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与性的秘密:徐兆寿性文化随笔 (爱与性的秘密徐兆寿性文化随笔)
Author: 徐兆寿
Date: 2010-01-01 00:00:00+08:00
Publisher: 作家出版社

目　录

男人喜欢什么样的女人

女人喜欢什么样的男人

究竟是男人坏还是女人更坏

女人的性欲望真的比男人强吗

为什么只有女人的乳房是隆起来的

为什么只有人类没有固定的发情期

乱伦是每个人都有的一种情结

为什么会有“一见钟情”

爱情受三种力量支配

什么样的爱情适合于婚姻

到底人类需不需要婚姻

婚姻的价值

可以不结婚吗

如果人类不死，两性关系会怎样

妓女产生的本质原因

无性婚姻有存在的价值吗

第九次性革命

虚拟性爱是不是真正的性爱

原始古人有爱情吗

母系文化到底是怎样确立的

西门庆是极品男人

潘金莲是中国妇女革命的先驱

女人比男人更好色

中国人和西方人对婚姻的不同认识

建国后第一次离婚高潮从将军开始

六十年代的性

大学生谈恋爱的20个理由

男女大学生对同居的态度让我惊讶

同居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越暴露越性感吗

真正应该接受性教育的应该是成人

为何现代人的情感出轨现象越来越多

性数字时代的恐吓

95%以上的中国人都是性文化盲

特别的三八节，特别的对话

在今天还要不要门当户对

梅兰芳可以更人性化一些

黄色垃圾：《夜宴》、《黄金甲》

周国平谈爱情等于没谈

为李银河维权

一个被性命名和解构的时代

当下中国性教育的尴尬与误区

我为什么要写性

性教育是性爱技巧教育吗

性学者都是性开放者吗

中国人都是捡来的

球文化之一 ——球、男人

优美的野蛮

上帝是谁造的

性学家家里的性文化

到底我们怎样来对待处女情结

到底她杀母对不对

女子在男子面前应如何摆布自己

并非“冒死反抗者”让人类感到耻辱，而是陈岚让人类蒙羞

质问李银河：换偶是一种什么样的道德

中国人的道德悲剧

贞操该不该守

性会成为爱的阻力吗

能同时爱上两个人吗

与一位十七岁的女生谈性问题

接吻会生孩子吗

一个女人怎样才算纯洁

我们究竟要不要结婚

怎样告诉孩子他是从哪里来的

大学流行同性恋问题

究竟什么行为才是同性恋行为

中国古代同性恋一观

为什么古代人类要禁止同性恋

20世纪西方同性恋问题纵横谈

同性恋究竟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

她该不该要孩子

恋爱与爱情是一回事吗

再谈情人

爱情与婚姻

作者简介

男人喜欢什么样的女人

这个问题在我的课堂上讨论过数次，因为几乎所有男生都曾偷偷地暗恋过某个女生（甚至是成熟的女人），这些女性又大都是漂亮的或性感的女生（或女人）。这几乎成了人类的一个共同情感体验。男性都喜欢一些漂亮的或性感的女性，而女性都曾喜欢过一些众女生都喜欢的男性。

我曾经见过众多的男生为某个共同心仪的女子而焦灼的情景。我在大学时的一个朋友宿舍里发生过这样两件事情。第一件是大一的时候。他们班上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女生，可以说是当时的校花。那位女生的交际面也很广，因为这样，众男生在晚上常常要议论这位校花，有的还予以恶毒的道德谩骂，但是，这位校花跟班上的男生交往得并不多，自卑的男生大都不敢跟她说话。有一天，校花与我这位朋友突然间开始交往，并一起上了一次晚自习。他宿舍的男生就受不了了。大家都在私底下议论这件事，每个人的心里都是悲愤的、恶毒的。然后，还有一两位舍友非常“友善”地找他谈话，告诉他，他们不合适，赶紧停止吧。他非常纳闷，也很痛苦。

第二件事发生在大四时。有一个不是很漂亮但很可爱的女生被我这位朋友领到宿舍里，然后与每个舍友都成了好朋友。她与每个人的交往都造成一种错觉，就是觉得要和那个正与她交往的人谈恋爱了。有一天，我的这位朋友与这个女生一起到外面去办事，很晚了就在外面坐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回来时，发现所有的人都没有睡觉，都在用一种非常奇怪的眼神看着他。再后来，因为一件事，他觉得这位女生在情感上不自重，于是把她赶出了宿舍。他们宿舍因此而大骂这个女生，骂了好几个晚上。可是，有一天，这个女生又回来了。她要报复我那位朋友。他以为，没有人愿意和她谈，谁知道当天晚上就有一个愿意做她的男朋友。大家都骂这个舍友，但那位舍友就是鬼迷心窍，哪里还顾得上其他。因为是报复，两周以后，她就与他分手了。到了这时候，大家应该都明白了吧，可是还没有。她又找第三个舍友，使大家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她居然又成功地钓上了鱼。这一次的恋爱不到一周就停止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弗洛伊德在其《爱情心理学》中专门谈了这个问题，他说，男人们都喜欢那些“大众情人”，即那些在舞场上、社交圈里、艺术表演中的“明星”。男人们会不惜一切代价追求到她们。安娜是这样的女人，卡门（梅里美的《卡门》中的女主人公）也是这样的女人，希腊美女海伦更是这样的女人。为了这样的女人，普希金战死；为了这样的女人，男人们竟然可以倾国之力，发动十年的特洛伊战争。清时的顺治皇帝喜欢上了一个人人都喜欢的汉室风尘女子，并把她娶进宫来，与整个的大清律例相对抗，传说中他因此而出家。中国的文人有“宁可花下死，做鬼也风流”的诗句。

弗洛伊德认为，男人喜欢并占有这样的女人，只是为了显示自己的雄性与实力。这也是一种野性，是男人占有欲的实现。

弗洛伊德还说，男人喜欢那些带有风尘气质的女人，似乎说的就是顺治皇帝。是什么原因呢？弗洛伊德认为，是女性身上的那些道德缺陷让男人着迷。

其实，弗洛伊德只是说明了一半原因。有关爱是一个难以言尽的话题。因为它除了能说清楚的男人的占有欲外，还与美有关。

美是什么？不同的人对美有着不同的感受，不同文化的人对美也有不同层次的理解。美是主观的。尽管如此，人类还是有着共同的体验与感受，这就使一些美具有共同性。比如，对某个美女的认识，可能大多数人都会认为其是美女，只有一少部分人会认为她不是。但是，你要说清楚美是什么却那样艰难，美明明就摆在你面前，你却无法描绘。你只能感受，永远难以说出。这就是美。

对于绝大多数男人来说，在没有参悟透生命的真谛时，对美总是过分地主观，对美也有一种过分的贪念，这便是占有。谁拥有了公共的美，谁就是男人中的英雄。欲望与野心统治了他们，但他们称其为爱。这也确是世俗世界的爱，甚至是一种唯美之爱。它充满了欲望与危险。可是，男人喜欢这样的冒险。中世纪的骑士在晚上总是偷偷地爬墙翻进那些美丽的贵妇人的房间，睡在贵妇人的床上，直到拂晓时分才溜走。男人为此也愿意牺牲生命。有多少少男为了自己心仪的“公主”而倒在血泊中。这种悲剧的美从一产生以来就一直受到世俗社会的称赞。诗人们为此献上了无数的花环。

原因是什么呢？人们在赞美“美”，而不是赞美爱情。如果没有这样的“美”的存在，诗人们才不会浪费那么多的笔墨。如果没有这样的“美”，男人们也不会去奔命。是因为美的存在，那爱情才显出悲剧的力量，倘若美不存在，爱情也便成了笑柄。

当希腊的诗人们在形容海伦时，很少有人将她与负道德相提并论。而在中国不行。中国人对美女的认识是“祸水”，是与负道德相提并论。罗马时曾经有一个妓女普鲁内犯了罪，她的律师为了辩护她无罪，就让她来到法庭上当众将衣服脱光，当所有的人都看着她美艳绝伦的身姿时，律师说，这样美丽纯洁的身体能犯罪吗？于是，她便被宣布无罪。这个在中国人看来荒唐的故事，在罗马人的眼里却是美。西方人对美的崇拜由此而看出一端。

由于西方人对美的崇拜，使爱成为一种美的爱。其实，这是人类共有的情感，只是中国人的道德观念要比西方人强，道德压住了美的肩头。

由于美是难以诉说的，所以爱也是难以诉说的。这便是男人亦即人类人性深处的共性。是这样一种共性在自发地起作用，让我们在少男时期就萌生出爱的欲望，只是道德的力量和人生的礼数使我们常常压住那爱的火焰。这一种爱虽然被道德束缚了，成为一种文明的行为，但是，这种爱的念头会在人的一生中不断地闪现。它与欲望并行，初看之下，甚至就是欲望本身。比如，几乎所有的男人在婚后还会不断地闪现出爱的火焰，会在很多时候喜欢和欣赏某些性感的女子和美丽的女子，但是，因为责任和道德以及很多现实的原因，使他们时时控制着自己。

那么，男人为什么常常会喜欢一些道德上有缺陷的女子呢？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因为这些女子身上表现出了一种非凡的力量，那就是性的张扬。它是一朵恶之花，但那样鲜艳，那样灼人。有很多男人都喜欢妓女，便是这样的原因。从深层次来看，这是人性深处那些非理性的生命冲动在起作用。人们常常有一种冲动，那就是冲破道德的局限，回到最原始的状态，回到纯粹的欲望状态，当他们做不到时，却被另一束火焰照亮了，于是便跟着那束火焰去了，当然结局往往被那火焰焚烧了。总之是悲剧。

而这就是生命的悖论、生命的迷惑。也是我们认识的有限。

女人喜欢什么样的男人

昨日遇一旧友，谈起大学里同级校花A的命运，感慨，同情。在恋爱还成为学校禁止的事物时，A至少在我们的眼皮下换了几任男朋友（我们当时都很愤慨，恨不得集体将那几个小子揍一顿）。有一两位我不认识，剩下的三位则都与我相熟。

我和旧友都有一种共识，A的男朋友都是一群二流子，即社会上的流氓。A后来结过两次婚，两任丈夫也不怎么样，A仍然过得颠沛流离。我们都感叹，红颜薄命。后来，旧友终于很生气地说，他妈的，也活该，她就喜欢那种流氓，就是不喜欢我们这种正人君子。

我们还达成一种共识：这样的女人很多。

比如，我的一位同学在大学里可谓才高八斗，但就是太正统，没有一点儿邪气。吃亏很大。大学里既没有谈过一次恋爱（几乎很少有女生喜欢他，都觉得他太古板），还被一个女生搞得痛苦不堪。我们老同学们一起时都笑他，问他，你们连一次手都没拉过，何苦呢，重新找一个算了。他不，工作后仍然艰难地爱着。八年里，他一直看着人家一个又一个地换男朋友，就是轮不到他，可他仍然不气馁。那个女生在工作后与一位大家都讨厌的男人勾结在了一起，他非常生气，拿着刀与那男人去拼命。我们救了他，问他，何苦呢，人家女的从来就没有说过爱你。他说，但是她无论如何也不能与那样的男人在一起。

再后来，那位女生与他的一位上司好了起来，而那位上司是已婚男人。他们有时在办公室里做爱。做爱的声音据说有人录了下来，他也听到过。他又去干涉，结果可想而知。最后他扔了工作，去了南方。我称赞他这才是男人，可是他常常问我那位女生现在如何如何。我只好说不知道。

去年，在他三十六岁的时候终于结婚了。今年回兰州，谈起往事，他笑道，不知道为什么当初会那样。

我问他婚姻如何，他笑着答道，非常好。他快当爸爸了。

我又笑着问他，想不想见老情人？

他犹豫不决地说，能见一面最好。

我骂道，算了，没出息的，还是好好过日子吧。

但是，我看到他痴心不改便也建议他去看看，想以此断了他的念头。谁知这样惹了大祸。他发现她过得并不怎样好，顿生怜爱之心。一瞬间，他甚至想将她从深渊里救起，当然要牺牲现在的家庭。他给我暗示了这样的念头，我一听，便问他，你以为她现在会跟你走吗？

他那样陌生地看着我，我说，你还是老样子，而她也还是她。过去没喜欢过你，现在也仍然如此。她之所以偶尔会给你投去莞尔一笑，是她内心中的道德忽然间看见了你而已。支配她行动的是她的欲望和任性，并非理性。算了吧，老同学，还是放下你那自以为是的雄心吧。

最后我问他，你还是觉得她很漂亮吗？

他摇摇头，伤感地说，现在很憔悴。他的神情又回到了大学里的忧伤和纯情。

那天晚上，他喝了很多酒，与我探讨人生的意义与价值（这是他一贯的行为），最后谈到“女人究竟喜欢什么样的男人”这样一个话题。

他问我，你说为什么女人都喜欢流氓。

我笑道，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弗洛伊德在他的《爱情心理学》中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男人喜欢那些道德上有缺陷或天生性感漂亮的女人，而女人则喜欢勇敢、幽默和有英雄气质的男人，即占有欲强的男人。实际上，他没把这个问题讲清楚，主要原因是他站在男权文化的背景上，骨子里还是大男子主义的缘故。如果我们站得离自己更远一些看，就是女人也喜欢性感的男人，喜欢那些在道德上不完善的男人。

性感一词在今天若用在男人身上的话，表示他的体魄、神情、衣饰、俊美、个性、行为等等，是一个非常宽泛的词。而道德上的不完善表示一个男人的强大与独特，表示他不循规蹈矩。人类的内心深处始终对社会性即道德有一种反叛心理，因为它是对天生的人性的一种束缚。但请各位注意，我这样说的时候，并非表示我对道德的彻底嘲讽，恰恰相反，表示了一种谨慎的态度。现在社会的非理性主要是对道德的嘲讽，而且那些嘲讽道德者终究要吃大亏。

这种反叛心理常常会诱发异性身上的反叛性。它是一种内在的诱因。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对它给予足够的重视，我们对那些道德缺失者表示了极大的愤慨，视他们为人类的敌人。如果看过《安娜·卡列尼娜》的话，你就会明白这个道理。安娜本有一个在别人看来幸福的家庭，是一个完美的女人，但她自己觉得并不幸福，天性中的非理性因素没有得到满足。在我看来，这是她之所以后来与渥伦斯基相恋的原因之一。渥伦斯基是一个身体强壮的、黝黑的男子，有着一副和蔼、漂亮而又异常沉静和果断的面孔。他的整个容貌和风采，令许多贵族小姐倾心。他是那个时代那个圈子里最性感的男子，且风流成性。风流成性就是指道德上的缺陷。如果没有缺陷，他就不该向安娜求爱，因为安娜是有夫之妇。

他们的相遇是生命中那些非理性因素的碰撞，如果安娜是汽油的话，渥伦斯基便是烈火。是渥伦斯基身上的非理性因素诱发了安娜内心中的非理性因素。从表面上看，安娜是要获得理所应当的爱情，但实际上，是她天生的美没有得到承认和满足，她的欲望之爱也没有得到满足，至于道德之爱，现在则是要打碎的。

然而结果为什么是悲剧呢？是他们身上的道德之爱摧毁了他们，也可以说是道德之爱的幻灭。道德的社会不接受他们并不能导致最终的悲剧，而是他们自身的悲剧。渥伦斯基最终还是个没有道德之爱的男人，他抛弃了安娜。此时的安娜，需要的恰恰是道德之爱，当她得不到时便走向了毁灭。

相反，在《安娜·卡列尼娜》中，列文与吉蒂的爱是另一种结局。当吉蒂对于渥伦斯基的爱幻灭之后，她的非理性之爱便向道德之爱方面转移。她之所以能获得幸福是因为他们在最终走向了道德之爱。

但天底下的女人，尤其是漂亮的女人都像安娜一样，既要把那天生的美发挥，使它与欲望之爱混沌为一，又想得到道德之爱。这是女人与男人的不同点。这又归到男权社会这一根源上。男人中的那些二流子、流氓，与成功的英雄人物相似的是，他们的身上都有一些非理性的因素存在。一个道德主义者即正统的正人君子，往往是循规蹈矩的，他们的身上似乎没有燃烧的火焰，没有情欲的烈火，也少占有者的野心，所以他们激发不起女子身上的非理性因素。安娜的丈夫便是这样的男人。恰恰相反，那些身上有些非理性因素的男子，往往能诱发女子身上的非理性因素，使她们剧烈而深刻地感受到自我的存在，能获得对她们美的赞赏和承认，并且能够满足他们自身的欲望之爱。流氓、二流子与一些所谓的英雄人物都是些最直接的爱情杀手，他们往往是单刀直入，这种方式也是女子最喜欢的方式。而那些正人君子和纯情的男子则往往是受害者，因为他们既是女子外在美的俘虏，又是道德的象征，他们没有非理性的爱。这是他们在爱情中失败的原因。

我的老同学在听后恍然大悟地说，你说得还真有理，可那些女人还是得不到幸福的。像渥伦斯基一样，那些男人有一天还会另找新欢的。

我笑着说，这就是人的觉悟问题。平常的人能在爱中尝受痛苦，他们以此在心中确立了道德之爱，可是，漂亮的女人品尝的是爱的美酒，即使有偶尔的伤痛，也会被新的求爱和她自己的欲望之爱而覆盖，她们没有时间让那痛苦成为真正的美的痛苦，相反，她们培养了自己的欲望之爱。这大多来自于她们的外在美的自信。然后，这种美终究是短暂的。当它消失以后，人们更多地求助于道德之爱。在这个时候，美人也许就是生活的失败者了。所谓红颜薄命，就是它了。

我的朋友听完后，把我看了又看，说，我总认为你是个假冒的心理学专家，原来还是有些货的。我的老婆就是觉得我有一些二气。哈哈，我给你说，我从这里走后，在那里，我放开了活人。他妈的，我就一直想不通，我这么优秀的男人竟然从来得不到她的爱。我老婆也很漂亮，我当时找她的时候压根儿就是闹着玩的，谁知成了。我也想过，如果我还是过去那种没出息的样子，她肯定是看不上我的。

他看着我，笑道，听你这么说，我也不去管她了，爱咋地就咋地吧。

他拍着我的肩膀说，有两下子，老同学。来干杯！

我笑道，还是个半吊子。

干杯！

究竟是男人坏还是女人更坏

我的学生白金龙写了一篇博客文章《坏男人，好女人》，想与我讨论一下。他得出的结论于男人是有利的，于女人则是万万不利的。他认为，一个坏男人会是一个好男人，可是，一个坏女人就永远地成了一个坏女人，所以劝天下的女人都做一个好女人。为了不歪曲他的意思，我还是将全文复制如下：

我是一个热衷于网络聊天的人,最近在聊天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怪现象:大多数的女孩总会在自己的QQ说明中说一些话，这些话基本上是大同小异的。她们说男人们都是坏人，没有一个是好东西，要不就是男的都是无情无意的家伙，总是在欺骗别人。基本上男人就是坏人的代名词，仿佛一提到男人就是无恶不作的大坏蛋。我觉得挺冤枉的，男人固然有坏的，可是这么说未免也太绝对化了。男人究竟有多坏？我不知道，我不是一个好男人，可是不代表男人都坏呀。男人应该还是有好的吧？不，应该说一定有好男人！

男人为什么会变坏？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是女人，如果每个人都有一个关心自己、珍惜自己的另一半，那么这种所谓的“坏男人”我估计很快就会绝迹的。可以想呀，这是很简单的问题，男人会去伤害女人，可能这个男人是被女人伤害过的，他要去报复女人；也可能是他不经意间伤害了和他在一起的女人；当然，也不排除是这个男人确实是坏到了极点。这只是一部分呀。难道这就是全部吗？或许我这么说会有许多女性的网友来骂我，也会有男性网友觉得冤，因为我们毕竟没有那么坏呀！不论怎么样，我就坚持把它写完吧。换句话说，男人坏的另一个意思就是女人都是好的了，这种说法现实吗？我觉得一点都不现实，天下的事都是要分开看的，可能某些女性朋友受到了伤害，这种伤害来自于男人，所以她们就觉得男人全部是坏人，只因为个别男人的坏就否定了全世界的男人，这是一种欺骗。至少我觉得是这样。

如果男人全是“坏男人”的话，那为什么女人在骂男人的同时还要去伤心，还要去努力地找寻好男人？这不是自己在说自己的不是吗？显然这是对自己、对社会的不负责任！我现在很年轻，这些看法似乎没有说服力。而且会有人觉得我根本没有资格去说这些，因为我还年轻。但这不代表我没有资格去评论这些。作为一个社会中的人，每个人都可以去说出自己的看法。坏男人与好女人究竟有什么区别呢？现在社会上这些不良的风气，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女人呀，很多女人为了金钱、名誉、地位等，不惜出卖一切，乃至自己的灵魂。这些不就是男人变坏的原因吗？到底为什么男人变坏？女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很重要的一点，在这些说男人坏的女人当中，有许多甚至还不被称之为女人。严格意义上说，她们只是女孩，很年轻的女孩。她们的阅历很“丰富”。这是我们所无法想象的。她们眼中的男人，只是所谓的“爱情游戏”中的一个角色，这场游戏如果她们输了，就会说男人是坏东西。如果她们赢了，男人只是她们手中的玩物。到头来，男人的角色总是被人们所不齿的。感情如果成为了游戏，还可以叫做感情吗？那么究竟谁才是坏人？没有准确的定义，只有变坏的男人。似乎很有意思，年轻就是资本嘛，还有什么不能够当做游戏呢？既然把感情当成一种游戏，那还有什么值得珍惜呢？我就曾经见过这样的女孩，说她是女孩是因为她和我一样很年轻。她看似单纯的外表总是让人同情。由于疾病，她的母亲很早就去世了，她在中专毕业后就投入了工作，看起来很好的女孩，也很进取，工作也积极。谁又知道她的背后隐藏着什么呢？可能是天生的人性吧，和她在一起的时候想的更多的是去关注她、去珍惜她，给她幸福。有时甚至想到将来要娶她为妻，可这些换回了什么呢？无尽的付出，不求回报，但至少也要值得吧！她在和我在一起的同时，一直和别的男人在一起，却在口口声声说那些谎言。明明被看到了还是理由充分。不是我们男人不知道珍惜，我们也在乎那些自己心里的女人，可是年轻的代价就是爱情的痛苦。既然你不在意那个男人，那还为什么要和他在一起呢？到头来，我成为了一个坏男人，她是无辜的。很快乐地过她自己的日子！

这些不重要，在我看来，“坏男人”最起码还有做人的尊严。可是这些所谓的“好女人”连最起码的尊严都没有呀！好在哪里？“坏男人”没有出卖自己的灵魂，还可以说是一个完整的人，“好女人”已经出卖了自己的灵魂，不算是完整的了。我是这么认为的，挺可悲。

“坏男人”与“好女人”究竟是什么概念到底谁对谁错，有待大家评论。

期待那些“好女人”做一个真正的“好女人”，不要让感情成为游戏。

从通篇文章可以看出，他也是按自己的一点经历来判断是非的，这自然是不可取的。说一个人好，不能看人家对自己好不好，而要看人家对别人好不好。这基本上是一个常理。此乃其一。

其二便是深层次的文化背景。这实际上是一个文化心理的问题。千百年来，只有男人怕女人的份，说女人是祸水，女人的性欲比男人要强百倍，女人是水性杨花的，等等。在那样一个男性为中心的文化环境下，女人没有任何还击的能力，即使武则天做了很多事，还不是给编了很多野史，让她永远地成为一个坏女人。男人看女人往往是以处女心态来看的，即要让一个女人永远地纯洁，永远地始终如一，不能有任何的变化，可是，男人可以，男人不但可以三妻四妾，还可以逛青楼。女人有处女膜在监视她，而男人没有，男人靠良心，但这良心有些不良。

那为什么现在女人可以怕男人都是坏男人了呢？

一方面，从上个世纪以来，女性意识正在崛起，在不断地反抗着男性文化，由于是反抗，是革命，是暴动，所以有一种以怨报怨的心理；另一方面，男性社会也在不断地反思，给女子以平等。白金龙同学的这篇文章里就透露出一股浓烈的男子汉味，其实说透了，还是他心中有压倒一切的男性中心文化的根。这是需要反思的。从上个世纪初以来的男人就一直在经历这样一种心理上的变革。

说到男人与女人谁更坏这个问题，我想是不会有答案的。这也是一种文化的观念。若坚持男女平等，则必须相信人性是相同的；若坚持男女不平等，则一定会有坏男人或坏女人。不是男人更坏或女人更坏，而是文化中的倾斜。对于男人和女人来讲，是一种共同的道德文化环境，要讨论的应该是人性。人性不是绝对的，此一时彼一时，好与坏也只是相对的，因人而异，因时而异。

还有，这个时代正是一个泛性化、泛爱情化、泛游戏化的时代，恋爱越来越早，而结婚越来越迟，这样就会形成无数的怨男怨女。倘若我们不是从一己的痛苦来认识，而从更为深层次的文化背景中来认识，则问题就不是自己的痛苦所形成的问题了，而是一个文化的问题，是一个道德的问题，是一个有关信仰本身的问题。

白金龙同学自己也说，他还很年轻，还不能真正回答这个问题。我也希望他能长久地思考这个命题，以便为将来获得幸福而作好各种准备。

女人的性欲望真的比男人强吗

大学时期，宿舍里一次卧谈聊起了女人的性欲望，有一位年龄较大当时也是唯一在谈恋爱的舍友不容质疑地说，当然是女人的性欲要比男人强，因为女人只是接受，但男人得付出。我们都无言，并有一些冷冷的恐惧（多少有一些绵延不绝的历史意味）。

后来看到一则消息，仿佛是专门来支撑我那位同学的：1999年，一位姓休斯顿的女子10小时之内先后与620名男子同床共枕。但同时也看到另外一些记录：色情明星约翰·多斯一天内可以满足55位女子的性需求。这一看上去根本不可能的事却有真实确凿的证据。更有甚者。在18世纪的汤加王国，当地所有处女的初夜只能由国王来享受。1777年时，已经80岁的老国王平均每天要与8—10位处女发生性关系。据统计，这位国王一生中共与3.7万处女发生了性行为。

但为什么古代人（甚至现代人）认为女人的性欲望要远胜于男人呢？这个问题直到2002年后半年我才朦朦胧胧地找到了一些答案。

噢，人们，你们要小心如蜜一样甜的蛇毒，

以及那诱惑人的歌声和那可怕的深渊的引诱。

噢，那狂暴的毒蛇的烈火令人悸怖！

……

12世纪，有个名叫马波德的法国主教在他的诗篇里这样痛骂女人，“那可怕的深渊”指的应该是女人的阴道，而“狂暴的毒蛇的烈火”是指女人的性欲望。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诗人和哲人都痛骂过女人，宗教就更不用说了。中国的古人也把王朝的灭亡归罪于女人。“红颜祸水”，“所有的女人都是妓女”，“女人的性欲比男人强”，“女人天生就是祸水”，所以女人一直被踩在脚下，女人的阴部也成了古人恐惧和痛骂的焦点。

为什么呢？

性学家认为，原始古人对女性的生殖器是不能理解的，不知道为什么从那里会生出一个活生生的人来，不知道在做爱时为什么会有那么强的快感，既崇敬又害怕，把它当成人最神秘的力量来崇拜。这就是女性崇拜的原因。后来古人发现女人生孩子是由于男人，所以在古希腊还有一种说法，说人是由父亲生的，母亲只不过是储存了父亲的种子而已。

古希腊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的《奥列斯特》三部曲里写了这样一个很有意味的故事。在古希腊，克丽达妮斯特拉为了她的情人亚格斯都士杀死了自己的丈夫阿伽门侬，而她和阿伽门侬所生的儿子奥列斯特又杀死了自己的母亲，为父报仇。这个案子被告到了神那里，引起了很大争论。代表母权制的依理逆斯神认为夫妻间没有血缘关系，因此杀夫是可赎之罪；儿子和母亲的血缘关系极其亲密，所以杀母是非判死刑不可的。但是，代表新兴的父权制的阿波罗神和雅典娜神却认为，杀夫是十恶不赦的死罪；而因为母亲杀死了父亲，所以把母亲杀死，只不过是报了父仇，为神执行了法律而已。最可笑的是，他们强调，奥列斯特杀死的是母亲，却并不是自己的血亲，因为一个人的血缘只同父亲有联系。他们认为自己并不是母亲所生，而是父亲所生，“父亲没有母亲也能生育”。

这个故事实际上告诉我们，人类对性的认识有一个非常漫长甚至可笑的历史过程。当然，它还说明了父权制在取代母权制时，人类是经历了很多斗争的。再后来，人们发觉，怀孕也是有规律的，当然还是把女人的作用肯定了，但是，同样也出现另一些类似于《奥列斯特》故事的问题，如女子不能生育往往不会怀疑男子的性能力，而是认为女子缺乏生育能力；又如女子不能生儿子也是女人的原因，与男人则无关，等等。每一次的认识其实都是对女人的一次禁锢或者解放。

随着家庭的形成，性道德建立了，特别是由于原始宗教的原因，性道德被神话。但是，由于缺乏理性的认识和对历史的记载，人们对性的认识往往来自于神学。有关创世说、性伦理道德都成为神授的，于是，人们对性的历史的过程彻底地丧失了。古典时代，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人类天生就是如此。在这样一种思维的局限中，性便成为扰乱社会秩序的神秘力量，成为恶魔。

从奴隶制开始，甚至更早一些，父权思想越来越强化，人类的历史也逐渐地成为一部男权历史，女人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弱。所有的道德仿佛都是为统治女人而制定的，中国的礼教便是最明显的证明。男人的性欲望得到了充分的张扬。男人只要有能力，可以娶三妻四妾，还可以找妓女，甚至可以搞同性恋，但女人是不行的，女人必须对男人忠诚，女人还应该有处女心态和烈女意识。女人的性欲望被抑制到了最低限度。从心理学上我们知道，这种压抑是有害的，它将导致女人的心理变态和红杏出墙。在这种极端不平等的心理态势下，女人的“水性杨花”其实是正常的。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女人若是放纵，其情状更将骇人。潘金莲便是一个例子。

除了这种道德伦理上的限制外，古人实际上还是对女人的性“不放心”。男人们“发现”，女人可以无限制地“接受”，而男子的“给予”是有限的。

在这种有色眼镜下，女人的性欲被夸张和放大了。

南美洲格兰查克地区吐巴族的印第安人中流传着这样一个神话传说：魔术师庇克·福克斯和霍克和一群半人半兽的伙伴们一同外出打猎，那时候男人们没有女人。霍克幸运地遇上一些妇女正从天上攀着绳索降下来，霍克小心地切断了绳索，女人们降到了地上，这足够这些男人们享用了。但是霍克警告伙伴们，这些女人的阴道里长着牙齿，要特别小心。可是，福克斯却急不可耐地和一个女人性交了，那女人阴道里的牙齿咬掉了他的阴茎和睾丸，福克斯身受伤而亡。过了一会儿，下雨了，雨水使福克斯又活了过来，他用一根木头制作了一个阴茎，又用两个黑色的果实做了一对睾丸，又和这个女人性交。这次，她竭尽全力也没能咬下福克斯的“阴茎”。第二天，霍克拿了块石头，敲断了女人们阴道里所有的牙齿，其中有一颗没有被敲掉的牙齿变成了阴蒂。霍克说：“这下好了，等着吧！你的妻子们明天痊愈后，你就能和她们性交了。”

这个神话传说实际上就是当地人对女人性欲的认识。澳大利亚中部的土著人说：“阴道是一把火，烈火熊熊，阴茎一插进去，就会被烧毁。”女性成了天生邪恶的代名词，就因为她们也有性器官和性欲。甚至有人认为，女子的生理特点天生和男子不一样，任何时候都可以性交，而且重复的次数是没有限制的，所以女人贪欲、淫荡，在性方面永远是个“填不饱的大肚皮”。

这些观念直到现代才慢慢被打破。一方面，人们认识到一个新生命的生成是由男人和女人共同作用的结果，另一方面，思想界也认识到，过去的男权社会导致了一系列对女性压迫的文化和道德。美国性学家海特在《海特性学报告》里说，女子在各方面都不如男性的原因是“直接导源于男性中心文化”，具体体现在男人对女人的性行为目的、性行为角色分配及性交过程中。千百年来，将近70％的女性从来没有得到过性高潮的体验，在这种被动的态势下，女人当然可以无限制地“接受”；而98％的男性却总能从完全由自己控制的诸如“九深一浅”、“动而不泄”之类的过程中大获满足。从来没有人询问过女人，她们的性感觉如何，从来都是男人认定女人是不应该有强烈的性要求的。一旦一个女子主动要求性的满足，则这个女子肯定要被戴一顶不道德的帽子了。在这样一种特定的文化机制下，女人的性一直被压制着。由于压制得很低，而一旦被开发出来，表现得就很强，所以男人们就受不了。

几年前，我在网上看到一则消息，题目是《女大学生是治理校园性行为的关键》。文章说，女大学生比男大学生的性观念和性行为要开放得多，特别是女大学生跟社会的性接触面要广泛得多。这是否还在说，女人的性欲比男人强。

为什么只有女人的乳房是隆起来的

小时候，我们都曾打破沙锅问（纹）到底，问过母亲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也曾问过这个世界上为什么会有男人和女人，还曾问过人是怎么生下来的。母亲只回答过第三个问题，说我们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或者说我们是拾来的。前两个问题却始终没有回答。这一问题此后就被永久地悬置起来，直到我在成年后与哲学结缘后，这一问题又成为我的元问题。

我曾对我的学生讲过：思考和回答这一问题的是真正的科学家、哲学家和宗教领袖。不思考和拒绝回答这一问题的人就是普通人。

但从人的青春期开始，另一些有关人的元命题又依次出现：为什么女人的乳房是隆起来的？为什么这个世界上会有男人和女人？为什么男人和女人会那样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谁如何精心地创造了这些？为什么男人和女人结合在一起就会生孩子？等等。这些问题也仍然是哲学家、科学家、宗教领袖们应该思考和回答的终极问题，但因为与性相涉，他们似乎往往在回避。

我开设性文化课后，曾在网上看到很多人在批评我，其中有人说，这是人人天生就会的行为，何必去教？一则他们误解了我，二则我相信这些人是愚昧的，所以不去与他们争。在上这门课的第一堂课上，我向我的学生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会有男人和女人？为什么男人和女人如此地不同？我相信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一问题。

在这个世界上，目前仍有无数的人信仰基督教，他们相信人与动物如此，完全是上帝的旨意。是上帝让人如此。其他宗教的人大体如此。

还有一种认识与此稍有不同，即中国最早的道家。道家认为，是道在运作。人从道中来，是道让人形成这样的形体，死之后又回到道中去。庄子老婆死后他讲的那番话说明了这一观点。

佛教似乎对这一知识不感兴趣，因为这都是一些表象，是不值一提的事。但俗世的人对此充满了烦恼，需要一个形而上的解答。

最终试图从人的现有知识来解答这一问题的自然是进化论的持有者。他们认为，人是从动物进化而来的，人也并非生来如此，是一步一步从最早的人诞生开始进化的。所以，他们的起点是众说纷纭的事。有人说，人是从猿猴变来的，也有人说，人一生下来就是人，与猿猴无关。但人们从更为久远的生命进化的进程来看，猿的确与人有着某些进化的关联，否则，从低级生命到人的演变过程中就缺乏了一个重要的生命链。关于这一点，人类学家和生物学家还在争执。

另一个让这些学者争执的问题是人身上的毛发等是从什么时候脱落的？也就是说，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考虑穿上衣服的。有些学者认为，这得从人的手脚分工和直立行走说起。由于地球气候的剧烈变化迫使人类的祖先——古猿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经历了森林猿——陆地猿——狩猎猿——定居猿——文化猿——到人的艰难转变。但是，有疑问的是，为什么只有人才如此，在陆地上生活的其他生物为什么还有毛发？1972年，美国学者伊莱恩·摩根发表了《女性与人类进化》一书，提出了另一个石破天惊的结论：人类手脚分工、直立行走的变化是在水中完成的。在水中，人的毛发开始脱落（这是在水中呆久了的哺乳动物的普遍现象），并产生一层用于保温的皮下脂肪。由于皮下脂肪遍布全身，雌猿的乳房开始丰满起来，这是出自婴猿便于吸吮乳汁的需要；同时，这些脂肪可以缓和较脆弱的皮下组织的震动，有助于使奶汁保温，而且还能储存营养。

这似乎解开了人类的毛发为什么会脱落的原因，但是，另一些问题又出来了：陆地的生活似乎更容易让人手脚分工、直立行走，水中的生活相对差一些，所以在水中完成人的手脚分工和直立行走的说法还没有前一种有说服力。另一些问题更为尖锐：为什么在水里生活的其他哺乳类动物没有乳房呢？为什么其他地方的毛发都脱落了，而只留下头发、腋毛和阴毛呢？

虽然持此看法的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讲了很多理由，但说服力不是很强。我们有待人类学家和科学家给出更加让人信服的答案。

当然，与此相关的问题还有：相对其他动物而言，为什么男人的生殖器官一直在体外而没有缩进去，女人的生殖器官恰恰没有在体外而缩入体内呢？

根据达尔文的观点，这些都是因为性选择的原因造成的。生物会因为性的选择改变自己的某些形状。人类的性行为比任何动物都要频繁，在整个生物界，只有人类可以随时进行性行为，这种长期的训练才使人类男人的生殖器官一直露在外面，而没有缩入体内；而且人类的阴茎比任何灵长目动物的都要大，也是因为女人的生殖器官缩在体内，需要有足够的长度才能进行性行为。

进化论找到了一条让我们通向生命本质和世界本质的道路，但不是唯一的道路。进化论还有一些没有解决的难题，特别是在细节方面进化论还不能回答。但是，一些科学主义者和进化论者盲目地对人类一些现象下结论，在运用进化论时也有一些让人深思的问题。

2002年8月9日，是一个进化论观念让人类反思的纪念日。这一天是南非的“妇女节”，与往年不同的是，这次庆祝活动的焦点是为一名186年前去世的南非妇女在其家乡东开普省汉基村举行了一场隆重庄严的葬礼。

这个妇女的名字叫萨拉·巴特曼，她出生于1789年，当时，她的家乡正遭受着荷兰殖民者的统治。她成了荷兰人彼得的一名小奴隶。她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的命运会跟提倡“民主、平等、博爱”的欧洲大陆相连。彼得和他的兄弟“发现”巴特曼硕大凸出的臀部是欧洲流行的“非洲人种落后论”的佐证，便于1810年把巴特曼诱骗至欧洲，从此，21岁的巴特曼在伦敦开始了她非人的生活。她被当做没有完全进化成人的动物来展览，她的臀部和下垂裸露的阴部成为人们讥讽的对象，还给她取了艺名“霍屯督维纳斯”（“霍屯督”是欧洲白种人对非洲黑人的蔑称），并独出心裁地将其受洗为基督徒。1814年巴特曼被运往巴黎，被视为没有感情的动物，与从非洲掠夺来的奇特鸟类和动植物一起在植物园里展出。1816年1月，在合同期满3个月前，27岁的巴特曼病死在巴黎一间简陋的住所，然而，她的悲剧并未因她的死亡而结束。古人类学家古维埃将她的臀部与母猩猩的相比，试图寻找黑人与黑猩猩之间的亲缘关系。

巴特曼生活的时代正值人类学家有了初步的科学思想的时期，已经有了“人是从动物进化来的”这样一种思想。那时，达尔文还在童年。186年后，也就是达尔文主义巩固100多年后，南非人民才要回了这个尊严。巴特曼事件并不是单纯的民族种族主义歧视的结果，而是科学主义疯狂扼杀人性的结果。如果没有人类学家的观念，也就不会有巴特曼的屈辱。南非人不仅仅是民族尊严受到了严重侵犯，而是因为他们被当做动物这样一种烙印而感到莫大的羞辱。实际上，这是人类的羞辱。

为什么只有人类没有固定的发情期

这仍然是一个令人类既兴奋又不安的问题。从好莱坞的电影中我们常常会看到，无论男女主人公在怎样寒冷的境遇下，也无论他们是在怎样危险的情况下，只要他们四目相对，马上就会燃起爱情的烈火，然后会在冰天雪地里或悬崖峭壁上做爱，让人叹为观止，并感叹自己的无能。但我们在观察动物的时候会发现，动物做爱是有严格的时间限制的，并不像人类毫无节制。

我小时候就经常和小伙伴们在观察动物的性行为，因为动物做爱从不回避，不像人要到私秘处。动物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老和我们小孩子在一起。或者说，我们也愿意和动物们在一起。

那时放牛，会看到母牛在发情的时候，会大声地叫喊，那声音较为独特。公牛们便想爬到母牛的后面，但母牛刚开始往往不愿意，后来大概是经过多番挑选才愿意让某个公牛爬上它的身体。看到最多的是狗。因为人类将做爱视为既好玩又肮脏的行为，所以人有一种下流的行为，即看到两条狗在做爱时，硬是将两条狗打到人群中。此时，人们看到两条狗都吓得想逃离，可是，它们不能分开。公狗想往东跑，母狗想往西遁，一时失去了方向，但他们的性器官连在一起，分不开，便在原地打转。偏偏有心理不健康的人拿一根棍子，去打两条狗，可怜两条狗本来是情意绵绵，现在却变成惊恐万状。它们哪里知道人们肮脏的心理。有人会去打狗们的性器官。听说还有人拿一根扁担，将两条狗在扁担上担起来，游街示众。

可见人类的坏已经到了无法形容的地步，但人类并不自知。此样的活动大概从人类有了性禁忌后便已有了，数千年不绝。后来人类将那些所谓的奸夫淫妇鞭打或游街示众与此相同。

上大学后，常常听到猫在楼底下叫春，唤声无比凄惨，像失去亲娘的孩子在失声惨叫。那时猫很少。这几年，猫泛滥了，到处都是流浪猫。春天是难过的。我们家也养了一只。是女儿喜欢。我并不赞赏，因为害怕听它叫春的声音，另则担心女儿的学习受影响。但她和她妈执意要养，我便妥协。

后来它便叫春，但叫春的时间并不是春天，而是冬天。邻居家的阿姨说养到八个月的时候会叫春，再就是每逢二八月又会叫。叫春肯定是在晚上。我刚刚入睡，它就叫。将它关在楼上无人的屋子里，还在叫，声音比没有关它时更凄惨。夜里三点时，隔壁家的人便开始砸墙。我们也曾想过给它找一个爱人，让它生一窝可爱的小猫，可一打听，没人养猫，若生下就都成了流浪猫，便决定给它做绝育手术。做完手术后，我们都觉得对它太残忍，都觉得对不起它，便对它格外地好。但我们都知道，我们纵然对它千好万好，仍然是欠它的。

今年春节回家，看到家乡人养的狗品种繁多，好多我都没见过，狗们也不会在街上相聚。我想，现在的孩子是再也不可能像我们小时候和所有的中国古人那样接受动物们古老的性教育和性启示了。它们虽然生活得很好了，可它们失去了性的权利。即使有性的要求，大概也要听从人类的指使，到什么医院或配种站上去。这大概也不是它们的意愿。人类到底在干些什么呢？

即使不失去，动物们一年也只有一次或数次发情期。动物们进行性行为，一为生育，二为调节自己的身体。人不一样，人可以随时发生性行为，尽管人的生育时间是固定的。我们至今不知道人为什么会如此。没有固定发情期的性的特征给人类带来了快乐，也带来了无穷的烦恼。若是有固定的发情期，男人也不必三妻四妾后还要像西门大官人一样到处逛窑子，也不必像皇帝那样将天下的美女霸占下来却无能为力。更没有那么多人会有强奸的冲动了。人类也只可能会在春天有些危险，其他时间则平安无事。那么，天底下的事端就会少一些。

但是人类偏偏如此。我一直在想，正是因为人类没有固定的发情期，可以随时发情或发生性行为，所以人类才会有了性道德。人类第一次用树叶遮住自己的下身就是如此。人类对衣服的发明也来自于对下身的遮蔽。现在很多人认为，人完全可以返璞归真，可以裸体行动。这种想法很好，但很幼稚，他们根本不知道人类为什么会穿起衣服。难道是为了御寒？这仅仅是一个次要的想法。人类历史上的几次大的性革命就是因为人类在两性方面的无节制而进行的规约。人类与动物不一样，动物在发情期消失后，根本无心去考虑性方面的事，可是，人类不一样，人类的大脑里装满了性符号。

有人认为，这就是大脑发育的结果，因为人与动物不同的就是人有其他动物无法比拟的大脑。长期的反复的性交实践，使性交成为一种训练有素的活动，使大脑中充满了性内容，即使特定的刺激物没能把他激发起来，他也知道该怎么办。这样一代代地传了下去，留在大脑中的性内容就变成一种经常起作用的性信号，而且成为一种遗传因素，于是雌性的发情期就逐渐消失了。

这个解释似乎颇有道理。因为人们自然会问，为什么那么多动物在进化中就没有超越造物者的局限，仍然有固定的发情期呢？人类认为主要在于大脑。人有这样的大脑，动物却没有。

更多的人类学家和生理学家认为，女性发情期的消失和乳房隆起一样，都是女性出自生存需要和保护后代的需要而对男性实施的一种伪装和骗术，“骗”了几百万年，于是“弄假成真”了，就变成现在这样了。这是达尔文的性选择的学说的延伸。

人们发现，在某些灵长目动物中，有一种杀害后代的现象。例如在一种长尾猴中，公猴通常是“嫔妃三千”，但往往有实力雄厚的公猴侵入国土，侵占“后宫”，把先前公猴的后代全部杀光，斩草除根。这样，新的国王就可以占有所有的母猴，等待她们的发情期，而且他可以延续自己的后代。在这样一种黑暗的专制背景下，母猴如果已经怀了孩子，就会伪装进入一种“假发情期”，以至到这孩子生下来。几百万年的反复训练，发情期就基本上可以不存在了。

这种猴王心理在人类的身上似乎被继承了下来。皇帝一旦登基，首先想到的就是占有天下美女。所以在专制时期，皇帝代表了欲望的最高峰。

与发情期的消失相伴随的是人类的一个生理组织。这就是千古为此争执的女人身上的处女膜。人类不禁会好奇，造物者既给人类一个没有固定发情期的性身体，又给女人安置上一个让男人抓住把柄的处女膜。这是为什么？

关于这一点，社会学家也常常以达尔文的性选择来解释。但是，人们并没有从黑猩猩、大猩猩及猩猩的身上找到任何类似人类处女膜的构造，难道是在进化的过程中人类自造的？顺着这个思路和性选择的思路，人类学家推测，处女膜一定是在人类和猿类“分手”之后发展出来的，甚至推算出了具体的时间：大约距今400万年到4万年之间。他们认为，处女膜的起源大概是一个次要的天生缺陷，就像有蹼的手指或脚趾一般，处女膜比盲肠或扁桃腺更没有什么用处，然而在身体符号学里，处女膜可能是一种符号，它可能是过去那些好妒忌、占有欲强的男子性选择的结果，他们想借此保证女人的贞洁，对抗性的背叛。人类的男性祖先只愿意供养还是处女之身的新娘，以增加自己的基因传衍到后代子孙身上的机会。新娘有处女膜，她的女儿后代也会倾向于长着处女膜，所以男人们就可以持续对有处女膜的女子的“性选择”，直到所有的小女孩出生时就都带了那块小小的薄膜。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看，处女膜就是人类“性选择”的结果。

这个解释显然是牵强的。人类诞生之初，直到新石器时代的父系文化的崛起，一直是处于母系社会，在这段时间里，女人的性权利远远大于男性，根本不需要这样的伪装。事实上，它大概就是人类诞生时就带来的一种生理组织，并非进化的结果。只不过后世男人爱拿它来控制女人而已，而且这也是男人开始有了性选择的权利之后的事。

乱伦是每个人都有的一种情结

1882年的一个春天，当马克思在《尼贝龙根》里看到“谁曾听说哥哥抱着妹妹做新娘？”的歌词后，便立即给其作者也就是著名的剧作家瓦格纳写信，严厉地批评这位戏剧家的无知，说这完全是用一种色情的语言来耸人听闻，而且是对原始时代人类两性关系的歪曲，他说：“在原始时代，姊妹曾经是妻子，而这是合乎道德的。”

实际上，不仅仅是这位剧作家无知，而且在此之前的所有人都是无知的。因为在此之前，知识停留于古典时期，家庭史还没有诞生，婚姻、家庭等自然是神的杰作。而在此之后，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学、性学在进化论的影响下逐渐成为显学，并彻底地更新了人类的知识。然而，时至今日，无数的人们仍然在毫无目的地运用着不同系统的知识。知识早已混乱，信仰业已多元。一个混乱的时期到来。所以，如果从根源上来看，后现代从进化论和马克思就已经开始了。

伦理与道德的谜底被马克思揭开了一道门缝，然而，人们并没有往里走，而是就此绕开了。所以，有关道德与伦理的产生也无人问津。事实上，几乎所有人类的第一个问题都被莫名其妙地忽略了。

道德是怎样产生的？伦理是天定的吗？除了宗教领袖们，似乎无人回答这些问题。

可怜的学者们与那些不朽的思想者，都止住了脚步。原因是什么呢？历史与知识的局限。孔子说过，商周之前的历史他无从考定，也就是说，他并没有看见过甲骨文。而第一个发现甲骨文的人是2400多年之后的王懿荣，一位金石学家。遥远的历史突然间真实地再现了。

与孔子一样，苏格拉底、柏拉图以及老子，肯定都没有理由能知道更古老的历史了。人类的历史在神话中若隐若现，“盘古”，“大洪水”，“诺亚方舟”，“女娲补天”，“女娲抟泥造人”，“上帝以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等等。克罗齐说：“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所有的历史要么被淹没在时间的风里，要么被强人所改写。在今天，要真正知道历史的真面目已然很难。其实，当历史的真面目显露在我们面前时，我们的惊恐、愤怒与拒绝又是情不自禁。比如，当哥白尼说地球只是太阳系中的一颗行星，而不是中心时，他只是说了一个事实而已，但人类的愤怒与惊恐是可想而知的。比如，当达尔文道出生命界的一个真相，即生物是进化而来的，人也是进化而来的——尽管他道出的只是生命界的一条轨迹，而不是生命界的全部真谛，但是，直到今天，人类的愤怒与责难始终没有结束。还比如，当弗洛伊德告诉人们，性在人类社会伦理道德、文化制度以及一个人的一生中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也只是讲了一个简单不过的事实——因为一切文化的诞生都是从性禁忌那时开始的，但是，人类愤怒了。

人类不愿意放弃成见，因为放弃成见意味着放弃现有的生活秩序、已有利益，心理必将动乱。但人类学家和哲学家不断地将我们人类生活的脚印搬开，不断将日常生活重新解释，这意味着已有的秩序随时都在破产。后现代主义的一个特点就是发现了以往秩序的虚拟性，他们甚至认为那是虚伪。

实际上，每一个后现代主义思潮都不是凭空而来的，几乎都是伴随着学术的新发现而产生的，是在神学思想被彻底打破后的历史产物。稳定的大一统的神学思想消失了。再也没有能够统一人们思想和意识的权威了，只有山头林立，只有各执己见。

但是，有一些思想在不断地受到各种学术的检验后能够长久地立住脚跟，并且开始影响人类的生活。比如，人类是由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进化而来的，经历了一个无父到有父的时代，经历了一个母系时代的简单的性禁忌到父系时代的严格的性禁忌。这些历史说起来与我们非常遥远，仿佛可以不想，但是，人类学家弗雷泽和心理学家荣格等认为，那些历史形成了我们今天人类仍然无法摆脱的原型。有些是文化原型，有些是心理原型。就比如，一个人在三岁之前所经历的事，几乎都没有任何记忆，但是，三岁之前的经历却深深地镶嵌在我们的心灵中，甚至它们会永远地不为我们所知地影响着我们的心灵与生活，乃至一些重要的选择。一个孩子因为父母太忙家里又无人看管的原因，在其三岁之前总是将其锁在家里。当黑夜来临，他感到巨大的无助。他感到黑夜像张巨大的网要将他掳到某个更为黑暗和恐怖的地方，他大声地哭泣，但没有人来管他。日日如是。后来他能够跑路了，便再也不愿意独自呆在家里。父母到哪里，他都愿意跟到哪里。父母并不知道他为什么如此，因为他们也是这样过来的。在长久的生活中，他再也没有多少独自一人生活的经历，然而他对黑夜无比恐惧。他不清楚为什么如此，因为三岁之前他没有任何记忆，此后的记忆中也不曾有多少对黑夜的恐惧。人类就是在这样一些无意识的行为中给自己留下了无数的黑暗记忆。

那些我们遥不可即的母系时代的生活事实上并没有远去，而是仍然留在我们的基因里,会在某一刻苏醒。我们的身体是一个巨大的储存器。整个宇宙150亿万年的光阴都可以存下，但就是有时候连一个人也装不下。人类的历史也在我们的基因芯片上存留了下来。不仅那些父系文化的道德符号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闪光，而且母系文化时代一些“乱伦”（只就今天的道德而言）也存留了下来。人类常常有一种冲动，即乱伦的念头。也常常会自我掐灭这一束恶之花。前者是情欲的自然冲动，同时也是母系时代一些人类集体生活的无意识记忆，后者则是文明产生以来的道德记忆。弗洛伊德觉得，前一种无理性的意识是决定我们日常生活的巨大的力量。荣格又发挥了这种认识，认为人类有一种集体无意识，即文化的无意识。这些非理性的力量常常会不自觉地影响我们的选择。他们太重视非理性的欲望。事实上，人类的理性（其实也并非全都是理性，有些后来成为无理性）也会以记忆的形式留在人类记忆的芯片上。如对美的记忆。

显然，人类在母系时代的乱伦场面会以一种无意识的念头常常出现在人们思想的角落，甚至平时你根本找不到丝毫的痕迹，但在某种特定的情境中，它会闪电般地闪现。这就是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们常说的原型。母系时代为了鼓励人的生产，在性关系方面的禁忌是随着人类的认识一步步地严格起来的，但相对父系时代的性禁忌，它简直就是没有。那时的女性不会受到处女膜的限制，更不会受到所谓的丈夫的管制。她们最初是可以随便与自己心仪的男子发生性行为的，甚至可以和自己的父亲与儿子。恋父情结与母子恋情结就是在那时留下来的。同样，恋母情结与兄妹相恋的情结都是那时的记忆。人类之所以有了亲情与爱情的区别，就是在这些关系上做出了性的禁忌，否则，人与人之间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伦理关系呢？关于这一点，自弗洛伊德之后，很多学者都对此作出过解读。社会学家还发现，自从人类进入父系文化时代，人类也正是从与自然和猛兽对抗的困境中走出之时，此时，性的禁忌变得越来越严格，以至于处女情结诞生。圣人无父的情结便是处女情结与巫术或宗教结合的产物。

今天我们痛骂一些人奸淫自己女儿的行为是连畜生都不如，其实，我们不知，在人类遥远的过去，人类做出过很多这样连畜生都不如的事，然而那时并没有太大的罪。罪是随着人类的禁忌产生的。这就是文明。文化学家总是讨论不清楚什么是文明，他们把人类产生的一系列行为或发明的一系列产物都称之为文明，实际上，从真正的精神文明的角度来看，文明的真正念义并非如此。文明的真正内涵是在与动物相区别的时刻产生的，也是人类伦理道德产生的那一刻产生的。一个文明人就是一个对罪认识非常清楚的人，并对罪有自觉的抵制力的人。但即使如此，在他们的人生中，在某种特定的境遇中，那些乱伦的念头还是会闪现。

千万别以为那就是人性。

初恋为何成为最美的爱情

我在课堂上问那些已经谈了好几次恋爱的男生，现在的女朋友漂亮还是第一个漂亮。

第一个。一个男生说。

两个都漂亮。另一个羞涩地说，谁知道他是在说谎，还是在讲真话。不过，谨慎的男人总是不希望这种评价被现在的女朋友听到。

在我们过去的文学作品或一些经验中，总是有这样的认识，初恋是最美的。这种说法还被尼采等哲学家赋予了深沉的内涵。尼采凭着自己一生的痴恋，想当然地认为，没有什么爱情比初恋更美好了。那些没有沾染性爱内容的爱情，还得到柏拉图的哲学支持。而且，在过去性相对是一个禁忌的话题时，人们的经验中，初恋依然是最好的。艺术、哲学的观察、思考与经验的结合，使人们相信了一个事实：初恋是最美的爱情，甚至是真正的爱情。

为什么呢？真的是这样吗？如果是这样，那么，人生后来的情爱就失去了重量？

仔细总结一下，初恋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

一、尚美型。一种纯精神的恋爱，只有默默地奉献，却毫无奢求。这种恋爱一般存在于那些对异性美（甚至同性美）有着极端渴望的少年或青年心中，仅仅是对美的一种崇拜。他们或者是由于年龄的限制而强压着自己狂跳的内心，或者是隐痛的自卑心理使他们将这种爱默默地封存于心底。但肯定是悲剧。代表人物：尼采，少年维特，诺贝尔。尼采一生都爱着那个根本不爱他的女人，并认为这才是真正的爱情。

二、恋母情结型或恋父情结型。在少年或青年初期，往往表现出对比自己年龄大的成熟异性的热恋。按照弗洛伊德与荣格的观点，它是一种无意识的遗传，也就是说，它是我们祖先留在我们生命中的记忆符号。代表人物：屠格涅夫中篇小说《初恋》中的主人公沃洛佳。其实，《初恋》明显是屠格涅夫的自传。他的父亲、母亲和他13岁时爱过的少女,是小说中其他主要人物的原型。小说的女主人公季娜伊达出身在一个破落的贵族家庭，21岁，比男主人公要大好几岁，她身材苗条，第一眼就给人一种“令人神往的、专横的、亲密的、嘲弄的、动人的”印象。在她的周围，聚集着她的一小群崇拜者。她仿佛是一个没有教养的、放浪形骸的女人。她同他们做各种游戏，嘲弄他们。但就是这样一个女人，攫取了少年沃洛佳的全部心灵。他激动、悲伤，又欢乐，又伤感。直到最后，他发现自己的初恋情人竟然与父亲并肩走在一起。那颗心彻底碎了。

三、性爱型。虽然初恋往往与性有些距离，但性的诱惑实际上是潜藏在最深处的力量。这是生命的原初力量在起作用。代表人物：德国当代作家本哈德·施林的小说《生死朗读》中的主人公“我”白格，普鲁斯特的小说《追忆似水年华》中的主人公“我”，《非常日记》中的主人公林风等。

