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园日记(季羡林作品珍藏本)(图文版)
Author: 季羡林
Date: 2009-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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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19 Xisanhuan Beilu

Beijing, China 100089
http://www.fltrp.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华园日记/季羡林著.—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12

(季羡林作品珍藏本)

ISBN 978-7-5600-8455-8

I.①清…　II.①季…　III.①季羡林(1911~2009)—日记②清华大学—史料　IV.①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19785号

出版人：于春迟

责任编辑：周晓云

封面设计：牛茜茜　覃一彪

版式设计：赵欣

出版发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址：北京市西三环北路19号(100089)

网址：http://www.fltrp.com

版次：2009年12月第1版　2009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600-8455-8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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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作者毕业于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早期建筑之一——清华图书馆。

清华大学早期建筑之一——清华学堂。

清华大学早期建筑之一——清华大礼堂。

水木清华（位于清华大学工字厅的北侧，清华园的名字即来源于此）。

出版说明

季羡林先生是著名的语言学家、佛学家、印度学家、翻译家，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研究专家，作家，在佛经语言、佛教史、中印文化交流史、印度文学和比较文学等众多领域，成果丰硕，著作等身，是国内少数几位被誉为“学术大师”的学者之一。

2007年，我社取得了出版《季羡林全集》（以下简称《全集》）的授权。在季老的亲自指导下，2008年开始正式启动《全集》的编辑出版工作。2009年7月11日，就在《全集》前六卷即将付梓之时，我社惊闻季老仙逝的消息。就在两个月前，我社于春迟社长还前往北京301医院拜访季老，专门汇报《全集》的出版进展。为告慰季老的在天之灵，我社在2009年年底前推出了《全集》前十二卷。我们将遵循季老生前的谆谆教诲，兢兢业业，继续做好中外文化学术的交流与传播工作，努力做好《全集》余下的编辑出版任务。

同季老的学术成就相比，他在文学创作方面的成就很容易被忽略。其实，季老的文学创作一直伴随着他的学问，是他学问生命的另一种形态。季老的文章，尤其是散文，文笔清新、平实又饱含深情。所以《全集》在分类时，把散文排在前面。《全集》出版后，很多读者来信来电，希望出版社把季老的散文（包括回忆录和部分序跋等）编辑成普通读者方便阅读的单行本。为满足广大读者的要求，并征得季老的儿子季承的同意，我们把季老所有的散文类作品单行本汇集成册，编选了这套“季羡林作品珍藏本”，每册命名大多取自原单行本，以保持季老作品的原貌。

本套丛书共分九册——

《我的小学和中学》，是作者对自己小学和中学生活的回忆，2002年在《文史哲》杂志发表时，被分为两篇，分别冠名为《我的小学和中学》与《我的高中》，现合为一篇，恢复原貌。另加《故乡行》一文，是作者2001年回故乡临清所作。

《清华园日记》，是作者于清华大学学习期间所写的日记，时间跨度为1932年8月22日至1934年8月11日。曾分别出版过影印本与排印本（辽宁美术出版社，2002年），本册以排印本为底本，注释为作者的学生高鸿所加。

《留德十年》，记述了作者1935至1945年赴德求学的经过，原有若干种不同版本的单行本行世，这次则依据东方出版社1992年初版排定。另加《二战心影》一文，亦为作者对留德岁月的回忆。

《因梦集》，包括《因梦集》和《小山集》两个集子。20世纪30年代，作者曾应约准备编一本散文集，命题《因梦集》，因故未果。后来作者特意将解放前的作品纂为一集，仍以“因梦”冠名。《小山集》收录作者从1991年至1994年所写的散文。

《天竺心影》，包括《天竺心影》和《万泉集》两个集子。《天竺心影》是作者正式印行的第一部散文集，1980年9月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收作者1978年第三次访问印度后所写的见闻。《万泉集》最早编于1987年12月，收作者1986年、1987年所写散文，因故未能出版，作者后又增补了若干新写散文，于1991年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单行本。

《牛棚杂忆》，是作者亲历“文化大革命”的纪实文章，本次所收以排印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5年）为底本，核以手稿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年）。

《朗润集》，包括《朗润集》和《燕南集》两个集子。《朗润集》1981年3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收解放后所写的部分散文。《燕南集》收《朗润集》出版后至1985年写的散文。有几篇是《朗润集》出版前写的，因为没有入过集，也补收在《燕南集》中。

