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教育·文化

中国教育“死要面子”　李吉明

我们最需要的是人的教育　叶开

北大已无蔡元培　陈季冰

中国大学离世界一流大学还有多远？　杨佩昌

自由，就是对何谓正确不那么确定的精神　柴静

残忍教育　野夫

一个流传多年的谣言　韩寒

我们怎么品尝食物的味道？　方舟子

当求真遭遇为善：超越韩战　李亚

素什么质　刘瑜

文化兴国为何要“以日为师”？　林泉忠

中国在哪里？　加藤嘉一

十三钗的情色爱国主义　朱大可

烟雨爱丁堡　一娴

外来价值有那么可怕吗？　徐贲

乡绅李仁愚　十年砍柴

“纽约”在西单女孩与春晚之间　吴祚来

被敏感词折腾至死的雍正皇帝　胡荣荣

乔治·奥威尔在缅甸　张铁志

特权的庄稼　张鸣

“苦难”与“辉煌”　雷颐

承先启后的火炬——致胡适之先生　袁伟时

社会·民生

民工日记：我所生活的农村　张俊

消逝中的乡村　姜北树

生育政策应该平等　何亚福

凭什么要限制富人移民？　信力建

中国底层的人经常互相伤害着　许锡良

没来的请举手　刘瑜

凤凰西去二万米：文明解体的活标本　老愚

心软能救世界　柴静

烧钱的代价　陈平

拼爹时代，看人家的爹在拼什么　邹振东

拆了胡同建城楼　王晓阳

内地人喜欢讲道德讲良心，不喜欢讲规矩　程鹤麟

剩男为何躺着也中枪？　宋石男

向“做美好自我”的江成博同学致敬　鄢烈山

为何嘲笑“非常中国”的同胞　黎明

政治·经济

用赦免和赎买打破国企垄断　许小年

不可复制的“南巡讲话”　章立凡

中国人没有权威“管”就失魂落魄？　童大焕

最富的国家，也是最穷的国家　叶檀

天下

德国民富国强的逻辑　杨佩昌

“占领华尔街”运动说明了什么？　茅于轼

莫斯科不相信眼泪　张铁志

我眼中的朝鲜　闾丘露薇

一百二十三岁的希特勒究竟在想什么？　叶匡政

亚洲国家爱美国，还是爱中国？　王冲

美国机长拒载中国乘客的原由　张起淮

英国版《官场现形记》　周轶君

两岸三地

江山一水跨长虹　郭冠英

青春台湾呼唤青春中国　邱立本

在两岸互动中看到台湾价值　宫铃

返乡记　武之璋

文明做底盘才能遏制野蛮疯长　笑蜀

倾听——台湾人丧失的能力　黄创夏

什么是真正的香港危机？　李铁

两岸需要高级翻译　石咏琦

青年菁英

爸爸妈妈一直活得战战兢兢　王海燕

九亿分之一的张望　黄受才

大陆公厕里为什么容不下一卷卫生纸？　刘峰

【附录】凤凰网博报年度博主名单

鳳凰網博報

blog.ifeng.com

凤凰网博报年度文选2012

给理想一点时间Ⅱ

李志题　主编

编委：刘爽　李亚　刘书　邹明　王冲

主编：李志题

编辑：郑伟彬　吴晶晶　王媛媛　赵雅楠　高雪松

邵文婷　张春霞　马骥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给理想一点时间．2／李志题主编．—北京：新星出版社，2012.8

ISBN 978-7-5133-0793-2

Ⅰ．①给…　Ⅱ．①李…　Ⅲ．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Ⅳ．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55070号

给理想一点时间Ⅱ

李志题　主编

责任编辑：徐蕙蕙

责任印制：韦　舰

装帧设计：李　冰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　刚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010-88310888

传　　真：010-65270449

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三河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910mm×1230mm　　1/32

印　　张：10.5

字　　数：219千字

版　　次：2012年8月第一版　2012年8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33-0793-2

定　　价：35.00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序一】

凤凰这只“烈鸟”

刘　爽

写这篇文字，我深感荣幸，也惴惴不安。

荣幸的是，书里的博主们，令我望文景仰。能为这些珠玑字句做个抛砖，幸莫大焉。

惴惴的是，于大师们面前撰文，属班门弄斧，未免忐忑。

准确说，这不是凤凰网的书，这是博主们与网友们的书。

我想在这里表达致敬的，也正是我们的博主与网友。你们的博文，让我读到了普世的经验，感知了中国的艰难。你们的跟帖、推荐，让我体会到你们的智慧与眼光。

没有你们，哪有我们。凤凰网博报这个平台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在中国的互联网界，我有一“名言”：微博是个屁。说法有当时局限，但这其中，的确有对于微博和博客的比较。

中国当下，事件、问题、话题层出不穷，在互联网的各角落里冲突、激荡，尤其是这一两年的微博。遗憾的是，现实之错综复杂，要用一百四十字概括，终是艰难。再加上几重＠、评论，一个事件、争议往往要颇费一番功夫才能看清端倪。

博客，真正地以博主为核心，是典型的自媒体平台，文图空间大了N倍，可深入，可细致，可铺陈，也就有了纵横捭阖的空间。文章展示以博主为轴，或以话题分类，或以时间分类，虽然不如微博的热闹，但整体逻辑清晰、一目了然。所以，“7·23温州铁路事件”后，纵然“中国慢些走”的说法于微博广传，可万千个微博、转发，都最终指向童大焕老师的那一篇博文。可见，微博以喧闹夺目，博客以深沉与品质见长。

凤凰网的博客，自辟蹊径，叫做“博报”，slogan是“博采众家之言，报闻公民心声”，以强调自身的媒体属性与内容品质。

自创建来，凤凰网博报紧紧关注中国的当下，无论是对改革、法治，还是经济、民生，以及文化、思想，这个平台始终坚持风骨，尽力担当，胸怀温度，流露着真挚性情。

对这一切，我深深赞同。

也许因为凤凰网性情流露直率，难免招来不同意见。甚至有人赐凤凰网一些绰号。好吧，我们笑纳了。凤凰也罢，别的禽鸟也罢，都有羽翅，都有喉嗓，都可以打鸣，都可以高飞。

四周的意见，无论是否善意，我们会恭听、会思考、会辨析、会自省，以精进我们的业务，校正我们的路途与方向。

有一点不变：无论自称凤凰，还是被命名为其他的鸟类，我们都乐为中国的进步而欢鸣、飞翔！

（作者为凤凰新媒体CEO）

【序二】

给理想一点时间

李　亚

这是艰难转型的时代，也必然成了纠结的时代。

孔子言：士志于道。自古中国之士，便以进谏为天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企图以“道统”驯服“治统”。中华文化传统虽注重生命而鼓励人不惜苟活，却不乏社会良心与勇气之士“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尽管文化屡遭革命，在进取与退隐的双重心理矛盾间，文以载道学优而仕的传统没有殆尽，那份明道救世的使命感没有泯灭。而且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艰难演进所带来的人们物质生活提高、中产阶级崛起、社会思想解放，特别是网络传播技术打破了言论的垄断后，康德所述“有勇气在一切公共事物上运用理性”的启蒙精神，在现代“公知”的博文言辞中莹莹生辉乃至“公民”身上越发闪耀。在这个被权贵资本、民粹情绪、网络暴力、民族主义利诱与裹挟的时代，他们坚持以理性精神、智慧力量、社会关注、独立人格、悲悯情怀、理想追求，反映出我们生存的时代大多数人民最深彻的焦虑与心声。所谓“杜鹃啼血犹哀鸣，不信东风唤不回”，即使爱之深而恨之切，却不曾绝望，知其不可而为之，在无路可退的山崖上发出锵锵之音凤鸣。

在不危及社会稳定基础上的理性的、制度化、合法化的政治批判是现代社会进步的保障。言论一致性将压制社会的个性、创造性，没有人能永远正确，只有自由讨论才能让我们更接近真理，鼓励人们参与公共事务，使人民变得不再冷漠、自私，促进社会道德提升与重建。民主培育人民的公共精神与爱国情操，促进人民积极、进取、奋斗的民族性格，才能带来更根本的社会稳定与长久发展，政府的权威来自公民的同意，建立在民主的正当性基础之上、在阳光下运行的权力，才能在面临社会转型期无可避免的矛盾冲突中获得大多数民众的理解与支持。

2009年，凤凰网主办了“转型时期的媒体变革”三亚峰会，我在致辞中提到，“在数字传播技术革命、中国市场化改革、全球化经济民主进程三股主要力量冲击下，传媒行业与这个时代一起经历着剧变，传统媒体尚未充分自由发展，却发现自己的的权威性已在瓦解。以环境监视、议程设置、身份发展、娱乐消遣为核心的传统媒体功能，面对公民新闻的崛起，被迫从信息与观点的发布者转型为社会多元意见的平衡者与对话组织者。”随后不久，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交媒体迅速流行，赋予了人们前所未有的话语权。而在媒体消费日益碎片化快餐化的时代，从传统媒体凤凰卫视衍生出的凤凰网，以博报这样提供深阅读的长博客媒体产品，扮演着不可或缺的思想供应商的角色，超越海量快速的信息仓库模式，在理性建设性的基础上，洞察时代、关注内心、探索意义、传播价值，让神马不只是浮云。作“开放社会的推动力，公民社会的催化剂”，成为凤凰网的使命，成为我们和博报作者们共同的使命。

2011年10月，凤凰网博报之《名博校园行》系列活动，我亲身参与主持了闾丘露薇与笑蜀在中山大学的对话“青年与时代”，一起追问“青年在这个时代遭遇的最大问题是什么？”理想丰满，现实骨感，权力与利益的勾结，法律及自由发展机会平等的缺失，上行遇阻，社会板结，朝向出身决定论与世袭阶级社会的堕落危险，这一切让青年人感受到严重的无力感、无助感、挫败感。在“站无虚席”的讲堂里，闾丘与笑蜀面对大学生们真诚对话：如何从自身寻求明亮和温暖来影响世界，努力让社会转轨在坚守理想与理性包容的条件下进行。

理想，无论是繁荣或自由，只有在同时代的人民共同分享时才会更有力量。在刚过去的辛亥革命第一百个年头里，没有任何文字比得上温州动车事故引发的感叹更能代表人们内心深处的呼唤，每次读到，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中国啊，请你慢些走，停下飞奔的脚步，等一等你的人民，等一等你的灵魂，等一等你的道德，等一等你的良知！”

2012，中国社会经历着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民生民主事件，西方民主资本主义社会也面临着欧债危机和高失业率冲击下日渐加剧的经济不平等，全球金融危机与经济衰退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带来严峻挑战，经济硬着陆的危险倒逼着政治改革的步伐。“告别革命！”李泽厚、刘再复、金观涛、温元凯等上世纪八十年代思想领袖多年前的话语犹在耳旁，但“改革快跑”的呼声更加清晰有力，在社会稳定基础上坚定的变革，已无路可退，且不进则退。

辛亥已经百年，同志仍在努力。价值，无论是源自千年来历经风雨而犹存的中华儒释道传统，还是百年前谭梁孙胡陈等舶来的理性自由平等民主宪政，不仅需要众心向往，不仅需要百折不回地推动变革的勇气与行动，更紧要的，是内化为每个个体行为的指南，在阅读者与写作者各自的日常中，努力做到知行合一，时时践行。

理想需要多少时间？归根到底取决于每一个自己。距离“五四”百年还有七年，一个无比伟大的时代是否终将到来？

改于2012年6月5日

（作者为凤凰新媒体COO）

教育·文化

祈祷　　　　　　　　　艺术家卯丁团队

中国教育“死要面子”

李吉明

昨晚，新加坡国立大学终身教授、美国斯坦福大学哲学博士、访问学者石毓智在武大作了题为“为什么中国出不了大师”的讲座，批判当今的中国教育就是“死要面子”，老师、家长、学校对学生的期许霸占了一切，最佳的代表语就是：“今天我以学校为荣，明日学校以我为荣”。（2011年12月22日《武汉晚报》）

应该说，石毓智“死要面子”的论述直接揭示出了中国教育的弊病所在；也正是因为这个“死要面子”，才让原本是多彩的、幸福的、完整的教育走进了功利主义的怪圈，将学校变成了一个大大的生产车间，将教师变成了工人，将学生变成了产品甚至是道具。然而对于踉跄而行、饱受诟病的中国教育来说，除了这个“死要面子”以外，“死不要脸”现象更值得重视。

现象一：为了脸面使劲折腾，结果却丢了脸面。总是害怕跟不上时代的潮流，总是担心别人说改革的力度不够大，于是便在“教育改革”的不断折腾中，上演了一出又一出“你方唱罢我登台”的形式主义。在这期间，基层的教育工作在从声名远播的“洋思经验”到成效卓著的“杜郎口”模式，从蔡林森的高效课堂到魏书生的六步教学法，从“探究性学习”到“有效教学”，从“特色课堂”到“五分钟课堂”，从“分槽喂养”到小组合作学习等等琳琅满目、目不暇接的学习与借鉴中，陷入了“丢了鞋子找不着路子”的困窘与尴尬。而当我们深入到学校的课堂教学实际去看时，却发现教师还是那些教师，学生还是那些学生，课堂还是那个课堂；唯一不同的是，教师越来越不像教师，学生越来越不像学生，课堂也越来越不像课堂了。

现象二：打着学术的旗号搞诈骗，没钱难道就不是好教师？教育的天职就是教书育人，本无关科研。可某些地方却偏偏出台了诸多规定，比如评高级教师或者教授等必须要有发表的论文或者成果。于是教师们胡乱拼凑、抄袭摘录，各学术刊物也趁火打劫，规定可以在其刊物上发表文章，但发表人必须出版面费，金额从四百元到几万元不等。无论你的论文写得如何，也不管你的作品是否原创，只要有关系加有钱，就可以照登不误。而到了职称评审时，好不容易获得了一个“够条件”教师，又遭遇“必须得有淘汰”的评审规则。既然谁有关系、谁送礼就让谁过关，谁无人无钱就被刷掉，那么不跑不送岂不成了不明事理的傻蛋了？

现象三：掩人耳目玩“猫腻”，教师为何不如“妓女”？曾任耶鲁大学校长的小贝诺·施密德特曾在耶鲁大学学报上公开撰文批判中国的教育者，说“我们没有理由尊重他们。因为他们既不为人师表又不教书育人，只是在教育岗位上发自己的财”。一边是从国家到地方有关部门的禁令不断、雷声震天，一边是教师对治理教育乱收费进行公然反抗、“补课”热火朝天，而且还“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让学生、家长签字证明自己是自愿的；明明是教师组织学生集体预订的教辅资料，到头来学生不得不说是自己在大街或书店里买的。而到学校评价教师时，学生又被打了招呼：“测评的时候给老师打分高点啊！”为了评个班长，家长有时候要出点血本；中考或高考时，老师更是“关爱”有加，不是积极传授作弊的诀窍，就是动用所有关系争取指标；学生好歹十年寒窗苦读终于捞得了一个大学生的名分，却苦于工作无着落不得不浪荡街头……

现象四：拿着文件规定当作为，相关部门为何心明眼瞎？关于减负的问题，教育部二十多年连续下发了三十多个文件依然未能“减”下来，许多教育主管部门对补课与乱收费的现象往往是或一罚了之，或避重就轻，或干脆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放任自流，甚至就连教育厅门前的学校补课也没有人查没有人问，这难道不是“补课之风仍然强劲，学生负担愈减愈重”的根源所在吗？可中国的教育管理特色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民不告官不究”，如此“心明眼瞎”的管理特色，何以能杜绝“鼠儿在猫须子底下玩把戏”的闹剧与丑闻不断上演？

现象五：校长队伍乱象丛生，领跑教育者啥德行？在这个“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的口号喊得震天动地的时代里，笔者不敢说所有的校长都是庸庸碌碌之辈，但放眼中国的基础教育，笔者敢问：有几个校长是具有学者风度、专家水准、大家风范的？有几个校长是真正有品行有学识且一心一意想把教育办好的人？校长的任命有几个不是按照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通过请客送礼、现金交易获得校长宝座的？他们除了会场、酒场、关系场，平常都在忙些什么？他们除了追求个人权力和利益，还有更高远的追求吗？更为可笑的是，有些校长把自己看作学校的权威、权贵的象征，甚至把学生能和自己“共进晚餐”作为对学生天大的恩赐——无怪乎不少教师已经沦陷了师德，出现拉关系、搞斗争的龌龊；无怪乎现今学生“拼爹”成风、以“官”为荣，教育事业由这些“死不要脸”的人来统领，岂能不蝇营狗苟、污浊不堪？

现象六：把学生当道具，中国人的“奴性”咋炼成？为了应付上级领导的卫生大检查，学校赶紧发动全校师生大扫除；为迎接某一级重点中学验收，要求学生捐出几本书给学校图书馆以充数；为对付减负工作领导小组的督查，教务处立马将六天的日程表改成五天的，并责令班主任要求学生用统一的口径回答督查组的提问；为取悦台上领导，教学生三番五次练习鼓掌，哪怕学生一百个不情愿，哪怕手掌鼓得又红又疼也在所不惜。如此这般下来，奴性因子岂能不深深植根于学生年幼的心中，岂能不从小就练就一身屈己阿人、奉承拍马的本领？按照鲁迅先生的逻辑，这种做戏又与俄国的“虚无党”大不同，人家的是“这么想，便这么说，这么做；我们的却是——虽然这么想，却是那么说，在后台这么做，到前台又那么做……”这样的教育与陶行知先生倡导的“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的教育观相距何啻霄壤！

一方面是“死要面子”的虚华与浮躁，一方面是“死不要脸”的无畏和无耻。这样的教育哪里还有灵魂和真谛？又如何能够撑起中国的明天和未来？

（李吉明，致力于教育发展研究，著有长篇小说《教误》等。）

我们最需要的是人的教育

叶　开

近三十年前，巴金先生在《随想录》里写了三篇谈教育问题的文章。

在第一篇《小端端》里，巴金先生说：“她是我们家最忙、最辛苦的人……她每天上学离家最早；下午放学回家，她马上摆好小书桌做功课，常常做到吃晚饭的时候。”巴金对此深为忧虑了，“孩子的功课负担不应当这样重。”

三十年后，和端端同龄的孩子比端端当年更辛苦。成年人每年有不少法定假期可以休息，但学生们全年没有一天不在忙作业——周末老师布置作业，寒暑假老师布置作业。父母们还要带着他们满城跑，参加各种提高班。上学、作业、考试压得学生们喘不过气来，他们失去了童年，也失去了乐趣。

有个微博这样写道：“君子坦荡荡，小人写作业。商女不知亡国恨，一天到晚写作业。举头望明月，低头写作业。洛阳亲友如相问，就说我在写作业。少壮不努力，老大写作业。垂死病中惊坐起，今天还没写作业。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写作业。”

在三年后的《再说端端》里，巴金先生说：“儿童嘛，应当让她有时间活动活动，多跑跑，多笑笑，多动动脑筋……让一个十多岁的孩子感到活下去没有意思，没有趣味，这种小学教育值得好好考虑。”

巴金先生在三十年前撰文抨击僵化的教育思想，曾引发过全国范围的大讨论。三十年过去了，几次教育改革换汤不换药，遂至于今天积重难返，语文教育已经步入绝境。

教育的核心问题，是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教育思想，就有什么样的教育制度；有什么样的教育制度，就有什么样的教材。培养合格的公民，教材里就会体现人与人、人与环境、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处。公民是有独立个性、自主思考力、理性行动力的个体，不是庞大社会机器里的一颗螺丝钉。如大清康乾年间推广开的《弟子规》，主要是为培养合格奴才而服务的；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人的文学》却是呼唤有独立人格、自尊、自立、自强的大写的人。教育目的不同，教材编写差异巨大。

去年教育部制订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高屋建瓴地谈了国家、民族、未来，但教育思想仍是换汤不换药的“育人为本”，把鲜活生命看作面点材料，可以任意地去擀压、炮制、蒸煮。

在当今的文明体系下，我想应该坚持这样的信念：人是目的而非手段。面向全世界、迈向新时代的教育，应该是“以人为本”的人的教育。每一个人都具有独一无二的个人价值，任何人没有任何理由来摧残他者的人性，任何势力以任何所谓的“崇高”借口来剥夺别人的生命，都是邪恶的。尊重生命，敬畏自然，是当今整个世界范围内的主流人文思潮，和我们遗忘已久的中国文化传统也息息相通。

在新形势下，教育界迫切需要打破僵化教育思想，从先贤博大精深的思想里汲取智慧，做到“有教无类”，“无差别教育”，促进全国教育资源分配公平公正，培养新概念人才。

语文教育是国家教育大系统中的核心组成部分，也是教育重灾区。语文教育面临绝境这个现实已被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所认同，而大家又必须齐心合力地去求变，才可能推动这架陈旧而庞大的马车。

语文教育的最大问题，是教育思想完全意识形态化，语文教育承载了过多道德教化功能，而且很多还是虚情假意的伪道德和旧时代统治思想的糟粕。翻看语文教材，你会产生错觉，以为是在读一本政治课本。语文教育的浓重意识形态化，使语文教材在编辑思想上完全僵化。现有多种语文教材都采用“主题单元”框架结构，围绕事先拟定的“主题”选编文章。如“家国情怀”“亲情歌吟”“生命礼赞”“品行善恶”“亲近自然”“时政聚焦”等，每单元三四篇课文，选文服从主题先行，搜罗各种材料来填充，很多课文都是垃圾作品。原该鲜活生动的语文课本，最终变成意识形态工作手册。

第二个问题是教材编写被利益集团掌控，粗制滥造，谋取暴利。据说教育部有意组织专家打通文史哲，编辑印行新的统编教材。我不反对打通文史哲，但坚决反对教材编写回到全国统编的旧巷子里去。各地方省市自编教材不好，不是因为放权，而是因为没有真正放权。语文教材编写权被各地教育行政部门掌控，出版权则被各地教育出版社一家独占。一个排他性很强的利益小团体在暗中形成，一小部分既得利益者独占教材编写和出版的巨大利益。在利益诱惑下，很多人丧失了基本的道德良心，也丧失了基本的公民责任心。由这部分人主导组成的语文教材编委会和相关的编写组人员，缺乏相关专业的一流学者，教材编写层层分包，一些研究生和教研员报酬很低，他们还要在很短的时间内，通过抄袭篡改而拼凑出一本本质量低劣的语文教材。这些编写人员本就不爱读书，阅读面窄理解力差，还满脑子道德教条，所选材料很多源自通俗读物，很多课文是各省市和人教版教材相互抄袭，看课文几乎不分你我。这些教材中，一些文句不通的文章堂而皇之，居然还不知羞耻地要求学生背诵。

第三个问题，语文课文选材目光狭窄，很多课文涉嫌剽窃和篡改，而一些名家名作则饱受修改、删节的蹂躏。有媒体采访北京某教材的主编时，他竟然说，语文教材编写界对被选入的文章进行修改已成共识，因为很多文章的用词用语并不符合现在的汉语规范。他还说，只有鲁迅先生的文章风格独特，一字不删选入教材。这理由被很多一线教师奉为圭臬，似为不证自明的真理。这古怪思想却谬误流传，贻害深远，缺乏基本的有效反思。我对此有两个疑问：一，现当代文学中有很多作家都风格独特，影响深远，为什么其他作家的作品可以修改甚至篡改，鲁迅的作品就不能修改呢？为何厚此薄彼？出于政治原因还是文学原因？二，一位六十年前自由创作的前辈作家，如何才能写出符合你们现在制订的汉语规范要求的文学作品来？

剽窃和篡改的课文，触犯了著作权出版法，伤害了相关作者的著作权益。大多数删改都手法恶劣，还有很多课文来源成谜，有些是拿来之后剪剪裁裁不见原样的，有些是洋为中用篡改名字顾头不顾尾的，各种都有。这些课文是真正的假冒伪劣产品，严重伤害了我们下一代的精神健康。

第四个问题是语文教法落后。很多教师把上课当成个人秀，声光电各种设备一哄而上，花哨课件在投影仪上闪现，看起来很热闹地把一篇完整的文章拆成了鸡零狗碎。“语文”这个词用到现在，已经充满了简单粗暴的工具理性色彩，跟真正的语言文学的意义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了。现代各国的相关教材，大多是“语言与文学”。这门学科的特殊性根植在语言和文字的具体运用上，而声光电用在语言文学课上是具有破坏性的。反复阅读和细细体味才能对一篇好作品有整体感知。经典名篇带给读者的，不仅是表面上的字词句的摘抄熟记，而是整体的思想人文浸润。语文教师不能高高在上，而要不断学习、不断进步，以平等的心态和学生一起讨论、共同思考。教师界有一句话：没有不好的学生，只有不好的老师。我曾写文章推荐动画片《功夫熊猫》，请教师和家长把它当成一部教育片来看，仔细思考在影片里，一位真正优秀的教师，是如何想方设法来激发好吃懒做的“差等生”熊猫阿宝的潜能，并把他培养成功夫大师龙武士的。

第五，语文教材本位主义。过去，语文教师会把学生读文学作品贬抑成“看闲书”，“看课外书”，贬抑为“不务正业”，似乎把头埋在教材里的呆子才是好学生。现在这种观念有了很大改善，很多专家也推荐和编撰了“新课标”等的推荐阅读书目，但这些书目大多眉毛胡子一把抓，也没有不同的年龄差异分级，只是被出版社用来作出版赚钱的借口而已。

真正合格的语文教材应该是一本语言、文学和文化的详细分类导游手册，要通过基础学习、介绍和引导，让学生学会离开教材，在文化知识的广阔世界中畅游。

教育是国家建设的基石，语文教育是基石中最核心的部分，人类文化的一切领域都领不开语言和文字，这个基础如果是豆腐渣工程，则大厦虽似雄伟，而离摇摇欲坠不久矣。

（叶开，作家，《收获》杂志编辑部主任。）

北大已无蔡元培

陈季冰

有北京大学教授孔庆东者，年前在荧屏上点评“内地孩童香港地铁进食遭港人斥责”一事，讲到激越处竟宣称“中国人都有义务讲普通话，不说普通话的是王八蛋”，进而公然辱骂“香港很多人当殖民走狗当惯了，至今还是狗……”

在我的模糊印象中，习惯于以语言施暴的孔庆东也算是近年来舆论界里冒出来的一位名人。他的这番耍猴似的丑陋表演，自然在中国互联网上掀起了轩然大波，风头瞬间盖过“赵本山退出龙年春晚”的新闻。除极少数头脑长得跟孔庆东差不多的人（比如网络名人司马平邦之类）外，网民们一边倒地痛斥这种与一名教书育人的教授身份严重不符的恶劣言论。

关于孔氏令人蒙羞的错误言论的性质、后果及其应负的责任等，大家的讨论已经十分充分且见仁见智，我其实一开始就没有太多兴趣关心。不过，他屡屡展示出来的拙劣演技倒是引我对号称“中国第一高等学府”的北京大学的前世今生颇为感慨。我曾是北大的仰慕者，2000年还曾因获“财经奖学金”而有幸获得在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林毅夫教授门下进修一学期的殊荣。春天的朗润园在我的记忆里刻下了难以磨灭的美好印象，因而我觉得自己勉强算小半个“北大人”。

孔庆东大放厥词之时，距离北大历史上公认的最杰出的校长（亦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任校长）蔡元培的生日不远——2012年1月11日是蔡先生144周年诞辰。很凑巧，作为中国第一代民主革命的元勋、反帝反专制的无畏斗士，蔡先生至今仍长眠于香江边上，那个被他的不肖后学骂作狗的人们聚居的城市。

蔡元培于1940年3月5日在香港病故，一时海内震恸。3月7日，当年曾经在北大做过图书管理员的毛泽东专门从延安向蔡元培的家属发去唁电：“孑民先生，学界泰斗，人世楷模，遽归道山，震悼曷极！谨电驰唁，尚祈节哀。毛泽东叩。”伟大领袖的这段话，想必孔教授是不会也不敢不记住的。顺便转述一句网民已经说得很多的话：我们从未听见过毛主席说普通话。当然，在孔庆东这类人的思维中，估计他老人家应该只有权力而无任何“义务”。

由于当时正值抗战，烽火连天，整个华北早已沦陷，蔡先生只能在香港下葬。其墓位于香港岛西南角山坡的华人永远坟场，这是个三面环山、一面临海的墓园。我未得机会前去瞻仰，然从媒体报道中闻知它虽然空间逼仄，但简朴中透出庄严肃穆。

内地改革开放以后，一直有人呼吁将蔡元培归骨北大。据《南方都市报》——一份被孔庆东斥为“汉奸媒体”的报纸——报道，上世纪八十年代，曾任《大公报》副总编辑兼《新晚报》总编辑的罗孚先生开始呼吁让蔡元培归骨北大。1985年，他在《蔡元培的坟》一文中写道：“整个山坡上，从下到上，又从上到下，堆满了一座座坟墓，又不是一排一排有规律地陈列着；那格局是杂乱的。……万坟如海，蔡元培的坟墓就淹没在这样的一坡坟海之中。”此文曾在《人民日报》副刊发表，结果不了了之。十多年后，西南联大外语系出身的翻译家巫宁坤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学访问，得知蔡元培的墓仍在香港的坟场，情景萧条，便给北大写信，恳请北大早日迎蔡元培之灵归葬于北大校园。据罗孚后来介绍，北大校长办公室当时回复称条件不具备。此后罗孚曾对北大的回复提出质疑，多次撰文要求蔡元培归骨北大，均未果。

如今想起来，这些热心人其实大多是在瞎操心。且不说北大的态度冷淡，就是蔡先生的家人也从来没有想过让他的尸骨“北归”的念头。去年11月下旬，蔡元培的孙女蔡磊砢女士赴香港拜祭祖父时再度对媒体公开表示，祖父在港的平凡墓地“一如先生一生追求”，家人并不希望蔡先生归骨北大。一同前往拜祭的李大钊（他是蔡元培的北大同事）之孙李清先生也认为，“应尊重历史为好”，且蔡元培墓地在港，是香港民众的福气。

我还想提醒读者注意这样一个事实：蔡磊砢也是一个“北大人”，她在北大教育学院博士毕业后留院，目前就供职于祖父曾倾注满腔心血的北京大学。还有谁比她更深切地了解祖父的心愿与北大现状之间的距离？

至少在据说是“充斥着非理性声音”的中国互联网上，拥有一百多年历史和蔡元培、胡适这样伟人的堂堂北京大学，眼下正越来越沦为一个笑话，这远不仅是因为一两个孔庆东之流。三个多月前，当现任北大校长周其凤教授因创作《化学是你，化学是我》的雷人歌词而被舆论批为“欠缺人文修养”时，我还很为他抱了几分不平；一个多月前，当他说出“美国教育一塌糊涂”这样的话时，我只能无语；而当最近在网上见识到他面对前来视察的中央领导（一位远比他年轻的北大校友）时的那种恭敬卑下的神态时，我发现自己不得不全盘认同大多数“非理性”网民的板砖：那个蔡元培和胡适的北大已死。

我其实丝毫没有贬损周校长的意思，在我看来，他首先是一名副部级官员，他忠实地尽到了一个官员对上级的职业义务。至于教授身份，对他来说是无关紧要的。换句话说，现在的北京大学是一个副部级的衙门。既然是衙门和官，自然要比权势，如此则它可能就是京城多如牛毛的部级衙门中最不重要的几个之一。就说它对门那所出过一大批现任国家领导人的清华大学，就足以压得北大抬不起头来。

作为一个默默无闻的晚辈后学，我不敢代心目中高山仰止的蔡元培先生发言，但有句话不说出来令我如鲠在喉：蔡元培的后人反对将先生之墓迁回北大，实在是太正确、太明智的决定！我敢打赌，蔡先生若地下有知，一定会庆幸自己身后与孔庆东嘴里的“殖民地走狗”为邻，而非侧身一片喧闹嘈杂的官场（当然，还有商场）之中，与孔庆东之流为伍。

（陈季冰，专栏作者，《上海商报》副总编辑。）

中国大学离世界一流大学还有多远？

杨佩昌

2010年夏天，我带领一个企业家代表团前往慕尼黑理工大学访问，参加该校主办的企业精细化管理培训。虽然已经过去一年多了，但访问中出现的一段对话让我至今难以忘怀：刚走到大楼门口，一位企业家突然问：“这是大学吗？”我回答：“为什么不是？门口不是有牌子吗？”这位企业家以不信任的口吻反问：“既然是大学，怎么没有看到围墙和门卫？”我回答：“国外的大学都没有围墙和门卫。”他似乎在自言自语道：“没有围墙和门卫，那还是大学？万一有坏人进大学怎么办？”他的问题令我实在无法回答。

一次，陪同一位学者访问德国洪堡大学并与校方会谈，他提出了几个问题：“你们大学没有围墙和门卫，万一有闲杂人员进来怎么办？你们的安全措施是怎么落实的？如果非本校学生进来蹭课听，占用本校教学资源怎么办？”校方回答：“我们不理解什么是闲杂人员，任何人都有权来大学参观、访问、听课。当然，没有注册的学生不能参加考试，也拿不到毕业证书。至于安全措施，有警方来负责，迄今为止并没有发生过大的暴力案件。至于外校学生或其他人来听课，我们都欢迎。我们也无权拒绝任何人来大学听课，因为他们是纳税人。”这位学者继续问：“外国人并不在德国纳税，也可以来听课吗？”校方回答：“当然可以，只要你有时间，有兴趣。”问：“为什么？”校方回答：“我们欢迎各种形式的交流和访问。”

今年一月初，与一位朋友访问母校德国莱比锡大学。我建议这位朋友去参观美轮美奂的大学图书馆。走进图书馆，这位朋友马上感叹：“你们大学图书馆这么大、这么漂亮！这在国内不多见。”我回答：“德国大学图书馆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图书馆的自习室很宽敞，尽管学生很多，但不用占座位，而且还有单间的自习室。任何人都可以进去看书。他不相信地问：“我们不是这个学校的学生，也没有证件，能进去看吗？”我告诉他，只管进去，没有人问你的，更没有人阻拦。他走了进去，并没有人询问他是否有学生证。当然，没有借书证，无法把书借出来。如果有感兴趣的书，可以当场复印，不过，复印需要掏钱。

德国大学的教授待遇很高，一个人的工资养活全家没有任何问题。一般而言，大学教授的工资相当于政府机关的局级公务员，而且多数教授还有秘书、助理等。记得我当年在德国留学的时候，第一次课上的是欧洲法。高大的教授戴着耳麦，讲课时在台上走来走去，还放着投影仪。突然，他说了一句：“抱歉，我忘记带胶片了，一会儿我的秘书就送过来。”我以为自己听错了，疑惑地问旁边的德国同学：“教授也有秘书？”同学回答：“一般教授都有秘书，有的是单独的，有的是几个人共用一个秘书。”德国学生反问：“你们中国的教授没有秘书？”我告诉他：“在我们国家，可能只有非常著名的教授才有秘书。秘书是领导的专利，也是一种权力的象征。”这位同学说：“我们这里恰好相反，只有非常高级别的官员才有秘书，一般的公务员都没有。”没过几分钟，一位女士风风火火地跑进课堂，把胶片递给教授，我才确信刚才没有听错。

与德国大学相比，国内大学不仅有围墙，还有威武的门卫。以北京大学为例，每个学生进入大学必须向门卫出示证件，而图书馆更是严格：没有本校的学生证根本就进不去。大学是全体纳税人供养的，出资人反而没有权利借阅图书，也不太容易去旁听大学课程。这对德国人而言，简直是不可理喻。莫非是中国人已经习以为常了？竟然没有人对此提出异议。令人纳闷的是，不少中国大学的教师和学生，尤其是大学领导都出国进修或留学过，他们应该了解国外大学对外开放的程度。他们起码知道，国外的大学没有围墙，没有门卫，任何人都可以进课堂听课、进图书馆阅览，不管你是不是本校学生。大学如果自我封闭起来，还想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岂不是天方夜谭？奇怪的是，竟然没有人认为不合理，去表达抗议。

一所大学要成为一流大学需要多方面的因素，开放的心胸是起码的基本条件。狭隘地把自己隔绝起来，培养出来的学生要么高高在上，要么性格孤僻。尽管学到了很多知识，但大多脱离社会现实，这就是不少企业感叹大学生眼高手低、缺乏实际能力的原因。这些人到了官场上，会把在大学受到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带到工作岗位上，养成高高在上和孤芳自赏的习惯，甚至反过来欺压当初出资培养他们的纳税人。

因此，如果大学对纳税人不感恩，何以要求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感恩于纳税人？中国大学要想成为世界一流，首先应当拆掉围墙，取消门卫，让纳税人能自由进来听课、借阅图书，同时大幅度提供教师待遇，让普通的教授也能请得起秘书。

（杨佩昌，留德学者。）

自由，就是对何谓正确不那么确定的精神

柴　静

一

2008年5月，中国青年人正在发起一场ANTI-CNN运动。有一个CNN的白人评论员用“goons and thugs”来形容中国人。当时我在美国，遇到一位美国国务院官员，谈起此事，他苦着脸，“这个人也常常辱骂我们。”旁边他的中年同事说：“那是个让人恶心的人。”

小胖子补了一句：“不过他不代表白人，也不代表电视台，他只代表他自己。”

我说：“你们为什么要忍受他？”

他顿了一下，很无奈的神色，说：“但这是宪法给他的权利。”

“那你们干吗还干这个活儿？”我笑。

他也笑，“因为神经粗。”

杜鲁门总统当年写信给家人抱怨，说他被新闻界折磨，纠缠，除了一忍再忍，无法可想，但最后他说：“扛不住热，就别进厨房。”

二

看安东尼·刘易斯这本书，才知道，美国走到这一步，走了很长的路。

这是一个在1800年之前还有《防治煽动法》的国家，“撰写、印刷、发表或出版任何针对联邦政府或者总统的不实之诩，诽谤和污蔑之词，意图损害政府、国会、总统声誉者”最高判处两年徒刑。这个法律出台后的三年中，有十三人被捕入狱。

在这样一个国家里，一个被公开辱骂的官员能够说“这是他们的宪法权利”，要靠多年形成的社会共识和文化经验。何帆翻译这本书，就是因为“《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是一个重要转折点。

1960年3月29日，南方民权运动正在紧要关头，马丁·路德·金的支持者们在《纽约时报》刊出了一份政治宣传广告，指责官员们正采取非法手段破坏民权运动，但文中对事实有所夸大，增加了金被逮捕的次数，修改了虐待事件的具体细节。

这则广告没有指名道姓，但还是激怒了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警局负责人沙利文，他认为这则政治广告极易让人认为他就是其中所指的“南方违宪者”，就起诉《纽约时报》有诽谤罪，要求赔偿五十万美元。

两审失利后，几乎已到绝境的《纽约时报》，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

1964年3月9日九位大法官对“《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以九票对零票一致通过裁决，宣布媒体在“对错误陈述信以为真”的前提下发布不实之词，应豁免于诽谤诉讼。

我反复看这段判词，这个“沙利文法则”在大洋彼岸的回响，隔了很久之后，以一种微妙的回响传来。

2004年，我报道《中国改革》杂志被诉案。这家杂志报道了广东的一家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不规范导致员工利益受损。这篇报道发了之后，杂志社被企业告上法庭，要求赔590万元，依据是这报道有失实之处，没有正式采访公司，也没有在文章中体现出对公司方有利的观点。调查性报道很容易惹官司，只要数字或者细节存在争议，被起诉的可能性很大，而在媒体被诉案中，媒体的败诉率在百分之七十以上。

但这次媒体终于赢了，我们采访法官巫国平，他是个三十出头的青年人，说作出判决前曾经反复思量，认为报道在个别地方与现实有出入，但并非严重失实。他的判决是，“只要新闻报道的内容有在采访者当时以一般人的认识能力判断认为是可以合理相信为事实的消息来源支撑，而不是道听途说或是捏造的，那么，新闻机构就获得了法律所赋予的关于事实方面的豁免权。”这句话与“沙利文法则”，何等相似。

我问他，为什么在涉及社会公益的问题上，法院更倾向于保护媒体的权利？

他说：“这个社会对媒体的容忍度有多大，这个社会进步就有多大。一个文明、民主、法治的社会，都应当充分发挥传媒的监督作用。”

三

在这本书里，可以看到“沙利文法则”的来处，是一点点被笨重的力量从底部拔起来的，直到摆脱最后一些泥土。

在我看来，能让基座轰然倒塌的，是这本书里的一句话，1859年，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在《论自由》中说到的：“首先，那些被迫噤声者，言说的可能是真理。否认这一点，意味着我们假设自己永远正确。”

不论在任何意识形态下，假设自己永远正确的人，思想都是单一僵化的。而智慧清明的人，总是意识到思想是在不断认识与发展的。

1931年，最高法院审理尼尔诉明尼苏达州案，霍姆斯大法官在庭上，政府律师试图用他二十年前的一个判决，来为打压媒体议论的举措开脱。

审判席上，已经九十岁的霍姆斯大法官微笑着插话：“写那些话时，我还很年轻，马卡姆先生，我现在已经不再那么想了。”

这就是霍姆斯大法官的名言，一部分出于他的人生经验——“真理只有在思想市场上，才能得到最好的检验。”

这就是为什么要容忍哪怕让人厌恶的声音的原因：“就算那些噤声之语存在错谬，但也可能，而且通常是，包含了部分真理……就算我们相信眼前的意见都是真理，若不容它接受对立意见的挑战和检验，人们对它的理性依据将缺少领会与感知。”

译者何帆曾经在书中引用过汉德法官的一句话，深得我心：“自由，就是对何谓正确不那么确定的精神。”

四

但这句话不只指向政府官员。

我喜欢《批评官员的尺度》的后三分之一，这是难能可贵的点睛之笔，也是身为记者的刘易斯对新闻界的反思。

用顾准的话说，媒体通过司法裁决得到的胜利是“娜拉的出走”，值得当街起舞。但是，娜拉出走之后怎么样？舞曲终了又会如何？

刘易斯指出沙利文案之后几十年出现的社会现象：“为什么沙利文案，给了媒体激励的权利后，诽谤案的诉讼不少反多，金额也更多？为什么这样的时候陪审团的判断大多倾向于对大媒体不利，为什么人们往往反感媒体？”

有次我与《纽约时报》的一位同仁谈话，说起布什对伊拉克的政策，我说他的政策里也有合理之处，为什么你报道里没有涉及呢？

他说：“一个建筑物着火了，你还需要说他房檐上雕着什么花么？”

我没说话，但心里还是觉得有点什么不太妥当。

我心里感到的这个因素，也许就是某种媒体的傲慢之意。

博克法官说：“媒体独享的自由到什么程度，这种自由受威胁就到什么程度。”美国人付出过这种自由的代价，他们经历过麦卡锡时代因为党争在媒体上肆无忌惮的造谣中伤，捕风捉影，“在谎言泛滥的恶劣氛围下，整个社会都将走向堕落”。

想要避免这样的堕落，就是胡适当年办报时说过的话：“自由的方法就是负责任的人说负责任的话。”

这个问题在中国当下一样存在，在现在的媒体环境下，报道所指证者，的确往往用不公正的方式，来决定一篇报道的存废。加上绝大多数媒体被诉案的失败结果，足以让人有同仇敌忾之感，足以让人产生“不必再把不同的声音反映出来”的冲动。

但是，这样一来，我们和当初压制打击举报职工的广东那家国有企业又有什么区别呢？

一个记者在调查中，在听到总编说“我不能放弃我的职业道德，让我下狱我就下狱”的时候，会感到热血激沸；听到法官说“对媒体的容忍有多大，这个社会的进步就有多大”的时候，心头一热。

但是，“给每一方说话的机会”，这是我们自己鼓呼的价值观。

我们也许没有机会采访被指证方，但是我们有没有对自己获知的一方信息尤其是核心事实存疑？我们能不能站在对方立场上向报料人发问？有没有穷尽各种技术要素，体现出尽可能去寻找对对方有利证据的倾向？“做不到”，只是一个技术问题。“不必做”，却是一个以暴制暴的思维模式。

这个模式的后果是什么？大家都清楚。

巫国平法官在判决当中还有一段意味深远的话，我至今不忘：“衡量新闻机构的评论是否公正，应当从其评论的对象是否与社会公共利益相关，评论依据的事实是否真实存在，评论是否出于诚意来考虑。”

虽不能至，但取其上，才有可能得其中。

五

何帆说，作为中国法官，翻译这本书，让他深思，在一个风云际会的大时代里，这一代法律工作者要思考与解决的问题。作为新闻人，我同感深意。

不过，霍姆斯法官说，法律的生命不在逻辑，而在经验。

换句话说，法律的进步，不仅取决于法律工作者或者新闻工作者，而在于“大多数人的生命经验”。中国适逢微博时代，人人都在其中，要回答的问题已经是：“给你自由，你能干什么？”

要摆脱过去的泥土，就先要摆脱僵化的自我封冻。

思想的本质是不安的，它对表面上或多或少的统一总保持警惕，不停地主张更多的细节，要求更多机会作出鉴别，完成精神的不断更新，一切陈旧的东西将依据新的线索来重估再建。人人如此，一个民族新的思维线索就会浮现其上。

顾准说过：“什么是专制？专制就是认为自己绝不会错的想法”。

这话警示政府官员、新闻界，和每个普通公民。

（柴静，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记者、主持人。）

残忍教育

野　夫

一

残忍，对人而言，究竟是作为动物的天性，还是家族血统的遗传？是某个特殊社会的迫使，抑或是个人教育的缺欠？我们是不是可以套用托翁的一句名言——所有的善良都基本相似，而残忍却各自不同。

许多年前，我还在禁中时，母亲来信说——我的女儿（当时不到六岁，也不识生父）性格变得有点乖戾。比如，她会用一壶开水慢慢倒进小鱼缸，看那些鱼绝望挣扎又无路可逃，最后被烫死。母亲对此充满忧虑，老人在这一纯粹的孩提游戏事件里，看见了残忍。这使我忽然惊觫，我隐约意识到，几乎人类所有的残忍都具有一种游戏的表象，而多数的游戏中，都埋藏着一种残忍的本质。

当然，我不能不原谅我的女儿。一方面可以推诿她的幼小和父位缺失，尚未获得文明社会某些宗教式的护生教育，她只是在重复早期人类的原始野蛮。另一方面，我想起了我在那个边区小镇所度过的粗野童年，想起了我在这个国家所经受的全部残忍教育。当成人犹在主持或者默许各种变态的残忍游戏时，我实在羞于去谴责一个孩子。

我从四岁开始进入那个著名的十年，于是我天生就是个野孩子——没有幼儿园的正规学前教育，自然也缺乏什么益智的娱乐。乡村大孩子带我学会的第一种游戏，就是去田野抓癞蛤蟆。然后用泥巴糊一个小窑，里面铺一层生石灰，将癞蛤蟆关进去用稀泥封闭，上留小孔再注入冷水。生石灰遇水则发散，产生极高的温度，蒸汽袅袅中，一阵阵“呱呱”的受刑惨号由强变弱。汽散声绝，扒开泥窑，但见癞蛤蟆的丑恶皮肤完全剥离，露出初生婴儿般的晶莹胴体，在死亡中显出一种纯净的美丽。

如此残忍的游戏，最初又是谁来发明的呢？游戏源于模仿，孩子们到底在模仿什么？

二

若干年来，我几乎不断重复的一个梦境就是，我站在深秋的蓝天下，赤身裸体，抢着收集阳光过冬——那时的冬天太冷了。我看见残阳越过高墙，把我的影子夸张地贴在对面墙上，而电网的投影恰好横过我的颈项，使我的头颅在墙的画面上，像悬挂在枯藤中的一只摇摇欲坠的野果。

我在那一刻开始知道，残酷的现实往往需要残忍的心灵去适应。这一曾经真实的场景，因其起点的令人不寒而栗，在往后的平淡生活中，被复制成了经久轮回的梦影。我在对往事的转顾中，力图去找到我对残忍竟能熟视无睹的源头——我们从何时开始，把恶行和暴力视为情有可原且法无可惩的正常生活？

六岁，对，六岁时我是一年级的学生。1968年的初秋。放学集合，一个血气方刚的教师拆散大扫帚，给每个孩子发一根竹条。然后排队，去打强盗。当小街上走来我们这支武装童子军时，围着那个小偷的镇民们开始喝彩欢笑。小偷被罚站在一个水泥圆管上，衣衫褴褛，裤脚挽在膝盖上，似乎刚刚下田归来，脚下是一双草鞋。我深刻记得这些细节，是因为我们的高度只能够到他的踝骨。大人们不断吆喝“打，打”，于是小镇的狂欢节开始上演。

村小的孩子从六岁到十六岁不等，倚仗大人的鼓励第一次可以打大人，无不心花怒放。那个中年小偷被无数竹枝抽得像陀螺一般跳动，在水泥管上来回穿梭仿佛一场没有尽头的舞蹈。事实上他无处可逃，所到之处带动的只是更密集的鞭笞和喧嚣。我清晰地记得他的小腿——那粗糙的还带着泥巴的皮肤，慢慢由红变紫，渐渐肿大发白一如半透明的萝卜。他不停地哀号，绝望地手舞足蹈，汗如雨下，双眼现出死亡的寒光。我挥了几下便因恐惧而悄然住手，而成人和孩子还沉浸在自己编织的绝妙游戏中。最后，我看见他喉咙嘶哑只剩鱼唇般的无声张合，身体摇晃如失去平衡的风筝，在极限的一击下砰然栽倒……

在围殴时我们已经从大人的咒骂中知道，他只是在试图偷裁缝铺的三尺布时被抓的，他是乡下来赶集的一个农民。在我成长的岁月里，我一直为此深深内疚。我总在想，他和我一样要面对人生的冬天，他的孩子还衣不蔽体，他实在没钱去给那个和我一样大的儿女增添一缕温暖，这时，他看见了那要命的三尺布。我每每想起这一画面时，内心的痛楚就在深化。走笔至此，我忽然泪流满面，我依稀可以确认，这，正是残忍教育的起点。

三

残忍，许多时候是难以分清其善恶性质的。我们在一个充满蚊虫的房间，紧闭门窗，点燃毒气，彻底消灭害虫，没有人会质疑这样的行为。那么老鼠呢？它传播疾病，盗窃粮食，当然也应该灭绝。至于灭绝的手段，一般不会被追究。

我十岁左右时被母亲送到了煤矿，那时父亲正经受被打倒后的各种体罚。他的同僚不堪忍受而自杀，母亲担心他的绝望而将我送去作陪，于是我开始生活在真正的工人阶级之间。那时的煤矿老鼠很多，每天经历死亡的井下工人没有娱乐，灭鼠则成了他们的闲情逸致。

他们用各种智慧的方式活捉老鼠，然后将生黄豆塞进其直肠，再将其肛门缝住。黄豆在体内发胀，痛不欲生的耗子在放生后开始疯狂乱窜，闯进它们熟悉的家撕咬同类，一场大规模的自相残杀壮观而刺激，比任何毒药更惨绝鼠寰。或者将鼠尾捆上浸透汽油的棉花，点燃后放手，再欣然观看那团狂奔的火球。我每每为此触目惊心的场景油然而生一种彻骨的恐惧，因为厌恶和仇恨，他们如此折磨鼠类——是代表人类的正义吗？

那么人类自身的相互残杀呢？纳粹对于犹太人的厌恶以及导演的屠杀，与此无异自不用举例。我们曾经对所谓剥削阶级的仇恨，似乎也不亚于此。我的故乡有个大地主叫李盖武，在土改时被愤怒的农民装在笼中，架在火上烤死。我们可曾分担那种灼痛，那是怎样一种漫长煎熬的死亡啊。如果再看看我们的刑罚史，了解凌迟和幽闭等等的含义，我怎能相信族类的理性。

四

我们从小所受到的教育就是——对敌人的温情就是对人民的残忍——这种政治伦理观一直主导着我们的社会生活。被奉为金科玉律的英雄格言要求我们——对同志要像春天般温暖，对敌人则要像严冬一样无情。我们知道，情，是构成人性的基本元素之一，佛陀谓之有情众生。无情，则意味着我们只需要服从政治立场，摒除人之为人的底线思考和本能恻隐，对一切异己者（敌人）可以采用无所不用其极的惩处方式。

当自然界的益虫和害虫我们都难以真正分清时，那么我们如何又能正确区别同为人类的敌我呢？于是，最终的抉择和解释都只能归属于强权。最高当局宣称麻雀是害虫时，这些无辜的生灵就要被全体人民所驱逐。小鸟的天空骤然缩小，横遭屠杀，成群地累死于逃亡之路。鸟犹如此，人何以堪？平心回顾一下整个二十世纪，所有曾经被我们命名为敌人和害虫的，其中究竟有多少是十恶不赦的坏蛋？这些可怜的师尊、战友、亲人或邻居，随高深难问的天心喜怒而朝生夕死，有谁不曾体会过人世的残忍。