四、精神依恋型。这种类型尤其出现在同性恋中。也许人们不承认同性恋的爱情，但它的确是最美的爱情之一。代表人物：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中的约翰·克利斯朵夫。

同样，在《约翰·克利斯朵夫》这部小说中，已经快老了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在要见他的初恋情人（他自然不认为他在少年时期和奥多之间的友谊是同性恋，但他们的确在恋爱。他们的信是明证）时问自己，这一生爱了那么多，究竟最爱的是哪个人呢？

这个问题不仅仅是约翰·克利斯朵夫问自己，而且几乎所有的人都在问，所有爱着的人们也互相问对方：你是不是最爱我？

但也几乎绝大多数人认为，初恋的人是自己最爱的。究竟是什么原因呢？难道真的是初恋的情人比后来所有的情人都要好？

事实上，这是一种假象。仔细地考察一下初恋的过程，我们就会发现如下一些原因（是这些原因导致了初恋对人的影响）：

一、创造性。几乎所有的初恋都是猝不及防的。爱是莫名的，又是难以抑制的。它使人第一次品尝爱的滋味，而且这种品尝是那样细腻。最重要的是，几乎所有的初恋都参与了对方极大的创造活动。因为是初次，所以夜以继日地思念、幻想。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恋人，实际上，恋人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除了初恋外，剩下的恋爱便都开始缩略。少了种种创造，多了实际的认识和容忍。直奔性，直奔目的地。越来越使爱情成为一种性活动。这就是初恋与后来的爱情的本质区别。精神撤退，物质呈现。

二、痛苦性。当我们的身体受到极大的伤痛时，我们一生都难以忘记，甚至它直接影响我们的心理健康。爱情也一样。初恋的痛苦一如剜心。死了一次。这种痛苦在后来越来越难以体验。心灵的伤痛与身体的伤痛一样，都会给人留下记忆，这就是情感的记忆。

由于以上两个原因，初恋便成为最美也是记忆最深的爱情，但是，实际上，对于所有的人来讲，初恋是最不成熟的爱情。真正的爱情还是成熟的爱情。这是一种哲学，一种关于爱情的道德。不管怎么讲，初恋是内心执着于表象和生理冲动，而真正成熟的爱情是内心与外在的统一、生理与心理的互应。

为什么会有“一见钟情”

贾宝玉第一次见林黛玉时，惊叹“天下掉下个林妹妹”，说是在哪里见过。这种感觉在以佛道为主题的《红楼梦》里，自然和前一世有了因果关系。实际上，这种“怦然”心动的感觉几乎人人都有。年轻人把这个叫恋爱时的感觉，在爱情学中，它叫“一见钟情”。这是个值得的爱的美学主题。

这个话题也是我在课堂上与我的学生们重点讨论的话题。为何非要讨论这个话题呢？

一是自从有了爱情这个名词后，绝大多数人都喜欢谈“一见钟情”，在很多文人说“爱是没有理由的”之后，爱似乎真的成了神秘的力量，让人无法把握。特别是贾宝玉和林黛玉的“一见倾心”给人们创造了一种爱情的典范，还有电影《魂断蓝桥》等很多影视作品也在渲染这一不可言说的情感。

二是这种言谈在人们的生活中也被一再地印证。类似于艺术家的“灵感”、“通感”、“神来之笔”等，有灵魂创造的奇迹。在人们无数的体验中，虽然它是那样伤感，甚至是悲剧，但人们还是愿意当飞蛾，义无反顾地扑向那烈火。俗世中的诗人、艺术家总是一再地歌唱这让人灵魂惊悸的爱，只有圣人才将其当成幻象，弃置不顾。为何如此？

三是在我开设《爱情婚姻家庭及性社会学》课程的一年多来，我收到的350多个学生的作业中，几乎绝大多数同学都希望能碰着那个“一见倾心”、“以身相许”的人。似乎他们都在等待。没有恋爱的同学自不必说，正在恋爱的同学也有这样的想法，他们大概觉得目前的恋人并非心目中相守一生的伴侣，而那个生命中的人还没有到来。为什么有这样“愚昧”的一种等待呢？

在谈论爱情时，必须得破除人们心中的一些迷障，将真相告诉他们。可是，似乎是古往今来的一切文学作品都将它推到神秘的迷雾中（元好问《摸鱼儿》中的“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被金庸先生一用，成了爱情学中最有名的哥德巴赫猜想了），而那些大谈爱情的哲人如柏拉图、尼采、罗素等也将其推至神圣和不可言说。尼采就一直强调，初恋才是真正的爱情，即一见钟情的爱才是真正的爱。罗素的理解有些不同，但也让人雾里看花，难知所云。

“一见钟情”不仅在未婚青年中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还在已婚成年人中生根发芽。

为什么会有一见钟情呢？这类似于问“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佛家说，这是缘。这是几世轮回中修来的情缘，也是孽缘。有人信。

道家在解读贾宝玉和林黛玉的“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时，是从前世的恩情中说起。其实已经带有佛家的因缘之说了。没有前世的相见，怎么会有今生的“一见倾心”、“哪里见过”呢？

基督也许会说，那是早已安排好的，是神的旨意。

这些解说都是伟大的猜想，它使人类的爱有了根，有了朴素的价值，也使世俗与神圣完美地结合。

假如我们相信这样的原因，爱便不必问了。爱本身就成了一种信仰，何必再问？

但还是有人不断地重复地问这个问题。这样问的人，总是对信仰有疑惑的，而绝大多数则是否定宗教的。宗教是一切疑惑的根本解决。凡是疑问者，皆因为没有解决根本的问题。

但归根结底，人们总是相信自己获得的知识，相信知识才是智慧的最终依靠。这在那些最初的圣者那里是最明显的。

苏格拉底如此，他总是在寻找永恒的知识，以便与流行的短暂的知识，当有人进一步问他“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时，他会说，是神让世界如此。

老子也如此，他想告诉人们真相，即道，可是真相是难以表述的，他说“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人们都喜欢流行的“统一”的知识，但这对道来说是不适合的。于是他放弃知识，因为他所说的这些知识都是短暂的，易于变化的。

孔子如此，孔子从远古那里继承知识，想开拓新的知识，以此来告诉人们世界的真理。人们大概想，佛陀肯定不是那样的，但恰恰相反，佛陀在世时也如此，他说，真正的知识是禅定之后获得的体验，即世界的真相。佛陀说，我们眼见的知识并非真的知识。

他们想告诉人们原初的事物的真相，即最本质的知识、永恒的知识，可是，他们的崇拜者们偏偏将其曲解了。

在基督教看来，爱居然是原罪，它还让爱着的妇女深受生育之苦。基督教的矛盾便也在于此。在基督教的教义中，爱，是最广泛的最普遍的道德，是通往信仰之路，可是爱是痛苦。这种生之痛苦直到加谬的存在主义出现后，才由新的西西弗斯将其否定。加谬认为，人类应该忘记或否定神对人的惩罚，应将人的一切视为人愿意如此，而只有如此，人才成为自由的人。在存在主义者看来，缘分只是一种偶然的相遇而已，根本没有其他的不可言说的背景。

在佛教看来，爱也是苦行。人只有摆脱爱欲，才有可能获得正果。于是，红尘中的姻缘即“千里姻缘来相会”，便是对苦难的轮回。只有到了人道主义那里，这轮回才停了下来。这茫茫红尘中的姻缘才成为人类心灵的相遇。

即使最强调人性的儒家，在宋明时期也成了“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爱欲成了天理的对立者。爱被“三纲五常”和家长制的父权文化几乎勒死了。宋明时期身体在中国文化和生活中是缺席了的，物极必反，于是，在明末清初时，受日本浮世绘的影响，中国艺术在民间大量地诉说身体的苦难。《金瓶梅》等一大批明清时期的情色文学和清代到处都是的春宫图便是明证。直到“五四”时期，人们从西方搬来一些主义，才将儒家文化革除。当然，可惜的是，我们没有分析儒家文化可继承的东西，而是将其一棍子打死了。

我们由此可以看出，知识在传播的过程中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佛陀曾说，他的佛法在后世将会渐渐消亡。佛陀的第二十八代继承者达摩也曾说过，禅宗只可能传播六世，六世后的禅宗将不再是真正的禅宗。孔子的儒家学说在后世经历了孟子的神化和荀子的改革、董仲舒的宗教化、魏晋时的玄化、宋时的理学等过程，与孔子原初的知识观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分离。因此，有关爱的知识在今天应该重新解释。它既非佛道的前世说和因缘论，又不是基督教的苦难，而是一种有关现代人的知识。

在解除了上述知识（历史的）的迷雾后，我们再来看看爱情美学中的“一见钟情”现象可能就轻松一些了，否则，人们会始终以上述的知识与理论来争论。

我仍然要拿我的“爱情三元素”理论（即我在前一篇文章《什么是爱情：爱情受三种力量支配》论述的观点）来解释这一现象。简要叙述一下，我认为爱有三种力量：美、道德、非理性的欲望。

我相信，每一个深刻思考过这世界本质问题的人，都会在本质面前沉默。如同爱因斯坦所说，世界的本质是无法诉说的，是不可知的。这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最科学的态度。这也就是我们无法回答“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当然，蹩脚的生物科学家会解释是由于温度、阳光、色素、基因等一系列原因导致的，但他无法来解释一个浑然一体的现象，即为什么在这一系列原因下会如此。人类的问题会绵延不断。在本质的问题面前，从前的一切问题不复存在，只留下那一个浩大的唯一的问题：谁创造了这个世界？

与此相同，我们只能回答“爱情三元素”中的一个元素，即社会化形成的道德元素。有关与生俱来的美与欲，则是难以知晓的。

在普通人看来，爱情中最美的东西并非道德，而是与生俱来的美与欲。今天，这种理论非常流行。道德在人们心中成了恶魔。我在那篇文章里也讲过，今天的美与欲实际上已经不是人类原初的了，而是仍然被道德改造了的美与欲，已经打上了时代的特色。

比如美，唐时人们喜欢肥美型的女人（当然，并非越胖越好，也还是有界限的，据有些学者考证，那时人们喜欢的肥美其实就是今天人们说的性感，即具有丰胸、肥臀、圆脸、细腰型的女人），而宋时人们则喜欢瘦弱型的女子，到了明清时，男人眼中的美已经变成了小脚。

贾宝玉喜欢的美人实际上就是宋明理学和佛道结合起来的一个病态女子，她具有天生的疾病，是男权思想极盛的男子最喜欢的瘦弱型特点；她具有纤弱的身子，没有强盛的欲望，这是宋明理学中“存天理，灭人欲”的最好写照；她对礼教敢于批判，这是道家的“真”与一贯的对儒家的批判态度；她没有被性“污染”，“质本洁来还洁去”，还喜爱自然，喜欢葬花，她的死亡也导致贾宝玉遁入空门，这又是佛与道的“真”、“空”思想与禁欲观念的最终解释。

而这一切，不仅集结在林黛玉身上，也同样集结在贾宝玉身上，变成一种浑然一体的美。他们实则是一个人。所以他们会有一见倾心的感觉。

如果大家同意我的分析，那么，也就得同意我的一个关于爱的观点：每一个人，无论他多么单纯的爱，都是来自天性中的美和欲，与后天所得的道德之爱混在一起的。当我们面对的美超过道德时，美就俘虏了我们；当我们面对的是完美的道德时，我们同样会为此倾倒；而当我们面对无力抗拒的欲望时，道德便会崩溃，而先前所持的美的幻境将消失，代之而兴起的便是另一种美——这种有关美的新陈代谢，在人的一生中是有明显分别的。当我们的青少年时期，道德与纯自然的美往往使我们失明，而当我们长成壮年，欲望更多地参与到美与道德中来，于是，在这个时候，性的吸引力会成为成年人最重要的美学原则。所以，在少年时，男人喜欢的往往是外表美丽且有些瘦弱的女人，而到成年时，则往往会喜欢那些美丽且性感的女人。而到了晚年时，美与欲渐渐成为次要的元素，道德的特征将成为老年人的美学原则。

在“一见倾心”和“一见钟情”的爱情现象中，我要特别谈谈“非理性因素”在其中的作用。对于那些对爱缺乏真正了解的男女来说，“非理性因素”往往会成为他们爱情的催化剂。弗洛伊德的《爱情心理学》中所说的男人喜欢什么样的女人和女人喜欢什么样的男人，恰恰指的就是能够“一见钟情”的异性。在那些异性身上，“非理性因素”是重要的吸引力。试想想，如果一个道德完满的女人站在人群中，即使她再怎么漂亮，也不会引起人们的爱情，只会激发起人们的尊重。这就是道德的力量。但对于普通人的爱情来说，这却是大煞风景的。道德把美与欲征服了，同样也熄灭了所有人的爱的火焰，包括她自己的。相反，如果一个道德并不完善的漂亮女人，她会有很多的缺点，身上有一股非理性的火焰在燃烧，那么，她一定会成为男人爱慕和追逐的对象，也一定会成为大众的情人。她们的闪光点恰恰绝非道德的力量，而是非理性的内心。

同样，男人也如此。在《金瓶梅》中，西门庆是一位女人一见钟情的极品男人。他恰恰缺乏的是道德的力量。西门庆的失败也在于此。

如此说来，人们对道德之爱就会漠不关心？道德的美目就不会倾心相对？

非也。道德是人一生下来就在后天培养的内心，是内化在人所有的思想、感情与行动中的内因。一见钟情后我们为什么会痛苦？是道德在痛苦（因为它与道德发生冲突），是欲望之爱在痛苦（因为得不到）。人们会在一生中对美“一见倾心”，即所谓的好色，这是人生的常态。它无可厚非。但是，人们在生活中渐渐地认识到，天生的美是无法永恒的，它是稍纵即逝的幻境，只有道德之美，这人性的光焰，才能照亮人的一生，并赋予人永恒。这是道德真正的力量。

所以，在我们的一生中，我们始终有一种渴求，寻找道德的同路人。如果这一个人同时具有天生的美，那将是完美的，如果这种天生的美不能满足，那么，道德之爱便常常会游离，痛苦也会常常掠上心头，直到我们彻底地对本质有了了解。

我在课堂上曾经问过大学生：你们对“一见钟情”如何判断？

使我惊讶的是，大部分同学对此抱着批判的态度，他们说，“一见钟情”说透了就是一种感觉，但是，这种“感觉”很快会消失的，所以，应该警惕。有一些同学对它保持中立的态度。只有极少数的人非常相信“一见钟情”，也渴望得到这样的爱。

我的总结也许令他们惊讶。我说，我赞成神圣的完美的道德之爱，但是，我同样也不否定可能会成为痛苦的“一见钟情”。对于大众来说，很难得到真正的道德之爱，因为大众不会把那种爱称为爱情，同样，大众也不可能达到道德的圣境。大众所经历的往往是“一见钟情”的痛苦历程和不完善的道德婚姻。前者使他们历尽爱情的欢乐与痛苦，最后走向爱情的终点，而后者使他们经历另一场没有终点的爱情，然而往往由于缺乏“美”的诱惑与“非理性的欲望之爱”的调解，这场爱情刚刚开始就结束了。有很多人只到晚年才重新相爱，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终于走到了道德的大道上，从此相伴走向黑暗。

那些没有经历“一见钟情”式的爱情的人，极有可能会在婚姻中红杏出墙，因为他们的非理性因素始终没有得到满足，它们始终被囚禁在道德的牢笼里，但凡有一天被诱出，则不可抗拒，相反，那些在婚前经历过“一见钟情”后的欢乐与痛苦的人，往往更在意道德的力量，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在结婚时会找道德完美的异性。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我赞成人们多谈几次恋爱，尤其要经历那些真正的美之爱，之后，他们才会走向道德之爱，才能走向神圣的婚姻，即永恒的爱里。

爱情受三种力量支配

古希腊人将爱情分为四类，即情欲型、友谊型、利他型、眷恋型。这种分类显然非常表象化，没有触及爱情的本质。

从古希腊到当代，人们对爱情类型的研究不断深入和展开，加拿大社会学家约翰·李以及后来的美国心理学家托马斯·拉斯维尔和马尔西娅·拉斯维尔，认为爱倩有六种类型。在这六种类型中，几乎包括所有的古希腊对爱情的分类和分析，这六种类型是眷恋型、利他型、情欲型、狂躁型、实惠型、赌博型。很显然，人们始终没有挣脱表象的束缚，或者研究者总是想通过一些数学方法，即统计法等来获得一些真理，但这种方法在研究人的本质时往往会失效。

爱情是一个人本质的别一种表现，是人类赞美和实现自我的一种内在行为。虽然我们可能无法用某种确切的语词来为爱情定义，就好比人们始终不能为诗歌下个定义一样——是的，爱情就是诗，它是难以述及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又识得哪是诗歌，我们还是一眼就能认出爱情来。

我的研究始于诗，终于诗。为了避免冗长的阅读，我尽量简单地来表达我对爱的认识。

一个人一生之中，有三种爱始终在不断地出现，第一种是对美的爱，这是天生的爱，是无法说清的原因，当然除了上帝。美是人生命中固有的感知能力，因为固有，所以美也是天生的，是无法说出的。美有公共的美，即大众都认同的美，但也极具个性，即每个人对美的感受还是很多的，这是因个人的体验与认识有关而形成的。

这种爱大多起始感官，然后才参与智慧。为什么说是智慧？因为智慧是内化在人的感知能力中的，它在长久的训练中，已经不需要理性的分析，而它本身就可能是理性。它与知识不同。

这种爱能至于纯粹。

很多人在成家后还会不断地爱，比如男人经常会喜欢漂亮的女人，即所谓好色。这是很正常的。但好色过分，即要占有好色，就与第二种爱（道德之爱）相抵触，这是一夫一妻制社会下的一种性存在。女人也一样，会不断地暗中喜欢一些俊美性感的男子或有英雄气概的男子，甚至还会喜欢漂亮的同性。这也是很正常的，但是，若要占有便也过分，那样就会红杏出墙。在目前这种男性为中心的文化社会里，女人这样做等于自杀。

第二种是道德之爱，这是社会在进化过程中赋予人的精神，如善良、忠诚、大度等等。除了美之外，能说出的爱的原因全是道德。但是，由于文化的内在化，使美与道德常常混在一起，甚至道德影响了美。比如，朴素之美应该是天生的，但同时也是道德的。道德升华后就成为一种本质的认识，此时对美的认识便与之前会有大不同。人会更进一步地认识一个人的内在价值，而这种内在价值，实际上，是指一个人的道德的完满程度。在文明社会中，人们会更加注重道德之爱，即社会之爱。它是在文明社会能够使人幸福的内在保证。人类的赞美实际上更多地给了道德之爱。

这种爱是人的认知能力的体现，是真正作为人的力量。崇高的道德升华为信仰和宗教。也许我这样论述的时候，人们会不屑一顾，因为时下对道德的谴伐比任何时代都要猛烈。宗教界人士也不将信仰与道德相提并论。因为在他们看来，道德是神授的，并非人的创造。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道德是人在社会化的进程中不断变化的，也就是说，道德是社会化的产物。

这种爱能至于神圣。

第三种是欲望之爱，欲望又有两种：一种是生命原初欲望，如性等；另一种是社会文化赋予的恶性欲望，如占有欲、嫉妒、憎恶等等。它构成了人的非理性之爱。但缺乏了这种非理性的爱，爱也是不完美的，是极度脆弱的。

在我看来，人们常常是受非理性的爱支配，当理性出现的时候，这种爱自然地裸露出丑态。人们常常以为，爱是无法说出的，爱又是无法控制的，原因主要在于非理性的爱占了上风。

在生活中，实际支配人们爱与不爱、婚与不婚的潜规则恰恰是这种非理性的爱。很多人在婚后对爱情会产生失望，是因为婚后的生活归于平淡，归于无常，理性渐渐地成了生活的规则，而非理性的欲在此便显露出来。人们再也不觉得爱情是神圣的。

在人类中间，绝大多数人的爱是受这种非理性因素支配的。它使爱情终于俗念。

但三种爱单独存在的并不是很多，往往是第一种与第三种或第二种与第三种交互在一起，或有时三种爱同时迸发。在人的不同阶段，三种力量会交替出现。青少年时期，主观的美常常会占上风，人往往对爱情产生幻想，对爱情的企图也是极端的，自然受伤害也是最大的。更多的时候，道德之爱会浮现，这是人们择偶的最重要的因素。有择偶心态的人常常会在爱的面前犹豫不定，因为每个人总是有道德上的或是美学上或是非理性方面的缺失。但其实，更多的人是在命运中随缘定夺的，在这个时候，非理性的爱欲可能会占上风。比如，有很多女子在糊里糊涂中与某男子发生性关系，结果也就嫁给了他。这便是爱欲决定的。

我们往往会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一边是美，一边是道德，同时面前又站着非理性的爱欲。我的很多朋友都面临过这样的难题，在这个时候，他们也征求过我的意见。在他们的意识中，有两种力量在作斗争：一个女子代表了美与非理性欲望的结合，另一个女子代表了道德之美。他在内心深处是喜欢前者的，但是，他知道前者会给他带来灾难，或者前者让他无法捉摸，让他有一种隐隐的恐惧。后者则是他想要的生活，是的，是一种作为人类的生活。那便是道德，是幸福，是稳定，还有永恒。

在今天，有一种爱情观是极为可怕的，那就是激情。实际上，就是美与非理性爱欲结合的爱。人们赞美这种爱情，而诟病神圣的道德之爱。人们把永恒的生活说成是无聊的缺乏激情的生活，何也？信仰的丧失，使道德成为无本之木，无水之源。但我相信，他们终究一无所获。所以他们常常感叹，还是古代社会好，娶几个老婆，把美与道德两种爱都可以娶回家，没有遗憾。他们最终会选择哪一个是靠他身上的几种爱的力量的强弱和对自身的信心来决定的。

很多人在人生的强盛时期往往不在乎道德之爱，他更侧重的是对美的占有，但是，他会慢慢地发现，道德之爱是人性中最美的爱。同时，他的强盛时期在慢慢地过去，内心中的理性开始左右他的身心，道德也慢慢地从人性的大海里浮现了出来。在这个时候，他收起了放浪，开始过一种平静的幸福生活。整整一本《简·爱》无非讲的就是这样一个道理。罗彻斯特的前半生是放浪的半生，他为自己找的借口便是没有爱情。实际上，他是获得了爱情，只不过那些爱情都是些虚幻的美之爱与非理性的欲望之爱。它们最终都会识破真相。所以，罗彻斯特等待的爱情是一种人类的道德之爱，即人性之美。恰好简·爱拥有这样的道德：外貌的朴素、性格的坚强、道德的充沛以及贤良、大方等很多女性的品质。他爱上了简·爱。作为简·爱，因为生而平常，所以他品尝过美的虚幻，也深知欲望之爱的恶性，她幻想着一种神圣的道德之爱。这种爱是在罗彻斯特经历了莫大的痛苦后才确立的。

柏拉图的爱没有非理性的欲望之爱，是第一种美之爱与第二种道德之爱的结合体。他不喜欢非理性的东西。他的爱更多地参与了一种创造的能力，即对道德与信仰的感知。但是，由于缺乏非理性的欲望之爱，它被人们嘲笑，它不是人性化的爱情，而是一种禁欲主义的神性之爱。但它对人来说，是不完美的爱。

真正完美的世俗爱情，是三种爱的结合，但至于道德的神圣。

浮士德一生爱过两个女人，一个是传说中的美女海伦，是美的象征，另一个是牧师的女儿玛干泪，是道德与美的完美结合。为什么浮士德最终喜欢的是玛干泪？原因也在于完美，当然更多的在于对上帝的爱，即道德与精神之爱。

但丁在《神曲》里也表达了这样一种爱，即道德之爱。在他看来，最高的道德之爱便是对上帝的信仰。

什么样的爱情适合于婚姻

这是我在课堂上给大学生们提出的一个讨论命题。

其实这个命题本身是反人性的。爱情是人类两性生活中的最高形式，是人性中最富理想与终极价值的生活，但婚姻因为其世俗的一面而成为社会化的产物，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社会属性的派生者。无论哪一种婚姻，都不能真正保存和发扬人性。婚姻必将是人性的改造者。虽然一夫一妻制是目前人类最美好最平等的婚姻，但它又以通奸和淫乱为伴。应该说，我们仍然在寻找真正适合于人类的婚姻形式。人们常说，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婚姻必须以爱情为基础，但婚姻光有爱情就可以吗？

也许在过去漫长的历史中，婚姻在不由自己做主的时候，很多婚姻可以没有爱情，但只要有性就可以了。在那种婚姻中，生育是最崇高的形式。在自由时代，爱情成了两性关系的终极目标，生育退后了，于是，婚姻的基础发生了质变。但也就在这样一个时代，爱情成了泛滥品。今天的大学生正遭受着这样一种痛苦。

很多人都曾向我咨询同样一个问题：他们喜欢好几个人，但不知道跟哪一个结婚。也有很多人问过我另一个问题：谈恋爱很容易，但要结婚很难。

他们的问题被我总结为一句话：究竟什么样的爱情适合于婚姻？或者也可以这样来说，恋爱恋到什么时候才可以结婚？这也许是今天的青年遇到的共同问题。

柏拉图据说与苏格拉底有关爱情与婚姻有一场非常著名的问答。柏拉图问老师苏格拉底什么是爱情，苏格拉底就叫柏拉图到麦田走一次，要不回头地走，在途中要摘一支最大最好的麦穗，但只可以摘一次。柏拉图觉得很容易，充满信心地出去，谁知过了半天他仍没有回去，最后，他垂头丧气地出现在老师跟前诉说空手而回的原因：“很难得看见一支看似不错的，却不知是不是最好，不得已，因为只可以摘一次，只好放弃，再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到发现已经走到尽头时，才发觉手上一支麦穗也没有。”这时，苏格拉底告诉他：“那就是爱情。”

柏拉图有一天又问老师苏格拉底什么是婚姻，苏格拉底叫他到杉树林走一次，要不回头地走，在途中要取一棵最好、最适合用来当圣诞树用的树材，但只可以取一次，柏拉图有了上回的教训，充满信心地出去。半天之后，他一身疲惫地拖了一棵看起来直挺、翠绿，却有点稀疏的杉树。苏格拉底问他：“这就是最好的树材吗？”柏拉图回答老师：“因为只可以取一棵，好不容易看见一棵看似不错的又发现时间、体力已经快不够用了，也不管是不是最好的，所以就拿回来了。”这时，苏格拉底告诉他：“那就是婚姻。”

不管他们之间是否真有这场问答，也不管他们有关爱情与婚姻的真谛是否有问题，但这场问答却真实地道出了爱情与婚姻的关系。爱情只是一种与审美和情欲相关的生活，但婚姻是一场实实在在的必须要有的现实生活。你可以没有爱情，但必须得有婚姻。现代人反过来说，你可以没有婚姻，但不能没有爱情。无论如何，婚姻是爱情的结果。没有爱情的尝试，婚姻就不可能美满。甚至说，没有爱情的失败，婚姻就不可能美满。在前一场爱情的失败中，婚姻的胜利却隐隐突现。这并非是说婚姻不需要爱情，而是说，婚姻所需要的爱情与此前纯粹的审美与情欲的爱情不同。纯审美的与纯情欲的爱情是短暂的，只可能在两个人的世界里存在，却不能在整个社会里生活。真正结实的爱情需要在残酷的现实世界里获得检验，并变成现实。

这才是真正的爱情与婚姻的关系。纯粹说爱情是婚姻的基础，无疑是一种空话，甚至是一句瞎话。

到底人类需不需要婚姻

在一篇点击量很高的博客文章中，我谈了为什么有些女性在婚姻问题上始终有症结存在，很多女性朋友骂我，并质问我：为什么非得结婚？这是个社会问题，有时候并非是一个个体的问题。比如，你根本就不想结婚，但家庭和社会环境在给你施加压力，使你觉得结婚不再是你个人的事件，而是一个家庭甚至是一个社会性的事件。你可能因为很多原因没有结婚，于是，认识你的人就会有种种疑问，它们像刀子一样一次次地刺你，使你渐渐地成为一个与社会脱离的边缘人。隐秘的问题在最后呈现：由于年岁的增长，你的生理问题的解决也成为一个事件，你只有三种可能：要么与未婚的女子发生关系（包括很年轻的女生），要么花钱找性工作者解决（这种方式因为没有多少精神的交流也被你厌恶），要么就与已婚的女性发生婚外情。第三种方式成为社会的大问题，它是道德和法律都厌恶的方式。

因此，结婚成为人类生活的一种常态，成为一种日常生活，但问题也就出现在这种类似于真理的法则之中。人类到底需不需要婚姻？婚姻会成为人类永恒的选择吗？

这个问题首先涉及的是进化论与神学。显然，进化论告诉我们，人类最早的时候没有婚姻，只有性。不仅仅进化论，人类早期的典籍也同样告诉我们，人类最早的时候没有婚姻。人不知其父。在母系时代，人与动物有相同的特点，有以母亲为首的群体。在这个群体中间，也没有固定的性。

当性被约定的时候，也就是有了婚姻的时候。《圣经》上说，上帝在第六天造了人，有男人也有女人，后来又说，第一个造的人是亚当，然后觉得他孤独，就又造了夏娃。夏娃是亚当的骨肉（取他的肋骨造的夏娃），被亚当命名，做了亚当的妻子。结果他们偷吃了禁果，有了智慧和原罪。

这智慧是什么呢？是婚姻，是伦理。假如没有婚姻和伦理，性仍然是乱的，父女可以通婚，兄妹也可以通婚，人类便充满了无尽的内部仇杀，哪里还有能力去抵御外侵？如果我们确信人是由猴子变来的，那么，猴王心态便是我们一定要戒备的。猴王占据了几乎所有的母猴，而把公猴要么杀死，要么赶往离母猴很远的地方。大概同性性行为便是在这时候诞生的。猴王心理后来在那些帝王身上得到了印证。他们一旦打下江山，便把全天下的美女都网罗在自己的宫殿，任其摆布。

有一个朋友说，人类为什么非要婚姻，不要婚姻多好。我便给他讲了猴王的故事，并且告诉他，像他那样的书生，若是生活在猴王时候，要么被杀死，要么被迫进行同性性行为。所有弱者都是同一个命运。强者在统治这个世界，剥夺了所有弱者的性。但是，人类的婚姻改变了这种状况。婚姻不仅仅改变了性乱的状况，同时还诞生了同情、爱、怜悯等道德。所以说，婚姻是人类智慧的开始，也是人类伦理和道德的开始。这才是真正的智慧。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人类需要婚姻。有了婚姻，人类的群体生活走向制度化，也就是走向文明。

那么原罪又是什么呢？基督教为什么认为人生来就是有罪的呢？还是这智慧，还是与性有关。因为人类有了智慧，便不把上帝放在眼里了，便要建起通天塔，使上帝不得安宁，甚至害怕。人类有了智慧，欲望也就无穷无尽，并想方设法来满足这种欲望，这使得人类忘了真正的善。人类有了智慧，也就是有了婚姻和改变社会的能力，于是，人类不断壮大，最后在这个世界上人满为患。这便是另一宗罪。

从原罪的本质来讲，人类的文明本身就是一种罪孽。这与佛教对功业的认识相似。中国的道教也一样，认为人的欲望本身就是一种罪，是扰乱这个世界的真正渊薮，而文明也就是最大的刽子手，它不仅使人类忘记了本性，还将人类带往不知名的深渊。

但无论怎么讲，婚姻是人类区别于所有生命界的最大的智慧，它使人类走向繁荣与文明，但同样也带来了生命的毁灭。

从达尔文的《人类的由来》中可以看到，性的选择和竞争是雄性始终进行自我改善和壮大自我的根本原因。固定性伴侣之后的雄性在没有选择和竞争力之后，便变成虚弱和没有竞争力了，性的能力也在不断降低。这也是弗洛伊德的观点。这种认识在今天的人类中间可以说更为普遍了。由于工作压力和对生活的虚无的认识，还由于女性崛起对男性意识的抑制，使整个人类的男性都普通地形成一种性的压抑。性的能力即生命的原动力也随之而减弱。有人对我国男性在解放前和解放后的精子数量进行过一次对比，发现解放后中国男人的精子数量在不断地减少，越来越无法跟解放前相比。再举一个例子，在城市中家养的猫比起乡下家养的猫来说，其生殖能力和身体的健康程度都大不一样。城市中家养的猫几乎都是和尚和尼姑，叫春叫得凄惨无比，主人更残酷，去给他们做了绝育手术。由于它们不再与其他异性来往，也由于它们再也不为生计发愁，所以它们越来越失去其本能。而同样是家养的乡下猫，由于其活动的范围和受宠幸的程度远远没有城市里的高，它们反而是自由的。在温饱问题没有忧愁的情况下，它们仍然去找猎，保持其本能。同时，它们的两性来往和生殖能力也没有受到限制。所以，它们个个看上去野性十足（不像城市猫奴性很重），毛色也看上去光鲜非常。我们还可以看到在城市中一闪而过的流浪猫。它们也比宠物猫强大，使人能够瞥见原始生命的影子。

人类就像制度养起来的宠物猫一样。所以那些流氓和不守规矩的妇女始终看上去充满了性感，让异性浮想联翩，甚至情不自禁地想与其发生一些故事。小说中那些迷人的主人公永远都不是老老实实的男人和女人，始终是对制度充满了挑战的异端。他们往往是从流氓或妓女开始，最后走向圣徒，即道德的归途。为什么呢？艺术家着迷的也在这一点。因为这些人物身上有一种矛盾，即制度对人性的束缚与人类野性回归之间的矛盾。

从这一意义上讲，人类的文明史就是男人的阉割史。道德是第一重阉割，婚姻制度则是第二层阉割。道德之上是宗教，所以宗教成为性的最大的敌人和手术师。道德之下便是制度，制度便成为性的刽子手。我们会发现，道德感强的人会自己约束自己的性冲动，也就是说可以进行自我阉割。我们同样会发现，婚姻生活越久，生活越与性无关。在很多家庭中，无性婚姻是存在的，但婚姻双方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人们自甘被阉割。说得再广泛一点，人们普遍地对婚姻制度是满意的，并全力去卫护这种制度。

所以，在文明的惯性中，人类形成了一种阉割心理。这种阉割心理在早期的宗教中是最明显的。犹太教和基督教倡导一夫一妻制，对男女的性生活进行了神圣的阉割。伊斯兰教对妇女的性则进行了绝对的控制，她们的第二性特征也被白色的头巾和宽大的衣服完全地遮蔽了起来。佛教是最彻底的。雅利安人将自己的游牧文化与当地的土著巫术文化结合，形成了早期的婆罗门教，强调一种超越世俗的生活。这种观念后来被佛陀的哲学进一步强化，形成一种对整个欲望世界的超越。中国文化由于其安定的农业因素，在四大文化中最为世俗化，但在早期也有明显的阉割痕迹。老庄的道家文化对其是顺之任之，但要遵循其规则。这种规则究竟是什么？道家没有明确地讲，只是讲了一种理念，就是静欲。仍然是自我阉割。至于孔子和儒家，讲得就更明白了。食、色，性也。但“君子好色而不淫”。怎么做呢？“发乎情，止乎礼”。礼便是不淫的界线，自然也是阉割的手术台。

然而，这种阉割是人类发明创造并且是需要的。这是人与动物之间不同的一个要害之处。在人类中间，阉割心理越强的民族，其宗教特性就越强，其制度也越严酷。在个体中间，阉割心理越强的人就越可能是一个道德完善的人，甚至会成为圣徒。这成为人类一个难以言说的矛盾。正是这种矛盾，形成了人类不断变换的文明史。

以后我们来探讨一下这种阉割心理的界线，即达到何种程度是合适的。

婚姻的价值

人类在约定婚姻的那一刻，有一种崇高的道德便产生了，那就是同情弱者，给那些弱者也配上性伙伴，给予他们婚姻。这种同情心就是人类的智慧，是动物绝对没有的。这是人类从动物界走出来的第一刻。然而，就在这种伟大的道德产生的同时，人类的悲剧也同时产生了，即为那些可能根本没有爱的人们确立婚姻。事实上，人类确立婚姻的原始法则，是为人类传衍子嗣，而不是为人类传递爱情。这就是世俗的法则。这就是人类的悲剧。从古至今，一脉相承。然而，在这种悲剧中，爱诞生并成为人类确立婚姻的最高价值。凡是在爱情之上再建立婚姻者，我们便认为是价值的实现，不管他们是不是门当户对，相反，凡是没有爱情就建立婚姻者，即便是门当户对，我们仍然认为是价值的毁灭。那么，那些为爱情而不屈不挠斗争甚至献身的人便被我们认为是价值的承载者。梁祝的悲剧也便成为千古悲剧。

当然，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人们对爱情的认识是不同的。我们现在所接受的往往是一种基督教文化下的爱情观，而且是一种很流行的肤浅的爱情观。之所以说它肤浅不仅仅是指它在基督教文化下是浮浅的，而且指在东方文化特别是在中国文化下它仍然是肤浅的。人们并不懂得爱，所以也就不可能真正地理解爱的本质。这也是人们生活在悲剧中的原因之一。

结婚有什么好处

昨天与学生们探讨一个话题：我们为什么要结婚。我知道大多数人还是赞成结婚的，所以就直接说，请不赞成结婚的同学举手，说说你们的理由。我特别指出，这不是政治课，也不是“文革”期间，请你们大胆地说出你们的理由。

有一位女同学勉强地举了手，她说，只要有工作，能自立自足，就挺好，为什么要结婚？

于是，就她的观点来与同学们探讨。大家纷纷来讲，结婚是爱情的自然需要，是相爱双方对爱的一种永恒的承诺；结婚是一种约定，是一种责任，只有有了这样的约定与责任，才有可能地平静地生活，否则，痛苦会始终伴随着我们；当然，不结婚也是人的自由，是因为他们还没有遇到自己倾心共老的人，等等。

但在少有的几个同学中，有三个同学在被我问到结婚有什么好处时，他们说，结婚没什么好处。我便问他们，没什么好处，为什么要结婚？说因为这是一种世俗的制度。还有一位男同学说，他赞成人们应该结婚，但他不愿意结婚。我很诧异，问他为什么。他说，结婚对男人来说，太累了，他不想负那么多的责任。我笑着说，男人在这个世上就应该累点，否则，就不是男人了。他也笑着说，我还是不太想结婚，还是想过得轻松点。

我必须讲出我的态度。

结婚，或者说婚姻制度，对于我们人类来讲，是一件关乎智慧的事。只有人类有婚姻制度，这说明婚姻制度对于人类来讲意味着文明。假如我们生活在猴子时代，那么，在猴王的淫威下，大多数男子都将被处死，或者就沦落为同性恋者（大概同性恋就是这样来的，后来就遗传在我们的基因中了），而那些长得稍丑一些的女子也将无人问津，失去性权利，也沦为同性恋者。强者生存，弱者将被处死或流放。但人类与动物不同，人类发明了伦理。人类将性通过婚姻和制度进行了合理的分配，使弱者得到了同情，同时也将强者抑制了下来。这就是善的起源，也是爱的起源。假如没有婚姻的伦理，一切道德将无从说起，人类也将永远地处于动物时代。从这一点来说，达尔文的进化论只适合于人类的动物时代和人类的欲望解说，对于人类的文明，则就有些南辕北辙了，因为人类的文明恰恰是要将这种弱肉强食的动物规律抑制，使善与爱得到张扬，使人类的心中长出了一种利他的基因，即道德。

没有婚姻，人类也不可能繁衍得那样迅速，就不可能在量上超越其他动物。因为婚姻对于人类来讲，既是对性的严格控制，又是对爱的极力张扬。人类为什么不赞成婚外恋，为什么不能容忍未婚者，原因也在于，独身的人将生活在制度以外，而他们的性需要和爱的需要将伸向已有的婚姻家庭之内，使已有的婚姻家庭变得动荡不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就是看不见的战争。所以，从人类的普遍意义上来讲，结婚是一件大事，是关乎人类幸福的一个约定的制度。

但是，在这种约定和限制中，同样也存在另一种遗憾，即性的能力的被限制与爱的被限制。这构成人类艺术与文化解说中最大的原点。在古典时代，人类所有动人的艺术故事都是因为爱的被限制，如许仙爱上了妖精、七仙女爱上了穷小子董永、海伦跟着帕里斯美男子跑了等；从近代开始，人类所有的艺术故事又集中在对欲望的释放上，如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主题与艺术，20世纪的绝大多数艺术主题与创作如是，身体和欲望成为主题。这是人类对文明的一种反叛，也是人类对自身的一种认知。所以很多人不愿意结婚，也不愿意使婚姻与生育有什么关系，就想进入纵情欲放的自由境界。

只有一种意识，人类想还原自我，但同时也忘记了另一种古老的约定，即婚姻，还有道德。这是人类真正赖以存在的智慧。除此之外，人类还有什么呢？

可以不结婚吗

我的学生不断地对我关于婚姻的文章发出诘问：婚姻真的那么重要吗？人必须要结婚吗？

我以前讨论的更多的是关于人类集体选择的问题，但他的问题是一个个人的问题。既然是个人问题，我们就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回答这个问题。

当克尔凯郭尔对集体、理念等这些普遍的人类精神现象发出质问时，他强调：我就是那个个人。他似乎试图想还原在人类没有为这个世界命名时的那个诗意的混沌的世界。的确，在那个时候，柏拉图所强调的理念还没有产生，人类还没有普遍的公理，自然也没有普遍的婚姻形式。但自从人类的思维开始影响自身的生活，开始为这个世界命名并逐渐归类的时候，人类就被各种各样的想法分门别类了。集体意识诞生，并且很快就限制了个体意识的蔓延。

在人类学、进化论没有产生之前，几乎没有人敢于说：“我要过一种不同于整个人类的生活，我要和动物一起退回到人类还没有精神生活的那个混沌的时代。”那么，他不但被人类认定为疯子，而且无路可走。他所说的那条路已经被让人绝望的几百万年时光吹没了。

剩下的时光的灰烬。苍苍茫茫。

既然不能，那么，就必须在一个集体化的世界里生存，而这个世界里，到处都是可怕的规矩，到处都是世俗的法则。婚姻法则便是如此。婚姻解决一个问题，性的集体分配。不是按你个人的意愿进行分配，而是按集体的原则进行。你没有婚姻，那么，你的很多问题特别是围绕性而产生的一系列的个体因素就会突显出来，令你不安。你的婚姻不是你自己的，而是一个集体的。这个集体有时候看上去只是一个家庭，但实际上是一个社会组织。

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是，你如果不结婚，你就要不断地去恋爱，或者找性工作者，这些也许没人去管你，但在两个时刻就会有人管你。一个是当你到成家的时候没有成家，你的家人就会管你，因为你的婚姻不是你自己的，而是这个家庭的一件大事。第二个便是你可能会踏入已婚者的家庭，也就是成为一些家庭的潜在的敌人。所以社会要管你。

但你毕竟是一个个人，你有自己的诸多想法，很多是与集体社会相抵触的。所以，人类成为你最大的敌人。到底是你要成为人类的一分子，还是你要成为单独的一分子。这是我们在青年时期与社会格格不入的原因所在。

当我们勇敢地从“人类”这个集体中走出来，成为一个与“人类”对立的存在时，用当下的种种观念来判断，我们必然是悲剧，这只是“人类”的视角，但是，当我们用“我”的视角来判断，“人类”则是非法的。这就是我们存在的悖论。

所以，怎样来回答我的学生的问题呢？

我只能给他一个选择题，但答案有两个：一个是人类的，一个是个体的。选哪一个是自己的问题。

如果用我们今天的“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样一种观念来判断他的选择，当然是一种误读。他与这种观念是错位的。但他有什么道理呢？他能自圆其说吗？假如用现有的知识系统来回答，显然他不能。

但他有这样一种愿望。这难道也错了吗？

人类到今天，已经成为地球和整个生命界最大的危险，人类的数量需要递减。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赞赏丁克家庭、不可能造成危害的单身家庭（但这很难）。

更确切地说，若不去伤害那些确定的家庭，我赞赏人们不结婚，去过他们自己的生活。

这样的回答，是一种苟且，也是想给那些“人类”的“对立者”一种追求自我的借口。

如果人类不死，两性关系会怎样

一朋友说，如果人不死就好了。

我说，不死，你就不会有这么多人生况味，人生也就没有意义。

他大惊，还真的。

谁说不是呢，若不死，对死亡便没有恐惧、体味，对生也就失去了兴趣，人生的意义会在哪里呢？

我说，更何况，若人类不死，你想想，两性关系会乱成什么样子？

他又惊，怎么会呢？神仙不是很好吗？

我失笑，哪里？过去就没有人探讨过神仙的两性关系，现在也没有。你想想看，神仙都不死，也就是说，他们的两性关系是永远的，但果真如此吗？婚姻是社会的需要才产生的，家庭也如此，但是，婚姻内的所有道德及感情都是建立在生与死的体验基础上，现在这基础没了，婚姻的道德便没有了。剩下的似乎只有爱情，可是，爱情是不稳定的，正是因为其不稳定，所以才产生了婚姻，现在婚姻没有了，爱情便失去了落脚点。失去了它，爱情究竟会是一种什么样子呢？这是很难说的。如果人类不死，其欲望也永远存在，那么，人类的爱情也大抵以欲望为基础，甚至以其为重心，如对美的崇拜、对性的渴望。由于人类可以不死，所以也不必在意一生蹉跎，完全可以随心所欲地去爱、去性。这样一来，一个人就可能会与全世界的异性都发生关系，而全世界的男人都是情敌，全世界的女人也是情敌。这种关系有多乱啊。

朋友想了想说，真是那么回事，好像又不是，应该是另一种情形吧。

我说，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呢？

他说，自然是理想中的那种。

我说，哪是理想中的呢？

他不知所措了。

想到了这一点，突然为很多宗教中所设定的永恒世界担忧，那个世界究竟是永乐的还是永乱的？

妓女产生的本质原因

曾经与刘达临教授探讨过一个颇有争议的话题：妓女的产生。刘教授援引了很多著名人士的观点，且较赞成妓女产生于“圣妓”的说法，即妓女的产生是一次神圣的降临，是神的使者。这种说法在我看来恰恰是与几千年来对妓女进行道德戕伐、暴虐是一样的，一部分人想使这种在道德上的确有问题的人变成合法的并合乎道德的存在。

过了。虚假了。

我的观点是至少有如下几个原因：贫穷、性的诱惑、道德的产生。第一个是社会物质原因；第二个是生理原因，即人在性方面是无原则的，一如动物（甚至还不如动物）；第三个原因则是文明的产生，若没有人类的文明，就不会有性道德，没有性道德，哪来的妓女？

刘教授最后也有些犹豫了，因为尽管我的说法也是有道理的，但是缺乏足够的证据，而提出“圣妓”说的学者可是有历史证据的。

其实，在我看来，这根本不需要从历史上去寻找证据。我讲的前两个原因均来自肉体，只有第三个方面是来自精神。这是最为本质的。即使我们再往前推，推移到精神还被视为可有可无的蛮荒时代，来自肉体即生命的生理原始需求上，贫穷和性的诱惑仍然是最本质的两个原因。

在这两个原因中，性的诱惑在后来被文明限制，即有了精神性、选择性。也就是社会性。独留下贫穷。于是，贫穷就成了文明时代妓女产生的最重要的本质原因之一。有一句古话可以证明这个问题：笑贫不笑娼。

在今天，有很多妇女愿意去做妓女，与过去宣传的妓女都没有人身自由的境遇不同，今天的妇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身自由，但她们还愿意去做妓女。今天，她们不叫妓女，叫性工作者。是什么原因呢？贫穷。有很多女性做暗娼的原因就是想摆脱贫穷，甚至想发家致富。

在兰州火车站有一个姑娘因为做暗娼被一个民工杀害，当人们在这个暗娼住的地方看到她写给自己爱人的情书和精心叠好的千纸鹤时，记者和所有人都一起询问：妓女也会有爱情吗？

这真是愚蠢的问题。凡是人都会有爱，有爱就会有爱情。这个暗娼卖身的原因只有一个：发家致富。是贫穷让她走上了这条道路。然而她心中还有一份美好的爱情。灵与肉是分离的。

另一个原因是性的禁忌和性道德的产生。在没有性的禁忌和性道德限制的时代，妇女从事任何性活动应该都没有太多的约束。尤其是在母系时代，只要与生育相关，且与氏族相关，性就不会受到限制，但是，与生育无关，且与氏族无关的性活动，肯定也是要受到限制的。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有关圣妓的资料不过是人类进入父系社会后的一些残留。性崇拜特别是性交崇拜仍然被作为神圣礼仪中的一种被保留了下来。但这些活动如果真的存在，就不会受到太多的道德的否定。事实上，妓女一词的出现，与道德上的否定和性的禁忌有关。如果没有性道德，妓女就不存在。所以，妓女现象的出现是父系文化在后期的产物。“圣妓”说仅仅是妓女产生现象中的一种而已。

大量的妓女的产生应该是在男人奴役女人后，女人成为男人的玩偶后。女人靠此为生，男人靠此为乐。在父系时代之初，也许女人从事这种活动并不遭到禁忌，但随着家庭的进一步巩固和社会道德的加强，单身女人的卖淫与男人在家庭之外的快乐需求之间形成了市场，于是便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妓女。

无性婚姻有存在的价值吗

《健康时报》的记者采访我关于无性婚姻的问题，是通过QQ方式。以下便是采访的主要内容。

记者：您对现阶段中国的婚姻现状有什么看法?

徐兆寿：不怎么乐观。因为正好赶上了一个社会转型期。在这一时期，人们的婚姻观是不稳定的，所以离婚率也相当高。现在是建国以来第四次离婚高潮。在这一时期里，离婚率最高的恰恰是自由恋爱的年轻人，年龄大概在28至40岁之间。第一次离婚高潮是建国初共和国的元勋们离婚，第二次是在“文革”期间因为政治问题而离婚的，第三次是上山下乡后来进城后又离婚的。现在是第四次。按说现在的年轻人都是因为相爱而结婚的，按理是不应该离婚，但恰恰是他们在“闪婚”。这是值得人们重新思考爱情与婚姻本质的现象。

记者：离婚人群中有多少是因为“性”的不和谐原因造成的呢?

徐兆寿：性的因素在80年代后期占到了一定的比重，在传统社会里，性不是问题，但在80年代以来，性开始在婚姻中占有很大的比重，也开始成为离婚的因素，现在这一比重越来越大了。

记者：您觉得性在婚姻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徐兆寿：追求性生活的和谐成了中国人目前青年夫妇的目标，但也成了一个教条，这正是青年人轻视婚姻的一个原因。性在婚姻中是一个中介作用，婚姻若没有了性，传统的婚姻就不存在了，因为生育首先就不存在，其次性是人的自然需求，这一需求满足不了，婚姻的一方就会向社会求助，这就是离婚的原因所在。

记者：无性婚姻夫妻有找过您的吗?向您倾诉的多吗?

徐兆寿：有，不过，很少。因为我做咨询的大多是大学生。无性婚姻也是婚姻的一种。这种婚姻是把性当成一种物质存在，没有将其与精神存在融合，但这种婚姻会有很多痛苦，因为它是一种灵肉分离的存在。

记者：哦,现在的年轻人怎么看待上一代人的婚姻观?

徐兆寿：现在的年轻人都觉得上一代人的婚姻大多没有爱情，也对婚姻家庭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存在不理解，他们认为，不能和谐便分开好了，何必要在一起呢？他们没有经历过婚姻的酸甜苦辣，对婚姻和家庭缺乏理性的认识。他们可能在恋爱中会因为一句话而分手，但他们肯定是要吃大亏的。

记者：他们认同父辈对幸福婚姻的认识吗?

徐兆寿：不认同。他们认为，爱情是至上的，可以超越任何存在，包括亲情。当然，这也只是一部分，不是全部。这是受到西方特别是美国六七十年代流行的爱情至上主义观念的影响所致。他们对幸福还没有固定的概念。上一辈人的幸福观有很多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存在的，而现在他们大多接受的是西方的一些观念，存在一种文化上的差异。

记者：您说得很对,您觉得无性婚姻是应该分开还是继续呢?

徐兆寿：性既是一种形而下的物质存在，同时也是一种形而上的精神存在。比如，总有人问我杨振宁的故事。我说，杨振宁在这个时候可能没有性能力（也可能会有）了，但并不是没有性意识。同时，性也有好几种方式。男女双方发生身体上的交合性行为是传统的模式，但也有其他的方式存在，如自慰，如无性能力的一方通过一些其他的手段帮助对方获得性快感和性高潮，这也是性行为。只要双方觉得是和谐的，可以不分开。当然，双方有一方若觉得痛苦，如劳伦斯的《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中的女主人公，她在痛苦中必然要到外部世界去寻求性，这样，婚姻就自然地解体了。所以应该分别对待。我认识一对老夫少妻，问过他们这方面的问题。老夫说，他可以通过很多亲昵的动作使自己的爱人获得快乐。他们很幸福。

记者：您觉得男女之间可能存在无“性”的幸福吗?

徐兆寿：在这种时候，他们可能要面对世俗的很多观念的责难，这反而使他们更为团结，更加重视对方的存在。其实，婚姻在世俗层面上是性的连结，但在高层是精神的和谐。无性的幸福肯定是不存在的。因为即使是无性婚姻，其实也是有性的，如同刚才我所说的那样。

记者：“男人因性而爱,女人因爱而性”,您认同这种观点吗?

