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书根据Random House一九八六年十月版重新译出。

阿瑟·柯南·道尔爵士

Sir Arthur Conan Doyle（1859-1930）

阿瑟·柯南·道尔爵士，英国小说家。

一八五九年五月二十二日，柯南·道尔出生于英国爱丁堡。一八八五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在一八八七年的《比顿圣诞年刊》上，柯南·道尔发表了第一篇福尔摩斯故事《血字的研究》，史上最伟大的侦探由此走向世界。柯南·道尔一生共创作了六十个福尔摩斯故事，包括五十六个短篇和四部长篇。他的作品影响了后世所有的侦探小说作家，改变了侦探小说的历史，为侦探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一九○二年，柯南·道尔被封为爵士。一九三○年七月七日，柯南·道尔在家中逝世，享年七十一岁。他因塑造了大侦探歇洛克·福尔摩斯，毫无争议地成为了侦探文学历史上最伟大的作家。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四签名/(英)柯南道尔(Conan Doyle,A.)著；张凌云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9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图注本）

ISBN 978-7-5133-0254-8

Ⅰ．⑴四…　Ⅱ．⑴柯…⑵张…　Ⅲ．⑴侦探小说-英国-现代　Ⅳ．⑴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37842号

谢刚　主持

四签名

（英）阿瑟·柯南·道尔　著；张凌云　译

策　　　划：褚　盟

责 任 编 辑 ：李文彬

责 任 印 制 ：韦　舰

装 帧 设 计 ：视觉共振

出 版 发 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谢　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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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刷：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开　　　本：710×1000　1／16

印　　　张：15

字　　　数：226千字

版　　　次：2011年9月第一版　2011年9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33-0254-8

定　　　价：25.00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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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签名

延伸阅读——福尔摩斯在中国

第一波福尔摩斯浪潮（1896—1949）

艰难之路（1949—1978）

福尔摩斯归来（1978—2011）

四签名——

一、演绎法——

歇洛克·福尔摩斯从壁炉台的角上拿下一瓶药水，又从一只整洁的山羊皮皮匣里取出了皮下注射器[1]。他用苍白而有力的长手指装好了精细的针头，接着挽起左臂的衬衫袖口。他注视着自己肌肉发达、留有很多针孔痕迹的胳膊和手腕，陷入了沉思。最后，他终于把针尖刺进了皮肤，推动小小的针芯，然后躺在绒面的安乐椅里，满足地喘了一大口气。

他这样的动作每天三次，几个月来我已经习惯了，但心中总是不以为然。时间一天一天过去，这种情况给我的刺激与日俱增。虽然我没有勇气阻止他，但是每到夜深人静，想起此事，就感觉良心不安。我不止一次想对他说出心里的想法，但我的朋友生性冷漠孤僻，而且不肯接受意见，这使我觉得毫无顾忌地向他提出忠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强大的力量，自以为是的态度和我所了解的那许多特殊的性格，都使我胆怯而不愿惹他不快。

但是，这天下午，或许是因为午饭时喝了勃纳葡萄酒[2]，又或许被他那满不在乎的态度激怒，我觉得不能再容忍下去了。

我问道：“今天注射的是什么？吗啡[3]，还是可卡因？”

他刚打开一本黑体活字[4]印刷的古书，无力地抬起头来说道：“可卡因[5]，百分之七的溶液[6]。你要试试吗？”

我毫不客气地回答：“我不想试。阿富汗的战役让我的身体至今没有恢复，我不能再摧残它了。”

他对我的恼怒付之一笑：“华生，也许你是对的，我也知道这对身体有害。不过我认为，既然有这样强烈的兴奋和提神的能力，它的副作用也就不算什么了。”

我诚恳地说：“可是你也考虑考虑利害得失吧！你的头脑也许像你说的那样，能够因为刺激而兴奋起来，但这终究是戕害自身的做法。它会引起不断加剧的器官组织变质，至少也会导致长期衰弱。你既然知道这种药所引起的不良反应——实在是得不偿失——又何必只顾一时的快感，伤害自己那天赋的卓越精力呢？你应该知道，我不仅是从朋友的立场出发，更是作为一个对你健康负责的医生说的话[7]。”

看来，他听了不但没有生气，反而把十指对顶在一起，两肘放在椅子的扶手上，像是对这话题颇感兴趣似的。

他说：“我好动不好静，遇到无事可做的时候，就会心绪不安起来。给我难题，给我工作，给我最深奥的密码，给我最复杂的题目，这样我才觉得舒适，才不需要人为的刺激。我非常厌恶平淡的生活，我追求精神上的兴奋，因此才选择了自己的特殊职业——也可以说是我创造了这个职业，因为我是世界上唯一从事它的人。”

我抬眼问道：“唯一的私人侦探吗？”

“唯一的私人咨询侦探。我是侦探的最高裁决机构，当葛莱森、雷斯垂德或者埃瑟尔尼·琼斯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总是遇到困难——就来向我请教。我以专家的身份，审查材料，贡献一个专家的意见。我不居功，报纸上也不发表我的名字；工作本身使我的特殊精力得到发挥，这种快乐就是无上的报酬。你还记得在杰弗逊·侯波案里我的工作方法给你的一些经验吧？”

我热诚地回答：“不错，我还记得。那是我平生从未遇到过的奇案。我已经把经过写成了一本小册子，用了一个新颖的标题：《血字的研究》[8]。”

他不满意地摇头说：“我粗略看过一遍，实在是不敢恭维。要知道，侦探术是——或者应该是一种精确的科学，要用同样冷静不带感情的方法来研究它。[9]你把它渲染上一层浪漫色彩，结果就弄得像是在欧几里得第五公设中掺进了恋爱故事一样了。”

我反驳说：“但是书中的确有像小说的情节，我不能歪曲事实。”

“有些事实可以不写，至少要把重点显示出来。这案子里唯一值得提出的，只是我怎样从事实的结果找到原因，再经过精密的分析推断而破案的过程，仅此而已。”

我写那本小书，本来想得到他的欢心，没想到反而受了批评，心中很不愉快。我承认，他的自负激怒了我，他的要求似乎是“我的著作必须完全用来描写他个人的行为”。和他同住贝克街的几年里，我不止一次感到这位伙伴在静默和说教的态度中总是隐藏着一些骄傲和自负。我不愿再多说了，只是坐着抚摸自己的伤腿。我的腿以前曾被捷则尔枪弹打穿，虽然不碍走路，但是一遇天气变化就感到痛楚难挨。

停了一会儿，福尔摩斯装满了烟斗，慢慢说道：“最近我的业务已经发展到欧洲大陆了。上星期有个叫做弗朗索瓦·勒·维亚尔[10]的人来向我请教，你也许知道，这个人最近在法国侦探界已经崭露头角。他具有凯尔特民族的敏感性，可是缺乏提高侦探技术所必需的广泛学识。他请教的是一件有关遗嘱的案子，很有趣味。我介绍了两个相似的案件给他参考，一件发生在一八五七年的里加[11]，另一件是一八七一年圣路易斯[12]的那个案子。这两个案件给他指明了破案的途径。这就是今天早晨接到的他的感谢信。[13]”说着他就把一张弄皱的外国信纸递给了我。我看了看，里面夹杂了许多恭维话，充满着“伟大”、“有力的行动”、“高超的手段”[14]这类表达那位法国人的热情、景仰和称赞的词语。

我说：“他像是个在和老师讲话的小学生。”

歇洛克·福尔摩斯轻轻地说：“他把我给他的帮助估计过高了，他自己也有相当的才能呢。一个理想的侦探所必备的条件，他大半都有。他有观察和推理的能力，只是缺乏学识，这个他将来还是可以得到的。他现在正在把我的几篇短作翻译成法文。”

“你的作品？”

他笑着说：“你不知道吗？很惭愧，我写过几篇专论，全是技术方面的。你记不记得那一篇：《论各种烟灰的辨认》。在那篇文章里，我列举了一百四十种雪茄烟、纸烟、烟斗丝的烟灰，还用彩色的插图[15]说明各种烟灰的区别。这是刑事案件中常常出现的证据，有时甚至是全案最重要的线索。比如说，你能在一个谋杀案里确定凶手是吸印度朗卡烟[16]的，这显然就把你的侦查范围缩小了。特里奇雪茄[17]的黑灰和鸟眼烟[18]的白灰之间的不同，在训练有素的人看来，就像白菜和马铃薯的区别那样明显。”

我说：“你对观查细微的事物确实具有特殊的才能。”

“我感觉到了它们的重要性。这是我写的一篇关于跟踪脚印的专论，里面还提到使用熟石膏保存脚印的方法[19]。这里还有一篇新奇的小论文，说明一个人的职业可以影响到他的手形[20]，附有石匠、水手、木刻工人、排字工人、织布工人和磨钻石工人[21]的手形插图。这些对科学的侦探术是有很大实际意义的，特别是在有无名尸体的案件和探索罪犯身份时。哦，我只顾谈我的嗜好，使你心烦了吧？”

我恳切地回答：“非但不觉得心烦，而且极感兴趣，因为我曾经亲眼见过你对这些方法的应用。你方才谈到观察和推断，当然，在一定程度上，这两者是彼此关联的。”

他舒服地靠在椅背上，从烟斗里喷出一股浓厚的蓝烟：“没有什么关联。举例来说，观察的结果说明，你今早曾到韦格摩尔街邮局[22]去过，而通过推断，却知道了，你在那里发过一封电报。”

我说：“对！完全不错！但我真不明白，你是怎么知道的。那是我一时突然的行动，并没有告诉任何人啊。”

他看到我的惊讶，得意地笑道：“这个太简单了，简直用不着解释，但是解释一下可以分清观察和推断的范围。我观察到在你的鞋面上沾有一小块红泥，韦格摩尔街邮局对面正在修路，掘出的泥土堆积在人行道上，走进邮局的人很难不踏进里面。那里的泥有一种特殊的红色，据我了解，附近再没有那种颜色的泥土了。这是从观察上得来的，而其余的则都是凭借推断。”

“那你是怎么推断到那封电报的呢？”

“今天整个上午我都坐在你的对面，并没有看见你写过一封信。在你的桌子上，我也注意到有一大整张的邮票和一捆明信片。那么你去邮局除了发电报还会做什么呢？[23]除去其他的因素，剩下的必然是事实了。[24]”

我略微想了一想，又说：“这件事确实如此。正如你所说，这是最简单的一件事了。我现在给你一个比较复杂的考验，你不会觉得鲁莽吧？”

他回答：“正相反，我很欢迎，这可以使我省去第二次注射可卡因了。你所提出的任何问题，我都愿意研究。”

“我常常听你说，在任何一件日用品上面，很难不留下一些显示使用者特征的痕迹，受过训练的人是很容易辨认出来的。现在我这里有一只新得来的表，你能不能从上面找出它旧主人的性格和习惯呢？”

我把表递给了他，心里不禁好笑。在我看来，这个实验是无法解答的，也可算是我给他平日的独断作风一个教训。他把表拿在手里，仔细地端详着，看了看表盘，又打开表盖，认真察看了里面的机件，先用肉眼，然后又用高倍放大镜观察，面部沮丧的神情几乎使我笑了出来。最后，他关上表盖，把表还给了我。

他说：“几乎没留下什么痕迹，因为这只表最近擦过油泥，把最主要的痕迹抹掉了。”

我回答道：“不错，这只表是擦过了油泥之后才落到我手里的。”心中对我的伙伴用这一点做借口来掩饰他的失败很不以为然。就算是一只未修过的表，又能寻找出什么有助于推断的痕迹呢？

他用半闭无神的眼睛仰望着天花板说道：“虽然痕迹不多，但我的观察也没有完全落空。姑且说一说，请你指正吧。我想这只表是你哥哥的，并且是你的父亲留给他的。”

“很对，你是从表背面刻的H.W.两个字头知道的吧？”

“不错，W代表你的姓。这只表差不多是五十年前制造的，表上刻的字和制表的时间差不多，所以我知道这是你上一辈的遗物。按照习惯，凡是珠宝一类的东西，多传给长子，长子又往往袭用父亲的名字[25]。如果我记忆不错，你父亲已去世多年，所以我断定这只表是在你哥哥手里的。”

我说：“的确没错，还有别的吗？”

“他是一个放荡不羁的人，当初有很光明的前程，但是把好机会都放过去了，所以常常生活潦倒，不过偶然也有景况很好的时候，最后因为好酒而死。这都是我看出来的。”

我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忍不住在屋子里无精打采地踱来踱去，内心涌出了无限辛酸。

我说：“福尔摩斯，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我真无法相信，你竟然会耍出这么一套来。你一定预先调察了我哥哥的惨史，现在假装用一些玄妙的方法推断出这些事实。你觉得我会相信你从这只旧表上就能发现这些事实吗？不客气地说，你这些话简直是在骗人。”

他和蔼地答道：“亲爱的医生，请你宽恕我。我按照理论来推断一个问题，却忘了这可能对你是件痛苦的事情。我向你保证，在你让我观察这只表之前，我并不知道你还有一位哥哥呢。”

“可你怎么能这样奇妙地推测出这些事实呢？你所说的没有一样不与事实相符。”

“啊！这真是侥幸，我只是说出了一些可能的情况，并没想到会这样正确。”

“那么你不是猜想出来的了？”

“不，不，我从来不猜想。猜想是很不好的习惯，它对逻辑推理非常有害。你之所以觉得奇怪，是因为你没有了解到我的思路，没有注意到往往能推断出大事来的那些细小问题。举例来说吧，我开始时曾说你哥哥的行为很不谨慎。请看这只表，不仅下面的边缘上有两处凹痕，整个表的上面还有无数的伤痕，这是因为经常把它放在有钱币、钥匙之类硬东西的衣袋里的缘故。对一只价值五十畿尼[26]的表这样漫不经心，说他生活不检点，总不算过分吧！单是这只表就已经如此贵重，若说遗产不丰富，也是没有道理的。”

我点了点头，表示领会了他的推断。

“英国当铺的惯例是：每收进一只表，必定用针尖把当票的号码刻在表的里面。这办法比挂一个牌子好，可以防止号码丢失或混乱。用放大镜仔细看这只表里面，我发现了至少四个这样的号码，那么结论就是，你哥哥常常窘困；附带的结论是，他有时景况很好，否则就不会有力量赎当了。最后请你注意这有钥匙孔[27]的里盖，围绕钥匙孔有上千的伤痕，这是由于被钥匙摩擦造成的。清醒的人插钥匙，不是一插就进去吗？醉汉的表没有不留下这些痕迹的。他晚上上发条，所以留下了手腕颤抖的痕迹。这有什么奇妙呢？”

我说：“一经说破，如见天日。我对你的冒犯，请你原谅，我应当对你的神妙能力有更大的信心才对。请问你手中目前有没有案件？”

“没有，所以才注射可卡因啊。不用动脑子，我就活不下去。除了这个还有什么生趣呢？请站到窗前来。难道有过这样凄凉惨淡而又无聊的世界吗？看哪，黄雾[28]沿街滚滚而下，擦着那些暗褐色的房屋飘浮而过，还有比这更平凡无聊的吗？医生，试想英雄无用武之地，要精力又有什么用呢？犯罪是寻常的事，人生在世也是寻常的事，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寻常的事，还能有什么呢？”

我正要开口回答他那激烈的言论，忽然听到了急促的敲门声。我们的房东走了进来，托着一个铜盘，上面放着一张名片。

她对我的伙伴说：“一位年轻的女士求见。”

福尔摩斯举起了名片：“梅丽·摩斯坦小姐。嗯！这个名字很陌生。赫德森太太[29]，请她进来。医生，你别走，我希望你留在这里。”

二、案情的陈述——

摩斯坦小姐以稳重的步伐、沉着的姿态走了进来。她是个金发女郎，体态轻盈，戴着优雅的手套，穿着最匹配她风度的衣服。着装的简单素雅说明她是一个生活不太优裕的人。她的衣服是用暗褐色毛料织成的，没有花边和装饰，配着一顶同样暗色的帽子，边缘插着一支白色的羽毛。虽然不算样貌惊人，却给人甜美而可爱的印象，特别是那双生气勃勃，热情如火的海蓝色大眼睛。虽然经历过的女人远到数十国和三大洲[30]，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高雅而聪慧的面容。当福尔摩斯请她坐下的时候，我看到她嘴唇微动，双手颤抖，显示出情绪的紧张和内心的不安。

她说：“福尔摩斯先生，我之所以来这里请教，是因为您曾经为我的女主人西色尔·弗里斯特夫人[31]解决过一桩家庭纠纷。她对您的协助和本领非常感激和钦佩。”

摩斯坦小姐以稳重的步伐、沉着的姿态走了进来。

他想了一想，回答说：“西色尔·弗里斯特夫人，我记得曾经帮过她小小的忙。那件案子，我记得是很简单的[32]。”

“她并不认为简单。至少，我请教的案子您不能同样说是简单的了。我想再也没有任何事情比我的处境更离奇费解了。”

福尔摩斯搓着双手，目光炯炯。他从椅子上微微倾身向前，鹞鹰般的脸上显示出精神集中的样子。

“谈一谈您的案情吧。”他用郑重其事却难掩兴趣的语气说道。

我觉得在此有些不便，就站起来说：“请原谅我，失陪了。[33]”

没想到这位年轻姑娘伸出戴着手套的手制止了我：“如果您愿意稍坐一会儿，也许可以给我很大帮助呢。”

我重新坐了下来。

她继续说：“简单地说，事情是这样的：我父亲是驻印度的军官，我在很小的时候就被送回了英国。我的母亲早已去世，国内又没有亲戚，于是我就到爱丁堡读书，在一个环境很舒适的学校里寄宿，直到十七岁才离开。一八七八年，我的父亲——他是团里资格最老的上尉——请了一年的假，返回祖国。他从伦敦拍来电报告诉我，自己已经平安抵达了伦敦，住在朗厄姆旅馆，催促我立刻前去相会。我还记得，他的电文里充满了慈爱。我一到伦敦就坐车去了朗厄姆旅馆，司事告诉我，摩斯坦上尉的确住在那里，但是前一天晚上出了门，还没有回来。我等了一天，毫无消息。到了夜里，我采纳了旅馆经理的建议，去警察局报案，并在第二天早上的各大报纸刊登了寻人企事。我们的寻找没有得到任何结果，从那天起直到现在，我始终没有得到不幸父亲的任何消息。他回到祖国，心中抱着很大的希望，本以为可以享受幸福的生活，却没想到……”

她用手捂着嘴角，话还没有说完，已经泣不成声[34]。

福尔摩斯打开他的记事本问道：“您还记得日子吗？”

“他在一八七八年十二月三日失踪——差不多已经有十年了。[35]”

“他的行李呢？”

“留在了旅馆，里面找不出什么可以作为线索的东西——有些衣服和书籍，还有不少安达曼群岛[36]的珍奇物品，他以前是那里监管囚犯的军官。”

“他在伦敦有没有朋友？”

“我们只知道一个，那就是孟买第三十四步兵团[37]的舒尔托少校，和他在同一个团里。这位少校当时已经退伍，住在上诺伍德[38]。我们自然和他联系过，但他连我父亲回到英国的事都不知道。”

福尔摩斯说：“真是怪事。”

“我还没有谈到最奇怪的事呢。大约六年前——准确日期是一八八二年五月四日[39]——我在《泰晤士报》上发现了一则广告，询问梅丽·摩斯坦小姐的住址，并说如果她回答的话，对她是有利的，下面没有署名和地址。那时我刚到西色尔·弗里斯特夫人家担任家庭教师。我和她商量之后，在广告栏里登出了我的住址。当天就有人从邮局寄给我一个小纸盒，里面装着一颗很大的光彩夺目的珠子，盒子里一个字也没有。从此之后，每年的同一天，我都会收到一个相同的纸盒，里面有一颗同样的珠子，却找不到有关寄件者的任何线索。这些珠子经内行人看过，说是稀有珍宝，价值极高。你们请看，实在非常好。”

她打开一个扁平的盒子，里面有六颗我生平从未见过的上等珍珠[40]。

福尔摩斯说：“您叙述的内容极为有趣。除此之外还有别的情况吗？”

“有，今天早上[41]我又接到了这封信，请您看一看，这就是我来向您请教的原因。”

福尔摩斯说：“谢谢您，请把信封也给我。伦敦西南区的邮戳，日期是九月七日[42]。啊！角上有一个大拇指印，可能是邮递员的。纸非常好，信封值六便士一扎，写信人对信纸信封都很讲究，没有发信人的地址。‘今晚七点钟请到莱西厄姆剧院外左边第三根柱子前等候。您如有怀疑，请偕友二人同来。您是被委屈的女子，必将得到公道。不要带警察来，否则就不能相见。您的不知名的朋友。’这真是一件奇妙而有趣的事情。摩斯坦小姐，您准备怎么办呢？”

“这正是我要和您商量的呀。”

“咱们一定得去。您和我，还有——没错，华生医生是咱们需要的人。信上说‘两位朋友’，他和我一直是在一起工作的。”

她用请求的表情看着我，向福尔摩斯问道：“可是他愿意去吗？”

我热情地说：“如果我能效力，那真是太荣幸了。”

她说：“两位这样仗义，我非常感激。我很孤独，没有朋友可以相托。我六点钟到这里来，应该可以吧？”

福尔摩斯说：“不能再晚了。还有一点，这封信和寄珠子的小盒笔迹相同吗？”

她拿出六张纸来：“都在这里。”

“您考虑得很周密，在我的委托人里，您的确是模范。现在咱们看一看吧，”他把信纸都铺在桌上，一张一张对比着说，“除了这封信之外，笔迹都是伪装的，但是都出自同一个人的手笔，这点毫无疑问。您看这个希腊字母e多么突出，再看句末字母s的弯法。摩斯坦小姐，我不愿意给您无谓的希望，但我想知道，这些笔迹和您父亲的有相似之处没有？”

“完全没有。”

“我想也是这样。那么我们在六点钟等您。请留下这些信，我也许要先研究一下。现在只有三点半，再会[43]吧。”

我们的客人回答：“再会。”她用明亮而友善的目光看了看我们，把盛珠子的盒子放在胸前，匆匆地走了出去。

我站在窗前，看着她脚步轻快地走向街头，直到那灰帽和白色羽毛消失在人群之中。我回头对伙伴说：“真是一个迷人的女孩！”

他已经重新点上了烟斗，靠在椅背上，合着双眼，无力地回答：“是吗？我没注意。[44]”

我喊道：“你真是个机器人，一架计算机！有时你几乎一点儿人性都没有。”

他温和地微笑道：“不要让一个人的个人特征影响你的判断，这是最重要的一点。一个委托人，对我来说仅仅是一个单位——问题里的一个部分，感情因素会影响理智的清醒。一个我平生所见的最美丽的女人，为了获取保险赔款毒杀了三个小孩，结果被判绞刑；[45]可是我认识的一个最不让人喜欢的男子，却是一位慈善家，捐赠了二十五万英镑救济伦敦的平民。”

“但是，这一次……”

“我向来不做任何例外，定律没有例外。你也研究过笔迹的特征吗？对这个人的笔迹，你有什么看法[46]？”

我答道：“写得足够清楚、整齐，是一个有商业经验、性格坚强的人写的。”

福尔摩斯摇头道：“你看，他写的长字母差不多都没有高过一般字母，那个字母d像字母a，那个字母1则像字母e，性格坚强的人不管写得多么难以辨认，字的高矮还是分明的。他的k字显得犹豫不决，大写的字母又很自负。现在我要出去了，还有些问题需要搞清楚。我推荐你一本书，一本最不平凡的著作——温伍德·瑞德写的《人类的殉道》[47]。我一个小时后就回来。”

我坐在窗前，拿着书，但是思绪并没有放在这位作者的杰作上，而是专注于刚才来访的客人——她的面容和声音，还有她在生活里遭遇的离奇故事。如果父亲失踪那年她是十七岁的话，现在就应该是二十七岁[48]了——正是青春稚气消退、开始读懂社会的妙龄。我坐在那里胡思乱想，直到危险的妄想闯进自己的脑海。我急忙坐到桌前，拿出一本最近的病理学论文仔细阅读，借以遏制自己的妄想。我是个怎样的人？一个陆军军医，有一条伤腿，又没有多少钱，怎能有这种妄想？她只是案子里的一个部分，一个单位，仅此而已。如果前途是黑暗的，那我最好还是毅然地担当起来，不要妄想去扭转命运吧。

三、寻求解答——

一直等到五点半钟，福尔摩斯才回来。他神采奕奕，非常兴奋，看起来已经在这最难解的问题里发现了曙光。

他拿着我倒给他的一杯茶，说道：“这件案子并不怎么神秘，这些事实似乎只有一个解释。”

“什么！你已经搞清楚真相了吗？”

“还不能这么说。我已经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提示性的事实，一个极为有用的线索，不过当然还需要把一些细节拼凑起来。我刚刚从旧《泰晤士报》上找到了住在上诺伍德的前孟买第三十四步兵团舒尔托少校一八八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去世的讣告。”

“福尔摩斯，或许我的脑子迟钝，但是我的确不了解这个讣告对本案有什么用。”

“你真不了解吗？没想到。咱们这样来看这个问题。摩斯坦上尉失踪了。在伦敦，他可能拜访的只有舒尔托少校，但少校竟说不知道他曾来伦敦。四年之后，舒尔托死了。他死后不到一个星期，摩斯坦上尉的女儿就收到了一件贵重的礼物，以后每年都收到一次。现在又有一封信，竟说她是个受了委屈的人。除了失去自己的父亲之外，她还能有什么委屈呢？还有，为什么在舒尔托死去仅仅几天后，就开始有礼物寄给她？难道舒尔托的继承人知道其中的秘密，想要借这些礼物来弥补先人的罪孽？你对以上的事实有什么不同见解吗？”

“为什么这样弥补罪孽呢？这方法太离奇了！再说，他为什么现在才写信，而不在六年前呢[49]？还有，信上说要还给她公道。她可以得到什么公道呢？如果说她父亲还活着，那未免太乐观了。可你又不知道她还受过什么别的委屈。”

“确实有一些困难，有一些令人费解的地方。”福尔摩斯沉思着说，“不过今天晚上咱们走一趟，就全明白了。嗯，来了一辆四轮马车，摩斯坦小姐就在里面。你准备好了吗？咱们最好赶快下去，时间已经有点晚了。”

我戴上帽子，拿了一根最粗重的手杖。福尔摩斯从抽屉中拿出他的手枪放进衣袋里，说明他认为今晚的工作或许是个冒险的尝试。

摩斯坦小姐穿着黑色的衣服，戴着围巾。她虽然还保持着镇定，但是脸色惨白。她并没有表现出对今晚冒险的不安，这足以证明她的坚强的确超过了普通的女子。她完全控制住了自己的感情，对福尔摩斯提出的几个新问题，也全都能够立刻作出答复。

她说：“舒尔托少校是爸爸一位非常要好的朋友，在爸爸的来信里常常提到他。他和爸爸同是安达曼群岛驻军的指挥官，所以经常在一起。还有，在爸爸的书桌里发现过一张没人能懂的字条，我想未必和这件事有关。但您或许愿意看一看，我就把它带来了。在这儿。”

福尔摩斯小心翼翼地把纸打开，平放在膝盖上，然后用双层放大镜有条不紊地检查了一遍。

他说：“这张纸是印度的土产，过去曾经在板子上钉过。纸上的图似乎是一座大型建筑图样的一部分，里面有许多大房间、走廊和甬道。中间有一个用红墨水画的十字，上面用铅笔模糊地写着‘从左边3.37’。纸的左上角有一个神秘的怪字，像四个连接在一起的十字符号，在旁边用极粗陋的笔法写着‘四个签名——乔纳森·斯茂，莫赫米特·辛格，爱勃德勒·克汗，德斯特·阿克勃尔’。我也不知道它和本案有什么关系，但毫无疑问，它是一个重要文件。这张纸曾经在皮夹里小心地收藏过，因为两面全都同样干净。”

“这是我们在他的皮夹里找到的。[50]”

“摩斯坦小姐，您最好地把它保存起来，以后可能对我们有用处。现在，我觉得这个案子比最初想象的要更深奥复杂一些，需要重新考虑一下。”他向后靠在车座上，从那紧皱的双眉和空洞的目光中，我可以看出，他正在沉思。摩斯坦小姐和我轻轻地聊天，谈起我们的行动和可能的结果，但我们的伙伴却始终保持着静默，直到旅程的终点。

这是一个九月的傍晚，还不到七点钟。天色阴沉，浓浓的迷雾[51]笼罩了这座城市。街道上一片泥泞，空中低垂着令人抑郁的黑云。斯特兰德街的暗淡路灯照在充满泥浆的人行道上，反射出荧荧的微光。黄色灯光在两旁店铺的玻璃窗里闪烁着，穿过茫茫的雾气，照在车马拥挤的大街上。我心想，在这闪烁灯光下络绎不绝的行人，他们的面部表情有的欢喜有的忧愁，有的憔悴有的快活，就像人类的一生，从黑暗来到光明，又从光明返回黑暗。我不是个容易受到影响的人，但这沉闷的夜晚和将要经历的奇遇，使我不禁紧张起来。我可以从摩斯坦小姐的表情中看出，她也有同样的感觉。只有福尔摩斯不受外界的影响，他借着怀中小提灯的光线，不停地在记事簿上写着什么。

莱西厄姆剧院两旁的入口处已经拥挤不堪[52]，双轮和四轮马车像流水般辚辚而至。穿着礼服露出白衫的男子和披着围巾珠光宝气的女人一个个地从车上走了下来。我们刚刚走近约定的第三根柱子，就出现了一个身材短小、面孔黝黑、穿着马夫装束的精壮男子，向我们打招呼。

他问道：“你们是和摩斯坦小姐同来的吗？”

她回答说：“我就是摩斯坦小姐，这两位是我的朋友。”

那人用怀疑的眼光打量着我们，警惕地说：“小姐请原谅，我需要请您保证您的同伴中没有警官。”

她回答：“我可以保证。”

他吹了一下口哨，一个街头流浪人引着一辆四轮马车来到我们面前，并打开了车门。和我们搭话的人跳到了车夫的座位上，我们陆续上车，还没有坐定，他[53]已经扬鞭驱马，车子在雾气迷蒙的街道上疾行起来。

我们所处的环境是奇特的。我们既不知道去哪里，又不知道去做什么。如果说是被人愚弄，好像又不可能；想来应该不至于白跑一趟，总可以得到些重要的结果。摩斯坦小姐的态度还是和之前一样坚强而镇定。我尽力设法安慰并鼓励她，对她讲我在阿富汗冒险的故事。可是说实话，我自己也正因为我们所处的环境和难测的命运而感到紧张不安，以至于所讲的故事乱七八糟。直到今天，她还把我告诉她的那个生动的故事当做笑话呢：我是怎样在深夜里用一只“双管”小老虎[54]打死了一支钻到帐篷里来的滑膛枪。最开始，我还能辨认我们走过的道路，可是很快，因为路远多雾，加上对伦敦地理的生疏[55]，我就迷失了方向，除了行程似乎很长之外，其他的就都不知道了。福尔摩斯并没有迷路[56]，车子经过的地方，他都能低声说出地名来。

他说：“罗奇斯特路[57]，这里是文森特广场[58]。现在我们似乎是从沃克斯豪尔桥路[59]走向萨里区[60]。不错，正是这样。我们现在上了桥[61]，你们可以看到河水的闪光。”

我们果然看到了灯光照耀下的泰晤士河景色，不过车子依然在向前奔驰，不久就到了河对岸令人迷惑的街道上。

我的伙伴又说：“华兹沃斯路[62]，修道院路，拉克豪尔巷，斯陶克维尔街[63]，罗伯特街[64]，冷港巷，我们看起来不像是往高尚区域去的。”

我们的确到了一个可疑而可怕的区域。直到在街角看到一些粗俗耀眼的酒馆之前，两旁始终是连续不断的暗灰色砖房。随后又是几排两层楼的住宅，每栋楼前都有一个小小的花园。还有一些砖造的新楼——这个大城市在郊区扩建的新区域。最后，车子停在这条新街的第三个门前。所有其他的房子都还没有住人，而我们停在面前的这栋房子，除了从厨房窗口射出一丝微光外，也和其他房子一样黑暗。我们敲了敲门，立刻有一个戴着黄色包头、身穿肥大的白色衣服、系着黄带子的印度仆人开了门。在这栋普通三等郊区住宅的门前出现了一个东方仆人，显得有些不协调。

那个仆人说：“先生[65]正在等候。”

他还没有说完，就听见有人在屋里高声喊道：“男仆[66]，把他们请到我这里来，把他们直接请到我这里来。”

四、秃头人的故事——

我们随着印度人进去，经过了一条灯光昏暗、陈设简陋而肮脏的普通甬道，走到靠右边的一个门。他把门推开，从屋子里射出了黄色的灯光，灯光下站着一个身材不高的尖头顶的人。他的头顶已秃，光亮可鉴，周围长着一圈红发，就像是枫树丛中冒出了光秃秃的山顶似的。他站在那里，搓着双手，神情不定，一会儿微笑，一会儿又愁眉苦脸，简直没有一刻镇静。他那副天生下垂的嘴唇，长着不整齐的黄色牙齿，虽然时常用手遮住脸的下半部分，也不一定能够遮丑。他虽然已经秃顶，但是看起来还很年轻，实际上也不过刚刚超过三十岁。

“摩斯坦小姐，我愿为您效劳。”他不断地高声重复着，“先生们，我愿为你们效劳。请到这间小屋子里来吧。房间很小，小姐，却是按照我喜欢的样式布置的。这是荒僻的伦敦南郊沙漠中一个小小的文化绿洲。”

我们对这间屋子的景象感到很惊奇。屋子本身和里面的陈设很不协调，就像一颗最出色的钻石镶在了一个铜底座上。窗帘和挂毯都极其华丽考究，中间露出精美的画镜和东方的花瓶。踏在琥珀色和黑色交织、又厚又软的地毯上，感觉非常舒适，就像走在草地上似的，还有两张虎皮铺在上面。屋角的席子上摆着一只大水烟壶[67]，更显出富有东方风味的华丽。屋顶上隐隐垂下一根金色的线，悬挂着一盏鸽子式的银色挂灯。灯火燃烧的时候，空气中弥漫着清香的气味。

这矮小的人依然神情不安，他微笑着自我介绍道：“我的名字是塞迪厄斯·舒尔托[68]。您自然是摩斯坦小姐，这两位先生……”

“这位是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这位是华生医生。”

他兴奋地喊道：“啊，一位医生？您带听诊器来了吗？我可不可以请求您——您愿不愿意为我听一听？请帮帮忙，我的二尖瓣也许有问题。我的大动脉还好，可是对于二尖瓣，我要听听您宝贵的意见。”

我听了听他的心脏[69]，除了由于恐怖而全身颤抖之外，找不出什么毛病来。我说：“心脏很正常，您不必着急，放心就好。[70]”

他松了一口气说：“摩斯坦小姐，请您原谅我的焦急。我总是难受，总怀疑自己的心脏不好。既然正常，我很高兴。摩斯坦小姐，您的父亲如果能克制自己，不伤到心脏，他可能现在还活着呢。”

我不禁怒从心起，真想一拳打到他的脸上。这样应该谨慎的话，怎能如此毫无顾忌地直说呢？摩斯坦小姐坐了下来，面色惨白。她说：“我心里早就明白父亲已经去世了。”

舒尔托说：“我能尽量告诉您一切，还能主持公道；不管我哥哥巴索洛谬[71]说什么，我都是要主持公道的。今天您和两位朋友一起来，我高兴极了，他们不仅是您的保护人，还可以对我将要说和将要做的事做个证人。咱们可以共同对付我哥哥巴索洛谬，不要外人参加——不要警察或官方。咱们可以不通过外人的干预，圆满地解决咱们自己的问题。如果把事情公开，我哥哥巴索洛谬是绝不会同意的。”他坐在矮靠椅上，用无神却泪汪汪的蓝眼睛望着我们，期待我们的回答。

福尔摩斯说：“我个人可以保证，无论您说什么，我都不会告诉别人。”

我也点头表示同意。

他说：“那好极啦！那好极啦！摩斯坦小姐，我可不可以敬您一杯基安蒂红葡萄酒[72]？或是托卡伊白葡萄酒[73]我这里没有别的酒。[74]我打开一瓶好不好？您不喝吗？好吧，我想你们不会反对我吸这种有柔和东方香味的烟吧。我有些神经紧张，我的水烟是无上的镇定剂。”

他点燃大水烟壶，烟从烟壶中的玫瑰水里缓缓冒了出来。我们三人环坐成一个半圈，伸着头，双手托着下巴，这个奇怪而激动的矮小秃头人坐在中间，局促不安地吸着烟。

他说：“当我决定和您联系的时候，本想把自己的住址告诉您，但是怕您不了解，带了不合适的人一起来。所以我才这么安排，让我的仆人先和你们见面，我对他随机应变的能力是十分信任的。我叮嘱他，如果情形不对，就不要带你们来。我事先的慎重布置希望能得到您的谅解，因为我不愿意和人来往，甚至可以说是个性情高傲的人，我觉得再也没有比警察更不文雅的人了。我天生不喜欢任何粗俗的人，也很少和他们接触。我的生活，你们可以看到，周围都是文雅的气氛。我可以自命为艺术鉴赏家，这是我的嗜好。那幅风景画确实是柯罗[75]的真迹，有的鉴赏家也许会怀疑那幅萨尔瓦多·罗萨[76]作品的真伪，但那幅布格罗[77]的画的确是真品。我特别喜欢现代的法国派艺术。”

摩斯坦小姐说：“舒尔托先生，请原谅。我来这里是因为您有话见教，时间已经不早，我希望咱们的谈话越简短越好。”

他回答：“怎么也要占些时间，因为咱们还要去诺伍德找我的哥哥巴索洛谬。咱们要一起去，我希望咱们能胜过他。我认为合乎情理而采取的步骤他却不以为然，所以他对我很不满意，昨晚我曾和他争论了很久。你们想象不出他发怒的时候是个多么难对付的人。”

我忍不住插言道：“如果咱们还要去诺伍德，是不是应该马上动身？”

这句话让他笑到耳根发红。他说：“那样不太合适。如果突然陪你们去，我不知道他要说些什么呢。不，我必须事先作好准备，谈一谈咱们彼此的处境。我要告诉你们的第一句话就是，在这段故事里，还有几点连我自己都没有搞清楚呢。我只能把自己所知道的事实告诉你们。

“我的父亲，你们能想到，就是过去在印度驻军里的约翰·舒尔托少校。他在大约十一年前退休后，搬到了上诺伍德的樱沼别墅[78]。他在印度发了财，带回来一大笔钱和一批贵重的古玩，还有几个印度仆人。有了这些条件，他就买了一所房子，过着非常优裕的生活。我和巴索洛谬是孪生兄弟，我的父亲只有我们两个孩子。

“我还清楚记得摩斯坦上尉的失踪在社会上引起的轰动，详情是我们从报纸上读到的。因为我们知道他是父亲的朋友，所以常常无拘无束地在父亲面前讨论这件事，父亲有时也和我们一起揣测这件事是怎么发生的。我们丝毫没有发觉，整个秘密却藏在他自己的心里——只有他知道阿瑟·摩斯坦的结局。

“可是我们也的确能感觉到，有些秘密——一些恐怖的事——埋藏在父亲心里。他平时不敢独自出门，还雇了两个拳击手为樱沼别墅看门。今天为你们赶车的威廉就是其中之一，他过去是英国轻量级拳赛的冠军。父亲从来不告诉我们自己怕的是什么，但他对装有木腿的人尤为戒备。有一次，他用枪打伤了一个装木腿的人，后来证明这个人只是个来揽生意的平常商贩[79]，我们赔了一大笔养伤费才了结。我哥哥和我原来以为这不过是父亲的一时冲动，后来经过一件件的事情，才使我们改变了看法。

“一八八二年春天，父亲接到了一封从印度来的信，这封信对他是个很大的打击。他在早餐桌上读完这封信后几乎昏了过去，从那天起就病倒了，直到离开人世。信的内容是什么，我们始终不知道，可是当他拿着这封信的时候，我从旁边看到信很短，而且字迹潦草。他患脾脏肿大的病已有多年，这一下，病情很快地恶化了。到了四月底，医生断定他已经没有希望，就叫我们到他面前听他最后的遗嘱。

“当我们走进房间的时候，他正呼吸急促地倚在高枕上面[80]。他让我们把门锁上，到床的两边来。他紧握着我们的手，因为痛苦不堪而又感情激动，所以声音断断续续。他告诉了我们一个惊人的故事，我现在试用他自己的话来向你们复述一遍。

“他说：‘在我临终的时候，只有一件事，像是一块石头压在心上[81]，那就是我对待摩斯坦孤女的行为实在遗憾。由于我一生不可饶恕的贪婪，使她没能得到这些宝物——其中至少有一半是属于她的。但我也未曾用过这些宝物——贪婪真是极愚蠢的行为。只要知道宝物藏在身边，我就感到心满意足，再也舍不得分给别人。你们看，在盛金鸡纳霜[82]的药瓶旁边，那串珍珠项链，虽然是我专门为了送给她而找出来的，但就是这个我也难以割舍。我的儿子们，你们应该把阿格拉[83]宝物公平地分给她。但在我咽气之前绝不要给她——就是那串项链也不行，因为即使病重到我这种地步的人，也说不定还会痊愈呢。’

“他继续说：‘我要告诉你们摩斯坦是怎么死的。多年以来，他一直心脏衰弱，但他从未告诉过别人，只有我知道。在印度的时候，我和他经过一系列的惊险故事，得到一大批宝物，我把这些宝物带回了英国。摩斯坦抵达伦敦的当天晚上，就跑到这里来要他应得的那一份。他从车站步行到这里，是现已死去的忠心老仆人拉尔·乔达开门请进来的。摩斯坦和我之间因为宝物产生了意见分歧，争吵得很厉害，摩斯坦在盛怒之下从椅子上跳了起来，然后忽然把手放在胸侧，面色阴暗，向后跌倒，头撞在宝箱的角上。当我弯腰扶他的时候，感到万分恐惧——他竟然死了。

“‘我在椅子上坐了很久，精神错乱，不知该如何是好。开始时我也想到应该报告警察，可是考虑到当时的状况，我恐怕无法避免要被指为凶手。他是在我们争吵时断气的，头上的伤口更是对我不利。还有，在法庭上难免要问到宝物的来源，这是我特别要保守的秘密。他告诉过我，没有一个人知道他来到这里；因此这件事似乎也没有让别人知道的必要。

“‘当我还在考虑的时候，抬起头来，忽然看见拉尔·乔达站在门口。他偷偷走了进来，回手闩上门，说道：“主人，不要害怕。没人会知道您害死了他。咱们把他藏起来，还有谁能知道呢？”我说：“我没有害死他。”拉尔·乔达摇头笑道：“主人，我都听见了。我听见你们争吵，听见他倒了下去，我一定严守秘密。家里的人全都睡着了，咱们把他埋起来吧。”他的话使我做出了决定。我自己的仆人尚且不能相信我，我还能指望十二个坐在陪审席上的愚蠢商人会宣告我无罪吗？拉尔·乔达和我当天晚上就把尸体埋了，没过几天，伦敦报纸就登出了摩斯坦上尉失踪的疑案。从我所说的故事中你们可以知道，摩斯坦的死很难说是我的过失。我的错误是除了隐藏尸体外还隐藏了宝物。我得到了应得的那一份，还霸占了摩斯坦的一份，所以我希望你们把宝物归还他的女儿。你们把耳朵凑到我的嘴边来。宝物就藏在……’

“话还没说完，他脸色突变，两眼向外突出，嘴巴大张，用一种我永远不会忘记的声音喊道：‘把他赶出去！看在上帝的分上，把他赶出去！’我们一起回头，看着他盯住的窗户。黑暗里，有一张面孔正凝视着我们。我们可以看见那被玻璃压得变白的鼻子，一张多毛的脸，两只凶狠的眼睛，还有恶毒的表情。我们兄弟二人赶紧冲到窗前，可是那个人已经消失了。再回来看我们的父亲，只见他头已下垂，脉搏已停。

父亲用一种我永远不会忘记的声音喊道：“把他赶出去！看在上帝的份上，把他赶出去！”

“当晚我们搜查了花园，除了窗下花床上一个清楚的脚印之外，这个不速之客并没有留下其他痕迹。假如只根据这点痕迹，我们也许还会怀疑那张凶狠的脸只是我们的幻想。但不久，我们就得到了更确切的证据，证明在我们附近有一帮人，正在对我们进行秘密活动。第二天早晨，我们发现父亲的卧室窗户大开，他的橱柜和箱子全都经过了搜查，在他的箱子上钉着一张破纸，上面潦草地写着‘四个签名’。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以及秘密来访的人是谁，我们到现在都不知道。我们能确定的就是，虽然所有的东西都被翻动过了，但父亲的财物并没有失窃。我们兄弟二人自然会想到，这件事和他平日的恐惧是有关系的，不过，这一切对我们来说仍然是一个谜。”

这矮小的人重新点燃了水烟壶，沉思着连吸了几口。我们坐在那里，全神贯注地听他叙述这个离奇的故事。摩斯坦小姐听到关于她父亲死亡的那一段时，脸色变得惨白。我轻轻地从旁边桌上一个威尼斯式的水瓶里倒了一杯水给她喝，她才恢复过来。歇洛克·福尔摩斯靠在椅子上闭目沉思。我看着他，不禁想到：就在今天，他还说人生枯燥无聊呢。在这里，至少有一个问题，将要对他的智慧做一次最大的考验。塞迪厄斯·舒尔托先生的目光扫过我们，显然，对自己叙述的故事带给我们的影响，他感到非常自豪。他继续吸着水烟，又说了下去。

他说：“你们可以想象，我哥哥和我由于听到父亲所说的宝物，全都感到十分兴奋。但经过好几个星期，甚至好几个月，我们把花园的各个角落都挖遍了，却依然没有找到。一想到这些宝物收藏的地方竟留在他临终的口中，不免使人发狂。我们从那个拿出来的项链就可以推想出这批遗失的宝物是多么贵重。关于这串项链，我哥哥巴索洛谬也曾和我讨论过。这些珠子无疑是很值钱的，他也有点难以割舍——在对待朋友方面，他也有些和我父亲类似的缺点。他又认为，如果把项链送人，可能会引起无谓的流言，最后还可能给我们带来麻烦。我所能做的，就只有劝我哥哥，先由我把摩斯坦小姐的住址找到，然后每隔一段时间给她寄一颗拆下来的珠子，这样至少可以使她的生活不致发生困难。”

我的同伴诚恳地说：“真是好心肠啊，您这样做太感人了。”

这矮小的人不以为然地挥手道：“我们只是你们财产的保管者，这是我的看法！可是我哥哥的见解和我不同。我们自己有很多钱，我也不希望再多。更何况，对这位年轻小姐做出卑鄙的事也是情理难容的。‘鄙俗是罪恶之源’[84]，法国人对这类事情的说法真是一针见血。由于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意见不同，最后我只好和他分居，带着一个印度仆人和威廉离开了樱沼别墅。昨天我发现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宝物已经找到了。我立刻和摩斯坦小姐取得了联系，现在的问题只剩下咱们一起到诺伍德去向他追回咱们应得的那一份了。昨晚我已经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了我哥哥巴索洛谬。也许咱们不受他的欢迎，但他同意在那里等着咱们。”

我们坐在那里，全神贯注地听他叙述这个离奇的故事。

塞迪厄斯·舒尔托先生的话讲完了，他坐在椅子上，手指不住地抽动。我们一言不发，思绪全都集中在了这件奇事的发展上。福尔摩斯第一个站了起来。

他说：“先生，您从头到尾都做得很圆满，也许我们还可以告诉您一些您不知道的事情作为报答呢。不过正如摩斯坦小姐刚才说的，天色已晚，咱们还是办正事要紧，不要再耽误了。”

我们的新朋友盘起水烟壶的烟管，从幔帐后面拿出一件羔皮领袖、装饰着盘花纽扣的长大衣。虽然晚上还很闷热，他却从上到下紧紧地扣上了纽扣，最后戴上一顶兔皮帽子，把帽耳扣过耳朵。除了不断扭动的憔悴面孔之外，他身体的其他部分都已经遮盖起来了。

引导我们走出甬道的时候，他说：“我的身体太弱，只好算一个病人了。”

