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y 1 出埃及记

利比亚地图

在中东国家的陆地边境过关，一直觉得需要足够的耐心。这次也是一样。

站在埃及边境站的办公室门外，看着我们三个人的护照被放在桌上，一个看上去五十多岁的官员拿起一本翻了很久，我猜想可能是在找我们的入境图章，这让我产生一些担心，因为我的护照已经差不多盖满了，即便是我自己，要找到从开罗入境的图章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需要非常的仔细。

结果，他把护照放下，开始从身边的窗口接收一叠叠的埃及护照。这些都是在利比亚工作的埃及人，根据利比亚政府的数字，有一百万人，军事冲突开始到现在，他们还在陆续地撤离利比亚的不同城市。

边境站办公楼门口，一批孟加拉国难民正在示威，他们高举着用纸皮做成的标语牌，上面写着：“we want bus.”（我们要巴士。）这些难民已经在这个边境站滞留了差不多两个月。同样的，在突尼斯和利比亚边境，一批孟加拉国难民等待着孟加拉国政府派出巴士，把他们接到市区，登上返乡的飞机。只是，和那些同样滞留在边境站的非洲难民一样，他们的政府无法像中国政府那样，进行大规模、高效率的撤侨行动。他们没有财力，也没有能力，似乎还缺少动力。

办公楼内贴着一张A4纸，上面写着“孟加拉国大使馆”，旁边则是联合国难民署的标志。边境站外有一辆大型的流动厕所，上面醒目地写着联合国难民署，里面相当的整洁，不过只是提供给女性使用。当这些来自非洲的女性难民经过我身边的时候，她们很有礼貌地用阿拉伯语和我打招呼。从外表上看，她们的状态还算不错。旁边的办公楼下，难民署的工作人员正在派发午餐。虽然三餐不是问题，但是这种住在墙边临时搭起的帐篷里面的日子，不知道还要过多久。

看着那位官员似乎根本不打算处理我们护照的样子，我开始焦急，开始敲打玻璃。终于，另外一个年轻一些的官员走了过来。我指着那三本远远地放在桌边的护照，请他是否能够快点处理。其实我最担心的是，这三本护照会不会被混淆在其他护照里面，再也找不到。看着这些官员工作的样子，实在觉得会有这样的可能。

通过办公室的玻璃窗，看到那个年长的官员，拿着我们的护照，和那个年轻的官员比划着。很快，这个年轻的官员拿着护照走了出来，不再带有笑容，很严肃，目光穿越过我，直接和我身后的我的埃及司机用阿拉伯语说话。我听不懂阿拉伯话，但是因为里面有VISA两个字，我有些明白，应该是说我们没有签证。我想解释，持香港特区护照进入埃及，本身就是免签证。但是，司机很怕事地拉扯我，让我跟着他离开。从进入这个办公室开始，司机一直很小心地站在一边，不敢和官员对话。看到我忍耐不住的样子，他会在一边朝我挥挥手，示意我不要着急。

跟着司机上了二楼。因为他只会几个英文单词，所以我无法搞清楚，是说我们没有埃及签证，还是没有利比亚签证。虽然我们是离境，但是根据我旅行的经验，比如坐飞机的话，航空公司如果发现你没有下一站要去的国家的签证，是可以拒绝你登机的。但是我们要去的是利比亚东部，这里已经被反对派控制，再说，所有的记者都是这样进入利比亚的，因为很难从正规途径取得利比亚签证，前往首都的黎波里。

二楼显然是这栋楼里面最高级别官员的办公室。当我们到的时候，他正在打电话。我想敲门，司机马上制止我，看得出来，他很怕因此惹得这名官员不高兴，把事情弄得更糟。

官员的电话很长，眉飞色舞了大约十分钟。就在他打电话的时候，另外一个年轻人走进了他的办公室，在他的对面坐了下来。显然他们是认识的，而且有事情要谈。还好，两个人讲了一半，官员终于把头转向了我们。司机向他解释了情况，递上我们的护照。他看了一眼封面，然后在我们的出境表格上写了一行字，边写边用英文向我们解释：“香港是免签证的。”

我自然陪着笑脸，反正这样的情形遇到了太多次，第一线的官员经常无法分别中国护照和香港特区护照，在找不到签证之后，总要花费不少时间进行解释。也许，对于这些出入境官员来说，他们实在是分不清楚，为何一个国家会有两种不同的护照，而且待遇还不太一样。

走到楼下，我实在是担心自己管不住自己的脾气，于是让司机把护照再交到那个年轻官员的手上。也许是因为有了上级官员的批注，司机显得底气足了很多，不再像刚开始时那样唯唯诺诺。

看着他面对官员的样子，我颇有感触，至少说明在埃及，普通百姓和这些官员之间的关系一点都不平等。这样的场景我并不陌生，在中国的不少地方，人们不也是用这样的神情对待那些公职人员的吗？即便这些公职人员正在做的，只不过是他们份内的事情。但是问题在于，他可以毫无理由地把你撂在一边，不加理睬。当然，这里不算过分。最让我心惊胆颤的，还是每次在莫斯科机场过关，我所知道的最长一次记录，是我的一名香港同行，过关的时候被晾在一边，长达三个小时无人过问。这一点，中国边检的进步真的好快，不管态度还是速度，表现都是一流的，每次过关的时候，我总是要在打分机上摁一下。当然，我从来没有经过陆路边检，不清楚那里会是怎样的。

年轻的官员取走了护照，依然把它放在桌上。负责盖章的那位年长的官员，依然没有采取任何动作的意思。他还在埋头处理那些埃及护照。这回是司机忍不住了，推推我，让我去找那位年轻的官员。我心里暗笑，看来司机的忍耐同样也是有限的，所以已经不再担心我可能冒犯官员。还好，也许是对自己刚才犯的低级错误感到有些愧疚，这名年轻的官员很快把盖完章的护照拿了出来，交到我们手上。

接下来，要找前往班加西的车了。并不是我们想象的，有很多利比亚的车等候在边境上。冲突已经持续了两个多月，进入班加西的记者越来越少，除了像我们这样去替换已经在班加西的同事的记者，倒是离开的越来越多。特别是今天，传来了两名摄影记者在米苏拉塔被炸弹击中的消息，一大早，就有不少记者被总部要求马上离开。

找到了一辆埃及出租车，可以带我们进入利比亚边境十五公里的地方，据说那里有很多到班加西的车辆。那是我见过的最破旧的一辆出租车，没有玻璃窗，甚至没有门把手，开门需要司机利用特殊的技巧。之前我觉得见过的最破旧的出租车应该是在古巴的哈瓦那，我还记得坐进那辆车的时候，头撞到了车顶，因为没有想到车身要比正常的车辆低很多。和哈瓦那的那辆在城市里面咯吱咯吱行驶的出租车不同的是，这辆车看上去虽然更加破烂，开得却一点也不慢。

利比亚关口开了两个窗口。出境的门口排满了人，看上去应该是离开此地的利比亚人，正在等候盖离境的图章。入境的办公室有一张桌子，桌子上放着一份表格，需要手写护照号码、名字，以及出生日期，算是一个记录。我很好奇，里面没有要求写签发护照的国家和地区，光凭这些资料，如何统计有哪些人进入了利比亚？当然，我的这种担心应该很是多余。

我和我的同事的护照上，盖上了利比亚的入境章，但是，看不出这个图章到底是代表利比亚政府还是班加西的过渡政府。总之，和之前进入利比亚的同事们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我们这次算是合法入境了。

当我的这辆绿色的、没有门把手的车到了目的地，马上有十多个司机拥了上来，他们知道生意来了。出租车司机帮我们选择了一个看上去颇为斯文的司机，抄下对方的电话，然后打通埃及司机的电话，让我报平安。我终于明白，我们埃及的司机帮我们找到这个出租车司机之后，两个人在那里说了好久，然后交换电话到底是为了什么。这种方法其实并不能够保障我们的安全。在我看来，在这样陌生的地方，运气才是最重要的。如果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遇人不淑，真的是运气不够好而已。所以，我很相信自己看人的第一感觉，特别是在选择长途司机的时候。而且我也相信，友善地对待别人，总是会有好报的。过去十多年的经验也证明，在陌生的地方，我总会遇到乐于帮助自己的人。

从边境到班加西差不多八百多公里。看沿途的建筑，利比亚这一边，要比从埃及的亚历山大到边境的二百多公里显得富裕一些。这也就解释了，为何会有一百多万埃及人，选择到利比亚工作。因为石油的关系，利比亚是非洲人均GDP最高的国家。利比亚的人口只有六百多万，这也使得它成为人均拥有土地面积最高的国家之一。

司机在路边的一家咖啡馆停了下来，帮我们一人买了一杯卡布奇诺。二十多年意大利的殖民统治，让这里的人养成了喝咖啡的习惯，语言里面也总是夹杂一些意大利语。咖啡馆的外墙是橙色的那种，很有一点意大利西西里岛的风情，这和我们在离开亚历山大前往埃及边境的路边停留的咖啡馆很不一样。那家很明显是做游客生意，有不知道放了多久的糕点，太阳镜，围巾，价格显然是专门针对游客的。为了抵挡进入利比亚之后的风沙，同事买了一条阿拉伯黑白格子的方巾，结果花了八美元。我笑他，这个价钱应该和H&M这样的商店差不多了。到了班加西，发现几乎所有需要的日用品都可以买到，大家很是为自己之前的判断感到好笑，还有点不值。

咖啡很浓郁，比埃及的那家咖啡馆要香滑好多。当时我们已经觉得，在我们从开罗开始赶了四个小时的路程之后，那杯热咖啡已经很不错了。总是要有比较，才会知道好的东西好在哪里，而总是需要有下一个尝试，才会发现原来自己的见识和体验还是太少。

司机拿着我带的地图建议，为了节省时间，我们走撒哈拉沙漠中的近路，不走海边。我发现，很多时候，身体语言，手写的数字，还有一两个英文单词，足够让语言不同的人们对一些重要的事情进行商讨，并且作出决定。这是在陌生的地方，一直让我觉得非常有乐趣的事情。

一进入沙漠，我们就遇到了沙尘暴。一开始很小，飞扬的沙子是透明的，像天上漂浮的云彩。很快，身边的景物变成了橙红色，可以听到沙子拍打在车窗上的声音，眼前就像飞机飞入了厚厚的云层当中，什么也看不见。我侧过头看司机，他偶尔皱皱眉头，看不到任何其他的表情。每次我们从沙尘暴中走出来，都会相视大笑一下，然后很快又会钻进另一个沙尘里面。

这是我第一次经历持续这样长时间的沙尘暴，只有一个担心，就是不知道我们这辆车的油是否足够。我不想发生这样的事情，因为没有汽油，或者是汽车出现故障，而瘫痪在撒哈拉沙漠中间的公路上。我不觉得到时候，会有人可以帮助我们摆脱困境。要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我还是相信：运气。

虽然这只是一辆韩国的二手车，但是在海边的公路上，司机一直保持着160公里左右的速度。好几次，我都感觉我们快要撞到前面的车了，但他每次都能够从容地踩离合变换档位，然后相当顺畅地超过前面的车，扬长而去。从边境到班加西的公路上，绝大多数是韩国和日本的二手车。这和其他一些非洲国家一样，到处都充斥着来自日本、新加坡和韩国的二手车。亚洲的二手车比美国二手车好的地方在于，驾驶的里程毕竟要少很多，也因此显得保养得好一些。在美国城市的二手车市场，虽然可以找到价格相当便宜的二手车，但是看看跑过的里数，再看看外表，总让人觉得这些车不该再出现在公路上。当然，这些被看不上的车，最终会出现在利比亚、博茨瓦纳这样的非洲国家，还有阿富汗、蒙古这些贫困或者正在经历经济发展的地方，它们是这些原本应该报废的二手车的最佳去处。这些地方的人，并不在乎这些车的好坏，而在乎是否有一辆自己能够负担得起的车，不管是怎样的车。

Day 2 初到班加西

班加西广场的英雄纪念碑

每当一个地方出现战乱，陷入无政府状态之后，记者们蜂拥而至，总会有一家或者两家酒店自然而然地成为一个类似新闻中心的地方。新来的记者不需要感到担心，只要住进对的酒店，很快就能够进入工作状态。

2001年采访阿富汗反恐战争，我从塔吉克乘坐直升机到了北方联盟的基地，一个距离喀布尔四个多小时车程的地方。谁都对喀布尔这个城市没有任何印象，就算是和我们同行的经验丰富的两位英国记者。对于绝大多数记者来说，如果不是因为这场反恐战争，很少有机会去关注阿富汗这个地方。不过，我们都知道喀布尔的洲际酒店，因为那是记者们的聚集地。虽然不知道具体的位置，但是知道这是我们进入这个城市的第一个目标。我和我的同事携带的设备太多，只能够分坐两辆出租车。我们约定，最终在洲际酒店会面。

这次的目的地是班加西的乌祖酒店。这里已经变成了一个新闻中心，大堂放了一块巨大的黑板，过渡政府如果有记者会，就会在黑板上写上时间，地点就在乌祖酒店里面。互不相识的记者们显得非常友善，我们抵达的第二天早上，刚刚坐下准备吃早饭，一个背着双肩包、穿着西装、典型记者装束的男子走过来，声音很腼腆：“打扰了，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记者，外面的黑板写了，麦凯恩九点钟在高等法院那里有个活动。”我低头一看表，不到十分钟九点。后来才知道，这个人原来是英国一家媒体公司的工作人员，协助过渡政府协调媒体采访。

昨天晚上刚刚抵达班加西的我，对于整个城市还没有任何方向感，不过职业习惯让我知道，这是自己不应该错过的采访机会。趁着这名同行绕场一圈通知完所有吃早饭的人再次经过我身边时，我叫住他，询问去高等法院需要多长时间。“五分钟，坐出租车，他们都认识。”从他有些诧异的神情看得出来，他意识到我是新到的记者，因为新闻中心就在那里，身为记者，没有理由不知道这个地方。

我本来就打算吃完早饭去新闻中心，因为需要办记者证。和在的黎波里不同，那里的记者算是受到利比亚政府的邀请，可以办理签证。也因为这样，活动范围只是在酒店里面，只能够参加政府安排的集体采访。在班加西，则是从埃及边境过来的拿不到利比亚签证的记者。到过渡政府的新闻中心申请一张记者证，只不过显得正规一些。事实上，采访的过程中，很少有人会检查记者的证件，尤其是我们这些外国人长相，拿着摄影器材的人。

酒店门口排满了出租车，这个时候，外国记者是这个城市最好的顾客和雇主。在酒店大堂，坐满了等候雇主一起出发的司机、翻译，或者是在寻找工作机会的当地人。他们绝大部分很年轻，看到陌生面孔出现在酒店，就会上来询问是否需要翻译或者司机。

这同样很像在喀布尔，我的翻译就是在洲际酒店找到的，当我们在酒店等候同事的时候，一个戴着眼镜的年轻人走上来，询问我们是不是需要翻译。这当然是我们最需要的。在一个语言不通的地方，尤其是当地人英文水平不高的地方，翻译成为我们和当地社会连接的一个重要桥梁。当然，这些翻译的英文水平非常差，在阿富汗，他们都是自学成才，依靠听美国之音广播，而在利比亚也是一样，因为卡扎菲并不鼓励民众学习英文，特别是在1986年卡扎菲遭遇了美国的轰炸之后，民众一直被教育要向西方社会宣战。从2003年开始，国际社会开始陆续取消对利比亚的经济制裁，卡扎菲开始了市场经济改革，利比亚人才有机会接触到西方世界。而互联网，越来越多的阿拉伯语卫星电视，都成为利比亚人了解外部世界的重要渠道。英文也成为年轻人渴望学习的语言，他们没有机会在学校学习，就通过英语广播以及电影和歌曲来学习。

当我们赶到高等法院，麦凯恩的车队已经到了。很像是在拍电影，麦凯恩在过渡政府副主席的陪同下，参观这个现在已经成为类似于埃及解放广场的地方。现场有二十多个拿着利比亚国旗和美国国旗的民众在那里示威，麦凯恩则和这些示威者握手交谈，从镜头上来看，场面很是热闹。

我很好奇，九点钟，加上正好是星期五，伊斯兰世界的休息天，街道上安静得几乎看不到车辆经过，为何会出现这些示威者。等到麦凯恩离开，谜底揭晓，示威人群里的几个女性，本身就是过渡政府的工作人员。看来，这是一个安排给麦凯恩还有我们这些媒体的场面。如果说卡扎菲那边对记者控制得非常严格的话，那么在反对派这一边，至少从现在来看，他们利用媒体进行宣传的手法显然已经非常熟练。麦凯恩的记者会举行前，过渡政府的工作人员紧张地进行会场布置，背景当然是国旗，两旁贴满了写着“自由利比亚”、“一个利比亚，的黎波里是首都”的标语。

不管是过渡政府的成员，还是普通的班加西民众，和他们聊天时你会发现，经过两个月，他们已经习惯了用国际标准的民主、自由、人权来表达自己的诉求。当然不是说他们的这些诉求是虚假的，或者只是为了取得国际社会的更多同情，但是，他们的这种反抗，经济因素是不能忽略的一点。

利比亚每天出口160万桶原油。因为原油的的品质更好，价格也比一些中东国家昂贵。但是，这些出售原油的收入并没有让大部分利比亚人受惠。看看班加西这个城市，道路是破烂的，建筑大部分是破旧的，就算是当地最豪华的五星级酒店，也比不上中国任何一个城市里面的三星级酒店。整个社会似乎停留在中国九十年代初的一些二线城市的水平，看不出政府在城市的基建、公共服务上面有怎样的投入。

当然，这是在班加西，卡扎菲最不喜欢的地方。如果去看的黎波里，至少和我十年前去的时候已经有了巨大的改变，高楼多了，环路有了。最富有的人几乎都集中在首都这个地方。根据美国CIA的统计数字，目前有三分之一的利比亚人依然生活在联合国设定的贫困线以下。虽然在非洲，利比亚的人均收入遥遥领先，但是如果比较的对象变成中东的国家，不要说阿联酋，只要和卡塔尔进行比较，都会让没有富裕起来的利比亚人感到不满和沮丧。

在酒店看到很多熟悉的，但是说不出名字的同行面孔。在阿富汗见过，在伊拉克见过。十多年过去，他们当中有的人头发也已经白了，就好像我自己，身心都已经不是十多年前的那种状态。这应该是好事情，因为想的没有那样复杂，反而能够从容面对。看着那些年轻同行紧张亢奋的样子，终于明白了，经验对于一个人来说，到底有多重要。

遇到一个BBC的同行，一个住在伦敦的利比亚人。在酒店大堂，他主动走过来和我们打招呼。他的眼睫毛长长的，就好像假的那样。后来我的同事告诉我，他被他的眼睛迷住了，呆看了好久。当然，这是中东人的天赋，这里的男男女女都有着一双漂亮的大眼睛，一副长长的像假的一样的眼睫毛。

他说他在班加西已经三个月了。我忽然很同情他，因为我们的这份工作，很多时候并不是大家想象当中那样浪漫。在一个地方呆上三个月，每天都要发掘出不同的新闻，最好还要有足够的新闻价值，这对每个记者都是不小的考验。从我以往的经验来说，一个月已经足够让人烦恼，因为电视记者和报纸不同，需要画面，需要被访者站在镜头面前，而平面媒体则可以有很多的发挥，可以有细节的描绘，可以是关键人士私下透露的一个消息，也可以是自己的一些观察和感悟。我总觉得，如果是平面媒体的文字记者，在一个地方能够呆上一个月或者三个月，那是相当幸运的事情，不是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机会。但是，对于每天都要交功课的电视记者来说，如果每天都是静态的新闻，观众很快就会失去兴趣。这是现实，电视观众很多时候就是喜新厌旧。

我们聊起在米苏拉塔死亡的两名同行。就在我和我的同事抵达班加西的当天晚上，他们的尸体被运回了班加西。死亡是记者这个职业要面临的风险之一，特别是进行战地采访。也因为这样，国外的记者都有高额保险，以及高额收入。特别是一些大媒体，他们的收入是按日计算的，每天有差不多几千美元的报酬，而这些钱，是直接给他们指定的家人。高投入培养出经验丰富的战地记者，但是，即便是身经百战的人，只要是在战场，和死亡的距离就只有一线之差。

他说，他只有一个希望，能够从陆路到的黎波里。这也是我的希望。只要战事平息，这个希望就可以成为现实。但是何时结束，这才是最关键，也是谁也不知道的问题。

他告诉我，BBC正在打算通过海上，将一对采访队偷运到的黎波里。目前，只有官方邀请的记者才能够进入的黎波里。而进入的条件是，必须呆在指定的酒店里面，不能够随便外出，只能够进行官方安排的采访。这很像2003年美国开始向巴格达轰炸，萨达姆还没有倒台的时候。那些日子，陪伴我们的是政府指定的翻译，我们不能够在街头随便拍摄。每天，新闻部会用一辆车安排我们去采访那些政府说是被美军炸毁的平民住宅。至于里面住的到底是怎样的人，没有办法核实。即便是街头采访，翻译也会给我一个标准答案，永远都是如何热爱萨达姆。而这一点，过了好几天之后才发现，因为我去美联社传送稿件的时候，他们的雇员是当地人，他听完原声以及英文翻译之后告诉我，翻译把被访者的意思完全歪曲了。

我明白BBC为何要这样做，因为只有非官方的采访，才有机会看到的黎波里正在发生怎样的事情，也有机会听到的黎波里民众真正发自内心的声音。当然，这样做的风险很大，的黎波里刚刚宣布，抓了一名西班牙记者，而这名记者被允许和父母通电话。在没有合法签证的情况下进入的黎波里，被抓到之后，至少是非法入境的罪名。

想起出发之前看到的一篇的黎波里民众写的博客，这篇博客被翻译成英文，讲述的是他通过自己的玻璃窗，看到的的黎波里街头的情况，题目是《恐惧中的幽默》。虽然不长，但是可以感受到一种压抑。对一些的黎波里的民众来说，这种压抑已经处于临界点，只不过因为恐惧，还没有爆发。

在的黎波里采访的同事，是一个月前在突尼斯拿到的签证。现在，突尼斯的利比亚使馆已经关闭了，北京成了目前还在正常运作的为数不多的利比亚驻外机构。签证官的办公室很小，里面有四五个中方雇员，全部都是年轻的女孩子，她们围着电脑在看网络新闻。想起同事告诉我，的黎波里的新闻官罢工，因为卡扎菲拖欠了他们一个月的工资，结果现金不够，给他们发黄金，不知道这个使馆的运作是否会受到影响？这些女孩子们的工资是不是会受到影响？2003年萨达姆倒台之后，伊拉克驻中国使馆里面就发生过纠纷，领事和大使争吵，结果还开了枪，所幸没有人受伤。

结果我没有等到签证官回来，于是把同事的护照又送去了使馆，拿回了自己的护照，来替换班加西的同事。两边都有记者，这样在篇幅、倾向性方便都可以进行很好的平衡，但是现在，因为的黎波里的同事签证到期只能离开，替换的同事的护照还躺在利比亚驻北京大使馆，只剩下我们一组人在反对派这边。如何不让观众感觉有偏向性，对于我来说，确实是一件需要好好思量的事情。

Day 3 “卷毛大叔”卡扎菲

高等法院墙上的标语

新闻中心在高等法院旁边的大楼内，得经过所谓的安检。之所以用“所谓”这个词，是因为我们这些外国人，可以不经过安检出出入入。

新闻中心有三个年轻的女孩，她们负责为记者们发记者证。离开的同事提醒我们，为了避免麻烦，记者证上不要写中国，因为中国人在当地不太受欢迎，原因是联合国安理会1973法案，中国和俄罗斯投了弃权票。

第一批来的同事自称是韩国人，因为他们拿着法国护照，也就没有人质疑过他们到底从哪里来。第二批同事拿着香港特区护照，特别要求在记者证上写上香港，只是，当我们把护照交给工作人员，然后拿回记者证的时候一看，上面已经写上了“China”。犹豫了一下是否要让对方改正，但是仔细再想，香港本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就算写上香港，其实也颇有些自欺欺人。之后的经验证明，当我们告诉别人来自香港的时候，要么别人不知道香港到底在哪里，要么对方会提醒你，香港难道和中国有区别？

到底有没有区别？2003年的时候，我和我的同事，还有央视的同行一起，离开巴格达，前往叙利亚。我们在公路上遇到了一队来自澳大利亚的士兵，那个时候萨达姆还没有倒台。对方检查我们的证件，看到我们来自香港，马上拿出一副自家人的神态，而看到央视同行的中国护照，马上变得严肃很多，公事公办的样子。

在高等法院旁边的大楼，有一幅标语特别醒目，用中文写着“穆阿迈尔卡扎菲是说谎者”。这样的标语，在埃及的解放广场上面也出现过。这不奇怪，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成员，如果需要联合国授权，中国手中的一票，自然非常的关键。

在过渡政府眼中，虽然希望中国能够做得更多一些，发挥更大的影响力，但是他们更重视的是俄罗斯。在他们看来，俄罗斯俨然成为卡扎菲在联合国的代言人，阻挠着联合国授权北约进一步行动。他们给俄罗斯外交部写了一封信，只不过石沉大海。

虽然听到太多的提醒，不要说自己是中国人，但是走到哪里，都会遇到一些人用中文“你好”和我们打招呼。

在班加西城外，有一大片中国工地，“欢度春节”的红色横幅还挂在工地上面。这是中国公司承建的六千套利比亚政府的廉租房项目。现在，工地静悄悄的，就像这个城市，所有的工程都停了下来，静悄悄的。

新闻中心的玻璃窗都是破烂的，是经历了冲突之后的印迹。不过，墙壁上画了很多色彩鲜艳的漫画，都是关于“卷发大叔”卡扎菲的。卡扎菲的头发现在成了革命者嘲弄的对象，不管是新闻中心里面，还是高等法院周边的围墙上，在城市的不同角落都可以看到“卷发大叔”的画像，最简单的，是用粉笔勾勒出的小朋友的那种涂鸦。也因为他的卷发，让卡扎菲看上去不像利比亚人说的一个独裁者，更像一个具有卡通气质的特型演员。

十年前在利比亚采访，在酒店门口等候卡扎菲，拿着话筒就冲了上去。他身边的人相当紧张，把我们挡在了一边。到现在还记得卡扎菲当时的反应，用手轻轻地把阻挡我们的手拨开，不管是他的动作，还是那种表情，都显得有一点阴柔。其实，这往往是一个人极端自恋的表现。而从他身边的人那种唯唯诺诺的表情又可以看出，这是一个一切都是由他说了算的人。

那次买了好几本卡扎菲语录，绿色的封面，有英文以及阿拉伯语版本。这些书在的黎波里到处可见，就好像大街小巷的建筑物上卡扎菲的个人头像。虽然充满了个人崇拜的味道，但是和伊拉克曾经到处可见的萨达姆雕像不同，显得要民间和随意很多，就像古巴街头切·格瓦拉的头像，似乎民族英雄的感觉要更重一些。

那个时候，利比亚还没有和美国恢复外交关系，卡扎菲也以反美英雄的姿态自居。尽管遭受制裁，但是的黎波里并不闭塞，因为有来自韩国、新加坡以及欧洲的投资和游客，甚至还有美国游客。他们绕道加拿大，拿着另纸签证，为的是来看看这个在他们眼中神秘、还有些邪恶色彩的国家。当然，他们和我们一样，看不到任何特别的地方。

那次，摄影师一时大意，把摄像机的脚架忘记在出租车的后备箱。原本已经做好了再也找不到的打算，却没有想到，第二天，中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把失物送到了我们住的酒店。现在回想起来，能够在毫无头绪的情况下物归原主，经历过的只有两个地方，除了这次，还有一次是在平壤。你可以说是因为民风淳朴，但是从另外的角度，也可以这样想，因为一切都在掌控当中。

1969年，卡扎菲27岁的时候，作为一个低级军官，和他的同事们一起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王朝统治，到现在为止，成为统治时间最长的领导人之一。卡扎菲的行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埃及纳赛尔自由军官行动的影响。和埃及不同的是，1973年，卡扎菲宣布用伊斯兰法取代所有的法律，并且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还创建了“人民武装力量”来保护“革命成果”。

卡扎菲把他的思想称之为“阿拉伯社会主义”，并且取消学校的假期，用来传播他的思想，于是诞生了“绿宝书”。卡扎菲还是一个作家，我看过他的一部小说集的英文版，也是他唯一的一部文学作品：《逃离地狱和其他的故事》。在这些作品里面可以看到，卡扎菲在努力思考哲学问题。

在经济方面，70年代的卡扎菲，允许私人拥有小型企业，所有大型企业则是由政府控制，政府在教育福利的开支方面相当舍得。由于丰富的石油资源，80年代，利比亚曾经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即便是现在，也被联合国视为中等以上收入的国家。和它的邻国埃及，还有突尼斯相比，利比亚的贫富差距并不严重，由于人口少，也不存在就业压力的问题。但是，和穆巴拉克或者本·阿里一样，卡扎菲以及他的家族面临同样的指控，就是在海外有巨额的财富，而这些财富是他们从国内转移资产的结果。

从六年前开始，利比亚开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向市场经济转型。卡扎菲除了开始和欧洲进行交往，特别是和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关系密切之外，他本人也开始注重自己在国际上的形象。让人印象深刻的，当然是他2009年在联合国大会上的演讲。首次亮相的卡扎菲，花了整整96分钟来完成他的演讲。这样的风格，和他的好友、委内瑞拉的查韦斯相当相似。

用国际政治理论来看一个国家发展的轨迹，通常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从制度的延续和发展着眼，比如埃及，虽然穆巴拉克同样被视为独裁专制，但是宪法对于这个国家的未来发展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利比亚不同，需要用另外一种方法，就是从一个领导人的个性来进行预测。这样的国家虽然为数不多，但还是存在，比如委内瑞拉，被反对派赶下台的查韦斯，能够在24小时内快速地翻盘，只有在这种个人强权统治的国家里面才可能发生。也因为两个人的相似性，曾经有猜测，卡扎菲应该投奔他的这位亲密战友去了。

也因为这样，对于联合国的制裁，卡扎菲拒不接受，完全在意料之中。在一个领导者没有权力限制的国家，这样的国际规则并不奏效。而且，对一个沉浸在自己世界中的狂人来说，这些外来的批评和指责是对自己的一种迫害，他必须为保护自己而战斗，不惜一切代价。

和东部民众谈论卡扎菲，撇开争取自由民主这些符合国际视角的描述，更多地集中在经济层面：

“我们每天有160万桶的石油出口，我们只有六百多万人口，卡扎菲只要拿出来一点点给我们，我们的生活就能够好很多。但是，看看我们的城市，没有水泥路，没有路标，没有红绿灯，走了一百多公里，没有任何标志。”

“大学毕业，只能够找到一份二百第纳尔的工作，因为你在政府里面没有关系。只要你认识人，那么就算没有读过书，没有关系，你可以有一份很好的工作，可以有很高的工资，还可能成为读过大学的人的上司。”

利比亚目前是非洲人均GDP最高的国家，但是对于利比亚民众来说，他们看到的是阿联酋，或者卡塔尔。大家拥有同样的石油资源，利比亚的原油因为品质更好，比其他阿拉伯国家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更高，但是不管是城市基建，还是民众生活水平，都无法和这些国家相提并论。利比亚的失业率没有最新的数字，但是和班加西的年轻人聊天，太多人会告诉你，大学毕业之后，如果没有关系，毕业意味着失业。这样的情况，其他城市同样存在。

由于过度依赖外国劳工，特别是在石油行业，加上出口自然资源，导致货币汇率上升，国内工业出口减少，制造业衰退，国家功能几乎失调。卡扎菲口中的社会主义，和他的家族对于国家财富的控制的现实，也让人们对革命的期待变成了现在的不满。这和前苏联有很相似的地方。70年代，人们对这个革命领袖充满期待。但是，随着政权僵化以及国家计划经济无法改善民众的生活，人们的不满开始上升。即便开始了经济改革，民众看到的依然是国富民穷的现实。卡扎菲的非洲主导政策，也造成文化身份认同上的矛盾。

“非洲，卡扎菲要做非洲的皇帝。只有在非洲，他才能够做皇帝。但是，他是个疯子，我们是阿拉伯人，我们属于阿拉伯世界。”

和班加西的民众聊起非洲，他们总是会有这样的反弹。

卡扎菲原本是一个泛阿拉伯主义者，他的偶像是纳赛尔这批埃及自由军官。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他把目光投向了非洲。他给非盟足够的金钱，让他成为了非盟主席，也就是非洲的老大。只是这个老大，经常倚老卖老，让非盟成员总是敢怒不敢言。

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也是东部民众极度不满的原因。就在首都的黎波里出现高楼大厦和城市高速公路之后，班加西这个利比亚第二大的城市，市中心的道路依然坑坑洼洼，街边的楼房水泥已经跌落，最豪华的酒店也已经是暮气沉沉。这是因为卡扎菲不愿意给班加西这些东部城市以财政上的支持，尽管这些地方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

走出新闻中心，遇到一个戴着墨镜的年轻人，他说他曾经在英国读书：“你知道吗，我们这些人都找不到工作，但是你还不能抱怨，因为如果被卡扎菲的人听到，你就会消失，你的家里人还不能够去追问你的下落。”

他滔滔不绝地说了差不多半个小时：“现在，我还是没有工作，但是我觉得很快乐。”

Day 4 遥望的黎波里的最前线

艾季达比耶

身为记者，最想去的还是最前线。于是决定去艾季达比耶，看看现在可以最远走到哪里。

一大早，司机打来电话，很神秘地说，有美国的VIP要去艾季达比耶，军方会出动一组人护送他们，我们可以跟着前往，问我是否愿意。

当然是求之不得。不过，当我们冲到集合地点，很快发现所谓的VIP，是美国一个慈善组织的代表，他和一批班加西妇女一起，要进入沙漠的一个村子，在那里建立一个妇女服务中心。

护送他们的有三辆皮卡，我们被分配坐在其中一辆上面。皮卡是反对派武装的主要装备，运送物资、人员，在上面架设机关枪、火箭炮。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二手车，一下子从民用变成了军用，就好像这些所谓的军人，从来没有接受过军事训练，拿着枪就走上了战场。

和我们一起的是两个年轻人，一上车，其中一个拿出VCD唱片，另外一个拿出一瓶香水，还好心地问我要不要。我的心思不在这上面，我担心的是他们手中的两支枪，我的摄影师也有同样的担心，因为他们的枪口总是时不时地对着我们后坐。我很想知道，他们到底有没有上保险，因为从阿富汗的塔利班到泰国的红衫军，看到太多的这样的场景，非专业的士兵用不标准的姿势拿着枪，时不时会发生走火的意外。

离开班加西大约半个小时，沿途开始出现被摧毁的卡扎菲政府军的装备，有火箭发射器和坦克，还有一些烧焦的普通汽车。反对派武装目前已经控制了艾季达比耶，政府军驻守在艾季达比耶以西四十公里的地方，而反对派武装则在离城往西十八公里的地方。

这些都是北约空袭的结果，大家心里面都明白，如果没有北约的轰炸，三月份政府军一定可以拿下班加西，最多就是把这个城市彻底毁掉。这有点像正在利比亚第三大城市米苏拉塔进行的战斗，政府军轰炸居民区，让人怀疑卡扎菲是否准备要扫平这个城市。如果不是北约不断地轰炸的黎波里以及其他军事设施和地面部队，反对派不可能最终取得米苏拉塔的控制权。

对于北约的轰炸，班加西的民众是欢迎的。街头那些售卖旗帜的摊档，不光是卖班加西的三色旗，也包括所有北约成员国的国旗。1986年，美国轰炸的黎波里以及班加西时，利比亚人是极度痛恨美帝国主义的。那个时候，没有卫星电视，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每天，人们通过唯一的一个频道，听到的就是卡扎菲的声音，以及他对美国的怒吼。

现在不同了，人们装了卫星天线，可以收看太多的阿拉伯频道，还能够通过网络了解外面的世界。这是利比亚在联合国取消了制裁之后，开始进行经济改革开放带来的结果。尽管卡扎菲并不鼓励人们学习外语，在利比亚也看不到任何外国的品牌和连锁店，但是，这里的年轻人通过英文电台，通过看英文电影，听英文歌曲，自学成才，对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只要他们愿意了解，可以知道得相当清楚。

大约四十分钟之后，我们在一个加油站停了下来。原来三辆皮卡都忘记了加油，而油箱里面剩下的油，是不够我们走完余下的路程的。不过，加油站的油箱也已经空了。战争打响之后，政府军轰炸了被反对派控制的四个油田，这些设备要进行修复，恢复生产至少还需要四个星期的时间。现在，整个反对派控制的东部地区，所有的燃油都是依靠从卡塔尔进口。当然，反对派政府没有钱，卡塔尔慷慨地提供无偿援助。

于是，我们向下一个油站进发，而这已经是最后一个选择了，因为政府军炸毁了艾季达比耶的供电系统。排队的车辆很多，只是大家都不知道，送油的油罐车还需要多少时间才到。

不过大家显得并不着急，在中东，首先需要学会的一件事情就是不要着急，就算是打仗也是一样。我其实有些不明白，既然知道有长途旅行，至少应该提前为汽车加油，但是一想到所有的这些人，除了穿着迷彩服的那个带队军官还颇有职业军人的样子，其他士兵想必连加油这个问题想都没有想过。

一个小时之后，车队终于可以上路了。因为加满了油的关系，司机显得更加轻松，我这才发现，他的车速一直保持在160公里以上，而且很多时候，他的两只手都不在方向盘上，不是在打电话，就是在做别的事情。

油价在当地，差不多一元人民币一公升，比买一瓶矿泉水还要便宜。在完全依赖卡塔尔进口石油的东部地区，维持这样的价格需要足够的财力支持。对于过渡政府来说，如果物价上升得太快，在战事胶着，谁也不知道需要持续多久的时候，会成为一个巨大的不稳定因素，因为谁也无法预期，普通的民众可以等待多久。稳定物价需要资金，也因为这样，除了向卡塔尔这样的国家进行借贷之外，法国已经决定，把他们冻结的卡扎菲的资产转移给过渡政府，并且鼓励其他政府也这样做。

资金对于一个政府来说当然重要，就在我们出发前几天，的黎波里的同事告诉我，卡扎菲的新闻官员们罢工了，原因是一个多月没有拿到工资了。因为缺乏现金，卡扎菲开始给公务员发黄金。但是，对于这些公务员来说，这个时候，黄金实在是太不实用了。

听到这个消息，我想到了利比亚驻北京使馆的那些官员们，甚至开始有些担心那些年轻的中国雇员，他们的收入是不是会受到这场战争的影响？

在进入艾季达比耶的路口，我们坐回了自己司机的车，我们的目标是城市的另外一头。从进入城区开始，路上没有一辆车，没有一个人，这个原本有十三万人口的省会城市安静得像鬼城一样，沿途是被炸烂的店铺、汽车。司机开得很快，他说，政府军的狙击手，很有可能隐藏在那些居民楼里面。

这样的场景似曾相识，2003年在巴格达，看到太多被炸弹击中的民居，就是这样的一片狼藉。我们选择在清真寺前停车，司机拿着他的AK47下了车。我知道他是为了安全，但是，没有他这把枪的话，我们可能会更加安全一些，因为这样更容易成为政府军的目标，如果他们真的藏匿在某个地方的话。

城市响起从清真寺里面传出的祈祷声，穿透死一样的寂静，让人感觉到一种肃穆。阳光下，一座居民住宅边的红色植物开满了花，也为这个城市带来点点的生气。

“这里每天五次的祈祷是从来没有停止过的，”我们在清真寺遇到一个当地的居民，他每天都要走到这里祈祷，就算政府军和反对派争持激烈的时候也不例外，“食物不够，不过有慈善团体会送些东西过来。不用害怕政府军的狙击手，如果有，我们会抓到他们。”他说，这个城市现在只剩下一些男人。因为政府军炸毁了当地的供电设施，没有电，晚上漆黑一片，很不安全。抢劫，偷窃，“那些都是我们自己人。”说到最后，他显得有些尴尬。

