多的背景材料。他发现，军队征收的军粮往往高于全年的收成，农民还要向地方政府官员纳税。贪污腐败比比皆是，“收税时实际上的野蛮和侮辱是伤心惨目的，但和收税同时进行的贪污更坏。征收谷物的军官和当地官员认为抽税是他们薪水的补贴，是一种抢劫的特权。每个月在税款分配之后，高级军官们就把多余的谷物分了，送到市场上出售，得款饱入私囊。这种不法抽得的谷物，实际上是到达市场谷物的惟一来源，而控制谷物的囤积居奇者，把价格抬得天一样高。”当然，“这些事实并不是从报章上收集得来，而是从农民嘴上收集得来的。我们曾经设法跟某些老百姓谈话。有一天晚上，当我们住在一个军司令部的时候，一群中年人来访问我们，说他们代表着当地社会。他们起草了一个条陈及一个报告书，希望我们带到重庆去。他们给了我们两份。这报告书说，全县十五万人中，十一万人已什么都没吃了，垂死的人每天约有七百，死掉的人每天也有七百左右。自从饥荒开始以来，政府发放的救济品为麸皮一万斤。我们和这群人的领袖谈了一下。他有地吗？是的，二十亩。他收获多少谷物呢？每亩十五斤。抽税要抽多少？每亩十三斤。”这时一直在旁听他们谈话的指挥官勃然大怒，这位指挥官级别不低，是位将军。他把那个农民叫到一旁训斥一番，然后这位农民回到白修德旁边，改口说刚才说错了，税不过每亩五斤。同时，这位将军要求他们把这些农民刚才给我们的书面报告退回。他们退回了一份，但这位将军坚持必须把另一份也退回。白修德写道：“我们相对默然，在昏暗之后，我们可以看到那老人在发抖。我们明白，待我们走后，我们的一切罪名都会归在他身上，而且我们自己也害怕，我们交回了报告书。”有此经历，以后他们尽可能在没有任何官员在场时和百姓交谈，无论何时何地，听到的都是在重复同样的呼吁：“停止征税吧，饥荒我们受得了，但赋税我们吃不消。只要他们停止征税，我们是能够靠树皮和花生壳活命的。”（［美］白修德、贾安娜：《中国的惊雷》，中译本，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第195、196、197页。）把各村、县情况汇总后，他估计受灾最重的四十个县中大约有300–500万人饿死。但是，当他向河南省主席说起饿殍遍地时，这位省主席却说他夸大事实：“只有富人才得把赋税全部交纳。对于穷人，我们所征收的，决不超过土地上所能出产的东西。”（《中国的惊雷》，第195页。）

白修德知道旱情固然严重，但如果政府停免赋税、采取赈灾措施，就能迅速减少灾民的大量死亡，因为就在河南邻省陕西就有大批存粮。然而，各级官员对灾情总是轻描淡写，力图掩盖真相。面对这种情况，白修德意识到只有让外界知道情势如此严峻才能挽救灾区无数生命，因此迫不及待地想把灾区实情告诉世人。洛阳电报局是他归途中经过的第一个电局，他立即就将电稿发出。“按照规定，这篇报道和任何新闻报道一样，应当发回重庆，由我在宣传部的老同事进行检查，这样，他们肯定会把这篇报道扣压下来的。然而，这封电报却从洛阳通过成都的商业电台迅速发往了纽约。或者是因为这个电台的制度不那么严格，或者是因为洛阳电报局某一位报务员在良心的驱使下无视有关规定，这篇报道不经检查就直接发往纽约了。于是，消息首先在《时代》杂志上传开了——这家杂志在整个美国是最同情中国人的事业的。”当时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正在美国访问，顿时大怒，认为这有损中国政府形象。由于她与《时代》周刊老板亨利·卢斯（Henry R.Luce）是老朋友，所以强烈要求卢斯将白修德解职。这一无理要求理所当然被卢斯拒绝。（《探索历史》，第120页）消息登出后，在美国引起很大反响，美国朝野对当时中国政府不顾民众死活的作法大为不满、甚至愤怒。

回到重庆后，白修德想立即向蒋介石面呈实情，但蒋却拒不接见，因为“一夜之间我在重庆成了一个引起争议的人物。一些官员指责我逃避新闻检查；另一些官员指控我和电报局里的共产党员共谋，把我的报道偷发出去”。宋庆龄得知这种情况，一再对蒋介石说事关数百万人性命，坚持要蒋见白修德。在宋庆龄的坚持下，蒋介石最后终于同意会见。见面时，蒋介石厌恶之情溢于言表，坚决否认有人吃人和野狗吃死尸的情况。白修德不得已拿出野狗吃人尸体的相片，蒋看到这些相片，表情极其尴尬，问他在何处拍下这些相片，而后要他提供完整的报告，接着他又向白修德表示感谢，说他是比自己派出的任何调查员都要好的调查员。后来的事实说明，一旦政府采取有效措施，灾民的死亡便迅速减少。几个月后，白修德收到了一位一直在灾区的传教士的一封来信，信中感激地写道：“你回去发了电报以后，突然从陕西运来了几列车粮食。在洛阳，他们简直来不及很快地把粮食卸下来。这是头等的成绩……省政府忙了起来，在乡间各处设立了粥站。他们真的在工作，并且做了一些事情。军队从大量的余粮中拿出一部分，倒也帮了不少忙。全国的确在忙着为灾民募捐，现款源源不断地送往河南。”“在我看来，上述四点是很大的成功并且证实了我以前的看法，即灾荒完全是人为的，如果当局愿意的话，他们随时都有能力对灾荒进行控制。你的访问和对他们的责备，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使他们惊醒过来，开始履行职责，后来也确实做了一些事情。总之，祝愿《时代》和《生活》杂志发挥更大的影响……在河南，老百姓将永远把你铭记在心。有些人心情十分舒畅地怀念你，但也有一些人咬牙切齿。他们这样做是不奇怪的。”（《探索历史》，第120–122页。）

二

“灾荒完全是人为的，如果当局愿意的话，他们随时都有能力对灾荒进行控制。”这位传教士当年从自己亲身经历中得出的结论，在半个多世纪后被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的深入研究作了理论上的证明，这也是他在199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重要原因之一。他在《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以自由看待发展》两书中指出，贫困不单纯是一种供给不足，而更多是一种权利分配不均，即对人们权利的剥夺。由于格外注重“权利”，阿马蒂亚·森强调自己的经济学采用的是“权利”的分析方法，将贫困、饥荒问题与“权利”紧密相连，提出相当多的人的权利被剥夺才会导致大饥荒；从权利角度认识贫困、饥荒问题，把这看似单纯的经济学问题与社会、政治、价值观念等因素综合考虑，突破了传统经济学仅从“经济”看问题的角度，使经济学的视野更加开阔、分析更加深刻。他的核心概念是个人的权利集合（entitlement set），这种权利是“应得”的，是不可剥夺的天赋权利，其中重要的有所有权、交换权利、社会保障和就业权利。他认为：“如果说食物供给本身对饥饿现象的普遍存在有什么影响的话，其影响也可以被认为是通过权利关系而发生的。”如果说这种权利方法“看上去有些奇怪的话，也是因为我们传统的思维模式在作怪，即只考虑到实际中存在着什么东西，而不考虑谁在控制着这些东西。”（［印度］阿马蒂亚.森：《贫困与饥荒》，中译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4页。）饥饿是因为没有获得足够的食品，之所以有些人没有获得足够的食品，是因为“权利失败”，丧失了以前的权利，大规模饥荒发生的真正原因是“交换权利”的急剧变化。所以，大饥荒的实质是许多人的基本权利被剥夺。

通过对饥荒与经济、社会机制的分析，他的研究说明经济活动背后离不开社会伦理关系。这是他对经济学的最大贡献，也因此被称为“经济学的良心”。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公告对他的研究作出如此评价：“阿马蒂亚·森在经济科学的中心领域做出一系列可贵的贡献，开拓了供后来好几代研究者进行研究的新领域。他结合经济学和哲学的工具，在重大经济学问题讨论中重建了伦理层面。”

他以大量资料和经验研究为基础，证明现代以来虽然饥荒与自然灾害有密切关系，但客观因素往往只起引发或加剧作用，权利的不平等、信息的不透明、缺乏言论自由、政治体制的不民主才是加剧贫困和饥饿，导致大规模死人的饥荒发生的主要原因，在粮食问题的后面是权利关系和制度安排问题。因为只有在民主自由的框架中，信息才有可能公开，公众才有可能就政策制定进行公开讨论，大众才有可能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弱势群体的利益才能得到保障，政府的错误决策才有可能被迅速纠正而不是愈演愈烈。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论证、强调、提醒说：“民主和政治权利的运作甚至能够有助于防止饥荒或其他经济灾难。权威主义统治者，他们自己绝不会受到饥荒（或其他类似的经济灾难）的影响的，因而他们通常缺少采取及时的防范措施的动力。与此相反，民主政府需要赢得选举并面对公共批评，从而有较强的积极性来采取措施，防止饥荒或其他类似的灾难。毫不奇怪，饥荒在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在有效运行的民主体制中，不管是经济富裕的国家（如当代的西欧或北美），还是相对贫穷的国家（如独立后的印度、博茨瓦纳或津巴布韦）。”“从来没有任何重大饥荒在一个民主国家中发生，不管它是多么贫困。这是因为如果政府致力于防止饥荒的话，饥荒是极其容易防止的，而在有选举和自由媒体的民主体制中，政府有强烈的政治激励因素去防止饥荒。”政府的反应总是来自于对政府的压力，所以“民主和不发生饥荒之间的因果联系是不难发现的。在这个世界的不同国家中，饥荒杀死了数以百万计的人们，但却不曾杀死统治者。国王和总统、官僚和各级主管、军方的领导人和指挥官，他们从来不是饥荒的受害者。如果没有选举，没有反对党，没有不受审查的公共批评活动空间，掌权者就不会因为防止饥荒失败而承受政治后果。而在另一方面，民主却会把饥荒的惩罚作用传递给统治集团和政治领导人，这就给了他们以政治的激励因素去试图防止任何有威胁性的饥荒。”（［印度］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中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42、177页。）

历史事实和阿马蒂亚·森的研究表明，民主制度并非仅仅是一种价值观念的体现，而实际与无数生民的生死存亡息息相关，即与“生存权”密切相连。然而，在没有重大灾害的承平时期，人们对民主的作用和意义往往并不在意；或许只有面对重大灾难的严重后果，人们才会意识到民主的重要。

三

毋庸讳言，这场“中原大饥荒”主要是在美国记者、美国报界的干预下，在美国舆论的压力下，当时实行专制统治的中国政府才不得不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防止了灾难进一步扩大。白修德明确写道：“许多生命得救了，是美国报界的力量救了他们。”（《探索历史》，第122页。）这样，“生存权”（人权）与主权的关系便无法回避。

从“主权”这一角度来看，白修德想方设法绕过战时中国政府的新闻检查直接把消息发往美国，美国朝野就此对中国政府的严厉批评指责，使当时软弱的中国政府屈从于美国的压力，确可视为对中国主权的侵犯。但从“生存权”角度来看，他们的所作所为使无数生灵得救，使无数人的“生存权”获得保障，因而无可指摘。面对二者的尖锐矛盾，确有必要对主权与人权的关系略作探讨。

在近代以前，中国传统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帝是“天子”，其权力来自“神授”，因此有不容置疑的绝对权力。近代以来，外部世界的现代主权观渐为国人接受，不论实际情况如何，“主权来自人民”起码在理论上无人反对。

现代主权理论起源于西方。西欧中世纪占主导地位的是神权国家观念。奥古斯丁（St.Augustine）提出了影响极大的“上帝之国”和“人间之国”这种“双国”理论。“上帝之国”即基督教所说的天堂或天国，是上帝建立的光明的“神之都”；“人间之国”是魔鬼建立的世俗国家，是黑暗的“地之都”。所以“上帝之国”高于“地上之国”，教权高于王权，世俗政权必须服从以教会为代表的神权。在奥古斯丁之后，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则从国家起源和国家目的这两方面把国家“神话”。他认为人天然是社会的和政治的动物，社会和国家正是适应人的天性需要的产物。但上帝是人和人的天性的创造者，所以从根本上说只有上帝才是国家和政治权威的创造者和最高主宰。另一方面，他认为国家的目的是使人类过一种快乐而有德行的生活，通过有德行的生活达到升入天国、享受上帝的快乐，因此从最终目的来说世俗国家也应服从教权。

