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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s

开篇：“格局”与“局势”

“资本兔子”定律

七年战争与体制优势

“资本兔子”定律

“兔子”之死

美国崛起

背叛不列颠

法兰西革命

二元经济

赢者通吃

南北战争

美西战争

体制创新

美国的超级大生意

国家意志

他山之玉

十月革命与“第三种选择”

话说凯恩斯主义

宇宙之巅

宇宙之巅

布雷顿森林会议

铁幕降临

两德分裂

经济形态与霸权模式

货币视角下的20世纪20年代

经略中东

得中东者得天下

巴以棋局

二次中东战争

朝鲜战争

缘起

东北亚的“三国演义”

资本意志

战后各方损益

抗美援朝与“斗鸡博弈”

郁闷的年代

美国工业产业的软肋

古巴导弹危机

越南战争

糟糕的“好事”

闲话美国国内的政治生态

重塑“山巅之城”

重塑“山巅之城”

“罗马”式全球化

帝国基石

整肃“北约国”

社会结构与左右之分

话说比较优势

红色悲歌

大势不再

异化

背叛

解体

颜色革命

死亡进行时

昨天的战争

回望车臣

从经济珍珠港到平成战败

日本战后经济崛起

雁型阵列

广场协议

经济中途岛

亚洲金融风暴

“枪杆子里出政权”

日本地震

币缘战争

沙漠风暴

科索沃战争

币缘战争

漫谈利比亚战火

从“不足”到“过剩”

“新经济”泡沫

触“顶”反弹

难以逾越的“对角线”

曙光浮现

为什么会是中国

“双稳”时代

从“不足”到“过剩”

麻烦是大家的

临界状态

闲谈中国对外战略重心的转移

贪婪的心——金融海啸

本·拉登之死

统一与分裂——话说印度

“从天而降”的统一

“隐性”的分裂

尾声——天道为大

天道为大

部分参考文献

看懂世界格局的第一本书

B.C.H003

E：\LY\X\简明世界格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看懂世界格局的第一本书／王伟著．—海口：南方出版社，2011.1

ISBN 978-7-5501-0164-7

I．①看…　Ⅱ．①王…　Ⅲ．①国际关系－研究　Ⅳ．①D8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10395号

书　　名：看懂世界格局的第一本书

作　　者：王　伟

出版人：　赵云鹤

出版发行：南方出版社

地　　址：海南省海口市和平大道70号

邮　　编：570208

电　　话：（0898）66160822

传　　真：（0898）66160830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690×960　1/16

印　　张：20.5

字　　数：250千字

版　　次：2011年3月第1版　2011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501-0164-7

定　　价：35.00元

该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北京图书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65068303-622

序言：不能快意恩仇，那就奉陪到底

在一张叫做“地球”的大餐桌上，西方列强已经开怀享用很久了，他们的这种享用，是建立在对第三世界长期压迫和剥削的基础之上的。现在他们看到中国人也坐到了这张大餐桌旁边，而且他们已经不敢公然强行将中国人赶走了，于是他们恐慌起来。

现在，桌边那些老牌列强们摸了摸腰间的手枪，悄悄交换着会意的眼神，准备在这张大餐桌上做好新的局，来陷害这个后来者。

餐桌上是有基本游戏规则的，即使发起一场革命，也不能掀翻桌子。这个后来者应该怎么办呢？他腰间也有手枪，但这不是拍摄《英雄本色》的片场，他不能像周润发的小马哥那样拔出枪来快意恩仇。所以他必须沉着冷静，艺高人胆大，与桌边的老牌列强们耐心周旋。要玩是吗？我可以奉陪，让我们玩到底，看谁最终出局！

就在这戏剧张力十足的时刻，有人写了一本书。

这本书的题目看上去有点大。《看懂世界格局的第一本书》——在此之前就没有一本书能让人看懂世界格局吗？不过我们确实没有必要这样咬文嚼字，因为在一本通俗著作中，将当今世界格局及其百年渊源娓娓道来，既能雅俗共赏，又能言之成理，以前确实几乎没有人能够做到。特别是，作者是一个此前尚无盛名的年轻人，就更让人刮目相看了。

更重要的是，当此中国快速崛起之际，弄明白今天的世界格局究竟是什么光景，这种格局又是依据什么条件而形成的，正在变成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

在中国闭关锁国、遭列强封杀的年代，这件事情固然不像今天这样迫切；即使在已经改革开放的年代，如果中国尚未在经济上崛起，在国际上尚属被边缘化的角色，这件事情也不像今天这样迫切。可是到了如今，这件事情真的已经迫在眉睫了——因为中国正在大步走出亚洲，走向世界。我们已经坐到列强俱乐部中的那张大餐桌旁了。

到了这个时候，对于当今世界的格局及其来龙去脉，不仅我们的政治家和政府官员需要弄明白，我们正在奔向世界各地的商人——不管是国营的还是私营的——也需要弄明白，还有我们千千万万怀抱着理想的年轻人，同样希望弄明白。进而言之，所有关心祖国的中国人，都希望弄明白。

这么说夸张吗？一点也不。因为这件事情和我们每个人都有关。

按照本书作者的意见，形成今日世界格局的背后动力，一言以蔽之，就是经济。政治的背后是经济，军事的背后也是经济，政治、军事都只是服务于经济目的的手段。

已经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们习惯于这样一种说法：西方列强在世界各地侵略靠的是工业发达船坚炮利，只是到了20世纪下半叶，列强才从军事征服改变为经济侵略了。但是本书用富有说服力的分析和论述告诉读者，几百年来，无论是列强之间的争霸，还是列强对第三世界的侵略，从来都是从经济着眼的。所有那些船坚炮利的故事背后，都有一本经济账。美国在今天世界上的霸权，归根结底就是经济霸权。近年美国发起的每一场战争，都是为延续它的经济霸权服务的。

列强们之所以能够在这张大餐桌上开怀享用那么多年，就是因为他们全都是极端务实的、彻头彻尾的经济动物。而被许多人盲目崇拜的诸如人权理论、言论自由、市场经济等等，其实和列强们的航空母舰或导弹潜艇一样，都只是为他们的经济霸权服务的工具而已。第三世界的人们经常愤怒责问西方列强，为什么你们要在某些问题（比如人权问题）上搞双重标准？其实列强们从来只有一重标准——那就是他们自身的经济利益。为了这个利益，其他任何东西都可以朝秦暮楚云雨翻覆。

今天的世界格局，完全是在各方实力的较量与平衡中建立起来的，它也必将随着各方实力的消长而改变。中国之所以能够有今天的局面，几十年来的奋斗，比如抗美援朝、“两弹一星”、普及教育等等，实际上起了某种决定性的、影响深远的作用。所以中国的崛起，虽然任重道远，却已曙光初现。现在我们别无选择，只有在隧道中奋力前行。

明天，在这张叫做“地球”的大餐桌上，我们需要一个属于中国的新格局。

为了这个新格局，我们今天就要认真做好准备。

江晓原

2011年3月20日

自然界中，光具有“波粒二象性”，

历史说到底也是如此——

同样是由许许多多的，局部的、短时期的“偶然”，

所组成的全局性的、长久的“必然”……

前言：说势，说史

如果要为最近几年人们的感受加一个关键词的话，那我的意见，应该是“变”——也许无法做出技术性的解释，但大多数人在最近一段时间里都会十分明显地感受到周围的很多东西都在发生着剧烈的变化。这种感觉一部分来自各种媒体的介绍，另一部分则是来源于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圈子，最直观的比如说物价涨了，再比如说不少人会觉得生活的压力大了，安全感少了。总之那些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东西，到现在都已经变得不那么“理所应当”了。如果许许多多人都觉得自己周围的环境在改变，那就意味着是大环境在变。而这个“大环境”是什么呢？往最大说就叫“世界格局”，往往越是在变革时期，我们越容易感受到它的存在。

所谓“格局”，最通俗的说法就是张三在东边、李四在西边……或者说是东边是张三控制的、西边是李四控制的……这是一个静态的概念，就像是给你看一张照片一样。而问题是我们看格局，最主要的不是看现在是什么样子，大伙最关心的其实是今后会是什么样子。从这个角度说，一张照片所携带的信息是有限的——照片上有一个在半空中的球，那么你能说出它是被抛起来正在向上飞呢，还是正在向下落呢？单独去看这么一张“照片”其实看不出什么。

中国历史上的众多战略家们没有说“格局”的，他们常说的是“天下大势”。“势”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我们常说“水势”、“走势”这些词，这里面不光是指当时的状态，还包涵下一步的走向。而说“势”就像是给你放一段完整的录像，还用上面那个例子：你在录像里看见一个球被抛起来，然后到了顶点。这个时候录像到头了，但你肯定知道下一步这个球是要往下面落的。这本书以“格局”为题，其实只是借用了一个大伙习惯了的名词，主要说的那个东西其实应该叫“势”。

归结成一句话：世间万事，知其所来，方能知其所往。放给你的那段“录像”叫做历史，说势必先说史。对国际格局问题的研究会涉及许多领域，如果我们对这些领域反复“压缩”、“筛选”，那么要想最低限度地展开对战略问题的探讨至少需要两样东西：一是逻辑，二就是历史。

世界不是从一开始就是现在这个样子的，如今我们所看到的格局是几十乃至上百年历史发展后的结果。比如如今的世界经济危机，要想说清楚它的成因至少要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如果要正本清源，那就要一直追溯到几百年以前，也就是资本主义产生之初的时代。那么反过来说，如果我们大致了解了这百十来年的历史，那现在几个主要国家在国际上处于什么地位，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也就基本搞清楚了。

再进一步，历史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从三皇五帝算起我们经历的历史已经有五千年了，从资产阶级革命算起历史也有300多年了，即便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算起也已经有62年了。在如此漫长的时间跨度下，你几乎找不出什么事算是“新鲜事”——基本规律就那么几条，只不过套上不同的具体条件，就成了各种各样的“故事”了。把近百年的历史梳理一遍，我们会发现如今新闻里说的事有很多都是似曾相识的。而把这些“似曾相识”的事情看清楚了，那么对后面将要发生的事情，我们也就大致有数了……

在这本书里我们所做的，就是大致地去梳理那么一段历史，把其中的“新鲜事”最后弄得“不新鲜”了。当然，笔者并非业内人士，也接触不到什么“机密”，我对书中历史的解读自然也脱离不了自身意识形态的范围，但是至少这或许可以给读者提供一个新的思路去看周围的世界。

最后，笔者在此要向张慧萍女士致以诚挚的谢意，正是在平时和她的交谈中，引出了我对书中诸多问题的思考，此外，对其他在写作中给予我帮助的朋友们，这里也一并表示感谢。

开篇：“格局”与“局势”

“格局”和“局势”有什么区别呢？简单来说，你可以通过每天的报纸和电视新闻了解到当天的“局势”，比如某某国与某某国签署了某某协议，又比如某国的军舰在某海域不明不白地沉了……如此种种，这些所反映的就是局势的变化。而要看“格局”，就只能通过翻看史书才能明白。

格局，首先是一个纵向概念，要搞清楚现在的世界格局到底是怎么回事，首先需要去看在这之前数百年的历史。

具体到我们现在所处的国际格局，必须要承认，它是由美国所主导的。近几十年以来的各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或多或少都和美国有所关联。以美国为主线来分析国际格局，问题能说得更清楚明了一些，所以后面很大一部分内容都会与其有关。

“资本兔子”定律

打个比方，有一只叫“资本”的兔子，这只兔子胃口超好，有多少草一次都能吃进去，而且生长迅速，理论上说没有极限，越吃个头越大，而个头越大，就需要吃越多的草，然而，现实中这个世界上的草地是有限的，而同时“资本兔子”则不止一只……

而我们后面所要说的话题，或者说自17世纪资产阶级革命之后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众多事件，正是围绕着上面的那个比方来展开的。

七年战争与体制优势

要说美国，需要先从英国说起。这两个国家之间具有很强的传承性，通俗地说：美国是英国的“私生子”。现今美国决策层的行事方式，有很多地方和当初的英国如出一辙，两个国家的发展轨迹同样也是可以互为参照的。在英国做世界霸主的时代，经济、政治的运行模式与现在相比要简单得多，但其内核与现在是一样的，先搞清楚它，我们后面的话题就可以简单化了。

回到近代早期的欧洲，打仗和争霸是当时的时代主题。为了争夺殖民地以及欧洲大陆的霸主地位，各国之间征伐不断，就像我们的春秋战国时代那样。战争的胜负归根结底其实就是取决于双方的实力对比，战术、谋略这些都不是主要问题，以弱胜强只是特例，以强胜弱才是战争的常态。而所谓实力对比，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双方财力的对比，要赢得战争，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就是“钱”，不但数目要大，而且必须能在短时间内筹集起来。那个时代的欧洲君主们，每天想得最多的事情，恐怕就是钱的问题。

英国自然也不例外。在百年战争以后，英国的国力受到了极大的削弱，在法国境内占据的地盘悉数丢失，英国王室就此打消了称霸欧洲大陆的念头，转而向海洋发展，其大陆战略则转为制衡，即通过拉一派打一派的方式，始终使得欧洲大陆无法出现一个可以控制全局的霸主。到了亨利八世时代，好大喜功的国王要“重振祖先的雄风”，于是先后几次远征欧洲大陆，战争费用骤然猛增——结果最后还无功而返。为了筹集空前浩大的军费，亨利八世被迫出售了刚刚从修道院手里没收来的庞大教产，而正是由于亨利八世轻易地用去了这笔财富，英国王室失去了一个建立绝对权力的机会，相对于欧洲其他国家，英国王权的力度是有限的，而这又为后来资产阶级革命始于英国埋下了伏笔——历史规律就是如此，新体制往往会诞生于旧体制最薄弱的地方。

斯图亚特王朝时代的两位英国国王在财政上同样是入不敷出，为了增加税收以及赖账，国王和议会——也就是资本家们之间的争斗愈演愈烈，在1640年以后演化成了全面的政治危机。到了1642年，这场政治斗争最后演变成了资本家们对国王的货真价实的“斩首行动”。

在经过近半个世纪拉锯式的斗争之后，资本家们和国王之间终于在17世纪末“光荣革命”中妥协了——英国由此确立了君主立宪制，王权受到了来自议会的制衡。这里加一句题外话，现代西方国家的民主政体，无论具体形式是什么样的，其创立初衷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限制封建王权，而不是出于其他考虑。具体一点说，在当时对王权最重要的一条限制就是国王也不能赖账，借了钱是必须要还的，后面很快我们就会知道，为什么这一条如此重要。

在“光荣革命”以后，英国逐步建立起了一套完善的公共借贷制度，也就是公债发行制度，具体操作由“英格兰银行董事公司”，即日后的英格兰银行负责。中间的具体过程这里不去赘述，总之由于王权受到了制衡，因此不存在什么力量可以凌驾于信用体系之上，这就保证了英国政府所发行的公债的信誉——最起码你不用担心花钱买了政府的债券，转过头来发行者不认账了，专业一点说，这就是“低风险”。

对国家而言，公债的存在使得政府在税收以外又有了另一个财政来源，这个来源比税收要广得多，可以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还可以来自于国外。而且买公债是有利可图的投资行为，无论是贵族还是老百姓对此肯定不会有什么抵触情绪，这点比收税要强得多。到19世纪初，有人估算欧洲发行的全部公债约合380亿～400亿法郎，其中英国独占四分之三还多，换句话说，英国是拿着大半个欧洲的钱在和对手打仗，这种体制上的优势是当时法国、西班牙等这些大老粗式的对手所无法匹敌的。荷兰的资本主义搞得比英国还要早，同样也拥有这样一套完善的信用体系，但它的经济总量太小，除了金融以外，主要的实体经济就是在海上跑跑运输。军事实力相对来说也不是很强——在中国遇到郑成功时就露了一次原形。相比之下，英国拥有更广泛的手工业生产基础，军事实力与荷兰相比更加强悍，遇到这样一个身大力不亏的竞争对手，荷兰很自然就回到弱者的地位了。

拿英国的老对手，也是欧洲大陆霸权的主要争夺者法国来说。对比英王，法国国王在国内要强势得多，特别是在“太阳王”路易十四时代，国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这其中也包括赖账的权力，于是国王屡屡失信于民，赖掉了巨额的债务——没有体制约束的权力不被所有者滥用是很难的，出现像唐太宗李世民那样具有极强自制力的封建君主，对历史而言只是小概率事件。官方几次三番地赖账，严重破坏了法国公债的信誉基础，对比英国，法国政府通过债券吸纳资金的能力就要弱得多，这就迫使法国财政更加依赖于税收。而过重的税负，除了会破坏国内经济的正常运行，也加剧了人民的不满情绪……这种财政实力上的差距，说到底就是资本主义对比封建专制的制度优势，正是这种差距最终决定了后世英法七年战争（1756～1763年）的胜负。

七年战争的失败，使得当时的法国国王路易十五不但没有如愿从英国人那里拿到欧洲的霸权以及印度和北美的殖民地，反而被迫割让了整个加拿大，同时也耗光了国库，严重破坏了国民经济。而由于海外殖民地数量太少，国内矛盾缺少转移的空间，法国的内政问题由此积重难返，最终在26年后，开始了长达十年的惨烈的大革命，而那时又恰好处于工业革命时期，这使得法国和英国在工业时代的竞争中又晚了一步，这恐怕也算是一种“马太效应”吧。当然英国人也不是没有损失，英国政府将战争费用通过税收、倾销等方式转嫁到了它的北美殖民地头上，为它化解了战后国内可能出现的问题。但这并非是无代价的，最终在13年后的1775年4月18日，不堪重负的殖民地居民开始奋起反抗，北美独立战争就此爆发，并最终产生了一个新的国家——美国。

“资本兔子”定律

接着来说英国的公债。仅仅靠守信的话，政府发行的各种债券还是没法吸引人们去购买，这里还需要一样东西，就是回报，而且必须是高回报。英国政府所做的，其实和现在的企业没什么本质区别，简单描述就是：发行债券或者股票→融资→投入项目运作→获得收益→割取部分收益用于分红→债券信用上升、股价上涨→发行新债（新股）→更大规模地融资→上更大的项目。遵循这样一个正循环，一个企业便开始“做大做强”了。这个循环中最关键的环节，就是“项目运作→获得收益”。具体到近代，对于叫做“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那家“企业”来说，它在当时的“项目”就是从当地人民或是其他列强手里夺取殖民地，然后作为资本家工厂的原料产地及产品倾销市场。而它的“投资者”则包括王室、贵族、资本家、平民百姓以及大量的国外投资人。在英国一次次的对外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黑奴贸易、鸦片贸易等种种勾当中，所有的“投资者”都分到了一份“红利”。

英国公债的正循环系统

英国的公债发行有力支撑了英国政府的殖民扩张战争，同时通过战争获得殖民地为资本扩张开拓空间也是保持政府信誉的关键环节。

资本家从殖民地以极低成本获得原料，投入生产，再把产品倾销回殖民地，获得利润。资本规模扩大，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国家实力进一步增强，于是资本家和政府合伙去抢更多的殖民地回来，获得更多的利润。如此周而复始的循环中，“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公司的殖民地“生意”（经济）越做越大，竞争力也越来越强——套用证券交易中的说法，这就是在“多杀多”。这样一来，荷兰、西班牙、法国……一个又一个竞争对手被英国人打翻在地。英国开始海外殖民扩张的时间其实比欧洲其他国家要晚很多，但制度上的优势让英国后来居上，积累了雄厚的资本。基于这些资本，英国又率先开始了工业革命，进入到了工业时代，由此在生产上进一步得到了优势。

用政治经济学里的话来说，这里面所反映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资本的扩张性”，不过要是这么写的话估计大家就没兴趣往下看了，所以这里我们要换个说法。打个比方，有一种叫做“资本”的兔子（这里我们先不去考虑生物学方面的合理性），对比以前的品种，这种兔子胃口超好，有多少草一次都能吃进去，而且生长迅速，理论上说没有极限，越吃个头越大，个头越大，就需要吃越多的草……

最开始的时候，“资本”兔子肯定会先对窝边的草下口，因为这样最省事，但是窝边草的数量毕竟有限，而且吃光了的话会危及兔子自身的安全，于是兔子就开始到更广阔的地方去找草吃。

打从15世纪开始，在英国就生活着“资本兔子”，它们从窝边草开始下口：先是兔（羊）吃人运动，之后失去土地的老百姓进入到了资本家的工厂里做工。然而英国国内乃至欧洲地区的市场是有限的，为了提高利润，资本家就拼命压低工人的工资，延长劳动时间，越是这样，工人的购买力越差，资本家的获利空间越小，于是资本家越是要压低工资，这显然是一个迟早要走不下去的死循环。而且人不是机器，套用后来的一句话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会有反抗。”资本家不把工人当人看，工人们自然就要反抗，最早是消极地破坏机器，到后来发展成工人们团结起来组织罢工，给自己争取权利，以至于到了19世纪20年代，工人们掀起了著名的宪章运动。总之，窝边草再继续吃下去，是要危及“资本兔子”的安全的，而且窝边草也快被吃光了，于是“资本兔子”开始去吃远处的草——当然这是为了表述方便，事实上资本家不管是窝边草还是窝远处的草，一直以来都本着是草就吃的原则，只不过不同的时间段，吃的力度有所不同罢了。这里所说的“远处的草地”就是殖民地。19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英国宪章运动，其直接产物之一是1840年鸦片战争，英国工人待遇的逐步改善，社会矛盾的缓解，说到底并不是因为资本家慢慢变文明了，这是以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人民（当然那时还没“第三世界”这个词）的灾难为代价换来的。

“兔子”之死

我们前面提到，“资本兔子”是会无限生长的，因此问题就出来了：可供它吃的草终归是有限的，随着兔子不断长大，它需要的草地面积也要跟着扩大，但总有一天会找不到更多的草地，那会如何呢？中间的具体过程不好说，但结果是一定的——兔子会由于食物无法满足已经硕大无比的身体而被饿死。

英国兔子凭借着自己的先发优势，一路过关斩将，打败了众多同类，这里面个头最大同时名气也最大的自然就是叫做拿破仑的那种法国兔子。除此之外，英国兔子还征服了更多更为原始的“封建兔子”，比如清朝统治下的中国。到了20世纪初，英国终于迎来了它的巅峰时代，到了1914年，英国占领的殖民地面积达3350万平方公里，占全球陆地面积的四分之一，占各帝国主义国家掠夺的殖民地总合的一半，相当于英国本土的100多倍；其殖民地人口共3亿9350万，相当于英国人口的9倍，而且英国的殖民地多是资源丰富、人口稠密的地区（比如印度），或是战略要地（比如埃及）。至此，英国的扩张达到了极限，国力达到了顶峰，而这也意味着，麻烦开始来了。

前面提到的那种“从殖民地低价获得原料→投入生产→产品倾销殖民地→资本扩张→生产规模扩大→获得更多殖民地→提供更多的原料和市场”的循环模式至此算是走到头了。英国积累起了庞大的生产规模，而与此同时，殖民地通过给宗主国提供原料所获得的回报却微乎其微，并且当地的手工业在英国工业品的倾销冲击下很快就会破产，基于这两条，殖民地所能提供的购买力必然是非常有限的，而且还会逐步减弱。从前一直是靠新增加的殖民地来消化过剩的产量，可如今殖民地不可能再增加了，于是前面提到的血汗工厂和工人的死循环，在这里便又开始显现出来。

另一方面，殖民地的经济模式，对宗主国而言是完全垄断的——原料只能卖给宗主国，工业品只能从宗主国进口。这样的经济体系，对宗主国和殖民地而言，几乎是完全封闭的，说白了也是一种“闭关锁国”，只不过这个“国”要大一些。在这样一个完全无干扰的体系内，资本家根本不会再去开发新技术、新产品。但你还真不能说这叫不思进取，从资本家的利益角度考虑，如果能在旧体制内稳定盈利，谁也不会吃饱了撑得去承受创新所带来的风险。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面对以电气化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英国人的反应比美国人和德国人要迟缓得多。原本资本可以在封闭体系内扩张，如今体系内没有扩张空间了，需要往体系外扩张，却轮到英国人去面对别人的先发优势了。

如此，英国的衰落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通常我们说英国和美国之间的“和平交权”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其实是不准确的。这并不是一个时间点上的事情，而是一个持续了很长时间的过程。1929年金融危机最先始于美国纽约的股市，而后蔓延至西欧。这是因为大量来自欧洲的资金都投入到了美国股市，也就说明在当时资本早已开始抛弃英国了。中国历代王朝数百年一更替，被定义为封建王朝的周期律，而这里我们所看到的，可以说是资本主义的周期律。

英国的衰落就是源于资本主义周期律的必然性。两次世界大战，虽然规模空前，但只是促成其衰落的偶然因素。在英国称霸世界的时代，一批新兴国家开始崛起，如德国、奥匈帝国、美国、日本等等，当时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选择了和“国际接轨”——走的是和英国完全相同的发展路线，即在亚欧大陆上争夺殖民地，然后搞殖民地经济。美国在这其中算是一个异类，它最初是选择自己关起门来发展经济，因为其本身就有丰富的资源和庞大的市场。后来在美西战争中美国打败了西班牙，控制了南美洲以及菲律宾，如此一来，美国就更有条件置身于欧亚大陆上的纷争之外了。但其他新兴国家没有这样的幸运，德国、日本这些国家国土面积都不大，虽然生产出来的产品比英国更有竞争力，但在英国所主导的国际格局中，这些国家所能获得的资源和市场都是非常有限的——各国手中的殖民地都是完全排他的。这样一来，新兴国家对英国霸权的挑战就无法避免了，两次世界大战由此爆发。

和以前的战争不一样。过去，英国的胜利意味着又有新的殖民地进账，资本便可以进一步扩张。而两次世界大战，虽然英国人都赢了，但是资本的扩张早已到达了极限，所以战争对英国而言无论输赢都只是一种单纯的国力消耗，这种消耗大大地加速了英国的衰落。在多年的压榨下，殖民地能给英国带来的利益越来越少，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第三世界国家轰轰烈烈的民族解放运动，以及美苏两国明里暗里的挤压，使得英国维护殖民地的成本大大地增加了。此时殖民地对英国而言已经由优质资产变成不良资产了【1】，于是之后大家看到一个又一个的殖民地宣告独立，至此即便有人哭着喊着求英国人“殖民三百年”，它也做不到了，由英国所主导的国际格局由此宣告崩溃。

注释

【1】埃及和印度两块殖民地，英国人其实还是想保留的。丢掉埃及意味着丢掉了对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这就意味着英国人对东半球海洋的控制将被削弱到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要知道当初英国人起家，正是依仗制海权。而丢掉印度，英国则是失去了最重要的原料产地和工业品销售市场。关于埃及，后面的正文里会详细叙述，这里暂且不提。印度的独立，需要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日军一路南下，英军在日本人的打击下溃不成军，日军在占领缅甸之后，兵锋直指印度。在这样的背景下，印度掀起了独立运动的高潮，钱德拉·鲍斯（Subhash Chandra Bose）组织了一支武装军队投靠日本，准备引日军攻入印度。此时甘地放弃了一贯的“非暴力不合作”主张，声称如果英国不让印度独立，就要号召印度人武装起义，倒向日本，但如果英国应允印度独立，则印度将站在盟军一边。最终英国人不得不作出妥协，同意印度在战后独立。而即便如此，英国也在竭力阻止其他任何力量控制印度，甚至不惜在战况最危急的情况下，不断给在这一地区作战的美军和中国远征军制造麻烦。

美国崛起

美国的崛起一方面得益于其先天的地理上的优势以及历史机遇，另一方面这也是美国历代政治精英决策与意志的结果，特别是她的决策层在南北战争时期及大萧条时期先后完成了两次国家内部的大调整，由此最终为美国登上“宇宙之巅”铺平了道路。

美国的崛起过程对今天的中国具有极强的参考价值，中美两国拥有着相似的地缘环境，因此两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存在某些相通之处，只不过，“现在”的中国并不等于是“现在”的美国，中国现在所面临的许多问题其实都能在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美国身上找到可供对照的影子。

背叛不列颠

北美独立战争的起因，简单来说，就是英国的殖民地经济政策严重损害了当地利益集团的利益。

和在亚非地区的殖民地不一样，美洲远离亚欧大陆，在16世纪大航海时代来临前夕，中美洲文明还处于城邦混战的阶段，也就相当于苏美尔文明或殷商早期的水平。南美洲稍微好一点，在西班牙人到来之前刚刚形成了第一个松散的帝国——玛雅帝国，文明程度比牧野之战时的中国商朝或许能强一点。北美干脆还处于原始部族社会，连轮子都还没被发明出来。在殖民者的火枪和传染病的双重进攻下，当地人的数量很快减少到了欧洲人到来前的五分之一。后来的“美洲居民”，基本就是从欧洲过去的移民。北美地区的英国殖民地情况自然也不例外，对移民者来说，英国应该被称为“母国”而非“宗主国”。所以把北美独立战争看成是民族解放战争有点勉强，这更像是一场政治分离运动。

虽说是“自己人”，但“母国”在剥削的时候可是一点没有手软过。根据英国政府制定的《航海和贸易条例》规定，殖民地的某些商品只能销往英国。这个“某些”包括什么呢？在独立战争前，只有一样东西不在这个“某些”范围之内——咸鱼，剩下的统统只能销售给英国一个国家。而对于从殖民地过来的棉花、烟草、皮毛之类的初级产品，英国又制定了一套极其严格的标准以及分级制度，这和现在发达国家给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设高门槛是一个道理，并不是对消费者有多强的责任心，而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压价。好不容易把东西卖出去以后，事情还没完，在关税以外，你的商品还得再向英国派驻的殖民政府缴纳一遍“出口税”。

与此同时，英国的工业品大肆倾销到了殖民地，这其实就是后来我们常说的“剪刀差”。而英国又不容许当地铸币，这就进一步加剧了北美殖民地的资本流失。为了进一步保证工业品的垄断地位，英国政府还严格限制本国的技术人员（工匠）进入殖民地，同时通过立法，限制殖民地发展自己的工业——除了磨面、酿酒、制蜡，其他任何制造业都不许涉足。

1763年，英国最终赢得了七年战争的胜利。但政府之前筹措军费所发行的公债，还本付息需有1.3亿英镑。战后法国被迫割让了加拿大，可接管新殖民需要大量的政府人员和军队，这笔费用只能英国人自己出，这又需要一大笔钱。为了解决钱的问题，英国政府针对北美殖民地颁布了《糖税法》和《印花税法》，再之后又以更加严苛的《汤森法案》取代了《印花税法》，希望以此来增加税收，填补政府财政的漏洞。至此，原本严重的剥削最终超过了北美移民的忍受极限，于是便发生了诸如波士顿倾茶事件之类的抗英事件，反叛者们开始秘密囤积枪支、火药，而亲英势力也纷纷北上，去投靠加拿大的英军。到了1775年，以来克星顿村英军和北美民兵发生交火为标志，北美殖民地对母国的反抗演化成了一场独立战争。

这后面的历史和我们在科教书上学到的历史可能有所出入，事实上北美大陆军在和英军的对抗中并没有占到很大的便宜，甚至在整个战争中所起的作用也并非是决定性的。原因很简单，北美地区十三个州人口共计不到300万——这里面还包括近半数“吃里爬外”的亲英派，工业基础薄弱，财力匮乏，完全没有海上力量。而英国当时仅本土人口就六七百万，算上殖民地人口则超过3000万，国家财力雄厚，已经开始进行工业革命，并且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对北美十三州掌握着绝对的制海权。这种悬殊的实力差距单靠一句“正义必胜”是抵消不了的，更何况当时大陆军的士兵是靠高额军饷才募集来的，人家当兵是为了吃粮，这和后来中国老百姓打日本鬼子完全是两个心态——上面说过，这不能算是民族解放战争。1776年以后，受财力的限制，大陆军兵力逐年递减，从最高峰的4万多人一直减少到最后的1.3万多人。

当时的北美“独立派”用现在的话说是“蓄谋已久”的，战争初期是大陆军有心，英军无心。由于情况完全超出了英国政府的预计，战争爆发时英国在北美十三个州总兵力不过6000多人，正是在这种局部劣势下，英军在邦克山战役中遭到惨败。不过“美独势力”的好运气也就到此为止了，这之后大陆军北上进攻加拿大的英军则以失败告终，1776年回过味的英国人开始向北美增兵，在纽约击溃了华盛顿率领的1.8万多大陆军，大陆军撤至特拉华河畔时，华盛顿带出来的士兵不过4000余人。

需要说明的是，大陆会议推选年轻的华盛顿为大陆军总司令，其实和其个人威望没有什么关系，而是因为华盛顿是独立派高层里唯一一个有军事素养的成员。而且这个位置在“系统内部”也不是很受欢迎——当时大伙都知道输的可能性比赢的可能性要大得多，而一旦事败，“总司令”必然是要上英国人的绞刑架的。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同样是在1776年，英国人的老对手——法国和西班牙开始向美国提供财政上的支持，原因很简单，“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支持”。来自欧洲的金币使得大陆军在当年从2.7万余人扩编到了4.6万多人，之后荷兰和俄国也加入到了援助美国的行列，荷兰向美国提供了700万英镑的金币，而叶卡捷琳娜二世则派遣俄国舰队为来往于美国与欧洲之间的“中立国”商船护航。他们的目的很简单，都是要打击英国，扩大自己的地盘。

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北美独立战争”中真正的主角应该是英国和法国。对法国而言，北美独立战争其实是其同时期在全球范围进行的英法战争的一部分。法国仅直接在北美十三州参战的地面军事力量就超过1.65万人（1000名军官和1.5万名士兵）。法国皇家海军参战人数则达7.5万人（7.25万名水手和2500名军官），其中仅直接参加约克镇战役的法国海军官兵就超过了1.5万人，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同时期北美大陆军的总兵力。除此之外，在同一时期，法军和英军在西印度群岛也正打作一团，英军始终无法向北美增兵。到了1778年，西班牙海军也加入了北美战场，至此英军在北美已经处于劣势地位。

独立战争情形其实非常像20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争，法国在其中扮演了中国加苏联的角色。当然，法国人的目的并非是为了“保家卫国”，他们是为了和英国人争夺殖民地，至少不能让英国人得到它。独立战争的最后一个大战役，约克镇战役结束后，在受降书上签字的三个人里两个是法国人——法国陆军中将罗尚博伯爵、海军中将德格拉斯伯爵，剩下一位是华盛顿。而独立战争最终结束的标志，则是1783年美英在法国巴黎签署的《巴黎条约》。

当然，之所以写这些并非是要在历史问题上去揭谁的短，事实上美国人自己并不避讳这段历史，独立战争中法国所起的作用我们可以从美国的许多历史文献中看到。一个国家的自豪感说到底是来自于它的现状而非历史。

法兰西革命

历时八年的独立战争，最大的受益者自然是美国。它基本摆脱了英国的控制，成了美洲首个独立国家，之所以说基本，是因为美国当时还处于欧洲的阴影之下，时常会被英国和法国粗暴地“干涉内政”。在战争结束后，英国在美国的领土上仍旧占领着不少据点。此外，英国还在加拿大设立基地，训练和武装印第安人，不断对美国西部的白人定居点进行“恐怖袭击”。这个方法后来被美国人学去了，1979年苏军兵进阿富汗以后，美国也同样是以巴基斯坦为基地，培植“基地组织”通过同样的方式来袭扰苏联人。

英国自然是输家，不但失去了北美十三州的殖民地，受北美战争的拖累，在西印度群岛以及斯里兰卡地区和法国人的战争中，英国人也吃了败仗。

而法国最终的结局也同样不妙。虽然使英国失去了北美十三州的殖民地，但疲弱的法国已经无力吞下这个战利品，只能成全了美国。由于直接参与包括北美战争在内的一系列大战，并且给予美国大量的援助，原本在七年战争后已经一团糟的法国财政至此彻底宣告破产，并最终导致了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爆发。革命的最初缘起与17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如出一辙，由于天灾而导致法国出现大面积饥荒，而国王和贵族对饥民们不闻不问，于是老百姓揭竿而起，资本家们也就跟着趁势而起了。

大革命中，路易十六被资本家们推上了断头台，前文提到的罗尚博伯爵在雅阁宾派执政期间被丢进了监狱，所幸最后捡了条命，活到了拿破仑时期得以善终，而德格拉斯伯爵则丢了性命。持续的高强度革命也让法国错过了工业革命的先机，在后来与英国的竞争中，经济上始终慢了半拍。

二元经济

关于华盛顿，在很多文章中都有类似这样的描述：在独立战争胜利后，华盛顿没有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威望摇身一变为“华盛顿一世”，而是在连任了两届总统后，恬淡心安地回到弗吉尼亚的佛农山庄，在平静中走完一生……如此这般。

不过问题恐怕没有这么简单，一位生活在两百多年前的古人的心思，笔者自然是没有办法去揣测的，但仅就当时的政治态势来看，换做任何一个人，恐怕都没法把自己变成“××一世”。美国自身并没有主导独立战争的胜负，因此没有哪一支政治力量通过战争建立起了属于自己的绝对权威，更遑论出现单个的强势政治人物。而更重要的是，在美国政治群龙无首的背后，是美国经济存在明显的“二元制”。

战后（独立战争）美国国内的政治派系主要有两支：由亚当斯和汉密尔顿领导的联邦党，和杰弗逊领导的民主共和党。联邦党人非常喜欢英国的王室体制，曾主张建立君主制，不过他们考虑的人选并非是华盛顿，而是从欧洲找一位根红苗正的“蓝血贵族”来做国王。最后因为联邦党缺乏权威性，没法“统一意见”所以搞不起来，于是退而求其次，主张建立强势中央政府，搞精英政治。民主共和党人恰恰相反，他们反对中央集权，主张强化地方政府，最好搞邦联制才好。华盛顿自称自己是“中立派”，不过在具体行事上他更倾向于联邦党一些。美国独立伊始，中央的权力主要掌握在联邦党手里。这是因为汉密尔顿当时身为联邦的财政部长，手里有2000多个位置可以作为回报送给选民（当时有选举权的只是有钱的白人中的男性，所以选民数量其实没多少），而民主党的党首杰弗逊是国务卿，他管理的国务院没什么油水，提供不了多少有吸引力的职位，所以也就吸引不了选民。联邦党主张中央集权，民主共和党主张强化地方权力，根源恐怕就在这里——任何一件事情出来了，对于其初衷，从不同角度我们可以解释出很多种“道理”来，但对于身在其中的当事者而言，他们做某种选择，主观上往往不会有太多的所谓“深谋远虑”，他们肯定得先着眼于眼前的问题。对政治人物来说，“眼前的问题”肯定就是如何强化自己手里的权力，联邦党人主导着联邦政府，自然要强化中央集权，相应的，民主共和党肯定就要搞强枝（民主共和党）弱干（联邦党），以保证自己的权力。

而这两党的政治斗争背后，则是美国南北经济模式之争。联邦党的支持者主要是北方新英格兰地区的工商业资本家，当地气候寒冷，不适宜搞农业种植，所以只能搞工商业，对他们而言，加强中央集权有助于统一国内市场，政府有能力通过关税壁垒和财政补贴来扶持资本家搞工业。而搞精英政治则可以在话语权问题上把南边的土包子们排除出去，同时他们还希望国家建立强大的军队，为“资本主义事业保驾护航”；民主共和党的支持者则是来自于南部的农场主，人家大老远从欧洲移民到北美，追求的就是“桃花源”式（对他们来讲可能说“乌托邦”更合适）的田园生活，自然不会欢迎一个什么都管的强势政府，他们也不希望建立庞大的军队，特别是“烧钱”的海军，因为对他们而言这只意味着高赋税。

外交方面，联邦党比较“亲英”一些。原因很简单，虽然独立了，但工商业的主要贸易对象还是英国。这一点和现在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情况是一个道理，虽然政治上独立了，无奈经济上和过去宗主国的联系断不了，所以还得在政治上靠向原来的宗主国。美国工商业集团在当时的处境就是这样。民主共和党则比较“反英”，原因一样很简单，对政客们而言，“敌人支持的，我们就要反对”，对他们背后的农场主而言，在独立战争期间英国人为了打击美国经济，以“正义”的名义，解放了不少南方农场的黑奴，农场主们因此损失惨重——这一招后来在南北战争中又被北方资本家给学去了，继续用在南方的黑奴们身上。除此之外，前面提到的印第安“游击队”袭扰，吃亏的主要也是南部的农场主。

在这种政治态势下，无论是谁，真要是头脑发热做了“××一世”，他的下场恐怕只会比中国的袁世凯更糟糕。拿破仑之所以可以在资产阶级革命后成为法兰西皇帝，一是由于他通过战争积累了军队力量和权威；二则是因为法国经济是以工商业为主的一元制经济，国内不存在两种诉求完全相反、力量对比又相差不大的政治力量。

赢者通吃

如果站在美国国家利益的角度来看，笔者会更倾向于当时北方的主张，拿现在的话来说，它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北方的政治主张，归结起来就是要搞工业，建立独立的经济体系，如果不这样，光搞种地之类的“低端产业”，那么美国经济只能一直依附于英国或是别的欧洲列强，继续给别人做原料产地和产品销售市场，说到底还是别人的“经济殖民地”，日后甚至在政治上被人家翻盘也未可知。美国能在内部松散的情况下维持统一和独立，完全得益于欧洲各国正打作一团，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去加强中央集权，那么日后一旦欧洲局势安定下来，以农业为主的美国就是一块没被瓜分的蛋糕，各国必然纷纷要向美国伸手，届时缺乏权力核心的美国只怕比中国的晚清时期还要惨，国家陷入分裂几乎就是必然的事情。

现在美国的政治体制根源，便始于其独立初期的政治态势。比如，其联邦制，就是主张中央集权和主张地方为大的两派协商之后妥协的产物。但是总有一些问题是没法妥协的，用今天的话说，这些问题关系到两边的核心利益。自立国起，美国政治体制里最重要的一条基本原则就由此而来——这里说的不是三权分立，那只是一个组织形式。这条基本原则是：几派政治力量在一个大伙认可的原则之下，搞“费厄泼赖”式的竞争，赢者可以光明正大地利用国家机器全心全意为自己的小集团牟利，但同时赢者必须保证其他在野的集团也有利可图。如果你的手段超过了大伙认可的范围——比如“水门事件”里的尼克松之于共和党，或者你干得不好，让台上台下没有得到足够的利益——比如卡特之于民主党，你就得下台，直到大伙忘了这段不愉快的回忆，然后接着“费厄泼赖”。

独立战争之后不久，美国就迎来了长达60年的疆土扩张。先是不断向西部开拓，掠夺印第安人的土地：1803年美国以1125万美元从法国手里买到了自密西西比河到落基山脉的整个地区，其中包括现在的路易斯安那。1845年，吞并了原属于墨西哥的得克萨斯州，而后1846年向墨西哥宣战，在1848年打败了墨西哥，战利品就是现在美国西海岸的各州，面积大概相当于那时墨西哥全境的三分之一。接着以“和平的方式”从英国手里获得了俄勒冈地区，到1849年基本上完成了美国本土的扩张。新扩张的领土多数成为新的农场，南方种植业利益集团因为不断有新的土地进账，也就在某些政治议题上和北方少了许多争吵。

美国领土扩张

现在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接受甚至是原样照搬了美国的政治模式，不过他们非但没走上像美国那样国富民强的康庄大道，反倒内乱不断，有些干脆到了见血的程度——比如菲律宾，又比如吉尔吉斯斯坦。这并非是因为什么南橘北枳，而是因为这些国家没有像美国那样的利益扩张空间——他们本身就是别人的“扩张空间”。这些国家的经济运行只能在本国范围内进行，而这根本就是一个封闭体系，利益没什么扩张余地，你多占一分必然就意味着别人多损失一分。在这种情况下搞赢者通吃，大伙斗得死去活来就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这和中间的过程是否“费厄泼赖”没有任何关系。

南北战争

简单来说，美国的这套政治体制能够良好运行的前提是能不断实现利益扩张：获得足够的利益——各个集团都有得分——各利益集团的胃口都被撑大了——进一步的利益扩张……其实还是前面提到的“资本兔子”定律。不过和英国不同的是，美国存在经济二元制的问题，所以国内问题更容易爆发，一旦利益扩张的速度慢下来了，等不到工人们起来反抗，南北两个南辕北辙的利益集团之间就要先打起来了。

1790年，南北两派达成了妥协。南方派将支持北方主导的联邦政府，但作为交换，南部各州必须由南方派掌控，首都则要从费城搬到波多马克河畔，也就是今天的华盛顿。因为那里处于马里兰和弗吉尼亚两个蓄奴州之间，属于南方派系的地盘。如此，美国国内搞起了“一国两制”。

1794年，联邦政府和英国政府达成了一份协议，双方对独立战争以后的一系列遗留问题做出了妥协。在此之前，南方农场主一直要求英国政府赔偿在战争中“解放黑奴”给他们造成的损失。联邦党人出于工商业集团的利益考虑，为了尽快和英国关系正常化以便继续做生意，在协议中并没有提及这件事。这件事让很多南方农场主和联邦政府翻了脸。而同一年，联邦政府又要开征酒税，南北的矛盾便进一步激化了，宾夕法尼亚的农场主们暴动了，华盛顿毫不含糊地颁布了《国家紧急状态法》，调集了1.3万多名联邦军对叛乱进行了镇压，这个数目已经赶上独立战争后期时的兵员总数了。

在相对平静了一段时间以后，由于领土扩张导致南方种植业经济规模越来越大（在当时的条件下，土地面积增加对种植业更有意义，所以北方派对开疆扩土没什么兴趣，甚至有些抵触），南方经济实力得到了加强，对北方派的政治压力也随即加大了。到了1801年，民主共和党的杰弗逊以59票对57票赢得了大选，出任美利坚第三任总统，一部分联邦党人随即准备让北方各州独立，成立新的联邦。这次政治分离运动最后由于汉密尔顿的反对而没有付诸实施，但代价是高昂的——由于这件事导致汉密尔顿和其副手布尔的关系急剧恶化，两个人决定用决斗来解决问题。在决斗中，汉密尔顿被自己的副手给干掉了，加之之前华盛顿已经过世，北方派至此没有了领军人物。

而与此同时，英国感觉到不断发展的美国在日后可能威胁到自己的霸权，同时英国人也一直惦记着再次夺回失去的殖民地，于是开始在海上对美国进行封锁，而美国为了继续扩大国土，也盘算着从英国人手里拿下加拿大等殖民地。到了1812年，美英之间终于爆发了“第二次独立战争”。战争历时三年，期间英国人曾打到华盛顿，一把火烧了白宫，但最后战局还是陷于胶着，双方不得已只能罢兵言和，谁都没有如愿。不过这场战争还是彻底打消了英国人夺回北美殖民地的想法，美国国内的民族主义也在战争中空前高涨，美国现在的国歌《星条旗永不落》就是在那时被创作出来的。在这样的氛围下，联邦党由于一贯的亲英立场，被打成了“美奸”、叛徒、投降派，彻底宣告出局。美国由此出现了民主共和党一党独大的局面，民主共和党人杰弗逊由于战争中积累的威望，成为美国第七任总统。在没有了英国这个后顾之忧后，民主共和党主导下的美国开始集中精力向西部和南部以及西班牙占据的佛罗里达地区扩张，以获得更多的土地来支持南方种植业经济。

然而民主共和党在失去对手以后，很快也陷入了内部分裂，美国现在的民主党，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至于北方派，虽然联邦党彻底垮台了，但归根到底那只是一个政治上的代理人，北方的工商业集团还在继续发展。

北方工商业最初的发展模式，用一个词就能说清楚——“山寨”。虽然英国政府严加控制，但在发大财的诱惑下，大批英国的技术工人还是通过各种渠道来到了北美洲。当时美国平均每年进来30万移民，大部分选择留在东北部搞制造业。那时的主要工业——棉纺业，开始在美国迅速发展壮大。就这样，通过“侵犯知识产权”，美国算是搭上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末班车，北方派的经济实力借着这股“东风”大幅提升，开始在势头上压过南方派。政治上的话语权自然也要跟上去，到了1854年，现今的共和党成立了，它在当时所代表的就是北方工商业集团。

在北方工商业集团实力不断壮大的同时，美国在1849年以后的领土扩张也基本到头了（夏威夷和阿拉斯加都是以后的事情，而且这两块领土距本土太远，对国内政治影响可以忽略不计）。换句话说，再想通过抢别人而把自己内部的利益分配问题混过去，这条路算是行不通了。用教科书里的话说，就是南北两边的“矛盾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在此期间，南北两派进行了几次妥协，1860年时终于“妥协”不下去了，共和党赢得了那年的大选，林肯就任美国第十六任总统，于是1801年的一幕又上演了，只不过主角换成了南方派，而且他们做得更绝，在林肯正式就职前，就已经有7个州宣布独立。最终南方15个州中的11个州宣布独立，剩下4个也处于观望状态。

这个“矛盾”具体地说，主要是两条：其一，新并入的州算是蓄奴州还是自由州？也就是最后一块蛋糕该放到谁的盘子里的问题；其二是关税问题，要实现工业化，要搞产业升级，这些光靠资本家搞“山寨”是不够的，政府必须提高关税，避免欧洲的廉价产品通过“自由贸易”冲击本国正在起步中的制造业。而这正是南方种植业集团所极力反对的，因为高关税会导致工业品价格提高，会增加他们的成本。同时，南方的棉花等作物大部分是作为工业原料销往欧洲的，如果对方用高关税回敬美国，那么板子自然是要落在南方派的屁股上。

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问题：由低端产业向高端产业升级，并不是像一个孩子一步步长成大人那样“自然而然”。一个经济体要改变经济结构，做产业升级，最大的阻力不是来自外部的技术封锁或是别的什么干扰，而恰恰是来自其内部。搞低端产业和搞高端产业，对经济政策乃至社会构成等方面的要求都是不一样的，甚至可以说是南辕北辙的。如果低端产业已经做大，那么相关的利益集团的诉求和国家整体利益必然会产生相悖的地方，这些问题是不可能通过所谓“市场手段”来解决的，只能由外力强行调整。举个例子，一个国家要调整经济结构，从低端的出口加工升级到高端制造业，在关税政策上就会遇到前面提到的问题。除此之外，在社会分配方面也会产生不同的诉求——搞高端制造业首先必须有一个稳定的技术工人群体，而要想让大伙能静下心钻研技术，必须要先保障工人的权益，待遇也只能高不能低，更要进一步让工人获得较高的政治地位，不能让人觉得工人是弱势群体；而搞出口加工，获利大小主要取决于人力成本的高低，对工人素质要求不高。从获利的角度考虑，自然是社会上到处是穷人，一个工资1000元的工作能让人抢破头才好，反正加工行业主要是面向出口市场，所以也不用指望国内能有多少消费能力。这样两种完全相悖的诉求如何调和？归根到底只能通过行政手段压一个扶一个。

在当时，美国解决这个矛盾的方法是战争，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南北战争。战争的具体过程这里不再多言，我们只说结果。四年内战，美国总共死了62万人——1860年美国人口总共不过3100万，这个数字超过后来美国历次战争的总和。论杀美国人的效率，后来的德国人、日本人恐怕都望尘莫及。北方的战略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彻底打垮南方的经济基础，解决经济二元制的问题。谢尔曼将军对南方干脆采取了“三光政策”，他领导下的联邦军队，从佐治亚、北卡莱罗纳到南卡莱罗纳一路烧杀劫掠，把所到之处统统变成一片焦土。最后南方的白人青壮年在战争中损失了四分之一，家畜损失五分之二，农业机械、工厂、铁路损坏一半，财产损失近三分之二——总计约50亿美元，南方派就此彻底一蹶不振。一直到现在，南方的几个州仍旧是比较落后的地方。

这种解决方式非常残酷，但也非常有效。早在建国伊始，汉密尔顿等人就提出了搞工业化的设想，但在南北双方的反复“折腾”下，美国的整体工业化被拖延了近70年。1863年以后，美国工业化的障碍最终被彻底清除掉了，通过关税壁垒加国家补贴——这也是后来各国搞产业升级的标准战术，国家的工业化建设迅速地展开了，美国就此迎来了一个长达25年的快速发展期。在以蒸汽机为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中，美国算是赶上了一个尾巴。但在1870年以后开始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美国则是领跑者的角色，我们身边常用到的技术产品，除了互联网以外，大多数都是在那个时代被发明出来的，汽车、飞机、电灯、电报和电话等等，伴随着技术革命，美国的铁路建设和煤炭、石油及铁矿开采也进入到一个大跃进的时代。美国的经济水平和英国达到了同一量级——不单单是说经济总量，而是两个国家“造东西”的能力。事实上到20世纪初期，美国的制造业规模以及技术水平都已经完全超过了英国，这才是名副其实的G2【1】。

美西战争

在美国搞工业化大跃进的年代，所奉行的原则就是天大、地大，市场最大，资本家最大，政府对国内而言就是一个大号维持会。对这种模式，现在有一个词非常形象，叫做“市场经济原教旨主义”。在当时，资本的趋利性在这种“原教旨主义”的环境下被最大限度地释放了出来。那个时候，有许多像爱迪生、莱特兄弟这样的发明家成天在捣鼓着各式各样的“新发明”，其中大部分东西在发明出来以后，其实没什么实用价值，但少部分仍旧是有价值的。一旦这“少部分”可以赚钱的项目出来了，大伙就一窝蜂地从银行贷款或是自行发债券，然后以最快的速度把钱扔进去，一个产业就这样发展壮大了。再往后，随着砸钱进来的人越来越多，产品的价格就会不断被拉低，高技术也就变成“成熟技术”了，于是众人又开始四下寻找新的项目……总之，当时的工业化就是资本家们在利润的指引下，大踏步进行资本主义建设。现在美国的众多大财团，如洛克菲勒、福特、摩根等等，都是在那个时代发家致富的。而由律师、工程师等所组成的“中产阶级”也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形成的。

这是从正面来说，那么从负面说呢？我们前面说过，英国的发展过程，其内核和美国是一样的，这里面自然也包括前面提到的“资本兔子”定律。美国的“资本兔子”同样也是从“窝边草”吃起的，也就是剥削本国工人，方式依旧是压低工资、延长劳动时间——当时美国工人的平均劳动时间是14到16个小时，最长的甚至达到18个小时，热狗、汉堡之类的东西之所以会在美国大行于世，就是因为在当时这些东西吃起来省事，可以最大限度地压缩工人的用餐时间。要想进一步对当时工人的境遇有个感性的认识，您不妨参考一下日本电影《啊，野麦岭》或者我们中学课本上的《包身工》，再或者是最近关于某企业“N连跳”的相关报道。同样，“这里”有压迫，“这里”自然也就会有反抗。当初英国工人不堪忍受剥削，掀起了宪章运动，美国工人同样在1886年掀起了芝加哥工人大罢工，这次大罢工留给后世的遗产，就是8小时工作制以及每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

一方面，贫富差距急剧拉大，工人在剥削之下消费能力严重不足；一方面则是私人资本无序投资造成产能严重过剩，也就是我们最近常能听到的投资过热。19世纪末，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美国的采矿业随之开始兴盛，作为配套工程的铁路成为了当时最赚钱的“朝阳产业”。一夜之间大量的铁路公司冒了出来，1885年到1892年，美国境内一共修了7.5万多公里的铁路，差一点占了同期全世界总里程的三分之一，他们所提供的运能远远超过了当时的需求。为了争夺一条线路的控制权，几家公司在老板的带领下常常会动刀动枪，打得血流成河，那架势和黑社会抢地盘没什么两样。在铁路沿线，中产阶级们购置了大批维多利亚风格的大房子，形成了新的城镇。

大批同类型企业跟风上马，其结局是可想而知的。最终大批铁路公司宣告倒闭，铁路沿线新兴的城镇由此变成了人烟稀少的“鬼镇”，最初给他们贷款的银行一下子多出了一大笔坏账。银行的坏账进一步引起了储户们的恐慌，于是大伙纷纷到银行挤兑，银行随之倒闭，进而引起更大的恐慌……由此，美国1890年经济危机宣告爆发了。到了1893年，1月到8月工业股票平均市值下跌近一半，一年内有600多家银行和信用机构破产，各类破产事件超过1.5万起。换句话说，美国“资本兔子”的窝边草已经不够吃了，它需要找一块“远处的草地”。

和美国差不多同时起步的德国和日本，在这个时候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为了拓展自己的“草地”，德国人在狂殴法国人，日本则在1894年向满清统治下的中国发动了甲午战争，之后又向俄国动手，发动了日俄战争。在这个过程中，德、日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都或明或暗地受到英国的压制——此时亚欧大陆的战略格局是由英国所主宰的，任何新兴势力都自然要受到它的压制。

美国就要走运得多，它孤悬于亚欧大陆之外，而在它旁边，正挂着一个饱满多汁的软柿子——西班牙统治下的南美洲。此时的西班牙早已不复往昔的光荣，就连本土都曾几次被法国人占领，这使它成为美国的最佳目标。在这以后，专拣软柿子捏就成了美国对外战争一以贯之的原则。在此以后的美国历次外战中，没有哪一场谈得上是在赌国运的，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打输了的最坏结果也就是退守美洲大陆。这么说并没有什么贬损之意，其实恰恰是这种稳健的战略，成就了美国现今的霸主地位。

1897年，美国经济在危机之后开始复苏，但通胀的兆头也随之出现了。1898年，以“缅因”号战列舰被炸为借口，美国向西班牙开战。美西战争中的详情这里不再赘述，仅说结果：美国人从西班牙手里得到了古巴、波多黎各、关岛、夏威夷和菲律宾。1823年门罗总统的《门罗宣言》，在1898年之后真正成为现实——美洲成为美国人的美洲，南美洲成为美国人的后院，美国可以独享这里的资源和市场。而获得夏威夷、关岛和菲律宾，其战略价值则相当于战国时期秦国获得函谷关。进，这些岛屿是美国兵进亚欧大陆（中原）的战略跳板；退，这些岛屿又构成屏护美洲本土（关中）的战略屏障。这样一来，对于亚欧大陆这一文明中心，美国就可以做到进退自如，多受其利，而不受其害。

以菲律宾为跳板，美国最先介入的就是亚洲事务。1900年列强瓜分中国，美国依托它的地缘优势，提出来“（中国）门户开放，（列强）利益均沾”。就是说，不管谁从中国身上割下了好处，大伙都要人人有份。再直白一点，就是不管谁在中国获得了好处，都要有我美国的一份。这以后，在各列强的地盘上，美国人奉行的都是这种“利益均沾”的政策，也就是不去触及任何“地头蛇”的统治地位，只求分一杯羹。这样一来，在获得实利的同时，美国人无意间也在世界各地布下了众多“闲棋冷子”，在半个世纪以后，这个布局最终演化成了美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

体制创新

从西班牙那里接手南美洲以后，美国并没有像过去那样，把这些地方作为新的州并入自己版图，也没有像欧洲列强那样，在被征服地区搞殖民统治，而是搞起了“体制创新”——通过软（拉拢）硬（武力）两手，在中、南美洲国家扶植亲美政权。

从中、短期来看，单纯扩大国土面积，对工商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相反，给新并入的落后地区搞基建，会占用大笔资金，延缓工商业特别是高端制造业的发展，而新增加的人口又会增加国内的就业压力，搞不好，这些以种植业为主的地区甚至可能把美国好不容易消除的经济二元制又给弄回来。在两德统一以后，德国其实就一直被这个问题所困扰，相对落后的东德地区拖了整个德国经济的后腿。

搞殖民统治，因为待在殖民地的不算是“自己人”，不用太负责任，所以成本能低一些，但还是要派驻军队和搭建殖民政府，来维持当地社会的正常运转。如果当地爆出饥荒之类的事情，为了维系统治宗主国终归也还是要管的，除此之外还要面对当地居民的反抗——就像当初美国人抵抗英国人那样。一旦经营不好，这些殖民地就会砸在手里，成为不良资产，不但不会带来赢利，还会从宗主国身上“倒吸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法等国的衰落，在一定程度上便是被手里的殖民地“倒吸血”拖垮的。

通过亲美政权，美国的资本家可以很顺畅地在当地进行资本扩张，不一定是完全排他的，但最起码肯定能给予美国资本最高的优先级别。而亲美政权本身及其背后的利益集团在美国的资本扩张中也是有利可图的，这就保证了双方“合作关系”的牢固性，后来把持中国政经大权的四大家族就属于这个性质的集团。与此同时，当地社会的运转、治安维持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等，大部分时候都不需要美国人操什么心，这些是由亲美政权来负责打理的，只有这些国家内部出现不利于美国的权力更迭时，美国才需要加以干涉。而一旦这些国家内部出现重大变故，情况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美国人也可以相对从容地抽身退出，比如1949年退出中国内地，只要它主观上不想纠缠，就很难被拖住出现“倒吸血”的状况。总结一下，还是上一节的那句话：多受其利，而不受其害。