自己人，当然是相对政府军或者卡扎菲的效忠者。当生存成为问题的时候，自己人和敌人已经没有了明确的分界。即便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即便是古兰经教诲人们偷窃和抢劫是严重的罪行，在饥饿以及贫穷面前，这些劝诫已经无法给与足够的精神支撑。

2003年，萨达姆倒台之后，我和我的同事们忙着做的新闻，是在巴格达出现的公开的抢劫和偷窃。人们进入学校、办公大楼，拿走所有可以拿走的东西，尽管其中的一些，至少在当时，看不出来有哪些派得上用场的地方。

尽管班加西或艾季达比耶这样的城市存在偷窃抢劫这样的事情，但是，和巴格达完全不同的是，你可以感觉到，这里有更多的人在主动地让城市运转着。就在清真寺的对面，一辆垃圾车停在路边，几个穿着工作服的人正在清理垃圾。这和当下的情形显得格格不入，却又真实地在那里存在着。他们都是志愿者，自发地为这个城市做一些事情。

同样的情境也出现在班加西。

虽然负责清洁城市的那些埃及籍的劳工都已经离开，城市的不少地方堆满了垃圾，去一些餐厅吃饭的时候必须时刻和苍蝇进行斗争，但是，这个城市同样有不分年龄的志愿者，他们在清洁不同的社区。不过，这个城市的基建真的很糟糕，即便是看上去不错的小区，居然没有一条像样的道路。

看得出来，卡扎菲政府在这个城市的基础建设上的投入相当吝啬。艾季达比耶也是一样，就算没有轰炸，城市也满目疮痍，住宅小区的水管暴露在露天，道路坑洼不平。

我们早上出发的地方，原来是一所学校，不过因为革命，学校全部停课了。但是，这所学校的礼堂非常热闹，一批年轻人在这里自发地设立了一个城市协调中心，里面用桌子分成不同的类别：征集志愿者清理垃圾的，为有需要的人提供医疗援助的，为女性提供帮助的。

这样的情景让那个来自美国的慈善组织的代表赞叹不已，他说，其实这些人根本没有非政府组织NGO这样的概念，但是他们却做得比很多NGO还要出色。

我想，这是因为这些利比亚的年轻人，他们通过互联网对外部世界有了更多的了解，开阔的视野决定了他们的胸怀以及素养，让他们懂得一个公民应该如何承担责任。也因为这样，他们更敢于向卡扎菲争取权利。

但是2003年的伊拉克，那里的民众一直生活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面，他们所面对的改变不是利比亚这样发自内里，而是来自于外力。他们被动地接受变革，这让他们在改变刚开始的时候显得有些手足无措。

今天的利比亚不同，这里的人们为了这一天等待了很久，他们一直以来有这样的期待，他们期望和外面世界的那些年轻人一样，可以自由地表达，可以畅所欲言，可以参与到国家的发展当中。当他们自己争取的变革来临的时候，他们会珍惜，他们也有准备。

在艾季达比耶的城西，反对派设立了一个封锁线，我们不能够继续向前，因为他们并不愿意在这个时候让记者冒太大的风险，而在战争时期，他们也知道自己缺乏能力保护记者。

封锁线边上，停着好几辆救护车，这是当地医护人员自愿来到这里，随时准备救护前线的伤者。虽然这些反对派武装，除了一部分是倒戈的军人，大部分都是平民，甚至可以用乌合之众来形容，但是他们有着共同的目标，他们的表现可以超出常人预期。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样的景象并不让人陌生，当年共产党可以战胜国民党的正规部队，仔细想想里面的原因，是不是和现在也有一点点的相似？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当革命开始之后，这算不算一条规律？

Day 5 两个利比亚司机

意大利餐厅的披萨

对于我来说，今天是非常纠结的一天，我必须在两个司机兼翻译里面做出一个选择。送同事回埃及的司机兼翻译哈迈德回到了班加西，而就在他送同事离开的同时，我们有另外一个司机兼翻译阿哈迈德。

同事介绍过两个人的区别，哈迈德是我们第一批同事抵达时就开始合作的，他的祖父是过渡政府军事委员会的负责人，这使得他有一些便利，比如同事的访问就是通过他来安排。但是他有一个缺点，那就是并不主动，所有的事情必须交代得清清楚楚。

阿哈迈德则非常聪明，消息也很灵通，但是过于有主见，容易失控。这一点我们已经见识过，第一天合作，让他四点钟到酒店，迟迟不见人影，打电话过去，他说他有任务，于是只能够另找一辆出租车到目的地。但是，他真的非常专业。到医院采访，应该带着新闻中心的证明，他却能够带着我们通行无阻，不仅快速地帮我们找到来自米苏拉塔的伤者，还不忘提醒我，是不是应该采访一个医生谈谈情况？

阿哈迈德的车里面总是放着一枝AK47，他的手机里面有他穿着军装、拿着枪的照片，还有这样那样的片段：被抓到的雇佣兵，投降的卡扎菲女子保镖队的教练，被政府军打死的不愿意高呼拥护卡扎菲口号的医生。他会在第二天给我们讲述头天晚上的行动，比如他们在从艾季达比耶通往班加西的沙漠上抓到了一个卡扎菲的人，他正准备潜回自己班加西的家，组织雇佣兵。他们把他押回他的家，搜出几张乍得雇佣兵的照片，几张支票。他会一边讲述，一边给我看手机里面的影片。

对于这些，出于记者的谨慎，我不会完全相信，因为这都是他一个人的描述，虽然有画面，但是时间地点人物，我完全没有渠道进行查证，只能够当成精彩的故事来听。

阿哈迈德31岁，没有工作，他的收入来自于二手车交易。他从美国进口二手车，他的英语也是在做生意的过程中练出来的。他在市中心买了一个公寓房子，二百多平方米，花了十多万第纳尔，差不多七八十万人民币。在当地的年轻人里面，他至少在经济上算是成功。他的女朋友是一个大学生，原本已经准备结婚，但是因为这场变革，婚礼要推后了。

我们在餐厅吃饭，听到他用温柔的语气打电话，猜想他应该是在和女朋友通话。他笑着对我说：“我告诉女朋友，我和另外一个女孩子现在正在餐厅，她嫉妒死了。”

在利比亚，女孩子一般20岁左右结婚，如果超过28岁还没有嫁出去，大家都会替她着急，包括她自己。至于男孩子，如果没有房子，没有车子，没有一定的储蓄，结婚成家显然有些困难，这也就是男性的结婚年龄，一般是在30多岁到40多岁，因为这个时候的他们，才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婚礼是非常费钱的，要为亲朋好友提供七天的膳食。

在目前的状态下，不管是私营公司，还是国营公司，或者是自雇人士，所有的生意都停顿下来了，只有开支，没有收入。因此，做记者的司机兼翻译是当地人收入最高的工作。所以，在我们下榻酒店的墙壁上，总是会有寻找工作的招贴。

最后，我还是决定和哈迈德合作，毕竟从我们的同事进入利比亚的第一天起，他就和他们在一起。

哈迈德是一个建筑工程师，在当地的一家建筑公司刚刚工作一个月，月薪有八百元，算是高薪。但是，还差三天就可以拿到工资的时候，示威开始了。现在，公司暂时关门，老板不知行踪，他白打了一个月的工。

和阿哈迈德不同，哈迈德温文有礼，对生活细节很是讲究。正因为这样，我们终于可以在班加西算是最好的餐厅之一吃饭。之前阿哈迈德总是带我们到街边的小店，苍蝇在我们的食物周围转来转去，尽管这样，还是觉得小店的食物比我们住的酒店要吸引人得多，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我和我的同事都拉了好几次肚子。

就像在喀布尔，或者巴格达，或者是某一个非洲穷困的国家，总是能够找到一家像样的餐厅，甚至超过我们对于这个城市的想象。这是一家意大利餐厅，厨师已经离开，可以选择的食谱已经不多。价格并不便宜，一份主食二十第纳尔，相当于当地普通人一个月工资的十分之一。

餐厅有宽敞的空间，天花板上有巨大的水晶吊灯，仔细看，应该是来自中国的仿制品。还有雕花的屏风，这是因为，如果一些女顾客觉得需要隐私的话，可以把屏风拉开，把她们和其他顾客隔开。

每次过来，不管什么时间，总是会有一两桌其他的顾客，每次都是女性居多。她们最喜欢的，是这里巨大的披萨。而每次我们总会无端地操心和讨论，她们能不能够把这个披萨吃完。

在这家餐厅里面最享受的，是每次餐后的热茶，只是很可惜，第一次绿茶里面放上了新鲜的薄荷叶，之后就没有了。店主说，这些薄荷叶来自外地，现在打仗，道路不通，所以暂时没有了。

餐厅的对面有一个超级市场。刚刚到这个城市的时候，很担心城市里面的供应，所以同事特地从香港带了一箱方便面过来。但是走进超市，就会觉得放心，因为从食品到日用品，都有足够的选择。超市的陈列和香港的大型超市没有太大的区别，真的要进行比较的话，那就是这里有足够的空间，货架上的货品种类不需要像香港那样摆得密密麻麻。

不过，日用品可供选择的品牌并不多，拿洗发水来说，也就是三四个牌子。这里的外国商品并不多见，没有外国品牌的连锁店，却有很多模仿那些外国品牌的本地商店。比如在一家专门卖黎巴嫩烤鸡的快餐店，商店的餐牌上写着KFC，也就是炸鸡，当然在整个利比亚，是没有叫做“肯德基”的连锁店的。

街头有很多服装店，不用猜，这些服装都是中国制造。服装的款式很多样，从传统的女性长袍，到坦胸露背的晚装，应有尽有。虽然没有专卖店，却能够找到你想象得到的任何牌子。哈迈德带着贴着乔治阿玛尼标签的太阳帽，当然，这也是中国制造的商品，他花了二十个第纳尔在城里的一家商店里面找到的。

哈迈德花了三百元租了当地的一套房子，和他的妻子还有母亲住在一起。他的妻子是他的一个表亲，多年前和父母一起移居美国。他的岳父参加了利比亚和乍得之间的战争，战争结束之后被驱逐出境。他的妻子在美国读完大学之后回到了利比亚，两个人刚刚结婚不久。

他的家坐落在距离市中心大约十五分钟车程的一个居民区之内，当车子从大路上转弯进入小区，走的是一条泥土路。这并不令人吃惊，在班加西，在很多的住宅区可以看到这样的土路。在过去四十二年中，的黎波里的中央政府并没有给班加西政府太多的财政支持，这个城市的基础建设依然停留在四十二年前的水平。即便是在市中心，道路也是坑坑洼洼的。但是，这里的民众相信，其实政府有足够的钱，每天160万桶的原油，谁都算得出来，国库每天能够收到多少现金。

班加西是一个天然资源相当优越的城市。从埃及边境进入利比亚，沿着地中海，你会觉得这里完全可以成为天堂一样的地方。但是很可惜，这里没有希腊小岛上那些精致的房子，也没有像西班牙的马拉加那样，沿着海边，那些一个个让人向往自己退休生活的小镇。

这里的海水清澈而宁静。从班加西市中心向西，沿着海边开出十分钟左右的路程，就可以看到绿色的海水，没有受到一点点的污染。但是，路边的那些楼房大部分显得残旧不堪。

日落之后，人们坐在海边享受咖啡和热茶。那些随便放在屋前的塑料凳子、简易桌子，那些不规则的房子和尘土飞扬的街道，让我忽然想到了北戴河，也许是因为它们有着相当接近的地方：粗糙简陋，缺乏规划。

哈迈德住的地方有两百多平方米，这让我们香港的同事羡慕不已。我们不断地向哈迈德灌输香港的楼价有多贵：“在市中心，这样一套房子的租金，至少要六千美元，就算在北京，也至少要三千美元。”

利比亚是一个人口密度很低的国家，人均拥有的土地面积在全世界算是最高。在班加西市中心，都可以看到大片大片空置的土地。私人可以购买土地，并且永久拥有。但是，对于大部分利比亚人来说，土地的价格，是他们依靠工资收入，一辈子都承担不起的。

和其他地方一样，班加西也有很多富人。富人区的房子和普通人家不同的地方在于，门口有着平坦的水泥路，房子是独门独户的别墅，院子里面的花草得到了精心的照料。车库里面往往停着不止一辆私家车，虽然都是二手车，一般都是欧洲的品牌。

车子在利比亚算不上是奢侈品，几千第纳尔甚至更加便宜，就可以买到一辆二手车。

因为产油，这里的汽油非常便宜。即便因为四个油田都遭到了政府军的轰炸，炼油厂的设备需要进行维修，东部地区的汽油全部依赖卡塔尔进口，油站的价格依然维持了冲突前的水平，差不多一块钱人民币一公升。

因为刚刚从日本采访回来，对于汽油短缺的情况并不会觉得惊讶，也看惯了加油站前的车龙，而这里的情况，事实上比日本灾区要好太多。虽然需要每天等待加油车到每个油站装满油，但是，过渡政府显然已经能够保障东部地区汽油的供应。

如果不是因为过渡政府自己透露的信息，没有人会知道班加西正面临电力供应不足的问题，因为每到晚上，人们开始开车外出，白天关门的商店也开始做生意，尽管没有多少人有钱可以去买日用品和食物以外的东西。人们聚集在高等法院前的广场，那里灯火通明。由于没有可燃气体，电厂需要使用同样是从卡塔尔进口的柴油。记者问过渡政府的官员，既然电力不足，为何不鼓励大家节约用电？官员说，这是因为我们要向卡扎菲显示，我们有能力让这个城市正常运作。

班加西的这些富人，他们的财富积累和利比亚其他地方的富人们一样，不少是因为他们和政府的密切关系，比方说，拿到政府的各种项目。但是在这次变革当中，他们还是选择站到了反对派这一边，正如一批卡扎菲政府的官员，他们很早就站了出来，和卡扎菲政府决裂。这样的选择只能够说明一点，在利比亚即便拥有财富和权力，也并不意味着就拥有安全感，在缺乏基本权利的地方，他们所拥有的这一切，很可能会在一瞬间被剥夺。

这一次，他们也在保护自己的权利和自由，为了在未来有更加稳定富足的生活。

Day 6 意大利的殖民史

公路边的咖啡馆

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电视机，看BBC新闻。

卡扎菲的政府轰炸了当地的电信公司。工程人员抢修之后，只救活了一家电信公司，而且这个092字头的电话，只能和092的电话相互通话，不能打长途电话，其他电话也无法打入。相对而言，的黎波里的通讯情况就要好很多，091字头的电话可以畅通无阻地打长途电话。因为这样，来到班加西，和外界的联系就需要依靠卫星电话。酒店的网络虽然缓慢，但是至少在早上，当大多数的班加西人还在睡觉的时候，上网还算顺利。

手机成了东部地区人们之间，包括我们这些记者和当地人之间联系的最便捷的工具，SIM卡在当地开始供不应求。新号码由的黎波里的公司总部提供，这里的工程师只是恢复它的通话功能，好处是公司总部在的黎波里，原本一分钟0.25第纳尔的通话费，没有人来计算账单了。

SIM卡从原来的五个第纳尔，炒到了现在的一百美元一张。我是向酒店大堂商店的老板买的。交易的过程有些诡异，老板收了钱，然后叫来坐在大堂的一个年轻人，两个嘀咕了一阵之后，年轻人离开酒店，十多分钟之后，拿来了两张SIM卡。

SIM卡非常破旧，背后的公司标志已经磨损得看不清楚。我们开始使用之后，麻烦也接踵而至，虽然我们已经在猜想，这些SIM卡到底来自哪里，偷的？抢的？甚至猜想是不是那些死去的人曾经使用的。电话每天不停地响起，都是我们听不懂的阿拉伯话。最后交给翻译接听，才知道对方的意思是，这个电话号码是他们的亲人的，由于电话被偷了，于是认定我们是小偷。这是我们预期之中的情形，但是真的发生了，却又觉得很无奈，只是很好奇，那个商店的老板是否知道这些SIM卡的来历？那个酒店大堂的年轻人是不是集团的一员？只是，这样的事情，不要说在一个无政府状态的城市，就算是在我们日常生活的地方，也不可避免地发生着。

看电视，成为我了解当地以及周边国家最新状况的最快途径。有很多阿拉伯语频道，特别是半岛，消息更快更多，但是很可惜，没有半岛英文频道，而我不懂阿拉伯语。当然，凭借画面，加上经验，基本可以猜测到大概的意思。最有趣的还是，刚刚看完BBC记者的现场直播，几分钟之后，大家就在酒店的大堂碰面。这样的情形也经常发生在自己身上，只要是能够收看凤凰的话。

这些天，利比亚的新闻已经被叙利亚以及也门所替代。叙利亚政府向示威者开枪，也门总统宣布在一个月内下台，但是民众依然不满意。看着电视画面，很有些风起云涌的感觉。关于利比亚的新闻不多，北约继续轰炸的黎波里。最新的消息，是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在和美国总统奥巴马通话之后，同意加入北约的军事行动之中。虽然意大利承认了班加西过渡政府，但是一直没有派飞机参加北约的空袭。这并不让人奇怪，贝卢斯科尼被认为是和卡扎菲私交最好的西方领导人，意大利四分之一的进口石油来自利比亚，意大利还是利比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当然，和班加西民众聊起来，他们会告诉你，这不是意大利和利比亚的关系，而是意大利和卡扎菲的关系。

虽然战争在进行之中，但是对于利比亚人来说，有一件事情还是要做的，就是喝意大利咖啡，不管是埃斯波苏还是卡布奇诺，就算在长途公路旁的休息站，也会有相当不错的意大利咖啡供应。就在我住的酒店大堂，装咖啡的是一个红色的小纸杯，上面写着“咖啡巨头”，嗯，这个名字还挺不错的，是吧？

咖啡是意大利人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好东西，当然，还有一样就是意大利披萨。我们经常去吃饭的意大利餐厅，意大利厨师已经离开了，不过当地的厨师已经充分掌握了炮制披萨的技术。当披萨端出来的时候，我和我的同事都被它的尺寸震惊了，我们很怀疑我们几个人是不是可以消灭它。环顾四周，三个利比亚年轻女子，她们面前就放着一个和我们一样大的披萨，而且只剩下了最后一块。

1912年到1927年，利比亚被称为意大利北非。1927年到1934年，利比亚领土被分成了东西两块，均由意大利总督管理。当时，十五万意大利人在利比亚定居，逐渐的，在利比亚的人口里面占了20%，这也就是为何利比亚人里面，不少人看上去和欧洲人相当接近的缘故。利比亚这个名字，是意大利在1934年开始正式使用的。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利比亚人开始反抗意大利的殖民统治，代表人物是奥马尔以及之后的塞德努斯国王一世。在班加西，到处可以看到奥马尔的头像，和王国的旗帜放在一起。在利比亚钱币上，也有奥马尔的头像，即便是卡扎菲，也把奥马尔视为国父。

意大利人没有像英国人或者法国人那样，在埃及或者是突尼斯推广自己的语言，他们的殖民统治显然要粗暴得多，也因为这样，虽然利比亚人讲话的时候，会夹杂一些意大利词汇，却没有人会说意大利语。1928年到1932年期间，意大利军方屠杀了大批贝都因人，大部分是在集中营里面因为饥饿而死亡。意大利的一名历史学家詹蒂莱估计，死亡人数大约在五万。

对于这段历史，殖民政府从来都没有掩饰过。2008年，就在班加西，利比亚和意大利签署协议，意大利政府提供五十万美元的战争赔偿。这个时候，西方已经取消了对利比亚的经济制裁，卡扎菲也开始进行经济改革。2009年，贝卢斯科尼成为第一个访问利比亚的西方领导人。一个月之后，卡扎菲访问意大利，并且作为非盟主席出席了在意大利举行的八大工业国峰会。当然，因为他的出席，引发了人权团体的强烈抗议。

心血来潮，我觉得应该去班加西的意大利大使馆看看。这个使馆和这次利比亚的革命有着太直接的关系。2006年的2月17日，一批民众来到意大利使馆门口抗议，因为一个意大利人身穿印有被全世界穆斯林视为亵渎真主的丹麦画家的漫画的外套，在班加西招摇而过。一个只有十四岁的男孩爬上使馆大楼的屋顶，要把意大利旗帜拿下，政府军开枪，引发了冲突。总共有十四个平民在这场冲突中死亡。这一天，被当地人称为“意大利使馆日”，也叫做“愤怒日”。

今年的2月17日，在这个事件发生五周年之后，人们聚集在街头，纪念那些被政府军枪杀的民众。结果，这一天，成为了这场革命的开始。

当我来到使馆大楼前的时候，一批当地民众正在粉刷使馆外墙。这些人都是当年那些死者的家属，还有代表他们的律师。在那次冲突之后，这栋楼就被空置到现在，外墙涂满了标语。当然，这肯定是这两个月以来的结果，之前谁也不敢在公共场合用这样的方式进行表达。

他们很认真地把外墙的标语用粉红色和黄色的颜料涂干净，很快，临街的外墙变得簇新整洁，和周边那些建筑显得格格不入。大楼的楼顶，意大利旗帜在风中飘扬。他们说，现在和意大利的关系有了一个新的开始，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欢迎意大利使馆再回到班加西。

这一直是让我觉得这场在中东的革命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在一些人看来，这些反对派们，站在西方阵营，把西方的干预引入自己的国家。但是，如果看仔细一些的话，会发现，虽然他们欢迎西方的介入，尤其是在军事上的协助，但更多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对于这些国家来说，更加希望的当然是来自阿拉伯联盟的支持，但是如果再问他们，到底是应该由阿拉伯国家还是西方来主导，他们当中的意见又相当的分歧。

BBC在多哈举行的一场辩论，就是这样一个主题。班加西过渡政府更希望，阿拉伯联盟能够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埃及、土耳其能够担当起领导的角色。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些国家并没有太大的参与的意愿。而这正是反对者的理由，因为这些国家本身的能力、实力，特别是它们是否有这样的政治意愿，还是一个问题。因为不少阿拉伯国家本身并不民主，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去主导一场民主运动？

大家争论的一点是，北约的空袭如果由阿拉伯国家主导，死亡的平民会不会更多？这一点，就连坚持应该由阿拉伯联盟主导的一方也承认，不是没有这样的可能性。走在班加西的街头，和一个班加西民众随便聊天，他们也觉得，如果要和卡扎菲的政府军抗衡，北约一定会比其他的阿拉伯国家表现得更加有效，可以更好地保护平民。

这些日子，当大家谈到利比亚反对派的时候，不少人会觉得，他们都是西方的代言人。在BBC的那场辩论会上，一个埃及的大学生就认为，这些反对派中的大部分人应该都是拿着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钱的，当然，他只是猜测，并没有任何证据。

班加西开始的革命，原因非常简单，人们只是为了悼念那些死亡的人，而这些死亡的人，只是希望能够在公开场合表达自己的不满，并不是针对政府，却招致了杀身之祸。

利比亚人抵抗意大利人的统治，源自殖民政府在20世纪30年代针对本地人的强迫移民、饥荒、瘟疫等等种族屠杀行为，是因为压迫而产生的反抗。如果说当年的反殖民抗争有着它的正当性，那么人们这次走上街头，争取的是个人的基本权利、更多的言论自由以及免于恐惧的自由。

这些日子，每天晚上都没有办法睡好，因为每天凌晨，酒店的窗外总是会传来轮胎刺耳的尖叫声、枪声以及炮弹的声音。

我知道有的是因为年轻人精力充沛，他们每天挥舞着代表革命的黑红绿三色旗，高喊着口号在城市的大街小巷穿过，看到我们这些外国人，就一定会举起V字型手势，偶尔还会向天开枪，算是庆祝，打个招呼。即便是晚上，他们也会用向天开枪的方式释放压力，也算是为自己加油。而刺耳的轮胎，则是他们的另一种娱乐方式，那就是在高速公路上为了革命进行街头赛车，毕竟他们年轻。

但是，有些枪声，尤其是连续不断的枪声，则说明附近正在进行枪战。就算是反对派已经牢牢掌握的班加西，人们还是担心革命委员会成员以及其他的卡扎菲的支持者，因为他们就在城市里面。司机指着路边晒着太阳的几个男子说：“其实，谁知道里面是不是有革命委员会的人呢，他们总是深藏不露。”

在酒店附近的一个高尚住宅区，有一栋被烧焦的房子特别引人注目，每次经过那里，我总会多看几眼。终于忍不住问司机，这是谁的家？司机眼睛看着前方，告诉我，这是革命委员会女人的家。

革命委员会（al-lijan al-thawriyah），是卡扎菲无孔不入的安全情报机构里面的一种。这些人对卡扎菲的忠诚在很多人眼里会觉得近似疯狂。就在80年代，卡扎菲在班加西的大学里面，公开用上吊的方式处决反对他的教授，那个革命委员会的女人，在确认对方已经死亡之后，还上去用手臂扭断死者的脖子。也因为她的忠诚，在她结婚的时候，卡扎菲出席了她的婚礼。

看着那栋被烧焦的房子，我的脑中产生了太多的问题：被压迫了太久的人们，当他们拿起武器进行革命的时候，又有谁来保证不会出现滥用私刑的事情？谁来保障效忠卡扎菲的人们的权利？难道这种对立，只有武力才能够解决？社会如何和解？如何不再自己人伤害自己人呢？

Day 7 办报纸的年轻人

班加西的英雄：第一辆自发冒着生命危险抢救遭到枪击的示威者的车

约好了采访几个年轻人，他们自己做了一份报纸。

在利比亚，一直以来只有国营媒体：一家国营电视台，有三个频道，包括一个体育频道、三份报纸。和当地人说起这些电视频道，他们说，只要卡扎菲出来讲话，所有频道节目都会暂停，播放同样的画面，即便球赛正在进行当中。

当地人说，多亏有了卫星电视。

卡扎菲的儿子赛义夫，曾经搞过一个电视台。在英国接受教育的他，被视为头脑开放的改革派。不过很可惜，尽管他是卡扎菲的儿子，这家电视台并没有生存太长的时间。他办的两家报纸倒是生存下来了，只是和国营报纸并没有分别，当然，这也是这两份报纸最终能够生存下来的原因。

现在，在班加西，街头报贩在车流之间穿梭卖报，数一下，至少有四份报纸，这还没有算各种各样的周刊、周报。城市还没有恢复正常，媒体忽然变得活跃起来，说不定会是最先复活和发展的一个行业。

这样的情形并不陌生。2002年底去阿富汗，喀布尔已经有了几家电台，女性也开始在电视台出现，这在2001年11月之前属于不可思议的事情。同样在巴格达，也就在萨达姆倒台之后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街头出现了只有一版的报纸，在茶馆，人们一边喝着阿拉伯红茶，一边饥渴地读着这些印刷粗糙的报纸，这成了人们了解自己的国家正在发生什么事情的主要途径。

遇到这些年轻人是一个偶然。

我们在酒店吃晚饭，两个年轻人走过来，用流利的英文自我介绍：“我们是记者，我们正在做一个调查，能否花你们几分钟时间？”

他们的英文没有口音，长着一张轮廓清晰俊俏的脸，更接近白种人的样子。经过了欧洲殖民统治的利比亚，这样的人很多，卡扎菲的儿子赛义夫，就有个外号叫做“欧洲人”。我的两个男性同事，事后都不断地赞叹他们的帅气。

“你到我们的国家，最有兴趣的是什么？”这是他们的第一个问题，其中一个男孩拿着笔，准备记录我们的答案。

“我不知道如何回答你们的问题，我们是记者，我们对任何事情都感兴趣。”他们的问题让我很为难，问题过于宽泛，似乎更应该问游客，不过谁都知道，在这个时刻，不会有游客来到这个地方。

“到目前为止，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男孩听到我的答案，显得颇为失望，但还是继续尝试。

“我们是记者，我们的工作就是记录我们看到的东西，所以很难告诉你，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因为从工作的层面，我们不应该有这样的想法。至于私人层面，我们还在了解这个地方。”他们的问题，让我不自觉地开始用老师上课的口气。他们让我想到自己在浸会大学教的那些来自中国内地的学生，一开始的时候，他们的提问就是这样的方式和风格。当然，这源自于一种相当接近的思维方式。

两个年轻人站在那里，不知道是不是应该继续他们的调查。很快我们的身份开始掉转，我变成了提问者，因为我对他们充满了兴趣，两个利比亚大学生，能够讲流利的英文，自己在办报纸，这和我自己对利比亚年轻人的想象有太大的距离。

他们的办公室在一座政府大楼里面，左拐右拐，推开门，宽敞的大厅分隔成了好几个办公区域，从这些办公区域的布置看得出来，这些都是媒体，有报纸、杂志，还有电台。每个办公区域都有几个年轻人在那里工作，和街头那些拿着枪、挥舞着三色革命旗帜的年轻人比较，他们显然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而身上的穿着显示出家境都很不错。

那两个年轻人还没有出现，我就被他们办公区域旁边的一群年轻女孩吸引住了。她们正围着电脑在讨论着什么。她们办公区域的标志是英文的，是一份周报，名字非常有意思“Berenice Post”。Berenice是古代希腊语，意思是“胜利者”，是希腊人给班加西起的名字，而在意大利人占领了利比亚之后，他们用自己的发音为班加西起名“Berenice”。

在讨论了一阵之后，她们推举了其中的一个女孩接受访问。她只有17岁，是一名高中学生，不过不要小看她，她是这份报纸的创办者之一。

这份报纸售价五毛第纳尔，相当于三元人民币。由十四个从十七岁到23岁的女孩子经办，从封面设计，到排版、社论，阿拉伯、英文双语，每期印刷两千多份。篇幅不多，只有三页六版，而且从新闻专业的角度来看，称之为宣传刊物更加适合一些。至于经费，刚开始是这些女孩子的家人拿钱出来资助她们，在第一期出刊之后，她们已经得到了一家银行、一家私人企业的资助，至于这个办公地点，则是过渡政府下面的青年委员会专门为年轻人提供的地方。

女孩子说，希望我用她在网络上的ID、ATEM。她化了淡妆，皮肤白皙。她在其中一期的报纸上，写了这样的一篇封面文章，题目叫做《你们这些利比亚的女孩》。在这篇文章里面，她描绘了一个普通的利比亚女孩是怎样的样子，因为她发现，原来很多外国人眼中的利比亚女孩的印象让她觉得好笑，和她自己所认知的利比亚女孩有如此巨大的分别：

所以我决定让全世界来看一眼我的生活，一个普通的利比亚女孩的生活。

其实我和你们没有太大的区别。

你看，我和朋友在一起觉得很开心，我喜欢音乐、艺术、电影，我的房间里面贴满了我喜欢的乐队、球星的海报。我们和所有十七岁的女孩一样，不能没有手机，不太喜欢读书，但是却会努力取得好成绩，好让父母满意。

我们每天花很多时间在脸谱网和推特网上面，我们喜欢摄影、旅行，喜欢发掘新的事物，喜欢遇见陌生人，喜欢去有趣的地方。

所以你和我没有太大区别，让我们变得隔阂的，是我缺乏表达自己的能力，表达我的思想，向世界展现我是怎样的一个人。

利比亚人被压抑得太久了，我们被我们所谓的领袖向全世界代表了我们，让全世界以为我们是那些生活在沙漠中的头脑简单的人，但我们不是这样的。

向世界展示真正的我们，正是我们这次革命的许多理由之一。

这是我第一次，可以如此自由地表达，表达我真实的想法，不是别人要求我说的东西。这是第一次我没有了恐惧，我终于拥有了言论自由。

天哪，我好喜欢这样！

我也好喜欢这些年轻人。他们是那样的精力充沛，那样的美丽和聪慧，他们应该在一个自由的环境里面成长，可以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让外界了解他们。在这层楼里面，太多漂亮聪明的男孩女孩，充满了生气。想象一下就在两个多月前，他们根本没有这样的机会，用这样的方式展现自己的才能。他们甚至不能够拥有现在这样的表情，因为随时会因为一些无意之中的表达为自己招来麻烦。

因为下午约了过渡政府副主席做专访，需要一个能够准确地把阿拉伯文翻译成英文的人，我打电话给其中的一个年轻人，希望他能够帮忙。我只是抱着试一试的想法，结果他一口答应了，很准时地出现在酒店大堂。这样的年轻人很多。对于有些人来说，我们这些记者的到来，自然是做生意的好机会，于是，酒店大堂里面充斥了自荐当司机和翻译的人。但是，也有不少人会主动走过来问我们，是不是需要志愿者，他们愿意一天工作二十四个小时。

访问结束，我们聊起局势。我很好奇，像他这样的年轻人，到底希望西方国家在他的国家正在面临的问题上扮演怎样的角色。

“只要能够帮助我们取得自由，我不关心到底是西方国家还是阿拉伯国家。但是，必须承认一点，当美国把指挥权交给了北约之后，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的进展并不令人满意。美国依然是世界上最有能力的国家。我们不需要他们的军人，但是，我们需要他们提供武器。卡扎菲是不可能自己下台的，我们需要武器把他赶下台。”

他的观点和他的同伴并不相同。就在上午，当他的同伴终于在办公区出现之后，我们没有聊关于他们这份报纸的事情，因为我更有兴趣知道，这些年轻人对于这个国家目前的处境的看法，尤其是这些具有语言能力了解外部世界的年轻人。

“你提的问题真的很难回答，因为这是一个一直让我觉得非常矛盾的问题。我们自己国家的事情，当然希望依靠我们自己来解决。我们有足够的人，有信心可以自己来解决。但是，如果没有北约的轰炸，你也知道，会有更多的平民死亡，看看米苏拉塔。如果真的要派出地面部队，我不希望看到西方国家的军人，我希望看到联合国维和部队的蓝帽子们。”

就在今天，联合国的调查小组到了的黎波里，准备对从冲突开始到现在的人权状况进行调查。他们在去的黎波里前，在班加西已经展开了工作，这让大家放心了不少。谁都知道，如果调查只是在的黎波里进行的话，真相到底可以获取多少，真相是否具备可信的来源，都是让人担心的问题。

在班加西的街头，不少地方可以看到这样一张照片，一个戴着眼镜的年轻人被放在了三色革命旗帜中间。2月19日，这个年轻人在政府军连续第三天向示威民众开枪之后，他在车上放上了煤气罐，开车撞向了军火库的大门。这个班加西民众心目中的英雄，在利比亚国营电视台的报道中，自然是一名恐怖分子。

站在不同的立场，对于受害者、革命者的定义截然不同。而在利比亚，让人觉得无奈的是，对立的双方都是自己的同胞。当平民拿起了武器之后，滥杀无辜平民的定义又该如何界定？伦理道德，在冲突面前，变得不再黑白分明。

在的黎波里，卡扎菲的反对者面临的是来自政府的惩罚，而在班加西，没有一个人敢于公开表示支持卡扎菲，即便只是一个普通的民众，因为这同样不被容忍。但是，一个真正自由的社会，应该有自由多元的表达，即便被公认为是错误的，如果不违反法律，那么为何没有存在的空间？支持卡扎菲，只要不涉及暴力，无论如何都只是人们自我的选择。但是很可惜，在这个时候，这是不被允许存在的选择。

入夜的班加西，酒店外又响起了枪声。这已经成为班加西夜晚的常态。或许有一天的晚上，安静得听不到枪声，会让人觉得不习惯。

局势似乎并不是看上去那样平静。米苏拉塔的战事越来越激烈，政府军开始轰炸港口，这是唯一的一条生命线，是救援物资和难民伤者离开的唯一通道。在埃及和利比亚边境，以及阿尔及利亚和利比亚边境，发现有卡扎菲的雇佣兵进入利比亚境内，他们的目标正是班加西、图布鲁克这些被反对派控制的东部城市。

Day 8 点燃利比亚风暴的人

法思特比尔

我和同事坐在酒店大堂里面，等一个名叫法思特比尔的律师。这已经是我们第三天这样坐着等他了。

对于我来说，我下定了决心，一定要见到他，一定要访问到他，因为这一次从班加西开始的利比亚革命，可以说，他正是那根导火线，有人把他称为蝴蝶，一个煽动了这场利比亚风暴的蝴蝶。

今年39岁的法思是一名律师，就在今年的2月15日，他被关进了监狱，理由是他准备组织一场在2月17日进行的示威，纪念2006年2月17日，在班加西意大利使馆门口参加“愤怒日”游行，被政府军枪杀的十四个民众。

在他被关入监狱之后，一批妇女率先走上了街头，她们都是1996年的黎波里阿布萨利姆监狱死难者的亲人。用西方人权组织的话来说，这个监狱“臭名昭著”。在70年代、80年代以及90年代，卡扎菲把全国的持不同政见者一网打尽，警察和内政部的安全人员，在全国范围内搜捕反对派人士，当然，里面有很多都是无辜者，他们只是因为在错误的时间，呆在了错误的地点，或者只是说了一些无心的话，而被身边的人告密。

1996年6月29日，1200多名政治犯因为抗议监狱中的不人道待遇而惨遭杀害，他们的尸体被送到了的黎波里郊外集体埋葬。死难者大部分来自班加西。

2004年，卡扎菲自己承认了有这样一件事情，他说，犯人家属有权知道有关这次事件的更多信息，显然这是他向国际社会塑造自己开明形象的一部分。一直以来，死者的家属从来不敢探问自己亲人为何死去，随着利比亚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开始松动，一些死难者家属开始冒着风险抗议，他们的诉求很简单：弄清楚亲人的尸体到底埋在了哪里，明确这次屠杀的责任人，要求相应的赔偿。

法思的三名亲人，一个哥哥、一个堂兄、一名姐夫就在那1200多名死者当中。他是受害者家属组织“阿布萨利姆家属”的发言人。从2004年开始，他每个星期都会到法院门口进行抗议，那个时候，只有他一个人。他因此坐了七次牢，遭到拷打。

但是，从2007年开始，愿意和他一起站出来的人开始多了起来。每个星期六的晚上，这些死者的家属就会拿着家人的照片，到高等法院门口静坐，她们要讨一个说法，她们都是死者的母亲、妻子或者姐妹。多年来，利比亚政府一直否认曾经在监狱里面发生过屠杀事件，家人从1996年之后，一直给监狱里面的亲人送食物和衣物，直到2000年，4年之后，才被告知，原来自己的亲人已经死了，但是没有告诉他们死因。2008年12月，在班加西的法庭裁决下，利比亚政府开始向死难者家属发放死难证明，但是没有提到他们如何死亡。当局也愿意作出赔偿，条件是这些死者家属不再追究利比亚政府的责任。班加西的大部分家属回绝了政府的要求，他们坚持要政府查明真相。

这一次，也就是2月15日，当这些家属知道法思被关进了监狱之后，马上走上了街头。因为这样，第二天，法思被释放出来。当人们看到有民众带头走上街头之后，不再害怕的人越来越多。2月17号，人们参加“愤怒日”的纪念游行。但是，游行的队伍里面很快出现了很多戴着黄色帽子、拿着剑和石头的人，他们攻击示威者，这些人包括了卡扎菲革命委员会的成员，也有来自非洲其他国家的被政府雇用的人。于是冲突开始，政府军开枪。2月17日被视为一个具有标志性的日期，在班加西的街头巷尾，到处都是写着这个日期的旗帜和标语。

法思现在已经是过渡政府的成员，代表班加西。不过，这并不是我想要采访他的原因，吸引我的，是好奇，他看上去会是一个怎样的人？一个律师，一个在这个社会至少可以生活得不错的人，是什么让他走上了这样一条需要付出代价的道路？