我们的车在外面等候着，显然对我们的出行早已做了准备，马夫立刻赶车疾行起来。塞迪厄斯不断地讲话，声音高过了辚辚的车轮声。

他说：“巴索洛谬是个聪明人，你们猜他是怎样找到宝物的？他最后的结论是，宝物一定藏在室内。他把整座房子的容积都计算了出来，每个角落也小心量过了，没有一英寸漏算。最后发现，这所房子的高度是七十四英尺。可是他量过每个房间的高度，也用钻探方法确定了楼板的厚度，以及所有其他高度，总共只有七十英尺，差了四英尺——这四英尺只能到房顶上去找。他在最高一层房间的用板条和灰泥修成的天花板上打了一个洞。在那里，一点也不错，就在上面找到了一个密封着的、谁也不知道的屋顶室。宝物箱就摆在屋顶室中央的两根椽木上。他把宝物箱从洞口取了下来，发现了里面的珠宝。他估计这批珠宝的总值不下五十万英镑。”

听到这个庞大的数字，我们睁大了眼睛互相望着。如果能够为摩斯坦小姐争取到她应得的那一份，她将立刻从一个贫穷的家庭教师变成英国最富有的继承人。当然，她的忠实朋友们都应该为她高兴，可是我，很惭愧，我的良心被自私心遮住了，心里像是压上了一块巨石。我含含糊糊地说了几句祝贺的话，然后就垂头丧气地坐在那里，俯首无言，后来甚至连我们新朋友所说的话也充耳不闻了。他显然是一个忧郁症的患者，我依稀记得他好像说出了一连串的症状，并从自己的皮夹里拿出了无数的秘方，希望我对这些秘方的内容和作用做些解释。我真希望他把那天晚上我对他的回答全都忘掉，福尔摩斯还记得听到我叮嘱他不要服用两滴以上的蓖麻油，并建议他服用大剂量的番木鳖碱[85]作镇定剂。直到车子停了下来，马夫跳下车来把车门打开，我才算松了一口气。

塞迪厄斯·舒尔托先生扶她下车的时候，说道：“摩斯坦小姐，这就是樱沼别墅。”

五、樱沼别墅的惨案——

我们到达今晚冒险历程的最后阶段的时候，已经快十一点钟了。伦敦的雾气已经消散，夜色怡人，和煦的西风吹开了乌云，半圆的月亮[86]不时从云际显现出来。远处可以看得很清楚，但塞迪厄斯·舒尔托还是拿下了一只车灯，把我们的路照得更亮一些。

樱沼别墅建筑在一座广场上，四周围绕着很高的石墙，墙头插着破碎的玻璃片。一个窄小的钉有铁夹板的门是唯一的出入口。我们的向导像邮差一样在门上敲了两下[87]。

一个粗暴的声音传来：“谁？”

“是我啊，麦克默多。这种时候到这里来的还有谁？”

里面透出抱怨的声音，接着是钥匙的响声。门向后敞开，一个矮小而健壮的人提着提灯，站在门内。黄色的灯光照着他向外探出的脸和两只多疑的眼睛。

“塞迪厄斯先生，是您吗？他们是谁？没有主人的命令我不能请他们进来。”

“不能请他们进来？麦克默多，岂有此理！昨天晚上我就告诉哥哥今天要陪几位朋友来。”

“塞迪厄斯先生，他今天一整天都没出屋子，我也没听到吩咐。主人的规矩您是知道的，我可以让您进来，您的朋友要先等在外面。”

这真是没有想到的一着！塞迪厄斯·舒尔托瞪着他，好像很窘。他喊道：“太不像话啦！我保证他们还不行吗？这里还有一位小姐，总不能深夜里等在街上啊。”

守门人依然坚持说：“塞迪厄斯先生，实在对不起您，这几位或许是您的朋友，但不是主人的朋友。主人给我工钱就是为了让我尽到守卫的责任，既然是责任，我就必须坚持。您的朋友我一个都不认识。”

福尔摩斯和气地喊道：“麦克默多，你总该认识我呀！我想你是不会忘记我的。你难道不记得四年前[88]在爱里森场子里为你举行的义赛[89]，和你打过三个回合的那个业余拳击手了吗？”

这拳击手嚷道：“是不是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我的天哪！我怎么会不认识呢？与其站在那里一言不发，您不如干脆给我下巴上来一记直拳[90]，那我早就认得您啦！啊，您是个浪费自己天赋的人，您真是那样的人！如果您继续练下去，您的造诣是不可限量的啊！”

福尔摩斯向我笑道：“你看，华生，就算我一事无成，至少还能找到一种职业呢。咱们的朋友一定不会让咱们在外面受冻了。”

守门人说：“先生，请进吧！您的朋友也都请进来吧！塞迪厄斯先生，实在对不起，主人的命令很严，我必须知道您的朋友是谁，才敢请他们进来。”

进门之后是一条铺石子的小路，曲折地穿过一片荒凉的空地，直通到隐藏在树丛里的一座外形方正、构造平常的大房子。茂密的枝叶异常阴森，只有一缕月光照到了房子的一角，映在顶楼的窗户上。这所大房子此刻透出一股阴沉惨寂的气息，让人不寒而栗，就连塞迪厄斯·舒尔托也局促不安起来，手中的提灯颤动得发出了响声。

他说：“我实在不明白，这里一定出事了。我明明告诉过巴索洛谬，咱们今天晚上来，可他的窗户连灯光都没有。我真不懂这是怎么回事！”

福尔摩斯问：“他平常就这样戒备吗？”

“是的，他继承了我父亲的习惯。您知道，他是父亲的爱子，我有时还想，父亲告诉他的话比告诉我的多。那被月光照得很亮的就是巴索洛谬的窗户，但我看里面没有灯光。”

福尔摩斯说：“的确没有灯光，可是门旁那个小窗里有闪亮的灯光。”

“啊，那是女管家的房间，是博恩斯通老太太屋里的灯光，她会把一切情况告诉咱们的。请你们在这里稍等一下，因为她什么都不知道，如果咱们一起进去，也许会让她觉得奇怪。可是，嘘！那是什么？”

他把灯高高举起，恐惧的颤抖让灯光显得摇摆不定。摩斯坦小姐紧握着我的手腕，我们极其紧张地站在那里倾听着，心脏剧烈地跳动起来。静谧的夜色中，一阵阵凄惨恐怖的女人喊叫声不断从这座漆黑的大房子里传了出来。

塞迪厄斯说：“这是博恩斯通太太的声音，这座房子里只有她一个女人。请等一下，我马上就回来。”

他匆匆跑到门前，用自己习惯的方法敲了两下。我们看到一个身材高大的妇人，好像见到亲人似的把他请了进去。

“哦，塞笛厄斯先生，您来得太好啦！您来得太好啦！哦，塞笛厄斯先生！”这些喜出望外的话，一直等到门关上之后，还能隐约听到。

福尔摩斯提着向导留给我们的灯，缓慢而认真细致地查看房子的四周和堆积在空地上的大片垃圾。摩斯坦小姐和我站在一起，她的手紧握在我的手中。爱情真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我们两人在前一天还没有见过面，今天彼此也没有说过一句情话，可是现在遇到了麻烦，我们的手就会不由自主地紧握在一起。后来我每次想起这件事就感到有趣，不过当时的动作似乎是下意识的，我们并没有发觉。后来她也常常告诉我，当时她自己的感觉是，只有依偎着我才能得到安慰和保护。我们就像孩子一样，手拉着手站在一起，四周的危险全不在意，心中反而觉得坦然无惧。

她向四周张望着说道：“这真是个奇怪的地方！”

“好像全英国的鼹鼠都跑到这里来了。我只在巴勒拉特[91]附近的山边见过类似的景象，当时探矿的正在那里钻探。”

福尔摩斯说：“这里也经过了多次的挖掘，留下了寻找宝物的痕迹。不要忘记，他们费了六年的工夫[92]来寻找，难怪这块地好像砂砾坑一样。”

这时房门忽然敞开，塞迪厄斯·舒尔托跑了出来，双手前伸，眼神里充满了恐惧。

他叫道：“巴索洛谬一定出事了！吓死我了！我的神经受不了这样的刺激！”他的确万分恐惧。他那从羔皮领口里露出来的痉挛而没有血色的脸就像是一个张皇失措奔跑求救的孩子。

福尔摩斯坚决而干脆地说道：“咱们进去。”

塞迪厄斯恳求道：“请进！请进！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

我们跟着他走进甬道左边女管家的屋子里。这位老太太正在屋里惊魂不定地踱来踱去，一看见摩斯坦小姐，就好像得到了安慰似的。

她激动地向摩斯坦小姐哭诉道：“上帝保佑，看到您这副温柔安静的脸多好！看到您，我觉得好多了！我这一天呀，真是够受的！”

我的同伴轻拍着她充满皱纹的手，低声说了几句温柔而安慰的话。老太太苍白的脸色渐渐恢复了过来。

她解释说：“主人自己锁上房门，也不和我说话，一整天我都在这里等着他呼唤。他倒是常常喜欢一个人待着，可是一个钟头之前，我怕出事，就上楼从钥匙孔向里看了看。您一定要上去一趟，塞迪厄斯先生，您一定要自己去看一看！十年来，无论巴索洛谬先生欢喜还是悲痛的时候，我都见过，可是我从来没见过他现在的这副面孔。”

福尔摩斯提着灯在前面引路，塞迪厄斯吓得牙齿打战、双腿颤抖，我必须搀扶着他，才能一起上楼。福尔摩斯两次从口袋里拿出放大镜，小心查看那些留在棕色楼梯毯上的泥印。他慢慢地一级一级走上去，低低地提着灯，仔细观察着四周。摩斯坦小姐留在楼下，陪伴惊恐的女管家。

走上三段楼梯，前面是一条相当长的甬道，右边墙上挂着一幅印度挂毯，左边有三个门。福尔摩斯依然一边慢走一边有系统地观察着。我们跟随在后，长长的影子投射在身后的甬道上。第三个门就是我们的目的地。福尔摩斯用力敲门，里面没有回应；他又旋转门把，用力推门，还是推不开。我们把灯贴近门缝，可以看到里面用很粗的门锁倒闩了起来。钥匙已经转了过去，锁孔并没有完全封闭。福尔摩斯弯下腰从锁孔向里看了看，立刻又站起来，倒吸了一大口气。

我从没见过他这样激动。他说：“华生，这确实有点儿可怕，你来看看是怎么回事。”

我从锁孔向里张望，又吓得马上缩了回来。淡淡的月光照在屋里，隐约中有一张好像挂在半空的脸注视着我，身体的其他部分都浸在黑影里。这张脸和我们的同伴塞迪厄斯的脸完全一样，同样光亮的秃顶，同样的一撮红发[93]，同样无血色的脸，但表情是僵死的——一种可怕的狞笑，不自然地露出牙齿的笑。在这样的沉寂和月光照耀下的黑暗里，看到这样的笑脸，比看到愁眉苦脸的样子更让人毛骨悚然。屋里的脸和我们那位矮小的朋友是如此相像，以至于我下意识地回过头来，想看他是否还在身边。这时我忽然想起塞迪厄斯曾经说过，他和他哥哥是孪生兄弟。

我对福尔摩斯说：“这太可怕啦，怎么办呢？”

他回答：“门一定要打开。”他对着门跳了上去，把全身重量都压在锁上。

门发出了响声，但没有打开。我们一起合力猛冲，这次砰的一声，门锁断了，我们进到了巴索洛谬的屋子里。

这间屋子收拾得像是化学试验室。对着门的墙上摆着两层带玻璃塞的玻璃瓶，桌子上摆满了本生灯、试管和蒸馏器。墙边一角的竹篮里放着许多盛有酸类的瓶子，其中一瓶似乎已经破漏，流出一股黑色的液体，空气中充满了特别刺鼻的类似柏油的气味。屋子的一边，在一堆散乱的板条和灰泥上，立着一副梯子，梯子对着的天花板上有个洞，大小可以容人出入。梯子底下有一卷长绳，零乱地盘放在地上。

在桌旁的一把扶手椅上坐着房间的主人，头歪在左肩，面露惨笑。他已经变得僵冷，显然死去很久了。看起来，他不仅脸部表情特别，四肢也蜷曲得和平常的尸体不同。他的一只手扶在桌子上，旁边放着一个奇怪的东西——一根粗糙的棕色木棒，上面用粗麻线捆着一块石头，就像一把锤子。在旁边放着一张从记事簿上撕下来的破纸，上边潦草地写了几个字，福尔摩斯看了一眼，把它递给我。

他抬起眉毛，说：“你看看。”

在提灯的灯光下，我惊恐地看到上面写着“四个签名”。

我问道：“天哪，这是怎么回事？”

他正在弯腰检查尸体，顺便回答：“谋杀！啊！果然不出所料，你看！”他指着扎在尸体耳朵上方头皮里的一根黑色长刺。

我说：“好像是一根荆刺。”

“就是一根荆刺。你可以把它拔出来，但是小心点，上面有毒。”

我用拇指和食指把它拔了出来。荆刺刚刚取出，伤口就合拢了，除了一点点血痕能说明伤口之外，很难找到任何遗留下来的痕迹。

我说：“这对我来说太离奇了，整件事不仅没搞明白，反而更复杂了。”

他回答：“正相反，各个环节都清楚了。我只要再弄清几个环节，全案就可以明朗了。”

我们进屋之后差不多已经忘记了我们的同伴。他还站在门口，依然那样颤抖和悲叹着。忽然，他失望地尖叫了起来。

在提灯的灯光下，我惊恐的看见上面写着“四个签名”。

他叫道：“宝物全都丢了！他们把宝物都抢走了！我们就是从那个洞口把宝物拿下来的，是我帮着他拿下来的！我是最后看见他的人！我昨晚离开他下楼的时候，还听见他锁门呢。”

“那时是几点钟？”

“十点钟。现在他死了，警察必然怀疑是我干的，他们一定会这样怀疑的。可是你们两位不会这样想，对不对？你们一定不会认为是我干的吧？如果是我干的，我还会请你们来吗？哎呀，天哪！哎呀，天哪！我知道我要疯了！”他挥舞双臂，两脚乱跳，陷入了狂怒的抽搐中。

福尔摩斯拍了拍他的肩，和蔼地说：“舒尔托先生，不要害怕，您没有害怕的理由。请您听我的话，坐车去警察局报案，答应一切都协助他们，我们在这里等您回来。”

这矮小的人茫然地遵从了福尔摩斯的话，我们听见他蹒跚地摸黑走下楼去。

六、福尔摩斯作出判断——

福尔摩斯搓着双手说道：“华生，现在还有半个钟头的时间，咱们要好好利用。我已经告诉过你，这个案子差不多完全清楚了，可是咱们不要过于自信，以免出错。现在看着似乎简单，可其中或许还藏着更玄妙的事情呢。”

我不由得问道：“简单？”

他就像老教授对学生们讲解似的说道：“当然很简单！请你坐在屋角那边，别让你的脚印弄乱了证据。现在开始工作吧！第一个问题是，这些人怎么进来的？又是怎么走的？屋门从昨晚就没开过。窗户呢？”他提着灯向前走着，不像在和我说话，而是对自己大声复述着检查的结果：“窗户是从里面关牢的，窗框也很坚固，两边没有合叶。让咱们把它打开。附近没有雨水漏管，房顶也离得很远。可是曾有人站在窗台上。昨晚下过小雨，窗台上有一个脚印。这儿有一个圆形的泥印，地板上也有一个，桌子旁边又有一个。华生，看这里！这真是一个好证据。”

我看了看那些清楚的圆泥印，说道：“这不是脚印。”

“这是更重要的证据——木桩的印痕。你看看窗台上的靴子印……一只后跟镶有宽铁掌的厚靴子，旁边是木桩的痕迹。”

“这就是那个装木腿的人。”

“没错。不过另外还有一个人……一个很能干、很灵活的同谋。医生，你能从那面墙爬上来吗？”

我探头向窗外看了看，明亮的月光依然照射着那个屋角。我们离地面至少有六十英尺，墙上连一个能插脚的砖缝都没有。

我说道：“从这儿绝对无法向上爬。”

“如果没有人帮忙，是爬不上来的。可是如果这里有你的一位朋友，用放在屋角的那条粗绳，一端系在墙上的大环子里，另一端扔到你手中，那么我想，只要你是个有力气的人，即使装着木腿、也是可以顺着绳子爬上来的。你下去的时候自然也能如法炮制，然后你的同党再把绳子拉上来，从环子上解下它，关上窗户，从里面拴牢，再顺来路逃走。”他指着绳子继续说道，“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那位装木腿的朋友虽然爬墙的技术不差，但不是一个熟练的水手。他手掌的皮肤可不像惯于爬桅的水手那样坚韧。我用放大镜发现了不只一处血迹，特别是在绳子的末端更为明显。我可以断定，他在沿绳而下的时候，速度快得竟把自己的掌皮磨掉了。”

我说：“这都很正确，可是事情变得更加神秘了。谁是他的同谋呢？这同谋又是怎么进来的呢？”

福尔摩斯沉思着重复道：“不错，还有那个同谋！这个人的确很有趣，他让这案子显得很不平凡。我想这位同谋给我国的犯罪方式开辟了一条新路，可它在印度有过先例，如果我没有记错，在塞内冈比亚[94]也发生过同样的情形。”

我重复了一遍自己的问题：“那么他究竟是怎样进来的呢？门是锁上的，窗户又够不着，难道是从烟囱进来的？”

他回答：“我也想到了这个可能性，但是烟囱太窄，不能通过。”

我追问道：“那到底是怎样呢？”

福尔摩斯摇头道：“你总是不按照我的理论研究。我不是和你说过很多次了吗？‘当你把绝不可能的因素都除去之后，不管剩下的是什么——不管多么难以置信——都一定是实情’吗？咱们知道，他不是从门进来的，不是从窗户进来的，也不是从烟囱进来的。咱们也知道他不会事先藏在屋里，因为屋里没有藏身的地方。那他是从哪里进来的呢？”

我嚷道：“是从屋顶那个洞进来的！”

“当然是从那个洞进来的了，这毫无疑问。你给我提着灯，咱们到上面的屋子里查看一下——就是发现宝物的那间屋子。”

他登上梯子，两手按住椽木，翻身上了屋顶室。他俯身接过了灯，我也跟着上去了。

这间屋顶室大约十英尺长，六英尺宽。椽木架成的地板中间铺了一些薄板条，还敷了一层灰泥。我们走路时必须踩在一根一根的椽子上[95]。屋顶呈尖形，也就是这所房子的真正屋顶了。这里没有家具，多年的尘土积得很厚。

福尔摩斯把手扶在斜坡的墙上，说道：“你看，这是一个通向屋顶外面的暗门，我把这个暗门拉开，外面就是坡度不大的屋顶，这就是第一个人的来路。咱们找一找，看他有没有留下什么能说明个人特征的痕迹。”

他把灯向地板上照了照，于是我今晚第二次看到了在他脸上出现的惊奇表情。我向他注视的地方看去，也吓得全身发冷。地上满是没有穿鞋的赤足脚印，很清楚，很完整，可是还不及正常人脚的一半大。

我轻轻地说：“福尔摩斯，一个小孩子做了这样可怕的勾当！”

他神色略定之后说道：“起初我也吃了一惊，但其实这件事很平常。我本该想到这一点，却一时忘记了。这里没什么可查的了，咱们下去吧。”

我轻轻地说：“福尔摩斯，一个小孩做出来了这样可怕的勾当。”

我们回到下面的屋子里，我急忙问道：“你对那些脚印的见解如何呢？”

他有些不耐烦地回答：“华生，请你自己分析分析吧。你知道我的方法，依法实践，然后咱们互相比较结论，彼此也可以多得些经验。”

我回答道：“在这些事实上，我想不出什么来。”

他不假思索地说：“不久就会完全明白了。我想这里也许没什么重要之处了，但还是要看一看。”

他拿出放大镜和皮尺，跪在地上，细长的鼻子离地面只有几英寸，深陷的圆眼珠像鸟眼似的发出亮光。他在屋里来回地测量、比较和查看着，动作的敏捷、无声和鬼祟真像一只正在寻找气味的熟练的猎犬。我不禁想到，如果他不把智慧和精力用于维护法律，而是去犯法的话，会变成一个多么可怕的罪犯啊！他一边侦查，一边自言自语着，最后突然发出一阵欢呼声。

他说：“咱们真走运，问题不大了。第一个人不幸踏在了木馏油[96]上面。你可以看到，在这难闻的东西右边，有他的小脚印。这盛油的瓶子破了，里面的东西流了出来。”

我问道：“这又能作什么解释呢？”

他说：“没有别的，只不过咱们就要抓到他了而已。我知道，一只狗凭着嗅觉，能够顺着气味追到尽头；狼群循着气味就可以找到食物；那么一只经过特别训练的猎犬追踪这么强烈的气味，不是更容易吗？就像比例法则[97]。结果一定——可是，喂！警察们到了。”

下面传来了沉重的脚步声、谈话声和关门的声音。

福尔摩斯说：“趁他们还没有上来的时候，你用手摸一摸尸身的胳膊，还有他的两条腿。你有什么感觉？”

我答道：“肌肉坚硬得像木头一样。”

“正是。这是极端强烈的收缩，比普通的死后强直还要厉害，再加上脸部扭曲的表情——希波克拉底的笑容[98]，或者说是前辈作家笔下的‘痉笑[99]’——你作何结论呢？”

我回答：“中了植物性生物碱的剧毒——一种类似番木鳖碱[100]，能造成类似破伤风症状的毒物而死的。”

“我一发现他那面部肌肉收缩的情形，就想到是中剧毒的现象。进屋之后我马上设法弄清这毒物是如何进入体内的，你也看见我发现了那根毫不费力就能扎进或者射入他头皮的荆刺。死者当时似乎正坐在椅子上，你看那刺入的地方正对着天花板的洞。你再仔细看看这根荆刺。”

我小心地把它拿在手里，对着灯光细看。那是一根长而尖的黑刺，尖端有一层发亮的好像干了的胶质的东西。较钝的那一头，是被刀削过的。

他问道：“是生长在英国的荆刺吗？”

“绝对不是。”

“有了这些资料，你就应该做出合理的结论。这是主要之点，其余的更容易解决了。”

他说话的时候，脚步声已经来到甬道，一个穿灰衣的胖子走了进来。他的肤色发红，身材魁梧，有着多血的体质，肿胀凸出的眼眶里露出了小小的闪烁的眼睛。他的后面紧跟着一个穿制服的警官，还有依然在发抖的塞笛厄斯·舒尔托。

那胖子喊道：“这成什么样子！这成什么样子！这些人都是谁？这屋里简直热闹得像是养兔场了。”

福尔摩斯静静地说：“埃瑟尔尼·琼斯先生，我想您一定还记得我吧？”

他喘着气说：“当然记得！您是大理论家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我记得您，记得您！我忘不了那次您如何向我们演说主教门[101]珍宝案的起因和推论结果。您确实把我们引入了正轨，但您也应当承认，那次主要还是运气好，而不是因为有正确的指导才破了案。”

“那是一个很简单很容易理解的案子。”

“啊，算了吧！算了吧！不用不好意思承认。可这是怎么回事？太糟糕了！太糟糕了！事实都摆在这里，不需要用理论来推测了。真是运气，我正好为了别的案子来到诺伍德！报案时我正在分署。您认为这个人是怎么死的呢？”

福尔摩斯冷冷地回答：“啊，这个案子似乎不需要我的理论。”

“不需要，不需要。可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您有时真能一言中的。据我了解，门是锁着的，五十万英镑的宝物丢失啦。窗户的情形怎样？”

“关得很牢，不过窗台上有脚印。”

“好啦，好啦。如果窗户是关着的，那么脚印就与本案无关了，这是常识。这个人也许是在盛怒之下死的，可是宝物又遗失了。哈！我有了一个解释。我也常常能灵机一动呢。警官，你先出去，您，舒尔托先生，也出去，您的医生朋友可以留在这里。福尔摩斯先生，您想这是怎么回事？舒尔托自己承认昨晚他和他哥哥在一起。他哥哥是在盛怒之下死的，于是舒尔托就趁机把珠宝拿走了。您看怎么样？”

“这个死人还很细心地起来把门反锁上。”

“哼！这里确实有个破绽。咱们根据常识来想想看。这个塞笛厄斯曾和他哥哥在一起，哥儿俩有过争吵，这我们是知道的。哥哥死了，珠宝丢了，这我们也是知道的。塞笛厄斯走后就再也没有人见过他的哥哥了，他哥哥的床也没人睡过，而他显然万分不安，情形很不对头。您看，我是在向塞笛厄斯四面夹攻，他已经难逃法网了。”

福尔摩斯说：“您还不知道全部的事实呢！这根我有理由认为有毒的木刺，是从死者的头皮上拿下来的，伤痕还可以看得出来。这张纸，您看，是这样写的，是从桌上捡到的，旁边还有这根古怪的镶石头的木棒。这些东西您怎么把它适应到您的理论里去呢？”

这个胖侦探神气活现地回答：“各方面都证实了。屋子里全是印度古玩，如果这根木刺有毒，别人能用它杀人，塞笛厄斯一样也能用它来杀人。这张纸不过是一个欺骗的戏法罢了，故弄玄虚。唯一的问题是：他是怎么出去的呢？啊！当然喽，房顶上有一个洞。”

他的身体笨重，费了很大力气才爬上梯子，从洞口挤进了屋顶室。紧接着我们就听见他高兴地喊道自己找出了通往屋顶的暗门。

福尔摩斯耸了耸肩：“他有时也能发现一些证据，有时也有些模糊的认识。‘自作聪明的愚人更难相处。’[102]”

埃瑟尔尼·琼斯从上面爬了下来，说道：“您看，还是事实胜于理论。我的看法完全被证实了：有一个暗门通向屋顶，还是半开的。”

“那暗门是我开的。”

“啊，这样！那么您也看见暗门了。”他显得有些沮丧，“好吧，不管是谁发现的，反正它说明了凶手逃走的路径。警官！”

甬道里有声音回答道：“是！先生！”

“叫舒尔托先生进来。舒尔托先生，我有责任告诉您，您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可能对您不利。为了您哥哥的死亡，我代表政府逮捕您。”

这个矮小的可怜人举起手，望着我们两人叫道：“你们看怎么样？我早就料到了。”

福尔摩斯说：“舒尔托先生，不要着急，我想我是能够为您洗清一切的。”

那位侦探立刻反驳道：“大理论家先生，不要随便答应，事实恐怕不像您想的那么简单。”

“琼斯先生，我不仅要洗清他，还要奉送给您昨晚曾到这间屋子里来的两个凶手之一的姓名和特征。他的姓名，我有理由认为是乔纳森·斯茂。他的文化程度很低，个子不大，人很灵活，右腿已断去，装了一只木腿，木腿向里的一面已经磨去了一部分。他左脚的靴子下方有一块粗糙的方形前掌，后跟上钉着铁掌。他是个中年人，皮肤晒得很黑，从前是个囚犯。这些情况和不少由他手掌上剥落的皮肤或许对您是有帮助的。那另外的一个……”

看起来，埃瑟尔尼·琼斯显然被福尔摩斯详尽的描述打动了，可他仍然用着嘲笑的态度问道：“不错，那另外一个人呢？”

歇洛克·福尔摩斯转过身来，答道：“是个很古怪的人，我希望不久就可以把这两个人介绍给您。华生，请到这边来，我和你说句话。”

他引我到楼梯口，说道：“这件意外的事几乎让咱们忘记了到这里来的本意。”

我说：“我也想到了，摩斯坦小姐留在这个恐怖的地方是不合适的。”

“你现在就送她回去。她住在下坎伯韦尔，西色尔·弗里斯特夫人的家里，离这儿不远。假如你愿意再来，我可以在这里等你。可是你太累了吧？”

“一点儿也不累，我得不到这件事的真相是不能休息的。我也曾经历过危难，可是说实话，今天晚上这一系列的怪事，把我的神经都搅乱了。已经到了这个阶段，我愿意帮助你结案。”

他说：“你在这里对我帮助很大。咱们要单独进行，这个琼斯愿意怎样干就干去吧。你送摩斯坦小姐回去之后，到河边莱姆贝斯区品琴里三号——它是右手边的第三座房子，旁边有一个做鸟类标本的铺子——去找一个叫谢尔曼的人，他的窗上画着一只鼬鼠抓着一只小兔。把老谢尔曼叫起来，告诉他我向他借透比[103]用一下，请你坐车把透比带过来。”

“透比是一只狗吗？”

“是一只奇特的混血狗，嗅觉极灵。我宁愿要这只狗帮忙，它比全伦敦的警察都要强得多呢。”

我说：“我一定把它带回来。现在已经一点钟了，如果能换一匹新马，三点钟之前我一定返回。”

福尔摩斯说：“我还要从女管家博恩斯通太太和印度仆人那里弄些新材料。塞笛厄斯先生曾告诉过我，那个仆人住在旁边那间屋顶室[104]。然后我来研究研究这伟大琼斯的工作方法，听听他的挖苦吧。‘我们已经习惯，有些人对他们不了解的事物偏要挖苦。’[105]歌德的话总是这样简洁有力。”

七、木桶的插曲——

我坐着警察的马车送摩斯坦小姐回家。她是个像天使一样可爱的女子，在危难之中，只要旁边有比她更脆弱的人，她总是能够保持镇定。当我去找她的时候，她还神采奕奕地安坐在惊恐的女管家身旁。可是，当她坐进车里之后，经过这一夜的离奇惊险，就再也忍耐不住了——先是晕倒，后来又嘤嘤地哭泣。事后她曾责备我说，那一路上我的态度未免太过冷淡无情；可是她哪里知道我当时内心的斗争和强自抑制的痛苦呢。正像我们在院中手指相握的时候，我对她的同情和爱已经流露了出来。我虽然饱经世故，但若没有那一晚的遭遇，也难以认识到她温柔和勇敢的天性。在当时，有两件事使我无法开口，一是她正在遭受磨难，孤苦伶仃，无依无靠，倘若冒昧向她求爱，未免是乘人之危；更使我为难的就是，如果福尔摩斯真能破案，她得到宝物，就要变成巨富，我这个领半薪的医师趁着这个和她亲近的机会向她求爱，能够算是光明正大的事吗？她会不会把我看成一个粗鄙的淘金者？我不能让她心里产生这种不良印象，这批阿格拉宝物实在是我们两人中间的障碍啊。

差不多深夜两点钟，我们才到达西色尔·弗里斯特夫人家中。仆役们早已入睡，可是弗里斯特夫人对摩斯坦小姐接到怪信这件事非常关心，所以还坐在灯下等着她，并且亲自为我们开了门。弗里斯特夫人是一位中年妇人，举止大方，用胳膊亲切地搂着摩斯坦小姐的腰，还像慈母般地轻声问候着她[106]，给了我心中无限的快慰。显然，摩斯坦小姐在这里的身份不仅是一个被雇用的人，更是一位受尊重的朋友。彼此介绍之后，弗里斯特夫人诚恳地请我进去小坐，并要求我告诉她今晚的遭遇，我只好向她解释自己还有重要的使命，并且答应她今后一定把案情的进展随时见告。告辞登车之后，我回过头去看了一眼，仿佛看见她们两个人手拉着手站在台阶上的端庄身影，还隐约看见半开着的房门、从有色玻璃[107]透出来的灯光、挂着的晴雨表[108]和光亮的楼梯毯棍[109]。在这种烦闷的时候，看见这样一个宁静的英国家庭的景象，心情也就畅快得多了。

对于今晚遭遇的事，我越想越觉得它会变得更加离奇黑暗。马车行驶在煤气路灯照耀的寂静马路上，我又重新回忆起这一连串的情节。已经搞清楚的基本问题是，摩斯坦上尉的死，寄来的珠宝，报上的广告和摩斯坦小姐接到的信。所有这些事件，我们都已大体明确了。但这些事竟把我们引向了更深奥、更凄惨、更神秘的境界里——印度的宝物，摩斯坦上尉行李中的怪图，舒尔托少校临死时的怪状，宝物的发现和紧跟着发生的宝物发现者的被害，被害时的各种怪象，那些脚印，奇异的凶器，在一张纸上发现的和摩斯坦上尉怪图中相同的文字。这可真是一串错综复杂的情节，除非有和福尔摩斯一样的天赋奇才，否则平常的人简直束手无策，无法寻找线索。

品琴里[110]位于莱姆贝斯区尽头，是一排窄小破旧的两层楼房。我叫了三号门很久才有人应声，百叶窗后出现了烛光，从楼窗露出一个人头。

那个露出来的头喊道：“滚开，醉鬼！你要是再嚷，我就放出四十三只狗来咬你。”

我说：“你就放一只狗出来吧，我就是为这个来的。”

那声音又嚷道：“快滚！我这袋子里有一条蝰蛇[111]，你不躲开我就扔到你头上去！”

我又叫道：“我只要一只狗。”

谢尔曼喊道：“少废话！站远点儿。我数完一、二、三就往下扔。”

我这才说：“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

这句话真有不可思议的魔力。楼窗立刻关上了，没过一分钟，门开了。谢尔曼先生是个瘦高的老人，脖子上青筋暴露，驼背，还戴着蓝光眼镜。

他说：“歇洛克先生[112]的朋友在这里永远是受欢迎的。请里边坐，先生。小心那只獾，它咬人呢。”他转向一只从笼子缝里钻出头来的红眼睛鼬鼠喊道：“淘气！淘气！你不要抓这位先生呀。”接着又指着另一只动物对我说：“先生，不要害怕，这不过是只蛇蜥[113]，没有毒牙，我把它放在屋里吃甲虫的。您不要怪我刚才对您无礼，实在因为常常有顽童跑到这儿来捣乱，把我吵起来。那么，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要什么呢？”

“他要你的一只狗。”

“啊！一定是透比。”

“不错，就是透比。”

“透比就在左边第七个笼子里。”

谢尔曼拿着蜡烛慢慢地在前面引路，走过他收集的那些奇禽怪兽。我在朦胧的光线下，隐约看到每个角落里都有闪烁的眼睛在偷偷望着我们。就连我们头顶的架子上也站着许多野鸟，我们的声音搅醒了它们的美梦，它们慵懒地把重心从一只爪子换到了另一只爪子上。 [114]

透比是一只外形丑陋、长毛垂耳的狗——一半血统是长耳垂毛狗，一半血统是杂种猎狗[115]。它有着棕色和白色相间的毛，走起路来摇摇摆摆的。我从谢尔曼手里拿了一块糖[116]喂过它之后，我们中间就建立了友谊，它这才随我上车。我回到樱沼别墅的时候，宫殿[117]的时钟刚刚打过三点。我发现那个当过拳击手的麦克默多已经被当做同谋，和舒尔托先生一起被逮捕到警署去了。两位警察把守着大门，我提出侦探的名字后，他们就让我带着狗进去了。

福尔摩斯正站在台阶上，两手插在衣袋里，口中衔着烟斗。

他说：“啊，你带它来了！好狗，好狗！埃瑟尔尼·琼斯已经走了。在你走后，我们大吵了一阵。他不但把我们的朋友塞笛厄斯逮捕了，而且把守门人、女管家和印度仆人全抓去了。除了在楼上留着的一名警官之外，这院子已经属于咱们了。请把狗留在这儿，咱们上楼去。”

我们把狗拴在门内的桌子腿上，又重新上楼去了。房间里的一切仍然保持着原来的样子，只是在死者身上蒙了一张床单。一个疲倦的警官斜靠在屋角。

我的伙伴说：“警官，请把你的牛眼灯[118]借给我用一下。请帮我把这根细绳[119]系在脖子上，好把它挂在胸前。谢谢你！现在我要脱下靴子和袜子。华生，请你把靴袜带到楼下，我现在要试一试攀登的本事。请你用这条手巾蘸一点儿木馏油，好了，蘸一点儿就成。请再同我到屋顶室来一趟。”

我们从洞口爬了上去。福尔摩斯用灯重新照着灰尘上的脚印，说道：“请你特别注意这些脚印，你看出这里有什么特别的情况没有？”

我说：“这是一个孩子或者矮小妇人的脚印。”

“除了脚的大小之外，没有别的了吗？”

“好像和一般脚印差不多。”

“完全不同。看这儿！这是灰尘里的一只右脚印，现在我在旁边印上一个我的光着脚的右脚印，你看看主要的区别在哪里？”

“你的脚趾都并拢在一起，这个小脚印的五个趾头是分开的。”

“很对，说得很对，记住这一点。现在请你到那个吊窗前闻一闻窗上的木框。我站在这里，因为我拿着这条手巾呢。”

我按照他的要求去闻，闻到了一股刺鼻的木馏油气味。

“这是他临走时用脚踩过的地方，如果你能辨别出来，透比辨别这气味就更不成问题了。现在请你下楼，放开透比，找布隆丁[120]过来。”

我下楼回到院子里的时候，福尔摩斯已经到了屋顶。他胸前挂着灯，就像一个大萤火虫在屋顶上慢慢地爬行。他爬到烟囱后面不见了，后来又忽隐忽现地绕到了另一面。我也转到另一面去，发现他正坐在屋檐的一角上。

他喊道：“那儿是你吗，华生？”

“是我。”

“这儿就是那个人上下的地方，下面那个黑东西是什么？”

“一只水桶。”

“有盖吗？”

“有。”

“附近有梯子吗？”

“没有。”

“混账东西！从这儿下来是最危险的了。不过既然他能够从这儿爬上来，我就能从这儿跳下去。这根水管好像很坚固，随他去吧，我下来了！”

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灯光顺着墙边稳稳当当地降了下来。他轻轻一跳，落在了水桶上，随后又跳到了地上。

他一边穿着靴袜一边说道：“追寻这个人的足迹还算容易，一路上的瓦都被他踩松了。他在匆忙中漏下了这个东西。按照你们医生的说法就是，‘它证实了我的诊断没有错’。”

他拿给我看的东西是一个用有颜色的草编成的，同纸烟盒差不多大小的口袋，外面装饰着几颗不值钱的小珠子，里边装着六根黑色的木刺，一头是尖的，一头是圆的，和刺到巴索洛谬·舒尔托头上的一样。

福尔摩斯说：“这是危险的凶器，当心不要刺到你。我得到这个，高兴极了，因为这可能是他全部的凶器，咱们两人这才可能免除被刺的危险。我宁愿挨马帝尼的子弹[121]，也不愿中这荆刺的毒。华生，你还有勇气跑六英里的路吗？”

我回答道：“没问题。”

“你的腿受得了吗？”

“受得了。”

他把浸过木馏油的手巾放在透比的鼻子上，说道：“喂，透比！好透比！闻一闻这个，透比，闻一闻！”透比叉开多毛的腿，鼻子向上翘着，好像品酒家在品鉴佳酿一般。福尔摩斯丢开手巾，在它的脖子上系了一根坚实的绳子，牵着它到了木桶下面。这只狗立刻发出高亢而颤抖的狂叫，鼻子在地上嗅着，尾巴高耸，追踪着气味，一路向前奔去。我们拉着绳子，紧随在后。

这时，东方已经渐渐发白[122]，在灰色的寒光里，已经能够眺望到远处的景色。我的背后是樱沼别墅的大房子，窗户黯淡无光，光秃秃的高墙惨淡孤独地耸立着。院子里散乱地堆着各种垃圾，灌木丛生，凄惨的景况恰好象征着昨夜的惨案。

透比独自跑着，到了围墙下面，在墙的阴影里焦急地叫了起来。最后，我们来到了长着一棵小山毛榉树的墙角。较低的地方，砖缝已被磨损，砖的棱角被磨圆了，似乎常被用作爬墙的下脚之处。福尔摩斯爬上去，从我的手里接过狗，又从另一面把它放了下去。

当我也爬上墙的时候，他说道：“墙上还留着木腿人的一个手印，你看那白灰上的血迹。幸运的是，昨天没有大雨，虽然隔了二十八小时[123]，气味还可以留在路上。”

我们走在车马络绎不绝的伦敦街道上，我心中不免怀疑，透比究竟能不能循着气味追到凶手。可是它毫不犹豫地嗅着地，摇摇摆摆地向前奔去，因此不久我就放心了。显然这木馏油气味比路上的其他味道更加强烈。

福尔摩斯说：“你不要认为我只是靠一个凶手把脚踩进了化学药品才能破案。我已经知道另外几个方法可以捕获他们了，不过既然幸运之神把这个最方便的办法送到了咱们手里，如果忽视的话，那就是我的过失了。它把一个需要深奥的学问才能解决的问题简单化了。从一个简单的线索来破案，未免显不出咱们的功绩了。”

我说：“还是有不少功绩呢。福尔摩斯，我觉得你在这个案子里所使用的方法比在杰弗森·霍普案里更加奇妙惊人，更加深奥难解。举例来说吧，你怎么能如此自信地形容那个装木腿的人呢？”

“哦，老兄！这事真的很简单。我并不想夸张，整个情况是清清楚楚的。负责看守囚犯的部队里，有两个军官听到了一件藏宝的秘密。一个叫乔纳森·斯茂的英国人为他们画了一张图。你还记得吧，这个名字就写在摩斯坦上尉的图上。他自己签了名，还替他的同伙签了名，这就是他们所谓的‘四个签名’。这两个军官——或者他们中间的一个人——按照这张图找到了宝物，带回了英国。我想这个带回宝物的人可能没有完全履行当初约定的条件。那么，为什么乔纳森·斯茂自己没有拿到宝物呢？答案是显而易见的。画那张图的日期，是摩斯坦和囚犯们接近的时候。乔纳森·斯茂之所以没有得到那宝物，是因为他和他的同伙全都是囚犯，行动上得不到自由。”

透比追踪着气味，一路向前奔去。

我说道：“这不过是揣测罢了。”

“不一定。这不仅是揣测，而且是唯一合乎实情的假设。咱们看一看这些假设和后来的事实多么吻合吧。舒尔托少校携带宝物回国后，曾安居了几年，可是有一天接到了印度寄来的一封信，就使他惊慌失措。这是为了什么呢？”

“信上说，被他欺骗的囚犯们已经刑满出狱了。”

“与其说刑满出狱，不如说是越狱逃出比较合理，因为少校知道他们的刑期。如果是刑满出狱，他就不会惊慌失措了。[124]他采取了什么措施呢？他对装木腿的人格外戒备。装木腿的是一个白种人，因为他曾开枪误伤了一个装木腿的英国商人。在图上只有一个白种人的名字，其余的全是印度人或回教徒的姓名，所以咱们就可以知道这个装木腿的人是乔纳森·斯茂。你看这推论是否有错误？”

“不，很清楚，而且扼要。”

“好，现在咱们站在乔纳森·斯茂的立场上设身处地地分析一下事实。他回到英国有两个目的：一是获得自己的那份宝物，二是向欺骗了他的人复仇。他找到了舒尔托的住处，极有可能还买通了他家里的某个人。有个叫拉尔·拉奥的仆人，咱们没见过，博恩斯通太太说他行径恶劣。斯茂没有找到藏宝物的地方，因为除了少校自己和一个已死的忠实仆人之外，别人都不知道。有一天，斯茂忽然听说少校病危，害怕藏宝的秘密将和少校的尸体一同埋入黄土，所以盛怒之下，他冒着被守卫抓住的危险，跑到那垂死的人窗前。因为少校的两个儿子正在床前，所以他没能进去。他对死者怀恨在心，当天晚上又进入屋里，翻动文件，希望得到藏宝的线索。失望之中，留了一张写着四个签名的纸条作为标记。当他作计划的时候，无疑准备把少校杀死后，在尸体旁留一个同样的标记，表示这不是一件普通的谋杀，而是为了正义替同伴们复仇。像这样稀奇古怪的方法是常见的，有时还可以指明凶手的一些情况。这些你全都领会了吗？”

“都很清楚。”

“乔纳森·斯茂还能怎么办呢？他只能暗中留意别人搜寻宝物的行动。他可能有时离开英国，有时回来探听消息。当屋顶室和宝物被发现的时候，马上就有人向他报告；这更加证明，他有内线是毫无疑问的了。斯茂装着木腿，想爬上巴索洛谬·舒尔托家的高楼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他带了一个古怪的同谋，让他先爬上楼去。没想到那同谋的光脚踩进了木馏油，因此才来了一只透比，并让一个跟腱[125]受伤的半薪军官不得不跛着走了六英里路。”

“这么说，杀人的是那个同谋，而不是斯茂了。”

“是的。从斯茂在屋内顿足的情形来判断，他还是很反对这样干的。他和巴索洛谬·舒尔托并没有仇恨，最多把他的嘴塞上，再捆起来就够了。杀人就要偿命，他绝不愿以身试法。没想到他的同谋一时蛮性发作，竟用毒刺杀人。他已经无法挽回，因此就留下纸条，盗了宝物，和同谋一起逃走了。这就是我所能推想出来的一些情况。至于他的相貌，从他在酷热的安达曼岛拘押了多年，就可以知道他必然是中年而且皮肤很黑了。他的高矮从步子的长短就可以计算出来。他的脸上多须，这是塞笛厄斯·舒尔托从窗内见过的。此外大概没什么遗漏了。”

“那么，那个同谋呢？”

“啊！这也没什么神秘，不久你就会知道了。今天早晨的空气真新鲜啊！你看那朵红云[126]，就像火烈鸟的羽毛那样美丽[127]，日头已经越过了伦敦的云层。被日光照耀的人何止万千，但像咱们这样负着奇怪使命的人，恐怕是绝无仅有的。在大自然里，咱们的一点点雄心显得多么藐小！你读让·保罗[128]的著作有心得吗？”

“多少领会些。我是先读了卡莱尔[129]的著作，才回过头研究他的作品的。”

“这就像从河流回溯到湖泊一样。他曾说过一句奇异而有深意的话：‘一个人的真正伟大之处就在于他能够认识到自己的藐小。’你看，这里还涉及了比较和鉴别的力量，这种力量本身就是崇高的证明。在里希特的作品里，能找到许多精神食粮。你没带手枪，是吗？”

“我有这根手杖。”

“咱们找到匪穴之后，就可能需要这类的兵器。我把斯茂交给你，他那个同伴如果不老实，我就用手枪打死他。”

他随手掏出左轮手枪，装上两颗子弹[130]，放回到大衣的右边口袋里。

我们跟着透比来到通往伦敦市区的路上，两旁是半村舍式的别墅，已经接近了人烟稠密的大街。劳动的人和码头工人正在起床，家庭妇女们正在开门打扫台阶。街角上方型屋顶的酒馆刚刚开始营业，粗壮的汉子们从里面出来，用他们的袖子擦去胡子上沾的酒。野狗在街头张大了眼睛望着我们，可是忠心的透比毫不左顾右盼，它鼻子冲着地，一路向前，偶尔发出急切的叫声，说明所循的气味仍然很浓。

我们经过了斯特莱塞姆，布瑞克斯顿，坎伯韦尔，绕过了许多条小巷，一直走到体育场[131]的东面才到达了肯宁顿路。我们所追寻的人仿佛只走弯曲的路，也许是为了避免被人跟踪；只要有曲折前行的小路，他们就避开正路。从肯宁顿路的尽头，他们转向左行，经过邦德街、麦尔斯路到达了骑士街。透比忽然不向前走了，只是来回乱跑，一只耳朵下垂，一只耳朵竖立，似乎在迟疑不决。它又打了几个转，抬起头来，似乎在向我们请示。

福尔摩斯呵斥道：“这只狗是怎么回事？罪犯们不会上车的，也不会乘上气球逃跑。”

我说道：“他们可能在这里停过一会儿。”

我的伙伴安下心来说：“啊！好了，它又走啦。”

透比的确是重新前进了。它又向四下里闻了一阵之后，似乎突然间下了决心，以前所未有的力量飞奔起来。这气味似乎比之前更重了，因为它已不需要鼻子着地，使劲牵直了绳子向前奔跑。福尔摩斯两眼发亮，似乎觉得已经快到匪穴了。

我们经过九榆树到了白鹰酒店附近的布罗德里克和纳尔逊大木场。这只狗兴奋而紧张，从旁门跑进了锯木工人已经上工的木场，继续穿过成堆的锯末和刨花，在两旁堆积木材的小路上狂奔，最后很得意地叫着跳到了还在手推车上没有卸下来的一只木桶上面。透比伸着舌头，眨着眼睛站在木桶上，得意扬扬地望着我们。桶边和手推车的轮子上都沾满了黑色的油渍，空气中有浓重的木馏油气味。

歇洛克·福尔摩斯和我面面相觑，不觉同时仰天大笑起来。

八、贝克街小分队——

我问道：“现在怎么办呢？透比也失去了百发百中的能力了。”

福尔摩斯把透比从桶上抱了下来，牵着它出了木场，说道：“透比是根据自己的见解行动的，如果你计算一下每天伦敦市内木馏油的运输量，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咱们走错路了。现在使用木馏油的地方很多，特别是在木料的防腐上，不应当怪罪透比。”

我建议说：“咱们还是顺原路回到油味被混杂了的地方去吧。”

