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来打算在发表《格兰其庄园》之后[474],就不再描写我的朋友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的光辉事迹了。这并不是因为缺少素材,还有几百个案例没有使用过;也不是因为读者对这位杰出人物的奇特个性和独特方法失去了兴趣。真正的原因是福尔摩斯先生不愿意再继续发表自己的经历。其实,记录他的事迹对他的侦缉工作是有好处的[475],但他一定要离开伦敦,到苏塞克斯丘陵地带[476]去研究学问和养蜂,非常不愿意引人关注,并再三叮嘱要我尊重他的意愿[477]。我对他说,我已答应读者会在适当的时机[478]发表《第二块血迹》,而且指出这一长串的记录,应该以这样一个重要的国际性案件[479]作为高潮。所以,最后我得到他的同意,使这件被谨慎处理的案子得以公诸于众。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有些细节可能显得不很清楚,请公众谅解我不得不有所保留的苦衷。
某一年秋天——具体哪年不能讲明,请读者原谅——一个星期二的上午,有两位欧洲著名的客人来到我们贝克街的简陋住所[480]。一位是倍棱格勋爵[481],曾两度担任英国首相。他的鼻梁高高耸起,双目炯炯发光,相貌显得十分威严。另一位肤色黝黑,面目清秀,举止文雅,虽然未到中年,可是看样子阅历很广。他就是崔洛尼·侯普阁下[482]——欧洲事务大臣,英国最有前途的政治家。他们并肩坐在堆满文件的长沙发椅上,从他们忧虑而焦急的神色可以看出,他们到这里来,一定有要事相求。首相那青筋凸起的双手紧握着一把雨伞的象牙柄,他看了看我又看了看福尔摩斯,憔悴、冷漠的脸上现出无限的忧愁。那位欧洲事务大臣也心神不安地时而捻捻胡须[483],时而摸摸表链坠。
“福尔摩斯先生,今天上午八点钟我发现有重要文件遗失,急忙告诉了首相。遵从首相的意见,我们立刻来找你。”
“您通知警察了吗?”
首相说起话来迅速又果断——众所周知,他总是这样讲话的:“没有,我们不能这样做。通知警察就意味着把文件的内容公之于众,这正是我们不希望的。”
“先生,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文件非常重要,一旦公之于众很容易、或者说很可能会引起欧洲局势复杂化。甚至可以说,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完全取决于此都不过分。追回文件一事,必须绝对保密,否则也就毫无必要,因为盗窃文件的目的正是为了将文件的内容公之于众。”
“我明白了。崔洛尼·侯普先生,请您准确叙述一下文件是在什么情况下丢失的。”
“好,福尔摩斯先生,几句话就可以说清楚。我们六天前收到一封信,是一位外国君主寄来的。这封信事关重大,因此我不敢放在保险柜里,而是每天带到白厅住宅街[484]的家中,锁在卧室的文件箱里。昨天晚上还在那儿,我非常确定这一点。我换衣服吃晚饭的时候,打开箱子,文件还在里面,今天上午就不见了。文件箱一整夜都放在我卧室梳妆台镜子的旁边。我和我的妻子睡觉都很轻。我们二人都敢肯定夜里没有人进到屋里,可是文件却不见了。”

他们并肩坐在堆满文件的长沙发椅上,从他们忧虑而焦急的神色可以看出,他们到这里来,一定有要事相求。
“您什么时候吃的晚饭?”
“七点半。”
“您睡觉前做了什么?”
“我的妻子出去看戏了,我一直坐在外屋等她。直到十一点半我们才进卧室睡觉。”
“也就是说,文件箱放在那里有四个小时没人看守。”
“除了我的仆人和我妻子的女仆早晨可以进屋之外,其他任何时间都绝不允许任何人走进屋内。这两个仆人是可靠的,在我们这里工作已经相当久了。而且,他们两人谁也不可能知道在我的文件箱里放着比一般公文更重要的东西。”
“谁知道有这封信呢?”
“家里没有一个人知道。”
“您的妻子一定知道了?”
“不,先生。在今天上午丢掉这封信之前[485]我没有对她说过。”
首相赞许地点了点头:“先生,我早就知道您的责任感是很强的。我深信这样一封重要信件的保密问题会重于家庭中的个人情感。”
欧洲事务大臣点了点头:“蒙您过奖。今天早晨之前我对妻子没有提到过关于这封信的一个字。”
“她会猜出来吗?”
“不,她不会,谁也不会猜出来的。”
“您以前丢过文件吗?”
“没有,先生。”
“在英国还有谁知道有这样一封信呢?”
“昨天通知了各位内阁大臣有这样一封信。每天内阁会议都强调保密,特别在昨天的会上首相郑重地提醒了大家。天哪,过了几个小时我自己就把这封信弄丢了!”侯普先生揪住自己的头发,神情极为懊丧,就连那英俊的面容也变得十分难看。我们看出他是一个热忱、感情容易冲动、非常敏感的人。之后他的脸上又恢复了那种高贵的神情,语气也缓和了下来。
“除了内阁大臣之外,还有两名、也可能是三名官员知道这封信。福尔摩斯先生,我可以保证在英国再也没有别人知道此事了。”
“可是国外呢?”
“我相信除了写信人之外,国外不会有人见过这封信。我深信写信人没有通过他的大臣们,这件事不是按照通常的官方渠道办的。”
福尔摩斯思考了一会儿。
“先生,我不得不问一下,这封信的中心内容是什么,为什么丢失这封信会造成这样严重的后果?”
两位政治家迅速交换了一下眼色,首相紧皱着眉头说:“信封又薄又长,颜色是淡蓝的。信封上面有红色火漆,漆上盖有蹲伏的狮子的印记。收信人的姓名写得既大又醒目。”
福尔摩斯说:“您说的这些情况都很重要,值得重视,但为了调查,我必须要追本溯源。信的内容是什么?”