他很忙，打通了他的助手的电话，花了差不多一个星期的时间，才确定了今天的采访时间。不过，坐在酒店大堂，我依然很不放心，因为就在两天前，我们已经约定了在另外一家酒店楼下的咖啡厅见面，结果过了约定的时间一个多小时，都没有看到他出现。他的助手在电话里面表示歉意，于是我们又开始重新约定第二天。当然，第二天他依然没有出现，于是对于这个“明天先生”最终到底会不会出现，我一点也没有把握。不过有一点我很肯定，那就是不管等多久，我有足够的耐心。

两个人走进了酒店大堂，年轻一些的穿着格子衬衣、牛仔裤和运动鞋，另外一个稍微年长的戴着墨镜，拿着一个公式包。年长的人除下墨镜，径直向我走来，听出他的声音，是一直和我在电话中联系的他的助手。只是，虽然和年轻一点的那个人握了手，我依然无法判断，他到底是不是我要访问的人，因为也就是一转头的时间，他和另外一个戴着眼镜、穿着西装、比他们早两分钟进入酒店大堂的人聊了起来。我不知道，到底谁才是法思，因为说实话，两个人都不是我想象的样子，穿西装的过于斯文，感受不到一点点街头运动者的气质，穿格子衬衣的这个，又找不到一点点专业人士的感觉，过于草根，就好像香港那些专门喜欢在立法会扔香蕉吵架的立法会议员。

问他的助手，终于确定，原来就是那个穿格子衬衣的人。说实话，对他的第一印象不算好，他看上去很憔悴，而且有点魂不守舍。虽然很多人告诉我，他很忙，几乎每天都是早上六点钟睡觉，但是听他说话，不知道是不是缺乏睡眠的原因，含糊不清。他不会说英文，这并不奇怪，卡扎菲在自己的驻地1986年被美国轰炸之后，不再在学校里面教英文，直到1997年才恢复。算一下法思的年纪，正好是他读中学以及大学的时候，所以这批年纪的人，除非到国外学习或者工作过，不然一点英文都不会。不过想到他曾经被捕八次的经历，想象一下他在监狱中曾经遭到过的拷打，很快我就明白了他现在这种状态的缘由。一个人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下坚持到现在，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心智和体力上都是。

我们终于在一间酒店房间里面坐下，这是过渡政府在这家记者聚集的酒店专门为记者做专访而安排的房间。翻译不是他的助手，而是过渡政府的一名新闻官亲自出马，当然，看得出来，他们的私交非常的好。

访问还没有开始，他先通过助手问我，中国人对于这次利比亚的事情到底知道多少？中国人是否和中国政府的立场一样？我只能够告诉他，如果只看中国官方的报道，那么对于利比亚的这场变革知道得不会太多，人们只是知道反对派上街，然后打仗了，但是为什么上街，民众为何有这样的诉求，却没有太多的渠道知道。也因为这样，我希望能够把他的故事报道出来，因为我有这样的感觉，从他的身上，可以快速地让中国观众看到，一个普通的利比亚人是如何顽强地争取着自己的权利，如何顽强地找寻着一种公平。

法思很谦虚，他说，其实这次的变革并不是因为他，而是因为在过去的十年利比亚发生了很多变化。因为有了阿拉伯语的卫星电视，人们不再单独依赖利比亚国营电视台来了解世界，尤其是阿拉伯世界，人们看到这个世界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其次，卡扎菲为了和西方靠拢，至少在公关形象上营造自己开明的形象，确实在管制上宽松了一些。而最后，最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利比亚人敢于站出来，即便站出来之后会被送进监狱。

但是，利比亚人没有经验。2006年2月17日的愤怒日，在政府开枪之后，示威人群控制了班加西整整五天，之后没有能够继续下去，就是因为不知道接下来应该如何去做。而这次，因为有突尼斯和埃及，让他们有了可以操作的一种路径，于是最终有了今天这样的结果。而所有的这些，是因为利比亚人有这样的诉求。

应该说，法思非常的清醒，如果没有那些愿意站出来的民众，那么他个人的努力并不会有明显的结果，就好像突尼斯那个自焚的小贩，如果不是因为社会已经积累了怨气，人民已经准备好了随时站出来，那么也不会有之后的变革。埃及也是一样，人民如果没有准备好的话，所有的街头抗争，最终就会像利比亚在2006年那次那样，最终无疾而终，人们又重新归于沉默。当然，每次的沉默都是一次沉淀和积累，随着临界点越来越低，一个小小的随机时间就会成为点燃燎原之火的火种。

我喜欢这样的人，因为这样的人和那些政客不同，他们去做一件事情是为了一种理念，不会进行计算。当然，这样的人通常结局比不上那些精于计算的职业政客，因为他们懂得包装，懂得如何经营，而当革命进行之后，一个新的政府的运作，当然需要有更多技术方面的考虑，这也就为技术官僚、职业政客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而这些先驱者，真正走上街头的人，往往会慢慢地在新的体制里面被淡化，或者被高高挂起，很多时候还因为他们的能力在新的框架里面忽然没有了用武之地，他们的外形气质和这个新的框架显得格格不入。就好像现在的过渡政府，虽然他们这些本土人物承担着一定的职务，忙碌地做着很多事情，但是更多时候，是那些从海外归来的政治人物取得了更多的控制权，而他们的人脉、视野决定了他们占据优势，也提供了新政府所需要的东西。

当然，他们这些人是不会在乎这些的，因为从他们一开始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就没有计较过得失。就好像法思在接受阿拉伯媒体访问的时候所表示的，他现在最想的，其实是能够停下来，可以谈谈恋爱，可以做一个不需要承担太多公共事务责任的人。

我没有好意思问他个人问题，毕竟通过翻译进行的采访，一直在谈论民主自由如此高深严肃的问题，忽然插入这样的问题，连我自己都会觉得有些突兀。对于法思来说，他更关心的，是到底会有多少观众可以分享他的经历，知道他的故事。临走的时候，他让我把他的中文名字写下来，他尝试用中文读自己的名字的样子，让我看到一个很想谈恋爱的男孩站在了我的面前。

晚上，去了高等法院门口的广场，在高等法院的大门外，这一千二百多名死者的照片还挂在那里，还有很多新增加的照片，那是在今年二月份的示威中死去的人。照片的尺寸并不相同，但是有一点，所有人的脸都是那样的年轻。

大门外是孩子们以及女性聚集的地方，这块空地被塑料围板围了起来。一个记者正在为一群孩子摆拍照片，孩子们拿着三色革命旗，对着镜头，高喊着口号。当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对这样的事情有兴趣，他们在空地里面跑来跑去，你追我赶，男孩子还会拿着玩具枪对着女孩子装腔作势一番，和那些喊着口号的孩子比起来，显得有些没心没肺。当然，我更喜欢孩子们这个样子，大人们的努力，不就是为了让孩子们能够在一个权利是理所当然的环境下生活？如果他们过早地介入了政治，我总是担心，这会不会成为一种儿时的阴影：口号，枪声，死亡，所有的这些。

男性在广场的另外一边，太阳落山，他们要进行一天最后一次的祈祷。不过这样的宗教仪式，对于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来说，没有那样严格的遵守，他们更愿意在广场上闲逛，或者就是三五成群的站在那里。

之前采访过的那些自己办报纸的男孩来到广场卖他们最新一期的周报。拿着高音喇叭，捧着报纸，在那里转来转去十多分钟，其中一个男孩子才鼓起勇气开始叫卖。看着他们向经过的人群挥动着手中的报纸，觉得年轻真好，因为到了自己现在这样的年龄，要在大庭广众中这样做，还真的很难说自己是否有足够的勇气。

每天晚饭之后，人们就会来到这个广场，两个月过去了，人们仍然乐此不彼，享受着这个过去四十二年来从来没有有过的感觉。高音喇叭里面，一名男子正在控诉政府军如何对待示威民众，我不知道他是否有听众，但是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可以大声地表达。就好像萨达姆倒台之后，巴格达的广场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海德公园，到处都是高声演讲的普通民众，因为他们被压抑得太久。

高等法院的旁边就是内政部，这座大楼现在变成了媒体中心。大楼前面的空地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摊档，售卖小商品。这在过去同样是不可以做的事情，而现在，一个自发的市民社会，在这个广场上展现出来。

一个看上去和我女儿差不多大的女孩跑过来用英文问我：“你是记者吗？”我点头。“你看，这是多么美妙啊。”说完，她带着她灿烂的笑脸，跑回了自己的小伙伴那里。

我相信，对于这些孩子们来说，这不仅仅是不需要上学那样美妙，还有大人们的快乐，让他们觉得，这个世界和之前不一样了。

Day 9 班加西的中国项目

利比亚战场上的中国汽车

星期五，伊斯兰世界的休息天。

班加西的整个上午，推开酒店的窗户，走到露台，眼前的高架桥上，看不到一辆车的影子。阳光从露天射入到房间，让人无法相信，这个地方依然面临着一种不确定，面临着战乱。

此时此刻，伦敦是另外一个世界，成千上万的人等待在白金汉宫，以及威思敏思特大教堂的周边，一场世纪婚礼马上就要开始。打开电视机，除了阿拉伯语电视台、CNN、BBC，所有的时间都给了这场婚礼，似乎整个世界只有这样一件事情在发生。

“这是两个世界，他们住在宫殿城堡里面，我们阿拉伯人却正在死亡。”来接我们的翻译，虽然对这场婚礼充满了兴趣，但是关上电视机，依然要面对的，还是所处的现实，他的这个国家。

我们要去的地方，距离班加西市中心十多公里，这里有一个巨大的建筑工地，六万多套公寓房正在兴建当中，而最引人注目的，是工地里面两块红色的横幅，上面写着“春节快乐”。

这是中国建筑总公司在当地承建的政府福利房项目，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在这个地盘的旁边，还有三个不同的建筑工地，分别由中国和当地的建筑公司承建。我们开车绕着它们转了一个圈，翻译指着那些进行到一半，静止在那里的一栋栋建筑告诉我们，这里会有两所医院、学校、幼儿园，还有商店，这里原本可以成为一个崭新的城市。

在利比亚，年轻人面临的问题和中国的年轻人相当相似，找工作，买房子，然后才能够成家立业。但是找工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在政府里面有熟人或者关系，那么即便没有学历，也能够找到不错的工作，但是如果没有，大学毕业就等于失业，虽然大学的学费非常低廉。就算运气不错，找到了一份工作，工资只有二百到五百第纳尔之间，按照现在的汇率，也就是一千二百元人民币到四千元人民币之间，而如果要在班加西这样的城市拥有一套住宅，一般需要十万第纳尔，也就是说，想要依靠工资来置业，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就算是租一套住宅，像样一些的，也需要三百到五百第纳尔一个月。正因为这样，很多的年轻人甚至只能够住在货柜箱里面。房屋价格高昂，是因为在过去四十年，政府并没有任何投入投在住房上面，富有的人可以自己买地造房子，但是一般收入的民众只能够依赖家中的老人。对于大家庭来说，孩子长大，成家立业就会成为问题。

政府也有福利房屋，但是申请等候的时间很长。翻译说，他的表弟申请了七年，到现在还没有成功。不过现在看到了希望，因为在他看来，只要卡扎菲倒台，这些房屋项目便能够重新启动，那么有需要的民众就能够受惠，包括他自己。他虽然是一个工程师，每个月的工资有八百第纳尔，但是依然负担不起买房。

这批如此大规模的福利房屋，大部分已经封顶，按照中国公司的建筑速度，一年的时间应该可以完工。但是，这些来得太迟。当利比亚政府意识到国富民穷导致民众的不满而开始做些什么的时候，民众已经失去了耐心，最重要的是失去了对卡扎菲的最后信任。毕竟，四十二年来，他们虽然看到了政府确实在进行经济改革，但结果并没有让大部分民众受惠，而更重要的是，制度不变，人们无法享有基本的尊严。

在这个项目的旁边，就是利比亚最著名的大学，尤里尼斯大学。大学里面的知识分子和卡扎菲的蜜月期并不长，只有差不多五年。当卡扎菲刚刚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时候，人们感到欢欣鼓舞，在大学里面，人们积极地参与社会事务，实践卡扎菲在他的绿皮书里面所推广的直接民主。但是很快，一切改变了，用当地人的话说，进入了黑暗时代。1977年，卡扎菲在这所大学里面，公开绞死了两名大学生，因为他们发表了不同于政府的意见。之后，卡扎菲通过电视，又公开处决了八名不同政见者。从此，在大学里面，掌控大学的不是教授、学者，而是革命委员会的人。

虽然局势还没有明朗，但是班加西的民众，准确一点来说，东部的民众，已经开始计划将来，而这些进行到一半的项目，就是过渡委员会准备要继续下去的事情。不过，冲突开始，中国工人、埃及工人、孟加拉国和印度劳工全部离开了这个国家，即便有足够的资金，这些项目也缺乏足够的劳工。

利比亚人并不喜欢做这些体力劳动，他们充当工程师、司机，就连当地餐厅和酒店的服务生也大部分来自于埃及。因为这样，我们住的酒店，要隔一个星期才会有人来打扫卫生，她们还不是这家酒店的员工，而是充当志愿者的当地妇女。在我们常去的那家意大利餐厅，服务生是一个埃及人，在冲突开始之后，他选择留了下来，但是困扰他的是，没有办法和埃及的家人联系，当他终于忍不住开口问我们借用卫星电话的时候，他已经一个多月没有和家人通话了。

过渡政府的官员对中国充满了期待，因为在安排了副主席的专访之后，他们又主动推出一名过渡政府的成员，他英文流利，更重要的是，他对中国相当熟悉。

苏莱曼原本是当地一家咨询公司的老板，现在他是过渡政府米苏拉塔代表，加上他流利的英文，他也负责参与过渡政府的国际事务。他说，去年他去过北京，那是一个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的城市。他有很多中国朋友，他特别提到了中国驻利比亚大使。当我告诉他，大使目前人还在的黎波里的时候，他关切地询问对方是否安好。

“卡扎菲已经完蛋了。”这是每个官员在接受访问的时候，都显得相当肯定的一句话，“中国和利比亚的关系良好，但是应该是和利比亚人民，不管政权如何改变，利比亚这个国家和人民始终在这里。我们看中的是那些从开头就支持我们的人。我们尊重和中国的合约，我们会履行这些合约，我们希望和中国政府建立联系，我们希望中国人民和政府能够关心利比亚的未来。”

和美国政府一样，中国政府并没有承认过渡政府。在利比亚的问题上，美国政府的态度显得相当暧昧，虽然派出了无人驾驶飞机参与北约的行动，但是和过渡政府依然保持着相当的距离。

美国政府的疑虑，或许是因为担心反对派武装里面有基地组织的人，这也是美国媒体在一开始报道反对派的时候经常提到的事情。但是，两个月过去了，即便是美国媒体，也开始有了不同的看法，华尔街日报的记者Ann Marlowe在班加西呆了两个多星期之后写了这样一篇文章《利比亚人民准备好了吗？》。在文章里面，她把反对派管理下的班加西和阿富汗进行了比较。在她看来，美国媒体只使用那些看上去激动粗野的反对派武装的照片，会让美国民众造成错觉，而事实上，反对派的领袖都受过良好教育，英文流利，是有着国际视野以及儒雅外表的人，他们有能力管理这个国家，而这里的民众建设公民社会的努力，也让人充满信心。

这也是我这些日子的印象。在这个地方，即便是过渡政府的成员，也让你感受不到所谓的等级，也许是因为在这个国家，除了卡扎菲和他的家族，谁也没有享受特权的权利，反而让其他人能够处在一个相同的地位上。而年轻人、妇女、知识分子、专业人士在社会事务中的参与以及表现出来的组织能力，更是让人印象深刻。

或许卡扎菲还能坚持很久，这样的状态会持续一段时间，虽然在班加西的街头，到处都是这样的标语：“一个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但是依然有可能，在一段时间里面会出现东西分治的现实。如果真的是这样，即便是从实用主义出发，在当地有利益的政府或者外国公司，都需要考虑如何和过渡政府打交道。因为东部是不可能重新回到卡扎菲的统治了，持续了两个多月的革命，反对派不会接受这样的现实，而民众更是不会答应，因为他们相信，如果真的这样，那么他们的将来就是等待卡扎菲的报复，虽然这只是他们单方面的想象，但是谁也不知道，到底会是怎样。

或许中国商人会比政府有更大的灵活性。想起2001年的阿富汗，在中国使馆还没有重开的时候，一个来自温州的商人已经来到了喀布尔，开起了当地第一家中国餐厅。当我第三次到喀布尔的时候，他的餐厅已经在当地非常有名气，联合国的雇员、各国领事馆的外交人员、外国记者，甚至是阿富汗当地富裕一些的人们，都会选择到他这里用餐，尽管这家餐厅的价格在我看来贵得离谱，三个炒菜就要花六十美元。但是这里有地道的中国菜，有穿着裙子的中国女服务员，还有在其他餐厅找不到的各种酒。当然，老板并不只是依靠这家餐厅赚钱，他做生意，各种生意，从中国的日用品到建筑材料，因为重建中的阿富汗充满了商机。

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巴格达，也是温州人，不过他们的运气没有喀布尔的同乡那样好，无休止的街头炸弹，终于有一天在他们的餐馆旁边爆炸。但是利比亚毕竟不是巴格达，这个来自于内部的变革，让这个地方有着和阿富汗、伊拉克完全不同的社会结构以及未来。我甚至在想，如果谁率先来到班加西开一家中国餐馆，生意一定不错，因为至少在班加西，没有中国餐厅，更不要说中国城，这和其他的中东非洲国家相当不同。来到这里的中国人，都是各大建筑公司的工人，他们吃住在宿舍里面，和外界没有太多的接触，人们对中国的印象，也就是当这些中国工人外出买东西，或者是建筑工地上的那些中国字。

在酒店的大堂遇到老贾，他是一个利比亚商人，在北京呆了十年，他说这是中国人称呼他的方式，我们不妨继续沿用。为了证明他确实居住在北京，他在我们面前打了一个长途电话，然后把电话递给了我，对方是一个中国女孩的声音，听到我的中文，她热心地提醒我们要小心，如果有任何问题，一定要找老贾，他一定会帮忙。

我很好奇，他的手机为何能够打长途电话，因为这里的本地电话，都没有打长途出去或者接听长途的功能。他神秘地一笑：“我这是特殊手机。”后来我才知道，电信公司为那些重要人物保持了长途通话功能，也就是说，老贾属于重要人物之一。

老贾在四个月前回到了利比亚，算了一下，那时突尼斯茉莉花革命刚刚开始。虽然他是一个生意人，但是这让我猜测，他是不是这场利比亚风暴的幕后策划者之一。他很关心中国，他着急的是，如果中国再不向过渡政府表态，未来当卡扎菲下台之后，会失去利比亚人对中国的信任，那么到时候，中国在这个国家的那些经济利益一定会受到影响。当然，他的焦虑的前提，是他相信，他们这一方一定会胜利。

老贾说，要等到卡扎菲下台才会回到中国，这也是我听到最多的一句话，每次我总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如果这要等很久呢？”当然，对方一定不认同我的假设，在他们看来，会很快，而对我来说，我都开始被现在的胶着搞得有些焦虑，毕竟，我是一个外来者，我没有他们的那种耐心，他们等了四十二年，现在，即便多等几个月，甚至几年，对于他们来说，也算不上太长。

Day 10 卡扎菲和他的绿宝书

卡扎菲的绿宝书

第十天了，同事同时不舒服，仔细想了一下，一定是昨天晚上吃的黎巴嫩烤鸡三文治，因为在柜台那里，我看着店员用手抓住面包，把刚刚烤出来的鸡肉串放在上面。而面包可能还不是最主要的问题，面包上面的芝士不知道有没有过期。

这已经不是同事们第一次拉肚子了，上次在超级市场买了一罐鸡肉午餐肉罐头，吃下去没有几个小时，马上见效。罐头上面没有生产和失效日期，提醒他们，所有没有日期的东西都不要碰，不过街头的快餐店，那就不是自己可以控制的了。还好大家带齐了基本药品，治感冒的、腹泻的、发烧的，以备不时之需。

今天利比亚的新闻又上了BBC国际新闻的头条，这是因为昨天半夜卡扎菲在国营电视台上露面，发表了八十分钟的讲话。

他已经没有在电视上露面好多天了，上个星期，当北约的飞机炸中了他的办公大楼之后，他没有马上露面，而是在国际媒体开始猜测他有没有被击中之后，让国营电视台播放了他接见部落代表的画面。

看过很多卡扎菲在电视上讲话的样子，但是这一次，不管是他的神情、身体语言还是语调，都是第一次，他显得疲惫而苍老。算一下，二十八岁开始执政至今四十二年，也是一个七十岁的老人家了。

他提出停火协议，给反对派三天的时间。但是谁都知道，不管是反对派还是北约，都是不可能接受的，只要他的军队不停止开火。

和班加西人聊起卡扎菲，他们总是会用手指指脑袋，意思他是一个疯子，也因为这样，疯子的话，是不可能相信，也不需要相信的。

这些日子，我总是问他们这样一个问题，政府军攻击平民，那么未来会不会造成东部人仇视西部人？他们总是会摆手纠正我：“不管年龄和性别，我们都是利比亚人，都是卡扎菲的错，而且很多打我们的，是雇佣兵。”

自己人打自己人的战争，最让人担心的当然是消除仇恨，如何融合的问题。虽然大家把账都算到了卡扎菲的头上，但是未来的清算肯定没有想象的那样简单。卡扎菲政府的成员，他们需要承担多少责任？过渡政府的官员说，只要是手上沾了鲜血的，过渡政府不会欢迎这些人。

问题在于，在这样一个体制的政府之下，手上的鲜血，到底最终应该由谁来负责？

在一名大学教授的家里面，终于看到了听说了很久的中文版的绿皮书。十年前在的黎波里的时候，我曾经买过英文和阿拉伯语的，查找资料，80年代的时候曾经出过中文版本。

这名教授家中的收藏很多，日语的、俄语的、法语的，还有我认不出文字的版本。当年卡扎菲花了大量的金钱，把他的绿皮书翻译成世界各地的文字。

但是，如果问利比亚人，卡扎菲的绿皮书到底想说什么，大部分人都会摆摆手，不知道如何回答，尽管他们从小学开始就花了不少时间学习，甚至每个星期都会有类似于中国过去政治学习的时间，但是我们的司机只是记得，中心思想应该是“三个思想”。

卡扎菲分别在1975年、1976年和1978年出版了三卷本的绿皮书，不过我看到的，还有我自己买的，都是之后的综合版。绿皮书并不厚，曾经有西方学者想要研究，从里面找出卡扎菲的治国策略或者是政治理念，但是这些学者和利比亚的大部分民众一样，都看得一头雾水。

卡扎菲的偶像是已故埃及总统纳塞尔。也正是效仿纳塞尔的自由军官行动，他通过同样的军事政变，推翻了利比亚的王朝统治。也因为这样，在他70年代的演讲里面，他花了大量篇幅阐述关于建立“阿拉伯社会主义”的构想，他的演讲对于当时处于实际分裂状态的利比亚来说，相当有吸引力，因为当时纳塞尔正在执政，使得中东地区的泛阿拉伯主义成为主流。

利比亚的全称叫做大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The Great Socialist People&apos;s Libyan Arab Jamahiriya），其中，Jamahiriya这个词语，正是卡扎菲自己创造的，因为这符合他所强调的“直接民主”。收录在绿皮书里面关于民主的论述中提到：“议会的存在正好说明了人民的缺席，可真正的民主只有通过人民的参与才能实现，而不是通过他们的代表来代理。议会成为了人民行使权力的法理障碍，它剥夺人民行使主权的权利，并且为自己所用……”

也因为这样，卡扎菲一直把自己称为上校，这也是外界到现在为止对他的称呼。他坚持自己在利比亚这个国家没有任何职务，因为在1977年他就已经把权力交给了人民，他早就下台了。

当然，现在的他不再这样认为。在昨天晚上一个多小时的电视讲话中，他反问北约，反问反对派，让一个管理这个国家四十二年的人下台，有没有搞错。

从70年代后期开始，自从他公开绞死两名大学学生，人们已经不再相信他的这种表述，认定他是掌控这个国家所有一切的人。曾经和他一起打天下的战友，也开始站在他的对立面。过渡政府的最高军事负责人哈里里，当年就是和他一起参与军事政变的自由军官中的一分子，但是从90年代开始，却坐了十五年的牢。而这样的曾经的战友、之后的敌人，有很多。

有一技之长的人，勤奋的人，没有任何权力仅仅凭借自己的技术和勤奋就去占有其他人的那份财富，然而他们确实是从自身优势中受益。同样的，如果一个人残疾或者得了精神病，这并不意味着他就享受不到跟健康人一样的社会福利。

交通工具（车）不论对于个人还是家庭都是必要的。你的交通工具不应该由别人占有。在社会主义社会，没有任何人、任何权威，可以为了转手出租而拥有私人交通工具，因为这占有了其他人的需求。

土地不是哪一个人的财产。但是每个人都有权开发土地，通过劳动、耕作或者是放牧，从中得到好处。

这些都是卡扎菲关于平等的论述，在他的绿皮书里面，有好几个地方关于“人人应该为自己劳动，而不是为别人”的论述，显示出一种和马克思理论很接近的东西。

但是，现实并不是他所说的那样。在利比亚，卡扎菲和他的家人拥有巨额的财富，而这个国家的民众并不算富有，即便人均收入在非洲算是第一位。城市基础建设非常糟糕，班加西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至于公共医疗，去过班加西最大的医院，不管是大楼还是病房，和2003年巴格达的那些医院差不多。但是巴格达那个时候一直遭到国际社会制裁，公共设施缺乏投入，只能够维持80年代的水平，这可以让人理解。2004年，联合国就取消了对利比亚的制裁，这个国家开始了经济改革。这些年来，这些重要的公共服务设施依然停留在这样的水平，可以深切地体会到政府缺乏财政投入。

至于人和人之间是否平等，至少卡扎菲的家族处于一个比任何其他人都要优越的位置。在他的家族所在的地方，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地剥夺别人的财富和资源，因为他们有能力，可以把不听话的人投入监狱。卡扎菲在不同的城市为自己建造宫殿一样的住宅，这些住宅都有完善的地下防空通道，尽管他可能一年或者两年才到这个地方住上一段时间。

卡扎菲认为，允许一个人或者一个团体主宰体育运动，而让其他人买票入场观看是没有道理的。他的这个表述，产生了两种不同的解读，有的西方学者认为，这显示了他的平等概念，人民应该平等参与所有形式的社会活动，当然也可能是一种对西方社会的微妙的挑战；另外一种解读则认为，这显示了卡扎菲强烈的嫉妒心，因为在利比亚没有名流，不管是学者，还是艺术家，或者运动员，所有的目光都放在了卡扎菲的身上，他不允许别人抢他的风头。而事实是，当利比亚国家队和其他国家的足球队比赛的时候，如果是在利比亚，主持人是不可以朗读利比亚参赛队员的名单的。

强调平等的卡扎菲，个人却霸占了人们的视线空间，在的黎波里，到处都是卡扎菲的巨幅画像，就算是在酒店里面，也到处挂着他不同年纪的照片。班加西原本也是这样，只不过在冲突发生之后，反对派民众把他的这些痕迹从这个城市清除得一干二净，新增添的，则是讽刺“卷发大叔”的各种涂鸦作品。

把自己的画像还有塑像放在城市各个角落的国家已经不多了，朝鲜、土库曼斯坦、曾经的伊拉克，还有就是利比亚。在古巴，虽然到处都有巨幅画像，但并不是卡斯特罗自己，而是南美人心目中的英雄切·格瓦拉。就算是在委内瑞拉，强势的查韦斯也没有敢把自己的样子放在公共场所，能够享有民众瞻仰参观待遇的，是玻利维亚反殖民的英雄玻利瓦尔。

卡扎菲在他的绿皮书里面，也谈到了言论自由问题。他说：“个人拥有的报纸仅仅表达他个人的看法。任何声称报纸代表公共舆论的言论都是毫无根据的。”

尽管利比亚自身的媒体业非常封闭，没有太多另类的选择，但是随着卫星电视的发展，利比亚人开始通过阿拉伯电视节目来获取资讯，尤其是过去十年，正好也是半岛电视台快速发展的十年。

利比亚政府并没有限制民众购买卫星天线，虽然需要经过审批这一个程序，这一点显得政府还算是比较的宽松。卫星天线的价格从三百第纳尔开始，这使得大部分家庭都能够负担。一旦有了另类选择，国营媒体的影响力就会慢慢淡化，当卡扎菲通过所有的国有电视台频道发表讲话的时候，很多利比亚人可以选择收看卫星电视台的其他阿拉伯语节目，从新闻到综艺。

年轻人流利的英文，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卫星电视的影响，就好像当年靠美国之音学习英文的中国学生，这些年轻人依赖英国和美国的英文频道，快速地学习着一种新的语言，并在学习的过程中受到英美流行文化的影响。当然，在公开场合唱RAP，则要等到反对派控制了班加西之后。

卡扎菲的讲话整整一天，在不同的频道里面不断地播放。正如反对派所说，他自己错过了妥协的时机。或许他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这是他最后放手一搏，三天之后，或许就是明天，他会动用手头所有的武器向米苏拉塔开火。这个时候，局势会怎样，他还能坚持多久，反对派显然有些被动，因为他们缺乏武器，没有进攻的能力，于是最终还是要看北约空袭行动的强度和密度。

“应该快了。”司机哈迈德很自信地对我们说，“这么多年，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卡扎菲这个样子。他总是高高在上的，他从来都没有过这样的表情，那样的忧心忡忡。”

Day 11 战争中的媒体

的黎波里的夜景

约好了司机一大早出发，但是第一次，轮到我迟到了，也因为这样，被司机笑话了一下。

在中东、非洲，人们的不守时是出了名的，不过在我的严格要求下，两名司机已经从一开始每次都要等上至少半小时，变成了现在几乎分毫不差。

迟到是因为昨天晚上几乎没有睡觉。

半夜一点多，响起了一阵阵的枪声。这很正常，因为每天都有精力过于充沛的年轻人向天开枪发泄。但是这次的枪声不同，持续了半个多小时，而且不单单是单发子弹，还有机关枪的连续发射，偶尔还夹杂着类似于炸弹的爆炸声。

窗外的高速公路上，经过的车辆不停地按着喇叭，楼下也传来人群嘈杂的叫声，但是探出头去，似乎一切又和平时的夜晚一样正常。

于是，打开电视，BBC和CNN正在播报突发新闻，原来北约刚刚向的黎波里投放了三枚炸弹，根据利比亚政府向记者表示，炸死了卡扎菲的一个儿子，还有三个孙子。

这不是卡扎菲最出名的二儿子赛义夫，而是他的另外一个29岁的儿子赛义夫，和他的哥哥相比，他非常的低调，一直在德国学习。利比亚政府在记者会上告诉在的黎波里的记者，当时他和自己的父母在一起，不过他的父母，卡扎菲夫妇安然无恙。

和每次北约轰炸的黎波里之后一样，记者们会在一个小时之内被带到现场，然后就会有一场记者会，不过这次，两个小时之后才出发。BBC的记者不断的在报道中强调，没有在现场看到尸体，但是似乎有人在场的痕迹，因为电视机是开着的，桌子上有一个切开的苹果。不过，他很怀疑，根据现场看到的这栋房子被炸毁的程度，任何在里面的人能够没有伤到一丝一毫，让人难以想象。

到了早上，北约有了回应，针对被指轰炸是针对卡扎菲和他的家人，北约说，轰炸只是为了切断卡扎菲的军事指挥通讯系统，并不是针对任何个人。不过，不管是北约还是卡扎菲都知道，这些军事指挥地点有着双重身份，除了是卡扎菲和他的政府主要成员的指挥中心，也是他和他的家人很多时候居住的地方。也因为这样，让事情变得相当复杂，甚至有点阴谋论。

和兴奋的班加西民众不同，过渡政府相当审慎，他们提出这样一种假设，这四名死者到底是不是利比亚政府所说的那些人，因为他们担心，这会使卡扎菲政府利用宣传手段来赢得国际社会的同情，从而对北约空袭行动制造压力。因为在过去的这段时间，北约空袭行动的合法和合理性在于，米苏拉塔的平民遭到了政府军的轰炸。

抵达班加西的那天，正好两名在米苏拉塔遇难的记者的尸体也抵达了班加西。在班加西的同行们，为他们举行了一个简单的悼念仪式。没有镜头，没有采访，只是为了表达对同行的一种敬意。正如一篇文章的标题那样：《为了争相而死的两名记者》。

他们不是第一批，也不是最后一批因为工作而失去生命的记者。每年，都会有记者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死亡，因为战乱，因为迫害，因为意外。作为这个行业的一分子，大家已经将死亡计算在自己的职业风险里面，因此，大家谈起他们的时候，至少在外人看来，显得相当的平静。大家更关心，他们到底是被政府军的炸弹击中，还是其他。和他们两人当时在一起的另外一名受伤的摄影师说，他可以证明，击中他们的武器，只有政府军手上才有。

当然，利比亚政府有自己的说法。发言人穆萨认为，既然是战争，那么哪一边都可能出现死亡。他说的是事实，在战场上，炮弹打向的不仅仅是敌人，也可能会落在平民，或者是记者的身上，只要你身处战场的范围内。米苏拉塔这个城市，已经变成了一个战场，因此，身处这个地方的人，谁都有可能成为目标。在班加西的医院采访一个来自米苏拉塔的伤者，他的腿被喀秋莎导弹的碎片击中，他说，他当时就站在自己的家门口而已。

北约空袭行动的重要依据，就是卡扎菲的政府军攻击平民，因此在米苏拉塔的记者，成为独立和重要的见证者。当政府军宣布将会停火48小时之后，虽然反对派表示政府军依然在向民居开火，但是如果没有经过第三方核实，那也只不过是反对派的一种说法而已。因为有了记者从前线拍摄回来的画面，不需要提供观点，观众自然可以通过镜头来自己进行判断。

同样，在北约炸中了卡扎菲的办公大楼之后，利比亚国营电视台马上播出了被炸后的废墟，以及被送往医院的伤者，还有死亡的人数。不过由于在的黎波里，记者没有办法进行独立采访，即便是准确的事实，也会被加上“官方媒体”这样的前缀，至于是否相信，同样只能交给观众自己去做判断。

这场持续了两个多月的冲突，通过媒体将一幅幅复杂的画面展现给大家。也因为这样，不管是利比亚政府还是反对派，都对媒体相当重视，但是采取的方式很不相同。在的黎波里，被邀请的记者一切都在政府的控制当中，除了安排的采访，平时不可以擅自外出。而在班加西，记者则要自由得多。当然也有限制，那就是禁止记者进入前线，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是真的在打仗，他们没有能力也没有实力保护记者。

不过，反对派似乎更懂得如何运用媒体，主要是因为大部分的武装人员并不是正规的军人，他们不少是接受了一点点如何使用武器训练的年轻学生。于是，不管是枪战之中或者战斗结束之后，他们总是喜欢用手里面的手机拍些什么。不少战斗现场的画面，正是来自于他们。这些年轻人对于镜头相当敏感，而且两个多月下来，他们已经懂得如何摆出一个漂亮的姿势来配合镜头。这让前线增添了一些轻松的成分。

只是，战场就是战场，子弹真的是不长眼睛的。

而今天外出，正是和手机拍摄的一段画面有关。在距离班加西差不多一个小时车程的迈尔季，我们看到了阿罕默德的两个哥哥。很显然他们是一个中产家庭，在这个小城市里面，他们有一栋独立的房子，门前的花园打扫得干干净净，玫瑰花绽开在那里。

走进会客室，迎面就是他们的弟弟、37岁的建筑工程师阿罕默德放大的照片。3月5号，他告别自己的两个哥哥，驾车向西开去，他的大哥原本要和他一起去前线打仗，但是他对自己的哥哥说，让他先去，让大哥先保护好自己的家人。

第二天，他的大哥打通了他的手机，响了很久，一个陌生的声音接听了电话，对方告诉他，他是政府军的人，他的弟弟在他们手上。

他的哥哥和他弟弟的朋友第二天赶到了班加西，希望能够想办法找到自己的弟弟。就在他在一家酒店等待的时候，他看到了半岛电视台播放的一段录像，一个政府军的士兵用枪托敲打一个躺在地上的人，命令他宣誓效忠卡扎菲，而那个腿部中枪的人在地上痛苦地扭曲着，不断地说心中只有真主。他的哥哥认出来，这个人就是他要寻找的弟弟。

他找到半岛电视台的记者，又看到了另外一段没有播出的片段，他的弟弟双手反绑，被抬上了一辆皮卡，还有其他一些年轻人双手反绑在皮卡上。这让他燃起了希望，因为那些被打死的人的尸体，都被遗弃在沙漠上。

只是，到现在他都不知道自己的弟弟在哪里。这些画面是反对派武装人员在打赢了攻击班加西的政府军之后，从一个死亡的军人身上的手机里面找到的。手机里面还有很多这个军人自拍的照片，二十多岁，看上去充满了正气的样子。

这个年轻人显然热爱摄影，他的手机里面有照片、视频，拍下了那些被他们打死的人，抓走的人，还有他们在附近的村庄里面搜寻到的反对派武装人员。不过，这些被他们抓到的人，包括阿罕默德，他们手里面并没有武器。这些年轻人，他们还没有去到他们想要去的前线，还没有拿起武器，有的就已经被杀害，而有的则不知下落。但是同样的，这个爱摄影的年轻人，也就是在24小时不到的时间里面，死在了战斗之中，而他的家人，在这场战乱还没有结束之前，不会有他的消息，只能焦虑的等待，像阿罕默德的哥哥们一样。

在距离这个城市不远处，经过一个中国水电承建的工地，门口的红色灯笼还在那里飘扬。工地旁边的大型招牌上，写着承建这个项目的一些公司的名字，其中一个让人觉得特别眼熟，仔细一想，这是昨天收到的一个重庆女孩的私信之后，在她的微博上面看到的。

这个女孩问我，如果只有中国护照，不是记者，也不是国际组织成员，如何才能够从埃及边境进入利比亚。我很好奇地问她，为何如此着急的要在五月份到利比亚，她说，要去看她的男朋友，现在想起了，其实就在这个城市附近的另外一个地方。

不得不赞叹爱情的神奇，你无法从国界、语言，还有人种等方面来进行理性分析。女孩子显然深爱着她的男朋友，不然的话，不会如此着急地想要回到利比亚。但是这并不让我觉得惊奇，2002年，当我第三次到喀布尔的时候，当地中国使馆的朋友告诉我，虽然距离塔利班被击败也就是一年的时间，已经有中国女孩嫁给了当地人。那是一个在当地中国餐馆工作的女孩，她的丈夫是当地的一个大学老师，而让他们都觉得神奇的是，女孩子不会英文，当然更不会普什图语，他们不知道女孩如何和她的丈夫沟通，但是女孩看起来很快乐，觉得她的婆家人对她非常好。没有见过这个女孩，但是见过一次她的丈夫，有着普什图人轮廓清晰的脸，他的英文很流利。爱情，我一直觉得，对于外人来说，是最没有资格去评论的事情。我只有希望，这个重庆女孩的爱情，是不是可以像张爱玲笔下的那样，让这场战乱成全他们，有着白流苏和范柳原那样的“倾城之恋”。

回到班加西，的黎波里的形势又有了新的进展。在媒体报道了反对派质疑看不到尸体之后，利比亚国营电视台播出了有四具尸体的画面，的黎波里的主教在现场。但是同时，传来了联合国把在的黎波里的国际雇员撤离到边境地区的消息，因为在卡扎菲的儿子被炸死的消息传出之后，的黎波里出现了支持卡扎菲的游行，这些人攻击了英国、美国、意大利使馆，以及联合国办公地点，英国使馆更是被烧得只剩下一副框架。而所有的这些示威还有攻击，很显然，在并不允许民众进行非法集会的的黎波里，是政府的有意放行。虽然利比亚政府向这些政府还有联合国道歉，但是联合国撤走自己的国际雇员，显然表明对利比亚政府并没有信心。