1976年，我是小城初中的学生。那一年，这个国家充满了各种内涵的哭与笑，史学家后来视此为一个可以断代的年份。那个冬天，我们被组织起来去参加一个公审公判大会——要枪毙一个叫杨文生的反革命。在那些含糊不清的判词中，我们隐约听出，这个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人，其罪行原来是在上面抓了那四个人后，他依据传统演义小说的推理和经验，坚持认为这是一次宫廷政变。他不断到处演讲和张贴大字报，反对华的中央，号召人们要继续捍卫毛，坚决反对走资派的复辟。在此之前，他还是小城著名的造反派，当然，也肯定迫害过一些基层干部。

那时的死囚还基本保留古代的形式，人被五花大绑，读完判词即被插上写有罪名的尖锐木标。我看见那削尖的木片从他后领中猛插进去时，他龇牙咧嘴显得很痛苦，但喊不出声音来。我们一些胆大的孩子骑着自行车狂追囚车，就在城郊的田野上，他被掀了下来，踢跪在冻土上。行刑者熟练地在一米之内对其后背开枪，他猛然仆倒，蜷曲的身体挣扎了几下，便永远地安静了，枪声似乎还在山谷里泛出回响。无数男女老少都在围观，杀人实在是像这个无聊社会的一场喜宴，死者的血正好成为大众调味的盐。有个成人去把尸体翻过来，并解开了他的衣服，我们惊奇地看见了左胸上的弹孔还在汩汩淌血，最后的余热袅袅飘散在寒冷的大地上。

一个生命就这样打发了。在此之前，北方还有个叫作张志新的女人，死得更惨。这两个人的罪名完全一样，但罪行的内容恰好又完全相反。我们可以称张是死于她的智慧和清醒，但杨却更像是因其愚蠢和迂执而死。问题是他们都是那个时代，敢于坚持自己思想和表达的人——不管后世如何评价其思想的正误。他们除了思考和表达之外，并未去组织造反杀人放火。是的，他们是以言获罪的人。而言论自由，是任何一个文明国家都要写进宪法的公民权利。但同样为了这点可怜的权利，张成了悲剧英雄，杨则永远还是小丑。

五

人在这个世界偶然地经过，因为五官六欲所能感受的短暂快乐，多数时候难免贪生。为了自己的生存而要去与别的物种争夺生命的机会和空间，这种恶基于本能，我们常常无法去苛责——毕竟舍身饲虎那种宗教精神是圣徒英雄的情怀。但如果轮到人与人、族与族、国与国之间的生存竞争时，必然要遭逢彼此的算计、厮杀和战争，那么此中的人性底线是什么？在个人主义、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这些冠冕堂皇的大旗下，我们是否可以不择手段地放纵暴力而无须去顾虑末日审判？

我拿这样的问题来衡诸个人经历、亲友往事和所谓的民族史诗时，常常深陷困惑，不知其中伦理标高应该设在哪个刻度。草民拜天地，是要学会敬畏。君子远庖厨，是要心怀不忍。敬畏是要有所怕，不忍乃为培养爱。如果凡人皆知怕和爱，也许无须宗教，我们也可能超凡入圣了。问题是身处一个无神论国度，当科学原教旨主义被宣扬成某种普世价值时，当革命造反起义暴动洪秀全李自成都被塑造为英雄传奇后，我们到底还怕什么？一切世间法何能扼制本来潜在又被反复提倡的恶性。

1949年，身为小地主之子的家父，为了乱世逃生而投身于新政。他的家庭在土改中惨遭灭顶之灾，他却成为另一个县的剿匪英雄。父亲回避往事就像一个暮年潦倒的老叟，害怕邂逅青春钟情的恋人，但他的故事仍被我从一些幸存者的回忆中打捞出来。在那个嗜血的年代，他的出身要求他必须更加残酷，这样才不被怀疑其忠诚。我相信在他设计诱杀那些山野悍民，和经手签令处决和他父亲一样勤劳致富的地主时，绝非出于他本意的选择。他并不愚蠢，他不会相信他那一刻的残忍是代表正义，但他清醒地知道，他哪怕偶尔流露一点温情，一定会成为别人对他残忍的充足借口。就像那些加入黑帮的小弟，要先去杀人表示坚定和忠诚一样——他别无选择。

他领导的剿匪队在平定了“文沙长暴动”后，某日活捉了十几个俘虏。县里命令押解进城，他只带了两个部属。匪徒被捆绑串联在一起行动，磨蹭到夜晚他们走进了荒无人烟的险境，极有可能被匪帮劫道。他的部下之一建议杀俘，向上级报告说匪俘逃跑被他们处决。他是头，他得承担责任，但为了自己人的安全，他只好默许——部属先去解开绳索，要匪俘各凭天命逃生，他们三人在月光下点杀那些四散而逃的生命，能侥幸逃出他们神枪的大抵所剩无几。

这就是革命需要的残忍——我们的领袖早就用一串排比句，给我们诠释过革命的准确含义——“暴烈的行动”。我们早在孩童时代，这段怵目惊心的语录就被谱成了流行歌曲，整个国家都响彻着它恐怖的回声。在野蛮的旋律中，孩子们优雅地挥动皮带抽打出身不好的同学，逼迫老师吃屎，打家劫舍，虐杀着无数无辜的人们。我这一代，估计很少有晕血的人，因为在我们的少年阶段，眼中早就充斥着淋漓的鲜血，对许多人生惨酷，早已见惯不惊。

六

我常常想不清楚残忍究竟是基于愚昧还是源于仇恨——此中暂且排除被迫的残忍行为。除开这两种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发生原因呢？读了母亲的信后，我想起了我女儿在更小年龄阶段时的故事——那时我曾短暂地与之相处过一些片段时间。

大约在她一岁多时，还是一个与不熟悉的人难以和平共处的孩子。我这个过客似的父亲面对她的哭闹完全无计可施时，只好抱她到鱼缸前。果然，她很快就被那些妖冶扭摆着的鱼所吸引而停止了哭声。她先是睁大泪眼随着无声舞蹈的鱼转动瞳仁，当鱼们累了小憩不动时，她开始伸出小手拍打鱼缸兴风作浪，鱼们受惊又重新四处奔逃撞壁，一会才复归宁静。女儿又去拍，鱼再度狂奔，女儿终于破涕为笑，她可能意识到她竟能捉弄这些貌似天仙的小精灵而为此得意快乐。

当这种游戏反复多次失去新奇时，她开始表示进一步的要求，指挥我把她抱到更近的位置，她竟然伸手到鱼缸去直接捕捉那些穷途末路的鱼。她似乎充分相信这些弱小的动物不会使之受伤，她有些肆无忌惮。假设是蝎子蜈蚣呢——是什么经验使得一个孩子本能地区别这种捉弄的安全和危险呢？（人的天赋中是否具备从形体的美丑来鉴别安危和好恶的能力？）鱼的反抗挣扎是徒劳的，她如愿逮到了一条小鱼，鱼惊恐的扭动又使她略感害怕地把鱼扔到了地上，鱼像一个机器玩具般蹦跶了几下就躺着不动了，她开始咯咯大笑。

从这一连串的动作中，我看出女儿如我一样是喜欢鱼的——一种毫无根由的喜爱。但这种爱的体现方式则是折磨对方——一种小小的残忍的开始。我们在成年人的恋情里，司空见惯了这样一类因爱而起的折磨，以及发展到极致后的残忍。正如米兰·昆德拉小说中所说——他们相爱，但他们彼此置对方于地狱。这种因喜欢或者爱而诞生的残忍确实难以思议，然而却遍布于我们生活周围，我姑且称之为“抒情式的残忍”。

七

“整风”这个词语的诞生和在实际社会生活中的消亡，大约也只有半个世纪的历史。但是，这个看上去似乎并不严酷的语词，确曾经久地肆虐过我们民族的心灵，以至于在今天还能依稀窥见那些残留的阴影。

我们这一代人几乎是从小学开始，就被这个词语恐吓和绑架了。那时我还并不清楚它的来历，不知道它产自哪里，曾经令我们的老一辈革命者闻之色变甚至肝脑涂地。但当它又频繁地侵入我们的童年领空时，我至今依然想起就心有余悸。

我不清楚这个国家的教育设计者，为何要把这种成年人的政党斗争残忍方式，引入到少不更事的孩子中去。我只知道童年的我，每个学期必将要提心吊胆面对的一次运动就是整风。而所谓对学生的整风，不过就是采取同样威吓利诱的手段，让一群天性纯良的儿童，学会怎样背靠背互相揭发。虽然今天看来那些检举的内容都十分荒唐可笑，但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却播下了人性恶的种子。当你看见一个你曾经信任的孩子，突然翻脸站出来大义灭亲似的举报你们一起所做过的顽皮之事时，你无法不觉得世事和人心的险恶。随背叛和揭发一起接踵而至的还有批判和哄笑，每一个孩子都要在这样的互相撕咬和报复之中颜面丢尽，人的最初的尊严和诚信轰然崩溃，代之以成人般的狡诈和以邻为壑。

我迄今依旧记得我初中的一位女同学，美丽温婉，有着一根粗黑的麻花辫。也许仅仅因为父母来自于省城，而比我们在心灵和情感上早熟了几天。在一次整风运动中，她被她的闺中密友——我们另一个女同学告发，说她亲口说过她喜欢看某个男生的水汪汪的眼睛，还时常梦见那个男生。

那个女生大义凛然的检举，换来了我们所有同学的哄堂大笑。我看见这位清纯的女同学在瞬间的惊愕之后，突然恍若雷击般面色苍白，又瞬间血脉贲张面红耳赤，埋首于桌子下嚎啕大哭起来。她的哭声仿佛一个被捉奸的嫠妇般苍凉绝望，令也在开始懵懂暗恋的我辈少年寒彻骨肉。一个十三岁的少女就这样在心灵刻下了耻辱的红字，她再也无法在这个学校生存下去，她的家人只好让她退学，寄养到武汉的亲戚家去，以后早早地结婚，成了一个卖早点的主妇。美丽红颜和单纯青春皆过早褪去，谁敢再寄望于童真的友谊？

背叛、告发、出卖甚至故意互设陷阱，这是我从童年开始就要防不胜防的世道。是怎样的祖国才要她的孩子，在本该稚嫩的年代，便要学习如此残忍的生存。我在今日之社会犹能时时处处感到的不安和危机，其实多数都是早在孩提时就被教育形成的阴谋和险恶。

八

我的记忆在穿越1976年之前的时光隧道时，总是弥漫着挥之不去的血腥。

记得八岁左右的我，在经过汪营区公所的黄昏庭院时，突然看见几个镇民将一个农民反剪双手，背吊在一棵梨树上。那时梨花初放，空气香软，而这个农民的惨叫却响彻云霄。捆绑他的绳索越过树枝牵扯在另一个男人的手上，那些人每吼一声“你还不说”，就把绳子拉一次，农民的脚离地便高一分，反吊的手臂的撕裂之痛便要加剧一分。

那个农民完全悬挂在花丛之中，他汗如雨下，面色惨白如梨花，他痛苦挣扎的颤抖哀求摇落了一地芳馨……我怔怔地呆望着这一画面，至今也无法理喻那需要怎样残忍的力量，才能够将一个素昧平生的人，反绑着拉向高空。

当我成为一个警察之后，一个老警察津津乐道地告诫我——这样的反绑悬吊审讯，一般不能超过半个小时，否则嫌犯的手臂就会终身残废。我面对他善意的预告毛骨悚然，我再次想起我童年的记忆，想起若干年来人类总结得来的这些经验，内心暗自寒战不已。

但是这样的刑讯真的结束了吗？1988年在特区的某个派出所，我再次因为协助办案而不得不面对又一类似场景。那个很有经验的所长，用一副生铁打就的“土拷”，将一个嫌犯以“苏秦背剑”的方式挂了起来——一只手从肩向下，另一只自腰背向上，强行串联在一起。嫌犯被罚跪在地上，所长让我监视。初入道的我难以干预，只能眼看着那个嫌犯即将晕厥，再去喊所长来松拷，然后再将他双手换一个方位继续挂上。

我并非一个天性残忍的人，我何以也能面对这样的事件，虽然心有恻隐，但却熟视无睹呢？在以后我也沦为囚徒之时，我常常对此反省，我发现了我们打小所接受的残酷训练，已经将心灵磨出了一层老茧。这种无情的厚茧，正在逐日蒙蔽我们的天良，使我们对人类的痛楚渐趋麻木。

另一方面，我们内心的怯懦大于残存的悲悯，我们没有勇气和能力去改变那些习以为常的制度。在面对刑讯的哀号之时，我不敢去制止，是对其时我身上的制服的屈服。一件衣服约定俗成地遮蔽了我的良知，它短暂地使我认同了它的法力。于是，当某天另一个穿着同样制服的曾经的同行，将电警棍击向我的脑门时，我自然无话可说——我和他同样没有私仇，只是类似的教育驱使他以我为寇仇。

那个隐身在无数残忍背后的教主又是谁呢？是纪传体史书中那些代代相传的酷吏吗？还是我们民族文化传统之中天生包含这样一种残忍的毒素？

九

我们这一代人所接受的启蒙教育，基本是从恨开始的。师长们给我们虚构了一个“万恶”的旧社会，让大家天天悲愤地控诉着歌唱——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能泪淋淋。然后现在我们要夺过鞭子抽敌人，于是少年的暴烈和残忍就这样被引燃，最后必将蔓延到整个社会，以致于污染世道人心直至今天。

当收容站的管理者可以唆使那些被强掳而来的平民互虐致死，当街头城管人员可以肆意追打小贩甚至打死拍照的路人……这样无视人的天良的种种恶行，难道不是整个社会的教育方向所致吗？

今天，当我还能在网上大量地看见那些仇日和攻台的愤青，天天嚷着要奸杀和核武摧毁他们心中的所谓敌人和汉奸时，我的内心充满悲凉。这些孩子早已不知道“文革”，他们似乎并未受过我们当初那种野蛮教育，可是他们这样的残忍心态，又是从何而来的呢？假设一代恶的政府真的从他们之中产生和拥戴出来，那这个国家真不知道还要给这个世界和人类，增添多少匪夷所思的罪孽。

每每想到这样一些恐怖的前景之时，我就感到此夜的宁静竟是危如累卵；在我所看不透的夜幕之下，这整个都市的片刻贪欢，竟是那样令我不寒而栗。

（土家野夫，自由作家，著有《乡关何处》等。）

一个流传多年的谣言

韩　寒

今天，我要郑重地辟一个谣。有一条每过一段时间会被拿出来微博和帖子的谣言，每次出现转发都上万，内容与我有关，大致是这样的：十多年前央视做了一期节目叫《对话》，请来三个三好学生，都是女孩子，马楠、刘亦婷和黄思路，而我作为反面教材出现，被观众和嘉宾大肆批判。十年后，这三个女孩子都嫁给了美国人，没有了声音，而我一直留在中国，成为了一个针砭时弊的有良心的知识分子。

当然，要谢过撰写者和转发者对我的美化，但真实情况是这样的：十多年前，央视的确请我去做了一期叫《对话》的节目，这期节目差点做成《对骂》。参与这个节目的女孩子只有黄思路一人，她弹得一手好钢琴，也很有才华，我十分欣赏羡慕，节目中并没有把我们对立。而马楠和刘亦婷则根本没有出现在这个节目里。

这条广为流传的段子对这三个优秀的女孩子是很不公平的。虽然北大学生马楠在克林顿访华的时候责问克林顿，但这完全无妨她对美国态度的转变，我小时候还想参加志愿军进行第二次抗美援朝呢，我初中还赞成武力收复台湾呢，最傻的时候我还把栓狗的链条带在身边当星云锁链呢，人对世界的看法不会一成不变的。就算他不转变想法，又何错之有？责问克林顿与嫁给美国人之间没有任何道德逻辑的关联。何况我查证了几年前的新闻，马楠拿绿卡，去美国留学等都是谣言。

关于刘亦婷，《三重门》出版时，正赶上《哈佛女孩刘亦婷》火热，她在美国，也很出色，每个人的道路都不同，我走在我的野路上，她走在她的大路上，都值得祝福，只要不走歪路邪路，每条道路都有成功的方式。黄思路也是，在央视的那期节目之后，我们互相还有过交流，表达过对彼此的祝愿。据我所知，今天她也很成功，生活幸福。并不是成名才叫成功，在自己从事的领域里立足和杰出，或者家庭美满，就已经是成功了，这年代，成名算屁，多少屡秀下限的傻逼也能粉丝绕膝。什么叫一个人没有了声音？用微博刷你屏，上电视当嘉宾，啧啧有声舔臭脚，头破血流扮名流，这就叫有声音？黄思路、刘亦婷和马楠，她们只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做出了选择。我知道类似的传言能煽动民族情绪。把这些未经查实又没有关联的内容捏合在一起，虽对我有利，却结结实实损害了另外三个女孩子的清白和名誉。对社会现状的不满不能转嫁到这三个没有做错任何事情的姑娘身上。她们自食其力，出国留学，爱上外国人，这很好，我呆在中国，没娶洋妞，也不代表高尚。

至于我，的确没想过要移民海外。没有什么崇高的理由，也不怕你用动机论阴谋论来解释，说白了，纯粹就是因为到了国外过不惯。我的朋友、家人、亲人、读者、车队、赛事都在这里，我也喜欢看中文字，吃中国菜。我热爱一片土地，是因为这土地上站的人。我爱的人们在哪里，哪里就是我的所在。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几年前在接受加拿大媒体采访的时候就说过：在中国，我周围都是贪官们，已经习惯，去了外国，发现周围还都是中国贪官们，我肯定崩溃了。

最后祝福任何移民的朋友，定居海外的人，在国外念书没有回来的学生，愿你们替我多呼吸几口自由干净的空气，愿你们在更公平的环境里创造一切。能造福到你们的，迟早会造福到我们。

（韩寒，赛车手、作家，入选《时代周刊》全球最具影响力一百人，中国八○后十大杰出代表人物。）

我们怎么品尝食物的味道？

方舟子

最近一部介绍中国传统美食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很火。很显然，主创人员之所以取这么个名字，是因为他们认为人们品尝美食主要是通过舌头，尤其是舌尖。这个想法大错特错。

一种食物的滋味，是由气味、味道、口感、温度等多方面综合而成的，其中最重要的不是味道，而是气味。被我们说成“味道”的东西其实百分之八九十来自香味。这些香味是挥发性的气体，它们从鼻孔或嘴巴飘进鼻腔，一直飘到鼻子根部、眼睛下面，和那里的嗅觉受体结合，产生了嗅觉。如果没有香味的话，你将无法分辨很多食物，更不要说品尝美食。不信的话，捏紧鼻子，闭上眼睛，你会发现你甚至分不清茶和咖啡，分辨不出剁碎的洋葱和剁碎的苹果。感冒后觉得吃什么东西都没有味道，不是因为像民间所说的“舌苔厚”，而是因为鼻子不通，嗅觉不灵。鼻子才是我们欣赏美食的最重要器官。

我们的嗅觉要比味觉敏感得多，要敏感一万倍。我们能分辨的气味种类也要比味道种类多得多。基本的味道只有五种，即酸、甜、苦、咸、鲜（辣并不是一种味道，而是一种灼热痛觉）。而气味通常估计有四千到一万种，而事实上没有两种物质具有完全相同的气味，在理论上我们能够分辨的气味种类是无限的。

即使是对味觉的感受，也不限于舌尖，甚至不限于舌头。只要有味蕾的地方，就能感受到味道。味蕾不仅分布在舌头的各个部分，而且还分布在软腭（腭的后）和会厌（舌根后方的小舌头），这些地方都能感受味道。懂喝茶、喝葡萄酒的人都知道，茶、酒入口后不要马上咽下去，而是要在口里含一会儿，漱一漱，就是为了让它和尽可能多的味蕾都充分接触。

如果仔细观察的话，会看到舌头上有很多小突起，你也许以为那就是味蕾，其实不是，它们叫舌乳头。舌乳头根据形状分为丝状乳头、菌状乳头、轮廓乳头和叶状乳头四种，其中数量最多的是丝状乳头，它反而不含味蕾，其他三种舌乳头里面含有味蕾。味蕾是肉眼看不见的。如果在显微镜下看味蕾，会发现它的形状就像一个洋葱，里面含有味觉感受细胞，那就是真正感受味道的地方。

有一种很流行的说法，认为舌头的不同部位感受不同的味道，舌尖感受甜味，舌尖两侧感受咸味，舌体两侧感受酸味，舌根感受苦味。这种说法已流传了一百多年，被写入了教材，但却是错误的，很容易证伪：你可以自己往舌尖上放一点食盐试试，同样会觉得很咸。事实上舌头的各个部位都能感受五种基本味道。至于舌头的不同部位对不同味道的敏感程度是否不一样，目前还没有定论，即使有差异，也与流行的说法不一致。有一项实验表明，舌头各个部位以及软腭对甜味、咸味和苦味的敏感性并无区别，软腭对酸味的敏感性不如舌尖，而男人的软腭对酸味的敏感性甚至还不如舌根。

不同的人对味道的敏感性也存在差异。1931年，杜邦公司的化学家亚瑟·福克斯在实验室里合成苯硫脲，不小心把它吹到空中。旁边一位同事抱怨说这东西尝起来真苦，而福克斯自己却没有任何感觉。福克斯也让亲戚、朋友都来尝尝苯硫脲，发现有的能尝出苦味，有的不能。随后的研究发现能否尝出苯硫脲的味道是基因决定的。我们现在知道，那些不能尝出苯硫脲的苦味的人，他们舌头上的味觉乳头要比一般人少（每平方厘米有117个味觉乳头）。这些无品味者在人口中大约占25％。正常品味者的舌头每平方厘米有127个味觉乳头，他们占了人口的约50％。剩下的25％的人属于超级品味者，他们的舌头每平方厘米有165个味觉乳头，对味道非常敏感。对味道的敏感程度会影响到一个人的生活习惯。超级品味者会觉得一些蔬菜的味道苦得难以入口，所以他们往往不喜欢吃蔬菜。无品味者中酗酒的比例要比超级品味者和正常品味者高，因为后二者对味道较敏感，会觉得酒不好喝。

基本味道虽然只有五种，但这五种味道却分别代表着对我们的身体有益或有害的东西，与我们的身体健康甚至生命安全息息相关。我们喜欢甜味，因为那是糖的味道，而糖能为我们提供生命活动所需要的能量，对一食难求的我们的祖先来说，这种能量是多多益善的，所以我们对甜味的喜爱几乎是没有止境的，只有在食物过剩的现代社会这才成了问题。我们喜欢鲜味，因为那是谷氨酸的味道，有它，就意味着有对我们的营养至关重要的蛋白质。我们喜欢咸味，因为那是钠离子的味道，能维持体内的电解质平衡。我们通常会避免偏酸的食物，酸味是氢离子的味道，偏酸的食物要么是不成熟的，要么是腐败的。我们不喜欢苦味，因为很多有毒物质都是苦的。药物通常也是苦的，因为药物其实就是变相的毒物。

我们喜欢或讨厌某种味道，是长期进化而来的自我保护的本能反应，它让我们本能地决定是吃下有益的食物，还是吐出有害的毒物。这种本能反应不会非常精确，有的有益的食物并不好吃，而有的有害的毒物却很可口；但是在一般情况下还是很靠谱的。而面对陌生的食物，我们也会本能地小心翼翼地先用舌尖尝尝味道，觉得不对头就迅速吐掉。舌尖主要不是用来品尝美味的，而是用来避免中毒的。舌头，是我们保护自己的一道防线。

（方舟子，学者、科普作家，《新语丝》月刊和同名网站创办人。）

当求真遭遇为善：超越韩战

李　亚

这似乎是一场大真与大善的对决。

冬去春来，韩战跌宕起伏，回看自己春节里写的博文《保卫方舟子，捍卫韩寒》，依然相信：韩寒所代表的价值——公民精神、悲悯情怀、智慧启蒙、理想追求——反映了在这个矛盾激荡的社会转轨时代，大多数人民最深彻的焦虑与心声，实为大善。而一开始麦田、方舟子所代表的针对“偶像韩寒”的勇敢质疑，也反映了在这个价值理性让位于工具理性的现代化转型期，社会对于科学与平等精神下的真相、诚信及道德重建的渴求呼唤，此为大真。

当求真遭遇为善，如何进行道德取舍？怎样思考才算公正？

让我们试着从理性、自由、公正、宽容、人权、法律的精神原则出发，并与人类历史上代表道德政治哲学中重要不同观点的思想巨人如康德、亚里士多德、罗尔斯等一起，超越细节考据乃至论战本身，思考几个带有普遍启示意义的问题，一起探索：我们正努力共同构建的公民社会中，个体如何思考与行动？

问题一：有罪无罪推定与结果程序正义的关键——韩寒作品是否被证明有代笔？

很多质疑者说，不能以结果的正当性来为方式的不正当辩护，韩寒作假行为的不道德使其失去一切意义的基础，哪怕他的作品曾有过推动社会进步的影响力结果。

但怎么就认定“韩寒作品已被证明有代笔”了呢？只有首先直面这个无法回避的真假问题，才有可能超越而至善恶问题。

虽然我身边就有自己非常尊敬的朋友，由曾经的挺韩转向“倒韩”或中立，或由“打假斗士方舟子”的倾佩者转为厌恶者，而我自己与几个月前比，也确实更愿意相信韩寒的作品与成长有可能、甚至理应得到过他在一开始不情愿承认的一些合理的指点、帮助、包装。但是，包括对刚出炉的韩寒手稿《光明与磊落》作出的结论迥异的考证在内，令人应接不暇的若干“常识推理”、“学术论证”及来回反驳，对于一个开放而非预设立场的头脑，应该认识到：每一个无论质疑或相信韩寒的你我，身边都有不少平时被认为是理性而独立思考但此时却观点对立的同事、同学、家人、朋友及你我敬重的智者、公众人物、意见领袖。

这明确地启示我们，从理性精神出发，以每一个人应当具备的谦卑自省，我们必须承认存在着超出自己认知经验的事物，每个人都有个体认知的局限，没有理由狂妄自大地坚信自己的判断绝对正确，而众多意见相左者毫无道理地“发疯了”（好像我的个别科大校友或凤凰同事对我发出的痛心疾首的哀叹惋惜一般）。这让我们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现实：到目前为止，没有哪一方的证据与推理完全说服了对方，你我都有可能在未来被（或永不被）证伪。

不管你是质疑或相信韩寒，我不是反对人拥有自己的鲜明观点或坚持对真假的严肃拷问——求真无疑是有意义的、重要的，我是想说明：在这场争战中，面对无法达成共识的现实，如果以预设立场开始你的价值判断而将其捆绑上道德审判台并试图说服对方是武断而徒劳的。

尤其是“假定有罪”的立场预设更加危险，有悖于现代社会中人权精神及“无罪推定”的法律原则：任何人在未经证实之前都应被视为无罪。源自雅典与古罗马共和时期，在法国大革命中被写入《人权宣言》的无罪推定，是适用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重要的法治原则。

质疑者们尽可继续各自的“有罪推理”，但必须接受公众及社会的“无罪推定”原则。“韩寒作品是否被证明有代笔”？如果对这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实事求是的，即“公众尚未有明确共识”，那么，“不能以结果正当性来为方式的不正当辩护，韩寒作假行为的不道德使其失去一切意义的基础”的指控就只能供质疑派自娱，而不能祈求在整体社会中服众。

同样，针对方舟子打假与安保基金的质疑也应当遵循这一“无罪推定”的基本原则。

问题二：道德的最高原则与动机论——韩寒的时评呐喊是代言费激励下的媚众？

康德说：何为道德？寻求动机。

质疑韩寒的康德主义者说：行为的道德价值不是由随之而来的结果所决定，而是由完成这一行为的意图所构成，善的行为必须遵循道德的方式程序并且为了道德的意图而被完成。所以我们不能以韩寒影响力的结果可能包含的进步意义而判断其为大善。

同样，人们也可以质疑质疑者或相关者的动机与方式，包括方舟子、麦田、路金波、彭晓芸、你、我等。

前面对问题一的阐述试图说明了：社会暂且无法就“韩寒造假”达成共识——尤其是与方舟子曾经取得过高度认同的其他打假案例相比，在无罪推定的原则下，我们无法武断地说韩寒所为违背了道德的方式。

那么，让我们来看看对其动机的质疑——韩寒的时评呐喊是代言费激励下的媚众？

在前微博时代，当质疑挑战公权力尚有危险，尚未成为政治时髦之举，少有智识远超韩寒的精英能具备与他同等的对于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影响力与勇气，以个人能够承担风险的极限，替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福祉呐喊，其至今仍被禁的2009年“央视大火有感”的博文今天读来，仍足以让作者有失去言论出版自由的危险，从而失去其已有的小说家、赛车手、代言人的经济利益与公共影响力。这样的“代言费激励下的政治媚众”的指控低估了2009年时已二十七岁的韩寒已有的影响力和经济利益，忽视了他这些年来推掉的估计上亿的代言费，尤其是忘记了在我们这个社会，韩寒式的政治“媚众”策略可能招致的是满盘皆输粉身碎骨甚至客死他乡（此处隐去十八字）。如果说韩寒以其直率悲悯机智犀利的大善大勇的“媚众”之举，成功地开启民智俘获民心，也获得了一定经济收益，站着把钱挣了，这难道不是一个美好社会所应该鼓励的良好示范吗？非要“掩护失败”做了烈士才不算“媚众”？

对康德主义者来说，什么是道德的最高原则？以人作为目的。而以人性、人心、人权、人的尊严为出发点的韩寒式“媚众”不正占据了这样的道德制高点吗？

问题三：荣誉与奖励的公正性——韩寒的成功是反文化反读书的示范与误导？

亚里士多德同样认为，行为是否公正的判断是目的论的，同时也是荣誉性的。关于公正的争论，无可避免的就是关于社会应当尊敬或奖励什么样的德性以及良善生活本质的争论。

韩寒的成功的确有可能有负面的示范效应，学识有限的韩寒所获得的排山倒海的荣誉，似乎嘲笑了历经多年勤学苦读艰难应试而成功者所拥有的自豪感。但他就此误导了青少年宣扬了“读书无用论”吗？据我个人理解，真正喜爱韩寒的人，极少是因为他读书少或者他曾年少装酷反对读教科书读大学，他不过是向世界展示了在现存教育体制外的另一种可能：分数不代表一切，即使考试不好也可以坚持理想努力奋斗而获得成功。所以韩寒荣誉的负面示范效应不应被夸大到韩寒反文化、反智、反读书这样的指控。

“公民韩寒”的光辉加冕，也许含有部分媒体和民众对英雄渴望的一厢情愿，甚至让年轻的韩寒“难副盛名”。但当我们回到“写作者的目的”这个亚里士多德道德判断的核心问题时，难道我们的社会不应当尊敬并奖励这位体现了悲悯与勇气，机智犀利地反映了我们生存时代大多数人民最深彻的焦虑与心声的写手韩寒吗？

问题四：无知之幕后的公平正义——回到前微博时代你是否希望有韩寒的出现？

为了避免各位恒信或恒不信者的预设立场，让我们按照罗尔斯“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所有人在不知道自己的特殊身份、地位、禀赋的情况下一致同意而达成的社会原则才是正义的原则——的假想试验，假设你回到前微博时代并随机地重新投胎成为十四亿中国人中的任何一个，可能是搂着志玲们的权贵阶层，也可能是想过跳楼的富士康民工，关键是你并不知道自己在社会中身处何处，在一道“无知之幕”背后的原初的平等状态中进行选择，你是否会希望有一位有着广泛影响力的“青年公民韩寒”替也许处在最弱势群体中的你和他人发出呐喊？

你有自己的选择。请允许我引用自己1月28日的博文《保卫方舟子，捍卫韩寒》中“韩寒代表什么价值”的段落作为我的回答：

韩寒代表什么价值？

公民精神——从至今仍几近被和谐的2009评论央视大火的经典博文，到2010年的《青春》（没有读过这两篇的同学请当即搜下），青年韩寒在一系列博客时评中所展现出的洞察、智慧与勇气，深深打动了众多不同年代背景的人们。缺乏约束的公权力，在社会的各个角落，与各阶层民众之间，每天都上演着利益冲突，韩寒以犀利的思想与辛辣的文笔，对权力腐败、公平缺失、社会朝向出身决定论的堕落等进行抨击与讥讽，代表无数人们发出抗争的心声。

悲悯情怀——伟大的文学作品必然要反映那个时代人民最深彻的焦虑，年轻的韩寒正拥有这宝贵的悲悯情怀，在小说《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实在忙碌的同学可以只读开篇八千字第一个情节）里所展现出的底层人民生活的艰辛、抗争与无力，让我们不可抗拒地生出发自心底的尊敬。

智慧启蒙——韩寒在令人拍案叫绝的嬉笑怒骂和现实追问中，启迪人们思考权力的本质，思考政府、城市、社会及人民利益的关系。他绝不是一味地讨好民意，在2008年关于抵制家乐福的博客《可爱的洪水猛兽》中，坚持自己独立思想，毅然站到极端民族主义情绪裹挟下的大众的对立面。在2011年岁末，没被和谐的“要自由，说民主，谈革命”新三篇引发广泛关注，不管你是否赞同其“反革命”观点（我承认自己一直属于“反革命”的坚定改革派），抑或怀疑其“学识浅薄”，至少又一次——如王冉前日精辟的点评——“是公民韩寒送给中国社会的一份厚重的新年礼物。他用拿捏准确的文字告诉我们：所有看似没得谈的事，都是在我们找到合适的方式和语境之前。”

理想追求——韩寒有着独特的成长与成功经历，并成为我们时代的正面的青年偶像与精神领袖，对在严酷现实前有深深的无力感与挫败感的青年人，起到非常稀缺的、重要的积极影响，激励人们在缺乏信仰与信心的年代里坚持对理想的追求。

（以上引自《保卫方舟子，捍卫韩寒》）

问题五：质疑的权利与求真的价值——是否支持麦田、方舟子对韩寒最初的质疑？

试问你我，同样按照罗尔斯“无知之幕”的假想试验，回到2012年春节前，你并不知道自己在社会中身处何处或者对韩方的态度，是否会支持麦田与方舟子对韩寒最初的质疑呢？你有你的选择。从我个人而言，因为信奉社会应该维护包括言论在内的自由原则与追求真相的道德原则，我会回答说“Yes！”

方独挑堂·吉诃德式的长矛，勇猛质疑话语权强大支持者众多的精英偶像与公知群体，坚持对“真相”的追求，也同样、甚至更加稀缺难得——在社会缺少其他约束力量的当下，至少让我们的精英偶像和公众人物增加一份自律，从而有利于社会期盼的诚信与道德重建，同时其对偶像的质疑也有助于更多独立自我的建立与发展。（引自《保卫方舟子，捍卫韩寒》）

问题6：质疑的方式与宽容的价值——是否支持方舟子阵营对韩寒持续的质疑？

进一步，是否支持方舟子阵营长时间的持续质疑？我的回答是：“支持质疑的权利并不等同支持没有底线的所有质疑方式，应该在接受社会对公民的无罪推定原则前提下，继续保卫质疑者哪怕被部分人认为是缺乏扎实证据的、仁者见仁的甚至捕风捉影式的质疑的权利”，这种“求真”对“为善”即便形成了挑战与伤害，也是我们为了维护最根本的自由原则和真相价值所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但是，对于公众广泛认定为胡搅蛮缠、人身攻击甚至文字狱式的质疑与反质疑方式，不管是什么立场的你我，都不应当支持。

质疑与反质疑的方式也折射出对于社会共同体而言极其宝贵的宽容品质的体现或缺失。被质疑者、年少轻狂的韩寒当然有很多问题，但要看本质，用一位朋友的话说，“那是二十郎当的小屁孩都可能出的问题，上帝都会原谅”。反质疑者对于方舟子妻子学术造假的攻击，在我看来，也是放大了细节忽视了本质缺失了宽容。以人性的名义，我们必须宽容，为了保障你我在内的每一个人疏忽犯错的权利与改进成长的机会。

我们的社会，需要更多的韩寒。如果我们的社会容不下一个韩寒，未来将也不会有方舟子。

问题七：你我的抉择——以求真遭遇为善开始的论战结果能否超越输赢对决？

这场公开论战，引来此起彼伏的多元观点，虽有过激的言辞交火，但掩盖不了思想的价值与理性的光芒，带给关注者们良多启示。无论偏向何方，希望我们都有独立而多元的思想上的收获，不只为追求一个谁输谁赢的结果。一个多元理性的社会，应该能包容异己思想与言论，而不是像我们所鄙弃的专制社会一样，必要将论敌置之死地而后快。我不是主张息事宁人，这个论战尽可继续，但各方应努力践行理性包容的精神。我们可以一道证明给我们自己、也给他们看：这个社会在进步，我们要一道保卫宽容与理性，这就是开放社会的力量，这就是自由、民主的价值。（引自1月28日博文《保卫方舟子，捍卫韩寒》）

也许我当时太乐观了吧！韩战以来的这几个月，中国社会又经历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民生民主事件，而论战耗费了如许多的口水眼球与公众资源，却似乎日渐远离启发民智的社会讨论而沦为输赢决战的闹剧。

不管时间是否终将提供一个明确的裁决，这场以“求真”遭遇“为善”开始的论战，如何能超越输赢对决？真与善，这两种美好社会的价值，我们能否都要？答案取决于你我——每一个成长中的理性、宽容、开放的公民。

（李亚，凤凰新媒体COO。）

素什么质

刘　瑜

很多人可能都意识到，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词汇很难译成英文，比如“突击手”、“不折腾”、“精神文明”、“班子建设”……要是谁能译出“血染的风采”，那我简直想给他送一面锦旗。在此类词汇里，有一个就是“素质”。

“中国人素质低，所以中国不应当……”，这句话如此广为传播，以至于“素质”这个词前面少了“中国人”，后面少了“低”，“素质”这个词都显得缺胳膊少腿。但“素质”翻译成什么呢？译成“quality”似乎最合适，但仔细一想，如果把前面那句话译成“The quality of the Chinese people is low, so China should not...”，显然不合适，因为这句英文再译回中文，就成了“中国人的质量很低，所以中国不应当……”。这是赤裸裸的种族主义，肯定不是说这话的中国人的本意。

一个词很难译成其他语言，肯定有很多原因。可能的原因之一，就是这个词所指向的现象本身其实含糊不清。比如“素质”，什么叫素质呢？直觉的解释是“文化水平”。但是最新人口普查显示，中国文盲率现在只有4.08％，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另一项2009年的研究显示，中国18.3％的25-34岁人口拥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高于捷克（15.5％）、土耳其（13.6％）、巴西（10％）等诸多民主国家。可见中国人的文化水平怎么也不算低。

如果“素质”指的不是文化水平。它还可能指什么？要不就是合作精神。据说中国人“一盘散沙”，这被视为中国人素质低的证明。社会科学里有个词叫“社会资本”，说的是人与人水平往来的黏性和密度。据一些学者论证，社会资本对于民主运转的意义，相当于机油对于机动车的意义。一盘散沙的社会，就是没有机油的机动车，开起来肯定稀里哗啦。

且不说后来有不少学者对“社会资本”的政治后果进行质疑，就算“社会资本”多多益善，又有不少研究者指出，其实中国的传统并不是一盘散沙。传统乡土社会有着细密的社会交往网络和自治传统。村里需要修个路通个渠，各家各户常常商量着集资解决；张三和李四闹个矛盾，族长或者乡绅往往根据村规给摆平……我在纽约的唐人街，看到已经离开故土上百年的中国社区，每到佳节还聚到一起舞个狮子敲敲锣鼓。所以很难说中国人基因里缺少凝聚力。

反倒是“全能国家”一登场，宗族、社团、庙会这些个“封建糟粕”被强拆，人们日趋原子化，政治成了唯一的黏合剂。至今强大的政治体制还抑制着社会资本的积累。“散沙们”想结合起来组织个农会，太敏感。工会，政府不是已经组织了吗？非政府组织？可以，但先得通过四十八道手续……所以中国社会散沙化不是强权的原因，而是其结果。如果我一边把你的腿铐住，一边说，看，你现在跑不起来吧，这证明了你没有跑步的能力，哦不，跑步的“素质”。这连“自我实现的预期”都算不上，这就是“自我证实的命令”。

素质要不就是指规则意识？中国人不爱排队，乱闯红灯……这些现象说明中国人素质差，所以中国民众需要“素质高”的精英群体给管束起来。成龙大哥所言“中国人是需要管的”，大约是这个意思。这些坏习惯我倒是深有感触，尤其是不爱“排队”这一项，有时我简直希望每个商场柜台前都能配备一名交警。

但我也去过港台，也见过人口同样密集的港台市民自觉排队。既然他们也是中国人，说明规则意识这种“素质”也不是一遇到中国人就发生排异反应。更重要的是，就算中国民众的规则意识不足，实在看不出这如何就能推导出集权体制的优越性。集权体制的隐含前提是，“素质低”的民众需要“素质高”的官员去教化管束，但是放眼官员的素质，不免叫人胆战心惊。今天打开一张报纸，我们看到一个官员因为贪污几百万锒铛入狱；明天打开一张报纸，又看到另一个官员因为贪污几千万而锒铛入狱；今天点击一个网站，看到政府强拆逼得某人上访；明天再点击一个网站，看到政府拆迁又逼得另一个人自焚。当然此类官员也许不具有代表性，但此类故事层出不穷却是事实。这倒提醒了我们如何理解民众缺乏规则意识：如果“上面”经常在工程招标中玩内部交易、在土地纠纷中不尊重法律、公款吃喝屡禁不止……又怎么能指望“下面”毕恭毕敬尊重规则？一个随地大小便的人，如何教化别人不要随地吐痰？

所以就算中国人的“素质”有问题，它更多的是源于制度，虽然也恶化制度。我当然不相信制度的变革可以一夜之间改变文化，但是制度的变革至少可以打开一个公共生活的空间，而公民素养的培养首先需要一个公共空间，就像学会跑步需要首先解开脚镣。那些说“中国人素质低，所以中国不应该……”的人，也许可以考虑把这话改成“中国人素质低，所以中国更应该……”。

（刘瑜，学者、作家，作品有《民主的细节》《余欢》《送你一颗子弹》。）

文化兴国为何要“以日为师”？

林泉忠

今日论“文化兴国”，主轴是如何型塑与打造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其重点在于如何提高国民素质，并让中国的文化产业走向世界。而在这两方面，毋庸置疑，百年后的今天，日本仍是最佳的良师。

自从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呼吁后，“文化体制改革”已成为许多知识分子茶余饭后的谈资。观察近期坊间的讨论，大家似乎不约而同地意识到我们国家正面临沉重的文化危机，同时领悟到“经济兴国”后的下一个阶段，就是“文化兴国”。

去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越日本，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军事力量也位居世界前三名，然而“文化软实力”却远远跟不上。虽然中国因历史悠久、地大物博而拥有最丰富的文化资源，然而中国的文化产业在世界的地位，还不如人口只有中国3.5％的韩国；此外，虽然中国人变得有钱了，然而国人并没有因此在国际社会得到更多的敬重。六中全会期间发生的佛山“小悦悦事件”的新闻传遍世界，也让国人颜面无光。

日本在世界的国家形象

从提振“文化软实力”到“文化兴国”，应是这次“文化体制改革”的路径和目标，其中包括两大课题：一、重建社会道德、提升国民素质；二、大兴文化产业，提高国家的柔性影响力。在这两方面，笔者以为不妨重走“以日为师”的道路。

或许会有许多年轻人不解，今日中日国力已发生逆转，为何仍要以“小日本”为师？其实，看看在今年三月世纪大地震时日本人的表现，再看看国际社会如何评价日本对世界的影响以及发祥于日本的流行文化如何席卷全球的数据，就不难明白笔者主张的依据了。

自2006年开始，美国《时代》周刊在五十六个国家进行的“国家形象”调查显示，日本连续五年稳居世界榜首，中国排在第五，落后于排第三的新加坡。此外，英国广播公司国际部在二十七个国家调查被访者对在世界具有影响力的十七国的观感，日本自2006年以来一直在“对世界的正面影响力”方面排在第二至第四位，在亚洲国家中居首。今年的调查结果显示，各国认为日本对世界具正面影响的比例为57％，负面的则有20％；认为中国正面的有44％，负面的也有38％，尤其是世界十三个主要国家对中国的评价，一律负面多过正面。另外，由位于悉尼的“经济和平研究所”主持的“世界和平指数”排名，在一百五十三个国家和地区中，日本连续两年排名第三，中国则远远落后，排在第八十名。

虽然日本在经济上“失去了二十年”，但当今的日本仍然是世界上犯罪率最低、社会最稳定的国家。我国在过去十年来以建设和谐社会为目标，其实日本在这方面是先行者。旅居日本二十年，笔者没看过日本人当街打架，即使口角也极为罕见。笔者在东京餐厅用自助餐，离开座位时可以安心地把手机和照相机放在桌上；在冲绳沙滩游泳时，不会担心回来时放在沙滩席上的背包会不翼而飞。

赶上日本国民素质中国还需百年

今年三月日本东北地区发生史上最强烈的地震和浪高十五米的海啸后，世人透过电视画面看到的灾民不是呼天抢地，不是纷纷去抢救灾物资，更不是趁灾抢劫，而是处变不惊、秩序井然地面对瞬间来临的天灾。灾难中日本人所自然表露出的自我管理能力，连近年饱受风灾的美国人也自叹不如。

笔者今年九月在北京与旅日前辈学者马成三教授茶聚时谈到何时中国人的素质才能赶上日本，笔者提出“百年论”，马教授则感慨“至少要三百年”。或许有些夸张，但究竟日本是如何在提高国民素质方面成为亚洲与世界典范的，着实值得研究。

其实，日本社会的道德教育，源自中国范所作的儒家著作《六谕衍义》。“六谕”是明太祖颁布的教化民众的教育经典，包括“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六方面。《六谕衍义》后经琉球传至日本，成为江户时期广为普及的道德课本。进入近代以后，“六谕”的主要内容贯穿在《教育敕语》之中。二战后，日本社会结合民主机制重塑了公共道德与个人道德，《六谕衍义》中的传统道德、修身的相关内涵，仍在战后日本的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中被传承下来。日本的电视剧中，也能觉出浓浓的传统道德味道。这是只看到日本“脱亚入欧”一面的学者，一味鼓吹抛弃“旧道德”的学者，所忽略的一个事实。

道德观念与自律能力当然不是靠刻板的说教塑造的，但制度的建立离不开一定的社会道德环境。譬如，日本的街道最干净，但垃圾桶很少，如果遇到周围没有垃圾箱，大家都会自觉把垃圾带回家。

引领世界潮流的日本文创产业

日本在“文化软实力”方面的另一成就，是过去近半个世纪席卷亚洲、影响遍及全球的文化创意产业。

日本文创产业中，在世界范围影响最广的，非动漫产业莫属。动画是日本第三大产业，生产总值达到5844亿日元（约76亿美元，2007年），漫画则达5232亿日元（约68亿美元，2003年），动画和漫画的人物造型等相关商品总值则高达2万亿日元（约260亿美元）。在世界市场占有率方面，日本动漫近年来一直占了六成，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动漫王国。而在中国放映的动漫中，日本制作的也占了八成（国产包括港台只占一成，2003年）。此外，日本生产的大小游戏机在2003年也达到14575亿日元（约190亿美元），著名厂家任天堂的名号更在英语世界成为游戏机的代名词。

动漫、游戏机之外，日本还向世人推出不少文化产品，并每每引领世界潮流。1980年代开始流行的卡拉OK（KTV），如今已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大头贴”（1995年后流行）、电子宠物机（1996年后流行），曾经风靡一时。而村上春树的小说，在《挪威的森林》（1987年）出版后，每部作品都被翻译成数十种文字，已在世界范围形成“村上春树现象”，另一名作家村上龙的作品也风行全世界。

日本文化影响世界的另一股力量出现在建筑与时装等设计方面。除了早期的丹下健三、槇文彦、森英惠外，多年来也出现了安藤忠雄、原研哉、隈研吾、三宅一生、山本耀司、川久保玲、渡边淳弥、永泽阳一、皆川明等一大批屡获国际大奖的新锐设计师。他们的作品造型简练精致，既能返璞归真，又能天马行空，因而成为世界设计界瞩目的宠儿。

如今北京等地的街上都已出现许多“寿司”小推车，而事实上作为流行标志的“酷日本”在亚洲乃至欧美社会的渗透已成功扩大到拉面、生鱼片、绿茶食品，也扩大到对茶道、花道等其他日本传统生活文化的关注。《非诚勿扰》热潮后，“泡汤”、赏雪、赏樱、赏红叶也已成为到日本旅游的卖点。

不可否认，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加剧，日本文化的创造力也面临衰竭的危机，在《阿凡达》、苹果系列智能产品面前一度败下阵来，但一个勇于挑战、富于创新的民族，是不会甘于长久处于追随者位置的。何况，日本文创产业也还有足够的老本可以吃。

百年后的今天再走“以日为师”的道路

中国曾经位于世界文化软实力的顶峰，不仅在东亚地区形成“儒学文化圈”和“汉字文化圈”，也曾对欧洲造成冲击。昔日大唐盛世，超过五十个国家的年轻精英云集拥有百万人口的世界第一大都长安，期待国家升级的日本也不甘示弱，前后两百年间成千上万的“遣唐使”来到中国，大量吸收大唐的先进文化和制度。如今世人了解的日本传统文化，大多源自奈良时期，而奈良文化正是大唐文化的复制品。

到了近代，当欧洲的现代化浪潮席卷世界之际，晚清的中国仍故步自封，日本却能临危警醒，经过明治维新，终于取代中国成为东亚“一哥”。甲午一役，中国人终于醒悟，“以日为师”成为当时年轻精英的口号。

在晚清封建专制的压制下，改良派与革命派的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章太炎、黄兴、宋教仁等纷纷选择流亡日本，而负笈东洋的其他革命活动家及后来的国民党人包括陈天华、邹容、秋瑾、廖仲恺、胡汉民、章士钊、汪精卫、阎锡山、蒋介石、何应钦、戴季陶、白崇禧等，共产党人包括陈独秀、李大钊、李达、李汉俊、周佛海、董必武、周恩来都曾留学日本。鲁迅、钱玄同、何香凝、李叔同、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夏衍等也是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标志性人物或后来留学日本的文化精英。

在经历了二战前的军国主义化和二战后的经济强国化，日本稳坐东亚“一哥”宝座超过一个世纪之久。不过，近年来中国在军事与经济实力方面，已迎头赶上日本。然而，在渗透力更为持久的“文化软实力”方面，尤其是提高国民素质与推动文化产业方面，百年后的今天，仍应如邓小平生前常说的，“向日本学习”。

（林泉忠，东京大学法学博士、哈佛大学学者。）

中国在哪里？

加藤嘉一

十月下旬的一天，我在东京与母亲一起逛街。走累了，想喝点东西，就看看周围有没有便利店，找到了7-11。店不大，只有一个年轻的女员工。看到我们走进来，她就开朗、温柔地用日文说：“您们好，欢迎光临。”母亲从冰柜里拿出一瓶红茶，我到收银台点一杯咖啡。女员工面带笑容，立刻转身用杀菌的洗手液洗手，然后把煮咖啡用的杯子递给我（便利店的煮咖啡往往是Self-Service）。女服务员的态度很和气，使母亲和我很开心。我偶然看到了她的名牌，写的是“李”，就问她（用日语）：“李小姐是从中国哪里过来的，来日本留学吗？几年了？”李小姐用相当流利、标准的日文说：“您好，我是江苏人，在这里上大学，来日本已经有四年了。”我好奇地问：“来日之前学过日文吗？你说得非常好。”她说：“没有，从零开始的，刚开始学语言，然后上了大学。”

不该打扰她工作，母亲和我就告辞了。李小姐还是开朗、温柔地用日文跟我们说：“谢谢您们，下次光临。”

离开店后，我对母亲说：“妈，中国留学生就是那样努力的，大多数学生就是像当年我去中国留学时一样从零开始奋斗。他们语言良好，也尽量适应日本的风俗习惯，对日本社会发展来说，是不可或缺的群体。我们应该更了解那些从异国他乡来的朋友们的真实状态和潜在价值。”母亲带着笑容回应说：“我很感动，那么小的女生在日本努力生活，李小姐的礼仪比日本同龄人彻底很多，能看出来每天向前看，积极地过日子，令人敬佩。”