“是啊，幸亏路途不远。透比在骑士街左边曾经犹豫不定，显然油味的方向在那儿分歧了。咱们走上了错路，现在只有顺着另外一条路去找。”

我们牵着透比回到了原来发生错误的地点。透比转了一个大圈，一点儿也没有费事，就朝着一个新的方向奔去了。

我说道：“当心透比，不要让它把咱们引到原来运出木馏油桶的地方去。”

“这点我也想到了。可是你看它在人行道上跑，运木桶的车应该在马路上走，所以这次咱们没有走错路。”

它奔向河滨，经过贝尔芒特路和太子街。在布罗德的尽头，它跑到河边一个用木材修成的小码头上。透比把我们引到紧靠水边的地方，站在那里看着河水，鼻子里发出哼声。

福尔摩斯说：“咱们的运气不好，他们从这里上了船啦。”码头上系着几只小平底船和小艇。我们把透比引到每只小船上，虽然它都很认真地闻了闻，但没做出任何表示。

靠近登船的地方，有一座小砖房，第二个窗口上挂着一个木牌，上面有几个大字写着：“茂迪凯·史密斯”。下面有小字写着“船只出租：按时按日计价均可”。在门上还有一块牌子，上面说这里另备有小汽船。码头上堆积着许多焦炭，可以看出是汽船的燃料。福尔摩斯慢慢地看了一遍四周，脸上很不高兴。

他说：“这件事看来有些麻烦。他们事先就准备把行踪隐蔽起来，他们的精明出乎我意料。”

他向那个屋门走过去，碰巧从里面跑出一个鬈发的小男孩，大约六岁左右。后面追上来一个肥胖红脸的妇人，手里拿着一块海绵。

那妇人喊道：“杰克，回来洗澡！快回来，你这小鬼！你爸爸回来看见你这个样子，轻饶不了你！”

福尔摩斯趁着这个机会说道：“小朋友！你的小脸红通通的，真是个好孩子！杰克，你要什么东西吗？”

小男孩想了一下，说：“我要一个先令。”

“你不想要比一个先令更好的吗？”

那天真的小孩想了想，又说：“最好给我两个先令。”

“那好吧，接住了！史密斯太太，他真是个好孩子。”

“先生，他就是这样淘气，我丈夫有时整天出去，我简直管不住他。”

福尔摩斯装作失望地问：“啊，史密斯先生出去了？太不凑巧啦！我来找他有事。”

“先生，他从昨天早晨就出去了。说实话，他到现在还没有回来，我真有点着急。可是，先生，如果您要租船，也可以和我谈。”

“我要租他的汽船。”

“先生呀，他就是坐那汽船走的。可奇怪的是我知道船上的煤不够到伍尔维奇来回烧的。他如果是坐大平底船去，我就不会这样着急了，因为有时他还要到更远的葛雷夫赞德去呢。如果他有事，可能有些耽搁，可是汽船没有煤烧怎么走呢？”

“或许他可以在中途买些煤。”

“也说不定，可是他从不那样做。他常常说零袋煤价格太贵。再说我不喜欢那装木腿的人，那张丑脸和外国派头。那个人常跑到这儿来，也不知道有什么事。”

福尔摩斯惊讶地问道：“一个装木腿的人？”

“是呀，先生！一个猴头猴脑的小子，来过不止一次，昨天晚上就是他把我丈夫从床上叫起来的。还有，我丈夫事先就知道这家伙要来，因为他已经把汽船升火等着了。先生，我老实告诉您，我实在不放心。”

福尔摩斯耸肩说道：“可是我亲爱的史密斯太太，您不用着急。您怎么知道昨天晚上来的就是那个装木腿的人呢？我不明白您怎么肯定就是他呢？”

“先生，听他那粗重模糊的口音，我就知道了。他弹了几下窗户——那时大概是三点钟——说道：‘伙计，快起来，咱们该走了！’我丈夫把吉姆——我的大儿子也叫醒了，没有跟我说一个字，他们就走了。我还听见那只木腿走在石头上的声音呢。”

“来的只有那装木腿的人，没有同伴吗？”

“先生，我说不清，我没听见还有别人。”

“史密斯太太，太不巧啦，我想租一只汽船，因为我很早就听说过这只……让我想想！这只船叫……？”

“先生，船名叫‘曙光’。”

“啊！是不是那只绿色的、船帮上画着宽宽的黄线的旧船？”

“不，不是。它跟在河上常见的整洁小船一样，新刷的油，黑色船身上画着两条红线。”

“谢谢您，我希望史密斯先生不久就能回来了。我现在向下游去，如果碰到‘曙光’号，就告诉他您在惦记着他。您方才说，那只船的烟囱是黑的？”

“是有白线的黑烟囱。”

“啊，对了，船身是黑色的。史密斯太太，再见吧！华生，那儿有一只小舢板，叫他把咱们渡到对岸去。”

坐到船上之后，福尔摩斯说：“和这种人讲话，最重要的是不让他们知道他们所说的消息与你有关，否则他们马上就会闭口不言。如果你用话逗引着，就能得到你想知道的事了。”

我说道：“咱们应当采取的步骤已经很清楚了。”

“你认为应当采取什么步骤呢？”

“雇一只汽船到下游去寻找‘曙光’号。”

“我的好伙计，这个办法太费事啦。这只船可能停靠在从这里到格林威治的两岸任何一个码头上。桥[132]那边几十里全是停泊的地方。如果你一个一个地去找，不知要用多少日子呢。”

“那么请警察协助？”

“不，在最后的紧要关头我也许会把埃瑟尔尼·琼斯叫来。他这个人还不错，我也不愿影响他的职务。咱们已经侦察到这个地步，我很想自己单独干下去。”

“咱们可不可以在报纸上登广告，以便从码头主人那里得到‘曙光’号的消息呢？”

“那更糟了！这样一来，匪徒们就会知道咱们正在追寻他们，就要赶快离开英国了，就是现在他们也未尝不想离境远走呢。可在他们还以为安全的时候，就不会急于逃走。在这方面，琼斯的行动对咱们是有利的。他的意见会出现在报纸上，这些匪徒会认为大家都在朝着错误方向侦察，自己可以苟安一时呢。”

我们在密尔班克感化院门前下船时，我问道：“那咱们究竟怎么办呢？”

“现在咱们坐这部车子回去，吃些早餐，睡一个钟头，说不定今晚咱们还得跑路呢。车夫，请在电报局停一停。我们暂时留下透比，以后或许还要用到它。”

我们在大彼得街邮电局停下，福尔摩斯发了一封电报。他上车后问我：“你知不知道我在给谁发电报？”

“不知道。”

“你还记得在杰弗森·霍普一案里我们雇用的贝克街小分队吗？”

我笑道：“就是他们呀！”

“在这个案子里，他们可能很有用处。他们若是失败了，还有别的办法，不过我愿意先用他们试一试。那封电报就是发给我那个小队长维金斯的，这群孩子在咱们没吃完早餐前就会到了。”

这时正是早晨八九点钟。一夜的辛苦，使我感觉万分疲惫，走起路来两腿也跛了，真是精疲力竭。说起这桩案子，在侦查上我没有我的伙伴那种忠于职业的热情，同时我也不把它仅仅看成一个抽象的理论问题。对于巴索洛谬·舒尔托的被害，因为大家对他平日的行为并没有好感，所以我对凶手们也没有太大的反感。可是说到宝物，那就另当别论了。这些宝物——或者宝物的一部分——按理是应属于摩斯坦小姐的。在可能有机会找回宝物的时候，我愿尽毕生之力，把它找回来。不错，如果宝物能够找回，我也许就永远不能和她接近了。可是爱情如果被这种想法所左右，这种爱情也就成为无聊和自私的了。如果福尔摩斯能够找到凶手，我就应该加上十倍的努力去寻找宝物。我在贝克街的家中洗了个澡，重新换了衣服，精神大大振作了起来。等到下楼[133]，早餐早已准备好，福尔摩斯正在那里斟咖啡。

他笑了起来，指着一张打开的报纸向我说道：“你看，这位精力充沛的琼斯和一位庸俗的记者把这个案子一手包办了。这案子也把你搞得够烦了，还是先吃你的火腿蛋吧。”

我从他手里接过报纸，上面的标题写着《上诺伍德的奇案》。这份《旗帜报》报导说：

昨夜十二时左右，上诺伍德樱沼别墅的主人巴索洛谬·舒尔托先生在室内身亡，显系被人暗杀。据本报消息，死者身上并无伤痕可寻，但死者继承自他父亲的一批印度宝物已全部被窃。死者之弟塞笛厄斯·舒尔托先生与同来访问死者的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和华生医师首先发现了死者被害。幸当时警署著名侦探埃瑟尔尼·琼斯先生正在诺伍德警察分署，因此能于惨案发生后半小时内赶到现场主持一切。他训练有素，经验丰富，到场不久即已发现线索。死者之弟塞笛厄斯·舒尔托因嫌疑重大，已被逮捕。同时被捕者有女管家博恩斯通太太、印度仆人拉尔·拉奥和看门人麦克默多。现已证实，凶手对房屋出入路径非常熟悉。由于琼斯先生的熟练技术和精密观察，已证明凶手不能从门窗进入室内，则必定是由屋顶经过一个暗门潜入的。通过这个明显的事实，可以得出结论：这并非普通窃案。警署方面这种及时和负责的处理，说明在此类情形下，必须有一位老练的官员主持一切，并且说明把全市警署侦探力量分散驻守[134]，以便及时赶到案发现场进行侦查的建议，是值得考虑的。

福尔摩斯喝着咖啡笑道：“这太伟大了！你的意见如何？”

“我想咱们也险些被指为凶手，遭到逮捕呢。”

“我也这么想，只要他又来个灵机一动，搞不好咱们也会被捕呢。”

正在这时，门铃声大作，随后听到我们的房东赫德森太太和人争吵的声音。

我半站起来说道：“天哪！福尔摩斯，这些家伙真抓咱们来啦！”

“还不至于吧。这是我们的非官方部队——贝克街小分队[135]来了。”

这时候，楼梯上传来赤足奔跑和高声说话的声音，接着走进来十几个穿破衣服的街头小流浪者。他们虽然吵嚷着进来，可是中间却有些纪律。他们立刻站成一排，脸对着我们，等待我们发言。其中有一个年纪大些，个子高些，好像是队长，站在前面，神气十足，可是从他衣衫褴褛的情况看来，却显得滑稽可笑[136]。

“先生，接到您的命令之后，我就立刻带他们来了。车费三先令六便士[137]。”

福尔摩斯把钱给了他，说道：“给你钱。维金斯，我曾经告诉过你，今后有事，你自己来，他们向你报告。不要全都带来，我的屋子容不下这么多人。[138]不过，这次都来了也好，可以都听到我的命令。我现在要寻找一只名叫‘曙光’的汽船，船主叫茂迪凯·史密斯。船身黑色，有两条红线，黑烟囱上有一条白线，这只船在河的下游。我要一个孩子在密尔班克监狱对岸茂迪凯·史密斯的码头上守着，船一回来立即报告。其他人必须分散在下游两岸，仔细地寻找，一有消息，立刻来报。你们全都听明白了吗？”

维金斯说：“是，司令，都听清楚了。”

“报酬还照以前的惯例，找到船的另外多给一个畿尼。这是预付你们一天的工资，现在去吧！”他给了每人一个先令。

孩子们欢天喜地地下了楼，不一会儿，我就看见他们消失在马路中间了。

福尔摩斯离开桌子站了起来，点上烟斗说道：“只要这只船还浮在水面上，咱们就能找到它。这些孩子可以到处跑，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事情，可以偷听任何人的谈话。我估计在黄昏前就可以听到关于汽船的消息，在这之前咱们只好等待着无事可做了。在找到“曙光”号或茂迪凯·史密斯之前，无法进行侦查。”

“透比吃咱们的剩饭就行了。福尔摩斯，你要睡一会儿吗？”

“不，我不觉得疲倦。我的体质非常特别，工作的时候一点儿也不觉得累，如果闲着无事反而会使我萎顿不堪。我现在要吸烟，仔细想一想那位女主顾委托咱们办的这件麻烦事。咱们这个问题，想来不难解决，因为装木腿的人并不多见，另外那个人就更是绝无仅有的了。”

“你又提到另外那个人了。”

“我并不想向你保守秘密，可是你也许有自己的高见。现在考虑一下所有的情况：小脚印、从没穿过鞋子的赤足、一端装着石头的木棒、灵敏的行动和有毒的木刺。你从这里能得到什么结论呢？”

我喊道：“一个野人！可能是那些和乔纳森·斯茂同伙的印度人中的一个。”

他说：“这倒不太像。最初看到那奇怪武器的时候，我也这样想过。可是由于那特殊的脚印，我就另向其他方面考虑了。印度半岛的居民有的的确矮小，可是没有人能留下这样的脚印。印度土著的脚是狭长的，穿凉鞋的回教人因为鞋带缚在紧靠大脚趾的趾缝里，大脚趾和其他脚趾是分开的。这些木刺只有从吹管向外发射这一个方法。这样的野人，我们应当往哪里去找呢？”

我说：“从南美洲。”

他伸出胳膊，从书架上取下一本厚书，说道：“这是新出版的地理辞典第一卷，可以认为是最新的权威著作了。这里写的是什么？‘安达曼群岛位于孟加拉湾，距苏门答腊三百四十英里。’哈！哈！这又是什么？‘气候潮湿、珊瑚暗礁、鲨鱼、布莱尔港[139]、囚犯营、罗特兰德岛、白杨树……’啊！在这里！‘安达曼群岛的土人，可以称为世界上最小的人了，虽然也有人类学者认为非洲的布须曼人[140]、美洲的印第安挖掘族[141]或火地人[142]是最矮小的。这里的人平均高度不到四英尺，成年人比这个数字还矮的也有不少。他们生性凶狠、易怒而又倔犟，但只要和他们建立了信任和感情，他们就能至死不渝。’注意这个，华生！再听下面的：‘他们天生可怕，畸形的大头、凶狠的小眼睛、奇怪的面貌、特别小的手和脚。由于他们凶狠、倔犟至极，英国官吏虽竭尽一切努力，也丝毫无法把他们争取过来。对于船只遭难的水手们来说，他们永远是个祸害，遇难者往往被他们用镶着石头的木棒敲碎脑袋，或用毒箭射死。这种屠杀的结果总是毫无例外地以人肉盛筵作为结束。’[143]真是可爱的好人哪！华生！如果这个小子没有人管着，让他自由行动，结果就更不堪设想了。我觉得，就是乔纳森·斯茂雇用他，恐怕也是出于不得已吧。”

“可是他怎么能找到一个这样奇怪的同谋呢？”

“啊，这个就不得而知了。可是咱们既然知道斯茂是从安达曼群岛来的，这个土人和他在一起也就没什么稀奇了。毫无疑问，咱们以后还要知道详情呢。华生，看来你是疲惫极了，在那张沙发上躺下，让我来催你入睡吧。”

他从屋角拿起小提琴来，开始奏起一支低沉的催眠曲——无疑是他的自编曲，因为他有一种即景作曲的本领。我直到现在还能模糊地记得他那瘦削的手，诚恳的脸和弓弦上下的动作呢。我一身孓然在音乐声中，进入了梦乡，看见梅丽·摩斯坦甜蜜的脸庞在对着我微笑。

九、线索的中断——

下午醒来的时候，时间已经不早，我的精神也已完全恢复了。福尔摩斯把提琴放在一旁，坐在那里读着一本书。他看到我醒来，对我望了望，神色很不愉快。

他说：“你睡得很香，我本害怕我们说话的声音要把你吵醒了。”

我回答道：“我什么也没听见，你得到什么新消息没有？”

“不幸得很，还是没有。我真没想到，也很失望，我原以为这时候总该有消息来了。维金斯刚刚来报告，他说一点儿汽船的踪迹也没有，真让人着急。因为时机紧迫，每一个钟头都是重要的。”

“我能帮忙吗？我的精神已经恢复了，再出去一夜也没问题。”

“不，现在咱们什么也不能做，只能等候消息。如果咱们现在出去，万一有消息到来，反而误事。你有事可以自便，我必须在这里守候。”

“那么我想去坎伯韦尔拜访西色尔·弗里斯特夫人，昨天她已和我约好了。”

福尔摩斯的眼睛里闪动着笑意：“是去拜访西色尔·弗里斯特夫人吗？”

“当然还有摩斯坦小姐，她们都急于知道这个案子的消息。”

福尔摩斯说：“不要告诉她们太多，即使是最好的女人，也决不能完全相信她们[144]。”

对他这种不讲理的话，我并没有争辩。我说道：“我在一两个钟头内就可以回来。”“好吧！祝你一切顺利！如果你过河的话，不妨把透比送回去，我想咱们现在用不着它了。”

我照着他的话把透比还给了它的主人，并酬劳他半个英镑[145]；然后到坎伯韦尔，见到了摩斯坦小姐。她经过昨夜的冒险，至今还有些疲倦，可正在盼望着消息。弗里斯特夫人也是好奇心切，急于知道全部情况。我向她们叙述了所有的经过，只保留了一些凶险的地方没有说。虽然讲到舒尔托先生的被害，可是没有描写那些可怕的情况和凶手所用的凶器。即使讲得如此简略，还是让她们听得惊讶不已。

弗里斯特夫人说：“简直是一本小说！一个被冤的女子，五十万镑的宝物，一个吃人的黑野人，还有一个装木腿的匪徒。这和一般小说的情节大不相同呢。”

摩斯坦小姐愉快地望着我说道：“还有两位侠士的拯救呢。”

“可是梅丽，你的财富全靠着这次的搜寻了。我看你并不觉得兴奋。请想一想，如果变成巨富，是多么值得庆祝的事呀。”

她把头摇了摇，似乎并不关心这件事。看到她对于即将致富并没有什么特别高兴的表示，我的心里感到无限的安慰。

她说：“我最关心的就是塞笛厄斯·舒尔托先生的安全，其余的都不足挂齿。他在整件事中的表现是非常友善和可敬的，我们有责任把他从这可耻和无根据的冤屈里洗刷出来。”

我从坎伯韦尔回到家中的时候已经很晚了。我伙伴的书和烟斗还放在他的椅子旁边，可是本人却不见了。我向四周看了一遍，希望他留下一张字条，可是没有找到只言片语。

赫德森太太进屋来放窗帘，我问道：“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出去了吗？”

“先生，他没有出去，他在自己的屋里。”她放低了声音，悄悄地说，“先生，您知道吗，我怕他生病了！”

“赫德森太太，您怎么知道他病了？”

“先生，事情有些古怪。您走了之后，他在屋里走来走去，走来走去，脚步声使我都听烦了。后来又听见他自言自语，每次有人叫门，他就跑到楼梯口大喊：‘赫德森太太，是谁呀？’现在他把自己关在屋里，但我仍然可以听见他在屋里走来走去的声音。先生，我希望他没生病。刚才我冒昧地告诉他吃些凉药[146]，可是，先生，他瞪了我一眼，吓得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从那间屋子里跑出来的。”

我回答：“赫德森太太，我想您可以不必着急，我以前也见过他这个样子。他有事在心，所以心神不安。”我故作轻松地安慰着我们的好房东，可是整个长夜里不断地隐约听到他的脚步声，我知道，他那迫切的心情已经因为不能采取行动而变得越发焦躁起来。

早餐时[147]，他的面容疲倦而消瘦，两颊微微发红。

我说道：“老兄，你把自己累垮了。我听见你夜里在屋内踱来踱去。”

他回答：“我睡不着，这个讨厌的问题把我急坏了。所有的大困难都已经克服了，现在反而叫一个很不算什么的障碍难住，未免叫人太不甘心。现在咱们已经知道匪徒是谁，知道船的名字和其他的一切了，可就是得不到船的消息。其他方面[148]也都已行动起来，我已用尽了我的方法，整条河的两岸都搜遍了，还是没有消息。史密斯太太那里也没有她丈夫的音信，我差不多认为他们已经把船沉到河底了，可是这也存在着一定的矛盾。”

“咱们可能受了史密斯太太的愚弄。”

“不，我想这一层可以不用担心，因为经过调查，的确有这样一只汽船。”

“它会不会到上游去了？”

“我也想到了这个可能性，已经派出一批搜查的人上溯到里士满[149]一带去了。如果今天再没有消息，我明天就要亲自出马寻找匪徒而放弃寻找汽船了。可是肯定的，咱们一定会得到一些消息的。”

一天过去了，维金斯和其他的搜查人员都没有消息。大多数报纸都登着诺伍德惨案的报道，他们对不幸的塞笛厄斯·舒尔托都攻击得很厉害。除了官方将在第二天验尸之外，各报纸也没有什么新的消息。我在傍晚步行到坎伯韦尔，把我们的失败情况向两位女士做了报告。我回来的时候看见福尔摩斯依然垂头丧气，很不高兴，甚至对我的问话也敷衍不理。整个晚上他都在忙着做一个玄妙的化学实验，蒸馏气加热后发出的恶臭使我不得不离开这间屋子。一直快到天亮，我还听见试管的声音，知道他还在那里进行着恶臭的实验。

清晨[150]，我惊醒过来，看见福尔摩斯已经站在我的床前。他穿着一身水手的服装，外面罩着一件短大衣，脖子上围着一条红色的围巾。

他说：“华生，我现在亲自到下游去。我经过再三考虑，觉得只有这一招了，无论如何是值得一试的。”

我说：“那我和你一同去好不好？”

“不行。你留在这里做我的代表比较好。我自己也不愿意去，虽然昨晚维金斯很泄气，可是我想今天肯定会有消息的。所有的来信、来电都请你代拆，按照你的判断便宜行事。你可不可以代劳呢？”

“当然愿意。”

“我的行踪不定，恐怕你也无法给我电报。不过要是运气好，我未必耽搁很久。回来以后总会有些消息向你报告的。”

早餐的时候，他还没有消息。我打开《旗帜报》，上面登载着这个案子的新发展。

关于上诺伍德的惨案，据悉案情内容非常复杂，不似预料中简单。新的发现证明塞笛厄斯·舒尔托先生确无嫌疑。昨晚舒尔托先生和女管家博恩斯通太太已被警署释放。至于真正的凶犯，警署方面已有新的线索。此案现由苏格兰场干练的埃瑟尔尼·琼斯先生负责缉凶，预料日内即可破案……

这还算令人满意，我们的朋友舒尔托总算恢复自由了。新的线索是什么呢？这好像仍然是警署方面掩饰错误的老派头。我把报纸扔到桌上，目光忽然又被寻人栏里面一段小广告吸引住了。广告上说：

寻人：船主茂迪凯·史密斯及其长子吉姆在星期二清晨三时左右乘汽船“曙光”号离开史密斯码头，至今未归。“曙光”号船身黑色，有红线两条，烟囱黑色，有白线一道。如有知茂迪凯·史密斯与其船“曙光”号下落者，请向史密斯码头史密斯太太或贝克街二二一号乙报信，当酬谢金币五镑。

这个小广告显然是福尔摩斯登的，贝克街的住址就足以证明。我认为这个广告的措辞非常巧妙，即使匪徒们看到了，也会认为那不过是一个妻子寻找丈夫的普通广告，看不出其中的隐秘。[151]

这一天过得真慢。每次听到敲门声或是街上沉重的脚步声，我都以为是福尔摩斯或者看见广告来报信的人。我试着看书，但是精神集中不起来，思绪总是跑到我们追踪的那两个奇怪的匪徒身上。有时我还会想，福尔摩斯的理论是不是发生了根本的错误？他是不是犯了严重的自欺病？会不会由于错误的证据，他判断失误？我从没看见过他的工作发生错误，可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我想或许因为他的自信太强了，反而把一个平淡的问题看成极复杂极离奇的疑案，以致一误再误？可是回头一想，这些证据又是我亲眼所见的，他的推断理由我也都听过。再看看这一连串的奇怪事实——虽然其中有一些是无关紧要的——全都指明了同一方向。我不得不承认，就算福尔摩斯的推理真的出现错误，这案子本身也必定是异乎寻常的费解。

下午三点钟时，铃声大作，楼下传来命令式的高声谈话。没想到上来的不是别人，竟是埃瑟尔尼·琼斯先生。可是他的态度和以前完全不同了，不像在上诺伍德那样粗暴、架子十足和以常识专家自居了，他在谦虚之外还有些自惭。

他说：“您好，先生，您好！听说福尔摩斯先生出去了。”

“是的，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请等一等好不好？请坐，吸一支我们的雪茄烟吗？”

“谢谢，请赏我一支吸。”他说话时用红绸巾轻轻地擦拭着自己的额头。

“敬您一杯加苏打的威士忌好吗？”

“好吧，半杯就够了。到这时候天气还是这样的热[152]，我心绪又是这样的烦，您还记得我对这诺伍德案的理解吗？”

“我记得您说过一次。”

“唉，我现在对这个案子又不得不加以重新考虑了。我本已紧紧地把舒尔托先生罩在网里了，可是，唉，先生，半路上他又从网眼里溜了出去。他证明了一个无法推翻的事实——自从他离开哥哥以后始终有人和他在一起，所以这个从暗门踏进屋里的人就不会是他了。这案子实在难破，我在警署的威望也发生了动摇，我很希望得到些帮助。”

我说：“咱们谁都有需要别人帮助的时候啊。”

他很肯定地说道：“先生，您的朋友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真是一位非凡的人，他是人所不及的。我看见过他经历的许多桩案子，没有一桩不被他弄清楚的。他使用的方法变化无穷，当然有时也失之过急，可是总的来说，他是可以成为一个最有本领的警官的。不怕人笑话，我真是望尘莫及。今早我接到了他的一封电报，从里面可以知道，对于舒尔托这个案子，他已经有了新的发现。这就是那封电报。”

他从衣袋里把电报拿出来交给了我。这封电报是十二点钟从白杨区[153]发的，电文说：

请立刻到贝克街去。如果我还没有回来，请等候。我已寻到舒尔托案匪徒的踪迹。如果你愿意看到本案的结束，今晚可与我同去。

我说道：“这封电报的语气很是令人高兴。他必定是把已断的线索接上了。”

琼斯得意地说：“啊，这么说来，他有时也会搞错的。我们侦查的能手也常常走错路呢。这次也可能是空欢喜一场，但我们警察的责任是不能错过任何机会。现在有人叫门，也许是他回来了。”

传来一阵沉重的上楼脚步声，喘息的声音很重，说明这个人呼吸困难；中间稍停了一两次，好像上楼梯很费力似的。最后他走进屋来，容貌和我们听见的声音是一致的。一个老人，穿着一身水手的衣服，外面套着大衣，纽扣一直扣到颈间。他弯着腰，两腿颤抖，气喘得很痛苦。他手拄一根粗木棍，两肩不断耸动，好像呼吸很吃力。他的脸上除了一双闪烁的眼睛之外，只有白眉毛和灰色的髭须，其余全被围巾遮盖住了。总的看来，他像是一个年事已高、景况潦倒却令人尊敬的航海家。

我问道：“朋友，有什么事吗？”

他用老年人特有的习惯，慢条斯理地向四周看了看，然后开口道：“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在家吗？”

“他不在家。但我可以代表他，您有什么话都可以告诉我。”

他说：“我只能向他本人说。”

“可是我告诉您，我可以代表他。是不是关于茂迪凯·史密斯汽船的事？”

“是的，我知道这只船在哪里，知道他所追踪的人在哪里，还知道宝物在哪里，我一切全都知道。”

“您告诉我好了，我会转告他的。”

他十足地表现出一个老人易怒和顽固的态度。他说：“我只能告诉他本人。”

“那您只好等一等了。”

“不行，不行，我不能为了这件事浪费一天的光阴。如果福尔摩斯先生不在家，只好让他自己想办法去打听这些消息了。你们两人的尊容我都不喜欢，我一个字也不告诉你们。”

他站起来就要出门，可是埃瑟尔尼·琼斯跑到前面，拦住了他。

琼斯说：“朋友，请等一等。您有要紧的消息报告，您不能这样就走。不管您愿不愿意，我们都要把您留住，直到我们的朋友回来。”

那老人想要夺门而出，可是埃瑟尔尼·琼斯早已把背靠在门上，挡住了他的去路。

老人用手杖在地板上怒击着喊道：“真是岂有此理！我到这里来拜访一位朋友，可是你们两人与我素不相识，硬要把我留下，对待我这样无礼！”

我说道：“请不要着急，您所浪费的时间我们会补偿您的。请坐在那边的沙发上，福尔摩斯先生不久就会回来了。”

老人用手杖在地板上怒击着喊道：“真是岂有此理！”

他很不高兴地用手掩住了脸，无可奈何地坐在那里。琼斯和我一边继续吸着我们的雪茄烟一边谈话。忽然，我们听见了福尔摩斯的声音：“我想你们也应该敬我一支雪茄烟了。”

我们从椅子上吃惊地跳了起来，旁边坐着福尔摩斯，笑容可掬。

我惊讶地喊道：“福尔摩斯！是你吗？那老头哪儿去了？”

他拿出一把白发，说道：“他就在这儿，假发、胡须、眉毛，全在这里。我认为自己的化装还不错，可是没想到把你们也骗住了。[154]”

琼斯高兴地喊道：“啊，你这坏蛋！你真够得上一个戏剧演员——一个出色的演员。[155]你学工人的咳嗽，还有你腿部的动作，每星期足可挣十镑[156]的工资。可是我想我看出你的眼神来了，你还没有把我们骗得完全相信。”

福尔摩斯点燃了雪茄烟，说道：“我今天整日打扮成这个样子。你知道，很多的匪徒已经渐渐认识了我，特别是在咱们这位朋友把我的一些侦探事迹发表之后。[157]所以我只好在工作时简单地加以化装。你接到我的电报了吗？”

“接到了，所以才会来的。”

“你对这案子的工作进展如何了？”

“一点儿也没有头绪。我不得已释放了两个人，对于其余的两个人也没有什么证据。”

“那不要紧，一会儿我给你另外两个人来补他们的缺。可是你必须完全听我的指挥，一切功绩可以归你，可是一切行动必须听我的，这点你同意吗？”

“只要你协助我把匪徒捉到，一切全都同意。”

“好，头一件：我需要一艘警察快船——一艘汽船——今晚七点开到威斯敏斯特码头[158]待命。”

“这个好办，那儿经常停着一艘[159]，我到对面再用电话[160]联系一下就成了。”

“我还要两个健壮的警员，以防匪徒拒捕。”

“船内向来都有两三个人。还有别的吗？”

“我们捉住匪徒，那宝物就能到手，我想我这位朋友一定愿意亲自把宝物箱送到那位年轻女士的手上——这宝物一半是属于她的，应该由她亲自打开。喂，华生，好不好？”

“这是我无上的光荣。”

琼斯摇头道：“这个办法未免与规章有所不合，不过咱们可以通融办理。但是看完之后，宝物必须送还政府以便检验。”

“那是当然的，这个好办。还有一点，我很希望先听到乔纳森·斯茂亲口说出有关这一案件的始末详情。你知道，我向来需要充分了解一个案子的详情。你对我准备在这儿或其他地方，在警察看守之下，先对他做一次非正式讯问没有什么不同意吧？”

“你是掌握着全案情况的人。虽然我还没能证明的确有这么一个叫乔纳森·斯茂的人，可是如果你能捉到他，我没有理由阻止你先向他讯问。”

“那么，这也同意了？”

“完全同意。还有什么要求吗？”

“只有一个，我要留你和我们一起吃晚饭，半个小时内就可以准备好。我准备了牡蛎[161]和一对松鸡[162]，还有些特选的白葡萄酒[163]。华生，你不知道，我还是个治家的能手呢。”

十、土人的末日——

我们这顿饭吃得很快乐。福尔摩斯在高兴的时候，谈锋向来是畅利的。今晚他的精神似乎异常愉快，所以天南地北谈个不休，我还从不知道他这样健谈。他从奇迹剧[164]谈到中世纪的陶器[165]，意大利的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锡兰的佛学[166]和未来的战舰——他似乎对它们都特别了解，所以说起来滔滔不绝，把这几天的郁闷也一扫而空了。埃瑟尔尼·琼斯在休息的时候也是一个爱说爱笑性情随和的人，他尽情欣赏着这顿考究的晚餐。就我个人而言，全案的结束似乎就在今晚，所以我也和福尔摩斯同样愉快地开怀畅饮起来。宾主三人异常欢洽，没有人提到之后的冒险任务。

饭后，福尔摩斯看了看表，斟满三杯波尔图葡萄酒[167]说：“再干一杯，预祝今晚成功。时候到了，应该动身了。华生，你有手枪吗？”

“抽屉里有一支，是以前在军队里使用的。”

“你最好带上它，有备无患。车子已等在门外，我和他预订了六点半钟到这里来接咱们。”

七点稍过，我们到达了威斯敏斯特码头，汽船早已等候在那里了。福尔摩斯仔细看了看，问道：“这船上有什么标志说明是警察使用的吗？”

“有，船边上的绿灯。”

“那么，摘下去。”

绿灯摘下后，我们先后上船。船缆解开了，琼斯、福尔摩斯和我都坐在船尾，还有一人掌舵，一人管机器，两个精壮的警察[168]坐在我们的前面。

琼斯问道：“船开到哪里？”

“到伦敦塔，告诉他们，把船停在杰克勃森船坞的对面。”

我们的船速确实很快，越过了无数满载的平底船，又越过了一只小汽船，福尔摩斯微笑着表示满意。

他说：“照这样的速度，我们可以赶上河里的任何船只。”

琼斯说：“那倒不见得，不过能赶上我们这种速度的汽船，的确是不多见的。”

“我们必须赶上‘曙光’号，那是一只有名的快艇。华生，现在没有事，我可以把目前发展的情况和你谈谈。你记不记得我说过一个很不算什么的障碍把我难住了，我是决不甘心的吗？”

“记得。”

“我利用做化学分析实验的办法使脑筋得到了彻底的休息。咱们的一位大政治家曾经说过，改变工作，是最好的休息[169]，这句话一点儿不错。当我把溶解碳氢化合物[170]的实验做成功之后，就回到了舒尔托的问题上，把它重新考虑了一遍。我派遣的孩子们在上下游都搜遍了，也没有结果。这只汽船既没有停泊在任何码头里，又没有回转，也不太像是为了灭迹而自沉——如果实在找不到，当然这也算是个可能的假设。我知道斯茂多少有些狡猾的伎俩，可是我认为他没有受过多少教育，还不可能有那么周密的手段。既然他在伦敦居住过相当久——这一点由他对樱沼别墅窥伺了很久的事实就可以证明——就不可能不需要一个短时间——哪怕是一天——做些准备，才能离开他的巢穴远行。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可能性。”

我说：“我看这个可能性不太大，恐怕他在行动之前早已做了远行的准备。”

“我不这样想。除非他确定这个巢穴对自己已经毫无用处，否则决不会轻易放弃的。而且，乔纳森·斯茂一定会想到，他同谋的那副怪相，不管怎样伪装起来，都会引起别人注意，并且让人联想到诺伍德的惨案，斯茂的机警是不会忽略这一层的。为了避人耳目，他们天黑之后才离开巢穴，还必须在天明之前赶回来。根据史密斯太太所说，他们在史密斯码头上船的时间是三点钟，再过一个多钟头天就要大亮，行人也多了，所以我认为他们不会走得太远。他们给足了史密斯钱，叫他不要声张，预订下他的船，以备最后的远航，然后携带宝物回到巢穴。他们在一两天里看看报纸，听听风声，再选择一个夜晚从葛雷夫赞德或唐斯[171]乘上已经订好船位的大船，逃往美洲或其他殖民地。”

“可是他不能把这只船也带到巢穴里去呀。”

“当然不能。我认为，这只船虽然没有被我们发现，但也不会离开太远。处在斯茂的地位，根据他这个人的能力，他会想到：如果的确有警察跟踪的话，那么，把船遣回或是停在码头旁边，都会使追踪容易得多。既然如此，怎样才能把船隐蔽起来，同时用它的时候还不至于误事呢？如果我站在他的立场上应该怎么办呢？我想，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船开进一个船坞里小作修理，如此既可以达到隐蔽的目的，又可以在提前几个小时通知的情况下随时使用。”

“这似乎是很简单的。”

“正因为很简单，才容易被忽略。于是我决定沿着这个想法进行侦查。我立刻穿了一身水手的服装到下游的每个船坞里去询问。问了十五个船坞都失败了，可是在第十六个——杰克勃森船坞——我得知在两天前曾有一个装木腿的人把‘曙光’号送进来修理船舵。那里的工头和我说：‘就是那个画着红线的船舵，其实一点儿毛病也没有。’正说着，从旁边来了一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失踪的船主茂迪凯·史密斯，他喝了不少酒。我自然不会认识他，但他喊出了自己和船的名字，并说道：‘今晚八点钟我们的船要出坞去。记住了，八点钟准时。有两位客人要坐船，不要耽误了。’匪徒们一定给了他不少钱，他对工人们拍着自己满口袋的银币，叮当作响。我跟踪了他几步，看着他跑进了一家酒馆。于是我又回到船坞，在途中碰巧遇到了一个小帮手，我把他安排在那里，盯住汽船。他站在船坞的出口，并约定好，当汽船出坞的时候，向我们挥动手巾作为暗号。我们在河上休息一下，看着他的去路，如果不能人赃并获，那才是怪事呢。”

琼斯说：“不管这几个人是不是真的凶手，你的准备是很周密的。不过要是我，一定派几个能干的警察，等到匪徒来到杰克勃森船坞时，就把他们当场逮捕了。”

“这个我可不敢赞同，因为斯茂是个很狡猾的人，他起程之前一定会先派人查看动静，如果有可疑的情况，他自然又要再隐匿一段时间。”

我说道：“可是你若盯紧了茂迪凯·史密斯，也可以把匪穴找到呀。”

“那样我的时间就全浪费了。我想匪徒们的住处史密斯十有八九是不知道的。史密斯有酒喝、有钱花，其余的问它做什么？有事时匪徒们派人通知他就行啦。考虑到各方面的情况，我认为现在这种是最好的办法。”

谈话之间，我们已经穿过了泰晤士河上的几座桥。当我们穿出市区的时候，落日余辉已将圣保罗大教堂[172]屋顶的十字架照得金光闪闪。在我们还没有到达伦敦塔的时候，就已是黄昏时分了。

福尔摩斯远远指着靠萨里郡[173]河岸桅樯密立的地方说道：“那就是杰克勃森船坞，让我们的船借着这一串驳船的掩护，慢慢地来回游弋。”他用夜间望远镜观察着岸上，说道：“我已经找到了我派的那个人，可是手巾还没有挥动。”

琼斯性急地说：“咱们还是停到下游等着他们吧。”这时我们都很焦急，就连那几个对我们的任务不太清楚的警察和火夫，也表现出跃跃欲试的神气。

福尔摩斯答道：“虽然有九成把握他们会往下游去，可是我们不能擅自把上游忽略了。从我们现在这个地方能够看见船坞的出入口，他们却不容易看见咱们。今晚没有云雾，月光很亮，咱们就在这儿吧。你看那边煤气灯光的下面，来往的人是多么拥挤。”

“那都是从船坞下班的工人们。”

“这些人的外表虽然肮脏粗俗，可是每个人的内心都有着不灭的生气。只看他们的外表，你是想不到的。这并不是天生的，人生就是一个谜。”

我说道：“有人说人是动物中有灵魂的。”

福尔摩斯说道：“温伍德·瑞德对这个问题有很好的解释。他说，虽然每个人都是难解的谜，可是把人类聚合起来，就有定律了。比如说，你不能预知一个人的个性，可是能够确知人类的共性。个性不同，共性却是永恒的，统计学家们也有这样的说法。[174]你们看见那条手巾了吗？那边的确有一个白色的东西在挥动着。[175]”

我喊道：“不错，那就是你派的小帮手，我看得很清楚。”

福尔摩斯喊道：“那就是‘曙光’号，你看它的速度真快。机师，咱们加速前进，紧追那有黄灯的汽船。如果咱们追不上它，我是永远不能原谅自己的。”

“曙光”号已经从船坞开了出去，被两三条小船遮得看不见了。等到我们再看见它的时候，它已经行驶得相当快了。它沿着河岸向下游疾行，琼斯看了，摇头说：“这船太快了，咱们恐怕追不上它。”

福尔摩斯叫道：“咱们必须追上它。火夫，快快加煤！尽全力赶上去！就是把咱们的船烧了，也要赶上它！”

我们紧追在后，锅炉火势凶猛。马力强大的引擎气喘吁吁，铿锵作响，好似一具钢铁的心脏，尖锐的船头划破平静的河水，向左右两侧各自冲起一股滚滚的浪花。随着引擎的每一次悸动，船身在震颤、跃进，就像一个有生命的东西似的。船舷上的黄色大灯向前方射出了长长的闪烁的光束。前边一个远远的黑点就是“曙光”号，它后面有两行白色的浪花，说明了航行的神速。那时河上的大小船只很多，我们横穿侧绕着飞掠过去。可曙光号还是那样飞快，我们紧紧跟在它的后面。

福尔摩斯向机器房喊道：“伙计们，快加煤，多加煤！尽力多烧蒸汽向前赶！”下面机器房的熊熊烈火照射着他那焦急的鹰鹫似的面孔。

琼斯望着“曙光”号说：“我想咱们已经赶上一点了。”

我说道：“咱们的确已经赶上不少了，再过几分钟就可以追上了。”

正在这时，不幸的事发生了。一只汽船拖了三只货船横在我们面前。幸而我们急转船舵，才避免和它们相撞。可是等我们绕过它们，继续追下去的时候，“曙光”号已经又走远了二百多码，不过还是能看得到它。当时，阴暗朦胧的暮色已经变成了满天星斗的夜晚。我们的锅炉已烧到了极限，驱船前进的力量强大异常，使脆弱的船壳嘎吱作响，颤动不已。我们从伦敦池[176]穿过，过了西印度船坞和长长的戴特弗德河区[177]，又绕过了狗岛[178]。之前只是一个黑点的“曙光”号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了。琼斯用我们的探照灯向它直射，照见了船上的人影。一个人坐在船尾，两腿跨着一个黑东西，旁边还蹲伏着一堆黑影子，就像一只纽芬兰犬[179]。一个男孩把舵，从锅炉的红光中，可以看见史密斯光着上身在拼命地加煤。起初他们或许还不能肯定我们在追赶他们，可是现在，我们在每个拐弯的地方都紧紧地跟在后面，那就没有疑问了。到了格林威治的时候，两船的距离约有三百步，再到布莱克沃尔时相隔已经不过二百五十步了。我奔波了一生，在不少的国家里都打过猎，也追赶过不少的野兽，然而都没有像今晚在泰晤士河上追人这样惊险出奇。我们和前船已经一步接近一步了，在寂静的夜里，可以很清楚地听到前面船上机器的响声。船尾的那个人依然蹲在那里，双手似乎挥动得很忙，不断地抬起头来估算两船的距离。我们相距更近了，只有四个船身，两船仍在飞奔前驶。这时已经接近河口，一侧岸上是巴金平地[180]，另一侧则是普拉姆斯蒂德沼泽。琼斯喝叫着命令前船速停，船尾那个人听到我们的喊叫，站起来挥动双拳，向着我们高声怒骂。他的身体健壮，个子高大，两腿叉开站在那里，我看见他的右边大腿下面只有一根木柱支着。他旁边蜷伏着的黑影子，听见了他的声音，慢慢地站了起来。原来是一个黑人，体格的矮小我从来没有见过。他那畸形的大头上长着蓬乱的头发。福尔摩斯已经把手枪拿在手里，我看见这个奇形怪状的野人，也把手枪掏了出来。他围着一件黑色的好似毯子的东西，只露着脸。可是这张脸，那丑恶的形状足以令人丧魂失魄。我从没有见过这样狰狞的怪相，他的两只小眼睛凶光闪闪，嘴唇极厚，从牙根向上翻撅着。他向我们狂喊乱叫，半兽性的暴怒在发作。

福尔摩斯轻轻地对我说：“只要他一抬起手来，咱们就开枪。”这时我们之间只有一船之隔了，也看得更清楚了。那个白人叉着两腿不断咒骂，那个矮小的黑人满脸忿恨地看着我们的灯光，咬牙切齿地狂叫。

幸好我们看得很清楚。那个小黑人从毯子里掏出一个好像木尺的短圆木棒搁在唇边，我们立刻扳动枪机，两弹齐发。那黑人转了转身就双手高举，跌入河中，刹那间我看到他那双狠毒的眼睛在白色的旋涡中消失了。这时，装木腿的人冲向船舵，用尽全身力气扳那舵柄，“曙光”号突然向南岸冲去，我们相差几尺的距离躲开了它的船尾，总算没有撞上，随即转变方向追了上去。“曙光”号已经接近南岸，岸上是一片荒凉的旷野，月光照着空旷的沼地，地面上聚着一片片的死水和一堆堆腐烂的植物。“曙光”号冲到岸上就搁浅了，船头耸向空中，船尾没在水里。那匪徒跳到岸上，但木腿完全陷入了泥中。他用力挣扎，可是连一步也进退不得。他狂喊乱叫地跳动着左脚，可是那木腿却在泥里越陷越深。等我们把船靠了岸，他已经被钉在那里寸步难行了。我们从船上扔过去一条绳子套住了他的肩膀，才把他好似拉鱼似的拖上了船。史密斯父子二人愁眉苦脸地坐在“曙光”号上，听到我们的命令，才无可奈何地离开，走到这边船上来。一只印度的精制铁箱摆在“曙光”号甲板上，不用问就知道是使舒尔托遭祸的宝箱。箱子上没有钥匙，非常沉重，我们小心地把它搬到我们的船舱里。我们把“曙光”号拖在后面，慢慢地向上游回驶，不断用探照灯向河水四面映照。可是那黑人早已踪影不见，想必已葬身泰晤士河河底了。

福尔摩斯指着舱口说：“看这里，我们的枪几乎打晚了。”在我们先前站的地方的后面插着一根毒刺，大概是在我们放枪的时候射来的。福尔摩斯对着毒刺仍像平常那样耸耸肩微微一笑，可是每当回想到那天晚上危在须臾的情景，我就不免十分惊惧。

那黑人转了转身就双手高举，跌入河中，刹那间我看到那双狠毒的眼睛在白的的旋涡中消失了。

他狂喊乱叫。

十一、大宗阿格拉宝物——

我们的犯人坐在船舱里，面对着自己千辛万苦费了多年工夫得来的铁箱。他的皮肤被烈日晒得很黑，两只眼睛象征着胆大妄为的天性，满脸的皱纹，一看就知道是在室外做过多年苦工的。他那多须的下颌向外突出的怪样，显示出了倔犟的性格。他那卷曲的黑发多半已经灰白，料想应该在五十岁上下。平常的时候，他的容貌还不算难看，可是在盛怒之下，那浓眉和凶恶的下颌就组成了一副可憎的样子。他坐在那里，把戴铐的双手搁在膝上低头不语，不断用锐利的眼睛望着那只使他犯罪的铁箱。在我看来，他的表情似乎悲痛多于愤怒。有一次他抬头向我望了一眼，目光里带着些幽默的意味。

福尔摩斯点上一支雪茄烟，说道：“乔纳森·斯茂，我真不愿意看到事情竟弄到了这样的结局。”

他坦率地回答：“先生，我也不愿意啊。我觉得我不应该为此负责[181]。我向您发誓，我实在不想杀害舒尔托先生，是那个恶鬼童格射出一支混账的毒刺害死他的。先生，我毫不知情，舒尔托先生的死叫我很不好受。我用绳子鞭打了那小鬼一顿，可是人已经死了又有什么办法呢！”

福尔摩斯说：“你先吸一支雪茄烟。你看你全身都湿透了，喝一些我瓶子里的酒暖和暖和吧。我问你，你在爬绳上去的时候，怎么会知道那矮小无力的黑小子能够敌得住舒尔托先生呢？”

“先生，您说这话好像亲眼见到似的。我本以为那屋里是没有人的。我对那里的生活习惯很清楚，那是舒尔托先生平常下楼吃晚饭的时间。我丝毫也不隐瞒，我认为说实话就是对自己最好的辩护。当时如果那个老少校在屋里，我就会毫不留情地掐死他，杀了他和吸这支雪茄烟没有什么区别。现在竟因为小舒尔托使我关进监狱，实在令人痛心，因为我和他从来没有任何纠葛。”

“你现在已经是在苏格兰场埃瑟尔尼·琼斯先生的羁押之下。他准备把你带到我的家中，由我先问你的口供。你必须向我句句实言，如果能够老实，或许我还可以帮你的忙。我想我有办法可以证明那毒刺的毒性很快，在你爬进屋里之前，舒尔托先生已经中毒身亡了。”