徐兆寿：从医学上客观地看：女性身体里每月只有两次雌激素高峰，而男性在各类刺激下随时可以产生雄激素高峰。故男人因性而爱，而女人因爱而性。但从社会因素来看，这是一种男性为中心的文化存在。有一定的理由，但是一种不合理的存在。在男权社会，男人的占有权比女人要强，并且更为优先，所以看上去如此。相反，女人要求稳定，并且社会道德大多都是对着女人的，所以使得女人在性方面非常谨慎，从而造成了这样一种文化的畸形存在。其实，在现代社会，这种观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记者：说得好,很高兴今天能采访到您。

徐兆寿：客气了。

第九次性革命

我把人类的性文化历史分为九次性革命历史。在人类的原初，母子、父女之间都可以发生性关系。这从希腊的神话故事中就可以看出。所谓的恋母情结是在那时候出现并作为一种情感的原型保留了下来。一般的性学家认为，在这时候人类是没有意识和道德感的，我对这种观点是持否定态度的。我以为，人类自产生之日起，其情感和审美都已产生。这可以从达尔文的一些著作里找到佐证。在那个时候，母子之间就是很纯粹的情爱关系。它既是亲情又是爱情（只不过这种爱情跟今天的爱情的对象不同而已）。第一次性革命是血缘家庭的出现。它使人类产生了道德，并使亲情与爱情有了第一次的分离。这便是兄妹婚的出现。据说，中国的伏羲和女娲就是兄妹婚，我对这种传说也持怀疑态度，因为从他们各自的传说可以看出，他们生活在不同的时代。女娲是创世神，伏羲代表了文明的开始。有些学者认为，女娲和伏羲是两个氏族的名称。这种说法有其合理性。传说中女娲和伏羲的结合其实可能就是两个氏族的联姻。据说，西方的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也是兄妹婚。所以，按我们今天的观念来看，人类的祖先是骨肉相奸的。文明就是从这时候开始。文明既是人类道德的胜利，又是人性溃败的开始。第二次性革命是普那路亚家庭的出现。它使性的取向又有不同。性开始从本族向外族发展。它使兄妹间又从爱情与亲情间分离出来，成为一种亲情。家庭的伦理暂时有了清晰的轮廓。第三次性革命是对偶婚的出现。它使性从集体走向个体。性从那时成为一种私人的活动。也许在此之前，性确乎与吃饭没什么两样，但到这时候就不同了，它与吃饭有了明显的区别。大家最初的爱情就在这时候出现。社会产生了。第四次性革命便是一夫多妻制家庭制度的产生。从这个时候起，性成了制度所要控制的对象，同时，父权制产生，女性成为男人的奴隶。第五次性革命是一夫一妻制的出现。这是欧洲基督教的婚姻。在这种婚姻中，性被限制在一个家庭之中。性的乱伦和家庭之外的性都会受到道德的谴责。这是性道德的发展阶段。第六次性革命是爱情的产生。从性与性道德中分离出了爱情，并且将其确定为两性关系的最高形式。性的真正的功能和意义发生了转折，性的真正意义不再是生育，而是精神。虽然我无法将其确切的年代考证出来，但显然这是存在的。它使性与意识分离。即爱情往往被认为是超越于性之上的，或者说，爱情要比性更加美妙，或者说性要有爱情来控制。不少人认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也算是一次性革命，它将性从宗教的枷锁下拯救了出来。我认为这种说法是对的。这是性的一次回归。这便是第七次性革命。第八次性革命是上个世纪至今仍然在绵延不绝、纵横恣肆的自欧美社会发端而在全世界蔓延的“性革命”。它使性成为一种学说，成为一种艺术。实际上，这是性的一次突围。第九次性革命是在电子网络兴起之后的虚拟性爱，包括虚拟爱情、虚拟婚姻和虚拟性爱。

如果我们相信这就是人类的历史的话，那么，我们应该看到，性的王国在一点点地缩小，最后缩小到它被超越或忽视。弗洛伊德说将它称为“力必多”，认为它是人的生命的原动力。中国的中医也认为，肾脏乃人的命火所在。这是一种含蓄的说话。实际上，它就是指，性乃生命力。老子曰：“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玄牝”这里实际上就是指的性，只不过这种性是一种雌性的泛指。从这一角度来看，人类的文明史虽然是一个礼制不断完善的历史，是性不断被控制的历史，但同时也是生命力在不断丧失的历史。

如果说，文明的现实使我们人类的性力不断丧失，那么，网络无疑在恢复我们性的记忆。它恢复了一种被文明一直侵压下的无意识生命力，这便是性。而这种恢复，也被文明装饰得冠冕堂皇。网络，一个文明时代的不文明世界，一个靠理性构建的非理性王国，它提供给我们的也仅仅是一场精神的狂欢，一场意识的狂欢。这也许够了。我们显然不能再回到洞穴中去，再也不能骨肉相奸。我们既然在现实中别无选择，就是让我们在虚拟世界中实现心灵的放纵、性的回归。这便是第九次性革命。

虚拟性爱是不是真正的性爱

何为虚拟性爱？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必须要谈谈一个现象：意淫。意淫实际上也是人类遗传下来的一个古老的基因，并非文明时代的人独有。我想说的是，即使在那些乱伦的时代，也并非你想和谁发生性关系就可以实现。在人类的审美意识的作用下，即使是乱伦也是有相对的秩序的，一如某些动物现象。意淫便在那时候出现了。

意淫实际上是一种审美现象。曹雪芹在《红楼梦》中讲，他要表达的实际上就是一种意淫的主题。还有人说，意淫是人类性活动中的最高方式。这与柏拉图的爱情看上去不同，实际上是很相似的。

我要谈的另一个现象便是性幻想。它实际上是意淫的另一种表述，只不过性幻想所代表的意义比意淫更为直接。但无论是意淫，还是性幻想，都仅仅限于一种幻想，且在人类长久的意识中始终处于私人状态，属于一种非道德现象。它是一种罪恶。

今天不同了。它被网络这样一个看不见的东西实现了。我最近要出版的《我的虚拟婚姻》讲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杨树和美丽之间是存在着巨大的现实鸿沟的，这主要是现实婚姻和家庭。现实婚姻与家庭是与责任、社会道德相联的，而他与美丽之间的虚拟婚姻虽然背叛了现实，但却与责任等无关。它是杨树在世俗中堕落时的神明，是美丽在纵欲中的宗教。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失败的，在这里汲取了力量，胜利了，胜利的不仅仅是他们的心灵，还有现实。他们不仅仅获得了爱情，还得到了拯救。虚拟婚姻在他们的身上是一种神迹，网络在这里也便是对现实的拯救。

但真正让人震惊的并非这个，而是他们的虚拟性爱。他们竟然通过网络、手机实现了虚拟性爱，并获得了满足。这是闻所未闻的事件。小说为什么要写他们虚拟性爱的过程？并非有意摹仿劳伦斯，而是要告诉人们，虚拟性爱与现实性爱的异同。在现实性爱中，也许人类因为彼此之间对性的看法会影响人类的心灵和性的愉悦，甚至在现实性爱中它仅仅成为一种性爱，但在虚拟性爱中，它实现了双重意义，它不仅仅成为肉体的狂欢，还成为精神的狂欢。在这种性爱中，你完全可以抛弃文明所赋予你的道德、责任等一切圈套，你完全可以放纵地去爱、去做、去感受。虽然他们在表面上和现实妥协了，但实际上他们的爱胜利了。

如果人们的认识仅仅限于这些，未免显得太短浅了，实际上，它告诉我们的远远要大于这些。在长久的岁月里，特别是近一百年来，我们对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崇拜使我们的眼睛都瞎了，感官都不敏感了。我们对我们意识到的，或者说灵感到的一切都武断地会认为那是妄想，是迷信，相反，我们对一切都想实证，都想让它建立在物质和现实的基础上。这种认识在中国现在青年人中几乎是长了根的。这种观念使我们只承认现实，而不承认人的心灵。

在霭里士的认识中，性是染色体，在弗洛伊德的认识中，性是一种意识和生命力，而在荣格的理论中，性是一种记忆。这些对性的认识都基于传统的认识。他们也许从来都没有意识到人类会有一天迎来了杨树与美丽的这种虚拟性爱。在这种时候，性又是一种什么呢？在这个时候，性这种本来在现实的肉体接触中才能实现的活动，却仅仅靠一些现代手段靠意识实现了。在这种时候，性真的成了一种意识。物质的性变成了意识的性，而意识的性同样也可以转换成物质的性。

在网上看到一篇《21世纪性趋势》的文章，是对性的预言。以下两位专家预言未来人类将在床上做些什么、穿些什么，甚至听到什么——

2001年，听一段音乐时，人们就会和做这段音乐的人做爱。在一个接近虚幻的世界里，音乐以及一副耳机也许就是你所需要的全部了。

——巴里·怀特，作曲家、歌手

性将变成一种运动，因为发明了能够得到系统提高的依据，它就像一个耳环大小的“单切片”，将你个人的性要求和最喜欢的姿势进行编码。当你走进一个房间时，你的切片将扫描其他人相近的程序，并且当它找到一位最佳性配偶时，它会发出“嘟嘟”的响声。

——玛丽安·萨尔兹曼，作家

还有一些西方作者对性的各种方法进行了大胆的展望，但无非都说明了一个问题：你将有可能只在头脑里进行性行为，完全不必要去找什么真人。

无疑，这些观念将被人们进一步证实，但它的问题是，人类的性也可能将因此而变得模糊、可疑，那种原始的性的生命力还存在吗？

所以，我对这种预言并不持乐观态度。我始终认为，现实的性是必须存在的，它是我们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原动力，而虚拟性爱将作为性的另一种存在。它们应该是互补的，而不应该是现实性爱被虚拟性爱所代替。如果那样，我倒认为，人类真正地遭遇了核武器。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既然要承认虚拟性爱的存在，那么，我们怎样来对待现实婚姻与性爱呢？

首先，我们要弄清楚的是虚拟性爱是不是真正的性爱。回答是肯定的。他们既然已经达成了心灵的统一，就已经使这性爱具有了形而上的合法性，所以他们性爱了。但是这种性爱却没有接触到身体。是吧！是吗？真的没有接触到对方的身体？意识所到达的地方是不是真的到达了？比如说我们玄想去过人类的远古，但实际上我们根本就没去过。是不是这样子的呢？也许有人会说，我们的确是到达了那里，并在那里看了看。因为玄想过的人在头脑里的确有了一种远古的印象，这种印象也许是靠现象，也许是靠前人的足迹。这跟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有异曲同工之妙。事实上，我们应该听听杨树和美丽的感受。他们的确是感受到彼此进入了，彼此触摸了。

接下来便是既然我们承认这样的性爱是真的性爱，那么，我们人类每天都有的玄想算不算性爱呢？成人在日常生活中是常有这样的玄想的，这是人的常性所在。实际上，日常生活中人们的这种玄想仅仅是单个人的意淫而已。真正的性爱活动必须是有对方存在和参与的。即双方都有这样的意识并完成了一种性活动。

这个问题弄清楚后，我们便可以回头来面对先前的问题了。

实际上，我们是怎样来判断这样的性爱。如果说，我们承认它的存在，那么，它便是对现实性爱的背叛与批评，当然，也可以说它是现实性爱的补充。如果我们承认了它，那么，现实婚姻便成了罪犯，成了阶下囚，那么家庭呢？这是一个巨大的社会问题。它将在今后一段时间里变得日益沉重。

如果说它是现实性爱的补充，那么，我们是不是要承认性爱的多样性？如果承认了性爱的多样性，我们是否又要承认婚姻的多样性？我们要否定目前的一夫一妻制吗？很显然，离婚率再高也解决不了这样的问题。但是，高离婚率仅仅对结婚者而言是幸福的，但对他们的家庭呢？

我不想对这个问题马上作出回答。这样做，显然是不明智的。我愿意长久地思考下去，并作出判断。希望愿意和我讨论的朋友们给我发来电子邮件，我的信箱是：xuzhaoshou@126.com或xuzhaoshou@263.net

原始古人有爱情吗

3000年前，斯巴达和小亚细亚半岛上的一个小国特洛伊双方出动了几十万人马，9000艘战船，展开了史无前例的战争。这场战争整整持续了10年，最后斯巴达人施用“木马计”才赢得了这场战争，但其原因只是为了争夺一个美丽的女人——斯巴达王后海伦。现代人说，这是为了爱情。

且看公元前4世纪时，那位热情颂扬爱情的哲学家柏拉图是怎么理解歌唱它的：要是能有别的什么方法，使一个国家或军队都由恋人组成，他们无疑会成为自己城市最好的统治者。他们将杜绝一切耻辱，为了荣誉你争我赶。当他们并肩作战的时候，尽管为数甚寡，却能征服整个世界。因为一个人宁可让整个人类看到自己的丑恶，也不愿在自己所爱的人面前怯懦地临阵脱逃或是放下手中的武器。他宁愿死一千次也不愿这样。谁又会在危险的时候丢下自己所爱的人或让他失望呢？在这样的时刻，懦夫会变成勇往直前的英雄，而凡夫俗子也会毫不逊色于真正的斗士，爱将会激起他们的勇气。

似乎柏拉图所描述的这种爱情的力量在人类的历史上或文学中比比皆是，屡见不鲜。在他的笔下，爱成了人最原始也最崇高的力量，是促动人精神创造的原动力。爱也成为人与生俱来、与动物不同的人性之一。事实上，在人类短暂的文化史中，爱情一直是人类欢乐和痛苦的主题之一。爱成为基督教义的主旨，情成为佛家教义灭绝的对象。对于现代人来说，爱情几乎成了我们的宗教。它似乎是我们人性难以回避的双刃剑，拥有时，我们“无情”地颂扬它，一叶障目，不见森林；失去时，我们也失去了生的希望，满含热泪地向着苍天指问：情为何物？可以说，自有艺术以来，人类就在孜孜不倦地描绘着它，用它的泪擦拭灵魂，用它的笑装饰人类苍白的人生，而用它的痛苦诅咒世间的不平。尤其是从近代以来，爱情至上的观念深入人心，爱情超过了所有的情爱，爱情大于人生。这种病态的观念在现在愈演愈烈，让人忧心忡忡。

那么，爱情真的是人与生俱来的特征吗？爱情真的是人生的宗教吗？古代人的爱情观是什么样呢？就这个问题，我曾专门请教过著名的性社会学家刘达临先生。

他说，爱情是人类的性心理进化的产物。性崇拜现象的出现，实际上，是人类性心理进化的一种初始表现。对性的崇拜心理，在今人看来似乎很愚昧可笑，可是它至少反映了原始初民对自然现象的一种探索，他们不再混混沌沌地过日子，而要问一个为什么了。婚姻制度的建立是人类性的社会进化的一个重要表现，人类的性行为再也不能从个人的自然需求出发，随心所欲，朝三暮四了，而要受到社会利益和道德的约束，限制在家庭的形式中。现代人说，爱情是婚姻的基础，可是对于洪荒远古的原始初民来说，他们还不知爱情为何物，两性关系就是性交，以后性交关系的范围逐渐受到限制，这就是婚姻的产生。

我的看法与刘达临先生的稍有不同,这主要来自于我学习过的美学的知识。很多美学家都认为，美是人与生俱来的品质，也就是说，人生来就有认识世界、选择世界的能力，尤其是对美的选择。虽然不同历史时期对美的认识不同，但对美的选择还是存在的。爱情在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一种美的选择。人的身体之美、处女膜，以及性感区的生成，实际上，也说明人的性选择的存在。达尔文也曾论述过这种进化过程。达尔文还在《人类的由来》这部书中重点阐述了性的选择中美的作用。孔雀开屏主要是为了吸引异性。这种性选择即美的选择，大概是爱情的原始意义。20世纪有很多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在探讨人的原始生命力和原始情爱时，都不同程度、不同侧面地谈到了这一点。实际上，我觉得，人类有时候进入一种误区，即过分地相信历史和考古，好古而薄今，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主义的教条化和妄求。比如，实际上，我们完全可以从今人的某些特征来认识人，不必要根据历史去推断一些无法证明的原始历史，从而否定人类对精神的追求。今天的很多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都存在这一误解。这种结果只能消解我们现今人类赖以存在和追求的价值观、道德观，因为当我们相信我们的祖先只是一种动物，是本来没有爱情、崇拜、美善等观念的动物，我们只有和动物一样的性，只不过高级一些而已。我们要说的应该只有一个字：不。历史尚且是混沌未开的，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主义的某些假说也只是假说，不是唯一的结论。在这种结论尚未得到足够的证明时，让我们还是以宽容的态度，允许像一些对人类的精神充满热爱而耽于幻想的思想者存在，允许他们的反抗，宽恕他们的愤怒。他们同样都是为了追求真理、认识世界。绝不能因为宗教有过黑暗的时期，就带来另一种科学上的专制。我们不能从一种迷信进入另一种迷信。

刘达临先生认为，爱情的产生，有以下五个方面的条件：一是男女的性关系应该比较专一。“人尽可夫”或“人尽可妻”的时代，是谈不上什么爱情的。那时，只有性，没有爱。二是男女双方的关系应该是平等的。不平等的关系下是不可能产生爱情的。即使有，也只是爱情的别名。三是男女双方的交往应该较为自由，强制的、包办的婚姻谈不上爱情。四是爱情应产生于选择和比较之中。五是人类的文化素养要提高到一定的程度。

我以为这只是以现代的爱情观来看历史上的爱情。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对爱情的理解应该是不一样的。群婚制的时候也肯定有选择，这一点从一些动物的身上都能看出来，何况人。这种选择应该就是爱情的朦胧时期。从符号学的角度来看，爱情是人类不断强调、不断塑造、不断创新的结果。今天的爱情肯定与古人的不同。今天的爱情是被夸张了的，有一定社会背景和道德背景以及文化背景。古人的爱情与我们今人的伦理有矛盾，如兄妹婚在远古时代是可以的，但后来就成了乱伦。

母系文化到底是怎样确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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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系文化到底存不存在？怎样存在？为什么会存在？这是100多年来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关注的重大题课，同样也是稍稍有点文化的人们非常迷惑的问题。但是，我的一些基督教朋友们不大同意人类曾经存在母系文化的观点。

在我看来，要探讨母系文化存不存在的根本理由，一是尊重历史，寻找历史的真实轨迹；二是寻找两性文明的源头，为今天的两性存在寻找道德价值依据。第一点人们很容易理解，但第二个原因就不大明白了。为什么呢？教科书上讲人类曾经存在过母系文化，但人们也只是“嗯”一声，并没有在意它存在的真正让人惊心动魄的原因。正如荣格所说的那样，人类其实多在一种无意识存在中随波逐流。

假如我们真的肯定人类曾经有过母系文化时代，那么，一个重大的转折就开始了，即我们今天所有的父系文化下的两性价值观、伦理观都将被颠覆。事实上，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以及全世界还在弥漫的性革命都与此相关。因为一个重要的前提产生了：女人曾经是两性的主导者，女人的智慧曾经改变了人与动物的格局，奠定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基础，女人的处女膜并不重要（男人的处女情结也就很可笑）。于是，我们发现，现在所有的道德伦理观念都是父系文化的产物，是值得怀疑的，人类需要一套新的伦理道德观念。

我们真正来到了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

但这并非是悲剧，恰恰相反，是幸事。发现母系文化的存在使我们终于窥见道德的源头，也使我们得见一切罪恶观念的源头。一切都需要重新命名，一切都需要解构同时也需要重构。过去我们根本不知重构的根据在哪里，那么，今天我们应该知道了，这一切的基础就是两性平等观念。从中国哲学上讲，还是阴阳平等观念。一阴一阳谓之道，但此道并非老子所讲的以阴性为主的虚静之道，也不是孔子的以阳为主的儒家之道，应该是阴阳互动的平等之道。

因此，假如我们不是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划分历史，而是以两性的历史来划分的话，历史只有四个阶段：1.原初阶段，也即混沌时期；2.母系文化时期（基本上可以说是有文字记载的史前时期）；3.父系文化时期（人类有文字记载的文明都是）；4.两性平等时期（我们还只是在启蒙时期）。当然，这样一个划分还是与马克思的一些观点基本吻合，但我认为，只有这样来认识人类的历史，才能从根本上知晓文化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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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两性关系来看，人类经历了原始群婚制、血缘婚、普那路亚婚、对偶婚、一夫多妻制、一夫一妻制等。在对偶婚以及之前的两性关系，基本上都是母系氏族文化的产物，一夫多妻制和早期的一夫一妻制是父系文化的产物，而现代的一夫一妻制才是两性平等时代的产物。为何这样讲呢？早期的一夫一妻制是基督教的婚姻，而基督教是在父系文化的基础上产生的宗教。上帝造人是按自己的形象来造的，第一个造的就是男人，其男权思想是显见的。那么，母系文化是怎样形成的呢？

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是经济的原因，即生产力决定一切。事实上，要解释母系文化产生的原因并非这一单纯的原因。人类学家发现，还有很多原因。比如，虽然我们讲，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西方学者认为，这个翻译是有问题的，应该是，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我没有深入研究，不能评价之），但事实上，人类社会的发展往往是受制于形而上的哲学和宗教的影响。我们常常讲，中国的文化不能有大的发展是因为我们没有哲学的发展，中国的社会也一样。另一个最明显不过的例子是共产党从国外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我们没有这一种哲学，我们就不会有今天的中国社会，也不会有今天的经济。从这一点来看，哲学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哲学显示了人的主动性，显示了人与动物的不同。但实际上，通俗一些来讲的话，哲学才是真正的政治。从历代王朝的更替来看，政府在常常变换，但政治不是在常变。从政教合一的国家来看，宗教（更高层次的政治）才是政治的灵魂，政府只不过是执行者而已。

那么，我们要寻找母系文化形成的真正原因，就不能单纯地从生产力这一方面来考察了。我们必须寻找到母系文化的智慧即哲学或宗教，才能真正了解其灵魂。

因此，在我看来，母系文化形成的原因应该有三个：

第一，经济学原因。过去我们对母系文化的认识是有局限的，总认为在那个时期女人是生产力的主要代表，因为女人会手工。但是，几乎所有的人都有一个疑问，即男人在当时难道是次要的生产力代表？人们发现，在所有的动物那里，几乎都是雄性在觅食，是生产的主要力量。原始社会也一样，男人在外采集、捕猎，女人在家养育孩子或同样出外捕猎或手工制作，但很难直接断定男人就是次要生产力的代表。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出在我们的惯性思维。在人类战胜自然灾害以后，人类的生产力主要集中在体力、脑力等方面，但是，在人类还没有超过动物的数量、还没有能力战胜自然灾害的原始社会，生产力并不是今天我们认为的生产力，而是指人力。也就是说，人的多少是真正的生产力。女人能生孩子，且能生很多很多的孩子。生产力就体现在生育上，这就决定了女人的地位。

第二，政治、哲学、宗教原因。在母系氏族时代，人们对性的认识多集中在女性身上。人们发现，只有女性才能生育，男人是不能生育的。那时，还没有制定的婚姻制度，人只知其母，不知其父。那么，凭什么来确定社会的关系呢？血缘。事实上，直至今日，血缘关系仍然是社会中最核心的法则。家庭是社会的细胞，而这个细胞就是靠血缘来纽结的。在母系文化时期，人们更是靠这个链条来维系社会的。所有被生的人都由母亲来抚养，也便自然而然地团结在母亲的周围。这样就在一个族群中出现了一个老祖母的形象。女娲大概就是中国古代的一个老祖母的代表。老祖母形象在很多民族的传说中都有。人们团结在母亲周围，社会就形成了多个族群，每一个族群就相对稳定了。

而形成这种格局的哲学原因是对生命的认识。老子讲：“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意思是生命都由母亲生出来的，没有母亲，就没有生命。这种认识构成了当时人们的终极思想。人们对性还没有足够的认识。

由于这样一种原因，就产生了母亲崇拜。由于孩子生下来就与母亲相依为命，不知有父亲的，于是，与各种宗教一样，这种崇拜在孩子生下来后就参与了浓烈的情感体验。母亲崇拜就这样牢固地形成了。这也是女阴崇拜在那时兴盛的原因。

第三，文化原因。在任何一个时代，统治者必将占有文化。在母系时代也一样。当然，今天能看到的母系时代的文化极为罕见，因为那时没有文字，一切都是靠口头传承，再就是原始的一些岩画、泥陶等。在岩画上，女阴崇拜是最为明显的特征。而在泥陶中，马家窑彩陶是最为重要的证明。在这些彩陶中，多有女阴崇拜，还有女性的身体，还有象征女性的水波纹。特别重要的一个显征是，绝大多数的彩陶中，都有一只女性的手掌。这是彩陶制作过程中留下的最后印迹。这种种迹象说明，在那个时代，女性是文化的主要生产者和占有者。如果把彩陶也当做艺术的话，女性便是独享这艺术的主人。实际上，在母系氏族后期，由于母系文化的发展，女性不仅拥有了很高的智慧，使人类定居并开始圈养牲畜，而且有了闲暇，这使女性开始制作工艺品。这也是女性手工制作方面卓越的一个表现。

由于有文化，母系时代的社会也不像我们今人想象的那样荒凉、无情、野蛮。从一些尚有母系文化特征的民族（如摩梭人）来考察，我们会惊异地发现，母系文化是非常建全的，其社会分工、家族的建制方面都有严密的制度。母系时代在伦理道德方面也不像今人想象的那样乱伦，也有非常严格的伦理要求。只不过，在崇拜生育的那时，性方面的伦理没有父系时代的严酷。

由于这三方面的原因，促使女性成为社会的第一性，而男人则是第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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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家认为，我国古代的母系氏族公社出现于距今约两万年之前，那时的人类体质形态已进入“新人”阶段，相当于考古学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母系氏族公社的发展时期，是在距今约7000到5000年左右。我国境内的新人化石及其遗存非常丰富，主要有以下几种：柳江人（1958年发现于广西柳江通天岩洞穴中，有一具完整的头骨和部分体骨、肢骨等）、河套人（1922年在内蒙古乌审旗的萨拉乌苏河发现一枚小孩牙齿。1956年又在大乌审旗嘀哨沟湾村附近发现一块右侧顶骨碎片和一段股骨）、山顶洞人（1933年在北京周口店龙骨山山顶洞穴发现基本完整的三个头骨和其他骨骼，至少有8个男女个体，还有动物化石及其他文化遗物。经测定，山顶洞人距今约有1.8万年）、麒麟山人（1956年在广西来宾麒麟山发现老年男性个体的颅底骨化石）、峙峪人（1963年在山西朔县峙峪发现枕骨化石一块，石制品15000多件及动物牙齿等）、左镇人（1972年在台湾台南菜寮溪发现距今1—3万年的头骨，是目前在台湾发现的最早人类）。

当然，还有一部分人对是否有母系氏族的存在产生怀疑。据考古发现，我国的母系氏族公社遗址在很多地方都有。建国以来，我国境内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有6000多处，遍布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主要的文化遗存有：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老官台文化，分别分布于河南省中部，河北省邯郸地区，关中平原的渭、泾流域和陕南的汉水、丹江上游。这几种文化属于早期新石器文化，距今七八千年。仰韶文化：分布地区很广，目前已发现1000多处遗址，距今约5000年到7000年。河姆渡文化：主要分布在浙江东部，距今约6000到7000年，是江南地区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文化。马家窑文化：主要分布在西北的甘、青地区，距今约4500年左右。红山文化：主要分布在辽宁西部地区，近年来有许多重要的发现。除上述文化外，已经发现的还有川鄂三峡地区的大溪文化、江汉平原的屈家岭文化、淮河流域的青莲岗文化、太湖流域的马家浜文化、北方草原地区的细石器文化、东南沿海和华南地区以绳纹粗陶为代表的新石器文化等。

当然，这些考古发现还有人不断地提出质疑，中国的一些男权崇拜者，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信仰的人群，大都对此持强烈的否定态度。这些惯性思维者既不相信进化论，也不大相信女人曾经主宰过这个世界。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考古的进一步发现和女性的逐渐崛起以及其它学说的推进，这些都会成为常识。到那时，一个新的伦理社会也就建起了。

西门庆是极品男人

到讲明清小说的时候，这部分内容大家应该熟悉，所以要求学生先来上课。一个男同学上来说，我不想面面俱到，我想讲千古奇书《金瓶梅》。掌声雷动。快睡着的同学也坐了起来，男同学们则用那种暧昧的笑眼互相看着。

那位男同学自己也在讲台上笑得弯下了腰。

他用惯用的方式讲《金瓶梅》的写作背景，然后又讲大致内容，讲着讲着，他说，我不知道怎么来讲，它太大了，我找不着合适的头绪，这样吧，你们提问题，我来讲。

大家又笑。提问题的同学很多。

一个同学问：《金瓶梅》写的是什么年代的事？

回答：明朝。

又问：那么，《水浒传》又是什么时候？

回答：宋朝。

问：那么，武松到底是哪个朝代的事？

迷茫，最后回答：我也说不清。

又一个男同学站起来问：你对西门庆如何评价？

回答：我认为西门庆是个极品男人。

台下哗然，掌声响起。有个同学一边笑着，一边骂着。

解释：为什么说他是个极品男人呢？我们一般评价一个人成功与否，主要看他的事业，小说里的西门庆是个成功的商人，他对商道和官道无有不通，他对一切成功的手段可以说是异常娴熟，得心应手。当然，这一点是很多男人都能做到的，但另一点就不一定了。西门庆是一个非常性感且风流的男人，他还极其懂女人。他知道女人想要的是什么，知道女人怎样才能快乐。只要他想得到的女人，都能得到。相反，女人们也非常喜欢他。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说他是极品男人。当然，他也是一个失败的男人。他的一生就是不断赚钱和与女人鬼混的一生，他最后也是纵欲而死。他没有什么更高的境界。

问：你不是说他是极品男人吗？怎么又说是失败的男人呢？

笑个不停，然后回答：我也很矛盾。

第五个同学站起来问：请你说说西门庆与那些女人有没有爱情？

回答：没有。他只是纵欲而已。如果有爱情，他就不会见一个喜欢一个。

提问者说：你错了，他是有爱情的。

大家爆笑。提问者说：有一些学者最近指出，《金瓶梅》是中国文学中最早描写男女自由恋爱的小说，说《金瓶梅》的伟大之处也就在这里。

回答：我认为是没有的，至于那些学者的观点，我是不同意的。还有问题吗？

提问者笑：其他的到宿舍再问你吧

笑。

同学们在等着我的回答。我知道，我的回答肯定让他们失望，但我还是要回答。他们等待的是什么呢？也许就是等着我肯定西门庆。在市场经济开始到现在的一段时期内，我们评价一个人往往就是以一个人是否成功、是否给社会带来效益为尺度。成功是什么？往往不是一个人做了多大的官，而是一个人在市场经济中能做多大的事，或者是在市场经济中能赚多少钱，至于用什么手段，为人如何，往往并不被人看重。用这样一种尺度来评价西门庆，他当然是成功男人的代表。还有一段时间流行找情人。中国人被传统的道德捆绑得太久了，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传统道德在社会转型中很快动摇了。社会上对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制度也存在诸多疑问，开始流行男人找情人，富婆包小白脸。一个男人的评价尺度里加了几个条件：要有幽默感，要能讨女人的欢心，还有说男人要性感。说到这里，性便在近些年的中国人眼里显得很重要了，说一个男人的条件还要懂得如何让女人在性方面真正地快乐。这几个增加的条件自然都是重要的，说明中国人在向人性化的方向迈出了很多步。但从这些角度来看，西门庆自然又是男人中的榜样。他样样都好。

可为什么我们在这样想的时候总是有一些犹豫呢？又为什么会矛盾呢？

原因很简单，在所有这些条件中，缺失的就是男人的道德力量。以上社会的流行看法一方面说明我们的社会在向人性化方面转变，另一方面则说明在这种转变中，我们丧失了应有的道德标准。人们只看准了西门庆在物质欲望方面的成功，却没有看到他在道德方面的失败。这就是刚才那位同学矛盾的地方。

西门庆娶潘金莲，是以牺牲社会正义和残害别人性命为代价的。他和潘金莲不仅杀了武大郎，还将武二郎也发配充军。西门庆娶李瓶儿，首先是以牺牲他与花子虚的结义之情为代价，其次是以害死花子虚的性命为终结。他与王六儿的相欢，也是以牺牲他与属下的伦理关系为代价。这样一个人，会是男人中的精英？

在西门庆的身上，我们看不到男人之所以成为一个男人的真正的品格，只是看到一个以欲望为主，不惜任何代价实现自己欲望的魔鬼。所以，在中国古人看来，一个人的贫富与官位的大小不是决定一个人是否成功的条件，而是以一个人是否为君子这样的条件。只要一个人是君子，他就是一个成功的人。可惜的是，这样一种价值标准在今天的社会已经找不着了。

潘金莲是中国妇女革命的先驱

在上一堂课上，讲到了《金瓶梅》，两个同学关于“西门庆是极品男人”和“西门庆有没有爱情”发生了争议。我想，他们在课后肯定还会争议。果然，一个同学起来说，他们在课后一直在争议，不过，他们争议的不再是西门庆的问题，而是潘金莲。这个同学爆出了一个观点，惹得在场的所有同学都惊叫，他说：

“我认为，我们现在应该重新来看待潘金莲这个女子形象。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潘金莲是中国妇女争取独立、自由和幸福的先驱。”

为了证明这个观点，他讲了潘金莲的身世：“这潘金莲却是南门外潘裁的女儿，排行六姐。因她自幼生得有些姿色，缠得一双好小脚儿，所以就叫金莲。她父亲死了，做娘的度日不过，从九岁卖在王招宣府里，习学弹唱，闲常又教她读书写字。她本性机变伶俐，不过十二三，就会描眉画眼，傅粉施朱，品竹弹丝，女工针指，知书识字，梳一个缠髻儿，着一件扣身衫子，做张做致，乔模乔样。到十五岁的时节，王招宣死了，潘妈妈争将出来，三十两银子转卖于张大户家，与玉莲同时进门。大户教她习学弹唱，金莲原自会的，甚是省力。金莲学琵琶，玉莲学筝，这两个同房歇卧。主家婆余氏初时甚是抬举二人，与她金银首饰装束身子。后日不料白玉莲死了，止落下金莲一人，长成一十八岁，出落得脸衬桃花，眉弯新月。张大户每要收她，只碍主家婆厉害，不得到手。一日主家婆邻家赴席不在，大户暗把金莲唤至房中，遂收用了。……大户知道不容，却赌气倒赔了房奁，要寻嫁得一个相应的人家。大户家下人都说武大忠厚，见无妻小，又住着宅内房儿，堪可与他。这大户早晚还要看觑此女，因此不要武大一文钱，白白地嫁与他为妻。”

潘金莲从小没了父亲，9岁卖了一次，15岁又卖了一次，18岁被主子“收用”，最后主子坏了心地将她嫁于武大郎。从今天的观念来看，潘金莲与武大郎可以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虽然都是奴才，但还是相差太大。潘金莲肯定是没有任何幸福可言的，但她不是忍气吞声，而是开始寻找自己的幸福。在这个时候，她首先看上的是武松，武松的伦理观念很强，不愿意，于是她看上了西门庆。从那个时代来看，潘金莲是与时代的道德相背离的，当然，那时的道德对妇女来说，简直是地狱。她争取自由与幸福是可以理解的。只要是一个正常的人，就会有这样的心。

给潘金莲翻案，历来已有很多人这样做了。魏明伦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

另一个同学起来说，我们觉得很矛盾，从一个角度来看，潘金莲是为了争取自由和幸福，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潘金莲是一个不择手段、毫无道德和人性的女人。她为了获得西门庆的爱，杀死了李瓶儿的儿子。她是一个被封建礼教异化了的女人。

恰巧，此时，我看到一则消息，真是令人啼笑皆非——是继安徽当年五一节开张的《金瓶梅》遗址公园后，山东又有两地正在紧锣密鼓地开发与《金瓶梅》相关的旅游项目，诸如潘金莲与西门庆相会的旧址、武大郎烧饼铺、武松杀嫂旧址，或血溅鸳鸯楼旧址等等，还伴有“武大捉奸”、“西门初会潘金莲”等娱乐节目，真是闹哄哄的不一而足，都冠以文化旅游之名。

我以为，这多少有集体意淫的意思，存在于《金瓶梅》旅游开发与消费过程之中。我们知道，任何一种旅游消费过程，其实就是意义生产或消解的过程，《金瓶梅》旅游消费过程，其潜在的低俗暗流消解并改写了表面上那些所谓文化的堂而皇之的意义。生理感官上的意义，回应着景点本身的隐喻色彩，威胁着《金瓶梅》原本所具有的意义的能指。我们应该看到，《金瓶梅》在以通俗的旅游方式为传播的中介，从一开始就已经在向世俗变形，并迷失了自己原本的方向。

这些旅游项目的开发，实际上是在给负面文化翻案，在为潘金莲翻案。

我们先来思量一下潘金莲若活在今天会怎么样？她不喜欢武大郎就会与武大郎离婚，武大郎不愿意。这就成了武大郎的不是。然后她喜欢武二郎。武二郎若也喜欢她，在今天就似乎成了天经地义的一对了。哥哥必须让位给弟弟。若武二郎不喜欢她，她就必须寻找新的爱情，于是她喜欢西门庆也就成了天经地义的事。只是她不该危害武大郎。

这就是今天很多人给潘金莲翻案的理由。

这其实是一个伦理问题。首先，第一个问题是爱情是否可以主宰亲情？爱情与亲情的关系是什么？这在今天是一个非常混乱的关系。爱情至上是今天的宗教。但我们从人类伦理的诞生来看，爱情与亲情是一对平等的关系，甚至在古老的以血缘为纽带的社会里，亲情要远远地大于爱情。现在是一个两性平等的社会，爱情与亲情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但最多也只是平等的关系。爱情若凌驾于亲情之上，那么，家庭伦理就不复存在。从这一意义上来看，武二郎拒绝嫂嫂是符合古代和今天的伦理观念的。

其次要探讨的是为了爱情就可以杀人吗？潘金莲为了与西门庆的关系，首先杀了武大郎，然后又杀了李瓶儿的儿子。有两宗命案。我想，无论到了任何时代，以牺牲别人的生命来换取自己所谓的爱情，都是不符合伦理道德的，更不可能符合当时的社会法律。

最后，要探讨的是一个人的欲望与自身的伦理。现在我们常常会谈论人是一个自然的人，也常常会看到很多“返璞归真”的行为，但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马克思说，人是一切社会生活的总和。似乎把人的自然的部分有所忽视。一般的看法是，一个人，既是一个自然的人，又是一个社会的人。人的欲望有自然的，也有社会的。如对同类的占有、侵略等，都出自自然的欲望。那些对社会声誉的欲望、对忽视人性的道德追求的欲望，便是社会欲望。一个人，只有做到自然性与社会性相统一时才是一个真正的人。用孔子的话讲，就是一个能达到中庸之道的人。这就是人自身的伦理。一个人往往很难对自身的伦理认识清楚，更不要说执守了。宋明理学强调，“存天理，灭人欲”，就是对人性的反动，也是对人伦的反动。他们只强调人的社会欲望，却压抑了人的自然欲望。《金瓶梅》就是对这种宋明理学的一次反抗。你不是强调要“存天理，灭人欲”吗？我偏偏要写人欲。所以，整部《金瓶梅》就是写人欲的，也是写人欲是如何得逞的。而这里面的主人公自然是西门庆和几个女人。在这几个女人中，潘金莲又是主角。潘金莲已经完全丧失了社会性中的人伦道德，变成了一个以自身欲望为主导的变态狂。

如果这样一个女人都能成为先驱、榜样，那么，后来的那些真正的女性革命运动的先驱就会从坟墓里跳出来，不愿意革命了。

女人比男人更好色

一说起好色，人们总是骂男人。好色之徒。何也？男人喜欢漂亮的女人，也总想占有之。历史上有很多因为漂亮的女人而进行的战争。海伦是西方文化中最美丽的女人，但也因为她而挑起了特洛伊十年之战。难道好色是男人之专利？

非也。事实上，女人比男人更好色。

比如，女人的服装奇艳无比，应有尽有，男人的服装却少得可怜。比如，女人爱花色胜于男人，女人爱打扮。女人爱逛街，明明不买，可硬是要把偌大一个商场一寸不落地看遍。那个陪伴的男人却被折磨得半死。女人富于感性，而富于感性也就富于色彩。

谁说男人是好色之徒？女人才是。

但为何女人在好男人之色方面不如男人呢？比如，在嫁人时往往多看重男人的品德和事业，这似乎更为理性，而男人往往又看重的是女人的长相。

其实很简单，有史以来的绝大多数民族都已进入男权社会，女人已经完全地处于被压抑状态。女人的身上甚至心上，被刻上了道德的符号。男权时代的女人都知道，自己的权利很小，活得也格外艰难，一旦出问题，一生休矣，所以，在选择夫君方面便格外地理性。“女怕嫁错郎，男怕选错行”。女人的事业被限制在家庭，男人的事业则放大到社会。

女人还成为男人的花朵，这不仅仅符合女人好色的本性，而且符合男人好色的天性，于是，女人们为了取悦于男人，便也千方百计地打扮，这也促使女人的服装千奇百怪，叫人叹为观止。事实上，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好色是人的本性，无论男女。但孔夫子说得好，食色，性也。孔夫子同时还说，发乎情，止乎礼。好色虽是人的天性，但人要节制，要规劝自己，不能让自己的天性泛滥，那就成了灾难、战争、死亡了。

中国人和西方人对婚姻的不同认识

“离婚”是与一夫一妻制互为因果的一个现象。在中国过去一夫多妻制的婚姻社会，离婚是不存在的。那时，只有休妻。它的文化背景在于绝对的男权。离婚实际上是对男性为中心的文化的一种扭正，它的背景是不断上升的女性自觉意识。

一夫一妻制本是基督教神圣的婚姻制度，但实际上，也是以男权思想为中心的婚姻。《旧约·创世纪》上说：“耶和华神就将从亚当身上所取的这条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她到亚当面前来。”她就是夏娃。夏娃实际上就是亚当的骨肉。这种圣言从一开始就道出了两种不幸：一是夏娃始终要依附于亚当，二是这种婚姻本就是骨肉相奸——它实际上道明人类是从最早的血亲家庭中走向文化的。同时，这一圣言也道出另一种分离，即婚姻是非常神圣的，但凡离异的婚姻不仅仅是一次对上帝的背叛，而且是对自我的一次背叛和分离。

这一神圣的上帝的旨意还是被背叛了。似乎并不是人类背叛上帝，而是上帝在一开始就背叛了人类。上帝似乎没有在乎人性的存在。这是觉醒后（也是迷失后）的人类的一次分离。虽然教堂里的婚姻还在举行，但人类的心不再忠诚。他们一边在给对方戴上价值昂贵的首饰，一边在心里琢磨：这场婚姻到底能持续多久？

而婚姻对于中国人来说，远没有这样神圣。在封建时代，也就是一夫多妻制时代，女人永远只是男人的衣服，或者诚如有些学者所说的是男人长期包养的合法的妓女（这种说法不是很全面，但切中了封建婚姻的要害）。中国人是非常在乎宗亲的，婚姻的最大目的在一段时期并不是为了人性的需要，而是为了宗亲的延续。所谓“无后”便是最大的不孝。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婚姻不是变得神圣，而是变成了魔鬼。中国人婚姻的神圣性并非来自于某种神示，而是来自于个体的体验，而且这种体验少之又少。中国人所能体验到的婚姻的神圣性其实就是那可怜的几桩爱情的诞生。

其实，中国人的这种对婚姻神圣的体验恰恰是目前人类所追求的。也就是说，当在婚姻中品尝到爱情的存在，这婚姻才走向神圣。西方人虽然有三分之二的人在晚年重新回到神的身边，但在他们年轻时一般已经不再相信婚姻的神圣。他们在走中国人的道路。

建国后第一次离婚高潮从将军开始

中国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废除一夫多妻制而建立一夫一妻制的，同时开始废娼。仅仅不到一年，中国人便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离婚高潮，而这场离婚高潮恰恰又产生于共和国的功臣中。王近山便是其中的一个。

王近山被人们称为“王疯子”，一位中将。他15岁参加红军，20岁当师长，是刘邓大军中的虎将，被誉为二野的“朱可夫”。共和国成立不久，年仅40岁的他就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公安部副部长。然而，英雄难过美人关，1955年他从朝鲜战场凯旋后竟和妻妹陷入感情的漩涡之中，妻子韩岫岩向组织告了状。这件事激怒了“王疯子”，他打了离婚报告。组织上批评、教育他，但他率性而为，对这些批评不理不睬，甚至愿意接受处分：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遣往河南农场改造。这时候，他苦苦相恋的心上人不见了，只有家里20岁的保姆小黄自愿跟他去农村照顾他，后来他们结婚了。

王近山的悲剧只是共和国建立初期第一次离婚浪潮中的一个特例。从1950年开始的这场离婚浪潮大约到1957年“反右”时才平息。从开始到结束都是异常地分明。长期的战争终于结束了，也终于能居家过日子了，可是，过去受父母指定的婚姻现在太土了，也不能与现在的身份般配了。饭饱思淫欲，更何况拥有极大的特权呢。这些功臣有很多都是农民出身，他们在思想上大多还是过去那种封建式的婚姻观念。他们实际上有很多人还不愿意休自己的结发妻子，但同时他们也无法忍受这位结发妻子。特别是有些做外事工作的功臣，在许多外交场合都需要有夫人陪同处理一些事务，而他们的妻子又都是小脚农村妇人，哪里能做这些事呢？既然不可能多娶，那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组织出现了。组织上开始动员一些妻子离婚。还是女人牺牲。

再说那些农村来的妻子也无法适应城市的新生活，而她们又不愿意看着别人抢走自己的丈夫。说真的，能坚持那么多年，不就是等着丈夫功成名就，跟着享受富贵吗？

讲到这里，忽然想到战国时期的百里奚认妻。百里奚之妻杜氏领着儿子流亡到秦国，此时百里奚已经是秦国的相国。杜氏车上望夫，不敢相认，只好到百里奚府里洗衣，她因为会琴鼓，便设法在堂上唱歌，歌曰：“百里奚，王羊皮！……今日富贵忘我为？……昔之日，君行而我啼，今之日，君坐而我离。嗟乎！富贵忘我为？”当时的将军们倒是在最初都认了自己的妻子，他们的妻子倒也没有这样艰难地认夫。

可是，一夫一妻制出现了。爱情的观念出现了。这是她们的劫数。

似乎都是一夫一妻制惹的祸。要不，他们怎么会陷入这样的两难境地呢？

于是，在这一离婚高潮中，离婚大都由男性提出，女性十分被动，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仍占据着她们的内心，无论和丈夫有没有感情，大都不愿离异。即使被迫无奈甚至糊里糊涂地离了，她们也很少再婚，而固守“从一而终”的古训。

虽然农民翻身做了主人，但农民中的女人还是被富人中的女人打倒了。谁让富人家的小姐都那么有知识，还那么性感（那时的性感就是有些资产阶级情调）。

这次高潮的结束大概是因为“反右”的开始，也就是开始打击这种资产阶级情调的时候。

假如从今天的观念来看待这场离婚的浪潮，可以说，那些妇女是新旧文化更替中必然的牺牲品。婚姻的观念变了。婚姻再也不是传宗接代的形式，而是一种情感审美的需要。神圣的要让位于人性的，而这种人性的婚姻要上升为神圣的婚姻却是难的。

六十年代的性

有一天晚上，我正在宿舍洗脚，广播喇叭里正放着吹熄灯号前的音乐，忽然从广播里传出一个男人的声音：

“你舒服吗？”

“舒服，舒服，舒服死了，喔，喔！”

听者瞠目，不知这是怎么回事。后来才知道，女广播员正和放映队长在广播室关起门来做爱，忘记把喇叭关上了。

……

这是性学家刘达临在《我的性学之路》中记述的一则故事，发生于1958年。那时他还在部队上服役，部队对两性问题的处理非常严格，由于女广播员和放映队长都是未婚，不属于通奸，所以处理的结果是女广播员回了地方，放映队长复员了。

第二年，这里的广播员换了个新的，小杨，是个姑娘。结果被有妇之夫宣传科姜科长勾搭上了，发生了两性关系，而且小杨也怀了孕。这是个严重问题。调查的焦科长也是个多情种子，在代表党委进行调查时，小杨哭哭啼啼，使他动了感情，不仅摸出手帕替她擦眼泪，还把党委对这件事要一查到底、严厉惩办的决心和部署告诉了小杨。这样就促使姜科长和小杨一起外逃。在路上，姜科长对小杨说：“看来我们已无路可走了，生不能做夫妻，死后做夫妻吧，我们一块死吧！”小杨听了他的话，服毒死了，他却不服毒了，被抓了回来。

这件事上了军事法庭，开了公审大会，曾经被认为是很能干、很有发展前途的姜科长和焦科长成了首犯。姜科长被开除党籍，开除军籍，判刑15年；焦科长由于泄露党委机密，造成严重后果，被开除党籍，开除军籍，判刑5年。

我问刘教授：部队里这样做是不是太过分了？

刘教授说，这个60年代初发生的令人震惊的案件触动了我的思想，为什么在具有优良传统和严格纪律的部队里会发生这种事？这样处理对吗？这也许是我后来走上研究性学道路的一个原因。当年，那位前来坐镇的空军政治部副主任在大会上批评我们部队政治思想薄弱，生活条件太好了，就发生这种腐化现象了，这种分析也许有一定的道理。后来我在研究性学以后，认识到部队由于国防建设的需要，对性这一容易引起社会动荡与纷争的事情不能不严加控制，正如费孝通在《生育制度》一书中所说的：“性可以破坏社会身份，扰乱社会秩序，瓦解社会团体。”可是，性又是一切人的一种本能需求，又不能过分压制。西方有位哲人说过：“对于绝对自然的事情的压制，其结果往往是加强，甚至是病态的加强。”这也许是我们部队过去出那样的事件的原因之一。从世界范围来看，军人的性问题一直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但如何解决却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它不是新问题，是一个一直存在的问题。

我进一步问他，1969年9月，也就是在您整整20年军龄的时候，复员回家了。复员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刘教授说，当时我所在的那个部队奉命撤销了，当时有三条路摆在我们面前：一是调到其他部队去，二是去“支左”，三是复员回乡。一般来说，军队干部回地方都是转业，用在军队的级别套地方级别，有时还会加一级，而复员则什么级别都没有了。在文化大革命中，复员是很吃亏的，当时没有转业。领导征求我的意见时我说：“我和爱人已经分居10年了，现在让我回家吧！”当时领导觉得我这样做太可惜了。

不知怎么地，我追根问底甚至有些刻毒地说，您这么坚决地回家，实际上也有性的原因。我想，这一点不用问都能猜出来。人之常情嘛！应该说这是一种比较人性的选择。您是性学专家，有人这样问过您吗？

刘教授尴尬地说，没有。你是第一个。当时我的心里很乱，而且在那个年代，性是很次要的。当时的部队里也很复杂，我也不想再在部队呆下去了。

就这样，刘达临先生回到了上海，不久，他就踏上了研究性学的道路。起初，没有多少人理解他，家里人也不支持他，然而他还是坚决地走下去，终于成为一代性学大家。

大学生谈恋爱的20个理由

当我讲完人类史前史的性文明（人类的性崇拜、早期的几种婚姻形式等）后，我作了一个调查。有很多大学生认为学到了其他课堂上根本无法学习的内容，这些内容让他们惊讶，人类居然有过这样的历史？但也有几个同学很失望，他们对这些知识不感兴趣，要求我结合大学生的实际讲讲恋爱、婚姻、家庭问题，即如何处理身边的很多问题。

我本来也是想在后面的讲课中重点与大学生们讨论有关性、爱情、婚姻、家庭的本质问题及人类历史和当今发生的各种两性问题，但不讲前面的这些性文化史，后面的内容是无法讲解的。比如，我们必须要讲现在的一夫一妻制，但一夫一妻制是怎么来的，一夫一妻制之前有些什么样的婚姻形式，人类的两性关系史是什么时候开始的，等等，这些历史若讲不清楚，那么后期讨论任何问题都仍将回到这些讲不清楚的历史，很多论断都将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在网络上，有很多人说人类不需要婚姻，因为人类早期就没有婚姻。这种说法得到了很多无知之士的支持（因为这些无知之士多是一些作家和写手，他们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但事实上，人类从有了两性之后开始，也就是自人类诞生之日起，就有了一种两性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并非人们想象的那么混乱。人类有基因上的制约（这一点，很多动物也有），有审美上的选择（这是人类特有的能力），它们使人类在这方面有了最早的禁忌。其实这禁忌也就是道德和伦理的开始。人类是经过一段群婚杂居的生活，但随着社会化的进程，人类的两性关系开始从家庭内部转向社会，这也就是人类伦理道德逐渐形成的过程。为什么会形成今天这样一种婚姻制度？它是人类精神发展和社会化的结果。如果让我们今天的人都回到原始洞穴中去，让那些说人类早期没有任何婚姻制度的人们去和自己的亲人发生性关系，我想他们是不会的。人们为什么不要婚姻？是因为人们的文化观念和欲望所致，是道德的失败和沦丧造成的。

这是一种基本的观念。如果我们不讲历史，不从本质上来探讨爱情、婚姻、家庭和性的本质问题，我们能回答什么呢？

我驳斥了那些认为性知识无需听讲的学生。我问一个同学，能否给我们讲讲道德是怎么产生的？他站了起来，茫然地看着我说，讲不出来。我笑了笑说，讲不出来是因为我前面讲的时候你根本就没来听，而你只是听了一节课就认为这些知识是无用的，你怎么可以轻易地否定别人的成果和大多数人的感受呢？我从人类的两性关系发展史上仔细地讲解了道德的来源，很遗憾，你没来听，但我不能在这里重复了，我不能浪费别的同学的时间。

我不知道他们会怎么想，但我既生气又无奈。他们在学知识的时候是那样功利，只是想马上去用，却根本不去思考我们为什么要这样而不是那样。我告诉他们：我对性科学（性的技巧和防范措施等，我认为在目前前者应该是自己获取的，而后者是中学时就应该学习的）暂时没有兴趣，我致力于性的伦理和哲学思考主要是想探究它的本质，以此来探究爱情、婚姻、家庭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把性当回事地说，是因为它关涉到爱情、婚姻、家庭这样一些伦理关系。当然，如果我们不要这些关系，只是想获得性，那就另当别论了，但这些都在我的批判之列。人类中间总是有一些恶的理念，它从盲目的流行的无根本的知识出发，而阐发一些恶的理论，使人类的精神无所依归，那么，就应该有一些人阐发一些善的理念，告诉人们真正的知识是什么，告诉人们历史的真相。我想做的就是这些。当然，我这样说，你们一定会觉得我自以为是、自我标榜，如果你们真这样认为的话，那你们错了，我也只是告诉你们我的真实的想法而已，也许我根本做不了什么，但我有这样的理念。我们的社会就是缺乏这种声音。相反，非常可笑的是，我们的社会总是允许那些说假话、大话和套话的人，并且这些魔鬼一样的人会成为大人先生，可见，假相早已覆盖了全社会，恶已经无处不在。善永远是少数，因为善是恶的对立者，恶总想消灭它，于是，人们也变得恶些，恶成了他们的保护膜，以保护那些善。

柏拉图认为，能写出来的文字永远都是短浅的，它永远比不上心灵与心灵的对话。柏拉图从内心深处没有觉得自己留下来的文字有多少用途，可是，他也许无法想象，人们就连这些短浅的文字也不去理解。人们总是想以经验来生活。这是一种盲者。人生是有限的，用有限的人生去体验无限的生命，而且还不学习，怎么能不叫愚昧呢？

愚昧是我们应该战胜的，但战胜愚昧的首要法宝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以及孔子看来是教育，而教育的最好的方式就是对话。这就是我想在后期一直想进行的授课方式。事实上，在此之前，我也一直在采用这种方式，可惜的是，学生们什么都不知道，何以能对话，所以必要的讲解是应该的。

我的第一堂对话课的对话题目是从最基础开始：大学生的恋爱问题。为了讨论有的放矢，我将它分解为两个问题：第一，你为什么要恋爱？恋爱的好处或者说大学生谈恋爱可以收获些什么？第二，你为什么不谈恋爱？你认为大学生恋爱的误区和局限在哪里？

这个题目也许对时下的大学生来说有些滞后，因为他们现在谈的已经是同居和婚姻的问题，对于恋爱问题，学校和学生双方面都似乎没什么异议了。但实际上，我认为这还是一个需要我们去探讨的问题。恋爱是另一所大学，在这所大学里，我们要学会爱，探究异性的秘密，并开始考虑自己的一生该如何度过，等等。恋爱是我们走向人性的秘密通道，是我们向本质进发的万水千山。没有一个恋爱着的人不在思考爱情的本质问题和人的本质问题，这就是我认为恋爱是人必须的大事的原因所在，也是我从不反对大学生谈恋爱的原因所在，同时也是我要与大学生探讨的原因。它是一个最基础的问题。

众多的学生给我列举了如下理由：

1.摆脱了家人的管教，很自由，所以谈恋爱。

2.大学生在生理、心理上已发育成熟，应该谈恋爱。

3.受周围环境的影响，大家都在谈，我怎么不谈？

4.排解寂寞，驱赶孤独，最好的法宝就是恋爱。

5.为了在花季年龄留下美好的回忆，我必须谈一次恋爱。

6.大学里有非常好的恋爱氛围，更待何时？

7.上了大学，事业逐步有了方向，就应该考虑人生的第二大事——婚姻，所以必须谈恋爱。

8.遇到了喜欢的人，心动了，再也止不住，不谈是不行的。

9.人生必经之路。

10.期盼美好的爱情，可以说是爱上了爱情才去谈恋爱。

11.谈恋爱，也是前进的动力。

12.找个说话的人，沟通和交流。

13.有些人是找个付钱的人，提开水的人。

14.猎奇性所致。

15.家长在中学时一直强调“现在别谈恋爱，到大学时再去谈”，所以形成了一种条件反射。

16.几乎所有人都说：“大学时若不谈一次恋爱，就是不完整的大学。”为了完整的大学生活，必须去恋爱。

还可以列举出很多种理由，但我没让他们再重复下去。他们所谈的这16个理由可以说是在大学里人人可视并可以触摸到的理由，而我还是有些失望。他们都是涉及了一些表面的东西，对本质却似乎一无所知。其实，并非一无所知，而是他们不敢说出。

于是，我给他们又总结了几条：

17.青春的冲动。性生理成熟了，所以渴望性，这是一种自然需求；性心理也成熟了，所以渴望爱情，这也是一种自然的需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渴望异性的原因所在，也是我们为什么恋爱的原因。大家为什么不敢说出来呢？

18.恋爱无所谓成功与失败，它是人的自我本质的实现而已，所以它是自发的行动。

19.观念所致。因为我们要婚姻，所以才恋爱。

20.因为我们是人。这是最重要的也可以是唯一的理由。是人的本质要求我们去恋爱，去实现爱。

说学校和学生们对恋爱一事的默许，也许有些绝对。比如，我在很多大学和大专学校去演讲，学生们都要问我一个问题：你对大学生谈恋爱怎么看？

我说，我只说三句话：1.现在大学生和社会讨论的不再是大学生该不该谈恋爱，而是大学生同居现象和大学生能不能结婚；2.恋爱是人生的大事，它是我们实现人生的重大活动，我们以此来获得幸福；3.只有人才配恋爱，恋爱是人一生都要学习和体味的。

每次演讲时，我的身边都坐着一些道貌岸然的管理干部，他们生怕我说错什么话，所以，我每次都故意说，其实，应该讨论这些问题的是学校的管理者，他们根本就不懂性文化，不懂得人的规律，还说什么按照教育规律来教育，教育的规律是什么？不就是人的规律吗？所以应该学习的首先是他们，而不是学生，可是，事实恰恰相反，好像他们什么都懂，这就是中国教育之所以失败的原因之一。

在我的课堂上，有一个学生谈得最令我感动，她是一位从小就失去了父爱的孩子，她说，我的妈妈从来都没有说不让我谈恋爱，她说，一个人能碰到一个真正能爱她和互相爱的人是不容易的，所以我认为恋爱是什么时候都可以谈的，只要你碰到了你生命中的那个人。

我问她，你现在在恋爱吗？

她说，只可惜我还没有碰到那个人。

男女大学生对同居的态度让我惊讶

我曾接受过很多起女大学生的紧急咨询，内容大致是一样的：她们的男朋友给她们下了最后通牒，如果再不发生性关系，则分手。原因也很简单，那些男生都认为，既然相爱，就应该有性，否则，就是不爱。

面对这样的要求，你该怎么办？

发言的第一个是女生，她说，同居意味着责任，关涉未来婚姻，我不会同居。

我笑了，这类似于表态。我知道她还没有男朋友，便不再问下去。

另一个女生说，如果我的男朋友这样对我，我就与他分手，我也会说，那你就去找个性服务行业的不就行了，那不就是爱吗？

我问她，你在恋爱吗？

她说，是。

我不能再问下去了，尽管她的回答比较模糊。我们社会的道德还不允许如此。大概今后也很难如此。对于一个未婚的女生，社会是可怕的。

接下来的几个仍然是女生，其中只有一个觉得无所谓，只要双方愿意，他人是不得干涉的。于是我问她：

“你觉得能做到这样吗？比如，你父母的关怀、周围人道德上的狐疑与谴责。”

“我们应该尊重法律。”她扶了一下眼睛说。

“是的，法律是应该尊重，但法律比起道德来毕竟狭窄得多，你生活的每一刻每一处毕竟也不能全靠法律。道德是很重要的。我们是一个社会的人，所以要受到社会的种种束缚，不但我们自己常常会受到社会的约束，而且我们也有一种义务维护社会的公共道德，而这样做就要干涉他人。你只是在要求社会如何，而你如果是社会的一分子呢？怎么办呢？”我笑着问她。

她翻了几下眼睛，笑了笑，不知道说什么好。其实，我们常常会处于这样的矛盾之中。当我们强调自己时，便损害了公共，而当我们维护公共时，却阻碍了自己。什么时候强调个体什么时候强调公共是与时代精神有关的。

这是悖论之一。

男生对同居的态度则几乎是一致和明朗的：该发生时便发生。我问一位男生有没有女朋友，他说还没有。我便问他：

“如果你结婚时发现你的女友不是处女，你会怎么看？”

所有的人都看着他。他的脸也红了。我说：

“这其实是问题的焦点所在。女生几乎都不赞成同居，一是因为男人都有处女情结，生怕未来的婚姻中受到伤害，所以女性对性很谨慎，二是同居可能会给女性带来麻烦和痛苦。而男生对性的态度是随机的，因为没有人能确认男人在结婚时是否有过性行为，男人也不会留下太多的身体上的痛苦，而且社会对男人也是宽容的，但是，对女性则不然。”

他听到这儿说：“如果社会都成那样了，也就无所谓了。”

我笑道：“还是有一种遗憾和无奈。”

