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虑的意义

[美] 罗洛·梅
简介

初版前言
修订版序
二十世纪中叶的焦虑
焦虑的哲学诠释
焦虑的生物学诠释
焦虑的心理学诠释
心理治疗师的焦虑诠释
焦虑的文化诠释
焦虑理论的摘要综合
焦虑个案研究

焦虑，不只是当代或西方的问题

罗洛·梅

本书是针对当代最急迫的问题而写，历经数年的探索、研究与思考始成。对心理学家与精神医生而言，临床经验已经证明，心理治疗的核心问题在于焦虑的本质。只要我们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便已经在了解人格整合与裂解的成因方面，迈出了第一步。

但是，如果焦虑只是一种调适不良的现象，我们大可把它交托给咨商室与诊疗间，而本书也大可放在专业图书馆就好了。然而，我们今日生活在“焦虑时代”的证据，可说是无所不在。如果我们能穿透政治、经济、商业、专业或家庭危机的表层，深入去发掘它们的心理原因，或者试图去了解当代艺术、诗歌、哲学与宗教的话，我们在每个角落几乎都会碰到焦虑的问题。在今日这个变迁世界中，日常生活的压力与紧张，已经让每个人都需要去面对焦虑，并以某种方式与之共处。

百年来，基于本书将陆续谈到的理由，心理学家、哲学家、社会历史学家，以及其他的人文学者，对这个紧随现代人，无形又无名的不安状态，越来越关注。然而，据我所知，迄今只有两本书写就——作者分别是克尔恺郭尔与弗洛伊德——主旨在于呈现焦虑的客观形貌，并指出与它共处的建设性方法。

本研究试图将西方文化中，不同探索领域发现的焦虑理论整理成册，找出这些理论中的共同质素，并形塑某种共同的基础，以利未来的研究。如果本书对焦虑理论的统合，能够对这个领域的连贯性与理则化有所贡献，那么我的目的基本上也就达到了。

焦虑并不只是抽象的理论概念，其理至明；它就像游泳对于乘船在岸外一英里翻覆的人一样的重要。不以当下人类问题为依归的焦虑讨论，是不值得去写或读的。因此，理论的综合必须经由实际焦虑情境的研究检证，而挑选出来的案例研究是为了找出具体证据来支持我的结论，以指出焦虑的意义以及它对人类经验的价值。

为了把本研究维持在可处理的限度内，我的范围仅限于当代人具有价值的观察，甚至于只挑那些最重要的人物。他们是我们西方文明的代表人物，不论是哲学家的克尔恺郭尔、心理治疗师的弗洛伊德、小说家、诗人、经济学家、社会历史学家，或其他对人类问题具锐利洞观的人，都包括在内。把时空缩限在一定范围内，能够使焦虑问题更形聚焦，但是这并不表示焦虑只是当代的问题，或只是西方的问题。我希望本书可以刺激其他领域中的类似研究。

因为我对焦虑这个主题极感兴趣，所以我会针对我的研究发现加以说明，不仅使专业读者能够清楚，就是学生、社会科学家，以及想对当代心理问题有所了解的读者，也都能够一目了然。事实上，本书是为那些感受到今日社会的压力和焦虑冲突的人而写的，也是为那些寻求焦虑的意义、原因，以及可能的因应之道的人而写的。

对于现代心理治疗学派的比较研究感兴趣的人，不妨把本书当做教科书，其中呈现了这个领域十几位代表人物的观点。要了解这些不同学派，透过焦虑理论的比较是最有效的。

在本书写作期间，我对焦虑的看法曾受惠于多位同仁和朋友的砥砺，讨论的内涵因此更为深广，但是因为人数太多，无法在此全数致谢。不过我想要表达对莫勒教授（Dr.O.H.Mowrer）、葛斯汀医生（Dr.Kurt Goldstein）、田立克教授（Dr.Paul Tillich）与琼斯教授（Dr.Esther Lloyd-Jones）的感谢，他们在不同阶段分别阅读了我的手稿，并就他们的专长与我讨论了许多关于焦虑的问题，使我深具启发。我同样要感谢弗洛姆医生（Dr.Erich Fromm）以及怀特学院（William Alanson White Institute of Psychiatry, Psychoanalysis and Psychology）的其他同仁，对这个研究直接与间接的协助。最后我要感谢的是，未婚妈妈之家的精神医生与社工人员，是他们协助完成书中的个案研究。这些同仁在了解个案方面，提供了专业的协助，不过基于伦理因素，他们必须以匿名处理。

纽约市，纽约州

焦虑之谜及其隐含的意义

罗洛·梅

自从本书初版于一九五○年问世以来，有关焦虑的研究大量出现，对于焦虑也十分关注。与一九五○年以前相较，当时只有两本论述焦虑的书出版，而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间，就有二十本相关的书籍上市。在一九五○年以前，探讨这个主题的论文只有六篇，而一九五○年以后，焦虑和相关主题的研究与博士论文，则估计至少有六千篇。焦虑无疑已经走出专业人士灯光微弱的办公室，来到商业市场的耀眼明灯之下。我很高兴，本书初版为这方面的关怀增添波澜。

但是，尽管齐聚了天才们的投入奉献，我知道没有人可以宣称，焦虑之谜已经解答。我们的知识增加了，但是还没有学会如何处理焦虑。虽然本书第一版中提出的正常焦虑概念，在理论上已经普遍被接受，但是我们还没有能够面对焦虑隐含的意义。我们仍旧执著不合理的信念，认为“心理健康就是指生活中没有焦虑”。我们似乎没有觉察到，在生活没有焦虑的这个幻念中，显露出对真实的严重误解；对于当前的原子弹辐射与氢弹时代而言，这点已是昭然若揭。

焦虑是有意义的。尽管这层意义可能有毁灭性的部分，但是也另有建设性的部分。我们的生存之道已是老生常谈，就是面对焦虑。弗洛伊德和阿德勒说过，原始人最初的焦虑体验，是来自野生动物的尖齿厉爪的威胁警示。在人类祖先发展思考能力，以及运用象征与工具来拓展保护范围方面，焦虑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但是到了现代，我们仍旧认为主要的威胁来自具体敌人的尖牙和厉爪，可是它们实际上大多是来自心理或更广义的灵性层面；换言之，它们主要是无意义的问题。我们不再是老虎和乳齿象的猎物，但是却受害于自己的自尊，被自己的族群孤立，或在竞争中受到失利的威胁。焦虑的形式已经改变，但是焦虑经验依然大体相同。

焦虑是人类的基本处境。在此举一个我个人的例子，尽管我已身经百战，但是我在每次演讲之前都会感到焦虑。有一天，我决定不再忍受这种看似无必要的紧张，在意志坚定的情况下，我终于能让自己不再焦虑。那天晚上当我上台时，我非常放松，而且完全不会紧张。但是那场演讲很糟糕。张力、处于挑战的感受，以及如赛马在门栏前等候冲刺的热力全不见了；而那些是正常焦虑表达时的身心状态。

面对焦虑能够（注意是能，而不是会）使我们不再无聊，使我们的心智敏锐，而且使我们确知这份张力的存在是人类生存的保障。有焦虑便有活力。就像发烧一样，焦虑表示人格内正在激战。只要我们持续争战，建设性的解决方案便有可能。当焦虑不再，争战结束，忧郁可能就会出现。这就是为什么克尔恺郭尔主张，焦虑是我们的“良师”。他指出，只要当新的可能性浮现时，焦虑就会在那儿。这些思考点出一个当代研究几乎没有碰触的主题，那就是焦虑与创造力、原创性和智识的关系。尽管本书第三部分只是简要地处理了这些议题，但却是为了第二版全新重写的。

我相信大胆提出一个含纳正常与神经性焦虑，以及文学、艺术与哲学的焦虑理论，是有必要的。这个理论必然是以最高形式的抽象呈现。我提议必须以下列这个定义为基础，亦即焦虑是存有肯认自己以对抗非存有的经验。后者是减损或毁灭存有之物，如侵略性、疲累、无聊以及终极的死亡。我重新改写本书，寄望其出版有助于焦虑理论的形成。

我很高兴地在此向鼓励我改写本书的研究生与同事致谢，工作的回报远超过我原先的期待。我要特别感谢与我协同研究的库柏博士（Dr.Joanne Cooper），她在主题图书资料搜寻和提供有力建议上，对我助益良多。

提柏隆，加州

二十世纪中叶的焦虑

Anxiety in Mid Twentieth Century

当现代人被困在……两个不同的年代，

以及两种不同的生活模式中，

他们了解自身的能力便全然丧失，

没有标准、没有安全感，

也没有最起码的共识。

——黑塞（Herman Hesse），《荒原狼》（Steppenwolf）

焦虑的意义

每一位机敏的社会公民，从他自己的经验以及对同胞的观察中，都明白焦虑是二十世纪普遍而深刻的景象。自一九四五年原子弹诞生以来，焦虑由潜藏的问题，转变成公开的问题。机敏的公民不仅觉察到某些显然会产生焦虑的处境，如不受控制的原子战争、激进的政经动乱等，更可以在自己和身边其他人的身上，注意到某些较不明显，但却更深刻的个人焦虑来源。其中个人焦虑的部分包括内在困惑、疏离、心理混乱，以及价值和行为标准的不确定。因此，努力去“证明”当代焦虑的无所不在，就像晴天打伞一样，显然没有必要。

既然大家都清楚社会中焦虑潜藏的来源，我们在这章导论中的任务，便在于指出焦虑浮现的过程，并说明它如何成为我们许多不同文化领域中的显性问题。我们可能会感觉到，当此二十世纪中叶的时节，在完全分歧的科学、文学、宗教、政治领域中，都共同关切焦虑这个问题。二三十年前，我们或许还可以称它为“隐性的焦虑年代”——本章稍后将做说明——但是到了二十世纪中叶，就成为奥登（W.H.Auden）和加缪（Albert Camus）口中所谓“显性的焦虑年代”了。焦虑问题的浮现从隐性而显性，从只是一种“情绪状态”，变成我们必须不计代价试图澄清界定的紧急议题，的确是意义重大的现象。

焦虑不仅在了解和处置情绪纷扰及行为失序时，被认为是弗洛伊德所谓的“关键问题”（nodal problem），即使在文学、社会学、政治与经济思想、教育、宗教和哲学等不同领域中，也都同样被认为是关键的课题。我将从这些领域中引证案例，从比较一般性的问题开始谈起，然后再进一步论及把焦虑视为科学研究问题的特殊考量。

文学

如果我们探究一九二○或三○年代美国文学中呈现出的焦虑，我们所关注的必然是焦虑的症状，而不是显性的焦虑本身。尽管在那个时期，公开和外显的焦

虑征兆并不太多，但是研究者还是可以发现许多潜藏焦虑的症状。譬如，像托马斯·沃尔夫（Thomas Wolfe, 1900—1938，译注：著名美国南方诗人）这样的小说家作品中，所宣称的孤寂感，以及永恒追寻的特质——亦即强迫式的疯狂追寻，但却总是受挫——便是。我们可以从本书说明焦虑的案例中看出，焦虑在本质上往往是根植于吴尔夫的小说标题——《你不能再回家》（You can t go home again）——所象征表达的那个议题上的。我们看到书中众生相，因为无法接受回不了家的心理意义，也就是失去心理上的自主，所以产生了神经官能的焦虑。人们感到好奇（因为文艺家以象征手法表达文化中的无意识假设和冲突，往往令人深信不疑）的是，吴尔夫书中的象征，是否意味着美国在一九二○与三○年代的许多人，已经开始了解到，我们不仅回不了家，也不可能再依靠过去的经济、社会和伦理准绳来维系安全感了？这个体认的核心便是，显性焦虑逐步浮现变成人们意识得到的一个问题，以及一种“无家可归”的感觉。如果我们把这个现象视为是针对家乡和母亲核心象征的揣测，或许便以更清楚的形式，提出了一个我们在这项焦虑的研究中，将不断面对的问题。

二十世纪中叶的焦虑

到了一九五○年代，焦虑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已经成为显性的陈述。奥登认为自己的诗题——《焦虑的年代》（The Age of Anxiety）——最精确地呈现出该时期的特性。奥登，《焦虑的年代》（New York, 1947）。尽管奥登对诗中四位人物的内在经验诠释，是设定在战争时期——亦即“恐惧成为必然，而自由却穷极无聊”的时期同上，p.3。——但是他清楚地表明，诗中人物和其他同时代的人之所以会感到焦虑的潜藏因素，必须在比战争更深刻的层次寻找答案。诗中的四个人物，尽管出身背景与气质皆不相同，却共同具有某些当代的特征：孤寂、做人无意义的感觉，以及无法拥有爱人与被爱的体验；尽管我们有共同的需求，共同努力，同时也都有酒精提供的短暂喘息。对奥登而言，如果焦虑的来源可以在我们某些文化的基本趋势中找到的话，便是向崇尚商业与机械价值的世界靠拢的压力：

我们随着

巨轮的转动前行；革命

影响无所不在，无论是世事浮沉

还是商业买卖……奥登，《焦虑的年代》，p.45。

……这个愚蠢的世界

精品巧器主宰一切，我们喋喋不休

说东道西，却仍旧孤独，

存活却孤独，归属——在哪里？——同上，p.44。

像无根的野草一般。

而诗中四位人物可能要面对的处境是，他们也将被卷入这无意义的机械化常规之中：

……我们所知的恐惧

是未知。夜晚的降临是否会为我们带来

可怕的境遇——在小镇

经营五金行……以教职谋生

教新教的女孩学科学——？为时已晚。

我们有被征询过意见吗？我们是否根本

不堪闻问？同上，p.42。

他们失去的是体验的能力，以及自己是具有独特价值个体的信念。这象征我们每个人的四位角色，同时也不再对其他同胞怀抱信念，更无法与他们获致有意义的沟通。本书初版时，我很兴奋地发现，由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 1918—1990，译注：犹太裔美国音乐家）创作，在一九四九年首度公演的一部交响乐，就叫《焦虑的年代》（Age of Anxiety）。伯恩斯坦相信，奥登的诗真正地把“时代的情状”展现了出来，同时也把像他这样的个体心声表露无遗，因此，伯恩斯坦就把奥登的诗转译成音乐的符号表现出来。

与奥登的诗题相似，加缪将这个年代命名为“恐惧的世纪”，而称十七世纪为数学的年代，十八世纪为物理科学的年代，十九世纪为生物学的年代。加缪知

道这些特性在逻辑上并不对称，也知道恐惧并不是科学，但是“科学必定扮演了一定的角色，因为当完美的科技即将造成地球毁灭的威胁时，科学的最新理论发展，便已经走到否认自己的地步了。此外，尽管恐惧本身不能被视为是一种科学，但是它确实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技术”引述自《纽约时报》，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第七版，p.2。。而我们的时代也常被指称为“心理学的世纪”。恐惧与心理学之间是否有必然的关联，以及恐惧是否就是驱使人们去检视他们自己心灵的力量，都是本书所要探讨的疑问。

另一位沉痛表达出本世纪的焦虑，以及人们有类似焦虑状态的人，便是卡夫卡（Franz Kafka, 1883—1924，译注：捷克作家，代表作有《变形记》〔1912〕、《地洞》〔1923〕、《审判》等）。卡夫卡在一九四○和五○年代的作品中大量涌现的写作旨趣，对于本书的写作目的极为重要，因为它所呈现的正是变迁中的时代氛围。如果有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卡夫卡所言对自己是有意义的，这就表示他所传达的乃是社会大众普遍经验中的某些深刻层面。在卡夫卡的小说《城堡》（The Castle）中，故事主人翁一生奋斗不懈的乃是，致力与城堡中全面控制村民生活的权威当局沟通；这个城堡当局有权决定他所从事的行业，以及他的人生意义。卡夫卡的平民英雄（non hero）之所以反抗，乃是受到“生命最原始要素，植根于乡土与心灵召唤，以及成为社群一员等需求”柏德（Max Brod），《城堡》（New York, 1930）的附录，p.329。所驱策的。但是城堡中的权威当局仍然莫测高深、不可亲近，故事主人翁的人生失去了方向、无法整合，也不能融入社群之中。虽然城堡究竟所指为何是可以深入辩论的问题，但是就城堡当局以权力压制个人自主性和有意义的人际关系这点而言，很清楚地便是官僚科层组织效能的缩影。我们坚定地认为，卡夫卡所描写的正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产阶级文化的诸般面向；由于科技效能的大幅提升，以致个人的价值几近摧毁。

我站在一旁，看着日本人脸上、身上、手上沾满了黑乎乎的炕灰，一个个就像城隍庙里的小鬼，突然想笑。日本人气坏了，用枪托一通乱砸，把炕桌、我家唯一的一盏煤油灯，还有窗户都给砸烂了。看着日本人折腾，我蓦然想起，如果按照奶奶的吩咐，把她塞给我的东西藏进炕洞里，肯定被日本人搜到了。想到这儿，我暗暗紧张，如果日本人也像搜屋子那样搜我，奶奶塞给我的东西肯定就会让日本人得手。我刚才之所以没有按照奶奶的吩咐把东西藏到炕洞里，主要还是没有时间，我光顾从窗户里朝外面窥视奶奶和日本人了，没顾得上藏东西。其次也是对奶奶的逆反，凭什么你老命令我做这做那？

尽管对奶奶有逆反，可是我更恨日本人，也许是仇恨的本能，也许是潜意识里对奶奶的服从，我心里怕极了，却根本没有把东西主动交给日本人的念头。现在，我最担心的就是日本人对我搜身。我想跑，慢慢挪动着步子，到了外间屋和里间屋的门口，我失望了，外间屋也有两个日本人在炕洞里捞着，被他们揭开的大炕露出了黑洞洞的内脏，弯曲的烟道就像猪肚子里的肥肠。日本人干事认真极了，两个人把脑袋探进灰土飞扬的炕洞里，屁股撅在外面，活像两只正在埋头吃屎的黄狗。

我悄悄出门，想趁机跑出去，起码，别让日本人搜身。可是我跑不出去，奶奶和二串子还有日本人里那个当官的，堵在当院，我要往外跑，弄不好后背就会挨一枪。我只好站在我家门口，下一步怎么办，我没了主意。

奶奶还在跟翻译吵，在屋里搜查的日本人纷纷回来报告，哇哩哇啦的，我也听不懂，只是能看出，这帮家伙把我们家和奶奶家的炕都给刨了，一个个灰头土脸，活像刚刚在煤灰里打过滚。

日本军官很生气，扬起巴掌就朝奶奶抽，我闭上了眼睛，我实在不忍心目睹奶奶挨耳光，那么大个人了，又是个女人，当着我这个小辈的面，被人扇嘴巴子，先不说疼不疼，就是丢人也丢不起。我闭上了眼睛，却没有听到手掌击在脸上的脆响，等我睁开眼睛，看到日本军官脸涨得通红，好像挨了耳光的不是奶奶而是他。日本军官左手揉着右臂，然后吼叫着又用左手朝奶奶扇了过去，这一回我看清了，奶奶埋头躲闪，同时举起胳膊肘护脑袋，胳膊肘顶到了日本官的小臂上，日本官又吃了暗亏，跳着脚吼叫，四周的日本人围拢上来，一窝蜂地把奶奶给抓走了。

奶奶回头瞥了我一眼，眼神非常复杂，我看不懂，估计可能是怕我把她交给我的东西弄没了。奶奶被押出院子的时候，我本能地想跟出去送她一程，可是她的眼神好像有魔力，阻止了我，我愣愣地站着，没有送她。

但是对同一社区在一九三○年代的第二次研究，却呈现出非常不一样的图像。显性的焦虑出现了。琳德夫妇注意到：“美国小镇居民共通的地方，是在面对复杂世界时的不安。”《美国小镇变迁史》，p.315。当时外显的焦虑场景，可以确定就是经济大萧条。但是如果立即下结论说，经济不安是焦虑浮现的全部因素，并不正确。琳德夫妇把“美国小镇”的不安，跟那个时代个人所经验的角色混淆相连结，是十分准确的看法。他们写道：“镇民陷入冲突模式的混乱中，这些模式并非全然不对，但是也没有哪一个模式清楚地得到认同，或能够免于困惑；换言之，基于团体的制裁而要求男分女归的角色扮演，乃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是个人在面对文化的要求时，却无法做出合于标准的回应。”同上，p.177。

美国小镇这种“冲突模式的混乱”，所呈现的乃是美国文化中无所不在的社会变迁，它们和我们时代中四处弥漫的焦虑密切相关，这点我将在后面的章节中提出来。此一问题将在第六章论及文化转变与焦虑的关系时详加讨论。琳德夫妇注意到，既然“多数人无法容忍生活各层面的变迁与不确定完全爆发”《美国小镇变迁史》，p.315。，美国小镇便倾向撤退到更严厉、更保守的经济与社会意识形态中去。此一焦虑症状和抗拒焦虑的不祥发展，预示了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主题，也就是焦虑与政治极权主义之间的关系。

社会心理学家立富顿（Robert Jay Lifton, 1926—）已为我们提供许多有关洗脑过程的洞见；立富顿，《思想改造与集体心理学》（Thought Reform and the Psychology of Totalism, New York, 1961）。而洗脑已是一九五○年以来，全球显著的社会动乱形式。我在此不会从许多相关面向切入讨论立富顿这项深具潜力的研究，只引述其中谈到焦虑主题的地方作为参考：

著名的天主教神学家邓恩（John S.Dunne）认为“所谓的‘逾越’（passing over）现象”，乃是当代的新宗教。邓恩对这个过程的描述是，“先是过渡到另一种文化的标准，另一种生活的方式，另一种宗教……接下来就是所谓‘归返’（coming back）的过程，带着崭新的洞见归返自己原来的文化、生活方式和宗教”。邓恩，《世界之道》（The Way of All Earth, New York, 1972）。

然而，这个过程也有其阴暗面。“逾越”过程的千变万化，以及所谓的普罗修斯风格（Protean style），将产生大量的焦虑。因分散现象而引发的焦虑，反而会带动人们对安定的追求，这个情况我们在当前基本教义派和许多集体灵修运动中一览无遗。立富顿，《自性的生活》（The Life of the Self,New York, 1976），p.141。

所谓的“普罗修斯人”（Protean Man）是立富顿对当代人格的分析，他们不断地改变自己的身份认同。希腊神话中的普罗修斯（Proteus，译注：普罗修斯在荷马史诗《奥德赛》中是海神波塞顿的助手，善于形变）能够不断转变自己的外形——“从大野猪、髯须雄狮、龙怪、大火到流水。……但是，除非他被抓住用铁链锁起来，否则就没有办法不改变他的外形。”这种戴上不同面具、不断变迁、持续反映环境，而“不知自己归属之处”（某位年轻的现代普罗修斯的形容）立富顿，《历史与人类生存》（History and Human Survival, New York, 1961），p.319。的驱力，所显示的乃是变动得令人晕眩的文化处境。不论我们对此赞许或失望，此情此景所显现的无疑正是我们社会的动荡不安。

立富顿把恐惧原子战的当代焦虑，比拟为一种麻木不仁的过程。此一防卫机转是一种情绪的缩敛，人们除了以此麻痹感觉、切断威胁的知觉外，无可奈何。萎靡自己的意识作用似乎可以暂时防阻焦虑。至于个人日后是否要为此付出代价则是个未知数；对于“帕布洛事件”（Pueblo）的生还者而言，他们确实付出了代价。某位研究过此一事件的学者说道，“因为明显的压抑和否认，而做出短期调适是可能的，但是事后一定得付出代价”福特（Charles Ford），《帕布洛事件：对严重压力的心理反应》（The Pueblo Incident: Psychological Response to Severe Stress），收录在沙朗生（Irwin Sarason）与史匹柏格（Charles Spielberger）主编，《压力与焦虑》（Stress and Anxiety II, New York, 1975），pp.229—241。，例如，后果可能会以自杀或精神性的抑郁症表现出来。

政治场景

政治与焦虑的理想关系，在斯宾诺莎（Spinoza）对“免于恐惧”的政治层面意涵解读中表露无遗。他认为国家的目的在于“让每个人免于恐惧，使个人因此可以在没有安全顾虑下生活与行动，不会伤害自己与邻人”。但是当我们转向实际的政治舞台时，我们却发现焦虑正若隐若现地展露出来。我们不用深入法西斯主义的复杂成因，就会注意到它的诞生和攫取权力，都是发生在普遍充斥焦虑的年代里的。保罗·田立克（Paul Tillich）曾亲身经历纳粹在德国的兴起，他如此描述德国法西斯主义发展背景的一九三○年代欧洲处境：

首先是一种恐惧感，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种不确定的焦虑感到处弥漫。不只在政经层面，文化与宗教亦复如是，人们似乎失去了安全感。个人失去可以信赖的基石；一切也都没了根底。灾难性的崩解随时会发生。

因此，对安全感的渴望遂与日滋生。伴随着恐惧与焦虑的自由已丧失价值；于是人们宁可要安全的权威，也不要恐惧的自由！田立克，《新教的年代》（The Protestant Era, Chicago,1947），p.245。

当此时期，由于人们急切地想要从焦虑中释放出来，因此会牢牢地抓住政治的威权。这样的极权主义在文化层级上所发挥的功能，和神经症状使个人不必面对无法忍受的焦虑，实有异曲同工之妙。观察意大利与西班牙法西斯主义的马修（Herbert L.Matthews, 1899—1977，译注：美国战地记者）写道：“法西斯主义就像是一座监狱，它让个人拥有一定程度的安全、庇护和食物。”《特派记者的教育》（The Education of a Correspondent, New York, 1946）。

除了上述以隐性症状形式出现的焦虑外，尚未统整的（unsystematized）焦虑在当时的政治社会场域中也日益明显。我们会时常引用小罗斯福总统（Franklin D.Roosevelt, 1882—1945，译注：美国第三十二任总统）第一任就职演说中的箴言——“唯一需要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可见多数人在面对当前政治社会情势的剧烈变迁时，已经越来越注意到“恐惧的恐惧”——或更正确地说，焦虑——这项事实。亚当斯（J.Donald Adams, 1891—1968，译注：美国诗人、记者）引述了几则小罗斯福总统之前提到有关“恐惧的恐惧”的事例（《纽约时报书评》〔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一日，p.2）：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 1803—1882，译注：美国诗人、散文家、哲学家）引述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 1817—1862，译注：美国诗人，著有《瓦尔登湖》等）《日记》（Journals）的话：“除了恐惧本身，再无可怕之物。”卡莱尔（Thomas Carlyle, 1795—1881，译注：英国诗人）提及：“我们必须涤除恐惧；否则我们无法行动。”培根（Sir Francis Bacon）也说过：“除了恐惧本身，再无可怕之物。”而“我们唯一需要恐惧的是恐惧本身”这句话，古罗马作家辛尼加（Lucius Annaeus Seneca）也同样讲过。这些陈述如果指涉的是恐惧，是说不通的。严格说，恐惧无法阻却行动；它其实为行动预置了动机。“恐惧本身”这个用语是否具有逻辑意义，是很值得怀疑的——因为说到恐惧，就必须是恐惧某个事物才对。把“恐惧本身”称为焦虑更有道理。如果用“焦虑”这个词汇代入上述的引言，其意义就更加彰显了。

原子时代的到来，原本还处在酝酿阶段，浮动不安的焦虑，已开始令人无法回避。美国丢下第一颗原子弹之后，现代人的宿命处境就在寇森斯（Norman Cousins, 1915—1990，译注：美国记者、作家，有美国良心之称，曾得过联合国和平奖）有关焦虑的激越陈述中表现了出来：

原子时代的降临使人心怀恐惧，而不抱希望。那是对原初的恐惧，对未知的恐惧，是对人类无法处置或理解的力量的恐惧。这种恐惧并非新鲜事物；对非理性死亡的恐惧，便是它的古典形式。只是它在一夜之间就增强放大罢了。它已经从下意识迸发进入到意识的领域，心中满是原始的躁动不安。……在此，人们找不到答案，找到的只是恐惧。《当代废人》（Modern Man is Obsolete, New York,1945），p.1。首先以社论形式刊登在《周六文学评论》（The Saturday Review of Literature）上，随后以书的形式出版。尽管寇森斯用了“恐惧”这个词，我认为他形容的是焦虑。“对非理性死亡的恐惧”则是焦虑的佳例。

即便我们在枪战和原子战争中死里逃生，可怕世界中本具的焦虑处境，仍将如影随形地跟着我们。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Toynbee, 1889—1975，译注：英国历史学家，著有《历史研究》等）坚信，世界大战在我们有生之年是不可能爆发的，但是我们却将长期处于“冷”战之中。这就意味着紧张与忧虑的状态将持续下去。整个世代（事实的情况是更为漫长）都处在焦虑的状态中，的确是一幅吓人的景象！

但是未来的图像未必是黑暗的。汤因比主张，持续的冷战紧张状态，也可以建设性地促使我们致力提升西方的社经水准。我同意汤因比，西方政治社会的存续，有赖我们对险恶世界处境中所含蕴焦虑的容忍，以及将此焦虑转为建设性用途的能力。

汤因比关于建设性运用焦虑的类比，十分鲜活，我摘述如下。从北海把捕获的鲱鱼带回来的渔夫，得面对水槽中鱼越来越不新鲜，而不能在鱼市场上卖得好价钱的问题。有一名渔夫便想出在鲱鱼水箱中放进一对鲶鱼的点子。鲱鱼面对鲶鱼现身的生命威胁，非但不会变得奄奄一息，反而更加活跃繁盛了起来。

汤因比，《如何转变苏俄局势》（How to Turn the Tables on Russia），发表在《妇女良伴》（Woman s Home Companion），一九四九年八月号，30 ff。当然，西方面对鲶鱼（中共或苏俄）能否真有建设性的反应，是另一个问题；换言之，我们在面对世界的焦虑处境时，能否建设性地运用焦虑，仍然有待观察。

在此处境下的焦虑会与日俱增，因为没有绝对的坏人或“恶魔”，可以让我们投射自己的恐惧。随着我们自己在主客两方面更加地涉入问题，焦虑会日益增

加。就像品纳兹（Peanuts）所说的：“我们见到了敌人，他就是我们自己。”

哲学与神学

焦虑在当代的哲学与宗教中也已成为中心的问题，它不仅是一般性的问题，同时是文化中普遍存在着焦虑的特殊指标。焦虑已经成为神学家如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 1892—1971，译注：美国神学家，著有《人性与命运》〔The Nature and Destiny of Man〕）等人思想中声誉卓著的部分，他是最关心当代政经议题的神学家；而哲学家如田立克与海德格尔等人，也因为亲身经历过去三十年来西方社会的文化危机与动荡，而特别重视焦虑的问题。

根据尼采“哲学家乃‘文化医生’”的概念，这些哲学家和神学家的思想不应该被视为是学术象牙塔的思想产物，而是对整个西方文化情境的诊断。

田立克形容焦虑是人类对非存有（nonbeing）威胁的反应。人是自觉存在的生物，但也同时觉察到自己随时会死去。田立克这个概念当然是在原子时代之前就形构的，但那的确是一幅栩栩如生的图像，让许多人得以理解非存有的立即威胁。用哲学的语言说，当个体察觉到自己的存有正与非存有的无限可能对抗时，焦虑便产生了。这与克尔恺郭尔把焦虑描述为“对虚无恐惧”（fear of nothingness）的说法不谋而合，这一点我们后面会再讨论。“非存有”（Nobeing）不是只有躯体死亡的威胁——虽然死亡极可能是此一焦虑最普遍的形式与象征。非存有的威胁在心理与精神领域同样存在，也就是在个人的实存处境中所承受的无意义感（meaninglessness）威胁。无意义感的威胁通常是一种负面的经验，会被当成是自我存在的威胁（也就是葛斯汀〔Goldstein〕所谓的“自我消解”经验）。但是当这种焦虑的形式被确认时，亦即当个人领受了无意义感的威胁，并挺身对抗它时，其结果便是个人自我本性经验的强化。这也使得他更加确认，自己作为一个存有者，是与非存有或客体世界截然不同的。

尼布尔把焦虑放在他“神人论”的核心部分。对尼布尔而言，人的每一项行为，不论是创造的或毁灭的，都牵涉到某些焦虑的质素。所以会产生焦虑，一方面是因为人像动物一样是有限的，有其存在的偶然与必然。但另一方面，人类也拥有自由。人类“不像动物，他看清自己〔偶然的〕处境，并期待随之而来的冒险”，就这一点而言，人超越了他自己的有限。“简言之，人因为既有限又自由，既受限又无限，所以是焦虑的。自由与有限并存的吊诡情境，使人生而焦虑。”尼布尔，《人的本性与命运》（The Nature and Destiny of Man, New York, 1941），p.182。有关焦虑是神经官能症的先决条件这一点，本书稍后将大量引介；不过我们在此要指出，尼布尔以对应的神学语汇，把焦虑比喻成是“原罪的内在先决条件……焦虑是诱惑心态的内在描述”同上。，这一点很具意义。

心理学

社会心理学家威洛拜（Raymond Royce Willoughby）主张，“焦虑是西方文明最耀眼的心理特质”。他从三个社会病理学范畴中，提出事件持续增加的统计数据为证；他相信这些事件可以被合理地理解为对焦虑的反应，也就是自杀、功能性的精神失常和离婚。威洛拜，《同质幻象假设》（Magic and Cognate Phenomena: an Hypothesis），收录在默庆生（Carl Murchinson）主编，《社会心理学手册》（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Worcester, Mass., 1935），p.498。在过去的七十五年到一百年之间，自杀率在多数欧陆国家中稳定地增加。威洛拜提到各种功能性的精神疾病时说：“即使运用最大可能的资源来提升医疗设备和诊疗能力……精神疾病的事故可能还是会显著上升。”威洛拜，《同质幻象假设》（Magic and Cognate Phenomena: an Hypothesis），收录在默庆生（Carl Murchinson）主编，《社会心理学手册》（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Worcester, Mass., 1935），p.500。在二十世纪里，除了日本以外，各国的离婚率都呈现稳定上升之势。威洛拜相信离婚事件是衡量文化成员，无法忍受重大婚姻调适所需付出额外压力的指标，因此较高的离婚率必然显示该文化的焦虑十分沉重。在美国，因为感到“残酷”（cruelty）而离婚者，是“离婚率增加最主要的原因，其他的因素则稳定下滑中”。威洛拜认为“残酷”是因为焦虑增加——“如果另一半的行为强化了焦虑，就是‘残酷’。”

威洛拜引介这些统计数字，目的在为“西方文明的焦虑与日俱增这个常识性的看法”提供实质的证据，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这些统计数字与焦虑之间，是否就像他宣称的具有那么直接的关系，也是可以被质疑的。离婚事件的日增，除了普遍存在的焦虑以外，社会态度的变迁似乎也是成因。将高涨的离婚率、自杀率与精神疾病率，视为是西方文化遽变转化过程下的症状与产物，并且把焦虑视为是此一转变状态下的症状与产物，似乎更合乎逻辑。

我们追踪离婚事件以迄今日的发展，便会注意到，根据一九七六年出版的统计数字哥伦比亚大学政策研究中心（Center for Policy Research）所完成的统计数字。，“美国人的第一次婚姻，在当事人近三十岁时以离婚收场的比例，比四十五年前在类似年纪离婚者，多了三四倍”。而离婚率在过去十二年已经增长了二倍以上。不论我们怎么看待这些统计数字，它们确实是文化处于激烈动荡状态的指标，也因此文化中的人们便暴露于无所不在的焦虑之中。

因为后续的章节将会详细讨论许多心理学领域中的焦虑研究，所以我在导论中只简要地说，焦虑已逐渐在学习理论（learning theory）与动力心理学（dynamic psychology）中被视为是重要的问题，特别是在精神分析与其他心理治疗形式中，更是如此。不安和恐惧，特别是双亲和老师的赏罚，会对学校的孩童造成重大的影响，虽然这点我们早已知道，但是直到晚近我们透过科学才明了，孩童在教育与课堂的经验中，焦虑细腻的显露及影响，可说是多得不胜枚举。我们能够把焦虑当成是学习理论的核心问题，并以科学的方式陈述出来，这都要归功于莫勒（Orval Hobart Mowrer, 1907—1982）、米勒（Neal E.Miller,1919—?）、道勒德（John Dollard, 1900—1980），以及其他许多后继的学习心理学家。详见第四章。

三十多年前，弗洛伊德便特别标举出焦虑，把它视为是情绪混乱与行为失序的核心问题。精神分析的进一步发展，只是证明了他的命题，时至今日焦虑已被各方认定是“神经官能症的基本现象”，或用霍妮（Karen D.Horney, 1885—1952，译注：德国女心理学家，著有《焦虑的现代人》）的话来说，是“神经官能症的动力中心”。这不仅在心理病理学中是个事实；即使在“正常”人的行动中，焦虑也比数十年前人们所怀疑的更为普遍，这点大众已有共同的认识。不论我们关心的是“正常”的行为或病态的行为，弗洛伊德说，要找出焦虑这个“谜题”的答案，就必须“照亮我们心理存在的全部”才行，这点无疑是正确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导论》（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psychoanalysis, New York, 1966），史崔西（James Strachey）译，p.393。

本书意旨

尽管焦虑已成为西方文化中各领域的核心问题，但是针对该问题的攻坚却呈现跛足之势，原因在于许多关于焦虑的理论与研究，至今尚未统整。虽然专业的

心理学家勤奋研究，但是从一九五○年到一九七七年，这个情况都没有改变。当我们读到许多研讨会关于焦虑主题的论文时就明白，心理学家甚至不是使用同样的语言在谈论。弗洛伊德在一九三三年出版论焦虑的著作中，开宗明义对此问题处境所做的描述至今仍大致不差：“当各位听到我将针对焦虑这个主题的研究假设，提出大量崭新的资讯时，一定不会感到惊讶……但是这些资讯却无法针对这个恼人的问题，提供最终的解决之道。”在当前这个阶段，要了解焦虑就必须要“引进正确的抽象概念，并且把这些概念应用在观察所得的材料上，这样才能看清焦虑的因由”。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导论补篇》（New introductory lectures in psychoanalysis, New York, 1974），史崔西译，p.113。

本书的意旨是，在现有尚未整合的焦虑理论领域中，尽可能“看清焦虑的因由”。我提议整合不同的焦虑理论，然后逐一检视其文化、历史、生物和心理的面向。我将在这些理论中寻找公分母，评估歧见，并尽可能地将不同的观点综合成一个整全的焦虑理论。书中提出的案例研究，是为了从临床的角度来审视焦虑理论——换言之，是针对这个整全的当代焦虑理论的各个面向，进行解说或质疑的工作。

焦虑的哲学诠释

Philosophicall Interpreters of Anxiety

尽管我无意对现世高谈阔论，

但是对当代情势稍有观察的人都不会否认，

这个时代是错乱的；而造成其焦虑不安的原因则是，

思想的范围也许更为宽广，

或甚至在抽象层次上变得清晰，但是却越来越不确定了。

——克尔恺郭尔，《惧怖的概念》 （The Concept of Dread）

在弗洛伊德和其他深度心理学家出现之前，焦虑的问题是属于哲学伦理学和宗教讨论的范畴。特别着力于焦虑与恐惧问题的哲学家，对于建立抽象的知识系统并不感兴趣，倒是人类存在的冲突与危机吸引了他们的注意。正因为焦虑是人类无可回避的处境，所以他们不得不正视这个问题。于是，历史上对于焦虑及其相关问题的真知卓见，多出自那些同时关注哲学与宗教问题的思想家，如斯宾诺莎、帕斯卡和克尔恺郭尔等人，也就不令人意外了。

探索焦虑问题的哲学背景，对于了解当代的焦虑有两点帮助。首先，最明显的助益就是，我们可以在这些哲学家的著作中，寻觅出焦虑意义的洞观；例如克尔恺郭尔所见的这类观点，不仅预示了弗洛伊德理论的到来，更在某些方面预测了弗洛伊德以后的发展。其次，这样的探索也可以澄清我们社会中焦虑问题的历史背景。由于个体的焦虑受限于他所在的历史文化处境，因此如果我们想要了解个体的焦虑，就不能不对他的文化以及形塑他成长氛围的主要观念有所了解。本章所隐含的这项假设，在第六章中将有更详细的说明。因此，本章研讨说明的重点是，对当代的焦虑具关键影响的某些文化议题与态度，究竟是如何产生的。

以身心二元分立的议题为例，这个观点的现代主流版本是由笛卡儿，以及其他十七世纪的思想家所提出来的。它不仅在十九世纪晚期和二十世纪，造成许多人的心理分裂与焦虑，同时在某些方面也为弗洛伊德定下了讨论焦虑问题的基调。参见《焦虑》（Anxiety, New York,1950）一书中罗洛·梅的论文《现代焦虑理论的历史根源》。

另外一个例子是，我们的文化一直对“理性的”、机械的现象过度热衷，却对所谓“非理性的”经验加以抑制。因为焦虑总是有些不理性，于是我们的文化便倾向压抑这样的经验。我们不妨以两个问题来探讨这项议题：为何直到十九世纪中期，焦虑才被认为是问题而浮上台面？为何在一九三○年晚期以前，尽管针对恐惧的研究在心理学界已成为主流达半世纪之久，但是心理学各家学派却根本不把焦虑这个问题当一回事（精神分析学派除外）？在诸多分歧的回应中，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答案是，自从文艺复兴时代以后，我们对“非理性”现象的观察，便普遍采取一种保持距离的态度。我们只有当某些经验能够被“理性的”表达——也就是能提出知识上的“理由”时，才会认可这些经验，并把它们纳入合理的研究范围。我们在本书几个关于未婚妈妈焦虑研究的案例中，便可以看到这样的倾向。让我们特别看看海伦（第九章）这个例子。她因未婚怀孕而十分焦虑，但是她却不断地关注自己怀孕的客观“事实”，以此压抑焦虑。海伦把理智上不能“接受”和解释的想法与感受，都排除在意识觉察之外的做法，乃是我们这个社会中许多人的缩影。

因为恐惧是具体而明确的经验，我们可以提出“合于逻辑的”原因加以解释，并且可以用计量的方式进行研究；但是焦虑则不然，它在人们的经验里，乃是一种极端非理性的现象。因为焦虑的非理性特质而压抑它，或者用“恐惧”一词将它合理化的倾向，在我们的文化中绝不仅限于高级的知识圈里。在医疗临床或精神分析的治疗工作中，焦虑的问题也不断成为主要的障碍。本书的个案海伦便是一个绝佳的例证。我们若是想要了解这类倾向是如何发生的，那么就必须深入探索我们的社会态度与规范形成的背景。

在接下来的讨论里，我将不会把哲学的解释系统当成事件的因果，而是把它们视为该时代整体文化发展的一种表现。那些哲学解释系统对当时和后世具有重要影响的哲学家（例如我们将在本章中提到的哲学家），正是那些能成功穿透和传达文化发展之主流意义与方向的人士。因此，由某个时代知识领袖提出的解释系统，便会以无意识认定的形式，成为后世许多人们的共同看法。现代文化中影响焦虑问题发展的其他面向（例如，经济学与社会学面向），将在第六章处理。同时代焦虑之文化背景的摘述，将在第七章讨论，可以当做是本章讨论的补充。

我们的讨论以十七世纪为起点，因为主导现代的思想系统，是在那个时候成形的。虽然指引该世纪科学家与哲学家的许多发展原则，在文艺复兴时期已经浮现，但是一直要等到十七世纪，这个由笛卡儿、帕斯卡、莱布尼兹、洛克、霍布斯、伽利略、牛顿等大家所塑造的经典时代，这些原则才得以形成系统。

在了解人类本质这件事上，十七世纪的哲学有一个共同的看法，那就是它们提供“人类问题的理性解决之道”。参见凯斯勒（Ernest Cassirer），《人性论》（An Essay on Man, New Haven, Conn., 1944），p.16。这些学说的公分母在于，它们相信人是理性的动物，有能力在知识、社会、宗教以及情绪生活上自主。数学被认为是理性的主要工具。这种对“自主理性”（保罗·田立克的用语）或“数学理性”（凯斯勒〔Ernst Cassirer〕的称呼）的信念，乃是文艺复兴以降主导文化革命的知识原则，它推翻了封建和专制，最终成就了布尔乔亚（Bourgeoisie）阶级的独尊地位。当时人们相信自主的理性可以掌控个人的情绪，例如斯宾诺莎就持这种看法。自主的理性也可以使人类掌控物理的性质，这个信心后来被物理科学一日千里的进步完全验证。这股发展的动力是由笛卡儿对心物的截然二分所赋予的，内摄（intension）的思想过程与外延（extension）的物理性质毫无干涉。

重点在于笛卡儿二元论引申出来的副题——亦即包括身体在内的物理性质，可以借由机械与数学的法则来了解和控制。于是，当代对易于以机械和数学处理的现象，便过度地热衷。这个过度热衷的倾向，一方面使得人们尽可能地把机械与数学的方法，应用到各种经验领域中去，另一方面，它也造成了把那些不易于使用这种方法处理的经验面向，剔除于我们考量之外的风潮。在文艺复兴后新兴工业主义的需求下，对于非数理以及“非理性”经验面向的压抑，可说是携手并行、互为因果的。凡是可以被计算和被度量的，便在工业和工作的世界里具有实用性，而“非理性”的事物则没有这样的价值。

确信物理性质与人类身体可以经由机械与数学方法加以控制，具有庞大的焦虑驱逐效应。这不仅在满足人类的物质需求和克服自然威胁方面是如此，在使人类免于“非理性”恐惧与焦虑的干扰方面，亦复如是。中世纪和文艺复兴两百余年来的普遍焦虑，亦即对恶魔、巫师与幻术等的多重恐惧，于是开启了一条消解的道路。田立克指出，笛卡儿主义者借由灵魂不能影响身体的假说，便将“世界除魅”（disenchant the world）了。例如，从整个文艺复兴时期直到十八世纪早期所盛行的处死女巫行动，在笛卡儿的二分法下便消弭无踪。

对自主理性的个人力量赋予高度信任，起源于文艺复兴时期，但到了十七世纪才清楚成形；这种信心一方面造成了驱逐焦虑的效应，但是另一方面，也因为这种对理性的信心与文艺复兴时期的个人主义密不可分，所以它也连带为个人心理的孤立感，引进了新的焦虑来源。这个观点将在第六章讨论。事实上，就某方面而言，自主理性的原则本身，乃是十七世纪文艺复兴个人主义在知识层面的主张。笛卡儿的经典名句“我思故我在”，虽然凸显了把理性过程当做存在判准的基调，但是如果就社群的意义而言，它也意味着个人自我存在信念的空洞（in vacuo）。如果我们参照当代的心理学概念便了解，自我认同的经验是在孩童察觉到与自己截然不同的他人时才发生的。奥登以精练的诗词，对这个自我的社会起源做了以下的描绘：

……自我如梦如幻

直到邻人的需求出现

它才诞生。奥登，《焦虑的年代》（The Age of Anxiety, New York, 1974），p.8。

倘若这邻人的需求没有被纳入考量，那么新的焦虑之路便为之敞开。

在十七世纪的思想中，也同样要面对这个人孤立的问题，而它所提供的解决之道，对于减轻焦虑具有极佳的效果。这个解决方案相信，当每个人的理性被解放时，个人就会了解到人性的无所不在，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有一个和谐的系统存在。换言之，个人无须感到孤立，因为如果他能够勇敢地拓展他自己的理性，他的观点与利益最终都将会与他的同胞们一致，并将因此造就出一个和谐的社群来。此外，甚至还有某种可以克服孤独的形上思想被提出来，亦即追求普遍的理性（universal reason）将使个人与“普遍的真实”（universal reality）之间达成和谐。诚如凯斯勒所言：“数学理性是个人与宇宙的连结。”凯斯勒，《人性论》，p.16。

此一时期思想的个人化特性，以及加强此一个人倾向的质素，都可在莱布尼兹的思想中见到。他的基本思想主张——单子（monads）——是以个人为中心的，原因在于单子是单一分立的；不过他却以“先在和谐”（pre established harmony）的原则作为补充。田立克以生动的图像描述这个思想如下：

在这个和谐的系统中，每个个体的形上孤立被强烈地指出，它认为每个“单子”之间“没有门窗相通”。每个单元自身都是孤独的，没有任何直接的沟通。平衡这个可怕想法的是以下的和谐预设：每一个单子都潜在着整个世界的可能现身，而每个单子的发展与所有其他单子之间，则是处于一种自然和谐的状态。这是布尔乔亚文明早期阶段的处境，最深刻的形上象征。它所以与当时的处境若合符节，原因就在于社会尽管日益原子化，但是仍然有一个共同的世界存在。The Protestant Era（Chicago, 1948）, p.246.