“先生，不错，他那时已经死了。当我爬进窗户，看见他那歪着头狞笑的样子，我吓坏了。要不是童格跑得快，当时我就把他宰了。这也就是后来他告诉我为何丢落了那根木棒和一袋毒刺的原因，我想这些东西一定提供了线索，帮助您追寻到我们。至于您怎么把线索联系起来而捉到我的，那我就想不出来了。这是我自己不好，不能怨恨您。”他又苦笑道，“可这也真算一件怪事。您看，有权利享受这五十万镑的我，竟在安达曼群岛修筑防波堤度过了半生，后半生恐怕又要到达特穆尔[182]去挖沟了。从那一天碰到那商人阿奇麦特因而与阿格拉宝物发生了关系之后，我就倒上了霉，沾上这宝物的人也没有不倒霉的：那个商人因宝物丧了命，舒尔托少校因宝物给他带来了恐惧和罪恶，而我就要终身做苦役了。”

这时，埃瑟尔尼·琼斯向舱内伸进[183]头来，说道：“你们真像一家人在团聚。福尔摩斯，请给我一些酒喝。咱们大家都该互相庆贺啊。可惜另一个没有被咱们活捉，那也没办法。福尔摩斯，幸亏你先下手为强，不然会遭到他的毒手呢。”

福尔摩斯说：“结果总还算圆满，可我没想到‘曙光’号竟有这样的速度。”

琼斯说：“据史密斯说，‘曙光’号是泰晤士河上最快的汽船之一，当时如果还有一个人帮他驾驶的话，我们就永远也追不上它了。他还发誓说自己对诺伍德的惨案一点儿也不知情。”

我们的囚犯喊道：“他的确是毫不知情的，因为听说他的船快，所以我向他租用了。我们什么也没有告诉他，只是出了大价钱。如果他能够把我们送上在葛雷夫赞德停泊、开往巴西的翡翠号轮船，还可以另外得到一大笔酬金。”

琼斯说：“如果他没有罪，我们会从轻处理的。我们虽然捉人迅速，不过判刑是慎重的。”傲慢的琼斯已经逐渐露出了对囚犯大摆威严的神气。福尔摩斯微微一笑，我看得出来，琼斯的话已经引起了他的注意。

琼斯又说：“我们就要到沃克斯豪尔桥[184]了。华生医师，您可以带着宝箱在这里下去。我想您深知我对这样的做法负着多么大的责任。当然，这种做法是极不合法的，但是既有约定在先，我不能失信。因为宝物非常贵重，我有责任派一个警督陪您同去。您准备坐车去吗？”

“我准备坐车去。”

“可惜这里没有钥匙，不然咱们可以预先清点一下。恐怕您需要把箱子砸开。斯茂，钥匙哪里去了？”

斯茂简短地说：“在河底下。”

“哼！你给我们这个麻烦真是多余。为了你，我们已经费了不少人力和物力。医生，我不必再叮嘱您了，千万小心。您回来的时候把箱子带到贝克街来，在去警署之前，我们在那里等您。”

我在沃克斯豪尔下船，带着沉重的宝箱，由一个温和坦率的警督陪伴着，一刻钟之后就到了西色尔·弗里斯特夫人的家。开门的女仆看到我这夜晚来访的客人很惊讶，她说弗里斯特夫人不在家，恐怕要深夜才能回来，摩斯坦小姐现在还在客厅里。我把那位热心的警督留在车上等候，提着宝箱直入客厅。

她坐在窗前，穿着白色半透明的衣服，颈间和腰际都系着红色的带子。在透过罩子射出来的柔和灯光下，她坐在一张藤椅上，白皙的胳膊搭在椅背，灯光照着她美丽庄重的脸和映成金黄色的蓬松秀发，姿态和神情都让人感到她似乎有无限的忧郁积在心中。她听到我的脚步声就站了起来，脸上的一道红晕显出惊讶中带着欢喜。

她说：“我听到门外的车声，以为是弗里斯特夫人提前回来了，决没有想到是您来了。您给我带来了什么消息？”

我把箱子放在桌上，心中虽然烦闷，但还是装作高兴地说：“我带来的东西比消息还要好，我带来的东西比任何的消息都要宝贵，我给您带来了财富。”

她看了铁箱一眼，冷冷地问：“那就是宝物吗？”

“是的，箱子里就是大宗阿格拉宝物；一半是您的，一半属于塞笛厄斯·舒尔托先生。你们两人所得大概各在二十万镑左右。您想一想！每年利息就有一万镑，这在英国妇女中是罕见的。这不是大可庆幸的事吗？”

我表现出的高兴大概有些过火，她已感觉到我的诚意不足。她稍稍抬了抬眉毛，望着我说：“如果我能得到宝物，那都是出于您的协助啊。”

我回答道：“不！不！您能有今日，完全是出于我的朋友歇洛克·福尔摩斯的协助。就连他那样的分析才能，为了破这个案子也费了不少精力，最后还几乎失败。像我这样的人就算用尽心思，也是找不出线索来的。”

她说道：“华生医生，请坐下来告诉我这些经过吧。”

我把上次和她见面后发生的所有事情——福尔摩斯新的搜寻方法，“曙光”号的发现，埃瑟尔尼·琼斯的来访，今晚的探险和泰晤士河上的追踪——简单地做了一番描述。她倾听着，听到我们险些遭那毒刺的伤害时，她的脸色变得惨白，似乎就要晕倒。

我连忙斟了些水给她喝，她说道：“不要紧，我已经好了。听到我的朋友们为我遭到这样的危险，我心里实在万分不安。”

我回答道：“那都已经过去了，也不算什么。我不再讲这些让人烦闷的事了，咱们来看看可以让咱们高兴的东西吧。这里是宝物，是我专为您带来的。我想您一定愿意亲自打开，先睹为快。”

她说：“这再好不过了。”可是语气并没有显露出自己多么兴奋。因为这宝物是费了不少心血才得到的，她不能不这样表示一下，否则就显得太不领情了。

她看着箱子说：“这箱子真美极了！是在印度做的吧？”

“是的，是贝拿勒斯[185]金属制品。”

她试着把箱子抬了抬，说道：“真够重的，这箱子本身恐怕就很值钱呢。钥匙在哪儿？”

我回答道：“被斯茂扔到泰晤士河里去了，我们必须借弗里斯特夫人的火钳用一用。”在箱子前面有一个粗重的铁环，铁环上铸着一尊佛像。我把火钳插在铁环下面，用力向上撬起，铁环随之应声打开。我用颤抖的手指把箱盖抬起，我们注视着箱内，都惊讶得呆住了。这个箱子是空的！

难怪箱子这样重。它的四周都是三分之二英寸厚的铁板，非常坚固，制作得异常精致，的确是用作收藏宝物的箱子。可是里面什么都没有了，完全是空的。

摩斯坦小姐平静地说：“宝物已经丢失了。”

我听到她这句话，体会到了其中的含意。我灵魂中的一个阴影似乎在消失。我无法形容这宗阿格拉宝物压在心头是多么沉重，现在终于被挪开了。不错，这个思想是自私的、不忠实的和错误的，可是，除了我们两人之间的金钱障碍已经消除之外，此刻我什么都想不到了。

我从心底感到高兴，忍不住失声说道：“感谢上帝！”

她不解地微笑着问：“您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握住她的手，她没有缩回去。我说：“因为我敢于开口了，梅丽，我爱你，就如同任何男人爱女人那样恳切。[186]以前，这些宝物，这些财富堵住了我的嘴，现在宝物丢失了，我可以告诉你我是多么爱你了。因此我才说‘感谢上帝。’”

我把她揽到身边，她轻轻地说：“那么我也应该说‘感谢上帝。’”

不管谁丢失了宝物，我知道，那天晚上我得到了自己的宝物。

十二、乔纳森·斯茂的奇异故事——

那个警督很有耐心地在车上等着我，我回到车上时已经很晚了。我给他看了空箱子，他大失所望。

他郁闷地说：“这样一来，奖金也完了！箱子里没有宝物也就没有奖金了，不然今晚我和同伴山姆·布朗每人可以得到十镑呢。”

我说：“塞笛厄斯·舒尔托先生是个有钱人，不管有没有宝物，他都会给你们酬劳的。”

警督沮丧地摇头道：“埃瑟尔尼·琼斯先生会认为这件事干得很糟糕呢。”

他的预料果然不错。当我回到贝克街，把空箱子给那位侦探看的时候，他的脸色很难看。他们三人——福尔摩斯、琼斯和囚犯——刚刚来到贝克街，因为他们改变了原来的计划，先到警署做了报告。福尔摩斯仍像往常一样，懒洋洋地坐在他的椅子上，面对着顽强地坐在那儿，把木腿搭在好腿上面的斯茂。当我把空箱子给大家看的时候，斯茂靠着靠子放声大笑起来。

埃瑟尔尼·琼斯发怒说：“斯茂，这是你干的好事！”

斯茂狂笑着喊道：“不错，我已经把宝物放到你们永远摸不着的地方去了。宝物是属于我的，如果我得不到，就得想办法让谁也摸不着。我告诉你，除了在安达曼岛囚犯营的三个人和我自己之外，别人都没有权利要这些宝物。现在既然我们四个人都得不到，我就代表他们三人把宝物处理了，这样正符合我们四个人签名时所发的誓言：我们永远是一致的。我知道他们三人必然同意我这样办——宁可把宝物沉到泰晤士河河底，也不让它们落到舒尔托或摩斯坦的子女亲属手里。我们干掉阿奇麦特不是为了让他们发财的。宝物和钥匙都和童格葬在一起了，当我看到你们的船一定能追上我的时候，就把宝物收藏到稳妥的地方去了[187]。你们这趟是一个卢比[188]也弄不到了。”

埃瑟尔尼·琼斯厉声说：“斯茂，你这个骗子！你要把宝物扔到泰晤士河里，连箱子一同扔下去不是更方便吗？”

斯茂狡猾地斜眼看了看他，回答道：“我扔着方便，你们捞着也方便。你们有本事把我追到，就有本事去捞一只铁箱子。现在我已经把宝物散投在长达五英里的河道中，捞起来就不太容易了。我也是下定决定才干的，当我看到你们追上来的时候，几乎都要发疯了。惋惜是没什么用的，我这辈子的命运有盛有衰，我可从来没有后悔过。”

琼斯说：“斯茂，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你如果能帮助法律而不是这样进行破坏，那么，在判刑的时候就有得到从轻发落的机会。”

“法律！”罪犯咆哮起来，“多么美好的法律啊！宝物不是我们的是谁的？宝物不是他们赚来的，却偏要给他们，难道这公平吗？你们看看我是怎样把宝物赚到手的：整整二十年[189]，在热病猖狂的湿地里住着，白天整日在红树下做苦工，夜晚被锁在污秽的囚棚里，镣铐加身，被蚊虫叮咬，被疟疾折磨，受着每个喜欢拿白种人泄愤的黑脸狱卒的凌辱，这就是我赚到阿格拉宝物的代价。而你却要来同我讲什么公平，难道因为我不肯把自己历尽艰难取得的东西送给别人享受，你就认为不公平吗？我宁愿被绞死或吃童格一根毒刺，也不甘心在牢狱里活着，而叫另外一个人拿着我的钱去快乐逍遥！”这时斯茂已经不像之前那样沉默了，他滔滔不绝地一吐为快。他两眼发亮，手铐随着激动的双手震得作响。看到他这样愤怒和冲动，我可以理解，舒尔托少校为什么一听到他越狱回来的消息就吓得惊慌失措，这是很自然和完全有根据的。

福尔摩斯安详地说：“你忘了，我们对这些事完全不了解。你没有把整个的经过告诉我们，因此也就没法说自己是多么有理。”

“啊，先生，还是您的话公平合理，虽然我应当感谢您给我戴上了这手铐。可是，我并不怨恨……这都是光明磊落，公公正正的。您如果愿意听我的故事，我绝不隐瞒，我要说的句句都是实话。谢谢您，请把杯子搁在我身旁，我口渴的时候会把嘴唇靠近杯子来喝。

“我是伍斯特郡[190]人，住在波舒尔[191]附近。我们斯茂族在那里很繁盛，我有时很想回去看看。可是因为我素行不良，族人们未必对我表示欢迎。他们全是稳重的教徒，都是在乡里受人尊敬的农民，而我却一直是个流浪汉。十八岁的时候，我因为恋爱出了麻烦，家里不能容身，只好另谋出路。当时碰巧第三步兵团[192]就要调往印度，为了脱身，我就入伍了，选择了吃军饷为生的路。

“可是，我的军队生活注定不能长久。当我刚学会走正步和使用滑膛枪的时候，有一次到恒河里游泳，一条鳄鱼就在河中央像外科手术似的干脆利落地把我的右腿咬了下来，一直咬到膝盖上面。幸亏当时连队的游泳能手约翰·霍尔德[193]中士也在河里。由于惊吓和失血，我晕了过去，如果不是霍尔德抓着我向岸边游去的话，我就被淹死了。我在医院里养了五个月，才装上木腿跛着出了院。我因残疾被取消了军籍，也就更难找到工作的机会了。

“你们可以想象，那时我还不到二十岁，已成了无用的瘸子，运气是多么坏。可不久时来运转，恰巧有一个新来印度经营木蓝[194]园子的、名叫阿勃·怀特的园主正在找一个人监督木蓝园的苦力们工作，这个园主是我原来所属部队团长的朋友。团长因为我的残疾，时常照顾我，简单来说，他竭力推荐我。因为这个工作主要是骑在马上，我的大腿[195]还能夹住马腹，虽然残疾，骑马还不成问题。我的工作是在庄园里巡行，监督工人，把工人的勤惰情况随时报告园主。报酬很不错，住处也很舒适，因此我很想做这木蓝事业以终此生。园主阿勃·怀特先生为人和蔼可亲，常常到我的小屋里来，吸支烟聊聊天，因为那里的白种人不像在这里，彼此都很关切。

“唉，真是好景不长。突然间，大叛乱[196]出人意料地爆发了。前一个月，人们还像在英国那样安居乐业，到了下一个月，二十多万黑鬼子[197]就失去了约束，把整个印度变成了一座地狱。当然，这些事你们在报纸上都已经知道了，或者比我这个不识字的人知道得还多呢，因为我只知道自己看到的事情。我们木蓝园的所在地叫做马图拉[198]，靠近西北邦[199]的边缘。每天晚上，房屋燃烧的火焰照得满天通红。每天白天，都有小队的欧洲士兵保护着他们的家小，经过我们的木蓝园前往有军队保护的阿格拉城避难。园主阿勃·怀特先生是一位固执的人，他认为这些叛变的消息有些夸张，也相信局势不久就能恢复正常，所以依然安坐在凉台上喝着威士忌苏打，抽着方头雪茄。可他不知道的是，周围早已烽烟四起了。我和管账的姓道森的夫妇都忠于职守，也都和他生死不离。长话短说，有一天变故来了。那天我去远处一个园子办事，黄昏时慢慢骑着马回来。在途中，我的目光被陡峭的河床下一堆蜷伏着的东西吸引住了。骑马下去一看，我不禁毛骨悚然，那正是道森的妻子被人割成一块块，又被豺狼和野狗吃去了一半的残尸。道森的尸体趴在不远的地方，手握着放空了的手枪，在他前面还躺着彼此压在一起的四个印度兵[200]的尸首。我拉着缰绳，不知道该去什么地方才好，却忽然看见园主的房子烧了起来，火光已经冲出屋顶。我知道赶过去对主人毫无帮助，只不过是把自己的性命也搭进去而已。从我站的地方，可以看见成百个穿着红衣服的黑鬼子对着燃烧的房子手舞足蹈，其中有几个人指了指我，接着就有两颗流弹从我的头上掠了过去。我掉转马头，向稻田里狂奔而去，深夜才逃到了阿格拉城。

“可事实上阿格拉也不是很安全，整个印度已经变成了一个马蜂窝。即使英国人尽量聚集在一起，也只能保住枪炮射程之内的一小块地方，其他各处的英国人都成了流浪的逃难者。这是几百万人对几百人的战争。最让人伤心的是，我们的敌人，不论步兵、骑兵还是炮兵，都是当初被我们训练的精锐战士，他们使用的是我们的武器，军号的调子也和我们一样。在阿格拉驻有孟加拉第三燧发枪团[201]，其中有些锡克教徒[202]，两支马队和一连炮兵。另外还成立了一支义勇队，是由商人和政府工作人员组成的。我虽然装着木腿，也参加了。七月初我们到沙干治[203]去迎击叛军，也将他们打退了一段时间，后来因为弹药匮乏，又退回城内。四面八方传来的都是最糟糕的消息，这并不奇怪，只要你看一看地图就能知道，我们正处在叛乱的中心。勒克瑙[204]就在东方，相距一百多英里；坎普尔[205]在南方，距离也几乎一样。四面八方，无处不是痛苦、残杀和暴行。

“阿格拉是个很大的城，聚居着许多古怪又可怕的魔鬼信徒[206]。在狭窄弯曲的街道里，我们英国人数量太少，无法布防。因此，我们的长官调动了军队，在河对岸的一个古堡里建立了阵地。不知道你们几位中有没有人听说过这个古堡或是读过有关它的记载？这是个很奇怪的地方，虽然我到过不少稀奇古怪的地方，可这是我平生所见最奇怪的一个。首先，它非常大，我估计面积有不少英亩，较新的一部分容纳了我们的全部军队、妇孺和辎重还绰绰有余。可这较新的部分还远远比不上那古老的部分，没有人到那里去，蝎子蜈蚣盘踞在那里。旧堡里都是空荡的大厅、曲折的甬道和蜿蜒迂回的长廊，走进去的人很容易迷路。很少有人到旧堡里去，不过偶尔也有拿着火把的人结伴进去探险。

“从旧堡前面流过的小河形成了一条护城河。堡的两侧和后面有许多供人出入的门，当然，这里和我们军队居住的地方都必须派人把守。我们的人数太少，不可能既照顾到全堡的角落，又照顾到全部的炮位，因此也不可能在每个堡门处都派重兵守卫。我们的办法是在堡垒中央设置一个中心守卫室，每个堡门由一个白种人率领两三个印度兵把守。我的任务是在每天夜间一段固定时间里守卫堡垒西南的一个孤立小堡门，指挥两个锡克教士兵。我接到的指示是，遇有危急，只要开一枪，就会有人从中心守卫室接应；可是我们那里离堡垒的中心足有二百多步，还要经过许多迷宫似的曲折长廊和甬道。我非常怀疑，在受到攻击的时候，救兵能否及时赶到。

“我是个新入伍的士兵，又是残疾人，当了个小头目，心里很得意。头两夜我和我的两个来自旁遮普[207]的印度兵把守堡门。他们的名字一个叫莫赫米特·辛格，一个叫爱勃德勒·克汗。他们全是个子很高、样貌凶恶的家伙，久经战场，并且都曾在齐连瓦拉战役[208]中和我们交过手。他们虽然英语都说得很好，可我并没有听到他们在谈什么。他们两人总是喜欢站在一起，整夜用古怪的锡克语说个不停。我常常一个人站在堡门外，向下望着宽阔而弯曲的河道和城里闪烁的灯火。咚咚的鼓声和印度铜锣的声音，吸足了鸦片和印度大麻的叛军们的狂喊乱叫，整夜都在提醒着我们，对面有危险的邻人。每隔两个小时，值夜的军官会到各岗哨巡查一次，以防意外。

“值岗的第三夜，天空阴霾，小雨纷纷。在这种天气里连续站几小时，让人很是苦恼。我又试着和那两个印度兵攀谈，他们还是非常冷淡。后半夜两点钟，稍微打破整夜沉寂的巡查过去了。看到同伴不愿交谈，我就把滑膛枪放下，掏出烟斗，划了一根火柴。突然，那两个印度兵向我冲了过来，一个人抢过我的枪，打开枪上的保险闩并把枪口对着我的脑袋；另一个人抽出一把大刀顶在我的脖子上，咬着牙说，只要我动一步，就把刀刺进我的喉咙。

“我第一个想法是，他们一定和叛兵一伙，这就是他们突击的开始。如果他们占据了这个堡门，整个碉堡就一定会落入敌人手中，堡里的妇孺也就会遭到和在康普相同的悲剧。也许你们几位会认为我在这里信口开河，可是我敢发誓，当我想到这种危险的时候，虽然能感觉到，刀尖就抵在自己的咽喉上，我还是张开嘴想要大叫一声，即使是最后一声，也说不定就能给中心警卫室一个警告。那个按住我的人似乎已经知道了我的心思，当我正要喊出来的时候，他低声说：‘不要出声，堡垒不会有危险，河这边没有叛兵。’他的话听来似乎还可信。我知道，只要一出声就会被杀，我从这家伙的棕色眼珠里看出了他的意思，所以没有出声。我等待着，看他们要把我怎么样。

“那个更高，更凶，叫爱勃德勒·克汗的对我说：‘先生，听我说。现在只有两条路让你选择，一条是与我们合作，一条是让你永远沉默下去。事情很大，咱们谁也不能犹豫。或是你诚心诚意地向上帝起誓，与我们合作到底；或是我们今晚就把你的尸体扔到沟里，然后到叛军弟兄那边去投降，此外绝对没有中间路线。你选哪条路，生还是死？我们只能给你三分钟作决定，因为时间紧迫，必须在下次巡逻到来之前把事情办妥。’

“我说道：‘你们还没有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叫我如何作决定？可是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的计划牵涉到碉堡的安全，我就不能与你们合作，干脆给我一刀，欢迎得很！’

“他说：‘这件事和碉堡毫无关系，我只要你做一件事——和你们英国人到印度来所追求的目的相同——我们让你发财。如果今晚你决定与我们合作，我们就以这把刀庄严地对你起誓——从来没有一个锡克教徒违反过这种誓言——把得来的宝物公平地分给你一份。四分之一的宝物归你，不会有比这样的做法更公道的了。’

“我问道：‘什么宝物？我愿意和你们一起发财，可是你得告诉我怎么做。’

“他说：‘那么你起誓吗？用你父亲的身体，你母亲的名誉和你的宗教信仰起誓，今后决不做不利于我们的事，不说不利于我们的话。’

“我回答道：‘只要碉堡不受威胁，我愿意这样起誓。’

“‘那么我的同伴和我自己都起誓，给你宝物的四分之一。这就是说：咱们四个人，每人平均一份。’

“我说：‘咱们只有三个人呀。’

“‘不。德斯特·阿克勃尔[209]必须得到一份。在等候他的时候，我可以告诉你这个秘密。莫赫米特·辛格请站在门外，等他们来的时候通知我们。先生，事情是这样的，我知道欧洲人是守誓的人，所以我们信任你。如果你是个惯于说谎的印度人，无论你怎样向假神起誓，你的血必然已经染到了我的刀上，你的尸体也已经被扔到河里去了。我们信任英国人，英国人也信任我们，那么，听我来说吧。

“‘我们印度北部有一个土王，他的领土虽小，财产却很丰富——一半是他父亲传下来的，一半是他自己搜刮来的。他嗜财如命，非常吝啬。叛乱发生后，这土王想两边讨好，既与叛军打好关系，又想结交公司[210]的领导者。他总是听到白人惨遭杀害或者吃败仗的消息，但又怕白人重新得势。他小心谨慎地想出个计划，企图不管发生什么，都能保留一半财产。这个计划就是，凡是金银钱币都放在宫中的保险柜里；凡是珠宝钻石都放在一个铁箱里，差一个扮作商人的亲信带到阿格拉碉堡来藏匿。如果叛兵得到胜利，就保住了金银钱币；如果公司得胜，虽然失去了金钱，但保住了珠宝钻石。他把财产这样分开之后就投入了叛兵，因为他的边界上叛兵实力很强。先生你想想，他的财产是不是应该归于始终尽忠一方的人。

“这个被派来的乔装商人化名阿奇麦特，就在阿格拉城内，正准备潜入这里。他的同伴是我的同盟兄弟德斯特·阿克勃尔，他知道这个秘密。德斯特·阿克勃尔和我们商定，今晚把他从我们把守的堡门带进来。不久他们就要来了，他知道莫赫米特·辛格和我在等着他。这个地方非常平静，没有人会知道他们的到来，从此世界上也就再也没有阿奇麦特这个商人了，而土王的宝物也就归咱们几人平分。先生，你看好不好？’

“在伍斯特郡，生命被看得很重，是神圣的，可是在这个烧杀劫掠、人人朝不保夕的地方，就大不相同了。商人阿奇麦特的生死，我在当时觉得是无足轻重的，那批宝物打动了我的心。我想象着，回老家之后怎样支配这笔财富，想象着，当乡亲们看到我这个从来不干好事的人带着满口袋的莫艾多[211]回来，会怎样地瞪大眼睛。因此，我下定了决心，可爱勃德勒·克汗还以为我在犹豫，又紧逼了一句。

“他说：‘先生，请你再考虑考虑。如果这个人被指挥官捉到，必定被判处死刑，宝物也会充公，谁也得不到一个钱。现在既然他落到咱们手中，咱们为什么不把他私下解决了，平分他的宝物呢？宝物归咱们和入军队的银库还不是一样。这些宝物足够让咱们都变成巨富。这个门离别人很远，不会有人知道，你看还有比这个主意更好的吗？先生，请你再表示一下，你是和我们在一起呢，还是我们必须把你当作敌人？’

“我道：‘我的心和灵魂都和你们在一起。’

“他把枪还给了我，并说：‘这好极了，我们相信你的誓言和我们的一样，永远会被遵守。现在只剩等待我的同盟兄弟和那个商人了。’

“我问道：‘那么，你的兄弟知道咱们的计划吗？’

“‘他是主谋，一切都是他策划的。咱们现在到外面去，陪着莫赫米特·辛格一起站岗吧。’

“那时雨季昏暗，雨还没有停。昏暗的浓云在天上飘来飘去，夜色茫茫，隔着一箭的距离就看不清楚了。我们的门前是个城壕，壕里有些地方的积水差不多已经干涸，很容易走过来。我们静静地站着，等待着那个前来送死的人。

“忽然间，壕对岸有一盏被刻意遮住的灯光在堤前消失了，不久又重新出现，并向着我们慢慢走来。

“我叫道：‘他们来了！’

“爱勃德勒轻轻地说：‘请您按照惯例向他盘问，但不要吓着他，把他交给我们带进去。您在外边守卫，我们自有办法。我们把灯备好，以免认错人。’

“那灯光一闪一闪地向前移动着，时停时进，直到两个黑影出现在壕的对岸。我等他们下了壕沟，涉过积水，爬上岸来，才放低了声音问道：‘来人是谁？’

“一个声音答道：‘是朋友。’我用灯向他们照了过去，前面的印度人个子极高，满脸的黑胡须长过了腰带，除了在舞台上，我从来没见过这么高大的人。另一个家伙长得很矮小，胖得滚圆，缠着大黄包头，手里拿着一个用围巾裹着的包袱。他似乎吓得全身发抖，手抽动得好像发疟疾一样。他像一只钻出洞外的老鼠，不住地左顾右盼，两只小眼睛闪闪发亮。我不太忍心杀死这个人，可是一想到宝物，我的心又立刻变成铁石。他看见我是白人，不禁欢天喜地地向我跑来。

“他喘息着说：‘先生，请保护我，请保护这个逃难的商人阿奇麦特吧。我从拉杰普塔纳[212]来到阿格拉碉堡避难。我曾被抢劫、鞭打和侮辱，因为我一直是你们公司的朋友。现在我和我的东西安全了，谢天谢地。’

“我问道：‘包里装着什么？’

“他回答：‘一个铁箱子，里面有一两件祖传的东西，对别人来说不值钱，可是我舍不得丢掉。我不是讨饭的穷人，如果您的长官能允许我住在这里的话，我一定给您——年轻的先生，和您的长官一些报酬。’

“我不敢再和他说下去了。我越看他那可怜的胖脸，就越不忍心把他杀死，不如干脆早点把他交给他们。

“我说：‘把他押到总部去。’两个印度兵一左一右带他进了漆黑的门廊，那个高个子跟在后面。我从来没见过像这样被四面包围、绝难活命的人。我提着灯独自留在门外。

“我听得见他们走在寂静长廊上的脚步声。突然，脚步声停止了，接着传来格斗扭打的声音。过了不久，有人呼吸急促地向我跑来，使我大吃一惊。我举灯向门里仔细一看，原来是那个商人，满脸是血地向前狂奔，那高个子拿着刀像老虎似的紧追在后。那商人以我从未见过的速度向前狂奔，追的人眼看就追不上了。我知道，如果他能越过我跑出门外，就很可能得救。我本已动了恻隐之心，想留他活命，可是想到宝物，便又硬起心肠。等他跑近，我把枪向他的两腿之间伸了过去，他一下子摔倒在地，像被射中的兔子似的翻了两个滚。还没等他爬起来，那印度兵就骑了上去，在他的肋旁扎了两刀。他没有挣扎，也没有哼出一声，就躺在地上不动了。我想，也许他在绊倒的时候就已经摔死了。先生们，你们看，不管是否对我有利，我已经把经过都从实招供了。”

他说到这里，停了下来，伸出戴铐的手，接过了福尔摩斯给他斟的加水威士忌。他的行为如此残酷，他在述说这段故事时又是如此满不在乎，我完全可以想象出这个人的极端残忍和狠毒。无论他将来得到什么惩罚，我都不会表示同情。歇洛克·福尔摩斯和琼斯坐在那里，手放在膝上，侧耳倾听，脸上也显出厌恶的神色。斯茂也许看出了他们的态度，继续说下去的时候，声音和动作里都带着抗拒的意味。

他说：“当然，全部事实的确万分糟糕。可我倒想知道，究竟有多少人，处在我的情形下，会宁可被杀也不要那些宝物？还有，他一进堡垒，就形成了我们两个人里必须死掉一个的情势；如果他跑出堡外，整件事就会暴露，我就要受军事审判而被枪决——因为，在那样的时刻，定刑是不会从宽的。”

福尔摩斯打断他的话：“接着谈你的事吧。”

“爱勃德勒·克汗，德斯特·阿克勃尔和我，三个人把尸体抬了进去。他个子虽矮，但是真够重的。莫赫米特·辛格留在外面守门，我们把他抬到已经准备好的地方。这儿离堡门相当远，我们通过弯曲的甬道进入一间空无一物的大厅，那里的砖墙早已破碎不堪，地上有一个凹坑，刚好当做天然的墓穴。我们把商人阿奇麦特的尸体放了进去，用碎砖掩埋好，然后就回去查验宝物。

“铁箱还放在阿奇麦特被打倒的地方，就是现在放在桌上的这个箱子，钥匙用丝绳系在箱盖上刻花的提柄上边。我们把箱子打开，里面的珠宝在灯光的照耀下发出灿烂的光辉，就像我幼年在波舒尔时从故事里读过和想象过的那样。这些珠宝让人眼花缭乱。我饱了眼福之后，就动手列了一张清单。里面有一百四十三颗上等钻石，包括一颗叫做‘大莫卧儿’[213]的，据说是世界上第二大的钻石；还有九十七块上等的翡翠；一百七十块红宝石，其中有些是小的；四十块红玉；二百一十块青玉；六十一块玛瑙；还有许多绿玉、缟玛瑙、猫眼石、土耳其玉和我那时还不认识的其他宝石，不过后来我就逐渐认识了[214]。除此之外，还有三百多颗上好的珍珠，其中有十二颗是镶在一个金项圈上的。从樱沼别墅拿回宝箱后，经过点验，别的还都在，只少了这个项圈。

那印度兵就骑了上去。

“我们点过之后，把宝物放回箱里，给莫赫米特·辛格看了一遍。我们又重新郑重地起誓，要团结一致严守秘密。我们决定把宝箱藏匿起来，等大局平定之后再来平分。当时就把赃物分了是不妥的，因为这些珠宝价值太高，如果在我们身上被发现了，会引起别人的怀疑，再说我们的住处也没有安全的地方可以收藏。因此，我们把箱子搬到埋尸体的那间屋子里，从最完整的一面墙上拆下几块砖来，把箱子放进去，再把砖放回，仔细伪装好。我们小心记住藏宝的位置，第二天我画了四张图，每人一张，下面都写了四个人的签名作为我们起誓的标记——从此之后，我们的一举一动都要代表四个人的利益，不得独自吞没宝物。我可以对天发誓，自己从没违背过这个誓言。

“好了，印度的叛乱结果如何，也不用我来告诉你们诸位先生了。威尔逊[215]占领了德里，柯林爵士[216]收复了勒克瑙之后，叛乱就瓦解了。新的军队纷纷开到，那那·萨希伯[217]在国境线上逃跑了，葛雷特亥德上校[218]带领一个急行纵队来到阿格拉肃清了叛兵，全国似乎已经逐渐恢复了和平。我们四个人期盼着不久就可以平分赃物、远走高飞，可是转眼之间，我们的希望就成了泡影，因为我们全都以杀害阿奇麦特的罪名被捕了。

“事情是这样的。那土王因为信任阿奇麦特，才把宝物交给他，可是东方人疑心太重，他又派了一个更亲信的仆人跟在后面，暗查阿奇麦特的行动，并命令这仆人要把阿奇麦特紧紧盯住。那一晚，这仆人在后面暗暗跟随，看到阿奇麦特走进了堡门，以为他已经安顿妥当，所以第二天设法进入堡内，可是怎么也找不到他。这仆人觉得太离奇了，就去找指导队[219]的中士，中士又向司令官做了报告，接着立刻在全堡内进行了一次严密的搜查，发现了尸体[220]。当我们还自认为安全的时候，就以谋杀的罪名被逮捕了——三个人是当时的守卫者，另一个人是和被害者同来的。在审讯中没人提到宝物，因为那个土王已被罢黜并被逐出了印度，已经没有人和宝物有直接的关系了。可是谋杀案情确凿，判定我们四人同为凶手。三个印度人被刑终身监禁，我被判死刑，不过后来得到减刑，和他们一样。

“我们的处境很奇怪。我们四个人被判徒刑，恐怕今生再难恢复自由，可是同时，我们四个人又一同保守着一个秘密，只要能够利用宝物，就可以成为富翁，坐享清福。最难忍受的就是，明知大宗宝物在外面等着取用，可我们还要为了吃些糙米，喝口凉水而忍受狱卒的肆意凌辱。我真要急得发疯，所幸自己生性顽强，还能耐心忍受，等候时机。

“最后，好像时机到了。我从阿格拉被转押到马德拉斯[221]，又从那里被转到安达曼群岛的布莱尔岛[222]。岛上白人囚犯很少，我又从一开始就表现不错，所以不久就受到了特殊的待遇。在亥瑞厄特山麓的好望城里，我得到了一间属于自己的小茅屋，很是自在。那岛上流行着可怕的热病，距离我们不远处就是吃人的土人部落，他们一有机会就向我们发射毒刺。[223]在那里，我们整天忙于开垦，挖沟和种薯蓣，还有许多其他杂事，直到夜晚才能有些闲暇。我学会了为外科医生调制配方，对外科的技术也学得一知半解了。我时时刻刻在寻找逃走的机会，可是这里离任何大陆都有几百英里，而且附近一带海面上风很小，甚至没有风。因此，想逃跑真是难上加难。

“外科医生萨莫顿是一个喜欢玩乐的活泼青年，每天晚上，常有驻军的青年军官们到他家去玩牌赌钱。我配药的外科手术室和他的客厅只有一墙之隔，还有一个小窗相通。有时我在手术室里觉得苦闷，就把灯熄灭了，站在窗前听他们谈话，看他们赌钱。我本来也喜欢玩牌，在一旁看着也很过瘾。那些常常在一起的军官包括带领土人军队的舒尔托少校、摩斯坦上尉、布罗姆利·布劳恩中尉[224]和这位医生本人，此外还有两三个司狱的官员。这几个官员是玩牌的老手，赌技很精。他们凑成一伙，玩起来倒也痛快。

“有一个情况不久就引起了我的注意。每次赌钱，总是军官们输，司狱官员们赢。我可不是说这里有什么问题，这些司狱官员们自从来到安达曼群岛，每天无事可做，就玩牌消磨时光，日久熟练，技术也就精了。军官们技术不高，所以每赌必输，他们越输越急，下的注越来越大，因此经济上一天比一天窘困。舒尔托少校输得最多，起初他还用金子钞票赌，后来钱花光了，只好用期票赌。他有时稍微赢一点儿，胆子一大，接着就输得更多，搞得整天愁眉苦脸，借酒浇愁。

“有一晚他比平往常输得更多了。当时我正在茅屋外乘凉，看到他和摩斯坦上尉缓步回营。他们两人是极要好的朋友，每天形影不离。这位少校正在抱怨他的赌运不佳。

“经过我的茅屋的时候，他对上尉说：‘摩斯坦，怎么办？我毁了，我得辞职了。’

“上尉拍着他的肩膀说：‘老兄，没什么了不起，比这更糟糕的情况我也有过。可是……’我只能听到这些，不过，这已经足够让我动脑筋的了。

“两天之后，舒尔托少校正在海滨散步，我趁机走过去和他说话。

“我说：‘少校，我有事向您请教。’

“他拿开嘴里的雪茄烟，问道：‘斯茂，什么事？’

“我说：‘先生，我要请教您，如果有隐藏的宝物，应该交给谁比较合适？我知道一批价值五十万镑的宝物埋藏的地点，既然自己不能使用，最好还是把它交给有关当局，说不定他们会缩短我的刑期呢。’

“他深吸了口气，死死盯着我，看我是否在说真话。然后他问：‘斯茂，五十万镑？’

“‘先生，一点儿也不错，五十万镑触手可得的珠宝，原主已经犯罪远逃，捷足的人就可以得到。’

“他结结巴巴地说：‘交政府，斯茂，应当交政府。’他的口气很不坚决，我明白，他已经上了我的圈套。

“我慢慢地问：‘先生，您认为我应该把这情况报告总督？’

“‘你先不要忙，否则就会后悔。斯茂，先把全部事实告诉我吧。’

“我把全部经过都告诉了他，只是改变了一些事实，以免泄露藏宝的地点。我说完了之后，他呆呆地站着，沉思了许久。通过他嘴唇的颤动，我看得出来，他的心里正在进行着一场斗争。

“最后他说：‘斯茂，这件事关系重大，先不要对任何人说，让我想一想，再告诉你怎么办。’

“过了两天，他和摩斯坦上尉在深夜里提着灯来到我的茅屋。

“他说道：‘斯茂，我请摩斯坦上尉来，再听一听你亲口说说那故事。’

“我把之前的话又说了一遍。

“舒尔托说：‘听着倒像是实话，是不是？还值得一干吧？’

“摩斯坦上尉点了点头。

“舒尔托说：‘斯茂，咱们这么办。我和我的朋友把你的事研究了之后，认为这个秘密是属于你个人的，不是政府的事。这是你个人的私事，你有权做任何处理。现在的问题是你要多少代价呢？如果我们能够达成协议，我们也许同意替你办理，至少也要替你调查一下。’他说话时极力表示冷静和不在乎的样子，可是眼睛里流露出了兴奋和贪婪。

“我故作镇静，可内心也是同样激动。我回答说：‘说到代价，对我这样的处境，只有一个条件：我希望你们协助我和我的三个朋友恢复自由，然后同你们合作，以五分之一的宝物作为对你们两人的报酬。’

“他说：‘哼！五分之一，这个不值得办！’

“我说：‘算起来每个人也有五万镑呢。’

“‘可是我们怎么能恢复你们的自由呢？你要知道，你的要求是绝对办不到的。’

“我回答：‘这并不困难，我已经考虑得十分成熟了。困难的就是我们得不到一只适于航行的船和足够的干粮。在加尔各答或马德拉斯，适用的小快艇和双桅快船多得很，只要你们弄来一只，我们在夜里上船，回到印度沿海任何一个地方，你们的工作就算完成了。’

“他说：‘只有你一个人还好办。’

“我回答：‘少一个也不行。我们已经立誓，四个人生死不离。’

“他说：‘摩斯坦，你看，斯茂是个守信的人。他不会辜负朋友，咱们可以信任他。’

“摩斯坦回答：‘真是一件肮脏事啊。可是如你所说，这笔钱真能解决咱们的问题呢。’

“少校说道：‘斯茂，看来我们只好表示同意了，不过我们需要先查一查你的话是否属实。你先告诉我藏箱子的地方，等定期轮船来的时候，我请假到印度去调查一下。’

“他越着急，我就越冷静。我说：‘别忙，我必须先征求三个伙伴的同意。我已经告诉过您，四个人里有一个不同意就不行。’

“他说：‘岂有此理！我们的协议和三个黑家伙有什么关系？’

“我回答：‘黑的也罢，蓝的也罢，我和他们有约在先，必须一致同意才能进行。’

“终于，在第二次见面时，莫赫米特·辛格，爱勃德勒·克汗和德斯特·阿克勃尔全都在场。经过再度协商，才把事情决定下来。结果是，我们把阿格拉碉堡的藏宝图交给两位军官，每人一份，在图上标明那面墙藏宝的地方，以便舒尔托少校去印度调查。少校如果找到了宝箱，他不能挪动，必须先派出一只小快艇，备好足够的干粮，到罗特兰德岛[225]迎接我们逃走。那时少校应立刻回营销假，再由摩斯坦上尉请假去阿格拉和我们相会，均分宝物，并由他代表舒尔托少校分取他们二人应得的部分。对所有这些条件，我们共同提出了最庄重的誓言——所能想到和说得出的誓言——保证共同遵守，永不违反。我坐在灯下，用一整夜的工夫画出了两张藏宝地图，每张下面签上四个名字：莫赫米特·辛格，爱勃德勒·克汗，德斯特·阿克勃尔和我自己。

“先生们，你们听我讲的故事，恐怕已经疲倦了吧？我知道，琼斯先生必然急于把我送到拘留所去，才能安心。我尽可能简短地说吧。这个坏蛋舒尔托前往印度后一去不返，过了不久，摩斯坦上尉给我看了一张从印度开往英国的邮船的旅客名单，里面果然有舒尔托的名字。我们还听说，他的伯父死后给他留了一大笔遗产，因此他退伍了。他居然卑鄙到了这种地步，欺骗了我们四个人还不算，居然把五个人一起骗了。不久，摩斯坦去了阿格拉，不出我们所料，宝物果然已经无影无踪。这个恶棍没有履行我们出卖秘密的条件，竟将宝物全部偷走了。从那天起，我只为报仇而活，日夜不忘。我满心怨恨，也不管法律或者断头台了。我一心只想逃走，追寻舒尔托并杀死他成了我唯一的心愿。和杀死舒尔托的念头比起来，就连阿格拉宝物在我心中也成了次要的事情了。

“我一生曾立下过不少的志愿，件件都能办到。可是在等待逃跑时机的几年里，我却尝尽了千辛万苦。我告诉过你们，我学得了一些医药的知识。有一天，萨莫顿医生发高烧卧病在床，一个安达曼群岛的小土人因为病重，找了一个僻静的地方等死，却被在树林中工作的囚犯带了回来。虽然知道他生性狠毒似蛇，可我还是护理了他两个月，他渐渐恢复了健康，又能走路了。他对我产生了感情，终日守在我的茅屋里，很难再回树林里一次。我向他学会了一些他的土话，于是他对我更加敬爱了。

“他的名字叫童格，是一个老练的船夫，还有一只很大的独木船。我发现他对我非常忠诚并且愿为我做任何事，就这样，我终于找到了逃走的机会。我把自己的计划和他说清楚，让他在一天夜晚把船划到一个无人守卫的码头上，还叫他准备几瓶淡水，许多红薯、椰子和甜薯。

“这个小童格真是忠实可靠，再没有比他更忠诚的伙伴了，那天晚上他果然把船划到了码头下面。说也凑巧，一个向来喜欢侮辱我，而我一直想向他报复的帕坦人[226]狱卒正在码头上站岗。我无时不想报仇，现在机会到了，就像老天故意把他送到那里，在我临走的时候给我一个回报的机会。他站在海岸边，肩上扛着枪，背对着我。我想找石头砸碎他的脑袋，可是一块也找不到。最后，我心生一计，想出了一件武器。我在黑暗里坐下，解下木腿拿在手里，猛跳了三下，跳到他的面前。他的枪背在肩上，我用木腿全力向他打了下去，他的前脑骨被打得粉碎。你们请看，木腿上的这条裂纹，就是打他时留下的痕迹。因为一只脚失去了重心，我们两人同时摔倒了，我爬了起来，可是他已经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了。我上了船，一个钟头后就远离了海岸。童格把他的全部财产，包括兵器和神像都带到船上来了。他还有一支竹制的长矛和几条用安达曼椰树叶编的席子。我把这支矛做成桅杆，席子做成船帆。我们在海上听天由命地漂浮了十天，到第十一天，有一只从新加坡开往吉达[227]、满载着马来亚朝圣香客的商轮，把我们救了上去。船上的人都很奇特，可是我们不久就和他们混熟了。他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优点：能让我们安静地待着，不追问我们的来历。

“如果把我和童格这趟航行的全部经历都告诉你们，恐怕到明天天亮也说不完。我们流浪到这里又流浪到那里，总是无法回到伦敦，可是我也从未忘记过报仇。我在夜晚不断地梦见舒尔托，在梦中杀了他不止一百次。最后，在三四年前，我们终于回到了英国。回来之后，我没费什么工夫就找到了舒尔托的住址。于是，我设法探查他是否偷到了那些宝物，以及那些宝物是否还在他的手中。我和那个帮助我的人交上了朋友——我决不说出任何人的名字，以免牵连别人——不久就查出宝物还在他的手中。我想尽了复仇的办法，可是他很狡猾，除了两个儿子和一个印度仆人之外，永远有两名拳击手保护着他。

“有一天，我听说他病重将死，心想这样便宜了他实在不甘心。我立刻跑到他的花园里，从窗外往屋里看，看见他躺在床上，两边站着他的两个儿子。我本想冒险冲进去抵抗他们三个，可就在那个时候，他的下巴垂下去了；我知道他已经咽气，进去也没有用了。那天晚上，我偷偷进了他的屋子，四处搜查，想从他的文件里找出收藏宝物的地点，可是什么线索都没有得到。盛怒之中，我留下了和图上相同的四个签名，别在他的胸前，倘若日后看见我的三个同伴，就可以告诉他们我曾为报仇留下了标记。在埋葬他之前，受过他抢劫和欺骗的人不留下点痕迹，未免太便宜他了。

“从那以后，我依靠着在市集或其他类似的地方，把童格当做食人土著公开展览，来维持生活。他能吃生肉，跳野人的战舞，所以我们每天都能收入满满一帽子的铜板。我也继续探查着樱沼别墅所有的消息。几年来，除了他们还在那里寻宝之外，没有什么特别的。直到最后，我们渴求的消息来了，宝物已在巴索洛谬·舒尔托的化学实验室屋顶内找到了。立刻前去察看，发觉这木腿是个障碍，无法从外面爬进楼窗。后来我听说屋顶有个暗门通到外面，又打听清楚了舒尔托先生每天吃晚饭的时间，才想到利用童格助我成功。我带了一条长绳和童格一起来到樱沼别墅，把绳子系在童格的腰上。他爬墙的本领和猫一样，很快就从屋顶进入了室内。可是不幸的巴索洛谬·舒尔托还在屋里，因而被害。童格杀了他，还自以为干了一件聪明事。当我顺着绳子爬进去的时候，他正在屋里骄傲得像一只孔雀似的踱来踱去，直到我拿起绳子打他，并咒骂他是小吸血鬼的时候，他才惊讶起来。宝箱到手之后，我在桌上留下一张写着四个签名的字条，表示宝物终于物归原主。我先用绳子把宝箱放了下去，然后自己顺着绳子溜了下去。童格把绳子收回，关上窗户，仍从原路爬了下来。

“我要说的基本就是这些。我听一个船夫说过，‘曙光’号是一只快船，因此我想到，它也许是我们逃走的便利工具。我雇了老史密斯的船，并讲明，如果他能把我们安全送上大船，就可以得到一大笔酬金。当然，他可能看出这里面有些蹊跷，但我们的秘密他是不知道的。所有这些，句句是实。先生们，我说这些并不是为了得到你们的欢心——你们也并没有优待我——我认为毫无隐瞒就是最好的辩护，我还要让世人知道舒尔托少校曾经如何欺骗了我们，至于他儿子的被害，我是无罪的。[228]”

福尔摩斯说：“你的故事很有意思。这个新奇的案子确实得到了适当的结局。你所说的后半段，除了绳子是你带来的这一点我不知道，其余都和我的推测相同。不过还有一层，我原以为童格把他的毒刺全丢了，为什么最后在船上他又向我们射出了一支呢？”

“先生，他的毒刺的确是全丢了，可是吹管里还有一支。”

福尔摩斯说：“啊，原来如此，我没有料到这一点。”

这囚犯殷勤地问：“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我的伙伴回答：“我想没什么了，谢谢你。”