但从十三世纪下半叶起，现代国家观念开始出现，到十六世纪末已基本完成。现代国家观念以理性和经验论为基础，其主要内容是使“国家”摆脱中世纪的神权，反对君权神授观念，认为国家是人们根据自己的需要创立的，强力才是国家和法律的基础。这种观念在马基雅维里（Machiavelli.N）的《君主论》中表现得非常明显。而集大成者，则是十六世纪法国思想家布丹（Jean Bodin）。布丹在《国家六论》中从人类历史经验出发，全面阐述了世俗化的国家起源论，认为国家起源于家庭，是许多家庭联合而成的集合体，所以家庭是国家的基础。而把家庭团体联合起来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是暴力。战胜者通过战争成为君主，把各小团体联合起来形成拥有主权的国家。另一重要因素是契约。他认为仅有暴力远远不够，还不足以建立国家。国家的建立还要有各家庭为了共同利益的相互契约、共同承认一个主权才能建立。这种暴力论和契约论混合的国家起源论，否定了国家神创论，并为契约论的发展埋下伏笔。而布丹最重要的贡献，是对国家“主权”（sovereignty）理论的阐发。他提出国家主权是在一个国家“不受法律约束的对公民和臣民进行统治的权力”，即不受法律限制的最高权力，主权是绝对的和永久的，具有统一性和不可分割性，是国家的最高权力，也是国家的本质特征，而掌握国家主权的人就是主权者。他认为君主政体是最好的政体形式，因此主张君主集权制，提出一国之君既是主权的所有者又是主权的行使者，为“绝对王权”辩护，并以此反对教会特权和贵族的封建割据。（［美］乔治.霍兰.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下，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62页。）同时，他认为公民的权利也应得到尊重，其中最重要的是自由和私有财产权，二者是先于国家的自然权利，而不遵守神法和自然法的君主则是可以被推翻的暴君。虽然布丹没有具体论述、发挥君主如何受自然法的限制、约束，但在“主权者”之上还有一更高的存在、主权要受神法和自然法约管的思想虽然当时并未引起注意，但使后人可以据此得出国家主权要受国际法约束的推论。此点至关重要。

在布丹之后，英国思想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则从人性论和自然法角度，提出了较为完整的社会契约论（他用理性剔除了布丹理论中仍有一席之地的“神法”），论证了国家主权的统一性、不可转移性和不可分割性。他生活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国内长期战乱不已，因此他认为人性是自私、冷酷的，如果没有一个绝对的“主权者”，社会将陷入纷争不息的战乱之中，即人人平等但互相为敌的“自然状态”，永无宁日。但是，个人有自我保护、维护自己利益的理性，而正是这种理性产生了“自然法”。在这种“自然法”的引导下，人们为了永远结束战争状态，过上和平宁静的生活，彼此签约，放弃自己的权利，产生使所有人慑服的共同权力，形成最高权力，即主权者的绝对统治，如此才可能有和平与安全。虽然霍布斯是个绝对专制论者，但其意义在于：“正是霍布斯第一个确立了政府的合法性来自被统治者的权力而不是来自君主的神权或统治者自然优越的地位。”（［美］弗兰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4页。）实际上，从国家是为了所有人安全理论中，依然可以推出如果“主权者”不能保证人民的基本生存权时，人民便可弃约或不服从主权者的思想。

虽然布丹和霍布斯都主张绝对君主专制，主张“朕即国家”，但他们理论的意义在于从人的眼光而不是从神的眼光看待国家，把国家看做实现纯粹世俗目的的纯粹世俗的政权，重要的是消除了国家的神圣性。主权论和契约论的提出，为以后“主权在民”理论提供了基础。此后的几百年间，西方许多思想家以此为平台，论证了“主权在民”，才是国家合法性的来源。

洛克（John Locke）与霍布斯一样用自然法理论说明国家起源，但却认为自然法的主要内容是人们有保护自己生命、自由和财产不受侵犯的权利，人们订契约形成国家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自然权利。同时，被授予权力的统治者也是契约的参加者，也要受契约束缚，如其违约，也要受惩罚，人们有权反抗，甚至重新订约，另立新的统治者。依据自然法则，伏尔泰（Voltaire）提出“人人自由，人人平等”理论。卢梭（J.Rousseau）的社会契约论明确提出国家主权应该永远属于人民。甚至政治观点一向谨慎的德国思想家康德（Immanuel Kant），也提出国家应建立在三个理性原则之上，即每个社会成员作为人都是自由的，作为臣民彼此是平等的，作为公民是独立的。因此有关个人与国家间的自由、平等、独立三原则也是公民承担国家政治义务的根本依据。

当然，这些思想家的思想、观点有许多重大差异，但却有一个最基本的共同点，就是主张国家的“主权在民”，从主权在民论证国家的合法性，这也是现代国家观念的主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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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颐，著名文史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贺卫方：从那拉提到巴音布鲁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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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5-10 17:38:04 | 浏览 121396 次 | 评论 36 条

2011年年初支教结束回京，朋友们送别，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刘贡南院长提出要求：今后要经常回来，最好是每个月来一次。大家哄笑。政法大学的丛日云教授说：不要规定周期了，反正招之即来。我补充一句：不只是招之即来，还要挥之不去。笑声又起。

确实，那一年我回新疆的频率达到了平均每个季度一次。继7月上旬回新疆一次之后，8月又一次回到石河子大学，给这里的“国培班”——国家给予专项拨款支持的中学教师培训——讲课一天。朋友们说今年夏天石河子天气炎热，持续高温，颇觉反常。讲课那天温度达到了三十七度，教室里聚满了人，那个空调一点都不管用，我讲得也是汗流浃背。不过，来自全疆各地的中学教师们还是表现了很高的学习热情，他们对于法治建设中的一些问题有细致的观察，末尾的提问阶段，几位教师的提问和评论也很有水准。在石河子大学支教期间，自己也曾讲过国培班的课，也很期待今后有更多这样的机会。毕竟这些中学骨干教师直接影响到少年期的国民的法治和民主观念的状态，教师本身的观念与知识当然也是至关重要的。

支教期间，刘贡南院长几次要陪同我外出游览，但是每次都是在临出发前因为有紧急事项被迫退出。这一次他终于偷得几日闲，跟魏国红博士一起陪同我到那拉提草原和巴音布鲁克一游。掌握方向盘的照例是摄影家苏军，过去我在博客上介绍过他的摄影。

我们7日早晨七点多就出发了，沿连（云港）-霍（尔果斯）公路西行，又见到清冽可鉴的赛里木湖，拍了几张照片又赶紧赶路。下午三点多到达伊宁县我表姐家午饭。表姐是我大姨的女儿，来新疆已经四十多年。两年多的时间里，这是我第三次来她家了。姐夫自己开办一个诊所，为当地的汉族和维吾尔族的人们看病，他对患者的认真负责和一口熟练的维吾尔语在当地都有很好的口碑。头一天我就打电话告诉他们，进了家，表姐早已准备好丰盛的午饭，饭后大家在院子里的果树和花卉前照了不少照片。之后继续向东南方向那拉提开进。晚上九点半，夜色降临之际，来到了苏军的老朋友也儿肯的家。

也儿肯是个哈萨克牧民。他已经备好了毡房和食品，热乎乎的奶茶，还有羊肉之下铺着面条的纳仁都端上来，我们边吃饭，边跟也儿肯谈家常。他今年四十七岁，但看上去要更老一些。我们谈起政府近年来正在推行的定居工程，这种改变哈萨克作为游牧民族生活方式的措施似乎引发了不少争议。不过，也儿肯对于这个问题却很谨慎，他也说定居对于医疗、教育等也有好处，他告诉我们，在不远的地方，已经建设了定居的村落。我想，对于哈萨克人而言，定居不只是生活方式的改变，也会影响到他们的文化、社会结构的方方面面，而这类影响的程度，往往是短时间内难以估量的。

说到教育，也儿肯看着眼前他的两个孩子，说现在都在推行双语教育，他说学汉语是好事，以后到全国各地都方便，但是他也担心母语会受到挤压。他指着孩子，“他们这一代嘛，一半一半。他们的孩子嘛，哈萨克语就剩下一点点啦。再往后嘛，就没有了。”这的确是个令人忧虑的问题。大家都宽慰他，不要担心，民族文化总是要保留的，而且越多样化越能够丰富整个国家的文化。不过，现代媒体、通讯以及交通等的日趋发达的确给那些小语种以及方言带来生存危机。广州不是也发生了保卫粤语的活动吗？在新疆期间，我跟一些不同民族的朋友聊天，常常听到一些内地汉语里不常有的表达，尤其是谚语，往往别有韵味。例如哈萨克人的谚语：“鞋子若夹脚，世界再宽有何用？老婆若撒泼，世界宁静有何用？”就是很有趣的说法。如果语言都统一了，话语和修辞风格的多样化也必将渐趋消失，那将是多么单调乏味的世界。

闲谈中，苏军问起也儿肯的大儿子怎么没在家，夫妇俩赶忙说“他出去了，出去了”。夜深了，主人道别。我们走出毡房，看着满天星斗，万籁俱静，只有偶尔几声狗叫。回到毡房，大家聊着天，不知不觉就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一大早起床，也儿肯夫妇早已准备好早饭，香香的烤馕，热喷喷的奶茶。临上车前，也儿肯又拿来一个沉甸甸的塑料桶，让我们拿上。原来那是一桶马奶子。内地人很少有人喝过马奶，我也是头一次喝。它的味道与牛奶、羊奶差别很大，有一种很浓重的口感。这么说吧，如果你可以喝北京的豆汁，就差不多可以接受马奶子。反正我是很喜欢，一路上喝了不少。开上车走了一段路，苏军才缓缓地告诉大家，早晨也儿肯悄悄地跟他说，他们十八岁的大儿子不久前莫名其妙地死在床上。当地公安部门建议尸检以确定死因，但是他们夫妇拒绝了。听到这不幸的消息，几个人在车上沉默了半晌。

往巴音布鲁克行走，要经过一百多公里正在翻修的公路。好在我们开的是越野车，加上苏军娴熟的驾驶技术，不觉得太艰难，下午三点多钟就赶到了巴音镇。

巴音布鲁克是蒙古语，意思是泉水丰饶之地，是天山诸峰之间的一大片辽阔的草原和湿地，隶属巴音郭楞州和静县。这里地下泉水和天山雪水的源源不断，使得整个区域水草丰美，鸟语花香，远处是茫茫雪山，近处是清溪绿草，如诗如画，令人陶醉。由于海拔在两千到四千米之间，即使盛夏季节，也是凉风拂面。当天我们到海拔三千米左右的地方的时候，淅淅沥沥的雨下个不停，八月的天气温度只有零上六度。

以往在新疆游览的好运气这一次不在了：世间最扫兴的事情莫过于到巴音布鲁克赶上下雨天。因为这里最壮丽的景色是“九曲十八弯”，人站在高处，俯瞰茫茫草原上巩乃斯河从近至远蜿蜒流去，当太阳将落，晚霞满天的时候，河水像镜子一样折射着太阳和晚霞的光芒，如彩练在飞舞，似地火在奔腾……看过一些摄影作品，已经是让人如醉如痴了。多么遗憾，这该死的阴雨天，没有太阳，没有晚霞，厚厚的乌云如铅一样沉重，辜负我们朝圣者一般的虔诚心。天色渐渐黑了下来，一行人只好悻悻而归。

第二天，天放晴，我们却不得不踏上归途。巴音小镇的袅袅炊烟，远山草场飘动着的羊群，几处缩微版的九曲十八弯，多少缓解了前一天的遗憾。

只是心中还是在暗想：巴音布鲁克，我还是要回来，一定要看到你最美丽的容貌。

附记：

写这篇文章时，我短信询问苏军有关也儿肯的情况，他回复：他们全家人都搬到哈萨克斯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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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卫方，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十年砍柴：索贿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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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2-27 12:25:25 | 浏览 16096 次 | 评论 1 条