男人既想得到很多女人，又想在结婚时自己的妻子是处女，怎么可能呢？这是悖论之二。

有个学生说，这是男女的性心理不同的原因，男人因性而爱，而女人因爱而性。

这几乎成了一句公理式的名言。有道理吗？

我进行了如下解释：

首先是处女膜的问题。人们发现，在所有的生物身上，只有人类的女性有这样一种奇怪的组织。性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认为它是人类在进化中一个次要的“天生缺陷”，就像有蹼的手指或脚趾一般，处女膜比盲肠或扁桃腺更没有什么用处，然而在身体符号学里，处女膜可能是一种符号，它可能是过去那些好妒忌、占有欲强的男子性选择的结果。很显然，这种解释非常牵强，没有任何说服力。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似乎另一种说法更有力，那就是在宗教学和神学那里，处女膜是神或上帝在创造人时特意安排给女人的，是为了强调女人应该具有贞洁的品质。在禁欲主义时代，处女膜就是女性道德的见证。关于历史上处女第一次性行为的发生，还有很多故事，它都无一例外地说明，人们对性的认识从一开始就是很愚昧的，它与当时社会的宗教道德是分不开的。

那么，今天我们应该怎样去认识这两个问题呢？

这就要涉及到第二个问题：男权文化对女性的压迫。现在，中国人大都动辄谈儒家害了中国人，其实，我们还是没找到文化的根本。儒家思想又是在什么基础上生成的呢？为什么在世界各国都有男尊女卑的思想？如果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就会发现，最根本的问题实际上是男权文化。只要我们谈到爱情、婚姻、家庭和一切伦理道德，就不可避免地陷入男权文化的泥淖里。这就是文明社会道德的起源。如果我们不从这一基础来认识一切，那么，所有的问题都得不到根本的解决。

从人类历史来看，母系氏族时，人们对性的态度是开放的，但到了父系氏族时，处女情结便生成，主要原因是男人对女人有了一种控制欲和占有欲。从父系文化也就是男权社会开始，男人在性方面基本是开放的，但女人得禁欲。它形成了女人的贞洁观，而且还造成了女人对男权的绝对臣服。“三从四德”是男权文化下女人的好品德，寡妇是女人中的好女人。不能否认的是，即使今天，这样一种观念仍然在中国是很内在的。关于这一点，从前面男女同学对同居的态度中就可以看出来。

我的态度是，人类要获得真正的自由与男女平等，首先应该破除处女情结。关于处女膜的生物意义上的认识，我们应该留给未来，而关于道德上的认识，虽然也与生物意义的形成有关系，但更重要的是确立男女平等的意识。人类从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史其实是男权文明史，还不是人类完全意义上的文明史。新的文明史应该是男女平等下的文明史。也许未来的历史更多地要体现女性的存在与价值。

而在中国，要获得这样一种文化认同，道路还异常漫长。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比，中国文化中的男权意识要重得多。其实人类的文化从根本上讲是两性文化的动态调整，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我们应该更加有力地提倡男女平等，应该让女性活跃起来。尽管我们还不知道那样的社会里，婚姻、家庭会是什么模样，但我们应该为此而努力，甚至应该兴奋，因为未知，我们才会有更为远大的理想。这也是人类向前的动力。

同居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那天到一个朋友的药店去看病，在小护士抓药的时候，一对大学生情侣进来。女孩子有病了。不用问，是同居（总之是性行为）导致的。他们都很坦然，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女孩子说她自从发生那事以后，浑身不舒服，尤其是私处。她还怀疑自己怀了孕。

他们进行了一些检查，拿着药走了。

那位医生朋友待两位大学生走后，就骂道：“妈的，现在大学生都没有处女了。”我笑笑，没说什么。像他那样年龄的人是不能容忍这种现象的。他还给我讲了一个女大学生的事。

她叫苏。苏是大专生，是中专加大专的那种五年制的学生。大一那年，与男朋友发生了性行为。当时傻着呢，只知道快乐，不采取任何措施，半年进行了三次人流，后来就得了严重的妇科疾病。每次月经来临时，她的病就会犯，就得花一两百元进行治疗。刚开始还在小药店看，后来就到大医院去看，均无法根治。最后，她找到了我那位朋友。用中西医结合的方式进行治疗，效果比原来要好一些，但仍然无法根治。

苏在我那位朋友那儿看了两年病后，毕业到了一个小县城，但是，那里的医生都看不好她的病。只有我那位朋友的药方奇特，药到病除，可是，奇怪的就是每月必犯一次。现在，苏已工作两年了，还常常坐长途汽车到他这儿来看病。

末了，我那位朋友骂道：“他妈的，谁娶了那个女的，会倒霉一辈子的。”

我开始苦笑了。他说的是真的。苏的病是无法根治了，只能每月进行暂时性的治疗。不能生育是自然的了，但最重要的不是这个，而是每月一次的痛苦。

我把这个故事给我的学生们讲了。他们都听得皱起了眉头。记得在去年就与我的学生们讨论大学生同居的问题。有近一半的学生还是认为大学生不宜过早同居，正在谈恋爱的大学生却不以为然。近98%以上的学生认为爱与性是相联的，有爱就会有性，但是，他们对女性的要求又是非常苛刻的。处女情结仍然在他们身上长着根。只有2%的大学生认为爱与性可以分离，爱是爱，性是性。这个统计是不科学的，但是，可以看出现在的大学生对性的认识已经与过去的大学生有了很大的分歧。

这学期的学生中间，有一个谈了7年恋爱的男生。他的很多感受可以说是成熟的。他认为，大学生们谈的很多问题都很幼稚。他说，爱是艰难的，性更是难的。他以过来人的身份劝诫正在谈恋爱的大学生在对待性的问题上一定要慎重。

我的看法当然与他们有些不同。我并不反对大学生同居，甚至为大学生同居大声呼吁过（《非常日记》和《非常对话》便是），但是，我认为，大学生目前的同居属于一种无知。苏便是无知的牺牲者，而这样的牺牲者不知有多少。

很多人都认为，性是天生就知道的。我反对。比如，有一个大学生问我接吻会不会生孩子，还有一个大学生问我她坐了一个男生的马桶会不会生孩子。这是无知。但最重要的无知并不是这一类，而是认为性可以随意地发生。苏在意识的深处是轻视性的，她要的只是快乐。在她们年轻的时候，疾病对她们来说，只是皱皱眉头的小事，但是，这样的小事次数多了，就成了大事，成了她们终身的痛苦。吃青春饭的女性都是吃了这样的亏。

问题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她们根本不知道性的知识，说得更深入一些，是不知道爱，包括如何爱别人和如何爱自己。不会爱自己的人怎么会爱别人呢？爱别人首先就要善待自己。这是一种常识，也是一种必要的教育。可惜，中国的家长和教育机构都没有主动承担这样的任务，他们的漠然和敌对使无数的青年学子染上了终生的疾病。这不仅仅是身体上的，而且是心灵上的。

我在很多地方都呼吁家长和教育者要主动承担这样的任务，更呼吁大学生应该主动学习这样的知识，但我遭到了很多冷嘲热讽。很多成人骂我这样是在教唆大学生同居，而很多大学生又骂我多此一举，觉得他们什么都知道。

真是冤枉！

冤枉的其实不是我，而是爱情本身。很多同居过的大学生都有一个很深的感受，那就是爱情不神秘了。这种观念其实是将性错误地当成了爱情。我问过很多正在同居的大学生，将来可否考虑结婚？他们都摇着头说，不一定，很可能不会。为什么呢？结婚还早着呢，再说，将来会不会在一起很难说。

我曾说过一句戏言，在天底下，只有大学生是只谈恋爱不结婚的人群。大学生似乎已经享有一种特权，那就是大学生在校期间可以毫无顾忌地同居。他们可以没有责任。这是很奇怪的事。

在这样一种无责任性的特权下，爱情能不失去吗？而在这样一种无责任的特权下，女生便遭受了多方面的痛苦：一是落下身体的疾病，二是再也找不到那种神圣的爱情，三是终身都将经受来自道德上的或多或少的谴责，因为几乎很少有男人不在乎你婚前与别人发生的性行为，这个世界还是男人的世界。

苏便是一例。

大学生们，我们应该来共同探讨一下，在这个同居时代，它给我们留下的究竟是快乐还是痛苦？

越暴露越性感吗

性要适当地存在才是美的

在当今世界，性革命的浪潮愈演愈烈。一个重要的原因仍然是商业，而商业代表了欲望。商家为了追求利益，不惜牺牲一切道德的代价。在艺术领域，也有一些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巾帼英雄”们。她们的成功同样伴随着失败。

当今世界，另一个时尚就是与传统的一切道德为敌。其实，当我们渐渐老去，当我们以学养与历练为成本，换来一种较为深沉的人生体验时，才发现，道德的建立是多么缓慢，它是由人类的失败和悲剧而换来的。年轻时痛恨道德，老年时渴望道德。只是道德往往走得过头了，它封锁了人性的路。这就是文化英雄们成功的良机。是的，那些人的确应该成为文化上的英雄。是他们把陈腐的道德城墙打倒了，人性解放了。

但是，人性是什么？人性并非兽性。人性之一，其实就是道德。砸碎了旧的道德，必须要有新的道德，否则，人性就成了兽性。

我们一次次地在与欲望与道德作斗争，目的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使世界和平，又使个人的欲望满足。仅此而已。

在这种欲望中，性是最为突出的欲。也许在过去，生存是第一位的，但现在不是了。生存权对于人类来说，已经解决了，剩下的便是欲望的满足了。在人类的过去，性是人繁衍子嗣的行为，后来医生们发现它还是健康的需要，再后来，性学大师弗洛伊德发现，性是人类所有心理问题的原点，也就是说，性不仅仅是身体健康的需要，还是心灵健康的需要。这就是现代性学的诞生。性不再是一个身体需要，而且是精神需要，性也不再是一种物质存在，还是一种意识存在。

从那以后，出现了一位叫金赛的教授，他以最笨的办法即统计学证明了手淫、同性恋等行为是人类的基本行为，只是隐而不显而已。他把隐去的生活，也就是传统道德遮蔽的生活“解放”了出来。他之后的性学家进一步发挥了他的观点。性革命终于爆发了。不过，在这里需要重申的是，人们一听说“性革命”一词，便马上想到是一个贬义词，其实不然，它只是一场泥沙俱下的生活运动。性革命的成功之一是性生活走向科学，即现代意义上的性科学的诞生。

在那个时候，人们才承认性还有第三种功能，那就是快乐的功能。这一功能得到了避孕术和人流术的技术支撑后，便完成了从理论到实践的历程。现代的性诞生了。

现代的性与古代意义上的性的最大的区别在于，性在古代是万恶之源，而在现代则是万乐之途。性被无限地开发，它成了商业的最大商品，连妓女也改了名字，叫性工作者。的确，妓女在古今的一个很大的区别在于，过去妓女是没有人身自由的，卖淫是被迫的，但现在则不同了，不但出于自愿，还有商业的头脑，想以此发家致富。

原因在什么地方呢？道德的沦陷，或者更准确一些说是道德的崩溃。我们根本不知道这道德是怎么来的，但完全可以盲目地将其消灭。鲁迅先生便是这文化英雄之一。他不知道新的道德从何而建，其根本在哪里。而这也正是现在所有中国的知识分子的盲点。当然，不仅仅中国，世界也似乎如此。

因为这样的原因，中国传统意义上的美学观念几乎全线崩溃。什么是美？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性情的概念，是一个本质的问题，其实是一个道德的限度。中国人的美便是道德上的中庸，或者说是在道德背景下的美。美是道德的诗性特征，或者说，道德缺乏了美便与人性相背了，便成了人类的痛。但是，美若过了道德的界限，便不美了。

真正应该接受性教育的应该是成人

大多数成人都以为，接受性教育的是孩子，甚至认为连孩子都不必要接受这样荒唐的教育。这种想法在中国的成人世界是占绝对优势的。由此也直接影响着中国性文化教育的实施。

当然，不可否认，中国目前的很多性教育是很低层次的，仅仅限于一些科学教育。这是中国人过分地迷信科学而导致的。其实，科学教育固然是要接受的，但真正难接受的是文化与伦理教育。

很多成人把性教育看成是教孩子如何发生性交（在他们的词汇中，甚至更简单），于是便说，这个事是人的天性，人天生就会，何需要教？证据之一，古人没有性教育，不也可以传宗接代；证据二，动物天生就会。

这是错误的。古人怎没有性教育呢？中国人很早就意识到“近亲通婚，其子不繁”的性道理，也很早就著述了很多性方面的著作，只是宋明以来将其淡化为阴性文化了。即使如此，春宫图也常常成为性教育的内容。中国的母亲在女儿出嫁时会告诉女儿一些生育方面的知识，那便是性教育。除此之外，中国的俗文化中有的是性教育。孩子们在打闹玩耍时自然都接受了。

再说动物。动物的性教育更是直接。这一点连放羊娃都知道。动物们在发生性行为时，是不会回避自己的子女和群体的。它们在众目睽睽、光天化日之下大张旗鼓地行事，不仅所有的同类都在看，就连人类也在欣赏。从某种角度说，人类在从动物身上接受性教育。

然而，我所讲的也仅仅是归初级的性教育了。人类的性教育定然与动物的不同。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是社会，是人类的道德、文化以及信仰。

人类对自己的历史并不完全清楚。比如，在进化论和人类考古学没有诞生前，人类关于两性的历史禁锢在神学的知识下，以为人类生来如此。人类经历过很多两性生活，一夫多妻制和一夫一妻制仅仅是我们认识的两种两性生活方式而已，但绝大多数人认为这就是人类的全部历史。

在神学时代，道德是由神授的，但是在人学时代，有关道德的产生就被悬置了。所以很多人都认为，人类可以不结婚，可以不要任何性道德。果真可以吗？他们果真是想回到那个父女相奸、母子通婚以及兄妹乱伦（当然，乱伦是指今天，而非指原始时期）的洞穴里去？我想是很难的。我们难以回到那个时代，尽管我们很想回到最初的野性。

知识早已经更替，但人类的绝大多数还固步自封。最要命的是成人世界，他们以为发生过性行为，甚至做了父母，就对性知道了。那我问你们：请告诉我为什么会有男人和女人？为什么男人和女人的生理构造如此奇妙？为什么在整个生命界只有女人有处女膜？为什么只有人类愿意面对面做爱？为什么只有人类愿意把性当成私生活，而不能像动物那样在众人面前交配？为何只有人类在任何时候只要他们愿意都可以发生性行为？为何会有同性恋？为何需要性道德？等等。

我想，这些问题几乎没有几个人能够回答上来，而只有这些问题才是人的问题，也才是人类真正要进行性文化教育的深层原因。因为性只是一个载体，我们通过性要回答的是有关爱的问题，甚至是有关整个世界与生命的问题。

所以笔者以为，在中国目前，要真正接受性教育的应该是成人。只有成人世界接受了这样的文化教育，或者说了解了这样的教育内容，才会同意和支持自己的子女接受教育。

为何现代人的情感出轨现象越来越多

——兼谈应否有情人的问题

其实这是一个伪命题。因为现代人与古代人的婚姻观念及性观念是两回事。

在古代，由于男尊女卑的等级制度使男人拥有绝对的性权利。只要男人有钱，可以三妻四妾，还可以整天泡于烟花巷里，如西门庆。只要男人有权，也可以在民间广搜美女，据为己有，如皇帝。反正只要自己喜欢，又有权财，就基本上可以如愿。反正只要厌倦了前妻，有了审美疲劳，就可以娶个新的。所以在古代，很少有说男人出轨的事情，只有女人“红杏出墙”。女人红杏出墙的根源在于女人没有性权利。而在现代，不仅女人常常红杏出墙，男人就更不用说了。为什么呢？因为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制度和相应的道德规范把人们的性权利或者说性欲望限制得更死了。

情人一词应该是个舶来品，它产生于西方，准确地说产生于基督教国家。从小说和电影中我们可以看出，在18、19世纪的欧洲上流社会，情人是很普遍的，且是一件可以炫耀的风流韵事。不仅那些国家的帝王、公爵有情人，而且那些国家的艺术家对此大唱赞歌。为何情人一词会产生于这些国家？原因很简单，在世界上，最早提倡一夫一妻制婚姻的是基督教，但是，它的教义里埋藏了灾难：女人是男人身上的一根肋骨，是男人的附属品。基督教婚姻在世界上所有的婚姻里应该是最为神圣的，但是，最有讽刺意味的也在这里。在其他宗教和文化的国度里，都基本上是一夫多妻制。

我国是新中国成立时确立的一夫一妻制婚姻制度，在50多年中，经历了四次离婚高潮，目前是第四次。在这些离婚高潮中，我们可以看到，是婚姻制度在起决定性的作用。而且我们还可以看出，在近年来愈演愈烈的第四次离婚高潮中，绝大多数都是因为自由恋爱而结婚的夫妇。这就让我们产生了疑惑：既然是在爱情的基础上确立的婚姻，为何还会破裂呢？

很多人因为家庭特别是孩子的原因不愿意离婚，于是，情人现象越来越多。它还成为一种时尚。很多人说它是婚姻的补品。为何人们对它会如此地宽容呢？

原因其实很明了。在古代，只有女人的性权利和性欲望是被压抑的，所以女人会有出轨行为，而在现代，由于女性的崛起，女性被压抑的性权利和性欲望在猛烈地抬头。应该说，从欲望的角度来看，一夫一妻制对男人欲望的限制有些过死，同样，对于正在抬头的女性欲望也如此。这就是现代人情感问题出轨的主要原因。

如何来解决这一问题呢？从80年代开始的离婚问题的探讨，其实就是在寻求答案。婚姻学家认为，离婚率高恰恰能够反映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但是，随之而来的是孩子的心理问题将造成社会的负担。也就是说，上一代人的快乐是建立在下一代人的不幸之上。这是一种难以解决的矛盾。在这种两难之中，情人就出现了。似乎是应运而生，谁也无权利去责骂。要消灭情人，就得消灭一夫一妻制。

所以，最后也是最根本的问题还得回到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制度上。我们为何要确立这样的婚姻制度？还有没有更好的婚姻制度？除了婚姻制度外，还有没有更适宜的两性关系？这些问题成了现代人去思考和面对的重大社会问题。从伦理的角度来看，一夫一妻制是人类目前最文明的婚姻制度，因为它体现了平等和爱的原则，但是，它同样也埋藏着很多社会的灾难。

所以，从欲望的角度是无法解决这一矛盾的，真正能够解决越来越多的出轨问题目前只有两条途径：一是提倡晚婚，在多次的恋爱经历中让人们在结婚前对性及审美有一个理性的认识，以此来培养理性的婚姻观念；二是确立更为理性的婚姻道德。这两者是互相的，生搬硬套的道德是无用的，只有在体验的基础上靠认识而确立的道德才是真正有效的。

性数字时代的恐吓

前天看鱼顺顺的性伴侣调查，正好又看了某国际调查组织对中国人均性伴侣的调查，两者有些差距。鱼顺顺的某姐夫惊呼，莫非你那儿聚集了一帮流氓？小小的一个惊讶，其实是道出了道德时代人们的惊恐。

自从金西教授在50多年前进行的那次人类破天荒的性调查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每年都会有大大小小的各类调查，但各类调查的结果并不相同。某段时间有人称，中国人均性伴侣达到19个。显然，调查是有问题的。

中国人常说，中国的性社会学研究没上层次的主要原因是没有调查。也只是说对了一半。中国的性问题在于没有自己的哲学和信仰。金西的调查的确是震撼人心的，自他开始，手淫不再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是一个健康问题，同性恋行为也不再是罪恶的，而是隐藏在人性深处的某种悸动，几乎人人都有一些同性恋倾向。但也是自他开始，人们每每用数字来改变时代的道德伦理。调查的结果和目的也仅此而已。

人们搞性伴侣调查的目的是什么？无非是想告诉人们，一夫一妻制是有点问题的，性是锁不住的。从其隐性的动机来看，其实并非是为着人类的理想目的，而是为着性的欲望目的。人类的理想目的是幸福，即你可以这样问：一生只有一个性伴侣幸福吗？一生有多少性伴侣才是幸福的？有多个性伴侣你仍感到幸福吗？洪晃不是说过吗？一个人一生中若没睡过五个异性，便是白活。这是性数字生活。显然是谬论。

人们多批判柏拉图的恋爱观，其实人们多是不了解柏拉图为何如此说。不错，健康的爱情、婚姻都是与性相连的，没有性，爱情、婚姻便不能深入。但仅有性，爱情、婚姻就幸福吗？《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的主人公（大概是叫托马斯吧）一生中睡了一万多个女人，他想了解女人在性中的不同表现以及不同的性，但最后陷入绝望中。性的本质在这种寻找中反而失去了，留下的只是虚无。

其实，有些人一生中有一个性伴侣可能是最幸福的，有些人有两个或五个可能才幸福，还有些人可能有无数个，但仍然找不到幸福。性的幸福并不能用量来衡量，而要用质来体验。一次，有记者问我对无性婚姻的看法，我说，有些无性婚姻仍然是幸福的。为什么不呢？有些人喜欢一夫多妻制，有些人喜欢一夫一妻制。制度不同，人们的体验也有异。

我有一个观点常常讲给我的学生们听，在婚姻之前，一定要多谈几次恋爱，这样做的目的有几个：一是对美有一种深刻的认识，甚至幻灭感，只有表象的美幻灭后，深层的理性的美才会呈现；二是对性有一种理性的认识，这种认识要在对比中来认识，这就可能不是一个性伴侣能解决问题的；三是在性的好奇熄灭之后会升起对道德的渴望。只有这样，才能谈婚姻。

这样一个观点显然是支持一个人有至少一个以上的性伴侣。这是必须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而被一些性调查数字恐吓。觉得自己一生中只有一个或两个性伴侣就不值了。乱伦和多边恋是人类遗传基因中的重要内容，在人类的内心深处，始终都有乱伦和搞多边恋的倾向。但是，即使这种人性受到了种种压迫，也是必须的。弗洛伊德也不无遗憾地看到了这一点。这是我们人类在伦理的进程中不得不向自我的欲望道歉的地方。

这是人类的遗憾，但我们必须尊重这种遗憾。只有尊重了这种遗憾，一个人才可能会有高贵的灵魂，正如弗洛伊德所说的那样，才能驰向超我。否则，人便只能停留在动物时代。当然，有很多人宁愿停留在动物时代，这也是一种遗憾。

95%以上的中国人都是性文化盲

这个观点我在无数次的报告会上重申，今天又一次要重申了。我在博客上写了一篇《什么样的女人才是纯洁的》，是想告诉人们，纯洁这一观念来自于父系文化的产物，但很多人把我全家都骂了。我只好把有些贴子删了，并在此想有一个申明。希望那些骂人者先去好好学习，然后再来骂。

我想告诉那些自以为是的中国人：

1.不要以为你结婚了，就对性文化知道了。你知道的只是一个动物才有的本能。

2.不要以为看了一些性知识就以为对性文化知道了。性文化包括人类的一切两性活动，特别是人类的伦理活动。事实上，自达尔文的进化论和考古学、人类学没有诞生之前，人类根本就没有多少两性文化的历史知识。尽管你可能是哲学家，但你仍然一无所知。

3.不要以为你见识多或与不同的异性发生过无数次的性行为，就以为对它通晓了。那只是玩弄而已。

95%的人在性文化历史面前是文盲。这是我根据生活中的观察所得，并非呆板的调查所得。我对那样的社会学调查一直存有怀疑。我们并不知道我们与动物的真正差异是什么，也根本不知道我们为什么坚持一些道德而又反对另外一些道德的原因。这就是真正的文盲。

虚拟性爱是解决艾滋病的良方之一

在我发表《虚拟婚姻将改写婚姻历史》一文后，很多网友并没有看懂我所说的意思便开口责骂。我已习惯了，不再愤怒。昨天晚上，为了更进一步地阐述我的观点，我在某大学作了一场《网络时代的婚姻与爱情》的报告，如我所料，在我谈到虚拟性爱一部分内容时，有几位大学生“听不下去”，立刻愤然离开座位走了，但剩下300多大学生还是在紧张的空气中听完了我的论述。今天早上起来看李银河的博客，她认为，虚拟性爱是预防艾滋病的三条有效的途径之一。我赞成她的观点。

下午，我在一家网站看到中国疾控中心高危人群防艾专家吴尊友教授发表的一些数字：目前，中国每天约有190人新感染艾滋病，其中，49.6%的感染者是通过性途径造成的，48.3%是通过共用针具静脉吸毒造成的，性途径已经超过了共用针具吸毒的传播量。

这个数字还是震动了我。虽然我相信在这每天陷入不幸的190人中不会有我，但是，若以这样的速度进行，在未来几十年里，我身边很可能就会有难以发觉的艾滋病患者。人类的确成了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癌细胞。

这使我想起昨天早上的一件事。我带不到6岁的女儿去办公室的路上，一个女大学生给我们发送预防艾滋病的相关资料，女儿兴奋地拿了过来，问我：

“爸爸，这是什么啊？”

“这是预防艾滋病的宣传资料。”我说。

“什么是艾滋病啊？”她好奇地问。

我愣了一下，不知怎么给她解释，只好说：

“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病，得上就会死人。”

我想她不会再问了，可是她还是问：

“怎么就得上这种病了呢？”

我无法给她解释性，但我把其他的可能性的途径告诉了她，谁知她听着听着便不问我艾滋病了，而是突然问我一辆飞驰而过的汽车上写的是什么。大概我的解释太枯燥，她没兴趣了，也许是那辆车解了我的围。

但我想，在适当的时候，也许就在明年或后年，我得详细地向她解释一遍。

想到这儿，我不禁深深地忧虑起这个社会来，为我的女儿，也为我所关心的所有的人。所幸的是，在我的亲人和朋友中，还没有一个人得上这种可怕的病，但是，未来呢，在那“190”以几何数字上升的未来，他们将面临一个怎样可怕的生活环境？

如果真的是那样，人类便会被孤独和恐惧折磨而亡。

在这种可怕的环境里，也许虚拟性爱真的会解人类的一时之困。

特别的三八节，特别的对话

研究表明：女人天生要比男人的智力高。

女生拒绝过三八节。

现在男人还在压迫女人吗？

怎样做才是一个真正的成功的女人呢？

昨日中午，我在离家不远的香得缘酒店给妻子和亲戚中的妇女们过节。其实也是个借口，为的是弥补过年时欠下的情。下午到办公室，听说女同事们都去过三八节了。四点四十是我的名作欣赏与文学创作课。本来是要讲《堂·吉诃德》的，忽然改变主意，想讲讲女性意识与近几年的女性文学。所以，一进教室，便笑着对同学们说：

“祝女同学们节日快乐！”

教室里有一些笑声，但也明显地意识到女同学们并不是很高兴。一个女生站起来说：

“老师，我反对这个节日。它明显地显示出男性对女性的压迫、蔑视和嘲笑。这是男权社会给我们女性的一个讽刺性的蛋糕，我不要！”

这种说法一点儿都不奇怪，我知道，很多大学生都持这种批判的态度。我本要反对，给她讲讲这个节日的意义，但我没有讲。我倒是很想听听别的同学们怎么说。

我说：“今天，把说话的权利都给女生吧，男生们来听听女生的心里话。”

“男人和女人天生就有很多不同，女人比男人在各方面就要差一点。”说这话的竟然是个女孩子，我多少有些吃惊。

“但我听说在泸沽湖摩梭人那里，女子要比男子还高大。”我笑着说。

经我这样一说，大多数女生便说男人和女人天生都一样，但在后天的环境中女人成了弱者。只有一个女生说：

“我不同意这种说法。从生理构造来看，女人的大脑要比男人的复杂，这就说明女人在思考问题上要比男人缜密，等等。”

还有一个女生说：“现在实际上还是男人一直在压迫着女人，说是男女平等，这不过是一个借口。”

听到这儿，我发现几乎所有的女同学都在控诉，她们的话语中有一种强烈的挣扎。我说：

“有必要听听男生们的想法了。”

一个男生站起来讲：

“女人天生在身体、理性等各方面都要比男人弱，所以在绝大多数行业里，包括女人一直骄傲的厨艺和服装等行业里，最成功的都是男人。”

另一个男生讲道：

“现在还哪有男人压迫女人的？就像在大学校园里，谁能举例说，男生在压迫女生的？”

大家都笑，我也笑了说：

“但有一点很明显，如一个女生若是喜欢一个男生，她往往得忍着，得等着那个男生来向她表达，如果她先表达了，这场恋爱很可能就会失败。这是一种心理压迫，是不是？”

女生都支持我。男生们愣住了。大概他们在想，老师你不也是个大老爷们吗？干吗要支持女人呢？

我说：“好，现在让我来逐一回答你们的问题。研究表明，在儿童时期女性的智力分数往往要优于男性；但到青春期所作的智力测验表现，常呈现男优于女的趋势；许多智商极高的女性儿童，长大成人以后在各方面的表现，都比原来智力同等的男性低。这项研究是否表明：男人天生要比女人差呢？”

也许这项研究需要得到进一步的确认，但是它说明了一个大问题：女人在成长中被抑制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抑制呢？

男性为中心的文化。是这样一种体制，这样一种心理，这样一种关系。

但是，为什么会有男性中心文化呢？难道它是天生的吗？人类学家认为，人类经历过原始社会的母系氏族。这种观点被宗教学派所排斥。宗教学者一直在怀疑人类有母系氏族。虽然我们能从20世纪以来的一些落后的原始土著民那里看到，母系社会是存在的，但是否就意味着整个人类社会经历了漫长的母系社会呢？在目前中国的考古学方面，已有一些证据，但从西方的一些神话传说和史迹中能看出很多。比如，从人类原始图腾崇拜的情况看，女性崇拜在一段时期相当兴盛；还比如，在古希腊有一段时期，甚至流传着男人生孩子的观念，埃斯库罗斯的《奥列斯特》三部曲中就有这样的描写。阿伽门侬被自己的妻子杀死后，他的儿子又杀死了自己的母亲，为父亲报仇。这个案子告到了神那儿，引起了极大的争议。代表母权制的神认为夫妻之间没有血缘关系，因此杀夫是可赎之罪，但儿子和母亲是有血缘关系的，因此杀母是死罪。但是，代表新兴的父权制利益的神阿波罗和雅典娜却认为，杀夫是十恶不赦之罪，而因为母亲杀死了父亲，然后再把母亲杀死，只不过是报了父仇，为神执行了法律而已。他们尤其强调，一个人的血缘与母亲无关，只与父亲相关：

孩子并不是被称为母亲的人所生，

她只不过抚育播下的种子。

孩子是父亲所生，而母亲只是保存果实，

就像保存客人的馈赠。

我可以证明我的话正确，

父亲没有母亲也能生育。

站在你们面前的是帕拉斯，

她是奥林匹斯的宙斯的女儿。

她并不是由母腹中出世的——

哪一位女神能生育这样的孩子？

从这个案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对女性的歧视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今天我们已经很难知道在母系氏族社会中男人是不是也像后来的女人在父系文化中一样被歧视，文化中遗留下来的只有男性对女性的压迫、禁锢和女性的自身软弱。母系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呢？这是一个大疑问，也就是说，让女人来统治天下会怎么样呢？女人为什么会让出手中的权力给男人呢？这都是文化史上的谜。

女人真正成为男人的附庸是从奴隶制社会开始的，后来被宗教教义“神圣”化了。《圣经》中说：“耶和华神就将从亚当身上所取的这条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她到亚当面前来。”她就是夏娃。然后，上帝制定了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制度，并命令他的信仰者不得随意离开自己的妻子和丈夫，但是，他却同意男子休妻，他认为女人天生应该贞洁，对不贞洁的女人应该给予相应的处理，当然一般都是被处死。对男人呢，有这样的规定吗？男人的贞洁是无法来确定的。这便是后来马丁·路德进行宗教改革的教义之一。他认为，贞洁与否，在于内心。

在这种教义中，女人就像猫一样被彻底地驯服了。

无论你怎么吩咐，

我都无条件地服从，

像是听从上帝的命令。

上帝是你的法，你是我的法。

——夏娃在《失乐园》的台词

长久地驯服使女人失去了理性，只留下感性。如果我们相信进化论，就应该相信这是心理进化的结果。其实，也就是说是一种习惯改变了我们。改变的不仅仅是心理，还有生理构造。由于女人的生存是艰难的，这便使她们的大脑比男人更为复杂一些，但这并不一定说明女人的理性程度比男人要高。关于生理方面的问题，我认为，我们不必要给它一个死的结论，应该留下一些讨论的空间。人类应该对自己有一个较为客观的理性的认识。

女性意识的觉醒实际上是从人类提倡“自由、民主、平等”时开始的，但真正取得成绩却是上个世纪中期。“性革命”是女人真正自由的时代。处女膜不重要了。这一从古至今禁锢女性的生理构造直到这时候才有了另一种说法，即向着女人自己的说法。发生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妇女“走出厨房”运动也是一个标志性的文化现象，女人从男人的身体底下翻上来了。她们不仅仅要有自己的事业和经济、政治基础，同样，她们在爱情、婚姻和性生活中变成了主体（过去只是一个客体），有很多人甚至占了主导地位。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女人可以在性生活中追求自己的快感了。

这不仅仅是女人的胜利，这更是文化的胜利。美国的男人经历了“性革命”与女人“走出厨房”运动后，对女性的态度与我们中国人是不一样的。中国的男人还没有经历这样一场深层次意识的洗礼，因此，中国的妇女离自由与平等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但怎样做才是一个真正的成功的女人呢？”一个女生这样问我。

这句话的深层次问题是，女人在争取平等和自由之后，人类的文化会变成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呢？在那样（或这样）一种文化中，女人又怎么来定义自己？是要和男人在各方面都一争长短，还是要进行一次新的分工？什么是真正的成功？什么是真正的幸福？什么是真正的自由？什么是真正的平等？

这个问题我没有回答。一来是没有时间来回答，二来是它涉及的问题太多了。这是一个系统的文化命题。在这个命题里，它还包括了太多的问题，如爱情与婚姻问题，如家庭与社会问题，如信仰与哲学问题。这实际上也是我毕生要思考和回答的问题。

下课的时候，我还是忍不住地说：“再次祝女同学们节日快乐！”

结果呢，几乎没有掌声。大家的心里，似乎有一种犹豫，有一种悲怆，更有一种难以言说的迷茫。

在今天还要不要门当户对

我的一个学生给我写来一封信，我把这封信的内容拿到课堂上让大家来共同讨论：

我身边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和我从小玩到大的姐姐，出生在城市，大学毕业后在一个乡村小学教书，其间认识了一个男教师并与其相恋，到了讨论结婚的时候，姐姐的母亲强烈反对，原因：

1．这个男教师出生在农村，家庭特别不富裕。

2．这个男教师没什么社会背景（应该不会有什么希望调到城市的学校工作）。

3.姐姐的家有一定社会背景（应该会有希望在近几年调到城市的学校工作）。

姐姐为此哭，绝食，阿姨就是不同意……

拖了几个月还是分手了。

去年姐姐的工作调到了城关小学，阿姨找人给她介绍了一个政府职员，不用说，这人的条件十分符合阿姨的要求，而且对姐姐也确实很好，姐姐也很喜欢他。房子已经买了，大概明年结婚，看起来挺幸福的。

老师，以你的人生经验看，婚姻需要门当户对吗？

大概有十三四位同学都简短地发表了他们的观点，他们绝大多数人都赞成门当户对。意见不同的只有两三个同学。他们的意见大概如此：

一、今天的门当户对应该指的是知识层次方面的，而不应该单指他的家庭。比如，一位女同学说，她来自农村，如果她喜欢一位城市籍的男生，他们的学业等各个方面是一致的，难道非要她放弃而找一个农村籍的男生吗？她认为在今天不应该追求单纯的门当户对，而应该看两人是否在学业、知识层次、人生信仰等方面的一致。

二、有几个同学涉及到爱情与婚姻的本质问题，他们认为爱情是不讲门当户对的，但婚姻一定要讲。一个学生说，婚姻是将爱情转化为亲情的一个过程。另一个学生直接说，他不相信人世间有爱情这种东西。等等。很多人都相信婚姻是爱情的坟墓。

三、只有一个学生站起来吞吞吐吐地表达他与众不同的观念。他认为，爱情才是人一生要追求的本质，婚姻一定要有爱情，如果没有爱情，这种婚姻就是悲剧，所以他坚决反对门当户对的观念。

我还注意到一个细节：在反对门当户对的大学生中，农村籍的大学生占了绝大多数。这与他们的出身和这个社会不平等的观念有关。

我的回答如下：

也许我的回答会让你们完全失望，因为门当户对是一个功利社会的世俗法则，古来如此，它告诉我们，如果门不当，户不对，那么婚姻在这个世俗社会里必然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生活习惯方面的差别、在日常生活中因为经济社会等方面的不平衡会造成的心理差距等等，总之，婚姻会出现危机。反之，如果婚姻在处于一种门当户对之中，它必然会减少磨擦，日常生活也会在这种世俗的洪流中稳步向前。

但问题是，为什么我们会热爱古往今来的那些爱情悲剧？如中国四大民间故事中的牛郎织女和梁山伯与祝英台。他们门不当户不对，所以会有悲剧。这两个悲剧从反面告诉我们，婚姻一定要门当户对。但为什么我们还会那样悲伤？

我们热爱、悲伤、同情那些生活在悲剧中的主人公的唯一理由是人类崇高价值的丧失。这就是爱情的毁灭。

事实上，人类绝大多数人都生活在世俗的悲剧之中。在日常生活中，在世俗的法则面前，他们渐渐地为亲人、为世俗、为自身的功利目的而放弃了曾经信誓旦旦的价值承诺。这就是人类的背叛。人类的背叛就在于与日常世俗的合流。

当我们放弃了价值的追求时，婚姻也就仅仅成为一种欲望的合作者，于是，此前所追求的爱情在这种婚姻中被杀害，婚姻便成了爱情的坟墓。当然，在这种价值死亡、欲望唱着喜剧的歌谣时，生活仍然是甜蜜的。这种甜蜜来自于自我背叛。因此，我敢断言，这世人绝大多数人都生活在悲剧之中，生活在浑浑噩噩之中，生活在毫无价值的时间中。

为什么呢？因为人类在约定婚姻的那一刻，有一种崇高的道德便产生了，那就是同情弱者，给那些弱者也配上性伙伴，给予他们婚姻。这种同情心就是人类的智慧，是动物绝对没有的。这是人类从动物界走出来的第一刻。然而，就在这种伟大的道德产生的同时，人类的悲剧也同时产生了，即为那些可能根本没有爱的人们确立婚姻。事实上，人类确立婚姻的原始法则，是为人类传衍子嗣，而不是为人类传递爱情。这就是世俗的法则。这就是人类的悲剧。从古至今，一脉相承。然而，在这种悲剧中，爱诞生并成为人类确立婚姻的最高价值。凡是在爱情之上再建立婚姻者，我们便认为是价值的实现，不管他们是不是门当户对，相反，凡是没有爱情就建立婚姻者，即便是门当户对，我们仍然认为是价值的毁灭。那么，那些为爱情而不屈不挠斗争甚至献身的人便被我们认为是价值的承载者。梁祝的悲剧也便成为千古悲剧。

当然，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人们对爱情的认识是不同的。我们现在所接受的往往是一种基督教文化下的爱情观，而且是一种很流行的肤浅的爱情观。之所以说它肤浅不仅仅是指它在基督教文化下是肤浅的，而且指在东方文化特别是在中国文化下它仍然是肤浅的。人们并不懂得爱，所以也就不可能真正地理解爱的本质。这也是人们生活在悲剧中的原因之一。

在爱情与婚姻中，假使有人背叛爱情而选择婚姻，价值便破灭了。即使是门当户对，物质生活也很充裕，但他（她）肯定会在某个晚上或是某个情景下黯然神伤。那个时刻，也就是他（她）为自我背叛而忏悔或不知所措的时刻。那一刻，价值苏醒了。但生活的洪流不允许他（她）再为这一刻而返航。

但假使有人为爱情而选择婚姻，他即使流离失所，伤痕累累，也仍然会为这种悲剧般的生活鼓起生活的勇气，除非他们中的一方背叛了这种价值。

在人类的物质生活中，凡是有价值的生活往往是悲剧性的生活，凡是价值，它就一定会遭遇物欲的追杀。那些英雄，那些悲剧中的主人公，那些至死而不渝的爱的勇士，在最初（很可能是始终）一定会遭到世俗的嘲笑。

这就是人类生活的本质。一种始终在悲剧中徘徊、犹豫而最后往往选择背叛的生活。这是人类的本性之一。也因为如此，生活往往显得虚无、迷茫。所以，我要告诉大家的是，门当户对只是一种世俗生活的法则，它并非价值的法则。价值的法则是爱情，而不是将爱情弃之不顾的婚姻。所以，在价值与门当户对这样一种概念下，若是只讨论门当户对，便是对价值的背叛，也就是本末倒置。

所以，如果要让我赞同什么人的观念的话，我会赞同最后那个发言的同学，那个没有自心信、声音哆嗦的同学。这是一种价值的声音，虽然只是1%的声音，虽然这声音是被强大的嘲笑声压得近乎哭泣与愤怒的声音。

我们永远要讨论的应该是价值如何被毁灭，而不是讨论如何同流于世俗的法则，更不要去讨论如何更好地运用世俗的法则。

我要对各位说声对不起了。你们没得到你们预期的答案，相反，我也许批判了各位。但这就是我的观点。

后续讨论：

我以为我批评了大家，这样的回答定然是无人喝彩，没想到学生们给予我热烈的掌声。好多次，当我下课的时候，总是能得到这样的掌声。我觉得这是一种无价的鼓励。

等我把多媒体设备关掉，走出教室时，有几个学生在那儿等我。有一个学生问我：

老师，你怎么看待过去的陈世美。

很简单，陈世美是应该受到道德的谴责，但我知道，在当世，在所谓的爱情的名义下，陈世美正受到赞扬。这是人类正义的失败、美德的失败。

可是，如果他继续和前妻生活，肯定是一种没有爱情的生活啊。

在那样一个社会里，本身就难以说有爱情。但是，在婚姻这种神圣的关系下，陈世美首先背叛了自我，然后又背叛了他们的婚姻。古人讲恩情，今人认为那不是爱情。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恩情意味着能同甘共苦。这是陈世美对爱的价值的否定。

还有一个学生在楼下等我。他问了我另一个问题：

老师，如果他们有共同的爱好、兴趣、志向，也相爱，还门当户对，你觉得他们的婚姻有价值吗？

我惊讶地说，当然有了，这是价值的实现。这是价值在世俗生活中的实现，这是我们人类追求的最终目标。我不是完全否定门当户对，我只是说，在价值与世俗的法则之间，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价值是否实现。世俗的法则是不用去讨论人们都会做的，但价值必然是我们努力才能实现的。

博客里的“性存在”

注：这是4月22日下午在厦门森多利娱乐城与近50位博友聚会时的演讲稿。应该写得更为充分些，但考虑到时间不宜过长，只好写些结论性的观点。

先考虑一个问题，如果博客没有了性，会是什么样子呢？

首先，不会产生木子美、竹影青瞳、芙蓉姐姐、流氓燕、舞女木木这些人，那么，博客也不会这么快让人知道。

其次，如果没有了性，很多博客网站便会倒下。

最后，它成为一个古代儒家理学治理下的中国（存天理，灭人欲），不再是一个开放中的中国。

所以，我必须先表达一个鲜明的态度，那就是对于博客，性是一种天然的自发的内容，是应该存在的内容。

接下来的问题是，它如何存在？在讨论如何存在前，先应该讨论一下现在博客里的性存在。

目前，有关性文化的博客可以分为以下几个类型：

一、性学者的博客。他们是专门研究性文化、性科学、性教育的学者，他们的博客属于一种精英文化博客，有一定的倡导性价值。根据我有限的阅读，可以将这些博客分为如下一些类型：

以李银河、张北川为代表的以研究同性恋文化为主要倾向，同时涵盖其他性文化的性学者博客。这方面还有电影人程青松的博客。在他们的周围团结了一批性文化爱好者和同性恋者的博客。当然，我们还可以把李银河当成一个作家。她的很多文字是很好的散文和随笔。

以马晓年等为代表的一些性科学研究者、实践者的博客，这方面的学者不是很多，主要原因是很多人是医生，不大能写作。他们的博友大多是一些好奇者和在生理、心理方面有问题的人。

以徐兆寿等为代表的一些重在倡导性文化教育与宣传的学者和社会工作者。其实，李银河也在做这方面的工作。他们的博客大多揭示一些文化现象，描述一种教育中的痛苦。他们的博友是一切对此好奇的人和愿意讨论的人。徐兆寿的博客里有一半的内容属于性文化，另一半则是文化随笔。

二、性革命倡导者的博客。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这些博客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并在社会上有着巨大的影响。

木子美。这个一开始就以反道德、反传统的性革命健将的身份出现的博客，不仅引发了中国的博客革命，还引发了一场文化上的战争。它的前身是“美女作家”、“妓女作家”、“身体写作”等这些文学现象。她的文字之所以被称为是色情，主要是超越了当时中国人的道德底线。色情的概念是没有准确的定义的，它只能是一个模糊的描述性的概念，即以当时社会的道德来判断，超越这个底线的便被认为是色情，但往往这样一个底线在一两年后很快就会发生改变，原来是色情的东西也便不是了。如今天再来看卫慧的作品，就不算什么了。木子美后期在进行博客工作。

竹影青瞳。她是木子美之后又一个以写作为主、在性道德方面冲刺的女性。她主要是发一些写真图片，但实际上这些图片根本没有她的正面形象，所以是一种诱惑。准确地说，她的文章很有品位，只是她一开始就以一种反道德的形象出现，所以后期她要付出十分的艰辛来力挽人们对她的看法。她现在仍然在搜狐上开了博客，一些随笔很有价值。

芙蓉姐姐。这个名字响遍大江南北，她是以一个平民的身份出现的，同时在道德上也具有中立的特点。她的影响主要在于一种心理上的诱导，但这种影响随着博客和网络的进一步发展在渐渐消失。

流氓燕。从名称上就可以看出，她是一个开始就在道德上反叛的女性。这是她在伦理上的失败。我看过她的一些文章，她几乎每天都在与一些人进行论战，她试图为妓女寻找一种法律和价值上的正确性。她其实也没有多少恶意。但由于她文化上的先天缺失和一开始的撒旦形象，使她很难以一种平静的姿态写博客。她可能终身将与人们和她自己战斗。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博客，却给了我们极其重要的认识价值。我们还不能漠视她。她是一个文化存在。

舞女木木。我看到的大多都是她后期的博客，这些博客里有一些文化倾向，有一种价值追求。她的心态也是凄楚的。我没有读她前期的博客，但想象得出，她一开始的姿态是一种怎样的恶作剧形象。她为此而付出了心灵的代价。现在，她已退出博客。不知道是自愿还是其他的原因，反正她暂时退出了。我倒以为，这是她的明智的选择。她应该更加深入自己的内心存在里，寻找真正的价值和存在的意义。

性学家方刚。我在他的博客里看到的是一些纯粹的性科学，他给人们讲解性的技巧、乐趣等。尽管看上去没有什么道德上的倾向，但实际上已经远远地冲破了中国人的道德底线。这是真正的性革命的内容，即把性当成一种科学来对待。他的博客暂时还没有引起太多人的议论和关注。（但后期他的博客内容就不一样了，在性别研究等各方面都展开了有声有色的讨论，影响很大。）

还有一些如性革命宣言等博客，致力于一种性的完全放纵，这是一种性革命时期的必然产物，但是它们远远不如那些实践者的影响。

我们也可以看出，女性在性革命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三、性文化爱好者的博客。

他们大都不是真正的研究者，他们是一些对性文化有一定认识的社会工作者，如我认识的胥钢、女人心思等很多人；他们是一些作家，对两性文化本身就有来自生活的发现和认识，如池莉、张者、谢有顺、朱大可等；他们是一些只阐发来自经验的性文化者，如著名的博客洪晃、鱼顺顺等；他们还是一切爱好写作与新闻的人们，如记者可以将自己的第一手资料发到博客里，如一些写手专门来写这方面的感受，如一些好家专门收集这方面的图片以飨读者，等等。

他们不仅仅在社会上具有一定的知名度，还写出了一种大众所认同的性文化感受，对整个社会的性意识起着重要的作用。

四、所有博客都几乎不同程度地涉及过性文化。

一些人探讨过性的存在，性的伦理道德问题，一些人以为自己与性无关，其实在讨论爱情、婚姻、家庭问题时就已经在讨论性了，还有一些人只是在阐述自己的生命意识，表面上也与性无关，其实暗底里仍然有一种性的存在。我们对性的认识往往是局限的，以为只有做爱等行为才是性，其实，性是一种意识，是一种文化的存在，它已经渗透进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有时已经很难认出它了。

接下来的问题便是如何来认识它们。很显然，认识这些现象不能就博客来说博客。应该多方面多层次地去看这个现象。就博客的生存来说，“性”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但这是势，而非价值。从价值的角度如何来评论博客的这一现象呢？

首要的问题是，整个互联网带来了中国乃至世界的一场新的性革命。这次性革命对于中国来说，是与欧美六七十年代发生的性革命叠加的。互联网带来的性革命是多层次的，是更为自由的性，但最重要的是虚拟恋情、虚拟婚姻及虚拟性爱的出现。博客与这次性革命有什么关系呢？当然有很重要的关系。博客的重要特性在于评论与消息的及时性与个人化，也就是更为自由与真实（当然这种真实并非新闻强调的真实，而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真实，即更符合人们的内心体验），这些特点使博客具有意识的先导性。如果过去人们还可以通过某种行政手段来控制这种意识形态的话，在互联网上是很难的，对于博客来说更为困难。除非不要博客。

所以，博客所传播的是一种性意识，它将摧毁传统的性道德与性伦理。比如，我在作家池莉和博客写手水木周平的博客里曾看到对现行婚姻观念的看法，他们都认为人类没有必要要婚姻，提倡一种自由的性。这种言论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还有一些别的博客，发一些性行为超前的新闻和图片，介绍一些西方的性文化现象。这些看起来属于娱乐的博客，其实是在悄悄改变着人们的性意识。而更为广泛的是，很多人都在讨论婚姻、家庭及个人的情感问题，这说明人们都在思考和改变着自己的伦理、道德和情感趋向。

在这种情况下，需要一种价值关怀，也就是要有一些精英人物的参与。也就是说，既要有秩序地推动这种博客事业的进行，又要反思这种文化现象。作为博客的管理者，就要有一种这样的意识。精英文化是需要保护和提倡的，而大众文化是无需提倡的，因为大众文化是欲望文化，是洪流。

所以在这里，我个人提倡一种精英意识，来引导和反思这种滚滚而来的欲望。

其次，我们对博客应该有一种理性的态度。目前，博客在整个世界上都是一个新的事物和产业，但有关它的法律还没有产生。在博客上可能会发生各种各样的事情。性作为人类的根本意识之一，必然会以一切可能的形式出现。这是人类自由的一种表现，但是，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根本的困惑。应该有专门研究这方面的专家（中国第一博导杨雁女士自然是走在了前列），应该有这方面的专业评论人员，还应该给它立法，以制约某些恶的行为。

最后，我想说的是，我们这次聚首也可以算是中国文化史上第一次探讨博客中的“性存在”，也是第一次对这一存在现象给予评论的人们。应该为我们这样一次活动感到骄傲，因为这不仅仅在关心我们自身的快乐，同时也在关心人类的命运。

梅兰芳可以更人性化一些

前几天，和系里老师与30个学生一起观看了电影《梅兰芳》。很感动，电影结束前甚至流下了泪。但很快，敏感的神经和爱挑剔的文化的毛病又犯了。

还是觉得缺少了一些东西。

电影中的梅兰芳，也许因为梅葆玖先生的缘故，硬是将其情感的部分削减，而将其“正人君子”和政治部分加大，的确使梅兰芳看上去很高大，而且这样处理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也能理解，但是，艺术毕竟是艺术。从艺术的角度来判断，这个人物缺少了一些更为人性的东西，而这一点点的缺少，几乎使这个人物失败。

有人说，这部电影的名字应该叫《三哥的一生》，意思再明了不过了。三哥在这部影片中的戏分更为真切、迷人、疯狂。三哥看上去更像是一个艺术家，梅兰芳倒不是了。当然，这种说法不一定是对的。看上去像艺术家的人往往又不是艺术家。

真正的艺术家是一个巨大的矛盾体。梅兰芳更是。

我一直想，梅兰芳不仅在当时是一个非常的矛盾人物，即使在现在也仍然是一个有着巨大冲突的矛盾体。他明明是一个男人，却有跟女人一样的细腻。他生活的时代是一个旧文化与新文化相冲突的时代，而他恰恰体现了这种冲突中的挣扎。

电影中有这样的矛盾，但是新旧文化与政治间的矛盾，缺少的正是人性的矛盾。

怎样理解梅兰芳呢？

柏拉图对人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解释，他说人本来可分为“二重男性”、“二重女性”、“男女兼性”三性。即男与男一体，女与女一体，男与女一体，各有四手四脚，十分强悍，想征服造物主宙斯。宙斯大怒，把他们各割为二，并叫阿波罗扭转他们的头向被割的部分——前腹方面，使他们永久不忘那罪恶。阿波罗是医术神，治愈了那割断面，缝合皮肤做成囊一般，那便是腹，打的结便是脐。这样，一个人就分成两个半身，一个半身有一种向另一个半身合而为一的迫切愿望。所以，本来是“二重男性”而被分割成两个半身的男子，有了男同性恋的心理；同理，原来是从“二重女性”分割开来的女性，有了女同性恋的心理。

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的金西教授作了人类第一次有关性的调查，他发现，有70%以上的人都曾有过一次或数次同性性行为（当然什么叫同性性行为至今仍然在争议），这进一步证明了柏拉图的说法，一个人也许本身就是一个双性恋者。是道德、伦理和文化使我们一步步变成了今天这样一个伦理分明的人物。

从生命本身的角度来看，最早的生命是无性繁殖，后来是雌雄同体。不知是什么原因，突然有了有性繁殖，雌雄不同体。这在生命界还是一个谜。但这是生命的进化。有性繁殖使生命的寿命得到了极大的延长，生命的质量也得到了空前的提高。从生命的进化可以看出，生命间的同性性行为是生命进化的痕迹。

我记得在看一些宣传片时，陈凯歌导演曾经说过一句话，梅兰芳是那种男人见了想娶他（因为他在台上的表演），女人见了都想嫁他（因为他在台下的风采），那么，梅兰芳绝不是一个好表现的人物。他一定是有着顶级冲突而又让这种冲突往往不露痕迹。

他一定有着异常细腻的情感，有着迷人的内心，有让人一见就生出爱怜而去保护的脆弱，也有让人不可思议的忍耐、决心、坚持和刚强。而刚强只是他这一生中最最次要的东西。他真正的刚强来自于他的温柔。他一生都肯定在挣扎。他到底是要做一个男人还是女人？他定然在想，人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他在艺术与生活之间始终挣扎（这一点在电影中有表现），他在明星与俗人之间挣扎。他定然还在人生中的各种角色之间挣扎，如丈夫、父亲。

最大的挣扎，还是人性之间的挣扎。一种人生来就存在的男性与女性之间的挣扎。这种挣扎就是文明的挣扎。

这是我所理解的梅兰芳。所以，是在我看过电影之后尽管流泪但依然感到巨大的遗憾的原因。

黄色垃圾：《夜宴》、《黄金甲》

如果说《夜宴》思维混乱、六神无主、结尾画蛇添足、情节处处硬伤的话，《黄金甲》比它好不了多少。这是15日看完《黄金甲》后大家的共同感受。

当日我和晓琴邀请了陕师大和兰大同时担任博士生导师的赵学勇先生、西交大新闻系主任杨琳女士，一同去看《黄金甲》。当大家从五星级的电影院出来时，都极度失望。杨琳说，整个一个当代版的雷雨，太糟了。赵老师较慎重地说，只能说比《夜宴》好一些。晓琴没看《夜宴》，只说好失望。我在厕所里急着向赵老师表达我的感受：太糟了，整部电影都以“恶”为主题，“善”被隐藏了。

吃饭的当儿，我们又讨论了《黄金甲》。赵老师找到了一条副线，即整个电影是以情欲为线索，比以往电影的以物欲和权欲为线索深了一层。博导到底是博导，总是以善的角度来寻找别人的优点。

几天来，我有时还想起《黄金甲》，但此种想起并非它给予我的忧伤的启示，而是因为网上无尽的讨论。便想谈谈对近一两年来中国电影的总体感受。

一、“恶”成为电影的主题，相反，善不知所终。

跟文学一样，残忍、屠杀、死亡等恶的主题成为电影所表现的最重要的主题。毋庸置疑，它是整个世界电影的一个特点。中国正向外国学习。

二、从物欲、权欲到情欲，“欲望化”的描述成为电影所要揭示的主要人性，精神性撤退了。

三、虚无构成整个中国电影的精神世界，真实、理想、光辉被解构和淡化。

四、变态构成中国电影的基本心态。

周国平谈爱情等于没谈

听说我所尊敬的周国平先生也在百家讲坛上谈爱情，很好奇，也觉得自然。好奇有两点：一是连爱情也可以在电视里来谈，而且像模像样地谈，这可是件进步的事，二是想知道周先生是怎么谈爱情的；自然也有两点：一是凡是哲学家或哲学教育家必谈爱情，二是周先生写过很多关于爱情的感悟。

我一直觉得，爱情必须是哲学家才能谈清楚，性学家若不通哲学，只是一些所谓的社会学家，那就免谈了。哲学家是从根本上来讲的，社会学家往往举一些统计学上的数字想吓人。比如，柏拉图谈爱情就能上升到形而上学，而现在那些实验室里的科学家总是用数字来吓人：爱情的保鲜期只有三个月、爱情最多能存活一年、爱情……无稽之谈。

所以，看李银河谈爱情，纯属个人感受，没有什么道理可言，便来看周先生谈爱情。周先生的文章我是很喜欢的，有一段时间到处找着看他的那些断章残篇。只觉得，中国太可怜了。中国的哲学家也只有这样。后来就不怎么看了，觉得哲学成这样也真的有些可怜，没根没干的，不成系统。这自然不能真正地影响社会。再后来也搞一些爱情的研究，有了一些感悟。就觉得周先生应该超越自我了，不应该再这样下去了。否则，我就要骂了。

来看周先生的博客，再看看他在电视上紧张的演讲。失望至极。

周先生谈爱情等于没谈。那些话貌似感悟，实则不过是前人牙慧。在我看来，柏拉图一直到尼采谈爱情，是一个阶段。弗洛伊德再到弗洛姆谈爱情又是一个阶段。现在再来谈，应该是一个新的阶段。只可惜，周先生连第二个阶段都没有跟上。