“那是最重要的国家机密,我不能告诉你,并且我认为这也不必要。如果你能用你的能力找到我所说的信封和信,你将会受到国家的奖赏,我们将会给你我们的权限所能允许的最大报酬。”
福尔摩斯面带微笑地站了起来。
他说:“你们两位是英国最忙的人,不过我这个小小的侦探也很忙,有很多人来访。我非常遗憾。在这件事情上,我不能帮助你们,继续谈下去是浪费时间。”
首相一下子站了起来,两只深陷的眼睛里射出凶光,这是一种让全体内阁大臣都望而生畏的目光。他说:“对我这样说话……”不过,他忽然压制住了自己的满腔怒火,又重新坐了下来。有一两分钟,我们都安静地坐着,没有人说话。这位年迈的政治家耸了耸肩,说道:“福尔摩斯先生,我们可以接受你的条件。你是对的,只有完全信任你,你才能采取行动。”

首相一下子站了起来,两只深陷的眼睛里射出凶光,这是一种让全体内阁大臣都望而生畏的目光。
那位年轻的政治家说:“我同意您的意见。”
“我相信你和你的同事华生医生的声誉,所以我要把全部事情都告诉你们。我也相信你们有强烈的爱国心,因为这件事一旦披露出来,就会给我们的国家带来不可想象的灾难。”
“您可以完全信任我。”
“一位外国君主,对于我国殖民地的发展感到愤慨而写了这封信。信是匆忙写成的,并且完全出于他个人的意见。调查说明,他的大臣们并不知道这件事。这封信写得很不成体统,其中有些词句,还带有挑衅性质,公开这封信将会激怒英国人,引起轩然大波。我敢说,如果这封信被公开,一星期之后将会引起战争。”
福尔摩斯在一张纸条上写了一个名字,交给了首相。
“是的,正是他[486]。这封信的丢失可能导致几亿英镑的损失和几十万人的牺牲。”
“您通知了写这封信的人没有?”
“通知了,先生,刚才发了密码电报。”
“或许写信的人希望公开这封信。”
“不,我们有理由认为写信的人已经感到这样做太不慎重,而且过于急躁了。如果这封信公之于众,对他自己国家的打击要比对英国的打击还沉重。”
“如果这样的话,公布这封信符合哪些人的利益呢?为什么有人要盗窃并且公布这封信呢?”
“福尔摩斯先生,这就牵涉到紧张的国际政治关系了。如果你考虑一下目前欧洲的政局,就不难看出公布这封信的动机。整个欧洲大陆是个武装起来的营垒,有两大军事联盟[487],大不列颠保持中立,维持着它们之间的平衡。如果英国被迫和某个联盟交战,必然会使另一个联盟占据优势,不管它们参战与否。你明白了吗?”
“您讲得很清楚。也就是说,是这位君主的敌人想要得到并且公开这封信,以便使发信人的国家和我们的国家关系破裂。”
“是的。”
“如果这封信落到某个敌人的手中,他要把这封信交给谁呢?”
“交给欧洲任何一个国家的一位大臣。持信的人现在也许正乘火车急速前往目的地。”
崔洛尼·侯普先生低下了头,并且大声呻吟了一下。首相把手放在他肩上安慰道:“亲爱的朋友,你很不幸,谁也不能责怪你。你没有疏忽大意。福尔摩斯先生,事情你都了解了,你认为该怎么办呢?”
福尔摩斯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先生们,你们认为找不到这封信,就会引发战争吗?”
“我认为这是有可能的。”
“那么,先生们,请准备打仗吧。”
“福尔摩斯先生,这是个很残酷的说法。”
“请考虑一下这些情况,可以想象,在夜里十一点半之前,文件已经被拿走了,因为侯普先生和他的妻子从那时起都在屋内。那么信件是昨天晚上七点半到十一点半之间被盗走的,很可能是七点半刚过一点的时候,因为偷信的人知道信在文件箱里,一定想尽早拿到手。既然如此,那么现在信在哪儿呢?谁也没有理由扣压这封信。信很快就会转到需要这封信的人手中。我们还有什么机会找到信,或是弄清信在哪儿?所以信是无法弄到了。”
首相从长沙发椅上站了起来。
“福尔摩斯先生,你说的完全合乎逻辑,我感到我们确实是无能为力了。”
“理论上讲,我们很设信是女仆或男仆拿走的。”
“他们都是老仆人,而且经受过考验。”
“我记得您说过,您的卧室是在二楼,而且没有门直接通向楼外,任何人从外面进来都会被人看见的。所以信一定是您家里的人拿走的。那么这个小偷把信件交给谁了呢?交给了一个国际间谍或秘密情报人员,这些人我是熟悉的。有三个人[488]可以说是他们的领头人,我首先要一个一个地调查,看看他们是否还在。如果有一个人失踪了,尤其是从昨天晚上开始就不见了,那么,我们便可以得到一点启发,知道文件到哪里去了。”
欧洲事务大臣问:“他为什么一定要离开呢?他完全可以把信送到各国驻伦敦的大使馆。”
“我想不会的。这些情报人员是独立进行工作的,他们和大使馆的关系常常很紧张。”
首相点了点头表示同意。
“福尔摩斯先生,我相信你说的有道理。他要把这样宝贵的东西亲手送交总部。你所采取的行动是可行的。侯普,我们不要因为这件不幸而忽略了其他事务。今天如果有新的进展,我们将会告诉你,并且请你告诉我们调查的结果。”
两位政治家向我们告别后,沉重地离开了。
客人走了之后,福尔摩斯默默地点上烟斗,坐下来沉思了好一会儿。我打开晨报,全神贯注地读着一件昨天夜里发生的骇人听闻的谋杀案。正在这时,我的朋友长叹一声,站了起来,并把烟斗放在了壁炉架上。
他说:“只能这样着手解决,没有更好的办法了。情况十分严重,不过还不是完全绝望的。现在我们需要弄清谁拿走了这封信,可能信还在他的手中没有转移出去。对这些人来说,无非是个钱的问题,我们有英国财政部支持,不怕花钱。只要他肯卖,我就要买——就算多收些所得税[489]也在所不惜。可以想象偷信的人把持着这封信,看看这一方能付多少钱,再试试另一方。只有三个人敢冒这样大的危险:奥伯斯坦、拉罗塞[490]和艾秋阿多·卢卡斯。我要分别去找他们。”
我瞟了一眼手中的晨报。
“是高道尔芬街的艾秋阿多·卢卡斯吗?”
