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第一章　原初社会：神灵支配型社会

第一节　神灵和社会秩序

第二节　单一思想主宰

第三节　知识的依附性

第二章　古代社会：权力支配型社会

第一节　专制与集权

第二节　封闭性生产和交换

第三节　等级与流动

第四节　思想一统

第五节　偏好实用性知识

第六节　缺陷

第三章　近现代社会：资本支配型社会

第一节　民主与分权

第二节　开放性生产和交换

第三节　思想自由

第四节　逻辑型知识的建构

第五节　新变革

第四章　未来社会：超越资本支配型社会

第一节　自由的共同体

第二节　创造的世界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发展的逻辑/章笑力著．—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2

ISBN 978-7-308-08447-5

Ⅰ．①社⋯Ⅱ．①章⋯Ⅲ．①社会发展－研究Ⅳ．①K0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　数据核字（2011）第026585号

社会发展的逻辑

章笑力　著

责任编辑　王元新

封面设计　刘依群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310007）

（网址：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中大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丰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9

字　　数　175千

版印次　2011年2月第1版　2011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08447-5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0571）88925591

本书由浙江农林大学学术出版基金资助

第一章　原初社会：神灵支配型社会

人类社会不是从来就有的，只是当人类开始直立行走，学会制造石器或木棒等劳动工具，人类社会才宣告诞生。最初的社会，我们称之为原初社会，大约经历了400万年，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发展中最长的一个阶段。这一阶段，还不存在国家这种共同体的形式，有的只是氏族和酋邦，还只能依靠神灵来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很长时期内人类还只能完全依赖大自然的赐予，只是在这一阶段的末期才出现简陋的生产性经济，人类在生产中举行各种宗教仪式，并把这些获得的收获完全归之于神灵的庇佑；人类的思想和知识极为粗浅，还只能与原始宗教紧紧地融合在一起，也即和神灵紧密联系在一起。

第一节　神灵和社会秩序

在原初社会，自然对人的危害远远大于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或者说所谓的外部风险远大于内部风险。这些外部风险主要有自然灾害、肆虐的疾病、不稳定的食物来源和在人类四周出没的大大小小的食肉动物等。它们对人类个体的生存构成了致命的威胁，人类个体在此恶劣环境中生存下去的概率几乎为零。因此，人类不得不结成群体进行生产生活，以求自己能在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下去。那么，原初社会（或者说群体）是如何维系自身的生存、稳定和发展的呢？

原初社会最初的形式是原始群。原始群非常小，一般只有几十人。原始群非常松散。原始群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也许会走掉几个成员，也许又会加进几个。原始群也很简陋。群体生活中不存在什么规范和禁忌，就是简单的上下关系也不存在，有的只是为了满足生存的需要而结成的简单平等的劳动关系，表现为一起劳动，共同分享劳动成果；有的只是为了延续自身的需要而发生的两性关系，而这种两性关系表现为群居杂婚的形式，即没有固定的配偶，也没有两性交往的习俗。虽然此后原始群的成员逐渐固定，并禁止不同辈的直系血亲之间发生两性关系，但是，原始群的简单粗陋还是没有得到改变，简单平等的劳动关系和逐步规范的两性关系依然是原始群的全部。这种劳动关系和两性关系把最初的人们捏合在一起，产生了最初的动物社会般的群体秩序，或者说进入到群体秩序的萌芽阶段。但是，这种萌芽阶段的秩序是不稳固的，是相当脆弱的。因为此时的人类还处于物质性力量和精神性力量的空白期，缺乏可以用来维系群体秩序稳定的力量。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口规模的扩大，原始群开始发展成为更大的群体——氏族公社，人类也逐步从力量空白期中走了出来，产生了最初的用来稳定群体秩序的力量——神灵。

与原始群相比较，氏族是以血缘关系来作为确认本氏族成员的条件，氏族成员一般都生活在自己的氏族内，并享有基本平等的氏族权益。氏族成员共同拥有劳动产品，生产资料归氏族集体所有，所有的财产由氏族集体继承。由于男子在生产劳动中的作用日渐突出，而女子所从事的家务劳动逐渐变得无足轻重，加之，对偶婚逐渐过渡到血缘关系更为明确的男娶女嫁的专偶婚，即一夫一妻制婚姻，世系计算开始由母系转向父系。氏族有自己的议事会，议事会上大家可以平等地参与讨论氏族事务，并通过议事会选举出本氏族的首领。氏族首领一般由男性担任，并逐渐按照父系来世袭。由于氏族公社大体上还是一个生产生活性组织，氏族首领大概也和其他氏族成员一起参加劳动，但他也管理氏族成员的生活以及处理与外氏族的事务，已经具有了公共权威的萌芽了。由上可知，氏族更具规范性，真正具备了人类社会的秩序。那么，氏族用什么来维系这种秩序的稳定性呢？答案是神灵确保了这种秩序的稳定性。因为，原初人类相信并认为世间存在着神灵，而且，神灵无处不在。于是，一方面，他们通过设立自己的图腾来膜拜这些神灵，举行繁殖图腾物的巫术仪式来祝愿自己的图腾发达，以此来保佑自己的氏族，兴旺自己的氏族；另一方面，以神灵的名义确立各种善的道德准则和规范，给氏族首领披上神圣的外衣，使人虔诚地遵守被神灵视为善的准则和规范，使人心甘情愿地服从有神灵庇佑的首领，同时，通过巫术与神灵的互动来达到社会控制的目的，防止恶的行为发生，并对已经作恶的人进行惩罚。

由于生产力的提高和剩余产品的增多，生产协调、产品交换与分配都大为增加。加之，人口的不断增加和社会规模的不断扩大，氏族逐渐被结构更为复杂、组织程度更高的酋邦所代替。

酋邦与氏族不同，它广泛存在着阶等。在酋邦，酋长不仅对生产活动进行协调，而且，对酋邦内的食品以及一些生活必需品进行再分配。随着再分配活动扩展与正式化到一定程度，酋长的权威也得到了相应的扩展和正式化。于是，酋长作为再分配者逐渐在社会上获得了高的等级。基于酋长职位世袭制的实行与酋长地位的提高，酋长家庭所有成员的地位都高于普通家庭的成员，随后，他那所属地方亲族群体各个家庭成员的地位也提高了，乃至最后，他的整个世系群处于了社会的中心位置。也就是说，由于与酋长关系远近的不同，每个人在家庭中的地位，所有旁系的地位，都各不相同了，他（它）们都分成了不同的阶等。[1]总而言之，酋邦是个不平等的社会，犹如一座大金字塔。酋邦与氏族的另一个不同是，酋邦拥有“集中型的领导”或所谓“中心”的领导。它具有集中的管理组织，具有治理的具体事务，但是并无合法暴力支撑其决策的真正政府。它维持社会秩序主要依靠一种非正式的公共约束力，处于制度化的现代法院与原始的家族习惯之间。比如舆论指责、朋友不与友好、互惠关系被取消等。其中最为有效的约束手段是神灵的超自然惩罚。也就是说，在酋邦，主要是依赖神祇或者说祖先的权威来支撑现存的社会结构，酋长常常使用超自然的宗教手段来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总之，酋邦的首领虽然也有可能使用暴力，但那并非是酋邦社会权力结构的或者说权威结构的正常表现。它主要还是基于笼罩着神灵色彩的规则、神话、习惯、价值观的效力和连贯性来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固。[2]此外，也不能忽略的是，神灵赋予酋长神圣性，使人们对其产生敬畏感，心甘情愿地接受其领导。这也是酋邦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第二节　单一思想主宰

虽然原初社会还没有发明文字，但是，它也不自觉地创造了自己的思想文化，而且，此时的思想文化表现出高度的单一性，也完全主宰了最初人类的头脑。需要说明的是，这种主宰不是有意识的，而是无意识的。这种最初社会唯一的、主宰人类头脑的思想就是原始宗教。

在原初社会，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思维能力的发展，人类开始不自觉地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进行思考，并形成了观念性的东西。但是，人类对自然、社会和人自身的思考普遍与一些虚幻现象、概念的心理结合在一起，而不是运用理性的思维。同时，这一时期，人类的主体力量非常薄弱，自然界“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3]人类在自然界面前显得异常渺小，各种自然灾害对人类构成了严重威胁。人类缺乏对自然界的了解，又无法凭借自己的力量控制和改造自然力。于是，人类就对自然界产生了恐惧心理。并且，人类又完全依靠自然界的赐予而生活，否则，便无法生存下去。因而，又对自然界产生了一种虔诚的敬畏和感激心理。这种对自然界既敬且畏的心理，加之只能进行虚幻性的思考，使人类认为自然界有着某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在活动，并力求与之修好。人类又对自身的生理心理过程一无所知，把感觉、幻觉甚至是错觉，特别是梦中的“见闻”和想象中的东西（灵魂）视为真实的存在，乃至是具有最高真实意义的存在。于是，就产生了灵魂的观念。在早期人类看来，灵魂具有超人的力量，主宰并控制着自然界的一切事物。这样，就形成了“万物有灵”的观念，诞生了原始宗教。

原始宗教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分别是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和至上神崇拜。最初的宗教形式是自然崇拜，它是对人格化或神圣化的自然物和自然力等加以崇拜。到氏族社会时期，发展出图腾崇拜。所谓图腾崇拜，是指某一氏族认为自己起源于某一种动植物，于是，这种动植物便成为他们的“图腾”，成为本氏族的标志，用以区别于其他氏族。对于本氏族的图腾，每个成员都要顶礼膜拜，严禁杀食它们；违反图腾禁忌的人，要受到严厉的惩罚；图腾动植物事关氏族的兴衰，通过繁殖图腾物的巫术仪式来达到保护图腾、兴旺氏族的目的。祖先崇拜是在自然崇拜和图腾崇拜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它以祖先亡灵为崇拜对象，强调祖先的贡献、历史和规矩，祈求本宗亲属的繁殖与福祉。祖先崇拜可能处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时期。伴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阶层的分化，一种糅合了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三种物象因素的宗教形式产生了。这就是至上神崇拜。所谓至上神，是指在原始宗教信仰中存在一种至高、至尊的神灵，它被视为世界、宇宙、人类和万物的创造者和主宰者。[4]总之，虽然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氏族的出现与发展，原始宗教的形式在不断变化着，不过“万物有灵”的观念始终没变。

由于原始宗教极大地满足了早期人类的生存需要和群体组织延续的需要，因而，原始宗教也就成了早期人类思想的主宰者，也即通过神灵无意识地一统早期人类的思想。

众所周知，人是具有自我意识的存在，既有渴望生存的本能和意志，又认识到死亡的不可避免性。面对死亡带来的恐惧，早期人类不相信死亡是生命的尽头，总想象死后应该有一种脱离肉体的生命存在。随着原始宗教的产生，它的那种灵魂单独存在、灵魂不死观念使生命永生的欲望得到了实现，解救了因死亡带来的恐惧、失望和灰心。由此，原始宗教为有限的生命找到了一种通向无限的方式，安慰了人心，确保了早期人类在精神上的完整性，从而使社会组织及其文化创造活动能够延续下去。另外，由于早期人类对自然界这个强大的异己力量也是一无所知，因而，常常怀有焦虑感、神秘感和恐惧感。同样，人类借助于宗教仪式，与神灵、鬼魂进行所谓的双向联系和交往，以求得神灵的宽恕、庇佑和恩惠，从而消除或缓解“感情的紧张”，增强前行的信心和勇气。

由于极其低下的生产力，早期人类的个体很难在恶劣的自然环境里生存下去，只有通过组成群体来使自己生存下去。为了确保群体的稳固，以使自己生存下去，早期人类采取了自身所能想到的一切方法，如流传下来的祖辈习惯和舆论的力量等。不过，稳固群体最为有效的是宗教信仰的力量。因为，在早期人类看来，那些有利于群体组织生存、稳固和发展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肯定是神灵的旨意，即“神谕”或“神志”，是神灵用来庇佑他们这个群体的东西。于是，这些带着原始宗教色彩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都会视为善和义，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都会虔诚地加以遵守，都不会去违反。一旦有人违反了这些神圣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则视作对神灵的极大不敬，视作对共同体所有成员的冒犯，一定会对他加以严厉的惩戒，甚至逐出这个群体或处死。这样，原始宗教在巩固群体组织方面显示出无可比拟的优势和震慑力，也使群体组织在原始宗教的护卫下茁壮成长。既然神灵能庇佑自己的群体组织，共同体成员就越加相信神灵的存在，越加信奉原始宗教。

第三节　知识的依附性

原初社会不存在独立形态的知识，无论在艺术方面还是科学方面。原初社会的知识完全依附于原始宗教，它不能脱离原始宗教而独立成长，相反，伴随着原始宗教的产生和发展，它才得以产生和发展。对此，有学者指出：“在这个时期，宗教观念在人们头脑中占据主导地位，科学知识只能在充斥着神秘的、荒诞的种种宗教观念中逐渐积累、成长。”[5]而原始宗教本质是万物有灵，因而可以说，有神灵，才有知识。

在原始宗教看来，世间存在着神灵，神灵掌控着万物。人类通过巫术可以和神灵进行交感，以此来驾驭、控制让经验和理智不可捉摸的、令人恐惧的事物。虽然人类试图运用巫术来控制客观自然世界，但是，它是以虚幻方式来控制自身无法理解的自然现象，因而，在实践中注定是不会成功的。不过，巫术作为一种有目的的实践活动，它可以引导人类去了解未知领域，而且，在不断的巫术实践中可以寻找一些解决问题的方法，积累经验，从而孕育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下面作一下具体介绍。

自然科学方面，比如医学，早期人类毫无医学知识，根本不知道人为何要生病，生了病又如何医治。在他们看来，这是鬼邪作祟。只要驱走了鬼祟，就能恢复健康。于是，他们用法器、念诵咒语等符咒治病的方法来驱走鬼魅，这样，巫术就与医术联系在一起了。同时，他们又利用一些动植物来治疗疾病，这又使得真正的医术慢慢地与巫术分开来，使得早期人类逐渐认识了一些疾病和治疗疾病的药物，发明了一些治疗疾病的方法，从而导致医学的产生。再如，冶金和化学。巫师幻想把一些普通金属炼制成黄金、白银或“长生丹”，在此过程中触发了各种物质变化，凑巧发现了一些新物质，从而促进了冶金业和化学的发展。还有，天文学起源于占星术，地理学可追溯至巫术色彩浓厚的堪舆术、阴阳术等。

在社会科学方面，原始宗教以人为其价值的核心，人既是原始宗教的价值源头，又是它的重要认识对象，而任何“神系”都是建立在当时人们对生命、对宇宙认识的基础之上的。例如，伦理学就起源于宗教的道德化。在远古时期，“其民聚生群处，知其母不知其父，无亲戚兄弟夫妻之别，天下无长幼之道，无进退揖让之礼。”根本无所谓道德，自然也不存在伦理学。随着神被尊奉为宇宙的最高存在后，道德才作为神的禀性而飘然降世。如原始基督教就倡言：“道［德］与上帝同在，那道便是上帝。”因此，人的德性一方面要以上帝为对象，唯此才有望接近上帝。另一方面德性也垂训于《圣经》，人只有从《圣经》中才能认识圣灵的启示。于是，以《圣经》为本位的伦理学便应运而生了。总之，所有的原始宗教都认同：遵循神学德性是人实现自我完善并通达超自然幸福的唯一途径。由此可见，最早的伦理学源发于神学的幻想体系之中。再比如，原始宗教还是文学艺术的源头。在人类文化史上，文学艺术与宗教的发皇同样久远，两者是交相缠绕的。最早的诗歌、舞蹈、戏剧等与其说起源于劳动，毋宁说肇始于宗教的功能更确切些，因为原始的诗歌、舞蹈、戏剧主要是颂神的或敬神的，由此才嬗演出以后独立的文学艺术。[6]

知识的依附性还在于原初社会还没出现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角色和使命由巫师承担。也就是说，巫师具有双重身份，即他不仅是祭祀活动中的祭师，而且还是一个“科学家”。“他们（巫师）应该通晓一切有助于人与自然艰苦斗争所需的知识，一切可以减轻人们的痛苦并延长生命的知识、药物、矿物的特性；雨、旱、雷、电的成因；季节的更替；月亮的盈亏；太阳每日每年的运行；星辰的移动；生死之秘密；等等，所有的这一切一定都引起过这些早期哲学家的好奇，并激励他们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肯定没有人比野蛮人的巫师具有更激烈追求真理的动机，哪怕是仅保持一个有知识的外表也是绝对必要的。……作为总体来看，当初出现由这类人组成的阶层，确曾对人类产生过不可估量的好处。他们不仅是内外科医生的直接前辈，也是自然科学各个分支的科学家和发明家的直接前辈。正是他们开始了在那以后时代由其后继者们创造出如此辉煌而有益的成果的工作。”[7]总之，由于巫师的双重身份，使得知识表现出很大的依附性。

注　释

[1]　易建平：从摩尔根到塞维斯：酋邦理论的创立，《史学理论研究》，2008年第4期。

[2]　同[1]。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1页。

[4]　蔡家麒：论“原始至上神”，《世界宗教研究》，1995年第2期。

[5]　钱时惕：《科学与宗教关系及其历史演变》，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1页。

[6]　胡建：人的本质需求与原始宗教的价值源发意义，《浙江学刊》，1998年第1期。

[7]　詹·乔·弗雷泽：《金枝》，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62页。

第二章　古代社会：权力支配型社会

金属工具的出现、文字的发明和国家的产生，标志着人类开始跨入文明社会，也是原初社会和古代社会的分水岭。其中，国家取代氏族和酋邦成为新的共同体形式，标志着社会秩序的维持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改变，即原先依靠基于笼罩着原始宗教色彩的规则、习惯等来稳固社会秩序的方式被用强制性权力来维持社会秩序的方式所取代，也即支配社会的力量从原先的精神性力量过渡到此时的物质性力量。

第一节　专制与集权

在说专制和集权前，先说国家的产生。恩格斯对此曾有精辟的论述：“国家绝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确切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1]具体来说，由于科技和生产力的发展，产品除维持劳动力的需要之外还有较大的剩余。剩余产品的出现，为剥削别人的劳动提供了可能。酋邦酋长在再分配产品过程中逐渐将部分剩余产品占为己有，这必然激起部分人的反对，甚至是反抗。于是，原先的酋长、富裕的贵族、祭祀和普通成员、外来人员、战俘逐步分化为社会的两大阶级，它们之间产生激烈程度不一的冲突。这使得处理再分配产品和生产活动的酋邦无法应对这么复杂、内部风险日趋增大（即人与人之间的斗争超越自然对人的危害）的社会，迫切需要有新的强有力的方式对整个社会秩序进行有效的管理，以确保社会在新的条件下能够生存下去。于是，国家就产生了。国家一产生，就借助于军队、警察、法院、监狱等强制机关来巩固现有的统治，保障现有秩序的稳定运行，并对反抗者进行镇压。国家所展现出来的暴力性在很大程度决定了国家的统治形式——专制和集权。专制和集权也就成为古代权力社会普遍的统治形式。具体来说，君权神授，是不受民众限制的，君主是世袭的，君主的意志就是国家的法律，君主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国家的一切重要政务皆由君主一人裁决。也即君主集立法、司法、行政、军事指挥和宗教大权于一身，对臣民拥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君主的这种权威是绝对的、唯一的、不可动摇的、无可替代和不可分割的。所谓“天无二日，民无二主”即谓此。而且，地方权力向中央集中，中央权力又向君主一人集中，不允许有丝毫分权（虽然由于科技和生产力的不发达会导致“天高皇帝远”，但在主观上君主和中央是不允许地方分权的），形成了高度的中央集权。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树立了君主一人的绝对权威，保证了号令的统一，政不二门，避免了上层的纷争、推诿而导致社会的混乱，有利于国家的统一、社会秩序的稳定、经济的发展以及有效抵御外敌。

由于古代社会的科技和生产力还不发达，依旧留传了原初社会万物有灵、上天有神的观念。于是，高高在上、不可捉摸的上天仍旧成为人们顶礼膜拜的对象。在当时人们看来，只有无所不能的上天赐予君主的权力，才是合法的，才会被众人接受，才有力量。非常弱小的民众是不可能给予王国或帝国什么权力，即使给予了，人们也会认为它非常无力，是不合法的。这样，就逐步形成了君权神授的观念。君权神授思想强调神授君权的天然合理性和神圣不可侵犯性，有利于巩固君权，稳定社会，促进生产发展。因而，在科技和生产力不发达的情况下，各帝国无不主张君权神授。中世纪欧洲的国王自称是上帝授权统治万民，印度的国王也宣称自己的权力是神授予的，拜占庭帝国的皇帝被神化为上帝在人间的代表，等等。可见，君权神授在帝国时代具有普遍性。

古代社会的各帝国都不遗余力地树立君主的绝对权威，绝不允许君权旁落，独断专行。在古代中国，自秦始皇建立秦帝国后，“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史记·秦始皇本纪》）。此后，这一传统为历代帝国所继承，直至最后的帝国——清朝。如明太祖朱元璋时，“中外奏章皆上彻御览，每断大事，决大疑，臣下唯面奏取旨”（黄佐、廖道南：《殿阁词林记》卷九）。清康熙皇帝也说：“今大小事务，皆朕一人亲理，无可旁贷。若将要物分任于人，则断不可行。所以无论巨细，朕心躬自断制。”（《康熙朝东华录》卷九十一）罗马帝国亦是如此。元首或皇帝同样独断专行。进入帝国后，原先在共和时期能制定法律的各民众会议，如平民会决议和百人团民众会议，其立法活动到公元1世纪末2世纪初便停止了；具有立法权的元老院的决议仅仅表现为对皇帝建议的简单接受；长官法的革新势头同样由于长官们对皇帝的依附而磨灭了；法学家之间的分歧最终也由皇帝定夺。而表现为皇帝谕令的皇帝的直接立法权却逐步得到确立。到塞维鲁时期，法学家乌尔比安提出了一条著名原则：“皇帝喜欢的东西就具有法律效力。”[2]拜占庭帝国的皇帝也是集政治、军事、宗教、司法于一身，他可以制定法律，以此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和权力；拥有对教会的“至尊权”，包括召集宗教大会、任免高级教士、解释教义和仲裁宗教争端的权力。统治印度的孔雀王朝，国王是最高的权威，虽然大臣会议可以制约王权，但是最终的决定权已被国王所掌握，而且他能够通过选择会议成员的方法来控制它。德里苏丹王国的苏丹掌握了国家的最高行政、立法、司法和军事权力，虽然立法时要考虑沙里阿（伊斯兰法）的基本规定，但一般都把对它的解释权握在自己手里。莫卧儿王朝则更进一步，王权高于一切，国王不仅是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国家领袖，而且是宗教的最高权威。阿拉伯帝国的哈里发是独揽政治、军事和宗教大权的专制君主，其权力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大臣的权力受到哈里发的严格控制，如有越权必受严厉的惩处，乃至处死。奥斯曼帝国是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最高统治者苏丹集世俗、宗教权力于一身，是安拉的代表、臣民的主人和武装力量的统帅。总之，君主的权威是无限的，权力尽可能地最大化。

古代社会普遍实行中央集权制。中央集权制就是一切权力都集中在以君主为首的朝廷手里，不允许任何独立或相对独立于君权的权力存在。因为任何独立、半独立权力的存在难免不会对君权构成威胁，不利于君权的巩固，从而导致国家的分裂和动荡。

在古代中国，早在周朝就树立了君主的权威，不允许独立、半独立的部族存在。秦统一中国后，正式确立起“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君权的绝对性得到了更有效的保障。这种中央集权制的主要特点有：以君权为中心，在中央设立分掌政务、军事和监察的官员，在地方设立郡县制，不再分封诸侯；中央和郡县官员皆由君主任免，他人无权任命官吏，官吏也只效忠于君主一人，形成了一个从中央到地方，从政治到经济、军事，庞大、严密而又垂直的官僚体系。它消除了相对独立于君权的政治力量，有力地巩固了君权。秦汉以来的帝国虽然版图仍得到进一步的扩大，行政区划层次有所增加，但这种高度中央集权的体制得到了很好的延续、巩固。特别是到了明清，权力进一步向皇帝和中央集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在印度，孔雀王朝时期，帝国对原来的小王国进行统一管理，一切高级军政官员都由国王任命。帝国分若干省区，由省督负责管理。国王通过省区臣僚会议对省督进行节制，同时中央还派出各类监督官。莫卧儿王朝时期，中央设有由国王任命的负责军事、宗教和司法、财税以及管理工厂、仓库的四名重要官员。虽然保留了宰相“瓦济尔”的职位，但已无实权。全国划分为15个苏巴（省），其行政领导为苏巴达尔（省督）。省主要官员由国王任命，包括不属省督管辖的财政主管地万，他直接向君主负责，目的是牵制苏巴达尔，防止他权力过大。省下设县，虽然县行政官由省督管辖，但却由国王任免。与此同时，帝国实行军事化的行政管理制度，即曼沙达尔制度。曼沙达尔共分33级，授予帝国提供军役服务的官员，后来也授予文职人员。每级曼沙达尔从帝国获得相应的现金或者一定的扎吉尔封地作为薪饷，并向帝国提供一定数量的军队。曼沙达尔的选用、升迁、罢免等皆由君主亲自掌管，且其职位不得世袭。曼沙达尔制度使众多的封地持有者与中央集权的官僚等级制融为一体，强化了中央集权。

阿拉伯帝国建立了一个比较严密的中央集权官僚体系。官僚机构最高行政长官称“维齐尔”，即首相，一般由哈里发从亲信中选任，辅佐哈里发总理全国事务。首相以下有分掌财政、司法、工商和军事等各部大臣。阿拉伯帝国借助总督制度来完成对地方的统治。行省总督由哈里发任命，负责行省军政大权（不包括财政）。总督必须接受哈里发派驻行省的钦差大臣的监督，任期短，调任快，以防其日久坐大，威胁中央政权。税务官负责行省的财政税收，直接对哈里发负责，以加强中央对行省的控制。地方司法系统从地方行政部门分离出来，与中央大法官构成一个独立的系统，适应了专制统治的需要。同时，建立严密的情报网，监控地方官吏和民众。

奥斯曼帝国是中央集权的封建军事性帝国。在素丹之下设有国务会议，成员包括大臣、大法官和国务秘书。国务会议作出的决定需经素丹签署方能有效。素丹有一支经过专门训练、教育并绝对服从他的近卫军，他们不交纳赋税，不受一般司法（指伊斯兰法庭）审理，可以担任国家官职，其最高职务可做第一大臣，即国家首相。除此之外，帝国还设立了负责司法和教律裁判的伊斯兰委员会，以“伊斯兰教长老”为最高职务，与第一大臣的地位相等。“伊斯兰教长老”由素丹在各地穆夫提中亲自选拔和任命。这种封建专制的政治体制有助于中央的统一领导和集中管理，对巩固帝国秩序起了重要的作用。

拜占庭帝国也是如此。拜占庭皇帝一方面逐步剥夺执政官的权力，削弱元老院的统治权力；另一方面又牢牢掌控着地方的权力，无论是各地省长、军区将军、法官，还是各大教区首脑都由中央任免，都听命于朝廷。

虽然各个帝国都实现了中央集权制，但是，它们之间还是有所差别的。正如李约瑟所说：“西方经历过的是军事和贵族统治的封建主义，中国所经历过的却是官僚封建主义。西方的军事封建主义貌似强大，事实上中国的官僚封建主义却更强大，更能防止资产阶级夺取政权。”[3]事实上，中国的官僚封建主义比西方、伊斯兰国家的军事封建主义更利于巩固中央集权，维护君主的权威。

古代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和文官制相始终。古代中国的文官制出现得早。早在春秋战国时就出现了，并逐渐成为执行政务的主要力量。这使得古代中国的官僚制一开始就具有“文官”的性质。秦时，文官制度已经基本完备。像县令一般由文职人员担任，并且有战功的侯爵只可收取食邑内的租税，不得干预郡县政事。这种官与爵、文与武的分立，进一步巩固了中央集权制。随着儒家在汉武帝时被钦定为官方学说后，儒者出身的文官成为了官僚队伍的主体。这些文官受到了儒家经世致用、兴邦治国、教民化俗思想的熏陶，有着强烈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意识和自觉的忠君意识，较之以狭隘地域为中心的世袭贵族和拥兵自重、割据一方的武将，更能坚持和贯彻“大一统”的理念，从而更自觉地维护君主的权威和帝国的统一。此外，儒家强调修身和为政以德，因此文官政治显得较为温和。总之，秦帝国至清帝国依靠庞大的以文官为主体的官僚机构进行统治，不仅造成了温和的政治，也培养了一代代忠于皇帝的官员，使得武人割据难以在帝国立足。反观其他帝国，军人干政是帝国普遍的现象。罗马帝国早期，军队作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直接参与元首的废立。在朱里亚·克劳狄王朝，元首继位时都得到近卫军的支持。此后，行省军队对元首继位的干涉日益加强。军事混乱时期共有29位元首，其中有18位由行省军队拥立。这些帝国元首统治时间短，并且57位元首中有40位元首死于非命，特别是军事混乱时期，29位元首中有25人被军队所杀。[4]这种军人干政严重破坏了君主的权威。而且，罗马帝国的官吏基本上由冒险家、富人和贵族们组成。他们做官的目的只是为了疯狂地收敛财富，根本不顾奴隶和自由民的死活，因而，这种统治与生俱来具有鲜明的掠夺性和残酷性，并易激起奴隶的反抗，不利于君主权威的巩固。阿巴斯王朝由于实行军事长官包税制，使得禁卫军掌握了军权和财权双重权力，形成一股强大的军事政治势力，干预国家大事。这其中就包括对哈里发的废立，甚至于杀害哈里发。奥斯曼帝国本身是个军事性封建帝国，近卫军拥有许多特权，干涉国家政务，左右君主废立。在17至18世纪的14个素丹中有6个被推翻，另有6个被扶上王位。它已经完全丧失了以往作为驯服工具的特性，对君主专制中央集权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郡县制在巩固中央集权方面也优于行省总督制、苏巴制。在郡县制下，君主不仅掌握着郡县主要官员的任免权，而且建立了严格的监督制度，并对郡县的行政权与军权进行分割。结果是，“有叛人而无叛吏”，“有叛国而无叛郡”。行省总督制或苏巴制下，总督或苏巴达尔具有相当大的军政权力，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半独立的王国，在帝国衰落时极易形成地方割据政权，不听从中央的调遣。如莫卧儿帝国奥朗则布死后，奥德、孟加拉、罗希尔坎德和德干等省的总督都成为独立的君主，使得王权大为缩小。再如阿拉伯帝国，像突尼斯独立后，把自己势力扩张至几乎整个北非，还占领了属于巴格达哈里发管辖的叙利亚地区，建立了法蒂玛王朝，并自称是哈里发。它和后伍麦叶王朝、正统的阿巴斯王朝哈里发形成了鼎足之势。到10世纪中叶时，阿巴斯王朝实际统治区域仅限于巴格达及其周围地区。奥斯曼帝国衰落时，欧洲领土上的一些省督不再服从素丹，变成独立或半独立的长官，而且，西亚、北非地区的封建主也力图摆脱中央政权的控制，成为独立、半独立的诸侯。到18世纪后期，奥斯曼帝国中央政府实际上只能控制首都周围的地区。至于中世纪欧洲的领主制，领主在自己的领地内享有政治、经济、司法等权力，形成了独立王国。这和古代中国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局面不可同日而语。

虽然各帝国的君主之位实行世袭制（君主之位实行世袭制有其合理性，因为在科技和生产力不发达的情况下，选举受到的限制很大，成本就是一个大问题。而且，世袭制有助于保持王位继承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有裨益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但是中西方君主之位的继承不尽相同，对君权的巩固也是不一样的。这其中最典型、最有效的君主之位继承制当推古代中国的嫡长子继承制。古代中国的嫡长子继承制建立的时间早，而且比较严格、稳定。早在商代王位继承上就已传子，不过，也传弟，并不严格。结果是导致王位纷争，“废适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史记·殷本纪》）。周朝总结殷商王位继承的经验，确立了严格的嫡长子继承制。它包含两个基本原则：一是“立嫡以长不以贤”，二是“立子以贵不以长”（《春秋公羊传》）。至此后，嫡长子继承制为秦帝国至清帝国的所有帝国所继承。嫡长子继承制相对于其他继承制，标准更为客观、单一，易于操作，而且一目了然，无可争议，易服众。它最大限度地避免了皇族内部由于为争夺权位和财产的继承而引发的冲突，从而维护了君权的威严和帝国的稳定。在中世纪欧洲，王位的继承和古代中国非常相似，也是实行严格的长子继承制。王位的继承以长子继承权来决定，即王位由君主的长子继承，然后才依次轮到其他儿子，最后才轮到女儿。而阿巴斯王朝哈里发的继承制却一直都不明确，父子、兄弟和叔侄之间都可以承继哈里发职位，并没有明确地规定必须子承父业，结果是相互结党营私，内乱不断。再如奥斯曼帝国也不完全是父子相传，有时由王室中最年长者继承。在这种继承制下，新继承者往往将他的所有兄弟全部杀掉或将其软禁，数十年不见天日。这造成王位潜在继承者的心智扭曲或是知识匮乏，最终造成素丹的素质低下，无力治国，以至于最高权力旁落到素丹宠妻们手上，形成闺房统治，损害了素丹的威严和帝国的安定。

在巩固君主专制统治方面，古代中国还有着其他帝国所没有的措施，即强调君主“为政以德”，并对君权进行了所谓的约束和限制。君主专制的弊处，正如孟德斯鸠所说，“专制政体”是“由单独一个人按照一己的意志与反复无常的性情领导一切”[5]。也就是说，由于君主凌驾于法律之上，政务的处理随着君主意志和性情的改变而发生变化，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更为可怕的是，一旦君主恣情肆意，极有可能坠入暴政的境地，危害君主自身的统治。如秦始皇对臣民专任刑罚，焚书坑儒，动用巨大的人力财力造阿房宫和骊山陵。秦二世胡亥也没有改，“税民深者为明吏，杀人众者为忠臣，刑者相半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资治通鉴·秦纪三》）。结果秦朝15年而亡。因此，古代中国一方面要求君主注重道德修养，“为政以德”，行仁于民，避免暴政危害君权统治；另一方面则对君权进行了所谓的约束和限制。这个约束就是“天”。在古代中国人看来，“天”是宇宙间最高的主宰，也是人间帝王的约束。如果君主自昏妄为，天就会以各种灾异予以警戒。若不按天意办事，就给以惩罚。也就是说，“天”对君主滥用权力进行了限制，即“君权天制”。这种对君主的约束在实践中也产生了一定的效果。如在唐代，“约略统计，有唐一代，帝王颁布的因灾求言诏令计有19次之多，其中太宗5次，高宗6次，武后1次，中宗1次，玄宗2次，德宗2次，文宗2次，几乎贯穿王朝始终。……上言人员所任职务包括宰相与级别较低的主簿等地方官员……不仅仅是谏官，整个统治阶层都有所涉及。”[6]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规范君主行为的作用，有裨益于君主专制统治。总之，古代中国对君主进行了一定的引导教育和限制，因而，中国的君主专制比同时代其他帝国的君主专制要温和一些，也使得它更稳固些。

第二节　封闭性生产和交换

人类社会一开始并没有生产性经济，只有以采集、渔猎为主的攫取性经济。到了公元前9000年，才被生产性经济——农业所取代，史称“农业革命”。进入古代社会后，这种农业生产性经济依然是主要的经济形式，依然采取封闭性的生产和交换，主要表现为生产的自给自足性，即每一个劳动单位的生产活动基本上是为了保证劳动者自身的物质生活需要，交换被限制在狭小的范围内以及小规模人力生产方式。这种封闭性生产和交换不仅是科技和生产力低下的产物，更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作用的结果。

进入古代社会后，土地所有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新的土地所有制取代了原先的公社所有制。这种新的土地所有制在东西方国家又表现为不同的形式。在古希腊和罗马时期，土地所有制基本形式为大土地和中小土地私有制。到日耳曼入主西欧并封建化后，发展为领主土地私有制。而在古代埃及、印度、拜占庭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土地的所有权基本属于国家或者国王。古代中国则与印度有所不同。夏商周三代实行土地国有制，即井田制。井田制被废除后，土地私有化得到了国家的承认，并最终导致地主土地所有制和自耕农、半自耕农土地所有制的出现。不过，土地私有化并不意味着国家土地所有制的消失，它还是以其他不同的方式长时间地存在着。这些不同的土地所有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东西方经济的样式，在古代中国表现为小农经济、地主制经济；欧洲为庄园经济；印度为村社经济；等等。虽然各国的经济样式不同，但是生产的自给自足性却是普遍性和世界性的。

在古代中国，井田制经济时期，虽然农民集体耕作大块田地，但其劳动产品也只是为了满足自身的生存需要。井田制废除后，出现了小农经济和地主制经济。小农经济采取以家庭为生产单位、耕织结合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一个家庭就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它自备生产工具，在租佃或自有的小块土地上进行农业生产，并辅之以家庭手工业生产，生产自己需要的绝大部分的生活资料。除盐铁之外，这种小规模的生产模式基本上做到了封闭性的自给自足。地主制经济实际上是一些租佃小农经济的集合体，也是以满足自身的需要为主要目的的。虽然它不断进行土地兼并，产生大地产，但是，其目的不是为了扩大土地的经营规模，而仍然把它分成小块租佃给农民，从中获取地租来满足自身的消费需要。中世纪欧洲则以庄园经济为主。庄园是一个独立经营的经济实体，凭借着内部的分工，自己可以生产农业和手工业产品。这些产品满足了自身的日常生活需要，基本上不与外界进行商品交换，从而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自给自足世界。在印度的村社经济中，每个村社都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单位。村社成员自耕自织，基本满足了自己生存的需要，并且，村社共同体还有为全体村社成员服务的铁匠、木匠、陶工等，无需和其他村社进行产品的交换。在拜占庭帝国，把农田以份地形式分配给农民耕种，保证了生产的自给自足。帝国晚期，监领地盛行，但它封闭性极强，基本还是以满足自己的需要为目的。在阿拉伯帝国阿巴斯王朝时期，土地为封建主占有，并以份地的形式租给农民耕种，确保了农民自给自足和封建主军事采邑经济上的独立生存。总之，这一阶段的生产表现出明显的自给性，即生产主体在自然组织状态下，在狭小封闭的区域内活动，生产只是也只能是为了自身的需要。

不过，这一阶段的早期，我们还是看到了市场农业的存在，即农业与市场和贸易紧密联系。它与这一阶段的总体特征正好背道而驰。古希腊和罗马就是市场农业的典型。古希腊农业以种植葡萄和橄榄等经济作物为主，并做成葡萄酒和橄榄油出口，以换取不能自给的粮食。大地产更是大面积种植经济作物，换取更多的粮食来图利。在罗马，农业生产以大地产为主。大地产主资金雄厚，投入大，产出多。因此，他们不再满足于自给自足，而是以追逐利益为生产目的。古希腊和罗马出现市场农业的原因主要有：一方面是古希腊因为发展农业的先天条件不足，不得不依靠种植经济作物，出售农产品来换取粮食；另一方面是它们都实行土地私有制，对土地兼并不作限制，导致大地产的出现。同时，它们的奴隶数量都非常大。雅典全盛时人口40万，奴隶就有20多万。[7]罗马帝国初期罗马城的自由人有71万，奴隶达到了90万。[8]奴隶广泛使用于生产包括农业生产中。并且，奴隶毫无生命保障，价格又低廉，如同牲畜般。大地产的出现和奴隶几乎无偿的使用导致了规模化经营的产生，促发了交换农业的产生。不过，即便是市场农业占据主导地位的古希腊和罗马，也存在大量中小土地所有者，他们耕种的目的还是自给自足而非专事粮钱交易。

各帝国都通过确保农民有一定的田地耕种来保持封闭性的生产自足性能延续下去。因为如果无法保证这种自足性，就无法保证农民的生存。而无法保证农民的生存，就会引发大范围、大规模的农民反抗运动，危及帝国的生存。在印度，土地还保留着村社“集体所有制”的外壳，各村社成员的耕地由村社按传统方式分配。村社基本上是自治的，封建贵族不会直接干涉村社内部事务，包括土地分配和使用情况。不过，农民需要完成封建地租。只要完成交纳地租，农民就无需担心会丧失土地，从而保障了自给自足的稳定性。正是这种稳定性，印度的村社经济一直从中世纪封建社会延续至近代被英国殖民统治，才把印度村社经济摧毁。在中世纪的欧洲，土地是不能自由买卖的，也不允许转让。通过分封获得领地是成为土地所有者即领主的唯一方式。除此以外，不可能通过其他的方式得到土地。并且，封君是不能再直接支配封臣即领主的土地，封臣对土地拥有世袭占有权和使用权。不仅如此，领主集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于一身，在自己的领地内享有毫无限制的政治统治的权力。与此同时，在中世纪欧洲，农奴固定于特定的领主。领主会分给农奴一块份地，领主是不能任意剥夺的。这样，农奴占有的份地就很稳定，几乎没有丧失耕地的风险。这确保了自给自足的稳定性。在古代中国，自秦朝确立小农经济后，土地私有化程度一直比较高，土地是允许买卖和自由转让的，占有者无需具有贵族或者其他特权身份。由于农民以家庭为生产单位，力量薄弱，在土地的兼并中始终处于不利的地位，随时有丧失土地的风险。但是，由于在兼并中形成的大土地所有制仍旧采用分散佃耕的方式，即把土地小块分散出租，承租者仍为个体家庭，农民依然能够获得土地耕种，从而使生产自足性保持相当大的稳定性。明显的例证是中国的小农经济自秦一统中国后延续了2000余年，如果不是外力作用的结果，也许还会一直存在下去。需要说明的是，小农经济可以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源源不断地向国家提供财政收入，占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并且，分散的小农经济一般不构成对国家的威胁，利于统治。因而，各帝国都非常支持小农经济，如果有大土地所有制扼制小农经济，是不会坐视不管的。故而，大土地所有制也只好采用小块佃租方式，农民也就有土地耕种了。事实上，更进一步，各帝国对土地兼并采取抑制的政策。因为这些帝国无论是否为大一统国家，对大土地所有制并不放心，唯恐其与国家抗衡，“聚众滋事”。加之，土地兼并导致流民的产生，危及帝国统治。因而，这些帝国都大力抑制土地兼并，虽然效果并不是很理想。