埃瑟尔尼·琼斯说：“福尔摩斯，我们应当尊重您，我们都知道您是犯罪的鉴定家。可是我有我的职责，今天为您和您的朋友已经很通融了。现在，只有把这位给我们讲故事的人锁进监狱里，我才能放心。马车还在外面等着，楼下还有两位警长呢。对你们二位的协助我衷心感激，当然，到开庭的时候还要请你们出席作证。祝你们晚安吧。”

乔纳森·斯茂也说道：“两位先生晚安。”

出屋门的时候，小心的琼斯说：“斯茂，你在前面走。我不知道你在安达曼群岛是怎样处治那位先生的，我得特别小心，不要让你用木腿打我。[229]”

他们两人走后，我和福尔摩斯抽着烟，默默坐了一会儿。我说道：“这就是咱们这出短剧的结尾了，恐怕从今以后，我学习你工作方法的机会要少了。摩斯坦小姐已和我订了婚约。[230]”

他苦哼了一声说：“我已经料到了，恕我不能向你道贺。[231]”

我有些不快，问道：“我所选的对象，你有不满意的地方吗？”

“一点儿也没有，我认为她是我平生所见的女子中最可爱的一个人了，而且有助于我们这类工作。她在这方面肯定是有天才的，单从她收藏那张阿格拉藏宝图和她父亲其他文件的事来看，就可以证明。但是，爱情是一种感性的事，和我认为最重要的冷静思考是矛盾的。我永远不会结婚，以免影响我的判断力。[232]”

我笑道：“我相信，自己这次的判断还经得住考验。不过，看来你疲倦了。”

“是的，我已经感觉到了，我一个星期也恢复不过来。”

“真奇怪，”我说，“为什么一个我认为很懒的人也会不时表现出极为充沛的精力呢？”

他回答道：“是的，我天生是一个懒散的人，但同时又是一个好动的人，我常常想到歌德的那句话——‘上帝只让你成为一个人形，既可以成为一个好人，也可以成为一个恶棍。’[233]

“还有一件事，在这诺伍德的案子里，我怀疑，那个樱沼别墅中的内应，不是别人，正是琼斯的大网里捞到的那个印度仆人拉尔·拉奥。这也的确算是琼斯个人的荣誉了。”

我说道：“分配得似乎不太公平。全案的工作都是你一个人完成的，我从中找到了妻子，琼斯得到了功绩，请问，剩下给你的还有什么呢？”

福尔摩斯说：“我吗？我还有那可卡因瓶子吧。”说着他就伸手去抓那瓶子了。

我永远不会结婚，以免影响我的判断力。

福迷笔记

篇名：《四签名》

原名：The Sign of Four

首次发表：《利平科特杂志》，一八九○年二月

首次中译：《四名案》，稽长康、吴梦鬯译，文明书局一九○三年发行。

发生时间：一八八八年九月十八日（星期二）至九月二十一日（星期五）。

提到的已刊案件：《血字的研究》。

提到的未刊案件：西色尔·弗里斯特夫人的家庭纠纷、主教门珍宝案。

福尔摩斯：每天注射三次百分之七可卡因溶液，已经持续了好几个月。他对华生在《血字的研究》中插入感情故事的手法表示反对。他写过几篇专论，包括论各种烟灰的辨认、跟踪脚印、职业对于手形的影响。任性而自负。曾经当过业余拳击手。有一个双筒望远镜。读过让·保罗（里希特）的作品，似乎对托马斯·卡莱尔也不像《血字的研究》里那么陌生。对温伍德·瑞德的《人类的殉道》很是推崇。对于奇迹剧、中世纪的陶器、意大利的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锡兰的佛学、未来的战舰很有兴趣。认为女人都不值得信任，排斥爱情，因为那是一种情感的事。永远不会结婚，以免影响自己的判断力。两次引用了歌德的话。

华生：有一位兄长，父亲已经去世多年，经历过的女人远到数十国和三大洲。去过澳大利亚的巴勒拉特。没什么银行存款。在桌子里放有一把旧军用左轮手枪。反对福尔摩斯注射卡可因。

伪装：上了年纪的水手。

备注：一八八九年八月，柯南·道尔和奥斯卡·王尔德受邀为美国《利平科特杂志》撰写小说。王尔德创作了《道连·格雷的画像》，而柯南·道尔则写了《四签名》，其手稿创作时间不到一个月。杂志为连载支付了一百英镑稿酬。此后由斯宾塞·布莱克特发行了单行本。杂志连载时原名The Sign of The Four，单行本改为The Sign of Four，此后的版本也一直沿用。

[1]皮下注射器在今天的医院里大量使用。不过，在福尔摩斯的时代，它还是昂贵进步的医疗设备，就连平时摆置注射器的盒子也都会使用做工精致的木质或皮质材料。科基·纳甘努玛医生在《歇洛克·福尔摩斯和可卡因》中指出，柏林的卡尔·路德维格·谢勒赫医生是第一个使用皮下注射可卡因溶液的外科医生，时间是一八九一年。而朱利安·伍尔夫医生在《麻醉剂小论》中指出，用注射方法使用可卡因一八八四年首度见于文献记载，使用者是美国医生威廉·哈斯特德。这证明福尔摩斯注射可卡因是有历史依据的。杰克·崔西和吉姆·波克在《皮下注射，亲爱的华生》一书中指出，在创作《四签名》的年代，注射吗啡在医生和瘾君子中十分流行，这一流行持续了三十年以上。福尔摩斯也许并不是通过静脉注射，而是皮下注射或者肌肉注射，前者医生使用较多，后者瘾君子使用较多。不过F.A.爱伦却认为福尔摩斯恰恰使用静脉注射，因为华生提到他手腕上满是针眼。

[2]勃纳是法国城市，位于著名的葡萄酒产地勃艮第。勃纳出产上等的红葡萄酒——考尔通红酒，而它的白葡萄酒是法国最好的白葡萄酒之一，克里斯托弗·莫利指出，勃纳葡萄酒作为午餐酒过于烈性，会导致瞌睡或者激动。部分美国版作“红葡萄酒”。

[3]正典中唯一一次暗示福尔摩斯可能也注射吗啡。

[4]也称哥特式黑体字，一种黑体铅字，有很宽的凹进处和很厚的装饰用衬线。

[5]当时的英国民众不但可以在药房购买到含有可卡因的液剂，甚至有大药厂将稀释的可卡因液剂加上酒精以及咖啡因的成分，提炼成提神饮料贩卖。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直到政府颁布《危险药品法案》之后才逐渐消失。迈克尔·哈里森在《歇洛克·福尔摩斯的脚步》一书中指出，福尔摩斯同时代的名人，诸如德昆西、狄更斯和史蒂文森，都服用过鸦片酊。

[6]根据F.A.爱伦的调查，《英国药典》记载一八九八年时官方可卡因溶液的注射浓度为百分之十。尼古拉斯·梅耶曾创作了一本经典的福尔摩斯仿作《百分之七溶液》（1974）。小说叙述了诊断出福尔摩斯可卡因中毒的华生医生为了给他治病，决定带他去找维也纳著名的精神分析权威弗洛伊德，由此开始了一段滑稽的侦探案件。

[7]有福学家不承认福尔摩斯注射可卡因。乔治·F.麦克克里瑞指出，虽然华生在《四签名》中亲眼见到福尔摩斯每天注射三次，持续了好几个月，但福尔摩斯不是吸毒上瘾的人，他注射的并不是可卡因，说成注射毒品只不过是和华生开玩笑罢了。W.H.米勒在《歇洛克·福尔摩斯的习惯》一文中也指出，书中对福尔摩斯行为举止的描述与注射可卡因者并不一致，而且也缺乏停药后症状表现的证据。米勒认为，福尔摩斯只是在注射阿托品。而这正与《血字的研究》中福尔摩斯研究生物碱相呼应。不过，D.M.格力在《回应米勒的〈歇洛克·福尔摩斯的习惯〉》中提出质疑，认为米勒所提出的论据已经过时了，华生描述的福尔摩斯停药后的症状表现与最新的医学报道是一致的。格力还指出，最新的医学研究表明可卡因并非必然导致依赖性，而福尔摩斯也没有完全上瘾。

[8]约翰·哈尔在《福尔摩斯杂闻》中据此认为《四签名》事件发生于一八八七年。他认为福尔摩斯应该是看了《血字的研究》第一稿，而当时华生还并未发表它（不过在哈尔所著的一本年代学研究书籍中，本篇的发生时间变更为一八八八年）。H.B.威廉姆斯在《未知的华生》中也将本篇的发生时间定在一八八七年。他认为这里所指的《血字的研究》乃是早于《比顿圣诞年刊》的华生回忆录。但是，大部分年代学家仍然认为这里所指的“小册子”便是《比顿圣诞年刊》，而本篇的发生年份则是一八八七年十二月之后。这在下文也得到了印证，福尔摩斯说：“很多的匪徒们已渐渐地认识了我——特别是在咱们这位朋友把我的侦探事迹写成了书之后。”（第九章）但是也有人认为，华生只说“写成”，并未提到“发表”。

[9]威廉·S.巴林-古尔德认为，这里所说的“感情用事”可能是指中间插入的有关摩门教徒的情节让福尔摩斯生厌。

[10]马德琳·B.斯特恩认为此人是弗兰西斯科·勒·维亚尔之子。弗兰西斯科曾经对巴黎戏剧界进行了研究，并且出版过相关著作。

[11]里加，现为拉脱维亚的首都，位于波罗的海岸边，道加瓦河口。

[12]圣路易斯有多处同名地点，这里可能是指较为知名的美国密苏里州城市。

[13]因此这天不是星期天。

[14]三处引文为法文。

[15]《希腊译员》中福尔摩斯提到自己的祖母是“法国美术家威尔奈的妹妹。保罗·安德森在《血液中的艺术成分》中指出，福尔摩斯应该是一位优秀的绘画家，而他严谨的性格促使自己动手绘制这些插图。

[16]一种烈性的印度雪茄，类似方头雪茄。

[17]一种两端开口的印度雪茄烟。《血字的研究》中曾提到过。

[18]一种切割独特的烟草，看上去类似鸟的眼睛，故名。

[19]提取现场脚印已经是现代刑事鉴识技术中常用的方法。脚印常见的有立体脚印和平面加层有色脚印，可以在普通光源下目视发现。而潜在的平面脚印，由于形成的物质不同和承受客体表面物理属性的差异，而较难发现。对常见的脚印可以用石膏制模法或照相法固定和提取。潜在的脚印则需要静电提取法加以反差并予以提取，用照相法固定。

[20]一九四六年十月至十一月号的英国《警察期刊》杂志刊登了吉尔伯特·福布斯的论文《小议职业特征》，里面谈到了职业对手形的影响。弗兰西斯科·罗切斯的《职业特征》（1948）一书中也有类似的研究。在《身份案》、《红发会》、《铜山毛榉案》和《孤身骑车人》中，福尔摩斯展现了他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而作为福尔摩斯原型的约瑟夫·贝尔博士在为《血字的研究》所撰写的导读中也指出，一旦细心观察，便会发现这些特征是显而易见的。《铜山毛榉案》中福尔摩斯说：“我的好朋友，对公众——广大不善于观察的公众来说，他们根本不可能从一个人的牙齿看出他是一名编织工，或从一个人的左拇指看出他是一名排字工，他们才不会去注意什么分析和推理上的细微区别哩！”

[21]雷姆森·腾·爱克·舍尼克指出石板瓦匠（受雇在屋顶上放置石板面料的人）的特征可能是左手指尖因为长期搬运石头而磨得很平滑（石匠和砖匠也有类似的特征），而其右手手掌因为长期握榔头而布满老趼。水手的手部特征和其他从事户外作业的工人很难区分，船上的杂务多种多样，而且左右手的使用频率也差不多。切软木塞的工人左手的大拇指、食指和中指长出老趼，因为要抓住软木瓶塞，而右手则因要握住小刀，在大拇指及其余四指的内侧长有老趼。排字工人的左手拇指上端到中部有老趼，下端的皮肤磨损较为严重。他们一般用左手拿一根棍子，挑出正确的字模，同时左手拇指令其滑至正确的位置。织布工人的手部特征也相当难确定。弗兰西斯科·罗切斯曾经详细描述过纺织行业工人多种多样的老趼，但是不同工位（比如落纱机、卷纬机、钩纱机、走锭纺纱机等）的工人特征差别很大，而手织机纺纱工人又不一样。舍尼克推测福尔摩斯所指的特征应该是右手因为操作梭子（纺织中带着纬线在经线来回运动的装置）或者左手接触综片（织布机上一组平行的线或金属线，用于分开和引导纱线并为梭子开道）而产生的老趼。磨钻石工人的特征可以从下列工人身上找到线索：磨珠宝工人指甲磨得很平，有红铁粉（一种主要含三氧化二铁的用来擦光金属或玻璃的红色粉末）的污迹；磨镜片工人因为经常从磨床上取下玻璃，某些指甲有磨损的痕迹；打磨金属首饰的工人往往因为将金属放在砂轮上而留下老趼。磨钻石工人应该具有以上几种特征中的一种甚至所有。

[22]《四签名》发表在《利平科特杂志》上时，邮局的名字是“塞摩尔街邮局”。伯纳德·戴维斯指出，在塞摩尔街的邮局并非邮政电报局，无法发电报。实际上临近的贝克街邮局就是邮政电报局。而韦格摩尔街邮局也不正确，它直到一八九○年才设立。

[23]华生去邮局也可能是为了别的事情，比如寄包裹等。其实，正典中福尔摩斯有不少推论是存在多种可能性的。只是，作者营造出了一种权威的气氛，让读者产生“福尔摩斯的推论是唯一的可能性”这种想法。

[24]这恐怕是福尔摩斯最著名的名言，仅《四签名》中就出现两次。在《绿玉皇冠案》、《布鲁斯-帕廷顿计划》和《皮肤变白的军人》中也有类似的话。

[25]华生医生名为约翰·H.华生，H应该就是袭用其父亲的名字，福尔摩斯可能由此推测H.W.是指华生的哥哥。

[26]畿尼（guinea），一六六三年到一八一三年之间英国发行的金币，相当于二十一先令（即一英镑一先令）。最初使用几内亚（Guinea）的黄金铸造，因而得名。

[27]这里的钥匙孔是用来给手表上发条的。最初手表的发条用一根长的金属条绕在一根圆柱上，带动齿轮转动。使用这种外置上链器必须打开表壳，将上链器垂直插入才能工作。这种技术后来被不断地改进。英国人托马斯·普里斯特在一八二○年提出自动铊上链的想法，并注册专利。在一八三八年，瑞士钟表制作人路易斯·奥德马斯制作了第一块带表冠的手表，可以调时和上链。在一八四○年，这种技术成熟并开始推广。华生的父亲这只表年代较为久远，仍然需要使用钥匙上紧发条。

[28]年代学家们不仅对于本篇发生的年份有些分歧，包括一八八七年说、一八八八年说，对于月份的看法也并不一致，包括四月说、六月说、七月说、九月说。不过只有在六月和七月的雾才能称为一种现象。

[29]赫德森太太是正典中和案件无关的重要配角人物。她从没有卷入案件中，只是在《空屋》中帮助福尔摩斯迷惑了凶手，在《临终的侦探》里把华生医生喊来。她总是为福尔摩斯和华生（当华生住在贝克街寓所的时候）提供尽可能舒适的条件，准备好可口的一日三餐，特别是早餐。在《海军协定》中福尔摩斯说：“她会做的菜有限，可是像苏格兰女人一样，这份早餐想得很妙。”在《临终的侦探》中华生对她的评价要比福尔摩斯高得多：“歇洛克·福尔摩斯的女房东赫德森太太，长期以来吃了不少苦头。不仅是她的二楼整天有奇异的而且往往是不受欢迎的客人光临，就连她的那位著名房客的生活也是怪异而没有规律的，这就使她的耐心受到了严重的考验。……房东太太非常畏惧他，不论他的举动多么令人难以容忍，从来不敢去干涉他。她也喜欢他，因为他对待妇女非常温文有礼。”赫德森太太常常为福尔摩斯送来访客的名片、警方或者其他人发来的电报。她还将访客领入福尔摩斯的房间，《威斯特里亚寓所》中的葛莱森和贝尼斯探长、《黑彼得》中要见巴斯尔船长的水手、《恐怖谷》中的塞西尔·巴克等人都是赫德森太太领进来的。后来福尔摩斯雇请了一个小听差比利，领人、送电报等事情便交由比利去做了。

[30]华生的陈述让许多福学家浮想联翩。D.马丁·达金认为，所谓“三大洲”通常指的是欧洲、亚洲和澳洲，但有说不通之处。本书下文华生对梅丽·摩斯坦说：“我只在巴勒拉特附近的山边看见过相同的景象，当时探矿的正在那里钻探。”因此华生去过澳大利亚。但是这次远行应该是在他儿时，因为在正典中华生叙述自己成年之后的经历时，从未提到去过澳大利亚。这样一来，华生去澳大利亚的时候年纪还不足以大到有什么女性经历。达金还认为华生在印度养伤时接触女性的机会同样很有限，除非将医院护士考虑在内，但是他病得很重，也不太可能同护士们调情。威廉·S.巴林-古尔德认为华生与福尔摩斯相识之前在美国待过。柯南·道尔生前不曾发表过的舞台剧本《黑暗天使》似乎印证了巴林-古尔德的说法。但是，《黑暗天使》很少被学者作为研究华生生活的可信记录，而且巴林-古尔德并没有见过这部剧本，仅仅根据见过此剧的少数人的传闻，认为剧中华生所认识的女子其实是露茜·费瑞厄。伊恩·麦克奎因在《侦查歇洛克·福尔摩斯：长篇小说的问题》一书中认为不应包括澳大利亚。他认为，华生在亚洲和非洲的经历是非常有限的，但是他可能在某些地方留下情愫，比如在追赶其所属部队的路上，像是孟买、白沙瓦和埃及。《血字的研究》中华生曾经向福尔摩斯表示：“在我身体健壮的时候，还有其他一些坏习惯。”也有福学家认为这和女性有关。不过许多福学家还是认为华生的陈述只不过是他的自夸，并不可信。多萝西·L.塞耶斯就认定华生绝非那种男人。达金也说，纵观华生和梅丽·摩斯坦接触过程中的行为举止，不管是对她的浪漫梦想，还是在马车里语无伦次的谈话，都像是第一次恋爱的男人。这一观点也得到了克里斯托弗·雷蒙德等人的赞同。

[31]根据唐纳德·A.雷蒙德的研究，这位西色尔·弗里斯特夫人是玛丽·安妮·弗里斯特，大卫·欧克罗尼·戴西·索伯的遗孀，第二代圣文森特子爵爱德华·杰维斯的女儿。一八六二年十一月八日嫁给第三代弗里斯特男爵乔治·西色尔·威尔德，卒于一八九五年。罗伯特·基斯·李维特在《谁是西色尔·弗里斯特？》中认为西色尔·弗里斯特先生、《斑点带子案》中的法林托歇先生以及《布鲁斯-帕廷顿计划》中的伍德豪斯先生、《巴斯克维尔猎犬》中的阿波乌上校都是同一个人，即摩斯坦上尉以前的好友，可能也是舒尔托少校的好友。露丝·道格拉斯在《坎伯韦尔放毒案》一文中指出，西色尔·弗里斯特夫人的案子就是《五个橘核》里提到的坎伯韦尔放毒案。投毒人就是弗里斯特夫人，她逃脱了审判，利用梅丽作为诱饵（引诱华生），随后又作为她的工具（让梅丽从华生那里偷到毒药），最后又杀掉了梅丽。

[32]罗斯玛丽·麦卡德在《另一桩身份案》中认为这里来拜访福尔摩斯的并不是梅丽·摩斯坦，而是西色尔·弗里斯特夫人的女儿。福尔摩斯清楚地知道她是谁，但是并未点破，只是一心想知道这是怎样一桩案子。梅丽·摩斯坦在之前已经去世了，弗里斯特盗用她的身份，目的是应征《泰晤士报》上的广告。福尔摩斯还没有意识到这位“梅丽·摩斯坦”将会和华生擦出爱情的火花。当福尔摩斯认识到这一点之后，他可能认为，只要找到宝物，“摩斯坦小姐”对华生的兴趣也就丧失了。而《五个橘核》中，梅丽回娘家省亲的事情似乎也能通过这一理论解释清楚了。查尔斯·A.梅耶在《难忘的弗里斯特案件》一文中又提出了一种理论。他认为，弗里斯特太太和福尔摩斯之间发生过某件事情，而这件事情直到十年之后才淡忘平息，弗里斯特夫人于是推荐梅丽·摩斯坦去找福尔摩斯。梅耶的观点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这么多年来摩斯坦小姐遇到如此奇怪的事情却始终不找福尔摩斯请教。

[33]许多年代学家据此认为本篇案件是福尔摩斯和华生合作早期的案子。比如，对比《冒险史》中《身份案》和《归来记》中的《诺伍德的建筑师》，华生并没有因为玛丽·萨瑟兰小姐和约翰·赫克托·麦克法兰的出现而离开。

[34]T.B.亨特和H.W.斯塔在《梅丽·摩斯坦遭遇了什么？》一文中提出疑问，对一位英国上层妇女来说，这样的情感表现得过分了，她所说的事情发生在十年之前，而且她也认定自己的父亲去世很久了，可她一提到摩斯坦上尉之死就崩溃了。他们提出的解释是梅丽具有强烈的恋父情结。他们还得出结论，梅丽的精神状况不佳，华生一直护理着她，但她最终还是精神错乱了，因此华生在《空屋》中提到他“居丧”（参见《空屋》相关注释）。

[35]威廉·S.巴林-古尔德指出，这里似乎暗示本篇发生时间是在一八八八年六月至十二月初期间。

[36]安达曼群岛，孟加拉湾与安达曼海之间的岛群，属印度。一七八九年被英国占领，长期作为流放英属印度各族政治犯的场所。

[37]根据克莱顿·塞拉斯夫人《华生医生和英国军队》一文，在当时，印度军队的孟买步兵团编制还没有超过三十个团。而且根据史料记载，在叛乱时期，他们并不是忠于英国的。而舒尔托少校和摩斯坦上尉所在的真正部队是孟加拉第三十八步兵团，即所谓的“阿格拉团”。

[38]诺伍德是伦敦市郊一大片区域。一八八八年，诺伍德划分为上诺伍德、下诺伍德和南诺伍德，均为较富裕阶层的别墅区。

[39]巴林-古尔德指出，这里似乎又暗示本篇发生的时间是一八八八年二月初到八月初之间。

[40]巴林-古尔德指出，《泰晤士报》上的广告刊登于一八八二年五月四日，摩斯坦小姐应该在第二天回了信，这天她收到第一颗珍珠。其他的珍珠都是在每年的同一天——即五月五日——收到的。现在她有六颗珍珠。因此她拜访贝克街是在一八八七年五月五日之后，且在一八八八年五月五日之前。巴林-古尔德提出，那些主张本篇发生于一八八八年六月、七月或者九月的研究者必须解释这样一个问题，即为什么梅丽没有收到第七颗珍珠。有福学家认为是华生弄错了，他写下两个年份（一八八二年和一八八八年），两个年份相减得出珍珠的数目。T.S.布莱克尼认为实际上有七颗珍珠，第一颗珍珠被梅丽·摩斯坦拿去做成了胸针或者项链上的吊坠。因此本篇发生的年份是一八八八年。杰伊·芬利·克里斯特在《贝克街歇洛克·福尔摩斯的非正规年表》一书中同意七颗珍珠的观点，不过他认为梅丽也许将第一颗卖掉了。厄内斯特·布拉姆菲尔德·泽斯勒在《贝克街年表》一书中认为梅丽的个性是很仔细的，她说：“大约六年前——准确日期是一八八二年五月四日。”她拿出六封信以及其他细节可以看出她的细心。也没有一丝证据能表明她没有说实话。而且，既然福尔摩斯也采纳了她的说法，就更没有理由不相信她了。因此案件发生的年份应该是一八八七年。

[41]巴林-古尔德指出，通过下文可知是星期二早晨。

[42]原文为“七月七日”。阿瑟·柯南·道尔一八九○年三月给《利平科特杂志》主编J.M.斯图达特的信里写道：“顺便说一句，在单行本中有一个非常明显的错误务必要修正——第二章中，信件的抬头是七月七日，差不多在同一页我又提到是一个九月的傍晚。”在第三章提到了“九月的傍晚”，现据下文修改为“九月”。而根据巴林-古尔德的说法，华生写的是“S 17”（九月十七日），而排版时误作了“Jl 7”（七月七日）。因此，信上的日期是一八八七年九月十七日星期一。

[43]原文为法语。下一句梅丽的回答也同样是法语。

[44]理查德·阿什在《福尔摩斯与女性》中认为，福尔摩斯这样一个善于观察的人不可能没注意到梅丽·摩斯坦诱人的魅力。但是，福尔摩斯内心有一种抵触的情绪，他压制了自己的情感，部分原因是他看出了华生对摩斯坦小姐的情愫。

[45]理查德·阿什认为这里提到的女人是指莫根夫人，在《空屋》中福尔摩斯索引本M部条目里有“放毒犯莫根”一项。唐纳德·A.雷蒙德认为这里是指玛丽·安·克顿（1832—1873），英国连环杀手，据说毒死了十四至二十一人，不过最终仅以一桩谋杀案——杀死自己七岁的继子查尔斯——被判死刑。克顿辩解说查尔斯是因为误食卧室的墙纸，而其中含有砷。判刑时克顿怀上了第七个孩子，在她生育之后还是被送上了绞刑架。

[46]好几篇正典故事中都提及了对于笔迹的研究，特别是《赖盖特之谜》，福尔摩斯从笔迹中分析出了二十七条推论。（参见《赖盖特之谜》相关注释）

[47]威廉·温伍德·瑞德（1838—1875），英国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他最知名的作品，便是一八七二年出版的《人类的殉道》，这是一部关于西方世俗历史的书籍。这本书非常流行，到一八八四年已经印行了八版。在书中瑞德尝试使用类似自然科学的术语来研究西方文明发展的历史。他借此发展出自己的哲学观，即所谓的世俗人文主义。他抨击传统的宗教和道德观念，是无神论者、达尔文主义者。《人类的殉道》一书中最常被引述的话是：“艺术天分是猴子模仿的延伸。”S.C.罗伯茨在《歇洛克·福尔摩斯的个性》一文中指出，这本书是十九世纪理性主义的丰碑。福尔摩斯厌恶社交、具有艺术家气质以及奇怪的智力上的兴趣，毫无疑问他会反对自己所在的乡绅家庭的传统观点，而瑞德的作品恰恰能抓住他的心。

[48]因为摩斯坦上尉于一八七八年回家，而梅丽十七岁，因此这里暗示发生的年份是一八八八年。

[49]由此推测出本篇发生年份为一八八八年。

[50]伯纳德·戴维斯在《华生医生的判断》一文中提出质疑，为何摩斯坦上尉将放有重要字条的皮夹留在饭店，而不是随身携带。皮夹在欧洲大陆国家比较常见，因为需要随身携带身份证。英国人因为没有此规定，一般不携带皮夹。直到一九一四年后纸币流行，人们才携带皮夹。

[51]威廉·S.巴林-古尔德指出，根据《泰晤士报》报道，一八八八年九月十八日（星期二）的天气有雾且为薄雾，在威斯敏斯特没有太阳。

[52]知名演员亨利·欧文（1838—1905）以及爱伦·特里（1848—1905）长期（从一八七八年至一九○三年）在莱西厄姆剧院演出。剧院的经理是公务员兼戏剧评论家亚伯拉罕·布拉姆·斯托克，即著名吸血鬼小说《德拉库拉》（1897）的作者。克里斯托弗·莫利认为，当晚上演的可能是莎剧。

[53]卡尔文·I琼斯在《交叉症候群》中认为马夫的外貌和布拉姆·斯托克很相像，因此选择莱西厄姆剧院绝非偶然。但是，根据芭芭拉·贝尔福德的《布拉姆·斯托克：〈德拉库拉〉作者传记》一书，斯托克身高六英尺二英寸，体重一百七十五磅，显然不能算身材短小。

[54]T.S.布莱克尼在《〈四签名〉的一些思考》中指出，这里提到的小老虎应该是雪豹。因为在坎大哈、迈旺德和白沙瓦地区都没有老虎栖息。华生实际想表达的是“双管枪”。这种枪一六五三年由意大利人朱利安诺·博斯发明，广泛应用于战争中。

[55]到《四签名》发生时，华生在伦敦生活了至少七年。

[56]《血字的研究》中，华生在“歇洛克·福尔摩斯的学识范围”里写道：“地质学知识——偏于实用，但也有限。他一眼就能分辨出不同的土质。他在散步回来后，曾把溅在裤子上的泥点给我看，并且能根据泥点的颜色和坚实程度说明是在伦敦什么地方溅上的。”《红发会》中福尔摩斯说：“准确了解伦敦是我的一种癖好。”《空屋》中华生也写道：“福尔摩斯对伦敦的偏僻小道异常熟悉。”

[57]沃克斯豪尔桥路的东面。附近有托特希尔场监狱，建于一八三六年。本区法院也在这条街上（一八四六年设立）。

[58]在罗奇斯特路南面，是一处大型开阔广场，常作为游乐场所。

[59]连接海德公园角、格罗斯弗纳路和伦敦南部的一条路。最初是作为海德公园角到格林威治一条大道的一部分。

[60]与萨里郡并非一个地方，乃是泰晤士河南部的一片区域。

[61]即沃克斯豪尔桥，一座九孔桥，最初名为摄政桥，一八一六年建成。它是泰晤士河上第一座铸铁桥，也是第一座通行有轨电车的桥。

[62]美国版作“沃兹沃斯路（Wordsworth Road）”，误。华兹沃斯路（Wandsworth Road）是南兰伯斯的一条主干道。从地图上看，不应从华兹沃斯路走，而应该直接从兰伯斯路走。

[63]并非是一条马路，而仅仅是一个地址，即一排位于克莱佩汉姆路上的房屋。一八六九年此路重新编号之后便停止使用这个地名。也有可能福尔摩斯说的是“斯陶克维尔公园路”。

[64]即罗伯萨特街。直到一八八○年这条街还叫罗伯特街，与公园街相连。

[65]原文为sahib，印度人对欧洲绅士的称呼。

[66]原文为khitmutgar，对住在印度的英国人家庭中的印度男仆的称呼。

[67]罗纳德·诺克斯认为舒尔托可能是用水烟壶吸食鸦片以起到镇定神经的作用。

[68]兰迪·罗伯茨在《华生医生的警告》一文中认为华生利用塞迪厄斯·舒尔托这一人物故意模仿奥斯卡·王尔德，为的是向第八代昆士伯里侯爵（约翰·舒尔托·道格拉斯）传递有关其子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和王尔德之间关系的信息。但是罗伯茨没能解释为何华生公开地发布这一警告，而不是通过私人信件告知。但是这两者之间的共性非常明显：黄色的牙齿、厚嘴唇、说话时喜欢用手遮住嘴（在皮尔森的传记《奥斯卡·王尔德：他的生活和智慧》（1949）中提到过）、对于装饰格调和艺术的评价（王尔德在其私人信件中时常提及）。但是，王尔德个子并不矮，也不秃顶，头发也并非红色。

[69]华生既然没有开业行医，那么带着听诊器外出显得颇为奇怪。

[70]唐纳德·A.雷蒙德认为华生对舒尔托有误诊，因为他没有将舒尔托精神紧张的外在表象——面部表情和手的动作——作为症状之一，舒尔托应是主动脉瓣逆流（或称“主动脉瓣闭锁不全”）。

[71]舒尔托兄弟的名字均为《圣经》人物的名字。“塞迪厄斯”在《圣经》中译为“犹大”或“达太”，是基督教圣人和耶稣十二门徒之一。他不是出卖耶稣的犹大。“巴索洛谬”在《圣经》中译为“巴多罗买”或“巴托洛缪”，是耶稣十二门徒之一。

[72]基安蒂是意大利一块葡萄酒产区，距离佛罗伦萨不远。此地盛产的葡萄酒统称为基安蒂葡萄酒，已经拥有上百年的历史了。

[73]托卡依位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东北二百公里处，良好的自然条件使这里自十六世纪中叶起就成为世界上最卓越的甜白葡萄酒“托卡依阿苏”的产区。托卡依既是产区的名字，也是这个产区生产的葡萄酒的名字。《最后致意》中福尔摩斯和华生也对酌了一杯托卡伊酒。

[74]塞勒斯·杜金指出，基安蒂是干红葡萄酒，很难储藏；而托卡伊是烈性葡萄酒，类似白兰地。两种酒从各方面来说都是截然不同的，同时出现在英国人家的酒柜里显得相当奇特。杜金认为，这只能说明主人非常古怪。

[75]让一巴蒂斯特·卡米尔·柯罗（1796—1875），法国画家。一生坚持旅行写生，擅长风景画和人物肖像，被认为是法国十九世纪中期最出色的风景画家。奥斯卡·王尔德曾经在私人信件中表示喜欢柯罗的画作。

[76]萨尔瓦多·罗萨（1615—1673），那不勒斯画家。多才多艺，既是诗人又是音乐家、画家和演员。他对自己的天才十分自负，被认为是后来浪漫主义者的原型。王尔德曾经表示他的舞台剧《帕都瓦公爵夫人》（1893）就是受到罗萨的影响。

[77]威廉·阿道夫·布格罗（1825—1905），十九世纪末著名的法国学院派画家，以神话和寓言题材的绘画吸引了大批追随者。

[78]Pondicherry，别墅名字取自印度地名“本地治里”，而“本地治里”这个名字源于印度泰米尔语中的“新村”。法国东印度公司于一六七三年在本地治里建立商贸据点，成为法国在南亚次大陆的主要根据地。其后荷兰和英国皆曾为争夺该地而与法国发生战争。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后，英国取得了几乎整个南亚次大陆的控制权，但仍允许法国继续保留本地治里、马希、雅南、卡来卡等地的治权，成为法属印度的一部份。这里按照其字面意思译为“樱沼”（pond意思为池塘，cherry意思为樱桃树）。

[79]《绿玉皇冠案》中有一位弗朗西斯·普罗斯珀，是送蔬菜的菜贩，装有木头假腿。《退休的颜料商》中委托人乔赛亚·安伯利也装有假腿。上诺伍德距离《绿玉皇冠案》现场斯特里特哈姆很近，因此有福学家推测普罗斯珀就是被舒尔托少校误伤的那个人，作为商贩的身份也吻合。在《显贵的主顾》中也有一位不曾提到名字的装假腿的人。那是华生遇到的一位“单腿售报人”。

[80]根据这里叙述的简单症状，几位医学权威提出了不同的诊断结果，包括端坐呼吸（急性左心衰竭患者卧位时咳嗽、气喘加剧，而被迫采取坐位后，咳喘可以明显好转，此种现象称为端坐呼吸。见于各种心脏病，如风湿性心脏病、原发性心肌病、高血压性心脏病等。）和肺炎等。

[81]T.S.布莱克尼指出，福尔摩斯时代英国（或者印度）军队军官的道德标准是很低的。舒尔托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没有感到内疚，虽然他也身涉险境，而且打算帮助四个犯人逃跑，但最终还是欺骗了这四个人，连带也骗了自己的朋友摩斯坦上尉。甚至他对摩斯坦小姐的挂念也仅仅是口头上的——他告诫自己的儿子在他在世的时候不要为她做什么。他称得上是能和米尔沃顿（其行径参见《米尔沃顿》）匹敌的伦敦最坏的人之一。

[82]金鸡纳霜，又称“奎宁”，是防治热病，尤其是疟疾的特效药，为热带地区的必需品。它是用金鸡纳树的树皮研磨而成的。

[83]阿格拉，一译“亚格拉”，印度北方邦西南部城市。在亚穆纳河西岸。这里遗留着许多历史性的建筑物，蜚声全球的泰姬陵就在这里。

[84]这句话出自德·马里斯特男爵，不过使其广为传颂的则是法国作家司汤达（1783—1842）。

[85]番木鳖碱，又译士的宁、士的年，是一种剧毒的化学物质，一般用来毒杀老鼠等啮齿类动物。对人类亦有剧毒（成人致死剂量约为五毫克/千克体重）。这里华生指其对中枢神经的作用：口服后很快吸收而起作用，首先兴奋脊髓的反射机能，然后兴奋延髓中的呼吸中枢和血管运动中枢，井提高大脑皮质感觉中枢（皮质分析器）的机能。

[86]威廉·S.巴林-古尔德指出，下文华生写道：“一缕月光照到房子的一角，映在顶楼上面的窗上。”塞笛厄斯·舒尔托也说：“那被月光照得很亮的就是巴索洛谬的窗户。”华生从钥匙孔往房间里看，他说：“淡淡的月光照在屋里。”后来华生又说：“在这样沉寂和月光照耀下的黑暗里。”因此，毋庸置疑这一晚十一点前后伦敦上空可以看见月亮。不过后面的描述让人怀疑华生提到的“半圆的月亮”的真实性。根据记录，一八八八年九月十八日（星期二）是满月之前两天，月亮下午五点五十五分升起，凌晨三点十二分落下。

[87]邮差敲两次门的习惯在查尔斯·狄更斯的小说中已有记载，比如《匹克威克外传》。后来这一习惯变成按两次门铃。詹姆斯·M.凯恩的著名硬汉派侦探小说《邮差总按两次铃》也是根据这一习惯。

[88]即一八八三年或一八八四年（取决于对于本篇年代所持的观点）。但是T.S.布莱克尼指出，麦克默多应该是在一八八二年舒尔托少校去世之前就在舒尔托家担任保卫工作，因为巴索洛谬并不需要这样一名保安。麦克默多的义赛（可能是因为要从拳击场上退役了）应该是先于舒尔托少校从军队退役，即要早于一八七七年。

[89]一般来说退役之前拳击手会举行一场告别义赛。

[90]福尔摩斯擅长拳击，他在大学时代就练习拳击，在《最后一案》、《海军协定》、《孤身骑车人》中都曾用过拳击。H.T.韦伯斯特认为，福尔摩斯使用经典套路攻击对手，即先使用左直拳打击对方，最后使用右直拳给予致命一击。N.威廉姆森认为福尔摩斯是次中量级选手或者中量级选手。

[91]一八五一年八月，约翰·邓禄普和詹姆斯·雷甘在澳大利亚一个居民称做“巴勒拉特”的地方发现了世界上最丰富的金矿之一。消息迅速传开。一八五三年，有两万多来自英国、欧洲、中国和美国的掘金者到巴勒拉特勘探。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当大部分的掘金者移居到新南威尔士、昆士兰和西澳大利亚探寻稀有金属后，巴勒拉特的淘金热宣告结束。《博斯科姆比溪谷谜案》中也提到了巴勒拉特，但那时华生对这个地名并不敏感。这就不能不让人怀疑华生是否真的去过澳大利亚了。约翰·哈尔觉得华生是在福尔摩斯指出巴勒拉特后才在《四签名》中写下这个地名的。正好在《博斯科姆比溪谷谜案》发生时，华生正在撰写《四签名》一案的笔记，他其实并没有亲眼看过巴勒拉特矿区，而是只在书上看到过照片或者插图。克里斯托弗·雷蒙德觉得华生确实去过澳大利亚，这事发生在《血字的研究》和《四签名》两案中间，目的是寻找他的兄长。我们对这位华生的哥哥并不了解，只是后来得知他的死讯。威廉·海德则在《华生的教育和医生事业》中采取了一种保守的观点，认为华生至少儿时曾在澳大利亚生活过。

[92]这里又是一八八八年说的证据之一，因为塞笛厄斯和巴索洛谬寻找宝物是从他们的父亲一八八二年去世之后开始的。

[93]杰伊·芬利·克里斯特认为，在月光下且从锁眼里观察，一般人都会将红发和棕发或者黑发混淆，这里的说法有些疑问。

[94]西非塞内加尔河和冈比亚河及其之间的地区，大部分位于塞内加尔和马里西部。在当时，这一地区包含法属塞内冈比亚（即塞内加尔）、英属塞内冈比亚（冈比亚和罗斯岛）、葡属塞内冈比亚和几个独立地区。

[95]唐纳德·A.雷蒙德指出，这里和下文叙述的“地上满都是没有穿鞋的赤足脚印”有矛盾。

[96]木馏油，又名杂酚油，可以从山毛榉或类似植物干馏得到，也可以由煤焦油中提取出来。它是一种气味极浓的酚油，成分比较复杂，供木材防腐（比如铁轨枕木浸泡木馏油）和医疗（比如治疗慢性支气管炎）等用途。

[97]比例法则，即a/b＝c/d，已知其中三个数，求另外一个数。比如2/5＝x/20，x＝8。

[98]希波克拉底（约前460—约前370），古希腊伯里克利时代的医生，后世普遍认为他是医学史上最杰出的人物之一，多尊称他为“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的笑容是指他所记录的人种种临死前力竭的面容。

[99]由面部肌肉痉挛而引起的以扬眉、咧嘴为特征的面部表情，在破伤风病例中较为常见。

[100]乔治·B.科勒提出了好几种可能的毒药，包括毒毛旋花甙（从毒毛旋花属和箭毒木属植物中提取）、印防己毒素（从印度防己灌木的种子中提取）和番木鳖碱，后两种是中枢神经系统兴奋剂。按照科勒的说法，番木鳖碱是最符合逻辑的，其伤口收缩快速，而且致命原因是呼吸麻痹，可能表现为痉笑。

[101]主教门街位于贝斯纳尔格林，伦敦地铁也有主教门站。这是一条从北面出伦敦老城的干道，所以在福尔摩斯的时代常常将其划分为“城内主教门街”和“城外主教门街”。

[102]语出拉罗什福科的《道德箴言录》。

[103]根据唐纳德·基兰德·杰维尔的《狗儿宝典》记载，维多利亚时代庞奇和朱迪木偶戏表演中的狗常常名为透比。

[104]根据下文，福尔摩斯并没有去找这位仆人。

[105]语出歌德《浮士德》第一部。

[106]参见第二章相关注释。罗斯玛丽·麦卡德在《另一桩身份案》中认为这个案子来拜访福尔摩斯的并不是梅丽·摩斯坦，而是西色尔·弗里斯特夫人的女儿。这里也算是这一观点的证据之一。

[107]家中安装有色玻璃窗户一度是富人们的标志，不过维多利亚时代许多中产阶级家中也用上了有色玻璃窗户。

[108]一种气压表，主要目的是预报天气。维多利亚时代家庭中颇为常见。

[109]使地毯在两梯级间的转角处平伏紧贴的铜质棍状物。

[110]虚构的地名。伯纳德·戴维斯认为这家店是王子路八十一号约翰·哈尔的店。

[111]原文为“wiper”，指某种擦拭装置或者蒸汽机械的配汽滑块等。但是有福学家认为应该是“viper”，即蝰蛇。结合上下文，将“wiper”装在袋子里并无道理，完全可以将其拿出来向对方示意。而如果是蝰蛇，自然不方便拿出来，而且这家店里有蝰蛇并不奇怪。因此均译为“蝰蛇”。

[112]伯纳德·戴维斯指出，谢尔曼是除了大侦探的哥哥迈克罗夫特之外唯一一个以名字称呼福尔摩斯的人。谢尔曼特意使用“先生”这一称呼，说明两人的关系还没有亲密到直呼名字的地步，而且从语气上来看也显得比较谦恭。

[113]又称无脚蜥。蛇蜥科可以分成四个不同的亚科，两个亚科（侧褶蜥亚科和肢蛇蜥亚科）的成员四肢健全，另外两科（蛇蜥亚科和蠕蜥亚科）则没有四肢，外形似蛇或蚯蚓。这里指的是蛇蜥亚科中的某种。这个亚科是所有无足蜥蜴中最著名的，分布广泛，除了北美洲外，在欧亚大陆和非洲北部也能见到。蛇蜥亚科的成员外形与蛇非常相似，但是有可以活动的眼睑，有耳洞，尾部可以自行截断。

[114]德伯拉·兰巴在《三号的研究》中指出，华生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在品琴里众多动物的眼皮底下走路，却没有引起任何骚动。福尔摩斯曾经说过关于晚上的狗的理论，那么这里又是怎么回事？所谓“晚上的狗”的理论出自《银色马》：

“在那天夜里，狗的反应是奇怪的。”

“那天晚上，狗没有什么异常反应啊。”

“这正是奇怪的地方。”歇洛克·福尔摩斯提醒道。

[115]唐纳德·杰拉德·基威尔指出，杂种猎狗最初是德国牧羊犬和狸的杂交品种。

[116]斯图亚特·帕默尔在《关于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和他的伙伴们恐狗症的确凿证据之看法》中对此表示震惊，谢尔曼竟然允许华生喂狗吃糖，其后果是非常危险的。

[117]关于这是哪个宫殿，福学家众说纷纭。克里斯托弗·莫利认为这是兰贝斯宫（伦敦坎特伯雷大主教宫邸，位于伦敦内城），但是汉弗里·迈克尔却认为从上诺伍德不可能听到兰贝斯宫的钟声。迈克尔解释说，这里的宫殿是指水晶宫，位于西德汉姆山。但是华生自己弄错了，水晶宫并没有报时钟。华生听到的钟声是上诺伍德盲人学校塔楼上的钟声，因为照顾到盲人看不见，每逢一刻、半点、三刻、整点均报时，钟声可以传出很远。莫利和迈克尔的说法均遭到威廉·P.斯威克特的反驳。他在《宫殿的时钟》一文中主张，华生听到的是著名的大本钟，即威斯敏斯特宫的时钟。斯威克特指出，阿瑟·柯南·道尔住宅在诺伍德，知道在附近能听到哪里的钟声，他肯定会指出这个错误并加以修订。不过，伯纳德·戴维斯认为上诺伍德全圣徒教堂钟楼上的钟才合适。这座钟由克莱肯威尔的詹姆斯·摩尔于一八四○年制造。

[118]牛眼灯是前面装有圆形凸玻璃罩的警察使用的灯。

[119]在《利平科特杂志》以及早期单行本中，均作“纸板（card）”。后来的版本改为“细绳（cord）”。当然，“纸板”说不太通，除非是为了不让灯弄脏了衣服。可能是最初排版时的失误。

[120]查尔斯·布隆丁（1824—1897），让·弗朗索瓦·格拉维特的艺名。他是一名杂技演员，因为在尼亚加拉瀑布上走钢丝而名声大震。奥兰多·帕克在《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和约翰·H.华生医生：关于他们一切的百科全书》中认为这可能是负责守卫的警官的名字。

[121]指马帝尼-亨利来复枪。弗瑞德里克·冯·马帝尼是瑞士人，他基于美国人亨利·皮波蒂发明的升降式闭锁枪机进行改良，将击铁改为内置式，并加上连动装置，在打开枪机时，同时将击铁扣下。一八七一年英国将其采用为制式步枪，单发，点四五口径。这是大英帝国第一把真正的后膛、金属弹步枪。因为采用了亚历山大·亨利的来复线系统，因此称为马帝尼-亨利来复枪。

[122]上文提到塞笛厄斯·舒尔托寄给梅丽·摩斯坦的信日期为七月，这里便是佐证并非七月的一条证据。英格兰直到七月二十日才有真正的黑夜。而在九月，一日天破晓的时间是三点九分，十五日为三点三十七分，三十日为四点过几分。

[123]根据威廉·S.巴林-古尔德的说法，凶手离开樱沼别墅的时间是星期二凌晨一点，而福尔摩斯和华生离开的时间是星期三早晨五点。

[124]伊恩·麦克奎因指出，事情应该不是如此。斯茂逃脱肯定是在摩斯坦离开印度之前。可能是摩斯坦告诉舒尔托斯茂逃跑的事情，从而引起了关于宝物的激烈争论；如果仅仅是摩斯坦和舒尔托彼此利益的争吵不会那么激烈。麦克奎因推测，这封印度来信一定是在斯茂逃跑之后很久才写的，甚至就出自斯茂自己之手，在他动身去英国之前寄出了这封信。从一八八二年初到四月末，这段时间足够他去踩点、策划。因此，福尔摩斯关于信的推测是不正确的。

[125]原文为tendo Achillis，即所谓“阿喀琉斯腱”。希腊神话中当阿喀琉斯还是婴儿的时候，他的母亲海洋女神特提斯曾捏着他的右脚后跟，把他浸在冥河中，因此刀枪不入，近乎于神。可那个被母亲捏着的脚后跟由于浸不到水，成了阿喀琉斯全身唯一的弱点。阿喀琉斯腱是连接脚跟和小腿的一根重要肌腱。乔治·克利弗·海文斯认为这并非是本书第一章提到的那条伤腿，而是另一处受伤的地方。华生从来没有提到跟腱受伤和战争有关。海恩斯认为，这类跟腱受伤一般是由拉伤或撕裂导致的。华生可能是在运动中使跟腱受伤，比如《吸血鬼》中提到华生曾经热衷橄榄球，参加过球队。这算不上永久性的伤痛，华生也再未提起过。