美国的这种“软控制”模式对比英国式的殖民地模式，运行的成本和风险都要低得多。同时，对比英国人粗暴的殖民统治，美国的这种间接控制，在道义上的压力的确也小了很多，至少看上去要“文明”了许多。这样一种“文明”的模式，再通过“民主自由”、“费厄泼赖”、“人权”之类的概念加以包装，就使得殖民地的上层“精英”以及知识分子们很容易会对美国人产生好感，在主观上愿意拉美国人进来取代欧洲人，而这些精英阶层的人往往又会成为建立亲美政权的人选，如此在“利”和“义”上都和美国人达成了一致，后面自然是大家合作愉快，皆大欢喜了。

在推行自己“新体制”的同时，对于某些战略要地，美国依旧采取了直接控制——“软控制”的成本低，但却难以做到如臂使指，对战略要冲，在没有十足把握之前还是直接控制最保险。1903年，美国策动巴拿马脱离哥伦比亚，宣告独立。之后美国从巴拿马政府手中取得了巴拿马地峡的运河开凿权，1914年1月巴拿马运河竣工，除了经济上的好处之外，通过运河，美国海军的舰队可以快速地穿梭于两大洋之间，而无须分兵驻守两洋，这就等于是让美国海军的数量翻了一番。在运河竣工当年，美国立刻在运河区常驻重兵，先后建立了14座军事基地或要塞，并成立了“加勒比海司令部”，后来又扩大为“南方司令部”，巴拿马成为了美国的“保护国”。为了进一步强化对运河的控制，1915年美军又占领了海地，紧接着在第二年攻占了多米尼加，因为这两个国家都处于伊斯帕尼奥拉岛上，这个岛和古巴之间的向风海峡恰好是美国东海岸通往巴拿马运河东口的必经之地。

美国的超级大生意

在美国人凭借美洲大陆丰富的资源和市场搞工业化大跃进的同一时期，处于欧洲的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发展已经触到了“瓶颈”。他们的“资本兔子”也在不断长大，但他们是后来者，可以“喂兔子”的草地（殖民地），这个时候已经被先崛起的欧洲列强们瓜分光了。这就是一场零和游戏，你的盈利必然是别人的损失，要解决这个问题，对资本家而言只有战争一个途径，于是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英、法、俄和德、意、奥在欧洲大陆杀得血流成河，双方的工业基础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受战争影响，正常的生产也搞不下去了，而物资消耗却在与日俱增。

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美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达到了世界第一。截至1914年，全美共有工厂27.5万家，产业工人700万人，年工业产值240亿美元，其中钢产量占到了全球产量的一半。在欧洲杀得积骨成山的时候，美国依旧选择了保持中立，不去介入欧洲冲突，它暂时还没有必要为了亚欧大陆的那几块殖民地和欧洲的列强们对立。

其实美国人在开战以后恐慌了几周，但这没什么，普通人对战争的恐惧本来也不需要什么理由，股市因此下跌也属正常。然而接下来，美国的资本家们很快就被来自欧洲的各种订单给“淹没”了——物资匮乏的欧洲国家只能向美国买东西了。1913年时，美国出口总额是38亿美元，国内有100多万人找不着工作，而到了1916年，美国的出口总额竟飙升到了55亿美元，你想从大街上招个人来打工已经成了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为了满足战争的需要，英法两国政府大批大批地从美国采购物资，从武器弹药、药品一直到钢铁、被服、粮食等等，这其中大部分都是用黄金直接支付的，少量才会用到美国自己发行的国债支付——欧洲发行的纸币美国人这个时候是不认的。要是一时实在支付不起也没关系，可以先欠着，到了1916年，英国政府欠美国12.5亿美元，法国政府欠6.4亿美元，俄国和德国也都在向美国人借钱，整个战争期间美国的私人资本对外贷款达到了30亿美元。前面提英国崛起的时候，我们说英国是拿着大半个欧洲的钱和别人打仗，而现在则是大半个欧洲借着美国人的钱互相打仗。在政府大举向美国借债的同时，大批的欧洲资本则出于对战争的恐慌，纷纷流入了美国。

在战争开始的头三年里，美国就这样一面保持中立，一面大赚特赚。到了1917年，欧洲战场的胶着状态开始要被打破了，特别是11月7日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新生的苏维埃政府受内外压力所迫，不久之后不得不在1918年3月与德国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这样一来，德国不但从苏联获得了一大片领土，还得以将在东线作战的德军主力调往西欧方向，战场上的天平于是开始向德国倾斜。而此时英法两国正欠着美国资本家60亿美元的贷款，如果它们战败了，这笔钱就只能打水漂了。因此，美国也就有了足够的理由加入战争并站在英法一边——保证资本家的贷款能被偿还。当然，原因不止于此，美国在参战前还从英法两国那里得到了大量政治、经济方面的承诺。参战之前，美国是在做生意，而参战本身，其实也是投资，是一笔大生意。这之后美国所发动的历次对外战争，基本上走的都是这样一个路数——打仗是在投资，投资就要讲低风险高回报，所以就要“专拣软柿子捏”。细想一下我们就会发现，美国人其实很少会在硬仗恶仗中占到什么便宜，真正让它得着好处的战争，都是在“捏软柿子”或者是等“硬柿子变软”以后再去捏。

在美军宣布参战19个月以后，德国于1918年11月签署了停战协议，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此宣告结束。从战术角度看，这里面找不出太多出彩的战役，也说不上哪一方的士兵更神勇，不过就是两边在拼国力。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就是两伙人呆站着不动，互相丢鸡蛋。在1917年时两边的鸡蛋都已经扔得差不多了，德国原本因为结束了两线作战，情况能稍好一点。而由于美国这个超级母鸡的加入，战场的天平急剧失衡，德国人在鸡蛋扔尽以后，不得不挂着满身的蛋液宣布投降了。

在此次战争中，美国共耗资370亿美元，阵亡11.6万余人，伤24.45万多人，相比欧洲各国动辄上百万的伤亡数字，这点消耗可以说是微乎其微的。与这一“低投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的高收益。在1914年开战之前，美国长、短期债务共计37亿美元，是纯债务国，到1919年战后，美国成了最大的债主，拥有40亿美元债权。在战争带来的旺盛需求的拉动下，美国的制造业开始了又一轮大发展，其规模和速度都超过了之前被称为“镀金时代”的工业化大跃进时期，美国由此来到了一个空前的繁荣时期。汽车和电器从这段时期开始在美国人的生活中普及，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和州际公路开始遍布美国的国土，美国人“汽车轮子上的”生活方式，便是由此而来。

在政治上，原本由以英国为首的欧洲集团所主导的世界格局，开始逐步变成欧美“双核驱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著名的分赃会议——巴黎和会中，起核心作用的是美国总统威尔逊。当然，在那时“孤立主义”依旧主导着美国的对外政策，最典型的事例就是美国退出了由自己发起组建的国联。不去细究其中的细节，仅从美国的国家利益上讲，这种选择是绝对正确的，因为在当时美国还只是取得了发言权，还谈不上起主导作用，这个时候如果过分介入亚欧大陆的事务，会让自己“责”大而“利”小。如果刻意追求类似于“G2”之类的头衔，那就成了慕虚名而处实祸。

国家意志

如果把现代国家看成是一个生命体的话，那么它们的自我意志应该有两种类型——资本意志和国家意志。这里所说的“自我意志”，简单来说就是做事情的根本出发点。所谓资本意志，即做事情所考虑的是如何赚钱，其他的都只能算是工具和手段；所谓国家意志，即做事情所考虑的是如何维系现政权的稳定，有一点理想的则会考虑如何富国强兵，如何开疆扩土，搞经济赚钱只是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之一。上面提到的搞国家资本主义的苏联就是纯粹的国家意志，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决策体系里则是资本意志占主导，但也存在国家意志的“成分”，最终的决策往往是两种意志“中和”后的产物。

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它的自我意志是几乎纯粹的资本意志。当时的总统胡佛是商务部长出身，国内奉行的是“原教旨主义”或者说是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政府的屁股完全坐在资本家一边，扮演着大号维持会的角色。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各种大规模生产技术的普及，工人单位时间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40％还多。大量的商品被生产出来了，那么消费者的购买力也需要跟着提高，也就是说，要给老百姓涨工资。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工人的收入并没有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而相应增加。1929年，布鲁金斯研究所的经济学家曾经计算过：一个家庭要获得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每年需要2000美元的收入才行，但当时60％以上的美国家庭收入都达不到这个标准。需求和供应间的缺口越来越大，就形成了一个经济上的“堰塞湖”。与此同时，商人们则通过各种方式怂恿那些手头并不宽裕的顾客靠延期过长的赊账乱买东西，这就进一步增加了经济运行的风险，其实和2008年爆发的次贷危机是一个道理。

1929年时，德国正被巨额的战争赔款和债务压得喘不过气来，当年有一笔高达4亿美元的赔款已经到期，而德国却无力兑付。美国的银行在此前给德国和英法提供了大量的贷款，这个消息引发了美国银行业的大地震，由于恐慌而造成的挤兑让美国的各家银行损失了17亿美元，总统胡佛和财长梅隆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为了让银行业不再乱贷款，政府赶紧开始采取货币紧缩政策。原本高速扩张的实体经济因此开始面临资金不足的问题，到10月股市出现“黑色星期四”，“堰塞湖”最终形成了滔天洪水。

1929年10月24日，美国股票市场崩溃

这次股市崩溃造成了西方资本主义大恐慌，美国由此进入经济大萧条的时期。

在股灾中的投资者，割了抄底，抄了再割，最终血流成河，拖累了银行，银行收紧贷款又拖累企业，企业裁员，市场消费能力进一步下降，反过来又进一步拖累银行……由此美国经济进入了著名的“大萧条”时期。在这期间，美国的经济规模整整缩小了三分之一，共有5500多家银行倒闭，8.6万家商铺停业，美元在部分州已经无法流通，人们通过以物易物来进行交易。在中西部农业地区则干脆爆发了暴动，老百姓们学习中国的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占领了州政府大楼。

在一片萧瑟中，美国第三十二任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登台了，用他的话说，他要么将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要么将是美国最后一任总统。后面的历史正如我们所熟知的那样，他很幸运地做到了前一条。

通常我们都习惯于把“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主义”联系在一起，甚至将二者混为一谈。而事实上，当时凯恩斯和罗斯福总统的会谈并不愉快，基本上就是鸡同鸭讲，在会面后不久凯恩斯就离开了美国。真正忠实奉行凯恩斯主义的其实是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只不过德国政府的投资项目不是修桥铺路搞基础建设，而是大规模扩军。纳粹给资本家们创造出了有效需求，于是经济循环得以重启，德国因此率先“摆脱”了经济危机的困扰。现在许多知名的德国品牌，都是在那时被保住的，梅赛德斯那时造的是战斗机，而保时捷当时最著名的产品是坦克和自行火炮。

同时期的美国政府确实也搞了不少以工代赈的项目，但这绝不是罗斯福新政的全部，充其量只能说是应对眼前问题的一些技术手段，如果单凭这个说罗斯福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那就有些太名不副实了。罗斯福新政对美国历史最为深远的影响在于它造就了美国庞大的中产阶级，通过提高工人权益和福利保障把社会的收入结构从“金字塔”状变成了“枣核”状。从这点上看，罗斯福新政的提出，倒是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之苏联模式成功的影响——当时美国的保守派在抨击新政时，就曾指责罗斯福总统搞的是“社会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多出了两万多个百万富翁（那时的百万富翁相当于今天的亿万富翁），老百姓的收入并没有增加，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国家的经济总量在扩大，可消费能力实际上是在不断下降。打个比方说，一个家产十万的中产阶级会买一辆汽车，但一个家产百万的富翁不可能“按着比例”去买十辆汽车，创造消费的主力应该是这些家产十万的人，而不是那些百万富翁。

而罗斯福推行新政的具体手段，则是强化政府权力，跳过议会和最高法院，直接以行政方式来推动，用当时美国人的话说，就是“独裁”。注意，在当时独裁并不是一个贬义词，那时意大利的墨索里尼也在搞独裁，在他的治理下，意大利的经济状况非常不错，因此还受到了丘吉尔的热捧。美国作家，最有影响的广播媒体人物托马斯就多次公开建言：要罗斯福敢于承担重任，做美国的墨索里尼——当时的美国公众同样也非常推崇墨索里尼，不过他们非常反感其盟友希特勒，因为后者和美国的银行家走得很近，所以被“恨”屋及乌了。

如果用现在的人物来类比，和罗斯福当时的形象最接近的可能就是俄罗斯的普京。只不过现在的俄罗斯尚处于衰落期，而当时的美国国势正处于上升阶段。普京在接管俄罗斯以后，对国内的寡头施以重拳，而罗斯福上任，对美国的财阀同样采取了打压政策。具体来说，受到压制的包括金融界的摩根财团、米隆财团、大通财团，企业界的杜邦、通用汽车、通用食品、美国钢铁、标准石油、高露洁、海因茨，等等。当时政府要推行社会安全计划，同时要对大企业的未分配利润进行征税。一时间众多学者教授纷纷对政府进行抨击，资本家则通过减少投资来和政府叫板，政府则通过媒体对资本家们还以颜色。1932年密歇根州福特汽车厂的工人举行大罢工，联邦政府派来的军队干脆和前来镇压的州警以枪口相向，搞起了武装对峙。不仅如此，当时罗斯福在全美还掀起了“打黑”运动，通过联邦调查局和由退伍军人组成的民间组织狠狠地打击了美国的黑手党，社会治安由此有了大幅的改观。

这二位之所以能如此强硬，也都不单是源于个人的性格。普京是克格勃出身，背后是俄罗斯强力机关的支持。罗斯福的根基则更为深厚，罗斯福家族除了大小罗斯福叔侄两位总统外，第六任总统亚当斯、第八任布伦、第十二任泰勒、第十三任费尔摩、第十四任皮尔斯、第十八任格兰特、第十九任海耶斯、第二十二及二十四任克里夫兰共计八位总统也都和罗斯福家族有血亲关系。和普京一样，罗斯福也非常倚重于强力机关，联邦调查局（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FBI）就是在他手里被推上了权力的巅峰——副作用是联邦调查局和它的局长胡佛在后来由于权力过大变得尾大不掉，杜鲁门任时组建中央情报局，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以分权的方式制衡联邦调查局。

而就当时的短期形势而言，其实罗斯福和普京的成绩也差不多——都只是遏止了情况急转直下的势头。对比德国和意大利，美国当时的经济情况其实并不好，经济指标只是恢复到了1929年的水平——这里面还不包括就业率。到了1937年，美国又经历了一次不大不小的衰退，当年工业产出跌落了40％，回到了1934年的水平。对比德意两国的“凯恩斯模式”，罗斯福新政更像是一剂中药——药效来得慢，但更有效。到了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美国迎来了一个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模一样的机会，而这个时候美国的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即将涌入的财富将不再是只让资本家们再发一笔横财，而是将造就一个新的霸主。

他山之玉

之所以要花这么大的篇幅写美国的崛起，是因为美国现在的很多体制以及决策中的思维方式，都是在这个阶段形成的，而这些东西又通过美国的霸主地位，影响着现在的世界格局。

除此之外，美国的崛起过程对今天的中国具有极强的参考价值。由于美国一直以来对外的种种恶行，我们年轻的一代人中，很多人对“学习美国”都抱着一种不以为然的态度。某些学者刻意贬低、丑化中国，抬高、美化美国，以及要求照搬美国现行体制言论，更是激起年青一代对“向美国学习”的反感情绪。这种情绪是可以理解的，不过，从“硬件”上来说，中美两国的确有着许多相似之处：都有着幅员辽阔的国土和众多的人口；地缘上也都比较封闭——美国孤悬于亚欧大陆之外，中国虽然地处亚欧大陆，但核心区域的东面是太平洋，西面则被青藏高原和天山山脉所包围。相似的地缘环境，必然会使得两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存在某些相通之处，只不过，“现在”的中国并不等于是“现在”的美国，中国现在所面临的许多问题其实都可以在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美国身上找到。

我们再次简单来梳理一下美国崛起中的几个关键性要素。先说客观上的：

1．地缘上孤悬于亚欧大陆之外，且由于历史原因，美国周围最初都是欧洲国家的殖民地，没什么像样的国家，所以在国土安全方面一直没什么压力。

2．国土面积大，对经济活动的承载能力强。资源丰富，从农、林业资源到工业所依赖的各种矿产资源，没有明显的短板——拿石油来说，现在的新闻里几乎天天都可以看到美国在中东兴风作浪，可它本身其实就是继沙特和俄罗斯之后，世界第三大产油国（论储量则排世界第十一位）。

3．最初的美国人都是因为在欧洲实在混不下去了，迫于生计才移民到新大陆来的。从个人性格上说，这样的人一般都会具有吃苦耐劳和敢于冒险的品性，这一点从新中国成立前闯关东、走西口的老百姓身上就能看出来；从更大的方面来说，因为所有的人都是初来乍到，社会上也就不存在太多业已成型的等级、框架，各阶层之间的流动性很强，每个人至少在理论上都有出人头地的机会，所以人的积极性就高，社会上容易形成良性竞争，让真正的精英脱颖而出，整个国家的精神是蓬勃向上的。这一点是同时期的欧洲所不具备的，在那边几个大家族的历史动辄就是几百年，社会上的各种资源都被这些根基深厚的精英集团垄断了，不同阶层之间很难流动。精英阶层没有新鲜血液补充，血统和智慧都是在近亲繁殖，不断退化，普通老百姓因为“玻璃天花板”的存在，脑子里琢磨的基本都是如何维持而不是奋斗，上上下下都笼罩着一层暮气。

美国崛起的原因

4．自近代以来，欧洲各国之间彼此打得昏天黑地，谁也没法分出太多精力去打美国的主意，相反屡屡为美国人做嫁衣：美国独立本身就是英法争霸的产物；后来法国人向美国卖路易斯安那，沙俄卖阿拉斯加，都是为了给英国人搅局；美国能打赢美西战争，得到南美和菲律宾，也是因为西班牙在欧洲的混战中已经被打残了；后来能够搞“利益均沾”，也是因为欧洲列强之间的分歧给美国人提供了活动空间；而两次世界大战则最终成就了美国的霸主地位。

这几条是美国自身所没法主导的，可以说是凭运气，但剩下的几件事则完全是凭借其决策和意志完成的：

1．完成了自身内部的两次大调整。一次是南北战争，除了避免国家分裂以外，更重要的是解决了经济二元化的问题，为工商业发展扫清了道路。另一次是借经济危机，推行了罗斯福新政，让资本家们的贪婪有所收敛，分出部分利益使中产阶级得以壮大，优化了财富的分配结构，大大缓解了资本主义周期律的影响。两次调整，一次是通过内战，一次是通过独裁政治，都是靠强制力完成的，和美国人现在所鼓吹的“新自由主义精神”完全是南辕北辙。这是美国崛起最根本的因素。

2．在国家发展的初期，经济和政治上都保持了一定的封闭性。经济上通过关税壁垒，避免处于强势地位的欧洲资本对本国工商业形成冲击；政治上奉行孤立主义，不参与欧洲各国的纷争，不“选边站”，甚至退出国联。总之那时的美国经常是做“不负责任”的大国。

3．创新。落后者向领先者学习这种模式根本就不是竞争的常态。我们常说的所谓“后发优势”，也就是把领先者早就玩明白了的东西拿来玩，其实只是在自己特别落后的阶段才有效，比如美国最初“山寨”英国工业革命的成果，等到了“不太落后”的阶段，就只剩下面对人家“先发优势”的份儿了——就像德国面对英国。这里所说的创新，一个是指美国所引导的第二次技术革命；另一个是指在对待亚非拉国家时，美国“软控制”取代传统的殖民统治。

4．对外战争中基本上都只“捏软柿子”，从不去赌国运。这其实也可以说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美国的对外战争其实是在做生意，这种稳妥的战略保证了它在历史上多数的“投资”都做到了低风险、高回报，最不济最后也能全身而退，保证“低风险”。

5．取得了夏威夷、关岛、菲律宾等一系列太平洋上的岛屿，同时开凿了巴拿马运河，使得美国通过海洋影响亚欧大陆事务时，获得了地缘优势，可以做到进退自如。

十月革命与“第三种选择”

从单个事件的规模上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确实是一场空前（但不绝后）的浩劫——战争涉及亚、欧、非三大洲，波及15亿人，总共死了1000多万人。不过就历史影响而言，它只能算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历史的改变不是在这4年里完成的，而是在这之前“积蓄、发酵”了好几十年。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19世纪到20世纪初这段时间里，战争其实就从来没有断过，而且密度越来越大。前面我们几次提到资本主义存在一个死结，即一方面资本家们生产的东西越来越多；另一方面由于资本家的存在，也就是剥削的存在，老百姓的购买力增长赶不上产品增加的速度。等需求和供给之间的缺口大到一定程度以后，经济循环也就搞不下去了，这就意味着经济危机来了。在当时，国家解决问题只有两种方法：要么冲内，去抢穷人，方式很多，最常用的就是通胀；要么冲外，通过打仗去抢别人，具体到19世纪到20世纪初，就是去抢殖民地，这自然就是要打仗。在这段时间里，人类先后搞了两次工业革命，生产效率大大地提高了，而与此同时，各国的资本家都在搞“原教旨主义”市场经济。所以在当时，生产效率提高的速度远高于工人待遇提高的速度，需求和供给之间缺口拉大的速度因此大大加快。于是我们看见，资本主义国家一个个都在高歌猛进，经济总量越来越高，工业化程度和技术水平越来越高，而贫富差距也越来越大，经济危机出现频率越来越高，自然战争出现的频率也越来越高，规模越来越大。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这一系列战争中的超级版本，是矛盾累积到最后的产物。

俄国的十月革命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爆发的——在资本主义的框架下，俄国两种方法都走不通：抢穷人，穷人已经被压榨到极限了；抢别人，还打不过人家。两条路都走不通，最后就只能是系统崩溃了。新的系统是由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来建立的，具体过程我们这里同样不加赘述。需要注意的是，对苏联而言，共产主义其实还只是思想上的信仰，就经济运行模式而言，苏联经济其实应该算是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具体一点说，苏联工人的劳动也是存在剩余价值的，但这个剩余价值不归哪个资本家，而是由苏维埃政权来统一调配的，通过行政指令的形式，这些剩余价值被用于公共事务或是投入到扩大生产中去，一切都是有序和可控的，所以资本主义周期律在这里也就不起作用了。而在国与国之间的经济运转中，搞国家资本主义的苏联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其实没有什么不同，不考虑政治因素的话，彼此要做生意没什么体制上的障碍。对比搞资本主义的国家，苏联的这套体制最大限度地保证了人与人之间，财富和权力分配的公平性，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苏联人民“活得更有尊严”，这又调动起了人民劳动的积极性——所谓“要公平还是要效率”原本就是一个伪命题，这两样东西本来就不是相斥的。到后面搞战时共产主义也好，新经济政策也好，政治上列宁的民主也好，斯大林的集中也好，这些其实都是技术层面的问题，苏联经济的实质是国家资本主义，这一点从未变过。

那么苏联领导集体打算如何让国家经济从国家资本主义模式过渡到共产主义模式呢？他们恐怕没有考虑过，准确地说是没有在国家的框架下考虑过。在列宁这批领导人对未来的构想中，资本主义在几十年以后就该入土为安了，届时全世界进入共产主义时代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到时候也就不存在什么国家的概念了。对布尔什维克党人来说，苏联作为一个国家，只是一个过渡性的工具，或者说，他们是为了共产主义而选择了苏联。这一点和我们老一辈的革命者是不同的，他们当初是为了中国而选择了共产主义。

上面这种说法放到今天听起来恐怕会让人感觉非常不靠谱，但放在1916年前后这绝不是一句空话。就像所有的既得利益阶层一样，资本家们对哪怕只是轻微有损于自己利益的措施都是无法容忍的，资本扩张只能前进不许后退，而且还是用最原始的方式。在那个年头，随着技术的发展，打仗的成本越来越高，像无畏舰、重炮、坦克之类的东西实在太贵了，资本家要是不联合起来变成垄断资本，养科研机构、养军队、养政府，保证自己的存活和扩张，那只能等着被别人吞掉。几百万人口的小国在高昂的成本下已经打不起仗了，世界上能继续抢别人的也只有那么四五个国家，而当时全世界的领土，已经被这四五个国家瓜分得不多了，资本扩张到头了。也就是说，用不了多久，资本主义国家就都会如沙俄一样走向“系统崩溃”。

十月革命

当然，后面的历史没有按照列宁等人的预想去发展，他们所没料到的是，在这之后的几十年里，世界上又出现了两次技术革命，资本扩张的空间又增大了。另一个让人始料未及的问题是，恰恰是因为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大国的诞生，后面资本主义世界的游戏规则改变了。

由于出现了这么一个颠覆自己制度的模板，几个大国间的关系开始缓和了——大伙互殴说到底是求财，可共产党是要命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列强们能坐到一起搞一个国联出来，首要原因就是由于俄国十月革命。

不仅如此，随着苏联模式的成功，欧美国家内部在意识形态领域所面临的压力也开始骤增。1933年，美国共产党领导人威廉·福斯特参加总统竞选，获得了美共有史以来的最高选票。德国共产党主席台尔曼在1932年的德国总统选举中排名第三。1933年，美苏复交谈判中，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多次向美方承诺：遵守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互相保证不支持旨在反对对方政治制度的一切活动——简单来说就是承诺不对美国搞和平演变。

在这种压力下，各个资本主义国家都慢慢开始在本国搞起了福利社会，可以说就是在资本主义里加入了一定比例的“社会主义成分”。到现在已经不存在纯粹的资本主义了，如今很多人都羡慕欧美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羡慕的其实是人家体制中的社会主义成分。

加些题外话：所谓“福利社会”，用现在一句常提的话来说，就是财富的二次分配。说白了就是通过税收等渠道，从富人身上刮那么一点儿财富下来，通过社会福利体系，转给不富裕的人。在这说“一点儿”可能不恰当，现在欧美国家的福利搞得的确很好，不过这是基于其庞大的经济总量，按比例说，你肯定不能说他们是在搞社会主义。而能让穷人得到利益，说到底靠的不是富人们的良心，也不是靠法律，最根本的原因还是这些“福利国家”的经济体系都不是封闭的，所以穷人和穷人之间不完全是零和游戏。发达国家一直在通过“剪刀差”来从发展中国家压榨财富——其实还是没跑出“资本兔子定律”去，只不过这套体系做了优化，把本国的老百姓拉进来一起参与分赃。到后来苏联开始走向衰落并最终解体，欧美等国意识形态方面的压力开始减弱，这种上层对下层的利益转让也就跟着逐步终止了，贫富差距再次开始拉大，这也就是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世界各国政治路线总体往右转的背景，这些是后话。

话说凯恩斯主义

如果有一个普通人生活在1939年以前，而他又对共产主义不感兴趣的话，那他眼中最成功的领导人恐怕不是罗斯福，而很可能是希特勒或者是墨索里尼。在当时一片萧条的环境下，唯独这哥俩统治下的地盘被搞得有声有色，工人们有活干，有面包吃。正文里提到过，当时德国的经济政策非常符合“凯恩斯主义”的主张——简单来说，就是国家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通过增加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即扩大政府开支，实行财政赤字，以刺激经济，维持繁荣。再直白一些说，在老百姓买不起东西的时候，由政府代替老百姓来买资本家的东西。

经济危机的成因，已经很明显：资本家们生产的东西越来越多，而资本家的剥削使得老百姓的购买力增长肯定赶不上产品增加的速度。为什么说是“肯定”呢？这里列一个简单的等式看一下：产品价格=利润+成本，工人的工资包括在成本里面，也就是说，任何一个时刻，社会上的购买力都是小于当时的产品数的。一个社会，实现完全就业的话，有能力生产100个单位的东西，但是可能只能消费80个单位的商品。剩下20个单位的商品卖不出去，企业就要控制工人数量，就不能实现完全就业，相应的就要有人非自愿失业。

一方面是由于利润的存在，需求必然不足——要是考虑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情况就更严重了。另一方面，由于资本的扩张性，生产规模在不断地扩大，等供需之间的缺口大到一定程度以后，比如生产200个只能消费掉100个，经济循环也就彻底搞不下去了，这就意味着经济危机来了。

乍一看的话，既然有政府来买富裕出来的东西，那么需求和供给之间的缺口自然就被填上了，经济也就该正常运转了。但如果把政府人格化，会发现他所扮演的其实就是一个消费能力超强的消费者角色。工人的收入是工资，政府的收入是税收，都是记在“成本”里面的。所以前面提到的供需缺口不断拉大的问题其实并没有得到解决，唯一不同的一点是政府的信誉远强于一般老百姓，所以可以大量欠账来消费，也就是所谓的财政赤字。而随着供需缺口的不断拉大，政府的财政赤字也要跟着增加。

经济危机的成因

由于利润的存在，无论是来自于工资的民间的购买力，还是来自于税收的政府的购买力，都必然无法消化掉所有产品。

但政府的信誉也不是能长期透支的（美国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特例，这一点后面的章节会提到），赤字堆积到一定程度，政府信誉也会破产，可如果政府开始降低财政赤字，就意味着它减少消费了，靠财政赤字掩盖下去的供需缺口就会又冒出来……简单来说，凯恩斯主义其实就是把问题延后了，但在延后的同时，小问题不断堆积，最终就是一个大麻烦。轴心国们搞凯恩斯主义，最后便搞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美国的罗斯福新政，解决的是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虽然供需缺口的问题依旧存在，但确实缓解了许多。苏联搞国家资本主义干得更绝，直接向“利润”下手，所以供需缺口的问题彻底给弄没了。说到底，在20世纪早期，美苏解决的都是社会分配的问题，而后来恰恰是这两家取代了腐朽的西欧，成为国际格局新的主导力量。不去解决社会分配问题，单纯靠政府投资来拉动发展经济，解决失业问题，是缘木求鱼，甚至可以说是抱薪救火——经济发展越快，财富越集中，产能与消费能力的缺口越大，社会问题就越严重。

注释

【1】“G2”概念原是指由中、美两国组成一个Group来代替旧有的八国集团，以携手合作解决世界经济问题。G2这个概念是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雷德·伯格斯滕提出来的，此处为借代。

宇宙之巅

从国际格局变化的角度说，二次世界大战其实是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一次重新洗牌。资本主义世界的驱动核心由“欧美”变成了“美欧”，美国由此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同时，苏联把势力范围扩展到了整个东欧。由英国所主导的殖民经济体系，由此正式被美苏两国各自主导的新的利益分配体系所取代。而美苏之间的争霸，也由此展开。

宇宙之巅

“不能设想从我身上可以找到任何条件，让大家来考虑把我从一个微不足道的普通人提到伟大的宇宙之王的崇高地位。”这句话是艾森豪威尔在就任美国第三十四任总统之前说的，他在表示谦虚的同时，顺便也把“宇宙之王”的头衔戴在了美国总统的头上。换句话说，在他的眼里美国就是“宇宙之巅”，而这么说在当时也确实不为过。

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还正处于萧条期，罗斯福总统的新政虽然对后来的美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就当时来说，还只是稳定了盘面，没有让情况继续恶化下去而已。在1937年，美国又经历了一场经济衰退——由此而产生的一个连锁反应是，当时美国拼命向外低价倾销工业品，结果严重冲击了日本经济，在日本掌权的军部为了转嫁危机，制造了“七·七事变”。直到1939年，美国的决策层顿时感到轻松了好多，因为在当年9月，德军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也就是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美好时光又到来了。而且，对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这一次的生意做得更大。

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一直在向德国和日本提供贷款、出口工业原材料，为了满足对日本的钢铁出口，当时连纽约的旧电梯都被拆下来卖到了日本。可以说，是美国支持了德日的疯狂扩张。从资本意志角度来说，这是为了赚钱；而从国家意志，或者说是“更有远见”的资本意志角度来说，这是在打击西欧的霸权。

支持德国，是为了直接打击英、法；支持日本，则压制、削弱并最终驱逐了英、法、荷兰在东亚、东南亚的殖民势力，同时也压制了苏联在远东的势力。这里需要暂时跑一下题，说说美苏关系。苏联对美国的威胁有两重：其一是意识形态上的，如前文所说，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打架是要钱，共产主义对资本主义是要命；其二是同为新兴国家，苏联是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主要对手，就好比秦末的刘邦和项羽（“秦”的角色则是由英法扮演）。苏联对美国的这种双重威胁，贯穿了苏美关系的整个历史，后来的冷战则是这一特质表现最为明显的时期。1937年以后，苏联政府开始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并派遣援华航空队，也可以看做是一种保家卫国的举动。而在1941年，苏联之所以会签订《日苏中立条约》停止对华援助，则是基于种种情况分析的结果，特别是1939年的诺门坎战役，断定日本暂时无法对苏联的远东国土构成威胁。

言归正题，到了1941年，美国开始在能源、橡胶等战略物资上对日本实现禁运，这其实就是美国的经营进入了“收割阶段”。被釜底抽薪之后，日本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要么向美国吐出此前吞下去的利益，这意味着日本军部势力将退出日本决策圈；要么就只能赌国运，对美发动战争，拿下东南亚地区以获取资源。对美国人而言，其实无论日本人做哪一种选择，结果都不会坏。选第一条，美国的获利略小，但基本上没什么代价；选第二条，美国会付出代价，但两个国家的实力根本就不在一个数量级，美国还拥有地缘上的优势，所以是一场必胜之战，最终会接手日本，或者说是接手英、法、荷在远东的全部利益——这是后面历史验证了的。日本人最终选择了后者。于是在1941年12月7日，日本联合舰队对美国珍珠港发动了突袭（但其间一系列偶然因素使之在世人眼里变成了一次偷袭），太平洋战争由此宣告爆发。而“珍珠港事件”说到底只是历史必然轨迹中的一个“偶然”事件而已，有或没有都不会改变最后的终点。事实上早在上世纪30年代，美国必将与日本在太平洋爆发一场战争就已经成为美国军内上下的一种共识，只不过战争最终是以一种最能激起美国人愤怒的方式爆发了。对德宣战，走的也是同样的路数，这里暂且略过。后面我们会发现，有美国参与其中的几场战争，绝大多数都是这样一种思维模式。

战争中，美国人强大的工业能力震撼了欧洲人和日本人。笔者依稀记得在电影《巴顿将军》里有过这样一个片段：一名德国军官拿着一盒从美军那里缴获的蛋糕，无奈地说：“他们（美国人）竟然可以把蛋糕空运到前线。”在当时，隆美尔的军团最大的敌人不是蒙哥马利，而是他的坦克找不到油，而美国人的燃料和飞机竟然富裕到可以给前线空运蛋糕。说到底，轴心国是被美国强大的生产能力加丰富的资源给活活淹死的。

在遮天蔽日的B-29的地毯式轰炸下，欧洲和日本几代人积蓄起来的城市和工业体系连同轴心国的法西斯政权一同被炸成了瓦砾，在战后寒风中瑟瑟发抖的人们发现，几乎所有的工业品都标明“Made in USA”。同时，远离战火的北美大陆又一次成了财富的最佳避难所，战争期间西欧的资本再次大量涌入美国。1945年战争结束后，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2100多亿美元，国民的现金储蓄达1290亿美元，到了1948年，美国在西方世界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达到了56.4％，而同期英国只占到11.7％，日本更惨，仅仅占1.5％；同一时期，美国对外贸易额占西方世界出口贸易的32.5％，而英、法、日三国加起来还占不到15％；除此之外，美国的黄金储备占到西方世界总储备的66％以上……套用赫鲁晓夫访美归来对毛泽东说的一句话：“他们太他妈的富了！”

战后初期美国经济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所占的比例

战后初期西方主要国家间的经济实力对比（1950年）

从道义角度说，我们可以称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反法西斯战争；而从国际格局变化的角度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其实是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一次重新洗牌。资本主义世界的驱动核心由“欧美”变成了“美欧”，同时，苏联把势力范围扩展到了整个东欧。由英国所主导的殖民经济体系，由此正式被美苏两国各自主导的新的利益分配体系所取代。

布雷顿森林会议

一般认为，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本框架，这个框架应该是指美苏之间的大框架。而在更早的1943年至1944年，美、英两国便确定了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方案，大致绘制出了战后的金融版图，日后西方阵营内部的国际政治格局的划分，在很大程度上便源于此。在战事正酣的1943年，美、英两国的“文斗”也已经全面展开，其标志物是战后资本主义世界货币体系的支配权——直白点儿说，就是由谁来垄断货币的“生产”。

当年3月，英国率先提出了“国际清算同盟方案”，由于这一方案由英国财政顾问、经济学家凯恩斯制定，故又称之为“凯恩斯计划”。其主要内容包含三部分：（1）建立一个世界性的中央银行——国际清算同盟，以清算制为基础，各国间的债权、债务通过联盟账户进行转账结算；（2）由联盟发行国际货币“班柯”（Bancor），作为清算单位，“班柯”等同黄金，可由黄金兑换但不得以“班柯”兑换黄金；（3）联盟会员国在同盟承担的份额以战前三年贸易平均额的75％来计算；（4）不需要以黄金或外汇储备缴纳份额，只需开设往来账户，通过转账清算官方债务债权，国际贸易中顺差国需将盈余存入账户，而逆差国则可申请透支，各国透支总额度为300亿美元。

一个月之后，即1943年的4月，美国提出了由财长助理怀特制定的“国际稳定基金方案”，简称“怀特计划”。这其中的内容大致可归纳为4个方面：（1）设立国际货币稳定基金，以基金制为基础，由各会员国以黄金、本国货币及政府债券缴纳，认购份额取决于各国的黄金、外汇储备及国民经济收入大小；（2）由基金发行命为“尤尼它”（Unita）的国际货币，各国货币与“尤尼它”之间的比价不得任意调整；（3）基金帮助会员国平衡国际收支，方式是由会员国向基金申请购买所需的外汇，而其数额不得超过它所缴纳的份额；（4）会员国在基金组织中的发言权和投票权同缴纳份额成正比。

两份计划背后所包含的信息是：英国在国力衰退的情况下，企图通过一种国际多边清算体系，稀释美国由于大量资本流入而形成的经济优势，在国际金融领域与美国分享权力，最大限度地维持战前美欧双核心的局面。而美国则自恃有巨大的黄金储备，打算建立一个完全由美国占统治地位的战后国际金融体系。美英之间激烈的争吵从1943年9月一直持续到1944年4月，最终，问题在谈判桌之外，以一种原始而又直接的方式解决了——美军在战场上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关系到西欧各国的生存问题，因为在美军的背后，是美国庞大的工业规模和经济实力，最终迫使英国放弃了“凯恩斯计划”而接受美国的方案。同年7月，在美国新罕布尔州布雷顿森林村召开了由四十四国参加的“联合与联盟国家货币金融会议”，正式通过了以“怀特计划”为基础的《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总称《布雷顿森林协定》。协定规定：建立永久性的国际金融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确立“美元—黄金”本位制，美元与黄金挂钩，每35美元等于并可兑换一盎司的黄金，其他各国的货币根据其黄金储备量和货币发行量确定其与美元的汇率，即所谓的与美元和黄金“双挂钩”。对于本国货币与美元的汇率波动，各国政府只有在百分之一的范围内进行调整的权利，否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权进行干预；哪怕是本国确实发生了经济危机，这个调整的范围如超过百分之十时就必须经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同意，否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权停止其获得美元贷款的权利。而在当时，一个西方国家一旦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停止借款，就意味着失去参与国际贸易的机会。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国实际上已经禁止了黄金的输出输入，所谓“双挂钩”事实上就是跟美元挂钩，然后再由美元与黄金挂钩兑换，各国只能靠储备美元来保证其货币的信用，美元实际就是等同于黄金的一般等价物，美元体系就此确立，美国正式登上了“宇宙之巅”。

从货币霸权的角度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这段历史，其实就是一个铸币权从英国逐步向美国手中“移交”的过程。至“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美国完全接手了国际贸易的铸币权，美元成为各国主要储备资产，最终成就了战后美国在资本主义阵营中政治、经济、军事的核心地位。然而隐患也随之埋下——首先，美元具有国际货币和国内货币的双重身份，而且在没有任何力量可以约束的情况下，从资本主义的逐利性上讲这个身份不被滥用是根本不可能的；其次，当时西方阵营各国的货币都死盯美元，保持固定比价，美国金融出现的任何问题都会迅速波及其他各国；除此之外，在1943年至1944年间美英两国关于战后货币体系的谈判中，为了尽早终结英国在世界货币体系中的地位，美方对各国货币对美元的汇率和浮动汇率做了极为严格的限制，以此来放大英国在金融上的不利因素，这一点在日后的经济危机中，使得各国无法通过汇率调整来调节国际收支，这就降低了这些国家抵御金融风险的冗余度。

铁幕降临

在战后，美国的对外战略决策大致可分为两部分，通俗地说，一部分是考虑如何对付苏联人，一部分是考虑如何对付英国人和法国人。西欧在战后已经彻底衰败，美国要接手他们的势力范围，这自然不会是一个很愉快的过程；苏联如前所言，对美国具有双重威胁，既是意识形态上的威胁，更是争夺全球统治地位的竞争者。反过来，从苏联人的角度来看，苏联的对外战略决策同样也是这样的两部分。在笔者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历史，和中国历史上的楚汉之争倒是有着几分神似——如果剥去表象看本质，历史其实没有太多新鲜的东西，秦失其鹿，天下逐之，捷足者得之，仅此而已。秦帝国崩溃之后，起事的各路诸侯先是分食秦的遗产，然后形成了两个阵营，最终在一番混战之后，一方获胜，天下重新统一。

美苏之间的争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时就已经开始，以苏联出兵中国东北为例。起初为了减少消耗，苏联在对日宣战问题上一拖再拖，而在美国向日本投下原子弹以后，苏军立刻出兵东北，甚至来不及和当时的国民政府签订一份协议。因为这时候日本投降就是朝夕之间的事情，苏联必须抢在美国人之前，把尽可能多的地方划入自己的势力范围。更早些时候，美国迟迟不肯开辟欧洲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场也是同样的道理——说白了就是苏美都要抢地盘，但又都想尽量避免自身实力的损耗。

杜鲁门接任总统伊始，美国政府就开始酝酿对苏联采取“强硬”政策。从战后的历史发展看，美国决策层对战后世界性质和美国对策的看法，应该在1945年底和1946年初基本形成。巴顿将军曾多次对苏联大放厥词，要“进攻苏联”，这不是没有背景的。只不过，罗斯福总统时期所执行的对苏“怀柔政策”还存在一定的惯性，所以这些言论给巴顿招来了麻烦。1946年1月5日，杜鲁门当面指责国务卿贝尔纳斯对苏不够“强硬”，明确表示“我已厌倦于笼络苏联人”，而要用“强硬的抗议”和武力的“铁拳”对付苏联。杜鲁门把这一举动称作“我们政策的转折点”。

1946年3月，卸任后的丘吉尔应杜鲁门的邀请来访，在密苏里州的富尔敦发表了一篇反苏反共演说——也就是著名的“铁幕演说”。这一举动，可以看做是美、英两国决策层对国内舆论的一次试探。演说内容被公布以后，美国舆论一片哗然，很多政府官员也纷纷表示不同看法。杜鲁门由此感觉时机尚未成熟，赶紧举行记者招待会，矢口否认自己与丘吉尔的演说有任何关系——按照外交常识，这么敏感的内容，在事前美方不知情是根本不可能的。

美国民众的这种反应，一方面是源自老百姓最淳朴的感情——就在几年前，两国人民还在并肩抵抗法西斯；而另一方面这也是因为美国民众对苏共、对社会主义在某种程度的认同。在美国处于大萧条的时候，苏联正在热火朝天地搞五年计划建设，工人阶级获得了最大限度上的平等，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苏维埃政府提供保障，不存在失业的问题。苏联还从美国大量招聘技术工人，当时苏联使领馆门前常常会有美国人排起长队，等待办理签证。在这种背景下，众多知识分子开始成为左翼人士，《国际歌》成了流行歌曲，某些州的左翼政治力量甚至提出过要从美国独立，搞社会主义共和国。因此，罗斯福新政其实可以看做是当时思想界总体“向左转”的大背景下美国政府一个顺势而为的举动。

在思想界越来越趋向于社会主义的同时，为了满足战争的消耗，战时美国的工业体系规模越发膨胀。在战争结束后，美国随即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战后一年的时间里，全美共发生了3.47万次罢工，共有450多万工人走上街头。

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国内在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由官方掀起了一场反共政治运动，现在美国的舆论动辄把共产主义和纳粹等同起来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当时的美国，上上下下都在“狠批共产主义一闪念”。杜鲁门政府从1947年12月17日起开始对联邦政府、武装部队和国防订货承包商实行所谓“忠诚调查”，到后来，发展到几乎人人都要过筛子的程度。在帕萨迪纳，有个3岁的小女孩要为商店当广告模特，结果她的母亲接到通知书：小姑娘必须签署忠诚宣誓书才能领取报酬。据统计，在“忠诚调查”期间，总共有2000多万美国人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审查，而在1950年美国人口一共才1.5亿。在当时，教社会科学的老师要是不在课堂上大骂苏联和共产主义就会被解雇，“辛辛那提红色棒球队”因为沾上了“红色”，也被迫更改了队名，连参加美国小姐选拔的候选人都必须先陈述她们对马克思的看法。

到此还没完，这场运动的真正高潮在1950年到1954年。在1950年2月12日林肯诞辰纪念日，威斯康星州参议员麦卡锡发表了他那篇著名的“炮打国务院”的演说。在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安排下，麦卡锡参议员从华盛顿飞往西弗吉尼亚州的惠林，在俄亥俄县的共和党妇女俱乐部发表了题为“国务院里的共产党”的演讲，声称在他手中有“一份205人的名单”，“这些人全都是共产党和间谍网的成员”，“国务卿知道名单上这些人都是共产党员，但这些人至今仍在草拟和制定国务院的政策”。一时间，美国国内上下都开始抓“叛徒”、抓“特务”。1949年8月苏联原子弹试验成功，紧接着在次年，“洛斯阿拉莫斯”（美国核研究中心的代号）的科技人员挨个接受调查，被称为“美国原子弹之父”的奥本·海默成了嫌疑犯而受到迫害，埃塞尔·罗森堡夫妇则在1953年6月19日，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被以所谓“原子间谍”的罪名双双送上电椅处决了。这些被迫害的科学家中，对我们而言最熟悉的应该就是钱学森，近期上映的电视剧《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中对此就有详细的描写。不单是钱学森，当时众多中国学者都遭到了麦卡锡主义的迫害——如电视剧里所反映的那样，这里的迫害可不绝不是说说而已，而是实实在在的肉体和精神折磨。现在非常有名的关塔那摩监狱，他们的审讯手段很多就是继承了那时的“先进经验”。在这样的背景下，不只是来自中国的科学家，很多美国科学家也都心灰意冷，选择放弃了自己的事业。譬如前不久在我国去世的寒春女士以及同她一起来到中国的韩丁先生，他们最初也从事核技术研究，来华后则选择了农牧业，这批人来到中国完全就是基于意识形态上的认同，因为他们对两种社会模式都有着远胜于他人的感性认识。而由此开始，美国众多科研领域甚至是核心科研领域都不得不开始依靠来自德国、日本等国的移民。

到1953年4月，麦卡锡在两名年轻助手的协助下，开始为美国设在海外的大使馆藏书目录进行清查。在这次清查中，美国共产党领袖威廉·福斯特、左翼作家白劳德、史沫特莱等75位作家的著作全被列为禁书，甚至连施莱辛格和马克·吐温的作品也被列入“危险书籍”之列。被剔除的书籍总数有近200万册。在此影响下，美国国内城市和学校的图书馆中“任何可疑的书籍和杂志”也纷纷被查禁、焚毁，这基本就是美国版的“焚书坑儒”。美国国务院、国防部、美国之音、美国政府印刷局这些要害部门也没得安宁，仅1953年一年，麦卡锡的委员会就组织了大小600多次“调查”活动，外加17次电视实况转播的公开听证会。

到1954年，麦卡锡运动总算是停下来了，原因很简单，因为国内上下都熬不住了。麦卡锡参议员除了受到“谴责”以外什么事也没有，到1957年因为饮酒过量死了。从为政的策略看，这应该属于一招“矫枉过正”：先做到十二分，再往回退一退，但还能剩下十分。麦卡锡主义被“谴责”了，但美国国内的左翼政治力量在这段时间里遭受了重创，从此一蹶不振。现在所说的美国“左翼”其实应该是右翼当中的“左派”，和当时的左翼不是一个概念。后来到80年代美英带着全世界往“右”转，一直到现在美国经济危机爆发，和这段历史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是后话。就当时而言，这其实是美国的精英阶层面对苏联在意识形态上的压力，对国内思想进行的一次肃清，说白了就是“防止和平演变”。美国精英阶层对意识形态安全或者说阶级斗争的关注一直以来从未放松过，就连奥巴马在其就职演说中还在把共产主义和法西斯相提并论。

两德分裂

在美国国内反共运动搞得热火朝天的同时，苏联其实并不打算和西方世界彻底决裂。苏联同样是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者，但它并没有美国那么走运，战争是在它的国土上打的，虽然胜利了，但这个胜利没法直接带来财富，相反大量的工厂和基础设施都毁于战火，更糟糕的是战争中损失了2700万人口，这对战后总共只有1.67亿人口的苏联来说是最严重的损失。苏联此时的强大不过是指它那部只能消耗资源的战争机器而已。想要恢复元气，除了尽快拿到德国100亿美元的战争赔款外，就得依靠苏联储量丰富的油气资源，和西欧国家做能源生意来获得生产设备和原材料——其实和现在的俄罗斯是一样的思路。

当然，美国人并没有给苏联这个机会，而是拉起了所谓的“铁幕”，一来由于前面提到的苏联的“双重角色”，二来美国也需要给西方世界“制造”一个敌人，一个可以迫使西欧和日本必须唯美国马首是瞻的敌人，而苏联恰好是最佳的选项。

雅尔塔会议期间，苏联和英国曾存在一个严重的分歧，就是战后如何对待德国。英国提出要肢解德国，在战后成立所谓“北德”和“南德”两个国家，而苏联则坚决反对。为此斯大林和丘吉尔发生了激烈的争执，最后是在罗斯福的协调下才得以化解。最终的协议中规定，德国投降后，苏、美、英三国武装力量总司令在各自占领区内行使德国的最高权力，有关德国性质的一切问题应由中央管制委员会（后称“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解决。斯大林之所以如此激烈地反对肢解德国，是因为一旦德国分裂，仅凭苏联控制的那部分将很难兑现对苏的战争赔款。而且“中央管制委员会”的存在，也会给苏联提供一个和西欧接触的平台，那么苏联向西欧出口能源也就有了可操作性。

后面的历史自然是无法让斯大林满意的，1949年4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同年8月英美在自己的占领区内宣告成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冷战的帷幕就此拉开了。苏联为了应对，只能无奈地在9月仓促建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并在1955年成立了华沙条约组织以应对北约日益增大的威胁。

原本该由整个德国承担的战争赔款，只能由东德一家来承担了。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德国东部的工业基础原本就比西部要差不少，战争中东部遭受的破坏比之西部也更为严重。如此一来，就注定了东德在成立之日就不会有好日子过。物资匮乏迫使苏联对德国苏占区搞起了“三光政策”：一共拆迁了1900多家工厂的设备，其中绝大多数是整厂搬走，同时就地“改造接收”了200多家大企业，对苏占区的设备、人员一律无偿征用，最后连东德境内的复线铁路也都统统拆了半边去，这一拆就拆了13.5万多公里。经济上的问题，又迫使东德政府不得不始终对内采取“斯大林主义”式的高压政策，以维持国内稳定，即便是后来赫鲁晓夫开始批判斯大林时，东德政府的这一高压政策也没有改变。这也就难怪在冷战期间，东德老百姓会不断地逃往西德。现在很多前东德的人士，包括德国总理默克尔，在主观上极度仇视一切和共产主义沾边的东西，和这段历史也不无关系。

经济形态与霸权模式

涉及国际格局，抑或说是国家间利益分配的问题，那肯定就要说到“霸主”和“霸权”。在这里，不妨暂时把“霸权”看做是一个中性词——霸主在世界利益分配体系中所扮演的其实是双重角色，首先是体系中最大的利益收割者，不过同时也是这套体系的“驱动核心”，负责构建体系，并维持体系的正常运转，这一点无须讳言。所以霸主做起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个国家打它成为霸主的那一刻起，它的国家决策中就会一直存在两种完全相反的趋势——“维护大局”和“自私自利”，或者说，是“养鸡”和“取蛋”的问题。霸主地位的价值在于可以通过自己主导的分配体系攫取超额利益，可一旦做得太过分了就会演变成“杀鸡取卵”，体系就会崩溃，霸主的地位也就跟着没有了。从历史上看，霸权国家的政策其实就是在“杀鸡取卵”和“大公无私”两个极端之间不断摇摆从而保持一种动态平衡，什么时候这种平衡保持不下去了，这个霸主也就该完蛋了，紧接着便是群雄逐鹿，历史进入到一个动荡时期……

那怎样才能算是“驱动核心”呢？从军事上说最好理解，谁的拳头最硬、力气最大，谁自然就是霸主。从文化和意识形态上说，霸主必须能对外输出自己的意识形态，让自己的“三观”成为别人也认同的行事准则——至于是不是真的适合别人另说。也就是说，要想搞霸权主义，你还得成为世界范围内“先进文化的代表”。而从经济上说，成为霸主的先决条件是能主导经济体系的运转，在国际产业分工中，能对最高端的那部分形成垄断——换句话说，要做世界霸主，光有钱（经济总量）是不行的，你还必须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在古代农业社会，经济活动的主要内容非常简单，农耕或者是放牧。当时也存在商业和跨国贸易，但在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体里所占的比例终归是有限的，那个时候生产技术水平有限，不可能让多数人脱离土地去搞别的东西。谁要是想成为一个地区的霸主，就必须占领尽可能多的土地，有了土地才能获得当时最基本的财富——粮食。那个时代的国家，通过步兵和骑兵来占领并保卫土地，水（海）军的使用也是围绕着争夺陆地进行的，和现在所说的制海权没什么关系；驰道、驿道是那时国家的神经和血脉，中央权力能够影响的区域大小，取决于人、马的行动速度。距离太远的话，中央和地方之间信息交换的反馈时间就会过长，粮食从地方往国都运，没到地方可能就被运粮的人自己吃光了，这样的控制基本就是无效的，最多只能是名义上存在臣属关系。蒙古人曾征服过大半个欧亚大陆，但超越了当时控制手段所能达到的极限，所以最终也没形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蒙古帝国”。当时经典的帝国，比如中国历史上的各个王朝，都只是控制亚洲的一部分，周围的小国和中土之间除了称臣纳贡以外，经济上没有太多的联系，也就谈不上利益分配的问题。同时期的欧洲在政治生态上更像是中国的春秋时期——其实现在也差不多，那里的霸主在性质上和“春秋五霸”比较接近，和大一统后的中国没什么可比性。

公元1500年地理大发现以后，西欧的工商业开始兴起，由此促成了资本主义的产生，最后又衍生出了帝国主义这个超级大怪物（大兔子）。前文已经介绍过，当时欧洲的经济模式就是殖民地经济，受技术限制，虽然产业上分工细了点，但产业链还是比较短。所谓国际分工，就两个层级——宗主国和殖民地。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一直到英国，它们成为霸主的标准是看手里是否掌握了最多的殖民地。那时争霸的关键，一是控制殖民地，二是控制殖民地和宗主国之间的物流通道，具体说就是要掌握制海权。相对于同样人数的陆军，海军的价格要高得多，但它依托于海洋这种质地均匀的介质，可以得到更快的反应速度，即使是在风帆时代，到达另一个大洲也不过数月的时间，到了蒸汽机时代，则是用周来计算时间。一支舰队的控制范围可以覆盖全球，殖民地平时就不用部署太多兵力，因而这种帝国的运行成本要比过去的陆上帝国低得多。世界范围内的霸主也就是在这个时代产生的。

到了今天，由于技术的大跃进，产业链条大幅度延长了，能涵盖进来的人口也就多了，分工开始细化。现代经济体系从低到高大致可以划分成4个层级：原材料供应、低端制造业、高端制造业、金融。

人类的经济活动简单来说，就是去生产某种产品，然后消费掉它们，或是投入到更精密的下一级生产中去，而在生产→消费→再生产这个过程中，把各个环节连接起来的那个“→”，就是金融。对现代金融体系这里可以做这样一个比喻：市场经济体制下，货币就好比血液，各级金融机构则构成了循环系统，货币流通保证了商品的流通顺畅，就像血液循环系统保证了人体内部的物质输送一样。而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下，货币这种“血液”从某种程度上说，不是既有的，而是“无中生有”，是被创造出来的。现在经济体系的产业分工里，最高端的产业是负责“生产”货币。现在发达国家的经济模式，都由实体经济主导转变成了“虚拟经济”主导。谁在国际分工里垄断了货币的“生产”，谁就是这个时代的霸主。现在所说的“霸权”，实质是“货币霸权”。

货币视角下的20世纪20年代

让我们来换一个视角，重新梳理一下20世纪初的历史。

伴随着早期资本主义商业的发展，最早在荷兰和英国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货币金融体系，时间大致在19世纪。1816年，英国率先制定了《金本位制度法案》，金融产品的价值依附于信用而不是伸手可触的实物之上。与农耕时代不同的是，现代人可以在信贷体系下从银行贷款创业及维持运营，并且现在已经有了一套成熟的规则，所需自有资金并不用太多就可以滚动起来做出很大的生意。而古人要做这样的事就太不容易了，没有发达的信用体系，要做大生意就先得设法积累很大的本钱才可以推得动，有了商品，买的人同样需要先攒一笔钱。打个比方，这个时候，经济的发展就像是在地上推一只箱子，而金融的价值，就在于给这只箱子装上了轮子。

金融体系更为重要的一个进步在于后来由央行发行纸币，以国家政权而非贵金属作为信用保障，从根本上解决了货币的载体问题。相对金银，纸币的印制几乎是无成本的，理论上说，经济发展不再会因货币量不足而存在上限。央行对经济的宏观调控、统计以及通过数学建模进行预期，这些也都因纸币的发行而具备了可操作性或是过程被大大简化。当然，在最初，这一转变未必是建立在人们的主观意愿之上的。

传统上的金本位制是金铸币本位制，即以黄金规定货币所代表的价值，每一枚金币都有法定的含金量，不同国家的货币以含金量决定比价；金币可以自由铸造，任何人都可以把手头的金子交给国家货币铸造厂按法定含金量铸成金币；金币具有无限制的支付权利，在国际贸易中可以自由流通。从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初期，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陆续都实行了金币本位制。当时的经济规模对货币的需求量还没有超出贵金属货币的供给量，而由于金币可以随意铸造和熔解，使得货币的供应量可以自发地满足流通的需求，而自由兑换和自由流通则保证了币制稳定和国际金融市场的统一性。金币本位制货币体制所带来的稳定，在当时极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实体经济和国际贸易发展。

只是在1924年至1928年之间，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严重地透支了国力，欧洲国家手里所剩的黄金已无力再维持之前的金币本位制度。为防止黄金继续流失到美国，黄金在贸易中的流通被禁止了。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等欧洲国家转而实行金块本位制度，即以黄金储备为信用保障，在流通中以纸币取代金币；而在战后经济实力更为贫弱的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等30多个国家则开始实行金汇兑本位制，在国内流通中同样以纸币取代金属货币，以金本位制国家的货币为依附对象，将本国货币与该国货币保持固定比价以此作为信用保障，并在该国金融中心储备黄金及外汇，作为外汇基金用于国际支付。换句话说，当时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列强对国际信用体系的掌控能力下降了，美欧之间在金融力量上出现了第一轮此消彼长。

无论是金块本位制还是金汇兑本位制，在当时都是一种“残缺不全”的货币制度：黄金退出流通领域，使得它无法再起到自发调节货币流通的作用，对此市场在那时很难适应。而这两种货币制度都限定了纸币兑换黄金的最低数额，或是需要先兑换外币方可间接兑换黄金，这进一步削弱了货币的稳定性，而金汇兑制国家将本国货币依附于美元、英镑或是法郎之上，就使得发生在几个金本位制国家的任何一点危机都会迅速扩散开来。