为了稳定封闭性生产，保证自给自足，帝国想方设法稳定农业生产的主体。农业作为社会的主要经济部门，农业生产受到高度重视，农民自然也成为社会经济的主体。帝国对农民采取了残酷的超经济强制，不允许农民随意脱离土地，以此保证封闭性生产和自给自足的稳定性，以古代中国最为典型。古代中国通过严格的户籍管理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首先是严格户籍登记。西周时，就已经产生户籍登记制度。不仅有掌管户籍的官员，而且对年满8个月的男孩和年满7个月女孩在内的人进行包括居住地、性别和生死情况等的登记；每隔三年进行一次人口调查核实。秦帝国建立后，规定了生著死削的统一办法，对不报、虚报、假报户口者严加惩罚。汉代还要求官吏对户口进行验查和登记，即所谓的“案比”。自此后，历代帝国无不采用与秦汉时大同小异的户口登记。其次是户籍管理非常严密。秦朝的户籍管理制度就已相当完备。一方面，采用什伍编制和连坐制，即“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史记·商君列传》）；另一方面，实行“使民无得擅徙”（《商君·垦令》）的迁移制度。如有迁居，应请求地方官吏“更籍”，否则即以匿逃罪惩处。汉时，实行编户齐民和乡亭制等办法，使户籍管理更加完善和周密。自此后，帝国不断加强对乡里组织的建设、渗透和控制，以此来达到清查户口以及维护地方治安的目的。如明代实行里甲制，“以一百十户为一里，摊丁粮多者十户为长，余百户为十甲。甲凡十人。岁役里长一人，甲首一人。”（《明史·食货志》）同时，通过户籍管理加强了对人身的控制。以登记人口为主的赋役黄册编定后，户籍不得随意改动。如有擅自流动，里甲若有发现并藏而不报，则受连坐之罪。如要离乡百里，须有官府发给的“路引”，逃离里甲者将被处以极刑。清朝也基本如此。清朝实行保甲制，光绪《大清会典事例·户部》规定：“州县城乡十户立一牌头，十牌立一甲头，十甲立一保长，户给印牌一张，备书姓名丁数，出则注明所往，入则稽其所来”。对外来不明者，拿送官府定罪。总之，帝国通过户籍管理力图把民众控制、束缚在土地上，最大限度地遏制其流动，并严惩任意离开户口所在地者。其目的是使民众安土乐耕，向帝国纳赋税、服兵役。当然，也通过这些基层里甲制维持治安、劝导风俗，巩固帝国的统治。

商人由于不事生产而被视为寄生虫，因而，帝国对商人加以限制和排斥。在中世纪西欧，商人的社会地位非常低下。在教士看来，商人专注于追求物质利益是一种罪恶的勾当，与基督教精神不符；各地的行政官吏认为他们是敌人或是恶毒的盗贼或是奸细，普通老百姓也对他们存有戒心。而且，封建割据严重，每个领主都向商人征收高额的过境税金。据统计，莱茵河上12世纪末有19座关卡，13世纪末增至35座，14世纪末则将近有50座。据说由于征税的缘故，通过该河流的商品成本要提高100％。另根据记载，即使到15世纪末，莱茵河上仍设有64个过境税卡，易北河上有35个，多瑙河仅在通过下奥地利的一段就有77个。[9]对商人限制排斥最典型的莫过于古代中国了。在古代中国，商人被视为与国家争利和与农业生产争夺劳动力，而这有损农业的稳定和发展，也就是损害了国家经济的稳定；被认为支持地方“叛乱”势力，对国家构成了威胁；被认为危害封建等级秩序，引起物质主义的泛滥和物欲主义的放纵。总之，商人会引发社会的动荡不安，破坏国家的稳定。因此，帝国无论从思想界还是国家政策制定上都一致主张抑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在《五蠹》就指出，工商之民是社会的五种蛀虫之一，对之要采用严刑峻法，“使其工商游食之民少而卑，以趣本务而外末作”。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荀子也明确主张“务本禁末”。至此，这种重农抑商的经济思想奠定了后世经济思想的基调。与此同时，秦一统中国后，就将“重本抑末”的政策推向全国。此后，历代王朝无不严格限制商品交换，压制、打击商品经济；对商人采取“困”和“辱”的双重打击手段，即从经济和政治两方面抑制商人的发展，包括官营禁榷，税收严酷；低下的政治地位，居“士农工商”四民之末。国家的这种政策导向非常有效，不仅使农民归心于农，安心于农，使得经商者本身也蔑视经商，发了家之后，醉心于购置田产，培养子弟走科举之路。

此外，帝国，准确地说是亚洲大陆的帝国，还通过举办公共工程来保证封闭性生产的稳定性。亚洲大陆的帝国幅员广大，个体农民的力量薄弱，而且都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政府。这些中央集权的政府通过建设灌溉系统和水利设施来为生产提供便利。诺思在分析尼罗河流域的经济时就指出：“整个农业产量依赖于每年对尼罗河洪汛的控制，因此，每年在一定季节，不仅要占用劳动力的相当大的一部分建造、维修和有效利用灌溉系统，而且还必须动用大批官员来监管灌溉系统的有效利用。”[10]马克思在考察印度社会时指出：“印度人也像所有东方人一样，把他们的农业和商业所凭借的主要条件即大规模公共工程交给政府去管。”[11]古代中国历来重视治水，上古时就有大禹治水。此后的封建王朝更是把建设、管理和维护水利设施当做政府的一项主要经济职能。历代政府不仅专门设置治理黄河的官员，有专门治河的财政预算，而且兴建重要的水利设施。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唐初至开元年间，在全国各地兴修的水利工程就达160多项，其中大的工程可以灌溉上万公顷的田地。

在封闭性生产经济中，小规模人力生产方式或者说小规模有偿人力生产方式是占据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不可否认的是，这一阶段早期曾出现过大规模人力生产方式，准确地说是大规模无偿人力生产方式。以罗马最具代表性。罗马把奴隶大量用于农业生产，大地产盛行，因而，农业生产规模很大。据盖乌斯·凯西利乌斯·伊西多鲁斯遗嘱记述，他占有4116名奴隶，3600对耕牛，257000头其他牲口和6000万塞斯退斯的钱财。特里马尔奇奥的地产也很大，据尼禄时期的学者彼特罗尼乌斯记述，他的地产鸟兽都飞不出边际，都跑不到尽头。在他的地产内，一天之内就有70个奴隶出生。在他的众多奴隶中，大约有1/10的人不认识自己的主人。[12]不过，这种生产方式靠大量的奴隶来维持。但是，随着大规模征服战争的结束，先前靠战争获取的奴隶的数量就急剧减少，奴价上升。而且，生命没有保障的奴隶普遍没有生产积极性，生产效率低下，使得奴隶无偿使用越来越成为不可能。因而，这种生产方式就难以为继。事实上，这种生产方式不把奴隶当做人看待，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不是人力生产，而是“畜力”生产。当然，所谓的大规模人力生产方式还是导致了自给自足的突破。但总的来说，它不是古代社会主要的生产方式。

在这种小规模人力生产方式下，也会通过技术变革来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如铸铁发明并应用于铸造农具，扩大了可耕土地的面积，提高了农业产量。但总的来说，小规模人力生产方式不热衷于技术革新，它的生产技术大多因袭前代，改进的速度比较缓慢，生产基本上是一代复一代，没有变化。那么，这种生产方式又通过什么方式来推动生产的发展呢？

小规模人力生产方式主要通过人口增加来获得大量劳动力，以此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一般说来，在以手工劳动为基础、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劳动的协作和分工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发展经济的主要途径，劳动力人口的数量、密度、素质对经济发展有特别重要的作用。在这种社会条件下，经济和人口大体是按相同的方向发展的。换句话说，在小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社会里，如果经济发展速度加快，规模扩大，那么人口发展的速度和规模，也会相应地加快和扩大；而人口发展的速度加快，在当时生产条件所允许的限度内，又会促进经济水平的提高。”[13]这里仅以古代中国为例加以说明之。西汉文景之治到汉武帝，东汉光武中兴到和帝，唐贞观之治到玄宗前期，明太祖到成祖，清康熙之治到乾嘉盛世都是人口众多、生产大发展的时代。西汉经过文、景推行恢复社会经济的措施后，到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有户1223万余，人口5959万余，比西汉初骤增十倍。东汉初，全国农业人口约1200万到1800万，经过休养生息，到了和帝元兴元年（公元105年）达5325万余人，几乎接近西汉的最高水平。唐初人口当在1500万之数，经贞观之治，到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达到5300万人，约增3倍弱。明初，太祖成祖间（1368—1424年）人口约为1.1亿。清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约1亿，乾隆六年（1741年）约1.4亿。[14]农业人口增加的同时，开垦田亩数大增，社会经济发展迅速。东汉和帝元兴元年（105年）有田7.32亿余亩；唐玄宗开元十四年（726年）1.4亿余亩；明太祖洪武十四年（1381年）3.66亿余亩，神宗万历三十年（1602年）1.16亿余亩；清世祖顺治十二年（1655年）3.87亿余亩，圣祖康熙六十年（1721年）7.35亿余亩，世宗雍正二年（1724年）8.9亿余亩。[15]而反映国家经济水平的全国粮食总产量也不断创新高，西汉时达到320亿斤，唐时达到595亿斤，宋代为1284亿斤，1840年左右则达到了2500亿斤。[16]而农业人口遽降时期，经济就急速倒退，乃至濒于崩溃。这里就不展开说了。由上可见，人口数量增长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因素。

既然人口对经济发展起决定性的作用，各帝国无不重视人口生产，大力鼓励人口增殖。而其中又以古代中国最为典型。因而，这里就以古代中国为例加以说明之。古代中国大力提倡早婚早育，以促进人口增殖。因而，男女结婚的年龄都很小，平均为15岁，而同期的西欧则为25岁，早了10岁。同时，对那些达到结婚年龄而还没有结婚的青年男女以及他的家人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早在春秋时期的越国就规定“女子年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男子年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国语·越语上》）。汉惠帝规定：“女子十五以上不嫁者，五算。”（《汉书·惠帝纪》）意思是说，女子十五岁还没嫁人，就要征收五倍于常人的人头税。晋武帝规定：“女，年十九，母不嫁者，长吏配之。”（《晋书·武帝纪》）唐宋明清也如此。总之，古代中国统治者采取了鼓励人口增殖的政策，使得人口增长很快。具体的数字上面已经列出，这里就不重复了。

封闭性的生产自足与生俱来是脆弱的，因为任何一个劳动单位不可能在一个真空的环境里生产，必然要受到各种自然和人为因素的侵扰。这些侵扰极易打破自给自足的平衡性，并陷入不能自给的境地，乃至破产的边缘。这里以古代中国的小农经济为例加以说明之。

古代中国的小农经济是最典型的自给自足经济，但是它受到的侵扰是最严重的，社会生产力遭到的破坏也最严重，其自给自足也最易被打破。首先是天灾与战争的侵扰。据估计，自秦汉起，中国2000多年来共发生水旱等灾害5000多起。由于农业社会基本上靠天吃饭，因而，一旦发生自然灾害，就会出现大批人口死亡和社会生产力的大倒退，严重破坏了自给自足。同时，中国封建历史上爆发了无数次战争，一方面使得小农不得不放弃农业生产，另一方面也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导致人口锐减，严重损害生产力。其次是专制政体沉重的赋税、地主残酷的剥削以及土地兼并，使得自给自足很不易。小农经济是专制政体最主要的税赋来源，因而，专制政体对小农经济的赋税剥削极为残酷，赋税和徭役约占小农总产量的30％～35％，有时甚至达到50％。[17]而且，中国的君主专制不可能总是采取轻徭薄赋政策，反而越是到帝国后期，越是不断向农民加派赋税和徭役。农民在这种沉重赋役的压迫下，自给自足总是非常脆弱。同时，地主随时可以把土地租佃给付得起地租的农民，并不固定于某一农民。因此，地主就可以尽可能多地压榨佃种的农民，就算单个农民不能生存下去，其经济利益也不会直接受影响。此外，到了帝国后期，土地兼并都很严重。而一旦土地兼并严重，就会导致大批无地农民出现，从而引发社会动乱，严重破坏社会生产力和自给自足。再次人口增长的压力。小农经济本质上是通过扩大对土地劳动力的投入来增加收成，但是，土地对农业生产人口的容纳是有限度的，不断增加的人口造成了土地上的人口压力。这种矛盾使得中国小农经济始终徘徊在勉强维持的状态，甚至是处在生死线上挣扎的境地，很不容易保持自给自足。最后商人和高利贷的剥削。由于小农经济力量弱小，使得小农在青黄不接的时节，需要借高利贷来渡过难关。结果只能是遭受高利贷和商人的剥削。可见，生产自足性很容易失去平衡性，导致无法自给自足。而遇到“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就不得不“卖田宅，鬻子孙”（《汉书·食货志》）。一旦生产自足性大规模地失去平衡性，就会引发整个社会动荡，对农业生产造成巨大的破坏，也使积聚起来的社会财富顿时化为乌有。虽然小农经济创造了可观的财富，但这种积聚—俱损—积聚的循环模式对财富造成了极大的损毁，因而造成社会发展极为缓慢。

在古代社会，有限的生产能力还是会不自觉地超越自给自足的限度，剩余产品溢出自然就进入交换领域，造成一定程度的产品交换。以中国小农经济为例，如盛唐，五口之家若受田50亩，除口粮、种子、租税外，可拥有1880斤的剩余。北宋以后，一个占地30～50亩的四等户，按当时的粮食单产计算，六口之家，亩产2.5石，若40亩，可获粮10000斤，除口粮3000斤，两税3000斤，种子800斤外，可剩余3200斤。这些剩余投入交换应该是无疑的。[18]因而，按理说，交换应该比较发达。事实上，古代中国的交换的确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但是，由于上述所说到的原因，秦以后2000多年里，作为生产主体的中下层自耕农和半自耕农始终处于温饱或温饱不足境地，很少有剩余。因而，这又极大地限制了交换的发展。而且，专制王权对市场采取各种限制和管理措施，使得交换只能是简单、有限的交换，即市场不大，是地域性的，封闭性的，不存在全国性的市场。

至于古代社会另一个重要的生产部门——手工业的情况也和农业生产差不多，占主体地位的家庭手工业也只是小规模的，并且只是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当然，官营手工业规模较大，它的产品多用于交换。具体情况这里不再论述。

第三节　等级与流动

不平等是古代社会的一个显著的特征，主要体现在等级关系上。早在原初社会末期，出现了等级的萌芽。进入古代社会后，等级分化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上下尊卑的不平等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社会等级制度，如中国的宗法制、印度的种姓制、阿拉伯帝国和中世纪欧洲国家的封建等级制等。这些社会等级制度都有着共同之处：竭力维护上下尊卑的不平等关系，最大限度地保持社会阶层的封闭性，等级身份世袭继承，很少有自下而上的流动，即所谓的等级森严。社会等级制度的确是历史的必然，它有助于各等级成员固守在自己的等级里各司其职、各尽其力、安分守己，避免强流动性对社会结构造成冲击，确保了社会的有序运行、稳定发展和帝国的统治。社会等级制度形成的原因比较复杂，有血缘关系、社会分工、财产分化和征服战争等方面，更有专制王权对它的影响。下面就以印度和中国为例加以说明。

古代印度建立的种姓制度（梵语为瓦尔纳，意为“色”）是人类历史上最完善、最为持久、最为典型的社会等级制，以等级森严、结构稳固著称，至今还影响着印度社会。印度种姓制萌芽于早期吠陀时代，正式产生于后期吠陀时代。它是随着白皮肤雅利安人入侵印度，征服包括黑皮肤的达罗毗荼人在内的非雅利安人，并与他们严格区分的情况下产生的。随着社会分工和职业化的发展，原来的两个瓦尔纳逐渐分化为四个瓦尔纳，即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并被他们取代。这标志着种姓制完全定型。在印度种姓制中，婆罗门和刹帝利是四大种姓中的高种姓，吠舍和首陀罗是低种姓。婆罗门作为第一种姓，主要负责宗教祭祀，垄断宗教和文化特权，是各种姓精神生活的统治者。刹帝利是第二种姓，掌握着世俗的军政权力，包括国王、王公、贵族和武士等。吠舍是第三种姓，主要是普通平民，他们从事商业和手工业等。他们不但在政治上没有特权，而且还要纳税供养婆罗门和刹帝利。首陀罗是第四种姓，也是四个种姓中最卑微的，深受前三个种姓的歧视、奴役和压迫，甚至连生命都得不到保障。这个种姓主要由被征服人达罗毗荼人组成，一般从事农业等体力劳动以及当时被认为低贱的职业。

印度种姓制有着鲜明的特点，主要有：首先，把等级神圣化。《梨俱吠陀》认为四大种姓产生于梵天大神身体的不同部分，即“他的嘴变成了婆罗门，他的双臂变成了罗阇尼亚（即刹帝利），他的双腿变成了吠舍，他的双脚生出首陀罗。”[19]因而，这种等级是天经地义的，不可怀疑、不可动摇的。其次，各种姓的社会等级地位和家庭出身挂钩，并且，依据各种姓的血缘关系世袭不变。种姓地位高低还和职业贵贱相一致，即种姓地位高，所从事的职业也高贵，反之亦然，且也是世袭不变的。再次，各种姓在在宗教活动和法律上有着严格的等级差别。宗教活动只允许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参加，首陀罗是没有资格参加的，因为它没有公社成员的身份。能参加宗教活动的，可以获得第二次生命（宗教生命），属于“再生族”；不能参加的，得不到第二次生命，属于“非再生族”。法律规定上的等级差别也很明显。法律保护高级种姓的特权和利益，对低种姓违反法律，则加以严厉的惩处。《乔达摩法经》中规定：“假如首陀罗故意听人（诵读）吠陀，须向他的耳中灌以熔化的锡或蜡；假如他诵读吠陀原文，须割去他的舌头；假如他记忆吠陀原文经文，须将其身体劈成两半。”[20]《摩奴法典》规定：“出生低贱的人无论用哪个肢体打击出身高尚的人，这一肢体应被切断。举手或举棍打击出身高尚的人，应割断其手；如动怒而以脚踢者，应割断其脚。”若低种姓的人杀死婆罗门，则要处以死刑。但是，婆罗门和刹帝利如果杀死了首陀罗，不会受到法律严厉的制裁。最后，各种姓实行内婚制，相互之间绝不通婚，以确保高种姓的血统纯正。如果不同种姓的男女通婚，所生的子女被视为“贱民”，或叫不可接触者。贱民地位极其低下，它不在四种姓之列，处于社会的最底层，深受歧视和压迫。总之，四大种姓等级森严，它们之间的社会交往包括通婚都有着严格的限制，绝不能有任何的逾越；否则，要受到严厉的惩处。

印度种姓制历史悠久，并长期保存了下来。这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其原因主要有：从宗教来说，种姓制得到了印度教的维护。印度教宣扬人生来就是不平等的，低种姓只要循规蹈矩、安守本分，来世就能升为高种姓；否则，仍是低种姓。从经济上来说，古代印度一直以村社经济为主，它保留农村公社的一些特点，如土地集体所有、村务自治和生产自给自足。这造成印度的商品经济极其不发达，从而为种姓制度长期存在提供了可靠的经济基础。从政治上来说，虽然印度在历史上是个分裂时间远多于大一统时间的国家，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但是，这并不妨碍各个王国对种姓制和不平等的上下尊卑关系的维护。故而，种姓制愈来愈森严。

古代中国大一统时间远多于分裂时间，中央王权异常强大，它没有产生像印度种姓制那样一以贯之、恒久稳定的等级制。最初产生的等级制是宗法等级制。这种宗法制源于原始社会末期父家长制，形成于商代，到周代已臻完善。周代宗法制主要有以下特点：首先，嫡长子继承制。周代实行严格的嫡长子继承制，由嫡长子世袭王位。如嫡妻无子，则级别最高庶妻之子承继王位。这在诸侯、卿大夫亦如此。其次，分封制。分封是建立在大宗、小宗之上的。按照嫡庶在宗族内部区分大宗、小宗。周王自称天子，由嫡长子继承，被称为天下的大宗，也是天下的共主。余子则被分封为诸侯，他们相对于天子是小宗，在自己的封国内又是大宗。诸侯余子则为卿大夫，在本家是大宗，对诸侯则是小宗。卿大夫余子则为士，对卿大夫是小宗。于是，根据诸侯到士的等级，依次分封，获得相应的土地和民众。同时，他们对天子负有相应的义务。需要说明的是，宗法制也适用于异姓贵族。再次，严格的宗庙祭祀制度。宗法制由于尊卑等级关系建立在血缘关系上，因而十分强调尊祖敬宗。宗庙祭祀制度也就成为实现这一目的的最好方式。据《礼记·王制》载：“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大祖之庙而七。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大祖之庙而五。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大祖之庙而三。士一庙。庶人祭于寝。”总之，周代宗法制通过血缘的远近亲疏来区分高低贵贱，确立尊卑等级关系，实现了血缘纽带和社会政治等级的一体化，即家、国合二为一，确保了社会的稳定。

但是，到了春秋战国，特别是秦汉一统，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和郡县制取代了宗族分封制，严格意义上的周代宗法制解体了。但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并没有对宗法制彻底地加以排斥和摒弃，而是有选择地继承了宗法制中对维护上下尊卑关系有用的因素，从而使得宗法等级观念深入人心，亲疏尊卑的不平等关系普遍存于后世。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秦之后，帝国皇室宗亲仍沿袭周代的宗法等级制。首先，帝国皇位的继承依然遵循嫡长子继承制的宗法原则。纵观秦始皇创立大一统帝国到晚清帝制结束，几乎无一不是嫡长子作为优先继承人承继王位。其次，宗室和外戚也依据宗法血亲关系，确立严格的等级，分享一定的名位、财富和权力。这些贵族享有世袭爵位的特权，也是父子相传。不过，已没有多大的实权。这区别于周代的宗法制。他们之间等级森严，不允许逾越。最后，皇宫之前，左宗右社的制度被继承了下来。

2.东汉后兴起的门阀制度通过血缘宗法来维护尊卑等级关系。门阀制度是由大姓豪族组成的宗族组织，它以血统家世决定社会地位，区分尊卑等级。这些门阀豪族还操控国家政权、选任官吏之事，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森严的等级制度。也就是说，在门阀制度下，血缘和社会政治等级还是有相当大的关联度的，是一种不完全的宗法等级制。不过，由于大规模农民战争，特别是对专制王权的威胁，门阀制度受到了专制王权的打击，在隋唐后就逐渐衰落了。

3.北宋后兴起的宗族制也是利用宗法来维护社会最底层的尊卑关系。这种宗族制主要表现为宗族共同体，是以村社为单位的同姓血缘联结而成的。它以族权为核心，以家谱、族规、祠堂和族田为手段，构成了社会最底层的权力组织。在这里，尊卑关系也是非常严格。族长和族内的其他尊长作为族内公认的贤德长者，对卑幼者而言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要绝对服从他们。若有违反族规家法者，必受严惩。族长还替君权宣扬宗法伦理，维护君父至高无上的权威。由于这些宗族势力不大，不能和专制王权匹敌，而且，它还大力宣扬尊奉君父的思想，因此宗族制得到了专制王权的支持。到明清后，宗族共同体已经遍及帝国的每个角落。由此我们可以说，君父为大、亲疏有别、尊卑有序的等级关系遍及古代中国的各个角落。

印度的种姓制级森严，结构稳固，虽然也存在着种姓集团地位的调整和个人社会地位的变动，但是等级上下之间的流动还很弱。与此相对照的是，古代中国社会阶层的流动比印度要强些，要多些。自秦后一直实行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皇权对各种社会力量进行控制和压制，一有任何独立于中央政权之外的社会势力，就会坚决加以铲除。因而，作为固定的等级的团体也很难形成，依靠血缘世袭职位也就很少。而且，大一统帝国实行文官制，需要不断地选拔和补充官员。选任官吏又采取“尚贤”的原则，而不是“亲亲”的原则。特别是从隋唐起，科举制盛行，并成为选拔官吏的主要方式。这加剧了知识阶层自下而上的流动。这种社会阶层的流动甚至可以说是古代社会最大规模的阶层流动，为古代等级制统治下的世界所罕见。不过，这种阶层流动始终为专制主义集权所掌控。下面就具体来说下古代中国的社会阶层流动。

秦帝国后，社会阶层的流动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荐举的方式，一种是科举的方式，后一种逐渐成为主流的方式。帝国前期阶段主要采用荐举的方式，有汉代的察举制、征辟制和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察举制、征辟制主要是由政府高级官员举荐或征聘优秀士人充任官吏；九品中正制是朝廷选择品端识高的官员兼任一方“中正”官，对所在地区士人的品学进行考察和评定，以备朝廷录用。虽然这种荐举的方式也选拔了一些优秀知识分子担任官员，但是，由于主观性相当强，导致举荐的失真性大增，所举之人往往名不副实，九品中正制后来干脆就变成了以门第而非以品学来品评举荐士人了，断送了寒门知识分子向上流动的可能性。而且，举荐的范围相对比较狭窄，社会阶层的流动性也比较小。

到了帝国后期阶段，造纸术开始普及，印刷术日渐流行，使得全国统一考试的条件具备了，官僚机构的完备又使得朝廷需要更多的官员，官私学的长足发展也使读书人越来越多。于是，自隋至明清，科举方式日渐成为社会阶层主要的流动方式，并且流动的规模也相对比较大。如宋代，由于大规模选用文人入仕，且不论门第，科举通过后就直接授官，使得知识阶层乐意以科举方式进行流动，流动规模也得到进一步的扩大。据统计，每次应试的举子高达40万人。相应的科举取士的人数大幅度增加，据统计，两宋共取进士115427人，每年取士的人数是唐的5倍，元的31倍。而且，进士出身的人升入官僚高层的机会更多，尤其排名靠前的进士晋升速度更快。宋代的宰相和副宰相，绝大部分都是进士出身，比例高达十之八九。像南宋末年宰相文天祥就是宝佑六年（公元1256年）的状元。[21]需要说明的是，宋代科举开始由唐代的重诗赋转向重经义和策论，明确了以儒家经籍为考试内容，有利于较大规模的知识阶层流动。自此后，至明清，这一做法沿用未改。特别是到了明清，考试内容更是限于《四书》《五经》，并且一律采用八股文的形式。同时，宋代确立了殿试制度。殿试制度后被明清所沿用，它和院试、乡试、会试共同构成了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规范途径，使流动的程序更加严密。这些措施的实施，保证了流动上来的知识分子不成为帝国的异己分子，也使得流动上来的知识分子只为君主一人服务，进一步巩固了君权的统治。

相较荐举方式，知识阶层通过科举方式进行流动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科举方式以儒家经籍为考试内容，使考试有了比较客观的标准，有利于知识阶层的较大规模流动。而且，它不论出身、地位和家产，几乎是面向整个社会开放的，能够广泛地从知识阶层中选拔人才，也即知识阶层能够较大规模地进入帝国官僚系统。应当指出的是，知识阶层的流动在一定程度防止了官僚队伍的贵族化，确保了官僚队伍具有一定程度的活力，使得文官制能够长久的生存下去，从而保证了帝国的生存。同时，进入帝国官僚系统的知识阶层，有大批是来自社会中下层的“寒士”。据孙国栋的统计，北宋见于《宋史》的官员有46.1％来自寒族，南宋的比例更高。再据何炳棣的研究，明清两代的进士有42.3％来自寒族家庭。[22]这些“寒士”一般比较了解民间的疾苦，为官后能够关心百姓的疾苦，并且自身也比较清廉公正，树立了帝国良好的形象。而其中一些入仕后取得卓著政绩和学术成就者成为后进者的楷模，增强了知识阶层对以科举方式进入官僚系统的向心力，也使官僚队伍品质有不小的提升，如颜真卿、韩愈、柳宗元、范仲淹、王安石、包拯、朱熹、文天祥、刘基、于谦、张居正、史可法、纪昀、林则徐和魏源等。事实上，远远不止这些，这里仅仅略举几例加以说明。

第四节　思想一统

进入古代社会后，原先无意识主宰人们思想的行为逐渐被有意识统一人们思想的行为所取代，即帝国实行思想一元化。所谓思想一元化，是指帝国只允许存在一个思想，民众只能接受这一个思想，不允许与之对立和有偏差的其他思想观念的存在，也不允许民众信奉别的思想。

在古代社会，科技和生产力水平仍然非常低下，但比原初社会有了一定的提高，使得人们一方面继续受到原始宗教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在此基础上进行改造、发展，创造出具有严密神学思想体系的宗教。加之，社会千年不变，各阶级和阶层利益单一，知识分子很少，不易创造出新的思想。而且，即便有新的思想出现，也会受到这些宗教的打压、排挤，最终趋于灭亡。因而，这些宗教就成为政教合一帝国唯一的思想。如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就是典型的政教合一国家，伊斯兰教为其正统思想；中世纪欧洲王国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政教合一，基督教为其正统思想。不过，在古代中国，由于注重世间事务的人本观念对鬼神采取了理智的态度，因而，宗教思想并未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其统治社会的思想是儒家思想。在科技和生产力落后的条件下，思想一元化使社会各阶层接受同一思想的教化，循规蹈矩，不越雷池一步，确保社会秩序的稳定。同时，还可以防止地方割据，有助于强化君主专制统治。

在古代中国，政教分离，宗教始终没有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帝国缺乏统治社会的思想。事实上，自夏商周以来，一直就有一元化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在夏商周，由于官有书、民无书，思想文化为天子朝廷所掌握，民众基本没有进行思想的权利，可以说思想文化是高度统一的。这种统一的思想文化主要表现为礼乐思想。到了春秋战国时，周王衰而礼乐坏，一统的思想文化局面被打破，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不过，这种局面只是暂时的。随着秦一统天下，这种局面很快就消失了。秦始皇将思想一统于法家，“焚书坑儒”，对其他诸家思想进行压制、打击和迫害，不允许它们存在。但是，法家思想统治天下很短暂。随着秦帝国早早夭折，它也就失去了帝国正统思想的地位。汉帝国建立之初，确定黄老道家为治国的指导思想。到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儒家学说定为国家的正统思想。自此两千余年，儒家思想成为历代帝国的统治思想。那么，帝国为什么会最终选择儒家学说，而不是法家和黄老道家学说作为自己统治社会的思想呢？或者说，法家和黄老道家学说为什么不适合作帝国的正统思想，而儒家为什么适合呢？

先来说说法家。法家在治国上主张法治，认为法具有客观公正性，“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度》）。同时，指出“释法术而心治，尧不能正一国”（《韩非子·用人》）。因而，主张“以公正论，以法制断”，“任法不任智”（《管子·任法》）。但是，法家侧重于从法的功用谈法，“夫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管子·七臣七主》），“夫法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管子·任法》），而不注重法的具体内容。此外，法家又把刑和法对等看待，认为刑就是法；治国不能行“仁政”，要用重刑，“仁义爱惠之不足用，而严刑重罚之可以治国也”（《韩非子·奸劫弑臣》）。即严刑峻法才能止奸息暴，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虽说是“一断于法”（《史记·太史公自序》），但实际上严刑峻法是不上君主身的，只针对臣民而已。管子对此就说道：“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管子·任法》）这里只有对民众行为的约束，没有限制君主的行为和违法制裁的措施，更没有对民众权利的保障之策。以刑为法且不说民众权利无法得到保障，恐怕相互间的仁爱也许亦恩断义绝。况且，制定法律者为君主本人一人，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完全摆脱自己的主观好恶，甚至是变本加厉，制定的法律非常严酷。以“恶法非法”来评之，它很可能根本就是“非法”。加之，法家把“法”看做是和“势”、“术”一样为君权服务的工具，所谓“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韩非子·定法》）法律不能至上，君权高于一切，其实这就是一种更为冷酷的“人治”。正如司马迁所说：“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史记·太史公自序》）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秦朝在推行法家思想的过程中，君主不受限制，刑诛酷赋税苛，民不聊生，最终导致了帝国二世而亡。而这又导致了秦后的帝国不再把法家思想立为治国指导思想。

再来说说黄老道家。黄老道家假托黄帝立言，实则继承了老子道家思想，但又对其改造和发展，以适应君权统治的需要。黄老道家主要的思想包括：“治国理念上倡导‘任性当分’的政治理想，坚持‘无为而治’的政治原则，强调重民爱民的治国原则，重视仁义礼法的治理策略”。[23]黄老道家和先秦道家都强调“因循自然”，但是，黄老道家所说的“任性当分”是在德化基础上和“顺民情而用之”的前提下，“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而并不追求纯粹自然而自由。黄老道家继承发展了先秦道家的“无为”思想，它为先秦道家消极的“无为”思想注入了积极的因素，从而转化为积极的“无为”思想，即它不主张无所作为，同时也反对任意“妄为”。表现在政治实践中，就是经济上休养生息和政治上清静无为。黄老道家注重仁义礼法，这是先秦道家思想所没有的。在它看来，道是世界万物的本源，仁义礼法皆由其产生，同时，它们又归于道，并为道所用。总之，黄老道家对先秦道家进行了改造和发展，适应了汉初社会经济恢复的需要。并且，它的政治经济政策，特别是休养生息的经济政策取得了积极的成效。至汉武帝初年，已是“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乘牸牝者摈而不得会聚”（《汉书·食货志》）。这些使得黄老道家思想在汉初取得了统治思想的地位。

黄老道家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在汉初统治了六七十年后，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黄老学说主张君主无为而臣有为，这造成：在朝廷上，丞相的权力不断膨胀，对君权造成了很大的威胁。如果长此以往，丞相有可能取君主而代之；在地方上，诸侯王的势力急剧膨胀，对大一统政局构成了极大的威胁。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文景时发生了吴楚七国之乱。并且，这种无为的主张有可能导致君臣都无为，消极苟安，办事效率低下，贪污受贿成风，从而动摇帝国的统治。第二，经济上的“无为”虽然恢复和发展了经济，但其放任的一面也造就了一大批暴发户，许多商人勾结诸侯王或地方官吏，或经营盐铁，或冶铜铸钱，形成了对国家经济命脉垄断的局面。生活上他们竞相奢侈，严重腐蚀了社会风气。第三，“无为”思想还造成了社会治安的日益恶化。“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史记·平准书》）；“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史记·货殖列传》）。第四，黄老思想虽在中央政权中占据主导地位，但它一直未形成一套“独尊”的学说，特别是对君权的阐释不合大一统帝国的口味。同时，在楚、梁、淮南、河间等地形成了地方学术中心，其价值取向与中央不尽相同的。这种思想上的不统一对大一统帝国的巩固造成了不利的影响。

随着黄老道家思想的消极影响远远超出它的积极作用，到汉武帝即位后，儒家思想取代了黄老道家学说，并统一了秦汉以来的思想。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不仅意味着儒家思想成为汉帝国独尊的思想，而且也成为两千年帝国统治思想的开始。那么，儒家思想为什么会成为汉帝国独尊的思想，并且又何以能独尊两千年呢？

儒家自创立以来，在生存性社会发展阶段历经先秦儒学、汉唐经学和宋明理学三个阶段，形成了不同的理论形态。但它们有着一以贯之的思想，其中最为主要的是以“仁”为思想核心和积极进取的“入世”精神。这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儒家思想。

以“仁”为思想核心是儒家思想的显著标志。自儒家创始人孔子提出了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政治学说以来，后世儒学如董仲舒的天、朱熹的理、陆象山的心和王阳明的良知等，无不在孔子“仁”的基本精神上加以开创、发展。因而，这里着重阐述孔子“仁”的思想。

在孔子看来，首先，“仁”首先就是“爱人”（《论语·颜渊》）。“爱人”包含两方面的意思：“孝梯”和“泛爱众”。其中，“孝梯也者，其为仁之本欤”（《论语·学而》）。也就是说，爱人最基础、最根本的是要有血缘亲情之爱，即孝敬父母，尊敬兄长。在此基础上，还要将爱亲之心外展和扩充，把爱博施于上至贵族、下及庶民的一切人，即“泛爱众”。仁不仅是爱人，还包括“能恶人”（《论语·里仁》），即仁者并不是无原则地爱一切人，他爱人以德，对不仁之人是厌恶的，是不姑息的。其次，为仁之方就是行忠恕之道。“忠”就是尽己之心去帮助人，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恕”就是不要把自己不愿意的施加于别人，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宋儒朱熹在《四书集注》中解释道：“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也就是说，以仁爱人时，既要尽心尽力助人，也要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宽恕待人。总之，忠恕即为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即是为仁之方。再次，为仁有道德标准，否则，以己好恶衡量之，就不能利人，反而害人。这个仁的道德标准就是礼。合乎礼即为仁，不合乎礼即为不仁。所谓“克己复礼为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也就是说，要以礼来约束自身，使自己的言行举止都与礼相符，克制违背道德的一切私欲杂念，从而达于仁。第四，为仁之道就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来实现仁，它完全是个体内在的道德自觉，而不是外在约束和强迫的结果。即“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最后，主张德治，即国家治理要贯彻仁的道德原则。“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即以德治理国家，统治者就会得到民众的拥护，如同众星环绕北极星一样。而施行德政的关键在于为政者的德性修养。所谓“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总之，以仁为道德原则来加强个人的内心修养，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此维护“君臣父子”的社会等级关系。这就是孔子“仁”的思想，并为后世儒学所承继。而这也是历代统治者所看中，所能借以稳定社会秩序之需的。

积极进取的入世精神是儒家思想的另一大特色。儒家与出世的宗教不同，它是主张积极入世的，即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就是孟子所说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修身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所谓“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大学》）。修身的目的是达于仁，成为“圣人”。修身要注重“格、致、诚、正”，即“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大学》）。身修后，就要治理好家庭，即齐家。它中联修身和治国、平天下。齐家有赖于修身，“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同时，家是国之本，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孟子·离娄上》）；家又与国家天下休戚相关，“室家之道修，则天下之理得”（《汉书·匡衡传》）。身修家齐后，就要投身仕途，辅弼君主，为国尽忠，特别是国家政治清明时，更要兼济天下，立事功。此即儒家所谓的“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大学》）。亦即“内圣外王”。

总而言之，儒家思想以仁为最高道德理想和伦理政治原则，以礼为行为规范，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易为上至帝王、下至黎庶的一切人遵行实践，同时努力把他们培养成良民、“仁人君子”和能为帝国效力的人，进而形成忠君爱国、尊卑有序、互谦互爱的无冲突社会，或者说冲突最小化，确保帝国的长治久安。因而，儒家思想就成了帝国统治者能接受并长期奉行的统治思想，而历代统治者也无不以儒学思想教化臣民，以稳固自己的统治。

以上就是儒家思想独尊两千年的一些原因，具体到汉武帝独尊儒术又有具体的原因。那就是董仲舒对先秦儒学进行改造发展，适应了大一统帝国的需要。在董仲舒看来，天是有人格、有意志的至上神，通过阴阳五行的变化产生万物和人类。天是至善的道德化身，“仁之美者在于天。天，仁也”（《春秋繁露·王道通三》）。由于天和人在道德、意志上是一致的，因而，人与天是相合的，即天人合一。既然天人合一，天子又代天立言，因而，天子就成为人世社会的最高主宰，“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春秋繁露·为人者天》）。这就是董仲舒的“君权神授”，它为君权统治的合法性提供了依据，为树立君主的绝对权威和国家政治的一统铺平了道路。董仲舒还发展了儒家仁的思想，把仁提升到天的高度，提出了“三纲五常”学说。在《春秋繁露·基义》中，董仲舒阐述了“三纲”，即“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阴道无所独行。……是故臣兼功于君，子兼功于父，妻兼功于夫，阴兼功于阳，地兼功于天。……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在与汉武帝的第一次策问中，他提出了五常，即“夫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五者修饬，故受天之佑，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汉书·董仲舒传》）“三纲五常”学说树立了君主的绝对权威，维护了大一统局面。董仲舒在第三次对汉武帝的策问中，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即“《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董仲舒统一思想的建议有助于巩固大一统局面，同时也为君主统治的合法性和巩固提供了理论根据。董仲舒在强调德治的基础上，又为大一统帝国确立了统治策略模式——德主刑辅，阳徳阴刑，即“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以此见天之任德而不任刑也。”（《汉书·董仲舒传》）总之，儒学经过董仲舒的改造，适应了君权专制统治和大一统帝国的需要，也确立了自己在思想领域的统治地位。

在中世纪欧洲，没有统一的政权，而是分裂成各个独立的王国。虽然这些王国各自为政，也不完全是政教合一，但是，基督教会基本上得到了世俗政权的支持，其神学思想始终一统中世纪欧洲的社会思想。

基督教发轫于公元1世纪，公元4世纪后，成为罗马帝国承认的合法宗教，并最终演变为帝国的国教。进入中世纪后，随着西罗马帝国的覆灭，西部统一的政权不复存在，代替它的是日耳曼诸王国。基督教会在此期间逐渐发展成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宗教政治势力，并借助于世俗政权的力量，实现了整个西欧的基督教化，成为西欧的精神统治者，也即在意识形态领域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

与入世的儒家思想不同，基督教神学思想并不关注现世，它关注的是上帝和天国。基督教神学思想集中体现在圣经上，可概括为三句话：“上帝创造世界的世界观，赎罪救灵魂的人生观，博爱的伦理观。”[24]具体地说，首先，上帝是“最高存在”和“永恒存在”，他全知全能，创造和主宰世界万物。其次，人与生俱来有原罪。人生的目的就是为了赎罪拯救灵魂。为此，就要笃信耶稣基督。只要信基督，不分贫富、贵贱，都能洗涤自身的罪孽，进入天国，从而避免下地狱。再次，基督教的伦理观主要体现在“摩西十诫”，它包含人对上帝以及人对人应尽的义务，其主旨是爱上帝和爱人。基督教神学思想不仅对普通大众具有吸引力，而且又不威胁有权有势的社会阶层，使得它能够在多民族中不分阶层地广泛传播。基督教通过教士不断地向教徒灌输神学思想，同时，又通过宗教仪式来巩固教徒的信仰，接受教会对他们思想和言行的监督，确保基督教神学思想始终占据教徒的头脑。

对那些敢于怀疑、违背和反对基督教神学思想的人，都会遭到教会严厉的惩罚。一个严厉的惩罚就是处以“破门律”。所谓“破门律”，是指教会停止有罪教徒参加一切宗教活动，并把他和外界隔绝起来，禁止与人接触，不给他任何的帮助，使其完全处于孤立无助的境地。如有谁违反这些规定，也会遭受同样的惩处。如果世俗统治者被处以“破门律”，他不在一年之内获得教皇的宽恕，他的臣民都要对他解除效忠宣誓。可以说，处以“破门律”是非常痛苦和可怕的。对于那些公然否定神学思想，传播科学与革命思想的，教会就会对其扣上“异端”的罪名，送交宗教法庭审判，甚至判以火刑。在这一时期有难以计数的被监禁、烧死的自然科学家就是最好的明证。由此可见，基督教利用一切手段，包括残酷镇压的手段，来确保其神学思想的统治地位，维护教会和封建统治。

