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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国

知识是一切能力中最强的力量。

——柏拉图

1

随着年纪增长，诗人索福克勒斯乐于从情爱之事里脱身，偃旗息鼓，就像从又疯又狠的奴隶主手里挣脱出来了似的。当激情不再攫住你的心神，上了年纪会使人宁静寡欲。许多老人的痛苦，包括亲人朋友的种种不满，归根结底只是性格和脾气，并不是年老的问题。如果他们心平气和，处之泰然，年老就不会太痛苦。反之，就算年纪轻轻，烦恼照样一大堆。

2

一般人认为，富人说“老有老福”并不是因为性格豁达，而是因为家财万贯。他们会说：人有钱就没烦恼，心安即是福。然而，当年的赛里福斯人诽谤色弥斯托克勒，说他不是因为自己的功绩而成名，而是因为他是雅典人，色弥斯托克勒的回答是：“如果我是赛里福斯人，我固然不会成名，但如果你是雅典人，你也成不了名。”对于那些抱怨自己又穷又老的人，也可以这样回敬他们：老好人在清贫中养老是不容易，但有钱的坏人老了，肯定不会心安理得。

3

子承父业的人不用白手起家，因而大多不贪财，对金钱的态度比较随便。与之不同的是，自己挣钱的人，赚一块想十块，所以珍惜，也更有贪欲。好比诗人爱自己的诗篇，父母疼自己的儿女，赚钱的人特别爱惜自己的钱财，不单是因为钱有用，还因为钱是他们用劳动换来的。但是，假如这样的人口口声声只会谈钱，只知道赞美钱财，就会让人讨厌。

4

生龙活虎的时候，谁都可以把地狱传说当做无稽之谈，也未必相信在阳世作恶的人死后会在阴间受报应；但当他知道自己不久于世，往往会被一种不曾有过的恐惧缠住，心神不宁，疑神疑鬼：说不定那些传说都是真的呢？他会扪心自问，有没有在什么地方害过什么人？如果发现这一辈子没少造孽，深夜里都会从梦中惊醒，感到无限恐怖。而对于继承了万贯家财并且通情达理的人来说，他是问心无愧的，因为他用不着存心作假或不得已而去骗人，要去彼岸时，也就用不着为了曾经亏欠神的祭品、人的债务而心惊胆战。有钱当然好，好处多得很，但对于明理的人，钱财能带来的真正的好处莫过于因有钱财而在死前不忌惮地狱。

5

欠债还债，有时是正义的，有时也会不正义。譬如说，有个朋友在头脑清楚的时候把武器交给你，后来他疯了，硬让你还给他。显然，你不能还给他。尽管代管东西也算一种欠债，但真的还给他倒显得你不正义了。朋友之间应该与人为善，不应该与人为恶。如果归还所欠的债务对原主反而有害，这就不算是还债了。

6

医术能用药品、食物、饮料让人身体安康，但人没有生病的时候，医生并无用处。航海遇到了风急浪险的时候，只有舵手能保证朋友的生命安全，这是舵手能付出的善；但不航海的时候，舵手并无用处。战争中，正义意味着把善给予友人同胞，把恶给予敌人，但不打仗的时候，正义也有用处，无论种田或做鞋，或是订合同、立契约、确定合伙关系的时候，正义都有用武之地。

7

下棋的时候，下棋能手比正义的人更有用。砌砖盖瓦的时候，瓦匠比正义的人更有用。奏乐的时候，琴师比正义的人更有用。买卖马匹的时候，马贩子更有用，不懂马的正义者则不见得是好搭档。但是，在妥善保管钱财的时候，正义者却比任何人都合适，绝对是最佳搭档。不妨说：当金钱没用的时候，才是正义发挥作用的时候。

8

保管修枝刀的时候，正义于公于私都有用，但用刀来整枝的时候，花匠的技术就更有用了。保管盾和琴的时候，正义是有用的，但是使用它们的时候，军人和琴师的技术就更有用。那么，这种情况放之四海而皆准吗？——它们有用，正义就无用，它们无用，正义就有用了？如果正义仅仅对于无用的东西才有用，难道你能说，正义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9

人们总认为，帮助朋友，伤害敌人是正义的。这经不住追问，所谓的朋友，是指那些表面上能和自己吃好喝好混好的人呢，还是指骨子里真正的好人？所谓的敌人，是看上去很坏的人呢，还是表面看不出恶意其实坏到心里的人？人们也总相信，自己爱的人是好的，恨那些自认为坏的人。但是，谁都可能弄错，把坏人当好人去亲近，又把好人当坏人、敌人去恨。结果，明明帮了坏人，害了好人，却自以为是正义之举。所以，在讨论正义之前，我们要先把“朋友”和“敌人”的定义界定好。

10

有一些不识好歹的人，把真坏人当朋友，把真好人当敌人，并且坚定地认为：只要为朋友两肋插刀就是义气的、正义的。这样一来，他们就误入歧途了——实际上，他们是在助纣为虐，加害于好人，根本不算正义之举。他们错在把似乎可靠的人当做了朋友。然而，看起来好、骨子里并不好的人顶多只能算泛泛之交，不能算作真朋友。所以，朋友的前提应该是，他是真正的好人。你的朋友真是好人，就该待之以善。反之，坏人不算朋友，而是敌人，你就该待之以恶。

11

正义的人能伤害别人吗？如果你说，当然可以，正义者应该伤害坏人、敌人；那么我要反问：音乐家不可能用他的音乐技艺使人更不懂音乐，骑手不可能用他的骑术使人更不会骑马，那么，正义的人能用他的正义使人变得更不正义吗？换句话说，好人能用他的美德使人变坏吗？不可能。

12

热不能致冷，因为冷和热相反。干燥不能致潮，因为干燥和潮湿是相反的。善良的好人不能伤害他人，因为善良和伤害是相反的。正义的人是好人。如果有人说——“正义就是助友害敌”，“正义”就像一笔该付的债，该给朋友的是利益，该给敌人的是恶行——那绝非智者之言，因为无论朋友、敌人或任何人，伤害别人都是不正义的。通观历史，我只能说“正义就是助友害敌”是有钱有势者的主张。

13

有人说，对强者有利就是正义。历来都是谁强谁统治，每一种统治者都制定对自己有利的法律：平民政府制定民主法律，独裁政府制定独裁法律。统治者制定了法律明告大家：凡是对政府有利的，对百姓就是正义的；谁不遵守就违法，就要背负不正义的罪名。因此，在任何国家，所谓正义就是当时政府的利益，政府有权，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身强体壮的运动员顿顿吃牛肉对他的身体有好处就是正义了？可是，吃牛肉对我们这些体弱的人也有好处，难道就不正义了吗？为何论及正义，非要在“利益”前面加上“强者的”这个条件？

14

服从统治者就是正义的？这个结论很值得争议。先从立法的层面看——不论哪国的统治者都不可能一贯正确，总会难免犯点错误。他们立法的时候，也可能有些法立对了，有些法立错了。立对的法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对他们不利的法就被称作立错了的法。

15

但既然立了法，人民就得遵守。哪怕法律所规定的正义有时是不利于强权者的，统治者无意之中害及自身，但遵照他们的指令去做才是百姓的正义之举。这岂不是自相矛盾吗？不但遵守对强者有利的法是正义，连遵守对强者不利的法也是正义了？再从执行法律的角度看——当统治者向老百姓发号施令的时候，有时也会犯错，结果反倒违背了自己的利益，但老百姓却非听不可，因为这样才算正义。这跟原来给正义所下的定义不是背道而驰了吗？这不明明是弱者受命去做对强者不利的事情吗？

16

一个人在犯错误的时候，能称他为强者吗？统治者不可能一贯正确，有时也会犯错。诚然，医生治病有错误，但我们不是因为他看错了病而称他为医生的，也不会因为会计师算账有错而特意称他为会计师。即便会犯错，我们依然称他们为某医生、某会计。但是，他们都不应该有错的。严格讲来，艺术家也好，手艺人也好，都是不能有错的。知识不够，才犯错误。统治者也一样，统治者当之无愧为统治者的时候是没有错误的，他（们）总能权衡出对自己最有利的种种办法，叫老百姓照办。如果真是如此，莫非“正义乃是强者的利益，弱者维护强者利益”这个定义是成立的？

17

严格来说，医生不是挣钱的人，而是治病的人。真正的舵手是水手中的领袖，而不是普通的水手，因为他有自己的技术，能领导水手们。每种技艺都有其专属的好处，每种技艺与生俱来的目标就在于寻求和提供这种利益。比方说，身体存活还不够，还有更多更高的需求，因为身体终究有欠缺，但凡有病有灾，身体不能单靠自身痊愈，为了照顾到身体的利益，便产生了医术。

18

然而，医术本身也有欠缺。因为任何技艺都不够完美，好比眼睛看不清，耳朵听不到。我们戴眼镜、助听器以补充视力和听力的功能，但眼镜和助听器这种补充性的技艺也可能有缺陷，又需要别的技艺来补其不足，就这样延展下去，技艺变得无穷无尽？或许恰恰相反，每种技艺各求其利，并不需要其他技艺来补救？实际上，技艺只是让对象受益，不应该去寻求让其他方面、别的事物受益的办法。医术所寻求的，不是医术本身得到好处，而是对人体有好处。技艺是为它的对象服务的。技艺是用来支配、规范它的对象的。

19

真正的医生是为人体健康服务的，而不是为了赚钱。医生既为医生，他谋求的不该是医生的利益，而是病人的利益。舵手不是普通的水手，而是水手们的支配者，他要关心的不是自己得了什么好处，而是他手下所有水手的利益。同理，在任何政府里，统治者不能只顾自己的利益而不顾属下百姓的利益，恰恰相反，他的一言一行都该为了老百姓的利益。

20

有一些现象司空见惯，似乎很难驳倒。比如，正义的人跟不正义的人相比，总是处处吃亏。正义者和不正义者合伙经营，正义的人分到的红利总是少。再看交税，假设两个人收入相等，正义者总会比不正义者交得多。假设有钱可拿，正义者会分文不得，眼看着钱被不义之人一扫而空。要是担任公职，且不说别的损失，正义者首先会无暇顾及私人事业，其次，因为正义，他不肯损公肥私，也就会得罪亲朋好友，不肯为他们徇私枉法。而不正义的人恰好相反，有本事到处捞油水。但这只是表面现象罢了，不能说明正义的真谛。

21

有人觉得，最不正义的人最快乐，不愿意为非作歹的人反而最吃亏、最苦恼。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极端的不正义就是窃国者的暴政。平常人犯了错，被查出来就要受罚，名誉扫地，背上强盗、拐子、诈骗犯、扒手等种种恶名。而那些不仅掠夺钱财、还剥夺人权和自由的人，不但没有恶名，反而被认为有福有权——受他们统治的人这么说，知道他们行不义之事的人也这么说。难怪有人说：不正义的事只要干得大，就会比正义更有用，得的好处也更多，因而，行不义之事也可以是明智的。但是，如果你这么想，就等于把不正义归入美德和智慧，把正义归入相反的类别，就彻底颠覆了是非黑白！

22

每一事物，凡有一种功能，必有一种特定的品德。眼睛有其功能（看），就有一种德性（看得到）。如果眼睛没有德性，只有它特有的缺陷（看不到），就不能发挥它的功能。事物有功能，恰是因为有其特定的德性，不能发挥功能则是由于特有的缺陷。心灵也有德性。正义就是心灵的善德，不正义是心灵的邪恶。心灵失去了特有的德性，就不能很好地发挥心灵的功能。所以，由坏心灵指挥、管理的事一定是坏的，由好心灵指挥的一定好。

23

再来说挣钱这件事。各种技艺彼此不同，是因为各有独特的功能。医术给我们健康，航海术使我们航程安全。二者都能挣钱，但不能说医术和航海术是同样的技术。舵手由于航海而身体健康，他是在赚钱的过程中变健康的，但你不能把他的航海术叫做医术。医者行医得到报酬，你也不会把他的医术称为挣钱术。如果有一种利益是所有人都能享受的，那显然是因为大家用了同样的、而不是各自特有的技艺，比如说，医术带来病人的健康，但如果医生得不到报酬，他就不能从本职技术中得益。换言之，因为我们用上了独门技术、又用上了挣钱术，所以得到了报酬。是挣钱术产生了报酬，这在各行各业都一样，每种技艺尽其本职，劳有所得，并使技艺的对象受益。

24

没有哪种技艺或统治手段是局限于谋求自身利益的，这是毋庸置疑的。他们驾驭对象，是为了谋求对象（也就是弱者）的利益，而非为了强求强者的利益。所以，如果没有回报，世间没有谁甘愿去当统治者，去揽人家的是非，去订正他人的恶行恶状。做了统治者，他就要报酬，因为他拿出自己在治理方面的才能努力工作，都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他们要治理的对象。想要谁心甘情愿扛下这种统领性的工作，你只能动用三种方式：给名，给利，如果他不愿意干，就加以惩罚。

25

惩罚也是一种报酬？当然是！这种报酬可以使最优秀的人来当领导。你肯定知道：贪图名利被视为可耻，事实上也的确可耻。因此，好人不肯为名为利来当官，不肯因为任公职而公开拿钱因而被人当佣人看待；更不肯假公济私，暗中舞弊，被人当做小偷。名誉也不能让好人动心，因为他们没有野心。所以，只能用惩罚这招，强制他们当官。最大的惩罚莫过于：你不去管人，却让比你坏的人来管你。好人怕被这样惩罚，所以勉强挺身而出。他们不是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而是迫不得已，因为实在找不到能和他们相提并论的好人来担当重责。

26

这就怨不得大家看不起那些没有受到强迫，自己非要当官的人了。假如全国都是好人，大家势必会争着不当官，和现在大家争着要当官一样踊跃。那时候才能看出来：一个真正的治国者追求的不是私人利益，而是老百姓的利益。所以，有识之士宁可受人之惠，也不愿多管闲事。

27

必须承认，世界上有不正义的城邦，用不正义的手段去征服别的城邦，居然也能把那些城邦置于自己的奴役之下。要问的是，这个国家既然能征服别的国家，必然有强大的势力，这种力量究竟是靠不正义来维持呢，还是必须倚仗正义才能得到？大到城邦、军队，小到盗贼团伙，乃至任何集团，想要共同做违背正义的事，如果彼此相处时毫无正义可言，一定很难达成目的。不管自由人还是奴隶，不正义总会使人彼此仇恨，互相倾轧，乃至无法一致行动，令其分裂、仇恨、争斗不休。而正义使人们友好、和谐。

28

不正义似乎有这么一种力量：不论在国家、家庭、军队或者任何团体里面，不正义首先会让他们产生分歧，因而不能一致行动；其次，使他们彼此为敌，不仅内讧，也跟正义的人们为敌。同样，一个人若是不正义，不义的能力不会轻易丧失，而会累积起来，渐渐的，不正义积少成多，早晚会爆发出它的全部本领：首先，使这个人自我矛盾，自相冲突，拿不出主见，不能行动；其次使他与自己为敌，并视正义者为敌人。

29

正义的人更聪明，更能干，更好相处，而不正义的人呢？你简直无法与之合作。所以，说不正义者可以一致行动，实在有点不合逻辑——因为，他们如果彻底违反正义，结果必然是内讧。他们残害敌人，而不至于自相残杀，正是因为他们之间多少还有点正义感。哪怕就凭这么一点儿正义，他们做事才好歹有点成果；而他们之间的不正义，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他们自己的恶行。不如这么说，绝对不正义的、真正的坏人，绝对做不成任何事情！

30

有一种善，我们乐意要它，只是要它本身，而不是要它的后果。比方，欢乐和无害的娱乐，我们仅仅想要那种快乐。还有一种善，我们既为了它本身，又为了它的后果而爱它。比如，明白事理，视力好，身体健康。第三种善，可以简称为赚钱术，比方，有人生病去求医，因此有了医术，这类技艺算是苦差，但有利可得，我们爱这种善的技艺，并不是为其本身，而是为了报酬和随之而来的种种利益。你看正义属于第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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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属于最好的一种善。一个人要想快乐，就得爱它——爱它本身是善，更爱它能带来善果。虽然一般人不一定这样想，总觉得正义是一件苦差事。他们拼着命去干，图的是它的名和利。至于正义本身，人们反倒是怕的，甚至尽量回避正视它。说“不正义比正义更有利”的那些人正是把这些看透了，所以才干脆贬低正义而赞颂不正义。

32

如果任由不正义泛滥，人们就会误解正义的本质与起源。行不义之事是为了牟利，不义之人则是害群之马。大多数人是受害者，就算干过不义之事，得来的好处也不如受到的祸害多。大多数人都尝过行不义之事的甜头，也吃过遭受不义对待的苦头。甘苦自知，于是，大家觉得最好成立契约：既不要得不义之惠，也不要吃不义之亏。法律契约就此出现，守法践约叫合法的、正义的。但是这么一来，正义却好像是最好与最坏的折中产物——所谓最好，就是干了坏事而不受罚，所谓最坏，就是受了罪却没法报复。大家之所以接受和赞成正义，不是因为它的本质是真善，倒是因为自己没有力量去行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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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认清正义的本质，就会误以为把正义付诸行动的人都是不得已而为之，而非心甘情愿地因为正义真善而去做事。他们会说，假设一个人正义，一个人不正义，我们给他们各自随心所欲的权力，然后冷眼旁观，看看内心的欲望会让他们何去何从？他们还会断言：正义的人也会干不义的事。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都是在法律的强迫之下，才走到正义这条路上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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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辈和师长总是告诫年轻人：为人必须正义。但是他们的谆谆教导并不尽是正确的，因为他们并不颂扬正义本身，而是强调正义会带来好名声，只要有了这个好名声，你就可以身居高位，和不正义者一样能捞到好处，甚至不分上下。他们还说，诸神会把一大堆好东西赏赐给虔诚的、有好名声的人们。诗人这样歌颂诸神赐福正义的人——“诸神引导正义的人们来到冥界，设筵款待，请他们斜倚长榻，头戴花冠，一觞一咏，以消永日”——似乎美德能得到的最好的报酬，无非是醉酒作乐而已。所以，我们论述理想国的时候，要先强调如何规范诗和教育。

35

诗人也好、世人也好，大家异口同声反复指出，节制和正义固然是美善的品德，但是太艰苦。纵欲和不正义听起来不良善，但很容易得到愉悦。大家都说不正义通常比正义有利，也羡慕有钱有势的坏人有福气，不论当众或私下里都口口声声崇敬他们。世人总是欺侮蔑视贫弱的人，哪怕穷人比富人更善良、更正义。如果诗文描写恶人富足、作恶轻松，譬如“名利多作恶，举步可登程，恶路且平坦，为善苦登攀”，那还有多少年轻人愿意从善呢？

36

诗文中最叫人吃惊的是这样的情节：诸神让许多好人多灾多难，一生中屡遭不幸，却让许多坏人享尽了荣华富贵。还有不少祭司和巫人，奔走富家，尽力游说，要他们相信：即便他们或他们的祖先作了孽，只要献祭或使用符咒，他们依然能得到诸神的赐福；就算要杀敌，也只需念几道符咒，读几篇咒文，就能驱神役鬼，不管对方是正义者还是不正义者。甚至有人引用荷马的诗来证明凡人可以诱惑诸神，“众人获罪莫担心，逢年过节来祭神，香烟缭绕牺牲供，诸神开颜保太平”。如此一来，岂不是人人都能放心作恶，没有后顾之忧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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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塞俄斯与俄尔甫斯据说是月神和文艺之神的后裔，出版了很多书，世人就照书里规定的仪式祭祀祓除，让国民笃信：如果犯下了罪孽，可以用祭享和赛会为生者赎罪，可以用特殊仪式使死者在阴间得到赦免；谁要是忽视祭祀，就会永世不得超生。对于那些比较聪明，能够推理思辨的年轻人的心灵，这种说法会有什么影响呢？年轻人多半会自问：“是堂堂正义，还是靠阴谋诡计来步步高升，安身立命，度过一生？”要做一个名正言顺的正义者，是不是自讨苦吃？反之，如果我并不正义，但因为赎罪敬神而换来正义者的名号，就能有天大的福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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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怎么可能从这些高论中得知应该如何处世为人，如何使一生过得有意义？既然智者都说，“貌似正义”远胜“真正正义”，而且，假扮正义才是幸福的关键，想要幸福只此一途，因为所有论证的结果都是指向这条路。年轻人肯定要想：我何不全力以赴追求假象？为了保守这个秘密，我们还要拉帮结派，要有辩论大师教我们讲话的艺术，以便我们在议会、法庭上慷慨陈词，软硬兼施，以求尽得好处而不受惩罚；反正，只需道貌岸然地把“正义”拿来装装门面，我们生前死后，对人对神都会左右逢源，无往而不利。如果真是这样，那还有什么理由让我们去选择正义，并舍弃极端的不正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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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没有神，或者有神，但神不关心人间纷扰，那么，做了坏事被神发觉也无所谓。假定有神，神又确实关心我们，而我们所知的关于神的一切都来自故事，可那些诗文告诉我们：祭祀、祷告、奉献祭品，就可以把诸神收买到我们这边来。如果笃信这些诗文，我们完全可以放手去干坏事，再拿出一部分不义之财来设祭献神，即便我们是不正义的，也终能保住既得利益，先干坏事，然后向诸神祷告求情，最后也能安然无恙。假如关于真理的所有信息都由这些智者传达，还怎么能说服有聪明才智、有财富、有体力、有门第的人来尊重正义？

40

假如你称赞的不是正义，而是徒有其表的正义美名；假如你谴责的不是不正义，而只是不正义的表象，那你不过是在赞扬浮名实利，等于在告诉不义者：“小心！不要让人发觉你其实在行不义之事！”假如你坚信正义是至善，那就必须证明：正义就像视力、听力、智力、健康，以及其他德性那样，不仅会得到好结果，其本质也是最好的，绝非浪得虚名。

41

谁拥有正义，正义就赐福谁。谁不正义，不正义就贻祸谁。有个人的正义，也有整个城邦的正义。城邦比个人大得多，我们先来探讨在城邦里的正义是什么，然后，再缩小到个人身上加以考察，这叫由大见小。如果我们能想象一个城邦的成长，也就能看到正义和不正义的成长，做到了这点，就有希望厘清正义和不正义的本质。

42

之所以要建立城邦，是因为我们不能单靠自己达到自足，每个人都需要许多东西，为此，要招来各种各样的人，作为我们的伙伴和助手，每个人分一点东西给别人，或者从别人那里拿来一点东西，这样有进有出，对大家都有好处。我们就把这个公共住宅区叫做城邦。

43

那就让我们来建立一个城邦，看看需要些什么。首先，最重要的是粮食，民以食为天。第二是住房。第三是衣服及其他。接着的问题是：怎样才能物资充沛，够整个城邦的人用？要有农夫、瓦匠、纺织工人吗？还要加上鞋匠或别的照料身体需要的人吗？那么，最小的城邦最起码要有四五个人。假设农夫有两个选择：一是花所有时间和劳力准备食粮，用来和他人交换；二是花四分之一的时间生产自己所需的粮食，再把四分之三的时间用来造房子、做衣服、做鞋子，免得同他人交换。可想而知，大家各有所长，第一种办法显然更方便、更实际。换言之，城邦里的每个成员都要为公众奉献自己的劳动成果，才能更简捷地获得自己所需的一切。

44

工作不等人，你不能有空了再去慢慢搞。不论干什么事，失去恰当的时节，有利的时机，就会前功尽弃。所以，工人应该全心全意，把工作视为头等大事去做，不能三心二意，马虎敷衍。每个人都应该在恰当的时候干适合他性格的工作，专攻一行，放弃其他的选项，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劳动有效率，成果有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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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城邦都不可能完全不需要进口货物，因而，还得有人到别的城邦去做进口生意。但是，我们派出的人不能空着手去，否则也会两手空空地回来。一定要带去人家所需要的东西，换来人家能给的东西。所以，城民不仅要为本城邦所需而劳动，还得额外生产在质量、数量方面都能满足为我们提供货物的外邦人需要的东西。所以，我们的城邦需要更多的技工，外加专门做进出口买卖的人——也就是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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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产品是我们建立城邦的初衷。那么，在城邦内部，我们如何交换各自制造的产品呢？显然是靠买和卖来交换。于是，我们有了市场，用货币作为货物交换的媒介。假设农夫或匠人拿着自己的产品去市场卖，可是想换取他产品的人还没到，那他只能闲坐，白白耽误他的工作时间。因为有这种情况发生，就会出现专门为他服务的人：他们整天守在市场里，先买进货，再卖出货。我们把这种常驻市场做买卖的人叫做店老板，或者，小商人。在管理有方的城邦里，这是身体最弱、不能干其他工作的人干的事。至于大商人，则是往来于城邦之间做买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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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另一种人为我们服务，他们有足够的力气，堪负重体力活儿，但在智力方面没什么优势。这些人按一定的价格出卖劳力，这个价格就叫工资。他们只能靠工资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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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安排之后，人们的生活方式会是怎样呢？他们要烧饭，酿酒，缝衣，制鞋，还要造屋，夏天赤膊干活，冬天需要厚衣厚鞋。他们用大麦片、小麦粉来煮粥，做糕点，烙薄饼。晚上，他们斜躺在床上，跟儿女们尽享天伦之乐，或许还会头戴花冠，高唱颂神的赞美诗。就这样其乐融融，没病没灾，免受贫困与战争的干扰，太太平平安度此生，最后无疾而终，并把同样的生活方式传给下一代。真正的国家，就是这样健康的国家。

49

假如考虑的不单是城邦的成长，更是一个繁华城邦的成长，反倒便于观察正义和不正义是怎样在一个国家中萌生壮大的。既然繁荣了，大家都会想要奢侈品，使生活稍微舒服一点，比如让人斜靠的睡椅，免得太累，还要有几张餐桌，配上杯盏碗碟，装着可口的甜食，还要调味品、香料、香水、歌妓、蜜饯、糕饼等等。我们之前所讲的那些必需品——房屋、衣服、鞋子——是不够用了，还得花时间去绘画、刺绣，想方设法寻找金银、象牙以及诸如此类的装饰品。

50

如此一来，我们势必要再扩大城邦，增加许多人，比如：猎人，模仿形象与色彩的艺术家，一大群音乐人，诗人，还有附带的朗诵者、演员、合唱队、舞蹈队、管理员以及制造各种家具和用品的人，特别是做妇女装饰品的能工巧匠，还要更多佣人、家庭教师、奶妈、保姆、理发师、厨师，甚至更多医生……在早期城邦里用不着这些人，但在目前这个繁荣并扩建的城邦里，他们就都变成必需的了。