“是的。”
“你见不到他了。”
“为什么?”
“昨天晚上他在家里被杀害了。”
在我们破案的过程中,我的朋友常常令我吃惊。而这次我看到自己让他吃了一惊,心中不免十分高兴。他惊讶地凝视着报纸,然后从我手中夺了过去。下面就是他从椅子上站起来的时候,我正在读的那一段。
威斯敏斯特[491]谋杀案
昨晚在高道尔芬街十六号发生了一起神秘的谋杀案。这条街位于泰晤士河与威斯敏斯特教堂[492]之间,国会大厦[493]楼顶的倒影几乎可以遮住它,幽静的街道两旁都是十八世纪的旧式住宅。十六号是栋小巧精致的楼房,伦敦社交界著名的艾秋阿多·卢卡斯先生在这里已经居住多年。他平易近人,曾享有英国最佳业余男高音演员的声誉。卢卡斯先生现年三十四岁,未婚,家中有一名女管家波林格尔太太和一名男仆米尔顿。女管家住在阁楼上,很早便就寝了。男仆当晚不在家,外出探望住在汉莫尔斯密的一位朋友。晚十点之后,家中只有卢卡斯先生一人。此时发生了什么事情尚待调查,到了十一点三刻,警官巴瑞特巡逻经过高道尔芬街,看到十六号的大门半开着。他敲了敲门,却没有人答应。他看到前面的屋子里有灯光,便走进过道继续敲门,依然没有动静。于是他推门走了进去,只见屋里乱得不成样子,家具几乎全都翻倒在屋子的一边,一把椅子倒在正中央。死于非命的房主倒在椅子旁,一只手仍然抓着椅子腿,一定是刀子扎进他的心脏后,他立即身亡。杀人的刀子是把弯曲的印度匕首,是原来挂在墙上作为装饰品的东方武器。谋杀的动机不像是抢劫,因为屋内的贵重物品并没有丢失。艾秋阿多·卢卡斯先生很有名,同时也很受大家喜爱,所以他悲惨而神秘的死亡一是会引起众多朋友们的深切关心和同情。
福尔摩斯过了一会儿问:“华生,你认为这是怎么回事?”
“不过是个偶然的巧合。”
“巧合!他就是我们刚才说过的三个人中最可能登台表演的人物,而就在这场戏上演的时刻,他惨死了。从精况来看大半不会是巧合,当然还不能非常确定。亲爱的华生,这两件事可能是相互关联的——一定是相互关联的。我们正是要找出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
“现在警察一定全知道了!”
“不。他们只知道他们在高道尔芬街看到的。至于在白厅住宅街发生的事,他们肯定不知道,将来也不会知道。只有我们两件事都知道,并且能够弄清这两件事之间的关系。不管怎么说,有一点使我怀疑卢卡斯,那就是:从威斯敏斯特教堂区的高道尔芬街到白厅住宅街步行只需要几分钟,而我说的其他两个间谍都住在伦敦西区的尽头。所以,卢卡斯要比其他二人更容易和欧洲事务大臣的家人建立联系或是得到消息,虽然这件事本身是小事,但是考虑到作案时间发生在几小时之内,那么这一点也许就是重要的了。喂!谁来了?”
赫德森太太拿着托盘走了进来,盘子里有一张女士的名片。福尔摩斯看了看名片,好像看到一丝希望,又随手把名片递给了我。他对赫德森太太说:“请希尔达·崔洛尼·侯普夫人上楼来。”
在这个简陋的房间里,早上我们接待了两位名人之后,又有一位伦敦最可爱的女子光临了。我常听人说起倍尔明斯特公爵幼女的美貌,但无论是别人对她的赞美还是她本人的照片,都不曾使我想到她的身材竟然这样纤细婀娜,容貌竟是这样美艳无比。然而,这样的一位女子,在那个秋天的上午给我们的第一印象却不是美丽。她的双颊虽然十分可爱,但是由于感情激动而显得苍白;双眼虽然明亮,但是显得急躁不安;为了尽力控制自己,她那薄薄的嘴唇也紧紧地闭拢着。当她笔直地站在门边时,最先映入我们眼帘的不是她的无限美丽,而是她的极度恐惧。

“亲爱的华生,这两件事可能是相互关联的——一定是相互关联的。”
“福尔摩斯先生,我丈夫来过这里吗?”
“是的,太太,他来过了。”
“福尔摩斯先生,我请求您不要告诉他我来过。”
福尔摩斯冷漠地点了点头,并指着椅子请她坐下。
“夫人,您令我很为难。请您坐下讲讲您有什么要求,不过我恐怕不能无条件地答应一切。”
她走到屋子另一边,背对着窗户坐了下来。她身材苗条,姿态优雅,风度像个皇后,富有女性的魅力。
她那两只戴着白手套的手时而握在一起,时而松开。她说:“福尔摩斯先生,我愿意对您开诚布公,同时希望您对我也能十分坦率。我和丈夫几乎在所有的事情上都是完全相互信任的,只有一件事例外,那就是政治问题。在这方面他总是守口如瓶,什么都不告诉我。现在我才知道昨夜家中发生了很不幸的事。我知道丢失了一份文件,但因为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我丈夫没有对我完全讲清楚。事情很重要,非常重要,我应该彻底了解它。除了几位政治家之外,您是唯一了解情况的人,福尔摩斯先生,我请求您告诉我出了什么事,可能导致什么结果。福尔摩斯先生,请告诉我详情。请您不要因为担心会损害我丈夫的利益而不肯对我说,因为只有充分相信我,他的利益才能有所保证,这一点他早晚会明白的。请您告诉我丢失的究竟是什么文件呢?”