这种驱逐焦虑的思维方式，对于了解十七世纪的思想家为何鲜少面对焦虑这个问题，具有关键的地位。我将以斯宾诺莎的著作为例，说明相信恐惧得以被理性克服，确实在相当程度上避开了焦虑问题。我们也将讨论帕斯卡，他是当时不接受自由理性力量这个流行信念的代表，对他而言，焦虑便自然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斯宾诺莎：理性克服恐惧

以数学理性方法处理恐惧最有名的例子，就是斯宾诺莎（1632—1677）。斯宾诺莎“在这个有关世界与人类心智的数学理论中，尝试迈出最后也是最具决定性的一步”。凯斯勒评论说道：“斯宾诺莎建构了一种新伦理……关于道德世界的数学理论。”凯斯勒，《人性论》，p.16。众所周知的是，斯宾诺莎的著作充满了敏锐的心理学洞见，它们与当代科学的心理学理论相当近似，例如他曾说过心理与生理现象乃是同一过程的两个面向。他对情绪的界定乃是现代约翰—朗吉理论（James Lange theory）的先驱：“我们借由情绪得以了解身体的调整状况，身体中的行动力量因此或增或减，或升或抑；我们同时也因此了解我们对于这些调整状况的想法。”参见《斯宾诺莎的伦理学》（Spinoza s Ethics）之《情绪的起源与本质》（London, 1910），p.84。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如果斯宾诺莎没有考量到焦虑的问题，并不是因为他缺乏心理学的洞观。在许多地方他已预见了后来的心理分析概念，例如，他提及热情（passion，意指某种情结〔complex〕，而不是像克尔恺郭尔把它视为寄托〔commitment〕之意）“不再是热情，一旦个人对它形成清晰的观念”。参见《斯宾诺莎的伦理学》之《理智的力量》，p.203。斯宾诺莎看见“免于恐惧”的政治面向，这一点我们在第一章中已经提过。有趣的是，这预见了后来心理分析中厘清情绪的技术。

存在于斯宾诺莎与十九世纪哲学家之间的类似差异，同样也可以在他们处理信心与绝望的议题上找到证据。根据斯宾诺莎的说法，当怀疑的因子从希望中被移除，也就是我们确定好事会发生时，我们便充满信心。而当怀疑的因子从恐惧中被移除，也就是我们确定坏事将发生或已发生时，我们便感到绝望。相反地，对克尔恺郭尔而言，信心并非去除怀疑（或焦虑），而是抱持着即便有怀疑和焦虑，依然勇往直前的态度。

在斯宾诺莎的思想中，确定一词最让我们感到惊心动魄。如果我们像斯宾诺莎在那个时代一样的相信，可以成就如此这般确定的理智与情绪，那么令人欣羡的心理安全便可以获致。当然，这也是斯宾诺莎在建构“数学伦理学”（a mathematics of ethics）时的潜在信念；换言之，人们对于伦理问题应该有如他们对几何学命题一样的确定。重点是，对斯宾诺莎而言，怀疑的去除以及确定性的完成都是可能的，如果我们能够遵循“理性的确切建议”。

焦虑的核心问题从未侵入斯宾诺莎的思想中。我们不得不承认，他所居处的文化情境，使得他对理性的信心能够彻底支撑他的思想。然而，我们必须牢记于心的是，斯宾诺莎所处的十七世纪文化情境，不仅与十九和二十世纪不同，同时他对理性的信心也与十九世纪的劣质理性形式有别。后者对情绪是否认和压抑的。此外，基于我们在此对斯宾诺莎的主要关注点，是他作为十七世纪对理性抱持信心的代言人，我们就必须强调他绝不是当代意义下的理性主义者。他对伦理及神秘事物的关怀，使得他的思想脉络更为深广，这是后期局促的理性主义形式中所欠缺的。例如，若我们穷究他对如何克服恐惧（以及焦虑，只要焦虑成了问题）分析的最后一个步骤，我们便会明白他说“毁灭性的情感必须以更强的建设性情感才能克服”这句话的意思。我们也会发现，他为终极建设性情感所下的定义是 “对神的理智之爱”，用词杂糅神秘与理性的意境，令人惊叹。换言之，恐惧（及焦虑）最终必须在整全对待生命的宗教态度下才能被克服。此外，我们也应该顺带提到，由于斯宾诺莎思想的基石宽广，使他不至于掉入其他同期哲学身心二分的泥淖中。

帕斯卡：理性的偏失

虽然帕斯卡（1623—1662）是以他杰出的数理科学天才，成为十七世纪知名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但是他独树一格之处在于，他不相信变化莫测、内涵丰富、充满矛盾的人类，可以从数学的理性主义来加以了解。他相信关于人在理性上的确定性，绝对与几何学及物理学在理性上的确定性是不同的。因此帕斯卡听起来像是我们同时代的人，而斯宾诺莎则像是个不同时代的人。根据帕斯卡的观点，人类生活运作的法则是几率（chance）和“或然率”（probabilities）的法则。因此，他对人类存在的偶合性（contingency）留下深刻的印象。

当我思及自己短暂的一生，那被先前往后的永恒吞噬的生命，我当下所在的渺小，或者看清自己只不过是被虚无冷漠的无垠时空所笼罩的生物罢了。我害怕且惊异地看见自己在此不在彼，在今不在昔；但是我为什么要在当下的此地出现，而不是在昔日的彼处出现，这其中并没有道理。

在亲眼目睹人类的盲目与可怜，以及明白整个宇宙都是无知的之后，人类顿失光明，留给他的命运仿佛只有偏处于宇宙的一隅，不知道造物为何如此弄人，也不清楚自己人生的使命，或者对自己死后的前途也感到茫然。这种全然无知的状况，让我为人类担忧，因为他就像是在睡梦中，被带到一座可怕的沙漠孤岛上的人一样，他醒来时不知自己身在何处，也不知道该如何才能逃离孤岛。然而，人们在如此可悲的情境下，竟然没有生出绝望之情，我对此感到震惊！

《帕斯卡的沉思录》（Pascal s Pens　es），G.B.Rawlings编译，（Mt.Vernon, N.Y., 1946），pp.36—37。

于是帕斯卡最关心的，还不只是他个人所经验到的焦虑，更重要的是他在同时代人类生活表层下观察到的焦虑，这点可以从“人们总是匆忙度日”《帕斯卡的思想》，Edward Craig译，（New York, 1825），p.110。这个现象上得到证明。他注意到，人们不断设法让自己分神、逃避无聊、避免孤独，直到“困扰”成为问题本身为止。他觉得人们最需要分神的事项，就是设法不去“想到他们自己”，因为一旦他们停下脚步自我沉思的话，他们就会感到悲怜和焦急。

因为帕斯卡专注于人类经验中偶合（contingent）与不确定的面向，所以他虽然明白与他同时代的人们以理性作为确定性的指引，但是他却相信理性在现实的引导上是完全靠不住的。他并非贬抑理性本身。相反，他确信理性是人类独具的特质，是人类在一片沉寂自然中的尊严所在，也是道德的来源（“慎思明辨……乃道德的律则”《帕斯卡的沉思录》，p.35。）。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理性之所以靠不住，是因为“它受限于各种感官觉知”，而感官传递的讯息则是极不可靠的。此外他更主张，众人对理性的信心之所以错误，是因为没有把情绪的力量纳入考量。与帕斯卡悲叹情绪不理性有关，且值得一提的是，三百余年后的弗洛伊德，致力于将理性的范围延伸到将情绪也含括在内。帕斯卡对情绪的看法正反两面都有。他一方面看到情绪具有理性主义所无法了解的价值，这点在以下引述的美丽词句中便呈现出来：“心的理由是理性所不知道的。”但是另一方面，情绪往往又会扭曲和推翻理性，于是理性变成只是合理化的借口罢了。对理性过度信赖往往会造成理性的滥用，不是用来支持陈规陋习或国王的权力，就是用来合理化不公义的举措。实际上，理性总是“让真理站在自己这边，而让错误站在对方那边”《帕斯卡的沉思录》，p.38。。人类真正的动机是自利虚荣，但却以“理性”加以辩护，帕斯卡对此层出不穷的现象印象深刻。他意在言外地说道，如果“理性真的合理的话”，那么我们便能赋予理性更大的信任。在所有这些对理性普遍具有信心的标准中，帕斯卡公开推崇的乃是他所谓“对智慧的真爱与尊重”，但是他觉得这份对智慧的真爱与尊重，却是人类少见的现象。因此，他所见的人类处境，比起同代人要悲观许多。“我们被置放在一座巨大的媒介中”，他提出他的观察说，“永恒地在知与不知之间悬荡着”。《帕斯卡的思想》，p.84。

我们先前提过，十七世纪知识精英信任理性，其目的是为了驱逐焦虑。结果不能接受理性可以解决人类问题的帕斯卡，同时也成为无法回避焦虑问题的人，由此也可以作为上述假说的某种支持。

不过，相对于当时的流行信念，以及当代哲学发展的主流而言，帕斯卡的立场是个例外。关于他为何是个例外，以及他为何比他的同代人更重视内在创伤与焦虑的问题，会使我们脱离目前讨论的主题。不过，我们可以提一下凯斯勒的说法，他认为帕斯卡对人类的观点，是一路从中世纪思想延伸出来的，尽管巴氏具有科学天才，但是他并没有真正吸收文艺复兴时期浮现出来的新的人本观点。整体而言，相信理性可以掌控自然以及调伏人类的情绪，这个信念大体上足以让十七世纪的知识精英们信服，所以焦虑的问题极少出现在他们的思想中。我认为，斯宾诺莎和其他现代初期思想家所奠基的文化立场，并未对他们造成像十九世纪的知识精英，以及二十世纪大众所承受的那种内在创伤。自主理性的核心信念为当时的文化赋予了心理结构的完整性，一直到十九世纪出现严重的裂解后，文化才开始受到威胁。

克尔恺郭尔：十九世纪的焦虑

我们可以从比较宏观的层次，在十九世纪统整的现代文化中，观察到裂痕的出现，而这些裂痕正好潜藏在许多当代的焦虑之下。自主的理性一度是现代文化诞生与成熟的重大革命信念，如今却被“技术理性”“技术理性”一词出自保罗·田立克。它所指涉的事实是，理性在十九世纪的实践日益运用在技术问题的解决上。这种逐步强调理性技术层面的理论意涵，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广泛的重视。所取代。对于物理本质的急速掌控，使得人类社会结构的普遍剧变应运而生。有关这些变迁的经济与社会面向，后面的章节会再予关注，我们现在要说明的重点是，当时的人们怎么看待他们自己。

这是一个“自动化科学”（autonomous sciences）的年代。每一种科学各自以它自己的方向发展，但却像凯斯勒所说的那样，缺乏统一的原则。尼采曾对“科学变成制造工厂”的后果提出警告；他一方面眼见技术理性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却看到人类理想与价值的裂解，他担心这将会导致虚无主义。十九世纪的人性观多数并未与先进科学所产生的实证资料脱节，但是自从科学本身失去统一的原则之后，人性的诠释观点便众说纷纭、大异其趣了。“每位思想家，”凯斯勒说道，“向我们表达了他们各自的人性图像”；而在每幅图像各有其经验证据支持的情况下，每一种“理论遂成了削足适履与强加规范的强盗温床，经验层面的事实被扩大解释，以便吻合先前就预想好的模式”。《人性论》，p.21。凯斯勒接着说道：

因为这样的发展，现代的人性论遂失去它的知识重心。我们所得到的反而是一种思想的无政府状态……神学家、科学家、政客、社会学家、生物学家、心理学家、民族学家以及经济学家，全都从他们自己的观点出发来探讨人性的问题。要结合或统整所有这些特定的层面和观点是不可能的……每位学者专家最终似乎都是依据他们自己对人性生活的想法与评价而行事的。

凯斯勒觉得这种观念上的战国时代，不仅造成了“严重的理论问题，同时也对我们的伦理与文化生活构成了全面而立即的威胁”同上，p.22。。

十九世纪的特征就是文化上因间隙化造成的隔阂（compartmentalization），这个现象不仅在理论与科学领域发生，就是在文化的其他面向上亦复如是。在美学上有所谓“为艺术而艺术”的说法，以及艺术越来越与自然实在情境分离的现象；直到十九世纪末，此一发展趋势仍饱受塞尚和梵高的攻击。在宗教的领域里，神学信仰和主日崇拜也与日常生活的事务分离。家庭生活的裂解现象，则在易卜生所著的《玩偶之家》（The Doll s House）被生动地描绘出来，并予以批判。至于个人的心理生活，十九世纪被广义地看成是“理性”与“情绪”分离的时代，并以意志作为两者之间的仲裁者，而常见的结果便是情绪遭到否认。

于是十七世纪对情绪采取理性控制的信念，如今到了十九世纪便成为对情绪的习惯性压抑。由此便容易了解，为何像性与敌意等比较不被接受的情绪冲动，先前会遭受如此广泛的贬抑。此一心理上的裂解现象，于是为弗洛伊德的研究奠定了问题基础。他在无意识力量方面的发现，以及他为了协助个案找出心理统合之道所设计的技术，我们只有从十九世纪人格裂解的背景观看，才能恰如其分地加以了解。弗洛伊德常在写作中言及，他的目标就是要把无意识的内容变成有意识的，以此扩大理性的范畴。在他比较理论化的著作（参见《文明及其不满》〔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以及《幻象的未来》〔The Future of an Illusion〕）中，他对理性与科学的概念都是直接自十七与十八世纪承继得来的。但是在实际的运作中，他的理性概念却与传统理性主义的“理性”大不相同；例如，他将个人的意识经验与强大的无意识倾向加以统合时所运用的理性便是。

基于这种心理解离的状况，焦虑会成为十九世纪无可回避的问题，并不令人感到惊讶。到了十九世纪中期，克尔恺郭尔（S　ren Kierkegaard,1813—1855）会创作出有史以来对焦虑最直接和深刻的研究，也就不足为奇了。当然这种解离的现象本身就会制造焦虑。像是早先的克尔恺郭尔以及后来的弗洛伊德，都在致力寻找人格统一的新基础，这使我们不得不面对焦虑，同时尽可能地寻求问题的解决之道。

这种思想与文化上的裂解，被十九世纪若干灵敏的思想先知觉察到，他们有许多人可以被统称为存在主义者。存在主义运动可以追溯到一八四一年德国哲学家薛陵（F.W.J.Schelling）在柏林发表的一场演说，当时在场聆听的知名人士包括克尔恺郭尔、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以及布克哈特（Burckhardt）等。参见保罗·田立克在《观念史期刊》（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1944, 5:1, 44—70）上发表的《存在哲学》（Existential Philosophy）一文。由于田立克本人的思想涉及存在主义的传统，因此他对该运动的描述特别强而有力，本节中会经常引用他的陈述。除了薛陵和克尔恺郭尔之外，另一支存在主义思维的代表是所谓的“生活哲学家”，如尼采、叔本华和后期的柏格森（Henri Bergson）等人；此外，还有代表社会学存在主义思想的费尔巴哈（Ludwig Andreas Feuerbach）和马克思。此一思想形式与威廉·詹姆斯所表述的美国实用主义（pragmatism）的关系，我们稍后会予以说明。现代存在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则有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雅斯培（Karl Jaspers ）、萨特（Jean Paul Sartre）以及马赛尔（Gabriel Marcel）。所有的存在主义思想家所共同反对的是，西方工业社会及其哲学代表人物为思想与生命所设定的“理性”系统。《存在哲学》，p.66。田立克认为，这些存在主义思想家的努力，是“在基督宗教与人文思潮两大传统已失去解惑及影响力的文化处境中，设法为那些与现实疏离的人们，找出生命的新意义”。田立克继续说道：

在过去数百年期间，这个系统的含意已经日益清晰：这个逻辑或自然的机制似乎已经摧毁了个人的自由、个人的决定和有机的社群；这个分析的理性主义则把生命的活力耗损掉，并且把包括人类自己在内的每件事物，都转变成可以被计算和控制的东西……同上，p.67。

存在主义的思想家在拒斥传统的理性主义之余，坚称只有以个人的知识、情感与行动所构成的生命全体，才能够掌握和经验真实。克尔恺郭尔觉得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把抽象思想与真实混为一谈，可说是狡诈至极。克尔恺郭尔以及其他的存在思想家相信，热情（Passion，全心寄托投入之意）不能与思想分离。费尔巴哈写道：“只有热情投注的对象才是真实的。”同上，P.54。尼采也说：“我们是以肉身之躯在思考的。”

因此，这些思想家所寻求的是克服传统的身心二分，以及压抑“非理性”经验面向的倾向。克尔恺郭尔主张，纯粹的客观是一种假象；即使不是如此，它也不值得我们追求。他强调“关怀”（interest, inter est）这个字词，意思是说我们事实上是如此密切地涉入客观世界，以致我们根本不可能以客观看待真理为满足，换言之，我们不可能“冷漠地”（disinterestedly）对待世界。洛里（Walter Lowrie），《克尔恺郭尔的短暂一生》（A short life of Kierkegaard, Princeton, N.J., 1944），P.172。克尔恺郭尔强烈反对我们窄化“自我”与“真理”的定义，他觉得这些字词只能动态地（也就是辩证地）定义，由生活的人们不断地翻修订定。他高喊道：“远离臆测，扬弃体系，回到真实。”同上，p.116。他坚称“真理只为个人存在，它只存在于他的行动创造中。”《惧怖的概念》（Princeton, N.J., 1944），洛里译，p.123。这听起来颇像“激进主体性”（radical subjectivity）的论调，表面上看确是如此；但是我们要知道，克尔恺郭尔以及其他的存在主义运动者相信，这才是通往真正客观性的道路，而不是“理性主义”系统假造的客观性。田立克说得好，这些思想家“朝向人的当下经验，朝向‘主体性’，这里的‘主体性’并非与客观性相对立，而是主客共同根植的生活经验”田立克，p.67。。此外，“他们也致力发掘在主客二分之前（或超越主客对立），那具有创造性的存有领域”。

这些思想家的目标在于克服他们所处文化的裂解现象，方法是强调个人乃活生生的经验整体，换言之，个人是集思想、感觉与意志于一身的有机体。存在主义的思想家在本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不仅是因为心理学与哲学的二分状态在他们的思想中得到突破，同时也是因为这是现代史上的第一次，焦虑直接走到幕前成为待解的问题。

我们现在直接进入克尔恺郭尔的讨论。根据布洛克（Werner Brock）的说法，他在欧陆思想的地位被视为“有史以来最了不起的心理学家，他或许在思想的广度上不如尼采，但是在深度上却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在洞察力方面，也只有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ievski）差堪比拟”布洛克（Werner Brock），《当代德国哲学》（Contemporary German philosophy, Cambridge, 1935），p.75。有关一位二十世纪的心理学家对克尔恺郭尔的推崇，请参见莫勒（O.H.Mowrer）在《学习理论与人格动力》（Learning Theory and Personality Dynamics, 1950）一书中的《焦虑》。莫勒相信，克尔恺郭尔的洞见要能够广为人知，就必须有弗洛伊德的创作。。

克尔恺郭尔论焦虑的小册子《惧怖的概念》，洛里说道，在英文中“没有字词可以恰当地翻译德文Angst这个字”（摘自前述版本的前言，p.ix）。因此，在几经考虑之后，洛里博士以及其他克尔恺郭尔的早期翻译者，决定以“惧怖”（dread）这个英文字翻译克尔恺郭尔的Angst。我当然同意，“焦虑”一词在英文中常常是以肤浅的方式在运用，例如用来表示“急切”（eagerness）（“我急着（anxious）去做某事”），或者表示些微的忧心，或者是其他并不能适当传达Angst意涵的同义语。不过，德文的Angst这个字是弗洛伊德、戈斯登（Goldstein）等人用来表示“焦虑”的用词；它也是本书使用“焦虑”一词时的公母。问题是“焦虑”的心理学意义（而非字面的意义）是否与克尔恺郭尔对Angst指涉的意义相近（事实上比“惧怖”一词更为接近），这点不无疑义。田立克教授对Angst一词的心理学意义，以及克尔恺郭尔的著作都很熟悉，他认为这没有错。我在本书中同时保留肤浅与深刻这两层意义，它们分别以“正常焦虑”和“神经性焦虑”来加以表达。总之，洛里教授慷慨允诺我把他翻译克尔恺郭尔书中的“焦虑”一词译成“惧怖”，以便与本书的用词相符。在历经这一切的斟酌衡虑之后，我很高兴地发现，最新关于克尔恺郭尔的翻译中，学者已把“焦虑”一词恢复了它应有的地位。参见《惧怖的概念》，洪恩等（Howard V.Hong & Edna V.Hong ）译，Northfield, Minn., 1976。出版于一八四四年，其中主要的观念是阐述焦虑与自由的关系。克尔恺郭尔主张：“焦虑总是被理解为朝向自由的。”《惧怖的概念》，p.138。自由是人格发展的目标；就心理学的意义而言，“善即是自由”同上，p.99。。克尔恺郭尔把自由界定为可能性。他认为这是人的灵性层面；事实上，当克尔恺郭尔每次写到“灵魂”（spirit）时，把它读成“可能性”便大致不差。与单纯的动植物不同的是，人类的特质在于人类可能性的范围，以及我们对可能性的自我觉察。克尔恺郭尔眼中的人类是不断受到可能性召唤的物种，他想象可能性、前瞻可能性，并且透过创意活动把可能变成事实。就心理学的意义而言，这种可能性的具体内容何时出现，这点我将在以下处理克尔恺郭尔有关扩延（expansiveness）与沟通（communicativeness）的概念时讨论。我们在此只需强调这个可能性就是人类的自由。

伴随着这份自由能力而来的便是焦虑。克尔恺郭尔说，焦虑是人类在面对他的自由时所呈现的状态。事实上，他把焦虑描绘成“自由的可能性”。当个人预见可能性的同时，焦虑就已经潜藏在那儿了。就日常经验的意义而言，我们或许可以从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都有机会与需要迈步向前的记忆来加以说明；例如孩子学会走路，成人走进婚姻和事业等。就像前面的道路一样，因为还没有走过，也没体验，所以这样的可能性必然涉及焦虑。（这是“正常焦虑”，不要与“神经性焦虑”混为一谈，我们后面会再讨论这点。克尔恺郭尔说得很清楚，神经性焦虑是比较紧缩和不具生产力的焦虑形式，它是因为个人在正常焦虑的情境中，没有能够向前迈进所导致的。）克尔恺郭尔进一步坚称，为了成就自我的人格，个人必须勇往直前，义无反顾：“即便是从世界的眼光看来，大胆奋进也是一件危险的事。原因何在？因为个人可能会失败。然而，不冒险或许机灵，但是如果不勇敢前进，那么我们极可能非常容易就会失去，那即使在最艰难的冒险中也很难失去的东西，那在任何情况下最容易、最完整、宛如无物的事物……亦即个人的自我。”“如果我的冒险出了差错，很好，那么生命就会以它的惩罚帮助我。但是如果我根本裹足不前，那么谁能帮助我呢？此外，如果我根本就不去冒险（完全冒险的意思是对自我的觉知），我赢得一切世俗的利益……但却失去了自我！如此可好？”克尔恺郭尔，《向死之病》（Sickness onto Death Princeton, N.J., 1941），洛里译，p.52。（黑体部分是我个人的加注）在实现可能性的过程中一定会有焦虑。对克尔恺郭尔而言，个人的可能性（创造性）越高，他潜在的焦虑也就越高。可能性（“我能够”）或可过渡成为事实，但是过程中的决定因素却是焦虑。“可能性意味着‘我能够〔做某事〕’。在一个逻辑系统中，我们可以很轻松地说，可能性会过渡成为事实。但是在真实的世界中这并不容易，它必然需要中介的决定要素。而这个中介决定要素就是焦虑……”《惧怖的概念》，p.44。

克尔恺郭尔以发展的概念看待焦虑，他把婴儿的原初状态作为观察的起点。他称此一状态为天真无知的状态，此时婴儿与其自然的条件和环境，是处在一种水乳交融的统合状态。婴儿是具有可能性的。这就隐含着焦虑，但是此焦虑没有具体的内容。在这个原初状态中，焦虑是一种“冒险的追求，伟大的渴望，以及幽冥神秘”同上，p.38。。孩子由此勇往向前，去实现他的可能性。但是在这个天真无知的状态中，他的自我并没有觉察到，这个成长的可能性将涉及他与父母之间的危机、冲撞和忤逆。在这个天真无知的状态中，成为完整个体的过程仅仅是一种可能性，尚未被自我觉察到。与此相关联的焦虑，是一种“纯粹的焦虑”，也就是没有具体的内容。

接下来的人类发展便迈向自我觉察。克尔恺郭尔举亚当为例，作为这个现象的神话形式代表。他不接受把这个神话当成是历史事件的粗劣观点，坚决认为“这个神话事件其实是内在经验的外显”《惧怖的概念》，p.92。。就这个意义而言，亚当的神话大约在每个人一到三岁时就会再现（reenacted）。克尔恺郭尔对此现象的解释是，它代表了个人内在自我意识的觉醒。就像这个神话所述说的那样，在发展过程中的某个时点上，“善恶的知识”诞生了。于是有意识的抉择遂进入了可能性的图像中。但是这个可能性与连带的责任感，却让我们有不祥之兆的感觉。因为个人现在要面对冲突与危机的可能性；而可能性可以是正向的，但也可以是负向的。从成长的角度观之，孩童现在正迈向完整的个体发展过程。而他所要踏上的道路却不是与环境毫无冲突的，特别是与父母的关系更是如此，他所要踏上的道路与环境的关系，毋宁是走在剃刀边缘的；事实上，在许多案例中，直接走过与双亲冲突的实际经验，才是不归之路。孤独、无能与接续而来的焦虑，就在孩童发展的这个时点上产生（这点我们后面会讨论）。完成个体化（成为完整的自我）的代价，是在面对环境时要保持既冲突又和谐的关系。正是在描述这种对自由可能性高度觉知的当下经验时，克尔恺郭尔提及所谓“令人惊惧的创造可能性（the alarming possibility of being able）”同上，p.40。。

为了有助于读者了解，我们在此要指出的是，克尔恺郭尔心理学式写作的核心问题在于，人如何能够自主地成为他自己。意欲成为他自己乃是人生的真正志业。克尔恺郭尔主张，我们无法具体定义个人存在的自我，因为自我即是自由。但是他花了相当的篇幅指出，人是如何地不愿意成为他自己；他或者逃避自我的觉知，或者意欲成为他人，或者干脆当个墨守成规的人，又或者意欲大胆地成为自己，但却以悲剧的斯多葛式（stoic，译注：原古希腊哲学学派，主张禁欲，在此意指对人生抱持灰暗负向的态度）绝望形态收场，因此也就注定不可能成就完整的自我人格。他在此所用的字词“意欲”（will），与十九世纪的唯意志论（voluntarism）不可混为一谈；后者的范畴主要指涉的是，自我内在不可接受质素的再现（representation）。不同的是，此处的意欲是一种创造性的抉择，主要是以扩大自我觉知为基础。“一般而言，意识（亦即自我意识），乃是完整自我的决定要件。”克尔恺郭尔如此写道。“意识能力越强，自我的范围便越大……”《向死之病》，p.43。

这番谈话对于任何熟悉现代心理治疗的人而言，都不会是陌生的语言。治疗的基本目的之一，就是要厘清内在自我毁灭的冲突，以扩大自我的觉知；这些冲突所以会存在，是因为个人在事件发生初期，就被迫把自我觉知加以阻绝。我们在此要澄清的是，就像现代心理治疗的代表人物一样，克尔恺郭尔所说的并不是指称某种“不健康的内省”。这类内省并不是因为过多的自我觉察（这与克尔恺郭尔的观点相矛盾）所产生，而是因为自我觉知被阻绝之故。在治疗中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些自我觉知被阻绝的现象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案主无法跨越他在成长不同时点所积累的焦虑障碍。克尔恺郭尔明白表示，完整的自我人格是奠基于个人面对焦虑，以及虽有焦虑依然前进的能力。自由对克尔恺郭尔而言，并非自然附加之物，也不会像被砖石压迫的植物，在障碍移除后就自发地向阳生长（就像自由的问题，有时会被低劣的心理治疗形式过度简化一样）。自由毋宁端视个人在每个存在的瞬间，如何对待自己。以今日的语言来说，这表示自由是依个人对自己负责和自主的程度而定。

克尔恺郭尔言及在孩童的无知状态之后，会产生自我觉知的唤醒，我们会忍不住想要拿它和当代的心理学资料做比较。但是要做这样的比较有其困难，因为两者之间的比较基础不尽相同。例如，克尔恺郭尔的自我（self）概念意涵，在当代心理学最相近的自我（ego）概念中，也只有部分的意思相通。不过我们可以确定地说，自我觉知唤醒发生的时间，与我们在心理学中所说的“自我浮现”（emergence of ego）期相近。约莫是在一到三岁之间；我们可以观察到，婴儿并不具备这样的自我觉知，但是在四五岁的孩子身上却清晰可辨。根据克尔恺郭尔的观点，他认为这个变化是一种“质性的跳跃”（qualitative leap），因此科学方法无法做出适切的描述。克尔恺郭尔的目标是要针对人类的处境进行现象学的描述，例如，成人发现自己置身于冲突的状态中（自我觉知）便是。以哲学的术语来说，这是人类的“本质”先于“存在”的问题。

这个“跃入”自我觉知状态的后果，就是焦虑成为反思之物，换言之，它现在有了比较多的内容。焦虑“在成年晚期者身上会更具反思的性质，因为个人参与人类历史之故”《惧怖的概念》，p.47。。自我觉知不仅使自我导向的个人发展成为可能，它同时也使自我觉知的历史发展成为可能。就像个人不会把自己视为是环境及自然条件的俘虏，而是具有选择与独立的能力一样，他也同样不会只把自己视为是自动机器，被毫无意义的历史发展所吞噬。透过自我觉知，人类可以塑造他现在的历史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转化它。这并未否决了个人所处历史环境的决定性影响力。“每个人都在历史的网络中诞生，”克尔恺郭尔写道，“自然法则的效应仍然一如往常的有效。”同上，p.65。但是更重要的是，个人如何看待他自己与所处历史网络的关系。

克尔恺郭尔到此为止的论点可以整理如下：在天真无知的状态下，个人与环境是不分离的，此时的焦虑是模糊的。然而在自我觉知的状态中，个人分离独立出来的可能性产生了。此时的焦虑是反思的，个人可以透过自我觉知一定程度地引导自身的发展，以及参与人类的历史。

我们现在面临关键的要点所在。焦虑涉及内在冲突，这是自我觉知的另一项重要产物。克尔恺郭尔说，焦虑“害怕它的对象，但是却与它的对象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视线无法离开它，事实上也不会离开它……”同上，p.92。（我们的作者又补充说道：“如果有人很难了解这样的说法，我也莫可奈何。”其中道理读者心知肚明。）〔译注：作者可能意指压抑的机制，使个人无法正视内在心理冲突的存在，故而不接受或不能理解这样的说法。〕再者，焦虑

是个人对惧怖对象的欲望，一种同情的冷漠。焦虑是掌控个人的陌生力量，但是我们不能撕毁自己，也没有意愿这样做；因为我们会害怕，但是我们所害怕的，正是我们渴望的。焦虑于是使人动弹不得。《惧怖的概念》，摘自他的日记（III A 233; Dru No.402）。

内在冲突这个焦虑的特质，是现代临床心理学非常熟悉的现象；弗洛伊德、斯泰克尔（Stekel）和霍妮（Horney）等人都描述过它。这点有大量的临床资料可以引证说明，特别是在神经症的严重案例中可以看出：有位病患具有性与攻击的欲望，但是他对这些欲望（以及它们的后果）感到害怕，持续的内在冲突于焉诞生。任何曾经生过重病的人都知道，病患会陷入严重的焦虑，担心自己的病况可能无法好转，然而他也会不自觉沉浸在自己可能依然患病的愿景中；用克尔恺郭尔的话来说，他对自己最憎恨和害怕的愿景滋生同情。这个现象远比想从生病中“获取利得”的欲望深刻许多，不论利得指的是情绪或生理方面。当弗洛伊德提出与“生命本能”冲突，且引起许多质疑的“死亡本能”假说时，他可能也在斟酌权衡这个现象。兰克似乎比较接近克尔恺郭尔（同时也避免掉弗洛伊德的假说中，比较不被接受的质素）“生命意志”与“死亡意志”冲突的概念。有趣的是，兰克也主张，健康的个人是在内在冲突（依其术语，亦即“生命意志”与“死亡意志”的冲突）下，仍能创造的人，而神经症患者则除了退缩和牺牲自己的创造力之外，便无法处理这个冲突。这个冲突不仅是在焦虑中产生，它本身就是焦虑的产物；换言之，个人所以会有这样的冲突，是因为他在此情境下已经有了焦虑。

总之，克尔恺郭尔说得很清楚，他不会把这个内在的冲突局限于神经症现象的范围内。他相信在每个可能性中，以及婴儿期之后的每次焦虑经验中，冲突都会现身。在每一次的经验里，个人都会想要向前迈进，实现他的可能性；但是他同时也幻想着不去做它；换言之，他的内在另有一个不去实现他的可能性的愿望。克尔恺郭尔针对“神经性”与“健康”状态之间的差异会说，健康的人是在有冲突的情况下依然向前迈进，去实现他的自由，而不健康的人却会退缩进入“闭锁”的状态，牺牲他的自由。恐惧与焦虑的根本差异就此出现：在恐惧中，人们朝着单一的方向运动，远离恐惧的对象，而在焦虑中，内在的冲突持续地运作着，人们与焦虑的事物却保持着一种模棱两可的关系。克尔恺郭尔总是坚称，虽然焦虑在反思的阶段有比较具体的内容，但是全然具象的内容是不可得的，因为它描绘的是一种内在的状态，而不是冲突的状态。

自我觉知的另一项影响后果是，责任与疚责感的产生。当代的心理病理学主张，只要有疚责感（害怕惩罚）的地方，就会有焦虑，但是反之则未必尽然。不过，我们将会了解，克尔恺郭尔说的是不同层次；也就是疚责感与创造性之间的关系。对克尔恺郭尔与当代的心理学而言，疚责感是个令人困扰的难题，对我而言，它往往被过度简化地回避掉了。我们要了解克尔恺郭尔对疚责与焦虑之间关系的看法，就必须强调，他总是从焦虑与创造性的关系来谈论焦虑。我们会有焦虑是因为有创造的可能，创造自己，意欲成为自己，以及在数不清的日常活动中创造可能（这是同一过程的两个阶段）。如果完全没有可能性，我们就不会有焦虑。让治疗中的病患了解这点是极为重要的，也就是要为他指出，焦虑的存在意味着冲突正在进行，但只要这是真的，那么建设性的解决方案就有可能。

现在我们知道，要创造实现我们的可能性，总会涉及建设性与破坏性这两个层面。它总是意含着破坏现状，摧毁个人内在的旧有模式，逐步地击溃个人自孩提时代就紧抓不放的事物，从而创造出崭新的生活型态与方式。如果你不这么做，你就是在拒绝成长，拒绝自己的可能性；你在逃避对自己的责任。因此，拒绝实现自己的可能性便会带来自我的疚责。但是，创造同时也代表摧毁个人现在的环境现况，打破旧有的形式；它意味着在人类关系与文化形式中，产生了某种崭新与原创的事物（例如艺术家的创作）。创造的过程并没有在当代心理学中被充分地探究。艺术家的证词在此可以支持克尔恺郭尔的观点；戴嘉思（Degas）说，“作画时所投注的情感，要像罪犯作案时一样强烈”；托马斯·曼（Thomas Mann）则言及“珍贵的疚责秘密”是艺术家常保不失之物。我们可以在神话学中找到更多关于这个现象的洞见：在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的神话中，创造性被视为是对众神的背叛。我们可以从心理学的角度追问，涉及创造性的个体化过程是否代表了逐渐与母亲脱离，甚至背叛；或者以弗洛伊德的术语来说，创造性是否意味着逐渐地去除父亲的权威。每一个创造经验都有可能会侵犯或否定个人周遭的他者，或者个人内在的既定模式。具体而言，在每一次的创造经验中，某些过去的事物便会死去，以便让新的事物能够在当下诞生。因此对克尔恺郭尔而言，疚责感是焦虑的附属品；两者都是体验与实现可能性的面向。他认为，创造性越高的人，潜在的焦虑与疚责就越强。克尔恺郭尔写道：“越是伟大的天才，陷溺在疚责中越深。”《惧怖的概念》，p.96。

虽然性与肉欲往往成为这个疚责的内容，但是克尔恺郭尔并不认为它们本身是焦虑或疚责的根源。然而性是具有意义的，因为它代表个体化与社群的问题。在克尔恺郭尔与我们的文化中，性往往是自我问题最清楚的支点，例如在拥有个人欲望与渴求的同时，和他人的关系也不断地拓展。要完全满足这些欲望必然牵连到其他人。因此，性可以建设性地表达出“群我（individuality in community）”（性是人际连结的一种形式）的意涵，也可以被扭曲成自我中心（虚假的个体性）或共生的依附（虚假的社群）。克尔恺郭尔曾经以比喻的方式说，焦虑的高峰点是在女性分娩时，因为“此刻新的个体来到世间”。在个体诞生进入社群的每个瞬间，焦虑与疚责都潜伏着。这不仅在具象的婴儿分娩过程中是如此，在个人每个新阶段诞生的时候也都是如此。根据克尔恺郭尔的看法，个人应该要在生命的每个瞬间，持续不断地创造完整的自我人格。同上，p.56。

克尔恺郭尔说，在创造的过程中，宿命被当做逃避焦虑与疚责感的方法。因为“命运是灵魂（可能性）与外在事物（如不幸、必然或偶然）的连结”，所以我们并未充分体认到焦虑与疚责的意义。不过克尔恺郭尔认为，这种把自己交付宿命论的做法，会使创造性有所局限。他因此认为，坦诚面对疚责问题的犹太教，要比以命运信仰为依归的希腊文化更胜一筹。不世出的创意天才绝不会退缩至命运的信仰中，以逃避焦虑与疚责；他会向前通过焦虑与疚责，以此创造可能。

有一种失去自由的形式是“闭锁”（shut upness）的状态。这是以具象的表达方式，来描述觉知受阻、禁制，以及其他常见焦虑的神经性反应过程。我们在后续的几章中，将不时地讨论到这点。例如，请特别参见第九章中菲丽丝（Phyllis）与法兰西丝（Frances）的个案；也请参见第十章。克尔恺郭尔指出，这个状态在历史上被界定为“原魔的”（demoniacal），而且因为他所引述的是《圣经》中歇斯底里与喑痖的案例，所以我们知道他所指称的是各种临床上的神经症与精神病。他觉得这些案例中的问题在于，“无法与良善保持自由的关系”。焦虑以“恐惧为善”的形式呈现出来；个人竭尽所能地封杀自由，并压缩自己的发展。克尔恺郭尔主张，“自由是扩延（expansive）”，又说“自由是持续地沟通（communicating）”，后者甚至启发了苏利文（Harry Stack Sullivan）的概念。《惧怖的概念》，p.110。在原魔的状态中，“不自由使人变得越来越闭锁，而且不愿意沟通”同上，让我们比较一下易卜生对疯人院病患的描述：“每个人把自己闭锁在自我的桶中，而桶子则被自我的栓塞阻滞，再被放到自我的井中聊添趣味。”。克尔恺郭尔说得很明白，“闭锁”一语并不是指具有创造性个人的限制，而是指退缩和某种不断否定的形式。“原魔状态并非闭锁起来与某物分离，而是把它自己闭锁起来。”《惧怖的概念》。因此他也主张，这种闭锁状态是令人沉闷（予人荒芜的印象）和空虚的。当闭锁的个人面临到自由与“良善”（此处两者为同义语）的时候，便会焦虑起来。对克尔恺郭尔而言，“良善”代表的是闭锁个人的挑战，看他是否能够在自由的基础上重新整合自己。此外，他也把“良善”描述为一种扩延的状态，一种不断增进沟通程度的状态（communicativeness）。

克尔恺郭尔相信，把闭锁人格看成命运的受害者是虚妄的慈悲，因为这隐含了我们对事实的莫可奈何。真正的慈悲是要以疚责（也就是责任）之心来面对问题。这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不论我们是否闭锁。勇者生病时，宁可说“这不是命运，这是疚责”，因为这样他努力改变现况的可能性便还存在。克尔恺郭尔继续说道，对于“伦理情境中的个人而言，最害怕的莫过于命运，以及披在慈悲外衣底下华丽但空洞的词藻，这会让他失去自由的宝藏”同上，p.108。。我可以用个人的经验来说明这点，它在我们的文化中被认为更接近命运，而不只是心理上的扰动不安；也就是传染型的疾病。当我罹患肺结核时（在治疗该疾病的药物发明以前），我从观察自己和其他病患的过程中注意到，好意的朋友和医护人员常常会安慰我们说，染患此疾完全是因为结核菌意外感染所致。这种归咎于命运的讲法原意是希望让病人听了好过些。但是事实上，对许多心思比较敏感的人而言，这样的说词却使人陷入更深的绝望中。如果疾病是一场意外，那么我们要怎样才能确定它不会一次又一次地再发生呢？反之，如果个人觉得是自己的生活方式需要检讨，而且这是使他得病的原因之一，他当然会更觉疚责，但他也因此可以正向地看待有哪些条件需要改变，以便使疾病痊愈。从这个观点而言，疚责感不仅是比较正确的态度，同时也使人得以燃起比较真诚的希望。（不消说，克尔恺郭尔与我在此所指的是理性的疚责，而不是非理性的疚责。后者带有无意识的心理动能，是不具建设性的，需要加以铲除。）

终极而言，闭锁状态是以幻觉为基础的：“闭锁状态代表的是谎言或背离真理的，其理至明；而背离真理正是不自由……”《惧怖的概念》，p.114注释。他认为，我们在与闭锁人格相处时，要了解沉默的重要，而且要一直保持“〔说话〕范畴的极度清晰”。他相信闭锁的状态可以借内在的启发或“洞明”（transparency）加以治疗，他这里所意指的，就心理学的层面而言，与当代〔心理治疗的〕清涤法（catharsis）与厘清法（clarification）不无相似之处。

自由也可能在身心相关的（psychosomatically）层次丧失。对于克尔恺郭尔而言，“身体、心理、灵性”（可能性）是不可分的整体，任何一个层面的解构都会影响到其他的层面”同上，p.109。。他在传统的身体与心理之外，又添加了第三项决定要素——自我（self）。就是这个“中介的决定要素”（intermediate determinant）涉及了可能性与自由。他不认为人格只是身体与心理的综合。如果人格要发展到更大的格局，那就必须看自我如何与心理和身体相连结。这是为何克尔恺郭尔的自我概念，不能与只占心理一部分的自我（ego）等同的另一项指标。当个人能够自由地看待心理与身体，同时以此自由地行动时，自我就在发挥作用。

其他因焦虑而丧失自由的例子，可以在窄化紧绷的人格中看到。克尔恺郭尔写道，这样的人格特质是缺乏内在自信的。

严守正统教义而毫无弹性的那一类人，或许就是处于原魔的状态。他什么都知道，他崇奉神圣，真理对他而言就是礼仪的印记，他常常表达要到神的座下效忠，顶礼千回，他对每件事物的了解，就像小学生能以固定的方式记诵数学命题一样，但是方式稍微变化，就把他考倒了。所以只要他听到事情没有按照既定的次序陈述时，他就会感到焦虑。他像极了一位现代玄想的哲学家，找到灵魂不灭的新证明，但是当他遇到致命的危险时却派不上用场，因为他没有随身带着他的笔记簿。《惧怖的概念》，p.124。

因缺乏内在自信而引发的那种焦虑，一方面会以任性与不信（unbelief）的否定态度表现出来，另一方面则会以迷信的方式呈现。“迷信与不信两者皆是不自由的形式。”同上。偏执者与不信者，就其心智框架下的焦虑形式而言，可说是一丘之貉。两者都缺乏扩延性；“两者皆欠缺内省，不敢接近他们自己。”同上，p.129。

人们会竭尽所能地避免焦虑，对克尔恺郭尔而言自是意料中事。他提及所谓“懦弱的年代”，生活在此时代的人“想尽办法让自己分神，用大声喧闹的土耳其乐来驱赶孤独的思想，就像在美洲森林中，他们用火炬、呼喊以及铙钹声来逐退野兽一样”同上，p.107。。因为焦虑是让人痛苦异常的经验。而且因为它是如此地鲜活与常见，所以我们再度摘述他对此痛苦经验的描述如下：

无论宗教审判长手边拥有的折磨方式有多可怕，也比不上焦虑；无论间谍如何狡滑地在他怀疑的人最脆弱时攻击他，如何布下陷阱逮捕他，都比不上焦虑；无论法官诘问审查被告的手段有多机巧，也比不上焦虑；不管他以分神或喧闹干扰它，不管是在工作或游戏，也不管是白昼或夜晚，它都让他无所遁形。同上，p.139。

不过，一切想要回避焦虑的尝试，不仅注定要失败，而且在逃离焦虑的过程中，个人会丧失让自我浮现最珍贵的机会，而且也会失去为人的教育。“如果人是野兽或天使，那么他就不能感受到焦虑。因为他是两者的综合体，所以他才能够焦虑，而且焦虑越强，人就越伟大。”然而，这与我们一般所了解的焦虑意义不同，它并非与身外之物有关，而是就人自身创造焦虑的这个意义而言。《惧怖的概念》。

克尔恺郭尔对焦虑最迷人的描述是把它看成“学府”（school）。焦虑是比现实更好的老师，因为我们或许可以避开不悦的情境，而暂时逃避现实，但是作为教育资粮的焦虑却总是存在，因为人们离不开它。“即使在最微不足道的事物上，只要个人机巧地权变一下，从某件事情上悄然消失，他极可能就此成功得手，因为现实远不如焦虑精明；焦虑就在手边。”同上，p.144。以焦虑为师似乎是个愚蠢的想法，他承认，特别是对那些夸夸其言从未有过焦虑的人，更是如此。“我对此一意见的回应是，我们当然不应惧怕为人，或惧怕有限的事物，但是只有经历过可能性焦虑教育洗礼的人，才会成为没有焦虑的人。”同上，p.141（其中黑体部分是我说的）。

就某方面而言（我们不妨称为负向方面），此项教育在教导个人坦诚地面对和接受人类的处境。它意味着要面对死亡的事实，以及其他存在的偶然现象，而且从这个“原始的焦虑”（Angst der Kreatur）中，我们学会如何诠释人类处境的现实。“因此，当学人从这间可能性的学府毕业之后，他便会比孩童更彻底地了知世情，他绝对无法向生命要求任何东西，而且恐惧、地狱与毁灭就安驻在每个人的脚边，此外他还学到一项可贵的教训，每一项令人惊惧的焦虑可能在下一秒钟就成为事实，他会因此对真实有完全不同的理解，他会赞颂真实……”同上，p.140。

就正向方面而言，进入焦虑学府使个人得以走出有限与琐屑的压制，并且在人格中落实无限的可能性。对克尔恺郭尔而言，有限就是那“闭锁”自由的状态，相反，无限指的则是“敞开”自由之门。因此，无限是他可能性概念的一部分。有限性则可以被界定为，个人对数不清的压制与人为局限的体验，我们在临床上和生活中都可以观察到这些现象。无限则无法被界定，因为它代表自由。在面对焦虑这件事上，克尔恺郭尔极为推崇苏格拉底的态度，他

庄重地举起毒酒杯……就像病人在一场痛苦的手术即将开始前，向医生说“我已经准备好了”一样。此时焦虑没入他的灵魂，遍处搜寻，挤出一切的有限与琐屑，从此引导着他，直到生命凋零。《惧怖的概念》，p.142。

在如此这般的焦虑对待中，个人被教育懂得信仰，亦即内在的信心。于是个人拥有“弃绝焦虑的勇气，但却不带一丝焦虑，唯信仰有以致之；它不仅消除了焦虑，同时常保时新，从死亡焦虑的痛苦中不断成长”。

具科学头脑的读者可能会觉得，在上述的引言中，克尔恺郭尔似乎都是以诗文和吊诡的演讲方式来论说的。这当然是正确无误的，但是他要表达的意思，却可以用清晰的经验语言加以综述。首先，他预示了霍妮等人的论点，认为焦虑指出了一个事实存在且有待解决的问题；而且从克尔恺郭尔的观点看，焦虑会尾随个人的足迹（假如他没有进行全盘的神经性压抑的话），直到它被解决为止。其次，克尔恺郭尔宣称，“自我的力量”是在个人成功地面对焦虑的经验之后，才发展得来的。

克尔恺郭尔令人感到惊讶之处在于，尽管他的作品写于一百三十年前，尽管他欠缺诠释无意识素材的工具（所需工具形式直到弗洛伊德之后才完备），但是他是如此敏锐而深刻地预见了现代心理分析对焦虑的洞观。同时他又把这些洞见置放在一个更宽广的脉络中，以诗文和哲学的方式来了解人类的存在。法国的生理学家伯纳德（Claude Bernard）曾经渴望过会有这样一天的到来，届时“生理学家、哲学家与诗人可以用同样的语言交谈，并且彼此沟通无碍”。我们在克尔恺郭尔的身上，似乎看到了那一天已然到来。