在阿拉伯地区，伊斯兰教神学思想占据着正统思想的地位。但是，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不同，它的正统思想的地位是伴随着阿拉伯半岛发展成为统一的政教合一的国家而确立起来的。

伊斯兰教是穆罕默德于公元7世纪初创立的，通过建立政教合一性质的政权组织，组织穆斯林军队，发动“圣战”，来扩大伊斯兰教的影响。他去世后，伊斯兰教已经在阿拉伯半岛上占据了主导地位。四大哈里发时期，继续保持政教合一的体制。同时，继续进行“圣战”，传播伊斯兰教思想，对异教徒进行驱逐和同化。到阿拉伯帝国时期，帝国发展成为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伊斯兰教也随之成为这些地区的正统思想。奥斯曼帝国时期，也是政教合一的国家，伊斯兰教仍是帝国的国教。

伊斯兰教的神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古兰经》中，它核心的内容主要由五个基本的信仰观念组成，即信安拉、信使者、信天使、信经典、信后世。在伊斯兰教中，安拉是世间唯一的神、最高的神，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和主宰者。使者是受安拉启示并向世人宣传教义的人，也即先知。安拉在不同的时期派遣不同的使者和先知向人间布道。安拉曾通过使者降示过多部经典，其中《古兰经》是安拉最后的启示，也是最完整、最可靠、最神圣的经典。天使是安拉创造的精灵，协助安拉掌管宇宙万物。伊斯兰教还认为现世是短暂的，后世长存。世界终有一天将毁灭，在世界末日来临之后，所有死者都将复活，并依照生前的善与恶接受安拉的审判，善者进入乐园，恶者进入火狱受罚。圣战中的殉教者可以不必等待审判而直接升入天国乐园。[25]除基本的信条外，伊斯兰教还形成了规范化和制度化的宗教仪式，即五项“天命”（穆斯林对安拉应尽的义务），我国穆斯林称之为“五功”，即念、礼、斋、课、朝。总之，“伊斯兰教的教义体系（‘五信’）和礼仪体制（‘五功’）的确简单明了，便捷易行。比较容易为文化落后、思想简朴的阿拉伯部落民所理解和接受。……穆罕默德发动的伊斯兰运动之所以能以飞快的速度取得顺利的发展，从根本上说固然是因为它的一神教义适应了阿拉伯民族统一的历史趋势；但另一方面，与它在教义体系和礼仪体制上的便捷易行也有关系。”[26]换句话说，这是伊斯兰教神学思想被广泛接受并始终占据教徒头脑的原因，或者说占据统治地位的原因。

第五节　偏好实用性知识

进入古代社会，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剩余产品的出现，出现了历史上第一批脱离繁重体力劳动而专门从事脑力劳动的人。这就是最早的知识分子。虽然古希腊繁荣的商业给予了知识分子独立的经济地位，他们可以利用闲暇时间开展独立的思考；这种思考很大程度上不受外界或者准确地说不受权力干扰，形成了西方古代知识分子为知识而知识传统，但是，我们看到，这一阶段社会生产力还不够发达，知识分子在社会上缺乏物质生活的根基，更多的只有“货与帝王家”，为统治者服务，才能很好地生存下去。因此，他们大多依附于官府，一边从政一边从事科学研究。这在中国最为典型。如《中国科学技术史（人物卷）》收入的77位科学家中有50位出身官宦世家或自身曾经为官。[27]《畴人传》收入275位科学家，其中西汉至明末共有195人。这些科学家确切指出为“布衣”、“诸生”（准候补官吏）的只有4人，明确指出官职甚至调转情况的则多达163人。[28]

由于知识分子依附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那么，专制王权就不可避免对他们的研究进行干预，使他们的研究按照专制王权的喜好来开展，使得对专制王权有用的知识得到了较好的发展。这在古代中国最为典型，因此就以它为例加以说明。

在古代中国，君主专制为知识分子设计好了入仕的途径，也即他们“货与帝王家”途径。这就是科举。科举一个最大的特点是，考试的内容一般仅限于经学、史学等，其中又以《四书》《五经》为主，而理论性以及涉及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科技知识则被视为末学，是淫思臆想，一概加以排拒。这一举措对知识分子学习和研究具有很强的导向性，使广大知识分子将毕生的时间投入到儒家经典的研习中去，而把从事科学研究当做是一种业余爱好或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结果是娴于治经赋诗的知识分子众多，进行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很少；所谓经世致用的知识和道德修养的知识以及诗词歌赋汗牛充栋，而科学技术方面的知识很少。特别是到了明清极端君主专制的时代，八股文盛行，知识分子只能在程朱理学的圈定范围内“代圣贤立言”，思想受到严重束缚。此时不要说科技方面没有什么成就，就是所谓的经世致用的知识也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

中国的君主专制软硬两手兼备，一方面引导知识分子走仕途，鼓励他们进行专制王权需要的研究；另一方面对不肯听从帝国指挥的知识分子实施高压政策，限制他们的研究。这具体表现为大兴“文字狱”。自秦帝国焚书坑儒起，“文字狱”就不绝如缕。而到了明清，“文字狱”更是盛行。如明代君主以锦衣卫和东、西厂为抓手对士人重点侦伺，“飞诬立构，摘竿牍片字，株连至十数人”（《明史·刑法志》）。清代康雍乾时期，见诸史籍的文字狱就多达108起，其中“庄廷龙《明史稿》案”、“戴名世《南山集》案”和“吕留良《文选》案”为轰动全国的文字狱案。特别是乾隆年间，在实行文字狱的同时，禁书达19年之久，共禁毁书籍3100多种，151000多部，销毁书版8万块以上。[29]文字狱的迭兴，书籍的禁毁，恶化了学术研究的外部环境，使得知识分子畏惧与现实相关的研究，只埋首于故纸堆。

中国的专制王权在偏好儒家一类的社会科学知识的同时，也对自然科技知识的形式进行了选择。这主要表现为：君主专制引导知识分子去研究与社会人事活动相关的科学，如所谓的王朝兴衰、风水轮转，符合儒家思想的实践以及农业生产，即科学研究的目的不是探寻关于客观世界的纯知识以及知识间的逻辑关系，而是为了服务于“修齐治平”之需，即对主体道德修养和经国济世有用。也就是说，这些科学研究出来知识只是对君主统治和生产生活有用，只要“知其然”就可以了，没必要深入至“知其所以然”。这鲜明体现了知识实用性的特征。正因为这种知识具有较强的实用性，所以，深受专制君主的青睐，得到了比较好的发展，也取得了较大的成就。这可以从李约瑟博士对古代中国科技的评价中窥知。他说，中国“在许多重要方面的一些科学技术发明，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的‘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公元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的这些发明和发现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30]而那些“没用”的知识、逻辑数理型的知识却被忽视了，乃至受到了压制，以至于中国科技在近代没能得到很好的转型，造成科技大大落后于西方。下面我们主要就结合古代社会几门独立的学科，如天文学、数学、农学和医药学等来说一说。

中国古代数学源远流长，起源于公元前3000年左右，此后主要经历了先秦萌芽时期、汉唐始创时期、宋元兴盛时期和明清衰落与复苏期。中国古代数学之所以能绵延发展，主要在于它的实用性。从《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经》、《五曹算经》、《孙子算经》、《夏侯阳算经》、《张丘建算经》、《五经算术》、《缀术》一直到《缉古算经》无不如此。这种实用性的数学知识解决了帝国生产中的实际问题，故而获得了发展，取得了一些伟大的成就。下面以《九章算术》为例加以说明之。

《九章算术》是中国传统数学的代表作，也是世界数学的名著。它在算术、代数和几何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很多重要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如十进制位值制记数法，印度在6世纪末才有；分数运算，印度7世纪才应用；开平方、开立方，西方4世纪末才有开平方，却还没有开立方；正负数，印度7世纪才出现，西欧则至16世纪才出现；联立一次方程组、二次方程方面，也比印度、西方早至少6世纪之多。[31]《九章算术》这些成就不是逻辑推演获得的，而是在解决生产实际问题的过程中提炼出来的，具有鲜明的实用性特征。具体表现如下。

《九章算术》在内容上按生产实际情况分为方田、粟米、衰分、少广、商功、均输、盈不足、方程、勾股等九章，所举的246个问题大多和当时的社会生产实践密切相关，譬如田亩面积计算、粮食兑换、输纳税赋和土木工程计算等，并且，“术”又可以直接应用于解决生产中的实际问题。其次，对全书中的202个“术”，特别是具有一般意义的69个“术”，都没有给出严格的逻辑证明。这说明它是当做数学实用手册来使用的，“是一部实用性很强的书”。[32]再次，它并不要求自己具有逻辑性和抽象性，“它对所使用的数学名词术语或概念没有作出解释或给出定义……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不清楚……所使用的数学名词术语和当时的社会生产实践有直接关系，都是实际存在的物体实体，缺少脱离实际的抽象概念。”[33]这种逻辑性和抽象性的缺失恰恰体现了它的实用性特征，也即只要能解决生产中出现的问题就行了。

《九章算术》实用性特征的形成与专制王权奉行的“经世致用”的思想是分不开的。受它影响，产生了实用性思维方式，故而，数学研究只注重解决生产实际问题。而这又与古代中国是典型的农耕社会紧密相关。更为主要的是，中国古代数学研究者大多是经济管理等方面的官员，使得他们倾向于数学应该为王权服务。这也是导致实用性特征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李迪为此就指出：“在古代中国……整理数学知识的工作主要掌握在经济管理官员手中，他们把数学题搜集在一起，编成如《算数书》那样的数学问题集，整理数学知识的目的是日常应用。以后又出现了《九章算术》这样的典型问题汇编，成为东方的数学模式。”[34]

与之相对照的是，古代希腊人把逻辑证明系统地引入数学中，建立起基于公理的演绎体系。《几何原本》是这方面的典型。全书共给出23个定义、5个公设和5个公理，并从少数不定义的概念和不证自明的公理、公设出发，按一定的逻辑规则，定义出该体系中所有其他概念，推演出所有其他命题（定理）的。全书共给出贯串一体的475个命题。[35]它完全不关心具体的实际问题，都只是一些抽象的数学问题。《几何原本》深刻影响了此后的古希腊数学，如《圆锥曲线》、《论球和圆柱》、《论螺线》、《球面学》和《算术》都继承和发扬了《几何原本》的特点。但是，注重逻辑性、强调演绎的古希腊数学从公元前150年开始衰落，在公元2世纪到6世纪这四百年间，它的发展相当缓慢，几乎停滞不前。

造成古希腊数学停滞的一个原因是随着罗马战胜埃及之后，或许是认为以逻辑演绎为主的数学和以理论性争辩为要的学术机构无益于帝国，帝国对学术机构的支持逐渐减少，甚至查封学园，影响了学术机构纯理论性研究的深入。此外，随着基督教正统地位的确立，知识分子将兴趣转向宗教。但是，宗教一方面与科学的追根究底的精神互相对立，禁锢了科学包括数学的发展；另一方面如果科学不能为宗教服务，它也得不到教会的支持，就无法加以发展。因而，可以这么说，有着严密逻辑体系的古希腊数学由于脱离了生产实际的需要，无法满足社会和统治者的需要，导致了自身在这一阶段衰落了。

与古代中国数学研究者为官员一样，中国古代的天文学研究者也是政府官员。李约瑟博士就指出：“希腊的天文学家是隐士、哲人和热爱真理的人，中国的天文学家则不然，他们和至尊的天子有密切的关系，他们是政府官员之一，是依照礼仪供养在宫廷之内的。”[36]作为专制王权的依附者，这些天文学家研究的方向主要有：天文观测和历法编制以及建造观测用的天文仪器。因为，在专制王权看来，天象关乎帝国统治的合法性，是国运人事凶吉的征兆。“君权神授”、“天命转移”的观念在古代中国深入人心，而天命又通过天象，特别是一些异常天象来显示的，它们关乎皇家的盛衰。同时，历法被看做帝国顺应天意的标志，统治者通过改革历法来证明自己的统治权力来自“天命”。故而，司马迁说：“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顺承厥意。”（《史记·历书》）其次，“观象授时”，为农业生产服务。古代社会是个典型的农业社会，辨别季节、确定农时对农业生产非常重要，因为农时季节决定了农业生产的收成丰歉，而收成丰歉又关乎国家税赋。所以，中国的专制王权高度重视天文观测和历法编制，帮助天文学家创制大型、精确天文仪器，使他们能够进行长期连续性的天文观测和准确的历法推算。

中国古代天文学在专制王权的支持下持续发展着，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特别是天文历法方面的成就。但是，这些成就或者说天文学知识大多是对自然现象的直观描述（因为这对专制王权有用），并没有借此建立发达的天文学理论（因为这对专制王权没用）。

在天象观测方面，古代中国不仅起步早，而且天象记录的连续性、完备性和准确性，在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其主要表现在对恒星、行星、日月和异常天象的观测上。在恒星观测方面，战国时代石申编撰的《石氏星表》为世界上公认的最早的星表，记载了120多颗恒星的位置。唐人绘制的《敦煌星图》记录了1300多颗恒星。南宋苏州石刻星图刻有1400多颗恒星，是迄今世界上14世纪前绘刻星数最多的星图。在日月行星观测方面，早在约4000年前，中国就有了对日食和月食的记录。从汉初至公元1785年，记录日食共900多次，记录月食共500多次。在太阳黑子、彗星、新星等异常天象的观测方面，对太阳黑子的记录始于公元前1世纪，比欧洲早800年。从公元前28年至1638年，共记录100多次。对彗星的记录始于公元前613年，多达500余次。从公元前687年起，记录的流星雨约有180多次。对新星最早的记录大约在公元前16世纪，从那时起至公元1700年，大约记录新星90颗，[37]其中超新星10颗。而古希腊、罗马和巴比伦完全没有新星和超新星的记录。李约瑟博士对此评述道：“中国人在阿拉伯人以前，是全世界最坚毅、最精确的天文观测者。……有很长一段时间（约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10世纪），几乎只有中国的天文记事可供世界利用，天文学家在许多方面都曾求助于中国古代的天象记事。例如对太阳黑子（日斑），中国人早已非常正规地观测了许多世纪，欧洲不仅不知道，而且也不承认有这种现象存在。这一切在人类认识天象的历史上都是不小的贡献”。[38]

在历法的制定和修改方面，据统计，自春秋末年至太平天国，一共制定了102种历法。著名的有西汉的太初历、南北朝时期的大明历、唐代的大衍历、南宋的统天历和元代的授时历等。随着历法的不断改进，每一回归年的精确度在不断提高。春秋末期的历法采用了19年7闰的置闰方法，其岁实是365.25日，为当时世界上最精确的回归年数值，比同样取此数值的罗马儒略历早约500年。元代郭守敬编订的《授时历》已将岁实精确到365.2425日，这个数值和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的实际时间只差26秒，与当今世界通用的公历——格里历完全相同，而《授时历》比格里历早300年。[39]

农学也是如此。古代中国以农立国，以农为本，数千年来专制王权一直把农业摆在社会政治和经济生产的首位。这在当时的世界是绝无仅有的。因而，古代中国高度重视对生产经验和生产技术的研究和总结，设有专门的劝农官，负责管理农业生产事务，并有官员对农业生产技术进行概括和总结，撰写农学著作。据统计，“中国古代农学著作之丰富，实为世界第一，约有五六百种之多”。[40]其中最为有名的是：西汉氾胜之的《氾胜之书》、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南宋陈旉的《农书》、元代王祯的《农书》和明代徐光启的《农政全书》。这些农书不仅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农学著作，也是当时世界上最高水平的农学著作。它们从因地、时制宜的农业生产原则、精耕细作的生产技术、新品种的发现和应用、各种农具的发明和改进以及水利兴修等方面进行了详尽的总结和记述。如《氾胜之书》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农书，它总结了北方地区的耕作经验，提出了农业生产六环节理论。《齐民要术》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农书，它精辟地阐述了黄河中下游旱地农业的生产技术问题。陈旉的《农书》最早论述了南方水稻区域农业技术与经营的问题。王祯的《农书》分别阐述了黄河流域旱地耕作和江南水田耕作两方面的生产经验，其中的《农器谱图》约占总篇幅的五分之四，详尽地介绍了当时所能搜求到的农具。《农政全书》是中国的农学巨著，全书60卷、50余万字，囊括了农政措施和农业技术两大方面的内容，具体包括农本、田制、农事、水利、农器、树艺、蚕桑、蚕桑广类、种植、牧养、制造和荒政，是对中国古代农业生产经验和生产技术全面系统的总结。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农书都限于记录和归纳应用经验，以经验性、应用性见长，对应用技术的总结远远超越了对科学理论、科学方法的概括。[41]因为理论性的知识对专制王权没用，专制王权是不需要的。

中医学亦如此。古代中国不仅民间有从事医疗活动的，而且专制王权也设有专门医疗行政机构，即通常所说的太医院。专制王权有力量组织编写一些重要的药书。如唐朝组织苏敬等人编纂而成的《新修本草》，载药9类844种，是中国第一部、也是世界最早的药典，比国外最早的药典——佛罗伦萨药典早835年。同时，也为医学研究提供便利。如明代李时珍曾在太医院工作过，浏览许多医药书，在此基础上，结合自身经验和调查研究，编写了《本草纲目》。它收药物1892种，医方11096个，堪称中国药物学的集大成之作，并被译成多种文字流传世界。当然，这些中医学知识主要还是经验性的知识，满足了专制王权需要。

至于技术发明，无一不是源于生产生活，又应用于生产生活，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即它们都停留于经验技术层面，科学理论的含量少，表现出浓厚的实用性。这更契合了专制王权的需要，因而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如在专制王权统治下，古代中国的技术发明不仅众多，而且遥遥领先世界。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就列举了包括四大发明在内的26项领先于西方的中国古代技术发明，领先的时间少则三四百年，多则上千年。其中火药、指南针、造纸术和印刷术四大发明更是饮誉世界的技术成就，并对整个世界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马克思指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42]

总之，由于专制王权的偏好和规制，那些与生产实践和国家事务紧密相关的有用的知识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了很大成就。而那些理论性的知识和量化研究却因不能满足实用需要而被轻视，发展缓慢。需要说明的是，这种片面强调经验性知识，轻视科学理论的做法，导致了科技发展的孤立、偶发和零碎的状态，也限制了科技向更高水平发展。

第六节　缺陷

在古代社会，建构起以权力主宰一切、运转有序、比较稳固的社会秩序。特别是在古代中国表现得更为明显。自秦帝国建立后的2000余年里，君主专制、宗法等级、小农经济和独尊的思想四位一体，构成了异常牢固、极其严密、网络状的统治体系，形成了超常稳定的社会状态，高度扼制了个人自由。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帝国都无法比拟的，也是当时科技和生产力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在这种社会秩序下，社会的单极化和一元化不仅趋势明显，而且得到了空前强化。无论是至高无上、不可动摇的君主权威，还是异常严格的等级制，独尊的思想以及对异己的排斥、打击和迫害，都鲜明地昭示着这一点。究其实质而言，生存性社会是一个绝对性的社会，强调的是权力的绝对性、无条件性和不受限制性，任何对权力，特别是最高权力的限制约束都将遭受到无情的惩罚，甚至是杀身。生存性社会发展阶段只强调国家，准确地说是强调君主一人的权威和利益，造君主一人之神，不允许任何相对独立于君权之外的权威存在，包括学术权威也要臣服于其脚下。否则，要遭受到严厉的打击和残酷的迫害。不存在也不可能尊重民众的独立人格，相反，视民众如草芥，予以任意的践踏，他们只有单向的义务，没有相应的权利，其人身自由、思想自由和创造自由都受到严格的限制。因此，生存性社会发展阶段否定人的价值，缺失了“人”的精神，即缺失了对人的生命、尊严和命运的关怀，更缺乏对人的理性追求和创造能力的肯定。科学技术也因此发展得非常迟缓，甚至是停滞不前。其中中国君主专制起点早，持续时间久，堪称单权威的典型。因而，其缺陷也较其他帝国更明显、更烈、更大，对个人创造力的遏制也更强大，对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的阻碍程度也更严重。下面就以古代中国为例来具体讲讲古代社会的缺陷。

首先，君主专制对个人创造力和科技发展的制约。我们知道，中国君主专制起点早，持续时间久，权力高度集中于君主一人之身，国家的一切重大事务均由君主独裁专断。君主的思想就是全体臣民的思想，君主的意志就是国家的意志，君主的命令就是国家的法律，所谓“口含天宪”、“金口玉言”。君主一言可以兴邦，亦能丧邦，个人的生死荣辱也同样掌握在君主手上，完全随君主的意志和性情改变而作出不同的决定，具有极端的任意性。这是一种彻头彻尾、完完全全的“人治”。帝国高度发达的文官官僚体系只是驯服于君主的政治工具，对君主是绝对的崇拜和无条件的服从，君主的旨意是绝不能违背的，更不要说反对了。在这种官僚系统里，上级对下级颐指气使，下级对上级阿谀奉承，奴性十足。在这种一级驾驭一级的政治格局下，他们之间根本谈不上对彼此人格和权利的尊重，有的只是单向性的命令和控制，彼此间的关系也异化为人身依附关系。至于普通民众，不仅地位低贱，而且，帝国对其实行愚民政策以及牢固的人身控制。在官贵民贱的导向下，他们只能匍匐于权力的脚下，安于被奴役的现状。总之，在君主专制的体制下，个人没有独立的人格，没有独立生存空间和独立发展的可能性，独立思想的能力和自由批判精神也被阉割，个人的创造力受到极大的束缚和限制。

中国的君主专制对知识分子的负面影响也是巨大的，它一方面对知识分子实行高压政策，这在前面已述，不再赘述，另一方面给了知识分子发展的空间，不过这种发展的空间日趋畸形，使知识分子的创新精神和科学精神丧失殆尽。

中国君主专制为知识分子确立了唯一的人生价值，这就是“入仕”为官。知识分子也把它看做人生的最高目标。在他们看来，只要“货与帝王家”，受到君主的青睐，就意味着自我价值的实现。这使得他们一开始就无须以自由意志进行个人奋斗，同时也极易养成依附于君权的人格。同时，君主专制也为他们设计好了实现该目的的唯一途径，也即他们“货与帝王家”唯一途径，就是科举。科举一个最大的特点是，考试的内容一般仅限于经学、史学等，其中又以《四书》《五经》为主，而理论性以及涉及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科技知识则被视为末学，是淫思臆想，一概加以排拒。这使得知识分子将毕生的时间投入到儒家经典的研习中去，而把从事科学研究当做是一种业余爱好或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结果是娴于治经赋诗的知识分子众多，思想也千篇一律；同时，又无法形成一支崇尚学术自由、能独立思考的科技人员队伍。特别是到了明清极端君主专制的时代，科举考试已趋僵化，特别是八股文的盛行，考生只能在程朱理学的圈定范围内“代圣贤立言”，不能自由发挥，严重束缚、僵化了知识分子的思想，也使得他们的主体意识和独立思考的能力丧失殆尽，彻底沦为君主专制下的奴才。

同时，科举的导向作用还深刻影响了知识分子的教育。早在儒家成为正统后，“明人伦”就成为学校教育的中心任务和主要内容。隋唐以后，科举取士，这一教育的总目标得到进一步的强化。不仅官学，而且私学和书院讲授的都是儒家知识，它们都没有把培养真正意义上的科技人才当做自己的要务。而自然科学知识在中国古代教育中又被归入三教九流，当做雕虫小技，是不能入学校的大雅之堂的。这种只强调道德教育，忽视排斥科学技术方面的教育，一方面不利于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另一方面也导致社会不认可科技的价值，妨碍了科技的发展。如明代地理学大家徐霞客用30年时间完成了科学巨著《徐霞客游记》，但由于不被世人重视，直到他逝世150年后，其书稿才得以刊印出版。再如明代科学家宋应星写的《天工开物》，被誉为“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书写成后，不仅知识分子不屑一顾，而且被帝国列为禁书，在中国埋没以致绝迹。伟大著作的命运尚且如此，其他的就可想而知了。

其次，宗法制的消极影响也是明显的。宗法制在财产继承方面规定诸子平分，它使得男性后代都能从父辈手中继承一份家业，在封闭的区域内，依据前辈及个人的经验，在狭小的耕地上从事简单而又程式化的劳作，无需不断进行生产技术的变革，就能基本自给和获得温饱。这导致国民满足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习惯于固守家业，安于现状，以守成为通例，而不愿意冒险扩展，开拓进取，也不愿意接受新事物，并反对任何人、任何形式的革新。这种生活还一代复制给一代，即父祖辈和下一代的人生历程是既定的、不变的、遗传的，强化了广大民众对它的认同、接受，压制了新事物的产生。总之，在世代的绵延中，后代和前代一样，在同一环境中过着不变的生活，从事着相同的劳作，复制着同样的人生道路。结果是养成了国民安于现状、因循守旧和不思进取的保守心理，扼制了创新思维的产生，导致整个社会像铁板一样固化着，没有发展和进步。

宗法制强调崇敬祖先，因此，家族前辈如族长、家长备受尊敬，往往被看做经验和真理的代表，具有绝对权威性。家族前辈的这种地位，使其具有裁决家族内一切是非曲直的权力，而且裁决的结果是不能怀疑的。而最高的家长——君主则有最终的是非裁判权。这使得国民易产生崇拜权威或“唯上”的心理。同时，家族前辈总是要求后辈承继传统，沿袭原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模式，后辈因为前辈的权威性不会有所反对，一般都会表示认同接受。久而久之，就会高度认同并继承上一代的传统。由此造成了人们保守安分、厚古薄今、尊崇传统的社会心理。其缺陷也是一目了然的。因为，如果一切创新活动包括科学研究不是出自于上，或未经上头恩准，就不能进行，或者权威绝不能怀疑，传统绝不能违背，一切向后看，那么，创新精神和科学精神就招致了扼杀，科技就永远得不到发展，社会就永远不会有蓬勃的创新生气。

再次，小农经济的不利影响也不容小觑。小农经济一方面表现为人的狭隘性、孤立性和自给自足性，另一方面简单的再生产导致生产条件无比简陋，造成生产方式的小规模化。这就从其内部制约了科技创新的需求。尤其是小农经济的狭隘性或者说极其有限的活动范围制约了主体认识能力的发展和创造空间；自给自足性和封闭性更易形成因循守旧、不愿创新、排斥新事物的保守意识；生产方式的小规模化阉割了技术革新的冲动，并且也限制了科学技术的应用与推广。如小农经济下的农民通过观察太阳的方位来判断大致的时间，而无需更为精确的机械钟一类的发明创造，因为前者就能够满足农民的生产和生活之需。马克思就曾指出：“它们（农村公社）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43]同时，由于小农经济生产条件简陋，生产规模很小，因而它所提供的剩余产品有限，不能为科学的发展提供丰富的物质保障，从而也就妨碍了科学的发展。并且，这些剩余产品被统治者和地主当做租税强行剥夺，这一方面造成统治者、地主无需过问生产技术就能获得一切物品，养成不爱思考不爱劳动的恶习，而另一方面是生产者的积极性备受打击，不愿去革新生产技术，造成生产能力低下，低下的生产能力又使得生产者无力去进行技术革新，从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造成科技发展俊巡不前。不仅如此，小农经济深刻影响着古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农业经济注重经验性和务实性，造成实用理性思维极为发达，同时又使得抽象思辨的理性思维陷入萎缩的境地，得不到很好的发展。因为在农业小生产的格局下，无需任何分工，也不必应用任何科技。人们对原有东西进行修修补补就足够了，而不必去创新。这种抽象思辨思维方式的缺失也是中国古代科技没能进一步发展的原因之一。

古代中国，自秦帝国后，一直都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压制工商业的发展，使科学技术的发展失去了动力，从根本上阻碍了科技的发展。我们知道，人们为了获得更多更好的生存资料，满足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就必然要把自己的生存需要和科技联系在一起。随着人们认识和改造自然能力的不断提高，生产工具的不断完善，社会分工也变得愈来愈细。于是，一方面，单位时间内生产的劳动产品的数量增多了，质量提高了，品种也变多了；另一方面，社会分工的不断发展，劳动产品的日益多样化和对不同产品的需求使商业贸易变为必需。所以，“以满足人的生存需求为目的的工商业必然推动作为手段的科学技术的产生和发展，而科学技术的发展反过来又推动生产工具的不断改进和社会分工的进一步细化，并导致生产和需求的日益多样化和商业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可以说，科学技术愈发达，它就愈能推动工商业的发展；而工商业愈发达，反过来又会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提出更高要求。”[44]而压制工商业也就扼制了科学的发展，造成古代中国科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萎缩，发展变缓。

最后，思想一统造成的缺陷也是惊人的。思想一统一般都是借助于官方的力量确立起来的，并利用这种权力对与之不同的思想进行打击、压制和迫害，力图把人们的思想限制在这种一元化思想的狭窄的范围内，使人们盲目信奉这种一元化的思想，不愿、不敢、也不能越雷池一步。这禁锢和僵化了人们的思想，妨碍了科学的发展和创新思想的出现，从而造成科学的停滞不前。其中儒家思想是一种弹性一元化思想，宗教神学思想则是刚性的一元化思想。儒家思想是不断发展变化着的，通过吸收种种别的思想来不断完善自己，而且，它贴近人世现实生活，存活能力比关注来世、思想僵化不变的宗教神学思想更强，危害也就更甚了。下面先来说一说神学思想，尤其是基督教神学思想对科学创新的压制。

众所周知，宗教强调有超自然的力量、意志的存在，认为自然存在及其变化隐含着神秘的目的性，即所谓的“神意”，因而崇信权威。而科学不承认超自然力量的存在，认为自然存在及其变化有其原因，并且可以认识、理解。结果是信赖经验实证和理性分析。[45]罗素就此进一步指出：“宗教教义和科学理论不同，它自称含有永恒的和绝对可靠的真理，而科学却总是暂时的，它预期人们一定迟早会发现必须对它的目前的理论作出修正，并且意识到自己的方法是一种在逻辑上不可能得出圆满的、最终的论证方法。”[46]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认识造成宗教与科学激烈的冲突，并且由于宗教神学思想在生存性社会发展阶段占统治地位，因此，科学受到了宗教猛烈的压制和迫害。在中世纪欧洲，一切与基督教教义不符的科学研究都被排斥，一切被认为是异端邪说的书籍都被烧毁，并设立宗教裁判所对从事违背教义的科学研究进行残酷镇压。这一时期被火刑的人达500万，其中有很多是自然科学家。如哥白尼考虑到教会的迫害，在很长时间内都不敢公开发表他的《天体运行论》，因为他提出的新的“日心说”与基督教“地心说”截然相反。在它发表后，教会将其长期列为禁书，并禁止讲授哥白尼的理论。伽利略不仅赞同和宣传“日心说”，而且还通过天文观察加以确证。这触犯了教会的禁令。不过，因他的妥协，最终避免了火刑，而被宗教裁判所判以囚禁。布鲁诺因信奉、颂扬并发展哥白尼学说，而被教会活活烧死。笛卡儿提出天体演化的涡旋理论，并试图用不同于上帝创世的思想来解释天体的起源。当他听说伽利略被判囚禁后，就逃到荷兰避难去了。开普勒一生都在不断被迫害的环境中度过。解剖学家维萨里因其观点与上帝造人的思想不同而被教会勒令去巴勒斯坦朝圣赎罪，不幸因船只失事而丧生。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很多，不再一一列举。总之，宗教竭力扼杀科学，排斥人的认知理性和创新精神，阻遏了科学的发展进步。

下面来探讨儒家思想的缺陷。儒家以伦理道德为本，强调人的内心修养，注重人和人之间关系的和谐，以及如何管理好社会，但是很少去关心和探索关于自然界的知识。李约瑟就此指出：“儒家的集中注意于人与社会，而忽略其他方面，使得他们只对‘事’的研究而放弃一切对‘物’的研究。”[47]因为在儒家看来，人讲究仁义道德，社会树立起尊卑观念，就不会有犯上作乱的事情，社会就会安定。反之，如果掌握了科学技术知识，人们就有可能以技犯上作乱，以技谋求财富，见利忘义，从而导致社会不安定，甚至是动荡。于是，修身养性、安邦定国或者说“内圣外王”被视为求知，被认作“有用之学”，并成为最根本的知识和最高的真理。而且，在儒家“有用之学”思想的普照下，那些与政治道德实践相容的所谓有用的科技知识自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如天文学、农学、医学等，而其他与道德修养、社会稳定无关的所谓无用的自然科学知识却得不到应有的重视，甚至是被漠视，或者说与政治道德实践没有直接联系但对科学发展有重大意义的抽象问题很少去思考。另一方面，儒家强调“格物致知”，并不是真正去探求自然界和把握具体的知识，而只是把对外界的认识转化为对人的内在道德的培养，即达于仁义道德。这必然导致把人生伦理关系当做人们真正认识的对象，将认识活动完全导入道德修养，而把客观实在的自然界当做认识人生伦理关系的手段，外在客观世界也就成了人们可有可无的认识对象。结果必然是排斥“为知识而知识”的自然科学，也违背了科学探索的根本规律与要求，不利于对客观世界的探索。同时，这也就决定达于仁义道德的方法，即内省。所谓“三省吾身”（《论语·学而》）、“反求诸己”（《孟子·公孙丑》）。这束缚了对自然知识的探索和追求。并且，达于仁义道德要讲究中庸，所谓“过犹不及”（《论语·先进》）。这也不利于科学研究。杨振宁指出：“中国哲学里的中庸之道我认为对科学是不利的。欧几里得的精神之一是打破砂锅问到底，中庸之道与这种精神是相悖的。”[48]需要指出的是，儒家片面强调道德修养，而忽视人的物质利益和物质欲望，即贵义贱利。发展到宋明理学，更是主张“灭人欲，存天理”，彻底否定人对物质的追求，从而束缚了科技的发展。因为科学本身也包含对财富的追求和对物质生活的向往。还应当指出的是，儒家主张天人合一。天人合一的实质就是强调自然和人之间的相互融合，即物我同一。这造成主客体不分，只能对客体作笼统的总体把握，妨碍了对客体的深入认识。

总之，这种以仁义道德和经世致用为学问，而把科学当做达于仁义的功利手段，极大限制了人们科学研究的范围，缺失了对科学价值的阐扬，束缚了科学的进步。因为科学研究的不仅是社会现象，更有自然现象，以及隐藏其中的规律和法则。而且，科学研究不一定对我们的现实生活有直接的助益。正是基于科学非功利的考量，英国哲学家怀特海不无极端地指出：“没有理由怀疑个别中国人进行科学探索的原本能力。但中国科学在事实上是可以忽略而不可取的。可以相信，如果听其自然，中国永远也不会产生任何的科学进步。”[49]由此可见，关注人世亲情和注重实用的儒家思想对科学发展的阻碍作用之大，甚至超过了宗教神学思想。

总之，这些缺陷在古代中国表现得最为突出，集中体现了古代社会的缺陷。因而，其对个性发展、思想解放、科学独立和理论创新的巨大压制与长远阻碍作用是远非中世纪欧洲和其他帝国可以相比的。譬如与中国封建社会高度集权相反，中世纪欧洲存在着以国王为代表的世俗政权和以教皇为代表的宗教权力。这两种权力时有交叉，相互利用，但它们又是相对独立的，有时甚至是矛盾和冲突的。这就为各种不同的政见或主张留下了可能的生存之地，因为与世俗权力或教会神学思想相对立的观点，可能会得到对方的庇护。因此，新的思想观念就易于逐步发展起来，为社会的改良和变革、科学创新创造良好的条件。此外，权力抗衡的政治格局形成了各种政治力量阐释各自合理性的习惯，并从中滋生出理性认识世界的渴求。[50]总之，以一句话概括来这个缺陷，它就是人的精神的缺失，人的价值的贬抑，人的创造能力的丧失。

注　释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70页。

[2]　宋立宏：罗马帝国行省体系中的皇帝——以罗马不列颠为例，《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

[3]　《李约瑟文集》，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第7页。

[4]　袁波：从元首继承制的特点看罗马帝国政体的转变，《重庆社会科学》，2007年第12期。

[5]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8页。

[6]　李军：论唐代帝王的因灾求言，《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7]　崔连仲：《世界史·古代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25页。

[8]　高德步：《世界经济通史》（上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36页。

[9]　高德步：《世界经济通史》（上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306页。

[10]　诺思：《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13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64页。

[12]　杨共乐：论早期罗马帝国农业的变革，《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13]　刘铮：《人口理论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272页。

[14]　钟庆梁：古代农业人口演变之联想，《古今农业》，1995年第3期。

[15]　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6、10、12、14、16页。

[16]　刘方健、史继刚：《中国经济发展史简明教程》，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7—39页。

[17]　高德步：《世界经济通史》（上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07页。

[18]　李昱姣、刘万云：小农经济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中州学刊》，2000年第3期。

[19]　林志纯：《世界上古史纲》（上册），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309页。

[20]　同[1]，第271页。

[21]　张念一：宋代科举制度的特点，《芜湖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

[22]　顾伟列：《中国文化通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71页。

[23]　宁国良：黄老道家的政治思想与汉初的治国实践，《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24]　陈曦文：《基督教与中世纪西欧社会》，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第244页。

[25]　何小莲：《宗教与文化》，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89—90页。

[26]　吕大中：《宗教学通论新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675—676页。

[27]　李朝晖：中国传统科学的社会学分析，《自然辩证法通讯》，2008年第5期。

[28]　孙宏安：《中国古代科学教育史略》，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6页。

[29]　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修订版），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83页。

[30]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1卷第1分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75年，第3页。

[31]　代钦：《儒家思想与中国传统数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7页。

[32]　李迪：《中国数学通史》（上古到五代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09页。

[33]　同[3]，第15—16页。

[34]　同[5]，第18页。

[35]　马海成：《从枙九章算术枛与枙几何原本枛的比较看古中国和古希腊的数学》，《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

[36]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4卷第1分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75年，第2页。

[37]　顾伟列：《中国文化通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63页。

[38]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4卷第1分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75年，第3页。

[39]　同[1]，第165页。

[40]　杜石然：《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下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323页。

[41]　顾伟列：《中国文化通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75页。

[4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27页。

[4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65页。

[44]　闵丽、黄金辉：“李约瑟难题”新解，《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

[45]　陈浩、曾琦云：《宗教文化导论》，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36—137页。

[46]　罗素：《宗教与科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5页。

[47]　李约瑟：《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4页。

[48]　北大在线：《2001北大最佳讲座》，上海：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62页。

[49]　姜生、汤伟侠：《中国道教科学技术史》（汉魏两晋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4页。

[50]　闵丽、黄金辉：“李约瑟难题”新解，《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

第三章　近现代社会：资本支配型社会

新航路的开辟和新大陆的发现，商业贸易开始超越地理限制而逐渐扩大到全世界，这标志着古代社会开始迈入近代社会。随着新的生产方式的出现并逐渐取代旧的生产方式，资本开始显示出惊人的力量，它渗透、控制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颠覆了古代社会所赖以维持社会稳定的手段以及它的一切，成为新的社会主宰力量，并一直延续至今。

第一节　民主与分权

随着从古代社会走进近代社会，民主和分权逐渐取代专制和集权而成为新的统治的形式。民主和分权最早出现在17世纪的欧洲。究其原因，主要有：这一阶段欧洲科技和生产力的发达以及交换的巨大发展，壮大了市民阶级，使其认识到国家最高权力或者说主权并不属于某一个绝对的权威，而是属于全体民众。特别是对于某个绝对权威对众人生命、财产、自由和安全的剥夺与威胁，更让市民阶级无法忍受。特别是新兴资产阶级形成之后，他们地位低下，没有政治背景，无法通过世袭或身份地位来获得一定的政治权力。加之，交换促进了人的自由、平等关系，从而需要保护交换的发展，因而迫切需要改变这种绝对权威的统治。而且，市民阶级的壮大也使得他们有能力去改变这种不适应时代需要的国家形式。同时，14世纪开始的文艺复兴运动逐步解放了人们的思想，16世纪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则把人们从教会的精神压迫中解放了出来，而启蒙思想运动又进一步从思想上对封建秩序的理论基础进行了炮轰，并提出了新的理论主张，即政府的权力来自大多数人的同意，并且必须受限，保护个人的权利和法治。加之，欧洲的专制势力不如东方的专制势力那么强大，故而，民主和分权最早出现在欧洲大地上。

近代欧洲的民主和分权取代专制和集权不是和风细雨式的，而是急风暴雨式的，即通过革命的方式建立起来的。这与专制集权的确立和巩固似乎不一样，因为它的确立和巩固似乎以一种相对平和的方式进行的。因为专制集权的确立只是权力对宗教性力量的胜利，是高层的自然转变；而民主分权的建立则是资本对权力的斗争，是下层对上层的斗争。下面我们就以英、法两国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为例加以说明之。

新航路的发现扩大了世界贸易的范围，也使欧洲的商路和贸易中心从地中海转移到了大西洋沿岸。英国利用这历史机遇，一方面在国内掀起了“圈地运动”，使雇佣劳动生产关系深入到农村；另一方面英国大力开展海外贸易和殖民掠夺，进行疯狂的原始积累。因此，16世纪以后，英国的工商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并形成了有别于封建贵族的新贵族以及由商人、高利贷者和手工工场主组成的新兴阶级——资产阶级，它们奠定了革命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同时，进入17世纪后，斯图亚特王朝开始统治英国，它厉行君主专制，不惜损害新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导致双方矛盾一触即发，并最终在1640年引发了世界史上第一次严格意义上的资产阶级革命——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由于专制王权不甚强大，革命很快取得了成功，推翻了斯图亚特王朝的专制统治，并成立了英吉利共和国。

由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最初建立的共和制尚无先例，并在实践中沦为了军事独裁，以及社会大众对主权在民和议会权力感到茫然和渴望回归古老的宪政传统。更为主要的是，16—17世纪“英国工业仍处于手工工场阶段。而且，直到17世纪初，英国全国的经济基础仍是农业。即使是工业，主要也来源于农业，而工业品也主要是为了农民直接消费。”[1]也就是说，建立在雇佣劳动生产基础上的经济，或者说资本主义经济的总体实力还是不够强大，资产阶级力量还比较弱小，这就决定了资产阶级不可能在这个时间段居于主导地位并独立领导革命。它必然要和新贵族结成联盟。同时，新贵族无论在政治经验，还是组织能力上都比资产阶级强，因而在同盟中占据主导地位。不过，由于新贵族脱胎于封建贵族，因而不可避免地带有封建特性，虽然也主张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但是对保留王权带有更多的妥协性。同时还应看到，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披着宗教外衣来进行的，他们把加尔文教（即清教）作为革命的指导思想。这是一种不成熟的反封建专制思想。因为这时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还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反对专制王权的思想体系，故而不得不借用它，因而也必然在反对王权上有所保留。这些使得人们一方面排斥共和制，另一方面又反对专制王权统治，几经反复，最终选择了保留受限王权。1688年，英国议会发动宫廷政变，即“光荣革命”，推翻了复辟的斯图亚特王朝专制统治者，建立了君主立宪制，一种民主和分权的形式。