中国人在人际交往中，讲究的是含蓄、委婉，话不能说得太透。因此老外来中国，往往由于中国人说话不那么干脆，留点弦外之音让对方揣度，而如坠云里。

中国传统官场即使是官员索贿也很有讲究。下级向上级送钱，要安一些好听的名目，如“节敬”、“冰敬”、“炭敬”。意思是说过节时送些礼物，或者夏天馈赠些钱去买冰祛暑。如此显得是温馨的人情往来。

春秋时，中国社会人际交往这些特点就具备了，而且现在的含蓄，比起那时候，就显得很没文化了。譬如，一个县太爷带着司机到下面的乡镇检查工作，吃饭时上当地某特产，如酒或鱼。吃完饭司机给乡镇负责人说：刚才首长喝你们乡镇产的那个酒，感觉很好。这就是暗示当地再拿一些酒放在后备箱里带走。在中国官场，几乎没人听不懂这种暗示。但春秋时的人说类似的话，要雅致得多。

鲁昭公元年（公元前541年），晋、楚两大超级强国再次在郑国的虢地会盟，重申襄公二十七年在宋国的弭兵之约——是年，楚公子围娶亲于郑，会盟算是捎带的事。鲁、齐、宋、卫、陈、蔡、郑，这些中原列国也都被纠集过来与会。鲁国派出的是该国的老外交官、政治豪门“三桓”之一的叔孙豹（又称穆叔）。

就在会盟期间，鲁国的当国者、“三桓”的另一家季武子出兵攻打临近的莒国，夺取了郓（今沂水县）。鲁国在晋、楚、齐面前是弱国，而在莒面前，则是强者了。莒国打不过鲁国，就派人到盟会上向主持国际秩序的楚、晋告状。楚国本来就很不满鲁国紧随晋国——人家两国是姬姓兄弟治国嘛。楚国代表团团长公子围说：这鲁国也太放肆了，我们的和平会议还在召开，他竟然公然入侵他国，摆明了不把和平条约当回事，建议将参加会盟的鲁国特使叔孙豹杀掉，以示惩罚。

当然，杀叔孙豹不是楚国一家能决定的，必须征得另一个大国晋国的同意。晋国的代表团团长依然是赵武（亦名“赵孟”，世人尊称“赵文子”）。跟随他来到郑国的家臣乐桓子，扮演秘书角色，趁机向叔孙豹索贿，说我可以替你向我家赵老爷求情。但问人要钱，却不明明白白说出来，而是说“请带”——说向鲁国使臣讨要一条腰带。叔孙豹没有给乐桓子任何金钱，他的跟随梁其踁劝他：“货以藩身，子何爱焉？”意思是花钱买平安，即将遭遇杀身之祸，你还舍不得那些钱干什么？

叔孙豹义正词严说了一大段话。他说我参加诸侯之会，是为了保卫国家不受侵犯，我如果以贿赂晋国人使自己免遭祸害，鲁国必然会受到楚国等国家的攻打，这是给国家惹祸，还谈什么保卫国家呢？虽然，这大祸是季武子惹出来的，可鲁国又有什么罪？我奉命出使国外，季武子在家守国，一直就这样分工的，我没有什么可埋怨的。可乐桓子派人来索贿，不打发点什么，他还会继续来要钱。于是，叔孙豹当着对方来人的面，把衣服撕了一条给对方，并说我们的腰带太狭窄恐不成敬意，只能撕一条衣帛代替了。

乐桓子的愤怒可想而知，于是他将过程向赵武汇报。赵武却对叔孙豹的表现大加赞赏，说叔孙豹面临被杀的灾难而不忘国家安危，这是忠；面临危难而不越位，这是信；为国家而不用贿赂以求免死，这是贞；谋国处事以这三点出发，这是义。他有这四点，怎么能杀他呢？

于是赵武与楚国使团会面，恳请楚国放过叔孙豹一马，其理由是：鲁国虽然有罪过，但是使臣叔孙豹为了国家不怕死，又敬畏楚国，阁下放过这样的忠臣，能够劝勉左右的楚国大臣效法于他，有利于楚国；邻国之间为了边境的城邑反复争夺，这是常有的事情。夏、商和周朝明君在位时，都有这类事情，何况我等执政呢？再说，楚国对邻国之间争端，也会找个理由出兵的；再说，鲁国和莒国争夺郓地不是一两天的事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何必理会。而作为盟主，只要不是影响社稷的大事，就不必去理会。如此就少劳烦其他诸侯国（因为兴兵伐鲁必然以联合国军名义，其他诸侯国有出兵出钱的义务），宽宥贤人，减少烦扰，诸侯才会更加拥戴楚国。

这番话说理充分，而且给楚国戴了高帽子，而楚国也不能不管晋国的态度强行出兵，于是就坡下驴，给了晋国的面子，没有杀叔孙豹，也没有讨伐鲁国。

赵武比乐桓子更讲政治。鲁国是晋国忠实的同盟者，如果因为索贿未成，而不顾盟国使臣安危，看着叔孙豹被杀，这事声张出去，晋国和赵武在诸侯国里面还有什么威望？

所以，好的领导应当考虑得比秘书更长远，而不是受秘书所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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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砍柴，历史作家。）

安立志：逃亡途中人性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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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1-02 13:01:55 | 浏览 67625 次 | 评论 46 条

有的人一当官，就滋生了“官性”，失去了“人性”。及至摘掉官帽，“官性”才会慢慢衰减，“人性”才会逐渐回归。唐玄宗李隆基是最大的官，他既是盛唐的开创者，也是盛唐的毁灭者，实现“开元之治”的是他，导致“安史之乱”的也是他。在他身上，先后出现了英明与昏庸、勤勉与怠惰、俭朴与奢侈的不同特质。在其执政后期，由于承平日久，整天坐在大明宫内，泡在华清池里，李隆基身上只剩下“官性”或曰“皇性”，早就没有了“人性”。

天宝十五载（公元756年）六月，安禄山叛军攻占潼关，进逼长安。年逾古稀的李隆基，未及通知朝中百官，撇下外出的嫔妃、公主、皇孙，于十三日凌晨，带着杨贵妃姐妹、部分皇亲国戚、朝廷近臣及亲信宦官，在几千禁军护卫下，打开禁苑西门——延秋门，仓皇逃亡了。

这个年迈的皇帝，危急之际，曾经的良知似乎苏醒了。逃亡途中，杨国忠要焚毁国库，李隆基制止道：“贼军来后得不到，必然加重对百姓的搜刮，不如给他，以免加重百姓的困境。”（“贼来不得，必更敛于百姓；不如与之，无重困吾赤子。”）杨国忠要过河烧桥，李隆基责备道：“士庶（官民）各避贼求生，奈何绝其路！”要高力士把火扑灭再赶上队伍（《资治通鉴》唐纪三十四）。逃亡中的李隆基，残存的人性如萤火寒星，散发出可怜的微光。一行人蹒跚行至咸阳附近，向来养尊处优的公主、皇孙们，饥渴难耐，李隆基只得亲自找到百姓门上讨饭吃：“卿家有饭否，不择精粗，但且将来。”（《天宝乱离记》）百姓还是通情达理的，一看他们的领袖沦落到如此地步，于是“争献粝饭，杂以麦豆”。这些平日吃腻了珍馐佳肴、山珍海味的皇孙们，此时才体会到什么是饥饿，“争以手掬食之，须臾而尽，犹未能饱。”“以一人治天下”的制度，通常也“以天下奉一人”。从来不曾尝过艰辛的李隆基，此时的举动着实令人动容。他吩咐从人给百姓付了饭钱，并表示感谢与慰问（《资治通鉴》“唐纪”三十四），颇有点工农红军之作风。

此时，一位名叫郭从谨的老人主动向玄宗进言，核心思想是，皇上听不到真话才有今日之流亡。他指出：“禄山包藏祸心，固非一日；亦有诣阙告其谋者，陛下往往诛之，使得逞其奸逆，致陛下播越。”老人赞赏玄宗执政前期的任人唯贤，正因为重用说真话的宋璟，“天下赖以安平”。而到执政后期，官员们不是“以言为讳”，就是“阿谀取容”，甚至重用了李林甫、杨国忠这样的坏人，皇上与外界隔绝了，以致“阙门之外，陛下皆不得而知”。中央与地方、朝廷与百姓，遥隔云山几万重。身在草野的百姓，不乏有识之士，虽有“区区之心”，但因“九重严邃”而“无路上达”。如果不是皇上落难至此，一个乡下老农怎么可能见到九五至尊并说出这些肺腑之言（“臣何由得睹陛下之面而诉之乎”）！此番言论，推心置腹，情真意切，说是进言，近乎教训。玄宗听后，不仅没有龙颜大怒，反而感慨万千：“此朕之不明，悔无所及！”（《资治通鉴》唐纪三十四）。

郭从谨老人的进言，当然不可能像《资治通鉴》记载的那样文绉绉，这大抵缘于司马光等人的语言加工。不过司马光作为北宋重臣，能在官史中加入这样的“花絮”，也是期望后来的柄政者以为鉴戒。按照我们划分“政治面貌”的传统，郭从谨只是普通“群众”，唐玄宗则是伟大领袖。普通群众教训伟大领袖，这种互动只有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十二年前，我曾就唐德宗时期一则“群众”教训“领袖”的故事写过一篇《赵光奇的千载之遇》（1990年7月12日《文汇报》）。的确，如果不是与皇帝有关，皇皇史册怎么可能为赵光奇、郭从谨这些小人物留下版面。

漫漫几千年专制社会，皇上寓身大内，高居九重，且不说高墙阻隔，只因身边嫔妃环绕、佞幸群聚，皇上如非有为之君，自然会沉溺于口含天宪，皇权无极，莺歌燕舞，纸醉金迷之中。这种文化似乎特别易于传承——皇朝已经消失百年，一些官员仍然保持着皇家威仪，深府高第，戒备森严；清山封路，交通管制；精心导演，制造政绩；民众上访，如临大敌。群众见领导而不得，领导怕群众如猛虎。以此可见传统的顽固性。

李隆基是不幸的，这个开元盛世的缔造者，竟然乘舆播迁，颠沛流离。李隆基又是幸运的，落难途中得到了百姓的帮助，听到了百姓的诤言。正是由于落难，他才知道民心之可贵，奸佞之误国。可惜的是，在接下来的马嵬坡事变中，人们只记住了杨贵妃的红颜薄命，却忽视了六军不发的民意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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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立志，山东省工会管理干部学院副院长、杂文家。）

两岸·三地

我一味在寻找台湾对于大陆的意义，却在不经意间，成就了大陆人对台湾的意义——让他们重新确认了自己的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一位台湾学界的前辈，把这个总结为“有意义的他者”。简单说，即从他人身上，找回了自己。我们能否从台湾人身上找回自己呢？我想未必会。这，真是一个悲凉的讽刺。

——贾葭《有意义的他者》

郑东阳：永远的异议者“刺客”黄文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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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0-10 12:51:53 | 浏览 87271 次 | 评论 13 条

2012年5月18日，台北市文山区指南路一座礼堂里，台湾老牌名校政治大学正在举行八十五周年校庆。政大校长吴思华在台上宣布“杰出校友奖”名单。这份只有五人入选的名单陆续展开：台湾著名的大法官刘铁铮、“第一夫人”周美青、著名企业家尹衍梁、政大前任校长郑丁旺……“黄文雄”，念至最后一个名字，全场寂静，继而响起一片掌声。

黄文雄并没有出现在现场。在台北一栋院内满墙爬藤植物环绕的房子里，年逾古稀的黄文雄在一个堆砌着书报的角落里，对着电脑码字。当天，他把手机关掉，只回复了几位发邮件祝贺的记者，表示失礼，“因为印刷厂在等一篇篇幅较长的论文，带病守候，不便受访”。