在很大程度上，李小姐的故事改变了母亲对中国的印象。原来，母亲对中国和中国人的认知，与绝大多数日本国民没什么相差，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与自己太不一样，不可思议，不知道在想什么，信息不透明，环境不卫生，百姓不文明，行为不规范，外交很强硬，经济很强大，军队很高压，政治很另类，市场受管制，言论不自由，食品不安全……

母亲这些对华的印象都是听说的，毕竟是通过媒体报道被塑造出来的中国观，其寿命不会很长，容易脆弱而坠落。我能感觉到，与李小姐接触以后，母亲原来不知不觉对中国抱有的不信任感大大缓和，一百八十度改变了基本印象。

百闻不如一见，是活生生的人物改变了她的印象。据我所知，母亲的情况绝不是个案。我周围众多日本朋友在都市生活，走到便利店、居酒屋、超市、加油站等地，随时都能碰到中国人，而且大部分是一边留学一边打工的年轻人。看到中国年轻人用日语，以日本人能够接受的风格与方式工作的场景，几乎所有日本人都会受感动，觉得“不容易，了不起”。

2011年11月15日，我应察哈尔学会（成立于2009年10月，是一家由民间资本成立的非官方、无党派的独立智库）和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的邀请，在广州出席“察哈尔公共外交年会”，主题是“中国人的国际新形象”。与我一起参加小组讨论的台北大学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郑又平先生说的一句话，让我产生共鸣：“只有感动人心，才能看懂世界。”

年会由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支持，全国政协副主席郑万通先生致电祝贺活动成功，与会者都在公共外交或国际关系领域有着丰富或一定的经历。在中国开始认真探索公共外交（PublicDiplomacy），即从如何提升国家形象的角度为外交政策创造有利条件的环境下，国人对“自己是如何被外界看待的”这一命题日益表示浓厚的关注。来自中国的与会者基本一致认为，“中国的真实情况与外国人对中国的认识之间存在着较为明显的落差，公共外交的重要目的正是弥补这种落差。”与会者之一，全国政协常委、外事委员会主任、由察哈尔学会承办的《公共外交季刊》总编辑赵启正先生在其2011年秋季号“总编的话”里表示：“我国的公共外交事业是在明晰的国际战略的指导下，在复杂的国际关系中推进的。作为公共外交的研究者和践行者，我们必须了解世界发展的战略趋势，洞察多样的国际关系。”

公共外交的对象显然是对方国家的公众，如何有效使对方国家认识自己，理解自己，从而为本国外交政策提供良好、稳定的舆论基础。外交无小事，外交有对象。

我参加的小组讨论“外国人眼中的中国人形象”，由资深媒体人、香港卫视执行台长杨锦麟先生主持。杨老师在主持中提到“中国在展开公共外交的过程中不能自恋”。我的解读是：一切以受众的感受为出发点和着力点，而千万不能陷入自以为是或自我陶醉的圈套。政策的优劣不是由政府自己判断的，由自己做出的评估永远不客观，不真实，从而缺乏公信力和解释力。

举一个例子：外国人如何看在纽约时代广场上的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不少国内外人士认为，它对提升中国国家形象没什么用，它不是真的代言中国，而纯粹是忽悠老外。我个人觉得，投入中国老百姓辛辛苦苦付出的税金所制造的宣传片，展现的是物质文明相对丰富的中国，向美国人传达“中国已经不落后，而正在快速发展”的信号，至少起到初步的推动作用。

不过，我也难免产生“又是中国政府宣传（Propaganda）”的感觉。不少外国人，尤其是西方媒体，早就对中国政府自上而下的炫耀式宣传感到厌烦。其实，外国人真正想看到的并不是十全十美的中国，而是包括众多问题、缺点以及矛盾在内的负面形象，因为这样才是可爱的，健康的，中庸的。比如，外国人对“在城市蜗居的年轻人是怎么过日子的”，一定会热心关注。

从上述李小姐的故事也不难看出，真正深入人心的“中国”，并不是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讲话或政府举办奥运、世博等国家大事，而是真正走出去的“人”，人的表情、举动、气质，才是代表中国的。公共外交永远是以人为本，靠人推动。它不仅是政府的任务，更是每一个走出去的企业家、留学生、游客等民间人士的责任。每一个走出去的中国人都要认识到：我身上带着名叫“中国”的一张名片。那么，中国公共外交战略务必“国退民进”，即政府首先需要退一步，顶多提醒每一个中国公民抱有一颗“自觉”的心，促使民间进一步。

任何事物都有两个方面，从而必须辩证地去面对。围绕中国人的新形象问题，除了中国人自身需要改进，外国人也需要做出应有的努力。我想有两点值得反思，并且改进。

首先，我们不要把中国过多另类化。尤其西方媒体总是把中国作为另类来处理，为什么呢？有三方面的背景：一、中国快速崛起，让外国人焦虑、恐惧、嫉妒；二、中国特殊的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始终使外国人主观上感到“中国与我们太不一样”；三、西方在不断遭受金融危机、欧债危机的形势下进一步丧失自信。

其次，我们对中国的期望值不要定得太高。不少中国长辈曾对我提出：“你们日本人在经济高速增长的环境下表现得也不太文明，随地吐痰，不排队等现象随处可见，这是任何国家地区走过来的必经之路。那为什么针对中国的崛起，其要求就变得如此苛刻呢？”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的解答是，当今中国的变化也好，发展也好，既可以说是崛起，也可以说是复苏。中国曾经是名副其实的大国，它知道一个文明体系支配世界的逻辑在哪里。因此，中国这轮崛起与其他国家或文明以往的崛起截然不同，何况它是在史无前例的全球化浪潮下发生的。

“重新发现软实力”将是中国公共外交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也是无法回避的一次挑战。当代中国的软实力在哪里？写此文之前我问了二十个外国朋友，他们都说不出来。吸引当代日本人的中国元素似乎有两个，一个是以《三国演义》和儒家思想为代表的古代文化，另外一个是直接影响老百姓生活质量的当代经济，两者却没有成为使日本人对中国感到“有魅力”的内涵。

在公共外交会议小组讨论上坐在我旁边的杨锦麟老师回答观众提问时说：“今天中国软实力的载体在哪里？是没有的。美国有可口可乐、麦当劳、好莱坞，够了，通俗易懂。”

（加藤嘉一，出生于日本伊豆，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毕业，现为媒体评论员、专栏作家。）

十三钗的情色爱国主义

朱大可

在谈论贺岁大片《金陵十三钗》之前，不妨先简单回顾一下张艺谋电影的进化路线图。从民族寻根的《红高粱》，经过民族劣根性批判之《菊豆》，到表达底层痛苦的《活着》、《秋菊打官司》和《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我们看到了一个被张艺谋遗弃的早期自我，它不仅表达出导演的杰出才华，更展示了电影人的基本良知。而从《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开始，张艺谋开始深化源于《红高粱》的流氓叙事，将其变成一种庸俗的商业文本。

这是一个戏剧性的转折，意味着中国主流电影的价值转向。而后，在《英雄》、《十面埋伏》和《满城尽带黄金甲》中，张艺谋推行赤裸裸的低俗主义，并于花花绿绿的《三枪拍案惊奇》中达到恶俗的高度。张艺谋就此完成了他向“三俗”领域（庸俗、低俗和恶俗）的华丽飞跃。

张艺谋、陈凯歌和冯小刚的三位一体，构成由大片主宰的庸众市场。张艺谋公式＝情色＋暴力＋民族苦难题材＋爱国主义，制造了政治和商业的双赢格局，由此成为意识形态和电影市场的最大救星。但与此同时，张艺谋电影的技术指标和媚俗指数都在与日俱增，而《金陵十三钗》的上映，即将迎来新一轮身体叙事的狂欢。

金陵的六朝金粉和秦淮风月，最易引发世人的情色想象。它是中国情色地理的中心。作为本土最著名的红灯区，秦淮河摇篮催生了名妓董小宛、李香君、陈圆圆、柳如是、马香兰、顾眉生、卞玉京、寇白门等等，而这个妓女团体的作为，颠覆了唐朝诗人杜牧“商女不知亡国恨”的著名论断。李香君头撞墙壁而血溅扇面，成为《桃花扇》中献出政治贞操的著名隐喻；柳如是因史学家陈寅恪立传而身价倍增；董小宛则因金庸的武侠小说而名噪一时。所有这些高尚妓女的事迹，构成了《金陵十三钗》的香艳布景。

而在二百八十多年后的1937年，日军在南京展开旷世大屠杀，据说有三十万人被血腥杀害，其中八万女性遭到奸杀。这原本是一个严厉的史实和指控。它要成为人类反思战争暴行的重大契机。但在《金陵十三钗》里，情色地理和战争地理，秦淮河的历史风尘和南京大屠杀的血腥现场，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场景，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叠合，由此构成罕见的电影题材，几乎所有人都会为这种讲述而涕泗横流——

一座由西方“神父”主持的南京教堂，于1937年收藏了一群金陵女大学生与十三个躲避战火的秦淮河上的风尘女子，以及六位国军伤兵。而在大屠杀的背景下，青楼女子们身穿唱诗礼服，暗揣刀剪，代替女学生奔赴日军的圣诞晚会和死亡之约。这是明末爱国妓女故事的壮烈再现。

最后的赴死场面，是一次向爱国伦理的神圣超越。叙事的高潮降临了，妓女从普通的性工作者，经过赴死的洗礼，转而成为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圣女。“十三钗”虽有经营肉体的历史，却坚定捍卫了民族国家的精神贞操。这是电影的基本主题和价值核心。金陵妓女们面对两次精神性献身：第一次向基督的代表英格曼神父（西方的符号）献身，第二次向民族国家（东方的符号）献身，进而成为向好莱坞和广电总局献身的奇妙转喻。可以预料，美国人和中国人都将为这种献身而大声鼓掌。

作为一个冒牌神父，英格曼是沦为流浪汉的“入殓师”，为躲避战争而在教堂纵酒买醉，还要吃妓女的豆腐，却在救赎他人的危机中，完成了自我救赎的精神历程。这是一种源于小说原作者的更为高明的叙事策略，它消解了好莱坞和中国导演及片商的价值鸿沟。严歌苓的小说救了张艺谋，为其铺平通往美国加州的红色地毯。

为了推进影片的炒作事务，片方居然提前公布了女主角玉墨扮演者撰写的《我和贝尔演床戏》一文，事关“好莱坞神父”和中国义妓的激情床戏，这种蓄意的披露，令其成为一件被事先张扬的“桃色案”，并为片方营造市场气氛的情欲前奏。

这场床戏炒作，是片商营销策略的一次自我揭露。在毫无出路的情欲两边，分别站立着“神父”和妓女，代表灵魂和肉欲两种基本势力。但这场床戏究竟要向我们暗示什么呢？究竟是心灵挣扎的假神父在向肉欲屈服，还是妓女在表演灵魂的超度？抑或是两者的共赢？而事实上，被涂抹成粉红色的民族苦难（死亡、仇恨和绝望），既曲解了民族反抗的本质，也摧毁了基督的信念。但正是这种教堂情色＋战争暴力＋爱国主义的三元公式，预谋着一种双重的胜利——张艺谋圆奥斯卡之梦，而制片者则赢取最大票房。

在全球经济萧条的年代，这部号称投资额达六亿人民币的豪华制作，正在打破中国大片的投资记录。制片人大力鼓吹好莱坞一线明星给中国打工的舆论，旨在平息民族主义愤青的抵制情绪，并掩饰其讨好美国观众口味的基本动机。不仅如此，他还在各类场合赤裸裸地豪言，要拿下本土的十亿元票房，毫不掩饰把影片当作暴利工具的意图。我们已经看到，从《唐山大地震》到《南京！南京！》，有关“发国难财”的民间批评，始终没有停息，而《金陵十三钗》把这种发财模式推向新的高潮。

我们完全能够理解妓女的人性、良知和爱情，也不反对以一种人文关怀的角度，来展示性工作者的政治贞操，但面对南京大屠杀这种沉重题材，制片方却在眉飞色舞地爆炒床戏和豪言票房价值，这只能构成对全体战争死难者的羞辱，更是对八万被强奸的中国妇女的羞辱。把大屠杀的教堂变成情场，把民族创伤记忆变成床上记忆，把政治叙事变成身体叙事，把血色战争变成桃色新闻，把重大苦难题材变成重要牟利工具，这种大义凛然的情色爱国主义，难道不是一种价值取向的严重失误？

12月15日，将是中国电影的又一次午夜狂欢。距离南京大屠杀很远，而距离圣诞节和票房利润很近。在12月15日午夜，钟声将敲响十三点。这是一种充满反讽意味的报时，它要越过十三个女人的故事，向我们说出十三种痛苦和抗议。在十三点时分观看“十三钗”，的确是一种奇怪的体验：一边是斯皮尔伯格《辛德勒名单》和犹太人的哀歌，一边是张艺谋《金陵十三钗》和中国人的视觉欢宴，它们构成了如此鲜明的对比，令我们感到汗颜。我们将抱着自己的良知无眠，犹如抱着一堆荒诞的现实。

（朱大可，文化学者、批评家和随笔作家。）

烟雨爱丁堡

一　娴

想起爱丁堡，那迷迷濛濛的雨丝，仿佛还在脸上轻轻拂过……悠扬而带着忧伤的苏格兰风笛声，仍然在心头萦绕着……

多雨的爱丁堡，到处都是古老而厚重的建筑，片片青苔讲述着岁月的沧桑。

喜欢一个人徜徉在爱丁堡的街头，不打伞，也不戴帽子，在迷濛的烟雨中，走过曾经魂牵梦萦的爱丁堡，走过厚重悠长的历史，走过博大精深的文化，走过那些古老而雄伟的城堡，美轮美奂又雍容典雅的宫殿，老城里湿漉漉的碎石小街，街头文豪英雄们沉思着的雕像……

爱丁堡是我见过的唯一矗立在城市当中的城堡，古老的城市被建筑在火山岩上的城堡一分为二，北面是蓬勃发展的商业区的新城，南面是古老而韵味无穷的老城。爱丁堡曾经是苏格兰皇家的堡垒，皇宫和国家监狱，古老的城堡、肃穆的教堂和阴森的监狱令爱丁堡在世界上所有的城堡中显得别具一格。苏格兰和英格兰的漫长争斗的历史，在爱丁堡上刻下了太多的沧桑和痛苦。也刻下了苏格兰人的强悍和不屈的精神，一直延续到今天……

在老城的街头，常常可以看见穿着红格子裙的男人在吹奏苏格兰风笛，令人想起曾经获得奥斯卡奖的电影《勇敢的心》，电影里的很多场景，就是在爱丁堡拍摄的。那一声“Freedom”，令多少人热血沸腾难以释怀。悲凉的风笛声如泣如诉，一种难以述说的感动，从演奏者心中传递到听者心中，满满地溢出来，融浸在爱丁堡的烟雨里。

爱丁堡因它的悠久的历史文化获得“北方雅典”的称号。《国富论》的作者，被誉为“现代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是苏格兰人的骄傲，著名的爱丁堡大学吸引了无数年轻学子，还有那位著名诗人罗伯特·彭斯，一曲《友谊天长日久》，歌唱人类纯真的友谊，令人在回肠荡气的离愁别绪中，怀念生命中那些美好的时光……

老城有很多美轮美奂的教堂，朴素而内涵丰富的各种博物馆，许多街头艺术家们在湿漉漉的街道上表演，一个美丽的女孩在演奏萨拉萨蒂的小提琴曲，脚下的提琴盒打开着，里面有一些零钱，驻足细听，突然感到刹那的心酸，为着小雨中的美丽的女孩和艺术。

一个卖画的摊子吸引了我的目光，那是一个华人，攀谈以后，知道他来自北京的中央美院，到苏格兰后，为爱丁堡所着迷，便留下不走了，每天都到爱丁堡附近写生，周末在街上摆摊，出售自己的画作。问他会不会想家，画家无言，脸上一片淡淡的忧郁，于是不忍再问。看他摊上的画，几乎都是各个角度的爱丁堡城。画家背后立着一张很大的加了框的画，上面是阳光灿烂下高峻的爱丁堡……

我挑了一张雨中的爱丁堡，这一张是我喜欢的爱丁堡，画上用的是淡淡的笔墨，让我想起了中国的山水画的韵味。

“韵味”最容易触动人内心最柔软的部分，最柔软的可以达到最深之处，在爱丁堡，那就是烟雨的魅力。

爱丁堡，北方的雅典，以丰富的文化遗产和美丽迷人的景色令我沉醉，犹如浅斟慢饮一杯格兰利威，甘醇芬芳，回味无穷……

（一娴，旅美专栏作者。）

外来价值有那么可怕吗？

徐　贲

在这次美国总统竞选中，共和党候选人之一的保罗（Ron Paul）是一个具有攻击性的角色，他在军队当过兵，以爱国者的面目出现在选民面前。1月7日的共和党候选人辩论会上，他攻击候选人桑托伦（Rick Santorum）是“大政府人物”，又讥笑候选人金里奇（Newt Gingrich）是“熊包鹰派”。也就是他的阵营，上星期被怀疑在视频社交网站Youtube上传一则攻击共和党候选人洪博培（Jon Huntsman）的广告，该广告称，曾在中国担任过大使的洪博培收养中国女儿，会讲中文，是一位“满洲候选人”（the Manchurian candidate），广告词包括，“他隐藏着什么？”“美国价值还是中国价值？”“美国价值与自由：投保罗一票。”

保罗对记者说：“我没有看过这则广告，这个丑恶的广告与我无关。”随后又补充道，“很明显，这简直太离谱了。”“满洲候选人”一语来自一部1962年的电影，题目就是“满洲候选人”（译名为《谍网迷魂》），说的是苏联军队在朝鲜战场上俘虏了一个美国兵，他出生在一个显赫的保守派人士家庭，这个美国人被洗脑后，又被送回美国去暗杀总统候选人。

这部电影是典型的冷战思维产物，冷战不仅是军事上的对立，而且在思想意识形态上也是森严壁垒，具有高度的敌情观念。当时，美国人害怕共产党思想渗透的程度，一点也不比共产国家害怕西方思想渗透来得逊色。冷战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是冷战思维并没有绝迹，还有人在害怕中国价值渗透，或者西方价值入侵。这种害怕是非理性的，它杯弓蛇影，疑神疑鬼，专门防范对方的文化渗透，以此为宣传来对民众起到恐吓和欺骗的洗脑作用。

在美国，这样的宣传手段遭到选民普遍的反感。以致保罗必须亲自出面，撇清与它的关系。这种以“美国价值”为幌子的宣传，它恰恰违背了一个绝大多数美国人所认可的重要美国价值——“同情”（compassion）。

洪博培有七个子女，其中两个是领养的，一个来自中国，另一个来自印度。有分析人士认为，这则竞选广告拿收养小孩说事，是犯了大忌，因为美国有数量庞大的收养中国孤儿的家庭。有数据显示，到2010年底，约有7.5万名中国孤儿被美国家庭收养，就连一些美国政要也收养了中国孤儿，如美国前副国务卿斯坦伯格收养了来自安徽和湖南的两名中国养女，2004年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克里家族也收养了一名重庆女孩。

“同情”不只是一种人道价值，而且更是一种政治和社会价值，哲学家卢梭把“同情”与“自由”并列为人性的两大特征，也将这两个特征确立为共和政治的最根本的价值。同情使得我们从心底里把他人当作与自己平等的人类伙伴，我们可以对完全不认识的陌生人怀有怜悯之心，为他们的不幸遭遇流泪，觉得愤愤不平，愿意为他们做一点什么。没有这样的价值，不可能形成一个好的政治或社会群体。在人与人相互冷漠、戒备、怀疑，甚至互相加害、充满敌意的群体中，普遍的道德沦落和政治腐败便是不可避免的了。

美国作家克勒奇（Joseph Wood Krutch）说：“每一种新价值的诞生，都使人类的存在获得一种新的意义。每一种价值死去的时候，那一部分的存在意义也就跟随着消亡。”一个没有价值观的群体是不能说真正存在的。对于任何一个民族国家来说，价值都不是僵死凝固的，以前没有的价值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和由于不同的机遇而诞生出来，只要是好的价值，只要能提升群体存在的意义，来自什么地方并不重要。

每一种好的价值，如自由、平等、尊严、人权，都能使群体存在获得新的积极意义。与此相反，如果人们漫不经心地拒绝或让一些价值死去，他们的群体存在便会因此失去一部分宝贵的意义。一个民族，当对自身的价值不明确的时候，由于不能辨别什么是能提升共同存在意义的价值，所以会变得特别排外，格外恐惧外来的影响。美国民众似乎并不害怕外来的价值入侵，欺骗性的宣传不能动摇他们的“同情”和“自由”价值，防御外来价值入侵也就自然成为是多余的了。

具有正义和公正意义的价值，它们的意义不在于来自国界的哪一边。国界不能阻止这些价值的越界，相反，这些价值却能使国界不再成为一种有效的界限阻碍。一个国家需要什么价值是可以通过理性的深思熟虑来自由选择的，价值不是命运或机遇的安排。价值对于一个国家的公民群体有着太重要的教育和生活指导意义，因此，不能把价值当成一件只能听由像国界或习惯这类自然或偶然因素来决定的事情。国界或习惯的限制往往被夸大和僵化为所谓的“国情”，正义和公正的价值如果不适合中国国情的话，那么要改变的是国情，而不是这些价值。亚里士多德在讨论优良的公民共同体时说过：“一个城邦共同体不能仅仅以一起生活为目的，而更应该谋求优良的生活。”没有优良的价值，一个国家疆界内的人民虽然生活在一起，但却无法拥有好的共同生活。这样的生活就算再具有某国的特色，也还是不能成为一种优秀的生活。

（徐贲，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学英语文学博士，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著有《通往尊严的公共生活》等。）

乡绅李仁愚

十年砍柴

李仁愚和我曾祖父一辈，是我爷爷的族叔。但我记忆中，包括我爷爷在内的家族长辈，提起他必称“仁愚先生”。乡下的规矩，不是谁都能称先生的，前清时须有秀才的功名；到民国时，起码是进过城里洋学堂，有些学问且品行能被乡人称道。

打我记事起，我爷爷和我父亲不知道提过多少次“仁愚先生”。当时让我最为困惑的是，他们明明告诉我，他是个大地主，当过国民党的乡长、区长，而且是被新政权枪毙的。那么自然是反动派，在教科书和老师的讲述中，是十恶不赦的大坏蛋。而在父、祖的嘴里，竟然是个难得的好人。少年时代的我已朦朦胧胧地感觉到学校和民间两套叙事系统的巨大反差，只是不知缘由所在。

我家临近几个村庄，李姓是大族，大概有两三千人，仁愚先生是清末唯一考过秀才的，而且进学时才十八岁——是不是最后一拨秀才，我未考证。族谱中有他的传记，说他少年“过目成诵”，被族内长辈夸为“吾族千里驹”。到了民国，年轻的仁愚先生与时俱进成了新派人物，1927年湖南各地大办农会，他成了吾乡的农会主席，而我曾祖父的一位亲弟弟，成了他手下的得力干将，带头抓地主游行，进大户人家宰猪牵牛。他大约是那个时候加入了国民党。“国共合作”破裂后，我那位曾叔祖避祸远走贵州，不知所终，而仁愚先生则成为南京政权所仰仗的乡土秩序维护者。

我爷爷生前津津乐道仁愚先生的有三件事：

一是为其当轿夫的荣耀以及他对轿夫的体恤。仁愚先生做乡长后，我祖父和大伯是他的轿夫。他只有在过村庄时坐轿，显示一下官威，而在山路上步行，让我祖父和大伯抬一顶空轿。到富人家中赴宴席前，他必定交代我祖父：你是轿夫，吃饭时多吃肉，不用客气，没人笑话你。我得装斯文。

二是他曾行使家法将其一个当土匪的侄子沉潭。抗战胜利后，乡村迎来一段无序期，执政者在惨胜日本后又参与了内战，而乡间因武器泛滥而匪患更甚，仁愚先生的一个侄子成了匪首，持枪抢劫乡里，仁愚先生已是邵阳县北部几个乡组成的一个行政区长官，所受的压力可想而知。一年除夕，他诱骗其侄子回家过年，然后安排青壮伏击，擒拿其侄子，然后连夜开祠堂，决定将这个有辱门风的不孝子沉潭。

第三件事乃是和我家关系太大。先祖父三十六岁才生下家父，他大字不识，不知道怎样起大名，询之仁愚先生。先生说，这个男伢族谱的字辈是“锡”，族名就叫“锡信”，字“建中”吧，以后你再有崽，就按照“建华、建民、建国”号下去，一起建设中华民国（诺贝尔奖获得者丁肇中也有类似的经历）。幸亏我父亲只有两兄弟，我的叔叔建华1949年4月出生，否则以我祖父的见识，真是那样给四个孩子起名，“文革”中必遭大劫。

1949年8月，程潜、陈明仁在长沙举事，三湘大部分和平易主，然湘南一带仍有惨烈战事，白崇禧的部队在宝庆（即我的故乡邵阳）、衡阳一带与南下的四野激战，四野付出渡江后最大的代价后拥有湖南全境。最开始两年，仁愚先生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他作为国民党的基层官员，也不可能去台湾，而且他自以为没有血债，曾对我祖父说：对照报纸上共产党的说法，我算是开明绅士了。1927年领导过农会，没有欺压乡里。

但是，他终于没有逃脱被镇压的命运。抗美援朝起，驻扎在湖南的46、47两军奉命前往朝鲜，湖南全境空虚，像他这样的民间领袖，曾又担任过国民党政权官职的人，潜在的危险太大。最初，南下的土改干部发动群众揭发他，可是多数被反动派假仁假义蒙蔽的群众都说他好。工作队总是有办法的，他们从宗族矛盾入手，在仁愚先生当乡长和区长时，依靠他在官方的关系偏袒了本族，邻村另一族耿耿于怀，现在共产党来了，他们翻身做主，此仇当然要报。于是这一宗族被充分发动起来，控诉李仁愚这个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土改工作队充分尊重了民意，枪毙了这个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国民党人。

听我祖父说，当时杀人很容易，一个区的土改工作队长就能决定。当知道仁愚先生将被杀时，我们那个家族几乎全体成年人签名，证明李仁愚无血债，待贫下中农不错，让我大伯持保书去邵阳县城，找一位他曾救过的地下党员。也许是我祖父和我大伯演绎，说找到了那位已经居于要害部门的前地下党员，签署了刀下留人的意见，回到吾乡，一天前李仁愚已被枪毙了。先祖父说起此事直叹可惜可惜，仁愚先生命不好，你大伯早回来一天就好了。

后来对中国现代史多了些了解，我总怀疑这个“时间差”是故意安排的，乡绅李仁愚非死不可。

（十年砍柴，历史作家。）

“纽约”在西单女孩与春晚之间

吴祚来

西单女孩任月丽出生在河北涿州的一个小村庄，十六岁的她孤身一人来到北京。开始在一小餐馆打工，一个月也没得到老板的工资。当她看到一些地下通道有流浪歌手卖唱，就跟着学习吉他，一月后独自开唱。一曲《天使的翅膀》被拍客拍到，放到了网上，飙升的点击率使她有了众多的追捧者。正是她的人气和背后感人的故事，使她走上了央视兔年春晚。

春晚显然在找一个民间艺术家的元素，也在找一个故事原型。拍客呢，也一样，找一份底层生活的感动，也找到一个热点视频素材。那么，有没有其他机构或部门应该发现任月丽或帮助任月丽？

我在东直门地铁换乘的时候，发现换乘路线比较曲折漫长，其间不乏较开阔的地下空间，如果在这样的空间里，有一个东直门女孩在这里歌唱，每一周或每一月有不同的小乐队，那么，不仅换乘者会得到一份美妙的文化感受，任月丽们，也会得到一份不菲的收入。

国家要大力发展文化，特别是原创的文化作品，文化不仅要与经济一样发展，还要惠及民间百姓。现在的百姓进剧场越来越难了，因为演出票动辄上百元几百元一张，这对于北京打工族来说，是难以接受的门槛。所以，让民间的艺术家来满足民间文化需要，应该是一种思路。文化部门应该动用自己的专业力量，到街头去发现民间艺术家，包括歌手、演奏者、画家、剪纸艺人、杂技表演者等等，通过艺术家与评论家、媒体人组成评审团，遴选出优秀的民间艺人，然后将他们配置在共同空间里，每月发放一定的薪酬补助，提供居住空间，使他们成为北京临时艺术工作者。

可能的话，北京可以启动“新民间艺人一百计划”，这些新民间艺人，均来自全国各地，他们在北京已有一定居住时间或表演经历，北京市文化部门可以通过门户网络的娱乐频道，去发现艺术人才，然后通过网络海选，评选出年度新民间艺人，公开发布，这些网络上已有影响力的民间艺人，走进北京的城铁通道、公园、候车室、工地，甚至监狱，他们的身份与表现，其感染力与表现力，与正式的艺术家完全不同，会更接近生活，更有民间性，更有质感。

在支持民间艺人方面，艺术之都纽约的经验值得借鉴，有一种说法是：“在纽约，天上掉下块砖头，不是砸到银行家，就是砸到艺术家。”正是无处不在的艺术家，在纽约市中心的曼哈顿岛上，无论在公园里、地铁上、街道旁还是大公司门口，到处都可以看到艺术作品，这些公共性质的艺术品，似乎已经成为城市的一部分。美国没有文化部支持民间艺人，更没有政府供养的艺术家来美化自己的城市，艺术基金会在其间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譬如伊丽莎白艺术基金会，就能在寸土寸金的曼哈顿岛中心地段为艺术家提供廉价的工作室，月租甚至可以降到一千美元。

据《新京报》近期对纽约的相关报道，纽约的艺术基金会如“创新时代”在资助各种类型艺术家方面功绩卓著。基金会很少接受政府资助，大部分资金来自大基金会，他们重视通过专业人员选择优秀的、有潜力的艺术家进行资助。这些资助项目一步步实现，伊始资助一些在工业废弃地进行的艺术项目，接下来从“码头艺术”到“房间艺术”再到“海滩艺术”，从公园到地铁再到摩天大楼，城市各个角落里，都会遍布他们的艺术作品。正是这些基金会的努力，使纽约生成了一个完美的艺术生态环境，这个环境里，有画廊、美术馆、非盈利机构、艺术家、学校、评论家。

纽约没有文化行政部门，但却有“官方授权”艺术家，它是纽约城市交通部门组织的地铁文化生活的项目，譬如“纽约地铁音乐项目”，这个项目每年使三百五十多名表演艺术家在二十五个地铁站表演，演出达七千多场次。地铁艺人们也可能因此成名，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歌手苏珊·卡格尔，曾经是地铁艺人。这些“官方授权”艺术家，是经过专家遴选出来的，均有相当的艺术水准，有些还是专业的演员。这些受聘者均有特殊的身份标志，街头民间艺人中，有上百位获得了这样的身份认证，被允许在繁华地带地铁站的指定位置演出。

纽约的艺术经营方式，对北京极具借鉴意义。北京没有发达的艺术基金会，但既有文化主管部门，有城铁与公园的管理机构，还有实力雄厚的各大门户网站，都可以加盟到艺术北京民间项目中来，譬如各大门户网站的视频频道，可以通过自己发现的新民间艺人，与有关城铁或公园合作，指派到指定地点，为市民表演，或作小型展览，在丰富公共文化的同时，也为网站做了宣传。

纽约在西单女孩与春晚之间，纽约的方式，是大社会办大文化，民间社会办民间文化，西单地下通道很小，春晚的舞台也有限，但城市公共空间是巨大的，民间的社会文化需要也是巨大的，政府要做的是，协力民间社会，使其健康成长起来，并在经费与政策上，予以扶持。

（吴祚来，学者、作家。）

被敏感词折腾至死的雍正皇帝

胡荣荣

不知道是何种原因，清宫戏在中国特别的有人气，也没有专家来指出其中的奥妙。而在清宫戏中，雍正四爷更是受到了空前的待遇，到处客串多情种子，弄得他倒像是原版的贾宝玉似的。其实，根据鄙人的多年前对《红楼梦》的文本分析，贾宝玉的原型人物应该是雍正帝的二哥才是。所以小说中的贾宝玉人称“二爷”，实在是因为康熙朝的太子胤礽排行第二，这且不说他了。

最近上演的清宫戏大都和雍正有关，以至于有人表示了不满，清朝难道只有雍正一个是皇帝吗？按说清朝好皇帝多了去，怎么现在的宣传工具只围绕着雍正一个人团团转呢？他又不是现役的皇帝，你不歌颂他的话是要杀头的。有不明真相的群众，白天看中央电视台做党的喉舌，晚上看中央电视台做清宫的喉舌，还以为党统治着中国的白天，雍正统治了中国的黑夜。这当然是太不理解中国的现状了。

清朝的康熙、雍正、乾隆三帝，是中国历史上文字狱最黑暗的时期之一。所以，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清三帝根本不值得文化人为他们唱赞歌，因为他们杀的，就是文化人这种动物。偏偏中国的文化人最不要的东西，就是脸，越是杀文化人厉害的帝王，就越受中国文化人的追捧。笑煞人也么哥乎？羞死人也么哥乎？恼死人也么哥乎？

雍正是历史上死得最不明不白的皇帝之一。历史上关于雍正的死因的传说有很多，比较受人欢迎的死法，是说雍正被吕四娘割了头。武侠名家梁羽生的《江湖三女侠》，就是写这一段传说的。虽然从理论上来说，雍正被吕四娘割头的可能性不是很大，但民间欢迎雍正皇帝如此残酷的死法，也算是对帝王文化的一种补偿。

雍正皇帝到底是怎么死的呢？据我推测，应该是被敏感词敏感至死的。

敏感词之所以敏感，是因为它有着让人心惊肉跳的功能。雍正虽然贵为天子，但其实心眼比较小，这从他亲自写作的《大义觉迷录》可以看出。雍正对付反对他的舆论指责，做了两手的准备，一手叫血滴子，动武的，也就是秘密警察；另一手叫文的，就是出版了《大义觉迷录》。《大义觉迷录》是由雍正皇帝在百忙之中亲自抽出了时间，对当时社会上的一些反动言论做了批驳。然而，《大义觉迷录》不算好书，他的儿子乾隆上位后，就把《大义觉迷录》列入了禁书的名单，被敏感掉了。

但饶是如此，雍正还是不明不白地死了。连死去的原因，也是众说纷纭。雍正死得突然，所以他死于心肌梗塞或者脑梗塞的可能性就很大了。那么雍正为什么会死得如此突然呢？从他亲自写作《大义觉迷录》的过程，以及他对“雍正无头”的“维民所止”的暴跳如雷来看，他的性格其实是非常的脆弱而敏感的。他应该是死于敏感词的折磨。

敏感词能够折磨得雍正皇帝睡不好觉，焦头烂额，性格暴躁，最终导致心肌梗塞，可见其威力巨大。

对于穷得只剩下嘴巴的民众来说，敏感词亦可以成为最厉害的武器。这是我们以前没有想到过的哲学深处。换一个角度来看，对于心怀鬼胎的那些统治者而言，没有比敏感词更厉害的核武器了。所以请不要忘记了，随时张开你的嘴巴，源源不断地创造一些新的敏感词吧。这些敏感词的词组，终究将变成历史的洪流，改变历史的进程。我相信。因为这是铁血皇帝雍正用生命给我们换来的教训。

（胡荣荣，知名博主。）

乔治·奥威尔在缅甸

张铁志

1922年，十九岁的英国青年乔治·奥威尔来到彼时仍是英国殖民地的缅甸，担任警察。奥威尔出生于印度，他的祖父是加尔各答的教会执事，父亲在印度担任殖民官员，母亲的家族则是在缅甸担任造船商与柚木交易商。所以他选择来到这个潮湿炎热的魔幻之地。

在后来写出的《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一文中，他回忆当时的一段火车之旅：“你从一座东方城市的热带气息中出发——灼热的阳光，蒙尘的棕榈树，鱼、香料、大蒜、熟透的水果气味，以及四处可见脸孔黝黑的人群——而且因为你对这些现象已习以为常，于是你便原封不动地带着这些气息进了火车车厢……一步出车厢，你有如走进另一个半球。突然间你呼吸到大概只有英格兰才有的凉爽香甜的空气，在你四周全是绿草、欧洲厥与枞树，还有山区妇女顶着粉红脸颊向你叫卖一篮篮的草莓。”

在缅甸不同城镇住了五年后，奥威尔回到英国，选择作为一个职业作家。十年后他写下：“比寂寞或炎热更重要的一项基本事实是，这里的景色相当奇异。起初，这个异国的景色令他厌烦，而后令他憎恨，但最后他会逐渐喜爱上它，他的意识以及他的信念或多或少受到这种景色不可思议的影响。”

五年的缅甸生活对奥威尔后来的写作理念起了深远的影响。影响不只来自那奇异瑰丽的热带风情，更在于他自身作为殖民体制的一环，尤其警察是压迫者的第一线，让他产生巨大的罪恶感，并反省到殖民主义的问题。他开始凝视底层人民、被压迫者，并且学着述说他们的故事。“码头上的犯人、死刑室等待行刑的男子、我欺凌过的下层民众以及老农、还有我在盛怒之下用木棍打过的仆役，他们的脸孔不断在我脑中萦绕着。”他日后写道。

回到英国一年后，奥威尔就发表文章《一个国家如何被剥削：大英帝国在缅甸》，并进而关注英国本身的底层生活。几年后，奥威尔发表以缅甸生活经验为背景的小说《缅甸岁月》。十多年后，震惊世界的《动物农庄》和《1984》出版。这两本小说是以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为背景，批判极权主义和集体主义。只是，二十年代就离开缅甸、并且死于1950年的奥威尔，可能没有想到这两本政治寓言小说，竟然成为二十世纪后半叶缅甸政治的最佳描写。

有则笑话是说奥威尔不只为缅甸写了一部小说，而是三部：《缅甸岁月》、《动物农庄》与《一九八四》。

《动物农庄》的缅甸文版被改编成当地场景，并被赋予更诗意的书名：《四条腿的革命》。一个缅甸人说，这本书很有缅甸风味，“因为他讲的是猪和狗统治国家的故事，而这种事在缅甸已经持续好多年了。”另一个缅甸人说，他们没有必要读《1984》，因为他们的日常生活就是《1984》。

几年前，一个美国记者艾玛·拉金出版一本书《在缅甸寻找乔治·奥威尔》，一方面寻找当年奥威尔的身影，探索他当年的缅甸生活如何影响后来他的写作；另一方面也不断对比《1984》和《动物农庄》和当今缅甸政治。

“谁控制过去，谁就能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谁就能控制过去。”这是《1984》里面的名言。在《1984》的世界，党员从出生到死亡没有一天逃得过思想警察的眼睛。无论他在哪里，睡眠或醒着，工作或休息，他都受到无预警的监视。他的人际关系，他的休闲活动，他对待自己妻儿的方式，他独自一人时脸上的表情，他睡觉时说的梦话，全都受到详细检视。而拉金在书中描述一个缅甸人和军政府统治下的缅甸：“这个政权什么都知道。如果有醉汉发表反政府言论，地方市场有一篮芒果被偷，或夫妻间单纯的争吵，最可能知道这些事的就是军情人员。这种控制方法非常有效：老大哥真的无所不在。”讽刺的是，当年身为英国警察的奥威尔其实也负责类似的情报搜集工作，只是情况没这么极端。

在缅甸，拉金说，每一位作家都至少有一本书遭到审查部查禁，因此可以说缅甸存在着一个未出版图书的秘密档案库——在作家脑子里不断徘徊的故事，与隐藏起来的完稿。一名缅甸作家开玩笑说：“在缅甸，我们有想写什么就写什么的自由。我们只是没有公开发表的自由。”

这再次令人想起奥威尔所说，文学与极权主义是不可能共存的。极权主义政府不允许记录真实，只能仰赖谎言，但“文学如果不能真实地表达人们的想法与感受，它便一无是处”。“想象力就像野生动物一样，无法存活于兽栏之中”。

这两年缅甸政治出现巨大的变化：去年上台的新政府释放政治犯、开放言论自由、立法通过工人可以组织工会、昂山素季被释放并且可以被报道，甚至可以参选——她在四月一日的选举中刚当选国会议员，首次真正进入政治。

在《1984》一开始，温斯顿·史密斯蜷缩在他公寓中狭窄的壁龛里，以躲开电视幕监视的范围之外。当他在日记第一页写下日期时，他想着自己要写给谁看，因为不管给谁看都是不安全的。但他还是在日记写下：“献给未来或献给过去，献给思想自由的时代，当人们彼此不同且不孤独生活——献给真实存在与已经记录就不会再被涂销的时代。”

或许，这个未来的时代即将来到，缅甸的2012将不再是过去的1984。

（张铁志，台湾政治与文化评论人，曾任《新新闻周刊》副总编辑，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候选人，著有《声音与愤怒》、《时代的噪音》。）

特权的庄稼

张　鸣

在清朝，满人基本上是吃穿不用愁的，因为他们有铁杆庄稼，男的生下来有粮饷，女的也有脂粉钱。武力不是特别强悍的满人，入关之后，陷在汉人的汪洋大海里，多少心有点虚，刻意保持满人作为武装集团的特质，不让他们生产，只许当兵，多少也是有道理的。但这样一来，就必须养着满人，也包括蒙军和汉军八旗。

八旗的供给，是按级别给钱粮，按说，即使最低等级的步兵，每月1.5两银子，2.5斗粮食，再加上其他的补贴和给家属的钱粮，依当时的物价，生活肯定没问题。同样吃粮当兵，绿营的士兵，要比八旗兵的粮饷，差不多要少一半，人家不也活了嘛。如果官做得大一点，不仅薪饷多，而且额外的好处也多。当初八旗兵进关，大量圈地，每个兵丁，都有六垧地，只是后来经营不善，先后卖掉了。但大头目由于庄田较多，还有剩余，雇汉人租种，可以按年收租。有的还有另外的差事，比如漕运总督衙门的各种差事，各地海关和常关的监督，以及北京城里疏浚沟渠这样的美差，都是铁定的旗差，非旗人不能担任。其中，广州的粤海关的监督，以及北京崇文门税监，是两个最大、最肥的美差。

崇文门税监，是北京城税务的总机关，设正负监督各一人，每年更换一次。由各部满员尚书侍郎，以及各旗的正副都统兼任，几乎是人人有份，但绝不能连任。这种职位，原本就是给满大员好处的，自然得利益均沾。当年的崇文门税监，管十几个税局，油水最大的，是卢沟桥、东坝和海淀三关，后来通铁路之后，作为火车站的正阳门关，变得重要起来，成为仅次于总部的大关。每个兼任正副监督的人，到任之时，仅仅第一天去机关点个卯，然后所有的事务，都委派给两个总办和两个帮办，这都是正副监督的私人，各举两个。其他所辖税关的负责人，也都是这些满大员的亲朋好友。在总税务司成立，洋人接办所有海关之前，粤海关也跟崇文门税监类似，都是满大员和家人的禁脔。

但是，钱来得太容易了，没人会把钱看得很重。一般的八旗兵和他们的家人，花钱大手大脚，寅吃卯粮，吃穿度用，全赊账，赊账买东西贵，他们不在乎，反正一开支，就把钱送到铺子里去，实在没辙了，就当当，当当完了，就借钱。所以，八旗兵将的债务，就永远都没个完。实在背不动了，皇帝老子就替他们还，还了人家还借。因此而穷困潦倒者，比比皆是，但人家就这么过，从不觉得有什么不好。有田庄和肥差的满人大员，也照样不拿钱当钱。田庄交给管家，最后没有什么收益，也就不了了之。像崇文门税监这样的肥差，上上下下都交给别人打理，自己收点固定的银子就拉倒。总办帮办这样的位置，也是旗人做，他们把事都交给包税人，所有的税收，都任由包税的中饱，一任干下来，包税人最肥，分局的比总办帮办收入多，总办帮办比税监收入多。至于粤海关，由于是洋人收税，海关监督都是摆设，但旗人老爷连摆设都不乐意去摆一下，找人替他们干，自己拿点银子就算拉倒。那个时候，凡是围着旗人的汉人，都挣了钱，就像现在专门挣公款吃喝钱的商家一样，这样的钱好挣。

入关二百六十年，旗人不事生产，不管经营，已经成了风气。无论穷富，官大官小，是否皇族贵胄，谁要是买东西讨价还价，就会让人看不起，谁要是琢磨挣钱，操心经营，也会让人看不起。以至于民国了，某些旗人也开了铺子，跟人说起来，必定一副不屑的样子：我那是玩呢，谁拿它当买卖了。清末新政，崇文门税监由主掌民政部肃亲王善耆接任，善耆锐意改革，引进留学生管理税务，不肯中饱，清除掉了包税人，也不许税务人员贪污。结果税收成倍增加，国家因此增收，商民的负担还轻了。但是，肃亲王在旗人中的口碑却差了。不管为了哪个，总之，旗人就是不能算计，一算计，就让人看不起。其实到了清末时节，大多数的旗人，过得并不好，吃不上、穿不上的，比比皆是。但是，不肯算计，不事生产的毛病，就是改不了。

特权是个好东西，谁有了它，就可以不劳而获，甚至发大财，但是，这样的好东西，对人来说，却是腐蚀剂和鸦片烟，沾上了，成瘾，人也就完了。所谓铁杆庄稼，就是特权庄稼，特权的庄稼，所包含的，不仅仅钱和粮。

（张鸣，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武夫治国梦》、《乡土心路八十年》、《历史的坏脾气》等。）

“苦难”与“辉煌”

雷　颐

米兰·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的一段名言，深刻揭示了人类道德堕落的基本根源之一就是遗忘，即回归的不存在：这样，“对希特勒的仇恨终于淡薄消解，这暴露了一个世界道德上深刻的堕落。这个世界赖以立足的基本点，是回归的不存在。因为在这个世界里，一切都预先被原谅了，一切皆可笑地被允许了。”国家的力量是巨大的，当国家想掩盖一种罪行的时候，无论多么深重的罪恶，都极易被“集体遗忘”，因为“遗忘”是人类最无可救药的天性之一。

的确，人类总想摆脱历史的重负而轻松自在。但是，当摆脱一切历史记忆之后，“人变得比大气还轻，会高高地飞起，离别大地亦即离别真实的生活。他将变得似真非真，运动自由而毫无意义。”这便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原因所在。摆脱历史记忆，生命将变得毫无意义。而千千万万无辜的死难者，将被历史迅速遗忘，最多化为“历史教科书”上一小段无足轻重的文字或几个干瘪枯燥的数字。而这些抽象字符背后所凝缩的生离死别、血泪生命，则是后人所难以体会的。

一

近年不时读到一些有关“知青”的回忆或叙事，其中不少总使我心头不禁微微一震：最多才一代人的时间，一桩并非只与极少数人有关、因此决非扑朔迷离的“秘史”，而是涉及千家万户的历史事件，而且这千百万“当事人”现在还都“正当年”的时候，这幅历史图景竟如此迅速地“模糊”、甚至遗忘了。

在“文革”中达到高潮的上山下乡运动，在近十年的历史中把数千万青年从城市“赶”到农村，在人类历史上的确是罕见的。在当时，这无疑是不得不为之举，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没有出路的出路”。因为“文革”的巨大浩劫使当时的经济已濒于崩溃，根本无法容纳这些不断增长的就业人口，虽然不得不自欺欺人地将此说成是为了“反修防修”。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被迫到农村去的，甚至连选择插队地点的自由都几乎没有。这种强制性政策异乎寻常地严厉，反对、抵触就是“破坏伟大战略部署”，罪可入狱；若“情节特别严重”，甚至有杀身之祸。对涉及自己终身命运的如此至关重要的问题，自己居然没有丝毫发言权。人，对自己人生道路最基本的选择权就这样被残酷地彻底剥夺。因此，这也是当时政治上专制到极点的体现。这一“运动”改变了无数青年本应光明顺直的人生道路，牵涉到千家万户，造成的人间悲剧难以胜数……只有根据这方方面面具体的历史内容，而不是根据某些自欺欺人的“说法”将具体的历史事实、内容抽空，才能对这一运动作出正准的定位与评价，才可能使人对历史进行深刻反思，警惕悲剧的重演。

然而现在不少文章却都“好了伤疤忘了痛”，在热烈地讴歌当年的所谓“理想”、“火热的场面”，大谈“青春无悔”、“青春的梦想”……其实，离城前诸如手捧“红宝书”在领袖像前宣誓、表决心的“火热场面”都是精心安排的，更多的是亲人间生离死别般哭成一片。而且也并非后来回城时才你争我抢，开始，每届毕业下乡前还都有百分之几的留城或参军名额，为争这微乎其微的名额就已经达到不择手段的白热化程度。当然，只有家庭出身好的“红五类”才有争斗的资格。后来为了“好做工作”，除少数参军者外干脆“一片红”，一锅端全下乡。下乡后，生活十分艰苦，精神普遍空虚苦闷，回城的争斗当然更加残酷，一些女知青甚至惨遭权势者凌辱。凡此种种，简直不堪回首。这不是青春的梦想，而是青春的梦魇。

然而重要的是，“梦魇”如何变成“梦想”了呢？

当这场梦魇刚刚结束时，“知青文学”勃兴，从文学的角度看或还稚嫩粗糙，但却真诚，并且几乎都可当作信史来读，竹林的《生活的路》、叶辛的《蹉跎岁月》、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雪》都是其中代表。恕我多说一句，其实被称作“回乡青年”的广大农村青年命运更加坎坷，更值得详细描写，但他们更无“话语权”，除了路遥的经典之作《人生》，有关他们的小说确实少之又少。然而外在环境几经变化，“文革／知青”严酷面的表现受到的障碍越来越大，“文革／知青”纯情面的表现却畅通无阻；随着时光流逝，这些更加速了对严酷的遗忘、加强了对纯情的记忆，乡亲的淳朴、美丽的大自然、知青间生活中的互助……这些当然是永远使人感怀的美好事物。但一批批媚上又媚俗的出版物精明巧妙地利用此点，以此大大稀释甚至取代了更为本质的严酷的现实，终于营造出符合某种要求、且使后来者容易信以为真的“美丽的梦想”氛围。一些成功者得意于自己的“劫后辉煌”，全不在意这种成功是以千百万同代人的牺牲为代价的。多数知青经过种种斗争才得以返城，此时已老大不小，城市已无他们的位置，做的是最“卑微”的工作，许多人因与弟妹共挤一房而矛盾重重……最后，又早早下岗。然而，现在少数所谓“劫后辉煌者”的历史正在取代绝大多数普通人的命运，形成有关历史的“主流话语”。整整一代人的苦难，全都化为乌有，全都白白浪费……那些自鸣得意的“辉煌者”，实际是在拍卖苦难。对多数“知青”来说，也根本谈不上“青春无悔”，因为只有自己主动选择之事才足以言悔或不悔；对不能不选的“选择”，何悔之有？

历史能如此轻易地被忘却，被涂抹，着实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德国和日本对战争的不同认识，说明主流话语对人们遗忘什么、记忆什么的掌控力之强。近在眼前的当代史尚且如此，那千百年前的古代史又如何说得清，道得白？这样，我们不能不追问：历史是什么？以“求真”为鹄的之史学的根基何在，这“真”果真是求得到的么？那么，真、假、善、恶在历史中还有区别吗？再进一步说，史学家生命的意义又是什么？

倘谓“历史”本无真实，全凭各自心造，那我只能说，竹林的《生活的路》、叶辛的《蹉跎岁月》、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雪》、老鬼的《血色黄昏》、王小波的《黄金时代》、李晶李盈姐妹的《沉雪》等等，“文学性”虽各不相同，但都是令人敬佩的“良心”之作，愿其久久为人珍视。

二

历史学的最基本的学科规范、学术要求是“无徵不立”。所谓“徵”，主要是历史文献，没有文献，便没有依据。所以，任何事件、人物、社会运动、生活方式只有形成文献，才能进入“历史”，才能成为“历史”。如果没有成为文献，这些事件、人物、运动、生活在“历史”上便不留痕迹，等于没有发生，等于不曾存在。就这一点来说，历史是残酷的，也是势利的。因为它记录下的通篇都是帝王将相、英雄豪杰、叱咤风云的“大人物”，而“芸芸众生”则很难进入历史。因为“引车卖浆者流”原本就不会写，他们的喜怒哀乐、衣食住行……真实生活很难被记录，即便偶有成文者，也难以被刊载，无法成为“文献”。然而“社会生活”却正是由这些不被记录、数也数不清的“小人物”的日常生活组成的。而且，实际生活中更多、更普遍的“生活场景”没有也很难有文献记录，所以仅有文献资料远远不够。因此，写出真实的经历，把真实的历史留给后人，是每个“过来人”的责任。