英国外交部宣布驱逐利比亚驻英国大使，北约再次强调行动的目标不是针对任何一个人，而美国五角大楼传来的消息，则是确认被炸死的是非常重要的人物。

班加西这边，过渡政府连续两天取消了预定的记者会，今天的理由是因为危机处理小组和过渡政府要召开紧急联合会议。对于过渡政府来说，如何在舆论上和利比亚政府抢占道德高度，如何让国际社会的同情能够保持在自己这一边，成为相当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大家心里面都明白，反对派目前只有守卫现有城市的能力，他们没有足够的武器和政府军抗衡，而如果卡扎菲坚持不下台——事实上大部分人都相信，他不可能自己宣布下台——唯一能够让这样的僵局有所突破的，还是要依靠国际社会，依靠北约的轰炸行动，让卡扎菲无法指挥他的军队，让他身边的人下决心离开。

这两天，的黎波里的夜晚总是不平静。

Day 12 拉登死讯

班加西反对派的记者会

早上打开电视，又是突发新闻：拉登在巴基斯坦被美军打死了。

看着电视机镜头里面，双子塔遗址聚集庆祝的年轻人，十年前，当他们通过电视看着大楼被飞机穿过的时候，他们都还是孩子。在过去的十年里，他们在一个被9·11彻底改变的世界里长大。因为9·11，因为美国的反恐战争，世界的格局就此重写。

如果没有9·11，美国不会出兵阿富汗，北方联盟是否可以赶走塔利班？谁也无法预测，因为历史不可能掉转头重新假设。如果没有9·11，美国也不会攻打伊拉克，那么萨达姆的统治如果持续到今天，伊拉克会不会像今天的利比亚，在这波中东的变革浪潮中自发地进行改变？同样谁也无法预测。在外来力量的决定下，这两个国家快速地、被动地发生了巨变。这样突如其来的改变，如果和现在发生在这些中东国家的改变进行比较的话，人民和国家付出的代价会更大，还是更小？依然无法回答，同样是因为历史无法假设，无法推倒重来。

当奥巴马对着美国人民说，这是美国的胜利，在行动中没有一个美国人死亡的时候，作为一个非美国人，虽然明白一个美国总统的所有决策，都是要从保护自己国家的利益以及人民出发，但是如果站在巴基斯坦人或者阿拉伯人的角度，对于这场美国人的胜利是否会有别样的滋味？

街头采访，不同的伊斯兰国家，人们反应各异。穆斯林兄弟会认为，这会让西方和阿拉伯世界的关系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哈马斯的负责人则认为，这是美国又一次在穆斯林的身上留下了鲜血。

同样都是穆斯林组织，一个从极端走向温和，因为对于身处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来说，他们需要吸引更多的支持，在民众走上解放广场争取来的宽松环境之下，极端的口号以及手法反而会导致支持者的流失。埃及的民众，在广场上要求的是民主还有自由，要求结束穆巴拉克的独裁。这个时候，穆斯林兄弟会如果不用一个能够适应埃及民众的诉求的形象出现的话，在未来的选举中并不会占有太大的优势。

但是对于哈马斯来说，他们代表身处生存夹缝中的那些巴勒斯坦人，他们对于这个世界充满了愤怒，因为美国支持以色列，而让他们无法像别人那样拥有一个真正的国籍。他们的同胞，用难民的身份生活在周边的不同国家，站在他们的立场上，美国是他们的敌人的朋友，也就是他们的敌人。

今天，也是以色利纪念大屠杀的日子，六百万犹太人在二次大战中被屠杀，这是这个国家的人，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让自己的国民去牢记的事情。也因为这样，他们始终带着强烈的忧患意识，也正是这种忧患意识，让以巴和平成为一个看起来无法实现的目标。

但是，当年屠杀犹太人的，并不是他们现在充满敌意的阿拉伯世界，而是欧洲的极端主义：纳粹。在拉登死亡的这天，再来看犹太人曾经遭受的苦难，当我们谈论极端主义或者恐怖主义的时候，提醒我们，不要把这两个词简单地和某一种宗教或者某一个组织联系在一起。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会用不同的形式发生在不同的宗教或者国家身上，历史上的宗教残杀、种族残杀、侵略战争，独裁者对于不同意见人士的清洗，仔细回想一下，从过去到现在还在发生，而它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人的生命变得无足轻重。而这种对生命的轻视，在中国，从反右到文革，那些武斗，那些批斗，人们毫无尊严可言——面对另外一个生命的漠然，不正是因为极端？

打开电视机，除了阿拉伯电视台，还有利比亚、叙利亚、也门这些国家的新闻，西方的电视台一整天被拉登的新闻占据了版面。作为一个媒体人，我知道，这是必然的结果，这也是早上醒来，看到新闻的第一个反应：嗯，今天，西方媒体在利比亚的同行们，可以休息了。

晚上过渡政府的记者会，美国NBC的记者举手提问如何看待拉登死亡，发言人说：“利比亚发生的事情，是利比亚民众自己对民主自由的诉求，和反恐战争没有可比性。”

台下响起了一片掌声，当然，通常掌声出现在记者会上，是非常奇怪的事情，因为记者的职责是提问，以及记录被提问者的回答，而不是用掌声来表达自己的态度，即便自己对某一个问题有着清晰的想法，或者立场和被访者相同，也不应该在这样的场合表现出来。不过这也是班加西的现实，一家家媒体出现，当地的这些媒体从业人员，正在开始体会不需要经过审查的日子，他们没有接受过专业的新闻训练，也因为这样，他们的报道，或者媒体，如果拿客观中立作为标准，很多并不合格，因为倾向性宣传的意味非常的强烈，他们分不清楚媒体和自我表达的分别，就好像记者会上的这些掌声一样，但是看得出来，他们正在学习。

这名美国记者并不满意，继续追问：“其他的国家和政府都在对这件事情作出回应，你们为何不表态呢？”

坐在后排的我，对于这位美国同行的提问语气有些反感。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每次他的提问，总是让人觉得有着强烈的大美国主义，带着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俯视着这个也许在他看来没有能力而只能等待美国和其他国家帮助的国家。我也明白他为何要追问这个问题，毕竟从新闻性来说，如果不能够从这个角度切入的话，那么今天的这场记者会，对于一家美国媒体来说，不会有任何意义，因为今天，应该还有明天，所有的新闻话题都围绕着拉登。

发言人的答案，依然没有提到拉登，只是告诉这名美国记者，在反对派的武装力量里面，并没有基地组织的成员。我想，我的美国同行自然很不满意，而我则在思量，为何他们就是不直接回应这个问题。

但是，如何回应呢？美国的反恐行动，和利比亚这里发生的事情，在反对派看来没有丝毫的联系，尽管卡扎菲一直在把两件事情联系在一起。他警告过美国，在东部的反对派武装里面有很多基地组织的成员。冲突刚刚发生，赶到班加西的一些外国记者也认定有基地组织成员的存在，他们的理由，则是那些激动的看上去相当狂野的年轻人，当他们对着镜头声嘶力竭地呼喊着口号，或者用向天发射的子弹来表达决心的时候，他们的这些形象，通过照片，通过影像，传递到美国，传递到世界各地。对于那些从来都不了解这个国家的人来说，这些形象符合他们对于基地组织成员的想象：年轻、贫穷、粗野、缺乏教育。

同样的，在也门，当反对派走上街头，要求也门总统萨利赫下台的时候，萨利赫接受BBC的专访时特别提到，如果他下台的话，也门的基地组织就会壮大，因为谁也无法保证新的政府会和美国合作。正如卡扎菲，至少在西方媒体的报道中，他不遗余力地打击基地组织，配合美国的反恐政策。

也许美国政府很清楚，配合反恐，往往会成为这些国家的领导人的一个护身符，特别是在他的政权地位遭到来自内部的挑战的时候。对于美国来说，必须作出一个选择，是要一个可靠的、却不受本国民众欢迎的领导人，还是要一个民众选出来的、却和美国疏离的领导人。这样的两难，在埃及人民站到解放广场的时候，美国就开始面对，因为支持穆巴拉克，等于和美国政府宣扬的自由民主人权自相矛盾，站在穆巴拉克的反面，有声音提醒说，可能会让激进的穆斯林兄弟会上台，让以巴冲突升级。而当时的不少美国媒体充斥着关于穆斯林兄弟会的猜想和报道，即便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的人，也会形成一个刻板的印象：这是一个极端组织。当然，现在看来，他们并不是这样。

在利比亚问题上，美国选择了站在背后的角色，把指挥权交给了北约。其中一个原因，自然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也因为这样，利比亚民众的诉求，对于美国政府来说，并不是首要考虑的因素。从美国政府的角度来看，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因为必须首先从本国利益出发。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作为一个大国，一个最具有能力的大国，在有能力的情况下，却选择容忍一个政权做出伤害本国平民的事情，是否意味着没有承担起大国的责任？也唯其如此，不管是埃及，还是利比亚，示威的人群中都出现了中文的标语，因为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的角色，手中有投票权。

坐在意大利餐厅，在等我们要的披萨上桌的时候，翻译哈迈德拿着我的利比亚中英文地图，详细地向我解释目前的战况。哈迈德的外公，正好是过渡政府的最高军事负责人哈里里。60年代，哈里里是和卡扎菲并肩作战的自由军官的一分子，哈迈德给我看外公的照片，穿着军装，帅气逼人，这让我想起十年前在的黎波里的酒店大堂，我和年轻时的卡扎菲的照片的合影，同样年轻，同样充满了正气和理想的样子。

从70年代末开始，这些当年的战友开始出现分歧。哈里里从80年代开始，坐了十五年的牢。当然，他只是因为意见不同而被卡扎菲投入监狱的那些战友中的一个。卡扎菲和第一个妻子离婚，就是因为他的前妻的父亲对他的一些做法表示反对，于是被关进了监狱，他的妻子求情，结果不但没有把自己的父亲救出来，反而被迫结束了这段婚姻。

这个故事似曾相识。对身边人高度的不信任，毫不留情地进行铲除，这也是萨达姆的个性。在萨达姆遭遇到一次失败的暗杀之后，他对身边几乎所有的人都失去了信任，包括他的妻子的哥哥，他的国防部长，当年正是在他的支持下，萨达姆当上了总统。萨达姆制造了一次空难，这位内兄死在了直升机的爆炸中。

从地图上看，反对派控制了东部地区，但是在西部的利比亚第三大城市米苏拉塔和距离班加西一百多公里的艾季达比耶之间，却是政府军控制的地方，包括了石油重镇布雷加。现在，靠近突尼斯边境的几个城镇，反对派和政府军在争持。反对派的计划是，只要攻下布雷加，就可以拿下卡扎菲的家乡苏尔特，这样就可以打通通往米苏拉塔的道路，进而很快就可以围攻的黎波里。

我问哈迈德，难道只有一条公路，不能够绕走沙漠？他说，沙漠没有道路，而反对派武装没有装备，比如直升机，就连车辆也就是一辆辆的皮卡。虽然前线的武器弹药还算充沛，但是在班加西，库存的武器只剩下一千支AK47，现在最需要就是武器。他们的计划是，拿到一些冻结了卡扎菲资产的外国政府移交给过渡政府的钱之后，就寻找私人军火商，在欧洲购买武器，而这应该是最便捷、也是唯一可能解决目前僵局的方法。因为过渡政府并不希望外国的地面部队出现在利比亚的土地上。

其实不单单是利比亚人，美国军方的这次行动，让巴基斯坦政府有些尴尬，虽然奥巴马感谢巴基斯坦政府的配合，但是事实上，行动前他们并不知道有两架美国直升机进入了自己的国境，并且有军事行动。也因为这样，那些接受采访的巴基斯坦人并不关心拉登死亡，他们更关心自己的国家主权是否因此受到了侵犯。

Day 13 利比亚版的萨哈夫

利比亚政府发言人穆萨

在酒店大堂，等待过渡政府记者会的开始。今天是他们的第二号人物第一次召开记者会，出现的外国记者因此多了很多。已经超过预定的时间一个小时了，不过大家都已经适应了这样的情况。谁都知道，在中东和非洲，千万不要预期对方准时，即便是政府官员也是一样。也因为这样，通常宣布的记者会召开时间前五分钟，会议室里面还是空空荡荡的，十五分钟之后，记者们才会施施然地进入会场，当然，还是需要再等待一会儿。

坐在会场外面，和一个月前从的黎波里离开的中国同行聊天。他向我形容利比亚政府招待记者的力奥克斯酒店，巨大的房间，有按摩浴缸。这家五星级酒店的围墙连着一个住宅区，也就是利比亚政府宣布北约炸死了卡扎菲的儿子还有孙子的那个地方。平时，卡扎菲经常会在这家酒店的花园出现，和他的孙儿们玩耍。

他是冲突刚刚发生之后到的的黎波里，那是卡扎菲的二儿子赛义夫邀请外国记者到利比亚访问的时候，也因为这样，所有的住宿、饮食甚至洗衣都是免费，记者们也比现在要自由得多，可以在没有官方指定人员陪同的情况下外出，甚至可以离开的黎波里。

显然，冲突刚刚开始的时候，利比亚政府，至少赛义夫相当的自信。

我们聊起了利比亚政府发言人易卜拉欣·穆萨，这个在电视屏幕上频频出镜的人，总是让我想起2003年大出风头的伊拉克前新闻部长萨哈夫。当伊拉克的部队溃不成军，美军已经抵达巴格达周边的时候，他还站在新闻中心的一堆麦克风前面，镇定地向大家描述伊拉克军队在前线取得的胜利。

当然，穆萨和萨哈夫完全不同，他专业、时尚，最重要的是，他完全懂得如何和媒体打交道。这名中国同行说，当他抵达的黎波里之后，穆萨非常关心中国媒体，他甚至让这名同行把中央电视台记者的护照资料给他，因为他要亲自为中国的国家媒体签发签证，因为这对利比亚政府非常重要。当然，他更懂得西方媒体的重要性，不管是CNN还是BBC，都是他热情应对的对象。

他留意这些媒体的报道，不止一次地向这名中国同行抱怨，有一家中国媒体的报道让他们非常不满意，这家媒体来自香港，而且非常有名。

虽然他说不出这家媒体的名字，但是我和这名中国同行都毫无疑问地确定，应该就是指凤凰卫视，因为我们在的黎波里报道的同时，也有记者从班加西发回报道，不时地指出政府安排的采访活动里面的一个个漏洞。

这名中国同行显然对于穆萨很是佩服，佩服他的一口伦敦口音的英语，以及懂得如何和媒体周旋。同行告诉我，穆萨有英国护照。这一点并不奇怪，因为就算利比亚并不允许自己的国民拥有双重国籍，但是对于权贵们来说，这并不是困难的事情。虽然卡扎菲直到最近十年才开始和西方走近，但是他的孩子，几乎都在国外接受精英教育。

这同样不奇怪，就算在中国，无论对美国如何反感，看看哈佛、耶鲁这些常春藤名校，高官的子女占了多少。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当欧洲对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实行封锁之后，他的女儿到了香港继续她的大学教育，并且在香港买了豪宅，而他的妻子因为没有办法去欧洲血拼，就转战香港的名店和五星级酒店，并且在酒店门口把一名英国记者打伤，但是因为拥有外交豁免权，而免于被香港警方起诉。

穆萨到底是不是英国公民这点并不重要。36岁的穆萨，出生在卡扎菲的部落基地卡拉法。他在英国埃克赛特大学以及伦敦皇家霍洛威学院学习，并且在后者取得了媒体研究的博士学位。在他担任利比亚政府的发言人之前，他在的黎波里设立了一家媒体研究中心。

我记得，我在2003年写关于伊拉克采访经历的时候，有一章特别提到了萨哈夫，我还记得自己起的题目是“我爱萨哈夫”。我想我当时的感觉，和我的这名中国同行现在对穆萨的感觉是差不多的。毕竟作为一个政府的雇员，站在政府的立场说话，即便是说谎，也有他不得已的原因，也因为这样，在美军通缉名单里面，并没有萨哈夫的名字，他最多被外界称为“小丑萨哈夫”。在萨达姆倒台之后，还有出版社邀请他写回忆录。

但是，如果是今天，当我再写萨哈夫的时候，我确定，我一定不会再用这样的标题，也不会用这样的理由为他开脱。

虽然作为一份工作，只要有一天在这个位置上，就需要履行自己的职责，除非选择离开。但是总有一个基本的底线，不说谎话对于政府发言人来说，当然是难以做到的事情，但是如果是主动地刻意地去把谎话说得天衣无缝，做一个过于称职的“spin doctor”，那就只能够说，这份工作已经不仅仅是一份工作，而是自己的一个选择，既然这样，未来就要准备好为这样的选择付出代价。就像他在各种西方媒体上坚定地表示，卡扎菲动用武力，不是针对平民，而是因为这场叛乱是基地组织的恐怖行动，那么当被证明并不是这样的话，他要承担的责任已经远远超过萨哈夫，因为萨哈夫只是虚构了萨达姆的胜利，这样的谎言，在资讯流通的世界，只需要几秒钟就会被揭穿，他最多和国营电视台一样，能在短时间内欺骗伊拉克的民众，但是穆萨的描述，却足以制造利比亚民众之间的仇恨，至少那些在前线战斗的士兵，会有很大的一部分，坚信自己的战斗和杀戮是正义的。

在这里呆了十多天，时间越久，越会感觉到这其实是利比亚人自己的事情，他们自己的诉求，他们在用自己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但是问题在于，这里不是埃及，也不是突尼斯，这里的民众没有选票，这里不存在反对党，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任何和政府权力抗衡的力量。

理想的状况，当然是当人们走上街头的时候，会有对话，会有协商，寻求一种和平解决的方法，但是这一切在这里没有发生，因为政府军率先开枪，当枪声响起之后，人们不会再对这个政府存在任何的幻想，也不会再相信卡扎菲所提供的其他政治解决途径，即便卡扎菲真心想用这样的方式。

在这个时候，国际社会到底可以扮演怎样的角色？在卢旺达的种族屠杀之后，联合国就此有了共识。1997年元旦，刚刚担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安南，和其他人士一起，共同推动了一个简称R2P（国家保护责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的新概念，并且开始在国际政治圈流转——也就是政府有责任保护平民，如果一国政府做不到，国际社会可以采取行动。

非洲联盟是第一个把R2P纳入地区组织指导原则的机构，那是在2002年的南非德班，非洲联盟成立的时候，大家认同的原则是，如果一个成员国听任自己的国民遭受反人类罪，那么其他的成员有权力干涉。签字的非洲国家里面，就有利比亚。

2005年，在联合国成立六十周年的大会上，180个国家元首签署的大会公报里面，包括了R2P原则，在签字国中，也包括了中国。

大会文件虽然允许外部干涉，但订立了五个很难同时满足的条件，在第138段里面是这样陈述的：

In this context，we are prepared to take collective action，in a timely and decisive manner，through the Security Council，in accordance with the Charter，including Chapter VII，on a case-by-case basis and in cooperation with relevant regional organizations as appropriate，should peaceful means be inadequate and national authorities manifestly fail to protect their populations from genocide，war crimes，ethnic cleansing and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虽然2005年就确定了这个原则，但是直到这次，在利比亚才真正运用了这样的原则，这是因为各种因素加在一起，同时满足了这五个条件：

首先必须是集体行动，而不是单个国家对他国采取行动。北约对利比亚的干涉满足了这一条件。当然，要满足这点不算困难。

其次必须由安理会授权。安理会3月17日通过1973号决议，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并授权采用“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平民。虽然决议并没有明说“一切必要措施”包括军事措施，但该决议在同一长句子里继续讲，（这些措施中）排除直接军事占领——也就是说，直接军事占领之外的任何“必要”军事措施都是允许的。当然，也因为这样，这对到底如何理解和使用怎样的措施会产生争议，中国和俄罗斯反对使用空袭手段，则是基于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不属于必要。

第三是需要最可能受到军事行动影响（比如难民过界）的邻近国家必须愿意配合。这次是阿拉伯联盟主动提出设立禁飞区，不管是埃及，还是突尼斯，都对过界难民加以安置。

第四则事先要尝试和平手段，没有效果才能采取军事行动。1973号决议之前，2月26日，安理会先有了1970号决议，要求卡扎菲停火。但是卡扎菲并没有接受。而在1970号决议里，已经点明了利比亚当局的国家保护责任，也就是不能坐视利比亚人民遭受反人类罪行，而这次和卢旺达不同的是，利比亚发生的不是部落或者种族之间的清洗和屠杀，而是政府行为。

第五则是某一国政府明显地让民众受到反人类罪行的威胁。这一点能否符合，在于卡扎菲自己的配合，他雇用外国兵，并且在电视讲话里威胁班加西民众：我们今晚就来，如果不在军队进城前放下武器，那就无仁慈，无宽恕，军队一家一家地搜，躲到女人的衣柜里也要抓出来！

1970号决议能够通过，在于利比亚驻联合国大使主动要求联合国进行干预，保护利比亚的国民。这一点，叙利亚的情况完全不同。也因为这样，在日内瓦，中国、俄罗斯等国家对美国提出的谴责提案投下了反对票，因为他们认为，至少在目前，这还是叙利亚的内政，应该交给叙利亚政府自己解决。

不过，随着反对派的抗议持续，随着越来越多的叙利亚的视频画面在互联网上流传，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到底应该如何反应，在未来可能会出现改变。中国做好了撤侨的准备，这是对中国国民负责任的表现。但是，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也是对于中国作为大国在国际事务上的姿态的考验。

记者会最终宣布取消了，因为这位第二号人物，差点忘记了自己要赶去罗马开会。

寻求国际社会的支持，这是反对派目前最有效的方法，因为地面战在缺乏武器的情况下要想取得胜利，除非卡扎菲的军队倒戈。今天，土耳其总理公开表示，要求卡扎菲下台。对于利比亚人，以及阿拉伯世界来说，这是比听到一个西方国家领袖表态更高兴的事情，因为土耳其是他们自己阿拉伯世界的兄弟。

在班加西，总是有着很多关于卡扎菲如何对待平民的传说，比如在冲突发生之后，卡扎菲下令枪杀了两千多名在的黎波里的军事学校的士兵，因为他们来自班加西。民众当中还在流传，卡扎菲的士兵强奸妇女，因为这样可以让她们的丈夫或者父亲害怕，而不会选择反对卡扎菲。

这些指控对于我来说，很多听上去觉得不可能发生，因为已经远远超越了对于人性最邪恶的一些想象，但是那个出现在的黎波里外国记者会上的班加西女子的控诉，却又提醒自己，有些事情尽管超出了想象，却真的发生了。而要知道真的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有耐心等待。

但是，这样的传言对于反对卡扎菲的民众来说，他们深信不疑。这样的情形同样似曾相识，当一个政府缺乏公信力，或者没有出来证明是否发生的时候，这样的传言会快速地在民众当中传播，并且成为民众深信不疑的事情。

而且，这样的事情曾经发生过，1996年，阿布萨利姆监狱惨案一开始也只是传说，到最后却被证明是事实。虽然那已经是十五年前的事情，但是，当年下令开枪的人还在。

翻译哈迈德一见到我们，就讲述昨天深夜在他家门口发生的事情。他听到门外有汽车的警报声，跑出去一看，原来有两个人正在尝试偷他的那辆皮卡。还好警报响了，吓跑了那两个人。也因为这样，他打算到黑市上去买一把枪，但是AK47已经在黑市上被炒到了五千美元，对于他来说，过于的昂贵，这让他非常犹豫。

不过也许是因为有着共同的敌人，至少我们遇到的当地人，对于我们这些外国人非常的友善，因为现在还留在当地的，除了慈善团体，就是外国记者，其他的外国人早已离开。

而这两类人，这里的民众知道得非常清楚，对于他们只有帮助没有害处。就算是自己人之间，虽然也有抢劫和偷窃，但是至少在白天，不管是马路上开车的秩序，还是公共场合，用当地人的话来形容，人们相处得更好了。

理想的状态，未来在这个国家，会有不同的党派，会有选举，人民的手中会有一张选票。到时候，肯定会有党派之争，部落之争，但是如果有一个大家认同的民主制度，那么这些，都可以通过各自的代理人来为自己所代表的选民争取利益。

今天经过班加西医院，算是这个城市里面最具规模的建筑，哈迈德指着大楼告诉我：“这家医院造了三十年，知道吗？三十年。当它在去年启用时，所有的窗户需要更换，因为已经过于老旧了。”

这样被拖延的项目，在班加西以及周边的城市到处可见，但是从两年前开始，这些项目的进度开始加快，显然政府已经意识到，不能够再拖了，需要为民众做些事情。

但是，还是那句话，太晚了，就像曾经在七八年前，利比亚有政治改革的机会，虽然主张改革的依然是卡扎菲家族的人，他的二儿子，但是至少会给这个社会带来一些渐进的改变。但是，很快，这样的讨论被终止。现在，就算卡扎菲提出可以进行大选，妥协的时机却已经过去了。

Day 14 卡扎菲口中的基地组织大本营

德尔纳街头流传的一张传单

决定到距离班加西三百多公里的德尔纳去。两个理由：卡扎菲说这是基地组织的大本营，虽然这样的说法，在冲突刚刚开始的时候，在媒体的报道上很多，但是到了现在，至少从媒体来说，两个多月的亲眼所见，反对派们不是为了宗教，为了一种意识形态，为了拉登这个人，而是为了自己的自由，为了利比亚的未来。

不过，拉登之死，至少让这个话题又变得有了点新闻价值，对我来说，在班加西呆了两个星期，能够到另外一个城市度过一个夜晚，显然能够让这个还不知道要持续多久的差，不至于那样的沉闷，至少进行一下不同城市的比较，对我来说，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当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理由，帮助那个中国女孩去找她的男朋友。这名女孩告诉我很多关于她的男朋友的事情，当有不明身份的人冲击他们在艾季达比耶的办公室的时候，很多中国员工逃到了沙漠里面，这个时候，她的男朋友，一个巴勒斯坦移民，开着车，把这些中国人一个个从沙漠里面找回来，帮助他们找到了安全的住处，并且送他们登上了中国政府帮助当地中国人离开的邮轮。

从班加西向东开车一个多小时，就进入了海拔一千多米的高原。这里和班加西向西的戈壁完全不同，金黄色的草原，绿色的橄榄树，还有路边的紫色和鲜红的野花。偶尔会看到阿拉伯马匹，于是独自想象着在这样广袤的草原上驰骋。沿途有羊群、骆驼群，草原中偶尔也会出现房子，让看不到头的道路显得一点也不沉闷。

在距离德尔纳十五分钟路程的地方，我们接上了翻译哈迈德的朋友哈辛，他是当地中学的老师。不过，他的专业是石油钻探，曾经在利比亚的石油重镇布雷加工作过两年，在沙漠里每天工作六到十二个小时，每个月的收入在五百到七百之间。两年前，他回到了家乡德尔纳，选择了这份每个月只有三百五十元的教师工作。虽然收入减少，但是至少可以和家人住在一起，这样也能帮助他节省开支。

因为这样，这个瘦小斯文的男子，虽然比哈迈德年纪要大一些，却到现在还没有结婚。已经不止一个当地男子告诉我，结婚需要准备好房子和车子，而妻子通常不应该外出工作。

我们先去当地的酒店。虽然哈迈德一早已经告诉我，这里的酒店非常漂亮豪华，但是因为呆在班加西四星级的乌祖酒店的经历，让我们对酒店并没有抱太大的期待。也因为这样，当我们的车子停在一个宫殿式的建筑物前的时候，我会有一种恍惚的感觉。直到走进空荡荡、黑乎乎、巨大无比的大堂，那种静寂的诡异还在提醒我，这是在利比亚。

酒店的房间一尘不染，打开窗帘，正好面对地中海。这个建在高处的酒店，让看海的视线毫无遮拦。我们可能是这家酒店唯一的一批客人，因为前台的服务员看到我们走进酒店的时候，满脸诧异。看着房间里面铺得整整齐齐的床，这应该是两个月前这里的服务员最后工作的痕迹，因为这家酒店除了前台的两名工作人员、门口持枪的保安以及几个临时的清洁工人，已经没有员工了。在冲突发生之后，这些员工逃向了埃及边境，他们本身就是来自埃及以及叙利亚的外国劳工。

不得不赞叹这家酒店选择的地点，一边面对地中海，另一边则是面对整个城市。清真寺有不远处的山峰作衬托，当祈祷声响起的时候，整个城市就会定格在眼前。

这家五星级的酒店去年刚刚开门营业，造了七年，换了四个国家的承建商，从埃及到土耳其、中国，最后到了突尼斯建筑商的手上。这家酒店代表着卡扎菲的二儿子赛义夫改革开放的决心，他看中了这个城市，面山对海，有延绵的海滩，也有幽静的山谷，还有瀑布，以及一千多年历史的清真寺墓地和更远古的希腊遗迹。这是利比亚吸引外国游客的最理想的地方，而外国游客的到来，除了增加政府收入，更重要的，还能够提升一个国家的开放度，以及在国际上的认知程度。只是，他的雄心大计，一方面实现的步履是那样的缓慢，另一方面，当似乎可以开始快跑的时候，变革却轰然而至。

在海滩边，原本的游客度假中心，变成了德尔纳市民的临时居所，他们自己的房子因为时间太久，已经变成了危房。两年前，政府把那些房子推倒，把这些民众安置在度假村里面。就在这个度假村对面的山上，韩国公司承建的福利房已经差不多全部封顶。

来到这个临时安置中心，是来找一个叫做阿罕迈德的利比亚人。中东国家的人名总是严重困扰着我，因为他们已经不是相似的问题，而是过于雷同，以至于在同一篇文章里面，一个同样的名字，却在讲述好几个不同的人。当然，对于他们自己来说，这完全不是问题，就像哈迈德说的：“我们已经习惯了。”

阿罕迈德就是卡扎菲说的基地组织成员。这个故事其实很简单，9·11之后，一名在阿富汗的利比亚人回到利比亚，结果被利比亚政府转交给美军，并且在关塔那摩基地接受了两个月的调查。没有查出什么问题之后，这个利比亚人又被转交给卡扎菲。这个人就是阿罕迈德。还有一个在阿富汗的利比亚人，9·11之后，自己通过苏丹边境回到了利比亚，结果很快被利比亚政府抓获，关押在的黎波里的监狱内。五年前，这两个人都被利比亚政府释放，他们都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德尔纳。卡扎菲政府警告他们不要乱说乱动，并且给他们提供了住房，也因为这样，其中一个住在这个临时安置区里面。

哈辛认识他们两个人。事实上，德尔纳是一个小地方，总共只有十六万人口，但是真正留在当地的人不多，因为当地没有大公司，没有太多工作机会，年轻的人们都选择去了班加西、的黎波里，或者是米苏拉塔。不过用哈辛的话说，德尔纳又是一个教育水平很高的地方，因为在那些大城市工作的博士、工程师，很多就是来自德尔纳。也因为地方小，家族和家族之间的联系非常密切，相互之间总是能够间接的认识，甚至有着亲戚关系。所以，2月17日的示威冲突发生之后三个小时，冲突就得到了平息，因为当地军人决定放下武器。卡扎菲在当地虽然有军事基地，但是并没有驻军，所有的军人都来自当地，在这样的情况下，事情通过亲情和家庭关系，很快得到解决。虽然卡扎菲派出了来自其他地方的军人空降到附近的一个机场，但是很快被当地武装起来的民众包围。

哈辛说，这两个人很不一样，阿罕迈德在冲突发生之后，站在了反对派的一边，为当地过渡政府训练年轻人。这些年轻人在接受训练之后，再到班加西继续接受训练，然后来到前线。至于另外一个，在当地人眼中是一个思想怪异的人，他总是想要宣扬自己的想法，也因为这样，大家对他都敬而远之。卡扎菲说德尔纳是基地组织的大本营，说来说去也就是这两个人。

我们敲响了阿罕迈德的家门，一个女人的声音告诉我们，他不在家。就在我们拍摄的时候，女人推开了窗，让我们不要拍摄。出于尊重，我们离开了这个住宅区。邻居告诉我们，已经有一个星期没有看到阿罕迈德了，“也许是为了躲避媒体，这些日子，每天都有记者来这里找他”。

其实，就在我们到德尔纳之前，这两个被认为是前基地组织成员的利比亚人，已经接受过多家媒体的访问。他们有自己的一套说法：因为当年躲避卡扎菲的压迫，不得已才选择去了阿富汗，不然就会选择伊拉克，如果去其他阿拉伯国家，他们可能会被引渡回利比亚。他们只不过是在基地组织里面教授阿拉伯语，从来没有杀害过平民。这样的说法依然有让我疑惑的地方，因为如果他们真的曾经是卡扎菲的敌人，那么当他们在利比亚现身之后，为何被反对派认定，而不会容忍任何反对声音的卡扎菲，不单单释放了他们，还给了他们房子以及金钱，要求他们保持和政府的合作？

虽然找不到这两个前基地成员，但是在德尔纳，却有大量的外国战士（Foreign Fighter）。纽约时报在2007年就报道过，在伊拉克的外国战士，60%来自沙特阿拉伯以及利比亚这两个美国的盟国。来自利比亚的这些外国战士，大部分来自德尔纳，是当地伊斯兰革命组织的成员。这个组织在70年代和卡扎菲决裂，在90年代中期打过游击战，专门袭击政府官员以及军事基地。这些成员，早在80年代就前往阿富汗参加抵抗前苏联的圣战，不少人还留了下来。现在，在这场利比亚的冲突发生之后，来自阿富汗的消息指，至少有二百名塔利班利比亚人准备回到利比亚，而在德尔纳，要找到一个曾经在伊拉克战斗过的利比亚人非常容易。也因为这些人，让西方社会一直担心，如果给予反对派支持的话，会不会间接帮助了这个组织，很显然，这个组织的成员对于西方社会有自己的一套看法。

不过，这些人现在会告诉你，最重要的是，基地组织也好，其他伊斯兰的组织也好，他们现在只有一个敌人，就是卡扎菲。

在我看来，最关键的，还是这些人的理念和行事方法，在这个城市是不是有他们的支持者。我们在德尔纳广场遇到了这个城市的官员，所谓官员其实都是来自不同行业的志愿者，很多是当地的大学教授，来进行维持城市运作的协调工作，他们都会这样告诉我们：“只要有民主和自由，自然就没有了极端主义。”

和班加西比较，德尔纳的宗教气氛要浓很多。和班加西一样，四点过后，这里的妇女开始三五成群地出来去清真寺祈祷。像我这样的外国女性，走进清真寺也不会引发诧异的目光，这一点，如果是在一个基地组织或者是宗教极端组织活跃的地方，是不被容忍的事情。2001年的时候，我去距离喀布尔三百多公里的一个地方采访，这里的长老，从头到尾，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没有正眼看过我一眼，更不要说握手这样的礼节。已经用头巾包着自己的我，可以感受到周边那些男性的相当不友善的眼光。哈辛指着那些妇女对我说：“你看，妇女可以自由行动，这里她们不需要戴上boka（只露出眼睛的阿富汗女性在塔利班时期被要求的装束）。伊斯兰教义告诉我们，每个人有权利选择信仰哪种宗教，选择怎样的打扮。”

拍完清真寺对面广场上儿童们的游戏场面，站在清真寺旁边的咖啡馆，等着我们要的蒸馏咖啡。五六个当地的年轻人坐在街边喝咖啡聊天，这是利比亚人每天下午祈祷完之后的必备节目。看到我们的摄影机，马上举起了V字手势。很快，其中一个把他们坐的凳子一个个搬到我们面前，另外一个不知道从哪里搬出来一张白色的塑料桌子，哈迈德捧着咖啡出来，指着其中一个年轻人说，他已经为我们结了账。

就在我们喝咖啡的时候，有一个年轻人拿来一张复印的传单，上面是三个算术题：

1969-69=00

1942-42=00

2011-11=00

旁边写着一些阿拉伯字。1969让我觉得非常熟悉，因为卡扎菲是在1969年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也因为这样，让我猜想这些数学题一定和卡扎菲有关。

不出所料，哈迈德给我解释那些阿拉伯字的意思：1969年上台的卡扎菲，今年69岁，他1942年出生，统治了利比亚42年，今年是2011年，卡扎菲的阿拉伯名字有11个字母，所有的这些说明，他会在今年完蛋。

这不算是首创了，如果我没有记错，汶川地震还有北京奥运之后，网络上就出现过类似的数学题，原理都是在假定了一个结果之后，寻找可以论证这个结果的数据。这样的数学题，其实是通过一系列的巧合，从心理层面上进行暗示，让人们得到一种心理上的满足。而在这个与中国相距遥远，文化也截然不同的地方看到这样一串数字，忽然觉得这个世界其实很小，人和人之间的思维，或者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差别巨大。

打了好几次电话给那个中国女孩的男朋友。一开始是电话没有人接听，一个小时之后再打过去，电话关机了。我尝试了十多次，直到深夜，电话还是没有打开。

忽然有一种预感，从我两天前和他通电话开始其实就已经产生，对方听到我转达的消息，并不是我想象中那样的兴奋，相反，有些错讹和迟疑。而现在，我更是担心，他是有意关机的。不管是怎样的原因，如果是有意的，那就是他并不希望看到来自中国的我，即便我告诉他，我可以帮助他们通过电话听听对方的声音。

也许，这是那个女孩过于美好的想象，而现实就像这个国家正在经历的那样，革命并不浪漫，也不富有戏剧性。

Day 15 从古希腊到阿拉伯

德尔纳的海景

早上起床，在咖啡厅找到了吃早餐的地方，看着那些食物的数量，我更加肯定我们是这家巨大的酒店里面唯一的住客。

黍米片应该放了至少一两个星期，可能更长的时间，因为拿起一片放在嘴里，不但不脆，还有一股那种放久了的苦苦的味道。看着桌上的那瓶牛奶，黄黄的颜色，无法确定是否新鲜，想到同事们吃了街边的三文治腹泻三天的经历，虽然肚子很饿，还是不敢尝试。终于，服务员拿来了一盘面包，还没有等我站起来，先充满歉意地告诉我：“如果能够多等半小时，会有新鲜一点的面包。”

拿起一个捏了一下，至少已经隔夜，但是和班加西乌祖酒店每天早上的面包比起来，已经算是柔软。快速地计算了一下这些食物可能引发的问题，这些不新鲜的面包应该最最安全。

离开酒店，就在转弯的街角，孤零零地矗立着一栋七层楼的房子，房子的外表，和这里除了这家酒店的其他建筑一样，出现了破损。不过，其中一层的露台上放着一盆盆栽，黄色的花让这座残旧的楼房显得稍微有些生气。

哈辛告诉我，这是卡扎菲娶她的第二任妻子苏菲亚的地方。那是70年代，这栋房子已经算是当地最最豪华的。当时卡扎菲在德尔纳养病，他离了婚不久。苏菲亚是他的看护。一批军官计划行刺，结果苏菲亚向卡扎菲通风报信，最后的结果，苏菲亚成了卡扎菲的妻子。两个人就在这座房子里面举行了婚礼，不过只是呆了一个晚上，就去了的黎波里。

关于他的第二个妻子苏菲亚的传说很多，特别是在中文媒体上，我看到一个最为传奇的版本：苏菲亚被派去刺杀卡扎菲，就在卡扎菲一转头的时候，两个人目光相遇，苏菲亚被征服了。从此，苏菲亚不仅成为了卡扎菲的妻子，还为卡扎菲成立了一支女子保镖队。