[126]巴林-古尔德指出，福尔摩斯和华生离开樱沼别墅的时间是星期三早晨五点，到说这话的时候应该不超过一个小时，因此太阳升起的时间应该是五点三十分至六点。而且从福尔摩斯的话中可以推测当天天气晴好。根据《泰晤士报》，一八八八年九月十九日（星期三）伦敦所有地区都是晴好天气。破晓的时间是三点四十五分，太阳升起的时间是五点四十四分。

[127]福尔摩斯在这里可谓诗性大发。对比一下《退休的颜料商》中华生和福尔摩斯的对话：

华生：“四周环绕着晒得发硬的、长着苔藓的高墙，这种墙——”

“别作诗了，华生，”福尔摩斯严厉地说，“我看那是一座高的砖墙。”

[128]让·保罗，即约翰·保罗·弗里德里希·里希特（1763—1825），德国历史上的重要诗人之一。

[129]托马斯·卡莱尔（1795—1881），英国散文家、历史学家。《血字的研究》曾经提到福尔摩斯不知道卡莱尔。卡莱尔在《杂记》中写过两篇关于里希特的文章。

[130]为什么福尔摩斯只装两颗子弹？有的福学家认为，福尔摩斯预见到只有时间开两枪，否则就失败了。也有福学家认为手枪里已经有子弹，只够再装两颗子弹。

[131]即肯宁顿椭圆形体育场。

[132]可能是指伦敦桥。

[133]克里斯托弗·莫利指出，这里暗示了华生的卧室在上面一层。另一些福学家认为福尔摩斯的卧室与起居室相连。还有一种可能性是浴室在楼上。

[134]这里间接提到了“刑事调查部”。一八四二年，大都会警察厅组建了一支仅有六位侦探的侦查机构，这就是“刑事调查部”的雏形。最终在一八七八年，大都会警察厅建立起一支统一的与众不同的侦查力量，作为警察机构中的一个特殊部门，即刑事调查部（CID）。它的构成人员有较高的级别，地位优于着装警察和犯罪预防机构中的警察。刑事调查部可以直接从苏格兰场或任何一个警署的着装警察中招聘成员，被称为“警察中的警察”。正典中，仅在《恐怖谷》、《王冠宝石案》和《三个同姓人》中提到过刑事调查部。“苏格兰场”一般指警察总部，不过正典中往往用来指刑事调查部。在《四签名》发生的时候，各警署已经有自己的侦探力量了。

[135]正典中仅在《血字的研究》、《四签名》、《驼背人》中提到贝克街小分队。其中提到了两个孩子的名字，即维金斯（《血字的研究》和《四签名》）和辛普森（《驼背人》）。

[136]距离《血字的研究》至少过去了七年，维金斯似乎并没有多少变化。

[137]威廉·S.巴林-古尔德指出，这群孩子应该是乘坐公共马车或者地铁过来的。平均每人的车资是三便士半。公共马车的费用是一便士至六便士，根据距离远近有所不同。地铁的平均车费是两便士。

[138]《血字的研究》中福尔摩斯也下达了同样的命令，看来没有什么作用。

[139]布莱尔港为该区首府。

[140]又译为布什曼人、布希曼人、布什人。又称桑人。主要分布在纳米比亚、博茨瓦纳、安哥拉、津巴布韦、南非和坦桑尼亚。一般认为他们属尼格罗人种科伊桑类型，但布须曼人在各方面都与蒙古人种更为接近。布须曼人身材矮小，最矮的女人只有一点三八米左右，而男人最高也不超过一点六米。布须曼人有着黄里透红的皮肤，蒙古人的眼睛，高高的颧骨，浓密而卷曲呈颗粒状的头发。“布须曼人”这一称呼源自于当年的荷兰殖民者，意为灌木丛中的人。

[141]以掘食树根等为生的北美印第安人部落成员。

[142]火地岛是南美洲南端的群岛，是拉丁美洲最大的岛屿。火地人是蒙古人种的美洲分支，按其体型、语言和文化分属三支不同的印第安人，即：奥纳入，原居火地岛的北部和东部。体型高大，以捕猎骆马为生。阿拉卡卢夫人，居住在麦哲伦海峡以北的斯图尔特岛、布雷克诺克半岛和巴塔哥尼亚海峡附近，身材矮小，生活在海洋上，以独木舟为家。雅甘人，散居在火地岛的南部及附近一些小岛上，是火地人中最原始的，体型与阿拉卡卢夫人相似。

[143]这本地理辞典描述并不正确。安德鲁·朗是最早指出这点的人之一，他在一九○四年七月的《季刊评论》上撰文谈到自己的研究成果。他指出，安达曼岛土人既非生性凶狠，而且样貌、习惯也和福尔摩斯所说的迥然不同。根据《大英百科全书》（第十一版）记载，安达曼群岛土人男性平均身高四英尺十英寸（一点四七米），女性为四英尺六英寸（一点三七米）。T.S.布莱克尼指出，（1）这些土人并非食人族，当有人向他们提出这一质疑时，他们自己反倒觉得这个想法很恐怖；（2）他们并非天生可怕；（3）他们的平均身高超过四英尺九英寸（一点四五米），甚至高于五英尺（一点五二米），而非身高不足四英尺。

[144]《恐怖谷》第一部第六章中福尔摩斯说道：“华生，我不是一个崇拜女性的人，这一点你是知道的。”

[145]即半沙弗林，金币，价值半英镑。

[146]一种配制好的药剂，据信可以降低血液的温度。约翰·哈尔在《一家之女主人》一文中，从赫德森太太推崇凉药推测她属于年长者，至少要比福尔摩斯年长。但在这个问题上并无直接证据。

[147]应该是第二天的早餐时间，即星期四早晨。

[148]其他方面（other agencies）指的是什么人呢？是福尔摩斯的对手们还是贝克街侦探小队的流浪儿？

[149]大伦敦一区，为住宅区，濒临泰晤士河，有汉普顿宫和基尤的皇家植物园。

[150]即星期五早晨。

[151]福尔摩斯是否真的有意通过广告征询信息呢？查尔斯·B.斯蒂芬斯认为福尔摩斯肯定预见到广告必然毫无收获，因为他不曾告诉华生要接待访客，也没有给华生看有关寻人启事的答复信件。斯蒂芬斯认为，福尔摩斯相信，这篇提到他地址的广告会警告斯茂福尔摩斯已经参与这个案子，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而正是通过这一“震”，犯人便会从隐蔽处蹿出来。如果斯蒂芬斯的解释是正确的，那么福尔摩斯的举动说明他知道职业罪犯也卷入了这件案子——也许是莫里亚蒂和他的手下（莫里亚蒂是福尔摩斯的宿敌，参见《最后一案》诸篇）——他们知道福尔摩斯的地址。当然，不管斯茂还是史密斯都不知道歇洛克·福尔摩斯和他的住址。有必要提醒诸位读者注意，在本篇发生时华生仅仅发表了《血字的研究》，因此公众对于著名的贝克街二二一号乙还并不那么熟悉。

（华生：）“咱们可不可以在报纸上登广告，以便从码头主人那里得到‘曙光’号的消息呢？”

（福尔摩斯：）“那更糟了！这样一来，匪徒们就会知道咱们正在追寻他们，就要赶快离开英国了，就是现在他们也未尝不想离境远走呢。可在他们还以为是安全的时候，就不会急于逃走。”这样看来，福尔摩斯最终还是采纳了华生的主意。

[152]艾伯·柯蒂斯·霍夫在《约翰和梅丽的冒险》中指出，对九月来说，这样的抱怨是合理的。一八八八年九月二十一日中午伦敦的温度是十八摄氏度。

[153]靠近东印度和西印度码头，位于莱姆豪斯和西汉姆之间。因为曾经这里遍布白杨树，故名。

[154]D.马丁.达金指出，华生没有看破福尔摩斯的伪装实在不可思议。他对福尔摩斯如此了解，却总是被福尔摩斯的伪装蒙蔽。达金认为，华生实际上看破了福尔摩斯的伪装，但是为了让读者分享这种惊奇的感觉，故意装成猜不透的样子。

[155]《波希米亚丑闻》中华生评价说：“当他成为一位研究罪行的专家的时候，舞台上就少了一位出色的演员，甚至会使科学界少了一位敏锐的推理者。”威廉·S，巴林-古尔德推测福尔摩斯年轻时当过演员，曾经跟随萨桑诺夫莎士比亚公司于一八七九年至一八八○年去美国展开长达八个月的巡回演出。

[156]按此计算，年薪超过五百英镑，远高于普通中产阶级的收入。

[157]在《四签名》之前仅有一桩案子写成小说发表，即《血字的研究》（1887）。威廉·S.巴林-古尔德指出，可能福尔摩斯没有弄清楚，发表的案子只有一桩，而华生记录下的案子毫无疑问有很多。但是，H.B.威廉姆斯认为，福尔摩斯所指的发表是以小册子形式出现的，此后便无法寻获。威廉姆斯总结说，不管通过何种媒介，这些作品在罪犯和伦敦下层中广为传阅，因此他们对福尔摩斯和他的方法颇为熟悉。

[158]可能是指威斯敏斯特水上码头，在威斯敏斯特桥下游不远处维多利亚堤岸的一处水上码头。也可能是华生弄错了，将威斯敏斯特水上码头和白厅码头合二为一，后者位于前者下方两百米处。

[159]泰晤士河警察局，比较正式的名称是大都会警察厅泰晤士河分局，组建于一八三九年。到一八九八年，他们拥有船只二十八艘，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这些船只仍然在使用（一九一○年警察才开始使用摩托艇）。一八八七年时，泰晤士河警察局首脑是乔治·斯蒂德警监，下辖四十四名警督，四名警官（或译警佐）和一百二十四名警士。接下来一年这个数字大约增加了百分之十。对于水上警察的着装描述不尽相同，不过大致上是穿着蓝色的双排扣水手上衣（划船时脱去）以及宽松的裤子。帽子也多种多样：高温釉帽、尖顶游艇帽、草帽等。警官在衣领处饰有镍质船锚标志。白天和夜里都有船只在不同区域巡逻。每艘巡逻船配有一名警督两名警员，警员负责划船。此外还有两艘汽船。

[160]贝尔和他的同事试验了世界上第一台可用的电话机。不过近年来美国国会确认安东尼奥·穆齐为电话的发明人。穆齐于一八六○年首次向公众展示了他的发明，并在纽约的意大利语报纸上发表了关于这项发明的介绍。在《退休的颜料商》（发生年份为一八九八年）中提到贝克街寓所里也有了电话机。一位研究苏格兰场历史的学者指出，直到一八九八年大都会警察厅下辖的两百处警察站才安装了电话。不过，苏格兰场从一八八七年开始便有了电话系统。

[161]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人很喜欢食用软体动物，只要处于相应的时令。根据法律，牡蛎只有在九月至次年四月才可以捕捞。

[162]一对松鸡大约八至十盎司（二百二十到二百八十克）。弗莱切·普拉特在《美食福尔摩斯》中指出，一对松鸡对三个大男人来说显然是不够的，因此应该是每人一对松鸡。

[163]克里斯托弗·莫利等人认为这里提到的白葡萄酒应该是布里尼白葡萄酒（法国著名葡萄酒产区勃艮第的一个地名，以白葡萄酒闻名于世）。也有人认为是斯坦因堡阿布尼特白葡萄酒（德国著名的葡萄酒）。

[164]也译为“神迹剧”。这是一种中世纪的宗教戏剧，情节取自《圣经》和圣母或圣徒的传说。十五世纪，奇迹剧在英国各地广泛演出，通常是在圣诞节、复活节、基督圣体节等宗教节日举行，有时要延续三四天，舞台设在城市广场或可移动的大马车上。不同行会分别负责演出与本行业有关的剧目，如船业公会演出《建造方舟》，面包业公会演出《最后的晚餐》等。《魔鬼之足》中提到福尔摩斯研究古代的科尼什语，或许这就是他研究奇迹剧的原因。其实，福尔摩斯的研究领域不少都和中世纪有关。比如，《金边夹鼻眼镜》中研究羊皮纸上的残留字迹、《布鲁斯-帕廷顿计划》中研究中世纪音乐、《三个大学生》中研究英国早期宪章。

[165]根据《大英百科全书》（第九版）记载，从十一世纪到十五世纪，英格兰和法国制造的陶器被大量使用，但这些陶器制品不仅易碎而且做工粗糙，没有什么艺术价值，只有相当少量的中世纪陶器流传至今。福尔摩斯对此感兴趣显得十分奇怪。

[166]锡兰，即今斯里兰卡。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作为少数派的穆斯林要求从占多数的信仰印度教的泰米尔人手中获得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独立。福尔摩斯可能从这件事情谈到了锡兰的佛教。

[167]弗莱切·普拉特指出，福尔摩斯亲自倒酒这点值得注意，这表明他是一个真正的美食家。因为美食家绝不会允许侍者碰波尔图葡萄酒一个指头。

[168]此处原文为“警督”，显然这里的警察不可能等级那么高，应该是普通警察。

[169]一般认为是英国首相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1809—1898）所说。他曾作为自由党人四次出任英国首相（1868—1874、1880—1885、1886以及1892—1894）。

[170]雷姆森·腾·爱克·谢尼克在《贝克街神话》中对此表示很惊讶，他认为对一个化学家来说溶解碳氢化合物并不是什么难题。约翰·D.克拉克博士在《一个化学家看正典中的化学》中也赞同谢尼克的看法。他指出，溶解碳氢化合物并没什么困难。比如你想将一小团沥青从壁炉架上除下来，那么只需要用一块浸过汽油的布擦拭它既可。但是利奥·S.霍尔斯坦在《7.化学知识——精深》一文中却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检测某种未知有机物的方法之一是先测定它的物理性能，其中就包含在不同试剂中的可溶性和不溶性。因此，福尔摩斯只是在实验这种化合物或者混合物在某种标准试剂中的溶解性能罢了。李·R.华特斯在《碳氢化合物之谜》中提出了另一种解释：福尔摩斯是将咔唑（三环芳香杂环化合物，微溶于水，溶于乙醇、乙醚等多数有机溶剂）溶解在一种新的溶剂中——即浓缩的硫磺酸，而直到一九○二年硫磺酸才正式作为一种溶剂出现。

[171]位于英国北海南部的一处船只停泊处（或者该区域的一片海域），靠近英吉利海峡，在肯特海岸东面。一六三九年唐斯海战就爆发在此。

[172]圣保罗大教堂位于伦敦泰晤士河北岸纽盖特街与纽钦吉街交角处。

[173]萨里郡在英格兰东南部，与伦敦比邻。迈克尔·哈里森在《歇洛克·福尔摩斯的伦敦》中指出，华生在这里所说的“萨里郡”其实应该是“肯特郡”。

[174]温伍德·瑞德参见第二章注释。这里引述的是《人类的殉道》中的观点：地球上发生的所有事情均是法律的结果。在统计学家看来，就算那些完全是大脑狂想出来的或者冲动而为的事情从整体上说都完全取决于人类的意志。作为一个单一的原子，人类是让人费解的；但作为一个整体，人类不过是个数学问题。作为个体，他是自由的主动者，作为一个物种，则是物竞天择。

[175]D.马丁·达金指出，无法想象维多利亚时代的街头顽童有随身携带手帕的习惯，就算有这样的习惯，白手帕也不大可能长久是白色的。他认为是福尔摩斯给这个贝克街小分队的孩子一块手帕，让他打暗号用。

[176]泰晤士河的一段区域，从伦敦桥下一直到摄政运河前面一点。

[177]从里姆豪斯河区到格林威治渡口，大约一英里长。

[178]狗岛位于伦敦东区泰晤士河的北岸。

[179]加拿大东海岸纽芬兰岛上发展起来的犬种。面似熊。

[180]位于泰晤士河左岸，巴金西北面。

[181]根据英美法律，重罪的同案犯也应该按重罪对待，而在抢劫过程中杀人更是重罪谋杀而不是意外致使。因此斯茂必然受到法律的严惩，他的想法是不正确的。

[182]位于德文郡东北。柯南·道尔的《巴斯克维尔的猎犬》即取景自达特穆尔，并让这里成为了举世闻名的地方。斯茂提到达特穆尔是因为该地王子镇有一处监狱。这座监狱建于十九世纪初，用来关押法国战争囚犯。

[183]美国版此处插入了“宽阔的”一词。

[184]一座九孔铁桥，连接肯辛顿和皮姆利科。

[185]今称“瓦腊纳西”，是印度教的一座圣城，位于恒河河畔，隶属印度的北方邦，这里以丝绸、刺绣、地毯、铜器和金属加工闻名于世。

[186]南希·本格斯在《贝克街的丑闻第二部分》中提出了一个相当牵强的理论：梅丽·摩斯坦是华生的第二个爱人，第一个是《斑点带子案》中的海伦·斯托纳。他的依据是柯南·道尔撰写的舞台剧《斑点带子案》（一九一○年公演）。剧中，华生医生在印度就认识了伊妮德·斯托纳（即小说中的海伦·斯托纳）。本格斯认为，华生和伊妮德在印度坠入了爱河。

[187]关于宝物下落还有其他的说法。丹尼斯·罗杰斯分析了几种可能性，均指向舒尔托，（1）他可能将宝物分成小份，并且藏了起来。（2）他将宝物投入泰晤士河，但是采用了某种可以重新找回的方式。（3）只发现了部分宝物，其他被巴索洛谬藏了起来。罗杰斯同样认为华生也有处置宝物的可能性。S.E.戴林格在《搜寻阿格拉宝物》一文中指出，福尔摩斯、华生和琼斯密谋瓜分了宝物。

[188]英国政府在远东铸造的硬币。流通的国家包括现今的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尼泊尔、毛里求斯和塞舌尔，其流通时期从一八六○年一直持续到独立之前。

[189]T.S.布莱克尼指出，阿格拉解围是在一八五七年十月十日，斯茂被判刑做苦工应该是在一八五八年初。他先在阿格拉服刑，后来被转押到马德拉斯，又从那里被转到安达曼群岛，时间大约是一八六○年。他服刑二十年，加上长途跋涉去英国的时间以及寻找舒尔托少校的时间，差不多可以与一八八二年少校死亡的时间吻合。

[190]英格兰中西部一郡，现已撤销。

[191]伍斯特郡中部城镇，以种植农产品为主。

[192]Third Buffs，确有这支部队，其建队历史可以追溯到一五七二年，是英军中最古老的团之一。在肯特郡坎特伯雷还建有“第三步兵团博物馆”。这支部队最初由托马斯·摩根纵队演变而来，一六六五年时称为第四团。十八世纪时改称为第三步兵团，也称“皮装兵（The Buffs）”，这一名称源自士兵们穿着的软皮盔甲。但是有福学家质疑斯茂所属的部队是否为第三步兵团，因为直到印度兵变结束，这个团都驻扎在克里米亚。一八四三年，第三步兵团曾经在格雷将军的指挥下在彭尼拉与西印度马拉他人作战。斯茂可能在那时随军去了印度。

[193]T.S.布莱克尼认为，霍尔德是《绿玉皇冠案》中亚历山大·霍尔德的弟弟。亚历山大是针线街霍尔德一史蒂文森银行的合伙人。

[194]也称做槐蓝、马棘，是一种在热带和亚热带广泛生长，可做蓝色染料的豆科植物。

[195]英国版作“膝盖”。上文提到是鳄鱼一直咬到“膝盖上面”。显然这里如果是膝盖就不能符合上文的描述。

[196]又称印度雇佣军兵变、土兵起义、印度民族大起义，是十九世纪中期印度封建主领导的、以印度雇佣兵为骨干的反抗英国殖民统治和争取民族独立的起义。一八五七年五月十日，在密拉特发生士兵、农民和手工业者的联合起义。五月十一日，起义者进入德里，拥立莫卧儿皇帝巴哈杜尔·沙二世为印度皇帝，起义波及北印度和中印度广大地区，一八五八年六月后，大部分起义军占领的城市均被英军夺回。一八五九年年底，零星的游击战最后停止。

[197]英国殖民主义者对印度人的污辱性称呼。

[198]今印度北方邦西南部城市，在亚穆纳河西岸。

[199]一八五三年，西北邦从孟加拉独立出来，一八七六年并入奥德。

[200]在英军中服役的印度士兵。保罗·比姆在《福尔摩斯故事中的印度元素：珠宝和老虎》一文中指出，这段有关道森的描述完全反映出了英国人的恐惧：一个人在离祖国很远的地方死去了，为的是保护他的家庭不受野蛮粗野的人侵犯——可是他的妻子还是被残忍地杀害了，还抛尸荒野，任由野狗抢食。

[201]有福学家指出，这里斯茂可能是指（或者是华生记错了）孟加拉第三步兵团。这支部队在印度兵变时效忠东印度公司和英国。

[202]锡克教是十五世纪由古鲁·那纳克在旁遮普建立的一神教。一六九九年，锡克教第十代祖师哥宾德·辛格宣布锡克教完全脱离印度教，成立独立的军事组织“卡尔沙”。锡克教逐渐发展为神权联盟的封建组织，成为旁遮普地区的实际统治者。后来建立了有民主因素的、独立的锡克教军事王国一一第三锡克国家（1780—1839）。十九世纪中叶，锡克教国家外受英国进攻，内受争夺王位和地方割据的困扰。锡克军下级军官和士兵发动起义，政权转入卡尔萨军人组成的五人代表会。在两次英锡战争中，锡克教军队均战败，旁遮普亦被英国吞并。在印度民族兵变中，锡克教徒多为英国雇用军。

[203]位于阿格拉西部城郊。沙干治战役爆发于一八五七年七月五日。

[204]印度北部城市。在一八五七年的印度兵变中是重要战场，那里的英国人住地曾两次被印度起义军围困。

[205]印度北部恒河边的一座城市。一八五七年七月印度兵变，英国士兵和欧洲亲眷在这里遭到屠杀。

[206]哈特利·R.南希在《四签名：魔鬼信徒锡克骑兵以及其他杂录》中认为，斯茂作为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军队普通士兵，可能误解了当地的宗教活动。

[207]旁遮普在十五世纪时成为锡克教的中心，在一七九九年建立了锡克教国家。一八四九年旁遮普被英国占领，成为英属印度的一部分。现在的旁遮普分成两个部分，东部属印度，西部属巴基斯坦。旁遮普人英勇善战，英印军队中有很多旁遮普士兵。威廉·S.巴林-古尔德指出，在斯茂眼中，旁遮普人就等同于锡克教徒（实际上并非如此），这一观点也为华生所接受。

[208]一八四九年一月十三日，英国同锡克教军队在一个名为齐连瓦拉的村庄展开了战斗。这是英锡战争中倒数第二场战役。

[209]好几位福学家指出，除了“辛格”这个名字之外，其他两个都不是锡克教徒的名字。安德鲁·博德认为，这不可能是一个在印度军队服役多年并且受过教育的人（即指华生）记录的，就算是他记录的，也必然有另一个人对记录进行了篡改。他得出结论，华生有关印度军队的记录并不属实。D.马丁·达金认为，这些印度士兵其实是穆斯林，斯茂因为他们英勇骁战、对英国人抱有同情心或者其他原因误认为他们是锡克教徒；其实斯茂并不知道他们的名字，把名字弄错了，甚至这些名字就是他杜撰的。T.F.福斯则站出来为华生辩护，他指出，华生在军医部与锡克教士兵接触很少，因此并没有听出斯茂的错误或者谎言。奥提斯·霍恩认为华生无意识地将名字换成了阿富汗人的名字，至少前两个名字如此。

[210]指英国东印度公司。它是一个股份公司，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由伊丽莎白一世授予该公司皇家特许状，给予它在印度贸易的特权而组成。随时间的变迁，东印度公司从一个商业贸易企业变成印度的实际主宰者。直到一八五八年被解除行政权力为止，它还获得过助理政府和军事职能。一八五七年印度民族起义后公司将它的管理事务交付给了英国政府，印度成为英国的一个直辖殖民地。

[211]葡萄牙金币，铸造年代从一六四○年至一七三二年。这种金币在欧洲西部和西印度群岛（特别是巴巴多斯岛）流通了很长时间。十八世纪时它是爱尔兰的主要硬币，在英格兰西部也有使用。

[212]印度西北部古老地区，包括许多王侯邦。一九四七印度独立后，这些王侯邦合并建立拉贾斯坦邦，部分并入古吉拉特邦和中央邦。

[213]大莫卧儿，世界著名的古钻石之一。大约一六三○年至一六五○年间发现于印度的可拉矿区，原石重七百八十七点五旧克拉，被加工成玫瑰花型后重量只有二百八十克拉，后来去向不明。不过有福学家认为这里应该是指阿格拉钻石。这颗钻石首次出现于一五二六年，第一任莫卧儿皇帝巴伯尔大帝打败了瓜廖尔王公，将阿格拉钻石镶嵌在他的头巾上。后来这颗钻石被人偷运到英国，在一八四四年卖给了不伦瑞克公爵。因此，这颗钻石是从公爵那里偷来，又转卖给了这个土王。后来摩斯坦和舒尔托又将钻石卖给了公爵，为了颜面，公爵没有声张。

[214]从下文可知，宝物在斯茂手中只有很短一段时间。可能这些珠宝的样子深深印在他的脑海里，后来逐渐认识了它们叫什么名字。

[215]阿奇代尔·威尔逊（1803—1874），夺回德里的英军统帅。

[216]柯林·坎贝尔爵士（1792—1863），后来成为克莱德勋爵。一八五七年时，他因为克里米亚的战功而接管了英国在印度的军队。他指挥的第一次行动就是攻陷勒克瑙。

[217]那那·萨希伯（1824—？），兵变中印度军队的著名领袖。

[218]爱德华·哈里斯·葛雷特亥德上校（1812—1881），当时指挥解围阿格拉的军官。

[219]Guides，即Corps of Guides，一八四六年哈利·鲁姆斯德中尉组建的一支印度团，以精锐著称。他们的着装也不同于其他部队。在个别版本的《四签名》中“Guides”字首没有大写。

[220]上文说“因此我们把箱子搬到埋尸的那间屋子，从最完整的一面墙上拆下几块砖来，把箱子放进去，再把砖放回，仔细伪装好。”为什么发现了尸体而没有发现箱子？

[221]现在称为金奈，南印度东岸的城市。

[222]即布莱尔港，安达曼群岛首府。

[223]根据《大英百科全书》（第九版），安达曼群岛的土人对陌生人怀有敌意，想尽办法要击退他们，甚至使用暴力或者施放箭矢。

[224]也许是他写信给舒尔托少校，告知斯茂逃脱？

[225]罗特兰德岛是安达曼群岛南端的一个小岛。

[226]分布在巴基斯坦西北部和阿富汗东南部的一部分普什图人。英军雇佣了很多帕坦人入伍。

[227]沙特阿拉伯回教圣地麦加附近，红海边的一个港口。

[228]约翰·林森梅耶在《再论〈四签名〉》中提出，斯茂的陈述中有些疑团无法解释。第一，为什么孟买的两位军官（根据上文，他们属于孟买第三十四步兵团）会被指派驻守安达曼群岛？当时安达曼属于孟加拉。第二，四签名中的其他几个人名字很不合理（参见上文相关注释）。第三，如果舒尔托的经历如斯茂所言，那为什么他要把自己的房子命名为樱沼别墅（“樱沼”一名的来源“本地治里”乃是法国在印度东海岸的殖民地）？第四，为什么斯茂对童格的描述和安达曼土人的一般描述差异很大？最后，为什么看管斯茂他们的狱卒之一是个帕坦人（这是一群野蛮的、无纪律的、非常暴力的穆斯林）？林森梅耶认为，福尔摩斯被斯茂欺骗了。

[229]T.S.布莱克尼注意到了斯茂身上的一些特点。第一，他坦率地承认败在福尔摩斯手下。第二，关于阿奇麦特之死有些情有可原的因素。布莱克尼认为，在当时的情势下，斯茂要么选择自己送命，要么选择干掉阿奇麦特，而阿奇麦特还站在叛军一边。英军数量上处于劣势，因此每个人都是很有价值的，如果他选择保住阿奇麦特，才真的有损阿格拉堡垒的利益。布莱克尼据此认为斯茂比《博斯科姆比溪谷谜案》中那个犯有类似罪行的凶手要好一些。戴维·盖勒斯坦因也在《“我有权利做出个人的判断”》一文中表达了相似的看法。他将《格兰其庄园》和《血字的研究》中的凶手同斯茂做了比较，认为福尔摩斯的“个人”判断并不那么公正。

[230]华生同梅丽·摩斯坦的婚姻几乎成为了年代学家的噩梦。《五个橘核》（发生于一八八七年九月）中提到华生已经结婚（“我的妻子那时正回娘家省亲。”）。而本篇的发生时间很可能是一八八八年夏天。如果《五个橘核》发生在《四签名》之前，那么其中提到的“妻子”便不是梅丽·摩斯坦。此外，美国版《五个橘核》采用了《海滨杂志》中的“娘家”一词，而英国版单行本中改为“阿姨家（或者婶婶家）”。埃德加·W.史密斯采纳了英国版单行本的说法，后来也有不少版本加以采纳。基于《五个橘核》中提到“妻子”一说，不少年代学家将它的发生时间调整为一八八八年九月，即发生于《四签名》之后。但还是有说不通的地方。根据本篇第二章，梅丽的母亲在一八七八年之前就去世了，她在英格兰没有什么亲戚（“我父亲是驻印度的军官，我很小的时候就被送回了英国。我母亲早已去世，国内又没有亲戚。”）。伊恩·麦克奎因提出，他不相信这个孤苦伶仃的女孩母亲还健在，但更不能相信她还有个阿姨。这完全是柯南·道尔在修订华生手稿时杜撰的产物。而菲利普·惠勒在《关系的疑问》中认为，所谓的母亲乃是梅丽·摩斯坦的继母。也有福学家提出一种相当独创性的想法，即梅丽·摩斯坦和西色尔·弗里斯特夫人乃是外甥女和阿姨的关系（或是侄女与婶婶的关系）。有关梅丽和弗里斯特夫人关系的猜测参见第二章相关注释。

[231]J.N.威廉姆森提出了大胆的假设，他认为福尔摩斯这样说是出于担心，因为福尔摩斯知道华生和艾琳·艾德勒（艾德勒是《波希米亚丑闻》中的人物）关系藕断丝连。这导致了戈弗雷·诺顿去世之后华生和摩斯坦之间的婚姻破裂，而华生和艾德勒结婚了。艾伯·柯蒂斯·霍夫的想法则显得较为合理，他认为福尔摩斯不向华生道贺的原因有三点：第一，他失去了梅丽这个潜在的同伴；第二，他失去了华生；第三，他预见到了华生要遭受的痛苦。而最后一点，福尔摩斯是通过观察看出了梅丽·摩斯坦患有致命的疾病（参见《空屋》）。

[232]不少福学家仍然相信福尔摩斯还是结婚了。著名的观点之一便是他和艾琳·艾德勒结婚，而且育有一子，即侦探小说中著名的安乐椅侦探尼禄·沃尔夫（雷克斯·斯托特笔下的人物）。还有观点认为，福尔摩斯和华生都爱上了梅丽·摩斯坦，但是华生捷足先登。

[233]语出歌德和席勒合著的《讽刺诗》（1796）。

延伸阅读——福尔摩斯在中国

第一波福尔摩斯浪潮（1896—1949）

福尔摩斯初来华

十九世纪中叶，国人提出“西学为用”，翻译活动集中于科学、法律、历史、经济等方面；而到了十九世纪末叶，文人志士提出救国必先强民的看法，要教育群众，实行根本的改革，而他们提倡的教育工具，正是小说：

夫说部之兴，其人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上，而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之所持。……且闻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严复、夏曾佑《小说之源起》，1897）

西方侦探小说引入中国的确切年份是一八九六年。近代中国重要报刊之一的《时务报》第一册（一八九六年八月九日）登载了《英国包探案访喀迭医生奇案》，由张坤德翻译。讲的是伦敦的一个医生制造了很多毒药，先谋害了一个富商，然后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又害死很多人的案件。这篇小说原作不明，只知道翻译自《伦敦俄们报》。它不太像小说，更像犯罪实录或者新闻特写，而且从情节上来看也肯定不属于福尔摩斯探案集之列。《时务报》第六册上以连载的形式刊登了一篇福尔摩斯故事《英包探勘盗密约案》（载第六至九册），此后又刊登了三篇，分别是：《记伛者复仇事》（载第十至十二册），《继父诳女破案》（载第二十四至二十六册），《呵尔唔斯缉案被戕》（载第二十七至三十册），由此侦探小说也在福尔摩斯的带领下走入中国。

《英包探勘盗密约案》和《记伛者复仇事》分别署名为“译歇洛克呵尔唔斯笔记”和“译歇洛克呵尔唔斯笔记，此书滑震所作”，《继父诳女破案》和《呵尔唔斯缉案被戕》的署名分别为“滑震笔记”和“译滑震笔记”。“歇洛克呵尔唔斯”是福尔摩斯最早的译名，而“滑震”也就是华生。译者张坤德是《时务报》英文翻译，“域外报译”和“英文报译”栏目都是他署名翻译的（也有学者指出，译者并非一人，有些细节可印证这一点，比如《呵尔唔斯缉案被戕》的开头提到“水师条约案”，即《海军协定》，这篇曾在《时务报》上以“英包探勘盗密约案”为题登载，译者并未理会。但这里也并不是此后单行本的署名译者“丁杨杜”，他其实是单行本出版方文明书局的发行人）。

为什么这四篇翻译没有出现作者柯南·道尔的名字，却出现“呵尔唔斯（福尔摩斯）笔记”和“滑震（华生）笔记”这样相当奇怪的署名呢？也许我们可以做这样的推测，译者并不是直接从《海滨杂志》上翻译这些小说的，而是译自某个版本的《回忆录》。《回忆录》（The Memoirs of Sherlock Holmes）于一八九四年结集出版，如果不熟悉福尔摩斯故事，单纯从字面上来看，的确可以翻译成“歇洛克呵尔唔斯（歇洛克·福尔摩斯）回忆录”。或许正是受到书名的干扰，加之认为福尔摩斯探案是犯罪实录一类的纪实作品，译者才选择“呵尔唔斯（福尔摩斯）笔记”这样的署名。而署“滑震（华生）笔记”的原因则不难理解，因为故事是滑震（华生）叙述的。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误解，造成了译者对原著的篡改。福尔摩斯小说绝大部分是从华生的视角叙述的，即所谓“第一人称叙事情境”中的“目击者类型”。它决定了小说只能表现一个旁观者能够观察到的现象，这在侦探小说的叙述中有多种意义。首先，作为侦探朋友的“我”一同参与了侦探活动，再由“我”叙述给读者，无疑加强了故事的真实性。其次，“我”的设置拉近了小说与读者的距离，读者由此获得了阅读小说时的亲切感和参与感。读者常常不自觉地将“我”视为自己，这种错觉使读者最大程度地投入到了小说的情节中。再次，“我”还起着保留秘密、掩盖真相的作用。“我”虽然目睹了侦探的种种行动，但由于和侦探智力上的差距，却往往不明就里，这样便将秘密保留到了最后，从而增强了故事的悬疑性。

这种叙述视角虽然有这么多好处，却给早期译者带来了困难。原因在于，第一人称的叙述手法不符合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于是，译者在第一篇福尔摩斯译作《英包探勘盗密约案》中，将故事的叙述结构做了很大变动，采用中国读者熟悉的第三人称全知叙述视角。译文的开头是这样的：

英有攀息（名）翻尔白斯（姓）者，为守旧党魁爵臣呵尔黑斯特之甥。幼时尝与医生滑震同学，年相若，而班加于滑震二等。众以其世家子文弱，颇欺之，蹴球则故掷球其身以为乐。然性敏慧，馆中课试辄高列，得奖赏最多。后学成，如大书院，已而仕外部。以有才又得舅之援，故每得差遣，后其舅为外部大臣，又与其升转。部中有要事，无不与闻。一日呵密召攀息至其室，以灰色纸一卷授之。曰：此英意密约，俄法使臣欲以重金购之。外闻报馆，已有知者，不可再□。故特命汝书。汝宜锁诸书屉内。迨晚我当遣各人去。汝速书竟，仍藏诸屉。明早我至部，呈我可也。

而原文结构是这样安排的：华生有一天突然接到他以前的同学来信，得知在海军部任职的这个同学把秘密的海军协定丢失了，因听说华生和福尔摩斯交往甚密，特向他们求救。然后华生到福尔摩斯处，两人一同前往，见到华生的同学后，由同学来诉说事情原委。但是译文里，由于采用了全知的叙述视角，原文中的“我”——华生只作为故事中的一个人物存在，原文的倒叙在这里变成了顺叙：先介绍华生同学的生平，之后写他丢失密约的前前后后，最后才写他向华生求救。这样就丧失了原文故意安排的技巧性。

到了第二篇福尔摩斯译作《记伛者复仇事》发生了一些变化，译者在开头加了“滑震又记歇洛克之事云”这句话，虽然仍是第三人称叙述，但是几乎保留了原书以华生视角叙述案情的特色，只是把“我”改成了“滑”。

此后的《继父诳女破案》和《呵尔唔斯缉案被戕》则完全保留了原文的视角和结构安排，以“余”来讲述。例如《继父诳女破案》开头如下：

余尝在呵尔唔斯所。与呵据□觚语。清谈未竟。突闻叩门声。仆人通谒曰：有女名迈雷色实者，请一见谈密事。语至半，则女已入。呵起坐，以礼迎之，楗户延入座，游目睨迈雷一币。谓迈曰：汝眼光甚短，汝排铅板甚费力耶[1]？迈答：初甚劳目。今则不视而知字母所在矣。语讫，忽作惊悸状，面五色无主。谓呵曰：汝必闻他人言我，不然，何由知此。呵笑曰：若无疑。我所习业，在知人密事耳。学此技有年。他人所不能知者，我必揣摩得之。不然，汝曷为取决于我？

《呵尔唔斯缉案被戕》开头如下：

余友呵尔唔斯，夙具伟才，余已备志简端，惜措词猥芜，未合撰述体例。兹余振笔记最后一事，余心兹戚。盖自第一章巧验红色案起，至获水师条约案止，即欲辍笔，不复述最后之一事，诚以提论此事，使余哀怆。时逾两纪，犹未慊也。

对中国人来说，外国小说中叙事技巧的运用无疑是最陌生的，当代学者陈平原曾说：“对于新小说来说，最艰难、最关键的变革不是主题意识，也不是情节类型或者小说题材，而是叙事方式。前三者主要解决‘讲什么’，而后者则必须解决‘怎么讲’。‘讲什么’之间的差异容易被发现，也容易有一方的模仿来弥合；而‘怎么讲’之间的差异则很难把握，即使想模仿也很难不夸张变形。”从这四篇福尔摩斯故事的翻译，我们能清楚地看到中国译者（同时也是读者）对侦探小说这种中国没有的文学类型的接受过程：先是不理解侦探小说原有的结构，从而将其进行错误的改造，其后开始意识到了它们这样安排的好处，虽然还只是初步阶段，但预示着对这类作品正确的理解，而不久的将来，这样的理解还将融入到自身的创作之中。

一八九七年六月二十日《时务报》结束了它的最后一篇福尔摩斯故事连载。两年后，素隐书屋出版单行本，名为《包探案》（一名“新译包探案”），收录《英国包探案访喀迭医生奇案》以及四篇福尔摩斯故事。一九○三年文明书局又将其再版。在清末，杂志上刊登的作品没有发行单行本的有很多，而福尔摩斯故事不仅时隔不久就发行了单行本，而且还被其他出版商再版，不难推测是受到好评的。这也要部分归功于时务报刊登的作品翻译质量比较高，让人印象深刻。

福尔摩斯的翻译浪潮

虽然现在没有资料记载《时务报》的四篇福尔摩斯故事在发表当时是否引起读者的兴趣，但从那之后，以福尔摩斯为中心的侦探小说翻译浪潮确实在中国涌现了起来。一九○一年，黄鼎和张在新合译了柯南·道尔的六篇福尔摩斯故事作为《泰西说部丛书之一》，由兰陵社刊行。这六篇故事是：《毒蛇案》（《斑点带子案》）、《宝石冠》（《绿玉皇冠案》）、《拔斯夸姆命案》（《博斯科姆比溪谷谜案》）、《希腊舌人》（《希腊译员》）、《红发会》、《绅士克你海姆》（《赖盖特之谜》）。一九○二年到一九○三年，成都《启蒙通俗报》连载了《泰西说部丛书之一》中的三篇福尔摩斯故事：《毒蛇案》、《宝石冠》、《拔斯夸姆命案》（各篇起讫时间不详）。一九○二年，《泰西说部丛书之一》更名为《议探案》（一说为前者增订本），由余学斋出版。福尔摩斯的名字译作“休洛克福而摩司”，华生的名字译作“华生”。“议探”用来特指私人侦探，福尔摩斯本非官方侦探，因此使用“包探”（官方侦探）并不妥当，他又自称“咨询侦探”，因此翻译为“议探”。

一九○三年初，文明书局出版了署名“警察学生”译的《续包探案》（又名《续译华生包探案》），收录福尔摩斯故事七篇：《亲父囚女案》（《铜山毛榉案》）、《修机断指案》（《工程师大拇指案》）、《贵胄失妻案》（《贵族单身汉案》）、《三K字五橘核案》（《五个橘核》）、《跋海渺王照相片》（《波西米亚丑闻》）、《鹅腹蓝宝石案》（《蓝宝石案》）、《伪乞丐案》（《歪唇男人》）。这本书中福尔摩斯和华生的名字都与标准译名相同，这可能是第一次，此后的译本开始逐渐采用这个译名。

一九○三年，《绣像小说》第四期到第十期（1903.7.9—1903.10.5）连续刊登了六篇福尔摩斯故事：《哥利亚司考得船案》（《“格洛里亚斯科特”号三桅帆船》）、《银光马》（《银色马》）、《孀妇匿女》（《黄面人》）、《墨斯格力夫礼典》（《马斯格雷夫礼典》）、《书记被骗》（《证券经纪人的书记员》）、《旅居病夫》（《住院的病人》）。未署译者。福尔摩斯和华生均采用标准译名。这六篇于一九○六年由商务印书馆结集出版，题为《补译华生包探案》（后作“华生包探案”）。

一九○三年，吴梦鬯、嵇长康合译了《（唯一侦探谭）四名案》（小说林社刊行；《四签名》），这是福尔摩斯长篇故事的首次中译。之前的福尔摩斯故事大都不署原作者，而这本作品署作“原文医士华生笔记、英国爱考难陶列辑述”。可见还没有承认柯南·道尔的作者地位，只把他当做一个编辑者。此后，福尔摩斯的长篇作品逐步被翻译过来。一九○四年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了《案中案》（《四签名》）。是年，黄人润辞、奚若翻译了《大复仇》（《血字的研究》），由小说林社刊行。一九○五年，陆康华、黄大钧合译了《降妖记》（商务印书馆；《巴斯克维尔的猎犬》）。特别是《血字的研究》，单行本就达五种。

一九○四年至一九○六年间，周桂笙、奚若翻译了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再生案》（《归来记》），收录十三案（原著也是十三个案子）。此外，周桂笙另译有《歇洛克复生侦探案》（一九○四年《新民从报》本）。一九○六年，新民丛报社又编有《最新侦探案汇刊》，共四篇侦探小说，收录柯南·道尔的《窃毁拿破仑遗像案》（《六座拿破仑半身像》）。

福尔摩斯的故事在这时期不仅和欧美几乎同步问世，还出现了“全集”。一九一六年五月，严独鹤、程小青、陈小蝶、天虚我生、刘半侬、周瘦鹃、陈霆锐、天侔、常觉、渔火等十人用浅近的文言翻译了《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中华书局，十二册）。全书收录福尔摩斯探案四十四篇，包括了四部长篇，短篇集缺《新探案》（当时尚未出版），《最后致意》缺《威斯特里亚寓所》、《硬纸盒子》、《弗朗西丝·卡法克斯女士的失踪》、《最后致意》。[2]该书体例非常完备，书前有凡例以及当时文坛著名作家包天笑、陈冷血等的序，刘半侬还撰写了《英勋士柯南道尔小传》和《跋》，每篇小说均附上原文名。该全集初版后销路看好，三个月后就再版，二十年中出了二十版之多。

日本推理小说之父江户川乱步在看到中华书局版福尔摩斯全集时感叹道，中国侦探小说的发展比日本晚很久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至少在福尔摩斯故事的翻译方面比日本进步很多，这让他相当意外。[3]虽然从现有资料来看，日本最先翻译福尔摩斯故事要比中国早两年[4]，整体翻译数量也要多，但是六十篇福尔摩斯故事有三十九篇中国要比日本翻译得早。

一九二三年，大东书局出版了周瘦鹃、张舍我译《福尔摩斯新探案》。一九二六年三月，又推出周瘦鹃译《福尔摩斯新探案全集》四册，收录了柯南·道尔的九篇新作，弥补了中华书局版的不足。

一九二六年十月，程小青又应世界书局之邀，约请一班人把中华书局版《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全部重译，并搜集柯南道尔续写的所有侦探小说，改成白话文，加上新式标点，配上插图，称为《福尔摩斯探案大全集》。全书计五十四篇，十三册，一到二册为《冒险史》，三到四册为《回忆录》，五到六册为《归来记》，七到八册为《新探案》，第九册为《血字研究》，第十册为《四签名》，第十一册为《古邸之怪》（《巴斯克维尔的猎犬》），第十二册为《恐怖谷》，第十三册为插图集。其中《最后致意》与《新探案》和在一起统称《新探案》。因为福尔摩斯故事此时并未全部完结，因此还有六篇未译，分别是：《三角墙山庄》、《皮肤变白的军人》、《狮鬃毛》、《退休的颜料商》、《带面纱的房客》、《肖斯科姆别墅》。此后又改头换面推出精装本《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一九三五年上海三星书店推出扬兴因译的《福尔摩斯新探案大全集》。一九三六年上海春明书店推出胡玉书译《福尔摩斯新探案》上下册。

一九三七年四月上海武林书店和侦探小说社同时推出徐逸如译、何可人选辑的《福尔摩斯新探案大集成》十二册，共四十八篇，有些故事“情节不甚紧张，故不纳入”。其中《无头案》不是柯南·道尔撰写的福尔摩斯探案，应是仿作一类，《囚船暴动记》是《“格洛里亚斯科特”号三桅帆船》，《圣比特路的虎》乃是《威斯特里亚寓所》，《离奇的绑案》译自柯南·道尔非福尔摩斯系列的《黎屋启事》（The Usher of Lea House School），实收四十五篇福尔摩斯故事。缺福尔摩斯故事中的《歪唇男人》、《贵族单身汉案》、《绿玉皇冠案》、《马斯格雷夫礼典》、《驼背人》、《住院的病人》、《海军协定》、《孤身骑车人》、《皮肤变白的军人》、《三角墙山庄》、《狮鬃毛》、《带面纱的房客》、《退休的颜料商》和《肖斯科姆别墅》。书前有卷头语，辑录了柯南·道尔在《海滨杂志》发表的自传以及《关于福尔摩斯的话》，对福尔摩斯的来源、登场的挫折、短篇探案的催生、福尔摩斯之死和读者寄给福尔摩斯的信做了介绍。还有徐逸如的总序和美国威尔逊硕士的序。

一九四○年，上海启明书局推出庄稼、朱蔚文、杨启瑞等人译的“福尔摩斯探案集”，《血字的研究》、《四签名》、《冒险史》、《回忆录》、《归来记》、《新探案》、《古邸之怪》、《恐怖谷》。其中《新探案》收录部分《最后致意》，缺少短篇集《新探案》（The Casebook of Sherlock Holmes）。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世界书局根据一九二七年初版《福尔摩斯探案大全集》重新编排成八册，将插图编入每册，并请程小青补译了剩余的六篇福尔摩斯故事。至此，真正的福尔摩斯全集才得以同读者见面。

福尔摩斯的各种版本琳琅满目，还有一九三七年六月上海大通图书社杨逸声编译的《福尔摩斯侦探大全集》八册；一九四三年重庆上海书店因以、虚生同译的《福尔摩斯探案全集》；一九四六年上海育才书局小隐、鲁人寿译的《福尔摩斯新探案》系列（七册？）；上海中央书店姚乃麟译述的《福尔摩斯全集》（一九四七年十月再版）等等。一九四八年八月，美国《四海为家》杂志发表了从柯南·道尔文件中寻获的不曾发表过的福尔摩斯故事——《通缉犯逃遁案》。仅仅两个月之后，这篇小说就由姚苏凤翻译为《隐身客》，上海华华书报社印行。