51

繁华城邦还需要大量牲畜与农产品，因而需要足够大的耕地和牧场。地从哪儿来呢？显然只能从邻邦那儿抢一块来，换一块来。假如邻邦也不满足，无限制地追求财富，势必也要夺一块我们的土地。下一步就要走向战争了——我们在此找到了战争的起源。无论对国家还是民众，战争都会带来极大的灾难。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更大的城邦，要能够容纳军队，以便抵抗、驱逐入侵者，保卫城民的生命和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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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必须是专业的。因为一个人不可能擅长许多种技艺，打仗也是一种技艺，专心做鞋的人没有打仗的技艺，鞋匠也当不好农夫、织工或瓦工。不管哪一行，选拔人才的时候要看他的天赋，弃其所短，用其所长，让他们集中毕生精力，精益求精，专搞一门。哪怕是掷骰子，你不多练，也不可能精于此道。更何况是军事呢？军事可太不简单了，农夫、鞋匠岂能带兵打仗？可想而知，在重武装战争中，谁也不可能摇身一变就成为饶勇战士，不管谁手持武器，都需要严格训练才能胜任作战。护国安邦的军事工作是最重大的，因而，挑选军人首先要看有没有天赋，然后，相比于其他行业的人，军人需要花更多时间，用最多的知识和训练加以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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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马，是狗，或任何其他动物，必须生气勃勃才能战胜对手。这一点，沿用到城邦的护卫者身上也是一目了然的，他们也应有这样的身心品质。但是，如果他们生来就有这样的意气，那会不会在彼此之间发生冲突，甚至跟城邦里的百姓发生冲突呢？这该如何避免呢？他们应该对自己人温和，对敌人凶狠。否则，用不着敌人来消灭，他们自己就先消灭自己了！可是，真的有既温和又刚烈的人吗？这两种性格显然是相反的，但若两者缺一，就成不了好的护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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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存在同时具有相反禀赋的事物。比如，喂得好的狗，对熟人非常温和，哪怕这个人没对它表示什么，它也乐于摇着尾巴迎上前去，对陌生人却恰恰相反，哪怕人家完全没有恶意，它也怒吠不已。狗完全凭认识与否区别敌友——不认识的是敌，认识的是友。在狗身上能看到这个，在人身上更能，这不违反事物的天性。除了秉性刚烈，护卫者的性格中还要有对智慧的爱好。在真正善的护卫者的天性里，爱好智慧和刚烈、敏捷、有力这些品质能够完美集合于一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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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事开头最重要。特别是生物，在幼小柔嫩的阶段最容易接受陶冶，有如一张白纸，任你如何描绘定型。所以，我们不应该放任不相干的人给儿童讲不相干的故事，让他们的心灵接受不该有的影响。古希腊的惯例是先教音乐，后教体操，把故事包含在音乐里。故事有两种。一种是真的，一种是假的，在教育的过程中两种都应该用，先用假的，因为我们要对儿童讲故事——故事从整体看是假的，但其中也有真实。要鼓励母亲和保姆给孩子们讲那些已经审定是编得好的故事，以此铸造孩子的心灵，这得比塑造他们的身体更仔细。

56

很多故事必须抛弃。首当其冲是没有根据又不良善的假故事，必须对其痛加谴责。如果一个人不能用言词描绘出诸神与英雄的真正本性，就好比画家画不出模特。最荒唐的故事莫过于，把最伟大的神描写得丑恶不堪——退一万步说，就算这是真的，也最好闭口不提，尤其不应该随便讲给天真单纯的儿童听。如果这是真相，如果非讲不可，也只能让极少数人听，而且要秘密宣誓，献牲祭神——献的牲不能只是一头猪，而应该是某种难以获得的庞然大物。

57

如果年轻人听了一个故事得到这种想法：大逆不道也无须大惊小怪，因为那不过是仿效了最伟大的天神的做法，那么，这故事就该被抛弃。也绝不该让年轻人听到诸神明争暗斗的事情，因为我们希望护卫者把钩心斗角、耍弄阴谋诡计视为奇耻大辱。更不应该把诸神与英雄对亲友的种种怨仇作为故事和刺绣的题材——比如，赫淮斯托斯见母亲挨打，去援救时却被他的父亲从天上摔到地下——无论如何不能让这样的故事混进我们的城邦里来。因为年轻人分辨不出什么是寓言，什么不是。早年接受的见解总是根深蒂固、不易更改的，正所谓先入为主。为了培养美德，儿童们最初听到的应该都是些优美高尚的故事。

58

如何正确地描写诸神？应该写出神之所以为神，即神的本质来。神肯定是实在的善。其次，善的东西一定是无害的，无害的东西不会干坏事，不干坏事的东西就不会作恶，不作恶的东西就不会成为任何恶的原因。因此，善并不是一切事物的原因，只是良善事物的原因。坏事恶行的源头一定不是善。既然神是善者，也就不会是一切事物的原因，并不像许多人所说的那样，好事坏事的缘起都要归于神。对人类来说，神只是少数几种事物的原因。人世间，好事物比坏事物少得多，只有好事物的源头在于神，坏事物的根源肯定不在于神。因此，假使有人说——神虽然本身是善的，可是却产生了恶——对于这种谎言，必须迎头痛击。

59

我们不能相信荷马在《伊利亚特》里写的：“宙斯大堂上，并立两铜壶。壶中盛命运，吉凶各悬殊。宙斯混吉凶，随意赐凡夫。”换言之，宙斯把混合的命运赐给谁，谁就时而遭灾难，时而得幸福。假如宙斯不把吉凶相混，单赐坏运给一个人时，那人注定饥饿、漂泊、受尽苦难。无论如何，让我们不要去相信宙斯支配命运的说法。

60

无论如何，也不能让诗人把被惩罚者的生活形容得悲惨，还说那是神的旨意。讲这种话是渎神的，对我们的智慧有弊无利，更何况，在理论上也是自相矛盾的。为了把城邦统治好，不应该让任何人听到这种故事。这将成为我们关于诸神的法律之一，故事要在这个标准下说，诗要在这个标准下写——神是善的原因，而不是一切事物之因。我们可以让诗人这样说：坏人日子难过，因为他们该受惩罚。神是为了要他们好，才惩罚他们的。

61

事物处于最佳状况下——不管是天然的还是人为的状况——别的事物就最难改变或影响它。最健康、最强壮的身体最不容易受饮食、劳累的影响；最健康、最强壮的植物也最不容易受阳光、风雨等等的影响；家具、房屋、衣服，如果做得很好很牢，时间或其他因素能造成的改变就最少。万事万物莫不如此，心灵也一样，最勇敢、最智慧的心灵最不容易受外界影响。

62

神和一切属于神的事物理应尽善尽美，必然是处于好得不能再好的状态下。假如有人问，神能变形吗？我们就能反问：神是要自己变美、变好呢？还是变丑、变坏呢？既然神已是完美，如果变，只能是变坏。因为我们不能说神在美和善方面是有欠缺的，所以神不会想要改变自己。所以，不该让诗人说：“诸神乔装来异乡，变形幻影访城邦。”我们不能让母亲们亵渎神明，被这种谎言唬住，骗孩子们说诸神在夜里游荡，扮成远方来的异客，把孩子吓得胆战心惊，变成懦夫。任何人都不愿意上当受骗，对真相一无所知。如果任凭假象霸占自己的心灵，任何人都该深恶痛绝。

63

在众神里，没有一个说假话的诗人。神不会因为害怕敌人而说假话，也不会为了让朋友疯狂胡闹而说假话，因为神没有疯狂胡闹的朋友。所以，对神而言，不存在说谎的动机。我们完全有理由说，神性和虚伪不沾边，神在言行方面都是真实而统一的，既不会改变自己，也不会用白日送兆、夜间入梦这类把戏来哄骗世人。这就是第二个标准：讲故事、写诗歌谈到神的时候，不该把他们描写成可以任意变形的魔法师，无论言行，神都不会用谎言引导我们走上歧途。

64

为了使护卫者敬神明，孝父母，重友谊，有些故事应当从小就讲给他们听，另一些就不该讲。其次，如果希望他们勇敢，就要用正确的说法教育他们，使他们不畏惧死亡。如果一个人相信地狱确实存在，而且非常可怕，他必定怕死，那就无法勇敢，冲锋上阵的时候也很难宁死不屈。所以，写这些故事的人应该明白：对于地狱里的生活，不该信口雌黄，把它说得一无是处——因为那样既不真实，对于未来的战士又有害无益。

65

史诗里说：“宁愿活在人世做奴隶啊，跟着一个不算富裕的主人，也不愿在黄泉之下统帅鬼魂。”史诗还这样描写冥府：“阴暗、凄惨，连不死的神看了也触目惊心……九泉之下虽有游魂幻影，奈何已无知识……”我们应该删去这些诗句，但愿荷马不要见怪。我们并不否认这是有诗意的，也是大伙儿喜闻乐见的。但是，愈是好诗，愈是能让人尽信不疑，我们就愈不放心让人们去听，因为我们希望儿童和成年人应该崇尚自由，应该怕做奴隶，而不应该去怕死。我们关心护卫者的教育问题，所以才担心被诗词强化的死亡恐惧会使他们软弱消沉，没法变得像我们所需要的那样义无反顾。

66

在故事与诗歌中，要不要删去英雄人物的号啕痛哭？我们的原则是：好人不会认为死对于他的朋友——另一个好人——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因此，他不会为了朋友的死而哀痛，更不会视其为恐怖。好人最能乐天知足，把对他人的要求降低到最低，失掉儿子或者兄弟，或钱财，或其他种种，对他说来都毫不可怕。因此他决不会忧伤憔悴，不论遭到怎样的不幸，他都能处之泰然。不如这样说，挽歌应该留给平庸男女，我们正在培养的护卫者不能在这一点上效法他们。

67

我们请求荷马及其他诗人不要把女神之子阿克琉斯形容成这样：“躺在床上，一会儿侧卧，一会儿朝天，一会儿伏卧朝地。然后索性爬起来，心烦意乱，踯躅于荒海之滨……长号大哭，呜咽涕泣。”也不要去描写诸神的亲戚“在粪土中爬滚，挨个儿呼唤着人们的名字，向大家恳求哀告”。诗人们啊，请不要让诸神号啕大哭，尤其不应当把最伟大的神写得唉声叹气，毫无神的庄严气象。假如年轻人一本正经地听信这些故事，而且不以为可耻可笑，他就根本不会明白，悲伤时要自我克制，那他必会为了一点小事就怨天尤人，哀痛呻吟，而且他会想，诸神都会哀哭，自己不过区区一个凡人，就更不会觉得自己可鄙可笑了。

68

神也不应该喜欢大笑。我们不应该相信荷马对诸神的描绘：“赫淮斯托斯手执酒壶，绕着宴会大厅忙碌奔跑；极乐天神见此情景，迸发出阵阵哄堂大笑。”用常识即可知，纵情狂笑很容易导致过激行为。如果有人描写一个尊贵的人捧腹大笑，以至于不能自制，请你千万不要相信，神明就更不用说了。

69

虚假对于神明毫无用处，但对于凡人或许会有疗效，我们应该把这种“药物”留给医生，其余的人一概不准和虚假发生任何关系。为了国家利益，统治者有时会用谎言来应付敌人，甚至敷衍本国公民。但普通人对统治者说谎，就好比病人对医生说谎。运动员不把身体的真实情况告诉教练，就好比水手在船只的真实状态上欺瞒舵手。这些欺瞒谎言都是有罪的，会造成生命的损伤。所以，在城邦里，治理者遇上任何人在讲假话——不管是预言者、医生还是木工，都要加以惩办，因为说谎者若将胡言乱语见诸行动，虚假的行为将足以颠覆乃至毁灭一个城邦。

70

年轻人都该培养自我克制的美德。对普通凡众来说，最重要的自我克制是在服从统治者的时候，对于统治者来讲，最重要的自我克制在于抑制欲望无限扩张，当然也包括在控制饮食等肉体快乐的时候。

71

无论是诗歌还是散文，但凡描写的是庸俗不堪、有违纲常的举动，那就不适宜给年轻人看，以免让他们失去自我克制的能力。比如，荷马竟然这样描写一位最有智慧的英雄，说他称颂的人生至福是“有侍者提壶酌酒，将酒杯斟得满满的，丰盛的宴席上麦饼、肉块堆得满满的”。更糟糕的是写宙斯性欲炽烈，众神都睡了，唯有他辗转反侧，瞥见赫拉浓妆艳抹，两情缱绻，竟迫不及待露天交合，宙斯还对妻子说，此会胜似初次幽会。这些描绘对年轻人的自我克制有什么益处呢？

72

诗文里有些神和人十分贪财，很容易被贿赂，口口声声说“钱能通神呀，钱能通君王”。尤其是写阿克琉斯的时候，说他的导师菲尼克斯教唆学生收了阿凯亚人的钱才保卫他们，又说阿克琉斯曾接受阿加门农的礼物，收了钱才肯放还人家的尸体。这些事我们都不能信以为真。阿克琉斯是女神和佩莱斯（素以自我克制闻名）的儿子，由最有智慧的赫戎抚养成人，我们不能让年轻人相信这个英雄的性格如此混乱，内心竟有两大劣端：既卑鄙又贪婪、既不敬神又蔑视人。为了不让听众、读者和年轻人有样学样，索性就不该让诗人这么写。

73

神明不可能是邪恶之源，所以不要让任何人说，海神波塞顿的儿子提修斯和主神宙斯的儿子佩里索斯掳掠妇女，这太骇人听闻了！纯粹是信口雌黄，不虔诚，更不属实。我们不能让年轻人认为：神明会产生邪恶，英雄并不比一般人好。如果年轻人相信神明的子孙都曾做过、甚至依然在做这等坏事，无疑会让他们觉得作恶多端也没什么了不起，由此招引出更多心中的恶念。

74

我们应该歌颂正义——只要这样想，用作教育的故事内容就能确立下来了。然后再讨论故事的形式或风格，以便把内容与形式——即讲什么和怎样讲的问题——全部校准。讲故事的人或诗人所说的，不外乎是关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事情。诗歌与故事主要有两种体裁：一种是悲剧常用的模仿方式；另一种是酒神赞美歌常用的直抒胸臆式，诗人可以充沛地表达自己的情感。二者并用的现象常见于史诗。

75

所有的道白，以及道白与道白之间的部分，都叫做叙述，那是诗人在讲话，不使用任何人物的口气。当诗人模仿某个人物讲话，比如，荷马好像摇身一变，成了老祭司赫律塞斯，无论说话的腔调还是内容都完全像是祭司这个角色，那就是说，诗人在模仿他所扮演的人，通过模仿来叙述。如果诗人处处出现，从不隐藏自己，那就等于放弃了模仿，诗篇变成纯粹的叙述。如果仅仅留下对话，去掉叙述，那就是悲剧所采用的文体。

76

诗文的问题可以延伸到更多细节，能让诗人通过模仿进行叙述吗？是不是只能允许部分用模仿？可以用模仿表达的究竟是哪些部分？要是索性不让诗人用模仿的手法呢？要不要把悲剧与喜剧引进城邦里来？……这些问题意义重大，但我们必须绕回最初的问题：城邦的护卫者应不应该是一个模仿者？我们说过，每个人只能干一种行业，不要三心二意，如果什么都干，肯定一样都干不好，最后一事无成。关于模仿，这个道理也是通用的。一方面专攻伟业，一方面又全身心去模仿，并且模仿许多东西——这显然是不可能两全的事。

77

喜剧和悲剧看似都是模仿，但一个人不会同时精于喜剧和悲剧。人性的天赋被铸造得很细小，不可能逼真地模仿许多人或物，更不可能因为模仿就变成另一种人或物。所谓模仿，只不过是对事物本质的描摹。我们的原则是必须坚持到底的：一切护卫者都应该放弃其他业务，一门心思致力于城邦大业，那么，他们就不应该参与或模仿别的事情。就算他们要模仿，也应该从小模仿与他们专业有直接关系的正义之士——勇敢、节制、虔诚、自由的人物。凡是不符合自由标准的人、事、物，他们就断然不该去参与，更不该乐滋滋的巧于模仿。模仿任何丑恶的现象都有潜在的危险，会让年轻护卫者弄假成真，可悲地沦为真正的丑恶。

78

人从小到老，连续模仿，乃至养成习惯。习惯是人的第二天性，无论一举一动、言谈、思想方法，都会受到影响。我们关心培育护卫者，期望他们成为好人，因而不允许他们去模仿奴隶、坏人、鄙夫、脆弱不堪的女人，也不允许他们互相吵架、挖苦、喝醉或清醒的时候讲不堪入耳的脏话。护卫者不应该养成像疯子那样的恶习，因为这种言行对他人不敬，也是对自我的贬低。不过，他们应该能辨认出疯子和坏男女，为的是不要装疯卖傻地去模仿他们。

79

有一种叙述体是给好人用的。你会喜欢扮演温文尔雅的正派好人，把好人的风度模拟得惟妙惟肖，尤其是通情达理的好人独有的言谈举止，你会乐于想象自己就是这个人，完全不以为耻。但如果角色同你有很大反差，性情暴躁，酩酊大醉，或是历经灾祸，你就不大愿意去模仿，即便去演也很勉强，总觉得这个角色不如自己好。哪怕这个角色偶有长处，值得仿效，也不过是偶尔为之，总之会让你觉得不好意思。你模仿这种人的时候缺乏经验，也会憎恨自己竟要以坏人坏事为榜样。除非是为了博得大家一笑，否则你着实鄙视这种角色。这种情况下，你可以采用荷马诗篇里的一种叙述方法：既是叙述又是模仿，但叙述远远多于模仿。说故事的人都该以此为榜样。

80

另有一种叙述体是给坏人用的。有一种说故事的人，什么都说，品质愈坏，他就愈无顾忌，他什么东西都模仿，无论是丑态毕露，还是装疯卖傻，他都觉得值得模仿。他也动了不少脑筋，一本正经地去模仿雷声、风声、雹声、滑轮声、喇叭声、长笛声、哨子声、各种乐器声，他还会逼真地模拟狗吠、羊咩和鸟鸣。这种情况所用的体裁完全是模仿音容笑貌，而且不选择对象，不引导听众和读者，很少有叙述的部分。

81

纯粹的叙述体变化不多，节奏也几乎恒定，如果用合适的声调和节奏去配合，演出者几乎只需用同一的抑扬顿挫的声调去讲故事。模仿体却需要各式各样的声调和节奏。诗人和演员该怎么选择呢？城邦应该两者取一，还是一揽子都要，还是更需要混合体？我赞成单纯模仿善的体裁。大家都喜欢混合体，但它与理想的城邦制度不吻合，因为我们的人既非兼才，亦非多才，每个人只能做一件事情，这正是这个城邦是独一无二的理想国的原因。鞋匠永远是鞋匠，不会兼做舵工；农夫总是农夫，不会兼做商人；兵士总是兵士，不会兼任法官。

82

假定有擅长模仿的人光临我们的城邦，靠着小聪明，朗诵诗篇时模仿什么像什么，期望我们会向他顶礼膜拜，夸他了不起，令他广受爱戴。但是，与他愿望相反，我们对他坦言不讳，我们的法律不准许他这种人进入理想国，他在这里没有立足之地，更不用说荣华富贵了。我们会好言相劝，好礼相待，把他送到别的城邦去。为了洁身自好，我们只能任用严肃正派的诗人、演员，只允许模仿好人的言行，按照我们所定的规范来创作、表演。

83

护卫者最不应该饮酒，也不适合萎靡懒惰，所以，靡靡之音对战士毫无用处。但愿有一种曲调可以恰如其分地模仿勇敢者，再现他们沉着应战、奋不顾身的壮举，表现他们历经风雨磨难、履险如夷、视死如归的气概。我们还希望有一种曲调，模仿平凡的劳作者出乎自愿自由，不受强迫的劳动，模仿他们向神祈祷，对人良言教导，他们也乐于听取别人的祈求、劝告或批评，只要是好话，良民就能从善如流，谦虚谨慎，顺受其正。那让我们保留这两种曲调吧——一刚一柔，恰当地模仿成败之事，上演节制与勇敢的好戏。

84

奏乐歌唱时，我们不需要用多弦乐器，也就是说，不需要能奏出一切音调的万能乐器，例如竖琴和特拉贡琴。因此，也不该供养制造这类多弦乐器、多调乐器的人。我们也不能放任长笛制造者和长笛演奏者到我们的城邦来，因为长笛是音域最广的乐器，别的多调乐器仿佛仅仅是在模仿长笛。那么，只剩下七弦琴和七弦竖琴了，对理想国的城邦而言，这些乐器足够了，乡里牧人吹短笛就行了。这样的选择并非我们的独创，众神早有范例在先：阿波罗代表理智，他的乐器就是七弦琴；森林之神马叙阿斯代表情欲，所用乐器就是长笛。

85

我们要净化理想国！假如城邦太奢侈了，就应该做做减法。曲调之后，还要考虑节奏。我们不应该追求复杂的节奏、多样的韵律。我们选择的诗词是为了再现有序的、勇敢的生活节奏，因此，应该使音步和曲调与之协调。好的节奏紧跟好的文辞，坏的节奏紧跟坏的文辞，美与丑和节奏好坏紧密相连，如影随形；推衍到音调，亦是如此。

86

智慧和品格，决定了风格、节奏、音调和言词的特质。年轻人要想事业有成，就应当在一切艺术领域追求好言词、好音调、好风格、好节奏——它们都来自好的精神状态，亦即智力好、品格好的人所展现出的真正良好的精神状态。绘画、纺织、刺绣、建筑、家具制作、动物身体以及植物树木的自然姿态……都有美丑之分，美的源头是良善的智慧和品格，丑的源头则是低劣的头脑和心灵。

87

我们要监督诗人在诗篇里培植拥有良善品格的人物形象，否则宁可不要有诗。同样，也要监督其他艺人，不论在绘画、雕刻、建筑或任何艺术作品里，都不让他们巨细无靡地描绘邪恶、放荡、卑鄙、龌龊的坏精神。否则，护卫者从小就接触罪恶的形象，耳濡目染，近墨者黑，有如牛羊坐卧毒草中，只知反刍嚼食，心灵在不知不觉间已酿成大错。因此，我们必须寻找一些本心真善的艺人巨匠，让他们擅用智慧和美德，铺成顺应正义的通途，让年轻人眼之所见、耳之所闻的尽是艺术佳品，潜移默化，从童年起就和优美、理智融合为一，顺顺当当走上长远的正路。对年轻人而言，这是最好的教育。

88

儿童阶段的音乐文艺教育最要紧。儿童从小受了好的教育，美的节奏与音调在心灵深处牢牢生根，成年后就会变得温文有礼。如果受了坏的教育，结果必然相反。再者，受过良好教育的儿童，会自然而然地去赞赏优美的事物，并能从中感受到鼓舞，吸取良善的营养，灵魂在成长中就会越来越美善。而且，他们对于人工作品或自然物的缺点会很敏感，从小就对丑恶的事物很厌恶，哪怕年幼时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却能不自觉地加以谴责。等到长大成人，理性渐渐完备，自然而然的，他只需欢迎智慧降临自身，因为早先的教养已使他和理性同质相契。

89

认字的时候，不论大写还是小写，不论是元音还是辅音，都不能忽略。不论在哪里，不论是单个字母还是组词成句，我们都能认出它们，才算真正识字了。假如有字母倒映在水中或镜里，如果不是因为先认识了字母，我们就决不会认出字母的映像。认识正反映像，属于同一技能、同一种学习。推衍来说，护卫者们要认识节制、勇敢、大度、高尚等美德，更要知道与之相反的种种邪恶阴暗面，无论它们出现在哪里，无论在大事还是小物中，护卫者都能辨认得出品性的本质是好是坏，是正是邪。做到这一点，我们才能算是有教养的人。

90

一个人既有内在的精神美，又有外在的体态举止美，便是至美之人。在有眼力的鉴赏者眼中，内外至美的人堪称最美的景观，亦是最值得去爱的人。至美之人，当然也最爱内外兼美的好人，但对于内在精神不和谐的人，他是爱不起来的。至于身体外形上的缺憾，他却可以宽容地视若无睹，只要对方灵魂美好，他照样会爱慕的。

91

过分的欢娱，不可能引出节制。放纵与任何美德都格格不入。因为过分的快乐就像过分的痛苦，足以使人失态。放纵只能和横暴并行不悖。在所有放纵的欲望中，没什么比色欲更强烈、更疯狂的了。真正的爱是对美和秩序的爱，是有节制的、和谐的爱。因而，不该允许近乎疯狂放纵的事物接近真爱。正确的爱，决不会纵情声色，无论爱者还是被爱者，都不该让色欲沾染真爱。

92

在年轻人的课程表上，继音乐教育之后便是体育锻炼。护卫者必须接受严格的训练，并从童年到成年延续一生。事实上，好身体并不是一切成功的本钱，因为光凭好身体，不一定就能造就好的心灵。恰恰相反，美好的心灵、善美的品格能使天赋的体质达到最好的状态。所以，无论如何都应该先培养心灵，再将保养身体的诸多细节交给心灵去负责。

93

心灵对身体的规范应该是这样的：护卫者必须戒酒。他们是世界上最不应该闹酒的人，人一闹酒就犯迷糊！如果护卫者要另外一个护卫者去护卫他，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护卫者贪睡也不行，这是一种危害健康的坏习惯，因为慵懒嗜睡就会偏离规范的饮食作息，就算不生病，他们的体质也势必会下降。斗士所需的锻炼比凡人百姓更多，要像终宵不眠的警犬，练出极其敏锐的视觉和听觉。在战斗生活中，要能忍受各种饮食条件，无论烈日骄阳，还是狂风暴雨，护卫者都要能处之泰然。

94

体育锻炼与音乐文艺的教育法则颇为相似，最精简的恰恰就是最好的方式。尤其是为了备战而进行的体育教育，更要简单而灵活。办法可以从荷马诗里学得，在战争生活中，荷马从不让英雄和斗士吃鱼，哪怕队伍就驻扎在海岸边，也不给他们吃炖肉，只给烤肉——因为烤肉最容易，只要有火就行了，不在乎什么地方，也不必随身携带坛坛罐罐。荷马也从未让诗篇里的军士吃甜食，这也是每一个从事锻炼的战士都理解的——要把身体练好，一定要戒掉甜食，更不用说花里胡哨的豪华宴会，花样百出的西西里菜肴了。

95

面对这样一个健全强壮的男子汉，你不会让一个科林斯女郎来陪他吃喝取乐，也不会端上有名的雅典糕点。因为混杂的饮食就像多音调、多节奏的复杂诗乐，会引来放纵和疾病。质朴的乐文教育能让心灵学到节制，质朴的体育锻炼能让身体安康。

96

一旦放纵与疾病在城邦内泛滥，法庭和药铺就会比比皆是，律师和医生趾高气扬，迫使大多数百姓不得不对他们卑躬屈膝。一旦城邦中缺少足够的、一流的法官和医生，年轻人势必要去国外求学，甚至屈从他国的教育和权威——而这足以证明这个城邦的教育丑陋、失败到了极点。不过，还有一种情况甚至比这个更可耻：一个人耗费大把时光在法庭上打官司，忽而做原告，忽而做被告；又因为不知怎样生活更有意义，只能一天到晚耍滑头，颠倒是非，用尽各种推论、借口、诡计、阴谋，没道理也要诌出理来，而所有无聊的争执无非是为了蝇头小利，他简直不知道该如何安排自己的生活，更不知道人生理应是更美好、更高尚的。这实在是最可耻的活法。

97

如果游手好闲、饕餮、贪睡，身子就会像沼泽地的风湿水汽那样，除了受伤或偶得季节病之外，还会到处求医，一年四季都觉得身子不爽，逼得医生不得不创造出腹胀、痢疾之类的病名来，这也是可耻的事。因为在有秩序的城邦里，每个人都有他应尽的职务，良民没工夫来生闲病，更不可能没完没了地治病。

98

如果工人没完没了地看病，我们会觉得荒诞不经，可是，有钱人或那些所谓有福的人常年吃药养身却是司空见惯的。木工病了，去看医生，或用药或动手术，指望着药到病除。但如果医生叫他长期疗养，他肯定说自己没那闲工夫，一天到晚惦记着养病，把工作都耽误了，日子还怎么过下去？他会索性回家，继续干活儿，也许慢慢的身体就变好了，他照常工作并活到老。也许身体真的吃不消了，他就抛弃一切麻烦，死了算了。我认为，这种人是善用医道的。因为他有特定的职责，如果做不了，活下去也是徒劳。可是，换作有钱人就不同了，谁都会说有钱人没什么必须完成的工作，不劳动就不值得活下去，好像他们就该无所事事。

99

让我们先问一点：有钱人要不要讲道德？一天到晚担忧身体有恙，对他们的美德有没有妨碍？毕竟，对于专搞木工或其他手艺的人无疑是一大障碍。对于家政管理、上班办公的人也会造成不少烦恼。最糟糕的是，病痛会让学习、思考变得困难，老觉得自己头痛目眩、神经紧张，到头来还会怪罪于哲学研究，埋怨哲思是万病之源，害得自己这里不舒服、那里疼痛。这种杞人忧病的做法，简直就像绊脚石，无法让人潜心学习、沉思，更无法进行道德实践和锻炼。