当我和哈辛说起这些传说的时候，他看着我的神情，完全像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听一个香港人介绍香港当地著名的上海菜“上海粗炒”的感觉，因为这个被认为源自上海的东西，却从来没有在上海这个地方存在过。其实不单单是哈辛，和其他人聊起苏菲亚，都没有人听说她和卡扎菲的女子保镖队有任何关系。事情就是那样简单，卡扎菲爱上了这个通风报信的德尔纳的女子，而她为卡扎菲生下了七个儿子，一个女儿。

传奇很多时候是为了让大家相信一个人是如何的与众不同，就好像朝鲜的教科书上描述的英雄事迹，金日成用手中的枪射落了一架美军的飞机。

和去德尔纳时走的山路不同，返回班加西，哈迈德特别挑选了沿着海岸线的公路，虽然要远一些，但是他说，值得。

确实，地中海的蓝色，不同的层次，在阳光下看得让人心醉。而这段长长的公路，也向我们展现着利比亚的历史。

公元前630年，古代希腊人在现在的利比亚东部建立了一个叫做昔兰尼的城市。在之后的两百年，又建立了四个重要的城市。这四个城市，包括了现在的班加西、迈尔季、苏塞以及图克拉。而这几个地方，正是在我们返回班加西的路途上。这些连接在一条海岸线上的城市，成为古希腊著名的知识和艺术中心，以它的建筑、医学院以及不同的学院著称。

从德尔纳向西开出一个多小时，就进入了昔兰尼的考古遗迹区域，这里全部都是古希腊人当时居住的石洞，还有一个当年的城市，他们的文字留在了这些石头上面。

这里的希腊人，经历过埃及人以及波斯人的统治。公元前331年，亚历山大国王来过，而在公元前525年，波斯军队占领了东利比亚。

当然，利比亚这个名字，是到了1903年，由意大利地质学家费德里科·米纽蒂利在他的著作里面提出的，之后在1911年11月5日，被意大利政府正式作为这个地方的名字。

就在昔兰尼古迹不远处，有一座荒废了的意大利建筑。推开铁栅，沿着石阶走到大楼前，可以看到门口装饰的十多座雕像，全部没有了头部以及手臂。原来，意大利人离开的时候，把这些部位切割下来，带回了他们自己的国家，现在放在了意大利的博物馆内。

大楼的建筑因为缺乏维护，显得破败不堪，这显然非常可惜，虽然也就是一百多年的历史，但毕竟也算是历史遗迹。不过，这又不让人觉得诧异，既然整个利比亚这个国家，从道路到城市，都显得无人照料的样子，那么这栋古老的住宅，被冷落在这个地方，又太自然不过了。

虽然对于利比亚人来说，意大利人留下的好东西不多，但是至少，这条从德尔纳到班加西的海滨公路，却是值得利比亚人称道的东西。只是，这条40年代建造的公路，一直以来并没有任何的更新换代，从德尔纳出发，一路上没有路标，经过的城市还有小镇，都没有指示牌，没有提醒车速的标志，什么都没有，只有一条两个车道的盘山公路。

昔兰尼坐落在山上，站在这些古希腊人留下的石头边上，远远眺望远处的地中海，想象当年的希腊人，如何发现了这片陆地，并且在这里聚居起来。利比亚东部，距离希腊的克里特岛非常近，如果坐渡轮，两个小时就可以从班加西到希腊的克里特岛，也因为这样，中国政府撤侨，就是用希腊邮轮，把中国人一批批地撤离到希腊这些小岛上。

公元二世纪和三世纪的罗马时代，是利比亚的黄金时代，不过虽然西部和东部讲同样的语言，实行同样的法律体系，都有着罗马人的身份认同，但是的黎波里主要是由迦太基人组成，而东部则是希腊人为主。

从公元642年到1551年，利比亚在阿拉伯伊斯兰统治下，从大马士革王朝，到巴格达王朝，中间短暂地被西班牙的哈泼斯王朝占领，再从1551年到1911年经历了奥特曼王朝。之后，当然就是意大利四十年的殖民统治，直到1951年独立，建立利比亚王国，而这个王国在1969年因为卡扎菲的军事政变而终结。

看利比亚的历史，可以看到整个伊斯兰世界以及欧洲之间在过去两千多年来的交集冲突和转变，从而会对伊斯兰世界有一个新的认识。

因为中东局势，前段时间阅读了一些关于伊斯兰世界历史的书籍。虽然去过很多阿拉伯国家，但是说老实话，一直都没有花时间了解对方的历史，只是依稀记得小学历史地理课上的一些知识，比如埃及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却从来都不知道，也没有去关心现在的埃及，其实和那个古老的文明已经没有什么联系。

还记得2003年的时候在巴格达，望着眼前的那条底格里斯河，我的那位伊拉克逊尼派的翻译忧伤地告诉我，这条河见证了什叶派和逊尼派一千多年的冲突厮杀，不知道从今往后，是否会有一个终结。从那一刻开始，我忽然明白，要了解这些国家，这个地区，如果不从纵深的历史看现在，如果没有横向地把伊斯兰世界和西方以及东亚进行比较的话，永远只会浮在表面去看待这个地方发生的动荡，甚至局限在所谓的利益论的角度上。

在世界各地游走的时候，更多映入眼帘的是欧洲文明在各地的痕迹。从秘鲁首都利马的西班牙大教堂，到澳门的葡萄牙建筑，这些都是当年西方在全球扩张的痕迹。但是，走的地方越多，慢慢开始留意另外的一些历史痕迹，比如从非洲到印度尼西亚的穆斯林人数。在西班牙的阿尔哈布拉宫，看到的是这样的一个历史事实：八世纪初，当阿拉伯人占领比利牛斯半岛，把先进的建筑从西亚带到了这个地方，而之后的西班牙建筑，也受到伊斯兰建筑风格的影响。

前段时间去印度的时候，特地去了胡马雍墓，因为有些好奇，到访印度的奥巴马，为何要选择参观这个地方。虽然比不上泰姬陵的庞大，胡马雍墓的建筑依然让人叹为观止，特别是那些大理石拼砌的图案，镂空雕花的石窗，那种低调中带着轩昂的美感，彻底打破了我曾经自以为是的伊斯兰世界愚昧落后的印象。泰姬陵其实是以把这个陵地作为范本的。

这是莫卧儿帝国第二位国王和他的妻子们的墓地。莫卧儿帝国有成熟的军事和管理系统，有现金收集的税收系统，宫廷还是慷慨的文学恩赐中心，鼓励和支持穆斯林“理性科学”的研究以及诗歌的创作，而诗歌是伊斯兰世界的文学媒体。或许，这个地方就像中国的长城，显示的正是历史上某一段时期的文明和发达，以及当时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

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冲突，以及存在的极端组织，带着一种偏见认定对方具有极高的封闭性，总是有意无意地会对伊斯兰世界产生负面影响。其实，如果来看莫卧儿王国，其中的一名国王放弃了对伊斯兰教信徒和非伊斯兰教信徒之间的区分，在税收上平等对待，甚至考虑推广一种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的新宗教综合体。这位国王的做法并不奇特，因为之前的历史一再地证明，伊斯兰教对其他宗教抱有极大的宽容，同时能够高度吸收外国文化。

但是，这毕竟只是历史，从伊斯兰世界的现在来看，之所以人们有着现在的印象，证明历史并没有能够高度一致的传承。而这些历史遗留的伟大建筑似乎又在问大家，曾经拥有的文明是否意味着现在的必然辉煌？

在苏塞附近的希拉勒角，那里原本是普通的利比亚人不能涉足的地方，因为那里是赛义夫的私人码头。这里的人都知道，赛义夫拥有一辆价值五百万美元的游艇，但是如果看到被美国等国家冻结的四百亿欧元的资产，而且这还只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那么，这艘游艇也就算不上什么。

我们尝试去这个码头，被一个反对派武装士兵拦了下来。原来这个地方，已经被反对派设立成为他们自己的军事基地。有些遗憾，因为原本可以去亲身感受一下，在这个国家，领导人的子女，过的是怎样的普通利比亚人无法想象的豪华生活。当然，对这些子女来说，他们不会意识到自己的特别，因为他们以为自己理所当然拥有这些，也许这也能够解释，为何卡扎菲这些在国外接受高等教育的孩子们，是如此卖力地为自己的父亲辩护，因为聪明的他们心里面很明白，如果没有了他们的父亲，他们所拥有的这些将会离他们而去。

这条公路，让我想起美国加州的一号公路，如果要说精致，地中海显然幽雅得多。不过，经过的那些城市，几乎每个都曾经有战斗过的痕迹。经过贝达，这个利比亚第五大的城市，哈迈德指着军事基地对面的一栋居民楼告诉我，当基地里面的军人向外面示威的民众扫射时，在那栋楼的一个窗户前，一个被外面的响声吸引而好奇地探头察看的小女孩，被子弹打中了额头。

反对派和卡扎菲政府军的僵持，到现在已经一个多月了，双方各自固守的地盘一直没有改变。离开德尔纳前，我们去看当地的军事训练基地，六百多名当地的居民，在那里学习如何列队、翻滚、开枪、使用迫击炮。不过，这些武器都是苏联已经淘汰的产品，就算这些志愿军如何有勇气，也很难想象他们拿着这些武器，在前线面对武器精良的政府军时会有所作为。如果不是顾忌北约的空袭，政府军早就可以把整个东部地区抢夺回来。

不过，就在我们回到班加西，坐在这个城市唯一一家有外国牌子标志的咖啡店科斯塔（COSTA）喝咖啡的时候，传来了对反对派来说应该是相当振奋的消息，北约外长同意资助反对派，将冻结的卡扎菲的资产转移给他们。

Day 16 耐心等待的利比亚人

耐心等待的利比亚人

5月7号，星期五，也是穆斯林的主麻日。

按照穆斯林的习惯，中午，一家大小去清真寺祈祷，然后一起午餐。这是家庭团聚的一天。

一个人坐在高等法院对面的马路边上，同事去了男性祈祷的大广场，女性则在旁边一个用围板围起来的空地里面祈祷。男男女女拿着垫在地上的小毯子，像过节一样，从四面八方聚集到这里。

虽然去过很多伊斯兰国家，但是星期五这样大规模的祈祷场景，还是第一次看到。因为两天前的汽车炸弹爆炸，广场的保安明显地加强，过渡政府说，爆炸是一场意外，很明显，这只是一种安慰大家的表示。不过看到那些持枪的军人，屋顶上的狙击手，取代了原本那些看上去很不专业的杂牌军，觉得这是一个好现象，证明至少在这个城市，管理运作顺畅，同时也显示出一定的实力。

看到几个外国同行，有的很明显初来乍到，这是因为他们对着高等法院墙上的那些关于“卷毛大叔”卡扎菲的漫画不停地拍照，而这些漫画已经在那里存在两个多月了。有个年轻的金发女记者，跟着摄影师径直走向男性祈祷的广场，显然她并不了解穆斯林的习惯，祈祷的时候男女是分开的，女性不被允许出现在男性聚集的场合。也因为这样，我一直坐在外面的路边等候同事。

果然，很快，她一个人走了出来。而在另外一头，一个男摄影师尝试进入女性祈祷的地方，被礼貌地劝了出来，又是一个对于穆斯林的风俗没有常识的同行。

这个星期五，焦点当然不在利比亚，而是在叙利亚身上。原因是在叙利亚的不同城市发生示威之后，依据突尼斯、埃及甚至是利比亚的经验，如果有游行，星期五总是人群最多的一天，因为这天是假期，因为大家都要去清真寺。

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的同事，看到的是一个平静的首都，和当地民众聊起来的时候，他们非常反感国外媒体的报道，认为过于夸张，甚至是居心不良，而同时间看西方媒体的报道，全部都是首都之外的其他城市的示威场面，虽然人不算太多，但是显然，这些地方绝对不平静。

人权组织声称，在过去几天的冲突中，叙利亚有五百多名民众在镇压中死亡，不过就像那些出现在互联网上，并且被媒体不断使用的画面一样，都没有办法进行第三方确认。绝大部分外国记者仍然不被允许进入叙利亚，也因为这样，所有的消息都是来自互联网以及人权组织，因此需要非常谨慎地对待这些信息。

这种反差，其实也体现在利比亚的报道上。就好像如果谈论卡扎菲，在班加西，不可能采访到他的支持者，即便有人对他并不像反对派那样的痛恨，但是在东部这个地方，至少这样的表达不合时宜，或者是政治不正确。而在的黎波里，卡扎菲的反对者，也不会向媒体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因为付出的代价会过于沉重。

大环境，会影响一个人的表达，也因为这样，即便是一个人亲口所说，也未必代表着真相。这一点，在2003年，萨达姆还没有下台前的巴格达，有着同样的体现。如果你采访巴格达的民众，所有人会告诉你，痛恨美国人，热爱萨达姆，但是也就是同样的这些民众，当萨达姆倒台之后，他们会告诉你，他们是如何的痛恨萨达姆的极权统治，诉说他的残忍。

萨达姆在位的时候，我们这些外国记者的采访翻译都由政府指派，民众非常清楚这一点，如果他们说了任何让政府不高兴的话，后果会很严重。这一点非常容易理解。但是，当萨达姆倒台之后，那些告诉我们痛恨萨达姆的人，是真心实意的这样想，还是觉得这个时候必须这样表明立场呢？

很多时候，事实未必代表真相，就是这个样子。

不过，在的黎波里的记者们，连接触当地民众的机会都没有，这一点，很像朝鲜。去朝鲜采访，总是让我们拍摄那些当局安排拍摄的景观和场所，却不愿意让我们和当地民众接触，即便我们建议通过朝鲜政府的安排来进行。即便是我们去拍摄一些场景，和那些地方的工作人员私下聊天，说多几句，陪同的官员就会示意对方不要讲太多。也许是担心言多必失？

看电视，的黎波里的记者会，发言人已经连续两天不是穆萨，换成了外交部副部长上阵。不过他的英文就明显没有穆萨那样流利。

有些猜想，那天穆萨出来宣布卡扎菲的儿子和孙子被北约空袭行动炸死的时候，通过电视屏幕，发现他的额头、头顶全部都是汗水，他的神情还有表达，都没有平时的那种自信和自然。当天晚上，英国大使馆被焚烧，第二天，利比亚驻英国大使被驱逐，不知道这些，是否和据称拿着英国护照的穆萨的消失有联系。当然，要知道真相，或者他的下落，只有等待。的黎波里好像一道密不透风的墙，就连叙利亚都会有街头的影片流传到互联网上，但是有关的黎波里的影片，在网络上却一条也找不到，几乎没有人知道，的黎波里的街头到底如何，当地的民众到底如何。

也因为这样，班加西的传说很多，甚至是过渡政府都有很多公开的指控，其中有不少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甚至会觉得过于夸张。问题在于，觉得夸张，有可能是因为没有充分想象，也没有能力想象，邪恶可以走多远。正如班加西的民众坚定地相信，如果卡扎菲夺回了这个城市，那么，几乎所有的人都会遭殃。而对于外人来说，会觉得这样的担心和指控是不是有些夸大。

在班加西坐顺风车是非常容易的事情，在埃及也是一样，因为出租车不够，满街都是打顺风车的人。其实就是中国所谓的黑车。不一样的地方，这是不成文的一个行业，司机们不需要担心遭到检查，然后缴付巨额罚款。在北京，不止一次听黑车司机诉说他们的惨痛经历，一次罚款八千，尽管这样，他们还是继续他们的生意。对我来说，在出租车越来越难找的现在，坐黑车的经历开始多了起来。说实话，在赶时间的时候，我还真的对他们心存感激。

一名开着日本二手车的当地人，愿意送我们去餐厅。他的车子的两个后视镜已经被撞得只剩下一个空架子，但是这并不影响他开车。虽然他不会英文，我和我的同事不会阿拉伯语，但是一路上还是交流了不少内容。为了少惹麻烦，在他问我们是不是KOREA的时候，我们点头做了一次韩国人，因为当地有太多的韩国二手车，加上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是韩国人，这样的回答让我们得到了他伸出的一个大拇指：韩国二手车比日本二手车要贵。这一点我心里面并不认同，相信他这样说，是因为他的这辆日本二手车实在是可以用破烂来形容，而走在街上的韩国二手车，大部分外形还算完整，不过这也说明，日本车的质量，要远比韩国车好得多。他说卡扎菲是个坏人，因为他一经过卡扎菲在班加西的军事基地，马上做了开枪的手势，而在等红灯的时候，让我们看路边的大幅漫画，一个小小的卡扎菲被一只大大的手提到了半空。必须承认，虽然这些漫画的宣传意味很重，但是无论是构图还是色调，确实没有那样浓重的宣传画的味道，很像是一幅幅的艺术品。

在餐厅，遇到了那个做报纸的年轻人。他说，他很少去报社了。看来，热情已经过去，觉得不好玩。他说，他参加了大学里面的救护课程，问他是不是打算去前线，他瞪大眼睛看着我说：“我想我太年轻。”

对于局势的胶着，他显得有一点点担心，但是这种担心在他的脸上只停留了几秒钟，我们就开始聊起了其他事情。听我说起那家科斯塔咖啡店，他马上显得兴奋起来：“这才是真正的高级咖啡店。”确实，虽然咖啡是利比亚人每天不可缺少的东西，但是只有两种选择：埃斯波苏，或者卡布奇诺。这些日子下来，已经让我和我的同事，疯狂地怀念其他品种的咖啡。当我们终于发现，这个城市原来还有科斯塔，而这个科斯塔的装潢和服务，和我们一直以来熟悉的咖啡连锁店的模样相吻合的时候，即便里面的咖啡和连锁店的品质还是有不小的差别，我们已经相当满足了。

不过，喜欢并且可以经常去这家咖啡店的，要么收入不错，要么家境富裕，因为里面的咖啡，价格是其他咖啡店的二到三倍。同样是这家餐厅，一家大小的一餐，已经会是一个普通的大学毕业生工资的一半或者更多。

送我们回酒店的司机，会讲一点点的英文，他的车内贴满了反对派的各种旗帜。一路上，他不断地提到卡扎菲的名字：“卡扎菲是小偷，他把我们的钱全偷到了自己的手里面，国家的财富是大家的，不是他一个人的。”

这让我想起了德尔纳的哈辛，临走的那天，他很认真地告诉我：“Rose，告诉你实话，其实我不在乎谁在台上，只要给我们好的工资，让我们能够买房子，买车子，就算是卡扎菲在台上，我也无所谓。但是他没有做到这些，而且他居然开枪，他居然打死示威者，因为这样，我才会反对他。”

离开餐厅的时候，那个来自埃及的服务生特别送给我们三块还是热乎乎的馕，这让我们第二天的早餐有了着落，不需要再啃酒店里面砖头一样的面包。前天我们去了德尔纳，没有准时在午饭时间出现，他还特别打电话给哈迈德，询问我们是否一切安好。这让我们很是感动，因为我们只不过是帮了他一个很小的忙而已。

今天收到了那个重庆女孩的私信，她说她冷静下来了，决定不马上来利比亚找她的男朋友。这让我如释重负，因为就在昨天，她在私信里面还对我说，就算父母反对，她也要马上出发。我马上回信给她，告诉她，第一，埃及和利比亚的边境，过渡政府已经有了新的规定，除了记者，其他的外国人都需要签证，第二，也是最重要的，既然对方没有回她的邮件，那么如果到了德尔纳，对方不接电话，她知道去哪里找他吗？还是耐心等待，时间终究会说明一切。

就像这里的局势，需要耐心，需要时间，需要忍耐。

Day 17 利比亚的部落社会

反对派的旗帜

局势好像陷入了一个死结当中。虽然我相信卡扎菲最终会下台，因为这个国家已经不可能回到原来的样子，至于形成形式上的分裂，也不是反对派愿意看到的局面，但是如果要让这个状态持续几个月，甚至半年，不管是媒体，还是国际社会，是否有足够的耐心？

酒店里面的记者越来越少，特别是几家大的国际媒体，只剩下报纸，电视台已经离开得差不多了，毕竟这样耗下去，需要花费人力和财力。要局面突然出现转机，除非卡扎菲身边的人坚持不下去，因为大部分人相信，卡扎菲是不会自己宣布下台的，用他自己的话说，他从来就没有掌握过权力，早就把权力交给了人民，因此不存在下台这样的问题。

卡扎菲在昨天露面了，招集了八百多名西部地区支持他的部落首领开会，虽然这些首领把反对派称为叛徒，并且表示会进行全国大赦，也就是对这些反对派，只要放下武器，既往不咎，但是在是否派人参加政府和反对派的战斗的时候，却都摇手摇头。

利比亚最大的部落，支持卡扎菲的瓦尔法拉部落的首领很干脆地向美国华尔街日报记者表示，不会出人参加战斗。这个部落有一百万人。有些部落领袖则认为，利比亚没有所谓的部落，只有类似宗亲关系的族群。就拿东部的班加西来说，最大的部落叫做阿古里，有20多万人口，24名长老组成理事会共同管理部落事务。这也是部落管理的通用方式。

外界看待利比亚，有一种非常流行的说法，那就是利比亚是一个部落国家，部落选择支持哪一边，哪一边就能决定利比亚未来的命运，甚至很多人相信，只要部落武装出现，就会左右战局。

但是，如果在利比亚生活一段时间，就会发现部落组织已经变得非常松散。这里面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经济的发展，已经把利比亚从一个游牧农业国家，彻底转变为以城市生活为主导的国家，不单单是年轻人，绝大多数的家庭在不同的城市定居，不管是在班加西还是在的黎波里，都有来自西部或者东部的部落成员在这些城市定居。对于这些城市人来说，部落更多的是一种家族身份的认同。另外一个原因，则是在卡扎菲统治的四十二年中，并不允许民间社会和组织的发展，也因为这样，部落的力量不断遭到削弱，政府建立营地监视民众活动，禁止部落拥有武装，将自己部落和联盟部落的人安插在政府不同部门担任重要岗位，目的就是要牢牢地掌握国家机器，这使得部落已经丧失了在抗击意大利殖民统治时候的能力。

让反对派放下武器，提出大赦的建议，从另外一面来看，表明卡扎菲愿意进行谈判，而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上个星期已经向北约喊话，要求停止空袭，进行对话，不过不管是反对派还是北约，都没有理睬，这次也是一样。

过渡政府列出了一张民主路线图，当然，要实现这一切有个前提，那就是卡扎菲和他的家人必须离开权力中心。

这张路线图非常清晰：成立临时政府，里面包括三名过渡委成员，三名原政府技术专家，两名军官，两名安全官员，一位法官。按各族群比例选出国家委员会起草宪法。45天后就宪法举行公投。四个月后议会选举，之后两个月进行总统大选。

过渡政府为新的利比亚取了一个名字，叫做利比亚共和国，并且提出了具体的愿景：

在过去那些反抗独裁统治的黑暗岁月中，我们明白，必须建设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确保国际人道主义条约和《世界人权宣言》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除此之外别无选择。而要实现这一切，必须依靠对话、包容、合作、国家团结，以及每一位公民的积极参与。我们受尽个人独裁主义暴政之苦，因此我们寻求建立的新政府必须代表人民的自由意志，不排斥、不压制任何不同的声音。我们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我们必须在这样一种基础上构建我们的社会契约：尊重构成我们社会的所有不同团体、不同阶层的利益，决不能为了一部分人的利益而去牺牲其他人的利益。这种社会契约将指引我们通往公民社会，这一社会将承认思想和政治的多样性，并允许在法律和投票的基础上实现权力的和平过渡。并且这一切都将根据一部由人民起草，并经由全民表决通过的全国宪法的规定进行实施。

为了这一目标，我们将阐述在结束卡扎菲统治之后，建设一个现代化、自由、统一国家的愿景。通过对政治民主的拥护，临时全国委员会将在以下原则的指引下向自由前进。我们毫无保留地承认我们对以下方面承担的责任：

1.起草一份国家宪法，对其属性、本质和目的进行清晰的阐述，并建立法律、政治、民事、立法、行政和司法体系。宪法还应当明确地阐明公民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从而实现对立法、司法、行政的三权分立和制衡。

2.构建政治和民事体系的任务包括组建政党，民间组织，联盟，社团以及其他民间和平组织。

3.维持一个依据宪法实行的民选自由国家，保护思想和政治上的多样性，确保权力可以实现和平过渡，铺平民众不受歧视、真正参政的道路。

4.确保每一位符合法定年龄的利比亚公民享有自由公正的投票选举议会和总统的权利，以及参加竞选的权利。

5.依据宪法和其他法规，保护公共安全和社会和平。确保并尊重言论自由，包括媒体自由、和平抗议、游行示威、静坐以及其他表达方式的自由。

6.建设这样一个国家，她的力量源于我们对和平、真理、正义和平等的强烈宗教信仰。

7.政治民主，以及社会公正的价值观，包括：

a.国家的经济建设应当使利比亚的人民受益，国家应当采取有效的经济措施，以期根除贫困和失业，社会富裕，环境优美，经济繁荣。

b.实现强大而富有生产力的公共阶层，自由的私人阶层，以及高效的公民社会之间的真正经济合作，从而抵御腐败和铺张浪费。

c.通过对教育和研发领域的投资，支持造福社会的科学技术应用，从而推动创造性文化和创新精神的培育和强化。通过强调对个人权利的保护，进而确保实现社会的自由，这是独裁统治之下利比亚人民曾被剥夺的权利。除了建立有效的公共和私有组织，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加强社会团结之外，国家还将确保妇女的权利保障，确保妇女在所有法律、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内所享有的权利。

d.一个依据宪法建立的公民社会尊重宗教教义的神圣性，并谴责受到某些政治、社会或经济利益驱动的狭隘、极端和暴力行为。我们所要建立的政府将谴责一切暴力、恐怖主义、狭隘观念和文化孤立；尊重人权和法律法规，尊重少数民族和其他弱势群体的权利。不论肤色、性别、民族和社会地位，任何人都应享有完整的公民权。

8.新的民主利比亚的国际和地区政策将基于以下原则进行：

a.遵循民主价值观和制度，尊重邻国，建立合作关系，承认其他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国家还将和国际社会一道，寻求实现国际和平与安全，加强地区整合以及国际合作。

b.国家拥护世界正义和公民权利，尊重国际人权条约以及《世界人权宣言》，谴责独裁和暴政。利比亚境内外国公民和公司的利益和权利将受到保护。移民、定居和公民身份申请将由政府相关部门负责办理，尊重和政治避难以及公众自由相关的原则和权利。

c.利比亚将参与国际社会，一道反对并谴责极端主义、歧视和恐怖主义行径，坚定支持和平、民主和自由进程。

其实很多人不知道，利比亚曾经是第一个阿拉伯共和国国家，那是在1919年6月1日，的黎波里共和国成立，并且得到了意大利的承认。这个共和国只存在了一年多。1920年8月，为了解决内战问题，意大利废除了这个称号，的黎波里接受了昔兰尼加的当权者，也就是后来被卡扎菲推翻的伊德里斯亲王的统治。伊德里斯亲王后来成为利比亚独立之后，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国王。虽然这个共和国的历史相当短暂，却能够说明利比亚人接受先进事物的开放心态。

1949年11月21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声明利比亚必须在1952年1月1日前独立。1951年12月24日，利比亚宣布独立，命名为利比亚王国。1951年，利比亚国家委员会开始起草宪法，在当年10月7日提交给伊德里斯并且生效。对于利比亚人来说，这份宪法有着标志性的意义，因为它确立了利比亚人的基本权利。为了说服联合国，让利比亚东部的昔拉尼加、南部的费赞和西部的的黎波里都包含在独立的利比亚里面，这部宪法借鉴了欧洲以及北美洲的宪法，包括了平等的政治权利、平等的机会以及对社会公共事务的权利和责任，强调不会因为种族、信仰、宗教、语言、财富等的不同，而导致政治以及社会机会的不同。

不过，随着1959年利比亚发现石油，国家开始变得富裕起来之后，由于财富分配不均，过度地集中在国王手中，这使得泛阿拉伯主义以及纳赛尔主义开始在北非以及中东地区出现。英国参与了大量利比亚的工程项目，美国则有一个空军基地在利比亚。大量的美国人、意大利人以及英国人的到来，一方面促进了利比亚的旅游业，带来巨额的收入，另一方面，也被一些人看成是来自西方的威胁。正是因为这样，卡扎菲在1969年军事政变之后，获得不少民意的支持，民众期待一个新的环境，让人民能够共同享有国家的财富。

只是，卡扎菲和民众，还有他的战友们的蜜月期并不长。1973年，他发表了“污点讲话”，宣布废除利比亚所有的现有法律，因为“人民武装”可以保护革命成果。这就是卡扎菲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以及行政大革命。

也因为这样的历史，很多人总是认为，利比亚本身就是一个分裂状态的国家，分为东部、西部和南部，还有部落；却看不到过去的几十年间，这个国家的人口处在高速的流动当中，因为石油提供了不少工作机会，人们离开家乡，来到油田或者港口寻找工作机会。利比亚最好的大学在班加西，许许多多的黎波里的年轻人来到这里求学，很多人从此留了下来。而班加西的人，也有不少去了的黎波里寻找机会发展。和班加西的民众聊天，几乎都有亲戚在的黎波里或者是其他的城市。不管是班加西，还是的黎波里，或者米苏拉塔，因为这三个大城市提供更多的发展空间，年轻人从利比亚不同的地方来到这里，这也使得人口的分布，不再以部落或者三大地区作为界限。

在70年代，卡扎菲通过各种各样的委员会推动民众自治。虽然卡扎菲之后开始限制公民社会发展，把所有的专业委员会都纳入了政府体制内，不允许民间团体的存在，但是当年短暂的经历，让不少70年代的大学生们积累了经验，这也就是在班加西，可以如此快速地建立大批的民间团体的原因。

有意思的是，卡扎菲的革命，是为了反对老国王晚年的昏庸无能甚至贪腐，现在，晚年的卡扎菲又在重复老国王的同样命运。当然，和老国王相比，卡扎菲要强硬得多，因为他的手中有军队，而这支军队并不像突尼斯、埃及或者也门那样，在走上街头的民众和政府之间保持中立，这也使得利比亚没有能够像那些中东国家那样，最终通过和平的方式来决定国家的未来。

过渡政府现在使用的旗帜，正是1951年利比亚独立时的那面国旗。不过，对于东部地区的利比亚人来说，他们反对独裁，但也不愿意走回到君主制，虽然有一部分反对派民众，并不反对国王的后代从国外回到祖国。利比亚共和国这个名称，至少有一点让人感到鼓舞，那就是里面没有包含阿拉伯三个字，因为毕竟，现在的利比亚，有至少百分之一的人口，并不是阿拉伯人，而且也不属于伊斯兰世界。

Day 18 卡扎菲的雇佣兵

少有的外国连锁店

今天的新闻头条是埃及。

在埃及开罗，一批穆斯林包围了一座基督教堂，理由是一名女基督教徒已经转信了伊斯兰教，但是却被教会控制。最终，一场冲突，一场大火，至少12人死亡，180多人受伤。在埃及，基督教徒占人口的大约一成。

这是穆巴拉克下台之后的埃及。类似的事情，穆巴拉克执政的时候也发生过。就在2011年的1月1号，亚历山大的基督教堂发生爆炸，导致21死79伤，当局把事件定性为自杀式炸弹袭击，总统穆巴拉克誓言追缉主谋。

政府的反应引发了基督教徒的不满，他们认为政府这样做，是想把这次事件定性为个别事件，不再追查事件背后的真相以及真正的目的。大约两百名基督徒青年，聚集在发生爆炸的教堂附近，拍手高叫口号，抗议亚历山大警方封锁了现场，不让基督徒进去。局面很快演变成冲突。

一切是越来越糟糕，还是越来越好？其实永远都不会有一个固定的答案。在变好的过程中，总是会有糟糕的事情出现；同样在变糟糕的同时，也不会抹去所有的美好。但是方向总是有的，而在这个阿拉伯世界再次觉醒的时候，至少我看到的，是向好的那一面。

CNN和BBC，还在不断播放着和拉登有关的新闻。五角大楼又提供了一些新的画面，拉登坐在那栋楼房里面，看着自己在电视上面出现的样子。他显得苍老，和一个步向暮年的普通老人没有任何区别。也许，这正是美国政府想要达到的效果，告诉这个世界，拉登只是一个和别人没有分别的普通人而已。

只是，从奥巴马宣布拉登死讯那一刻开始，看着电视屏幕上欢呼的美国人，我的心很不舒服。为何要庆祝一个人的死亡？是否这个世界所谓的胜利，就是以另外一方的死亡作为界定？当美国政府向恐怖主义宣战的时候，却在用同样的方法？

2001年，当小布什宣布反恐战争开始的时候，一股爱国的情绪弥漫着美国，让公众带着受害者情绪，发自内心支持政府所做的一切，包括媒体。这个时候，质疑政府会被扣上不爱国的帽子。但是2003年攻打伊拉克，却证明政府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会采取任何手段，原本应当充当“看门狗”角色的媒体，有机会阻止政府走得太远，但是却没有。

之后媒体进行反省，自我检讨。但是，当拉登死讯传出来的那一霎那，美国媒体的身上又出现了那个时候的影子。看着奥巴马意气风发的样子，不得不为他担心，这样的高调，这样的铺排，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告诉美国民众，甚至是全世界民众，政府有能力保护国家和国民的安全，还是告诉大家，美国政府终于为那些死去的美国人报仇雪恨了？

拉登的死讯传来的时候，一对在9·11事件中失去了儿子的美国夫妇一点都不兴奋，他们反而有更多的担忧，担心那些欢欣鼓舞的画面，担心政府胜利者的姿态，会让美国和阿拉伯世界更加对立。他们不想看到消灭敌人的方式，他们更希望看到公开审讯的方式，因为用暴力对待暴力，让他们担心会种下仇恨的种子。

而事实正是这样，如果说，整个阿拉伯世界，太多穆斯林带着受害者的心态，从殖民历史到现在反恐战争下的歧视，让极端宗教势力可以找到自己的跟随者，那么同样的，太多美国人带着受害者的心态，用爱国的名义同样会走向极端。

早上原本约好默罕默德采访关于雇佣兵的话题，他的手机里面有一段片断。在班加西的一座房子里面，他和他的同伴搜查出了一堆乍得雇佣兵的照片，还有支票。但是，他打电话来说，自己会比预定的时间晚到一个小时。过了一会儿，我的电话响了，是一个陌生人，他说自己是默罕默德的朋友，默罕默德不能够接受访问，因为他现在已经是过渡政府军方里面的人。

那个每次和我们外出采访，都会带着一枝AK47的司机兼翻译，一直以来都让我和我的同事们觉得有些神秘。他总是很忙，即便是和我们一起工作的时候，总是有很多的电话，还有一些正在手头做着的事情。他甚至会告诉我们，每天他只能够工作到几点钟，因为之后他没有时间。他不太在乎金钱，但是帮助外国记者也并非是他的兴趣。从他每次和我们外出采访的表现可以看到，他在利用这些机会结识被采访对象以及周边的人，因为他总是表现得过于主动，以至于忘记了是协助我们采访的翻译的身份。

这是在班加西呆了两个多星期之后，觉得非常有趣的事情。这个地方，形形色色的人物在这里穿梭，显然都在为自己在未来的新政府架构里面寻找一个位置。前些天采访拿到一张卡片，上面的头衔是过渡政府外交部大使，当我们聊起另外一个过渡政府官员的时候，这位大使会流露出很不屑的神色，觉得对方很不称职。而不止一次在记者会上，过渡政府发言人会提醒在场的记者，过渡政府的发言人只有他一个。尽管这样，在告诉记者每天记者会安排的黑板上，隔两天就会出现新的发言人的名字，只不过级别不同，代表地方而不是整个过渡政府，但是对于记者来说，其实并没有分别，反正是都代表了反对派一边的官方表态而已。

雇佣兵的新闻做不成了，因为电视新闻需要画面，还需要亲身经历者的讲述来证明画面的真实性。不过雇佣兵在当地不是新闻，谁都知道卡扎菲付钱给来自乍得、尼日利亚、阿尔及利亚这些和利比亚边境接壤的邻国的人，他们通过这些边境进入利比亚的沙漠地带集合。虽然雇佣兵来自这些非洲国家，但是并不是说，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支持卡扎菲。非洲雇佣兵存在已久，英国就有一家公司专门提供雇佣兵。对于卡扎菲来说，雇佣兵很多时候要比政府军士兵可靠，因为他们和当地人没有联系，当他们开枪的时候，即便是面对平民，也不会产生抵触情绪。国际刑事法庭在提交利比亚官员违反人权法案的证据里面，就包括了他们聘用雇佣兵，以此来证明卡扎菲对自己的士兵缺乏信任，而这种不信任是否存在反对派指控的谋杀，则要等待法庭公布更多他们掌握的证据。

为钱而战，雇佣兵的动机非常简单。在英文里面，mercenary这个词还有一个解释，就是“唯利是图者”。除了在非洲战场上，被一些政府直接雇用的雇佣兵之外，从90年代开始，也出现了集团式公司化经营的模式，全球有大约一百家这样的雇佣军公司。和利比亚的学者聊天，他们对于出现这样的雇佣兵一点也不惊讶，英国的一家雇佣兵公司在非洲就非常出名。也因为这样，如何看待这些雇佣兵公司，是纯粹的商业机构，在商言商，还是一些人认为，背后隐藏着国家的身影，那又是见仁见智的判断。

这些雇佣兵主要来自黑非洲，贫穷是这些人愿意为钱而战的原因。在利比亚，有数万名来自黑非洲的外国劳工，他们为了逃避战乱和贫困而来到这里，没有想到又因为战乱而逃离。一艘满载劳工的船，从利比亚前往意大利一个小岛的时候撞到了礁石，不少人要跳海求生，还好被海岸巡卫队全部救了起来。而在和埃及、突尼斯边境接壤的难民营里，非洲劳工、孟加拉国劳工占了最大部分。

也有人选择不走。在科斯塔咖啡店里面，我们见到了戈比，一个25岁的来自加纳的年轻人。他来到班加西已有五个月，负责咖啡店的清洁，还有服务。冲突开始之后，他没有离开。他是幸运的，因为咖啡店很快就恢复营业，这让他依然可以有收入。我们聊起卡扎菲，戈比说，他很早就知道卡扎菲愿意和非洲交往，也和非洲领导人有很好的关系。问他，如果卡扎菲下台，是不是担心利比亚和非洲国家的关系疏远，他们这些人到利比亚打工会不会变得困难，他想也不想地说：“应该不会，到时候投资会更多，比如欧洲人会来，美国人会来。”

卡扎菲在2008年的时候说过，他要做万王之王，king of the king，意思是，他要在所有的非洲部落国王之上，成为他们的统领。这让我想到了狮子王，但是在班加西的街头，在那些拿卡扎菲开涮的标语里面，有人用同样的语序写下“the king of monkey（猴子王）”。这其实反映了当地人的一种情绪，他们并不希望把自己当成非洲国家，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利比亚属于阿拉伯世界。

访问班加西大学的一位政治学教授，他说，和非洲交往，疏远阿拉伯国家，这是因为卡扎菲从自己个人的利益出发，他发现在阿拉伯联盟里面，愿意听他的人不多，于是转向了非洲。经过向非盟的大洒金钱，他把自己当成了非洲的老大。而确实，因为属于非盟，虽然以利比亚的石油产量，这个国家的人均收入应该比一些中东国家还要高，但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利比亚在非洲排在了第一。这让卡扎菲在非洲更加有底气。

他做过一年的非盟主席，但是他的做派让很多非洲国家的领导人看不顺眼。他经常迟到，而且在会议上自顾自发言，不聆听别人的讲话。他会把曾经讨论过的议题重新再讲一遍，而为了推销他的成立非洲洲际国家的构想，他在知道会遭到非洲国家政治领导人的反对之后，干脆绕过他们，直接和非洲的文化领袖、部落首领和国王交往，希望通过他们向所在国家的政治领导人施加压力。当然，这不但没有成功，反而引发了不少非洲国家领导人的反感。