焦虑的生物学诠释

Anxiety Interpreted Biologically

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

神经系统的规划功能最终成就了概念、价值和快乐

——这些都是人类社会生活特有的现象。

只有人类可以规划未来的愿景，可以体验缅怀过去成就的喜悦。

只有人类可以快乐。

但是，也只有人类会忧心焦虑。

薛林顿（Sherrington）曾说过，动作与姿势有如

影之随行。

我相信焦虑也有如知识活动的阴影一般相随，

我们越了解焦虑的本质，就越了解智识。

——利戴尔（Howard Liddell），《警戒在动物神经官能症发展上的角色》

本章探讨的主题是：当有机体面对危险的情境时，会有怎样的反应？我们将从生物学的角度进行研究，完整的生物学不只是针对危险的反射式反应，更具有有机生命整体回应威胁的广泛意义。

我在研究焦虑时注意到，过去二十年来已经有许多研究涉入相对冷门的神经学与生理学。事实上，过去在严谨研究工具的开发上，已有长足进步，内分泌学的研究便是例证。单项研究就像是盖房子时会用到的个别砖块。但是整个房屋的设计在哪里？换言之，把不同砖块堆砌在一起的综合体、统合体或模式在哪里？我能够想到的统合者有沙利（Hans Selye）和贝塔兰菲（Ludwig von Bertalanffy，译注：德国生物学家）。但是，他们的贡献固然卓著，前者却是在实验医学与外科医学的领域，后者则在生物理论的领域。我们仍旧缺乏针对焦虑异质研究的统合工作。我会在后面指出，压力与焦虑类似，两者却不应被认为是一样的。

许多以焦虑为题的论文作者似乎都同意，我们最需要的就是某种统合的设计，能为这个领域带入某种“秩序与清明”（弗洛伊德半个世纪前的话）。我们异质、孤立和片断的知识大量增加；但是我们对焦虑的整体了解却几乎没有增长。含纳所有差异面向的模式，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这些“发现”经常让人感到失望的原因在于，生命情境（如焦虑）的“成因”，永远不可能从孤立的神经或生物反应发现。我们需要的是可以含纳所有不同研究进路的新模式。焦虑的神经生理面向不能由它们本身来理解，而必须参照下列问题：有机体与世界奋斗想要满足的需要是什么？我所谓的世界不只是生理的环境，也包括心理与态度的环境。李维特（Eugene E.Levitt），《论心理医疗学之突破》（Commentary on the Psychiatric Breakthrough），收录在史匹柏格（Charles Spielberger）主编，《焦虑》（Anxiety: Current Trends in Theory and Research, New York: 1972）第一册，p.233。

这表示神经生理过程应该被看成是有机体组织阶层的一个面向。梅尔（Adolph Meyer）说，“生理学应附属于整合功能，特别是象征运用的方式”苏利文（Harry Stack Sullivan），《当代心理医疗学概念》（Conceptions of Modern Psychiatry, Washington, D.C., 1947），p.4。，指的就是这个意思。

梅尔这一段综合陈述有不少实证的支持。贝克（Aaron Beck，译注：认知心理治疗学派创始人）说：“充满压力的生活情境本身，对造成焦虑与生理失序的影响，远不如当事人认知这些情境的方式来得重要。”贝克（Aaron Beck），《认知、焦虑与身心失序》（Cognition, Anxiety,and Psychophysiological Disorders），收录在史匹柏格主编《焦虑》第二册，p.349。在针对越战士兵的焦虑研究中，梅森、柏恩与罗斯等三位作者总结认为，造成焦虑变动的原因不在于生理本身，而是个别士兵“特殊的生活方式”。换言之，当事人认知威胁的方式，比威胁本身更为重要。在当事人的生活方式中，统合的动能最为重要。梅森指出，许多疾病可能就是这种整合机制的失序。就是这种整合机制，使个人象征性地诠释情境是否具有威胁的。

梅森表示，相较于生物学的“基本元素”（elementalistic）研究进路，“潜藏在‘整合’或‘综合’这两种进路之下的前提……认为对生命有机体的终极了解，不在于对它的终极组成成分的了解，相反，生物学特有的基本任务在于，弄清身体许多不同的部分或过程，是如何整合成为一个有机体”

梅森（John W.Mason），《内分泌统合模式所反映的情绪》（Emotion as Reflected in Patterns of Endocrine Integration），收录在李玮（L.Levi）主编，《情绪》（Emotions：Their Parameters and Measurement, New York, 1975）。。

这个整合模式的目标，是本章心系之所在。如果我们要避开生理学与神经学研究中既存的流沙，我们就必须追问每一项研究是如何与整体接轨的。

惊吓模式

我们就从一个防卫的反应着手，尽管它既非恐惧也非焦虑，却是所有这类情绪的先驱，也就是惊吓模式。兰迪斯（Landis）与杭特（Hunt）的惊吓模式研究特别值得我们关注，因为该研究澄清了防卫反应、焦虑与恐惧三者，在有机体身上浮现的顺序。兰迪斯（C.Landis）与杭特（W.A.Hunt），《惊吓模式》（The Startle Pattern, New York, 1939）。

如果我们在某人背后制造枪响，或是以其他方式弄出巨响的突发刺激，他会很快弯下身去、头往前抽动、眨眼，以及用其他方式表现出“惊吓的反应”。这是原初和先天的不自主反应，先于恐惧和焦虑这两种情绪。兰迪斯与杭特以不同的实验诱发这种惊吓模式，主要是以手枪射击来制造刺激，并用电影放映机记录瞬间的反应。惊吓模式的最主要特色是身体的弯曲，“这与防卫性收缩或个人的‘退缩’相似”兰迪斯与杭特，如前所引，p.23。。惊吓模式的特征在于眼睛的眨动，在正常情况下会有“头向前伸、特殊的脸部表情、双肩拱起向前、手臂往外、手肘弯曲、下手臂向前，手指弯曲、身体往前伸、下腹部收缩、膝盖弯曲……它是原初的反应，无法自主地控制，也是普遍具有的，在黑人、白人、成人、婴儿身上以及灵长类或其他较低等的动物形式身上都会具备”同上，p.21。。就神经学而言，惊吓模式牵涉到较高神经中枢的抑制，因为后者无法统整如此突发的刺激。也就是说，我们会先受到惊吓，才会知道威胁自己的是什么。

惊吓反应不等于恐惧或焦虑。兰迪斯与杭特正确地指出，“最好把惊吓定义成‘先于情绪的状态’（pre emotional）”。同上，p.153。“那是针对突发性强烈刺激的立即反应，有机体被迫要做出某种超越常态的反应。就此而言，它有某种紧急回应的味道，但是以其组成与表达的方式观之，则比所谓的‘情绪’简化许多，只能算是一种快速短暂的反应。”同上。真正的情绪会在惊吓的反射之后才出现。兰迪斯与杭特的成人实验对象，在惊吓之后，出现了好奇、为难和恐惧等衍生行为（情绪）。作者认为，这种衍生的行为是“当事人由先天、非习得的反应，过渡到社会制约、纯属自发学习反应的桥梁”同上，p.136。。

要紧的是，这些实验中的婴儿越小，伴随惊吓产生的衍生行为就越少。一个月大的婴儿除了惊吓之外，没有其他的反应，兰迪斯与杭特说，“但是我们的研究同时显示，随着婴儿的成长衍生的行为也就越来越多。……哭喊和逃离的行为——不论是转头避开声音的来源，或是真的转移身体爬走——都会随着年龄而日益频繁”《惊吓模式》，p.141。要注意这就是惊吓模式，意即有机体的整体回应。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过去二十年的文献中，研究者虽然对神经学与生理学中独立的个别质素持续感到兴趣，但是有可能忽略掉其中的惊吓模式。。

从惊吓模式中可以演绎出许多先于焦虑与恐惧的情绪性反应。例如，库比（Lawrence Kubie）便在这种模式中找到“焦虑的发生学”（ontogeny of anxiety）。他主张，惊吓模式是存在于个人与周遭世界之间落差的第一个指标。库比认为，胎儿不会有惊吓的体验；刺激与反应间的间隔对胎儿是不存在的。但是婴儿与惊吓模式却同时诞生。从此以后，个人与环境之间便存在着“距离”。婴儿会有等待、延宕、挫折的经验。库比主张，焦虑与思考过程都是来自这种个人与周遭世界的“落差”处境，而焦虑则是先于思想的发展。“个人生活中的焦虑，是惊吓模式与所有思考过程起始之间的桥梁。”库比（L.S.Kubie），《焦虑个体发生学》（The Ontogeny of Anxiety），《精神分析期刊》（Psychoanalysis Review）, 1941,28: 1, 78—85。惊吓模式可多方应用。请参见李文（Seymour Levine），《压力与行为》（Stress and Behavior），收录在《美国科学》（Scientific American），一九七一年元月号，224: 1, 26—31。

根据兰迪斯与杭特的说法，这种惊吓模式就是葛斯汀称之为“灾难式反应”（catastrophic reaction）的一般反应类型。我们认为惊吓模式是一种原初和先天的防卫反应，它是有机体情绪反应的先驱，后来会变成焦虑和恐惧。

焦虑与灾难反应

葛斯汀（Kurt Goldstein）对本书贡献卓著，因为他提供了理解焦虑的广泛生物学基础。葛斯汀（Kurt Goldstein），《有机体》（The Organism: a Holistic Approach to Biology, New York, 1939），以及《人类本性》（Human Nature in the Light of Psychopathology, Cambridge,1938）。葛斯汀以一位神经生物学家的身份研究各式各样的精神病患，特别是脑损病患，由此形塑其概念。葛斯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德国一家大型精神病医院的主任，因而有机会观察研究许多因战争而脑损的士兵。这些伤兵适应环境的能力受其损伤大脑的限制，所以对许多刺激会出现震惊、焦虑和防卫的反应。观察这些伤兵，就像观察危机情境中的个人一样，从中能够清楚了解关于有机体焦虑动能的生物面向。“生物的”与“生理的”之间，应该有所区别，前者指涉有机体是行动与反应的整体，而后者指涉这个整体中的某个层次。某些相关文献的作者主张，研究脑损病患，并不能具体针对神经性焦虑的心理面向得出数据，因为这些病患本来在神经上便不平衡。例如，莫勒（1950）主张，葛斯汀研究对象的焦虑更接近“原始焦虑”（Urangst，基本、正常的焦虑），而不是神经性焦虑。“神经性焦虑”这个词应用在伤兵身上是否有意义，是令人质疑的。然而，这个区分与我前面的陈述并没有矛盾，也就是葛斯汀的发现为焦虑的理解提供了生物学基础，这一点极具价值。我认为（后面会详细地指出）从心理学的层次来了解焦虑，与葛斯汀在生物学层次的发现，不但不会不一致，反而可以互补。

葛斯汀的中心论点是：焦虑是有机体在灾难情境下的主观经验。当有机体无法配合环境的要求时，便会被拋入灾难的状态，自己的存在或对存在至关紧要的价值，也会因此备受威胁。我们不应认为“灾难情境”总是指涉高强度的情绪。它可能只是心中闪过的念头，觉得自己的存在受到威胁。强度不是问题，它是一种质性的经验。

葛斯汀的脑损研究对象发明了无数回避灾难情境的方法。例如，有些伤兵会发展出强迫整齐症状：他们的衣柜整理得一丝不苟。如果把研究对象放在杂乱无章的环境中——例如，如果有人更动了他们放置鞋子或衣服的方式——他们就会大为慌乱，不知所措，并且显得极为焦虑。有些伤兵被要求在纸上写下自己的名字时，会靠着最边边的角落写，开放空间（“空无”〔emptiness〕）对他们而言是无法因应的处境。这些伤兵会回避任何环境的变化，因为他们无法适当地评估新的刺激。我们在这些情境中看到伤兵无法因应周遭的世界，也无法发挥自己的基本能力。当然，正常的成年人有能力适应更广泛的刺激，但是这个灾难情境的有机体问题，在本质上还是一样的。在这种情境下，客观层面便是失序的行为。主观的层面则是焦虑。

葛斯汀否认有机体是许多不同“驱力”的组合，以及是驱力受阻或干扰造成焦虑的说法。虽然葛斯汀排拒“驱力”的概念，但是他主张我们可以提及有机体在自我实践倾向中的“需要”。有机体毋宁只有一个倾向——那就是实现自己的本质。（这个观点与克尔恺郭尔的自我实现〔self realization〕概念之间有相似之处）每个有机体最主要的需求和倾向，就是使自己与环境相互调适。当然，动物或人类有机体的本质千差万别，各自拥有的基本能力都不一样，这会决定它实现的目标和方法。野生动物在丛林栖息处能够一展雄风，但是当它被捕关在笼内时，便呈现虎落平阳之势，甚至有躁动不安的行为。有时候，有机体为克服本性与环境的落差，会牺牲某些本性中的质素，例如上述的野生动物为了避免关在笼内的灾难状况，想必会牺牲它们自由吼叫的需要。适应不良的有机体可能会以削足适履的方式，从周遭世界退缩出来，以避免灾难情境。葛斯汀以坎农（Cannon）研究的猫为例说明，这些交感神经已被切除的猫会紧靠热缘不肯离去，因为它们对寒冷的调适能力（借此维系它们的生存）已经被剥夺了。

根据葛斯汀的看法，并不是疼痛的威胁造成了灾难状况，以及随之而来的焦虑，它甚至不是最主要的因素。疼痛经常是在没有焦虑或恐惧的情况下发生。同理，也不是任何危险都会引发焦虑。威胁到有机体生存的是特定的危险——“生存”在此的意义不只有身体的生命，也包括心理的生命。威胁有可能是针对有机体所认同的实存价值。除了葛斯汀的分析以外，我们要特别指出，西方文化所谓的“驱力”——不论是生理心理上的“性”驱力，或文化心理上的“成功”——往往以各种方式被等同于个人的心理存在。因此，某人可能会因为性欲受到挫折而焦虑，而另一个人则可能会因为钱赚得不够多（或社会地位滑落），而觉得自己落入灾难情境。

某位学生可能安然度过一次考试而不会有焦虑，然而，对另一位事业生涯维系在此一考试能否过关的学生而言，同样的情境却成了创伤或灾难的处境，并因此产生失序的行为和焦虑。因此，“灾难情境中的有机体”这个基本概念有两个面向：第一是客观情境本身，第二则是涉及的有机体本质。即使在日常生活的正常焦虑下，也就是“让我们纠心绞痛的恐怖威胁”下，每个人也都还是可以辨识出灾难情境的威胁的。

人类面对危机情境的能力因人而有极大的差别。为什么有些人会因为内在冲突基本上是心理问题，便对危机欠缺准备，这个问题我们将在第四章中讨论。我在这里只是要提出，每个人自有其“门槛”，而超越门槛的额外压力便会让处境成为灾难。葛兰珂（Grinker）与史匹格尔（Spiegel）在他们对战时崩溃士兵的研究中，已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葛兰珂（R.R.Grinker）与史匹格尔（S.P.Spiegel），《压力人》（Men Under Stress, Philadelphia, 1945）。本书中经常出现士兵的焦虑研究，绝对不是因为过度偏好与军队相关的事情。而是因为士兵如同未婚妈妈，会长期停留在所属的团体中，且容易进行研究。他们一如未婚妈妈，身处会大量产生焦虑的情境。同样，梅森等人（Bourne,Rose and Mason）研究越战中战斗的士兵，也说明了类似的情境。士兵们的多种防卫功能——相信自己是无敌的、强迫性活动、对长官能力的信仰，都是在保护个人免于灾难状况。梅森等（Bourne, Rose and Mason），Urinary 17—OHCS levels，《一般精神科文献》（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一九六七年七月，17, 104—110。

焦虑以及世界的失落

我们现在转向葛斯汀的有趣讨论，为什么焦虑是没有具体对象的情绪。他与克尔恺郭尔、弗洛伊德等人的意见相同，认为焦虑必须与恐惧有所区分，因为恐惧有具体的对象，而焦虑则是一种模糊和具体的焦躁。当代心理学令人困惑的问题，不在于这项定义，而在于它的理论基础。只要这种现象继续下去，我们就很容易观察到，重度焦虑者是说不出也不知道，他害怕的“对象”是什么的。当然，焦虑中的“假对象”也很常见。这就是恐慌和迷信的功能。众所周知，焦虑经常被错置在任何可被接受的对象上；如果受煎熬者可以将焦虑附着在某个物件之上，通常都可以释放其焦虑之苦。焦虑中假对象的现身不应该与焦虑的真正来源混为一谈。葛斯汀说，虽然这种“无对象的特性”在精神分裂初期的案主身上清楚可见，但是同样的现象也会出现在较不极端的案例身上。当精神分析案主处于焦虑状态时（例如第八章的哈洛·布朗〔Harold Brown〕），他们会表明说，自己没有能力知道害怕的对象，正是使焦虑如此痛苦和令人不安的原因。

葛斯汀认为：“随着焦虑的增加，焦虑的对象与内容似乎消失得越多。”他追问说：“焦虑的存在主要不就是在本质上无能知道威胁之害从何而来吗？”《有机体》，如前所引，p.292。在恐惧中，我们能够觉察到对象，也觉察到自己的，而且能够在空间上锁定我们恐惧的对象。但是用葛斯汀的话来说，焦虑“会由后方攻击我们”，我的说法则是同时从四面八方包抄。恐惧时，你的注意力局限在对象上，全身的张力被动员去奔逃，你的确可以逃离对象，因为它在空间占有一席之地。但是焦虑时，你逃跑的努力基本上会变成疯狂的行为，因为你经历的威胁并没有特定的方向，因此你也不知道要逃到哪里去。就像葛斯汀所说的：

恐惧时会有适当的防卫反应，对于环境的某一部分，身体会表现出紧张以及极度的关心。然而焦虑时有的只是无意义的狂乱，以及从世界退缩后的僵固或扭曲表现；此外，热情全然封闭，仿佛周遭世界与个人完全无关，而且与世界的牵连，或任何有用的观感与行动，都停摆了。恐惧会让我们的感知更敏锐。焦虑会瘫痪知觉，并使它们无用武之地，而恐惧则会驱使着它们行动。《有机体》，pp.293, 297。

葛斯汀观察到，当脑损的伤兵感到焦虑时，他们无法适当地评估外在的刺激，因而，他们既不能正确地看待周遭的客观环境，也不能务实地看清自己与这些外在环境的关系。他说：“灾难的状况会使有秩序的反应成为不可能，于是主体便无法在外在世界‘拥有’客体。”同上，p.295。每个人都曾在自己的经验中注意到，焦虑不但对自己的觉察造成混乱，同时也扰乱了对客观处境的认知。这两个现象的相伴相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用葛斯汀的话来说：“觉察到自我是伴随着对客体的觉察而来的。”同上。在焦虑中失灵的正是对自我与世界关系的觉察。读者若想要了解这些观点的临床例证，请参考第八章布朗的案例，特别是第二节的讨论。

因此，焦虑呈现出无特定对象的现象，并非全然不合逻辑。当然，葛斯汀无意在这个“焦虑无特定目标之本质”的讨论中，将有机体与其客观环境分开来。个体总是面对着某种客观环境，只有当我们看清“环境与有机体共存相生”（organism in environment）的现实时，换言之，即看清有机体是在回应自己无法解决的任务时，我们才能够了解焦虑为何会发生。

征诸上述的讨论，葛斯汀主张重度焦虑者会经验到自我的解离，或“人格存在的消解”《有机体》，p.295。。因此，“有”焦虑的说法并不全然准确；比较准确的看法，应该说我们就“是”焦虑或“化身”为焦虑。

葛斯汀观点中的焦虑和恐惧来源

从进化的角度来说，焦虑和恐惧的关系为何？从葛斯汀的观点来看，焦虑是原初和原始的反应，恐惧则是稍后的发展。婴儿对威胁的最初反应是扩散且尚未分化的——也就是焦虑的反应。恐惧则是稍后的变化，是在当事人学会客体化和具体处理那些可能会将他带入灾难状况的环境质素时才出现的。甚至在只出胎十天的婴儿身上，我们都可以观察到明显的焦虑——那是针对会威胁他安全的事物做出的扩散与未分化反应。只有当成长的婴儿在神经与心理上，成熟到足以客体化事物的时候——也就是能辨识其生活环境中，可能会带来灾难状况的那些事项的时候——才会有具体的恐惧出现。

当葛斯汀继续发展更具体的恐惧／焦虑关系公式时，说了一段可能会让许多读者感到困惑的陈述。他先问：“是什么导致恐惧？”接着肯定地说：“无非就是可能引发焦虑的经验。”同上，p.296。他主张，恐惧事实上是我们对可能陷入灾难状况的不安。这点我们可以用前面提过的案例研究来说明——哈洛·布朗的案例。这位年轻人必须在好几个时间点上通过考试，才得以继续自己的学术生涯。某次他在回答考题时，突然觉得自己不可能成功，并且惊慌了起来，认为自己会被迫从大学退学而再度“败下阵来”。这种明显的紧张与冲突，连带他那些深度焦虑的老症状，都是他身处“灾难状况”体验下的主观反应经验。

然而，他在另一次类似的考试情境下，虽然也感到不安但却能坚持下去，稳定地从事自己该做的事，而最终能够不惊慌地完成考试。我们可以把后面这个情境下的不安界定为恐惧。他这次害怕的是什么？他怕的就是，他有可能再度陷入上述第一种情境下的灾难状况。因此葛斯汀主张，恐惧代表一个警示，也就是当事人如果没有好好因应危险的经验，便可能陷入危及整个有机体的危险处境。恐惧最后会变成具体经验的不安，而这个经验有可能带来更糟糕的状况，那就是焦虑。在葛斯汀的公式中，恐惧是害怕引发的焦虑。

当时葛斯汀的公式可能会令人困惑的部分原因在于，过去的心理学多数倾向认为恐惧是一般性的名词，焦虑则是从恐惧衍生出来的。请参见西蒙兹（P.M.Symonds），《人类的调适动能》（The Dynamics of Human Adjustment, New York, 1946），p.155。葛斯汀的观点正好相反：恐惧是从焦虑分化出来的，是有机体成熟的后期发展过程。他坚称，我们习惯把焦虑看作是一种恐惧的形式，或“最高形式的恐惧”，是不正确的。“因此，我们无法离开恐惧的现象而理解焦虑，是再明白不过的事了，而是相反的过程才合逻辑。”《有机体》，如前所引，p.297。我们可以确定地说，恐惧可能会变成焦虑（当个人发现自己无法因应情境的时候），焦虑也可能变成恐惧（当个人开始觉得自己能够适切地处理情境的时候）。但是当恐惧持续增加而终于变成焦虑状态时，葛斯汀认为会有某种质变发生，换言之，个人对威胁来自某个具体对象的觉察，转变成让整个人格都被淹没的不安，以致个人会觉得连他的存在都受到了危害。

我们要说明的是，因为焦虑是一种令人更不舒服的状态，所以向来都有以恐惧把焦虑“合理化”的倾向。这个意图在恐慌症与迷信的现象中，以幻想和不具建设性的方式完成了。但是它也能够被建设性地达成，例如在心理治疗的过程中，个人学会务实地看待危险，同时发展出自己能适切面对它们的信心。

至于恐惧与焦虑的源起，葛斯汀显然不同意焦虑以及对特定客体的恐惧会遗传的各个理论。霍尔（Stanley Hall, 1846—1924，译注：美国心理学家与教育家，在一八九二年创办美国生物协会）假设孩童的恐惧遗传可以追溯到人类的动物祖先。史坦（Stern）驳斥这一点，他与葛罗斯（Groos）共同主张，孩童对“神秘事物”会有本能的恐惧。葛斯汀认为不可能是这样，因为孩童会借由探索不熟悉情境的方式来学习。史坦认为客体的某些特异处，会让孩童感到恐惧，例如突然现身、快速接近以及强度刺激等。葛斯汀说，这些特异事项有一个共同因素，那就是它们会让适当的刺激评估变得困难，即使不是完全不能。葛雷（J.Gray）在回顾焦虑的源起时，形成了一套关于“先天产生恐惧刺激”的四重分类：“弧度、新鲜度、特殊的演化危险（例如对掠夺者的累世经验），以及来自社会互动的刺激。”前两个原则都会随着时间急速消退。后两项则受成熟度的影响，它们会随着时间增长而变得日益增强。葛雷，《恐惧与压力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Fear and Stress, London,1971）。葛斯汀总结这个问题如下：“我们有理由认定说，有机体对不当的情境会产生焦虑，人类祖先如此，现在的我们也是一样。”《有机体》，p.300。我们要补充的是，这个解释让我们不会迷失在“遗传vs.学习”这个无用的争辩迷宫中，而这正是到目前为止，多数恐惧与焦虑的讨论令人困惑之处。葛斯汀的观点具有厘清的作用，因为我们再也不需要把个人视为恐惧的载体，而是把个人看成是需要与环境互相调和的有机体。就像上面所说的一样，当做不到这一点时，焦虑便因此产生，恐惧也不是遗传而来，而是这种焦虑能力的客体化形式。由遗传得来的是我们拥有不安的生物能力，并非具体的恐惧。

忍受焦虑的能力

葛斯汀下面这段话指出了焦虑的建设性用途：忍受焦虑的能力对当事人的自我实现很重要，对他能否征服环境也同样重要。每个人都会不断地经验到存在的震撼与威胁。事实上，自我实现必须是在承受这些震撼的情况下继续前进，才有可能发生。这里所指的是焦虑的建设性用途。葛斯汀的观点在这里类似于克尔恺郭尔，我们在第二章已经指出克尔恺郭尔强调的重点，他认为从正面的观点看，焦虑是自我发展可能性的指标。葛斯汀主张，健康的个人所以自由，是因为他可以在多种可行的方法之间做出抉择，也能够利用新的可能来克服艰难的环境。个人若是走过而非逃避焦虑，那么不仅可以完成自我的发展，同时更扩大了世界的版图。

不要害怕可能导致焦虑的危险——它本身便代表一种因应焦虑的成功之道。……同上，p.303。

终极而言，勇气就是对存在震撼的坚定回应，为了实现我们自己的本性，我们必须忍受它。《有机体》，p.306。

正常小孩因应世界的能力不如成人，但是孩子仍旧有采取行动的强烈倾向——葛斯汀认为这是孩子天生本具的。如此，孩子才能不顾震撼与危险而进步、成长与学习。这是正常小孩与脑损者之间的本质差异，尽管两者因应焦虑处境的能力都受到局限。脑损者忍受焦虑的能力最差，小孩则多一点，具创造力成人最能忍受焦虑。具创造力者深入许多使他们暴露在震撼处境中的冒险，更是经常受到焦虑的威胁，但是，如果他具有真正的创造力，那么他就会更具有建设性克服这些威胁的能力。葛斯汀引述克尔恺郭尔的陈述说：“越有原创性的人，他的焦虑便越深刻。”葛斯汀，《精神病理学的人性观》（Human Nature in the Light of Psychopathology），p.113。

文化是人类征服焦虑的产物，因为文化是人类逐渐把与环境调和得适合自己居住的表征。葛斯汀不同意弗洛伊德对文化的消极观——文化是压抑的驱力升华后的结果，也就是避免焦虑的欲望产物。葛斯汀主张，从正面观点来看，创造力与文化都和克服挑战与震撼获得的喜悦有关。当创造性的活动是个人焦虑的直接产物，或者个人被焦虑所迫进入另一种替代现象时，行动的某些部分明显有压力，也有强迫倾向和不自由的感觉。因此，“……只要这些活动不是自发的，不是自由人格所产生的，仅仅只是焦虑的后遗症，那么它们对人格就只有虚假的价值”。他继续说道：

这点可从虔诚宗教人的真诚信仰，与迷信之间的差异来说明，前者的信仰基础来自对无限的真心奉献。或者也可从心胸开放的学者，与武断科学家之间的不同来说明，前者的信仰基础为真相，他随时准备因为新的事实真相，而改变自己的概念。……同上，p.115。

葛斯汀对古今极权主义下人类受奴隶的古老模式另有评论说：

一个民族可以因为对当前处境的不安，以及对自己的存在感到焦虑而颤抖，也可以因为受骗于政治煽动家所描绘之美好前景的嘲弄而寒栗，它有可能就放弃自由，接受完全的奴役。而且可能是因为希冀去除焦虑才这么做的。葛斯汀，《精神病理学的人性观》（Human Nature in the Light of Psychopathology），p.117。

焦虑的神经学与生理学面向

我先前提过，有关焦虑神经生理面向的多数讨论，会先描述自律神经系统的作用，以及透过自律神经系统产生的身体变化，然后会或明或暗地假定这问题已经被搞定了。我同意了解自律神经系统的功能，对于焦虑神经生理学的探究非常重要，但是我要指出为什么这个步骤本身并不恰当。焦虑这个反应在有机体身上是如此普遍而根本，因此它不能被化约地归因于某个特定的神经生理基础。我们在后续身心相关症状的讨论中会看到，焦虑总是涉及一组神经生理关系与“平衡”的复杂排列。因此在这节中，我们会从问题比较单纯的层次——有机体受威胁时的自律神经系统作用入手，然后再探讨有机体在环境中整体回应的复杂层次。葛斯汀提出了一项修正，对这个领域中的多数讨论颇富挑战：他在某次与我谈话时说道，“并没有所谓的‘特定’焦虑神经生理基础”；“只要有机体有反应，整个有机体都在反应。”当然，这段陈述并不表示交感神经活动的研究没有用——例如它可以被当成焦虑与恐惧的一个重要神经生理面向，但是这的确表示，这样的研究必须被置放在把有机体视为全体反应的整全观点下来对待。葛斯汀的观点也没有暗指有机体的某些反应，不会比其他反应更特殊化。例如，恐惧不论在神经生理和心理上，都比焦虑更为明确特定，因此只从交感神经活动的角度来描述恐惧的神经生理学，会比将同一过程用在焦虑上，谬误来得少些。我们稍后会说明，恐惧与焦虑的差别之一，就在于焦虑击中了有机体更为根本且投注的“层级”。再者，我必须提醒读者，有机体在威胁下的神经生理反应研究，虽然成效卓著（我们在本章剩余的篇幅中将尽力探讨），然而我们不知道的焦虑神经生理学知识仍有许多。

当有机体受到威胁时，身体变化便会发生，好让有机体能够对抗或逃离危险。这些变化是自律神经系统的效应。称它为“自律”，是因为我们相信它不受意识直接控制这是自律系统不同于其他神经系统——更直接受到意识控制的中枢（脑脊椎）系统之处。

近来已有研究证明，自律神经系统的有意识控制，比想象中更有可能做到。这点已得到洛克斐勒大学（Rockefeller University）的米勒（Neil Miller）以及布朗（Barbara Brown）的实验证明。然而，我并不相信这些实验否证了我们在此所做的基本描述。，而这个系统是身体进行情绪变化的媒介。它素有“身心桥梁”之喻。我们接下来会更仔细地讨论，自律神经系统又分成两个副系统，彼此互相对立或平衡地运作。副交感神经系统掌管消化、生长以及有机体其他“建构”（upbuilding）的功能。与这些活动相关的情感有舒适、享乐、放松等。交感神经系统则是加速心跳、提高血压、输送肾上腺素到血液，以及动员有机体能量以对抗或逃离危险等其他层面的媒介。与交感神经刺激的“一般性兴奋”相连结的情感，主要有愤怒、焦虑或恐惧等形式。

每个人在自己的焦虑或恐惧经验中，都知道自律神经系统的活动会诱发身体的变化。行人差点被一辆超速的计程车撞到时，会感到自己的心跳加速。在重要考试之前，应试的学生会紧张得非去小便不可。演讲者在重要演讲之前，也会奇怪地发现自己一点胃口都没有。

这些反应在原始人身上，最初显然是在保护他们免于野生动物和其他具体危险的袭击。在当代社会中，人们鲜少直接面对威胁，人们的焦虑主要与社会调适、疏离、竞争、成就等心理状态有关。但是因应威胁的机制维持不变。

这些现象以及其他许多焦虑与恐惧的肢体表达，很容易便能够与坎农“逃或打”（flight fight）的机制相连结。请参见坎农（Walter B.Cannon），《疼痛、饥饿、恐惧、忿怒下的身体变化》（Bodily Changes in Pain, Hunger, Fear and Rage, New York, 1927）第二版，以及《身体的智慧》（The Wisdom of the Body, New York, 1932）。心跳加速可注入更多血液到肌肉中，这是眼前打斗所不可或缺的。身体表层下的周边血管收缩，使血压升高以维持紧急情况所需要的动脉压力。这种周边血管的收缩是“吓得发白”这个俗语的生理面向。“冒冷汗”则是为了实际肌肉活动将流的热汗预作准备。此时身体可能会颤抖，体毛会竖起以逆转体温，并保护有机体免于周边血管收缩所造成的寒冷威胁。呼吸会加深或加快以确保氧气充分供给，这就是强烈兴奋下的“气喘吁吁”。眼睛的瞳孔扩张，好看清楚具威胁性的危险，所以会有“吓得瞪大双眼”的说法。肝脏释放出糖以提供打斗所需要的能量。某种物质被释放到血液中，以加速血液凝结，好让有机体不致受伤失血过多。

为了使有机体就定位应付紧急情况，消化活动暂停下来，因为所有可动用的血液都要供给骨骼肌肉。嘴巴会觉得干燥，因为唾液的流动减少了，此时胃液流动也告暂停。内生殖器的平滑肌产生收缩。用专门的术语说，此时膀胱与结肠有清空的倾向，这对释放有机体从事激烈活动，显然具有明显的功用。

危险的觉察

进入自律神经系统的冲动，会穿过大脑中枢的中部与下部——丘脑与间脑，它们最近被命名为负责处理焦虑与恐惧之交感神经刺激的“协调机制”。这些大脑中枢的中低部位会反过来与大脑皮质——与情境的“觉察”和“意识诠释”等功能有关的大脑中枢较高部位交互作用。

例如，当我们感到害怕时，未经提炼的感官刺激便会激促一股自律神经的反应，从丘脑下部传递到脑的网状启动系统。这会调节我们的警觉，以备我们打斗或逃离之需。丘脑同时会把冲动送到大脑皮质，以待进一步诠释。

大脑皮质的这个功能就是心理学上的意识觉察，它在焦虑的临床治疗上非常重要，因为不安端视个人如何对潜在的危险诠释。在神经学上，动物和人类的主要差异，就在于人类的大脑皮质比动物大得多。这就是焦虑问题在神经学上的对应关系，亦即人类有机体的焦虑问题涉及个人对自己危险处境细致与复杂的诠释。《身体的智慧》，如前所引。例如，哈洛·布朗只是与别人小有争执，或甚至只是打一局桥牌，就会引发深刻的焦虑，因为任何竞争的联想都会让他联想到童年时与姊姊的竞争，而那对他与母亲的亲密依赖深具威胁。（当然，我们并不认为像布朗这样的人，可以清楚意识到这些影响其诠释的决定因素。无意识因子的影响是更严苛的心理问题，我们会在下一章讨论。）因此，只要牵涉到个人诠释自己童年经验处境的复杂方式，客观上，相对无害的处境都有可能成为严重焦虑的情境。

个人诠释为危险的刺激可能是外在的，也可能是内在心灵的。例如，某种敌意或“性”方面的某种内在刺激，可能会使个人联想起过去的经验，而这些刺激便会带来疚责感，以及被惩罚的恐惧或实际的惩罚。因此，一旦内在心灵再度发生了类似的刺激，疚责感以及随之而来的惩罚预期心理便油然而生，个人也会经验到强烈和未分化的焦虑。

正常而言，大脑皮质对脑中枢底部会有所抑制，有机体因此缓和并控制焦虑、恐惧或忿怒反应的强度。这种控制与大脑皮质发展的成熟度成正比。例如，婴儿对不同的刺激反应都是未分化的强烈忿怒或焦虑。越接近婴儿状态的有机体，便越会采取反射式或未分化的反应。就这层意义而言，“成熟”的意思就是大脑皮质的持续分化与控制。当动物的大脑皮质以手术拿掉时，我们便可以观察到过多的自律“假性忿怒（sham rage）”（坎农）。极度疲累或生病也可能减弱大脑皮质的控制。因此，我们发现疲累或生病的人会对威胁产生高度未分化的焦虑反应。用精神分析的术语来说，这是一种退转（regression）。

大脑皮质的定向与控制，对学习理论与成熟度具有重要意义，这一点我们在这里只能简要提示。我们注意到婴儿（以及被去掉大脑皮质的动物）对具有威胁性的刺激，会以一种未分化或反射的方式来反应。葛兰珂与史匹格尔主张，“随着生命日益成长与成熟，大脑皮质会有更好的发展。”

它会对这些不确定的反应逐步建立起抑制作用。首先，大脑皮质对刺激的反射式反应，只是一种次级的觉察，接着它试着重复这类刺激，以修正反应，将那些真正危险的刺激，与那些能够处理的刺激分隔开来，并且从错误中学会因应真正的危险。葛兰珂与史匹格尔，如前所引，p.144。

当个人面对超过他能控制的处境时（例如突然的刺激和创伤性的刺激），他可能会被拋入分化较少的反应状态中。葛兰珂与史匹格尔主张，这相当于婴儿阶段的“退转”状态，此时就神经学的意义而言，大脑皮质对情绪反应完全无法控制。

自律神经系统的平衡

我们在这里有必要申论一下前面提过的一个观点——交感神经系统与副交感神经系统的互相抗衡。诚如坎农所说，自律神经系统的这两个分支是“平衡的”，有点像伸肌与屈肌。交感神经相对较强，因为它有能力凌驾于副交感神经之上。换言之，轻微的恐惧或焦虑便能够抑制胃肠消化，反之，必须有相当程度的副交感神经刺激（例如吃东西），才能够克服微量的忿怒或恐惧。

然而，来自对立神经系统的些许刺激，便可以“强化”有机体正在从事的活动。例如，轻微的焦虑或恐惧便可能成为我们所谓的“冒险”感，足以提振我们吃东西或性关系上的快感。民俗歌谣告诉我们：“禁果尝起来比较香甜”，冒险的质素能够增添性活动的热力，这是许多人共同的经验。当然，这如果演变成极端，就很容易以神经症的形式出现，但是它也有正常的阶段。下列事实呈现出一个类比：如果同时加入屈肌的张力，则手臂的伸肌动作便会表现得比较好。这个讨论指出了轻微焦虑与恐惧的建设性用途，这点我们稍后会谈到。

这两套神经系统互相平衡牵制的事实，对于了解身心现象的焦虑，具有关键的作用。例如对某些人而言，焦虑似乎是促使他们开始进食的信号。临床文献中经常有因焦虑而暴食，并因此造成肥胖的案例。当然，这可能与以“吃”来表达因焦虑引发的襁褓时期依赖需要有关，但是它同时也明显地有神经学层面的意义，亦即大量的副交感神经刺激，或可平息交感神经的活动。

我们在“性”的领域，也可以看到类似的现象。早期的性亢奋与荐神经或副交感神经有关，刺激性器官勃起的神节纤维（nervi erigentes）也是这个神经区域的一部分。众所周知，有些人会用手淫或进行其他性活动，来平息焦虑。有趣的是，据说野蛮人包围罗马城的时候，手淫也盛行于罗马人之间。苏格拉底被迫服毒那天，他在《斐多》（Phaedo，译注：这本书所记载的是苏格拉底服刑前，于雅典监狱里和朋友的谈话内容，主题为灵魂与生死问题）的最后一页中说道：犯人在自己服刑前的最后一天，通常会纵情于吃喝与色欲之中。这么做显然不只是为了最后一次的人类享乐，更有平息焦虑的效果。

当我们把性活动当成是减缓焦虑的一种形式时，我们需得了解，射精与性高潮是借由副交感神经对立的交感神经所传递的，这个神经区域会刺激储精囊（seminal vesicles）。这是在性高潮时常常感受到的侵略或忿怒经验的神经面向，艾利斯（Havelock Ellis, 1859—1939）曾提及“爱的咬痕”（love bite），纯就神经学的观点看来，性经验纾缓焦虑的功能，仅止于性高潮的时候。尽管性高潮确实能够释放紧张，在正常情境下也不会制造焦虑，但是它却会让个人在以手淫或其他性活动纾缓焦虑处境时更加焦虑。我并不想把这些神经心理的相关关系看成是必然的事实。神经的功能往往普遍受到复杂心理因素的影响，彼此间也经常互不相容，因此我们必须不断地强调，对案主行为的了解，必须要把个别的有机体置放在整体的情境中加以审视才行。

交感神经的刺激会导致整个有机体处于普遍兴奋的状态。就神经学的原理而言，这是由具有大量连络与沟通纤维的交感神经系统所启动的，此时透过交感神经通路释放出扩散和普遍的神经脉冲能量，这和头盖骨与荐骨的神经系统只对特定器官直接释放出有限能量的情况，形成强烈的对比。坎农，《身体的智慧》，如前所引，p.254。流入血液中的肾上腺素，对有机体也同样具有广泛的效应。坎农认为，肾上腺素与交感神经的直接刺激是种“伙伴关系”。“既然肾上腺素密布于血液之中，交感神经系统就算因为其神经纤维的分布方式，不会造成扩散的效果，它还是会因为肾上腺素的启动，而达到相同的效果。”《身体的智慧》，p.253。另有一项对坎农著作的后期批评是，情绪的过程乃是自律神经系统的功能，此时交感神经与副交感神经同时交互作用着，于是产生了我们所谓的情绪。此外，坎农的著作对荷尔蒙的角色也无法充分了解，这在他的时代是不可能做到的。除了这些之外，坎农作品仍是这个领域的经典之作。杨格（Paul Thomas Young），《情绪》（Emotion），《社会学国际百科全书》（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1968）第五册，pp.35—41。这是每个人在自己的亲身经验中都可以观察到的神经生理事实，此时，气愤、恐惧和焦虑被感受为普遍而“全面的”情绪。

既然交感神经的刺激只会给有机体带来一般的兴奋状态，所以我们也就不可能单以神经生理数据为基础，来预测情绪是以恐惧、焦虑、气愤、敌意、挑战或冒险等形式出现。除了惊吓模式这类的反射式反应以外，情绪的形式将依据有机体对威胁情境的诠释而定。用普通的话说，如果危险被诠释成可经由攻击掌控，那么此时的情绪便是气愤。于是有机体的活动便是“打”，而不是“逃”，而且特定的肢体变化也会随着这项诠释出现。例如气愤时眼睑经常会眯起来，以便让视线锁定有机体伺机攻击的环境部分。如果情境看似无法以攻击克服，但是却可以逃离，那么此时的情绪便是恐惧。或者，如果危险被诠释为让有机体处于进退两难的无助状态时，此时的情绪便是焦虑。

同理，这些诠释的结果也会造成某些身体变化。例如，在恐惧和焦虑时，眼睑通常会张得非常大，以使有机体有机会看清每一条脱逃的路线。因此，有机体与威胁的心理关联，是定义这类情绪的关键。

既然情绪是由有机体与环境的特定关系构成，而且交感神经的神经生理过程是普遍而非特殊的，因此从特定的神经生理过程，导出特殊的心理经验如恐惧或焦虑，或是反过来推导，都是错误的。精密平衡的神经生理器官，具备了无限可能的组合，端视有机体在当时的需要和模式而定。同理，如果我们把神经生理过程等同于情绪，也是错误的。我们在下面这段某心理学家的话中，便可以看到后面这个谬误的例证：“当强烈的兴奋神经与强烈抑制兴奋的神经产生对立时，有机体便会陷入普遍化活动的情境中，仿佛普遍化的神经放射或溢流的状态正在启动……”他认为“普遍化的兴奋应该等同于焦虑。”魏劳毕（R.R.Willoughby），《魔幻与同质现象》（Magic and Cognate Phenomena: an Hypothesis），收录在默奇森（Carl Murchison）主编，《社会心理学手册》（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Worcester,Mass, 1935），p.466。不，我不认为焦虑可以被等同于任何普遍化的神经生理兴奋。焦虑不像蒸汽，只是一种生物化学的实体。它毋宁是为了说明存在于个人与威胁环境之间的某种关系（例如，无助或冲突等），以及伴随这个关系产生的神经生理过程。这里的错误出在把心理运作的生理机转，误认为是根本的病因。

这个概念来自弗洛伊德初期的焦虑理论。换言之，焦虑是由受压抑的力比多转换而成的形式。从今日的眼光看来，这个理论思维显然是把焦虑当成生理化学的实体来看待。然而弗洛伊德的作品显示，他对于把生理过程等同于情绪的看法是矛盾的。他也坦率地坚称，对神经生理过程的描述，不应该与对该现象的心理了解混为一谈。他在《一般精神分析引论》（General introduction to psychoanalysis）中有关焦虑的章节写道：

〔理论医学上〕的兴趣把重点放在焦虑情境产生的解剖过程上。我们了解到是延髓被刺激，此时病人被告知说，他罹患的是由迷走神经引起的神经症。延髓是令人惊异而美丽的东西。我清楚记得多年前我花了许多时间与心力去研究它。不过我今天必须说，根据我对有关焦虑心理学知识的了解，再也没有比兴奋感游走的神经路径更不重要的了。（pp.341—342）

他提醒精神分析师：“要抗拒耍弄内分泌学与自律神经系统的诱惑，要紧的是，要以心理学把握心理的事实。”但是在另一方面，不论我们把弗氏的力比多理论当成实际的化学过程或是类比，都已经为“焦虑等于神经生理过程”的谬误奠定基础。我在此直接引述弗洛伊德自己的陈述：要紧的是，要以心理学把握心理的事实。

巫毒死亡

创伤式恐惧与焦虑的情境，对有机体的重要程度以及伤害性，只有真正的死亡可堪比拟。在某些案例身上，“吓到死”的说法毫不夸张。多年前坎农就从这个观点，讨论了“巫毒”死亡的现象。坎农，《“巫毒”死亡》（“Voodoo” Death），《美国人类学家》（American Anthropologist），1942, 44: 2, 169—181。他引述了几个经过充分观察的死亡案例，案例中土著是因为部落坚持某些强而有力的象征行动而丧命，例如巫医神奇的“指骨”动作（bone pointing，译注：在这项巫术中，巫师用一根骨头指着一个人，不出几个礼拜，那个人果然死去。坎农曾研究过这种巫术，结论是有些人真会受其影响，变得毫无感情，像行尸走肉一般，最后果真应验巫师的诅咒而死），或吃下社群相信会致命的禁忌食物。人类学家陶吉亚（E.Tregear）观察纽西兰毛利人时记录说：“我看到一位强壮青年在犯下禁忌后的当天便死去，受害者全身力气像水一样流失后死去。”陶吉亚（E.Tregear），出现在《人类学期刊》（Journal of Anthropology Institute），1890, 19, 100，坎农引用于《“巫毒”死亡》一文，p.170。土著依循社群习俗相信，禁忌具有致他于死地的力量。坎农说：“担心恶兆与持续的恐惧状态，是会要人命的。”坎农，《“巫毒”死亡》，p.176。

在非洲可以找到宛如见证的例子。李纳德（Leonard, 1906）解读下尼日（Lower Niger）部落的故事如下：

我看过不只一位强悍的豪萨族（Haussa）老士兵，一步步、慢慢地死去，因为他相信自己被施了魔法。提供给他的任何营养品或药物，没有一样能够阻止不幸的发生，或改善状况，也没有任何事物可以让他脱离自认无可避免的命运。我同样在类似情境下，看过受雇于白人的土著脚夫（Kru men）等，在努力救治后，仍不免一死，并不是因为这些人已决心赴死（这是我们当时的想法），而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已被一群恶鬼掌握，必死无疑。李纳德（A.G.Leonard），《下尼日的部落》（The Lower Niger and its Tribes, London, 1906），pp.257ff。

巫毒死亡的生理层面不难理解。死于巫师“指骨”或因为吃了禁忌食物而死的土著症状报告，与持续而深刻体验到交感神经—肾上腺素刺激的有机体症状是一致的。如果这个刺激继续下去，而没有相对的行动出口——至于深信自己将死而焦虑得瘫痪掉的巫毒受害者，则缺乏有效的行动出口——死亡便会发生。坎农在他的去掉大脑皮质的猫的研究中发现，这些猫因为少了调节情绪兴奋效果的大脑皮质，在几小时的“假性忿怒”后便死了。“在‘假性忿怒’中，当事人就像受到创伤震吓一样，死亡原因的解释是，核心器官无法得到足够的血液供应，或具体而言，没有足够的氧气可以维持器官的功能。”坎农，《“巫毒”死亡》，p.178。