100

古医者早已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对于那些体质好，生活习惯健康，仅有些局部小疾的人，他们会用药物或手术将病治好，然后吩咐病人照常生活，无需顾虑自己不能尽公民的义务。比如斗士在战场上受了箭伤，他们把淤血吸出，敷些缓解草药，但并没有规定斗士严守特殊的饮食标准，一切照旧如常，因为斗士在受伤以前体质很好，生活简朴，受伤后敷一层草药就够了，顶多增加些营养。

101

至于那些病症侵染周身的重病者，荷马史诗里的古医者不用常规办法去治疗，既不规定饮食，也不用各种医疗手法，更不想让他痛苦地苟延残喘，甚至再制造体质同样糟糕的后代。但是碰到那些先天病弱，生活又无节制的人，他们认为这种人于己、于人、于城邦国家都无用处，医道不是为这班人服务的，哪怕病人富可敌国，他们也决不治疗。那真可谓是有政治头脑的医者呀！

102

城邦里当然要有好医生。怎样才叫“好”医生呢？最好的医生应当有丰富的经验，医治过的病人数量堪称最多，病人中有后天得病的，也有天生不健全的。其实，医生也会患病，假使他从小就学医，接触过各种病症，甚至亲身体验过一些病痛，那么，这个人很可能成为医术高明的良医。医生并不是以身体医治身体，而是用心智医治身体，如果心地天生是坏的，或者后天变坏了，他们就不可能很好地治病救人。

103

城邦里也要有好法官，但法官和医生不同。法官，要以心治心。做法官的人要有好人心，心灵必须美好善良，判决必须公正明确，年轻时应该和坏事毫不沾边，坚决不与坏人厮混。医生可能因为自己生病，从而了解治病的良策，在诊断病人时就能感同身受，但法官万万不可亲自犯罪以获得第一手经验，以便判案时可以推测出犯罪的过程。不过这样一来，好人在年轻时便会比较天真，容易受骗，因为他们没有坏心眼。因此，好法官一定不会是年轻人，而是有阅历的年长者，随着年龄增长，长久观察，他们渐渐认清不正义是怎么回事，学会把它当做别人心灵里的事物来认识——仅仅通过知识，而非本人的体验去领教邪恶的真面目。这样的法官将被认为是高贵的好法官。

104

归根结底，何谓好人？心灵良善美好的人。聪明不见得是好人的标志，有些人把聪明用在怀疑和钩心斗角上，聪明就沦为狡诈。有些人确实聪明，但干过许多坏事，自以为手段高明能瞒天过海——这些人和同类打交道时，因为他深谙其道，如鱼得水，所以显得聪明能干，但是当他和好人或老一辈相处时，便会显得很愚蠢，因为，不该怀疑的事他也去怀疑，见了好人，他也不认识，只怪他碰到的坏人比好人多得多，所以他心里没有诚信的榜样。邪恶，永远不能理解德性，也不能洞彻邪恶的本质，但是，天赋的德性在接受教育后，却终能理解邪恶和德性这对矛盾体。

105

只要年轻人按照我们的乐文教育去学习，养成节制的好习惯，他们显然就能自己监督自己，不需要打官司。继而善用体育锻炼，苦练身体，也就基本不需要医生，除非万不得已。再说，不畏艰辛苦地练身体不是为了增加体力，要这样就成了运动员了，因为运动员大都偏重规定饮食，以求力气大、臂膀粗。护卫者进行体育锻炼的主要目的在于磨炼心灵中的激情部分。因此，我们把教育建立在音乐和体育的基础上，并不是为了用音乐照顾心灵，用体育照顾身体。音乐和体育都是为了教养心灵。

106

天性中的激情部分如果加以适当调教，可以历练出勇敢的品德。但是，练过头了也会有反面效应。试想，护卫者一生专搞体育，而忽略了音乐文艺教育，他的心灵就会变得野蛮与残暴。反之，专搞音乐文艺，而忽略体育运动的话，他就会偏向温和与柔弱。温文尔雅，体现了这个人热爱智慧，但过度发展的话，斯文就会变成软弱无力。我们的护卫者需要两种品质的兼容并蓄，既要温文，又要勇敢，二者相辅相成。没有这种和谐存在的人，只能是怯懦而粗野的。

107

如果有个护卫者迷恋音乐，把耳朵当漏斗，让各种靡靡之音——甜的、软的、哭哭啼啼的——全部灌进心灵深处，荒废大把时间，沉溺于丝弦杂奏、歌声婉转之间，就算他心中的激情原本是可造之材，此时也会像受热的铁丝，由粗硬变柔软。倘若继续下去，着了魔似的欲罢不能，他就会近乎熔化了、分解了的铁，激情就会烟消云散，他则萎靡不振，成为一个软弱的战士。假设他生来就不是天性刚强的人，这种萎靡不振的恶果很快就会出现。但就算他原本够刚强，却把全部时间用于音乐，完全抛开体育锻炼，他的情绪就很容易起伏不定，经不起刺激，结果便成了一个爱和人吵架，喜怒无常，性情乖张的人。

108

假设另一个护卫者全身心致力于身体锻炼，胃口好，食量大，浑身的劲儿使不完，却从来不修习文艺和哲学，一开始，他会变得身强力壮，充满自信，比原来更勇敢。但若一直怕见文艺之神，结果会怎么样呢？因为他从没尝试过学习知识，对于辩证推理更是一窍不通，他心灵深处可能存在的爱智之火光势必会越来越暗淡微弱。由于心灵没有得到启发和培育，感觉和接受能力没有得到磨炼，他就会变得不识事理，毫无微妙体察世事的智慧。这种人厌恶理论，远离文艺，不懂得用论证说服别人，而是像野兽般喜好暴力，用蛮干达到自己的目的，生活也很粗野，无知无趣，不懂规矩，根本没有雅致的概念。

109

音乐和体育，这两种技艺服务于心灵中的两个部分——爱智部分和激情部分，二者无法割裂，而应和谐统一，张弛有道，相辅相成。能把音乐和体育配合得最好，使这二者比例适中地造福心灵的人，我们称之为最完美、最和谐的音乐家，远比仅仅知道用和弦来演奏的音乐家更高级。

110

最好的农民是最善于种田的人。最好的护卫者是最善于护卫国家的人。首先，他们应当有护卫国家的智慧和能力；其次，还应当真正关心国家利益。人总是最爱和自己有一致利益、得失与共、祸福相依的东西，最爱什么，也就最关心什么。所以，我们必须从所有护卫者中选出最爱国的佼佼者，他们最愿意鞠躬尽瘁，毕生为国家利益效劳，绝不愿做任何不利于国家的事情。我们还要随时考察这些护卫者，看他们是否能终身坚守护卫国家的信念，能否不离不弃，无论诱惑或武力都不会让他们变节？

111

信念之消失，或为自愿，或为不自愿。一个人学好了，错误的意见就会自愿自动的消失，而一切正确的意见都是不自愿被离弃的。人们总是不愿失掉好东西，坏东西则尽弃不恋。在真理的问题上也一样。得到真理，得到反映真实的信念，这是绝对的好事。因为受骗而得到了虚假的信念，这是绝对的坏事。谁都不愿意被剥夺正确的意见。当然，有些信念是被巧取豪夺了，也就是不自愿地消失了，比如说，一个人被欺骗诱惑或被强力压迫了，好的信念因此被放弃了。被强力压迫，是指有些困苦或忧患逼得人们改变本意。被欺骗诱惑，是指人们经过辩论，被他人的巧言令色说服了，或者经过一段时间淡忘了，不知不觉间背离了初衷，又或是受享乐引诱，忘了初衷。要知道，凡是带欺骗性的东西，总有魔法般的迷惑力。

112

该如何寻找坚持原则、孜孜不倦地捍卫国家利益的护卫者呢？必须让他们从幼年时起就工作，并在工作中考察他们。若有人忘掉原则，受了欺骗，我们只能舍弃他。其次，要劳其筋骨，苦其心志，我们要在这个过程里考察他们能否见贤思齐。第三种历练更严峻——就像牧马人把小马带到嘈杂喧哗的地方去，看它们怕不怕——我们要把年轻人先放到贫穷忧患中去，再让他们置身于锦衣玉食之中，同时，事无巨细地观察他们的细微反应，看他们受不受外界的引诱，能不能经得起两种极端的考验，始终不改初衷？能不能匹配他们所受的文化教育，维持身心的和谐和良善？经受住这种考验的护卫者才是对国家最有用的贤才。

113

从童年、青年乃至成年经过了无数次考验，依然无可指摘——我们选定这种人为国家的统治者和护卫者，让他生时荣誉，死后为他举行公葬等纪念活动。统治者和护卫者最完整的含义是：他们对外警惕敌人，对内关爱朋友，以使朋友和敌人都不敢危害城邦。护卫者中的年轻人可以担当辅助者，负责执行统治者的法令。

114

很早以前，在世界上许多地方流传过腓尼基人的传说，或许可以称之为高贵的假话，因为故事的宗旨和影响是好的，可以使他们爱护国家并互相爱护。最好先让统治者相信这个故事，然后再使城邦里的其他人相信——实际上，他们是在地球深处被孕育、被陶铸成的，他们的武器和装备也是在那里制造的。地球是他们真正的母亲，抚养他们长大，再送他们到世界上来。就算我们教育和培养他们，他们仍然要把生养自己的土地看做至高无上的母亲，此生不忘恩情，因而保家卫国，御侮抗敌，也因此能够团结一致，恰如一母所生的亲兄弟。

115

故事继续讲道：他们虽是一土所生，但老天铸造他们的时候，在有些人的身上加入了黄金，他们就堪当统治者，是最宝贵的人。辅助者的身上被加入了白银，他们就成了军士。在农民以及其他技工身上则融入了铁和铜。但是，世事错综变化，这种特质不一定能够世代相传，有时，金父生银子，有时，银父生金子。所以，上天给统治者的命令里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他们成为后代的最佳护卫者，尤其要有火眼金睛，看清后代灵魂深处究竟隐藏着哪种金属、哪种特质。神谕有言，“铜铁当道，国破家亡”。如果统治者的后代的心灵里混入了废铜烂铁，他们决不能稍存姑息，应当毫不犹豫地把孩子放到相应的岗位上——去做农民或工人。如果农民、工人的后辈中发现天赋中有金银禀赋，统治者也要予以重视，大力提拔他到护卫者、辅助者中去。

116

护卫者的住所无需冬暖夏凉，因为营房不是商人的豪宅。对牧羊人来说，如果把看管羊群的猎犬养刁了，或因放纵、或因饥饿、或纵容了坏脾气，它们就不像牧羊犬，反倒像豺狼一样去欺负、伤害它理应去保管的羊群，那简直是世上最可怕、最可耻的事了！基于同样的道理，我们要用力所能及的一切方法，来防止护国卫家的助手用坏猎犬的态度来对付人民，乃至恃强凌弱，忘了自己本该是百姓的好朋友，反倒摇身变做野蛮主子了。

117

事实上，只要护卫者受过真正好的教育，就无须担忧衣食住行的问题。任何明白事理的人都会说，我们必须给他们提供住处和器物，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从而安心去做优秀的保卫者，否则，他们一无所有，岂不是逼他们在老百姓中间为非作歹吗？优秀护卫者的生活应该是这样的：第一，除了绝对的必需品以外，他们不得有任何私产；第二，房屋或仓库应该是公有的，不属于他们任何人。护卫者的食粮由其他公民提供，作为他们智勇双全保家卫国所应得的报酬。食粮应按需定量分给，既不造成多余的浪费，也不使他们口粮短缺。他们必须同住同吃，平日里也像在战场上一样。

118

至于金银，统治者和护卫者就免了，因为神明早已给了他们真金银，那是深藏于心灵深处的纯洁神圣的至宝。与此相比，人世间的金银却是罪恶之源。他们不该把两种金银混为一谈，灵魂不该被世俗的金银玷污。放眼整个城邦，只有统治者和护卫者不该与金银发生任何关系，甚至不该接触，居室里不许纳藏，身上也不许有金银装饰品，也不能用金杯银杯喝酒。这就是他们拯救自己，并拯救他们深爱的国家的正确做法。

119

如果护卫者得到了一些土地、房屋或金钱，就该拿去搞农业、做买卖，这就是说，他们不能再搞政治，也不能再做护卫者了。否则，他们就会从人民的保护者蜕变为人民的敌人，堕落为暴君。他们会恨人民，人民也恨他们。如此下去，他们还免不了算计百姓，百姓也要图谋打倒他们；他们就将陷入恐惧，相比于外敌，他们会更惧怕人民。结果只能是——他们和国家同归于尽。

120

有人会反问：难道护卫者完全得不到幸福吗？城邦是他们的，他们却注定不能得到任何好处，不能如常人那样获得土地，建造私宅，置办奢侈的家具，用自己的财富献祭神明，款待宾客，换来神和人的欢心；也不能有金银以及渴望幸福的人们所能拥有的一切享受。难道，护卫者非得一穷二白吗？对于这种质疑，我们应该主动补充几句：护卫者只能得到吃的，再无其他报酬，不能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也没钱给爱人买礼物，更不能像世俗公认的幸福的人那样随心所欲地花钱……诸如此类的享受一概都不能有。

121

这样规定是有理由的：护卫者这样生活，恰恰应该被认为是最幸福的。因为，我们建立这个国家并不是为了让某个特定阶级独享特权幸福，而是为了让全体公民得到普遍而深远的幸福；因为，只有在这样一个国家里才最有可能找到正义。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塑造出一个幸福国家的原型——不是为少数人的幸福造一个支离破碎的国家，而是一个整体幸福的国家。假如城邦建设得糟糕，你只会看到不正义。不妨把正义国家和不正义国家作一番比较，也许我们就能判断出哪一个更幸福了。

122

如果我们让农民和陶工穿金戴银，华服披身，整日在温柔乡里吃喝玩乐，至于地里的活儿、工坊里的活儿，随便他们爱干多少就干多少，假设所有人都这样，全国人民难道就幸福了吗？不会的，农民不成其为农民，陶工不成其为陶工，没有人各司其职，也就不再是组成国家特定部分的那种人了。换言之，那只是在宴席上饮酒作乐的人，并不是履行对国对民职责的公民。

123

这种现象出现在农民或工匠身上，问题还不算太大，他腐败了、懒惰了，顶多不愿干活儿。但是，如果护卫者也荒疏了保护法律和国家的职责，就可能害得整个国家毁灭。护卫者必须坚守其责，国家才会有良好的秩序和幸福。我们要的是真正的护卫者，而不是覆国者。因此，我们必须先劝导护卫者及其辅助者，恪尽职守，做好分内事，其后也要同样劝导其他人。这样一来，整个国家的发展才会井然有序、和谐美好，也就是说，每个阶级都能得到理应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幸福。

124

贫和富，都能使技艺退化。陶工变富了，他就不会再勤苦地磨炼手艺，难免日益懒惰马虎，不进则退。但是，如果他没有钱，连工具器械也买不起，也不能精益求精，更不能把儿子或徒弟教好。富，教人奢侈、懒散；贫，害人粗野、低劣。两种变化都会让当事人渴望变革。因此，护卫者必须尽一切努力防止贫和富悄悄潜入城邦。

125

如果国家钱不多，物资不丰富，如何应对战争呢？特别是不得不和富足而强大的城邦作战时？毋庸置疑，抵御强敌是很困难的，但是，和两个强敌作战反倒容易些。如果我们派遣使节到其中一个敌国去，据实相告：我们没有金银，法律也不容许我们有，但你们可以有，不如请你们来帮助我们作战，你们尽可掳掠另一个敌国的财富。有谁愿意去和精瘦却强悍的狗打架，而不愿意和狗一起侵占弱小而肥美的羊呢？

126

无论什么样的国家，穷富都会为敌，国家也会因此分成敌对的两部分，每个部分的内部还会出现许多更小的对立团体。你可以把它们当做许多个小国家，把一些小国的财富、权力或人口许给另一些，那你的盟友就会增多，敌人就会减少。只要一贯谨慎地执行这种策略，这个国家就会变成最强大的——不是名义上的强国或仅是规模上的浩大，而是名副其实的国强民富，即使它只有一千名战士也不要紧。

127

因此，当政者在考虑城邦规模、疆域范畴的时候，应该规定一个底线，一个限度。什么限度最佳呢？国家壮大，但能保持统一，这就是最佳限度，不宜逾越。这是我们必须交给护卫者的又一项使命：让国家既不要太弱小，也不要徒有其表的辽阔，而应该尽一切力量守卫足够广阔，绝对统一的城邦。

128

还有一个使命相对容易些：如果护卫者的后裔变低劣了，应把他归入其他阶级；如果低等阶级的子孙天赋优秀，应把他提升为护卫者。用意在于：全体公民无例外，每个人天赋适合做什么，就应派给他什么任务，以便大家各就各业，一个人就是一个人，而不是多个人，以此构成一个统一的国家，而不是分裂的多国。

129

我们责成统治者完成的这些任务并不像想象的那么难，只要当政者把精力集中在头等大事上就行了，那就是——教育和培养。毋宁说，这是他们完全能解决问题的事。人们受了良好的教育，就能通情达理，也就容易明白：凡事都应本着一个原则——朋友之间不分彼此，而且，国家一旦很好地运转起来，就会像轮子促动前进，速度会越来越快。长远来看，基于良好的培养和教育，国民就会拥有优良的身体素质，就能生育出比上一代体质更好的后代，有利于基因的进步。

130

国家败坏，常常是在不知不觉中渐变的，对此，理想国的领袖们必须保持警觉。只要国家根本大法没有变动，音乐和诗歌的风貌也不会嬗变。所以，他们不能眼看着体育和音乐形式随心所欲的翻花样，乃至颠覆既有的秩序。比如，每当有人说最爱听新歌新诗时，他们应当为此担心，因为人们可能认为那不仅仅是新词新曲，而是新种类的诗和歌，所以，领袖不能主动称赞，还应当明确地指正创作者的意图。要知道，文艺的任何翻新对国家来说都是危险的，如果能预先制止那就最好。

131

古希腊语中的“非法”，除了道德上的含义外，还暗示音乐中不符常规的翻新。就像一种好玩的游戏，最容易对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它会一点点渗透到人的性格和习惯中，再以渐强渐大的力量流入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再由人际关系肆无忌惮地流向法律和政治制度。所以，孩子的游戏必须符合法律精神。如果游戏是不正当的，孩子们很可能会在游戏中不经意地违法，就不可能成为品行端正的守法公民。因而，我们不能小看游戏或歌曲，如果孩子们从小能在游戏中借助音乐养成法律精神，时时刻刻支配他们的行为，那么，他们长大后，这种守法精神就会自动反对不法的娱乐，就算外部发生什么变革，他们的心灵也能很快回复到正常秩序。

132

孩子们在合法的优质教育中长大成人，就能自主地重新发现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似乎已被遗忘的老规矩，例如：年轻人看到年长者来到，应该肃静，起立让座，以示敬意；对父母要尽孝道；注意发式、袍服、鞋履的洁净端庄；保持体态优雅，举止从容……真把这些规矩订成法律，其实也挺傻的。要知道，有些法律仅仅是把条款写在纸上，事实上得不到遵守，徒有虚名，也就不会持久。那么，如果不靠律法规定，又能怎样保持良好的传统呢？一个人从小所受的教育把他往哪里引导，就能决定他成年后的价值取向。

133

对于优秀的人，把太多法律条文强加给他们是不恰当的。需要遵照什么规则，他们心里都很清楚。譬如人们在市场上交易时的商务问题，和手工工人的契约问题，关于侮辱和伤害等民事案件的起诉，陪审员的遴选，必须征收的税务问题……像这些商务、公安、海港贸易的规则，对有良知的人来说，并不需要把一切都订成法律。只要神明保佑他们能保住我们给他们订定的那些基本法律，就足够了。

134

如果人们永无止境地制订繁琐的法律，耗其一生修改它们以至完善，这岂不像那些贪婪无度的人不肯舍弃对健康不利的恶习？虽然就医了，但治标不治本，服药也不见效，疾病反而加重了，病情更复杂了，可他们还指望有灵丹妙药，使他们恢复健康。有趣的是，如果你对他们实话实说：如果他们不停止饕餮、纵欲、游手好闲，那么，无论药物、手术、或是咒语、符箓或任何治疗方法都治不好他们的病——他们就会把你视为最可恶的人。如果一个国家也像这种人这般行事，恐怕谁也不会称赞。

135

确实有些国家这样行事：政治不良，但禁止公民触动国家的根本制度，企图变革的人一律被处以死刑；另一方面，哪怕政治环境很差，只要有人巧言令色地欺哄百姓，愿意聆听、安抚、讨好他们，甚至纵容他们的奢望，巧妙地满足他们的心愿，公民就肯尊他为大智大慧的政治家。这种国家和那种病人没什么区别，一样的治标不治本，一样的沉溺于不良，都不能加以称赞。但是，该怎样评价这种城府很深，手段高明的政治家呢？假如他们自欺欺人，真以为自己有大智慧，那他们就不值得赞赏。但他们中也有一些人确实怀有美好的初衷，值得同情，他们只是不明白：不停地制订和修改法律是无用的，不可能用这种办法杜绝商业、税务等各方面的弊端，这样做，无异于砍九头蛇，斩去一头又生两头。

136

不论政治环境好不好，真正的立法家都不应当把力气花在法律和宪法上，做这种无休止的无用功。因为，在秩序不良的国家里，纵有法律和宪法也无济于事，而在秩序良好的国家里，法律和宪法不难设计，还可以从前人的法律条例中引申出一些来。

137

最重大、最崇高、最主要的法律，当属祭神之事，包括对神、半神和英雄崇拜的形式，对死者的殡葬、安魂、退鬼等所需的仪式。这件事完全应该让特尔斐的阿波罗去做。因为我们是城邦的建设者，但不懂这些，必须委托这位祖传的神祇，它的神座设在大地中央，它就在那里向全人类解释其祖先立下的宗教律令。但凡我们还有头脑，就不至于把这些事委托给别的解释者。

138

假定我们的城邦按照上述所说的正确方式建立起来了，那它就应该是善的，也一定是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的。这是四种最要紧的美德。首当其冲是智慧。国家有智慧，是因为它有很好的谋划——这不如说是一种知识。知识是多种多样的，比如，木工很有知识，只能说这个国家有发达的木器制造业，而不能说这个国家因此有智慧，有好谋划。同样，擅长制造铜器也好，擅长农业生产也好，只能说明国家部分的发达。我们的理想国里，应该有一种超越部分发达的大智慧，并非用于特定产业，而是关乎国家大事，改进对内对外关系的知识，而这就是严格意义下的护卫者，统治者该掌握的才识。

139

拥有这种知识的国家才真是大智大勇，必能深谋远虑。试想，任何一个国家里，工匠都比护卫者多。和各种具有特定知识、因而从事特定职业的人相比，护卫者的数量反而很少。由此可见，理想国之所以有智慧，取决于人数最少的那部分、乃至是这个部分中的最小一部分——真正的领导和统治护卫者的人。唯有这种知识才配称为智慧，能够具有这种知识的人总是最少数。

140

要在国家的哪一部分发现勇敢呢？除了保家卫国去打仗的那些人之外，还能有谁呢？的确，是因为护卫者的勇敢，国家才能被认可为勇敢。无论他们面对怎样可怕的情况，都能牢记教导，但凡立法者在教育中告诫他们无需害怕的事，他们就毫不畏惧。因此，勇敢是由法律通过教育所建立起来的，知道应该恐惧什么，并知道恐惧的实质。无论快乐、痛苦，或受制于恐惧、欲望，勇敢的人都永远坚守信念，不离不弃。

141

勇敢就是一种坚持，坚守真知，令其不受折损。打个比方，染色工人要把羊毛染成紫色，先要从各种颜色的羊毛中挑选质地最白的，经过挑选和整理才能着手染色。只有这样，颜色才吃得牢，洗衣服的时候不会褪色。我们挑选战士，进行音乐和体操的教育也像羊毛染色，让他们彻底相信法律。虽然快乐就像碱水，会消磨一些人的意志，但他们精神上的“颜色”不会褪色，信念就能在心里扎根，不会因苦恼、害怕和欲望等杂质而失色。至于那些在兽类或奴隶身上也可以看到的勇猛，不过是种蛮勇，不是由教育造成的，也与法律毫不相干。

142

节制是对某些快乐与欲望的控制，令其保持健全的秩序。人们常说做“自己的主人”，你不觉得这句话很古怪吗？如果你是自己的主人，也就当然是自己的奴隶。正说反说都一样，主人和奴隶其实是同一个人。这句话的真正意思是说，人的灵魂里有几个部分，有的较好，有的较坏，坏部分受到好部分的控制，人就能当上“自己的主人”——这无疑是一句称赞。假如一个人受了坏的教养或者和坏人交往，大部分的坏灵魂统治了小部分的好灵魂，他便要受到谴责，因为他成了“自己的奴隶”，也就是没有节制的人。

143

欲望、快乐和苦恼，真的是每个人都有吗？小孩、女人和奴隶常常有这些烦恼，包括一些名义上叫做自由人实际上是下等人也饱受其苦。只有少数人能靠理智和正确信念的帮助，让思考领导欲望，让欲望变得简单而有分寸——这只能在天分最好又受过最好教育的人身上见到。在理想国里，国家也同样是自己的主人，因为众多下等人的欲望被少数优秀人物的欲望和智慧统治着，国家就能掌控快乐和欲望，达成节制的美德。

144

节制，既要存在于统治者中，也要存在于被统治者中。节制和勇敢、智慧不同——勇敢和智慧分别处于国家的不同部分中——但节制贯穿在全体公民之中，要让最强的、最弱的和不强不弱的人和谐共处。这就像作曲家把贯穿整个音阶的强弱音符结合起来，创造出和谐的交响乐。对于个人，节制就是指天性优秀和天性低劣的部分融洽协调。放大到国家，节制就是在谁应统治谁应被统治这个问题上表现出的一致性。

145

我们在建立理想国的时候，曾经提纲挈领地提到正义，其原则就是：每个人必须在国家里执行一种最适合他天性的职务。正义，就是只做自己的事，不兼管别人的事。我们委托国家的统治者们审理法律案件，无非是为了正义：确保每个人的东西不被他人侵占，也不拿别人的东西。这就是正义的目的——每个人有自己的东西，干自己的事情。正义，使节制、勇敢和智慧在这个城邦产生，并一直保护各种美德特有的品质。

146

对国家造成最严重危害的事，就是不正义。假定让木匠做鞋匠的事，或者让鞋匠做木匠的事，让他们交换工具和身份，甚至假定让一个人兼做这两种活儿，结论是，对整个国家不会有太大的危害。但是，如果一个人天生是手艺人、生意人，但由于有财富，能控制选举，就企图进军政界，或是凭着身强力壮，或是有别的优势，并受到蛊惑和怂恿，就企图统领军队，那就将是很危险的事。又比如，如果一个军人明明不配掌权，却企图篡位，想当立法者、统治者，那国家就可能被颠覆。

147

手艺人、生意人和辅助者，这几种人交换工具和职位，或者一人兼任这些职务，都将意味着国家毁灭。这三种人互相干涉、互相代替，对于国家的危害则是最大的。相反，当这三种人各做各事，互不干扰时，便有了正义，国家也因而成为正义的国家。

148

如果仅就正义的概念而论，正义的个人和正义的国家应无二致。城邦里的生意人、辅助者和护卫者各做各事时，城邦被认为是正义的。由于这三种人还拥有别的美德，相应的，国家能被认为是有节制、勇敢和智慧的。假如它们不是来自个人，城邦就无从得到这些品质。我们可以由此推断，个人的灵魂里也必有那些特点。城邦里出现热爱智慧、贪婪财富等现象，都是由于公民个体具有那样的品质。