乌干达总统穆塞维尼在《外交政策》上发表文章，他说，卡扎菲1969年上台的时候，当时还是大学三年级学生的他和其他非洲人一样大声叫好，因为在他们的眼中，卡扎菲是前埃及总统纳塞尔所代表的民族主义以及泛阿拉伯主义的继承者，事实上确实是纳塞尔的自由军官行动激励了年轻的卡扎菲。

但是，他指出了卡扎菲在非洲事务上的四宗罪，包括70年代派出利比亚民兵参与乌干达内战，为前总统阿明撑腰。当时，卡扎菲认为阿明是穆斯林，乌干达的内战是穆斯林遭到了欺负，于是介入了这场战争。但是，在乌干达以及坦桑尼亚人看来，卡扎菲的行为等同侵略。

在穆塞维尼眼中，卡扎菲的其他问题还有：在非盟不尊重非洲国家甚至干涉非洲国家内政；对苏丹南部达尔富尔的局势视而不见；有时候和极端份子交往过密，以致于分不清他是否和恐怖活动有关，即便目标正义。这也是黑非洲解放运动和阿拉伯世界不同的地方，因为前者会非常清楚自己针对的只是军事目标，而后者只要觉得自己的出发点是对的，就不管手段如何，不管被攻击的是不是包括了平民。如果分不清这一点的话，就很难和恐怖主义摆脱干系。

不过穆塞维尼也指出，卡扎菲和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在苏丹南部全民公投前亲自前往苏丹首都，建议苏丹总统尊重公投结果，发挥了正面作用。也因为这样，非洲国家的领导人对卡扎菲有点爱恨交织。

今天中午去那家意大利餐厅，居然满座。就在等待我们的午餐上桌的时候，那个埃及服务生为旁边一桌端上了一个点着两枝蜡烛的蛋糕，我这才明白，那束放在一旁的红色玫瑰花，是一份生日礼物。

玫瑰，还有蜡烛，有些出乎预期。也许是因为根据自己的想象，这里的人应该处于一种等待的状态，不会有这样的闲情逸致，享受美食，享受鲜花，享受家人朋友团聚的时刻。

虽然战局开始拖得让我们这些外人觉得有点烦躁，但是对于班加西人来说，采取的是一种“不管它”的态度。也因为这样，他们的生活可以从容地如常进行。

还没有等我们开口点饭后的热饮，服务生已经帮我们作了决定：“三杯绿茶，加薄荷叶。”

薄荷叶，是我们等待了很久的东西。两个星期前，这家餐厅的薄荷叶用完了。因为少了那一片新鲜薄荷叶，总觉得眼前的绿茶少了一份甘香。

白色陶瓷茶杯里面，绿茶照例传来一股香气。知道我们期待已久，服务生特地在茶杯下面的碟子上，放了一串薄荷叶。鲜嫩的绿叶，浮在热气腾腾的水面，衬托出白色瓷器的光华。阳光透过落地窗帘的缝隙洒落在玻璃桌上，我告诉自己，不管它，先优雅地喝上一口薄荷茶。美好的未来就像这片绿色的叶子，只要肯等待，总会出现的。

Day 19 利比亚的贫富差距

班加西街头的孩子们

下午约定的一个访问泡汤了。

当我打通被访者的电话，对方说现在不方便，让我再等一个小时，我说好的，我会等，如果他结束了手头的事情，就打电话给我。

我告诉哈迈德，他想了想说：“我觉得，他其实是在拒绝你。你知道吗？这是我们这里的习惯，我们不会直接拒绝别人，我们通常会说，再等一个小时，或者半个小时，当然，我知道，这不是一个好习惯。”

半信半疑，一个半小时之后，我再次打通对方的电话，这次是没有人接听。回想起前些天，默罕默德推掉我的访问的时候，也是打电话来说，会比原定的时间晚一个小时。看来，我需要学会习惯这里的人的表达方式。

同事笑着说，这就像香港人见面说“得闲饮茶”，千万不要当真，因为对方只不过是客套而已。

那个委婉地拒绝了我们采访的被访者叫做易卜拉欣，认识他，是我们在街边截车的时候，他好心地停下来问我们要去哪里，正好顺路，于是捎带上我们。

这些日子出去，有时喜欢在街边截车，因为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当地人，都很有趣。星期五那天，遇到的是一个一句英语也不会的很朋克的年轻人。说起卡扎菲的时候，他从口袋里面拿出一把小刀，做出锯脖子的样子。他把音乐开得很大声，双手离开方向盘，在那里跟着音乐打节拍。

必须承认，阿拉伯人很有音乐天分，他们的节奏感很好，听听他们在街头叫喊口号，韵律整齐，很像唱歌。在班加西不算多，在也门萨那的街头集会，总会看到那些年纪很大的阿拉伯男人，和着周边人的掌声在跳舞。

当然，对我来说并不陌生，2002年去阿富汗的时候，车开到一半，大家稍事休息，两个当地的司机就在路上跳起舞自娱自乐。去年参加美国国务院的一个参观团，里面邀请了几个来自埃及、叙利亚以及伊拉克的年轻博客，他们让整个参观旅途都没有寂寞过。在巴士上，他们唱歌，虽然来自不同的阿拉伯国家，但是每一首歌，他们都同样熟悉。吃饭的时候他们跳舞，一边拍手打节拍，一边用叫喊声呼应。阿拉伯的音乐还有舞蹈，其实和印度有很多相近的地方，这也是为何印度的音乐在阿富汗是那样的受欢迎。其实和历史有关，毕竟印度的部分地方，也曾经是伊斯兰世界的一部分。

一上车，易卜拉欣告诉我们，他就住在我们要去的咖啡店附近，我半开玩笑：“看来你是一个有钱人。”他没有否认，自我介绍说，他是一个商人，开建筑公司。

“你知道吗，我知道总会有这样一天的，总有一天卡扎菲是要下台的，只不过不知道这一天到底什么时候才会到来。卡扎菲也知道会有这样一天，所以他对我们如此的不信任。”

“那些支持卡扎菲的年轻人，那些二十到二十五岁的年轻人，被洗脑了，他们不知道卡扎菲是怎样的人，我今年五十四岁，我太清楚他是怎样的人了。如果你们愿意，我可以带你们去看很多地方，让你们知道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

“你知道卡扎菲怎样赚钱吗？”他指着窗外的一块空地，“比如政府要买一块地皮，原本只需要四百元，但是政府会付出一万元，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那家公司就是卡扎菲家族的，国家的钱，就是这样去了卡扎菲家族的腰包。”

他说他来自米苏拉塔。他拿起身上的一个卫星电话：“我每天都和的黎波里的家人通电话，我知道卡扎菲的日子不多了，因为他太害怕了。我不能够和我的家人在电话里面说得太多，只能够问他们孩子好不好，身体好不好。有的时候他们会告诉我，要去加油了，因为每次加油要花好多个小时，而且每辆车有配额，只能够加开20公里的油。你知道为什么吗？卡扎菲不想让的黎波里的人去得太远。”

听说他来自西部，而且有亲人在的黎波里，我马上和他商量，是否能够接受采访。“电视？”他显得有些犹豫，“不如这样，我们明天吧，我留下我的电话。”

易卜拉欣最终还是退却了，我并没有觉得意外。其实，昨天晚上我一直在想，如果他的家人还在的黎波里的话，在镜头面前接受访问，是不是会给他造成麻烦，虽然我们是中文媒体，但是谁知道呢？因为我知道，至少利比亚政府是有专人看外国媒体播出的新闻的。而在前两天的记者会上，过渡政府发言人就提醒媒体，不要拍摄台下的记者以及其他听众，因为担心给他们带来麻烦，而这些麻烦当然是来自的黎波里，毕竟在这里的人，绝大多数，在西部，甚至是的黎波里，有同一家族的成员。

这一点很像现在的叙利亚，不管是在约旦边境，还是在黎巴嫩边境，大量的叙利亚人逃离自己的国家，但是即便在外国，他们也不愿意接受任何的访问，因为他们非常清楚，叙利亚的安全人员并不仅仅在叙利亚，不管是约旦还是黎巴嫩，对他们来说，依然不是安全的地方，如果他们接受访问，或者透露太多政府认为对他们不利的说法的话。而接受外国媒体采访，那更是会给自己在国内的亲人，或者自己未来回到家乡带来巨大的麻烦。

一次我们经过班加西的电信公司大楼，哈迈德指着那栋大楼告诉我们：“知道吗，在那栋大楼里面有一个房间，里面全部都是卡扎菲的人，他们监听所有的电话，然后把内容记录下来。”

我笑他大惊小怪，因为我已经见怪不怪。

早上和一个刚刚从黎巴嫩过来的同行聊天，他说，叙利亚的局势确实非常紧张，他们进行过网上采访，对方说，一些被送到医院的示威者，会被当局从医院带走。虽然一些国家的官方通讯社在当地有分社，也不敢外出进行采访，因为随时会惹上麻烦。

我一直觉得好奇，如果说，贫穷的人反对卡扎菲，那是理所当然，为何富裕的人也会加入进来？因为在这个体制下，富裕的人，当然属于既得利益者。

去了几个穷困家庭，虽然和阿富汗的穷人比较要好很多，至少不像那里的穷人住在泥巴砌出来的房子里面，至少家里都会有一部电视机。但是，在阿富汗，即便是富有的人，住的也不过是比中国农村富裕一些的农民还要差的房子。如果大家去过喀什的高台民居，看看旁边那栋新造的三层楼房子，那是为了拍摄“追风筝的人”特别造起来的。那样的场景，是为了展现五六十年代阿富汗富裕人家的样子。随着之后苏联的入侵，塔利班的统治，这部电影最终还是要到巴基斯坦取景，因为阿富汗在过去的几十年没有向前，只有向后倒退。

在这个富得流油的国家，看到穷人的家，不用多讲，就会明白他们的不满。一个警察家庭，一个月四百美元的收入，要养活一家六口。他最小的孩子只有八个月，一个漂亮的有着大大眼睛的女孩，眼睛上面有着厚厚的眼屎，很明显，这个家庭没有能力来照顾到孩子的基本卫生需求。昏暗的睡房里面，只有肮脏的地毯，和一些发黑的床垫，有些已经掉出了里面的海绵。

而在隔壁，住着一个曾经的出租车司机，因为十六年前的一场车祸，他再也不能开出租车，靠做一些散工来维持家人的生计。他家的院子里面，放着一篮子过期的面包，这就是他的工作，从餐厅搜集这些吃剩的面包，然后卖给牧民，作为羊群的饲料。“到现在，我都没有拿到一分钱的赔偿，我不明白，国家这样有钱，为何我们要过这样的日子。”

在班加西，说老实话，从个人的住宅来看，豪华的并不算多，即便有一些，造型以及建筑质量也远远比不上巴格达。这个城市显然停顿在三十多年前，之后没有太多的发展。

走进阿卜杜拉的家，迎面停着的是一辆宝马X5越野车，28岁的他，穿着质地精良的白衬衣和紧身黑色西装，衬衣的扣子解到了第三颗。他高高瘦瘦，留着一点点络腮胡，发型不是依靠发胶，看得出来是因为发型师傅的手艺。如果在中国，就是一个标准的时尚富二代，专门和女明星出现在社交场所的那种。

房子里面有一个巨大的客厅，悬挂着水晶玻璃吊灯，凳子全部有金色的雕刻把手，这才比较符合我所知道的，中东石油国家富有人家应有的标准。

阿卜杜拉说，2月15号人们开始上街的时候，他并没有太在意，也不想参与，但是到了17号，当军队开枪打死第一个示威者的时候，他加入了示威人群。那个第一个死去的人，正是他的朋友。那一天，所有的人都觉得，大家只有一个身份，那就是利比亚人。

“作为有钱人，我们更希望我们的国家能够由一个有能力的人来领导。在过去，我不能够说这些，因为如果抱怨的话，我会被抓去坐牢，我们的国家能够向前进步，而不是向后倒退。我们和其他国家的人没有不同，我们同样有能力，为何我们不能像美国，像俄罗斯，像其他的国家那样，变得更好，而不是变得更坏呢？”

“有没有担心，接受访问说这些会有怎样的后果？”

“没有，现在，对我们这些利比亚人来说，只有两个选择，死亡，或者自由。”

哈迈德今天显得有些魂不守舍，吃饭也没有了平时那种享受的样子。追问之下，原来他的美国绿卡批下来了，他需要去面试。之所以拿到绿卡，因为他的妻子是美国公民。

他的烦恼很多，面试要去突尼斯的美国大使馆，而现在，从班加西到突尼斯必须先到埃及，然后从埃及坐飞机到突尼斯，这会花费他大约一千美元。

他烦恼自己一屋子的家具，虽然房子是租来的，但是家具是他花钱买的，不知道应该如何处理，这个容易解决，我的建议，全部都卖了。

最大的问题，去了美国之后，会是怎样的日子。“我攒的钱不多，如果去了美国，以后会怎样呢？”

哈迈德说，自己到现在为止，只去过两个国家，埃及和突尼斯。去埃及是因为婚礼在那里举行，妻子的父亲，当年因为乍得战争而和卡扎菲闹翻，一直是通缉犯，回不了利比亚。去突尼斯，则是陪父亲看病。在国民收入的数字上，突尼斯虽然比利比亚要穷很多，但是医疗服务却要好很多，很多利比亚人宁愿到突尼斯看医生。

“你知道吗，在班加西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一个病人一条腿受到感染，结果医生切除了他另外一条腿。很好笑，是吧？这是真的，而且你还没有办法投诉。因为就算投诉，他们也只不过是记下来，然后放在一边。在这里，你可能只是感冒，他们会告诉你得了癌症，然后你必须去突尼斯，因为只有那里的医生，才值得你信任。不要笑，这是真的。”

“我知道，很多人巴不得去美国定居，但是，对我来说，有太多事情要考虑，我甚至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在这个时候离开。”哈迈德指着自己的脑袋。这个时候，千头万绪用在他的身上实在是再恰当不过。

“或许你再等等？或许你可以等到卡扎菲下台，这样的话你可以开车去突尼斯，那就不需要一千美元了。”当然，我是在和他开玩笑。

“嗯，或者那个时候我可以从班加西坐飞机到突尼斯，那只需要花四百美元。”一想到有这样的可能，哈迈德马上又兴奋起来，喝了一大口咖啡。

Day 20 利比亚和埃及的恩恩怨怨

年轻的卡扎菲和埃及前总统纳赛尔

躺在乌祖酒店的床上，透过落地窗看出去，就是班加西英雄纪念碑，这是纪念当年反抗意大利殖民者的战士们。这样的纪念碑，几乎在所有的国家都有，记述着同样的一段历史：争取国家的独立。

这些天，纪念碑前，从早上到傍晚，总是可以看到在周边草坪上工作的人们，他们用除草机整理草坪，还重新油漆草坪周围的水泥地。也就是一夜之间，班加西的几条主要马路都挂上了三色旗，电线杆还有路边的石墩也都油上了三色旗标志。虽然马路边上的垃圾还是随处可见，至少记者们住的那两家酒店面前的道路变得干净极了，连哈迈德都说，他从来没有见到自己生活的这个城市如此整洁过。嗯，这是好事情。

哈迈德又开始烦恼另外一件事情，他想在我们离开的时候，把我们直接送到埃及的亚历山大，对于我们来说，当然是求之不得，因为不需要在过完关之后，寻找从边境到亚历山大的埃及车辆。但是，他的伯父在刚刚过去的星期天的经历并不愉快，他开了两个小时的车，准备和一家大小进入埃及，却被告知，从星期六开始，所有进入埃及的利比亚人都需要申请签证。

结果他的伯父，从边境开车八个小时到班加西的埃及领事馆，终于在星期一把一家大小的护照送进了埃及使馆，对方告诉他，三天之后可以领取签证。一想到埃及领馆门口拥挤的人群，哈迈德对我们说：“看来，我还是不送你们过埃及去了。”

领馆坐落在当地的一个豪宅区里面，如果不是门口拥挤的人群，根本和周边的民居没有太大的区别。人们显得很激动，因为他们不断地相互拥挤着，有些人还开始举起拳头喊起口号。门口一个身穿军装的人，接过从围墙内递出来的一叠护照，很快被包围起来，看不清楚他们到底在做什么。

一个穿着迷彩军装的中年男子走过来，主动告诉我们，从今天开始，签证的要求取消了，现在大家正在门口等着拿回自己的护照。而他就是其中一个。

我们聊到一半，突然冲过来几个当地人，其中一个瘦瘦的男子指着我们的摄影机说：“你们在这里拍什么？你们要宣传这里的混乱吗？”

果不其然，哈迈德在挤进那堆人群之前就提醒我们：“尽量不要拍，利比亚人不喜欢被人拍这种混乱的场面，他们会不高兴，如果他们问你们，你们就装作不懂英文。”他已经不是第一次提醒我们，上一次是在我们想要拍摄排队买面包的长龙，哈迈德坚持不让我们下车，我们只能够在车上完成拍摄。

“我们是在采访，你们不是为了争取自由吗？为何要干涉我们的采访自由？”看到那个男子气势汹汹的样子，我有些动气。

“你不要这样大声的讲话。”那个男子继续激动地冲着我大叫。

“我只是告诉你，你要争取的自由，就包括了我们自由采访的权利。”我的声音也越来越大。不管在哪里，一遇到拍摄遭到干涉的时候，我总是会像好斗的公鸡一样，马上摆出战斗的样子。我想是那个男子用的“宣传”两个字刺激了我，对于这种试图过滤事实的干预，让我很容易控制不住脾气。

“不要理他们，你们爱拍什么就拍什么。”那个中年男子先用英文让我们继续，“这是自由国家。”然后用阿拉伯语对着那些人讲了一堆，很快，围着我们的人群散开了。

这名中年男子叫阿里，他前天晚上也是排了一个通宵，好不容易才把申请表和护照递了进去。

“真不明白，为何要有这个新措施，这么多人，他们处理不了的，我最担心他们最后把护照都弄丢了。”

这一点我有同感。在埃及和利比亚边境，当我们的护照被放到埃及官员的桌上之后，看着它们和其他的一堆护照混在一起，我会尽可能地盯着我们的那三本护照，好在颜色不同，还能够在那堆护照中辨认出来。

“我们去埃及，要去看亲人，还有的要去看医生，为何要规定我们申请签证。”

“现在取消了这个规定，是不是好多了？”

“当然好多了，我现在就要去取回我的护照。我会去埃及两天，然后回来。我把我的名字和电话告诉你，你们在利比亚有任何需要，打电话给我，我一定会帮助你们的。”

阿里在我的本子上写下他的名字还有电话，很快就消失在那堆人里面，为了他的那本会被人从围墙上递出来的护照。我很好奇，那一批批从围墙里面递出来的护照，又如何确保送到在外面等候的每个人的手里面？会不会拿错？或者是找不到主人？有可能是我多虑了，这里的人已经习惯了这种看上去相当没有秩序的安排，他们自有他们的办法。

埃及到现在还没有承认班加西过渡政府，过渡政府在前些日子还表示过，卡扎菲的侄子在埃及，并且通过埃及边境把一些雇佣兵送入利比亚东部。而且，过渡政府正准备起诉埃及的一家卫星公司，因为利比亚国家电视台就是通过这家公司上星的，过渡政府要求这家公司停止转播，他们认为，这是帮助卡扎菲宣传，而利比亚政府在电视里面声称，反对派里面有基地组织成员，是在利比亚民众之间散播仇恨。他们的要求遭到卫星公司的拒绝，对方表示，既然现在的利比亚政府还是埃及政府认可的合法政府，他们需要遵守合约。

过渡政府和这家卫星公司还有一个过节，过渡政府付费租用这家公司的一个通道，准备把自己办的电视节目上星，结果利比亚政府付了双倍价钱，买断了这个通道。过渡政府已经准备走司法程序。

我并不关心官司会打得怎样，不过在酒店里面收看不到利比亚国营电视台的节目，对我们这些记者来说损失很大。因为这使我们失去了一个了解的黎波里情况的渠道，也就无法快速地对一些状态，寻找反对派方面的回应，或者论证。

卡扎菲的老师是埃及。我找到一张年轻的卡扎菲和埃及前总统纳赛尔的照片。纳赛尔是卡扎菲的偶像，正是纳赛尔的自由军官运动给了卡扎菲启示。1969年，27岁的卡扎非用同名的运动和方法，通过军事政变结束了利比亚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王朝，取得了政权。

卡扎菲崇拜纳赛尔的民族主义和泛阿拉伯主义。1971年，埃及、利比亚以及叙利亚，曾经短暂地成为过一个国家。卡扎菲也支持1973年埃及和以色列的战争，只不过那一次，以色列的胜利减弱了埃及在中东国家曾经拥有的影响力。1977年，由于反对当时的埃及总统萨达特和以色列签署和平条约，卡扎菲攻击埃及，结果导致了一场只有四天的战争，埃及军队攻入利比亚，摧毁了卡扎菲大部分的军力，两国从此断绝外交关系十二年。

1981年，萨达特遭到暗杀，卡扎菲对暗杀行动公开表示称赞，认为萨达特是遭到报应。

1989年，两国恢复了外交关系。随着2004年联合国陆续取消对利比亚的制裁，两国的经济合作加强。在利比亚的埃及劳工超过一百万，餐厅、农场、工厂，甚至是家庭佣工，都可以看到埃及人的影子。也因为这样，当冲突发生之后，大批的埃及人逃避战乱，离开利比亚回到自己的家乡，使得很多行业陷入停顿。我们几乎每天都要去的那家意大利餐厅，好在他们的那个埃及服务生留了下来，他们才能够在这段时间继续营业。而这些日子，餐厅里面多了一个孟加拉国人，因为眼看局势僵持在那里，一些原本打算离开而滞留在边境的孟加拉国人，选择回到利比亚继续工作。

和埃及交恶，是因为卡扎菲认为，埃及转向和西方交往，特别是和以色列缓和关系，这属于变质的行为。从70年代开始，卡扎菲的很多行为，在西方眼中属于恐怖行动。

比如1976年，英国遭到爱尔兰共和军的一系列恐怖袭击，卡扎菲宣布：“这些摧毁英国人意志的炸弹，是属于利比亚人民的。是我们把这些炸弹送到爱尔兰革命者的手上，让英国人为过去的罪行付出代价。”

1985年，意大利罗马以及维也纳机场遭到恐怖袭击，造成19人死亡，140人受伤。卡扎菲随后宣布，只要这些欧洲国家继续支持反对卡扎菲的利比亚人，他会继续支持欧洲红军、红色游击队以及爱尔兰共和军。当时的利比亚外交部长把这两场恐怖袭击称为“英雄行为”。

1986年，利比亚国营电视台宣布，利比亚政府正在训练自杀式行动，来攻击美国以及欧洲的相关设施。

1986年4月5日，利比亚情报人员在西柏林的一家叫做“La Belle”的夜总会制造了一起爆炸事件，导致3人死亡，229人受伤。在东西德统一之后，德国对这起事件进行了调查，确认是由当时利比亚驻东德大使馆所指使，参与这起爆炸事件的人员在90年代遭到审判。

由于德国和美国认定这次爆炸事件是由卡扎菲下令进行，1986年4月14日，美国对的黎波里以及班加西进行轰炸。卡扎菲逃过了这场轰炸，但是他的养女在空袭中死亡。

最让世界震惊的，还是1988年12月泛美航空103号航班爆炸案。经过调查，1991年，英国以及美国指控两名利比亚情报人员策划了这场空难。另外还有六名利比亚人涉嫌策划了1989年的UTA772空难。联合国安理会要求利比亚政府交出这八名嫌疑犯，最终遭到卡扎菲的拒绝。也因为这样，联合国安理会在1992年3月31日通过748号决议，对利比亚进行制裁。

到了1999年，这场制裁随着利比亚本身对西方政策的改变而开始发生改变。利比亚政府同意交出两名洛克比空难的疑犯，外界相信，这里面其实有卡扎菲的儿子赛义夫的斡旋努力。在利比亚，赛义夫一度被西方视为改革派。

2003年，当萨达姆倒台之后，卡扎菲决定放弃他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并且拿出30亿美元对两起空难事件的受害者家属进行赔偿。2004年，美国取消了对利比亚的经济制裁。

2007年，利比亚政府宣布释放五个保加利亚以及一个巴勒斯坦护士，这六个人被利比亚政府指控，导致四百个儿童感染艾滋病，已经被关押了八年。这样的举措，被西方视为是在释放更多的善意，美国最终把利比亚从资助恐怖组织的名单上除名，利比亚在这份名单上已经有了27年的历史。

同年10月，利比亚当选为联合国安理会成员，从2008年开始，为期两年。2009年，卡扎菲当选为期一年的非盟主席。

利比亚政府在过去十年所做的一切，特别是向两起空难家属进行国家赔偿，被西方看成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一方面显示卡扎菲要回归国际社会的决心，另外一方面，也成为通过谈判而不是武力来改变一个政权的成功范例。

只是，当时谁也不会想到，这样的一个“利比亚模式”会有今天这样的局面。当利比亚政府努力营造自己在国际社会中开明的形象的时候，对于国内依然是采用高压政策，虽然相对以往稍微有所放松，但是利比亚人民的要求和权利意识也在不断提高。

当然，如果没有对示威者开枪，如果没有民众坚持走上街头，国际社会并不会留意到这一切。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利比亚政府，或者说卡扎菲的国际公关工作做得非常到家，这一点同样有他的儿子的功劳，特别是那些从海外留学回来的技术官僚们的功劳。

但是，公关形象毕竟只是表面，当突发事件发生之后，这个政权的本能反应才能体现其真正的面目。现在，最终还是回到了国际社会的武力干预。对于一个独裁者来说，制度不变，说到底，谈判只是对方的缓兵之计，行不通的。

聊起赛义夫，一个利比亚人这样对我说：“有的人，只要给他一点压力，就能够看到真面目了。”

Day 21 来访的波兰外长

波兰外长在班加西的记者会

昨天晚上下了一场大雨。地中海沙漠天气的特点，下雨的时间不会持续太长。也就是十分钟不到的工夫，落地窗外的天空中，月亮又探出头来，空气中开始弥漫着一股泥土的腥味。

今天决定再去艾季达比耶看看。

离开班加西也就是半个多小时的路程，沙尘暴开始了。上次遇到沙尘暴，是在我们进入班加西的那天，因为赶时间，加上对环境不熟悉，有些紧张。但是今天，也许是已经开始适应了这个地方，听着沙子刮过车子窗户的沙沙声响，已有足够的悠闲心情欣赏沙尘暴这种自然景象。

小小的沙尘暴，在不远处的沙漠里面旋转向前的时候，和龙卷风很相似；而大大的那种，除了笼罩了整个天空，眼前的公路，那些沙子就好像坐飞机经过那一片片的云彩。它们漂浮过公路，轻盈的没有丝毫重量的感觉，它们的变化，比通过飞机舷窗看到的那些薄薄的云彩还要快速，一层一层，一阵一阵，从出现在视线之内到消失在空气中，也就是一瞬间的事情。

撒哈拉沙漠的沙尘暴和戈壁滩上的不同。那些细细的黄沙，随着沙尘暴涌向公路，很多地方已经被黄沙吞噬了，如果没有人清理的话，公路很快就会被掩埋在黄沙之下。这和戈壁滩上的风沙完全不同，还记得几年前从宁夏到内蒙古，穿越一千多公里的戈壁滩，为的是拍摄神州六号的发射和降落，那样的道路，只是感觉到戈壁的刺骨，但是黄沙漫漫，则会让人产生一种恐惧，因为那些流沙，拥有无形的能力。

每次看镜头下的沙漠，人们骑着骆驼在夕阳下经过起伏的沙丘，觉得这是人生一定不能错过的经历，但是直到有一天，坐着吉普车在沙丘之间穿越的时候，才发现这种体验绝对不是浪漫，而是需要一些勇气，因为那无穷的沙丘一望无际，就好像在海上遭遇着风浪，不知道尽头到底在哪里。而我很清楚自己，如果没有必要的话，是不想让自己处于这种不确定状态下的。

到了艾季达比耶的西城，那个大大的M型拱门不见了，这让我们差点认不出来三个星期前来过的地方。这里已经从原本的一个基地变成了一个检查站，所有的记者以及平民，到此为止。

反对派武装又向西推进了一些，三个星期前，距离这个地方十八公里，现在已经到了四十公里的地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反对派取得了多大的胜利，两个月下来，战况依然是一个僵局。

今天从米苏拉塔传来的消息是，反对派武装控制了城市南部的机场，也就是说，政府军已经被完全赶出了这个城市。米苏拉塔对于卡扎菲当然非常重要，因为这个利比亚第三大城市，距离的黎波里只有二百多公里。

说到的黎波里，终于在电视上看到了一些的黎波里的画面，CNN播出了记者在当地的采访，一群戴着面罩自称效忠过渡政府的年轻人说，他们正在发展当地的反对力量。他们向记者提供了一些片断，包括民众在的黎波里示威，以及政府军开枪后在街头留下的弹壳，还有他们在的黎波里市区街头写下的反对卡扎菲的标语。

CNN的记者说，他们躲开了安全人员的监视，溜出酒店之后，遇到一些当地人。在取得对方的信任之后，他们把摄影队带到了一个秘密的地方进行采访。为了避免给这些被访者造成麻烦，因为如果新闻播出，记者一定会遭到当局的盘问，他们把这些画面收藏起来，直到他们离开利比亚回到美国，才播出了这条独家新闻。之所以是独家，因为记者在的黎波里，是不允许自由外出采访的。

不过，除了采访，其他画面都是被访者提供的，至少在目前的情况下，记者也没有办法核实真假。在CNN的新闻播出之后，BBC在的黎波里的记者也发回了一条报道，他们去了的黎波里街头，尝试和当地人聊天，但是遭到了拒绝，显然人们不想惹任何麻烦，说卡扎菲好和不好，都不是明智的事情。BBC记者的观察认为，至少从街头来看，一切正常，除了加油站要排队，商店的东西价格上涨，感受不到有反对政府的力量在当地酝酿。

我好奇的是，BBC记者的街头拍摄，到底是自己溜出了酒店，还是向政府的申请得到了批准。这条新闻很显然是为了回应竞争对手，即便不是回应，作为记者来说，如果在同一个地方的同行做到了自己没有尝试去做，或者没有想到去做的事情，会是一种极大的刺激。

同事传来的黎波里的消息，发言人穆萨在公众眼中消失了好多天之后，终于在今天凌晨三点多在酒店现身。冲突发生之后，他和他的家人一直住在酒店，看来这些天说他叛逃的消息只不过是谣言。

北约前天晚上又对的黎波里进行了轰炸。北约公布的数字，在过去两个月，进行了超过六千次的轰炸。不过和反对派方面聊起这个数字，他们会反问：如此多的轰炸，为何只摧毁了卡扎菲40%的兵力？

虽然反对派武装控制了米苏拉塔的机场，但是如果要再向前推进，不管是从米苏拉塔向的黎波里，还是从艾季达比耶向布雷加，依然还是老问题：在欧盟向反对派禁运武器的情况下，反对派依据手头现有的武器，根本无法取得持续性的胜利，他们只能够依靠北约的空袭来保护已经占有的地方，但是说到进攻，武器，还有缺乏战略，让已经两个月的僵局短时间内看不到被打破的希望。

艾季达比耶和布雷加之间的战场这些天很平静，两边谁也没有发动攻击。闲得无聊，检查站的几个反对派武装士兵，开始摆出胜利的姿势相互拍照。

举起V字，已经成为反对派的标志，从小孩到老人，只要看到镜头对准自己，就会摆出这个动作。虽然这些拿着枪的年轻人，站在皮卡车上，在蓝天的衬托下，这样的姿势在镜头前很有感觉，但是现实却是需要耐心的，他们当中的不少人，守卫在这个检查站已经三个月，不过他们说，有足够的耐心，一直守到可以开车进入的黎波里。

艾季达比耶这个城市正在悄然变化。三个星期前，这里好像一个鬼城，几乎看不到车辆，也看不到行人。电源被切断，妇女孩子都离开了这个城市，只剩下一些男人。但是现在，这个地方已经和其他的东部城市没有两样了。

街道上的电线杆都刷上了红色、黑色和绿色的三色旗标志，电力恢复供应，不过我和我的同事一直想不通，为何大白天所有的路灯都会打开。我们自己寻找的解释是，开了之后，就再也没有人进行管理。商店开了很多，一群男人在街角的本地咖啡馆门口坐着晒太阳，他们当中不少是来自非洲的劳工。市中心的市场，除了出售新鲜蔬菜，一些女人带着孩子，在旁边的地上摆起了地摊，卖凉鞋还有其他的日用品，看了看那些凉鞋的包装盒子上的拼音商标“lihao”，绝对是中国制造。和其他地方不太一样的是，那些装着高射炮和机关枪的皮卡车，不时地出现在街道上，从战略上来说，这里毕竟是反对派武装最靠近前线的补给中心。

回到班加西，酒店的通知牌上写着：三点钟，波兰外长记者会。看了一眼手表，已经三点四十分了。匆匆地赶到酒店，太多记者正坐在咖啡厅里面。一问，原来还没有开始，因为外长的飞机还没有抵达。

法迪尔酒店旁边的大楼，现在是过渡政府的总部，之前来过一次，这里已经是不少国际组织临时办公的地方。也因为这样，可以看到欧洲政客模样的人在这里出没，他们的身边通常会有戴着耳机的保镖。而这些保镖，很多是退休的英军或者美军。一些安全顾问公司也提供专业的保安服务，当然，如果是外国政府的官方代表，那么这些保镖都是他们从自己的国家带过来的。

在比原定时间晚了两个小时之后，波兰外长的车队进入了过渡政府总部大楼。这是我第一次进入过渡政府总部。这栋楼，原来是和酒店连在一起的贵宾楼，也就是专门给政要住的地方，进入大楼，大厅的装潢和这个城市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因为即便是这里最好的酒店，装潢也无法和这里面相比。这当然不令人奇怪，在很多国家，迎宾馆，或者是贵宾楼，规格总是能够超越常规标准，因为需要让那些VIP，非常重要的人物们感受到待遇的特殊，或者是宾至如归。也因为这样，再穷困的国家，总有那么一两个会让人对这个国家的富裕程度产生误解的地方。

大厅里面放好了桌椅，会谈之后会有记者会。等待并不让人觉得枯燥，因为眼前有太多有意思的场景。三四个全副武装的波兰特种兵，拿着美式冲锋枪，这样的武器，在反对派的地盘是看不到的，这里除了AK47，就是比利时制造的老式长枪。

同行们开始猜测，待会儿的记者会是不是会有大新闻，因为欧盟今天宣布，会在班加西设立办事处，那么波兰外长的到来，到底只是代表波兰，还是代表欧盟？是要来承认过渡政府，还是准备向过渡政府提供武器？

记者会开始，没有麦克风，没有现场翻译，当过渡政府的副主席用阿拉伯语发言的时候，大部分的记者都面面相觑。还好，波兰外长不仅声音洪亮，英文标准而且清晰。

但是他传达的信息让台下的我们非常困扰，他说的一大段开场白，到底意味着承认还是不承认过渡政府？因为那一堆外交辞令，可以让现场的记者有截然不同的诠释。面对记者的追问，外长的回答依然没有让困惑消失，因为他使用冗长的句式，让yes还是no这样原本简单的答案，变得复杂起来。

记者会结束，马上去追问过渡政府副主席，选择一个最直接的方法：“现在承认过渡政府是唯一合法政府的国家，到底有几个？”

“还是四个，法国、意大利、卡塔尔、赞比亚。”

“那就是说，波兰和欧盟只承认过渡政府是合法的而已？”

“是的，是这样。”

“你们失望吗？”

“我们接受。”

终于搞清楚了，原本简单到极点的问题，因为波兰外长不愿意用直接否认的用词，而让记者们产生疑惑。而这样的结果并不有趣，因为很多时候，公众是依赖记者的理解来了解世界的，如果记者的诠释出现偏差，那么会造成很多误解。尤其是这样，是还是不是的问题，因为记者要么是理解对的，要么是完全错误。

走出过渡政府大楼，德国同行对着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啊，终于搞清楚了。”

“是的。”我耸耸肩，“这些外交辞令真的好容易让人误解。”

“那就是没有大新闻了。”对方向我挥手告别。

确实没有大新闻，因为承认过渡政府的合法性，是欧盟两个月前就已经采用的调子，承认一个合法，但是并不否定另一个，也就是卡扎菲的利比亚政府的合法性，这就是典型的外交手法。所谓的外交，外交辞令，甚至外交关系，很多时候是没有实质性进展的，这一次就没有“新闻”。

即便是欧盟宣布要开办事处，欧盟外交事务专员阿什顿也强调，是为了进行人道援助。他提醒外界，这样的行为并不意味着准备在的黎波里和班加西之间做出一个选择。欧盟自然有它的难处，因为外交政策需要取得全体成员的共识。但是，正如一些声音所批评的：为了取得共识，可能会让欧盟的外交政策停滞不前，因为很多事情必须要做，却无法取得共识，这时候，应该怎么办？

波兰从7月1号开始，成为欧盟轮值国主席。波兰外长在记者会上说：“我想让你们知道，我们波兰人和利比亚人一样，都是革命的人。二十二年前，我们结束了独裁统治。作为过来人，我们波兰人做得到的，利比亚人也可以做到。”

对这里的人来说，这样的讲话无疑是鼓舞人心的。但是，如果人民要结束独裁，他们所需要的帮助不能够得到满足，那么再好听的讲话也只是说这些话的人的一种自我安慰而已。二十二年前的波兰，还是和现在的利比亚很不相同，波兰当年毕竟容忍了非暴力行动，但是在这里，没有容忍，只有镇压。

Day 22 民众眼中的卡扎菲

利比亚民众笔下的卡扎菲

不管是酒店还是经常去的餐厅，服务员逐渐多起来，酒店开始每天打扫卫生了，餐厅的菜品也比之前的三四种有所增加，这家意大利餐厅终于开始供应意大利粉了。

北约在今天凌晨时分又开始轰炸的黎波里，在利比亚国营电视台播出卡扎菲会见部落长老之后的一个小时。

会见是在的黎波里记者下榻的酒店，因为BBC的记者认出来，这个房间正是记者登记拿证件的地方。这是十二天以来，卡扎菲再次公开露面。现在，这家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的五星级酒店，已经成为的黎波里最安全的地方，因为北约说，他们的轰炸目标是卡扎菲的指挥中心。

在电视频幕上看到FOX的记者也在的黎波里，这是非常有趣的，因为两个月前，当北约开始轰炸卡扎菲的部队时，FOX的电视节目批评呆在的黎波里采访的竞争对手CNN，是在为卡扎菲做人肉盾牌。

美军2003年轰炸巴格达的时候，确实有很多人肉盾牌，他们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反战人士，印象深刻的是一对来自日本的夫妇，已经60多岁。他们自愿到一些重要的设施充当人肉盾牌，反对美军攻打伊拉克。

记者下榻的酒店，在当时也是最为安全的地方，特别是英美记者集中居住的酒店，因为他们通常会提前接收到来自五角大楼的通知。有一次大家正在新闻中心工作，忽然美联社的同行告诉我们，他们接到通知，下午需要撤离新闻中心，于是我们跟随他们一起离开。大家心里面非常清楚，下午会有一系列的空袭行动。

科技的发展，定点轰炸的精确度已经不需要担心出现失误。其实并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地面情报搜集是否准确的问题。的黎波里的记者们常被带去拍摄轰炸后的现场，可以看到被炸的军事指挥设施的旁边就是儿童游乐园，这并不奇怪，就好像卡扎菲的住所和指挥中心无法清晰地分隔开一样。