穿着简单、满头银发的黄文雄，总是从眼镜上方看着你，一脸孩子般的欢笑。你很难将眼前这位老人和“刺客”两个字联系在一起：1970年4月24日，美国当地时间中午12时10分，在美访问的蒋经国抵达纽约广场大酒店。当他在护卫人员簇拥下走近酒店正门时，一名穿着风衣的男子突然从侧边大理石柱后闪出，拔出手枪，紧挨刺客的美国警察闪电般托起其手腕，子弹偏高射入墙壁，刺客未及开第二枪，就与同伙一起被制服。风衣男子便是黄文雄。

“Let me stand like a Taiwanness！”被一群警察压在身下的黄文雄，不断从那些彪形大汉的身体里钻出头部或上半身，朝蒋经国大声呼喊。他的妹夫郑自才企图上前营救，也迅速被制服了。

其时，黄文雄是在美国康纳尔大学读博的台湾留学生。在获保释期间，他逃离美国，开始了长达二十五年的流亡生涯。1996年，他回到台湾，成为“海外黑名单”中解禁的最后一人。

那件事后，很长一段时间，他被母校政治大学从《校友录》除名。直至此次，获颁“政大杰出校友”，黄文雄归来。

三个月后，我联系上了他。已经七十五岁的他，身体一直不好，在与记者沟通和电话采访的那段时间里，他再次感染TIA（短暂性脑缺血发作，俗称“小中风”，是脑中风前兆），不得不中断采访。医生禁止他上网、外联，但是事后他还是背着医生偷偷回邮件，对于短期内不能继续接受采访表示“非常非常抱歉”。

他给我的材料和邮件里，很较真地纠正一些原本听起来更“传奇”的刺杀细节，比如他们也没有朝天上扔传单、制造混乱；企图上前救他的郑自才身上也没有带枪或者刀——这是没看法庭文件的美国媒体的编造。

“你为什么没有去政治大学领奖？”我问他。“自己所剩时日不多，只希望能将分分秒秒都用在有意义的事情上。”他答。

2012年8月底，在最后一封邮件里，他又纠正了一个媒体对他的惯用评价：“郑先生，很重要的一点需要澄清：虽然和进步学界颇有来往，我的首要身份一直是社会运动者，不是学者，更无著名之可能。”

从日据时代到两蒋统治

1937年，黄文雄出生于台湾新竹。此时，台湾尚处日据时代，他的父亲黄耀辉毕业于台湾工商学校，是当地一名技术官僚，也是小有名气的工程师。

爷爷是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极为痛恨日本当局，他一度不允许黄耀辉进入当局推行的“国民教育”体系。在黄耀辉考上台湾工商学校后，他一如既往地反对。但当身着日本文官服饰、挂着佩剑的日本籍校长，亲自下乡出现在他面前，极为谦和地表达了尊重后，这位生于清朝的长者做出了让步。

在黄耀辉毕业后，年仅二十一岁的他被日据新竹州政府延揽，成为建设局文官，允许穿上文官服并携带佩剑——这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待遇，在政府大楼里上班的台籍文官屈指可数。

黄文雄的母亲则是名门之后，她是新竹两大望族之一“内公馆”林占梅后代林家平的大女儿。此时林家虽然大不如前，但是依然住在新竹西大路上最大的西式洋楼里。

在黄文雄略懂事的年纪，盟军开始轰炸台湾。他开始隐约觉得台湾人和日本人的关系有些复杂。他的长辈们夹在日本人与国民党之间，艰难地在日语、汉语、闽南语间转换。

某日，一位年纪比他大不了多少的日本“少年神风特攻队”的少年来到他所在的村庄。这位少年已经没有往日颈系白毛巾、挥舞着军刀、唱着高昂军歌的风采。他第二天将上战场，驾着木制飞机飞向盟军，然后在火光中燃烧自己的生命。而他此行便是希望在这个村子里买一只鸭子，带上飞机，一同战死。

但村子里的人都讨厌日本人，没人愿意卖给他。最后，黄文雄的母亲，那位精通日语的大家闺秀替日本少年四处说情，才帮他买到一只。“至今，我还记得他手捧小鸭子含泪离去的身影。”黄文雄说。

日据时期，黄父像是个“近乎宗教狂热的现代化推行者”，受到严谨的日本同行的深刻影响，家里堆满了井然有序的设计图和测量资料。他印象中，父亲经常出差，永远被晒得黑黑的，计算尺和笔记本永远随时带着，吃饭时要是想到什么也会拿出来比量。

1945年，台湾光复。黄父十分兴奋，认为自己这个优秀的技术官员可以参与台湾“回归祖国”后的现代化进程中了。但很快，失望开始蔓延。他发觉自己的奋斗是那么孤立无援，总是被吞噬进宏大空洞的计划中。建设局里不断有大陆来的官员进驻，一位国民党籍官员为了装修会客室，将工程档案搬到走廊上，让材料任由风吹雨打。

两年后，黄文雄目睹了自己家门口发生的“二·二八”事件。在台北，军警开枪打死了请愿的商贩。台北市的学生开始罢课，上街游行，但很快就遭到了镇压。类似的群体性事件蔓延到整个台湾。在新竹，民众们也包围了警察局和县政府，并从屋内搬出各种东西在庭院里焚烧，“飞散的钞票都有人捡起来丢回火堆中，没有人会私吞”。

人们的怒火压抑了很久，但没有明确的反对对象。包围警察局的人们在开会时，列举的案例却是这些警察如何在日本人指挥下欺负他们。有些人则将矛头对准外省人，因为开枪的国军大部分不会说闽南语，但也有本省家庭收留和保护着外省家庭。

不久后，从基隆港登陆的国军迅速南下扫荡，黄文雄开始在被窝里听到窗外密集的枪声，台北植物园附近的马场町，取代了南京的雨花台、北京的菜市口。至此，人们开始有了共同的敌人——国民党及其军队。

此后黄父辞职下海，成为一家民营企业的总工程师。1949年，国民党政府退守台北。刚到台湾不久的中央政权虽然继续高压维稳，但在推广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也颇为用心。上世纪五十年代，修筑中部横贯公路时，蒋经国亲自参与，人们甚至可以看到他在工地上与筑路“荣民”同甘共苦。他和工人一样嘴对水直接饮用的镜头，是青少年时期的黄文雄对蒋经国的第一印象。

黄父重新被召回体制，并被要求加入国民党，主持当地市政建设。不久后，又调任新竹公共事业管理所担任所长。

黄文雄的性格与其父亲截然不同。父亲是个兢兢业业的技术官僚，而他一面嗜书如命，一面又接连惹事，乃至留级。

某天，他偶然从报纸上看到一则新闻，自己最讨厌上的公民课的老师曾因贪污而被判过刑。他悄悄剪下那则新闻，在老师上课前贴到黑板上。之后被学校处分，理由是不尊重师长。

他的高中在台中一中和新竹中学就读。前者创办于1915年，创办人有林献堂、辜显荣这些大半生夹在大陆政权与日本殖民者之间的台湾士绅。这个中学的际遇也象征了台湾社会的变迁。在黄父的课堂上，日文取代了汉文；而到了黄文雄上学的年纪，“三民主义”已经南下，取代了“皇民化”。青年们拥挤在这个外形很像红薯的岛屿上，地理课上学的却是秋海棠叶的中国地图；他们用闽南语讲话，在学校却必须每天听一遍领袖发出的具有江浙口音的国语。

外省精英成为最早的启蒙者，黄文雄开始喜欢当时著名的杂志《自由中国》。这本杂志的创办者雷震是国民党党内温和的改革派，曾任“行政院政务委员”。起初，《自由中国》是一份拥蒋反共的刊物，但当杂志的撰稿人——老干部及党内的自由派政治人物——慢慢不满蒋的政策、纷纷离开国民党权力核心后，杂志的方向和风格也逐渐改变。深受《自由中国》影响的黄文雄在演讲比赛中将题目定为《地方选举》，险些惹祸上身。

但当时的他，同时也是个标准的“爱国青年”。1954年，国民党军队的驱逐舰“太平号”在台湾海峡被大陆的鱼雷快艇突袭击沉，台湾青年们发起了一场“复仇献舰运动”，黄文雄是最早的响应者，并在校园里组织活动。

三年后的1957年，一位名为刘自然的台湾少校被美军派驻台湾顾问团的上士罗伯特·雷诺枪杀于阳明山一栋公寓内。之后，美军军事法庭宣布无罪释放美国士兵，引发台湾民众的抗议浪潮。“刘自然事件”爆发后，黄文雄和几位女同学常在暗夜里扮演情侣，用弹弓石块打公园里的美军招待所。

这个年代的校园，除去应试教育、接连不断的考试令人窒息外，更可怕的是严密的校园监控。他坦言，当时若不是校长的保护和其在体制内工作的父亲，他可能很早就被当局盯上了。他的同学中，不少人都被无情地送往少年监狱，不论是高中生还是初中生。

左派青年的诞生

在黄文雄考上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后，他自认为“开窍”了，一些东南亚侨生和美国留学同学给他带来革命性影响。彼时，受大陆影响，东南亚各地华人投身共产运动者颇多，在东南亚各国政府与共产主义者的对峙中，不少华人富商将子女送往被视为最安全的台湾就读。

一位就读于台湾大学的女侨生May和黄文雄建立了极为深厚的友谊。May的个性更叛逆，她原本在英国留学，不慎怀孕后被家人送往台湾。May经历过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欧洲左派思潮的洗礼，在她的引导下，黄文雄开始读了不少禁书，包括一些左派书籍和大陆书籍。

而那些美国来台湾留学的同学中，有不少在美国本土参加过美国民权运动和正在兴起的学生运动。他们和黄文雄畅谈美国，宣泄对美国越来越逼仄的政治空间的不满。当他们用马丁·路德·金的语气诵读《我有一个梦想》时，激起了他们的台湾朋友最热烈的崇拜。

台湾政治大学，前身为国民党中央党校，是国民党培养人才的重要基地。黄文雄的一位大学同学甚至认为，品学兼优、逻辑极为缜密的黄文雄如果选择留在台湾，或许会成为陶百川第二。陶百川是体制内的改革呼吁者，民国时期从哈佛留学归来的国民党青年才俊，长期奋战在国民党的宣传系统，曾任《中央日报》社社长。蒋经国时期，他担任“国策顾问”，但经常在公开演讲中主张取消“报禁”。

然而，命运恰恰走向了相反方向。1960年，雷震被捕。不久殷海光含恨而终，柏杨入狱，台湾只剩下“蒋总统万岁”的声音，进入“沉默的十年”。整个岛屿沉浸于一种压抑、极度敏感的紧张，眷村里的人们沉浸在失去家乡的流亡之痛里，高级精英们不分省籍地陷入白色恐怖带来的窒息氛围，而本省人则是留在家乡的流亡者。黄文雄情绪极为低落。“连雷震先生这样的前辈，如此温和的体制内改革诉求者，都要受到如此严厉的迫害”，让他久久不能释怀。

1964年，在他研究生即将毕业时，他接到一份电报——父亲被不明身份的人用吉普车带走。这让他极为惊讶，“我父亲最不懂政治，除了工程图纸外，其他都不关心。若是政治事件，最该抓的人是我。彭明敏当时正在台湾各地串联反蒋人士，我当时虽未参与，但曾和同学们见过彭明敏教授，也常和左派侨生有些往来。”

原来，由于不配合县长进行变相报销及筹措竞选经费，黄父被当局以“莫须有”的罪名进行调查。在被调查期间，黄文雄遇到许多体制内的司法“黄牛”，也有人传话，如果父亲愿意自动辞职，便可以不起诉。让他哭笑不得的是，在调查站里，父亲老泪纵横地谈了一些心事后，竟然让儿子一定要安排单位的某位技术干部来看他，因为他发现一些新想法或许可以帮第三期自来水扩建工程省钱省时。黄父的案件经过两轮审理后，无罪释放。

在目睹“呼吁者”雷震和对体制无比忠诚的父亲的遭遇后，他引用《退出、呼吁与忠诚：对企业、组织和国家衰退的回应》一书中的论断，认为在当时的台湾社会里，“呼吁”与“忠诚”都不是很好的选择，唯有“退出”。出走是最好的选择，而留学则是最好的出走方式。