正是由于两种货币制度的不稳定，在1929年经济危机袭来之后，西方国家的货币体系很快便完全崩溃：1929年10月，纽约证交所发生危机，由于股价暴跌，导致原材料价格暴跌，以出口原材料和初级产品为主的南美国家及澳大利亚等国遭受重创，最终不得不宣布放弃金本位制。1931年初，金融危机使奥地利信用银行倒闭，进而影响到德国，至1931年7月，德、奥两国的金融危机波及英国，由法国带头各国纷纷向英国兑换黄金，9月英国被迫放弃金块本位制，依附于英镑的各国也相继放弃金汇兑本位制，1933年3月，受伦敦影响美国再次出现货币信用危机，黄金大量外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未受波及的美国此时也不得不放弃金币本位制改以美元纸币进行流通……截至1936年，资本主义国家全部放弃金块本位制和金汇兑本位制，国家货币体系就此完全崩溃。而这，则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提供了最为基础的背景和理由。

经略中东

对于亚欧大陆而言，中东地区既是重要的能源基地，同时还是连接亚洲、欧洲及非洲的咽喉要地。这一地区能否形成完整独立的、不受制于他人的经济体，首先取决于中亚至西亚一线掌握在谁的手里。某种程度上可以这样说——得中东则得亚欧大陆，得亚欧大陆则得全球。

得中东者得天下

提到中东，多数人都会很自然地联想到一样东西——石油。这是现代工业体系和军事体系都不可或缺的战略资源，任何关于经济的乐观估计，都必然是建立在石油供应不出问题的假设之上的。然而和其他化石燃料相比，石油的生成对地质条件的要求却异常苛刻，因而它在这颗星球上的分布非常不均匀。连接亚非两块大陆的那片中间区域恰恰近乎完美地具备了生成石油的一切地质条件，不光储量丰富，而且开采成本极低。这里拥有全球原油探明储量的三分之二，科威特的面积和北京市差不多，可它的石油探明储量和全中国相当。在俄罗斯冻土区域同样有着丰富的石油资源，按照2005年的数据，生产成本每桶约为20美元，而同期中东沙漠地区只要5～7美元，近海地区也不过25～30美元。

中东地区的价值还远不止于此。要知道，在人们尚不知石油为何物的古代，这里就早已成为一片繁华、富庶之地了。从地缘上说，中东是连接欧亚两大文明体系最便捷的陆上通道。在历史上，阿拉伯商人们不断地将中国的丝绸、茶叶转手销售到欧洲去，由此赚取了大量的财富，顺便也保留了大量古希腊的典籍，为后来欧洲的文艺复兴提供了种子。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崛起以后，这个大老粗式的国家吞并了整个中东地区，开始对过往的商旅征收超高额的过路费，丝绸之路由此被阻断，这才逼着欧洲人去海上另寻商路，结果弄出一个大航海时代。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和俄国开始插手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中东地区，英国人许诺帮助阿拉伯人建立自己的国家，结果却最终导致了奥斯曼帝国的土崩瓦解，土耳其人的国土退回到了土本部。直至1919年，由穆斯塔法·凯末尔（凯末尔·阿塔图尔克）领导的民族抗战运动，击退外国势力，方才阻止了国家的进一步崩溃。电影《劳伦斯的阿拉伯》就是以这段历史为背景的。至此，中东地区沦为了英国的势力范围。美国人则按照利益均沾的原则，在中东地区以合资、参股的形式依附于英国的石油公司，以分得一杯羹。

战后，中东地区成为美国从英国手中接管的第一笔“财产”，而最初替美国人打开局面的却是苏联人：1945年，为了获得达达尼尔海峡控制权，以打通到达西欧的海上石油通道，苏联政府照会土耳其，要求废除1925年苏土两国的中立及互不侵犯条约，重新分割海峡的控制权；1946年，为了获得与阿塞拜疆接壤的伊北部地区的石油开采权，苏联拒绝按时从伊朗撤军。

这两件事情最早给了美国直接插手中东的机会。1945年，苏联政府向土耳其提出共管黑海海峡和割让卡尔斯-阿尔达罕地区的要求，遭到土耳其拒绝后，苏联在苏土边境集结兵力，土、苏关系开始趋于紧张，土耳其的国家安全面临着严重威胁，而这则为美国人创造了机会——很快，美国对苏联的这一举动便有了回应：1946年3月1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国会发表演说时宣称，为了遏制苏联“共产主义颠覆”的威胁，应向土耳其和希腊提供大规模的军事和经济援助。由于国力枯竭，原先控制中东的英国此时已经无力再继续援助和苏联对峙的希腊、土耳其两国。1947年的3月，美国开始向希、土两国提供援助，这也就等于从英国人手里“接手”了这一地区的控制权。1947年7月，美、土签订关于美国援助土耳其的协定，美国向土耳其提供1亿美元的援助，紧接着美国军事代表团抵达土耳其，改组并控制了土耳其军队，攫取了海、空军基地。这样，美国的势力渗透到土耳其，实现了把土耳其纳入美国的全球战略体系的目标。

而在更早一些的1946年1月，因为和纳粹有勾结而本已被英、苏两国废黜的伊朗礼萨王室，在美国的支持下将苏联拒绝撤兵伊朗的问题提交到了联合国，最终迫使苏联无法染指伊北部的石油资源，巴列维国王借此重新上台。紧接着，礼萨·巴列维国王在1949年、1953年接连发动两场“保守主义政变”，逮捕了首相摩萨台，完全控制了伊朗的军政权力。这之后，包括美金和美式武器装备在内的各式“美援”便随之滚滚而来，作为回报，原本被收归国有的石油公司又重新归还给了“外商”。

中东地区的战略位置

就地缘因素而言：土耳其地跨欧亚两洲，其欧洲部分位于巴尔干半岛的东南部，亚洲部分位于小亚细亚半岛，是欧洲进出亚洲的咽喉，而土境内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则扼着黑海和地中海通道的咽喉；伊朗高原，或者称波斯高原，则像一个楔子一样，夹在阿拉伯板块和印度板块之间，站在高原上环视四周——西边以扎格洛斯山脉俯视富裕的两河平原，北边以里海和科佩特达格山脉俯视中亚草原，南边是阿拉伯海和波斯湾，东边则连接上兴都库什山脉延伸到喜马拉雅山脉。美国人把手伸到这两个地方，就可以随时掐断西欧与东方的联系，同时可以对苏联的西南方向形成严重威胁，即便是航程较短的战术飞机，从土耳其的机场起飞，理论上也可以轰炸苏联的高加索地区以及乌拉尔工业区。

到了1953年，美国又进一步提出了“杜勒斯计划”，即在中东组建“北层防御集团”，由与苏联为邻的伊朗、土耳其、阿富汗和接近苏联的伊拉克和巴基斯坦组成军事联盟；西方国家和“北层防御集团”诸国分别开展军事援助协定，通过这种双边军事协定，控制“北层防御集团”的武装力量；这之后，再由“北层防御集团”诸国与中东其他国家签订双边军事协定，进一步形成中东军事集团——即1955年成立的巴格达条约组织。巴格达条约组织（后改为中央条约组织）作为中东的一个区域性军事集团，它将北约和东南亚条约组织这两个军事联盟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形成了针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环形大包围圈。

巴以棋局

美国在中东至此算是完成了“登陆”，后续的扩张随之展开。1947年11月29日，联大通过决议：终止英国对巴勒斯坦的“托管”，对这一地区进行划分，分别建立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两个国家。所谓的“终止英国托管”，其实就是终止英国对此处的控制。

最初，在巴勒斯坦建国问题上有两种方案（当时阿拉伯联盟自己也搞过一套方案，但声音太小，没起到什么影响）：英国主张，由回归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共同组建一个联邦制国——从历史角度说，犹太人原本就是长期和阿拉伯共同生活在一起，彼此也相安无事，所以这套方案是合理的。从英国人的角度说，这样最有利于中东的稳定，也就意味着能最大限度地保住自己在这一地区的利益；美国的方案则是让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分别建国，这在历史上是从未出现过的，一旦这么搞，因为土地分配问题中东必然会乱。然而最终通过的是美国的那套“不合理”的方案，原因无他，实力使然。

占巴勒斯坦地区总人口不到11％的犹太人最终却分得了这里59％的土地！这就注定了以色列自建国伊始，就肯定是美国先天而生的“盟友”。1948年5月14日，也就是以色列宣布建国的第二天，愤怒的阿拉伯联盟军队便向以色列发起进攻，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了。综观战争初期的形势，阿拉伯国家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以色列刚刚建国，正处于一穷二白的状态，以军在阿军的攻势下节节败退，以军将领惊呼“以色列军队无法抵挡阿拉伯国家军队的进攻，全军已处于崩溃边缘”。为扭转战局，以色列总理本古立昂急电以色列驻联合国代表埃班说：“以色列急需几周的时间来重新组织和装备军队，以色列需要立即停火。”

5月17日，开战后的第三天，以色列的要求得到了满足，美国代表向联合国安理会递交了议案，建议安理会命令战争双方在36小时内停火。苏联代表支持了这一提案，要求安理会立即表决，并指责阿拉伯国家发动进攻，要求它们停止行动。之所以如此，一来是苏联尚对和西方合作存有一丝希望，二来驱逐英国的势力，让中东乱起来同样也会给苏联带来插手这一地区的机会。不甘心失去中东的英国则极力反对美国的建议，并声称继续给予阿拉伯国家援助。但不久，英国又同意了美国的建议，并撤走了阿拉伯军团的英国军官，停止向埃及、伊拉克、外约旦提供武器——对于“百废待兴”的英国，获得美元才是最紧要的问题，其他的问题，都只能“服从大局”了。

阿拉伯国家被迫同意停火四周，这期间，以色列被美国重新武装了起来。最终，这四周时间使阿拉伯人转胜为败，战争以一种令美国人和以色列人都满意的方式结束了——除加沙和约旦河西岸部分地区外，以色列占领了巴勒斯坦80％的土地，共计两万多平方公里，比联合国分治决议规定的面积又多了6700多平方公里。而巴勒斯坦国的建立永远停留在了纸面上，96万巴勒斯坦人沦为难民。英国在战争中态度的前后不一，也使得它在阿拉伯国家中的影响力大为削弱。这以后，巴、以和平问题便被成功地制造了出来，冲突、和谈、再冲突、再和谈……在一届又一届美国政府的反复张弛之下一直延续至今，只是各种协议、路线图在不断翻新花样。

二次中东战争

1952年7月，以加麦尔·阿卜杜拉·纳塞尔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英国扶植的法鲁克王朝，废除了君主制。1953年6月，建立了共和国。从1953年3月起，埃及新政府和英国就英军撤出苏伊士运河等问题开始进行谈判。1954年10月，双方签订协定，英国同意分批从苏伊士运河撤军，1956年6月之前英军全部撤离埃及。1956年7月26日，纳赛尔总统宣布将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1】

埃及的这一行为触动了西欧的“核心利益”，失去了苏伊士运河，西欧的海军就失去了从地中海到达东方最便捷的通道，这就意味着将无法在亚非等地形成有效控制。10月29日，英、法两国为了夺回运河，联合以色列军事入侵埃及，由此挑起了第二次中东战争。

苏伊士运河危机同样给了苏联插手中东的机会：在1955～1956年间，苏联和埃及关系密切了起来，苏联政府开始向埃及提供军事援助。1956年8月苏共中央做出决议，强调“将在解决中东问题上起积极作用”。第二次中东战争爆发后，苏联政府随即发出最后通牒，表示如果英法不立即撤军，苏联“将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支援埃及。有意思的是，当时作为盟友的美国也对英法的军事行动提出抗议，显然，美国人也不欢迎英法两国继续待在这里。在苏美两国的压力之下，最终在11月6日，入侵者不得不宣布停火。同年12月，英、法军队便早早撤出了埃及——以军撤出西奈是在次年的3月。这标志着英国人已经彻底地失去了中东。除此之外，第二次中东战争还让美国获得了一个非常有用的结论：以军可以在几个小时内占领苏伊士运河北岸的西奈半岛，进而控制这条世界运输动脉，这一点使得以色列在日后美国的中东战略中占据了核心的位置，而这又使得以色列慢慢有了反过来影响美国高层决策的能力，这是后话。

前两场中东战争，战火烧在中东，而真正心痛的其实是英法。后来西欧乐于接纳“巴解”之类的阿拉伯组织，也正是缘于这个原因。

注释

【1】当时纳赛尔政府提出的对苏伊士运河的主权要求其实是非常有限的。埃及方面的要求只是介入运河管理，并允许埃及在靠近红海一侧的港口有驻军权力。在此之前，英埃之间旧有的条约规定除了英国以外的所有军舰，在这个港口停泊必须由英国人批准，这显然是极度不平等的。所以英国人在此事件中除了丢掉帝国主义的面子，实际损失不大。在第二次中东战争结束后，埃及人收回的权力事实上是很有限的，但英法在战争中却失去了对中东的支配权，对它们来说，这场战争是极其得不偿失的。

朝鲜战争

“二战”结束后，旧有的国际格局被彻底击碎，随之终结的还包括西欧的殖民地经济模式，美苏忙着接收西欧的势力范围，一个新的国际大格局慢慢地成形了。

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在短短三年内击败国民党，并在1949年成立了新中国，这彻底打破了美苏对远东格局的最初设想。由此构成了朝鲜战争爆发的大背景，而在“三八线”上朝鲜南北两边的交战，则更像是历史上的一些偶然因素。

朝鲜战争始于美苏的“出人意料”，而其结局对它们而言同样是“出人意料”的。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在朝鲜半岛的胜利，不只是改变了远东地区的格局，整个世界的格局也随之改变了，同时世人们也由此知道了，后面的历史将不再仅仅是由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来书写的。

缘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世界的主题是破旧立新。旧有的国际格局被彻底击碎，随之终结的还包括西欧的殖民地经济模式。美苏忙着接收西欧的势力范围，亚非拉地区“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一个新的国际大格局慢慢成形了。

从这个角度去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个国家实际上的胜败不能仅仅去看它分属哪个阵营。德、日在战场上彻底失败了，它们的国家工业体系也遭到彻底破坏，更重要的是，它们在战后受到了新国际关系结构的约束，本土又有战胜国驻军，德国连国土都被一分为二，国家的政治、外交、国防、经济受限制，说它们失败是很好理解的。而英、法两国，虽然在战争中免于亡国，国家主权得到了基本的保障，但是在新的国际格局中，原来以欧洲为中心，围绕殖民地的利益分配体系被美国、苏联所各自主导的新体系所取代，无论是靠向美国的西欧国家还是靠向苏联的东欧国家，在新的体系中都仅仅是居于从属位置，过去由英、法所控制的中东、印支等地区全部成了美、苏的势力范围，从这层考虑来说，说英、法是战胜国是比较勉强的。

以此来推而广之，按道理说中国也绝不可能是“战胜国”，而且要比英、法两国更惨。当时国民政府在经济、国防和国际政治上全都受制于美国，以中国海关来说，“中国”二字不过代表一个地理意义而已，实际控制权掌握在美国人手中，不但如此，如军警宪特这类强力部门，也都在政府这条线之外，和美国人保持着直接联系，仅从此说那时中国大部分地区就可以视为美国的势力范围；东北地区则由苏军占领【1】，新疆地区同样处于苏联的影响之下，那时迪化（现在的乌鲁木齐）的学校教材都是苏联的，提到“首都”这个概念，孩子们想到的是莫斯科而不是南京；内蒙受外蒙古的影响，未来的走向同样飘忽不定；除此之外，英国人不光控制着香港地区，西藏地区也处于它的影响之下。即便是南京国民政府多多少少能够施加影响的区域，譬如蒋介石集团的江浙地区，李宗仁集团的两广地区，实力稍差些的阎锡山控制的山西等等，各个地区的地方势力也都与美国人保持着直接的联系。蒋介石能做“总统”无非是因为江浙派系的经济实力最强而已，那时中国国内地域间的经济壁垒比之如今的欧洲国家之间有过之而无不及——试问现在谁会把欧盟看成一个独立的国家？而这种事实上的分裂局面是除中国人民外，所有当事者都乐于见到的，美国人在蒋介石和李宗仁之间打平衡牌让他们相互牵制的历史就是例证。如此发展下去，未来中国的领土主权会不会像德国、朝鲜那样出现法理上的分裂都是一件不好说的事情。

再进一步从经济角度来看那时中国的境遇。众所周知，甲午战争战败之后，日本向中国勒索巨额的“战争赔款”。这个赔款数额是当时的清廷根本拿不出的，怎么办呢？只能向列强们“贷款”【2】。从那以后中国的民脂民膏就被清廷以税收的形式搜刮一空，然后作为“战争赔款”的债务的本利每月在上海汇丰银行交割分配到列强手中，中国工业化资本积累的途径由此完全被掐断了。这种贷款其实和民间俗称的“驴打滚”账别无二致，你根本不可能还清，中国成了列强的一台提款机。资本不断外流，无法在国内积累起来，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革命和中国工业化现代化道路就都被堵死了。后来清朝被推翻了，可北洋政府继承旧债；北洋政府被推翻了，蒋介石政府接着继承——这是列强承认你的先决条件，所以中国工业化也就遥遥无期了。

然而最终的结果却出乎这些人的意料，中国共产党仅用了三年的时间就取得了全国政权，之后又解放了新疆和西藏，大大小小的土皇帝一个个都被轰了出去。更“可气”的是，毛泽东竟然宣布“赖账”了，美苏等国既定的战略构想都因为一个新棋手的加入而被彻底打乱了。由此开始，中国内地的事务只有中国人说了才算。正是解放战争，才真正确立了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格局中的战胜国地位。中国的民族解放战争应该是八年抗战加三年解放战争。中国的胜利不在于战争期间赢得了多少财富；相反，十几年的战争极大地破坏了国民经济的基础，并付出了数以千万计的生命，中国最大的胜利在于赢得了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自主，为日后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最大限度的、不受限制的发展空间。

东北亚的“三国演义”

而在此之前的1945年，美苏两国在朝鲜半岛的南北两侧分别接受日军投降，以“三八线”为界，划分了各种控制区域。这之后所发生的事情几乎就是两德分裂的东方翻版，美国人从上海把李承晚势力弄到了美占区；1948年4月在南朝鲜宣布建立“大韩民国”，苏联作为应对，给北朝鲜松绑，在同年9月建立了“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自韩国、朝鲜建国之后，两边就都宣称自己才是朝鲜的“正统”，而对方仅仅是“窃取”了国家名器的“伪政府”，与自己不共戴天。“三八线”上，双方你来我往，摩擦、冲突不断。两国政府都忙着整军备战，以图统一朝鲜半岛。而苏美两国，则基本算是安于现状，因此韩朝两方虽然天天都在摩拳擦掌但都很难真有什么作为。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彻底改变了远东的战略格局。美国在中国内地的势力被彻底驱逐了出去——美国政府提出承认新中国的先决条件是，人民政府必须承认美国在华的特权，并且要替南京国民政府还欠美国人的债【3】。这显然是不能接受的，于是对司徒雷登就只能说“别了”。某些人一直说新中国没有“法制”正是始于这里——毛泽东“赖账”是违反“国际法”的。

这之后在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亲赴莫斯科，中苏由此开始就东北主权展开了拉锯战。中方利用英国、印度等英联邦国家将和中国建交的消息向苏联施压，同时在外蒙古问题上予以一定的让步（必须指出的是，自沙俄时代起，俄国就在开始经营外蒙古，之后苏联一方步步为营，而中国则一直处于内忧外患之中，自1945年蒋氏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以后，外蒙古问题已无可挽回，原因无他，国力使然），最终中苏在1950年废除原《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并订立新条约，新条约——《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规定“不迟于1952年底，苏联军队撤出旅顺海军基地”，由此恢复了中国政府在东北地区的主权。然而这一条约还是留了一个尾巴：苏联同意提前归还长春铁路，不过“在苏联的远东地区受到战争威胁的情况下”，苏联仍然可以“借中国长春铁路调动部队”。斯大林的潜台词是：“我已经‘让给’了你巨额的利益，放弃了我‘应有’的权利，你如果连一条铁路上的调兵权都不肯答应，那就别做梦了。”自清末起百余年留下的窟窿，朝夕之间想填上，谈何容易啊。

中苏新条约的签署彻底改变了苏联的对朝政策：一直到1949年苏联还在反对金日成以军事手段统一朝鲜半岛。而到了1950年1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之后，斯大林首次表态“可以和金日成同志谈谈”并表示“准备帮助他”。斯大林的考虑是：如果朝鲜胜利，则苏联在中国“丢失”的利益从朝鲜半岛找回来——仁川和釜山可以替代大连和旅顺港，且苏联可以通过朝鲜半岛，继续影响东北；而如果朝鲜失败，届时鉴于东北亚的紧张局势，中国将不得不请求苏联军队留驻旅顺港和大连，而长春铁路根据条约实际上亦“失而复得”。不仅如此，从地缘上说朝鲜半岛是日本和亚洲大陆之间的跳板，中间不过一个对马海峡而已，假如朝鲜真能拿下朝鲜半岛，苏联就有了进一步向日本伸手的机会，倘若那样，日本就不再由美国一家独占。而且，朝鲜的战事还可以牵制美国人在欧洲咄咄逼人的势头——北约刚刚在1949年成立。除了利益上的判断之外，此前国务卿艾奇逊关于朝鲜半岛不在美国防御范围之内的讲话，也使得苏联对美国的反应产生了误判。

于是，朝鲜战争爆发。朝鲜军队越过“三八线”后一路攻城掠地，韩国李承晚的军队节节败退。而在9月15日到28日，也就是美军仁川登陆成功后，形势开始急转直下，人民军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很快被瓦解，开始向北溃退，朝鲜政府不得不下令征召全国所有16～45岁的男性投入战争。

迫于局势，朝方开始向外界求助。从本意上说，朝鲜更希望由苏联出手相助——朝鲜对中国始终有所顾忌。但苏联却先由大使什特科夫“婉言拒绝”了朝鲜方面的请求，而后在10月1日，斯大林一纸回电，“请找中国同志相商”。当晚深夜，朝鲜方面与中国使馆联络，请求出兵相助。

原本一心一意准备解放台湾地区的中国政府，因美军于1950年6月27日进入中国台湾海峡，不得不将目光转投到朝鲜半岛【4】。中国政府的底线是：美军不能越过“三八线”。这背后的道理是：若美国一味相逼，朝鲜军队最后必然要撤到中国东北境内——斯大林和周恩来会谈时曾提出，“战事若继续恶化，朝鲜同志不妨将武器、物资等有组织、有计划地撤到东北，以便于重新进入朝鲜。最糟糕不过，金日成同志可到东北组织流亡政府”。如果此时苏联再出兵东北，则之前中国辛苦谈判取得的成果将要毁于一旦，在外蒙古问题上的让步变得毫无意义，东北主权极可能得而复失。

最终，在苏联未派遣空军提供掩护的情况下，中国人民志愿军仍旧在10月19日入朝参战——朝鲜战争对中国而言，首先是保卫东北主权之战。

再来看看同时期的美国。1950年6月25日，朝鲜人民军越过“三八线”。美国的第一反应不是向朝鲜宣战（6月30日），而是由杜鲁门抛出“台湾地位未定”的宣言；同时美第七舰队入侵台湾海峡（6月27日），阻止中国政府解放台湾地区。

美国政府同样有着自己的盘算，参与朝鲜战争首先是要保证对日本的控制，其次则是要顺势打垮中国大陆的新生政权，使中国重新陷入分裂和混乱中，以恢复自己的在华利益——这也就是为什么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得知朝鲜战争爆发的消息后会如打了鸡血般兴奋。除此之外，从美国的角度看，中国是一个拥有近五亿人口的大国——这就是它的“原罪”，不管它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只要它保持了统一，就有可能走向强大。这也就意味着美国（同时也包括苏联）多了一个潜在的对手，会在未来和自己争夺资源。

麦克阿瑟曾宣称，要利用强大的海、空力量封锁共产中国，“摧毁它‘在一代人物时间内’进行武装侵略的潜力”（见《李奇微回忆录》）。这并非麦克阿瑟一个人的意思，而是美国政府中鹰派的观点。杜鲁门与麦克阿瑟的分歧仅仅在于力度而不在于方向，不过是一个比较谨慎，一个比较疯狂而已。后来麦克阿瑟被解职，主要也是因为指挥战事不利，而并非是因为他对华的激进主张。由此，中国参与朝鲜战争就有了一个更大的目标——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一旦朝鲜有失，那么不但东北的主权将受到威胁，偏居于台湾地区的国民党在此刺激下也必然要在美国的支持下卷土重来，届时中国的境遇将重新回到1945年战后的状态。

东北亚三国演义

资本意志

在前文中，我们曾经提到过美国政治决策中的一条基本原则：“赢者通吃，在野者亦有利可图。”这条原则再进一步，就是国家要做一件事情，各个集团必须都有利可图，底线是不能有谁利益受损。在国家意志与资本意志之间，亦是如此。如果从几个方面判断，一件事情都有利可图，上下一心，这件事就可以推行下去；反之，则很难——大萧条时期罗斯福总统能以国家意志压制资本意志来调整经济模式是一个几乎不可重复的特例。

前面说到美国参与朝鲜战争的动机，都是从地缘政治或者说是国家意志角度来分析，这里不妨再从资本意志角度来看一下。前面曾提到过，美国经济在战后一度出现了产能过剩和产品过剩的问题。杜鲁门政府从1947年到1951年通过“马歇尔计划”，援助欧洲国家“复兴”，在控制受援国经济的同时，也为美国过剩的产能和产品提供了消费市场，受援国获得的美元贷款大部分都用来购买美国生产的食物和工业品，从而使美国的经济窘境得以暂时缓解。但这还不足以把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膨胀起来的工业产能和产品全部消化掉。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曾警告说：“1949年，世界有重新退回到30年代大萧条的可能。”1948年11月至1949年10月，美国出现了历时11个月的经济衰退，失业率高峰时曾达到7.9％，GDP下降0.5％。

在这样的背景下，1949年美国决策层内部爆发了一场“要大炮还是要黄油”的争论。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诺斯认为“大炮”和“黄油”不可兼得，而委员会委员凯瑟林却主张：通过扩军来为工业体系制造需求，只要经济总量不断扩大，庞大的军费并不会影响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这其实就是纳粹德国式的“凯恩斯主义”的翻版。在国务卿艾奇逊和总统顾问克利福德的支持下，凯瑟林占了上风。最后诺斯选择了辞职，凯瑟林接任了主席一职。他的观点很快得到了总统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认同——这使大家都有利可图。在这样的情况下，朝鲜战争的爆发对美国决策层来说，可以说是正中下怀。

1950年4月，也就是朝鲜战争爆发前两个月，国家安全委员会发布了第68号文件，号召美国经济在和平时期实行全面的动员。正是这样一项前所未有的措施，后来创造出了美国庞大的军工利益集团，使它在美国的工业体系中占据了大到不正常的比例。这将对后世美国的经济以及政治生态乃至文化都产生深远的影响。

战争对经济的短期拉动效果是明显的。到了1952年，按杜鲁门的话说，“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增加了100万以上的武装力量。现在有6100万人就业。工资、农田收入和商业利润处于高水平。我国货物和服务的总产出比去年增长了8％，大概是正常增长率的两倍。”

同样的道路，德国和美国却走出了不同的结果，这其实是因为“度”的问题——迄今为止美国打的都是“可控”的局部战争，没有一场是赌国运的全面战争，它的地缘环境和国力决定了它有条件这么干。

除了为自己的工业体系创出了需求，在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还通过大量印制美钞，向欧洲和日本定购军品装备，事实上就是借助战后取得的货币霸权来向别国进行战争融资，让别国为美国人的战争买单。可以说，朝鲜战争第一次让美国的政客们如此直接地以印钞票的手段实现了对国际框架的影响。

但是，这次“体验”所留下的回忆却异常地糟糕，原因是那一次它的对手叫“中共”——在苏联没有大规模直接出兵的情况下（苏联空军曾秘密参战）；在动用了陆军的三分之一、空军的五分之一、海军的二分之一并纠集16个仆从国的情况下；在平均每月消耗北约一年半物资的情况下，最终18国组成的“联合国军”仍然被志愿军钉死在了“三八线”上，克拉克做了“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美国将军”，全世界因此都明白了后面的历史将是不会只由美国一家来书写的。

战后各方损益

对朝鲜半岛的南北双方而言，他们都没有“统一”掉对方，不过好在也都没被对方给“统一”了。和现在人们的印象恰好相反，在停战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朝鲜经济因为被纳入了由苏联所主导的“经互会”体系中，加上中苏常年给予的各类援助，经济状况其实还要好于韩国。相对北方而言，韩国就比较“倒霉”一些：日本殖民时期，朝鲜半岛的工业设施基本都集中于北部，南部则以农业为主，再加上后来战火的破坏，自建国伊始，这个国家就面临“底子薄、基础弱”的问题。停战之后，南北双方又长期处于军事对峙的状态，到了1968年还发生过“青瓦台事件”，因此韩国的军费开支长期居高不下。这样一来，韩国可以用来搞经济建设的钱自然也就比较紧。因为缺钱，后来韩国政府在经济起飞阶段，选择了以优惠贷款为主的模式对国内主要企业加以扶持，韩国的大企业多是在高负债的情况下运作的，1998年金融风暴之前，韩国的几家支柱企业负债率多在300％～400％之间，这就为后来的经济危机埋下了隐患。

对中国而言，保障东北主权、保障新生政权的目标达到了。朝鲜战争之后，为了制衡美国在远东的扩张，苏联政府向中国提供了大量的援助，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工业体系整体输出，中国由此开始走上了工业化道路。正是朝鲜战争让苏联相信，它的投入不会像美国援助国民党那样打水漂。最重要的是，朝鲜战争重新树立起了民族的自信心，很多身居海外的科学家选择归国投入建设，正是受了这一鼓舞。

对苏联而言，朝鲜战争牵制了美国在西方的手脚，减轻了苏联在冷战“主战场”欧洲的压力。但斯大林在远东地缘上的谋划最终没能实现，后来赫鲁晓夫提出要和中国搞“联合舰队”，其实还是想从中国得到不冻港，还是想部分恢复国民党时期苏联在华的利益，这成了后来中苏决裂的一个“起爆点”。

对美国而言，美国保住了韩国，以此为屏护，日本被牢牢地掌握在了美国手中。但同时，朝鲜战争中中国人的表现，也彻底断了它再次和中国正面交手的念头。后来在越南战争中，正是对中国的顾忌严重束缚了美军在战场上的手脚。而中国人民在朝鲜战争中的胜利，也宣告了在台湾地区的蒋介石乘“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东风”反攻大陆的美梦落空。

日本则是这场它所不能主导的战争的获益者，战争期间来自美国的订单成了日本经济重启的催化剂。更绝的是，战争停止在了“三八线”上，这对日本而言是恰到好处的：如果朝鲜半岛由北方统一，日本就是美苏争霸的前沿，那么前面提到的韩国的窘境就会落到日本人头上；如果美军一举攻占全朝鲜，日本成为美国的“后方”，那情况更糟，因为日本在美国的战略布局中的重要性就会下降，按美国最初的设想，日本会被“改造”成一个农业国。朝鲜战争止于“三八线”，韩国替日本顶着来自苏联的军事压力，美国则在经济上给日本“松绑”，使其得以重新工业化。

抗美援朝与“斗鸡博弈”

所谓“斗鸡博弈”（Chicken Game），是博弈学中一个非常简单的模型。两只公鸡狭路相逢，即将展开一场厮杀，此时有两个选择，两败俱伤或是一进一退。博弈论的研究表明，这种对抗的最后结果就是“只占便宜不伤命”，因为两只公鸡都负担不起你死我活的彻底冲突，在最后关头这两只鸡不会都采取进攻策略，但也不会都采取退让妥协策略。通常是一只鸡进，就占了便宜；另一只鸡退，肯定就要吃亏。在分析大国博弈时，这个模型常常会被用到。

斗鸡博弈

这个模型可以得出这样几个推论：（1）一有对抗就宣传战争亡国论、战争恐怖论来主张妥协、退让是没有依据的，大国间在一般问题的对抗上不会导致最后的生死冲突，最后总会有一方做出妥协，一味地只是宣传战争亡国论、恐怖论，实际上就等于是在逼自己人妥协；（2）主张实力决定一切的观点也是不恰当的，即使一方的实力比较小，但只要全面冲突能给另一方造成无法承受的损失，上面那个模型就成立了。也就是说，如果一国具备一定的实力，那么在合适的策略下，对抗国力强于自己的对手也是可以占到便宜的；（3）双方谁妥协都是这个模型的解，但要说双方一起妥协就共赢了，这是在自欺欺人。

在朝鲜战争最激烈的时候，美国曾扬言要使用核武器，毛泽东的回应则是，“你打你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一句话：接着打！如今这种行为被某些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称为是战争疯子，是不顾人民安危的举动，但真实的历史是——原子弹最终没有落到中国人头上，相反中国在中美对抗中获利了，这是为什么呢？

从斗鸡博弈模型来看，双方在最后关头总会有一方选择妥协，而由谁来妥协，则取决于双方的决心与勇气，谁显示出的决心更加坚定，谁就是最后的胜利者。所谓斗鸡博弈，说白了就是“狭路相逢勇者胜”。这并非是什么血气之勇，而是真正基于冷静、理性的思考，毛泽东才是真正的博弈大师。

当然，要表示决心，并非是口头说说就可以了，一个无法让人信服的威胁是无效的。而口头的威胁是否会被对方相信，则取决于说话的一方之前的“信誉”。中国在1840年以来一直是在被动挨打，这就是说这段时期中国的“信誉”非常糟糕。中国政府之前曾反复警告：一旦美军越过“三八线”中国就出兵，但因为之前的“信誉”极低，这个威胁在美国人看来就是无效的，所以美军才会毫无顾忌地推进到鸭绿江畔，中国才不得不出兵。从这个角度说，抗美援朝也是为今后中国对其他国家的博弈储备了“信誉”。后来越南战争爆发，基于朝鲜战争所建立的“信誉”，中国警告美国不得越过北纬17度线，美国就必须视这是有效的威胁，不能越雷池一步。通俗来说，朝鲜战争就是中国给美国的一个“下马威”，有了这个教训，美国在以后判断中国的举动时就会理智得多，这样反倒对中美都有好处。

总之，言战并非就是冲动或是“愤青”，言退、言妥协也并非是理性和冷静。这个道理，过去适用，现在适用，将来同样适用。

注释

【1】1945年之后，国民党政府看似废除了众多之前与列强签署的不平等条约，然而如前所述，“二战”结束初期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段美苏接手西欧国家势力范围的历史，这一点在当时的中国同样也不例外。当时的中国空顶着一个“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的名头，而实际又是什么样的呢？此处先来说中苏之间。1945年8月，国民党政府与苏联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关于大连之协定》、《关于旅顺口之协定》、《关于中苏此次共同对日作战苏联军队进入东三省后苏联军总司令与中国行政当局关系之协定》附件。

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的“兹因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之愿望，中国政府声明于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之公民投票证实此项愿望，中国政府当承认外蒙古之独立，即以其现在之边界为边界”承认了外蒙古的独立。

不仅如此，《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中包含如下条款：“一、满洲里至绥芬河由哈尔滨至大连旅顺之干线合并成为一铁路定名为中国长春铁路，应归‘中华民国’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共同所有，并共同经营。……十、上开铁路仅得于对日本作战时期供运输苏联军队之用，苏联政府有权在上开铁路用加封车辆运输过境之军需品，免除海关查验……十一、经上开铁路由一苏联车站至另一苏联车站过境运输，以及由苏联领土至大连旅顺二港口往返直运之货物，应免中国关税或其他任何捐税……十七、本协议期限为三十年……”在《关于大连之协定》中包含如下条款：“……为保证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对大连为其货物进出口之利益获得保障起见，‘中华民国’同意：……三、大连之行政权属于中国。港口主任由中国长春铁路局局长在苏籍人员中遴选于征得大连市长同意后派充之，港口副主任应照上开手续在华籍人员中遴选派充之。……五、由国外进入该自由港经中国长春铁路直运苏联领土之货物，与由苏联领土经上开铁路运经该自由港出口之货物或由苏联运入为该港港口设备所需之器材，均免除关税。以上货物均应用加封车辆运输。……六、本协议期限定为三十年……”

在《关于旅顺口之协定》中包含如下条款：“一、为加强中苏两国之安全以防止日本再事侵略起见，‘中华民国’政府同意两缔约国共同使用旅顺口为海军根据地。……五、该区域内之民事行政属于中国。中国政府，对于主要民政人员之委派，将顾及苏联在该区域内之利益。旅顺市主要民事行政人员之任免，由中国政府征得苏联军事指挥当局之同意为之。在该区域内之苏联军事指挥当局为保障安全与防卫起见向中国行政当局所作之建议，该行政当局予以实行；如有争议，则此类事件应提请中苏军事委员会审议决定之。……六、苏联政府在第二条所述之地区内，有权驻扎陆海空军，并决定其驻扎地点。……九、本协议期限定为三十年……”

仅这三个附件，就意味着“中华民国”政府如果继续存在下去就将白送给苏联一条铁路一个军港，外带一个旅顺市，而且一送就是三十年，而三十年之后早已形成既定事实，届时的结局也就不难想象了。

【2】1895年俄法与清廷签订第一个甲午赔款贷款，为期36年的4亿金法郎贷款，同时附带俄国在东北铁路路权和法国在云南的铁路路权。1896年3月14日英德与清廷签订第二笔甲午战争赔款贷款，1600万英镑，以清朝关税做抵押，其中850万英镑为日军驻扎威海卫的军费。1897年第三笔甲午赔款贷款由德法俄比提供，1600万英镑，用盐税和厘金抵押，但是俄国要求东北权益太多，法国要中国缅甸铁路权益，列强无法妥协，拖至1898年，由英德提供贷款，为期45年，这个贷款条件是德国占领胶州湾，法国占领湛江，俄国租借辽东半岛，英国租借香港新界99年。三笔甲午赔款贷款总值4300万英镑（加上几年后的庚子赔款则总值达6750万英镑），盐税、厘金、关税统统都被抵押上去了，清廷实际等于是在替洋人收税，这直接导致了后来的义和团运动。袁世凯上台后的“民国二年大借款”实际就是把前清铁路贷款的旧债重组由新政权继承了下来，于是这个新政权就得到了西方国家的承认。后来北洋政府参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十月革命后放弃了沙俄的债权，德国战败后协约国看在中国派劳工参加欧洲战争的面上，免除了部分庚子赔款，但是，免除部分不由中国支配，而是由列强支配用于中国，建立了清华大学和香港大学——用于培植亲西方的知识分子。

【3】抗战结束后，除了与苏联签署了极不平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之外，1946年11月4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南京签署了后果更加严重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共计三十条，六十八款。这里仅摘录其中两条：“三、缔约此方对缔约彼方之任何种植物、出产物或制造品之输入、销售、分配或使用，或对输往缔约彼方领土之任何物品之输出，不得加以任何禁止或限制；但对一切第三国之同样种植物、出产物或制造品之输入、销售、分配或使用，或对输往一切第三国之同样物品之输出，亦同样加以禁止或限制者，不在此限。”这一条看似平等，然而中美生产力在当时存在天壤之别，这就相当于让刘翔和一个幼儿园小班的孩子同场“公平竞技”，最终的结局必然是美国货充斥市场民族工业荡然无存。

再来看这一条：“五、倘缔约此方之船舶，由于气候恶劣或出任何其他危难，被迫避入缔约彼方对外国商务或航业不开放之任何口岸、地方或领水时，此项船舶应获得友好之待遇及协助，以及必需与现有之供应品及修理器材。本款于军舰及渔船以及第二十一条第二款所规定之船舶亦适用之。”这和上面一条道理一样，中美实力严重不平衡的情况下把两者放在一条起跑线上——美国军舰及民船在中国海港可以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你‘中华民国’海军拿什么漂洋过海到美国去？更严重的是，旅顺大连驻扎着苏军，青岛驻扎着美军，而美苏争霸的局面业已形成，未来如果美苏开战则日俄战争期间旅顺大连的惨剧将在整个中国重演，即便美苏是冷战，哪个商人又敢在这样一个火药桶上投资呢？届时不要说外商，本国资本家也会尽可能把产业转移到更为安全的国外去。

上面这些条款好歹还是在玩弄文字游戏，到了《中美青岛海军基地秘密协定》干脆明说“中华民国”修建的青岛海军基地，没有美军允许他国任何船只不得随意停靠。除此以外，国民党政府在1945年11月21日签署《美国在华空中摄影协定》，1946年9月是《中美三十年船坞秘密协定》，10月8日《中美警宪联合勤务议定书》，12月20日《中美空中运输协定》，1947年1月《中美青岛海军基地秘密协定》，9月3日《中美同意美军驻华换文》，12月8日《中美海军协定》。对比“一战”结束后山东主权从德国人手里转到日本人手里，不客气地说，南京国民政府对比之前的北洋政府并没有什么区别，而后者好歹还依靠“华盛顿九国公约”收回了青岛和山东的主权。

除《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等条约之外，国民政府尚需偿还1942年向美国借贷的贷款5亿美元，按购买力约合现在500亿美元以上，而1945年国民党政府全部的黄金储备也就约合5亿美元，直到1952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也才刚刚到50亿美元。除了旧债以外，国民党政府还曾在美国发行过不少国债，募集大量资金用来打内战。这两笔债加在一起中国是还不起的，按照西方国家惯常的手段，还不起账它们必然就会让你借新账还旧账，结果就是越还越多，越多越还不起……这笔“驴打滚”的债务将使得中国再次由于资本流失导致无法完成资本积累，无法实现国家工业化。

【4】美国1950年6月27日入侵台海当日，毛泽东发表讲话，表示抗议；6月28日，周恩来再次发表声明；6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抗议美国干涉侵犯中国主权；9月30日，也就是仁川登陆十五天之后，周恩来又发表了一次严重警告……如果去查阅1950年6月底和7月15日的《人民日报》，会发现中国一直在抗议的都是中国台湾事宜，而在“朝鲜”问题上并未表示要与美方为敌——如果中国真是主动要和美国交恶的话，那应该是在战争初期就出兵朝鲜，如果那样的话，麦克阿瑟根本不会有在仁川登陆扭转战局的机会。

郁闷的年代

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对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而言都算不上是一段好日子，古巴导弹危机、越南战争、肯尼迪遇刺、经济滞胀等等都绝不是美好的回忆。而这些都并非偶然，从本源层面看，恰恰是在这一时期，实物生产的速度已经完全跟不上资本扩张的速度，而资本家对利益无止境的追求则决定了资本扩张是无法停下来的……

美国工业产业的软肋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无疑是这个星球上的NO.1：军事上，拥有世界第一的海军——超过后面十几个国家的总和；世界第一的空军——不过和苏联没有完全拉开差距；世界第二的陆军——这个是保守的说法。更重要的是它的经济，从钢铁、造船、汽车、化工、家电到金融，哪一个产业拿出来都是世界第一。然而事实上1945年以来，美国工业产业的历史既可以说是一段不断升级的历史，也可以说是一段不断萎缩的历史。

一项新技术从出现到形成产业，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步，在实验室或者是在某个年轻人的车库里，新技术被搞出来；第二步，在证明这项技术确实有价值之后（现实中未必是“实用价值”），由企业把这种试验品最终变成商品；第三步，大批厂商开始跟进，或“山寨”，或在原基础上进行精细化改进，这种新产品于是由“高档货”变成泛滥成灾的“大陆货”。美国在工业产业上的优势主要集中于前两步，即创新和把新技术产业化。

这两个优势说白了其实就是资本优势，也就是钱多的优势，这个优势是靠之前百余年美国人搞资本主义奋斗或者说是掠夺来的。所谓创新，其实就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成功只是这其中的偶发性事件。而在第二次技术革命之后，产品的复杂程度使得只凭几个人在自己车库或后院搞创新基本成了不可能的事情，搞新技术的产生完全是靠往实验室里砸钱砸出来的。拿美国的航空工业来说，无论是军用还是民用，它都是绝对的龙头老大，战后每一次技术革命都是由它发起的，经典机型搞出来一堆，比如波音-747、F-15、F-16、F-22等等。但是在这背后，光“X”系列的技术验证飞机，美国在战后就搞了50多种机型，比不少国家同一时期研制的全部机型都多，在此之外中途下马的、搞出来后发现不成功用几年就报废的机型更多，其实这就是“广种薄收”。如此庞大的“试错”工程，只能是用真金白银砸出来的，所谓科研体制的好坏，所决定的不过是砸钱的效率高一点还是低一点而已，而这个“高”与“低”的差别实际是很有限的。就笔者自己的印象，美国政府对科研的“重视”也多是停留在口头上——这其实是全世界官僚系统的通病。科研机构里搞官僚主义、混日子、骗经费的同样也都大有人在，真正花在技术创新上的资源，在总量中所占的比重美国未必就比其他国家好多少。不仅如此，美国搞科研同样会存在“政治挂帅”的问题，时下的气候变暖、碳排放这些问题已经上升到了政治正确的程度，欧美技术人员打报告申请科研经费，就要千方百计地让自己的项目和“低碳”挂上钩。但美国投入的资金绝对总量，则是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的——即便是“薄收”，但美国人“种”得实在是太“广”了，所以即便在这种漫不经心的状态下它的“收成”肯定还是最好的。把新技术商品化同样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所以同样是这个道理。这里还是要提到赫鲁晓夫的那句话，“他们太他妈的富了”。

而“第三步”则是美国的软肋。到了这一步，“高新技术”已经变成了“成熟技术”，胜败不再取决于资本优势，而取决于人力成本的高低。在罗斯福新政推行之后，美国工人的待遇逐步改善了，这就意味着人力成本也提高了——有人调侃最理想的生活，其中有一条便是“拿美国的工资”。而最根本的原因是：像诉讼之类的第三产业在发展了一段时间之后，从给实体经济做系统维护的角色慢慢蜕变成了推高生活成本的主要推手之一。拿美国的医疗来说，六成以上的钱是花在医疗诉讼以及为了避免打官司而派生出的各种保险与不必要的检查上，真正用来看病吃药的钱反倒只占一小部分，这也是为什么后来奥巴马竞选时会拿医疗改革做卖点的缘故——你能想象如果一款“系统维护”软件占用你电脑一多半的内存会是什么样吗？可美国经济这套“系统”目前恰恰就是这样运行的，一直以来它的制造业头上压着不是一座而是三座“大山”——金融中介费用、医疗费用、法律诉讼费用。生活成本降不下来，人力成本自然不能降，否则社会稳定就要出乱子。2003年一个美国模具制造商在国会听证会上说：他制造的一个模具最低标价必须是2万美元，不能再低了，再低就赔了。而同一年中国内地生产的一模一样的质量相当的模具，只标价3000美元。

所以，美国占优势的产业必然是它所垄断的行业，一旦垄断被打破，那它在这个行业很快就会由优势转为劣势，最终只能放弃这个产业。对此，美国至多能靠技术壁垒或者知识产权保护招架几下，但总体上是没有办法的。当然，到后来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都开始搞福利社会，同时如律师之类的行业的存在又拉高了生活成本，这个问题就成了现在发达国家的通病。

面对这个问题，唯一的解决途径就是继续创新，搞出新的产业来重新搞垄断，这有点像是美国被后面的国家撵着往高处跑。不过这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新型产业往往并非劳动密集型产业，所以仅仅是解决了资本家的问题，工人的就业问题还是没法解决，富裕出来的人靠发达国家的高福利也能过得不错，但从整个国家的角度看，这部分支出就是光投入无产出或极少产出。现在发动国家的各种“夕阳产业”所面临的就是这种问题。而一旦创新也停滞了，那就变成了“后有追兵，前有堵截”，手里掌握的产业一点一点被人力成本更低的国家给吞噬掉，资本家和老百姓的日子就都不会好过了。

加句题外话，现在的手机行业，厂商们曾经挖空心思去折腾这巴掌大的东西，搞彩屏、搞和弦铃声、加MP3功能等等，其实在通讯网络技术升级之前，各种价位的手机作为通讯工具在本质上没什么区别，真正质的飞跃是在3G网络出来以后才出现的。也正因为一时没有创新空间了，所以厂商们才会想方设法搞些“伪创新”，通过炒作概念来创造新的市场，那些看着花哨但没有太多实用价值的商品，一般就是这样被创造出来的。

古巴导弹危机

对美国人而言，20世纪六七十年代并不能算作是一段美好的时光，而这某种程度上是拜中国所赐。在前文中我们曾经说过，美国人的战争其实是要当投资做生意来看的。是投资就需要有“产出”，而朝鲜战争这单“生意”显然做得不很成功，在地缘上是保住了日本，但其他预期收益并没有拿到，可之前为战争融资而超额印制的美元已经发行出去了，那么后面的结果就只能是人们对美元的信心被削弱，这就和一家公司经营上爆出什么坏消息，它的股票价格就要下跌在本质上是一个道理。后来在1960年10月份，中东原油价格暴涨引爆了美元信用危机，使之演变成了伦敦交易所中抛售美元抢购黄金的狂潮，直至1962年，美国通过联合英、法、意、荷、比、日、西德与瑞士建立“黄金总库”才初步恢复了美元的信誉。

坏消息并不止这些。在国际政治方面，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全部的战略预备队只剩下在日本的2个师和本土的6个师——这还是在苏联没出兵的情况下，这极大地动摇了西欧国家依靠美军保护自身安全的信心。当然，即便没有这个因素，随着自身工业体系的逐步重建，作为国际格局曾经的主导者，西欧国家也肯定不会安于做美国的跟班。法国、西德、意大利等六国在1957年签订了欧洲共同体的基础条约，即《罗马条约》，这其实就是西欧国家将美国人排除出去，自己另搞了一套“班子”。美国的盟国由此开始出现了离心现象，最为突出的表现是法国退出了北约中的军事条约，转而在东西方之间，搞起左右逢源来。1964年戴高乐突破了美国的阻挠，在西方阵营中率先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便是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略中的重要一步。

朝鲜战争的结果同样刺激了苏联人。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苏联政府对美国已经不再一味地采取守势战略，而是从西方到东方不断对美国的势力范围进行挤压。在中东，苏联一改斯大林战后对美国的“忍让”政策，加大了对“反美反以”力量的支持。由于苏联的插手，1958年7月美军入侵黎巴嫩遭受惨败，最终不得不撤军；在远东，苏联开始放手和印支地区的共产党合作，使东南亚的民族独立和反美斗争风起云涌。

古巴导弹危机

而这段时期美苏斗争的最高潮则是发生在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关于这段历史，现在很多文章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是：苏联人色厉内荏，在美国海军的拦截下不得不灰溜溜地撤除部署在古巴的导弹，美国在这场事件中获得了全胜。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一事件的缘起需要追溯到50年代末：1959年美国针对苏联在土耳其和意大利分别部署了15枚和30枚可携带核弹头的中程弹道导弹，苏联重要的政治、经济中心几乎全部处于这些导弹的射程之内，而苏联当时能打到美国本土的洲际导弹数量还非常有限，显然是无法抵消美国的这一优势的。“假如剑不够长，那么就向前一步”——最现实的应对就是在靠近美国的地方部署射程较短但数量更多的中、短程导弹。

1959年1月古巴独裁者福尔根契奥·巴蒂斯塔被推翻，菲德尔·卡斯特罗所领导的革命政府宣告成立，给了苏联人“向前一步”的机会。苏联政府很快承认了古巴新政权的合法性，并随即给予大量援助。这后面的历史大伙都很熟悉，这里就不再加以赘述。需要说明的是：第一，在危机爆发前，苏联已经在古巴部署了15～32枚中程导弹，除此之外还有一批可以投掷核弹的伊尔-28轰炸机，当时一旦爆发核战争，美国本土所要遭受的打击程度同样是无法承受的，海上的美国舰队再怎么强大，对此也是无能为力；第二，古巴危机并非是在苏联撤出导弹之后就宣告结束了，在此之后，美国按照和苏联签署的协议也撤出了部署在意大利和土耳其的导弹，只不过这个过程是秘密进行的，为的是面子上好看一点。同时美国对苏联承诺不侵略古巴——作为交换，苏联承诺不动土耳其，由此美国的“南美后院”便被钉进去了一颗“钉子”，直到今天也没有拔出来。整个事件中，其实美国人在面子以外没有占到一丁点便宜，倒是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苏联人的目的达到了，来自西南方向的导弹威胁被去除了，顺便在美国的后院还留下了一颗钉子。只不过美国撤导弹做得非常低调，加之在宣传领域美国人的声音最大，结果这段让美国人狼狈不堪的历史，如今被“加工”成了美国的一次“大捷”。

越南战争

有段时期最让美国人感到郁闷，这就是于1964年爆发的越南战争。为了和苏联争夺印支地区，自1950年起美国就开始插手中南半岛事务。1950年至1954年的越法战争中，美国负担了法军战争开支的四分之三，共计25亿美元。法军战败之后，1954年9月美国又与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巴基斯坦七国签署了“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将南越、老挝与柬埔寨纳入条约保护国。同时，美国自1950年起便开始扶持南越的吴庭艳，1955年后通过南越政权打所谓的代理人战争；1961年5月后美军开始小范围地直接介入到对北越的军事行动中；1964年8月，美国借口“北部湾事件”开始对北越进行轰炸，美军开始大规模介入越南战争……

在越战爆发之前，中苏关系已经破裂。美国决策层的考虑是：苏联由于和中国关系恶化，所以无法借道中国来输送援越物资，而越南所需的很多技术装备又是中国所无法提供的，苏联若完全通过海运来支援北越，成本将大大增加，而美国在韩国、日本、中国台湾地区及东南亚都有落脚点。由此判断，美国在这种战争具备后勤上的不对称优势，同时，还可以借此大大消耗苏联的实力。

美国人显然低估了毛泽东的政治智慧，苏联对越南的援助并未受到中苏矛盾的影响，包括萨姆导弹和米格战斗机在内的大批军用物资借道中国，源源不断地运到了北越。事实上在整个六七十年代，中苏关系并没有局外人所想象得那么糟，即便是在1969年珍宝岛自卫反击战爆发后，两国在援越问题上依旧保持着默契。

而为了避免重蹈朝鲜战争的覆辙，美军始终不敢越过北纬17度线，即便是空军，在作战中的使用也不得不非常谨慎——尼克松曾自嘲道，“没有我的准许，他们连间厕所都不敢炸”。如此一来，美军在越南战争就打成了守势，只能无限制地往里投入金钱和血肉，和中、苏拼物资消耗，而北越武装力量的物资消耗要远小于武装到牙齿的美军，中苏通过陆路输送物资的成本也要小于美国，所以即使在总体国力强于中苏的情况下，美国在这个狭长的战场上却依旧处于劣势。

面对美军的守势，越共的方略是从老挝和柬埔寨开通的热带丛林中的“胡志明小道”，直接投放兵力攻击西贡。为此，美国又进一步把战火扩大到了这两个国家，一方面对这些地方狂轰滥炸，并且大规模投放落叶剂（也就是现在常提到的橙剂，在严重破坏环境的同时，还“制造”出来大量的畸形婴儿）；另一方面，又在老挝利用当地的苗族和主体民族老族的矛盾，挑起民族内斗。但是，由于慑于中国的压力，美国始终不敢大规模出动地面部队，所以“胡志明小道”最终没被切断。

在前景一片渺茫的情况下，美国最终不得不决定停止这场看不到希望的战争。毛泽东在这个微妙的时刻，不失时宜地于1971年4月通过乒乓外交开启了中美之间的那扇门，在这之后，尼克松于9月访问中国——这是美国总统第一次出访一个未建交的国家。由此，中、美、苏三足鼎立的格局最终得以形成，这也为后世中国对外开放奠定了基础，可以说，这一次是中国用武力打开了美国的国门。

而美国则借助于中国，得以在1974年“体面地”撤离南越——如果北越能够一直得到来自中方的支持和配合，那么美军将不再是有序地撤退，而将是溃退，那样的话美国丢掉的将不只是中南半岛，东南亚的几个岛国很可能也将顺势落入苏联人之手。当然，这种局面对中国同样是不利的。战争期间美国各项开支共计3500亿美元，人员阵亡5.8万多，伤30余万。越南战争使美国实力进一步被削弱，其势力从东亚地区进一步收缩，而苏联的势力乘机扩张南下——这给后来1979年的中越战争埋下了伏笔。

越战还引爆了70年代的美国经济危机，美国经济以此为时间标志点，进入到了著名的滞胀阶段。为了应对越战庞大的开支，美国一再超额发行美元，这一次要比1960年的情形严重得多，当时美国短期债务为210亿美元，黄金储备为178亿美元，而到了1971年美国短期债务高达510亿美元，黄金储备仅有102亿美元。1968年与1971年先后出现过两次规模更大的美元抛售的狂潮。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政府不得不蛮横地宣布“暂时中止美元与黄金或其他储备资产之兑换，除非要求兑换的数量和条件符合货币稳定和美国的最高利益”，同时宣布美国对所有进口商品增收10％的附加税——在当时如果美元不能兑换黄金就意味着之前建立的美国国家信用破产了。而1972年6月与1973年2月又连续出现两次抛售美元的狂潮，只是抢购的对象变成了德国马克和日元，西方各国被迫放弃固定汇率。至此布雷顿森林体系在事实上已经完全崩溃。

越战期间，美国明尼苏达州Mankato州立大学的学生进行反战示威

越南战争不但导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而且还使美国整整一代人的信仰发生了改变。

除此之外，美国地缘战略的重心本来应该在欧洲以及中东，越战期间美国却将军事重心置于东南亚，大量的战略资源被牵制在了这里，而美国金融状况恶化使得这个问题变得越发严重，反映到当时冷战的大背景之下，最终促成了当时美国的战略收缩及苏联的全球扩张。美国的战略收缩彻底改变了冷战在东亚的力量对比，为此，美国不得不进一步在经济问题上向西欧和日本让步，西欧和日本开始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崛起，世界格局的多极化趋势便由此开始。

此外，一般观点认为：正是由于美国六七十年代的经济收缩导致其在中东地区的控制能力开始减弱，原本仅包括伊朗、伊拉克、科威特、沙特和委内瑞拉的石油输出国组织借此机会把亚、非、拉美的其他主要产油国也拉了进来，欧佩克由此逐渐掌握了国际油价的主导权，成为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一股重要力量。在50年代欧佩克成立前，国际油价每桶仅1～2美元，而在70年代国际油价则飙升了近20倍，高涨的油价使得当时的美国经济“雪上加霜”【1】。

面对一系列的变故，老百姓的信心从“宇宙之巅”一下子跌入了谷底，民间处于一片迷茫与失落之中。“嬉皮士”、“垮掉的一代”等等，便是产生于这一背景之下。1974年尼克松在“水门事件”中遭到弹劾，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人们处在一片压抑之中，所以要拿当政者来发泄怨气。相比较而言，后来的克林顿就要幸运多了，因为他在任时美国经济正在走上坡路，社会各个阶层日子过得都比较顺心，所以老百姓非但没有落井下石，反而对他们的总统表现出了极大的“宽容”。

糟糕的“好事”

美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这一系列“闹心事”，是不能用运气或是其他偶然性的东西来解释的。在前面我们提到了美国工业产业的软肋问题。简单来说，美国的经济体系拥有资本优势，但人力成本较高，所以它的制造业强在创新，而一旦某一行业的垄断被打破，那么美国企业很快就会由于人力成本高于竞争者而不得不选择退出。

20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完成了工业化，进入到“后工业化”时代。如果按照我们一般人的理解，这应该是件天大的好事，用我们的话来说，这意味着美国人民已经实现“四化”了，要是搁在童话里，这就该到结尾的时候了——“王子和公主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然而放到资本主义体系里来说，这其实是件天大的“坏事”。从这个时候开始，美国的实体经济在创新上开始逐步趋于停滞，原因很简单，在一个时间段内，人类对自然科学的认知终归是有极限的，所以能被发明出来的东西终归也是有数的。而在此同时，日本和西欧的工业则迅速地在恢复——当初炸掉的只是部分厂房和设备，人大部分还在，社会组织体系也还在，所以只要有资金和设备，恢复起来并非是一件太困难的事情，而美国为了资本扩张以及和苏联争霸，恰恰给日本和西欧提供了这两样东西。由于在人力成本上西欧和日本占有优势，所以美国手上的产业开始由低到高一块一块被这两家“吃掉”。用前面的话说，美国这个时候就是“后有追兵，前有堵截”。60年代，门槛最低的钢铁业最先面临欧日的夹击，开始迅速衰退。在60年代发动的越南战争，从经济角度说，可以理解为美国为了缓解钢铁业的衰退，而用军工需求来填充需求空缺，这和我们前面提到的朝鲜战争背后的经济因素其实是一个道理。