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这些不被历史记述，无法被历史表现，所有这些正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与那段生活一起被人忘却。当真正的生活被忘却时，一种虚假的“过去”便乘虚而入。有人出于种种目的，虚构关于那段历史的“光荣”“崇高”，以“激情”“峥嵘”来概括那一段浩劫，甚至以历经“苦难”后的个人的所谓“成功”“辉煌”，来为苦难本身、苦难的制造者涂抹一番，甚至歌功颂德。

“通过苦难，走向欢乐。”这是西方乐圣贝多芬的名言。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这是中国先哲孟子的名言。

古今中外，关于“苦难”的种种格言举不胜举，数不胜数。因为“苦难”似乎具有一种神奇的效力，凡能经过它的磨难而未被压垮者，往往或更坚强，或更成熟，或更沉毅，或更能干，或更勇敢，或更纯粹，或更高尚……所以与避害趋利的人类一般本性相反，一些优秀分子甚至因此产生一种苦难崇拜，以苦为荣，以苦为乐，赴汤蹈火，无所畏惧，真正做到脸不变色心不跳。在不少宗教中，都有“苦行僧”以自虐作为修炼的手段和虔信的证明。有人说这种“苦难崇拜”是种变态，这或多或少有些道理，但无论如何更应该承认“苦难崇拜”毕竟是一种伟大，是一种崇高。人们无权、也不应当责备芸芸众生的避害趋利，但同样无权、也更不应当嘲讽少数勇者的“自讨苦吃”。二者相较，“苦难崇拜”毕竟更为难得，因而更值得珍视。

这种“苦难崇拜”在俄罗斯文学中表现得最为丰富。《怎么办？》中的拉赫美托夫坚持睡带钉的床板，以磨炼自己的意志。《门槛》中那位俄罗斯女性，毅然决然跨进“痛苦之门”永不反悔，自觉自愿迎着暴风雪，走向茫茫的西伯利亚，甚至成为俄罗斯精神的象征。

不过，他们虽然“崇拜苦难”，但崇拜的是“受难者”而不是苦难的制造者。他们更不会因为“苦难”使人“百炼成钢”而昏头昏脑、卑躬屈膝地向沙皇、沙皇制度这类“苦难制造者”大唱赞歌，曲意逢迎。同样，中国的“革命前辈”也以爬雪山、过草地、钉竹签等等为豪，正是在这炼狱般的考验中，他们成为“一代风流”。但他们在怀念、讴歌那一段岁月和经历的时候，决不会以这种辉煌来美化、颂扬长征的“围剿”者、“围追堵截”的几十万大军及监狱的打手和狱卒。

因为他们“崇拜苦难”是“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是为了使人不忘记苦难和苦难的制造者，使人对此永远保持警惕，是为了神圣的事业和崇高的理想，不是为了牟利而“拍卖苦难”。

只有为了“拍卖苦难”，才会不顾事实、不顾逻辑、利令智昏地歪曲历史，置千百万“知青”曾有过的悲惨遭遇、被践踏的青春、无数家的悲欢离合于不顾，费尽心机地以受难者历经磨炼后的辉煌来为苦难制造者涂脂抹粉、百般辩解、洗刷罪恶、无耻献媚，使人们忘记苦难，忘记苦难的制造者，从而为自己获得一张拍卖执照。好一两两、一斤斤、一篇篇、一本本、一集集顺顺当当、平平安安地把“苦难”当作流行来拍卖，既显示了自己的所谓“辉煌”，又牟取了实实在在的厚利。这就从根本上背叛、亵渎了苦难，背叛、亵渎了历史，背叛、亵渎了千百万受难者，也背叛、亵渎了自己，实际上是在进行一场灵魂的贱卖。

这里，不能不使人想起邓拓先生当年所说的要“专治‘健忘症’”，确实大有远见，大有深意。为了与“遗忘”作斗争，他付出的代价却是自己的生命。

为了死者，更是为了生者，请记住人类、国家、民族和自己的苦难与罪过……

（雷颐，中国当代知名历史学家。）

承先启后的火炬——致胡适之先生

袁伟时

适之先生：

1962年2月24日，先生突然撒手西去，倏忽五十年过去了！1999年、2005年，我两次到台湾，均住在台北南港幽静的中央研究院内。每天早晚在小河边上、先生的故居周围和您永远安息的山冈上漫步，总会想起中国的昨天和今天，默默和先生对话。

被歪曲的文化纲领

新文化运动中，您登高一呼群山应，但思想家的心灵总有不易为人理解的一角，而人们的思虑总是千差万别。误解、曲解，伴随您生前身后。

当摧枯拉朽的新文化运动席卷大地之际，不少人追问：陈独秀、胡适他们究竟想干什么？各人的说法大同小异，您说的最为完整：新思潮运动就是“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1〕。

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文化纲领。可是，多元社会总会意见纷纭。

至今仍不断有人批评您“全盘性反传统”！传统，您当然反了。专制，三纲，不反，怎么得了！我不理解的是，那些人真的不知道您擦亮了多少蒙尘珍珠吗？白话小说，历代中国思想史，您无疑是王国维先生以后用现代学术方法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最杰出的开创者之一。多少继起的研究者沿着您开创的道路戴上博士方帽和拿到教授职位，又有多少大众从您激活的传统中受惠！面对传统文化研究和出版高度繁荣的局面，为什么有些人还要瞎嚷新文化运动打断了传统呢？

他们混淆历史时段，把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作为与北洋时期混为一谈了。前者奉行的是《共产党宣言》宣示的基本原理：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2〕

人民共和国第一个三十年依托国家强制力，坚定地推行两个决裂。传统文化及其载体，从典籍、文物到知识阶层都备受摧残。

北洋时期是二十世纪中国思想文化最自由的年代，新文化运动是中国文化推陈出新的典范。进入二十年代，陈独秀因其好走极端的性格而背离新文化运动的宗旨，变为支持侵犯言论自由的政治人物；幸得有先生在，新文化运动仍然枝繁叶茂，自由的火炬没有熄灭。把主旨和后果截然不同的两个历史进程搅成一锅浆糊，与正常的思想史研究不搭界。

说到底，民族主义太强大了。戴上有色眼镜，一个完整的文化纲领被割裂，一个生气勃勃的文化学术高潮被贬斥！“新思潮的手段是研究问题与输入学理。”“新思潮对于旧文化的态度，在消极一方面是反对盲从；在积极一方面，是用科学方法来做整理的功夫。新思潮唯一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再造文明。”〔3〕提出这个主张的前提，无非是坦率承认中国落后了，必须吸纳他国的先进文明特别是先进方法，用于研究过去，创建未来。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是中国现代学术蓬勃兴起，“再造文明”的脚步异常坚实。不幸，对一个历史悠久而又遭受过严重挫折的国家说来，披着爱国主义华丽外衣的狭隘民族主义煽情，仍有广阔的市场。时至二十一世纪，有些人竟然把输入现代文化的新文化运动说成摧毁传统文化的灾难，而古代中国却成了黄金世界！

早在1911年，王国维先生就指出：“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而未尝知学者也。”〔4〕

正如没有中国特色的物理学、数学一样，也不可能有中国独有的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史学……有些人宣布他们不喜欢的那些西方学理都包含帝国主义的祸心，应该驱逐出中国。在爱国辞藻后面，这些人冀图画地为牢，把中国学术与世界割裂为两块，仿佛中国研究是他们的禁脔。要是以为他们完全排斥西方文化那就大错特错了！他们力图拒之门外的是公认的现代主流文化，而叫卖的是另一种从西方旮旯里找来的极端思潮，拌上传统文化中的陈腐作料。

优秀文化是滋润万物的春风。与其喧哗扰攘，毋宁安静地阅读和思考。先生的书在大陆早已解禁，但愿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坐下来细细读您的书，前提是正视中国固有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差距。近代中国长期积贫积弱，而眼下也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究其原因，关键在朝野各方不愿面对现实，老爱自我麻醉，自觉不自觉为现代文明进入设置障碍。

关节点上的忠告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先生改变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初衷，提出了自由主义者的政治纲领，尖锐抨击了政坛乱象，提出许多积极的建议。

最令人瞩目的是两大历史转折关头，先生发出的忠告。

第一次是1922年5月14日，各报发表先生起草并由十六人联署的《我们的政治主张》，提出“政治改革的三个基本原则”：“宪政的政府”、“公开的政府”、“有计划的政治”。当前则“我们不承认南北的统一是可以用武力做到的。我们主张，南北两方早日正式议和。一切暗地的勾结，都不是我们国民应该承认的。我们要求一种公开的，可以代表民意的南北和会。”〔5〕

1922年6月2日，徐世昌辞职。3日，包括先生和蔡元培等二百多各界人士致电孙文，劝告他践行和徐世昌同时辞职的诺言，实现和平统一：

“乃者北京非法总统业已退职，前此下令解散国会之总统，已预备取消六年间不法之命令，而恢复国会……北方军队已表示以拥护正式民意机关为职志。南北一致，无再用武力解决之必要。敢望中山先生停止北伐，实行与非法总统同时下野之宣言。”〔6〕

这是自由主义者表达的和平建设现代法治国家的善良愿望。如果这个建议被接受，6月16日陈炯明所部粤军炮轰总统府的悲剧就不会上演，南北内战也会应声停止。各界人士的注意力相应的会集中于宪政、法治和公开的政府建设。陈炯明及其部属的要求无非是要求孙文履行诺言不要当那个没有法理根据的大总统，停止内战，让广东休养生息，建设模范省。

残酷的现实是支配中央政权的直系军阀和奉系、皖系、国民党组成的三角联盟在角力。直系曹锟、吴佩孚他们和孙文都在做武力统一的迷梦。

和平统一、建设法治国家的希望在联省自治运动。

先生的洞见是推动各省自治，扩大省议会的权力，使之成为制裁军阀的基本制度。省议会天然要维护本省民众的利益，反对军阀穷兵黩武。先生以当时江苏省长韩国钧提出要发行七百万公债，被江苏省议会否决为例，说明“我们于此可见地方权力范围之内，军阀的权威也不能不受限制”。因此，“打倒军阀割据的第一步是建设在省自治上面的联邦的统一国家。”〔7〕

事隔多年后，一些人把联省自治的主张说成是把军阀割据合法化，不管论者主观动机如何，实质不过是为国民党沉迷武力统一，建立全国范围的党国体制辩护罢了。

第二次敲响警钟是1929—1930年间，外敌入侵的前夜，先生作狮子吼：1．立即实行宪政。2．集中力量铲除五大仇敌——“我们要打倒五大仇敌：第一大敌是贫穷，第二大敌是疾病，第三大敌是愚昧，第四大敌是贪污，第五大敌是扰乱。这五大仇敌中，资本主义不在内……资产阶级也不在内……封建势力也不在内，因为封建制度早已在两千年前崩坏了。帝国主义也不在内，因为帝国主义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国……故即为抵抗帝国主义起见，也应该先铲除这五大敌人。”〔8〕

前三个仇敌是落后，没有什么人会从中得利。后两个仇敌实质是少数人非法获利，多数人恨之入骨。没有人敢于公开反对铲除五鬼，问题在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帝国主义不列入铲除对象！这可与当时的激进青年不惜为之捐躯的诉求背道而驰了。

回首话当年，资本主义确实反不得。就这一条而言，共产党人应该感谢您。共产主义运动是天然的左翼，最可怕的是左中之左。你的朋友陈独秀成了中共的领袖，在他缺席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告：“第一步就得铲除现在的资本制度。”“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共有”。“中国共产党彻底断绝同黄色知识分子阶层及其他类似党派的一切联系。”〔9〕

这是后来中国共产党各个时期主要错误的思想渊源。经济领域一误再误，把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工商业明里暗中视为要消灭的对象。在文化领域，知识阶层被划入资产阶级。古今中外长期把知识阶层作为异己力量，致力于“改造”和打击他们的十分罕见，而在我们这个文明古国却成了常态！所谓“黄色知识分子”，后来名号变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动学术权威”、“右派”……随意制造的帽子往别人头上一戴，就有了可以随时践踏的原罪。历史已经翻开新的一页，有些人却还要横刀立马，听不进不要纠缠姓资姓社的明见，老以“复辟资本主义”和“西化”为斩除异己的借口！

与此同时，鸦片战争以后，从村夫到清流，把自家的困境归咎于洋鬼子，已经成了无法根绝的传染病！

针对把吴佩孚、张作霖分别说成是受英美和日本操纵的，先生举出事实反驳后得出一个结论：“劝我们的朋友努力向民主主义的一个简单目标上做去，不必在这个时候牵涉到什么国际帝国主义的问题。政治的改造是抵抗国际侵略主义的先决问题。”〔10〕

整整九十年过去了，历史写下的记录是：

1．吴佩孚反对外国侵略的态度非常鲜明：“得意时清白乃心，不纳妾，不积金钱……失败后倔强到底，不出洋，不走租界。”不管威逼利诱，坚决不出任伪职。1939年逝世后，国民政府颁发褒扬令：“沈阳变起，撄怀国难，恒以精忠自励。燕京被陷，处境益艰。敌酋肆其逼迫，奸逆逞其簧鼓，威胁利诱，层出不穷，犹能勉全所守，终始弗渝，凛然为国家民族增重。高风亮节，中外同钦！”《大公报》则称赞“其气节之高，操守之坚，尤可谓中国旧军人之最后一个典型”。〔11〕盖棺论定，哪里有一丝一毫走狗气息？张作霖在东北，不能不敷衍日本侵略者，但骨子里反对日本侵略，终于招来杀身之祸。处处讲证据的先生，显然比从公式出发的人高出一筹。

2．先生一语中的，揭示中国的症结在内部。1922年华盛顿会议后，列强分化了。除日本外，大都赞成维护中国的独立和主权，放弃划分势力范围的政策。本来是团结各方，实行宪政，推行民主，告别野蛮、贫困的大好时机，却被内部纷争断送，从而为外敌入侵提供了机会。

五鬼论曾被误解为不敢触及制度。这个论调忽视了在提出五鬼论的同时，先生高张人权大旗，要求立即实行宪政。从北洋时期至蒋介石当政，先生唇焦舌敝说的是唯有宪政才是通向文明和富裕的康庄大道。困难不在民众素质不高，而在最高领导人蒋介石和其他官员不守法，应该进政治幼稚园学习！先生说的都是现代社会制度的常识，但只有有巨大勇气的智者才会在专制统治者面前直言不讳。

先驱的智慧

先驱是孤独的；先驱的思想又是烛照历史的火炬。

经过八十多年的盛衰哀乐，不论政治派别，人们应该从中感悟到先驱的智慧。近代中国仿佛在盘陀路上攀登，一次又一次似乎回到原点。一个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是：假如当年先生的忠告被听取，中国的面貌会有什么不同？

民族主义和现代文明仍在中华大地顽强较量。先生地下有知，一定非常惊奇，一有风吹草动，反对帝国主义的喧嚣仍会在大陆震荡！这些人是催眠师，要人们赶快入睡，梦中没有制度缺陷，更没有势不可挡的全球一体化大潮。

此刻我突然想起，先生曾以南宋诗人杨万里的《桂源铺绝句》题赠雷震：“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近，堂堂溪水出前村！”天上地下，众声喧哗，醒来的人越来越多。山洪，谁挡得住呢？

后学袁伟时上

2012年3月24日

（袁伟时，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近代史家。已结集出版的著作有《中国现代哲学史稿》、《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路标与灵魂的拷问》等。）

注释

〔1〕　胡适：《新思潮的意义》，《胡适文集》第二册第55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71—27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北京版。

〔3〕　胡适：《新思潮的意义》，《胡适文集》第二册第55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4〕　王国维：《〈国学丛刊〉序》。

〔5〕　《努力周报》第二期，1922年5月14日。

〔6〕　北京《晨报》1922年6月4日。

〔7〕　胡适：《国际的中国》，《努力周报》1922年10月1日第2版。

〔8〕　胡适：《我们走那条路》，《胡适文集》第五册第35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9〕　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第2、6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北京版。

〔10〕　胡适：《国际的中国》，《努力周报》1922年10月1日第2版。

〔11〕　《吴佩孚先生集》第27、456页，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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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工日记：我所生活的农村

张　俊

（题记：中国农村，不是富裕的南方农村，而是比较贫穷、依靠打工维持生计的农村和农村人。我就是这样的农村出来的务工者。除了我们自己，很多人不知道我们农村和农村人。我说说，你或许能有所了解。）

我每年回老家农村，感觉家乡的面貌没什么变化，更多的体会是农村活力的衰退。我所记录的是我的感受，没有普遍性。作为民工的我能够有机会接触网络，我非常珍惜这难得的机会，只要有时间，我就酝酿着如何把我知道的农村或我们农民工的境况说一说，放在博客里。我写文字，没有文才，但我知道，我所说的是我真实的感受，记录的是真实的生活。

一、农村现在得病的人越来越多。

这次回家，晚上和父母聊天，父母们嘴里念叨着，谁谁又死了。是的，在村子里，最近几年四五十岁的人，死了很多个，而且还有许多也都成了病秧子。我爷爷那辈人都活了长寿，一般在七十以上寿终正寝的居多，而我父亲这辈人，据我了解，身体每况愈下，确实没有上辈人健壮。

在我们家乡的农村，从四十岁左右开始得高血压的人，现在已经普遍，而且形势非常严峻。就拿我熟悉的人来说吧，我父亲五十多岁，有高血压。我叔叔，还有婶婶，才四十多岁，也一样有高血压。我三舅因为高血压，将近六十岁就死了。我小舅妈因为高血压，已经瘫痪在床，最近经过治疗，好像又可以行走了。有的人说，高血压有遗传，而我所知道的，很多得高血压的人，上辈人并非是高血压患者。

这是我周围的人。而在农村，在整个乡镇，得高血压的人也许不计其数。

在农村，一个家庭里有一个人生病便会使整个家庭陷入灭顶之灾。虽然现在也有农村合作医疗，但对于患大病的贫困家庭，依靠“打工经济”养家糊口的人来说，费用也都是相当可观的。

在农村，虽然每个村都建有卫生室，却相当于私人开的乡村诊所，起的作用不大。也就是说，目前农村的医疗体系不健全，农民无疾病预防的基本常识，即便生了病，因为没钱或为了省钱，也都扛着。

在农村，人生病了，只有依靠老天爷的保佑。

不这样寄托于老天爷的保佑，还能够怎么办？

二、依靠打工维持生计

我们这代人，年龄在三十岁左右，上有老下有小，而整个村，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百分之九十九都外出务工。

每年春节回家才能够感受到农村的活力，因为打工的人都回来了。平日农村里只有老人和孩子。因为打工，村子里的人家，大多数也都盖了楼房，显得很气派，过完春节以后，整个村子就开始变得冷清。

养育自己长大的村庄，现如今像是客栈，匆匆回来又匆匆离去。别了孩子和父母，要到外面去，这一走少则半年，多则一年或更长的时间才能够回来。这一走，是期盼，也是希望，当然也有依恋和不舍，因为要生存，或者说好听点，为了家庭去追求美好生活。

整个乡镇没有一家像样的企业，有的只是镇政府、学校、派出所、司法所和税务局。看上去算繁华，也在搞所谓的开发，把镇边沿的田地征用回来，不过不是建工厂，而是盖楼房，然后卖给打工赚了些钱，而家又住在深山里的人。

打工经济，似乎成了家乡经济增长的指标之一。

依靠打工维持生计，作为我们务工者，追求的是实际的生活，而到底依靠打工能够维持多久，确实是个未知数。经济不景气，就业形势严峻，我从家乡回来的时候，家乡人也都走得差不多了。

有一部分人有工作，有一部分人需要找工作。

我们的未来没有定数。

三、农村的留守儿童

我在以前的博文里也写过在农村的孩子，每次回家看到自己的女儿，都禁不住想，孩子和爷爷奶奶生活，心里会有怎样的感受。

就拿我的女儿来说，从小就和爷爷奶奶生活，这次回家，才与我多了些感情。前几年，女儿与我完全像陌生人。我从外打工回到家里，反而给女儿带来恐惧感，是孩子对陌生父亲的害怕。

在我们农村，大多数的孩子和我家的情况一样，都由爷爷奶奶带着。我不知道隔代带孩子的弊端，但我知道，农村孩子是缺少父爱和母爱的。父母都爱自己的孩子，而父母不在孩子的身边，孩子无法感知父母的爱，在孩子的心里，父母的爱是缺失的。

今年我正月才回家。正月十六，我第一次送女儿去上学，在村子的学校里我见到了孩子的老师。她说女儿读书还可以，这点我比较宽慰。孩子的书本费全免，只交了十元的作业本费用，当天就拿到了学习用书。女儿一个班只有十几人，可能因为经济不景气吧，原来跟着打工的父母在城市读书的孩子，有好几个都回到了村子的学校读书。这个学期，女儿的班级会增加新同学。

村子里的老师多数也都是老头，年轻的老师几乎没有。每天女儿上学的课程只有语文和数学，什么美术、音乐，女儿说从没上过，对了，思想品德课是经常上的。

很多打工的人，因为在城市里呆过，有了些先进的思想，在有了条件后就把在村里上学的孩子转到镇上的“希望小学”就读。

在我们的镇上，所谓繁华的原因之一，就是很多家长把孩子带到镇上读书，使镇上的人口剧增。如果双方父母都外出打工，孩子有爷爷或奶奶陪读；如果父亲或母亲其中一位外出打工，就另一位陪读。镇上的房子便宜，五六十元一间，租间房子，米菜基本从自家带到镇上。因为很多孩子都转到镇上就读，导致镇上的希望小学每个班都膨胀到七八十人。

我女儿下半年就要上三年级，我在犹豫是否要把她转到镇上就读，让妻子陪读。因为镇上的学校从三年级开始，就可以学英语和其他村学校里没有的课程。但是如果转到镇学校，每个班七八十个学生坐在教室里，老师如何能够把孩子教好？

农村的留守儿童，因为没有父母在身边，在成长过程中会造成什么性格缺陷暂时还不知道，只有等他们这代人长大以后，才可以知晓。希望不在父母的身边成长的孩子们，也能够具有健康和健全的思想品德，对社会有着良好的认知。

希望，只是希望而已。

四、农村的政治体制

农村的政治体制也就是利益体制。

村子里掌握权力的就两个人，村书记和村主任。

农村的民主选举，谈不上民主，一般来说也就是祖族之间势力的较量。

由于打工的城市离家近了，早上出发，晚上就可以到家，所以，今年回去的次数就比较多。五月一日回去，八月底暑假送孩子回去，十月一日放假又回去，因回老家的次数多，便多了对老家一些情况的了解。

我父亲是党员，二十多年前做过村主任，因为超生被拿了下来，如今虽然年纪大了，但每次村里有什么活动，比如选举，父亲都是选举委员会里的成员，在选举的那几天，很“吃香”。每次回去，都能听到父亲说这些事，所以我才知道。

村，应该是中国最低级别的组织形式，而拥有最众多的公民数量，村级组织的选举情况从侧面体现出中国的政治体制。虽然是村级的选举，却也相当复杂。选举的形式与组织的关系，村级组织选举与上级组织的关系，选举与选民的关系，选举与宗族的关系，选举与金钱的关系，这些关系决定了选举没那么简单，而最终能被选出来的，是平衡了各种关系，也就是利益关系。

村级组织的选举分两块进行，一块是村主任的选举，由全体村民的选票决定；一块是党支部书记的选举，由村级全体党员的选票决定，所有的候选人要经过上级组织审核指定，在指定的候选人中进行投票选举。这就是整个选举的基本流程，而我感觉有意思的，是选举的过程。

候选人的确定，在村级别来说，要有点关系，也就是后台，还要有点威望，还要有点好的口碑，然后由镇一级别的组织确定。在这之前，镇级组织会安排人员到村里进行蹲点，指导选举工作的开展，并到各生产队进行走访调研。上级组织与村级组织的关系，就是确定候选人，所有的候选人要达到上级组织的意愿，符合要求，这种要求，我估计也没有硬性的指标，可能是候选人基本与上级组织“对胃口”。

候选人确定以后，就开始进行选举公示，在村委会的墙壁上进行张贴候选人情况。这个阶段，候选人就开始忙碌，动脑筋拉选票。

候选人首先拉票的方式，是动用各种关系。在农村，宗族关系很重要，有的一个生产队的村民都一个姓，这种宗族关系有可能会影响选举结果，比如张姓李姓杨姓，候选人之间的较量，也是宗族之间的较量。如果候选人是同一个宗族的，那就要看该候选人的平常口碑了。还有就是各种亲戚关系，三姑婆七大妈，原先八杆子打不着的关系，选举的这段时间，都频繁地走动起来。候选人在村里的好哥们，这段时间也会为候选人拉关系说好话，俗称助选。由于农村人多数外出打工，村路上的人少，而选举的那段时间，路上走的和骑摩托车跑的，都是候选人和助选的人，村子里显得很热闹。

还有拉票的方式，就是花钱，这个在农村选举中也很关键。送烟、送酒、请吃饭、送饮料，这些是候选人必备的。农村人都讲究实惠，改革开放以后，年轻人基本外出打工，对外面的世界有所了解，综合素质也提高了。但是由于他们始终在外打工，不会因选举而回老家，留下的多数为老人、小孩和妇女，对候选人给的好处，接受后也有所明白，就是画钩的事。如果多个候选人都送，那就要看哪个候选人送的多了。我不认为这是农民不懂民主，被人收买，爱占小便宜，我认为是因农民的朴实，才有了这样的画钩，其实与选举无关，与民主无关，因为整个社会就是如此，在城市都做不到的，为什么要让农村人做到？我的记录只说明这个现象而已。

这段时间，选举的争斗几乎进入白热化，候选人可以不分白天黑夜地去拉票，父亲告诉我，候选人也真是劳累。我在想，候选人为什么热衷于当村干部呢？父亲只告诉我两个字——“油水”。父亲还告诉我，这段时间，你看这些候选人态度和蔼，把村民真当作了村民，待选举一过，就会变了面目，特别是被选上的人，一般再也不会过问农民的事了。父亲虽然一辈子做着农民，但他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到部队当过兵，当过村干部，改革开放初期也到城市打过工，经历的事使年迈的他看事物能一针见血。父亲总是感慨，现在的干部与过去是不同的，没有人为老百姓，除非满足了自己的私利，把剩下的才给老百姓点，算作关照。

选举投票的当天，镇级组织会安排监票，其实谁能当选，谁不能当选，大家都心知肚明。在选举结果出来的时候，真是有人欢喜有人愁。落选的人，有的自己会喊选举不公平，甚至摔凳子，打架的都有，当然，这些都在镇级组织的掌控之中。

今年老家村子合并，我们原先的曾畈村与石寨村合并，变成了大村，人口增加，面积增加，相对应的管理权限增加。选举中的村主任为原石寨村的书记，新书记为原曾畈村的主任，各副书记和副主任及村委员，变动也不大，然而落选的也有好几位。

选举有制度，而农村的选举就是这样，中间操作的细节确实有讲究。我真希望有人能走进农村，走到人民中去，而不是成天纸上谈兵；希望有人帮助中国的老百姓，使他们多懂些，促政府改变和进步，因为人民的力量是强大的。

人多了，力量才强大。

（张俊，农民工，在外打工十余年。）

消逝中的乡村

姜北树

记得那是八十年代的一次除夕，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过年。在我几岁时的印象里，大人们要从大半个月之前就开始准备迎接新年。家里面的扬尘在特定的日子被仔细清扫一遍，包括所有的桌椅板凳、茶杯以及所有能用水洗的东西都清洗一新。张贴的年画则一定是最新的，在除夕的下午和春联一起贴到合适的位置。年货一点点从集市上买了好几回，比平常的日子要丰盛许多，有烟酒糖果、饮料食品和祭祀用品，主要的肉类则是自家养的年猪，通常在春节前的一个月里就杀了它。如果自家没有养，就是从邻居家购买或获赠来的。猪肉连同其他鸡鸭鱼肉，大部分会被腌制起来，这样肉类美食能吃到开夏的五六月份，甚至更长的时间。

最令我们这些小屁孩亢奋的，是过年除了能吃到很多平时没有的零食外，还有专门为新年准备的新衣服。那时候几乎每家都有一台缝纫机，大部分的新衣服也都是妈妈做出来的，鞋也是一针一线纳的千层底布鞋。就这样，人们在忙碌的准备和盼望中步入新年。大人们按照既定的程序和禁忌祭祀祖先，中堂上摆放的有一整只猪头肉、果盘、白酒等，小年、除夕到初三，再到后面的正月十五元宵节，都按照这样的方式跟祖先和神灵互动，鞭炮则是在燃烧钱纸的时候响起。我清楚地记得，除夕夜的时候，妈妈把新做以及买来的新衣服交给我们。接下来，我一遍又一遍地试穿，又或是小心翼翼地放到睡觉的床头边。直到初一早上拜年那一刻，我穿着我的新衣服，感到如此兴奋和惊喜。整个八十年代，几乎所有孩子的新年都是这样度过的。

时间回到2012年1月29日，我结束在家乡农历新年的假期，返回到南方最年轻的城市深圳。在这段阔别家乡许久的日子里，我仔细观察和追忆发生在这片乡土上的变化，这惊人巨变的背后有物质的繁荣，有生活的富足，更有农耕文明和乡土气息的迷失。乡村小路还在，但它已经变得弯曲不堪，面目模糊。现代化发展为乡村带来生机与活力，但同时也毫不留情地摧残着它固有的根基。也许，多年以后这片土地上就没有乡村了。更多的汽车开进了村，更好的房子建起来了，更多的人离开了，河流、农田、乡村小路开始变得沉寂。在返回深圳的路上，我不断回忆这些天的所见所闻，乡土的变化让人揪心。一种新的冷漠、空虚、荒凉与孤独在乡土貌似“繁荣”的气息中弥漫。

2012年1月19日，在武汉下了高铁之后，我便马不停蹄换乘汽车回家。武汉这座曾经火热过的城市还是没有带给我全新的感受，依然到处可见破败的建筑，喧闹嘈杂的街区和嗓门大得不得了的湖北大妈。遍布城区各处的工地是这个城市现在的主旋律，那些新挖出的泥土散落在马路、小区、车站和公交车上，一场小雨过后就是一场“泥石流”。这不禁让人感慨：武汉这些年都干吗去了？车辆朝越来越偏远的乡村开去，当我看见山的时候，就知道离家门口的那条小路越来越近了。与此同时，那些按着喇叭来自不同大城市的小轿车也纷纷开下高速公路，或拖着尾灯，或晒着一车身的泥巴驶入不同的村子。他们现在是这些村子的主人，带着在大城市挣到的荣耀和财富，回家过年。总之，他们就是邻居们所说的成功的人。

我们那个依山傍水的小村子也有很多这样成功的人。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今天，他们直接给村子带来繁荣，也带回现代物质社会强大的力量。那些错落在村子不同方位的新房子就是最好的说明。这些房子虽很大，但却显得很突兀，始终无法彻底摆脱过去的农村气息，却又肆意地套用着现代建筑的模样。杂乱而种类繁多的建筑材料出现在村子里的新房子上面，没有明显的风格，也没有质地上乘的品味，让人视觉混乱。张家看见李家新盖了一间带铁门的，就跟着盖了间带两个铁门的，这种粗糙的模仿出现在很多地方。村民们有了钱，便会找来一块田地，在去年还是庄稼的田地上盖新的房子，而过去的老房子便荒废在那里。由于没有统一的规划，村民们的新房子既不像过去那样有统一鲜明的建筑风格，也没有体现现代建筑所要求的布局和美感，就这么混乱地拔地而起。漂亮的瓷砖、46英寸的液晶电视、1.6排量以上的小轿车，这些现代社会的产物不断出现在乡土生活当中，同以往的镰刀、锄头和泡菜激烈碰撞。

我的家乡位于大别山脉北麓的丘陵地带，四季分明，青山绿水，属于北方不多的江南山水之地。我回家的第二天，这里便下起了大雪。对于一个长期生活在南方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再好不过的事情。我穿上厚厚的装备，沿着小路朝村后的河边走去。这里有两条河，分别来自不同的湖泊又流向不同的方向，中间的地段由于长时间河床冲击，便自然形成了一方颇大的草地。小时候的整个夏天，我和小伙伴几乎都是在小河、沙滩和草地上度过的，捉鱼、游泳、嬉戏、放牧和睡觉，小时候这里就是我们的呼伦贝尔和威尼斯！这些年我们长大后离开了，大型的挖掘机和运输车开始碾过它们，现在这里的景象让人痛心不已：河流被拦腰截断成几截，更多的泥沙被挖走，留下一片片凹凸不平的干枯河床；而村子前面的几座小山也差不多被夷为平地；再加上附近零散的几座工厂，那个鸟语花香的小村早已被喧闹取代。村子中间的水塘不再清澈，很多不能自然分解的生活垃圾都被扔到了池塘里，慢慢堆积着。

尽管这里是我出生和成长的故土，但每次回去我还是会感到模糊、疏远。有很多人我竟然不知道怎么称呼，有很多小孩我完全不认识。而最为让人心痛的是老人们都渐渐离开这个世界，你不知道当你下一次再回来的时候，又有多少人会悄然逝去。跟一些老人聊天，他们会感慨春节的时候才像个村子，一过完节，年轻人都像候鸟一样飞走了，包括那些开轿车的成功者。剩下的则是老人、儿童和妇女，他们又开始守着村子度过又一个春夏秋冬。在这一年当中，老人可能会生病，无力承担繁重的农活；儿童由于没有健全的家庭教育和亲情环境，会野蛮地成长下去；妇女们会孤独，度过无数个独守空房的寂寞夜晚。这也导致了农村的留守儿童和妇女问题。

这个时代需要农村的青壮年在城市留下汗水，却不能让他们成为市民，这似乎是城市化所忽视的问题。他们的身份也是模糊的，既是农民，又是工人。他们以农民的角色种下粮食，又到城市完成流水线上的制造任务，而政府却没有给他们工人所应该有的福利。这种长时间的迁徙状态，在农村留下了疏远和冷漠的种子，也导致了城市与乡土的对弈与分割。一些人想着出去改善一下生活，一些人想着赚更多的钱，他们的心理跟这个时代的物质观完全吻合——不断地赚钱。当开越野车的成功者回村时，十里八乡的人都会羡慕嫉妒恨，并把这些人当做成功的典范在田间地头上流传，完全不在意这位成功者的财富怎么来的，来自什么地方！这种迷狂的财富观在整个八十年代是难以想象的，而今天，它却在纯朴的大地上上演着一幕幕虚荣与伪善。

因为村民们富裕起来了，现在过春节要比以前简单多了，但凡能在超市里买回的东西，就不会自己做出来。这自然让那些地道的传统美味小吃逐渐退场，因此节日的体验也就不那么深刻了。今年，我一如既往地参与到春节的各项准备活动当中，只不过春联已经不用自己写了，买回来裁开就可以贴上，甚至不会看上一眼，念上两句。鞭炮比以前气派多了，即便是在白天，家家户户也都燃放礼花炮，奢侈至极。祭祀的流程则完全成为一种形式——电灯式蜡烛取代了石蜡，只要通电它能一直亮在那里，以前要烧到天亮的纸钱则是一次性烧完。更多的人更愿意把这些玩意儿当做迷信，那份虔诚和认真早已不在，更不会意识到这是一次美好的追思。

春节一连几天，不管走到哪里总能看见牌桌和赌具，几乎除了吃饭就是牌局，这也成了春节这个传统佳节里最火的娱乐休闲活动；而八十年代的那些拜年礼仪、舞龙舞狮、划旱船、影子戏、剪纸等娱乐活动则消失得无影无踪。而那个号称收视率第一的春节联欢晚会则成了麻将碰擦声后的配乐。除了村干部和妇联主任，大多数人是不关心不参与公共话题的，没有人会去纠结谁谁谁是不是贪官。倒是一些官场八卦成为农民知识分子坐在田坎边磨嘴的作料，要是有人不服气争得脸红脖子粗，顶多拍拍屁股走人。

每年春运时一票难求，因为有那么多的人在迁徙，有那么多的人在不停地游走。我曾幻想着多年以后，工厂不止在南方以南，乡村一如既往地芬芳，城市有着能够令人酣畅呼吸的早晨，许多人不再流浪。而家，就在不远的地方，顺着小路的方向。可现在，剧变后的乡村还能让人喜悦和亲近吗？轰轰烈烈的城市化浪潮让乡村也渴望膨胀，渴望富有，在改变的同时遗忘了自己最纯美本真的一面。当第一列火车轰隆隆地划过寂静的田野时，已经昭示着乡土将步入新的轨道，农耕文明将成为诸多人永恒的回忆。

毫无疑问，现代化的进程为乡村带来优裕的生活和物质的极大满足，同时也带来了“繁荣”下的摧残，“富裕”后的迷失。许多农民住上了商品房，却并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人，他们还是保持着乡土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功利主义颠覆了乡土的纯朴价值观，人们内在的精神世界仍处在匮乏状态。乡村已经丧失了对现代事物的取舍和审美，拥有的只是一种对城市毫无保留的向往及迷狂。我不知道当我下一次再回来时，家乡会是什么样子，但我预感，它会有更多家用电器和大排量汽车，会有更好看的小洋房；当然也会有更加荒废的庄稼地和更加冷清的院落。乡村小路，将会是大雾弥漫。

（姜北树，时评作者，独立撰稿人。）

生育政策应该平等

何亚福

8月10日《南方都市报》“深度周刊”刊发了关于生育政策酝酿改革的长篇报道。笔者认为，无论人口政策的走向如何，有一个原则是应该坚持的，这个原则就是——平等。

平等的权利，是古今中外无数仁人志士追求的目标。美国《独立宣言》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世界人权宣言》第一条是：“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中国宪法也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然而，现行生育政策却存在诸多方面的不平等，下面从五个方面进行分析：

其一，城乡不平等。城市地区普遍实行独生子女政策，而农村地区普遍实行“一孩半”政策，这种政策的规定是：第一胎为男孩的农村夫妇不得再生育，而第一胎为女孩的农村夫妇允许生育第二胎。现在全国很多地方都在逐步推行城乡一元的户籍制度，取消农业、非农业户口划分，一律成为“居民户口”。这样就出现一个问题：统一为“居民户口”后，生育政策是按农村的生育政策还是按城市的生育政策？

其二，男女不平等。“一孩半”政策，不但造成城乡不平等，而且也造成男女不平等，它隐含的意义是：一个女孩的价值远比不上一个男孩的价值，因此需要再补生一个，这种“心理暗示导向作用”的政策使重男轻女的观念更加根深蒂固。“一孩半”政策，是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衡的根源。根据人口普查与国家计生委生育政策地区分类数据的研究表明，中国执行“一孩半”政策地区2000年出生性别比高达124.7，比二孩政策下的出生性别比高15.7个百分点。

其三，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不平等。现在夫妇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可生二胎，但非独生子女夫妇却不许生二胎，这就导致这样一种结果：一对夫妇能生多少个孩子，不是由他们自己决定的（因为人们并不能选择自己是不是独生子女），而是由这对夫妇的父母决定的，这似乎有一种“父债子还”的意味。

其四，地域不平等。现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的生育政策都规定，夫妇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可生二胎，但在河南省，夫妇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也不能生二胎。这种有地域差别的生育政策，在实践中也带来了一些问题。例如，一个户口在河南省的独生子女与一个户口在广东省的独生子女结婚，这对夫妇是否享有生二胎的权利？根据《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可生二胎；根据《河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夫妇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也不能生二胎。那么，这对夫妇应该遵守哪个省的生育政策呢？

其五，民族不平等。例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十五条规定：“城镇汉族居民一对夫妻可生育一个子女，少数民族居民一对夫妻可生育两个子女。汉族农牧民一对夫妻可生育两个子女，少数民族农牧民一对夫妻可生育三个子女。”《内蒙古自治区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十七条规定：“汉族公民，一对夫妻只生育一个子女”，而第十八条规定：“蒙古族公民，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两个子女。”

笔者认为，一个合理的生育政策改革的方案，应该规定所有中国公民的生育权都是平等的。也就是说，无论是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无论是男还是女，无论是独生子女还是非独生子女，无论是哪个地区的居民，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都应享有平等的生育权。

（何亚福，专栏作家，长期研究人口与生育问题，自主生育倡导者。）

凭什么要限制富人移民？

信力建

近日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显示，中国有五十万人投资资产超过千万，投资移民意愿强烈。在接受调研的千万富翁中，近百分之六十的人已经完成投资移民或有相关考虑，约百分之二十七的人已经完成了投资移民。富人们的移民潮，引发了广泛热议，有专家甚至提出限制富人移民。

其实早在一百多年前，中国人已经向欧洲移民。改革开放后，中国经历过两次移民潮。第一次是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时，移民的主要是混杂偷渡客的底层劳工；第二次是九十年代，那时，移民的主要是国门初启之时的“洋插队”。这些人大多朝东南亚地区发展，后来都淘到金，成为华侨。而在1962年三年困难时期广东还爆发十万人逃港潮，相对于今天所谓的“移民潮”，当年的逃港潮是非常艰苦和辛酸的，几乎是九死一生。

在全球化的时代，移民潮的出现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它首先是凸显国民对国家的一种基本态度，也是国家发展到一定时期矛盾的产物。在中国大陆之前，中国台湾、新加坡和韩国，甚至是一些发达国家，也曾出现过精英外流的移民潮，但是，后来通过“人才流转”反而又大为获益。比如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留学的高潮时期，只有20％的留学生学成返台。也有数据显示，过去十年，台湾为澳大利亚贡献移民达九万人，其中知识型人才呈上升趋势。但相对的，台商通过各种形式游走他乡、谋生创业，可以说台湾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外经商的台胞对此是功不可没的。台商的经商信用、品质更赢得了世界的认可，截止到目前，台湾已经有约一百二十四个国家和地区对其免签或落地免签，台湾人行走世界是畅通无阻的。

并且，当“移民潮”兴起的时候，海外地区入境就业或经商人数也在不断增加。根据人保部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09年年末，持外国人就业证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共22.3万人，持台港澳人员就业证在内地工作的台港澳人员共8.6万人。据调查目前在京就业的外国人，主要来自美国、韩国、日本、英国、德国、加拿大等国家。在上海工作的外国人来自130多个国家，其中日本占28.6％、美国占12.3％、韩国占8.9％；在广州工作的外国人来自108个国家，日本、印度、韩国、美国居前四，其中来自日本的占29％。肤色各异的“洋打工”，已成为中国劳动力市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因此，移民潮兴起不需要小题大做，更不应该以爱国与否作为衡量移民者的道德标准。

有专家甚至声称，富人们的钱是国家的，人可以走钱要留下来。我觉得很不可思议。第一，从来只有勤劳致富，何来靠执政方赏赐或者政策致富？与其说政策使人致富，不如说开放的市场使人致富。因为对市场越少干预的政策，才会使财富自由流转，不断涌现。第二，中国人什么时候有属于自己的财富？中国人上无片瓦下无寸土，有属于自己的房子、钱财吗？法律有起到保障公民私有财产权利不受侵犯的作用吗？再说，两万亿不是都在美国吗？中国的财富早就放到国外了！

而更应引起社会关注的是，富人们为什么纷纷出走的背后因素。如叶檀所分析的，移民潮汹涌的三大主要理由分别是：方便子女教育占58％，保障财富安全占43％，为未来养老做准备占32％，其他分别为方便海外投资业务发展（占比16％）、便于国外旅游（7％）、可以多生子女与税率较低（各占6％）。这说明中国的高净值人士不满意国内教育环境，担心财产不安全，担心未来无法养老三大制度性折价。

当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高达0.5，这意味着中国的贫富悬殊已达危险阶段。那部分先富起来的人，若移民海外，不带动后富，贫富差距还会进一步拉大。中国社会已经进入矛盾多发期和凸显期，群体性事件不断增多，社会公平遭遇挑战，社会陷入了“越维越不稳”的境地，社会风险也随之进一步加大。不断发生的矿难、恶性拆迁事件、校园血案、毒奶粉、毒疫苗、泡沫化的楼市、难以根治的腐败……都在吞噬着社会的凝聚力和政府的公信力，社会各阶层难以达成一致共识，已经出现分裂态势。

而中国社会流行的“公考热”与“投机热”，流露出的是中国人对权力和金钱的膜拜。当局一再宣传的主流价值，并未获得普遍认同，且面临边缘化的危险。整个社会正处在价值真空状态，新的价值体系并未建立起来，同时，传统的优秀价值正被遗弃。中国近几十年的发展，始终以GDP为主轴，以至于当前众多地方政府仍然将其奉为圭臬，科学发展遭遇掣肘，面临考验。

社会的不安全感、群体对钱权的狂热追逐以及教育体制的严重失败，导致了许多有思想有能力的精英对国内的动荡状态充满担忧。不断高企的房价、不减反增的税收加重、法律制度的不健全和官商勾结敛财的现实，也让精英们不得不认真思考如何让自身的财产、家人的生活更为安稳和富足。他们是既得利益者，自然会想方设法维护自己的利益，移民无疑是最佳选择。

其实对于富人来说，担心信息不够开放和真实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富人们和老百姓一样总是“不明真相群体”，中国仅仅是在国土面积上大，但实际上比清朝的闭关锁国开放不了多少。法律不是富人们的挡箭牌，律师又不能够为自己争取权益，资本在制度不健全或者说权力干预太甚的情况下，是不安全的，拥有了资本没有了安全感，富人们都成了“弱势群体”，与一无所有的无产者一样焦虑不安。二十一世纪是拼信息的时代，我们却还在“拼爹”，这是相当滑稽的。

针对这四大制度性折价，政府应该采取一些改进措施，比如健全法律，确保司法公正，不仅是经济，还要在制度上、观念上与国际接轨，建立法治国家。政府不能长官意志，不能太强势，要遵循商业规律，不要介入太多，要让财富资本自由地充分地流动，要让国民有真正意义上的安全感。像中国现在拆迁不讲法，楼龄还只能是七十年，国外早就土地私有化了。而最关键的一点是尽早实现双重国籍、尽量简化签证手续，不要逼迫自己的国民在祖国和外国之间艰难选择而给自己留下尴尬，给国民自由是国家自信的体现。

另一方面，中国也不应总把眼光停留在本国的“人才”上，还应该想方设法吸引国外的真正人才，特别是资本家、教育家、传媒大头和专业管理人才，只有让世界各国的资本、教育和信息的人才为我所用，中国才可能实现真正的崛起。

如果中国仍旧不做任何改变的话，这种趋势还会愈演愈烈。但我并不认为这值得悲观，反而政府应该鼓励所有国民有条件的、没条件的要创造条件出国，中国如此众多的人口，本身的资源已远远无法满足，让国民走出去，腾出空间给无法出国的国民，双管齐下，占领全世界。比如菲佣，菲律宾政府是鼓励他们学有所成，再输出到其他国家打工，带回资本回国发展，推动本国经济，这有什么不好呢？那些仇富的人更应该支持富人出国，因为富人走了，就没有人跟穷人争资源，争北大清华，争就业机会，那么富人移民潮对他们又有什么损失呢？

（信力建，信孚教育集团董事长、二十一世纪教育研究院理事。）

中国底层的人经常互相伤害着

许锡良

记得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中国社会底层的人，也会经常互相伤害着。他们是羊，同时也是凶兽，但是遇到比他们更凶的兽时便现羊样，遇到比他们更弱的羊时便现凶兽样。（《华盖集·忽然想到七》，《鲁迅全集》第三卷，第46页。）因此，在鲁迅的笔下，就有许多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他们互相蔑视着，互相伤害着。比如用烈士夏瑜的鲜血蘸了馒头给儿子治病的华老栓；嫌吴妈的脚太大了，又以捏小尼姑的脸欺负弱者为乐，还质问说“和尚动得我怎么就动不得”的阿Q；还有那些嘲笑与欺负多次守寡的祥林嫂的那些底层人们。这些人，后来都被革命的词汇称为“人民群众”或者“革命群众”而富有了神圣性，其实多数的时候，他们只是用暴力欺负自己同类的一群乌合之众而已。

后来时髦的革命词汇就是“一切从群众出发，一切为了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与群众打成一片”。其实这是非常民粹的话语，但是一些自称为“反革命”的人却对于如此的民粹思潮赞赏不已。每每听到这样的说法，我就浑身不自在。虽然，我没有当官，在一些人眼里，没有经我的同意，我自然也是被划归为“人民群众”中的一员，但是，我对被这样归类还是充满了怀疑，因为一个人一旦被归类为群众中的一员，就意味着他失去了自己的思想个性，没有一点生命色彩，有时这样的角色只是充当一下看客或者道具，或者被人代表的无数个砂粒中的一粒而已。尼采蔑视群众，强调“超人”和“主人”的德性，敢于向庸众开战，在这一点上我还是很敬佩的。我一直很怀疑作为社会底层的所谓“无产阶级”、“农民阶级”能够担当起领导的作用，会有什么先进的思想。

在中国底层人之间常常是互相伤害着的。那些用泥头车撞死平民百姓孩子，然后逃遁的司机，那些给城市平民百姓吃的蔬菜里超倍打农药，声称要毒死他们的贫苦农民，还有给猪喂养有害人身体健康的瘦肉精的养猪专业户，给婴儿用的奶粉里添加三聚氰胺的城市工人，挥刀杀向孩子的失败医生，婆媳之间用刀互相砍杀的家庭妇女……这些人不都是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吗？但是，他们对于另一些社会底层的人的直接伤害有时可能远远超过了贪官污吏。他们看不到贪官污吏们上千万成亿地对他们的剥夺，却为身边的蝇头小利动刀子，夺人性命。当年人民公社的时候，同自己一样苦命的农民社员，从来不会怀疑毛泽东在饥荒的时候是否是真的不吃猪肉，却对自己的社员的几个工分分外眼红。一个乞丐，常常为了争夺一个空易拉罐而打得头破血流，却从来不会痛恨那些靠掠夺民脂民膏而住上豪华别墅的人。他们常常是一个社会的受害者，但是，他们受着害，同时又在害着他人。他们有时值得同情，有时又让人痛恨。正如鲁迅对这些人的定位一样：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们常常目光如豆，极容易被收买，善良的时候，令人感动，凶残的时候，令人恐怖。他们有时在强权之下，像蚂蚁一样生存，像面团一样任人揉捏，没有一个定准。他们有时把事情做对，而且推动社会进步，但是更多的时候是以暴民的形象出现，用暴力降低社会的文明水准。

一个良好的社会制度的设置，既要防止精英主义的社会资源垄断，也要防止民粹主义泛滥成灾，那些动辄借人民群众说事的人其实也很可怕。

（许锡良，广东二师院教师，信孚研究院研究员。）

没来的请举手

刘　瑜

因为时不时发点牢骚，被一个朋友教育：“中国现在发展得很好呀！你看——”顺手往窗外一指：“到处是高楼大厦！比国外很多地方现代多了！你看我们现在这个餐馆，还有周围的餐馆，全是满的……”

我承认，虽然空气能见度有限，顺着她的手指，我的确看到了窗外很多熠熠发光的高楼大厦。岂止高楼大厦，还有车水马龙——延绵不绝，完全可以用“唯余莽莽、顿失滔滔”来形容。此外，我可以以亲身经历作证，我生活和工作区域附近的餐馆，到吃饭时间几乎总是满的，这是对“内需不足论”的有力反驳。夏天的时候，我还经常在路边看到打太极的老太太，打篮球的少年以及卖烧烤的路边摊。如果张择端还活着，这些景象足够他再画一幅现代版的《清明上河图》。

正为自己的消极心态感到羞愧，我突然想起了以前读到的一个笑话。这个笑话说的是，老师对着全班学生点名：“没来的请举手。”

我问这个朋友：你知道薛锦波吗？她说不知道。我只好跟她解释：这是广东某村的农民，在该村的土地维权事件中与政府发生冲突，被带到看守所后，据说“心源性心脏病突发”死亡，而这只是神州大地上诸多“神秘看守所死亡”事件中的一个。

我又问，你知道韩颖吗？她说不知道。我只好跟她解释：这是北京海淀某地的一位女性，因为独立参选地方人大代表，被跟踪被骚扰甚至被殴打，而这只是今年受到打压的诸多独立参选人之一。