149

道德方面的美德是“习惯”的结果，没有一种美德是自然而然产生的，必须通过实践才能获得。因而，立法者通过立法教育，使公民养成习惯，从而让他们变好。

150

个人的品质可以分开论断吗？比如说，我们学习时是在动用一个部分，愤怒时是在动用另一个部分，要求满足自然欲望时是在动用第三个部分？还是说，在每一种活动中都是整个灵魂一起作用的呢？确定这一点不容易，但先从一个明白的道理说起吧：同一事物的同一部分关系着同一事件，不可能同时有相反的动作，也不能接受相反的动作。因此，一个事物里但凡出现了矛盾现象，我们就可以推断出，这不是同一事物起作用，而是不同的事物在起作用。

151

在同一个时刻，同一事物的同一部分可以既动又静吗？例如有一个人站着不动，但是他的头和手在摇，你就不能说这个人既动又静，而应当说，这个人的一部分静，另一部分动。再来一个更促狭的假设：陀螺在转动，尖端固定在一个点，我们也不能认可整个陀螺既动又静，因为在这种情况下，静止和运动的并不是同一个部分。应该说，在陀螺内部分为两个部分。直绕的轴心部分和圆周线部分。假设陀螺转动时没有向任何方向倾斜，那么，仅仅盯着直线部分的话，可以说旋转物体是静止的，但盯着圆周线部分的话，只能说陀螺是在运动中。

152

渴，是对饮料的欲望，但是，到底要热饮还是冷饮呢？要多少呢？假设你又渴又热，便产生要冷饮的欲望。又渴又冷，那就想要热饮。如果很渴，就想喝很多，不是很渴，少喝几口就够了。单纯的渴，要求的仅仅是得到最基本的对象，即饮料。每一种欲望只求得到本质上最基本的东西。特定的欲望才要求得到特定的东西。渴的灵魂，如果仅渴而已，它想要的仅仅是喝到饮料，不管饮料是什么种类的，单纯的“渴”只是单纯地联系到“饮料”。我们说过，同一事物的同一部分在同一事情上不能同时有相反的行动。因此，如果一个人很渴，心里却有某种东西牵绊他，不让他饮，那么，那个东西必定不是渴，而是另外的欲望。

153

一个人感到渴但不想饮，这类事是常有的。灵魂里有两个不同的欲望，一个叫他们饮，另一个阻止他们饮，而且，阻止的力量比渴求的力量更大。更明白的说，牵引那个人想喝饮料的是情感和疾病，阻止他的力量则来自理智的考虑。它们是两个本体，不可混为一谈：一个是理性，是人们用以思考推理的灵魂；另一个是欲望，可称之为心灵的无理性部分，用以感觉爱、饿、渴等骚动。

154

本质归本质，特定性质归特定性质。不能因为A和B都相关某事物，就断定它们是同类事物。科学的本质是知识，但当科学有了特定对象，比如关于疾病和健康，它就不能再被单纯地叫做“科学”，更不能被荒唐地称为“疾病的科学”或“健康的科学”，而应该被叫做“特定的科学”，即医学，具有别的任何科学都没有的特性和对象。

155

激情，让我们情绪激烈，究竟是属于理性还是欲望呢？如果不被坏的教育带坏，激情在本性上是理智的盟友。但照字面上理解，激情或许属于灵魂的无理性部分。阿格莱翁之子勒翁提俄斯进城去，发现刑场上倒着几具尸体，他想看，但又害怕并嫌恶，所以暂时忍住了，还把头蒙起来，但终究屈服于欲望的力量，他睁大眼睛，冲到尸体跟前，骂自己的眼睛说：“瞧吧，坏家伙，想看就看个够吧！”这个故事的寓意在于：愤怒有时会和欲望对峙，好像它们不共戴天。当欲望的力量超过了理智，人就会自责，因为不得不屈服于不可抗的欲望而生气。这恰似两个政治派别间的斗争，这时的激情恰是理智的盟友。当然，激情有时也会加盟欲望，反对理智，哪怕理智不同意它这样做。

156

高贵的人如果承认自己有错，就算别人让他饥寒交迫、苦楚无限，他不会愤怒，也不会反对，因为他认可这是公正的结局，他的激情受控于理智，拒绝被激发。但是，假如一个人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情感就会激动，进而发怒，加盟他所认为的正义一方作战，若因此忍受各种苦楚，还会更坚决地抗争，以求胜利，他高贵的灵魂不会平息，非斗到你死我活不可。除非，他听进理智的呼声而停战，就像狗听到牧人的喝令而停止吠叫一样。在理想国里，辅助者好比是听命于统治者的忠犬，统治者就好比是城邦的牧人。

157

因而，很难再假定激情是欲望的一种，应该说，在灵魂分歧的时候，激情其实很情愿站在理性这边。很多小孩一出世就充满激情，大多数孩子要等长大才会运用理智，还有些人甚至从不使用理智。人们在兽类身上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激情现象。可见，激情和理性也不同。正如国家主要由三等人组成——生意人、辅助者和谋划者，灵魂也同样有三部分——欲望、理智，以及激情。激情不同于欲望，也不同于理性，那就能肯定地说：激情，是理智和欲望之间的一种品质。

158

国家和个人是一种很好的类比，在国家里存在的东西，在每一个个人的灵魂里也存在着，且比例相当。个人的智慧和国家的智慧是同一种智慧，个人的勇敢和国家的勇敢是同一勇敢，也是同一品质使个人和国家得到这些品质。这种规律性放在其他美德上也一样成立。但是别忘了：国家的正义在于三种人在国家里各行其是，而个人的正义是做其本分的事情，让灵魂内的品质各行其是。

159

在灵魂的三个部分里，理智是最智慧的，为心灵的整体利益服务，因而理应由它起领导作用。激情应该服从理智，协助理智。还记得之前说过的音乐和体育协同吗？——因由优雅言词的好教育，理智得到教养和巩固；因由和谐与韵律的教育，激情变得温和、平稳而文明。经过这样的教化，理智和激情自然就会知道要起什么样的作用，知道如何行使自己的分内事，所以，这二者就会联手去领导欲望，监控欲望。只有当理智和激情联合起来，才能保卫整个身心免于外敌的侵扰——理智出谋划策，激情在理智的领导下为完成其意图而奋勇作战。

160

在灵魂的三个部分里，欲望占了最高份额，因为人的天性就是贪财爱富，好吃懒做。必须有理智和激情的领导，欲望才能得到控制，才不会尽享肉体快乐而变大变强，乃至不再恪守本分，企图去控制和支配那些它不应该掌管的部分，害得人终生无所作为。

161

智慧的部分必定懂得三个部分的各自利益和共同利益，虽然智慧的部分最小、最少，但只要能指导欲望和激情遵从信条，我们就能说这个人是智慧的。无论快乐还是苦恼，一个人的激情始终不忘理智所教给的信条——知道应该畏惧什么，不畏惧什么——那么，就激情而言，我们可以说这样的人是勇敢的。

162

激情和欲望一致赞成由理智来领导，且不反叛，这样的人就是有节制的。这样的人决不会渎神、偷窃、出卖朋友，更不会背叛祖国。他也必然信守誓言和协约。这样的人和通奸、不敬父母、不履行宗教义务等罪恶行径都不相容。原因就在于，他心灵的每一个部分各司其职，理智在领导，激情和欲望被领导，这种正确的分工就是正义的。

163

正义的人不允许自己灵魂里的各部分相互干涉、僭越。从这个意义上说，正义更像是一种向内的品质，而非外在的表现。正义的人擅长安排好自己的事情，主宰自己，让自身内秩序井然，也记得对自己友善。他将心灵的三个部分整合并加以协调，恰如融汇高中低音阶，编成和谐的乐曲。无论是挣钱、养身，也无论处理政治或私人事务，他都始终相信：正义的好行为，都是由智慧领导，能保持和符合和谐状态的行为，而不正义的坏行为都源自愚昧无知，只会破坏灵魂的和谐状态。

164

不正义，就是理智、欲望和激情三者的争斗不和、互管闲事、相互干涉，乃至企图篡位、反对整个灵魂。不正义、不节制、怯懦、无知……总之，一切的邪恶，就是三者的混淆与迷失。

165

所以就无需再问，做正义的事、正义的人有利有益吗？做不正义的人，做不正义的事，只要不受到惩罚和纠正，真的反而更有好处吗？这个问题已经变得可笑了，因为，若身体的本质已坏——赖以存活的生命要素已遭破坏和灭亡，就算拥有一切食物和饮料，一切财富和权力，活着也没有价值了，人们完全可以认为这个人已经死了。美德是一种，邪恶却无数。如果灵魂中的正义已坏死，哪怕这个人看似为所欲为，却无法摆脱不正义和邪恶，也无法赢得正义和美德，只不过是在败坏中苟且偷生罢了。

166

有五种政体，也有五种灵魂。其中之一便是我们建设的理想国的政体，如果是由统治者中某个卓越的人掌权，便可叫做王政。如果是由两个以上的统治者掌权，便可叫做贵族政治。无论掌权者是一个还是多个，政体是一样的，只要他们接受理想国的教育法则，就不会更改法令。这样的国家，这样的体制，以及这样的人物，都是善的，正义的。与之相比，其余四种制度都是恶的，谬误的。

167

奉行理想国的原则，我们要大胆地提出儿童的生育和培养，妇女与儿童公有的议题。这个问题事关重大，对国家有深远的影响，也必会引起激烈的争论。因为人们会怀疑，这个建议是不是行得通？就算行得通，人们也会怀疑这种做法是不是最善？会不会只是空想？但对于一个有头脑的人来说，这样的谈论值得到死方休。因此，不要为听者担心，辩论者自己也不要厌烦。

168

我们既然要讨论女性参与体育、文艺、教育和军事，就得坚持下去，不去管文人雅士的俏皮话、挖苦话。尤其谈到女性受军事训练、携带兵器和骑马等问题时，还要请求那些批评家暂时抛弃轻薄故态，严肃一些。事实上，古希腊文里，“健身房”的本意就是赤身裸体锻炼的地方。希腊人也曾认为男性的赤身裸体被他人看到是可羞又可笑的。最初的克里特人，后来的斯巴达人开始裸体操练时，才子派喜剧家们也曾纷纷取笑他们。事实上，眼睛看来可笑的事物，在理性认为最善的事物面前，往往就没什么可笑的了。

169

不管何时何地，总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不认为邪恶是可笑的，也不去讽刺愚昧和邪恶，眼睛却盯着别的现象加以讥讽……说到底，他们不以善为美，却试图建立别的美的标准。自己不智，反笑人愚，他显然就不懂自己在笑什么，在做什么。

170

母犬要不要和公犬一样在外追寻搜索，参加一切警卫工作？还是说，该让母犬躲在窝里，只管生养抚育小犬，只让公犬担任警卫羊群的工作？除了把母的警犬看作较弱者，公的看作较强者以外，应当让大家共同工作。对于一种兽类，如果给以同样的饲养和训练，就能不分彼此地使用它们。那么，如果我们要让男女同工，不分彼此地发挥工作能力，就一定先要给男女同样的教育。我们一向是用音乐和体操教育男性的，也就同样要用这两门功课来教育女性，还要给她们军事教育，和男性一样赤身裸体进行锻炼。

171

不同的禀赋不应该从事同样的职业。在此要追问的是：怎样才算不同的禀赋？怎样才算有同样的禀赋？这和职业有什么关系？比方说，秃头的人和长头发的人，禀赋同一吗？要是我们认为他们有异样的禀赋，就禁止长头发的人做鞋匠，允许秃头的人做鞋匠，这岂不可笑？因为，所谓的禀赋必须关联行业。

172

假设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都有医疗的本领，我们就说他们有同样的禀赋。如果我们发现哪一种性别更适宜于某一种职业，我们就可以把这种职业分配给那种性别的人。但是，如果我们发现两性之间，唯一的区别不过是在生理上的，就不能据此结论说男女之间应有职业的区别。

173

当你说一个人对某件事有天生才能，而另一个人没有，其根据只能是：一个人学起来比另一个人更容易。有的人一学就懂，懂了就能举一反三，有的人学了好久，还是不记得学了什么，有的人身体能充分为心灵服务，有的人身体反而阻碍心灵的发展。假如你问：对建设国家有贡献的技术和职业中，哪些只适合女性或男性？在治理国家方面，有没有一件事只有男性可以担任而女人无法担任的？有没有一种职业，因为女人在干而专属于女性，或者因为男人在干而专属于男性？问题很好回答，这些事无法根据性别来鲁莽定论，只能看各自的天赋。各种天赋才能同样分布于男女两性。各种职务，不论男性女性都可以参加。我们不能把一切职务都分配给男人，却一点不分配给女人。

174

同样的禀赋应该得到同样的职务。让护卫者的妻子接受和男子同样的音乐和体育锻炼并不违背自然，这说明我们的立法并不是不切实际的空想。反过来看，如今的做法倒是不自然的了。为了培养护卫者，我们不该对女性和男性采用两套教育法，因为不论女性男性，只要天然禀赋是一样的，适合同样的职务，就应该得到同样的教育。

175

在理想国里，护卫者理应是最好的公民，女护卫者也就理应是最好的女人。一个国家能够造就出类拔萃的女人和男人，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好的事呢？这是受了音乐和体操教育的结果。既然女护卫者也以美德为衣，她们就必须和男护卫者一样裸体操练，也必须同男人一起参加战争，履行其他护卫者的义务，这就是她们唯一的职责。当然，她们可以承担比较轻的工作，因为女性的体质天生比较文弱。

176

有益的则美，有害的则丑，这句话，现在是名言，将来也是名言。

177

接下来，应有一条法律，即任何男性护卫者和女性护卫者都不能组成一夫一妻制的家庭。相应的结果是，儿童也都公有，父母不知道子女是谁，子女也不知道谁是自己的亲生父母。如果统治者和辅助者都名副其实，辅助者必须愿意接受命令，统治者必须按照法律精神发布命令，那么，假定立法者选出一些男护卫者，同时选出一些女护卫者，男女具有同等品质，让这些男人女人同吃同住，没有任何私财，彼此在一起，共同锻炼，天然的需要导致两性结合——这是情欲的必然结果。

178

我们的治理者将决不能容许两性行为毫无秩序，杂乱无章，这对幸福的国家而言是一种亵渎。婚姻大事应尽量安排得庄严神圣，并且最有益。怎么做到最有益呢？比如说，你家里有一些猎狗和不少纯种公鸡，虽然都是良种、纯种，但你总会找到一些理由，能证明其中一些更优秀，所以，在给它们交配繁殖的时候，你不会一视同仁，而会选出最优秀的品种，正当壮年的良种加以繁殖。否则，猎狗和公鸡的品种就会每况愈下。马和其他兽类也一样。可是，如果这个原则同样适用于人类的话，需要我们的统治者拿出多高明的手腕呀！

179

最好的男人必须尽量与最好的女人多结合，反之，最坏的与最坏的要尽量少结合。如果要保持最高质量的品种，最好的男女结合产生的下一代必须加以培养，最坏的男女结合的下一代则应不予养育。除了治理者外，外人都不应该了解这些事情的进行过程。否则，护卫者中难免会有龃龉，维护团结就有难度了。治理者为了被治理者的利益，有时不得不使用一些假话和欺骗，权当一剂猛药，以便促成高质量生养、教育的目的。

180

法律应该规定，新妇新郎须有假期，欢聚宴饮，祭享神明，诗人要以赞美诗恭贺新人。结婚人数的多寡，要考虑到战争、疾病以及其他因素，由治理者们斟酌决定。因为理想国需要保持适当的公民人口，使城邦不至于过大或过小。所以，可能需要设计一些巧妙的抽签办法，以使不合格者在每次求偶的时候，只好怪自己运气不好，而不至于归咎于治理者。对于在战争中证明自己英勇卫国，有功勋昭著的年轻人，一定要给以荣誉和奖金以及更多的机会，鼓励他们多生养。

181

优秀护卫者们的孩子应该带到托儿所去交给保姆抚养，保姆必须住在远离兵营的区域内。如有先天缺陷的孩子，将由专门官员进行秘密处理，这是保持品种纯洁的必要条件。这些官员负责监管抚养孩子的事，男女皆可，母亲们有奶的时候，他们要引导母亲们到托儿所喂奶，但要注意不能让母亲们喂奶的时间太长，还要竭力不让她们认清自己的孩子，如果母亲的奶不够，他们要另外找奶妈，让奶妈和保姆负责给孩子守夜等杂务。总之，应该轻松地安排护卫者妻子抚育孩子这件事。

182

儿女应该出生在父母年轻力壮的时候。男女在身心两方面都精力旺盛的阶段大致是：女人从二十岁到四十岁，男人从过了跑步速度最快的年龄到五十五岁。正式的婚礼都能得到祝祷，祈求让对国家有贡献的优秀父母生育的下代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对国家更有益。如果超过或不满这个年龄的人也生孩子，都是不正义的，所生下的孩子是愚昧和淫乱的产物，（如果事情不被发觉的话）也得不到祭司和全城邦的祷告祝福。同样，壮年男人与壮年女性未得治理者的准许而苟合，就等于给国家丢下一个私生子，也是不合法的，亵渎神明的，要警告他们，无论如何不得让所怀的胎儿得见天日，如果不能防止，就必须加以处理，这种后代是不应该抚养的。

183

过了生育之年，就该允许男人同任何女人相处，除了女儿和母亲、外孙女和外祖母。女人同样可以和任何男人相处，除了儿子和父亲、爷爷和孙子。但是，既然孩子是由国家抚养的，他们将怎样辨别各自的父亲、女儿和各种亲属关系呢？是很难辨别，但有一个办法：一个人结婚了，就要把所有在他结婚后第十个月或第七个月里出生的孩子都视为自己的孩子，孩子们都要称其为父亲或母亲。等这代儿女有了儿女，便成了此人的孙子孙女，这些晚辈都要称其为祖父祖母。所有孩子都把自己出生阶段诞生的孩子们称为兄弟姐妹。

184

以上就是我们城邦里护卫者中间妇女儿童公有的做法。这和我们政治制度的其他部分是一致的，而且是最好的做法。为了说服不同意见者，我们首先要问自己：国家制度的至善目标是什么？立法者立法所追求的至善状态是怎样的？什么又是极恶的？对国家来讲，闹分裂堪称是最恶的状态，团结统一才是善。如此便知，我们的建议是从善的，而不是趋向恶的。

185

同甘共苦是维系团结的纽带。如果同处一国，遭遇了同样的事，各人的喜怒哀乐却不同，那么，团结的纽带就会中断——发生这种情况，多半是由于公民不是一条心，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如果在面对同种事物、同一事态发生时，公民能异口同声地说“我的”、“非我的”以及“别人的”这些词语，表明万众一心，这就是管理得最好的国家。

186

国如个体，那就是管理得最好的国家。比方说，一个人的手指受伤了，整个身心都能感受到那一小部分的痛，这就是说，在心灵的指挥下，整个人是有机的整体，牵一发而动全身。管理得最好的国家，就像这样的有机体，各部分的痛痒快乐息息相关。无论公民遭遇怎样的事，国家都能视其为自己的一个部分，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187

在我们的理想国里，护卫者们不会把同事视为外人，也会把其他公民看做亲人，他们或是他的兄弟姐妹，或是父亲母亲，或是儿女，或是他祖父母、孙子孙女。这些辈分并不是空名，他必定用行动来表示对亲人的郑重。对所有的父辈，要按照习惯表示尊敬，要照顾他们，顺从他们，否则就是违天背义，为神人所共愤。如果仅仅是嘴上说说，在言行中根本没有表示，那所谓的亲人就是荒谬的称呼。理想国不同于别的国家，大家将诚心实意地使用“我的”这个词，有人境遇好，大家都说“我的境遇好”，有人的境遇不好，大家都会说“我的境遇不好”。这种措词代表了一种普世的价值观，能够引起同甘共苦、彼此一体的感觉。

188

相比于别的公民，护卫者们更要有公有意识，要率先坚定地和公民、国家苦乐同感。除了国家的政治制度，护卫者共有妇女儿童的做法也无疑能促使他们苦乐与共。在一个国家里，这是最大的善事，也符合我们说过的原则：护卫者不应该有私人的房屋、土地以及其他私人财产。他们从别的公民那里得到工资，作为服务的报酬。因为他们的一切都是公有的，一身之外别无长物，也就不会发生涉讼、互控的纠纷。要知道，人们的纠纷大都是由于财产、儿女与亲属的私有造成的。

189

真正的护卫者是这样的：他们所说的“我的”不是小我，而是大我，他们对此看法同一，行动有同一目标，因而团结一致，甘苦与共。我们做这些规划，能确保他们成为名副其实的保卫者，防止他们把国家弄得四分五裂，把公有之物说成是“我的”，把公家的东西拖到自己家里去，把妇女儿童看做私产，各家有各家的悲欢苦乐。

190

我们将用法律的手段从一切方面敦促护卫者们和平相处。只要他们内部坚如磐石，没有罅隙，就不怕其他公民和他们有纷争。因此，他们应该摆脱一些琐碎无聊的俗事，诸如奉承富人，费尽心力去养活一家大小，一会儿借债，一会儿还债，只求妻儿老小能活得更滋润些。没有这些琐事缠身，他们生活得比谁都幸福，收获也比谁都多。他们赢得的胜利是全国公众的全面奉养和资助，这比什么都光荣。他们得到的报酬是自己以及儿女都由公家供养，所需一切都由公家配给。在世时得到全国公民的敬重，去世后也能接受国葬。如此看来，护卫者如同身在极乐世界，享受着至福人生。

191

有待于研究的问题是：这样的整体共同关系能否建立起来？如果可能，要怎么做？在战争中怎么做是明摆着的：女性护卫者将和男性一同整队出发，带上身强力壮的孩子，让他们见识一下长大了要做的事情；再说，人也像动物一样，护子心切，当着后代的面，对敌作战也会更勇猛。和别的行业中的父母手把手教导孩子一个样儿，譬如陶工的孩子在自己正式动手操作之前，先要长期观察，帮着父母做事，护卫者的孩子也要在行军过程中帮助父母，侍候父母，力所能及地完成勤务工作。

192

胜败乃兵家常事。带着后代上战场，确实有点冒险。打了败仗，后代也一样遭到损失，以致无法复兴祖国。但也不能因此让后代在温室里长大。比如说，我们要让孩子从小学会骑马，但不能让他们去试好战的劣马，而要选择跑得快又容易驾驭的驯马。既然上战场是必须的，危险非冒不可，那就要一心求胜，才能得到进步。我们要为孩子们预备好必要的措施，尽力保护他们。身为护卫者的父辈总有经验，知道哪些战役是最危险的，哪些则相对不那么激烈。他们可以带着孩子参加不太危险的战役，并挑选合适的军官来照顾孩子们，这些代管者不管年龄和经验方面都要有资格做孩子们的领导和教师。这样，孩子们既可以看明白自己将来要做的事情，又可以在遇到危险时跟着长辈迅速撤离。

193

理想国的军事纪律应该是这样的：凡有士兵临阵脱逃，或者丢掉武器，或者由于胆怯犯了类似的错误，就要被下放，改做工匠或农夫；凡有士兵被敌人活捉，做了战俘，应该把他当做礼物送给敌人，随敌人怎么去处理他；凡有士兵在战场上勇敢超群，应当首先受到战友们的致敬，再得到少年和儿童的致敬，在那场战役期间，他要爱谁，谁都不准拒绝，因为爱会让他更热切地想要赢得光荣。结婚的机会对于优秀人物应该多多益善，以让他们尽可能地多生孩子。在祭礼和其他礼仪场合里，我们要表扬功勋卓著、智勇双全的优秀护卫者，献唱赞美诗，给他们上座、羊羔和美酒等特殊礼遇，这既能增强体质，还能给他们荣耀。

194

对于战死沙场的士兵，如果有人死得特别壮烈，我们首先要肯定他是人之骄子，是金种子。我们还要去询问阿波罗，按照他所指示的隆重仪式安葬他们，以后还要按时上坟祭扫，尊崇死者，恰如拜祭神明。我们还要把同样的荣誉给予那些一生表现优秀，因年老或别的原因而死亡的护卫者和辅助者。

195

我们的士兵应当怎样对待敌人？首当其冲的问题是，要不要把战败者当做奴隶？希腊人征服别的希腊城邦，把同一种族的人降为奴隶，这是不合乎正义的。我们不但不应该这样做，还应竭力阻止别的城邦这样做，使同国同族同邦的人团结起来，互不伤害，这样更合乎正义。

196

在战场上，敌人被击毙后，除了武器之外，不应该再拿别的东西。如果允许大家尽情搜刮、剥取尸身上的财物，岂不是让一些贪生怕死的胆小鬼找到借口，不去追击活着的敌人吗？不是有过许多军队曾断送于这种只顾抢劫死人的行为吗？抢劫死尸不仅卑鄙，把尸体看做敌人，而让真正的敌人远走高飞，更是目光短浅。因此，我们一定要禁止抢劫死尸，一定要给死者埋葬。

197

如果敌人是同国同族的人，我们的士兵既不能蹂躏敌人的土地，也不该焚烧敌方的房屋，最多只能把一年的庄稼运走，这种行为是适度的、可理解的，目的在于善意告诫，而不在于恶意奴役和毁灭，只是为了表明：我们指望将来言归于好，停止没完没了的内战。

198

战争与内讧指的是两件事：战争是指国外的，敌我的，外部冲突；内讧是指国家内部的，自己人的冲突。希腊人同希腊人冲突，只不过希腊民族不幸有病，兄弟不和罢了，他们本是天然的朋友。当内讧发生，一个国家分裂为二，互相蹂躏人民，焚烧彼此的房屋，这种行为之荒谬，使人觉得双方都不是真正的爱国者，否则，为什么要这样残酷地去伤害自己的祖国呢？因此，我们要给护卫者制定这样一条法律：如果是希腊人，就不会践踏希腊的土地，焚毁希腊的房屋，也不会把各城邦的希腊人都当做敌人，除了少数罪魁祸首之外。他们进行内战，只是为了施加压力，使对方自知悔误，赔礼谢罪，达到了这个目标就该偃旗息鼓。

199

我们研究正义与不正义的本质，绝对正义的人与绝对不正义的人是什么样的，都是为了有一个样板。看着这些样板，按照它们所体现的标准，从而判断我们的幸福或不幸，及其程度。比方说，画家画了一个理想的美男性，一切都画得恰到好处，只是不能证明这个美男子有名有姓，真实存在，难道你要说，画家因此很糟糕吗？当然不能。同理，我们是在用词句创造一个至善的国家，即便不能证明这样的国家在现实中确实存在、管理得确如我们设想的那样好，也不能因此说我们的推断是糟糕的。真理总是做到的少，说到的多。

200

现行的城邦法制中有什么缺点，妨碍了我们按照描绘中的理想国去治国安邦？有什么办法可以采取极少数的变动，就能让理想国实现？变动越小越好，虽不是轻而易举，但至少有一项是可能实现的——让哲学家成为国家的统治者，或者，让统治者严肃认真地追求智慧，将政治权力和真知智慧合二为一。顾此失彼的庸才不要也罢，都该被赶下统治者的宝座，否则，对国家乃至对人类都将祸害无穷，而我们所描述的完美的理想国也永远只能是空中楼阁了。因此，我们必须给“哲学家”以明确的界定，然后才能无所畏惧地向世人指出，研究哲学和政治艺术的伟业属于爱智的哲学家兼政治家。其余的人，也能在追随领导者的同时靠近真理。