时隔一个多世纪后，1789年7月14日，法国也爆发了史称“法国大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貌似强大的专制王权。不过，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走君主立宪制道路不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走的是民主共和制（民主分权的另一种形式）的道路，建立了没有任何君主色彩的共和国。这是一场更为彻底、更为典型、更为曲折，也影响更为深刻的资产阶级革命。

革命前的法国还是一个封建农业国，但是自18世纪以来，新的资本主义关系在君主专制社会内部有了较大的发展，法国资本力量在欧洲大陆上是首屈一指的，远高于英国革命前的水平。不过，在波旁王朝的专制统治下，资本主义关系发展受到重重阻碍。因此，废除君主专制统治或者说旧的生产关系已成为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的迫切要求。同时，革命前的法国是个典型的君主专制国家，实行非常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它把全国居民划分为三个等级：僧侣和贵族是第一、二等级，除此之外，皆是第三等级。第一、二等级是统治阶级，享有各种政治经济特权，没有任何赋税义务。他们异常强大而顽固，不存在与第三等级，特别是同资产阶级妥协的可能性。第三等级包括资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平民，是被统治阶级。他们不仅政治上无权，而且经济上深受压迫和剥削。在这个等级中，资产阶级有着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影响力，处于领导地位。由于第一、二等级和第三等级势不两立，不存在像英国革命期间的妥协，因而就决定了资产阶级必须联合平民大众进行革命，也就决定了革命不会停留在君主立宪的程度上，而是要走向共和。

与此同时，革命前的资产阶级已经拥有自己的思想理论武器，就是启蒙思想。这是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另一个不同之处。自18世纪起，法国成为启蒙运动的中心，产生了以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和卢梭为代表的法国启蒙思想家。他们一方面向君主专制和宗教神学思想展开猛烈进攻，另一方面又提出新的思想和政治主张，即以“天赋人权”否定君权和神权，用自由、平等反对专制和等级制，用理性对抗宗教迷信。这些启蒙思想家的学说为资产阶级提供了反对封建特权制度以及中世纪教会的思想理论武器，为即将到来的革命做了充分的舆论准备。正因为如此，使得恩格斯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是“完全抛开宗教外衣、在毫无掩饰的政治战线上作战的首次起义”。[2]也正因为如此，有“天赋人权”和“人民主权”思想武装的人们是不甘于君主立宪制的，必然会选择民主共和制。需要指出的是，启蒙运动的思想理论如“三权分立”、“主权在民”、“自由”、“民主”等不仅为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所接受，而且成为其他欧美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

对于英法两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意义，马克思作了如下深刻的评述：“1648年革命和1789年革命，并不是英国的革命和法国的革命，这是欧洲范围的革命。它们不是社会中某一阶级对旧政治制度的胜利；它们宣告了欧洲新社会的政治制度。资产阶级在这两次革命中获得了胜利；然而，当时资产阶级的胜利意味着新社会制度的胜利，资产阶级所有制对封建所有制的胜利，……资产阶级权力对中世纪特权的胜利。1648年革命是17世纪对16世纪的胜利，1789年革命是18世纪对17世纪的胜利。这两次革命不仅反映了它们发生的地区——英法两国的要求，而且在更大的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整个世界的要求。”[3]总之，英法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标志着民主和分权开始成为世界新的统治形式，并迅速向全世界蔓延发展。目前，大多数国家都实行民主分权的统治形式。

民主分权的统治形式是实现资本支配社会最佳的统治形式，其主要特点是：废止绝对性和无限性的权力，权力属于人民，由人民选出议员代表来行使国家权力，国家元首和议员有一定的任期限制。国家权力不集于一人身上，一分为三，即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交由不同的国家机关行使，以此实现权力相互制约和均衡，形成相互独立的权威。国家整体和部分实行分权配置，形成不同程度的制衡。国家实行法治，任何人包括国家最高领导人在内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权和公民的基本权利得到确立，并受法律保护，不得侵害或剥夺。

由于主张国家的权力不是神授，而是来自于人民，因而民主成为最佳的统治形式。民主这种统治形式主要由代议制、选举制和政党制三位一体组成。其中，代议制是民主制的象征，选举制是民主制的基石，政党制是民主制的中枢。[4]最早建立民主统治形式的国家是英美法，虽然此后各国建立的民主政治与它们不尽相同，但基本上与它们大同小异。因此，这里仅就这三个国家的民主统治形式进行阐述。

代议制是民主政治形式的主要标志，它使得国家政治权力不再赋予君主一人，而是把国家权力，特别是立法权赋予了经选举产生的议会，使议会成为国家政权的中心。英国最早建立代议制，是世界上代议制的发源地，被誉为“议会之母”。英国的议会早在13世纪就产生了，并形成上下两院的框架。不过，这时的议会还只是君主专制统治的工具。1640年资产阶级革命结束后，英国现代议会才真正得到确立。1688年“光荣革命”后，尤其是1689年和1701年通过的《权利法案》、《王位继承法》，以法律条文限制和约束国王权力，保证议会的权力至上。至此，英国议会成为英国最高的权力机关和唯一的立法机关。英国议会由英王、上院和下院组成。在形式上，英王是议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主要的功用为批准议会法案，使其成为正式法律。不过，英王批准法律逐渐成为一种形式。上院议员不由选举产生，而是由贵族担任。下院议员直接由选举产生。英国现代议会建立以来，其权力逐渐从上院转向下院。18世纪，上院通过掌控下院选举和候选人提名仍能控制着下院。到了19世纪，特别是1832年《议会改革法案》的通过，取消了上院对下院的提名制，改由选举产生下院议员，从而结束了上院对下院的控制。1911年和1949年的两个《议会法》，规定下院通过的财政法案，上院不得否认和修改，从而确立了下院权力比上院高。目前的议会，主要是下院，其拥有立法、行政监督和财政监督等权力。

由于美国不存在像欧洲大陆那样旧的生产关系，并且深受欧洲民主共和思想和实践的影响，因此，其代议制的建立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1776年，北美13个英属殖民地宣布独立，并建立邦联。它制定的《邦联条例》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美国的第一部宪法。美国国会即源于《邦联条例》。《邦联条例》规定，国会实行一院制，由每州2至7名代表组成。无论代表多还是少，各州只有一票表决权。此时的国会还不具有立法权和决定预算的权力，充其量只是一个权力很有限的议事机构，算不上一个真正的议会。1787年，各州又制定了《联邦宪法》，建立统一的联邦。《联邦宪法》的制定开始标志着美国国会的产生。《联邦宪法》规定最高立法权由国会行使。除此之外，它还有监督政府、批准预算等权力。美国国会由众议院和参议院组成，众议院议员是按各州相等的人口比例选举产生的，每两年改选一次；参议院议员由各州立法机关推选，每州一律平等，只有两个名额。1913年又规定，参议院议员改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每6年改选一次。美国参众两院不同于英国的上下两院，它们各有一些特别的权限，但总的来说，参议院优势明显。

与英美相较，法国代议制的产生和巩固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法国议会起源于中世纪的等级代表会议，即三级会议。此时的三级会议还只是国王征税的工具。1789年，国王重开200年弃置不用的三级会议。第三等级代表以此为契机宣布三级会议为国民会议，成为法国现代议会的开端。法国大革命爆发两年后，即1791年，制定了法国第一部成文宪法。它规定议会为最高立法机关，采用一院制的形式。最高行政机关作为议会的执行机关，由议会任命。但是，新建立的代议制随着掌权的共和派和君主派不断变更，时而一院制，时而两院制。直到1875年，重建两院制，即国民议会和参议院。至此，法国两院制才最终得以确立。法国议会有权创制法律和修宪，有权监督政府，包括质询、倒阁和弹劾的权力。在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的选举方式是不同的，国民议会的议员由直接普选产生，每5年改选一次。参议院议员由各省的选举团间接选举产生，每3年改选1/3。虽说法国两院都有制定法律、监督政府以及修宪提议权，但是，由于人民主权的观念深入人心，自第三共和国以来，国民议会比参议院享有更多的权力。

代议制和选举制紧密相联，没有选举制就没有代议制。这是因为代议制政府的权力来自民众的委托，而选举是最好的委托形式。如果脱离了选举，公共权力的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因而，选举制特别是普选制的确立与否决定了政府民主性的程度和公共权力合法性的程度。

英国1688年“光荣革命”后，于第二年通过了《权利法案》，它规定议会议员实行“自由选举”。但是，在1711年，议会对选举人和被选举人资格作了严格的限制，使有选举权的选民只占成年人数的5％。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日益壮大，要求参与政治生活的呼声越来越高。1832年，英国对选举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实施了《英格兰与威尔士人民代表法》。它一方面增加了城市代表名额，另一方面降低了对选民财产资格的限制，使中产阶级获得了选举权，但工人阶级和妇女仍被排斥在选民之外。1838年爆发了历时十年的大宪章运动，它极大地推动了普选权的扩大。最显著的是1867年英国又对选举制作了重大的改革，使城市工人获得了选举权。1928年又制定了男女平等选举法，进一步降低了选民的资格。1948年修订的《人民代表选举法》废除了复票制，实现了“一人一票，一票一值”；规定凡年满21岁的男女公民都享有选举权。1969年，把选民的年龄降至18岁。至此，英国的普选制度才最终得以完善。

如果说英国选举制的演变体现了渐进性，那么，法国选举制则是经过资产阶级和旧的专制势力长期的反复斗争才得以确立的，表现出剧烈的波动性。早在1789年大革命之初，法国就宣布并实行了不受财产、种族、性别和教育程度限制的普选权，成为世界上最早宣布实行普选权的国家。但是，1791年的新宪法却规定，只有“积极公民”，即拥有一定财产和纳税的人，才有选举的资格。这样一限制，法国2500万居民中只有430万人属于“积极公民”，拥有选举权。随后，在共和派和君主派反复较量中，普选权也经历了一个扩大和限制、实行和取消的曲折的过程。直至1875年，法国选举制才基本稳定下来。它确定只要年满21岁并且在选区居住6个月以上的男子就有选举权，不受财产和教育程度的限制。到1944年，又规定男女公民只要年满21岁都有选举权。1974年，又将选举年龄从21岁降为18岁。总之，最早开始普选权的法国经过近200年的发展才完善了自己的选举制。

与欧洲大陆不同，美国不存在旧的阶级势力。因而，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相对稳定，普选权也较早得到了确立。1787年美国制定联邦宪法时，并没有对全联邦的选举资格作出规定，而是让各州自己制定选举法。这些选举法大多规定，唯有达到一定数量财产的白人男性公民才有选举权。到了19世纪30年代后，才取消了对选民财产资格的限制，使大多数的白人男性公民获得了选举权。1870年，美国联邦宪法修正案第15条规定：任何人不得因种族、肤色或曾为奴隶而被拒绝或剥夺公民的选举权，黑人也获得了选举权。1920年，联邦宪法修正案第19条又规定妇女和男子有一样的选举权。至此，普选权在美国基本得到确立。1971年，联邦选举法将选民年龄从21岁降为18岁，进一步完善了普选制。

综上所述，西方国家普选制的确立，“大体上经历了严格限制选举权、逐步放宽选举权、形式上确立普选权三个发展阶段。发展总的趋向是：由限制选举制到普选制；从不平等选举制到形式上的平等选举制；从间接选举制到直接选举制；从自由投票制到强制投票制；从公开投票制到秘密投票制”。[5]

由于普选制的确立，参与竞选的议会议员和行政首脑需要奔走各地进行演说，以争取选民的支持。这需要大量竞选经费。而随着高技术手段越来越广泛地运用于竞选中，竞选的费用变得越来越昂贵。以美国历届总统选举为例，1828年的竞选费用首次超过100万美元，1952年花了1100万美元，1972年约为1亿美元，到了1996年则增长到7亿美元，2004年的选举经费超过了15亿美元。美国议员的选举也是如此。目前，众议员的竞选费用超过100万美金。参议员的竞选费用更高，如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夫人希拉里2000年竞选国会参议员时，一共花去2900万美元。需要说明的是，候选人的经费主要来自政党的提供。而这些钱又是通过政党向各垄断财团、工会和个人募捐获得。如2004年美国大选中，有150家以上的公司、工会组织和民间基金会，向民主党和共和党捐款1亿多美元，比20多年前多出近100倍。这不仅在美国，在其他西方国家都是如此。总之，西方国家的选举离不开金钱，其实质是选举“金钱”的制度、选举“资本”的制度。

与代议制、选举制三位一体的还有政党制。如前所述，政党制是民主制的中枢。因为政党通过选举实现自己的政治意愿，政党通过议会将党派的意志转化为国家意志，政府是执政党的政府。

近现代意义政党的产生和发展并非偶然。它是在科技和生产力逐渐发达，新兴资产阶级战胜君主专制势力，在掌握和巩固政权、形成和完善民主政治的过程中得以产生并得到发展的。众所周知，由于科技和生产力的发展，交换就逐渐突破地域限制并取得与生产同等重要的地位。交换的广泛发展，使自由、平等的竞争成为必需。为保障这种竞争以及在竞争中获得的利益，新兴资产阶级就必然要反对专制和特权，要求参与并管理国家权力，而自由组织代表其利益的政治团体进行选举是其最佳的选择。由于存在着竞争，使得资产阶级内部存在不同的利益集团，也就必然组织代表自己阶层的政党，为本阶层的利益而斗争。并且，代议制也为资产阶级各阶层组建代表自己利益的政党创造了条件，使其在掌控议会选举和立法权上更有效、能更好地维护本阶层的利益。而议会外的阶层也组建自己的政党努力去争夺议会权力。同时，随着代议制的确立和议员选举的制度化，议员选举越来越不可能是单个人的事情，特别是竞选经费更是大挑战。这样，就不得不组织政治团体来参与竞选。

近现代意义政党的雏形可追溯至十七八世纪的英国议会、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国民公会以及美国1787年制宪会议时出现的议员联盟。而第一批近现代意义政党的出现是在19世纪，它们是由各地的选举委员会联合成全国性组织后产生的。它们建立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发展党员，而主要是为本党候选人募集竞选经费。因此，这些早期的政党主要吸收一些有钱有影响力的社会名流作为自己的党员。这些社会名流对选民的影响超过了政党的影响。这种政党就是所谓的“议员党”。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就属于这类党。随着普选制的确立，政党开始组织、引导选民参与选举，并争取他们的选票以便把本党候选人选入议会。这种政党是“群众性政党”，如西方国家出现的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就属于这类政党。除此之外，还有一类政党介于这两类政党之间。英国工党是这类政党的典型。它不直接吸收党员，大多以工会组织成员集体地间接加入党的组织，并由工会和社会团体等代表组成的党的基层委员会指定参加竞选的候选人。这类政党还有北欧的社会党等。

由于西方国家的公民有组织政党的权利，因而政党数目都较多，形成了不同政党制度。以政党数目为划分标准，一般分为以下三种：一党制、两党制和多党制。西方国家的政党制以两党制和多党制为典型，英国和美国是典型的两党制，法国则是多党制的样板。下面就具体说说两党制和多党制。

所谓两党制是指一个国家存在两个在国家政治生活中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政党，其他政党无法与之竞争，并通过选举获得议会多数席位或赢得总统之位，以此实现轮流执政。目前，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是实行两党制的国家。其中，以英美两国的两党制最为典型。

英国是最早确立两党制的国家。自政党产生以来，英国就一直是两党轮流执政，并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7世纪70年代至19世纪30年代，为辉格党和托利党轮流执政时期。辉格党代表资产阶级和新兴贵族的利益，主张限制王权，提高议会权力。托利党代表地主贵族利益，主张维护王权。1688年两派共同发动政变，建立了君主立宪制。至此，两派开始在维持现行政治制度的前提下，逐渐形成了轮流执政的宪法惯例。辉格党在1694年首开组成一派内阁的先河。1783—1830年，托利党执掌政权近百年。这一时期为两党制的萌芽期。第二阶段从19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初，为保守党和自由党轮流执政时期。工业革命后，英国统治阶级内部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原先的托利党演变为保守党，而辉格党则演变为自由党。经过多次选举改革，两党发展成为全国性的政党。这是两党制形成的重要标志。保守党或自由党通过选举获得下院多数席位，即成为执政党，获得组阁执政权。下院最大反对党为法定反对党，可建立影子内阁。至此，两党制得到确立和完备。第三阶段从20世纪初至今，为保守党和工党轮流执政时期。由于垄断取代自由竞争成为经济生活的主要行为，鼓吹自由贸易的自由党开始衰落。同时，随着工人阶级的不断壮大，工党崛起。1924年后，工党开始取代自由党，与保守党交替执政，从而确立了现代英国的两党制。

美国也是实行两党制的典型国家。其两党轮流执政也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787年至1824年，为萌芽阶段。1787年制定宪法期间，形成了两大政治派别，即以汉密尔顿为代表的联邦党人和以杰斐逊为首的反联邦党人。前者主张建立一个中央集权政府，后者反对中央集权，主张扩大州政府权力，保障公民自由。联邦党由于内讧以及亲英立场，到1817年已名存实亡。共和党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成为美国没有反对党的唯一执政党。第二阶段从1828年至内战前夕，为形成阶段。在1828年大选中，共和党一分为二，即民主共和党和国民共和党。民主共和党由于竞选胜利而得到了发展，并正式定名为民主党。而国民共和党因连续竞选失败而渐趋没落。新成立的共和党开始在北部诸州取代由国民共和党演变而来的辉格党，并成为民主党的主要对手。至此，美国两党制开始确立。第三阶段从内战结束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为最终确立阶段。19世纪50年代末，由于在废奴问题上发生分歧，北方的民主党人加入共和党，而南方辉格党人则投靠了民主党人。随着内战的结束和垄断的发展，共和党和民主党得到了发展，也没有再发生大的变化，基本稳定了下来。并且，轮流执政的格局也很稳定，1861年以来的130多年里，共和党执政80多年，民主党执政近50年。至此，美国两党制最终得到确立。

多党制主要表现为，多党并存，并且无一政党在选举中获得绝对多数议席而单独执政，需要两个以上的政党组成政党联盟才能够联合组阁，获得执政地位。目前，实行多党制的国家主要有法国、德国、芬兰等西欧和北欧国家。这些实行多党制的国家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两个主要政党虽占有一定优势，但无力单独组阁，需要联合第三党才能上台执政。如德国基民盟—基社盟和社民党在议会中占有优势，但达不到议会多数。它们通过和自民党联合，达到联合执政的条件，并形成了多党联合轮流执政的格局。20世纪80年代后，产生了绿党，并成为议院第四大党，但没有撼动原有的政党格局。另一类是没有一个政党在议会中占有优势，它们由于利害相关而结成不同的联盟，以此实现共同执政，呈现出多党两极趋势。如法国是最早建立多党制的国家。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建立后，就逐步形成了多党制，党派多达200多个。第四共和国期间，较大的政党有十多个，如社会党、共产党等。由于党派林立，无法单独组阁，多党联合执政往往由于意见一有分歧就宣告破裂，导致政府频繁更换，政局动荡。第五共和国建立后，鉴于党派林立、软弱多变的危害性，建立了政党较少且党派格局比较稳定的政党体制。1974年，法国四大政党两极化的新政党制度开始形成，即保卫共和联盟和法国民主联盟组成的右翼力量为一极，社会党和共产党组成的左翼力量为另一极。至此，法国政局开始被两大政党联盟所掌控，其他小党无缘置喙。1974年，右翼执政。到了1981年，左翼执政。1995年，右翼又执政。目前，法国仍然是四大政党、两大派别抗衡的党派格局。

为防止专制和暴政，以及资本不被权力所掌控，分权体制取代了集权体制，表现为：不仅在横向权力配置上实行三权分立，即把国家权力一分为三，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并交由国家最高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它们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制约地行使权力。而且，在纵向权力配置上，即中央和地方，或者准确地说，国家整体和部分也实行分权。下面还是以美英法三国为典型对三权分立加以说明之。

美国是个典型的三权分立的国家。美国不仅最早把“三权分立”的原则写入宪法，而且率先把它应用于治国实践中，形成了一套严密的权力制约制度，对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政治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美国，立法权属于国会，即参议院和众议院；行政权由总统掌握；司法权属于联邦最高法院及低级法院。同时，“根据宪法和惯例，凡在合众国政府供职的人员，不得为国会议员，行政部门的人员不得向国会提出议案，不能出席国会会议。法官受理案件不受立法和行政的干扰，法官终身任职，行政部门对法官虽有任免，但无罢免权，立法部门对法官虽有同意与否决的权力，但非因法官犯罪并依法定程序弹劾外，也无罢免权。”[6]可见，三权分立原则非常明确。

在权力制衡方面，表现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相互制约上。第一，立法权对其他两权的制约。立法权对行政权的制衡，即国会对总统的制约。宪法规定：“国会有权要求总统条陈政策以备审议；有权建议、批准总统对其所属行政官员的任命，有权批准总统对外缔结的条约，有权通过弹劾案撤换总统。”立法权对司法权的制衡。宪法规定：“参议院对弹劾案有审判权，国会有宣告惩治叛国罪之权，有建议、批准总统对联邦最高法院法官任命之权，有弹劾审判联邦最高法院法官并撤销其职务之权。”第二，行政权对其他两权的制约。行政权对立法权的制衡。宪法规定：“总统对国会通过的法案享有否决权以及搁置权，副总统兼任参议院议长。”行政权对司法权的制衡。体现在：“总统有特赦权，有提名并任命最高法院法官之权。”第三，“美国宪法规定了联邦最高法院对总统的制约，总统因弹劾案受审时联邦最高法院法官担任审判庭主席。此外，根据美国宪法惯例，联邦最高法院有权解释法律，宣布国会通过的法律违宪无效。”[7]

英国是最早运用权力制衡原则的国家。它先是就议会和政府的权力进行了划分和制衡，18世纪又承认司法部门的独立。由于英国是个君主立宪制的国家，英王没有行政实权，只是个象征性的国家元首。议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拥有制定和修改法律的权力。这些权力又都集中于下院，上院基本没有任何实权。不过，上院对下院通过的议案有所谓的“延搁权”。尤其是当下院即将届满的最后一年内，这种延搁实际上就是一种否决。由于英国实行的是议会内阁制，内阁由下议院多数党组成，并且其成员必须是议员；内阁首相一职由多数党领袖担任，行使行政权；内阁对议会负连带负责，此即责任内阁制。“根据责任内阁制的原则，内阁必须得到议会的信任和支持，如果议会拒绝通过政府有关重要政策的议案、财政案，或通过了对内阁的‘不信任案’，则内阁就应集体辞职；如果内阁拒绝辞职，则应提请英王下令解散议会下院，接着进行提前大选。”[8]这样，就形成了立法权与行政权之间的相互制衡。此外，司法权也对行政权形成制约，即法院等司法机关有权处理行政机关或行政官员违法、失职等行为。英国的分权制衡方式在一些君主立宪制国家得到了实行（如日本），同样也在一些议会共和制国家也得到了实行，如德国。因为议会共和制国家的总统一般不掌握实权，也只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这和君主立宪制下的君主一样。两者的区别是，总统是选举产生的，而君主是世袭的。

法国的三权分立和英国一样不规则。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建立前也实行议会共和制，政治权力的中心在议会，行政权和司法权受议会权力的限制。第五共和国建立后，加强了总统的权力，削弱了议会的权力，使权力分立与制衡表现出新的和英美不同的特点。其主要为：国民议会和参议院共同行使立法权、预算审批权和监督政府权。也就是说，议会除立法权外，还拥有对政府的质询权、弹劾权、财政监督权等。但是，议会行使这些权力是有限制的。立法方面，法国议会只能在宪法所列举的事项内进行立法，法律规定范围以外的其他事项由政府立法。财政审批上，政府在70天内未接到议会两院对财政法案的答复，则可以以法令的形式加以颁布实施。议会弹劾权受宪法的严格规定而难以行使。同时，总统不仅是国家元首，而且事实上也掌握着国家的最高行政权。“他不仅有权任命并领导政府，而且还有权在法定的期限之内要求议会重新审议其最后通过的法案，议会不得拒绝；有权就一切涉及公共权力组织的法律草案提交公民复决；有权以命令宣布议会特别会议的召开和闭会。”[9]在司法方面，总统保证司法独立，担任最高司法委员会主席，享有赦免权。最高司法委员会副主席由司法部长担任。特别高等法院有权审理总统和政府成员的叛国罪以及危害国家罪。

接下来说说纵向分权，即中央和地方的分权，或者准确地说，国家整体和部分的分权。通过不同程度的纵向分权，以达到防止过于强大的中央政府来侵犯公民权利的目的。联邦制是典型的纵向分权模式，其所谓的地方分权达到了最大化，可以说是一种相对均衡的分权模式。目前世界上只有20多个国家实行联邦制，不过，它们占去了世界大约1/2的土地和1/3以上的人口。并且，200万平方千米以上的国家大多实行联邦制。美国、俄罗斯、加拿大、德国、印度、墨西哥、巴西、澳大利亚等都是实行联邦制的国家。其中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也是最典型的联邦制国家。下面就以它为例来说说联邦制下，多权威在中央和地方分权上的表现。

美国最初建立的是邦联，而不是联邦制。1776年，北美13个英属殖民地发表《独立宣言》，宣布独立，各新独立的州建立自己的政府。独立战争后，这13个州的代表制定《邦联条例》，建立邦联。由于邦联只是松散的国家联盟，没有统一的强大的中央政府，很快就受到来自国内外的严峻挑战。1787年，各州又制定了《联邦宪法》，美国由邦联转变为联邦制。美国联邦制下，“国家整体与其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不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而是权限范围不同的中央与中央的关系。”[10]其特点是：联邦有统一的宪法和法律，同时，各成员国，即州，也有自己的宪法和法律，但不能与联邦宪法相抵触，也即其法律体系由多部宪法组成；联邦有最高的立法、行政、司法机关，各成员国也有自己独立的立法、行政、司法机关；国家整体与其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是权限范围不同部分之间的联盟关系，它们各自在规定的范围内享有最高权力，并直接行使于人民，相互间不得进行任何干涉，也即有多个相互独立的权力中心；联邦对外是统一的国际法主体，拥有外交权，但成员国依据联邦宪法的规定，也享有部分主权，也就是有一定的对外交往独立性；[11]设有政府权限争议的仲裁机关，对联邦和成员国在履行各自宪法权力上的争议作出裁决。美国联邦制的特点，其他联邦制国家大体上也具有。需要说明的是，早期美国联邦和州两者的职权是分离的，彼此相对独立，是个二元联邦制。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新政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由于国内全国性问题日渐增多，使得联邦权力逐渐扩大，中央集权日趋显现，进入到合作联邦制时代。这种集权是在分权形式下得到强化的，因此仍旧会受到州政府的制约。不过，这种在分权形式下逐步走向集权的趋势大概也是其他联邦制国家的发展方向。

纵向分权的另一种模式，也即纵向不均衡分权模式，便是单一制。单一制下，“中央政府享有最高权力，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限范围内行使职权”。[12]具体地说，它有如下的特点：国家主权高度统一，只有中央政府才能行使国家主权；全国只有一部宪法和统一的法律体系；全国只有一个最高立法机关和统一的行政机关体系；中央政权机关对地方政权机关实行集中统一领导，地方政权机关服从中央，不享有外交权。[13]可见，单一制下，权力分布配置上是向中央一方倾斜的，权力集中于中央政府，也即中央集权。不过，在中央立法授权的前提和范围内，地方政府也拥有相当广泛的自治权，一定程度上还是分散了中央集权，实现了对国家权力的监督、制衡和分权。英日意法都是实行单一制的国家，在地方自治上具有很强的代表性。下面就以它们为例说说地方政府是如何来实现自治的。

首先，由宪法或法律划定地方自治的范围和职权。这些国家都制定地方自治的法律，如英国有《地方政府法》、日本有《地方自治法》和法国有《市镇、省和大区的权利和自由法》等，在宪法也有体现，如意大利1947年宪法第5、115、117、121、199条都是关于自治的。这些法律对地方自治政府的自治权限等都作了规定。并且，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宪法或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各自行使职权，中央政府不能随意干涉自治地方的事务。其次，通过选举来产生地方自治机关和地方首长。如日本的地方自治组织为地方公共团体，其议会由地方居民选举产生，地方行政首长亦是如此。英国长期有地方高度自治的传统，其地方政府是由各地区的居民选举产生。法国是个中央集权程度较高的国家，其地方自治经过多次反复，到现代也获得了较大的发展。1992年有关地方自治改革的《共和国地方行政法》获得通过，它规定省及大区的地方事务由民选产生的省或大区议会决定，而不再由中央任命的省长及大区长官负责，同时取消了中央对地方议会决议的监管。再次，自治地方有权制定具有法律性质的规范，拥有一定的财政自治权。日本宪法第94条规定地方自治机关有权制定自治条例，意大利宪法第117条赋予自治机关制定立法性规范的权力。此外，日本宪法第94条、意大利宪法第110条以及法国《共和国地方行政法》规定自治地方可以征税，使其拥有必要的物质力量。总之，赋予自治地方必要的权力，使其在较高水平上达到自治。当然，无论怎么自治，都是集权形式下的分权，是在中央授权和委托的范围内行使管辖权，并且受到中央政府的监督和控制。目前，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日趋复杂化，西方国家中央政府和地方自治政府开始建立新型的伙伴合作关系：一方面中央对地方的财政补助不断增加，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加强对地方自治政府之间的事务协调管理。

民主分权统治形式实行法治，即依法治国。众所周知，古代社会注重人治，即统治者主要凭借自己的权威和德行，按照个人的意志、喜好乃至智慧来治理国家。它强调以道德规范来约束臣民甚至是君主的行为，以达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古代社会也有所谓的法治，但其法主要为刑法，不存在对臣民权利进行保障的律法，而且君主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此时“法治”的目的是以法制服臣民，使其安于君主的专制统治。可见，它只是君主专制统治的工具，是对人治的必要补充。古代社会之所以注重人治，并辅之以所谓的法治，是因为：在科技和生产力不发达的条件下，生产自给自足和交换不发达，人们之间的利益分化还不明显，利益结构还很简单，并且，人们世代聚居在一处，道德规范比法律更易使有着血缘关系的人们和谐稳定相处，因为频繁诉诸法律反而增加村居人们的冷漠、敌对和仇视，不利于家国的稳定。这使得人们乐于以道德规范自己的行为，而非通过法律的手段。而且，统治者讲究德治，施行人治，树立起良好的道德榜样，很容易教化人们，因为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人治可以说是依据贤人的智慧作决定，更能作出正确的决定，以及可以当机立断，省却作决定的时间和不必要的麻烦。因而，此时的社会选择人治，而非法治。但是，人治条件下，最高掌权者的贤愚决定了国家和法律本身的善恶，因此，一旦最高掌权者暴虐或犯了严重错误，就会导致整个国家或社会陷入无可挽回的全局性灾难之中。而且，最高掌权者握有不受法律限制的绝对无限权力，可以凭借自己的喜怒哀乐任意处置一切臣民的人身与财产，人的生命和财产根本得不到保障。

随着民主分权统治形式的建立，法治逐渐取代人治。这是因为：科技和生产力的发达打破了生产的自给自足，促进了交换的巨大发展。交换的发展导致人们的利益分化显著，利益结构变得复杂化。分化出来的利益主体必然要求彼此间不存在依附关系，而且，相互之间的交换应是自由、平等的，既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对方，也不允许用暴力占有他人的财产。而自由、平等的交换反过来又导致利益主体更具独立性。同时，交换的发展开阔了人们的活动范围，使原先封闭熟悉的血缘关系逐渐被开放陌生的地缘关系所取代。这些都决定了国家必须采用法律手段管理民众、维持社会正常秩序，而不能以人治的统治方式或者说以道德规范来管理国家。而在解决利益的纷争中，法律是用来维护自己权利和保障自己财产的最佳方式。这些都促使国家让法律深入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即以法治的统治方式管理民众成为可能。

除此之外，还有西方早期共和时代形成的法治传统的影响，包括法治思想和法治实践。法治思想方面，亚里士多德就主张法治，反对人治，认为“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14]法治思想在古罗马得到了很好的继承。西塞罗认为法律是自然理性的昭示，神圣不可侵犯。在法治实践方面，雅典城邦在梭伦时期就确立了“法律至上”的原则，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权力必须受到监督与制约，以防止被滥用。经过克利斯提尼和伯利克里的进一步改革，法律是最高权威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同时，对违反法律者采取贝壳放逐法。在古罗马，甚至是在罗马帝国早期，尊重法律的意志，以法律手段解决问题，是罗马人根深蒂固的观念。总之，这些法治传统对近代西方法治国家的建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近现代西方法治国家建立的一个根本表现是依法立国，即依宪法立国。法治国家首先必须有法可依，最基本的是制定宪法。因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法律的法律”，是对国家和社会基本制度、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规定。只有当一个国家把宪法视为立国的依据，才可以说这个国家是个法治国家。君主专制国家之所以不是法治国家，是因为它没有作为根本大法的宪法，而且君主凌驾于法律之上，不受限于法律。随着资产阶级革命在欧美各国取得胜利，这些国家开始纷纷制定宪法，把它作为立国之依据。仅在19世纪的前80年间，就制定和修改了不下300部的宪法，以此建设法治国家。这其中英美法三国是制定宪法最早的国家，其制宪的行为和制定的宪法为其他国家所效仿，堪称依法立国的典型。

英国最早发生资产阶级革命，又最早制定近代宪法和依法立国。英国制宪有个显著特点，就是没有制定出一部较系统、完整的成文宪法，而是由一些宪法性文件组成。早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前，英国就已经制定了限制王权的《自由大宪章》，它也成为英国宪法起源的标志。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它被确认为英国的第一个宪法性文件。与此同时，在资产阶级革命期间和革命结束后又制定了几部宪法性文件，主要有《人身保护法》（1679年）、《权利法案》（1689年）、《王位继承法》（1701年）等。它们确立了议会主权原则、分权原则、法治原则等基本立国原则。总之，这些法律文件的确立标志着英国宪法的产生，宣告了依法立国的开始。同时，它也成为近代宪法和依法立国的先驱，揭开了世界范围内制宪运动和依法立国的序幕。目前英国的宪法仍由成文法和不成文法混合而成，包括大宪章、成文法、判例法和习惯法等。

依法立国最为典型的是美国。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制定成文宪法的国家。在独立战争期间，特别是1776年和1777年通过的《独立宣言》和《邦联条例》为美国独立战争后宪法的制定提供了理论依据和作了实践准备。1787年，13个州的代表齐聚费城举行制宪会议，通过了世界历史上的第一部成文宪法——美国联邦宪法，并且至今仍然有效。美国联邦宪法包括序言和7条正文，在内容上规定了建国的重要原则：人民主权、代议制政府、三权分立与制衡、法治原则、联邦主义等。1789年，受法国《人权宣言》影响，美国为其宪法增写了关于公民权利的《权利法案》。美国宪法内容比较成熟，形式统一完整，为后来的许多国家所效仿。两百多年以来，美国宪法通过宪法修正案等形式不断进行变化，但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应该说是比较稳定的。

依法立国的另一个典型是法国。法国不仅较早制定宪法，而且颁布的宪法较多。法国1789年大革命爆发，制定了宪法性文件《人权宣言》（全称是《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确立了人民主权、权力分立、法治和权利保障等基本政治原则。这是法国制宪活动的开始，同时也对各国宪法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1791年，制定了法国第一部成文宪法，也是欧洲大陆第一部近代成文宪法。这部宪法以《人权宣言》作为序言，重申了《人权宣言》中的基本政治原则，奠定了法国近代政治制度的基础。虽然是君主立宪制宪法，但对以后法国宪法产生了重要影响。1793年宪法是第一部共和宪法，不过，由于国内外危急的局势，虽未能得到实施，但它已是开法国共和传统的先河。此后，法国制定颁布了12宪法，其中1875年的第三共和国宪法、1946年的第四共和国宪法和1958年的第五共和国宪法是确立法国共和制度重要的宪法。随着1958年宪法的颁布，法国宪法就稳定了下来，再也没有进行变更。目前，法国的宪法还是1958年宪法。

近现代西方法治国家建立的另一个根本表现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习惯是指把法律作为同一尺度适用于全体公民，使全体公民平等地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不因民族、种族、性别、职业、社会出身、教育程度、宗教信仰和财产状况等的差别而有所不同，任何人也不得享有特权，或受到特别的不利的待遇。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作了完整的表述：“全国公民都有权亲身或经由其代表参与法律的制定。法律对所有的人，无论是施行保护或处罚都是一样的。在法律面前，所有的公民都是平等的，故他们都能平等地按其能力担任一切官职、公共职位和职务，除德行和才能上的差别外不得有其他差别。”1791年和1958年法国宪法以及英、美等国的法律对此都有类似的规定。虽然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作了明文规定，在实践中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贯彻，但还是存在着许多法律面前不平等的现象。到了20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才在比较广泛的领域得到进一步的实现。其主要表现在：第一，公民不分性别、职业、民族、种族、信仰、教育程度和财产状况，均享有选举和被选举权，均享有公民投票权。第二，随着奴隶制度和种族歧视政策的废除，黑人和少数民族均享有同白种人同样的权利，享有同等的政治权利，同等的劳动权、教育权、休息权、社会保障权等权利。特别是，他们也可以平等地参与竞争政府的公职，担任公共机构的职位和职务，也可以成为政府官员，亦可参与竞选总统、州长、议员，担任政府总理、部长等重要职务。如2009年当选美国总统的奥巴马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具有黑人血统的总统，这说明各种族在法律上的平等在美国已经有了极大的发展。第三，包括总统在内的任何一个政府官员，凡触犯宪法和法律皆绳之以法，受到宪法和法律的追究（司法部门或议会）。最典型的是美国的“水门事件”，尼克松因慑于国会弹劾而辞去总统一职，这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美国社会得到贯彻的表现。第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最重要的是司法平等，即普通公民与政府官员的利益受到同等的法律保护，并同等地依法治罪。因为为官者不但有违法乱纪和侵犯公民权利的便利，还可以有种种条件来逃避司法机关的惩处。因此，西方国家专门设有行政司法监督和公民对行政机构进行司法监督的制度，使政府官员受到更严格的法律约束，从而保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15]

近现代西方法治国家的建立还表现在司法独立上。司法独立是指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不受任何行政机关、社会团体或个人的干涉。司法独立的原则最早由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提出。他在其《论法的精神》中指出：“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如果司法权同立法权合而为一，则将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施行专断的权力，因为法官就是立法者。如果司法权同行政权合而为一，法官便将握有压迫者的力量。”[16]英美法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司法独立原则得到了这些国家宪法普遍确认。美国宪法第3条第一款规定：“合众国的司法权属于最高法院以及由国会随时下令设立的下级法院。”法国1791年宪法第5章第1条规定：“在任何情况下，司法权不得由立法议会或国王行使之。”德国基本法第92条规定：“司法权委托法官行使。联邦宪法法院和本基本法所规定的各联邦法院和各州法院行使司法权。”日本宪法第76条第1款规定：“一切司法权属于最高法院及由法律规定设置的下级法院。”目前，在世界142部宪法中，有105部宪法明确规定司法部门、法院或法官是独立的，[17]而那些无明文规定的国家，也大多在司法实践中做到独立审判。1985年，联合国通过了《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使司法独立成为法治国家的一项基本原则。需要指出的是，为保障法官审判独立，法律还规定了法官地位和权力不受侵犯，并赋予他们司法豁免权。如西方国家大多规定了法官终身制或长任期制，如美国宪法第3条第1款规定：“最高法院和低级法院的法官，如尽忠职守，应继续任职。”也就是说，美国法官不犯叛国罪、贿赂罪或其他严重罪行，其职务是终身的。事实上，法国、英国、加拿大等大多数西方国家都实行法官终身制，瑞士、日本等国则普遍实行长任期制。而且，更换和处分法官的法律规定很严格。如日本宪法第78条规定：“法官除身心故障经法院决定为不适于执行职务者外，非经正式弹劾不得罢免。法官的惩戒处分不得由行政机关行使之。”

由于权力来自人民，属于人民，民主分权统治形式必然要保障人权和公民的基本权利。我们知道，古代社会，不讲人权，没有人权，也没有公民和公民的权利，只有子民或臣民（所谓子民就是说君主和民众不仅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而且，由于宗法血缘关系，也烙上了父子关系的印记）和他们无尽的义务。如果说还有权利，那也只是极少数才能享有和行使，即所谓的特权。这是一个没有权利的时代。原因主要是：由于科技和生产力不发达，生产能力还很有限，如果民众都主张只有争得权利才去生产，在权利的范围内生产，超出权利范围就不去生产，那么估计以当时的科技和生产力，生产能力很可能继续往下跌，因为民众都去争权利去了，不进行生产了。而且，高兴生产就去生产，不高兴就不去，结果生产也许会跌至无力供养统治者和自身，甚至会出现不愿意去生产，而宁愿乞讨。同时，科技和生产力无力提供参与政治的技术手段和经济基础，民众就不可能参与政治，成为政治主体，而只能受君权统治和等级束缚，成为服服帖帖被治理的对象，对其无条件地尽各种义务，也就不可能有什么权利了。