这以后，70年代白色家电领域丢掉了，80年代汽车丢掉了，至于造船业，如果不是因为有美国海军，恐怕人们都要忘了在美国还存在这个行当。在实体经济盘面不断缩小的同时，资本扩张却是不可能停下来的，这样一来，各种社会问题便冒了出来。按照罗斯福时代的历史经验，这个时候就需要由行政力量来介入，对国家经济进行调节了，具体来说，就是由国家意志对资本扩张进行适当抑制，以缓解当前所面临的问题。然而自“麦卡锡主义”盛行之后，美国国内的思想环境和政治环境与罗斯福时代已经大不相同了。在这期间美国政界出来一件大事，就是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遇刺。关于这件事，现在各种版本的“阴谋论”非常多。有意思的是，当初以国家意志压制资本意志的罗斯福总统，在他上任一周以后也遇到了行刺，只不过刺客在开枪前的一刹那被一位女士无意中撞了一下，罗斯福这才逃过一劫。不过既然是“阴谋论”，那就是说很难找到过硬的证据，所以这里我们暂且忽略掉它，只去看事情的大方向就够了。

“大方向”是：1963年以后一直到现在，白宫的职权其实主要是负责制定美国的对外战略及政策，内政则很少过问，国内经济调节是美联储的事情。说白了，就是美联储主席主内，总统主外，国家决策中资本意志占了绝对主导。1996年美国总统大选前夕，《财富》杂志曾在封面上放了这样一句话：“笨蛋！谁当总统都无所谓，只要让艾伦当美联储主席就成。”在吹捧格林斯潘的同时，这句话也告诉了我们，美联储主席这个位置对美国有多重要。由此开始，一届总统做得是否称职，主要取决于他能否通过扩张抢到足够多的利益给国内各个利益集团去分，至于具体怎么分，这就不劳他老人家操心了。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政府对其国内的金融机构的约束越来越小，到后来干脆撒手不管了，这就为今天的金融危机埋下了祸根。

闲话美国国内的政治生态

要谈论美国的国内政治，关键词至少有两个：利益集团、政策延续性。

先说“利益集团”。从美国政党的角度说，偏左一些的民主党背后主要是华尔街的金融界、以硅谷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界和以好莱坞为代表的传媒界，以及律师和其他各种工会；偏右一些的共和党，代表的主要是军工产业、石化产业，以及各种宗教保守组织。不过这只是泛泛而言，实际操作中，民主、共和两党是存在“交叉持股”现象的，所以在利益上具有很强的同一性——当然，最重要的是通过对外资本扩张，美国总会有新的利益进账，所以各个集团之间不存在零和博弈的问题。这一点和美国建国初期联邦党与民主共和党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当时那两个党之间是分得比较清楚的，而美国国内纷扰不断也正是在那个时候。西方的政党体制发展到现在，它的一大特征就是政党没有固定的党员，没有明确的纲领，作为金主的大财团则往往会“两边下注”，所以说不同的政党背后所代表的利益具有同一性，党派间的政治博弈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将其视为同一集团内部不同路线的斗争，具体到美国，就是联邦政府是“弱势”一些还是“强势”一些，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左、右”斗争。

真正可以“分得清”的是政党背后的利益集团，美国强势的利益集团首先就是华尔街的金融集团，这个圈子主要是由犹太人构成。凭借庞大的财力，犹太集团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甚至可以说是控制了美国的政治。分析一个政治人物，最好首先看一下他和犹太集团是否有关系或者他是否是犹太人，这一点弄清了，这个人的很多观点就好判断了。即便此次金融危机之后，金融机构和金融大亨们声名狼藉（当然，这之前银行家们的名声也好不到哪去，在美国老百姓眼里和律师不相上下，基本可以比照中国老百姓眼里的房地产商），但是金融界根本就是有恃无恐，政府为救助金融业所下发的上千亿拨款，居然有三分之一被拿来给从业人员发了奖金，政府还不得不让纳税人接着勒紧裤腰带好继续救助这些“穷到”只能没事买个海岛解闷的大爷们。而这些天量财富进入金融家们的腰包以后，按照相关法律你只能称它们为“投资所得”而不是“收入”，这意味着这些大亨们在交税时的税率是20％，而给他们打工的司机和秘书的税率则是35％。还要注意的是，在攫取大量财富的同时，庞大的金融业实际上不曾创造出哪怕一个螺母的实物——财富不会凭空出现或是消失，它只会转移……

除了华尔街，美国最强势的利益集团是由国防工业、石油公司以及“黑水”这样的国防承包公司构成的军工—石油集团。需要注意的是，这一集团里犹太人如今同样占了很大的份额。20世纪50年代，美国国家安全委员发布了第68号文件，“号召美国经济在和平时期实行全面的动员”，由此军工集团开始迅速膨胀。现在军工集团的前台代理，是美国国防部和国务院，历届的国防部长和国务卿等人物，如果查其背景，多半都会和这一集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仔细研究美国各个军兵种的武器装备配置，会发现有很多装备从技术角度说其实都可以几家通用，但偏偏他的各个军种都宁可加重后勤的负担也要各搞一套体系，海军和空军的飞机极少会用一个型号，陆军的爱国者导弹海空军也坚决不碰。美军的装备体系这么搞“重复建设”，究其根源也是因为军工集团的因素，军队的军品采购必须得让几大军工企业都能捞着好处，而这些军工企业，在美军当中也都有各自的代理人，所以各军种的采购渠道也都泾渭分明。

如今美国经济总量占全世界的20％左右，而国防开支占到了全世界总额的40％，是历年联邦财政预算里的最大头，2008年的美国联邦财政预算里，账面上的军事开支就占到了24.7％（同年中国军费仅占财政预算的7.2％，这还是军队装备大批更新的情况下），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临时拨款——最近几年美国追加的军事费用动辄以百亿、千亿美元来记，与之对应的在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投入则是以亿或者十亿来计算的。这些钱里的绝大多数最后都进了军工集团的腰包，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这个集团热衷于搞强势的联邦政府。除此以外，美国给以色列等国的贷款和资金援助，一般也是指定其只能用于购买美国武器的，这笔钱转了道弯儿，最后也是要归美国军工集团的。

另一个关键词是“政策延续性”。之前一般的印象是：美国总统是有任期限制的，即便哪一任出了问题，大伙最多只要忍耐4年就好了，之后随着新一次大选的到来，修正的机会也就来了，所以美国政治体制的特点在于其具备“纠错性”。真实情况则可能并非如此，这倒不是说美国政治背后一定有什么“大阴谋”之类的东西，而是由美国天然的政治架构决定的。美国搞的是三权分立体制，即在理论上，总统、议会、最高法院三方相互制衡，相互牵制。这里面有任期限制的只是总统，议员和大法官是没有任期限制的。你可能会说，议员也是要选举产生的，但是美国议员有划分选区的权力，可以把自己最占优势的地方划为自己的选区，所以实际操作中要想连任其实是件很轻松的事情。

拿现在来说，参议院里，做议员超过10年的有51个，也就是超过半数；超过20年的有24个，差不多占议员总数的四分之一；还有7个超过30年。夏威夷州的井上建，自从1963年1月当选参议员，到如今已经超过了47年。再说众议院，215个议员中接近50％已经连任超过10年。时间最长的是密歇根州的丁格尔，1955年出任国会议员，到现在已有55年。不单是连选连任成为常态，还要考虑多数议员都是出身“议员世家”，那个位置常常是父死（下）子继，一个大家族一下出好几个议员也不是什么新鲜事——美国政治其实带有很浓重的“门阀政治”的味道。

这样一来，所谓“三权分立”，其中“两权”都是不受任期限制的。行政部门要做任何事情，就必须受到国会这个立法部门以及最高法院这个解法部门的限制。如上面正文里提到的那样，总统的主要职权限于外政而非内政，而要决定一个大国的走向，又往往是“三分外交，七分内政”。

往好处说，这种结构在限制了行政权力被滥用的同时，也保证了国家战略的延续性。美国可以从英国的一块殖民地一步步走到现在这个地位，不存在一个长期战略是不可想象的。而往坏处说，这种结构决定了一旦国家大政方针出了问题，总统想做调整也将是一个难以完成的任务。当初罗斯福总统实施新政，靠的是搞独裁，也就是跳过议会和法院来行事。这其实是一种“不讲理”的路数，罗斯福能这么干靠的是家族显赫的地位加老百姓的“个人崇拜”，再则是当时正好赶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国家处于战时体制，总统可以搞集权。不然的话，你要罗斯福遵守“游戏规则”，那单是新政中的一条最低工资制，最高法院就可以用“违宪”给顶回去——1920年时它们就是这样干的。而在2010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定企业可以无限制给竞选人提供资金，这就等于是说企业可以无限制地去主导选举，谁最有钱谁捧的竞选者就可以当选。在罗斯福之后，很难说还有哪个美国总统可以再这样干一次。

总之，一国内政到底如何，起决定性作用的并非是什么“政治体制”或是“游戏规则”，而是决定于设计、参与“体制”和“游戏规则”的都是些什么人，拿一句大家熟悉的话说，就是决定于这个政权的“阶级属性”。

注释

【1】还有这样一种说法，1973年到1975年的石油危机，实际是美国伙同沙特等国有意为之，目的是打击西欧和日本的工业。在当时，通过份额油以及其他形式，美国的确以很低的价格继续从欧佩克得到石油。例如在1972年，美国从委内瑞拉进口石油的价格是12美元/桶，而同一时期国际市场上，油价已从之前的8美元/桶飙升至42～49美元/桶，所以欧洲、日本以及拉美所受的冲击的确远胜于美国。除此之外，美国也确实多次拒绝以武力方式来平息中东的石油危机，而非常反常地报以温和的态度，主张大伙和欧佩克坐下来慢慢谈。但是，由于还没有过硬的直接证据，故我们这里暂且忽略掉了这种提法。

重塑“山巅之城”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最终走出了经济滞胀，美国以及整个西方国家由此重新焕发了生机。而就其根本，从国家层面上说这是由于西方世界内部的国际分工完成了一次大且惨烈的调整，西方世界的力量在美国的主导下被重新整合成了一个等级森严的金字塔，而从社会层面说，则是财富和权力开始重新向少数资本家手里集中，社会的力量由此被整合……

重塑“山巅之城”

美国经济走出“滞胀”进而走向再次繁荣，始于20世纪80年代。

所谓“资本扩张”并非是一个匀速的、呈线性变化的过程，而是一个不断加速、呈几何数量级增长的过程。我们说资本主义出现百余年所创造的财富，就超过了之前几千年历史的总和，正是因为资本这种疯狂的扩张性，当然你可以说这是技术进步的结果，但是几次大规模的技术革命，归结到最后它的动力还是来自于资本的逐利性，为技术而技术的“纯粹的科学家”终究是极少数。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完成了工业化，到此实体经济的增长速度就开始跟不上资本扩张的速度了，于是资本就要向实物经济以外的领域游离。需要说明的是，这个趋势其实是始终存在的，是否会成为“现实”只是取决于外部条件是否合适，和有没有完成工业化没有任何关系，资本家的目标在于利润而不是生产本身，如果只炒作钞票就可以赚钱，那谁也不会再去费力造实物商品——中国的房地产经济就是一个反面典型，工业化还没搞利索，却开了一个炒作赚钱的盘口，大伙自然就不会再把钱往实体经济里投，产业升级于是就只能留于纸面和口头了。

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美元与黄金正式脱钩，由此开始货币增长完全不受约束，这就是资本向实体经济以外游离所需的“外部条件”。由此开始各种金融衍生工具一个接一个地被创造了出来，美国的虚拟经济开始急剧膨胀，并最终成为其经济的主体。1970年，在美国的货币交易中与实物生产流通有关的比重还占到80％，而到1975年锐减至20％，到了1997年已经只剩下0.7％。在20世纪整个90年代美国的GDP总值增加了4万多亿美元，其中制造业所占的比重已不到10％，制造业在全部GDP中所占的比重也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24％掉到18％。1985年到2000年，美国的实物生产只增加了50％，但是货币发行量却增长了3倍，货币增长率是实物生产增长率的6倍……【1】

用“外行话”来解释一下：如前所言，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的实体经济不断丢城失地，但美元在国际贸易结算体系中的地位并没有改变，具体为什么会这样后面会说到。在这种情况下，美联储印美元，然后美国人就可以拿着这些成本4美分一张的小绿纸片从别国换得实物商品。国外的生产者拿到了美元，这个时候美元又宣布贬值，这些美元持有者手中的一部分财富立时便会凭空消失掉，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铸币税”。而美国庞大的金融市场外加国家安全保障，使得卖主把手中得来的美元作为投资重新投回美国成了性价比最高的选择，这样就使得花出去的美元又回流到了美国，用于下一轮贸易的结算。在实体经济占主导的时代，帝国主义国家剥削的对象是第三世界国家。而虚拟经济占主导的现在，除了美国自己，其他任何国家只要参与国际贸易，只要在支付中用了美元，那它们就都是美国的剥削对象。

1981年上台的第四十九任总统里根正好赶上了这样一个大时代的开始，于是里根政府顺应“时代要求”，开始实施一系列新政策：“精简”政府，减少公共开支，把所得税降低了25％，降低利率，扩大军费开支、增加政府赤字和国债，进一步减少对商业行为特别是金融的管制等等。后世将这归结为“里根经济学”。而在此之前两年，即1979年，来自保守党的撒切尔夫人成了英国第一位女首相，上台伊始她开始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其中主要包括四项措施：私有化、控制货币、削减福利开支、打击工会力量。

里根在任期间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扭转了美国与苏联对抗的被动局面，并极大地拉动了美国的经济增长。

美英两国的改革举措其实是一个路数，即国家意志让位于资本意志，尽量由资本家说了算，尽量给资本家创造便利条件，这也就是如今很多人都在提的“小政府，大市场”。这和罗斯福时代的路线恰好是相反的，是一条“向右转”的路子——从历史上看，往右转往往比往左转要容易和轻松，往左转的时候，譬如苏联的十月革命，美国的罗斯福新政（当然，这两件事的强度是不一样的，但方向都是往左），都是在人们感觉混不下去的时候才能推进下去。往右转，资本家是可以获利的，而这些人又控制着社会舆论，加之初期老百姓也沾光，所以转变起来就要轻松得多。由美英开始，这种新自由主义在西方世界开始迅速蔓延开来，进而带着全世界往右转——后来的苏东剧变，乃至中国的改革，都和这个大环境有关系。

仅就当时而言，里根政府的这一系列政策给资本运作提供了大量的便利，吸引了大量国外资本流入美国来购买美国资产和国债——代价是老百姓的收入提高缓慢，后来干脆原地不动，贫富差距急剧拉大。

而与此同时，美苏冷战在僵持了一段时间之后，以里根政府的“星球大战”计划为标志，美国在战略上开始了从收缩转为“反攻”。一时间欧洲战云密布，而同一时间的中东地区，两伊战争也正打得热火朝天。如此一来，美国相对安全的地缘环境如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一样，又一次成为吸引海外资本的本钱。这一里一外两层驱动力使得美国自1983年起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净资本流入国，那段时期每年流入美国的国际资本都有数千亿到万亿美元。

以大量国外资金为保障，美国开始引导国民超前消费，美国国民人均消费额达到其储蓄额的1.5倍，储蓄率从战后占GDP的40％降至1％不到；同时美国政府自己也开始大量地“制造”赤字——美国政府的债务水平在里根任职期间连涨了3倍，在军事科研和军工生产中投入大笔的资金，这就形成了我们现在所说的：财政、贸易双赤字经济，说白了就是政府、民间一起借债消费。一个拥有两亿人口和旺盛消费能力的庞大市场就此形成，以消费能力论，它相当于两个半日本或近四个西德——试想一下，中国13亿人的需求如果被充分地释放出来，那中国将是怎样的一幅光景。

美国GDP增长率与财政赤字（盈余）比较，1980～2007年

（资料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　http://www.bea.gov/national/nipaewb/Index.asp；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　http://www.cbo.gov/budget/data/historical.xls）

各国对美元如同毒品一般的依赖也就此形成：20世纪80年代后，西欧国家和日本等国由于人口少，国内市场与其制造业规模相比显得非常狭小，在各国完成工业化进程之后它们的国内市场饱和线很容易就达到了，美国市场旺盛的需求就成为拉动各个制造业国家经济最重要的发动机，各国通过贸易顺差都积累了大量的美元，而为了保障这台“发动机”的正常运行，为了让美国人有钱继续消费，就得不断把储备的美元再投回到美国购买美国债券。这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一方面，美国在制造业领域一败再败，早已“债台高筑”，可它还在通过贸易逆差肆无忌惮地借债，时不时还通过汇率、利率的变化来赖掉部分债务，或是祭出“贸易法301特别条款”，以“不买你的东西”来威胁、讹诈其他国家；另一面，作为“债主”的各制造业大国却无比依赖美国，它们必须小心翼翼地观望着美国的汇市和股市，美国经济一感冒，全球就得跟着打喷嚏。如此，美国政府为何能在各种外交场合趾高气扬、牛气冲天也就不难理解了。

“罗马”式全球化

对美国有所了解的人们一般都会发现，不少美国人特别是其中的精英们非常喜欢把自己的国家比作是“罗马帝国”。从各方面来说，这个比喻的确是很恰当的。

古罗马和中国古代的各个王朝都是不一样的。自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华夏以来，历代王朝的经济基础都是以自耕农为主的小农经济，政治上强调的是中央集权，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古罗马的经济基础是奴隶制经济，政治模式是寡头政治，社会体系有一个最根本的特点，就是以少量的人口组成一个核心圈子，由这个核心圈子对数量远超过自己的人口实施控制。核心圈子内部的利益分配依然是存在不公的，但从全局来看，这个圈子里的所有人都从那些大多数人身上攫取到了超额的利益。这个“核心圈子”，就是罗马帝国里的“公民”。这样一套体系能够存在的前提是，这个核心圈子拥有一支在技术和组织模式上都绝对领先于世的军事力量。

美国人，或者说是绝大多数西方人对世界的认识都是罗马式的，世界在他们眼中就是一个放大了的“罗马帝国”，而他们就是帝国中的那一小部分“公民”。这个“新罗马帝国”就是现在美国通过“全球化”运动所构建起来的世界经济体系。对比那个原始的罗马帝国，“新罗马帝国”的内部划分要更加细致一些，以产业分工来说可以分为4个层级：

1．低级国家：为世界经济体系提供原材料、能源、矿产以及粗加工的半成品。亚非拉国家多数都在这个层面，甚至澳大利亚、俄罗斯也属于此类，不过这两个国家的情况特殊一点。除了提供工业原材料以外，女人某种程度上也是这个层级的国家的一项“出口产品”——通过跨国婚姻或是其他一些上不得台面的方式，诸如东南亚和拉美的不少国家一直以来热衷于各类选美比赛，评比“××小姐”与此不无关系。

2．次低级的国家：负责生产像纺织品、玩具之类的低端工业品，或者是接收来自最低级国家的原材料，由更发达的国家提供技术、核心部件和管理体系。次低级国家出廉价人力，组装生产数码产品之类更高端的工业品，这其实就是现在所说的出口加工产业。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8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四小虎，扮演的都是这样的角色。现在的中国差不多也是这个位置，所以说中国是“世界工厂”有点过了，现在还只能说是“世界生产车间”。

3．次高级国家：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发达国家，掌握着资本优势，负责给全球经济体系提供技术、管理以及生产高端工业品。美、日、西欧都在这个层级。

4．高级国家：负责构建和管理世界经济体系，而管理的“介质”，就是货币——这同时也是高级国家获取超额利益的“介质”。这个层级只有美国一家，也就是说，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美国实际扮演着两重角色。而这两个角色中，居于主导的是“高级国家”这个角色，一旦两个角色发生冲突，那就只能以“高级国家”这一角色为重了，不这样做的话，它的“新罗马帝国”就要崩溃。

和现实联系起来，这就是说，当制造业和华尔街必须留一个舍一个的时候，美国在现行体制下必然要选择舍制造业而保华尔街。2000年美国股市的资产泡沫破灭时，当时美国的强势美元政策并没有变，美国实物生产部门因此遭受了严重的打击。2001年美国制造业是35％的负增长，到2002年在此基础上又加了0.6个百分点。根据美国商务部2003年1月份公布的数字，截至2002年12月美国新增的101万失业人口中有65万是制造业工人。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同样是如此，一方面美国政府在救援“三大”的问题上进一步退两步；另一方面却毫不吝啬地拿出上千亿美元救助华尔街的金融业，而其中的三分之一被人家顺手就作为奖金给分掉了。

“新罗马帝国”的4个层级

这4个层级，每一级都从下面层级的国家身上获取超额的利益，同时受到上面层级国家的剥削，由此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金字塔”结构。举个例子：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时，日本的经济正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资本家和政府合伙搞“市场经济原教旨主义”，导致社会贫富分化悬殊，各阶层矛盾激化，学生运动此起彼伏，左翼力量非常活跃，如今的日本首相菅直人便是当时的日本红卫兵出身。除此之外，还出现了赤军这样的极端产物。而80年代以后，世界开始整体“向右转”，左翼政治力量日渐式微，其中的主要原因是老百姓的生活状况对比之前确实改善了，这个时候左翼再去宣传社会主义，普通老百姓就很难再继续抱以太大的热情了。而极左翼组织的暴力活动更是雪上加霜，干脆把公众都弄到了左翼的对立面去了。“左派”失去了群众基础，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必然是死路一条。而关于老百姓生活待遇的改善的原因，一般的说法是，资本家和政府在左翼的压力之下开始相对认真地去建立社保体系了。但是，仅有一个社保体系是无法解决问题的，这只是一个利益由上层输送至下层的通道，而作为“源头”的资本家是不可能从自己身上出让利益的，否则人家就不叫资本家了。更何况从80年代后，西方资本主义阵营普遍开始搞起所谓的“新自由主义”，政府都趋向于做大号维持会，既没能力也没意愿去压制资本意志。

最为根本的原因其实是日本在80年代都爬到了“金字塔”结构的次高级一层，可以从下面两层的国家身上获取足够的超额利益了，这个时候再去搞社保，资本家腰包里的钱是不受损失的——其实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普遍还是在不断拉大的。所以，所谓通过完善“二次分配”在一国内部建立起的“橄榄形”的社会，它的基础是世界经济体系的“金字塔”结构。有些说法提出“社会发展瓶颈期”的概念，认为老百姓只要“忍”一段时期，通过所谓“市场调节”或者是资本家的“良心发现”，日子自然就会慢慢好起来。从这里看，这种提法显然是没有根据的。在现在的这个国际格局下，如果你的产业升级没能把国家在“金字塔”里的位置抬高一个层级，或是因为你的人口太多，找不到那么多低层级国家给你剥削，那么无论老百姓“忍”多久，这个“瓶颈期”都是过不去的，只能另想办法。

帝国基石

如前所言，在美国对世界经济体系的经营中，起核心作用的是美元。美国对国际格局产生影响，从各个国家身上攫取利益，都是依托美元来完成的。理论上说，靠着这些小绿纸，美国可以买到任何东西：外国的资源、工业品、人才、情报，外国“专家”、“学者”和“公共知识分子”们的歌功颂德以及没理硬讲出“理”的胡说八道，当然还包括一些特定国家内部的颜色革命及层出不穷的暴力事件乃至战争。

美元如此强大的威力，是要建立在一定的基础之上的。而在1971年以后，美元就已经放弃了金本位，那它的信用基础来自哪里呢？

美元的信用基础——也可以说是“新罗马帝国”基石，包括这么几项：

1．战争机器。和古罗马帝国一样，“新罗马帝国”的维系首先依靠的是其强大的武装力量。无论是就总体战斗力还是装备技术水平而言，美军无疑都是这个世界的NO.1，其中又以其海军为甚，美国海军不算在建的，共拥有11艘排水量近十万吨的重型航空母舰，此外还有12艘排水量四万吨的两栖攻击舰，必要时可作为航母使用，其他国家目前加上以前在役的航母不过十几艘【2】，且效能多数还不及美国的两栖攻击舰，这样的绝对优势是英国皇家海军在其巅峰时期也不曾有过的。除此之外，美国还拥有遍布全球的众多海军基地可供使用。凭借占绝对优势的海上力量，冷战结束后的美国海军可以在全球大部分海域取得绝对制海权，而这个星球上60％的人口都居住在距海岸线不超过100公里的沿海区域，且海运占了国家物流的最大头。1993年7月的“银河号”事件相信很多人都还记得，靠一个子虚乌有的借口，中国的“银河号”货轮从7月23号到9月4号因为美国海军的拦截，一直漂在海上。后来我们说，美国人没从船上查到“传说”中的违禁化学品“硫二甘醇和亚硫酰氯”，中国人占了理，所以中国赢了。但从他人的角度看，美国的这一举动等于告诉全世界，和中国做生意是要冒风险的，你的货随时都可能被扣下在海上漂几个月。

不仅如此，美国还拥有规模最大，技术水平最高的空中力量、总体技术水平最高的地面部队以及目前规模最大的核武库，这些东西加上美国海军，构成了维护其货币霸权最粗的一根支柱。在美军的背后则是规模大得已经严重畸形的军事工业以及占到世界总额一半的军费开支，这说到底还是资本优势。冷战结束后，上点规模的战争或是武装冲突，绝大多数都和美国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而有美国参与其中的历次战争，其背后也必然和美元存在某种关联。而反过来讲，美国的这部异常强大的战争机器同样是建立在货币霸权的基础之上的，一旦美元失去国际结算货币的地位，一旦资本开始抛弃美国，美军便会立即灰飞烟灭。

2．石油。具体一些就是对中东石油的控制。

1971年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前，国务卿基辛格曾连续三次访问沙特阿拉伯，在这之后的1974年又数次出访沙特。基辛格一连串的出访在1974年6月8日最终有了成果，基辛格代表美国政府与沙特王室签署了一份关于建立“美国—沙特经济合作联合委员会”的协议，除了一些无关痛痒的条款之外，这份协议的公开版里还含糊地说明包含“金融领域的合作”。不久之后，人们知道了这个“金融领域的合作”的具体内容——沙特政府同意采用美元作为其石油贸易的唯一结算货币，并将获得的美元汇入纽约的联邦储备银行购买美国国债。沙特石油储量占世界已探明储量的四分之一，凭借这一条，沙特王室最终说服整个欧佩克以美元作为石油贸易中的唯一结算货币——在此之前则是以英镑为主的一揽子货币结算模式。

所有国家都不可能离开石油，而1974年以后，这个星球上有三分之二的石油必须用美元才能买到（沙特出口到美国的石油，最多时也只占其出口总量的15％），美元由此成了所有国家都必须储备的货币。直到现在，国际贸易中的70％都在以美元进行结算。以黄金为基础的相对稳定的美元交易体系在1971年彻底崩溃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以石油为基础的不稳定的美元交易体系。一方面，继续维护了美元的货币霸权；另一方面，这种不稳定的结构又非常有利于金融炒作——金融业获利并非依赖于“涨”或是“跌”，而是依赖于资产价格的波动，波动越剧烈，对正常的生产生活危害越大，但对通过金融炒作获利而言较为有利。后世美国虚拟经济大行于世，与此有着莫大的关系。而美国政府下决心从越南撤军，恰恰也是在1974年，在笔者看来，这其中或许也存在某种因果联系。

而沙特王室之所以会如此配合美国人，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就是因为中东局势的走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人。一直以来，在这一地区夹杂着阿拉伯人、波斯人、土耳其人及犹太人四支势力，而在当时以色列、伊朗、土耳其三家都是美国的铁杆盟友（伊朗伊斯兰革命是1979年的事情），事实上早在1945年以后，沙特和美国之间“石油换安全”的关系框架就已经确立。除此以外，沙特虽然通过石油出口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但归根结底这个国家其实仍是一个极“原始”的国家——直到今天，沙特政权的合法性依旧来自于王室与各部族的联姻关系，它依旧以《古兰经》作为国家的宪法，国家政权还是几千年前的模式，王室则采取的是兄终弟及式的权力交接模式。这样一个封建王权，对共产主义自然是怀有高度戒心的，特别是在苏联介入中东后，六七十年代期间共产主义运动在中东开始高涨，为了制衡苏联，沙特王室和美国政府一拍即合。

美国和沙特的合作并不仅限于此。在20世纪80年代，大批的所谓“圣战者”在阿富汗和苏军打“越南战争”式的游击战，而他们的资金除了来自美国情报部门外，另一个重要来源就是沙特的石油美元。与此同时，冷战期间沙特常年将国际油价压在35美元/桶以下，而当时苏联石油的生产成本恰好是每桶35美元，低于这个价格出口就得赔钱卖，能源出口又是苏联获取外汇的主要途径，苏联经济因此遭受到了很大打击。

3．强大的“制话语权”。金融领域有一句话：“一件事情假如所有人都认为它会发生，那它就一定会发生。”如果能够掌握一国内部的话语权，那就可以让人们去相信你所要他们相信的东西。而其影响绝不止资产价格的涨跌，还可以左右一国经济、外交政策的制定，乃至政权的更迭——这些是单靠在军事上掌握制海权、制空权是无法做到的。

美国强大的话语权控制能力，首先体现于它遍布全球的新闻网，2008年“3·14”事件后CNN肆意颠倒黑白的无耻行径想必多数人还是记得的，而令人遗憾的是，直到现在我国媒体所报道的很多国际新闻仍旧是采编自海外媒体，这其实等于在不经意间做了人家免费的传声筒。

此外还有以好莱坞为代表的娱乐界潜移默化的意识形态植入。如果细心一点就会发现，其实美国电影里的“主旋律”宣传无处不在，比如《变形金刚》里的擎天柱，无论是动画版还是电影版，他身上的颜色都是红、白、蓝，正好是美国国旗的颜色，而他的人格塑造几乎就是林肯的翻版——林肯正是美国新自由主义的象征性人物（有意思的是，罗斯福在现在的美国则很少被提及）。《勇闯夺命岛》里，美军F-18战机出动前那面硕大无比的国旗配以美国总统的讲话，同样是一段经典的“主旋律”教育。而电脑游戏《红色警戒》里反面人物尤里，其外貌差不多就是照着列宁的模样画出来的。

4．通过各种方式在各国内部收买、培养、安插的“代言人”。在前文谈及美国控制南美的部分，我们曾经提到过，相对于英式的殖民统治，美式霸权对其他国家的控制其实是一种软控制，其中很重要的一块就是在当事国的精英以及知识分子群体中扶植自己的代言人。拿伟大的资本主义战士、资产阶级革命家、美帝国主义的忠实盟友、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苏联首任兼末任总统戈尔巴乔夫同志来说吧（这里开个小玩笑），在1984年，也就是戈尔巴乔夫上台前一年，在苏联驻加拿大大使雅科夫列夫【3】的牵线搭桥下，戈氏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伦敦郊区切克斯别墅进行一对一的秘密会见，此后西方国家立即形成了舆论热潮，称戈氏是“苏联理想的接班人”、是“具有新思想的新一代领导人”、是“可以打交道的人”。而在1986年里根和戈氏的雷克雅未克会见同样是一对一的——戈氏做了6年苏共总书记，一共和美国总统会见了11次。并且在戈氏上台后不久，就从西方手中拿到了100万美元，在名义上，这些钱是奖金（诺贝尔和平奖）、奖品以及稿费（戈氏写的《改革与新思维》）。再后来，戈氏的妻子赖莎的第一本著作在美国出版，出版方随即付给她稿费300万美元——注意，这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美元牌价。

不仅如此，冷战后期美国和西方国家还经常邀请苏联文化界、学术界的某些“持不同政见”的人士、政府的“智囊”人物乃至政府官员进行“豪华访问”，向苏联的各种研究机构提供所谓科研经费，这种邀请甚至已经深入到了高级官员的子女、配偶、亲属、朋友、秘书、医生、警卫员等等，用以对苏联决策施加影响。结果就是苏联在1985年之后对西方做出来一系列令人匪夷所思的绝对单方面让步，这些让步进一步加剧了当时苏联国内的困难局面，最终导致了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阵营崩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重创。

当然，仅仅靠金钱收买肯定是不够的，这种买卖关系未必有多可靠。之所以会有众多精英阶层的人物以及知识分子自觉不自觉地站在美国利益的角度去说话，用美国人设定的框架来引导大众思考，还是因为美国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强大的对外辐射性。这种辐射性背后，除了美国强大的宣传机器，还包括它强大的国力体现以及老百姓富足的生活（虽然这种富足背后是高负债），向强者学习以变成强者是多数人都会有的念头。此外它在国际上数一数二的学术研究机构也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些机构对各国的学者来说极富吸引力，同时这些机构的名声也使得出身于此或是在这里供职的外国学者在其本国会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

综合上一条说，美国对别国的“软”控制其实有点像是引爆一枚核裂变弹（原子弹），美国媒体上潜移默化的宣传相当于是中子反射层，少数被收买的代言人相当于是起爆机构，在前者的“引爆”（引导）下，从知识分子一直到普通民众，一场“核裂变”也就开始了。

5．美国发达、高效的农业。似乎是基辛格曾说过这样一段话：“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所有国家；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所有人；谁控制了货币，谁就控制了全世界。”在钢铁、白色家电乃至汽车等领域都被放弃的同时，美国从未对其农业产业有过一丝放松，即便生产效率已经明显高于其他国家，美国的农业部门依然得到国家巨额资金的扶持。凭借庞大的粮食产量，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粮食出口国，通过倾销等“技术”手段，产自美国的粮食控制了众多国家的市场，其中也包括中国的大豆市场。2007年，美国炒出了“生物柴油”的概念，从技术上说这东西在短期内其实不具备太大的可行性——即便美国所有的耕地都种玉米，所生产的乙醇也只能满足美国燃料消耗的四成。但是，在这一概念被炒起来以后，国际粮价开始暴涨，印度、埃及等国经济在那一年都遭受了重创，被国际炒家狠狠地剥了一层皮。

美国农业产业的进一步升级产物是生物农业，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转基因粮。关于转基因粮食，很多人都关注于其安全性，但关键性问题其实不在这里。当然，不是这个问题不重要，而是说美国向中国推销转基因粮的最初动机和这个问题其实关系不大。不过其动机恐怕也的确不只是求财如此单纯，中国的粮食市场一直以来都游离于国际市场之外——三大粮自给率95％，出口不足但自用没问题。而生物农业的独特性在于：客户会对美国公司形成依赖，而且这种依赖具有前所未有的排他性……

在石油之后，粮食是未来最可能再次支撑起美元的商品，一个国家可以不发展工业，可这个国家的人不可能不吃饭。因此，在和美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一旦涉及了粮食问题，那么就必须抱以一百二十分的小心。

6．美国的高技术产业。前面的文字也许会让人产生误解，认为美国的实体经济已经彻底完了。其实这种认识如果放在同样专注于虚拟经济的英国身上可能是比较合适的（除了“劳斯莱斯”等少数企业，英国制造业已鲜有拿得出手的牌子了），但美国的实体经济还远没到这个地步，除了我们所熟知的IT业外，美国在生物科技、制药、化工等产业外，依旧在许多领域占据着垄断地位。拿化工来说，化工产业具有极强的可继承性和保密性特点，优势一旦形成了，别人再想超越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液晶电视领域中，中国、日本、韩国为了那点市场份额快要打破头了，可无论是哪一家，生产液晶电视用的玻璃基板都来自于道康宁；汽车的挡风玻璃只要上点档次，肯定都是夹层玻璃，而两层玻璃之间的那层聚乙烯醇缩丁醛基本是由美国杜邦所垄断的，同时杜邦还垄断了软性线路板中的聚酰亚胺市场长达50年。

相对于石油、粮食以及美军和“专家、学者、公共知识分子”们，美国的高技术产业对美元起到的支持作用确实不算大，但却是最实在的。

美国货币霸权的基石

强大的军事力量、对石油的有效控制、收买、培养以及通过意识灌输得来的他国代理人、高新技术产业的绝对领先加上发达的农业，奠定了美国霸权的帝国基石。

整肃“北约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直到东欧剧变、冷战结束后初期的这段历史，可以用美元与黄金脱钩作为标志点划分为两段。

从整个西方世界的角度来说，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之后，西方世界实质上就可以看成是一个国家，只不过这个“国家”比较特殊，政治上没有完全统一，但经济上统一了——做国际贸易大伙都用美元。相对应的，以苏联为首的华约集团也可以看成是一个“国家”，华约内部在经济上也存在“经济互助委员会”（简称“经互会”）体系。这里为了方便起见，我们暂时称呼它们为“北约国”和“华约国”。

把西方阵营看成是一个完整的“国家”的话，美国自然就是“中央政权”，其他国家就相当于“地方政权”，再细划分一下，西欧诸国的地位比日韩等国以及台湾地区要高出一个档次。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历来都是由两边的财力来决定的，只有中央财力强于地方才可以有效节制地方，就说得上中央集权，这一点对“北约国”同样是适用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存续期间，“北约国”内部真正的货币其实还是黄金，美元获得国际结算货币的地位是因为当初美国拥有西方世界黄金总储备的66％。在这种美元与黄金绑定的体系下，谁有黄金，谁就可以相应地拥有一部分发言权。换句话说，“北约国”中的各个“地方政权”变相地也拥有一部分发钞权——这些国家原本也拥有一些黄金储备，而且通过对美贸易获得的美元储备，由于美元和黄金挂钩，其实性质和把黄金存进银行差不多，手里的美元就相当于存折。

这样就产生了两个问题：其一，“北约国”内部非常松散，就是一个松散的邦联，经济总量很大，但分散在各个“地方政权”手里，内部扯皮的事一大堆，作为“中央政权”的美国没法集中力量干大事——也就是对抗“华约国”。而相对应的是，“华约国”内部的组织则要严密得多，用毛主席的话说，苏共和东欧其他国家党组织是“老子党”和“儿子党”的关系，像波兰的国防部长罗科索夫斯基元帅就是由斯大林指派过去的，在此之前他本来是苏军的元帅，在担任波兰国防部长以后，罗科索夫斯基的苏联国籍以及苏联元帅军衔都还保留着。对比“北约国”，“华约国”更像是一个共和制国家。

这种严密的组织体制可以说比较严重地损害了东欧各国的国家主权及党组织的独立性，但放到东西方对抗的大格局下来看，这种体制也确实最大限度地调动起华约内部一切可调动的资源，经互会其实是一个跨国家的计划经济体系，计划经济要搞得好，要求各经济部门之间要高度协调、令出一门，如果要跨国家搞计划经济，那体系内的国家适当淡化主权、统一步调是必需的。华约的问题不在于把组织搞严密了，而是出在苏联的沙文主义思维上。但总体来说，正是这种高度严密的组织模式，使得华约在经济总量、工业化程度、人口等经济指标都不及西方世界的条件下，仍旧可以调动起比西方更多的资源，20世纪六七十年代华约能够在战略上压着西方阵营，正是由于存在这种体制优势。

黄金与美元挂钩给美国造成的第二个问题，是让英法这样的西欧国家钻了体制的空子，从“北约国”内部的生产者蜕变成了和“中央政权”美国一样的食利者。美元和黄金是绑定的，美国在当时虽然也会偷偷地多印一些钞票出来，但程度和现在比根本不值一提。至少在一段时间内，美元总额是一个有限值，因此英法等国可以在局部造成对美元的垄断，凭借手里的美元，英法可以在别国制造急剧的通缩或通胀，使得实物产品价格剧烈波动，然后通过炒作获利，这其实就等于是抢了美国人的“生意”。不仅如此，法国人和英国人还以这种方式大肆套购美联储的黄金，美国在1971年之前的几次经济危机中黄金大量外流便是由这种行为造成的，这等于是“北约国”内部“地方”从“中央”手里夺权。在这种情况下，英法等国的实体经济开始迅速萎缩，金融成了国民经济的最大头——其实就是美国模式的微缩版本。这里面德国是一个例外，始终在老老实实搞生产，金融炒作玩得不多，即便玩也是偷偷摸摸通过英法等国做“二传手”，原因很简单，大量美军驻扎在它的国土上，使它不敢像英法那么“放肆”。

在美国人的眼里，它的欧洲盟友一面享受着自己所给予的国防上的保护，另一面却不顾生产，不给自己上供，反而和美国一样做起了“不劳而获”的营生，还要让自己替大伙去四处搜罗新的负责生产实物产品的国家（譬如日本）给大伙剥削。这简直就是一种背叛！从这个角度看，到了1971年以后，由美国人所构建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一方面的确维持不下去了，另一方面美国决策层主观上恐怕也有想顺水推舟的考虑。之前英法等西欧国家能够变相分得部分发钞权是源自美元与黄金的绑定，如今美元与黄金脱钩了，美国印美元不再受实物黄金保有量限制，美元总额不再是一个有限值，英法再想在局部形成对美元的垄断也就做不到了，在这个过程中，西欧经济损失惨重。这就相当于在“北约国”内部，“中央政府”美国从“地方政府”收回了发钞权，开始搞中央集权了。

当然，事情并非仅仅是美元与黄金脱钩那么简单，如前所说，中央政府要实现集权，必然要依赖于中央与地方财力上的此消彼长。具体到“北约国”，主要靠的是“此消”。首先是石油危机，1973年到1975年的石油危机，严重打击了西欧和日本的经济。而在当时，通过份额油以及其他形式，美国却能以相对很低的价格继续从欧佩克得到石油。例如在1972年，美国从委内瑞拉进口石油的价格是12美元/桶，而同一时期国际市场上，油价已从之前的8美元/桶飙升至42～49美元/桶，故欧洲、日本所受的冲击远胜于美国。

其次是美国成功逼迫“盟国”货币在短时间内对美元大幅升值，这在打击日欧等国经济的同时，还促使大量资本流入美国。在这个过程中，美国所采取的是各个击破的办法。首先逼迫日元升值——威胁对日本纺织品搞出口配额，同时频频和韩国、台湾地区、香港地区及东南亚国家接触，声称要扶植这些国家地区，分流走日本的市场份额，而日本由于国内消费市场狭小，只能就范；在从日本身上打开缺口之后，紧随其后的是制造业大国德国，美国声称美军将撤出西德——不升值的话您老就自己扛着苏联人吧，德国马克于是开始对美元大幅升值；在德国被拿下后，西欧各国一个接一个地被拿来修理，西欧大多数货币对美元都普遍升值。

到了20世纪80年代，也就是里根执政时期，“北约国”内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算是理顺了，西方世界的资源通过前面章节提到的那个“金字塔”结构一层一层集中到了“中央政权”，然后由美国人“统一调配”和华约搞对抗。这样一来，西方世界在经济总量、土地总量、人口总量等方面的优势也就体现出来了。至此，美苏之间的攻守之势在20世纪80年代互调了位置，形成了美国在战略上进攻的态势。1981年苏联举行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军事演习，代号“西方81”，当时这让西欧很是紧张了一阵子，但究其根源，这其实是苏联在综合实力对比开始出现劣势的时候不得已的举措，是在以攻为守。而从各国的内政来说，也正是由于这次国际大环境下攻守之势异位，导致了20世纪80年代之后各国内部的政治生态普遍开始由偏左倒向了偏右。

最终，美国挺了下来，苏联垮了，美国赢得了冷战。但从我们前面的分析看，这个结果能说明的其实只是西方世界的经济总量大于东方社会主义阵营，这个底子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时就已经奠定了的，单凭这个说明不了太多东西。毕竟从历史上看，游牧的匈奴人、蒙古人征服乃至毁灭文明程度更高的农耕文明并非是什么新鲜事。

社会结构与左右之分

涉及政治话题，关于左、右的问题是肯定跑不掉的。可偏偏就是这个问题，说着说着很容易就把人搞晕了，因为左和右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很多人都曾和笔者说过，感觉中国的左右之分和国外正好是反着来的。索性，在这里我们自己制定一个标准。

人类的社会结构自古以来一直都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上层——过去是君主，现在是中央政府，中层——官僚集团、农耕时代的地主、工商时代的资本家、知识分子，下层——普通人民。需要注意，这里我们说的是“中层”，而不是“中产”。

在信息的传递与处理都存在时间差的情况下，中层是连接上层与下层、直接组织社会力量从事生产的必不可少的环节。而中层有其自身的利益诉求，其性质决定了这个阶层相对于上层和下层、在人员素质和资源控制力上会更具有优势，一旦社会体制对中层的自我膨胀失去控制，社会结构便会趋于畸形。

回到左、右的问题上来。由于社会构成存在这样一个三级结构，且他们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所以在这里不妨这样定义：“削中间、补两端”为左，“削两端，补中间”为右。从中短期来看，左右本身其实没有什么好与坏的区别，关键在于因时而变，达成一种动态的平衡。而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特别是现在互联网技术的出现，上面提到的那个“时间差”必然是越来越小才对，那样的话，中层也必然应该逐步淡出，把更多的资源解放出来，分配给占数量多数的下层。因此，从长期趋势看，向左应该是历史发展的大方向，直到最后，发展到无所谓左、右的地步。

从中国的古代与近代历史来看，历朝历代其实就是一个左右不断交替的过程。当权力集中于上层，财富相对平均地分布于下层，中层相对受到抑制的时候，通常就是王朝的鼎盛时期，历史上一个王朝走向鼎盛的过程，其实也是中央集权不断加强或者说是“向左转”的过程。鼎盛时期过去之后，左、右两种趋势开始趋于平衡，王朝进入一个稳定期。再往后，中层开始做大，权力和财富都开始向中层集中，这个时候就开始“往右转”了。而在当时，社会缺乏自我调节机制，于是右开始变成极右——上不能治下，皇权逐步被架空，民间土地兼并愈发严重，同时士大夫阶层在拥有大量土地的情况下又无须缴税，政府财政的负担最终只能由生活愈发困难的平民来承担，最终导致王朝经济走向崩溃。与此同时，由精英构成的中层也开始逐步走向自我封闭，拒绝新鲜血液的输入，从而成为一个小圈子，最终腐化、瓦解。至此，国家体系便无可逆转地走向了崩溃，而扭曲了的社会结构在王朝的崩溃中将会被打破，历史便开始进入下一个循环周期。

而从封建王朝建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段历史体现的则是历史总体向左的长期趋势。其中最大的进步，并非是结束了君权时代——1912年溥仪就退位了，也并非是结束了蒋氏势力在大陆的统治，而是进入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时代。从这开始，民意开始对社会运转起到越来越大的影响，从那个大趋势讲，这应该看成是历史的一种进步才对，那种动辄张嘴就是“民意的狂欢”的言论，其实才是历史的反动。

话说比较优势

话题从一个概念开始说起——“成本”。

“某种东西的成本是为了得到它所放弃的东西”，这句话来自曼昆的《经济学原理》中的第一章。这里所指的，是机会成本，这是一个有别于我们通常印象的概念。

经济学强调人总是面临着选择，比如上大学或者高中毕业就去工作，把钱存银行或者投资股市。机会成本就是因所做的选择而放弃的替代物的价值。而会计成本，也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成本，则是指账面上的花费。

举个例子——抗美援朝战争：中国经济发展因为朝鲜战争而延后，和西方国家关系进一步紧张，中方的人员伤亡以及物资消耗、财产损失……这些都属于账面成本。而机会成本是什么呢？第一，中国东北会少400公里的防御纵深，鸭绿江会变成现在的“三八线”；第二，在中国东北会出现一个朝鲜的流亡政府，同时，由于西方国家的军事压力，中国就不得不继续接受苏联在东北的军事存在；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一旦朝鲜让美国人尝到甜头，那就会给各方势力产生心理上的刺激，那样，包括苏联人在内，谁都有可能在今后的某一时刻，再有所动作。

再进一步说，个体间的差异，客观上是永远存在的：假设有A、B两种产品，有甲、乙两个人，如果只单独生产一种产品的话，甲的生产能力是每年产A：100个，或者B：60个；乙的生产能力是每年产A：80个，或者B：20个。结果应该会怎么样？乙被淘汰出局吗？

在现代经济条件下，答案是不会。如果平均分配生产能力，那么甲每年可以得到50个A产品和30个B产品，乙可以得到的数量分别是40个和10个。而假如：乙将全部力量投入到A产品的生产中；同时，甲把出产能力的四分之一投入到A产品的生产中，剩余的精力用来生产B。那样的话，甲所得到的是：A：25个，B：45个。乙所得到的是：A：80个。此时，如果乙以30个A产品换甲13个B产品，结果会怎么样？

甲最终获得：A：55个，B：32个。乙最终获得的是：A：50个，B：13个。没错，甲、乙最终获得的产品，都要比“各自为战”的时候多。

这就是所谓的“比较优势”。双方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就会用同等的劳动创造出更多的社会总产量。由于A、B这两种机会成本互为倒数，所以没有谁会在两种产品上都有比较优势。从这个角度说，生产活动不断地扩大其涵盖范围，直至生产全球化，是必然的趋势，因此，国家的开放也是必然的。在这个过程中，双赢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小而全的建设是没有必要的（至少，在一国范围之内，各个省市这么搞，是一种效率低下的做法）。

然而，现实显然没有上面说得那么美好，伴随着全球化而来的，并不是一个皆大欢喜的场面，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差距并未随着国际贸易而减少，问题出在哪里呢？

还继续使用上面的那个例子，但我们要改变一个前面的假设条件——假设乙只能生产A产品。结果会怎么样？那样的话，甲一定会问，“凭什么你的30个一定要换我13个？”为什么不可以是7个，5个，或者是1个？

这就是道理所在：比较优势并非指在某些领域具备优势，而是具备同样生产能力的两方或多方之间的资源优化，或者叫产出最大化。比较优势的前提是，双方的可替换性——虽然效率不同，但是大家都会做。假如具备这一前提，那么，发展自由贸易就是合理的选择。而一旦某一方不具备某种生产能力，他就没有资格在这个比较优势的圈子里玩。只有具备全面的产业能力，并且具有全面的产业结构的国家才有资格成为“比较优势俱乐部”中的一员。发达国家制造业为GDP所作的贡献一般不超过百分之二三十，可是，这“百分之二三十”恰恰居于核心位置，各种金融游戏、服务业等等，无论怎么玩，根基都在这里。

现在我们用几亿件衬衫、裤子换一架大飞机，根源就在于不具备这种可替换性。同样，反过来说，如果光以账面成本或者市场前景而否定中国搞大飞机项目，那是极其错误的——只有具备了可替换性，中国才能真正有资格进入“比较优势俱乐部”，才能确保在经济全球化中，我们的获利可以最大化。因此，一旦大飞机项目开发成功了，即使真的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需要“赔本儿”来维持，从全局讲，中国人仍旧是稳赚不赔的。说到底，要想成为大国，就必须学会造尽可能多种类的东西。

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巴西经济——所谓的BRICs【4】，从这个角度说是一个没有任何价值的提法，中、俄、印、巴在经济领域有着本质的区别，在产业结构的全面性上，完全不具备可比性。

再深入一步说，随着文明的发展，分工的细化，现代社会的必需性的生产部门规模已经相当大了：从农业到矿业，再到制造业、金融业、教育、医疗、行政管理等等，大约需要超过一亿的人口才能保证完全覆盖。而现代社会中这些生产部门本身同样是分工日益细化，技术日益专门化，且技术更新周期越来越短，某些产业一旦停滞二三十年，就会完全被淘汰掉，也就失去了谈比较优势的资格了。从这个角度说，某些中小国家论人均GDP可以称为发达国家，但是，由于国力、人口等因素，无法做到让本国经济涵盖整个生产领域，同时，虚拟资本主义的兴盛，再加上资本本身具有趋利性的特征，这就导致这些国家的产业不断转移至成本更低的第三世界国家，本国制造业发展出现停滞。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旦无法维持产业结构的全面性，又没有足够强大的新兴产业来拉动经济，那么就很可能会从世界经济的“第一阵营”中被淘汰出局。对国家和个人而言，财富的概念是有所不同的，现在所发生的，对西方发达国家而言，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一种财富的流失。

因此，如果从一个比较长的历史阶段来看，西欧各国以及日、韩等国的前景，应该说都是不容乐观的。

注释

【1】2006年3月23日，美联储在它的网站上公布：“鉴于M3没有提供比M2更多的经济活动的信息，而且多年以来对货币政策没有影响，所以收集和发布这些信息的费用超过了它所能带来的益处”，因而将停止公布M3货币供应数据，打那开始美元的增量就成了一个谜，但可以肯定的是谜底绝对能吓死人。

【2】除美国之外，法国拥有一艘四万吨级的中型航母；英国拥有的三艘轻型航母已临近退役，新的“伊丽莎白”号正在建造中，姊妹舰“威尔士亲王”号由于资金问题非常可能被取消，甚至有消息说，由于缺乏资金，英军航母的舰载机未来都可能向美国租借；俄罗斯从苏联手中继承了一艘六万吨级的“库兹涅佐夫”号，目前正在船坞中改造；印度有一艘从英国购买的老式航母，实际上已难以使用，此外尚有从俄罗斯购买的一艘苏联的中型航母，目前仍在船厂改装，短期内无法使用；泰国在90年代曾从西班牙购买一艘一万吨级的轻型航母，金融风暴之后由于缺乏资金再也没出过海，基本上和退役差不多；西班牙、意大利各拥有一万吨级轻型航母一艘，并各有一艘万吨级两栖攻击舰在建；巴西购买了一条法国退役的三万吨级中型航母“克莱孟梭”号；中国海军的航母计划已经启动，但一两年内国产航母尚不会下水。

【3】显然，雅科夫列夫在伦敦会面中的角色同样是不光彩的。在和外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决策者往往会启用一些“亲×人士”来进行具体操作，对决策者而言这显然是策略性的。然而由于长期相处所产生的“共同利益”，这些负责具体操作的人员的“亲×”有时就会变成是真心实意的，在高层具有足够控制力的情况下无碍大局，甚至有助于目的的达成，可一旦高层控制力减弱，这些“吃里爬外”的“亲×人士”就会成为一个大问题。

【4】BRICs是指“金砖四国”，指巴西（Brazil）、俄罗斯（Russia）、印度（India）和中国（China）四国，由这四个国家的英文名的首字母组合而成“BRICs”一词。

红色悲歌

在西方世界力量重新整合，东西两方阵营力量对比发生逆转的同时，由于没有来自人民的有效监督，苏共以及东欧其他共产主义政党正在一步步地变质，由工人阶级的领导者蜕变成了新的权贵集团。

最终，权贵集团在一己私利的趋势之下，背叛了人民以及他们曾经的信仰，这导致了苏联的解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因此走入了低谷，而国际格局也因此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

大势不再

“最危险的敌人往往来自我们内部……”这句话在许多时候、许多地方都是适用的……

对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人而言，苏联其实已经越来越不足为虑了——虽然那时苏联的威胁被媒体描述得仿佛可能在下一秒就会降临在西方人面前。如前文所言，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通过一系列软硬兼施的手段，西方世界中由美国人所主导的“金字塔”型分工体系的结构开始变得清晰且严密起来，并且西方世界大于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总量在美国人的统一调配下成为实实在在的优势。两个阵营之间的实力差距从当年的两届奥运会就可以看出来。当时美国以苏联入侵阿富汗为借口，带头抵制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会。结果不算苏联自己，当年参赛的国家只有80个，参与报道赛会的新闻记者共有5615名，比参赛运动员的人数还要多。开幕式上，这80个国家里又有16个国家的代表队在入场式上没有打本国国旗，以奥林匹克五环旗替代，新西兰代表队干脆打了面黑色五环旗，有10个国家只有旗手一人，运动员干脆没出场，后来在获奖时这些国家也不升国旗、不奏国歌——借着奥运会搞政治对西方国家来说是轻车熟路。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苏联还以颜色，也带头搞了一次抵制，但声势上要小得多，参加抵制的只有保加利亚、民主德国、越南、蒙古、老挝、捷克斯洛伐克、阿富汗、南也门和古巴等国家。

所谓“抵制”，就是要让各个国家表明立场、选边站队。看看两次抵制的响应者，东西方阵营的界线也就基本清楚了。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差不多涵盖了世界工业生产力的三分之二，这样的实力一旦被有效地组织起来，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在总体实力居于劣势的情形下，苏联要继续和资本主义阵营保持均势，那么积累和消费的比例、重工业和轻工业的比例以及工业和农业的比例就都无法保持平衡，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提高程度和国家经济增长就无法成正比。举个例子，在阿富汗战争期间，苏联一架米-24武装直升机的价格只约合9吨猪肉，这不是说苏联直升机多便宜，而是意味着那里的猪肉太贵了，这背后就是苏联国内轻重工业严重失衡。苏联的封闭经济体系里，发行的货币和生产的产品是对应的，然而这些产品中大多数都是衣不能穿、食不可餐的军工产品，刨除这一块，只对比和老百姓生活相关的消费品的话，卢布的发行就是过量的。因为对一般消费品的购买力不足，导致卢布对西方货币的官方汇率和实际汇率能差出很多，那时黑市兑换猖獗就是这个问题的反映。“8·19”事件以后卢布迅速贬值，其中就有被“打回原形”的味道。

有人说苏联为什么不能不搞对抗，为什么不以“和平与发展”作为自己的主题？问题是西方国家不会给社会主义国家阵营这个机会。里根上台以后，美国开始对苏重新采取遏制政策，表面上没有20世纪50年代杜鲁门主义那样强硬——因为美苏的实力差距没有那时那么大，但也不是尼克松时期的收缩政策。里根政府的基本方针是：强调以抗击苏联为中心，奉行所谓“以实力求和平”的方针，具体说就是以美国的经济、军事实力压制苏联；在地区争夺上，把苏联顶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扩张线上，使社会主义阵营不能再前进一步。同时，保持各种渠道，加强同苏联的“对话”——也就是促使苏联“和平演变”。国务卿黑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艾伦、国防部长温伯格成为对苏战略的核心人物。后来艾伦在任职10个月后被对手搞了个受贿丑闻被迫辞去了职务，军人出身的麦克法兰接任了他的位置，这样里根身边就是三位军人出身的鹰派幕僚在决策对苏战略。和平与发展在后面的历史的确成了时代的主题，但其前提是美苏两边必须有一方衰落直至灭亡，而很不幸，苏联是灭亡的那一个。

异化

产生变化的不只是双方实力上的对比，更为根本的是苏联自身的变化：由于缺乏人民对党实施有效监督的体制，自赫鲁晓夫时代开始，苏共从一支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共产主义政党一步一步蜕变成了所谓“全民党”，实质就是变成了一个新的权贵集团，国家资本主义蜕变成了权贵资本主义，列宁被他们改造为一个形象越来越模糊的简单图腾，用以维护其执政的合法性。党开始背离社会主义，背离人民的利益；领导干部日益脱离群众，退化成为一群贪婪如狼、懦弱如羊、蠢笨如猪的官僚；官僚主义与干群关系紧张大大地损害了原本运转正常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得内政问题进一步恶化……在经过长达18年的、稳定的、“一团和气”的勃列日涅夫时代之后，苏共的权贵化已然到了积重难返的时代，为了让自己以及子孙后代永享到手的利益，苏共的既得利益集团最终开始搞起了政治体制改革——抛弃社会主义搞私有化，好让自己从管理财富的国家干部变成掌握财富的资本家。

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给人的感觉就如同冬日晴朗的午后——温暖柔和的阳光让人变得慵懒，甚至不愿意去动弹一下。然而当太阳开始西沉的时候，黑暗和寒冷也就随之降临了，而人们此时还什么都没有去做。

某些原本就自视高老百姓一等的所谓“知识分子”，此时也迫不及待地站出来，高喊着要对国家进行民主改革，实质则是妄图在动荡中为自己分一杯羹——当初靠搞“民运”上台的这批人，后来无一例外地成了新贵族，譬如格鲁吉亚的萨卡什维利、乌克兰的尤先科等等。最可笑的是，由于苏共背离党的宗旨和原则、背离社会主义所产生的种种社会弊端，在这些人嘴里却成了社会主义的罪状，以此来彻底否定社会主义。当然，更多的知识分子，则是由于苏共的腐化以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快速发展的表象才接受了西方的新自由主义思想，进而不自觉地成为这些思想在苏联国内的传播媒介，而这些天真的知识分子们包括当时苏联的“经济学家”对市场经济和私有化的认知尚处在“西方19世纪的水平”——面对一堆经济问题，他们的理解是只要私有化了，一切“自然”就解决了。除了党内与知识界的这两股力量以外，民族分裂势力、各种宗教势力以及沙俄时期的旧贵族在这段时期也都活跃了起来。而这些人又都不约而同地纷纷将手伸向了西方国家，以期借助外部力量达到自己的目的。苏联时代大量所谓“异见人士”的活动经费来源于哪儿呢？显然并不是从苏联的工人农民那里募集来的，苏联时代从未听说过有这样的集资活动。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知道的一个大金主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呢？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又译为“国家民主捐赠基金会”，简称END，熟悉国际政治的人恐怕都不会太陌生。它号称美国上百万个非政府组织中的“龙头老大”，和美国国务院、国际开发署、中央情报局有密切的联系，被认为是中情局的“另一块招牌”。这个20世纪80年代初成立、主要靠美国政府拨款从事活动的“非政府组织”在世界很多地方扮演过特殊的政治角色，可以数出来的有：委内瑞拉等拉美国家、乌克兰等独联体国家、伊朗等西亚国家、缅甸等东南亚国家，它们都受到其颠覆活动或推动“颜色革命”的影响。