从此不读周国平。

为李银河维权

昨夜，写了一篇《质问李银河：换妻是一种什么道德》的文章，想与她探讨换妻的伦理问题。今天在搜狐博客上看到很多骂她的文章。我都大概浏览了一下，甚为感慨。

用各种最肮脏的语言骂李银河这已不用多说了，都是些肮脏之人，但似乎这些还不是最肮脏的人。最肮脏的人倒是那些不讲任何道理，直接想让有关部门塞上李银河的嘴的人。

中国民众的素质由此可见。

李银河是个学者，她的言说有她的道理，或者说暂时没有道理，但她终究会寻找的。这是一个学者起码的素质。要与她讨论，最好是拿学术上的道理来，不要用市井谩骂或用“文革”暴力。

我还是想用伏尔泰那句话结果这篇短文：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一个被性命名和解构的时代

旅途中，单位上几十号人常常要找乐子，开涮同事便成了最大的乐趣，而性是最重要的内容。有一位女同事三十好几了还没有结婚，大家都为她着急，于是，有人便呼吁成立一个该同事的结婚促进会，有人踊跃当会长，有人还开玩笑提议某男同事当“慰安夫”，那位男同事大笑表示赞同。女同事虽脸红，但不翻脸。大家很开心。之后，都很兴奋，睡不着了。互相看着，傻笑。有位同事就说，干脆我们给大家取外号吧。他顺口就给我取了个外号“弗洛伊德寿”。大家大笑，都觉得恰当，生动，因为我是研究性文化的嘛。这个名字后来大家越叫越顺，最后连学院甚至学校领导都这样叫我，都觉得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感与默契。我自然也觉得开心。现在，大家一见面，很多人还是这样称呼我，有些人还坏兮兮地加一句：“寿”可是“野兽”的“兽”啊。我被解构了。

文人们在一起更放肆更热闹。我爱人的名字叫张晓琴，有人说，把我们两人的最后一个字加起来就是“禽兽”，也真有这样常常开玩笑的。大家都无心，谁又会在意。每次开会，都会有人兴奋地介绍我，这是性教授某某某。大家都似乎找到了猎物一样眼色一变。我被重新命名了。

只要我们稍稍注意就会惊叹，为何生活中人们一谈起性来，每个人都会眉飞色舞，才华横溢。原因很简单，那就是性被压抑得太久了，突然间被解放了。性开始解构原有的文化内质。

性原来被认为是肮脏的、下流的，是那些下里巴人的生活内容，是另类的，其实，这是生活的底色。文化人与所谓的上流社会将这种底色自我阉割了，文化也失去了乐趣。

“文革”时期与维多利亚时期一样，是一个性文化缺失的时代，80年代虽有开放，但是一个精英文化主导的年代，性仍然是警惕的。90年代不同了，在人们的私生活里，性已经开放得多了，可是，主流话语还是遮遮掩掩，不能认同“身体写作”和性写作。

进入新世纪就不同了，人们拥有了一种私下里交流的方式，那就是短信。记得前几年手机短信开始的时候，黄段子几乎填满了所有人的手机。这些黄段子还有与时俱进的特点，它能将我们生活中所有严肃、正经的话题进行调侃，成为这个时代真正的后现代主义大师。人们一见面就会拿起对方的手机说，看看你手机里有没有什么好东西。上班的时候，人们往往会交流这种好东西，都会开一个小小的交流会，感叹那些天才式的创作不知来自何方高人之手。其实，性是人类一切艺术、文化的最原初的内容。人类在长久的文化异化中把这一源泉屏蔽了。现在，短信突然成了人们创作的主要载体，性自然就“泛滥”了。我给我们单位的人说，发短信就是过信生活，而信生活就是虚拟性生活。我常常开我们院长的玩笑，他的信生活最频繁。他老人家并不生气。

这两年不流行黄段子了，原因是性不再像以前那样压抑了，性慢慢地还成了艺术。谁的段子说得不艺术，人们是不会给掌声的。还有一点是，性可以拿到正经场合上来说了。性教育从2002年开始大张旗鼓地开展了，性的教育可以入课堂了。假如朱熹先生还活着，可能会被气死。像我等研究性文化者之流，肯定会被他们活活烧死或处以极刑，最差也会像李贽先生那样坐牢的。

从去年以来，我发现，不流行黄段子，却流行起博客了。人们一见面会说：今天你博（勃）了吗？与性有关。有些人把博客还叫勃客。其实，明眼人早就发现了，在网络世界里，性是真正的明星，是文化之王。在博客界，几乎所有的博客都可能写过几篇与性有关的博文。从博客开始，人们对私生活尤其是性大规模地开发了。中国人对性的接受能力也大大提高了，即使唐太宗回到当代，也会自叹弗如。

在这个时候，性便开始干预和命名生活了。这是文化的内在动力与经济在起作用。博客刚开始不久，有个叫洪晃的女人写了很多两性主题的文章，都是解构当代爱情、婚姻和家庭制度的，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还有很多人讨论人类要不要婚姻。最引人注目的自然是李银河。她的“多边恋”与“换偶”的主张引发了整个博客界的地震。这是文化上的性，有赞同，有批评。它的积极影响在于，人们能自由地思考和讨论伦理问题了。

而另一个现象是经济的性。既然性是网络之王，自然也就是经济之王。近来，听说“春晚”“中央一套”等等这些正经的官方的语词，都被人抢注了安全套注册商标。初次听说我还一愣，接着便大笑。这些名词的确与性有关，显示了汉语的丰富性。其实，人类使用的绝大多数语词都可能与性有关。

听说，春晚避孕套等一些与官方语词有关的没批，它显示了正统文化仍然将性视为异类文化，仍然是下三烂的代名词。它潜在地说明，性仍然是一个私人的、俗文化的内容，于是，姚明卫生巾和雷锋避孕套得以批准。

但是，这里面仍然有猫腻。近日来，博客界就雷锋是否能用以性为主要内容的避孕套来命名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主要原因是，在半个世纪以来，“雷锋”所代表的精神内涵与生活的性内容大相径庭，风马牛不相及。它暴露出的一个问题是：性可以解构所有的崇高主题和集体信仰吗？性是一个私人的话题还是一个公共的命题？从文化的内涵上来说，就是欲望能够取代和命名所有的精神吗？

这是一种文化判断，甚至是一种价值判断，但从目前中国人对待性文化的态度来看，还没有能力来进行这样一种理性的判断。中国的文化一直是一种禁欲的，佛道两家要求人们去欲，儒家从程朱理学开始也“灭人欲”，所以中国人对性其实是极为陌生的和恐惧的。近十年来，中国人更多地是接受西方人的生活理念与性科学的，中国的性学家也还基本停留在“拿来主义”的层面上，而那些严肃的哲学家和伦理学家因为视性为俗物也不愿涉足其间，所以整个中国的文化还没有补上性文化这一课。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整个世界也缺这一课。人们对性的认识往往停留在是否肮脏的层面上，还没有上升到文化和伦理的层面上。这样一来，整个社会生活和经济中的性便缺少了基本的判断。

与大学生谈情说爱

是夜，按预定的时间出发，还是迟了。但这一次远没有第一次来这所大学的盛况。400人的教室里只坐了一半。办讲座的小赵给我解释，他们还有其他的活动，学生分流了。

这没什么。其实，在我看来，1000人听与100人听没什么两样。我并非是来寻找同类或敌人。我向来是孤独的。文学对我是孤单的，别人的批评甚至唾弃对我没什么伤害。学术也仍然是孤立的，无论是我要帮助的，还是看热闹的或专门批评的。

其实我常常觉得虚无，因为即使是在应者寥寥之中，我还只是我，他们也只是他们。我们不可能是一体的。我们的片言只语在偶尔间重合了，发出了叫人喜悦的笑声。但还是会分道扬镳的。这就是人。人类之所以丰富就是有这样的不同的人。

强求人人都一样，其实还是一种专制。理解人人都不同，才是平等。

性也一样。人世间至少有两种性。一种是与动物相同的性，野蛮、原始、无伦理、不愿要道德，很多人都以为这样才是真正的性，甚至以为有了性也就有了爱，性成了爱的代词；另一种是人的性，就是一切的性都以人的标准来判断和进行，虽然有传统道德的束缚，有很多痛苦，但能感觉到爱，爱代替了性。

还有第三种存在，那就是性与爱的混同，但这是一种至高的境界。爱牵着性的手说，我们是多么快乐。性也挽着爱的臂膀在夕阳下说，啊，我们多么神圣、圣洁、自然。

但这多么艰难。人类有一种惰性，以为容易达到的便是人性，便是好的。其实这是最差的，当然也是最廉价的。只有在艰难中抚慰的灵魂才能真正地相爱，这便是恩情。现在所有的人都反抗恩情，以为恩情不是爱情。这是人类的大愚昧。没有恩情，便也缺乏相守，更无缘于永恒了。

但我无法给人们说清何谓永恒。不可言说的言说是多么难堪，但还是艰难地说着。

似乎是说给自己的，并非讲给别人的。

演讲往往有这样。下面坐着的大多数永远只是看热闹的，演讲本身对他们并没有多少益处，而那极少数的人，又会触着他们的痛苦，他们是因为痛苦而坐在那里的。

所以便显得虚无。

那么我来干什么？在虚空里传道，自言自语。只不过是对自我的一次肆意证明而已。

致同性恋者朋友们的一封信

今天早上，我把前几天一堂课的内容的第一部分发在博客上，准备在明后天继续发后面的部分，但在下午就看到很多同性恋者向我发起攻击。我想说的是，我只是在客观地叙述一件事情，即同性恋话题现在成为大学生可以讨论的话题，所以说“流行”，但很多人望文生义，骂我不是学者云云。我是不是学者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有道理。即便是学者，也可以站在同性恋者的对立面，为什么就不可以呢？为什么学者非要站在一边而不能站在另一边呢？更何况我还没站在哪一面，就招致同性恋朋友（“朋友”这个词我犹豫了很久才写上去的，因为在此之前我确是将他们当朋友，但在今天的表现中，他们让人有些恼火）的谩骂。难道你们真的在心理上有缺陷吗？为什么不能理性地看待这些问题呢？

事实上，在这方面，我非常激赏李银河博士和张北川教授的努力，是他们将人类这一长期隐晦的问题推到社会和法案面前，使其成为正常伦理的一部分。我也很欣赏程青松先生的勇气，这在当代中国是一件让人惊讶的大事。我甚至非常理解同性恋朋友的各种生活、情感问题。

就在前几天，我的一位学生打长途电话来，说他在他工作的大学遇到了一件让他难以处理的事：刚刚研究生毕业的他被委派当了大学新生的班主任，开学第一周里，好几个老师就向他反映，在他班上，有一个男生公然搂着一个女生，还在抽烟。他便把那个学生叫来，问他为什么这样没分寸。谁知那个学生说，老师，我是个女生啊。他更火了，说，为什么你要说自己是个女生呢。那个学生很委屈，说，老师，我真的是女生啊，你为什么不相信呢，我都在女生宿舍住呢。他一查，真的，这下他傻了。但是，他还是把那个女生批评了。那个女生最后是哭着走的。后来，他找她谈话，还从别的同学处打听了一下，原来那个女生的名字像个男生，她的爸爸妈妈是高干，但由于爸爸长期在外，再加上生活问题很早就与他们分开了，她没有爸爸。再后来妈妈也不怎么管她。在她的生活中，她一直觉得自己是个男孩子，处处也将男生作为竞争对象，天长日久，她的性别都失去了。

我的这个学生问我：徐老师，她如果是个同性恋者怎么办呢？还有，我怎么才能不让她抽烟呢？这在班上影响太坏了。

我说，她即使有同性恋倾向也不为怪，她是不是天生就有这倾向已经很难知道了，但是，后天的环境对她太重要了。在一个独生子女家里，特别是在80年代，性别教育还一直倾向男性，这是一种暗示。此外，她的名字对她的暗示也极大，对她的性别和性格也有很大的影响。最后，在她这个没有温暖的家里，她男性化的性格更加扩张了，她一方面要使自己成为父亲的一部分，自我弥补那失去的父爱，另一方面，她向外又要强化她其实孤独的自我，她要向世人证明她是强者，是不孤独的，是爱包围着她的，所以她可能义气，甚至英雄，完全像个男生。在这样一些心理因素的影响下，她有同性恋倾向也是正常的。

我的学生更为困惑，那你说怎么办呢？能教育好她吗？

我说，这个很难。据德国和美国的医学界报道，对同性恋者的治疗都只有20％左右。1992年，著名性社会学家刘达临教授主持了对6个地区254名同性恋者的调查，在这些被调查者中，愿意接受治疗的只占5.1％，无勇气治疗的占52.3％，对此犹豫不决的占20.2％。实际上，只有3.6％的人真正接受过治疗，而接受治疗后认为“不知道有什么效果”的占85.6％，认为根本无用的占11.8％。所以说，关键看她自己的意识。此外，先天与后天的因素也是难以分清的。不过，你现在完全没必要这样担心啊，她是不是同性恋者还不一定呢，此外，即使是，也可以再找专家商量。总之，你对她的态度以后要改变一些，要尽可能地理解她、同情她，并鼓励她多向女性的方向发展，也许会有收获，反正千万不要当着众人指责她。你想想，家庭的不幸和社会对她的指责已经太多了，她内心深处有太多的压抑，她抽烟也许只是发泄的一个渠道而已。

我讲这个故事的目的有两个：一是想告诉大家我对同性恋的态度并不像你们想象的那样，并不是站在你们的对立面的，但是，我也不会跟从什么流行的学术，认为动物界有同性恋倾向就赞成人类的同性恋，认为过去人类有今天也应该有，那么，如果动物界没有呢？难道我们要把同性恋朋友杀光吗？而人类过去有过父女同奸的时代，今天也应该有吗？不是这么简单。这只是一个现象研究，不是伦理研究。我们今天还缺乏一种真正的学说，给同性恋朋友一个伦理上的正当地位，同样，反对者也缺乏必要的科学和伦理上的依据。这是一种形而上的困惑。它需要有人来解释，否则，社会就不会这样来对待同性恋现象了。据我所知，柏拉图对同性恋倾向有过非常优美的解释，但这种解释没有得到人们的认可，此后，基督教便将同性恋现象当成不可获释的重罪了。

究竟该怎样来解释呢？后人多集中在科学的研究上和现象的堆积上，却少有在伦理上即形而上的层面上解释的。也许大家无能为力，但总得有人去解释吧。这是我近年来涉足性文化领域以来的最大困惑。我告诉大家这个困惑，是我不想轻易地盲从，我会像柏拉图、苏格拉底等从伦理学的角度再问个究竟，到那个时候，也许我的态度会更为明朗。

现在我能做的，就是不会让人们去伤害和歧视同性恋朋友。

当下中国性教育的尴尬与误区

中国人都说，性是人的本能，无师自通，何须教育，所以都反对性教育。以前我也如此以为。2002年秋，当我在上海与刘达临教授交谈时，他给我说了一件事使我大吃一惊。上个世纪80年代初，他接受过一对化学系的研究生夫妇的咨询。那对夫妇结婚几年了一直不能生育，到医院去检查，两人都没有问题，没办法，就来找刘教授。刘教授也百思不得其解，最后想到了他们的房事，便问起这事。结果，这一对夫妇说，他们晚上睡下后，就手握着手，想着对方的分子与自己的分子会结合产生化学反应，就会生一个孩子出来。那时候没有这方面的教科书，他们无师可教，于是便出了这样尴尬的事。从那一年起，我开始赞同性教育。也是在那一年，我接受了新浪网的邀请，成为中国第一个在网上开设大学生性心理咨询热线的“专家”，算是在网上进行性教育吧，实际上是学习。很多大学生问的问题我也不懂，于是便去学习，一年下来，我在医学方面、心理学方面和性学方面都学了不少知识。

有几件事让我很感慨。一个大学生在QQ上留言，说有十万火急的事。我没有看到，不知她怎么知道了我的手机，给我发来了短信。说她坐了男朋友宿舍的马桶，问我这样会不会怀孕。更有甚者，问我接吻会不会生孩子？我在大学里开设性文化课后，有很多同事和网友在网上骂我，说我是在教唆好孩子做坏事。他们的理论是，你去瞧瞧，连动物都会，人怎么不会呢？

后来我也想，绝大多数人的确是无师自通的，但为什么偏偏有一些人就不通呢？他们为什么还不如动物呢？后来我才发现，说这些话的人也是被蒙蔽了。动物为什么“天生”都会？原因很简单，动物的教育关系是开放的。动物间没有多少性道德，所以动物间的交配是当着大家面的，跟吃饭、打架差不多。不交配的动物对此视而不见，没有一点儿惊奇。人不一样。以前在农村生活过的人都会对动物的交配很感兴趣，他们是从动物身上学会了性行为。动物成了人的老师。不仅如此，人对人类的性行为也很好奇。说来说去，就是《圣经》里讲的那样，人有了智慧。这智慧便是知道了羞耻，也开始掩饰自己的性行为。一句话，人与动物的不同就是，人穿上了裤子。

穿起裤子的人类与动物最大的不同在于，这种行为既成全了人类的繁衍与发展，也遮蔽了人类性，使人类对性开始盲目起来。宗教、道德的作用就是给人又穿上了一套内心的衣裳。这样，里外都有衣服了，人类似乎是文明了，但也被蒙蔽了。

人类的这些文明方式使人类的性与动物发生了质的区别。这也就是人类伦理的诞生、道德的诞生，以及婚姻、家庭的诞生。这是人类对自身性行为的合理分配而获得的。否则，人类与动物一样，既不可能如此强大，而且可能与猴子一样，弱者永远得不到异性，只能在同性进行鸡奸。

叙述到此时，我们便可轻易得出一个结论，人类非常需要性教育。一方面，人类需要传播性行为方式，这是人类的生存所必须的；另一方面，人类需要传播爱，这包括因为性的分配而诞生的爱情、亲情、友情，以及与此相关的哲学、宗教。现在，我们已经很难看到最原始的动物的交配，能看到的，更多的是网络或影视中的人类的交媾。这便是学习，但是，这种学习是不正当的、盲目的，而且大多内容是变态的、不健康的，使青年很容易沾染不健康的、异常的性行为和性心理。这是普通人都能理解的。有一个人将我们把这种思考引向深入，他就是弗洛伊德。他认为，人类的所有行为都与性心理相关，比如，幼童时期的不当教育与习惯会形成不雅的、变态的性格。自他开始，这项研究不断深入。人们的确发现，童年时期的家庭教育直接影响着一个人的一生，如家庭对性别的态度、父母间的情感关系、父母对性的态度、父母的性格、家庭成员间的关系以及家庭亲戚朋友的情感婚姻历程都会影响到一个人的性心理的发展。这种研究虽然早在一个世纪前就已经有了，但始终没有得到社会的完全重视，尤其是家庭。这就使得人类虽然开始重视性教育，但这种教育还仅限于学校。

相比之下，中国就落后得让人不可理解。“五四”时期，张竞生、鲁迅、周作人等都曾大力提倡过性教育，两性平等教育、爱情观念都渐入人心。新中国成立后颁布的《婚姻法》可以说从法律的高度巩固了这一成果。但是，随着“反右”运动和“文革”开始，这条线又被无情地斩断了。改革开放以来，刘达临、李银河、潘绥铭等一些学者和社会人士投身于此，开始整理中国性文化历史，并大量介绍国外性文化和教育科学知识，使中国人的两性生活质量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是，一提到性教育，社会还是在摇头。直到进入新世纪，部分地区的中小学才开始有了性教育课，但社会的阻力仍然不小。家庭也不认同它。一直到大学生同居问题、大学生在校期间是否可以结婚等问题越来越明显，教育界才慢慢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一些大学也开展了这方面的教育。

然而，这仍然是一些“花边新闻”式的教育，90%以上的中小学和大学并没有自觉地开展性教育。性教育在中国仍然是一件非常艰难的心事，只能想想，不能公开地进行。问题是，在近20年来，中国人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西方人的生活态度与行为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青少年，曾经汹涌一时的“性革命”浪潮也席卷到了中国。离婚率高、大学生同居现象、同性恋等等已经成为现在青年人很时髦的话题和社会关注的热点。但是，我们缺乏的恰恰是调整和抑制这股浪潮的性教育。这就出现了一个真空状态。一方面，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开放；另一方面，人们的意识又停留在传统层面上，或处于矛盾之中，不知谁是谁非，性伦理道德几乎崩溃。对于正在成长中的青少年来说，他们还没有足够的能力认识和处理这方面的问题，于是，灾难就面临了。如果我们认真地统计一下，在省属重点大学以上的大学里，几乎每年都有一至几个大学生自杀，而他们自杀的原因深究起来，都与性心理相关。我们的教育似乎是宁肯看着自己的学生自杀，也不愿意临危救难。

痛哉！哀哉！

另一方面，那些已经开展的教育也显出一些“丑态”。当老师把性器官放给大学生或中学生看时，他们笑了，说这些东西早在网上看过了。教室里空空荡荡。性教育内容面临着挑战。

这种挑战仍然来自于教育者认识的局限。他们仍然认为，性就是一种生理的运动，是一种简单的心理活动，所以，无论是中小学的教材和大学教材，都基本一致，除了性心理知识外，便是预防措施，各种简单的知识。似乎没有人把性看得高深一些、深刻一些。这样一来，中国的性教育便非常单调，难分年龄。还是把青少年当傻瓜一样对待。

其实，性是所有学科中最高深的学问。性不单单是生理的，而是心理的、文化的、哲学的甚至宗教的。如果这个社会的性乱了，也就完了。相反，一个社会的性治理好了，社会就是一个健康的社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性便是最高政治。

如果我们再把性广泛一些理解，理解得更形而上一些，性其实就是爱，而爱是人类从古至今唯一的哲学命题。性爱诞生了生命、爱情、婚姻、家庭、社会，也诞生了爱、善、永恒以及恨、恶、死亡等。与性最近的是爱情，而爱情是一门哲学。柏拉图、尼采、叔本华、马克思、恩格斯、罗素、弗洛伊德、荣格、弗洛姆等都曾就此问题发表过自己的哲学见解，歌德、莎士比亚、托尔斯泰、曹雪芹等也从艺术的角度给予过一些解释。历代诗人更是从自己的体验出发，将爱情描摹得充满了神秘、传奇色彩。但很少有人能说清楚爱情是什么。

所以，我提出一个命题：爱是需要学习的。在我们的一生中，爱是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内容。它包括性的内容。比如，在我们小的时候，是性让我们拥有了家庭、父母、兄弟，同样，他们也拥有我们。我们如何相处，便也是性教育的内容。后来，我们能给予别人和社会爱，拥有了爱人、家庭，此时，我们更需要去学习如何处理这些性的关系。到我们老年时，就更要去学习，因为此时我们最孤独、最虚弱。

所以，在我看来，不仅仅是我们中国的性教育太褊狭，整个人类的性教育都是无视心灵和信仰的。把性仅仅当成一种医学的常识来教育未免太幼稚。性教育一定要包括两个大的内容：一个是身体的，也就是生理的，它使我们知道身体的奥秘；另一个便是心灵的，也就是爱，它是我们人类之所以拥有自尊、高尚信念的源泉。相比前一部分，后一部分更为重要。

我为什么要写性

昨日，一位叫“卫子”的博友给我留下如下博语：

“超女一样的作家，走这条道路或许更为省心、省力，有好多粉丝来捧场，我是卫子，看了你的博客感觉有点悲哀，是大悲，为一个能写出大海浪花的诗人走上靠性包装满足另一种需求，感到悲哀。”

不知道这是第多少个批评我的博友了。自从《非常日记》以来，许多人都批评过我，他们中绝大多数是从来没看我的书就自以为是地批评的，到后来我在大学里开设性文化课后，这种批评更为猛烈了，尤其是我身边的文人墨客们，他们的批评可以说甚为辛辣、刻薄，都有点恶毒了。他们以为我在课堂上教学生性技巧呢。

很久，真的是有些久了，我都“无视”这些批评。“无视”是因为这些都是无知者的滥言，“无视”是因为我无从解释，但批评者中我的很多朋友也参与时，这种愤懑便使我非常之不快了。感谢博客，有一个可以自我圆场的天地。

贾平凹在1992年前后出版的《废都》，是中国文学界90年代的第一件大事。1994年，在我尚未看完这部长篇时，我就以粗劣的语言批评他作品中的性描写，倒不是因为写性，而是我认为他笔下的性没有任何价值。性在贾氏那里成了一种广告，成为他摹仿《金瓶梅》、超越《红楼梦》的一个借口。贾氏笔下的性缺乏基本的精神判断，可以说是一种死亡之性。我们很难从那种性的描写中看出人的道德冲突和精神倾向。作为一个一流的大作家，如此想当然地描写性，在我看来，是一种失败。事隔多年，在人们都想当然地批评我时，突然体会到贾平凹之不幸。

性是什么？性在整个人类文化中属于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存在？性的真正身份我们又知道多少呢？现在我可以妄言，大概那时候中国的所有批评者跟我一样，对性基本上一知半解，那么，那时候的批评是什么批评呢？谁来给贾平凹验明正身，平反昭雪呢？时至今日，似乎也没有。我能看到的仅仅是他自己写的一些感性的语言，那些感性的文字看上去也那样“无知”，让人一看三叹。

实际上，从世界文化史的角度来看，性始终是文学所要表达的一种重要的主题。所谓爱情是文学永恒的主题，倒不如说性是文学永恒的主题。爱情是性文化中的一个主题。我们中国人把爱情与性往往分开来看。曾经在西北民大作报告，一个男大学生愤愤然地给我写了张纸条：徐先生，你怎么能把性与爱情混为一谈呢？我当时愕然，转而大笑。这并非什么滥言。这种观点也并非只来自于这个学生。在西方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在中国自然是儒家文化（独尊儒术后的儒家）。中国人有这种观念很久了，以至于我们的青春前期对性持一种对抗的状态。我一直在想，如果我们不受中国传统道德对我们的束缚，在青春期我们会有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呢？在我第一次看完黄色录像后的三个月之内，我一看见女人就感到恶心。一想到爱情有一天会被性糟蹋，我便痛心疾首，更不愿意想起性了，但事实上，由于那时的年龄已经很大，是性在不断地提示我们的时候。我在很长一段时期常常怀疑，我的性器官是否还能用。我相信那时候有很多人都持这种心理。张贤亮的《绿化树》对我们的影响太大了。

后来，我相信，把性与爱分离，是传统的中国人青春期必然要走过的道路，然后才走向性。但恰恰就是在这个时期，中国人对性就处于一种矛盾的心理了。一方面，想得到性，另一方面，拒绝性。它使我们的人格分裂，心理失衡。

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发生在90年代初。我的一位诗人朋友已经快30岁了，但他没有谈过女朋友，也没有看过黄色录像。他几次想到学校附近的录像厅去看通宵录像，据说那里12点以后会放一阵子黄色录像，但他害怕被公安逮住，便深夜来找我。我当时住的地方可以放录像，但那天晚上我恰恰不在。据说他疯了一样地把我找了整整一夜，在每一个我可能会去的地方大声地喊我，直到很晚很晚才入睡。后来，这件事被传为奇谈，所有人都耻笑他。他疯狂地找女朋友，在舞厅里他一个接一个地请姑娘们跳舞，他从不气馁，他在被自己看上的姑娘拒绝后只是皱一下眉头，把心头拧一下，便昂起首去请下一位。我们常常笑他。他甚至为了想认识一个女孩子，从公共汽车上下来问人家，你好，请问师大怎么走。那个女孩子说，你不是给我们上过课的刘老师吗？他不知道怎么办。这个笑话也成为他在兰州的传奇。再后来，他实在在兰州找不到女朋友，便去了南方。很多年以后，我感到了心痛。我分明看到了性是如何捉弄一个诗人的，性在他的身体里是如何游走的。

另一个给我印象深刻的也是一位诗人的性经历。他在夏天来到我的宿舍，总是要住整整一个暑假。我管吃管住，他说是要写诗，但实际上后来我才知道，他被性控制了。他也快30了。他常常在夜里光着身子踱度，把自己的那玩意儿举得老高。他给我们吹他在18岁那年和一个女教师的一夜情，他形容性时用了很多象声词。他几乎每晚都想去找某个女人，为的就是性。我们都觉得可怕，又都觉得好玩，同时也不可思议地被他蛊惑了。性在那几个夏天像火一样地烧着我们，很多异常行为今天难以理清。

而在我当教师的那几年，不幸的是我身边有好几个研究心理学的研究生朋友。一到夜晚，我们都无事可做，他们便给我讲他们正在研究的一系列性心理变态者的行为，使我大为惊讶。不过，那时候我们都把它们当成笑话。

市场经济以后，街上到处都是洗头房，不断地听说大学生出事的事情。结婚以后，再想想婚前长达十几年的性恐怖，真是难以诉说。

人类对性的恐怖造成了人类的性变态，而这些性变态又造成了多少悲剧。想起《少年维特的烦恼》，还有《麦田里的守望者》，和正在流行的《挪威的森林》。

那时已是2001 年底，我已有了一个女儿。也是我拒绝文学四年之后。那是春天，妻女都去了凉州，家里就剩下我一个人。无事可做，突然想写点什么。在一种冲动中，便写了《非常日记》，意在记录我所经历的那个青春的年代。

写完后给一个学生看，谁知他们都认为好，说可以畅销。那时候的我已对文学无所求，哪敢有其他的奢望。便又给其他学生看，希望他们给我提点意见。大概真的是写了一些没人敢写的东西吧，很多学生都要看，便流传开了。当然，实际上也没有一些媒体所写的那样“疯狂”。这时候就想，有一家出版社能够给我出就行了。就给了敦煌文艺社。是刘铁巍副总编。她认为可以出，我喜出望外，便签了。

后来的情形便有些可疑了。那时还不懂炒作，都是新闻媒体来找我采访，也不会找话题。后来粗粗地统计了一下，那年大概有200多家媒体（包括80家电视台和一些门户网站以及一些流行杂志）报道了此事。中国新闻社题为《性心理变态问题成为兰州大学校园里面的热门话题》成了当时政府注意的焦点问题，兰州大学也成为“被告”和“批评对象”，省上几个领导对此事非常关注。批评和检查开始了。这给我的单位西北师大带来了麻烦。现在想起来，我要感谢西北师大当时在任的几位领导，是他们对我的小说有一个理性的认识，认为这是艺术，就应该以艺术规律来处理。他们的意见使我脱离了逆境，小说也在修改之后得以出版。虽然当时有很多政府领导在四处批评我，被我牵扯进去的兰大也对我“恨之入骨”，但只要能出版，我已心满意足。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还要感谢他们的宣传。

一本书就这样被一个新闻无意中炒起来了。

性教育是性爱技巧教育吗

已经三年了，还有人给我说，你上的课是什么内容呢？是不是给学生传授做爱技巧呢？是不是给学生讲黄段子呢？

天啊，无可救药。我一直强调自己只是一个对伦理、道德和情爱观以及文化有强烈兴趣的人，我的性文化课也便是这样一门课。我称其为高深学问，尽管我自己并不高深，但大学应该是探究高深学问的地方。

不过，后来转念一想，人家说得也没错。可能对于已婚者或已经有性爱历史的人来讲，性爱技巧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如此说来，这样的课也是大有人听的，不过，在目下的中国是不可能的。国外有讲授这方面内容的，它是为人类的幸福而开设的，这很好，但在中国就成了黄色的、肮脏的。肮脏是因为人类的心灵已经肮脏了，最早的时候，性是纯洁的，是道德和伦理将其弄脏了，当然，正常的伦理是人类在困难中获得的智慧，是应该坚持的，道德也如此，但偏偏有些人将其过分地强调，结果南辕北辙，弄巧成拙了。

在当下的中国，男权意志仍然是牢固的，女权主义也弄得人心惶惶，结果，家庭内部出现了不和谐。这不和谐是必然的，是走向和谐的必经之路。总得有人付出学费。我们这几代人肯定是付费者。这样，家庭内部的矛盾无时不有，家庭暴力和性暴力也便常常存在。

假如有一天真的有性爱技巧的教育，其实是将人当人看了，也许这样，才能将人性深处的恶教育好。到那一天，人类也会看清欲望的目的，而现在我们的精英们对欲望是深恶痛绝的。

就我的调查来看，在当下中国的青年人，他们最感兴趣也能拿到桌面上讨论的内容依次是：什么是爱情？什么是婚姻？爱情与婚姻的关系是什么？性是什么？性与爱情的关系？性与婚姻的关系？同性恋问题；乱伦问题；一夜情问题；婚外恋问题；失恋问题；等等。仍然是深层次的伦理道德问题。他们最关心的其实是文化和精神的问题，即在未来如何处理一系列的道德问题和矛盾冲突，如何获得幸福。

从这一角度来看，当下中国的性教育，一方面应该告诉青年人必要的性科学知识，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个道德文化转型的时期让他们学会思考，学会选择。教育的目的是让人成为人，成为一个完善的人，而不是成为一个非人。

性学者都是性开放者吗

1

人们会这样认为，一定会。且有证据。

华生在众人反对的情况下，与助手在办公室里进行性交实验，写作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后被他的妻子发现，这些有重要价值的论文不但被付之一炬，而且还被法庭判以“坏行为的专家”。

金西教授是世界上第一个在大学里开性学课的人，他的调查成为划时代的事件，他的学说至今仍然被人们广泛地引用，但是，人们还是发现他有同性恋倾向，不仅如此，他还有裸露癖和性受虐癖。他的秘密生活的同好者是一个亲近友好的小圈子，有时借研究为名成为他的性伴侣。他的妻子克莱拉是他大学时代的同学，一直忠心耿耿地支持他的工作，朋友们认为他们俩无论在婚姻上、智力上、兴趣上都是平等的。她知道丈夫的同性恋和性受虐狂的倾向，对此毫不在意，同时，丈夫也同意她的婚外性关系。他们也向儿女作同样的教导，从不隐藏自己的裸体。在全世界都对金西进行批评时，只有克莱拉认为丈夫的工作是神圣的。

最让人惊异的玛斯特斯夫妇，他们的研究将真人的性直接放在实验室和显微镜下，他们的研究在今天已被全世界的夫妻接受并应用，但他们的行为本身仍然是道德的批判对象。

用统计学的方式很容易得出，他们是性开放者。

但是，奇怪的是，当我们来研究性学先驱弗洛伊德和霭里士时，却发现他们的生活竟然那样严谨。

第一个把性从潘多拉的盒子里打开的是弗洛伊德。他的学说至今仍然是道德家们议论的焦点，但是，他的学说同样影响了整个20世纪，很多伟大的艺术因他而诞生。弗洛伊德在世时，遭受了世人的嘲讽、谩骂甚至唾弃，倘若他活到今天呢？人们会怎么看他呢？他又会怎么想呢？

我们一定没有忘记他的《爱情心理学》，但没有几个人去读它，更没有人在意他里面的这几句话：“在我看来，想要使男女间的性关系维持长久，某种程度的依赖或臣服心理还是必要的。再者，为了维护文明的婚姻制度、对那些不时威胁着社会安定和现行婚姻体制的一夫多偶倾向进行压制，就应当适当鼓励这种性的臣服态度。”可见，他的道德感是极其稳定的。

霭里士也一样。霭里士在世时遭到了无情的批判和打击，但与弗洛伊德一样，这些都是针对他的学说的。其实，霭里士是继弗洛伊德之后对性的形而上研究有突出贡献的第二个人。最后一个可以说是福柯。

如果我们仔细地阅读过他们的著作，并对他们的思想加以研究的话，我们很容易发现，在弗洛伊德、霭里士看来，性不仅仅是形而下的行为本身，还是形而上的表现，即性与道德是一致的。性是可以超越的。但在后期性学家（如上述几位）看来，性是与道德相冲突的行为，性是一种物质行为，这一点特别适合于华生和玛斯特斯夫妇的研究。他们是将性当做一种形而下的行为。

这就是他们的分歧。当我们发现这一点时，也便会明白为什么人们会认为性学者一定是性开放者了，因为在一般人的眼里，性就是一种动物式的行为，它与高尚的道德和精神以及信仰无关，可是，在真正伟大的性学者那里，它们是统一的。

现在中国有很多性学家，绝大多数都停留在形而下的研究层面上，而且一般都将性当成一种医学研究。这是非常短浅的认识。不仅仅中国的大众这样认为，就连这些性学家也是这样来看待的。他们无视人类那些美好的理想的超我的精神价值，只将性当成一种人性的根本来看待。

性学者如此，更何况大众？

2

很多人曾困惑地问我：“我还以为性学家就是性开放者，看你怎么不像？一副循规蹈矩的样子？”

我只是笑笑。我虽然不敢说自己是什么性学家，但在周围也算一个对性文化学有些研究的人。为什么一有研究就会成为一个道德上有缺失的人呢？

还有些朋友骂我：“说的一回事，做的又是另一回事。”

我同样笑笑。但我还是反问自己，我说了些什么呢？我说过人要朝三暮四吗？我说过人要无视道德吗？

我本不是个爱解释的人，我喜欢随心所欲，固执己见，但我还是被迫成为一个不断地诉说自己的人。

这使我常常对自己厌弃。我开始讨厌我所做的一切了。

这难道是屈服？不能坚持便是屈服，可是坚持它又为了什么？难道仅仅为了坚持而坚持？

在我生活的周围，有无数的人常常指着我的脊背说：瞧，那个曾经的狂人，今天的性学家，多么可笑，他竟然生活在我的眼前。

我无言，后来就笑了。笑是一种习惯。对赞扬，越来越处之以严肃的表情，而对批评，越来越能笑颜相对。

我喜欢那句话：一笑泯恩仇。

中国人都是捡来的

我们都是捡来的。

小时候，我们几乎每个人都曾有过两个很大的疑惑：妈妈，我们是从哪里来的？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两个疑惑其实可以归结为一个疑惑，即对世界本源的疑问。这是人类的本能之一，或者也可以说，是人类探索世界时形成的固定思维在我们基因中的遗传，但无论如何，它已经成为我们现代人的本能。

我们总是会问妈妈，我们是从哪里来的？妈妈或者告诉我们，是路上捡来的，或者告诉我们，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就像孙悟空那样。我们或伤心，或不置可否。但就是没有一个妈妈告诉我们真实的理由。为什么？

昨天课上，我叫起一个女生来回答，并问她以后怎样来告诉她的孩子。她迟疑了一阵后说，没有直接回答是因为我们文化的保守。我问她保守在哪里。她不好意思说。我再三启发和鼓励她，她还是不愿说出来。

于是，我又像2005年第一次上性文化课那样，领着大家大声地喊了三声“性”。我告诉大家，性在我们的课堂中，是一种文化、一种学术范畴。我也不希望我们在生活中时时地把它挂在嘴边，但我希望我们能理性地探索性的秘密。紧接着，学生们再来探讨它的时候，就不那么尴尬了。

可见，这一文化屏蔽的背后是人类的本源问题，即性。至今无人能回答世界上为什么会有男人和女人，他们的构造为什么如此地相得益彰，配合起来如此地天衣无缝。柏拉图曾想过这个问题，最后玄想出一个与神相关的神话，说人本来有四只手，前后两个面孔，力大无比，与天神较量，天神觉得人力太强大了，于是就把人一劈为二，从此有了男人和女人。生物学家认为最早只有女性，男性是生物学在基因突变中的一个产物，而且是一个必要的生理特征，如果有一天，女人能够自己生孩子的话，男人就无用了，就要绝种了。但我们知道，这种回答还是一知半解，也仅仅是一个设想。

性的背后是如此浩茫的宇宙起源。曾经有人问我，上帝是男人还是女人？这显然是冒犯基督教和犹太教以及伊斯兰教的问题，但若是从文化的进程来看，上帝显然是父系文化的产物。无论是《圣经》还是《古兰经》中，女性是没有地位的。再往前看，在古老的萨满教时期，巫师都是女性，在那个时期的上帝肯定是女性，就像中国的女娲。再往前呢，到那混沌的生命之初，生命的感觉是什么呢？我经常不无绝望地猜想，若是生命真的诞生于38亿至40亿年前的一个单细胞，它虽然是那样的伟大，但又是那样的孤独。难道孤独就是在那个诞生之日起突然弥漫整个宇宙的？

它是所有生命的先祖，可是谁能知道它的感觉是什么？它对生真的是如此地惊喜？它对死亡真像我们那样恐惧？它把第一束感觉的光束投向茫茫宇宙时，它是惊讶？还是恐惧？它真的愿意来到这世界？

世界是如此的让人绝望。然而在绝望中又有了新的绝望：我们人类的祖先——那一个单细胞是怎样诞生的？生命所需要的核酸、蛋白质等又藏在世界的哪里？它们又是怎样诞生的？

时间是从137亿或150亿年前开始的。时间是有生命的，物质也是有生命的。可是这生命是从哪里来？

生命到底是什么？

我们可怜的妈妈不知道如何来回答孩子的问题，便编造了那些绝情的故事，最终是母爱和父爱消除了孩子心中的恐惧和绝望。在日复一日的生存苦恼中，在无法摆脱的日常纠纷中，童年很快散去，那些疑问也随之消逝。

但是，突然间，在我们遭逢绝境之时，在我们生命颓唐之际，在我们被疾病和死亡之神屡屡问候之期，我们又会深深地陷入这种绝望的沉思中。孤独包围着我们，生命的秘密是如此的浩大难觅，于是，我们设想，假如有另一个世界，假如有一个切实可信的生命的开始，那该多好啊。宗教就这样产生了。

耶稣在临终前的那句话又一次响彻我们耳边：“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

这位伟大的圣人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呢？

球文化之一 ——球、男人

写下这个题目，显然会吓坏正人君子。别，我是想谈谈文化，关于足球的文化。

不知你看今天的新浪博客了没有，《乐》中文博客贴了一组让中国人喷血的照片：意大利橄榄球队员全裸出镜。题目是：男色时代来临。

这哪里是体育比赛，分明是情色诱惑。尤其是第二张，那个球员的性感动作简直是挑逗和色情了。浓黑的胸毛、裸露的阴毛和若隐若现的阳物，使人惊悚（不好意思，我不知道那个男人叫什么名字）。我再次感到，体育已经从力的角逐进入了情色的野蛮诱惑。

小时候我也想过一个智慧的问题（但有人说它是愚蠢的）：为何十几个人争着抢一个球？一两个小时下来，汗若雨淋，体力耗尽，结果一个球都没进。真没劲！这是我不看足球的原因之一。那时也不爱象棋。那东西太耗时间。不如我到夕阳下漫步，写下忧伤的词句。

后来终于知道，它是一场游戏，像发明扑克的人一样，想出了这么一个好玩的形式。大学时，很多人为中国队痛苦，流泪，我暗笑，不就是个游戏吗？我也踢过唯一的一场球，爽。原来是力量的游戏，并非智慧。前年搬到科教城，邻居是兰天公寓的数千名大学生。半夜里，突然听到地震。坐起来一听，原来是学生们在山呼（仿佛在练狮子吼），顺势砸着桌子。躺下仔细分辨，男声和女声几乎各一半。时代不同了。女人的声音越来越大，似乎要压过男人了。顿悟，足球也可以虚拟。比如，我知道很多女生从来不踢足球，可她们比踢球的男人更兴奋。

我不知道是什么在吸引他们。

再后来搞点心理学，钻到人的私蔽的心底下看过，人的很多活动并非智力或道德在左右，而是人的非理性的生物性因素在诱导。同意弗洛伊德的一些观点。男人喜欢足球不仅仅是在一个男性为中心的文化社会里满足其英雄的愿望，还因为男人们身体中飞溅的荷尔蒙在鼓捣。战争就是那些荷尔蒙过剩心理变态的人的欲望的宣泄。

“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正如荣格所说，遥远的英雄的史诗并不因为没有战争而消失，而是仍然在人类的血液里交响。男人无论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想做一次英雄。男人仍然需要宣泄。

和平时代的足球就成了战争。而这战争，它的看客中除了向往成为英雄的人之外，越来越多的成了女人。从六七十年代欧美的“性革命”开始，足球这样一项力的事业也毫不犹豫地向着性革命方向挺进了。其实，除了性，足球天生就是男人挥发荷尔蒙的第二种方式。混沌的纯粹、野蛮的优美、失败的胜利，以及持续的紧张、快感、痛苦，使它成为一种理性与非理性混凝在一起的娱乐。

人们似乎越来越需要这样的娱乐。不是别的什么，是压抑，是理性的无力张扬，是非理性的变态反应。所以金斯伯格《嚎叫》的时候，你最好也跟着吼；崔健说，《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时，你最好也露出那野蛮。球，是男人的专利。

尤其是在德国的慕尼黑，这个暴力、种族、巫术、哲学、信仰混为一谈的地方，理性与非理性有一场可看的狂欢了。

色

对于一个不懂足球的人来说，也许世界杯最大的看点不在球，而在美女身上，或是那些令人生疑的花边新闻上。我承认，我是好色的。请放心，仅止于好色而已。

讲到“食色，性也”时，一个男生竟然不敢读“性”字。没有防备。男人竟然连这个字都不敢读。真有些“可耻”。于是我领着他们大声读了三遍“性”，他们才大气出了一口。有位女同学说，好像放下了几十年的一桩心事一样。男生们给我交来的作业中大都称自己是“男孩”，我很生气，我教他们说：“我已是个男人，因为我已经快20岁了。”可他们脸红。中国的文化使人性在人面前感到羞耻。

一个学生问我，老师，好色是不是很可耻？

我说，这样想的时候才是可耻的，如果天赋予我们感官却让我们可耻，那么，天欺人太甚。大家都知道一句很俗的话：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好色乃人之本性，但是孔夫子说得好，好色而不淫，才是真君子。为何会不淫？因为君子有完善的道德，能止于礼。

我还告诉他们，不仅仅男人好色，女人也好色。男生们马上睁大眼睛，女生也不明白自己似的抬起惊讶的头。不过，我马上听到几个女生小声地说，就是。

我家安上数字电视时，我和女儿最爱看的是时尚频道，因为那里有很多美女在表演。后来我不看了，四岁的女儿还是爱看。我和妻子走在大街上，前面过来一个美女，我自然要看一眼的，可是她看得比我仔细。她不掩饰对同性的赞美。

我说，美，只是瞬间的幻象，只是感官的享乐，人应该超越它，知道它美但不会被它迷惑，才是真正的爱美者。

于是，她常常会对我说，看，前面来了一个美女。我会正经地看一眼，然后赶紧装作厌恶地转过身说，一般般。她让你看，是因为她也在看，但我知道，她绝不会让你停留的。事实上，也不必停留。让它成为公众的，而不是私有的好。

昨日讲，世界杯其实是男色时代的来临，即这场比赛在某种意义上是为了一群女人的娱乐而来的。我说过，女人的声音越来越大，快要超过男人了。这不，英国的“Butlers in the Buff”公司正在向全球推广他们的“裸体男招待”服务项目，据说，深受女士们欢迎。

优美的野蛮

——谈体育存在之一

说起奥林匹克精神，眼前便出现一幅油画：在神圣的天空下，在众神注目下，人，神的子民们，在劲草漫舞的大地上，举起神圣的火焰，他们说，我们享有上帝创造的优美的身体，我们要将这力量舞蹈。

是的，将那无理性的欲望舞蹈成一种优美。这便是善。这大概是西方体育精神的远古意义。

当我们享有生命的时候，同时拥有了两种力量和精神：一种是作为无理性的肉体欲望和力量的存在，一种则是有理性的道德意识力量的存在。这两种力量就像歌德笔下的浮士德和靡菲斯特一样，一直在征战不休。一个想要善，一个要想恶。这种说法其实还是没有说到实质。恶的并非身体本身，身体欲望的善与恶其实是与意识欲望的善与恶连在一起的。他们互相纠正。过去，我们说，不如禽兽，因为过去人类战胜不了禽兽。现在大概禽兽在骂自己的同类时会说，你简直人类不如。

人类在奥林匹克精神那儿继承下来的是完全的竞技。这种竞技是将善与恶裹挟着挥洒在竞技场上，人们时而为其善挥泪鼓掌，时而为其恶击鼓称欢。这恶不是真正的恶，而是那无理性的有理发挥，是对秩序社会的一次有力的背叛，同时也是对人性的一次深沉而神秘的回拨。

善与恶并非绝对的。西方人总是想找绝对的精神，中国人却不。中国人深知善有善的终极，恶有恶的命运。

表面上看，体育的舞蹈是身体的舞蹈，是上帝的一次自我欣赏（因为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类）。这身体里充满了一种野蛮，而这野蛮正是我们生命的原初形象。因为华丽的衣饰，人类已经不敢正视自己的胴体了。这是悲剧。而体育撕去了这套假面，将那野蛮的生命母体呈现了出来。在我们欣赏竞技的情景并关心着结局的时候，其实我们在暗暗地欣赏那袒露的身体的优美。那是我们的第一件衣服，是最优美的衣服，可惜，我们早已将它丢了。我们为什么那么喜欢看动物世界？不仅仅是因为它展现了一种神秘，还展现了一种生命的奇迹，那便是生命本身拥有的魅力：原始、野蛮、残忍、无道。野蛮的力量恰恰展现了一种古朴的美、一种今人无法拥有的神力。它让人黯然神伤。而那残忍与无道则使我们重新回到人的起跑线上，重新评估人类的文明。

体育何为？无非就是重新拥有这种神力，重新评估人类的文明。

能不能让体育更好看一些

体育是一种运动吗？

体育是一种竞赛吗？

这两个原本可以斩钉截铁地回答的问题，突然变得有些模糊了。在今天这样一个被媒体操纵的时代，在一个“好色”的时代，体育已经不仅仅是运动和竞赛了。它成了一种娱乐、一种好看的艺术、一种商业活动。没有商业，足球还能存在下去吗？

这是显而易见的。前一阵子，赵本山突然杀进足球界，当了足球的老板。真是好笑！有一些人在骂他，说他出风头。我起初也觉得没什么，但越想越觉得这位“山民”太有意思了。他想把体育弄得有声有色一些。他可能还想把体育弄得像小品一样，不仅仅使人看得紧张和生气，还能笑出声来。假如真做到了这一点，大概体育就更有看头了。

不过，肯定会有人反对。体育怎么能成为这样的东西？那还是体育吗？

当然是体育了。我认为，那才是真正的体育。孩子的运动是不是体育？肯定是。它既有竞赛，又是成长所必不可少的运动。但它是一种游戏。我们的童年都是在游戏中度过的，都是自发的。也没有奖品。那是多么纯粹的比赛！在寒冷的冬天，在月光下，我们随机地组成了两组人员，前赴后继地斗鸡，直到妈妈的吆喝声在巷子里响起。大概六七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人都会记得这个体育运动，都记得那月光下的舞蹈。

现在我们是把体育看得太严肃了，尤其是那些非要把体育与国家命运联系起来的言论也太吓人了。是有与国家尊严和命运相联的体育，但并非所有的体育都是那样的。大多数时候，我认为体育应该是一种游戏。只有游戏才是快乐的。玩者快乐，看者也快乐。

那就要创新。从艺术的角度来看，创新大体可从两方面进行，一个是文本，即形式的创新；一个是内容的拓展，即对人性的开掘。体育也一样。有人把明星与足球联在一起，就是创新，这是形式上的创新。内容上呢，当然是最好的球员联合在一起，用最传统的方式获得决定性的胜利。假如我们暂时在内容上无法找到突破，是不是可以在形式上创新呢？

想想湖南卫视是如何在中国众多的省级电视台成长为与央视可以并肩的原因吧！那就是快乐。

所以，假如有人问我，对于2006年的体育有什么看法时，我只希望我们的体育与游戏的运动能够接近一些，希望它更好看一些。那时候，体育就真的有看头了，体育也就真正地发达了。

性感的体育

说实话，我偶尔会停下遥控板，是因为我突然看见在球赛的间隙有性感美女在跳舞，当她们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我也便历史性地调换了频道。

实际上，体育作为一种商业活动，就必然要与情色连为一体。情色也是人性的靠近。当然，色情就不一样了。我说不上体育是什么时候是怎么变成今天这样的，但我能在任何体育活动中感受到，体育本身与情色是互为表里的。体育的情色是一种健康的情色，即让人感受到的是人体的美，是人的活力，是力量的魅力。当运动员脱下身上裹着的外衣，露出健美的身材时，我们感受到的不是色情，而是另一种美。这便是情色的一种。不知别人是什么心理，我在欣赏冰上舞蹈时更多的是在欣赏一种美的情色。那性感的着装、性感的舞姿，都是一种引诱。男人看足球是一种娱乐，而女性看足球，除了娱乐外，大概还有一种情色的成分，这感受是那样的隐秘，几乎难以诉说。

更不要说体育明星总是要制造一些绯闻的，原因还在于这是商业的一部分。女明星纷纷要出写真集，其意义并非使她的体育生涯继续下去，而是她有可能成为娱乐的一部分——但这纯粹是废话，体育本身就是商业，而这样做也似乎是为了体育的多姿多彩。天哪，是我深刻了，还是庸俗了，多年前我定将此笔诛。

事实上，体育不再只是输赢结果的角逐，它还是一种好看的艺术。要好看，就要为眼睛服务，那么，情色就是必然的选择。中国的体育者强调的是政治，不是体育本身，所以情色也就离我们还遥远，但这必将是为期不远的事。我知道，这样说必将遭到那些老先生们的怒视，何必呢，我又不是体育爱好者。

我只是一个旁观者。

上帝是谁造的

——孩子的智慧

下午又读《圣经》，刚刚读到摩西死在约旦河东，女儿回来了。她问我，爸爸，你在看什么书啊？我说，《圣经》。她说，这是什么书啊？你给我念一下吧。我看了一下厚厚的书，笑道，很难念，我给你说一下大概的意思吧，这是西方人的一本关于神创造世界与人以及古代西方人的历史的一本书，历史，你懂吗？对，就是你那天说的人的以前的事。神叫上帝，也叫耶和华，是唯一的神，他创造了天地万物，最后还创造了人。

女儿说，他为什么要创造这些啊？

书上没说。妻在厨房说，大概是上帝太孤独了。我想，大概是上帝的一个念想吧，因为上帝想最初世界是混沌的，很黑暗，所以上帝想，要有光，于是他创造了光，他还想了其他的一切，便有了这个世界。这不是念想是什么呢？佛教世界里也有这样的说法，说人的念想就是一种创造，佛想有，就可以有。也就是说，人的念想本身就是创造。但我们都很难回答女儿提出的问题，我想的这些她也不会理解。

谁知女儿又问，上帝是什么样子啊？

我说，就像人一样，不过又不一样，上帝很伟大，无所不能，比你看到的圣少女什么的都厉害。

女儿抬头想了想，不知她想到了哪里，总之马上又回到当下，又问，那上帝是男的还是女的啊？

去年我在一个教室的课桌上看到一句话：上帝是男孩还是女孩。当时惊愕。怎么能对上帝如此不敬？但问题毕竟提出来了。我也在课堂上回答过这个问题。我对女儿说，上帝在创造人的时候，他说是按照神们的形象创造男人和女人的，《圣经》中还提到了上帝的儿子、上帝的使者，也就是说上帝不是唯一的神（但是唯一崇拜的神），神也是有男有女的，但后来上帝造的第一个人是男的，他叫亚当，而从他身上取出一根肋骨来造了女人，亚当给她取名叫夏娃，意思是生命之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上帝是男的。（后面的是我在写作此文时的解释：其实，若从文化意义上来看，《圣经》是父系文化时代的产物，这个上帝自然是为男人说话的。事实也如此，在《圣经》上，男尊女卑思想和处女情结到处都有。）

吃饭的时候，我笑着说起女儿问的前面两个问题，对妻说，西方有一个神甫曾经发表了一个愚蠢的说法，他说，上帝造人时是在公元前4004年的7月15日还是哪一天，总之，很荒谬。我们说起了中国的大地湾遗址，那是公元5000年前人类的遗迹。前不久，科学家在月球上发现了像人的脸的化石呢。

谁知吃饭的女儿突然问我们：

恐龙是谁造的啊？

看来她是有些相信上帝了。我无法回答，因为这与《圣经》无关。想了想，还是说，我也不知道恐龙是谁造的，不过，在恐龙以前也有生命，现在科学家已经证实，在38亿年前就已经有了我们今天认为的生命。38亿年，很久很久的时候啊，那时候还没有人呢。

女儿一边吃饭，一边随便地嗯了一声，就不再理我们了。我对妻说，这是怎么回事，今天徐艺丹问的很多问题怎么都是难以回答的问题啊，什么上帝啊，什么恐龙啊。

突然，女儿又问，那上帝是谁造的啊？

我一时语塞，有些惊讶地看着她。倒不是问题的新颖，而是她怎么会问这样的问题。她才六岁半，我也是第一次给她说起上帝。

她看着我和妻惊讶的表情，又说：

是不是上帝自己造的自己啊？

我更为惊讶。因为在很多有关《圣经》的注释者看来，上帝就是自己创造自己的，是固有的，是先于万有的。这种思想在《圣经》第一章里就已经这样写了：“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而且，这种思想不仅在希伯莱人的宗教中有，在我们中国的哲学中也有。《易经》中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还有“《易》有大恒”的说法，这里都说的是最初有一个永恒的存在。这种思想被老子确认并发挥为“道”。在老子和庄子那里，道是永恒的，先于一切之前就已存在，永不失去。在人类的轴心时期，这些思想都出奇地类似。它们不约而同地回答了一个对基督教感兴趣者的问题，即上帝是谁造的。

晚上散步时，我还在想女儿的问题。我想起自己的小时候，不也为这些问题常常绞尽脑汁吗？我们小孩子们在一起常辩论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我小弟常常问母亲人为什么要吃饭，母亲说是长身体。他又问，长身体干什么？母亲说是将来干活。他又问，干活又为什么呢？母亲说是吃饭。又回到了原点。到原点后小弟还是要问，母亲无法回答，就骂他是个打破沙锅问（纹）到底的人。现在我们已为人父，我们的子女又来问这些问题了。但我们很多人都心烦，因为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些毫无意义的问题。实际上，是无力回答。

但我还愿意回答，也一直在试图回答。我此生写作与做点学问的意义也许就是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假如这个问题能回答圆满了，我的人生也就圆满了。

性学家家里的性文化

夏威夷大学的戴蒙德教授是刘达临教授的朋友，一次开会，他请刘达临教授到他家做客，只见他家里的摆设很特别。戴蒙德喜欢收集面具，墙上挂着几十个各种各样的面具，几乎包括了各个国家和地区，很有意思。卧室里铺着厚厚的地毯，没有床，睡在地上。卧室的墙上则挂着许多日本的“浮世绘”，相当于中国古代的春宫图，而且非常夸张，男女生殖器大得吓人。这是他从日本访问时带回来的。