美国人在此时抛出了橄榄枝，为台湾留学生提供了丰厚的奖学金。获得奖学金的台湾学生们戏称，苏联是他们应该感谢的对象。1957年苏联那颗人造卫星sputnik，让美国人第一次感觉到紧张。随着冷战加剧，利用奖学金从“自由阵营”的国家和地区招收、吸引优秀学生到美国留学，也成了冷战策略之一。黄文雄将自己和上世纪六十年代赴美读书的台湾、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留学青年称为“sputnik世代”。

然而，此时的美国，也正是左派运动的年代。留美期间，他交往的美国女友中，不少来自工会的传统家庭。那时他和女友们除了出入hotel外，也被这些女孩引导着接触社会活动，比如美国民权运动、反越战活动、女权运动、环保运动、大学改革运动等等。

黄文雄在美国就读的第一所高校是匹兹堡大学的社会学研究所。匹兹堡以盛产钢铁业和煤矿出名，并因此吸引了不少黑人移民。这座城市有着相当强的社会批判传统。和他一起为黑人朋友争取基本人权的民权运动中，也有不少白人朋友。一位白人朋友Chuck成为他在美期间最好的朋友。Chuck喜欢穿南方黑人农民的牛仔工作服，当时黄文雄和身边的华人同学还难免自命清高的时候，如此愿意放下身段的大学生让他充满了好感。

在一次酒后的聊天中，Chuck向黄文雄坦言，他觉得留美的华人学生都喜欢黏在一起。一起租屋、买菜、做饭、上图书馆实验室，甚至追女生，“我真怀疑他们见识到多少美国和世界。”在这次聊天后，黄文雄听从Chuck的建议，和华人社区保持联络，但始终和其他各国学生同住，而且有意识隔一段时间就移动住所，借此扩展交往圈子。

Chuck还推荐他观察并参与“学生民主社会联盟”。“我们是属于这个世代的年轻人，我们在舒适中成长，但是却不安地凝视着这个环绕我们的世界。”在密歇根州的修伦港，联盟的学生们写下了这个《修伦港宣言（PortHuronStatement）：一个世代的议程》。这个联盟的学生们经常走向街头，他们抗议一切，拒绝传统教条主义和自由主义，但不信任老左派的社会主义——当苏联将坦克和飞机运往匈牙利镇压当地民主运动，斯大林极权面貌被彻底暴露出来，因此，他们不同意传统左派把改革的使命放在劳工身上。这个联盟的故事此后不断出现在美国的文学作品和电影中。

在黄文雄赴美留学第四年的1968年，左派的高潮来临。在美国，约翰逊总统放弃连任，捷克有“布拉格之春”，法国的戴高乐被学生和工人联手逼退。被浪漫化的Chuck们似乎代表了黄文雄渴望的一切：敢于冒险、富有学问、特立独行、参与历史变革。这一切都笼罩在悲伤与诗意中。

黄文雄开始思考他的故乡，他把台湾和越南进行对比。在他眼里，虽然不喜欢另外一个阵营，包括苏联和海峡对岸，但是对美国扶持南越和台湾的“独裁政权”，他恨之入骨。

此后，在其同样在美留学的妹夫郑自才等人的介绍下，他开始成为“台独联盟”的一员。联盟的大部分成员是台湾留学生。“他们的一些目标，加上青少年时期的成长经历，我很快就能赞同。身处那个时期的美国，各种民族解放思潮流行，我很多朋友组织起来，上了街头，有人甚至想回国打游击，没人能完全不受影响。”

一位台湾留学生如此形容黄文雄：黄长得很帅，又潇洒，又浪漫，还有一只不离嘴的烟斗，加上那袅袅而上的黑烟，使人感觉他是用诗写成的一个人。这很容易让人想到拉丁美洲那位出现在各种T恤上的左派青年偶像，切·格瓦拉——还好，黄文雄绝不是格瓦拉。

刺杀蒋经国

1970年4月，时任“行政院”副院长的蒋经国即将履行他的第五次访美任务。

早在1969年，蒋经国第四次访美结束后，已经在康纳尔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的黄文雄便从担任国会议员助理的康大同学那里听到蒋经国将有第五次访美的消息。由于此时尼克松已和北京有过秘密接触，随时可能会和北京建交，为了安抚台湾，美国人事先布置了抚慰。

在蒋经国赴美前，黄文雄和一群台湾学生开始了策划一系列抗议。一位台湾学生突然提到刺杀计划，整个讨论活动开始迈向高潮。但这样的讨论显得极无意义，学生们更像在秀自己的学科背景和专业知识。一些理工科学生从技术可行性分析蒋经国可能的路线和行程，他们设计了一套狙击方案，并建议购买高远距离的狙击步枪。这个计划得到认可后，由谁来开枪很快成为一个让现场沉默许久的话题。有人建议可以雇用黑社会人士或是黑人执行暗杀。最后，讨论不了了之。

在一旁的黄文雄显得十分安静，他对这样的讨论兴致并不高，因为学生们还没有想明白为什么要暗杀蒋经国。蒋经国的离去会打乱接班计划，但依然改变不了台湾现有的政治格局，可是“刺蒋”这个动作会让很多人明白反对人士的不满，给沉寂的反对运动带来曙光。他认为暗杀蒋经国只有由一个普通的台湾人去做，才能凸显政治意义，那些雇用黑人或远距离狙击的匿名攻击，都不能有力清楚地向世界和美国人传递台湾人的政治诉求：台湾人不能接受蒋家父子的独裁，也不能接受父传子的接班设计。而且暗杀行动执行时，一定要靠近蒋经国，如果误伤无辜，即使技术上暗杀成功，必然会伤害此举的政治意义。

几天后，他的妹妹黄晴美、妹夫郑自才及另外一名同学赖文雄上门找到他，四人开始正式决定行动。郑自才负责买枪，而在蒋经国抵达美国的当天，黄文雄、郑自才、赖文雄用抽签的方式决定由谁去开枪。

他没有将计划告诉其他台湾人，只告诉了两位有生死之交的外国朋友。当蒋经国的飞机降落在华盛顿时，黄文雄自告奋勇决定由自己去开这一枪，因为郑自才和赖文雄都有妻儿。

蒋经国在华盛顿停留了两天，来到了黄所在的纽约。在黄的计划中，蒋经国24日会在纽约的广场饭店，向“东亚–美国工商协会”发表演说，这被认为是刺杀行动的最佳时机。

广场饭店前面有一个喷泉广场，是官方组织的欢迎者以及异议者示威的地方。黄分析，广场和入口应该是护卫人员的注意重点，但饭店后侧和左侧各有巷子。后侧巷子有一幢建筑正在整修，比较凌乱，那里的防卫可能较薄弱。于是，他决定次日从后侧巷子转到左侧巷子，然后从那里沿饭店的骑楼走向入口地区。

24日，一切都按计划进行着。枪放在黄晴美的皮包里，因为警卫一般不会搜女士身上的东西。黄文雄、黄晴美和赖文雄按原来计划走向饭店。但走到饭店后那幢正整修的房子时却被建筑工人和警卫挡住了。于是，他们决定多跑半条街转入饭店左侧的巷子，当妹妹在饭店的南角把枪交给他的时候，蒋经国的座车正好转入饭店入口前面。左侧巷子果然和他们想象中一样，警卫很少。

蒋经国在护卫人员的陪同下，朝酒店旋转门方向走来。护卫人员排成两排护卫墙，让出通道。黄文雄很容易挤到墙角，并处在围观群众中的前三排。

就在蒋经国即将进入旋转门时，枪声响了。但是让黄文雄没预料到的是，他开第一枪时，一个机警的纽约警官看到了，飞身而起将他手肘往上托，子弹飞向蒋经国头部上方。在黄文雄开第二枪时，蒋经国已经进入旋转门的右侧了。而他也被一大堆警察压在身下。

他高喊着那句英文：“Let me stand like a Taiwanness！”让正在示威队伍中发传单的郑自才见此景，跳进来企图救走黄文雄，但很快他也被制服了。示威者愣了很久，在黄和郑被戴上手铐塞进车内时，正在示威的几十位同乡才回过神来，口号变得特别响亮。

事后，保护蒋经国的那位便衣警察获赠蒋随身携带的昂贵手表。蜂拥而至的美国记者请蒋经国发表遇袭感言，蒋神态从容镇定：“这些怀有异见的人，他们如果有什么不同意见，可以向我陈述，我一定接见。至于这两个被逮捕的无知青年，我希望美国把他们释放。”

但蒋经国回到台湾后，黄文雄即被列入重点看顾的海外黑名单，情治单位对黄的家人也一直“照顾有加”，只是美国的法律制度最终成就了蒋经国的仁慈。

在警局内，警察从他身上搜不到任何证件。黄文雄行前也没有告诉女友自己的计划。他预判，当天下午，女友会到住处找他，因此他必须把时间拉长，让女友和可以照顾女友的朋友们在警方查出他的住处前，有机会从电视上得到消息。他显得十分冷静，警告警察自己会有很好的律师，“明天的《纽约时报》头条肯定会是我”。直到当天晚上，他断定新闻已经传到康纳尔大学后，才说出了自己的名字、学校和住址。

很快，他和郑自才被检方以“谋杀未遂和共谋”罪起诉。

在拘留所里，他认为自己见证了当年美国人反越战运动给社会带来的改变，比如这场运动让许多美国人对第三世界的反对者有了更多同情和支持。在好几个拘留站，他们受到工作人员的特别照顾，甚至所经之处，还有人举起拳头向他们打招呼，以示加油。而相同囚室里，大多都是政治犯，包括反战运动、黑人解放运动和波多黎各独立运动的成员。直到今天，他还清晰记得在牢中的时事辩论会。

由于涉及联邦事务，当局将保释金定得很高，黄文雄需要十万万美元，郑自才需要九万美元。他们的律师称，这创造了纽约当时的纪录。但不到三个月，台湾在美国的留学生们为他们成功募款，凑齐了保释金，两人获得保释。黄文雄认为这也证明刺杀行动的成功，如此迅速筹到保释金就是另外一种投票，等于对蒋氏王朝做了一场民调，也对美国政府的台湾政策带来一定冲击。

虽然蒋经国多次表现出对此事的大度，仿佛若无其事，但枪击事件的巨大刺激令蒋经国终身难忘，以至于此后经常嘀咕“台湾人为什么要杀我？”正是在这样的反思中，体制向台湾本土年轻人开放，李登辉、连战、吴伯雄这些熟悉的名字得以进入体制。随后到来的所谓外交危机也化作改革的动力，政府、知识分子、民众之间似乎达成了某种暂时的和解，台湾最终走向解除戒严体制。

一些美国人主动递上援手。为黄、郑二人辩护的律师中，一位律师的女儿也因反战案件被联邦政府通缉，另一名律师是调查纽约警察贪污委员会的成员，也是一名前检察官。康纳尔大学几位社会学家则制定了一套陪审团筛选方法，以帮助辩方律师。

但是最终，黄文雄和郑自才选择了弃保逃亡。他们得到了负责出入境工作的几位外国朋友和台湾老乡的帮助，顺利在FBI的监视下逃亡。有关逃亡的过程，黄文雄自称“十分精彩，是自己报废前必须好好写下来的故事”。但还未来得及向包括我在内的采访者详细描述，他便被医生禁止外联了。

逃出美国后，郑自才在瑞典被发现，此后被引渡到美国，服刑一年多后，被假释出狱。而黄文雄则在欧洲游荡了二十五年，直到蒋经国在临终前拔出关着民主的魔瓶塞子后第八年——1996年，黄文雄得以回到台湾。

这一年，他在回台公开身份后接受的第一个电视采访中，被主持人问：“现在最想说什么？”他说，想向当年美国的女友道歉。

要做怎样的反对者？

有关欧洲流亡的故事，黄文雄一直守口如瓶。他只是一直强调为了不让自己暴露：开车十分小心，生怕出事，同时也不会去酒吧喝酒；实在想家，也不敢给家里电话。

1992年，流亡期间的黄文雄主动找上在欧洲访问的“国大代表”、反对党的要角陈菊。陈菊回台后于《自立早报》刊载《二十一年生死两茫茫——喜见刺蒋案黄文雄志士》一文，台湾人才首次得知黄文雄“别来无恙”。