我又问，你知道雷金模吗？她说不知道。我又只好跟她解释：这是一位普通的尘肺病人，因为没钱治病现在岌岌可危，而这只是无数得不到医保救助的尘肺病人及其他病人之一。

我一口气列举了十来个我的朋友从未听说的人，都是这个欣欣向荣的时代里“没来的人”。因为可能影响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形象，所以关于他们的信息总是模糊不清——虽然互联网上偶有透露，但相关信息总是倏忽即逝。又因为这是一个大众媒体的时代，所以如果他们不曾在大众媒体上存在和停留，那么他们就几乎相当于不存在。这当然不是说《清明上河图》上画的车水马龙是假的，但车水马龙的背面，还隐隐浮现着另一个不那么豪迈的世界。

“这些都是发展中的问题，毕竟要看时代的主流！”我的朋友说。到底什么是时代的主流，我其实不大清楚，我只知道当一个人得了胃溃疡，医生不能视而不见，安慰他说：要看身体的主流嘛，除了胃，你的其他器官全都是好的！

据说知识分为三种：你知道的，你不知道的，以及你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薛锦波韩颖雷金模对于我这个朋友，大约就属于她“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那一类知识。因为不知道自己不知道，尽管性情善良，她甚至没有翻到《清明上河图》的背面去看看的冲动与好奇。因为不知道自己不知道，她相信北京五环内的所见所闻，就是“时代的最强音”。也是，在人类不知道火星的存在的时候，没有人会好奇上面都有些什么。

在一个信息传播受限的社会里，坐井观天几乎是认识的必然趋势。开着新添置的汽车、住着新装修的房子、手里捧着三十块钱一杯的咖啡、另一只手举着iphone的人，的确会困惑：你说你都吃得起麦当劳穿得起七匹狼了，还嘟嘟嚷嚷，是不是太他妈忘恩负义了？

除非你意识到中国不仅仅意味着都市的“五环”。在海水的深处，阳光未曾照耀之处，还有薛福波韩颖雷金模，并且每一个已知的薛福波韩颖雷金模，很可能还对应无数我们尚未知晓也无从知晓的薛福波韩颖雷金模。苍苍莽莽的雪地里，要保持对那个被遮蔽世界的知觉，你得不断提醒自己不要睡着不要睡着不要睡着。

这个道理听上去简单，却未必人人知晓。三十年代初，英国作家萧伯纳访问了苏联，被领着参观了种种社会主义成就后，他回到英国后发表文章，驳斥了各种“污蔑苏联建设伟大成就”的言论。“我们想证实，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那里存在着经济奴役、匮乏、失业……在所到之处，我们处处看到充满希望和热情的工人阶级……”事实上，就在他参观苏联前后那几年，强制性农业集体化导致了约七百万人在饥荒中死亡。无独有偶，写作《红星照耀中国》的斯诺，在1960年和1964年两次访问中国后，也将关于中国发生了饥荒的传闻驳斥为“冷战宣传”，他表示：“我在中国没有看到饥饿的人，绝没有像过去那样的饥荒……”你看，没来的人都没有举手，这说明大家都在这里，这样多么好。

（刘瑜，学者，作家，作品有《民主的细节》、《余欢》、《送你一颗子弹》。）

凤凰西去二万米：文明解体的活标本

老　愚

凤凰，一个因作家沈从文名篇《边城》而长存的地方，一个甲子以来究竟发生了什么？从新闻报道感受到的是令人恐惧的邪恶：少女受辱跳楼，旅游者被打，在建大桥垮塌。在别处发生过的事情这儿都有，别处没有的他也有。彪悍民风本性未改，好像还滋生了勇猛的变种——黑社会。一个旅游收入占六成的县域，经营者追逐暴富，进化为一群好勇斗狠的饕餮之徒。

如果说新闻是浮在表面的现实，那么底层的现实又如何呢？还有没有古朴民风？沿招摇的凤凰县城西去二十公里，艺术家卯丁和魏艺的团队经过一年多田野艺术调查，他们的作品表明：古老苗寨也很不美妙，分崩离析的农村正好可以作为文明解体的注脚。

在文明一体化的解体过程中，县城呈现权力碎片化的一面，山寨则表现生存的某种自然进程。凋敝的乡村，除了华西村这样被强行塑化的政治样板外，其实都难分伯仲。强人控制的地方，往往压制一切不合规范的东西，给予你所需要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宣传画。人无一例外地失去灵魂，变成游魂野鬼。于华西村一类范式，是配给的幸福，标准化的生活程式，无所不能的强权安排每个人的生活，并负责把他们驯服成良民；样板之外的农村则呈现失控状况下的自然流向，从凤凰县城二十公里外的山寨，更可以看出真实中国农村的现状。

在北京宋庄睎望艺术馆展示的诸多文献，给予人异常强烈的视觉冲击：这岂是一个新闻联播式的中国现实场景？我有一种近乎恐怖的真切感：威武的国家权力让日常生活变成了艺术——不情愿也得变。以油画、雕塑、照片和视频出现的每一张脸，都打上了命运的刻痕，供人们解读。他们被遗忘在时间的沼泽里，坠入无边的黑暗之中……上学，劳作，交易，穷极无聊地打发时光……时间在这儿凝滞了。

触目惊心的，恐怕要算一幕幕性交易场景了。

几十个村妇为上千个光棍中出得起钱的人提供性服务。她们连套子都不用：“我们农村人是干净的”。复制的装置现场极其简陋：一张不怎么结实的木板床，乱糟糟的被子，散放的绛色乳罩，地上有木盆、开水壶，有揉成一团的卫生纸，还有撕开的烟盒，墙角叠放着吃过的方便面盒。一次性交易，农妇收费二三十块钱；掏不起钱的，可以透过墙上的小孔观看活体表演，每次仅需一元。报告对此持赞赏态度：“在男女比例失衡、婚龄女子外嫁、配偶资源外流严重的湘西偏远苗寨，在许多村寨几乎沦为光棍村的今天，湘西许多集镇的地下性交易所，有效协调了人性最根本的供需关系的平衡。许多美丽善良的村姑、大嫂们拿出本该属于丈夫唯一拥有的‘交配权’，去换取单身光棍们‘生存权益’中所剩余的那一部分价值，他们拿此价值换取的是一个家庭老少的生活必需。而单身光棍们也由此获得人性最根本的需求与快乐。”下面这个好像有些极端的例子，足以说明此言不虚——年近七旬的老光棍张某，定期赶远路，卖掉手里提的一只鸭子，为的就是换取满足性欲的费用。

这样的现实会让有道德洁癖的人产生强烈的不适感。当村妇把自己的身体当成赚钱生计时，便消解了一切可能的诗意臆想。机械摩擦，活塞运动，喘息，呻吟，迷乱释放后的困乏。动物般的场景反映的是最残酷的真实，那只贪婪地搭在村妇大腿上的黑手，不会让我们舒服，但仿佛也是我们的欲念之手。在城市，每天都有大批女性作为性提供者，满足权势阶层对性的渴求。

在当代中国，发展差异和社会不平等导致的性资源的失衡是显而易见的。在金钱导引下的性资源流动，造成性的富饶与贫乏。在财富区域性泛滥的同时，农村的性贫乏触目惊心。山江镇农民年均收入仅一千多元，娶一个媳妇却需十余万元。性成为奢侈品，令固守土地的农民饥渴难耐。农民已经失去了正常的生活，他们为生计而忙碌，为满足本能而丧失廉耻，他们似乎被一双大手推着，身不由己地迈向深渊。焦虑，茫然，无聊，麻木，他们过着毫无美感的生活。

沈从文笔下的荒蛮之地湘西，尽管也处于一种迷失之中，但仍有爱情和纯朴的人性，如今却几乎变成巨大的虚无。如果说沈从文表达的是旧式文明解体的图景，那么卯丁们展示的则是文明归零的不祥兆头。

这块大地，已经成功地消灭了民俗，转而以一种叫卖的伪民俗填充人们对记忆的需求，抽去生活主体的营业性旅游项目，蜕变为令人大倒胃口的新恶俗。据《沈从文家事》一书透露，地方政府硬把小说里的“边城”坐实为地名，还炮制了一批假场景假文物，吃定了沈从文饭。号称中国第一村的华西村的生存，是另一种伪民俗，领头人吴仁宝企图新建政治民俗，该村修建的山寨白宫长城天安门等，表达的是囊括万物的暴发户世界观：万物皆备于我。不倒翁吴仁宝凭借其政治机敏与经营智慧，端出了一个宣传画般的新农村样板。

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权力与政策打造的假农村，这个用钢筋水泥撑起来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与精神无关，与生活无关，仅仅是一个表演性的政策脸谱而已。一个被格式化的幸福图景，强人设计的千篇一律的生活，有秩序，有硬件，就是不会有自由的思想和各不相同的精神生活。这是家长式的代生活，绝不会有民间生活的空间。一个人的大脑，一个家族的大脑替代了所有村民的思考。一个被设计的人生其实是很可怕的。一个消灭了村子和民间文化的新农村，一个只知顺从统治的精神奴隶。给你幸福，你必须成为奴隶。

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是，农民被迫失去了不发展的权利，他们必须被裹挟进步调一致的新农村发展大潮之中去。地方强权通过消灭农村和农民，制造了一个个城堡式王国，衣食父母和精神领袖合二为一。寄生于这个庞大溃败的帝国里，华西村正是权力碎片化和强人化的绝妙象征。新农村建设运动制造了诸多权力无边的村霸王，他们不仅垄断政策阐释权，还拥有几乎不受节制的行政权，以及主宰每个属民的绝对权力。对土地的法西斯掠夺，让这些人掌控了他人的经济命脉，他们以新式地主的身份完成了农村权力的整合，不复有民间和乡野。这些雄心勃勃的霸主，将原属村民的土地资源间接兑换为私有财产，或半公半私的混合体，调度挥霍得更加得心应手。他们往往是人精，善于揣摩上意，永远不掉队，也善于管制民众，控制其思想，通过精神魔术和物质分配，牢牢掌握了新农村。政治经济的高度合一，造成国中之国的局面，他们成为横亘在国家和国民之间的一道阻隔物。

有政治强人必有孱弱的国民。被控制的国民一定是沉默的。

红布裹住了我们的眼睛，我们看见了幸福？那是谁的幸福？江苏昆山在前不久宣布，将在2012年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在其动用官员专家学者制定的五大类28项34个指标里，没有精神生活这一项。远在新疆的克拉玛依也把自己的狂想喷在了北京办事处的高墙上：建成小康社会全国先进市，在全疆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打造世界石油城。诸如此类狂躁逼人的“发展”口号，几乎遮蔽了人们看中国的目光，《凤凰西去二万米——湘西田野调查艺术文献展》提供的山江镇这个标本，让人们豁然开朗，嗷，原来如此！生活就是艺术，而且是更残酷的艺术。那些脸孔，经由艺术家的手来到我们面前，令人猝不及防：我们和亲人打了个照面。

在浮华奢靡的生活场景之外，我们找到了自己的根吗？感谢艺术家，他们提供了一个令我们时时警醒的中国图景。近百幅油画，多组雕塑，九个单元的影像视频和上万张照片……这个混乱、贫瘠，靠本能蠕动着的真实中国，闪动着亲人的面影，他们无助而茫然的神情，必将投射到我们心上，最终影响我们的命运。

（老愚，陕西扶风人，FT中文网、《新周刊》专栏作家，著有《在和风中假寐》等。）

心软能救世界

柴静

一

春晚上，看见主持人介绍到胡文传时，我从沙发上坐起来，看他站起来的姿势，看他脸上几乎空白的表情。

几个月前采访他时，他说过每次领奖，站在台上，心里头特别受折磨——“我愧对我儿子，我站都站不起来。”

春晚上这次露面，时间仓促，介绍相对简单，只说他为救人失去了自己儿子，很多人不明白原委，有些不解甚至非议。不解很正常，媒体在介绍这些人物时，可以更好地做些工作，一个人站在万众面前，只有数秒的时间。不清楚原委，就不易明白这人站起时的艰难，脸上的意味，同情敬惜之心就不容易有。

所以我把之前的采访贴出，有兴趣的人可以对他多一些了解。

二

2002年6月8日，胡文传和儿子一起抓完螃蟹回家，儿子头上沾满了泥，他让儿子去村里的大水塘洗洗，没过多久，正在做饭的胡文传听到呼救声。他向一百米以外的水塘跑去，水面上有五个孩子在挣扎，能看到儿子的头，一声“爸爸”没喊完，就沉下去了。

这几个孩子中，儿子凯明距离岸边最远，胡文传连鞋子都没脱就跳下水，向儿子游去的时候，被其他几个落水的孩子抓住。“下水这些孩子有扯我肩膀的，有拉我拉紧的，还有一个孩子沉底了，我从水底下扯了一把，把他捞上来。”

我问：“你当时不能够带着这些孩子，再去接近你儿子吗？”

“不能接近了。”

他身上挂着四个孩子的重量，其中最大的已经十六岁，他想要去救自己儿子，只有一种可能——就是把这些手从自己身上掰开。

他转身带着他们往岸上游，得先把人放下来，才有气力往前游。“我不是不想救我儿子，但孩子太多了。”

他对儿子的方向大喊了一声：“坚持一会，我能找到你。”

水面上已经什么也看不见。

把四个孩子送上岸后，胡文传又跳下水去，和赶来的村民一起寻找儿子，晚上十点多，凯明的遗体才被打捞上来。孩子抱住了一块石头，沉到了塘底，两只小手里死死地攥着两团塘泥。

他永不能忘这个细节。“当时他再往岸上再爬一下就爬上来了，他身上还发热，我以为还能挽救，鼻子捏着吹，就从鼻子冒血，孩子不行了。”

胡文传和妻子一个星期没有出家门，亲戚朋友、被救家庭的人守在门口，他谁也不让进门，亲手为儿子做了一个简易的棺材，把娃娃读过的书，得过的奖状一并放在里面，葬在了池塘另一边的小树林里，与自己的家隔着池塘相望，下葬时，他把家里仅有的两床被子都盖在儿子的身上。“他死去什么都没有，我作为一个父亲，觉得心里愧疚。”

他和妻子夜里盖着旧棉絮，没法睡着的晚上，痛苦的时候，他在黑暗里用手死劲地抓着铺下的干草，把草都抓起来了。

他卖了家里的一百五十斤稻子，给儿子刻了一块小墓碑，上面刻着“坟前流下千滴泪，悼念爱子寄九泉”。

“你是想让他知道，你爱他？”

“是。”

三

五年后，他有了女儿，却是先天性心脏病患者，除夕，他把她搂在棉袄里，说：“你要坚持。”

她向他微笑。

茫茫大雪，他走十几里路，去废品收购站买了只旧摇篮，给孩子睡。大年初五，还是失去了才四十七天的孩子。

他把孩子的眼角膜捐献了，是安徽的第一例，捐献的时候，连接收的机构都找不到，他心里只有一个想法，“把她的命留下来”。

“你觉得不捐献就永远失去了她？”

“是。”

从女儿的事中，他知道中国每年有约一百五十万患者等待接受器官移植，只有1.3万人能有幸实施手术。全国十个试点城市中，南京被曝至今无一例自愿捐献，去年一年，全国只有不足一百人完成了器官捐献，为了让更多的人受益，胡文传想自己创办一个慈善组织，给眼角膜等器官的捐受双方提供一个公益的平台。他自己只是一个农民工，住在三十多平米的房子里，连张写字的桌子都没有。

他工资七百块时，有时候拿出来两百块给更穷的做不起手术的人。“我不忍心，还是不忍心。”

“但是这么多年你受的很多苦，就是因为你不忍心。”我说。

“是孩子给我们带着走了这条路。”

胡文传只有一张儿子的照片，是孩子上小学时自己去照相馆拍的，十几年来，无从诉说时，他就用笔在镜框边上写一些字。

我接过来念上面的字：“你写……‘生存者不是幸运者’……”

“当时我要有选择的话，把他救过来，自己去死都可以。”

“其实活着的人内心承受的……”

“对。”

我再往下看，“你写，‘孩子，你永远生存在我的心间，安息吧？’……可是你这个‘安息吧’，后面写的是问号？”

“这句话是问我自己，他安息得了吗？”

“你觉得你今天在做的所有的事情跟他有关吗？”

“有，把这个愧疚的，愧疚儿子的，用这样的方式来报答社会。做点力所能及的小事吧。”

四

采访的时候，胡文传说到，他常常被请去做报告，每次谈到过去都痛哭一场。

“那你愿意一次次说这些吗？”我问时心里多少有个自己的预设。

他的话让我意外又难受，他说：“我愿意，只有在这个时候我能哭一场，也是个释放。”

人心的事，没有经受过的人，往往想不到，所以还是留些敬畏，如得其情，哀矜为宜。如果褒贬相激，都只依据简陋的事实轻易评判他人，流于武断，有了戾气，话像车轮子一样从人心上辗过去了。时间长了，把心都硬化了，碰上什么事都进不去，像在水泥地上一样流过去了。

上次杨武案时，有各种评论，也有拿这个事当各种武器来交战的，史航说了一句，“别因为觉得自己手里攥着牛逼的道理，就拿别人的祸福荣辱来打比方。世间不缺你这个比方。咱们行走世间，靠的就是心软，心软能拯救世界。要是我们也练得心硬，能拿别人下棋，拿别人打比方，那，就太可惜了。”

（柴静，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记者、主持人。）

烧钱的代价

陈　平

每次回国，在法兰克福的机场免税店，都会见到成群成批的国内游客，手拿肩扛地徜徉在免税店里，同胞们几乎人人手中都会有几个甚至十几个免税店的袋子，买得可谓酣畅淋漓。

为此，一向保守的德国人，专门在通往中国的航班口又增设了一个新的免税店，这样便于中国游客购买，在登机前的一刹那继续消费。

直到他们买得心满意足。

这些年，同胞们手中有钱了，无论是在世界的任何角落里，只要有中国游客的地方，都会看到大包小包仿佛在自家门口的自由市场上随意捡几件东西的游客。

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到了国外并不是真心实意地对欧洲或者其他国家文化感兴趣，而是选择走马观花，胡乱随意看看几个著名的风景点，拍些照片作为纪念，回去后可以跟人说一周内去过了法国德国比利时布鲁塞尔西班牙等国家，然后一股脑就钻进了奢侈品店，疯狂购买，不仅仅买给自己，还要买给家人，同事朋友们，大方，慷慨，豪情万丈。

在机场，他们熙熙攘攘，声音洪亮，无所顾忌，或蹲或站，形象无所顾忌，全然不顾是在境外异域，仿佛蹲在自家后院中，端着海碗跐溜海吃。

有的人，一脸有钱的样子，走路都理直气壮。大声呼叫同伴，不断高声打电话，还有高声质问电话另一端朋友的，喂，我现在在某某店，你到底要多少钱的香水？新款的才几千美金，你要不要？

那气势，仿佛人就在刘家窑的旧货市场或者大红门的旧家具店。而眼前的路易威登和夏奈尔们仿佛是一堆破烂，任人随便拎走。

同胞们在海外购物时的气壮山河和大义凛然也不得不令人有几分佩服。

我有个朋友，在德国开了一家旅行社，年代不短了，声誉不错，生意也做得不错。慢慢地，随着对大陆游客的开放，国内来的团队越来越多，自由行的，参观考察培训的，五花八门的名目，最后无不要求带到巴黎去，到名牌店去，大肆消费一番。

这些客人们挥毫酣畅，痛快之极，花钱之豪爽之不吝啬，让我的朋友看得目瞪口呆。

很多人到最后还是意犹未尽，花了几十万，上百万之后，还觉得不够舒坦，问我朋友，还有没有更给力的地方。他们对我的朋友说，德国没劲，豪华名牌店不多，可以花钱的地方也不够多，还是巴黎和纽约比较给力，能一掷千金。

有一次，朋友接待了一个来自国内西部的团，按照计划，也就是说至少是按照来德国的办理商务签证的理由上的日程，第一天，参观德国的著名企业，跟公司主要负责人座谈，听取未来的合作计划和方案。

这几位客人在整个会谈过程中不停地打着瞌睡，心不在焉，甚至还有发短信打电话的，他们毫不在意德国人的认真和敬业，德国人为此十分反感，中途几次停下来，希望对方能重视自己的发言。作为翻译的她，非常尴尬。她清楚地断定，这些人根本就不在意这次考察和访问的内容。

第二天，从科隆大教堂开始参观起，这些人急急忙忙在大教堂门前照了几张相片，就要求尽快走人，同时提出，要求修改后面几天的行程。

他们说，教堂没什么看头，德国也没什么意思，要直接去巴黎。

我朋友急了，说按照行程的安排，要先在德国境内呆三天，然后才到巴黎。因为巴黎的酒店，三天以后才能入住。

对方不答应，坚决要求离开德国，并说德国太没劲，没什么可看的。

朋友只好打电话到巴黎去，取消各种参观行程，重新预订了在巴黎的饭店和活动。

到了巴黎，他们在埃菲尔铁塔和凯旋门照了几张相片，提出要去看红磨坊的演出，还要去买伟哥，我的朋友耐着性子帮助他们解决了。

最后他们要去名牌店购物。

到了名牌店，这些人立刻活跃起来，激情四溢。每人都买了五六个路易威登包，上百万的手表，无数的香水和名牌西服，还重新买了大皮箱。

最后，他们令人难以置信地提出，要求改签机票早点回家，说巴黎也没什么意思。

我的朋友差点崩溃了。

机票是折扣票，不退不改签。

朋友告诉他们不能这么没有信誉。

这几位客人急了，说可以承担所有的退票费用，偿还损失，表示钱不是问题，但是要求早点回去。

我朋友也急了，说你们这么一折腾，我今后的名誉都毁了，今后还怎么跟当地的旅行社合作？

那几个客人轻蔑地说，那是你的事，给你钱都不要，死心眼，做事情怎么能发财？

朋友说，钱不能买来所有的东西，我需要的是信守合约和遵守行规。

最后，经过商议，达成了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协议，这几位答应在巴黎继续住下来，但前提是，我的朋友必须找或者买两副麻将牌来。

朋友气得几近发疯，无奈只好在巴黎的中国城疯狂地寻找麻将，然后把中餐外卖叫进来，供他们吃喝。

他们昏天黑地地在巴黎打了几天麻将，最后把酒店搞得乱七八糟，仓皇走人。

巴黎的酒店经理告诫我的朋友，今后如果再找如此的客人，将终止他们之间的合作。

酒店的经理还告诉我的朋友说，再有钱，我们也不接待了，这样把我的酒店的名声搞坏了。

我的朋友回来也对我发誓，以后这样的团再也不接待了，再有钱也不干了。

无独有偶，去年我去法国参加戛纳艺术节，一位以赞助商身份跟随国内演出队伍一起来的男士，也是出手阔绰，一下飞机就要求陪同前往名牌店，出手就是十五万买了卡地亚。

陪同他的小伙子是我们的法国大学生志愿者，因为在中国留过一年学，中文不错，人家孩子是利用暑假来帮忙做义工的。

看到这位大款出手豪放，小伙子以为这位大款看错了价码，连忙解释，这是十五万，不是一万五。

这大款眼皮都不动，比划着告诉店员，包起来，就是它了，然后问小伙子还有没有比这更贵的。

小伙子吓得目瞪口呆。

当他得知，这支演出队伍并没有得到这位仁兄的真正赞助时，他开始鄙视他，他说，如果我是他，我会给这些演员们发点补贴，让他们到法国四处去看看，而不是把钱用到一块表上面，它代表不了什么。我也不想再为他服务。

无独有偶，这位仁兄在戛纳期间如坐针毡，对演出不感兴趣，对文化不感兴趣，对人文环境也不感兴趣，每天的活动对他而言几乎是坐牢和受刑。于是他要求，让他早点回国去，万般无奈，我答应了他的要求，因为不答应也不行了，他自己花了好几万，买了头等舱，原来的票宁可作废掉。

我跟我的朋友一样，哭笑不得。

我认识一位在法兰克福一家很大的旅行社做导游的女孩子，她对我说，有时候她带着国内来的团出去参观，他们的举止和行为让她无地自容，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她说，那一刻，我真不想承认我也是中国人！

有一次，我的朋友来海德堡一带玩，我去帮他们预订我家附近的一个酒店，酒店不大，但很有名气，因为十分干净而且价格合理。

老板娘对我说，不瞒您说，我不是很喜欢接待中国的旅行团，他们早上总是吃饱以后还要带走很多的面包和水果，甚至黄油和奶酪，来得晚的客人就没有吃的东西了，他们还在房间里大声吵架或者说话，甚至还用我的床单擦皮鞋。所以我很不愿意接待团队，特别是来自中国的团队。她特别强调了一下。

她看出我的尴尬，连忙说当然也许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如此。

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我开始思考这个问题。

中国人有钱了，真的有了，比起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的拮据，我们的寒酸，我们的仔细来，那简直是不可同日而语。可是我们却是失去了点什么。

我们失去的是什么？

尊严、勤勉、内敛和温和。这本来是我们中国人千年文化中最重要的精华部分，温良恭俭让，节约本分，温润如玉，淡如温水，无欲则刚……

我们本来是谁？现在却成了谁？

毫无疑问，我们只是新一代的暴发户。

请你们好好想想，中国人有钱了，却失去了世界对我们的尊重和敬仰。

想当年，外国人来中国，对中国文化是毕恭毕敬，充满神秘向往和敬仰。

而今天，就在我们大把大把地把银子洒在巴黎，洒在纽约，洒在世界各国豪华场所疯狂挥霍的时候，我们却得到了世界的白眼。

为什么？

看看海德堡，一个六百年的老古城，比起中国动辄就是千年的古城而言，年轻很多，可是中国游客来了，有几个人会静静地徜徉在内卡河边，静静地观望这座庆幸没有被盟军轰炸掉的城市，聆听罗马古建筑群的声音，到著名的哲学家小路上去走走，回味一下当年歌德和叔本华们走过的小路，静静地享受一下这座残缺的古堡在夕阳下的辉煌和悲壮气势？

中国来的客人们却不愿意，因为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人们来了，照张相就走人。为什么？没文化，或者说对文化根本不感兴趣。

再看看巴黎，有几个人在夕阳里，从荣军院走到埃菲尔铁塔再走到凯旋门，认真看看夜色中华丽而壮观的香榭丽舍大街，想象一下当年拿破仑的威武雄姿，享受一下巴黎的旖旎和风采？

没有。中国的游客们都忙着去奢华的商店去烧钱，去挥霍，人们仅限于照相和走马观花。

中国人从古到今都崇尚“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你连路都没走，怎么会知道这个国家的美好和伟大之处？你连看看这个国家的基本文化的热情都没有，你还好意思说自己来自五千年的文明古国？

去年，我在巴厘岛乌布的时候，遇到一位印尼的木雕师傅，他们一家三代人都在从事木雕生意，最小的孙子只有七岁，已经会雕刻东西了。

他们不慌不忙地接待我，不卑不亢地给我介绍他们的雕刻艺术和他们的家族历史。

他们把收藏了几十年的中国木雕拿出来给我看。

屋外，气温高达34度，而他们却态度从容，不慌不忙，屋外的游客和炎热仿佛与他们无关，他们淡定，坦然，那份儒雅叫我不得不肃然起敬。

他对我说，比起中国的历史，我们印尼太短了，比起中国的古文物，我们这里大概算不了什么，但是我们只要一代一代这么工作下去，再过几百年，我们的历史也就会跟中国一样丰富。我们不在乎有没有钱，因为我们过得很愉快。

他儿子对我说，我知道中国人很有钱，他们来这里度假会花很多钱，我们没那么富有，但是只要过得愉快就可以了。孩子今后需要知道，我们乌布是个很美的地方，会受到世界的关注。

当我听他们的话时，我的眼泪在心中流淌起来。

我想，他们大概不知道，我们的城已经被毁得差不多了。

而我们的孩子天天羡慕西方的文明和豪华，我们的老百姓有钱的宁可到国外去烧钱，也不会想想把这些钱节省下来，为孩子们存好，设立一些教育基金，让孩子去学学传统的文化、手工艺。宁可花几万块，把孩子送去参加一些骗人的境外互动，也不会带着孩子利用假期先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先去了解一下自己的祖先和文明。

家长们何曾想到，孩子们应该先把中国的文化精髓书法学好，汉字写清楚，搞明白，再去读英语，考八级。

家长们趋之若鹜，把孩子送去学钢琴，学小提琴，却不想让孩子先去听听古琴，了解一下昆曲、皮影、秦腔和京戏。

孩子们什么时候可以在学校的组织带领下，先去走走西藏的天域，看看新疆的风土人情，去内蒙的呼伦贝尔盟，了解一下我们的祖先是怎样生活的，是怎样走来的，先去了解一下我们自己祖国的博大与精深？

孩子连自己的文化都不了解，他们如何能自信和热爱自己的民族？

同胞啊，钱是一点一点挣出来的，怎么花，是你的自由和权力。

可是，能不能花得有点意义？花得高级些？花在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上？

一块卡地亚金表，能养活无数孤儿和上不了学的孩子们。

一个路易威登包，能打无数口“母亲水窖”。

一个爱马仕，就可以让一个玉树和汶川的孤儿生活好几年。

一辆劳斯莱斯，可以帮助一个传统手工业艺人建立无数个作坊和小工艺坊。

同胞啊，中国人富有了，我们高兴。可是这么花钱，这么挥霍，却让人看不起，不仅仅是洋人看不起，连我们自己都不自信！

尊严不是花钱能买来的。有钱，也不是用来炫耀的。

文化没了，教养没了，传统没了，廉耻也没有了，我们还剩下什么？

当你并不富有也不有钱，你却跟来自哥廷根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以及世界上更有名的大学教授攀谈关于老子、庄子、孔夫子以及古老中国洋洋大观的时候，他绝不敢对你有半分的鄙视，因为他不如你更懂得老庄的境界和心怀，因为你拥有你民族自己的文化。

你就算是万贯家产，富可敌国，却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自己要去哪里，你没有教养没有文化没有学识甚至没有任何基本尊严的时候，你就什么都不是！

不仅洋人轻蔑你，连同胞都看不起你。

记得当年那句经典的老话，没有钱是万万不行的，但钱也不是万能的。

我们不能穷得只剩下了钱。

况且三分之二的同胞并没有钱。他们的孩子啊，还在为了生存而挣扎。你有没有想过，去帮帮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

烧钱和挥霍的时候，想想你的责任和义务，想想你自己的形象和尊严。

记下自己的一点想法和感触，与同胞们共勉。

认同者，引以为戒，不认同者，请好自为之。

毕竟人各有志，不可强求。

（陈平，民间艺术国际组织IOV中国主席。）

拼爹时代，看人家的爹在拼什么

邹振东

李双江自称舍不得打自己的孩子，没想到儿子却很舍得打别人。在网上成为“四大名爹”之首的李双江，如果把他看作权贵的符号，他自然是人们泄愤和泼粪的对象。但如果把他看作一位父亲和老人，这个曾经谈到儿子的时候脸上就会洋溢着幸福的感动的父亲，这位含泪替儿子道歉却仍然无法改变儿子被劳教一年命运的老人，你就能读懂他的挫败、纠结和无奈。

在这个被网民戏谑为拼爹的时代，再一次证明，无论是官二代、富二代还是星二代所惹下的风波，根子都是上一代的问题。那些苦心经营的爹们，用金钱、名誉、地位换来的不过是子女的无知、无耻和无畏——以为开一辆名车，就可以领跑世界；拎一个名包，就可以领袖中国——如此这般一厢情愿地自封为“未来领袖”，充其量不过是“未来水袖”吧，除了证明那些爹们“长袖善舞”，其他是当不了真的。

在一系列有关“爹”的事件当中，看得出这个社会两个板块的焦虑：一个是一些平民百姓苦于寻找出路而对“代际不平”的不满，一个是一些既得利益者急于培养接班人而对下一代的放纵。

这使我想起另一个富二代和他的爹。

2008年，台湾传来爆炸性新闻，台湾旺旺集团收购台湾中时集团，由旺旺集团老板蔡衍明的大公子蔡绍中，执掌这一包括《中国时报》、台湾中视和中天电视台在内的传媒航母。从此“小老板”成了台湾媒体朋友称呼蔡绍中的专用符号。变动前后，我发现这些朋友的言行变得有些微妙，我也是做媒体的，我能够体会到那些驰骋媒体沙场几十年的总编辑、总主笔、台长、制作人的“尴尬”——突然有一个二十郎当岁的小伙子空降成为自己的老板，且不说情何以堪，关键是面对这种年龄只够当实习生对待的小年轻，该怎样请示和该怎样执行他的指令呢？就算他不是吃肉羹的王八蛋，衔宝玉的颠公子，而只是一个自信心爆棚、自我感觉忒好的小清新或者小愤青。

没多久，台湾媒体朋友来电，他们要陪小老板来厦门公干，拜托我接风洗尘。这是小老板第一次以媒体老板的身份到大陆，他希望接触大陆的媒体同行。这使我有缘近距离接触拥有亿万身家的富二代。

我虽然想象了各种开场，但小老板的低调和谦虚仍然让我出乎意料。尽管还是被人簇拥的年轻人，但礼节周到得仿佛如一位长者。我向他礼貌性地客套了几句，他却十分诚恳地对我说：“我什么都不懂，全靠他们（他用手势比着周围）这些长辈帮忙。”

席间大家相谈甚欢。印象中小老板只问了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当他看到电视里正在采访的画面，发现厦门卫视话筒的麦牌特别巨大和醒目，他突然问：“中视、中天的麦牌怎么没看到？”大家忙解释，中视中天的话筒靠近被采访者，所以被遮住了。我笑着帮同行打圆场：“这说明中视、中天的记者太敬业了，他们抢在前头。”“靠近被采访者有什么好处呢？”小老板又虚心地问。我说：“这样录音的效果会更加好。”小老板轻轻地说了一句：“是录音效果好一点重要，还是电视台的麦牌醒目一点重要，这个我不懂，我听你们的。”小老板这么一提醒，连我都开始思考如何两全其美地处理好这样一个毫不起眼的技术性细节问题。

交谈中，我惊讶地得知，小老板居然没有上过大学！是考不上吗？不可能吧，这么有钱的富二代，去名牌大学留学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吗？小老板的回答让我大吃一惊，原来是他爸爸不准他读大学。理由是：“你将来会领导很多博士，如果你自己又是老板，也是博士，就怕你会太自傲，你就不会谦虚地听那些博士的意见，那些博士就帮不到你了。应该有些事输给人家，有点自卑感，对人家才会客气一点。”

吃过饭，趁小老板方便的时候，我拉着台湾媒体朋友的手，悄悄地说：“小老板不错啊！”这位朋友感叹说：“是啊，我们也没有想到，小老板那么谦虚、低调，开头还怕他是装样子，接触下来，发现人家真的是那么诚恳。”“运气呀！”我向媒体同行祝贺，朋友纠正我：“是福气！”

后来，我才知道，小老板高中一毕业，十八岁就被他爹放到公司当了十年实习生，小老板曾回忆那一段经常挨骂和被“磨”的岁月：“没有名片，也没有title（头衔），全公司只有我（的名牌）最特别，我的牌子上就只有‘蔡绍中’三个字。”（对比一下那些“未来领袖俱乐部秘书长”们啊！）

再后来，看到大陆富豪一系列的博士学历造假风波，我又想起那位低调得让人舒服的小老板，我突发奇想：小老板的爹不让他读大学，表面理由的背后是不是有更深层的原因？也许其中包含着一种更深刻的中国人的智慧——人不可能十全十美。如果人生注定无法十全十美，与其让命运来安排，还不如自己主动选择。财富、健康、长寿、爱情、婚姻、家庭、子孙、名声……如果非得选择一个有缺陷，也许学历和学位是最值得放弃的了。

很可惜，我没有见过小老板那位似乎不近人情的爹，否则，我真想向这位爹求证，我猜想的“故意留下缺陷”的“守拙”智慧，是真的吗？

而此后我也没有再见到小老板，不然，我也想问他一下，如果他当爹了以后，会不会也给孩子留缺陷呢？如果留，他会留什么呢？

（邹振东，厦门卫视总监，历史学博士，《南方周末》专栏撰稿人。）

拆了胡同建城楼

王晓阳

皇权体制下，北京是平民与皇权和谐的典范。皇帝在紫禁城里做威严状，在圆明园、颐和园里逍遥快活。百姓在胡同里做点小生意，养鸽子，逛八大胡同。

皇权的崩溃导致了北京城的毁灭。平时胆小如鼠的百姓看到英法联军“将火烧圆明园，以此作为皇帝食言之惩戒”的公告时，知道机会来了，你烧我也烧，你抢我抢得更多。当然，后来的所谓历史学家把火烧圆明园上升到“国耻”高度，以此来煽动民族主义情绪。

鹿钟麟把溥仪从故宫赶出去，也与百姓无关。不管谁当政，反正，只要没有一人一票的投票权，那么，这个政权就是你们官僚私斗的产物，谁都不要号称代表人民。

1949年，北京城宛如一位蹒跚老者，无力地等待着被裁决。热爱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保守的蒋中正，被头脑灵活、从不坚持原则的毛泽东击败，北京城的命运也随之注定：被拆除。要知道，就在1944年盟军准备轰炸中国沦陷区时，国民政府还专门成立了中国战地文物保护委员会。

说到北京，梁思成是无法绕开的人物。梁思成一生与四个符号连接：梁启超、林徽音、京都奈良和北京。出生于日本的梁思成能够为保护京都奈良出一份力，身为中国人的他却无法保护北京城。

2012年2月，北京市政府宣布要重建六座城楼。要重建的这六座城楼，都是当年城楼的边边角角，我最关心的是有没有崇文、宣武，一看果然没有。两年前，北京宣布东城区吞并崇文区，西城区吞并宣武区时，我就写文建议：为何不保留崇文、宣武这两个最有北京特色的名字，却要用东城区、西城区这样两个干瘪的名字？有网友指出：崇文、宣武正好对应明清两代的末代皇帝崇祯和宣统，所以要废。又有好事者将和谐年号与和平门对应。总之，内不崇文，外不宣武，只剩东西。

重建城楼的施政纲要是在推土机继续隆隆拆除胡同的声音中宣布的，就连最后的南锣鼓巷据说也要拆了。当平民的北京胡同被拆除的时候，皇权的城楼要复建了。不胜唏嘘。其实，这一趋势已经进行了十多年，白领陨落、黑领崛起的时代。

有人说：胡同没有天然气、抽水马桶等现代设施，拆了是为百姓好，这纯属胡说八道。大家去看看北京现存的那些胡同，总有一些门庭高大者，大红漆门，悬挂“京O”车牌的奥迪正在驶入车库，门口两座石狮子，两个站岗的威猛士兵呵斥着胆敢靠近的游客。谁敢说这些宅子里面没有现代化设施？当北京的胡同基本被拆除完毕之后，这些大宅子可能会长期存在，他们将与皇权的城楼演绎新时代的和谐。

北京终于要成为皇家独享的北京了。

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的时候，大街小巷刷满了“新北京，新奥运”。这让我感到奇怪：难道“新北京”是有魅力的吗？难道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喜欢的不是老北京吗？“新北京，新奥运”的荒诞程度，不亚于“北京精神”——“爱国、创新、包容、厚德”之莫名其妙。

1949，古老的中国经历了几千年从未有过的大变局，出现了很多新面貌，也有很多新的荒诞：

梁思成保护了京都奈良，却无法保护北京城；

北京在战火中屹立，在和平时期坍塌；

梁思成的北京毁灭了，他夫人设计的国徽上却印上了天安门这一皇权的最高标志；

人民共和国的孩子唱了几十年“我爱北京天安门”；

梁思成在胡同里的故居刚被拆，那边就宣布复建城楼。

梁思成欲哭无泪，我们欲说还休，北京已经逝世。

胡同是老北京的血管，高楼大厦是人为添加上去的毒瘤。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由冰冷的钢筋水泥建筑、拥堵的车道、山寨城楼组成的拥挤的新北京。永别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老北京。

（王晓阳，高校教师。）

内地人喜欢讲道德讲良心，不喜欢讲规矩

程鹤麟

2月29日，我的同事杨舒在《凤凰早班车》里说，这是四年才有一次的日子。2012年的2月29日，发生了许多事。

香港观众那天早晨看到一则新闻，三个年龄分别为二十三岁、二十三岁和二十四岁的在广州学习外语的大学生在香港冒名替人考英语，被判囚十个月。

案情指三人一周前到港，利用贴有各自照片的假证件，顶替他人参加25日的一场托福考试。据称若考到八十分以上便可获得两千元报酬。监考官在核对身份时发现证件有诈，即时报警。

香港的司法程序属于“立等可取”，25日的案件，28日即定案裁决。

荃湾裁判法院表示，三名被告在明知犯法的情况下参与串谋欺诈，损害国际认可的评估制度，行为可耻。法官以“虚假文书罪”判处三人各囚十个月。

辩方求情时称，三人是因经济困难而犯案，至于假证件也只是一次性使用。三位被告所就读的学校已得悉案情，日后或会处分。希望从轻发落。

香港没有惩处冒名替考的法律，但本案主审法官认为事情严重必须治罪，乃引用“虚假文书罪”判刑。“虚假文书罪”最高可判刑十四年，判囚十个月算是轻的了。

程老汉是内地人，看到这则新闻后感叹，冒名替考这种事在内地顶多就是开除学籍了事吧？本案辩方律师所说“校方日后或会处分”，应该就是指的开除学籍。可香港法官认为，光开除学籍不够。

大约二十年前，程老汉的一个朋友说过一件事。朋友费尽心机将他的外甥弄成“劳务输出”去新加坡当海员，那外甥在新加坡进行上岗前考试时，因未阻止邻座伙伴抄答案，两人被算成考试作弊同案人，双双被遣返回国。朋友叹道：“我们只教育他不能去抄别人，谁知道被别人抄而不阻止也算作弊。”朋友又说，执法这么严，怪不得新加坡风气好。

还是那天，2012年2月29日，“凤凰视频”发布马斌老师“媒体大摄汇”的一段视频称：五星级饭店女工带剩菜回家为儿子补身体遭开除。李阿姨常为倒掉食物而心疼，三个月前，她留下客人吃剩的废弃食物，想给正读大学的儿子补营养，却被以盗窃酒店财物为由开除了。李阿姨：“东西还好好的，就叫我端去倒掉扔了，作孽啊！我留下来想带给孩子尝尝鲜，怎么就成了盗窃？”

这则微博引来不同议论，有赞有弹，不用说，还有骂。

骂啥？骂五星级酒店为富不仁、冷血、残酷，好些网友瞬间变成杜甫门徒，高声吟咏“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最客气的这么说：规矩？真无聊，将那些劳动人民辛辛苦苦种出来的粮食，无端端的浪费，还不能给活人吃？

这位的意思是五星级酒店的洗碗工李阿姨把客人的废弃食物带回家属于物尽其用，珍惜粮食。

这些网友是外行人说外行话。

有内行网友指出，餐饮业的废弃食物、厨余等下脚料，可以卖给养殖业或其他下游企业，也是酒楼收入之一，因而餐饮业的行规认定，食客废弃的食物是酒店餐馆财产的一部分。

还有网友指出，不允许带餐食回家是所有五星级宾馆的基本管理规定，李阿姨第一天上班就应该学习到的。不管穷富，都应该遵守企业规定。

有网友问：万一这些废弃食物被拿走后再次流入市场，谁来负责？

同样也在2012年2月29日，四年一次的2月29日，香港九龙城裁判法院裁定吴女士“以欺诈手段取得金钱利益罪”罪名成立，处以一百二十小时社会服务令。随着判决生效，吴女士在香港电台的工作也丢了。

2004年10月，吴女士应聘香港电台月薪约八千元的初级职务“制作助理”，虚报自己有广告媒体制作经理的履历，谎称符合香港电台聘用条件，从而顺利获聘，从2005年2月工作至案发。

七年前虚报履历，工作了七年平安无事，吴女士心安安。不料竟然有人向廉政公署举报此事，吴女士就这样被送上法庭，被法律惩罚，弄丢工作。

作为内地人的程老汉看到这新闻，觉得好夸张，这事都要廉政公署来办？可是香港人就是这样做事。

在程老汉看来，香港有诸多优势，其中一项就是：严明的法治。

所谓严明的法治就是亚里士多德表述的：一是有优良的法律，二是优良的法律得到民众普遍遵守。

而在中国内地，法律、法规、合法的行规没能得到普遍尊重，法律未能得到民众普遍遵守。人们多要求他人遵纪守法，但希望自己被豁免。有些人喜欢不问青红皂白为弱势人群打抱不平，也不管他们违法没违法。

中国什么时候可以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管他是富是穷是贤达还是弱势？恐怕还要等到N个2月29日之后。

（程鹤麟，资深电视人，凤凰卫视《时事辩论会》主持人。）

剩男为何躺着也中枪？

宋石男

三八妇女节前夕，男女比例失调成为全国政协委员讨论的话题。专家预计，到2020年，适婚男性将比女性多三千万人左右。“剩女是个伪问题，剩男是个大问题。”北大社会学系教授李建新说，剩女多是主动选择的结果，剩男则更多是条件所限的被动结果。剩男有旺盛的生理需求却又无法通过正常途径满足，若没有必要的“安全阀”，必定带来巨大的负面冲击。实际上，近年来频发的群众暴力事件背后，往往有剩男的影子。

我同意李教授的第一句话，“剩女是个伪问题”，也同意他的第二句话，“剩男是个大问题”，但不同意他的分析和解决思路。

剩女确实是个伪命题。什么是剩女？一般的解释是，大龄单身女性。但这大龄是怎么算的？三十岁还是四十岁？三十岁，那是女人风情最饱满、水分最充足的时候，才刚开始通向魅力之路呢，怎么可能算大龄？四十岁，那是女人阅历、智慧及魅力达到第一个黄金平衡点的年纪，怎么就大了？中国人总是很早就一副“老了”的样子，人还没到中年就开始给自己选购棺材和墓地。这是最可鄙的，太早就老了，就奄奄一息，就失去做梦的能力也因此失去最宝贵的生命力。基于这种猥琐的小老头心态，人们遂把三四十岁黄金年华的女郎称作大龄女，呜呼，焉有是理！

“剩女”说法最可恶之处，还不在大龄的划分，而在“剩”的恶毒语义，似乎所有未在三十岁前结婚的女人，就是被臭男人们挑剩了的女人，是在时间长河中剩下的那部分奇怪的女人。“剩女”一词，用是否婚配的标准，蛮横地将女人划分为两种群体：被选中的，被挑剩的——后者理所当然是可悲的异类。但这种推论并不合逻辑，而且冰冷粗野。为什么那些单身女性不可以是主动不嫁而一定是被动剩下？她们为什么不能因为自己不肯降低标准而受到汁液丰富的赞美，却总是遭受非议、质疑，乃至接受众人以同情样子出现的幸灾乐祸？

说到底，“剩女”一词的背后，还是“天赋夫权”的陈旧观念在作怪。女人嘛，总是要嫁人的，女人嫁之后，又总是要成为丈夫的附庸——如果生了孩子，还会成为丈夫和孩子的双重附庸。但这种观念，在现代文明的尺绳下，早已不合时宜，我们应当唾弃之。

再来看“剩男”问题，李教授的“安全阀”提议，完全不知所云。怎么上“安全阀”？将剩男们都关进集中营或者定期喝茶就地监视？要不给他们人工配亲？这显然都不可能。

剩男的根源在于性别比例失调，而性别比例失调的根源在于计划生育催生的溺婴风俗。在计划生育推行最严厉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溺死女婴的现象是最严重的，今日的性别比例失调，祸根正种于斯。要解决剩男问题，先得废除计划生育政策，此外别无他路。

事实上，计划生育政策是对作为人类天赋权利之一的生育权的残忍规训，并且造成了中国目前巨大的养老危机，而其政策的理论来源，又是非科学的。计划生育理论源头可上溯到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讽刺的是，马尔萨斯本人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坚决反对生育控制。马尔萨斯的理论，充满了对人口过多、地球资源有限、边际收益递减和工资铁律的悲观，但他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技术进步。近百年的世界历史表明：农业的技术进步，使地球足以负载更大量的没有任何生育限制的人口；能源技术的进步，使更多的可用能源被发现或发明；技术进步带来的经济发展，则使理性经济人基于对机会成本、休闲和生活质量的考虑，产生远离无节制生育的倾向。在这几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计划生育几乎变成是往空气中打拳。既然如此，废除计划生育，使性别比例失调的问题不再持续恶化，才是解决剩男问题的关键。

最后再说说李教授关于“剩男造成群体性事件频发”的观点。在我看来，这是一种避重就轻的伪饰性说法，其荒谬程度跟说胆汁型人格或肝火旺的人造成更多群体性事件差不多。

如果我们不肯装傻的话，就必须承认，当前的群体性事件，已经根植于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当中，是广泛的不公平和趋于极端的贫富分化的结果。政府记录的群体性事件已从1993年的八千七百起增至2010年的九万起，增幅超过十倍。

所谓群体性事件，主要无非三种：一是民众与政府之间的冲突，二是民众与资方之间的冲突——最后往往也指向与政府之间的冲突，三是外来务工人员与城市土著居民之间的冲突。在这三种冲突中，剩男都只是微不足道的因素，李教授却将群体性事件归因或部分归因于剩男，哎，剩男真是躺着也中枪呀！

（宋石男，高校教师，知名自由撰稿人。）

向“做美好自我”的江成博同学致敬

鄢烈山

江苏省启东市汇龙中学有位名叫江成博的高二学生，在每周一升国旗仪式的学生例行演讲时，不用老师预先审改过的演讲稿，而换成了另外一篇，题为《做美好的自我》。在演讲中，他激烈抨击学校教育理念和方式的不合理。周二有同学微博报料称，他“因此被学校勒令退学回家，校方还准备给其严厉处分”。周二晚，“启东汇龙中学通过网络回应南都记者称，该学生已回校上课，老师也能理解他的做法。此外，校方还否认了网上传言的退学之说。有学生透露，昨日下午，校方通过广播告诉学生这种行为是错误的，‘要明辨是非’。”

看了《南方都市报》4月11日“网眼”版上的有关报道，我正想就此事写篇评论，经观网编辑正好也约我评此事。她给我的报道却是江苏《扬子晚报》的版本，一看标题就可发现，其立场与南都的大不相同。

南都报道题为《学生私改“国旗下讲话”抨击教育制度被停课》。本来就是个人演讲，不是演戏，不是公事，不必照领导审定的脚本讲，所以“私改”就不是贬义的，至少贬义不那么严重，甚至是对学校搞形式主义假模假式的反讽。

而《扬子晚报》的标题是《中学生偷换升旗仪式演讲稿抨击教育现状》，一个“偷”字，贬损之意强烈。但是，《扬子晚报》说江同学是“抨击教育现状”，比南都的“抨击教育制度”要准确。江同学说“我们学习不是为了学校的升学率，我们不是学校利益的机器，就算是机器也不是学校的机器”，显然他不仅是针对全国性的“教育制度”，也针对了本校的教育方式。

重要的是，南都关注的是江同学的命运，是否“被停课”了，小标题有“演讲结束后被送回家”、“校方广播让大家‘明辨是非’”。校方称当时没有中断演讲，事后确实对学生进行了批评教育，“但并不存在网络传言的退学说法，是学生父亲认为孩子不懂事，主动带回家教育”。这当然是狡辩：如果不是校方的意思，家长怎么可能那么快知道学校发生的事？学校表现了一定的宽容，让他讲完，在舆论关注后不想把事情搞大，这都是可取的。

《扬子晚报》与南都的报道各有倾向性。南都引学生的观点较多，多是赞同江成博的，有的称“他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在升旗仪式上演讲博得满堂喝彩的学生”；也采访了学校领导，相对全面与均衡。而《扬子晚报》所引都是校方与部分批评江的老师的观点，只是带了一句“据说，现场听了江成博的演讲后，不少同学还热烈鼓掌”。好像学生不该为此鼓掌的。从新闻报道角度，《扬子晚报》做得很不专业。这种“导向”式报道，不知是习惯使然，还是价值观有问题？

本文写成了一篇新闻报道文本分析，且言归正传。

我是非常敬佩江成博同学的。他有独立人格，敢于独立思考，尤其是有勇气，敢于把自己的想法公开表达出来。我们不是在讨论公民素质吗？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就是良好的公民素质。他也许偏激，也许表达得不正确，但他追求“做美好的自我”，忠于内心的感受，不迎合，不献媚，不讲假话、套话、官话，实属难能可贵。