随着民主分权统治形式的建立，人权和公民的基本权利开始得到确立，并予以法律保障。它表明这是一个权利普遍存在的时代。这一阶段之所以确立人权和公民的基本权利，主要是因为：随着科技和生产力的逐步发达，生产和交换都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人们要求进行自由、平等的交换，要求这种自由和平等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并得到政治的保障，即成为人权和公民的基本权利。也就是说，生产和交换的发展使确立人权和公民的基本权利成为必要。科技和生产力的发达，还提高了生产能力，使得民众可以为争取权利而不会饿肚子，使确立人权和公民的基本权利成为可能。同时，科技和生产力的发展为民众参与政治提供了必要的物质与技术准备，个体可以参与到政治决策中去，开始具备独立的主体人格，而特权、等级和依附关系逐渐消除，使得无条件尽义务成为明日黄花，权利开始赋予给民众，并得到法律的保障。我们还应该看到，随着科技和生产力的发展，思想获得了极大的解放，兴起了文艺复兴运动、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它们以科学反对蒙昧，以人权抗衡神权和王权，强调人的自由、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解放，主张自由、平等、民主，为人权和公民基本权利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民主分权统治形式以宪法的形式把人权确定下来，并加以保障。英国在资产阶级革命前就已经进行人权立法，《自由大宪章》是其人权立法的开端。它由一个序言和63个条款组成，其主要法律原则是“王权有限，法律至上”和保护公民权利，如第12条规定：“朕除下列三项税金外，不得征收代役税或贡金，但全国公意所许可者，不在此限。”第39条规定：“任何自由人，如未经其同级贵族之依法裁判，或经国法判决，皆不得被逮捕、监禁、没收财产、剥夺法律保护权、流放，或加以任何其他损害。”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大宪章被确认为英国的第一个宪法性文件，它虽经多次修改，但一些基本原则仍被保留了下来。同时，这一时期英国还制定颁布了《人身保护法》、《权利法案》和《王位继承法》。其中《权利法案》是英国关于个人自由权利最重要的一部法律，由13个条款组成。它进一步限制了王权，保障了公民的权利。如它规定，未经议会同意，国王擅自颁布法律或废除法律，征收和支配税收，皆为非法；向国王请愿，乃臣民之权利，一切对此项请愿之判罪或控告，皆为非法；不应要求过多的保释金，亦不应强课过分之罚款，更不应滥施残酷非常之刑罚；定罪前，特定人的一切让与及对罚金与没收财产所做的一切承诺，皆属非法而无效。

1789年，大革命之初，法国就通过并公布了世界上第一部以人权二字命名的宪法性文件——《人权宣言》。顾名思义，人权是其主要的内容。《人权宣言》强调了自然天赋、人人平等，具有不可剥夺的人权。它在序言中指出了人权的重要意义：“不知人权、忽视人权或轻蔑人权，是造成公众不幸和政府腐败的唯一原因，所以，决定把自然的，不可剥夺的和神圣的人权阐明于庄严的宣言之中。”在接下来的17个条文中，有如下几条直接规定了对人权的保障：“人们生来并且始终是自由的，在权利上是平等的”（第1条）。“一切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自然的、不可消灭的人权，这些权利是自由、财产权、安全和反抗压迫”（第2条）。“自由交流思想和意见是最尊贵的人权之一，除了在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滥用自由应负责外，都可以自由地发表言论、写作和出版”（第11条）。“除非在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并且依照法律已经规定的程序之外，任何人都不受控告、逮捕或者拘留”（第7条）。“财产权是不可侵犯的，神圣的权利”（第17条）。“《人权宣言》的发表，是法国乃至欧洲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对法国以至世界的人权、公民权、权力分立等观念和法治的发展都具有重大的影响。”[18]

美国在1776年通过的《独立宣言》也高扬“天赋人权”的大旗。它指出：“人人生而平等；他们为造物主赋有某些不可让渡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政府便在人民中间成立起来，由被统治者同意而取得正当的权力；任何政府形式一旦变得有害于这些权利，人民就有权以改变或废除而另设新政府，把新政府的基础放在他们认为最能促进自己的安全和幸福的原则上，并按照符合这一目的的形式组织新幸福的权力。”[19]《独立宣言》是美国人权发展史上一座史无前例的丰碑，最大限度地体现了美国人权主张中的革命性因素。但是，1787年的宪法却没有任何一条条文直接规定对人权的保障。在人民的强烈要求下，1791年，国会通过了宪法前10条修正案，即《权利法案》，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其主要内容是：国会不得制定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无权通过限制公民言论、出版、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自由的法律。公民拥有人身、住宅、文件和财产不受无理搜查和扣押的权利。无论何人不得因同一犯罪行为而两次遭受生命或身体的危害，不得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被迫自证其罪；不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被剥夺生命、自由和财产。未经公平的赔偿，私有财产不得收为公有。宪法未授予合众国也未禁止各州行使的权力，由各州和人民自己保留。

总而言之，自英国的《自由大宪章》、《权利法案》始，经美国《独立宣言》和法国《人权宣言》，再到美国的《权利法案》，英美法三国宪法无一不是为了限制国家和政府的权力，并且为人民保留政府不得侵犯的、被称为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权利。这些人权归纳起来说，主要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平等权、财产权、反抗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其中，生命权是人权最基本的权利，“自由权是人权的核心，平等权是自由权实现的前提条件，财产财则是自由权、平等权赖以建立的物质基础，而反抗权则为人的自由权、平等权、财产权以及其他权利提供了保障。”[20]同时，随着民主分权形式在其他国家的建立，它们也开始确立如英美法等国一样的人权观，并以宪法形式保障本国的人权。

但是，以美国《独立宣言》和法国《人权宣言》为标志的近现代意义上的人权观的确立并不意味着政治自由和基本人权的实现就一蹴而就了；相反，它在西方国家经历了一个漫长而艰辛的实现过程。正如《人权与21世纪》所说：“即使在发生了多次革命并通过了确立人民主权的宪法之后，西方国家还是用了很长的时间才在事实上实现了政治权利、平等以及思想自由等人权”。[21]最典型的是西方国家普选权的实现。男子19世纪末才实现普选权，妇女则是20世纪初至中叶。美国的人权实践也说明了这一点。虽然《独立宣言》强调“人人生而平等”，但美国建国后长期保留奴隶制，黑人没有人身权利，更别说自由民主权利了。而且，宪法还规定在众议院选举中黑人按3/5人口计算。南北战争结束后，奴隶制被废除。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黑人能够真正享有基本的人权。事实上，黑人仍然遭受种族歧视和压迫。最明显的是黑人被剥夺了选举权。直到20世纪60年代，在黑人占总人口一半以上的南部11个州里，有选举权的黑人至多只有3％。[22]并且，内战结束后，南方各州全面推行种族隔离制，并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这粗暴地践踏了黑人的基本权利。目前，美国的种族歧视并未彻底消失，黑人权利保障仍需努力解决。除黑人外，印第安人的人权也得不到保障。首先，印第安人连生存权都得不到保障。美洲大陆发现后的历史就是一部驱赶、屠杀印第安人的历史。1789年以来，特别是1877至1933年间，印第安人被剥夺了其拥有的61％的土地——9000万英亩的土地。美国殖民地时期印第安人约有200万，到1860年时只剩下34万，1910年时又减少到22万。[23]其次，直到1964年宪法第24条修正案公布以后，印第安人才有资格参加选举。当今，印第安人仍然是美国最贫困的阶层。

需要指出的是，他国的入侵也对别国人权产生了危害。特别是进入20世纪后，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两次世界大战都残酷践踏了人的生命和自由，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意日法西斯主义更是肆无忌惮地践踏人类尊严以及人类的生存和自由，对人类的生存和权利构成了极为严峻的挑战。面对血淋淋的现实，各国开始意识到人权问题的重要性以及它所具有的普世性。这使得人权保护不能仅仅依靠一国的努力，还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于是，1945年联合国成立后，制定了《联合国宪章》。《联合国宪章》重申人权的重要性，把人权提高到联合国宗旨的高度，即把“对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列为联合国的宗旨。《联合国宪章》的制定标志着人权保障开始跨出一国的范围，成为世界性的潮流。不过，《联合国宪章》还不是专门的国际人权法文件。第一部超越国别并具有普遍意义的国际人权文件是1948年联合国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世界人权宣言》共30条，首先对人权主体的规定更为明确、完全，即在第1、2条规定了人权的主体是“人人”、“所有人”，真正贯彻了人人平等的原则；其次是规定的人权内容比欧美各国的国内立法规定更为广泛、更为具体，其中第3条至第21条是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规定，第22条至第27条是对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规定。《世界人权宣言》为国际人权实践奠定了基础，有力地促进了世界人民争取和维护人权的行动。同时，在《世界人权宣言》的基础上，1966年联合国又通过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这两个公约和《世界人权宣言》构成了公认的“国际人权宪章”，得到大多数国家的承认和尊重，成为当代国际人权保护的三个基本法律文件。此后，联合国又通过了约70个国际人权宣言和公约。同时，各地区还制定了区域性的人权公约，如《美洲人权公约》、《欧洲人权公约》和《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

第二节 开放性生产和交换

进入近现代社会，开放性生产和交换逐步取代了封闭性生产和交换。我们知道，封闭性生产和交换的形成是自发的，基本上是在多个封闭区域内相对均衡地进行着，以农业为主，生产方式是小规模人力型的，生产能力有限，发展迟缓，商品交换不发达，只有些不稳定的地域市场，不存在世界市场。而开放性生产和交换则不仅是生产形态的革命性变革，即工业革命，而且也是交换形式的根本性变化，即交换超越地域限制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普遍的发展。具体地说，它的确立和发展具有自觉性，即英国首先开始工业革命，欧美国家随之效仿，而后世界其他国家跟着仿效进行工业化，生产形态由农业过渡到工业，生产方式是大规模机械化的生产方式，生产能力超越有限性，增长的速度迅猛，资本积累快且大，增长方式有粗放型和集约型增长方式，并逐渐从粗放型过渡到集约型，发展形态有不可持续发展形态和可持续发展形态，并逐步从不可持续发展过渡到可持续发展，交换在超越地域限制的基础上获得了普遍的发展，逐步形成了统一的国内市场和一体化的世界市场。

与封闭性农业生产只是在多个封闭区域内彼此间几乎互不影响地进行着不同，近现代的生产和交换是开放性的、世界性的，是互相有深刻影响、彼此有深度联系的。这种开放性生产和交换的起点是英国18世纪兴起的工业革命。那么，为什么说英国工业革命标志着世界范围内开放性生产和交换开始形成呢？

要明确的是英国为什么能最早开始工业革命？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君主立宪制的确立。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形成了君主立宪制，确立了资产阶级与新贵族在英国的统治地位，为进行工业革命创造了有力的政治前提条件。其次，资本原始积累的完成。在国内，实行“圈地运动”，一方面对农民彻底剥夺，使其成为以出卖劳动力为生的雇佣劳动者，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大批自由劳动力；另一方面大量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上，为进行工业革命准备了雄厚的资本。在国外，新航路开辟后，英国先后击败了主要的殖民和海运竞争对手西班牙、荷兰、法国，成为最大的殖民帝国、海上霸主和世界贸易中心，并以印度和北美为中心疯狂地进行殖民掠夺、强盗式贸易和奴隶贸易，开辟国外市场，进一步扩大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最后，生产技术的成熟和科技的进步。18世纪英国手工工场发展迅速，在劳动分工、生产专门化、大生产的雇佣劳动条件及生产组织形式等方面，都为过渡到大机器生产即工业革命阶段创造了条件。[24]同时，17至18世纪的自然科学取得了长足发展，特别是万有引力定律和力学三大定律的发现，对工业革命的兴起产生了巨大而直接的影响。而以瓦特蒸汽机发明为标志的第一次技术革命则直接导致了工业革命的发生。

英国工业革命以机器的发明和使用为标志，大约经历了100年，即从18世纪中叶起到19世纪中叶止。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展，纺织、冶金、机械制造、采矿先后采用机器生产。到19世纪30年代末，以机械化生产为主的大规模生产方式已经在英国占据绝对优势，英国也率先完成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使社会生产力发生了巨大的飞跃，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获得了极大的提高。1771—1775年，英国每年进口原棉约550万磅，到1844年达到了6亿磅。而英国在1834年出口棉布5.56万磅、棉纱7650万磅以及棉织刺绣制品120万磅。1760—1827年，英国棉纺织业生产增长了20倍。英国硬煤开采量在18世纪20年代占世界硬煤总开采量的87％，60年代占50％。生铁产量从1780年的4万吨增加到1856年的358.6万吨，1880年更达到774.9万吨。[25]英国工业的增长速度是史无前例的，是以往任何一个行业和部门都无法比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工业革命所创造的生产力这样评论道：“资产阶级在它不到100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26]

工业革命使英国一跃成为世界上的工业强国，成为“世界工厂”，其领先地位一直保持到19世纪70年代。1870年，英国在世界工业生产中占32％，采煤量占世界采煤量的51.5％，生铁产量占50％，棉花消费量占49.2％；贸易额占世界贸易额的25％，几乎是法国、美国和德国贸易额的总和；商船吨位超过荷兰、法国、美国、德国和俄国商船吨位的总和；伦敦是国际金融中心，英镑是最坚挺的世界货币，英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资本输出国和拥有殖民地最多的国家。[27]英国的强大和先进，引发欧美国家的效仿。它们纷纷引进英国的先进技术、设备和熟练工人，力图在本国实现工业革命。继英国后，法国、美国、德国等国从19世纪初到19世纪30年代先后开始了本国的工业革命；19世纪60年代，俄国、日本也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不过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实现工业化的国家还仅限于欧美等西方国家以及东方的日本，广大亚非拉国家还只是欧美列强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是其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工业化进程举步维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殖民地纷纷摆脱列强的殖民统治，建立民族国家，开始自己的工业化道路。目前，这些国家绝大部分还处于工业化过程中。

工业革命确立了以机械化生产为主的大规模生产方式，使社会迸发出巨大的生产力，生产能力远超出自身的需要，使交换成为必须，从而冲破了原先封闭自足的经济藩篱。于是，一国的生产和交换体系就建立起来了。这是建立在市场经济体制上的生产和交换体系。随着机器大工业的规模不断扩大，生产所需要的原料远远超出了一国的供应能力，产品也远远超出了一国所需。机器生产的产品价格又低廉，吸引外国消费者前来购买。同时，为了购买价廉质优的工业品，他们又只能拿自己生产的原料和初级产品进行交换。于是，世界范围内的自给自足就不自觉地、逐步地被摧毁了，各国自觉不自觉地卷入到刚开始形成的世界市场中去。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那样：“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28]不过，这一时期还有不少国家和地区仍处在闭关自守甚至是与世隔绝的状态，即还没卷入世界市场。但是，这种游离世界市场的局面是暂时的。随着第二次科技革命的深入发展以及对殖民地领土的加紧瓜分，到20世纪初，世界领土被瓜分完毕，那些闭关自守的国家也被卷入世界市场，世界市场范围完全涵盖了整个世界。不过，这种全世界范围的开放性生产与交换的本质是极少数工业化强国主宰下的“对世界上大多数居民施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扼制的世界体系”[29]，是极其不公正合理的。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和殖民地国家的独立，工业化国家的殖民体系遭到彻底的瓦解。但是，全世界范围的开放性生产与交换没有遭到削弱，反而得到进一步加强，即不仅参与国大大增多，而且参与力度也大为增强。这是因为：一方面，殖民地国家开始走上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工业化道路，并主动参与到世界市场中去。一些国家走上了高度集中经济体制下的工业化道路，不过，也参与到国际经济活动中去。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确立了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核心的国际金融体制和以关贸总协定为核心的国际贸易体制，结束了西方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极度混乱的金融关系，防止了无限制关税战和贸易战，推动了制成品贸易的增长和国际直接投资的扩大，世界市场规模急剧扩大；并且，原先垂直型的国际分工开始向水平型和混合型发展，并不断深化，使世界经济的相互依赖性不断增强。应当指出的是，虽然这种全世界范围的开放性生产与交换脱却了浓厚的殖民色彩，推动了经济整体的发展，但是以美国为首的工业化发达国家始终占据着主导的地位，工业化发展中国家仍然处于被动不利的境地，表现出明显的不平等关系，仍具有不公正性和不合理性。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伴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巨大发展，生产由机械化阶段进入自动化阶段，市场经济体制在全世界得到了扩展，西方国家在贸易、投资和金融中，自由化得到了深入发展，跨国公司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加之冷战后，美国等发达国家有意识地推动，开放性生产与交换在广度和深度上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即开始向以信息化生产为主的开放性生产与交换过渡。这种新的生产与交换的特点概而言之，就是经济全球化，并趋向一体化，也即贸易全球化、生产全球化、金融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其主要表现为，建立了世界贸易组织，确立了世界新的多边贸易体制，形成了高度统一的全球贸易市场，使得世界贸易额大幅度增长；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国际直接投资大幅度增长，国际分工在广度和深度上进一步得到发展，形成垂直型、水平型和混合型并存的格局；国际间自由流动的资金大幅度增长，全球每天的外汇交易量惊人；区域经济一体化蓬勃发展，形成了世界三大区域经济集团：欧洲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亚太经合组织，为世界经济一体化奠定了基础。总之，这种新的生产与交换是以信息经济为基础，而不是此前的工业经济，市场规模更大，开放度更高，资本流动性更快，生产全球化程度更高，国际经济协调能力更强，经济相互依存性更强和一体化程度更深。虽然由于20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国际金融领域处于“无体制”运行状态，给全世界范围的开放性生产和交换运行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损害，但是从总体上来看，它在更广、更深程度上得到了加强。不过，发达国家仍旧占据主导地位，发展中国家处于从属地位，一些国家甚至日益被“边缘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关系仍然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变，发展中国家目前正积极努力改变其存在的不公正和不合理，即改变国际经济旧秩序，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与封闭性生产相比，开放性生产的生产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以机械化生产为主的大规模生产方式取代了以人力为主的小规模生产方式。具体地说，这种生产方式的变化不仅体现在劳动力、资本、技术等方面，而且也体现在增长方式和发展形态上。

以机械化生产为主的大规模生产方式和以人力为主的小规模生产方式一样需要劳动力，但是，机械化大生产改变了劳动力的构成、性质和特征或者说劳动力形态以及就业规模。

在人力为主的小规模生产方式下，农民或农奴和地主存在着人身依附关系，不能自由地迁徙。不过，他们有一定的生产资料，如农具、耕牛、种子，自耕农还有自己的土地，并按照自己的意志去支配和使用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这主要是因为：在人力为主的小规模生产方式下，以农业生产为主，一种依附于土地的分散生产。在科技和生产力不发达的情况下，如果农民获得身份自由和迁徙自由，一般会冲击生产，危及社会的稳定。事实上，在科技和生产力不发达的情况下，即便农民获得身份自由，也只能依附于土地，因为并不存在别的就业机会，所以身份自由与不自由对农民来说没什么区别。同时，有限的生产能力，加上不发达的商品货币关系，都不可能允许农民依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存，只能是自己有一定的生产资料，支配、使用自己的劳动力，以此自给自足。

随着向以机械化生产为主的大规模生产方式过渡，农民摆脱了封建人身依附关系，成为法律上的自由人，并且实现了自由流动。同时，农民也丧失了自己为数不多的生产资料，成为一无所有的劳动者，不得不依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谋生，即成为雇佣劳动力。这种变化首先出现在英国。造成英国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是：一方面，英国通过圈地运动变革了土地关系，解除了农民对领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使其自由支配自身，并且，又通过对农民的剥夺、购买等手段，使农民脱离土地生产，产生了一大批只能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劳动者。这种出卖劳动力的人随着圈地运动的深入进行而不断增加，这可以从农业排斥出去的人口在不断增加看出。1751—1780年，每十年为2.5万人，1781—1790年上升至7.8万人，1801—1810年达13.8万人，1811—1820年达21.4万人，1821—1830年达26.7万人。[30]同时，教区安置制度被废除，即取消了对自由迁移的限制，农民实现了自由流动。另一方面，英国又最早确立以机械化生产为主的大规模生产方式。而这种变化正符合以机械化生产为主的大规模生产方式的要求。因为机器生产天然地与土地脱钩，使得它与农民天然地不存在基于土地的依附关系，也自然地要求雇佣劳动力享有身份自由和迁徙自由。这样，机器生产就可以以合适的价格雇到它所需要的劳动力。否则，要么雇不到劳动力，无法进行机器生产；要么雇到的劳动力价格可能极高，就会严重阻碍生产的发展。另外，机器生产使劳动简单化、标准化，只需要经过简单训练就可以胜任工作。这为劳动力顺利出卖铺平了道路。否则，即便想出卖劳动力都不容易，也会对机器生产望而却步。而且，机器生产超越了有限生产能力，工业品量大价廉，加之商品货币关系发达起来，劳动者完全可以依赖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获取所需的生活资料。

不仅农民在转变，传统手工业者、妇女儿童以及移民都在向雇佣劳动力转变。机械化大生产的确立，很快冲垮了传统手工业，破除了学徒条例，使传统手工业者真正成为自由雇佣的劳动力。同时，由于机器生产使劳动简单化，加上雇主为赚取最大利润，因而，女工和童工也被雇佣化。据1788年统计，当时英国有142个纺纱厂，雇佣女工为3.1万人，童工为2.5万人，成年男工只有2.6万人。到1835年，英国棉纺织业雇佣18岁以下的童工增至9.5万人，占全部工人的43.3％；女工增至11.9万人，占全部工人的54.3％。1839年，在大不列颠的419560名工厂工人中，除了23％是成年男工之外，其余都是女工和儿童。[31]此外，在工业革命期间，英国有大量来自爱尔兰和苏格兰的穷苦移民。1801年约有2.2万名爱尔兰移民，到1845年时，已有100万以上的爱尔兰人迁到英格兰等地的工业区，特别是大城市中，几乎有1/5的工人是爱尔兰人或他们的后代。[32]这些移民本身就一无所有，极易向雇佣劳动力转变。

总之，工业革命的完成，劳动力不分男女、行业以及阶层，甚至是老幼，都成为自由雇佣劳动力，而且工业劳动力成为雇佣劳动力的主体。从表1可以看出，英国工业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不断上升。由于其他国家效仿英国实行工业化，其雇佣劳动力的转变情况大体也和英国一样。殖民地国家独立后也走上工业化道路，并完成了在殖民期间就已开始的雇佣劳动力转变过程。不过，进入20世纪70年代，从事服务业的雇佣劳动者人数超过了工业劳动力人数。

表1　英国1801—1881年农业劳动力和工业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占的比例

单位：％

资料来源：Phyllis Deane and W.A.Cool，British economic growth，1688—1959∶trends and sturcture，Cambridge，1964，p.142.

此外，在以人力为主的小规模生产方式下，劳动者几乎没有文化知识，主要凭借自身的经验以及上一代人传下来的经验进行生产。而在以机械化生产为主的大规模生产方式下，劳动者自身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劳动者开始接受不同程度的教育，掌握了程度不一的文化知识，而且文化程度不断提高，不再以无知和单纯的经验进行生产。工业化发达国家的雇佣工人中，具有中等以上教育水平的已占80％～90％，熟练工人约占70％；有的国家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占在业人口的近1/3甚至更高。[33]到了以信息化生产为主的小规模生产方式下，劳动者向以从事脑力劳动为主的智能型劳动者方向发展，并不断接受再教育和培训。据统计，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比，机械化初期为9∶1，机械化中期为6∶4，到自动化时期则为1∶9。[34]

需要指出的是，英国工业革命期间，由于技术相对比较粗糙以及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工人只能在劳动条件很恶劣的厂房里，甚至是在受到爆炸、瓦斯毒气和冒顶威胁的环境里工作，健康和生命根本得不到保障。这种野蛮的生产严重损害了工人的劳动力再生产，如果不加以制止，只会重蹈奴隶社会的覆辙，无法进行正常的社会再生产。于是，1832年，英国制定了《工厂法》，对女工和童工的使用作出了限制，并要求工厂改善劳动条件，保障了劳动者的健康和安全。继英国之后，欧美工业化国家先后制定了限制工作时间和改善劳动条件的工厂法和相关的法律。法国于“二月革命”期间对劳动者的工作时间作了限制。美国于1868年颁布《联邦劳动法》，对联邦雇员工作时限作了规定。马萨诸塞州通过了第一个童工法、第一个《工厂检查法》，还首先颁布了工伤事故报告制度。德国1891年制定了工人保护法。日本于1914年颁布了《工厂法》。意大利、比利时、奥地利等国家也颁布了类似的法律。工厂法和类似法律的颁布和实施，确保了劳动者的权益，有利于劳动力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过程的正常运行。进入20世纪，特别是20世纪中叶后，工业化发达国家的劳动条件进一步改善，工人工作时限进一步缩短，工资也显著上升。发展中国家的工作条件也得到很大改善。总之，从整体来看，由于科技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20世纪，特别是后半期，与19世纪相比，劳动者权益的保障、劳动条件的改善都上了一个台阶。当然，这种逐渐发展起来的对劳动者的保护也是以人力为主的小规模生产方式所不具有的。在以人力为主的小规模生产方式下，且不要说权益，就连生命都得不到保障。

机械化大生产还扩大了就业规模。在以人力为主的小规模生产方式下，人口比较少，劳动力自然也少，就业规模比较小。随着以机械化生产为主的大规模生产方式的确立，或者说工业革命的完成，英国就业量明显增加。从1841至1901年英国总人口和自立人口的增长就可以得到说明。1841—1901年，英国总人口由1853.2万人增加到3700万人，增长99.7％，而自立人口则由773.8万人增加到1631.2万人，增加了111％。见表2。

表2　英国的人口结构：1841—1901年　单位：万人

*1841—1881年是布特斯计算的，1881—1901年是门德尔逊根据人口调查资料计算的，故而，1881年的两组数据有所出入。

资料来源：门德尔逊：《经济危机周期的理论与历史》（第二卷，下册），北京：三联书店，1976年，634页。

不仅英国如此，其他工业化国家也是如此。总之，工业革命以来，整个社会的就业规模不断扩大。阿尔弗雷·索维指出：“经过两个世纪激烈的机械化之后，我们应当能求助于最有力的、令人信服的实际经验了。事实是，在所有的工业国，现在的工作人口都比两个世纪前多得多。经过高度机械化，生产率大幅度提高之后，就业的人更多了。”[35]这可以表3看出。

表3　发达国家工业化前后的就业人口数对比　单位：千人

资料来源：阿尔弗雷·索维：《人口通论》（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72页。

机械化大生产与人力生产相比，就业规模扩大，其主要原因有：在以人力为主的小规模生产方式下，由于生产效率低下，生产能力有限，所养活的人口少。因而，就业规模小，就业增长缓慢。而以机械化生产为主的大规模生产方式与之不同。由于它以机器为媒介进行生产，生产效率高，相同就业人数的产量更大，赚取的利润更多，扩大机器生产的速度更快，规模更大。虽然在产量不变的前提，它会减少一个部门的活劳动和就业数量，但是在技术相对稳定期间，它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和速度弥补了这种减少。正如马克思所说：“尽管机器生产实际地排挤和潜在地代替了大量工人，但随着机器生产本身的发展（这种发展表现为同种工厂数目的增多或现有工厂规模的扩大），工厂工人的人数最终可以比被他们排挤的工场手工业工人或手工业工人的人数多”，所以，“就业工人人数的相对减少和绝对增加是并行不悖的”。[36]以英国纺织业为例，其就业人数随机器的采用而不断增加，见表4。

表4　英国纺织业就业人数：1841—1911年　单位：万人

资料来源：B.R.Mitchell∶Abstract of British Historical statistics，Cambrige，1962，p.60.

另一方面，机器生产提高了劳动效率，扩大了产量，使分摊在单位产品上的成本大大降低，进而导致产品价格的下降。而这必然会刺激社会的消费需求，引发普通消费者前去购买，而且，它也使得消费者购买得起。在市场趋于饱和前，这种消费需求的扩大，反过来又会使生产和就业扩大。如英国棉布价格1821—1830年间为12先令3便士，1841—1850年间则降为5先令11便士，而英国国内消费量也由6089万磅增至36454万磅，增加498.6％。扣除人口增加因素，人均消费量同期由2.9磅增至12.6磅，增加334％。与此同时，棉纺织业就业人员从1817年的11.1万人增加到1861年的45.2万人。[37]

同时，由于机器生产不像人力生产那样相对孤立，它的生产效率的提高引起了其他部门就业的扩大，主要表现为：一是机器生产引起的原料和半成品的增加所造成的相关部门就业的扩大；二是机器生产所造成的新生产领域或新部门的就业扩大，以及服务业的发展。[38]

总之，在技术相对稳定，市场趋于饱和前，机器生产一般不会减少就业人数，反而是扩大就业规模。但机器生产和人力生产不同的是：人力生产纯粹依赖人力，而且技术进步缓慢，生产工具几乎不变，不存在排斥劳动力。机器生产虽也需要人力，但更倚重于生产工具，即机器。科技的进步使生产工具不断发生变革，从机械化生产工具发展到自动化生产工具。机械化生产工具代替人的体力，自动化生产工具代替人的脑力，因而，就某一部门来说，它们必然要排斥劳动力，导致就业量的减少。特别是生产自动化后，造成生产的“去人化”，或者说形成生产的“无人化”。如汽车行业，其装焊线已经由焊接机器人完成，焊接工序的自动化焊点率达100％，完全不需要工人。又如在美国，今后若干年内，1.24亿个工作岗位中的9000多万个将会被取消，将由自动化系统去负责完成有关的工作任务。[39]

以机械化生产为主的大规模生产方式和以人力为主的小规模生产方式都存在着资本，但是，在资本的形态、积累、规模和影响上都有着很大的不同。

在以人力为主的小规模生产方式下，资本的主要形态是商业资本和生息资本。这是因为：人力小生产下，存在着不发达的交换，或者说存在着简单的商品经济，也就存在了增加的价值——资本。但是，由于生产自给自足，资本一般不介入生产，而且商业利润较高，因而，资本大多在商业领域流动，表现为商业资本的形态。同时，由于土地是财富之母，利润高且风险小，商业资本往往会投向土地，因而，它只能在经济中居于从属地位。更甚的是，商业资本依附于政治。这以古代中国最为典型。前述已知，古代中国推行“重本抑末”的经济政策，因而，商业资本往往要和政府结合才能生存和发展，结果就成为政治的附庸。随着向以机械化生产为主的大规模生产方式过渡，生产主要为了交换，并且，交换开始获得了普遍的发展，或者说商品经济开始发达起来。这就为资本进入生产领域铺平了道路。同时，工业利润也较高，也使资本找到了迅速增殖之处。于是，资本开始介入生产并和生产紧密结合，形成了新的资本形态——产业资本。产业资本增值速度快，迅速扩大了积累规模，超过了土地等不动产，在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而商业资本和借贷资本从属于产业资本。表5、表6所示反映了英国工业革命期间工业资本和商业资本以及投资于交通的资本的快速增长和积累规模的扩大，超过了土地等传统不动产。

表5　英国各部门的资本增长　　单位：万英镑

资料来源：N.F.B.Crafts，British Economic Growth 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Ox‐ford，1985，p.122.

表6　英国资本结构变化　　单位：％

资料来源：Phyllis Deane and W.A.Cool，British economic growth，1688—1959∶trends and sturcture，Cambridge，1964，p.271.

进入20世纪初，工业资本不断集中并走向垄断。同时，银行也开始走向集中并形成垄断，并且其作用也随之发生了改变，即由信用中介人逐渐变成了万能的垄断者。工业资本和银行资本产生垄断后，其关系也发生了质的变化，它们相互渗透、不断融合，形成了新的垄断资本形态——金融资本，并逐渐成为居于统治地位的资本形态。

金融资本的形成主要通过两条途径：一是银行资本购买工商业企业股票或者建立自己的工业企业，工业企业购买银行股票或者建立自己的银行或金融公司。美国的摩根财团是从银行资本发展为金融资本的典型。摩根家族先开办银行，并发展为美国最大的银行。而后它向工业企业渗透，先后控制了美国钢铁公司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等大型工业企业，成为当时最大的金融资本集团。洛克菲勒财团则是从工业资本发展为金融资本的典型。洛克菲勒家族垄断了美国的石油工业，接着向银行业渗透，相继控制了大通国民银行和波士顿第一国民银行等银行，成为与摩根财团齐名的金融资本集团。二是银行垄断组织和工业垄断组织的代表相互兼任对方的董事和监事。据美国国会调查，1967年美国49家大银行同全国6591家公司之间，有着8019件人事结合关系。而且一些大公司，如摩根财团的摩根保证信托公司，其高层管理成员兼任了233家工商企业的董事，其自身的董事会也几乎全由大公司、大银行的经理、董事长或董事兼任。[40]总之，金融资本不仅支配、控制工业和银行业，而且还主宰着国家的经济命脉，乃至对政府施加影响和进行控制。

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意指极少数掌握巨额金融资本的大垄断资本家或垄断资本集团）对国民经济实行统治的主要手段是参与制。通过参与制，它掌控了大于自己资本几倍乃至几十倍的他人资本，大大加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它还通过创办新企业、发行有价证券、合并和改组不同规模企业等办法，攫取垄断利润，并进一步巩固他们的垄断统治，从而实现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控制。如1978年，美国最大的两个财团即摩根财团和洛克菲勒财团，其控制的主要企业资产额分别为5759亿美元和3789亿美元。1984年，日本三井财团和三菱财团分别控制了41.2万亿日元和53.1万亿日元的资产。[41]这些垄断财团控制的范围几乎囊括了国民经济的所有部门，完全操控着国家经济命脉。与此同时，金融寡头还对国家机器进行渗透与控制，它主要是通过垄断组织和政府的个人联合来实现的。这种“个人联合”主要表现为金融资本家或其代理人直接担任政府职务，以及出钱资助政府高级官员或议员竞选。这与人力小生产下资本与政治的关系恰恰相反。此外，金融寡头还把触角伸向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以此维护其垄断统治。需要指出的是，金融资本在国内实现全面统治的同时，还向外扩张。资本的向外扩张，即资本输出，不仅获取了高额垄断利润，而且也控制了一些输入国的经济和政治。

在以人力为主的小规模生产方式下，资本的原始积累要相对温和些，更多的是私人的缓慢积累。随着向以机械化生产为主的大规模生产方式过渡，或者说工业革命准备期间，由于英国在历史上不是一个发达的农业国家，自身的积累比较少，因而，它不得不借助于国家的力量并通过暴力和血腥的手段来完成工业革命所需资本的原始积累。对此，马克思就曾指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42]英国的这种原始积累是西方国家最早也是最典型的。英国资本原始积累的方式主要有：圈地运动、殖民掠夺、强盗式贸易和奴隶贸易以及国债制度、创建银行和股份公司与严密的税收制度。圈地运动前面已述，这里不再赘述。需要指出的是，这些都是在英国政府的推动下进行的。在殖民掠夺、强盗式贸易和奴隶贸易中，我们不难看到英国政府的力量和影子，以及这些手段的罪恶性。英国于1670年创立的北美哈得逊公司仅过了50年财产就增加7倍；七年战争后的10年间，英国从印度掠夺的财产就高达10亿英镑；鸦片战争前40年，英国通过东印度公司从中国掠走三四亿银元。再如奴隶贸易。以利物浦为例，利物浦原是个小村，通过奴隶贸易发展成为英国的第二大港口。1775年，其奴隶贸易额占整个欧洲的3/7，据估计，1783—1793年，利物浦的奴隶贩子共贩运黑奴30.3万名，获利达230万磅。1795—1804年，共贩卖33.28万名奴隶。[43]此外，还进行海盗抢劫。据估计，在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期间，英国海盗掠夺的赃物价值达1200万磅，[44]并献给伊丽莎白女王大量财物。总之，英国的资本原始积累是非常丑恶和血腥的。也正是这些原始积累，为英国进行工业革命准备了雄厚的资本。

随着以机械化生产为主的大规模生产方式的确立，资本积累逐渐脱却了野蛮性，不过早期阶段仍很残酷。这在前面我已经表述过，即工人遭受资本家残酷的剥削。这里我还可以举个简单例子加以说明。如在17至19世纪，英国工人的工作日长达14～16小时，甚至18小时。资本积累和原始积累不同，它是在追求价值增值或者说剩余价值和外在竞争驱动下进行的。它主要通过资本积聚和资本集中的方式来实现。“资本积聚就是个别资本通过剩余价值资本化来增大自己的资本总额；资本集中是通过在竞争中大资本兼并中小资本，或者通过若干资本联合成为股份公司的办法，把原来分散的资本合并成更大的资本。”[45]总之，通过资本积累，中小资本发展成为大资本。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主要工业化国家的资本积累已达到比较高的程度，生产高度集中。如20世纪初，美国最大的两家银行，即洛克菲勒银行和摩根银行的资产合计有25亿美元之多。在1898—1902年，美国并购的资本额达到了63亿美元之多。100家最大公司的资本规模增长了4倍，并控制了全国工业资本的40％。[46]

但是，这种较高程度的资本积累并没有带来较高的利润率，相反，由于自由竞争，资本积累程度越高受到利润率下降的压力和威胁也越大，出现了积累的门槛。这是因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重工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这些部门的固定资本占有极大的比重，并且，一经投入难以收回和撤出。因而，价格竞争很容易给企业带来利润率下降的伤害。而且，大企业之间的价格竞争，必然导致产品价格大幅度下跌，给所有企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这样，巨额资本的经营利润就无法得到保证，经营和投资的前景变得不确定。因而，随着资本积累的不断提高，到20世纪初，大资本不得不限制自由竞争而走向垄断，以此阻遏利润率的下降。于是，垄断逐渐在经济占主导地位，出现了大量卡特尔、辛迪加和托拉斯等。在德国，根据官方统计，1905年各生产部门共有285个卡特尔。最大的莱茵—威斯特伐利亚采煤辛迪加，1913年的产煤量占全国总产量的54％；钢铁辛迪加的生产在全国总生产中所占比重达到43％～44％；由西门子—舒克特和电气总公司两个托拉斯组成的电力托拉斯控制了全部电力生产的40％。如在美国，1907年共有250个托拉斯，1908年托拉斯控制的公司数为10200个。1910年托拉斯在国民生产中所占的比重为：纺织工业50％，玻璃制造业54％，棉布印染业60％，食品制造业60％，酿酒业72％，金属工业（不包括钢铁）77％，化学工业81％，钢铁工业84％。[47]英法等其他西方工业化国家的垄断组织也取得了在工业中的支配地位。垄断产生了垄断利润，使资本积累形式发生了变化，并进一步增强了资本积累。总之，垄断在资本积累较高的阶段得以产生，更有利于资本积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科技和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生产集中和垄断的程度进一步提高，资本积累迅速增加。

这里还要说一说银行。银行最大的特点是：它把社会上的各种闲置资金集中起来，包括产业资本带来的闲置货币资本，从而形成巨额借贷资本，以满足产业资本循环周转和再生产的需要。随着产业资本的集中，它能向银行提供更多的闲置货币资本，并提出了巨额需求；银行的集中可以向产业资本提供更多的货币资本，满足其巨额需求，并有力地推进了产业资本的进一步集中。同时，银行之间的竞争也促进了银行的集中和垄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银行通过传统业务，特别是广泛吸收居民储蓄存款，以及开展非银行业务，使它的集中与垄断达到了新的规模，并且大银行合并形成了巨型银行。如1978年，美国摩根财团和洛克菲勒财团控制的主要金融公司的资产分别达到2683亿美元和1664亿美元。1980年美国商业银行资产额高达15370亿美元，存款额为11874亿美元。其中美国50家大商业银行资产额为9709亿美元，存款额为7047亿美元。此外，美国6家最大的商业银行，即花旗银行、美洲银行、大通曼哈顿银行、汉诺威制造商信托公司、摩根保证信托公司和纽约信托银行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分别通过合并成为巨型银行。[48]规模庞大的银行垄断乃至巨型银行的出现推动了产业资本更大规模的集中。同时，它提供个人消费信贷和住宅抵押贷款，刺激消费需求，以此来推动生产的发展和资本的积累。此外，非银行的金融机构得到了广泛发展，也扩大了资本集中的渠道。总之，机械化大生产资本积累的规模、方式远非人力小生产所能比拟，更谈不上有什么垄断和银行。

至于人力小生产和机械化大生产的技术差别，主要是实用性知识和逻辑型知识的区别，以及其应用的力度、广度和深度的不同。这有专门的章节论述，不再赘述。这里要说的是，机械化大生产下垄断和技术进步的关系。在垄断条件下，技术发明者受到垄断的保护，他们进行研究和开发的积极性较高，不会受到技术创新外溢性的影响。同时，垄断者能够投入较多的研究费用，更快获得技术成果，抢先占有专利，从而获得一个净利润。这必然刺激垄断者进一步加大研究和开发的投入，以确保技术的领先和丰厚的利润。而且，只有当垄断企业具有一定的规模后，才可能应用某种新技术，否则，只能搁置不用。当然，也存在垄断不利于技术进步的方面。不过总体而言，垄断有利于技术发明和应用。如美国授予的专利权，从1880年的14万件上升到1907年的36万件。德国则从1900年的9000件上升到1910年的1.2万件。而且，大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据有关资料表明，美、英、德、日等国家企业R&D总支出的80％～97％是由1000人以上的企业完成的，62％～90％是由5000人以上的企业完成的。美国企业所掌握的专利，约有51％由5000人以上的企业占有，30％由1000～4000人的企业占有。[49]

在以人力为主的小规模生产方式下，主要是通过不断增加劳动力的投入，并且是以低投入—低产出的模式来推动经济的缓慢增长。这种低投入—低产出的模式是科技、生产力和国家多种因素造成的。中国小农经济是生存性社会低投入—低产出模式的典型，就以它为例加以说明。一方面是因为科技和生产力的不发达，土地的产出很低，投入也低；另一方面由于国家的农业税高达50％，小农不得不最大限度地降低农业投入，以人力和简单工具来进行农业生产。结果只能是产出低下，反过来又制约了投入。这种低投入—低产出的模式，最终只能导致经济的缓慢增长。以机械化生产为主的大规模生产方式不仅需要劳动力的投入，还需要资本、技术的投入，并以此来推动经济的快速增长。这种经济增长方式主要有两种，或者说经历了两个阶段：一种通过生产要素数量的增加来推动经济增长，即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它是一种高投入—高产出的模式；另一种通过要素技术水平的提高，也即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促进经济增长，即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它超越了高投入—高产出的模式。随着工业化的深入发展，要素生产率对经济的贡献率越来越明显，也即普遍采用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美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其经济增长方式的变动具有典型性，因此我们就把它作为考察的对象。表7所示反映了美国私人国内经济1889—1957年期间经济增长方式的变动趋势。

表7　美国私人国内经济的实际产出、要素投入量和

要素生产率的年平均变化率（1889—1957）

资料来源：转引自高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方式的演变》，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24页。

从表7可以看出，美国在1889—1929年的工业化中前期阶段，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主要靠要素投入量的增长，占到60％以上，而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率不到40％。这说明这一时期主要以要素投入量来推动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方式是粗放型的。而在1929—1957年的工业化后期阶段，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转而靠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其贡献率达到72％以上，要素投入量增长的贡献率则降至不到28％。这表明此时主要通过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推动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方式是集约型的。因此，我们可以说，美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发生了显著的改变。