“夫人,您的问题我不能回答。”
她叹了口气并用双手遮住了脸。
“夫人,您要明白,我只能这样做。您的丈夫认为不应该让您知道这件事。而我,发誓保守秘密之后,知道了全部事实。出于职业的缘故,我不能随便说出他不允许讲的话。您还是应该去问他本人。”
“我问过他,我到您这儿来是万不得已的。福尔摩斯先生,既然您不肯明确地告诉我,那么您能够给我一点启发吗?这样对我也会很有帮助的。”

当她笔直地站在门边时,最先映入我们眼帘的不是她的无限美丽,而是她的极度恐惧。
“夫人,‘一点启发’指的是什么呢?”
“我丈夫的政治生涯是否会因为这起意外事件而受到严重的影响呢?”
“除非事情得到纠正,否则会产生严重的后果。”
“啊!”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好像怀疑被全部证实了。
“福尔摩斯先生,还有一个问题。从我丈夫对此事刚一显出震惊起,我就明白,丢失这个文件将会在全国引起可怕的后果。”
“如果他这样说,我当然不会有异议。”
“丢失文件所造成的后果是什么呢?”
“不,夫人,您所问的,不是我应该回答的。”
“那么我不再耽误您的时间了。福尔摩斯先生,我不能责怪您讲话过于谨慎,而我相信您也不会责怪我,因为我希望分担丈夫的忧虑,虽然他不愿意这样做。我再一次请求您不要告诉他我来过。”
她走到门口,又回头看了我们一下,那美丽而又焦虑的面容又一次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还有那受惊的目光和紧闭着的嘴。她走出了房门。
裙子摩擦的窸窣声渐渐听不见了,接着前门砰然一响,然后声音完全消失了。这时,福尔摩斯微笑着说:“华生,女性属于你的研究范围[494]。这位漂亮的夫人在耍什么把戏呢?她的真正意图是什么呢?”
“当然,她的意图讲得很清楚,而她的焦虑也是很自然的。”
“哼!华生,你要想想她的表情、她的态度、她那压抑着的焦虑不安和她一再提出的问题。你要知道,她出身于一个不会轻易表露感情的社会阶层。”
“的确,她的确很激动。”
“你还要记住,她一再恳切地对我们说,只有她了解一切,才对她的丈夫有利。她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而且你一定注意到了,她坐在那里竭力让阳光只照到自己的背部,她不想让我们看清她的面部表情。”
“是这样的,她特别挑了那把背光的椅子坐下[495]。”
“女人的心理活动是很难猜测的。正是出于同样的原因,我怀疑过玛尔盖特的那位妇女,这你大概还记得。我从她鼻子上没有擦粉得到了启发,最终解决了问题。你怎能这样轻信呢?她们一个细小的举动有时都包含了很大的意义,一个发针或一把卷发火剪就可以显露出她们的反常。华生,早安。”
“你要出去?”
“是的,我要去高道尔芬街和我们苏格兰场的朋友们一起消磨一下今天上午。我们的问题和艾秋阿多·卢卡斯有直接关系,不过,究竟采用什么方法解决,我还毫无头绪。事情还没有发生便得出看法,这样做是极大的错误。我的好华生,请你值班接待客人,我尽量回来和你一起吃午饭。”
从那天算起,三天过去了[496],福尔摩斯一直保持沉默,他的朋友知道他在苦思冥想,但外人却认为他很沮丧。他出出进进,不停地吸烟,拿起小提琴拉两下又丢开,经常坠入幻想,不按时吃饭,也不回答我不时提出的问题。显然,他的调查进行得很不顺利。关于这个案子,他什么都不说,而我只从报纸上了解了一些片断,例如逮捕了死者的仆人约翰·米尔顿,但随后又释放了。验尸陪审团认为这是一件蓄意谋杀案,但弄不清楚案情以及谁是凶手。杀人动机不明。屋子里有很多贵重物品,都丝毫未动,死者的文件也没有被翻动过。警方详细检查了死者的文稿书信后,得知他热衷于研究国际政治问题,而且非常健谈,是个出色的语言学家。他的往来信件很多,和几个国家的主要领导人都很熟悉,但从他抽屉里的文件中没有发现值得怀疑之处。至于他和女人的关系,很杂乱,但都交往不深。他认识许多女人,不过真正的朋友很少,也没有一个为他所爱。他没有特殊的生活习惯,行为也循规蹈矩。他的死亡是很神秘的,而且很可能是无法解释的。
至于逮捕仆人约翰·米尔顿,那不过是沮丧失望之余的一点措施,以免人们议论当局无所作为。这个仆人那天夜里到汉莫尔斯密去看望朋友,案发时的不在场证明是充分的。从他动身回家的时间推算,他到达威斯敏斯特教堂的时候,还没有人发现这件谋杀案。但他解释说当晚夜色很好[497],自己步行了一段路程,所以,他是十二点到家的,到家后就被这件意外的惨案吓得惊慌失措。他和主人的关系一直很好。在他的箱子里发现了一些死者的物品,引人注目的是一盒剃须刀,但他说这是主人送他的,而且女管家也证实了此事。卢卡斯雇用米尔顿已有三年,值得注意的是卢卡斯没有带米尔顿去过欧洲。有时,他在巴黎一住就是三个月,而米尔顿只是留在高道尔芬街看家。至于女管家,在出事的夜里,她什么都没听到,她说如果有客人来访的话,也是主人自己请进来的。
我在报纸上一连三个上午都没有看到此案有何进展。如果福尔摩斯知道更多的情况,至少他没有讲出来。但是,他告诉我,侦探雷斯垂德把自己掌握的情况都告诉了他,我也相信他能够迅速了解此案的进展。第四天上午,报上登载了从巴黎拍来的一封很长的电报,似乎解决了全部的问题。
巴黎的警察已经有所发现(据《每日电讯报》报道),可以揭示艾秋阿多·卢卡斯先生惨死之谜。读者或许还记得,卢卡斯先生是本周一夜间在高道尔芬街自己的住处被人用匕首行刺致死的。他的男仆曾受到怀疑,后经查证,因不在犯罪现场而被释放。昨日,有几名仆人向巴黎警察当局报告他们的主人亨利·弗那依太太精神失常。她居住在奥地利街某处的一栋小房子里。经有关卫生部门检查,证实弗那依太太长期以来一直患有危险的躁狂症。据调查,弗那依太太本周二自伦敦归来,有证据说明其行踪与威斯敏斯特谋杀案有关。经多方核对照片和验证之后,当局认为M.亨利·弗那依与艾秋阿多·卢卡斯,事实上是同一个人,死者出于某种原因,分别在巴黎和伦敦轮流居住。弗那依太太是克里奥尔人[498],性格古怪,容易激动,并因嫉妒而转为癫狂,据估计,病人可能出于癫狂发作而持匕首行凶,以致轰动整个伦敦。目前,对星期一晚上病人的全部活动尚未查清楚。但是,星期二清晨,在查林十字街火车站上,有一位容貌酷似她的妇女,由于外貌奇异、举止狂暴而引起了人们的特别注意。因此,有关人士认为病人因处于癫狂状态而杀了人,或者是由于行凶杀人,使病人的癫狂症复发。目前,她尚不能连贯地叙述自己的过去,而且医生们认为使她恢复理智是无望的。有人证明,有一位妇女,本周一晚上在高道尔芬街曾一连几个小时地凝视着那栋房子,她也许就是弗那依太太。[499]
福尔摩斯快吃完早饭的时候,我给他读了这篇报道,并说:“福尔摩斯,你对于这篇报道怎么看?”