《扬子晚报》上有个莫须有的老师认为，这孩子之所以这么做，“是想出风头，成为别人瞩目的焦点”。这应该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江成博同学曾在学校组织的“忆红色经典”诗文朗诵比赛中获得了一等奖，学校三千人挑一地让他在每周一升旗仪式中上台演讲，他已经“大出风头”了，还用得着出这种不讨好的“风头”吗？

令我感到欣慰的是，看网易这条新闻的跟帖，支持江成博同学的是大多数。网友shxjy43写道：“观点不一定全对和考虑得足够周全、成熟，但一个身处应试压力下并身披光环的学生，能有这种勇气和想法已属难得。为这个孩子鼓掌！”网友“我用脚投票”说：“面对这样有头脑、有勇气的中学生，那些校长、老师以及教育官员们，你们不感到无地自容吗？”

我希望，学校如果做不到以有这样的同学为荣，至少要表现出对他们足够的宽容。

（鄢烈山，杂文家、时评家。）

为何嘲笑“非常中国”的同胞

黎　明

二十一岁留美中国学生唐鹏，被控于3月29日晚八时以租房为借口强奸女房主，其父母赶赴美国后试图贿赂受害人让其改变口供，唐鹏父母的话转给了受害人，结果是受害人第二次报案，警方接到通知后逮捕了唐的父母。现在，唐鹏一家三口的照片都被美国媒体发布在网上。

国内公众对此案的关注度很高，焦点并非集中在强奸案案情。嫌疑人家长采取“中国式”处置法，因而“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才是引发大家关注兴趣的主要情节。可以说，被控强奸的唐某天下扬名，沾了家长及其“中国思维”的光。

有人说这是中国人“输出中国价值观”的失败，也有“中国潜规则污染世界”的说法。大家对同胞在外国的这类失败并无遗憾，并且为他们的失败而叫好，毫不掩饰“幸灾乐祸”的心情。

我看，在这里不讲“血浓于水”意识才是正常思维，国内公众的真实意思其实是这样的：拿钱摆平一切的中国式思维或中国潜规则，在哪里都该遭遇迎头痛击。尤其在中国境内，所谓的“中式规则”为祸更甚，也被国人强烈忌恨。

唐氏父母发话给钱以换取被害人翻供，就遇到这么大的挫折，这在国内无法想象，这是不是中美之间存在“文化冲突”使然？这里借用“文化冲突说”亦无不可，然而，这“中国文化”或“中国社会风俗”是怎样形成的，却大有嚼头。

唐氏一家对美国国情不甚了解，确是实情。唐鹏有受害人的裸照，声称如果她打电话报警就将照片公布到网上，以为这样就可以阻止被害人报警，此举与其说低估了被害人的胆量，不如说低估了美国社会的文化理性。在一个理性社会中，被强奸的女性，在被侵犯信息透露后，并无“身败名裂”之忧，不会因被侵犯而招来社会歧视，唐鹏自以为对被害人有效的“把柄”，自然也就起不到什么作用。

唐家父母遇到这事后，正确的做法是委托律师出面，尽可能减轻唐鹏的罪责。不把钱花在律师身上而是用于贿赂被害人，这就犯了美国司法与美国社会的大忌。美国法律规定，贿赂证人或陪审团成员将加重对其罪行的指控，唐某家长的行为叫“收买证人”和“妨碍司法”，就连美国总统遇到这种罪名的指控，也得灰头土脸，或不得善终。

美国法律承认“辩诉交易”，但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是分别进行的。通常，不管刑事轻判还是重判，受害者都能拿到民事赔偿，被害人没必要通过与加害人妥协的方式获得赔偿。这样做的效果是，让案件事实真相不被隐藏、不被歪曲，使犯罪人不能逃脱法律惩罚，在坚持“正义回归”的原则下，也保障受害者获得应有的经济赔偿。

我们国内流行“私了”，常见的有两种私了方式：一是被害方由于能找到加害方，被害方以“不答应赔偿就报警”为筹码，这属于较纯粹的一类私了；二是更多见的一类，即报警后以警察、检察官为媒介的“私了”，司法人员给加害方面子，对受害方做工作，立案、起诉与否，供词、证词怎么修正，主动权基本掌握在司法人员手中。在公众不知情与无法监督的条件下，这样的“官办私了”基本谈不上正义和公平，成了司法人员敛财的一项重要门路。

中国司法也有“刑事和解”一说，有钱的犯罪嫌疑人和罪犯，欢迎耍钱的“刑事和解”，司法人员则更欢迎，因为这能更方便地“吃了被告吃原告”。例如，我国火爆流行“带套不算强奸”的名言，就和“官办私了”有关：贵州毕节市中学一英语老师被当地国土资源管理所所长王忠贵强奸，报案后，派出所教导员钟显聪劝被害人私了，说出了那句名言。

唐家父母的想法、做法，在国内很正常，即便从法理上分析，若无要求被害人翻供这一条，算不上违法行为。真正的问题是，无法监督司法、行政权力与权贵，国内引进“刑事和解”或“辩诉交易”等理念与操作方法，都会变味，其客观效果只能是荼毒正义、滋养反正义力量，故而，公众不承认中国式的“辩诉交易”。

此事，与其说显现“文化差异”，不如说显现“司法差异”或“法治差异”。由于法的领域至关重要，说是显现了“文明差距”也不为过。由此可见，国人嘲笑“非常中国”的同胞，正是渴望中国文明、追求本社会进步的表现。

（黎明，凯迪网络首席评论员。）

政治·经济

横与竖　　　　　　　　　　老愚摄

用赦免和赎买打破国企垄断

许小年

从现在开始，从今天开始，我们这个社会，要以权利利益为基础，不再以权力力量作为评判的标准。对垄断的国企，也采取社会赎买的方法，就像过去对资本家。解放初期的时候，为了拿到民营资本家的资产，你要付钱给民营资本家，这叫赎买。

将来你从这个国企出去以后，失业了，怎么办？我给你一部分股票，你可以拿着股息继续生活下去。过去国有企业改革的时候，工龄买断不都这样吗？将来垄断行业的改革，咱们也工龄买断，只不过价格付得比以前更高。但是如果我们相信，打破了这个行政垄断，社会生产能够得到更大的发展，那么我们就有资源补偿他。大家都要妥协，以暴易暴不会有新的制度产生。

要赦免，承认现有的权力和现有的利益。你要是查出身，那可是“文化大革命”的做法。但是这个大赦有个前提，就是在改革前提下的大赦。大赦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非常好的办法，要有这个大赦的机制在，你才能够减少改革的阻力。这个机制是人类的一大智慧。

大赦，这是洋人的叫法，中国人叫新老划断，或者叫做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或者叫做增量改革，都是一个意思。从今天开始，我们新增这一块都按照新规矩，老的利益呢，先不要动它，照顾到现有的老的利益。咱们从新的开始，由增量一点一点地增加，逐渐地把老的这一部分稀释。这个是比较现实的路径。

比如美国人，对非法移民为什么每隔七八年来一次大赦？你不大赦的话，这些人全去贩毒走私，他没有正当职业可以从事。所以每隔七年，美国把这些非法移民大赦，从今天开始，我不查你们过去的记录了，过去七年间，你干什么我不追究了，你来到我这儿注册，成为美国公民，我发你一本护照，这就消除了社会动荡的一个根源。

一定要有国民理性，千万不能再像过去农民造反那样了，千万不能再搞义和团运动了，只破坏不建设。我们现在新老划断，着眼点是建设新体制。过去农民战争、农民暴动，它都是一股破坏力量，它不是一个新制度的建设。

只会破坏，这个民族无法前进。所以一定要有理性，这个理性是什么呢？这个理性就是，我们都相信，这样的改革会把社会这张饼做得更大，只要这张饼做得更大，每个人都会比过去更好。

（许小年，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

不可复制的“南巡讲话”

章立凡

岁月不居，从意气风发的改革年代一路走来的人们，纪念邓小平“南巡讲话”二十周年，难免百感交集。或许是评价的时机未至，或许是这段历史的前因后果不便言说，未见有隆重刻板的官式纪念。眼见这难忘的日子悄然飘过，我怀着复杂的心情作此祭文，浇奠两代人消逝的岁月、理想与激情。

“南巡”在历史上曾是君主专用语，康熙、乾隆祖孙曾各自有六次南巡，均包涵政治意义。历史名画《康熙南巡图》至今传世，乾隆在《御制南巡记》中称：“予临御五十年，凡举二大事，一曰西师，二曰南巡”，他将南巡和西征（开拓新疆）视为平生两大功业。

在共和国历史上，“南巡讲话”并非正式名词，官方的说法是“邓小平同志南方讲话”。“南巡讲话”也不是邓小平的创举，毛泽东生前曾多次出京“巡视”尤其是当他的主张无法贯彻时，便出京沿途宣讲，造舆论扭转形势，这法子屡试不爽。最经典的事例，是他在1971年最后一次“巡视大江南北”，一路发话敲山震虎，最终引爆了林彪事件，这些讲话也被称为“毛主席南巡讲话”。以此类推，发表了讲话的“南巡”，往往政治意义非常。

一、“南巡”的政治意图

1989年11月，邓小平从他的最后一个职务——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位子上退下，成为他所自称的“平民”，但仍是拥有巨大政治影响力的“第一平民”，守护着他所开创的中国改革开放事业。

1989年中国在国际上遭到孤立，外国投资纷纷撤离，改革开放陷于停顿，甚至出现倒退，国内否定改革开放的暗流涌动。他们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将经济改革中的市场化取向和股份制改革统统插上“资本主义”“自由化”标签。针对这些挑战，邓小平1991年1月在上海提出开发浦东，不要“囿于‘姓资还是姓社’的诘难”。《解放日报》发表了署名“皇甫平”的几篇社评，转述邓小平的意见，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而非区分两种社会制度的标志。这些文章招致了来自北京的围攻，提出了所谓“两种改革观”，质问改革“姓资姓社”。

曾长期处于极权主义体制阴影下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因改革滞后民怨沸腾，政局出现连环动荡。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东、西德国在1990年10月实现统一。在1990年7月的苏共二十八大上，对改革路线的分歧导致了苏共领导层的分裂；一年后发生“8·19政变”，导致苏联解体，有着七十四年历史的超级大国轰然倒塌。自1990年12月起，民主化浪潮冲击波所形成的骨牌效应，令共产党在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先后失去政权。

“老朋友”们一个个倒下，难免物伤其类。否定改革的人们打出“反和平演变”的旗号推波助澜，逐渐成为当时的主流舆论。有人主张将“反和平演变”与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经济建设为中心”并列为两个中心。中央党校办起了省部级反和平演变学习班，农村准备重搞“社会主义教育”。除了利用报刊媒体上大造声势，各种“反和平演变”学习文件、宣传册子也纷纷出笼，下发到各单位。

在国内外政治气氛下，邓小平开创的改革事业岌岌可危，面临半途而废的危机。这位“打不倒的小个子”已经八十八岁，形式上不再拥有任何权力，两位得力助手已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他不得不亲自出马，以打破常规的方式，捍卫自己的尊严和历史功业。

二、退休老人的政治奇迹

“大道废而有法，法废而有权，权废而有势，势废而有术，术废而有数”（《孙子兵法》孟氏注），统兵之道与为政原理相同。一生经历三落三起的邓小平，毕竟是运作政治形势的老手。与晚年的毛泽东相比，他虽已没有正式的权位，但丰富的政治经验、深厚的人脉资源和一言九鼎的影响力，无人能与之匹敌，这就是政治老人的所谓“势”。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在家人陪伴下，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这位高龄老人以颤抖的声音和手势，高调放言，形成巨大的政治冲击波。针对“姓社姓资”的争论，他指出：“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重申了对市场经济的支持：“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在形成记录的文字中，最具震慑力的是这段话：“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

南巡中，老战友杨尚昆陪伴左右，昭示着他的抗争得到了军方的支持，这也是“南巡讲话”能迅速扭转改革倒退局面的关键所在。一个月之后，形势发生了戏剧性转变，《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改革的胆子再大一点》的社论，“南巡讲话”被整理成中央二号文件下达，《解放军报》提出“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的口号。被打压已久的改革派也高调反击，收复了大片舆论阵地。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思想，主导了同年十月中共第十四次党代会政治路线，最终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地位。

中外历史上鲜见这样的奇迹：一位退休政治家在垂暮之年，以个人的政治余热，改变了一个国家的政治走向，也改写了未来的历史。邓小平做到了。

三、“南巡讲话”的性价比

“南巡讲话”已经过去了二十年，邓小平逝世也已经十五年。在这段时间里，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骄人的成就，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繁荣背后，则是急剧的体制腐败和社会两极分化。

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他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邓小平谈到了社会主义制度和税收杠杆的调节作用，但通篇未涉及政治体制改革。

此前，邓小平曾多次强调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改革的应有之义：“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会见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时的谈话》）

素持“猫论”的邓小平通过“南巡讲话”，机智地撬动杠杆，将全民推入商海，重启了经济改革的车轮，暂时渡过难关缓和矛盾。这固然是邓氏实用哲学的成功典范，但长远来看，赢得经济的代价是政治后遗症。

邓小平在1985年就说过：“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政治体制改革长期停滞，权力寻租所造就的体制性腐败和权贵资本，如今已盘根错节，尾大不掉。以改革的名义滥用公权力，侵害民众利益的现象比比皆是，社会分配不公导致了严重的两极分化。以致人们在颂扬经济建设的伟大成就时，很难评价改革是否算成功了。

四、“强人政治”将走进历史？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时代的来临，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国际国内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互联网的普及打破了资讯的垄断，加快了普世价值的传播，地球村居民的智能插上了翅膀，领袖的“奇理斯玛”光环日趋黯淡，不仅穆巴拉克、卡扎菲等独裁者被扫进了历史垃圾堆，连普京这样的强人也面临公众的背弃。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讲究游戏规则，“强人政治”正在逐渐被“常人政治”所取代。

“南巡讲话”是改革开放史上的重大事件，确实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其历史评价或许还要再过几十年才有定论，而其所留下的思考，也是多层面的。

据学者王占阳统计：从1989年初至1990年底，邓小平先后四次使用过“稳定压倒一切”这一提法。但从1991年起他就不再讲“稳定压倒一切”，而是在思想和行动上都转向“改革压倒一切”了。最近，“皇甫平”的主要作者周瑞金先生大声疾呼：“改革，确实又到了需要狠推一步、击一猛掌的历史时刻了。只是，世上已无邓小平。也许，人们期待着一次新的‘南方谈话’？”

的确，世上已无邓小平。作为革命年代和威权时代的孑遗人物，他有幸成为共和国历史上头号改革家。“南巡讲话”的奇迹，是共和国历史上最后一位强人的胜利，同样也是不可复制的特例。在专制传统积淀深厚的国度，社会变革往往需要强力人物的推动，台湾的蒋经国就是一例。历史机遇稍纵即逝，邓小平未能在有生之年重启政改；时过境迁，一个淘汰精英的体制也复制不出他那样的政治强人。

当前中国的主要矛盾，是日益觉醒的民权意识与落后的执政观念的矛盾。正如汕尾市委书记所慨叹的那样——“老百姓变得越来越聪明”，最近广东乌坎村农民维权所达成的妥协，表明民众在与官方的博弈中变得越来越睿智和理性。群众已经过河，领导还在摸石头，一个长期执政缺乏竞争而活力尽失的政党，如何面对多元化的世界、觉醒的民众和成长中的公民社会？如何顺应民主化潮流而避免被历史淘汰？这已不是居高临下的“顶层设计”所能解决的问题。

特殊的经济和人文环境，令广东成为近代历史上新思潮和政治经济变革的发祥地，从变法维新到共和革命，从国共合作到革命军北伐，从深圳特区到“南巡讲话”，乃至探索中的“乌坎模式”……睁大眼睛看看变化着的世界和中国，忍不住呼喊中山先生的名言——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章立凡，近代史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北洋军阀史、中国社团党派史、中国现代化问题及知识分子问题等。）

中国人没有权威“管”就失魂落魄？

童大焕

经济实力的增长提高了世界对中国的关注度，变革时期琳琅满目的新词涌现，也让中国增加了一层扑朔迷离的神秘感。中国式的语言“奇迹”令老外如醉如痴，如梦如幻，欲罢不能，备受折腾。《南都周刊》的一篇文章说，恐怕没有一个国家能像当下中国那样，每天都在制造新话题，不间断地为英文世界增加各种新鲜词儿。外媒和普通的西方人正试图从一个个“休假式治疗”等新造词中读懂他们眼里的复杂中国。但是，面对中国冒出的“休假式治疗”、“维修性拆除”、“轻度性追尾”、“钓鱼式执法”以及风靡一时的网络用语“打酱油”、“躲猫猫”、“很黄很暴力”等，英文媒体的同行们无法不抓耳挠腮难得要领。中国太过复杂。读懂？中国人自己还没搞明白呢！

但俗话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读懂中国的也大有人在。2月12日美国《纽约时报》刊登埃里克·亚伯拉罕森的文章，认为如果只用一个字界定中国社会，非“管”字莫属。哪里需要行使权威，“管”字就在哪里出现。除基本意思“负责”，“管”字也出现在“管理”、“管辖”、“管制”和“管家”这些词中。如果要解决问题，第一句问的话便是“这归谁管？”作者分析认为，在“管”及其组成的词句中彰显着对无序社会一种淡淡的焦虑。“没有人管”这句话暗含着不赞成甚至恐惧的意味。

这个观察应和了中国的一句成语：一管之见，真可谓一“管”窥中国之万千气象！市场经济发育发展，也有三十多年历史，整整一代人过去，相当多的中国人，已经从单位人变成了社会人，却也还没有彻底完成从依附到独立的转变，没有“单位”，不少人会有失魂落魄无所归依的恐惧感。一遇问题，从庙堂之高到江湖之远，“加强监管”是许多人条件反射似的第一反应。可惜，在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没有全知全能无私无畏的神仙管理。而从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来说，则是“管得越少的政府往往越是好政府。”

证监会主席郭树清发问：IPO不审行不行？光是这一问，就已经够“惊人”了。一位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委员谈起这个事情时，依然充满震惊。他说这是郭树清在上任不久之后的一次内部场合中提出的疑问。他认为这是在试探新股发行改革水深水浅。《新京报》为此登出了两位经济学家的观点PK。许小年支持取消发审制。他认为，审批并不能保证上市公司的质量，缺少好公司，股民当然赚不到钱，只能在炒作的游戏中给内幕人抬轿子。而且发审制度制造了很多腐败的机会，对市场的健康发展极为有害。对于取消发审制后的风险问题，许小年表示，风险投资者自己控制，自己控制不了风险的投资者不要入市。监管者的重点是信息披露，而非公司质量。对于改革时间窗口，许小年认为任何时候都条件成熟，不要以“条件不成熟”的空话来阻碍改革的步伐。此外，许小年认为，券商、基金审批制都需要取消。另一位经济学家华生则认为，一步到位直接取消审批制度的方法是一个“太简单”的做法。中国符合上市标准的企业太多，能上市的估计有一万家，要是宽进严打也不能解决问题，最后受到损害的还是投资者。

两害相权取其轻。任何国家都不存在全知全能全德的监管者，没有人能够代替公民自己选择。因此，审批制任何时候都不能保证不出问题。没有了审批制，上市公司既要竞争核心竞争力，也要竞争透明度。

持续一年多的“史上最严房地产宏观调控”也面临对首套房房贷首付和利率上升是否“过调”的疑问。最近四大行都将首套房房贷利率调回到“基准利率”，但在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看来，这还不够。他说，这一轮宏观调控，在政府、企业、群众、银行四方利益博弈中，前三者都是失利方，只有银行是赢家。宏观调控要想达到保民生的目的，除了大建保障房，还必须调整目前的信贷政策，对购买首套房和首次改善住房（卖掉唯一住宅，购买一套新商品房）的群众，重新恢复房贷利率七折优惠。这样房地产调控才能惠及所有中等、中低和低收入群众，使更多的群众拥护宏观调控。他表示，今年“两会”他的提案就是《对首次置业和首次改善型置业贷款恢复七折优惠利率》。

今天的中国，“管”不是太少，而是太多。吴敬琏先生表示：各级政府日益强化的资源配置的权力和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强化了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使腐败迅速蔓延和贫富差别日益扩大，官民矛盾激化，甚至可能酝酿社会动荡。广东省长朱小丹2月14日表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已进入调整政府自身权力配置的“深水区”，改革最大的阻力来自既得利益格局，没有革自己的命的决心和勇气，就突破不了与科学发展、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政府部门权力利益格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就难以深入。朱小丹强调，要把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作为今年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要加大力度向社会放权，加大力度向下级政府放权。更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把更多精力放在加强社会管理，改善公共服务上。规范和约束行政权力，完善科学民主决策机制，加强行政权力监督。省市两级都要列出“清单”，放权要有规划、有明细表、有时间表。

政府退一步，市场和公民进一步，少管一点，我们挣脱的是锁链，获得的是自由；挣脱的是僵化与萧条，获得的是灵动与繁荣，挣脱的是腐败与黑暗，获得的是廉洁与透明。

（童大焕，《东方早报》评论专栏作者，曾任《中国青年报》“青年话题”主任编辑。）

最富的国家，也是最穷的国家

叶　檀

货币无法带来财富，带来财富的是高效的投资、透明而受到尊重的制度，以及紧跟时代脚步的智慧。

市场发展之初，精英阶层的选择，以及大众的理解程度，是一个国家转折的关键。有两个反面的例子，可以印证昏聩的精英与封闭的大众文化是如何互为因果，让国家丧失重要的转折机遇。

笔者最近在看金融史家伯恩斯坦的《黄金简史》，其中提出的重要问题是十六世纪充斥黄金与白银的西班牙，为什么丧失了资本主义肇始阶段最重要的发展机遇。整个十六世纪，船运至西班牙的黄金堆积如山，顶峰在十六世纪中叶。1610年以后，黄金输入量急剧减少。而白银在1600年贬值，1630年之后骤降。具体来说，从1520年，从印第安人手中掠得的大量美洲黄金运抵西班牙，1530年发现秘鲁金矿，1550年发现大量银矿，运抵塞维尔港的黄金白银1590年达到高峰，此后30年，黄金与白银的输入量继续保持在高位，1620年直到世纪末，输入量急剧下降。

虽然西班牙幸运地成为黄金与白银的集中地，但他们不能善用财富，仍是封闭的古老帝国。1492年，哥伦布远航，就在同一年，西班牙开始驱逐犹太人和穆斯林。中世纪的穆斯林是行遍全球的商人，而犹太人行遍欧洲。在获得财富之前，西班牙就在狭隘的心态驱使下剥离自己的商业与知识土壤。在加迪斯、塞维尔等十六世纪西班牙主要经济中心，取而代之的是热那亚商人和银行家、德国放债者、荷兰制造商，以及来自全欧的各种货物、服务、金融供应商，甚至还可寻觅到法国布列塔尼人、来自欧洲北部濒海地区人的踪迹。十六世纪，西班牙的大额债务，均由外国人提供。这些人不必为西班牙负责，不可能深植于西班牙本土的商业、贸易与制造土壤。

西班牙人在财富面前信心膨胀，大肆消费，窒息了生产积极性，输往殖民地的六分之五货物产自他国。十六世纪晚期，西班牙议会宣称：“黄金输入得越多，西班牙王国得到的就越少。我们国家仅仅是（金银）流入到与我们敌对的君主国家的一座桥梁。”1550年流传甚广的一句话是：“西班牙是外国人眼中的印度。”高端、精致而奇异的消费品，成为时髦的标志。

议会的警告没有起到丝毫作用，为了满足君主的雄心，黄金与白银被尽情挥霍。当时的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难忘先祖荣耀，誓要争夺神圣罗马帝国的桂冠，因此与法国的法兰西斯一世断断续续打了二十七年仗，让这个充斥金银的国度濒临破产边缘，欠下八十五万弗罗林（起源于佛罗伦萨，重约3.5克左右的金币，是多数欧洲货币的原型）巨债。查理五世借贷依靠的是德国奥格斯堡从事银行业的福格尔家族，而法兰西斯一世依靠热那亚银行家，以财政危机拖垮了福格尔家族。

西班牙贵族精英的昏聩没有止境，查理五世之子菲利普二世为了争夺尼德兰，陷入与荷兰、比利时长达八十年的战争。

这是个富裕的国度，又是一个极度贫穷的国度。这是一个堆满金银的国度，却不会让金银变成资本。查理五世当政的四十年间，外债高达3700万达卡金币，比这一期间从美洲运抵塞维尔港的所有贵金属加总价值还多200万达卡金币，而菲利普二世则让西班牙彻底破产。1572年，尼德兰战争一年花费1440万弗罗林金币，西班牙在1572年和1573年能够拿出的仅720万。截至1576年7月，菲利普二世积欠军队1750万弗罗林，雇佣兵大逃亡，债务堆积如山，只能欠债不还，1596年、1607年、1629年、1647年，西班牙不断出现财政危机。

而当时其他国家在做什么？英国“羊吃人”进入资本主义初级阶段，欧洲的商品交易发达，里昂一年举办四次商品交易会，今天的德国莱比锡交易会等脱胎于当时。为方便交易，汇票四通八达，而西班牙的币制没有任何改革，俨然一个欧洲内陆国家。当商人们绕开西班牙，从法国东部、从意大利、希腊进入地中海时，当美洲金银枯竭时，这个国家迅速衰落，

笔者曾经描述过曾经富裕、移民众多、备受自然宠爱的阿根廷。

一些庄园贵族关起门来，在南美继续过优雅的欧洲生活，杜绝了普通移民的晋身之阶。阿根廷移民多，但入籍的、热爱阿根廷的移民少。阿根廷的贵族与大农场主文化从来没有让任何一个新来的移民真正拥有一个阿根廷梦，而美国让所有的移民拥有了美国梦，无论是西进成为农场主，还是从事手工业或者金融业，在财富机会面前人人拥有相对公平的机会。当阿根廷试图发展工业时，他们用的是重商主义的关门发展政策，与世界脱节。

西班牙堕入金银的诅咒，而阿根廷则是资源的诅咒。两个国家，时隔四百年，我们看到同样的保守，同样短视的贵族精英，同样不公平的让普通人丧失梦想的体制。

西班牙、阿根廷的权贵经济之路如此，其他的权贵经济体又能好到哪里去？

（叶檀，财经评论家、财经专栏作家。）

天　下

禁区　　　　　　　　　　　老愚摄

德国民富国强的逻辑

杨佩昌

全世界有四类国家：第一类，民富国强。这是人们所致力追求的，世界上这种国家有，但不是太多，德国就是其中的代表。第二类，国强民弱，或者说政府很强大，超级富裕，但老百姓兜里没钱，这以苏联和一些新兴国家为代表。第三类，国弱民穷，这以亚洲、非洲的一些发展中国家为代表。第四类，民富国穷，典型的藏富于民，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美国老百姓很富，但政府很穷，不得不向其他国家借债。

一个真实的德国

2010年世界各国GDP排名，中国位居第三，德国位居第四，表面上中国GDP已经超过德国，但我们看一组数字就会知道有什么样的差距。德国2010年人均GDP是4万美元，而中国人均GDP是4283美元，而且这个平均数中国农村很多人是达不到的，有的甚至4283元人民币都够呛！

2008年中国GDP超越了德国，但是，德国是一个多大规模的国家呢？35万平方公里，8800万人口，其中有600万外国人，也就是说德国实际人数是8200万，但诺贝尔奖获得者将近全球一半（包括移民到其他国家的德裔）。还有一些著名的人士，比如马克思、爱因斯坦、弗洛伊德等，这些都是改变世界的人。

德国有很多世界第一，汽车、化工、机械、环保都是世界第一。而根据英国总领事会公布的数据，德国大学国际化水平2010年也跃居世界第一。在德国，留学生占大学学生总数的10％～15％，因为德国政府每年给大学提供补贴，外国学生越多，补贴越多。这只是补贴而已，财政投入办学的基本经费仍是必不可少的。

只要你去德国，看到最漂亮的房子一定是大学，在市中心地理条件最优越的也一定是大学。这个国家有三百多所公立大学，任何人都可以上大学，没有高考，只有申请制度，申请了就可以去学习，但唯一不好的是混文凭太难，如果你抱着混的目的去肯定没戏，这对咱们来讲是一个不太好的消息。

德国民富国强也体现在这个国家没有城乡差距，“城市是农村，农村就是城市”，基础设施都很好。如果非要分出贫富的话，反而住在城市里的人都是相对比较贫穷的，住在农村的人反而都是非常有钱的。我的德国朋友写信给我，我一看地址是乡下，就可以断定这家伙肯定有钱，如果是城市里的就不一定。

此外，德国的环境很干净，干净到一尘不染，没有尘土裸露的地方，否则就是违法，要么用小石子铺上，要么全是草地。我读书的大学有一条小路，从我上大学起看见在铺，一年的时间都没铺完。你知道是怎么铺的吗？一颗一颗石子拿来研究，摆放在哪儿比较好，然后像一个艺术品那样搁在某个地方。

莱比锡大学图书馆用七年时间内装修，装完以后就是一个精品。在德国去图书馆不用抢座占座，也许有人会问：不是这个大学的学生可以进去吗？当然可以，只是你不能把书借出而已。大学图书馆、城市图书馆满足了全民的读书需求。买书在德国很贵，一本书大约三十至四十欧元，也就是三百至四百元人民币，所以一本书如果在德国发行三千至四千册就不错了，能卖到五千册以上就算得上畅销书。

德国吃的很便宜，德国最便宜的是几样东西，第一是面包，很长的一袋面包在市场上卖0.18欧元（相当于中国1块多钱人民币），够你吃很多天，稍微贵一点是0.35欧元左右，更贵的也有。第二是牛奶，牛奶是欧洲人必喝的东西，一升0.18欧元，也有0.25欧元的，0.3欧元的。第三是果汁以及汽水，不到1欧元一瓶。

为什么吃的会这么便宜？德国政府大量的财政支出是用于补贴，德国政府最大的三项支出是：一是对农业的补贴，二是对住房、租赁业、住房建筑业的补贴，三是对交通业的补贴。这三大块的补贴占据了德国财政支出的35％，这叫“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如果把社会保险等其他补助加起来就将近50％，另外20％用于国防、外交，20％用于教育、科研，只有不到10％是用于公务员开支。

而且德国国家财政支出不打任何折扣，因为财政首先要有预算，年底有决算，少了一分钱就要小心你的乌纱帽。知道谁来监督政府吗？第一大监督是议会，这一关太难躲，反对党眼睛睁得大大的，若政府多花一分钱就等着倒霉。第二，媒体天天盯着。第三是司法监督，没有政法委，不管多大的官，到了法院该判就判，这是独立的司法。第四是德国独具特色的审计署。审计署官员精确到某个票据，换句话说几十欧元、几百欧元的钱都要说出来干什么了。所以德国在方方面面把漏洞给补上，补上之后官员真的是官不聊生了，确实是找不到任何借口往口袋里揣点钱。

比如德国有一个经济部长的小舅子让他给企业写一封推荐信。官员给企业做推荐是可以的，但唯一错的是用经济部的信笺来写，结果被媒体发现。媒体说你有两个嫌疑：第一，用经济部的信誉给小舅子做广告，显然是有谋私利的嫌疑；第二，经济部的一张信笺是国家的，你自己在市场上买A4纸随便你写。这真的是不拿人民群众一针一线。

德国一个联邦银行行长到奥地利休假，那个老板一看德国中央银行行长来了，赶紧拍马屁说，住在我这儿不要钱。后来被媒体报道出来，结果是他丢官，白住两个晚上就丢掉联邦银行行长的职位。德国现任总理默克尔一次跟企业家吃饭，之后立马有媒体质问，总理是不是用国家的钱请客吃饭，总理慌忙把单据拿出来贴在网上，说是自己出的钱。这样媒体才罢休。

民富国强的奥秘

德国的成功源于三大因素：

第一，二战后美国援助欧洲的马歇尔计划。德国人是怎么看待马歇尔计划的呢？他们说，马歇尔计划给西德经济打了一剂强心针，让德国活了过来。如果没有马歇尔计划输血，德国可能就变质了，甚至也有可能向极端倾斜。

第二，社会市场经济体制是德国成功的保障。二战结束后建立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重点在于确保市场的自由竞争以及市场的有序发展，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框架之内发展经济。社会市场经济的成功奠定了德国今天的成就。因此，社会市场经济制度是德国民富国强的根本。

第三，德国职业教育和素质教育世界闻名。德国的教育从幼儿园到小学是不教太多东西的。孩子的第一要务是玩得开心，其次是教一些基本的常识。因此，严格来讲，德国从中学才开始传授知识，并且第一位是教你怎么去学习和思考。大学更是如此，首先教你思考，接下来才给你讲框架性的知识。德国大学没有规定的教材，教材是根据老师的喜好和专业背景来确定，也就是说我今天想讲点什么是根据我自己的爱好和专业能力。唯一例外是德国大学不允许宣传纳粹思想，这是因为德国过去太疼了，觉得纳粹思想太可恨，所以不让宣传。

德国特色在什么地方？

一、独具特色的法律和政治制度

德国最厉害最让人觉得敬佩的是他们的法律，尤其是《基本法》，即宪法。德国最根本的成功是把这部宪法当回事。

第一，德国官员是官不聊生。所谓的官不聊生并不是官员活不下去了，而是他们没有办法通过权力寻租来捞油水。他们不可能随便签字就可以批款，因为这需要议会的辩论、批准和监督。花一分钱议会也是要辩来辩去的。如果议员在某一个问题上不代表大众的立场，那下一次选举他就没戏了，选民会把票投给另外的人。此外，最让官员难受的还有无孔不入的新闻媒体监督、独立的司法判决等。

第二，德国《基本法》第二十条规定，德国是一个民主的、社会的联邦国家。民主和联邦的概念很清楚，但如何理解社会国家呢？这就是政府制订的政策有很多的社会元素，也就是更注重社会公平正义。

这种独特的社会制度是源于德国有一个非常强大的政党即社会民主党，它主张社会主义。1959年之前他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计划经济、生产资料公有制，其目标是实行社会主义。1959年社民党通过《哥德斯堡纲领》，放下了生产资料公有和计划经济的包袱，转而接受市场经济。

德国另外一个主要政党是联盟党。联盟党由基民盟和基社盟组成，两党都具有共同的背景——基督教和天主教。早期的教会就具有政府并不具备的社会救济功能，因此具有教会背景的政党更为关注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德国是一个政治妥协闻名的国家，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相互博弈、妥协。社会民主党跟联盟党相互讨价还价，最后达成妥协，于是德国作为一个社会国家应运而生。在德国，总统是象征性的，是议会选举出来的。德国最有权力的是总理，总理是选举得胜党派的党首。

德国的议会民主跟别的国家不一样，议会人数大约为六百人左右，这就是特色。为什么？因为一般来说一个国家议会五百人以下的是民主国家，五百人以上是独裁专制国家。奥妙在那儿？因为五百人以下可以来辩论、吵架的，可以针锋相对。如果有两三千人开会你觉得有可能讨论吗？那是不可能的。德国刚刚迈过民主国家的槛，也就是说在六百人左右，所以德国是一个民主国家，但有一点社会主义的元素。

二、独特的经济制度——社会市场经济

德国取得成功最根本的东西是社会市场经济制度。

讲社会市场经济，要追溯到很久以前。十九世纪李斯特的重商主义，直到后来的历史学派，他们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即强调国家的作用。德国社会市场经济和上述两者虽然有重大区别，但是都没有否定国家的作用。之所以讲德国特色，是因为德国确实有自己独特的地方：全世界在十九世纪处在古典主义的黄金时期（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主义、强调市场的自我调节机制），但进入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却出现了问题，发现市场失灵了，之后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大家认为政府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即国家这只看得见的手是必不可少的。

德国并没有顺着这一规律发展，而是拧着来。十九世纪西方主要国家自由放任主义盛行、主张发挥市场作用时，德国却强调发挥国家的功能和作用，例如李斯特主张国家提高关税保护幼稚工业。为什么？因为德国是一个后发国家，它需要依靠国家力量来发展。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大家觉得市场之手失灵，需要政府的另外一只手来发挥作用，但这个时候德国的弗莱堡大学一帮有法律背景的经济学家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们也承认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是不合理的，或者在那个时候是有问题的，但也不认为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是合适的，更不认同苏联的中央计划经济模式。他们认为市场的失灵是缺乏秩序造成的。

瓦尔特·欧肯，还有弗兰茨·伯姆、威廉·罗普克等几个人提出一套理论和学说，这套理论学说就是弗莱堡学派。弗莱堡学派的理论实质是：第一，强调充分市场机制；第二，国家发挥警察的作用来维护秩序。因此，战后德国的主流经济思想跟全世界西方其他国家并不一样。除德国之外，凯恩斯主义在西方主要国家得到广泛的认可。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德国的确是一个具有自身特色的国家。

德国人为什么会选择市场经济？这是因为德国有一个体制发挥了作用，即德国的社会保险。现在我们讲“三险一金”、“四险一金”就是德国人发明的。现在的保险制度是德国人创造的，虽然最早的《济贫法》是十六世纪英国颁布的，但那是有选择性的，即有困难的人才适用，而真正具有普遍性、让全体人适用的保险制度是德国人发明的。

1871年德国统一后，德国首相俾斯麦颁布了三大法律，疾病、工伤、老年和残疾保险制度构成了现代保险的基石。有了保险之后就有了人身保障，不至于拿起武器搞革命。俾斯麦发明保险，其目的其实就是保证工人的基本生存，削弱工人阶级的斗志，让他们不再狂热地搞武装斗争。这个保险传统甚至在希特勒时期也没有完全中断。

到1949年面临关键选择时大家想要安稳，不想折腾，因为计划经济和生产资料公有制意味着一种新的尝试，意味着就要去冒险，这时候德国的保险主义就冒出来了。多数人不要冒险，只希望按原来的套路走。所以最终选择了一个新成立的政党——联盟党，因为联盟党主张私有制和市场经济。让人高兴的是德国这条路走对了。

事实上，德国并不止两个政党，德国有很多小党，小党发挥了独特的制衡作用。有一个党几乎永远是执政党，叫自民党，这个党得票率一般为百分之十左右，最辉煌的得票率是百分之十二。但这个党的制衡作用很厉害，它跟哪个党结盟哪个党就执政，反哪个党哪个就完蛋。

三、走中间路线，真正不折腾

1945年联邦德国成立之后，首先是由联盟党和自民党执政，联盟党有一个关键人物是路德维希·艾哈德，后面是其助手阿尔马克，他俩是弗莱堡学派的信徒，把弗莱堡学派思想转化成社会市场经济理论：以自由的市场竞争为主轴，以秩序为保证。德国经济从1951年开始腾飞，到1966年才减缓，这十五年时间德国国民生产总值从当初的百废待兴到1966年人均GDP超过一万马克大关，德国十五年实现的，有的国家用三十年都没有做到。

到了1966年之后经济骤然下滑，出现了暂时性的经济危机。这个时候就看出德国人民非常厉害了，他们要开始纠偏，因为总是一个党执政不太好，换一个其他党执政看看，这时候给了社会民主党一个机会，原来是基民盟，右派政党沿着右边往前走，人们觉得往这条路走下去，会偏得更远，因此要扳过来，于是换了另外一个党，这个党在左边，扳了一点回来，这意味着德国大部分时间在中间道路上行走。

德国基民盟奉行的经济政策经济路线是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与苏联的计划经济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自称中间路线。左翼党上台之后也要找一个中间平衡点，即原来联盟党说的中间点到苏联计划经济之间往左又移了一小步。但不管是什么，一定远离苏联中央控制的计划经济模式。现在的事实证明，计划经济破产了，但在很多年前我们却将之视为神圣的东西，不可以触碰，而德国人早在二战结束时就知道计划经济不行，其实这个东西早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弗莱堡学派就已经在批判了，奥地利学派哈耶克写了一本著作《通向奴役之路》，其思想跟弗莱堡学派有异曲同工之妙。虽然奥地利学派与弗莱堡学派不尽相同，但两者都属于新自由主义的范畴，而且都具有一个共同点：德意志人的理智思考。

1966年社民党上台之后出现了一个伟大人物，这个人叫卡尔·席勒，这个人把凯恩斯主义引进到德国，但并没有将其意识形态化去推崇，只是当成手里的一个工具来用。席勒引进凯恩斯主义的初衷是为了纠正弗莱堡学派的偏差。1966年德国经济衰退，通过凯恩斯主义的总体调节政策，1967年下半年到1968年初经济快速回升，走出经济衰退低谷。可惜，1972年席勒因为政治原因辞职了。

席勒之所以下台是因为他反对向福利国家过度倾斜，在那个时候他就已经意识到了，如果往这个路继续走下去，今后国家的负担会越来越沉重，经济不可能支撑下去。1998年德国社民党施罗德上台之后做的一件事就是削减社会福利，包括现在的政府都在做这个事。但在1972年之前席勒就告诉全体国民不要往社会福利国家道路走得太远，可那个时候所有的政党包括他自己所在的党都说要建设福利国家，为什么？因为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国际大潮之中，社会福利国家如火如荼地在欧洲建立起来，尤其在英国、瑞典、芬兰、挪威等国越走越远，现在都往回收，德国的政治家保持理智，很清醒，这与得当的思辨能力有关。联邦德国之所以民富国强，是因为有清醒的人指引着国家，同时国民也非常理智，不再迷信一个政党。他们会给其他政党机会，让你做做试试看，不行就下台。

四、蛋糕怎么合理切分？

社会福利从1949年建立起来之后，1957年德国开始颁布《反对限制竞争法》，随后又颁布《联邦银行法》，这两大法律的颁布标志着社会市场经济的基本建立。到1967年德国还颁布了《稳定与增长法》，把国家调控经济作为一个重要的政府职能，明确规定政府的四大职能：第一，保持物价稳定；第二，充分就业；第三，内外贸平衡；第四，在上述基础之上经济的适度增长。

在四大目标中，历来基民盟政府把物价稳定放在第一位，社民党上台之后把充分就业放在第一位。在社民党执政期间做了很多事，强化各种社会保险，工人参与到企业里。

在德国办企业不要发愁，政府除了两样事情之外不会管你：第一是税收管理，什么都可以做，但不能逃税。第二是工人管理，到德国办公司，能不雇佣德国人就不要雇佣德国人，为什么？一是对工资要求太高，二是工人参与企业管理的愿望太强烈。在每个大型企业里都有一个企业委员会，由劳资双方组成。其中必须有一个人由劳方出任的高级人事经理，专门负责人事，裁员需要通过他的同意才可以。

在德国办企业不需要批准，只要备案，只要把章程写好就行。在德国没有工商、警察、卫生、防疫等找你要钱，吃饭时动不动需要你买单。这对他们来说太不可思议了！

德国首先没有工商这个部门，要成立一个公司有专门的工商注册机构，只管注册，其他什么权力都没有，而且注册费用很低，把注册和登报费加起来，一百欧元左右就能搞定。另外，任何一个警察不可以随便登门，除非受到邀请。卫生检疫的可以检查食品和餐饮企业，但是必须在收到举报、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这个地方有问题才会进去。

所以在德国做企业很自由，只要把钱挣了，把税交了，把工人安抚好就可以了。德国的中小企业很多，小有小的自由和好处。德国法律规定，超过十二个人以上的企业必须组成企业委员会，在十二个人以下的企业不用。德国小企业特别多，多到你随便转一个街道，上一栋楼都是小企业，一栋楼里有几十家公司。不像我们注册公司只能在办公楼，住宅楼不允许注册公司，德国没有这种说法，只是分有面子无面子的楼，有面子搞豪华一点，没面子在家里做，因此，德国企业的经营环境非常好。

德国实行进税率制，即多收入就多缴税。德国的个人收入所得税最高税率达到58％，这意味着亿万富豪交的税相当高。如果你是一个亿万富翁就很吃亏，所以大家都愿意做中产阶级。我的很多朋友公司在瑞士边上的小国列支敦士登注册，那个国家只缴纳7％的个人所得税，其他什么税都没有，全国2.8万人只有三个人失业，还是不想干活的，有钱不用工作。那个国家的富裕程度已经超过了德国，国家越小越富裕。

另外联邦制国家意味着每个地区根据自己的特点发展自己，如果一刀切做事永远做不好，联邦下面有州，中国翻译叫州，但原文叫国家（State），“国家”里照样有总理、有宪法，什么都有，州管的是经济、文化、治安、警察。联邦政府只有一个权限即拨钱，收上来的税收要拨多少钱给地方，除了拨钱没有任何职能。

德国的领导人，特别是企业领导人有强大的前瞻能力，这是我们很多企业家所不具备的。我有一个好朋友原是德国辛克全球货运的董事长，这个人在美国次贷危机后立即把该公司股份全卖掉。我们问他为什么这么早就能看出来？他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就意味着有可能演变成美国的金融危机，美国的金融危机就有可能演变成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现在听起来觉得很符合逻辑，但在当时就知道确实是很有前瞻性的。现在他成了德国最大的风险投资商，并且准备在中国投资环保与网络教育。

德国人的前瞻意识表现在企业经营管理和对大事的把握之上。德国有三个最富的州：巴伐利亚州，巴登符腾堡州，北威州。巴伐利亚州是以它的汽车制造、化工、电子取胜。巴伐利亚州有宝马。巴登符腾堡州以中小企业取胜，当然也有大企业，奔驰就在这个州。最西边的北威州是传统工业，以机械制造取胜，那儿有一个鲁尔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煤炭和钢铁制造业非常兴旺，到了六十年代末企业就思考如何发展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例如钢铁大王克虏伯不再做钢铁的初级生产，而要做精细加工，其中无缝钢管非常厉害，到现在为止没有哪个国家无缝钢管的质量是超过克虏伯的。而中小企业，则每个企业至少有一项核心技术或产品，也就是说德国从六十年代就开始思考经济转型，从而使德国的产业长盛不衰，所以德国有很多百年老店、基业长青的企业。

德国还有很多东西可讲，限于篇幅我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德国民富国强是毋庸置疑的。在这个国家，老百姓活得舒服、有尊严，政府也有钱为民众做事，因此，人民安居乐业，官民友好相处，社会一派和谐。

（杨佩昌，留德学者。）

“占领华尔街”运动说明了什么？

茅于轼

美国纽约发生了占领华尔街运动。参与者认为当前美国的经济问题是华尔街的金融人士贪婪造成的，所以他们要求改变现状，从华尔街出发，整体上摆脱当前的困境。这个运动得到许多其他城市的响应，现在已经波及全美五十个城市，而且在欧洲也有人响应。它会对全世界的经济走向产生什么影响？其后果将如何？其发展前景值得密切关注。有人甚至认为资本主义已经走到尽头，来日无多，必须改变现行制度。

从人类过去几千年的历史看，各民族走过不少不同的道路，尝试过不同的制度安排，结果是十八世纪所开创的市场制度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全世界纷纷走上市场制度的道路，并取得程度不同的成功，其中尤以中国的事实为最有力的证明。现在世界上还有不少穷国，他们的致富之路无疑必定也是市场之路。这不但为全球的经验所证明，也是现代经济学所严格论证了的。需要补充的是，如果经济要稳定发展，避免政治的不稳定，还必须配以民主法治。

市场制度是最成功的，但它远不是十全十美，完美无缺的。它会引发经济周期，有盛有衰，特别是它本身会制造收入的不平，穷的穷，富的富。因为在市场中钱可以生钱，有钱的人越来越富。市场制造了财富积累的正反馈，也就是常说的马太效应。我过去说过市场有许多优点，但是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产生贫富不均。这个毛病是市场造成的，因此靠市场本身是解决不了的，必须靠市场之外的力量来纠正它。一般就是靠政府来纠正它。

可是政府也会犯错误。政府还不像市场，市场有自我纠正错误的能力，政府可没有这种机制。政府的政策可能搞过了头，也可能力度不足，甚至方向都错了。历史上政策错误导致巨大灾难的例子层出不穷。现在发生的全球性经济危机，部分也是政府错误造成的。市场会有毛病，我们叫它是市场失灵。政府更有毛病，这也难怪，国家事务复杂非凡，没有诸葛亮，谁能料事如神？更何况政治家都有自己的私利，为了能赖在台上不惜牺牲国家和百姓的利益，不论哪个国家统统如此概莫能外。

市场的毛病主要是时起时伏，运行不可能很平稳，而且它自发地制造并扩大贫富差距。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个没有毛病的市场？回答是至今还没有。也许世界上就不存在无缺点的经济制度。如果我们一定要追求一个理想的制度，反而会走上乌托邦这条更危险的路。较为现实的做法是在现有的制度上修修补补，尽可能完善一点。市场绝非完美无缺，但是它确实是现实世界中最好的一个。

至于政府的毛病，全世界都在寻找最好的办法选出最好的国家领导人，有各种各样的选择方法，但迄今为止并没有一个万全之策。能够找到的办法无非是淘汰制，选出来的人只是最能适应淘汰制度的人，未必是最有治国能力的人。美国的选举制经过不断完善，也只能选能说会道、能讨好选民的人。是不是最有能力，最大公无私，并没有把握。既然如此，大家就不应该脱离实际去追求无缺陷的人选，能识别国家领导人的伯乐还没有出现。

回到占领华尔街这件事，美国在许多方面都有改善的余地，但是它的根本制度不大可能变化。我不认为美国会改变已经实施上百年的两党竞选制，会放弃市场经济，会转向公有制。小的改革会不断研究、讨论、付诸实施，这是美国多年来形成的共识，但是上面所说的根本性制度至今并没有动摇。那些要占领华尔街的人士至今并没有提出一个明确的要求，究竟他们希望改变什么。他们把目标瞄准华尔街，可能认为华尔街的贪婪造成了贫富不均。可是谁能够大公无私呢？企业赚钱本是十分正常的事。或者他们认为华尔街赚的钱都是不义之财，都是剥削，可是能不能把华尔街关闭，取消美国的金融业？一般人士对此并不十分懂得，包括中国人也有很多抱类似想法的人。

确实，整个金融业就是拿钱去赚钱，特别是拿别人的钱去赚钱，钱越多的人得益越大，穷人没有多少钱，得益很少，所以华尔街确实扩大了贫富差距。我们能不能不要金融业？不能。因为它为社会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它所赚的钱是它自己创造的，并非别人创造被它剥削得来的。它创造财富的方法是“钱尽其用”，把用场差的钱调动到用场更好的地方去。大家的储蓄放在抽屉里，是用场最差的钱（实际上是没有任何用场）。如果把大家储蓄的钱都调动到市场上最需要用钱的人手中，钱改善了它的用途，财富就创造出来了。反之把钱借给了亏损的企业，最后变成坏账，就是财富的消灭，是金融业的失职，这就是一个坏的金融业。比如我国的金融业常常把钱借给了亏损的项目，急需用钱的中小民企却借不到钱。金融业也失去了赚钱的机会，遭受亏损和坏账。

整个社会的生产能力是由资金牵头来配置的。工厂设在哪儿？何处的资源值得开发？什么技术应该推广？都要有钱才能够实现。钱的调动决定了人口、技术、市场等的走向。钱往哪儿去，劳动力、技术、市场就都跟着钱跑。那么钱是如何调动的呢？这就靠金融业来回答。可见金融业的重要性。一个国家有好的金融业就能迅速发展，财富能快速积累。我国的金融业在改革开始后的二十多年里，调动大笔资金用于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极大地保证了各行各业发展的需要。和印度等国比较，就能看出我国金融业的贡献。不过近年来我国的金融业在配置生产力方面越来越力不从心，毛病丛生。我国今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要看金融业的改革进展如何。不明白金融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甚至认为它只在剥削别人，想要消灭它，这种想法在中国美国都不乏其人，这是一种危险的想法。

金融业的制度设计确实有严重的毛病，那就是“负赢不负亏”。赚钱时金融业和钱的主人分成（金融业都是用别人的钱来赚钱），但是亏损时金融业的人士是不承担责任的，损失完全由投资者承担。这种安排使金融业人士更倾向于冒险。2008年的金融危机就是因房地产次贷引发的，这就是因贪图更大的市场而过于冒险的结果。奥巴马总统试图改变这种制度安排，但是并不能从根本上避免，顶多只能在程度上减轻一点。

归结起来，占领华尔街运动说明当前资本主义社会面临重大困难，许多政策需要调整。但是资本主义的基础并没有动摇，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私有制，都不会改变，金融业也不会消失。但是贫富差距的问题必须找到更好的办法使其缓解。

（茅于轼，天则经济研究所常务理事，当代著名经济学家。）

莫斯科不相信眼泪

张铁志

去年冬天俄罗斯的大雪一定十分严寒。所以，十年来在莫斯科广场的最大规模民众抗议，都必须暂时撤退；所以，此后又两度的抗议都无法打倒普京，让他在三月初的总统大选中再次“回锅”担任总统。