当代也有类似的事证。恩格尔提及“战斗中健康年轻的士兵无伤而亡，以及身处灾难困境的人，因放弃希望而谢世……在民俗故事和现实中，也都有人‘忧伤而死’。”恩格尔（George Engel），《健康与疾病的心理发展》（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in Health and Disease, Philadelphia, 1962），pp.290, 392—393。针对这点我们可以补充说，从“巫毒”的观点看，人会因缺乏信仰死去，而不是生理原因。

但是“巫毒”死亡的心理问题并不容易回答，例如土著对于给其造成严重威胁的环境，究竟是怎么诠释的。这主要是因为我们缺乏该土著的主观经验资料。坎农提出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一项心理诠释：当族群中其他人漠视我们时“被砍死”（cut dead）的概念。原始部落的禁忌受害者当然是被“砍死”的，他也会经验到强烈的心理暗示，因为不只他所属社群都相信他将死去，事实上他们也待自己如死人一般。我们也同样可以从其他情境中，观察到全面焦虑造成的死亡，例如因为战争惊吓的死亡，此时“生理创伤或任何强化惊骇感的因素，都无法解释当时的灾难状况”坎农，《“巫毒”死亡》，p.179。。

坎农参照的是马拉（Mira）的研究成果，这位精神医生在一九三六到一九三九年西班牙战争期间，曾经提报受“恶性焦虑”折磨的病患导致丧命的案例。马拉在这些病患身上观察到悲痛与混乱的症状，伴随着脉搏快振、呼吸急促，以及其他因交感神经与肾上腺素过度刺激所引发的症状，而且持续不停。马拉提到“交感神经系统先前的某种倾向”，以及“因饥饿、疲累和缺乏睡眠等因素造成身体困乏，而引发严重的心理惊吓”，作为病症发生的前提条件。同上，p.180。不论这类经验的心理决定因素为何，可以确定的是，当对个人存在的威胁，强大到足以让当事人无法因应时，个人只有放弃自己的存在——就是逐渐死去。

焦虑的身心面向

更具有现实关怀意义的是，各式各样的身心失序，此时为焦虑所苦的有机体，不断地以身体功能变化的方式挣扎求存。焦虑与恐惧等情绪与有机体的病痛和健康，具有深刻而全面的互动关系，这点在历史上已获得民间传说和人性观察者的肯认。近年来，身心关系的研究已在这个领域展开科学的探索，并在恐惧和焦虑的动能与意义上，得到新的启发。身心症状可被视为“情绪生活的表达方式之一，特别是无意识的情绪生活，例如梦、说溜嘴和神经症行为等，都是其表意的语言。”扫罗（Leon J.Saul），《情绪紧张的生理效果》（Physiological Effects of Emotional Tension），收录在杭特主编（J.McV.Hunt），《人格与行为失序》（Personality and the Behavior Disorders, New York, 1944）第一册，pp.269—305。

身心失调的另一种讲法，是因为沟通被抑制所引起的，因为“有机体的情绪输入，必须被适当地输出才行。当情绪状态的口语或动能成分，被部分或全部抑制时，有机体便会循着其他的输出管道，以其他替代的行为形式表现出来”格仁等（J.J.Groen & J.Bastiaans），《心理社会压力，人际沟通，身心疾病》（Psychosocial Stress, Interhuman Communication, and Psychosomatic Diseases），收录在史匹柏格与沙朗生（Irwin Sarason）主编，《压力与焦虑》（Stress and Anxiety, New York,1975）第一册，p.47。。

在焦虑和恐惧的状态下，身体会制造过多的糖分，而引起糖尿病，这种事件时有所闻。恩格尔，如前所引，p.391。许多心脏的状况会伴随焦虑而来，一点也不令人意外，因为人的心脏对情绪压力最为敏感。邦基（Oswald Bumke）主张，多数“所谓的‘心脏型神经官能症’（cardiac neuroses）不过是一种焦虑在肉体上的表现”邓巴（Dunbar），《情绪与身体变化》（Emotions and Bodily Changes），p.63。。

许多食欲过度的案例（暴食症，bulimia），以及随着慢性焦虑而来的肥胖，都被讨论过。扫罗（Leon Saul）便曾描述过一位案主，他的食欲“是在爱欲强烈受挫后，被错置于食物上……”这类案主的妈妈有些会过度保护小孩，孩子的童年处境经常让他会有焦虑的倾向。此时状况相反，案主会有病态性缺乏食欲的症状（神经性厌食症，anorexia nervosa），通常是因为对他人的爱或关心遭遇到重大挫折，因此对母亲产生敌意，而后又因敌意而产生疚责。扫罗，如前所引，p.274。我提出这个模式，是强调焦虑状态与依赖母亲之间的相互关系。拉肚子和焦虑往往息息相关，这点也广为人知。扫罗引述了一个自己的临床案例，案主是一位小时候受到双亲过度保护的年轻内科医生。当他从医学院毕业要开始执业时，他的反应是焦虑和拉肚子。扫罗指出，拉肚子是他被迫要独立去担负责任的敌意表现。因此，敌意是他对其焦虑的反应。另一个案例请参见第八章布朗的案例，特别是第二节最后几段的讨论。

虽然身心症相关文献中记载，“本态性高血压症”（essential hypertension，血压升高却没有其他疾病的证据）通常与被压抑的忿怒和敌意有关，但是某种焦虑模式却经常潜藏于当事人的侵略性情感之下。扫罗引述高血压案例来说明，怒气与敌意都是在反应冲突的情境，案主会因为过度依赖和顺服双亲，而产生焦虑的倾向。扫罗，如前所引，pp.281—284。至于气喘症，扫罗以若干研究为基础指出，“气喘案主的独特人格特征在于，过度焦虑、缺少自信以及严重依赖双亲，这通常是对父母过度关心的反应”。气喘发作“与焦虑和哭泣有关（啜泣变成喘气）。”

尿频与伴随竞争野心所产生的焦虑有关。同上，p.294。与身心症相关的癫痫，一般的看法是，被压抑敌意的大量释放，但是证据显示在某些癫痫案例中，是焦虑的发作以及焦虑引发的感情（有时与母亲特别有关），潜藏在案主的敌意之下。同上，p.292。

胃功能的案例

胃功能以及其他的肠胃活动，与情绪状态有密切关系，这是众所周知的。俗话在这方面的表达非常丰富，像是对某个东西“没有胃口”，或是对某个处境觉得“饱足了（受够了）”。巴甫洛夫（Ivan Petrovich Pavlov）、坎农、恩格尔等人都曾指出这个互动关系的神经生理面向。就身心关系而言，基本的考量是肠胃功能与关怀、支持以及某种依附形式的爱之间有密切的关连——以上症状都和母亲的哺喂有遗传上的关连。冲突的情境如焦虑、敌意与怨怼，都会强化这接纳性的需求。但是，这些需求注定要受挫，部分原因在它们过度需求的特质，部分原因是它们在西方文化下，会被压抑在讲求野心和道德挣扎的“男子气概”（human）外观之下。我们马上会看到，在汤姆和其他胃溃疡病人身上，这些接纳性需求以增加胃蠕动的身体方式来表达，而终于导致了胃溃疡。

精神分析师密特曼（Bela Mittelmann）、精神医生伍尔夫（H.G.Wolff）以及内科医生沙夏夫（M.P.Scharf），访谈了十三位胃溃疡的案主，并记录了访谈过程中病人的生理变化。研究者的实验是借诱发病人讨论婚姻、职业等曾使案主焦虑的主题，以看出伴随焦虑而来的胃肠功能变化。结果发现，当涉及焦虑与相关情绪的冲突被碰触到时，病人胃的活动通常会加速，胃酸增加，蠕动加快，以及血液供给过度（血液供给增加）等现象都很明显。这些状况都是会制造溃疡的。但是在访谈中，医生向当事人一再保证，并纾缓其焦虑，于是胃的活动恢复正常，症状也消失了。造成或加重胃酸的胃蠕动，会因为焦虑而增加，在安全感取代了焦虑之后，病人胃蠕动也减少了，这点已得到清楚的证明。密特曼（Bela Mittelmann）、伍尔夫（H.G.Wolff）和沙夏夫（M.P.Scharf），《胃炎、十二指肠炎与胃溃疡病人的实验研究》（Experimental Studies on Patients with Gastritis, Duodenitis and Peptic Ulcer），《身心医学期刊》（Psychosomatic Medicine）, 1942, 4:1, 58。作者及Paul B.Hoeber, Inc., Medical Book Department of Harper & Brothers授权转载，版权所有，一九四二年，Paul B.Hoeber, Inc.。

这类的焦虑反应是否只发生在特殊身心类型的人身上？它是否普遍发生在西方文化中，或是普遍的人类反应？这些都是有待回答的问题。本研究中十三位控制组的普遍发生案例——健康而没有特殊焦虑者——对情绪压力大体上也展现出类似的胃部反应，但是比起溃疡病人则较轻，持续的时间也较短。如果他们的生活模式有了根本的改变——如离婚、被调职等，他们多少都会有焦虑与压力。具有上述特征的人，经常会有胃的症状，而其他类型的人则会以不同的症状“语言”反应。

汤姆的案例

汤姆这个案例对本书的研究也同样重要，他在有情绪压力期间的胃部活动，可透过其胃瘘管来观察。汤姆是吴尔夫（S.G.Wolf）和伍尔夫（H.G.Wolff）长达七个月的密集研究对象。出自吴尔夫（Stewart Wolf）和伍尔夫（H.G.Wolff）合著，《人类的胃功能》（Human Gastric Function），版权所有，牛津大学出版社（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一九四三、一九四七（牛津大学出版社授权转载）。他是一位五十七岁的爱尔兰人，九岁时喝滚烫的热汤，意外造成食道封闭。意外之后，一位勇于冒险的医生，动手术从汤姆下腹部开了一个口，进入他的胃部。长达五十年之久，汤姆都是经由这个瘘管的漏口进食。因为情绪不稳定的汤姆，历经了恐惧、焦虑、悲伤、忿怒与怨怼，所以吴尔夫与伍尔夫有许多机会透过漏口，观察到这些情绪与汤姆的胃功能之间的互动关系。

在恐惧的时候，汤姆的胃部活动急遽减少：

在研究控制期间的某天早晨，突然发生了可怕的事情，一位怒气冲冲的医生突然走进房间，性急地打开抽屉，在架子上翻找东西，并对自己咒骂着。他是在找一份极为重要的文件。我们这位每天都把实验室打扫得整整齐齐的研究案主，前一天下午才不小心把这些文件放错地方，他很害怕被医生发现而失去工作。他一句话都没说，脸色苍白地在一旁一动也不动。他的胃黏膜同时一下子变白，由九十的指数降到二十的水准，并持续有五分钟之久。直到那位医生找到要找的东西，并离开实验室，胃黏膜才逐渐恢复先前的颜色。吴尔夫、伍尔夫合著，《人类的胃功能》，p.112。

其他会带来这种胃部高度运作的情感有悲伤、沮丧和自责。汤姆和太太预定搬进新公寓，他们也非常期待。但是因为他们自己的疏失，房东将他们想要的那间公寓租给了别人。在发现这件事的早晨，汤姆垂头丧气，非常难过，也不与人沟通。他感到被打败，但却不想回击，他主要的心情是自责。他的胃部活动在那天早晨明显减少。

但是汤姆焦虑时就像其他胃溃疡病人一样，胃的活动急遽加速：

我们接触到最显著的胃功能变化，与主体的焦虑有关，这是因为我们未能及时告诉他什么时候可收到实验室支付的钱。他在受雇于实验室之前，一直接受政府的补助，有了新工作后，他的家庭生活水准也跟着提升，这对他的意义很重大。关于新工作可以维持多久这件事，他前一天晚上正巧和太太讨论过，并决定第二天要问清楚。他和太太都对答案感到非常焦虑，两个人因此都没有睡好。第二天早上，他胃部的血流量与胃酸质，都达到了这次研究进行以来的最高峰。……吴尔夫、伍尔夫合著，《人类的胃功能》，p.120。

这说明了汤姆身上的一个例行模式。“焦虑和相关的复杂冲突情感，会带来胃的过度供血、分泌过多以及过度蠕动（hypermotility，译注：指胃的内容物与胃黏膜接触的时间减少，因而养分的吸收也减少）。”同上，pp.118—119。

敌意与怨怼的经验，都让汤姆的胃部活动持续增加。书中引述了两种不同的事件，当时他感觉到医院成员对自己的能力与良知有所中伤。在这样的处境中，他的胃液会大量增加。在其中某段时期，汤姆用交谈转移了敌意，胃部过度活动的情形也就缓和了下来，但是当他再度不小心笼罩在旧创伤之下时，胃的活动又跟着升高了。

虽然汤姆没有胃溃疡，但是他的人格模式在许多方面与先前研究的病人类似。他小时候非常依赖妈妈，虽然他在母子关系中不曾享受太多亲情。吴尔夫与伍尔夫这么写道：“他对母亲又爱又怕，正如他对神的态度一样。”同上，p.92。母亲去世时，他非常震惊，之后便完全依赖姊姊。类似的又爱又恨情感，也出现在他与医生的关系中：他相当依赖医生，当这种依赖受挫时，又经常以敌意相待。他极度强调要做成功支持家人的“强人”。他说：“如果我无法支持自己的家庭，我会很快跳水自杀。”这句话栩栩如生地透露出，在汤姆强壮负责的外表之下，他的心理价值受创程度有多深。他无法以哭泣来宣泄情绪，因为他需要维持坚韧的外表。这种人格模式的特征在于，情感的依赖因为要故做坚强而被遮蔽了，这对下列事实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汤姆以不断加速的胃部作用，来反应焦虑与敌意。

我们可以从两种角度来检视这种以胃部活动加速反应冲突情境的情况。首先，它可能是有机体在心理上被压抑的关怀需求的身体表达。个人尝试解决焦虑与敌意，并透过进食来获得安全感。密特曼、伍尔夫和沙夏夫，如前所引，p.16。其次，它也可能代表某种侵略性与敌意的形式，对象就是否定个人舒适与慰藉需求的人。以进食为侵略性的形式在动物生活中很常见——“吃光”猎物就是一例。恩格尔发表过一个有趣的案例，案主是个婴孩，她像汤姆一样装有胃瘘管。当“莫妮卡与外人发生连结时，不论是热情或侵略性的，她的胃都很活跃地分泌。”换句话说，莫妮卡与汤姆有相似之处，却没有汤姆的神经性倾向。

这些研究证明将焦虑贬抑为只是自律神经的活动，不但过度简化而且不正确，除非我们能够从需要与目的的角度，来了解有机体在面对威胁时产生焦虑的神经功能。吴尔夫和伍尔夫指出：“目前掌握的证据尚不足以让我们将身体变化的模式，单纯归结于迷走神经或交感神经的活动。若把随着情绪困扰而来的胃部变化，视为整体身体反应模式的一部分，似乎更为有益。”《人类的胃功能》如前所引，p.176。密特曼、伍尔夫和沙夏夫对此异口同声地说：“在压力下哪部分的神经系统会主导，是次要的问题，重要的是，哪一种交互作用或结合最符合动物遭遇既定生命情境时的需要。”密特曼、伍尔夫和沙夏夫，如前所引，p.54（黑体部分）。

文化与疾病的意义

生病是解决冲突情境的方法之一。疾病是缩小自己世界的一种方法，随着个人的责任与担心的减轻，而比较有机会可以成功地因应情境。反之，健康能够让有机体发挥自己的能力。

恩格尔对此曾简洁有力地写道：“健康和疾病可被视为不同的生命面向”《健康与疾病的心理发展》，p.240。。他又补充说：“把疾病看成是与自己分离之实体的想法，颇能打动人心。”换言之，我相信当代人对疾病的利用，正如同古人利用魔鬼一样——魔鬼是古人忿恨经验所投射的客体，好让自己不用为这些经验负责。但是除了具有让我们免于疚责感的短暂意义外，这些妄想没有任何帮助。健康与疾病都是我们一生中，持续不断与周遭世界调和过程中重要的一部分。

当个人不断经验到冲突情境，却无法在意识觉察层次得到解决时，各种身体症状必然会出现。这是“肢体语言”的一种。其中一种类型是转换型歇斯底里（hysterical conversion）症状，譬如在可怕的情境下，便会出现歇斯底里性的失明（当事人无法承受看到这种可怕的事），或是出现特定肌肉歇斯底里性的瘫痪。由于歇斯底里症状有相当直接的心理起因，所以任何一部分的神经肌肉组织都有可能牵涉在内。但是身心类型的症状狭义而言，是自律神经系统引发的机能障碍。不过从较广泛的观点看，焦虑不一定会以具体的歇斯底里或身心疾病形式展现，它有可能出现在任何疾病中。这个第三类型焦虑的例证之一，便是传染病。有机体是否感染传染病，会受到焦虑以及其他感情的影响。传染病如肺结核可能与长期冲突情境所压抑的挫折有关，当事人却无法直接觉察，特别是在具体的身心层次。请参照哈兹（Jerome Hartz），《肺结核与人格冲突》（Tuberculosis and Personality Conflicts），《身心医学期刊》（Psychosomatic Medicine），1944, 6:1,17—22。我认为其过程大致如下：当有机体处于灾难式情境时，解决冲突的努力首先是在意识状态的层次；接着会发生在具体的身心层次；如果这两个层次都无法奏效的话，冲突就可能会牵扯到疾病，例如肺结核，它代表的是有机体更全面的涉入。

是什么决定当事人能否透过意识的觉察，解决其冲突？还是会化现成身心症状、歇斯底里症状，或是另一种不同形式的疾病？这个复杂的问题只有对相关当事人进行彻底的研究，才能够得到答案。问题的答案当然会涉及结构因素、当事人的襁褓经验、其他的过去经验，当下威胁的本质与强度，以及文化的情境等。然而，在每个案例中，有机体都被认为致力于解决某种冲突情境，冲突在主观上是焦虑，在客观上便是疾病。当症状呈现时，就是有机体努力解决冲突的表现。

文化因素与潜藏于身心失序底下的焦虑密切相关。这几乎可以在任何身心疾病中援引出证明。我再以胃溃疡为例说明。胃溃疡的高发生率经常与当代西方文化过度强调竞争的生活方式有关。它是“西方文明挣扎与野心的疾病。”最可能的解释便是，一九四○年代的男人必须在独立与力量的假象中，压抑自己的依赖需要，而女人却得以用哭泣纾解她们的无助感。在某些圈子里，女性的依赖反而被视为一种美德。依据可靠的资料，十九世纪初期，胃溃疡在二十多岁女性身上爆发的几率相当高。密特曼和伍尔夫认为，十九世纪初年轻女性的胃溃疡高罹患率，和当时的文化中，女性非常需要竞争争取另一半的事实有关，终身未嫁依赖亲戚过一辈子的远景，会造成明显的焦虑。相反，当时的男性在职业上占有“强势”地位，也能够表达他们依赖家人的需要。到了一九四○年代，男性罹患胃溃疡的概率几乎是女性的十倍，此时女性地位几乎和男性平等的事实，呈现出有趣的文化问题。当女性在社会中扮演更坚持的角色时，女性胃溃疡的情形也增加了。

我们还记得，密特曼、伍尔夫和沙夏夫研究中的控制案例（没有胃溃疡的病人），他在情绪冲突时，胃的活动也与胃溃疡病人一样高度作用，尽管其程度比胃溃疡病人来得轻。汤姆不是胃溃疡的病人，却也出现相同的反应。这些资料指向一个假说：这个身心反应模式不只是个人类型的问题，也经常发生在西方文化之中。其中是否具体涉及了美国文化这个因素，也是个有趣的问题。葛兰珂与史匹格尔在研究冲突情境中的士兵时，发现士兵对依赖需要的压抑以及肠胃症状之间，是有关联的，葛兰珂与史匹格尔发现这些士兵对喝牛奶具有强烈欲望。对这项“特定食物的强烈欲求，是与母性亲情照顾的最早期印记密不可分”，两位研究者补充说，“喝牛奶是多数美国人的文化特征”。葛兰珂、史匹格尔，如前所引，p.140。这个假说的初步证据是：西方文化对个人竞争的强调，在美国这个西方文化分支中，特别根深蒂固。

因为个人的生活、移动与存在都是在一个既定的文化中，他的反应模式也是依照该文化成形，他所面对的冲突情境也同样是文化中既定的，因此文化因素与身心和其他行为的失序密不可分，就不难理解了。在某个文化中最容易被压抑的情感、生物需求以及行为形式，也似乎最容易引发病症。弗洛伊德发现，维多利亚时期的性压抑，对病症的形成至关重大。就像霍妮所主张的，一九四○年代的美国文化中，敌意的压抑比性压抑更为普遍，因此与身心症状高度相关，也是可以想见的。因此我们当然不应该排除，我们的竞争性文化会引发相当程度的敌意的说法。

当文化强调的内容转变时，不同的疾病事件也随之转变。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心血管疾病事件的兴起，以及歇斯底里案例的下降。另一个重点在于，美国文化比较能够接受器官的疾病，而比较不能接受情绪或精神上的失序。其影响所及使得焦虑和其他情绪压力，在美国文化中常常采取身体表现的形式。简言之，文化会制约个人解决焦虑的方式，特别会制约他可能会采取的措施。

近来在我们的临床心理治疗中，已很少见到歇斯底里病人，除非是居住在拓荒边境的外诊病人，他们大体与当代的自我意识有所隔离。我们多数的案主属于“强制—强迫”型（compulsive obsessional）或压抑型，或两者兼而有之。这与当代自我意识的过于高涨有关。几乎每个受过教育的都市居民（我们主要的案主来源），都相当熟悉心理治疗，因此不会再有弗洛伊德当日状况外的情形。此外，我们要指出另一种文化对疾病的影响，这在多位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军官身上可以见到，他们基本上具有表达自己和其经验的能力，所以相较于教育程度较低，不擅长语言沟通的充员士兵，他们比较不容易有歇斯底里性的崩溃。这点与格仁（Groen）、巴斯提恩斯（Bastiaans）等人强调的论点吻合，身心失序是与沟通障碍直接相关的。

身心层面的研究为各种不同情绪的区别及其相关重要性，提供了指引的明灯。首先以焦虑与恐惧的区别为例。在某些焦虑与恐惧的处理中，历来都不太愿意将这两种情感做个区分，因为两者的神经生理基础被认为是一样的。我们在前面已指出这个假设的令人质疑的本质。但是，当个人被视为生命情境中的运作单元时，焦虑与恐惧之间的重要区分当然就会出现。以汤姆为例，我们还记得他在焦虑与恐惧下的神经生理行为大不相同。他因不挣扎和退缩所引发的情感，如恐惧、悲伤和自责，会让胃部的活动暂停。但是当他一旦投身于冲突与挣扎的情境时，此时焦虑、敌意或怨怼的情绪，就会使得胃部的运作超过正常的标准。这与传统神经生理过程分析的预期（亦即焦虑就是交感神经的活动），恰好相反。我因此认为：区分恐惧与焦虑的不同是有必要的，如果我们把有机体看成是努力适应既定生命情境的行为单位的话。该如何区分，我会在第七章摘述。然而，我在这里可以再加上一个观察：如果有机体能够成功逃离的话，恐惧一般是不会导致疾病的。如果当事人无法逃离，而被迫留在无法解决的冲突情境中的话，恐惧便可能转变成焦虑，身心上的变化也会伴随产生。

焦虑与侵略性的情感，如气愤与敌意，也是不同的。虽然压抑的忿怒和敌意是特定身心失序的具体病因，但是要紧的是，在更为彻底的精神分析基础上，经常可以发掘案主的忿怒与敌意，是针对潜在焦虑的反应。（请参照前面针对高血压和与癫痫的讨论）这个处境背后的道理可以说明如下：气愤不会导致疾病，除非怒气无法透过打斗或其他更直接的形式宣泄出来。当它必须被压抑时——因为如果有机体以行动执行了侵略性，他便会受到危害——身心症状如高血压便会出现。但是，如果潜藏的焦虑没有出现，那就根本不需要去压抑敌意。这点和我们强调的吻合，亦即有机体处于冲突情境，而冲突在心理面的呈现就是焦虑。杜意奇（Felix Deutsch）说“疾病都是焦虑引起的”时，是有根据的，如果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焦虑是疾病的心灵成分的话。

关于焦虑与身体变化的关系最难厘清的问题是器官病症的意义。身体病症可以透过两个问题加以厘清，两者对于了解焦虑为何采取身体形式表现都是必要的。首先，在有机体尝试因应威胁情境时，器官病症究竟有何作用？其次，使焦虑与病症得以互动的内在心灵机制为何？

有几项相关的临床观察，可以为我们解惑。个人有意识地忍受焦虑的能力与身心症状的出现，大体上呈反比关系。虽然有意识的焦虑与恐惧是使情势恶化的因素，但是有证据显示，那些被排除在意识之外的焦虑、恐惧与冲突，却具有最重要的意义。换言之，它们极可能就是致病的原因。焦虑越明显，就越可能变成神经症行为，而生理疾病就越不严重。当个人设法在意识层次控制冲突时，虽然他可能会体验到大量的有意识焦虑，但是他仍然保持觉察，直接面对威胁。“一般而言，我们可以这么说：焦虑的存在意味着个人的严重裂解……这可以发烧的预警作用比拟。”亚斯金（J.C.Yaskins），《焦虑精神生物学》（The Psychobiology of Anxiety—a Clinical Study），《精神分析评论》（Psychoanalysis Review），1936, 23, 3&4, 1937, 24, 81—93。但是，不论原因是情况持续恶化或无法成功，当个人无法再忍受有意识的挣扎时，有机体的病症就会改变。这些病症会缓解冲突和压力，并且在冲突无法实际解决时，做出近似或虚假的调适。因此我们可以说，病症往往是含纳焦虑的手段，它们是焦虑的结构化形式。弗洛伊德对心理病症的评论很正确，他说“症状是被绑住的焦虑”，换言之，焦虑被具体化成为胃溃疡、心悸或其他病症。

在布朗的案例中（第八章第二节），我们观察到的焦虑状态过程大致如下：首先，他会表明自己某种器官有病症，例如短暂的头晕，他对此病症除了感到不舒服外，并不觉得焦虑。几天后，焦虑的梦开始出现。接下来便是有意识的焦虑，会对治疗师相当依赖并有许多要求。当焦虑越来越被意识到，他的不舒服就越严重，但是器官的病症却消失了。

重要的是，上述溃疡病人并没有觉察到意识的焦虑。病症在这个意义上，是对抗焦虑处境的保护。事实上，这就是为什么在焦虑本身能够被厘清之前，把焦虑病患的病症处理掉是很危险的。病症的存在大体上显示主体尚无法处理自己的焦虑，它可能是对抗更恶化状况的防卫。

有趣的是，当人们生病时，焦虑就会消失。本书的研究进行到一半时，我因为肺结核而病倒，这在当时是无药可医的，我在周遭病友身上，观察到一个诡异的现象。当病人知道自己病重时，在生病前与其行为模式有关的焦虑似乎就消失了。有意识的焦虑通常会在病人即将康复之际再次出现，也就是当他能够重返工作岗位承担责任的时候。我们可以肤浅地评论说，疾病使他免于责任并保护着他，等等，但是这个现象似乎更为普通。假设最初被病魔击倒，部分原因是长期未解决之慢性冲突造成的，那么或许疾病本身是将冲突缩小到可解决范围的手段之一。这或许可以说明我们临床观察到的现象，也就是为什么当疾病出现时，就不觉得焦虑了，而当疾病疗愈时，焦虑便又再度出现。不用说大家都知道，我们谈的是有关病人行为模式的焦虑，而不是关于他生了病这个事实的具体焦虑（焦虑可能会明显地出现在疾病之中）。许多观察者提到以疾病代焦虑的“替换功能”。德雷普（Draper，请参见扫罗，如前所引）也提到神经官能症具有有机体病症替代品的功能。

病症与焦虑交互出现的问题，运用弗洛伊德力比多理论的第一个焦虑假说，便能够加以说明。譬如说杜意奇便主张，器官病症是来自被堵塞的力比多。如果力比多无法被正常释放，它便会以焦虑的形式出现，而这焦虑也会以身体病症的形式自行释放。因此，“就心理层面而言，个人要维持，或变得健康，就要善用力比多，或消除焦虑”邓巴引述，《情绪与身体变化》，p.80。。我在此所持的观点是，焦虑会发生不是因为个人是“力比多的载具”，而是因为他所面对的是他无能处理的威胁情境，也因此将他拋入无助与内在冲突的状态中。有可能是力比多——例如性驱力——的出现使个人陷入冲突中，但是我们要记得，问题在于冲突而不在于性。因此我们的结论是：病症的目的不在于保护有机体，使其不致堵塞力比多，而是要避免焦虑发生的处境。

我提出以下的大纲计划，作为总结本章观点的架构。首先，有机体是以象征与意义来诠释他面对的现实情境。第二，这些意义与象征会制造产生面对现实情境的态度。第三，这些态度会召唤各种情绪（以及神经生理和荷尔蒙元素），以此作为面对现实情境的行动准备。我已经强调过象征与意义的重要性，人类即是借着意义与象征把情境诠释为引发焦虑之所在。我们在本章开始时便特别指出，梅尔强调的“整合功能”以及“象征工具的使用”。神经学与生理学便附属于它们之下。

我们也已说明，这些诠释主要是发生在大脑皮质内，这个部分是人类神经器官与动物最大的不同之处。坎农针对交感神经活动的研究，是许多有关焦虑神经生理面向如何呈现在交感神经活动上的讨论基础，它基本上是以动物实验为主的。因此，我们不可能从这些研究径自推论人类行为，而必须清楚地交代但书。换言之，倘若我们要以动物反应类推人类反应，那么只有当人类的某些面向被孤立于整体的脉络之外时才有效。当然此一观察只是针对坎农研究发现的过度简化应用，并不是针对坎农的经典研究本身。

如此我们才有可能避免三个常见的心理学错误。第一个错误是，把情绪当成是神经生理的过程。第二个错误在于，“神经解释的自说自话（neurologizing tautology）”（例如，在焦虑的神经生理面向中，只描述交感神经的活动）。第三个错误是，认为可以把神经生理和心理过程做简单的二分。

读者或许可以指认出这三项谬误，它们与为解决身心问题而反复出现的三项传统哲学与科学观点近似：（1）生理学的观点（把心理现象当成是生理过程的附属现象）；（2）身心平行论（parallelism）；（3）二元论（dualism）。

在心理学与哲学中，我们都需要朝向更加整合的身心理论发展，这原本就需要回归到心身源起的层面上。本书的方式，是尝试透过象征、态度以及神经学与生理学的层级来进行。依我看来，梅尔的有机体进路就是其中的一个例证。

焦虑的心理学诠释

Anxiety Interpreted Psychologically

焦虑是

神经官能症的基本现象和重大问题。

——弗洛伊德，《焦虑的问题》（The Problem of Anxiety）

动物会焦虑吗？

研究动物的“类焦虑反应”（anxiety like reactions），对于人类的焦虑问题具有重要的启发。我们用“类焦虑反应”这个词汇，是因为对于动物是否会经验到焦虑这一点，可说并无定论。葛斯汀相信动物确有焦虑，但是他用原初的惊恐反应来形容它，而这与两星期大婴儿的“正常”焦虑反应大致相同。苏利文则主张动物不会焦虑。莫勒早期对老鼠“焦虑”（本章稍后会讨论到）的研究中，曾使用过“恐惧”与“焦虑”这两个名词。但是他后来认定，动物所经验到的不安是恐惧。除非把它们与人类置放在一起，处于特殊的实验心理关系情境中，否则动物是不会焦虑的。然而，与葛斯汀不同的是，莫勒的“焦虑”指的是神经性的焦虑，它的基本定义预设了“自我意识”、“潜抑”等人类独有的特质。

我认为利戴尔（Howard Liddell）解决了这项争议。利戴尔根据他以羊为实验对象所做的动物神经症系列研究，发表了与我们目前的焦虑研究特别相关的一篇论文。他认为动物并不具备与人类相同意义的焦虑，不过它们相对具有一种原始简单的情绪，称之为警戒（vigilance）。利戴尔（Howard Liddell），《警戒在动物神经官能症发展上的角色》（The Role of Vigilan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Animal Neurosis），发表在美国精神病患者协会（American Psychopath Association）的焦虑对谈，纽约，一九四九年六月（收录在霍克等〔Hoch & Zubin〕主编，《焦虑》〔Anxiety, New York, 1950〕，pp.183—197）。当动物处于可能受威胁的情境时——例如，实验室里预期将遭电击的羊，以及躺在自然栖息区，每十秒便醒来一次，察看有没有预备偷袭的爱斯基摩猎人的海豹——它们都会显现出警戒的状态，并且预期会有危险发生。此时的动物仿佛在问：“怎么回事？”这种警戒状态的主要特色是不间断的怀疑（显示动物并不知道危险何时会发生），随时准备行动，但是却没有明确的行动方向。我们很快便会明了，动物的这种行为与人类在焦虑情况下的迷惑与不安十分相似。

利戴尔认为，尽管葛斯汀引用了他的“灾难式反应”（catastrophic reaction）概念，来描述这种警戒状态，但是因为葛氏只强调高强度的反应，而使得其他研究者难以认同所谓的灾难式反应。这点似乎是正确的。在制约实验中，警戒不必然是高强度的，例如实验情境中的神经症反应便是，此时动物会清楚显现葛氏所谓的“灾难情境”是怎样的景象。但是，各种层级的反应都会有，即使是“眼睛微动、心脏轻微加速”的低强度反应，也不例外。

利戴尔说，提供制约反射（conditioned reflex）力量的，正是这样的警戒状态。当巴甫洛夫（Ivan Petrovich Pavlov, 1849—1936，译注：苏联生理学家，以消化生理的研究获得一九○四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能够准确地描绘出制约的神经生理学机转时，利戴尔却认为，巴甫洛夫有关制约动力来自本能的说法——例如，狗具有找食物、避免疼痛和不舒服的本能欲望——是不正确的。利戴尔写道：“制约机转的驱动，并非如巴甫洛夫所认定的那样，是由不受制约的高能反射中心，连贯到因制约刺激启动的低能感官冲动中心，所形成的能量传输新路线来完成的。”相反，它的动力来源是动物的警戒能力，或是因为动物的有机行为对环境保持怀疑、警觉而取得动能的。利戴尔在这里所做的区分，正是我们在前一章所强调的——这个问题在于生物心理层次，而非神经生理层次。换言之，发生行为的神经生理媒介，切不可与行为的成因混为一谈。如果动物受到制约——也就是说行为学习有其规律——它一定要能够就“怎么回事”这个问题，找出可靠的答案来。因此，在制约实验中最为要紧的，就是要能够前后一致。

在它们的能力范围内（譬如，羊的回溯和前瞻能力，大概只有十分钟左右，狗大约可以到半个小时），动物也要能够针对“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这个问题，找出答案来。当动物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时，便会持续地处于紧张状态中，仿佛不断地在追问“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而动物在实验情境下被设计产生神经症的反应，正是如此；换言之，此时动物正持续紧绷地处于警戒状态，它的行为很快就会变得惊慌失措和“神经兮兮”。这个在动物身上发生的情况，就像是人类在严重而持续的焦虑负担面前崩溃了一般。尽管利戴尔警告说，我们不能把动物受扰的行为与人类的焦虑相提并论，但是我们可以说：动物的制约反射行为和实验情境下神经症反应的关系，就像人类的理智行动和焦虑之间的关系，是一样的。

读者当可明了，我们和利戴尔一样，从生理学的领域——本能——踏入有机生物的领域。我们用本能释出“能量”的方式来思考论说，似乎是轻而易举的事，好像我们处理的是电流一类的东西，能够被我们度量，甚至为我们控管。利戴尔清楚地指出，事实真相根本不是如此：我们所关心的是像利戴尔的狗和羊一样的有机体，它们的全方位防卫反应，包括视觉、听觉、嗅觉、触觉，以及传递这些讯号的神经与生理媒介等。这些能力的加总，便成为动物的警戒状态，也就是人类焦虑的前身。

这使得利戴尔在人类智识与焦虑的关系这一点上，发展出相当具有启发性的想法来。巴甫洛夫相信，动物产生“怎么回事”的反应，乃是人类追根究底的基本形式，而这种形式的极致，就是人类对他所居世界进行科学研究与务实探索的能力。利戴尔在这条思想路径上更进一步，并且使其更为精确，他把对神经系统的侦测功能（也就是“怎么回事？”）与规划功能（也就是“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加以区分。相较于动物，后者在人类行为中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人类是可以前瞻规划未来，和享受既往成就的哺乳动物。文化的建构于焉完成。这种规划未来能力的极致表现，在人类依概念和价值存活的独特能力上，一览无遗。

利戴尔说，体验到焦虑的能力和规划未来的能力，是一体的两面。他坚称“焦虑如影随形地跟着智识活动而来，我们越了解焦虑的本质，便越了解智识为何物。”因此，利戴尔所陈述的问题，是“创造潜能”与“焦虑体验潜能”之间关系的某个面向，这正是克尔恺郭尔与葛斯汀所攻击的部分，而我们在本书中也将不断地予以处理。人类所想象的真相检测能力，处理意义与象征的能力，以及基于这些有机过程改变行为的能力——这些过程都与我们体验焦虑的能力密不可分。我们在稍后针对焦虑和人格贫乏的讨论中会看到，一个人若阻隔了焦虑，也就与创意无缘，这会让人格贫乏。反之却未必如此——一个人不是越焦虑，便越有创意（请参见第十一章）。

最后值得提出的一点是，就像我本人以及许多本书引述的研究者一样，利戴尔也把人类的社会属性，视为是我们具有特殊智识创造能力的根源，同时也是我们具有焦虑能力的原因。（此处所谓“社会属性”的定义，是“人际之间的”（interpersonal）以及“个人内在的”（intrapersonal）。）利戴尔肯定地认为：“智识及其阴影——‘焦虑’，都是人类社会交往活动的产物。”让利戴尔得出这个结论的推理，非常类似于苏利文，也和弗洛伊德以及莫勒对焦虑之社会起源的观点相同。我也必须强调，若是缺少了独立的个体内在潜能，社会的交往活动也是不可能的。

孩童恐惧的研究

如果我们认定孩子所恐惧的，必定是在过去的经验中，实际危害过他们的事物，因此把孩子的恐惧当成是对特定威胁的反应，结果便会令我们大吃一惊。报告指出，孩童最常感到恐惧的对象，是人猿、北极熊和老虎等，但是这些动物只有在孩童偶尔造访动物园时才会碰上。而那些孩童从来不曾遇过的神秘事物如鬼魂、巫师与神怪等，也是他们宣称最为恐惧的对象。为什么恐惧的事物多半来自幻想呢？上述以及许多涉及恐惧等焦虑关系的类似问题，促使我们更深入地去探索孩童恐惧与焦虑的来源。

数十年前，恐惧心理学的主要问题，在于找出那些引发吾人恐惧、未经学习的原始刺激来，并且以本能的过程来解释这些恐惧。孩子本来就会对黑暗、动物、深水，以及滑溜的东西等感到恐惧，霍尔（Stanley Hall）认定这许多恐惧是遗传自人类的动物祖先。此后，心理学家便纷纷对这些“遗传的恐惧”予以驳斥，把它当成主要的任务，到了华生（John B.Watson）的行为主义，这个问题便只剩下两个说法。华生认为“只有两件事会让婴儿产生恐惧的回应，那就是巨大的声响和失去支持。”华生（John B.Watson），《行为主义》（Behaviorism, New York, 1924）。此一假说认定，任何后续发生的恐惧都是“内建的”（built in），也就是因制约关系而建立的。

然而，后来研究孩童恐惧的学者却指出，华生的观点过度简化的情形十分严重。许多研究者在婴儿这两种“原始的恐惧”之间，根本找不出任何一致性的关系来。杰西尔德（A.T.Jersild）写道：“恐惧的刺激因素绝非孤立构成……引发婴儿产生‘未经学习的’莫名恐惧的可能情境，不只限于巨大的声响和失去支持，任何强烈、突发、无预警或未出现过的刺激，只要身处其境的有机体尚未准备就绪，就都有可能。”本段与下段的引文出自《儿童心理学》更新版（Child Psychology, New York, 1940），p.254，杰西尔德（A.T.Jersild）著，版权所有Prentice-Hall, Inc.（1933, 1940）。换言之，凡是有机体无法回应的情境，便构成了威胁，于是以焦虑或恐惧来对待。

我认为，本能论者与行为论者对“原始恐惧”各执一词的辩论，是一场唐吉诃德式的虚拟战争。为了要确定婴儿与生俱来的恐惧究竟是何种性质，却使得我们在误导的迷宫中失去了方向。比较有意义的问题反而应该是：在面对威胁的情境时，生物的有机体究竟拥有哪些（神经的与心理的）能力呢？关于遗传这一点，我们只需假设，有机体会以焦虑或恐惧，来回应他们自己无法应付的情境，这在人类远祖时代即是如此，今日亦然。至于焦虑与恐惧是后天习得的说法，可以被归结到成熟与学习这两个问题上。我对华生所说的那些婴儿反应，是否应该被称为“恐惧”，也抱持怀疑的态度。它们不就是被称作焦虑的原始防卫反应吗？这个假设将可以解释孩童反应的性质为何总是不太明确——换言之，即使是同一个孩童，在回应某一特定刺激所产生的“恐惧”时，也不尽然是相同的。

焦虑与恐惧的成熟因素

华生对儿童恐惧的研究进路，有另外一个缺点，就是它忽略了成熟这个因素。杰西尔德观察到这其中的关联：“如果某个发展阶段的小孩展露了早期未曾出现的行为，我们并不能因此就推论说，这样的行为改变主要是受到学习因素的影响。”杰西尔德与福尔摩斯（F.B.Holmes），《孩童的恐惧》（Children s Fears），《儿童发展论文集》（Child Development Monograph）第二十期，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出版部（Bureau of Publications, 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1935），p.5。版权所有，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1935）。

我们还记得前面有关婴儿早期受惊反应模式的讨论，小生命在刚开始的前几星期所显现的受惊反应，根本就与恐惧的情绪沾不上边。但是随着婴儿的日益成长，比较进阶的行为（焦虑与恐惧）就出现了。杰西尔德在研究中发现，五六个月大的婴儿，偶尔在陌生人靠近时会有恐惧的情形，但是在五六个月大之前的婴儿，却没有这样的反应。

吉塞尔（A.L.Gesell）针对不同年龄的婴儿，进行被拘禁在小栅栏内的反应研究，他提出的解释，非常有价值。十星期大的婴儿反应温和，到了第十二周大的时候，婴儿会略感不安，不断地转头。（我认为，这“不断转头”的动作便是警戒状态和轻微焦虑具体而微的表象，婴儿感到不安，但是他却无法在空间里找到令他忧虑的对象。）到了三十周大的时候，婴儿对此处境“会声嘶力竭地号啕大哭，我们遂称此反应为恐惧或惊慌”杰西尔德，《儿童心理学》，请参见前述引文，p.255。引文来自吉塞尔（A.L.Gesell），《婴儿期的个人》（The Individual in Infancy），收录在莫奇森（Carl Murchison）主编，《基础实验心理学》（The Foundations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Worcester, Mass., 1929）。。诚如杰西尔德所言：“孩子回应实际或潜在危险事件的倾向，端视孩子不同的发展阶段而定。”杰西尔德，请参见前述引文，p.255。

成熟度显然是决定婴儿或孩童如何回应危险处境的因素之一。资料显示，最初的反应是反射性的（如恐慌），而且是原始含混的不安（焦虑）。尽管此一含混的不安情绪，也有可能是数周大的婴儿，在因应特定刺激（如跌倒）时所引发，但是当婴儿逐步对危险情境发展出更强的觉知能力后，这种情形便更为普遍。至于具有特定对象的恐惧，不是应该出现在婴儿的成熟晚期吗？诚如葛斯汀指出，要能够以特定的恐惧回应，便必须具备客观化的能力——也就是说，要能够从环境中分辨出特定的客体来，这比起以原始含混的方式回应，需要更高的神经与心理成熟度。

史必兹（Ren Spitz）新创了一个“八月焦虑”的名词，来形容八到十二个月大的婴儿在面对陌生人时所显现的不安情绪。婴儿可能会感到困惑、哭泣，或转头去找妈妈。史必兹解释说，逐渐成熟长大的孩子已经学会综观所察，认出妈妈和熟悉的对象。但是这样的知觉作用还不太稳定，而且当妈妈应该在的地方出现了其他人时，便很容易受困扰。因此，当婴儿的知觉被陌生人干扰时，焦虑就产生了。请参见恩格尔（George Engel），《健康和疾病的心理发展》（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in Health and Disease, Philadelphia, 1962），p.50，引述自史必兹（Ren Spitz），《焦虑》（Anxiety: Its Phenomenology in the First Year of Life）。

杰西尔德指出，孩子在婴儿期以后，使他恐惧的刺激种类，也会产生重大的变化。“随着孩子想象能力的发展，他的恐惧与幻想的危险益发有关。而当孩子日益了解竞争的意义，并且在与他人比较的基础上，更明白自己的社会地位时，他便经常有丧失特权、成为笑柄和面对失败的恐惧。”杰西尔德，请参见前述引文。这些杰西尔德描述为“恐惧”的反应——例如：与竞争有关的恐惧——究竟是恐惧还是焦虑，只能在真实情境的基础上，才能找到答案。临床研究指出，内在的心灵冲突可能会投射到环境上，并因此引发焦虑；潜藏在恐慌症底下的焦虑，便是常见的例子。这同样要以某种成熟度为前提，同时也涉及复杂的制约和经验过程。

在后期因竞争引发的不安情绪中，孩子显然要对周遭的情境进行比较复杂的诠释。虽然这个诠释的过程必须以一定的成熟度为前提，但是经验以及文化对孩子冲击所产生的制约关系，也必然牵涉其中。研究发现，当孩子日益成熟时，孩子竞逐名位的恐惧也随之增高。更有趣的是，成人回忆的童年恐惧报告显示，他们对竞逐名位的恐惧比例，也比任何一组被研究的孩童来得高。此外，基于成人会倾向把成年后持续影响自己的恐惧与焦虑，“归结到”童年去解释，所以上述的解释就有其合理性。

我们不必全盘检视杰西尔德对孩童恐惧研究的成果。但是当我们静思这些结论后，两个问题便油然而生。以下我们将引述这两个问题，因为它们可以阐明恐惧与潜藏焦虑的关系。

首先，杰西尔德的研究结论显示了孩童恐惧的“非理性”特质。孩子口中的恐惧，以及他们在后来的访谈中所谓一生“最糟的事”，两者间存在着极大的落差。这是以三百九十八位年龄五到十二岁小孩的访谈为基础，所得出的结论。请参见杰西尔德等（A.T.Jersild, F.V.Markey & S.L.Jersild），《孩童的各种恐惧》（Children s Fears, Dreams, Wishes, Daydreams, Pleasant and Unpleasant Memories），《儿童发展论文集》第十二期，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1933）。他们所言最糟的事有生病、受伤、不幸，以及他们确实灾难临头的经验。此外，他们的恐惧“基本上被模糊地说成是，或许会发生的大灾难”。真正与动物接触发生的恐惧经验，只占“最糟的事”的2％，而对动物的恐惧却占了14％。他们感到害怕的动物，主要是甚少接触的狮子、猩猩与野狼。

在黑暗中独处与迷路，占实际发生经验的2％，而对这类处境的恐惧却高达15％左右。对神秘事物如鬼魂、巫师和神怪的恐惧，则超过所有恐惧项目的19％（比重最高的一组）。杰西尔德对此总结说：“孩子所描述的大部分恐惧，与实际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不幸，几乎毫无关联。”杰西尔德与福尔摩斯，《孩童的恐惧》，请参见前述引文，p.328。

上述的资料令人感到困惑。我们会期待，孩童所恐惧的是实际带给他困扰的事物。因为杰西尔德注意到，孩子的“幻想恐惧”会随着年龄与日俱增，所以他以孩子的“想象能力”逐步发展来解释。这种成熟的能力或许可以解释，孩子处理的为何是幻想的素材。但是在我看来，这并无法合理说明为何这些事物如此地令人恐惧。

由杰西尔德的研究资料引出的第二个问题是，恐惧的不可预测性。我们可以从杰西尔德的研究资料清楚地看出，要预测孩子何时会害怕是非常困难的：

孩子在某个特定处境下，并不感到害怕，但是稍后在没有其他明显外力干涉的情况下，却在同样的处境中心生恐惧。……某种吵闹声会引发恐惧，另一种吵闹声却不会；被带到某个陌生地方的孩子，可以毫不恐惧，但是在另一个陌生情境下，却会心生害怕。同上，p.308。