《新生集》，曾以《病榻杂记》为书名出版，收录作者自2001年特别是自2003年住院后撰写的多篇文章。书中有他的人生各阶段的回忆录，也有一些回忆父母、老师和亲友的文章。

《集外集》，包括《千禧文存》和《新纪元文存》两个集子。原均由新世界出版社出版，收录了作者在2000年和2001年所写的除了《龟兹焉耆佛教史》以外的散文、杂文和序跋。

在丛书编选过程中，得到了各单行本原出版社的大力支持，谨此致谢。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9年12月11日

目录

引言

1930—1932年的简略回顾

我的老师们

自序

日记 第一册

日记 第二册（1932 . 10 . 29—1933 . 10 . 31)

日记 第三册(1933 . 11 . 1—1934 . 11 . 23)

高中国文教员一年

一 校长

二 教员

三 上课

四 我同学生的关系

五 我同校长的关系

六 我的苦闷

七 我亲眼看到的一幕滑稽剧

八 天赐良机

引言

我从来没有认真地想写什么“自传”。可是也曾想到过：如果写的话，就把一生分为八段。《留德十年》是其中一段，《牛棚杂忆》是其中另一段。这都已写成出版了。如果再写的话，就是清华求学的四年，因为我自己的成长是与清华分不开的。但也只是想了想，并没有真正动笔，一直到了今天。

到了今天，想把已经出过二十四卷的《季羡林文集》继续编纂下去，准备先编四五本。我已经把《学海泛槎》（学术回忆录）交给了江西教育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吴明华先生。但此书只有十几万字，如编为一卷，显得太单薄。我于是想到了清华求学的四年。我原来是想动手写的，再写上十几万字，二者凑齐了，可得三十余万字，成为一卷，像个样子了。

我找出了“文革”抄家时抄走的后来又还回来的日记，把前四本拿了出来，仔细看了看，面生可疑，好像不是出于自己之手。大概七十多年前日记写出来后从未再看过。我虽然携它走遍了半个地球，却是携而不读。今天读起来，才知道，我记日记自1928年起，当时我17岁，正值日寇占领了济南，我失学家居。到了次年，我考上了山东省立济南高中，日记就中止了。1930年，我高中毕业，到北平来，考入清华大学。入学后前两年，也没有记日记。为什么写日记?我说不出。为什么又停写?我说不出。为什么又提笔开始写?我也说不出。好在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与国家大事无关的事情，就让它成为一笔糊涂账吧。

可是现在却成了问题。我要写回忆清华读书四年的经历，日记却缺了前两年的，成了一只无头的蜻蜓。虽然这两年的事情我还能回忆起来，而且自信还能相当准确，我还没有患上老年痴呆症；可是时间的细节却无从回忆了。这是颇令人感到遗憾的事。

我仔细读了读这两年的日记，觉得比我最近若干年写的日记要好得多。后者仿佛记流水账似的，刻板可厌，间有写自己的感情和感觉的地方，但不是太多。前者却写得丰满，比较生动，心中毫无顾忌，真正是畅所欲言。我有点喜欢上了这一些将近七十年前自己还是一个二十二三岁的毛头小伙子时写的东西。我当时已在全国第一流的文学杂志和报纸上发表了一些散文和书评之类的文章，颇获得几个文坛上名人的青睐。但是，那些东西是写给别人看的，难免在有意无意间有点忸怩作态，有点做作。日记却是写给自己看的，并没有像李越缦写日记时的那些想法。我写日记，有感即发，文不加点，速度极快，从文字上来看，有时难免有披头散发之感，却有一种真情流贯其中，与那种峨冠博带式的文章迥异其趣。我爱上了这些粗糙但却自然无雕饰的东西。

这一爱不打紧，它动摇了我原来的想法。我原来是想用现在的笔，把清华四年求学的经历，连同感情和牢骚，有头有尾地，前后一贯地，精雕细琢地，像《留德十年》和《牛棚杂忆》那样，写成一本十几万字的小册子，算是我的“自传”的又一段。现在我改变了主意，我不想再写了。我想就把我的日记原文奉献给读者，让读者看一看我写文章的另一面。这样会更能加深读者对我的了解，对读者，甚至对我自己都是有好处的。我把我这个想法告诉了李玉洁和吴明华，他们也都表示同意。这更增强了我的信心。