不仅仅是在党外，在苏共党内，为了抓住权力很多人同样选择去搞“挟洋自重”。在雅科夫列夫的牵线搭桥之下，1984年戈尔巴乔夫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伦敦郊区切克斯别墅一对一地秘密会见，谈了什么至今没有完全解密，但之后西方各个国家立即统一形成了舆论热潮，它们“盛赞”戈氏“是苏联理想的接班人”，“是具有新思想的新一代领导人”，“是可以打交道的人”。戈氏的那颗带有招牌式胎记的半秃脑袋在当时常常会出现在西方的各种杂志上，其中包括《时代周刊》——撒切尔夫人曾自豪地说：“是我们把戈尔巴乔夫提拔起来当了总书记。”

2008年，戈尔巴乔夫在美国被授予“自由勋章”

戈尔巴乔夫这样的人物的出现并非是历史的偶然，他身上的那些特质其实就是当时苏共中腐化蜕变的那部分人的缩影。也就是说，戈氏也仅是构成历史“必然”的一个“偶然”而已。

1986年里根和戈尔巴乔夫的雷克雅未克会见也是一对一，戈氏亮出了他的底牌——已做好牺牲苏联利益，为美国效忠的准备。戈氏后来公开地承认：在雷克雅未克会见时“实际上已把苏联交付美国听凭处治”，他说：“雷克雅未克实际上是一场戏……一场重头大戏……我认为，如果没有里根这样强有力的人物，整个过程就不会开始……这次峰会上我们……走得已经那么远，根本就不可能再有回头路。”1989年戈尔巴乔夫在马耳他同老布什总统会见的时候，整体移交苏联内政、外交阵地的过程已经完成，当时有个快言快语的外交官形象地说：“冷战是在地中海暖洋洋的海水中埋葬的。”

背叛

如果说戈尔巴乔夫还只是迎合西方势力的话，叶利钦、谢瓦尔德纳泽、切尔诺梅尔金等人则走得更远，这些人代表了苏共党内的反叛力量。早在1987年夏天，当叶利钦尚未与戈尔巴乔夫发生冲突之时，叶利钦就开始与美国驻苏联大使进行接触，他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坦率”，给美国大使留下了强烈的印象，美国随即将他作为重点工作对象，全力支持他对抗苏共中央、对抗苏维埃政权、分裂苏共和苏联的一切行为。由此开始，叶利钦或者说是苏共内的反叛力量取代了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苏共改革派，成为西方国家眼里“更可以打交道的人”，此前戈尔巴乔利用外交场合所反复宣传的“新思维”、政治改革等话题，此时对西方国家恐怕已经不再有那么强的吸引力了。

在叶利钦与戈尔巴乔夫公开发生冲突被开除出政治局后，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那时美国利用各种机会始终与叶利钦保持着密切的接触。1989年叶利钦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并进入最高苏维埃，当年9月随即访美，而美方则破格接待这位“非正式访问”的“非官方人物”，安排总统、副总统、国务卿和前总统里根等诸多政要同他会晤。叶利钦回国后，随即加紧展开反共活动。一方面在党外谋求取消苏共领导地位的宪法的修订，另一方面在党内领导“民主纲领派”进行“政改”，力图“彻底改造”苏共，剥夺党的领导权。

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的政治斗争，说白了就是苏共高层瓜分国家和人民财富的一场利益之争。为了自身的私利，这些人可谓不择手段，完全罔顾其他——在这场斗争中美国政府竟被请出来担当起了协调人的角色。叶系与戈系后来的“联手合作”是由白宫和美国国务院推动的，在大国政治中恐怕找不出比这更荒谬、更可悲的事情了。1990年3月，叶利钦当选为当时苏联范围内最大的加盟共和国——俄罗斯共和国议会的议员，同年6月，他凭借一系列“政治秀”当选为俄罗斯共和国的主要行政长官。此后，叶利钦和他的助手们开始采取一系列政治手段，破坏国家的计划经济体制，导致国家经济增速出现明显下降，降幅约为2％。1991年，叶利钦又进一步破坏中央计划，他把俄罗斯税收的绝大部分截留了下来，不再上交中央财政，而俄罗斯共和国则是苏联的主体部分，苏联经济因此当年就下降13％，这最终诱发了苏联的解体——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经济中出现的问题，根本不在于计划经济体制内部，而完全是人为破坏的结果。

苏共反叛者们最终成了后来苏联解体最大的获益者。如今俄罗斯最富有的人正是当年党内的“精英”。所谓“改革”，说到底改的就是一个社会财富分配体制——把原来相对平等的财富分配体制砸碎掉，然后把财富堆在那里，让人们一哄而上去抢，谁抢着算谁的，苏联的“经济学家”们美其名曰自由竞争。而这些身居要职的精英们早已给自己占住了最好的位置，这样一来结果可想而知。除了众所周知的叶利钦家族之外，还比如说切尔诺梅尔金，20世纪80年代他当过苏联天然气总公司的总经理，1992年天然气公司“私有化”后，切尔诺梅尔金摇身一变成了天然气股份公司最有实力的控股人，控制着全世界40％以上的天然气资源，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几个人之一。苏联共青团中央书记科尔科夫斯基，利用自己的职位创办了一家大银行，把原属于人民的财富变成了他个人的财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党内的“激进民主派”曾大肆批判苏共高层的腐败与特殊化，平心而论，那时苏共领导干部们的特殊化还仅限于偷偷摸摸地搞些特供商店之类的东西，在莫斯科库图佐夫大街上有一座公寓楼，里面的户型大致是200～300平方米，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和安德罗波夫的居所就在里面，对于如今的人们而言，这种级别的腐败恐怕说出来都会被笑话。事实上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莫斯科就已经实现了电气化，每5个家庭就有一辆私人汽车，苏联公民每月用于文化娱乐的支出占工资总额的10％～15％，更重要的是涵盖全民的免费医疗、免费教育以及免费住房。对比1991年之后富可敌国的新贵们的腐败生活，当时的国情是：国民人均寿命缩短，治安恶化，贫富差距拉大，国家工业体系支离破碎……当年苏共的腐败与之相比，恐怕就有几分“窃钩者”与“窃国者”的味道了。如今“窃钩者”已经“伏诛”，而“窃国者”又当如何呢？

卫星拍摄的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炼油厂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采用西方提供的“休克疗法”导致本已疲累的经济雪上加霜，直到近几年随着国际能源价格的不断升高，俄经济才开始有了起色。

相比于这些新贵，戈尔巴乔夫的晚景则要凄凉得多。在笔者看来，这并非是由于一些文章中所说的愚蠢或者是“好心办坏事”，这其实是他与叶利钦斗争失败的结果。他们所争夺的，不客气地说其实就是一个“卖国者”的位置。苏联解体以后，叶利钦给戈尔巴乔夫的只是每月4000卢布的退休金——这也是戈氏在辞职之后所唯一关心的事情，不幸的是随着俄罗斯国内疯狂的通货膨胀的到来，这笔钱折合成美元之后不过1美元而已。戈氏开始像一个艺人一样忙着在西方国家拍广告赚钱，他曾带着10岁的孙女入镜拍了必胜客广告；拿自己的名字为伏特加酒做了商标；还曾为路易·威登做过广告……显然，戈氏所看重的只是自身的利益，所谓“好心办坏事”是无从谈起的。

解体

在苏共内部如此“配合”的同时，美国人也没有闲着。美国政府制定肢解苏联的行动计划始于1981年春，策划大致完成于1986年底——也就是戈尔巴乔夫与里根单独会见之后，前后一共耗时5年多一点的时间。这一行动当时是背着社会公众、政府和国会秘密进行的，知道内情的仅限于高层的少数几个人——总统里根、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凯西、总统国家安全助理理查德·艾伦和国防部长卡斯帕尔·温伯格。现在公布的资料表明最早提出这一计划的是威廉·凯西，“凯西、艾伦、温伯格在总统的支持下，决定向苏联发出挑战……我们认为雅尔塔会议无效。”回忆人记得在凯西提交了阿富汗战场等情报报告后，提到了苏联问题，凯西认为美国没有必要再继续遵守以往的游戏规则。

哈佛大学历史学家理查德·帕普斯为里根草拟了美国对付苏联最新战略计划，代号为：NSDD-75。这一次世界大战略表明了美国政策中的“革命性转折”。“我们当前的目标已经不是与苏联共存，而是要改变苏联的制度。”“我们完全有能力借助外部压力来改变苏联制度。”“通过利用苏联内部的弱点来动摇苏联制度是美国的目的。”为此，美国展开专门行动，开始在苏联和东欧国家内部寻找他们觉得可靠的代理人——雅克列夫、戈尔巴乔夫、叶利钦这些人恐怕就是他们的“工作成果”，通过给阿富汗反政府武装以及东欧的反对派以物质和政治支持，使苏联卷入两场尖锐的危机——阿富汗战争和波兰危机。

苏军撤离阿富汗

1989年苏军撤离阿富汗以及纳吉布拉政府的最终垮台导致阿富汗成为民族分裂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的重要策源地，这成为中亚五国最后脱离苏联独立的决定因素之一。

与NSDD-75计划配合的还有另一套反苏经济战方案，代号是：NSDD-66，在1982年勃列日涅夫去世后开始执行，策划者是里根的苏联经济顾问亨利·罗恩。NSDD-66的主要任务是：切断苏联从西方获得先进技术用于产业升级的渠道；打击苏联外汇的主要来源——石油和天然气的贸易。克格勃和苏共高层当时都知道存在这样一系列“旨在推翻苏联制度的美国情报机关和其他特工机构的计划”，然而忙于瓜分国家财富的权贵们显然对此并不在意，相反，为了在政治斗争中占据上风，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乐于主动迎合西方国家。

除了戈系和叶系以外，苏共党内还存在由雷日科夫、亚纳耶夫等人所组成的第三支力量，他们主张要回到比较传统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去。然而，这批人并没有走出苏共权贵化的框子抑或是历史没有给他们足够的时间吧。作为挽救联盟的最后努力，副总统亚纳耶夫等人发动了“8·19政变”，软禁了戈尔巴乔夫，然而这一行动并未得到人民群众的响应，后者选择了冷眼旁观。而在面对西方所谓的舆论压力时，亚纳耶夫等人又表现得畏首畏尾，在事件爆发三天之后最终释放了戈尔巴乔夫。最后的努力至此宣告失败了，叶利钦借此机会，宣布苏共为“非法组织”，停止了党组织在俄罗斯共和国境内的一切活动——整个过程中，竟没有一个党员站出来进行过抗争。也就在这个8月，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先后宣布独立（此前在1990年3月11日立陶宛已宣布独立，次年，格鲁吉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依次宣布独立），苏联解体至此已进入不可逆状态。1991年12月25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将国家权力移交给俄罗斯总统。当天19时32分红旗从克里姆林宫上降落！第二天，苏联最高政权苏维埃通过最后一项决议，宣布苏联不再存在……

颜色革命

事情到此还远未结束，这片土地上一下子出现了15位总统——同时也是这里最富有的人。而在此之前，他们都是苏共的高级干部，正是通过肢解联盟，原本属于全体苏联人民的国有资产被这些人划到了自己的口袋里。这样一个根源也就决定了，由苏联解体而诞生的这些新的政权执政基础从一开始就是背离人民根本利益的，是难以获得民心的——简单说就是在已经腐化的苏共基础上进一步变本加厉。

对于西方国家而言，这些政权同样是无法令人放心的，他们的利益依旧是基于他们的国家来实现的，和西方世界并没多少瓜葛，甚至很多地方还会存在冲突——这一点可以参见现在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如果苏联解体仅仅限于这一步，那对西方而言需要解决的就只是一个地缘安全问题，苏联地区的资源依旧没有完全纳入西方主导的经济体系中来，那些地缘上的战略要冲也没有完全被西方国家所掌握，因此资本扩张从中所能获得的好处还是有限的。

鸡蛋原本就有缝，而外面还有一大群虎视眈眈的苍蝇，于是，颜色革命也就开始了。从格鲁吉亚开始，之后是乌克兰，然后是吉尔吉斯斯坦。与此同时，俄罗斯针对普京的游戏也开始了。与脱胎于苏共官僚的旧领导层不同，这些靠颜色革命上台的新贵最初都是党外的知识分子或者是“异见人士”，他们手中的政治资源原本要少于前者，于是也就更加依赖于西方国家的支持。在苏联解体之前，他们和叶利钦们曾可以说是同盟关系，而变质后的苏共对这些人也一直采取绥靖政策——苏共不敢依靠人民，就只能选择向这些所谓“精英阶层”寻求支持。如今苏联灭亡了，由这些和西方存在更多“共同利益”的人去执掌权力，显然比那些前苏共官僚要更合适。

在2003年格鲁吉亚“玫瑰革命”之后，笔者在一部纪录片里清楚地记着这样一个镜头：在一个公开场合，萨卡什维利在对记者进行了一番讲话之后，立即回头去问了他的顾问——美国退役军官布鲁斯·杰克逊这样一句：“我说错什么了吗？”这其实就是这些“民主派”人士与美国之间关系的最真实的写照。2008年北京奥运开幕当天，格鲁吉亚突然兵进南奥塞梯，由此俄格战争的序幕拉开了，之后在不长的时间内，俄罗斯毫无悬念地赢得了战争。在此之前，其实两国已经就南奥塞梯问题达成了协议，原本通过军演进行示威的俄58集团军也已结束演习准备撤回。从实力来说，格鲁吉亚举国的武装力量就数量而言，仅相当于面前俄58集团军加配属航空兵及海军数量的五分之一，人员及战术水平、装备水平同样远低于俄军。在争议已经通过外交途径得以解决，而实力又相差悬殊的情况下却主动挑起战争，这显然是违背常识的，但萨卡什维利偏偏就这么做了，这是由于领导人的头脑一时发热吗？恐怕并非如此，相反萨卡什维利当时可能还非常清醒。

俄格战争有这样一个背景：2008年时金融风暴正处于高潮阶段，当时美元的地位岌岌可危，在这种情况下欧盟和俄罗斯便再次有了联合起来“抢班夺权”的想法，按照《保尔森回忆录》里的记载，奥运期间普京甚至私下给中国高层传话，要“一起抛售美国国债”，准备直接结束美元的性命。在这种时候，俄格战争无异于在俄欧关系上狠狠地切了一刀，即便双方决策者对此心知肚明，但迫于国内舆论压力，短期内也无法和对方继续保持合作。也就是说，萨卡什维利这个看似毫无道理的举动，在一个关键时间点上大大地减轻了美元的压力。美国人才是整个事件真正的受益者，而最直接的受害者则是格鲁吉亚的普通百姓和在战火中送命的士兵。此番种种，恐怕不是用巧合可以解释得通的。

死亡进行时

就笔者看来，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东欧剧变可能是20世纪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场悲剧。首先，对苏联而言这无疑是灾难性的，西方先前承诺给叶利钦们的援助几乎无一兑现，俄罗斯从西方国家手里得到的援助远不及波兰和乌克兰。1993年冬季，俄罗斯因为粮食危机已经面临要饿死人的威胁，而在这个时候，副总统鲁茨科伊竟还在盘算着如何利用即将到来的危机向叶利钦逼宫夺权。所幸的是，当时中国政府承诺在两年内以不高于加拿大离岸价格，每年向俄罗斯提供500万吨共计价值4亿美元的玉米，这满足了俄罗斯生产“人造肉”罐头和饲料原料的需求，危机方才得以缓解。和苏联时期比较，现在俄罗斯人的人均寿命减少了十年以上，出生率从苏联时期的14％～17％锐减至8.3％，死亡率由苏联时期的8％～12％增至14.7％，最高时达15.7％，俄罗斯平均每年减少人口达100万——按照国内某些学者的逻辑，也可以说俄国的改革派和民主人士们干掉了数以千万计的俄国人。与此同时，包括俄罗斯在内大量东欧妇女迫于生计而沦为娼妓。在当时，西欧各国的色情业的平均价格因为东欧妓女的大量涌入而被大大地拉低，以至于本土妓女上街抗议“她们的东欧同行”搞“倾销”——对苏联和其他前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来说，这绝不是一个让人听后乐得起来的笑话。

和很多文章里所提到的不同，在笔者看来，并非是苏联的经济问题引起的这场悲剧，恰恰相反，是苏联解体本身制造了苏联地区经济的悲剧。很多文献都曾将联盟解体的原因归结于苏联后期经济增长缓慢，但是需要指出的是：首先这个“缓慢”是相对于1975年之苏联GDP4％～8％的增长率而言的，而同期美国的平均值则为3.3％。1975年之后，按照反共专家布热津斯基《大溃退》一书里的说法，苏联经济增长常年低于5％，可问题是经历了“平成战败”的日本有十年时间干脆是处于停滞状态，美国大萧条时期也曾有过负增长，但美日政府现在都还活得好好的，而且在1975年经济增长趋缓时，苏联人民的消费额增速是在加快的，换句话说苏联在当时已经开始逐步扭转高积累低消费的情况了。事实上直到1990年年初，苏联经济依旧是正增长，逆增长是当年夏天开始的——原因上文里提到过，俄罗斯共和国在叶利钦当选总统后开始人为地破坏计划经济体系。还要说明的是，苏联时代GDP和GNP的计算是不算第三产业的，计划经济体制里不存在金融操作这样的虚拟经济成分，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里，制造业对GDP的贡献通常只占20％～30％，其余都是金融及服务业。

叶利钦接受西方经济学家开的药方——休克疗法，结果带来了一堆寡头，普通百姓却没有得到什么利益。相比之下，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要稳得多。

对苏联的经济而言，应该说1991年前后的动荡只是让国家经济“休克”了——国家的动荡影响的实际只是分配环节。苏联范围内，工厂、设备等等都还在那儿放着，工农业生产能力完全是可以满足人民生活需求的，真正的问题出现在后面，苏联经济的“死亡”是一个持续了很长时间的过程。

开启苏联经济“死亡”的第一步是联盟解体。苏联工业体系的特点在于各个地区分工高度专业化，往往一个小城镇只负责一种配件的生产，其余生活物资都从外面调配，一架图-154客机，上面的零配件来自十几个加盟共和国。笔者所生活的城市就是20世纪50年代由苏联专家负责规划的，所以对此有着比较清晰的认识。市内最初一共三个区，轻工业、重工业、生活三样分得清清楚楚，三个区之间留出了大量空余土地以备今后发展——至今市区中心尚有8平方公里的草原。这种高度专业化的分工可以极大地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同时可以比较平均地在国内各个地区实现普遍的工业化，保持国内均衡发展。随着联盟的解体，各个加盟共和国虽然手里都拥有大量苏联时代的工业遗产，但是他们的工业体系都是残缺不全的，就像是一家里几个兄弟分家，把一辆完整的汽车拆成一堆零件，然后每人拿几个，结果就是谁也没有车坐，零件只能当废铁卖了。

第二步则是由“私有化”而导致的“去工业化”。在与邓小平南方视察差不多同一时期，俄罗斯也在搞他们的“有俄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俄国人的步子要比中国大得多，当时的俄罗斯总理盖达尔炮制出了一个“跑步进入市场经济”的“500天计划”，60％的国有资产都被以“股份”的形式平均分配到每个公民手中，而在当时的恐慌情绪之下，大多数老百姓自然是不会考虑如何经营这份“产业”的，他们需要的是尽快把手中的资产券变现，兑换成外币、黄金，甚至是面包，然而这种行为却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恐慌。很快，那些国有资产集中到了少数“寡头”手中，苏联4万多家国企，除了利润丰厚的能源、传媒等产业外，其他产业都被转卖或是废弃了。因为经营这些产业是要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的，而且苏联时期基础产业的立足点是考虑如何支持国民经济的稳定运行，是否赢利则另当别论（譬如在远东修铁路，从国家战略角度说是正确的，但从资本家获利角度说是不正确的），这对急功近利的资本家而言是无法容忍的，于是大量“拆了大楼卖钢筋”的事情就出来了。当时大家都在搞工业化，苏联却在“去工业化”，制造业越来越单薄。在戈尔巴乔夫上台时，苏联工农业总产值年增长率仍旧在6％以上，苏联和华约国家的重工业出口约占整个世界出口量的38％【1】，军工出口约占50％，石油天然气及其附加产品约占18％，贵重金属（含有色金属）及其产品约占40％，民用航空和造船业出口约占25％，化工产品出口约占30％；苏联自己的民用船舶总吨位就占据世界第一，捕鱼量也连续多年占世界第一；煤炭工业产量和出口量也一直高居世界榜首。那么苏联解体之后呢？举一个简单的工业指标——汽车年产量，2009年时俄罗斯的汽车年产量是140多万辆，尚不及印度，仅仅是中国的10％，而钢铁产量是5900多万吨，差不多也是同年中国的10％。到2007年时，俄罗斯GDP到了1.2万亿美元，达到了苏联解体前的水平——联盟解体曾使得苏联境内GDP减少了45％，这的确是一个不小的进步。但是要注意的是，这里提到的是GDP而不是工农业生产总值，这只是说明俄罗斯境内资本流动的量很大，至多意味着增加了一部分就业岗位，而“去工业化”的进程其实并没有被逆转，苏联时代的GDP是搞工业搞出来的，而现在的GDP是靠卖石油卖出来的——2007年GDP大幅增长主要得益于当年石油价格大涨。在评论鸦片战争时我们常常会说，当时中国的GDP虽然是第一，但这是生产瓷器、丝绸的GDP，而英国的GDP则是生产枪炮的GDP，在这里其实是一个道理。

不只是设备和厂房不断被废弃，工业方面的人员培养也出现了可怕的断层——俄罗斯目前除了能源以外，在国际市场上能拿得出手的大宗商品只剩下了武器装备，而俄罗斯军工系统从业者当时的平均年龄已达到56岁，总工程师多数都是一群八九十岁的老人在担任，第二梯队是不存在的，一旦这一批人故去，俄军工行业将面临无人可用的局面。即便是现在，无论是苏霍伊、米格战斗机还是T系列主战坦克，基础设计都是在苏联时代已经完成的，后期俄罗斯的工程技术人员所做的只不过是在这些原始设计上逐步加以升级改进，或者是将当初已经接近完成的项目在降低技术指标后加以完成，1991年以后完全从头开始研发的项目几乎是没有的。换句话说，如今的俄罗斯军工行业其实是在吃苏联时期的“老本”，它的原发性设计能力基本上已经被废掉了，俄罗斯现在能成为世界第二大军火出口国只能说明苏联时代工业的强大——靠一堆残缺不全的残骸都可以让一个俄罗斯支撑近20年，而且后面还能再撑一段时间。再拿苏军的短板——海军来说，联盟解体前夕，苏联已经下水两艘6万吨级的常规动力航母，其中一艘已经开始海试，另一艘7万吨的核动力航母也已经完成过半。如今，俄罗斯国内所有的船厂都不具备建造2万吨以上军用船舶的能力，2010年时俄罗斯需要与法国签订协议，购买法制的两万吨级“西北风”级两栖攻击舰。

不光是对苏联人民，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民而言，东欧剧变同样未必是一件好事情。当然，最起码对中国而言，苏联解体意味着来自北方的地缘威胁几乎可以说是永久性地消失了，中国还从苏联地区以极低廉的价格得到了大批技术、设备、科研人员以及各类资源。但是必须看到的是，东欧剧变也意味着人类探索有别于资本主义的新的生活模式的进程遭遇了重大的挫折，这是事关所有人的一件事情。而对世界格局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世界政治军事格局和地缘政治均势的两极体制至此被完全打破了，美国成为全世界唯一的霸主。同时，这也意味着资本扩张的制衡因素不存在了，之后的一系列大事件——包括现在的全球经济危机，可以说都是发端于此。

昨天的战争

必须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长期以来阿富汗战争对苏联的影响被国内的媒体夸大了，而同时战争爆发的大背景往往又被这些媒体所刻意忽略。

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随着东西方阵营攻守之势开始对调，苏联在中亚方向开始面临越来越严重的压力，西方国家与苏联内部的民族分裂势力相互勾结，同时在沙特的支持下，泛伊斯兰主义也在向中亚地区渗透。阿富汗则是屏护苏联中亚几个共和国的外围防线，如果失守，则会成为西方势力向苏联中亚地区渗透的一个跳板。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苏军从阿富汗撤离之后，中亚、高加索地区的国土随即开始分崩离析。

苏军在阿富汗也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狼狈不堪，从1979年12月25日到1989年2月15日苏军在阿富汗共驻扎62万人次，最多时驻扎10.4万人——这里面包括了红军、克格勃部队、内务部部队及非战斗人员。苏军在阿富汗阵亡14453人（苏军公开的伤亡数据是13836人），417人失踪或被俘，另有469685人次伤病。与之相比，美军在越南战争期间，出动兵力达百万人次，死亡5.6万人，受伤30.4万人，2000多人失踪；南越军队死亡13万人，受伤50万人；韩国军队死亡4500人；澳大利亚军队死亡500人，2400人受伤；泰国军队死亡350人；新西兰军队死亡83人。两相比较之下，苏军在阿富汗的表现其实要好于美军。

被媒体吹得神乎其神的毒刺导弹是否改变了阿富汗战场的态势呢？战后美国军方承认他们大约提供了约1000枚毒刺导弹，其中有部分被巴军方截留，有部分被苏军缴获，还有一部分被阿富汗的“自由战士”们转卖到了武器黑市，真正用于作战的不会超过70％。毒刺导弹主要针对6000米以下航速较低的直升机，苏军在整个十年战争中损失固定翼飞机118架，直升机333架——其中约150架因为气候、事故坠毁。1989年2月2日夜，苏军第50飞行中队的格洛夫诺夫上校飞行员和他的战友在低空侦察攻击路线的行动中阵亡，他们的直升机是在阿富汗战争中被击落的333架直升机中的最后一架，但是那是12.7毫米机枪火力网的功劳，与毒刺导弹无关。与之对应的，美军在越南战争中面对没有毒刺导弹的北越军队，损失了直升机1000架，固定翼飞机1500架。按照战后统计，反政府武装操作毒刺的命中率其实不足40％，靠一型便携式防空导弹改变阿富汗战争之说，只不过是西方媒体制造的又一个神话而已。

阿富汗战争10年中，苏军最精锐部队和战略武器仍旧部署在欧洲战区，中苏和中蒙边界部署的百万大军也未抽调一个连到阿富汗，10年共计200亿美元的对阿援助还不如苏联一年石油的销售收入多——苏联为举办奥运会还花掉了近60亿美元。苏联军方内部对阿富汗战争有不同的见解和看法，但根本不存在什么反战情绪，参加过阿富汗战争的很多苏军军官日后都成为俄罗斯政坛军界的领军人物，战争经历恰恰是他们的政治资本。

而苏军也并非是西方媒体所宣传的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强大的思想政治工作和杰出的组织能力是所有共产党国家军队都具备的。苏联政府为阿富汗老百姓提供了医疗、教育、住房、交通及现代国家的基础建设，这些是现在驻军于阿富汗的西方国家所从未做过的。为了避免平民在交火中伤亡，在战役开始之前，苏军往往会先建好居民点、医疗点、饮食点以及取暖点来安置平民。苏军政委还需要带领工作队，把开战通知送到部落首领手里，劝说老百姓不要出门。这些都是客观事实，是必须承认的。与之相对的，由西方所支持的塔利班、北方联盟这些反政府武装和我们抗战时期的游击队完全不是一回事，他们常常会利用平民，甚至是妇女和孩子做人肉盾牌，如果谁出去躲避战火，就要杀死他的全家——这绝不仅仅是一句威胁。最可笑的是，这些曾被西方国家誉为“自由战士”的武装分子中的一部分，后来策划了著名的“9·11”事件，转而成为令西方世界咬牙切齿的“恐怖分子”。

事实上这一时期的阿富汗革命政府本质上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是进步的，当时它的确在引导阿富汗社会走向世俗化，并开始进行土地改革（正是这些举动触及了宗教势力和部族势力的利益，而使他们开始和西方国家合作），这一点同样是无法否认的。当然，当时的阿政府做出了一系列脱离国情的事情，这也是不能否认的。苏军在一个主权国家内用兵，并干掉了人家的国家领导人，本质上和越南战争中的美国人别无二致，这同样是不能否认的。

苏军撤军之后，纳吉布拉领导的阿富汗政府仍旧坚持了三年，直到戈尔巴乔夫断绝了苏联对阿富汗政府的援助，阿政府的抵抗才最终宣告失败。一个初具雏形的社会主义国家由此又倒退回了宗教专制、封建割据的社会形态，女孩子们再一次不能去上学了，老百姓的生活中只剩下了内战、贫困、宗教和毒品。

回望车臣

现在的俄罗斯车臣共和国是俄联邦的89个联邦主体之一，位于俄罗斯北高加索捷列克河沿岸，北与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为邻，南与格鲁吉亚共和国接壤，东靠塔吉克斯坦共和国，西部是北奥塞梯共和国，面积1.5万平方公里。

车臣民族祖居高加索山区，15～16世纪金帐汗国解体之后，开始向平原地区迁徙，并开始信奉伊斯兰教，属逊尼派。车臣民族与俄罗斯的渊源始于18世纪初，俄国正在彼得大帝的统治之下。俄国的崛起与扩张几乎是同步进行的，当时的俄国以东正教保护人自居，宣称自己“有义务保护东正教国家免遭穆斯林的入侵”。具体来讲，这包括两条战线：向西，以帮助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和希腊人挣脱奥斯曼土耳其奴役的名义，进入巴尔干半岛；向南，则借帮助格鲁吉亚人和亚美尼亚人反抗波斯人的入侵的机会进入高加索地区——1795年，波斯人攻陷第比利斯，沙俄军队要援助格鲁吉亚人，就必须穿越车臣人的领地。

在这一背景下，沙俄进入车臣地区。1785年，车臣宗教领袖乌苏尔马率领车臣人、卡巴尔达人和卡尔梅克人与俄军展开激战，最后以失败告终。而在19世纪初至50年代，沙俄又与车臣人进行了长达半个世纪的“高加索战争”，直至1859年，当地宗教领袖沙米尔被俄军生擒，车臣才并入沙俄版图。19世纪70年代，沙俄与奥斯曼土耳其再次开战，车臣人也闻风而动起义，又一次遭到镇压。

而在苏维埃时代，车臣民族与俄罗斯之间的积怨并未消减，反而进一步地加深了。平心而论，这和苏共的一些失误以及错误是分不开的：20世纪20年代末，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开始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加速推进国家工业化进程，在全国强制推行农业集体化运动，并划分成分。在俄罗斯地区，一般的贫苦农民是养不起马的，而车臣族由于从事游牧业，几乎家家户户都有马匹。由俄罗斯族工人组成的工作队，往往把有马的车臣人统统划为“富农”——不但没收财产，还要消灭掉。这种荒唐的做法激起了车臣人的普遍反抗，据统计，从1929～1935年，车臣共爆发了286次反抗建立集体农庄的事件。

在随后30年代肃反运动中，车臣民族的许多干部和知识分子同样受到迫害，这就又进一步加深了车臣人对苏共和俄罗斯人的民族仇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车臣人的这种民族情绪被德军所利用，纳粹许诺给予车臣人充分的自治权利，从而得到了一些车臣部族的支持，部分车臣人成立了一个“高加索兄弟特别党”，与德国人合作。

这部分车臣人在德国占领期间的表现，激怒了苏共高层特别是斯大林本人，使之最终迁怒于整个车臣民族。1944年2月苏联政府强行将车臣人全部迁往哈萨克斯坦、中亚和西伯利亚，这一迁徙过程，导致了大约有三分之一到一半左右的车臣人死亡。在流放地，车臣人与当地居民隔离居住，每月要到内务部门登记，出远门要请示汇报，不允许开办用车臣民族语言教学的学校——实际等于被剥夺了公民权利。斯大林去世之后，直到1957年，苏联政府才宣布为车臣—印古什民族平反，恢复其自治共和国的建制，并允许车臣人返回故乡，为了给予车臣人补偿，又把捷列克河以北的非车臣人聚居区划归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但是这些举措并未完全弥合民族间的情感裂痕。

车臣问题的另一面则源于车臣人的民族特性：民风剽悍，不事生产，至今甚至仍保留有“血亲复仇”的传统。在并入沙俄之前，车臣民族仍然是原始的游牧民族，其社会构成还处在原始的氏族阶段，社会结构是建立在家庭、氏族或部落基础上，四分五裂、凭实力火拼是那里的常态。不当的民族政策又使得车臣人对国家缺乏认同感，使之始终没有融入真正的现代社会，反过来，这种民族特制又加深了其与俄罗斯人的隔阂，一个死循环就此产生。

20世纪80年代初，苏联内政问题开始凸显出来。如前述，车臣人存在不事生产的民族特性、原始的社会结构以及过高的出生率，导致车臣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车臣人均受教育程度都比较低，且这一地区的失业现象特别严重，他们维持生活的费用90％要依靠政府的预算拨款，至1991年，车臣人的失业率达30％——同时期全苏失业率还仅是个位数。这就使得车臣人容易受到极端分子的煽动铤而走险，而此时的苏共中央已经无力顾及这一问题了。

联盟的解体，最终引爆了这颗“不定时炸弹”。车臣分裂始于1990年，在“8·19”事件之后，民族分裂势力开始公然冲击苏共政权机构，而苏联的激进“民主派”们此时对于反共已经达到了一种歇斯底里的程度。当时叶利钦曾赞许杜达耶夫是“山区里的叶利钦”，而为了避免被扣上“压制民主”的罪名，包括克格勃在内的苏联各强力部门事实上都只是在袖手旁观，原本可以在初期压制下去的小规模分裂活动至此开始演变为一场灾难。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所谓的“车臣总统”民主选举，将所有的非车臣族裔全部排除在外。即使这样，在武装分子的监视之下，杜达耶夫的得票率也仅仅是12％，但他仍顺利“当选”。

车臣虽然只是处于里海与黑海之间的弹丸之地，但却是进出高加索的咽喉要道。它的地下蕴藏着丰富的石油资源，从中亚向欧洲输送石油的管道同样也必须经过这里。长期以来，能源产品是俄罗斯除军火外在国际市场唯一能拿出手的商品。因此，牢牢控制住车臣无论是在沙俄时期还是苏联时期都始终是基本国策。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激进“民主派”们正在忙于架空联盟中央，通过《俄罗斯联邦主权宣言》。1990年8月，刚刚当选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的叶利钦，来到俄罗斯联邦的鞑靼斯坦自治共和国视察，在那里他发表演说，鼓励鞑靼斯坦“尽可能地争取独立”，这实际上是想通过地方领导人的手暗中破坏戈尔巴乔夫为缔结新的联盟条约所做出的努力。叶利钦还曾经公开煽动说：“地方能吃下多少主权，就拿走多少主权！”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当时的叶利钦嘴上虽然仍坚持维护车臣主权的原则，但其具体实施则是非常软弱的，甚至可以说是在推波助澜。在与分裂势力的谈判中，联邦政府一味地妥协：承认了杜达耶夫的总统地位；以方便拨退休金的名义，对车臣银行的账户解除冻结；车臣还得到了给自己的公民颁发护照的权利；在1992年5月格拉乔夫甚至命令北高加索军区把一半（实际则是95％）的武器装备移交给了车臣武装，其中甚至包括最先进的俄军中都不多见的T-80坦克。1992年5月25日，杜达耶夫与俄联邦代表斯特罗戈夫中将签署了《关于撤军和车臣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分配财产条约》，据此，联邦一切行政机构全部撤出车臣。俄罗斯除了在名义上没有认可，实际上已经完全承认了车臣独立，车臣因此获得了事实上的独立国家地位。

但是，由于车臣民族原始的社会体系，这里并未真正建立起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体系，更遑论“现代民主国家”，宗教和民族极端主义的统治使这里看上去更像是塔利班制下的阿富汗，种族清洗迫使多数非车臣族裔选择出逃。比中国北京市面积还小的土地上竟然是军阀割据、派别林立。而由于车臣民族不事生产又崇尚武力，其对周边地区的犯罪活动始终未停止过：伪造汇款单、以半官方性质造假币、盗窃石油产品、抢劫过往列车以及劫持人质，勒索赎金，这些竟是车臣资金的主要来源，在一些地区甚至还存在奴隶贸易。或者说，车臣事实上的独立并未使俄罗斯的利益不再遭受损失。另一方面，俄罗斯国内政局在1992年后逐渐趋于稳定，同时，为了恢复国家经济，石油出口问题变得异常重要，车臣既是石油产区又是通道，同时车臣分裂势力还威胁着整个高加索地区的能源战略布局，在这种背景下，1994年12月，俄军兵分三路开进车臣境内，当时国防部长格拉乔夫曾自信地说：“只需一个空降营，几天就可拿下格罗兹尼。”

这种自信最终被证明是毫无根据的，数年的动荡极大地折损了俄军的战斗力——苏联解体后的原苏军及其庞大的武器装备，被各个加盟共和国疯狂地瓜分掉了，俄罗斯军队虽然继承了苏联军队的主要遗产，但俄军面临的首先就是经费的匮乏，常规武装力量一直处于训练不足、兵员不足、给养不足的严重状态，更重要的是由于过去强大的政工体系已经荡然无存，士气因此低落到了极点，取而代之的是军中高层派系林立，互相牵制，基层军人为了生存甚至于变卖武器弹药，走私贩私，向间谍组织提供各类军事情报。一句话：俄军和苏联红军其实已经是完全不相干的两个物种了。即使从俄罗斯的整个历史来看，它的军队也处于俄罗斯有史以来最悲惨的时期。在车臣战场上，从高层到基层一系列的匪夷所思的低级错误导致俄军损失惨重，12个月内数千官兵以及2万多平民在战火中丧生。

另一方面，车臣问题始终笼罩在西方国家的阴影之下——美国出于巩固全球霸权考虑，而西欧则在历史传统上对俄国一直心存忌惮。具体来说，除了暗中资助车臣非法武装、在外交场合向俄政府施压外，由美国主导的始于冷战时期的低油价政策也仍然在继续。正是长期的低油价，破坏了苏联的国际收支平衡，加剧了其国内市场的通货膨胀，最终使得联盟走向解体。而在车臣战场上，还活跃着众多西方背景的“雇佣军”和“志愿人员”，同样，本已被“休克疗法”折腾得奄奄一息的俄罗斯经济，在低油价的打压下开始走向崩溃，车臣战争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影响——造血机能正在枯竭，让一个伤口持续流血显然是不能接受的。最终，虽然车臣非法武装遭到重创，杜达耶夫本人也被炸死，但是俄军仍在苦战一年之后无功而返。

第二次车臣战争，从宏观角度看仍然决定于能源这一因素：一是俄罗斯围绕石油生产、出口的安全诉求没有改变；二则是由于20世纪末，美国为打击欧元开始频频插手中东、中亚事务，导致上述地区动荡，国家油价迅速上涨，在这个背景下，以能源为主要出口商品的俄罗斯得以恢复元气，并且自科索沃战争后，美欧之间逐渐出现裂痕，同时中东的动荡局势使得西欧在能源问题上开始有求于俄国人，俄罗斯的外交活动空间开始增大。在这一大环境下，1999年8月，俄罗斯抓住车臣叛军入侵临近的塔吉克斯坦共和国这根导火索，发动了第二次车臣战争。2000年2月初，俄军最终以阵亡官兵1173人的代价，击毙叛军约1万人，恢复了对车臣地区的控制，取得了战争的全面胜利。但是，残余的车臣叛军化整为零，逃进山高林密的高加索山区，仍然可以从包括基地组织在内的国外势力那里获得援助。2004年俄罗斯境内一系列的恐怖袭击便是出自这些人之手。

注释

【1】经互会严密的组织体制决定了有时需要将它当做一个整体来看待，事实上东欧剧变的起爆点正是“波兰危机”。当年波兰的动乱导致原本由它负责的粮食生产无法进行下去，而美国对华约国家的粮食禁运进一步加剧了这一危机，而这又导致了苏联等国家经济运转异常，进而为戈尔巴乔夫的“政改”提供了借口。

从经济珍珠港到平成战败

历史在某些时候，总是会存在一些惊人的相似之处。20世纪30年代，日本借助美国的石油、橡胶和钢铁开始了自己的扩张，妄图依靠暴力在远东建立起一个日元圈子，而最终的结局则是日本为美国做了嫁衣。

在40年之后的20世纪80年代，日本再次企图借助美元的货币霸权来建立起有自己主导的日元经济圈，而历史在此则非常残酷地又一次重演了……

日本战后经济崛起

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全世界都笼罩在一种“向右转”的氛围之中，代表左翼的共产主义运动开始走了下坡路，苏联以及东欧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内部都在变质和瓦解。虽然此时的美国依旧可以让人感受到咄咄逼人的压力，但问题同样出在内部——“北约国”的内部。而与此同时，在经历了70年代初石油危机的重创后，西德和日本的经济再次站起来了。

这里我们主要说日本。可能和很多人的印象不一致，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的日本并非是“一夜回到解放前”、已经“一穷二白”了，它的工业底子还是保留了很大一部分的，更重要的是还保留着庞大的产业工人群体和社会动员体系，这是国家工业化的种子。不过当时的日本的确是经历了很长时间的经济萧条期，这主要是由于日本自甲午战争开始形成的殖民地经济体系完全崩溃了——原材料与农产品来源地随着战败被剥离掉了。

美国最初曾有把日本改造成一个农业国的想法，果真实现的话，今天的日本经济充其量也就是新西兰或澳大利亚的水平。但是，后面的历史显然没有随着美国的愿望而发展，因为冷战开始了。为了在远东地区应对苏联和中国，美国不得不选择重新武装日本，使其重新工业化，于是就有了“道奇路线”【1】，这是战后日本经济得以重启的根本原因。我们常常提到的朝鲜战争的因素，起到的其实只是一个“激活”的作用。

美国不但给日本人松了绑，在资金技术上还加以扶持，连日本的国土防卫也用驻日的方式由美军代劳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政府其实一直希望日本人加大国防上的投入，以减轻美国的负担，但日本政府就是不干。有了这样一个合适的大气候，日本先前留下的“工业化种子”很顺利地就开始“生根发芽、茁壮成长”了。1956年“神武景气”的到来，正式标志着日本战后经济开始腾飞。这里还要说一句题外话，某些媒体经常会拿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和日本加以比较，说：当时中日经济相差无几，而后人家日本却开始腾飞了云云。问题是这个所谓的“相差无几”仅仅是指几个纸面数据，实质上日本战后留下的现成的各类设施、产业工人、组织体制等等都是中国所从未具备过的，是需要那时的共产党白手起家去建立的，而那时日本所处的外部环境也是中国所无法比拟的——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要举国勒紧裤腰带还苏联的债，而日本对华的战争赔款，美国政府一施压，退到台湾的国民党当局就宣布放弃了（日本对华战争赔款和外蒙古“独立”原理上差不多，之前回旋余地都已经被国民党政府给弄没了，两盘死棋到中共手里后，前一个换来了日本对华无息贷款，后一个则促成了苏军撤出东北）。

言归正题。凭借已有的底子和优良的外部环境，从1956年开始一直到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之前，日本经济以年均9.8％的速度连续19年高速增长。1955年日本GDP为美国的6％，西德的56％，到1966年就超过了英国，1967年超过法国，1968年超过德国——从那年开始一直到2009年，日本的GDP一直居于世界第二。

不仅仅是经济总量在增长，在劳动生产率上，1951到1979法国与西德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是4.5％，美国是3.2％，而日本高达8.9％。这个数据背后反映的是一国在技术上的进步程度——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日本一共用了15亿美元就从欧美获得了如果自行从头研究需要花费1500亿～1800亿美元的技术，这同样得益于冷战，对如今的中国而言，这种好事是想都不要想的。

日本战后经济的崛起

日本二战后在一片废墟上发展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被视为经济奇迹。然而“奇迹”也只能是建立在客观条件的基础之上的，而这些条件中有一些则是日本所无法左右的，这就决定了它后面的宿命。

除了基础和外部环境这两个“硬件”之外，日本的经济腾飞还得益于其“软件”。在大批引进国外技术的同时，日本政府针对外国的同类工业品建立了极为森严的非关税贸易壁垒——也就是说，不再通过税收等经济途径间接限制外国商品，而是直接动用行政或法律手段。在经济体制方面，日本经济其实搞的是一种“举国体制”，在效果上和社会主义国家搞的国家资本主义是比较接近的——都是“全国一盘棋”，资本家们在政府的协调下抱团去和欧美“鬼畜”们竞争。在技术领域，还可以集中力量在重点方向搞攻坚。当然在具体机理上两者是完全不同的，日本的举国体制是通过大公司间交叉持股以及公司和银行交叉持股来实现的，这等于把资本家们的利益连到了一块，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除此之外，在生产组织中日本搞起了“有日本特色的资本主义”——逐步在企业里建立终身雇佣、年功序列与企业工会三项制度，亦成为“三神器”。这三项制度加上成熟完备的福利体系最大限度地维护了工人的利益，在保障了社会稳定的同时，也极大地调动了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在笔者看来，日本或许应该算是最“像”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之所以会这样，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并非资本家们的本意，而是由日本所处的地缘政治环境决定的——它正好处在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的交界处，挨着苏联和中国两大社会主义“辐射源”，再加上大批在华的战犯被改造后重新回到日本，一里一外使得当时的日本社会“向左偏”的趋势可能还要大于欧美。那个时候左翼青年们举着毛主席的画像上东京大街上游行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当时留下来的照片里要是背景里没有日文，一不留神就会当成是在中国拍的。换句话说，这种“有日本特色的资本主义”出现的原动力来自于左翼政治力量的斗争，这和美国罗斯福新政产生的背景是一样的。

把日本经济的崛起（而非日本的崛起）放到同一时期的世界大格局里来看，如上一章里所指出的那样，这其实是欧美国家产业输出的结果，实质就是日本在前文提到过的美国所主导的“金字塔”体系里，从“塔基”一步步跳到了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层”。资本越来越国际化，各个国家在分工体系里开始变得日趋专业化，欧美国家开始主攻“钱生钱”的虚拟经济，把实物生产这种脏活累活都抛给日本人去干了，这是这套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发展的必然结果。但这说的是大势，在具体的时间，对具体的人或集团而言，这个过程并不一定是一件轻松的事情。这种产业转移是金融资本所乐于见到的，但对当时欧美制造业的从业者来说则是一场灾难。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正处于战略收缩阶段，由此不得不进一步放松对日本经济的压制，以此为契机日本先是实现了对美国的贸易平衡，进而在80年代彻底在美国本土击垮了美国的家电业，正式对美国建立起了出口优势。到1986年日本泡沫经济开始前，日本在家电、汽车和半导体生产领域都在世界市场上获得了有利地位，当时日本的GDP占世界总额的15.3％，相当于美国的一半，超过了欧洲第一、第二经济大国——德国与法国的总和。至1983年，日本在当时决定未来产业发展方向的159项技术领域中，同时领先于美国和欧洲的有39项，与美国相当的有38项，落后于美国与西欧的技术仅为19项。当时世界十大银行中有八家是日本银行——其中前三位都是日本的。世界五百强企业中日本企业占了244家，比如住友、三菱、丰田、松下、索尼、全日空、新日铁、新干线都是世人皆知。从尖端的特种钢、特种材料、半导体、大型电子计算机到传统的汽车、轮船、钢铁、电子产品、精密化工产品，到处都是日本制造的天下。光看经济指标的话，超越美国在当时的日本人眼里确实是一个可望亦可及的目标，石原慎太郎的《日本可以说不》就是在那个背景下写出来的。

在日本产品的冲击下，美国制造业不断地丢城失地（当然这里面也有美国奉行强势美元政策的因素），大批产业工人丢掉了工作，更多的人则是人心惶惶，议论着即将来收购自己公司的日本新老板。美国乃至整个西方舆论一片哗然，他们把日本再崛起看做是“第二次偷袭珍珠港”。美国国会议员公开骂日本人是“可耻的剽窃者”，高呼“爱美国就要买美国货”，甚至还当着电视新闻记者面当众砸毁日本汽车以示决心。那一时期西方国家不少文艺作品里都有嘲讽日本人的桥段——就像早先时候嘲讽犹太人那样。笔者印象比较深的是路易·德·菲奈斯主演的《夫妻市长》，里面的日本人具备了西方人眼中所有的关键词——剽窃、诈骗、偷窃等等，但是路易·德·菲奈斯扮演的市长兼资本家还得把他们奉为上宾，因为日本人有钱（购买力）。当时欧美国家看待日本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心态——非常不甘心，但还非常无奈，如今他们看待中国同样还是这种心态，而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雁型阵列

对日本来说，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历史与1930年至1945年的历史是极为神似的。

在20世纪的80年代，日本是东亚地区当之无愧的“经济发动机”。当时日本成功地完成了产业升级，进而开始通过输出次一级的产业，在东亚及东南亚地区建立起了日元经济圈，日本人称之为“雁型阵列”。

这个“雁型阵列”简单来说，就是美国所主导的“金字塔”体系的微缩版本。在这个小号的“金字塔”里，日本占据最顶层，出资金、技术以及管理层；韩国、新加坡和港台地区处于下一层，搞出口加工，接收日本输出的产业，提供廉价的劳动力——其实和后来中国的“改革开放”走的是一个路数；再次一级是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这些东南亚国家，提供人力和石油、橡胶、棕榈油这类原材料，在韩国、新加坡、港台地区开始产业升级以后，他们手中的低端制造业也被这些东南亚国家接手了。当年几乎被学者们天天提的“四小龙”、“四小虎”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同期的中国也可以看做是“雁型阵列”中的一部分。当时我国主要的出口产品——煤炭、石油、原木以及各种矿石，多数都是日本人购买的。20世纪70年代时大庆的石油产量自用尚绰绰有余，为了获得外汇，中国和日本签署了长期的石油出口合同，成了日本石油的重要进口来源地。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一跃成了石油第二大进口国，但同时还有少部分（这个量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并不算少）出口日本。再后来，中国又接受了“雁型阵列”里的最低端产业——主要是纺织品加工，不少乡镇企业就是这样产生的。

说到这儿有的读者兴许就会想：这个“雁型阵列”不就是鬼子的“大东亚共荣圈”嘛！仅从经济角度说的话，的确如此，连日本人自己当时都说，靠联合舰队没做到的事，如今靠商社做到了。更有趣的是，当时日本的这种经济扩张是得到美国人默许的，早在1951年签署《旧金山条约》时，美国在免除日本赔偿义务的同时，还同意日本可以把东南亚当做自己的倾销市场与资源补给地。美国的这种做法遭到了英国人的极力抵制，而且美英关于这个问题的争吵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深谙国际政治的英国人非常清楚，美国人这不仅是要在东亚为资本主义阵营建立一个桥头堡，更重要的是为了制衡西欧，否则美国没有必要如此无微不至地“关心、体谅”日本人。

说白了，美国的这一思路和20世纪30年代支持日本在远东搞扩张时别无二致，而这也预示了后面将是怎样的历史……

广场协议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美国经济“虚拟化”的是实体经济的停滞不前乃至于萎缩。如前文所说的那样，这首先是由于美国工业产业固有的问题，即在技术研发和产业化阶段有资本优势，但在后续跟进阶段中无成本优势，由于像诉讼、金融之类“为存在而存在”的第三产业，使得美国社会的生活成本始终降不下来。在这种情况下，面对西德和日本制造业的步步紧逼，美国实体经济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与此同时，靠钱就可以“生”钱的虚拟经济成为实体经济旁的一个硕大无比的黑洞，吸走了大部分的资金和人才——靠炒作赚钱如果太容易了，自然不会再有资本家去把钱投入到实体经济上去，而年轻人也不会愿意去选择这些没有前途的“夕阳产业”。此外，金融业等“炒作经济”的获利来自于波动，波动越频繁、越剧烈，则获利越大，80年代之后美国“股灾”频发与此有莫大的关系。而各种资产及原材料价格的不稳定，又会极大地影响实体经济，实体经济实力的下降，又会进一步影响投资人的信心，造成股市和期货市场更大更频繁的波动……对虚拟经济而言这是一个正循环，而对实体经济而言这却是一个负循环，这个循环如果一直往复下去的话，总有一天资本实体经济会彻底枯萎。

在这样的背景下，《广场协议》出炉了。美国无法把自己改得更好，但可以把别人弄得更糟——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的对外政策常常会是这样一个思路。1985年9月，日本和西德被迫在《广场协议》上签字，承诺日元（马克）对美元升值——在美国主导的“金字塔”里，日本和西欧是两个处于同一层级的经济体，而无论是日本还是西德，都存在国内市场狭小无法消化产能的问题，这样的布局可以让美国在和其中任一个国家进行谈判的时候，都可以以另一个作为筹码，逼迫对方进行让步。

除此之外，美国还可以直接干预日本政府的决策——两个国家原本在政治上就是不平等的。除了和日本财阀背景的政治家有利益联系之外，美国对日本的公务员系统渗透得可能更深，但是在日本，公务员体系和政治家事实上是接近于平行的两条线。譬如日本的“特别搜查部”，这是一个类似香港廉政公署的反腐部门。查处政治家腐败问题本是无可厚非的，但有意思的是，“特搜部”1947年成立是盟军司令部在麦克阿瑟的授意下一手操办的，人员最初都是原美国驻日领事馆的日本雇员。再看看他们曾扳倒的几个政治巨头——田中角荣、竹下登、小泽一郎，特搜部所侦破的案件中，反美政治家的比例远远大于亲美政治家，在日本国内一直传言，这个部门和美国中情局保有直接联系。

自1985年开始直到1995年为止，日元平均每年升值约5％，最终日元对美元升值接近50％。随着日元大幅升值，日本产品由于价格上涨在出口上的竞争力开始急剧减弱。出口受阻，那么很自然的，日本政府就需要去拉动内需。

日本政府拉动内需，靠的是货币政策——这其实也是最近两年国内很多学者所推崇的方法。具体一点说就是松银根、降利率，鼓励大家多借钱。那么效果如何呢？很遗憾，非常糟糕。但凡有过去银行贷款经历的人都应该知道：如果你越有钱，越不需要借钱，那么你就越容易借到钱，甚至银行会求着借给你钱，因为银行把钱借给有钱人，连本带利收回来是有保障的；而如果你越穷，越需要钱，你反倒越借不到钱，因为银行认为把钱借给穷人是没有保障的。一句话，金融资本家也是资本家，而且是最纯粹的资本家。而资本家或者说资本最基本的本能，就是去追求低风险、高回报。

这种宽松的货币政策最终导致的结果是，真正缺钱的普通人并没有多少机会去贷款消费，给国家贡献GDP，除非你去借高利贷——日本每年被高利贷逼到自杀的大有人在。像山口组这样的黑社会团伙很少打打杀杀、更不会去欺行霸市，看着非常“文明”，因为他们的主要业务是放高利贷，有了这一块的暴利，根本没必要再去犯别的事。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在日的美资机构也在做着同样的营生，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外资机构是合法的，可一旦日本金融机构涉足此领域则是非法的，这背后缘由不言自明。

而那些有钱有势力的集团则很轻易地就从银行拿到了钱。但富人们也不可能一天去吃30顿饭，他们不可能无限地去消费，由于出口受阻也不可能继续投资做实体经济，于是这些钱就统统地流进了股市和房地产市场，和海外流入日本的游资汇合一处，把日本的资产价格“炒到了天上去”，这个时间大概是在1986年。

所谓“炒作经济”，炒作的具体标志物是股票也好，是房子也好，是大蒜也好，对炒家而言本质上没什么区别，一样东西一旦开始被“炒”了，它的价格和其实际应有的价格就因此存在任何关系。但是，炒家们会关注他们所炒的这个标志物是否是人们生活所离不了的，越是必需品，供炒作的盘面也就越大，获利也就越大，而对普通老百姓而言，利益受损的面也就越大。

在富人们的带动下，在暴利的诱惑下，日本最终掀起了全民炒楼的狂潮——但凡有些经济实力的人都开始把钱投入到房地产中去，到1987年房价对比前一年飙升了3倍。到1988年很多投资人开始意识到房价存在泡沫，于是准备撤出投资，房价于是开始有了下降的趋势，随后地产商们通过连续炒作“地王”又硬生生地把房价拉了回来，这使得更多的投资人被吸引了进来，于是房价开始继续往上涨——这一幕想必对今天的中国人而言是不会陌生的。到1990年地产泡沫破裂前夕，仅东京的地价就已相当于整个美国的地价总和！而那些多数的、比较穷、炒不了房的日本人看到的则是工资不涨，房价却在猛涨，大伙自然就更不敢去消费而是愿意把钱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这就又进一步压缩了内需……

到了1989年，地产泡沫已经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一些文章里认为，是日本政府当时搞紧缩政策动作过于剧烈才引发了后面的崩盘，这种说法在笔者看来是过于片面的。以当时资金账目开放的政策环境，即便日本政府收紧银根，其国内的企业或基金随便在海外注册一个工具公司就可以拿到美元贷款，继续在日本国内炒楼炒股，更何况炒楼的资金还有很大一块来自国际游资，货币紧缩政策对它们没有作用。说到底，世界上没有不破的泡沫，而泡沫具体何时破裂，则取决于“庄家”。

真正的引爆点出现于1991年，已经赚得盆满钵溢的国际资本开始撤离，由于短时期内大笔资金抽离，日本房地产价格随即暴跌。苦苦挣扎了两年以后，1993年日本房地产业彻底崩盘，给银行遗留了高达6000亿美元的坏账。而长期以来，日本大企业与银行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银行与银行之间都是大量交叉持股的，大家连在一块，有好事是一荣俱荣，但出问题时也肯定是一损俱损。地产泡沫破裂不但沉重打击了房地产业，也将整个日本拖进了历史上最为漫长的经济萧条——长达15年经济停滞。

经济上的萧条，进而导致了日本政局的动荡。1991年到2000年10年内日本换了7个首相：海部俊树、宫泽喜一、羽田孜、村山富市、桥本龙太郎、小渊惠三、森喜朗。而内阁中各省的大臣的更换更是不计其数，频繁的权力变更使得政客们甚至连办公大楼的布局都来不及熟悉就得给后任腾地方。由此导致日本政府的实权开始从政治家手里转移到了公务员手中，政客走马灯似的换，而这些从“东大”（东京大学——日本公务员多数出自这里）出来的公务员队伍则是稳定的，政府要还想正常运行，客观上只能倚仗他们。大家不妨看看英国的情景喜剧《是，大臣》以及续集《是，首相》，日本的政治生态与里面所反映的其实差不多，首相和大臣们许多时候其实是被公务员们所架空的。按照现在的政治架构，由政治家组成的内阁们每天所看到的议案都是由公务员们在事务次官会议上挑选出来的，剩下的则直接由公务员们去处理。这样一来，其实谁做日本首相区别都不大，真正决定政局的是主持事务次官会议的几个事务副长官。2009年民主党上台后，鸠山由纪夫曾筹划建立国家战略局，名义上类似于首相的智囊团，而事实上是一个凌驾于各个省厅之上的机构。之所以要这么搞，就是为了从公务员手中重新收回权力，把他们从政治体系里剥离出去。这些是后话。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西德马克同样对美元大幅升值，升值幅度也到达了近50％。但幸运的是，到1990年两德统一了，当然这可能也是西德同意马克升值的一个原因。东德并入了西德，给后者提供了更为廉价的劳动力，德国的平均工资水平由此大幅下降，同时德国的内需市场也一下子扩大了一倍，这些都极大地抵消了出口受阻所带来的损失。

此外，德国人应对马克升值，着眼点并非是货币政策而是财政政策——德国政府称之为“平衡政策”。简单来说，就是原西德较富裕的州要向原东德经济落后的州做财政转移支付，也就是由中央政府出面，各个地区缩小贫富差距，让大家可以得到均衡发展，如此内需也就有了。德国在当时能顺利消化掉东德，使之成为自己应对货币升值的“战略纵深”，正是得益于它的平衡政策。说到底德国走的其实是“政府干预”的路子。与之对应的，被搞得哀鸿遍地的日本则恰恰是“市场主导”路线的忠实践行者，这才是二者最大的区别，而至于在具体“实践”过程中，日本人采取的是宽松还是紧缩政策，反倒不那么重要。