他站起来,在屋子里来回踱步,说:“华生,你真能把话闷在心里。过去三天我没对你说什么,是因为没有什么可说的。现在从巴黎来的这个消息,对我们间样没有多大用处。”
“和卢卡斯之死总有较大的关系吧?”
“卢卡斯的死只是一个意外事件,它和我们的真正目标——我到文件并使欧洲避免一场灾难相比,实在是件小事。过去三天里唯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也没发生。这两天我几乎每过一小时就收到一次政府方面的报告,可以肯定,整个欧洲,无论在哪里,目前都没有不安的迹象。如果这封信丢失了——不,不可能丢失——如果丢失了,信又在哪儿呢?谁拿着这封信呢?为什么要扣压这封信呢?这个问题真像一把锤子,日夜敲打着我的大脑。卢卡斯的死和丢失信件,真的是巧合吗?他收没收到过信呢?如果收到了,为什么他的文件里却没有呢?是不是他疯狂的妻子把信拿走了呢?这样的话,信是不是在她巴黎的家中呢?我怎样才能我到这封信而不引起巴黎警方的怀疑呢?亲爱的华生,在这个案子上,不光罪犯和我们为难,连法律也和我们作对。人人都妨碍我们,可是事情又很重大。如果我能顺利地解决这个案子,那将是我事业的巅峰。啊,又有最新的情况了!”他匆忙地看了一眼刚刚交到他手中的来信,说,“雷斯垂德好像已经查出了重要的情况。华生,戴上帽子,我们一起到威斯敏斯特去。”
这是我第一次到现场。这栋房子比较高,外表显得很陈旧,但是布局严谨,美观大方,结实耐用。带有十八世纪的风格。雷斯垂德正从前面的窗户向外张望,一个高个子警察打开门,请我们进去,雷斯垂德走上前来热情地表示欢迎。我们走进去一看,除了地毯上有一块形状不规则的难看血迹之外,什么痕迹都没有。一小块方形地毯摆在屋子正中间,四周是由小方木块拼成的美丽的旧式地板,上面由于打了蜡而显得很光滑。壁炉上面的墙上挂满了古兵器作为装饰,行凶的武器就是墙上挂着的一把匕首。靠窗户放着一张贵重的写字台。屋里的一切陈设,油画、小地毯、以及墙上的装饰品,无不显得精美而豪华。
雷斯垂德问:“看到巴黎的消息了吗?”
福尔摩斯点了点头。
“我们的法国朋友这次似乎抓住了要害。他们说得有道理,当时是她敲门。这是意外的访客,因为卢卡斯很少和外界接触。卢卡斯不能让她待在街上,所以才开门放她进去。弗那依太太告诉卢卡斯自己一直在找他,并且责备了他。事情总是互相联系的,匕首就挂在墙上,所以用起来很方便。但并不是一下就刺死了,你看,椅子都倒在一边,而且卢卡斯手里还拿着一把椅子,他想用椅子挡开弗那依太太。看来事情已经很清楚了,就像发生在眼前一样。”
福尔摩斯睁大了眼睛看着雷斯垂德。
“那为什么还要找我呢?”
“啊,这是另外一回事,它很小,但是你会感兴趣的,因为它很古怪,正如你所说,是反常的。这和主要事实无关,至少从表面看来无关。”
“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知道,这类案子发生之后,我们总是小心翼翼地保护着现场,派人日夜看守,不准动任何东西,也确实没有人动过什么东西。今天上午我们安葬了这个人,也进行完了调查,所以想到打扫一下屋子。这块地毯没有固定在地板上,只是摆在那里。我们碰巧掀了一下地毯,发现……屋子……”
“什么?你发现了什么?”
福尔摩斯的面部表情由于焦急而显得有些紧张。
“我敢说一百年你也猜不出我们发现了什么。你看见地毯上的那块血迹了吗?大部分血迹已经浸透过地毯了吧?”
“应该是这样。”
“可是白色的地板上相应的地方却没有血迹,对这一点你不感到奇怪吗?”
“没有血迹!可是,一定——”
“尽管你说一定应该有,可是,事实上就是没有。”
他握住地毯的一角,一下子翻了过来,以便证实自己的话。
“不,地毯下面和上面的血迹是相同的,一定会留下痕迹。”
雷斯垂德看到这位著名的侦探迷惑不解,高兴得咯咯笑了起来。
“现在我来给你看谜底。这里有第二块血迹,但是和第一块位置不一样。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他一边说着一边把地毯的另一角掀开,洁白的地板上立刻露出了一片紫红色的血迹:“福尔摩斯先生,你看这是怎么回事呢?”