四年后，黄文雄回到了台湾。虽然早在四年前，李登辉就已经宣布解除海外黑名单，但对当时的政治环境还未抱太大信心，黄文雄选择的入境方式是偷渡。

此时他的母亲已卧病在床五年。黄听从弟弟的意见，与母亲见面时，扮作弟弟从美国归来的朋友兼推拿医生。但他没想到的是，已经二十六年未见的母亲很快就认出了他，和他对望着。也许是看出黄文雄情绪上的激动，在他为母亲按摩脚的时候，母亲用脚趾夹住他的手指，眼中有一闪慧诘的光芒。“母亲似乎在告诉我，我们得先骗过他们。已经回来了，要哭以后再哭。”

母亲的举动让黄文雄决定提前召开记者会，宣布归来。此后他遭到起诉，检方的理由是，虽然其拥有“中华民国”护照，但是没有户籍，必须申请后才能入境。最终黄文雄胜诉而获判无罪。

回到台湾后，黄文雄仍然充满争议，有关他刺蒋的细节被媒体大量报道。直到2000年，国民党人唐湘龙在《中国时报》上发表文章，称他为“刺蒋暴徒”。而在同一年，他则被刚当选为“总统”的陈水扁聘为“国策顾问。”

不过黄并没有因此加入民进党，他并没有像其他“海外黑名单”上的异议者一样，在台湾民主化后，把曾经的“反对者”身份作为资源，在各种选举场合呼风唤雨。他回到台湾后，依然扮演的是体制的批评者。

在陈水扁执政时间，谢长廷内阁曾推出“台湾全民指纹资料库”计划，在居民更换身份证时，被强制要求按捺指纹。为此，在2005年5月24日，黄文雄与台湾人权促进会、“中国人权协会”等人权团体合组为“拒按指纹524行动联盟”，公开反对“行政院”推行的“全民指纹建档”计划。最终，“司法院”大法官公布“释字第603号解释”，宣告该案法源应不再适用。2005年10月，官司获胜后的黄文雄辞去“国策”顾问职位，转任台湾人权促进会顾问。

他终其一生，都是一个反对者。但在黄文雄的世界里，敌人只是不合理的体制，统独从来不是他关心的重点。他出生于日据时期，与传统的本土精英极为亲日不同的是，他认为日据时期的台湾，殖民化和现代化同时进行，情感十分复杂，今天台面上的两极化说法都过于简单。

对台湾，他充满了感情。他常提及台湾学者曾建民的著作《一九四五，破晓时刻的台湾》。这本书描述了1945年8月15日台湾光复、日军投降到陈诚和国军接管的两个多月时间里，台湾高度自治的状态。多元的公民团体和社会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共同规划战后重建，甚至有公民社会自我组织能力的萌芽出现。曾建民是统派学者，此书认为这种局面是台湾人高度的民族认同感驱使下完成的。黄文雄也没有反对这点，他也认为1945年台湾人脱离殖民统治、回归祖国的欢欣达到了高潮。但让人可惜的是这个高潮不但只有空前，而且绝后，两年后，“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接踵而至。以至于他常想，若早期接管台湾的大陆政权是个民主政权，今天的台湾会有如此大的争议吗？

他年轻时深受影响的雷震、殷海光、柏杨是标准的外省人。回到台湾后，他和柏杨第一次见面时，柏杨很认真地对他说：“文雄啊，你开那枪后，我们牢中原来判轻罪的都改判重罪，原来判重罪的都改判枪毙了。但我们都不怪你，只怪你枪法怎么这么差！”

他也不关心权力属于哪一派，真正要紧的无非民之福祉。2006年12月4日，黄文雄在台湾绿党网站发表《我为什么支持绿党？》一文，公开表态支持台湾绿党的理念，以拓宽台湾的多元政治光谱，并批评泛蓝与泛绿关怀的议题主要局限于“国家认同”与省籍差异而非公共议题。依照2012年“立委”选举的不分区政党票来排名，绿党目前为台湾第五大政党。这个政党长期关心劳工、弱势、环保议题。

人们总是期待从他这里得到对蒋经国不同于主流的评价，但每次都失望而归。2003年，他在《中国时报》发表文章称蒋经国为“先生”，并认为蒋经国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认识他，评价他，所关系的并不是为某个人‘打分数’而已，还关系到我们对自己的社会、时代，甚至对我们自己的了解，不可不谨慎从事。”他常强调，自己刺杀的是体制，不是针对蒋经国个人。

有趣的是，人们总是把他和另外一位日本籍台湾裔作家黄文雄混淆。二者都出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日据时期，都曾是蒋政权的反对者，这样两个同名人士的确很容易被混淆。但是和那位“反中作家”黄文雄相比，这位黄文雄显得温和许多，几乎没有发表过针对大陆的任何评价和文章。

将“二黄”混淆的不仅只是一些大陆媒体人，还有中国社科院涉台研究机构的研究员们。一位研究员在一篇研究文章中，痛骂刺蒋的黄文雄为“刺蒋案主凶”、“恐怖幽灵”，并称黄现任“台湾独立建国联盟”日本本部中央委员，其人权斗士的面目可想而知。后面这个职务，其实属于“作家黄文雄”。

这位反对者，虽然以一个“刺客”的身份留下最震撼一幕的历史画面，但他最终选择为“非暴力抗争”布道。

2009年，黄文雄在郑南榕（党外政论杂志出版者，1989年被国民党以叛乱罪起诉，拒捕自焚而死）去世二十周年的纪念活动中，发表演说呼吁非暴力抗争。人们常把他当做另外一个郑南榕。黄文雄在演讲中称：“我没有时间向大家报告非暴力抗争、公民不服从运动以及平民国防的历史、经验、技术和理论……我只是想用它来举例说明郑南榕的精神和方法学，并且向Nylon（郑南榕的绰号）这位不是用勇气就可以形容的兄弟说：我已经在和几位影片制作者商谈了，希望能制作一部有关非暴力抗争的历史、理论和技术的教学影片。希望努力有成，明年扫墓时，可以带来代替鲜花，向你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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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东阳，专栏作者，《凤凰周刊》编委。）

廖信忠：所谓台湾南绿北蓝的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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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2-27 11:56:53 | 浏览 27642 次 | 评论 13 条

在小时候很长一段时间里，每次坐车走高速公路南下，一过彰化，总是会上一座很长很长的桥。它的河床很广，可是桥下大多是光秃秃的砾石河床，只有几缕浊浊的溪水；往东望，依稀可见是从山那一边流过来；往西望，溪水一直流至一望无际的平原地平线那一头。

一过这长长的桥，就知道差不多该下交流道，爸爸的老家到了。

尽管后来我知道中国最长的河是黄河与长江，也能滚瓜烂熟地背出画出中国各省份的水系，但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这条每年都要经过好几次的河叫浊水溪，是台湾最长最宽的一条河。

浊水溪有多长，其实也不长，一百九十六公里而已；宽则真的很宽，在我经常路过的路段，她已经宽约四公里了。

说浊水溪平常没什么水，可是雨季时又常听到电视新闻里说“浊水溪河水暴涨”，那是什么情况呢？就是平常宽约四公里的河床，整个都是夹带大量泥沙树干的滚滚洪水，以惊涛骇浪吞没一切之势，又快又急地向下游杀去，光是看电视画面都会让人觉得恐怖的。

在历史上，浊水溪也常常改道，恣意乱流。每次洪水改道，对台湾历史都造成一定影响。

就是因为她那么宽，暴涨时又像海啸一样汹涌，在最早英国人给台湾画的地图里，误以浊水溪为界，将台湾分为南北两个岛。以自然气候来说，浊水溪以北的台湾，是亚热带气候；以南，是热带气候，所以在日据时代那个“工业日本，农业台湾”的政策下，浊水溪以北多种稻米，以南多种经济价值高的甘蔗，你会发现现在台湾的老糖厂，几乎都集中在浊水溪之南。

台湾有一句很有名的俗语：“顶港有名声，下港尚出名”。意思是全台知名的意思。这“港”指的是早期台湾商业活动都集中在港埠一带。这些商业繁荣的地方都有各种同业工会，称为“港郊”；“顶港”指的是浊水溪以北的港口，“下港”指的是浊水溪以南的港口。流传到现在，浊水溪又变成台湾人观念中南北的分界线，你在台湾人口语里还是常能听到“下港”，结果现在指的经常是南部比较乡下的地方。

到了这些年，浊水溪又无形地变成台湾政治版图的分界线。尽管这种说法一直有争议有待商榷，可是一般人就很自然地认为“北蓝南绿”，溪以北，蓝营的天下；以南，绿营的天下。每次台湾一临近选举，“跨过浊水溪”这个议题就要重新被拿出来吵一遍，蓝绿营都想“跨过浊水溪”：对绿营是“挥军北上直指中央”；对蓝营来说则是“光复旧有的失土”。但除了2008年“总统”大选绿营几乎全军覆没，只保住台南外，从2000年以后，这个格局几乎没有变过。

早在蓝绿格局还没有那么确立的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甫成立的新党，就曾经宣示要“跨过浊水溪”到南部去办演讲。新党当时在人们印象里，就是个中产阶级、精英气息浓重的深蓝政党。他们就是这一句“跨过浊水溪”可让南部许多民众不爽，被认为是一种挑衅。结果，新党在高雄办演讲会时，果然发生了一点肢体冲突。

只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好像也没有人觉得这种“北蓝南绿”是一种理所当然。那时候台湾的政治版图，有一段时间里，浊水溪以北，台北县市都是民进党执政、桃园也是民进党执政，新竹县新竹市，台中县台中市都是民进党执政，传统的“民主圣地”宜兰那就更不用说了！

反而是南部，从云林、嘉义县、高雄市、屏东，都是蓝天一片。怎么才短短几年，就好像来个乾坤大挪移，大风吹般吹成北蓝南绿了。有这么一种说法是：当时国民党黑金政治当道（其实国民党从创党就是黑金当道），民众看了诸多不满；而民进党一反过去暴力街头起家的形象，以反贪腐，有魄力，清新，关怀弱势的形象出现，成功博取民众的好感，而在地方首长选举中斩获不少。这种说法有些道理。那时台湾正处于威权时代过渡到民主时代的阶段，许多老百姓对国民党不满，给了投了民进党一票给他们试试看的机会。另一个原因是，相较于国民党精英腐化却又高高在上的姿态，民进党因为草根性比较强，愿意放下身段不愿其烦地到南部各乡镇去办演讲会、说明会，这也开始在本土意识本就比较强的南部开始扎根。

等到民进党强大到一定程度后，国民党也开始紧张了，台湾的政治格局合纵连横。因为政治认同也慢慢变成蓝绿对决的两党制格局，这时民进党在北部的选举自然就会比较吃亏。这么说好了，在台湾经常可以见到一个现象，1949年随着国民党来台的外省人及其后裔，尽管对国民党有诸多不满，但一到选举时极大部分还是会投给国民党，因为他们的政治意识形态就是偏向国民党；而本省人的选择就很多样化了，支持国民党还是民进党的都大有人在；由于外省人在全台的分布上，本来就以北部较为密集，所以现在只要是北部的县市选举，除了宜兰外，只要是一对一政党对决，民进党几乎没有赢过。

而民进党在南部的深耕也有不错的成果，整个“北蓝南绿”的转捩点，可以说是1998年支持率高达七成多的台北市长陈水扁败给马英九，而谢长廷却一举拿下高雄市长的时候。

不少人有这种刻板的观念，觉得台湾南部民众“热情纯朴，教育程度大多不高，政经水准低，易受政客操纵”，相对的，北部民众“冷静理性，教育程度比较高，政经地位有一定水准，对选举投票有自己的理性判断”。我以前看过大陆一本杂志，用一张台湾民众很虔诚在拜拜的图片，插图说明就写着“纯朴的南部民众常受到政客操纵”，可是仔细一看，那明明是台北的龙山寺啊！当然这只是一个刻板印象的笑话。只是，如果我们再继续用这种二分法，很符号化的印象去看“北蓝南绿”的格局，那是绝对看不清楚，无法做正确判断；很可惜，这种说法，总是在大陆的媒体上一再出现，并用此来评论台湾南北，好像南部民众都是笨蛋一样。