经济中途岛

《广场协议》可以看做是日本经济对美国由胜转败的一个标志，同时也是一个重要的直接原因，但是如果将《广场协议》以及这背后美国对日本非正常的政治影响视为唯一的原因，那最终推导出来的就只能是美国人的一个“阴谋”，而事实果真如此简单吗？

美国人的反击恐怕需要追溯到1986年前后。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政府对IBM与AT&T的分拆与限制垄断措施出人意料地出台了，美国IT领域一下子进入了群雄争霸的格局——和日本等国的其他行业情况不同，美国的IT业拥有垄断地位，换句话说，它不存在什么外部威胁。这种情况下除了自己人也就没什么对手了，进行一下自由竞争，搞搞优胜劣汰对整体行业来说的确是有好处的。

在激烈的竞争中，苹果率先在个人电脑领域打破了IBM在PC领域的独霸地位，到1981年苹果电脑就已经占领了美国PC市场75％的份额。1981年Intel推出了面向IBM的80286芯片，到了1986年Intel独立向市场推出了386芯片，芯片时代开始了。而与此同时，同为遏止苹果，为IBM扶持的微软公司逐步与Intel结成了著名的Wintel体制……随着克林顿推出“信息高速公路”以及“新技术革命”，新经济时代到来了。

日本人对此的反应则显得非常迟钝——在此之前，日本以及西欧在产业体系上赶超美国的一个“诀窍”在于：将手中数量较少的资源集中投入到可以立竿见影的应用型技术的开发上。也正由于这个原因，他们忽视了原发型技术的发展，而“新技术革命”恰恰基于后者。直到1991年世界范围PC保有量开始爆发性增长，日本还没有可以彼此兼容的电脑系统，日本公司还在以大型机为主导方向……当日本开始追赶时，围绕着信息产业的美国已经建立了全球分工体系，亚太地区四小龙成为美国信息技术产业的“二传手”，而不再是仅仅依赖日本技术与市场的“小雁”。这样的影响进而逐步扩散到了东南亚与中国内地地区，最终从根本上动摇了日本制造的外援基础。历史有时的确存在相似之处，日本经历了第二次“珍珠港事件”，而1986年至1991年则是它的“第二次中途岛”，其失败根源仍旧在于：日本人对于新变化缺乏敏感性。假如当时日本紧紧跟上了美国的步伐，那么后来日元升值反倒会随着产业升级进一步强化日本的竞争力，如果那样，后来的东亚格局将是什么样则未尝可知……

电脑芯片

在个人电脑出现时，日本表现出了莫名的迟钝，导致其丧失了新的发展机会，所以如今很难在电脑主板上发现日本芯片。

亚洲金融风暴

1989年1月7日（即昭和64年），天皇裕仁去世，其子明仁继位，自1月8日起日本改元为“平成”，故1991年日本经济遭遇重创通常称为“平成战败”。

在平成战败之后，为了重启经济，日本政府从1992年8月开始以追加预算的方式实施了十余次经济振兴计划。1992年到1999年，日本发行的普通国债约达142.28万亿日元，用于刺激经济环境的财政投资达125万亿日元，如果加上1997年以来为稳定金融秩序而投入的公共资金，总额将近190万亿日元，并使总国债余额占GDP比重从1993年的67.9％上升到2000年的135％。

然而，如此大量的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却并不明显。从横向来看，日本的地方就那么大，人口也就一亿多，国内消费的饱和线很容易就达到了；从纵向来说，日本的产业升级最终没有做上去，制造业满足资本扩张的上升空间也并不大。而且说到底，日本经济说崛起也好，说腾飞也好，都是美国所主导的那个“金字塔”分工体系内部的事情。从日本被纳入这个体系中的那一天起，它的发展空间四周就已经被预设了“玻璃墙”——对“金字塔”中除美国以外的每一个成员来说其实皆是如此，除非你可以打碎这个金字塔重新创建新的有利于自己的体系，否则发展到某一阶段必然会止步不前。

美国人在经济上默认甚至扶植日本崛起，很重要的一个考虑是要平衡西欧的影响。这就像一个深通权术的领导一样：始终让手下保持有两个比较有能力的下属，两个人必然要相互竞争，领导因此就可以获得更好的业绩，同时两个人相互牵制，领导又避免了被架空的危险。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根筋”的日本人一个劲地“低头拉车”，最终在1985年一脑袋结结实实地撞在了“玻璃墙”上，1991年以后开始“头破血流”——“领导”扶植手下某一派系的目的在于平衡，而不是为了让他取代自己。

大量的资金被日本政府投下去，做什么呢？想来想去只剩下基础设施建设了，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铁、公、基”。公路旁边再修公路，铁路旁边再修铁路，至于能不能用上就不去管了——如今日本人自己常常戏言，北海道的高速公路上能见到的最多的活物是狗熊。这些资金在基建相关产业流动了一圈以后就又没地方去了，资本家们于是就又没生意做了，于是新一轮的“经济振兴”就又开始了……【2】

这些资金你不能让资本家们一直存在手里，国内既然没地方花，就只能向国外流动。至于具体的用途，首先是购买国外的优质资产——各种矿产、股份、债券等等。1985年“广场协议”签署之后，日本在海外的净资产开始迅速增加，1986年达到1804亿美元，到2002年末日本的海外纯资产余额达14338亿美元，与1984年相比增加了18倍以上，譬如现在世界三大钢铁企业（淡水河谷、力拓、必拓）都有日资参股甚至是控股，除此以外，还包括中东的油田乃至中国的很多矿山。这些海外投资使得日本成为一个“食利”大国，但同时，日本这些遍及全球的资产又是靠自己的军事实力无法保护的，只能借助于美军才能保障这些投资的安全，于是它的海外投资成为给美国的质押物。海湾战争盟军的全部军费都不是参战国自己掏腰包的，买单的国家一共就两个，一个是德国，另一个就是日本，而且战争结束后科威特感谢的名单里压根就没有提到日本。

这些天量流动性资金的另一个去处就是投资美国，也就是购买美国的国债和股票，后来美国新经济搞得如火如荼，其中很大一部分资金便来自于日本，新经济泡沫破裂后赔掉的，很大一部分也同样是日本人的钱，美国人自己受损实际不大，但那些由海外资金喂大的巨型IT企业却实实在在地留在了美国。这样一来，日本事实上就成了美国的提款机。

这些留出资金的第三个去处，则是投资东南亚。仅仅在1995年到1998年间，流向东南亚地区的日元海外贷款粗略估算就有2600亿美元，当时东南亚国家由于大量资金的注入，经济开始高速发展，进入了“大发财”时期——像泰国这样的小国家，那时它的海军也有钱组建一个航母战斗群玩（从西班牙购买了一艘轻型航空母舰，中国则得到了6艘护卫舰的订单）。但东南亚国家实体经济的资本“容量”也终归是有限的，随着日元投资的不断注入——需要注意，除了来自日本的资金以外，还有来自国际职业炒家的“日元套利资金”。【3】随着海外资金的不断流入，东南亚地区的流动性开始由不足演变成充足，再进一步从充足变成了过剩。后面的事情基本就是日本的翻版，大量过剩的资金把所在国的房地产和股票价格炒到了天上，泡沫被吹了起来，最终在大得不能再大的时候被戳破了，东南亚国家多年积蓄的财富被索罗斯这样的金融大鳄席卷一空，时间是在1997年7月至1998年年底。以印尼为例，到1998年这个国家50％的国民沦为贫困人口，经济崩溃最终导致了苏哈托政府的下台和针对华人的暴力事件，并在1999年导致了东帝汶独立。

而与日本不同的是，东南亚国家没有足够的外汇储备，危机爆发后随即失去了国际支付能力——也就是没法再参与国际贸易了，这是这些国家所无法承受的。于是，由西方资本控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B）趁火打劫，以美元贷款为诱饵，迫使东南亚国家出让国家金融主权，将本国金融机构控股权交给西方。这等于说东南亚在被金融大鳄们劫掠了一把之后，又遭受了西方国家的第二轮洗劫。

至此，东南亚地区的制造业彻底跨了，这些国家沦落为美国的“金字塔”的塔基部分——只负责提供原材料；他们腾出的位置则由中国内地填补了上去，成就了“中国制造”；在产业链上距日本较近的韩国，由于地缘的因素没有被重新打回成“塔基”，但韩国经济成了美国的战利品——韩国几个主要的大银行（第一银行、外汇银行、韩美银行、新韩控股、汉拿银行）都被美欧资本控制了超过一半的股份，其中韩国最大的银行韩国国民银行70％的股份被外资控制；而同样曾隶属于雁型阵列中的香港和台湾，则借助大陆所提供的经济纵深和资金援助躲过了一劫。

对日本而言，“雁型阵列”在1998年以后已经不复存在了。日本企图摆脱美国自立门户的努力至此算是彻底失败了，日本只能再次完全依附于美国——虽然它的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2001年小泉纯一郎就任日本首相后，日本奉行对美一边倒的政策正是出于这样一个历史背景。

“枪杆子里出政权”

历史在某些时候，总是会存在一些非常相似的地方。20世纪30年代，日本借助美国的石油、橡胶和钢铁开始了自己的扩张，妄图依靠暴力在远东建立起一个日元圈子。然而事情并没有想象得那么美好，在借助日本人的手清除掉英、法、荷兰在远东的势力之后，美国人开始了它的收割行动——不单是东南亚、朝鲜半岛南部以及日本本身，如果不是蒋介石集团最后失败了，还要算上中国内地的大部分。它所依靠的，是建立在强大工业基础上的战争机器。

战后，日元逐渐地也成了国际流通货币，但是这种“国际流通货币”和美元本质上是不一样的。我们知道，一个国家内部，央行所发行的纸币能被所有人默认为流通货币，背后所依靠的说到底其实是国家的强制力。上海解放以后，资本家们曾扬言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资本家大肆倒买倒卖黄金白银，扰乱金融秩序，引起物价波动，妄图从中大发横财，之后再和政府讲条件——用纯粹的资本视角看世界往往是看不了多远的，这些资本家所干的其实就是在一套所谓的游戏规则之下玩花样儿。人民政府所做的，则是重新建立了一套体系机制，你那套剥削老百姓的“游戏规则”人家压根不会承认。结果政府上来直接就是专政手段，股市关掉，金银没收，投机倒把者送劳动教养。政府能做的这一点，根本上靠的是专政机关，再根本一点，靠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拨开一大堆繁琐的经济学原理，最下面最根本的原理只有一条——“枪杆子里出政权”。除非政权自己变色成了资本家的同盟军甚至是打工仔，否则靠几个资本家或是他们的经济学家玩弄数字游戏，无论玩成什么样子，都只能是造成短时间的混乱，只要设备在、厂房在、工人在，那么凭借手里的暴力机器政府就可以让一切归零，然后从头再来。

把视野放大到全世界，这个原理依然有效。美元在国际结算中的地位，归根结底同样是由美国可以全球投送的武装力量所确立的，这一点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表现得尤为明显。当然，肯定不能说每一笔靠美元结算的国际贸易都是在美国的刺刀下进行的，那样没有必要，美国人只要靠武力控制住某些关键节点就可以了。譬如石油，通过美军美国可以迫使中东的石油贸易结算只能使用美元，经过这个“节点”的放大作用之后，国际贸易中的70％就必须由美元来完成。日元也好，后来出现的欧元也好，现在开始要国际化的人民币也好，发行这些货币的国家的武装力量至少在目前是不具备美军那种实力的，不但不具备全球投送的实力，甚至连其周围一圈的地区也未必能摆平。

那么大家为什么会接受其他国际流通货币呢？一个原因是用这些货币能买发钞国的产品。但问题是，用美元也能买，不光能在这些个“经济圈”内买到东西，在圈外也能买到。更根本的原因是，其他国家持有这些货币，因为它们可以兑换美元。而可兑换的总量，就是发钞国的汇率乘以外汇储备。一旦超过这个上限，理论上这些货币就要出现贬值。也就是说，这些所谓的国际货币，其实是“美元本位制”货币。它们在海外的信用，是由美军而不是发行国自己确立的。

日元就是这样一种“美元本位制”货币。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曾经想借美元或者说美军的信用，逐步扩大日元影响，最终建立真正属于日元的经济圈——初期靠日本世界第一的美元储备让东亚和东南亚国家能够接受日元，等到时机成熟以后，再偷梁换柱，让日元登基。到时候美元做天皇，日元做幕府将军。为此日本做了不少努力：比如允许其他国家发行武士债券、购买海外资产、提供低息贷款、扩大海外投资等等。

其他国家有了日元储备，那么相应的，日本就需要开放金融资本市场。而只要本国海外系统建立在美元的货币体系上，借用美元的信用，那么在不排斥美元的同时开放本国金融市场，想防御金融危机是不可能的。如果本国货币企图玩美元影子的把戏，建立自己的金融帝国，就需要既不排斥美元也要开放本国金融市场。同时做到这两点，就相当于要对美国人使用美元发动的金融危机不设防。日本人打的这套算盘，其实和解放后的上海资本家是一个样子，下场自然也是一个样子。

对待日本人的这一举动，美国人的对策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一模一样：初期让对方放手去干，等建立得差不多的时候，再来把金融危机，连本带利一起收割回来。美国通过金融危机先搞垮了日本，后搞垮了东南亚。既然你的美元储备太多了，不知道怎么用了，我就收回来一部分吧——有美元存在，日元币值不稳时，人们肯定还会倾向美元。

要摆脱这一困局，归根结底必须要让本国货币在海外的信用由自己的武装力量来确立。枪杆子里不但出政权，同样还出铸币权。如果你的武装力量可以把美国隔绝在自己的货币经济圈之外，那么索罗斯们就相当于上海投机倒把的资本家，你就是专政机关，结果是不言而喻的，而如果不能，那么你就只能也必然被美国人“专政”。

上面说的是攻势，再说守势。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除了东南亚金融风暴以外，还爆发了墨西哥金融危机、阿根廷金融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三次金融危机。前两个和东南亚金融风暴的效果一样，在把这两个国家的财富洗劫一空之外，还获得了他们的金融主权。而俄罗斯的危机有点特别，1998年的时候的确损失惨重，但在1999年金融大鳄要“宜将剩勇追穷寇”时，俄罗斯宣布单方面延期偿付以卢布计价的内债和部分外债，并禁止银行兑现外汇承诺——说白了就是赖账了。之前把资金投入俄罗斯的大、中、小鳄们因此一个个赔得“血肉模糊”，譬如曾作为“劫收大员”在1991年苏联解体时大赚特赚的LTCM公司，先期把老本都压上了，结果导致其直接倒闭了。俄罗斯通过这种“非常不负责任”的行为，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损失，维护了国家的金融主权。当然，这个举动做得还是晚了，最初俄罗斯由于内部的原因还是在迎合西方，所以前期的大失血是无法挽回了——这也是当初叶利钦五易总理，并最终提前与普京交接总统权力的大背景。

西方国家的金融传统远比俄罗斯要深厚，他们拥有完备的金融体制、法规以及雄厚的金融（或曰“忽悠”）人才资源。但是，当话题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时，这一问题就不再会局限于单纯的金融操作。所谓“虚拟经济”，只有当其游戏规则被所有参与者所认同，并一直进行下去，那些变化的数字才会最终转化为实际的利益，否则，这些数字的变化将不存在任何意义。其实这并不新鲜，20世纪60至70年代，在既定规则之下，西欧国家刻意提高了国际市场中美元的流通数量，从而加剧了美元危机，只是美国政府的应对手段最终并没有局限于规则之下，而是在1971年和1973年分两步彻底摧毁了那个“游戏规则”——“布雷顿森林”体系。这就像一个人在面对黑客攻击时，并没有在电脑上与对方斗法，而是一把扯掉了电源插头。

但是，并非每个参与者都有资格去做这种“拔插头”的选择，1999年俄罗斯敢如此行事，它的底气来源于苏联时代继承下来的上万枚核弹。回忆当初的新闻，会发现俄罗斯官方曾在很多场合宣称，要降低核武器的使用门槛。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中，东南亚国家就只能眼看着多年积累的财富随着一连串的数字变化而消失掉。如果他们选择“赖账”，那么随之而来的恐怕就是美国大兵压境对其“强制执行”。

由此说，枪杆子里还出金融主权。

日本地震

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情会是孤立存在的，任何一个点的变化都会或多或少地使其周围的事物也相应发生改变，就像一块石头落到水里会产生一系列水波一样。而“水波”的大小、形状，除了取决于“石块”的大小之外，同样还取决于它落下的位置与时间……

2011年3月11日，发生在日本东北部公海海域的那次里氏9.0级地震就是这样一块“石头”。一般而言，自然力所产生的地震和海啸虽然破坏力惊人【4】，但尚不足以动摇如日本这样庞大的经济基础——除经济总量很大之外，日本的国土面积在世界范围内看其实也不小，比英国大得多，差不多是韩国的4倍。但是日本这次所面临的情况和过去完全不同，由地震和海啸所引发的核事故使得此前的灾难变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此次核危机所带来的冲击，完全可能动摇日本的经济基础。除了实质性的损害之外，这种影响更主要的是体现在对人心理的冲击上，普通人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接受在距自己××公里之外有一处强辐射源这样一个现实的，专家学者们云山雾罩般的“专业解释”（且不论这里面有多少水分）对缓解这种情绪而言其实没太大作用。而日本政府自地震发生以来的一系列拙劣的表现则加剧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稍微夸张点说，这段时期里，日本政府存在的最大价值就是假装日本是存在政府的，这样可以让老百姓安心一点；而老百姓也在假装自己不知道政府是在“假装”的，因为他们需要安心一点。

这种状况下，有钱人肯定是不会留下的——不但人要走，手里的产业也必须一起搬走，即便他们本人有“信心”也没什么意义。如果继续留下来，未来几年内“核污染”这个标签将成为其他国家对日本产品设置贸易壁垒的最佳理由，不要说是和吃喝相关的东西，即便是数码相机、笔记本电脑，如果有人告诉消费者那上面可能沾有放射性尘埃，那多数普通人肯定也要退避三舍的。企业没了，这些企业的从业者也就不能留下了——即使没有受到辐射危害，没饭吃照样也得饿死，不但这些人要饿死，周边相关产业的从业者也都得饿死……要消化一场可能超过切尔诺贝利规模的核事故所产生的链式反应，日本的国土面积就显得太狭小了，更何况在有限的国土范围内他们都没有形成有效的合力。

更加不妙的是，这块“石头”落下的时间正好是在一个全球生产力普遍过剩的年代。日本是一个外向型经济国家，如此重大的变故虽然惨烈，但对中国、韩国等与日本有部分产业重合的国家而言，却可能是一个好消息——既然已经有一块生产力被“消灭”了，那其他的也就不用再被“消灭”了。日本的钢铁、汽车等产业要恢复产能至少需要等到半年以后，如果再考虑生产所必需的电力、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的恢复的话，所需时间将可能更加漫长。在此期间，其他国家的企业完全可以占有这块市场——日本制造业在众多领域具有垄断地位，但要看到的是，这种垄断其实是一种基于市场的垄断，而非完全基于技术的垄断。

拿电子元器件来说，某个技术指标，日本产品能达到的，中国产品其实一样可以达到。两者之间的差距实际上在于成品率，一个成品率高，一个成品率低，这样平均下来，用国产元器件组装的产品要么成本被拉高，要么技术稳定性会被降低。对于军工这样的特殊行业来说，以几十乃至几百、几千选一的方式来做元器件是可以的，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民用领域，这么做是不行的。而成品率高低除了取决于流程管理和生产设备这些软、硬件要素外，还有一点就是经验积累，很多生产中的问题单靠技术资料是解决不了的，必须要靠长时间、大规模的摸索。日本企业因为起步早，早已度过了摸索的阶段，因此他们现在可以提供低成本且性能稳定的产品，且已经形成了稳定的销售网络。如果有后来的竞争者，那么他们在摸索阶段将要面对日本企业的先发优势，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必然是稳赔不赚的，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打破日企的垄断是非常困难的。而这一次的连环灾害恰恰打断了日本企业的生产，为其他国家留出了一个时间差，如果这些国家在这段时期能够以举国体制加大投入，解决摸索阶段的成本高的问题的话——在这期间所要承受的代价要远小于平时，那么在一些领域取代日本产品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

而把目光再放得长远一些看，如前文所述，这次灾害对日本国力的影响可能会达到“伤筋动骨”的级别。去年中国经济总量虽然超过了日本，但这个差距毕竟还是有限的，中日的势头虽然不一样，但仅就实力而言，“均势”的成分还是占了大头。在国际政治中，“稳定”和“均势”往往是无法共存的两个词，但凡是实力差距不是很明显，鲜有哪个国家会心甘情愿选择“稳定”地“和平共处”，而放弃“更上一层楼”的潜在机会。2010年发生在东亚的一系列事件背后明显有美国的影子，但日本在东亚地区几方实力对比还存在一定变数的情况下，其决策层在主观上也未必就没有自己的想法。

而这次连环灾难则等于让日本彻底坐实了“亚洲老二”的地位。在遭到这次重创之后，日本在各个领域的恢复都是需要时间的，而中国在同一时期还是会继续发展的。而且如前所述，日本众多支柱产业要想恢复正常运转至少需要等到半年以后，在世界范围内产能普遍“过剩”的今天，届时日本企业原有的市场份额还能剩下多少未被瓜分，这个问题的答案恐怕是非常不乐观的。总之，“亚洲老大”和“亚洲老二”之间的距离就此将被彻底拉开，从国力上说，中日韩之间在不久的将来肯定会形成一个较为分明的梯级结构，这也将最终促使东亚地区局势进入一个长期稳定的阶段。

那么是否可以说，是一场地震改变了历史的走向呢？恐怕不能这么讲，我们只能说，这次大地震像一针催化剂一样，加速了历史进程的推进，使得一个早晚要来的局面提前出现在了世人的面前。一次地震使得日本核电系统长期存在的种种问题来了一次总爆发，其实这也是日本这个国家的缩影——这次地震只是把一些原本存在的问题提前揭露了出来而已。日本曾是世界上规模第二大的经济体，但是从时间上来说，日本经济的崛起也不过是发生在几十年前的事情。日本制造业非常发达，但是各种工业产品的标准制定几乎完全由欧美国家所垄断，日本人在这个问题上绝少能插得上话。从量的角度说，日本与欧美国家相比，谈不上多富足。更要命的是，这个国家的国际政治地位和它的经济总量相比严重失衡。可以说，日本在“发达国家俱乐部”中其实一直都还没有站稳脚跟，再直白一些说，这个“第二大经济体”可能并不能算做真正的发达国家，甚至未必能算做一个正常的国家。而这一系列问题都在日本战败后就已经注定——如前面章节所述，美国通过种种手段，在战后为日本打造了一个“玻璃笼子”，而这个“笼子”远比给西欧预备的那个要狭小，也更难被冲破。

这里“笼子”不止是指经济方面——在地缘上，通过默许日本某些人把甲级战犯供奉进靖国神社，将钓鱼岛毫无道理地交付给日本等手段，美国在日本和亚洲各国特别是中国之间钉进去了一系列钉子，由此就限制了日本和周边国家的合作。在内政上，由美国为日本量身订制的《和平宪法》，其真实用意是为了限制日本政府的权力，剥夺日本政府的法理地位；通过与美国关系密切的特搜部等部门动辄对不合美国心意的日本政治家进行“斩首行动”，同时日本媒体不断推波助澜，使得日本多数政治家在上台后支持率都会迅速降到个位数。这导致日本政局更迭频繁，政令不通，执行力极度不足，这个问题在此次地震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自卫队竟然几次拒绝执行首相的命令。此外，战后日本黑帮势力活动猖獗，各政治势力和财团鲜有不和黑帮存在瓜葛的，黑社会的存在进一步弱化了日本政府对社会资源的控制能力，而一直以来又有传言说日本黑帮和美国情报机构存在瓜葛……

然而，日本政府在其国内面临严重危机的情况下却在钓鱼岛问题上反复挑衅、刺激中国。这样一个让人匪夷所思的举动也把一个被人们长期忽略的问题摆了出来——那就是日本社会并非是铁板一块，而是存在着严重的二元化，这就是所谓关东、关西两个派别。关东指的是日本首都圈，也就是东京都23区和周围的神奈川、琦玉，关西指京阪神（京都、大阪、神户）及周围地区。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的政治和经济重心一直在关西地区，关东属于被边缘化的地方。所谓“明治维新”，其实也可以看做是具备资本主义特征的关东贵族集团取代了传统的关西地主贵族集团。而由关东武士集团演化而来的军国主义势力则是日本历次对外侵略的主要推手，也是主张日本“脱亚入欧”的主要力量。与此对应，日本国内所谓的“知华派”更多的则来自关西派系，也就是说，对华关系是关西集团一个重要的外交资源。在这次连环灾难中遭受重创的是关东地区，关东压制关西的传统格局可能因此失去了经济基础，如今在日本连迁都已经开始被提出来讨论了。要知道，当初“明治维新”中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把日本国都从京都迁到了江户（东京），如今一场天灾，百十来年的经营可能就要白忙乎了。这种情况下，原来居统治地位的政治势力利用时间差“内部问题外部解决”，通过破坏关系集团外交资源来打压对手，也并非是不可能的事情。

注释

【1】早在1945年日本还没有签署无条件投降书的时候，美国在美苏冷战迅速激化和共产主义红色政权的迅速扩张的压力下，认为有必要在亚洲建立一个基地，以遏制红色政权的发展，所以在东京大审判过程中，美国就做好了与日本合作的计划，开始准备战后扶持日本，这个计划在经济上的直接表现就是著名的“道奇路线”。

【2】事情出现转机是在中日合作开始深化以后。1992年，在西方对华封锁制裁尚在进行之中的情况下，明仁天皇便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打破了中国外交困局的同时，也打破了日本企业界的困局，随之到来的便是日本对华投资的高潮。此后，日本资本的大量流动性就有了一个释放空间，日本对中国的经济依赖也就越来越紧密了——2008年时《读卖新闻》经济版曾有文章预测日本当年四季度会出现经济下滑，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中国经济发展趋缓所带来的影响。

【3】为了应对经济停滞，日本自1991年以来一直执行低利率政策。考虑通货膨胀因素的话，从日本银行贷款几乎是无成本的，甚至贷了款什么都不干都是在赚钱。国际游资利用这一特点，从日本获得日元贷款，再转而让这笔资金进入其他国家进行炒作。

【4】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此次地震使日本失去了四分之一的炼油能力；丰田、日产多家汽车厂商关闭了工厂；日本主要港口全部关闭；东京以北的新干线已经停止运营；日本地铁系统停运；日本全国发电量骤降（为日本北部提供电力供应的核电站相继出现核泄漏的情况），新日铁、鹿岛钢铁停产；多数化工厂停产；索尼等大型电子厂商无限期停产……

币缘战争

冷战结束之后，先后爆发了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等几场大规模局部战争，对比过去的历史，我们会发现这几场战争的目的很大程度上已经被简化到只是为了去控制国际资本的流向，战争纯粹成了资本家们的一种赚钱的买卖。

沙漠风暴

上一章的文字归结起来其实就是一句话：金融主权乃至货币霸权归根结底同样还是建立在国家硬实力或者说是武力的基础之上的。套用李鸿章的话说，就是“洋人讲势不讲理”。到目前为止，对这个道理最好的践行者是美国。

把时间倒退回到1979年2月11日，在那一天伊朗爆发了由霍梅尼领导的后来被称作“二月革命”的伊斯兰革命，4月1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立【1】，这之后11月4日在霍梅尼的支持下，伊朗学生占领美国驻伊朗大使馆，扣留52名使馆人员，【2】以强迫美政府“引渡流亡美国的前伊朗国王巴列维”，在遭到美方拒绝后，第二天——也就是11月5日，学生们又占领了英国驻伊朗大使馆，此后又占领在伊朗西北部的设拉子和大不里士的两个美国领事馆。紧接着全伊爆发反美和反西方的示威游行，外国侨民纷纷开始撤离伊朗。伊朗与美国的关系就此陷入了紧张之中。

霍梅尼，伊朗伊斯兰什叶派领袖、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最高领袖。他用极端的方式调动起了当今世界最激烈的宗教情感，以此对抗西方的入侵。在霍梅尼的死敌眼里，他是“近代最恶名昭彰的独裁者”，并且让伊朗“倒退了几个世纪”。但对热爱他的人来说，他却是一位无法替代的领袖。不管是反对他或支持他，人们都承认：他是一位学识渊博，极其睿智的人，同时是一位极其俭朴、体恤民心的人。

一直以来，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布局是基于三个着力点来展开——以色列、土耳其、伊朗。这三个国家都是以亲美著称，是美国最可靠的盟友（这个“可靠”既是指主观态度，也是指客观能力——至少不会像中国的蒋介石政权那样烂泥糊不上墙）。在极力扶持这三个同盟国的同时，对内部松散的阿拉伯世界，美国则采取了总体压制（借助以色列、土耳其和伊朗之手）、个别拉拢（譬如对沙特）的政策。如此张弛有道，使得美国对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始终压过苏联。

伊朗伊斯兰革命打破了这一布局，2月11日之后一连串的变故意味着美国丢掉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着力点，而同时它也是中东主要的产油国之一。问题不止于此，伊朗新政府宣布废除了伊朗在1959年同美国签署的一项条约以及1921年同苏联签署的友好条约的某些条款。霍梅尼在把美国骂做“大撒旦”的同时也称呼苏联为“小撒旦”，这些似乎都是一种在美苏间保持中立的政治信号。但令美国人不安的是：第一，在伊的苏联机构没有任何一家受到过任何冲击，相反在革命爆发前几日，克格勃的高级官员秘密访问了德黑兰；第二，来自东欧国家的军事代表团秘密地访问了伊朗的几处军事基地，之后苏制武器装备便开始通过这些东欧国家为代理，隐蔽地进入伊朗；第三，11月爆发的反美和反西方的游行示威的背后，有伊朗共产党和其他几个左翼亲苏组织的影子。这些都意味此后伊朗这第一次世界大战略要冲有落入苏联人手中的可能，最起码，美国在伊朗内部扶植的代理人将面临被扫地出门的局面。

更严重的是伊朗企图向中东地区“输出革命”。这里有一点常识要说明：伊朗所谓的输出伊斯兰革命，是向阿拉伯世界推行“什叶派”教义（阿拉伯世界是以“逊尼派”为主）。从世俗的角度考虑，这实际体现的是伊朗要整合中东做地区大国的打算。统一必然意味着更加的独立，一个独立的中东显然有违美国的利益，然而当时的卡特政府却不能贸然对伊朗动武——当时苏联已经出兵阿富汗，如果动武则很可能将伊朗完全推到苏联一边，利用阿富汗的陆上通道，伊朗可以很容易地从苏联取得物资援助。

此时美国急需在中东寻求一支新的力量来平衡革命后的伊朗，它的人选则是萨达姆。早在1960年，还在埃及开罗大学攻读法学的萨达姆就已经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开始接触了。当时的伊拉克政府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关系日益密切，为了压住这股风潮，美国开始向伊拉克国内的复兴党及其他反政府势力提供援助，由他们来推翻有共产主义倾向的原政府，萨达姆与美国政府间的关系便是由此建立起来的。1979年7月，时任总统的贝克尔被迫“称病”辞职，得到美国支持的实力派人物萨达姆顺利登上总统宝座，同时他还担任伊拉克革命指挥委员会主席、总理和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地区领导机构总书记的职务，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而在萨达姆上台执政仅一年后，两伊战争便爆发了。

1980年9月22日，伊拉克借口伊朗参与对伊拉克外长阿齐兹的刺杀行动，向伊朗发起进攻。战争起因的一般说法是：伊拉克试图完全控制位于波斯湾西北部的“阿拉伯”（Shattal-Arab）水道——该水道是两个国家重要的石油出口通道。再往深层次来说，萨达姆同样有要统一阿拉伯世界重建巴比伦王国的野心，两个国家有同样的目标，产生冲突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早在1975年，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曾支持巴列维国王对当时在伊拉克控制下的这条水道发动进攻。

在美国貌似中立的拿捏下，两伊战争不温不火地持续了整整8年，直到1988年苏联行将就木已无力插手中东时才宣告结束。在这8年时间里，每当伊拉克处于不利地位时，美国就此通过各种渠道施以援助，而在其开始占上风的时候美国又会对其加以压制。后来1988年萨达姆镇压库尔德人时用到的化学武器，就是地地道道的“Made in USA”。不止是施力于伊拉克，在伊朗的美制武器消耗殆尽的时候，为了让战争继续打下去，美国再次开始向伊朗出售武器弹药，由此引发了著名的“伊朗门”事件，最后只能叫诺思中校一人死扛到底。可以说，美国人把当初英国人的大陆政策学到家了。

1988年停战之后，两个中东富国已经都被打成了穷光蛋——经济倒退了二三十年，战争制造了270万人的伤亡，仅德黑兰就有20万寡妇。然而由于战争的因素，伊朗和伊拉克两个国家统一阿拉伯世界的野心被“对冲”掉了，美国在中东的利益得到了维护。

战争结束后，伊拉克国内随即陷入了又一场危机——战前伊拉克的外汇盈余近400亿美元，战后外债达到了800亿美元，其中400多亿是欠西方国家和苏联的军火债、300多亿是欠其他阿拉伯国家的贷款，其中仅欠科威特的债务就达140亿美元，而债主们都没有延期的打算【3】。为了化解巨大的财政危机，稳定内政，当然同时也是在“泛阿拉伯主义”野心的驱使下，萨达姆再次把目光投向了科威特。如果占领了科威特，不但140亿美元的债务不复存在，而且这个面积仅相当于北京市的国家，石油储量差不多和整个中国持平。于是科威特时间1990年8月2日凌晨1时，在空军、海军、两栖作战部队和特种作战部队的密切支援和配合下，伊拉克共和国卫队的三个师越过伊科边境，很快便占领了科威特全境。

两伊战争

持续了8年的两伊战争，使伊拉克和伊朗两个中东富国倒退了20～30年，伤亡270万人。而美国无疑是最大的获益者。

在这之后，萨达姆在一夜之间把自己放到了几乎是全世界的对立面上，昔日的美国盟友的反应出乎他的意料。“解放伊朗独裁统治的英雄”一觉醒来发现自己成“人类公敌”了，美国携多国部队69万（美军45万）陈兵波斯湾。

1991年1月15日，多国部队对伊拉克的军事打击正式开始，战争持续了38天（空袭）又100个小时（地面战）。两伊战争打了8年，久经战阵的伊军是萨达姆手里最大的本钱，而海湾战争中，伊拉克这根唯一的脊梁很轻易地就被美国人打断了，伊军崩溃的速度简直叫人匪夷所思。将此只是解释为是双方战术思想、技战术水平和武器装备上的差距是不够的。在开战前，美军集结兵力用了近半年的时间，而在战争中伊军表现却明显是仓促应战，这只能说明萨达姆从一开始就没想到美国真的会动武。今天的一些消息甚至表明，在伊拉克进军科威特前，萨达姆曾和美国有过沟通并得到了美方的默许。这个说法是否属实姑且不说，可以肯定的是，萨达姆和马岛战争中的加尔铁里犯了同样的错误【4】，他错误地判断了形势：此时苏联已经只剩下少半条命了，美国无需再像1979年那样有所顾忌；而从战略格局上看，一个意图整合中东的伊拉克和一个怀有同样想法的伊朗一样，都是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的。除此之外，此时苏联失败几成定局，美国已经从西方的霸主变成了全世界的霸主，在霸主登基伊始，立威祭旗是免不了的，萨达姆恰好做了这个倒霉蛋。美国人利用这一仗一举走出了越战的阴影（海湾战争开战前美军曾给自己人预备了数万个裹尸袋），这也为后来美国的穷兵黩武开了头。

同样叫人不可理解的是，原本势如破竹的多国部队在1991年2月28日早晨8时许却在巴格达城下停止了前进，原本轰轰烈烈的战争到此戛然而止了。此前伊拉克的军事入侵使得沙特、科威特等阿拉伯国家感到了恐惧，而如今萨达姆却又被打而不死，于是美国这些国家长期驻军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同时，备感压力的中东国家向美国抛出了大笔的军火订单，除了让美国军火商狠赚了一笔之外，无形中也把自己的战争机器纳入了美国的军事体系之下。

而另一方面，由于压在美欧矛盾之上的冷战阴云已经散去，欧洲人开始独自谋划他们的未来，或者说，在美国看来，原本并肩作战的盟友们开始“离心离德”，要离开美元体系了。但是，好在他们还离不开中东的原油。伊拉克统一中东同样是不符合西欧的利益的，不过由美国去控制中东对西欧来说同样不是一个好消息，帮助美国打“坏蛋萨达姆”的欧洲人（海湾战争的费用是由德国和日本政府买单的）似乎被什么人给耍了……

海湾战争

海湾战争这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参战国最多、一次性投入兵力最大、投入的兵器最多最先进、空袭规模最大、战况空前激烈和发展异常迅猛、双方伤亡损失又极其悬殊的现代高技术局部战争，不但使美国彻底控制了中东地区的石油资源，更令西欧和日本这两个蠢蠢欲动的盟友付出了一定代价。

总之，联军在巴格达城下“恰到好处”地结束了战争，使得美军在海湾得以长期驻扎，与其说美国此举牢牢地控制了中东石油，不如说是牢牢控制了国际贸易中的铸币权。冷战结束之后，由于国际局势缓和，西欧诸国以及日本等国对美国在安全问题上的依赖程度大大地减轻了，经济领域的矛盾开始变得明显起来。面对这些国家，通过直接的军事冲突来维系货币霸权是难以想象的，而仅靠经济领域、生产技术领域的竞争，美国并没有非常明显的优势。那么，通过军事霸权间接地来维持货币霸权就是最佳的方案。

科索沃战争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欧各国事实上就都被逐步纳入了由美国所主导的“全球化”经济体系当中。西欧国家要自立门户、自搞一摊的念头自战后也一直没有断过。欧洲人的想法其实和战后的日本是一样的，日本人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搞出了“雁型阵列”，而西欧国家将想法付诸实践的表现则是欧洲一体化，说到底都是要建立一个由自己说了算的经济圈子。从“煤铁协定”到欧共体，再到后来的欧盟，伴随着工业体系的恢复，这一进程始终没有停过。与此同时，美国人的动作也没有停止过，用得最多的手段就是“掺沙子”：首先是通过英国来对欧盟（欧共体）加以分化；其次是支持土耳其加入欧盟（欧共体），利用欧洲国家对土耳其的不同态度来分化他们。但这些举动起到的作用基本还只是阻滞，一体化进程总体向前的趋势美国人还是没法扭转的。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东欧剧变大大加速了西欧自立门户的进程。首先是地缘上的安全问题被彻底解决了，西欧对美国的依赖随之也大大减轻了。更重要的是，经互会体系解体以后，一堆衣食无着的东欧国家被西欧国家统统划拉到了他们所主导的经济圈里来【5】。这样一来，欧盟内部在经济上便形成了一套独立的垂直分工体系——法德英等国负责出资金、出技术、出管理、出高端核心产品，东欧国家负责出廉价但高素质（华约时代教育体系的成果）的劳动力和低端消费品。这和日本的“雁型阵列”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美国“全球化经济体系”的微缩版本。此外东欧人口的加入使得欧盟内部的市场也大大地扩容了，如今欧元区国家的出口贸易总额，三分之二是来源于区内贸易，如果把欧盟看成一个整体的话，那么也就意味着它的经济模式由出口拉动转变成了“内需”拉动，而这也意味着政治上的进一步独立。

这里加句题外话：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在市场经济体系下，穷人（穷国）如某些专家所说，的确是一笔财富，只不过这是对资本家（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而言的。翻过来说，如果没有其他外力的制约，那么资本家在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必然会刻意地去“制造”穷人出来。

下面言归正题。到了1993年，欧洲一体化开始了一项实质性的举动——统一货币。这一进程最初并不是很顺利，甚至可以说是“很不顺利”。1993～1995年近3年来，欧元区各国为了达到统一货币的基本要求，财政紧缩的力度不断加大，导致了欧元区总需求下降，进口减少和失业率上升。到1997年，欧盟国家财政赤字在GDP中的平均比重，已从1993年的6.4％降到2.4％。理论上说，一国经济如果处于紧缩中则本币应趋于坚挺，但实际上自1995年以来，除了游离于统一货币之外的英镑外，欧洲国家货币对美元的比值却是一路下跌——1997年末与1995年末相比，马克下跌了27％，并曾一度超过30％，法郎下跌了25％，有些欧盟国家本币贬值的幅度更大。由于“欧洲汇率机制”是大部分欧盟国家的货币都与马克挂钩，马克对美元贬值，就意味着几乎所有欧洲货币都在对美元贬值。

究其原因，主要还是欧元区各国投资者对启动欧元后其币值的走向难以把握。首批进入统一货币的11个国家经济发展层次拉开得太大，直到1995年包括德、法在内许多成员国与启动欧元所规定的4条标准都仍有很大差距。出于对各国在启动欧元时间难以同时达标的考虑，1995年5月欧盟执委会公布了统一货币的“绿皮书”，允许成员国以“加速度”进入统一货币，实际上等于放宽了统一的标准。1995年12月在马德里举行的欧盟首脑会议上，欧盟各国在表示一致赞同“绿皮书”方案的同时，却又再次表达了“按时启动欧元”的决心。这种前后矛盾使得许多人对欧元的前景心存疑虑，德法两国的反复扯皮又进一步加重了人们的疑心，为了躲避统一货币的风险，大量的欧洲货币被兑换成美元并大量被用来购买美国资产，由此才引起了欧洲货币在1995年以后对美元的大幅度贬值，大量资本从欧洲流向了美国。到底有多少欧洲财富因此流入美国这里没有准确统计，但是可以粗略估算一下：那时欧洲的金融资产有28万亿美元，如果按欧洲货币对美元的平均贬值幅度大于25％计算，那么大约有7万亿～8万亿美元的欧洲财富流向了美国。当时欧洲国家货币贬值的程度并不比后来亚洲国家在金融风暴中贬值的幅度相差很多，之所以没有引起世人的注意，主要是因为贬值的过程隐藏在欧洲国家主动实施的宏观经济政策后面，是靠政府硬撑着才没有引起股市与楼价的大幅波动。

靠着法德两国的支撑，在欧洲资本大量外逃的情况下欧元最终在1999年1月1日仍然顺利发行了，一种“准世界货币”诞生了。一般认为，欧元的诞生直接威胁到了美元的货币霸权，因为欧元区经济总量与美国基本相对，且欧洲统一货币整合了一个拥有4亿人口的市场。而在笔者看来，欧元对美元的威胁至少在当时是被一些人高估了。当时的欧元其实还不可以被看做是本币国际化，它更像是一种货币联盟。对内，这个货币联盟由于有法德两个“政治中心”的存在，其实是等于没有政治中心，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欧元区事实上没有统一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这样的货币联盟其实是靠法德这样的经济强国向弱国让渡部分发钞的控制权来实现的，表面上看，是把美元“礼送出境”了，而在实际操作中，弱国往往有过量发钞的冲动，强国无法制止，如此整个欧元区的经济运行就要出问题，这和一个国家内部地方政府滥发地方债最后不得不由中央政府买单是一个道理。对外，这个货币联盟缺乏足够的武力支持，对欧元区以外的地方基本是无能为力，这一点在后来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得到了充分证明。

当然，欧元对美元的威胁依然是存在的，只不过这种威胁程度暂时还不能被称之为“美元克星”。这种威胁主要的体现实际是“割据”——在那个原本涵盖全世界的“美元经济圈”里搞了个“国中之国”出来，20世纪80年代时的“日元经济圈”其实也是这样一种占山为王的性质。在古代，如果有什么人占山为王打出“替天行道”的旗号，那么朝廷只要实力允许肯定是要尽数剿灭的。虽然这种割据势力一时还不会推翻自己的龙椅，但是它等于是让朝廷控制的土地面积缩水了，其实现在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就是这样一个状况，中央政府的实际控制范围就首都周围那么一片。而再长远些考虑，谁也不敢担保未来什么时候你这堆“星星之火”会不会真的可以“燎原”了。欧元之于美元同样是这样一个道理：欧洲形成一个割据一方的货币经济圈，然后亚洲再形成这样一个货币经济圈，久而久之美国这个世界霸主就该蜕变成北美自由贸易区“区长”了。熟悉中国历史的读者应该明白，一旦形成这种局面，那后面改朝换代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与之前被美国重创的日本不同，欧盟国家在独立性上要强得多。在欧元区以外欧洲国家的能力有限，但在欧洲内部做“地头蛇”还是做得来的。因此美国不可能像当初直截了当收拾日本那样来打压欧元，而是还要另选地方下手。而美国人所选的那个点就是当初的南斯拉夫联盟。

在本书第一章里我们曾经提过，一直以来欧洲的政治生态其实就相当于中国的春秋时期。从地缘上说，巴尔干半岛对欧洲而言就相当于中国的中原地区——是联系亚欧非的战略要冲。在中国，取天下必要取中原，而在欧洲，要统一欧洲就必要取巴尔干——别忘了当初希特勒和铁托在大山里日复一日地打游击。只有拿下了这里，西欧与亚洲、非洲之间的物流通道才能算是真正地掌握在了自己手里。

东欧剧变以后，俄罗斯依然在南联盟保持着深厚的影响力，这就等于是在西欧的咽喉处留了一颗钉子，而西欧国家对这颗“钉子”自然是拔之而后快。自1996年起，科索沃独立势力就开始成了气候，“科索沃解放军”同时拿着美元、法郎、英镑还有马克，几方的资助使得科索沃地区的分裂势力迅速壮大。打这开始，西欧国家就几次三番要求美国出兵，以北约的名义动武，彻底解决掉南联盟——对南联盟动武，必然要面对它背后的俄罗斯。以当时西欧的武装力量，是无法对阵俄国人的，所以必须把美国也拉进来。但美国却显得非常“沉得住气”，整整等了两年多——直到欧元诞生。

1998年下半年开始，科索沃的局势开始迅速恶化，此时欧元正呼之欲出。1999年1月1日起欧元开始正式发行，同年3月27日科索沃战争爆发。随着巴尔干战火的燃起，西欧在太平了六七年后再次被推到了“东西方对抗的最前沿”，当时人们对冷战的恐怖记忆还没有忘却，而这一次又是实实在在的“热战”，普通人对此的恐惧是不言而喻。潜在的风险造成了新一轮的资本外逃，欧元与美元汇率从最初的1.1∶1一直跌倒0.9∶1，截至2000年3月份，共计有超过1万亿美元的欧洲资本逃离欧洲进入美国资本市场。

笔者最初读到这段历史的时候，曾把科索沃战争看做是美国针对欧元的一场阴谋。而现在回过头来看看，或许我们应当称之为“阳谋”更为合适。什么叫做“阳谋”？就是你明知前面是陷阱甚至是无底的深渊，可还是必须要走过去往下跳，因为你别无选择。德法两国决策层应该不会愚蠢到在战争开始前预见不到欧元前景的程度，真正的问题是，即便他们心里一清二楚但也没有选择的余地。西欧在军事上没有能力单独应付哪怕已经大大衰弱了的俄罗斯，所以必须依靠美国。因此，打还是不打、何时打、打多久，这些问题的主动权都在美国手里，你想等欧元站稳脚跟以后再打，到时候美国就不会陪着你玩了。再直白一点说，从欧洲逃离到美国的那1万多亿美元资本其实就是西欧给美国的“赎身钱”。当然，关于给多还是给少的讨价还价欧洲还是搞过的——战争期间法、德曾连续几次要求投入地面进攻，这就是想宁可多死人也要尽快结束战争，因为早一天结束战争其实就是早一天结束资本流失。但这只是一个具体的定量的问题，总之“赎身钱”是必须要交的。而且最终显然西欧国家也没从美国那里“讲下价”来，北约对南联盟的轰炸不紧不慢地持续了长达78天。不单如此，在大量资本流入美国之后，美国政府又声称是“为了欧洲的和平，美国才打这一仗”——于是欧盟还要支付四分之三的战争费用，而科索沃的战后重建欧盟同样也要拿大头。

欧盟愿意掏这么大一笔“赎身钱”，也证明这笔交易在欧洲人眼里其实还是合算的。流失的资本是“鸡蛋”，而换来的则是“母鸡”——在本章前面我们曾提到过，随着东欧国家的加入，欧盟内部形成了一套独立的垂直分工体系，而细一想我们会发现，这个体系其实还缺一块，就是原材料。资源特别是能源，是欧盟经济体系的一块短板，同属欧洲的俄罗斯倒是掌握着丰富的资源，但让这么一个掌握着1万多枚核弹的大块头加入进来显然是西欧国家所无法接受的——你进来了，那其他人就统统成跟班了。如果完全掌握巴尔干半岛，那么欧盟就拥有了一条完全排除俄国人影响的资源通道，如此欧元经济圈就真正完整了，欧洲的“货币割据事业”将因此向前迈出一大步，在“占山”以后就可以放心大胆地“称王”了。

科索沃战争

1999年6月2日，米洛舍维奇最终接受了由俄罗斯特使切尔诺梅尔金、芬兰总统阿赫蒂萨里、美国副国务卿塔尔博特共同制定的和平协议，这意味着南斯拉夫最终屈服了。在美国一极独大的大背景下，处于弱者地位的南联盟做出这种屈辱的选择只能说是无奈的。之后在6月3日，南议会接受了这份协议。9日，北约代表和塞尔维亚代表在马其顿签署了关于南联盟军队撤出科索沃的具体安排协议，南联盟军队随即开始撤离科索沃。10日，北约正式宣布停战。此时在法德等国眼里所看到的是：在支付了高昂的代价之后（当然是指流失的资本，在南联盟伤亡的人民他们是不会计入任何成本中的），“母鸡”总算就要到手了。

而到了12日凌晨，事情发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逆转：俄空降兵近卫76师的260名士兵乘着夜色，赶在北约部队之前抢先占领了普里什蒂纳机场。从那一刻起，一切都几乎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钉子”还是没有完全拔掉。欧盟的“鸡蛋”已经给了美国人，可他们梦寐以求的那只“母鸡”在到手前的最后一刻却飞走了。回忆一下1991年2月28日多国部队在巴格达城下突然终止进攻，我们对普里什蒂纳机场发生的事情会不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呢？

当然，我们只能说两者的客观效果是一样的，至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当时原本计划要进驻普里什蒂纳机场的英军行动迟缓是在故意“放水”。但是美国在事后对俄罗斯的这一行动确实没有什么激烈的反应。相反，在7月11日美军还主动把科索沃东部的部分防区移交给了俄军。这里未必一定有什么阴谋，不过说美国乐于见到俄罗斯继续保持在这一地区的存在，进而顺水推舟恐怕是不为过的。从利益角度说，一个要自立门户的欧盟本质上和要统一阿拉伯世界的萨达姆一样，都是不符合美国利益的。

币缘战争

“币缘战争”这一提法，笔者最早是在王建先生所著的《新战国时代》一书中见到，这里借用了过来。所谓“币缘”是相对于“地缘”而言的。伴随着美国经济的“虚拟化”，它的货币霸权与战争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一种微妙的变化。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都是靠它的货币霸权为战争进行融资，而这两场战争的直接目的则着眼于地缘，货币霸权是为地缘政治服务的。

到了后来的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以及后面要提到的伊拉克战争，战争的目的则简化到只是控制国际资本的流向，战争直接的结果就是中东和欧洲的资本为了规避风险而流向美国，这一点在科索沃战争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这就形成了一个“美元支持美军，美军保障美元”的正反馈。至此，打仗要考虑的就是如何让资本家获得利润，从国家层面考虑的东西反倒不多，战争本身就成了资本家们的一种赚钱的买卖。虽说之前美国参与的几场战争归根结底也都是为了给资本家赚钱创造条件，但那时远没有现在这么直接。

在这里我们总是提到：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世界的整体氛围是在向右转，资本意识在决策中事实上压过了国家意志和人民意志。而纯粹的“币缘战争”的出现正是这种状况的一种极端体现。

这种所谓的“币缘战争”存在这样一个特点：战争的打击对象和真正的目标未必就一定重合。科索沃战争中遭到轰炸的是南联盟，而最终战争却打压了欧元，让欧洲资本流向了美国。现代经济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国际合作——由几个国家组成一套垂直分工体系，或者也可以叫“××经济圈”，这个圈子或大或小，共同点是圈子里面任何一个国家的资本流动都会受其产业链上其他上下游国家的影响。因此美军也就无需直接打击你，只要选你体系中最弱的一个国家动手就可以了。

要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抵御美国的“币缘战争”就需要做两件事情：第一，让自己的武装力量控制范围能够涵盖自己所主导的经济圈；第二，在本国内部建立起一套由高到低的、完整的经济循环体系——后一条是对于大国而言的。

漫谈利比亚战火

自2011年3月19日起，以法英美为主导的多国部队开始对利比亚政府军及卡扎菲控制下的其他设施发动空袭，期间卡扎菲的小儿子和三个孙子在空袭中被炸死……

自科索沃战争结束十二年后，这是又一次由西欧国家主动挑起的战火，虽然时隔十余年，可有些情况还是似曾相识的：同样是一国发生内部冲突；同样是其中一方被西方媒体描述成了恶魔的化身；最有意思的是，电视上那些土生土长的反政府武装人员都能讲一口极流利的英语。

首先要说明的是，战前利比亚的情况和许多人想象中的可能不太一样，利比亚国内并不存在明显的社会贫富两极分化，或者更直白点说，那里的老百姓并没有民不聊生。恰恰相反，由于有丰厚的能源红利，且国内人口不过600万，利比亚在国内民生上其实做得很不错【6】：人均年收入超过1万美元，这一点即便是俄罗斯这样的国家也要羡慕；医疗、教育、住房三大基本生活要素几乎是免费的，老百姓不存在“三座大山”的问题；而且就业也不存在问题——因为人口少，利比亚大量基建工程都是由外国人来做的。至于卡扎菲本人，反对派攻击他用得最多的也只是一个云里雾里的“独裁”。虽然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国家而言，卡扎菲并非是一个招人喜欢的家伙【7】，但是上述方面也是需要看到的。

一直以来，利比亚最大的问题并非是社会公平，而是其社会结构——这是一个以部族为基本单位的国家，部族首领才是自己领地真正的领导者，他们手里都有各自的武装力量，听命于中央是因为有好处拿所以才给点儿面子，老百姓认同的也首先是自己的部族，国不国的则在其次。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这个局面有点像是中国春秋时代的一个微缩版本，中央政府的地位比当时的周王室其实强不了太多，因此卡扎菲这个“独裁”的帽子戴得着实有点冤枉。利比亚的部族矛盾自古有之，1969年卡扎菲通过政变上台，本身就有部族矛盾激化的背景。而在他在位的几十年里，部族政治问题也并未有所改观，从这点看，这个人的实力和能力对于利比亚而言确实还是不够的。这一次内乱说到底只不过是借助中东地区的一系列内乱这个外部环境，使长期存在的部族矛盾又一次爆发了。

和过去西方阵营所发动的多数战争不同，这一次空袭利比亚的主导国家是法国。北非地区向来被法国视为自己的禁脔，这里的局势和法国的利益密切相关——正如前面所提及的那样，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体，欧盟一直以来在资源上就存在短板，北非地区拥有丰富的资源（特别是能源），法国人则借助其在北非的影响力，在欧盟内部平衡德国在经济上的实力，再进一步，这就是日后在欧元问题上德法谁说了更算数的问题。

而在这样一个关键之处，此前法国政府却连续两次都“押错了宝”：突尼斯国内政局出现混乱的时候，法国官方力挺本·阿里，结果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却成功了；利比亚内乱开始后，鉴于之前突尼斯、埃及的“教训”，法国政府迫不及待地承认了反对派政府，带头冻结了卡扎菲家族的海外账户，完全把卡扎菲逼到了死角，可是没想到最后这一局卡扎菲竟然翻盘了——相对于政府军而言，反对派武装的兵员素质和后勤都只能用一塌糊涂来形容（当然，从利比亚过去对外战争的表现看，其政府军的实力其实并不强，此次战争中卡扎菲依赖的主要是来自黑非洲的雇佣军），且部族矛盾的性质决定了他们的群众基础都仅限于其部族所在的地盘上，在多国部队发起空袭前，反对派武装已经处于完全被压制的状态。即便有了来自北约的空中支援，反对派武装仍旧没有能力发起有效的反攻。

连续两次，法国人换脸比川剧演员都利索，支持现政府和支持“民主”两张面具都用过了，可偏偏都没用对地方，结果就是索性不用了，撕掉往地上一扔，露出来的就是两个字——利益。这就有了后面萨科奇的带头武力干涉利比亚。按理说，卡扎菲和西方国家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此前利比亚的石油主要是出口欧盟的，2007年底卡扎菲甚至准备从法国购买价值45亿欧元的阵风战斗机，如今法国人这一手完全就是“卸磨杀驴”。

然而在历史上，自奠边府战役之后，法军从没有在单独参加的战争中占过便宜，所以必须要拉上几个“盟国”才敢动弹——当然这更多的是从政治上考虑，即便法国人想单干，美英等国也必然会通过联合国等渠道来孤立法国，这一点在二次中东战争中已经有了先例。但对美国而言，除了埃及，它在北非地区并没太多利益瓜葛，卡扎菲虽说在“9·11事件”后倒向了美国，但他的利益关系主要还是在西欧一边，美国人对他也没什么兴趣。因此美国也乐得见到如今这样的局面，支持法国这一举动本身就可以从法国人身上换来不少好处，如果法国人打赢了，美国自然还可以从北非分一杯羹。而如果战局陷入胶着，把法国人拖了进去，那对欧元而言将是一个很大的麻烦，对美国而言却同样是一件好事。

德国在关于建立所谓“禁飞区”的表决中投了弃权票，因为法国通过控制北非而强化其在欧盟的地位是德国所不愿意看到的，此外，即便是德国支持法国，北非是法国的传统地盘，且无论在联合国的框架下还是在北约的框架下，德国的权重都不及美英，因此如果法军打赢了，德国也不会因为一张赞成票占到太多便宜，相反会无端地得罪众多阿拉伯国家。但是投反对票又过于激烈，会彻底断了在北非问题上和法国合作的可能性，甚至还会波及其他问题，所以最终德国自然是选择投弃权票。美国则是抱着捞一把就走的心态进来的，它从一开始就拒绝了主导军事行动，自然不会去蹚浑水，其他盟国同样不会，那么就只剩下法军一家。如果法国最终被拖入战争泥潭，那德国获利最大，欧元区就此将从法德两个核心变成德国一个核心。而如果最终利比亚内战以国家分裂而告终，那么德国先前的中立态度将使得它有机会插手卡扎菲所控制的利比亚西部，这样一来，和法国东西平分利比亚，德国同样是赚了的。

阿拉伯联盟的举动则比较耐人寻味，中东的一系列内乱都是针对中东各国现政权的，阿盟无论是参与搞禁飞区还是参与军事打击，看上去都是在帮反对派的忙。一个合理的解释是，随着美英法三国站到了一起，动武已经成为定局，那阿盟就只有设法掺和进去，才有机会施加影响力——既然我参与了军事行动，那么战后我在利比亚问题上就要有发言权，譬如在那里驻扎维和部队的话也要有我的一份。如果战后的利比亚完全没有阿盟什么事的话，那势必会成为一个向其他阿拉伯国家“输出革命”的辐射中心，相反，阿盟能够插手其中的话，这种影响至少可以被降低到一个可以承受的地步。

中印巴俄四国在联合国表决中同样投了弃权票，这里面的原因在于动武这个大势因为美英的参与而变得无法扭转了，所以行使否决权是得不偿失的——如果设立“禁飞区”的动议在联合国无法通过，那么他们完全可以跳出联合国这个框架来干，这在科索沃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时已经有了先例，一旦这样，那后面再想在联合国框架下对局势施加影响就无处下手了。但也绝不可能去投赞成票表示支持，站在阿拉伯世界的对立面。两种方向一权衡，这四国最终自然就选择了弃权票。

而俄罗斯还有自己的一番心思——利比亚潜在的天然气储量可能超过20亿立方米，如果以利比亚为立足点完全控制北非地区的天然气资源，这个数量将更加惊人。无论最终的结局怎么样，只要北非的天然气资源能被西欧利用，那么俄罗斯在能源问题上对西欧的重要性就要大大下降，如过去那样在冬天到来时用天然气问题拿捏西欧换得种种好处的日子届时将成为历史。因此俄罗斯虽然由于能力所限投了弃权票，但仍旧不会放弃任何一个搅局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普京把西方国家空袭利比亚比喻成“十字军东征”。