201

一个人是一样事物的爱好者，言下之意他爱这东西的全部，不仅爱其中的一部分，而是全部。比如，一个人爱孩子，所有风华正茂的青少年都会让他欢喜，他就成了“爱者”：看见塌鼻子的孩子，他会说面庞妩媚；看见鹰钩鼻子的孩子，他会说长相英俊；二者之间的人，他就说是匀称；看见黝黑的人，他说是英武勇敢；看见白皙的人，他则认为是神妙秀逸。简而言之，这个“爱者”能包涵后起之秀者身上的缺点，更不会漏掉优点而不加称赞。爱荣誉的人也是这样：做不到将军，做连长也可以；得不到大人物的赞誉，让小人物崇拜一下自己，也算过瘾了。关于哲学家，不也是这样吗？哲学家是智慧的爱好者，他不仅爱智慧的一部分，也爱它的全部。

202

如果好奇能算是爱智的话，那许多荒谬的人物岂不是都可以叫哲学家了？比如，世上有很多爱听的人——你看不到这种人认真的辩论，认真的研究，他们仿佛已把耳朵献出去了，只知道听热闹，一到酒神节，他们到处跑，不管城里乡下，只要有合唱，他们总是必到。我们不能把这些人以及有类似爱好的人称为哲学家，他们只是有点像哲学家罢了。

203

美与丑是对立的，又各自为一。同样，正义与非正义，善与恶，以及各种互反的理念都是对立又独立的。虽然是独立的，但它们一旦发生在各种行动、物事、人物中，就会有千姿百态；甚至，对立面也会互相结合，令事态更加错综复杂。我们一定要先把两种人划清界限：一边是之前说过的戏迷、乐迷、画迷，这类人是声色的爱好者，喜欢美的声调、美的色彩、美的形状，以及它们组成的一切艺术品，但是他们的思想不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无法认清并喜爱“美”本身。另一边，则是我们所要讨论的哲学家，他们能够理解美的本质，只盯着真理，这种人少之又少。

204

一个人耳闻目睹许多美事美物美人，却无法洞见美的真谛，假如别人引导他去认识美，他还总是跟不上——这种人一生如在梦中，无论睡着还是醒着，总是把相似的东西当成了事物本身，他们只能发表“意见”。另一种人认识本质的美，乃至永恒的美，能够分辨美的本质以及包括美在内的许多事物，不至于混淆本质和现象——这种人是完全清醒的，专心致志于知识的对象，其心智具有真正的“知识”，该称他们为爱智者。

205

知识与“有”相关，目的在于认识“有”的状况。意见和知识不是同一种能力，也必然相关不同的对象，因为，可知的东西和可以对之有意见的东西必然不同。“有”是知识的对象，那么意见的对象一定不是“有”，而是另外一种东西——难道是“无”？甚或，关于“无”，连有“意见”都不行呢？一个人有意见，必定有所指，因而不可能是对“无”有意见。所以，必须把关于“无”者称作无知，把关于“有”者称作知识。一个人具有意见，既不是对于有，也不是对于无。所以，意见不是无知，也不可能比无知更晦暗。但意见也不是知识，不可能比知识更高明。因而，意见介于有和无，知识和无知中间。

206

有些人爱看美景，只相信有许多美的东西，却不相信有永恒的美或美的理念，不相信信美的本质是“一”，正义的本质也是“一”。你不如去问他：在这么多美好的东西里，难道没有一丁点儿丑的迹象吗？在这么多正义的东西里，难道没有一丁点儿不正义的成分吗？在许多虔诚的事件里，难道没有一丁点儿不虔诚的细节吗？必定是有的。美物美事，都会以某种方式、在某种情况下显得既是美的，又是丑的。换个角度看，大的也能是小的，轻的也能是重的，丑的也能是美的，彼此似乎都能互通。每一样事物都隐含多样性，不可能非黑即白，因而，也都太模棱两可、似是而非，让人无法决定其绝对的本质。可见，一般人关于美事美物的惯常看法，总是游移于绝对存在和绝对不存在之间。

207

在知识和无知之间，有意见存在。一些人只专注于声色之美，想不到世上会有恒美和真理，也想不到有绝对的正义，那么，他们对一切都只能有意见，谈不上有所知。我们称其为爱意见者，而非爱智者。

208

不管守护什么事物，我们当然会让心眼敏锐的人去担当。有些人眼睛没坏，心眼却是盲的，认不出事物的清晰本质。心眼敏锐的人好比画家，注视自己要画的东西，看到事物的绝对真实，不断地加以复原，他们可以同样制订出关于美、正义和善的法律，并加以守护。在理想国里，我们就要任命这种人当护卫者，因为他们懂得事物的真正知识，这或许是一切美德中最大的美德。

209

哲学家的天性意味着各种美德的集合，正是这种人才能担当城邦的统治者。哲学家永远酷爱永恒的真知——不受生死过程影响的、关于物事本质的永恒真知。哲学家爱一切真知，爱其全部，无论大事小事，态度始终如一。否则，就成了贪慕虚荣欲望的那类人了——只因善小而不为，反因某件事能让自己名利双收而郑重对待，不受尊荣就不郑重。

210

一个人天性爱什么，他就会珍惜一切与之相近的东西。只有真实与智慧更贴近。因而，爱智慧的天性不可能爱虚假。真正的爱知者应该从小到大都爱追求一切真理。他们只在乎“真”，不苟同甚而憎恶“假”。

211

欲望就像一条河，强烈偏于一个方向时，流向其他方向的水流就会减弱。当一个人的欲望被引向真理、知识及其相关的经验时，他就会关注自己灵魂的快乐，而忽略肉体的快乐，这才是真正的哲学家。由此也见得，这种人极有节制，无论如何也不会贪财，因为，别人热心追求财富，为的是以消费换来物质和肉体的享受，而哲学家对此是不屑一顾的，毋宁说，哲学家没有贪财的动机。

212

胸襟褊狭的人不可能是爱真知的哲学家。哲学家总是追求完整、完全，无论在神还是人的事情上都一样，心胸必定开阔，恰与器量窄小成对比。一个人眼界广阔，观察研究所有时代的一切实在，又怎会看重自己的一条性命？因此，哲学家不会把死看做一件可怕的事。胆怯和狭隘都不属于哲学家的天性。

213

一个人做一件事如果做得不愉快，事倍功半，也就很难热爱这项工作。一个人如果健忘，学了什么也记不得，头脑肯定空空如也，怎么干都很辛苦，最后一定深深厌恨自己和他所从事的工作。天性不和谐、不适当只能导致行事没分寸，劳而无功。

214

真正的哲学家，天生的性格就很和谐、均衡，灵性温雅，本能地倾向于万事万物的真理；他既不贪财又不狭隘，既不自夸又不胆怯；他从小就公正温良，斯文有礼，决不会待人刻薄、处事不正、粗暴凶残；他学习起来十分聪慧，决不迟钝，敏于理解，豁达大度，还有优秀的记性；他爱好并无比亲近真理，他拥有正义、勇敢、节制等美德。所有美德必须互依互联，他的灵魂才能充分地学习哲学，透彻地理解真理。只有这样的人完成了教育，年龄成熟了，我们才肯把国家托付给他们。

215

然而谁也不能否认这种现象：有些热爱哲学的人，不仅在年轻时为了完成学业而研习了哲学，而且一直研究到老，耗尽一生精力和时间，以致变成了怪人（且不说他们变成了坏蛋），其中，被认为是最优秀者的一些人反倒是因为研究哲学而成了对城邦无用的人。既然无用，那还怎么能说只有等哲学家统治城邦了，城邦才能摆脱邪恶？这不是很矛盾吗？

216

真正的哲学家遭遇的现实处境，就好比航海家被篡权。航海家必须懂得地理学、气候学、洋流学、机械原理及一切与航海有关的事情。假设水手们都争着要替代船长，没学过航海术，却都说自己有权掌舵，还断言航海术没法教。他们不择手段，连哄带骗甚至迫使他把舵交出来。如果船长同意某人代为掌舵，他们就杀死他或逐下船，再用麻醉药或酒之类的东西困住船长。夺得领导权后，他们便吃喝玩乐，自以为是地航行下去。凡是参与阴谋，帮过他们夺权的人，都被授以航海家、领航等荣誉称号。在发生这种变故的船上，在篡了权的水手眼里，船长不就是唠叨鬼、看星迷或大废物吗？如果把当前的统治者比作水手，把被他们称作废物的掌舵人比作哲学家，事情就清楚了。

217

哲学家在我们这些城邦里不受尊重，这是众所周知的。要是哲学家受到尊重，那才是咄咄怪事呢！我们不仅要说，还要说得干脆：最优秀的哲学家对世人无用，恰恰是对的。最优秀的哲学家的无用，其责任不在哲学本身，而在世人不善用哲学家。智者应趋富人门庭——这句话是不对的，好比说，一个人病了，不管他是穷还是富，应该是他趋赴医生的家门，同样，任何要求管治的人应该是自己登门去请有能力管治他们的人来管他们，这才是合情合理的做法。反过来也一样，如果统治者真有用，那就不应该是他主动要求公民受他统治。

218

反对哲学的人当然不可能尊重这门最可贵的学问，反倒是那些自称也是搞哲学的假哲人最能使哲学蒙受毁谤。大多数哲学家的变坏是不可避免的，这也不能归咎于哲学，一切还是要从头说起，成为又美又善的人必须从从小具备的天性说起——真理是他时时处处要追随的领袖，否则他就是一个和哲学毫无关系的骗子。可是，今人对哲学家的看法刚好与之相反。

219

追求真理是爱知者的天性。他不会停留在“意见”所达到的层面，他会继续追求，爱的锋芒不会变钝，爱的热情不会降低，直至他心灵中的那个能把握真实的部分接触到了每一事物的真正本质，在这个过程中得到理性和真实，他才有了真正的“知识”；到那时，也只有到那时，他才会停止自己艰苦的追求过程。真理带路，就不会有任何邪恶跟在这个队伍里，只有健康的和正义的心，伴之以节制。

220

为什么大多数学过哲学的人变坏了？为什么大多数人的哲学天性败坏了，少数人没有变坏，却也被视为无用？何为败坏？完美哲学家的天赋很难在人身上出现并完善，即使有，也只在极少数人身上出现。然而，可以败坏它的因素却是又多又强大！最使人惊讶的是，我们所称赞的那些自然天赋都能败坏自己所属的灵魂，每一种都能诱使灵魂偏离哲学的正轨。不仅是勇敢、节制等品质，还有全部的生活福利——美观、富裕、健硕的体质、有上层家族的姻亲——诸如此类的一切因素都可能败坏哲学的天性。

221

对于天性不善的东西，恶有破坏力，但对于天性本善的东西，恶的破坏力就更大。无论植物还是动物，天性越强壮，就该长得越好。但是，任何种子或胚芽如果得不到合适的养分、季节、地点，反而是天性强壮的那些最受制于恶劣条件。理应达到的长势也就相差最远。结果，最好的天赋得到最坏的结果，比差的天赋所得到的结果更差一等。因而可以说，天赋最好最高的人要是受到恶劣的教育，就会变得比谁都坏。作恶多端的人，和造大福于城邦和个人的人一样，天赋都肯定极高。难道你认为罪大恶极的坏事、纯粹的邪恶出自天赋差的人之手？殊不知，那一定是天赋高但被教育败坏的人。因为，天资不高的庸才永远做不出任何大事——无论好事还是坏事，无论对城邦还是对个人。

222

败坏的哲学家正在成功地教育男女老少，按照他们的意图在塑造大众。他们硬打扮成哲学家的样子，自称研究哲学，但看一看他们的灵魂吧！这种人奢望的是一种他们不能也不配高攀的研究工作。他们所到之处，给哲学带来了不该有的恶名。

223

在聚会、法庭、剧场、兵营或其他公共场合里，总有些败坏的哲学家逮住机会发表一己之见，言过其实地指责或赞许一些事、一些言论。他们鼓掌、哄闹，互相推波助澜，造成喧哗之势。在这种场合，年轻听众的心里会怎么活动呢？有什么教导能站得住，不被众人的指责或赞许的洪流卷走？他多半会随大流，人云亦云，有样学样，进而成为他们那样的人。

224

当然，也有人有反骨，不听信这些伪哲学家的鼓噪之声。这些假扮哲学家的教育家和诡辩家无法用言词说服他们，就会利用权势动真格儿的：剥夺公民权、罚款、实施死刑，以此来惩治不顺服他们的人。在这样力量悬殊的对抗中，还有什么智者的教导有希望胜利呢？纯粹用美德教育对抗这股公众教育的势力，乃至造就出一种美德来——这样的事情现在没有，过去不曾有，今后也永远不会有。不妨这样说，在当前的政治状况下，如果竟有什么德性能够得救，只能说是神力保佑。

225

败坏的有识之人若教授学生，只会教授众人在集会时所说的意见，明明是随大流，却称之为智慧。这完全像饲养野兽的人逐步了解野兽的习性，了解如何同它接近，何时何物何种声音能使它变得狂野可怕或温驯，它惯常发出什么叫声，代表了什么状况。这人在饲养的过程中充分接触了兽类，掌握了这些知识，把它叫做智慧，组成一套技艺，再传授给学徒。至于什么是美、丑，什么是善、恶，什么是正义、不正义，他都一无所知。他只知道按猛兽的意见使用这些词汇，猛兽喜欢的，他就称之为善；猛兽不喜欢的，他就称之为恶。他讲不出别的道理来，只知道理所当然的事物为正义的、美的。他从未见识过也无法向人解释：必然者和善者的本质实际上有很大区别。

226

哲学家的天赋应该是学习能力强，记忆力好，勇敢大度。假如他的身体素质与精神性的天赋一样好，他从童年起就必是佼佼者，亲友和同胞都会指望他长大了为自己办事，预测到他未来的权势，因而百般献媚。假如他是大邦公民，家境富有，出身高贵，人品长相都没得挑，他很可能变得野心勃勃，幻想自己有能力支配本国乃至别国的事务，因而妄自尊大。他很难在这种恶劣环境里听进谏言，假如有人劝他苦其心志，劳其体肤，通过艰苦磨炼得到理性，他又怎么能放下虚荣妄想？就算他听懂了，决心走向哲学，原来拥护他的那些人肯定不乐意，因为他们预感到未来将失去靠山，不能再仰仗他的名利，必然好说歹说，再采取行动——私人阴谋与公众控告都用上——试图阻挠他的哲学路。他还能继续研究哲学吗？根本不可能了。

227

让我们把哲学比作女神吧。最配得上哲学女神的那些人，就这么离弃了她，自己也因而过着虚妄、无益的生活。与此同时，那些配不上她的人瞄准她孤苦伶仃，便乘虚而入，以追求者的身份玷污了她，还散布谣言，说她是一无是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伴侣，害得她名誉扫地。还有一种小人，他们发现宝地无主，里面藏满美名和荣誉，索性鸠占鹊巢，闯占了哲学的神殿。

228

虽然眼下的哲学处境不妙，但依然保有比其他技艺更高的声誉。许多不具完善天赋的人就这么被吸引过来，哪怕他们从事卑微的职业，灵魂和身体都因长期磨炼技艺而变得残废和畸形。如果这些不配学习哲学的人和哲学结合，就好比门不当、户不对，只能“生出”诡辩的意见，得不到血统纯正的真知思想。

229

除去大部分品质低劣的追求者，配得上研究哲学的人就只剩微乎其微的一小部分了：比如出身高贵又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因处于流放之中，而没受到腐蚀，依然能够钻研哲学；比如，诞生在小城邦，但拥有伟大灵魂的天才，因而不屑于关注小国的事务；比如，极少数天赋优秀的人能正当地藐视其他技艺，改学哲学；又比如，一些病弱的天才，虽然使他背离哲学的外部条件都具备，但身体的状况仿佛一道屏障，将他与外部环境隔阂，脱离了不良影响，因而没有背离哲学。

230

这些极少数的哲人，感受到了拥有哲学的幸福，看清了民众如何疯狂盲从，他们很明白，当前几乎没有可称颂的健全制度，也没有一个盟友能支援他们闯出一条生路。极少数的真哲学家就像困于兽群中的独行者，既不愿参与众人的恶形恶状，又无法单枪匹马地对抗所有野兽，或许最后只能徒劳而终，只能屈于无用，对城邦、对朋友、对自己都无法作出贡献。于是，哲学家保持沉默，只求独善其身，最后怀着善良的愿望、美好的期待而逝世，也就心满意足了。这样的哲人，一生成就不算最小，但也不算最大。

231

要不是碰巧生活在一个合适的国度里，哲学家就不可能得到充分成长，就不能保卫自己和公共的利益，也就不可能有最大的成就。但是，当今的政治制度哪一种适合哲学呢？一个也没有。我之所以对现行的政治制度不满，正是因为它不适合哲学本性。更糟糕的是，哲学的本性也是因此而堕落变质的。如同种子被播撒在异乡土地上，结果通常是被当地水土所同化，在变异中失去固有的本色；哲学若在不合适的制度下，免不了败坏和变质，也无法保住特性。如果能找到如哲学本身一样最善的政治制度，世人便可明白——哲学确实是神圣的，与此相比，其他的都不过是俗世人事。

232

在理想国里，哲学研究的方式应该和当前的做法完全相反。当前，人们年少时开始研习哲学，恰是在童年和成家立业之间的时段，刚接触到哲学中最困难的推理论证部分就结束了正式的学习，世人也承认他们算是哲学家了。成年后，他们决定在业余时间研究哲学，就这样进入老年，智慧之光熄灭得更彻底，再也亮不起来了。所以，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相反的：年少时，应该接受适合孩童接受能力的学习和哲学功课；成年时，要致力于锻炼身体，为哲学研究准备好体力；随着年龄增长，当灵魂达到成熟阶段，再相应的加强对心灵的磨炼；当体力转衰，过了政治军事服务年龄时，应当让他们自在逍遥，不再担当繁重的工作，一门心思从事哲学研究。

233

如果我们现在无法说服大众，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看到过我们的论断成为现实，从没见过一个至善的人统治着至善的国家，甚至也没见过谁在言行方面尽可能匹配至善美德。他们看到过的，只是一种人为的、生硬的、堆砌词语的哲学。他们也没有听到足够多的自由人的正当论证——论证的目的在于：想尽一切办法为得到知识而努力寻求真理，而对于狡黠和挑剔的争论应该敬而远之。因为，无论是在法庭上还是私人谈话中，没有真知的辩论只会导致意见和争端。

234

只有在极偶然的机缘巧合下，现在被称为无用的但尚未腐败的极少数哲学家才能挺身而出，主持政务，使公民服从其管理。另一种可能性是，当权者受到了神的感化，真正爱上了哲学。只有在这两种情况下，城市、国家和个人才能达到完善，善的必然性才会终于显现出来。谁也无法论证这两种前提（或其中一种）是绝不可能发生的，否则，我们就活该被讥笑为梦想家。我们应该竭力主张：我们所构想的理想体制或是曾经实现过的，或正在实现着的，或将会实现的。至善至美的哲学女神掌管国家——这不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哪怕，也必须承认这是困难的。

235

群众对哲学有恶感，其根源在于伪哲学家。这些人闯进与他们没有干系的地方，敌意争吵，还老是进行人身攻击，这种做派和哲学家身份最不相容。须知，一个真正专心致志于真理的人无暇关注琐碎人事，他的注意力永远放在永恒不变的事物上，他能透过纷扰世态看清一点，各种事物之间既不伤害也不被伤害，按照理性的要求有秩序地活动。他因而竭力模仿，尽可能使自己与之相像，与之和谐。因而，他不可能因为妒忌别人而恶言相向，更不会荒废时间争执不休。哲学家最懂世间的规律，因而，也尽可能节制自己，以达到同等和谐、有序和神圣的状态。

236

哲学家治国，如同艺术家描绘完美景象：他们会将城邦和人的素质涤净，如同擦净画板，因为他们和其他改革家的不同之处首先就在于此。毋庸置疑，这是很难办到的，但在得到一个干净的对象或自己动手把对象涤净之前，他们不愿意塑造个人或城邦，也不肯贸然立法。擦净后，他们才拟定政治制度草图，在这个过程中不时关注两个方向：一方面是绝对的正义、美、节制等诸种美德，另一方面是人类中的美德摹本。之后，他们需要擦擦画画，参照两方面的实景不断修正，尽可能按照神性来描绘人的样子。看到这样至美的画面，群众应该就会相信我们关于哲学家的说法是正确而切实的，就不会再粗暴地对待哲学家，进而相信我们描绘的理想国是可能带来幸福的。

237

统治者的后代生来就有哲学家天赋，这是可能的，虽然我们也必须承认，很难使他们免于腐败。但谁能断言，在漫长的时间里，这些人全都必然腐败？难道不会有哪怕一个人出淤泥而不染吗？不腐败的哲人统治者，出一个就够了，如果有一个城邦服从他，他就可以实践其全部理想制度，哪怕眼下没人相信这个制度能成真。既然无人能反对这不是不可能的，那就已表明，这是可能的，也是最善的，更是困难的。我们可以勇敢地主张：哲学家是最完善的护卫者，这是必须得以确定的原则。

238

各种天赋聚集在同一个人身上，这是很罕见的。善于学习、记忆力强、机智灵敏、有进取心、豁达大度……这些用以接受教育的基础天赋不常凑到一起，并且还有序、和平、稳定地过日子。比如说，一个人具有这些品质，在偶然性指挥下，他却被灵敏牵着团团乱转，于是失去稳定性。又比如，一个天性沉稳的人在战争中不为恐怖所影响，无所畏惧，但是学习起来也太稳定，麻木似的学不进去。但是一个人必须兼具这两种优点，否则就不能完成最高教育。因此，必须把这些不可多得的人才放在劳苦、恐怖、欢愉的境遇中加以考验，还必须经由许多学习的操练，看他们的灵魂有没有能力胜任最高等级的学习，看他们敢不敢、能不能承担多重挑战。

239

凡人认为善是快乐，高明的人认为善是知识，但苦于无法讲明白所谓的知识是指什么，最后不得已，只好说是指善的知识。他们先是责怪我们不懂善，然后私自定义了善，好像他们这样使用“善”这个词语时我们是能够理解的，这岂不是自相矛盾？说善是快乐的那些人，不也有同样严重的逻辑混乱吗？当他们说不清楚所谓“快乐”是指什么时，迫不得已，只好说它是关于“善的快乐”，这等于承认，还有恶的快乐。其结果就是：他们承认同一事物又是善的又是恶的。

240

在正义和美的问题上，大多数人都宁愿使用作为意见的正义和美，而不要实在的正义和美。但在善的问题上，意见是不受任何人尊重的，每一个灵魂都追求善，视其为自己一切行为的目标。但是，如果他们不能充分了解“善”究竟是什么，就无法对“善”持有信念。人们只是直觉到“善”存在，但又没有把握。因此，即便“善”存在于其他物事里，他们也认不出来。我们既然要把城邦的一切都委托给统治者，怎能容许这位最优秀的人物在最重大的问题上也如此愚昧无知？绝对不行。一个人如果不知道正义和美怎样才是善，他就没有资格做正义和美的护卫者，国家也无法走上正轨。

241

一个人对自己不懂的东西，没有权力夸夸其谈，哪怕只是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须知，脱离知识的意见全都是丑的，从中挑选出最好的也是盲目的。脱离理性而有某种正确意见的人，只不过像是瞎子走对了路。

242

我们用眼睛看，用视觉看到可以被看到的物事，但是，感官的创造者还为此预备了第三样东西，使眼睛能看见，使事物能够被看见。这就是光，是太阳。视觉也好，视觉所在的器官也好，都不等同于太阳。但是，在所有的感觉器官中，眼睛最接近太阳。太阳不是视觉，同时又是视觉的原因，又是被视觉所看见的对象。太阳跟视觉和可见事物的关系，恰如“善”跟理智的关系一样。

243

如果在夜里的微光下看东西的颜色，眼睛就会模糊，好像失了视觉；如果在太阳照耀下看东西的颜色，就会看得很清楚，同是一双眼睛，却好像视觉力充沛。人的灵魂恰如眼睛，注视被真理所照耀的对象时，它便能充分了解它们，因而拥有了理智。但当灵魂看暗淡的生灭世界时，它便模糊起来，只能产生犹疑不定的意见，好像失去了理智。

244

“善”能将真知给予知识的对象，能将认识能力给予知识的主体。真理和知识都是美的，但善更美。真理和知识似乎是善的，但不能被视作善本身。善是更可敬、更重要的。太阳不仅使视觉的对象能被看见，还能使它们产生、得到营养并成长，哪怕太阳本身不等同于生生不息的概念。同样，知识的对象不仅从“善”之中得到可知性，还能得到它们自身的存在性以及实在的本体。虽然善本身不是实在的，但在地位和能力上都高于实在的存在。

245

假设有两个世界：可见世界，可知世界。请你画一条线，再用一条线把它们分成不相等的两部分，假定一个部分相当于可见世界，另一个部分相当于可知世界。然后，把两个世界按之前的比例再分成两个部分：可见世界内的第一部分代表影像——首先是阴影，其次是在水里或平滑固体上反射出来的影子或其他映像；第二部分是第一部分的实体，也就是动植物以及一切自然物、人造物；可见世界的这两个部分的比例，表示真实性和不真实性的程度、影像与实物之比例，恰如可知世界中意见与知识之比。对应这条线上的四个部分，便可见四种灵魂状态：对应最高部分的是理性，对应第二部分的是理智，对应第三部分的是信念，对应最后一部分的是想象。

246

可知世界是这样划分的：第一部分里，灵魂把可见世界中有自己影像的实物作为影像，其研究只能由假定出发，不是由假定上升到原理，而是由假定下降到结论；第二部分则相反，灵魂是从假定上升到原理，不使用影像，完全只用理念来进行研究。

247

举例来说，研究几何学、算学的人，首先要假定偶数与奇数、各种图形及其他。他们把这些概念看成已知的、绝对的假设，不需作任何说明，任何人都明白。从这些假设出发，通过首尾一贯的推理，达到他们所追求的结论。虽然他们利用可见的图形加以讨论，但所思考的课题并不是这些图形（画出的某个正方形），而是图形所模仿的对象（正方形本身）。图形是实物，但被当做影像；实际要看到的是只有用思想才能“看到”的那些实在。研究过程中，他们必须要用假设，因为灵魂不能突破与超出这些假设，就不能向上活动而达到原理；其次，还要利用在它们下面一部分中的那些实物作影像——虽然这些实物也有自己的影像，并且比自己的影像更清楚、更重要。

248

虽然研究技术的人必须从假设出发，也不得不用理智，但由于其研究是从假设出发，终究不会上升到绝对原理——哪怕这些对象在和绝对原理联系起来时是可知的，所以，终究不该认为他们具有真正的理性。几何学家和研究这类学问的人的心理状态，应该被称作理智，而不叫做理性。理智，应该被看成是介乎理性和意见之间的东西。

249

可知世界的第二部分，也就是逻辑凭着辩证的力量而达到的理念知识。在这里，假设不是被用作原理，而仅仅被用作起点式的假设，以便从这个起点一直上升，一步步到达高于假设的世界，也就是绝对原理；达到绝对原理之后，再回过头掌握依据绝对原理所提出的东西，最后下降到结论。在这过程中，不凭靠任何感性事物，而只使用逻辑理念，从一个理念到另一个理念，最后也归结到理念。所以，辩证法所研究的“可知的实在”才是最高级的存在，它和把假设当做原理时、作为“技术的对象”而存在的实体是截然不同的。

250

想象一个地下洞穴。和洞口一样宽的亮光照进来。人类自小就住在洞里，头颈和腿脚都被绑住了，不能走动，不能转头，只能脸向前，看着洞穴后壁。在他们背后很远、略高的地方有火光。洞外有一条路，在火光和被囚禁者之间，路边筑有矮墙，好像傀儡戏演员和观众之间设的屏障。有人拿着各种器物举过墙头，从墙后走过，比如木料、石料或人偶、兽像。过路人有的在说话，有的沉默无声。因为洞中人的头颈被限制而不能转动，就只能看到自己的影子、别人的影子——也就是火光投射到洞壁上的阴影。如果囚徒能交谈，他们会断定自己所讲述的就是实物，而非影子。如果过路人发出声音，引起回声，囚徒也会断定这是洞壁上移动的阴影发出的。他们想不到阴影还有各自的实体。