值得注意的是，“恐惧陌生人”是在某些情境下常被提及的恐惧，但是在其他类似的情境下却没有这样的恐惧。因为孩童的恐惧不停变换，深不可测，所以某些过程的发生远比一般制约关系的概念复杂得多。但是，这个过程的实际情形为何，仍旧得不到答案。

恐惧遮蔽了焦虑

我认为，如果我们不把许多所谓的“恐惧”，看成是特定情境下的惊恐反应（也就是恐惧本身），而把它们视为是潜藏焦虑的客观化形式，那么孩童恐惧的“非理性”与“不可预测性”这两个问题，便能够得到理解。恐惧通常会被认定是针对某种情境的反应，但是发生在这些“恐惧”中的某些情况，并不能以某种刺激造成某种反应来加以解释。如果我们假设这些恐惧是焦虑的表现，有那么高比例的“幻想”恐惧，便是可以理解的。众所周知，孩童的焦虑（大人也是一样）经常被错置在鬼魂、巫师和其他的对象上，这些事物与孩子的客观世界毫无关联，不过确实发挥了满足他主观需求的重要功能，特别是在他与父母的关系方面。换言之，恐惧有可能遮蔽了焦虑。

在某些案例中，这个过程可以被视为孩子对自己与父母的关系感到焦虑。例如，他无法直接面对“我害怕妈妈不爱我”这样的想法，因为一旦他明白这一点，他的焦虑便会急遽增加。或者，来自双亲的一再保证，也帮助他不必直接面对焦虑本身，但是这类保证通常与焦虑的真正核心无涉。焦虑因此被错误地置放在“幻想的”对象上。我在这里的讨论，常常把“幻想的”这词置放在引号当中，因为在对神秘恐惧比较深刻的分析中，我们无疑将会发现，在孩子的经验里，幻想的客体是对他们具有真实意义的事物。虽然成人焦虑的错置也有类似的模式，但是他们更技巧地把焦虑合理化，使得这些幻想的对象变得更“逻辑”或更“合理”。

我们认为，恐惧乃是潜藏焦虑的表现，这个观点也能厘清为什么孩子害怕的不是实际接触过，而是甚少接触的狮子、猩猩等动物。孩子对动物的恐惧往往是焦虑的投射，是他们对某些对象或人物（如父母）的关系感到焦虑所导致的，而这些对象或人物绝非遥不可及。弗洛伊德的小汉斯便是个经典的案例。请参见第五章。我认为对动物的恐惧，也可能是孩子对家庭成员感到敌意的投射，这种敌意感会带来焦虑，因为如果这个倾向演变成行动，孩子便可能受罚或不被认可。

这个观点也可以澄清孩童恐惧的不可预测性与不断变换的特质。如果这些恐惧是潜藏焦虑客观化的表象形式，那么焦虑的对象自然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表面分析所呈现的不一致性，在深入审视后却是相当一致的。杰西尔德本人便注意到，当恐惧是潜藏焦虑的表现时，恐惧便具有不断变换的特质：

只要有潜在的困难从各方面给孩子施加压力，那么即使某种恐惧的表现会消失掉，其他不同的恐惧又会紧接着投射出来。杰西尔德继续说道：“例如，孩子明显地害怕自己被拋弃，这可从妈妈短暂离家一下时的反应看出，它或许与家庭新生儿诞生时的其他沮丧症状有关。此一特殊的恐惧表现，可在父母努力协助孩子克服之后得到纾缓，但是，如果潜藏的不确定性仍旧存在的话，随即又会有其他的恐惧取而代之，例如害怕自己晚上单独睡觉等。”《儿童心理学》，请参见前述引文，p.274。

我们在此讨论孩童恐惧的目的，除了阐明恐惧本身的问题外，所要证明的是，研究恐惧必然要研究焦虑。我们在此提出的看法是，许多孩童的恐惧乃是潜在焦虑的客观化形式。恐慌症现象是以极端形式呈现上述假设的明证。恐慌症看似特例，却需要以深度分析、集中在某一点焦虑上，以避免其他地方的焦虑。请参见弗洛伊德如何分析五岁小男孩汉斯的马儿恐慌症，弗洛伊德指出，汉斯的恐慌来自与双亲关系的焦虑错置。

关于压力与焦虑

汉斯·沙利（Hans Selye）的第一本书《压力》（Stress），与本书同在二十世纪刚好过半的一九五○年出版，这一点十分有趣。他的这本书是心理学界与医学界对压力进行深入研究思考的开端。沙利在一九五六年出版的另一本书中，把生理压力界定为“由入侵事物与身体抵抗的张力所发展出来的一种调适”。换言之，压力是针对“身体耗损与撕扯”的反应。汉斯·沙利（Hans Selye），《生活的压力》（The Stress of Life, New York, 1956），pp.55—56。请同时参见第九章。

他提出了所谓的“一般适应症候群”（G.A.S.: General Adaptation Syndrome）。G.A.S.透过人类的各种内在器官（内分泌腺和神经系统），协助我们去适应不断发生在我们身体内部与四周环境中的变化。“健康幸福的奥秘就在于，能够针对这个世界不断变化的情境成功地调适；而在这个庞杂调适过程中的失败者，便会受到疾病和不幸的惩罚。”沙利，请参见前述引文，p.vii。他相信，每个人与生俱来就拥有相当程度的调适能量。同上，p.66。贝特森（Gregory Bateson）质疑“能量”一词在生物学与心理学的使用情形。他写道：“若把能量的缺乏视为是行为的阻却，将更有意义，因为饥饿的人毕竟无法有所行动。但就算是这样也行不通：没东西吃的阿米巴虫，有时反而会变得更活跃。它的能量消耗与它的能量投入，呈现反函数的关系。”贝特森，《迈向心智生态学之路》（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 New York, 1972），p.xxii。

这点在生理学或许没有问题，但是在心理学层面就不无疑义。产生能量的部分因素，不就是个人对手边事务的热情与承诺吗？老年学的研究不就告诉我们，人们会变得老化并不全然是年龄使然，也是因为他们在心理上找不到感兴趣的事物吗？人脑要保持能量，不就是要高度仰赖我们的工作热情吗？

我在此要说明一下，心理学家有用“压力”作为焦虑同义词的倾向。以焦虑为探讨主题的书，却反而以“压力”一词代替，显然是在讨论焦虑的学术会议，却不时以“压力”这个词替换作为标题。把压力与焦虑等同的看法，我在此公开表示反对，此外，以压力作为描述我们一般所谓焦虑引起的不安，我也认为并不妥当。但是，我反对的不是沙利的经典之作，因为在他的实验与外科医学研究中，压力一词确实是适用的，在心理学领域中，我就不认为“压力”能够包含焦虑的丰富涵意了。

压力这个词是从工程学与物理学借用来的。它在心理学领域会流行，似乎是因为它定义方便，处理顺手，而且通常能得到满意的评估，但是这一切在面对“焦虑”一词时，就都变得十分困难。要确定个人在压力下何时会爆发，似乎相对容易得多。基于科技剧变与价值丧失等因素，西方文化显然使其公民承受巨大的压力，而且与日俱增。这与盛行的心脏病、动脉硬化等一长串压力造成的疾病，显然是有关联的。今日鸡尾酒会上的闲聊，鲜有不以压力及其引发的疾病后果为话题的。“精神压力”一词如今已被广泛接受，尽管它在我的字典中，只能排上“压力”意义清单的第八位。

然而，把“压力”当做焦虑的同义词的问题在于，它强调的重点是发生在人身上的情况。这样虽具有某种客观意义，但却没有真正的主体指涉。我知道许多使用“压力”一词的人，也主张用它来指称内在经验。恩格尔（George Engel）以悲伤为例，主张压力也可以因内在的问题引发。但是，正常的悲伤却是因为我们所爱的人死了这类事件所引发的，显然这是外来因素。压力主要强调的，依然是发生到和发生在某人身上的情况。因感叹自己难免一死而悲伤，是焦虑而非压力。患有神经型焦虑症的人，会因为小孩过去发生的意外极度悲伤，以至于根本就不让小孩到屋外玩。

尽管使用压力一词的人表示，他们有意把心理学的定义也包含在内，不过“压力”一词仍然是以发生到及发生在某人身上的情况为主。这在原来使用压力一词的领域中是有意义的，因为工程学所关心的问题是，一部重型汽车在桥梁上形成了多少压力，或是建筑物能否承受地震在它身上造成的压力。在工程学的领域中，心理意识的问题是无关紧要的。然而，焦虑与心理意识和主体性，却是绝对密不可分的。甚至弗洛伊德也认为，焦虑与个人内在的感受有关，而恐惧则与客观的事物有关。

就心理学的意义而言，个人如何诠释威胁，才是关键。贝克（Aaron Beck，译注：认知治疗创始人）指出，压力的生活处境本身，在形成焦虑方面，远不如个人对这些情境的认知来得重要。史匹柏格（Charles Spielberger），《焦虑：近代理论与研究趋势》第二册（Anxiety: Current Trends in Theory and Research, New York, 1972），p.345。一篇关于越战士兵（直升机驾驶员）的焦虑研究论文指出，如果不考虑个人对威胁的认知态度，我们便不能把飞行或甚至死亡解释为压力。罗斯等（Peter Bourne, Robert Rose & John Mason），Urinary 17-OHCS levels，《一般精神科文献》（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一九六七年七月，p.109。“认知”和“解释”都是主体的过程，是焦虑而非压力。

更进一步讲，如果我们把压力当成焦虑的同义词，那么我们就无法区分不同情绪的差异。于是经年的愤怒或内疚所造成的压力，就和经年的恐惧所造成的压力，没有差别了。如果我们用压力一词含括一切，那么就模糊了其中的差异。我们也就无法区分恐惧与焦虑的不同。在第三章汤姆的案例中看到，当他有恐惧的反应时（例如：他把医生实验室的重要报告放错时），他的胃指数非常低。也就是说，他的胃不再蠕动。但是当他有焦虑反应时，例如当他整夜睡不着觉，担心自己的工作前途时，他的胃指数却前所未有的高。这时他的胃不停蠕动，与在恐惧状况下的运作情形完全相反。如果我们以“压力”之名，笼统地把这两者混为一谈，便无法了解这个重要的区别。

不论沙利如何在他的近作中，极力否认他先前的论调，但是“任何压力都会产生伤害”的说法，似乎已在美国被解读为“凡是压力都要避免”或“至少应尽力避免”的意思。沙利在他的某本著作中看见了这个问题，他把那本书献给那些“无惧于享受完整生命中的压力，但却不会天真到以为不需要知性的努力，就可以做到这点的人。”沙利，《压力与烦恼》（Stress and Distress, Toronto, 1974）。且让我们以霍格兰德（Hudson Hoagland）的话提醒自己：“早晨起床就是一大压力。”但是我们却不会因此就不起床。

此外，我们还记得前述的道理，当压力增加时，也可能为我们释放出更多的焦虑。战时的英国，处于德军轰炸、物资缺乏以及其他极大的压力之下，但是神经官能症却明显减少。欧普勒（M.K.Opler），《文化、心理治疗与人类价值》（Culture, Psychiatry and Human Values, Thomas, 1956），p.67。类似的情境也在许多国家中得到证明。神经症的问题在压力大的时候反而得到纾缓，因为人们可以把内心的混乱投注于确切的事物上，于是他们把焦点放在具体的压力上。在这些案例中，压力和焦虑的运作在方向上正好是相反的。强大的压力或许可以使人从焦虑中解脱。

最后，我们可以从利戴尔的陈述中，清楚看到把“压力”等同于焦虑是不恰当的。他说“焦虑与知性如影随行，我们越熟悉焦虑的本质，就越能了解知性。”如果我们说“压力与知性如影随行”，就说不通了。同理，如果我们把库比（Kubie）说的“焦虑先于思想”的话，换成“压力先于思想”，也一样偏离了库比的真正意思。他所要表达的是，刺激与反应之间的落差，以及自我与客体之间的鸿沟，是思想有其必要的原因。“压力”一词在沙利的用法中，基本上是个生理学的词汇。

焦虑是个体连结、接受与解读压力的方式。压力是通往焦虑的必经之路。而焦虑则是我们处理压力的方式。

贝特森（Gregory Bateson）曾感叹心理学家经常搞不清楚部分和全体的分别：“那些以为部分即是真实的心理学家，上帝保佑他们吧！”我认为压力只是威胁处境的一部分，而当我们想要指称全体时，“焦虑”这个词汇便十分重要。

想以其他字词替换焦虑，其实并不容易。尽管“焦虑”一词为心理学家带来困扰，但是它的寓意丰富，以“惧怖”的形式与经验，在文学、艺术与哲学中呈现出来，占有重要地位。尽管对心理学家而言，焦虑这个字词是个难题，但是当克尔恺郭尔说“焦虑是自由带来的晕眩”时，他所指称的事物则是所有艺术家与文学家都能明白的。

晚近的焦虑研究这里我特别感谢我的研究伙伴古柏医生（Dr.Joanne Cooper）。

过去二十年来，有关焦虑和压力的文献产出，多达数千篇的研究论文，以及泛滥成灾的学位论文。史匹柏格（Charles Spielberger）努力不懈地把这个领域中几场研讨会主要贡献者的文章集结，至少出版了七册研究成果。史匹柏格主编，《焦虑：近代理论与研究趋势》第一、二册。史匹柏格等主编，《压力与焦虑》（Stress and Anxiety, New York, 1966），第一—四册。史匹柏格，《焦虑与行为》（Anxiety and Behavior, New York, 1966）。尽管这些研究让我们更加了解焦虑的各个面向，但是这也使得针对焦虑意义形成整合理论，产生了更大的需求。我不敢奢望能完全掌握这些研究的实况。不过，如果只是提出其中某些对我具有重要价值的研究，我相信读者应该会给我这样的空间。尽管我明白个人不可能涵盖一切，我还是带着些微的焦虑，把这份整合的工作当成一项练习来进行。

有关造成人类焦虑原因的最新理解，当前共有四个研究领域最为突出。首先，关心人对实在知觉作用的拉扎鲁斯（Richard Lazarus）、亚维里尔（James Averill）拉扎鲁斯（Richard Lazarus）与亚维里尔（James Averill）。《情绪与认知》（Emotion and Cognitio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Anxiety），收录在史匹柏格主编，《焦虑：近代理论与研究趋势》第二册，pp.241—283。和艾波思坦（Seymour Epstein，译注：麻省大学心理学教授，以焦虑、情绪、自我概念及人格的研究著称）艾波思坦（Seymour Epstein），《焦虑的本质》（The Nature of Anxiety With Emphasis Upon its Relationship to Expectancy），收录在史匹柏格主编，《焦虑：近代理论与研究趋势》第二册，第八章。等认知心理学家，他们相信个体对威胁的评估是了解焦虑的关键。这些研究的重要性在于，认知心理学家把知觉主体的人当成是焦虑理论的核心。虽然拉扎鲁斯与亚维里尔把焦虑描述成一种情绪，是由处境与个人反应之间的认知中介所产生，但是他们强调焦虑非病理因素所生，而是人性使然。不过，他们的研究似乎多半放在心理压力的效应上，而非焦虑。

我们观察生命事件的变化，以及心理健康状态下的焦虑，便可证明一旦我们熟悉的生活模式有了变化，不论好坏，都需要当事人做出调适，也因此往往会造成焦虑。寇帝斯等（D.B.Coates, S.Moyer, L.Kendall & M.G.Howart），《生命事件的改变与心理健康》（Life Event Changes and Mental Health），收录在史匹柏格等主编，《压力与焦虑》第二册，pp.225—250。

我希望，这些对处于危机生活中的人们的认知研究，以及多面向的研究，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焦虑各个层面的多变性质。

焦虑与学习理论

莫勒的研究是这一节强调的重点，因为他多变的学说内容跨越了不同的心理学派。莫勒最初是一位忠实的行为论者，他有关焦虑时间理论的精要，对于刺激—反应（stimulus-response）论的心理学有相当的贡献。（他仍为艾森克〔Hans J.Eysenck，译注：德裔英国人，人格心理学家〕所引述，显然艾森克并不知道莫勒的后期变化。）莫勒后来转向他被多数心理学家公认最有贡献的学习理论领域。学习理论是莫勒进入临床心理学的过渡，当时他研究的问题是，老鼠学习破坏行为的历程及原因。这又让他开始关心时间、象征与伦理的问题。在莫勒的后期写作中，这点使他关注内疚、责任的问题，以及两者在治疗上的意涵。这样的激进变迁当真令人应接不暇。而这也是莫勒的研究特别有启发性的原因之一。

如果我们以另一种方式表达，莫勒第一阶段研究的是行为主义，第二阶段是焦虑和学习理论，第三阶段则关心内疚感及其对心理学的意涵。他在研究关怀上的改变，反映出美国进一步扩大焦虑研究进路的几个重要层次。本节所要回顾的素材主要是莫勒的第二阶段研究。

对莫勒的焦虑分析，我们感兴趣的，主要是他对学习理论的研究。许多人认为“精神分析与实验心理学及理论心理学之间的终极桥梁，极可能是学习理论”，因此莫勒研究中的学习理论基底，使得他对焦虑的构思更让人信服。

莫勒在早期仍是行为论者时所设定的刺激—反应公式中，明确地把焦虑定性为一种“心理问题，而习惯，亦即所谓的‘症状’，则提供了解决方案”莫勒（O.H.Mowrer），《焦虑及其增强因素的刺激反应分析》（A Stimulus-response Analysis of Anxiety and its Role as a Reinforcing Agent），发表在《心理学刊》（Psychology Review），1939,46: 6, 553—565。。在他的第一篇研究论文中，焦虑被定义为“痛苦反应的制约形式”同上，p.555。。换言之，有机体在知觉到危险讯号（刺激），且预期危险即将发生时，所做出的制约反应便是焦虑，而这种反应是令人紧张、身体不适和痛苦的。此时凡能减轻这个焦虑的行为，都值得去做，因此，在实际有效的情况下，这个行为便被“烙印了下来”，也就是学会了。此一分析有两层重要意涵。首先，焦虑是人类行为的重要动机之一。其次，推演出来的看法是，衍生出神经症状的过程就是从学习理论基础来加以解释，也就是说，症状是学习来的，因为它们可以减轻焦虑。

莫勒指出，焦虑“不是缺少自我放纵与满足……而是不负责任、疚责与不成熟”的产物。焦虑来自“被谴责的道德渴望”同上。，或依弗洛伊德学派的说法，焦虑是因为“超我的压抑”所造成的，而不是像弗洛伊德认为的那样，是焦虑造成了“超我的压抑”。这个观点对于在心理治疗中如何处理焦虑的问题，自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涵。莫勒指出，许多精神分析师试图稀释，或“用分析的方式去掉”超我（同时也就去掉了个人的责任感与内疚感），往往只是造成“‘深沉的自恋式忧郁’，而无法让个人在成熟度、社会适应与幸福感方面获得成长，这些都是当事人有权期待从有效的心理治疗中获得的品质”同上。

莫勒的这个观点有一项重要的意涵，焦虑在人类的发展中，被视为扮演建设性的正向角色。他写道：

当代的专业心理学家和一般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就是把焦虑视为负向的、毁灭的和“不正常的”经验，我们必须对抗它，最好是把它消灭掉。……我们在此讨论的焦虑，并不是个人混乱的因由，反之，它是这种状态的结果或表现。是因为失联或压抑的行为，混乱的质素才得以呈现，焦虑所代表的不仅是受压抑的事物企图再度浮现，也是整体人格迈向统整、和谐、同一与“健康”重建的努力。同上。

此外，

征诸我自己的临床工作和个人经验，下列命题再真切不过：对于焦虑本质上的友善和有助益这点，精神治疗必须予以接纳，经过这样的心理治疗，焦虑最终将再度成为一般的疚责与道德恐惧，而务实的重整与新的学习也才能够发生。莫勒，请参见前述引文。

我的评论

我开始撰写本章时，心中一直浮现着某些想法，我觉得非常值得与大家分享。第一个问题与由实验所诱发的焦虑有关。

莫勒在一九五○年的一篇研究报告中说道：“当前并不存在焦虑的实验心理学，未来是否会有，也令人怀疑。”莫勒，《焦虑》（Anxiety），《学习理论与人格动能》（Learning Theory and Personality Dynamics, 1950）中的章节。人类的焦虑问题不仅在严格的实验心理学专业中不存在，而且直到一九五○年代，它在学术和理论心理学的其他分支中，也完全被略去。我在搜寻一九五○年之前的心理学书籍（精神分析的主题除外）时，甚至在索引中也找不到“焦虑”的字眼。克尔恺郭尔一百多年前的看法，“心理学甚至从未处理过焦虑的概念”克尔恺郭尔，《惧怖的概念》（The Concept of Dread, Princeton, N.J., 1944），路易（Walter Lourie）译，p.38。，到了二十世纪前半叶仍然适用。没错，二十世纪的学术和实验心理学对恐惧的研究车载斗量，因为恐惧既明确又可数。但是心理学的探索从恐惧问题踏入焦虑问题的门槛时，便停滞不前了。

莫勒认为造成这个情形的实际原因在于，在实验情境下诱发焦虑反应的效应破坏性太强。莫勒要不是低估了心理学家的聪明才智（和他们个人的防卫机制），就是高估了他们中间某些人的敏感度。不论如何，自一九五○年开始出现的数千篇有关焦虑的研究报告中，有不少采用了实验诱发焦虑的形式，通常是以学生为研究案主。

当我和同事审视过许多这类实验后，我们发现有些心理学家诱发焦虑的实验设计，是以电击威胁学生，其他的则以失败相威胁。结果以失败相威胁的方式，在得到预期回应方面绝对是更为有效的，所以后期研究的大多数便以失败的威胁来诱发焦虑。一般的安排大致如下：学生以尊重和信任实验者的态度来参与实验，认为实验者代表的是令人景仰的科学。他听过无数次科学将解救人类的说法，准备好要贡献一己之力。参与的学生必须回答一些问题。不论如何回应，学生都会被告知，“你没有表现好”或“你的回应不得宜”。有时候学生会在伪装的咨商情境下受骗，他做了“罗氏墨渍测验”，然后不论他如何回应，得到的答案都是“你的回应和六成情绪受扰者类似”，或者“这个测验显示你的能力无法胜任这所大学的要求”。整个实验的目的在于，打击学生的自尊，然后记录下他的焦虑。

这类实验令人好奇的地方在于，年轻的心理学研究生在主导实验的教授训练下，有技巧地说出欺骗他人的话来。学会面不改色地说谎，以便在这套庞大的虚伪系统中，增加自己的分量，显然是必要的。

如果我们把学生看成是这些骗局的受害者，可以想象几种可能的反应。首先，这位学生毫不起疑，完全接纳文化所教导他的，他相信权威人士说的每一句话。他的自尊便会一如预期地陡降。（抱持事后对学生解释骗局便能补救信念的人，则是天真到了极点。）或者，学生可能是比较世故的类型，知道没有人不靠谎言度日的。他这样可能因疑心而受到保护，他对世界愤世嫉俗的看法，以及他的生活中不信任的氛围，也一定会得到确认。他会好奇说，研究生和教授怎么可能会认为，参与实验的案主竟会相信这些谎言。

基于与后述这位同学类似的犬儒主义心态，有人可能会质疑：如果参与实验者根本不相信这个骗局，那么他们的自尊又怎么会受到伤害呢？这个可能会让整个实验无效的事实，我们暂时不予理会，我们可以这么回答：这个过程需要对人类意识与觉察能力的层次有所了解。在意识的层次，主要效应是要粉碎学生的自尊，而这与他相信被告知内容的程度成正比。但是在更深的意识层次，发生的事却截然不同：学生觉察到这位受人敬重的科学家在对他说谎。这两个层次可能同时呈现。不用执业太久，心理治疗师便会发现，当治疗师因故说谎时，案主在意识层次上会相信它，因为他们共同参与了文化的共谋，亦即对位高权重者所说的任何话坚信不疑。但是在无意识层次——梦中或口误——他们知道权威人士的话是不可靠的，只是他们不敢让自己知道他们知道那是谎言，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

我和同事继续读下去，结果第一次如释重负地发现，也有批评这种以实验诱发焦虑的论文。啊哈！或许这些研究者也关心伦理的课题？非也，这些批评完全不是针对实验中的欺瞒，而是在批评说，向某学生暗示失败感所诱发的焦虑，并不一定可以等同于其他学生的焦虑。另一个批评说，某学生的不安程度，有多少是惯性产生的，有多少是情境引发的，我们无从确定。这确实是公允的批判。

但是这完全忽略了重大的伦理议题，也就是对案主说谎，以及认为事后“说明”便可澄清这件事。我相信，这类实验与前脑叶切合术以及电击治疗的位阶一样，任何珍惜名声的专业领域，都应该对其成员有所控制。

不论我们对上述问题的伦理立场为何，在任何人类焦虑的心理学研究中，有几项事实是至为清楚的。其一，最具丰盛成果且能阐明这个领域的研究的，向来都是那些结合临床程序与实验技巧的人士。例如，第三章的胃溃疡病人研究和汤姆的案例我们在前一章讨论到所谓细腻的身心研究，其中采用了生理学、心理学、神经学和个案史的研究进路，并结合了临床和实验的过程。汤姆这个案例的大型研究同样落入此一多层次研究的范畴中。在此我还要再补充的是，这些研究对于焦虑的了解有极大的价值，因为研究者能够（1）探讨主客两种因素；（2）把个人当成生命处境的单元来研究；（3）追求对个案的长期研究。便是。这包括从生活处境已有焦虑的母群中，选取研究对象的做法。坚尼斯（Irving Janis）针对手术前病人的焦虑与压力的研究，便是这种做法。其他展现“生活处境焦虑”的族群尚有：作战士兵、未婚妈妈、跳伞员、对考试焦虑的学生等。我们显然可以利用实验技巧来评估焦虑的现象，而不用透过自己本人去诱发案主的焦虑。

另一项值得注意的事实是，能妥切深入讨论焦虑问题的学院派实验心理学家，是那些因为对临床工作感兴趣，而逐步触碰到此问题的人，以及那些采用临床技术作为自己方法的人，如莫勒、坚尼斯和梅森（John Mason）等。

第三项明显的事实是，有关焦虑的重要资料多半来自弗洛伊德、兰克、阿德勒、苏利文等心理治疗师，他们的临床方法使他们能密集研究主体的动能，并且把焦点整全地放在生活情境中面对危机的个体身上。

我的其他评论与我在执业时某些奇怪的焦虑现象有关，它们也无法以焦虑治疗的古典教条加以解释。我注意到某些病患不会压抑他们的性欲、侵略性或“反社会的”冲动（依弗洛伊德的观点）。相反他们会对自己具有与他人维持负责、友好和慈爱关系的需要与欲求有所压抑。当侵略、性欲或其他自我中心的行为在进行分析时出现，这些病患并没有显现焦虑。但是当另一面的需要或欲求浮现时——也就是拥有负责任或建设性的社会关系时，就会有严重的焦虑，也就是当病患的重要心理策略受到威胁时，伴随出现的典型反应。这种对建设性社会冲动的压抑，特别会发生在叛逆型和侵略型的病患身上，这点是可以理解的。（用希腊的术语来说，这是在压抑爱格匹〔agape〕的爱，而不是力比多〔libido〕的爱。）

西方文化中这类叛逆型与侵略型的人多不胜数，这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他们不常现身在精神分析室中，因为西方的竞争文化（在此文化中，就某种意义而言，凡能侵略地剥夺他人而不会有疚责感的人，就是“成功的”）对这些人支持与“保护”的程度，远超过对相反类型人的待遇。需要接受精神分析的，通常是那些文化的“弱势”者，因为以西方文化的观点来看，是这些人得了“神经官能症”，而那些具侵略性的成功人士并没有问题。压抑自己的“叛逆性”以及其性欲和敌意倾向的，正是这些非侵略型的人。或许这些思考可以协助我们了解，为什么多数的精神分析理论会强调，性欲和侵略性的压抑是造成焦虑的原因。或许，如果我们能多分析一些侵略型的人——那些从不踏入治疗室的“成功”人士——便会发现，焦虑是压抑责任冲动的概念，从宽广的视野观之，是正确的。

虽然许多人像弗洛伊德指称的那样，会因为害怕表达个人在性欲或其他方面的能力与渴望，而感到疚责和焦虑。但是，也有许多人因为他们在变得“自主”的同时，没有因变得“负责”而感到疚责和焦虑。这些字都用引号特别标记，因为在最后的分析中，我不相信真正的自主不需要相对的责任。

这是在压抑阿德勒所谓的“社会关怀”（social interest）。阿德勒的观点在强调以下这个深刻的洞见上颇具价值——成为一个负责的社会人的需要，与表达个人自我渴求的需要，同等的重要。自我满足的渴求，比起社会关怀与慷慨的渴求更为原始，因为后者在小孩成长的后期才会发展，这一点是可以辩论的。但是近年来我们才知道，每个人都是由一对染色体发展出来的，也就是说，每个受精卵都在子宫内孕育了九个月。这其中蕴含的深远意义是，个人主义是社群连结之后才有的。事实上，人类自胎儿期以降（如同苏利文所指出的）便受到社会连结的束缚，不论我们对社会连结及其现实意义是否有所觉察。

这些论点加总起来，便与莫勒所信奉的想法一致了：我们在讨论西方文化中的焦虑成因时，一直忽略了疚责与社会责任的功能。我们可以从海伦（第九章）的案例中，清楚地看见这一点的明证，她对未婚怀孕不承认有任何疚责感，因为一旦她承认了，便和她要成为“理性”自由人的目标产生冲突。于是她强烈的焦虑就被压抑着，也无法治愈。疚责感的压抑，以及伴随它产生的神经性焦虑，似乎是西方文化中某个族群的流行特征，就某种意义而言，它遍及整个西方文化。

许多病患背负着沉重的非理性疚责感与焦虑，但却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责任感，这点当然也没有错。在我的经验中，边缘性精神病患最贴近此一范畴。任何有效用的心理治疗，对于这种非理性的疚责感，当然要加以厘清和缓解。但是也有某些病患，在治疗师努力把疚责感减缓下来之际，最终的结果却是，病患对自己真正的（当下也许并不清楚）观照被侵犯而变得模糊了；而且病患最有价值和客观正确的改变动机，也因此丧失了。我知道某些不成功的精神分析案例，就是因为分析师与案主共谋，低估疚责感，并加以稀释。焦虑当然是暂时缓和了下来，但是潜藏在焦虑下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只会被深埋在一套更复杂的压抑系统底下。

在心理治疗中，有可能会高估疚责感的重要性吗？答案显然是肯定的。我相信莫勒某些后期的想法便是如此。例如，他在使用“超我”一词时的赞赏态度，以及他那令人困惑的“超我压抑”（repression of the superego）概念都是。这种对“超我”一词的正向用法，可能会予人一种观感：似乎是在建议我们顺服文化的习俗，仿佛焦虑的免除和人格的健康，在遵循“规则”以及从不违逆文化模式的传统人身上，最能够得到验证。

我所指称的困难可在爱达（Ida）身上看到，她是第九章两位黑人未婚妈妈之一。我相信从弗洛伊德和莫勒的概念来看，她拥有强烈的超我。爱达（我引述自第九章）有一种“想有所成就的强烈需求，但是她却没有她想要成就的自选目标或感受。”因此，她的自发性和内在的本能刺激，几乎完全被压抑了。她与别人的应答总会使她焦虑，因为她的回应永远无法符合自己的高标准。当她觉得自己没有活出内化的期望时，就会身陷方向的迷失中，接着就是神经性焦虑的大量发作。

她所陷入的“束缚”包括惯于臣服权威的这个事实，当使她怀孕的年轻人坚持他的想法时，她也无法向对方的权威说不。她的罪恶感不是因为婚前性行为或未婚怀孕，而是因为她向母亲以外的权威臣服。这是全然依赖外在权威的个人所面对的困境，不论这个权威多有智慧或多么善良。因为关键在于，作为最终判准的竟是权威，而不是个人自己人格的完整性。那些向父母臣服，或向“超我”这个内在父母臣服，以解脱神经性焦虑的人，也会面对同样的困境。

心理治疗师的焦虑诠释

Anxiety Interpreted by the Psychotherapists

生的恐惧是向前发展成为个体的焦虑，

而死的恐惧则是向后退化失去个体性的焦虑。

困在这两种潜在的恐惧中，

个体终其一生在其间来回摆荡。

——兰克（Otto Rank）

弗洛伊德的焦虑进化论

弗洛伊德这位巨擘，就像马克思、爱因斯坦一样，已成为新时代的象征。不论我们是不是“弗洛伊德学派”的门徒，像我本人就不是，我们无疑都是属于后弗洛伊德学派的。他为西方文化的巨大改变定调：文学上可以见到乔伊斯与意识流；艺术创作领域中有克利（Paul Klee, 1879—1940，译注：瑞士画家）与毕加索，他们作画的形式是一般人所没有觉察到的；在诗的创作方面则有奥登。当我们在观赏尤金·欧尼尔（Eugene O Neill）的《素娥怨》（Mourning Becomes Electra）这类二十世纪的百老汇戏剧时，除非以弗洛伊德的发现为背景，否则就不可能理解。他的无意识理论实际上是人类心智的巨大拓展，不仅是精神分析的泉源，也是医学、心理学和伦理学新观点的起始。他对社会科学的影响是全面性的。因此，不论我们是否同意弗洛伊德的观点，对其思想的演化能够略知一二是很重要的。

弗洛伊德也是十九世纪的人性探索者之一，其他尚有克尔恺郭尔、尼采、叔本华等人，他们重新发现人格中动态与非理性的“无意识”质素的重要性。请参见托马斯·曼（Thomas Mann），《弗洛伊德、歌德、瓦格纳》（Freud, Goethe, Wagner, New York, 1937）。自文艺复兴以来，便因为多数西方思想坚持理性的偏见，这些人格的面向一直被忽视，甚至在许多方面受到打压（请参见第二章）。尽管克尔恺郭尔、尼采和弗洛伊德攻击十九世纪理性主义的理据各自不同，但是他们都认定，传统的思想模式忽略了了解人格至关重要的质素。人类行为的非理性泉源，长久以来不是被排拒在合格的科学研究领域之外，就是被和所谓的本能（instincts）混为一谈。当时的医学院尝试以“描述兴奋情绪运行的神经路径”来解释焦虑，弗洛伊德对此表示反对，他同时认为，当时的学院心理学方法，对他所寻求的人类行为的动态了解，几乎没有任何帮助；弗洛伊德的态度，也可以从这个角度加以理解。不过，弗洛伊德同时自认是热情的科学拥护者，他誓言要以他比较宽广的科学方法概念，来阐明行为的“非理性”质素。他把十九世纪传统（生理）科学的某些假设，带入他的研究中，这一点在他的力比多（libido）理论中清楚可见；我们将会在以下的段落中持续加以评论。

虽然克尔恺郭尔等人早先就认识到焦虑问题在了解人类行为方面的关键性，但弗洛伊德是在科学传统中首先看出这个重要问题的人。更确切地说，弗洛伊德把焦虑看成是了解情绪与心理失序的根本问题。他在后期一篇讨论焦虑的文章中表示：焦虑是“神经官能症的根本现象和核心问题”。《焦虑的问题》（The Problem of Anxiety, New York, 1936），邦克（H.A.Bunker）译，p.111。

动能心理学（dynamic psychology）的学者都必然会同意，弗洛伊德是焦虑心理学卓越的先驱者；他提出了解此一问题的方式，以及许多最有效的技术，因此，他的研究成果具有经典的价值。尽管弗洛伊德的许多结论，事实上已被广泛认定需要重新评定和诠释，但是却无损其历史地位。我们研究弗洛伊德对焦虑的论述便会明白，他对这个主题的思考是历经一生的演进过程。他的焦虑理论曾经历许多小修正，也有过革命性的变化。既然焦虑是极为根本的问题，也就没有简单的答案；弗洛伊德在他最后几部作品中意味深长地告白说，他所提出的仍然只是对焦虑问题的假设，而不是对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精神分析导论补篇》（New Introductory Lectures in Psychoanalysis, New York, 1965），p.81。因此，本书研究所致力的，不只是呈现弗洛伊德关于焦虑机转的重要洞见和细密观察，同时也要勾勒出他的焦虑概念的演进方向。

首先，弗洛伊德按照惯例对恐惧与焦虑加以区别，这一点我们在葛斯汀等人的著作中已经提过。弗洛伊德主张，恐惧的关注方向在客体，而焦虑所指涉的则是个体的状况，并且与客体“无关”。《精神分析导论》（Introductory Lecture on Psychoanalysis），p.395。除了这个简略的区分之外，弗洛伊德并未对这类恐惧问题多所着墨，不管是在《精神分析导论》论焦虑的一章，或是后来的《焦虑的问题》一书中，都是如此。他把霍尔（Granville Stanley Hall, 1846—1924，译注：美国心理学家及教育家）所谓的天生恐惧——怕黑、怕水、怕雷等——当成是恐慌症，它们按定义就是神经性焦虑的表现。在布朗诺等（W.Healy, A.F.Bronner & A.M.Bowers）所著的《精神分析的结构与意义》（The Structure and Meaning of Psychoanalysis, New York, 1930, p.366）一书中，整理了弗洛伊德的观点，把真实的恐惧与神经性恐惧加以区分，就像弗洛伊德把真实焦虑与神经性焦虑加以区分一样。根据该书的说法，真实的恐惧是针对客观危险的反应，而神经性恐惧则是“对某种要求被认可冲动的恐惧”。该书解释说，弗洛伊德主张，“三个普遍的童年恐惧”——怕孤独、怕黑、怕陌生人——几乎都是因为“无意识的‘自我’害怕失去保护自己的客体，也就是母亲”所造成的（出处同上）。他也同样如此界定类似处境的焦虑来源。显然，“恐惧”与“焦虑”在此是交替互用的，而恐惧则是以特定形式浮现的焦虑。

①《精神分析导论》，p.394。

②同上，p.395。

对他而言，在客观的（我称为“正常的”）与神经的焦虑之间做出区隔，更为紧要。前者是“真实的”焦虑，是对像死亡等外来危险产生的反应。他认为那是自然、理性而有用的功能。这种客观的焦虑是“自卫本能”的一种表现。“在何种情况下——也就是面对何种对象与何种境遇下——会感到焦虑，自然会相当程度地因为个人的知识程度，以及他对外在世界的权力观感而有差异。”①这种“随时处于焦虑的状态”（anxious readiness），弗洛伊德称为客观的焦虑，它是一种随机处置的功能，因为它使个人免于被突发的威胁（惊恐）惊吓到。客观的焦虑本身并不构成临床上的问题。

不过，在因应危险以及做好逃离准备的初步反应之外，任何加深的焦虑，就不是随机处置的功能了。它会使行动瘫痪。“对我而言，为焦虑做准备是随机处置，但是焦虑的发生就不是了。”②当然，当焦虑程度与实际危险不成比例，或甚至根本没有外在危险存在时，所产生的这种焦虑便构成了神经性焦虑的问题。

焦虑与抑制

弗洛伊德在他早期的著作中曾经问道，神经性焦虑的现象和客观的焦虑之间有什么逻辑关系呢？他引述自己的临床观察来回答这个问题。他注意到有多种禁制行为或症状的案主，往往没有外显的焦虑，我们在第四章中曾提过这个现象。例如，恐慌症案主会对他周遭的某个事物（感到恐慌的客体）感受到强烈的焦虑，但是对其他事物又没有焦虑。在强迫症行为中也是如此，只要当事人不受阻碍地进行自己所要做的事，就可以免于焦虑；但是他若不能进行自己的强迫性行为，便会有强烈的焦虑。因此，弗洛伊德合理推论，其中必定有某种替代程序发生——换言之，症状必定以某种方式取代了焦虑。

他同时观察到，那些有频繁“性”刺激却无法满足的人，也会显现大量的焦虑，性交中断便是一例。因此，他的结论是，这个替代程序必定是未表达的力比多以病症的形式出现，以交换焦虑或相当于焦虑的情绪状态。他写道：“力比多的刺激消失了，焦虑取而代之，不论是预期的焦虑形式、攻击或相当于焦虑的情绪状态。”《精神分析导论》，pp.401—2。弗洛伊德在回顾自己道出这个理论的观察过程时写道：

我发现性交中断、克制兴奋、强迫禁欲等特定“性”实践，都会引爆并增加焦虑——只要“性”刺激在满足射精的过程中，有所障碍、挫折或转向，都会诱发焦虑。既然“性”兴奋是力比多本能冲动的表达，我们若假设因为这些干扰之故，力比多转变成焦虑，应该不致过于鲁莽。《焦虑的问题》，pp.51—52。

因此，弗洛伊德的第一个焦虑理论所要表达的是，当力比多被压抑时，它会转变成焦虑，并且以形式不定的焦虑，或类似焦虑的病症重新出现。“因此，焦虑是通行无阻的交易工具，不论上面写了什么观念内容，只要被压抑了，任何情感冲动便会被转换成焦虑。”《精神分析导论》，pp.403—4。当感受被压抑时，其命运便是“被转化成焦虑，不论它在事件的常态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特质是什么，除此感受之外，再无其他”。同上，p.409。孩子因为失去母亲，或陌生人的出现（和失去母亲同样危险，因为陌生人的现身代表母亲的缺席）而产生焦虑，其根源就在于孩子无法对妈妈消耗自己的力比多，力比多便以“焦虑的形式释放出来”。同上，p.407。请参见第四章史必兹（Ren　 Spitz）所言。

基于客观焦虑是逃避外在危险的反应，弗洛伊德便质疑，神经性焦虑者所害怕的是什么？他的答案是，当事人是在逃避力比多的要求。神经性焦虑的自我，意图逃避力比多的要求，并以外在危险看待这个内在危害。

压抑形同是自我企图逃避力比多危险的作为。恐慌则或许可以被比喻成是对抗外来危险的壕沟，只是危险此刻成了惧怖的力比多罢了。《精神分析导论》，p.410。弗洛伊德的第一个神经性焦虑理论，我们可以摘述如下：个体经验到力比多的冲动，并被解读为危险，力比多冲动因而受到抑制，并自动被转换成焦虑，以形式不定的焦虑，或与相当于焦虑的病症表现出来。

弗洛伊德对焦虑理论的初次有系统陈述，是以观察得来的临床现象为基础。在强烈、持续的欲望被制止或抑制时，当事人会有习惯性的焦虑不安或其他焦虑形式。这只是一种现象描述，和焦虑的因果解释相当不同，弗洛伊德自己后来也承认。进一步来说，“性”抑制所导致的焦虑，绝对不会一致；性放纵者可能是一个非常焦虑的人，而许多头脑清楚的人可能极度禁欲却不焦虑。

正面看来，弗洛伊德的第一焦虑理论，在强调神经性焦虑的内在性（intrapsychic locus）方面，确实具有价值。他所提出的力比多自动转换机制，是个非常吸引人却高度令人怀疑的概念，原因可能就在其化学—生理学类比的便利性，这点弗洛伊德自己后来也看出来了。第一焦虑理论的不合宜处，在临床观察和推理中看得非常清楚，因此弗洛伊德便推翻了这个理论。

弗洛伊德在分析恐慌症和其他焦虑症状的病患时，发现两者焦虑的过程相当不同。同时因为他越来越强调自我这个角色（在第一焦虑理论中只具辅助性分量），因此他也必须提出一个新的理论。他写道：“将精神人格分割成超我、自我与本我这个动作，已迫使我们针对焦虑问题采取新的立场。”《精神分析导论补篇》，p.85。

他以五岁小男孩汉斯的分析为例，来示范自己的新理论；汉斯因为对马恐慌（病症），拒绝走出家门（压抑）。汉斯对父亲爱恨交加，这点弗洛伊德以古典的俄狄浦斯风格来解释：小男孩强烈渴望妈妈的爱，因此妒嫉爸爸并产生恨意。不过只要妈妈不搅局，他对爸爸仍然是很投入的。因为父亲的力量，汉斯心内的妒嫉、恨意或敌意的冲动便启动了他的焦虑。敌意夹带着可怕的潜在仇恨，让小男孩陷入爱恨交加的深深父恋；因此，他便需要抑制自己的敌意以及相关的焦虑。这些感情因此被错置到马儿身上。我们不再往下探究恐慌形成的机制，只说明弗洛伊德的观点如下：汉斯对马儿的恐慌代表他的恐父病症。弗洛伊德用典型的阉割名词来诠释此一恐惧：害怕马吻是恐惧自己的生殖器被咬掉。弗洛伊德写道：

此一代用公式〔恐慌〕有两项特有的优势：其一，避免因爱恨交加而来的冲突，因为父亲也是他爱的对象；其次，自我得以阻止焦虑进一步发展。《焦虑的问题》，p.80。

此一分析的关键重点在于，自我察觉到危险。此一察觉激起焦虑（弗洛伊德说是“自我”激发焦虑），为避免焦虑，自我因此会抑制个人的危险冲动和欲望。弗洛伊德如今推翻了自己的第一焦虑理论：“并不是抑制带来焦虑，焦虑早就带着抑制等在那儿了。”《精神分析导论补篇》，p.86。同样的过程也适用于压抑和其他病症：自我觉察到危险信号，于是创造出病症与压抑以避免焦虑。弗洛伊德写着，我们现在可以采取新的观点：“自我是焦虑真正之所在，我们要排斥‘被抑制的冲动能量会自动转变成焦虑’的概念。”《焦虑的问题》，p.22。

弗洛伊德也对自己的早期陈述做出条件限制：神经性焦虑下的危险恐惧，单纯属于内在的本能冲动。他提及汉斯并写道：

然而，那是什么样的焦虑呢？它可能只是在恐惧具威胁性的外来危险，也就是客观焦虑。没错，那孩子是害怕自己力比多的要求，在这里是对母亲的爱；因而这是真实的神经性焦虑事件。沉浸在爱中对小男孩似乎是个内在危险，他必须放弃自己的爱的对象才能避开来，只因为其中还牵涉了外来的危险处境〔仇恨，阉割〕。

虽然弗洛伊德在这项研究后期的每个案例中，都发现此一内外因素的交互关系，但是他坦承“当时我们并不认为内在的本能危险，会变成准备好要面对外来真实处境的关键”。《精神分析导论补篇》，p.86。如果汉斯只是害怕父亲的惩罚（外来危险），弗洛伊德便不会称呼其焦虑为神经性的。本书稍后会看到露薏丝、贝西等人，她们是能够评断双亲行动真正意涵的人。依弗洛伊德的说法，这种处境将导致客观的焦虑，而不是神经性焦虑。神经性质素会出现，是因为自我觉察到内在本能刺激（汉斯对父亲的敌意）中与生俱来的危险。众所周知，个人经验里的内在刺激，可轻易作为外来、客观危险的代表。如果小孩对双亲的敌意遭到报复，一旦敌意刺激自内心生起，他很快便会感到焦虑。

许多的焦虑研究者认为，弗洛伊德的第二焦虑理论因强调自我的功能，也更能和其他焦虑心理学研究进路相容。西蒙兹（Percival M.Symonds），《人类的调适动能》（The Dynamics of Human Adjustment, New York, 1946）。例如，霍妮便主张，弗氏的第一焦虑理论本质上是属于“生理化学的”，第二焦虑理论则“更有心理学的味道”。总之，第二个假设证明了弗洛伊德在理解焦虑上某些重要而清晰的发展趋势；我们接着便要讨论。

弗洛伊德所了解的焦虑源头

弗洛伊德说，焦虑的能力是有机体与生俱来的，那是自我保存本能的一部分，也是种族的遗传。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们在小孩身上看到一种对现实焦虑的强烈倾向，如果此一不安是他们与生俱来的天赋的话，我们应视之为相当善巧的安排”。《精神分析导论》，p.406。然而，特定的焦虑却是后天习得的。孩子似乎没有继承太多真的“客观焦虑”——如害怕爬上窗台、怕火等。“当真实的焦虑终于在他们身上被唤醒时，那完全是教育的结果。”《焦虑的问题》，p.98。因此他也将成熟度计算进去：

婴儿的特定焦虑倾向是很清楚的。它并不是一种一出胎便全力展现、稍后再渐渐减弱的焦虑，反而是出胎后才随着肢体的发展，首次登台，并在童年持续出现。

除了上述的一般说法外，弗洛伊德并在出胎创伤和去势恐惧中发现焦虑的源头。这两种概念在其著作中交织出现，并逐步重新诠释。弗洛伊德在早期演讲中指出，伴随焦虑出现的情感，是早先某种非常重要经验的复制与重复。他相信这就是出胎的经验——“这个经验中掺杂了痛苦的感情、释放与兴奋以及躯体的感觉，并成为所有受生命临危处境的雏形，而且以后也一直以惧怖的‘焦虑’状态在我们身上复制。”他将出胎这个概念扩大后补充说道：“人类焦虑的初次体验来自与母亲的分离，是极有可能的。”《精神分析导论》，p.408。孩子一看到陌生人出现便感到焦虑，也害怕黑暗与孤独（他称此为孩子的第一个恐慌症），其根源都在孩子与妈妈分离所带来的恐惧。