世界著名性学家、德国的黑柏乐教授家中也有不少这样的东西，例如书房里摆了几只由玻璃做的大阳具，餐厅里陈列着一具从印度尼西亚买来的木制神像，有两尺多高，大阳具高高勃起。

1989年4月下旬，刘达临教授到香港参加“中国人性教育面面观”，住在香港性教育促进会吴敏伦先生家里。吴敏伦有两个孩子，男孩15岁，女孩13岁。当他们在家里翻看许多西方的有关性的书刊、在大厅里观看有关性的录像和在一起聊有关性的话题时，两个孩子也在场，他们会若无其事地看一会儿录像什么的，就走开了。他们都习惯了。

在刘达临教授的办公室里，我看到到处都摆着有关性的文物和艺术品，其中有件陶土雕塑引起了我的兴趣。那是一个和尚，他的全身都被铁链锁着，包括他的手脚，但是有一个东西却直挺着，而且很长很大，很具有震撼力，那就是和尚的阳具。我问刘教授这个艺术品的名字，他说：“锁不住的东西。”

我又问，您在家里的摆设上有没有上面两位外国教授的嗜好？

他说，没有。我有自己的博物馆，性文物全在那里。不过我的办公室里有，你看到处都是。

从80年代中期开始到现在，刘达临已经搜集了2000多件古代性文物，光费用就花去近200万元。

我对他家里的性教育问题很好奇，但他的回答却让我极为失望，他说：我在家里不怎么谈论性。我在研究性文化的时候，孩子们已经大了。如果他们还很小，我想我会给他们一些性教育的。

到底我们怎样来对待处女情结

在课堂上要给学生讲性的进化，便不得不讲到人类的一个情结：处女情结。它与女人的贞操观是互为因果的。在古人看来，女人身上的这个生理组织是上帝造人时特意给女人的道德符号。因为只有人类的女性身上有这层薄薄的膜，而其他任何生物身上都没有。于是，女人天生就应该坚持“三从四德”、“男尊女卑”和处子一样的道德情怀。也只有这样的女人才是男人心中最清纯的恋爱对象。贞女、烈女便成为人类奖赏女人的手段。

但是，在今天这样一个不再讲男尊女卑，而是讲男女平等的时代，处女情结便成为人类处理恋爱、婚姻与家庭关系时的一个重要的结，甚至是死结。

比如，我随意在班上进行了一次调查，发现所有的男生和大部分女生仍然有处女情结。即使是一个思想很出色的学生也讲，如果他的妻子是处女的话，他很高兴，但如果找不到，便只能找一个非处女的女子做妻子。

还比如，前几天有位朋友专门来请我吃饭。我问为何，竟不告诉我原因。到饭店时，才知道他要让我给他的一位朋友做思想工作。原来他那位35岁的朋友遇到了一个难题。他在大学时谈了一个女朋友，两人非常相爱。后来由于工作等多方面的原因，分手了。女方先嫁了，而男方一直未婚。女方生活得并不如意，后来终于离婚了。离婚后的女方便来找未婚的大学时的恋人，希望能破镜重圆，但是，此时的男方却犹豫不决。我问了一个原因，其中不乏女方的家庭是高干人家，看不上男方等这样一些原因，但最重要的阻力实际上来自于他们双方的处女情结。即男方总是嫌女方已经先为人妇了，而女方也因此责备自己，于是，两人久久下不了决心。

我的结论只有一条，放下他们心中的处女情结，如果真的感到结婚后非常幸福，那么就应该去全力说服家庭，甚至可以暂时与家庭保持一段距离。因为他们再也不是20刚出头的青年，而是已经尝到婚姻不幸的35岁左右的人了，应该懂得珍惜了。其实家庭的反对只是一个理由而已，有时候是判断一对情人是否真心相爱的一个难题而已。

那么，现在要弄清楚处女情结到底是人类天生就有的，还是人类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文化情结。我告诉他，人类的历史从目前来看，肯定地说，经历了母系文化、父系文化，现在正在向双系文化过渡。

很多人反对这样一个历史的进化，也有他们的理由。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地说，绝大多数人类的历史都是这样的。从中国的神州传说中可以看出，女祸是造人的先祖，也就是说，女祸时代正是中国先祖从母系文化向父系文化过渡的最后一个时代。从现在摩梭人的生活中也可以看出这一个过程。在母系文化时代，处女情结是没有的。摩梭人的走婚制便说明了这一点。孔子讲那个时代定义为“人不知其父”的时代。贞女、烈女是中国汉以后的事。但是，中国人从伏羲开始，应该说进入了父系文化时代，或者说进入了母系文化向父系文化过渡的时代。因为从现有的资料可以看出，伏羲既是中国的人文始祖，同时，据说又和女祸是兄妹。他们共同创造了中华的最初文明。黄帝时代是中国真正进入父系文化的标志性时代。从黄帝开始，中国人不再跟母亲的姓了，而是跟父亲的姓了。黄帝给25个儿子中的12个赐了姓，从此，中国人的姓氏不仅随了父亲，而且进入多姓时代。这也就是我们都是炎黄子孙的原因。

从现有的文明来看，中国是人类最早进入父系文化时代的民族。在中国的文化遗存中，母系时代的迹象不是很多，而且群婚乱伦的传说与存在也没有西方与印度等地方多。中国给人的感觉是，一开始便进入父系文化时代，且一直持续到现代。中国的古老可见一端。

也就是说，从中国的文化来看，中国人的处女情结是从伏羲时有了肇始，在黄帝时代盛行，在先秦时代不断巩固，而在汉唐以后加紧，在宋明时代达到极端的。当我们发现了这样一个历史的脉络后就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处女情结是父系时代的文化情结，而非天生的人类情结。

既然是文化情结，就得由文化来解决。处女情结无非是对女子禁锢的一条锁链而已。鲁迅及“五四”时代的文化先驱所想砍断的，也无非是加在祥林嫂身上的这条锁链。

从“五四”开始，中国人进入双系文化的建设之中。所谓双系文化是指与母系文化、父系文化相对的文化称谓，不一定准确。其意指男女平等。

如果说没有《诗经》中的怨妇诗，没有武则天的震天一怒，没有花木兰的与男人争锋，也没有后来宋明时代对女人的种种折磨，也许我们仍然生活在父系文化时代，也会觉得父系文化是一个非常明智的时代，但到底是女人一直在痛苦，一直在斗争。于是，在人类经历了母系文化、父系文化以后，便不可抑制地进入了男女平等的双系文化时代。

这个时代西方人比我们先走一步。我们步了西方人的后尘。

当我们看清了这样一个历史的进程以后，就不会再埋怨道德的沦丧了，而是应该建立一种新的观念，即我们必须建立一种新的价值体系与道德体系，而这个体系是与以前的父系文化时代截然不同的。

我也给我的学生和所有咨询我的人们同一个忠告：不要再执着于处女情结，在恋爱到婚姻这个阶段，一定要多加练习恋爱，即多一些情感与理性的认识，这样，在结婚时便自然地进入一个理性的时期，婚姻便会美满。

到底她杀母对不对

——对一起16岁少女杀母案的再思考

今天早上，在看网易邮箱时，一则消息震惊了我（消息附在文章后）。从题目一看便知内容是什么，但促使我看完这则消息的是作者的文笔。几段场景的描写、亮亮数钱的细节以及新闻中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同情、无奈的心理使我动容，几乎要流泪。

但是看完这则消息后，我的心里却泛起了与当下人们不同的很多念头。我首先要给大家讲两个故事：

一个是古希腊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的《奥列斯特》三部曲里的一个让人震惊的故事。在古希腊，克丽达妮斯特拉为了她的情人亚格斯都士杀死了自己的丈夫阿伽门侬，而她和阿伽门侬所生的儿子奥列斯特又杀死了自己的母亲，为父报仇。这个案子被告到了神那里，引起了很大争论。代表母权制的依理逆斯神认为夫妻间没有血缘关系，因此杀夫是可赎之罪；儿子和母亲的血缘关系极其亲密，所以杀母是非判死刑不可的。但是，代表新兴的父权制的阿波罗神和雅典娜神却认为，杀夫是十恶不赦的死罪；而因为母亲杀死了父亲，所以把母亲杀死，只不过是报了父仇，为神执行了法律而已。他们强调，奥列斯特杀死的是母亲，却并不是自己的血亲，因为一个人的血缘只同父亲有联系。他们认为自己并不是母亲所生，而是父亲所生，“父亲没有母亲也能生育”，母亲只不过是把父亲的种子在自己的身体里储存了一段时间而已，真正决定人生命的是父亲，而不是母亲。最后，帕拉斯神以仲裁者的身份裁决奥列斯特无罪。

这个故事说明了人类的从母权制向父权制过渡时人类生命哲学的转变，它构成了那个时期最重要的道德。在今天的人们看来，那是极其荒唐的，但在人类的童年则是一件极其重要且“进步”的事件，它构成人类向新的父权文化（也即当下的文明）过渡的必经阶段。这也是一桩弑母案，奥列斯特最终以无罪释放。

另一个故事是19世纪法国著名小说家梅里美的短篇小说《马铁奥·法尔哥尼》，它曾使我异常震惊。马铁奥·法尔哥尼是法国科西嘉附近著名的神枪手，在当地拥有无上的光荣。强盗齐亚尼托·桑比埃洛逃到马铁奥家门口时，马铁奥的儿子小福尔图纳托索要了他的五法郎藏起了他。然而巡逻队准尉出的价钱是一只银质挂表，小福尔图纳托出卖了他。正在这时，马铁奥出现了，当他了解了真相，等巡逻队走远后，带着儿子来到了一处松软地，他让儿子祈祷，念完了所有能念的经文，一枪将儿子打死。妻子被枪声惊吓而奔跑过来喊道：“你干什么？”他则说：“伸张正义。”

我当时读完这个故事时，仿佛真的听到了那一声枪响，而且觉得打死的不是马铁奥的儿子，而是我心中的某一个地方。梅里美生活的时代正值法国社会道德丧乱的时代，他想用这一枪打响人们重建道德的序幕。

这两个故事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词汇：道德。道德是人类社会独有的法律。据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研究，很多动物群也有自己的道德。达尔文曾在100多年前就在《人类的起源》一书中论述过这个问题，但他同时说，道德和信仰是人类真正区别于动物群体的内容。也就是说，唯有有道德的人才是人，无道德的人还只是一个动物而已。事实上，这也正是人类数千年文明史中最核心的内容。所有的善都是正面的道德，所有的恶则又是道德所惩罚的。所有的宗教都自认为代表了真正的善，所有的哲学也在寻找人世间真正的善。

这个化名为莎莎的女孩为什么会杀她的母亲？从那则新闻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出，人们认为她是因为休学和溺爱这两个原因造成其不健康心理而萌生出杀母之意。这的确是促使她杀母的重要心理背景，但不是真正的原因。

真正的原因是道德。莎莎亮出了这一真正杀母的利刃。“从8岁时我就认为她已经不是我的妈妈了，因为她对不起我爸爸。”我相信是这一道德上的谴责慢慢地变成了一把寒光闪闪的利刃。

那么，这一道德到底代表着什么呢？

首先是背叛。如果没有莎莎母亲对莎莎父亲的背叛，莎莎就不会背叛母亲。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妻子背叛丈夫，新闻中只字未提，也许有多种原因，但这种背叛是事实。刘强（莎莎的父亲）似乎也知道一些其中的情况，新闻中也没有过多报道。但夫妻间的相互忠诚已然不存在。这于人类恒常的伦理来讲，是最大的背叛。虽然数千年以来，这种伦理始终就被人类自己背叛、践踏（它在一建立起就意味着对人类性情的束缚），但它毕竟是人类唯一能够梳理社会的尺度，所以人类很难放弃它。所以，在人类数千年的生活里，父权制极其残酷，女人的背叛往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在那个时代，只有男人对女人的背叛，当然，社会对这种背叛认为是极其正当的。自两性平等价值被提倡以来，特别是爱情被崇为两性间最高的价值时，女人得到了无比的解放。女人对男人的背叛已经被社会宽容。在这种宽容中，背叛已经成为这个社会司空见惯的事实。社会急需要建立一种新的道德价值观。

在上半年，全世界的华人性学家对“贞操”一词进行了一次大的讨论。出于对女性的尊重，也出于对处女情结的革命，学者都认为男女间不再需要贞操观念。我却认为，处女情结固然是要打破，但两性间的贞操情结依然是非常重要的道德情操，只不过，我们需要建立一种新的贞操观。因为即使是两个男人间，也需要操守，这就是义与忠诚。因为即使是与陌生人之间，也仍然需要一种操守，如同梅里美小说里写的一样。假若人类没有操守，人类的所有关系都将变成一种欲望关系，也就慢慢地变成一种动物间的关系。

接下来要谈的是这种背叛的具体内容。奥列斯特杀母，原因来自于他认为母亲背叛了新的价值和道德，即父权道德。马铁奥杀自己的儿子，是因为儿子背叛了人类之间的一个恒常伦理，即忠诚。那么，莎莎杀母，她认为是什么呢？一是夫妻间的忠诚，二是男权伦理。这两者是交织在一起的。道德本身就是如此，它往往是交织在人性之间，否则，道德就没有生命力。

从人与人的忠诚的角度来看，莎莎的母亲的确是要受到惩罚的。假如生活在奥列斯特的时代，莎莎显然是在替天行道，但莎莎生活在了一个不能以个人的方式替天行道的时代。这个时代有了法律这一国家公器。也就是国家代表了个人。当然，是否要处死则另当别论。要处死的观念来自于人类早期，这更多地来自于一种处女情结。毛泽东时代对第三者有时要处以死刑的做法就是这种极端的处女情结所致。我们目前生活在一个宽容的时代，但这只是对我们成人世界而言的，在孩子的自发的道德中，也许仍然是极端的。这正是她有杀人心理的一个生理阶段的原因。这个年龄的孩子也往往会自杀，也是这种心理造成的。

从男权伦理（特别是处女情结）这一个角度来看，这个时代已经来到了一个两性平等的时代，男女双方可以因为爱情或性的一些原因而离婚，这是这个时代能够宽容的。这也是新的道德价值。从这一角度来看，莎莎是不应该去杀自己的母亲的。当然，人们往往会说，这是两个成人间的事，孩子不必去参与，但是，人们往往忘了，正是父母间的伦理关系影响着下一代的情爱生活。若父母间的伦理关系是混乱的，其后代也必然是混乱的，至少是不健康的。也就是说，从人类伦理的传承高度来看，莎莎的父母应该对这一起案件负有一半的责任。他们给予莎莎的是一种“罪恶”的生活模板。

至此，我不愿意为莎莎的法律问题再作进一步的结论，但是，我要说的是，莎莎的事件应该引起整个社会的关注。她的骇人案件说明这个社会的伦理观念有着严重的问题。婚姻伦理、家庭伦理和更广泛的社会两性伦理在社会转型中急需新的建设，否则，会有更多的背叛和杀人事件。

女子在男子面前应如何摆布自己

学生黎明在博客上想与人讨论一个问题，也想听听我的意见：

一直有件事情没有想明白，就是女孩子到底应该可爱点，还是成熟妩媚一点？可爱会被人说是幼稚，成熟妩媚又容易显老。

表面看这个问题是根本不需要讨论的，从开始她就已经定下了基调：女人是被动的。但仔细一想，实则具有很深的文化根源。人们总是把人类的历史讲成政治经济史，原因是这些历史都是帝王将相们修的，是想统治天下的欲望在支配历史。实际上，从最简单最直接的角度来看，历史也可以是男人与女人的历史。历史学家与人类学家都认为在历史上有一段非常漫长的时期是女子说了算，也就是说，那段历史是女人创造的。人们把它称为母系氏族时期。近年来有不少学者（特别是神学者，他们不相信人类有那样漫长的历史，因为那些历史在神的话语中没有涉及）提出异议，认为母系氏族时期是不存在的。这些都是学术之争，纸上谈兵。前几天去台湾，听导游说，台湾阿里山有一个民族在传说中便是母系氏族，男人在族里是没有话语权的。前年到海南，也曾听说海南先前有一种风俗，女人承担了家里的所有重担，男人都是一个摆设。女子到田间去工作时，要用车子把男子推到田头，然后让他在田头与别的男子打麻将，而自己则在太阳底下流汗。大概这两则亲耳听到的风俗可以证明，母系氏族是可以存在的。

到底母系社会是如何转为父系社会的，教科书里的有关女人可以手工生产等一系列的解释是极为可疑的。从体魄的角度来看，男子始终比女子要优越，但为什么那时男子要依附于女子呢？从生殖崇拜来看，最先被崇拜的应该女子，因为那时人们根本不知生殖是怎么回事。也没有婚姻制度和家庭制度，女子可以与她愿意的任何男子发生性关系，于是所有的孩子与母亲有着亲密的关系，但“不知其父”。生育便被认为是女人的专利，女性生殖崇拜也由此而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女性的地位凸现了，女性在整个家族里便拥有了绝对的权力。也许这样解释更为合理一些，只可惜我们传统的学者一般都不愿意将历史与性联系在一起，便胡乱猜想了。

当然，我的这种解释也只是一种相对合理的猜测，还不足以解释所有的问题。现在让我们回到文明史。自从人类有了文明史，也就是父权史的开始，更准确一些说是男权史的开始。在古希腊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的悲剧《奥列斯特》三部曲里写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在古希腊，克丽达妮斯特拉为了她的情人亚格斯都士杀死了自己的丈夫阿伽门侬，而她和阿伽门侬所生的儿子奥列斯特又杀死了自己的母亲，为父报仇。这个案子被告到了神那里，引起了很大争论。代表母权制的依理逆斯神认为夫妻间没有血缘关系，因此杀夫是可赎之罪；儿子和母亲的血缘关系极其亲密，所以杀母是非判死刑不可的。但是，代表新兴的父权制的阿波罗神和雅典娜神却认为，杀夫是十恶不赦的死罪；而因为母亲杀死了父亲，所以把母亲杀死，只不过是报了父仇，为神执行了法律而已。最可笑的是，他们强调，奥列斯特杀死的是母亲，并不是自己的血亲，因为一个人的血缘只同父亲有联系。他们认为自己并不是母亲所生，而是父亲所生，“父亲没有母亲也能生育”。最后，帕拉斯神以仲裁者的身份裁决奥列斯特无罪。这也许可以被看成是母权制向父权制过渡的一个佐证。它的可笑的结局也说明那时人们对性的认识的愚昧，同时也可看到男子对女子天赋权利的践踏。

在这里，我为什么要把父权史与男权史相对地分开？说父权史是因为在漫长的历史中，性，也就是人类说的血缘关系占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这便是男性生殖崇拜的开始。从那时起，女性便属于从属的地位了。女性所要做的是如何取悦于男子，这一心理诞生了化妆术、首饰史和时装业。这种在男子面前如何摆布自己的心理成为一种历史的印迹，也成为人类的一个集体记忆。

在没有家庭婚姻制度以前，性的关系一直是紊乱的，女子大概也可以天然地保存自己的天性，女子与男子大概也可以保持平等的权利，所以那时候的“家”并没有体现男性文化为中心的特征，而是家里养了牲畜的意思，是财产。在资源相对匮乏的时代，男女结合更多的是建立一个经济基础之上的关系。从这个“家”的字面意义上来看，它典型地体现了农耕文化的特点。很多学者认为“家”字可以证明婚姻仅仅只是一种经济关系，这种机械的唯物质观念是盲目的。我们应该从它的表象去看内在的本质。

但自从奴隶制开始，也就是父权思想被魔化以后，女子新的历史便开始了。这实际上就是整个的文明史的开始。人类的文明史从性的角度来说，实际上就是女子不断争取自由与解放的血泪史。封建时代的进步意义在于，使女子从奴隶的最底层上升到男子的附庸，也就是说丫环变成妾。一夫一妻制是目前最公平的婚姻制度，它使女子享有了与男子平等的权利。

在这漫长的历史中，女人学会了取悦男子。首饰、衣物、礼教都成了女人的专利品，小脚也成了女子取悦于男子的方式。女子在这时实际上是彻底地变态了。我们一般说清朝有某个士大夫喜欢收藏女子的绣花鞋是变态，却不说女子也被弄成变态者了。这是对女子的同情。

从上个世纪女权运动以来，女子开始觉醒，但往往要革命，便不免过头。这是很多女权主义者被批评的原因。问题是，女人要从男人心中要回自己首先要从自己开始，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目前的女权主义运动只是开了个头而已。男人与女人的地位还要通过漫长的历史才能有一个相对稳定且和谐的局面。

我想，我再不需要回答黎明同学的问题了。

并非“冒死反抗者”让人类感到耻辱，
而是陈岚让人类蒙羞

自昨日发表《开发＜金瓶梅＞和陈岚的言论是中国社会的道德悲剧》一文后，有很多人批评我，说我不是女人，所以在为男权社会的道德辩护。此文算是对前文的一些补充。

关于被强奸者是否要冒死反抗，实际上，是一个多元命题。为何如此说呢？因为是否冒死并非一个唯一的答案，也不是必须要回答的问题。每个人在面对这一问题时都会有自己的处理方式。

但是冒死反抗被认为是“人类的耻辱”，这一否定论恰恰是对人类精神的极大否定。这里必须要申明的一点是，支持冒死反抗，并非提倡所有人都冒死亡的危险。人们可以通过很多种方式来进行反抗，比如，在今天来看，更理性的方式是不必冒死，可以通过法律来讨回自己的尊严。还可能有其他的方式。但是，反抗是必须的，且是永远的。这是人类实现自由、平等与自我价值的永远的一种方式。对于冒死反抗者我们给予的恰恰是极大的支持，而不是否定。

冒死反抗表达了一种对强权的愤怒，是对生命的一次悲壮的实现。悲剧意味着价值的实现，而默认或否定反抗是价值的完全丧失。冒死反抗并不一定是死亡，即使是死亡也是可歌可泣的。有一些女性朋友会说，你不是女人，你当然要这样说了。这并不是女人与男人的区别，而是一个人面对强权、敌人、恶时的一种态度与选择。

陈岚的言论对于陈岚来说也许是一种选择，说明她对耻辱的认识是虚无的，是低层次的。如果这一论点仅仅限于她本人或那些支持她的人也就罢了，但她非要把“人类”拉进来就错了。真要如此的话，那么，整个人类都应该感到耻辱。

因此，并非“冒死反抗者”让人类感到耻辱，而是陈岚让人类蒙羞。

质问李银河：换偶是一种什么样的道德

李银河先生提出的“换偶不违背道德也不违反法律”，显然是有她的道理。长期以来，我非常尊重她。她有一种自由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和解构能力。从她发表的一系列言论来看，她也不与任何势力相勾结（不像很多知识分子常常做政治的哈巴狗，打狗的人自然是要看主人的，哪里还敢打？）。她有一颗独立的让人尊敬的心灵。这是我在与她讨论前必须要表达的一种学术态度。像这样的知识分子在中国不是很多，而是太少。所不同的仅仅是我与她对性的一些理解，只是观点的问题。

我上了她的博客上看了一下，骂她的人几乎把最难听的语言都泼向她。这说明两个问题：一是民众无法接受她的观念，民众是愤怒的；二是民众的盲目与愚昧。

不能接受就必须拿出观点和证据，可民众并没有。

我与李银河先生商谈的主要是性的道德问题。在薛涌先生的一篇文章里，我看到李银河先生在谈“多边恋”时说：“在和谐性爱面前，道德什么也不是。”

在这里，我想问问李先生，“和谐”与道德分别指的是什么？据我所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谐”是最高的道德，它意指人的心灵达到了完全的融合。如果先生指的仅仅是肉体的完全畅快，而没有心灵的参与，那么，它就不会是和谐。即使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妓女做爱，如果要达到和谐，是需要多种条件的，首先便是心意相通。而心意相通，便会生出爱。在《金瓶梅》中，与西门庆在性方面最和谐的先后有潘金莲、李瓶儿、王六儿等，但她们只要一相通，就想到的是长相厮守。李瓶儿不是真心想救自己的前夫，潘金莲害了武大，王六儿也有自己的打算。也就是说，性的和谐带来的是爱。

人类与生俱来的能力有两种：一种是欲，另一种便是美。欲有各种欲望，而食欲与性欲占了很大的比重。在美中，包括天赋的美丑与审美能力，它渐渐地诞生了情与爱。有些哲学家说，人类天生有一种能力，那就是爱。孟子也说，人有怜悯之心。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说人与动物不同的是意识，即思想、观念。一句话，人的天赋能力不只是性，人在发生性行为的同时，人的其他能力，如爱、同情、恨等等都同时作用于人。

当记者问李先生，如果王小波想发生多边恋她会同意吗？她说，同意，但要保证只爱她一个人。这显然是一种荒谬。潘金莲一直想的是，西门庆只爱她一个人，可哪里能？西门庆娶了这个，还要那个。不但如此，还要到烟花巷去。

那么，李银河为什么会赞同多边恋、换偶等性行为呢？

我认真地思考过她的思想。李银河先生特别喜欢谈福柯，似乎对弗洛伊德等不是很喜欢。也许很多人都想问李银河，你究竟赞同什么？是法律吗？显然不仅仅是。如果一个学者仅仅限于法律，未免太浅薄。是学理？肯定是的。

要理解李银河，也许王小波是一把钥匙。王小波我也很喜欢，他的特立独行是当世文人罕见的，而他也相当固执。王小波是当代真正的解构主义者，但是，也正是解构主义者，问题便频频出现。

前不久，在我的一堂课上，我的一个学生专门来讲他喜欢的王小波，但他在讲解王小波的思想时，便茫然不知了。这恰恰是问题。实际上，在我看来，李银河先生与王小波一样，只是一个解构主义者，但在建构方面便难有主张了。她喜欢的多边恋和换偶是早期人类的性生活方式之一（当然，即使在那时，也是私秘的活动，不会这样大张旗鼓地说，我们交换妻子吧。普那路亚家庭也许是换妻的一种，但那时有一种普世的道德，现在则完全不同），她不大喜欢现在的一夫一妻制和男性为中心的文化体制。

思路基本上理清楚了。李银河，王小波，福柯，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

我们有一种思维模式，就是想回到原始去，去寻找人类的原初本性。无论是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解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大师福柯，还是心理学家弗洛姆，甚至中国的孔子、墨子等，都有同一个思想模式，即回到人类的原初。不仅仅是哲学如此，整个艺术也如此。还有一些人提倡的返璞归真的行为生活，等等。

的确，人类在文明中丧失的太多了，而性的丧失是非常重要的一种。婚姻和家庭是人类的一种社会发明，但同时也是一种性的禁锢。这是显然的。问题是，我们是该赞成这项社会发明，还是该赞成性的完全开放，抑或是一种多元化的生活，即随个人的喜好来决定，前提是不危害社会。

这就牵扯到一个公共道德与个体道德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严酷地强调公共道德而无视个体道德，则这种道德就成为人们痛恨的枷锁，但如果我们过分地强调个体道德，那么这种个体道德就成为损害公共道德并进而成为公共道德最大的威胁。究竟是公共道德大，还是个体道德大？这是个很难把握的尺度。自古以来，人类在这方面经历得太多。

我们的社会实际上还是一个公共道德远大于个体道德的社会，个体的多元选择并不多。李银河先生提倡这种多元生活无疑是一件好事，但是，一定要有道理。

如果说我们应该允许人们有这种多元性的选择，在道德上给予宽容，在法律上也应该有相应的处理，这是合适的，也是一种进步，但强调它与道德无关，则与公共道德相背了。那么，我要问先生的是，在个体道德挑战公共道德之时，我们要站在哪一边？先生显然是站在个体一边了。这便是民众批评你的原因。

另一个深层的问题是，公共道德与个体的选择之间的价值对比。显然，公共道德更多地强调精神的力量，而李银河先生所支持的个体选择更多地支持肉体欲望。它的问题也就简单得多了，在精神与肉体间选择。在灵与欲之间，人类应该作何选择？

这个问题使我们又回到了原来的问题，即人类的原初是什么样？我们是否应该回到人类的原初？道德是怎么来的？人类为什么会在道德上作了那么多的限制？道德与性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道德与生命的关系又是什么？

这就是一个形而上的问题了。它需要我们有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甚至是宗教思想体系来回答它，否则我们的一切言说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了。

在李银河先生的著述中和王小波的小说里，我看不到这种深层的哲学背景，只看到虚无。我也未在福柯先生的著述里找到这些。

最后的问题是多边恋与换偶在伦理上的矛盾。前面我已经讲了多边恋在今天的伦理上是很难成立的，即使是在过去一夫多妻制下，女人也是充满了痛苦、挣扎与反抗。显然，一夫一妻制要比多边恋在伦理上更符合人性和男女平等的文化基础。

换偶与多边恋不同的是，人们视精神为虚无，而仅仅以肉体和利益为重。这是人性的堕落，而非人性的升华。我们可以宽容这种个体的选择，但必须指出的是，他们在道德上是堕落的。换偶与同性恋群体不同的是，同性恋群体有相当一部分是天生的，而且他们更崇拜精神，但换偶纯粹是一种肉体的游戏，是肉体对精神的非难。我们不能因为他们是少数人的行为就为其找理解，那样的话，杀人的人始终都是少数，难道我们也要宽容他们吗？也许李先生会说，前者对社会无危害，而后者既危害个体又危害社会。其实，都是一样的。有一种危害是杀害人类的精神的，而将生命投入虚无的监牢里了。换妻便是这样一种危害。它杀害和危害的是一种公共的生命。

如果李先生还要坚持的话，那么，我要问问：换妻是一种什么样的伦理关系？他们的道德是什么？他们必须要为自己的行为找到伦理背景。

在我看来，人类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人类有完善的伦理价值，也因此诞生了人类的道德：爱、同情、怜悯、正义、独立等。如果我们崇拜欲望，以肉体为大，那么，我们就会丧失爱、同情、正义、独立等这些正面价值，我们就与虚无为伴。这是人类的大不幸。

恋人为何要长相厮守，是因为对永恒的渴望。这就是至高的性道德。

中国人的道德悲剧

近来，中国发生了两个与道德有关的事件：一件是山东阳谷等两县以《金瓶梅》中的西门庆和潘金莲为主题而进行的旅游开发，一件是一个名叫陈岚的所谓作家称“女性在强奸过程中冒死反抗是人类的耻辱”。两件事情的升级道破了中国人的道德迷失与道德空白。

为什么这两件事与道德有关？这是人们讨论西门庆、潘金莲案时的焦点，也是陈岚在自己的言论辩驳时的关键。凡是支持西门庆与陈岚者皆认为性与道德无关，而凡是反驳者却总是拿道德来“压”他们，“恐吓”他们。

需要讲清楚的几个关键问题是：道德是怎么来的？道德究竟与性是什么关系？道德与生命又是什么关系？

实际上，它们也可以是一个问题，即人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

在对人类的家庭史缺乏了解的时代，是一个神学时代。在西方以达尔文为界线，在中国以“五四”为界线。在西方的神学时代，人们都以为，道德、法律都是神的意志、上帝的旨意。苏格拉底在解释为什么会以道德为原则时，会说：“是神让我如此。”他并不讲其他的道理。此后的很多哲学家如柏拉图、康德等，最终都会以上帝为依靠，因为所有的道德的起源与终结都是上帝。达尔文和尼采出现后，上帝死了，道德的起源忽然成了问题。存在主义便是在这个基础上来解释生存之悲剧的。加缪在《西西弗斯的神话》中说，让我们忘记神的惩罚吧，就让每天搬石头当成我们人类存在的意义与价值。道德在这时候虚无了。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一个大师给我们讲清楚人类的道德起源问题。

中国也如此。在孔子、孟子、荀子与老庄时代，有关道德的问题就出现了。儒家总是以人性论的形式来谈论道德，形成了一套道德体系，这就是礼；老庄则以道来代替道德，形同虚无，实际上，仍然以自然为道德，但这就不能不谈到儒家所一直谈的自然的人性。后期儒家以“天”来代替上帝，对道德神圣化、宗教化。“五四”以降，道德与礼成了同义词，并与虚伪、伪道德同义，从此，中国人大谈道德的时代过去。

因此，无论中国还是整个世界，科学时代以来，重新阐释道德者还没有诞生。更为重要的是，宗教的丧失使人们对现世产生了巨大的怀疑。解构就是在这种哲学背景下产生的。但重构何其艰难。

不知从何时起，从一些作家开始，大谈“性与道德无关”的论调，这种观念越来越盛行。试问性是什么？道德又是什么？性与道德真的无关吗？

给大学生讲了整整一年性文化，一直为性道德困惑不已。对人类的过去和现在，我们无法将其用统一的道德来要求。它说明神学时代的道德体系已经完全崩溃，已经无法解释越来越多的科学考古和新生问题。他们会问：到底我们为什么结婚？离婚率高真的能代表社会的文明程度吗？女人到底为什么要被处女膜统治？这有什么道理吗？为什么会有今天的两性关系？一夫一妻制符合人性吗？等等。

所有的问题都最终牵涉到一个核心问题：道德。这就是人类的本质问题，人类为什么需要道德？没有道德，人类会怎么样？

如果不是讲人类的家庭史和两性关系史，我真的无法回答这些问题，也根本不可能解决我自身的很多迷惑，但在讲解这段历史的过程中，我忽然发现一个秘密：人类的道德与性有着本质的联系，可以说，道德是从性产生的。为什么我们把道德与伦理联系在一起？为什么在《圣经》中会说，人类窥见性就犯了错，就产生了原罪？原来都是因为性。性在伦理道德中是个核心问题。

循着这样一个脉络，我终于发现了人类道德的源头。它就是我最近正在写的《道德的起源》一书。我把这本书的部分内容讲给我的学生听，他们闻所未闻，有些惊讶，再加上听说是我独创，有些不相信。但是，他们信服我讲的“文明史就是性史”这样一个基本的理念。在这种历史的讲述中，我不仅给他们回答了所有有关性与道德的难题，还解决了我自身的很多问题。

由于篇幅的原因，我无法在这里展开来讲。我只能这样来说明性与道德的关系：道德最早是来分配性关系的，后来随着社会化而社会化。人类没有神学的道德，就必须要以历史的方式来重新构建道德的大厦。道德虽然有对人性的禁锢，但道德总体上代表了人类文明的程度。道德的完满代表了人类追求的终极、崇高，代表了人性的方向，相反，道德的虚无与低级代表了人类人性的虚无与低级。动物虽然也有一定的自然道德，但它是一种低级的道德。神学时代的所有哲学与宗教，都证明了一个真理：道德代表了人类的善，宗教就是善的化身，相反，欲望与虚无代表了恶。

在今天，不仅仅善需要我们重新去认识和建构，而且恶也需要清理。大众文化把善与恶混为一谈，认为这就是人性。这是一种混乱。什么是真正的乱世？是道德的混乱。因为失德，人心才向恶的方面移动，最终便走向恶的最终阶段：战争、瘟疫、仇杀等，以此来消灭生命。

为何《金瓶梅》只能称为一部奇书，也可以称得上是“伟大的写实”（我对这一句评价总是存有疑惑），却不能称为名著或伟大的小说？是因为它通篇描写的都是恶，几乎没有善。有人说它是“劝世的小说”，是的，从开头和最后的结尾，的确有劝世的痕迹，但是，掩不住的是对恶的细数与挖掘。对于中国的文学来说，从来没有这样一部字字都写恶的小说，也从来没有一部小说以“恶人”为主要人物来描写。这在人类文学的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从这一点来说，它简直可以称得上“伟大”。小说的性描写是吸引人的核心内容，但事实上，性描写也只是占到两三万字。除了这些外，小说在细说什么呢？为了性，是就是，就是这三个字“为了性”。小说里面少有的几个下面人物，如武松，如几个所谓的清官，他们也都是被仇恨、野蛮（武松）、利益（清官们）所左右，人性在本质上似乎都是恶的，也无法向善进发。

认为是描写了性而将《金瓶梅》作为禁书简直是大错特错，如果真是这样，应该解禁，但事实上，它是一部描写恶的小说。即使如此，也应该解禁，让人们来认识它。恶是认识善的最好的对象。没有了恶，我们怎么去辨别善呢？也许问题的焦点在于，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开，就不能合上，潘多拉就将危害人间。这是禁的原则之一。

现在让我们来认识西门庆潘金莲是否可以成为旅游开发的主题这一现象吧。很显然，小说是在描写恶，我认为应该解禁，让人们来认识善。那么，西门庆和潘金莲也可以成为旅游开发的主题，这就是对恶的开发——等一下，恶能够开发吗？回答是可以，但是它的前提是要人们以此来认识善，而不是随从恶。

现在的问题是，开发者与《金瓶梅》的作者一样，都是只顾描写和开发恶，却几乎忘记了善的存在，甚至可以说，在他们的心中，善只是一种伪善的道德，而恶才是人性的根本。这就是开发的绝对失败，因为它成了恶的一种宣扬。人们看到的不是西门庆和潘金莲被游客鞭笞、责骂，恰恰相反，人们觉得亲近，都想与“他们”照相、留影。这便是结果。

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想，西门庆和潘金莲是一种负面道德，即恶的形象出现在游客面前，能够唤起人们对善的理解和认同，那么，这种开发应该是成功的。

与这一旅游开发事件相近的是，陈岚所要陈述的是一个恶与虚无的道德事件。作为“恶与虚无”的代表者陈岚让我们思考的是一个善与真实的问题。这就是什么才是善与恶？什么才是真实与虚无？生命与价值的关系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本质关系？人类的尊严、荣誉、牺牲、宽容等等这些正面价值如何存在？还能存在吗？

实际上，陈岚的出现是必然的，就如同人们必然要开发西门庆潘金莲这样一些旅游主题一样，人们对恶的认同和对人性的错觉以及对道德的虚无体验已经达到极点。这是中国社会目前的悲剧所在。

陈岚问我们：生命与尊严谁更重要？她还问，那些被强奸了的人就没有尊严了吗？从心理学的浅层次上来回答是必然的。那些被强奸了的人必然地丧失了一种作为人的尊严，在道德上必然是有损失的，心理上也必然是有影响的，除非她早已认同强奸没什么——但这是在道德上先天或后天缺失而造成的，人类的文明史早已为我们树立了一种善的价值，这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精神资源，倘若失去了这一精神资源，人类无异又回到了骨肉相奸、茹毛饮血的洪荒时代。

陈岚实际上还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对于生命来说，善、尊严、荣誉、真实、牺牲、爱、宽容等这样一些正面价值或强暴、仇恨、贪婪、恶等这样一些负面价值都是可有可无的，它们是生命的派生者。对于生命本身来说，除了生命，没有什么可以说是珍贵的。它如同是说，只要活着，无论行善与行恶是一样的。这便是西门庆与潘金莲的生活和生命观。

但事实上，对于西门庆与潘金莲来说，恶是他们生命的本质。他们的生命里面如果没有这些恶的生活内容，便什么也没有了。也就是说，生活本质上就是一种善与恶的行进，也许对于很多人来说，没有善与恶的选择，但仍然是有善恶区别的。对于更多的人来说，每一步都在选择，此选择便是对善与恶的选择。西门庆为是否杀武大还犹豫过，但潘金莲一意要杀武大。西门庆虽然偷了花子虚的老婆李瓶儿，早已犯下恶行，但在花子虚缠上官司时，还没有想过要杀花子虚而霸占他老婆，可是，李瓶儿不然，她是决计要除掉花子虚，嫁与西门庆。即使在这些恶人身上，他们也并非只选择恶，他们仍然想到的是自己的尊严与自由。潘金莲被武大占有，明明不配，却得空守，于是她便想到了自由，这就是与武松结怨而与西门庆结缘的因素。当她被西门庆其他小妾欺负时，仍然要反抗，并仇恨，甚至想整死对方。恶人也有对尊严的维护，何况对善与尊严还有道德认同的人类呢？

人类永远的一个主题便是对自由、尊严、平等的追求，这就是生命的本质。生命的本质并非肉体的存在。动物在遭到强暴时还知道反抗，何况人乎？

我不知道陈岚为什么要用“面对强奸，冒死反抗是人类的耻辱”这样一个命题，因为耻辱本质就是一种道德。在这里，她用了一个很大的命题“人类”。其实，在她的命题的背后，隐藏着的是她对人类历史的虚无的认识与理解，是对人类道德与生存的虚无体验。也许人类是一个整数，但也是一个毫无意义的零数，因为坚持正面价值的人在人类历史上和现实中间一直是绝对的少数，能够站出来说“我代表人类正面价值与道德”的人更是绝无仅有。在任何人的身上，都有正负两种道德存在，只不过孰重孰轻而已。

贞操该不该守

——兼论道德的起源问题

缘由：

由浙江大学一些学生社团组织的一个“性、爱、婚姻”为主题的系列讲座最近在社会上反响强烈，本来是宣传性爱与婚姻的道德，结果却导致整个性学界的反感、攻击。维护者寥寥。原因只是一个记者“不怀好意”地用了“婚前守贞”一语。所以，目前性学界讨论的话题与原组织者的活动已离题万里，而性学家也不顾事实的真象，只抓住“婚前守贞”四字刻舟求剑，多少有些南辕北辙的味道。

性学家何以如此？组织活动的大学生是懵懂的，但性学家是清醒的。性学家着意要进行的不外乎是宣传新的性观念。目前，中国及海外华人地区绝大多数性学家已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大多数是反对的，极少数持赞成态度。

这是一个荒诞的事件，但荒诞的背后却是文化的精神。

为什么婚前守贞？又为什么婚前不需要守贞？贞操观来自于哪里？道德究竟需不需要？性、爱、婚姻之间的本质是什么？道德又来自于哪里？

这不是一些简单的社会学问题，而是深刻的哲学、伦理问题。当美国的邓明昱博士约请我写篇文章时，我立时答应但又思之再三才下笔。

性的本质与道德的起源

近三年来，我一直在思考一些问题：伦理的起源，道德的起源，性的本质，生命的本质。我不大赞同目前被概念化了的达尔文主义和性科学主义，他们把性解释为一种简单的行为，似乎是无目的的活动。这种观念也深刻地影响到性社会学家，他们在解释最早的人类性行为时，也以为人类的性活动本来是无目的，后期才有了组织，然后有了伦理、道德。假如我们从这一角度来看待目前人类所有的性道德时，便自然地产生虚无的道德观，而只有性的快乐和生产才是性的本质追求，所以，从这一观念来看待性、爱情、婚姻、家庭时，便自然地以人类原始时性的无目的性为判断的标准之一，于是，性道德、爱情、婚姻中的贞操观都会化为虚无，无所依傍。

这是目前整个人类性学界的困惑，也是整个人类哲学界的难关。

问题的焦点集中在生命本身是一种物质存在，还是一种精神存在，抑或是第三种存在，即精神与物质的共同体。如果我们从性文化的角度把人类历史重新划分的话，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女权时代，即母系文化时代，几乎是人类的史前时代，我们今天只能看见它的朦胧景象。由于没有文化，我们已无法知道母系时代的信仰、价值观，但从19世纪以来的一些发现（如印第安文化、摩梭人的婚姻家庭），还是可以大致知道人类曾经有过一段母性崇拜的历史，在那段历史中间，人类也有其哲学、伦理、宗教，也有其严格的社会观念，但性观念与人类后期的性观念是不同的。第二阶段是男权时代，是父系文化时代，是整个的古典时代，包括近代史。在这一阶段，人类对生命的认识与前一阶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认识到男性在生命创造中的伟大作用，甚至在某一阶段认为是男人创造了人类，女人只不过是培育生命而已。这种认识的诞生以及男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的提高使得人类进入男权时代。男权思想包括父权、君权、夫权。在这一时期，人类几乎是颠覆了整个的母系文化，如同近现代科学主义对宗教文化的颠覆一样无情。性观念开始走向禁欲。女性几乎没有什么性权利。第三个阶段是两性平等史。这个阶段萌发于现代，在当代才取得一些成绩，但在未来，它将成为整个人类新的伦理价值基础。这就是男女两性平等的到来。在这一阶段，科学主义的兴起使人类彻底地反叛先前的宗教文明，而避孕术的发明又使人类摆脱了性的苦恼，开始走向“纵欲”，追求性的快乐。女性的性权利得到解放。

性学家之所以蓄意地猛烈批判浙江大学的“婚前守贞”（实际上，是一个混沌的活动，之所以说其混沌，是因为它既有落后的男权文化意识，又有对道德的强烈需求），多数是站在两性平等的性观念之上，这自然是合乎人类理性需要的，但其中多少人又是对此有深刻思考的呢？整个人类的道德观都趋于虚无，性学家又能如何呢？打倒了所有道德，我们又拿什么为生活的准则呢？难道贞操观也是错误的吗？既然不是错误的为什么又不对呢？难道仅仅因为你说它是宗教就是不对的？或者说在“五四”时期将这些道德问题打倒了，今天就不需要了？“五四”时期将中国所有的传统文化都统统打倒了，到头来中国社会彻底地荒漠化，没有了道德，难道这才是我们所希望的和需要的文明社会？一个文明社会难道是不需要道德的社会？等等。这些问题可以说是一环套一环，环环相扣。要回答一个问题就得回答所有的问题，回答不了根本的问题也便等于没有回答这些问题。这便是今天性学家的观念所不能说服世人的根本原因。

我们着实需要一些沉入性与生命本质里思考的哲学家，但目前的性学家多受达尔文的进化论影响和唯物质主义的影响，认为生命是一种物质的存在。这种认识恰好与此前的母系文化和父系文化相左。母系文化与父系文化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是认为生命是一种精神存在，准确地说是一种灵魂存在，这便是道德确立的重要背景。灵魂是不朽的，于是道德也是不朽的，所以，父系时代守贞才是有意义的，而在唯物质时代守贞便是无意义的。

两性平等时代的到来不仅是神学的消亡史，而且是生命的物质认识史。人类对自身形体的认识才真正地到来，人类才从宏观的视角进入微观的认识阶段，这便是对细胞的研究。而对性的认识也从宏观的男女结合直接进入最微观的精子与卵子结合。

最大的问题也出现在这一微观研究中。由于研究者的思想基础是先入为主的进化论，所以，一些研究性学的科学家认为，精子与卵子的结合纯粹如达尔文所说是一种强者主义。从生物意义上来讲，达尔文的适者生存说是有道理的，它是整个的生命进化史，但是，这只是从生存和发展的角度来看待这些问题的，而不是从生命本身的结合的角度来看待这些问题的。因为每一对精子与卵子结合后生下的后代并不都是强者，而有很多是弱者，也就是说，那个与卵子结合的精子也并非是最强壮的精子，而是卵子“喜欢”的精子，所以生育后代才有身体强弱之分、才有智力之别、才有天赋之异。

审美意识是生命本身就具有的一种意识。从宏观的角度来说，两个非常强壮的异性在一起接触了几十年可能不会产生任何故事，而身体一强一弱的两个异性之间很可能会产生爱情并结合。这便是审美意识和其他的生命意识在起作用。

我用这样一个简单的例子无非是想捅破性研究中的达尔文主义，同时想说明的是，道德、伦理观念正是建立在生命本身具有的审美、善（孔子说虎不食子与孟子讲的人有恻隐之心）等意识之上的，并非空穴来风，也非虚无。是从有中到有。

在这里，我们还是要肯定达尔文主义在人类现代文化史上的重要作用，它捅破了男权文化下的神学观念，使历史的进程开始更为理性，但是，其局限便在于它对神学的极端仇视而视人类精神为虚无。那些唯科学主义又在这一进程中推波助澜。目前，整个中国社会乃至整个人类都陷入社会进化论之中，疯狂地掠夺、戕害自然，生态面临危机；人与人之间也成为一种利益的关系，身体需要成为最高理念；性与性之间也只是一种欲望满足，精神与道德的坚持成为精神病患者的象征。社会生态亦趋沙漠化。即使就性本身来讲，古人是讲性的规律，讲节制的性生态观念，可是当代青年根本无视这来自身体内部的生态要求，而是一味地沉迷于其中，身体的生态也在被破坏。

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再来思考性、人性、道德、价值、信仰，我们定然不是简单的否定和肯定，而是焦虑、忧患，更为理性。

性是人类一切文化的出发点。性不仅诞生了生命，诞生了人类，而且诞生了社会、文化甚至宗教。人类早期的一切文化都与性有关。《圣经》中说，夏娃偷吃了禁果，便有了智慧，而这智慧便是知道了性的羞耻。性学家多批判之，但从另一角度来看，《圣经》上的这一寓言其实是告诉我们人类迈出的第一步便是性的伦理道德。如果没有性的伦理道德，人类便与其他动物一样“适者生存”，那么，弱者永远不可能有性权利。正是因为有了善，人类才同情弱者，才有了公平，性便不再成为私有的，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性对于人类来说是公共的，只不过这公共之性是以公平的形式分配到个人而已。这便是人类伦理道德的产生。

性一旦被分配，便被赋予责任、道德、精神，但同时也慢慢地遭到异化。事实上，人类从动物中站立起来开始组建社会时，便被异化了。从那时到现在，人类社会始终有两个极端追求：一种是不断强调道德，人不断地被社会异化，被道德符号化，被强调禁欲；另一种是不断地反抗道德，视道德为虚无，强调人要恢复原始本性。人类的一切秩序本来就是一种虚拟的世界，前一种力量不外乎使这种虚拟化更为真实可靠，后一种力量则不断地克服其虚拟性，使生命更为真实。

但究竟什么是真实一直是人类哲学界讨论的本质问题。在过去的历史中，道德精神是真实，其背景是宗教，所以上帝是最大的真实。而在现当代，物质肉体是真实，其背景是科学主义，所以虚无便是最大的真实。

但虚无怎么可以是真实呢？这是一个矛盾的存在。这也是存在主义哲学家一直在解决的哲学命题。同样，这也是目前性学家在讨论一系列道德问题时需要解决的命题。我经常想，一个性学家就应该是一个哲学家，只有这样，才有资格去谈道德的问题，否则就得闭嘴。比如，现在我们谈论贞操的问题。贞操是一个道德问题，那么，它是一个历史问题呢？还是一个可以超越历史的永恒的价值问题？在夫权时代女性被要求要有贞操观，而在两性平等时代，贞操观是否就可以不要呢？婚姻双方是否可以放弃这一道德观？这一问题如同人们在讨论孔子时认为“仁者爱人”的观念是好的，但既然是反对孔子，就连这好的观念也一同反对，结果，中国人是把所有的道德都统统铲除了。这种“彻底的”“革命的”精神种下了恶果。

中国道德的荒漠化由此开始。性学家要干什么？在目前中国人甚至整个人类心目中，性学家就是要与所有的传统过不去，就是要与所有的道德为敌，宣扬纵欲主义。真的如此吗？此次讨论是否也有这样的征兆呢？

贞操的本质、起源与历史

现在让我们重新回过头再讨论贞操的问题。贞操是何时出现的？贞操是否只针对女性？贞操以后还是否存在？

人类经历过一个崇拜生育的历史时期，那便是母系文化时代。在那个时代，人类为了对抗自然与其他动物甚至同类，就必须在人力上下功夫，所以，在那个最初的历史时期，性道德几乎是不存在的，贞操就更不用说了。血亲杂交时期可以说没有任何性的限制，但是那个时候时代有没有贞操观的萌芽呢？

其实，贞操是有针对性的，即贞操的产生是一种自发的道德行为，是有对象和目标的。有的是针对具体的个人，如在目前这个性道德失控的时代，恋爱中的双方会有一种自发的贞操观。这一方面是人类文明的基因在起作用，另一方面是生命固有的审美意识和情感在起作用。人类之所以有幸福感完全来自于这种审美与情感的内在作用。审美意识产生了精神、道德甚至信仰，而情感则使人与人心意相通。这是科学主义者忽视的生命因素。科学主义者认为生命就是大脑的细胞，完全忽视涌动在血液里的情感，更无视灵动于生命体每个细胞中的生命意识，这种意识并非单纯的感觉，还有思维、记忆。生命的本质实在还是个谜，但是我们能够意识到生命不仅仅是一种物质的存在。一个人死的时候，其物质形态完好无损，但这个人死了。死的是什么呢？是生命。这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事实。那么，生命是什么？生命不是单纯的物质形态，生命是一种物质与意识的合成体。这就是道德起源的本质原因。也就是说，道德并非人类强加于自身的枷锁，而是人的内在需要。

所以，从内心中自发地产生的贞操观是圣洁的，是符合生命意识的。但是，人类的社会行为使这种贞操观慢慢地变成社会行为，即为社会坚守贞操，而不单纯是为恋爱的对象。这种贞操观成为后人批判贞操道德的主要把柄。

由于生命有如此一种内在的需要，可以想象，即使在无任何道德的血亲杂交时期，人类对贞操的需要仍然是存在的。这可以从希腊神话中找到根据。宙斯与自己的亲人乱伦（用今天的观念看是乱伦，但那时不是），但自私心、嫉妒心、占有欲使他自然地对爱着的人产生一种要求，那便是贞操。所以，也可以说，贞操是从自私的心上长出的一朵恶之花。在过去的泸沽湖旁边，经常会有男人的尸体横陈。学者们发现，这是女人们觉得这些男人不忠，出于报复的心理而将其杀死的。

这种内在需要在母系文化时代究竟是以什么形式而存在我们只能猜测，已经不能看到其全貌，但我们从泸沽湖旁边生活的母系社会可以知道，母系时代仍然有非常严格的道德界限。男性显然是处于从属的地位。贞操显然也是女性对男性的一种苛求。我们从动物的群组织可以看出，即使是在蛮荒的人类原始时代，人类的群组织定然是非常高级的。从中国的姓氏中可以看出，在母系时代，群的文化观念早已兴盛，只不过没有文字而已。

只要有群产生，就会有组织。只要有组织，就会有严格的分工与协作，就会有道德产生。这一点可以从狼群中看到。母狼对其子女的爱护是一种天性。当人把狼的孩子抢走时，母狼会组织狼群对人群进行强烈的报复，而其报复的心理也是极端的，几乎将生死置之度外。所以孔子说，虎不食子。这是所有生命中的善性。这也就是血缘关系。孟子也从这一点出发，认为人首先是自私的，但又有恻隐之心，所以要从己推人，最后排除自私心，成为圣人。

比狼还要高级的人类，定然是很早就开始为自己的群制定更为高级的社会模式。这也可以看做是人类的智慧高于其他动物智慧的一个方面。在制定一系列社会规范时，伦理道德也便应运而生。此时，贞操观也许没有出现，但对人类的性行为定然是有所约定的。人类社会从血亲杂交到血缘家庭是一次伟大的性革命。将性限制在同辈人中间，不同辈之间不可以发生性关系。

最初的贞操观就产生了。这种贞操观与我们现在理解的贞操观自然是相去甚远，不可同日而语。

从血缘家庭再到普那路亚家庭，是人类又一次伟大的性革命。将性发展到群之外。社会初步形成。但是，性道德仍然是明确的。普那路亚家庭是两个群之间的联姻，所以，性的贞操观也就是坚守在群之间。若是在群之外发生性行为，自然是要受到群的惩罚的。最后是对偶婚家庭的出现，使性完全地社会化。贞操观在此时完全是一种内在的需要。从19世纪以来还存在的一些走婚制可以看出，虽然婚姻的形式很不确定，但这并非人类的理想。人类的理想是稳定、和平，走婚制也必然要走向稳定的婚姻。

以上是被社会学家称为母系时代的几个阶段。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贞操观也不是父权文化的结果，母系时代也有贞操观。我们今天所谈的女性的贞操观则是专指父权文化下的女性贞操观。所以我较赞同潘绥铭先生质问的问题：参加贞操学习的是否只是女生？有没有男生参加？

人类进入父系文化有很多种原因，关于这一点，我在很多文章中已经谈过，今天就不论述了。我只是想强调，人类进入父权文化时代后，贞操观发生了质的变化。

首先，妇女从原来的主导地位慢慢变成从属地位。贞操观变成男人对女人进行控制的主要道德力量。

其次，处女膜被重视，处女情结诞生。前者使男权文化找到了控制女性的生理上的法宝，后者则产生了畸形的女性贞操观。

最后，由于禁欲思想的影响，贞操观愈演愈烈，烈女观念日盛，女性被完全地道德符号化。

历史到了近现代，两性平等观念渐起，女性的权利渐渐得到重视。人类自觉地进入第三个文化时代，即两性平等时代。在这一时代，又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事件。

首先是女性解放。在女性解放中，贞操观先被质疑，后被控诉，最后被彻底地打倒。

其次是避孕术的诞生，使性得到解放。性的功能也从原来的生育功能、健康功能开发到其快乐功能。

再次是现代爱情的产生，使两性生活拥有了新的内涵。贞操观念多与爱情相关。没有爱情的婚姻也可以视为不需要坚持贞操观。

最后是婚姻观念的变迁，结婚的年龄被一再地推迟，婚前性行为被宽容和广泛地认可。婚前贞操观被彻底地抛弃。

这便是人类贞操观的历史。

还要不要贞操观

从以上这种线性思路来看，在当代，坚持婚前贞操便成为一桩值得深思的事件。我同意李银河博士的说法，在法定结婚年龄和实际婚姻年龄与发育年龄有差距的当代，婚前贞操既违背生理规律，又违背男女两性平等的理性追求，几乎是不可能的。在这一点上，方刚博士的一些观点也不无道理。

但是，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是另外三个问题。

一是婚前贞操的要求是否有其合理性。我看到很多学者对此一概否定，认为贞操观是落后的落后。事实上，我前面的论述已经表明，贞操观念是人类的理性追求，可以超越时代。比如，在当代，爱情与婚姻中的双方被自然地要求要有贞操观。中国的法律在对待婚外恋的问题上一再地宽容，这是一种进步，但这并非是指在道德方面的退步。事实上，道德是一种理想的要求，并非人人都可以完全做到。做不到就应该遭到社会的舆论谴责，不一定要受到法律的制裁。比如，朋友之间的道德便是义为先，但往往是利为先。这样的朋友应该受到谴责，社会也的确如此，人们似乎都能理解和赞同。义，本身就难做到。还比如，婚外恋也应该受到道德的谴责，背叛爱情者也应该受到道德的惩罚，但是，现在往往变成了性学家为婚外恋寻找理论依据。这其中的原因一方面是过去的婚姻较少爱情的基础，另一方面是性学家对性、道德、婚姻在认识上的误区。道德被简单和虚无化了。人类的追求变成了身体的快乐，人类的终极价值被消解了。人与人之间不需要再坚持道义、忠贞、宽容、爱，而可以随心所欲，跟着身体和欲望的感觉走。这是我们当代社会的弊端所在。性学家往往重视的是形而下的存在，对人类性的形而上的追求完全地漠视甚至仇视。可以不客气地说，自从弗洛伊德之后，对性的理想追求也终结了。