伴随着福尔摩斯的翻译浪潮，柯南·道尔的其他作品也引起了广泛关注，大量译介到国内。柯南·道尔最早的非福尔摩斯中译作品是一九○五年刊登在《女子世界》二年二至二期（十四至十五期）上的短篇小说《荒矶》（The Man from Archangel, 1885），译者署名“萍云”，即周作人。这篇小说讲述的是关于极地的恐怖经历，柯南·道尔本人曾经在一艘北极捕猎船上当过船医。最早的非福尔摩斯长篇中译作品是一九○七年林纾、曾宗巩（一作魏易）翻译、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金风铁雨录》（《米卡·克拉克》）。

林纾只翻译过一部福尔摩斯长篇小说，不过他对柯南·道尔的其他作品兴趣更浓厚，翻译了不少柯南·道尔的历史小说。除《金风铁雨录》外尚有：《恨绮愁罗记》（The Refugees，原作1893，译于1908，第一部和第二部未译）；《黑太子南征录》（《白衣纵队》，译于1909）；《髯刺客传》（Uncle Bernac，原作1897，译于1908）。还有社会小说，包括《电影楼台》（《拉夫兹·豪的发明》，译于1908）和《蛇女士传》（Beyond the City，原作1891，译于1908）（以上均为商务印书馆出版）。此外，商务印书馆还出版了陈大灯、陈家麟翻译的杰拉德准将系列的二部：《遮那德自伐八事》（1909）和《遮那德自伐后八事》（1910）。

柯南·道尔的短篇小说集《红灯四周》（Round the Red Lamp, 1894）由张其讱、包公毅翻译，以“（医学小说）红灯谈屑”为系列名连载在《小说月报》（十一至十四集，1917.9.30—1919.9.1）上，共十五章。这是柯南·道尔撰写的关于医生生活的小说。

科幻小说《失去的世界》由李薇香译作《洪荒鸟兽记》（商务印书馆，1915）。《毒带》由常觉、小蝶合译发表在《春声》第三集（1916.4.3）。后袁若庸又翻译发表在《小说月报》第七卷十一至十二号（1916.11.25—12.25）。

商务印书馆一九一七年出版了柯南·道尔的恐怖悬疑短篇集《围炉琐谈》（Round the Fire Stories，刘延陵、巢干卿译）。原文收录十七篇作品，该书选译其中十二篇，包括《东塔影事》、《围城哀史》、《巴西之猫》、《多表之人》、《古屋惨闻》、《铁窗泪痕》、《黎屋古事》、《昆虫学者》、《黑色医生》、《专车》、《海面奇景》、《宝石》，缺The Leather Funnel、Playing With Fire、The Club-Footed Grocer、The Story of the Brown Hand（本篇以《赤鬼手》为题，太常仙蝶（陈蝶仙）翻译在《小说大观》第三集上[1915.12.1]）、The Fiend of the Cooperage。

樽本照雄的《中译柯南·道尔小说目录》列出了柯南·道尔小说二百三十二篇（短篇和长篇均已统计，不包括柯南·道尔去世后发表的《通缉犯逃遁案》），一九四九年之前有一百二十二篇被译成中文，其数量是相当可观的。柯南·道尔是当时极少数在生前大部分作品就被中译的作家之一。

从教化工具到文学类型

《时务报》创刊于一八九六年，时值维新人士正在为变法大造声势，报上登的也大多是和政治相关的东西，包括奏章、外国政治时事以及介绍外国新发明等。为什么这个政治性的刊物会登载翻译侦探小说呢？

梁启超在《时务报》创刊号上发表的开篇文章《论报馆有益于国事》论及办报目的时说：

广译五洲近事，则阅者知全地大局与其强盛弱亡之故，而不至夜郎自大，眢井以译天地矣。祥录各省新政，则搏搜交涉要案，则阅者知国体不立，受人嫚辱，律法不讲，为人愚弄。可以奋厉新学，思洗前耻矣。旁载政治学艺要书，则阅者知一切实学源流门径，与其日新月异之迹，而不至保八股八韵考据词章之学，枵然而自大矣。

这四篇福尔摩斯翻译小说都放在由张坤德翻译的“英文报译”这个栏目里，译者的目的显然是要向国人介绍西方的新奇事物。也许译者并没有意识到这是虚构的小说，关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周桂笙一九○四年在《〈歇洛克复生侦探案〉弁言》中的观点里找到证据：

英国呵尔唔斯歇洛克者，近世之侦探名家也。所破各案，往往令人惊骇错愕，目眩心悸。其友滑震，偶记一二事，晨甫脱稿，夕遍欧美，大有洛阳纸贵之概。故其国小说大家，陶高能氏（即柯南·道尔），益复会其说，迭著侦探小说，托为滑震笔记盛传于世。盖非尔，则不能有亲历其境之妙也。

把这种和政治、变法无关的通俗小说放在这里，看来也就不奇怪了——最初，福尔摩斯故事并不是作为小说翻译的，而是误作破案纪实作品。后来，人们认清了福尔摩斯故事的真正面目，才将其作为侦探小说翻译过来，但仍然是作为教化工具而不是娱乐手段。

晚清小说地位冒升，主因是十九世纪末倡议改革的精英们提出了新的文学规范，大力标榜小说的教育价值（即社会功能），文学价值反而是次要的。译者的使命不是吸引少数精英分子，而是要面对广大的读者群。“新奇”是当时翻译选材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为了传播新观念和新知识。在世纪之交的中国，小说不但是教育工具，更是教育群众的工具，因此翻译小说的普及化不但符合出版商的利润需求，也符合呼吁教育群众的改革家所提出的理想。

俞明振在《觚庵漫笔》中说：“侦探小说，余甚佩《夺嫡奇冤》一书，即一名《枯寡妇奇案》者，不仅案之反覆曲折处见长，即搭司官之裁判时，其审度宽严，折衷至当，使足令人五体投地，且有裨于临机断事处不浅。”陈熙绩为《歇洛克奇案开场》作的序中说：“吾友林畏庐先生素以译述泰西小说，寓其改良社会、激劝人心之雅志”，他肯定的并不是福尔摩斯的机智，而是其中的复仇者约佛森，“使吾国男子，人人皆如是坚忍沉挚，百折不挠，则何事不可成，何侮之足虑？”他强调的是侦探小说的教育或教化功能。到一九一六年，刘半侬说：“彼柯南道尔抱启发民智之宏愿，欲使侦探界上大放光明……柯南道尔于福尔摩斯则揄扬之，欲莱斯屈莱特之流则痛掊之，其提倡道德与人格之功，自不可没。”（《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跋》），这便是由最初了解西方社会和法律的愿望转到了重视它的教化功能上来了。

翻译侦探小说的中国作家在侦探小说中也看到了当时有识之士倡导的科学和民主，并力图在比较中说明中国的不足之处。周桂笙在《〈歇洛克复生侦探案〉弁言》中的说法就很有代表性：

盖吾国刑律讼狱，大异泰西各国，侦探小说，实未尝梦见。互市以来，外人伸张治外法权于租界，设立警察，亦有包探名目。然学无专门，徒为狐鼠城社，会审之案，又复瞻询顾忌，加以时间有限，研究无心，至于内地谳案，动以刑求，暗无天日者，更不必论。如是，复安用侦探之劳其心血哉！至若素西各国，最尊人权，涉讼者例得请人为辩护，故苟非证据确凿，不能妄入罪。此侦探学之作用所由广也。

而且，福尔摩斯故事很少有暴力成分，侦查过程和真相大白的演绎法就像经常重复的仪式，给人一份安全感。案件中法纪必胜的结局也正好为读者提供了心理上的稳定作用，在世纪之交的中国，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都处在极不安定的状态，侦探小说提供的心理稳定作用对中国读者来说，吸引力就更为强烈了。在一个公理难伸的社会，侦探故事的主人公维护法纪，有如古代的清官，但又更胜一筹，因为他查案用的是现代的科学方法。

关于读者对喜爱外国侦探小说的原因，中国老少年在《中国侦探案弁言》（1906）中写道：

侦探手段之敏捷也，思想之神气也，科学之精进也，吾国之昏官、聩官、糊涂官所梦想不到也。吾读之，聊以快吾心。或又曰：吾国无侦探之学，无侦探之役，译此以输入文明。而吾国官吏徒意气用事，刑讯是尚，语以侦探，彼且瞠目结舌，不解云何。

这种传统文学观念和现代西方科学的配合，实在是晚清读者很难抗拒的。

侦探小说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很早就引起了评论者的注意。一九○三年发表在《新小说》中的《小说丛话》是近代第一篇众家评点小说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侦探小说受到了高度的重视。侠人说：“唯侦探一门，为西洋小说家专长，中国教此等事，往往凿空不近人用，且亦无此层出不穷境界，真瞠乎其后乎。”定一说：“吾喜读泰西小说，吾尤喜泰西之侦探小说，千变万化，骇人听闻，皆出人意外者”，“层出不穷”“千变万化”“出人意外”“瞠乎其后”。顾燮光在《小说经眼录》中评《补译华生包探案》称：“情节离奇，令人炫目。……机械变诈，今胜于古，环球交通，智慧愈开，而人愈不可测。得此书，枨触之事变纷乘，或可免卤莽灭裂之害乎？”周桂笙在《〈歇洛克复生侦探案〉弁言》中称：“而其人（西人）又皆深思好学之士，……（侦探）用能迭破奇案，诡秘神妙，不可思议。”

但是，我们也发现早期的评论者和译者对于侦探小说的认识基本上停留在小说的“奇”上：曲折紧张的情节，奇人异士的人物，奇诡杂出的事件，神秘可怖的环境，这种心理仍然受到了中国传统美学的制约，而对侦探小说的推理演绎、解谜诡计等认知较少。我们可以从早期侦探小说的译名上清楚地看到这点。以福尔摩斯故事为例，最早的四篇翻译小说之一的《继父诳女破案》（《身份案》）明白无误地告诉读者那位女委托人是被他的继父骗了，而《歪唇男人》译为《伪乞丐案》、《斑点带子案》译为《毒蛇案》，等等。就西方侦探小说的模式而言，泄露故事的谜底无疑完全破坏了侦探小说最重要的元素——悬念。不过，很快中国译者和评论者就注意到了这一点，从一九一六年中华书局版的《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开始这种标题泄密现象就大为改观了。

中华书局《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有篇刘半侬的《跋》，堪称侦探小说译者和评论者对侦探小说理解的转折点。他开始注意到侦探小说中的逻辑关系：

天下事，顺而言之，有始必有终，有因必有果；逆而言之，则有终必有始，有果必有因。即始以推终，即因以求果，此略具思想者类能之。若欲反其道而行，则其事即属于侦探范围。是以侦探之为事，非如射覆之茫无把握，实有一定之轨撤可寻。惟轨辙有隐有显，有正有反。有似是而非；有似非而是，有近在案内，有远在案外，有轨辙甚繁而其发端极简，有轨辙甚简而发端极繁，千变万化，各积其妙。从事侦探者，既不能如法学家之死认刻板文书，更不能如算学家之专据公式，则惟有以脑力为先锋，以经验为后盾，神而明之，贯而激之，始能奏厥肤功。

他也谈及福尔摩斯的侦探推理方法：

一案既出，侦探其事者，第一步工夫是一个‘索’字；第二步工夫是一个‘剔’字；第三步工夫即是一个‘结’字。何谓索？即案发之后，无论其表面呈若何之现象，里面有若何之假设，事前有若何之表示，事后有若何之行动，无论巨细，无论隐显，均当搜索靡遗，一一储之脑海，以为进行之资。若或见其巨而遗其细，知其显而忽其隐，则万一全案之真相，不在其巨者显者而在其细者隐者，不其偾事也邪？而且案情顷刻万变，已呈之迹象，又易于消来，苟不于着手侦探之始，精心极意以求之，则正如西谚所谓‘机会如鸟，一去不来’。既去而不来矣，案情尚有水落石出之一日邪？故书中于每案开场，辄言他人之所不留意者，福尔摩斯独硁硁然注意之；他人之所未及见者，福尔摩斯独能见之。此无他，不过写一个索字，示人以不可粗忽而已。何谓剔？即根据搜素所得，使侦探范围缩小之谓。譬如一案既出，所得之疑点有十，此十疑点中若一一信为确实，则案情必陷于迷离恍惚之途，使从事侦探者疲于奔命，而其真相仍不可得。故当此之时，当运其心灵，合全盘而统计之，综前后面贯彻之，去其不近理者，就其近理者，庶乎糟粕见汰，而精华独留，于以收事半功倍之效。故书中于‘凡事会其不近理者则近理者自见’及‘缩小侦探范围’二语，不惮再三言之者，亦以此二语为探案之骨子。人无骨则不立，探案无骨则决不能成事。而此二语简要言之，惟有一个剔字而已。至于最后一个结字，则初无高深之理想足言，凡能于索字用得功夫，于剔字见得真切者，殆无不能之。然而苟非布置周密，备卫严而手眼快，则凶徒险诈，九仞一篑，不可不慎也。

评论者对侦探小说的审美性也越来越重视。一九○八年，林纾分析《歇洛克奇案开场》时说：“文先言杀人者之败露，下卷始叙其由，令读者骇其前而必绎其后，而书中故为停顿蓄积，待结穴处，是一一点清其发觉之故，令读者恍然，此顾虎头所谓‘传神阿堵’也”。他们已经深深地意识到侦探小说叙述和结构上的妙处了。对福尔摩斯故事的一些书名和行文技巧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到了民国末年，虽然欧美侦探小说已经经历了黄金时代，但是中国读者的眼中仍然只有福尔摩斯。也就难怪阅读了上千册侦探小说的姚苏凤要抱怨说：“福尔摩斯何足道？”他在《欧美侦探小说新话》（《生活》杂志，1947，第一到三期）中写道：

福尔摩斯探案之初与读者相见，犹为一八九二年事[5]，离开现在已经五十五个年头。在这半世纪里，人世沧桑已屡变，文化进步不容以道里计，进入柯南道尔墓木已拱，留给世界的作品已经成为Classic虽然传颂不衰。……虽然迄今犹被新的作品奉为“侦探小说之圭臬”，但是，衡量起来，毕竟已经显出了时间的无情了。到今天，如果你读了五十五年的福尔摩斯探案而觉得醰然有味，这也只可以说明一点——即柯氏笔下的这位大侦探写得真是神奇，及时到了今日，福尔摩斯也还显出了过分的智慧而没有在世界一切的突飞猛进中丧失其说服别人的力量；但是，如果你不仅是读过柯氏诸作，如果你曾经读过不少近十年来的许多欧美第一流侦探小说作家的“代表作”，那么，你一定又会发现，福尔摩斯探案到底是半世纪以前的旧作品了，跟着一切的进步，侦探小说里的侦探头脑以及侦探小说的作者的文笔技巧，也自然地表示了半世纪的时间的磨练之功能，而显到了无可否认的必须使人“刮目”相看的大进步——甚至于，说“进步”还嫌不够呢！

所以，在这里，我们的侦探小说的读者的依然尚以“福尔摩斯”为“王”，不免是可怜的愚昧。这毛病是处在近年来欧美侦探小说之新作被翻译介绍过来的，委实太少了的缘故。记得有一次，我对程小青先生说过：

“……你要负责的。为什么直到现在还是要让“福尔摩斯”作为“唯一的偶像”呢？这犹如在今天介绍战争武器，还在介绍毛瑟枪，而竟不提起原子弹。……”

但是，这也显示出了福尔摩斯的影响力巨大，已经发展到唯“福”独尊的地步。

对现代文学的影响

对清末民初大量翻译福尔摩斯以及通俗题材的侦探小说，也有不少学者表示出了反对意见。吴趼人说：“当今（清末民初）翻译的侦探小说都是偷盗教科书。”郑振铎认为，林纾翻译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属于二三流的毫无价值的书，是虚耗宝贵的劳力。鲁迅在一九三二年的《祝中俄文字之交》中也认为，那些包探案“是只能当醉饱之后，在发胀的身体上搔搔痒的”。阿英的《晚清小说史》（商务印书馆，1937/作家出版社，1955）是一部有影响力的学术著作，其中对晚清侦探小说翻译给予了这样的评价：

一般而言，在翻译小说初起时，目的只在作政治宣传，故所谓“政治小说”之风甚盛。……然后才从政治的、教育的单纯目的，发展到文学的认识。最后又发展到歧路上去，于是有大批侦探翻译小说的产生。

为什么到了后期，侦探小说会在中国抬头并风靡呢？其主要原因，当是由于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抬头，由于侦探小说，与中国的公案和武侠小说，有许多脉搏互通的地方。先有一两种的试译，得到了读者，于是便风起云涌互应起来，造就了后期的侦探翻译世界。与吴趼人合作的周桂笙（新庵），是这一类译作能手，而当时译家，与侦探小说不发生关系的，到后来简直可以说是没有。如果说当时翻译小说有千种，翻译侦探要占五百部上。这发展的结果，与谴责小说汇合起来，便有了后来“黑幕小说”的兴起。[6]

但是，不管如何，福尔摩斯和侦探小说的影响是无法磨灭的，不少现代文学大家都阅读侦探小说，甚至受其影响。吴趼人的《九命奇冤》在叙述上从侦探小说借鉴了很多东西。鲁迅喜欢看福尔摩斯探案（至少在早年），这可以从周作人日记中找到证据：“癸卯日记（1903）四月十四日（公历五月十日）……回至夫子庙前明达书庄买华生包探案一部（大哥来信令购并嘱寄往日本）洋四角……夜看续包探案……”福尔摩斯影响之广是超出想象的。

正如王德威在《被压抑的现代性：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一文中指出，“（晚清小说中狭邪、公案侠义、谴责、科幻）这四个文类其实已经预告了二十世纪中国‘正宗’现代文学的四个方向：对欲望、正义、价值、知识的批判性思考，以及对如何叙述欲望、正义、价值、知识的形式性琢磨。”（《想象中国的方法》，2003，三联书店）福尔摩斯对现代文学的影响也有必要给予适当的评价。

最先受到学者重视的是侦探小说采取的第一人称叙述手法。一九○七年，觚庵（俞明震）在《小说林》第五期上对《福尔摩斯探案》评价道：

余谓其佳处全在“华生笔记”四字。一案之破，动径时日，虽著名侦探家必有所疑所不当疑，为所不当为，令人阅之索然寡观者。作者乃从华生一边写来，只须福终日外出，已足了之，是谓善于趋避。且探案全恃理想规划，如何发纵，如何指示，一一明写于前，则虽犯人戈获，亦觉索然意尽，福案每于获犯后，评述其理想规画，则前此无益之理想，无益之规画均可不自，遂觉福尔摩斯若先知，若神圣矣，是谓善于铺叙。因华生本局外人，一切福之秘密可不早宜示，绝非勉强，而华生既茫然不知，忽然罪人斯得，惊奇出自意外，截树寻根，前事必需说明，是皆由其布局之巧，有以致之，逐令读者亦为惊奇不置。余故曰：其佳处全在“华生笔记”四字也。

中国的传统小说，特别是话本小说，它的叙事者（说话人）是一种全知者的角色，对任何人物事件都了如指掌。虽然它能够展现极其广阔的生活场面，也能够指示出人物的隐秘心思，随心所欲地观察事态的发展，但是，这种全知型的叙事角度对读者心灵的感召力的确是最小的，因为读者总觉得这是叙事者在编故事，否则那些非人力所能知晓的隐秘，他怎么会知道呢？而这种缺陷在侦探小说中避免了。作为助手的华生并不知道福尔摩斯或其他人在想什么，只能通过行动、表情等来判断。用“我”的形式直接告诉读者所发生的事情，隐去了无所不知的叙事者，缩短了读者和作者的距离，很容易使读者进入作品的境界之中。

这种叙事角度对一向求真的中国小说家产生了巨大的诱惑力，很快就有人做出了尝试。吴趼人的长篇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成为中国小说史上第一部用“我”贯穿起来的小说。当时就有人评价它：“全书布局以‘我’字为线索，是其聪敏处，省力处，亦是其特别处。”到了民国初年，中国的小说几乎都用“余”了。侦探小说的叙事模式正好适应中国传统小说改革的阶段性，它为中国传统小说向现代小说发展提供了最佳的过渡模式，促成了现代型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形成。

福尔摩斯为代表的侦探小说还向中国的作家们展示了一种新的面貌。它告诉中国作家们，小说的叙述时间并不是不可逾越的，它可以停顿、拆散、穿插、颠倒或折叠。侦探小说为了引起悬念，常常先叙述案件发生的结果，然后再介绍前因，最后作出解答。最早的《英包探勘盗密约案》正是因为译者不了解这样的写作结构，才将案件叙述彻底打乱，采取直叙的手法，损失了小说的悬念性。这一认识使中国作家们大开眼界，它指明了小说家应该如何处理好小说中的时空关系，对中国传统叙事模式的变革给予了很大的启示。

中国作家从侦探小说身上获得了学习的楷模和创新的勇气，也大大增强了中国小说的可读性。例如，包天笑的四篇《友人之妻》就将结局放在前面，再叙故事的情节，最后作呼应或者释疑。这对减少冗长的叙述交代，增强故事的集中性都是有益的。

福尔摩斯的影子

在清末的社会背景下，西方现代侦探小说对中国公案小说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传统清官形象被颠覆，公案模式已经不能充分反映更为复杂的政治、法律斗争和新形势下的各类案件。为了适应读者新的审美要求，一些既希望摆脱中国传统公案小说的僵化模式，又不能原封不动地照搬西方侦探小说的作品，便在中西文化撞击的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了。最先是一些改良公案小说的出现，比如《李公案》（1902）就是一部早期的改良公案小说。上半部中，李公作为子侄，协助他父亲的好友嘉善县程县令侦破了剧盗小白鲸案。他以“业余侦探”的身份助人破案，把传统公案小说中很少描写的侦破过程加以细化、扩展从而成为主导，而结局又出乎意料，这也与西方侦探小说的基本思路相吻合。据现有资料来看，一九○二年以前翻译的侦探小说仅有福尔摩斯探案。

真正从福尔摩斯探案中获得启发、从而创作出具有中国时代特色的侦探小说的则是被称为“中国侦探小说宗匠”的程小青。程小青早年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接触了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使他大开眼界，由此萌发了创作的欲望。他对柯南·

道尔极其推崇：

柯南道尔的努力最大，成功最伟。他的《福尔摩斯探案》，自从一八八七年，第一篇《血字的研究》出版以后，四十多年来，先后创作了长短六十篇之多。不但福尔摩斯的名字不胫而走遍了全世界，而侦探小说的名目，也因此而得到了更普遍的认识，和更确定的成立。所以我们就认柯南道尔集了侦探小说的大成，也不为过。（《侦探小说的多方面》）

后来他学习英语，一九一六年和周瘦鹃等人为中华书局翻译了《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其中六、七、十、十二册中有他的译作。一九二六年，他又应世界书局之邀，主持翻译了《福尔摩斯探案大全集》。程小青不仅翻译福尔摩斯，还模仿柯南·道尔的做法，塑造了“中国的福尔摩斯”——霍桑。首篇作品是一九一四年刊登在上海《新闻报》副刊《快活林》上的《灯光人影》。此后他创作了几十部霍桑长短篇探案故事，在民国侦探小说家中成就最高。

霍桑的为人和性格同福尔摩斯差不多。如“体魁梧而健硕……绝机警，强记深思，……好学问……攻理科，除数学、物理、生物、化学等科外，旁及哲学、法律、经济，而于实验心理变态心理尤有独到；他如美术、药物及我国固有之技击等亦复兼收并蓄。”不过他不打吗啡针，只抽香烟，性格比较温和。福尔摩斯善于化装，神出鬼没，霍桑也擅长此道。他们在演绎推理的手法上也有很多相似之处。

霍桑和福尔摩斯一样，也有个助手——包朗。程小青很注重包朗和霍桑的互动。他指出了福尔摩斯-华生模式的好处：

华生却不但给福尔摩斯担任记录的职司，同时又明明做了福尔摩斯一个有力的助手。他参加侦查，参加讨论和谈话，有时竟代替福尔摩斯出马，充任全案中的要角。我的那位包朗先生，也和华生对于福尔摩斯一般的做了霍桑的得力助手。（《侦探小说的多方面》）

他同样注重第一人称叙述手法的运用：

我觉得这一种自叙体裁，除了在纪述时有更真实和更亲切的优点以外，而且在情节的转变和局势的曲折上，也有不少助力。譬如写一件复杂的案子，要布置四条线索，内中只有一条可以达到抉发真相的鹄的，其余三条都是引入歧途的假线，那就必须劳包先生的神了，因为侦探小说的结构方面的艺术，真象是布一个迷阵。作者的笔尖，必须带着吸引的力量，把读者引进了迷降的该心，回旋曲折一时找不到出路，等到最后结束，突然把迷阵的秘门打开，使读者豁然彻悟，那才能算尽了能事。为着要布置这个迷降，自然不能不需要几条似通非通的线路，这种线路，就须要探案中的辅助人物；如包朗、警官、侦探长等等提示出来。他提出的线路，当然也同样合于逻辑的，不过在某种限度上，总有些阻碍不通，他的见解，差不多代表了一个有健全理智而富好奇心的忠厚的读者，在理论上自然不能有什么违反逻辑之处的。（《侦探小说的多方面》）

虽然是模仿福尔摩斯起步的，但是程小青笔下的霍桑走出了自己的道路。他时时流露着中国人的人情关系、道德观念和处世哲学，与当时上海社会三教九流的风貌大体是吻合的。而在作者落笔的褒贬之间，又有着他本人的是非标准，既有儒家的中庸之道，又有墨家的兼爱主义。书中的案件很多具有社会意义，反映了当时社会背景下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字里行间更能看到强烈的正义感。

民国创作侦探小说的作家还有不少是模仿福尔摩斯的。陆澹安创作的《李飞探案》系列也有“中国的福尔摩斯”之称。这个系列有六篇小说，分别是《棉里针》、《古塔孤囚》、《隔窗人面》、《夜半钟声》、《怪函》和《三A党》。李飞不是一个私家侦探，而是一个纯粹的业余爱好者，他文质彬彬，具有儒家风范。《李飞探案·楔子》中写道：

我从八九岁的时候，就喜欢看侦探小说，立志要做一个中国的福尔摩斯，苦心孤诣尽力研究。常言说得好：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就在这五六年之中，别人的秘密黑幕，被我侦明揭破的，实在不少。可惜大半都是情节简单，没有什么趣味。说破了，不值一笑。内中也有几件案子，情节复杂，很有趣味，我绞尽了许多脑汁，方才把它侦查明白；我也很想把复杂而有趣的记录出来，做一部侦探小说。

李飞探案思想缜密，布局奇诡，使人莫测端倪，很受一般读者的欢迎。虽然除了《古塔孤囚》外李飞的妻子都没有参与，故事也用第三人称叙述，并不以福尔摩斯-华生模式为主，但仍然受到了福尔摩斯的影响。比如，《夜半钟声》在情节构思上就类似福尔摩斯故事中的《红发会》。

赵苕狂著有《胡闲探案》，被严芙孙誉为：“可以与程小青抗手，有门角里福尔摩斯的徽号。”胡闲系列是典型的福尔摩斯-华生模式，甚至连胡闲助手的名字，干脆也叫做“华生”。胡闲一心一意想当大侦探，当“中国的福尔摩斯”。他努力学习侦探学，努力模仿着福尔摩斯的举动，甚至连细节上都在模仿。比如，他不会抽烟，但因为福尔摩斯有一只烟斗，所以他也备了一只烟斗。

但是，他的这些模仿也仅仅停留在形象上，实际办案的时候，他就把“福尔摩斯”丢到了一边，十桩案子有九桩是失败的，是“失败的侦探”。这个失败并不是指他破不了案，而是说他在破案的过程中，常常有遗漏的地方，案子不能破得十分圆满。当然，这些遗漏的地方并不影响大局，但总留下了一些遗憾，或者更确切的说，他是“事后诸葛亮”。他既“胡涂”，又“闲散”，失败以后毫不气馁，即使明知可能会失败，还是要追根寻底下去；他经常失误，但失误的原因常常是由于过分为别人着想，所以他的失误之中，不乏可敬可爱。

这时期还出现了福尔摩斯的仿作。比如陈景韩的《歇洛克来游上海第一案》（《时报》，1904.12.18）、包天笑的《歇洛克初到上海第二案》（《时报》，1905.2.13）、陈景韩的《吗啡案歇洛克来华第三案》（《时报》，1906.12.30）、包天笑的《藏枪案歇洛克来华第四案》（《时报》，1907.1.25）、刘半侬的《福尔摩斯大失败》系列（《中华小说界》二卷二期、三卷四期、三卷五期，1915—1916）。这几篇都以福尔摩斯在中国为背景，虽然挂着福尔摩斯的名号，实则只是滑稽小说。

真正堪称福尔摩斯仿作的是程小青的《龙虎斗》。他以福尔摩斯和亚森·罗平对决撰写了仿作《龙虎斗》（《紫罗兰》，1943.4），包括钻石项圈和潜艇图两个故事。作者在引言中曾说，怪盗亚森·罗平的作者勒布朗老是用藐视的笔法书写福尔摩斯，“把他写得不但不像一头虎，简直是笨如蠢豕”。所以，“我就凭着这一点忿忿之心，不自量力地借用了华生的立场，写过两篇给福尔摩斯反案的东西”。这篇小说原来是文言体，最初创作于二十年代，作者失而复得，后将其改写成白话文发表。程小青深得柯南·道尔三味，将福尔摩斯的演绎推理发挥得淋漓尽致，又把亚森·罗平的神出鬼没写得惟妙惟肖，两人的你争我夺真好比一场精彩的龙虎斗。

侦探小说在民国时期如火如荼的发展，福尔摩斯故事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可以说，福尔摩斯故事是中国侦探小说萌芽和发展的引路人。而福尔摩斯故事在中国的扎根与传颂也奠定了深厚的基础，使得它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又成为了侦探小说的带路者。

《福尔摩斯新探案》，民国春明书店出版

《福尔摩斯自杀奇案·福尔摩斯大失败》（仿作），民国大通图书社一九四○年出版

《古邸之怪》（《巴斯克维尔的猎犬》），民国启明书局出版

《恐怖谷》，民国世界书局出版

《时务报》刊载的《英包探勘盗密约案》

程小青的福尔摩斯仿作《龙虎斗》

林纾翻译的《歇洛克奇案开场》

中华书局版《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

[1]这里似乎不知道什么是打字机，误将迈雷色实（玛丽·萨瑟兰）当成排字工人。

[2]这四篇仅《最后致意》发表时间比该书出版时间晚（一九一七年十二月才在《海滨杂志》刊登），其余三篇不知为何没有收录在《全集》中。当然，该书出版之时，短篇集《最后致意》尚未面世。

[3]参见江户川乱步《海外作家和作品》。

[4]《歪唇男人》在一八九四年被翻译成日文，刊登在《日本人》杂志上，名为《乞食道乐》。

[5]这是指《冒险史》单行本的发表年代。

[6]引文据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年版。

艰难之路（1949—1978）

社会主义文艺观中的侦探小说

新中国成立之后，社会主义文艺成为了中国文学的唯一道路。五十年代初，对国际革命文艺的崇尚成为中国文学的一大潮流，苏联文学几乎主宰了中国文学的走势。一九五三年一月十一日《人民日报》发表周扬的文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国文学前进的道路》，文章中说：“摆在中国人民，特别是文艺工作者面前的任务，就是积极地使苏联文学、艺术、电影更广泛地普及到中国人民中去，而文艺工作者则应当更努力地学习苏联作家的创作经验和艺术技巧。特别是深刻地去研究作为他们创作基础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于是，五十年代出版了大量旧译和新译的苏联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著作。随着这股风潮，苏联五六十年代兴起的侦探题材文学也逐渐被译介到中国。

高尔基说过，侦探小说“是真正的资产阶级文学，它的主要英雄是骗子、窃贼，随后是探子，再后又是窃贼，不过是上流窃贼罢了”。在苏联，类似福尔摩斯式的侦探小说是没有的，侦探小说的某些元素被苏联作家运用到了惊险小说中去：

以侦查人员的冒险故事、揭发奇怪的罪行为内容的侦探小说在我国没有得到发展。革命民主主义者所教养出来的俄国社会是不容许对密探加以赞美的。在我国的土壤里产生不了歇洛克·福尔摩斯。（得鲁任宁《论惊险小说的样式》，1955）

苏联的文艺家们认为，惊险小说拥有比侦探小说更悠久的传统，而且惊险小说是符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要求的，就像十九世纪初期和中期，欧仁·苏与乔治·桑的小说广泛地反映出了空想社会主义思潮。而在十九世纪末期，以福尔摩斯为代表的惊险小说（侦探小说）具有新的、反动的倾向：

柯南·道尔在西方的追随者根本背弃了道德，把罪犯的秘密归结到这样一个问题（在两个人，三个人或者四个人当中谁是凶手）的迷宫。读者和密探是从怀疑所有的人开始的。在读者的思想上造成了这样一种印象：每个人都可能是凶手，犯罪对每个人都是极自然的事情。……

对于我们来说，正面人物的问题乃是一个中心的问题。人物应该做为一个共产主义性的英勇骑士而使读者一目了然。他不用各种嫌疑来玷污忠诚的人，他警惕地保卫着人民，戒备着在苏联微不足道的、最后注定灭亡的，然而是凶恶、危险的敌人。（得鲁任宁《论惊险小说的样式》，1955）

史高莫洛霍夫在《苏联文学中的警惕性主题》（1953）中更清晰地指出了社会主义作家所担负的责任：

苏联作家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负有特殊的责任。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崇高称号使作家有义务经常用艺术语言这个有利的工具来教育苏联人民，来要求他们以机警和不妥协的态度对待一切敌对的、否定的、腐朽的、死气沉沉的东西，对待阻碍我们前进的一切东西。

作家的任务就是表现和揭示普通苏联人崇高的精神品质，而永远目光炯炯地保持警惕，善于认清和暴露敌人、撕掉敌人的假面具，这就是苏联人的典型特征之一。

这样一来，以反特斗争为主的惊险小说成为了苏联侦探题材作品的最主要类型。而且这类作品和福尔摩斯式的浪漫主义不同，讲求的是现实主义。可以说，是对福尔摩斯及类似作品的否定。但是，在特定的政治条件下，这样的现象也是不难理解的。

在苏联，惊险小说还存在着一个奇怪的现象。有名望和受人尊敬的作家不写惊险作品，评论家不去过问，文学研究家和历史家也从不谈起它，似乎它属于第三流文学。但是读者对这种题材的作品却相当追捧。有多家出版社固定出版惊险小说丛书，比如军事出版社的“军事惊险丛书”、劳动后备出版社、儿童出版社、青年近卫军出版社的“惊险丛书”等等。

苏联惊险小说引入中国的背后，竟然也和福尔摩斯故事有着一定的联系。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编辑黄伊在《尘封已久的往事》中回忆一九五五年肃反运动之前，中宣部、团中央和总工会联合组成调查组，调查读者喜欢读什么，结果发现人们确实喜欢读福尔摩斯。于是他们决定寻找“替代读物”来代替福尔摩斯，又继续对既能吸引读者、又是“健康”的读物进行调查，结果发现是苏联的反特惊险小说。他们认为，这种小说的情节生动丰富，主人公是英雄，又歌颂新生的国家。于是，有关部门抽调了大批编辑、翻译组成强有力的班子，专门翻译出版苏联的反特惊险小说。

反特惊险小说的出版确实受到了读者的欢迎。一九五三到一九五五年间，上海潮峰出版社出版了“苏联冒险小说译丛”，包括阿达莫夫的《驱魔记》等多部作品。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尼古拉·托曼的《在前线附近的车站》（1955，中文版出版日期，下同）、小说集《红色的保险箱》（1955）、B.乔尔诺斯维托夫的《损兵折将》（1956）等。群众出版社出版了B.乔尔诺斯维托夫的《蓝箭》（1956）等。被称做苏联惊险小说典范的卡维林的《船长与大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59）。基于内部政治现实需要与外部苏联作品的影响，中国也出现了以肃反反特为主题的作品。它们以“抓特务”为基本套路，成为中国公安法制文学的开端。

苏中文艺界对于福尔摩斯故事的评价

不管怎样，苏中两国的读者对福尔摩斯和以其为代表的侦探小说都不陌生，在中国提及近代文学，也无法绕过数量庞大的福尔摩斯翻译作品。那么，我们来看看当时的苏中文艺界对此是如何评价的。

得鲁任宁在《论惊险小说的样式》中对于柯南·道尔做出了这样的评价：

这位作家（柯南·道尔）是创造故事情节的大师。同时，犯罪者的个性决定了每一篇小说的特殊情况。……他毕竟表现了资本主义所产生的道德畸形儿的各种面貌，……但是，柯南·道尔及其福尔摩斯并没有深入到犯罪的社会根源里去，这位天才洋溢的密探，归根结底，看来像个缺乏远见，目光狭小的生意人。他缺乏一个正义斗士的那种魅力，与他那个世纪的进步思想有着很大的距离。

至少得鲁任宁承认福尔摩斯故事情节的魅力。但是，在中国，福尔摩斯并没有受到这样的待遇。对待清末民初出现的侦探小说翻译热潮，中国研究者要么视而不见、从不提及，要么把它与当时文坛风靡一时的鸳鸯蝴蝶派作家联系在一起，斥之为“宣扬凶杀色情”，只是“利用科学上的发明故弄玄虚地制造一些惊险离奇的情节”（《中国文学史》，北京大学中文系一九五五级集体编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贬之为“小说中的逆流”（《中国翻译文学简史》，北京大学西语系法文专业五七级全体同学于一九六○年编著，未正式出版）。视而不见的态度可能基于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即认为侦探小说（包括翻译侦探小说）属于通俗文学，不能登上文学史的大雅之堂，因而无视其存在，采取鸵鸟政策。后一种观点则明显以偏概全，戴着有色眼镜看待这种类型的作品，结论显得草率、粗暴。我们不妨来看一段针对近代翻译侦探小说比较详细的论述：

这一时期（近代）的翻译文学中也出现了很多有害的东西，侦探小说、言情小说的数量，约占当时翻译小说的一半，加上所谓“冒险”“侠情”“神怪”小说，风靡一时，形成一股反动的逆流，它们用曲折离奇的情节迷惑读者，当时流行最广的翻译侦探小说有英国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法国冯利塞勒勃朗的《亚森罗苹》等。柯南道尔的侦探小说传遍了世界各国，在中国，他的作品的重译本、节译本、选译本充斥书坊，像《福尔摩斯侦探案》《福尔摩斯侦探第一案》《福尔摩斯最后之奇案》《福尔摩斯再生案》《新译包探案》《歇洛克奇案开场》，此外还有《恐怖窟》《红发会》等等达数十种之多。其他比较闻名的有英国马利孙的《马丁休脱侦探案》、法国嘉宝尔的《一百十三案》、美国讫克的《聂格卡脱侦探案》等等，名目不一，数量繁多，也难一一枚举。

侦探小说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它的内容总是提出一些盗窃凶杀案，经过官方或私方侦探的一番曲折审查，终于案情大白，犯人伏罪，“这是真正的资产阶级的文学，它的主要英雄是骗子、窃贼，随后是探子，再后又是窃贼，不过是上流窃贼罢了”。（《高尔基论文学》）归根结蒂，它是为“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资本主义服务的。

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形成了这类小说得以传人的社会基础，所以在这个时候，侦探小说的译本充斥书肆，流毒全国。（《中国近代文学史稿》，复旦大学中文系一九五六级中国近代文学史编写小组编著，中华书局，1960）

曾经也是旧派小说家的范烟桥，在建国后将二十年代旧作《中国小说史》的民国部分大幅改稿，成为《民国旧派小说史略》，收入魏绍昌选编的《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史料部分）》（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其中对翻译侦探小说做了这样的论述：

翻译小说之中，外国侦探小说之翻译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一则因为它的曲折紧张的情节与书中主要人物的机智与冒险行为，可谓与中国的武侠小说异曲同工，加以结构布局之巧妙，深为读者所迷恋，因之翻译种数起初虽不是太多，但发行数量却是惊人。二则外国小说之翻译工作，自新文艺兴起以后，逐渐由旧派移转到新派译者的手上，但侦探小说一门，则自从以文言翻译《福尔摩斯探案》开始，直至以后的许多长短篇侦探小说的翻译及刊载，都仍属旧派小说著译者及他们所办的刊物所掌握。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散布强暴和凶杀思想的黄色侦探小说的泛滥，移译的数量日渐增多，且以此为主体办起了侦探小说的专门刊物，（在抗战以后上海有《大侦探》、《蓝皮书》等属于此类）其不良倾向日益增长，不可闻问了。

侦探小说在晚清已有译作，第一部《福尔摩斯探案》登在第一期的《新小说》杂志上。柯南道尔这部探案集塑造了侦探福尔摩斯和书记华生的形象，人物情景描写细腻，结构巧妙，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书中所提供的重视实地调查、细致观察，应用理化、医学知识来研究物证，及运用归纳、分析的推理方法来判断事实等的侦探方法，又具有相当高的科学价值。（但其单纯依靠个人才智来进行侦探活动，不依靠广大群众的思想和方法上的缺陷，这是应该指出的。）

其中说福尔摩斯探案最早刊登在《新小说》上是明显的错误。尽管作者对福尔摩斯持肯定态度，但是很明显受到当时文艺界对侦探小说看法的影响。

福尔摩斯建国后的首次翻译以及遭遇

在这样的背景下，隶属于公安部的群众出版社组织翻译出版了“福尔摩斯探案系列”，总计三部，分别是《巴斯克维尔的猎犬》（1957，倏萤译）；《四签名》（1958，严仁曾译）；和《血字的研究》（1958，丁钟华、袁棣华译）。编辑在前言中论及出书的目的时谈到：“他（福尔摩斯）能利用各种巧妙的侦察手段和推理的方法来调查与案情有关的线索。他善于从错踪复杂的情节中剥去各种假象的外衣，抓住实质。他能根据后果和残缺不全的痕迹，合理地推断出案件登展的过程，终而挖出元凶。”这些都是福尔摩斯探案的特点和优点，而且对社会主义也并非没有借鉴意义。

当时译介的西方文学作品很少，翻译侦探小说更是绝无仅有。福尔摩斯探案系列的翻译在读者中引起了很大关注，而且销量甚广。但是，舆论导向却对此提出了批评意见。

作为出版方的群众出版社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当时，群众出版社除了福尔摩斯故事外，还出版了大量苏联惊险小说，而当时中苏关系已经恶化。中宣部在一次内部通报中批评群众出版社出版了太多苏联反特惊险小说，认为苏联克格勃那套神秘主义的东西不应完全提倡，甚至有很多青年因此受到消极影响，造成疑神疑鬼。在这个内部通报的后面，附带批评群众出版社“还出了福尔摩斯侦探集这种资产阶级的文艺作品”。

《读书》杂志一九五九年第五期“答读者问”栏目刊登的刘堃《怎样正确地阅读“福尔摩斯探案”？》是这时期对福尔摩斯探案最具代表性的解读。有读者来信说，群众出版社从一九五七年起陆续出版了福尔摩斯探案后，在读者，特别是在广大青年读者中引起了广泛的注意，而且大家对这些书的认识很不一致。来信询问对这些作品应该如何评价，是否可以阅读，以及应当怎样去阅读，等等。作者从当时的观点分析了福尔摩斯小说不良的一面：

十九世纪英国作家阿·柯南道尔所写的《福尔靡斯探案》尽管和当时流行的一些诲淫诲盗的黄色侦探小说有很大程度的不同，但是我认为它也同样隐藏着极深的思想毒素，这是必须认清的。它的毒素主要的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作品中存在着较明显的资本主义、乃至殖民主义的色彩。评价一部文学作品的好坏，首先要看它总的政治思想倾向。作者阿·柯南道尔在这部作品中，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腐朽和资产阶级的虚伪、丑恶的本质，但是由于他本人的出身（他是一个贵族），和他所处的时代关系，所以他是站在本阶级的立场上，为统治者效劳，宣扬资本主义思想，维护资产阶极的法权统治。作品里的主人公——福尔摩斯虽然看来好像是与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流氓、盗窃、枪杀等罪犯作斗争，这正是因为这些人都是对资产阶级的统治不利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最大的罪犯应该说是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统治者们，正是他们剥夺了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权利，使劳动人民处于贫困和饥寒交迫的境地。但是作者以及他所赞扬的那位大侦探福尔摩斯，却一点也不敢触犯那些“老爷”们，相反的，却忠心耿耿地在为他们服务。对于殖民主义，作者也是抱着颂扬的态度，如在《四签名》里，把一八五七年的印度大革命污蔑为“大叛乱”，并把大革命写成是“把全印度变成地狱一般”，“无处不是痛苦、烧杀和暴行”，等等，这些就是很好的证明。

作者还煞费心机地把犯罪的根源归咎于那些犯罪者的本身，而没有与资产阶极的统治联系起来，好像资本主义社会倒是公正合理的。这显然是荒谬的。

二，作者在作品中极力把福尔摩斯描写成一个神出鬼没，神通广大，高明超群的侦探家。作者许多地方都把他神化了，以致使一些幼稚的读者看了以后，信以为真，甚至处处模仿，企图向福尔摩斯学习。

请看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是个什么样的人物：任何复杂、困难的案件，对于这位“老练”而“沉着”的侦探家来说都不在话下。他甚至能够辨认百种不同的烟灰，并且能够嗅出各种不同的香水的牌号和辨认出各种各样的脚印，……等等。而且他都是“单枪匹马”、“孤军奋战”，但又能够百战百胜。这里就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好像只有福尔靡斯这样的人物才能够侦察和破获案件，除此之外，别无他人。他的侦察工作，群众是没有份的。这与我们的侦察方法恰巧是背道而驰的。我们的侦察工作，在党的领导下，坚决地发动和依靠了群众，采取群众路线的方法，因而才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应当认识：侦察工作绝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脱离政治，脱离群众，侦察工作要想取得成绩那是根本不可想象的。相反地，只有破除孤立主义和神秘主义的观点，充分地发动群众，把案情向群众公布，倾听群众的意见，使专门机关的工作与群众路线相桔合，才能破获案件。为什么侦察工作必须依靠群众呢？因为任何特务、间谍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各种犯罪分子都不可能单独存在，他们必须隐藏在群众之中，而只要他们存在于群众之中，日久天长之后，他们的本来面貌就不可能不暴露出来，他们的一举一动也就会引起群众的怀疑和警惕。一个反革命分子要想瞒过侦察部门还倒比较容易，但要想把所有的群众都瞒过去，那比登天还要难。因此我们的侦察工作一向是批判福尔摩斯式的神秘主义、孤立主义的。这是由于福尔摩斯的侦察方法恰恰与我们的相反。在这个关键性的问题上，读者如果不首先认清，是容易中毒的。这就需要在阅读《福尔靡斯探案》的时候，对于这些问题特别警惕，免得使毒素不知不觉地溶进自己的思想里。

刘堃倒也指出，福尔摩斯故事不是不能读：“只要我们能认清了它，思想上引起警惕，并且在阅读的时候，抱着批判的、谨慎的态度，那就没有什么危险，没有什么值得可怕的地方。”在他眼中福尔摩斯故事也有两点可取之处：一是不自觉但却真实地暴露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腐朽以及资产阶极封建贵族们的狡猾、阴险。二是福尔摩斯足智多谋，善于思考，善于细致地分析案情，搜集一切与犯罪分子有关的证据；这种细致调查和科学研究的方法，不但在侦察工作中不可缺少，就是做任何工作也是不可缺少的。但刘堃认为，归根结底福尔摩斯小说是“毒草”。

或许正是由于这样的批评之风占据了主流，群众出版社的“福尔摩斯探案系列”只出了三本便宣告结束。直到二十多年之后，福尔摩斯才重新回到读者的视野中去，这次首先出版它的仍是群众出版社。

《巴斯克维尔的猎犬》，群众出版社一九五七年出版

《血字的研究》，群众出版社一九五八年出版

福尔摩斯归来（1978—2011）

第二波浪潮的起源

“四人帮”倒台之后，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文化艺术界开始向异域文化打开了门窗。一九七八底，全国外国文学研究工作八年规划会议在广州召开，提出了今后外国文学研究的四项任务，其中第一项任务就是“研究和介绍当代外国文学的新成果、新思潮”。在思想解放运动的潮流下，一九七八年十二月，群众出版社发行了《福尔摩斯探案选》。这本书包含了五十年代翻译的三部长篇福尔摩斯探案《血字的研究》、《四签名》、《巴斯克维尔的猎犬》。出版的目的是“为了开阔眼界，并用作我公安司法人员的参考读物”。当时还是繁体字版，内部发行，数量不多。