检视弗洛伊德的后期作品，我们发现一个重要的问题。他认为出胎经验是焦虑的具体来源，而焦虑再由日后的危险情境所引发；此外，他也把出胎经验视为象征性的原型，认为具有与个人和所爱对象分离的象征意义。他对这两种看法的轻重拿捏究竟如何？既然他极力强调“去势”为许多神经官能症的潜藏焦虑来源，他也辛苦解释“去势”与出胎经验的交互关系。我们现在就来探究他在主要的焦虑论述中，如何一页页逐步重新诠释，并交互连结这两者。

过度的需要本身，难道不是焦虑的自然发展吗？或许弗洛伊德分析导致特定恐慌建构的冲突与焦虑，确实是针对父亲的敌意与爱恨交加，但是我会认为，除非汉斯与双亲的关系已有焦虑，且导致独占母亲的需求，否则这种敌意与爱恨交加将不致发展出来。每个小孩在发展个体性与自主性的过程中，都会与双亲有冲突（请参见克尔恺郭尔、葛斯汀等人的见解），但是对正常的（不会带给孩子明显焦虑的亲子关系）孩子，这样的冲突不会产生神经性防卫和病症。我认为，恋母情境和去势的恐惧不会是问题——并不会成为神经性焦虑的焦点——除非在家庭关系的组合中早已存在了焦虑。

①针对出生与焦虑间可能关联的讨论，请参见西蒙兹的《人类的调适动能》。

②请参见李维（D.M.Levy）：“对个人社会行为最具影响力的，莫过于衍生自与母亲的原初社会经验。”《母亲的过度保护》（Maternal Overprotection），《精神病学期刊》（Psychiatry），1, 561 ff。葛兰珂（Grinker）与史匹格尔（Spiegel）两人的观点代表了弗洛伊德学派的发展，他们对战斗飞行员的焦虑研究指出，在战斗中受到威胁的价值或对象，除非是个人“深爱、高度评价与视为至亲的东西”，否则不会有恐惧或焦虑，这可能是一个人（自己或自己深爱的人），或是抽象概念的价值。见《压力人》（Men Under Stress, Philadelphia, 1946），p.120。我的看法与弗洛伊德的上述讨论一致，并认为个人所珍重的第一个人就是母亲，而个人珍重其他人和价值的能力，也是自第一个雏形发展出来的。

我认为弗洛伊德逐渐从象征的角度来诠释出胎创伤，是正向的发展。严酷的出胎经验是否就是长大后的焦虑来源，这一点在实验与临床心理学上都还是有待讨论的问题。①就算出胎经验不能真的在字面上被诠释为焦虑的来源，但是直接制约了婴儿生理与心理发展的早期母子关系，对婴儿成年后的焦虑模式深具重要性，这一点仍是被广为接受的。因此我要在此强调弗洛伊德思想中的主张：焦虑有其来源，至少在成年后的神经性焦虑重新启动童年初始来源时，确实是如此；当时害怕的是过早失去母亲或被迫与母亲（母爱）分离，并因此失去相关的价值。焦虑的最初来源是母亲的排斥，这在弗洛伊德的理论发展与临床应用上是最常见的形式，也得到广泛的接受。②

这种看待焦虑的个人在周遭环境（过去或现在）中挣扎的观点趋势，在弗洛伊德后期的著作中越来越显著，这可以从他频频使用“危险情境”而非“危险”一词看出。在早期著作中，病症是为了保护个人免于力比多的需索。但是，弗洛伊德在第二个焦虑理论写道：

有人可能会说，病症被创造出来以避免焦虑的发展，但是这个看法不够深入。更精确地说，病症被创造出来以避免焦虑像警钟般响起的危险处境。《焦虑的问题》，p.86。这是我针对病症功能所提出的观点（请参见第三章与第八章）。

他又说：

我们深信，本能的需求经常会成为一种（内在的）危险，只因为它们的满足会有外来危险——因为此一内在危险也代表了外来的危险。同上，p.152。

因此，病症不只在对抗内在冲动：“焦虑与病症的关系被证实不如原先预期的那样密切，结果就是我们把危险处境这个因素插入在两者之间。”同上，p.112。某些弗氏理论的诠释仍以弗洛伊德的第一个焦虑理论为主：“病症的形成……现在被视为是抵抗或逃离焦虑”（海利等〔Healey, Bronner & Browers〕，《精神分析的结构和意义》〔The Structure and Meaning of Psychoanalysis〕，p.411）。我在第三章中提出这样的观点：病症不是在保护当事人免于焦虑，而是免于产生焦虑的处境。

乍看之下，我们费劲强调从“危险”到“危险情境”的观点，是杀鸡用牛刀。但是我相信那绝非不重要的议题，或只是个专有名词的问题而已。前者多少把焦虑看成是个独一无二的内在心灵过程，后者则把焦虑看成是因个人努力与世界产生关联而引起的，两者截然不同。在这里，内在心灵过程是很重要的，因为那是个人对人际世界困境的反应，也是与之相处之道。弗氏的理论趋势逐渐接近一种有机组织体的观点——有机组织体的意思在此与人际关系中的个人同义。但是众所周知，弗洛伊德并未能从文化有机组织体的观点一以贯之，将第三个焦虑理论发展出合理的结论。我相信他是因为力比多理论以及人格地志学的概念，所以未能做到的。

弗洛伊德将人格分割成超我、自我与本我，这也是其心灵地志学的思想趋势来源。这个思想也让他更能够关注在焦虑的功能上：个人透过自我觉知并诠释危险处境的方式。他说自己在早期理论中所引用的“本我的焦虑”一词是拙劣的，因为本我与超我都无法觉知到焦虑。

虽然这个趋势就像上述的情况一样，使得弗洛伊德后期的焦虑概念更为贴切，且更容易由心理学的层面来了解，但是我却质疑，若依据心灵地志学的严格定义执行，难道不会更加混淆焦虑的问题吗？例如，弗洛伊德在后期著作中提到，自我觉知到危险处境，便会“创造”抑制。难道抑制不牵涉到无意识（地志学中的“本我”）的功能吗？事实上，任何病症要能有效形成，必然涉及被排除在觉知之外的质素，弗洛伊德尽管提出了心灵地志学，却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我认为我们最好把抑制与病症的关系看成是有机体适应危险处境的方式。我们在给定的案例中，观察案主觉察到哪些因素，没有觉察到哪些因素，这是必要而有帮助的，但如果以窄化的地志学观点看待，不仅会造成理论的不一致，也将偏离问题的真正核心，亦即有机体及其面临的危险处境。弗洛伊德的地志学令人困惑之处在下面的倾向：他偏向以实际意义的人格地理区域，来思考自我与本我。在他后期著作《精神分析纲要》（Outline of Psychoanalysis, New York, 1969）中，弗洛伊德以“场所”的观点谈到自我“从本我的皮质层发展出来”（p.55），并使用了“精神区域”（mental regions, p.2）和“自我的最外围皮层”（the outermost cortex of the ego, p.18）这些字眼。这种以地理观来摆置“自我功能”的倾向，让我想起笛卡儿（Descartes）和其他十七世纪学者尝试将人类的“灵魂”放置在脑底层的腺体上！再也没有比引述弗洛伊德自己反对自己的话更合适了，重要的是要以心理学的方式来掌握心理的事实。

在弗洛伊德把地志学观点应用到对焦虑的无助感讨论时，便可以看出这个问题。他主张神经性焦虑下的自我，因为与本我和超我的冲突而显得无助。所有神经性焦虑者都要经历内在心灵的冲突。但是，冲突与其说是来自自我、超我与本我之间的不和谐，难道它不是因为个人在应世过程中的价值与目标矛盾，才引起的冲突吗？没错，有些冲突的极端会被察觉，有些则会被抑制；而且个人的过去冲突，在神经性焦虑中则会被重新启动。但是我认为，不论是当前或过去的冲突，我们都不要认为是人格不同“部分”间的冲突，而是个人为适应危险处境在互斥目标间的必要冲突。

我们不必费力说明弗洛伊德对焦虑的了解贡献如何丰硕。就我们的目的而言，他的主要贡献如下：病症形成的多种原因，孩子与母亲分离产生原始焦虑的诸多洞见，以及神经性焦虑的主观与内在心灵面向。

弗洛伊德一直都会是当代心理学的伟大历史人物，他在变迁与动乱的时代，以心理治疗的形式正确地感知到心理学的意义。我再度强调我们是否同意他并不重要。他对焦虑这个“关键问题”（nodal problem）的理论贡献，仍旧是其他理论汇聚的中心。

兰克：焦虑与个体化

兰克焦虑观点的根源，理当来自他视个体化为人类发展核心问题的信念。他认为人的一生是一连串无止尽的分离经验，每一次都是个人拥有更大自主性的机会。出胎是人生的头一次也是最戏剧化的分离，但是同样的心理经验也会发生在小孩断奶、上学、告别单身结婚以及人格发展的所有阶段，死亡则是最终的分离。兰克认为，焦虑是这些分离所带来的不安。当与个人环境结合或有依赖关系的先前处境被打破时，便会有焦虑：这是要活出自主性的个人所必须面对的焦虑。如果个人拒绝与眼前的安全处境分离，他也会经验到焦虑：这就是焦虑，除非个体的自主性已经失去。“将个体从整体分离”的概念在人类思想上的历史非常悠久，可一路回溯到古希腊前古典时期的安那西曼德（Anaximander, 611—545, B.C.，译注：古希腊哲学家、数学家）。这个概念不论在心理学或哲学上，都是很丰富的，而兰克的心理学也有许多实验和经验上的数据为其根基。

兰克对焦虑的了解深受他对出胎创伤之著名研究的影响。《出胎创伤》（The Trauma of Birth，New York, 1929）英译本；德文本出版于一九二四年。出胎的象征在兰克对个人生命心理事件的诠释中深具重要性，尽管他相信婴儿在分娩时会感到焦虑的看法，仍有争议的空间。兰克主张“小孩在诞生行为中，首次体验到恐惧感”，并称此不安为“面对生命的恐惧”。兰克（Otto Rank），《意志治疗》（Will Therapy: An Analysis of the Therapeutic Process in Terms of Relationship, New York, 1936），自德文授权翻译，p.168。此一原初焦虑是个人被迫与母子合一的先前处境分离，并被拋掷进入一个截然不同的在世存有状态。

我同意，成人的心智可以把出胎经验想象成充满恐怖危险的可能，这当然足以令人深感焦虑。但是，刚出胎婴儿的经验为何，以及婴儿是否经验到任何可被视之为“情感”的事物，是截然不同的问题，而且我认为这是个有待讨论的问题。如果把出生时的焦虑说成是“潜在”的而不是真实的，并把出胎视为一种象征，似乎是更正确的看法。事实上，兰克在后期著作（除了上述所引的话）中的确很明显是以象征的方式在说明出胎经验。例如，兰克便主张案主在心理治疗结束与分析师分离时，会有出胎经验。《意志治疗》，p.xii。

兰克肯定地表示，在拥有任何具体的内容之前，婴儿的焦虑便已经存在了。他批评：“个人带着恐惧诞生，此一内在恐惧独立于外来的‘性’或其他性质的威胁之外。”在成长过程中，孩子的“内在恐惧”开始附着在外来威胁之上，这个过程造成“一般性内在恐惧的偏颇和客体化”。他把原初焦虑以恐惧形式附着于具体经验的情形，称为“治疗性的”，意思是说个人可以因此更有效地处理具体的威胁。同上，pp.172—173。兰克在此是区分原初、未分化的不安（“焦虑”），以及具体、客观化的不安（“恐惧”）。

兰克用恐惧一词来代表恐惧和焦虑，这点很令人困惑。但是，在其文章脉络和用词本身，又可清楚看出他所指的“生命恐惧”、“内在恐惧”以及新生婴儿的“原初恐惧”，和弗洛伊德、霍妮、葛斯汀等人所称的焦虑是同一回事。例如，他描述原初恐惧为“未分化的不安全感”，这肯定是早期焦虑的确切定义。“生命恐惧”和“死亡恐惧”这些泛泛之词对我并没有意义，除非它们意指焦虑。个人可能害怕邻居会枪杀自己，但持续的“死亡恐惧”是另一回事。读者如果将兰克的“恐惧”换成“焦虑”，就比较能了解兰克的讨论。

兰克说，婴儿的原初焦虑在个体一生中会以生的恐惧和死的恐惧两种形式出现。这两个词汇初窥下可能没什么特别的，但是它们所指涉的两种个体化面向，会以变化万千的形貌出现在个别经验中。生的恐惧是伴随所有新生自立行动而来的焦虑。它是“个人必须过着孤寂生活的恐惧”。《意志治疗》，p.175。兰克主张，个人感知到自己内在的创造力时，便会有这种焦虑。实现这些能力就是在开创新的关系组合，它不只表现在艺术家的艺术作品上，更表现在新的人际关系以及个人自我的重新整合上。因此，这种创造性潜能带来了与旧有人际关系分离的威胁。这种创造性活动隐含焦虑的概念对于兰克这样的心理学家而言，绝对不是偶然的，他完成了深度心理学中最具穿透性的艺术家心理研究。这个概念我们已在克尔恺郭尔身上看到，也出现在古希腊的普罗米修斯神话中。请参见第二章克尔恺郭尔的部分。

死的恐惧在兰克思想中恰与以上论述相反。生的恐惧来自“进步”、成为个体的焦虑，死的恐惧来自“退步”、失去个体性的焦虑。那是被整体完全吞噬的焦虑，以比较带有心理意味的用语来说，除非人陷溺在依赖性的寄生关系中，否则便一定会有焦虑。

兰克相信每个人都会经验到这两种极端的焦虑形式：

个人在这两种潜在的恐惧之间，在恐惧的两极之间，终其一生都在两者之间摆荡，这说明我们尚无法追溯出恐惧的单一根源，或靠治疗克服它。《意志治疗》，p.175。显然兰克的意思是，要靠治疗来克服所有焦虑是不可能的；他清楚指出神经性焦虑或许可以克服。至于正常的焦虑，他主张如果健康的个人可以在有焦虑的情形下依然向前的话，那么它便可以被超越。借由创造力，个人便可以超越正常焦虑并克服神经性焦虑。

神经病患无能保持这两种焦虑形式的平衡。他在面对个人自主性时产生的焦虑，使他无法肯定自己的能力，他在面对依靠他人时产生的焦虑，则使他无能献身于友谊与爱。因此，许多神经病患都是表面独立，实际上却过度依赖。因为焦虑过大，神经病患都会普遍地压缩自己的冲动和自发活动；兰克认为，这样压缩的后果是神经病患的过度疚责。但是健康和具创造力的个人，却能有效地克服焦虑，肯定个体的能力，并与成长必然带来的心理分离危机达成和解，并以进步的新方式整合自己与他人。

虽然兰克主要的兴趣在个体化，但是他也知道，个人只有在与文化互动或参与他所谓的“集体价值”时，才能实现他自己。兰克把西方文化中无所不在的各种神经官能症特色描写成：“高度的自我意识、自卑感、不适感、恐惧责任与疚责感”；事实上，西方文化中普遍的神经官能症特质，可以被看成是“宗教等集体价值已被推翻，而个人被迫要面对现实”的文化产物。巴利（Pearce Bailey），《理论与治疗》（Theory and Therap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sychology of Dr.Otto Rank, Paris, 1935）。不用说，兰克使用“集体价值”这个词汇，必然是法西斯主义式的集权主义——一种集体主义的神经官能症形式——出现在欧洲之前。在西方社会价值混乱的文化状态中，集体价值的丧失已不只是神经性焦虑的原因，它更使得个人在克服神经性焦虑时备感艰难。

读者会发现兰克的词汇与他的二元式思想并不相容，但其作品仍不失阅读的价值。在攻击焦虑问题的两个基本面向——亦即焦虑与个体化以及焦虑与分离的关系方面，没有人能比他更具洞见。

阿德勒：焦虑和自卑感

阿德勒并没有针对焦虑提出一套有系统的分析，部分原因在其思想的非系统性本质，部分原因在焦虑问题已包含在其既重要又丰富的自卑感概念当中。阿德勒直指“自卑感”为神经官能症的基本动机，并像其他心理学家使用“焦虑”一样来运用“自卑感”这个字。因此，要发掘他对焦虑的了解，便必须检验自卑感这个重要却令人困惑的概念。

根据阿德勒所言，每个人生来就有一种生理的自卑与不安全感。事实上，人类在“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动物世界中，本来就是自卑的。对阿德勒而言，人类发展工具、艺术、象征等文明，是为了补偿自己的自卑感所做的努力。阿德勒在这里暗指一种负面文化观（文明因为弥补了缺憾而得以发展），这与他平常的正向社会经验价值观并不一致。上述观点比较类似弗洛伊德学派的概念：文明是人类焦虑的产物（或更确切地说，焦虑驱使人类将自己的天生冲动升华为文明的追求）。这个一般性的观点只对了一半，它暗指所有的创造性活动都是在防卫焦虑。它缺乏对事实的全面了解，亦即人类是可能在正向、自发的力量与好奇心基础上行动的，或就像葛斯汀所说的，在“实现自己能力的享乐”基础上行动。婴儿的存在始于一种无助的状态，少了双亲的社会行为根本无法存活下来。在正常的情况下，小孩借由不断肯定自己的社会关系，来克服无助并获致安全——也就是肯定“束缚人与人的多重束缚”。阿德勒（Alfred Adler），《生命模式》（The Pattern of Life, New York, 1930），伍尔夫（W.Beran Wolfe）的导论。但是正常的成长会受制于主客观因素的危害。客观的因素有：婴儿可能因为体型的弱势而扩大自卑（这点就算长大成人可能也不会察觉）；社会歧视（生为弱势族群，或生在崇尚阳刚的文化中的女性——阿德勒在妇女解放蔚为风潮前便是妇女解放者）或身处家族中的不利地位（独生孩子便是一例），都会造成自卑。尽管自卑是个人成长过程中必须克服的障碍，客观的自卑却是可以务实调整的。

神经性格的发展关键在于对自己弱点的主观认知态度——这带出阿德勒的自卑事实和自卑“情感”的不同。阿德勒主张婴儿在能有任何作为之前，便已为自己的劣势忧心忡忡。婴儿的自觉就在与比自己强而有力的兄长和大人较量下，发展出来的。这可能会让他的自我评价为劣势的（他对自我的陈述从“我是弱势的”变成“我有弱点”）。这种以上述客观自卑为焦点的自卑感，已经为孩子日后以优越感获取安全的神经性补偿行为预先铺路。

自卑事实与自卑“情感”不同这个问题，以另一种方式来表达，正是为什么有人能接受自己的弱点而不会焦虑，但对另一些人而言，弱点却总是他们神经性焦虑的支撑。阿德勒并没有说清楚如此不同的看待弱点的方式究竟原因为何，不过他确实说过那有赖于个人是否将自我评价为弱势。他当然不会否认这一类自我评估的决定因素在亲子关系，特别是双亲对孩子的态度。我要据此推论说，这又和双亲对孩子的“爱”属于哪一类有关；亦即要看父母亲的“爱”是否为剥削的（认为孩子可以补偿双亲的弱点或延伸自我），若是如此，孩子的自我评估便会认同权力或其相反的脆弱。或者双亲的爱是以孩子本身的人格为依归，而不是以他们的强弱为准，如此孩子的自我评价就不会以强弱的认同为标准。如果是这样的话，孩子的自我评估将不会认同权力或与其相反。

神经性的自卑感（或焦虑）是形成神经性人格的背后驱力。阿德勒认为神经性人格：

是拘谨心灵的产物及其运用的工具，它会为了卸除自卑感，而强化它的主导的原则〔神经性的目标〕，这种尝试经过内在冲突之后，不论是在文明障碍或他人权利方面，都必将遭到摧毁的命运。阿德勒，《神经官能的建构》（The Neurotic Constitution, New York, 1926），p.xvi。

他所谓的“内在矛盾”指的是：人类基本上是社会性的动物，无论在生理和心理上都与他人相依共存；因此自卑感只能透过不断地肯定和增进社会的连结，才能建设性地克服。克服自卑感的神经性行为本质，就是获取超越他人的优越感与权力，以及用威望与特权抑他扬己的驱力。因此，神经官能性的尝试实际上会削弱一个人仅有的持久安全基础。就像霍妮等人指出的，争取权力以凌驾他人之上，会增加社会内在的敌意，并使得个人长期的社会地位更形孤立。

在针对焦虑问题的讨论时，阿德勒特别关注焦虑的目的。像他这么焦虑的人，焦虑的目的是阻断进一步的活动；它代表退回先前安全状态的讯号。因此，焦虑会协助我们逃避决定与负责。阿德勒更常强调，焦虑是侵略的武器，是控制他人的手段。他主张，“重要的是，孩子会利用焦虑达到优胜的目标或控制母亲”。阿德勒，《神经官能的问题》（Problems of Neurosis, New York, 1930），p.73。阿德勒的著作中充满案主运用焦虑强迫家人接受操控的例证，也有焦虑的太太借由不安来攻击和控制丈夫。

焦虑往往被用来“获取衍生的利得”，这个观点争议不大。但如果认为这些是焦虑的主要动机，就过于简化问题了。曾经领教过焦虑折磨的人，很难认同自己制造恐慌是为了影响他人以获得好处。有人可能会认为阿德勒在这些脉络中所讲的，是虚假而非真实的焦虑。阿德勒确实常把焦虑视为“性格特征”阿德勒，《了解人性》（Understanding Human Nature, New York, 1927）。而非情绪。这一切都在在指出，他将纯正的基本焦虑笼统地放在所谓的“自卑感”之下——不过他当然不会认为用来控制他人的自卑感，是焦虑的起源。

从与“假”焦虑对比的“真”焦虑看来，控制他人是焦虑次要而非主要的质素；是因为案主孤立无能的绝望所致。真假焦虑的区分是一个很重要但尚待厘清的问题。要区分这两者很难，因为它们可能混杂在同一人的动机和行为之中。许多焦虑型的神经症患者是因为在家族关系中感到焦虑、无能及无助，才发展出神经症模式，但是他们迟早会学到以（外表）软弱来掌权。软弱确实成为得到力量的方法。哈洛·布朗以及第九章的案主说明了这一点。请参见第八章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

阿德勒除了描述自卑感的起源外，对焦虑的成因没有太多阐释。他强调，焦虑会引发神经官能症，通常是因为当事人从小便被“宠坏”了。这种“娇宠”小孩的概念也是阿德勒过度简化的另一例证，不过，弗洛伊德的早期焦虑理论主张性交中断带来神经性焦虑，则是更为简化的说法。焦虑型神经官能症患者通常从小便过度依赖别人，但是除非病患的能力进入根本冲突的状态，否则他不会如此坚持固守或持续其依赖的行为。请参见第八章有关哈洛·布朗的案例讨论。

阿德勒克服焦虑的方法陈述得很清楚，却仍失之广泛。焦虑

只有靠把个人与人性系缚在一起的连结，才能够消融。只有心怀仁道的合群者，才能无焦虑地度过一生。《了解人性》，p.238。

透过人类的爱和对社会的贡献这个“连结”得以肯定。阿德勒这样的观点来自他对人类的社会性通盘而正面的评估，这点和弗洛伊德极为不同，所涉及的焦虑克服方式也大异其趣。尽管阿德勒的理论过度简化与一般化，但是他对人际权力挣扎及其引申的社会意涵，贡献卓著。他的见解别具价值，因为那通常是弗洛伊德的“盲点”。

阿德勒的洞见后来被大幅整合得更系统化、更深刻，并成为心理分析师如霍妮、弗洛姆（Erich Fromm）和苏利文的部分理论重点。阿德勒对后来分析师的影响有直接间接之分，他们的主张有些是直接受到影响，有些是间接独立完成。他对苏利文的影响是间接透过怀特（William Alanson White）而促成，怀特对阿德勒感兴趣，并为阿德勒的一本著作写了导读。

荣格：焦虑与非理性的威胁

本书中只有一处注记与荣格（Carl G.Jung）有关，主要原因是荣格从未系统化其焦虑观点。就我判断，荣格从未在著作中直接探讨焦虑的问题，但其思想是否曾探讨焦虑的理论，需要进一步详细研究他的所有著作。

我在这里引述荣格的一个显著贡献：他相信焦虑是集体无意识的非理性力量与意象入侵到意识的心灵时，个体所做出的反应。焦虑是在害怕“集体无意识的掌控”，害怕人类动物祖先的残余功能，也害怕残存在人格次级理性层次的古老人类功能。荣格，《分析心理学全集》（Collected Papers on Analytical Psychology, London, 1920）。这种非理性素材的可能涌现，会威胁到个体井然有序的稳定实存。如果个体对来自集体无意识的不理性倾向与意象，只有薄弱的阻挡能力的话，他便可能会有精神病和伴随的焦虑。如果非理性倾向被完全阻断的话，其结果便是经验的贫瘠和创造力的缺乏。正如克尔恺郭尔说的，个人必须勇于面对和克服焦虑，以避免内在的贫瘠。

荣格认为，来自无意识非理性素材的威胁，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会害怕对自己觉知。帷幕后可能藏了什么，我们永远不知道，因此人们宁可将意识外的因素‘列入考虑、小心观察’”。多数人

对未知的“心灵陷阱”有着神秘的恐惧。当然没有人会承认如此可笑的恐惧。但这种恐惧绝对不是没有道理的；恰好相反，它太有根据了。荣格，《宗教心理学》（Psychology and Religion, New Haven, Conn., 1938），pp.14—15。

荣格主张，原始人对这种“非预期的无意识危险倾向”，比文明人更有心理准备，并发明仪式和禁忌来保护自己。文明人同样会发明防御装置来对抗非理性力量的入侵，这一类防御机制渐渐系统化，且运用得如此习惯，使得“集体无意识的掌控”只有在集体疯狂这类特定现象中，才会直接控制全局，或是透过精神病、神经官能症间接掌控。

荣格的重要论点是，当代西方人过度强调“理性”、知性的功能，这种理性的强调不会带来理性的整合，却“为某种自我中心的权力目的，误用理性和知性”。同上，p.18。他引述一位癌症恐慌案主为例。该案主“把一切都强置在无情的理性法则之下，但是‘自然’偏偏脱逃了，并以‘恐癌念头’这个完美、无懈可击的无迹形式回来报复”。同上。

我认为，荣格的强调对当代西方文化具正面价值，透露出神经官能症的一个共同面向——误用理性以对抗焦虑，而不是用理性来了解、厘清焦虑。但是问题似乎在强调理性，反而导致荣格对“理性”与“非理性”的二分（他的“无意识心灵的自律性”《心理学与宗教》，第一章。概念便是一例），也使得他的许多思想难以与其他焦虑概念一致。

霍妮：焦虑与敌意

以弗洛伊德的成就为基础，却呈现新质素的重要精神分析发展，就是从社会心理学的背景来看待焦虑问题。认为焦虑基本上来自受干扰的人际关系，这是霍妮、弗洛姆和苏利文等人共同强调的观点，虽然他们陈述的方式各自不同。这些治疗师经常被称为新弗洛伊德学派（neo Freudian），或是有点贬抑意味的修正主义者。因为这些心理分析发展与弗洛伊德的相似处很多，所以我们关心的是他们与大师的差异处，以及对了解焦虑的具体贡献。

我们的研究进路涉及焦虑文化面的重新强调，包括广义的把文化模式看成是流行于特定时期的焦虑决定因素，以及从狭义的角度来看孩子与身边重要关系人的互动。神经性焦虑的源头就在后面这项人际关系中。此一进路并没有否认小孩或大人的生理需求，它主张重要的心理问题是这些需求在人际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例如弗洛姆便指出，这些“在了解人格及其困境时相关的特殊需要，不是来自性格本能，而是来自我们的生活整体处境”。弗洛姆的观点，霍妮转述，《新精神分析》（New Ways in Psychoanalysis, New York, 1939），p.78。

因此，焦虑不一定是反应对本能或力比多需求的期望挫折。正常人可能会有本能需求的挫折，却不会焦虑。本能倾向的挫折之所以会带来焦虑，是因为挫折威胁到人际关系中的某些价值或表现方式，并且对个人的安全至关重大。弗洛伊德认为，环境为模造本能驱力的一个因素；本节所讨论的精神分析发展，则把人际脉络的重要性（由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待环境因素）视为首要，本能因素的重要性则端视它们在此一人际脉络中所代表的重要价值而定。根据霍妮的主张，弗洛伊德的本能理论以及衍生出来的力比多理论，是以下列假设为基础：“心理力量的起源是生理化学的。”（同上，p.47）她主张，弗洛伊德似乎认为心理学是个人运用或误用力比多力量的科学。霍妮没有否认食物等纯生理需求的明显挫折，会威胁生命并造成焦虑。但是除此之外，生理需求在不同文化中，会因为该文化的模式而非常分歧，这一点必须加以承认；在多数案例中，生理需求受威胁而产生焦虑的引爆点，也会因特定文化的心理模式而异。这一点在针对“性”挫折引发焦虑的文化研究中，被明确指出。霍妮认为弗洛伊德的十九世纪观点令人无法看出这个问题的心理脉络（她所指的“生理”是一种生理化学的机制，而不是葛斯汀所谓有机体整全回应环境的“生理”意义）。

我们首先来讨论霍妮，她认为焦虑比本能驱力优先，这个观点非常重要。她主张弗洛伊德所谓的本能驱力本身便是焦虑的产物。“驱力”概念暗指来自有机体内的某种冲动，某种迫切和需索的特质。（弗洛伊德认为神经病患的本能驱力是强制的；但他却假定这些“驱力”的决定因素是生理性的，而且其力量来自神经病患本身，因为这些人无法像“正常”人一样忍受本能的挫折，不论是因为体质之故，或像婴儿一样有过多的本能喜悦。）但是霍妮认为，冲动和欲望被焦虑启动之前不会成为“驱力”。

强制性驱力是专属于神经症的；它们诞生于孤立、无助、恐惧、敌意的情感之中，也代表在这些情感影响下的处世之道；它们的主要目标不在满足而为安全；它们的强制性格来自潜伏其后的焦虑。霍妮，《人的内在冲突》（Our Inner Conflicts, New York, 1945），pp.12—13。

她把弗洛伊德的“本能驱力”和自己的“神经性导向”等同，却更加强调了焦虑是人格干扰之本：“弗洛伊德除了认同焦虑为‘神经官能症患者的重要问题’外，从不认为无所不在的焦虑问题是趋向特定目标的动能因子。”霍妮，《新精神分析》，（New York, 1939），p.76。

霍妮认同一般对恐惧与焦虑的习惯性区分。恐惧是对特定危险的反应，个人可对症下药。焦虑的特色则在混乱与不确定感，个人对威胁是无助的。焦虑是针对威胁“核心或本质”事物的反应。霍妮此一概念与葛斯汀一致，也就是说，焦虑是“灾难状态”（catastrophic condition）中本俱的，是在某种个人存在的基本价值受到威胁时所做出的反应。焦虑的根本问题在于：刺激焦虑的威胁会危害到什么？如果我们先勾勒出她的焦虑起源概念，便能了解她对这个问题的答案。

霍妮针对人类面对死亡与大自然力量等偶合处境时，隐藏其下的正常焦虑进行思考。这就是德国思想中称之为原始焦虑（Urangst; Angst der Kreatur）的焦虑请参见葛斯汀、克尔恺郭尔等。。它和神经性焦虑不同，因为原始焦虑并没有隐含来自大自然的敌意，或刻意造成人类有限性的意思；它不会刺激内在冲突或导致神经性的防卫手段。神经性焦虑与无助不是因为正视权力的不当所造成的，反而是因依赖性与敌意之间的内在冲突所致。当事人会感受到危险，主要是期待会有来自他人的敌意。

根本焦虑（basic anxiety）是霍妮的焦虑用语，它会带来神经性的防御。这种焦虑本身便是神经官能症的显现，它所以“根本”有两个层次的意义：首先，它是神经官能症的基础。其次，它来自受干扰的生命早期人际关系之中，特别是亲子关系。“对父母亲的依赖是儿童焦虑的典型冲突，并会因为孤立和受威胁而被强化，此外对双亲的敌意冲动也是来源之一。”

焦虑的文化诠释

Anxiety Interpreted Culturally

历史真的十分重要，因为它此时就与我们同在，

特别是那些如今依然存活却被遮蔽的过去，

它们对我们日常生活造成的冲击，我们浑然不觉。

那些在生活常轨上遭遇危机的人，

必须完整地面对他昔日的一切，

就如同神经官能症患者必须全面挖掘他个人的生活一样：

久被遗忘的过往创伤，

对于那些毫无所觉的人，极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孟福（Lewis Mumford，1895—1990），《人类的处境》（The Condition of Man）

我们已在前面章节中观察到，文化因素几乎出现在所有关于焦虑的讨论中。不论我们是在探究孩童的恐惧、身心失序的焦虑或个别神经官能症的不同形式焦虑，文化环境显然是焦虑经验的主要因素之一。第五章中，我们也已指出不同研究者所呈现之重要文化因素的理论根据。例如，苏利文描述个人在成长过程的每一阶段，都和世界连结成密不可分的关系，不论是子宫内的细胞，或是长大成人后与其他社会成员在爱和工作上的连结，都是如此。由于焦虑的文化因素已普遍被认为是重要的，因此我们可以轻易地就指陈出来。

这一章的目的也很具体。我要证明个人的焦虑情境，会受制于他的文化标准与价值。我所谓“情境”是指会启动焦虑的不同威胁：这些威胁多由个人的成长文化所界定。我同时想证明，焦虑量也受制于文化的调和与稳定（或者缺乏它们）。

侯乐威（A.I.Hallowell）证明，原始社会的不同威胁情境，会随不同文化而变化，这是我们都知道的。侯乐威继续论证并结论说：焦虑是文化共同接受和附加在实际危险处境上的一种信仰功能。侯乐威（A.I.Hallowell），《焦虑在原始社会中的社会功能》（The Social Function of Anxiety in a Primitive Society），《美国社会学评论》（American Sociology Review），1941,6: 6, 869—881。西方文化对个人竞争野心这个目标的重责巨担，便清楚说明此概念的价值。我们已在胃溃疡（“西方文明下求取成功之野心者的共同疾病”）病患的心身焦虑调查中看到，焦虑是男人必备的功能，因为西方社会要求他们要强壮、独立、在竞争中求胜并压抑自己依靠别人的需要。我们也在儿童恐惧的研究中看到，当孩子长大并吸纳更多文化中的既定态度时，因竞争而来的焦虑和恐惧也随之增加。没错，学校孩童的忧虑研究完全显示，孩童最明显的焦虑就在竞逐学校或工作上的成功。沙朗生等（Seymour Sarason, Kenneth Davidson, Frederick Lighthall, Richard Waite & Britton Ruebush），《小学生的焦虑》（Anxiety in Elementary School Children, New York, 1960）。显然加诸竞逐成功这个目标的负荷，会随着个人的成长而增加：我们注意到，童年有所恐惧的成年人，对竞逐成败的恐惧比孩童来得大，我们诠释这种现象为，将成年后益形重要的恐惧与焦虑“归结到”童年去。本书稍后会谈到的未婚妈妈焦虑研究中，许多人可能会合理预期那些年轻未婚妈妈的主要焦虑情境，是疚责或不得社会赞同。但其实不是这样；那些未婚妈妈所报告的显著焦虑情境，是来自竞争野心——那就是，她们能否符合文化中的“成功”标准。西方文化如此看重竞逐成功的价值，而可能无法达成这个目标所引起的焦虑又是这么盛行，以至于我们有理由假定，个人竞逐成功既是西方文化的主导目标，又是最普遍的焦虑情境。

为什么会如此？个人竞逐成功如何成为西方文化的主要焦虑来源？为什么无法达成这类成就的威胁会如此盛行？这些问题显然无法用“常态”这个定义便找到答案。我们可以这么猜测，每个人都有获得安全感和被接纳的正常需要，但是却无法解释为什么西方文化对这种安全感，会以竞争性的词汇来表示。尽管我们也可以假定，每个人都有扩大成就与提高权能的正常需要，但为什么这种“正常”野心在西方社会，会采行一种个人主义的形式？为什么个人成就的主要界定会与社群成相反关系？也就是别人的失败便是我的成功。卡迪纳（Abram Kardiner）在讨论卡曼奇印地安人（Comanche Indians）的文化时指出，卡曼奇文化的竞争激烈，“可是那并不妨碍社会的安全或共同目标”。《社会的心理疆域》（The Psychological Frontiers of Society, New York, 1945），p.99。不难看出当代西方的竞争性必定对社群的每一层面都具有毁灭性。为什么西方文化所强调的竞争，带有这么严厉的惩罚与报酬？以至于（我们很快便会指出）个人的人类价值感完全仰赖着竞争得胜？

本章的讨论主轴，也是我要推荐的历史研究进路，并不只是历史事实的蓄积而已。它牵涉了一个更艰巨的历史意识过程——一种深植人类的态度与心理模式，更深入文化整体模式的历史意识。既然社会的每一分子多少是文化历史发展模式与态度的产物，就某种程度而言，对过去文化的觉察便是一种自觉。克尔恺郭尔、凯斯勒（Ernst Cassirer,1874—1945，译注：德国新康德主义哲学家）等学者，已将这种在自性中体现出来的历史觉察能力，描述为人类不同于其他低等存有的独特能力。我们前面已讨论过莫勒，结论得出，这种将过去带进现在成为整个因果链一环的能力，同为“心智”与“人格”的共同本质。荣格生动地表达出上述真实，他比喻个体为一个人站在金字塔顶端，并得到下面所有住户之合并意识的支撑。自以为历史始自一己的研究或集体的讨论，是很荒谬的！

历史意识的能力是一种自我意识的能力——同时以主、客体看待自己的能力——的发展。这个方向的发展牵涉到我们能够把自己的预设（以及自己文化的预设）视为是历史的相对产物，不论这些预设的属性是宗教的或科学的，也不论它们所指涉的是否是像西方文化对竞争式个人主义高度评价的普遍心理态度。某些文化分析者从当代科学汲取特定的预设，作为他研究其他历史阶段的专断基础（卡迪纳便是如此）。但是要了解像古希腊或中世纪等时代，却不明白我们的预设一如那些时代，都只具有历史的相对性（亦即它们只是我们的观点），也都是历史的产物，显然是行不通的。

这种研究为动能心理学的研究进路打开了一条道路，而得以以正确的态度来研究文化的模式。这么一来，我们便可避免成为历史决定论的客体。如果个人一无所觉，则文化背景就会具有强硬的拘束力。当然，在任何精神分析的治疗中都可以找到下列类比：案主为过去经验与先前发展模式所严格决定，使得他对这些经验与模式根本毫不觉察。透过历史意识的能力，人类得以脱离自己的过去而达到一定程度的自由，修正历史对自己的影响，并在被历史形塑的同时也改造历史。弗洛姆指出，“不只历史造就人类”，

人类也造就历史。为了解决这种看似矛盾的情况，便造就了社会心理学的领域。社会心理学的任务不仅是从社会过程的结果，来呈现热情、欲望和焦虑的变迁与发展，同时也要呈现已成特定形式的人类能量，又是怎样地倒转回来以生产的势力来形塑社会的过程。弗洛姆，如上引文，p.14。

因为现代人个性结构的完整历史发展这个主题，处理起来过于广泛，我将只讨论该个性结构中最能够引起我们兴趣的一个重要面向——竞争性个人野心。因为要贯穿西方历史的不同年代来处理这个问题，显然也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将由文艺复兴这个当代的构成期开始。我们对文艺复兴时期的关注，大致相当于个人心理治疗对童年早期阶段的强调。文艺复兴是当代开端，也是影响许多当代焦虑潜在文化模式之构成的时代，而童年早期则是成人焦虑潜在模式形成的时期。我们的目标在呈现文艺复兴时期个人主义的出现和扩大，个人主义如何在本质上成为竞争性的，以及这种竞争性个人主义，为人际的孤立与焦虑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文艺复兴时期的个人主义

我们可以视西方人个性结构中的个人主义本性，为中世纪集体主义的反应或对照。用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 1818—1897）的话来说，中世纪的公民“对自己的认知只是族群、人种、党派、家族或企业的一分子——他们只能从某些笼统范畴来认识自己”。布克哈特（Jakob Burckhardt），《意大利文艺复兴文明》（Civilization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 New York，1935），密朵模尔（S.G.C.Middlemore）译。理论上，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在公会经济结构中的地位，在家庭和封建阶级心理结构中的地位，以及在教会道德与精神结构中的地位。情绪的表达透过共有的管道，例如节庆中大家的情绪可以互相连结，在十字军这类运动中也会出现侵略性情绪。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 1983—1945，译注：荷兰史学家）指出，“所有的情绪宣泄都需要一套系统严谨的约定形式，因为没有这些形式，热情与暴力便会恣意破坏生活。”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中世纪的衰落》（The Waning of the Middle Ages, New York, 1924），p.40。

赫伊津哈指出，到了十四、十五世纪时，原先作为疏通情绪与经验管道的教堂与社区阶级形式，反而成了压迫个人生命力的手段。象征符号的使用在中世纪尾声原本很有活力，但是现在却逐渐消失了。它们成了无关紧要的空泛形式，与现实也貌合神离。中世纪的最后一百年四处弥漫着压抑、忧郁、怀疑与大量的焦虑。这种焦虑采行了对死亡过度惧怖的形式，并对魔鬼与巫师充满恐惧。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中世纪的衰落》（The Waning of the Middle Ages, New York, 1924），p.40。曼海姆表示：“我们只要去看看包士（Bosch）和格里奈瓦德（Grunwald）的画，便可以看到表现出恐惧与焦虑的中世纪失序现象，而恐惧和焦虑的象征性表达形式便是在对魔鬼无所不在的恐惧。”曼海姆，《人与社会》，p.117。文艺复兴式的个人主义，可说是在反抗中世纪末这种逐渐衰败的集体主义。

对个体的新评价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新概念，都成了文艺复兴的重要主题，也生动地呈现在乔托（Giotto, l276?—1337）的作品中。许多权威人士主张新世纪就在乔托和他的老师契马布耶（Giovanni Cimabue, 1240—1302）身上展开。乔托确实生活在文艺复兴全盛期之前的“首次意大利文艺复兴”。我们在本章中对艺术品的预设在于，艺术家表达出文化中的潜在假设与意义，艺术象征也往往比文字符号的表达，更不会受到扭曲，也更能直接沟通文化的意涵。相对于中世纪画作中的肢体僵硬、正面向前的象征型人物，乔托笔下的人物脸部为四分之三的侧面，并有独立的动作。相对于先前画作中的笼统、出世、僵硬表情的典型人物，乔托开始描画个别的情绪。他画出个别的悲伤、欢乐、热情以及小人物的日常生活惊喜——父女亲情、悲逝友人等等。自然感伤的欢愉延续到他的动物画作；他笔下的树石妙趣预示了自然形式的喜乐。乔托一方面保留了某些中世纪艺术的象征特性，同时呈现即将成为文艺复兴特色的新兴态度，也就是新人文主义与新自然主义。

中世纪的概念认为人只是社会有机体的一个单元，相较于此，文艺复兴时期则认为人是独特的实体，社会只是烘托个人功成名就的背景。乔托时期与文艺复兴全盛期的主要差别是，前者肯定小人物的价值（圣法兰西斯〔St.Francis〕对乔托的影响就在这种小人物的评价上）；但是在文艺复兴全盛时，有权能的个人开始受到重视。这种现象是当代焦虑模式的根本，我们也要开始追溯其发展。

文化的革命性变化与扩张，使得经济、智识、地理、政治各个领域都富含文艺复兴的特质，这种现象值得好好来描述。这些文化上的变化与自由且自主的个人新权力信心有因果关系。一方面，这个时期的革命性变化以个人的新观点为基础，另一方面，社会的变化则成为个人演练权力、创新、勇气、知识和蛮力的诱因。社会运动将个人从中世纪的家族阶级中释放出来；个人靠着英勇行为挣脱出生的阶层，达到崇高的成就。因为贸易的扩张和资本主义的成长所获得的财富，提供新机会给进取冒险的企业，犒赏了那些肯大胆冒险的人。教育和学习重新得到看重，得以表达知性的自由和奔放的好奇心；以世界为校园而四处游历的大学生，象征着新学习方式与自由行动的关系。当此同时，知识因为是获得权力的手段，而受到重视。吉伯第（Lorenzo Ghiberti, 1378—1455）这位为时代发声的文艺复兴艺术家说：“只有无所不学者，才能无惧地鄙视财富的增减。”引述自布克哈特，如上引文，p.146。

当城邦统治权迅速更迭易手之际，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动荡不安，也成了权力放任运用的诱因。人人为己是常态，勇敢和能干的人才能掌握、维持崇高的地位。

基于个人野心蠢动的肆虐，这类情事便无所不在。才干能力可以让最卑贱的神父攀升到圣彼得的宝座，让官阶最低的士兵直升至米兰公爵的领地。厚颜无耻、积极进取、狂妄犯罪都是当时的成功要件。西蒙兹（John Addington Symonds），《意大利文艺复兴》（The Italian Renaissance, New York, 1935），p.60。

布克哈特谈到与当时的个体性表现息息相关的暴力时说：“人格的根本之恶也是它的伟大之处， 亦即过度的个人主义。……施加于他人身上的自我中心主义的胜利景致，驱使他〔个体〕螳臂挡车以防卫自己的权利。”布克哈特，如上引文。

文艺复兴对个体的高评价，不等于对人的高评价。反之就像上面提到的，它所指涉的是强势的个人。前提是弱者可以被强者毫不自责或遗憾地剥夺操控。紧要的是，尽管从许多面向来看，文艺复兴时期立下了为后世主要社会所无意识同化的原则，文艺复兴并不是一个群众运动，而是一群强势、具创意的个人的运动。

文艺复兴时期所谓的美德（virtu），以勇气和造就成功的其他特质为主。“成功是评断行为的标准；帮助朋友、胁迫敌人以及生财有道者，都被视为英雄。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对‘美德’这个字的运用……只停留在所谓的罗马‘美德’，它可被运用在勇气、知性能力以及达成一己之私的勇敢行为，不论所指为何。”西蒙兹，如上引文，p.87。我们注意到个人主义与竞争性汇整在一起了。以社群为自己名利竞技场的强势者，若被神化并视为理所当然，成功便注定会是竞争性的。整个文化系统都在奖励自我觉察，方法是要比他人优越或胜过他人。

这种对于自由个人权力的信任，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坚强男女身上，可说是昭然若揭。阿尔贝堤（Leon Alberti, 1404—1472）这位十项全能的文艺复兴巨擘，将强者的座右铭公式化如下：“有志者，事竟成。”布克哈特，如上引文，p.150。但是，对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的态度，再也没有比米朗多纳（Pico della Mirandola, 1463—1494）表达得更清楚了，他甚至写了十二本书来证明人是自己命运的主宰。在其名著《人性尊严演说》（Oration on the Dignity of Man）中，他想象造物者这么对亚当说：

我们所赋予你的……既无固定的居所，也无和你类似的生命形体。……你不受任何拘束，可依自己的自由意志行事，我已将力量倾注在你的身上，因此是你为自己确立身份。我已将你置放在世界的中心，因此你可以更利便地探索世界百态。我们在造你时，既没有把你变成天使，也没有把你变成俗物，既非必朽，也非永恒。目的是为了要让你能成为你自身的形塑者，让你自由地决定哪种形式才最适合你。你有能力让自己堕落成为低劣残暴的动物。也有能力依据自己的智慧抉择，转生成为高尚神圣的生命。

认为人类具有广泛自由的能力，可以进入任何他所选择的地带，是一种伴随智识力量而来的极端想法，它被西蒙兹描述为“当代魂灵的圣显”。西蒙兹，如上引文，p.352。用米开朗琪罗的话来说，只要“相信自己”，人类的创造力便无远弗届，此处的人格理想范型，便是充分而多元发展的全人（l uomo universale）。

但是，这个“美丽新世界”的阴暗面又在哪里？我们的临床经验告诉我们，这么强烈的信心必然会受到某种反向态度的制衡。我们发现在文艺复兴这种充满信心的乐观底下，在较没有觉察到的层次，出现一股酝酿中的初期焦虑感的绝望情绪暗流。这股直到文艺复兴末期才浮上台面的暗流，清楚地在米开朗琪罗身上看到。米开朗琪罗有意识地歌颂个人主义的挣扎，大胆接受个人主义的孤寂。他写道：“我没有任何一种朋友，我也不需要任何朋友。”“任何追随他人者将不会成长，任何不知道如何靠自己能力创造的人，也无法从他人的成果中获利。”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lo, New York, 1915），史崔（F.Street）译，p.161。这里头完全不见奥登的洞见，