但是，这里又来了问题。在过去，奉献日记有两种做法，一种是把日记全文抄出，像别的书稿那样，交出版社排印出版。把原文中的错字、别字都加以改正，漏掉的则加以补充。换句话说，就是稍稍涂点脂抹点粉，穿着整齐，然后出台亮相。另一种做法是把原文照相影印，错别字无法改，漏掉的字无法填，这就等于赤条条地走上舞台，对作者是有些不利的。我经过反复考虑，决定采用后者，目的是向读者献上一份真诚。至于错别字，我写了一辈子文章，到了今天已经寿登耄耋，一不小心，还会出错，七十年前，写上几个错别字，有什么可怪呢?古人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蚀，人皆见之。”我想做一下“君子”。

可我又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当年还没有现在这样的简化字，写的都是繁体，今天的青年读起来恐怕有些困难。但是，我一向认为，今天的青年，如果想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特别是如果想做一点学问的话，则必须能认识繁体字。某人说的“识繁写简”一句话是极有道理的。因为，无论把简化字推广到什么程度，决不能把中国浩如烟海的古籍都简体化了，那是无法想象的事。读点繁体字的书是事出必要理有固然的。我的日记在这方面对青年们或许有点帮助的。

以上就是我影印日记的根由。

1930—1932年的简略回顾

1930年夏天，我从山东省立济南高中毕业。当时这是山东全省唯一的一所高中，各县有志上进的初中毕业生，都必须到这里来上高中。俗话说“千军万马独木桥”。济南省立高中就是这样一座独木桥。

一毕业，就算是走过了独木桥。但是，还要往前走的，特别是那些具备经济条件的学生，而这种人占的比例是非常大的。即使是家庭经济条件不够好的，父母也必千方百计拼凑摒挡，送孩子上学。旧社会说：“没有场外的举人。”上大学就等于考举人，父母怎能让孩子留在场外呢?我的家庭就属于这个范畴。旧社会还有一句话，叫“进京赶考”，即指的是考进士。当时举人、进士都已不再存在了，但赶考还是要进京的。那时北京已改为北平，不再是“京”了。可是济南高中文理两科毕业生大约有一百多人，除了经济实在不行的外，有八九十个人都赶到北平报考大学。根本没有听说有人到南京上海等地去的。留在山东报考大学的也很少听说。这是当时的时代潮流，是无法抗御的。

当时的北平有十几所大学，还有若干所专科学校。学校既多，难免良莠不齐。有的大学，我只微闻其名，却没有看到过，因为，它只有几间办公室，没有教授，也没有学生，有人只要缴足了四年的学费，就发给毕业证书。等而上之，大学又有三六九等。有的有校舍，有教授，有学生，但教授和学生水平都不高，马马虎虎，凑上四年，拿一张文凭，一走了事。在乡下人眼中，他们的地位就等于举人或进士了。列在大学榜首的当然是北大和清华。燕大也不错，但那是一所贵族学校，收费高，享受丰，一般老百姓学生是不敢轻叩其门的。

当时到北平来赶考的举子，不限于山东，几乎全国各省都有，连僻远的云南和贵州也不例外。总起来大概有六七千或者八九千人。那些大学都分头招生，有意把考试日期分开，不让举子们顾此失彼。有的大学，比如朝阳大学，一个暑假就招生四五次。这主要是出于经济考虑。报名费每人大洋三元，这在当时是个不菲的数目，等于一个人半个月的生活费。每年暑假，朝阳大学总是一马当先，先天下之招而招。第一次录取极严，只有极少数人能及格。以后在众多大学考试的空隙中再招考几次。最后则在所有的大学都考完后，后天下之招而招，几乎是一网打尽了。前者是为了报名费，后者则是为了学费了。

北大和清华当然是只考一次的。我敢说，全国到北平的学子没有不报考这两个大学的。即使自知庸陋，也无不想侥幸一试。这是“一登龙门，身价十倍”的事，谁愿意放过呢?但是，两校录取的人数究竟是有限的。在大约五六千或更多的报名的学子中，清华录取了约两百人，北大不及其半，百分比之低，真堪惊人，比现在要困难多了。我曾多次谈到过，我幼无大志，当年小学毕业后，对大名鼎鼎的一中我连报名的勇气都没有，只是凑合着进了“破正谊”。现在大概是高中三年的六连冠，我的勇气大起来了，我到了北平，只报考了北大和清华。偏偏两个学校都取了我。经过了一番考虑，为了想留洋镀金，我把宝押到了清华上。于是我进了清华园。