政府在做什么，民众不是没有在看。你若是看看最近十几年的台湾各县市执政满意度的统计，会发现民进党执政的县市，施政满意度永远排在前几位，而排在倒数的，永远是国民党执政的县市，其中还不乏国民党内的政治明星。

就以谢长廷来说吧！他在高雄的两任（最后两年上台北担任行政院长），高雄简直是完全改头换面。以前台湾人对高雄的印象是如何呢？重工业都市、空气糟、没文化、治安差、没啥好玩的。可是在他当市长这几年间，把经营整治得真的很不错，虽不能说处处都让人满意，但比起以前国民党多年执政却停滞不前的情况，进步那是相当多，以至于很多北部人多年以后再南下高雄，完全都不能相信。这是大家都看在眼里的事。

在南部县市民众的眼里，过去国民党长期重北轻南，好的资源大多被北部占有，逼得自己子弟为了生活都要北上谋生；而过去的国民党的县市长，各种贪污腐败，只把在南部的经历当跳板，过客的心态，也没有好好经营当地，几十年下来，当然有无比多的怨念。至于“南部人民政经水准比较低，思想单纯所以支持绿营”这种印象，也是长期以来南北政经不均的结果。在北部的人，甚至经常以北部的思考方式在想南部，你总不能把人家搞笨了之后再反过来说人家笨，把人家搞穷后又说人家穷吧！

其实简单拿出一个反例就可以：如果南部人真的知识水准不如北部所以才支持绿营，那医生作为台湾传统知识分子的代表，为什么南部的许多医生，以及北部许多医生，都从过去支持党外一直到现在，政治立场都是倾向绿营？

在这里不做各阶层人群政治倾向的取样分析，只是很直观地描述当地人民的感受。简单地说，现在的南台湾，就是真正感受到当地政府有在做事，就支持他。仅仅在这一点上，说不定还比北部选民理性呢！

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反例是几年前的嘉义市。在台湾，大家都知道嘉义市又是一个号称“民主圣地”的地方，原因就是嘉义在几十年间，都是由“许家班”的党外人士所执政。

嘉义老一辈的人对国民党颇为仇视。在台湾光复初期，其实嘉义人对于政治参与的热情相当高。只是到了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嘉义地区的精英分子受到歼灭性打击，从此，对政治避而不谈。所以你到嘉义市去，会发现老式诊所特别多，那就是因为，第一流的人才都不读法政，都读医去了。

这种情况一直到1968年，一位名叫许世贤的无党籍女医师当选嘉义市市长，改变了嘉义市的政治格局，也展开了嘉义市“许家班”的时代。许世贤在嘉义市长内任做得不错，你现在嘉义街头还能见到她的铜像。于是，在1983年许世贤去世后，她原本也是担任医生的两位女儿，也以无党籍身份开始轮流担任嘉义市长，妹妹当完姐姐当，姐姐当完再换妹妹当，简直就像普京跟梅德韦杰夫玩二人转似的。所幸两人做得都不错，嘉义市的选民也非常支持，也颇为自己城市在当时全台一片蓝的情况有这么一个无党籍女市长而自豪。

在2000年的时候，张博雅在市长任内，调到中央担任“内政部长”，这让嘉义市民很不爽。而原本代理的副市长陈丽贞，也在竞选连任后加入民进党，这简直背弃了选民的期待。于是，2005年的县市长选举中，原来嘉义市的国民党籍“立法委员”黄敏惠，终于成功拿下嘉义市长的宝座，终结了“许家班”及其支持人选的执政。只不过到现在三十年来，嘉义市一直是女人在当家，有人笑话说，那是因为嘉义市最大的一条路叫“垂阳路”，所以男人一直选不上嘉义市长。

由此可见，就算再铁杆的地区，如果执政者得不到民心，依然逃不过下台的命运。

这些年绿营执政的县市成绩实在是有目共睹。虽然不一定那么喜欢那些首长，可是也不得不承认他们真的很有办法。所以很多人就感叹，民进党的当“立委”、当县市长成绩都不错，怎么当了“总统”就不行了？

台湾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政治松绑，一直到现在快三十年，一路走来虽然跌跌撞撞，但大家都可以见到，经历了初期风风雨雨纷扰不断的那几年，政府或民众都不断在学习及进步。如果还只停留于“民众单纯易受利用”这种刻板印象，那也未免太小看民众的智慧了。平常执政多用心，交出民众满意的成绩单，选举时选民自然会用选票回报你。

话说回浊水溪。台湾传说，总是浊水滚滚的浊水溪一旦变清，就预示着改朝换代。这传说从清朝各大小民变时就不断在民间流传。2000年及2008年都有浊水溪变清的传闻；到了2011年底，亦有同样的传闻，不过结果如何，大家都知道了。这种传说见仁见智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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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信忠，台湾作家，著有《我们台湾这些年》。）

老愚：台湾人与大陆人如何心连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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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2-28 12:59:15 | 浏览 201435 次 | 评论 101 条

在台湾旅行，吵闹的电视，喧哗的报纸，与安静、整洁、有序的生活形成强烈反差：若只看媒体，你会以为这是一个活地狱；若只徜徉于街头，你会以为这是真天堂。

因为缺少超越党派纷争的独立媒体，台湾媒体酿造的舆论氛围，是一个充斥怒气、怨气、戾气的气场。绿营、蓝营、泛蓝、泛绿，凡事大都以一党立场来裁决，给予受众的便是恶斗的印象。喋喋不休的话语洪流，少见大胸怀，多为小体会、小感觉、小聪明——媒体人话语滔滔，以炫才逞强为能事。众声喧哗，作为受众不免觉得无所适从，自然影响了对情势的判断。

因为宪法保护媒体行使言论自由的权利，舆论监督，在某些情形下，几乎变成了舆论审判，所有的政府官员都可以作为戏谑的对象。无形间，政府便矮了下去，官员被剥得精光。可以想象，做官不再是惬意、享受的职业了。不仅仅是马英九每日遭讥评，笨呀蠢呀作秀呀，还有在野党组织“火大”全台大游行，理直气壮地向大众表达自己对执政者的不满。

基层官员日子也不好过。我们至少在新竹和新北市两地得知，“议员”审核明年年度预算，长官们因为站台接受审查答辩，甚至不能按时吃饭，而“议员”可以优哉游哉轮换上场，连轴转斗争下去。

在这样的舆论气氛里，似乎揣摩不到政府和人民的力量，难以建构一个台湾整体的图像，似乎看不到台湾精神，更不用说什么台湾的前景。

在台湾《旺报》和凤凰网联合举办的“大陆人看台湾，台湾人看大陆——第三届两岸征文”颁奖仪式上，尽管有政府高官出席，但无安检，无警卫，无逢迎。前来暖场的歌唱家简文秀，甚至还这样调侃海基会林中森董事长：“你怎么那么紧张，笑一笑啊！请跟我唱——”

这里一律平等。喔，惟一区别尊卑的是，台方的每一个发言者，正式讲话前，会按照官衔逐一点名。但他们绝对尊重每一个与会者，在欢迎晚宴上，主持人会挨个念出每位嘉宾的职衔和姓名，掌声始终保持在相近的分贝区间。

在飞往台北的飞机上，邻座是一位年过六旬的台湾企业家，常年奔走于两岸。他的企业在山东潍坊扎根，谈到马英九民调屡创新低的理由，他这样回答：马不会像大陆这样拼经济，处理问题不考虑民众心理，谁会喜欢从自己身上拿钱的“总统”呢？对大陆，他心里有一个疑问：党代表大还是人大代表大？他觉得大陆的书记都很厉害，什么都得听他的。

一些台湾人觉得大陆崛起了，在全球很有分量，相比之下，台湾就微不足道了。

旅行中有一个非常好的导游，常常一句话就让我们茅塞顿开，他对台湾如数家珍，又不乏善意的调侃；他小心翼翼地介绍台湾情况，生怕不合适的话语刺激了陆客神经。

领队是台方一位副社长，她曾长年在上海借刊号办企业家杂志，自称非常了解大陆情况。她推荐大家看电视纪录片《世纪宋美龄》和《蒋家王朝》。看到台湾解禁前的社会图景，比如对蒋介石蒋经国的个人崇拜等等，她会引申道：“你看，两边何其相似啊！”但我知道，那是完全不同的情况。

某一天，她兴致颇高地介绍完台湾的媒体现状，语重心长地嘱咐我们：你们大陆千万不能搞两个东西——一个是一人一票的选举，那会撕裂整个社会；一个是不能放开媒体，社会由此缺少主流声音，给外人乱糟糟的印象，也提不起人们的精神。

她很羡慕大陆有“新闻联播”：大多都是鼓劲的正面新闻，我们外人看着也很提神。在她眼里，台湾问题多多。她告诫我们不能只看表面：大陆太大，台湾不能比，大陆治理难得多。她说：大陆人夸台湾，其实是在安慰我们，台湾仅有两千三百万人，而大陆有十四亿人。一千人里出一个优秀人物，就是一百四十万，台湾人口素质比较平均，显得文明指数高一些。她相信，大陆一旦发生变化，台湾难以望其项背。

来台湾求学的一位陆生，因为喜爱台湾，喊出了“中华民国万岁”的口号，引起了大陆同伴的抨击：不能只看到台湾好的地方，没有大陆的政策和市场，台湾人的日子好过不了。

在征文颁奖会上，福建海峡之声电台总编辑说，两岸应该互相夸，这样才能和谐相处。但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为，是正视两岸制度差异的时候了，从经贸交流演进到文化交流阶段，不解决价值观的认同问题，就无法做到心连心。

台湾人对阔绰的大陆人爱恨交加，他们为了生意可以迁就粗鲁的陆客，但内心非常痛苦，在颐指气使的陆客面前，他们有不被人尊重的感觉。

“中国人”的认同真的是一个大问题。

坐拥四条游船的日月潭一位船老大，宣称李克强几年前坐过他的船。他说，李问他怎么看待一个中国的问题，他回答道：问题太大了，都是从大陆过来的，是一家人还差不多。最后李附和道：我们都是一家人。他狡黠地补充说：“一家是一家，可我们回不了家了。”他自称连云港人，祖上是清末从大陆逃命过来的，从高雄走到中央山脉这儿才停下脚步。他说，大陆只要一成人来旅游，就是一千四百万，够他家四条船忙活一百年的。“我要拉你们，哪有时间回家啊！”

在嘉义阿里山森林火车站做义工的老导游说，大陆人很多都不讲文明。一次他发现树下晃动着一颗白花花的玩意儿，走进一看，原来是一个中年女人蹲在那里解手。他最不屑的是，大陆有些官员给他讲述“同是中国人”的道理：他们还想“统战”我！

台湾人对大陆的态度，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分享大陆改革开放成果的，他们喜欢大陆，与大陆有一体之感，主张两岸尽快融合；一是坚守台湾第一的人，觉得大陆是个威胁，他们捍卫融合中华文化传统与西方制度文明的台湾本土文化价值，以中华文明领航者自许。

在台湾，“你是中国人吗”是一个自讨无趣的话题，因为你的中国，与人家的“中国”根本不是一个东西。至于做不做“中国人”，更是一个私密的话题，不可能随便告诉你。最明智的做法是，听听台湾人说什么，看看他们做什么。在我们意识里黑白分明的大是大非问题，在这儿其实非常复杂。随便开口，就不小心冒犯了别人。

没有人愿意与“统战者”做朋友。

在我看来，“统一”是两岸制度文明同步之后的必然结果。台湾爱与和平基金会董事长邓文聪先生在新近出版的《和解》一书里，提出了建立海西平潭政治实验区的设想，冀望以台湾的制度文明影响大陆民主化进程，不乏创意。但政治其实是无法实验的，当下中国亟需一场全局性的政治体制改革，同文同种的台湾就是大陆最好的老师，关键是后者能否谦卑地向前者学习。

中华文明的根在台湾，这已经越来越成为大陆人的共识。台湾在大陆面前应该自信，你们所创造的文明社会，一定会成为大陆的借镜。

中国文明走向，表明上看有两条路径，但只有一条是对的。

作者博客：http://laoyu.blog.ifeng.com/

（老愚，陕西扶风人，FT中文网专栏作家，著有《在和风中假寐》等。）

贾葭：有意义的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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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3-05 16:10:41 | 浏览 82476 次 | 评论 48 条