二是贞操与性有无关系。奥古斯汀在进行宗教改革时说，一个人的贞洁与身体无关，而与心灵有关。这是人类认识上的一大进步。一个女人由于命运的变故，一生可能与很多男人生活过，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失去了贞操。一个人的贞操观与自身的价值观、道德观、世界观是息息相通的。不错，贞操原来与性有关，现在也仍然与性相关，但并不意味着有了性，其贞操就失去。在当代，贞操与爱情是联在一起的。也就是说，爱与性是质与形。有爱便可以有性，无爱便不能有性。性与爱的分离便意味着肉与灵的分离。有些性学家强调性的健康功能而宽容性与爱的分离，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有些性学家为了强调性的快乐功能而认为性与爱的分离仍然是人类的合理要求，这是纵欲主义观念，虽然也有一定的理由而循，然而从人类的理想追求来看，这种观念仍然是背离人类的理性的。我们在前面分析过，生命中的审美意识和情感以及思维、记忆使性不可能成为一种纯粹的自然存在。快乐的性必然产生快乐的情感，也会随之而产生痛苦和悲剧。在人类社会中，成人间纯粹的性的快乐形式只能隐性地存在，且被婚姻家庭道德所驱赶。

三是我们究竟需要不需要新的贞操观，若需要，是什么？显然，我们已经来到了人类的第三个历史时期，即两性平等时期，我们再也不可能回到男权文化时期，更不可能回到女权时期。一系列的历史事件已经把婚前贞操观打碎了。在农村，由于结婚年龄较早，婚前贞操可能还有可能，但在城市，特别是在大城市，由于结婚年龄一般都大于法定结婚年龄，很多青年多到30岁左右才结婚，若是仍然坚持婚前守贞，那么，这些青年一要遭受心灵上的极端煎熬，二是面临健康的问题。性是一个成年人是否健康的调节器，因为性是身体的天然需要。中国的医学是最早认识到性的健康功能的学说，所以强调阴阳平衡。所以，无论男女，只要其成人后就有权利享受性。性是一个成人的基本权利。至于那种还要求女性坚持贞操而不对男性进行要求的做法，完全是“开历史倒车”。有些学者强调多元存在。这只是一种苟合，因为人类理性的大背景已经是男女平等。

那么，这些大学生的做法是否完全错了？他们对道德有要求难道也是不合理的吗？

我们在批判婚前贞操观的同时，应该正视一个问题：我们的社会需要新的道德观念。这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人们的正义要求。自“五四”时期，中国的传统文化就被打倒了。100年来，我们实际上还是在靠中国的传统道德在维持社会的稳定。如人与人交往间的忠、义、礼尚往来，如家庭中的夫妻恩爱观念和孝道，如政府一直强调的爱国主义等。可是，这些道德观念越来越虚无。随着社会的转型，传统的道德观在彻底地瓦解，而新的道德又在哪里？谁也不知道。若是要问，我们还需要不需要新的道德？回答也仍然是模棱两可的。在我们这个社会，谁要是谈道德，谁似乎就是伪君子，谁就是社会的异端，但实际上，在交往中间，我们又往往很重视对方的道德观念。

这是当代中国的悲剧。这一问题若不解决，中国的文化和中国人的心灵便彻底地沙化了。

还是回到生命本身来回答这一问题吧。前面已经述及，即使在最原始的人类之初，道德便是生命的内在需要，贞操观也是生命的需要之一。那么，我们既不需要传统的父权文化时代的贞操观，又需要一种什么样的新的贞操观呢？这是我们当代人应该回答的问题。

我以为，新的贞操观应该遵循以下一些原则：

一是两性平等。这是人类历史的选择。从母系文化到父系文化，再到两性平等，这是人类对自由平等的追求所致。

二是婚前贞操与性无关。由于避孕术的产生，性被解放。性既然不会产生生育的危险，性就可以是成年后的自由权利，可以在婚前发生性行为。这是由人的生命规律、健康规律以及性的功能等决定的。

三是爱与性的统一。这是自古以来所有哲学命题都讨论的永恒主题之一，它是人类的性价值得以实现的唯一途径。

四是新的贞操观仍然应该是整个社会大力弘扬的道德观念，特别是处于恋爱和婚姻中的双方应该坚持贞操观。

关于婚前性行为如何处理，应该是一种教育和学习的活动。这一点，在此不再赘述。此次“婚前守贞”大讨论所暴露的一系列问题，正是中国社会亟须解决的问题。我以为，每一个真正关心人类的学者应该揭开表面的浮躁，深入到人类存在的中心，去回答社会提出的重要问题。我们不必站在某一个团体的立场上，而应该站在真理的一边。

性会成为爱的阻力吗

一个叫眉的大学生给我留言：

我是一个痛苦的人。在大学里谈了一个男朋友，彼此很爱对方，可我没有控制住，把自己第一次交给了他，我想我们这样会更好。可后来感情越来越不行了，每次见到他，好讨厌他，最后我提出了分手。现在，我每天都能见到他，但不说话，像陌生人一样，这样很难过。你说我该怎么办啊？

我的回答如下：

在我们目前这个道德与性抗衡的时代，性往往成为爱与不爱、道德与不道德的重要标志。事实上，对于一个健康完美的人来说，这也应该是一致的，但是，我们的文化使我们成为一个冲突的人。

一方面，当我们相爱时，觉得性是重要的，因为性是我们成为一体的重要媒体和形式。没有性，爱便仅止于内心，甚至会阻止内心的相爱。这便是我们渴望性行为的原因所在。但另一方面，当我们得到性时，我们才明白，性其实是一种形式而已，而爱是重要的。当性被我们误认为是内容时，我们才觉得性是那样重要。这就是这位叫眉的大学女生之所以把第一次给对方的原因。当她越过了这形式后才发现，她需要的是更为深刻的爱。这时候的爱扩大了，不仅仅包涵了性的内容，还将覆盖生活，甚至一生。

这便是爱失去的原因。她所得到的这份爱是短暂的，甚至可以视为不是真正的爱，只不过爱着爱的一些形式而已。可能是爱上了“爱情”这一概念，或者是爱上了性这种形式。要找到真正的爱，还需要学习和命运。

至于她的痛苦，和不愿意再面对过去的男朋友，都是因为性的道德的批判。如果他们没有发生性关系，只是内心的相爱而已，那么，这种感受对她是不会有的，可是，他们发生了，性便在他们的生活中突现了，道德也就自现了。要摆脱这种尴尬的局面，得对性的认识有一个根本的转变。

能同时爱上两个人吗

高志是我中学时的老师，比我年长四五岁，但我们从我中学毕业的那一天起，成了朋友。我每年回老家都要和他一聚。他越来越精神，和我坐在一起，别人是看不出他比我大。

前几天我回老家，又去看他。喝了些酒后，他忽然说：

“兆寿，你是研究婚姻、爱情和性文化的专家，我一直想问你一个问题。”

我看着他笑道：“什么专家？你说说看。”

喝酒后，他的脸有些红。他看着我，笑了笑，端起酒杯又喝酒，竟然不说了。倒是我着急起来了，问他：

“究竟什么事？”

他大笑，然后说：

“你说，人能不能同时爱上两个人？”

我说：“可以啊。”

他一本正经地说：“可是我们平常人都觉得爱是唯一的，是不可能同时爱上两个人的。”

我说：“那都是一些迷信。什么爱情是自私的，爱情是排他性的，爱情是很容易嫉妒的，爱情便成了唯一的。这都是课本里讲的，但从来没讲什么道理。在这个世界上，也很少有人真正从心理或哲学的高度来分析过这个问题。不是吹牛，我是第一个把这个问题讲清楚的人。”

他认真起来了，说：“那你给我说说。”

我说：“我创立了一个‘爱情三元素’理论，什么内容呢？就是说爱情常常受三种力量的支配：来自与生俱来的审美的爱，来自社会的后天养成的道德的爱，第三种是非理性的欲望，这是来自与生俱来的先天的欲即性和后天养成的精神的欲望。一个人的爱情往往是这三种力量的两种或三种的混同体，如柏拉图的爱是美与道德的结合，他不赞成非理性的欲望。尼采的爱表面看起来只是第一种审美的爱，其实这种审美参与了后天的道德，所以他认为真正的爱情就是初恋。我们现在能讲得清楚的人的优点与缺点，其实都是道德，所以道德的爱才是人类真正的爱，但人们不承认这一点。人们喜欢的是激情。其实，激情的爱在爱情的哲学里，是最初级的爱情。

“现在我来讲讲第三种力量，即非理性的欲望之爱。这种力量在一个人的爱情中是起巨大作用的，是难以衡量的。少年时期的爱往往是欲望的成分会少一些，多的是对美的崇拜和道德的暗示，爱一个人可以不占有。这被人们称为纯粹的爱、高尚的爱。成年人爱一个人，性的成分要占得多，也就是说，非理性的因素会多一些。到了老年，爱归于朴素，老年人的欲望不再是生理上的性，而是心理上的性。欲望发生了分离。据说有一个贪官养了九个情人，按他的年龄来看，生理的性已经不能满足情人们了，那么，他为什么会如此呢？主要是心理上的占有欲。

“对于普通人来讲，三种爱的元素只有同时能满足时，爱才是完美的，但是，现实往往只满足两种元素，甚至一种，这样爱便是缺失的。在爱不完善的时候，人的非理性因素会常常带着人出走，即爱着一个的时候，可能会同时爱上另一个，甚至是第三个。你现在的情形便是如此。

“为什么很多人在结婚时常常会犹豫不决，因为他有几个爱人，一个代表了美，一个代表了道德，即善，还有一个代表了欲望。皇帝娶那么多老婆主要是对美的掠夺，但他总是在其中选道德最完美的来做皇后。这是为什么？是因为在人道主义中，美德才是真正的美，美德远比外在的美重要得多，高贵得多。杨贵妃代表的是美与非理性的欲望，李隆基又仅仅是一个不重美德重美色的文人。他们的爱是千古佳话，但其实是一种痛苦的美。在这里，美与善成了对立的力量。”

他一听，会心地一笑说：“对，我与我老婆结婚的时候，没有谈过恋爱。你知道的，我老婆人很好，但是，我实话给你说，我还爱着别人。我一个都不想放弃。你可千万别告诉别人。”

我说：“这一点，我早已猜到了。你听我给你分析，我嫂子也就是你老婆，在一开始你就觉得她人很好，很善良，甚至长得也过得去。她代表了什么呢？道德。而你现在爱着的这个女的，我虽然没见过，但我分析她代表了美，甚至代表了非理性的欲望。怎么讲呢？在她的身上，有外在的美，这满足了你关于美的渴求。同时，她是一个在道德上有缺陷的女人。这你不要否认，如果没有缺陷，她就不会爱上你这个有妇之夫。她的身上肯定还有一种让你难以把握的东西，它也让你兴奋，那就是非理性的欲望。这种欲望有性的成分，也有精神、性格等方面的成分。总之，她让你看到了另一个世界，让你尝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激情。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爱情。”

他听到这儿大笑了起来，拿起酒杯冲着我笑道：“可能是这样。反正我就是觉得她很好。她比我老婆会来事儿。”

我说：“所以很多人讲，如果是过去就好了，可以把她娶回家。你肯定也这样想。”

他睁大了眼睛说：“是的，我是这样想。对了，兆寿，你说现在这怎么办呢？我其实也很痛苦。”

我说：“你肯定会痛苦的，但这是你的过去埋下的痛苦。假如你在婚前谈过恋爱，尝过美的爱，也为那些非理性的欲望而激情四射过，那么，你最终会发现，只有三种爱结合的爱情才是完美的，但是，你同样会发现，这是很难的，最终我们只能选择道德的爱。美是迟早要消失的，只有道德的美才是真正的美。假如我们顿悟了这一点的话，那么，我们就不会在外在美面前那样失神了。所以，我还是劝你要三思。当激情过去，疲劳和痛苦马上就会来临，那时，你痛苦的是不知如何才能摆脱目前的这种爱。”

他点点头说：“说对了，我现在就已经感受到了。可是，我老婆也太老套了。”

我说：“所以我一直强调，婚姻需要经营，爱需要学习。不过，当你真正地感到你需要的是道德之爱时，你就不会感到她的老套了。一个人只有体会到庸常生活是永恒的生活时，他才会不朽，他的生活也将不朽。”

与一位十七岁的女生谈性问题

与她心灵的性相比，肉体的性太不纯洁了。17岁太危险。危险中带着青春的快感。

昨日下午5点半时，她是在我改一个剧本时要求我加入她的。我加入了。

她的名字叫敏。

敏说：您好！我是在博客上知道您的，没想到中国居然有您这样一位大胆的作家！觉得很意外。

我说：谢谢赞赏，其实我这样的人很多啊。

她说：不会吧！

我说：当然，研究性的作家不多，很多说他们都在暗地里研究，不愿意像我这样明着说。

她说：请教您一个问题，什么是性教育？学校里怎么没有？

我说：这就是中国教育的缺失。

性教育分阶段说，小学和小学之前应该是一种性别教育，在这个时候主要告诉孩子他是男孩还是女孩，男女是否平等，并从中培养他自觉的性别意识和初步的性意识。在这个时候，由于孩子还没有足够的知识和经历来认识性，所以我认为不必直接告诉孩子大人的性行为。在这一方面，我与国内包括国外很多性教育专家的意见相左。我认为，在这个时候，要培养孩子的一种性想象力，其实也包括性的审美能力。不能把孩子的想象力拘束住。

中学时便是青春期的性教育，包括性的生理构造、性的方式、性可能的后果，也就是说是性科学知识，当然，还有必要的性伦理道德。这是最危险的年龄，性爆炸了。学生的心理和身体是否能接受这样的轰炸，就要看他们的知识和道德修养了。知识是合理地（并非正确，正确一词显得太政治化）处理一切来自心灵的和肉体的冲动，并能处理好可能发生的一切不良后果；而道德修养不仅仅是心灵的堤坝，还是肉体的边界，这种道德修养往往来自于家庭，家庭的性道德意识混乱，则孩子的性道德意识混乱，家庭的性道德意识强烈，则孩子的性道德意识强烈。学校的教育在这个时候相对于家庭教育来说，是微不足道的。当然，这只是就性道德而言的。

大学时，应该开的是性文化历史、哲学和伦理的教育，属于高深文化教育。大学是真理的殿堂，是知识的发祥地。这一时期要探讨爱情、婚姻、家庭的伦理问题和性的本质问题，探讨生命的根源与性的存在问题，并将它上升为一种伦理教育与哲学教育。只有接受了这样的教育，性才是完整的。

此后，便是人生的自学阶段。结婚后要自学的是家庭中的性问题，如如何处理两性关系和婚外恋等情况、如何提高夫妻性生活、如何教育自己的孩子等等。没有足够的性知识和性道德，就无法来胜任一个家长的角色。

老年后也要学习有关性文化。性不仅仅是肉体的，还是意识的、心灵的。老年人虽然没有了性能力，但性意识还是存在的，如何对待这时候的性，是应该学习和体会的。

敏说：天哪！我17岁了，竟然第一次听到如此明白的定义。

与敏谈她的性问题

我突然间对她的问题感兴趣，便主动问她：

你在以前对性是怎么认识的？

她说：心里有过疑问，但不敢说。尤其是对家长。

我明明知道，但还是问她：为什么？

她说：不知道，大概是有些怕。

我问她：那你现在有没有有关性方面的知识？是从哪里获得的？

她说：有吧，我老师发过几张卷子，初中时同学经常私下里开玩笑……

我问：开些什么玩笑。

她说：就是……

我说：我不会笑话你的。

她说：就是make love时的动作……

我说：那没什么的。这很正常，我最早也是接受了这样的性教育。我以为只有男生这样说，原来女生也这样。对了，你现在有男朋友吗？

她说：初三那一年有个男生追过我，不过因为中考我放弃了。

我说：你现在还和那个男生联系吗？

她说：他去了外地，我们再没联系了。

我说：你现在是什么样的心理？想谈恋爱，还是暂时不想？也许我问这个问题是多余的。

她说：难道中学生就不能早恋吗？

我说：当然可以，但这只是个体的问题，不能成为共同的问题。我们现在把它当成了一个共同的问题来对待，所以很麻烦。

她说：什么意思？

我说：我的建议是，人生的路很长，在中学阶段应该抓紧学习，这样以后就不会后悔。但有些同学缺乏自控性，也就早尝禁果了，可能对他以后的人生会有一些影响。

对周围性问题的态度

我问她：你们班上早恋的同学多吗？

她说：我旁边的女生就有男朋友，而且他们的动作……

我问：你怎么看他们？

她说：挺开放的。

我问：是接吻吗？

她说：嗯，还搂搂抱抱的。

我问：你肯定会有一些想法，是憎恶还是羡慕？

她说：我觉得他们的感情不纯洁。

我惊愕：为什么？

她说：因为他们在一起没有什么共同的爱好、追求。

我道：嗯，这种认识是成熟的。这种恋爱很快就会玩完的。

我问她：你家里人怎么看你们中学生的早恋问题。

她说：他们对我很放心，有时开开玩笑。其实我有暗恋的人，但我知道我们永远不可能。

我问：为什么？

她说：他很棒，有女朋友了，而且我妈妈认识他妈妈。只是有时总会想起他。

我问她：你们班上有同居的或发生性关系的同学吗？

她说：听说以前学校里有，但是这种事学校不会公开处理。有朋友他们班有个女生好像不是处女了。

我问她：大家怎么看？

她说：没几个人知道。我觉得她很惨，但是她好像又有男朋友了。

最后一个问题

她说：我姐姐说等到结婚的时候就什么都明白了，现在不用学，可是遇到问题时……我该怎么办？

我说：当然得学，就按我刚才说的，你现在应该学习一些有关性方面的知识，到大学时再学其他的。

接吻会生孩子吗

在新浪的性心理咨询热线上，我接到这样一个问题：

接吻会生孩子吗？

是个女生问的。我当时大吃一惊。怎么会有这么幼稚的问题。可是不久，我正在修改一部长篇小说，潜伏着的QQ上突然出现一行字：

老师，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在吗？

我没有答复。我知道，一旦接上这个问题，这个晚上的写作就再也继续不下去了。我想，等她下线后再告诉她，可以把问题留下来，我会抽时间回答的。结果她很贼，她说：

老师，这个问题很急，如果你隐身的话，请上线好吗？

我一听很急，便说：

有什么问题吗？

她问：坐了别人的马桶会怀孕吗？

我几乎崩溃。可是，她很认真。我说，你是坐了男人常用的马桶吧？这没关系，不会怀孕的。

她说，老师，是真的吗？这我就放心了。我妈妈把我管得很严，请别见笑。

我还真笑不出来了。今天我给学生上课时讲了这个问题，结果哄堂大笑。一个男生告诉我，他知道的很多学生从小学到大学，就没有接触过性教育，即使是中学时候的《生理卫生》课，老师也是让学生们自己看的，谁看啊，所以出现这样的问题是我们教育的悲哀。

一个女生说，为什么是女生呢？因为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没有获得性教育的正确渠道，所以只能靠别的方式来获得，在这方面，在没有网络的情况下，男生比我们更容易获得这种教育，而女生由于传统道德的束缚，互相不好意思谈这些事，所以女生的问题就会相对多一些。

我以为，他们谈得都非常好。记得2002年，我的《非常日记》出版后，在教育界引起极大震动，其中《北京青年报》曾整版整版地讨论过数次有关青春期教育的问题。我看到实施这项教育时阻力最大的是家长。有好几个家长认为，性活动是人天生就会的行为，用不着去教育。他们举例说，连动物都会，何况人呢？

这是很愚昧的认识。殊不知，动物的情况与人类有根本的不同，动物没有人类的性道德，动物有它们自己的性道德，动物不像人类可以天天发情，动物有固定的发情期，动物在进行性活动时并不回避自己的子女，所以它们的子女可以接受一种正常的性教育，而人类不行，人类给自己的性行为设置了数都数不清的性道德，比如你不能谈更不能看有关性方面的任何东西，你也不能听别人说，你更不能做出任何与性道德相违背的事来。父母在发生性行为是自然不能让子女看到的，这是人类自觉的一种尊严，但是，父母却常常剥夺了子女认识性的权利。

在历史上，由于各种各样的性道德而产生的悲剧比比皆是，其中对女性的压迫尤甚。比如，女子有天生就没有处女膜的，也有第一次性行为处女膜不破的，但这对于传统的人类来说，简直就是犯了天条，不是死罪，也是要送她一纸休书的。被欺辱的不仅仅是女子本人，还有女子的家人。而在这种情况下，最让此女子寒心的并非丈夫家的欺辱，而是娘家人也不要她了。在很多民族若发生这样的事时，女子往往要被自己的家人烧死。即使不被烧死，又能到哪里去呢？常常有几种出路：一是投井自尽，但并没有洗清自己，因为她本来就不需要洗；二是落发为尼，从此对世界充满仇恨，并非充满爱；三是流落青楼，借以报复社会，现在的很多艾滋病人就是以这种方式来对待世人的。

其实，有关性的问题，表面上看是一种性道德，其实是性科学，但在教育的过程中又不一样了，看起来是教给学生性科学，其实是要培养人的一种性道德，是要培养一个健全的人。

教性科学易，教性文化和性道德就难了。难就难在你对人类的所有问题都要进行探讨，有关宇宙世界的本源问题，有关男人女人为何诞生并生成现在这个模样，有关女人天生的处女膜怎么对待，有关婚姻与爱情的问题，有关人与社会的问题，等等，看起来只是一个“性”字，实际上包涵了人类所有的真知。有了真知还不够，因为真知不能告诉我们怎么做才是善的、道德的，还要有真理。在这个知识和真理都混乱的时代，要与人探讨真理就更难了。

一个女人怎样才算纯洁

一个女大学生给我写了一张纸条说，她不敢谈恋爱，生怕谈恋爱以后自己不再单纯，是不是呢？

我请了两位已经谈过恋爱或正在谈恋爱的女生来谈这个问题，两位女生都谈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关卡，即性，就是认为只要不越过雷池就不会不单纯。我又请了一位恋爱失败的男生来谈这个问题。他回避了性，却直接从大学生谈恋爱后会变得世故（因为恋爱与经济相关）谈起，认为肯定会不单纯。

事实上，这个女大学生谈的问题与那个男生所说的无关，只与性有关。我没有问提这个问题的女生是谁，也无需去问。因为这不是一个女生的问题，而是一个全人类的问题，是一个文化道德的观念，所以我后来的批判也不是针对那个女生的，而是针对人类历史上的女人贞洁观的。

在每一学期开学时，我都会请我的学生们介绍一下他们自己。有很多学生在精美的幻灯片中开头就说，我是一个什么什么的男孩（或女孩），我一看就来气，于是，我在以后每一学期开学时对我的学生们会有一个这方面的教育。我告诉他们，每一个男生从今天起，不要再认为自己是一个男孩，而要认为自己已经成为一个男人。男孩的本质就是根本没有长大，所以也无需什么责任，这样的男孩是没有理由谈恋爱的，而男人则不同。从他认为自己是一个男人的那一天起，他甚至不一定从法定的18岁年龄起，可以从6岁起，总之，当他认为自己是一个男人时，他就自觉地认为自己是这个世界上顶天立地的一个英雄，一个要摆脱作为父母的负担而要自己独立承受来自人生各方面的艰难困苦，他的肩上也就变得沉甸甸的，那便是理想、重任、整个世界的道义。这就是男人，不仅仅为了自己，还为了大多数。只有在这个时候，他才有资格去恋爱，与女人发生各种关系，因为他不仅仅是身体的成熟，而且是心灵的成熟，他会自觉地承担起一切后果。同样，当一个女生始终说自己是一个女孩时，她固守的仅仅是一份男人世界强迫给她的贞洁观，她的身体虽然成熟了，但她的心灵还非常幼小。

首先，她认为性是肮脏的。这是从宗教开始有的观念，是父系文化的产物。在母系文化时代，处女膜并不被人们怎么看重。人类为了鼓励人的生产，所以在婚俗方面并没有多少禁忌。少女一旦成熟，就会自觉地寻找自己心爱的人，与他结合，然后生子。这是一件非常高尚而快乐的事，与罪恶无关。这是人的天然的选择。但是，自从进入父系文化时代以后，男人为了使自己的血缘纯洁，不允许女人与除了自己以外的男人发生肉体上的接触，于是建立了以男人为主的婚姻制度。从那以后，处女情结慢慢诞生并渐渐长大，最后长得甚至盖过了女人的命运。女人悲惨的人生是从处女膜开始的。道德的进化是可怕的。它像一条毒蛇的毒液一样慢慢浸入人的五脏六腑，使人的每一个毛孔都流着道德的毒汁。最后，善的道德变成了伪善的枷锁，真正的大德则隐去。正如这女人认为的纯洁，实际上是一种伪善的道德观，可是，连女人自己也无法辨认那伪善的面孔，因为她们里里外外都被伪善的说词装修了、浸染透了。所以，我告诉我的学生们，为什么我要给你们讲人类原始的两性状态，就是想告诉你们男人和女人原来是什么样子，现在我们成了什么样子，有哪些是好的、有道理的，有哪些是恶的、没有道理的。难道你们没有发现，女人最初不是你们现在这样的吗？如果你们去甘肃的临洮看看灿烂夺目的马家窑彩陶时，你们就会发现，在5000年前，女人不仅掌管着整个世界，而且她们是人类迄今发现的最早的艺术家。那时候的男人呢？他们的世界是一个什么样子呢？他们在哪里叹息和劳作呢？可是，转眼之间，一切都颠倒了。那么，问题的实质在哪里呢？是男人狭隘、自私的内心，是男人的统治欲改变了两性关系。他们自己品尝着性的快乐，但是，他们制止女人有性的快乐。他们可以三妻四妾，但他们不允许女人有一点点的外心，哪怕是眼神的一个飘移。他们不仅给女人的心灵套上枷锁，还把她们笼罩在华丽的外衣下，不让她们露出一点儿“肉”来。这就是女人纯洁观的来历。

在《红楼梦》里，作者透过贾宝玉之口，说女人是水做的，一旦女人与性相染，水就变得混浊了，女子就变成肮脏的婆子了。所以，林黛玉歌唱“质本洁来还洁去”，认为自己是洁净的。这是一种变态的心理。但这种变态心理不是贾宝玉和林黛玉才有的，而是中国人的一种文化观念。虽然林黛玉傲视一切，虽然贾宝玉睥睨儒家的伦理道德，但是，他们在内心深处还是没越过父系文化的泥淖。

其次，她认为自己的一切不是由自己来评判的，而是由将来的某个男人来评判的，是由男人社会说了算。这仍然是一种夫权文化在起作用。在大学里面谈恋爱，就自然地有了性的接触，可是，在大学时期是无法谈婚论嫁的，因为各方面的条件都不成熟，于是，恋爱、性、纯洁都与婚姻有了关系。她们怕在结婚的那一天，她们要嫁的那个人问她们要一个处女身，可如果到了那一天，她们到哪里去找那一层薄薄的膜呢？但如果没有那一层薄膜，她们是否就会遭到丈夫的唾弃甚至遗弃呢？无论怎么样，这仍然是一个夫权文化占主流的时代，她的恐惧、隐隐的罪恶感，以及能想及的深沉而又可怕的命运都与此相联。

最后，她不得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女孩好，即使结婚，也仍然愿意做一个女孩，坚守着一份男人世界规定的贞洁。她如此想好了，彻底地臣服了。她不愿意自己是一个女人，至少不愿意在结婚前承认自己是一个女人。就像香港电影里的老女人，都已经当了老祖母，还说自己是一个女生。大陆的人都模仿她，说自己是一个女生。当我的女儿说我是一个男生时，她还没有多少性别意识。她这样形容我，我是高兴的。当一个老祖父在孙子面前说自己是一个男生时，他是想把自己还原为一个自然人，而当他在自己已经成家的儿女面前说自己是一个男生时，他无疑是在打自己的嘴巴。

所以，我还强调，当女生在18岁以后（甚至之前），她要勇敢地说自己是一个女人。当她敢于这样说的时候，她就完成了自己的一次转型。她强大了，她成熟了。她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都膨胀了，开放了。她自觉地承担了一种社会的责任，承担了一份道义。她也接受了来自天然生命的重托，可以生育，并能够抚育了。她可以是一位母亲了，是一位可以托付使命的成人了。最重要的是，她将性的罪恶彻底地从身体里抛弃了。她将发现，那罪恶不是附着在性上，而是在人的灵魂上。人的纯洁与否，也与性无关，而与人的纯朴、善良、爱、忠诚等有关。

所以，不要强调自己是一个单纯的人，而要强调自己是一个良善的人，一个纯朴的人，一个有道义的人。那才是一个真正的人，一个完善的人。

我们究竟要不要结婚

从本质上讲，它不是一个公共命题，它应该属于人的自由选择。可以不结婚，可以结婚，这必将是人类未来社会的一个目标。

在中国绝大多数人看来，婚姻是天然的存在，即从我们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来看，婚姻已经有了。婚姻后建立的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单位，如果没有家庭，人类的历史真不知会怎么向今天延伸，所以，除了那些研究过远古历史和人类婚姻家庭史的知识分子外，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认为，人应该结婚，因为这是一种不需要询问的存在方式。不仅仅在中国如此，世界很多民族都经历了中国人的婚姻观。

于是，结婚便成为一种公共的存在方式，不结婚便成为与天然存在相对立的生存方式，将被社会和家庭所不容。一方面，不结婚的成人可能会对社会造成不稳定的因素，因为性的问题所引发的各种心理问题会以不同的方式发泄到社会上；另一方面，家庭的道德不允许这样一种存在方式。这在中国人中间是普遍的认识。

但是，从达尔文的进化论开始到人类学的诞生，人们发现，人类曾有过一段原始人的生活，最早的当然是血亲杂交的群居生活了（这一点，很多人至今不能接受），后来经历了血缘家族（即兄妹婚）、普那路亚家庭、对偶婚等。在这些婚姻存在中，制度是靠道德来维持的，但因此有人认为，在这些存在中，人类是没有制度的，甚至认为是没有道德的。这是一种盲目的认识。人类从没有婚姻限制的生活走向有道德约束的婚姻生活，是一种进步，它意味着秩序的产生、伦理的产生，以及社会的产生。

为什么会有“原罪”？是因为产生了伦理道德。反过来说，如果没有伦理道德，也就不可能有原罪。因此，在我看来，原罪就是人们意识到性应该有一个基本的秩序，人类应该相应地有一种基本的道德。道德是一种需要。这也就是原罪的诞生，因为道德将对不遵守秩序的人和行为进行谴责与惩罚。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性，并非原罪，但它是原罪的来源，所以在基督教文化中，性，就是罪（即失道德）的渊薮。

从道德的基础上产生了一种更为严厉的规定，那就是法律，也就是制度。这一刻是漫长的，但它使婚姻从此成为一种国家约束，即成为一种公共的秩序。从这个时候起，婚姻便不仅仅是一种法律的要求，还成为家庭中礼教的首要道德。百善孝为先，但无后为大。也就是说，在中国古代，不结婚便是最大的不孝。

现在社会上流行一种说法，说人类原本是没有婚姻制度的，婚姻制度是对人性的一种束缚，所以现在应该取缔婚姻制度。这种说法其实仍然是把婚姻当成一种公共命题来对待的。当国家还存在，性道德还存在，婚姻便不可能不存在。社会的进步之一是容许个体的自由选择，即可以不结婚，也可以常结婚常离婚，但男女之间的存在是应该有一个秩序的。我在网上看到一些青年叫嚣说，应该回到人类的原初去。可以回去吗？可以回到那个父女和母子通婚、兄弟和姐妹交媾的原始状态中去吗？

其实这一观点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由欧美的青年提出来并实践过了，可惜得到的是深刻的教训。我们的青年呢？不知道人类的历史，没有理性的思考，就仅仅凭着欲望的呐喊脱口而出了。这就是原罪。

怎样告诉孩子他是从哪里来的

表面上看，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性科学教育问题，实则是哲学上的根本性问题。它牵涉到世界观、生命观和道德观。它不仅仅是一个真知的问题，更是一个真理的问题。

什么时候讲这个问题最为合适？怎样讲？

目前，专家们对中国家庭性教育十分头疼，中国家庭性教育也很难实施，在这种情况下，出版商们和浅薄的性教育者们（往往是一些医生）策划出版了很多种这方面的书，其中画图本应该是最惹眼的一种。前几天，又有一个成都的出版商给我打电话，想请我给他将要出版的家庭性教育彩本配上文字。我问他是侧重于生理教育还是文化教育。这个问题其实问得也不是很准确，但目前确实存在一种家庭性教育，就是单纯的生理教育，即告诉孩子男性和女性的生殖器官是如何构造的，男性和女性是怎么在生理上生成新的婴儿的。一种非常无趣且机械的教育。我在网上也看见过，曾试图想告诉我的女儿，但最终还是放弃了。那个出版商告诉我，他想做的就是我反感的这种。我谢绝了。

第二天给大学生们上性文化课，便与他们讨论这个问题。有些学生赞成那个出版商的做法，认为早教育好，例子是国外就是这样教育的；有些学生反对，但说不出反对的理由，总觉得无法启齿。

现在我们动辄说自己的好不好，就拿国外比较，若国外做了，而我们没做，那我们一定是落后的。实际上，我们往往也不一定清楚地知道国外是怎么做的。比如，如何告诉孩子他们是哪里来的，国外的家长们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并不见得完全同意马上告诉孩子人是怎么生下来的。我的一个朋友有一个儿子，她就直言告诉他人是怎么来的，并给儿子讲人的身体构造图。她还鼓励儿子一定要做个帅男人，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将来一定要做个性感的男人。这种做法我是赞同的，原因是她儿子已经上初中了，他应该知道了，他也能理解了。

但是，对于什么都不知道的幼儿该怎么教育呢？

目前中国绝大多数的性教育专家都认为，应该告诉孩子科学的性知识，就是要直接告诉孩子生命是怎么来的，男人和女人怎样才能生孩子，包括男女的性器官，等等。

我以为这是一种值得商榷的方法。文化不同，道德观念就不同，教育的方式也肯定是有区别的。西方社会经历了性革命的洗礼，现在已经快三四十年了。在这三四十年里，西方人也尝尽了各种苦头，对于孩子的教育问题实际上也没有一套成熟的方法。西方社会的保守与开放其实是等同的。开放是年轻人的，是文化上的激进主义者，而保守往往是因为宗教信仰的缘故，是年龄的缘故。我们其实对西方也不是很清楚。我收到过很多留学欧洲的中国籍学生的来信，他们都讲，在国内所接受的是西方的什么都好，因为我们总觉得自己落后，什么都要学人家的，所以便把最好的一面介绍到中国，实际上，西方的问题很多，但这些恰恰被人们忽视了。他们讲，到了西方，才知道中国人本来有自己的文化，但中国人往往看不起自己的文化，在心理上造成了先天的自卑与缺失。这是很可悲的。要学习西方人，但不能盲目地放弃自己的文化。

谈到如何开办性教育，西方有很多专家实际上也持一种保守的态度，他们认为，对性的宣扬和解释应该适中。这一点，中国很多现代知识分子家庭可能正遭受着这样的不知道如何适中的痛苦。

今天上午，我在学开汽车时，我的师傅——比我小一岁，他的女儿已上初中——他问我，现在孩子发育太快，怎么来教育好呢？

为什么现在的孩子发育快呢？前年我在接受《环球时报》的记者采访时谈了三个原因：一个是人人皆知的饮食上的原因，现在的孩子一方面吃得好，所以发育好，另一方面现在的饮食中激素很多，对身体的发育也有很大影响，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社会因素促使孩子的心理早熟，现在人们对性的认识与过去不同了，社会环境也比过去不同了，影视、网络、时尚杂志、娱乐场所、街头广告以及街谈巷语都在影响他们的心理，而心理的早熟对身体早熟的影响是很大的，这可以从很多方面得到证明，这里就不说了；第三个原因是我们对成熟的概念的理解是有问题的，中国春秋时男子三十才结婚，女子二十就可以结婚，但男子二十是冠礼的年龄，也就是上个世纪我们讲的“十八成人”一样；后来，男人成婚的年龄小了，女子的年龄也小了，古人说“年方二八”，指的是十六岁，也就是说古人认为女子十六岁就成熟了。十八岁成人是根据西方人的规定而规定的，但实际上，我们现在的孩子成熟的年龄要更早一些。当然，这里的成熟一般并非单指身体的成熟，还指心理的成熟。所以，从各种研究来看，现在的孩子比过去认为的“十八岁”成熟要早个二三年。女孩子的经期也比过去提前了二三年。

我给他讲了很多，他耐心地听完后说，这些东西还可以讲，但有些东西我们怎么告诉孩子呢？不单是我们不好意思谈，就是孩子本身也不好意思听我们讲，你说怎么办呢？

我笑着说，道德，这种道德并非仅指我们中国的保守的性道德，世界各国人都一样。

一个初中的女孩子都难以来进行家庭性教育，又如何来教育什么都不懂的幼儿和小学生呢？

这句话一说，很可能会招致一片骂声。有人可能会说：“人家幼儿园就开始谈恋爱了，什么不懂？”

我的孩子是一岁多快两岁时问她妈妈怎么生下她的。我认为这个时候我们无法给她讲清楚，便用了各种美好的故事来形容给她听。她听了后很高兴。在她的意识中，两个人相爱可能就会生孩子；后来，她说，两个人一结婚就可以生孩子。

我的理由与教孩子一个圆圈到底是字母O还是数字0还是图画圆饼、太阳等等一样，应该给孩子一些想象与创造的空间，因为性也不是单一的生理科学，而是一种综合的文化，社会文化是附着在生理之上的。现在人们都认为让孩子想象性是一种错误，因为生怕后来会压抑，这种担心也是由于过分的压抑而导致的，但并非所有的想象都会造成压抑，恰恰相反，你要给孩子一种性的美感，让性成为一种爱。

我们现在过分地强调性生理科学的教育，而很少去重视社会文化的教育。现在大学里有很多性教育课，大学的一些急功近利者也纷纷喊道，我们也开性教育课了。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课呢？它究竟是不是要在大学里进行的性教育课？我一直认为，在大学里应该开设的是一种高深文化教育，探讨的应该是未知的和被禁忌的一切，而非这种中学时学的知识。（批评别人并不是说我的性文化课有多好，相反，我认为我们都是在探索，我的课也并不成熟。有很多问题，一样要批评。）

那么，如此说来，什么时候该告诉孩子他是怎么来到这世上的呢？（瞧，这其实是一个多么诗意的问题，但试着用科学的知识去回答它时，它就无趣了，诗意尽失了。）

我以为，要在孩子对自己的身体和周围世界有一个相对稳定的认识时，比如，他们能够理解你所说的生理方面的科学知识，他们也有相对清晰的认知体验，如他们大体对自己的生理器官有些认识，并对异性的生理器官也有一个简单的认知时，这个时候的他们，对性的想象有了一定的审美认识和道德认识（这是靠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培养的），虽然这些认识不一定是对的，但一定要有，这时告诉他们性究竟是怎么回事、怎样来认识性、怎样来面对性。从大体年龄来看，应该到了小学高年级和初中时期较好，当然也要因人而异。

当然性生理科学教育本身就是文化，但大家应该知道，我所说的文化不是这种物质文化，而是一种精神文化。

我之所以不赞成在孩子很小还根本不知道什么的时候就告诉他们性，是因为这种教育是完全机械的教育。这不是一种人文教育。

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当我们问母亲自己是怎么生下来和从哪里来的这样的问题时，不单单是指我们具体的生命从何处来，而是一个非常泛化的问题，即生命究何而来？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心中的疑惑也由具体而抽象化。这是一个形而上的问题。这个问题恰恰是我们生命的自觉的问题。俗世将它很早就拧灭了。

我在小时候，也常常想这个问题，想这个问题时并不仅仅想的是性（包括后来长大后也是这样），我常常望着远处的青山想：“不知道山里面有没有住着神仙”，很想有一天能够站在山顶上看一看那神秘的世界。是的，这世界和生命是神秘的。我们孩子们在一起会常常讨论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我的小弟弟是一个被我妈妈骂成“打破沙锅，纹（问）到底”的捣蛋鬼，他几乎每天都要问忙碌的妈妈，人干活干什么？妈妈笑着说，吃饭啊！他又问，吃饭干什么？妈妈说，长大啊！他又问，长大干什么？妈妈说，长大后就挣钱啊！他又问，挣钱干什么？妈妈说，吃饭啊！妈妈终于有些不高兴了，说，快去，玩去吧，别问了，我还忙着呢。有时候妈妈会说，烦死人了。

这些问题的确是烦死人了。所以普通人不去回答，只有圣人、哲人、宗教领袖和科学家、诗人去想了，所以后来这世界就被这些想问题的人改变了。他们说，天是圆的地是方的，这世上有上帝，这世上有真主，这世上有佛，这世界是物质的，人是由猴子变来的，人是一种动物，等等。

我每次上课的时候，都要讲到这些问题，因为你要回答价值问题就必须先回答世界观的问题，我会照例问我的学生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当然，结果是，给他们了一大堆谜。他们从此大概得想想自己过去相信的是不是对的。我试图想把童年的那些生命深处溢出来的问题还给他们，而这正是我们做学问的开始，正是我们做人的开始。孔子说，古人治学是为自己，今人治学是为别人、为了炫耀。回答终极问题就是为了自己，而回避终极问题而著书立说作者只是为了炫耀知识，是要不得的。这种观念应该写在每一本书上，给那些胡说八道者一种警示。

所以，我告诉我的学生们，不要相信学者们说的：“一定要在孩子懂事后就告诉他们生命的秘密，告诉他们性是怎么回事。”这是一种行不通的谎言。生命的秘密是你能讲得通的吗？性是怎么回事有时连成人都难以讲清楚，孩子又怎么能一下子理解呢？我曾经问过刘达临先生：“您在家里跟孩子们谈性吗？”他摇着头说：“不。”从那一刻起，我知道中国文化暂时还不允许我们在家庭里大声讲性，此外，讲什么而不讲什么是应该有选择的。

当我们在孩子幼小时就告诉他们性就是男人和女人的精子与卵子结合的结果，这种近乎于冷酷的解释无疑又从另一个极端扼杀了性。性是一个终极性的问题。谁能回答这世上为什么会有男人和女人？男人和女人为什么长成为今天这样？等等。

这种机械的教育无异于扼杀了孩子对性的文化的理解和审美的能力，断了他们想象的翅膀。这种教育是可悲的。

大学流行同性恋问题

在去年以前，无论我的性文化课，还是新浪上的大学生性心理咨询热线上，以及我在一些大学进行的性文化报告中，同性恋问题还不是很明显，但是，今年以来，这个问题非常突出。仅就电子邮箱来咨询我如何治疗的就有5位，而我对治疗问题还没有精力去关注，更没有多少研究。在性心理咨询热线上，这个问题也明显地多了起来。最让我惊讶的是在我的课堂上，今年询问这个问题的同学一下子多了起来。要知道往年很少有人谈这个问题。

他们的问题是：如何解释同性恋现象？为什么患有同性恋的病人患艾滋病的几率较高？同性恋是正常的合理存在？还是因心理上的不适出现病变的？为什么男同性恋者多于女同性恋者？等等。

这一问题为何会在今年陡然间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呢？依我看，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学者和媒体的作用。在今年上半年人大会前后，有三个现象值得我们注意：李银河博士的同性恋结婚的法案、电影《断背山》的上演和电影人程青松向媒体自暴是同性恋者，这三件事先后发生，使中国突然间将这一过去只有同性恋和学者们关注的问题一下子变成全社会关注的问题。在这种背景下，很多学者、艺术家也参与这场讨论。如画家陈丹青的言论也风行一时。

二、人们的思考逐渐理性起来。自80年代末开始，同性恋问题逐渐从地下开始暴露出来，到了90年代末期，这一问题已经成为学界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同时，同性恋现象开始得到法律界和社会的宽容。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讨论，在今年这一问题进入真正的“学术”讨论阶段，也就是理性认识阶段。

三、同性恋者的数目越来越大。这究竟是一种可喜的现象？还是一种可悲的结果？今天的中国人突然间困惑起来了。据去年《中国青年报》的一则报道，在记者调查的12个同学中，就有两个是同性恋，也就是说，大学生中有六分之一的人是同性恋者。这个数据显然是无限地夸大了，但是，它仍然说明，同性恋者的数目已经比过去我们所想象的要多。

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在中国，对于同性恋问题的关注几乎是单方面的，即学者的同情甚至怂恿和媒体的夸大其辞，却缺少真正的学术对话。原因也很简单，中国文化在对待同性恋问题上一直缺乏必要的学术构建和伦理阐释，但这一问题在西方基督教国家是不同的，由于基督教教义中有明确的道德戒律，甚至一些哲学界（如柏拉图）都有哲学阐发，所以学术也一直建立在对这种戒律的深层研究中，使得这一研究逐渐深入。在西方，人们还从科学的生命界来研究同性恋问题的根源。事实上，中国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才刚刚开始，人们对同性恋问题产生的根源和后果、在伦理上的困惑都没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对它还只是好奇。

究竟什么行为才是同性恋行为

要界定什么人是同性恋者，首先得界定什么行为是同性恋行为。这是难的。

一般地讲，同性恋是指指向同一性别的人的性活动，其对应词当然是异性恋。可是这个定义远不清晰，因为经过伦理的选择后，一个人的性行为和性活动在表面上至少是较为简单的，但是，在私下里，在无意识中，人的行为又会怎样呢？这是个复杂的问题。我们今天对同性恋的定义其实仍然在表面，还没有进入本质，因为进入本质，就意味着要把私下里的行为放大，那么伦理就会变形，甚至坍塌。因为这种危险，所以绝大多数人还是不愿意将它讲出来。

20世纪中期以来，许多学者试图用统计学的方法来说明同性恋的比率，想以此来为社会提供一个如何正确看待同性恋问题的基本的准则，但发现这是很难的，原因也在于这种危险性。人们不愿意在伦理上冒险。

即使是将同性恋问题这层纸捅破的金西教授，仍然遇到了这样的阻力。弗洛伊德也一样。不过，他们的问题远比这种阻力要多。

什么是同性恋行为？同性之间的亲昵行为是不是同性恋行为？难道只有产生了性行为的才是同性恋？这个问题越问越难以回答。从性欲望的角度来看，从个人如何认定自己的身份的角度看，目前还没有一种尺度能恰当地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同性恋者。例如，只要对一个同性的人产生了爱恋就是同性恋了，还是必须把他的性行为也联系起来才算？如果一个女人在看别的女人时出现了性唤起，但是她又只和男子性交，那么她算不算一个女同性恋者？如果她仍自认为异性恋者，对不对？同时，人在一生之中经常改变他的性行为，这就很难根据他在某个时期内的性行为就把他认定为同性恋者。例如，有个男人过去确实有过同性性行为，但是现在和异性结婚了；或是和异性结婚已经20年，现在却和同性一起生活了，这算不算同性恋者？一个人在监狱中有过同性性行为，出狱后改变了，他算不算同性恋者？

从金西教授的调查来看，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似乎都是双性恋者。在调查中，最大的麻烦有两个：一是同性恋者不容易调查到，这从电影《断背山》就可以看出来；二是双性恋者多不承认自己的同性性行为。

这仍然是一个伦理情结。所以金西强调，并不存在一个判断同性恋的单一尺度，不可能把人类划分成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两个泾渭分明的群体。

后来的研究是由外而内的，即人们把“同性性行为”变为“同性恋行为”，一个“恋”字将问题内在化了。也就是说，人们更强调同性之间的爱情，而把单纯的性行为弱化了。这其实是一种价值判断、道德伦理判断。也似乎只有从这个角度来判断同性恋者，同性恋世界才是高尚的、圣洁的。《断背山》深深打动人们的正是这种纯洁的爱情。

当然，这就使学术界产生了混乱。世界同性恋问题权威哈斯教授1979年给同性恋定义为：“同性个体间肉体亲昵的性行为，一种双方情愿，但却被视为违反习俗的性行为。”而其他一些专家如玛莫尔、格林等人，则把同性恋的范围扩展为“对同性成员的强有力的性爱吸引”，也就是说，只有同性之间的爱慕之情而没有行为表现也算是同性恋了。

在我看来，其实这种分歧才是正常的，才是学术界应有的分歧。人们常想把问题单一化，即把学术问题当成政治问题，想用学术来统治人的思想。这是错误的。从人的认识的角度来看，从古至今就有所谓唯物的唯心的两种甚至三四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对同性恋的认识也一样。如果光从性的角度来研究，显然是简单的，但我们也只能将它与动物相比了。如果与动物相比，人类也就等同于动物了。如果从精神心理的角度来研究，问题便成为人类的，也就是价值的、道德的，人类的崇高就显现了，但我们仍然可能是片面的。当我们强调物性的时候，我们最终也许仍然会陷入迷茫：为什么生命界会有这样一些现象？究竟是谁创造的？这就进入了精神世界，宗教就产生了。当我们强调精神性时，也一样会面临终极问题：人类在一开始时的性是什么样子？那时有没有同性恋？

这就是哲学问题、宗教问题。所以，在我看来，人类的所有问题都暂时是一个纷乱的谜，它需要回答一个系统的终极问题后才能理清楚。

中国古代同性恋一观

在我国的历史典籍中，曾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当殷商政权传至成汤的嫡长孙太甲时，实际上的国家权力掌握在最高执政官伊尹手中。太甲继位后，“颠覆汤之典刑”，胡作非为，于是伊尹把他放逐到桐(今山西万荣县境)，自己则代行天子职务，此间伊尹为太甲作了《伊训》、《肆命》、《徂后》等训词，讲述天子应如何为政。太甲在桐宫中，把伊尹的训诫整整学习了3年，终成正果，愿意“悔过返善”。伊尹将太甲接出复做天子，殷商的政治又出现了清明的局面。《尚书·商书·伊训》曾记载了训词中的“三风十愆”说，伊尹道：“卿士有一于身，家必丧，邦君有一于身，国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如此厉害的“王风”系指：“巫风”、“淫风”、“乱风”，其中“乱风”内含“四愆”，第一愆便是“比顽童”。一些朝代的史学注疏家们都把“三风十愆”中的“比顽童”说法，视为是我国“娈童癖”发生的最初实例。刘达临先生认为，尽管有“娈童始于黄帝说”，但因黄帝存在的本身就缘于几分神话，使人疑之为历人伪托，故把《尚书》中的记载，视为“娈童癖”之初始，还是比较有把握的。

这说明其实在殷商时期就已经有了同性恋和对同性恋的限制了。不过，艺术往往是对当时道德的反抗，也是对当时民风的记载。我们在《诗经》中就可以读到对同性恋的赞颂：

《诗经·邶风·泉水》载：“娈比诸姬，聊与之谋。”

这里的“娈”，指貌美的童子，那时道家有“娈童姹女”说，认为与少男少女发生性行为可以从中得到补益。这大概是“娈童”兴起的原因之一。

据记载，在周朝就有同性恋者了。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崇尚男风的记载。“龙阳之好”的故事便是一例，《战国策·魏策》载：

魏王与龙阳君共船而钓，龙阳君得十余鱼而涕下。王曰：“有所不安乎？如是，何不相告也？”对曰：“臣无敢不安也。”王曰：“然则何为涕出？”曰：“臣为王之所得鱼也。”王曰：“何谓也？”对曰：“臣之始得鱼也，臣甚喜，后得又益大，今臣直欲弃臣前之所得矣。今以臣凶恶，而得为王拂枕席。今臣爵至人君，走人于庭，辟人于途。四海之内，美人亦甚多矣，闻臣之得幸于王也，必褰裳而趋王。臣亦犹曩臣之前所得鱼也，臣亦将弃矣，臣安能无涕出乎？”魏王曰：“误！有是心也，何不相告也？”于是布令于四境之内曰：“有敢言美人者诛。”

翻译过来就是：有一天，魏王和他的男宠龙阳君一起钓鱼。龙阳君钓了十多条鱼时，突然放声大哭。魏王问他为什么，龙阳君说，当我钓到第一条鱼时，我高兴极了，可是当我钓到第二条鱼时，却将第一条鱼放之于海了，于是我想到了自己，你想想看，现在我受宠于你，位极人臣，人们都怕我，可是四海之内漂亮的人那么多，人们会千方百计地讨好于你，有朝一日我也会像第一条鱼一样被你弃之于海的，想到这里，我怎么能不伤心呢？魏王说，你有这种想法，为什么不早点说呢？于是颁布一条命令：如果有人敢在王的面前提出另一个美貌者，就要满门抄斩。这个故事里的人物多少有点像《白雪公主》里的皇后。

《说苑卷十三·权谋》云：

安陵缠以颜色美壮，得幸于楚共王。江乙往见安陵缠，曰：“子之先人岂有矢石之功于王乎？”曰：“无有。”江乙曰：“子之身岂亦有乎？”曰：“无有。”江乙曰：“子之贵何以至于此乎？”曰：“仆不知所以。”江乙曰：“吾闻之，以财事人者，财尽而交疏；以色事人者，华落而爱衰。今子之华，有时而落，子何以长幸无解于王乎？”安陵缠曰：“臣年少愚陋，愿委智于先生。”江乙曰：“独从为殉可耳。”安陵缠曰：“敬闻命矣！”江乙去。居期年，逢安陵缠，谓曰：“前日所谕子者，通于王乎？”曰：“未可也。”居期年。江乙复见安陵缠曰：“子岂谕王乎？”安陵缠曰：“臣未得王之间也。”江乙曰：“子出与王同车，入与王同坐。居三年，言未得王之间，子以吾之说未可耳。”不悦而去。其年，共王猎江渚之野，野火之起若云蜺，虎狼之嗥若雷霆。有狂兕从南方来，正触王左骖，王举旌旄，而使善射者射之，一发，兕死车下，王大喜，拊手而笑，顾谓安陵缠曰：“吾万岁之后，子将谁与斯乐乎？”安陵缠乃逡巡而却，泣下沾衿，抱王曰：“万岁之后，臣将从为殉，安知乐此者谁？”于是共王乃封安陵缠于车下三百户。故曰：“江乙善谋，安陵缠知时。”

这段话的意思是：安陵君也是楚共王的男宠，有人提醒他，色衰会爱弛，应该向王表态，连死也跟随他，就能长期得到君王的信任与宠爱。他找了一个机会向楚王讲了，楚王深为感动，封他为安陵君。

后世阮籍作《咏怀诗》，盛赞安陵与龙阳：

昔日繁华子，安陵与龙阳。夭夭桃李花，灼灼有辉光。悦怿若九春，磬折似秋霜。流盻发姿媚，言笑吐芬芳。携手等欢爱，宿昔同衣裳。愿为双飞鸟，比翼共翱翔。丹青着明誓，永世不相忘。

《汉书·佞幸传》还载一“余桃断袖”的故事：

“董贤，字圣卿，云阳人也。为人美丽自喜。哀帝望见，悦其仪貌，宠爱日甚，出则参乘，入御左右，常与上卧起。尝昼寝，上欲起，贤未觉，不欲动贤，乃断袖而起，其恩爱至此。”

这些故事都说明在我国古代就有同性恋的风气，而且被艺术家还传为美谈。

到了汉代，每个皇帝几乎都有一个至几个美男作为性爱对象，并且记入正史，史家殊不为羞。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这种风气就传至民间，一般富家都以蓄养娈童乐伎作为“财富”的象征。唐朝时，男风的盛行可以在唐小说里看出来。到了明朝后期，同性恋在社会上已经很普遍了。那些俊美的书童，实际上，多半就是主人的性伴侣。

清代有专为同性恋者设立的相公堂子。据说，相公其实叫“像姑”，意思是像姑娘吧。《弁而钗》里的李又仙，为救父卖身到像姑堂子，后又为报答恩客男扮女装做了恩人的妾，最后以娘的身份抚养恩客的后代。

不过，大约从宋明开始甚至更早，同性恋显然还是受到社会的制约。西门庆多淫之人，既有六房妻子，还要迷恋烟花，这还不算，在当了武官后，专门养了一个书童，为其性伴侣。这事被潘金莲得知，多少有些不愿意与西门庆做爱，将西门庆数落了一番，西门庆也总是矢口否认。

为何如此呢？这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关。《易经》云：一阴一阳为之道。天地也生于阴阳之合。也就是说，阴阳之合是生命的常道，相反，违背阴阳之道者便非道。非道即有背天理。

此外，这与人们对性的认识有关。在古代，人们以为，性是生命的母亲。在道家还有一种修炼观，性与健康有关。这是性的两大功能，而性的第三个功能快乐是不能提及的。快乐与淫往往成了同义词。

在男性为中心的文化社会里，对女性同性恋往往是不能容忍的，所以中国古代对于女同性恋的记载甚寡。汉武帝时的陈阿娇大概算一个，她被打入冷宫后与一个跳大神的女人“同寝如夫妇”，后被汉武帝惊觉，大怒，从此对一切与跳大神有关的事深恶痛绝。试想想，汉武帝自己不但后宫三千，还要同性恋者陪伴左右，却不能容忍女子同性性行为。

为什么古代人类要禁止同性恋

在前文《中国古代同性恋一观》中已经提及，我国早在殷商时期就已经有禁止“比顽童”的律法。这一历史痕迹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当时同性恋风气很严重，二是说明它对人类社会的稳定及发展有危害。不过，从西方残酷迫害同性恋者的历史来看，在中国的典籍里，至今还没有看到对同性恋大规模残酷迫害的记载。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样的不同？又是什么原因使中国在殷商时期就已经禁止同性恋风气？

前文《中国古代同性恋一观》已经论述，中国对同性恋的禁止大概来自于中国人最早的哲学“一阴一阳谓之道”的阴阳哲学观。其次，便是儒家哲学的性观念。那么，还有什么原因呢？从人类与自然斗争的历史来看，性崇拜是早期人类的最重要的也是最根本的崇拜，它说明性的生育能力是人类对性的第一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同性恋不能生育，它自然地就受到限制。这是至今我们在中国人的思想中发现的原因。