同北大不一样，清华报考时不必填写哪一个系。录取后任你选择。觉得不妥，还可以再选。我选的是西洋文学系。到了毕业时，我的毕业证书上却写的是外国语言文学系，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改的。西洋文学系有一个详尽的四年课程表，从古典文学一直到现当代文学，应有尽有。我记得，课程有“古典文学”、“中世纪文学”、“文艺复兴时期文学”、“英国浪漫诗人”、“现当代长篇小说”、“英国散文”、“文学批评史”、“世界通史”、“欧洲文学史”、“中西诗之比较”、“西方哲学史”等等，都是每个学生必修的。还有“莎士比亚”，也是每个学生都必修的。讲课基本上都用英文。“第一年英文”、“第一年国文”、“逻辑”，好像是所有的文科学生都必须选的。“文学概论”、“文艺心理学”，好像是选修课，我都选修过。当时旁听之风甚盛，授课教师大多不以为忤，听之任之。选修课和旁听课带给我很大的好处，比如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和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就影响了我的一生。但也有碰钉子的时候。当时冰心女士蜚声文坛，名震神州。清华请她来教一门什么课。学生中追星族也大有人在，我也是其中之一。我们都到三院去旁听，屋子里面座无虚席，走廊上也站满了人。冰心先生当时不过三十二三岁，头上梳着一个信基督教的妇女王玛丽张玛丽之流常梳的纂，盘在后脑勺上，满面冰霜，不露一丝笑意，一登上讲台，便发出狮子吼：“凡不选本课的学生，统统出去!”我们相视一笑，伸伸舌头，立即弃甲曳兵而逃。后来到了五十年代，我同她熟了，笑问她此事，她笑着说：“早已忘记了。”我还旁听过朱自清、俞平伯等先生的课，只是浅尝辄止，没有听完一个学期过。

西洋文学系还有一个奇怪的规定。上面列的必修课是每一个学生都必须读的；但偏又别出心裁，把全系分为三个专业方向：英文、德文、法文。每一个学生必有一个专业方向，叫Specialized的什么什么。我选的是德文，就叫做Specialized in German，要求是从“第一年德文”经过第二年、第三年一直读到“第四年德文”。英法皆然。我说它奇怪，因为每一个学生英文都能达到四会或五会的水平，而德文和法文则是从字母学起，与英文水平相距悬殊。这一桩怪事，当时谁也不去追问，追问也没有用，只好你怎样规定我就怎样执行，如此而已。

清华还有一个怪现象，也许是一个好现象，为其他大学所无，这就是：每一个学生都必须选修第一年体育，不及格不能毕业。每一个体育项目，比如百米、二百米、一千米、跳高、跳远、游泳等等，都有具体标准，达不到标准，就算不及格。幸而标准都不高，达到并不困难，所以还没有听说因体育不及格而不能毕业的。

我的老师们

我只谈西洋文学系的老师们。

我的原则仍然是只讲实话，不说谎言。我想遵守古希腊人的格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我不想遵守中国古代一些人的“为尊者讳”的办法以自欺欺人。读者将在下面的日记中看到同样的情况。我的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虽然时间相距将近七十年，但我对老师的看法完全没有改变。

同今天一样，当时北大与清华双峰并峙，领袖群伦。从院系的师资水平来看，两校各有短长。但是专就外文系来看，当年的清华似乎名声在北大之上。原因也极简单，清华的外国教授多。学外文而由外国人教，难道这不是一大优点吗?

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容我慢慢道来。

我先介绍中国教授。

王文显 系主任，不大会说中国话，只说英文，讲授“莎士比亚”一课，有写好的讲义，上课时照本宣科，我们就笔记。除了几个用英文写的剧本外，没有什么学术著作。

吴宓 反对白话文，主编《学衡》。古貌古心，待人诚恳。在美国留学时，师事白璧德。讲授“英国浪漫诗人”、“中西诗之比较”等课。擅长旧诗，出版有《吴宓诗集》。我认为，他是西洋文学系中最有学问的教授。