穆萨又出现了，在现场接受记者的采访，之前有消息说他已经叛逃，现在证明是一个谣传。

直到现在，过渡政府仍然不相信卡扎菲的儿子和孙子在两个星期前的北约轰炸中死亡。他们的理由包括，尸体的模样没有公开，孙子的名字没有公开，而最重要的是，卡扎菲有前科，1986年美国轰炸的黎波里和班加西，卡扎菲声称自己的养女在轰炸中死亡。事后大家发现，他的养女一直在的黎波里，现在是一名医生。过渡政府认为，这是卡扎菲在故伎重演，利用这样的消息来取得支持者的同情，国际社会的同情。

卡扎菲养女的故事，十年前到的黎波里时听说的。每次有政要访问，他总是要带着对方去参观当年被炸的地方，体验一下他对美国为首的西方的仇恨到底有多深。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结果。过渡政府还举了另外一个例子，当北约轰炸之后，利比亚政府官员带着记者去看现场的尸体。但是，这些尸体已经发出腐臭的味道。最后被证明，这些死者不是被北约炸弹炸死的，而是被政府杀害的来自班加西的的黎波里军事学院的学生。我的同事也证实，之前带他们去看的所谓墓穴是空的，伪造出来的。

只是，虽然卡扎菲有前科，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同样也很难凭借过渡政府的说法，相信他们说的就是事实。只有等到可以进行独立调查的时候，真相才可能大白。就好像过渡政府说，那些电视上的部落长老，其实大部分是卡扎菲身边的安全官员，由于长老之间相互认识，东部的长老因此完全清楚他们的身份。但是，因为双方都带有了自己的立场和出发点，在没有办法进行第三方核实的时候，只能选择先不要下结论，多听多看再说。

易卜拉欣，那个答应接受采访最后却没有露面的商人，今天终于同意见面了。他穿着格子衬衣，牛仔裤，带着一顶cap帽，走到我面前的时候，我差点没有认出来。

除了建筑公司，他在的黎波里还有一个农场，专门为酒店以及豪宅的花园铺设草皮。他说半年前见过一次卡扎菲，因为要为卡扎菲住的房子铺草皮。当卡扎菲进来的时候，他们被警告，在原地不许移动，也不许发出任何声音，直到卡扎菲消失在他们的视线之外。

“卡扎菲是一个自恋狂，他只有自己，他认为自己代表了全体利比亚人。但他同时又没有安全感，因为这样，他才会对周围的人如此的戒备。”

易卜拉欣的表弟，1977年被卡扎菲绞死在班加西大学，也是第一个被公开绞死的利比亚人。之后，卡扎菲在班加西大学又公开绞死一个异见分子。再之后，他开始对这些死刑进行电视转播，即便处于“斋月”。

作为一个商人，易卜拉欣明白，在这个国家，不要说赚钱，要生存，就必须把这些不满忍住。但是，忍耐总有一个极限，他相信的黎波里的人也是一样，只要有机会，他们一定会站出来反对卡扎菲。也因为这样，他并不担心，卡扎菲下台之后，东西之间的民众会产生仇恨，因为敌人只有一个。

“支持卡扎菲的人只有两种：一种是穷人，只要有钱，他们就会高喊支持卡扎菲的口号；还有一种是卡扎菲的自己人，因为他们知道，如果卡扎菲下台，他们的权力、财富都会统统不见，所以他们竭力维护卡扎菲的政权。”

易卜拉欣说起朋友的一段经历：“他和卡扎菲的儿子很熟，你知道，就是那个担任利比亚足联主席的。示威发生之后，他来到了班加西。他对班加西市民说，今年的冠军杯会给班加西队，让大家不要上街。当然，没有人听他的。但是他的儿子们和他的父亲一样，以为自己可以控制一切。我的朋友和他一起去逛街，他对我的朋友说，商店里面的东西，你喜欢什么就挑什么，他来付钱。结果我的朋友看中了三件球衣和一个足球。到买单的时候，他对我的朋友说，你只能拿一件球衣。至于足球，他告诉我的朋友，不行，你应该挑选另外一样。他们都是这样的人，很变态，喜欢控制人，就是不愿意把你想要的东西都给你。”

说到卡扎菲的儿子，二儿子赛义夫算是最为国际社会熟悉的。这些日子成为和他的父亲一样被国际媒体关注的人物。对于西方世界来说，这个曾经作为利比亚和西方交流的灵魂人物，同时也被视为利比亚向着民主自由进发的一个带路人，突然之间变得如此陌生。通过电视屏幕，可以看到赛义夫是如此坚决地站在自己父亲一边表示要战斗到底。一向温文尔雅的他拿起了枪。他昔日在伦敦政经学院的同学和老师们都在惊呼，他怎么了？甚至把他形容为神经病。

但是，如果设身处地为赛义夫想一想，国家在遭受内战的同时，也在遭遇国际社会的围剿，这个时候，本身已经被利比亚国内的保守派视为过于亲西方的他，如果不清楚表达自己反抗侵略的立场，又如何能够让这些颇有微言的政客，还有充满了民族主义情绪的国民信任他？

再来看看他的成长经历，就在2002年接受一家阿拉伯国家报纸采访的时候，他回忆自己的童年经历，特别是卡扎菲养女，也就是他的义妹汉娜的死（当然，根据民间的说法，汉娜并没有死）。1986年美国轰炸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他和他的母亲在轰炸之后找到了汉娜的尸体。那个时候，赛义夫14岁。那次的轰炸事件成为卡扎菲向前来的黎波里的世界领袖们展示遭到美国迫害的一个铁的事实。也因为这样，卡扎菲一直充当着阿拉伯世界反美领袖的角色。对于少年赛义夫来说，目睹亲人的死亡，肯定是一种印象极为深刻的事情。从他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能够把当时的细节回忆得如此详细，就可以体会到这次事件在他的人生记忆中的影响。

同样的，在2002年，赛义夫负责的卡扎菲基金会资助的利比亚艺术品展览中，有赛义夫自己的作品，虽然他是一个建筑师，经营着一家建筑事务所，但是他同时也是一名画家。其中的一幅作品，主人公就是他的父亲卡扎菲，作品的名字叫做“挑战”，卡扎菲出现在半空中，拦截十字军战士。他的另外几幅作品，也充满了鲜血以及战争的场面。如果把他看成一个艺术家，至少能从他的作品中，看到他内心对西方侵略的不满。

这就不难理解他这次表示说，“要战斗到最后一颗子弹”，因为尽管他曾经向英国媒体表示，对他来说，民主是头等重要的大事，但是在国家的主权遭到损害的时候，在家族的统治遭到威胁的时候，他必然会如此的义愤填膺，因为在这个时候，国家的改良，已经比不上保家卫国来得更加重要。

赛义夫一直在为利比亚这个国家的改变而努力，利用他的特长建立起和西方的关系，更重要的，他游说自己的父亲，改变了对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对立态度。他知道如何利用钱来进行国际公关，明白如何和西方上流社会有影响力的人们进行交往，因为西方的教育，以及开放的心态，让他完全懂得西方看重的价值观，懂得如何和西方打交道。也因为这样，西方不少领导人把他看成改变利比亚的希望。包括这次利比亚内战打响，正是赛义夫的建议，让西方媒体在不久前能够有机会进入利比亚，但是这样的举措最终让赛义夫有些进退为难，因为西方媒体的报道并没有达到他想要取得的效果。

问题是，尽管利比亚发生了很多改变，市场从封闭走向开放，但是在政治层面却一直保持原状，期待进行渐进变革的赛义夫并没有得到卡扎菲的无条件支持，他的父亲游走在保守和改革两派之间，对政治层面的改革远远没有对经济改革那样有兴趣。现在看来，卡扎菲也错失了避免目前这个局面的机会，如果当时他能够支持赛义夫进行政治改革的话。

只是历史总是无法假设，无法回头的，现在的形势，对于赛义夫来说，改革和民主已经成为次要的问题。一位曾经教过赛义夫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教授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他改变自己国家的努力已经被眼前的这场危机所压倒，他悲剧性地，同时也是宿命般地，做出了错误的判断。”

西方眼中赛义夫错误的判断，在于他无条件地支持卡扎菲。但是，正如站在不同的立场，标准就会不同一样，就算不是全部，但是至少在一些利比亚民众看来，赛义夫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就在西方社会感叹是否看错了赛义夫，对他寄托了虚无飘渺的期望的时候，是否也可以这样想，在理想和现实之间，赛义夫选择了向现实低头，因为如果不这样，他会失去实现自己理想的最后一个机会。

就在一个多星期前，在他的弟弟的葬礼上，电视屏幕上出现了赛义夫的镜头，他穿着利比亚的传统服装，不过说老实话，从他的表情看不出他有任何的悲伤。这个被宣称死去的弟弟，实际上也是赛义夫的竞争对手，因为说到受宠爱的程度，一点也不比赛义夫差，卡扎菲甚至考虑，要把自己的基金会交给他，而不是赛义夫来管理。

和同事决定，晚上不需要翻译和司机，自己去街头随便走走。

我们选择了迪拜大街。

和其他的中东国家一样，大部分的人逛街是从旁晚五点之后开始的，也因为这样，大部分的商店也要到五点之后才会开门做生意。

迪拜大街是班加西集中了所有奢侈品的街道，最多的商店，是卖女装晚礼服的。看着那些袒胸露背的款式，同事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但是这又正常不过，因为即便是去沙特这样保守的地方，女装店的橱窗，绝大多数也是这些性感的晚装。

中东的女性，虽然在外出的时候穿着传统服饰，但是在没有规定的地方，很多人，特别是年轻女性，从来都没有和时尚脱节。如果乘坐从欧洲到伊朗或者其他中东国家城市的航班，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快要抵达的时候，身边那些时髦的女性，像变魔术一样，很快地会把自己包裹在黑色长袍，以及头巾里面，表情也没有之前那样丰富。

迪拜大街旁边是班加西的富人区，一座座的大房子，让这个住宅区看上去很像香港的九龙塘，这是个充满了六七十年代老式建筑的传统豪宅区。而这些房子，大部分也就是六七十年代的建筑，偶尔，会看到一些用料和款式稍微新式一点的房子。

我们在这个住宅区旁边找到一家叫做玛拉的咖啡馆，晚饭前喝一杯咖啡，是当地人的习惯。咖啡馆几乎坐满，西装革履的中年人在落地窗边严肃地讨论着什么，年轻人则聚在电视机前看足球比赛。

而我们坐在宽大舒适的皮沙发上，一边赞叹咖啡的香滑，一边看着落地窗外经过的路人，年轻人居多，穿着时尚，他们的发型，都是经过精心梳理的，看来，他们的夜生活正要开始。

Day 23 利比亚民众眼中的好人——穆巴拉克

在国营电视台露面的卡扎菲

打开新浪微博，虽然已经是北京时间半夜了，微博上还很热闹。关心利比亚的网友们正在传播一个最新消息：半岛电视台证实说，卡扎菲在轰炸中受伤了，并且已经离开了的黎波里，至于来源，则是意大利的外交官。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猜测了，因为之前北约轰炸开始的时候，英国外交大臣黑格就放过风，说卡扎菲去了南美洲，于是查韦斯成为最大的嫌疑。当然，最后证明，好听一点，这是一个乌龙，尖刻一点，这就是一个国际大笑话。

我看看酒店周围，一切平静如常，大堂里面的电视机一直在播放半岛电视台的节目，外面也没有任何动静。上次，当卡扎菲的儿子被炸死的消息传出来，枪声，甚至是炸弹声，在班加西响了半个多小时。

很快，利比亚国营电视台播出了卡扎菲五分钟的录音，利比亚的官员对在的黎波里的记者说，这是因为，每次播出画面，都会存在被北约追寻的一些痕迹，为了卡扎菲的安全，这次只播出声音。

不过，卡扎菲的讲话显然是在他的大宅在昨天被轰炸之后，因为他谴责北约的行为，并且表示，北约永远也消灭不了他，因为他活在成千上万的支持者的心中。这句话对很多中国人来说，听上去一点也不陌生，只不过这种在中国已经是过去式的句式，现在在利比亚这个地方听到，只能够感叹，卡扎菲还活在从前。

至于这个消息的来源，原来是来自还在的黎波里的意大利主教，这位主教曾经出现过一次，在国营电视台播出的卡扎菲的儿子和孙子的尸体的镜头里面，这位主教的出现，是政府要借助他来让全世界相信，这四个人确实在空袭中死去。当然，这位主教看不见死者的面孔。

说到昨天的空袭，原来还波及了朝鲜使馆，朝鲜政府发表声明，谴责北约的空袭行动。不过，在的黎波里的同事向第三国外交官查询，根据他们从朝鲜使馆了解到的情况，只不过是受到轰炸几百米外的军事设施的行动的波及，碎了一些玻璃窗。朝鲜的外交官心里面当然清楚，北约的目标并不是他们，但是国际政治就是这样，需要抓住一些事件来进行发挥，从而表达自己的立场，朝鲜就这样做了。当然，他们的声音，对于国际社会来说，在这个时候相等于零。

北约秘书长在白宫和奥巴马会面，对于西方社会来说，现在正在尝试的是如何为自己设定一个出口，不要长时间地陷入利比亚的这场纷争当中。问题在于，既然已经开始，如果撇下反对派不管，那么谁都知道，反对派是不可能依靠自己的能力来和卡扎菲的军力抗衡的，如果这个时候抽身而去，只会落得一个不仁不义、见死不救的下场。而继续下去，如果不出手再重一些的话，这种拖拖拉拉的场面不知道还要持续多久。这段时间，重要的军事设施已经轰炸摧毁得差不多了，但是要轰炸卡扎菲的地面部队却有些困难，因为要区分反对派武装和亲政府武装，如果光看外表很难。当政府军也开始使用皮卡车而反对派武装很多时候又缺乏统一指挥和调度的时候，很容易误伤自己人。

今天的班加西很热闹，警车声不断，乌祖酒店的大堂里人一下子多了很多，这些都是从多哈、阿布扎比过来的西部和南部的部落长老，以及地方委员会成员。他们来到这里，一是参加今天的祈祷，二是在明天出席一个Town Hall Meeting，也就是市政厅会议，回答大家的各种问题。

这样的安排，很显然是为了回应卡扎菲在国营电视台上不断播出的会见支持他的长老的宣传。从效果来看，反对派在这个问题上人多势众，这些被邀者的身份也经得住考验，因为媒体可以自由采访，不像在的黎波里，一切都是国营电视台的一家之言。

也因为这样，今天的祈祷大会气氛更加热烈，人们情绪高昂，不知道是否是看到太多的摄影机在场，让民众更加亢奋。但是这样一场聚会，毫无疑问，让等待中的人们巩固了信心。

这让街上的好心人多了起来，当然，这是半开玩笑，即便没有这场聚会，这个城市的好心人也很多，尤其是针对我们这些外国人。这是很多地方的一个共通性，当大家一致对待一个目标的时候，是完全能够暂时把分歧和矛盾放在一边的，班加西也好，其他的我们去过的东部城市也好，都是实例。

人们相处得比以往要和睦得多，对外人则带着一种发自内心的感激。每天，我都会遇到陌生人，好像老朋友一样打招呼。我觉得，他们的这种友善，这些笑容，是因为他们这个时候，心理面坚信一点：好日子就要到来了。

不过对于有些人来说，坏日子开始了。

就在今天，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的妻子，也就是前第一夫人被宣布会被拘留十五天，因为她需要解释清楚，为何她的个人账户里面有三百万美元。结果，在这个消息向她宣布之后一个小时，埃及国营电视台报道说，她心脏病发作，被送进了医院。

很多埃及人不相信这是真的，觉得她是用这样的方法来逃避拘留。不过，对于一个长期养尊处优的贵妇人来说，听到自己马上要去女子监狱，出现这样的反应也是人之常情。

穆巴拉克夫妇的故事并不独特，就拿距离我们近一些的地方来说，陈水扁夫妇的贪腐案，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和穆巴拉克夫妇有着相同的轨迹。从革命者，追求公义的人，变成一个贪腐者，人民公敌。而导致这种轨迹的原因也是一样，并不新鲜：那就是权力带来的腐化，很老套，但却是万试万灵。在利比亚，卡扎菲也逃不过这样的轨迹，这样的原因。

在利比亚，听到好多人比较穆巴拉克和卡扎菲，这个在埃及人民眼中的独裁者，在不少利比亚人眼中，那算得上是一个好人。他没有下令军队开枪，面对走上街头的群众，他最终选择下台，他没有想办法逃离自己的国家，而是面对对他的指控。

当然，正是穆巴拉克和卡扎菲的例子告诉大家，一个国家是不能依靠在好人身上的，如果没有制度，好人最终也会变成独裁者，只不过，如果制度建设稍微完善一些，人民和国家付出的代价可以少一些。

穆巴拉克成为一个比卡扎菲要好很多的人，是因为埃及的制度让他不得不这样。当然，提到制度，这里面不能回避的，是穆巴拉克在位时所做的一些事情，让这个国家的民主制度在一点点完善。只不过，他走得太慢，对于权力留恋太久，人民不再给他时间。

卡扎菲则不同，这个国家从来都没有开始制度建设，于是他可以调动军队，因为军队并不属于这个国家，而是属于这个政权。他可以选择忽略那些反对者的声音，因为如果不是最后反对派拿起了武器自卫，如果没有北约的空袭，那么卡扎菲完全有能力用镇压的方式，让自己继续在这个位置上永久地坐下去，直到他自己想离开的那一天。

但是，卡扎菲忽略了反抗的弹力，也高估了国际社会的容忍程度。现在的他，应该非常羡慕叙利亚的阿萨德，因为虽然每天都有不同媒体的大篇幅的关于叙利亚的报道，每天都在批评政府，但是对于阿萨德来说，至少国际社会的压力并不是实实在在的，在谴责的决议都没有办法在联合国通过的时候，国际社会没有办法对叙利亚发生的事情进行干预。也因为这样，阿萨德可以用对待国内问题的方式处理眼前的危机。

看到穆巴拉克家族现在的样子，自己和妻子被拘留，儿子被判入狱，卡扎菲自然明白，如果他放弃权力，他要面对的就是同样的下场，他的儿子们也很清楚这一点，包括他身边的那些自己人。也因为这样，他们才会不问代价的，一定要保住卡扎菲的位置。如果卡扎菲倒下了，他们就会变得一无所有。这点，他们非常清楚，自然要为保持现状进行最后一搏。

今天传来一个消息，五个法国人在经过班加西的一个检查站时，其中一个被打死了。可以证实的是，这五个人都是法国一家安全公司的人员，他们是来帮助培训反对派武装的。至于为何会发生这样的事件，说法很多，有一种传说，这些法国人是借用帮助反对派的名义，在帮卡扎菲充当间谍。

这样的人在班加西随处可见，有的是担任记者的保镖，很多来自英国的保安公司，有的则成为过渡政府保护外国政要的主力，他们是美国大使馆提供的安保人员。就连过渡政府的新闻官，也有两个来自英国的顾问，他们的工作是协助过渡政府安排记者的采访，以及其他的流程安排。如何开记者会，如何应对媒体，如何为记者提供各种信息，这些，对于过渡政府来说，都是他们以前从来都没有做过的事情，而现在，至少这几个星期下来，会发现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甚至可以用专业来形容，除了偶尔几个场合，会让记者花费太长的时间等待，而且最后等来的是宣布取消。

的黎波里传来反对派在街头插旗，甚至示威的消息，和那些在电视镜头面前激动的高呼口号，支持卡扎菲的民众放在一起，终于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的黎波里的画面。在卡扎菲的住宅，以及其他的军事设施，一些卡扎菲的支持者主动来做人体盾牌。从某种程度上，我并不太相信他们是为了钱，或者是因为恐惧而把自己和卡扎菲的利益绑在一起的那些人。他们是最精明的，不会用自己的性命来压注。这些人，应该是从心底里面把卡扎菲当成了至高无上的领袖，如果大家记得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记得那些在天安门广场上挥舞着红宝书的年轻人，包括现在，那些当领导人亲自来探访就会激动好多天的普通民众，我相信，这样的人在利比亚不会太少。

也因为这样，我特别的好奇，那么在东部地区，比如班加西，那些真心实意支持卡扎菲的人去了哪里？每当我问这样的问题，我遇到的当地人总会斩钉截铁的说：“不可能，如果有，我们就会把他们抓起来的。”

“但是如果他们没有采用暴力，只不过是口头表示支持卡扎菲，也要被抓起来吗？”对于这样的答案，每次都只会增加我的担忧。

“他们不敢这样说的。”我得到的回答，总是充满了自信。

只是，我很难相信就是这样。如果从学校的教科书开始，卡扎菲就被塑造成为这个国家最伟大的人，算一下比例，就算很多人长大之后幡然醒悟，原来自己学到的这些和真实的卡扎菲有太大的距离，也至少有一批人会对自己在学校里面学到的东西深信不疑。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拿起武器为卡扎菲作战，但是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情感，在这个新的环境下会如何自处？

把真实的想法隐藏在深处？寻找机会为卡扎菲报仇？如果这些人成为被压制的人，即便是只有一小批，那么社会对他们并不公平，而这种不公平正是那些反对卡扎菲的人所反对的。只是，防止自己犯自己反对的人的同样错误，看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不是吗？

Day 24 亲历枪击事件

的黎波里支持卡扎菲的五岁女孩

来自西部的这些与会代表，今天在班加西有一个Town Hall Meeting。这是一个来自美国的词汇，第一次听说，是前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中国时，在上海图书馆举行的活动。通常这样的大会，应该是在市政厅里面进行，坐在台上的人，接受台下的人的咨询和质疑，大家就公共事务进行讨论，不过在中国，最近的一次，是奥巴马在上海的那场算不上成功的活动，因为大家不记得他说了什么，只记得有一个“奥巴马女郎”，那个身穿红衣，频繁在镜头前出现的女孩。

中国人还不喜欢这样的方式，其实利比亚人也是一样，在过去四十多年，民众并没有太多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当这样的时候来临之后，需要从头开始学起。也因为这样，这个所谓的Town Hall Meeting，其实就是一场记者会，这些代表们回答坐在台下的记者们的提问而已。

这些西部地区的代表，绝大部分来自海外。那位满头白发，在昨天的祈祷大会上最受欢迎的老人，叫做贾巴尼，离开利比亚已经三十年了，他居住在美国，一直在海外发出反对卡扎菲的声音。这是他三十年第一次，终于可以回到自己的祖国。这样的经历，在利比亚实在太多，有的因为和卡扎菲政见不同，有的则是当年参加了乍得和利比亚的战争。他们有的被迫逃亡，来不及离开的则被投入了监狱，即便释放之后，也不能离开。

贾巴尼的身边有一个30岁左右的助手，昨天在广场，正是他接过了我的麦克风，放到贾巴尼的眼前，让我们做了一个简短的访问。他走过来和我打招呼，一口美式英文。知道我们来自香港，他很是兴奋：

“我的姐姐就在香港，她做生意，老是在香港和厦门之间来回跑。”

“做什么生意？”

“纺织。”他用手捏住自己的衣领，然后陪着贾巴尼匆匆离去。

贾巴尼已经被指派为过渡政府的一员。看着这些表示自己代表西部城市的人们，我有些疑惑，离开自己的国家三十年了，是否真的能够代表那些城市的人民？那些地方的人民是否会认可他们？毕竟，对于40岁以下的人来说，他们当中的太多人，都不会有印象。

回答我的疑问的，是在主席台上主持大局的人。他递给我一张卡片，上面写着一家媒体咨询机构的头衔，他用笔把头衔划掉：“那是我的私人公司，我现在是过渡政府的协调员。”

这个叫做阿莱夫的人说：“其实我们过渡委员会里面很多人是在利比亚的，比如我自己，我就是刚刚从的黎波里离开的。因为安全考虑，在卡扎菲控制的城市参与反对派活动会被监禁或者折磨，所以他们不能够露面，就指派了台上的一些人作为他们的代言人。我们的成员包括了现在正在这些城市的人，在代表性的问题上是没有问题的。”

他的答案简短但是清晰。拿着他的那张卡片，忽然想起了利比亚政府的发言人穆萨，在传出关于他叛逃的谣言之后，他又出现在的黎波里的每一场记者会上，他在的黎波里也办过一家媒体研究中心。两个人的举止风格相当相似，都会快速地领会记者提问背后的意思，也能够快速地用准确的语言来表达自己，还让记者很难在短时间之内抓到破绽。比如阿莱夫，当他把名片递给我，等我研究完名片上的电话和公司地址，要追问他为何公司总部是在阿联酋而不是在利比亚的时候，他已经消失在人群里面了。

这些海外归来的利比亚人，衣着光鲜，在酒店大堂出入，个个都显得气度不凡，显然和他们本身就是利比亚的精英有关。哈迈德的岳父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因为参加乍得战争，反对卡扎菲，他的岳父滞留在乍得无法回国，最后作为难民去了美国。到了美国之后，他拿着美国政府给他们的援助开了一家小店。利用自己的工程知识和技术，现在，他已经在美国拥有了一家公司，算是事业有成。他总是对哈迈德说，如果留在利比亚，应该不会有他现在的这种生活，可见再有才能的人，环境是多么的重要。

邀请海外的反对派加入新政府，这样的做法，从阿富汗到伊拉克，似乎已经成为了一种公式化的东西。当然，这次不同的地方在于，并不是一个由美国选择的人来主持大局。阿富汗的卡尔扎伊，伊拉克的马立基，他们离开自己的国家已经颇为久远了。他们回来之后，先不说能力，是不是有足够的威望来摆平不同的民族、部落，已经成为一个问题。

而在利比亚，过渡政府在一开始就是由那些身在利比亚的人组成，其领导层本身就来自原来的政府，主席贾利乐原本是司法部部长，在民众中威望很高，有这样一个人来领导过渡政府，当然要比一个从海外回来的人，更有威信和说服力。

这些流亡海外的反对派，虽然过去是和卡扎菲抗争的英雄，但是他们毕竟离开已经很久，甚至可能会带着老旧的斗争眼光和方式来看现在的这场变革。而事实上，这场变革的真正动力在于民间，如果民间的努力最终被个别人取而代之，对于整个局势来说不会有任何正面的作用。如果这些海外反对派的加入，只起一个点缀的作用，反而会给未来带来好处。

同样和阿富汗以及伊拉克不同，利比亚从来都没有不同宗教派别之间的冲突历史。在过去四十多年，卡扎菲削弱了部落的影响力，加上城市化，部落也早就退化成为宗亲关系，没有了政治影响力。在利比亚，除了卡扎菲以及他身边的人，没有其他的特权阶层。所有的这些，都有利于利比亚有一个新的平稳的开始。

会议厅外是一个花园，阳光下，不同颜色的玫瑰以及雏菊开得很是鲜艳。这个地方，平时是利比亚人举办婚礼的地方，当然是西式婚礼，如果是传统婚礼，需要一个庞大的空地来搭帐篷，来招呼亲朋好友大吃一个星期。

站在阳光下，正准备拍摄一些外景，突然听到头顶一声枪响，抬头一看，墙上已经有了一个拳头大的弹孔。也就是一瞬间，不知道从哪里钻出来二三十个穿着军装的反对派武装，他们迅速冲到大门外，封锁道路，而我们，还有那些准备上车离开会场的西部代表们，则被要求站到最靠近会场的地方。

不用多想，这当然是卡扎菲支持者放的冷枪。前段时间在班加西发生的汽车爆炸，以及前两天在艾季达比耶市中心的爆炸，都提醒大家，即便是在东部，平静的表面下依然蕴藏着波澜。昨天，一个法国安全顾问公司的老板在班加西被枪杀，大家心里清楚，这是卡扎菲的支持者的一种警告，给反对派，也给法国。

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反而觉得这才真实，因为我一直认为，在班加西也好，或者其他的东部城市也好，反对派控制的地方，不可能像我遇到的那些人所说的那样，所有人都憎恨卡扎菲。那些原本为卡扎菲工作的人呢？那些因为被看成是卡扎菲的人而被拘捕甚至打死的人的家人，他们怎样看待这场变革？特别是那些接受了这么多年的教育，一直被灌输卡扎菲是英雄和领袖的普通人，总有一些直到现在，应该还是发自内心地相信这些的。

其实，这个城市的人心里面也清楚。只要离开班加西，哈迈德每次都会把他的那枝手枪带上，防范抢劫者，也防范政见不同的人。

同事在的黎波里拍了一张在卡扎菲大宅里面当人盾的家庭的孩子，一个五岁的女孩，她举着卡扎菲的画像，高喊口号，告诉我的同事：“如果没有卡扎菲，我的生活将会毫无意义。”

看着那个女孩天真无邪的笑脸，不知道该说什么。我总是觉得，如果把孩子牵涉到这样不正常的环境里面，往往因为两种原因：一种是因为无奈，一种则是有预谋的灌输，也就是“洗脑”。

在班加西，每次集会，总会有父母在孩子的脸上画上象征胜利的三色旗，戴上三色旗帽子，让他们挥舞着旗帜，男孩子还会在身上挂上玩具枪，当镜头对准他们的时候，他们会熟练地举起V型手势。

这些孩子都很可爱，尤其是这样打扮的时候，我知道这样的照片或者画面，还很吸引人，但是作为一个母亲，我会担心，这些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其实和那个举着卡扎菲的画像的女孩子又有怎样的不同？如果我们觉得那个女孩可怜的话，这些孩子被牵涉到革命和政治风波之中，是否也很可怜？

所有这些，当然是因为他们身处的这个国家正在经历变革，于是谁也无法置身事外，不管是孩子，还是成年人。但是我还是觉得，如果可以的话，能不能够让孩子尽量远离这些？

孩子们应该做他们的年纪应该做的事情。他们应该在游乐场玩耍，他们应该在学校读书，应该教会他们对待陌生人要有礼貌。

在班加西市中心，最近开放了一个游乐场，白天会有很多家长带着他们的孩子来这里玩耍。学校还没有恢复上课，因为安全的考虑。一些团体希望，能够为孩子们提供一个学习和游戏的地方，因为这些孩子，很多都有和父母一起逃难的经历，也有经历轰炸的经历，从为孩子健康成长的角度出发，需要尽量为他们创造一个正常的生活学习的环境。

班加西的动物园搭起了一个大大的帐篷，孩子们可以在动物园里面做游戏，和动物作伴。这里的孩子，他们的脸上不会被涂上旗帜，也不会让他们拿着旗帜，或者摆出胜利的姿势。在这里，他们就是做一个纯粹的孩子，享受属于他们的时光。

我和我的同事已经形成了一个习惯，每天下午的工作间隙，要到科斯塔喝上一杯咖啡，最重要的，是可以看半岛英文台的新闻，毕竟比BBC和CNN有关中东地区的新闻篇幅要多很多。下午六点之后，会有很多时尚的年轻人在这里出现。我的一个同事觉得，这个地方的人显然要正常一些。他当然是拿这里的人和那动不动就开枪发泄的年轻人进行比较。有一定的道理。这里的年轻人，他们很享受现在这种自由的生活，可以随意聊天，不再担心会被人告发。

不过，我会想到被我的同事忽视的一点，这些年轻人现在享有的自由，至少有一部分是因为那些激动的年轻人拿起枪，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前线。

这是残酷的事实，因为真的很不幸，利比亚民众遇到了这样一个领导人。不过，在想深一层，他们的领导人之所以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民众并不是毫无责任，因为恐惧，因为觉醒得太晚，现在付出的代价会变得很大。

今天中午，哈迈德的胃口显得特别好，原来，他要当爸爸了。

不知道，当哈迈德的孩子，在半年多之后降临这个世界的时候，他的这个国家到底会是怎样的样子？是一个新的利比亚，还是持续着现在这样的僵局，变成实际上的东西分裂？

这个问题，他的父亲不知道，大家都不知道。因为现在这变成了一个死结：反对派的底线，卡扎菲必须下台，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卡扎菲的底线，绝对不会交出权力，也同样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

反对派的不能退让自然有他们的苦衷，民众愿意忍受现阶段的所有苦难，是为了没有卡扎菲的明天，这个时候如果让步，民众一定不会答应。现在，只有指望卡扎菲会有众叛亲离的一天，期望那些政府军士兵，那些他的忠实支持者，发现自己原来错了。

Day 25 巴勒斯坦的受难日

战场上的皮卡车

站在酒店的露台，正好可以看到酒店大门口。和平时不同，今天早上酒店门口一早就停泊了好几辆面包车，一些拿着行李的人离开酒店，和送行的人拥抱道别。这些正是来参加过渡政府大会的西部代表以及他们的代言人。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不是返回西部城市，而是飞回多哈或者阿布扎比，他们定居的地方。不过，这个时候，任何人的支持，即便只是一个姿态，对于反对卡扎菲的人们来说都很珍贵。

今天是五月十五日，巴勒斯坦人称为NAKBA，也就是灾难日的意思。1948年的这一天，以色列建国，七十多万巴勒斯坦人丧失了自己的家园。

一直觉得以巴局势过于复杂，所以对于相关的新闻也就是一扫而过，并不太关心，因为听到太多的评论说，中东和平不可能实现，我甚至开始相信，这个问题，至少在我有生之年，看不到任何结果。

在不同的中东国家，总是会遇到巴勒斯坦人。2003年在约旦呆了几天，为进入伊拉克做准备，司机就是巴勒斯坦人。他带我们去了安曼的巴勒斯坦人聚居地，还记得当时，自己对如此庞大的社区感到惊讶。而约旦是收留巴勒斯坦难民最多的国家，一方面因为地理位置的关系，另一方面，约旦的皇后就是巴勒斯坦人。

在巴格达的翻译，当我们变得熟悉之后，他告诉我们，他也是巴勒斯坦人。作为难民，他们拿着联合国发出的一本难民护照。那个中国女孩的男朋友，同样也是巴勒斯坦人，因为他的身份，所以他没有办法进入埃及，因为埃及政府拒绝给巴勒斯坦难民发入境签证。在我回到中国之后，还接到这个女孩的邮件，男孩的弟弟拿到了美国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他正在犯愁，不知道如何离开利比亚，因为在过去，可以坐飞机到其他允许巴勒斯坦难民入境的周边国家。

那个女孩子告诉我，她的男朋友急切地想回到加沙参加革命，就是为建立一个真正的国家而努力。

这场中东地区的变革，有的人把它称为第二个阿拉伯之春。第一次阿拉伯之春是从伊朗开始的。三十年前，持续了一年的群众示威，迫使伊朗国王巴列维在1979年1月16日出走埃及，之后转去美国接受治疗。因为这样，一批伊朗年轻人冲进了美国驻伊朗大使馆，将美国人抓了起来。这次人质事件持续了444天。也因为这种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导致伊朗被国际社会孤立，也使得邻国的萨达姆有胆子进攻比自己大得多的伊朗。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向伊朗提供武器，即便萨达姆向伊朗释放了毒气。最终，伊朗只能运用人海战术来抵抗伊拉克的入侵，导致五十万人死亡。

在这一波阿拉伯之春到来之前，算得上是民主国家的阿拉伯国家，也只有伊朗，他们可以全民投票选举总统，在形式上和美国很相似，参选人之间要通过电视辩论这样的方法。当然，伊朗有自己的特点，那就是总统候选人在报名参选之后，要经过宗教机构的审查，信仰可靠的候选人才能拥有参选资格。但是，因为参选人的观点往往对立，从理论上来说，这样的民主形式确实给了人民一个选择的机会。

2009年的伊朗总统大选，最终导致穆萨维的支持者走上街头。这些人对政府公布的选举结果产生质疑。他们不反对伊朗革命，也不反对宗教，他们高举的是精神领袖霍梅尼的画像，他们也高呼“真主伟大”。这一点在阿拉伯正在发生变革的这些国家里面都是一样，他们的要求非常简单：要一个真实的选举结果，政府应该尊重民众手上的选票。

每年的5月15日，巴勒斯坦人总会举行纪念活动，也总会发生冲突。这已经在大家的预期当中。但是这一次，走上街头的人数、地点却和以往有很大的不同。这里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当然是最重要的，就是在这个地区发生的事情，从突尼斯到埃及，再到利比亚以及叙利亚，有更多的巴勒斯坦人走上街头，用他们的话来说，争取自由，争取尊严，争取一个真正的国民身份。而第二个原因，则是哈马斯和法塔赫签订的和平条约，让巴勒斯坦人终于停止了内部的纷争，能够一致对外。

NAKBA，1948年以色列建国的日子，正是巴勒斯坦人丧失家园的日子。以色列在1948年5月14日建国，第二天就发生了巴勒斯坦战争，也被称为第一次中东战争，大约七十万巴勒斯坦人被迫远离家园，或者被放逐。到现在，已经有数百万巴勒斯坦难民分散在以色列周边国家。根据统计，约旦最多，有大约二百万人，约旦王后就是巴勒斯坦人。黎巴嫩超过了四十万名难民，叙利亚收容了接近五十万人，而在西岸居住了七十八万多巴勒斯坦人，加沙地带则超过了一百万。

不过这一次的灾难日，情况有些复杂，因为叙利亚当前的局势。

在叙利亚和以色列接壤的地方，一批叙利亚示威者冲到了以色列的边界里面，结果以色列士兵开枪，四个人死亡。

叙利亚政府谴责以色列，而以色列则回应，叙利亚政府是在转移国内矛盾，把以色列当成替罪羔羊。

对于这一点，有意思的是，不管是西方媒体还是阿拉伯媒体，都把巴勒斯坦人的诉求和叙利亚政府的指控区分得非常清楚。同样的，在美国以及欧洲，也有类似的讨论，那就是美国，在这场阿拉伯变革中，特别是在拉登被击毙之后，是依然抱着反恐的思维和策略，还是让阿拉伯人看到，美国是站在阿拉伯人民的一边，而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站在独裁者一边。

去了旧的市中心附近的市场。这是个巨大的芭莎集市，食物、日用品、服装，应有尽有，当然，绝大多数都是中国制造。

说到中国制造，在一本当地的杂志上，看到了一篇题目为《中国汽车》的文章，还有一张中国汽车的照片，这才发现，原来已经成为反对派武装标志的皮卡车是中国生产的。

在网上搜索这个品牌的中文名字以及厂家，居然没有找到，于是换了一种方法，在搜索引擎上键入“中国利比亚汽车”，终于找到了答案。原来细心的观众，通过新闻片段以及新闻图片，早在三月份就已经发现了这些被改装之后的皮卡，是中国品牌。

杂志编辑告诉我，他们之所以做这个话题，是因为这些皮卡车为反对派武装取得胜利发挥了太大的作用。这些车是从卡扎菲手下那里缴获的，原本以为这些售价要比日本皮卡车便宜的中国车派不上太大用场，但是经过改装，装上高架炮或者机关枪，冒着风沙冲到前线，这些车经受住了考验，所以他们要记录下来，介绍给他们的读者。

皮卡车在战争里面发挥作用，最著名的一次，是在1987年，利比亚和乍得战争的尾声。

因为卡扎菲拒不承认乍得总统哈布雷的合法性，在1983年占据了乍得北部。利比亚支持乍得的“民族团结联合政府”以武力推翻哈布雷。这项计划由于法国的干预而被打断。法国军队将利比亚军队抵挡在北纬15度线以北。那里是乍得最荒芜的沙漠地带。1986年，乍得民族团结联合政府也开始反对利比亚，这让利比亚失去了在乍得军事存在的理由。哈布雷认为统一全国的机会来到了，就于当年12月命令自己的军队越过北纬16度线，与民族团结政府军队会师。几个星期以后(1987年1月2日)，双方在乍得北部城市法达展开激战。当地的利比亚警备部队被歼灭。在三个月内，哈布雷的部队通过游击战法和大会战的结合运用，几乎收复了整个乍得北部。在以后几个月，乍得军队连战连捷。1987年9月，双方签署协议，宣布停火。在此以后，有争议的奥祖地带的归属问题也得以解决，最终由国际法庭在1994年判给乍得。