251

让我们这样来譬喻受过教育的人与没受过教育的人的本质。假如有一人被解除了桎梏，被迫站起来，转动颈部，环视四周，到处走动，抬头看到了火光，他这么做会感觉痛苦，眼花缭乱，也无法看见阴影的实体。如果有人告诉他，过去看到的全然是假象，如今他才看到比较真实的器物，比较接近实在，他肯定十分茫然。如果有人索性把墙头上移动的每一器物指给他看，逼他说出那是什么，他肯定不知如何回答，甚至以为他过去看到的阴影比现在看到的实物更真实。如果迫他去看火光，他的眼睛一定像针扎一样难受，必定转身躲开炫目的光芒，宁愿逃向那些他能够看清而且确实认为比人家指示的实物更清楚、更实在的影像。

252

如果有人硬拉他走上坡道，彻底离开洞穴，投身外面的阳光，不让他中途退回，他会痛苦，甚至恼火，炫目的阳光令他无法看清任何洞外的实体。他需要逐渐习惯。一开始，看阴影最容易，其次是看人或物在水中的倒影，再次才能看东西本身，之后，在夜里看月光和星光，这总比白天看太阳容易。最后，他才能遥望太阳，不必通过水中倒影、阴影或别的媒介去领悟太阳的实际存在，这时他才明白：造成四季流转，主宰可见世界一切事物甚至产生洞壁上的阴影的，正是亲眼所见的太阳。

253

如果他回想当初的穴居，那时候的智力和见识，禁锢中的伙伴……他会庆幸自己在进步，也替伙伴们遗憾。如果囚徒中也有选举，那些最擅长辨别，且最能记住过往影像的惯常次序，因而能预言后面还有什么影像出现的人会得到奖励和尊荣。但是，这个既已解放的人就不会再热衷于此了，也不会对那些被囚徒们尊重并成为囚徒领袖的人心怀嫉妒，和他们争权夺誉。他宁愿活在世上做穷人的奴隶，也不愿再回到黑暗的洞穴，和囚徒们有共同意见。

254

如果让他回到地穴中，又会怎样呢？由于突然离开阳光走进暗穴，他的眼睛会因黑暗而什么也看不见。视力还未适应黑暗，如果有人趁这个当口，要他和那些始终禁锢在地穴中的囚徒赛一赛，看谁描述的影像最好、最准，他肯定输。囚徒们会笑话他说——也确实坚信——他到上面走了一趟回来，眼睛就坏了，可见，想都不该想去上面，不值得！如果这时有人打算释放他们，并把他们带到上面去，他们会逮住他，封其口，甚至夺其命。

255

这个比喻可以整个儿套用到我们的议题上：把地穴囚室比喻可见世界，把火光比喻太阳的能力，从地穴走到地面世界并在日光下看清世界的上升过程，可类比成灵魂上升到可知世界的过程。在可知世界中最后看见的也是要花很大努力才能最终看见的东西，就是“善”的理念。我们一旦看见了善，就必能得出结论：善，确实是正确且美的万事万物的原因，在可见世界中，善创造了光；在可知世界中，它决定了真理和理性的方向。凡能在私人生活或公共生活中行事合乎理性的人，必是看见了善的理念。

256

那些在精神上达到一定高度的人，渴望永远停留在高端的真实之境，不会再想重返俗世纷扰的人间。如果有人从神圣冥想的境界返回人类的恶形恶状中，犹如眼睛还不习惯黑暗的环境，就被迫在法庭上或其他场合同别人争辩，和从未见过正义的人争辩正义的影子或产生影子的偶像的概念，他的言谈举止势必会有点难看，甚而可笑。

257

眼睛有两种不同性质的迷茫，由两种原因引起：一是由亮处到暗处，另一是由暗处到亮处。灵魂也会出现同样的情况。如果看到某个灵魂陷入迷茫，不能看清事物，不该不假思索就予以嘲笑，而要考察一下：灵魂是因为离开了光明环境在不习惯的黑暗中迷误了呢？还是由于弃暗投明，因光亮炫目而暂时失去明晰的看法？辨察之后，你就会知道，前一种迷茫挺可怜的，后者则是幸福的。

258

有些人宣称，他们能把知识灌输到灵魂里去，仿佛能把视力加入盲者的眼睛似的。实际上，教育并不是这样一回事。求知是每个人灵魂里都有的一种能力，好比眼睛这样的器官；如果整个身体面向黑暗而不思寻求，眼睛就无法弃暗投明。同样，灵魂必须彻底离开眼前的世界，直至灵魂之眼能直面真正的实在，直视所有实在中最明亮者——善，才能得到真知。或许，存在一种帮助灵魂转向的技艺，能使灵魂更容易、更有效地转向光明的善，但我们无需在灵魂中创造视力。我们应该肯定：灵魂如有视力，天生就能认知善的存在，但苦于不能正确地把握方向，没朝该看的方向看，因而要用这种技艺，敦促灵魂走上正途。

259

灵魂的美德，恰如身体的素质——不是身体里本来就有的，而是后天的教育和实践培养起来的，根据所趋所取的方向不同，灵魂可以变得有用又有益，也可以变得一无是处，甚至带来危害。

260

世间有很多重负，拖坠着人们的灵魂之眼，令其只能看到低层次的感官愉悦，被纵欲、贪食之类的欲望紧缠不放。有一种坏人被认为是机灵鬼，他们的目光很敏锐，但灵魂是小的；在他们关心的那些事情上，他们的眼力足够尖锐。他们灵魂上的“小”不在于视力贫弱，而在于视力被迫服务于恶，结果呢，视力愈敏锐，恶事也就做得愈多、愈狠。假设这类坏人的灵魂从小就得到锤炼，渐渐学会摆脱这种重负，灵魂中聚焦于低层次愉悦的恶势力就能被扭向真理，而天生的好眼力却不会丧失，因而，他们看真理的时候也会有十分敏锐，进而拥有更高层次的追求。

261

没受过教育，不懂真理的人，终身研究知识但没有学成的人——这两种人都不能胜任治理国家的重任。因为，没受过教育的人没有恒一的责任和目标，无论公事私事，都无法服从一种规范。而知识分子很难自主自愿地将学识付诸实际行动，他们更喜欢沉溺于空想，仿佛自己已然超凡脱俗，身在天国了。

262

理想国的建立者有责任迫使最好的灵魂达到最高的知识，看见善，上升到至高的德性，但也不能让他们永远高高在上。就像从地穴中走上来的那个人，我们要迫使他再下到囚徒中去，和他们同甘共苦，哪怕他们能在上层生活，哪怕他们不愿意，也要让他们回到较低级的生活中去。因为，我们不是为城邦中任何一个阶级的特定的幸福而立法的，法制应该是为了所有公民的幸福。立法，就是用说服与强制的方法，使全体公民彼此协调，把各自能向集体提供的利益贡献出来，让大家分享。造就不自私的公民，是为了让所有公民团结起来，行成一个不可分的城邦公民集体。

263

我们强迫哲学家关心和护卫其他公民，这是向正义的人提出正义的要求，不是委屈他们。该这样对他们说：在别的国家里，哲学家有理由拒不参加政治工作，因为他们是自发地产生的，不是政府有意识培养出来的；自力更生的人不欠任何人的情，因而可以没有报答培育之恩的意愿。但是，我们在理想国里培养了你们——既为你们，也为城邦公民，让你们做领袖，受到了比别人更好更完全的教育，有更多能力投入哲学和政治。因此，你们在轮值时必须离开上层生活，下去和其他人同住，习惯于观看模糊影像。一经习惯，你们会比旁人看到更多、更清，能辨别各种影子，并知其所反映的实体，因为你已见识过美、正义和善的真实存在。

264

由是，我们的哲学家将十分清醒地管理国家，而不像如今的大多数国家那样，统治者视权力为最大的善，欲令智昏，故而争权夺利，这无异于为影子而战。事实是，被定为统治者的人最能视权力如粪土，那个城邦就必有最善、最稳定的管理，相反，在统治者最热心于权力的城邦里，管理必定是最恶的。

265

如果统治者能找到比当统治者更好更善的生活，国家才能被管理好；只有在这样的国家里，统治者才会是真正富有的人——当然不是金银财富富有，而是幸福所必需的善和智慧这两方面的富有。如果统治者是生活匮乏的穷人，那么，投身公务时，他们就会自然而然地想要为自己攫取好处。国家由这种人统治，就不会有好结果。当统治权成了争夺对象时，人们便会自相残杀，国家和统治者往往会同归于尽。只有真正的哲学生活才能轻视政治权力，所以我们必须要不爱权力的人掌权，以免除你争我斗。

266

这种人才如何造就出来？能够拖着灵魂离开混沌世界，进入实在世界的学问是什么呢？真正的哲学家年轻时必须是战场上的斗士，因此，这门学问必须对士兵有用。他们还要接受体操和音乐教育，体操关心的是身体的强弱，音乐是以音调培养精神的和谐（但不是知识）。可见，体操和音乐无法指引人才走向上层的善。手工技艺似乎又都有点低贱。我们要找出一种共同的学问——是一切技术的、思想的和科学的知识都要用到的，大家都必须学习的、最重要的一种知识。比如说算术、计算。

267

有些感知是不需要求助于理性思考的，仅靠感官就能胜任判断。还有一些需要求助于理性，因为感官很难对它们作出可靠的、精确的判断。需要理性帮助的知识对象，就是能同时引起相反感受的东西，因为感官只能给出模棱两可的答案，没有孰是孰非。

268

例如，小指、无名指、中指，看上去都是指头，无论是哪根手指，皮肤白还是黑，粗还是细，这些细节都无所谓。因为视觉官能不会通知心灵：这是手指，又不是手指，当然就不会要求或引起理性思考。但要区别手指是软是硬时，感知就会有缺陷，例如触觉，既能感到硬的骨头，也必定能感到软的皮肉，它给灵魂传去的信号就会是：这一物体又是硬的又是软的。这种信息会让心灵迷惑不解，继而召集计算能力和理性，分辨这则信息所指的对象究竟是一个还是两个事物。如果每一个都不同，各是一个，共是两个，在理性看来，答案就是两个。理性辨认大和小，感触软和硬时，不得不采取和感官相反的方法，把它们分离为二地区别对待。这就是我们要使用“可知事物”和“可见事物”这两种名称的原因。

269

和别的学科相比，数学最能把灵魂引导到真理。军人必须学会它，以便统帅军队。哲学家也应学会它，否则永远不会成为真正的计算者，无法脱离可变世界，乃至无法把握真理。我们的护卫者既是军人又是哲学家。我们应当劝说那些将来要身居要位的人学习算术，这不是为了做买卖，不是要把纯数当做可见物体或可触物体的数目去对待，而是为了将灵魂从可变世界引领到可知世界，无论在战时还是和平年代，都能看到真理。并且，他们的学习不能点到为止，而是必须深入钻研，直到他们能用纯粹的理性看到数的本质，并通向真理本身。

270

任何可见事物都不可能含有真正的知识。真实是最神圣的部分，灵魂一定要努力看清。迫使灵魂转向真实的学问才是有用的。如果一门学问只能让灵魂看到生生灭灭的可变世界，它就无用。

271

几何学也要学。它在军事上的用途是很明显的，事关安营扎寨，划分地段，作战和行军中排列队形。不过，为满足军事方面的需要，一小部分几何学和算术知识就够了。要考虑的是，几何学中占大部分的、较为高深的内容是否能帮助人们更容易把握善的理念？行家们最爱用术语表现几何的高深——诸如平方、应用、延长等等，事实上，几何学的意义恰恰与此相反，并不像世人误以为的那样只在实际应用方面。几何学纯粹是为了知识，其对象是永恒事物，而非时生时灭之物，因此，几何学能把灵魂引向真理，或许能使哲学家的灵魂转向上层。讨论了平面之后，还应从第二维依次进到第三维——即立方体，以及一切具有厚度的事物所具有的，如此说来，立体几何学是很有趣味的。

272

每个人的灵魂里都有一个辨认真知的器官，即便被习惯毁坏了，迷茫了，之后也能重新除去尘垢，恢复明亮。维护这个器官，比维护一万只眼睛还重要，因为它是唯一能看得见真理的器官。

273

接下来，要把天文学定为第四门功课，它研究的是运动的立体事物，对年、月、四季有较敏锐的理解，不仅对农事、航海有用，对行军作战也一样有用，但这只是功利主义的学习。天体装饰着天空，虽然是可见事物中最美、最准确的一种存在体，但由于它们是可见的，所以远不及真知本身。真实，仅能被理性和思考所把握。因此，天空的图画只能用作帮助我们学习其实在的说明图。

274

一个真正的天文学家在观察天体运动时，不会误以为自己看到了真理。没有一种恒常的、绝对不变的比例关系存在于日夜之间、日夜与月、月与年之间，因为它们全都是物质性的、可见的，在其中寻求真实只能是荒谬的。要真正研究天文学，并正确地使用天赋理智的话，我们就应该像研究几何学那样来研究天文学，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不要只管观测天空中的可见物。

275

运动有多种。除了天文学，还有和它成对的学问。假如说眼睛是为天文学而存在的，耳朵则是为和谐的声音而造的。和谐的声音也是一门值得研究的学问，好比是天文学的兄弟学科。但是，如今很多研究者也在重复研究天文时的毛病，辛苦去听音，再比量可听的音，这同样很荒谬，他们就知道谈论音程，有的说能分辨出两个音之间的另一个音来，说它才是一个最小的音程，是计量单位；另一些人则坚持说这些音没什么不同；还有些知名的音乐家最喜欢拷打琴弦，简直像是把它们绞在弦柱上拷问，直到它们透露什么真相为止；他们寻求可闻之音之间的数的关系，却从不深入考察什么关系是和谐的，什么是不和谐的，又是为什么？总之，如果他们宁愿用耳朵，却不愿用心灵，这种研究终将止步于可见世界，无法上升到真知的境界。

276

深入研究这些学科，直到能弄清它们的相互联系和亲缘关系，得出总的认识，做出逻辑的论证，那时，我们对这些学科的辛勤研究才算有个结果，才能获得知识，否则都是白费辛苦。一个人为了达到每一事物的本质，试图靠辩证法，通过推理而不管感官的知觉，并一直坚持到仅靠思想理解善的本质，他就达到可知世界的顶峰了。这番思想的跋涉，就叫做辩证的过程。

277

一切技术科学都是为了满足人的意见和欲望，或是为了事物的产生和制造，或是为了在事物产生或制造出来之后照料它们。比如几何学，虽然能在假设中略微触摸到知识的存在，但也只是梦似一般的瞥见，只要几何学原封不动地使用假设，就无法清醒地看见真知的绝对存在。因为，既然几何学的前提是未知的，结论，包括达到结论的中间步骤就都是由未知物组成的，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如何也不能达到切实的结果，更不用说真知了。我们习惯把几何学、天文学等学科称为一门一门的知识，实际上，这种名称并不算最准确。“理智”这个名称就很适合，比意见明确些，但比知识模糊些。

278

只有辩证法有能力让人看到实在，也只有学习过我们所列举的那些学科的人能看到它，别无他法。辩证法是唯一的研究方法，能够不用假设而一直上升到第一原理本身，在那里找到可靠的根据。当灵魂的眼睛陷入了无知的泥沼时，辩证法能轻轻地把它拉出来，引导它向上，同时用上述的科目帮助我们完成这个转变过程。辩证法像拱顶石一样，要被放在我们教育体制的最上头，没有别的科目能跃其而上。

279

知识和理智，可以称作理性，是关于实在的。信念和想象，可以合称为意见，是关于生灭可变的世界的。理性和意见的关系，就像实在和可变世界的关系。和这四种（或称两种）灵魂状态对应的事物之间的关系，可以称作能理知的部分、能意见的部分。

280

当下的哲学家名不副实，因为当前的做法有误，以至于产生对哲学的广泛性的轻蔑。说真的，有志于哲学者必须有全面的素养，身心健全，就算碰到自己觉得辛苦的事，也不能逃避或拖沓，比如说，真正的哲学家不能半心爱劳动，半心怕劳动，或是喜爱打猎、角斗和高强度的体能运动，却不爱学习、听讲、研究各种智力劳动。其次，真正的哲学家应该有健全的灵魂，因为人的灵魂也会有残疾，比如说，有人嫌恶有意的虚假，不能容忍自己这样，看到别人虚言假意也会生气，另一方面，却又心甘情愿地允许无意的虚假，当暴露出自己缺乏知识时也不着急，若无其事地对待自己的无知，就像猪在泥水中打滚一样。倾心于哲学的人，无论如何都不该有这种灵魂上的偏颇，更不能放任自己的无知。

281

就如哲学家有真伪之分，我们也必须谨慎地区分节制、勇敢、宽容以及各种美德的真伪。因为，如果个人或国家缺乏知识，无法辨别真假，就会无意中错用某个灵魂的跛子或是道貌岸然的假好人，还信任他做自己的朋友，甚至国家的统治者，如此一来，我们就将使哲学遭到更大的嘲弄。

282

我们从前总是选举老年人，相信老人阅历深厚，也相信人能活到老，学到老。然而，千万不能轻信这种说法。人老了不能多奔跑，更不能多学习。只有年轻力壮时才能堪负一切辛劳坚苦的事，尤其是算术、几何以及一切学习辩证法之前必须学完的预备性科目，必须趁着年轻时去学，早一点打下坚实的基础。

283

任何自由人都不该被迫学习。身体上的被迫劳累对身体无害，被迫进行的学习也不能在心灵上生根。因此，请不要强迫孩子们学习，要寓教于乐，还能在游戏中更好地了解每个人的天性。此外还要记住，极度的疲劳，长时间的嗜睡，都是对学习有弊无利的。

284

有些孩子能在艰苦的身体锻炼和智力学习中表现突出，甚至在恐怖的战争中也是最能干的，我们认为，应当在必要的体育训练刚刚完成时，就把他们遴选出来，让他们从二十岁起就得到更多的荣誉。然后，这些坚定不移的青年就要接受第二次选拔，教育家将要求他们把小时候学习的各种课程内容综合起来，研究学科间的相互联系，以及它们和事物本质的关联——这是获得永恒真知的唯一途径，也是检验有无辩证法天赋的试金石。能在联系中看事物的就是辩证法者，否则就不是。选出这些最富天赋的青年，在他们年满三十的时候给以更高的荣誉，并用辩证法考试他们，看哪些人能不用感官而跟随真理达到纯粹的实在。

285

搞辩证法的人违反法律，这是当前搞辩证法引发的一种恶果。什么是正义的？什么是光荣的？当一个人遇到这类问题，用立法者教导的道理去回答时，他就会在辩论中遭到反驳，因为世间泛滥着与正义和光荣背道而驰的习惯和风尚，都能给人浅薄的快乐，因而对灵魂有蛊惑力和吸引力，哪怕它不能征服正派人。当一个人多次被驳倒时，有关正义、善以及一切他所尊重的观念都遭受同样的驳斥时，他的信念就会动摇，不再觉得必须尊重、恪守以前的信条，但又尚未找到真理，无法在理性上抵御那些世俗陋见，他就很可能倒戈投降，趋向那些蛊惑他的生活方式，就这样，由守法者变成违法者。这种结果是可原谅的，但更是可悲的。

286

若你不想可怜那些三十岁的学生，就必须非常谨慎地引导辩论，别让他们年纪轻轻就去尝试。这是很重要的预防之策。年轻人一开始辩论，觉得好玩又刺激，就热衷于跟人辩论，模仿别人的互驳，自己也跃跃欲试，伶牙俐齿不饶人。当他们多次驳倒别人，自己又多次被驳倒时，便会很快陷入困惑，对曾经的是非观产生怀疑，结果，损坏了自己和整个哲学事业在世人心目中的信誉。年龄大些的人就不至于这样疯狂迷恋于辩论活动，他们会知道分寸，只肯效法为寻找真理而进行辩驳的人，而不会为了磨嘴皮子而辩论。他能使他研究的哲学信誉提高。所以，我们要求参与辩论的人必须具有坚定品格，不能不加以选择和约束。

287

学完辩证法之后，还得派这些人才回到虚妄、残酷的现实中去，如同回到洞穴中。我们要强迫他们指挥战争或执行其他公务，让他们在实际经验方面不逊于他人。也以此为考验，看他们在各种诱惑面前是坚定不移还是畏缩、变节。这个过程暂定十五年。到五十岁，在学识和实践各方面都表现优异的人，必须接受最后的考验：我们将要求他们把灵魂转向最上层，注视善的本身，用它做原型，管理好国家、公民和自己。剩下的岁月里，他们大部分时间研究哲学。只有轮到值班时才需要照料国政，不辞辛苦，为了城邦利益的必要而非荣耀，走上统治者的岗位。直到他们培养出了合格的继承人，可以取代他们治国安邦时，他们才能辞去职务，定居乐土，那时候，国家将为他们建立纪念碑。

288

我们关于国家和政治制度的论断并非全属空想，实现起来固然很难，但还是可能的：只要让真正的哲学家掌握国家政权，无论一人或多人，也无论男性或女性。他们会把今人看重的功名利禄都看做是下贱的、无价值的，只看重正义以及由正义而得到的光荣，促进和推崇最重要也最必要的正义，使城邦走上正轨。他们将从十岁以上，有公民身份的孩子开始培养，改变他们从父母那里接受的生活方式，用他们制定的法律培养他们成人。为了让理想国建立并昌盛，能给人民带来最大福利，这将是最便捷的途径。

289

除了理想国，还有四种政制，按照荣誉高低与益处多少来说：第一种，斯巴达和克里特政制；第二种，寡头政制，是少数人的统治；第三种，民主政制，是接着寡头政制之后产生的，但与之相反的；第四种，是前述三种都不同的僭主政制，对城邦来说无异于最后的祸害。其他的政制还有：世袭的君主国，买来的王国，及其他介于其间的各种类似的政治制度。有多少种政制，就有多少种人性，毕竟，政治制度不是从木头或石头里蹦出来的，而是从城邦公民的习惯里产生出来的。习惯的倾向决定其他一切的方向。不如说，制度是由习惯产生的。

290

与贵族政治或好人政治相应的人是善和正义的。相应于斯巴达政制的，是好胜又好荣誉的人。与寡头政制相应的是寡头分子。与民主政制相应的是民主分子。与僭主政制相应的是僭主。我们先来考查国家制度中的道德品质，再考查个人的道德品质，因为国家的品质比个人品质更容易被看清楚。

291

政治制度的变动全都是由领导阶层的不和而起的，如果他们团结一致，哪怕不是全体一致，政治制度也不可能变动。这是显而易见的结论，但是，理想国会起动乱吗？统治者会不会同室操戈呢？如果会，第一次内讧是怎样发生的呢？一个建立得如此完善的国家，要动摇它、颠覆它当然是不易的。但是，一切事物都有生灭，社会组织结构也不可能永久，解体是必然的。

292

灵魂和躯体都有生育的有利时节和不利时节。我们为城邦培训的统治者固然是智慧的，但他们也不能永远准确无误地为种族选定生育的好时节，有时也会弄错，在不是生育的好时节里让新郎新娘结了婚，生育的子女就不会是优秀的。人们从这些后代中选拔最优秀者来治理国家，不过是矬子里拔高。当他们执掌了父辈的权力，成为护卫者时，便会因为天性或教育的不完美而蔑视理想国最初的准则：先是轻视音乐教育，然后轻视体育锻炼，以致年轻人愈来愈缺乏教养。这样的统治者已经丧失了真正的护卫者的能力，不能再分辨金种、银种、铜种和铁种。而铁和银、铜和金一经混杂，便产生了不平衡。哪里有不一致、不和谐，哪里就必有仇恨乃至战争。

293

冲突一旦发生，统治者内部的两种集团就会分道扬镳：铜铁集团趋向私利，兼并土地房屋，敛聚财富；金银集团肯定趋向美德、智慧和传统秩序，因为他们灵魂里已有宝藏。两个集团相互斗争，然后取得某种妥协，开始分配资源，把土地房屋转为私有，把原先的朋友和供养人变成边民和奴隶。护卫者本来是保卫公民自由，终身专门从事战争以捍卫公民安全的，现在却变成奴役、压迫他们的新主子。这种制度是介于贵族制和寡头制之间的中间制度，也就是说，在有些事情上它会像贵族制般行事，在另一些事情上又会像寡头制，是一个善恶混杂的政治制度。

294

斯巴达政制中趋向贵族制的表现是：完全不让战士阶级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活动，饮食用度来自公费，并且，统治者要终身从事体育锻炼、竞技和战争。趋向寡头制的表现是：不敢让智者执掌国家权力，因为国家现有的智者已是鱼龙混杂，不再像从前那样单纯又忠诚，所以，宁可选择较为单纯的勇武之人来统率国家。

295

斯巴达政制中的统治者好战且善战，并不适于和平年代，他们崇尚战略战术，大部分时间都在战争状态中。这种统治者爱好财富，和寡头制度下的统治者很像，有收藏财宝的密室，也有真正的私宅，以便他们在自己的宫殿里挥霍财富，寻欢作乐，避开法律的监督。他们贪财爱钱，但制度不允许他们公开捞钱，所以他们很吝啬，更喜欢花别人的钱来满足私欲。毫无疑问，这些蛮勇的统治者是轻视文艺和哲学的，过分重视体育而放弃了音乐教育，因而，他们实施的不是说服教育，而是强制教育。在斯巴达政制里，勇敢起着主导作用，因而，最突出的特征是，好胜和贪慕荣誉。

296

斯巴达政制的统治者大都英武骄傲，就算缺乏文化也不影响他们拥有充沛的自信。他们或许不擅长讲演，但好歹还算喜爱听讲，不至于完全摒弃文化。因而，他们对自由人很和蔼，对长官很恭顺，但对奴隶十分严苛，颐指气使，一有不满就施加惩罚，不像知书达理的人那样仅仅保持自己的优越感。他们爱掌权，爱荣誉，但相比于能说会道，更想倚靠战功和自己的军人素质达到目标，所以酷爱体育和打猎。这种人年轻时未必看重钱财，但随着年龄增长，就会愈来愈爱财了。因为他们的心灵中缺乏理性，缺乏和谐的音乐气质，因而，善得不到保障，他们就必然会失去纯正的向善之心。

297

斯巴达政制统治者的性格是大致这样产生的。譬如有个年轻人，他的父亲住在政局混乱的城邦里，因为心是善的，所以不要荣誉和权力，也不爱诉讼之类的是非，为了少惹麻烦，他的父亲宁愿放弃一些自己的权利和好处。年轻人听到母亲埋怨说，父亲不肯当权从政，搞得她在妇女群中抬不起头来。还说父亲不重钱财，与人不争，太缺乏男子汉气概，也太懒散了，只知道全神贯注于自己的心灵修养，因而对她很淡漠。还有些仆人，表面忠实，却也会背了主人向孩子讲这类话。他们看见欠债的或为非作歹的事，主人不去控告，便鼓励孩子将来长大要惩办那种人，要比父亲更像堂堂男子汉。

298

年轻人在外面的所闻所见也大致如此。大家瞧不起安分守己的人，反而当他是笨蛋。到处奔走，专管闲事的人反而被人看重，得到世人的交口称赞。年轻人耳濡目染外界的情形，另一方面又习惯了父亲的言谈举止，发现父亲与世人截然相反。父亲的教育旨在培育他心灵的理性，别人的影响却增强了他的欲望和激情，年轻人仿佛被这两种相反的影响力拽着走。由于他天生没有劣根，只是在和别人的交往中受到了坏影响，两种力量的争夺就使他成了一个折中性的人物，自制变成了好胜和激情之间的状态，他便成了一个傲慢的、爱荣誉的人。说到这里，我们对于斯巴达式的荣誉政治与斯巴达类型的个人描写就可告一段落了。