只是，这次的总统普京，已经不是多年前刚上台的普京。寒冷的俄罗斯冰雪正在融化。

当年，俄罗斯刚经历上世纪九十年代苏联解体后的混乱，刚看过醉汉叶利钦的无能和金权寡头的横行，KGB出身的硬汉普京于是成为希望与改变的象征。

普京确实很受欢迎，原因除了不断攀升的石油价格（他上台时是每桶27美元，现在是116美元）提供了充裕的财政资源，让他可以以繁荣交换民众的支持，另外就是民众对于九十年代混乱的恐惧，而深深渴望稳定——国营媒体也不断将九十年代描述为俄罗斯史上最黑暗的低段，而强调一旦没有普京，俄国会重新陷入那个黑暗。即使在去年底的一项民调中，还有57％的民众认为强大的领导人比民主更能带来好政府，支持民主的只有32％。

普京自称其统治下的俄罗斯民主是“管理式民主”，但事实上是典型的威权统治。他一面用强硬手段镇压：打压反对力量、暗杀人权记者、控制媒体、行政权专大而国会几乎是橡皮图章；一面依赖一套利益分配的体系来巩固政治权力：在叶利钦时代，财富的来源是寡头，在普京时代却是官员的政治权力，因此造成俄国普遍的严重腐败，不论商人做生意或是公民要办任何公家业务，都必须付出金钱。

普京体制看起来是建立在强大的国家机器上，但这其实是一个“失败的国家体制”，因为腐败的官僚组织是各行其是。苏联时期已经养出庞大的官僚机构，但当时还在俄共的控制和组织下；现在一旦没有俄共的组织性控制，各个政府机构都是自主地在掠夺社会资源。英国《卫报》记者形容从KGB转变的情治机构FSB几乎是一个犯罪组织，保护黑道并且向大企业勒索。《莫斯科时报》就说，“普京的忠诚体系是高度建立在他的官僚去掠夺和收贿的能力上。”

普京政府虽然不断教育民众说国家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要他们相信政府，实际上俄罗斯的国家机器无法提供许多基本的公共服务，如健保、教育、司法正义等。

当前的俄罗斯本质上就是一个人治的体制。美国知名政治学与法学教授StephensHolmes说，普京决定重回克里姆林宫，其实是证明普京体制的脆弱，而不是强大，因为其他人无法真正保障他的利益可以被延续下去。

另一方面，十年俄国的成长确实培养出一批中产阶级，他们有了经济资源，开始痛恨政治的腐败；他们有了网络（莫斯科网络穿透率很高），开始获得更多政治资讯。

然后，2009年的金融风暴对俄国的经济造成了打击，民众开始抱怨生活；总统提出一些改革承诺，却迟迟没有实现。去年九月，时任总理的普京和总统梅德韦杰夫宣布他们将要交换位置；十一月底统一俄罗斯党正式确定要提名普京竞选总统，这让民众深感羞辱与愤怒：政客们竟然可以如此玩弄政治权力，完全看不起人民。

这个不满在十二月四日国会选举中爆发出来：这场选举原本就排除真正的政治竞争，国营电视也不断为执政党宣传，普京和执政党更是到处发钱：各省省长都被给定目标要当地投出多少选票。反对派也努力反制，一个知名部落客在选前就叫大家可以投票给任何政党，除了那个“小偷和罪犯的政党”。

选举结果是统一俄罗斯党的得票率从64％降到50％，专家估计实际上要更低十五到二十个百分点。在首都莫斯科，官方数字是统一俄罗斯党拿到46％选票，但专家估计只有30％到35％；在普京自己的投票所，统一俄罗斯党只拿到23.7％，落后于共产党。

更让人们愤怒的是看到网络上流传的许多政府做票的画面，各种离谱的数据也让人质疑：例如在车臣，统一俄罗斯党的得票率是99.5％。然后，他们在寒冬中走上了街头，高喊“普京滚蛋”、“俄罗斯不需要普京”，震撼世界。

面对民众不满，普京和他的联盟确实也承诺要进行政治改革，例如恢复之前取消的省长选举：一方面提出更多政策支票来收买民心，尤其是乡村、公务员和老人，包括在一月就增加军队的薪水；另一方面国营电视却更激烈地攻击抗议者，甚至在选前出现戏剧性的新闻说有人要刺杀普京但失败。最终普京拿下64％的选票而获胜——当然至少有十个百分点是做票来的；而在莫斯科他只拿到47％，首次没拿到过半选票。

显然，虽然普京将继续执政，但俄罗斯人已经认清空洞民主外壳下的专制本质、看似强大国家机器下的腐败体制，以及宁静白雪覆盖下的黑暗。

在胜选的群众大会上，普京流下了眼泪说，“我们打了一场公开与诚实的选战。”然而，选后的抗议群众却高举了一个标语（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俄国电视剧剧名）：“莫斯科不相信眼泪”。

普京时代或许还没真正结束，但这个冬天确实是一个结束的开始。

（张铁志，台湾政治与文化评论人，曾任《新新闻周刊》副总编辑，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候选人，著有《声音与愤怒》、《时代的噪音》。）

我眼中的朝鲜

闾丘露薇

金正日去世，全世界的人通过朝鲜电视台，看到朝鲜举国上下悲痛欲绝的景象。对于很多中国的年轻人来说，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在很多人看来，一个国家的领导人离世，会让民众悲痛成这个样子，实在是有点匪夷所思。

不过，如果去过朝鲜，那么对于这样的场面就不会觉得奇怪，我还记得平壤博物馆的讲解员，在讲述金日成父子的英雄事迹时的满眶泪水，我可以清晰地感觉到她的真诚。只是，这两个人和我没有任何关系，这也使得讲解员的泪水在我眼中显得有些突兀，特别是在陌生人面前，对方毫不收敛自己的情感，甚至让我觉得很是尴尬，因为我不知道用一种怎样的神情去回应，只能尽量让自己，不要去看对方。

我不会嘲笑这名女士，就好像我不会去嘲笑那个朝鲜电视台的女主播，嘲笑她说话的腔调，她的表情，她的眼泪，因为我清晰地记得，在我小学的时候，我也用这样铿锵的语调上台表演过，做过那些标准化的动作，表达自己对祖国和党的热爱。

2009年我去过一次朝鲜，在平壤，中国和朝鲜的艺术团联合举办了一场演出，以展现两国之间的友谊。朝鲜女报幕员的音腔，他们表演的曲目，在很多人看来，歌颂的味道过于直白，过于不加修饰，也就是早就过时，那都是我们上世纪八十年代晚会样式，舞蹈、合唱、独唱，但是如果撇开外表的包装，朝鲜演员们的表演却显得更加纯粹，不像同台演出的来自中国的节目，艳丽性感的服装，刻意展现的各种曲线，终于明白，为何和朝鲜那个年轻的外交官聊天，他很认真告诉我，在他的眼中，中国已经偏离了社会主义。

这个年轻的外交官，并不是我们对朝鲜人的刻板印象，香港同行笑他长得像一个歌星。他会讲流利的英文，他说，他们在大学里面，学习英文，很多时候会靠看美国电影，这很像八十年代的中国，那个时候，社会上掀起了学习英文的热潮，尽管没有资源，还是有很多人自学成才。因为工作的关系，他去过很多国家，承认自己的国家贫穷，还有饥荒问题，相信导致这一切的原因，是来自美国的制裁。讲起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刚刚对朝鲜的访问，他两眼放光，因为他有机会看到了克林顿本人。

那一次去朝鲜，看到了金正日，在机场拍摄中国领导人即将抵达的专机，突然传来了震天动地的欢呼声，转头一看，原来是金正日亲自到机场迎接，那个时候，外界都在传说，他病入膏肓，行动不便。后来因为送机的时候提早到了机场，才发现，原来这些欢呼声来自现场的几百名朝鲜男士，他们的面前有麦克风，他们站在举着鲜花欢呼的人群的后面，提供现场的音响效果。

朝鲜政府为了显示隆重，从机场到市中心，道路两旁安排了成群结队的欢迎人群。当然，这样的事情，在我小时候也曾经做过，戴着红领巾，拿着纸做的花球，在那里有节奏地挥动着，脸上还会擦上胭脂。当车队经过那些也是戴着红领巾的朝鲜女孩的列队，我甚至在那一瞬间有点恍惚。我清晰地记得，那个时候的我们，真的满心欢喜。

还记得车窗外那一张张脸，有的激动，有的面无表情，会觉得有点心痛，因为自己是从这样的过去走过来，明白这样的生活，其实真的并不好。只是，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从来都没有去想过，原来生活应该有其他的样式和选择，甚至曾经相信，也许只是因为幸运，身处了一个美好的时代。

现在，回头再看，这些选择和改变的到来，是因为这个社会中我的无数前辈，还有比我觉悟得更早的人们，正是他们对变革的追求和努力，让我和其他和曾经的我一样懵懂的人，搭上了一班向前的列车。

很多人关心没有了金正日的朝鲜，未来会是怎样，就好像那个时候，全世界都在关心，1976年9月9日之后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子。那个时候的中国，和现在的朝鲜一样，人们不知道，在这个封锁的国门里面，正在发生什么，将要发生什么。

那一年之后，中国没有垮，中国改变了，同样的事情，也许也会发生在朝鲜身上，作为外人，真的不知道，因为能够决定这个国家命运的，只有朝鲜人民。不用担心朝鲜人民没有追求改变的意识，没有那样的机会，其实这只不过是时间长短的问题。

看到那些朝鲜媒体发放的照片，哭倒在地上的年轻朝鲜女孩子，她们身上穿着各种颜色和款式的羽绒服，这已经和我两年前在平壤大街上看到的景象很是不同。忽然想起中国从统一的蓝水色制服开始的悄然改变，人们开始自我选择。

想起高丽饭店旁边的那家火锅店，年轻的女服务员和我们一起唱那些中国流行歌曲。2009年初，朝鲜只有六千人拥有手机，而到今年底，用户会突破一百万。总会变的，就像独裁者总是会死亡，改变只是快和慢而已。

（闾丘露薇，记者、主持人，现供职于凤凰卫视。）

一百二十三岁的希特勒究竟在想什么？

叶匡政

看到希特勒衰老的面容，才想起他一百二十三岁了。这是艺术家金锋的雕塑，“2011南京当代艺术展”上的展出品，头像为玻璃钢粉笔上色，基座四周是希特勒《我的奋斗》的中文。这个作品展出后引来一些评论，有人说它意味深长，有人说他在玩危险的游戏。对于希特勒之死，几十年来各种说法都有，也不断有传言称发现过希特勒的踪迹。二战过去六十多年了，人们并没有忘记这个恶魔。近年来，中国艺术家对希特勒开始有了新的兴趣，孟京辉也执导过话剧《希特勒的肚子》，是一部有荒诞意味的历史讽刺剧。

希特勒即使没死在当年的柏林地堡，今天大概也魂飞魄散了。真正让人担忧的，倒不是希特勒是否还活着，而是看到希特勒头像，很多人已失去了愤怒。人们淡忘了希特勒在集中营和战场上制造的人间悲剧。如今，甚至有学者对希特勒屠杀犹太人的数字、是否有毒气室和焚尸炉都提出了质疑。人们谈起希特勒，多把他看成一个古怪、病态的传奇人物，或描述他操纵民众的本领，或关注他的表演能力，或窥探他的癔病或隐睾。总之，人们对希特勒的逸闻趣事，显然要超过对希特勒之恶的关注。

看到金锋的这个希特勒头颅，我最想问的是：当年的希特勒究竟在想什么？对法西斯主义、反犹主义都有很多研究，但极少有人来剖析希特勒的思想。他思考什么？他如何进行思考的？他为何会这么思考？不解答这些问题，希特勒思想的幽灵就随时可能死灰复燃。只要我们不了解希特勒思想的来龙去脉，你就无法毁灭它，即便尸体早已化为泥土，这类思想只要遇到合适的环境，就会卷土重来。人们通常不愿意把希特勒的思想，看作是一种思想，而更愿意看作一种不可思议的邪恶，看作人类的病态。在我看来，显然不是如此，它不仅是一种思想，而且是一种随时可能复活的思想。

纳粹的最大邪恶，是用政党使国家窒息，用一个政党来控制国家机器，并在政府的权力岗位上塞满自己的党员，于是希特勒的意志就成了党的意志，成了国家的法律。这是现代极权主义的基本模型。在这类极权国家，政府是名存实亡的，政府存在的目的不过是为了掩蔽政党的大权在握。虽然在极权体制的内部，也会有争斗，也会有人事更迭，但因为所有纳粹党员都在为希特勒的意志服务，所以希特勒并不允许别人指控他的下级。只有当希特勒需要有人来顶替自己的错误时，他才会允许法律清除那些顶罪者。

这类极权操纵手法，与黑社会有相同特征，党员必须誓死捍卫最高领袖。为了塑造这种忠诚，极权者必须不断制造对外部世界或其他群体的仇恨，因为只有这种仇恨，才足以维持政党的权威和凝聚力。一旦这类关于仇恨的谎言破灭，政党和领袖的欺骗游戏就难以为继，黑社会就可能土崩瓦解。这是希特勒大量屠杀犹太人的根本动力。

在极权内部的那些官员们，并不愿识破领袖散布的谎言。因为这些谎言不仅是他们的保护伞，更是他们参与分赃的前提。他们害怕面对各种真相，这样在分赃机制中，他们才能掠夺得心安理得。他们相信暴力对人的控制，因为他们自身就是被政党用暴力控制着的。这类极权国家，还会让国家和民众处于各种矛盾的权力体系中，比如第三帝国当年除了政府、政党外，还有党卫军、冲锋队、青年团，这些权力机构的设置不仅是混乱的，而且处在不断变化之中。希特勒的目的，就是要告知他的党员，真正的权力中心只有一个，那就是最高领袖。在这些权力机构的内部，个人是完全孤立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保持顶层权力的稳定。

金锋塑造了一颗希特勒的头颅，他显然是想让人们来填充希特勒的大脑。我们每个人都值得揣摩一下，这个独裁者究竟在想什么？应当说，极权主义在希特勒消失之后，又有了更为复杂和精致的发展，如今，他已经不再需要谋杀犹太人，或制造一个仇恨的目标了。它隐藏得更为巧妙，只需要让社会和历史变得虚无化，只需要让民众变得麻木不仁，似乎就实现了它的目标。如阿伦特所说的，它在制造一种“平庸的恶”。虽然，这种平庸的恶不像希特勒这类“极端的恶”那么容易辨识，但极权体制中的官员完全没有思想，这种公文机器同样可能成为恶的化身。这种无思想性，这种对正义与邪恶判断的麻木，同样会激发出潜伏在人类血液中的所有恶的本能，它其实是那些“极端的恶”的基础。当这种“平庸之恶”成为普遍现象时，民众需要罕见的勇气和真正的思考，才能不被卷入这种不假思索的恶在社会上的漫延。

金锋用一颗希特勒的头颅来警示社会，要当心各种恶的化身，即便它已经衰老了，也并没有消亡。而在我看来，希特勒今天仍然活得很好，头颅远没有这样衰老。很显然，我们都在等待希特勒灰飞烟灭的那天。

（叶匡政，诗人，学者。）

亚洲国家爱美国，还是爱中国？

王　冲

一

二十一世纪是亚洲世纪，中国将成为亚洲的领导者，这是自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观察人士不绝于耳的预测。美国陷入经济危机向中国抛出G2的橄榄枝时，中国距离“亚洲第一，世界第二”的梦想曾无限接近。

如今，中国手里依旧拿着三万亿美元的美国债券，美国经济依旧不景气，但在应对债务人时，债权人却显得处处被动；在美国高调重返亚洲之际，新朋旧友纷纷向美国靠拢，中国面临的周边态势，极不乐观。

亚洲大陆，中国和日本、印度、东盟国家的关系略显紧张，而朝鲜、缅甸、巴基斯坦这样的铁杆朋友，也正微笑着朝西方打开大门。

中国援助力度最大、消耗外交资源最多的国家，莫过于朝鲜。但对于朝鲜而言，中国并不是铁哥们儿，而是已经“变修”的社会主义国家。朝鲜不甘心做中国的“小兄弟”，而是要和超级大国美国建立直接的关系，和美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并和美国做生意挣钱。

中国扮演的角色是劝和、促谈，但对于拖延多年的六方会谈美朝都不买账，朝鲜更是利用“纽约渠道”频频抛开中国，和美国单线联系。有外交观察人士指出，从来没有一个大国，在盟友身上花费如此多的资源，却得到如此少的回报和尊重。

就长远而言，朝鲜维持现状是最佳选择，一旦朝鲜政权倒台，难民问题将给中国带来极大的负担；而朝鲜政权如果“变脸”，控诉“旧社会”苦难，毫无疑问会把中国视作罪魁祸首。当然，如果南北实现统一，即便不是唯美国马首是瞻，也会在偏向美国的情况下玩大国平衡游戏，对中国并无益处可言。金正恩接班，朝鲜在外交方面是否更多地买中国的账，还是未知数。

此外，缅甸也生变故。去年11月30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对缅甸进行历史性的访问，送出“小礼包”，承诺将援助一百二十万美元支持缅甸改革，2012刚至，双方便互派大使，修好之快，令人侧目。

缅甸和美国走近，其实是水到渠成之举。2010年11月，缅甸在大选后释放昂山素季；2011年10月，缅甸军政府又解除对外国网络和异见电台的管制，并与昂山素季会谈；随之，又打出耐人寻味的一招——喊停由中国承建、造价达三十六亿美元的密松水电站工程。

缅甸这么做，一方面是借政治改革换取西方对其民选政府的承认，从而取消上个世纪末开始的制裁；另一方面，权衡再三，通过停建中国承建大坝这样的决定，获取美国青睐。

如此发展，缅甸真要倒向西方怀抱，成为美国布置在中国周边的一枚重要棋子了。众所周知，中国一直谋求在缅甸建立“三路”，即油路、气路和铁路。这三条路可以说是中国破局马六甲海峡，避免和美国在马六甲发生冲突的最佳方案。缅甸倒向美国，中国经营多年的能源通道计划即便不付之东流，也大打折扣。

和中国关系最好的铁杆朋友非巴基斯坦莫属，中国大使的车可以直接开进总统府，畅行无阻，目前看中巴关系还是亲密的兄弟，因此巴基斯坦也是美国的重点照顾对象。去年12月初北约轰炸巴基斯坦的军营，有网友评论认为，这实际上是明确告诉周边国家：“你们看着，巴基斯坦与中国的关系铁吧！我要炸就炸，谁能奈我何？我就炸了，怎么样？”这就是美国用武力告诉中国的周边国家，谁才是真正的依靠。

当惯了亚洲老大的日本自然不甘心被中国超过，不仅加大对东盟等国的投入力度，更是借助日美安全同盟，遏制中国。日本把中国列为假想敌，在钓鱼岛争端上多次挑衅，最近更是计划派兵进驻与那国岛，监视、防范中国之举有增无减。

印度作为另一大国，在“龙象之争”中始终不服输，印度军方更是对1962年边境战争的惨败心怀怨恨，希望有朝一日报仇雪耻。中印进行了多年边境谈判，不仅没有进展，最近更是横生波折。比如说，2011年年底，印度媒体报道说，印度政府计划未来五年招募近十万士兵，部署在中国边界以增强印度军队实力。

另外，随着中国与菲律宾、越南等国的海洋争端和摩擦增多，东盟国家对中国的忧惧不断加深，鉴于中国的实力，东盟各国团结起来对付中国的态势显露无遗。

这，就是进入2012中国在亚洲面临的战略态势。

二

中国在亚洲最大的优势在于经济，但经济上的强势并没有开花结果。盖洛普的调查分析认为，在全球经济低迷不振的情况下，虽然中国正实现快速发展，但美国仍保持对这些亚洲国家的影响力。

美国更是高调宣布“重返亚洲”。去年11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说，亚太地区将是美国今后外交战略的重心，二十一世纪将是美国的太平洋世纪。奥巴马总统也表示，美国将加强并保持在亚太的长期军事存在。

美国重返亚洲的策略之一，就是加大经济整合。《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就是把美国重新引入到亚洲的经贸合作中，来抗衡中国的影响力。2010年TPP成员国GDP总量占世界的27.2％，如果算上日本和韩国，将成为世界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区。更进一步看，通过经济贸易合作，美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可以从贸易深化到以贸易联系为纽带的国家战略合作，完全可以影响到政治和军事领域，强化美国在亚洲的战略存在。

其次，在军事领域美国也“重返亚洲”。刚刚进入2012，美国便迫不及待地公布了新的军事战略。新战略明言，要增强在亚洲的军事存在，加强防范来自中国的威胁，包括阻止中国“支配南海的国际水域”。

对中国的防范，加强在亚太的军事存在，实在不是什么秘密，美国二十一世纪初就要这么干，只是由于本·拉登发动9·11袭击，美国把战略重点转向中东，转向反恐，可回头一看，它最大的竞争对手已经比十年前更强大，因此才亡羊补牢。

其实，从古罗马帝国到美国，任何一个超级大国，都会极力防范身后的竞争者。对“第二名”，总会采取拉拢、分化、威胁等策略。2009年美国提出G2，是拉拢；重返亚太，拉近和东盟国家的距离，是分化；而增强在亚太的军事力量，算是威胁。

对于美军的调整，中国需要淡定，需要静观其变，而不是针尖对麦芒。中美之间目前依然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政治、经济两方面都是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都是美国领先、中国追赶的态势，在较量中互有得失，各有几副牌可打。但在军事上，实事求是地说，差距甚大，中国军方所说的二十年差距绝不是谦虚之言。

整体而言，中国与亚洲各国的关系，受各种因素制约。比如说钓鱼岛问题；有着殖民者制造的历史遗留问题，如中印边境问题；也有着中国地处亚洲大陆，被大国环绕的不利地缘现实。

除了硬实力的差距，软实力也是重要原因。美国可以携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观横扫全球，可以用好莱坞大片吸纳各国主流人群的关注，可以用ipad等产品让大家自愿打开钱包，但中国却没有这方面的杀手锏，中国和亚洲邻国之间，缺乏超乎利益的感召力和凝聚力。

古代朝贡体系之所以存在，不仅仅因为中华上国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而是文化上的吸引力，是蛮荒之国对华夏文明的滔滔江水般的仰慕。但今天的亚洲各国，对中国没有文化上的敬佩和尊重，也缺乏价值观上的认同，更多是期待通过合作得到更多贸易机会，中国可以在国力强势时大度一点，予以让利，但一旦自身经济发展受阻，就会失去这一优势。

其实，美国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亚洲，中美应该考虑的是如何“共治亚洲”。在和邻国的关系方面，中国应该更多想想如何吸引它们，而不是让它们抛开美国。如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中国外交政策专家格拉瑟（Bonnie Glaser）所言：“我预计，对于美国挑拨中国与邻国关系的举动，中国将通过保持与邻国的友好关系来吸引这些国家，而非寻求说服邻国弱化其与美国的关系，后者只会适得其反。”

（王冲，时事观察员，专注于国际问题的报道、评论和研究，著有《选票的背后》。）

美国机长拒载中国乘客的原由

张起淮

2012年2月1日张女士携女儿和丈夫乘坐美联航客机由美国关岛返回上海，登机后因为行李放置问题与空姐发生言语冲突。争执过程中空姐不满张女士丈夫言语（坊间一版本描述张女士丈夫反复向空姐喊道“you shut up.”），感觉受到了侮辱遂报告机长。后机长以“航空安全”为由告知夫妇二人必须下飞机接受进一步的检查，否则该飞机将不能起飞完成航班任务，并报警请来荷枪实弹的警察。在张女士下机并同意道歉后，工作人员仍拒绝二人重新登机。最后，未满十二岁的女儿被留在飞机上，而张女士和丈夫则只能改乘第二天的航班返沪。美联航机长的这起“拒载”事件，让张女士一家觉得很气愤，并表示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

事件报道后，一时间在网上引发了网友的激烈讨论，新闻中“中国人、美国、拒载”等关键词更触痛了中国人的敏感情绪。有些网友认为美联航机长的行为过激，因为一些小事情把乘客“请”下飞机实在太过分，许多人更直接愤慨地指责美联航的“拒载”行为是针对华人的歧视和侮辱。

网友们的言论在情理上可以理解，然而就法律角度而言，美国机长拒载中国乘客确有其正当理由。飞机不同于其他运输工具，其航空运输的特性也决定了安全保障的重要性。而机长作为航空器的负责人，负有着保护航空器及所载人员人身、财产安全的重要责任，也拥有着对该航空器最高的管理权力。

早在1963年的《东京公约》中，就以法律条文的形式明确赋予了机长这种最高权力，并在日后成为国际航空法的一条公认准则。《东京公约》第三章第八条明确规定：机长在有理由认为某人在航空器内行为危机航空安全时，可在航空器降落的任何国家的领土上使该人离开航空器。而公约的第十条对机长权力做出进一步的保障，规定了机长依法行使管束措施无需承担责任。

对于机长权力和对危害航空器安全的处理方式的规定，各国法律与国际公约之间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在我国的《民用航空法》中也对其有明确的表述。《民用航空法》第五章第二节“机组”第四十四条到五十条中就规定了机长在判断、处理安全问题时所享有的权力范围。第四十四条、四十六条更是直接指出：民用航空器的操作由机长负责，机长应当严格履行职责，保护民用航空器及其所载人员和财产的安全。机长在其职权范围内发布的命令，民用航空器所载人员都应当执行。对于任何破坏民用航空器、扰乱民用航空器内秩序、危害民用航空器所载人员或者财产安全以及其他危及飞行安全的行为，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机长有权采取必要的适当措施。

由于美国一直以来把国家安全作为其最核心利益进行保护，自从9·11事件之后，美国更是采取异常严格的态度和标准，由国土安全部直接管理航空安全事务，并通过《国土安全法案》、《联邦航空条例》、《安全飞行条例》、《航空和运输安全法案》等一系列完备的法律以加强国家航空安全。旅客从安检到登机更是必须经历一系列比别国繁琐的程序，以确保航空运输的安全。如果乘客在飞机上与他人发生冲突，机长认为有碍航空飞行安全可能，依据法律拒绝其乘坐航空器是完全正常的。

此次美国机长拒载中国夫妇事件，表面看似是因为语言冲突这个在我们大部分国人看来“不是问题的问题”造成的，但表象下却有其深层次的原因：

首先，由于我国民用航空业起步相比国外较晚，乘坐飞机对于绝大部分乘客而言还是比较新型的出行方式，加之民航管理部门和各航空公司对于航空安全相关知识的宣传力度不够，致使我国乘客对国外航空法律安全标准的了解甚少。很多乘客在乘坐飞机时不明白航空安全保障的重要性，对有碍航空安全的行为没有清晰的认识，也不了解违反相关航空安全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结果导致了我国乘客普遍对于航空安全法律意识的淡薄。

其次，虽然我国民航法规与美国在机长权力和对违反航空安全行为人约束措施方面有着同样的规定，但两国在处理事件的方式和处理结果上存在一定的差异。由于东西方文化的不同，中国的机长在国内航班上遇到此类事件一般会抱着“息事宁人”、减少公司负面影响的心态，不分是非地处理问题，随意性较大并且缺乏统一的处理标准。这无形中间接地纵容了一些低素质旅客影响、危及航空安全的行为。实际上，在中国鲜有旅客因为影响航空安全被拒载的事情发生，近年却屡屡出现机组人员被乘客打伤的报道。而在美国，一旦乘客不遵守规定且不听劝阻，就会被视为挑衅行为，机长就会行使权利以‘危害飞行安全’为由拒绝该乘客乘坐飞机。由于国内航空公司和机长普遍对于自身保障飞行安全责任认识的缺失和处理相关问题力度的不足，这就造成了一些旅客在习惯“国内标准”后，对“国际标准”水土不服的怪现象。

第三，由于国内航空公司在提供服务过程中与乘客之间在存在诸多方面的不对等，以及航空公司内部责任制度的不健全。在诸如航班延误、服务缺失等各种问题出现后，没有形成一个方便、畅通、高效的投诉渠道，往往出现旅客投诉无门、无赔偿标准、诉讼成本大于赔偿的现象。这就致使旅客在合理纠纷解决渠道被堵死的同时，只能通过“吵”、“闹”等非常规方式表达自身的不满，久而久之，在国内民航运输中，旅客这种原本非正常的解决纠纷“方案”形成了“习惯”，渐渐替代了正常的纠纷解决机制。所以当国内乘客走出国门在飞机上遭遇纠纷时，往往会基于国内的经历做出相应的行为，引发了类似事件的发生。

最后，由于很多国内乘客在语言上无法和国外航空公司的机组人员进行有效的沟通，对国外的一些特有的风俗、习惯并不了解，以及东西方文化在思想上体现的差异，导致了中国乘客与国外机组人员、航空公司之间在表达上的互相误解，也是此事件的一个诱因。

其实，中国人在国外航班上发生类似事件已不是第一次。早在2001年，时任铁岭市市长的姚某在赴法招商谈判时，也曾因为行李架占位问题与法航的机组人员产生言语冲突导致机长通知警察将其带下飞机。

而另一起近年来比较受关注的事件则是2010年一名来自中国江西的留美博士生江海松，为了与女友作临别一吻擅自闯入机场安全区，而导致美国新泽西州纽瓦克机场关闭了六个小时。后美国警方经过排查将其逮捕。

通过对于类似的事件的反思，我们开始重拾一个一直以来很多人忽略掉的“常识”，那就是：权利和义务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如果你只注视权利这一面而忽视了另一面，那么你将注定无法花出这枚硬币。作为享受航空公司服务的乘客，并不是真正“万能”的“上帝”。在享受旅行服务的同时，应该认真遵守相关国家法律规定，履行相应的法律义务。这不仅是一个乘客基本素质的体现，也是对他人权益和航空器公共安全的一份保障。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良性互动，获得他人的公正待遇与赞许。

在此事件中，如果乘客在遇到纠纷时不进行激烈争执，而是通过事后建议、投诉甚至起诉等正常途径加以解决，就不会招致如今沸沸扬扬的“拒载门”，落得自己尴尬的局面。

另外，在反省我们旅客自身问题的同时，也应该看到美联航在服务和处理此事件上的不足之处：如果美联航在飞机客舱内配备熟练中文对话的机组人员或华裔空姐提供多语言的服务，在纠纷开始发生时巧妙地化解纠纷，或在争执中警示乘客将会发生的法律后果，也许同样可以避免这起本不该发生的事件。

最后，此次“拒载”事件也给我们带来一些启示。首先，在中国快速融入国际社会的进程中，在越来越多的国人走出国门的同时，应该提高个人素质，充分展现出中华民族应有的美德和东方智慧，以“礼”的态度化解矛盾而不是以冲突行为解决问题。其次，我国乘客应该了解外国民航相关法律和有关国际公约的规定，一方面是积极履行自身旅客义务，保障飞机航行和公共安全的需要。另一方面，欧美各国的航空公司经过多年的经营，在处理投诉的方式上已经形成了相对完整的体系，并有专门机构负责，基本可以做到及时、公正地处理问题。我国旅客在遇到纠纷或者发现机组人员侵犯自身合法权益时可以运用法律手段以保护自己的利益。另外，我国的民航管理机关和航空公司应尽快填补在航空安全监管方面的缺失，严格和统一责任标准，并在公众中予以普及航空安全知识。同时还应该努力提高自身的服务质量，完善客户服务及投诉制度，保持索赔渠道的畅通，以避免因此发生的纠纷，保障航空运输安全。最后，还要建立起一套航空运输安全问责制度，在机长权力、飞行安全和公民利益三者之间的相对平衡中，找到相对完美的契合点，如此才是解决问题之道。

（张起淮，北京市优秀律师，中国“十大风云律师”。）

英国版《官场现形记》

周轶君

英国人觉悟真低。一出挖苦自家政府的话剧《是，首相》，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演了三十年，扩充成电视剧、广播剧，今年又添新料，重返舞台，全英巡演。戏中首相自辩：“我是人民选出来的，我要什么就代表人民要什么。”既然如此，人民何苦寻官府的开心？更加匪夷所思的是，八十年代初登舞台，时任首相撒切尔夫人不但不怒，反而公开热捧，还帮着写了几句台词，与民同乐。最近，首相卡梅伦也自认粉丝，还说唐宁街10号的生活与剧情雷同。这句话在周三首相例行答辩会上，被议员抓了把柄追问不休，卡梅伦干笑着奉劝对方：“要有点幽默感。”

英国首相真惨，不但供全国人民娱乐，关起门来常遭秘书修理，阁员也不一定买账，幸好官场呆久了，防人手段不弱，找来特别顾问“平衡”。不仅内斗不止，媒体还不依不饶，无孔不入，电话随时打进办公室，首相被逼得钻了桌子。

英国首相真倒霉。经济不振、欧元危机，还有环境议题凑热闹。好容易出现金主，某斯坦国开出天文数字，愿救欧洲于水火之中。斯坦国外长驾到签约，英国首相百般逢迎，初谈万事大吉，签字前夜对方却突然提出要找个花季少女陪睡。首相府这下乱了套。经济利益与良心道德，私密手段与公众知情权，一团乱麻搅到首相跪地求神。经济困境当前，民主、道德似乎沦为笑谈。斯坦国大使哈罗毕业，牛津深造，底色算是英国人，却以斯坦国价值观戏弄英国官府脆弱幼稚的道德底线：“什么人权，你们不曾在意过伊拉克阿富汗女孩？”“大使，如果有人要找斯坦国的女孩呢？”“只要不是我的女儿！”究竟谁的底线更低？

平心而论，剧中的英国首相，不过具备一般政客都会犯的毛病：野心比能力大，私欲比公益重要。他成天呓语要是英国救了欧元，自己就该成为欧盟主席。他在选举前做的一切，就是为了上位，上位之后，全部目标就是保位。当局面终于搅黄，哭着喊着要找女王请辞。二号秘书终于看破，冷冷道：“首相，其实您的位子保不住，对百姓并不是坏事。”唐宁街大小人物，都被一根看不见的绳索牵制，那就是民意。一切都是为了取悦民意。媒体或理直气壮，或死缠烂打，也是因为公众舆论后盾坚强。

难道英国人不怕剧中一切发生在现实中？邻座一名中年女观众说，窥到“门背后的一切”很兴奋，“这些事情当然可能发生在现实中，可是你看看他们的下场！”另一位朋友说：“英国百姓必须笑啊，不然只剩下哭了！”英国幽默与政治的关系暧昧绵长，John Meyer的一篇文章说，幽默对政治是一剂安慰，可化解紧张，松弛对立，让事情看起来仍在掌控之中。

走出剧场，四月冷雨扑面。我打了个寒战，心想：说到底，英国人真傻。花上十几或几十英镑，穿戴整齐跑到剧场里笑两个小时。而我们，只要免费点击微博，时有新料。四面八方，不相识的人们，不约而同，发出又酸又痛的偷笑。

（周轶君，凤凰卫视新闻观察员。）

两岸三地

光与影　　　　　　　　　　老愚摄

江山一水跨长虹

郭冠英

一江山，五十年了。（本文写于2005年）

如果不是一个人说：“你怎么不写一江山的东西呢？”我是不会想到一江山的。

但冥冥中，历史，又把我拉回了历史。

我与王应文，王生明的儿子，走在台北的一江山新城。他说，当年蒋纬国当着这里的百来人说：“高级将领都反对守一江山，你们知道谁主张守？”

“我父亲。我父亲说：‘守一天，我叫台湾的人心振作；守两天，我叫共匪丧胆；守三天，我叫白宫翻过来。’”

守一江山，主要是为了白宫。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说大陈、一江山列岛，不过是“西太平洋比较大的石头”。美国不想与解放军在这里开战。王生明及其手下的一千零三十人，就是要死给美国人看，看看美国人会不会改变主意。

王生明最后说：“我不会让你们丢脸，我手榴弹准备好了。”1955年1月18日，一江山弹如雨下，炮声震天，两天后枪声沉寂，王应文再也没见到父亲，他那时十三岁。

蒋纬国说：“我们有一口饭吃，你们就有一口饭吃。”

蒋介石对一江山的遗族很是照顾。但是，当蒋家在台湾凋零殆尽，国民党也日薄西山，一江山早被遗忘了。最初两年，一到1月18日，蒋介石都要亲自致祭。后来是副总统陈诚，再后来官愈来愈小，人愈来愈少，变成家属自己纪念。这次要不是大陆隆重纪念五十周年，台湾，大概没多少人会记得。

连我也没记得。我，还是被视为较关心国共历史，较知道这段历史的。

一江山战役那年，我刚上小学一年级，当时台湾是隆重纪念。蒋介石要把白宫翻过来，或许操之在人，但要振作台湾人心，一江山倒可以操之在他。当时“国难”当头，每次心情不好，娱乐活动就遭殃，一江山陷落那几天，娱乐场所关门志哀，当然主要是电影院。我记得后来几年电影开场还要为一江山烈士殉国默哀一分钟。那时的电影字幕不是一句一句打在下面，而是把大意打在银幕右边，还不时插个“保密防谍、人人有责”的字样。我们则不免看看左右，是不是“匪谍就在你身边”。

全台湾从南到北，到处有一江街、王生明路、一江桥、至诚路（王生明字）、纪念碑、纪念祠，连大甲的镇澜宫还有烈士牌位。

但这一切，现在却斑驳破烂，乏人闻问了。

连我常常走过一江街，我都不记得它是为了纪念一江山。

我的路是这样走的。那天我接到“一江山”这几个字的电话，是在台北信义新区吃饭，这个地方原来是个兵工厂。不反攻大陆以后，这块地让出来建了台北最摩登的一块市区，一○一高楼就在这里。我吃完了饭就走到《联合报》去，想在那里找点资料，帮我回忆，也帮我了解这场战役的意义。我找了一位老朋友，他说，你既然来了，为什么不到编辑部看看你的老朋友呢？我就上了楼，遇到一女编辑，她与我熟，我们寒暄了几句，她问我你来干吗？我说找一江山数据。她就说，我就是一江山的遗眷，我有很多话要说，我很愿帮你找资料。

一个平凡但又悲哀的故事就铺陈在我眼前。

她说：“我就是在一江新村中长大的，我从小就沉浸在那股哀烈的气氛里。每年总有几次纪念，尤其是1月18日这一天。我父亲并不是一江山烈士，是我母亲的先生在一江山作战，当时据说战死了。我哥哥是遗腹子，我母亲后来再嫁，生下了我，但我父亲得了渐冻症，在我四岁时去世，母亲又再嫁了一个海员，但他后来到美国跳船，又回到大陆定居。我母亲三个婚姻，都不美满，一生坎坷。”

“后来，才知道我家的‘烈士’并没死，两岸开放后有的战俘被放了回来，回到我们的村子定居。当我哥哥找到他父亲地址，父亲已在北京。他大概改造了几年，就从浙江迁到了北京，但要去看他的时候，他又病死了，父子俩终未得一见。”

“蒋夫人为一江山烈士孤儿，设了华兴育幼院，我哥哥四岁就进入育幼院，我们一年只能见几次。我记得小时候母亲带我去看哥哥，那时苹果、梨子很贵，我母亲还买了几个带去给哥哥，我们生活很穷。那些水果和我妈妈带着小小的我在院外等的情景，我一直记得。”

说到这里，这位女士眼睛红了，偌大的一个报社，已经快十二点钟，应该是截稿前较忙的时间，人声此起彼落，但她却哽咽在那儿，无视周遭的情境，我看了她，把头撇开了。

她又说：“我们村子人都说，有了一江山，才有《中美协防条约》。”

她最后说：“我家的故事很平凡，这只是当时千百个故事中的一个，你应该去问问王应文，他是王生明的儿子，他对历史了解得最多。”

她说：“希望你把一江山的故事写下来。”

我们谈了一个多钟头，我的朋友很奇怪地说：“这个女同事平常很忙，与人谈话最多三分钟，今天她与你扯这么久，连看稿也耽误了，她与你谈什么？”

两天后，我走进了台北县中和的一江新城。二十年前，这里已改建了公寓，还是蒋纬国来督建的，当时算不错的住宅区，所以它改叫一江新城了。小区中央就是一座王生明的铜像，纪念碑上写着：“正气永留全世纪，忠魂常绕一江山。”字刻得不错。我带了摄像机，想给铜像摄影，但又想还不到中午，谈过吃完了饭再拍吧，就先去找王应文。

好找，当然是第一家啦。王应文热切地等待着我，我们一谈就停不了，故事太多了。王生明死后追赠一级，由上校升为少将，因此他家是将军级的配房，有四十坪，算大的。

客厅中央挂着两张照片，一张是王生明在1955年元旦到台湾接受国军英雄表彰，由蒋介石亲配胸花的镜头；另一张是1954年王生明做南麂岛地区司令，蒋介石与他在帐篷外的合照。蒋介石当时六十八岁，春秋正盛，卧薪尝胆，急图再起，他带着黑色的毡帽，笑中带威。王生明肃立在旁，当年四十四岁，没挂阶级，因为在前线为了欺敌，皆与士兵同装。

一江山属浙江临海县，东距大陆三十公里，但北距头门山岛只有九公里，解放军的炮已可以打到一江山。“国府”控制了一江山以下的大陈、渔山及南麂山，成立了四个地区司令部，总部在大陈。大陈面积最大，驻有国军两万余人，居民一万八千人，但大陈并没有港只有滩。而一江山更小，只有一点五平方公里，分南北两个岛，中间隔个一百五十公尺宽的水道，故名一江山。这个岛上没水没居民，全是石头，沙滩短浅，结果解放军却选择攀岩硬攻，志在必得。

当时大陈有反共救国军，由浙江省主席秦东昌指挥，这是胡宗南的化名。王生明是湖南祁阳人，行伍出身，以勇敢善战升至胡部少将副师长。所谓的反共救国军其实是半官半匪的海盗部队，骚扰了闽浙沿海几年，他们也被刻意保持其剽悍之气，杀人不眨眼。美国中央情报局与“国府情报局”也不断派人潜入大陆，这些部队都配有良好的美式装备。

国府的永定舰长钟汉波，当时负责在大陆海域侦巡，运送情报人员赴大陆。王生明从一江山到南麂岛也由该舰运送。王生明还送了钟汉波一只母鸡，钟叫厨房把鸡绞成肉酱，煮稀饭分享全舰人员。

1954年11月5日，永定舰被头门的岸炮击中主桅，尚能航行，驶回基隆修理。此后解放军的航舰就不断对大陈诸岛轰击，大陈的制空权丧失，其实已经守不住了。

一江山战役是由解放军华东军区参谋长张爱萍指挥，本来考虑直攻大陈，但最后还是决定先取一江山。一江山是大陈的门户，“国府国防部长”俞大维说：“一江山是反攻大陆的大门。一江山若陷，大陈不保，台湾垂危。”

解放军出动了六千官兵，一百五十四艘舰艇，二百八十八架飞机，先轰炸再登岛。小岛落弹五万一千发，成了个“雾岛”。下午两点登陆，五点钟战争结束，解放军战死四百人，国军自王生明以下战死五百多人，被俘五百多人。但是国府先是说全体壮烈成仁，后说死了七百二十人，以凑合十倍于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这个数字，又说解放军出动三万人，打了三天六十一小时。

王应文则说，战争绝不只三小时，因为自大陈听到的炮声是十八日最烈，晚上沉寂，十九日早上又起，到二十日还有枪声，应是清理战场。王应文在1955年造访一江山，参战的解放军老战士对他说，哪里只死了四百人，远超过此数，他们是踏尸前进，被自己飞机误炸而死的也不少。王应文说：“应该说，两边都带种，都勇敢，我去看有的工事建在峭壁之内，我俯瞰都心惊，而解放军就敢从这里强攻上来。”

王应文爬上了他父亲的指挥所203高地，当然什么也没有了。他与一个父亲的老部下一起来，因此知道哪里是哪里。这个人本与父亲同在岛上，王生明知道要死，叫部队中夫妻、兄弟、父子必须撤退一人，因此这个儿子就撤到大陈。还有一个电台台长，王生明陪着他装设电台基地，最后这个台长与指挥部的人通话，也是听到他说“我准备了四颗手榴弹”。

还有一个人，与大队长王辅弼同负重伤，昏迷醒来已是在医院中，恍如隔世。此人多年后获准回台，他在大陆已再婚，台湾原配再醮又寡，与他重圆，三人共居一江新城，倒也是一桩佳话。

一江山失守，美国要表态了。模糊政策到了战争迫近就变为清晰。台湾《联合报》登了一篇刘晓鹏的文章，言简意赅，点出了一江山之役的真正关键所在，也就是蒋介石所谓的“把白宫翻过来”的想法。大陈太远，又没机场，如果没有美国航舰支持，不能守。美国如果明讲不守，蒋介石也只有撤退，但美国又想鼓励“国府”骚扰大陆。蒋介石也想证明国军仍可战，要美国支持反攻。中共也不想与美国正面冲突，因此在一江山之役中，就已下令避免美军，不要误伤，以给双方退路。1954年12月，《中美协防条约》草签，但尚未换文，三方都想测试这个条约的效力。打下了一江山，美国通过了“福尔摩沙决议案”，授权艾森豪威尔总统可以出兵保护台湾及其固有控制之岛屿，艾森豪威尔威胁要用原子弹，中国也不甘示弱，周恩来声明不怕美国讹诈。最后美国一方面劝服了蒋介石弃守大陈，同时请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转告中国，不要攻击大陈的撤退行动。一江山失守后不到一个月，美国就调集了五十七艘军舰，把大陈的三万军民撤到了台湾。张爱萍想乘胜追击，向彭德怀请示进攻大陈，彭说：“让他们撤了算了。”

“国府”的防线南撤到金门、马祖，美国人的态度到底怎样？三年后，1958年，台海炮战，毛泽东在登陆不登陆之间是有考虑，最后是打而不登。四十年后，金马成了两岸的脐带，而不是反攻的跳板，反而是主张台独的人，亟亟想斩断这脐带了。

那扇大门呢？一江山，王应文回去，看到台州市（海门县改名）建立了壮观的一江山烈士陵园，每年都有隆重的纪念。各为其主，对他这个敌将之子，也有一定的尊重，派员送他到了一江山岛上，看他祭父痛哭，也陪着祭拜。一笑泯恩仇。台州再也不是当年征战肃杀之地，它成了中国沿海经济发达的一个城市。一江山有可能开发成纪念公园，让海峡两岸的人在此携手同游。

撤到台湾去的大陈人，被称为“义胞”，他们团结勤奋，在台湾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社团，许多人又再播迁海外，与他们的老乡，青田人、温州人一样，在世界各地勤奋工作，一个拉拔一个。他们，有天会回到大陈，踏踏家乡的土地，留下点东西。

王应文想推动定1月20日为“两岸和平日”，他组成了“渡海兴台会”，也是想为中国做点事，就像他父亲，算是为中国而死。

1955年元旦，王生明回家，照了一张相。他死后，有人写下了这首诗：

名将由来如美人，人间难许白头居；

行前犹照全家像，别后方知两地殊。

低首濒添衣上泪，伤心怕读血中书，

狂风暴雨迎君去，化鹤何年返故里？

我在王应文家谈了七个小时，出来天已全黑，铜像已暗，我的摄像机竟然没用得上。其实没关系，一江山已刻在我脑海里，不会忘记。

（郭冠英，笔名范兰钦，杂文作家。）

青春台湾呼唤青春中国

邱立本

也许就从一场恋爱开始。一些只有十八九岁的中国大陆学生（陆生），甫抵达台湾校园，就和本地的同学交朋友、约会，交换了生命的碎片，也交换了可能改变中国命运的碎片。

2011年是“陆生元年”。这一年，九百多名中国大陆学生进入宝岛，成为正式拥有台湾学籍的大学生或研究生（前几年只是交换生）。他们和台湾的同龄人邂逅、互动，最终也将会改变两岸的命运。

如果他们谈恋爱，也是不一样的恋爱，在青春的躁动中，两岸新一代要摸索那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大家都说国语（普通话），尽管腔调和用词遣句都不太一样，但大家又有很多共同的文化爱好，爱一样的周杰伦，听他唱方文山作词的《发如雪》；都喜欢九把刀的《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并且发现主题曲《那些年》的主唱是来自广西的歌手胡夏，在台湾曾经是《星光大道》歌唱比赛冠军。他们也喜欢看大陆的连续剧，从《雍正王朝》到《三国》，从《走向共和》到《蜗居》。

因而两岸青年的恋爱，是一场奇特的前世今生的缘分。大家在解读感情密码之前，先要解读两岸的文化密码，要穿越那些似有若无的隔阂。

而这样的恋爱权利，也源自两岸人民交流的权利。今天大陆已有数以百万计的台商，但大陆人民到台湾，历经了三十多年的重重困难，如今才开了门缝，终让两岸年轻人有缘在宝岛相会。这也是民主的邂逅，让大陆新一代目击台湾的民主运作，了解它的优点与缺点，也刺激他们思考台湾的政治模式，是否可以成为大陆政治变革的一个重要的参考系。

但大陆新一代很快就发现，台湾的吸引力不仅在于它的选举与投票，也在它的生活方式——多元化、自由、容忍、彼此尊重。这一切都来自它强大的公民社会，在媒体制衡、社会组织与动员能力上，都有极大的能量，成为政治变革的支撑力量。

而这恰恰是今天大陆所欠缺的，也是大陆知识界和青年一代所热切追求的。他们在台湾的现场体验中，发现大陆所梦想的。他们了解今天中国的梦，也是台湾当年的梦。那些在七八十年代被镇压的台湾知识分子，如陈鼓应、王晓波、张俊宏、许信良、吕秀莲、陈菊等，当年绝没想到今天可以享受台湾民主的成果，甚至可以进入政治的殿堂。而这一切，既是台湾民主运动先锋前仆后继的结果，也是蒋经国在1988年去世前一年的重大决定——开放党禁与报禁，让台湾逐渐走出威权社会的怪圈，为今天的台湾民主社会奠下了基础。

这样“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结合的发展轨迹，是否可以在中国大陆复制？这是陆生不可抑制的梦想，也是他们追寻落实的改革路径。

他们反对台独，认为解决两岸问题的最好方法，就是追求一国良制，而不是一国两制。这是他们青春的梦想。他们不能再忍受被太多的世故、太多的利益算计，抢走青春的热情与追求。就像电影《那些年》的口号“夺回青春”，他们会让两岸的青春动力，夺回青春中国的梦想。

（邱立本，《亚洲周刊》总编辑。）

在两岸互动中看到台湾价值

宫铃

大陆知名作家章诒和日前到台湾举办读者见面会时，曾私下跟友人谈到，很喜欢台湾人简单的个性，想笑就笑、想哭就哭。大陆知名杂志《新周刊》打算在今年7月1日推出台湾特刊，封面标题是：“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将带着全体员工赴台巡访中国味，深度解析台湾留有的中华文化魅力。

陆客承接失落文化

有许多的文化人、媒体人皆以“隔山打牛”的手法，将台湾的社会、民主、人情、民国历史，作为对大陆目前政局与社会情势的对照与暗讽。然而早在大约两年前开始的“民国范儿”风潮，先是从文学开始，无论是张爱玲、徐志摩，或是涉及民主自由科学领域的论述，像胡适、梁思成、林徽因等人，恐怕有许多台湾的年轻学子都喊不出名字说不出典故的人物，成了大陆中青年崇拜的偶像。

根据媒体报导，陆客砸百万抢书，救了台湾的二手旧书店，包括绝版的文史古籍、台湾文史等都因为是历经“文革”的大陆社会所少见而受到大陆雅客青睐。另外，在大陆出版但内容遭到部分删减的书籍，这些大陆作者将未删节版在台湾再次出版，像岳南所著的《南渡北归》，就有不少大陆读者点名要台湾正体版。龙应台的《大江大海1949》，在大陆大约有四十万本的流通。

当许多台湾人还以为大陆客只会购买奢侈品，许多电视媒体偏重报导陆客大举采购台湾面膜、特产、故宫纪念品时，这些希望弥补历史、文化乃至知识缺失的大陆人，正悄悄地以购买书籍出版品的方式，承接了许多台湾人早已遗忘在角落的中华文化。

究竟台湾人这几十年来在这片土地上建立了什么，拥有了什么？身为台湾人的我们自己可能是看不清楚也想不明白的，然而当许多台湾人无论是恐惧或是热烈欢迎着陆客赴台旅游之际，又有多少人曾经深刻省思，这些游人、这些同文同种的朋友，告诉了我们什么？