这种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或者说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增大，不是美国特有的现象，几乎所有工业化发达国家都出现了这种改变。由于缺乏相关数据，这里仅以美、英、日三国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变动为例说明之，见表8。

表8　美国、英国、日本三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

长期变动（年平均复合增长率）（1820—1992年）　　单位：％

资料来源：转引自高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方式的演变》，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27页。

从表8可以看出，在20世纪70年代前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对经济贡献率迅猛上升，反映了经济增长集约化程度的显著提高。但是，70年代后，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却大幅度下降了，这是否说明经济增长重回到粗放型的道路上去了呢？可以肯定地回答，不是。经济增长集约化是个趋势，这种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大幅度下降是暂时的现象，只是为经济更大范围、更强程度上的集约化增长作铺垫罢了（也就是第三产业也要步入集约化增长）。

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从钱纳里等人创制的工业化标准形式中发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明显变化。他们以收入水平的变化把经济发展分为七个时期，即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呈现出不发达经济向成熟工业经济的发展，同时又以工业化和经济增长不同时期的39个国家为样本，对全要素生产率和资本、劳动等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了分析，得出了如下结果（见表9）。

表9　要素生产率和要素投入在不同时期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单位：％

资料来源：H.钱纳里、S.鲁宾逊、M.赛尔奎因：《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第333—334页。

从表9可以看出，随着工业化过程中发展阶段的提高，要素投入的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发生了逆转，前者呈现出下降趋势，后者则逐步上升，表明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发展。

总之，在机械化大生产下，早期阶段主要为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较后期主要为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它产生这种转变的原因主要有：机械化大生产是以机器为媒介的生产，它不仅需要有机器，而且也需要有厂房、仓库和其他建筑物。这种生产是用以交换的，需要为运输货物去修造铁路、公路、港口及电信等基础设施。这种生产是集中的生产，不是分散的生产，使得城市迅速发展起来，必然要建设城市公共设施以及居民住宅。所有这些在人力小生产下是没有的，需要在机械化大生产下去建设。这就意味着要投入大量的资本和劳动。同时，早期的机器主要是代替人的体力，并使生产简单化、标准化，易于投入大量文化程度不高的劳动力，甚至是小孩。也即是说劳动力的标准降低了，人人都可以成为可雇佣的劳动力。这样，劳动力供应就比较充裕了。由于欧美工业化国家大多有个原始积累过程，加上工业化进行时，工业利润较高，特别是垄断利润的产生，更增大了资本的积累。也就是说，这一时期的资本供应也是充裕的。此外，还应看到，机械化大生产早期，科学还刚起步，对技术进步的促进还不是很明显，而且技术创新还不是有组织的活动，自发性很强。因而，这就决定了早期只能采用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

到了较后期，由于新的机械化生产方式已经建立起来，社会基础设施也基本建立，因而，通过要素投入量的增加来推动经济进一步增长的需求有所下降。虽然社会基础设施在改进和完善过程以及机器设备的重大技术革新时，机器新增购置，这些都需要增加一定的生产要素投入，但是与早期阶段相比，需要投入的生产要素还是相对减少了。而且，一定量的机器投入使用，可以进行通过技术挖潜和工艺挖潜来提高生产效率，而无需通过增添固定资本、扩大规模来提高产量。而企业兼并盛行，导致规模的扩大和大企业的形成，进而产生规模经济效益，可以大大节约不变资本特别是固定资本使用上的节约。这两者都会减少物质资本的投入。还应看到，机器生产从机械化步入不完全自动化，它减少了劳动力的投入。另外，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大大增加了，知识水平提高了，推动了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同时，随着科学知识的积累和科技的进步，以及研究和开发活动的有组织性，20世纪比18、19世纪技术创新的速度明显增加，成为推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力量。总之，这一时期，要素投入的需求降低了，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因素却显著增多，从而导致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产生，并成为增长方式发展的趋势。

在封闭性生产和交换中，经济增长缓慢，人口增加也比较缓慢，对自然开发利用的强度较小，没有对自然生态系统造成破坏性的影响，表现为低水平的可持续发展。而在开放性生产和交换下，经济增长迅速，虽然增加了社会财富，增进了社会福利，满足了人们不断增加的需求，但是，在能源消耗、生态平衡以及环境保护等方面产生了严重的、不可预期的及整体性的后果。下面我们主要讲下环境问题、资源问题和人口问题。

首先是环境问题。机械化大生产以前，人类对环境的影响还很有限。环境问题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影响不大。跨入机械化大生产后，人类改造利用自然的规模和程度不断扩大，对环境的破坏也越来越严重。环境问题成为全人类共同面临的全球性问题。它主要表现为温室效应、臭氧层破坏、酸雨、海洋污染等。温室效应是指大气中二氧化碳、甲烷和氟利昂等温室气体大量增加，导致气温上升，地球变暖。其中，由于人类大规模开采利用石油和煤炭等化石燃料而导致二氧化碳大量排放，是造成地球变暖的最大原因。据世界气象组织称，20世纪的100年间，地球平均气温上升了0.6℃。并且，地球变暖的趋势明显。全球变暖会导致冰川融解，海平面上升，对沿海低地国家造成严重威胁。此外，还会造成物种灭绝、粮食减产以及洪水频发等灾害。臭氧层破坏是因人类向大气排放氟利昂，破坏了大气中的臭氧，导致其浓度全球性下降，并在南极上空形成了巨大的臭氧空洞。而臭氧防止过量紫外线到达地球，对地球生物形成保护，免遭过量紫外线的伤害。臭氧层的破坏，意味着地球生物将受到紫外线的直接威胁。酸雨最早出现于英国。接着，欧美工业化国家先后出现了酸雨现象。随着殖民地独立并开始工业化，酸雨也出现在这些发展中国家。酸雨的出现导致土壤酸化、生态环境遭受破坏，进而威胁人类的健康。海洋污染是人类向海洋大量倾泻废弃物和污染物，造成其污染，并对海洋生态系统尤其是海洋生物构成了威胁。

其次是资源问题。资源这里主要指自然资源，包括土地资源、水资源、生物资源和矿产资源及能源。它们可分为耗竭性资源和非耗竭性资源，前者又可分为可再生和不可再生两类，如矿产资源为不可再生耗竭性资源，土地和生物资源为可再生耗竭性资源，非耗竭性资源主要为太阳能、水能、风能等。且不说不可再生耗竭性资源的有限性，就是非耗竭性资源如利用不当，也会造成其量的减少。

人力小生产下，人类所利用的资源主要为土地资源和生物资源，资源问题也仅是资源自然再生能力不足，人们可以通过迁徙他处等简单方式来解决资源短缺的问题。在机械化大生产下，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人类利用的资源范围不断扩大。不仅地表的土地资源进一步得到利用，而且地下的矿产资源以及石油、煤炭都得以利用。由于工业化早期及其后一段时间里，仅有少数几个欧美国家实行工业化，大多数国家还处于农业生产阶段，因而，这期间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和发展并无太大的影响。随着殖民地国家开始走上工业化道路，工业化发达国家的经济进一步发展，人类对自然资源的索取开始变得无度。于是，粮食、原料、土地、水、森林等资源短缺的问题逐步显露出来，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后，连续发生两次石油危机。这些都深刻影响了经济的发展，也使得资源问题与环境问题一样成为全球性的问题。具体地说，目前一方面，耕地面积增长速度减慢。据美国农业部的数据，20世纪50年代世界耕地每年增长1％，进入70、80和90年代，增长的速度分别下降到0.3％、0.2％和0.15％。[50]另一方面，由于人类过度耕种和大量砍伐森林，现有耕地不断受到水土流失、荒漠化、积水和盐渍化的严重威胁。这使得可耕地和牧场不断减少，已经威胁到人类的生存。比如淡水。由于工农业的大规模发展以及世界人口的激增，导致淡水需求量猛增，使水资源供应紧张。同时，由于水体污染以及地下水过度开采，也导致了水危机。目前，世界11亿人仍无法获得安全清洁的饮用水。又如能源。目前，世界能源主要由石油、煤炭、天然气、水力和核能组成，其中石油居于主导地位，煤炭其次，天然气又次之。随着工业化的发展，特别是20世纪以来，世界能源消费量达到了惊人地步。现探明的石油储量为4550亿桶，煤炭为50000亿吨，天然气为3.23×10^11立方厘米。如果全球消费量按年平均增长率呈指数增长，现有石油储量只能维持20年，煤炭为111年，天然气22年。如果考虑到储量还有增加的余地，假设为现有的5倍，消费增长仍呈指数增长，则石油可维持50年，煤炭为750年，天然气为49年。而矿产资源，据估算，除铁铬外，其余矿产都不能维持100年以上。[51]由此可见，矿产资源和能源未来几十年将会缺乏。

最后是人口问题。经济发展离不开劳动力，一定规模的人口或者说适度人口对经济发展是有利的。过高或过低的人口将阻碍经济的发展。人力小生产下，人口增长缓慢，公元元年至1650年的人口增长率为0.06％～0.3％，并且，人口死亡率很高，到1650年世界人口只有5.45亿人。此时人口对经济的影响大概表现为劳动力不足，而不是人口过多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随着向机械化大生产过渡以及进入机械化大生产后，由于科技和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世界人口增长速度迅猛，人口数量剧增。据统计，1830年世界人口10亿人左右，1900年达到17亿人，1925年增加到25亿人，1974年增加到40亿人，1987年增加到50亿人，[52]1999年增加到60亿人，2011年将达到70亿人。人口的过度增长，特别是20世纪下半叶人口的激增，加剧了对耕地、淡水资源、能源等压力，生态环境也进一步被破坏，并使得原先困扰和威胁人类生存与发展的能源问题、环境问题、生态问题等更趋严重。同时也应看到，各地区人口增长很不平衡：越是经济发达的地区，人口增长越慢；越是经济落后的地方，人口增加越快。如2000—2005年，工业化发达国家人口年均增速仅为0.2％，发展中国家则为1.5％，而最不发达国家为2.4％。[53]这使得工业化发达国家为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而烦恼，并且，还出现了人口老龄化现象；而发展中国家又为人口增加过快而担忧。

总之，这种以过度消耗自然资源、损害环境、片面追求经济数量增长的不可持续发展形态越来越受到资源、环境和人口条件的制约，甚至丹尼斯·梅多斯等人在《增长的极限》一书中指出，如果按照这种发展形态继续下去，未来100年之内，人类将遭遇全球性增长极限，结果是经济发展非常突然和无法控制的崩溃。因此，这种不可持续的发展形态必须摈弃，人类开始有意识地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即过渡到可持续的发展形态。这样，才能实现资源、环境、人口和经济的持续发展。

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首先必须明确什么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的共同未来》中指出，“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需要的能力的发展”。它主要包括以下的内容：“①要使世界各国的当代人和后代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获得平等的发展机会。②要使世界各国所有人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向所有人提供实现美好生活愿望的同等机会。③要使人类和自然万物都享有同等的生存和发展机会，做到人类生存发展权利与自然万物生存发展权利的统一。”[54]换言之，可持续发展就是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保护，或者说和生态的协调发展，其中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环境保护是其重要内容。为此，首先，要保持经济的适度增长，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可持续发展既反对单纯地追求经济增长，也反对经济的零增长和负增长，因为经济的零增长和负增长就谈不上发展，违背了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精神。可持续发展主张在保护环境和节约资源的前提条件下，推动经济尽可能快的增长，尽最大可能满足人类的需求。也就是说要改变以往资源高消耗型或者说粗放型的增长方式，转而实施知识创新型或者说集约型的增长方式。它最大限度地把提高信息和生物等高新科技应用于资源利用、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中，努力减少对资源和能源的消耗以及生态环境的破坏，不断提高产品的知识含量，也即提高经济的增长质量。其次，依靠科技进步，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一方面，利用高科技对自然资源进行深度开发、合理利用，并使废弃物资源化；另一方面，加快开发利用清洁资源和可再生资源。再次，保持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均衡发展。在不断提高经济发展水平的同时，要积极采取措施，特别是大力采用高新技术来治理污染，保护生态环境。第四，要努力控制人口数量，不断提高人口质量。一方面，要确保人口数量的年均增长率稳定地低于GDP的年均增长率，保有一个适度的人口规模，有助于减轻人口对资源和环境的巨大压力；另一方面，要不断提高人口素质，提高人们的环保意识，树立低碳生活的理念，增强人们的可持续发展观念。

目前，世界各国正积极行动起来，响应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21世纪议程》提出的将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全球长期发展战略的号召。它们要么设立专门的可持续发展委员会，要么制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行动纲领，并对公众进行教育和宣传培训。不过，由于工业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基础、经济实力、科技和生产力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因而，它们所推行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即工业化发达国家实行以环境保护质量为重点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发展中国家则实施以经济发展为重点兼顾环境保护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但是，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战略都存在着缺陷。发达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所改善的只是本国的环境，却把污染工业以及危险性大和对环境具有潜在威胁的产品的生产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并且，它并未改变以消耗大量自然资源为基础的高消费生活方式，因而也很难从根本上降低全球性自然资源的消耗。这与理想的可持续发展形态存在巨大落差。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经济基础薄弱和生产能力不足，无法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增长方式还是粗放型的，对环境污染还比较严重；一些国家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产生了明显的两极分化。针对这些问题，就有必要创新可持续发展模式。对工业化发达国家而言，主要是：改变现有高消耗的消费方式，推进知识经济的创新，实现新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模式。而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要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科技含量，注重资源的合理利用，防治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走一条有自己民族特色的工业化、生态化发展道路。总之，国际社会已经认识到人口、资源和环境恶化的危害性和危险性，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并已经采取了相应的行动，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相信在可持续发展经济的大趋势下，国际社会一定会采取更多更有力的行动，促进资源、环境、人口和经济的持续发展，达到高水平的经济可持续发展状态。

在封闭性生产和交换中，虽然存在着一定的交换，进行着简单的互通有无，但是，由于生产自给自足，以及价格机制的不合理，因而，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很不明显。国家虽然对社会生产和交换都进行干预，但是由于交换不发达，国家干预的重点只能放在社会生产上，一般表现为修建水利工程，以及调控土地的所有、占有关系，组织协调农业生产。这在古代中国最为典型。当然，这种干预还非常简单，自发性较强。由于实行的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体制，这种干预还会直接深入到人力小生产的主体，即家庭。这种以国家的自发干预为主，加上自然的有限市场存在的经济体制，一定程度上还是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是总体而言，这种组合的效率是低下的，表现为生产能力有限。随着向以开放性生产和交换过渡，生产和交换都得到了巨大的发展，特别是交换的发展，促成了统一的国内市场和世界市场的形成。这种统一的国内市场和世界市场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是人力小生产下的狭窄市场所无法比拟的，即它在要素资源配置方面发挥基础性的调节作用，也就是说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和怎样生产受市场需求的支配。这样，各要素资源就可以在不同的产业部门和企业得到合理的配置。于是，一种建立在以市场机制自发调节生产和流通基础上的经济体制诞生了。这种市场经济体制最早在英国实行，随后波及欧美其他工业化国家，并进而扩散到全世界。它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体制和国家宏观管理的市场经济体制。

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体制大体上从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实行，到20世纪30年代，随着西方工业化国家经济大危机的爆发而彻底宣告结束。这种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特点是：市场作为一只“看不见的手”自发地对生产进行调节，而且是经济生活中唯一的调节手段。国家对市场行为几乎不干预，在经济生活中只充当“守夜人”的角色。概而言之，就是完全市场调节和国家近零干预混合而成的经济体制。这种市场经济体制的积极作用还是比较明显的，即能够对资源进行有效的配置，充分发挥生产者的积极性，促进科技较快的发展并迅速转化为生产力，社会经济发展速度较快。正因为其经济效率很高，所以西方工业化国家在100多年的时间里创造了生存性社会发展阶段所无法与之相比的物质财富。但是，随着经济和生产社会化的不断发展，这种完全由市场机制调节经济运行的体制逐渐暴露出它的局限性和缺陷。其主要表现为：市场机制下必然存在竞争，竞争又产生垄断，但垄断反过来约束了市场调节作用的发挥，使得社会资源并不能得到有效的配置。市场机制由于本身无法对社会分配和再分配进行调节，因而在收入分配方面造成大量的不平等，乃至两极分化。同时，市场机制对生产的调节具有自发性、盲目性。由于机械化大生产的能力趋于无限性，当众多竞争的市场主体依据市场信号把资源配置到同一生产后，就必然突破生产的上限，形成普遍的生产过剩，导致生产和消费在市场范围内不平衡，或者说供给和需求不平衡，结果是产生周期性的经济波动和危机。由于缺乏国家宏观调控，市场经济体制又只能通过经济危机这种极端的市场调节形式来实现下一轮供求总量的平衡，或者说使生产和消费回归平衡。（这里顺便说一句，在人力小生产下，由于生产能力有限，以及自给自足性，生产和消费基本上可以持平。当生产下降到临界点后，生产和消费就急剧失去平衡，这是生产不足引发的不平衡，与机械化大生产的不平衡恰好相反。结果是引发整个社会的大动荡，从而为再次调节生产和消费的平衡作了铺垫）这些缺陷，特别是19世纪几乎每隔10年发生一次的经济危机都在告诫世人有必要改革这种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体制。而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则从根本上动摇了自由放任市场经济体制的神圣地位，也标志着国家干预和调节开始进入经济生活，从而确立起新的有国家宏观管理的市场经济体制，也即国家干预结合市场调节形成的经济体制。

这种国家宏观管理的市场经济体制是在凯恩斯理论的指导下建立的。凯恩斯理论主张抛弃自由放任的政策，开国家干预经济理论之先河。“它承认市场调节机制作用的局限性，主张采用需求调节，即通过扩大或缩小财政支出的财政政策，松紧交替的货币政策以及对工资、物价进行调控的收入政策来调节社会需求，以达到干预经济周期，减少经济波动，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目的”。[55]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工业化国家在凯恩斯理论的指导下，纷纷确立了国家干预和调节经济的体制。其主要表现为：一是发展国有经济。建立国有企业，以此稳定产业基础、优化经济结构和减缓经济周期波动。二是推行经济计划化。其中以日本、法国和意大利最为典型。这些国家不仅组建了专门制订计划和负责实施的机构，而且还制定了国家中长期经济发展计划和战略目标。三是运用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以及产业政策。如干预经济的财政政策主要就是通过增减政府支出来调节经济活动。此外，推行社会福利制度，使社会福利享有面遍及全体公民。这也成为国家调控经济和调和社会矛盾的重要手段。总之，凯恩斯主义的实施和国家干预体制的形成，产生了积极的效应：①为市场竞争的正常运行创造了有序条件，如法治、管制和适当的计划等；②通过社会福利保障等调节了社会分配，有利于缓和由市场经济所产生的社会矛盾；③在一定条件和范围内有利于高效配置资源等。[56]在实际经济生活中，它使西方工业化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20多年时间里实现了经济的高速、持续增长，特别是日本等国家的飞跃发展，还创造了西方经济发展史上少有的“奇迹”。

但是，国家干预主义也存在着诸如资源配置效率降低等负面效应。在实际经济生活中，国家干预遇到的巨大障碍就是，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西方发达国家普遍遭遇了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发的困境，即出现了“滞涨”现象。而面对经济的“滞涨”，凯恩斯主义一筹莫展，应对乏力。于是，货币主义、供应学派等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应运而生。货币主义和供应学派在理论上与凯恩斯主义相对，并竭力复活经济放任主义。货币主义认为政府只要执行单一的货币政策，尽量避免国家干预，就可医治通货膨胀。供应学派则主张提高供给，降低税率，以此促进私人部门投资的增加，促进经济的增长。但是，事实上，货币主义强调稳定货币供应量，也就是通过货币政策对经济进行干预，而供应学派主张减少税收和公共开支，也就强调了国家财政政策的作用。在撒切尔夫人和里根的实践中，也只是改变了原先干预的范围、程度和方式，并没有完全反对国家干预和调节经济生活。也就是说，从凯恩斯主义到货币主义、供应学派的这次转变并没有动摇国家宏观调控的地位。这种新的国家干预经济的形式取得了积极的成效，较好地消除了经济的“滞涨”现象，即扭转了长期以来的通货膨胀问题，提高了经济增长率。

以上描述了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一般情况，不过，在实行国家宏观管理的市场经济体制后，由于西方工业化发达国家的国情不同、社会历史文化不同，使得市场机制和国家干预结合的范围、程度和方式表现得并不一样，呈现出不同的运行模式。这些模式在各国都发挥着自己的作用，推动着经济的增长。

美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在西方工业化发达国家是最为典型的。这不仅是因为它较完整地经历了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两个阶段，即经历了从自由放任市场体制到国家干预经济的转变和从凯恩斯主义到货币主义、供应学派的转变，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国家调控市场经济的机制。在这种模式下，私营部门是经济生活中的主体，占据了经营性部门的四分之三；而且私人垄断资本实力强大，像前面所述的那些美国金融资本掌控着国家经济命脉。这一特点对国家干预经济的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主要表现为：一方面，以反垄断法规和措施为抓手，保护竞争，抑制垄断，有效地维护了市场机制的运作。另一方面，制定实施宏观经济政策，并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不同组合，以此促进经济运行的稳定。英国的市场经济运行类似于美国，最大的不同是通过所有制的变更——时而国有化，时而私有化来干预和调节市场经济。

德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也是较为典型的，它强调自由市场原则和社会平等原则的结合。这种模式一方面充分发挥自由竞争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对市场机制可以调节的地方国家不进行干预，确保经济有较大的活力和较高的效率；另一方面政府通过立法和宏观经济政策对市场机制进行必要的干预，同时，建立有效的联邦银行调控体系和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以此避免市场经济的弊端，确保经济平稳运行和社会稳定。这种模式或许可以用这样一个公式表示：市场经济＋国家干预＋社会保障。

法国和日本的市场经济体制都强调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组合，但两者区别也是明显的。

法国的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特点是，国家拥有规模庞大的国有部门，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较高。借助于国有经济，使计划成为国家干预经济的主要手段之一。这种计划的特点是：通过实施经济计划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整体干预，而不是局限于某一具体的行业、企业。经济计划通过政府和“社会伙伴”共同协商来制定和执行，以此扩大计划的社会基础，确保计划顺利实施。计划是指示性的，不是指令性的；有中期、短期计划，而且在执行过程中可以对计划进行修正，以增强计划的实效性。国家建立中央集中的市场调查制度，汇集各种生产和消费信息，预测经济未来发展前景，以此服务于企业的生产。

日本的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特点是：与欧美企业以自然人的私人持股为主不同，日本企业主要是法人持股。这使得日本经济活动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是企业集团。其次，日本政府宏观管理经济的一大特色是制订和实施经济计划。这些计划基本上是指示、预测性的，不具有法律或行政上的约束力，但有着强有力的诱导性。这一方面是因为计划中表明政府的政策走向和预测指标，对企业界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另一方面经济计划是以强有力的行政和经济手段为基础的，也即政府对企业实行“行政指导”，以及用财政补助金、低息贷款等经济手段保证计划目标的实现。[57]最后，政府根据不同时期的要求制定不同的产业政策，给予有前途的重要产业以各种政策和资源优惠。这是日本政府干预经济的另一大特色。

第三节　思想自由

在古代社会，也曾出现过短暂的思想自由局面。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言：“看来要在公元前500年左右的时期内和在公元前800至200年的精神过程中，找到这个历史轴心。正是在那里，我们同最深刻的历史分界线相遇……最不平常的事件都集中在这一时期。在中国，孔子和老子非常活跃，中国所有的哲学流派，包括墨子、庄子、列子和诸子百家，都出现了。像中国一样，印度出现了《奥义书》和佛陀，探究了一直到怀疑主义、唯物主义、诡辩派和虚无主义的全部范围的哲学可能性。伊朗的琐罗亚斯德传授一种挑战性的观点，认为人世生活就是一场善与恶的斗争。在巴勒斯坦，从以利亚经由以赛亚和耶利米到以赛亚第二，先知们纷纷涌现。希腊贤哲如云，其中有荷马，哲学家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许多悲剧作者，以及修昔底德和阿基米德。在这数世纪内，这些名字所包含的一切，几乎同时在中国、印度和西方这三个互不知晓的地区发展起来。”[58]虽然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是就世界文明而言的，但它也说明了历史上出现过思想自由局面。而且，这一时期出现的思想自由的局面大多发生在社会大变革时代，如“轴心时代”在中国的年代是在春秋战国，在印度则是其列国时代。由于社会处在大变革时期，知识分子可以自由而不受束缚地思考各种问题，提出不同的思想与学说，社会并不对此加以限制和禁锢。但是，当社会完成变革，进入新的社会常态，加之统治者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思想自由就被禁锢，就出现了思想的一元化。“轴心时代”以后，世界各国再也没有发生什么社会变革，统治者又竭力压制新思想，社会思想日益僵化，并始终处于一元化思想的统治之下。

到了近现代社会，思想自由再次出现，而且，民主政治不再一统思想，只是通过思想的市场竞争手段来使思想处于自由的状态中。近现代社会思想自由之路是从思想解放运动开始的，每次的思想解放运动都削弱了教会神权以及专制王权对思想控制的力度，推动了思想自由的向前发展，并进而导致了思想的多元化。当历史进入到近代社会，一场破除思想禁锢的运动首先在欧洲悄然发生了。这就是文艺复兴。文艺复兴始于14世纪后期的意大利，在15、16世纪扩展到西欧其他国家。它打破了基督教神学思想一统欧洲的局面，创立新的思想——人文主义思想。它不仅是一次思想领域里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解放运动，而且是通往思想自由之路的新的起点，也是社会思想从一元化走向多元化的起始点。

一方面，14世纪后西欧各国的生产和交换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特别是意大利威尼斯、佛罗伦萨和热那亚等城市地处地中海航线的中心，其工商业迅速繁荣。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市民阶级力量日益壮大，开始成为国家政治舞台上的一支新兴力量。在佛罗伦萨等城市市民阶级已经掌握城市国家政权，为具有世俗倾向的新文化的产生创造了开明的政治环境。同时，市民意识开始觉醒，需要打破罗马天主教的神学思想统治，为他们构建新的思想文化。另一方面，中世纪的意大利比西欧其他国家保有更多希腊、罗马古典文化的传统。普遍受到人们尊重的意大利世俗知识分子，他们高扬“复兴古罗马文化”大旗，对希腊和罗马古典文化进行整理和研究，并把它们奉为经典。这些以人为本的古典思想文化，结合在商品交换基础上产生的市民观念，使意识形态领域产生革命性的变革，即产生了人文主义思想。这也就是文艺复兴最早产生在意大利的大致原因，也是意大利成为思想自由最早的地方的原因。进入15、16世纪，商品交换在西欧各国进一步得到了发展，市民阶级更趋壮大。与此同时，意大利的世俗知识分子赴西欧各国讲授古典文化，介绍人文主义思想，而西欧各地的学者也前往意大利学习，并把新文化、新思想带回国内进行广泛传播。并且，自然科学在这一时期的进步对教会的神学思想产生了强烈的冲击，解放了人们长期被禁锢的思想。此外，王权出于反对教皇权力的需要，对文艺复兴运动不加阻挠，反而是容忍人文思想的传播。这些使得文艺复兴运动在西欧各国得到迅速扩展，也使思想自由扩散至这些地方。

文艺复兴运动兴起后，意大利的世俗知识分子或者说人文主义者最早获得思想自由，获得的思想自由也是最大的。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发展，思想自由开始扩展至西欧其他国家。如在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可以自由地探讨社会和自然现象，通过自己的分析作出自己的判断，并自由地发表自己的见解，不存有人为的思想禁区，甚至没有外在的约束与压力使其改变自己的看法或者勒令其缄默。思想自由的结果就是产生了人文主义思想，一种与中世纪的教会神学相对立的思想。我们知道，中世纪的西欧在教会神学思想的统治下，一切思想文化都成了神学的仆从，一切都要以圣经为标准，不能有丝毫的悖逆。而且，在教会看来，人是生而有罪的、渺小的、卑微的，任何世俗的欲望和追求都是有罪的，应加以禁绝。这种反动的神学思想禁锢了社会的思想，造成科学的停滞不前，自然受到人文主义者的批判，批判教会神学思想也就成了思想自由新的起点。人文主义者在文学、史学等领域对神学思想进行猛烈的抨击，形成了人文主义思想。它重视人的价值和尊严，肯定现实人生和世俗生活，尊重理性和知识。概而言之，就是对人本身的高度肯定。用费尔巴哈的话说就是“人重新在对自己精神的宏伟创作的观察中感觉到自身的存在，意识到自己的独立自主性，意识到自己在精神上的高尚优雅，意识到自己具有一种内在的、天生的、与上帝相似的东西，产生了对自然界的兴趣和研究自然界的兴趣，获得了观察的才能和对现实的正确观点”。[59]总之，人文主义思想迥然不同于教会以“神”为中心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它把统治欧洲大陆千年的神学思想撕开了一个口子，为思想领地吹入了一股自由之风，宣告社会思想开始走向多元化。因为有了这种崭新的人文思想的指导，文艺复兴运动在文学、艺术等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涌现出一大批巨人，如文学三杰但丁、彼特拉克和薄伽丘，艺术三杰米开朗基罗、达·芬奇和拉斐尔。恩格斯对此高度评价道：“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时代。”[60]

但是，我们也应看到，文艺复兴运动是从中世纪走出来的，这些人文主义者还仅限于批判教会的腐败和虚伪，并不反对神学，也不反对教皇，没有要否定上帝的至尊地位。相反，这些人文主义者还是乐于接受教皇及教会的保护，并在一定程度上依附于教会势力。对于他们来说，反对宗教和上帝，否定基督教信仰和基督教教义，恐怕也是大逆不道的。也就是说，此时人们的理性还是有限的，他们的思想还不可能超出基督教会的范围。这大概也是教会能允许的思想自由。特别是在文学、艺术、史学和建筑等领域给予诸多思想的自由。甚至如在洛伦佐·瓦拉驳斥了“君士坦丁的赠与”真实性后，也没有受到教会的惩罚，反而被教皇委任去翻译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著作。但是，这刚展露出来的思想自由是得不到确实的保障，更多时候面临着被扼杀的命运。事实上，一些撼动教会神学根基的科学见解发表后，引发了教会的恐慌、仇视，加紧了对新思想的迫害。因而，这一期间欧洲大陆的思想禁锢还是非常严重的，思想自由还是深受罗马教会的束缚。这正如我在“缺陷”那一节所说的，这里再重复下，以此来强调文艺复兴时期思想禁锢的严重性。哥白尼考虑到教会的迫害，在很长时间内都不敢公开发表他的《天体运行论》，因为他提出的新的“日心说”与基督教“地心说”截然相反。在它发表后，教会将其长期列为禁书，并禁止讲授哥白尼的理论。伽利略不仅赞同和宣传“日心说”，而且还通过天文观察加以确证。这触犯了教会的禁令。不过，因他的妥协，最终避免了火刑，而被宗教裁判所判以囚禁。布鲁诺因信奉、颂扬并发展哥白尼学说，而被教会活活烧死。笛卡儿提出天体演化的涡旋理论，并试图用不同于上帝创世的思想来解释天体的起源。当他听说伽利略被判囚禁后，就逃到荷兰避难去了。开普勒一生都在不断被迫害的环境中度过。解剖学家维萨里因其与上帝造人的思想不同而被教会勒令去巴勒斯坦朝圣赎罪，不幸因船只失事而丧生。需要指出的是，“日心说”直到18世纪中叶才被罗马允许可以宣传，伽利略的书直到1835年才从禁书目录中删去。与此同时，为防范印刷物传播新思想，控制所谓的有害思想，“教皇亚历山大于1501年创定出版检查法，以禁止未批准的印刷物。在法国，亨利第一规定未得官厅批准的印刷，罪以死刑。德国于1529年也采行出版检查法，英国在伊丽莎白时代，非有执照，书籍不得印刷，并且除在伦敦、牛津、剑桥三处外，不得设立印刷所；印刷业的规定是由星法院（Star Chamber）所支配。在19世纪以前，任何地方的印刷业实际上都是不得自由的”。[61]这种对书籍印刷的限制妨害了思想自由。总而言之，这一时期的思想自由受到诸多的束缚，思想多元化是有限的。

继文艺复兴之后，欧洲社会又兴起了一波新的思想解放运动。这就是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如果说文艺复兴还只是从外在的角度对教会的专制腐败进行批判的话，那么，宗教改革运动则是从基督教内部对其进行了彻底的否定。它抛却人文主义者的温情面纱，把斗争的矛头直指罗马教皇和基督教会，给统治欧洲千年的基督教以致命的打击，使得罗马教会一统“基督教大世界”的局面被彻底打破。可以说，宗教改革运动瓦解和摧毁了罗马教会对社会思想的禁锢，并在思想自由之路上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法国政治家、历史学家基佐就曾指出：“它是一次人类心灵追求自由的运动，是一次人们要求独立思考和判断迄今欧洲从权威方面接受或不得不接受的事实的思想运动，这是一次人类心灵争取自治权的尝试，是对精神领域内的绝对权力发起的名副其实的反抗。”[62]

英国科学史学家丹皮尔指出：“宗教改革家有三个主要目标。第一，整顿由于有人滥用罗马会议以及许多僧侣们生活放荡而遭到破坏的教律；第二，按照先前遭到镇压的某些运动的方针改革教义，并返回原始的质朴状态；第三，放松教义的控制，准许个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自由地根据圣经做出自己的判断。”[63]这些宗教改革家的确实现了上述目标。他们通过重新解读由希伯来文写成的《旧约全书》和由希腊文写成的《新约全书》，而不是依赖于中世纪注解或文摘，形成了不同于罗马天主教会的教义思想，并建立了新教。这些新教思想的核心内容是马丁·路德的“因信称义”说和加尔文的“预定论”思想。马丁·路德的“因信称义”说认为人的灵魂救赎的唯一途径是信仰，《圣经》是教徒信仰的唯一依据和权威，罗马教会不是裁判信仰的最高权威。它不仅是对罗马天主教会“善行称义”说的否定，而且也打破了教皇最高权威论。同样，在加尔文的“预定论”看来，“个人的功德和教会的存在都不能改变上帝的先定。不过，虽然人们无法得知自己是否是上帝的选民，尘世的行为也不能改变上帝的‘先定’，但人们也不应当放弃现世的努力，而是应当坚持自己是上帝的选民，积极求取事业上的成功。”[64]加尔文的“预定论”也大大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总之，这是一场带有颠覆性的改革运动，它彻底否定了教皇和罗马教会的至上权威，搅动和活跃了欧洲的思想，使欧洲社会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理性主义的氛围。由此，德国随后出现了莱辛、席勒、歌德等启蒙作家，而且，莱布尼兹、康德、费希特、黑格尔在新教批判精神的直接影响下，建构自己的哲学思想，推动了近代西方哲学的大发展，从而进一步推动了思想自由的发展。

但是，新教的建立并不意味着思想自由真正得到实现了，相反，它以新的宗教思想来禁锢人们的头脑。且不说罗马教会对宗教改革的反对、迫害和镇压，就连那些在改革之初以宗教自由斗士自居的宗教改革家在树立新权威后，就马上对不同见解者和不同信仰者进行残酷镇压，并且更加强化对人们思想的控制。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说：“必须切记却又常被忽略的是，宗教改革并不意味着解除教会对日常生活的控制，相反却只是用一种新型的控制取代先前的控制。这意味着要废止一种非常松弛、在当时已几乎不见实施、近乎流于形式的控制，而倡导一种对于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各个领域的一切行为都加以管理的控制方式，这种控制方式是极其难以忍受的、但却又得严格地加以执行。”宗教改革者“所抱怨的不是教会对生活监督过多，而是过少。”“路德、加尔文、诺克斯、弗埃特的老牌新教与今天所谓的进步几乎毫不相干。今日即使是最极端的宗教狂也不会想要抑制现代生活的一切方面，却正是老牌新教公然仇视的。”[65]不仅路德教派如此，如禁止天主教徒做礼拜、驱逐不改信新教的人以及实施新闻检查等；更甚的是加尔文在日内瓦的统治，可以用独裁一词来形容之。在加尔文统治时期的日内瓦，不仅设立了宗教法庭，而且其教规还渗透到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以至于人们毫无独立的私生活。“每时每刻，每日每夜，都可能在门前响起敲门声，大批“宗教警察”容不得公民有任何反抗，就宣布进行‘访问’。不论贫富，不分贵贱，每月一次，都得服从这些职业的‘police des moeurs’（道德警察）的盘问。”同时，“加尔文已经禁止了每一件可能使生活快乐又有益的事情。演戏、娱乐、公众节日、任何种类的舞蹈或游戏，都被严加禁止。”[66]不仅如此，“在加尔文统治的最初5年间，在这个人口相对较少的城市里（即日内瓦，引者注），共有13人被绞死，10人被斩首，35人被烧死，76人被赶出家门——还不用说那些及时出逃，躲避了恐怖行为的人。以致在巴尔扎克看来，加尔文的宗教恐怖统治比法国革命时最坏的纵欲嗜血还要可憎。加尔文的狂暴和宗教不宽容，在道德上甚至比罗伯斯庇尔政治的不宽容更加残酷。如果他的影响范围超过日内瓦的话，他必定会比那可怕的政治平等倡导者让人流淌更多的鲜血。尽管如此，加尔文主要并不是依靠这些野蛮的判决、死刑和酷刑来破坏日内瓦人的自由观点；相反，他更依赖于系统和细致入微的暴政，还有日常的恐吓。……我们只要翻翻市政委员会的记录，就能看出这恐吓的手段是何等巧妙。一个自由市民在参加洗礼时笑了一下：三天监禁；另外一个，在炎热的盛夏因为困顿在布道时睡着了：入狱。[67]诸如此类的事情在日内瓦经常发生。加尔文的不宽容最后发展到他也像天主教处置异端一样，以异端的名义处死了西班牙医生和神学家塞尔维特，原因是他的思想与加尔文的不同。这开了新教以异端的名义处死不同政见者的先河。

总之，宗教改革一方面表现出思想的解放和自由，导致思想多元化在更大范围内得以实现，另一方面它毕竟是以一种信仰代替另一种信仰，并继续笼罩在理性的领地，而且把不同于自己见解的人和不同信仰者视为异端，要求并利用世俗政权对其进行严厉的处置。这种对不同见解者和不同信仰者的不宽容，或者说，对理性的压制和打击，是与思想自由背道而驰的，思想的多元化也不可能真正得到保障。

进入17世纪，特别是18世纪，一场在广度和深度上远超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思想解放运动在西欧蓬勃开展起来。这就是启蒙运动。启蒙运动发轫于英国，而后发展到法国、德国，波及荷兰、意大利等国。其中“以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声势最大，成就最高，影响最深，是欧洲启蒙运动的高潮和中心”。[68]正如伯恩斯和拉尔夫所说：“思想革命的顶峰是一个叫做启蒙的运动。它大约于1680年发生于英国，以后很快地传到北欧大多数国家，并且在美洲也发生了影响。但是启蒙运动的最高表现是在法国，它真正重要的阶段是在18世纪。历史很少有别的运动像启蒙运动那样对人的思想和他的行动发生如此深刻的影响。”[69]

如果说文艺复兴还只是人的理性觉醒的时代，那么启蒙运动则是理性茁壮成长的时代。18世纪启蒙运动的基本精神用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理性。“当18世纪想用一个词来表述这种力量的特征时，就称之为‘理性’。‘理性’成了18世纪的汇聚点和中心，它表达了该世纪所追求并为之奋斗的一切，表达了该世纪所取得的一切成就。”[70]启蒙思想家正是借助于理性这一新的批判武器，而不再以宗教异端的教义教理作为思想武器，对教会企图用外力手段求得信仰一致并压制思想自由以及腐败进行了犀利无情的批判。虽然18世纪欧洲的教会势力已不如中世纪强大，但对人类理性进步的妨碍并未消失。特别是在法国，天主教会还占据着绝对统治的地位，不仅反对自由思想，而且压制宗教异端。为此，法国启蒙思想家，如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对启示宗教、圣经权威和教会制度进行了彻底的否定，甚至于有的启蒙思想家如霍尔巴赫干脆就抛弃了自然神论，而走向无神论，旧的基督教信仰受到理性毁灭性的打击。自此后，上帝益被驱逐到道德范畴，只管信仰上的事，而各个知识领域则成了理性的天下。这标志着教会完全丧失了对思想禁锢的能力，思想自由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思想多元化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在法国启蒙运动的影响下，美法两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殖民统治和君主专制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而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为之争取的思想自由也随之写入宪法中，受到了法律的保护。这标志着思想自由得到了国家的认可。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第10条写道：“意见的发表只要不扰乱法律所规定的公共秩序，任何人都不得因其意见，甚至是信教的意见而遭受干涉。”第11条也写道：“自由交流思想和意见是最尊贵的人权之一，除了在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滥用自由应负责外，都可以自由地发表言论、写作和出版”。这是对意见不受干涉的最早规定。1791年，美国《权利法案》第1条也规定了公民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信仰自由。不过，这一时期的宪法没有明确表述思想自由的条款，而只是规定了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信仰自由——思想自由的延伸表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西斯独裁统治以集中营代替工厂，思想自由荡然无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思想自由在宪法中得到明确表述。据对世界142部成文宪法的统计，有18部宪法规定了观点自由，22部宪法规定了思想自由，16部宪法同时规定了观点自由和思想自由。[71]同时，美国《权利法案》第1条还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确立宗教或禁止信教自由”的法律，从而确立了政教分离的原则，以避免神权治国或者政教合一，压制不同教派和思想自由。在美国确立政教分离原则之后不久，欧洲国家如荷兰、德国和法国等也都确立了政教分离原则，实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总之，随着思想自由得到宪法的规定和政教分离原则的确立，加之科技不断引发社会的变革，理性的大发展，思想多元化的局面日益明显。不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出现了德意日法西斯禁锢思想自由的情况。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思想自由得到了迅猛的发展，思想多元化达到了空前的地步