叶公超 英文非常好，中国旧体诗词好像也读过一些。主编《学文》，是属于新月派的一个文学杂志。讲授“大一英文”、“英国散文”等课。没有写什么学术论文。

杨丙辰 北大德文系主任，清华兼职教授，讲授“德文”、“浮士德”等课程，翻译过一些德国古典文学作品，没有什么学术论文，对待学生极好。

刘文典 中文系主任，著有《淮南鸿烈集解》，讲授“大一国文”，一个学期只讲江淹的《别赋》和《恨赋》两篇文章。

金岳霖 哲学系教授，讲授“逻辑”一课。

张申府 哲学系教授，讲授“西方哲学史”一课。

朱光潜 北大教授，讲授“文艺心理学”一课。

孔繁霱 历史系教授，讲授“世界通史”一课。

下面介绍外国教授。

温德（Winter） 美国人。讲授“文艺复兴文学”一课和“第三年法文”。没有写任何学术论文。是建国后还留在北大任教的唯一的清华西洋文学系教授。

翟孟生（Jameson） 美国人，讲授“西洋文学史”一课，著有《欧洲文学史纲》一书，厚厚的一大本，既无新见解，错误又不少。

必莲（Bille） 女，美国人，讲授“语言学”、“第二年英文”等课，不见任何研究成果。

华兰德（Holland） 女，德国人，讲授“第一年法文”。患有迫害狂，上课就骂学生。学生成绩好了，她便怒不可遏，因为抓不到辫子骂人。

艾克（Ecke） 德国人，讲授“第二年德文”、“第四年德文”。他在德国大学中学的大概是“艺术史”。研究中国明清家具，著有《中国宝塔》一书，他指导我写学士论文The Early Poems of Hölderlin。

石坦安（Von den Steinen） 德国人，讲授“第三年德文”，没有著作。

吴可读（Pollard Urquert）英国人，讲授“中世纪文学”一课，也没有任何著作[1]。

葛其婉，女，教法文，大概是一个波兰人。

以上就是西洋文学系外籍教师的简略情况。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第一，不管是哪一国人，上课都讲英文；第二，他们都是男不娶，女不嫁；第三，除了翟孟生那一部书外，都没有任何著作，这在欧美大学中是无法想象的；在那里他们最高能得到助教，或者像德国的Lektor（外语讲师）。中国则一律教授之，此理殊不可解。文学院其他各系并不是这样子的，那里确有术业有专攻的，甚至大师级的教授。可偏偏就是这个西洋文学系，由于外国教授多而驰誉学坛，天下学子趋之若鹜。

限于篇幅，只能介绍这么多。下面是将近七十年前写的1932—1934年两年的日记原文。

[1] 今考，吴可读（A . L . Pollard）著述有Great European novels and novelists，Peiping：Henri Vetch Publisher，1933。是书扉页有吴宓中文题签“英国吴可读著 西洋小说发达史略 吴宓题”。今国家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皆有藏。

自序

在本书“引言”中，我已经交待清楚，我之所以想出版此书，完全是为了给《季羡林文集》做补充。有没有出单行本的想法呢?朦朦胧胧中似乎闪过这样一个念头；但也只是一闪而过，没有认真去抓。

前几天，清华大学徐林旗先生驾临寒舍，商谈出版拙作的问题。我无意中谈到我的《清华园日记》，不料徐先生竟极感兴趣，愿意帮助出版。我同李玉洁女士商议了一下，觉得这是个极其美妙的办法，立即表示同意。我是清华出身，我的研究工作发轫之地是清华，送我到德国留学的也是清华。回国后半个世纪多以来，自己虽然不在清华工作，但是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我的《清华园日记》能由清华人帮助出版，还能有比这更恰当的吗?

我这一册日记写于1932—1934年，前后共有两年。当时我在清华读大学三年级和四年级，是一个二十岁刚出头的毛头小伙子。到了今天，我已经活过了九十。有道是“人生七十古来稀”。九十岂易言哉!我的同级活着的大概也不会太多了。即使还能活着，记日记的恐怕也如凤毛麟角。俗话说：“物以稀为贵。”那么，我这一册日记，不管多么庸陋，也自有其可贵之处了。

我的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能够出版是当时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我看到什么就写什么，想到什么就记什么，一片天真，毫无谎言。今天研究清华大学的历史，有充足的档案资料，并无困难。但是，七十年前活的清华是什么样子，恐怕是非身历其境者难以说明白的。我自己是身历其境的人，说的又都是实话。这对了解当年的清华是会有极大的帮助的。谨以此书献给我的母校清华大学。