但古代西方世界对同性恋仇视的原因是很清楚的。这也大概是后来同性恋问题成为西方宗教、学术、科学所探讨的重要原因之一。从某种角度来说，它困扰着西方人的精神。

在基督教还没有完全深入民心之前，在古罗马，尤其在古希腊，同性恋风气曾盛行一时。当时的一些大学者如苏格拉底、亚里斯多德、柏拉图等都是同性恋者，在他们的思想中，男子是最干净、最美的，同性恋自然便是高尚的。但在此后兴起的犹太教以及基督教对同性恋的认识大相径庭，都把同性恋视为十恶不赦的大罪。其原因之一也与中国人的认识相同，即它违背了性的生育和繁衍的神圣之道。同中国人一样，那时的西方人，结婚而不生育也被视为大罪，更别说同性恋了。

同性恋的苦日子从宗教开始了。在基督教看来，同性恋是最严重的罪行，因为它不仅反上帝（连柏拉图都说，人本来是“男男合一”、“女女合体”、“男女共体”三类人，但由于要反对宙斯，结果被宙斯一劈为二，同性恋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同时在独身、禁欲的条件下，修士和修士、修女和修女之间很容易发生同性恋，如果不对同性恋进行镇压，就危及教会自身的生存。大概这后一个原因更为重要，所以教会对同性恋的迫害首先在内部。公元567年，基督教会在第二次图尔宗教大会上宣布，禁止两个男修士同睡一张床，以后又禁止两个修女同睡一张床。后来，教会就和当地统治者联合起来一起惩处同性恋了。公元538年，拜占庭帝国皇帝查士丁尼在把罗马法和教会法综合的基础上颁布法律，说同性恋“引起饥荒、地震、瘟疫”，对个人则“丧失灵魂”，因此，为防止国家和城市的毁灭，必须严禁，惩罚的手段之一是公开示众后加以阉割。谁知这一说法在公元541年至544年真的得到了“应验”：拜占庭发生大鼠疫，人们都归罪于同性恋者。

大概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同性恋与“魔鬼”、“不可预知的疾病”（在《古兰经》中也有这样的警示）等联系在一起了。关于这一点，中国人也有人这样认为，但没有科学依据。比如，汉哀帝为之断袖的董贤、被符坚宠幸的慕容冲、陈文帝陈蒨和陈子高，都活得不长，不知道是不是与疾病有关。在记载中，《清稗类钞》里记载的那位宿娼狎优的翰林朝官，死时的症状与现在所说的艾滋病却有几分相似：“汙血淋漓，阳脱于骡车中，怀中犹抱一优。”还有《聊斋》中的为契好（广东一带把同性恋称为契好）报仇的董九郎，用后庭引诱契好的仇家，不久便真的使仇家病发身亡，不知道跟什么病有关。

中国人对兄妹婚的认识是较早的，也是较为科学的，认为“近亲结婚，其子不繁”，但对于同性间的性行为会导致什么疾病却没有多少科学的记载。人类对同性恋会导致疾病的认识主要是基督教。《圣经》中提到过一个罪恶之城，就是位于死海边的索多玛城。该城的居民罪孽深重，令上帝忍无可忍而降下大火和硫磺予以毁灭。什么罪孽呢？公元一世纪亚历山大人斐诺说，该城的居民犯的罪是同性恋：“索多玛城的居民不顾自然法则，狂饮烈酒，暴食美味，进行不自然的性交，他们不仅纵欲于女人而使别人的婚姻破裂，而且违反自然，男性间相奸。结果，当他们想要小孩时，却发现自己已无法生育，因为他们的精子不育了。”正统教会接受了这种认识，认为同性恋会带来灾难。

可笑的是，宗教一方面由于禁欲而导致同性恋的发生，同时，又反过来迫害同性恋，如果上帝知之，又作何感想呢？这大概是西方与中国对待同性恋不同态度的原因之一。

在欧洲长达1000年之久的暗云密布的中世纪，基督教会对同性恋者的迫害十分残酷，直至处于火刑。法国在大革命前夕，对同性恋者要施以火刑，直到《拿破仑法典》公布，才对同性恋者采取了较为人道的态度。到了19世纪的维多利亚时代，那时虽然很少对同性恋者采取野蛮的刑罚了，但同性恋行为仍被视为非法。爱尔兰19世纪的宗教法律还规定要把同性恋者绞死。到了19世纪末，现代性科学开始兴起，不少性学先驱如赫希菲尔德、霭理士等都提出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同性恋，反对打击与迫害同性恋者，于是社会上视同性恋为罪犯的态度开始转变。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德国纳粹分子上台后，又疯狂地迫害同性恋者。在希特勒执政期间，共迫害死40万同性恋者。至今在柏林的菩提树下大街仍有悼念这些死难者的纪念碑。

这便是整个西方同性恋的苦难史。始于宗教，终于科学。

20世纪西方同性恋问题纵横谈

在20世纪，西方社会对同性恋问题开始争议，并成为一个学术问题。人们争论的焦点是同性恋是否属于精神错乱一类的问题。英国精神病学协会出版的《精神错乱诊断及统计手册》对同性恋的归类可以反映这种轨迹：最早的分类是把它归于具有性病态的精神病个性，第一版它被划归为“反社会和个性混乱”一类，第二版则把同性恋归为性变异，并列在“个性错乱和某些其他非精神病的精神错乱”一栏下。这些变化表明人们的态度在逐渐变化，对同性恋的宽容从医学界发展到整个社会。

美国人的研究在20世纪总是引领世界潮流，在同性恋问题上也一样。1947年4月，这是同性恋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美国精神病学协会对同性恋作了历史性的总结，认为不应把同性恋归为“精神错乱”一类，为此他们创造了“性意向混乱”一词，并作如下叙述：“这一范畴是指那些个体，他们的性兴趣主要指向和他同性别的人。他们想改变自己的性意向，并且因此而陷入混乱和矛盾之中。这个范畴和同性恋不同，后者并不必然地构成精神错乱。同性恋本质上是性行为的一种形式，和其他性行为形式一样，它不是精神错乱，不能归为神经错乱一类。”

美国学者福德和比茨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研究了除美国外的76个社会，发现64％的社会至少是承认社会上某些成员的同性恋活动，并视之为正常现象。如新几内亚的克拉基、澳洲的阿兰达、北美洲的西畦斯等等，男性多有双性恋倾向。当然，在剩下的36％的社会中，同性恋者还是被禁止的，要受到道德与法律的制裁。

美国性学界的先驱金西教授在50年代末发表的《金西性学报告》则更为惊人：在美国社会，有三分之一以上的男人表示，在他们的一生中，曾有过一次以上的同性性行为。这使人们失色，转而变为内心的欢喜，因为人们发现，其实每个私藏的行为都差不多，可以不受道德的谴责。这是统计学上的一次胜利，它竟然将神圣的道德推翻。人们似乎不再相信“真理是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不再信仰“唯一”的上帝的法则。

这是一次伦理上的失陷。显然，金西的报告并非价值判断，但人们将概念偷换了。为何这样说呢？举个例子，一个人的一生中，总会有一次或数次恶行，这虽然不能说明这个人是恶人，但是，也不能说因为人人都曾有过恶行就说恶行也是好的，是善的。同性恋问题也一样。人们应该从本体上来研究，而不应该过分地相信现象。但是，事实上，在同性恋问题上，现象影响了人们对其本质的认识与态度，更何况其本质是模糊的、可疑的、不可深究的。

于是，从60年代的“性革命”开始，西方同性恋者活跃起来了。他们不仅组织了一系列的团体和运动争取其合法地位，还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例如，美国旧金山是同性恋者的重要聚居地之一，同性恋者约占该市总人口的10％左右。每年6月的最后一个周日，都有数以10万计的同性恋者集会，庆祝他们的自由日，他们举行游行、运动会以至“选美”等等。1982午，当旧金山市市长范士丹否定了市议会通过的承认同性恋的家庭伦理地位的《同居法案》时，同性恋者被激怒了，他们立即组织了一场长达十多条街道的示威游行，公开叫骂范士丹是“同性恋者的公敌”，并发动了一场罢免战，在短时间内就征集了35000个赞成罢免市长的签名，达到了法定的人数。虽然最后因为范士丹得到了80％以上选票的支持，罢免宣告失败，但是同性恋者的政治能量在此可见一斑。许多时候，政界人物也不得不与同性恋者妥协，例如1984年美国洛杉矶市曾举行了一次参加人数达万人的同性恋大游行，市长和议员们也参加了游行，以表明他们支持同性恋的态度。

因为学者的支持和某些政要的帮助，以及同性恋者的运动，他们终于取得了胜利。1973年12月15日，美国精神病学会又通过决议，将同性恋从“精神障碍”分类中取消。在1975年1月美国心理学会正式通过了一项关于同性恋的政策声明：同性恋本身并不导致对判断力、稳定性、可信赖性或一般社会和职业能力的损害。而且，美国心理学会呼吁所有的精神卫生专家发挥引导作用，消除长期以来将同性恋性倾向和精神疾病联系起来的偏见。

在1980年出版的美国官方分类诊断系统第三版(DSM—3)中，维持美国精神病学会的决议，同性恋从分类中彻底取消了。1982年12月，美国的旧金山通过《同居法案》，承认同性恋家庭为合法。

但是，正当同性恋者在欢庆自己的胜利时，艾滋病出现了，而且首先在美国少数男同性恋中被确认。往日的怀疑似乎有了明确的答案，上帝的惩罚终于来临了。人们又一次把同性恋视为“疾病”、“魔鬼”和“瘟疫”。但是后来的研究发现，世界上近80％的艾滋病人和艾滋病毒感染者是由于异性性行为而染病的异性恋者，所以，为了全人类健康的利益，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共同迎接艾滋病的挑战”、“共享权利，同担责任”等“世界艾滋病日”的口号，并呼吁大众社会对同性恋者持宽容的态度。在1995年9月召开的第三届亚太地区艾滋病大会上，更进—步提出了“理解、承诺和关怀”的口号。

现在，人们虽然还将同性恋与艾滋病偶尔联系在一起，但越来越多的人们还是持宽容的态度。1991年3月1日，美国纽约市市长戴维·丁金斯郑重宣布，同性恋者完全可以具有异性恋者那样的家庭关系，并可以收养子女，相互继承家庭财产；如果是市政府的雇员，可以和其他雇员一样同工同酬。这个法令宣布以后，纽约市的同性恋者雀跃欢呼，第二天就有106对同性恋者到市政府去申请结婚，并签署了“家庭伴侣协议书”，市政府官员还特别祝福他们能像传统的夫妻那样相亲相爱。目前美国的50个州已有一半将同性恋合法化。

当然，除了美国之外，西方各国对同性恋的态度是不一样的。瑞典在1944年就已承认了同性恋的合法性，英国的英格兰、威尔士到1967年才正式把成年人之间自愿而谨慎地进行的同性恋视为合法，而苏格兰到1980年才承认的。60年代的荷兰已经有同性恋者结婚的，而丹麦则在1988年颁布了世界上第—部《同性婚姻法》。北欧国家对同性恋较为宽容，挪威于1972年承认其为合法。在俄罗斯，同性恋目前仍被视为非法，但同性恋团体的成员已占总人口的3％至5％，1989年底，莫斯科出现了“性少数派协会”。

在当代西方世界，对同性恋的看法和态度已经相当宽容，同性恋“既不是罪恶，也不是病态”(Not a sin，not a sickness)。但是，由于很多根本性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如人类为什么会有同性恋？从人类现有的伦理学上如何解决同性恋的伦理问题？一句话，在形而上学和科学上都没有拿出十分令人信服的答案，同时，宗教与传统的观念还在影响着人们的认识。有人说，决不能认为美国精神病学会或其他什么团体通过几个什么决议和宣言，就把人们对同性恋的看法完全改变了。即使以似乎是最“开放”的美国而言，现在还有约一半的州视同性恋为“非法”。如此看来，对同性恋的研究还需要更深一层。

不知道我们能不能得到一个完全让人信服的答案。不过，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相信，只有爱是伟大的，真正让人信赖的；只有宽容才是真正的人性，它使人与动物区分开来。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在没有终极答案之前，更应该从精神的角度去看待同性恋者。

同性恋究竟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

长期以来，同性恋被当成是一个心理现象，即研究者往往站在异性恋的视角来判断，同性恋便成为心理患者。自弗洛伊德以来，心理学界对此一直有这样一种态度，但是，也有部分人在研究同性恋的过程中发现，同性恋可能是先天的，比如，同性恋都不承认自己是病人，不愿意改变自己的性取向等，这些现象使研究者意识到，同性恋者可能存在生物学上的生理基础。如果这一立论成立，那么，同性恋就成了先天的。如果是先天的，那么，同性恋的伦理地位就应该与异性恋平等，同性恋的合法地位也就不证自立了。

一、关于心理方面的探索：认为同性恋者是后天造成的

弗洛伊德在对待同性恋的问题上一直存在一些矛盾，他首先并不认为同性恋是一种病态，在《性学三论》中，他说，同性恋者“并没有显示出和正常人不同的其他严重病态。……他们的功能未损；实际上，他们的智力发展和伦理文化都有很高的修养。”在《致一位美国母亲》的信中，他写道：“同性恋当然没有什么优点，但它也没有什么可耻之处；它不是罪恶，不是堕落，不能把它当做病态。我们认为它是由于某种性发展受阻所导致的一种功能形式。”

但是，弗洛伊德所说的“某种性发展受阻”，是不是会导致病态或非正常状态呢？1993年2月28日美国心理学会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在校男女同性恋者和双性恋者的决议》中说：“鉴于，许多男女同性恋者和双性恋者青少年更易于出现自卑和参与自我伤害的行为(包括自杀)”，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同性恋者容易产生心理疾病。当然，若从根源上来分析，这是由于同性恋本身遭受社会歧视而引发的心理疾病。

在当代社会中，即使是对同性恋有很深研究的西方社会，认为同性恋是一种心理变态的人仍然占大多数。研究同性恋问题最多的也是精神分析专家和心理动力学家（西蒙·波伏娃就是其中之一）。既然把同性恋当成一种病态，于是，心理学界讨论最集中的问题便是是否应该把同性恋归为一种病态而要采取各种精神病疗法来医治它。到了90年代，对同性恋的态度宽容得多了，人们讨论的重心又成为：同性恋可能是正常心理生活的另—种方式，只是与主流文化相对的一种生活形态而已。

其实在这些讨论中，终极的问题始终被悬置，即我们究竟是要站在异性恋的角度还是应该站在同性恋的角度，甚至要站得更高，从整个生命现象的角度来判断。绝大多数精神病学家和医生其实就是站在传统的价值观和文化背景下来判断的，那么，他们一定会坚持认为同性恋是一种精神病形式，他们的根据自然也来自传统的生命观：相对异性恋来说，同性恋是性发展紊乱的产物；他们偏离了正常的（男女之间发生性行为，导致生育）生物学原则；他们都是深受折磨没有幸福的人们（他们在人群中始终是弱势群体，他们容易产生心理疾病）。

这一说法自然要遭到人们的批评，尤其是同性恋群体的猛烈攻击。

但是，无论怎么说，社会要繁衍，人类要幸福，同性恋群体毕竟不是人类社会的主流，所以心理学家的一系列探索还是应该得到我们的重视。对同性恋的宽容是人类进步的表现，但对同性恋的研究更应该客观、深入，在这些研究中，绝不能因为同性恋者本身的一些意愿而违背了学术的价值。更何况，人不仅仅是一个生物的人，更是一个社会的人，那么，从社会和心理学方面进行的研究也是至关重要的。

在对同性恋的心理学的研究中，弗洛伊德始终是一座不能绕道而过的山峰，弗洛伊德所说的“某种性发展受阻”给心理学家指出了一条心理上的暗道。有人认为同性恋的形成是弗洛伊德所说的“恋母情结”在青春期未能克服，他希望占有他的母亲，而结果却产生了“被阉割的恐惧”，因此产生了和异性交往中的心理障碍。还有人说，在一个由过分强悍的飞扬跋扈的母亲和一个软弱、胆小怕事、被动的父亲构成的家庭中，容易造成男孩在男性气质的形成方面产生障碍，因此导致了同性恋。

从家庭入手，也就是从同性恋者早期的成长内在着手进行研究是很多心理学家的一个视角。贝勃曾对男性同性恋者的家庭背景进行研究，结论是：大多数同性恋男子的家庭，都有一位既占统治地位同时还富于异性诱惑力的母亲，其父亲往往是一位懦弱、冷酷、与孩子的情感上较为疏远的男人。父亲的影响力是微弱的，这样，在这个家庭中，母亲其实就承担了正常家庭父亲的一部分角色。也就是说，在男性为中心的文化社会里，这样一位母亲还同时是一位父亲。但事实上，这位“父亲”是虚拟的，她的文化仍然是阴性的，她使家庭气氛死板、刻薄、小气，她斤斤计较，她把孩子都教育成为举止文静、喜欢安静与独处的人，她还使孩子都喜欢她、孝顺她，甚至到老都忠于她。虽然她是无心的，甚至是无私的，但最终可能导致孩子在交往能力上的欠缺，使孩子多生活在一个内心的世界，而与外在的世界往往是对立的。

在这个男性为中心的文化历史中，女性同性恋不仅古书上少有记载，就是当代的心理动力学学者们也很少探讨。有个别学者认为，女性同性恋是出于“对阴茎羡慕”而产生的变异，女人因为缺少阴茎而自认为不完全，所以就采用男人的性偏爱、兴趣和习惯进行性活动。西蒙·波伏娃在她的《第二性——女人》一书中对女性同性恋有一种经典的解释：

女人的同性恋是许多尝试之中的一种促使她的自主身份与被动肉体获得妥协的尝试。而如果真要谈起“自然”，我们可以说女人全部都是天然的同性恋者。女同性恋者的特点即拒绝男性而爱好女性肉体；但每个青春少女都害怕被戳入，被男性统治，并对男性身体感觉某种憎恶；另一方面，女性身体在她眼里，正如在男人眼里，同样是可欲之物。

在这位女性主义者面前，男人都成为可怕的专制者、独裁者，女人从本能上就有一种反抗欲，而这是女性在心理上关闭自己女性性别而趋向于男性的一种原因。

二、关于生理方面的原因：探索同性恋者为先天的人性

其实，只要与同性恋者有过接触，你就会产生一个矛盾：他们究竟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他们对社会在表面上几乎没有造成任何伤害，但为何历代宗教和政治都将他们打入死牢？他们都认为自己是对的，并非错的，所以他们不愿意接受任何性取向方面的改变，如果不是先天的，他们为什么不改变呢？

于是，关于同性恋先天因素的研究开始了。当然最早的推测还是柏拉图。柏拉图在《飨宴篇》里借伊罗之口讲了同性恋的由来。他说，人类可分为“二重男性”、“二重女性”、“男女兼性”三性。即男与男一体，女与女一体，男与女一体，各有四手四脚，十分强悍，想征服造物主宙斯。宙斯大怒，把他们各割为二，并叫阿波罗扭转他们的头向被割的部分——前腹方面，使他们永久不忘那罪恶。阿波罗是医术神，治愈了那割断面，缝合皮肤做成囊一般，那便是腹，打的结便是脐。这样，一个人就分成两个半身，一个半身有一种向另一个半身合而为一的迫切愿望。所以，本来是“二重男性”而被分割成两个半身的男子，形成了男同性恋；同理，原来是从“二重女性”分割开来的女性，形成了女同性恋。

柏拉图的这一幻想从神学的角度似乎极为可能，而且具有了某些形而上的意义。柏拉图的叙述有以下几层含义：一是同性恋是天生的，与异性恋是平等的；二是同性恋与异性恋一样，在没有获得爱情之前，是不完整的，是孤独的，所以都在寻求人的完整性；三是同性恋与异性恋不仅仅是一种生物性即生理上的性的结合，更是一种精神性的结合，即爱情。

但是，无论柏拉图将此说得多么高尚，在科学时代，人们还是想寻找一种更为可信的原因，即科学上的根据。但实际上，这种根据是否真的科学是有待以后的人类来判断的。

自从进化论产生以来，科学家对人类的研究往往类比于动物。这是一种基本的方法。同性恋的研究也不例外。研究人员发现：大多数哺乳动物、特别是雄性动物中会发生同性恋行为；偶尔还会发现—只公狗、公牛或雄猩猩甚至只采取单一的同性恋行为。

这一发现成了很多社会学家的“科学依据”，这是值得警惕的。疑问是：为什么动物中会产生同性恋行为？如果简单地因为动物中有同性恋行为，就认为人也应该有同性恋行为，那么，人与动物何异？它带来的是人类价值的丧失。事实上，就是因为人类可以产生高级的社会群体，并能自觉地反省人类自身的罪恶，使其产生善、公平、自由等理念来，动物界就没有。这是人类不同于动物的根本原因。假如人类与有些动物一样，那么，只有那些强大的有性吸引力的男人才能存在下来，那些弱小的男人和丑陋的女人就不可能存在下来。他们在异性面前，不可能有性权利。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向同类发展。这是同性恋产生的根源之一。关于这一点，后世的同性恋现象是一个明证。后世同性恋的产生地主要在宫廷里和禁欲的宗教界。但是，人类与其他动物不同的是，人类在集体生活中产生了公平、自由、善、同情、怜悯等精神，这是人类的群与动物的群的根本不同。在这种精神的感召下，人类便有了同情弱者的道德精神，而婚姻制度的发展也证明了人类在性方面的分配是公平的、高尚的。因此，某些性学家和社会学家发现的这个所谓的“科学依据”其实是反人类的，它只能说明同性恋的产生可能具有先天性。如果从这样一种先天的可能出发，人类就应该同情和承认同性恋者，因为同情、宽容和价值是人类的特点，也是人类独有的精神。

另一种研究也许更为科学一些，研究人员在观察中还发现，人类同卵双生子中同性恋的发生率高于异卵双生子。由于男性和女性体内都存在雄激素和雌激素，可能由于胎儿期或青春期激素分泌的某些不平衡导致了同性恋行为的产生。激素在人类性发育中是有重要作用的，最初胚胎发生的原始性腺有双向发展的趋势，这取决于胎儿体内的雄激素水平，睾丸酮促使原始性腺向男性化方向发展，促进男性生殖器官的生长、发育；而缺少睾丸酮则使原始性腺向女性化发展，生长出女性的内、外生殖器来，而一旦决定了男性或女性的特征之后，另一种性器官就逐渐退化，只是作为残迹存留下来。这是一种同性恋形成的生物学原因的假说。这种假说实际上是把柏拉图的假说变了个形式，但至少从现有的生物学和医学上有一定的可能性。

也有人试图通过对同性恋者体内激素的测定来寻找激素影响人类性行为的原因。这种研究的前提是，将同性恋界定在性行为内。1970年，一位名叫曼格里斯的研究工作者观察了身体健康的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24小时内的尿样品，结果发现，二者的睾丸酮及其衍生物的比例是不同的。这个发现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但是后来又发现，有些患抑郁症和糖尿病的人尿中的甾酮类代谢物的比例和同性恋者很接近，这就使得这种方法的特异性受到怀疑。后来又有人提出，男同性恋者的血睾丸酮水平比正常人低40％，但这项研究因为不能重复而失败。

走得更远一些的研究者也从现代心理学和生物学方面得到启示，他们想，如果在人的神经中枢大脑中发现同性恋与异性恋的区别的话，那么同性恋的一系列行为就有了依据。这种研究是在综合了上述所有研究者无果的情况下产生的，它把人的心理与生理两方面都概括了起来。1991年，美国《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研究报告说，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的大脑细胞之间存在着不同之处。这项研究的负责人是西蒙·利维，他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斯尔特生物研究所的神经生理学家。他对41具男性尸体的大脑其中包括19个男性同性恋者的大脑进行解剖研究，发现男同性恋者的下丘脑中的一组细胞比非同性恋者为小，下丘脑是大脑负责调节包括性活动在内的身体功能的器官。这个研究报告发表以后，引起有关学术界的广泛注意，普遍认为利维教授的研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但是，疑问也同样产生，人的后天行为会不会影响人的大脑组织呢？如果能，那么这种不同是否是由于后天的异常现象和心理活动导致的呢？

这就牵扯到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一个人生下来时是否就已经决定了他是同性恋者。这是目前还无法把握的一件事，因为同性恋的认可到青春期才能判断。但是，循着这样一个思路，有研究者提出，同性恋在生理上是否具有遗传性？如果说，这一假设得到证明，那么，先天的因素就很好来判断了。1969年，罗宾提出这样一个事例：主人翁是个高智商的教授，45岁左右，他的儿子在家庭内部同性恋活动中患上了急性精神病，为此他非常懊丧和苦恼。这位教授已处于精神病晚期并进入精神分裂潜伏期，他明白，他过去的同性恋经历不仅给自己，而且也给儿子带来了灾难。儿子本来很聪明伶俐，可是他服用了精神病治疗药片而造成了植物型幻觉和四肢的坏死。教授的乱伦(家庭内部的男性性活动)是从和他父亲开始，接下去是兄弟、表兄弟一直到他儿子。明显地，他是生长在一个父系遗传的家庭中，在这家庭中祖父、父亲、儿子之间有着无限的性引力，而女人在这家庭中只不过是传宗接代的工具。

这一假说由于其特殊性直到现在还没有得到完全的证明，但是，他也给研究同性恋的专家带来一些疑问：那些从遗传学上不能得到证明的同性恋者又是什么原因形成的呢？如果他们是后天形成的，人类又会面临怎样的艰难选择？

人类的这种先天性的研究到目前还在继续进行，希望早一天得到一个能令人信服的答案。

三、关于社会环境方面的原因：同性恋的形成是一个社会的原因

在社会学家看来，人与动物不同的就是其社会属性，人类虽然有很多本能的行为，但由于后天的人的社会化，这些本能已经转化为一种习惯，或者说是文明行为，特别是人类的道德精神，基本都是后天获得的，而这些道德精神又直接影响着我们的所有行为，包括那些本能的行为。从这一角度来审视同性恋，便与前面所说的心理学家和生物学家、医学家的看法不同。在社会学家看来，社会的影响或者说教育、环境等的影响是形成同性恋的主要原因。社会学家不同意精神分析理论关于人生来便具有同性恋和异性恋的两种倾向，而认为后来的性取向主要是由于“社会化”而造成的。他们认为，人类并非生来就有同性恋或异性恋的倾向，而只有产生性反应的能力。

比如，在婴儿时期，所有的人都是“中性”的，你告诉他他是男孩他便是男性，你告诉她她是女孩她便是女性。关于性别教育只是异性恋为主导的传统文化的一种教育，由于它的介入，使人们对性别有了男人和女人的分别。同时，也由于这方面的原因，便有了喜好或歧视。由于这种文化的影响使整个社会形成了一种强有力的关于性的认识，它不仅仅影响人的心理发展，也影响到人的生理趋向。在传统的以性为生育目的的文化形态下，使大部分人学会了对异性刺激产生性反应，而只有异性恋的倾向。同性恋的产生从本质上说与异性恋并无不同，只是同性恋者的个人经历使他们走向了另一条通向同性恋的“学习”途径。

在社会学家看来，这种所谓“学习”过程，主要是指一种行为发生后，周围的环境对这种行为的奖励或惩罚而引起行为者在心理方面的肯定或压抑的过程；广义地说，也是对周围环境的影响而产生潜移默化的适应过程。“学习”理论认为，人在开始阶段，既与同性也与异性接触，如果和同性的交往以至性取向受到“奖励”，就会导致这种行为的强化，使人的性取向趋于同性恋；如果异性恋的尝试受到挫折，也会削弱异性恋的取向形成而使同性恋易于产生。反之，对同性恋行为的“惩罚”和对异性恋行为的“奖励”则使人的性取向趋向于异性恋。

这种“奖励”与“惩罚”有时并不是直接指向性行为，而是指向性心理气质的养成从而间接指向性行为。例如一个男孩的顽皮、好动经常受到父母的呵责，父母只是要求他像女孩那样“文静”；或是他生长在一个女孩众多的环境中，顽皮、好动使他感到离群、孤立，那么他就会逐渐女性化，长大后由于“互补”的作用而倾向于粗犷的男子，从而产生同性恋。中国过去扮演旦角的男演员，由于长期揣摩女性心理和女性动作，也容易使心理气质女性化从而倾向于同性恋。

但是，这种社会学家的观点很可能会遭受同性恋群体的攻击，在同性恋者看来，他们在性别上并没有与常人不同的地方，社会学家所说的女性气质是一种变性人的特点，与真正的同性恋是有差异的。同性恋者还是坚持自己是先天的，而非后天的。也就是说，他们否定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为他们寻找的一切理由。这确是研究者们的困扰。

她该不该要孩子

徐老师：

下面是我在31岁生日时写的一段告白，没有人愿意读（包括老公）甚至和我探讨，同事们认为我很异类，老公觉得我纯粹瞎想。有时，我觉得自己是对的，因为我至今没有找到可以推翻的理由；有时，我觉得是不是我自己真的心理有问题。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我越来越困惑，我该坚持自己，还是该看心理医生。在网上读了您的博客，我想也许只有您可以与我沟通这个问题，我不希冀有个明确的方向，我只想有个可以信赖的局外人帮我分析一下，所以，贸然向您请教，希望不会耽误您很多时间。

(信略。)

我的回答：

你好！确切地说，这封信我早已看到，但由于时间的原因没有及时回复，同时，我也想进一步地想想再回答你。

关于一个人是否结婚和生育的问题，过去受神学思想和宗法思想的影响，被认为是天职。在神学思想下，生育是神的恩赐。在宗法思想下，生育是为人妻的第一要责。现在不同了。这些都不用说了，你都清楚。现在我想和你谈谈两个问题。

一个是你的心理问题。你首先要确定你不是有心理问题，而是你的心理还没有过渡到要生育的时候。跟你结婚前一样，你不想结婚，但到底结婚了。到底结婚是因为你的心理成熟了，虽然有点被迫的味道。现在你不想要孩子，也很正常，你的心理还没有准备好，更确切地说，你根本还没有准备，还在探讨与预备期。这一心理对你来讲，很显然是一个有关自由本身的问题。我想，也许过了几年，你会要孩子。那时，再要也不迟。

从你的来信上可以看出，你是一个酷爱自由的人，也是一个很理性的人。你做任何事都需要理由，而不是跟随着别人无意识地去做。这是理性的胜利。但同时，你也是一个矛盾的人。你为什么会想抱养一个孩子呢？是你怕生育的疼痛吗？是你怕会影响你的健康与美丽吗？基督教说，上帝惩罚女人就是要让女人忍受生育的痛苦，但是存在主义者说，我拒绝上帝的惩罚，我视生育为女人的幸福，因为它让我成为一位让人尊敬的母亲，从此，我有了一份神圣的责任与义务，而这正是此后人生的意义与价值所在。所以，关键要看我们怎么去认识这个问题。

生与不生，其实，没什么重要的，完全由人对自身生命与价值的认识所决定。当人们没有准备好做母亲和没有资格做母亲时，生育其实是一件不幸的事，她会将痛苦带给自己的孩子，但也可能相反，一个孩子也许会奇迹般地改变母亲的一切，她被迫成了一位母亲，也被迫接受了这个规矩的世界；她成为母亲后，她的内心会有另一种新的希望。这是一个新生命带给一个母亲的奇迹。

所以，这一切都在一念之间。

二是我想和你探讨一下生育与生命的关系。

这本来是一个纯价值的问题。生命是从有到有，而不是从无到有，也不是从有到无。当我们从父母那里获得生命时，其实我们就已经成为世界生命的独立的一分子了。千万不要认为我们本身能创造生命。那是人类自我迷信的结果。能创造生命是我们生命本身具有的一种能力，是我们运用它而非发明它。当我们问我们的父母我们是从哪里来时，他们无从回答，并不是说不好意思回答，这是一个浅薄的答案，真正的问题是生命从哪里来，即我们的父母的父母的父母从哪里来，最后会问到究竟是谁创造了生命。这是我们人类暂时无力回答的问题。但我们可以确知，我们是生命的一个链接点。当我们运用我们的生育能力去生育时，其实并非我们自己独有的一种能力，而是生命界普遍的能力。也许这样想的时候，我们就更是感动了。我们去生育是我们尽了生命本身的一种义务，但我们不去生育因为我们认识到生命是独立的，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仅仅只是一种社会关系而已，我们放弃这样的社会关系而靠我们自己的能力来谱写生命的辉煌也未尝不可。但这样说的时候，无论怎么都有一种遗憾。这大概是生命本身的一种遗憾。

所以，从生命运动的角度来说，我是赞成生育的，但是，生育本身又会为生命界带来灾难。如中国便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我们有责任为生命界的至善做点什么。这便是节育。节育与完全不生育当然是两回事，但你若想两全其美也是很难的。我们如果没有足够的时间、能力和爱来养育我们的孩子，那肯定是一件不善的事，甚至可以说是恶的，相反，不生育也许是善的。

这里有一个问题，你若想抱养一个孩子，我倒希望你能生育一个。生之痛苦也就是生之快乐。

其次，生命与生命的关系也是你要思考的。人类是一个以群分的社会，人类的很多习惯已经成为文化，当我们背离这些文化时，我们显然是要付出代价的，我们也会可能因为这些代价而改变自己。比如，当你既很在乎周围人的看法，又背离了他们的习惯，天长日久你肯定和他们生活不到一起，你会生很多的气，你终有一天可能会心理生病。当你不在乎周围人时，那你才有可能背离他们的习惯。这是很可怕的，你要作好准备。

生命与生命的关系还是相爱的，也就是说，虽然我们意识到我们与可能有的子女都是独立的，但文化的传统和生命内在的要求使我们相爱。爱是人类生存的最高价值。若我们的内心没有爱：对自己、对爱人、对孩子、对朋友、对世界等，那么，我们将一片荒凉。我见过对自己的孩子没有爱心的人，他们只在乎自己，其实他们根本不懂得爱，但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的。我所见过的大多数人是爱着的。这也就是有家的原因。

说了这么多，我并没有给你一个准确的答案，但我也有自己的倾向。我希望你能自己来决定这件事。

祝你幸福！

恋爱与爱情是一回事吗

这本来是一回事，但现在它不是一回事了。早在2004年5月份讨论我的《生于1980》这部小说时，就有一个女大学生对大家说：“我们80年代人是幸运的，但也是极为不幸的。我们有了谈恋爱的权利，但同时也失去了爱情。”

当时大家很诧异，她说：“比如我吧，我现在已经谈了好几个男朋友，现在仍然在谈，但我不知道我们之间有没有爱情。”

我相信她是真诚的。同样，有一位香港的男大学生曾经向我咨询过这样一个问题：老师，我现在读大二第一学期，从大学开始，我已经换了五个女朋友。我的条件很好，我的女友也很漂亮，但是，我每次和一个女友发生性关系后，我就不再爱她了，然后去寻找新的女友。老师，我是不是有病了？

他们是真的害怕了。他们是不是有病了呢？我对那位男生的回答非常肯定：是的，你得了一种花心病，你的病在于你的道德的先天缺失。

他不理解我的话，我便给他解释。在你成长的过程中，你经历的痛苦与磨难是很少的，你也很少去思考过道德的问题，而你想要的东西都是信手得来。家庭的优越带来的是你心灵上的平庸。是的，是平庸使你的内心从来不起波澜，所以你没有自我对话的习惯。这种成长史只能养成你欲望的极度膨胀和喜新厌旧的性情。你将成为一个典型的花花公子。在很多人看来，这是求之不得的生活，但你却感到了痛苦与迷茫。这是你的生命意识惊醒了。这阵痛对于你来说来得虽然太迟，但总算来了。祝贺你，你的心灵开始向你靠近了。为什么这样说呢？难道过去你的心灵没有跟你在一起？是的，过去是一种无意识的生活，那种生活对于一个人来说，是一种行尸走肉，因为你从来没有拥有过自我。你拥有的不过是你的欲望而已，那些喜悦，那些爱，都只是一种欲望满足之后的自然感受而已。只有你亲身体会到这喜悦与爱是你必须的，是你深思熟虑后想要的，你才会有真正的快乐与爱，你才会珍惜，珍惜才会产生道德。道德是爱的围墙，你没有围墙。也就是说，你根本还不懂得爱。

他非常诧异，反问我：我怎么会不懂得爱，我明明爱着。

我笑道：那不是真正的爱，那只是一种满足的习惯。这就是你为什么从来都没有获得过爱情的原因。

他更诧异：我明明已经谈过好几个女朋友了，都跟她们发生了关系。

我说：有些人一生与无数的女人发生过关系，但他可能始终没有获得过爱情，比如那些皇帝；有些人一生可能只谈过一次恋爱，就获得了一生的爱情，如梁祝。爱情与恋爱的次数和发生性关系是无关的。

他似乎理解了一些。我们的谈话很艰难。我始终想引导他走入内心，而他根本就不知道怎样走入内心。我曾经对我的学生们讲文学时说，这世上绝大多数的人过的都是外部生活，即所谓的物质生活，而只有少数人过着内心生活，即精神生活。如果用统计学的方法来衡量，绝大多数的人才是正常的，而少数人是不幸的。这种方法是荒谬的，只可惜它在我们的生活中处处都在用。一个人只有走入内心，才有可能获得真谛。这个大学生的问题就在于，他的富裕的家庭造就的是他一直都过着一种外部的繁华覆盖的华丽生活，他没有学会过一种内心生活，所以他对道德一无所知，对内心视若无睹。

他的悲哀还在于，他把生活从来都当成一种物质的，他根本就没有体验过精神与物质的较量，所以当他与女友发生性关系后，他们的关系也就结束了。在这个过程中，他根本就没有参与过爱。他以为是爱的东西只是他的欲望而已，爱只是性而已，最后他明白了，爱与性是不同的。

实际上，这悲哀何止于他一个人。这是时代的通病。我们这个时代对于道德的口诛笔伐已达到极点。人们对道德的蔑视也是历史罕见。人们把欲望等同于人性，而把欲望之道看成人道主义。凡是与欲望相左的，都会被看成是非人性。很少有人把道德当成人性的建筑来看，于是，道德不再去干涉人性的事，而人性也就为所欲为，一副花花肠子。

实际上，在那些道德完满的人那里，道德是最高的人性，道德是引导欲望的圣体。在那些人那里，道德也并非人性的敌人，相反，它是人性的花朵和果实。当道德仅仅限于外部世界的生活原则时，它便成了人性的敌人，但真正的道德是内在的，是由内而外的。道德生长于内心丰富的土壤里。那些反对道德的人，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真正走进自己的内心和整个世界的内心，是因为他们对外部世界的欲望太多。

为何圣人都追求完美？是因为他们知道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之间有一种关系存在，他们想用内心的力量去打通外部世界，使之和谐。

恋爱在今天已经不是一个时髦的词汇了，它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我在上课的时候问那些还没有谈恋爱的学生：你们为什么不谈恋爱？他们的回答很微妙：不谈恋爱不是不想谈恋爱。

我问他们为什么想谈恋爱？大部分人认为，大学生到了这个年龄，身心都已经发育成熟，是到该谈恋爱的时候了。他们还列举了很多原因。但也有同学认为，并非所有的大学生都身心发育成熟了。我对他的这个说法较有兴趣，便进一步问了下去。他说，有很多人还不知道责任为何物，还根本不知道恋爱为何物？首先我们应该弄清楚什么是爱情？什么是婚姻？什么是家庭？只有把这些都弄清楚了，我们才成熟了，才有了恋爱的资本。

他的这个说法我较赞同，但实际上它只是适合于一部分人。更多的人是在恋爱的得与失中体会这一切的。一个从高一开始谈恋爱，直到现在已经谈了7年的男大学生最后站了起来，他说：我认为大学生都进入了一个误区，就是把爱情与婚姻等同了起来，我认为，爱情是爱情，婚姻是婚姻，爱情可以不计后果，但婚姻不行，婚姻是非常实际的。

他滔滔不绝地说了很久。我笑道：你既然认为爱情与婚姻不能等同，那你为什么还要坚持呢？

他苦笑着说，我们中间出了很多问题，我们还不会处理，我对我们的爱情一直存在一种不信任感。

很显然，这份爱情对他来说是沉重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在于不懂得爱，也就是说，还不懂得处理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和社会关系。

我在课堂的最后进行了简单的总结：大家的谈论中的确有一个误区，那就是都认为爱情对于青春是公平的，如同吃饭一样可以按时按点地进行，其实，这就是你们所说的恋爱，这并非爱情。恋爱与爱情是有距离的。爱情并非只是青春的专利，爱情也是个个体事情，并非公共事件，即不可以用年龄来划分。有些人可能在少年时就经历了他一生中最美好的爱情，有些人是在青年，还有些人可能是在中年，甚至还有一部分可能是在晚年。歌德、梁实秋等很多人都是在晚年获得爱情的，那样痴狂。前不久，杨振宁博士也在80多岁时获得了一份爱情。人们都纷纷议论，说他早已没有了性能力，怎么能这样？那个女的肯定是有所图。我的学生也问我，我说，人们进入了一个误区，都以为爱等于性，而性又等于性能力，实际上，性可以是一种物质存在，也可以是一种精神存在。人的性意识从人有意识时就有了，到生命结束时才会结束。我宁愿相信杨振宁博士获得了爱情。爱情对于一个人就像命运，他根本不知道何时会获得。当他获得的时候，也就是他的生命重新开始的时候，是他对生命重新有一种领悟的时候。

我对我的学生说：你们并非身心成熟的时候才有了恋爱的渴望，而是早在心灵孤独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恋爱的冲动。是道德、习俗、规矩限制了你们。身体发育成熟时，你们为什么那样渴望爱情？是因为你们的身体需要爱情，这便是性。人在青春期时，人的身体是最强壮的，所以人的精神需求也是猛烈的。身心是交融在一起的，灵与欲是共体。这个时候的爱情便自然地与性要结合在一起。我们常人所认识的爱情也就是这种爱情。但为什么我们想恋爱却不能获得恋爱呢？是因为我们的心灵。有些人说，还没有遇到那个生命中的人；有些人说，时机未到，等等。人们在这种谈话中忽略了最本质的东西，那就是自我的问题。为什么别人能获得爱而你却没有？难道仅仅是因为条件不成熟？难道仅仅是因为没有遇到生命中那个让你感动的人？我想不会。每个人在青少年时期都或多或少地暗恋过，也就是说遇到过那个人，但为什么不能真正地相遇？

这是个有关心灵的问题，是有关爱的本质的问题。

我一再地强调，爱并非天生就会的，爱是需要学习的。为什么有些人一生都不能获得爱？为什么有些人却一生都在爱着，不仅爱着个体，还爱着整个人类？

关于爱的学习，其实不过是探究人的本质而已。让我们回到人本身吧！爱是这样一种由内而外的感受：它是有关自由与道德、存在与价值的一次践约。实现爱，就是实现人本身。所以要知道爱，首先要探知人的秘密。

“剩女”被剩“高危妇女”被困的原因

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一点儿也没错。我观察研究过大学里的很多“剩女”和“高危妇女”，最后的结论是，她们的性格使她们走向悲剧。

所谓“剩女”是指那些因自己或因别人的原因而致使自己不能走向婚姻的女子。这群“剩女”乍看起来都长得很漂亮，收拾得也很个性，事业也做得不错，但为什么就“剩”下了呢？

所谓“高危妇女”是指那些在壮年时因为多种原因而离婚却始终再未嫁的妇女，或指那些女权主义者，或指那些因为家庭或事业而负累不堪的妇女。这些人总有一面是不如意的，多指感情。她们在事业上也很成功，但是她们始终在身体和精神两方面的危险边缘行走，初看起来根本没有任何危险，反而很光亮，但是，危险就在她的脚下。

先来分析一下“剩女”。从表面上看，“剩女”被剩的原因如下：

一、总认为自己很漂亮、很优秀，所以择偶眼光过高，本来对男方的长相、才华等各方面都很挑剔，后来便慢慢地挑学历、挑人品、挑经济、挑地域，这使她们只能在很窄的范围内挑选。

二、女权主义思想影响甚巨，从某一方面来看，是观念使她们走向悲剧。男女平等成为她们的口头禅，但她们对男女平等的理解往往是片面的，甚至是幼稚的。在相处的过程中，如果男方一旦有与自己观念不同的地方，她们便立即产生反感情绪。

三、习惯使她们只重视自己的感受，越走越个性化，越个性化便越自我。比如，有很多“剩女”有洁癖，便也要求对方有洁癖，一旦对方在卫生习惯等方面有她看不过的时候，她便无法忍受。事实上，在这种时候，对方也已无法忍受她了。

四、猴子扳包谷，最后错过了最佳择偶时期。“剩女”在青春期开始，往往就已经成了众多男子追求的对象，但她好强的个性使她只与几个心仪的男子谈对象。那时候还没到出嫁的时候，所以她总是觉得还会有更好的男士在等着她，这样在心理上的不成熟就使她生出幻想，最后竟然把自己剩下了。

五、为情所伤，总是要以过去的男友为标准来选择。很多人可能会因为一次刻骨铭心的恋爱所伤，一直未能摆脱心灵的创伤，甚至有人会固执地认为，她此生不会再有真正的爱了（这也是那种一生只能真正地恋爱一次的观念所致），于是，便有一种自残的心理。

六、对事业和成功过分地重视。很多女性认为自己一定要在事业上有所成就，也一定会有所成就，不仅仅她自己这样认为，就是她的家人、朋友和同事也如此鼓励她，这便使她以事业为重。情感上的伤害和空虚使她越发对自己的情感产生恐惧心理，最后导致她躲在自己的事业中，以此为寄托。

七、心理上的困境。女权主义思想、自我认识过高、心灵的伤害等使几乎所有的剩女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心理障碍。她们生怕找不到比周围女性朋友的丈夫更优秀的男人，生怕周围人会笑话她，生怕有人说她不漂亮，生怕这样那样。

凡此种种，若从根本上来找原因，应该是性格上的原因。这些人大都固执、自我、好强，对自己和别人要求非常苛刻。这成为她们择偶过程中最大的弱点。

而她们在40岁左右便慢慢地变成了“高危妇女”。和这些剩女一样，“高危妇女”往往会离异。她们在社会上往往是成功者，可是家庭成为她们

的病根。这样，她们在事业方面也便后方无援，越是如此，她对家庭的埋怨越大，而她对事业的投入也越大，最后便会产生严重的失眠、抑郁等症状。结果会怎么样，大家想吧。

性格上的弱点会导致很多后果，多是悲剧性的命运，因此，这些人的性格也可以称为悲剧性的性格。要改变这种悲剧性的命运，就要加强修养，就要改变自己的这种性格。总之一句话，要以最朴素的方式对待自己和别人，做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平凡人，做一个对功名不在意的人，那么，你的一切便平坦了。

怎么做，我们以后再谈。

再谈情人

你对你的婚姻满意吗？你有情人吗？如果有一个很漂亮的女人向你示爱，你会接受吗？

一次报告会上，一个大学生这样问我。我念出来时，大家都笑了，但立即静了下来。都想听听我的解释。我说，我对我的婚姻很满意，也没有情人，也终将不会有，因为美色在我面前只是美色，我已学会不再去占有。

我想，我这样老套的回答定然是让大学生失望的。谁知，他们竟报以热烈的掌声。

昨日，我写了一篇关于婚姻制度与情人关系的文章，观点很明确，一夫一妻制的弊端之一就是产生了情人。这是作为一种制度难以克服的矛盾。一方面，这种制度保障了男女平等这样一种人类的理想与道德，另一方面，它又限制了人类的欲望，而此欲望在道德失衡和婚姻不幸的情况下又会寻找新的释放点，那就是情人。这是制度的矛盾所造成的社会的悲剧，这也同样是人类的道德理想与欲望之间的矛盾与悲剧。文章一出，立即有人骂我。说我写文章无非是为自己寻找一个借口。

大概人们也的确是这样想的。因为谁要争取什么，往往是为自己的。但对于学者来说，是不同的。学术对于学者来说，既是为自己的，又是为社会的。学者必须说出真象，并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

恩格斯说过，一夫一妻制的背后是男人大肆重婚和女人大肆通奸。无非还是说，一夫一妻制伴随着的是婚外的恋情。这就是情人。这是一种非常客观的描述。它既尊重了人的本性，又肯定了制度的理性。

一夫一妻制的基础是什么呢？是男女平等观和现代爱情观。男女平等的婚姻观念来自于基督教，而现代爱情观其实也同样来自于这种婚姻的观念。人类社会经历了母系社会、父系社会，这两个社会都是不平等的，所以人类正在经历第三个社会，这就是男女平等的双系社会。一夫一妻制是与这样的双系社会相连的制度。

我批评一夫一妻制的目的无非只有一条，那就是它仍然不是最理想的婚姻制度，因为人类的精神与欲望之间的矛盾始终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但是，在还没有找到更为理想的婚姻制度时，我们有理由相信它是最文明的婚姻制度。

不过，从这种叙述中我们不难发现一个隐藏在制度背后的问题，那就是人类所有的制度其实无非就是在解决人类的精神与欲望的矛盾。所有的发展都是为欲望的，而所有的道德与法律又是来限制欲望的，因此，我们有了精神的享受。

在欲望与精神面前，哪一个更重要始终是我们选择的问题。在神学时代，自由与永恒的精神追求始终是人类的唯一选择，欲望是魔鬼。在人学时代，人道主义开始怀疑上帝、对质上帝，并开始解放欲望。而在现代与后现代，上帝、人道主义都成为虚无，欲望即身体则成为真实的存在。马克思颠覆前人理性哲学的一个基本点就是强调人的欲望即物质性是人的最原始也最基本的需要。马斯洛则在此基础上发明了人的需要层次，生存欲与基本的生理欲望成为人的基本需求，也成为人权的最基本的内容。于是，产生了一个非常神圣但在有些人看来是一个非常荒谬的宣言：性是人的基本权利。

反对者无非是站在现有道德立场上来发言，但他们忘了，现有道德立场根本就是矛盾的产物，因为所有的制度都是矛盾的。如在母系社会，那时虽没有明确的制度，但道德是有的。它相当于制度。在泸沽湖附近，有母系社会的痕迹，那里的女人是不允许男人背叛她们的，所以，常常有男人的尸体横死湖边。而在漫长的人类父系社会，女人一直是男人性欲的奴隶。女人背叛男人只有死路一条。只要有群体，就得有秩序，而这种秩序就是杀害生命的屠刀。在很多猴族中，雄强的公猴会杀死自己所有的情敌，甚至还会杀死长子，以保持血统的纯洁和稳定的秩序。这就是制度与人性之间的矛盾。更准确一些说，这就是社会的道德与个体生物欲望之间的矛盾。

古代人肯定是为此吃了不少苦头，要不怎么会有那么多严酷的刑罚。中国的礼教与其他文化的宗教其实就是来限制和梳理这些欲望的。欲望好似江河大海，人类必须去梳理和引导它，才能使它流向正途，放任自流与阻塞都将导致灾难。这就是道，这就是理。

所以，有道之人不会让欲望横流，更不会阻塞欲望，而是疏导。中国的圣人在此立了不少圣言，西方的基督教也为此立下诸多戒律。原则只有一个，即管理好自己的欲望。但是，无论是孔子、老庄，还是苏格拉底与耶稣，都没有将欲望打入地狱，而是在尊重的前提下进行了诸多规劝。

对欲望进行阻塞的是后期宗教与理学。所谓“存天理，灭人欲”便是其思想之一。它导致的结果是，一方面，作为制度大奖特奖贞女寡妇；另一方面，性乱成为社会的潜在危害。如中国的明朝，是中国历史上贞烈观最强的时期，但同时又是中国历史上文化最淫乱的时期，中国文学上的诸多禁书大都产生于明朝。如果再精细一些，我们还会发现，明朝也是中国历史上性变态现象最多的时期。在那一时期，男风之热令人震惊，而男人好女人“三寸金莲”之态更是令人惊讶。

如果我们观察一下人类的文化史就会发现，过分强调道德的时期，人类的性欲望会被压抑，在另一个时期，便必然会发生性解放，而过分强调欲望的时期，人类的精神又萎缩，在另一时期，便必然会禁欲。基督教产生之前是罗马帝国的纵欲，而欧洲文艺复兴之前又是宗教的禁欲。它的根本的原因仍然是，社会的制度与个体的欲望构成了矛盾，人的精神与欲望也始终是一个难解的矛盾。

这种矛盾同样存在于一夫一妻制社会。在这种矛盾中，我们是要将那些出轨者全部杀光还是劝他们统统离婚呢？前者出现在“文革”中，后者则出现在现在。前者虽然在表面上杜绝了婚外情，但暗地里又会是什么情景呢？人们对它的态度又是怎样呢？现在我们已经清楚了。后者虽然解决了一时的矛盾，但悲剧并非就此了结。它的悲剧在于，把苦难留给了后代，即社会。婚姻的悲剧在于家庭。

这就又出现了矛盾，既不能杀，又不能纵容。怎么办呢？

在法律上宽容，但在道德上严厉。这个说法也许是很难实施的。人们会说，法律都同意，道德怎么会不同意呢？这其实又牵涉到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在我看来，法律愈是细致，道德就愈是式微。在建设法律的时候，我们更应该重视的是道德的建设。一个和谐有序的社会不仅仅在于法律，其实，更在于道德。

从这个意义上，我是同情那些因为婚姻不幸而有情人的人们，但是，对于那些道德尽失而四处找情人者则抱之以轻蔑。

这就是我对情人的社会学思考。

接下来，我会从个人和婚姻的伦理方面去探讨，愿意探讨者可给我发来邮件。

柏拉图与苏格拉底的对话

电影《叶塞妮亚》中，奥斯瓦尔多就是一个不怎么正经的军官，他见了叶塞妮亚就要亲吻她，结果被亚塞妮亚打了，他对叶塞妮亚说：“你没有发现自己长得很美吗？这能怪我吗？”“……我只想看看你眼睛。”结果他蠃得叶塞妮亚的心。

云南剑川石钟山石窟及供奉的女阴崇拜物——“阿姎白”（约11世纪）。在母系氏族时代，人们对生殖器的崇拜象征了那时人们对生育的渴望。

这是丢勒的名画，与米开朗其罗的风格有些不同，人体形象已经向瘦美型发展，但即使如此，我们仍然看到男人与女人的形体美，和他们身上明显的不同。疑问自此开始。

这尊奥地利出土的维纳斯塑像是旧石器时代母系文化的象征，其乳房不追求今天的“骄傲”与坚挺，恰恰相反，它要追求的是能够哺乳的大乳房，它也许下垂，不是今天人们追求的上挺。还有硕大的肚子。这也是今天很多男女不屑的形象，但在那遥远的时期，它是美的象征。这尊塑像是那个时代的女神。她象征了人们多产丰育的追求。

性道德

在人类性崇拜的历史中，有一种崇拜是性交崇拜。这是人们意识到只有性交才能产生生命，出于对生命的赞颂与追求，人们便对性交产生了崇拜。今天人们所说的“乱伦”的无意识大概就是在那个时代留下来的。它不仅是一种欲望符号，同时还是一种信仰的精神符号。所以在今天看来是多么让人不可理解甚至在很多人看来是无比肮脏下流的行为，在远古时代却那样神圣。

中国的青年大都受了贾宝玉和林黛玉一见钟情与许仙和白素贞“千年等一回”的影响，都想找到那个一见面就彼此爱上的人。这是一种美丽的病毒。

孔雀开屏的主要意图是性吸引，它用这种美丽的图景和它的声音来吸引雌孔雀。这也是性的选择所导致的。

在这个世界上，单身越来越多。他们虽然常常遭到社会制度的约束和周围舆论的谴责，但他们依然顽强地生活着。他们的存在使这个不再以生育为主的社会变得多元、多彩。

在西方近现代文化史上，有很多哲学家和科学家都一生未婚，如卢梭、康德、尼采、萨特、克尔凯郭尔、卡夫卡、牛顿等，但是，有一些人却终身有情人，甚至私生活很混乱。

马家窑文化被公认为是中国最灿烂的母系文化的象征。这个陶罐中的图案都是女阴符号，代表了那个时代对女性的崇拜。

爱情与婚姻

男人好色是从父权文化开始的，传说中古希腊诸神之父宙斯就是一个好色之徒。只要有一个漂亮的女神或女人，他都想占为己有。事实上，好色是所有人的本性，而且也是生命的本性。这就是审美特点。达尔文的《人类的由来》中就讲，性的选择也是美的选择。如孔雀开屏是审美，同时也是性选择的结果。

《秦香莲告状》是古代秦腔中的一个著名的剧目，中国人大都知道。在那个时期，爱情的观念并没有，婚姻只是传宗接代而已。可是，在建国初，爱情的观念已有，那些将军的妻子们还是打着古老的旗帜组织了一个“秦香莲团”上京告状，但肯定无果。伦理观念已发生转变，新的观念必会是胜利者，持旧观念者必然是悲剧者。

避孕套及一系列性用品的出现，使性不再单单成为生育的行为，而且成为快乐的行为。这就是现代的性。

“一枝红杏出墙来”从来都指的女性的不规行为，原因再简单不过，因为女性的身体和情感都被压制着。现在，这句话不再是女人的专利，对于男人来讲也是适宜的，因为现在的婚姻制度对男女都是一种规约，那些没有爱情和自制力不强的人便会爬出家庭的高墙。更何况，对于现在来讲，离婚现象已经很普遍了。离婚是对一夫一妻制的有效补充。

中国的太监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残酷的现象，比那些用各种器材锁起来的古代女人还要残酷千万倍。他们虽然拥有男人的形象，却失去了神圣的天赋才能。中国的皇帝总说自己是天的儿子，却做出如此天理不容的事。有一个问题是，他们都没有性能力，但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性意识。

《花花公子》中所表现的女性往往都很大胆，裸露，性感。但这是给男人看的。它实际上告诉我们，女人还只是男人的玩偶。女人真正要解放还需要一个过程。

“注：关于同性恋主题的几篇文章，多参考刘达临教授《世界古代性文化》一书”

亲吻是爱的象征，但亲吻是不是性接触呢？这是我在上课时问学生的一个问题。大家茫然不知所措。亲吻当然是性接触，但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性接触。你不能把亲吻排除在性接触的范围之外。

这是德国的性教育漫画，表面看起来这是一个多少有些简单的动作，但要真正讲出个所以然，就不是一般人能讲得了的了。这种漫画对于孩子来讲，究竟意味着什么，还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与分析。

作者简介

徐兆寿

徐兆寿，1968年生，1992年毕业于西北师大，现供职于该校旅游学院，任旅游学院副院长兼国际文化交流系主任。复旦大学博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甘肃省首批荣誉作家。1988年开始在各种杂志上发表诗歌、小说、散文、评论等作品，共计300多万字。获“全国畅销书奖”、“敦煌文艺奖”、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十多项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