“很简单,这两块血迹本来是一致的,但是有人转动了地毯。地毯是方形的,而且没有钉住,所以很容易移动。”

他一边说着一边把地毯的另一角掀开,洁白的地板上立刻露出了一片紫红色的血迹。
“福尔摩斯先生,我们不需要你告诉也知道地毯一定转动过了,这是很明显的,因为地毯上的血迹应该正好盖住地板上的血迹。我要知道的是,谁移动了地毯,为什么?”
我从福尔摩斯僵硬的脸上看出他的内心十分激动。
过了一会儿,他问道:“雷斯垂德,门口那个警察是不是一直看守着这个现场?”
“是的。”
“请按照我的建议做。你仔细盘问他一下,不过,不要当着我们的面。把他带到后面的屋里,单独和他谈,他也许会承认。问问他为什么居然敢让别人进来,而且还把那个人单独留在屋子里。不要问他是不是让人进来了,你就说你知道有人进来了,逼问他,告诉他只有坦白才有可能得到原谅。一定要照我说的去做!”
雷斯垂德走了,福尔摩斯欣喜若狂地对我说:“华生,你瞧吧!”他几乎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精神大振,一反刚才的平静。他迅速拉开地毯,立刻匍匐在地板上,并且试图抓起地板上的每块方木板。他用指甲不停地掀着木板,忽然,有一块木板松动了。它就像箱子盖一样,从有活页的地方向上翻了起来。下面有一个小黑洞,福尔摩斯急忙把手伸了进去,但是,抽回手时,他又生气又失望地哼了一声。洞里是空的。
“快,华生,快[500],把地毯放好!”我刚刚扣上那块木板,并把地毯放好,就听见了雷斯垂德在过道里的说话声。他看到福尔摩斯懒散地靠着壁炉架,无所事事,显得很有耐心,并用手遮住嘴,打着哈欠。
“福尔摩斯先生,对不起,让你久等了。恐怕你已经不耐烦了吧?他已经承认了。麦克弗森到这里来,让这两位先生听听你办的好事。”

下面有一个小黑洞,福尔摩斯急忙把手伸了进去。
那位高个子警察羞得满脸通红,一脸后悔的样子,悄悄溜了进来。
“先生,我的确没想做坏事。一位年轻的女士昨天晚上走到大门前,她弄错了门牌号码,我们就谈了起来。一个人整天在这儿守着,实在很寂寞。”
“那么,后来怎么了?”
“她想看看谋杀发生在什么地方,她说自己是从报上看到的。她是个很体面又很会说话的女人,我想让她看看应该没有什么关系。她一看见地毯上的血迹,立刻就跌倒在了地板上,躺在那儿像死了似的。我跑到后面弄了点水来,但还是没能让她醒过来。我就到拐角的‘常春藤商店’买了一点白兰地,可是当我拿回白兰地之后,这位女士已经醒了过来,并且走掉了。我想她可能是感到不好意思,不愿意再见我。”
“那块地毯怎么会移动了呢?”
“我回来的时候,地毯弄得有些不平。你知道,她倒在地毯上,而地毯贴着光滑的地板又没有固定住。后来我就把地毯摆好了。”
雷斯垂德严肃地说:“麦克弗森,这是个教训,你欺骗不了我。你一定认为玩忽职守不会被发现,可是我一看到地毯,马上就知道有人到屋子里来过了。没丢什么东西,这是你的运气,不然的话,你可要负全部责任。福尔摩斯先生,为了这样一件小事,把你请来,真是不好意思。不过,我认为两块血迹不在一起或许会让你感兴趣。”
“不错,我很感兴趣。警官,这位女士只来过一次吗?”
“是的,只来过一次。”
“她是谁?”
“我不知道她的名字。她看了广告要应聘去当打字员的,走错了门,是一位很温柔很和蔼的年轻女士。”
“个子高吗?漂亮吗?”
“一点不错,她是个长得很可爱的年轻女士,可以说是漂亮的。也许有人会说她很漂亮。她说:‘警官,请让我看一眼!’她有办法,会哄人。我本来只想让她从窗户探头看看,那是没什么关系的。”
“她打扮得怎么样?”
“很素雅,穿着一件拖到脚面的长袍。”
“在什么时间?”
“天刚黑。我买白兰地回来的时候,人们都在点灯。”
福尔摩斯说:“很好。走吧,华生,我们还要到别处去,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们离开这栋房子的时候,雷斯垂德仍然留在前面的屋子里,悔过的警察给我们开了门。福尔摩斯走到台阶上,转过身来,拿出一件东西。那位警察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它,脸上露出吃惊的样子,喊道:“天哪!”福尔摩斯把食指贴在嘴唇上,示意不让他说话,然后又伸手把这件东西放进了胸前的口袋里。他得意扬扬地走到街上,放声大笑起来。他说:“妙极了!我的朋友,你瞧着吧,最后一场戏的大幕已经拉开了。你放心,不会有战争,崔洛尼·侯普先生的光辉前程不会受到影响,那位不慎重的君主不会因为这封信受到惩罚,首相也不必担心欧洲情势复杂化。只要我们用一点策略,谁都不会因为这件不幸的大事[501]而受到半点损害。”
我不禁对身边这位不同寻常的人物感到十分钦佩。
我喊道:“你把问题解决了!”