注释

【1】对笔者来说，伊朗伊斯兰革命是一件难以评价的事情。你可以说这推翻了一个腐化奢靡的王室，结束了伊朗长达2500年的封建王权统治。但事实上，自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巴列维国王为巩固其统治，缓和国内各阶层间日益尖锐的矛盾，提出了以土改、工人入股分红、出售工厂股票、在农村开展卫生和扫盲运动等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改革计划”，这一改革又被称为“白色革命”，其实质核心是世俗化和现代化，是有其进步性的。只是后来社会矛盾反而加剧，一方面是由于改革脱离国情，造成经济严重失调，贫富悬殊加剧；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这些改革触及了地主及宗教势力的利益。

伊朗“二月革命”之后，客观上说他的宗教势力再次回潮，社会利益再次集中于中上层，现代化进程有所停滞。这其实是和当时全世界“向右转”的大趋势方向是一致的。现在内贾德与哈梅内伊之间的矛盾，可以说是世俗力量与宗教力量之间的矛盾，而从经济上说，双方代表的则分别是城市中下层、农民与传统的中上层。这其实和泰国的“红黄之争”是相同的。

需要注意的是，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之前，美国情报机关其实是知情的，至少在一年前，美国人就已经预计到了会爆发革命。然而当时尚在巴黎的霍梅尼与美国政府曾达成了一系列协议，也正因为这个原因，伊朗军队在革命爆发时没有加以镇压——巴列维时代伊朗军队被美国严重渗透，而后来霍梅尼大肆清洗伊军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1979年巴列维国王流亡海外也是由美国人安排的。之所以这样，是因为美国当时已经感到巴列维的统治将难以为继，于是准备“换马”，这就和越战期间抛弃吴庭艳一个道理，只不过美国人这次遇到了错误的人选而已。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巴列维王室和中国的关系其实不错，巴列维国王的孪生妹妹阿什拉公主更是将周恩来总理视为朋友。

【2】伊朗方面占领美国使领馆可能还有另一层考虑，1953年巴列维发动的保守主义政变正是美国大使馆的“外交人员”策划的。

【3】萨达姆曾一直自视为抵御波斯人侵略的阿拉伯世界的守护者，换句话说，他认为自己是替其他阿拉伯国家打仗，而他们竟还让自己还债。

【4】1982年马岛战争的背景是：当时阿根廷国内出现严重经济危机，以加尔铁里为首的军政府于是企图以战争来转移国内视线。在占领马岛前，阿军方从未考虑过英国人真的打过来该如何应付，所以也不曾认真备战。此外阿根廷同样也是美国的盟国，但是战争爆发后，美国一边倒地支持英国是阿方所始料未及的。

【5】东欧国家在经济上加入欧盟体系的同时，在政治上则更倾向于美国——东欧剧变期间这些政权能够上台主要靠的就是美国的支持。这些被称为“新欧洲”的东欧国家，在从“老欧洲”国家那里得到经济上的实惠的同时，却替美国扮演了“沙子”的角色。

【6】有报道称，利比亚政府每年石油收入的一半都投入了民生项目中。而另一方面，近些年利比亚的国防力量建设则几乎处于废弛的状态，空袭中利军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状态，手中基本没有可以有效应对的防空武器。

【7】卡扎菲并非一个对中国友好的领导人，事实上此人与“台独”势力过往甚密，曾数度公开支持这一势力。

从“不足”到“过剩”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乃至更早的近代开始，由于之前海外资本的压榨所造成的百余年的积弊，使得中国发展经济、搞工业化始终面临着资本不足的问题，由此给新中国成立后的内政外交带来了一系列影响。而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美国经济的泡沫化愈发严重起来，最终天量的流动性从纳斯达克溢出，其中一部分流入了中国。初期，中美因此而各得其所，随着流动性的进一步注入，情况开始变得不同了……

“新经济”泡沫

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人可能是当时世界上最舒心的一批人，而某种程度上说，美国人的这种舒心是建立在其他人“不舒心”的基础之上的。

我们来简单回顾一下。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里，这个世界上发生了这样几件大事：在愚蠢而又贪婪的苏共官僚集团、自由派“知识分子”以及民族分裂分子这三股势力的共同努力下，苏联在1991年12月25日正式宣告灭亡了。当然，欧美等国家在这其中也“帮”了不少“忙”。这之后，西方国家的财团与15个新国家的新贵们一起趴在苏联的“尸体”上一个个吃得满嘴流油——苏联的黄金、企业股份、资源、技术人才乃至于女人都源源不断地被装进这些人的口袋；通过广场协议和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这一套组合拳，美国最终打垮了日本人苦心建立起来的日元经济圈，于是有了“平成战败”这样一个说法；1991年1月15日海湾战争爆发，美国在打垮了伊拉克的同时进一步强化了对中东地区的控制；1999年3月27日科索沃战争爆发，战争使得欧元遭受重创。除此之外，美国的金融大鳄在这段日子里也在四处出击——1994年，墨西哥金融风暴；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1998年，俄罗斯金融风暴；1999年，巴西金融风暴。在财富被国外炒家大量卷走的同时，这些国家的经济体系也普遍遭到了重创，东南亚国家的制造业干脆被灭掉了，除了新加坡以外，其他几个国家都沦落到只能靠卖资源度日。

这几件事的共同点在于其中最大的受益者都是美国，几个可能削弱美国货币霸权的潜在威胁都被消除了，与此同时还使得以万亿美元计的国际资本源源不断地流入到了美国——除了美国也没地方可以去了，其他国家要么是在打仗，要么就是随时可能打仗，要么就是在闹金融危机。

当然，面对滚滚而来的国际资本，美国人早已经为它们挖好了一个巨大的“蓄水池”。1992年2月，即将卸任的老布什总统在当年的国情咨文中首次提出了“美国国家信息高速公路计划”，之后1993年上台的克林顿又给这个计划换了个名字——“国家信息基础结构的行动计划”，由此正式宣告，第四次工业革命也就是信息技术革命的帷幕拉开了。

在上一章中我们曾经提到过，早在1981年美国的IT技术就已经开始出现突破，到1986年“386”问世后，“芯片时代”其实就已经来临了。而在本书第二章里我们还提到过，科学技术发展到现在这一步，要搞高科技，要将高科技大规模市场化，这些说到底首先不是技术或者头脑的问题，而是资金的问题——就是大规模“烧钱”，通过试验不断地去“试错”，最终找出最佳路径。要利用手里的IT技术掀起一场足以改变人们生活模式的技术革命，这所需的资本即便是美国也无法单独解决的。

大量海外资金的注入最终对美国的信息技术革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IT技术突破是在20世纪80年代，1992年、1993年美国提出“信息技术革命”、“知识经济”、“新经济”这样一些概念，其实更像是一种“宣言”或者“炒作”。

有了巨量的海外投资，美国国内的各类电话公司、媒体公司、计算机公司、软件公司、卫星制造公司、互联网服务商——总之一切和IT技术沾边的企业都纷纷上马互联网项目，在这段时期里企业在信息技术设备的投资份额提升到了45％以上。有了充裕的资金，实验室里的技术人员就可以尽情地去折腾，去“试错”，虽然是“广种薄收”，但在大量资金的支持下，实质性的技术进步依然是非常可观的。现在IT业的巨头，譬如微软、英特尔、戴尔、思科、朗讯、美国在线、雅虎、亚马逊等等都是在当时那股风潮下崛起的。

除了那些真正做技术的企业之外，更多的企业在纳斯达克上市则是奔着“圈钱”去的。按照那时的规则，网络公司在取得盈利之前就可以在纳斯达克挂牌上市。这样一来，许多企业随便挂一个互联网项目的名头，编造一个虚假的盈利前景就上市圈钱去了。当时有很多网站只要你去点击就有钱拿，因为这就相当于他们的“业绩”。最后截止到2001年3月，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企业中共达到了5500多家，而泡沫也就随之产生了。1991年4月12日纳指为500点（1月15日海湾战争），1995年7月17日为1000点，1997年7月11日为1500点（7月2日亚洲金融风暴），1998年7月16日为2000点（5月份俄罗斯金融风暴），1999年1月29日为2500点，1999年11月3日为3000点（3月27日科索沃战争），1999年12月29日为4000点，2000年3月9日为5000点，这之后第二天纳指创造出了5048.62点的最高纪录……而在股市越来越疯狂的同时，信息技术的大跃进却基本到头了，技术提升所能提供给资本的扩张空间也就基本到头了。不过此时众多经济学家们则表现得如同伊拉克前新闻部长萨哈夫一样，一口咬定：信息产业压根不存在泡沫——直到2001年初纳指从5000点跌至2500点时仍不松口。

2000年信息泡沫破裂，本质上其实和美国1890年经济危机是一样，都是出现新兴技术产业以后，引发了盲目投资的风潮而造成的。所不同的是，100多年前炒作的对象是铁路，100多年后主角换成了互联网。另一个不同点在于，100多年前那次泡沫破裂我们称之为“经济危机”，而100多年后这次最多只能称之为“股灾”——在纳斯达克蒸发掉的资金估计达4万亿～5万亿美元，但这些钱绝大多数都来自于海外投资者，于美国人民而言损失有限。相反众多在泡沫中崛起的IT巨头则实实在在地留在了美国，时至今日依然居于垄断位置。面对微软这样的巨无霸，西欧国家现在最多也只能是通过反垄断调查之类的方式时不时找找对方的晦气。

简单总结一下就是：美国人在自己家挖了一个巨大的“蓄水池”，同时或主动、或顺水推舟地砸掉了别家的“蓄水池”，之后世界各地的“水”便源源不断地流入进来，美国人利用这些“水”养出了微软、英特尔这样的“大鱼”。“水”越来越多，最终“蓄水池”被“撑破”了，海外投资人的“水”统统流光了，而“鱼”却留在了美国人手里……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日涨跌趋势图

纳斯达克蒸发掉了大量海外资金，却把IT巨头们都留给了美国。

20世纪90年代美国信息产业的高速发展直至泡沫化为美国经济带来了长达10年的繁华，1995年联邦财政赤字为零，这是数十年来的第一次。那一年年末克林顿兴奋地在黑板上大大地画了一个“0”出来。政府的这些财政盈余成为后来小布什政府连续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底气来源。

2001年股市泡沫破裂以后，美联储将利率由6％降至1％，这导致美元信贷额暴涨。大量的美元被投资者投入到了房地产市场，房地产业替代股市成为美国吸纳投资资金的主要场所——这为后来的次贷危机埋下了一个伏笔。另一个投资场所则是贵金属、原油等产品的期货市场——这也是当时世界原材料价格上涨的症结所在，而很多经济学家们却大言不惭地把这笔账记到了中国头上。除去这两个去处，仍旧有大量资金无处可去，而到此时，世界格局的又一个主角要登场了，这就是——中国。

触“顶”反弹

上一节里提到一个词——“主角”，放到这里，就是说大伙提到你时，首先想到的是你对别人的“影响”而不是你“被影响”。如今的中国就是世界格局的主角之一，用美国人炒作出的概念说，叫做“G2”。“G2”这个概念我们后面要涉及，这里暂且不提。总体来说，无论媒体上如何炒作，但有一点是不变的，那就是中国的影响力是基于经济而来的。

回顾一下历史我们会发现，1949年建国到现在，中国对国际格局影响力的变化，大致是走了四分之三个“M”型的曲线。中国唱主角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已经唱过一次了，不过那时不是“G2”，而是“G3”——中、美、苏三足鼎立。那个时期的影响力是基于意识形态而言的，一个国家可以对外输出意识形态，那么他在国际格局中的位置就重要，反之则不重要。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国民经济在迅速恢复，民族自信心也在迅速恢复。这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就是1950年到1953年的抗美援朝战争。朝鲜战争爆发的消息刚到国内的时候，关在功德林里的国民党都在琢磨着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了，“自由世界”的盟军什么时候能把自己给救出来。可到第一次战役结束，联合国军被赶到清川江以南之后，功德林里就开始热火朝天地给志愿军炒面了。最终，战争的结果是中国打赢了世界头号军事强国外加16个仆从国——对中国来说，朝鲜战争始于鸭绿江终于“三八线”，说打赢了一点也不过分，压在中国人头上长达百余年的阴霾被一扫而光，中国人对中国开始有信心了。后来很多旅居海外的华人能在物质条件反差巨大的情况下回国参与社会主义建设，正是基于这样的民族自信心。再说句题外话，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自信心的重建正是始于抗美援朝。

回到正题上来。信心重建，是对国内而言。就国际而言，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的国际地位开始提高了，不过这个提高还远没到“G3”的程度。1955年万隆会议的时候，中国还只是作为众多第三世界国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国家去参加的。当时“不结盟运动”的核心是印度，所以印度人对中国抱以一种“俯视”的态度，认为中国仅仅是不结盟组织中的一员，属于被领导者【1】。这其实也难怪，早在1928年前，国联就把印度列为世界八大工业国的行列；而建国之初，中国在经济上的各项软、硬件都还处于一穷二白的状态。

而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在国际格局中的位置开始迅速上升，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这中间有几个关键性节点，就是中国搞出了两弹一星：1964年原子弹、1967年氢弹、1970年人造卫星，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人们不太注意的成果，就是1966年完成的“两弹结合”，具体说就是，用东风－2号导弹搭载核弹头打到一千多公里以外的预设目标区并成功引爆核弹头。后来所谓的新兴核国家是没有做过这类实验的（关于英法两国此类实验的文献，笔者尚未见到），他们搞的大多是地下核试验，而缺少这一环，核打击的可靠性就始终存在疑问。

在中国建立起自己的战略核力量之前，国际核军备框架主要是美苏两家之间的事情。中国发展核武器就是打破美苏两个阵营格局的举措，可以说，从“两个阵营”到“三个世界”的国际关系变化，中国的核武器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在原子弹试爆成功之后，中国看似自缚手脚地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向无核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这些举动在赢得了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信任的同时，也巧妙地避免了把中国置于国际斗争中的高危地带。

除了这个内因之外，当时中国国际地位的飞跃其实也是借势而为。如前文所说，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资本主义阵营正处于颓势，国际共运处于攻势，意识形态领域全世界都是在“向左转”。而这个大势的本源，是由当时的世界经济决定的，中国对此的影响事实上很小，所以这里笔者用了一个“借”字。我们曾说到过，从经济上说苏联实质上搞的是国家资本主义。即对内是社会主义，而对外苏联和其他西方国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它和社会主义阵营中其他国家的平等互助，只能是依赖于苏共的自我约束，一旦苏联的决策层膨胀到一定程度，那么放弃这种自我约束，走向“社会帝国主义”就是很自然的事。而中国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恰恰成为一支既有别于苏联，又“向左”而又强有力的力量。如此一来，在意识形态领域，当时世界上就形成了两个对外“辐射”的中心——苏联和中国，其他国家都属于“被影响”的行列。譬如在当时的日本以及东南亚，左翼力量运动受中国的影响远要大于受苏联的影响。

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在经济上的问题得以缓解，东西方力量对比开始倾斜于西方，这个时候意识形态领域的“大势”开始由“向左”变成了“向右”，国际共运开始走下坡路，意识形态领域的辐射中心开始变成美国，新自由主义开始对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国家产生影响。此时中国在意识形态领域再要借势就比较困难了，1979年1月中美正式建交以后形成了联美制苏的局面，这主要是基于地缘，在经济上和在意识形态上，那时中国是处在“被影响”的位置。在那段所谓的“蜜月时期”，西方国家一方面提供给中国资金、技术乃至军事方面的援助，同时利用外资进入中国和双方人员交流的机会，策反中方人员，秘密培植其代理人；在台湾问题上向中国继续施加压力，以对台军售为砝码要挟，明目张胆地干涉中国内政；在高科技和尖端产品对华出口问题上，屡屡出尔反尔。总体来说中国那时是落了下乘。

到1982年，中苏关系开始松动，但此时苏联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那时他的寿命仅剩下9年，因此中苏关系缓和最终也未能重建三足鼎立的局面。这之后到1989年春季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从“蜜月期”跌入了“冰期”，虽然后来为了避免中俄在西方压迫之下组成军事同盟，西方国家在1992年后和中国的关系开始解冻，但总体上中国的外部环境依然是非常困难的——1993年银河号事件，1995年、1999年两次台海危机，1999年“5·8炸馆”事件，一直到2001年4月1日还发生了中美撞机事件。【2】

难以逾越的“对角线”

回过头再来看看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这段时期的中国经济。那时，中国政府手头最让人头痛的问题归结起来是两条：就业和财政。

先来说就业。“上山下乡”这个词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到1978年，众多城市里的年轻人被下放到农村参加劳动锻炼。仅从经济角度来考虑，这项政策的实质是在缓解就业压力。城市的工业和第三产业提供不了足够的工作岗位给年轻人，通过知青下乡这种“极端”的手段，城市的就业压力得到了缓解，而从城市分流出来的这批年轻人是具有组织性的，所以也不存在不安定的问题，相反还将文化知识传播到了原本闭塞的农村。后来遍布中国农村的农田小水利、小广播、农机站、乡村教员、赤脚医生这些看似不起眼但却实实在在改变了中国农村面貌的事物，背后都有众多知青的贡献——我们在谈到“知青”话题的时候，首先应该提到的是他们对整个国家所作出的贡献。

知青返城其实是一直在进行的，但是这个幅度确实不是很大，因为返城的名额是和城市就业岗位扩容速度挂钩的，而那时的工业规模提供不了更多的就业岗位。这样一来，就存在一个谁回谁不回的问题，基层官僚体系的腐败也就随之产生了，人民的怨气也就出来了。基于这种情况，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1980年，政府逐步地不再加以限制，于是便出现了知青返城的高峰。那个时代过来的人多数应该都有这样的记忆——孩子返城以后，家里的居住面积不够了，于是家家盖临时的简易房。当时的国家也面临类似的问题，就业岗位不够，就业压力加大。原本与知青下乡对应着的，农村会选拔青年人进入城里的工厂工作，以人员交流的方式来改变农村面貌，然而随着就业压力的激增，这项政策也就随之搞不下去了。1980年以后一个关键词进入了人们的视野，那就是“待业青年”。而且这些年轻人的组织性消失了，随之而来的，社会治安开始出现问题，各类刑事案件发案率开始迅速上升。到1983年8月，另一个关键词也出来了——“严打”。这其实就是一个面对急症下猛药的思路。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政府决策始终围绕着“保八”来制定，其实在20世纪90年代“保八”这个概念就已经存在，这个标准其实就是基于之前历史经验总结而来的——如果GDP增长低于8％，那么新增就业岗位就达不到某条红线，就业压力就有过“临界值”的可能。

另一个摆到政府面前的问题就是财政，简单来讲就是没钱，国内建设缺乏资金，对外贸易缺乏外汇储备。这里我们先简单地梳理一下：

在1949年建国后直到1979年之前这段时期，甚至是1966年到1976年之间，经济增长其实并没怎么停过，中间经济上的最大一次倒退发生在1960年“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投资过热和自然因素两个波峰在那时恰好发生了叠加。1969年GDP增长16.9％，到1970年经济增长达到了改革开放前的最高峰，GDP增长19.8％，当时国内是没有金融、保险这些第三产业来贡献GDP的，所以GDP的大头都是落在实物生产上的，即便说后来由于政治原因生产停顿了，可之前造出来的东西是不会凭空消失的。真正的问题是，当时经济搞得是极高积累加极低消费，是一种战备模式，GDP中占大头的是国防、重工业之类和老百姓生活离得比较远的东西，日常消费品在其中所占的比例是有限的，所以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就会比较苦。为了在生活物资不足的情况下，在供应环节保障公平性，于是国家在货币之外又增加了各种“票”，就是要叫你有钱也不太可能得到比别人多的东西。当然，你可以说那时存在官僚主义和干部特殊化，从局部说这也对，但是这里要看全局，总体上来看，公平性还是相对得到保证了的。

前面我们写到苏联时曾经说过，苏联面对经济实力总体占优势的西方阵营时就被迫搞起了低消费模式，这导致卢布的官方汇率与实际汇率严重不符。这个问题中国其实也是存在的，不同的是中国的经济底子要弱得多，且在防范苏联的同时，还要时时提防美国以及它在台湾岛上的代理人。1979年以后西方国家与中国之间的大门被开启了，各种或真实或不真实的信息一股脑地涌进了中国民间，面对与西方国家在生活水平上的巨大反差，要维系政权的稳固就必须要能改善老百姓的生活水平。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政府开始加大在消费品生产领域的投资，同时加大引进国外技术设备的力度，用现在的话说差不多就是实施“宽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久之后经济就开始出现过热现象：政府出现严重财政赤字（计划经济体制下生产投资主要来自政府财政），市场出现通货膨胀，物价开始上涨，贸易逆差增大——1978年、1979年、1980年三年贸易逆差分别为11亿、20亿、13亿美元，这个数现在看着不大，可1978年时外储不过1.67亿美元，到1980年外汇储备是-12.96亿美元，成负数了，也就是都变成外债了。

于是从1980年开始，政策从“宽松”开始走向“从紧”：压缩基建规模；压缩科教文卫体等方面的支出；控制需要大量补贴的产品出口，减少高亏商品的出口，减少国家对外贸的财政补贴，调整进出口商品结构。然后在消费领域搞“重点突击”——增加农产品和日用品供给能力，增加农业、轻工业投资，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而结果则是经济增长率从1980年的7.8％降到1981年的5.2％。

这之后1982年开始再次“宽松”，1982年开始，国内生产总值增长9.1％，增幅较上年提高3.9个百分点，1983年加快到10.9％。而到1984年经济再次过热，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差额不断扩大，投资消费高速增长，价格总水平大幅攀升。为满足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要求和解决企业流动资金短缺的问题，国家不断扩大财政赤字，为弥补赤字，银行超量发行货币，又加剧了物价指数上升，当年官方公布的通胀率曾达到25％。这之后从1988年9月开始再次“从紧”——停止1800多项正在进行建设的项目，其中甚至包括海军的核潜艇项目；压缩消费，把专项控制商品由19种扩大到32种，全国性停发国有企业奖金，大幅提高储蓄存款利率，对高档耐用消费品如冰箱、彩电等采用专卖和工业券的形式；对经营不善、长期亏损的国有企业停止财政补贴，对落后的小企业进行整顿和关停并转（东北地区很多企业的衰败源于此处）。在一系列不当政策之下，当年消费品价格大幅上涨，于是有一个我们记忆中的关键词出现了——“抢购风”。

写到这，估计很多读者都该想到一个词了，那就是“过山车”——那段时期国家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一直就是在双紧和双松两个大对角之间来回跑，能在中间那个“双稳”区域里待着的时候少之又少。其实在这之前和这之后，这种大起大落都是一直存在的，1960年和1989年曾搞出两次经济“硬着陆”，一次经济影响最大，一次政治影响最大。前期有政治的因素，中间有微操作的因素，到1993年之后政治稳定了，操作水平也上来了，1996年实现了经济“软着陆”，但依旧是在两个大对角之间来回跑，只是把直线条的折线弄柔和了，成曲线了。这样一看，操作和政治就都不应该是问题的根本原因。

脱离具体事件，我们仅说一个简单的原理：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从其外部、以长远的眼光看，是一个总体上不断扩张的过程——经济总量伴随着历史的发展一直都是在不断增大的；而从其内部、以短期的眼光看，那就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一段时间之内，这个体系所能得到的资源的量是一定的（注意，这里的“资源”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并不是指具体的东西），将有限的资源相对均匀地分布于经济循环的各个环节——生产、投资、个人消费，那么这个循环就可以顺利地进行下去，而一旦其中的某一环节占用了过多的资源，也就是出现“过热”，就意味着与此同时，其他环节正面临着资源不足，这样一来经济循环就要出问题，问题严重了就要出现“断流”。这就像一个轮子，如果各部分分布均匀，轮子就是圆的，就能滚动起来；反之，如果不均匀，轮子就会变成椭圆的或者别的奇形怪状，那样肯定就没法滚动了。

而我们这么说其实是有先决条件的，那就是假设当资源平均于各个环节时，对各个环节而言资源都是够用的。对中国内地而言，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大部分时间里恰恰是没法满足这个“先决条件”的。1949年到1979年要面对国防方面的压力，1979年以后要尽快改善人民生活，除此以外还有一个贯穿中华人民共和国60年历史并还将延续很长一段时间的主题——国家工业化。无论是面对这里面哪一个任务，资源平均分配以后都没法满足，说穿了就是资源总量不足，放到国家资本主义体系下来说，就是资本不足，也可以说是流动性不足。顺便要说的是，最开始提到的就业问题，归结到最后其实也是流动性不足的一个延伸。

1840年以来积弊百余年，国内流动性不足，而国外经互会和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两个经济体系都排斥中国，所以国外流动性无法引入。任你选什么样的路线，有多高明的手段，上述这个问题都没法解决，这就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如此就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决策者能做的就只能是依照眼前事情的轻重缓急，暂时性地先把有限的流动性集中于某个环节，靠政府对社会高度的控制能力强行支撑一会儿。等到撑不住了，再去集中力量补其他亏欠的环节……如此一来，一条剧烈震荡的曲线就被画出来了。

曙光浮现

在20世纪90年代，上一节提到的资本不足的问题依旧困扰着中国，所以中国政府依旧在“双紧”和“双松”两个大对角之间来回“奔波”着。而正是这段时期发生的两件事情，为后续的改变做好了铺垫。

1992年，随着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又一轮开放，中国再次出现了经济过热的局面。作为应对措施，1993年在收紧银行贷款政策的同时，国务院作出了一项有别于之前的决策，通过人民币贬值和制定出口退税等鼓励出口的政策，开始向国外释放过剩产能。1993年到1994年，人民币对美元官方汇率从最初的2∶1一路贬到8.7∶1——不过当时海外媒体对中国的兴趣更多的是集中在“民主”、“人权”这些话题上，屈指可数的关于这一汇率变化的报道也是认为这预示着“红色中国政权的统治危机”即将到来。

从外部环境看，当时正好赶上了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浪潮——随着苏联土崩瓦解，美国开始要把原来“体系外”的有价值的国家统统纳入自己所主导的“金字塔”的塔基里供自己剥削。如果换个更常用的说法，就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进行产业转移，发展中国家利用发达国家的技术、资本，和本国的资源进行产业升级。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加快了发展；另一方面，发达国家集中资金与技术的优势，生产高端产品。

坦率来说，这种国际分工说白了就是发达国家冲着低成本去的，而所谓的低成本很大程度上就是指人力成本——实际就是发展中国家人民贱卖自己的劳动力。但是平心而论，在那个大环境下发展中国家确实也没有什么选择余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劳动力价值差距是由潜在生产力供需关系决定，简单来讲，发达国家既能生产飞机也能生产袜子，而发展中国家只能生产袜子但又需要飞机，自然定价权就在发达国家手里。这样的利润分配带来的一个远期后果就是：穷者越穷，富者越富。国家内部可以通过税收政策、社会福利和转移支付来锉平高收入阶层，弥补低收入阶层。但世界范围内显然没有这样的机制，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国际间的贫富差距越拉越大。但要解决眼前流动性不足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对此又并没有太多的选择，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曾经就说过：“我们准备好被剥削了，只是希望剥削得比较公平。”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和众多第三世界国家一起投入到了这轮全球化浪潮之中，那段时期各个地方政府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招商引资，为此恨不得把外商当爷给供起来。但当时引入的项目，多数都是低端的出口加工企业——主要是纺织品，因为这一块投入成本低，而且无需自己建立销售渠道，在一届班子任职其间就能见到效益。当然也招来为数不少的骗子，当时看上去闹哄哄、乱糟糟的一片，但是，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却在这一片嘈杂中开始被解决了。1996年实现经济“软着陆”除了政府操作水平提高了以外，更重要的是有了这样一个大环境。在此以前，1979年到1993年之间引进外资和进出口贸易从量上看一直是在大幅增长的，但从比例上说，那一时期中国经济基本上还可以说是自搞一摊。这也就是说经济运行是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政府无论如何“宽松”，对应的资源短时期内就是那么多——1980年中国GDP为3332亿美元，到1990年也仅为3638亿美元，同年外汇储备不过110.93亿美元，20世纪90年代初某市建一座立交桥就能花光3年的财政预算。那时所谓的“释放流动性”只要稍稍过一点就成了单纯的印钞票，后面紧跟着就是通胀，通过加息之类的手段一“紧缩”，再后面就该“硬着陆”了。1993年以后经济体系是开放式的，有流动性从外部注入，虽然总体上说国内搞经济还是资本不足，但比之20世纪80年代要强出不少，虽然还是要在两个“对角”间来回跑，但微观上的操作余地大了。从那时开始，中国经济引来了一个高增长低通胀的时代。

然而在1998年，一个大号“馅饼”又重重地砸到了中国的脑袋上，这就是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当时中国承受的压力也不小，金融危机导致出口骤减，对比上一年1998年外贸出口额仅增长0.7％，GDP增长仅7.8％——未实现“保八”。医疗、教育、住房三块关系基础民生的领域搞产业化也是始于那个时候，最终形成了如今让老百姓咬牙切齿的“新三座大山”，而在当时，这样搞其实有“病急乱投医”的意思。但与此同时，亚洲其他国家及地区更惨，东南亚国家的制造业彻底被灭绝了，原本在“四小龙”、“四小虎”手中的制造业份额基本都被中国内地接手了，日韩两国不少产业也转移到了中国。在此之前，中国引入外资的量以及外贸出口额都是在高速增长的，但放到世界范围来看，中国所占的比重其实不大，当时连东南亚的一些国家都敢瞧不起你。但从1999年开始，全球的中低端制造业开始迅速地向中国集中，一直以来困扰中国经济的流动性不足问题，至此将被永久性解决……【3】

为什么会是中国

现在回过头来看，1993年以后直到2004年前后，差不多10年的时间里中国经济发展走的是一个“搭车”模式，搭的是第三次经济全球化浪潮这班车，而既然是“搭车”，那么车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走就不是自己能说了算的。这也就是说，无论你选什么样的路线，无论你如何改造内部的分配模式、经济体制，中国经济的大发展都只能在那个时间段上出现，或许由于某些偶然因素会提前一些，但早也早不了几年。其实自1949年建国以后，中国政府就始终在寻求对外贸易和引进技术、资金的途径，和西方世界的经济往来并没有真的断绝过。1965年大庆油田投产以后，中国石油供应逐步有了盈余，对日本的石油出口也就开始了。“文革”期间还曾有过一个很有名的“玻璃蜗牛事件”，是关于引进彩电生产线的问题，如果真的是中国政府主动彻底断绝对外交往，那也就不会闹出这些事来。但那时是冷战高峰时期，对方恨不得把你的骨头拆下来敲鼓，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时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正面临国际共运的压力，和东方社会主义国家搞大规模的经济往来人家肯定是不会干的。即便忽略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素，美国虚拟经济大发展是1981年里根上台以后的事情，在此之前中低端制造业大规模向海外转移是不可能的，他不主动搞，经济全球化浪潮也就无从谈起。与之相对的是，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出现根本性改善，始于1972年的乒乓外交，你做外贸也好，招商引资也好，追根溯源都要追到这里。

反过来再说，这个大发展时期的来临，早也早不到哪去，但同样晚也晚不到哪儿去。1998年东南亚经济危机给中国成为“世界生产车间”创造了契机，但这不是决定性因素。把中国放到“第三世界国家”堆里，我们会发现它有很多优势是其他任何国家都不具备：其一，中国人的人口总体素质要高于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在很多文献里人们往往过于关注大学教育，也就是精英教育，而构成国民经济体系主体的首先是产业工人——不管你有什么先进技术，最终要变成看得见、摸得着、买得到的产品才有意义，那就必须要有人能看得懂图纸，操作得了机床。而与此相关联的，则是中小学教育，也就是基础教育。中国的优势恰恰就在这里，1966年到1976年中国高校共培养大学生约100万人，其中还出现过四年停招。1949年建国后小学入学率便由国民党统治时期的23％跃升至1952年的49.2％，到1957年是61.7％，1958年则达到80.3％，60年代初有所下降——1962年降至56.1％，但1964年再次提升至71.1％，1976年则达96％，1980年由于经济因素有所降低，但仍旧达到93％。再说中学，1931年是中国中学毕业生一共约1万人，1936年也就是所谓“黄金十年”后期全国一共仅54万中学生，而1952年初中生入学人数124万，高中生14万，1966年分别是272万和20万，1976年则是2344万和861万。再说投入，1963年前普通教育开支约占教育总开支45％，1969年时达95.4％。1976年稳定后仍达67.1％。除此以外，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知青“上山下乡”还给农村带来了“识字班”，成人文盲比例因此大幅下降。与之对应的，看看另一个发展中大国印度，1991年印度开始经济改革时全国一半的国民既不能读也不会写。

其二，中国的内部和外部环境都是非常稳定的。对外而言，20世纪六七十年代搞出来“两弹一星”，中国的基本安全得到了保障，那么在中国投资自然安全也是有保障的。对内而言，社会有高度组织性，1979年以后很多人认为这种组织性弱化了，可2004年非典和2008年汶川地震证明组织性依然是非常强的。与之相比，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影响力往往只能到达城市，农村完全是失控状态。还是拿印度来说，目前印度北部活跃着120多支游击队。更离谱一些的，政府控制的范围只有首都那么一片地方，总统对内也和市长差不多，比如说菲律宾，竞选人加记者十几口子说干掉就被干掉了，而在墨西哥，毒贩子们的战斗力甚至比政府军都强。

中国普通中学招生统计表招生数（万人）

中国适龄儿童入学率简表

其三，中国的基建和工业基础底子都好过其他第三世界国家。要在一个地方投资设厂，光劳动力便宜是不够的，如果交通不畅，产品出不去原料进不来，或者隔几天就没来由地停水停电，那你的生产肯定搞不下去。而基建薄弱，工业底子差恰恰是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通病。中国建国后的30年里重工业和基建其实一直在高速发展，两弹一星、核潜艇、几大造船厂、汽车厂、飞机制造厂、机床厂等等都搞出来了，构成了后来制造业的骨架。基础建设方面，像桥梁、水利、铁路、电力都在大发展，有人可能会说公路里程少，但工业体系中，铁路的作用大于公路，1876年到1949年73年间中国铁路通车里程是约是2.2万公里，而1949年到1981年，大陆上铁路营业里程是约是5万公里，另外还有3000多公里地方铁路，1949年机车基本全进口，1952年造蒸汽机车，1958年造内燃机车，1960年开始造电力机车。除此之外，自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中国曾存在大量小的集体所有制工厂，也就是一般所说的“三小”（小水泥、小火电、小钢铁），经营状况姑且不论，但这些企业为后来制造业的引进提供了大量的现成的产业工人，这是其他任何第三世界国家都不具备的。

不仅如此，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政府还处于一个“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状态，原本帝国主义强加在中国身上的“赔款贷款”等债务1949年之后统统被中共“赖”掉了，和苏联借过债但后来也两清了。至于国内，也不存在资本家靠银行左右政府的问题。这使得后来中国的发展避免了像其他国家那样，因债务问题而受国内外各种势力的掣肘。

在众多的不对称优势下，中国最终取代这些国家就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这就像是两个国家间的全面战争，打到最后技术、战术以及偶尔的运气就都不重要了，决定战争结局的唯一因素是国力对比。

“双稳”时代

1998年金融危机中，“四小龙”、“四小虎”被西方国家一锅下去统统炖成“龙虎斗”了。这之后，资本家们坐在一片白骨丛里一边剔牙一边发现又没人给自己造廉价消费品了，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中国进入了西方的视线……

这里我们先简单回顾一下中国与西方或者说与美国关系的发展脉络。以1949年建国为起始，中美关系大致可分为3个阶段：最初就是纯粹的对抗，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战争就是这个阶段最明显的标志。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昔日的“老大哥”在中国北方陈兵百万，而与此同时，西方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正在走向瓦解，冷战格局恰处于“苏进美退”的态势，中美在国家利益上出现了“交集”。1971年深陷越战泥潭的尼克松政府正面临着美元的第三次抛售狂潮，处于内外交困的状态，毛泽东非常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最佳的时机，使得美国总统有史以来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对一个未建交的国家进行了访问。也是从这一年开始，中美之间理论上所存在的共同利益逐渐地反映到了现实政治中来，中、美政府开始接近，美国得以“体面”地撤离越南，中国的国际环境也开始大幅度改善，和西方阵营的关系开始缓和。

到1979年元月中美正式建交，这第一次世界大战略转变算是基本完成，中国与美国以及整个西方世界的关系进入到了一个稳定、共赢的阶段。从国家利益的角度说，这个阶段的共同利益主要在于地缘安全，就经济而言西方国家当时主要还是把中国看做是一个潜在的大市场，除此之外并没有过多的考虑和研究。这种稳定状态维持了大约10年的时间，至1989年开始走向终结——这并非因为中国做了什么“大逆不道”、“该遭天谴”的事情，而是因为随着东欧剧变、冷战结束，作为当时中美形成战略上的默契的基础不复存在了。至此，中美关系开始进入一个“混乱”的状态。那时美方对中国的战略定位并不是很清晰，一会儿要将中国作为“共产主义的最后堡垒”一鼓作气拿下来，一会儿又担心把中俄逼得抱成团搞军事同盟；克林顿时期提出过“战略伙伴”说，后来小布什上任伊始又提出了“战略竞争对手”说……

但就总的趋势来讲，那段时期中美关系是在往恶化的方向走，中国的外部环境要比1989年之前差了很多。整个20世纪90年代，美国宣扬中国“威胁”论、支持中国分裂势力、干涉中国内政、“5·8炸馆”……到了小布什政府上台初期，中美关系已经走到了谷底——到底了，自然也就该再回来了。

中美关系的“触底反弹”按照通常的说法是始于“9·11”事件之后，但就笔者看来这一事件其实至多只能作为一个时间上的标志点而已。事实上中、美在所谓的“反恐战争”中并没有太多的利益“交集”，相反，美国兵进阿富汗以及对中亚地区的渗透还对中国西部的地缘安全和能源安全都构成了潜在的威胁。

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显然并不在地缘，当然更不可能是彼此看对方变顺眼了，答案只能从经济领域来找。中美关系回暖并不是因为什么“反恐战争”，但其引子的确是“9·11”事件——因为2001年美国股市泡沫破裂的引子就是“9·11”。

到此我们就又回到了本章第一节的结尾处：“新经济”泡沫破裂了，大量的流动性从股市涌了出来，美元因此面临大幅贬值的危险，此时美国需要同样是大量的廉价消费品支撑美元信用，抑制通胀，可这之前原本负责给西方国家制造消费品的“四小龙”、“四小虎”已经被他们自己给“炖了吃肉”了——这也就是为什么中美“入世”谈判会完成于2001年的原因，不是因为中国的“诚心”到火候了，而是因为那时美方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了。所以平心而论，如果没有什么深层的内情的话，当初的谈判对中方而言应该说是有欠缺的，某些让步可能本是可以避免的，因为当时美方并没有太多讨价还价的余地，对于达成协议美国人同样着急，甚至可能比中国人还要急——中国流动性不足的问题自1949年建国时期就存在了，而美国平抑通胀的问题就在眼前。

“入世”成功之后，中国基本算是完全进入到了世界贸易体系。之所以加一个“基本”，是因为发达国家对中国的贸易壁垒还存在着，时不时还要搞些贸易摩擦出来——这也是2001年谈判线条过粗留下的后遗症之一。从微观的操作层面来说，西方国家因为产业不断向外转移，导致国内就业岗位日渐稀少，因此他们需要不断挑起贸易摩擦来转移国内老百姓的不满情绪。而从深层次考虑，可能也是基于对中国的戒心：从国家层面来说，中国发展起来对任何国家来说都肯定是竞争对手，这不是一个主观上愿不愿意的问题，全世界自然资源的总量是固定的，你多占一块，我就要少吃一块；从意识形态层面来说，中国在意识形态上终归是有别于西方国家的，在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在世界经济中占优势时这似乎不是什么问题，可有朝一日一旦西方国家经济上出现衰落迹象，那中国就可能成为一个对人家进行“和平演变”的策源地，这同样不是一个主观上想不想的问题——怀璧其罪，况且之前从俄国十月革命开始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苏联衰落之前，西方国家原本在意识形态上就一直面临着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压力。

即便如此，总的说来2001年“入世”对中国的意义依旧是空前的，自1949年以来资本不足的问题至此得到了彻底解决。随着海外大量流动性的资本注入，各地的项目多了起来，政府手中的钱也多了起来，能做的事也多了起来，当初上马一个三峡工程可以全国瞩目，如今几乎每年都会有那么几个三峡级别的工程上马。2003年、2004年、2005年三年农村道路投资相当于建国后53年的总合，此外，科教文卫体也都开始有了比较充裕的资金，中央给予农民的补贴开始增加，农业税费开始减免。2003年、2004年两年中国政府没有再在“大对角”之间来回跑，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那两年实现了“双稳”。

从“不足”到“过剩”

但是，也只是稳了两年时间，2004年之后政府便又开始在“双紧”和“双松”之间来回奔波了。

2003年以后，国内开始出现投资过热，电力、煤炭和运输紧张，通货膨胀再次开始抬头了。这些归结起来其实就是一个新问题——“流动性过剩”，以前是钱不够花，现在是钱太多但制造业消化不了，过剩的流动性开始在日常生活品形成通胀压力。2004年中央又一次宣布要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其实总体上就是再次趋于“双紧”，比如减少国债规模，减少投资项目，税制改革等等。

一系列组合拳砸下去以后，总体上却收效不大。原因很简单，20世纪90年代以来流动性注入的源头在国外，国内的通胀实质是“输入性通胀”，你在国内减少项目，紧缩货币流通量，压缩贷款并不能限制国外货币尤其是美元的滥发，相反这些措施会给国内的企业制造困难，那么过一阵子就又必须再返回去，再搞一搞“双松”……如此一来，“过山车”就又坐上了，这一点在2006年、2008年、2009年三年相信大伙会有比较明显的感觉。

某种程度上说，现在让老百姓咬牙切齿的“高房价”就是这种流动性过剩的产物。住房产业化的口子开在1998年，而其真正开始“蓬勃发展”则是2004年以后的事情，国家在政策层面大力支持房地产业是始于那个时候。当时调整了房地产税，2006年将个人购房转手交易免征营业税期限延长至5年，并调整规范了土地收支管理政策，完善了住房公积金管理政策，调整了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政策和征收标准，这些政策的总体指向都是在扶持地产业。从不同的利益角度判断，对此可以给出不同的判断，但仅就流动性过剩问题，地产业客观上是起到了吸纳流动性的作用，大量的资金暂时沉积到了房地产业，避免了这些资金在消费品市场炒作。但是这个沉积也仅仅是“暂时”的，因为地产商不可能把钱赚来以后埋在自家院子里等着烂掉。

而由此却导致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中国虚拟经济的“早熟”现象。资本向实体经济之外领域游离的趋势其实是始终存在的，至于是否会成为“现实”，那只取决于外部条件是否合适，和有没有完成工业化没任何关系——资本家的目标在于利润而不是生产本身，如果玩弄数字游戏就可以赚钱，谁也不会再去费力造实物商品。至于炒作的具体标的物，它是股票也好，是君子兰也好，是房子也好，是大蒜也好，对炒家而言本质上没什么区别，他们所看到的是，这个标的物是否是人民生活所离不了的，越是必需品，那供炒作的盘面也就越大，获利也就越大，而对普通老百姓而言，利益受损的面也就越大。中国的房地产经济就是一个反面典型，无论业内对地产经济如何辩驳，但有两个事实是摆在眼前的：其一，高房价搞得民怨沸腾；其二，中国的工业化还没搞利索，但却开了一个硕大无比的炒作赚钱的盘口，大伙自然就不会再把钱往实体经济里投，更遑论是往具有一定风险性的高端产业去投，央行的货币政策是紧缩也好，是宽松也好，实体经济总是处在缺乏资金的状态，如此产业升级就只能停留在纸面和口头上了。

再进一步，如果没有产业升级的话，中国的实体经济就永远无法像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信息产业那样吸纳新增的流动性，将其转化为自身实实在在的硬实力，而实体经济无法吸纳资本，就会进一步导致地产经济等“炒作”经济的做大，如此下去就只能是一个死循环……

麻烦是大家的

简单归纳一下，对中国而言，2001年入世，特别是2002年以后，巨量流动性的注入一举解决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流动性不足的问题，相应的，就业压力得到了极大缓解。然而紧随其后的情形就开始变得不那么美好了，随着流动性的进一步注入，导致了国内流动性过剩，地产经济及其他“炒作经济”因此恶性膨胀。

再来看看同一时期的美国。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美国人而言这标志着美式全球化体系的扩张基本完毕了。由于有中国出口加工业庞大的产能作为支撑，2002年之后虽然有巨量的流动性流出，但国际市场上美元并没有贬值，美元的信用因此未受影响，美国的货币霸权保住了。而这又进一步激起了美国国内利益集团的贪欲，如果狂印钞票不会受到惩罚的话，那么他们必然就会继续印下去——直到受到惩罚为止。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给全球经济带来了一场“通缩冲击”，格林斯潘顺势把美联储的利率降到了1％的超低水平，更多的美元被印制了出来。全球经济一路走高，年增长达5％。至2005年，被低通胀掩盖了4年的美元流通量过剩问题最终还是浮了上来，大量过剩的美元被用于炒作，4年来期货市场平均价格被炒高了一倍。

华尔街的犹太金融集团通过金融衍生品的炒作“吹”出了一堆更大的泡沫（详见后面的附文）；而军工—石油集团也没有闲着，他们的目标是伊拉克、阿富汗或者更大……

不同面值的美元

现在的全球性美元过剩不关别人的事，根源在于美国当初滥发美元。

2001年小布什代表共和党赢得大选，按照前面提到的赢者通吃的原则，这意味着军工—石油集团将在后面的一段日子里唱主角了，美国的对外战略将围绕着“石油”和“军火”两个主题来展开。“9·11”事件给了美国一个极佳的借口——早在“9·11”之前，就有媒体曝光过美国对伊拉克的作战计划，显然这不能解释为美国政府为自己将在几个月之后遇难的同胞提前准备复仇计划。

借助“9·11”的舆论优势——国内某主持人曾在当时说过一句非常著名的话，“今夜我们都是美国人”。美国于2001年10月7日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并在几周之内打垮了塔利班政权，取得了对阿富汗的控制，再加上美国在吉尔吉斯斯坦的驻军，美国的势力深深地楔入了中亚地区。这之后美国媒体又大造舆论，本·拉登得到了伊拉克政府的庇护，2003年3月20日，美军对伊拉克开战。

而事实上萨达姆对来自美国的危险也是有一些预感的。1997年伊拉克曾与中国政府签下价值12亿美元的油田开发协议，这意味中国将可以从伊拉克获得每桶价值仅几美元的“份额油”；此外伊拉克政府以联合国“石油换食品协议”为名义，向西欧和俄罗斯低价出口原油，按照伊战结束后美国披露的信息，俄罗斯得到了价值190亿美元的原油，法国40亿美元，瑞士和英国各30亿美元；到了2001年11月，也就是威胁进一步逼近的时候，伊拉克又宣布将欧元替代美元用于石油贸易结算——在前文中我们曾经说过，欧元区经济结构中资源特别是能源一直是其短板，欧元缺乏能源作为支撑，而伊拉克此举恰恰是给法德提供了拼图的最后一块。萨达姆之所以这样做，经济层面的考虑并非是最主要的，他更看重给自己拉来了众多的“利益相关者”，希望以这些国家来牵制美国以保证自己的安全。而在2002年到2003年初这段时期里，美国对伊开战的主张也的确在联合国遭到了阻止，中、俄、法三个常任理事国都持反对态度。

然而萨氏最终还是低估了美国人，小布什竟然宣布跳过安理会，拉上英国、澳大利亚和波兰三个铁杆盟友单干了。2003年3月20日美英军队发起攻击，至4月15日就基本控制了伊拉克全境——萨达姆自其发迹起就与美国过从甚密，而他手下的亲信将领们同样与美国有着“亲密”的关系，伊军中最精锐也是萨最信任的共和国卫队里，师以上级别的军官几乎都被美国情报部门所收买，早早地都成了“裸官”。战争爆发后这支伊军精锐竟未做任何成规模的抵抗，军官们在拿了钱之后全都远走高飞，士兵们也全作鸟兽散。与此同时，原本被边缘化的“杂牌军”却在乌姆盖茨尔等几个战场做了顽强地抵抗。然而少数部队的最后抗争并不能挽回大局，20多天的战事，美军只死亡128人，其中110人阵亡，18人死于事故，另有英军士兵死亡31人。战争消耗仅约200亿美元。

从“币缘战争”的角度看，2003年伊拉克战争几乎就是1999年科索沃战争的翻版，原本自2000年起开始对美元再次升值的欧元又一次被打了下去，进而导致德法两国分别选择了默克尔和萨科奇这样比较亲美人物上台。美国在当时还曾提出要搞“大西洋元”，实质就是让欧盟放弃欧元，重新归于美元单独主导的经济体系。

而从地缘上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考虑可能就更为长远了。不妨摊开一张世界地图来看，2001年美国拿下了阿富汗，2003年是伊拉克，之后2005年吉尔吉斯斯坦爆发颜色革命亲美政权上台，而伊朗核问题也被炒了起来，一时间伊朗战云密布，同时，在伊拉克战争后美国还抛出了“大中东民主”计划，矛头竟然指向了沙特王室这个一直以来的“老朋友”……

如果这一系列计划最终都得以实现，中东地区和中亚地区将在美国的主导下连成一片，这意味着世界上三分之二的石油储量以及西欧至东亚所有可能的陆上通道【4】都将处于美国人的控制之下（海上通道原本就被美国掌握着）。那样的话，亚欧大陆区域内的任何经济整合都将是不可能实现的，美国可以利用能源和物流通道来任意打压现在的几个主要经济体，现在常常提及的“新丝绸之路”将永远都只能停留在纸面上，届时美国的霸主地位即便说不上千秋万代，但在可预见的时期内也将很难有来自外部的势力能够撼动。

但是，事情并没有布什政府所预计的那样简单。传统的阿拉伯社会中，对教派、对部族的认同感远要强于世俗的国家概念，美国对伊拉克的打击因此产生了一连串没有预料到的反应：在没有强势代理人的情况下，这种打击实际是破而不立，过去强有力的统治机器不存在了——这就是为什么巴格达博物馆以及其他设施会被哄抢一空，伊拉克的什叶派和逊尼派穆斯林由于历史的原因存在着严重的对立情绪，失去了一个强力的政权等于让这种对立失去约束，美国在扶植伊拉克新政府的时候让过去遭受不公正待遇的什叶派穆斯林和库尔德人占了便宜，这似乎是想“借鉴”过去英国殖民者“拉一个压一个”的做法，但在没有强势代理人的情况下这反倒把美国大兵拉入到了直接的冲突中。此外，伊拉克人缺少国家概念但不等于缺少仇恨的基因，对大多数伊拉克民众而言，美国人给了他们每人一张选票，然后毁掉了他们生活中的一切，美元只能拿来收买少数随时可以跑路的上层，而占一个国家最多数的则是那里的人民。而与此同时，巴格达被“解放”了，共和国卫队“蒸发”了，萨达姆被绞死了，冲进来的美军也失去目标了，美国大兵倒是成了伊武装分子的目标，原来打伊正规军如刀切豆腐一般的先进武器对此却无能为力——21世纪最先进的武器装备所干的活和20世纪60年代越战时期的装备比毫无区别，除了价格也再没什么高过那时的古董。美国大兵在挨打，却没有具体的目标，战争也没有终点，这种情况下的伤亡和在硫黄岛、在冲绳那时完全不一样，后者虽然损失惨重，但前面有着一个实实在在的终点，而现在士兵却什么也看不到。在这种威胁方向极不确定的情况下，误伤平民时有发生，这就又进一步加剧了美军的窘境。正是如此，在最初蛮横地踢开联合国单干之后，美国不得不回过头来要求“盟友”们以及联合国出面，以缓解自己的压力，原本计划未来用于敲打各国的伊拉克反过来成为各方势力用来牵制美国的一个施力点，“大西洋元”和“大中东民主计划”此时早已被人们忘到了九霄云外。

伊拉克街头

萨达姆政权一夜倒台，许多伊拉克人趁机到处洗劫，其中包括政府大楼、宫殿、学校、医院和博物馆，社会一片混乱。

一个比越战更糟糕的战争泥潭就此形成了。克林顿时期留下的2541亿美元的预算盈余被耗尽了，紧随其后的是一次又一次向国会要求追加战争开支，2004年9月联邦政府的预算赤字记录达到4130亿美元，比2003年高出约360亿美元。与此同时伊拉克的石油产量却由于局势动荡不升反降，靠伊拉克的石油来补贴在那里的花销成了一件不可完成的任务，美国在伊拉克成了只投入无产出。用前面的说法来说，伊战这笔投资被小布什做砸了。

一方面军工—石油集团打仗融资需要印钞票，一方面金融集团炒作金融衍生品也要印钞票，两边一“会师”，截至2007年4月25日，美国联储总资产8834.61亿美元，其中美国政府债务为7871.49亿美元，即美国中央银行资产近90％是政府债务。联储总债务为8508.07亿美元，少于总资产，流动性资金有326.54亿美元过剩。至此已经没有任何经济体可以再继续吸纳涨得上天的流动性了——此时中国国内正面临着严重的通胀压力。

临界状态

前面我们曾提到，中国具有一系列一般发展中国家所不具备的优势，对外资而言这些意味着低风险、高回报。而对中国自身而言，这些优势则意味着，一旦得到足够的资源，那么中国制造业就不可能只在中低端领域简单重复。

谁都明白，技术含量越高的产业，利润也越高，而产业所处层次越高，对经济的拉动空间也越大，但是高端产业的高利润伴随的是高风险和更长的利润回报期限，除非是像核工业、航天业这类事关国家安全不能拿一般经济标准衡量的产业，否则这些都是需要一个既有的经济基础来支撑才有可能发展。

其实在入世之前，中国在最低端的纺织业上已经形成了优势。有了一个优势产业，便可以获得一个稳定的资金来源，这些钱又进一步地投入到了基础建设和产业升级之中——这就是国家具有高度组织性的优势所在，如果这点钱是分散在几个资本家手里，那除了被挥霍掉之外，剩下的就只有拿去投资海外资产，为别国的资本主义建设添砖加瓦去了。

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更高一层次的机电行业，中国制造在国际市场形成了竞争力优势，至2004年机电产品出口额已经占外贸出口总额的54.5％，由逆差转为顺差，进而在2006年成为顺差主力。此时再将中国制造与鞋子、裤子联系在一起显然已经不合适了，“以战养战”的良性循环至此迈出了第一步。

2001年“入世”之后，中国基本融入了国际大市场，在这种良性循环体系下中国的产业升级一步一步做了上来：2004年中国造船业接单量达到世界第三，次年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2005年12月13日，经济合作与开发组织（OECD）称，中国在2004年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笔记本电脑、手机和其他信息及通讯产品的出口国。2004年中国在ICT（信息及通讯技术）产品上的出口额达到了1800亿美元，而同期美国只有1490亿美元。在产业升级的同时，基础建设也形成了良性循环：获利——基础建设投入增加——促进进一步产业升级——再次增加基础建设投入……

前面的几组数据都截止在2004年、2005年——在下面我们会发现这两年应该可以算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战略性拐点：2005年，贸易总顺差超过千亿，达1019亿美元，而2004年时则只是319.8亿美元（另一说为321亿美元）。贸易总顺差包含两部分：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20世纪90年代中国各个地方的政府领导都想方设法引进外资，引进来的主要都投入到了加工贸易中，主要是因为这一块投入成本低，无需自己建立销售渠道而且见效快。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后，在加工贸易顺差中，外资企业所占的比重通常都要在七成上下（2000年到2005年这6年分别为：63.6％、67.9％、70.1％、74.1％、77.8％、81％），前面我们说“向发达国家贱卖劳动力”，主要就是指这一块，顺差很大，但实际利润很小。

长期以来外资占大头的加工贸易一直是贸易总顺差的主要来源（2000年到2004年比例分别是89.1％、91.6％、88.2％、99.3％和98.6％），从2002年开始到2005年加工贸易顺差分别是577亿、788亿、1065亿、1426亿美元，基本上每年增长35％上下，非常平稳。而2005年的贸易总顺差跃上了千亿美元，这就表明以中资主导的一般贸易至此已经结束了大额逆差，出口增速变大，进口增速减少，就装备制造行业而言，金属加工机床2005年进口增幅降到了9.8％，2006年开始负增长……

在罗列出的这堆数字中我们不难看出，以中国自身的工业力量为基础的贸易模式在2005年之后已经基本可以独立完成“出口换汇——购买原材料和技术设备——再扩大出口”这一循环过程，中资开始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外资对中国经济的意义终于实现了一个质的下降。

而同在2005年，国家外汇储备总额以美元计算为8189亿美元，全年外汇储备增加2089亿美元，外储额至此超过了日本，已居世界首位，之后就达到了现在的1.3万亿美元。国家手中的外汇已经从不足变成了过剩。同时全年各项税收总额达30866亿美元（不包括关税和农业税）——“赚钱”和“攒钱”已经不再是国家需要首先考虑的问题了，至此可以说中国以出口导向型经济实现财富积累的原始积累阶段基本已经走完。如果在互联网上查阅过去几年中，每一年对下一年关于上述数据的预测，会发现每次都是低估——这一积累阶段的完成速度超出了大多数人的预计。

而与此同时，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边际效应同样也开始迅速减弱。从产业升级角度说，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从过去以轻工业主导走到现在，已经逐步过渡到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阶段，“虚拟经济”的兴起并不表示像美国这样的国家会轻易地让那些重要的战略产业向海外转移，过去总在说日本“以十多亿美元购买到了需要数千亿美元开发的技术”，这种情况现在已经根本无法再现了，且不说冷战的背景已经不复存在，在西方新的经济模式下，发达国家对技术专利的态度远比过去要认真，对高端技术的知识产权保护甚至放在其经济发展的核心位置。如此一来，中国对美国的进口贸易中，除了农产品和波音飞机外，中国值得买又能买得到的东西开始变得少之又少。这种情况下，出口导向型经济和由此而来的超额的外汇储备就无法继续为国家谋取更多的利益，相反贸易顺差成为一种净损失甚至是国家经济的负担——早在2002年，这个观点其实就已经在中国经济学界被提出了。在这种情况下，再继续去牺牲环境、压缩消费（到2006年国内消费总额占GDP不到38％）来发展经济已经是很不合算也不合理的，拉动国内消费，改善社会福利以“幸福指数”来替代GDP……这些都已是势在必行。笔者听过这样一种说法：“人民群众是伟大的，但有时人民群众也是不讲理的”，其中这个“理”不是说觉悟而是指“理论”——长远来看，发展要得到认同只能是通过老百姓实际能感受到的利益，反过来说，那种一味只要求人民“讲理”的“理论”也肯定不会是好理论。

闲谈中国对外战略重心的转移

不夸张地说，现在世界上的种种问题，有很大一部分本质上就是中美问题，或者也可以说是中国的问题和美国的问题——但凡大国，三分外交，七分内政，外交是内政的延续。

从经济的角度看，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最核心的问题是产业升级。而由低端产业向高端产业升级，并不是像一个孩子一步步长成大人那样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一个经济体要改变经济结构，做产业升级，最大的阻力往往不是来自外部的技术封锁或是别的什么干扰，而恰恰是来自其内部。搞低端产业和搞高端产业，对经济政策乃至社会构成等方面的要求都是不一样的，甚至可以说是南辕北辙的。如果低端产业已经做大，相关的利益集团的诉求和国家整体利益必然会产生相悖的地方，这些问题是不可能通过所谓“市场手段”来解决的，只能由外力强行调整。一个后发国家要调整经济结构，从低端的出口加工升级到高端制造业，其实需要国家经济保持一定的封闭性才好——需要一定的关税壁垒对国内处于起步阶段的产业加以保护，再进一步应该在政府采购等方面给予国内企业政策倾斜，当然这不是说不要竞争了，国内企业由国家出面组织起来和老外去竞争，这也是竞争。而这种“封闭”政策和出口加工贸易的要求显然是相悖的。

中国产业升级所面临的另一个问题，就是虚拟经济的“早熟”现象。这个在前文里已经说了很多，这里不再赘述了。只简单说一句：“炒作”经济的泛滥制造出了一个资金的“黑洞”，无论你是“双紧”还是“双松”，资金都只会往虚拟经济领域跑，要解决这一问题最终只能依赖于市场之外的那只“看得见的手”。