《福尔摩斯探案选》很受读者欢迎。于是，一九七九年二月，群众出版社正式出版了《福尔摩斯探案集（一）》，包含《血字的研究》、《四签名》、《巴斯克维尔的猎犬》，第一次印刷二十万册。一九八○年六月，群众出版社推出《福尔摩斯探案集（二）》，包含《恐怖谷》和《冒险史》，第一次印刷五十三万册。紧接着，一九八○年九月，《福尔摩斯探案集（三）》出版，收录《回忆录》，第一次印刷五十三万册。一九八○年十月，《福尔摩斯探案集（四）》出版，收录《归来记》，第一次印刷五十三万册。一九八一年五月，《福尔摩斯探案集（五）》出版，收录《最后致意》和《新探案》，第一次印刷四十万册，至此，福尔摩斯故事全部和读者见面。一九八一年八月至十月，群众出版社将五册福尔摩斯探案整合为三册，出版《福尔摩斯探案全集》（上、中、下），配上文关旺画的插图，第一次印刷十五万册，同年获得第一届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

一九七九年还发生了另外一件事。这年七月，上海译制片厂译制了改编自阿加莎·克里斯蒂名作的《尼罗河上的惨案》。这部改编作品在当时很少接触西方电影的群众中造成了很大轰动。刚成立的外国文学期刊《译林》正是看到了这样的情况，在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出版的创刊号上登载了克里斯蒂原著的翻译版（同年十一月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因为影片的效应，第一次印刷的二十万册很快售完，又加印二十万册也很快售空，有些地方还出现了黑市价。

但是，出版之初，这两部作品都受到了来自传统文艺思想的批评，尤其是《尼罗河上的惨案》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当时的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冯至写信给中央，要求批评翻译《尼罗河上的惨案》这类作品的“堕落”和“倒退”现象。他认为，这类通俗作品既无益于社会主义文学的繁荣和发展，也无助于社会主义新人的培养，类似作品的翻译不仅造成了纸张的浪费，而且可能造成坏的影响，完全背离了左联的革命传统。“自‘五四’以来，我国的出版界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堕落过”。

江苏省委政策研究室在《调查与研究》上转发了胡乔木批转的那封长信，并加了按语：“为了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和丰富人民群众文化生活，我们应该认真介绍和研究外国文学作品，但出版这些作品应该采取慎重态度，分别情况，有所选择。对一些可资借鉴而内容不怎样健康的作品，可内部发行，主要供文艺工作者参考，而对于广大群众，则应当努力提供有益于心身的精神食粮。”

这个事件最后在全国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上结束了争论。宣传部部长王任重发言说，《尼罗河上的惨案》虽然印得多了一些，但不会追究责任，也不会进一步处分。这次事件至少证明侦探小说不会受到官方的禁止。

第二波福尔摩斯浪潮一方面让无数读者认识并爱上了福尔摩斯，另一方面也促成了八十年代侦探小说翻译的热潮，以及中国本土侦探小说的再次萌芽和兴起，影响深远。从此，欧美、日本的侦探小说被大量引进国内，虽然良莠不齐，但是给封闭多年的中国读者带来了新的阅读体会。

福尔摩斯系列的版本

建国之后，福尔摩斯探案全集最具代表性的版本即群众出版社的福尔摩斯系列。它主要有以下几个版本：

一、福尔摩斯探案系列，1957—1958，三本，分别是《巴斯克维尔的猎犬》、《四签名》和《血字的研究》；

二、《福尔摩斯探案选》，1978，单行本，收录《巴斯克维尔的猎犬》、《四签名》和《血字的研究》；

三、《福尔摩斯探案集》（一至五），1979—1981，五册，全集；

四、《福尔摩斯探案全集》（上、中、下），1981，三册，全集；

五、福尔摩斯探案精萃系列，1992，九册，分别是《四签名》、《恐怖谷》、《血字的研究》、《巴斯克维尔的猎犬》（以上长篇）、《红发会》、《魔鬼之足》、《黄面人》、《银色马》、《最后一案》（以上短篇集），选集；

六、《福尔摩斯探案全集》，1995，缩印本一册，全集；

七、插图版福尔摩斯探案精选，2000，四册，分别是《红发组魔鬼的脚跟》、《歪唇乞丐大学生试卷案》、《圣诞大白鹅银色白额马》、《巴斯克维尔猎犬》，改写本；

八、《福尔摩斯探案全集》（一至四），2001，四册，礼品装，有硬壳书套，精装本，全集；

九、《福尔摩斯探案精选》，2004，一册，收录《血字的研究》、《四签名》、《巴斯克维尔的猎犬》、《恐怖谷》，选集。

除七是由杨淑华翻译外，均为丁钟华等译。三、四、五、六有王逢振的《柯南道尔与福尔摩斯》。五有冯亦代撰写的《柯南道尔弃医从文百年纪念（代序）》（原文写于一九九一年）。

在这些版本中，称得上较好译本的是一九八一年版的《福尔摩斯探案全集》（上、中、下）三册本（以下简称三册本）。目前在书店能见到的三册本是近年的重印本，有精装本和平装本两种。和一九八一年的老版三册本相比，封面由原来的暗红底变成蓝底，内容上没有变化。为什么说三册本是较好译本？一方面它和之前的《福尔摩斯探案集》（一至五）（以下简称五册本）在文字上略有修正。比如，《四签名》第六节的标题由“根据现场，作出判断”（五册本）变为“福尔摩斯作出判断”（原文作“Sherlock Holmes Gives a Demonstration”，更改之后更符合原文的表达），“辨士”变为现在通用名“便士”，等等，都是一些细节方面的改动。另一方面，此后群众出版社的福尔摩斯探案全集或者选集都是按照这个版本翻印和选编的。

群众版福尔摩斯探案全集推出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出版社重新组织，翻译出版福尔摩斯全集，只有一些零星的选集。一九八一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和福建人民出版社分别推出根据英国M.安东尼·劳德改写版福尔摩斯故事翻译的《福尔摩斯侦探故事选》和《福尔摩斯短篇小说选》。一九八七年，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杨仁敬翻译的《巴斯克维尔猎犬案》。

到了九十年代中后期，福尔摩斯才重新回到出版社的出书列表中来。一九九七年，花城出版社出版了三册本《福尔摩斯侦探小说全集》。这部全集的最大特点是采用了《海滨杂志》上西德尼·佩吉特为福尔摩斯故事绘制的插图。此后，每年都有福尔摩斯全集面世。二○○一年之后全集出版数量大增，不下二十种。其中中国电影出版社、华夏出版社、译林出版社等版本都附有佩吉特所绘插图。译林出版社由俞步凡翻译的《福尔摩斯探案全集》似乎为了显示与其他版本翻译上的不同，将不少篇目名称改换。可是所改名称很多都将谜底泄漏，书前译者序也将小说内容一一概括，这是侦探小说的大忌。这样的译本和译林外国文学出版社的专业形象不匹配，遭到读者的一片骂声。该出版社于二○○六年八月推出第二版，撤换了原先泄底的标题，将译者序改为曹正文的文章。

选集本或者长篇单行本也有不少。一九九六至二○○六年间，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有三十种之多（不含改写的少儿版）。其中也有些比较有特色的。比如著名翻译家梅绍武、屠珍翻译的《福尔摩斯探案精选》（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该书以一九二五年柯南·道尔应《海滨杂志》之邀自选的十二篇佳作为基础，增加了九篇短篇小说，共二十一个短篇福尔摩斯故事，配上佩吉特的插画。

纵观近些年来的福尔摩斯译本，很多版本的译文和群众版大同小异，甚至有些译本的翻译是比较草率的。张文清、林本椿的《〈福尔摩斯探案集〉的汉译状况及部分译本评析》（《三明学院学报》，二○○六年第一期）针对近些年来福尔摩斯小说的大量翻译指出：

从现在的译者人数和出版该系列小说出版社数目来看，可以说是‘铺天盖地’，重复劳动和浪费难以形容。最近的部分译本，有些可能是为了求异，也不按原篇名译，同样造成了读者阅读交流上的不便。而且，翻译质量也参差不齐。前面的译本犯过的错误，在后面的版本中同样出现。有些译本只是在不影响意思的前提下，在句子结构上对前面的译本稍作改变，或替换一些词。而有些句子则是十分‘巧合’地完全相同。

福尔摩斯作品不血腥，案件也很有趣，适合青少年阅读。因此，不少出版社推出了适合青少年口味的改写福尔摩斯故事。比如，山东友谊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引进了台湾东方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专为青少年改写的《福尔摩斯探案全集》（五册）；新疆青少年出版社二○○二年推出八册“福尔摩斯探案集少年版”系列；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二○○六年推出《福尔摩斯探案集》名家导读版，除小说之外还收录了王逢振的《柯南道尔与福尔摩斯》（节选）、曹正文的《柯南道尔与阿加莎·克里斯蒂创作思路比较》（节选）、张润捷的《读〈福尔摩斯探案集〉有感》、章晓风的《让世界少一分罪恶，多一分友善——读〈福尔摩斯探案集〉有感》多篇导读文章。

福尔摩斯的英文版国内也有出版，大都为选集或者简写版，提供给读者作为各层次的英文阅读材料。建国后最早出版的英文版福尔摩斯作品是上海译文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出版的英汉对照《魔犬》（《巴斯克维尔的猎犬》）。外文出版社于二○○○年出版的“福尔摩斯四大奇案”包含了福尔摩斯的长篇作品，并且采取英汉对照方式，便于阅读。西藏人民出版社二○○三年出版的《福尔摩斯探案集》也是采取英汉对照的方式。不过福尔摩斯的英文版全集在国内外文书店等地也颇易见到，一般是两册本小平装本（mass market paperback）全集，售价也不高。二○○六年，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也出版了英文版《福尔摩斯经典系列全集》。

连环画、仿作和其他

随着小说中译本的出版和电视剧的引进，各美术出版社纷纷以这部小说为题材，出版了大量的连环画，一经推出便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浙江美术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的《巴斯克维尔猎犬》（黄云松绘）可谓一炮打响，随后，四川、江苏、辽宁、福建、吉林等美术出版社也出版了类似的连环画。这些书均选自《探案集》的名篇，较为真实全面地反映了原著的社会意义，谴责各种犯罪，揭露殖民主义掠夺，宣扬善恶有报、法网难逃的思想。加上多由崛起于七八十年代且擅长外国题材的画家执笔，采用钢笔、墨笔、碳笔素描等不同表现手法，使形形色色的人物和阴森恐怖的气氛跃然纸上，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成为同时期外国题材连环画中的佼佼者。《巴斯克维尔的猎犬》（张文永绘，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四签名》（于成业绘，福建人民美术出版社，1980）、《血字的研究》（陈长贵绘，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魔犬》（上下）（徐芒耀绘，辽宁美术出版社，1985）等是其中的代表作。

岭南美术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到一九八五年间推出了《福尔摩斯探案选》系列。它内容全、绘画精，在诸多版本中独领风骚。这个系列前后陆陆续续推出了十三种，包括《阿格拉宝物》、《万里复仇记》、《古邸之怪》、《雾都谍影》、《第二块血迹》、《神秘的礼典》、《花斑索命带》、《桐叶村的秘密》、《混世魔王》、《鹊桥女尸》、《死酷党》、《蓝宝石》、《黑色美洲豹》等。基本囊括了小说中的精彩故事，并较好地反映了小说结构严密、丝丝入扣的特点。黄云松、潘鸿海、于成业、招炽挺等著名连环画家均参与了创作。这些名家熟悉外国题材，技法老练娴熟，有的善于运用钢笔画刻画人物表情，有的墨笔画从容不迫，黑白对比鲜明。跌宕起伏的故事、精彩的画面交相辉映，把小说描绘的惊险情节和恐怖感真实直观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把主人公的机敏、睿智，罪犯的阴险毒辣表现得淋漓尽致，呼之欲出，令人难忘。

此外，还有一些福尔摩斯连环画套书，它们成系列，比较方便收藏。比如，朝花美术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出版了一套“福尔摩斯探案故事”，共十集，分别是：《四签名》、《血字》、《巴斯克维尔的猎犬》、《伯尔斯通的悲剧》、《魔鬼之足》、《绿玉皇冠案》、《赖盖特之谜》、《六座拿破仑塑像》、《失踪的女人》和《跳舞的小人》。民间文艺出版社也于一九八五年推出了五本一套“大侦探福尔摩斯”，均为短篇改编，分别是《第二块血迹》、《绿玉皇冠案》、《魔鬼之足》、《雷神桥之谜》和《福尔摩斯遇难》。

由于《福尔摩斯探案集》的艺术魅力，以及在广大读者心中的影响，九十年代也有同名连环画问世。如大连出版社（四卷本）、湖北少儿出版社（三卷本）等都推出了不同版本。相对八十年代版本而言，这些书忠于原著，故事齐全，多为三十二开本。但由于受传统连环画走入低谷和创作变形风的影响，不仅大多数故事内容简单，而且绘画技法粗糙，失于草率，与传统写实的手法相差甚远，实在不尽人意。

福尔摩斯全集译本颇多，市场消化有限，有的出版社就开始出版一些福尔摩斯仿作。其间也有名作被译介到国内，比如尼古拉斯·梅耶的《百分之七溶液》（漓江出版社，1986）就是仿作中的名著，《鬼室与阴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0）是纪念福尔摩斯故事百年诞辰的短篇仿作集，收录了很多当代名家的作品。系统翻译国外福尔摩斯仿作是从作家出版社开始的。一九九七到一九九八年间，作家出版社翻译出版了四册《福尔摩斯新探案集》，收录了八位作家的十二部福尔摩斯仿作。这些仿作均译自英国伊恩·亨利（lan Henry）图书公司出版的作品。福尔摩斯作品是伊恩·亨利公司出版的重要主题，以仿作小说为主，还出版或者再版了一些福尔摩斯学术书籍，包括杰克·翠西的《福尔摩斯百科全书》。作家出版社翻译的四册作品囊括了该出版社大部分福尔摩斯仿作。一九九八年，群众出版社出版了两册精装本《福尔摩斯探案全集续集》，其实是再版了作家出版社的《福尔摩斯新探案集》前三本。

从二○○一年至今，群众出版社陆续出版了多达十六册福尔摩斯探案续集，其中有六册重复，总计三十种国外仿作和一种华人作品。这些仿作均译自英国布瑞斯（Breese）图书公司出版的作品。该公司专门出版福尔摩斯仿作，多年来出版将近四十种，号称世界上最大的福尔摩斯探案故事出版商。北京大学出版社的“英语注释读物·新福尔摩斯探案集”也选择了布瑞斯公司的福尔摩斯仿作，共出版六本，均为英语读物，有注释，没有译文。不过这套英文福尔摩斯仿作都涵盖在群众版福尔摩斯续集系列中，有兴趣的读者也可以对照阅读。

在福尔摩斯相关读物以及参考书方面，国内的翻译和著述不多。一九八六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约翰·狄克森·卡尔的《阿瑟·柯南·道尔爵士》，这是一本关于柯南·道尔的权威传记，在欧美影响颇大，作者也是侦探小说领域的大师级人物。一九九一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托马斯·西比奥克、简·伍米克一西比奥克的《福尔摩斯的符号学：皮尔士和福尔摩斯的对比研究》称得上国内最学术性的福尔摩斯相关书籍。这是一本有关符号学的书籍，借用了福尔摩斯来分析符号学。书前有陈启能作《福尔摩斯探案的学术研究》，是一篇详细介绍国外对福尔摩斯的崇拜以及研究的文章。二○○四年海南出版社和三环出版社出版的《福尔摩斯的世界：一个伟大侦探的幕后生活和小说背景》以及二○○五年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侦探福尔摩斯》都是针对福尔摩斯探案集的入门类参考书。前者以介绍福尔摩斯为主，兼有柯南·道尔生平、侦探小说历史发展等介绍，有很多彩色插图；遗憾的是翻译质量不高，有的甚至句子都不通顺。后者针对每篇福尔摩斯作品进行了简单的梳理和介绍，还有一些专题文章。二○○一年学林出版社出版的伊戈尔·符谢瓦洛多维奇·莫日依科作《柯南道尔和杀人魔王杰克》是一本将犯罪历史和柯南·道尔生平综合叙述的作品。二○○七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朱利安·巴恩斯作《亚瑟与乔治》则以小说手法讲述了柯南·道尔解救“大沃利案”中含冤的乔治的故事。

建国后，柯南·道尔的其他作品被中译的比较少，最早的是一九五九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科幻小说《玛拉柯深渊》。此后的翻译主要集中在《失去的世界》上，仅单行本就不下五种，加上收录在各类科幻小说选集中的就更多了。此外，还有若干种英语读物。另一部科幻小说《毒带》也曾以英语读物的形式出现在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二○○○年的一套“福尔摩斯探案故事丛书”中。二○○二年，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了《柯南·道尔恐怖疑案故事集》（Tales of Terror and Mystery, 1922），收录十二篇小说，分为恐怖篇和疑案篇。其中有好几篇侦探题材的作品，如《失踪快车》、《神秘的男人》等，虽然没有福尔摩斯出场，但也颇为精彩。

一九九四年，中国甚至上映了一部福尔摩斯电影，名为《福尔摩斯与中国女侠》。这部电影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刘云舟任导演，柯章如、李昌福担任编剧。剧中由范艾理扮演福尔摩斯、秀兰丽梅扮演白芙蓉、王赤扮演金马掌、张春仲扮演涂武、王洪涛扮演杜文才、许忠全扮演华生、汉森扮演亨利。

故事发生在清朝末年，英国大侦探福尔摩斯和他的朋友华生到中国观光，不料在夜间投宿仙来客店时，发现客店被重兵把守。华生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消息传来，英国政府派来押运庚子赔款中一批珠宝的布克将军遇刺身亡，珠宝不翼而飞。钦差大臣发现了留宿此间的福尔摩斯，众人竭力请福尔摩斯侦破此案。福尔摩斯还未理出案情的头绪，布克的人头又不见。在塘沽镇，福尔摩斯发现现场的一根白马尾与马贩子金马掌所持拂尘的马尾相同。他与清军统领涂武谈论案情，知道金马掌武功极高。这时，仙来客店店主白芙蓉出现。白芙蓉是金马掌义女，义和团后人，她抢先给金马掌报信，当福尔摩斯到马厂时，已空无一人，却发现了布克的人头。福尔摩斯又一次察看现场后，拜会英国公使亨利。亨利告诉他，布克负责海运，由曾留学英国的涂武协助。福尔摩斯又回到仙来客店。白芙蓉向涂武探听珠宝的下落，同时怀疑珠宝被洋人的走狗、买办杜文才劫走。杜文才垂涎白芙蓉美色，使人把她迷倒抢回府中。他也向白芙蓉打听珠宝消息，白芙蓉才知珠宝并未被杜文才盗去。但究竟谁下的手，仍无头绪。杜文才借他生日之机，大请宾客，目的是干掉福尔摩斯、华生和涂武，但涂武和金马掌为救芙蓉先动了手。一场混战，涂武为救芙蓉而死。杜文才终于在公使馆草坪上找到珠宝，得意忘形。义和团众人在金马掌带领下赶来，福尔摩斯也来助战，将杜文才击毙。义和团正准备收回珠宝时，英国公使亨利出现了。原来他才是真正的盗宝人，为了独吞珠宝，令他当年的学生涂武将珠宝埋在草坪上，布克押解的不过是几箱石头。但最后，亨利也为珠宝送了命。义和团终于为国夺回宝物，福尔摩斯也与金马掌、芙蓉等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读者的热烈反响

一九七八年末《福尔摩斯探案选》出版之后广受读者欢迎，出现了一书难求的局面。《福尔摩斯探案集》也是如此，该套第一本一九八一年三月就已重印四次，印数总计高达九十五万册。当时一篇《昆明的“自由书市”》（《中国出版》一九七九年第六期）从侧面印证了福尔摩斯小说的火爆：

“昆明小西门附近的白云巷，有一个‘自由书市’。到这个‘书市’的人多则上百人，一般也在五六十人左右，一月之内计有上万人次。有工人，也有干部，但绝大多数是二十岁上下的青年学生，熙熙攘攘颇为热闹。……市场上有以书易书者，一套《数理化自学丛书》换几部古典小说；一本英语小字典换《汉语成语小词典》外加一册《新华字典》一部《基度山伯爵》换《三个火枪手》《幻灭》《福尔摩斯探案选》各一本。化学书换几何书、物理书换数学书，比比皆是。也有高价售书者，所持图书多则四、五十本少则一、二本。书价视使用价值和稀有程度而定：一套定价十一元七角三分《数理化自学丛书》售二十五元，四角六分的《英语900句汉译注释》售九角，四元的《基度山伯爵》售十五至十七元，九角的《福尔摩斯探案选》售七元，二元三角的《三国演义》售七元等等，高出原书定价的几倍。最低的也要比原书定价高出两、三角。”

显然，西方文学作品引入国内带来了外国文学热潮。《基度山伯爵》和《福尔摩斯探案选》都称得上是当时的紧俏书籍。《基度山伯爵》定价四元，“自由书市”（类似黑市）售价十五至十七元，是原价的四倍左右。《福尔摩斯探案选》定价九角，黑市售价高达七元，是原价的七倍还多。群众出版社《福尔摩斯探案集（五）》的“编后记”中也提到，出版福尔摩斯全集是应读者的强烈要求。这样高昂的黑市价格自然是一般读者难以承受的，但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了福尔摩斯的魅力。

群众版五册本全集和三册本全集到二○○二年累计印刷了十九次，是中国销量最大的福尔摩斯全集。粗略统计下来，仅各家出版社的福尔摩斯全集，印数就不下五百万册。一九七九年浙江美术出版社的《巴斯克维尔的猎犬》连环画第一版就印刷了一百一十万册。岭南美术出版社的福尔摩斯探案选系列连环画每本印数也在几十万至上百万册。

文革之后，福尔摩斯以及侦探小说出现了和清末一样的追捧浪潮。《图书馆学研究》一九八二第二期刊登了杨沛超的《512名读者文学书籍的阅读兴趣浅析》，记录了一九八一年五至七月间对五百一十二名不同年龄段、不同职业特征的读者文学书籍阅读兴趣进行的阅读调查的结果。在调查统计表中有一组值得注意的数据：喜欢侦探小说的读者占百分之六十一点七，大大超过了其他文学作品的读者。就不同年龄读者而言，在十七岁以下的读者中，喜欢侦探小说的占百分之七十四点四，十八到二十五岁中占百分之六十四点四，二十六到三十五岁中占百分之六十一点一。就读者职业而言，工人中占百分之六十七点七，农民中占百分之六十四点七。学生中占百分之六十五点一，服务行业中占百分之六十八点二，待业青年中占百分之八十一点一。

《当代青年研究》一九八四年第八期上刊登的《当前中学生课余阅读倾向调查》，公布了上海市一次全市范围内中学生的阅读调查，其中喜欢侦探小说的学生占到被调查者的百分之七十以上。问卷显示，“印象最深刻的三本书”中《福尔摩斯探案》是侦探题材里被选中次数最多的，甚至超过了武侠题材的《书剑恩仇录》和《萍踪侠影》。这时，教师们也已经认识到优秀的侦探小说对提高逻辑思维能力所产生的积极的作用。

不仅在中学生中，大学校园里侦探小说也是广受欢迎的。复旦大学图书馆所做的一次复旦大学大学生课外阅读调查显示，侦探小说占阅读的百分之十一，此外惊险小说占百分之七点八，是学生阅读最多的作品之一。（《复旦大学大学生课外阅读情况的调查》，《图书馆杂志》一九八九年第三期）

刘富玉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学生时尚阅读研究》（《图书情报知识》二○○四年第五期）一文中指出，九十年代以来，大学生的阅读更加理性，不少大学生开始从众多的写作流派中选择适合自己口味的流派。例如在一次调查中，柯南·道尔和阿加莎·克里斯蒂占据了“读者阅读最多的侦探小说家”排行榜的前两位，得票率分别为百分之四十九点一和百分之二十四点一。

《阅读动机与读物选择——2004中国大学英语专业学生英语读物阅读情况的调查与分析》（《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二○○四年第四期），提供了一份一九九四年和二○○四年中国多所大学英语专业学生英语读物阅读情况的对比：一九九四年的调查中，侦探小说仅次于言情小说位居第二，二○○四年略有下降，但仍位居第五，占到百分之十点四。

接受与回归

五十年代末群众出版社出版福尔摩斯探案后，编辑部主任于浩成曾受到罗瑞卿以及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的训话。但是，文革后这样的情况就不复存在了。邓小平还接受了一套于浩成赠送的福尔摩斯探案集（根据美国学者金介甫对于浩成的采访[1]）。一九七九年第八期《读书》杂志刊登了王逢振的《柯南道尔和他的福尔摩斯探案集》，这篇文章以《柯南道尔与福尔摩斯》为题成为了群众版福尔摩斯探案集的前言。刊登在杂志上时，它的前面增加了一段导语，提到“这些故事对广大公安、司法干部颇有裨益，对广大读者是一种艺术享受，对学习写作的人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随着侦探小说被大量翻译，批评之声四起。《读书》杂志刊登了几篇外国文学学者撰写的文章，提出要客观评价侦探小说，主张引进一些代表性作品。施咸荣在《怎样看待犯罪、侦探、惊险小说》（《读书》，一九八○年第六期）中指出：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待文学艺术除注意它们的艺术价值和美感作用外，更应强调它们的认识作用和教育作用。……外国犯罪-侦探-惊险小说有一百多年的发展历史，最近几十年又迅速发展，其中确有不少珍品值得我们翻译介绍以供我国作者参考，并使读者认识西方文艺界中的这么一个品种，但西方出版界那种不加选择地大量出版惊险小说的做法，引起败坏读书风气和败坏社会道德的恶果，我们必须引以为戒。……通过调查研究，精选几种有代表性的外国惊险小说翻译出版，是可以的。这既可以向我国作家提供艺术借鉴，也可以丰富我国读书界的阅读品种，使读者丰富知识和想象力，熟悉外国大城市的生活情况和社会风貌。但由于这类作品品种多，数量大，良莠不齐，鱼目混珠，大量出版和翻译介绍这类作品，就不能不考虑资产阶级思想对我国读者的侵害作用。希望我国出版界慎重看待这个问题。不要把我国读者引导到思想混乱的状态上去。

傅惟慈选编并翻译过一些侦探小说，他在《对侦探小说也要持分析态度》（《读书》一九八○年第八期）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不能否认文学的社会效果，但是这不是简单的方程式，不是说加进一种药，就会起什么变化。要是说看侦探小说可以使读者学到不好的东西，可也有人看《少年维特的烦恼》以后去自杀的。学英雄人物，也有干坏事的。不是有人搞了个定时炸弹在列车上，他不是要破坏，而是为了到一定时候去救，以便成为“英雄”。文学作品起什么作用，常常是通过不同的内因而起变化。目前社会上有些不安定因素，难道能说社会上的一切动乱都要书本来负责？

……我认为对于世界文学，不论是高级的，还是所谓低级的，都应该介绍。

如果没有看就指手划脚，这对中国文化发展是不利的。

针对学界对侦探小说还没有比较全面认识的问题，《译林》杂志社翻译了上海外国语学院美国专家苏珊·史密斯的一份关于侦探小说的学术报告《英美侦探小说纵横谈》（《译林》，一九八○年第一期）。于洪笙是比较早重视并研究侦探小说的学者，她撰写论文《一个值得重视的文学样式——从福尔摩斯谈侦探小说的发展及地位》（《国际政治学院学报：哲社版》，一九八四年第四期）以福尔摩斯为代表评价了侦探小说。她与人合著的《法制文学概论》（1990）对西方侦探小说的评价也是客观的。

翁显良《推理小说辨》（《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一九八○年第三期）分析了福尔摩斯探案的成功。他虽然看到了福尔摩斯作品情节上的魅力，却将其最主要的特色推理演绎忽略了：

《福尔摩斯探案》的成功，与其说是由于推理巧妙，不如说是由于情节离奇，使读者的神经一直处于紧张状态，非到案情大白，不能松那口气。流传甚广的《魔犬》（The Hound of the Baskervilles）就是个突出的例子。这篇故事，人们一读再读，还要去看据此改编摄制的电影，不是出于对福尔摩斯的逻辑推理天才的钦敬，而是为了从恐怖的刺激中求快感，从邪妖的败亡中得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道德精神上的满足。以思辨为乐的人百中无一；倘若《福尔摩斯探案》只给人以理性的享受，就不会这样受欢迎而历久不衰了。

《福尔摩斯探案》给英国的侦探小说定了法式：“清平世界”突然发生了破坏现存社会秩序的阴谋，从而展开了护法英雄与罪犯的斗争；主角与反角之外，还必须有配角；主角“超人”，配角庸人，反角非人，在“超人”的英雄战胜非人的罪犯的曲折过程中，庸人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懵懵然唯有靠“超人”指点，到最后恍然大悟时，对“超人”自然更加崇拜，对世间有此“超人”必能长治久安自然深感欣幸。《福尔斯摩探案》中的华生是庸人。庸者，平常也；普通读者，亦在庸人之列，对护法英雄理应五体投地，顶礼膜拜。这一法式，为柯南道尔在英国的后继者所遵循，数十年大体不变。

八十年代报刊杂志对福尔摩斯和柯南·道尔的关注也逐渐多了起来。《环球》一九八一年第二期刊登了朱利安·西蒙斯的《写福尔摩斯是他的副业——柯南道尔的多方面成就》。西蒙斯是西方权威的侦探小说史学家，还写过柯南·道尔的传记。《国外社会科学动态》一九八一年第五期刊登了《谢拜奥克谈福尔摩斯的符号学》，似乎是在向那些还在攻击福尔摩斯的人们提供福尔摩斯受到西方学术界重视的证据。一九九一年，谢拜奥克所著的《福尔摩斯的符号学：皮尔士和福尔摩斯的对比研究》作为“史学理论丛书”之一，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今昔谈》一九八二年第二期发表了王琮琪的《福尔摩斯趣闻摭录》。《新闻记者》一九八四年第十期转载了《福尔摩斯的形象将首次出现在荧屏上》，介绍英国格林纳达福尔摩斯电视系列片。而一九八四年四月二十四日，格林纳达的福尔摩斯系列首集《波希米亚丑闻》才在英国独立电视台播出。《读书》一九八四年第一期节选了柯南·道尔的《在神奇的门内》，这是一篇关于读书问题的散文。《世界文化》一九八四年第四期刊登了两篇和柯南·道尔有关的文章：《柯南道尔是不亚于福尔摩斯的大侦探》和《史无前例的伪造人头骨案与柯南道尔》。一九八七年，正逢福尔摩斯首部作品《血字的研究》发表一百周年纪念，福尔摩斯的上镜率也高了起来。《世界博览》第三期刊登了弗雷德·斯特雷贝格的《魅力不衰的福尔摩斯》。《世界知识》第七期刊登了戚德平的《福尔摩斯的女秘书》，介绍为世界各地福迷回信的福尔摩斯“秘书”。《电影评介》第十期刊登了《大侦探福尔摩斯遇难之谜搬上银幕——为纪念“福尔摩斯”诞生百年》。《国际展望》第二十三期刊登了王信强的《名扬世界的超级侦探——歇洛克·福尔摩斯》。这些文章虽然许多是取材或者翻译自国外相关文章，中国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非常少，但媒体对福尔摩斯的重视程度是毋庸置疑的。

重新评价和肯定

八十年代末，学界开始出现一些声音，为侦探小说正名，给予其重新评价和肯定。任访秋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学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88）论述晚清翻译小说时提到：

在小说翻译领域出现了两热：一是虚无党热，二是侦探小说热。一时洛阳纸贵，充斥了大部分期刊杂志。代表翻译家是陈冷血和周桂笙。究其原因，首先是虚无党主张推翻帝制，实行暗杀，与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主张暴力革命多有契合之处。而侦探小说抬头，主要是适合市民阶层的需要。它与中国公案、武侠小说有脉搏互通之处，但又颇有新意，因而受到很多读者的欢迎。对这两种小说虽然毁誉不一，但它们在创作技巧上确为中国作家提供了有益的镜鉴。

《中国近代文学百题》（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专门将侦探小说作为一个问题，由裴效维撰写《侦探小说——一个外来的小说流派》，对于以前将侦探小说视为“历史的垃圾”提出了批评：

然而非常奇怪的是，新中国建立之后，我国的侦探小说竟被视为“历史的垃圾”，成为实际上的禁书，既与广大读者完全绝缘，又成了文学研究领域里的禁区。更为奇怪的是，就在我国的侦探小说横遭厄运的同时，外国的侦探小说倒还可以流传。结果便形成了这样一种反常的现象：《福尔摩斯探案》在我国几乎家喻户晓，而一般读者对我们自己的侦探小说却一无所知。尤其滑稽的是，这种反常现象，竟然发生在批判民族虚无主义、高唱爱国主义的那些年代。人民不禁要问：莫非外国的侦探小说是所谓“香花”，而我国的侦探小说全是“毒草”吗？答案只能是否定的，因为外国的侦探小说是中国侦探小说的榜样，两者绝无本质上的区别。可见这里面既有极左思潮的影响，又有潜在的民族虚无主义在作怪。

陈平原在《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1897年—1916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中给予了侦探小说正确的评价：

晚清理论界主张以域外的政治小说、科学小说、侦探小说为主要译介对象，可实际上侦探小说的数量远远超过其他两类。尽管在理论上似乎前两者更叫得响，更能体现改良群治的意图，可侦探小说曲折有趣的情节一下子就抓住了广大中国读者，不待号召就源源不断地译介进来。恽铁樵称：“吾国新小说之破天荒，为《茶花女遗事》、《迦因小传》；若其寝昌寝炽之时代，则本馆所译《福尔摩斯侦探案》是也。”不过分拘泥于细枝末节，这段话说明了一个重要的现象：域外小说之真正打开局面并最终能在中国生根开花，部分应归功于侦探小说的魅力。对于善于鉴赏情节的中国读者来说，欢迎政治小说、科学小说主要服从于“文以载道”的文学观，而欢迎侦探小说才真正是出于艺术趣味。言情小说、社会小说当然也可能受欢迎，但这两类小说中国自己颇多佳作，读者并不觉得特知新奇可喜。既有新鲜感，又能跟原有传统的文学趣味接上茬，这样的域外小说才可能风靡全国。而侦探小说正好具备这两个条件。从读“故事”的角度，晚清翻译家选择了柯南道尔而抛弃了伏尔泰、迪斯累里；同样是从读“故事”的角度，晚清翻译家在译作中喜欢删去与故事进程关系不大的心理描写和场景描写。而这，不能不严重限制了晚清翻译家的艺术视野，也不能不降低其译作的艺术水准。

九十年代以来，相继出现了一些研究和探讨福尔摩斯小说的学术文章。比如，老枪的《柯南道尔和他的侦探小说》（《宜宾学院学报》一九九○年第三期）、张俊的《福尔摩斯：永恒的科学神话形象》（《培训与研究——湖北教育学院学报》一九九八年第六期）、余凤高的《柯南·道尔写〈福尔摩斯探案〉——使细节发展成侦探小说的素材》（《名作欣赏》二○○○年第二期）、张萍、刘世生的《从柯南道尔到克里斯蒂——传统侦探小说的认知与批评价值》（《译林》二○○一年第六期）、止庵的《福尔摩斯和华生的叙事学》（《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序，中国电影出版社，2003）、张炯的《论福尔摩斯形象》（《固原师专学报》二○○四年第一期）、张建明的《名著的另一面——评福尔摩斯探案集》（《萍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二○○四年第三期），等等。上海大学硕士研究生王巧俐的毕业论文《福尔摩斯系列小说的勃兴》（英文，2005）是国内研究者对福尔摩斯作品兴起原因探讨比较深入的论文。它从三个方面出发进行了研究：第一，从侦探小说自身的模式出发，探讨福尔摩斯小说模式的形成和兴起；第二，考察福尔摩斯系列小说的畅销因素；第三，从心理学角度分析其被广大读者接受的原因。

此外，现有的几部侦探小说历史和评论著作都有专门章节论述福尔摩斯以及柯南·道尔。曹正文的《世界侦探小说史略》（1998）第三章《侦探小说之父柯南道尔》介绍了柯南·道尔的生平并分析了福尔摩斯故事。任翔的《文学的另一道风景线——侦探小说史论》（2001）第二章《欧美侦探小说》第二节《古典式侦探小说时期》介绍了柯南·道尔及其福尔摩斯作品，第六章《中国现代侦探小说》第一节《西方侦探小说在近代中国》论及了福尔摩斯的早期译介。

台湾方面，探索文化出版社“福尔摩斯系列”第十四册是鸿鸣所著的《福尔摩斯完全档案》（1998）。这是探索文化出版福尔摩斯全集时，为读者所做的一本导读。它把福尔摩斯和华生个人生平事迹，所侦办的案子，都做了很好的整理。篇幅相对较小，资料却比较完整，并且图文并茂。《推理》杂志一百四十六至一百七十二期曾连载程盘铭的“福尔摩斯研究专栏”，有人评价说这是“利用华文研究福尔摩斯最精彩深入的系列文章”[2]。

国内研究福尔摩斯最多的领域是其在清末民初的翻译、译文和影响。比如，许磊的《文本读解与翻译策略——谈近代侦探小说的译介》（《乐山师范学院学报》二○○二年第六期）、徐朝友的《鸳鸯蝴蝶派对柯南道尔小说女性形象的移植》（《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二○○三年第六期）、香港学者李德超、邓静的《清末民初侦探小说翻译热潮探源》（《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二○○三年第二期）、海外学者李欧梵的《福尔摩斯在中国》（《当代作家评论》二○○四年第二期）、于启宏的《中国现代翻译侦探小说的意义》（《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二○○四年第七期），等等。上海大学硕士研究生刘亚涵的毕业论文《被遗忘的宠儿：近代翻译侦探小说——“福尔摩斯探案”近代译本分析》（2004）从近代翻译侦探小说的兴起、发展状况出发，主要结合中华书局一九一六年版《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译本，考察了近代翻译侦探小说前后期译本的变化，分析了其原因和影响。

在国内此方面研究著作中，郭延礼的《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1998）和范伯群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2000）两书最值得关注。前者是研究中国近代翻译侦探小说最为系统的著作。后者的《第三编侦探推理编》（汤哲声撰）是目前为止对解放前中国侦探小说发生和发展历史最完整全面的研究著作，其中第二章《清末民初侦探小说之翻译以及对中国小说的影响》介绍了近代翻译侦探小说的热潮，分析了侦探小说对现代中国小说的影响。

郭延礼对近代翻译侦探小说提出了重新评价的必要：

在近代译坛上，倘就翻译数量之多（约占全部翻译小说的五分之一）、范围之广（欧美侦探小说名家几乎都有译介）、速度之快（翻译几乎和西方侦探小说创作同步）来讲，在整个翻译文学的诸门类中均名列前茅。近代翻译文学史上的这一文学现象是需要进行清理和研究的。但目前的有关著作，对此不是三言两语地带过，就是全盘否定，应当说，这都不是可取的态度。

《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上篇第六章《中国近代翻译侦探小说》以相当长的篇幅讨论了福尔摩斯的早期中译作品，引用了一些早期翻译的文本，并且分析了福尔摩斯和侦探小说在中国引发热潮的原因。难能可贵的是，这本著作吸收了香港和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尤其是中村忠行的《清末侦探小说史稿》。本书的成就是相当令人注目的，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大量可资借鉴的素材。下篇第五章《周桂笙、奚若及其他》还对早期侦探小说翻译家（主要是周桂笙和奚若）做了专题介绍和研究。

香港学者孔慧怡对于清末民初翻译侦探小说的研究也颇引人注目。她的《以通俗小说为教化工具：福尔摩斯在中国（1896—1916）》发表在日本学术刊物《清末小说》第十九号（1996.12.1）上。这篇论文主要探讨早期翻译福尔摩斯故事的教育目的。一九九六年，香港中文大学举办以“翻译和创作”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并于一九九八年出版了TRANSLATION AND CREATION: readings of literature in early modern china, 1840—1918，其中收录孔慧怡的Giving Texts a Context: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Classical English Detective Stories 1896—1916。二○○○年该书中文版《翻译与创作：中国近代翻译小说论》在国内出版，包含了孔慧怡论文的中文版《还以背景、还以公道——论清末民初英语侦探小说中译》。文章包含两大部分，一是清末翻译侦探小说的背景，二是针对译文的分析和讨论，主要是讨论福尔摩斯小说，并附有重要译本中英文对照。孔慧怡参考了大量欧美和日本的研究著作，眼界较中国学者更为宽阔。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可以说已经超过了中国本土对此的研究。中村忠行的《清末侦探小说史稿》在《清末小说研究》第二号开始连载，共三期（《清末小说研究》第二至四号，1978.10.31—1980.12.1）。《清末小说研究》从一九七七年起由日本清末小说研究会发行了（后改名为《清末小说》），是世界范围内唯一一本以清末小说为专门研究对象的杂志。这篇史稿长达十万字，共分四个部分：一、柯南·道尔的介绍；二、其他英美作家介绍；三、大陆作家和作品；四、从日文译本转译的作品。

中村忠行的研究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明确了大部分中译本的原作。清末翻译侦探小说大都不署原作名，甚至连原作者都不署，或者译名与原名差距颇大。明确原作是相当了不起的成果。第二，对柯南·道尔在中国和日本的翻译进行了对比。例如，他指出，中译福尔摩斯最早是在一八九六年，日本最早的翻译是一八九九年（水田南阳在《中央新闻》上翻译自《冒险史》的《不可思议的侦探》系列小说）。不过这点并不正确，最早的福尔摩斯日译作品是一八九四年连载在《日本人》上的《乞食道乐》（《歪唇男人》），可见日本引进福尔摩斯早于中国。第三，将英文原文和中译作比较，判断中译水平。第四，以年代记述中译侦探小说，这也是题名为“史稿”的原因。

中村忠行的论文在当时引起了中国学术界的关注，徐允平的《日本近年中国古典研究述略》（《文学评论》一九八一年第五期，1981.9.15）、林岗的《日本研究中国近代（清末）文学述略》（《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第一辑，1983.11）、魏仲佑《清末小说的研究在日本》（台湾《汉学论文集》第三辑，1984.12）都提到了这篇论文。尽管笔者没有看到这篇史稿（据樽本照雄推测这篇史稿有私下的中译版本，不过没有查到），但是从介绍来看，这是目前在清末翻译侦探小说研究方面成就最高的论文。它的研究成果被樽本照雄所编《新编增补清末民初小说目录》（2002）采用。

另一位日本研究家樽本照雄在福尔摩斯以及柯南·道尔中译作品的研究方面也有很大贡献。他编著的《清末民初小说目录》自一九八八年在日本出版以来，不断增补，于二○○二年出版该目录的第三版《新编增补清末民初小说目录》。该书主要收录一九○二到一九一九年间发表的创作小说和翻译小说，是这类书目中最为详尽的。该书对翻译侦探小说大部分进行了标注，并给出原文名和作家原名，颇为方便。二○○二年，齐鲁书社出版了该书的中文版。

二○○六年九月，日本汲古书院出版了樽本照雄的《汉译福尔摩斯论集》，这是目前为止唯一研究清末民初福尔摩斯中译作品的专著，堪称里程碑式的研究著作。它包括《中译福尔摩斯研究小史》、《〈歪唇男人〉的日译与中译》、《中国的福尔摩斯故事》、《中译〈血字的研究〉》、《〈华生包探案〉的误译》、《中译柯南·道尔小说目录》。其中《中译福尔摩斯研究小史》更是跨度从一九四○年代以前到一九九○年代，尤为重要。这本著作的主要部分曾以《柯南·道尔在中国》为题在《清末小说》第二十四到二十八号（2001—2005）上连载。这部论文集是目前对清末福尔摩斯中译小说研究最为深入和彻底的作品。

中文网络上的福尔摩斯

网络作为新兴的媒介，让更多志同道合的人抛开地域的限制，可以随心所欲地交流，同样也提供了极为丰富的信息。互联网上国外的福尔摩斯网站相当多，涉及研究、社团、商店、旅游、音乐、游戏等各个方面，让人眼花缭乱。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中文福尔摩斯专门网站和论坛目前很少，仅有两个规模不大的主题网站：“Two SH”（http: //www.twosh.com/）和“福尔摩斯研究中文网”（http: //www.sherlockian.org/），以及两个论坛：“世界福尔摩斯组织联盟—◇中国福迷组织◇”（http: //www.sherlockholmes.cn/）和“福尔摩斯归来论坛”（http: //25sh.5d6d.com/bbs.php），此外国内侦探小说论坛“推理之门”（http: //www.tuili.com/）也有福尔摩斯专版，百度吧（http: //post.baidu.com/）有福尔摩斯吧、柯南道尔吧等。

网络上对福尔摩斯的讨论和文章主要集中在小说、人物（尤其是福尔摩斯本人）、影视作品等方面。H.Z.A.（余索）曾在推理之门论坛撰写系列文章“福尔摩斯续集短评”，总计十余篇。Two SH站长之一的桃子写有“银幕上的福尔摩斯”四篇，介绍了代表性的福尔摩斯演员。lrregular在神秘联盟网站也发表了两篇很有深度的福学文章：《关于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早年生活的几种推测》和《华生十问》。

陇首云是网络上对福尔摩斯最勤奋的研究者。他曾在推理之门论坛组织翻译了《福尔摩斯语录》；开设了福尔摩斯专版；整理了《〈福尔摩斯探案〉续集及有关柯南道尔的作品列表》；撰写了《神奇的福尔摩斯》、《福尔摩斯宝典系列》等文章。《福尔摩斯宝典》目前完成两篇，分别是《福尔摩斯宝典1：血字的研究》、《福尔摩斯宝典2：四签名》，每篇包含版本、译本情况、出场人物、福迷问答、故事梗概、提到的其他案件、福尔摩斯的侦探术、有趣的小贴士、福学问题、有关翻译、福尔摩斯名言几个部分，是中文网络上对福尔摩斯作品系统研究的集大成之作，非常有价值，可惜中断已久。

笔者曾在推理之门论坛和神秘联盟（http: //www.mysterybbs.com/）网站发表多篇与福尔摩斯小说有关的文章，包括《福尔摩斯推理方法浅析》、《阿瑟·柯南·道尔传奇》、《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文字之外的福尔摩斯》、《喜忧参半：对福尔摩斯中文化研究的思考》、《福尔摩斯未刊案件》、《福尔摩斯论文列表》、《福尔摩斯探案年表》、《福尔摩斯传略》、《福尔摩斯、华生和柯南·道尔大事记》、《雷斯垂德探长》，介绍过约翰·迪克森·卡尔的《阿瑟·柯南·道尔爵士》、马丁·菲多的《福尔摩斯的世界》和杰克·翠西的《福尔摩斯百科全书》等等。

二○○二年和二○○三年推理之门论坛还举办过两次比较大型的福尔摩斯活动。二○○二年七月，由陇首云发起“福尔摩斯问答”活动，以每部长篇或者短篇小说集为出题对象进行问答。活动持续近两个月，共发问答十三期，网友参与也比较踊跃。

二○○三年底，由dsky和笔者举办了“我来揭福尔摩斯的底”读书活动，目的是进行资料梳理，针对每个故事列出案件概述、案件发生时间、破案耗费时间、提及的未刊案件、和其他篇目的交叉索引、福尔摩斯的语录和其他相关的信息等等。这两次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读者对福尔摩斯的兴趣，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效果，其成果后来在陇首云的《福尔摩斯宝典系列》中得到了体现。

回首福尔摩斯在中国的百年历史，我们看到，福尔摩斯故事不仅是中国两次翻译侦探小说热潮的起源，同样也是影响中国两次本土侦探小说创作热潮的重要作品。福尔摩斯在中国拥有最广泛的读者群，即使没有读过福尔摩斯的人，也必然能将他和神探这个称谓联系在一起。相信，不管到了什么年代，不论世界发生了多大变化，身处维多利亚时代、居住在贝克街的大侦探歇洛克·福尔摩斯永远都不会缺少来自中国的读者。

《福尔摩斯探案集 五》，群众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出版

《福尔摩斯短篇小说选》，福建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出版

柯南·道尔的《玛拉柯深渊》

尼古拉斯·梅耶的《百分之七溶液》

[1]引自《中国法制文学》（Chinese Justice, the Fiction, 2000）

[2]引自冬阳《推理世界导读～柯南·道尔与夏洛克·福尔摩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