299

寡头政治，指的是政治权力在富人手里，不在穷人手里。寡头政治是荣誉政治产生出来——这些人只知道挥霍，故而违反纲常，为所欲为，作恶多端。男人如此，女人也如此，统治阶级的大部分人沆瀣一气。长此而往，发财的人更想发大财，越看重钱财，也就越瞧不起善德。这就像天平，一边往下沉，一边就往上翘。

300

若一个国家普遍看重财富，人人都想变富，善德与善人便会被看低乃至被遗忘，没人想去实践善德。好胜而爱荣誉的人变成了爱财的人，他们歌颂富人，让富人掌权，鄙视穷人，这时便要通过法律来确定寡头政制的标准。于是，法律宣布：凡财产总数达不到规定标准的人，谁也不得当选统治者。至于法律规定的最低限度的财产数目，寡头制程度越高，数目就越大，寡头制程度越低，规定的数目就越小。他们会用武力或恐吓的手段来实现这项法律的通过。

301

基于寡头制的这种特点，便可见得寡头制的弊病。首先，寡头制赖以存在的标准是有问题的。比方说，人们要选出一个船长，穷人虽然有更好的航海技术，却无法当选，因为穷人没有那么多财产。可想而知，航行就会很糟。船长都这样，更不用说统治者了，因为政治上的领导是最重要、最难当的。其次，在这样的城邦里必然隐含着两个小国家，一个是富人国，一个是穷人国，住在一个城里，却总是视对方为仇敌，用上各种阴谋诡计去对付对方。另一个毛病是，在这种制度下很可能无法进行战争，因为少数统治者要打仗，必须先武装人民群众。但是，他们害怕人民甚于害怕敌人，不敢让群众武装起来。然而，如果不武装群众，他们就得亲自作战，立刻会发现自己是孤家寡人，统辖的人少得可怜。

302

寡头制国家里还有许多别的弊病，除了贪财、吝啬之外，还有一种坏现象会出现得最早、最普遍，并逐渐演变为大弊病。那就是，一人身兼数职，既做农民，又做商人，又要当兵，这意味着，法律允许一个人出卖自己的全部产业，也允许别人买他的全部产业。卖完以后，他还继续住在这个城里，既非商人，又非工人，既非士兵，仅仅作为一个穷人或是所谓的依附者，不再担当国家所必需的某种职责。在寡头制度里，没有什么法令可以阻止贫富差距，所以才可能有人变成极富，有人变得极穷。

303

一个人在消费、挥霍时，哪怕看上去像统治阶级，事实上既不领导别人，又不受他人领导而为社会服务，只是一个单纯的生活资料消费者。就像雄蜂在蜂房里成长，后来变为蜂房里的祸害。天生能飞的雄蜂都没有刺，但是人类中的雄蜂就不同了，有些没有刺的，老来成为乞丐；有些却有很可怕的刺，专干坏事。因此，在任何一个国家里，你在哪里看到乞丐，哪里就藏匿着小偷、扒手、抢劫神庙的盗贼等各种坏人。在寡头制城邦里，除了统治阶级以外，差不多都是乞丐，因而可以认定，也有大量有刺的雄蜂般的罪犯，被统治者严密地控制着。出现这种公民，完全是由于这里缺少良好的教育、善良的政治制度。

304

一个爱荣誉的人，是怎样变得贪慕钱财的呢？统治者的儿子起初效法父亲，敬爱荣耀，后来看到父亲在政治上触礁，比如将军被告密，受到法庭审判，被处死或流放，所有财产都被没收。儿子目睹这一切，荣誉感大受挫折，又因丧失了家产，变得胆小，好胜心也动摇了。贫穷令他感到羞愤，他就会拼命挣钱，因贪婪而苦干，又因吝啬而节省，只求敛聚财富。理性和激情将被迫折节为奴。他的理性堕落了，只用于算计、研究如何赚更多钱，激情也堕落了，只崇尚财富和富人，只以致富和致富之道为荣耀。这就是寡头政治型人物的由来。

305

寡头型人物和寡头政制在本质上十分相似：首先是拜金，其次是勤劳，但很吝啬。他只求满足基本需要，绝不铺张浪费，除了赚钱之外，他们认为别的欲望都是无益的，必须加以抑制。赚钱的时候，他是寸利必得，积少成多，开源节流。财富是这种国家和这种个人最重视的东西，但他们从不注意文化教育，由于缺乏教养，雄蜂的欲念膨胀，于是，有人像乞丐，有人像恶棍。好在他们进行自我控制、自我监管，恶的欲念多少被压制了一些。然而，只要看看他们怎样监护孤儿，看看他们为非作歹而不受惩罚，你就可以觉察出来他们的恶棍本质。

306

在交易、签订契约方面，寡头型的人似乎挺诚实的。要肯定的是，他们心灵中比较善良的部分起了作用，压制了恶念——但不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而是用恐吓的手法，强迫自己为了保住财产而谨慎行事。所以，一旦有机会花别人的钱时，他们大都暴露出贪婪的本性。这种人拥有双重人格，无法摆脱内心的矛盾。一般讲来，较善的要求总能战胜较恶的要求，这让他们看起来挺体面的，旁人也觉得他们可敬。但事实上，他的心灵缺乏和谐一致，没有至善的德性。再说，节省吝啬的人往往在竞争时很软弱，因为他们不肯花钱去争名夺誉，唯恐好胜心激起花钱的欲望，事实上，他们只肯花费一点，孤家寡人般地去战斗，哪怕失败了，财富至少能大半保全。

307

在过渡到平民政治前，寡头政制的国家必定贪得无厌地追求财富。统治者知道，政治地位完全靠财富而来，为了尽可能多的敛财，他们肯定不愿用法律来禁止年轻人挥霍祖产，反而借钱给浪荡子，为的是逼迫他们用财产抵押，放纵他们挥金如土，最后成功收买其产业。民众既不能自制，又被撺掇着享受铺张奢华的生活，整个社会从上到下鼓励懒散和放荡，结果无非是一些世家子弟沦为无产贫民，有的负债累累，有的失去了公民资格，转而就变成仇富者，急切希望来一场革命让自己翻身。但是，富人们终日孜孜为利，对穷汉熟视无睹，仍然热衷于放高利贷，寻找受骗对象，使城邦里的恶棍和乞丐越来越多。眼看着仇富的恶火燃起，他们也不会颁布禁止财产自由处置或类似的法令。

308

在寡头制国家里，百姓受尽苛捐杂税的压迫，民不聊生，而统治者养尊处优，他们的后辈也娇惯放纵，无限拜金，既不劳动也不学习，吃不了苦，也不懂得如何享乐。就这样，他们不仅在生活中是懒汉，在道德美德方面也不闻不问，和穷人无异。

309

一旦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走到一起，或行军，或徒步旅行，或一起履行任务，或参加宗教庆典，或上战场对敌厮杀，他们就会彼此观察。到了这种时候，富人就不敢小瞧穷人了。不妨设想一下，结实、瘦削的穷人和白白胖胖的富人同行，看到后者手无缚鸡之力、气喘吁吁的样子，穷人肯定会想：这些富人都不是好样子，一点儿不值得尊崇，只是由于穷人胆小，有钱人才能保住自己的财富。

310

不健康的身体经不起风寒辛劳，最容易生病，有时，甚至没有遇到外邪也会病倒。同样，寡头国家也经不起震荡，只要有机会，各个党派都会援引盟友进行革命，内战一起，国家就等于病倒了。有时，就算没有外人插手，内部党争也会爆发。这样一来，必然诞生民主制度，无论是通过武装斗争，还是通过恐吓活动，反对党都将被迫退出。贫民取胜，把敌党部分处死，部分流放，其余的公民都有同等的公民权及做官的机会，其结果就是民主制度。

311

在民主制度下，人民也是民主的人，在城邦内享受行动自由和言论自由。据说，法律准许每个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因此，民主城邦里的人物性格最具多样化。这是所有政治制度中最美的一种状态，有如锦绣衣裳，五彩缤纷，看上去确实很美。普通百姓会断定：民主是最美的，这就好比妇孺看到色彩鲜艳的东西就觉得漂亮。事实上，多姿多彩并不是重点，这里容许有广泛的自由，所以包括一切类型的制度。民主国家就像一个百宝箱，用来寻找最佳的体制才是最合适的，好比你去市场上选购货品，市场越大，货品越丰富，你的选择面也最大，挑到最满意、最完美的货品的可能性也最高。因此，若有人希望组建一个国家，很可能必须去民主城邦开开眼界，遇到满意的制度和形式，便可拿来做自己国家的榜样。

312

民主制意味着：就算你有资格掌权，也完全可以不去掌权；只要你不愿意服从命令，就可以不服从；哪怕别人在作战，你也可以不上战场；哪怕别人呼吁和平，你也可以主战；就算法令规定你不能担当公职，只要机缘凑巧，你也照样有机会。乍一看，这种国家真是妙不可言，允许每个人为所欲为。但你仔细去想就不一样了，比如说，罪犯就算身陷囹圄，或流放海外，或被判了死刑，照样可以毫不在乎，因为没有什么能强制性地约束他们。

313

其次，民主制度是宽容的，崇尚自由的，所以它对琐碎的法令肯定不屑一顾，甚而蔑视我们建立理想国时所宣布的那些庄严原则，比如说最重要的那一条：天分极高的人从小应该在良好的教育环境里游戏、学习，否则就不能成长为一个善人。但在民主制度下，轻薄、浮躁的世态允许任何人打着自由的旗号，刻意或无意地掩盖掉本质性的内容，那么，国家的理想就会在不知不觉间被践踏。比如说，选举时，民众很可能忽视选举人的出身、教养和道德品行，只要他从政时声称自己爱国爱民，有远大抱负，就能得到民众的追捧。毋宁说，这是一种无政府状态的变形，绣花枕头似的，虽然让人开心，却什么也保证不了。事实上，民主制的弊病往往就在于，不加区别地把同一种平等给予一切人，不管他们是不是真的平等。

314

我们要先给欲望下一个定义。有些欲望是必要的，不可避免的，还有一些欲望若得到满足，对我们是有益的。这两种欲望都出自人类本性的需求，可以称作“必要的欲望”。如果我们从小注意，有些对我们没好处的欲望是可以戒除的，可以称之为“不必要的欲望”。具体说来，比如人类必须进食，为了维持健康，身强体壮，人还想吃饭菜鱼肉等美食，这都是必要的欲望。但如果希望每天都有珍馐，大摆宴席，这种欲望就是不必要的，是浪费的、得利的欲望。所谓雄蜂型的人，心中充满了求乐的欲望，因而受到不必要的欲望引导。所谓省俭型的人，则是由必要的欲望支配的。

315

寡头式的人物是怎样变成民主式的人物呢？试想，年轻人出生于节俭的环境，没见过大世面，成年后初尝欲望满足后的甜头，便和粗暴狡猾的雄蜂型的坏人为伍，只图寻欢作乐。原本，他的灵魂是寡头型的，但从这里开始，各种不必要的欲望得到鼓励和支持，他就会慢慢倾向于民主派，心灵的变革就此发生。假如这时有外力干扰，譬如父辈依然力挺寡头思想，年轻人势必感到矛盾，如果民主思想屈服于寡头思想，欲望就像罪犯那样，或是被毁灭，或是被驱逐，他内心的秩序就能恢复过来。

316

然而，民主思想不会总是屈服的。假设父亲的教育不够坚决有力，不必要的欲望就会伺机反扑，回火复燃，变本加厉，滋生出更多的欲望，又把年轻人拉回雄蜂型的生活中了。这些虚妄的欲望很狡猾，只要发现他心中没有理想，没有学问，也没有事业心，便会乘虚而入，索性占领他整个的灵魂，关闭了他的心灵堡垒。这时，就算他的家人亲友想重新唤起他心灵中的节俭美德也来不及了。

317

欲望嚣张，人就听不进诤言忠告。在这场内心的冲突中，有弊无利的各种欲望集结成派，注定会赢，就像一次洗脑，把自制贬为懦弱，把适可而止的有序消费贬为穷酸和低贱，称傲慢为有礼，放纵为自由，奢侈为慷慨，无耻为勇敢……就这样，美德被驱逐、被净空，各种恶念大肆涌入。接受必要的欲望而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就此退化、变质，成了贪得无厌的雄峰型小人，沉迷于不必要的无益的欲望之中。

318

欲望有好坏之分。有些快乐来自高贵的欲望，应该得到鼓励与满足；有些快乐来自下贱的欲望，应该加以控制与压抑。但民主式的人会对此置若罔闻，他会坚称：所有快乐一律平等，应受到同等的尊重。平等主义信徒、民主分子就是这样的：沉迷于轮转的快乐，想起一出是一出，哪一种快乐都不肯放。今天纵情声色美酒，明天严格限制饮食，后天进行剧烈的体育锻炼，大后天游手好闲。一会儿研究哲学，一会儿又雄心勃勃，想搞政治或做生意。这样的生活没有节制，无序，混杂，没有重心，但民主式的人却自以为这种生活方式才是快乐的，才符合自由精神。这种人集合了最多习性，个性最多样，正如民主制城邦所具有的多面性、复杂性。很多人羡慕这种生活，却不知隐含着的危机。

319

民主制度推崇人们追求自由，其隐匿的危机便是：一旦自由过火了，人们失去限制，民主制度的根基就可能被破坏，进而出现对极权政治的需求。民主的城邦里，心怀恶念的坏人很可能当上领导人，他们巧舌如簧地欺骗民众，手段高明地迷惑世人。如果正派的领导人不想纵容这种现象，还想出手约束，民众就会群起攻之，反而指控正人君子是寡头分子，甚至要求惩办他们。另一方面，仅仅服从指挥的人又会被辱骂为没主见的奴隶。在民主国家里，自由必然走到极端，当权者像老百姓，老百姓也像掌权的。对于国家管理而言，这种无政府主义倾向好比是一条死胡同。

320

无政府主义会渗透到各个领域。家庭中，父不父，子不子，父亲没有父亲的威严，甚至惧怕儿子。儿子不孝不敬，敢跟父亲平起平坐，似乎这样才算是自由人。学校里，教师一味迎合学生，没有为人师表的意识。学生则漠视教师和保育员，自以为是。年轻人敢和老一辈分庭抗礼，不知谦让，也不懂讨教。老一辈则息事宁人，处处顺着年轻人，谈笑风生，反倒是谦和的，忘了前辈该有的职责，唯恐被下一辈认为是可恨、可怕的人。自由到了极致，甚至会渗透到动物身上，狗不听主人的话，驴马不服管教，只要你不让它们，它们就敢在大街上冲撞人群。

321

自由精神过度充溢在万事万物中，公民的灵魂就会变得非常敏感，只要有人提出约束和管教的建议，他们就觉得人格受到侵犯，无法接受，暴跳如雷，乃至不问青红皂白就加以反抗。到最后，他们真的不要任何人管了，因为谁也管不了他们，连法律也无计可施，不管成文的还是不成文的，统统被他们抛在脑后。过犹不及——这在寡头政制中毁了寡头政治，在民主政制中也毁了民主政治。寡头政治视财富为善，为了赚钱发财，其他一切不管，这种索求无度导致了失败。同样，民主政治所认定的善的依据是自由，却因放任自由而导致崩溃。这就是僭主政治发生的根源。

322

物极必反，天气、植物、动物莫不如是，政治社会尤其如此。僭主政治可能只会从民主政治发展而来，因为，无论个人还是国家，放任极端的自由，只会导致极端的奴役。

323

有一种懒惰又浪费的坏人，强悍者为首，好比有刺的雄蜂，较弱者附从，恰如乌合之众的雄蜂。只要城邦里出现这两类人，混乱就在所难免。因此，好的立法者必须提高警惕，一旦注意到这两种人出现，就该预先加以反对和控制。要像经验丰富的养蜂者那样，首先不让它们滋生，要是已经长成，就应尽快连同窠臼彻底铲除。

324

民主国家里有三个阶层。第一个阶层即掌权派。殊不知，民主制滋养的雄蜂比寡头制滋养的更多，也更残暴。在寡头国家中，这类人得不到好的教养，进不了公职单位，因而不具备实力。但在民主国家里，他们几乎霸占了整个统治阶层，因为他们最适合演说，最强悍的人在台上呼风唤雨，其余的附庸在讲坛后面，叽叽喳喳抢着讲话，因而，这类人几乎掌握了一切主动权。第二阶层即富裕者，他们做事一板一眼，有序又节制，要是在寡头社会里，这些大富翁说不定能掌权，但在民主社会里，他们只能是雄峰的供养者，是雄蜂最爱榨取的对象，因为从他们那里最容易捞到好处，毕竟，从穷人身上榨不出油水。第三个阶层就是平民，他们自食其力，不参加政治活动，没有多少财产。

325

在民主社会中，平民的人口占最多数，要是集合起来，力量是最大的，不过，他们不会经常集会，除非可以分到好处。平民中有些强悍的人会劫富济贫，当然，他们要把最大的一份据为己有，给一般平民的只是残羹剩饭。富人被抢夺了，当然不甘示弱，要以行动捍卫自己的利益。这时候，平民中的好事人就会抓紧时机，恶意诬告，把富人说成反对平民的寡头派。其实，这些富人根本没有变革社会的企图，但平民们听信了坏头头散布的谣言，群起而攻之，富人们被逼无奈，也就只好真的变成寡头了——并非出于自愿，而是雄蜂刺螯的结果。接下去，平民派和寡头派就会展开斗争，平民就需要推选一个人来领头，做他们的保护人，也愿意栽培他，增加平民领袖的威望。由此可见，僭主的出现，是因为人们需要“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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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是保护者，后来又怎会变成残暴的僭主呢？平民领袖统帅轻信的民众，反对掌权的权贵，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流血事件，但他仿佛有豁免权，尽可让双手沾染同胞的鲜血。他还擅长诬告，把对手送上法庭，光明正大地害其受审，或导致债款被取消，或土地被分配，又或被流放域外，甚至被判死刑。这阶段的斗争无非有两种结果：保护者要么被干掉，要么跃升为僭主。

327

平民的保护者在斗争阶段也可能遇到暂时的挫折，比如，被当权者流放到异域，但只要他回来，公民照旧臣服于他。要是没有办法通过控告、审判的办法让人民驱逐或杀死当权者，造反派就会执行秘密暗杀。到了这个阶段，僭主——作为人民的保护者——只要提出建立警卫队，保护自身安危的需求，人民肯定会应允，毫无戒心，只为他的安全担心，因为他这次要是给当权派抓住，非死不可。就这样，保护者打倒了许多反对者，攫取了国家最高权力，拥有了自己的武装力量，由保护者变成了僭主独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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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身为保护者的僭主对大家十分亲切，笑脸相迎，不以君主自居，于公于私都信誓旦旦，要豁免穷人的债务，要把土地分给平民和自己的随从。之后，他会争取和流放国外的政敌达成谅解或协约，若有政敌不妥协，他就将其消灭。这时，他便不再有政敌方面的忧患，却总是伺机挑起战争，这可谓是一箭双雕的阴谋：一方面，这让人民需要一个领袖，令他的地位得以巩固；另一方面，扩增军费，必使民众辛劳，却始终贫困，所以没工夫也没能耐去造他的反。如果他怀疑有人谋反，不愿服从他的统治，很可能找个借口，把他们送到敌人手里，借刀杀人。

329

就算僭主挑起战争，这招也不见得总能奏效，因为这很可能引起公民的反对。一些曾经和他并肩作战，夺取政权并共享殊荣的老战友也会有异议，不赞成他的决策，甚至公开驳斥，广加议论——这种人总是最勇敢的。僭主要坚守统治权，就必须清除这种人，不管他们是否有用，是敌是友，都必须一个不留。僭主目光狠毒，能看出谁最勇敢，谁最大度，谁最智慧，谁最富有。对他来说，他们都是潜在的敌人，都有资质变成害群之马，夺走他的霸权。所以，就算他打心眼里不愿意，不舍得下狠手，都必须和他们为敌，铲除干净，直到他确保没有一个人能挑战他的权威。这种清除，和医生对人体进行的清洗恰恰相反：医生清除最坏的，保留最好的。

330

僭主想保住霸权，那就别无选择：要么自己死，要么同一些憎恨他的庸人共同存活。在消灭了早期拥护者和反对者之后，他需要创建一支死忠的卫队。然而，他的所作所为越是不得人心，就越需要扩充卫队，越是要让卫队绝对可靠。于是，他重金招募外国雇佣兵，他们就像杂色雄蜂成群飞来，再解放一些彪悍、狠毒的奴隶，当做新兵招募入伍。现在，只有这些新公民、新警卫愿意效忠僭主，扮演他的朋友，称颂他的业绩，而所有正派人都厌恶他，回避他。长此以往，维持这支僭主的私人卫队又成了大问题，僭主不得不动用庙产或剿灭的政敌留下的私产，直到用完，假使这些财源枯竭了，压力就转嫁到老百姓身上，养育了僭主的平民现在也不得不供养他的拥趸。

331

僭主上台后，百姓很快就能看清他们亲手栽培、抬举了什么样的野兽。人民当然记得，最初拥护他是为了得到他的保护，让自己摆脱权贵阶层的统治。现在，人们发现，自己仍然是被统治、被压迫的，保护者当权后，和以前的统治者一样奴役百姓。更糟糕的是，这时，平民不受自由人的奴役，反受起奴隶的奴役来了，本想争取过分的极端自由，反倒落入了最严酷、最痛苦的奴役之中。但此时的暴君已壮大，人民已经没有办法把他赶下台了，僭主却敢变本加厉，更残暴无情地对付他的父老乡亲。僭主真好比是杀父之徒。

332

谁都有些不必要的快乐欲望，但经过法律和理性的规范后，大部分非法的快乐和欲望就能被辖制，仅在心灵深处有些残留，残留多少则因人而异。这些残留的非法欲望，会在人们睡眠时清醒过来，因为灵魂中受过理性教化的、有自制力的部分进入了休眠，兽性的成分就会蠢蠢欲动，巴不得冲出睡意，满足兽类的渴望。所以，没有了羞耻心，也没有了理性束缚，人们在梦境中什么坏事都想得出来：吃禁食，乱伦，弑母，杀父，各种违反自然的交媾，各种愚昧无耻之事都会在梦中活灵活现。每个人心里都潜伏着凶猛的非法欲望，哪怕善人的心里也有。这猛兽往往在梦中，向世间虎视眈眈。

333

但是，如果你身体健康，在睡前已经唤醒理性，让神智充分吸收高尚的思想和质疑，让身心一统于安然冥想。对于欲望，既不让其沉沦，也不漠视，恰到好处的点到为止，那么欲望也会休眠，不会警醒，也不至于让相关的快乐或痛苦干扰他灵魂中至善至美的原则。他就能单独抽离理性，自由自在地思想，探求未知——无论是过去的、现在的还是未来的。激情的因子被舒缓，两种非理性的狂想被平息，这之后，他就将唤起第三种因子——理性——然后再休息，这时候，他几乎已经掌握真理了，也几乎不可能陷入无法无天的梦境幻想。

334

就像政体演变那样，相应的人格也会逐一递变。我们先来谈谈民主式人物的性格养成。培养这种人的父亲很俭省，只知道赚钱，不准许娱乐，更不用说那些不必要的、充场面的欲望。但是，儿子免不了在社会上与人交往，受普遍的奢欲侵染，他就会厌恶父亲的吝啬，向往奢侈的生活。面对两种截然相反的价值观，幸好他的天性和教养比教唆者更好，他选定了折中路线，只取两者之长处，既不奢侈又不吝啬，过着既不寒碜又不违法的生活。就这样，他由寡头派变成了民主派。

335

请再想象：这个儿子也有了儿子，他也用自己的生活方式去教养下一代，同样的矛盾一定也会发生。儿子这辈人选择了折中的欲望，孙子的同龄人却鼓吹极端的欲望，面对的教唆者比上一代更厉害，用完全非法、极端的自由去蛊惑他。新一代教唆者扶植起一种能起主宰作用的激情，在灵魂中就像有刺的雄峰，只用作懒散和奢侈欲望的保护者。其他的欲望围着它转，献媚，鼓动，煽风点火，让奢欲的激情无所顾忌，放纵享乐，直到走到欲壑难填的地步，灵魂只有痛苦。这时的激情，就像丧心病狂的魔鬼，但凡算得上正派、知羞耻的意见和欲望，都会被它消灭或驱逐，直到把美德扫荡一空，只让疯狂霸占灵魂。这可谓是对僭主式人物产生的完整描述。

336

僭主，必是专政的暴君。有趣的是，自古以来，爱情也总被叫做专制的暴君，醉汉也有点暴君脾气，神经错乱的疯子不仅想象自己是君王，还当真试图统治别人甚而统治神呢！可见，当一个人因天性或习惯，变成醉汉、色鬼和疯子时，他就成了十足的暴君。

337

暴君、僭主式的人有怎样的生活方式呢？当主宰欲望的激情完全操控了心灵，他便尽享奢华，铺张排场，纵情声色，放荡寻欢。在这个暴君身边，时时刻刻都会滋生出可怕的欲望，刺激他不断妄求满足。不管他有多少收入，花钱总比赚钱快，钱花光了就要借贷、抵押。等到他一无所有，告贷无门，抵押无物，欲望仍像不满足的猛兽，逼得他不择手段地去攫取财物。他耗光了自己的家产，就会去夺取父母的那份供自己挥霍，到最后，除了坑蒙拐骗偷，实在别无他法填满那个无底洞。

338

僭主式的人，骨子里是暴君。为了一些可有可无的快乐，他会虐待慈母，鞭打老父，欺负他最亲近的人，算计最长久的朋友，强迫身边的人低三下四屈从自己。为了骄奢淫逸的欲望，他会把祖辈家产挥霍一空，但仍不知足，最后不得不行窃，偷盗，抢劫，乃至侵吞神庙的资产。他犯下大逆不道的罪过，就算小时候接受过高尚品德的教育，曾经知晓正义的意义，如今却被主宰欲望的激情彻底冲昏了头脑，罪恶的念头泛滥，压倒了一切美德。

339

那些罪恶的念头里，有很多是他成为暴君后才萌生的见解。当他处在传统和法律规范的民主制度下时，这些念头只可能在睡梦中得到释放。但是现在，激情被欲望钳制了，以至于他竟能在光天化日下，在清醒的时候就胡作非为，杀人越货，亵渎神圣，梦中那些非法的恶事他都敢做了。有些欲望是外来的，来自狐朋狗友的影响和教唆。还有些是内在的，源自他自身的恶劣习性。这时候，激情变得无法无天，恰如一个暴君用极权控制国家那样，放任恶念泛滥，驱使他为所欲为。

340

在一个国家里，僭主式的人如果只占少数，大多数人都是理智的，他们要么去做外国僭主的侍卫，要么在战争中当雇佣兵。如果在和平年代，他们留在本国城邦里，就会去做小偷、强盗、诈骗犯、拐卖犯。如果天生油嘴滑舌，就会以告密、作伪证等坏事谋生。但和大恶相比，这些还是小恶。小恶累加起来，仍然不敌一个暴君给国家造成的大恶。然而，我们也不能因此忽略小恶，因为这种人若有追随者，势力渐渐庞大，人数渐渐增多，他们就会意识到自己有造反的能力，如果再动点心思，利用民众的愚昧和盲从，他们就会将某个同伙扶上僭主的宝座，这个人的心灵里必定有最强大的暴君，也必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最深重的苦难。

341

面对暴君，人民听之任之的话，至少有条活路，但若拒绝、反抗暴君，那就要面临一场恶战。僭主会露出杀父之徒的本性，拉拢新的盟友，迫害自己的祖国，只为了保住自己的专政统治，让母国百姓都受他奴役。出于这种欲望，这种人掌权之前似乎很会交友，如果他们有求于人，就会奉迎拍马，不惜低三下四地恳求，一旦目的达到，他们就会翻脸不认人。掌权之后，他们需要阿谀逢迎之徒效忠他、追捧他。事实上，他们终其一生都没有真正和人交朋友，他们和任何人交往都带着目的性，缺乏真诚。因此，他们要么是别人的主人，要么是别人的奴仆。僭主的天性决定了这一点：他们永远体会不到自由和友爱的真谛。