……因为自我是个梦

邻人有所需才会有梦。

我们在米开朗琪罗画作中看到的紧张与冲突，是那个时代过度个人主义的潜在心理对等物。他画在西斯汀大教堂（Sistine Chapel）天花板的人物，好像总是在怨怼不安一样。西蒙兹指出，米开朗琪罗画笔下的人形“因为一股奇异可怕的内在躁动而感到紊乱”。文艺复兴人觉得自己恢复了古希腊精神，但是西蒙兹指出，其中的根本差异可以对照米开朗琪罗的躁动与斐迪雅斯（Phidias, 490—430 B.C.，译注：希腊雕刻家）的“沉着平静”。西蒙兹，如上引文，p.775。

乍看之下，几乎所有米开朗琪罗的人物都强有力且雄心勃勃，细看之下却发现各个都张大了一双难掩焦虑的膨胀双眼。观画者在《人类的堕落》（The Damned Frightened by Their Fall）的人物脸上看到强烈不安的表情，是可以预期的，但值得注意的是，西斯汀大教堂壁画的其他形貌较不紧张的人物，也出现同样的惊怖表情。米开朗琪罗就好像要证明自己表达的不只是文艺复兴的内在紧张，也包括自己身为其中一分子的不安一样，其自画像的双眼也明显张得大大的，正如同典型的不安反应。总的来说，在大量文艺复兴艺术家作品中，都可以看到被意识典范所覆盖的初期焦虑（见拉斐尔〔Raphael〕笔下的和睦人类）。但是，米开朗琪罗的长寿让他超越了文艺复兴高峰期的不成熟信心。他的天分与深度让他比文艺复兴的早期代表人物，更能实践时代的目标。因此，他将时代暗流进一步带到阳光下。米开朗琪罗画笔下的人物既象征着文艺复兴的意识典范，也象征其心理暗流——得意洋洋、强势、发展成熟的人类，却又紧张、骚动而焦虑。

要紧的是，米开朗琪罗这类成功克服个人主义的人身上，却出现了紧张绝望的暗流。因此，初期焦虑并不是个人追求成功的目标受挫所致。我认为那是因为心理孤立和缺乏正面的社群价值所造成的，这两者都会造成过度的个人主义。

弗洛姆也曾描述这两项文艺复兴时期强势个人的特质：“看来新获得的自由，为这些人带来了两件事：力量感增加了，同时，孤寂、疑心、怀疑，而这些感觉所带来的焦虑，也增加了。”弗洛姆，如上引文，p.48。以布克哈特的话来说，这种心理暗流的明显病症就是“对名利的病态追求”。有时候，想出名的欲望会大得让人甘犯暗杀罪或其他穷凶恶极的反社会行为，期使自己能够因此名流万世。弗洛姆指出：“如果我们的人际关系以及与个人自我的关系，并没有提供足够安全感的话，那么名声便是让疑虑噤声的一个手段。”这个现象颇能显示人际关系的孤立与沮丧，个人有获得同侪认同的巨大需求，甚至不惜用侵略性的手段。至于结果是遗臭万年或留芳万世，似乎根本不重要。这说明了当代竞争型经济的某个个人主义面向——换言之，攻击同侪是社会公认赢得同侪认同的方式。这让我们想到，被孤立的孩子之所以会成为不良少年，是因为至少可获得反向的关心与认同形式。

这种个人主义式的竞争野心，对个人与自己的关系深具心理影响。个人对他人的态度经过可理解的心理过程，会成为他对自己的态度。与他人隔离迟早会导致自我隔离。为了累积自己的权势财富而操控他人（可在贵族和强盗身上看到），结果“成功者与自己的关系以及安全感和信心，也受到毒化。他的自我成了他所操控的客体，如他所操控的其他人一样”。弗洛姆，如上所引，p.48。尤有甚者，个人的自我评价也会以能否达成竞争成就来评量。当成功被无条件地看重时——“无条件”的意思是，个人的社会尊严与自尊完全仰赖于它——我们便看见，那刻画当代个人特性的竞争求胜的紧绷驱力，于焉诞生。卡迪纳描述这个现代人的典型问题如下：

西方人的主要焦虑来源在以成功作为一种自觉形式，正如救赎在中世纪也是一种自觉形式一样。但是相较于只想追求救赎者，当代人的心理追寻任务更为艰辛。那是一种责任，失败所带来的社会责难和满足远低于自我的满足，一种低人一等的无望感。成功是个无止尽的目标，追求成功的欲望会随着成就而增加而不会减缓。成功的手段则多半来自压倒别人的权能。卡迪纳，如上引文，p.445。

为解释对个人成功的新关注，卡迪纳强调“出世”这项中世纪的死后报酬与惩罚，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转而关怀当下的报酬与惩罚。我同意文艺复兴的特色在强调现世价值的新评估和可能的满足。这可追溯到薄伽丘（Giovani Boccaccio, 1313—1375，译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以及出现在乔托画中的人文主义与自然主义。但是让我难忘的是，中世纪的个人奖赏是透过家庭、封建族群或教会组织，而文艺复兴时期的个人奖赏则是独立个体与团体的竞争所得。这股文艺复兴追求名利的风潮，是透过现世追求死后的奖赏。重要的是，这种奖赏中的高度个人主义色彩：我们透过卓越超众、出类拔萃而获得名声，或为后世子孙所传诵。

卡迪纳的观点如下：中世纪教会至上主义下的死后奖惩，让个人的侵略性得到控制，并确认了自我。但是随着死后奖惩威力的减弱，对现世报酬的强调以及社会福祉（特权、成功）的关怀，也持续发展了出来。自我的价值不再来自死后的报酬，反而透过现世的成功得到肯定。我认为卡迪纳的观点有部分是正确的，特别是文艺复兴以降，新发展出来的现世报酬之关怀。但是，如果我们只是关注在何时得到奖惩——是中世纪的死后，或现代的当下——那便过度简化了，并且只能涵盖这幅复杂图像的其中一个面向。譬如说，薄伽丘赞颂追求眼前满足的文艺复兴精神；但是他也主张会有一种“超人”的势力（fortuna），试图阻断人对现世欢愉的追求。重要的是，薄伽丘主张胆大妄为者拥有智取这种“超人”势力的权力。就是这种作为文艺复兴精髓的“个人权能终获报酬”的信心，让我留下深刻印象。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认为来世报或现世报的不同，在诠释当代对于成功的过度关怀上至关重大的倾向，若从大部分当代的不同时期，本来便预设死后宗教奖赏这一点看来，是过度化约了。直到十九世纪为止，“不朽”这个主题都没有被广泛质疑（田立克）。但是还是那句老话，当代的重要面向不在奖赏的时机，而在奖赏与个体挣扎的关联。个人被报之以不朽的善行，同样造就了个人的经济成就，也就是辛勤工作并服从中产阶级的道德。

文艺复兴时期新兴个人主义的光明面——特别是个人自觉的新可能性——并不特别需要费力，因为它们已经整合成为当代文化意识与无意识的部分假说。但是未被广泛认可的个人主义阴暗面，却更合于本书的研究。它们包括1. 个人主义的竞争性本质，2. 个人权力相对于共同价值的强化，3. 无条件地独尊个人竞争成就的当代目标，4. 上述发展的心理现象首先出现在文艺复兴时期，却在十九与二十世纪以更严重的形式重新浮现。这些心理现象有人际孤立与焦虑。

我用的一直是文艺复兴的“初期”焦虑这个词，因为显明与有意识焦虑的个人主义模式造成的后续效应，在当时多被回避了。焦虑在文艺复兴时期主要是以症状的形式出现。我们已经在米开朗琪罗身上看到，虽然他大胆地认可孤立这件事，但是他却无法有意识地认可焦虑。就这点来看，十五、十六世纪的孤立个人与十九、二十世纪的孤立个人如克尔恺郭尔，有着尖锐的差异，后者能够有意识地觉察个体孤立所带来的焦虑。文艺复兴时期的全面性扩张，使得隐含的个体孤立完全被忽略了，因此也回避了全面性焦虑冲击的觉察。如果个人在任何地方受到挫折的话，他总是可以努力重新灌注到新领域上。这是一种强调自己为历史的开端而非结束的方法。

当代西方文化的焦虑问题，在文艺复兴时期便已定调：人际社群（心理、经济、伦理等等）是如何发展起来？又是如何与个人的自觉价值整合在一起？又如何因此让社会一分子得以避免孤立感，以及因过度的个人主义而来的焦虑？

工作与财富中的竞争性个人主义

西方社会的个人竞争倾向自文艺复兴时期以来，便大大受到经济发展的怂恿与强化。中世纪公会（公会中是不可能存在竞争的）的分裂，为个人的激烈经济竞争开启了一扇大门。这是当代资本主义和个人主义的重要特质。因此，要紧的是去探究当代人性格结构中的个人竞争野心，是如何与经济发展交织在一起的。我们将遵循唐尼（Richard Tawney, 1880—1962，译注：英国社会学家和经济史学家）对文艺复兴以降数百年来之经济发展的讨论，也会特别参照工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心理隐喻。在这一节中，我们的重点是前述文艺复兴时期新兴原则的应用与运作。

当代工业主义与资本主义受到许多因素牵制，但是在心理层面，毫无拘束的个人新权力观至关重大。一般在合理化当代的工业主义与资本主义时，总是强调个人积聚财富并化财为权的“权利”。唐尼指出，个人的自身利益和扩张的“本能”，已被神化为社会所能接受的经济动机。十八、十九世纪工业主义的基础，更“否认任何比个人理性更优越的权威〔社会价值、功能〕”。唐尼（R.H.Tawney），《贪得无厌的社会》（The Acquisitive Society, New York, 1920），p.47。这“使得个人自由遵循自己的利益、野心或嗜好，不会因为臣服于任何共同的忠诚核心而受到拘束”。同上。就这点而言，当代“工业主义是个人主义的误用”。同上，p.49。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弗洛伊德明显接受了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文化的共通偏见，认为能够不顾社会而达到自我满足的成功个人，便是健康的人格。这是唐尼由经济的观点出发，所谓个人自我利益的神化，以及自我膨胀之“自然本能”的心理形式，后者也是过去几百年来工业主义的特色。这是当代西方文化理想在实践的过程中，与长远的伦理传统违背的例证之一。

唐尼口中的“经济自我中心主义”立基于下列假说：个人自我利益的自由追求，会自动带来社会全体的经济和谐。这种假说的功效，在减缓社会内在孤立所带来的焦虑，以及因经济竞争而来的敌意。竞逐成功的个人便可相信自己的努力扩张能够让社群更为强大。这种假说在当代多数时候都是个具实用性的真理。从这点来看，个人主义的成长确实大大增加了所有人的物质需求的满足管道，这点戏剧性地得到证实。但是从其他角度看来，特别在独占性资本主义的后期发展阶段中，个人主义式的经济发展，会对个人内在以及人际间的关系，具破坏和分解的反效果。

然而，个人主义经济的全面性心理隐喻与结果，直到十九世纪中叶才浮现了出来。特别在最近的发展上，个人主义的心理成果之一，便是工作（work）对多数人而言已失去实际意义。工作已经成为一项“苦工”（job），其价值标准不在生产活动本身，而是相较下的偶尔劳力所得——工资或薪水。这么一来，社会尊严与自我尊严的基础，也由创造性的活动本身（真正能增加个人自己的力量，并因此务实地降低焦虑的满足感），转变成财富的攫取。

工业系统所被赋予的最高价值，便是财富的扩张。因此，工业体制的另一个心理结果便是，财富成了公认的特权和成功标准，也就是唐尼口中的“公共尊严的基础”。财富的扩张本具竞争性；成功便是比邻人更有钱；别人财富的缩水等于我们自己财富的增长。唐尼从经济观点看到的，我们稍后会从心理学的观点来指出——换言之，以财富的攫取来定义成功是一种恶性循环。我们的邻人或竞争者永远可能更有钱；我们永远无法确定自己的地位是否无懈可击，因此便会受到不断增加财富的需要所驱策。琳德夫妇在对美国小镇第一次研究的“为什么他们这么认真工作？”（Why do they work so hard?）这一章中特别指出，“商人和工人似乎拼了命要让赚钱的速度，跟上自己主观金钱需要的成长速度”。琳德夫妇（R.S.Lynd and H.M.Lynd），《美国小镇》（Middletown, New York, 1929），p.87。我们公平地推论这些“主观需求”多属竞争性的动机，如“跟上邻人的脚步”。

重要的是，财富的取得如同成功的既定标准一样，并不是为了要维持生计或增加享乐而扩张物质财产。财富反而是个人权力的征兆，成就和自我价值的证明。

尽管当代个人主义经济的基础，是因为相信自由个人有无上的权力，它却导致越来越多人必须为少数拥有大笔财产（资本）者工作的现象。这种情境会导致无所不在的不安全感，一点都不令人意外，因为个人不只面对了自己无法完全掌控的成功标准，他的工作机会更相当程度地在他的掌控之外。唐尼写道：“安全感是最根本的需要，西方文明最大的罪便是大众并不拥有安全感。”唐尼，如上引述，p.72。因此，实际的经济发展，特别在资本主义的寡占层面，是直接违背工业主义与资本主义所立基的个人努力之自由这项假设的。

但是正如唐尼所指出的，这些个人主义假设根深蒂固于西方文化，让为数众多的人不顾它们与真实处境的矛盾，而牢牢攀附其上。当中产与中下阶级都经验到焦虑时，他们便会在个人（财产）权利——储蓄、不动产投资、退休年金等——的相同文化基础上，加倍努力以得到安全感。这些社会阶级成员的焦虑，经常成为他们努力维护个人主义假说的附加动机，却不知道这种假说正是他们没有安全感的部分肇因。这点在了解当代独裁的发展上很重要。“安全感的渴求是如此急迫，以至于那些因财产滥用〔以及作为财产权基础的个人权利假说〕而苦的人……会忍受甚至保卫它们，以免修剪死东西的利刃反过来给生者一刀。”唐尼，pp.72 ff。

唐尼也指出下列重要观点：为改善中低阶级生活的革命（如十九世纪的各种革命）基础，与统治阶级的主张并无二致，那就是由个人权利的统治权以及财产权衍生出来的假说。这些革命的价值在确实扩展了个人的权利。但是对唐尼而言，它们立基于同样的谬误假设：个人的扩张自由凌驾社会功能之上。这一点对于下列问题至关重大：当代初始数百年间所发生的革命和社会变革，与当前冲击西方文化的革命与骚动，有什么差异吗？

唐尼认为，自文艺复兴以降一直是经济发展特征的个人主义，缺少工作与财产的社会功能观。个人主义式的假设“无法让人们合作，只有共同达成目标的羁绊，才能促使人们合作，个人主义就是要否定这种羁绊，因为重权利而轻劳役正是个人主义的精髓”。唐尼，如上所引，pp.81—82。这一点和本书的前提一致：竞争性个人主义不利于社群经验，社群的缺乏更是当代焦虑极为重要的因素。

减缓焦虑的手段之一便是从事疯狂的活动。我在第十一章中描述了越战士兵对类似疯狂活动的需求。个人一方面要面对“超人”的经济势力，而产生无能感，另一方面却仍对个人努力的效应抱持理论的信仰，焦虑便在这个两难的困境中油然而生，并在过度的行动主义下成为病症。真的是这样，十六世纪以来对工作的大力强调，已经成为缓和焦虑的一种心灵动能。工作本身便是一种美德，这点已经相当背离工作所带来的创意与社会价值。（加尔文主义〔Calvinism〕认为工作成就虽然不是得到救赎的手段，但却是使我们成为神之选民的明确标志。）这种工作无限上纲论，也让时间与规则的重要性得到高度评价。弗洛姆认为“永不歇息的工作驱力是十六世纪的基础生产力，其重要性不下于蒸汽与电力之于当代工业体制的发展。”弗洛姆，如前所引，p.94。

焦虑与市场价值

这些发展的后续效应，当然对西方人的性格结构有很深刻的影响。既然市场价值是最高的标准，身在其中的人也成为可以被买卖的有价大宗物资。人的价值便成为可议的市价，不论提供贩售的是技术或“人格”。西方文化中这种人的商业价值（或更精确地说，贬值）及其后续效果，奥登在《焦虑的年代》中生动又尖刻地描绘了出来。当诗中年轻人怀疑自己能否找到有用的职业时，另一个角色回答说：

……那好，你将

不再困扰，认知自己是

一个商场所生产，价值浮动的

物品，一个必须服从

买主的小贩。……奥登，《焦虑的年代》，p.42。

因此，市场价值成了个人对自己的评价，他的自信和“自我感受”（我们的自我认同经验）也多半是他人看法的反映而已，这里的“他人”则是市场价值的代表人士。当代的经济演进不只会造成人际的疏离，也助长了“自我的疏离”——一种个体与自己的疏离。孤立与焦虑感会因此油然而生，不只是因为个体必定会与同侪竞争，也因为他陷入了自己内在评价的冲突当中。

既然当代人的自身体验既是卖方也是市场的货物，他的自尊便来自自己掌控以外的状况。如果他“成功了”，他便有价值；如果他不成功，他便一文不值。这种人生方向所带来的不安全感，是不可能过度高估的。如果我们觉得自己的主要价值内容并非既有的人类特质，反而是变化莫测之竞争商场上的成功，这种自尊便注定不会稳固，且不断需要他人的确认。弗洛姆，《人人为己》（Man for Himself: An Inquiry into the Psychology of Ethics, New York, 1947），p.72。

我们当此处境便会没完没了地被迫奋力求“成”；这是我们确立自我并降低焦虑的主要方法。竞争奋斗下的任何失败，在在再威胁着自我的表面尊严——这尽管是表面的，却是当此情境之人的全部。这也明显会带来强大的无能与低人一等的感觉。

弗洛姆指出，寡占性资本主义的新近发展倾向，已加速对人之价值的贬抑。不只是工人，中小企业主、白领劳工甚至消费者，他们的角色越来越与人无关。每个人都只是机器的小螺丝，而这部机器快得让人无从了解，更遑论去影响它。因此，社会上便出现自由换工作或自由购物这种空泛的自由，这是种负面的自由，因为我们只是从一颗小螺丝，换成另一颗小螺丝。这个“市场价值”继续在“超人”的势力基础上运作，人为的控制是微不足道的。可以确定的是，劳工联盟和消费者合作社这类社会运动，虽然直接面对过这些发展，但是其影响到目前为止，仅能减缓非关人的经济生活，却无法克服它。

逃避机制

从孤立与焦虑的处境发展出某种“逃避机制”是可以预期的。弗洛姆相信，西方文化最常运用的机制便是自动从俗（automation conformity）。个人“全盘接受文化模式所提供的人格类别；他丝毫不差地成为所有其他人的样子，以及他们期待他的样子。”弗洛姆，《逃避自由》（Escape from Freedom），p.185。这种从俗能持续进行的假说在于，“个人放弃独立的自我，并成为与周遭数百万机器人完全一致的另一个机器人，他便不会感到孤独，也不会有任何焦虑”同上，p.186。。这种从俗心态可以再次从弗洛姆的自由辩证性概念来理解。西方文化在自由的消极面已有长足进步，如免除外在权威对个别信念、信仰与意见的压迫，但这么一来，也大大造成了心理与精神上的真空。既然我们无法长期处在免于权威之自由所带来的孤立中，便从内在发展出的新的权威取而代之，这就是弗洛姆所谓的“匿名权威”，如公共意见和常识。

当代自由的面向之一，一直是以个人的自由选择权为尊。但是弗洛姆又说，“我们没能充分认知到，我们虽然战胜了不让人们有信仰自由的政教权力，但是当代人却严重丧失了信仰任何自然科学无法查证事物的能力”弗洛姆，《逃避自由》，p.105。。这种“内在的压缩、冲动与恐惧”填补了消极自由所留下的真空，并提供人们自动从俗的强烈动机。尽管这种从俗是个人用来避免孤立与焦虑的手段，但是它却会反向运作：个人从俗的代价即是放弃自主性，他也因此更无助、无能和不安。

竞逐社会威望又是如何从西方的历史轨道中，浮现成为支配性目标的呢？我们前面提过，卡迪纳主张从约伯和苏格拉底的时代，到当代的纽约，西方人的基本人格结构差异极小。根据卡迪纳的说法，完善的童年双亲关爱、随后的多方禁忌与冲动控制系统，以及因这些禁忌控制而来的敌意与侵略性，在西方历史中历久不衰。西方社会中一直存在着一个强大的服从双亲系统，并且以奖惩制度来控制禁忌，以及随之而来的侵略性。卡迪纳认为，这种控制在中世纪时，靠着一成不变的家族系统来维护，并受到封建郡主权力的保护，更得到死后奖惩的宗教系统支援。因为有家庭、封建郡主与教会，才得以有服从，焦虑也得以减轻。

当这些控制力量在文艺复兴时期急遽消退时，社会福祉（成功、威望等）的关怀便取而代之。科学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大力促成了这种社会成就的关怀。自我因为社会威望而得以确立；紧张与焦虑更因为社会成就而得以减轻。教会、家庭与封建的控制，再也无法牵制社会的内在敌意与侵略性，敌意与侵略性现在透过竞争奋斗，成了自我肯定的动机。

我将在此针对卡迪纳所说，约伯与当代无名氏的人格无甚差异这一点，提出一个问题。古希腊公民和当代纽约公民若同时与爱斯基摩人比较，在基本人格结构上，会展示极大的相似性，这点可能没有错。但是历史性的关键问题在于：不同时期的西方文化差异是如何发生的？用我们前面提过的曼海姆的话来说：“为什么中世纪的人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分属完全不同的类型？”原因可能是“基本人格结构”只是一个概念，它本身无法说明在不同时期产生不同类型的性格结构的变化。重要的是，卡迪纳没有看出所有前提都具有历史相对性这点，包括当代心理科学的前提基础在内。我在前面已经指出，这种历史相对性对真正的历史意识是必要的。

焦虑理论的摘要综合

Summary and Synthesis of Theories of Anxiety

我是有意提及“假说”的。

这〔拟定焦虑的假说〕是我们历来最困难的任务，

但困难不在于我们观察得不完整，

因为焦虑确实是我们最常见且熟悉的谜样般现象；

困难也不在于对这些现象的臆测过于玄虚，

因为对个中干系的臆测成分几乎不存在。

不，它真的就是假说的问题；

换言之，真正的问题在于如何引介正确的理论概念，

以及如何将它们应用到观察的素材中，

以便使我们能看清楚焦虑的理则。

——弗洛伊德，《焦虑》，《精神分析导论补篇》（New Introductory Lectures）

本章的目的在将前几章的焦虑理论与资料加以整理综合。用弗洛伊德的话来说，我们的目的是企图透过“正确理论概念的介绍”，为这个领域带来某种“理则与光明”。我们的目标是尽可能地建构出完整的焦虑理论来，至于不可能整合的地方，则指出各种理论之间的重大差异所在。我个人在本章中的观点，不论隐显，都是可以辨识厘清的。

焦虑的本质

焦虑研究者——以弗洛伊德、葛斯汀、霍妮三人为例——都同意，焦虑是一种处于扩散状态的不安，恐惧与焦虑的最大不同在于，恐惧是针对特定危险的反应，而焦虑则是非特定的、“模糊的”和“无对象的”。焦虑的特性是面对危险时的不确定感与无助感。我们若是问说：在产生焦虑的经验中，是什么受到了威胁？我们便能了解焦虑的本质。

有机体与给定对象之间的关系才是重点，如果对象可以被除去，不论是以重新确认或逃离的方式完成，不安就会消失。但是因为焦虑攻击的是人格的根基（核心、本质），所以个人无法“置身于威胁之外”，也无法将它客体化。因此，个人便无法采取具体的步骤去面对它。我们无法和自己所不知道的事物抗争。用俗话说，就是我们觉得被绊住了，或者如果焦虑很严重，甚至令人窒息的话，那么我们会感到害怕，却不确定我们害怕的是什么。基于焦虑所威胁的，乃是个人核心而非周边的安全感，因此弗洛伊德和苏利文等人，把焦虑描述成一种“宇宙”经验。焦虑是“宇宙的”，因为它将我们完全攻陷，穿透我们整个主观世界。我们无法站在外面将它客观化。我们不可能将它与自己分别对待，因为我们看待事物的知觉作用本身，也被焦虑入侵了。

这些思考协助我们了解，为什么焦虑会以主体和无特定对象的经验呈现。克尔恺郭尔强调焦虑是指一种内在状态，弗洛伊德主张焦虑中的对象是“被忽略的”，这并不表示（也不应该被认为是）引起焦虑的危险情境不重要。在神经性焦虑的案例中，“无特定对象”一词所指涉的，也不仅是导致焦虑的危险已被压抑至无意识的事实。焦虑所以没有特定对象，是因为它敲击的是我们知觉经验的心理结构基础，而这正是我们的自我得以与客观世界区隔的基础。

苏利文说过，自我动力的发展是为了保护个人，使其免于焦虑。反之亦然，不断增加的焦虑会降低自我的觉察。随着焦虑的比例渐增，对于自我是与外在世界客体相连的主体这个事实的觉察，会日益暧昧。因为此时对自我的觉察已沦为对外客体世界觉察的附属品。随着个人经验的焦虑严重程度而停摆的，正是这种主体性与客体性之间的分殊。因此才会有焦虑“由后方攻击”，或由各个方向同时围攻这种说法。越焦虑的人越无法看清自己与刺激的关系，也因此无法适当地评估刺激。我们会说“某人有恐惧”，但却说“某人是焦虑的”，这两句话是许多语言中的惯用讲法，十分准确地说出了两个概念间的差异。因此，在严重的临床案例中，焦虑会是一种“自我消解”（dissolution of the self）的经验。

当布朗（Harold Brown，第八章）说他“害怕发疯”时便是明证；病患经常用这句话来描述即将发生的恐怖“消解”。布朗也说道，他没有“特别的感觉，甚至对‘性’也一样”，而那种情绪真空着实令人“极度不舒服”（我们不免好奇，美国和今日西方世界对“性”如此恋着，是否就在以最容易的方式掌握特别的感觉，以此支撑自我，来对抗社会解离的焦虑）。重度焦虑者的经验，是局外人难以体会的。布朗批评他的朋友说：“他们要求一位即将灭顶的人〔我〕游泳，却不知道他在水下的手脚都被绑死了。”这句话确实是一语中的。

正常焦虑会以弗洛伊德所谓“客观焦虑”（objective anxiety）的形式，在一生中不断出现。这种正常焦虑出现的征兆，可能是在没有任何确切威胁的情况下，就显得扰攘不安、小心谨慎，或是警戒地四下顾盼。利戴尔曾说过（第三、四章），焦虑之于智识，如随行之影。库比（Lawrence Kubie）也认为，焦虑是人类童年受惊模式与成年理性之间的桥梁。阿德勒相信，文明本身乃是人类觉察到自己不完美下的产物，这也是焦虑的另一种表现。以上引述的这些想法，足以证明正常焦虑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

成人身上的正常焦虑经常被忽视，因为这种经验的强度通常比神经性焦虑要来得低。此外，因为正常焦虑的特征之一是，它可以被建设性地管理，因此不会以“惊慌”或其他戏剧性的形式表现出来。但是反应的量不应该与质混为一谈。只有在考量反应是否与客观的威胁成正比时，反应强度才是区分神经性与正常焦虑的关键。在每个人成长的过程中，都曾有过自己的存在和所认同价值遭遇威胁的经验。但是人类通常都能以建设性的态度面对这些经验，把它们当成是“学习经验”（这里指涉其深广的意义），继续自己下一步的发展。

正常焦虑的共同形式之一，就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有限性，也就是人类面对自然力量、病痛、脆弱以及终极死亡的脆弱。这在德国哲学思想中被称作“原始焦虑”（UrangstUrangst字面上的意思译成英文为“原始焦虑”。或Aangst der Kreatur），并为霍妮和莫勒等当代焦虑研究者所参照。这种焦虑和神经性焦虑不同的地方在于，“原始焦虑”并未隐含自然的敌意。再者，“原始焦虑”并不会引出防卫机转，除非人类的有限性成为个人内在其他冲突和问题的象征或焦点。

实际上，要在死亡或其他人类有限性情境的焦虑中，区分出正常的与神经性的质素，并不容易。这两种焦虑在多数人身上是混杂的。当然，死亡焦虑多半落在神经性焦虑的范围，例如青少年忧郁期对死亡的过度关注便是。在西方文化中，不论个人在青少年、老年或其他发展阶段，所产生的是怎样的神经性冲突，它们多半环绕在人类面对死亡时的无助与无能这个象征上。我认为，西方文化讨论到死亡时，之所以会把它当成神经性焦虑的象征，原因在于死亡是客观事实的日常看法，受到了广泛的压抑。在西方文化中，个人似乎应该要漠视他将在某个时刻死去的事实，好像少说为妙，又好像如果能够遗忘死亡的事实，生活的经验便可以因此提升。事实上，结果正好相反：如果死亡的事实被忽视，生活的经验便容易变得空虚，失去活力与风味。幸运的是，这种对死亡事实的压抑，目前有朝向更开放方向发展的迹象。因此，我不希望以人类有限性所产生的正常焦虑为掩饰，大开合理化神经性焦虑的方便之门。在临床工作的实际处置上，只要担心死亡的情况一出现，我们最好先假设神经性焦虑的存在，并努力把它们驱赶出来。但是科学上关心这类焦虑中的神经性质素，不应该遮掩了死亡也能够和应该被当成客观事实来看待的真相。

就这个观点而言，索福克勒斯（Sophocles, 496—406 B.C.，译注：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之一）曾说，致力“观照生命全貌”的诗人与作家，它们的作品对过度关注神经症行为的狭隘科学倾向，或许是一种有益的矫正。死亡是所有诗文关心的主题，但我们并不能把诗人全部归于神经官能症者的品类下。例如，具有诗文想象力的人可能会在某处石岬冥想大海，“从永恒看瞬间，从沧海见一粟，或更照见自身淹没于无垠陌生空间的景象”；而且他可能“会因为看见自己在此不在彼……在今不在昔，而大感惊奇敬畏”（帕斯卡）。这是害怕自己可能会淹死的感觉，于是从视觉经验与冥想中退却出来。这两者都是焦虑，但是前者属于正常焦虑，后者则是神经性焦虑。反过来说，基于浩瀚时空以及个人渺小存在而兴起的诗意感怀（当然，这还包括人是有能力超越这种渺小的哺乳动物，他知道自己的有限，其他动物却不知道；此外，人是具有对事物惊异好奇能力的哺乳动物），则能够彰显个人当下经验的价值，以及他在美学、科学或其他领域之创造潜能的意义。

与死亡有关的正常焦虑根本不会带来沮丧或忧郁。正如任何正常焦虑一样，因死亡引起的焦虑是具有建设性意义的。明白自己终将与同伴分离，会让我们想要在此刻与他人更加亲近。因了解人类活动与创造能力终有断绝之日所引发的正常焦虑，可以像死亡本身一样，会成为个人想在当下生活中，活得更负责、更热情，以及更珍惜时间的动机。

正常焦虑的另一项共同形式，与以下的事实有关，亦即，个人只有在由其他个体共同组成的社会母体中，才能发展出他的个体性。这点在孩子的发展上看得最清楚，这种在社会关系脉络中的成长，是逐步打破对双亲依赖的过程，因此不免会造成亲子关系间的危机与冲撞。克尔恺郭尔和兰克等人都讨论过这类焦虑的来源。兰克认为正常焦虑寓居于整个人生历程的各种“分离”经验中，从脐带被剪时与母亲分离的经验开始，直到死亡时与人类存在分离的经验为止。如果这些潜在可能制造焦虑的经验能够成功地调解，不只孩子或青少年将更形独立，同时也能够在更新、更成熟的层次，重新建立与双亲和他人的关系。因此在这类案例中的焦虑，应该是“正常”焦虑，而非“神经性”焦虑。

在上述正常焦虑的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每个案例的焦虑都和客观的威胁成正比。它不会有压抑或心灵冲突，只要当事人多一点勇气与力量，以建设性的方式发展，就可以被克服，不需要退缩到神经性的防卫机制中。有些人会称这些正常焦虑的情境为“潜在制造焦虑的处境”。他们觉得，当事人若没有被焦虑所淹没，也没有展现出任何形式的显著焦虑，用“潜在”一词会更为确当。就某种意义而言，这样的区分在教学实务上有其价值。但是严格说来，我不相信这除了是个有用的同义词之外，还有其他任何价值；因为潜在的焦虑仍然是焦虑。如果一个人注意到自己所面对的某个处境可能会产生焦虑，那么他已经体验到焦虑了；他必然将采取面对这种处境的步骤，以便使自己不被吞没或打败。

我们或许要花更多的篇幅来说明，主体层面对于了解神经性焦虑的必要性。如果我们只是客观地界定焦虑问题，也就是以个人适切因应威胁情境的能力来看待，那么我们当然可以合理地辩称，将神经性与正常焦虑加以区分，并没有逻辑上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说焦虑的人比较无法因应威胁罢了。例如智障者或是葛斯汀的脑受损患者，我们就不能将他们面对威胁时经常产生的脆弱称为“神经性的”。对于一位有整洁强迫症的脑受损患者而言，在杂乱无章的衣柜中找到他要的东西，或许就已对他构成了客观的威胁，以及随之而来的深重焦虑，因为他的能力削弱了，所以无法引导自己找到东西。就我们所知，对于葛斯汀的病患而言，使他们频频产生严重焦虑的，乃是客观真实的威胁。就像我们前面所指出的，这种情况也同样适用于小婴儿身上，而且对许多孩童或事实上相对弱势无能的人而言，也是如此。

但是，任何观察者都可明显看出，许多人深陷的焦虑处境，不论在种类或程度上，都不能算是客观的威胁。当事人可能经常会说，自己所焦虑的事件微不足道，或是自己的忧虑很“愚蠢”，他或许也会因为被这么小的事情困扰而对自己生气；但是他仍旧感觉焦虑。对于那些小题大作去回应威胁的人，我们有时会把他们描述成是内在“携带”的焦虑“过量”了。不过这是错误的说法。事实上，这些人对威胁是极度脆弱无力的。问题是他们为什么会这么脆弱。

另一方面，神经性焦虑的定义正好是我们对正常焦虑定义的颠倒。它所反应的威胁（1）与客观危险不成比例，（2）会有压抑（分裂〔dissociation〕）和其他心灵冲突的形式，于是便会（3）产生许多形式的退缩行动与警觉，例如禁制、外显症状以及各种神经性的防卫机制。它有瘫痪当事人的倾向，因此无法产生建设性和创造性的活动。一般而言，当“焦虑”一词在科学文献上使用时，即意指“神经性焦虑”的意思。此一暧昧不清正是为何清楚区分这两种焦虑如此重要的原因之一。要说明的是，这些特征彼此相互关联；而反应与客观危险所以会不成比例的原因，是因为某些内在的心灵冲突造成的。因此，反应与主观威胁之间从来不会不成比例。我们同样要说明的是，以上这些特征又各有其主观的指涉。因此，只有当焦虑问题的主观研究进路——也就是以个人内在心灵问题为基础——被含括进来时，我们才能界定神经性焦虑。

将科学关注的焦点放在，使个人连微小客观威胁都无法因应的内在心理模式和冲突上，基本上得归功于弗洛伊德的天才。布朗得知母亲的手臂受了点小伤；这件事引发他一连串的联想，他不但梦到自己被谋杀，还导致严重的冲突。因此，要了解神经性焦虑的问题，便是要了解个人对威胁过度脆弱背后所潜藏的主观内在心理模式。弗洛伊德的早期著作曾对此做出区分——此一观点贯穿其作品，只有些微修正——他认为客观焦虑指的是“真实的”外在威胁，而神经性焦虑则是对本能的“冲动主张”（impulse claims）感到恐惧。这个区分的优点在于，它锁定了神经性焦虑的主观位置。但是这个定义不够准确的地方在于，为什么个人的内在冲动，只有在表达后会产生“真实”危害——例如他人的惩罚或否定——时，才算构成威胁。虽然弗洛伊德朝这个方向略微修正了自己的早期观点（第四章上半部），但是他并没有追根究底地追问：在个人的人际关系中，使得冲动的表达会构成威胁的因素为何？请参见下一节。

因此，神经性焦虑就是在个人无法适切因应主观而非客观威胁时，所发生的情况；也就是说，阻碍个人运用自己力量的，并不是客观上的脆弱，而是他内在的心理模式与冲突。当我们面对那些年龄和客观能力都足以适切因应焦虑的人时，有一个区分正常与神经性焦虑的简便方法，就是去检视焦虑是如何在事后被运用的（ex post facto），正常焦虑会被建设性地用来解决造成焦虑的问题，而神经性焦虑则会导致对问题的防卫和逃避。这些冲突通常源自童年早期的处境（下一节会通盘讨论），孩子在那时尚无法客观面对威胁到人际关系的处境。同时，孩子也无法有意识地承认威胁的来源（例如，发觉“爸爸妈妈不爱我或不要我”时）。因此，压抑所焦虑的对象，便是孩童神经性焦虑的主要特征。

虽然压抑通常始于早年的亲子关系，但是终其一生，它会以压抑威胁的形式持续出现。这点几乎可以在每个临床案例中得到证明，尤其是南西、法兰西丝与布朗等个案更是明显。请参见第八、九、十章的讨论。由于压抑自己对威胁的恐惧，是导致个人无法觉察自己不安的来源；因此，除了前述焦虑无特定对象的本质时，所提到的一般来源之外，神经性焦虑下的情感作用所以会“没有特定的对象”，是另有特殊原因的。神经性焦虑时产生的压抑（分裂，觉察的阻断）本身，便会使个人在面对威胁时更加脆弱，于是这又加重了神经性焦虑。首先，压抑造成人格的内在矛盾，使得心理处在极度不平衡的状态，并且注定会在日常生活中饱受威胁。其次，因为压抑，所以当真实的危险发生时，个人便比较无法加以分辨和抗衡。例如，大幅压抑自己攻击性与敌意的人，可能会对他人采取顺服和被动的态度，这反而使他更容易被人剥削，于是又让他更需要压抑自己的攻击性与敌意。最后，压抑会助长个人的无助感，因为它会造成个人自主性的减损，也就是个人力量的内缩与框限。

以上我们针对神经性焦虑的简短讨论，是为了协助读者了解我们对这个名词所下的定义。接下来的章节将针对这种焦虑的动能与来源，提供更完整的讨论。

焦虑的起源

正常焦虑是有机体针对外来威胁做出反应的一种能力表现；这种能力是先天的，也有它与生俱来的神经生理系统。弗洛伊德指出，小孩天生便有“朝向客观焦虑发展的倾向”；他相信那是自我保护本能的表达，而且也具有明显的生物效用。这种个人对威胁反应能力所采取的特殊形式，会受到威胁本质（环境），以及个人学习因应威胁的方式（过去与现在经验）的制约。

焦虑起源问题引发了以下的疑问：在何种程度内，我们可以说焦虑与恐惧是学习得来的？过去数十年来，这个问题的探究主要是透过有关恐惧是先天或习得的辩论来进行的。我相信这些辩论对此一问题的陈述，是令人困惑的，因此辩论大多无法切中要害。例如霍尔（Stanley Hall, 1846—1924，译注：美国心理学家及教育家）认定的“先天”恐惧清单，无论在理论上和实务上都很薄弱。它在实务上的弱点是，如果我们假设某些恐惧和焦虑是与生俱来的，那么便意味着矫正或去除焦虑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它的理论弱点则在于，这些所谓的本能恐惧是可以被轻易否证的，就如同华生（John B.Watson, 1878—1958，译注：美国人，行为主义创始人）所描述的“先天恐惧”那样。

既然新生儿少有防卫性反应是个事实，所以成年后的反应不见得都是经过学习得来的。请参见第四章杰西尔德与福尔摩斯，《孩童的恐惧》。关于焦虑或恐惧的“先天性”问题，我认为唯一必要的假设就是，人类有机体与其先祖一样，具有反应外来威胁的能力。

但是关于哪一个特定事件会对个人产生威胁，则与学习有关。这些事件就是所谓的“制约刺激”（conditioned stimuli）。这点在恐惧事件上特别明显：恐惧是针对特定事件的制约反应，而个人则是在学习过程中得知这些事件对他会造成威胁。这点也同样适用于特定的焦虑上。莫勒在写给我的私人信函中，针对这个问题提出下列的说法：

我会这么说：我们认为是创伤（痛苦）经验造成了坎农（Cannon）的紧急反应。与创伤有关的对象和事件变成了威胁，也就是说，变得有能力做出紧急反应。当这个反应真的以制约反应出现时，它就是恐惧。有能力对外来威胁做出反应的意思是(a)有能力学会这么做，或是(b)学习的实际结果。作者授权引述。

我们或许可以再加上一项评论。关于“焦虑是否是习得”的问题，当前各种研究进路的差异，不仅涉及定义的问题——也就是作者所谓的焦虑或恐惧，究竟是正常的或神经性的——同时也与当事人的分歧意见有关。基于每种恐惧或焦虑投注的焦点都与个体经验密切相关的观察，学习心理学家便宣称焦虑是习得的。但是，像坎农等关注有机体天赋能力的神经生理学家，则倾向认定焦虑不是习得的。我相信这两种观点之间不必然是冲突的。

我认为，面对焦虑的能力不是习得的，但是某人的焦虑量与焦虑形式，则是学习得来的。意思是说，正常焦虑是人类有机体所以为有机体的一种功能；每个人在关键价值受到威胁的处境下，都会经验到焦虑（动物在这种处境下则会产生警戒）。但是，威胁到个人关键价值的处境是什么，则多半靠学习得来。特定的恐惧与焦虑，是个人对威胁的反应能力与环境制约之间，互动发展出模式来的表达。这些模式发展的母体最主要的就是家庭处境。而这又是个人所居广义生活文化的一部分。

至于神经性焦虑的具体来源，弗洛伊德主要关注的是出胎创伤和去势恐惧。他在早期著作中视出胎创伤为焦虑的真正来源，成年焦虑不过是在“重复”出胎创伤时的原始情感。后人（莫勒）指出，“情感的重复”是个令人质疑的概念；因为威胁必须持续出现，否则情感就不可能现身。弗洛伊德后来试图以比较象征性的方式来说明出胎经验；它代表的是“与母亲的分离”。这就比较容易了解了，因为我们虽然无从由现有的资料得知，出胎的困难是否预示了成年后的焦虑，但是把童年焦虑的象征视为与母亲分离的恐惧，确实是有意义的。兰克学派（Rankians）和某些弗洛伊德学派的学者认为，出胎是打破拘束进入一个崭新而陌生的处境，这个象征类似于克尔恺郭尔的焦虑概念，亦即焦虑会在我们经验的每个新的可能中产生。总之，如果与母亲分离是焦虑的起源，要了解成年焦虑背后的发展模式，就要找出此一分离的意义；换言之，母子关系中有哪些特殊价值因分离而受到威胁？本书的未婚妈妈研究中，婴儿期与童年的母子分离，对中产阶级女性与劳动阶级女性的意义并不相同。对前者而言，它代表价值混乱、双重束缚，以及无能找到自我的方向；对后者而言，则单纯意味着到外头交新朋友。

弗洛伊德对去势的立场仍旧是暧昧的。有时候他认为去势确实是焦虑的来源（汉斯害怕马会咬掉他的生殖器）。有时他又只是象征性地运用这个字词：去势代表失去奖赏或价值。去势在西方文化中经常象征小孩的个人权力，被强势的大人所剥夺，这个观点的争议不大，权力在这里不单指性活动，也包括工作或各种个人的创意活动。如果失去性器官的恐惧被视为焦虑的起源，那么关键问题仍旧在这个失落的意义——让孩子感到威胁的亲子关系本质是什么？是哪些对孩子具意义的价值受到威胁？“去势”一词经常被当前的弗洛伊德学派心理分析师当做处罚的同义语。虽然把词义普遍化具有强调亲子关系的优点，但是被处罚威胁的价值究竟为何，这个问题仍然无解。

既然焦虑是人格存在的基本价值在受到威胁时会有的回应，而且人类有机体的存在又有赖婴儿期的某种重要关系，所以这些基本价值就是最初存在于婴儿与重要关系人之间的安全模式。亲子关系对焦虑起源的了解至关重大，这一点学者的看法相当一致（苏利文、霍妮等）。在苏利文的焦虑概念中，母亲占了重要的位置。母亲不仅是婴孩生理需求满足的来源；她也是婴孩整体情绪安全的来源。对这个人际关系的危害，也将威胁婴孩在人际世界的地位。因此苏利文主张，焦虑的源头在母亲排斥所造成的婴儿不安。这种不安早在婴儿有意识觉察到母亲的认可或否认之前，便透过母子心电感应而发生。霍妮认为，孩子的根本焦虑在于，他对双亲既依赖又敌对的冲突。另有数位学者主张，焦虑是因为孩子个性和群性发展有所冲突造成的（弗洛姆、克尔恺郭尔）。

要说明的是，“冲突”是从上面两项陈述产生。要进一步了解神经性焦虑的起源，必须要探究潜藏其下的冲突本质与源头。这点我们将在“焦虑与冲突”这一节讨论。

焦虑能力的成熟

我们在前面几章中已详细检视三种回应危险的类型，它们会在人类有机体的发展过程中展现出来。首先是惊吓模式，这是一种情绪产生前的本能反射性反应；其次是焦虑，一种尚未分化的情绪反应；第三是恐惧，一种分化过的情绪反应。我们注意到，婴儿在很早的时候会展现出惊吓的模式——早在生命的第一个月便出现了。我们还记得，所谓的焦虑情绪则在稍后出现：吉塞尔（Arnold Lucas Gesell）研究的婴儿在五个月大时，便会显露出些微的不安，征兆之一就是不停地转头。我先前提过，这种“不停转头”的动作，对我而言，就是一幅极具意义的焦虑图像；亦即婴儿感受到某种立即的威胁，但是却不知道它会来自何方，也无法和它建立空间上的连属关系。我们也看到，仅仅几个月后，同一个婴儿在面对同样的刺激时，所展现的主要反应便是哭，吉塞尔称此为“恐惧”。这个进展便是一种成熟的过程，也就是从分化程度较低的反应方式，发展成分化程度较高的反应方式。

我在前面提过史必兹所说的“八月焦虑”（eight month anxiety）。此时孩童已发展到能够认出自己的母亲，以及有母亲陪伴的环境。因此，当陌生人出现在母亲应该出现的地方时，孩童便陷入焦虑之中。

神经的成熟如何影响焦虑与恐惧？婴儿初生之时的知觉与分辨能力，尚未发展到足以让他认出危险的地步。举例而言，神经发展的成熟不仅意味着在视觉上确认威胁的能力渐增，同时代表大脑皮质对刺激的诠释能力也增加了。伴随着这个成熟过程所产生的结果是，单纯反射性的行为减少了，情绪性的行为则增加了。这点反倒使得区辨刺激的程度，以及控制回应的自主性，大为提升。换言之，在婴孩能够以尚未分化的情绪（亦即体验到焦虑）回应具有威胁的刺激之前，神经已达某种成熟度是必要的前提。婴孩要能够分辨不同的刺激，将危险客体化，并把它当成恐惧来回应，则必须具备更高的成熟度。从葛兰珂和史匹格尔的士兵行为研究中，可看到这个顺序的有趣倒转。在极端的压力下，战场士兵的行为会变得涣散（diffuse）和浑噩（undifferentiated），以便因应威胁。葛兰珂和史匹格尔强调，这种行为的大脑皮质分化和控制的程度较低——亦即更接近婴儿的层次。

在了解孩童的防卫反应时，必须把成熟度的因素列入考量，这点是毋庸置疑的。弗洛伊德也注意到这一点，他表示婴儿出生时的焦虑能力尚未臻于极致，其成熟巅峰期约在童年早期。葛斯汀主张，虽然新生儿在某些情境下会有焦虑，但是要能够回应具体的恐惧，则有待尔后的发展。因此，在同意成熟度必须列入考量的前提下，我们将进一步探讨更具争议性的问题，它对焦虑理论具有重要意义，也就是焦虑与恐惧究竟孰先出现的问题。