2001年11月23日

日记 第一册

我生平一共记过两次日记：这以前是日记的开始，这以后是日记的复活。

我尝想，日记是最具体的生命的痕迹的记录。以后看起来，不但可以在里面找到以前的我的真面目，而且也可以发现我之所以成了现在的我的原因——就因为这点简单的理由，我把以前偶而冲动而记的日记保持起来，同时后悔为什么不继续下来；我又把日记复活了，希望一直到我非停止记不行的时候。

是的，这些日记实在不成东西，这我比谁都知道的清楚。但是这些日记所占的期间却在我生活史上是再重要没有的了。这以前我不曾记过什么日记，这以后也不曾，却单在这时候来冲动地记了一下，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了。在这期间，五三惨案[1]刚过，我精神是受刺戟萎靡到极至了。又失学一年（生平未曾失过学），在家里踡伏着。同时，使我最不能忘的（永远不能忘的）是我的H. [2]竟然（经过种种甜蜜的阶段）使我得到der Schmerz[3]的真味。我现在想起来仍然心里突突地跳——虽然不成的东西，也终于成了东西了。

一九三二，九，十三，晚九时自记

清华园

以上的这些日记，我始终认为是我生命史中顶有意义的一页。到了无聊到极顶的时候，我便取出来看看，使回忆的丝缕牵住了过去的时光，对我，最少对我，是再痛快没有的事了。

一九三三，五，二八

在清华园

时日兵迫城，校内逃避几空。大考延期，百无聊赖。

室外天色阴沉，雷声殷殷。[4]

Resurrection of My Diary

Beginning from August，1932
in Tsing Hua Yuan，Peiping[5]

二十一年 八月二十二日

日记刚复活了，第一天就忘记了去记，真该打!总说一句，现在的生活，可以说是很恬静，而且也很机械（不如说单调）——早晨读点法文、德文。读外国文本来是件苦事情，但在这个时候却不苦。一方面读着，一方面听窗外风在树里面走路的声音，小鸟的叫声……声音无论如何噪杂，但总是含有诗意的。过午，感到疲倦了，就睡一觉，在曳长的蝉声里朦胧地爬起来，开始翻译近代的小品文。晚上再读点德国诗，我真想不到再有比这好的生活了。

二十三日

真混蛋，今天又忘记了。

同昨天差不多，仍是作那些事情。

把用不着的棉衣寄到家里去。

晚上长之[6]来访，说刚从城里回来，并且买了许多画片。他接到大千[7]的来信，信上说柏寒[8]有失学的可能。我们同样经济压迫下的呻吟者，能不悚然吗?长之说，最好多作点东西卖钱，把经济权抓到自己手里。家庭之所以供给我们上学，也〈不〉过像做买卖似的。我们经济能独立，才可以脱离家庭的压迫。我想也是这样。

接到梅城姐的信，说彭家爷爷于八月十五日（我起身来平的第二日）死去了。人生如梦，可叹!

二十四日（星期三）

寄璧恒公司十元，订购《歌德全集》。

今天究竟又忘了，这种浑浑的脑筋又有什么办法呢?许久没运动了，今天同岷源[9]去体育馆跑了十五圈。从前一跑二十一圈也不怎样吃力，现在只跑十五圈就感到很大的困难，兴念及此，能不悚然!以后还得运动呵!

晚饭后同岷源到校外绕了个圈子。回屋后译完Robert Lynd的Silence[10]，译这篇短文已经费了我三四天的工夫了。

今天忽然想到买William Blake[11]的诗集，共约一镑十先令，是刊在Rare books[12]。

晚九点钟后到长之屋闲谈。我总觉到长之Prejudice[13]极大，从对杨丙辰[14]先生的态度看来就很明显了。杨先生是十足的好人，但说他有思想则我不敢相信。

二十五日

以前我老觉到学生生活的高贵，尤其是入了清华，简直有腚上长尾巴的神气，绝不想到毕业后找职业的困难。今年暑假回家，仿佛触到一点现实似的。一方又受了大千老兄（美国留学生）找职业碰壁的刺戟——忽然醒过来了，这一醒不打紧，却出了一身冷汗。我对学生生活起了反感，因为学生（生活）在学校里求不到学问，出了校门碰壁。我看了这些摇头摆尾的先生我真觉得可怜呵!