“华生,还不能这样说。还有几点疑问仍像以前一样没有弄清。但是我们了解的情况已经够多了,如果还弄不清其他的问题,那是我们自己的过失。现在,我们直接去白厅住宅街,把事情了结一下。”
当我们来到欧洲事务大臣府邸的时候,福尔摩斯要找的却是希尔达·崔洛尼·侯普夫人。我们走进了晨间起居室。
这位夫人愤怒地红着脸说:“福尔摩斯先生!您实在太不公平,太不慷慨了。我已经解释过,我希望您对我到您那儿去的事保密,以免我丈夫说我干涉他的事情。可是您却到这里来,借此表示您和我有事务联系,有意损害我的名声。”
“夫人,不幸的是我没有别的办法。我既然受托找回这封非常重要的信件,就只能请求您把信交到我手中。”
这位夫人突然站了起来,美丽而丰满的脸一下子变了颜色。她的眼睛凝视着我们,身体摇晃起来,我以为她要晕倒。她强打精神,竭力使自己保持镇定,脸上各种复杂的表情一时完全被强烈的愤慨和惊异掩盖住了。
“福尔摩斯先生,您——您侮辱我。”
“夫人,请冷静一点,说这些都没有用,您还是把信交出来吧。”
她向呼唤仆人的手铃奔去。
“管家会请您出去的。”
“希尔达夫人,不必摇铃。如果您摇铃,我为了避免流言所做的一切诚恳的努力都将前功尽弃。您交出信来,一切都会好转。如果您和我合作,我可以安排好一切。如果您与我为敌,那么我就要揭发您。”
她无所畏惧地站在那里,显得非常威严。她盯着福尔摩斯的眼睛,好像要把他看透似的。她的手放在手铃上,但克制着自己没有摇。
“您想要恐吓我,福尔摩斯先生。您到这里来威胁一个女人,这不是男人应该做的事。您说您了解情况,了解的是什么呢?”
“夫人,请您先坐下。如果摔倒,您会伤了自己的。您不坐下,我就不讲话。”
“福尔摩斯先生,我给您五分钟。”
“希尔达夫人,一分钟就够了。我知道您去过艾秋阿多·卢卡斯那里,您给了他一封信;我也知道昨天晚上您又巧妙地去过那间屋子;我还知道您是怎样从地毯下面隐蔽的地方取出这封信的。”
她凝视着福尔摩斯,脸色灰白,她哽住了两次,才能开口说话。
她大声说:“您疯了,福尔摩斯先生,您疯了。”
福尔摩斯从口袋里取出一小块硬纸片。那是从照片上剪下来的这位夫人头像的部分。

她强打精神,竭力使自己保持镇定,脸上各种复杂的表情一时完全被强烈的愤慨和惊异掩盖住了。
福尔摩斯说:“我一直带着这个,因为我想也许有用[502]。那个警察已经认出这张照片了。”
她喘了一口气,身体靠回椅子上。
“希尔达夫人,信在您的手中,事情还来得及纠正。我不想给您找麻烦。把这封丢失的信还给您丈夫,我的任务就完成了。希望您接受我的意见,并对我说实话。这是您最后的机会。”
她的勇气实在令人赞叹。事已至此,她还不想承认失败[503]。
“福尔摩斯先生,我再和您说一遍,您简直是荒谬。”
福尔摩斯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希尔达夫人,我感到遗憾。我为您尽了最大的努力。而这一切全白费了。”
福尔摩斯摇了一下铃。管家走了进来。
“崔洛尼·侯普先生在家吗?”
“先生,他十二点三刻回来。”
福尔摩斯看了看表,说:“还有十五分钟。我要等候他。”
管家刚一走出屋门,希尔达夫人便跪倒在福尔摩斯脚下。她摊开双手,仰头看着福尔摩斯,眼里噙满了泪水。
她苦苦地哀求道:“饶恕我吧,福尔摩斯先生,饶恕我吧!看在上帝的分上,不要告诉我的丈夫!我是多么爱他啊!我不愿意让他心里有一点不愉快,可是这件事会伤透他的心的!”
福尔摩斯把她扶了起来:“太好了,夫人,您终于醒悟过来了。时间已经很紧迫了,信在哪儿?”
她急忙走到书桌旁,拿出钥匙打开抽屉,取出一封信,信封很长,颜色是蓝的。
“福尔摩斯先生,信在这儿,我发誓没有拆开过。”
福尔摩斯低声说:“怎样把信放回去呢?快,快,我们一定要想个办法!文件箱在哪儿?”
“还在他的卧室里。”
“多么幸运啊!夫人,快把箱子拿到这里来!”
过了一会儿,她手里拿着一个红色的扁箱子走了过来。
“您以前是怎么打开的?您有一把复制的钥匙?是的,您当然有。打开箱子!”
希尔达从怀里取出一把小钥匙。箱子打开了,里面塞满了文件。福尔摩斯把这封信塞到了靠下面的一份文件里,夹在两页之间。关上了箱子,锁好之后,夫人又把它送回了卧室。
福尔摩斯说:“现在一切就绪,只需要等候您的丈夫了。还有十分钟。希尔达夫人,我花了很大的力量来保护您,您应该用这十分钟坦率地告诉我,您干这件不寻常的事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这位夫人大声说:“福尔摩斯先生,我把一切都告诉您。我宁愿把自己的右手砍断,也不愿意让我的丈夫有片刻烦恼!恐怕整个伦敦都不会再有一个女人像我这样爱自己的丈夫了。可是如果他知道了我所做的一切,尽管我是被迫的,他也绝不会原谅我了。因为他非常重视自己的名望,所以不会忘记或原谅别人的过错。福尔摩斯先生,您一定要搭救我!我的幸福,他的幸福,还有我们的生命全都受到了威胁!”
“夫人,快讲,时间不多了!”
“先生,问题出在我的一封信上。我在结婚前写的[504]一封轻率的信,愚蠢的信,是在我一时的感情冲动下写的。我的信没有恶意,可是我丈夫会认为这是犯罪。如果他读了这封信,就再也不会信任我了。我曾经想把这件事忘掉。可是后来卢卡斯这个家伙写信告诉我,信在他的手中,并要交给我的丈夫。我恳求他宽大为怀,他便说只要我从文件箱里把他要的文件拿给他,他就可以把信还给我。我丈夫的办公室里有间谍,告诉了卢卡斯有这样一封信[505]。他向我保证我丈夫不会因此受到损害。福尔摩斯先生,您设身处地地想一想,我应该怎么办呢?”