应当指出的是，在欧洲思想解放运动不断向前发展，思想自由逐步确立的同时，对思想自由的认识也不断深化。斯宾诺莎是较早对思想自由进行探讨的人。在他看来，人的思想是不能控制的。“如果人的心也和人的舌头一样容易控制，每个国王就会安然坐在他的宝座上，强制政治就没有了；……人的心事不可能完全由另一个人处置安排的，因为没有人会愿意或被迫把他的天赋的自由思考判断之权转让与人的”。“思想分歧矛盾的人，若强迫他们只按最高当局的命令说话，是不会没有可悲的结果的。……所以政府剥夺个人吐露心里的话的这种自由，是极其严酷的”。“强制言论一致是绝不可能的。因为统治者越是设法削减言论的自由，人越是顽强地抵抗他们”。他认为，禁绝自由，控制思想，“其必然的结果会是，人们每天这样想，而那样说，败坏了信义（信义是政治的主要依靠），培养可恨的阿谀与背信，因此产生了诡计，破坏了公道”。“自由判断之权越受限制，我们离人类的天性愈远，因此政府越变得暴虐”。故而，他强调，“自由思考与判断之权”不能放弃，“虽然他的想法与判断可以与当局有分歧；他甚至可以有反对当局的言论，只要他是出于理性的坚信，不是出于欺骗、愤怒和憎恨，只要是他没有以私人的权威去求变革的企图”。而且，他认为，“思想自由其本身就是一种德行，不能禁绝”。接着又说，“这种自由对于科学与艺术是绝对必需的，因为，若是一个判断事物不能完全自由，没有拘束，则从事于科学与艺术，就不会有什么创获”。最后，在他看来，要为自由和真理而奋斗，即便是死了，“他认为为正义而死不是惩罚，而是一种光荣，为自由而死是一种荣耀”。不过，他不主张完全给人民以思想自由，因为“无限制地给予这种自由则是极其有害的”。[72]

密尔是思想自由的坚定倡导者，他在前人基础上对思想自由作了最为系统深刻的阐述。密尔主张绝对的思想自由，认为“任何一个社会，若是上述这些自由（包含思想和感想的自由——引者注）整个说来在哪里不受尊重，那就不算自由，不论其政府形式怎样；任何一个社会，若是上述这些自由在那里的存在不是绝对的和没有规限的，那就不算完全自由”。密尔认为压制意见有害。他说，对于压制意见的发表，“应合公众的意见来使用它比违反公众的意见来使用它，是同样有害，或者是更加有害。假定全体人类执有一种意见，而仅仅其中一人执有相反意见，这时，人类要使那一人沉默并不比那一人（假如他有权力的话）要使人类沉默较可算为正当。”他认为迫使一个意见不能发表，是“特殊罪恶”，是“对整个人类的掠夺”。这是因为，“假如那意见是对的，那么他们是被剥夺了以错误换真理的机会；假如那意见是错的，那么他们是失掉了一个差不多同样大的利益，那就是从真理与错误冲突中产生出来的对于真理的更加清楚的认识和更加生动的印象”。在他看来，任何人都容易冒认不可能错误性，而事实上，“每个时代都曾抱有许多随后的时代视为不仅伪误并且荒谬的意见；由此可知，现在流行着的许多意见必将为未来时代所排斥”。因而，一个人的判断真正值得信任，就要听取并吸收一切有益的意见，并驳斥谬误的东西。“一个聪明人之获得聪明，除此之外绝无其他方式；就人类智慧的性质说，要变成聪明，除此之外也别无他样。”他认为，真理是在思想交锋中延存下来，“一个意见只要是正确的，尽管可以一次、再次或甚至多次被压熄下去，但在悠悠岁月的进程中一般总会不断有人把它重新发现出来，直到某一次的重现恰值情况有利，幸得逃过迫害，直到它头角崭露，能够抵住随后再试图压制它的一切努力。”并且，真理只有在思想交锋中才能充满活力。“他的意见不论怎样正确，若不时常经受充分的和无所畏惧的讨论，那么它虽得到主张也只是作为死的教条而不是作为活的真理。”他指出，思想自由不仅产生能伟大的思想家，而且可以激发民族的活力。“须知作为一个思想家，其第一个义务就是随其智力所之而不论它会导致什么结论，谁不认识到这一点谁就不能成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在精神奴役的一般气氛之中，曾经有过而且也会再有伟大的个人思想家。可是在那种气氛之中，从来没有而且也永不会有一种智力活跃的人民。”[73]尽管如此，密尔也反对给予积极的煽动性言论以自由。

需要说的是，虽然民主统治形式并不控制思想自由，思想处于市场竞争的状态中，但资本对言论和新闻自由进行了控制。如北京奥运会开幕前夕的8月4日，德国体育信息通讯社解除其记者迪特·黑尼希的职务，引发德国媒体的普遍关注。德国《时代周报》评论，黑尼希被撤职“显然是因为报道中的倾向性”。德国之声电台报道，他在几篇文章里反复报道中国解除了互联网封锁，对此报道编辑部内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德国体育信息通讯社收回了这些报道，最后迪特·黑尼希被撤职。报道援引该社老板克莱默的话称，他几十年来坚持自己的路线，与通讯社的宗旨无法协调。更为典型的例子是，在默多克收购《华尔街日报》的时候，澳大利亚记者艾里克·埃利斯为该国《好周末》杂志撰写默多克现任妻子的报道《邓文迪·默多克：帝国背后的女人》。他走遍了邓文迪生活过的地方，花费了2.5万美元。稿子谈到她怎样从原来的邓文革变为今天的邓文迪。然而，报道完成后即被封杀，因为《好周末》杂志与默多克的新闻集团存在着股权方面的关系。经过辗转反复，这一长篇报道最终以中文发表。令人奇怪的是，报道在20多家网站上露面后，旋即迅速消失了。显然，默多克的资本力量有效地控制了该报道的发表和流向。在默多克掌握了世界第一大财经报纸《华尔街日报》后，一篇题为《资本比自由硬，默多克胜利了》的评论写道：“美国新闻人不得不面对一个悲凉的现实：他们只是圣徒，不是主。主的名字叫资本。”可见，资本对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控制之厉害。[74]

第四节 逻辑型知识的建构

虽然古代社会也有逻辑型知识，但是，由于它对专制王权没有用处，发展极为缓慢。到了近现代社会后，民主分权的统治形式对生产什么样的知识并不干预，而且，随着独立的专业知识分子的出现，知识（本书所讲的知识主要指科技方面的知识）开始摆脱只从生产实践经验中总结归纳科技知识，转而为运用逻辑演绎方法直接探求自然规律，构建逻辑严密的科学体系，并把它应用于生产实践。由于逻辑型知识具有溢出效应，对资本产生增值效益（也即科技进步对生产的促进作用），因而，这种逻辑型的知识发展迅速，很快由少到多，由简单到复杂，成为主流的知识形态。

逻辑型知识占据主流地位的一个具体表现是，人类由神学方式对待自然转变为科学理性的认识自然，认识自然的观念在不断的深入，认识的方法和手段更加系统精密。

众所周知，在古代社会，人们总是或多或少地带着神学的眼光看待、认识自然，并匍匐在自然的脚下卑微地进行探索。特别是在神学思想占统治地位的中世纪欧洲，这种认识自然的方式表现得更为极致。但是，进入近现代社会后，这种对自然的认识悄然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这场变革以哥白尼和维萨留斯于1543年发表的巨著《天体运行论》和《人体的构造》为标志，它们分别从天文学和人体解剖学两个领域向上帝创世的神学理论发起了挑战，并开辟出人类新的科学认识领域。特别是哥白尼的日心说不仅是一次科学革命，更是一次思想革命。它破除了笼罩在自然之上的宗教色彩，宣告了自然是可以被理性科学认识的，同时也标志着人类理性科学认识自然进入新的阶段。换而言之，自以《天体运行论》发表为标志，人们开始逐步破除对自然的神学认识方式，以一种新的科学理性的方式认识自然。

在近代社会，科学理性虽然被唤醒，但人们认识自然的观念或者说他们的自然观仍是自然主义的泛灵论宇宙观，并没有产生出一种新的自然观。这种泛灵论宇宙观认为：“心灵和物质，精神和肉体被看做不能分离的统一体；就每一物体而言，终极实在是其活的要素，这种活的要素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心灵或精神的特征。所有的物质都是有生命的，宇宙中存在各种隐秘力，自然界的各种难以理解的力可用灵魂术表达出来，它是物体运动的原因。”[75]随着牛顿经典力学的建立并获得巨大成功，新的机械论自然观产生了。它的基本思想是：“整个宇宙由物质组成；物质的性质取决于组成它的不可再分的最小微粒的空间结构和数量组合；物质具有不变的质量和固有的惯性，它们之间存在着万有引力；一切物质运动都是物质在绝对、均匀的时空框架中的位移，都遵循机械运动定律，保持严格的因果关系；物质运动的原因在物质的外部。”[76]机械论自然观的确立，标志着人类认识自然的观念有了革命性的变革，即有机的、精神性的宇宙观念被物质性的、孤立的、线性作用的世界观念所替代。伴随着自然科学的新发展和牛顿力学框架的突破，机械自然观被辩证的自然观取而代之。其基本内容是：“世界的存在是它的统一性的前提，但世界的统一性并不在于存在；物质世界的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宇宙是一个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整体系统；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必须与之和谐统一。”[77]辩证的自然观强调物质普遍运动发展和世界普遍联系的观点，展示出一幅更为真实的世界图景，更有力、有效地指导人们认识自然，同时它树立了人与自然之间正确的关系，指导人们正确地利用自然。随着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创立，信息科学和生命科学的深入发展，辩证的自然观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和丰富。具体地说，“世界是由关系网络组成的有机整体，整体先于关系物；部分之和不等于整体；世界的各组成部分之间存在内在关系；世界是动态有序——层创进化和自我超越；人类更大的意义与价值包含于自然整体的自组织进化过程中。”[78]这是物质性的、有机的宇宙整体观，它勾画出一幅新的世界图景，必将有助于人类进一步深入探索自然。总之，随着科学的不断深入发展，人类的自然观也不断地发生重大的变革，而每一次自然观的重大变革都推动科学巨大而迅猛的发展，促进人类更为准确地认识客观世界，更科学地把握与自然的关系。

伴随着自然观的变革，人们认识自然的方法和手段也在不断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在古代社会，人们认识自然的方法不仅很少，且很简单，主要有直觉方法、逻辑方法和数学方法。人们凭借这些方法去认识自然，并获得了一定的认识成果。但是，其缺陷是明显的，即造成认识对象的有限性，认识成果的肤浅性、零散性，甚至是错误的。如早期直觉方法通过理性直观而不是逻辑推理来直接察觉、把握事物的本质，并形成了一些天才的自然哲学认识成果和可贵见解。最著名的就是德谟克利特原子论的产生，它就是运用直觉方法得出的结果。这种方法的缺点也是一目了然的，就是以主观性想象代替逻辑推理，对事物的认识是或然性的、不完备的，甚至是粗浅错误的。再如古代逻辑方法以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方法为主，主要包括归纳—演绎法、“巴巴拉式”三段论以及科学是演绎系统的思想。基于这种思想和方法，欧几里得在《几何原本》中建立了数学史上第一个公理化的数学体系。不过，亚氏的逻辑方法无限夸大三段论的作用，偏重于演绎而轻归纳是其主要的缺陷。又如古典数学方法在古希腊很早就运用了，如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就把数学当做一种研究自然的方法，并实际运用于天文学和物理学。不过，由于在天文学上，人们把自由创造的数学模型强加给了天文现象，颠倒了认识的顺序，妨碍了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只有在物理学上，阿基米德借助于数学方法并结合实验研究提出了杠杆原理和浮力定律。

进入近现代社会后，人们在先前的基础上创新发展了认识自然的方法或者说科学方法，认识自然的方法也更加多样化、系统化、理论化和科学化，并且对它的认识达到了更加自觉的地步。认识自然的方法的变革促进了科学的革命，促使了科学的重大发现。一句话，没有认识自然的方法的变革，或者说革命性的变革，就不可能有科学的进步和革命。下面具体说说新的主要的认识自然的方法或科学方法。

科学实验即观察和实验，是认识自然或者说科学研究最基本的方法，也是主要的经验性方法。科学实验一般都要借助于一定的科学仪器和工具来进行，不过，观察仅仅针对自然发生条件下的自然现象，而实验却是人为地控制和模拟自然对象。科学实验的主要作用是证明某一理论或反驳假说。实验方法虽说古已有之，但真正有系统的科学实验却始于16世纪。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科学实验逐渐从生产实践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认识自然的方法。自此后，科学实验的条件、手段，以及它的深度、广度、规模都不断在发生深刻的变革。在17、18世纪，乃至19世纪，科学实验的条件还很简陋，规模也小。如法拉第发现电磁感应定律是在一节电池、几块磁铁和几根导线的实验条件下进行的。到了19世纪70年代，随着卡文迪许物理实验室和爱迪生“发明工厂”（实验室）的建立，科学实验的条件有了改善，规模也开始变大。进入到20世纪后，科学实验的条件得到进一步改善，科学仪器更加精密复杂，实验向着仿真模拟发展，实验规模更大，发展到国家乃至国际的规模。如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大型强子对撞机是人类迄今建造的最大、最复杂的粒子加速器。它周长约27千米，位于瑞士和法国边境地区地下100米深处的环形隧道中，历时14年、花费55亿美元才建成，并有来自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000多名科学家和工程师参与研制和数据分析。它有9300个种类不同、型号各异的磁体，其中15米长的双极磁体有1232个，5～7米长的四极磁体有392个。它一直保持在零下271.3摄氏度（1.9开氏度）的超低温环境下，这个温度比外太空的温度还低；内压是10－13个大气压，比月球上的压力小10倍。测量粒子经过时所用时间的精确度，大约是十亿分之一秒；确定粒子的位置时，精确度可达百万分之一米。功率达到最大时，质子流以每秒1.1245万次的频率急速穿行，其速度是光速的99.99％。功率达到140亿电子伏特时发生碰撞，每秒总共能发生大约6亿次撞击。[79]2010年强子对撞机撞击的能量达到7万亿电子伏特，是以前世界纪录的3.5倍。

归纳和演绎方法也是科学研究中的基本方法和普遍方法。进入近现代社会，经过培根和笛卡尔各自的深入研究和努力推进，归纳和演绎方法得到了完善、发展，并成为科学研究者所普遍运用的方法。在科学研究中，“归纳方法就是从实验和观察的具体材料、实验数据出发，从中得出一般性和理论性结论的推理过程，这是一个逐步抽象的过程”。演绎方法则与之相反，“表现为从总体性质、共同本质性和一般规律推导出某一可观察事物的具体性质和特征的思维规律过程。”[80]归纳方法在科学研究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因为许多科学理论都来自科学家在科学实验和实践中所获得材料的提炼和概括，特别是刚诞生的新兴科学，在其理论还不成熟完备时，更是需要依赖归纳方法来获得必要的理论性结论。至于演绎方法的重要作用就更不用说了。它不仅是科学解释的基础，而且是科学预见的重要方法。如鲍利根据能量守恒原理对β衰变中能量亏损现象作了一个推论预言，即β衰变中有一种未被发现的微小中性粒子带走了亏损能量。这种中性粒子就是1956年被发现的中微子。这证实了鲍利的预言。应当指出的是，归纳法和演绎法是两个方向相反的思维过程，不过，它们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归纳方法是演绎方法的基础，又要以演绎思维作指导。

数学方法是科学研究的重要工具和方法，已经渗透于科技的各个领域，并且科技数学化已成为大趋势。数学是通过数和形的符号语言来研究客观世界，究其本质是定量化研究。进入近现代社会后，数学方法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由常量数学方法—变量数学方法—随机数学方法—模糊数学方法演进。特别是进入20世纪，数学方法的发展更快了，产生了概率论、拓扑学、数理逻辑、信息论和突变论等。数学方法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显著增强：首先，为科学研究提供定量分析和计算方法。一门科学能否利用数学方法来进行定量分析和理论计算，是其成熟与否的标志。且不说如今自然科学数学化趋势明显，就是社会科学也普遍运用数学方法进行定量分析和理论计算，以此来提高社会科学的研究质量。同时，理论计算在科学发现和科学预言中发挥重要作用。如冥王星和海王星的发现即是如此。其次，为科学研究提供简化模型。科学家借助于数学语言把科学实验中获得的数据加以提炼，建立关于对象系统的简化模型，有助于科学家更清晰地认识复杂现象的内在联系，发现自然规律。同时，数学研究往往能创造出新的世界观念和数学模型，导致新的科学理论和科学发现的产生。最后，为科学研究提供形式化语言和公理方法，有助于建立科学的理论体系。数学语言在形式上简明扼要，往往表现为公式、方程以及几何图形等。因而，它成为科学内容的重要表达方式，以至于自然科学的定律大多运用数学公式来表示。这些命题和公式又通过逻辑法则加以证明，并通过公理方法把它们组织成一个严密的逻辑体系。

随着对机械自然观的超越，局部的、静态的和片面的形而上学方法逐渐被整体的、动态的、对立统一的辩证思维方法取代。辩证思维方法强调对事物内部本质的必然的联系的研究，用矛盾分析的方法把握事物，用量变和质变、否定之否定的观点看待事物的运动发展，以及要求在研究中做到逻辑和历史相统一，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辩证思维方法是从哲学层次阐明了如何认识自然，因而对科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而系统思维方法则相当程度上是把辩证法科学化、定量化了。“它是以事物整体性和系统性为基本思考模式，对事物进行要素、联系、结构信息等分析和合理综合，再通过有目的的合理选择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的思维方法。”[81]换而言之，系统思维方法就是选定恰当的问题系统，建立模型，并运用系统科学的理论和技术来解决问题的思维方法。系统思维方法已在科学研究中普遍运用，种类很多，常用的有系统分析方法、功能模拟方法、黑箱辨识方法、反馈方法和系统动力学方法等。如系统分析方法产生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是在解决一些复杂的、存在相互作用的非线性系统过程中形成的。与传统分析方法和还原论相比，它除注意系统中要素的分析外，更注意要素联系的分析。这为传统分析方法所忽视，也是其一大缺陷。它由目标分析、系统条件分析、建立模型、方案选择和运行评价五部分组成。其中模型建立的方法又有修正法、同型模拟法、综合法等。再如反馈方法和系统动力学“从系统原理上看都是对‘相互作用’这一基本概念的研究、深化和运用，是对自然中的有机性、动态性和复杂性问题的研究”。[82]

逻辑型知识占据主流地位的另一个具体表现是，认识的深度和广度在不断拓展，科技发展的速度在不断加快，并都发生了质的变化。

在近现代社会，人类的理性被唤醒，认识的领域开始增加，开辟出天文学、力学、数学、解剖学、生理学等科学领域。这一时期，科学虽然获得了独立的地位，但认识的深度和广度还比较有限。伴随着神学思想在各个领域不断被清除，人们认识的领域不断增多，深度不断在加深。被誉为“科学的世纪”的19世纪已经形成了以物理、化学、生物、天文、地理和数学为基本分支的自然科学体系。到20世纪初则发展到600门学科。目前学科总数已有6000多门。这充分表明人类认识自然的深度和广度在不断拓展，并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地步。总之，目前人们认识的领域或者说科学研究的领域正从宏观向微观深入，向宇观扩展。从深度看，人类对微观领域的认识已深入到小于10－19米的基本粒子内部，对宇观领域的研究则拓展到距地球150亿光年之遥的宇宙空间。对极限状态的研究逐步逼近，超高温、超低温、超真空、超导、超微、超强磁场、彻底失重等方面获得很大的进展。从广度讲，从夸克、基本粒子、核子、原子、分子、生物大分子、细胞、生物个体、生物圈、地球、太阳系、星系、星系团和总星系都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同时对自然界不同层次之间的过程、结构、功能、联系、演化及转化的诸多方面规律都进行了探索。[83]

科学技术发展的速度在不断加快，尤其是当代科技发展呈指数增长的趋势。人类所取得的科技成果，即科学新发现和技术新发明的数量，19世纪比18世纪多许多。20世纪前50年所取得的科技成果又远远超过了整个19世纪，后30年取得的科技成果则比过去2000年的总和还要多。曾有人估算，截至1980年，人类社会获得的科学知识的90％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30余年获得的。现代物理学中90％的知识是1950年以后取得的。现在全世界每天发表的科技论文有6000—8000篇，科技论文发表的数量每隔一年半就增加1倍。据粗略统计，人类的科技知识，19世纪是每50年增加1倍，20世纪中叶是每10年增加1倍，20世纪后期则更短，是每3至5年增加1倍。现在全世界每年批准的专利数量达120万件。[84]科技知识的更新速度不断加快。18世纪知识更新周期为80～90年，19世纪到20世纪初为30～40年，50年代为15年，70年代为9年，80年代又缩短到3～5年，甚至更短。[85]科技应用的周期也在缩短。18世纪大概在70年以上，如蒸汽机为84年；19世纪为40～50年，如电动机为55年；20世纪前半期为10年，如飞机为14年；20世纪后半期缩减为1～3年，如集成电路为3年，激光为1年。[86]

逻辑型知识占据主流地位的一个具体的表现是，科学技术发展的整体化趋势。

在古代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科学还没有分化，表现为对自然认识低水平上的自然综合。进入近现代社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认识水平的提高，科学出现了大分化的趋势。而现代科学技术则在继续分化基础上又表现出高度的综合，一种认识高水平上的有意综合，或者说表现出现代科学技术的整体化趋势。

这一趋势表现为，现代科学各门学科相互交叉渗透融合，产生了大量的边缘学科、综合学科和横断学科。边缘学科就是学科之间或学科内部之间相互渗透产生出来的一些学科。如物理化学、生物物理等。所谓综合学科是以特定的自然界的客体为研究对象，采用多学科的理论知识和方法进行研究的学科，如材料科学等。所谓横断学科是以众多科学领域甚至一切领域中某一特定的共同面为研究对象的学科。通俗地说，就是横着贯穿一切学科的科学，如系统科学等。需要指出的是，这不仅仅是自然科学内部学科之间的结合，而且也体现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总之，这些新兴学科的出现，促进了彼此间的渗透，使现代科学技术在横向上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此外，“元科学”的产生，也体现了现代科技整体化的趋势。

这一趋势还表现为，科学、技术和生产的一体化。在古代社会，人们在生产实践中获取技术，总结科学理论，即生产—技术—科学。进入近现代社会后，科学发现逐渐成为技术革新的引领者，并应用于生产过程中，即科学—技术—生产。这种科学、技术和生产的一体化在早期阶段，或者说19世纪以前，还互相分离，存在着延滞脱节现象。一方面是科学理论上尚未成熟的东西，但在技术上却可以实现；另一方面是科学上发现的东西却迟迟不能转化为技术并应用于生产。到了现代，科学技术结合得越来越紧密，并很快应用于生产。这种一体化主要表现为科学的技术化、技术的科学化和科学技术连续体的形成。“所谓科学技术化是指科学活动中包含着大量的技术科学研究、技术发展研究和技术应用研究作为其辅助部分。这些辅助的技术活动不是用于科学研究向相应技术领域的转化，而是服务于科学研究自身的需要。……技术科学化一方面指已有的技术上升到技术科学，通过相应基础科学的指导，形成系统的技术知识体系，反过来完善和提高已有的技术；另一方面则是指技术发明创造根据已有的基础科研成果做出，即技术进步以科技进步为先导。……科学技术连续体是科学技术高度一体化的产物，它指某个领域的科学与技术联接为从基础研究经应用研究和发展研究到实用技术的连续整体。”[87]科学技术已成为第一生产力，现代化的生产已经一刻也离不开科学技术。总之，科学、技术和生产在纵向上已经融为一体，而且这种融合将会变得更加紧密。

逻辑型知识占据主流地位的另一个具体的表现是，出现了专业知识的生产者或者说专业知识分子并且人数有了急剧的增长，特别是从事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研究的专家学者、工程师的人数得到了迅速的增长，形成了规模庞大的科研队伍。同时，科研规模不断扩大，科研社会化的程度不断加深。

随着对自然认识深度和广度的不断增加，专业的科技知识生产者或者说科研人员应运出现了，人数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而且大科学家辈出。据统计，1800年全世界的科研人员为1000人左右，1850年为1万人，1900年为10万人，1950年跃升至100万人，1970年又增至320万人，[88]目前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总人数已达5000万。这种科研人员人数的大幅度增加与教育的变革密不可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教育也进入到大规模以大学为主要培养人才方式的阶段。以美国为例，从1870年到1940年，大学生从6万人增加到150万人，增长近25倍。而到了1993年，美国有1450万学生进入3600所大学和学院学习，获得学位的有210万人，获得科学与工程学位的有，50万人，其中包括25438名博士，86425名硕士，336035名学士和23420名相当于学士的学位。[89]由上不难窥见科研人员增加的原因。同时，在科学的各个领域不断涌现出大科学家，可谓是群星璀璨。著名的有：天文学方面的哥白尼、开普勒、哈勃、伽莫夫和霍金等，数学方面的笛卡尔、莱布尼兹、康托尔等，物理学有伽利略、牛顿、焦耳、法拉第、麦克斯韦、爱因斯坦、普朗克、玻尔、海森伯、薛定谔等，化学方面的波义耳、拉瓦锡、门捷列夫等，生物学方面的达尔文、沃森和克里克、维尔穆特等，地学方面有魏格纳等，在技术领域的瓦特、爱迪生、贝尔、马可尼、冯·诺依曼、比尔·盖茨等。这里出于写作的限制，仅仅列举了一些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也很著名的科学家。事实上，著名的科学家远远不止上述这些。

与之并行发展的是，科研规模不断扩大，科研社会化的程度不断加深。大约16世纪中期到18世纪末，科学还刚起步以及生产和科技互相作用并不明显，研究的对象比较单一直观，研究的问题并不复杂，科学研究基本是采取分散的个体研究方式，彼此间的联系不多，人们还不可能意识到要把科学研究人员组织到一起进行更大规模的探索。如牛顿经典力学的基本思想是他在乡间通过个人的潜心研究才确立的，法拉第则在简陋的实验条件下独自发现了电磁感应定律。其他如开普勒、伽利略、拉瓦锡、笛卡儿、莱布尼兹等都是通过个体的单独活动来进行科学研究，他们之间的交流几乎没有，以至于牛顿和莱布尼兹同时发明了微积分。进入19世纪后，以机械化生产为主的大规模生产方式取代手工生产方式，生产实践对科技提出了更多更复杂的课题，科学研究也随之转向集体研究，互相间交流逐渐增多。1871年，英国剑桥大学建立了世界著名的集体规模的物理实验室——卡文迪什实验室，专门从事基础理论研究。1876年，美国著名的发明家爱迪生建立了工业实验室，即“发明工厂”。它有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等100多人，并通过他们的分工合作来完成发明。自此后，集体研究组织相继建立，意味着人们开始有组织地从事科研活动。

到了20世纪，特别是从20世纪中叶开始，由于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造成自身高度广博、交叉和综合，图书情报量的不断扩大，所需的设备、经费和人力日益庞大，使得人们意识到需要进一步加强科研合作和交流。这样，科学研究的规模就得到了扩大，进入到国家规模乃至国际规模，标志着科研社会化进入到新的阶段。如美国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组织了15万科研人员，涉及数百个单位，于1945年研制成功了原子弹。再如美国的“阿波罗登月计划”，动员了2万多家企业，200多所大学和80多个科研机构，共有42万人参加，终于在1969年实现登月。又如1990开始实施的“人类基因组计划”，有美国、英国、法国、日本、德国和中国等六个国家参加。2000年6月完成人类基因组草图的测定。2001年，公布了人类基因组图谱的初步分析结果。前面提到的并于2008年9月10日首次测试成功的欧洲大型强子对撞机则由来自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000多名科学家和工程师共同研制并进行数据分析。总之，在当代，科学研究规模已经很大，更多地进入到国际层面。试想如果没有国际合作，那么科学研究步伐将会放慢很多。

逻辑型知识占据主流地位的又一个具体的表现是，科学技术取得了前人难以企及的巨大成就，出现了两次科学革命和三次技术革命。

进入近代社会后，第一次科学革命就产生了。科学革命的发生也标志着人类社会开始进入新阶段。第一次科学革命首先发生在天文学和医学生理学领域，标志是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和维萨里《人体的构造》的发表。这一阶段的科学发展分为两个时期：16—18世纪，自然科学收集积累经验材料时期和19世纪整理材料，进行理论概括时期。第一个时期，科学在天文学、力学、生理学和化学等领域方面取得很大的突破。如化学方面，创立了氧化燃烧理论，推翻了燃素说；电学方面，发现了电学史上第一个定量定律——库仑定律；等等。不过，最大的成就是，牛顿在开普勒天体力学和伽利略地上力学成就的基础上，进行了更为全面的综合、归纳和总结，发现了物体运动三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从而建立了经典力学体系，实现了人类对自然界的第一次大综合。第二个时期，随着生产的迅速发展，科学也获得了全面的发展。化学方面，创立原子—分子学说，发现了元素周期论；在物理学方面，经过10多位科学家，特别是迈尔、焦耳和亥姆霍兹的努力，确立了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成为牛顿力学后的第二次科学大综合。麦克斯韦集大成自库仑以来电学和磁学的研究成果，并经过他自己的创造，建立了经典的电磁学理论体系，揭示了光、电、磁现象的统一性，完成了物理学的第三次大综合。在生物学方面，细胞学说的提出，特别是达尔文生物进化学说的创立，引发了生物学领域的革命。

随着科学革命的产生及其巨大的影响，出现了第一次技术革命。虽然它不是在科学理论指导下直接进行的，但它或多或少地受到了科学发展的影响。第一次技术革命发生在18世纪30年代至18世纪末，以蒸汽机的发明和使用为标志。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为工业的发展解决了动力问题，成为工业革命开始的标志。第二次技术革命始于19世纪70年代，以电的发明和应用为主要标志。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首先是电力技术革命，发明了发电机和电动机，以及远距离电力传输的实现。电力技术的诞生补充和取代了蒸汽动力，成为工业所需的新的动力。其次，有线电报、电话、无线电通讯等新通讯手段的发明和应用。最后，内燃机的发明和改进。需要指出的是，第二次技术革命与第一次技术有着很大的区别，第二次技术革命完完全全是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也即科学理论在先，技术在后，科学理论推动着技术的变革。

刚进入20世纪，科学就迎来了第二次革命。这次革命首先发生在物理学中，以爱因斯坦创立相对论和普朗克、德布罗意、海森堡等建立量子力学为标志，它们揭示了时空、物质、运动之间的统一性和微观粒子的波粒二象性，给科学带来了思想大解放，对整个自然观产生了巨大的变革。在物理学革命的巨大带动下，化学、天文学、地球科学和生命科学等获得了重大突破。其中，粒子物理学中的夸克模型、宇宙学中的大爆炸模型、分子生物学中的DNA双螺旋模型和地质学中的板块模型就是20世纪古典理论科学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建树。20世纪自然科学另一个重大的发展是复杂科学的兴起，包括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老三论”和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新三论”以及超循环理论、混沌学等。这些科学“与古典自然科学注重世界的简单性和原子构成性形成对照，整体的观念、非还原的观念、非决定论的观念、复杂性观念、不可逆性的观念被突显出来，与自然界生命的原则、有机的原则相衔接。”[90]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一阶段，自然科学成为真正的理论自然科学，着重研究的是理论和实在的关系，超越了前一阶段自然科学还只是强调感觉经验和自然界的关系。科学家深信理论用概念的体系可以掌握实在（“理智的实在”），也远远超越了前一阶段自然科学家那种朴素实在的非自觉意识。[91]

在科学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深刻影响下，技术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革命。这就是第三次技术革命。它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目前还在迅速的发展。其主要标志是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和空间技术的广泛应用，其主要内容包括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空间技术和海洋技术领域里的革命。具体地说，第三次技术革命可分为六个阶段：1945—1954年，是以原子能的释放和利用为标志，人类开始了利用核能的新时代；1955—1964年，是以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成功为标志，人类开始向外层空间进军；1965—1974年，是以分子生物、分子基因、微生物理论、基因工程为标志，人类进入了控制遗传和生命过程的新阶段；1975—1984年，是以微处理机大量生产和广泛使用为标志，揭开了扩大人脑能力的新篇章；1985—1994年，是以软件开发和大规模产业化为标志，人类进入了信息革命的新纪元；1995—2004年，主要以纳米科技和生命科技为主。[92]目前，高新技术的发展又将进入新的阶段。

逻辑型知识占据主流地位的最后一个具体的表现是，科技对社会发展的作用越来越显著，越来越强劲，越来越大。

在古代社会，科技作为一种隐在的力量作用着社会的发展，而且这种作用并不显著。进入近现代社会后，科技开始成为促进社会发展的显在力量，并对社会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这主要表现在：

首先，科技革命推动了生产方式和生产形态的变革或者说产业革命，促进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这种变革都是在科技直接的、有意识地推动下进行的，是古代社会所无法想象的。在古代社会，生产方式是小规模人力型的，生产工具居于次要地位，也几乎不变。进入近现代社会后，由于科技革命的巨大推动作用，以机械化生产为主的大规模生产方式取代了以人力为主的小规模生产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下，生产工具已经处于重要地位，并且，随着科技的进步，它不断发生重大变革。第一次科技革命诞生了机械化生产工具，它代替了人类的体力劳动，导致以机械化生产为主的大规模生产方式的出现；第二次科技革命解决了生产的电气化问题，使得以机械化生产为主的大规模生产方式更为普及；第三次科技革命导致智能型生产工具的产生，它使脑力劳动获得了极大的解放，使机械化生产开始向信息化生产转变，而且生产的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程度越来越高。

科技革命使生产形态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在古代社会，世界普遍以农业为主。而第一次科技革命后，工业取代农业开始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产业，纺织、冶金、机械制造、交通、采矿等是最早实现工业化的产业，也是这一时期最主要的工业生产部门。第二次科技革命后，随着内燃机、电动机取代了蒸汽机，以及新的炼钢方法和化工技术的出现，产生了电力、石油、化工、汽车、航空和造船等新兴重化工业，并得到迅速的发展，而且这些重化工业逐步取代纺织等轻工业部门成为优势产业。如今方兴未艾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使产业在广度和深度上再次发生根本性的变革。信息产业、生物产业、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技术产业、新材料技术产业、空间技术产业、海洋技术产业等高新技术产业群蓬勃发展，其中信息产业在高新技术产业群中处于领头地位，其他高科技产业的发展速度，基本上取决于信息技术的突破。因而，信息产业成为第四产业兴起的标志。并且，信息产业逐渐超过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而占据主导地位。同时，第三产业，即服务性行业，诸如商业、金融等在新技术的影响下异军突起，并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迅速增大。总之，生产方式和生产形态的变革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特别在高技术推动下，生产工具的变革和产业的升级换代更是促进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

其次，科技革命促使社会生活方式发生深刻变革。在古代社会，由于科技发展缓慢，生产力低下，人们的生活方式几乎是一成不变，生活范围狭小封闭，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非常贫乏。进入近现代社会，科技革命迭兴，使得社会生活方式不断发生深刻的变革。前两次科技革命的兴起，以机械化生产为主的大规模生产方式的确立，使得生活资料以空前的品种和数量被生产出来，极大地改变、丰富了人们的物质生活。电话和电报等的发明和使用，汽车、火车、轮船和飞机造成的交通运输革命，使得人们不断超越时空的限制，彼此间的联系不断加强，生活空间开始逐步变得开阔。分散孤立的乡村生活开始过渡到集中、联系紧密的城市生活，或者说城市社会逐渐取代乡村社会。广播、电视和电影的发明和运用，各种报纸杂志书籍的出版发行，使得人们的精神生活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改变。伴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兴起和不断深入，社会生活方式再次发生极大的变革。生产出来的物质生活资料更多，品种更全，质量更好，产品更加人性化、智能化和环保。物质消费在消费结构中所占的比例趋于下降，人们不再仅仅追求物质消费的数量，而是更加关注物质消费的质量。绿色消费、健康消费成为新的消费方式。人们的精神生活得到空前的丰富。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新的娱乐方式如电子游戏、“卡拉OK”等纷至沓来，传统的电影和电视节目制作得更精良、内容更丰富、更吸引人，报纸杂志书籍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出版发行，并借助于信息技术发展自己，出现了电子图书馆、网络报刊等，进一步满足了人们精神生活的需要。由于生产、办公、家庭实现了自动化，人们的休闲时间大幅度增加。休闲时间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如电子娱乐、跨国旅游等。休闲的目的不仅仅是恢复体力，更多的是用于发展自己的才能。便利的交通、便捷的通讯以及因特网正在把世界变成一个“地球村”，人们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而因特网的诞生，使得人们之间的交往又呈现出虚拟化的特点。同时，网络技术的发展，使专家能即时地指导远方的人们学习工作，也使得人们可以在家办公，还可以网上购物、聚会等。总之，信息技术的发展导致人们之间的联系更为广泛、更多样化，生活方式日趋网络化、电子化，生活空间得到空前扩大。

基于科技对社会的巨大促进作用，特别是对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国家转变了对科技的看法和态度。在古代社会，国家并不重视科技的发展，甚至把科技当做末技看。进入近现代社会，国家开始高度重视科技发展。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达国家更是不遗余力地推动科技的发展。最显著的标志是科研经费的持续增长。美国的科研经费从1941年的9亿美元，上升到20世纪50年代初的50亿美元，再上升到1960年的136亿美元，再上升到70年代末的500亿美元，再上升到80年代初的800亿美元以上。2000年则达到了2280亿美元。日本的研发费用在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70年的1.8％上升到1990年的2.99％，其中1987年的科研经费达到了680.1亿美元，超过苏联而跃居世界第2位。2000年则达到了1305亿美元。法国在1959—1967年间的科研费用年增长率达15％，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从1.3％上升到2.2％。1987年研发费用为1198亿法郎，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27％；1988年为1290亿法郎，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3％；1990年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3％。联邦德国在1948—1949年的科学开支为8.52亿马克，1955年上升到15.73亿马克，1966年增加到88.4亿马克，1988年提高到597亿马克。加拿大地广人稀，但研发费用在1971—1986年间年均增长率高达12％，人均研究开发经费从60.4加元增加到280.6加元。苏联的研究开发费用从1950年的10亿卢布增加到1988年的350亿卢布；科研工作者的人均科研经费从1400卢布增加到6500卢布。[93]正是国家对科技的大量投入，才推动了科技的迅猛发展。

第五节　新变革

进入20世纪末叶，人类历史上一场新的深刻的变革开始在世界范围内产生。这就是信息革命。这场革命性变革可以和工业革命相比拟，甚至超过了工业革命。如果说工业革命把机器带入到这个世界，使社会从繁重的体力劳动解脱出来的话，那么信息革命则创造出“聪明”的机器——电子计算机，使原有的机器变得“聪明”起来，即把微处理芯片嵌入到制造设备中，产生了各种计算机化的生产工具和计算机辅助系统。同时，这些“聪明”的机器互联互通，组成一个巨大的向着智能化方向发展的信息网络。它使社会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和网络化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把人从纷繁的非创造性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极大地推动了社会发展。

与工业革命所基于的蒸汽机革命和电力技术革命不同，“信息革命是一场以电子计算机及现代通信技术为核心的划时代的技术革命”，[94]是第三次技术革命的先导和核心。1946年第一台电子计算机ENIAC的发明拉开了信息革命的序幕。自此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计算机为主体的信息技术的发展更是突飞猛进，形成了信息革命的洪流。下面我们就从微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和通信技术等方面简要地说下这场信息革命。

微电子技术是当代信息技术的核心技术，是以半导体集成电路为基础的高新电子技术。微电子技术的发展非常迅猛。1958年第一块集成电路发明，其后集成度每隔3年增加4倍，特征尺寸缩小倍，即著名的“摩尔定律”。具体地说，集成电路初期仅能集成几十个晶体管，为小规模集成电路。而后的中规模集成电路可以集成几百个晶体管。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集成的元件数达到了数万个，进入了大规模集成电路时代。80年代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出现了，芯片上容纳的元件达到了数十万个。1994年巨大规模集成电路研制成功，集成度达1亿个元件。2007年集成度则达到了几十亿个元件。再来说说计算机技术。计算机的发展已经经历了四代，第一代以真空电子管和磁鼓存储器为主要特征，第二代以晶体管和磁芯存储器为主要特征，第三代以中小规模集成电路为主要特征，第四代以大规模集成电路和超大规模集成电路为主要特征。第五代计算机——具有人工智能的计算机正在发展中。其中，20世纪70年代诞生了微处理器和微机，成为信息革命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微处理器自1971年被发明出来，发展极为迅速。最初为4位微处理器，如Intel4004。1972年研制成功了8位微处理器，如Intel 8008。1973年推出了8位微处理器，如Intel 8080。1978年生产了16位微处理器，如Intel8086。1985年32位微处理器出现了，如Intel80386。1989年，Intel80486芯片问世。2001年英特尔推出Pentium4微处理器，速度为80486的40倍。借助于这些微处理器，发展出相应的微机，如286、386、486和Pentium微机等。在计算机硬件技术迅速发展的同时，软件系统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最明显的是操作系统的变化。DOS操作系统是最早使用的操作系统，不过，其操作指令复杂而又有严格的格式要求。1985年，微软首次发布了Windows操作系统。随后，相继推出了Windows3.0、Windows95、Windows98、Windows2000、Windows XP和Windows Vista。这些操作系统采用全图形界面和可视化操作方式，极大地方便了使用者。接着说说网络技术。计算机网络产生于1969年，即ARPA网。1974年，TCP/IP（传输控制协议/互联网络协议）协议研究成功，消除了计算机互联的主要障碍。20世纪80年代末，欧洲核子中心开发出万维网（WWW）技术，并使之普及，极大地促进了互联网的发展。90年代后，因特网（Internet）发展神速，把全球连为一体，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地球村”。最后说下通信技术。现代通信技术主要有数据通信、移动通信、光纤通信、计算机网络通信和卫星通信等。这里仅就光纤通信说下。光纤通信具有通信容量大、传输距离远、不受电磁干扰和保密性强等特点。1970年，美国制成世界上第一根有实用价值的光纤。经过20多年的发展，商用系统的光纤传输速率已从45Mbit/s增加到10Gbit/s，增加了200多倍。2001年底，40Gbit/s的系统已实现实用化。160Gbit/s速率ETDM和640Gbit/s速率OTDM成功进行了传输试验。

正如工业革命深刻改变了先前的生产形态与方式、交换形式与方式、社会政治生活方式一样，信息革命对工业革命所形成的生产形态与方式、交换形式与方式和社会政治生活方式进行了革命性的变革。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革命的深入发展，新的生产形态或者说新兴产业——信息产业开始从传统产业分离出来，并得到迅速的发展，成为与农业、工业、服务业并列的第四产业。这意味着信息和由信息形成的知识开始取代工业经济中的资本成为最重要的资源，正如资本取代农业经济的土地一样，同时，也标志着以物质生产为核心的工业经济转入到以信息生产获取为特征的信息经济。