在大陆，有这样一群人，对于台湾的喜欢与崇仰不涉及政治，没有更多心思，只因为台湾的流行乐、偶像、综艺节目、电影、诚品书店、文章书籍、文化创意，甚至是简单的国民性格，而深深地爱着这片土地，重点是台湾人以何为报？

珍惜自己不要迷失

曾有一位读者很沮丧地告诉我，当她在阿里山上买茶，老板希望她多买一些，说了句：“你不多买一点，怎么解放我们？”而这位读者心里想的是“我一点都不想解放你们呀”！于是，我安慰这位读者，台湾人适应力很强，那个老板只是希望用你们的语言跟你拉近距离。

大陆人经过几十年的政治动荡，好不容易在改革开放后尝到了经济发展的成果，或许的确有不少人喜欢借由购买来满足自己，但我们也不应以刻板印象对待。更重要的是，当许多台湾人认为政府种种不好时，甚至有人说出，“或许要稍微独裁一些，对社会发展比较好。”这几十年来，台湾人努力而享有的自由、民主等价值到底对我们自己具有何种意义？

面对许多大陆友人对台湾的盛赞，我经常感到惭愧，在如此大的经济力量冲击下，台湾人迷失了，功利了。究竟我们应该让陆客看到一个怎样的台湾？一个因为要赚钱，而不惜抛弃自己原有价值体系与语言文字的台湾？还是一个保有自我，并且不断反省、改进，值得人家喜欢而不失望的台湾？

透过大陆的眼睛看台湾，台湾人要学习更多的是找到自己、坚持自己，并且懂得谦卑，也要更懂得尊重，珍视台湾好不容易得来的自由民主，也要在利益面前有所为有所不为，别让这些殷殷遥望台湾的大陆人失望，最重要的是别到了若干年后，让自己的子孙失望。

（宫铃，网名胡同台妹，台湾资深媒体人，先后从事广播、报纸、电视与网络媒体，专职采访台湾时政与两岸新闻。）

返乡记

武之璋

犹豫了二十年终于回家了，心情不像游子归来，也不是倦鸟知返，说不出什么样的心情。跟文章、诗歌、小说中返家的描述完全不同，没有欢喜，没有思念，没有回忆。

因为我的故乡，河南孟县（今之孟州市，属焦作），早在记忆中消失了。妈妈说我三岁左右回过老家，三岁太小没有任何记忆。心中的老家孟县是从爸妈、二姑口中零碎穿梭起来的，老家的图像有点虚无。但是又很真实地从父母、二姑口中听到：老家的大柿子树、枣林、大白菜、几层高的地窖……父母对故乡的思念，一遍又一遍的回忆，故乡在内心深处早已有了清晰的图像，再加上一些历史档案的串连，故乡是如此的清晰，回家的冲动一直挥之不去。

但是拖了二十多年，我一直没有回家，几次在郑州想回去，下不了决心。就这样一拖就是二十几年。大陆改革开放以后，我偷偷溜到大陆（那时台湾对大陆还没开放，偷去大陆是违法的。）看我哥哥们。大哥在成都，二哥在长春，三哥在宝鸡，我们就约在成都见面。后来我又约大哥全家到香港玩，约二哥到台湾、到美国。我跟侄子们也一直保持联系……可是我一直没回孟县老家。

改革开放后很多同乡回老家，带来一连串不幸的消息。对妈妈我们以报喜不报忧的原则，选择性地告诉一些家里亲人的情况。那时妈妈已八十多岁了，爸爸去世多年，我们封锁所有的坏消息。妈妈从联系到家人的那一刻，就不断地提醒我们年节一定要我们寄钱回去。

妈妈一直想回家看看，除了要到孟县，妈妈还想去湖北仙桃市看看她的亲妹妹——我的姨妈。我们安排姨妈到香港跟妈见面，后来又接姨妈到台湾住了几个月。对妈妈想去大陆的事，我们找各种理由搪塞拖延，其实我们是怕妈妈了解家里的情况后受不了，这一拖就是十多年，妈妈一百岁辞世，终究没有回家。

到了郑州又在郑州拖了两天，终于下定决心，跟家人通了电话，约定时间回家。在郑州前往孟县的车上百感交集，只是近乡情怯，还是惧怕面对现实，实在搞不清楚自己复杂的心境。

在通到孟州市的路上，我在紊乱的思绪中理出了一点头绪，我有几个理性的决定：一、不主动问过去的事，尤其是“文革”时家人的遭遇；二、不主动要求上坟，三、千万不能哭。我的决定是根据同乡断断续续带回来的消息，以及很多人返乡的经验做出的。

见到堂弟之思，跟想象的没有不同，一个典型的北方乡下老头，唯一令我吃一惊的是——堂弟比我小四岁，看起来比我大五六岁。堂弟因为我的到来十分兴奋，不停地告诉我家里的历史，一触到家中的不幸，我就把话题岔开，我真的不忍心听，更怕听了忍不住掉泪。

为了不愿听家里的故事，我拼命讲话，我说：“1992年到1993年我到过郑州两次，跟郑州市政府签了很多意向书，包括好几个河南大都市郑州、洛阳、开封火车站改建案，本来打算在郑州建立一个根据地，然后回老家，看看家里有没有人愿意到郑州创业。没想到1995年陈水扁当选市长后，我被政治迫害，数十年积累的财产、信用，一夜之间尽付流水，同时因为莫须有的欠税官司，害我不能出境达十三年之久，一直到马英九当选，我的冤屈才得昭雪，我才能自由出境，但是此后心情复杂，一直拖延，所以到今天才回来。”

“回来就好了，以后要常回家，带嫂嫂、侄女们一起回来，过过乡下日子。”

“好的，等天热点，我会带他们一块儿，还有小外孙女……你们也到湾来看看。”

“对呀！我们都鼓励爸爸什么都不要想，好好享受余年，钱不是问题，环游世界都可以。”之思弟弟的女婿张舟是一个精明干练、精力充沛的商人，生意做得不错，对岳父很孝顺。

“‘文化大革命’咱家还不错，因为国民党时代咱家虽然很有势力，但是没有欺负过人，解放后没有人检举我们，‘文革’平安度过。”在第二天晚餐时，堂弟终于谈到过去，我不想听，可是来不及阻止，也没有理由阻止。

“十年‘文革’只有二伯（我的二叔叔）被以反革命罪镇压，只有一个堂哥跳井自杀……”

“为什么跳井自杀？”有一个堂哥跳井自杀是我没听过的事，所以忍不住要问。

“堂哥是军校毕业，毕业那年碰到解放，堂哥因为是学生没有上过战场，开始没有整他们，把他们全部调到新疆，没多久调回来，‘文化大革命’他被斗得很惨，有一天半夜他跟二伯讲：‘爸爸，不要紧，咱们都没做过亏心事，好好活下去，不会有事的。’第二天找不到人，后来在井里发现尸体，可能跟他爸讲完就自杀了。二伯尸体用草一卷就埋了，堂哥的弄了一口薄棺……”

堂弟的话没讲完，我就泪如决堤，忍不住哭了起来，堂弟跟着哭，一些晚辈也跟着哭。我的泪不只是为一家一姓的荣枯，也哭一个世代中国人的苦难，中国竟有这么一批善良、老实的老百姓。叔叔被镇压（我一直不敢问怎样死的，当年老乡传来的消息是斗争大会完了以后，被乱棍打死的。），堂哥跳井自杀，家里财产全被没收，一辈的家人没有受教育，书香门第突然一代人全成农民了。堂弟对所有的不幸都不抱怨，反而认为“咱家因为在国民党时代没做坏事，因而没有人检举”，否则苦难要更多一些。心中有说不出的委屈、不平，但不能多说，我的委屈、不平是站在一个历史的角度，堂弟不会了解，我也不愿多说。

“好了好了，灾难都过去了，好在下一代都很健康，也都受很好的教育。”我强忍悲痛，转移了话题。

（武之璋，业余史学研究者，著有《二·二八真相解密》、《策马入林》。）

文明做底盘才能遏制野蛮疯长

笑　蜀

对我来说，最近最刺激的香港新闻，当属孔庆东引爆的两地骂战。先是孔庆东以堂堂北大教授身份，痛骂当着内地人故意不讲普通话的港人是“狗”，接着是被激怒的港人上街游行要说法。尽管中联办负责人高调反应，公开谴责“狗论”以示切割，但仍不能令港人平静，而有沉寂多年的“蝗虫论”卷土重来：有港人围着内地赴港游客唱“蝗虫歌”，甚至有港人不惜巨资在港媒刊登整版广告，痛骂赴港产子的内地孕妇属于所谓“蝗虫入侵”。

这让我大为诧异：诚然，孔庆东的“狗论”太粗鄙，但用“蝗虫论”回敬内地人，用粗鄙对粗鄙，这难道应该是香港的风格么？

但很快我就释然了——2月3日，香港岭南大学学生发起校园游行，抗议香港某报刊登歧视性广告侮辱内地人，刺激两地敌意，激化种族主义，并将其歧视性广告当场烧毁。这犹如闷热夏日忽然飘来的一缕缕长风，让我倍感清凉。

到底不枉在现代文明中浸泡百年，纵有两地文化差异导致的这样那样的冲突，纵有宵小为浑水摸鱼而制造这样那样的喧嚣，但是，香港社会的文明底盘还在，不是那么容易动摇的。我为香港庆幸。

同时我也深感惭愧。香港有岭南大学学生挺身而出，捍卫了香港荣誉。但是，内地呢？

其实孔庆东口出妄言已不是头一回，他抛出的著名的“三妈”，早就震动了内地媒体，可结果不过让内地媒体多了一些花边素材。没有北大学生抗议，没有北大同事谴责，整个北大都抱以惊人的沉默，似乎没人觉得孔庆东著名的“三妈”是对北大形象的玷污，或者说似乎没人关心北大形象。及至后来“狗论”出笼，北大乃至整个内地，仍都是漠然。

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文明如香港，也难免有野蛮的暗流，甚至偶尔上升为公开的激流。但是没关系，自由的社会所积淀的文明的力量，会起到自我平衡、自我净化的作用的。香港岭南大学学生抗议“蝗虫论”的校园游行，就是这种自发作用的一部分，仿佛两军交战之时，突然跑出一群孩儿隔开两军，同声呐喊要和平不要战争。你说，两边的大人这时还好意思继续交战下去么？

香港当下如此，同文同种的台湾亦然。陈水扁时代，台湾所谓本省人与外省人之争何尝不是甚嚣尘上，台湾一时出现的民主乱象，曾经让不少台湾人羞愧。但是，仍然没有关系，如龙应台所说，“大家不要被表面给骗了”。不管台湾民主怎么乱，台湾人都有着相同的价值观，这价值观就是从小被教导的“礼义廉耻”。正因为有相同的价值观，当陈水扁贪腐到一定程度，马上就超出了台湾文明所能承受的极限，倒扁运动不可阻遏地猝然爆发，对“礼义廉耻”的共同呼唤，压倒了所有的族群议题。台湾最终不是靠国家控制，而是靠社会内生的文明力量，远离了族群对立。发展到今天，共同为经济民生打拼，不再以族群议题为政治动员的利器，已经成为台湾各党派的共识。

这就是自由社会的美妙。它也有粗鄙，也有野蛮，但是它更有现代文明奠定的社会底盘。因而它永远充满张力，永远有制衡有底线。换句话说，从自由的社会中一定会成长出一批批像岭南大学游行的学生、像台湾百万红衫军那样负责任的公民，在自由遇到挑战、文明遇到危机的时候自动站出来保卫社会，保卫自由与文明。文明因此永远薪火相传，没有闯不过的坎。

但是，没有自由，就没有责任。缺少自由的社会，很难指望会有负责任的公民。孔庆东的一再发难，北大一直以来的沉默，都不难从这里得到解释。因而在我眼里，孔氏“狗论”引爆的两地骂战不可怕，一时的族群对立也不可怕，可怕的只是，没有从自由中生长起来的文明的力量，遏制野蛮疯长。

（笑蜀，资深媒体人，主编《历史的先声》，著有《刘文彩真相》、《背上十字架的科学》。）

倾听——台湾人丧失的能力

黄创夏

台北，“国家音乐厅”的后台，杂乱的道具间中，一位全身劲黑牛仔装的女士蹲在地上，她的面前是约一百四十公分的布农族小女孩，怯生生地回答女士的问话。

“老师说，你这个星期都不写作业，怎么啦？”“我……我爷爷……”小女孩手足无措地讲不出话来，女士轻抚她的脸要女孩不要急，慢慢说。

就这样，蹲在地上十几分钟，牛仔装女士专注地倾听单亲又隔代教养的小女孩说出她的故事，说出爷爷生病乏人照顾的窘况，大家才知道已经被老师骂了一个多礼拜的小女孩不是偷懒，她需要更多的协助。

这位女士，她的名字叫做周美青，倾听，正是她带给当下台湾最不一样的风格。

那是去年母亲节前夕的某个周末，在苗栗南庄的深山中，原本是一个宗教艺术活动。会后，原本要离去的周美青突然让随员请几位艺术家、大学教授和资深记者到她身边去，她想听一听众人对她丈夫的看法。

会谈的内容不是重点，在此不表。关键是将近一百五十多分钟的会谈中，周美青前倾着身体，专注地正视发言的人，周美青多半都是倾听，偶有发言，也必是针对发言者刚说的内容。

因为会倾听，周美青成了当前台湾最受欢迎的人物之一，不但是公益界与弱势圈，连最有意见、最有观点的艺文界都对周美青多所赞誉。

只是倾听，这么了不起吗？是的，这就是台湾社会中最欠缺的元素！

长期以来的教育，让台湾人总喜欢以“强者”自我期许，这样的“强者”喜爱当“指导者”，总是滔滔不绝，只有别人“听”他的，哪有真正的“倾听”。

我有一位学长后来转行学心理，是心理学博士，他有一位朋友是法官，法官曾经处理一桩夫妻“个性不合”诉请离婚的官司。电子新贵与艺术家两人，明明是青梅竹马，结发快四十年也从没有不忠诚问题，就是吵得不可开交，更重要的是，法官总觉得当事人根本不想离。

法官请学长去协谈一下，当下发现问题关键，两夫妻都只说不听，抢着要说，听不到对方的心声，于是相互怨恨。

岂止是家庭之中不会听，台湾人爱说，更爱乱说，好像生怕不说就会被人看不起。高高在上的人物更是如此。

李登辉是最有名的，他曾经接见年度“十大杰出女青年”，一位得奖人已有身孕，李登辉竟然可以话匣子一开，当场教育这十位女青年“安胎”之道四十五分钟。更厉害的是，有一次李登辉和微软总裁比尔·盖茨见面，两个小时的会面时间，李登辉足足讲了一百分钟，那是李登辉告诉比尔·盖茨有关李登辉的电脑发展的想法与经验。

这样的爱说，贯串整个台湾，企业界，大老板开会，往往都是他一个人在说；股东大会时，也是全场聆听大老板的丰功伟业；学校中有辅导室，学生进去，老师开始说教，讲了几十分钟，学生的烦恼往往还没来得及说。还有好多好多教育界、文化界、科技界、媒体界的人，只要有点分量，如果不会说，就好像没有了权威感与公信力。

于是，总是看到一堆大官，一堆教授、一堆企业家，一看到麦克风就忍不住要说上几句。

甚至，还会轻蔑不会说的人。那是一位和管考与内政相关的大学教授，入阁当大官后，平步青云，连升三级。某日记者节和记者群茶叙时，说起他下乡之后的经验，说乡下的老阿公、老阿婆每次下乡座谈时，“一站起来就讲几十分钟，很热情、很可爱，但是话都没有组织，没有重点，没有效率。”当场，有记者忍不住说：“部长，他能说到您希望的这么好，他也可以当部长了！”

爱说也就算了，乱说、瞎说、胡说，充斥着台湾，摊开报纸、打开电视，台湾真的是一个“说”的民族。更重要的是，官越大、企业越大、职位越高，大家都在想要“说”的时候，“听”的能力不知不觉竟然已经丧失了。

过去的台湾，并不是如此，好多好多的中小企业都还记得，曾经，有一个“经济部长”，他是台湾任期最久的“经济部长”，他是孙运璿，是一个总是穿着西装就坐在泥地上，听着工人诉说的“经济部长”。当时，还有一个会“听”的“行政院长”，他的名字叫做蒋经国。

那是一个“听”的年代，王云五、吴大猷、梅贻琦、尹仲容，各行各业在那个时代，留下来的故事都是“听”。因为能“听”，所以才知道怎么“做”。如今，只想“说”而不听，而且还“不会说”！难怪不论在哪里，各界人士往往怎么“做”都不对头！

（黄创夏，《中时电子报》特约主笔，曾任《新新闻》总编辑，《商业周刊》资深撰述委员，《中国时报》财经新闻主编室撰述委员。）

什么是真正的香港危机？

李　铁

说起香港人的特质，很多人都会用到“务实”这个词。确实，很长时期以来，香港人在政治方面都不爱搞宏大叙事，务实和理性的风格甚至使他们对政治和群体表达相对冷漠。这一点，从这座城市的报摊就可以看出来：这座城市几乎没有一本像样的时政杂志，娱乐八卦周刊毫无疑问才是杂志的中坚。香港人几十年来习惯了专注于自己的工作与家庭，激烈的群体表达似乎与香港人无缘。大学教授们，也都倾向于做一个知识分子而不是意见领袖。

但情况在这些年显然已经发生了变化，香港似乎进入了一个多事之秋。激烈排外情绪的出现、在没有多少实在证据的情况下就发动一轮轮的“反贪大游行”以及屡屡出现的对司法权威的质疑。这都让人们感受到，一股戾气开始在这座城市升腾。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这些现象的出现，并非是因为这些事件本身，而往往有其更深刻的社会经济背景。我们只有了解香港今天所面临的经济和社会困境，才能明白为何“This city is dying（这城市快死掉了）”会在过去一年成为城中热话。

吸“自由行”上瘾：香港经济模式的困境

香港是一个税基狭窄的外向型经济体，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利得税、薪俸税、地价收入和投资收益。现今的香港政府，与物业相关的税收亦接近两成，其比例远远高于经合组织成员国。在1996—2006的十年间，政府卖地和投资收益共占政府总收入的39.6％；在过去两年，政府的卖地收入更是分别超过了六百亿和八百亿港元，以政府年度总收入为两千多亿计算，约占三成。

学者们普遍认为，这种土地和房地产财政既缺乏稳定性，更存在结构性问题。但与此同时，政府的大部分支出都用于教育、卫生和社会福利，随着人口结构的改变（主要是新移民的涌入）以及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这一部分支出的比重只会进一步增大。更加吊诡的是，高地价政策给普通市民造成了沉重负担，而政府又不得不倚赖卖地收入来“派糖”平息民众的怨气，这变成了一种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尽管目前香港仍能以卖地保证库房盈余，其公共财政却隐藏着极大的危机。

香港政府并非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自前任特首董建华时期以来，政府不再安于“积极不干预”的角色，不断尝试主导经济转型，发展新产业，但当“八万五”的房屋政策导致楼价暴跌，代表高科技经济的“数码港”最终沦为地产项目，在经历了连续的赤字预算案和“非典”的打击之后，政府终于决定接受“背靠祖国”的定位，开始大力发展与内地的经贸融合。这便是2004年开始实行的《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其中正包括了内地人熟知的自由行。

香港学者卢兆兴曾以“大陆化”（mainlandization）来描述香港回归后所经历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化。“大陆化”这个词本身已经揭示了，一国两制实行十五年以来，两地间的融合多于疏离，而融合又以香港向大陆的靠拢为主。作为中央对香港的一种经济策略的“大陆化”，恰恰始于CEPA和自由行。

CEPA对香港经济的影响有多大？根据香港政府工业贸易署的统计，仅仅在2007—2009年，香港的服务企业因CEPA获得的累积业务收益超过500亿港元；而香港根据CEPA设于内地的企业在此期间获得约1985亿港元的收益。而自由行方面，专业人士估计，以一个百分点失业率代表3.5万人失业计算，自由行和CEPA大约将香港的失业率拉低近两个百分点。

当初开通CEPA和自由行的时候，中央和港府都有一种期望，那就是用这种刺激措施使香港经济喘一口气，用以带动金融、专业服务、教育和医疗等产业的服务需求，毕竟这些行业才应该是香港竞争力的核心。然而近十年过去了，有评论认为，零售业的急剧增长“其溢出效应无法到达其他产业”，反而使其他新兴产业难有发展的空间。即使增加了就业，自由行吸纳的主要是大量的低技术劳动力，年轻人投身其中亦难有好的发展前途。因此，自由行的好处除了商铺业主，普通市民几乎享受不到。反而是连锁零售商店的急剧扩张，破坏了香港社会原本的社区结构和消费习惯，其中的损害逐渐浮现，演变成今天港人与内地游客的对立。

更严重的是，在这十年之中，自由行带来的眼前利益和繁华景象甚为符合港人实用主义的心态，而“背靠祖国”的神话也已经深深植入香港社会的群体意识之中。由于库房连年盈余，政府不仅不再讨论税基狭窄的问题，还以争取到新的中央“惠港措施”为政绩，遑论顾及经济转型。

直到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曾荫权政府才终于大梦初觉，委任了一个经济机遇委员会，提倡发展知识经济和“六大优势产业”。但时至今日仍成效不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无论创意、环保、医疗或是科技等多么先进的现代产业，在香港首先便要克服高地租带来的成本问题，这恰恰又是香港经济的重心和痼疾所在。高昂的地价和生活成本，极大削弱了香港在很多领域的国际竞争力。

因此，旧问题仍未解决，而且可能更加恶化了。因为就在这十几年间，无论香港经济和市民生活境遇如何变化，有高地价护航的大地产商却始终旱涝保收。以回归前就已积累下的雄厚土地储备和资产为基础，在回归后几乎不受节制的环境里迅速发展成为超级寡头，不仅巩固了原先不合理的经济结构，阻碍了自由竞争，更加剧了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公。根据香港社联的统计，2010年香港录得十年以来最多的贫穷人口数量以及最高的贫穷率，而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更发表报告指出，香港是全亚洲贫富最悬殊的城市。

地产财阀的合围

2010年，一位前地产商私人助理潘慧娴女士撰写的《地产霸权》引起了香港社会的广泛关注。《地产霸权》所依据的，除了公开的经济数据，便是十几年来港人无比熟悉的大小事件，但串联在一起，便组成了一幅触目惊心的超级寡头垄断经济与民生命脉的景象。

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主要的四家地产商就已经控制了香港百分之五十五的房地产市场，如今新的地产商已经极难进入这个市场。而大地产商凭借地产事业获取暴利，进而收购拥有大量土地的公用事业和公共服务机构，享受这些廉价地皮的同时也因公共服务的专营权和垄断地位获取稳定可观的利润。今天香港的公共交通、煤气、电力以及超级市场等，无一不由大地产商所控制。

受此书启发，一位名叫庞一鸣的香港青年开始身体力行一个“一年不帮衬地产商”的计划。然而，这项计划殊为艰难。纵使他不搭乘公共巴士，不去连锁超市，不去连锁快餐店，不去大商场里的电影院，不装上网宽频，他也无法不用电，不坐渡海小轮或是地铁。电力公司和小轮也都属于大地产商所有，而港铁本身就是一个地产商。今天，香港人的衣食住行已被全部纳入地产商强大的网络之内，民众在无法负担房价的同时，更发现当公共服务加价时，他们几乎毫无招架之力。

高度垄断之下，各个领域的公平竞争渐渐不复存在。政府的放任无疑助长了跨行业垄断的加剧。早在1993年的殖民地时代，立法局已经开始讨论公平竞争政策，但在回归之后的头十几年里，特区政府一直反对订立适用于所有行业的公平竞争法，而只愿意对电讯和广播业进行反垄断监管；直至2008年，政府才终于发表竞争立法建议的咨询文件。这条法例原计划应在2008—2009立法年度内通过，但至今仍在讨论之中。

在这十几年香港大学所作的历次民调中，香港社会“公平”指标得到的评分，长期在各项指标评分中包尾，远远落后于自由、文明、治安、廉洁、繁荣以及法治等指标；2011年12月公布的民调显示，若要在“繁荣、廉洁、公平、自由或福利社会”中做出选择，最多港人选择的是“公平社会”，其次才是廉洁和繁荣的社会。反抗各种不公平，拿回自己应得的那份，俨然成了港人的头等目标。

官员遭遇信任危机

不少香港人认为，当香港社会逐渐为大地产商的跨行业垄断付出沉重代价时，港府却躲在“积极不干预”和“小政府，大市场”的旧信条后面，以一时的盈余或赤字来判断市况，逃避作为平衡者和仲裁者的责任，放任了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的情况恶化。

持这种看法的港人并非没有依据，比如长期以来，政府不愿主动监管一手楼销售。直至今日，香港地产商在卖楼过程中仍只需进行“自我规管”，故而民间有“街市卖菜‘呃秤’会被海关检控，地产商卖发水楼却不必负责”的愤懑。2011年，政府终于开始就立法规管一手楼销售进行公众咨询，提上日程，但此时政府早已在民众中落下了受制于“地产霸权”的软弱形象，社会不满也自然随之而来。

除了在面对地产财阀时表现软弱与放任之外，政府为摆脱财赤而进行的公产私有化过程也助长了垄断企业的扩张，使基层市民生活更加艰难。2005年，房屋委员会将旗下遍布各个公共屋邨的一百八十个零售和停车场设施分拆出售给“领汇”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然而接下来的几年，由于领汇以成倍的租金加幅逐渐使小商户绝迹，原本作为公共屋邨配套设施的商场也逐步蜕变为低收入阶层负担不起的连锁商店聚集地。小商户因大幅加租而发起多次抗议，民怨累积之下，这一公营服务私有化的范例可说是相当失败。

这些做法，包括《公平竞争法》的难产，不但加剧了市场环境的不公平，还损害了政府自身的管治威信，令民众怀疑政府无意改变甚至是助长各种社会不公的现象，从而逐渐不再信任政府。在“不信任”的社会氛围之下，政府官员稍有不慎，便可能瓜田李下，堕入“官商勾结”或是“利益输送”的疑云。

例如，前地政署署长梁展文曾参与政府和某大地产商补地价的谈判，退休后又加入该地产集团接受高薪厚职，因此数次被立法会传唤解释此事。尽管梁氏并未违反法律，此事却触发了公众对政府官员可能收取“延后利益”的疑虑。

此次特首曾荫权就因为参加私人宴会、低价乘坐富豪的私人游艇等并未违法的“小事”而引发了轩然大波，就连他本人也连称感到意外：“我承认四十五年公务经验是我的资产，但也是包袱，有时会令自己有盲点，只相信自己一套，忽视时代转变后，公众期望也跟着改变，对公职人员有更高的要求。”言下之意便是，他本人没想到，民众对官员的信任度已经今非昔比。

今天港人对贪腐问题如此敏感，固然是因为香港人对公务员的廉洁度是“零容忍”，却也不排除港人对政府官员疑虑渐深。香港公务员一向以清廉高效著称，这种不信任不仅对整个公务员体系产生了相当负面的影响，也增加了未来政府推行政策的阻力，更加剧了社会分裂。

法治遭到民粹挑战

香港人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香港是个法治社会”。“法治”是香港稳定和繁荣的基石，香港人一直也以他们的司法制度和法治水平为荣。但这一基石，近年也有松动的迹象。有人开始挑战法治，或许是香港遇到的最大挑战。

法治程度首先与民众的信心有关。回归以来香港市民对法治状况评分的几次下跌，均由重大的事件诱发：1999年和2004年两次人大释法；1999年“胡仙案”；2000年警方引用公安法逮捕大学生；2008年民间电台案、富豪超速驾驶案以及艺人裸照案；以及2010年包致金侄女袭警案。这些事件中，除了两次人大释法引发市民对司法独立不保的忧虑之外，其他事件均涉及律政司选择性检控或是警方选择性执法。可见，在港人心中，司法独立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乃是最重要的法治指标。

不过，虽然香港的司法机关从来都是民望最高的机构，以及香港的法治评分总体上仍处于高位，当社会对经济目标和社会公平的渴求过于迫切，而资源又相对紧拙时，民粹情绪便极易被煽动起来，转而威胁到法治所涵盖的诸多价值。

例如，与如今的“双非”婴儿涌港直接相关的庄丰源案，早年虽在学界和社会上引起激烈争论，终审法院的判决毕竟还是获得了特区政府和舆论的普遍尊重。然而，在“双非”婴儿比十年前多了五十倍的今天，已经有声音将此案重新定性为大律师策动的、终审法院造成的“错案”，而社会对此却并无太多分析和批判的声音。究其原因，虽然有如今香港社会不堪重负的因素，更多的恐怕还是近年来民粹情绪的抬头，使得社会整体在法治立场上的某些退却逐渐合理化了。在此过程中首当其冲的便是俗称民告官的司法复核案件。

首先是针对司法复核申请人的所谓“滥用”法律援助和“滥用”司法复核的攻击。如前所述的“领汇”管理公司，在2004年上市前曾被公屋居民提起司法复核，由于上市计划一度被阻止，有许多投资者甚至主流媒体将矛头指向领综援的起诉人，并逐步扩大为对法律援助制度的质疑，以对该公屋居民提起司法复核的动机的揣测，得出滥用法援的结论。然而，法律援助制度的核心要义是确保每个人不会因经济困难而得不到应有的法律服务。而市民提起司法复核是一项法定权利，其申请是否获得接纳，则由法院遵循普通法原则和具体案情及理据做出裁决，亦可视为法院自有一套防止滥诉的机制，如果法院受理申请，自然就不存在“滥用”的问题。

最严重也是近期发生的，便是直接攻击司法复核制度本身，提出所谓“司法暴政”论，将“法院是否有权废除民选议会制定的法律”这一在成熟法治社会得到充分讨论的“反多数难题”，一面倒地变成对司法之恶的声讨。2011年，在高等法院判决《入境条例》中限制外佣申请居港权的条文违背《基本法》之后，一篇刊登在主流报章上的评论宣称发现了“香港宪制的盲点”，即，法院竟然可以推翻一项由立法和行政共同决定的、行之已久的政策。然而，香港的司法复核制度既包括对政府行为的复审，也包括对立法是否合乎《基本法》的审查。后者赋予了法院更多权力去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此“盲点说”若获得香港社会接纳并予以相应的“纠正”，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势将严重削弱，而法治也就离覆亡不远了。

这些批评和挑战单独看来似乎都有特定的社会背景，却已逐渐升格为对整个司法体系的攻击，并借着民粹和排外情绪的抬头壮大声势，以动机去量度个人行使诉讼权利的合法性和法律专业人员的操守，以经济效益的大小作为评判法官裁决是否正当的唯一标准，这些都是极度偏离法治原则的鼓吹，并将逐步侵蚀法治的各个层面。最后香港人可能会面对如此荒谬而可怕的不确定性：当损失达到多少亿时，当多少万内地孕妇或外佣涌入时，法官的裁决就应当被“纠正”呢？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香港的法律精英们不遗余力地予以还击，由于他们多属于与政府不友好的派别，其政治身份多于专业身份，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他们的意见对普罗大众的影响力；而在他们之外，香港社会也缺乏强大而稳定的知识分子阶层，勇于承担起沟通知识界与民众的责任，不厌其烦地向民众解释：为何要用纳税人的金钱去援助那些可能“阻碍经济发展”的人告政府；为何法院的裁决即使“不受欢迎”却仍必须得到尊重。但这些精英的声音，在各种不满的情绪之中，能压得住民粹的鼓噪吗？

结　语

几个月以来，香港风波不断，面对着一些港人升腾的戾气，并非是一句“请勿动怒”或是“包容理性”就可以抚平的。许多港人看到了“背靠祖国”的出路不在于在物质和心理上定期领取惠港券，而在于借助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庞大的市场尽快实现经济转型。如何在经济社会发展上突破地产财阀的合围，靠金融等高端服务业和创意产业的崛起实现可持续的经济转型，是解决香港诸多问题的出路所在。在这条艰难的道路上，香港必须坚守的，便是这座“东方之珠”得以安身立命的——法治。

（李铁，《南方周末》评论员，前《时代周报》主笔。）

两岸需要高级翻译

石咏琦

北京于总是个台湾通，多年来与台商打交道，经常应邀访台演讲。有一回聊天他提到一句话很有意思：我常在两岸当翻译。这话乍听之下有些蒙，两岸不是都说普通话吗？哪会听不懂还要翻译？但经过这几年在北京居住，特别是有许多来自台湾的乡亲父老来京短暂停留或经商，的确是需要协助他们做个“两岸翻译”。

原因在哪儿？词汇不同是个基本的原因，更多的是背后的思维方式不同。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前两天应邀作客海峡卫视，主持人提到一个问题，说是有陆客到台湾迷了路，就问街边的人路怎么走。年轻人立即拿出手机Google一下找到方位，再仔细告诉对方，大陆人响应了一句话：台湾人怎么那么“简单”？

这个反馈如果是台湾人听到肯定心里不爽，我这么辛苦帮你忙，你还说我“简单”？“简单”一词使人联想到“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如果用于形容一个人很“简单”，那是一个损人的代名词。比方说，这么“简单”你还不懂，简直是白痴。这句话在台湾是常用的，尤其是年轻人的聚会里，表示对方没脑筋，很笨。

接着，主持人又问，大陆人很“复杂”吗？这句话我无言以对。我没有对大陆的朋友说过：你很复杂。不知道对方的感觉是什么，也好像没有听过人这样在街上说过。“复杂”，北京人可能会翻译为：这人想法太多。但是如果台湾人说这个人很复杂，表示这个人背景不单纯，与思考复杂不复杂没什么关系。这个人不“简单”！表示很肯定对方有卓越的成就；这个人有点“复杂”！表示这个人来龙去脉交代不清或思路有问题。

再举一个经常用的例子。比方在大陆，一件事情想征询对方的意见会问：这件事，您怎么看？这个问句如果是台湾人听见，理解会是：这件事我不同意，或是我的看法不能苟同，但是想听听你是否也不同意。但在大陆这样的问话，并没有事先预设立场的意思，只是很正常的想知道对方的看法而已。所以，每当学生在QQ里问我一句，您怎么看，我虽然有些不太高兴，但是知道对方没有抬高自己身份或者鄙视我的意思。

于总举出最经典的例子是，每当他把台商介绍给大陆朋友，台商总会介绍自己：我们公司“小小的”。于总听了很生气，“小小的”还来大陆做什么？要来大陆做生意就要把自己说得很牛，什么叫“小小的”？这话就像我刚来北京，吃完饭总赞一句“好好吃”，让主人认为很“小家子气”一样。但如果以台湾人的想法，我的企业无论再大，也还有更大的，所以永远会说，我家“小小的”，公司也“小小的”，做个“小小的”生意。可这“小小的生意”也许每年的税后盈余都上亿。

随着大幅度的开放，以及随后两岸事业的交叉经营，“高级翻译”的工作可能必须进行。简单的词汇可以借助“两岸大辞典”来翻译，但是真正文化上的差异性所产生的误解，有时候会造成很冗长的解释程序或者更麻烦的会造成误会。这些语法上的差异，很难用翻译机或大辞典来解释清楚，需要借助时间和人力。

再举一个例子，大陆最近与很多台湾中南部的农渔业者签约，名为“让利”。这个名词在大陆可能是个纯商业的想法，“让利”就是多买点东西，让老百姓的产品可以有个去处。但如果这个字眼给台湾人听来，就不是滋味，有“布施”、“救济”的含意在里面。台湾人更多的是喜欢听到“互惠”“互利”“双赢”而不是“让利”。

“高级翻译”必须很细心地观察两岸所想的是否有显著的差异。所以这样的人要能深切了解两岸的语词与文化，充当桥梁，在某些交往不顺畅的时候，找出症结来，化解误解于无形。

我们需要更多和事老，或者苏秦和张仪。

（石咏琦，台湾人，现旅居北京，培训师、作家。）

青年菁英

街头　　　　　　　　　　　老愚摄

爸爸妈妈一直活得战战兢兢

王海燕

我的妈妈很聪明，有灵活的生意头脑，她很勤劳；我的爸爸，他简直是个能工巧匠，他非常勤劳。他们有着一个最基本的美好心愿，那就是衣食无忧、家庭幸福，他们一直为此奋斗不已，但在中国，在当代中国，他们却一直活得战战兢兢。

我爸爸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就到上海打工，是四川最早一批外出谋生的农民。他当时在拆迁工地当工人，施工队里出事是一件家常便饭的事情，小则伤筋动骨，大则命送异地。我妈妈1997年也去了上海，最初在施工队里做饭，然后在工厂做工，最后只有初中一年级文化水平的她敏锐而大胆地做起了卖烤肉串这个小生意。

我妈现在对肉串生意记忆最深刻的是“冲摊”。冲摊，就是一溜小摊正在热火朝天做生意，远远有城管手提棍棒走过来，像见到猛兽，所有小贩丢下自己的家当财产，撒丫子逃命。等缓过来，最值钱的推车什么的已经不见了，地上一片狼藉，大家找找还能收拾的东西，各回各家。

随后，开小面馆，开面包店，在这些低利润、高房租和手续繁琐的行业底层，我百炼成钢的爸爸妈妈一直在和有关方面斗智斗勇，不屈不挠。

生活一直处在一种动荡的危险里，他们一直活在害怕和焦虑不安中，最开始他们以为这是手里没有任何资本的缘故。

2003年，有了一点储蓄，爸爸妈妈转行做旧建筑材料，就是在拆迁工地上回收各种木头材料、门窗、瓦片，再整理卖出。这个活非常累，经常是在一堆建筑垃圾，水泥、土、砖头、废物里面刨出有用的东西，说白了，就是捡垃圾。但累其实不值一提，还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解决。

整理堆放材料需要场地，而规范合法且便利的堆放场地，在寸土寸金的上海基本不可能，说到底，他们做的只是小生意。所以一般是在郊区找要开发又还不急于建设的地方，找到相关负责人，活动活动，租下一亩左右的场地，没有任何保障地安营扎寨。

这样的地方通常挨近臭水沟或垃圾场，没有任何生活设施，房子是用旧木板搭的一两间棚子，水电自己想办法，总之就是自生自灭。即便这样，稳定依然是没有的，场地提前开工了，负责人调换了，上面的检查严格了，或者只是因为那个附近的居民不爽了，你便应该知趣识相地赶紧滚蛋。

我爸爸妈妈他们八年里平均搬家频率是一年一次。以至后来我爸爸妈妈完全可以半天盖好一座“房子”，一天解决所有搬家带来的混乱。

然后就是买主，这些材料的买主有小包工头，也不乏大工程负责人，这些材料完全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至少质量不会比那些“高效率”生产出来的新材料差，或者差一点大概也无所谓，重要的是价钱要便宜一半甚至更多。但永远不会出现固定的销售渠道，永远是摸着石头过河，有的时候新搬到一个地方无人知晓，木头材料白白烂掉都是可能的。

做这个生意的时候，我妈一直用“天要生你就会养你”这句很土也很有哲学味的话安慰我爸爸，他比较悲观，一有动荡便会唉声叹气。

而我妈是比较乐观的，一直说他们是这个时代的受益者，在混乱的大官大商拼挤敛财的缝隙里，至少他们削尖了脑袋还能在人群里捡到一些利益的残渣。

但我妈的乐观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我说了，我妈最开始以为她的不安全只是来自于赤裸裸的一穷二白，但后来她发现不是这样的。

2007年，我们家有了一点存款，当时正是中国楼市叱咤风云的时代，我们老家不少人倾其所有都在县城买了房子。我妈经过仔细权衡，决定把钱留给我和我弟弟读书，她已经很前卫地把子女教育看做一项投资了。她曾亲眼目睹我伯父，一个本分尽职的乡卫生院院长为了供两个儿女读书，如何节衣缩食，砸锅卖铁。我伯父至少还是公家的人，而她只是个农民，所以她怕，非常怕。说什么，她也要把钱存着，她觉得那是保障。

但到2011年，我的爸爸妈妈发现他们的想法跟不上形势了。虽然她手里的钱略有增多，但和人民币自由落体般的贬值速度比起来，那点增加简直微不足道，也就是说，钱根本是放不得的。她想把它变成稍微有保障一点的东西，黄金这种硬通货不用考虑，那需要真正有闲得发霉那么多的钱。

她再次郑重地考虑房子，不过几年前的房子在这个时候已经孙悟空一样，在价格上翻了N个筋斗云。好在赶上新农村建设，我们家的土地几乎全被规划在建设用地上，于是一下子凭空掉下了许多钱。

我妈正式决定在城里买一套房，那套房子现在还没完工，但大部分存款掉进了首付，而漫长的还贷之路还在等待着我们全家人。其实促使我妈下定决心的原因还有一个，那就是她发现，在我们老家，在城里若没有一套房子，娶媳妇比登天还难，姑娘们也许比她还没有安全感。虽然我弟弟还没到那个年龄，但我妈觉得这样的未雨绸缪实在很有必要。

买房子是为了让那点微不足道的存款不至于变成一堆废纸，但买房过后，我妈妈的不安全感更深了。

农村的土地本来是他们的退路，虽然务农的高成本低回报本就是一条死胡同一样的路，现在这条路被彻彻底底切断。城市里的生意是他们现在的立身之本，但现实是做了八年的生意早就开始愁云惨淡，建设废地越来越少，买主更是越来越少。随着社会第一次转型期的完成，社会的利益分配越来越严丝合缝，已经遗落不下多少残渣给底层小人物。城市这个上帝曾经对他们打开的窗正在一扇一扇关上，而门从来就没有打开过。至于出路，那一直被押在我和弟弟身上，我们都很努力，念了不错的大学，我妈一直对这项投资的回报信心满满，但不幸的是，她一直热烈而执着地关注新闻，她唯一幸存的一点信心也开始动摇。

回顾我爸爸妈妈的打拼历程，勤劳节俭是用不着预设的基本前提。起早贪黑，我们全家每个人脚上都布满废铁钉刺穿的疤痕，三四十个小时的火车从来都是硬座往返。值得一提的是，他们还算有头脑的，在我们家乡已算比较成功；他们还很幸运，我们家从来没有遇上任何天灾人祸，甚至交了好运，偶然有了一块很值钱的田，而这田是为了让更多的农村人住上新农村的高价房；他们还很善良，从未做过坑蒙拐骗良心不安的事。至于代价，他们上无力在家侍奉老人，下不能和儿女团聚，长年漂泊让他们觉得任何地方都不是家，他们的一辈子从未获得安顿。

即便如此，我的爸爸妈妈，以及千千万万和他们经历相似的人，却一直战战兢兢活在害怕和焦虑中。

（本文系凤凰网首届“青年菁英博客大赛”优秀作品，作者王海燕系四川大学学生。）

九亿分之一的张望

黄受才

我在《青年时报》上看到一个报道，说是政协农业界别的一百零七名委员，没有一个是真正的农民。

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惊讶了！甚至不敢相信。作为一个熟知马列毛邓的青年人，知道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中国共产党、八个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和各界的代表，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归国侨胞的代表，以及特别邀请的人士组成，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两千两百多名政协委员竟然没有一个农民。没有农民的政协，社会基础实际上已经被削弱了。农民就像被遗弃的孤儿，行走在田间地头，却不知道自己被代表了，而且那些代表自己的不是农民的人还自称为农民。那些自称为农民代表的人多半是住着豪宅开着好车，久未下过田种过地。其实那些农业界的人，多半是坐办公室的官员学者，还有一部分是科学家。他们不能体会一个农民的真正生存状态。久居高堂估计也早已忘却泥土滋味，亦不知青草香。

我的老爸是个农民工，没怎么读过书。我爷爷也是个地道的老实巴交的农民。我就是传说中的农三代，从我有记忆以来，我就没见过他们拿过选票，我自己也没见过选票。我爷爷喜欢每天看新闻联播，我小时候就跟着他一起看，看江主席开两会我就问我爷爷：“你是农民，你有机会上电视做代表么？”我爷爷笑了笑，磕了磕手中的烟杆，说政治我们不懂，但是我得看着有什么好政策。那样我们的日子就过得好一些。我爷爷不关注谁在台上，关键是谁会替他们说话，替他们做事。我问我爷爷有无见过选票，他就说见了选票也没有用，都是内定的。后来爷爷在我上初中的时候走了。而我的父亲，却是常年在外打工，一年都难得回家，过年都是成了一件奢侈的事情，更不用说见到选票，并且庄严地投上一票了。村里的事务一般都是由德高望重的长辈来解决，重要的决策也是在家的一些老人家召集几个人去商议。

其实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我在小学的时候，我爷爷和我爸都交代我，一定要好好读书。读书才是你唯一的出路，仅此无他。我一路读书读到现在，我愈发明白我家人的苦心。典型的贫穷，没有所谓的关系，没有钱没有权，只有凭借高考挤独木桥进入大学。从而希望能够一跃龙门离开世代所在的农村，成为一个城里人。那是一个农民家庭能爬起来的唯一低成本的路。这种低成本只是相对其他路径而言的。社会结构趋于板结，农民上升的渠道已经基本上被堵死，农民的儿子不好好读书就只会沦为农二代，如果不通过高考，如何竞争得过那些所谓的官二代和富二代们？我很庆幸我能读大学，能够留在城里，也十分感恩父母，我知道我父母为我付出了太多太多，其实我的骨子里仍是个农民，只是多读了些书的农民罢了。没有走上父母亲的老路，这可能是他们唯一值得欣慰和自豪的事情吧。

我曾经看到过这么一个故事，说是一名记者去山里碰到一名放羊的孩子，于是问他生孩子干什么？放羊。放羊干什么？赚钱娶媳妇。娶媳妇干什么？生孩子。生孩子干什么？……这个故事或许大家都知道，说是山区缺乏教育之类的。这其实是中国九亿农民的缩影。如果，乡村连教育都没有了，那只有真正的生娃——放羊——赚钱——娶媳妇——生娃……陷入一种恶性循环。或许有人说可以进城读书啊，可是什么样的农民才能负担得起的呢？就算负担得起，一个人就得花费整个家庭年收入的一半以上。而且随着父母工作的变动，孩子又可能面临辍学。而反观那些富二代和官二代们，可以享受到最好的教育资源，最好的生活环境和政治环境。就算学习成绩不够好，出来就业、经商都有其富爸爸或官爸爸给创造的良好条件，又可能是富者更富，官二代凭借其父亲的政治资源谋得上位，从而整个国家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阶层，而且板结固化。

我国有九亿农民，全国有2275名政协委员，居然没有一位是真正的农民，农民几乎被这个国度遗忘。整个国家十三亿人口，九亿是农民。我希望政协能有真正的农民在会上发言，带去来自泥土的芬芳，也希望能有更多的农民能有文化，能获得和城里人一样的权利，彻底打破这城乡二元制。农民虽说不属于任何团体派别，但也应发出自己的声音，也需要一个合理的上升渠道。精英治国的同时，也需要来自底层的声音，那样共商国是，做出的决议才能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

几十年来，农民已经付出太多太多，一直都是农村支持城市。现在虽说是城市开始反哺农村，但是那么多的进城务工人员为城市作出多大的贡献！居庙堂之高，也应为江湖之远的农民留一个位置。

这是来自九亿分之一的一个农民的呐喊和张望。

（本文系凤凰网首届“青年菁英博客大赛”优秀作品，作者黄受才系广东金融学院学生。）

大陆公厕里为什么容不下一卷卫生纸？

刘　峰

厕所里为什么容不下一卷卫生纸？走遍大陆的各大公共厕所，你很难看到卫生纸。我们是要自己带纸上厕所的，公共厕所不提供专门的卫生纸，至于原因，不想多说。很多老外来中国，因为要自己带纸上厕所曾经闹过许多笑话。

撅着屁股满世界搜索卫生纸真的是蛮好笑，也着实很囧。有一次去798艺术区看展，在白色鸟笼旁边的一个公共厕所外面看到一群老外在那笑得前仰后合，那阵式真的笑得好开心，细细一听发现他们在讨论卫生纸的问题。我们看来公共卫生间没纸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但是第一次来的老外遇到了真的是洋相百出，各种笑话不绝于耳。

“妈……妈……妈给我拿点纸来！”想起童年叫妈拿纸的尴尬境地，不过老妈还是不会放鸽子，要不然撅着屁股满世界找妈要纸，那种囧途真的是蛮好笑。有时候实在是家里没人，就自己撅着屁股找纸。小也就算了，想想要一个大人撅着屁股找纸，这事好不好笑？

今天去了一趟台南应用科技大学参加“一百学年度五校室内即空间设计联合评图”，是在台南应用科技大学的空间设计大楼举行的一场盛会。那栋楼大概有十层，展览区在六楼大会议厅在九楼。我们先在六楼、七楼布展看展，再到九楼进行评图。上去讲自己的设计方案的是这次每个学校选出来的第一、二、三名，五个学校都有一、二、三名。他们的评选都是学生和老师一起评的，是用一种特别制作的贴纸往好的作品上贴。每个同学和老师都有规定数额的小贴纸，老师的贴纸分数比较多一点，学生的少点一分。而且这次的学生有几百个之多，老师也就几个而已。

我觉得这种评分方式比较可取，至少不会因为某个人的喜好而掩埋一个大家觉得还可以的作品。老师在评图的时候半开玩笑地说：“我就知道这个漂流瓶的案子会起来，因为有点文艺范儿，而且容易引起共鸣。但是我不喜欢这样的案子，不是建筑要培养的一种思维模式，像二逼的文艺青年，这几个作品我一个都没投票。”老师那说话的口气真的是很好笑，就是这样的环境让我们渐渐地向建筑设计一步步靠近。

每年台湾这边的学校都会组织这样的评图活动。这边的设计交流活动真的很频繁！四月份还有一场二十几所大学评图的活动，设计是要不断去交流才会有进步和提高，新思想碰撞的火花都会在交流中不断出现。在北京似乎很少有这样的活动，如果有的话一般都是平面类、动画类，像几个学校联合评图的方式很少见。设计需要交流，需要新思想，需要寻找新的高度。

呆在这栋楼里一天，上厕所的时候突然发现这边厕所里是有纸的，我当时还带了纸在身上。从楼上下来发现基本上这边的厕所都有纸，而且很奇怪的一点是这边的女厕所比男厕所多。男厕所只有一边的楼梯有，而女厕所两边都有。

前些日子看过一条新闻说一群女学生为女厕所的问题集体抗议，不记得是广州还是哪个城市。

寒假过年的时候，我在北京西站看到一现象，当时就被吓到。在候车区的女厕所旁排了好长一条队。好多女同胞在排队上厕所，从女厕所里面一直排到候车区外面。那场面特震撼，我想拍下来，可惜没带相机，就一直记在了心里。那一刻觉得做男人真的很好，不用排队一进去就可以解决。那一刻我才懂什么叫女人，什么叫“很急”。

前两天奶爸带我们出去玩的时候，在车上告诉我们一笑话。在英国旅游的一个中国游客，临上飞机前被酒店管理人员追要酒店里的一枕头。我们当时听了很是奇怪，这枕头都值得带上飞机？而且还是酒店里的枕头。后来奶爸解释这枕头怎么好之后才相信这是真的。什么毛巾、什么牙刷、什么拖鞋只要看得上都放进行李箱，这是很多人的想法：反正这东西不要钱嘛！

不拿白不拿，带回家才是硬道理，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厕所里的卫生纸能安好地放在那。不用我们自己带纸进公共厕所，也不用撅着屁股满世界找纸，更不会有一个个不绝于耳的笑话。外国友人来的时候能豪言壮语说上一句我们的公共厕所里也有纸，还能得瑟地说请不要带纸上厕所。

“不用带纸。谢谢！”

2012年3月18日写于台湾建国科技大学

（本文系凤凰网首届“青年菁英博客大赛”优秀作品，作者刘峰系台湾建国科技大学学生。）

【附录】凤凰网博报年度博主名单

十大影响力奖

蔡慎坤　李悔之　李剑芒　闾丘露薇　邱震海

时寒冰　信力建　鄢烈山　杨恒均　　王锦思

十大洞察力奖

加藤嘉一　老　愚　茅于轼　邱立本　石述思

吴祚来　　笑　蜀　许锡良　杨佩昌　林泉忠

十大号召力奖

丁　咚　侯金亮　郎咸平　郎遥远　马鼎盛

牛　刀　三　杉　余丰慧　张敬伟　至诚大兵

特别致谢奖

曹思源　　洪巧俊　刘方炜　刘　瑜　桥本隆则

十年砍柴　苏紫紫　童大焕　王晓阳　颜昌海

叶匡政　　叶　檀　章　文　张铁志　赵少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