342

关于最恶的人，我们似乎能下定论了：那就是醒着时能干出梦中恶事的人。这恰是一个僭主攫取绝对权力时所发生的状况。他掌权的时间越长，暴君的性质就越鲜明。因此，我们也能推断：最恶的人正是最不幸的人，他执掌的权力愈大，他就愈不幸，掌权的时间愈长，不幸的时间也愈长。

343

僭主统治的城邦最不幸，王者统治的城邦最幸福。在论及政制相对应的个体时，我们应深入思考他们的心灵和个性，而不能只看外表，被僭主的无上权威和奢侈生活所迷惑。最好听取僭主身边人的说法，他们不仅看过僭主在公众面前的表现，还与之朝夕相处过，见过他对待亲信的态度，也曾目睹耳闻他在自家的表现——那是僭主褪去一切伪装，袒露灵魂的最好场合。

344

被僭主统治的国家是完全受奴役的，没有自由可言，哪怕国家中也有少量的主人和自由人。绝大部分人，尤其是最优秀的人群，则处于屈辱和不幸的奴隶地位。这样的城邦、这样的公民都无法按照自己的心愿去做事。推及个人，僭主型的人必定有同样的状况：他的心灵是不自由的，大部分灵魂遭受欲望的奴役，尤其是最优秀、最理性的部分受尽压迫，而最恶的、最狂暴的那一小部分却扮演着暴君的角色。同样，实行僭主制的心灵也最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永远处在疯狂的欲望的驱使下，思想必定混乱，心中充满了悔恨与不安。

345

僭主统治的城邦必然是穷的。暴君统治的心灵也必然贫穷，永远得不到满足。这样的国家和这样的个人都必定恐惧。和任何其他政制国家相比，僭主统治的国家里有最多的痛苦、忧患、怨恨和悲伤。同样，和普通人相比，被强烈欲望激疯了的暴君型人物更不幸福。不过，暴君型的人还不算最不幸，如果一个暴君型的人因为某种机缘，登上了僭主的宝座，不再过普通公民的生活，这才是最不幸的境遇。

346

当暴君型的人成为真正的僭主之后，他不能控制自己，却要控制别人，内心不幸的境况就会越来越严重。假设有位神明把僭主和妻儿、奴隶一起摄走，送往偏僻的地方，没有自由人来救助他，他就会害怕，担心全家老小会被奴隶消灭。他肯定拿出惯用的伎俩，违心地讨好奴隶，许诺放他们自由，以便暂时安定人心。假设神在他周围安置了许多邻人，不许任何人奴役别人，否则便要严惩，他的处境就更糟，简直是四面楚歌，孤立无援。就算他心里渴望出国旅行，参加公民节庆，无比羡慕人家，却只能深居禁宫，变成城邦里唯一不能自由出行的人。

347

真正的僭主，其实就是一种最卑劣的奴隶，只能靠与恶棍同行才能存活。他的欲望永远无法满足，但透过众多欲望，恰好就能看到他是真正的贫穷。如果国家状况可以反映其统治者境况的话，他肯定像他的国家一样，动荡不安，民不聊生，整天提心吊胆。权力使他越发疑神疑鬼，妒忌英才，他也因此变得越发不正义、不义气、不可靠、不忠实、不虔诚。他沦为最悲惨的人，但他的不幸会借助权势大肆扩张，也使周围的人都悲惨。

348

王者型、贪图名誉者型、寡头型、民主型、僭主型人物，这五种人按先后次序排列就可见其幸福度——这既是幸福的排行榜，也是美德的顺序。最善者和最正义者是最幸福的人，最有王者气质，最能自制。最恶者和最不正义者是最不幸的人，最有暴君气质，不仅对自己，还对国家实行暴政。不论他们的品性是否为外人所知，这种善与恶，幸与不幸的联系是不变的。

349

每个人的心灵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对应三种快乐，三种欲望和统治。一部分是用来学习的，总是竭尽全力认识事物的真理，丝毫不关心钱财和荣耀，可以称之为“爱智部分”。第二部分便是激情，最想得到优胜和名誉，可以称之为“爱胜部分”。第三部分关于饮食、爱和各种连带的欲望，金钱是满足这类欲望的主要手段，快乐建立在利益的基础上，可称之为“爱利部分”。有些人的心灵是第一部分主导的，另一些人的心灵是由后两部分主导着，所以说，人的基本类型有爱智者（哲学家）、爱胜者和爱利者三种。

350

无论是哪一类人，都会说自己的生活最快乐。爱利的财主们断言，和利益比起来，被人尊崇不会带来实际好处，苦心孤诣的学习更是没用，除非能变出钱来。爱敬者会鄙视金钱、学识带来的快乐，除非它们能带来敬意，否则太无聊了。爱智的哲学家则认为，只有献身真理才能得到至高的快乐，别的快乐与之相比都不过是浮云。

351

哲学家在生活中免不了要体验荣誉和金钱带来的快乐。但是，爱利者未必能体验学习真理的快乐。即使想要，他也未必有那种天资和环境，因而，爱利者在这方面得到的快乐不可能多于哲学家。哲学家两者兼备，因而胜出。其次，富人、勇敢者和智慧者都能得到广泛的尊敬，大家都拥有这方面的快乐。但是，只有哲学家能看到事物的本质，这种快乐，除了哲学家以外，别人都得不到，因而再次胜出。所以，哲学家的经验最丰富，也最有资格评判三种快乐，他还是唯一能结合知识和经验的人，因为判断必须通过推理达到，而推理正是哲学家最善用的工具。

352

三种快乐中，用以学习的部分的快乐是最真实的，爱智者的生活因此最快乐，与之相比，别人的快乐都不真实、不纯净，只是快乐的幻象。爱敬者的快乐仅次于爱智者的快乐，因为比起爱利者的快乐，他们的生活更接近哲学家。爱利者的快乐排名最末。

353

脱离了痛苦就是真正的快乐，没有了快乐就是真正的痛苦——这种说法，你千万别信。人们生病时说，没什么比健康更快乐的了，虽然他们在生病之前并不曾觉得那是最大的快乐。极端痛苦中的人说，没什么比终止痛苦更快乐的了，但那并不算是积极的享受。反之，当一个人停止快乐时，那种平静也可能是痛苦的。两种状态下的平静，似乎都是痛并快乐着。然而，从逻辑上说，两者皆否的东西，不能变成两者皆是，因此，没有痛苦便是快乐，没有快乐便是痛苦——这种想法不可能是正确的。和痛苦对比的快乐，和快乐对比的痛苦，都是平静，并不是真实的乐或苦。快乐的幻象带有欺骗性，和真正的幸福毫无干系。

354

身体能感受到的快乐，大抵是有痛苦作对比的。例如，先有饥饿的痛苦，才有饱足的快乐。自然有上、下、中三级，人从下级升到中级，他会以为已经到达了上级，由中升到上，再向下降，他就会以为自己是在向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没有经历过真正的上级、中级和下级，因而没有标准。没有经验过真实存在的人，对快乐、痛苦及中间状态的看法就不可能是正确的。没有经历过真正的快乐，他们只是盲目地对比痛苦和无痛苦，只会在痛苦中感受痛苦，并深信这痛苦切实存在，所以，从痛苦转到中间状态就能带来满足和快乐。事实上，这就像一个从未见过白色的人，把灰色和黑色比来比去。

355

饥渴是身体的一种空缺。无知无智，是心灵的一种空缺。吃了食物，学了知识，身心的空缺才能充实。饭、肉、饮料都是食物。真知、理性和一切美德都是知识，比前者更纯粹、更实在。因为，智慧关系的是不变不灭的真理，智慧关注的是本身具有智慧并在智慧中产生的永恒的事物。

356

没有智慧和美德的人只知寻欢作乐，终生往返于我们所说的中下级之间，从未向上攀登，从未见识过最高境界，从未被任何实在所满足，也从未体验过可靠而纯粹的至乐。他们头向下、盯着美食和佳人，就像牲畜俯首在牧场上，只知道吃草和交配。他们徒劳地想用这些不实在的东西满足心灵里不实在的、亦无法满足的那部分。由于不能满足，牲畜会用犄角和蹄爪互相踢打、顶撞，人则用武器互相残杀。因此，这种人的快乐必然混杂着痛苦，说到底，不过是至乐的幻影。

357

离哲学和推理最远的，也就是离法律和秩序最远的，正是暴君的欲望——不可遏制地去追求虚假的快乐。只有在爱智部分的引导下，激情才能得到自己固有的幸福。譬如一个人意气用事，不用理性思考，疯狂追求荣誉和胜利，那么，他那爱胜的激情就必会导致嫉妒和愤慨，永不知满足，从而迫使灵魂失去节制，向往更多不实在的快乐。

358

快乐有三类，一类真，两类假。离法律和秩序最近的，是王者的欲望，王者离它最近，生活也就最幸福。僭主离真正的快乐最远，生活得最不幸，彻底被奴役的、雇佣的虚假快乐所占据。

359

如果爱利和爱胜的欲望遵循爱智的引导，只选择智慧所指向的快乐，那就会得到它们所能得到的最真的快乐。如果整个心灵都遵循爱智部分的引导，内部没有纷争，那么，每个部分都会是正义的，在每个方面各司其职、各起己用，享受着自己特有的快乐，灵魂的幸福指数就会是最高的。

360

让我们来塑造心灵的形象：首先是兽像，仿佛狮头羊身蛇尾的克迈拉、或是守卫地府的蛇尾三头狗斯库拉，它有狂野之兽的头，也有温驯之兽的头，头可以随意长出来。然后，还要塑造一个狮形象和一个人形象。多头兽像最大，狮像其次，人像最小，三像合一，如同长在怪物身上。最后，再造一个大大的人形外壳，把三像合一的兽像藏在里面，不让别人看到。表面看来，这纯粹是一具人像。实际上，人心里有各种猛兽，狮性也可能胜过人性。

361

有些人会说，行事不正义对行事者有利，行事正义对行事者不利。这等于在说：人不应该企图调解猛兽之间的纠纷，使其和睦相处，而应放纵心中的怪兽，哪怕眼看着狮性霸占灵魂，人性虚弱无力，也不用去管，任其彼此吞并、残杀乃至同归于尽。而这竟然对人是有好处的吗？如果一个人不正义地接受金钱，害得自己最善、最神圣的部分受到了最恶、最可憎部分的奴役，这对他能有什么好处呢？这就是一宗可悲的灵魂受贿。

362

还有些人主张“正义有利”：我们的一切行动言论都应当是为了壮大灵魂中的人性，直至主宰整个人，驯服多头怪兽，还要把狮性变成人性的盟友，一视同仁地照顾好大家的利益，使各部分和睦相处，共同发展。因此，无论你考虑的是快乐、荣誉还是利益，结论都是：主张正义有利说的人是对的，主张不正义有利说的人是错的。

363

放纵经常受到世人谴责，正是由于它让内心的多头怪兽有了太多的自由。固执和暴躁也常受到谴责，因为它让狮性强壮乃至过强。奢侈和柔弱受到谴责，则是因为它们削弱了狮性，乃至变成懒散和懦弱。狮性，即激情。如果暴君的兽性作威作福，为了满足财运和兽欲，从小就奴役激情，强迫狮子忍受各种侮辱，结果，狮子变成耍猴人手下的猴子，根本不像雄狮了。这时，人们必然谴责这个人奴性十足，只会无耻谄媚。

364

如果一个人灵魂中最善的部分天生虚弱，就不能管理好心中的群兽，只能服侍它们，讨好它们。能在自我内部完成神圣管理的人，才称得上最优秀的人。这种管理智慧，最好来自我们自身，但如果做不到，就必须从外部予以加强。有一个好办法能让我们学会神圣的管理法，那就是：在最优秀的人物身边，听他的吩咐，学他的处世为人之道，无论如何，受智慧者的统治，大家都能从善。

365

在教育孩子时，我们必须靠自己心灵里最善的灵魂，才能在孩子心灵里培养出最善的部分，使之成为孩子心灵的护卫者和统治者，只有这时，我们才能放心让孩子们独立生活。

366

一个人做了坏事，但没被发现，因而逃避了惩罚，这对他不会有任何好处，他只会变得更坏。如果他被捉住，受了惩罚，兽性部分就有机会得到驯化，人性部分也有机会能被释放，重获自由。

367

心灵听从最善部分的指挥，群兽和雄狮都懂得节制，和谐同乐——这种状态，比身体健康兼具力与美更可贵。智者会为此尽毕生一切努力。首先，他会重视那些能帮助心灵培养这种品质的学问，别的技艺则无需重视。其次，在锻炼身体、养成习惯的时候，他不会听任无理性的、野蛮的快乐欲望，不会把生活的志趣倾向于放纵激情，因而也不会把身体的健康、力与美作为人生的主要目标，仅仅视其为有助于培养自制精神的方式，对智者来说，协调身体的目的只是为了让心灵和谐。

368

在追求财富和荣誉的时候，爱智者也一样遵从和谐、秩序的原则。他不会听到众人恭维就忘乎所以，更不会借此敛聚财富，给自己带来无穷的祸害。他会始终注视心灵的宪法，守卫它，不让心灵因财富多寡而纷乱。根据这个原则，他会尽可能保持正常的财富数量，少则补充一点，多则散去一些。凡能使他人格更善的荣耀，他就高高兴兴地接受。但若有可能破坏他已确立起来的荣耀，他都会避开，以免灵魂落入追名逐利的陷阱。爱智者多半不愿意参与政治，除非出现奇迹。但若在合意的城邦里——也就是我们描绘的理想国里，他一定愿意参政。理想国，或许目前在地球上找不到，或许在天上有它的原型。至于它现在存在还是将来才能存在，并不重要，因为这终究不影响智者的本性是最善的。

369

让我们来澄清模仿、模仿者的定义吧。是否有一种万能的匠人，能制作一切东西——包括一切用具，以及一切植物、动物，乃至他自身，甚至天地宇宙、诸神、天堂地狱里的一切？如果不严格定义“制造”，那么，任何人都“在某种意义上”制作出万事万物！你只需拿一面镜子到处照，就能最快、最简单地制作出太阳、天空、大地、动植物、用具和你自己。画家和工匠就属于这一类的制作者，只是“在某种意义上”制作一张床，其实，他们制作的是床的影像，不是床的本质或说理念。所以，手艺人造出的东西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真实存在。

370

比方说，市场里有各色各样的床，也有制造床的工匠，但任何匠人都不能制造出床的理念。画家也可以创造床，但只能画出床的影像。这三种床，一种是本质的床，理念的床，大概得说它是神造的。第二种是木匠造的床。第三种是画家画的床。神，只造了一张床，真正的床，本质的床。至于别的各种形质，要么是神不愿意，要么是有某种力量迫使他不能制造一个以上的床。也就是说，神从未造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床。假定有第三张堪称本质的床出现，就意味着前两个都不是真正的床。神只造了唯一的、理念的床。木匠是床的实物的制造者。画家是前两种人所造的床的模仿者。被称为模仿者的制作者，其作品和本质隔着两层。所以，悲剧诗人是模仿者，和最高真理隔着两层。

371

画家模仿的是工匠的制作品，制作的是实物的影像。模仿术和真实距离很远。因此，画家把握事物的一小部分（而且是表相的一小部分）时，就能画出好画。例如，画家画鞋匠或木匠，虽然他对这些技术一窍不通，但如果他画技高超，并让观众隔开一定距离去看肖像，大家还是会称赞这幅画栩栩如真。因此，假如有人告诉你，有人精通一切技艺，懂得一切只有专家才精通的奥妙，你千万不能轻信，否则你就是头脑简单，一旦遇到了魔术师或巧于模仿的人，你肯定会受骗上当的。如果你以为有人是万能的，只是因为你不能区别知识、无知和模仿。

372

辨别了心灵的三个部分，我们拒绝模仿的理由就更清楚了。包括悲剧诗人在内的模仿者都该意识到：诗歌艺术对听众的心灵是有腐蚀性的，尤其是那些没有受到预警，不知道其危害性的大众。当然，优秀的诗作包含真知，所以读者才觉得他们写得好。那么，如果诗人对自己模仿的事物有真知，就会热衷于制造真品，理应献身于真知的实在，而不愿委身于模仿。谁都希望自己受他人称羡，而不情愿做一个只能称羡别人的人。

373

可以肯定的是：从荷马以来，所有诗人只是美德或影像的模仿者，他们完全不知道真实。诗人除了模仿技巧外一无所知，但他有遣词造句的天赋，能出色地描绘各种技术，用韵律、音步和曲调谈论制鞋、战争或任何事情。这些音乐性的成分能营造出巨大的诗歌魅力。如果去掉了诗的音乐彩色，诗就成了平淡无奇的散文，诗作就会失去吸引力，像是仗着年轻才好看的面孔，青春一过，容华尽失，露出它并非天生丽质的本质来。至于听众和读者，和诗人一样对诗文描绘之事，对真知都一无所知，只知道通过词句去认识事物，所以才认定诗人描绘得太棒了。

374

不论什么事物，都涉及使用者的技术、制造者的技术和模仿者的技术三种技术，这是一个放之一切事物而皆准的道理。不管对于什么东西，使用者总是最有经验，能把使用中发现的性能优劣告诉制造者。例如，吹长笛的人可以向制造长笛的人报告各种长笛在演奏中表现出来的性能如何，并吩咐他应该制造怎样的长笛，制造者就按照他的经验之谈去造长笛。因此，制造者对事物的优劣拥有正确的信念，而使用者则最具备知识。

375

模仿者可以亲身体验，增加使用经验，也可以和前两种人交流，从中得到真知，用来修正自己的模仿品。如果这两件事都没有做，模仿者就必然不能得知自己的模仿是优是劣，这就是一种无知。诗人作为一种模仿者，得到了一无所知的群众的喜爱，看起来挺美的，哪怕诗人不知道自己的创作是好是坏，他还是可以模仿下去。想当悲剧作家的诗人，不论是用抑扬格还是史诗格写作，都只能是模仿者。模仿只是一种游戏，是不能当真的。

376

同一样东西，远看和近看，大小不同。在水里看和不在水里看，曲直不同。心灵也会遭遇这样混乱的迷局。绘画、魔术等艺术技能具有惑人的魅力，正是利用了我们天性中的这一弱点。当感官困惑于“好像多又好像少（大或小、轻或重）”的情况时，理智就用数学来补救，代之以称量过的大小、轻重数目。这种计量活动是心灵理性部分的工作。计量之后，感官仍会觉得和结果相反的。这时要记得：同一部分对同一事物不能同时持有相反的看法，所以，信赖度量与计算的那个部分应是心灵的最善部分。与之相反的，则属于心灵的低贱部分。由此推理便可知，绘画及其他模仿艺术，都是在创造远离真实的作品，是在和心灵里的远离理性的部分交流，但这种交流和模仿的目的不是真理。因此，模仿术乃是低贱的父母所生的低贱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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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的人物不幸交上厄运，他会比别人更容易忍受痛苦。他不可能不痛苦，只是因为他对痛苦有节制的能力。尤其当着别人的面，他克制得更多。但当他独处时就会吐露真情，说出许多怕被人听到的话，做出许多不愿被别人看到的事。促使他克制的是理性与法律，让他对悲伤妥协的是纯粹的情感。

378

对同一样事物，人的内心可能有分歧，同时存在两种相反的意见。在行为方面也有类似的情形，自我冲突，情感分裂。无论何时何地，我们的灵魂都会遭遇这种对峙，这表明我们的身心必定存在两种成分：其一是从善的，愿意听从法律的指引；其二是从恶的，只想摒弃法律束缚，追随情感、激情和欲望。

379

遇到不幸时，尽可能保持冷静，不急着诉苦哀叹，这才是最善的做法。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谁也无法预知事情的最终结局。就算不作克制，大哭小叫也于事无补，更何况，悲痛只会妨碍我们尽快取得所需的帮助。我们一定不能像小孩子受了伤那样，在啼哭中浪费时间。所以，不幸之中的最善之道应当是：周密思考所发生的事情，就像掷骰子时，骰子落定，再根据点数决定如何应对，听从理性的指示，决定下一步行动，尽快设法治伤救死，消除痛苦。这是良善之心应该养成的好习惯。

380

最善的心灵部分愿意遵从理性指导，而一味引导我们忆苦悲叹，却没有实际帮助的，是心灵中无理性、无益的那部分。恰是这种怯懦、惊慌的部分，为模仿者提供了大量素材，因为理智而平静的部分几乎是不变的，所以不容易模仿，就算模仿了，涌入剧场的乌合之众也很难看懂。因此，如果诗人要赢得广大观众好评，他就不可能主要模仿心灵的善，他的技巧也不是为了取悦能理解善和真知的人。诗人模仿更多的是暴躁多变的性格，因为这最容易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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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上的表演会让我们投入、称颂，但换做自己，可能羞于那样表现，这难道是正确吗？演出时，诗人是在满足我们渴望痛哭的本性，用各种技巧迎合我们欲求发泄的灵魂，那正是我们遭受不幸时被强行压抑的部分。看演出的时候，天性中最优秀的部分未能受到理性的束缚，或是缺乏相应的教育，因而放松了对哭诉的监督，甚至振振有词：反正是在看别人的苦难！舞台上的演员们也很卖力，演出痛不欲生的表情，宣扬角色的美德，这也让观众感同身受。所以，心灵的理性部分会认为，得到这种快乐是好事，没必要全面反对诗歌，否则，这种快乐也将一并失去。然而，没有多少人能想到，这种感同身受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自身，在剧院里养肥了的怜悯之情，到了我们自己受苦时就不容易被制服了。

382

关于怜悯的这番论证也适用于喜剧。你本来是羞于插科打诨的，但在观看喜剧、或听到滑稽笑话时，你不会嫌它粗俗，反而觉得很逗乐，这种快乐和怜悯别人的苦难其实是一回事：平日里，理性担心你被人家看作小丑，就算你跃跃欲试，理性也会及时克制你的说笑本能，但在剧场里，理性的监督也薄弱了，你任其自便，面皮愈磨愈厚，于是，不知不觉间你在私人生活中也会习惯油嘴滑舌、插科打诨。

383

爱情、愤怒、苦乐以及各种欲望——诗歌模仿这些情绪，在我们应当让它们干枯而死时，诗歌却给它们浇水施肥。我们本应让理智统治情感，让自己生活得更美好幸福，诗歌却辅佐情感，确立对理智的统治，这只会让我们生活得更悲惨。

384

我们只许可歌颂神明、赞美好人的颂诗进入理想国。如果越过了这个界限，放进了甜蜜的抒情诗和史诗，那么，至善的法律和理性就将受到威胁，无知的苦乐可能取而代之，统治大家的心灵。我们能感觉到诗歌的魅力，也必须承认，第一个悲剧家荷马确是最高明的诗人。但是背弃真理是有罪的，所以，一定不能把诗歌当成有真理依据的正经事物，无论如何都不能太认真地看待诗歌和戏剧。

385

哲学和诗歌，自古以来就争执不休，这种斗争意义重大，其重要性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是决定一个人善恶的关键。诗歌的危害性恰似荣誉、财富和权力，我们不能让诗歌诱使我们漫不经心地对待正义和美德。

386

我们主张灵魂不朽不灭，一切能毁灭、能破坏的是恶，一切能保存、有助益的是善。每一种事物都有其与生俱来的恶与病，当一种恶连续滋生、蔓延，它就使这事物整个儿地变恶，而终至崩溃分解，令该事物毁灭。例如，眼睛发炎，全身性恶疾，粮食霉烂，花木枯朽，铜铁锈蚀。换言之，能被这种恶侵染、生病并消亡的事物，都是天生带有这种恶与病的。至于善，无论如何都不会让事物损毁的。如果我们能找到一种天性，固有的恶性腐败都不能使它崩解、灭亡，就可以推断出，具有这种天性的事物必定是不可毁灭的。但是，认为一个事物能被别的事物的恶所毁灭，它自身的恶不毁灭它——这种想法是没有道理的。

387

必然有使心灵变恶的素质，不正义、无节制、懦弱、无知都是，但这些都不能泯灭心灵本身。一个不正义的愚人在做坏事时被捉住了，你不能说他被不正义毁灭了，因为不正义也好，其他内在的恶也好，都能通过内在和外在的途径破坏心灵，却不能使它死亡，也不能使它和肉体分离。肉体的恶不能在灵魂里造成灵魂的恶。没有人能证明，譬如热病、刀伤及诸如此类的恶会让灵魂本身变得不正义或变得更恶乃至灵魂灭亡。也没有人能证明，濒死之人的灵魂因死亡而变得更不正义。所以，我们永远不能相信外来的恶能让灵魂灭亡。

388

特有的恶和病天生就是用以毁灭别的东西的，那就无法毁灭灵魂。既然任何恶——无论特有的还是外来的——都不能毁灭灵魂，可见，灵魂必定是永恒存在的。既然是永存的，就必定不朽。灵魂永远就是这样，既不会减少，也不会增加。因为没有哪个部分能灭亡，也没有什么能从可朽变为不可朽。

389

如果不正义对于不正义者是致命的，那么，它反而显得不太可怕了，因为它能除掉恶者。实际情况却是：不正义能夺走、消灭别人的东西，却能使不正义者活下去——不仅仅是活着，还可能活得比别人好呢。所以，阐明不正义的危害才具有警醒世人的意义。

390

为了认识灵魂的真相，我们一定不能在灵魂混同肉体或其他的恶的情况下加以观察，必须靠理性的帮助，动用推理和逻辑的手段，察看灵魂在纯净状况的样子。纯净的心灵无比美丽，连同正义、不正义等定义也仿佛得到水晶般的背景，能被辨别得更清楚。然而，目前我们看到的灵魂就像一个怪物，好比海神格劳卡斯像——经过海水多年浸泡，原来的肢体被冲刷得支离破碎，身上又覆上了一层贝壳、海草和石块，本相尽失，根本看不清原貌了。神像上的附着物，就好比是数不清的俗世之物，人们相信它们能带来快乐，灵魂只能甘愿与之共生，结果被无数野蛮的恶糟蹋了。

391

我们已经判明了正义与不正义的本质，就该让正义实至名归，尽享人神赐予其的荣誉，再把因正义而赢得的报酬、奖赏搜集起来，归还给正义者，这是他们应得的来自善的利益，并且，再也不要因为他们善良好欺而欺骗他们了。

392

正义者被神爱护，不正义者被神憎恶。来自神的一切，都将最大可能地造福于神所爱的人，除非他因前世罪孽而必须接受某种惩罚。对正义者而言，无论陷入贫困、疾病，还是遭到别的不幸，最后的结局都将证明：一切不幸对他都是好事。一个愿意并且热切追求正义的人，在人力所及的范围内实践神一般的美德，神就一定不会忽视他。

393

不正义的狡诈之人，就像前半场跑得飞快，后半场举步维艰的运动员。起跑很快，最后却难免精疲力竭，就算跑完了也得不到奖品，还必然遭到群众嘲讽。正义者，就像优秀的运动员，能跑到终点，也能拿到奖品和花冠，他的每个行动和每个人的交往，到最后总能收获荣耀和奖赏。随着年龄的增长，只要正义者愿意，就可以治理自己的国家，家事国事都会顺应善德而美满，得到一切美好的、可靠的报酬。不正义者呢，就算年轻时干尽坏事，得了风光，也早晚会被识破，老了还要忍受悲惨的生活，受尽世人的鄙夷和嘲弄，甚至是唾骂、鞭笞、拷问等野蛮的处罚。

394

愿大家相信忠言：灵魂是不死的，它能忍受一切恶和善。让我们永远坚持向上的正途，追求正义和智慧。这样才能诸事顺遂，我们才可得到自爱和神爱，无论是今世还是来世，乃至千年旅程中都得到至善的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