我对学问也起了怀疑。也或者我这种观念是错误的。

现在常浮现到我眼前的幻景是——我在社会上能抢到一只饭碗（不择手段）。我的书斋总得弄得像个样——Easy chairs[15]，玻璃书橱子，成行的洋书，白天办公，晚上看书或翻译。我的书斋或者就在东屋，一面是叔父的。婚姻问题，我以前觉得不可以马虎，现在又觉得可以马虎下去了。

我时常想到故乡里的母亲。

（补）早晨的生活同昨天差不多。午饭后访杨丙辰先生，杨先生早已进城了（刚才长之去访他来）。回来后，又忽然想到发奋读德文，并翻译点东西给杨先生去改。第一个想到的是J . Wassermann[16]，但是他的短篇小说太长。于是又读Hölderlin的Ein Wort über die Iliad[17]，里面有句话：Jeder hat seine eigene Vortrefflichkeit und dabei seinen eigenen Mangel[18]。午饭前，刚同长之谈杨丙辰、徐志摩，长之说：杨先生攻击徐志摩是真性的表现，他捧孙毓棠[19]是假的，因为人在高傲的时候，才是真性的表现，并且人都有他的好处和坏处……他刚走了，我就读到这一句。我简直有点儿ecstatic[20]了!

杨丙辰攻击志摩，我总觉得有点偏。

杨丙辰——忠诚，热心，说话夸大，肯帮人，没有大小长短……等等的观念。

阅报见姚锦新（我们系同班女士，钢琴家）出洋，忽然发生了点异样的感觉。

晚访王炳文，请他说替找的宿舍能否一定。

忽然想到翻译Die Entstehung von Also Sprach Zarathustra，是Nietzsche的妹妹Elizabeth Förster Nietzsche作的[21]，据说最能了解他的。岷[22]借去十元。

二十六日

昨天同岷源约今日同往图书馆找沈先生托往英国购 William Blake：Songs of Innocence & of Experience[23]（一镑十先令）。今晨往访岷，竟不遇，心中忐忑不安，盖余若决意办某事不达目的心中总是不安的。刚才岷来找我，我们去找了沈先生，大约二月后书就可以到了。到时，经济或发生困难也未可知，反正不要紧，不必管它。（上午九时）

午饭时遇长之于食堂，他说他借我的《新月》“志摩纪念号”看完了，他作一篇文，分析里面所载的十几篇纪念志摩的文章，大意是骂他们。不过，我对他这举〈动〉，颇不以为然。杨丙辰先生骂徐纯是杨个人的偏见——也可以说是谬见，他并不能了解徐。我承认，最少徐在中国新诗的过程上的功绩是不可泯的。长之也承认，他近来对杨先生戴的有色眼镜太利害了。杨不是坏人，但不能因为这一点，他一切都好。长之不该为他张目，难道为的在《鞭策》上登一篇稿子就这样作吗?

刚吃完饭，长之又来找我谈，谈的仍是徐志摩。他说自徐死后，这些纪念文字都没谈徐在文坛的价值。我想这也难怪，因为纪念徐志摩的这些人都是他的朋友，蓦地一个亲爱的朋友死了，他们在感情上是怎样大的创伤呵!他们的感悼还写不完呢，谈他的价值，是以后的事了。比如我们一个朋友死了，我们作文章纪念他，这文章登出去，别人一样拿来当艺术品（自然够不上）读，我们这死朋友不必在文坛上或什么坛上有多大价值。长之说，这样还不如印荣哀录或挽联录。这话仍是他的偏见。

后来，他又说，要组织一个德国文学研究会，请杨丙辰作指导。

晚饭后，姜春华君来访，他才从山东回来。谈许久，他说要以后常谈谈。

过午睡了一过午，晚间还是困，真不〈得〉了。

写致遇牧[24]、剑芬信。

理想不管怎样简单，只要肯干，就能成功，“干”能胜过一切困难，一切偏见——这是我读《新月》“志摩纪念号”任鸿隽译的《爱迪生》起的感想，长之释之曰：干者生命力强之谓也。

二十七日

今天是孔子的诞日，偶然从长之的谈话里，我才知道的。

近几日来，大概因为吃东西太多太杂，总觉得胸口里仿佛有东西梗着似的。今天尤其利害，弄得一天不舒服，以后吃东西非要小心不可。这几天来总是阴沉沉的，今天过午又忽淋淋地下起雨来。我觉得非常寂寞，因为岷源进了城了。我跑阅报室跑了好几趟。内田发表狂谬的演说，汪精卫、张学良演的戏……都引不起我的兴趣。我对所谓报屁股或社会新闻（尤其是《上海报》，最近我才开始看《上海报》）倒很感到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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