2005年办《纵横周刊》之前，我对台湾的印象和认知来自《参考消息》的零星报道以及台湾的一些新闻网站。后来我给《纵横周刊》持续写关于台湾的政治评论，读了不少相关的书，但一直未有直观感受。直到我因为报道2008年大选时第一次去了台湾，总体感受很复杂也很欣喜。那时候，我满脑子想的问题就是：台湾对大陆的意义何在？作为大陆人，可以从台湾看到什么？

当然这些个问题并不难解答，我写过很多类似主题的文章。从大陆人的主体性出发，首先想的是台湾制度变革、经济发展以及文化传承的经验是什么？有哪些是当下的大陆可以作为镜鉴的？这些吸引大陆人，尤其是大陆知识人的特征，往往是在小处体现出来。比如台湾的人情味儿，人际关系的和谐，台湾人的热情认真等，令人印象深刻。

那次在台湾待了十多天，回北京之后，我发现自己变得异常讲礼貌，说话柔声细语，甚至开始习惯给人鞠躬等等。这是短暂的十多天内，台湾对我润物细无声的明显改造。后来又去过几次，跟台湾朋友打交道，我变得谦卑、谨慎、认真。一方面在那个环境中，有许多自然而然的入乡随俗；另一方面，我又觉得自己是大陆人，有种维护大陆人形象的责任在，就也有些刻意。说实话，有种不真实的外在表现。

这两年在台湾，却有另外一个新发现：台湾人在大陆人面前的表现，多少也有些不真实。他们刻意地更有礼貌也更有耐心，更关心大陆人。不论是朋友之间的交往和消费时享受的服务，似乎大陆人比台湾人更容易受到优待和尊重。比如韩寒和蒋方舟丢失的钱包都能找到，在台湾朋友眼里是很匪夷所思的事情。许多朋友疑惑地问：我们台湾真的有那么好吗？

在台湾人眼里，台湾也许没那么好。2000年政权轮替之后，蓝绿两党无休止的对立，让社会对政治的负面观感更多。两个党虽然好，但架不住爱吵架。一个说东，一个说西，一个说对，一个说错，在外界看来是很内耗的事情。台湾经济持续下滑，十多年间工资都没涨过，企业和人才都去大陆发展。早年“亚洲四小龙”所营造出的自信都耗没了，对外也不被承认身份。这都是十分打击自信的方面。整个社会的心态是向下的，灰色调的。

但是，大陆赴台旅行自由行开放之后，情况不一样了：来的大陆人都说台湾好。好在哪里？朱学勤夸过，韩寒夸过，很多人都夸过。这令台湾人突然有种被承认、被认可、被赞扬的满足感，就像在幼儿园被贴了小红花。我去年在《这不是你的台北》一文中曾简单提到这类现象。后来我想了一下，台湾人在大陆人面前所表现出的那种热心和认真，是受到鼓励之后的更上一层楼。

我举个例子。去年台湾大选时，我在台北坐计程车，司机一听我是大陆口音，就格外爱聊天，问东问西，服务特别热情，坐一趟车，能听到十几个“谢谢”，但这只是我单独坐车的情况。跟我同去采访的女同事是潮州人，是个语言天才。一上华航的飞机就转频道为台湾“国语”，真假难辨。但她跟我一起坐车，司机就会认为她是本地人，服务态度也就一般了。她非常苦恼地问我何故。我说因为你的“国语”说得太好了。从这个例子可以对比出，至少我们遇到的那些司机对大陆人比对本地人要更好。

某种程度上说，我和我的说话对象之间，莫名地建立一种相互配合的表演行为。对，你也可以说是“虚伪”。我的谦卑的配合，令他更加骄傲于他是一个台湾人。许多来台湾的大陆人奋不顾身的赞扬，让台湾人重新找到自信，不再像过去那样对台湾有各种抱怨。更进一步，他们不仅不抱怨，反而按照大陆游客所夸奖的那样，做得更好。

这是我没有想到的。我一味在寻找台湾对于大陆的意义，却在不经意间，成就了大陆人对台湾的意义——让他们重新确认了自己的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一位台湾学界的前辈，把这个总结为“有意义的他者”。简单说，即从他人身上，找回了自己。我们能否从台湾人身上找回自己呢？我想未必会。这，真是一个悲凉的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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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葭，时事评论员、观察员，《GQ》主笔。）

石咏琦：今天，您打包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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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3-07 12:20:54 | 浏览 193801 次 | 评论 73 条

好心的邻居傍晚来敲门，说是要请客吃烤鸭。到了附近餐厅，人山人海。大娘和小孙儿吃得匆匆忙忙，她们还得回去赶学校作业。四个人点了一桌子菜吃不完，邻居说，现在流行桌面净空。打包的服务员看来很不乐意，大声回了一句，要几个袋子，一个一块。一共四包，吃不了兜着走。

论到中国的吃，应该好好统计一下。台湾在二十年前就有一个简单的数字很受用：台湾人每年吃掉两条高速公路。曾几何时，这个“舌尖”上的数字慢慢改写。台湾的餐厅渐渐不鼓励客人乱点菜，更不可以吃不完不带走；当然更没听过带走的免洗盒或者袋子还要收费。有的餐厅甚至鼓励全吃完不剩下的客人可以打八折；还有的老板菜叫多了还会骂你：吃不了，点这么多干啥？

相对的，内地的吃可就是个面子问题。哪个人请客不剩下半桌菜就好像是对不起客人。“菜多得吃不了”是一种常态。这里面有很多层次的原因。首先，咱们这儿的名菜名厨可不能忘了都尝一口。其次，餐厅里的服务经理们都会认真推荐。第三，点得太少那就等于没有诚意。第四，也是最关键的，反正也不是我花钱。

老王前几天中午在京陪吃饭，总共才三个人，账单上写的是十六万。他惊呆了，以为老眼昏花就问了主人一句，算错了吧！主人头也没抬就签了，说了一句：没事。主人是矿主，应该没事。不过，想象这顿饭钱可能够一个西北农民一年的家用全部开销，还可能让一个大学生读一年美国的学校。有钱人的大笔一挥，还真是了得。

我家常有外国宾客来住宿，属于民间文化交流活动。每次他们离华，总会留下一句赞赏：You feed us well.事实上这句话是毁多于誉。中国人总认为只要能让人吃好、喝好，那就一切都好。殊不知人家最看不起的就是“吃”得太好。咱们沾沾自喜的同时，已经成了“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的一群。

台湾人来到大陆，心里有数，都知道晚上一定有筵席，所以中午都吃少一点。台湾人认为，大陆人请客无非是有三个原因，第一，比酒量，看看对方深浅。第二，吃一顿，亮剑比排场。第三，可报销，回去还有后续。当然还有的人会说，在家里吃得不够好，能够借此之故到餐厅海吃，可以借此滋补身心。

无论怎么说，吃完不带走，都是为了面子。想想看，一桌人吃完，哪个领导会说，剩下的我带走？顶多有人倡议说，司机师傅还没吃呢？给他带一份儿。这已经是很勉强的理由了。师傅也是人，怎么能吃剩的？其余的人更甭说，领导没吭声，下属就急着打包？那像话吗？不再多叫个菜，就已经是没面子了。众宾客既然吃完还想带走，就是想吃干喝尽，当然不成体统。

台湾人简单多了，一句俚语全解决了：有吃又有拿。意思说，真是好，有的吃还有东西可以带回去。不仅吃饱了还有礼物，这成了台湾人的基本观念。至于带回去干啥？这是另一码子事。即便是最差的当成给宠物的晚餐，或是成了厨余交给清洁队，那就无须细表。这与大陆的客人频频挥手不拿打包的剩餐，生怕人家笑话自己家里没吃的，完全是两码子事。

今天，您打包了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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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咏琦，台湾人。现旅居北京，培训师、作家。）

冯仑：与钱无关，又息息相关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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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4-12 15:12:12 | 浏览 17997 次 | 评论 13 条

第一次见王永庆，到了办公室以后，他讲了一件事情，然后感慨说，人一生总有一次成功机会，这个机会不是你自己创造的，而是你生活的时代给你的。但这个机会就只有一次。例如台湾战后经济复兴，机会就一次，我正好赶上了，但是很多人不认为这是机会，认为这是战后的一个废墟，一个人事的迷乱，一段悲惨的经历，一段含辛茹苦的故事，而他认为这是个机遇。这就是人的差别。

在钱以外，在时代以外，大家对现实世界的看法有很多差异，而正是这些差异引导着人们行为方式不同，而这些行为方式的不同就决定了他做事的方法不同，而做事的方法不同就决定了天下的人才、资源、你眼前的机会跟你之间的关系。

柳传志以前不是联想股东，他没有钱，当时很多人让他改制，按照一般人来说，认为应该在这个时代抓住这个机会。但是柳传志认为，所有的事情都要拐大弯，而不是九十度的急转弯，急转弯会翻，拐大弯事情才能顺着走，该得到的都会得到。

又如王石，在商场他决定要名不要利。于是他做了职业经理人，他的工资在前年以前还不如我们公司的经理，但是他创造的利润是我们五倍以上。所以他离钱的距离很远。

在他们成功的背后，对于钱的看法，对于生活态度有一个非常本质的和普通人不一样。大家都在抓钱的时候他们刻意或者自然与钱保持距离。他们对中国社会有个看法，知道在中国社会应该跟外部世界保持距离。

一个月前我去香港有幸和李嘉诚先生一起吃饭，这次经历给我非常大的感触。李先生七十六岁，华人世界财富的状元，另外也是在我心目中的偶像。按大家惯性的思维，这样伟大的人物都会等大家坐好后才会缓缓进来，然后大家请他讲几句话；如果要吃饭，他一定坐在主桌，有个名签，然后安排我们二十多人中最伟大的人坐在他边上，其余人末坐；饭还没有吃完，李大爷就应该走了。如果这样做我们也不会怪他，因为他是伟大的人。但是当我们进到电梯口，开电梯门的时候，李先生早已在门口等候，这已经出乎人意料，更出意料的是以李先生的身价和地位已经不用名片了，但是他还是像做小买卖一样给我们每个人递发名片，发完后我们一个人抽了一个签，这个签就是一个号，就是我们照相站的位置，是随便抽的。我当时想为什么照相还要抽，后来才知道，这是用心良苦，为了让大家都舒服，没有按辈排座的隔膜。抽号照相后又抽个号，说是吃饭座位的号码，又是为了让大家舒服。

最后，大家让李先生说几句，他说也没有什么讲的，主要给大家见面。后来大家坚持让他讲，他说那我就把生活当中的一些体会与大家分享。为了照顾到不同听众，他先用英语讲了几句，再用粤语讲了几句，他讲的主题是《建立自我，追求无我》，核心意思是说要把自己融入到生活和社会当中，不要给大家压力，让大家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从而很自然地来接纳他、欢迎他。

之后我们就吃饭。我抽到的正好是挨着他隔一个人。但是吃了大概一会儿时间，李先生起来了，说抱歉我要到那个桌子坐一会儿。后来我们发现他们安排李先生在每个桌子坐15分钟，一个小时平均分配给四桌的朋友。临走的时候他一定要与大家握手告别，每个人都要握到，包括边上的服务人员，然后送大家到电梯口，直到电梯门关上才走……一系列小的细节让我们非常震动，也从中感受到了李先生追求无我的个人境界。

我们在生活中经常看到一些人，做一些事情偶有所得，有点成功，他的自我就会让别人不舒服，他的存在让你感到压力，他的行为让你感到自卑，他的言论让你感到渺小，他的财富让你感到恶心，最后他的自我使别人的自我无处藏身。李先生不一样，他要追求无我，建立自我的同时要追求无我。这一切都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是对钱、对人生、对周围世界怎么相处的看法。

李嘉诚讲追求无我，柳先生讲拐大弯，王石取名不取利，所有这些都表达了他们对生活的态度和外部世界的看法，而这些东西恰恰是他们的成功之道。如果把它归纳起来、系统化，而这也正是成功生意人与钱无关又息息相关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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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仑，万通控股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