由此说，中国的产业升级、改善民生和强化中央权力，三件事其实是一件事，就像是一头大象的鼻子、身子和尾巴，只不过众人摸到的部位不一样罢了。而这头“大象”的名字就叫做“路线回调”——任何事情都是有其正反两方面的，自1979年以来的种种政策自然也不例外，存在负效应是免不了的。现在低端产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高端产业的发展，资本过早向实体经济之外游离，某种程度上就是负效应长期积累的一种表现，那么自然就需要加以技术性的调整。上述问题是系统性的，那么调整也就应该是系统性。

再说美国。2000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美国人而言这标志着美式全球化体系的扩张基本完毕了。由于有中国出口加工业庞大的产能作为支撑，2002年之后虽然有巨量的流动性流出，但国际市场上美元并没有贬值，美元的信用因此未受影响，美国的货币霸权保住了。而这又进一步激起了美国国内利益集团的贪欲，“吹”出了一堆更大的泡沫。对中国而言，2000年入世，特别是2002年以后，巨量流动性的注入一举解决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流动性不足的问题，相应的，就业压力得到极大地缓解。但是流动性的进一步注入，则导致了国内流动性过剩，地产经济及其他“炒作经济”恶性膨胀。

我们上面提到的所谓“路线回调”，正是针对这一问题而言的。从美国的视角来看，这种回调其实可以视为一种中美关系的“脱钩”。1979年以来中国经济运行所处的大环境，其实就是美国所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体系——这是一套呈“金字塔”状的国际分工体系，美国居于塔尖，以美元为介质，构建和管理这套体系；中国最初居于最底层，负责提供原材料和简单的粗加工品。1997年金融危机以后，由于东南亚地区制造业全军覆没，中国得以往上进了一级，最终成为世界的“生产车间”（在完成产业升级、拥有独立的研发体系之前，还称不上是“世界工厂”）。在2005年之前，这套体系是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而在2005年以后，这套体系的边际效应基本到头了，负面效应开始显现出来了。从2008年至今，负面效应积累之后开始总爆发，到此“路线回调”就成了一个大趋势。对于中美关系我们之前总说合则两利，但必须要搞清楚，对中国而言这个“利”到底是什么，是局部之利还是整体之利，如果仅是局部之利，却要以整体受损为代价，那这个“合”不要也罢。

而从美国的角度来说，这种“脱钩”显然是不符合美国利益的。作为回应，其一就是抛出了G2的概念。所谓G2，乍听上去似乎是美国对中国进行利益让步，可事实上却没有这么简单。G2的前提是现有的中美框架基本不变，只是要把以前居于“金字塔”次一级的西方七国干的活儿也交给中国来干，美国还是继续做它的G1。这样的一个G2的提法，如果中国糊里糊涂接受了，就等于是放弃了路线回调，现在的种种负面效应就要持续累积下去，一直到最后国家无法承受进而崩盘为止，而其获益只是前面说的“局部之利”。不仅如此，接受了G2的提法，也等于是把中国放到了日、欧等国的对立面上。而且美国的这套“金字塔”体系是以众多第三世界国家作为“塔基”的，一旦中国成了G2，就等于说是中国和美国合伙剥削第三世界国家，那样中国与亚非拉国家之间的传统友谊也将不复存在。

提出G2是“软”的一手，而在黄海搞军演制造紧张局势、奥巴马见达赖以及美国对台军售等等则是“硬”的一手。在笔者看来，美国的这一系列“强硬”手段背后有两层含义：首先是美国在试探中国的底牌。路线回调的趋势是存在的，而中国的决策者有多大决心去做，能做到什么程度，这些问题美国政府心里是没底的，所以要进行测试。对外政策是国家路线的一部分，换句话说外交是内政的一种反映，自1979年以来中国对西方世界事实上的忍让政策，也就是常说的“韬光养晦”其实是由当时的内政所决定的，因为中国要加入西方主导的经济体系。譬如说“天安号”事件，如果在面对东北亚乱局时中方无所作为，坐视朝鲜被美韩威胁，甚至加入指责、制裁朝鲜的行列中来，那就将意味着中国决策层无意进行路线回调。

此外，美国的这一系列举动可能还是想和中国国内的某些集团形成某种互动，从而从内部促使中国发生有利于美国的转变。如前面所说，虽然整体利益上中美继续“合”的必要性减弱了，但那个“局部之利”依然是存在的。

贪婪的心——金融海啸

自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或者称之为“金融海啸”中，最具有标志性的意义，便是在2008年半年之内，美国前五大投资银行，五去其三——3月16日，第五大投行，贝尔斯登公司（Bear Stern）被摩根斯坦利（Morgan Stanley）以2.36亿美元收购；9月15日，第三大投行，美林证券被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宣布以500亿美元总价、约合每股29美元收购；同是在9月15日，第四大投行，拥有158年历史的雷曼兄弟公司宣布破产，这是继德崇证券商品公司（Drexel Burnham Lambert, DBL）1990年破产之后美国金融界最大的一宗破产案。而之后高盛和摩根斯坦利申请成为银行控股公司，实质就等于是最终宣告传统的投行经营模式已经彻底结束了。

先来简单说说“投资银行”这个概念，投行与传统的商业银行的不同之处在于：从运作上说，“投行就是个资本市场，集中了资本和需要投资者，投行在其中穿针引线，帮助投资人寻找投资机会，也帮助需要融资者寻找合适的资金来源。”再直白一些说，投行做的实质就是空手套白狼的生意，用投资人的资金来进行套利。

从融资方式上看，传统商业银行主要依靠吸收存款，而投行则主要通过短期拆借。商业银行的存款利率通常总会低于贷款利率，一进一出就有获利，当然，实际情况肯定不会如此简单；而投行的融资取决于短期拆借利率以及自身的信贷息差（Credit Spread）。这种融资方式的实质其实就是借新账还旧账，风险远要大于商业银行。一旦投行自身的交易头寸（Position，简单来说，在这里是指投资组合里持有的证券或者商品的数量）出现问题，市场对其偿还能力的预期降低，那么信贷息差将被调高，通过短期拆借进行融资就会出现问题。而一旦融资出现问题，那么投行的交易就会进一步受到影响，市场甚至会拒绝与其进行交易，回过头这又会加剧融资的困难程度……如此往复循环，投行也就做不下去了。

更具体一点说，2008开始的金融危机的发端是次贷危机，所谓次贷，说白了就是银行把钱借给了原本不符合贷款条件的客户，最终形成了坏账，这听上去似乎不是什么特别可怕的事情，很难想象这几家常年活动于风口浪尖的投行会被这样的问题放倒。问题真正可怕的地方在于：在各大金融机构的各种金融衍生物的杠杆作用下，这些坏账被以几何数量级放大了。

在前面的文字中，我曾将金融的作用比作是推动重物时的轮子，而在多数场合，人们更习惯用另一种东西来作比喻——杠杆。举个例子：假定你手里有100万的资金用来投资办公司，一年以后你赚了20％，你的总资产就变成了120万。而如果你以5％的年利息向银行借100万，总资产就变成了200万，一年后你赚20％，总资产变成240万，再还掉银行的借款加利息共105万，你还剩135万，跟零负债的方法相比，你多赚了15万，也就是说，在贷款这个杠杆的撬动下，你的收益被放大了15万。

但是，不要高兴得太早了，反过来说，如果一年后你的公司没有赚钱，反而亏损10％，那么零负债的时候你还能剩90万；如果你有100万的贷款，那么在亏损10％的情况下，你的200万资产就还剩180万，在归还银行的贷款本金加利息105万以后你只剩了75万，跟不用杠杆的时候比，你多亏了15万。这就是后面话题的关键所在——金融杠杆对收益和风险的放大作用是相同的，杠杆的“效率”越高，也就意味着你对市场波动的承受范围越窄；一旦出问题，蒙受的损失越大。

金融机构手中的杠杆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借贷，原理和上面的例子差不多，因为篇幅的问题，这里不加赘述了。另一种，便是这里的“主角”——金融衍生品。继续举例子：你看中一只股票，每股100元，手里有1万元做投资，股价从100元涨到150元，你的回报是50％。如果你投资于执行价格100元的看涨期权（Call Option），假定期权的价格是25元，你可以买400个合同，到期日如果这只股票果真涨到150元，你执行期权后可以得到400×（150-100）=20000元，你的回报是200％；同样反过来说，如果到期日那只股票跌到90元的话，你的期权将一文不值，你一分钱都拿不回来。如果你投资的是股票而非期权的话，你至少还可以收回9000元。看涨期权便是一种简单的金融衍生品，现实操作同样远要比这个例子复杂得多，但基本原理就是如此。

金融衍生品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一切根据其他金融资产的价格变化来产生定价的金融工具都算是衍生产品，比如期货、期权、远期合约（Forward Contract）、掉期（Swap）、还有就是所谓的证券化产品。

证券化产品同样是五花八门。概略来说，凡是资产或者可以预期的收入均可以作为证券化的对象。此轮危机中经常提及的房贷抵押债券只是众多的证券化衍生品中的一种。常见的有以下几种：ABS（Asset-Backed Security）资产抵押债券，用来被抵押的通常有Home Equity Loan（房屋净值贷款——不同于房贷，指的是贷款人以自己拥有的住房为抵押的贷款）、信用卡贷款、学生贷款、车贷等等。ABS的概念其实相当宽泛，后面讲到的几种债券也都属于ABS的范畴，只是市场上的ABS通常指的是前面提到的几种资产；CDO（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债务抵押债券，其抵押的资产一般是企业债券、ABS债券，或者房贷债券；CLO（Collateralized Loan Obligations）贷款抵押债券，抵押资产是大中型的商业贷款；MBS（Mortgage-Backed Security）房贷抵押债券，根据房贷的种类不同，MBS又可分为住房房贷抵押债券（RMBS）和商用不动产贷款抵押债券（CMBS）。

事实上，在以虚拟经济为主的发达国家里，任何可以产生预期收入的活动都可以被证券化，比如企业的预期收入、好莱坞拍一场电影、商业中的租赁甚至某个明星接拍广告。简单来说，只要你支付给投行一笔佣金，就可以把未来一段时期内的预期收入一次性变现，而投行在佣金到手之后，则无需承担你的信用风险，承担风险的是最后一个接盘的投资人。当然，投行还会从保险公司（AIG）买一份你出现违约的保险，在违约情况发生的时候支付投行代言合约里剩余的部分，如此投资人也可以没有损失。证券化产品分散了风险，同时也让投行大赚特赚，一切看上去都很完美，完全是一种多赢局面。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清醒一点，就会看清这实质上就是所谓的预支未来，而当非常多的人都无节制地投入到这场游戏中之后，那么，预支就必然会进一步地演变成“透支”……

布莱斯·马斯特斯，毕业于剑桥大学的数学天才，发明了“信贷违约掉期”（CDS）金融工具。

毫无疑问，20世纪最重要的金融工具发明，当属CDS（Credit Default Swap），信贷违约掉期，或者称作信贷违约交换，即通过定期交付预定的息费，在违约事件发生的时候，投资者将手中的债券移交给CDS的卖家，第一时间换取债券的面值（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企业真正的清盘偿付过程是漫长的，作为债权人即使完全收回本金，也要等待很长的时间），从而在根本上消除了违约风险。从实质上看，CDS应该接近保险的概念、即CDO，1995年，由效力于摩根史坦利的布莱斯·马斯特斯（Blythe Masters）——一位年轻的女士，毕业于剑桥大学的数学天才发明。正是这一发明，让布莱斯一度成为华尔街最炙手可热的女银行家。事实上，更准确地说，CDS、CDO并非是布莱斯百分之百的“原创”，其雏形早在20世纪80年代，便被另一家投行所创造了出来，并最终在1990年酿成了这家投行的破产，它就是我们在上文提到过的DBL，一切都绝非偶然。

我们简单来梳理一下2008年金融危机。如前文对债券化的描述，抵押转手债券把手里房贷的还款风险转到了债券的投资人身上，而吉利美和两房作为债券的发行者，债券发行所回收的资金可以用于下一笔房贷的发放，从而盘活了资金，如此周而复始下去，只要债券市场有人来投资，这个雪球就可以永远滚下去……

房贷抵押证券（MBS）的出现对其后美国房地产市场的大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彻底解决了房贷单纯依靠银行存款的问题，极大地增加了市场上闲散资金的使用情况，也就是说，极大地提高了金融资产的流动性。当时的一笔放贷，其资金最终可能来自于一家投资机构，或是一个身处欧洲、日本或者中国的投资人。

但MBS也存在问题，就是如果所抵押的房贷信用级别不够高的话，那么就只能引起对冲基金或是某些投行的兴趣，而美国最大的机构投资人则是共同基金和社保、养老金，这些投资人只会选择回报相对稳定的固定收益产品——例如美国国债。为了吸引这些投资者，担保房贷抵押债券（Collateralized Mortgage Obligations, CMO）被发明了出来。

美国拥有三大信用评级机构：S&P，Moody's和Fitch，他们的工作就是为债券的风险进行评级。以S&P为例：证券由高到低被划分为AAA、AA、A、BBB、BB、B、CCC、CC、C、D，级别越高，就意味着违约的可能性越小，投资风险也就越小。在这一划分中，BBB以上级别的称作投资评级，而以下的就是垃圾债券了。CMO的基本原理，就是把一个具有一定信用风险的房贷资产打包，再将其分成不同信用级别的债券出售。

如图，被抵押的房贷资产（Pool of Mortgage Loans）被结构化（structure）成了信用等级从AAA到B，一直到不评级的不同债券，风险逐次升高，当然，获益也就逐次升高。这样，一组原本有风险的房贷抵押，被分成了不同的风险等级，占多数的AAA级债券被社保等机构投资者买下，其余高风险债券被对冲基金吃下，大伙各取所需，一旦房贷里有违约的情况出现，高风险投资者将首当其冲承担损失。相应地，AAA债券的投资者将最后承担损失，上面的那个问题似乎是解决了——但是，问题在于：在这个结构化的过程中，位于起点的房贷的风险其实并没有丝毫的改变，风险高低仅仅是“看起来像”而已，那些所谓的AAA债券其实是由原本风险级别较高的债券“衍生”出来的。

被抵押的房贷资产的结构化

投行往往还会卖给高风险债券的投资人保险（也就是CDS）以保护他们的投资，当然，在房市整体处于上升阶段时，这种保险一般都不会有赔付的时候。而评级高的结构化债券又被很多机构用来作为抵押向别的金融机构贷款融资，最初的房贷资产于是又衍生出了另一层资产，也就是前面提到的CDO（准确说属于Cash Flow CDO——现金型CDO），再一次结构化，不只是MBS，如ABS、CLO都可以被打包、结构化，具体流程如下图所示：

现金型CDO

高潮就此开始了，盖房子也好，做企业也好，都是需要时间的，而每一个投资者都希望自己的债券可以在一夜之间变现，于是，每一层的Class A债券又会被进行一次打包、结构化，由此不断进行下去……理论上说，最初的那笔房贷可以演化出无数层CDO金融资产，这就意味着今后原本应该发生在几十乃至上百年内的预期收入在极短时间内统统变现了！

但是别急，一切到此还没有结束，前面我们提及了CDS，它同样会被打包成一个资产池并结构化，这也就Synthetic CDO——合成型CDO，如下图所示：

合成型CDO

其中SPV是CDO债券发行机构（这些SPV很多就是投行的附属机构，目的在于将要打包出售的债务资产从母公司剥离）。SPV与投行写一系列的CDS，这种情况下SPV就可以不需要获得任何的贷款资产而发行各级的结构化债券，债券的融资用于购买像国债这样的没有风险的产品，获得的利息，连同从CDS获取的保费将用来支付各级结构化产品的利息。从现金流上来讲，这种合成型CDO比之现金型CDO，不同之处在于它的发行不需要再依赖银行贷款和债券发行，结构化的流程被大大加速了，简单来说，变现的速度进一步加快了。同时，传统企业贷款如CLO，一般企业出于商业保密并不会同意将自己的贷款打包上市，或不许债券出售到境外，合成型CDO正好绕开了这个问题，因为CDO的打包上市等于是投行和SPV之间的交易，企业仅仅是向投行贷款而已，与债券发行并无瓜葛。而且，CDS是场外交易OTC的产品，没有任何监管，做CDS交易的双方并不需要拥有任何CDS的对象有关的资产，八竿子打不着的CDS协议，都可以组成一个资产池衍生出合成CDO；同时，CDS的保费是按保费和赔付的净现值总和为零来定价的，是所谓的Off-Balance-Sheet产品。也就是说，在按市场计价以前，CDS的交易不会出现在投行的资产负债表上。换句话说，单看投行的资产负债表，你不可能知道有多少CDS的交易以及伴随的潜在风险有多大。

在这个过程中，对于很多人而言，风险和收益被剥离开来了。房市疯狂上升的时候，销售代理们为了自己的佣金，可以提供零首付的贷款，提供前几年没有任何利息的贷款，可以帮助贷款人伪造收入来源。而那些次贷的购房者也往往被销售们描述的美好前景冲昏了头——实际情况是多数购房者都是原本拥有住宅但不具备贷款条件的人，他们所购买的是投资房，说到底也是在透支未来。这些情况，靠华尔街的数学和物理学天才们的数学模型，是无论如何也模拟不出来的。

而房价是无法永远保持上扬态势的，在出现拐点之后，在资产池中经过包装的垃圾贷款最终还是要露出原形的，一系列问题随之开始暴露出来。最初的贷款违约将引起下一级的结构化产品损失和相应的CDS赔付，而这些结构化产品的损失会引起再下级的结构化产品损失和更多的CDS赔付，而CDS赔付则会引起合成CDO的损失，并一级一级往下延伸……

找一个最贴切的词来描述这一过程，恐怕就是——裂变。从成因上来说，与其将这次金融危机比作是“金融海啸”，倒不如“金融原子弹”爆炸来得更加贴切——是人祸，而非天灾。而引爆这颗“原子弹”的起爆装置，并非是布莱斯，也不是格林斯潘或者其他什么人。事实上，之前创造出的那些金融产品都有其合理的一面。CDS、CDO的初衷在于分散投资风险，提前兑现理论上只是负效应而已，问题的真正根源是资本无休止的逐利性，或者可以称之为——贪婪。

在这一过程中，美国最优秀的理工类人才都奔向了曼哈顿，技术研发工作统统抛给了中国人、日本人或是印度人，而这些海外技术人员之所以选择来美国，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美国的经济繁荣，一旦美国经济开始走下坡路，这些聪明的脑袋也就没了继续留在这里的理由，留下来的只有华尔街的一群金融“人才”。也就是说，美国硬实力最核心的部分一步步被虚拟经济给“溶解”掉了。

同时，金融集团对美国国家决策的影响力在此也又一次表露无遗。正如前文中曾经说过：美国的政治生态中，是总统主外，美联储主席主内。金融危机爆发前进十余年来，官方对金融业的监管，其实就是一个不断放松直至几乎不管的过程。1999年，国会取消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的界限，投行进入房地产市场就是由此开始的。2001年至2003年，美联储为了减轻互联网泡沫破灭对经济的影响而大幅降息，随后的加息步伐则异常缓慢。低利率刺激了抵押贷款和过度消费，造成了房地产泡沫的膨胀。与此同时，美联储监管对金融业的监管近乎达到放任自流的地步，正是美联储降低了抵押贷款的标准，才导致信用状况不佳的贷款人可以以极低的成本通过贷款得以购买房屋。

而这其中，还有很多让人感觉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财长鲍尔森原本就效力于高盛，当时年薪高达2000万（对应的，鲍尔森在政府部门的年薪仅为18万），这姑且不论；自两房危机暴露后，美国政府已经表示为两房提供几乎无限制的贷款。投资者对两房的信心已经有所恢复。两房的股票也稳定在一个低数值上，波动不大。然而在此情况下，政府毫无征兆地突然接管两房，由此在投资者心理上造成了两房已经不行了的印象，随后股票暴跌，连锁反应则导致雷曼的破产和美林的合并，更进一步引起美国国际集团（American International Group, AIG）的垮台。

之后的一个表象是：美国政府处处被动，不得不采取添油战术，对救市方案层层加码，最终宣布“美国政府将接手所有的坏账”。而客观结果是：首先“美国政府将接手所有的坏账”的确是其国家利益所要求的，而这一决策的姗姗来迟使得五大投行已去其三，客观来说，一部分人因此发了大财，而其对手也受到了重创，倒下去的又多是民主党的金主……

当然，这其中是否有什么内在联系，我们也许永远都无法知晓。

本·拉登之死

可以确定，2011年不会是特别太平的一年，刚四个多月就已经连续爆出三个热点事件，哪一个放到平常年份都足够全世界的媒体忙活上小半年，先是中东各国爆发一系列内乱直至利比亚国内燃起战火，紧接着日本发生了一场足以改变其历史走向的大地震，然后在5月1日，美国政府突然宣布那个原本快被中国老百姓忘掉的本·拉登被击毙了。

消息公布后，笔者在网上看到了不少对此表示疑惑的言论：迄今为止没有一张拉登尸体的照片被公布；在拉登被击毙后，其尸体被直升机直接运到了部署在印度洋的美军航母上，随后便进行了海葬，这简直就是《变形金刚》里最后处理威震天的现实翻版，而报道中击毙拉登的地方距离海岸线有一千多公里。如此大费周章之后，本·拉登从物理状态上说已经彻底消失得无影无踪了，通俗点说就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他的消失就和他的出现一样，从头到尾都是国外媒体在“告诉”我们。

其实更让人疑惑的是，拉登死得确实有点太是时候了。奥巴马本届任期即将结束，在他一连串颇具吸引力的演说背后，仔细琢磨一下，就会发现这位总统当初承诺的各种“change”到现在为止其实没有一件真正落实了下来。前段时间轰轰烈烈的医改在和利益集团的几番博弈之后实际上已经无果而终了，现在也不知道还有谁记得这件事。而恰恰在这个时候，如此辉煌的一个政绩出来了。

而且拉登之死还很可能促使奥巴马的另一件事情落到实处——按照奥巴马此前宣称的时间表，美军应该在今年7月开始撤出阿富汗。前段时期美国五角大楼和中情局的一系列人事变动其实已经在为撤军阿富汗预先铺路了。然而反对撤军的美国保守派还有一张牌可以打，那就是“9·11”事件的“元凶”本·拉登尚未伏诛。

当然，大家都清楚这不过是个托词，“9·11”之后塔利班曾经很快就服软了。笔者还记得在最初的新闻报道里，塔利班和拉登本人最初都极力声称和“9·11”事件无关，而不是像一般的恐怖组织那样宣布对此负责（只有这样才能取得政治上的收益）；之后塔利班又表示如果美国政府可以提供相关证据，他们愿意把拉登引渡到一个穆斯林国家接受审判，可是美国政府拒绝了；再之后，所有媒体都把拉登当成“9·11”元凶，美国出兵阿富汗是为了“反恐”。而笔者所看到的是，阿富汗地处中亚、东亚、南亚和西亚四个区域的交叉点上，且地势高耸，是这一区域的“制高点”，即便不考虑当地的矿产资源，仅这个地缘位置就可以说是一件无价之宝。占据这里，向北可以渗透中亚五国进而影响俄罗斯的南北高加索地区，向东可以威胁中国西部，向南可以压制印度。当然，这个无价之宝要想发挥作用也是要有前提的，阿富汗地处内陆，美国要对驻阿美军进行后勤补给非常困难，现阶段在那里的美军数量其实根本不足以同俄罗斯或中国进行一场局部战争。按照小布什政府在2000年之后制定的战略部署，进军阿富汗其实是一个大战略的组成部分，兵进阿富汗是“中心开花”，之后占领伊拉克，然后东西夹击打败伊朗，进而再兵进利比亚和叙利亚——大伙或许还记得当初美国开列的流氓国家名单（伊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朝鲜）。这样一来，北非、西亚、中亚将在美国人手里连成一片，东亚和西欧的能源命脉将完全掌握在美国手中，两个经济圈之间的陆路联系也将被美国截断……

然而不走运的是，美国这一战略的头两步就走不下去了。从打进阿富汗算起到现在已经近十年，阿富汗和伊拉克依然无法平定，而经济危机却来了，由此美国在全球的战略性收缩几成定局，那样一来以前的“宏伟战略”也就只能被废止，而作为这一战略组成部分的阿富汗和伊拉克也就成了鸡肋——留着没用，放弃则不忍。其实也不是不忍，而是这后面有美国军工石油集团和其他集团的利益在里面，就在之前一段时间，美国政界还有不少人在叫嚣要军事进攻伊朗，除了向欧俄等势力要价以外，这其实也有想最后赌一把的味道。

而这一次拉登一死，无疑给了奥巴马一个丢掉鸡肋的绝佳时机。至于前面提到的那几点疑惑，重要吗？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一个时代的尽头，也许即将出现在世人的眼前。

注释

【1】1962年的对印自卫还击战正是印度对华优越心态下的产物。冲突由印方首先挑起，而战争对他们而言却是始料未及的——印度政府认为只要自己在边境上不断增兵，中国人就会被吓跑，对于大规模交火并没有做太多认真的准备，仅从这种心态来看，战场上一边倒的态势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2】1982年3月24日勃列日涅夫在乌兹别克共和国首府塔什干发表了长篇讲话，其中虽然仍充满了对中国的攻击言论，但明确承认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强调了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并表示愿意改善对华关系，建议双方进行磋商，采取一些两国都可以接受的措施，以改善中苏关系。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信号，邓小平和中国决策层立即做出了反应，3月26日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钱其琛通过李肇星翻译声明：“我们注意到了3月24日苏联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发表的关于中苏关系的讲话。我们坚决拒绝讲话中对中国的攻击。在中苏两国关系和国际事务中，我们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中苏关系以此为标志，开始逐步走向缓和。到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中苏已就包括采购苏-27战斗机在内的众多军事、经济合作项目达成了协议。俄罗斯时代中俄间的合作项目，很大一部分便是源于那个时期。

【3】1998年中国还有另一项收获，就是自六七十年代之后政治影响力重回东南亚。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逐步成为新兴的制造业国家，而东南亚则成了原材料出口国。从“道义”上说，当时中国承诺人民币不贬值确实是救了几个东南亚国家的性命。这里需要强调一点，1993年到1994年时人民币对美元已经从2∶1贬到了8.7∶1，已经留出了足够的空间来接纳外资，所以也没必要进一步贬值把东南亚国家往死路上逼。

【4】对中国而言，到达西欧的陆上通道只能选择向西经中亚、西亚的路径。从技术上说经俄罗斯远东地区同样可以到达西欧，但这条路径是绝不能选的。一直以来俄罗斯（苏联）西欧部分和远东部分的联系都并不是非常紧密——仅有一条铁路连接，这一点在苏联解体后表现得尤为突出，俄远东地区在经济上更多的是在和中日韩发生着联系，与国内中央政府的联系仅仅限于行政方面。如果由中国出资在这里修建铁路或是公路，就等于是花中国人的钱帮俄罗斯强化其对远东的控制。如此一来的话，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在清代被沙俄抢占的国土将再无一丝回归的可能。

统一与分裂——话说印度

苏联是中国的一面镜子，美国亦是如此。其实印度同样也是中国的一面镜子，我们总在说“崛起”，说“盛世”，那么相对应的，就需要知道什么才算是中国失败了，知道了“失败”的标准，才能确立起“没失败”乃至“胜利”的标准。印度这面“镜子”便是干这个用的——什么时候中国“印度化”了，那就要宣告失败了。

“从天而降”的统一

话题从印度的种姓制度说起。简单来说，在印度社会中存在四大种姓：婆罗门、刹帝利、犬舍和首陀罗。在这四大种姓以外，还有不可接触者，即被排除在种姓等级制度之外的贱民，多数人都有所耳闻，而这只不过是一个最粗略的划分，每大种姓下面还有成百上千个亚种姓，每个亚种姓里面还可以分出亚亚种姓。要记全这些亚种姓、亚亚种姓的名称，是非常困难的，好在没有必要记，那是专家的职责。

当然，从历史上看，种姓并非印度所特有，只不过印度人把它宗教化、仪式化、极端化了。古埃及也有过种姓制度，大约划为七等，划分的方法也与印度相差无几，也是按职业来划分的。比如说，印度有婆罗门即祭司种姓，埃及的第一种姓也是祭司；印度有刹帝利即武士种姓，埃及也有武士种姓；此外，埃及像印度那样，也有商人、工匠、农民种姓。近代以前西方社会同样是壁垒森严，不可逾越，贵族、市民、农奴一样是泾渭分明。在日韩文化中，等级制也还有残余，这点从日语和韩语对人称谓的差别之中就可以看出来，这些国家等级制度的淡化，是伴随近代资本主义发展逐渐而来的。

而自古以来，中国却是一个异类。在秦之前，中国的社会结构是以诸侯国为单元的，由贵族治理百姓，天子则依靠贵族维系统治，从而形成了一套严格的等级制度，这点和历史上的绝大多数国家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始皇帝统一华夏之后，中国便进入了大一统时代，这在人类历史上绝对是个异数，主要体现在以郡县制代替分封制——由皇帝直接治理全天下的百姓，这样的国家不再只是“一麻袋土豆”，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皇帝与贵族之间从此就有了结构性矛盾，总的说来，历代皇权基本都是倾向于扶持平民以遏制贵族的，所以早在魏晋时期，贵族制度就难以为继了，宋明时期基本消失殆尽，士族则自秦汉始，开始逐步兴起——这一身份是无法世袭的。在清朝时期这一进程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倒退，因为清朝的八旗制度本质上也是贵族制度，但这也仅仅是历史的一个不大的反复而已。

之所以要提及这些，想说明的是，对于一个大国（而不是西欧的那些小国）而言，大一统和过于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是彼此相斥的两件东西。

再来说印度。古代印度在政治上更多的是一个地理概念，这里同时存在着多种类型的邦国——从土邦王国到部落共和国，应有尽有，就如同一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博物馆一样。在历史上，在这片土地上从未出现过大一统的国家，即使是在阿育王和孔雀王朝的旃陀罗笈多国王时代也莫不如此。现代意义上的，统一的印度是伴随英国殖民统治一起“从天而降”的，并不是社会自然发展的结果。英国殖民者给印度带来了统一的疆界、统一的货币、统一的税制、统一的外交与国防政策、统一的法度。但是，也仅限于此。1914年，英国政府在印度仅派驻了9000名行政官员和6.9万名士兵，而他们所统治的是3亿印度人！对此的解决方式则是，在殖民统治机器统治下，英国人进入印度前就存在的600多个土邦被几乎不受干扰地全部保留了下来。本质上说，这种体制与前面提到的“天子——诸侯——百姓”的结构是一样的。

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终断了其原有文明的发展进程，同时并没有带印度人走上自主型的资本主义近代发展进程。在生产分配领域，旧有封建阶级被几乎完整地保留了下来，而在封建领主之上，又增加了新的一层国民财富的截流者——殖民统治者，“柴明达尔”制度【1】便是由此产生的。同时，原本应该存在于封建时代的种姓制度，也被顺理成章地带到了现代社会并一直存在到了现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国力的衰败，英国人无力继续维持各地的殖民统治，甘地为首的印度精英层所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在这个时候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棵稻草。最终，印度在1947年获得了独立，而问题也随之而来：现有的这个统一的“印度”，并不是印度文明自身发展的产物，从前面的“三级结构”可以看到，原先维系国家统一的是殖民统治者，如今这一层不存在了，而印度自身的社会结构还处于殖民统治之前的状态。

英国人曾估计，在印度独立之后，将会至少分裂成八九个国家。在这片土地上据说有1600多种语言；而“印度教”，最初只是殖民当局为了叙述方便而创造出的一个词汇，这其中严格来说包含上百个不同的“教派”；在经济方面，封建制的农业经济使得各个土邦之间并不存在基于彼此需求的特别紧密的联系……

当然，印度的精英层最终还是找到了维系统一的方案，也是唯一可行的方案，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样子：保留了垄断集团，政府权力有限，英式的议会制决策机制，而在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划分方面，国家被以语言为基础划分成16个邦（印度卢比给人影响最深的，恐怕就是上面包括英文在内密密麻麻地印着17种文字）。

简单来说，这些就是落后的社会结构与国家统一诉求之间彼此妥协折中的结果，一种稳定的平衡状态——因为它契合印度的社会结构，但又显得很“别扭”。

印度至今还有四大家族的提法，即塔塔、阿班尼、米塔尔及博拉，他们对国民经济的控制绝不亚于民国时期中国的四大家族。印度在独立后头两个五年计划中经济实际增长66％，但是垄断工业资本与垄断金融资本仅仅在注册资本上就膨胀了三倍。拿钢铁和水泥生产来说，排名第一的塔塔财团控制了印度水泥生产的50％，而当时排名第二的米塔尔财团控制了印度水泥生产的25％；至于钢铁，直到1968年印度政府控制的国营钢铁厂的产量只达到了印度当时钢铁总产量的33％，其余则来自垄断财团。垄断财团多出生于信仰拜火教的帕西族或是锡克族（其信仰可视为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混合产物），而印度的政治家则多数来自婆罗门，这得益于印度教对人民的影响力，而印度教教义又对商业有自身的限制，所以，婆罗门多数从政但与商业瓜葛甚少，尼赫鲁就是他们代表中的佼佼者。这些都决定了印度政府对大财团缺乏控制力，是一个弱势政府，它必须通过不断和垄断集团进行斗争才能有所建树。

印度的议会、选举制度按照某些人的标准应该是现代社会的模范生，但需要我们注意的是：西方的政党是其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他们的一大特征就是没有固定的支持者，没有固定的纲领，作为金主的大财团往往会采取“两边下注”的方式，所以不同的政党所代表的利益具有很强的同一性，其政治博弈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集团内部不同路线的斗争——在“保守”与“激进”之间振荡，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左”和“右”。印度的各个政党同样是其自身社会结构的产物，但它们的背后则是不同的垄断集团，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宗教等等，它们所代表的利益缺少交集甚至彼此南辕北辙，但非常稳定。这就使得很多问题变成了党派间无休止的扯皮，此外，在实施西式民主体制的同时，在其各政党内部则更多的是家长制，那么为实现自身的利益诉求，最好的方式不是加入某个政党，而是单独成立一个党，最终的结果就是在议会出现大量的小党派，这就进一步降低了决策机构的行动效率。

而从“中央——地方”的权力划分而言，由于基本延续了过去的社会结构下的地域划分，各邦内部都具有文化上的相对同一性，就权威性而言，就出现了地方强中央弱的现象。就土地来说，印度始终未完成土改，中央政府可控制的土地仅占总量的13％上下，大量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得以保留。以人均土地最少的比哈尔邦为例：占土地持有者总数67％的小土地持有者仅占全邦可耕地的16％，而4.1％的地主却占有了全邦可耕地的25％，另外还有400万以上的农民没有土地。

由此，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在判断印度政府决策时必须认识到，它的决策依据很可能并非源自某一长远战略考虑，而是基于一些非常具体的眼前利益来考虑的——即便这些决策对长远和全局利益是有害的。因为在一个缺乏权威的政治环境下，印度的政治家们首先要考虑的是政党间激烈的斗争以及政府和大财团间的斗争、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斗争。譬如1962年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在战争爆发之前，客观来说，尼赫鲁还是做过一些避免大规模冲突的努力的，当时印度政府曾对国内封锁过有关中印边界冲突的消息。而反对派则一直以民族主义者的形象，对政府加以攻击。那场战争爆发的背景则是，当时工人的实际工资下降了10％，而农民干脆处于破产边缘，社会贫富差距急剧拉大，尼赫鲁政府因此处于危机之中，所以以军事手段来转嫁社会矛盾，虽然军事冒险失败，但尼赫鲁政府利用国内局势动荡实行全国紧急状态顺利度过了垮台危机。而在印度的历史上，这绝不是唯一的一次，1970年第三次印巴战争，1987年建立所谓“阿鲁纳恰尔邦”，导致中印再次大规模军事对峙，背后都有类似的背景。如果再细心点，我们会发现每年2月、3月印度军方总会对华有所动作，其实道理同样非常简单，因为每年确定政府财政预算是在4月份。

在尼赫鲁时代，印度政治还带有不少的强人政治的色彩，这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其中的结构性问题。而自后尼赫鲁时代开始，这个制衡因素消失了，印度政治生活中始终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核心，主要政党及其政治领袖们于是便都将民主当成了一种市场机制——视选民为有着各种各样要求的消费者，而作为“企业家”的政治家们所要做的，则是力图赚取他们的选票。当民主异化为简单地向选民“献媚”之后，任何短期内见不到“效益”的举措，都将是难以推行的。

“隐性”的分裂

实事求是地讲，独立之后的印度，其进步仍是显著的，印度最初的国家财政体系使得地方各邦对中央政府构成了极度的依赖关系，这种财政体系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地方势力的离心倾向，强化了中央政府的权威性。基于此，“柴明达尔”制度被废除，政府允许小农、佃农购买土地，拥有土地权，这使得印度具备了一定的工业化动员能力。当然，与同一时期进行了彻底的土地改革的中国相比，印度政府所做的是非常有限的——无论是在中国内地，还是后来的中国台湾地区，历史都证明，彻底的土改都是以政府权威性作为后盾的（台湾地区所谓的“和平赎买”，同样是在国民党当局的压力之下完成的），而这恰恰是印度政府所缺乏的。

要想永久性地摆脱分裂的危险，最根本的途径只能是发展经济，以工业经济替代带有封建色彩的农业经济，由此改造印度落后的社会结构，破解政治上的死结。

在经济制度上，印度选择了参照苏联模式的混合经济模式，即：公营和私营经济并存。这一方面存在苏联因素的影响，同时，也是印度自身情况决定的。以婆罗门占主导地位的印度政治精英，由于传统，极少涉足商业，这就使得他们非常青睐由政府占主导的计划经济模式，希望能以此来制衡大财团和地方势力的影响。混合所有制，就是这种背景下的折中、平衡产物。

如此，在保有大量封建制经济体系的情况下，印度政府仍然以“五年计划”的形式，在几个邦强行开始了工业化进程。快速的工业化进程需要庞大的人力物力与技术作为支持，作为基础薄弱的发展中国家，必须要在经济建设上做长期的规划，并有步骤有计划地去实现它。从这个角度讲，印度选择计划经济是合乎当时的历史发展规律的。但在现实操作中，印度恰恰做不到对经济进行长期计划以及按部就班地执行计划。印度政府与国内各种各样的垄断集团的利益斗争从没有停止过，而政府鲜有占上风的时候。在长期经济计划与短期经济效益的选择中，政府不断地在选民的利益趋势下左右摇摆。在遇到国内国际危机的时候，印度的执政者往往通过对外军事冒险来转移选民的视线，压制国内即将爆发的危机以赢得大选，譬如他们在1962年所做的。基于这种目的实施的军事行动，无论胜负，都从没有与经济形成过“正循环”，所谓“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在印度的对外战争史上从未出现过。由于自身经济实力孱弱，军事冒险之后印度政府往往又陷入财政危机并进一步导致经济危机。从20世纪60年代往后，印度就一直处于“危机—冒险—更深的危机—再冒险”这样一个循环之中。受此影响，它的工业化进程与基础设施建设都异常缓慢。

譬如这段历史：1970年12月27日，英迪拉·甘地抓住自己国内声望不断上升的机会，宣布解散人民院，提前于1971年2月举行印度第五届大选。1971年3月大选结果揭晓，甘地获得了压倒性胜利。与此同时，巴基斯坦在1970年底也开始进行大选，主张充分自治与全面独立的人民联盟在东巴大获全胜，随即在1971年3月宣布东巴独立，巴基斯坦由此爆发国内军事冲突。1971年11月21日，印度政府宣布印军越过印巴边界“自卫”，这就是第三次印巴战争。至12月17日战争结束，巴基斯坦遭到肢解。至此英迪拉·甘地在国内获得了前所未有的93％的民意支持。次年印度国庆日，英迪拉·甘地被描绘成了杜尔加（印度神话中的十臂女战神）。但正是在1972年，印度迎来了一场严重的旱灾，1.8亿人口面临饥饿的威胁，而由于战争流入印度的孟加拉难民每个月则要消耗掉印度政府2亿美元，使得印度政府的财政雪上加霜。原本大宗粮食与原油进口就需要大量外汇，而石油危机和由此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又不期而至。由此导致外汇严重短缺，物价开始飞涨。进一步引起的投资不足又使工业增长下降了近50％。民众的不满情绪终于在反对党的鼓动下爆发了，同年孟买就爆发了1.2万人大罢工，仅仅在古杰拉特邦的骚乱中被警察射杀的人数就达到233人，而与之同步的印度铁路大罢工让当时的印度全国交通陷入了瘫痪，最后警察也加入到了暴动的行列，并与前来镇压的军队交火。在随后的大选中，国大党一败涂地，代表印度教原教旨主义的人民同盟上台了。而人民同盟政府的第一个举措竟然是提早一年结束当时正在执行顺利的“五五”计划，以提交自己制定的“六五”计划。历史证明靠造反上台的人民党政府对自己所制定的计划缺乏控制力，上届政府积累下来的1500万吨粮食以及仅有的30亿美元外汇储备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被消耗殆尽，而人民同盟政府也随之倒台，此时已经是1979年，印度之外的世界已经迎来了第三轮全球化浪潮，发达国家正在向第三世界国家转移生产工序，实现国际再分工，“四小龙”与东南新兴工业地带正是在此时崛起。而印度，则还处在反复的“折腾”当中，套用总理拉吉夫·甘地的话：“印度失去了工业时代。”

冷战结束之前，苏联在印度经济中一直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它是印度当时最大的国际援助来源国，也是印度最重要的出口市场之一，印度外贸长期处于逆差局面，填补贸易逆差所带来的外汇缺口，除侨民汇款和资本账目顺差之外，主要的外汇来源渠道便是国际援助。

1991年的东欧剧变，对于中国总体而言是利多于弊，而对印度而言，则恰恰相反。由苏联解体所带来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对这个国家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了今天。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国力衰退直至最终解体，使得印度失去了最大的国际援助来源以及出口市场，经济由此遭受到严重的冲击，由于国际收支严重失衡最终导致印度爆发经济危机，这就是1991年印度政治经济改革的背景，而发生于1987年的中印边境对峙，则可看做是印度政府为缓解执政危机所作的又一次冒险。

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再没有一个政党能够在联邦议会选举中获得单独组阁的多数席位，印度进入了或是少数派执政、或是多党联合执政的时期。在1989～2004年的16年中，印度共举行了六届大选，换了九届中央政府，其中六届只执政了1年左右，最短的只执政13天就倒台了，2004年国大党重掌朝纲，得票率也仅有26.7％，只能以联合政府的形式上台执政。

换句话说，印度政府原本不强的行动力进一步被削弱了，对社会生活的变革很难再起到多大的推动作用，更遑论来主导。1989年，脱胎于人民同盟的人民党利用印度教徒的反穆斯林情绪，主张在印度教徒视为圣地的阿约提亚（Ayodhya）地区兴建一座印度教寺庙——但在当时该地已建有巴伯尔清真寺（Babri Mosjid），借助这种宗教情绪，人民党在1991年再次上台。为了获得地方势力的支持以维系并不牢靠的执政地位，人民党赋予了地方更多的权力，并允诺一些地方势力可以建立自己的邦。至此，原有的可以节制地方势力的中央财政体系在政治改革中不复存在了，中央政府在地方的权威性因此也被大大削弱——某种程度上说，20世纪90年代之后印度的政治改革，实质就是一个地方向中央分权的过程。而就行政区划而言，印度版图内邦的数量由建国时的16个，增加到了28个（另有7个中央直辖区）。就工业化进程而言，这一改变的影响是灾难性的，印度原有的工业布局类似于苏联，具有很强的区域性，原有行政区的分裂，导致工业体系不再完整而无法正常运行——这与苏联解体后所遇到的情况比较类似，许多地区因此从工业经济又重新退回到了农业经济。此外，印度后续的经济建设也很难有一个科学、统一、有序的规划，最初计划建设100个经济开发区，各地各自为战，结果最后实际建成的数量是250多个。

就经济模式而言，1991年的外汇危机使印度经济形势严峻恶化，也由此拉开了一场经济自由化的改革浪潮。也就是实行自由化、市场化、全球化为导向的经济改革，缩小公营经济的活动范围，减少对公营经济发展的干预，取消对生产许可证的限制，减少对私营经济发展的控制。但总体而言，官方对经济的干预还是比较多的，要办事，很多时候还是要通过政府的。

而在改革之初，印度所面对的情况是：没有进行过彻底的土地改革，基础设施建设远远落后于东亚国家，超过50％的人口属于文盲。但印度的精英阶层从英国人手中继承了纯熟的英语思维以及比较完善的金融体系。失去了国家的外力作用，在资本的趋利性诱导下，印度经济最终“很自然”地选择了以服务业而非制造业作为突破口——改革前期的重点主要放在了软件业上，之后则利用其比较深厚的金融传统，建立起了十分完善的金融市场。对这种经济模式而言，最重要的则是要保证有源源不断的资金流入国内，这一点与发达国家的“虚拟经济”类似，只是印度是发展中国家，它保证资金流的方式主要是竭力使世人相信投入印度的资金将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前景——印度人不切实际的吹嘘，除了其民族性格以外，也有其经济上的需要，所以不但民间在“吹”，政府每年还会专门资助海外媒体为印度“吹”。

1991年之后，印度的GDP开始迅速增长，前些年印度的经济增长从以前4％～5％的较低水平跳上了7％～8％，季度增长常常达到9％左右。而在其背后的事实则是：印度的经济增长和中国的是完全不同的。“印度模式”下，货币流通的速度不存在从实物生产到最终销售这样一个周期的制约，自然要快得多，但这种快速流动并没有带动制造业的同步发展。“印度模式”的实质，就是一种跳跃式的发展模式——印度人试图从传统农业经济直接跨过制造业阶段进入以服务业尤其是以金融业为经济主干的服务业主导型经济，也就是“虚拟资本主义”国家的消费型经济。如此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从过去所继承的金融传统，同时这也是为了回避印度基础建设薄弱的问题。

在GDP高速增长的同时，国家工业化事实上并未有太大的发展——250多个经济开发区中，是清一色的服务业、IT业和金融行业。印度GDP具体构成中，农业占22％，工业占22％，服务业则占56％，如果这是一个发达国家的话，这个构成并没有什么问题（例如日本，虽然以制造业闻名于世，但其GDP的75％则是由服务业所贡献的），但这是在一个发展中国家，其GDP的总量并不大。事实上，目前印度工业化总体水平仍处于轻工业化阶段——中国已经开始进入到重工业化阶段。

到目前为止，印度经济发展的受益者仅限于占社会少数的精英阶层，反过来，这又制约了其服务业的进一步发展——能消费得起的就是那么几个人。从经济角度说，极端一点，印度就是1亿人国家——1000万富人，2000万中产阶级，和7000万穷人，平和一点，也就是一个两三亿人的国家。剩下的那7亿～10亿人，制定经济政策时，完全不被考虑在内——如果以7亿人来算的话，这部分人生活在低于联合国的贫困线三分之一的水平。而印度的决策者也无需考虑由此会引发大规模的民变——即便在印度北部现在存在着超过120支游击队，但以印度人的标准来看这种混乱程度仍然还处于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这得益于印度传统的等级文化以及“修来世”的人生观。

相对于中国，西方国家更乐于接纳印度，即便它的贸易保护主义看上去非常“不合规矩”，其中的根本原因就在这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最本质的矛盾，是资源占有的矛盾，资源的总量是不变的，你多占一块，我就要少吃一块，这和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扯不上任何关系。西方发达国家在以25％的人口消耗着75％的世界资源，在西方人眼中，中国政府最大的“原罪”在于领导6亿人摆脱了贫困，更在于要领导超过13亿人走向富裕，这意味将有一个超级大块头要插进来分享这块不可能变大的“资源蛋糕”，与金融、贸易等流于表面的问题不同，这个矛盾是难以调和的。所以，印度或者说印度模式更易于为西方人所认同，根本原因在于这种模式把多数人排除在外，仅让少数精英阶层加入到资源分享中来。

就此轮经济危机而言，首先可以认定的是，作为一个机会，这对印度的意义不会很大。印度制造业发展的瓶颈在于缺乏资金，同时基础设施薄弱。印度原本打算通过利用自己在金融市场的优势获得资金，然后带动其他经济的发展。但是，就微观上而言，企业行为的趋利性使市场中的企业必须要靠利润的驱使来完成市场资源的配置，尽管印度企业在金融市场比中国获得更优惠与丰沛的资金，但是作为经济人的企业并未如事先想定的那样投资制造业和基建，而是要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形成最优资源配置。这就出现了一边是国内制造业和基建急需大笔资金，而另一边在金融市场获得丰沛资金的印度企业纷纷大规模进行海外并购。金融危机只能是助长这一趋势。

虽然经济危机使得发达国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某些技术的出口门槛，但如前所说，印度的工业化尚处在轻工业化阶段，同时基础设施建设也尚不足以支撑一个重化工业体系——以公路为例：印度2002～2003财年国道建设目标为244.11公里，而当年实际完成209.46公里；2003～2004财年目标为1789.5公里，实际完成709.73公里；2004～2005财年目标为2317.18公里，实际完成2082.7公里；2005～2006财年目标为782.09公里，实际完成582.82公里。在这样一个薄弱的基础之上，单靠购买一些技术，对工业化进程的拉动作用是非常有限的，技术是“种子”，而工业基础和基础设施则是保证“种子”发芽、生根的土地。

从危险方面来说，印度这次最可能出现的问题与1991年时可能是一样的，就是在国际支付上出现问题。历史上看，印度仅有两年实现了外贸顺差，也只是拜当年风调雨顺农业丰收所赐，其余年份则都是处于逆差。始于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导致了其国内出现紧缩，进而使欧美金融机构从发展中国家撤资回本土。而这就使得如印度这样依赖外资的发展中国家，被动地出现了紧缩。也使得印度政府面临两难的选择——是否进行信用扩张，也就是印钞票？印了就造成本币贬值，不印本国企业就会出现资金断链。此外，印度企业多通过向国外银行贷款，或者是通过转让股权的方式向国外企业借款来获得资金，其国内的任何经济波动，都会导致海外银行提高利率或是国外企业抛售印度企业的股票，这些同样会使得印度企业出现资金断链的危险。而自去年便一路走高的国际粮价，则进一步加大了这方面的风险，印度至今未实现国内粮食自给，粮价攀升必然会进一步加重其国际支付的压力。

注释

【1】“柴明达尔”制度：政府通过中间人，即“柴明达尔”向农民征收田赋的一种土地制度。政府为了使柴明达尔交足田赋，允许他们在领地内享有行政、司法和军事权力。他们为国家征税，国家付给一定的报酬。这种与土地有关的权利可以继承、转让和出卖。

尾声——天道为大

历史说到底，是由无数“偶然”所组成的“必然”。换句话说，历史是有其规律的，这个规律就是：历史的发展始终要保持一个动态的平衡，它不能朝着某个方向一直走下去。

除此以外，历史还有一条更大的规律，正如《老子》中所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天道为大……

天道为大

至此，这本书将要进入尾声阶段了。当然，在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这个世界上还发生了并且正在发生着许多事情，譬如哥本哈根气候大会，譬如欧洲“PIGS”四国的金融危机，亦譬如韩国“天安”舰沉没等等。这些问题这里笔者都未曾涉及，首先是限于篇幅，其次是因为笔者在这里其实走的是一个“高来高去”的路子——我们这里其实主要是在说一段历史的轨迹，这是有其必然规律的。众多历史事件镶嵌在其中，形成了这条轨迹上的一个又一个“拐点”，远远地看过去，这就像一部完整的剧本，一切似乎都是设计好的一样。

但笔者不是“阴谋论者”，我并不相信这一切真的是某人或者是某些人“设计”出来的，要在如此长的时间跨度里，在全世界的范围内，设计一套如此精妙细致的计划，并保证每一步都如钟表般精确地去运行，且不为外人察觉……能实现如此浩大工程的肯定不是人，“他”应该是神，而这个世界上又是没有神鬼的——笔者还是一个“无神论者”。那么，能实现这样一个“工程”的就只剩下一样东西，那就是历史规律。

在社会学与人类学课程中有一个名词叫做“蚁群效应”——蚂蚁作为个体而言是非常简单的生物，它的感知范围仅限于周边很小的范围，这种生物连记忆功能都不具备。然而作为一个群体，蚁群的活动表现出了高度的组织性和条理性。蚂蚁出巢觅食的时候会边走边释放信息素，在遇到食物后，蚂蚁会沿着自己留下的信息素的味道再原路返回。对单独一只蚂蚁而言，它的运动路径是随机形成的，而如果是一大群蚂蚁的话，就会出现无数的“随机路径”，其中距离最短的路径，单位时间内蚂蚁往返的次数就越多，那么信息素的浓度也就越高，这样就会有更多的蚂蚁沿着这条路径去觅食，而这又会进一步提高这条路径上的信息素浓度……如此一来，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蚁群的活动具有很高的逻辑性，它们会选择最佳路径来搬运食物、清理巢穴中的垃圾。

所谓历史规律在某种程度上与此是相通的，当历史发展到某一“临界状态”时，或早或晚总要出现那么几件“标志性事件”来“扭转”历史轨迹，至于具体是什么事、何时发生则是一个或然性的问题。其实我们的老祖宗对此早已有更简单明了的表述——“时势造英雄，而非英雄造时势”。历史上的无数“英雄”其实都是“伟大”与“幸运”的复合体。

现在回过头来看，千百年来历史走过的轨迹一直都是一条“蛇形路线”——向左走一阵子，然后再向右走一阵子，接着再向左，再向右……在涉及社会问题时，我们总是在说“平衡”、“制衡”之类的概念。其实历史发展始终都是平衡的，只是这种平衡是一种“动态平衡”。如果一个人将“中间路线”作为其追求的目标，那么千万年来的历史中的绝大部分恐怕都将让他无比沮丧——所谓的“平衡”状态从来就只是历史的一个瞬间状态。不仅仅是要沮丧，如果以此为目标去试图推倒历史，往往会造成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局面。

这里又一次提到了“左”“右”的问题，我们在前文里曾经说过，在本书中的标准是：当社会上的权力与财富向少数精英集中时为“右”，反之则为“左”。以这个视角来回顾，这本书中涉及的世界范围的历史轨迹，大致就是：向右——向左——向右。当然，这说的是最大最粗略的轨迹，任何一个具体的时段内必然存在着大量的小的波动。如今炒股的人不少，大伙会看K线图肯定也就明白这个道理，当然，笔者坚信历史发展远比股市要有规律可循。

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后，财富和权力在总体趋势上一直都是在向资本家们这边集中的，这是本质，至于国家间的此消彼长则是表象。只看资本的话，它一直是在扩张，国家层面的问题无非是哪个国家更适合资本扩张的问题。当英国适合的时候，资本就选择了英国，于是有了“日不落”的时代；当美国更加适合的时候，资本就弃英国而选择美国，于是英国开始衰落，美国开始崛起。透过这些表象，历史的大势是在“向右”的。

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向右”的历史大势基本就走到了临界状态。就像“资本兔子”定律中说的那样：财富完全集中到了资本家一边，人民大众买不起东西，于是“生产——消费——再生产”这样一个循环走不下去了，资本扩张的余地没有了，可趋势依旧在。于是就有了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在内的一系列战争，同时也有了“罗斯福新政”，有了“福利社会”、“三神器”，更重要的是有了十月革命以及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考虑“度”的问题，仅就趋势而言，这些事件的实质都是权力与财富向人民一方分配，故我们说这个时间段的历史大势是“向左”的。

这个趋势大致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到了临界状态。“向左”的趋势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资本主义阵营国家的经济活力，经济循环又可以正常运转了。而社会主义阵营由于其内部问题，加之外部的种种障碍，经济发展逐渐走不下去了——这在“红色悲歌”一章中我们说得比较多。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历史的大趋势再次转向“右边”，最终那些前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不得不选择将自己纳入美国所主导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去——悲惨一些的称之为“解体”，柔和一些的称之为“改革”，但大方向是一致的，都是“向右”。资本因此又有了更多的扩张空间，“向右”的趋势进一步强化。

如今恐怕我们又一次处于一个历史大势的“临界状态”了，原因很简单，和上一次完全一样，资本扩张到头了。具体来说，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美国所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体系已经基本把能涵盖的国家都涵盖进去了。这样一来，资本扩张的空间也又一次到头了，然而扩张趋势依旧，于是在体系内部，财富从人民手中向资本家手中集中的进程开始加剧。和上一次一样，这最终再次导致经济循环走不下去了，于是就有了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有了金融海啸以及中国的房地产泡沫……

简单些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精英层与普通平民之间如今进行的是一场零和博弈——因为不会再有新的资源进入体系，所以资源总量就一定了，那后面就只能是一个谁拿多谁拿少甚至不让拿的问题了。既然是零和博弈，那么利益铁定受损的一方最明智的选择就是脱离那套既有的伤害自己的体系，不再去承认那套“游戏规则”。而随着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脱离体系以达到止损的目的，体系本身也就会随之崩溃，而“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们最终也将变得不名一文，进而和属于他们的体系一起崩溃掉——任何“游戏规则”都不是天生就神圣不可侵犯的，它们终归是一套特定经济模式的衍生产物，它们是否“神圣”，只取决于体系运转的最终结果对多数人而言是否公平。

在笔者看来，自从人类社会从农业时代跨入工业时代以来，所谓经济问题，在多数时候其实质都是分配的问题，生产成为经济的首要问题只会出现在一个经济体初创或是大乱后的恢复阶段。以现在的中国为例，中国的工业生产如今有大量的“第一”，我们生产的消费品可以满足发达国家数以亿计的人以挥霍的方式来消费，可以在2008年之前支撑美国狂印钞票而不出现贬值……显然，如今面临的房价高起、就业不足、贫富差距拉大等问题不能再归咎于生产力落后。那问题出在哪呢？

现在新闻里说“回暖”也好，说“二次探底”也好，归结起来还是基于局部而言的，和这里说的“大势”还不能完全说就是一回事。

《老子》曰：天之道，损有馀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馀。天道为大……

部分参考文献

《新战国时代》，王建、乔良、李晓宁、王湘惠著

《大国游戏》，井底望天著

《新年政治经济展望》，井底望天博文

《光荣与梦想》，（美）威廉·曼彻斯特著

《李奇微回忆录》，（美）李奇微著

《大国悲剧》，（俄）雷日科夫著

《货币金融学导论》，刘明著

《毛泽东谋略学》，萧诗美著

《中美俄智慧博弈（1992—2009）》，王俊彦著

《阿富汗战争的悲剧》，（俄）利亚科夫斯基

《海洋谋略大系：美国》，宋宜昌著，连载于《舰船知识》杂志

《中国崛起策》，刘涛著

Table of Contents

目录

扉页

版权页

序言：不能快意恩仇，那就奉陪到底

插页

前言：说势，说史

开篇：“格局”与“局势”

“资本兔子”定律

七年战争与体制优势

“资本兔子”定律

“兔子”之死

美国崛起

背叛不列颠

法兰西革命

二元经济

赢者通吃

南北战争

美西战争

体制创新

美国的超级大生意

国家意志

他山之玉

十月革命与“第三种选择”

话说凯恩斯主义

宇宙之巅

宇宙之巅

布雷顿森林会议

铁幕降临

两德分裂

经济形态与霸权模式

货币视角下的20世纪20年代

经略中东

得中东者得天下

巴以棋局

二次中东战争

朝鲜战争

缘起

东北亚的“三国演义”

资本意志

战后各方损益

抗美援朝与“斗鸡博弈”

郁闷的年代

美国工业产业的软肋

古巴导弹危机

越南战争

糟糕的“好事”

闲话美国国内的政治生态

重塑“山巅之城”

重塑“山巅之城”

“罗马”式全球化

帝国基石

整肃“北约国”

社会结构与左右之分

话说比较优势

红色悲歌

大势不再

异化

背叛

解体

颜色革命

死亡进行时

昨天的战争

回望车臣

从经济珍珠港到平成战败

日本战后经济崛起

雁型阵列

广场协议

经济中途岛

亚洲金融风暴

“枪杆子里出政权”

日本地震

币缘战争

沙漠风暴

科索沃战争

币缘战争

漫谈利比亚战火

从“不足”到“过剩”

“新经济”泡沫

触“顶”反弹

难以逾越的“对角线”

曙光浮现

为什么会是中国

“双稳”时代

从“不足”到“过剩”

麻烦是大家的

临界状态

闲谈中国对外战略重心的转移

贪婪的心——金融海啸

本·拉登之死

统一与分裂——话说印度

“从天而降”的统一

“隐性”的分裂

尾声——天道为大

天道为大

部分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