信息产业兴起有着深刻的原因。简要地说主要有：首先，20世纪中叶后，科技和生产力得到迅猛发展，成为信息产业兴起的基础。科技和生产力的发展使信息资源开始成为与物质资源、能量资源并重的三大资源之一，并在广度和深度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利用，形成了以信息生产获取为特征的产业。其次，信息量爆炸式增长是信息产业兴起的条件。现代科技呈加速度发展，新的科技知识和信息量迅猛增加，产生了所谓的“知识爆炸”、“信息爆炸”。18世纪知识倍增周期为80～90年，19世纪到20世纪初缩短到30～40年，50年代为15年，70年代为9年，80年代又缩短到3～5年，甚至更短。[95]信息量的剧增，导致信息产业从工业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新兴产业。而计算机的发明和应用进一步推动了信息产业的发展。最后，对信息产品的需求是信息产业兴起的根本动力。现代社会是专业化生产的社会，只有了解部门内外、市场和消费者的信息，才能更有效地进行生产。而消费者面对专业化生产，更需要了解关于产品各方面的信息。于是，社会对信息产品的需求推动了信息产业的巨大发展。

“信息产业是从事信息设备制造以及信息的生产、加工、存贮、流通与服务的新兴产业群体。信息产业分为信息技术设备制造产业和信息服务业两大部分。前者是开发、制造并销售设备和软件，提供信息媒介的产业，它的核心是提供信息技术设备；后者是使用信息设备进行信息搜集、加工、存贮、传递等提供信息服务、培养高级人才和提供高度专业化信息的产业，它的核心是进行信息服务。”[96]前者是提供信息和信息服务产业的物质基础，主要包括微电子技术与元器件制造业、计算机技术和制造业、通信与网络技术和通讯设备制造业、多媒体技术与多媒体设备制造业等；后者是信息产业最本质的内容，又分为传统信息服务业和现代电子信息服务业，传统信息服务业包含新闻出版、图书情报、专利标准和邮政电信等行业，现代电子信息服务业主要业务有信息处理业、信息咨询业、信息管理业、软件开发服务业、数据库业等。信息产业具有如下的特征。

1.信息产业是知识、智力密集型产业。知识、智力密集型产业是相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而言的。顾名思义，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投入体力劳动。而知识、智力密集型产业则是投入较多的复杂劳动或者说脑力劳动，集聚较多的科学技术专家，生产出来的产品知识、智能的含量高，我们称之为知识产品。信息产业就是典型的知识、智力密集型产业。它是对信息进行生产存储以及传递的产业，如计算机软硬件的开发、通信技术等，主要依靠脑力劳动或者富含脑力劳动的信息化生产方式来进行生产。并且，知识和智力在所生产的产品中所占的份额很大。据估测，设计与专利等创造了现代信息产品80％的价值。

2.信息产业是高渗透型战略产业。信息资源由于具有倍增效应，成为现代社会的第一战略资源，信息产业也成为当今社会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目前正取代传统的钢铁、汽车、石油工业而成为经济发展的领头产业。与此同时，由于信息的扩散性和信息技术应用的普遍性，使信息产业和其他产业高度融合，难以独立计量其产值。并且，对传统产业进行信息化改造，使各产业群都呈现出信息化的特点。这表现出高渗透型的特点。这是一个显著区别于其他独立型产业的特点。

3.信息产业是高投入、高产出、高增值、高风险和高就业型产业。信息产业首先是高投入的产业。一方面，软硬件的开发和研制都需要投入大量的智力劳动，特别是需要高级专业技术人员进行联合攻关，才会有高质量的产出。另一方面，在软、硬件开发和技术产业化过程中都要投入大量资金，单凭一国的技术力量、资金难以在短时间内保障任务的完成。其次，信息产业是高产出的产业。信息产业生产出来的产品不仅自身能以较少的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的消耗，提供高附加值的产品，而且通过信息产业渗透和服务于社会经济，在整个社会生产中发挥节约资源的作用。再次，信息产业是高增值的产业。信息产业以智力密集型产业为特征，以创新为标志，能在多方面起到直接或间接地节约资源的作用，在创新中不断减少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创造出巨大的相对剩余价值。这是传统产业不能比拟的。第四，信息产业还是个高风险的产业。信息产业以创新为主要特征，创新固然给企业带来巨大的创新利润，但同时也存在巨大的创新风险。[97]据统计，美国信息产业风险企业中，完全失败的占20％，经受挫折的占60％，成功的一般为20％～30％。[98]最后，信息产业是高就业型产业。信息产业是新兴产业，开辟出许多新的就业机会，其劳动力在总就业人数中不断增加。如美国1970年信息产业的劳动力在总就业人数的比重为46.4％，1980年为55％，90年代为75％。其20世纪70年代新增的近2000万就业人员中，90％集中在信息服务业。[99]同时，它的发展又带动文化教育、科学研究、服务等相关产业的发展，进而创造出更多的新职业和就业机会。

4.信息产业是更新快、增长快的产业。信息产业是技术更新快的产业。信息技术及其产品更新的速度是前所未有的，是其他产业无法比拟的。如微电子技术的发展，使得集成电路的集成度每隔3年增加4倍。而计算机从发明到现在也发展了四代，几乎每3年运算能力相应提高一个数量级。同时，信息产业也是增长迅猛的产业。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以年均2％～3％的速度增长，而信息产业则以15％～20％的速度向前发展。而信息产业的龙头，计算机业、软件业、数据库业、电信业、信息服务业等的年平均增长率则30％左右。[100]

信息产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优化了生产要素，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信息技术与劳动力相结合，把劳动力从非创造性的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使其有更多的精力去从事创造性的脑力劳动，优化了劳动力生产要素。信息技术与劳动资料相结合，使得劳动资料的信息要素含量剧增，原先只能替代体力劳动的机械化生产工具发展到可以代替脑力劳动的智能化生产工具，实现了劳动工具的优化。信息技术与劳动对象相结合，不仅改进旧的劳动对象，也增加了新的劳动对象，促进了劳动对象的优化。总之，信息要素和生产力各实体要素的紧密结合，导致了生产要素的最佳组合，大幅度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其次，对经济基础的软化作用。随着信息技术广泛渗透和应用于经济领域，经济模式正由过去的刚性结构逐步向柔性结构转化，即从以生产重、厚、长、大的重型化的“硬”产品为中心的时代，向以高效、智能化的知识和信息服务活动为主的“软”化经济结构时代过渡。这种经济基础结构的软化趋势突出表现在：产业结构软化，信息产业等软产业比重上升，特别是发达国家信息产业的产值在20世纪70年代就占到了国民生产总值的50％，此后更高，传统工业等硬产业比重下降；传统产业内部的硬功能比重下降，信息、科技等软功能比重上升。就业结构软化，蓝领工人的比例不断在下降，白领脑力劳动者的比例越来越大。投资结构软化，投资重点正从电力、钢铁、汽车、石化等传统硬产业向信息产业、生物工程等高新技术产业转移，从基建与设备等硬投入转向科教、智力、服务等软投入。贸易结构软化，即在贸易活动中，信息产品和信息服务逐步主导贸易内容，原先以物质产品为主的硬贸易向以信息商品为主的软贸易转变。产品结构软化，信息技术产品在社会总产品中占据主导地位，而且其他产品的知识含量增加，附加增值上升。消费结构软化，消费需求正从对商品物质性的硬性需求转向美观、品位等软性需求，从单一的物质需求转向物质与精神并重的符合需求，从有形的物质产品向无形的咨询服务转移。[101]

最后，提一下信息产业对经济资源的替代作用。信息产业增加和提高了商品、劳务中智力和信息的含量，减少了自然资源的消耗，从而实现了对资源的替代作用，促进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通信业对资源替代为例，通信业的发展使异地的人们不必借助于交通运输工具跑到外地直接进行交流，而只要借助于网络视频来完成。这大大节约了资源和时间，从而为社会创造了财富。

总之，信息产业在经济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大，促使各国都不遗余力地发展信息产业，信息产业因而得到迅猛的发展，形成了巨大的规模。2006年，世界信息产业规模达到了4.25万亿美元，其中美国稳居全球信息产业市场份额的霸主地位，2006年美国信息产业增加值达到1.03万亿美元；2006年日本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产值为2144.5亿美元，信息服务产业销售额约为1274.1亿美元；2006年欧盟信息产业规模达到8641.7亿美元；2006年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实现销售收入4.75万亿元，全国通信业务总量完成1.53万亿元。[102]

由于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和广泛应用于生产领域，出现了新的以信息化生产为主的生产方式，并取代了以机械化生产为主的生产方式。所谓信息化生产，就是借助于各种向着智能化、网络化方向发展的计算机化生产工具和计算机辅助系统进行自动化的生产，通俗点说，就是“以机器控制机器”进行生产，不同于工业经济时代的“以机器制造机器”。它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孤立”的自动化生产阶段和网络化智能机器的自动化生产阶段。

“孤立”的自动化生产阶段主要是指利用数控机床或工业机器人进行生产，它们之间由于没有组合起来，并未形成自动化生产系统，不过，它们已经具有柔性化生产的特点。电子计算机发明6年后（1952年），计算机技术就应用到了机床上，诞生了世界上第一台电子管数控机床。随着微电子技术的发展，相继出现了晶体管数控机床和中小规模集成电路数控机床。这一时期的数控机床能够根据数字指令完成多种加工工序。20世纪70年代初，由于通用小型计算机的发展，计算机开始取代逻辑控制电子线路而成为数控机床的核心部件。自此，进入到计算机数控阶段。而且，由于小型计算机功能强大，它可以直接控制多台机床，出现了群控。计算机数控系统极大地改善了数控系统的柔性、对环境的要求及对任意机床的适应性等。目前，基于PC的开放式数控系统已经出现并逐渐完善成熟，它将取代传统的专用封闭式数控系统。而且，数控系统向着智能化和网络化方向发展。

工业机器人是机器人的一种，它由具有类似于人手臂动作功能的操作机、驱动单元和控制器等组成。工业机器人问世于20世纪60年代。到了70年代，生产出了第一代计算机控制的机器人。它们只能执行预定的程序，主要代替人做一些单调重复的作业，如点焊、弧焊、喷涂和搬运等工作；或是危险、恶劣环境下的作业，如搬运对人体有害的物料。80年代后，装备感觉系统的第二代机器人进入到实用阶段，它通过传感系统如视觉系统来感知周围环境，自行修正程序，自动性大有提高。第三代机器人是智能机器人，目前正在世界各国研制和发展。它不仅有感知功能，还有一定的学习、推理和决策能力。它能根据人的命令或周围环境自行做出相应的行动，即按任务编程，具有高度的应变性。目前，全球现役工业机器人有83万台，并在日美欧等发达国家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到了网络化智能机器的自动化生产阶段，已不局限于生产过程中某一生产环节的信息化，而是扩展至了整个生产链，囊括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流通和管理，实现了生产和管理过程的数字化、智能化和网络化。

先是计算机辅助设计与辅助制造（CAD/CAM）的出现。计算机辅助设计与辅助制造由计算机辅助设计（CAD）和计算机辅助制造（CAM）组合而成。“所谓计算机辅助设计就是指工程技术人员以计算机为辅助工具，完成产品的设计、分析、绘图、编制文件等工作，并达到提高产品设计质量、缩短产品开发周期、降低产品成本的目的。计算机辅助制造广义上是指利用计算机辅助完成从生产准备到产品制造整个过程的活动，包括工艺过程设计、工装设计、数控自动编程、生产作业计划、生产控制、质量控制等。狭义上则通常是指数控程序编制，包括刀具路径规划、刀位文件生成、刀具轨迹仿真及数控代码生成等。”[103]它改善了对品种多变的适应能力，缩短了加工准备时间，提高产品质量和劳动生产率。目前，计算机辅助设计正努力引入专家系统，使之具有智能化，以解决各种复杂的技术问题。计算机辅助设计与辅助制造的发展使得生产体系结构、设计和制造信息处理模式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推动了新的自动化生产模式的产生，主要有柔性制造系统、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并行工程、敏捷制造、智能制造和虚拟制造等。

柔性制造系统（FMS）是由数字控制加工设备、物料搬运系统和计算机控制系统组成的较完整的生产系统。它是“以计算机为中心的自动完成加工、装卸、运输、管理的系统，具有监视、修复、自动转换加工产品品种的功能”。[104]它具有高柔性（即系统内部对外部环境的适应能力强）、自动化程度高的特点，适用于多品种、中小批量生产，满足了社会对产品多样化、低生产成本及缩短制造周期等需求。FMS按规模大小可分为如下4类：柔性制造单元（FMC）、柔性制造系统（FMS）、柔性制造线（FML）和柔性制造工厂（FMF）。如自1967年世界上首条FMS建成以来，迄今已有大量的FMS在运行，仅日本就有175套完整的FMS。而且，以FMS生产的产品产值超出了制造业总产值的75％，并呈现出不断增长的趋势。而“FMF则是将多条FMS连接起来，配以自动化立体仓库，用计算机系统进行有机的联系，采用从订货、设计、加工、装配、检验、运送至发货的完整FMS。它也包括了计算机辅助设计、计算机辅助制造，并使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CIMS）投入实际使用，实现全厂范围的生产管理、产品加工及物料贮运过程的全盘自动化。“FMF是自动化生产的最高水平，反映出世界上最先进的自动化应用技术。它是将制造、产品开发及经营管理的自动化连成一整体，以信息流控制物质流的智能制造系统（IMS）为代表，其特点是实现生产系统柔性化及自动化，进而实现工厂柔性化及自动化”。[105]

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CIMS）是在生产面临产品生命周期和交货期短，产品型号和规格日益增多，并追求低成本和高质量的形势下提出来的。计算机集成制造的概念由约瑟夫·哈林顿在1974年提出。它是以系统思想为指导，利用计算机技术、自动化技术和管理科学等对设计、生产、管理和销售整个生产环节进行统一控制与管理，以达到优化生产活动的目的。[106]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一般由工程设计自动化系统、管理信息系统、制造自动化系统和质量保证系统组成，并通过通讯网络、数据库等将这些分散的自动化分系统有机地集成起来，使整个系统运行于最优、最精确的工作状态，从而达到进行多品种、中小批量的生产，提高产品质量，缩短产品研制周期，提高生产效率的目的。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工业化发达国家相继制定实施CIMS战略，投入巨资研发实现CIMS的技术，建立CIMS工程试验室和生产工厂（车间）。

并行工程（CE）是相对传统串行（顺序）工程方法而言的。传统串行工程方法遵循设计、加工、测试、修改的程序，由于在设计早期不能很好地考虑制造过程及质量保证等问题，极易造成设计与制造脱节，结果往往导致设计改动量大、产品开发周期长和成本高，无法满足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的需要。于是，新的并行工程方法就产生了。1988年美国国防部防御分析研究所提出了并行工程的概念，即“CE是一种系统的集成方法，采用并行方法处理产品设计及相关过程，包括制造和支持过程。这种方法力图使产品开发人员从一开始就能考虑到产品从概念设计到产品报废的整个产品生产周期中的所有因素，包括产品质量、成本、作业调度及用户需求”。[107]并行工程是在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的基础上进行的，对产品全生命周期过程中的功能、信息和过程实现了集成，从而达到提高产品质量、降低产品成本、缩短产品开发周期的目的。目前，并行工程已从理论向实用化方向发展，并取得了显著效益。

敏捷制造（AM）是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新的生产模式。敏捷制造是指“企业采用现代通信手段，通过快速配置各种资源（包括技术、管理和人），以有效和协调的方式响应用户需求，实现制造的敏捷性”。[108]其主要特征是：“通过先进的柔性生产技术、动态的组织机构和高素质的工作人员的集成，获得企业的长期利益；企业间协作集成，即充分发挥各企业的优势，针对市场的目标和要求共同合作完成任务；高度的制造柔性，即企业具有针对市场需求迅速转产和快速实现多品种小批量生产的能力；动态联盟的组织机构，即由优势互补的若干企业组成的动态联盟随市场机遇出现而建立，随产品或项目完成而解体。”[109]目前，美国有上百家公司和企业在开展敏捷制造的实践活动。

智能制造是20世纪90年代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的生产模式，目的是使制造产品趋向于“客户化、变品种变批量、快速交货”。智能制造依托于智能制造技术（IMT）。“智能制造技术一般是指在制造工业的各个环节，以一种高度柔性与高度集成的方式，通过计算机来模拟人类专家的制造智能活动，对制造问题进行分析、判断、推理、构思和决策，旨在取代或延伸制造环境中人的部分脑力劳动；并对人类专家的制造智能进行收集、存贮、完善、共享、继承和发展。”[110]可见，它集成了传统制造技术、计算机技术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目的是为了实现生产过程的最优化、精确化、智能化和自动化。借助于智能制造技术，可以发展出一个高度集成化和智能化的自动化生产系统，即智能制造系统（IMS）。智能制造系统的发展有助于提高产品质量、生产效率、市场响应速度和降低成本。目前，各发达国家正在积极研究和开发智能制造。

虚拟制造（VM）是相对真实制造而言的，是20世纪90年代发展起来的又一新的生产模式。“虚拟制造是现实制造过程在计算机上的映射，即采用计算机仿真与虚拟现实技术，在高性能计算机及高速网络的支持下，在计算机上群组协同工作，实现产品设计、工艺规划、加工制造、性能分析、质量检验，以及企业各级管理与控制等产品的制造过程，以增强制造过程中各级的决策与控制能力。”[111]虚拟制造按照与生产各个阶段的关系可分成三类，即以产品为中心的虚拟制造、以生产为中心的虚拟制造和以控制为中心的虚拟制造。“以产品为中心的虚拟制造是将制造信息加入到产品设计与工艺设计过程中，在计算机中生成制造过程原型，对多种制造方案进行仿真，对数字化产品模型的性能、可制造性、可装配性、成本等进行分析，优化产品设计和工艺设计，以期尽早发现产品设计及工艺过程存在的问题。以生产为中心的虚拟制造是将仿真信息加入到生产计划模型中，以便快速便捷地评价多种生产计划，优化生产计划和配置制造环境。主要是根据企业现有资源对不同的加工过程进行评估优化，决定合理的生产组织方式。以控制为中心的虚拟制造是将仿真能力加入到设备控制模型中，提供实际生产过程中的虚拟环境，使企业在考虑车间控制行为的基础上对制造过程进行优化控制。”[112]由于虚拟制造可以仿真制造过程的细节，预测产品的性能，并能根据信息反馈进行产品模型修改，因而，它缩短了产品开发周期，降低了生产成本及资源消耗，提高了产品质量和生产的柔性化，增强了企业决策的准确性。目前，发达国家均致力于虚拟制造的研究与应用。

总之，信息化生产逐步代替机械化生产，使整个生产过程日益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和网络化，也使得生产方式从单一化、大批量、大众化向多样化、小批量、个性化方向发展。这种信息化生产是生产力高度发达条件下产生的，是为了满足个性化需要、更精确生产的需要。需要指出的是，以信息化生产借助于网络和信息化生产工具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获取生产信息，如产品设计图纸、工艺规程、库存等，并在全球各地进行生产，及时响应并满足世界各地用户的需求，从而推动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信息革命同样也导致了交换形式与方式的变革。我们知道，工业革命促进了交换的普遍发展，形成了统一的国内市场和一体化的世界市场，并深化了人力接触型交换方式（即借助于中间商来进行交换），产生了以电话、电报、电视为媒介的有限非接触型交换方式。不过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在全球范围内的迅速普及和广泛应用，传统的交换形式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产生了虚拟电子市场。同时，产生了新的交换方式，即电子商务。“电子商务是企业、个人、政府，以及其他公共或私人机构之间通过以计算机为媒介的网络进行的或服务的买、卖活动。买、卖的产品或服务是通过网络进行的，至于付款和产品或服务的最终递送则既可以在网上完成，也可以在网下完成。”[113]换句话说，电子商务是直接在网上完成从进货到销售的各个环节，实现交易全过程的电子化、网络化，而不再通过面对面的交易来进行。这是一种新的深度非接触型交换方式。基于交易对象的不同，电子商务模式有企业对企业的B2B电子商务（Business To Business），企业对消费者的B2C电子商务（Business To Consum‐er），消费者对消费者的C2C电子商务（Consumer To Consumer）和企业对政府的B2G电子商务（Business To Government）等。其中，B2B电子商务是电子商务的主流。这里仅介绍B2B电子商务和B2C电子商务。

所谓B2B电子商务就是“生产企业或商业机构利用互联网或各种商务网络向供应商（企业或公司）订货或付款等”。[114]具体地说，B2B电子商务是主要利用企业内部网（Intranet）和企业外部网（Extranet），把从设计到生产，从原材料、零部件供应到销售，以及金融整合成一个整体，并面向最终客户的电子商务。B2B电子商务使买卖双方信息交流快捷，有助于企业了解客户的需求，为其提供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也降低了企业间的交易成本，减少了库存，缩短了生产周期，实现了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作，提高了企业对市场和最终客户需求的响应速度，从而最终增强了企业的竞争力。由于B2B电子商务社会基础好，因而很快发展成为全球电子商务的主体，其所占电子商务销售额的比例高达80％～90％。2002年，美国B2B电子商务销售额已占其电子商务销售总额的92.7％，达到9950亿美元。欧盟B2B的交易额估计是1850亿～2000亿美元。亚太地区为1200亿美元，拉美地区为65亿美元，非洲则为5亿美元。[115]

B2C电子商务是“以Internet为主要服务提供手段，实现公众消费和提供服务，并保证与其相关的付款方式的电子化，它是随着WWW技术的出现而迅速发展的，可以将其看做是一种电子化的零售。其具有供需直接‘见面’、速度快、信息量大、费用低等特点”。[116]它主要有网上商店、网上订阅、广告支持和网上赠与四种模式，提供有形商品和无形商品。前者主要有图书、音像制品、计算机、电器、软件和礼物等，后者有娱乐、网游、股票经纪、财经服务、电子杂志等。虽然B2C电子商务对整个社会基础设施的要求更高，但是，随着网上购物用户的增多，发展也比较快。如2004年，美国网上零售额为693亿美元，比2003年增长23.5％，其占整个零售额的比例由2003年的1.6％升至1.9％。日本2004年网上购物的销售额达到了8.59万亿日元，超过了2002年百货商店销售额的总和。[117]

目前，除B2B电子商务和B2C电子商务外，还有B2G电子商务、X2X电子商务和ASP电子商务等。另外，从B2B电子商务和B2C电子商务还衍生出了C2C电子商务、消费者对企业的C2B电子商务（Consumer To Business）、企业—企业—消费者的B2B2C电子商务、企业—企业—企业的B2B2B电子商务、政府对个人的G2C电子商务等。

总之，电子商务作为虚拟交易，具有无可比拟的时空、速度、成本、信息和个性化的优势，势必成为21世纪交换的基本方式。因而，世界各国都在不遗余力地发展电子商务，并且发展非常迅速。1996年，全球电子商务交易额为1020亿美元，2005年增至2万亿～3万亿美元。其中，美国是开展电子商务最早的国家，也是其他国家开展电子商务的样板。其在全球互联网贸易额中的比例高达85％。[118]加拿大、欧盟、日本和拉美以及亚洲的电子贸易发展也很迅速。中国的电子商务交易增长势头强劲。2004年完成的电子交易额是4075亿元，2005年则达到了7400亿元。[119]同时，电子商务的发展推动了电子市场的形成，即通过网络把电子商务活动的参与者连成一个统一的经济整体，从时空上最大化地扩展了传统市场，实现了资金流、物流和信息流更有序、更快速地流动，进一步促进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信息技术还引发了社会政治生活方式的变革。社会生活方式的变革我们已在前面较多地阐述过，这里主要就网络民主具体说下。

“网络民主是参与主体借助网络技术，以直接参与为主要形式，以高度互动为主要特征，以网络空间为载体，培育、强化和完善民主的过程。”[120]它是“对代议制民主的修正和完善，而不是颠覆和取代，它必须以代议民主作为主体制度运行框架，只不过网络民主强调更多的直接参与和更多的直接民主成分，以达到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的平衡”。[121]它的产生有着深层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政治民主化趋势是网络民主产生的内在动因。民主政治的本质是主权在民，核心是公民的政治参与。但是，西方代议制民主存在低效率、反应迟钝、歪曲民意、精英政治、腐败问题、传统的责任保障机制失灵以及与其相对应的庞大的财政支出等问题。[122]这导致现代公民政治参与热情不断降低，同时也引发公众的不满，要求进一步民主化代议制民主，即“从依赖代表转为依赖人们自己”。[123]总之，民主化的内在要求为网络民主的发展做好了政治上的准备。另一方面，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是网络民主产生的外部原因。现代民主体制是公民与代表之间的互动。正如工业时代新的通讯和交流技术的出现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形式一样，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得公民与代表之间的对话和交流也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更重要的是，网络技术还对代表与民众之间的互动机制——代表制度（即代议制）本身产生了最大程度上的影响，即网络技术改变代表议政的方式，为民主参与开辟出新的渠道，并为实现基于网络的大规模直接民主提供了可能。总之，网络不但影响民主，而且还要改变民主。而且，网络民主具有操作简单、运作成本低廉等特点，这也是网络民主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网络民主因其基于网络而与传统民主不同，有着自己的特点，主要为：第一，网络民主的直接性。在网络政治中，每一个公民都可以借助于虚拟的网络空间直接发表个人政见，而不需要经由他人来代表自己表达看法和意见。这种在虚拟空间直接发表的意见因其脱离了社会身份意识的自我约束和社会监督，而更自由、更自主、更真实。同时，公民还可以在网上对政府议案进行电子投票。总之，经由网络技术媒介，而不是通过代表这个中介来直接参政议政是网络民主的一大特色。第二，网络民主的平等性。所谓政治上的平等是指人人都有权利参政议政，并且，这种权利不应存在差别。网络的发展则进一步推动了平等政治的向前发展。网络的发展使去权威化和非中心化非常明显，它排除了传统意义上的由社会职务地位、职业、阶层等构成的社会秩序结构，也不存在正式化的组织机构，因而形成了人们话语权上的相对平等。也就是说，在网上，只要达到法律允许的参政条件，不论平民还是国家元首，穷人还是富人，都可以对政府的政策发表自己的见解。并且，普通公民发表的意见和政治家所说的效应几乎是一样的。第三，网络民主的快捷性。“政治事件的发生，你的意见、政治家的态度以及政府决策和相关的表决结果，这一系列与政治有关的活动和内容，在网络上是以光速传播的，政治活动变得非常迅速，较之传统意义上的利益表达更具时效性。”[124]第四，网络民主的人民性。代议制民主的运作不仅需要付出诸多成本，而且需要相应的精力和技能。这成为深度参与民主的重要障碍。不过，随着网络民主的兴起，由于其廉价和便利，使民主开始从金钱民主和精英民主中摆脱出来，朝着人民性的方向发展。

网络民主对民主政治的发展是显而易见的，积极地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网络民主推动代议制民主向参与式民主发展，并使大规模直接民主常态化运作有了实现的可能。由于一直来受限于相对较落后的交通和通讯手段，民主参与的成本高，周期长，直接阻碍了民主参与的实现，自然也使得大规模直接民主无法常态化运作。但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网络技术的发展，互联网把全世界连为一体，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地球村”，网络民主参与因而变得非常便捷，人们只需上网就可以对政府议案进行电子投票或发表自己的看法。而且，互联网和电脑的普及使得网络民主参与的成本越来越低。此外，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政府官员和民众获取信息的能力在逐步缩小，从而打破了政府官员对信息的垄断。同时，网上信息和知识的迅速传播也不断提高了公民的文化知识水平和管理水平。这些都使得公民能够对问题作出自己理性的决断，而不必凡事都依靠“代表”来作决策。因而，公民在线参与决策成为时代的潮流。总之，网络民主有助于参与式民主的发展，并推动民主向着基于网络的大规模直接民主方向发展。

其次，网络民主改变了传统的金字塔式社会等级结构，促进了社会向着民主、自由、平等和开放的方向发展。传统的社会结构是一种金字塔式的结构，即是一种高度集权、等级森严、垂直管理的官僚等级结构。不过，随着网络民主的兴起，这种权力结构遭受到前所未有的侵蚀。由于网络空间具有去权威化和非中心化的特性，打破了传统金字塔式的纵向等级权力结构，使权力下移，组织结构扁平化，有助于公民和政府官员直接沟通和对话。而且，无论你是什么社会身份和地位，只要你愿意，都可以在虚拟空间参与国家或地方事务的讨论，并且是自由地发表意见、传播言论，不受其他人的限制。可见，网络民主促进了言论自由，并使得公民民主参与政治的机会均等化。同时，网络民主还促进了政治公开的发展。由于网络空间不存在边界、四通八达，使得对信息的封锁和控制变得非常困难。人们不能在网络空间的此处发布信息，还可以去彼处进行传播，信息完全公开化。因而，政府官员进行“暗箱操作”已经越来越不可能，政务公开化已是大势所趋。

再次，网络民主将创新民主机制，变革民主原则，进一步促进民主的完善。工业社会的代议制民主实行的是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它不能容纳差异性，也忽视了少数派的要求。网络民主的兴起使得多数人统治的民主原则遭到挑战。在网络空间里，公众对社会社团的依附性大大降低，社会的非群体化特征日渐明显。这种社会的高度分化使得动员多数人越来越难，而少数派的权利却凸现出来。因而，有必要设计一个容纳少数派权利的新机制，并与多数派民主统治相结合，形成全新的多数派民主统治融合少数派权力的民主机制。这种民主制度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使民主更加完善。

总之，信息革命不仅仅是一场技术的革命，更重要的是引发了社会的全面的变革。它推动了生产向着无人化生产的方向发展，并且把人从非创造性的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使其有更多的精力去从事创造性的脑力劳动，从而为进入创造性社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信息技术的发展，则使得人们有可能摆脱资本的控制，进入到真正民主的社会中去。

注　释

[1]　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史·近代史编》（上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10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10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18页。

[4]　应克复、金太军、胡传胜：《西方民主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385页。

[5]　应克复、金太军、胡传胜：《西方民主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372—374页。

[6]　田穗生、高秉雄、吴卫生等：《中外代议制度比较》，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53页。

[7]　田穗生、高秉雄、吴卫生等：《中外代议制度比较》，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53页。

[8]　同[1]，第155页。

[9]　同[1]，第154页。

[10]　《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第206页。

[11]　李爱华：《现代政治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75页。

[12]　周民锋：《西方国家政治制度比较》，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20页。

[13]　同[1]，第173页。

[14]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199页。

[15]　应克复、金太军、胡传胜：《西方民主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433—435页。

[16]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156页。

[17]　亨利·范·马尔赛文、格尔·范·德·唐：《成文宪法的比较研究》，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75页。

[18]　南京大学法学院《人权法学》教材编写组：《人权法学》，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40页。

[19]　《资产阶级政治家关于人权、自由、平等、博爱言论选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年，第301页。

[20]　王育宝：人权理论的历史发展，《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2期。

[21]　王家福、刘海年、李林：《人权与21世纪》，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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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宋淑君：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发生的原因探析，《长春理工大学学报》（高教版），2009年第5期。

[25]　王珏：《世界经济通史》（中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05、106、107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7页。

[27]　同[2]，第143页。

[2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6页。

[29]　王珏：《世界经济通史》（中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453页。

[30]　米歇尔·博德：《资本主义史1500—1980》，上海：东方出版社，1986年，第1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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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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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张绍焱：《政治经济学概论（资本主义部分）》，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年，第220页。

[41]　同[1]，第221页。

[4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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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张维达：《政治经济学》（第2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83页。

[46]　王珏：《世界经济通史》（中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62页。

[47]　张绍焱：《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年，第211—212页。

[48]　同[1]，第216—217页。

[49]　王珏：《世界经济通史》（中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83页。

[50]　池元吉：《世界经济概论》（第2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23页。

[51]　张幼文、金芳：《世界经济学》，北京：立信会计出版社，2005年，第274—275页。

[52]　同[1]，第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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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未来社会：超越资本支配型社会

国家的消亡，标志着人类社会开始跨入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即进入了超越资本与权力支配型社会。这一时期，资本和权力这些物质性支配力量也开始消亡，世界不再由它们控制，而由主体性力量、精神性力量主导共同体。这就是未来社会的一般特征。

第一节　自由的共同体

人类社会在未来将遇到一个具有标志性、里程碑意义的事件，这就是国家的消亡。那么，国家是如何消亡的呢？我们知道，进入近现代社会后，随着工业化的发展，特别是信息化的发展，世界范围内的生产、研发和管理普遍使用计算机以及各种计算机化的机器。这些计算机和计算机化机器通过互联网连接起来，使原先孤立分散、小范围管理和生产有序的系统开始扩大，直至整个世界，并变得更加有序，更可以掌控。也就是说，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使整个社会开始向着有序、可控的方向发展。并且，随着信息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在未来社会，智能机器和智能机器人普遍存在，广泛运用于生产、服务、管理和一般的研发中。它们通过泛在智能网络彼此间可以交换相互的信息，感知一切，控制一切，真正构成一个非常有序、高度可控的系统，整个社会真正紧密地连为一体，并处于一种高度“智慧”的状态。

这种高度“智慧”的社会导致它的生产交换呈现出新的特点：分布于全球各地智能商店会及时地获取人们或厂家所需要商品的各种信息，通过能力超级强大的中心计算机群和泛在网络，把它反馈给无人化工厂。这些工厂根据这些信息及时从全球各地调配资源，调整资源储备，或者分包给别的加盟的无人化工厂进行快速生产，精确生产和个性产品生产（即按需生产），使生产或者说供给和需求最大限度地达到平衡，不留有任何剩余的货物，不浪费一点点的资源。而且，这种无人化生产方式是经过计算机严密计算的，其生产和运输过程都是无人化的，其成本是最低限度的。这时，整个社会将处于这样一个临界点：由于生产和交换经过计算机精确计算和管控，交换的利益驱动性逐渐淡化，乃至消失了。而且，个性生产的明确化和成本最低化也使得人们可以按需分配了。也就是说，金钱和资本在这个时候开始失去它一贯的效力和作用，整个社会开始处于一种“虚空”的状态。而一旦资本的力量开始退出历史舞台，人类就无需为财富而争斗，为权力而争斗，因为争斗的根本目的是利益，而此时人类在财富上已然处于平等。这也就宣告了国家的使命到此完结了，因为它只是为了维护某些人和某些阶级的利益，现在利益共享了，财富均衡了，它就可以退出历史的舞台了。

国家消亡了，资本和权力也消亡了，社会就进入到超越资本和权力支配的社会。整个社会秩序不再按照资本和权力的意志去建构，不再按照这些异化人类的力量去建构，而是按照人本身的力量，即作为自己主人的方式去安排和建构，真正实现了主体的人的自由。

由于共同体不存在物质性力量的支配，人真正成为人自身，彼此间是自由平等的，不存在任何身份、性别、职业和地位等的差别，也不存在任何约束和压迫。同时，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在讨论事关共同体发展的事务上，不必担心做不到每个人都能发表意见，它可以通过电子议事会的形式让每一个人讨论、表决，而不会遗漏任何一个人，也即人们真正做到了平等参与。总之，这是完全平等的社会。由于这种平等性，人们都把共同体的事务当做自己的事务，把任何准则视为自己的一部分，不允许有任何的违反。事实上，由于此时的人们对共同体准则的高度认可，加之，这些准则是为了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而不是异化人，人们因而具有高度的自觉性，所以，也不可能有违反共同体准则的事出现。可见，由于主体力量得到尊重，激发了人们的积极性和自觉性，并成为遵从无秩序的秩序的主要源泉。同时，我们还看到，在这个不存在物质性力量支配的共同体里，没有固定的高高在上的公共权威，人人都能轮流负责共同体某一时期的事务，或者说只是主持人、监督员等。也就是说，这是一个非常扁平的社会。而且，人类对社会问题和自然问题的探讨也是自由的，没有什么约束。不过，随着主体力量的增强，对事物认识能力的不断深入，并且，由于计算机的强大模拟能力，人类很容易鉴别一些错误的想法和主张，早早就将它们抛之讨论的范畴之外，不会纵容它们四处流布，而且，由于人的主体力量和觉悟的增强，它们也没有可以流布的地方。总之，这是一个自由的共同体，为着主体的人的自由共同体，不是异化人的自由的共同体。

在这个自由的共同体里，科技赋予人类很大的自由，特别是解放了人的劳动，也让这个共同体的自由面临着高科技带来的威胁。由于未来社会遍布中心计算机群或者无人系统，这些系统异常复杂，一旦发生意外，或中毒，或程序异化，被修改（因为此时的智能机器人有情感，会思考，可以自修改程序），或者通过别的手段改变无人化机器的程序，那么，灾难就不可避免地发生，就可能危及人类，也对共同体的自由构成威胁。

第二节　创造的世界

到了未来社会，由于信息技术的高度发展、创造，或者说科学研究成为人类最为主要也最为重要的活动，甚至是人类唯一的活动；人类只为知识而知识，不再为别的东西，如资本、权力和名位，事实上，这些东西也不存在了。人类真正进入了创造性社会。人类在不同类型的地方建设城市，如海上、海底、大漠、平原、山区、天上、太空和别的星球。这些城市都是围绕科学研究来建设，所有的一切都为了科学研究，是真正的科学城。居住其间的科学家、管理者和辅助人员围绕科学研究的一个方向或者几个方向、一个领域或者几个领域来组成科学部落，他们是相互平等，彼此间不存在雇佣关系，自由地从事各自的工作。这些科学部落借助网络构成一个联合体。科学研究不仅限于客观世界，而且这一时期对主观世界或者说意识、智力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科学研究主要借助于发达的虚拟仿真技术来进行，同时，辅之以必要的实在试验。而且，它更多的是与虚拟仿真结合在一起。想象力和创造性直觉成为最为主要的科学方法，因为一般逻辑推理和实验手段可以由智能机器来完成。

在创造性社会，高智商、高情商、高道德水准的人是必需的。因为，体力劳动和一般性脑力劳动已被智能机器和机器人替代，人类所从事的只是创造性脑力劳动，即科学研究。而未来科技发展的高速度、科技问题的高难度和科技研究的高创新需要高智商的人。在现代社会，特别是20世纪是个知识爆炸的时代，科技知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膨胀着。据粗略统计，人类的科技知识，19世纪是每50年增加1倍，20世纪中叶是每10年增加1倍，20世纪后期则是每3年至5年增加1倍。可以，预见，在未来科技的发展速度会越来越快，科技知识总量不断增加，因而，需要人类有更聪明的大脑去掌握这些快速发展着和不断膨胀的知识。未来人类不仅仅是去认识和改造地球自然，还要去认识星际物体和宇宙现象，将会面临更多、更广、更复杂的问题。这些问题往往要涉及多门学科，对理论思维和技术手段的创新要求相当高。未来的科学研究是高水平的创造活动，具体表现在：问题确立的创造性，搜集科学事实的创造性，思维加工的创造性，形成假说、建立科学理论的创造性，构思技术原理的创造性和技术设计、制作的创造性。高创造需要高智慧，即解决问题的高悟性、高机巧、高才思的能力。只有高智慧，才能领悟事物的本质、规律，作出开创性的科学发现；才能把握技术的机巧，作出新的技术发明；才能提出新观念、新思想、新设想、新方案、新创意，作出新创造。[1]总之，未来科技的发展需要研究人员有高密集的科技知识和高智能。而科学的高度复杂性更需要团结协作，更需要讲求高情商和高道德水准的人。

未来社会，人类会不断通过生物技术改变人性和人的行为，创造出更聪明、人格更完善、体质更好、寿命更长的理想的人，为创造性社会奠定坚实的人力基础。目前，科学家已经发现与智商相关的遗传基因的一些蛛丝马迹。我们知道，生物进化的基本单元是基因，大脑构造是依照基因的蓝图完成的。因此，人的智商也是由基因决定的。不过，要想找出决定智商的基因，并非易事，因为在大脑中有3195个基因。目前，还无法直接确定智商基因，还只能研究与智商基因有连锁关系的基因。如研究最多也是最知名的突变基因Phenylketonuria（PKU），它突变的是Phenylalanine hydroxylase基因，一个在肝脏中将氨基酸Phenylal‐anine分解为tyrosine的酶。当这个突变的基因无法产生上述的酶时，有毒性的副产品聚积而伤害大脑的发育。另一个引起遗传性弱智的基因，其所导致的症状叫“Fragile X Syndrome”，由这个基因位于X染色体而得名。在正常人的X染色体上，那段有三个核苷酸的重复顺序，最多不会超过50次，而患此症的人却会多至几百，甚至上千次。结果是阻碍了基因的功能，更使染色体变得脆弱易折，常常失去最尖端的一端。和PKU的基因一样，Fragile X基因对智商基因的影响也是间接的。[2]我们相信，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一定会找出与智商相关的基因，创造出合乎未来社会需要的人。

注　释

[1]　周绍森：《科技创新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59页。

[2]　孔宪铎、王登峰：《基因与人性》，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79—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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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历时一年，2010年5月25日，我的第一本书的初稿完工了。6月26日，第二稿完成了。回望去年的5月，突然有了一个想写书的念头。拿笔时，一切还都只是一些概念，还都是空白。具体框架的形成也是全凭想象，因为我对历史事实也是大致了解，并没有具体的东西预先存放于脑海中。正因为没有预先翔实地掌握材料，在每写一节，就要四处找材料。有时候被材料痛苦地折磨着，好几次几乎都不知道到哪儿找材料。那时候令人沮丧，甚至是绝望。不过，好在身在大学，有个资料还算丰富的图书馆和学校免费提供的知网，使得我一次次渡过寻找资料的难关。除此之外，有些章节的问题一下子不是那么容易想透，有时候思路也不顺。这些都成为拦路虎。好在有些可以借鉴下，有些慢慢思之，也总算闯过去了。当然，也有高兴的时候。譬如有些书我并不知道，但在找资料的时候，偶尔发现了这些我需要的书，令我喜出望外。不过，这种写作方式由于积累不多，难免不够深入。

在此，我要感谢我的亲人，他们给予我生活上的关心、精神上的鼓励以及物质上的支持，感谢同事和浙江农林大学图书馆提供的帮助，感谢编辑付出的辛勤劳动。并真诚期待各位专家、学者和读者提宝贵意见。

作　者

2010年1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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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由浙江农林大学学术出版基金资助

第一章　原初社会：神灵支配型社会

第一节　神灵和社会秩序

第二节　单一思想主宰

第三节　知识的依附性

第二章　古代社会：权力支配型社会

第一节　专制与集权

第二节　封闭性生产和交换

第三节　等级与流动

第四节　思想一统

第五节　偏好实用性知识

第六节　缺陷

第三章　近现代社会：资本支配型社会

第一节　民主与分权

第二节　开放性生产和交换

第三节　思想自由

第四节　逻辑型知识的建构

第五节　新变革

第四章　未来社会：超越资本支配型社会

第一节　自由的共同体

第二节　创造的世界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