婴儿在刚出生的最初几天就会有焦虑反应，已是广为人知的事实。班德（Lauretta Bender）表示，出生满八九天的婴儿就会有清晰的焦虑反应。虽然被称为恐惧的反应可在数个月大的婴儿身上见到，但是我却从未听说过，数星期大的新生儿有可被称为恐惧的行为。此外，即使婴儿极早期的反应被称为恐惧——例如华生在他“两种原始恐惧”理论中的描述——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他所描绘的乃是处于扩散状态、尚未分化的不安，应该以焦虑称之才恰当。我认为这是个奇怪的现象：许多焦虑与恐惧的研究者会论及婴儿的“早期恐惧”，但却没有人确认这些所谓的早期恐惧，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西蒙兹（Symonds）认为焦虑是从“原始的恐惧状态”成长出来的，他据此推论把恐惧视为是范围比较广泛的统称名词，而焦虑则被视为是衍生的情绪。《人类的调适动能》（Dynamics of Human Adjustment, New York,1946）。但是西蒙兹笔下婴儿的不安行为，应该就是焦虑，他事实上也是这么称呼的。他确实说过婴儿的早期经验中并没有他所谓的恐惧反应。在我看来，许多心理学的文献似乎普遍抱持一种未经批判的假设，认为恐惧必然会先浮现，而焦虑则是后来才发展出来的。会有这个假设或许部分是因为焦虑研究主要处理的是神经性焦虑，而这种焦虑的确是一种复杂的情感，它不会在孩童发展出自觉能力，以及其他复杂心理过程之前出现。此外，未经批判就把恐惧当成统称用语的倾向，也或许部分是因为我们的文化倾向使然（见第二章与第四章的讨论），一旦特定行为项目在传统上符应了当代主流思潮的数学理性方法，我们就会特别予以重视。

基于我对焦虑与恐惧的知识和经验，我将以下列方式总结它们的起源。在初始的反射性防卫反应之后，接着会对威胁浮现出一种处于扩散状态和尚未分化的情绪性反应——也就是焦虑；最后在成熟期则会出现，针对具体明确危险做出已经分化过的情绪性反应——也就是恐惧。这个序列也可以从成年人对某种危险刺激的反应中看出来；例如，突如其来的枪响。最初的反应是惊吓。

其次，当他觉察到威胁但却无法确认枪击来源，或无法确定自己是否为枪击目标时，他便是处在焦虑的状态。最后，当他能够确定枪击来源，并且采取步骤逃离现场时，他便是处在恐惧的状态。

焦虑与恐惧

直到晚近几年，恐惧与焦虑的区别，在心理学的研究中还是被忽略的，或者基于这两种情感具有相同的神经生理基础，就把它们混为一谈。但是由于这个区辨的工作没有做好，以致我们对恐惧与焦虑的了解，也被混淆了。有机体在恐惧与焦虑下的反应极为不同，因为这些反应是发生在不同的人格心理层次上。

我们从对恐惧和焦虑下胃肠活动的研究，可以清楚看出这种差异。当汤姆这位装了胃瘘管的案主（第三章），在面对某个具体的危险时（被惹火的医生将发现汤姆犯错），他的胃便不再活动了，而他的心理与生理状态，就像被动员起来要逃跑一样。这显然是恐惧。但是当汤姆晚上躺在床上睡不着，为了不知道自己还能在医院工作多久而烦恼时，他的神经生理反应就正好相反：胃部活动加速，交感神经活动（“逃亡”）降到最低。这是焦虑。两种反应的差别如下：恐惧中的汤姆知道自己害怕什么，因此可以从某个方向做具体的调整——也就是逃跑。尽管焦虑下的紧张，显然是由某种具体的危险引起的，但是威胁却引发了汤姆的内在冲突：他要自食其力？或是仰赖政府的失业救济？恐惧被医生发现而事迹败露，这件事会让人不舒服，但不至于变成灾难。但是出现在第二种情况的威胁，却指向汤姆的人格存在中所认定的自尊价值。我们在此强调的重点，不仅在于恐惧与焦虑的反应大不相同，更重要的是，恐惧与焦虑对人格造成的威胁层次也不一样。

在孩童恐惧的研究中发现，恐惧有极大比例是“非理性的”质素，也就是和孩子实际的不幸遭遇没有直接的关联，这点具有高度意义。此外，这些研究另有重要的资料显示，孩童的恐惧是“游移不定”和“不可测的”。这两项研究资料都指出，在所谓的恐惧之下潜藏着某种情感的成分。事实上，“非理性恐惧”一词严格来说，本身便是矛盾的；如果恐惧不是逃离经验中习得的痛苦或危险，那么当事人对威胁所做的反应，必然牵涉到其他层次的问题。

我们或许可以反驳说，“非理性恐惧”一语本身并不矛盾，因为弗洛伊德等人就论及“神经性恐惧”的概念，亦即恐惧与真实的处境大幅脱节。但是弗洛伊德引述了多种恐慌症作为神经性恐惧的例证，而恐慌症的定义就是局限于某个对象上的焦虑形式。我认为，是神经性恐惧下的焦虑，使得恐惧具有不切实际和“非理性”的特质。针对恐惧的研究指出，在具体的恐惧之下，存在着更为基础的反应过程。

现在我们可以来解决焦虑与恐惧间之关系的问题了。当有机体的存在与价值受到威胁时，他所具备的一般和原初反应形式，就是焦虑。随后当有机体逐步成熟，能够在神经与心理层次分辨出具体的危险对象时，防卫的反应也才能相对变得具体；这种针对特定危险分化出来的反应，便是恐惧。因此，焦虑是基础的、潜藏的反应——它是个概称；而恐惧则是同样一种能力的表达，只是以具体客观的形式呈现出来罢了。此一焦虑与恐惧的关系，不仅适用于这些情感的正常形式，也适用于它们的神经性形式。神经性恐惧是潜在神经性焦虑分化后在具体和客观层面的表现。换言之，神经性恐惧与神经性焦虑之间的关系，就如同正常恐惧与正常焦虑之间的关系。我相信焦虑是“基础的”，而不是“衍生的”。如果说两者中有一项情绪是衍生的，那就是恐惧，而不是焦虑。不论如何，我认为，把焦虑研究置放在恐惧研究范畴下的习惯做法，或是试图透过恐惧研究来解读焦虑，都是不合逻辑的。要了解恐惧，就必须优先了解焦虑的问题。

我们说焦虑是“基础的”问题，不只因为它是回应威胁的一般和原初形式，也因为它是在人格的基础层次上回应威胁。它是针对人格“核心”或“本质”威胁的回应，而不是对周边危险威胁的回应。因此，恐惧是在威胁尚未抵达这个基础层次前，就做出的回应。个人对许多威胁他的具体危险适切地回应（也就是在恐惧的层次上做出适切的反应），以避免他的基础价值和安全系统的“内部堡垒”遭受威胁。葛斯汀把恐惧界定为“害怕焦虑现身”，正是此意。

然而，如果我们无法因应具体形式的危险，那么个人较为深层的人格“核心”或“本质”，便会受到威胁。用军事术语来类比的话，前线各个阵地的战事代表的是具体的威胁；只要战事局限于外围地区，只要危险能够被阻却于外部防御工事之外，那么核心地区便不致受到威胁。但是当敌人突破防线进入首都，当内圈防线的连系被打散，而且战事烽火连天地四处蔓延时；换言之，当敌人由四面八方围攻过来时，防守士兵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前进，或该守住哪个阵地时，我们便要面对全军覆没的威胁，同时也必然会连带出现惊慌失措的行为。后者可以被类比为基础价值或人格“内部堡垒”的威胁；以个体心理学的术语来说，那是被当做焦虑来回应的威胁。

因此，我们可以把恐惧比喻成对抗焦虑的盔甲。小罗斯福总统以及多位历史先贤所说的“恐惧的恐惧”（fear of fear），指的就是我们因为无法克服危险所产生的不安，我们并因而被拋入灾难的处境。因此，所谓“恐惧的恐惧”，其真正的意思就是焦虑。

焦虑与冲突

神经性焦虑多半会涉及内在冲突。存在于两者之间的，往往是一种相互往复的关系：这种持续得不到解决的冲突，终将使当事人压抑冲突的某一部分，于是导致神经性的焦虑。而焦虑反过来会引发一连串的无助和无能感受，以及造成或增强心理冲突的行动瘫痪。从斯泰克尔（Stekel）所谓“焦虑是心灵的冲突”，一直到弗洛伊德、克尔恺郭尔、霍妮等人，为发掘这种冲突本质所做的系统性努力，都是在描述这种冲突状态。

潜藏于焦虑之下的冲突，是个人本能需求与社会禁制夹缝下的产物，这个观点源自弗洛伊德。他对此现象的地志学描述（topological description）如下：“自我”（ego）困在“本我”（id，基本上是带有力比多性特质的本能欲求）与“超我”（superego，文化要求）之间。尽管弗洛伊德将“焦虑就是被压抑力比多的转换”这个初阶理论，修正成为“是自我察觉到危险处境而压抑力比多”的理论，但是这个被广泛质疑的冲突内容以及伴随产生的焦虑，都是力比多无法得到满足而引发的。在弗洛伊德看来，解消焦虑的威胁正是力比多受挫的威胁，或者是力比多一旦满足便会受惩的威胁。

受挫的力比多是否就造成了冲突，以及随之而来的焦虑呢？自弗洛伊德以降的无数焦虑研究者（霍妮、苏利文、莫勒等）都曾提出这个问题。这些研究者的共识在于，挫折本身并不会造成冲突。真正的问题反而是：挫折会对哪些核心价值产生威胁？这点可以从“性”这件事加以说明。有些人有许多性欲的表现（没有挫折之苦），却仍旧有许多焦虑。有些人的性需求相当缺乏，却没有过度焦虑之苦。更有意思的是，另外有些人会因为性欲受到某位性对象的拒绝，而陷入冲突和焦虑之苦，但是被另一位性对象拒绝时，却不会如此。因此，在性欲满足之外，另有其他的需求存在。

只要发展在任何一端受阻，增加冲突与焦虑的个人内在机制便会开始运作。那些独立却没有良好关系的人，会对造成自己孤立的人产生敌意。那些活在共生依赖关系下的人，则会对压迫自己能力与自由的人产生敌意。不论是哪一种情况，敌意都会增加冲突和带来焦虑。

另一个机制——压抑——也将现身。没有发挥的能力或无法满足的需求，并不会消失掉，而是被压抑了。这种现象在临床上经常可以观察得到：叛逆、独立、孤僻的人，对固定人际关系的需求和欲望，是相当压抑的，而活在共生依赖关系下的人，也会压抑独立行动的需求和欲望。压抑的机制会降低自主性，并增加无助感与冲突，这点是为人熟知的，我们前面也早已指出。

不论“社会”一词属于弗洛伊德的负向意义，或阿德勒的正向意义，上述的讨论并未隐含冲突存在于个人与社会之间的意思。我们强调的重点是，“群我”（individual-in-community）这个辩证关系的任何一端发展，若是失败了，将会导致影响两端的冲突。例如，个人若逃避自主的决定，便会退缩到一种“封闭”的状态（克尔恺郭尔），而他与别人沟通的可能性，也就随着其个体的自主性一起被埋葬。虽然这种封闭状态是为了避免冲突的结果，但后来却会导致更大的冲突，也就是神经性的冲突和焦虑。

这种以“群我”的角度来描述潜藏在焦虑之下的根本冲突，会有所言空泛的问题，但其优点在于强调成长的任何一端，都是克服冲突与焦虑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的另一项优点在为焦虑文献中众说纷纭的冲突理论，提供一个参考架构。许多理论会强调冲突起源于童年早期（弗洛伊德、霍妮等），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童年是“群我”第一个产生冲突的竞技场。“性”可以表达出“群我”，也可能被扭曲为自我中心（虚假的个体性或剥削的唐璜）或是共生的依存（假社群，小鸟依人的模式）。

主张个人冲动一直被拘束的结果，迟早会导致冲突与焦虑（弗洛伊德）的冲突理论，有其道理，却不是完整的真相。那些强调辩证关系中社会彼端的理论（苏利文、阿德勒），则呈现了这幅图像的另一个层面，也对那些过度强调个人冲动表达的理论，提出了矫正。莫勒等人论证说，焦虑与冲突往往来自疚责感，这又是因为个人无法拥有成熟负责的社群关系所致。因此，我们在多方分析焦虑之下的冲突后，似乎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冲突的建设性解决方案在于，个体能够在社群的扩张过程中，逐步实践自己的能力。

焦虑与敌意

焦虑与敌意相互关联；其中一项的出现，往往便会带动另一项的出现。首先，焦虑会带来敌意。这点很容易理解，因为焦虑会伴随无助、孤立与冲突等感受，令人极端痛苦。当事人自然会对那些置他于痛苦处境的事物生气和愤怒。与以下类似的事例，在临床上不胜枚举：一位依赖型的男案主，发现自己无法因应他目前的责任，因而对置他于这种处境的人，以及使他无法克服这种处境的人（通常是父母亲），产生了敌意。他对于理当帮助自己脱离苦境的心理治疗师，也会有敌意，就像布朗对我产生敌意一样（第八章）。

其次，敌意会给焦虑者带来更强烈的焦虑。弗洛伊德的小男孩案主汉斯对父亲产生敌意，是因为父亲阻碍汉斯对母亲过度的欲求。但是如果汉斯表达了敌意，便会惹来强势父亲的报复，这将更增添汉斯的焦虑。另一个例子是卡迪纳对平原镇的研究：镇上的社会内部敌意，是因为镇民互相阻断彼此的享乐模式（讲闲话），因而增加了个人的孤立感，焦虑也随之提高。

在敌意与焦虑相互作用的前提下，哪一种情感才是更根本的呢？我们有理由相信，尽管敌意是呈现在许多处境中的具体情感，但是焦虑却往往潜伏在敌意之下。这点在敌意被压抑的案例中，特别能够看出来。我们还记得汤姆“恐惧母亲就像恐惧神一样”，既然他这么怕神，便不会对神回嘴，因此我们可以肯定，不论他有任何敌意，都会被压抑下来。我们从高血压（这种身体症状通常和被压抑的敌意有关）病人的身心研究中得知，病人最初所以会压抑敌意，就是因为他们既焦虑又依赖。这个模式的合理性可以扩及到其他的压抑敌意与焦虑相互关联之处境：除非个人感到焦虑，以及害怕反转的敌意或孤立，否则他就不需要压抑自己的敌意。我并不是要把敌意完全归属在焦虑的问题下；人只要自己的活动受限，当然就会有敌意，这是十分正常的。我们在此所讲述的，是特指被压抑的敌意而言。

在所有神经症的模式中，包括所谓身心疾病这个特殊族群在内，焦虑都是主要的病源。就这层意义而言，焦虑是所有疾病和行为干扰在心灵上的公约数。

文化与社群

我在第六章中讨论过某种模式的先天背景，这个模式是造成当代文化焦虑的情境——亦即个人竞争的野心。不过，我们仍然得综论西方社会在这个模式影响下的人格状态，并特别考量当代大量的焦虑，与现代文化的历史发展阶段有何关联。

基于我们此处所谓个人主义竞争模式而产生的焦虑，不仅在个人发觉成功的可能性受到威胁时会出现，还有其他许多更为细腻的方式会导致焦虑。焦虑因人际的孤立与疏离而生，此处则是因为自我肯定的模式，是以打败他人来评价。早在许多文艺复兴时期功成名就者（如米开朗琪罗）的身上，就可以看到这样的焦虑。竞争性个人主义所造成的社会内部敌意，也同样会产生焦虑。最后，如果我们把自我看成是商业市场的货品，或把自我能力感的来源建立于外在的财富上，而不是内在的能力与生产力上，便会造成自我疏离，焦虑也因此产生。用奥登的话来说，我们是一个“必须听命于买主……的社群”。这些态度不仅扭曲了我们与自我的连结，同时因为自我价值的标准是系于随时可被他人挑战的成功上，以致我们更为脆弱、无助和无能。

此外，在个人主义竞争模式中运作的“恶性循环”机制，也使得焦虑的情况更为加剧。西方文化所允许的焦虑减压法，是要我们加倍努力地去获取成功。既然社会内部的敌意和侵略性，可以透过社会认可的竞争方式表现出来，焦虑的个人便会更加努力地竞争。但是更多的竞争与侵略，只会带来更深的孤立、敌意与焦虑。这个恶性循环可以图解如下：相互竞争的个人努力→社会内部的敌意→孤立→焦虑→更多的竞争努力。因此，在这个架构下最常被用来驱散焦虑的方法，就长期而言，实际上反而会增加焦虑。

现在让我们来检视一下西方文化现况与当代个人焦虑程度之间的关系。二十世纪的西方文明充斥着大量焦虑（或类焦虑状态）的信念，唐尼、田立克、孟福、弗洛姆、霍妮、曼海姆、凯斯勒、瑞兹乐（Kurt Riezler, 1882—1955）等人，都曾经以不同方式表达过。他们各自从自己探究的特殊观点，提出这个处境的证据与解释。他们都同意的一点是，潜藏在这个焦虑之下的乃是深刻的文化变迁，至于描述这个变迁的语汇则各自不同，如“人们看待自己的危机”、传统文化形式的“崩解”等都是。

到了十九世纪后半叶及二十世纪初期，人们对世界原本就抱持的和谐关系信仰，也已经崩解了；昔日这个信仰至少以某种方式，使人们尽管彼此竞争，但仍能维持某种社群关系。深具洞察力的思想家如马克思（Karl Marx）等，明白个人竞争的野心并不能自动增进社会的福祉。它反而会因此产生无力与孤独的感觉，增进“非人化”（马克思），造成人际间的疏离（田立克）以及自我疏离的强化。昔日驱散焦虑的理想与社会“信仰”，已失去作用；只有那些依然愿意攀附在这些幻想（过去的旧“信仰”）上的人，它们才具有减轻焦虑的作用。“驱散”（dispelled）这个词在此是与务实降低焦虑的态度有关，而“纾缓”这个词则是指避免焦虑，但却没有解决焦虑问题的态度。同样的态度在一段时间内，或许可以驱散焦虑，但在另一段期间内，却变成是纾缓（避免）焦虑的手段。譬如说，个体的经济努力可以促进社群福祉的假设，实际上是没有错，而且在资本主义扩张时期也的确驱散了焦虑。但是在近来的经济发展，上述假设便与事实相距甚远，不过仍不失为纾缓焦虑的手段。

因此，文化解离的现象便成为所有探索现代世界者共同描述的对象。曼海姆由社会学的角度谈论西方社会刻正经历的“崩解阶段”（phase of disintegration）。凯斯勒从哲学的观点出发，自“概念统合的丧失”（loss of conceptual unity）推论出文化的解离。而瑞兹乐则透过社会心理学的观点，从西方文化的“欠缺论述世界”（lack of a universe of discourse），推导出文化的解离。

从心理学这个角度来看，任何人只要认真审视当代文化，便可以看出这种解离或矛盾。霍妮认为矛盾存在于

个人宣称的自由以及事实上的限制之间。社会告诉个人，他是自由的、独立的，能够根据自己的自由意志决定自己的生活；“伟大的生命游戏”为他敞开，而且只要他有效能，他就能得到他想要的东西。但事实上，对于大多数的人而言，所有这些可能性都是有限的……对个人而言，结果便是在可以决定自己命运的无限权力感，以及全然无助的感受之间摆荡。《当代的神经性人格》，p.289。

理论与实际之间存在着矛盾；首先，理论上，我们相信每个人都可以靠自己的努力与长处，自由地获取经济上的成功；其次，实际上，个人仍旧相当程度需要仰赖自己无法掌控的超个人技术力量（如市场）。卡迪纳指出，平原镇民“大体信奉社会垂直流动的美利坚信条，并且相信人可以心想事成。但是事实上，他们的机会非常有限……就算他们离开小镇也一样”卡迪纳，如上引述，p.264。。

另一个矛盾存在于个人理性主义的信念，以及实际的情况之间。首先，个人理性主义相信，每个人都可以根据事实做决定；其次，个人多数的决定动机，实际上并非奠基于对情境的有意识理性评估。基于这个矛盾产生的心理无助感，往往使个人牢牢抓住以“公共意见的匿名权威”和“科学”等为名的理性力量幻影。瑞兹乐这么写道：

对于工业时代的理性人而言，每件事都有其“自然因”；没有魔鬼的干扰。然而人在危机的时候，也会受到无边恐惧的支配。……理性人是长期相对安全下的产物，他积累了许多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物。这本身就值得怀疑的训练养成过程，要为他的脆弱承担起部分的责任。他这套秩序基模的理性基础，事实上并不存在。瑞兹乐，《恐惧的社会心理学》（Social Psychology of Fear），收录在《美国社会学学刊》（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44, 44,496。

理性的幻想所以能够暂时减轻焦虑，是因为将矛盾压抑下去。这点对焦虑问题别具意义，因为焦虑的“非理性”特质，所以我们往往会避免去面对它。我们将在海伦这个案例身上（第九章）看到，她想办法压抑自己怀孕的事实，并用各式各样的“科学”资料，为自己的幻想服务。整个西方文化的倾向是将焦虑“合理化”成具体的恐惧，如此个人便相信自己是以理性的方式在面对。但是这实际上是压抑了焦虑的真正来源。对多数人而言，这个幻想迟早要崩溃。

文化的矛盾与不一致当然会让社会成员在面对焦虑时更形脆弱，因为这将为个人增添更多难以决定行动方案的处境。我们还记得琳德夫妇笔下的美国小镇，镇民经常“陷入冲突模式的混乱中，这些模式并非全然不对，但是也没有哪一个模式彻底地得到认同或免于困惑”。当个人的价值与目标受到威胁时，他便无法透过文化价值系统的参照，为自己指出方向来。因此，个人经验中的威胁，不只在挑战他能否达成目标，而是任何出现的威胁都在质疑他的目标是否值得追求——换言之，威胁成了针对目标本身的威胁。读者应该还记得我曾指出，当威胁不再针对细微末节，反而直指价值标准本身时，恐惧便转变成更深刻而普遍的焦虑。这就是使人感觉到“自我消解”的原因。我相信这是西方社会正在经历的现况。于是，对个人实际上只是小威胁的事，在西方的文化中，却可能把个人拋入慌乱和剧烈的失序中。

同理，曼海姆主张，“我们须得明白，西方社会所面临的不是短暂的不安，而是激烈的结构变化”曼海姆（Karl Mannheim），《人与社会的复兴》（Man and Society in An Age of Reconstruction, New York, 1941），p.6。曼海姆把西方社会刻正经历的“崩解阶段”（phase of disintegration），视为是“放任主义”（laissez-faire）与“管制主义”（planless regulation，也就是极权主义）这两种传统原则之间的冲突所造成的。作为经济与社会原则的放任主义，在当代多数时候是有用的。当工业时代晚期的多元发展，使得放任主义失效时，某种形式的规则管制便注定会出现。实际出现的“病态”管制形式，曼海姆认为有“独裁主义、从俗主义与野蛮暴力”。曼海姆深信试图回到放任主义原则的解决方案，既不可能，也不具建设性，显然更不会为管制主义所认同。他的建议是采行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民主政体。从许多方面来看，我的研究分析与曼海姆的分析是平行的，他的“放任主义”与我在此所用的“竞争性个人主义”相当。例如，失业者在失业期的焦虑，不只是因为生计暂时受到威胁而已：对人而言，〔失业〕的灾难不只是外在工作机会的消失而已，此外，他原本与社会机构的平顺运作得以密切相连的细腻情绪系统，如今也失去了可以固着的对象。他的一切努力得以倾注的渺小目标，也骤然剧逝，而且他失去的不只是工作的地方、日常的任务，以及让长期形塑的劳务素养得以发挥的机会，更重要的是，他习以为常的欲望和冲动也无法得到满足。就算因为失业救济而使眼前的生活需求无虞，但是他整体生命的形构，以及家庭的希望和期待，都因此破灭了。曼海姆，《人与社会的复兴》，p.128。

曼海姆接着讨论到的观点，我认为意义重大：

当个人了解到，自己的不安全感不只是他自己的问题，而是所有人类同侪共命的遭遇时，他慌乱到了极点；他于是明白，再也没有任何的社会权威，能够设定无可置疑的标准，来决定他的行为。我们在此可以看出，在个人失业与普遍不安之间存在的差异。如果个人在承平时期丢掉工作，他或许会很失望，但是他的反应多少是可以预见的，而他的沮丧也大致遵循着一般的模式。同上，p.130。

换言之，个人在失业后仍旧可以相信文化的价值与目标是有效的，尽管他自己当时未能达成这些目标。但是在集体失业与不安时代的个人，甚至连文化的根本价值与目标也无法信任。

我的意见是，当前焦虑普遍存在的原因，就在于潜藏现代文化之下的价值与标准本身受到了威胁。请参见罗洛·梅，《当代焦虑理论的历史根源》（Historical Roots of Modern Anxiety Theories），论文发表于“焦虑”的对话，美国精神病患者协会（American Psychopath Association），一九四九年六月三日，收录在《焦虑》（Anxiety, New York, 1964）。这其中的差别与曼海姆所说的相似，一种是周边的威胁，也就是每个社会成员依据文化假设的基础可以承受的威胁；另一种是深层的威胁，也就是对文化潜藏的假设，或所谓文化“宪章”（charter）这是马凌诺斯基（B.Malinowski）在某次演讲中的用语。本身的威胁。我们还记得唐尼的论述，他说之前的当代革命，都是在个人权利行使统治权这个公认的文化假设上产生的；因此，革命的目的在寻求和扩大个人的权利基础。不过，这个潜藏的文化假设本身，并没有受到质疑或威胁。我相信现今的处境已非昔比。当前社会变迁所涉及的威胁，已经无法在既有的文化假设基础上获得解决，因为真正受到威胁的乃是这些潜藏假设的本身。

惟其如此，我们才能解读何以期待些微的经济景气变化，竟会对许多西方人造成如此深重的焦虑，那焦虑是与实际的威胁完全不成比例的。个人经验到的这个威胁，并不是对生存的威胁，甚至也不会威胁到个人主要关心的名望，它所威胁的是我们认定的文化生存基本假设，也是身为文化参与者的个人所认定的存在价值。

当前西方文化受到威胁的基本假设，含括了自文艺复兴以来，占据西方社会核心的那些与个人竞争野心有关的价值。就这点而言，受到威胁的乃是个人的“信仰”，也就是我们所谓“个人竞争野心会带来效益”的信心。个人主义的假设受到威胁，因为在当前的社会发展阶段中，这些假设摧毁了个人的社群经验。极权主义则是对社群需求，所展现出来的文化神经官能症状；这个症状发生在崇尚竞争的个人主义社会中，孤立疏离的个人为了减轻因无力感与无助感带来的焦虑，于是以此为因应的手段。田立克指出，极权主义是社群集体主义的替代品。我则认为，西方社会若要有效地克服焦虑，就必须要发展出妥当的社群形式来。

“社群”（community）一词在此指的是，个人与社会环境中的其他人之间，具有正向连结的质素。就这个意义而言，它和“社会”（society）这个中性名词有所区隔。每个人都属于某个社会，不论他是否愿意、是否出于自己的选择，也不论他是否对社会发展做出建设性的贡献，或大肆破坏。社群则不然，它指的是自我与他人之间肯定与负责的连结。一个经济的社群会强调工作的社会价值与功能。一个具有心理学意义的社群，则会涉及个人与他人之间爱与创意的连结。

焦虑个案研究

Case Studies Demonstrating Anxiety

焦虑是神经官能症的动力中心，

因此我们随时都要处理它。

——霍妮，《当代的神经性人格》（The Neurotic Personality of Our Time）

该如何研究人类的焦虑？我们在前面已讨论过“人为诱发焦虑”这个重大问题。同时指出，人类不论在其幻想或想象中，都必须知道该如何从象征的角度诠释焦虑处境。在能够分辨当事人的反应是否为焦虑之前，我们便需要从主客观角度好好了解自己的研究对象，至于对焦虑的了解自然更不在话下。

人类的焦虑经验会如此复杂的主要原因，在于决定焦虑的因素通常是无意识的。如同布朗和海伦二位案主所呈现的，重度焦虑者确实会被迫否认不安的存在——不是因为案主随心所欲或拒绝合作，只因为这是重度焦虑的功能之一。主体只能以“自己不害怕”来说服自己，才能不受排山倒海而来的焦虑影响。这种现象不仅发生在心理咨询室内，也是一种人类共通的经验。只要观察“在黑暗中吹口哨”的策略和许多士兵的战时经验，便可略知一二。因此，案主的“焦虑”意识数据报告书无甚价值，也就不稀奇了（稍后会提到我在这方面的研究发现）。某些焦虑研究者主张，我们在了解幻想的过程中，才触及“焦虑问题的核心”。也就是说，我们的研究方法除了要能够掌握意识显现的动机之外，照见主观和无意识形成的动机，也同样重要。就像克尔恺郭尔和弗洛伊德所说的，焦虑有个“内在住所”，我们若无法掌握，便会继续为人类的焦虑本质问题所惑。

这个问题有两个层面。首先是“生活情境中的人”可否作为研究对象。我的答案是断然肯定的。至今已有许多社会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针对“生死攸关的事件”如战争、意外、死亡提出研究报告。霍洛维兹（Mardi Horowitz），《压力反应症候群》（Stress Response Syndromes, New York: Jason Aronson, 1976）。第二个层面更为具体，就是要决定在这个生动的场域上运用哪些方法。在精神分析出现之前，除了具洞察力的自我观察，或帕斯卡、克尔恺郭尔等天赋异禀者的直观理解外，并没有技术可确定焦虑这类经验的主观意义。但是，如果“临床”也是一种方法的话，它必定可广泛诠释所有说明无意识动机的方法。我扩大地使用这个词汇。此处提到的人士包括荣格、阿德勒、兰克、苏利文等等许多人。这项假设有其历史上的合理性；几乎所有了解无意识动机的方法，都来自弗洛伊德及其门徒的推动，“罗氏墨渍测验”便是其中一例。“罗氏墨渍测验”（Rorschach，译注：由当事人对墨水点绘图形的解释，以判断其性格）的投射技巧，道出案主不愿说或无法说的事，对后来的研究价值匪浅，因为它开启了解答个人行为动能与潜藏模式的关键之钥，这点后来并得到众多数据的进一步证明。

我们想找的答案是什么

下列的案例研究是用来说明第七章的焦虑综合理论。显然没有临床案例可以削足适履地回答某些特定问题，而不去回答其他问题。每个案例都有它本身的价值，我们应该以开放的心态来进行研究，我们应该问的典型问题是：此一特殊对象可以教导我哪些有关焦虑的事情？我们在了解每个案例时，若能心怀更多具体的问题，将使研究更清晰、更具体。因此，我将列出某些焦虑理论的关键问题，我在以下的案例研究中将不断追问这些问题。

关于焦虑的本质以及它和恐惧的关系，我会问：我们是否能够确定具体的恐惧就是潜藏焦虑的主题呢？如果神经性恐惧是神经性焦虑特殊形式的表达，而且神经性焦虑如我所言来自个人内在基本冲突的话，那么神经性恐惧所聚焦的对象便会不断改变，但是潜藏的焦虑模式则大体维持一致，这应该没问题。如此，我们便能够确定神经性恐惧，会随着个人面对的议题与问题而不断改变？但是潜藏的神经性焦虑则相对维持不变吗？

哈洛·布朗（Harold Brown）是我在精神分析训练过程中的第一位案主。他会被提出来讨论的假设是，焦虑问题的某些面向如无意识的冲突，可以透过这个方法道出的完整主观数据，得到最好的说明。虽然研究获得资料的主要部分因保密之故必须删除，但是我希望本章所呈现的内容，足以让读者了解案主的焦虑。我在弗洛姆（Erich Fromm）的指导下，与布朗会面超过三百小时，我希望在此对弗洛姆的协助表示感谢。

直到本章写完后，我才明白布朗真是克尔恺郭尔主要观点的最佳说明：亦即所有焦虑底下都潜藏着主观的冲突。对我而言，布朗更对克尔恺郭尔以下的陈述赋予了崭新的意义：“焦虑害怕它的对象，但是却又与它的对象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视线无法离开它，事实上也不会离开它……”焦虑是个人对惧怖对象的欲望，一种同情的冷漠。焦虑掌控个人的陌生力量，但是我们不能撕毁自己，也没有意愿这样做；因为我们会害怕，但是我们所害怕的，正是我们渴望的。焦虑于是使人动弹不得。《惧怖的概念》（The Concept of Dread），p.xii。

这位年轻人九年下来，不断深受着严重的焦虑之苦。他以优异的成绩自大学毕业，随即进入医学院。两个月之后，他对课业已逐渐感到无法胜任和无助。首次的焦虑状态随即显现出来，症状是无法睡觉或工作，也无法作出最简单的决定，并害怕自己会“疯掉”。这种焦虑状态在他办理医学院休学手续后得以纾缓。

接下来几年间，他尝试多种不同职业，最后都因为焦虑不断出现而中止。他的焦虑状态通常持续好几个月（或直到他放弃当时正在做的事情为止），伴随而来的是深深的抑郁和自杀念头。在较严重的两次焦虑魔咒侵扰下，他自己决定住进了精神病院，分别待了一个月和十一个月。最后他又进入研究所念书，那是一所神学院，但是在研究所第三年，也是最后一年时，焦虑状态再次复发，使得他无法工作，只得申请进行精神分析治疗。

在早期治疗阶段中，布朗的心情在迟钝和无生气以及强烈的焦虑之间摆荡着，两者互为序曲。他了无生趣地说自己“好像躺在阳光下的小狗，希望有人喂食”。在这个阶段中，他对童年得到的照顾有许多“快乐的”记忆。在紧接着的焦虑状态中，他显得压力极大，讲话非常快，好像被驱动着吐出字串，滔滔不绝而停不下来。他描述自己的焦虑感受，具有一种普遍的情绪性暧昧和“含糊不清”的特质。

他在焦虑时很难（或不可能）有任何清晰分明的感受，不论是在“性”或其他方面。此一情绪的“真空”对他真是磨人的痛楚。他常去看电影或试着专注在小说上，因为就像他自己说的，如果他能够与他人“感同身受”，如果他能够感受到其他人所感受的，那么他便多少可以从焦虑中得到释放。他显然是在描述一种自我觉察能力降低的状态，而这正是严重焦虑的特质。我认为他很重要的洞见是，如果他能够在情感层次觉察到他人的存在，那么他便多少知道自己是与其他客体不同的主体。

布朗的首次“罗氏墨渍测验”，是在他接受分析初期，相对仍处于严重焦虑状态时所做的，其中主要的特色是，模糊与粗糙的整体反应基调，反应力与生产力低，笼统陈腐，以及完全没有任何原创性。我们为熟悉罗氏墨渍投射测验的人，附上技术上的细节：整体反应为18∶1 M, 2 FM, 1 k, 6 F, 3 Fc, 3FC；其中2是F/C, 2 CF；13个反应（76%）为W；5个反应（28%）是D。首次“罗氏墨渍测验”显示，他与现实间“含糊不清”的关系是主要的特质，正好应验了布朗自己的表白；亦即他在重度焦虑下无法有“清晰的感受”。这就好像焦虑主观与内在的模糊，让他对外在客观刺激的评估，也变得含糊不清。这说明了重度焦虑会使人无法在与客体的关系中体验自我，那是一种自我“消解”的经验。布朗以觉察他人的情感来克服自己的焦虑，这点颇具慧见，因为这样他就可以在与他人的关系中体验自我，并且一定程度地克服我们所谓的自我“消解”状态。

他出生于印度，是美国传教士之子。家里仅有的二个小孩在母亲怀他时死于瘟疫。他的童年是母亲和印度女佣的“掌上明珠”，一直到七岁大都还是女佣贴身照顾着。后来母亲又生了三个妹妹，其中一个妹妹与他展开一场激烈又粗暴的争宠比赛。他说，“我要当小宝宝”；若双亲在兄妹争吵时偏袒妹妹，他就大为愤怒并深感威胁。父亲在他青少年时因躁郁型精神病（manic depressive psychosis）崩溃了，于是全家回到美国，好让父亲住院就医。几年后父亲就自杀了。如果我很少提到布朗与父亲的关系的话，那是因为我必须有所选择，对我而言，似乎母子关系在此案例中较具关键性。然而，我无意暗指父亲的问题——也就是精神病发，最终自杀——对年轻案主不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布朗与父亲的关系自幼年起便具备下列特性：（1）认同父亲，（2）相信父亲极度坚强，（3）受父亲压迫而产生的感受，最后（4）父亲的自杀让他深信：“我认为坚强的父亲，结果竟如此脆弱——因此，我还有什么希望呢？”所以，他和父亲的关系加重了他自己严重的脆弱困境。

影响布朗最大的是他对母亲极度依赖的共生关系。有两个重要回忆说明了他们的早期关系。首先，当他五岁时，妈妈一边喂小妹妹吃奶，一边向他露出胸部问说：“你要不要也喝一口？”他觉得妈妈认为自己还是小宝宝，有强烈受辱的感觉，这个经验在治疗期间，不断重复出现在他与母亲的不同关系脉络中。其次，八岁时，妈妈惩罚他恶作剧的方法，竟然是要他鞭打她。这个被迫惩罚自己母亲的创伤经验，成了他长大后的情感焦点：亦即他永远不能违背母亲拥有自己的意见，或独立的判断，否则她便会摆出殉道者的姿态说：“我的双手被绑住了。”母亲掌控他的方式就是，“如果你反抗我的权威，你就不爱我”。

他在心理治疗期间都靠母亲资助，就像他无力养活自己时那样。他和母亲都担心一旦母亲死后，他将如何过日子。母亲写信给他时仍旧叫他“我的小亲亲”，在收到这种信之后，他经常会焦虑地梦见“有人想要杀我”，或更有意思地梦见“苏俄想要收缩变成一个小国家”。治疗期间他收到母亲的信说，如果她对神的信仰够虔诚的话，他便能因为她的信仰而得到痊愈。他当然排斥母亲的暗示：不论在宗教或心理上，他都无法脱离母亲。布朗的焦虑源头可以从母亲掌控的脉络来理解：他自一出胎便在对付一位有强烈控制欲的施虐—受虐狂母亲；母亲有时以权力来掌控，有时以虚假的脆弱来掩饰，后者更为有效，但却使布朗更感困惑。

潜藏在这个冲突下的焦虑，出现在他治疗第一个月的两个梦：

我在床上愉快地和一个女人亲密拥抱。显然那就是我妈妈。我的生殖器有了反应，我感到很尴尬。当我想要走开时，她说：“你必须让我有所满足才行。”因此我就爱抚她的胸部。接着精液就从她胸部射出，好像男性射精一样。

这个梦中的母亲命令他献身以满足她，而他也贡献了自己的男“性”功能。几个星期后，他接到消息说母亲手臂受伤了；这个消息扰得他心烦意乱，并立刻打长途电话关心。那个晚上他做了下面这个梦：

一块岩石上的一个洞伸出一只枯萎、腐烂的手，并抓住我的生殖器往外拉。我很生气，伸手去抓洞口的那只手，并拉出来，强迫它放开我的生殖器。我感到有人用一把刀或手枪什么的，从背后打我，强迫我放手。那似乎是另一个人，是那只手的共犯，如果我不放手的话，那人便会杀我。我惊醒了过来。

我们现在要来讨论哈洛·布朗的焦虑情境。当锥心刺痛的焦虑发作时，通常会延续三天到一个礼拜，当时根本没有办法在他的经验中，找出引发此一恐慌的情境来。当我鼓励他去探寻眼前的焦虑，或自己害怕“什么”时，他都坚称自己的处境与焦虑无关，并坚持“我什么都怕，我恐惧生命”。他能觉察到的只是使人瘫痪的强烈冲突。尽管触动特定焦虑魔咒的事件或经验，往往可以在恐慌过后回忆起来，此外，他必定可以感觉到情境是次要的。我在此指的不是重度焦虑让他无法客观地评估真实处境。我指的是情境并不是他焦虑的原因。不论冲突起因为何，不过确实是冲突造成了他的焦虑——亦即造成了他的瘫痪与无助。如果我们要解说他的“理由”，那就是启动冲突的特殊事件或经验，在客观上是无足轻重的，但是主观上却具有引发冲突的意义，而且当冲突越严重时，事件在客观上的重要性也越低。焦虑似乎可以用自发的力量来运作。我强调“似乎”是因为焦虑情境当中必定有些质素属于冲突，而这些冲突正是焦虑的原因；只是我们当下看不到此关联而已。焦虑的本质本来便会隐藏这种关联。在心理治疗当中，除非案主已准备要放弃焦虑中的神经性质素，他自己是看不到此一关联的；当他允许自己看到焦虑和自己根本冲突的关联时，紧张便会戏剧化地得到缓和。

在较不严重的焦虑发作时，就比较能准确地找出焦虑的情境来。这些轻度焦虑的情境，以及重度恐慌后回想起来的情境，可以分成三个主要范畴。首先，焦虑明显来自责任的承担。例如他的治疗因为暑假而必须暂停时，他突然非常焦虑，滔滔不绝地说自己恐怕得了癌症。他这种癌症恐惧与儿时担心自己得麻风，必须与家人分开的焦虑恐慌密不可分。无力感如此强烈的人自然非常害怕与自己依赖的人分离而致孤立。一旦不用与治疗师分开，他的癌症恐惧也消失了。另一个因承担责任而带来的焦虑，发生在治疗工作进行一年后，当时他正想重新完成研究所最后一年的课业。重度焦虑却多次发作，因为写报告和考试而起的无助与无力感，几乎把他淹没了。他有“无法赶上别人”、将“在竞赛中输掉”、会“丢脸”等感觉。因为他后来真的成功完成学业，焦虑也随之减轻，因此，其焦虑来源显然不是对任务（情境）感到无力，而是面对任务的神经性冲突。

他的第二类焦虑情境是竞争的处境。这些情境不只是学校考试这类重大事件，打桥牌、与同事讨论等小事也会造成他的焦虑。竞争的焦虑让他联想到童年与妹妹的激烈竞赛。这个焦虑原型对于过度需要母亲认可与偏爱的他，似乎是个威胁。在学校考试这类事件上，他只要表现得好便可以得到认可。但是他在个人无力感的某个层次，却被迫要面对下列困境：如果真能成功地运用一己之力，他便被迫要面对掌握在母亲手中的死亡。因此，连最微不足道的竞争处境，也会启动他重大的主观冲突，这是可以理解的。

最重要的是第三类的焦虑情境——功成名就的焦虑。他在研究所最后一年受邀到某个重要专业团体担任会议主席，这件事颇能代表他的成就。他在事件前经验到的某些紧张暗流获得厘清，他成功完成责任，并得到他敬重人士的称赞。但是第二天他却遭受有生以来最严重的焦虑和抑郁打击。这种情形从上述的冲突脉络中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若展现自己的力量，便会有死亡的威胁。他的对策便是拒绝承认任何成就，所以他就不会佩戴兄弟会的荣誉钥匙。因为就像他自己说的，“我害怕成功会造成自己与他人之间的障碍”。如果他一早醒来觉得精神饱满、元气十足，就会因为害怕自己“与他人隔离”，而有不安感。他觉得在治疗中大哭、“显露自己的弱点”，可以克服焦虑的魔咒。运用这种弱点至少可以在二个面向上缓和冲突：首先，弱者被接纳、“得到爱”，反之，强者被孤立并且与母亲隔离；其次，不成功的弱者可避免死亡的威胁。

我们把神经性冲突视为焦虑的成因，而启动该冲突的经验或事件则是焦虑发生的情境。值得一提的是，布朗的焦虑越严重，冲突便越扩散，情境的重要性便越低。从这个角度看来，情境的重要性在于引发冲突的主观功能。我们也注意到，情境与冲突的特殊性质之间存在着必然而一致的关系——例如责任、竞争与成就等情境会引发我们这位案主的冲突，绝不是偶然的事。情境总是会涉及某些预期的威胁（竞赛输了、“没面子”等）。我想强调的是，一旦冲突被启动后，布朗不论怎么回避，都会受到威胁。因此，焦虑的来源不只是因为情境中本来就预期会有的威胁（例如，可能会考不好），它其实是因为布朗两面受敌的困境而来。如果他有所成就，便会受到来自母亲的死亡威胁；如果他无法成功，一直依赖着母亲，便会有无尽的无助与无力感。

他的焦虑魔咒所显现的发展模式，非常发人深省。在第一阶段，他会说自己怕是罹患了癌症，或最近常感到头晕，“就好像有人从背后攻击我的颈部一样”。他多次提到“脑后猛击”（rabbit punch）这种猛打后颈的杀兔方法。他暗指自己就是兔子。他将头晕症状联想到他几年前接受的电击治疗经验，并认定自己的脑部受到了伤害。布朗的身体检查一直呈现阴性反应。我们曾针对他的头晕特别开过神经医学会议，结论是头晕多半是心理所引起的焦虑症状。他的头晕几乎都发生在焦虑处境中，例如承担自己所害怕的责任。“有人从背后攻击我的颈部”，和被杀害的焦虑梦境（梦中他的助理同样从背后攻击他的颈部）之间的相似性极为明显。神经科医生附带告诉我，只要布朗能不进精神医院，心理治疗便算成功。布朗认为他对癌症的恐惧和头晕完全合理，并找出报纸上的癌症高死亡率报道来佐证。他对癌症的恐惧与梦中住进医院被护士照顾联想在一起。这说明了症状的某种功能或目的。当我建议他探索自己这种恐惧的心理意义时，他便露出敌意来，并坚持自己完全没有感到任何焦虑。

第二阶段大约在一天后出现：此时虽然恐惧连同癌症和头晕都已忘到九霄云外，但是焦虑的梦却会出现，通常和他母亲有关。此时他在意识层次仍然不承认自己有焦虑。到了第三阶段，他会对我更加依赖，坚持我给他权威的指引，若所求未得满足，他的敌意便会渐增，不论是显性或隐性的。

第四阶段，也是最后一个阶段，出现在一二天后，那是一种有意识焦虑的浮现，伴随着严重的紧张、沮丧，最后是忧郁。

在我看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看到焦虑逐步进展成为有意识的觉察，而这焦虑正是在他说自己头晕或恐惧癌症不久之前，由某个经验或事件引发出来的。

从布朗的梦和已掌握的相关资料看来，显然他对母亲有许多压抑的敌意。就任何心理形式看来，处理类似困境下的人，是不可能没有强烈敌意的。他的敌意在治疗当中转化成两种完全对立的形式。首先，他只要一感到自己不应该再依赖分析师，就会表现出敌意。这是针对焦虑反应的敌意，当他必须承担他认为无法承担的独立责任时，就会出现。当他觉得自己在精神分析中，需要付出太多力气与责任时，他也会命令分析师为他的行为提供具体的建议与权威的指导；就像他觉得牧师要提供“具体的道德与宗教指引”一样，医生则要正确地告诉他哪里不对劲、该怎么做，他自己则不需要承担任何自我定向的责任。伴随对自己独立负责的敌意而出现的身心症状，便是泻肚子。他说：“我觉得一切都塞住了；如果我可以好好通个大便——我干脆疯了算了！”

头晕症状（一种身心症状）和癌症恐惧（一种心理症状）的出现，是迈向无意识焦虑觉醒之路的第一步。当他意识到焦虑时，这些症状也消失了。这也与我们早先陈述过的立场一致，亦即症状的出现与有意识的焦虑成反比关系。症状的功能在保护个人不受焦虑处境的影响，也就是不受任何会引发冲突处境的影响。倘若布朗真的得了癌症或身体受伤，他的冲突将在以下几方面获得释放：(a)他可以继续依赖他人（例如住院）而没有疚责感；(b)他可以避免承担会带来不舒服感觉的挑战；(c)他可以报复妈妈以讨回公道，方法是要求她在自己生病期间提供经济援助。以上可看出身体症状与焦虑之间的关系。

重度焦虑和人格贫乏

这层关系可从两次“罗氏墨渍测验”的比较中看出。哈洛·布朗在焦虑下的“罗氏墨渍测验”特质为：毫无生产力、含糊不清、没有原创性、“内在”活动和反应外在情绪刺激的能力被阻隔了。当布朗相对不是那样焦虑时所做的“罗氏墨渍测验”，明显透露出生产力大增、处理具体现实情境的能力大幅成长、相当程度的原创性、“内在”活动的大幅增长，以及他对周遭人事的情绪反应能力的提升。布朗这个案例有个不幸的后记。有许多年他都过得不错。后来，我接到他从美国某处打来的电话，说自己陷入极为严重的焦虑魔咒，简直无法承受；他问我可不可以与他在火车站碰面，并协助他住进精神病院？我帮了他的忙。他被转到另一家医院，然后却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动了前脑叶切合手术。我在手术后曾与他一起吃饭，他成了可口可乐业务员，似乎相当满意自己的生活。　务实地来说，如果药物在他住院时已经问世，便可能协助他渡过难关。碰到这种情形该怎么处理，可以无止尽地辩论下去，但是它们多半是无意义的，因为它们“不公平”——换言之，论者根据现代的知识与配备来评断三十年前这类诊疗方法还不存在时的处理方式。我个人原则上反对前脑叶的切合手术；然而，人要是少掉一半潜能却活得满意，是否较好，我不打算在此回答这个问题。　我只想在此厘清，后来所发生的事，没有一样可以否认我们前面说过的。葛斯汀的脑损士兵、精神分裂症患者、神经病患或各式各样的人，对焦虑都有类似的反应型态。其中有一些我们在哈洛·布朗的经验中已说明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