“把一切都告诉您的丈夫。[506]”
“不行,福尔摩斯先生,不行!一方面是幸福的毁灭,另一方面是件非常可怕的事——去拿我丈夫的文件。在政治问题上,我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而爱情和信任的重要性,我是十分理解的。福尔摩斯先生,我拿了文件!我取了钥匙的模子,卢卡斯给了我一把复制的钥匙。我打开文件箱,取出文件并且送到了高道尔芬街。”
“到那儿的情况怎么样?”
“我按照约定的方式敲门,他打开门,我随他走进屋里。但我没关严大厅的门,因为我怕和这个人单独在一起。我记得我进去的时候,外面有一个女人[507]。我们的事情很快就办完了。我的那封信摆在他的桌子上。我把文件交给了他,他把那封信还给了我。正在这时,房门那里传来了声音,又听见过道有脚步声。卢卡斯急忙掀起地毯,把文件塞到了一个藏东西的地方,然后又把地毯盖住了。
“这之后的事简直就像噩梦。我看到一个女人,黑黝黝的面孔,神色癫狂,还听到她说话的声音。她说的是法语,她说:‘我没有白等[508],终于让我发现了你和她在一起!’他们凶狠地搏斗起来。卢卡斯手里拿着一把椅子,那个女人手里有把闪亮的刀子。当时的场面可怕极了,我立刻冲出屋去,离开了那栋房子。第二天早上,我就在报纸上看到了卢卡斯被杀死的消息[509]。那天晚上我很高兴,因为我拿回了自己的信。可是我没有想到这会带来什么后果[510]。
“只是第二天早上我才明白,自己不过是用新的苦恼代替了旧的。我丈夫失去文件后的焦虑使我心神不安。我当时几乎就要跪倒在他脚下,向他讲清是我拿了文件。可是这意味着我要说出过去的事。我那天早上到您那儿去是想弄清我犯的错误的严重性。从我了解到事情真相的那一刻起,我就一直在想怎么把文件弄回来。它一定还在卢卡斯藏文件的那个地方,因为文件是在那个可怕的女人闯进房间之前藏进去的。如果不是那个女人闯进去,我也不会知道信藏在什么地方。我怎样走进屋子呢?我接连两天去看了那个地方,但门总是关着。昨天晚上我做了最后一次尝试。我怎么拿到的,您已经听说了。我把文件带回来,想要销毁[511],因为我没有办法把它还给我丈夫而又不必承认错误[512]。天哪,我听到他在楼梯上的脚步声了!”
这位欧洲事务大臣激动地冲进屋子里。
他说:“有什么消息,福尔摩斯先生,有什么消息?”
“有点希望。”
他的脸上露出惊喜的神情:“感谢上帝!首相将和我一起吃午饭,他可以来听听吧?他的神经是非常坚强的,可是我知道,自从出了这件事以后,他几乎没有睡过觉。雅各布,你把首相请到楼上来。亲爱的,我想这是一件政治上的事情,过几分钟我们就到餐厅和你一起吃午饭。”
首相的举止是镇定的,但从他激动的目光和不停颤动着的大手上,我知道他也像那位年轻同事一样十分激动。
“福尔摩斯先生,我听说你有好消息?”
我的朋友回答:“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弄清。可能失落文件的地方,我都调查过了,虽然没有找到,但是我敢肯定不必担心有危险。”
“福尔摩斯先生,那是不行的。我们不能永远生活在火山顶上。我们一定要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才行。”
“有找到文件的希望,所以我才来到这里。我越想越觉得文件不会离开您的家。”
“福尔摩斯先生!”
“如果文件拿出去了,现在一定已经公开了。”
“会有人拿走文件只是为了要藏在别人家里吗?”
“我不相信有人把信拿走了。”
“那么信为什么不在文件箱里呢?”
“我并不认为信不在文件箱里。”
“福尔摩斯先生,开这个玩笑是不合适的,我确定信不在箱子里。”
“星期二早晨之后,您检查过箱子吗?”
“没有,这不需要。”
“您有没有想到自己可能疏忽了呢?”
“这是不可能的。”
“我不是说一定如此,但我知道发生过这样的事。我想箱子里还有别的文件,可能和别的文件混在一起了。”
“这封信放在上面。”
“可能有人晃动过箱子,弄乱了。”
“不,不,我曾经把所有东西都拿了出来。”
首相说:“侯普,这很好办。我们把文件箱拿到这里来。”
大臣摇了摇铃。
“雅各布,把文件箱拿来。这太可笑了,完全是浪费时间,不过我说服不了你,只好这么办。谢谢你,雅可布,放在这几。钥匙一直在我的表链上。你看这些文件。麦罗勋爵的来信,查理·哈代爵士的报告,贝尔格莱德的备忘录,关于俄-德粮食税问题的记录,马德里的来信,弗洛尔爵士的信——天哪!这是什么?倍棱格勋爵,倍棱格勋爵!”
首相急切地拿过这封蓝色的信。

首相急切地拿过这封蓝色的信。
“是的,正是这封信!你没有丢失!侯普,我祝贺你。”
“谢谢您,谢谢您!我心里真是一块石头落了地。但这是不可想象的——不可能的。福尔摩斯先生,你是个巫师,是个魔术师!你怎么会知道信还在这里?”
“因为我知道信不在别处。”
“我简直不能相信我的眼睛了!”他急速地走到门旁,“我的妻子在哪儿?我要告诉她事情顺利解决了。希尔达!希尔达!”我们听到他在楼梯上呼喊的声音。
首相望着福尔摩斯,眼球骨碌碌地转着。
他说:“先生,这里面一定有问题。文件怎么会又回到箱子里了呢?”
福尔摩斯笑着避开了那一双好奇的眼睛。
“我们也有我们的外交秘密。”他一边说着,一边拿起帽子,转身向屋门走去。[5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