“丰田战争”是史学界对乍得和利比亚于1987年发生在乍得北部的最后冲突的称呼，由于乍得军队利用日本丰田皮卡进行灵活机动的运动战而得名。这场战争使得利比亚军队遭受极大损失，仅坦克的损失就达二、三百辆。据统计，利比亚在这场战争中损失了1/10的部队，7500名士兵死亡，价值15亿元的军事设施被摧毁或被缴获，数百辆坦克、装甲车被击毁或被缴获。

同样的战略，还用在禁飞区设置之后，这些架设在皮卡车上用来射击飞机的武器，打击的目标变成了卡扎菲的坦克，采用平射的方式，就是当年二战时隆美尔在沙漠中使用的战术。

有了这样的一个典故，不知道未来，当历史学家书写利比亚这段历史的时候，是不是也会用这些中国生产的汽车品牌来命名一场战争，不过当我在微博上提到这些中国汽车之后，这家企业的工作人员给我发来私信，告诉我，从2008年到2010年，利比亚政府一共进口了一万辆，当然，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些车现在会派上这样的用场。

不过，关注这款车，当地人有另外一个故事。这些车原本是政府购买之后，资助那些参加了类似青年团团体的年轻人的，他们可以用优惠的价格购买，以减轻他们的负担。

原本是给这些年轻人日本产的汽车的，政府的预算也是按照日本汽车价格制定的，但是最终，日本汽车变成了价格要便宜差不多一半的中国汽车，当中的差价不知道去了谁的腰包。

哈迈德又开始烦恼了。

坐在科斯塔咖啡店，他指着对面空着的商铺说：“以前我总是想快点离开这个国家，我相信在美国的机会要比在这里好很多，但是现在，这里会有太多的机会。就好像可以开美式快餐，可以做其他生意，而这些机会，在美国，相信反而不会有。”

哈迈德在美国做生意的岳父，已经为他安排了一份工作，就是在自己的公司里面打工，生活当然会非常安稳，特别是对于要做爸爸的他来说。但是这个有希望重生的国家，确实意味着有太多的机会，卡扎菲在的时候轮不到他，但是只要卡扎菲离开，一道道原本封闭的门就会打开。

和哈迈德一样，开始想象未来的人在这里很多。酒店门口的出租车司机阿哈迈德，一个二十出头的男生，连续几个晚上，我们出去买晚餐总是坐他开的车。他很机灵，也会一些简单的英文，所以坐车或者等着我们的外卖的时候，我们可以聊天打发时间。即便是等待一份炸鸡，也可能需要花上一个小时。当然，我们早就习惯了这样的节奏。

每次去炸鸡店，门口总是会有几个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百无聊赖地坐在角落吸烟，或者是煲电话粥。没有工作，也不用上学。三个多月，我不知道他们开头的热情会不会慢慢消失，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还有足够的耐心。

“是很糟糕，没有工作，没有生意。”阿哈迈德叹了一口气，“但是，只要卡扎菲下台，以后会很好的。”也就是一秒钟，他脸上的无奈很快被充满希望的笑冲走，“我们都相信会这样的。”

Day 26 阿拉伯媒体的力量

半岛电视台的标志

海牙国际刑事法庭终于发出了拘捕令，三个人，卡扎菲，他的二儿子赛义夫，以及他的妻弟、情报头子塞努西。

拘捕令里面包括他的妻弟，一定不令人奇怪，因为1996年那宗阿布萨利姆监狱惨案，不少受害者家属相信就是他下令开的枪。这次也是一样，当班加西民众走上街头之后，他代表卡扎菲来到班加西，可非但没有和民众谈判，反而下令开枪。当民众开始反抗之后，他逃回了的黎波里。不过听到不少东部民众在那里猜测，他应该已经被处死，因为自从他逃离班加西之后，再没有人见到过他公开露面，而人们猜测和相信，按照卡扎菲的个性，办事不力的这个妻弟一定不会有好下场。当然，这些都只是猜测，也没有办法求证。

作为情报头子，他做的事情当然不只这些，所有的利比亚家庭遭遇到亲人失踪或者被监禁，被称为是精神病，都是他负责的机构所做的事情。

但是，赛义夫也在这份名单里面，确实让我感觉有些惊讶。国际刑事法庭的理由是，赛义夫在卡扎菲政府里面，实际充当了总理的角色，进行具体的落实。这个最被西方所熟悉，而且被认为是卡扎菲身边最开明的人，最终是他自己选择，牢牢地和自己的父亲站在一起，或许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如果他的父亲下台了，他也就会变得一无所有。

很多人觉得，接受西方教育的新一代，和他们显得保守的父辈比较起来，应该懂得民主、自由的重要性，赛义夫的博士论文，还是论述利比亚的公民社会应该如何发展。

但是，从赛义夫的身上，是不是给了大家一个这样的提醒，来自于特权阶级的年轻一代，大家不要期待太高，因为当他们回到那个体制之后，所学习到的一切，只不过是他们和西方打交道的工具，而且，因为他们熟悉西方的一套，也就比他们的父辈更具有欺骗性。他们的本质从来都没有改变过，因为他们懂得更多，所以更难对付。

看看利比亚政府发言人穆萨，他做的生意就是媒体研究，这并不表示他认为新闻自由是必须的，也不表示他相信新闻应该是按照新闻的伦理和标准来做的，反而正是因为他懂得这些道理，也明白标准是怎样的，他可以纯熟地利用他的专业知识来达到他的目标：用更加不落痕迹的方法进行宣传，让媒体在不知不觉中上了他的套。

这些接受了精英教育的年轻一代，我不相信他们不知道普适价值，只不过他们比他们的父辈更加没有理想，没有原则。对于他们来说，利益就是一切，为了目标，可以采用各种手段，装扮成要打交道的那些人喜欢和接受的样子。

这样的精英到处都有，特别是在官场上，接受了英美教育的技术官僚，很多时候，比那些老土的前辈更加可怕，还是同样的原因，他们没有底线，没有原则，只有利益，只有目标。但是他们比前辈更加有说服力，他们擅长和不同的人打交道，扮演不同的角色，即便这些角色，在立场和价值观上是相互冲突的。他们不在乎这些。

之所以这样，我想有一点，还是特权心态。现实生活也纵容这样的心态，看看那些美国的常春藤大学，查查那些外国留学生的名字，不难发现太多人都家世显赫。在这些校园里面，时不时会遇到某个非洲国家国王的孩子，中东国家酋长的子女。

学校并不是不知道这些，他们还特别欢迎这些家境特殊的学生，因为他们相信，这样的人会是未来的领袖，如果改变了他们，那就可能影响他们所来自的国家的未来。但是，真的是这样吗？

正如前些年，国际社会为“利比亚模式”津津乐道，卡扎菲甚至被选入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他的三年任期，到现在还没有届满，赛义夫被看成改变利比亚的希望，但是最终，所有的这些，都变成了国际刑事法庭的一张通缉令。

的黎波里的回应是：忽略。视而不见，这本来就在预期之中。要拘捕卡扎菲当然非常困难，除非像抓拉登那样出动特种兵，但是谁都知道，没有一个国家愿意这样做，而反对派自己说得非常清楚：我们没有能力做到。而卡扎菲自然对这样的状况，一清二楚。

当然，影响还是有的，那些卡扎菲身边的官员，是否还愿意冒着成为战争犯的风险继续跟随他？国际社会中，那些支持卡扎菲，至少是没有公开表态指责卡扎菲的国家，在这个时候，是不是需要重新考虑自己的政治立场？

去了位于老城区的图书馆，这是一栋风格和周围有点格格不入的建筑，周边都是40年代意大利人留下的楼房。这栋大楼从用料和造型显然花了不少心思，是50年代国王在位时建造的。

图书馆里面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显得老旧一些，另一部分则有空调，座位也要舒服很多。原来这个地方是学习卡扎菲绿宝书的地方，当然，现在，这些绿宝书已经不见了。

在一个国家的第二大城市里面，图书馆没有得到精心维护，显然这不是一个喜爱阅读的城市。我没有猜错，只有在老城区里面，才有四、五家小小的书店，说是书店，更像是文具店和玩具店，书反而只占据了很小的空间。

仔细看了一下，最多的是烹调书，然后是儿童书籍，再有一些历史和小说。不过，书店最显眼的位置放了一本阿拉伯语的奥巴马自传。再仔细看，奥巴马的头上，是布什刚刚出版不久的自传，也是阿拉伯语的。

好奇地问书店主人：“这应该不是利比亚印刷的书吧？”

“是的，这来自埃及。而且在革命前，是不可以卖这些书的。”

不鼓励阅读，其实是担心人们看的书多了，就会开始思考问题，而思考太多的结果，自然会不容易受控制，这并不是卡扎菲所希望看到的。

问哈迈德，读大学看不看课外读物？他摇摇头：“只看教材，别的都不看。从小我们都是这样。”

“那你如何知道这个世界是怎样的，如何吸收你的学科之外的知识？”

“看电视啊。上网啊。”哈迈德显然很不服气。

“上网也就是这些年的事情吧，那之前呢？”

“看电视，看电影啊。不过我说的是我，还是有人看书的，比如我的祖父，他的家里面有一个大大的书房，很多书的。老一辈的人喜欢看书，看看那座图书馆，国王是鼓励大家读书的，成绩好还会被送到外国读书，政府资助的。”哈迈德极力补救他认为的负面印象，然后和之前每次的话题最终的结论一样，他把责任推到了卡扎菲头上，“卡扎菲不愿意我们看太多书。”

但是卡扎菲忽略了另外一个启蒙工具，那就是卫星电视。

在班加西靠海边的地方，有一个专门卖电器的市场，里面最大的那些店面，都是卖卫星天线的。一支天线加上解码器，也就是一千多人民币到一万多人民币之间，其中很多是中国制造的廉价商品，让穷人也能够承担，并且成为他们最主要的娱乐。

因为邻近埃及，这里的人都是接收埃及卫星公司的节目。我们住的酒店那是老式的解码器，只能够收到二十多个频道，但是新的解码器，我很认真地按了一遍，二百多个，除了阿拉伯国家自己的电视台、BBC、CNN，法国、德国的卫星电视频道，还有中央电视台的阿语频道以及九套，当然更多的，是我没有听说也没有看过的。

这些电视里面播放的电影，率先成为打开这里的民众特别是年轻人通向世界的一扇窗，从开始的好奇到羡慕，然后是反问，为什么自己的国家同样有钱，却不能过上电影里面这样的生活？

从十年前开始，阿拉伯世界的卫星新闻频道开始发展，这当然要提到半岛电视台。围绕半岛电视台产生过很多争议。去年，科威特政府下令关闭了当地的记者站。这不令人觉得诧异，因为在中东地区，对于新闻采访的管制是相当严格的。比如在沙特，当年BBC阿拉伯频道播出的节目就需要经过审查，如果没有证件在街头随便拍摄，马上会有警察出来干涉，随时惹上麻烦。

科威特政府认为，半岛电视台的报道干涉了国家内政，因为播出了科威特警察驱散示威者，导致几名议员受伤的场面。不过通常这样的消息，对于电视台来说未必是坏事，成为世界各地媒体竞相报道的新闻主角，不但提升了电视台的名气，也无形中让这家电视台在人们心目中加深了坚持新闻自由的印象。所以我一直觉得，政府和媒体过不去的通常结果，就是塑造出一个个的媒体英雄。

不过也有不太好的消息，维基解密已经公布的美国政府外交机密电报里面提到了这家电视台，指出卡塔尔政府经常要求这家电视台删除对某些国家的批评或者调整对外国领袖的报道，以此作为外交筹码让其他国家让步。

这和这家电视台一直标榜的独立客观当然显得格格不入，但是如果看看电视台的资金来源，又不免让人生疑。成立电视台的想法，是在1996年，由当时的卡塔尔外交部长提出的，启动资金1.5亿美元来自卡塔尔王室。不过，建台元老都是阿拉伯世界电视新闻的精英，他们中的大部分原来在BBC阿拉伯语频道或者节目工作，在重金还有编辑自由的许诺下，来到了这个地方。

对于这些新闻人来说，创建第一个阿拉伯语的24小时新闻频道，相当令人振奋。他们一开始在取材上，涉及很多阿拉伯世界有争议和敏感的话题。虽然导致一些在中东国家的记者站被关，比如1999年在科威特，却在阿拉伯世界引领了一种新的潮流，扩大了言论空间，也为自己建立了声誉。2001年9·11之后，因为多次播放基地组织负责人的录音，半岛电视台扬名全球。2003年伊拉克战争的报道，因为站在阿拉伯人的立场，特别关注战争中的平民，广受中东观众的欢迎，被称为“阿拉伯的CNN”。

2006年半岛电视台推出英文频道，但是，在美国的落地并不顺利。除了号称自己“随时随地，播报所有新闻”，英文频道还有一个口号，那就是“只要有新闻价值，不管是关于布什还是拉登”。

这样的口号，让他们显得有点两头不讨好，对于中东国家的政府来说，太多美国的声音，对于美国政府来说，认定对方在为恐怖分子说话，至少做了传声筒。也因为这样，美国本土的有线网络都不愿意接他们的生意，不让他们落地。在美国，观众开始只能通过电脑收看。为了增强新闻的国际化，同时也增加在当地的新闻资源，他们在华盛顿设立了演播室，聘请当地著名的媒体人。不过，我听过一名他们在美国的记者的抱怨，打电话去州政府采访，对方一听来自半岛电视台，一口就回绝了。

但是，正是这样的口号，为他们赢得了不少观众。现在，半岛电视台英文频道的全球观众超过了八千万户，成为继BBC国际和CNN国际之后的全球第三大24小时英文新闻频道。有了这样的影响力，要说卡塔尔政府打电视台的主意，倒也不足为奇了。

不过，传播说到底只是一种手段，做出决定的还是要靠个人自己。突尼斯、埃及所发生的一切，通过这些阿拉伯的新闻频道24小时、不间断地在阿拉伯世界传播。处在突尼斯和埃及中间的利比亚，人们又开始问自己，为何别人可以这样，自己却不可以？

虽然不少人认为，社交媒体在这场中东变革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比如脸谱网、推特网，但是不管是在埃及还是利比亚，如果时间呆得长久一些就会发现，网络毕竟还不是非常普及的工具。对于一部分年轻人以及中产阶级来说，网络虽然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性的工具，但是绝大多数的民众，因为没有电脑，也因为语言的关系，他们依赖电视。而这些人，是走上街头的主力。

下午，我们又去了那家意大利餐厅，那个埃及服务生包好了几块热烘烘的埃及面包放进我的双肩背包，他知道我们特别喜欢吃。

黄昏时分，浅蓝色的天空中已经挂上了象牙白的满月。另一边，太阳被遮挡在云层背后，散发出一种透明的金色光芒。那种颜色和质感，有点让人觉得是电脑效果，而不是真正的大自然的景象。

在晚霞中告别哈迈德，抱着这几块已经没有了热气，但捏上去软软的富有弹性的埃及面包走回酒店大堂，开始等待明天的到来。

Day 27 不要成为自己反对的那种人

游戏中的班加西孩子们

每天早上，恺弗和他的搭档，总是准时出现在酒店大堂餐厅吃早餐。这和他们的职业有关，他们都是英国保安公司的职员。在这里，他们的任务是保护中央电视台的两名记者。

雇用安全顾问是西方媒体的做法。我也一直认为，作为一个专业的媒体，除了要对记者进行安全培训外，如果有财力提供这样的服务，当然是最为理想的。不过，这要视情况而定，比如班加西现在的安全状况，是否需要两个安全顾问呢？

和恺弗聊起这个话题，他很坦率地告诉我，他的建议是一个人足够了，因为根据他们的专业判断，班加西的情况并不是那样的不安全。虽然从做生意的角度，多一个人自然可以多赚钱，但是同样也是从专业的角度，提供的服务应该合理。不过，他的建议并没有得到回应，新来的两名央视记者又带着两个英国安全顾问来到了班加西。

我问恺弗关于那个被打死的法国保安公司老板的事情，毕竟他们是同行，对这件事情非常关心。

恺弗告诉我，事情是这样的，这家法国保安公司准备在班加西开设公司，老板亲自带队，并且从过渡政府那里取得了证明，主要是为反对派进行安全培训。不过，过渡政府不肯为他们发出书面的武器携带许可证，因为他们毕竟是外国人。为了控制武器，过渡政府现在规定，如果携带武器进入一些场所，必须持有过渡政府发出的有效证件。哈迈德就有一张，为的是让自己可以携带他的那支手枪进入酒店、政府办公楼这些有安全检察的地方。

不过，过渡政府说，是否携带武器，是否担心风险，由这五个法国人自己决定。最后，他们决定随身携带武器。结果，上个星期四的时候，在班加西的一家餐厅，他们被几个反对派武装截住，怀疑他们携带武器。他们大方承认，并且拿出了过渡政府的证明，说明自己是获得允许在当地开公司做生意的。但是，反对派武装又提出一个指控，说两个星期前，他们曾经在的黎波里和卡扎菲的人见面。法国人承认了，不过解释说，对方是要请他们合作培训武装人员，但是被他们拒绝了。他们表示，已经决定在的黎波里以外的地方做生意。

双方都显得有些激动。反对派武装用枪把他们推上车，准备押回审讯。就在那个老板被反对派用枪推着准备上车时，枪响了，子弹从他的后背穿过了胸膛。

“你觉得是意外还是有意？”我请教恺弗。

“不知道，可能是意外吧。”恺弗耸耸肩膀，“不过，其他四个法国人，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我就没有再看到他们。也许已经离开，也许还被关押审讯。这里的人说起这件事情，大家都很低调。”

“这些日子，这里的人真的很紧张。”我指指坐在不远处的另外一名同行，“他上个周末就被抓到警察局呆了三个小时。”

自从两个星期前，班加西发生了反对派控制这个城市之后的第一次汽车爆炸事件之后，这家住满了外国记者的酒店加强了警戒，没有登记过的车辆都不允许开到酒店门口，大堂里面那个原本只是装饰的X光机，终于真正派上了用场。

保持警觉心，对于反对派来说确实有必要。在这个城市里面，卡扎菲的支持者正躲藏在不为人知的角落。就在几天前，采访过渡政府的一个大会，就在我们准备拍摄会场外景的时候，一声枪响在头顶掠过，在会场外的墙上留下一个拳头大的弹孔。尽管现场守卫的反对派武装快速冲出马路，但是枪手已经消失在马路对面的农庄里面，无影无踪。

但是，过于神经紧张，往往会出现过度用力的情况。楼下的争吵，十分钟后结束，显然这几个当地人终于被证明没有问题。还好大家都熟悉了枪声，不会受到任何惊吓。但是这些日子，即便是记者采访，也开始受到这种紧张状态的影响。

这名摄影记者，就是因为拍摄油站排队的人龙被送进了警察局，呆了整整三个小时。在当地人眼中，这个记者不怀好意，他的照片会被卡扎菲利用来进行宣传，夸大班加西不好的一面，而这只不过是因为周五休息，周六就会一切恢复正常。

我也遇到同样的情形，在埃及大使馆门口拍摄等待拿回护照的人群时被当地人包围，指责我们这样做是在帮卡扎菲宣传。而导致这种混乱场面的是埃及大使馆，先是规定要申请签证才能进入埃及，三天之后又突然宣布取消这个新措施，让人措手不及。我们最后能够顺利采访，是因为另外一批当地人帮我们辩护，大声地反问那些指责我们的人：“我们现在难道不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吗？”

这样的场景，利比亚人不会陌生。因为缺乏安全感，卡扎菲才会限制民众的自由，不管是言论还是行动，轻易就把民众定义为精神病或者政府的敌人。为了避免政府认定的负面新闻得到传播，就把媒体牢牢地控制在手上，确保不会被敌对势力所利用，从而进行“宣传”。

走上街头反对卡扎菲的利比亚人，正是要为自己争取自由，但是当中的不少人无法摆脱极端的思维模式，结果用自己反对的人所使用的方法、思维甚至语言来对待其他人。他们忘记了，即便是和他们意见不和的人，甚至是站在对立面的人，采用这种被证明是错的方式，最终会让自己也变成自己反对的那种走入极端的人。

不管是向左，还是向右，殊途同归。

有个市中心的政府大楼采访。这座大楼刚刚落成，连哈迈德也不知道是拿来做什么的。和周边的建筑比较，显然要气派很多。不过，每次经过那里，吸引我的是空地上的游乐场，孩子们在那里荡秋千，滑滑梯。哈迈德感叹说：“你知道吗，这是班加西第一个游乐场。”

不仅是第一个，而且是免费的。在这个利比亚第二大城市，几乎看不到公共娱乐设施。在香港，我们习惯了每一个社区，政府都会拿出一块空地给孩子们玩耍，但是在这里，孩子们可以去的地方只有动物园，但是门票要两个第纳尔，如果一个家庭有四五个孩子，家长的负担一点也不轻。

这座政府大楼的会场，每个星期有三天用来作为儿童活动中心。这是由三名当地女性发起的，她们自己掏钱，征集志愿者，然后找到了这个过渡政府免费提供的场地。

“我想让他们过正常的生活。”娜伊玛四十出头，她说，在冲突发生前，她本身就从事类似社工的工作，为学校里面有需要的学生提供帮助。

“我从二月底开始和朋友搞这个中心。一些孩子刚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他们还很害怕，因为那些枪声就在市中心他们家的附近，还有人看到了大人的死伤。有的孩子来的时候，总是爱拿着玩具枪。我想让他们忘记那些，我希望他们做正常的孩子。”

礼堂里面，孩子们分成了不同的小组，一批男孩子席地而坐，在上跆拳道课，老师是两个看上去十五六岁的大孩子，穿着制服，教起来还显得有板有眼。

旁边的圆桌旁，女孩子们分成不同的小组，有的在画画，有的在做手工。旁边的小房间里面，还有一个厨房，大一些的女孩子在学习烹饪。

穿过礼堂，五岁左右的孩子都聚集在另外一个会议室里面，他们正在跳集体舞。领舞的大哥哥把一个女孩子背在肩上，和小朋友们一起转圈。女孩子抓着大哥哥的头发，发出咯咯的笑声。

好多女孩子的脸上画上了蝴蝶，也有几个不知道受了怎样的委屈，眼泪把脸上的蝴蝶都弄花了，几个大姐姐在旁边拖着她们的手，安慰着她们。

大门口的走廊两旁，都是孩子们的绘画作品，大部分都是“卷毛大叔”卡扎菲的漫画。不得不说，卡扎菲的形象实在太具特色，画起来非常容易，卷发，大鼻子，就是一个神形兼备的画像。

不过，让这些孩子来到这里，正如娜伊玛她们希望的，是这些孩子的图画，最终能够和其他地方的孩子那样，不要掺杂太多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东西，就好像在桌子上放着的那张作品：太阳，向日葵，房子，简简单单，回归孩子的单纯。

临走的时候，娜伊玛拿起一条手绳，那是用红色、黑色以及绿色的毛线编织出来的，这三个颜色，在反对派控制的城市的电线杆上，甚至是路边的防护栏上，都可以看到。

“送给你的，这是这里的孩子编织的。很感谢你们来到这里，来到班加西。”娜伊玛一边说，一边把手绳系在我的手腕上。现在，我把这条手绳系在了我们的摄影机上。

今天做直播节目，话题是俄罗斯在利比亚问题上的角色。原来，俄罗斯邀请了利比亚政府的代表。不过俄罗斯外长在会面之后说，反对派因为技术的原因，没有能够参加谈判，但是会迟一天到莫斯科访问。

这样的说法让我很是疑惑，因为明明昨天的记者会上，过渡政府发言人回应得非常清楚，他们不会介入任何停火谈判，更不要说和卡扎菲谈。而且，从昨天发言人的口气来看，不管是中国还是俄罗斯，他们都还没有建立起官方正式的沟通渠道，怎么这样快就有了一个访问莫斯科的代表？

找到贾拉尔，他是过渡政府的媒体联络官，更准确一些，是过渡政府发言人库卡的助手，每次开记者会，总是由他先来招呼媒体。他很懂媒体，因为一个月前，当我说我是来自香港的媒体之后，他显然很清楚香港媒体和中国官方媒体之间的一些区分，也因为这样，他会主动给我一些访问，当然是为了向中国政府传递讯息。

贾拉尔让我等一等。两个小时之后，他打电话给我：“我问了库卡，他把电话直接递给了吉布里，也就是过渡政府的第二号人物，告诉他，香港的媒体说，俄罗斯外长说我们的人18号到莫斯科，吉布里斩钉截铁地告诉我，没有，没有这样的代表，也没有这样的行程安排。”

“是不是从你们一个月前写信给俄罗斯外交部，到现在还没有回音？”

“没有。当然，我们的大门是打开的。我们希望可以去莫斯科访问，但是，那是为了介绍我们的情况，绝对不是为了谈判。我们说得很清楚，我们是不会和卡扎菲谈判的。”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想来想去有几个可能：俄罗斯外交部被自认的反对派代表忽悠了，或者是俄罗斯在和卡扎菲政府唱双簧，也有可能，那个反对派代表，真心认定自己能够代表过渡政府。

在酒店大堂遇到贾拉尔，他很气愤：“俄罗斯人不能在这个时候来抢功劳，他们什么也没有做过，他们一直在那里设置障碍而已。”

不过，俄罗斯的这一招，如果是为了表现自己在国际事务上的话语权，似乎并不成功。我很认真地看了英国、美国，甚至是阿拉伯的好几家电视台的新闻，对于俄罗斯只字不提。如果这只不过是一次表演的话，只能说观众不太多。倒是中文媒体很关心，也因为这样，更觉得有澄清的必要。所以，在做完了访问之后，鼓动新华社的同行去做跟进，毕竟他们才是最有影响力的媒体，虽然不知道这个稿子最终能不能被通过。

的黎波里今天有一场政府组织的游行，一批大学生来到中国大使馆门口，对中国政府表示感谢。

Day 28 东边和西边的相互想象

班加西妇女要求释放因控诉遭到政府军强暴而被羁押的奥贝迪

班加西妇女要求释放因控诉遭到政府军强暴而被羁押的奥贝迪

这些日子，和在的黎波里采访的同事经常通过微博进行联系。虽然我们都使用利比亚本地电话，但是卡扎菲切断了东西之间的联系，所以无法相互通话。

比东部要好一些的是，西部电话可以向外打长途。当然，很多时候我也有些疑惑，到底是只有记者手头的电话才能够自由地和外界联系，还是包括所有的当地居民。在记者们下榻的力奥克斯酒店，虽然可以自由上网，看各种卫星电视频道，但听很多人说，普通的的黎波里民众已经无法上网，电视的选择也很少。至少有一点，到现在为止，社交网站上看不到来自的黎波里的民众上载的视频，比叙利亚还要密不透风，这从某个角度证明，当地的网络管制非常厉害。

“我在这边听到许多对东边的说法，不知道真假。比如，东边的部落是不是支持反政府军？东边生活秩序不正常，学校甚至一个月都没有开门？叛军残酷地杀害卡扎菲军队的士兵，吊尸鞭挞？有平民从东边出逃？”

我不知道应该怎样解释我所在城市的状况，只能这样告诉她：

“说老实话，这里很正常。学校没有开学是担心安全，因为毕竟还是有些老卡的支持者。我们每天到处走，采访完就去吃意大利餐，然后去科斯塔喝咖啡。晚上会去散步，然后去买炸鸡吃。对于你们那边，过渡政府的人现在说起来很小心，表示他们信息也不多。这里记者很多，采访很自由，对于西边也有很多的传说，大多数是抓人、排队、加油。这里的人打电话给西边，说话都很小心，怕给对方惹麻烦。”

同事说，她所能够接触到的的黎波里的人，酒店的服务生，负责陪同他们的官员，偶尔被组织外出采访时现场遇到的一些民众，都对东部带着相同的印象：东部只有很少人支持反对派，城市陷入混乱和停顿，情况一团糟。

同样的，和东部城市的人聊起的黎波里，几乎每个人都会焦虑地觉得，那里的人民生活在恐惧之中，不断有人消失，食物和燃油的供应出现了问题。到现在，唯一能够证实的，应该是汽车加油需要花好几个小时，这是因为，每当有新的外国记者从突尼斯边境进入的黎波里，前往指定的酒店的时候，必定要经过加油站，而这些日子，几乎每个记者，在不同的时间都看到了排队加油的长龙。

过渡政府在几个星期前，经常会讲述一些的黎波里的状况，甚至提出一些对卡扎菲的指控，但是，最近显得非常谨慎。发言人强调说，对于的黎波里的情况，他也是听一些从的黎波里逃出来的人讲述的，或者是这些逃出来的人带出来的一些视频而已。这当然是最聪明的做法，因为在未来有机会被独立论证的时候，反对派的指控如果证明是错误的，会对反对派的声誉造成影响。就好像利比亚政府对反对派的指控，其实有些自欺欺人，因为在东部，太多记者，太多各种的独立团体，可以去证明这些指控准确还是错误。

从昨天晚上开始，就传出了利比亚石油部长叛逃到突尼斯的消息。到突尼斯，是目前为止最快捷和安全的一条通道，从的黎波里开车，也就两个小时的车程，当然，需要通过无数的政府军的检查站。如果不这样走的话，就需要穿越西部的沙漠地带。

同事打电话向发言人穆萨确认，对方干脆关机不接电话，而快要接替穆萨的准发言人，一口否认。作为发言人，这是最忌讳的一点。对于自己不清楚或者不确定的事情，千万不要说死，就算知道真相，迫不得已要欺骗媒体，也需要用模棱两可的方式为自己留一条退路。

今天中午的时候，CNN打出了走底字幕，突尼斯官方证实，利比亚石油部长已经抵达突尼斯，宣布脱离利比亚政府。高官的离去，对卡扎菲的心理压力，一点也不比北约的空袭来得小，甚至更大，是不是会有一种骨牌效应，还真的值得观察。

突尼斯到现在还没有承认过渡政府，但是从突尼斯在边境地区，对利比亚政府军和反对派武装冲突的表现，以及对利比亚难民所提供的帮助来看，实际上已经站在了过渡政府这一边。

一个来自突尼斯的政党代表团今天到达班加西，他们宣布，会对过渡政府提供医疗上的支持，他们会安排航班，从突尼斯运送医生到班加西，每批医生会在利比亚停留一个星期左右。

这是一个在突尼斯刚刚建立的政党，叫做“国家和平繁荣联盟”，在突尼斯已经是第六十八个登记的政党，他们接下来要做的，是参加七月份的宪法委员会的选举。

他们的发言人是一名看上去三十多岁的女律师，这一直是让我觉得钦佩的地方，不管是埃及、突尼斯，还是利比亚，总有一批专业人士站出来，愿意参与到社会活动当中。如果没有中产阶级的广泛参与，很难保证独裁者下台之后，国家能持续和稳定地发展，避免走向极端。

“我们并没有胜利，我们的道路才刚刚开始。”这个叫做法利娜的女律师很认真地告诉我，“从现在到七月份的宪法委员会选举，才是关键的阶段，是不是有足够的参与，选举是否公平，选举之后，新的政府是否真的有所作为，回应民众的诉求，所有这些，需要时间。”

“那么作为走得最早的人，有哪些经验可以给利比亚人借鉴？”

“利比亚要走的路比我们还要长，因为我们已经有了宪法，而利比亚首先需要制定宪法。”

法利娜把手机还有电子邮箱很认真地写在我的本子上：“希望七月份选举的时候，可以在突尼斯看到你。”

嗯，这是个很不错的建议。我也一直认为，不管是埃及还是突尼斯，后穆巴拉克时代，或者是后本阿里时代，更值得关注。如果最终没有能够建立一个公平公正透明的制度，那民众走上街头做的事情，只不过是一次革命而已，而革命未必一定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

今天遇到一个利比亚同行，当知道我们来自香港，他很好奇地问：“说心里话，你们想回到中国，还是留给英国？”

“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存在假设的吧。”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一般都觉得不需要回答，因为还是那句话，历史不会从头再来。

“那么，你们现在觉得自由吗？如果不自由，学习我们，革命。”

“不用担心，香港很自由。”

“是吗？”对方显然被我们搞晕乎了，因为这不符合他对中国的印象。

“一国两制，明白吗？”

“哦。”尽管他点了点头，我并不确定他是否明白一国两制到底是怎样的含义和模式。

“还是不要革命的好，革命会流血。我们是没有办法。”停顿了几秒钟，这位同行若有所思，留下他的忠告，从我们的身边飘走了。

今天在微博上提到了奥贝迪的事情，那个出现在的黎波里酒店，政府为外国记者举行的记者会上，高呼自己被卡扎菲的人强奸的女孩。国际刑事法庭也表示，正在调查卡扎菲的手下是否有组织地进行强奸，因为有证据显示，一些人配备了“伟哥”。

这样的事情让人觉得匪夷所思，因为已经超出了常理。也难怪在微博上，一些中国的网友认定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甚至认同利比亚官方的说法，认定这个女孩是在诽谤利比亚政府。不过，自己不相信的事情不代表并不存在，卢旺达的种族屠杀，苏丹政府军强奸妇女，这些都是有足够证据证明确实存在的事情。尽管很多人会觉得，人类社会的文明程度已经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这样的行为不可能发生，却忘记了有些人的残暴，忘记了“反人类罪”在不同地方都在发生。

对于奥贝迪这样一个穆斯林女性，要公开承认自己被强奸，需要比其他社会的女性有更大的勇气，因为在伊斯兰社会，有些部落或者村落，对于女性的要求相当苛刻。

在巴勒斯坦，一名女大学生失踪了。两个月之后，她的尸体终于被找到，警察也找到了凶手，原来就是她的叔叔，以及他的叔叔随便叫来做帮手的一个陌生人。因为认定自己的侄女和其他男人有性行为，损害了家族的声誉，于是，这个叔叔和那个陌生人一起，把侄女塞进车子，扔到了荒漠中的一口井里面，女孩被扔进去的时候还在呼吸。

女孩的叔叔被捕后，他也承认自己过于冲动，因为没有证据证明她的侄女是否做了有辱家风的事情。这件事情在巴勒斯坦引起很大的争议，一些团体发起游行，要求法律认定这种为了保护家族荣誉的行为等同于谋杀。在女孩的葬礼上，很多年轻的男性加入了抗议的队伍。

伊斯兰社会本身也在对原有的一些风俗习惯进行反省，这是因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意识到自己的权利，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他们挑战这些风俗的理由是，这些不合理的行为其实并不是宗教行为，因为作为法律依据的伊斯兰教义当中，从来没有这样的规定，只是一些部落或者村落的习俗而已，而习俗如果和教义冲突，那就应该废除或者改变，应该受到法律的惩罚。

奥贝迪选择讲出真相，根据当地的风俗，她的未婚夫可以休了她，甚至为了家族的荣誉而像那个女大学生的叔叔一样杀了她。也因为这样，事发之后，她的父亲马上去找她的未婚夫，希望他不要惩罚自己的女儿，因为虽然还没有结婚，但是奥贝迪已经是夫家的姓氏，也就已经是夫家的人。

未婚夫答应了，但是两个人的未来却很难确定。就在奥贝迪到了多哈之后，她的未婚夫拒绝跟随，并且告诉她，两个人可以定期通通电话，因为他需要时间来看看自己到底还能不能够接受她，如果过不了自己这关，那么将来两个人只能够各走各的路。

奥贝迪接受了这个现实，从她决定要公开的那一刻开始，她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现在，对于她来说，是要重新开始生活。她说，经过这一次，她对人生有了新的看法：

“我现在感觉到前所未有的自由，我知道，很多时候，需要自己去做一个选择。”

班加西的迪拜大街有很多时装店，和其他的中东国家城市一样，即便是最保守的沙特，很多都是出售性感晚装的。当然，这些服装只能在家里，或者是婚礼上，女性之间相互欣赏，因为男女宾客是分开的，正如只要有条件，家里面通常会有两个会客室，一个给男性客人，一个为女性客人准备。

但是，对于年轻女孩来说，虽然很多时候还是包着头巾，但是她们平常不会穿着黑色袍子，而是牛仔裤，还有现在最流行的长度刚刚过臀部的衬衣和贴身外套。

如果去ZARA或者H&M，从去年到现在，女装部几乎都是这样的款式，贴身或者宽松，分不清是连衣裙还是长衬衣，设计灵感正是来自于中东，以及印度这些地方。而这些西方品牌设计的服装款式，又成了这些地方的流行装束。结果，我经常发现，自己的穿着风格，和当地的那些女性几乎没有分别：长衬衣，紧身裤，还有一双帆布胶底运动鞋，唯一的不同，是我到现在也没有学会包头巾的方法，无法像她们那样一丝不苟。

今天去餐厅吃饭，居然要等位子了。年轻夫妇带着婴儿或者是刚刚学会走路的孩子，年长一些的夫妇带着快要成年的子女，餐厅里面，终于不再是外国记者们的天下。

看来，这些日子，至少是有钱人回来了不少。

Day 29 利比亚的学术自由

革命委员会大楼内的牢房

兴冲冲地去班加西尼里尤斯大学，这是利比亚最大也是排名最前的大学。当然，所谓排名，也就是在三家大学之间进行，还有两家分别在的黎波里和另外一个东部城市贝达。三家大学里面，只有这家大学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认可。

1977年，卡扎菲在这家大学公开绞死了两名大学生，因为他们发表了批评他的言论。其中一个，就是我们之前遇到的那个商人易卜拉欣的表弟。这样做的结果，带来的是一片沉寂，当然，这正是卡扎菲所需要的。

哈迈德就是这家大学工程学院的毕业生，每次开车经过这里，他会指给我们看他当年读书的地方。听说我们要去拍他的母校，他也变得兴奋起来。

想去拍摄这所大学，除了因为曾经的这段历史，更重要的是对这个国家的大学学术科研环境很有兴趣。

哈迈德每次讲起他的母校，一方面很自豪，因为毕竟这是利比亚最高学府，但是另一方面，他也会告诉我学校里面他们看不惯的很多事情：

比如管理学校的，并不是教授学者，而是革命委员会的人。虽然不少老师很不错，很多是海归，从英国、德国留学回来，因为老国王是鼓励年轻人到国外学习，然后回来报效自己的国家的。但是也有很大一部分老师，根本就是依靠关系进来的。他的系主任，因为是革命委员会的人，所以很轻易地在这所大学拿到了硕士和博士学位，其实他什么都不懂。

“每个学期都要学习卡扎菲的那个绿皮书，还要考试。如果通不过，你就不可能升级，浪费我们太多时间。”哈迈德每次提起绿皮书，总是显得愤愤不平。

想起前些天在酒店大堂遇到的一个女孩，刚刚从尼里尤斯大学农学院毕业的拉雅尔，那天，她一个人坐在酒店大堂上网，我走过去问她，是否会说英文，因为我正在寻找一些被访者。她很爽快地接受了。她的英文很好，原来中学时期，她在爱尔兰住了三年，读大学才回到了利比亚。

访问结束，我们聊起了她的大学生活，她很惊讶我知道绿皮书。我告诉他，十年前，我就买过，随便看过几眼。

“你知道吗，我们大学生用的可不是你买到的那本薄薄的，我们有专门为我们准备的绿皮书，很厚的。”

“是不是考不过就要留级？”

“应该是的，我就有同学没有考过，留级了。不过我自己，虽然那门课很闷，我从来都不去上课，但是我考试还是通过了。要看老师，有的老师还是很好的。”拉雅尔俏皮地耸耸肩膀。

车子到了校门口，被一个校工拦了下来，他说，能不能够拍摄，要请示上级。他拿出电话，讲了几句。哈迈德告诉我们，需要等待。我告诉哈迈德，我只不过是要几个空镜头，也就是几分钟的拍摄时间，我不想坐在车里面浪费时间，不如到校门对面的马路拍摄就可以了。过去这些天的经验告诉我，等待，可以是几分钟，也可以是一个小时。

不过哈迈德还想继续努力，他觉得，拍摄校园应该不会有大问题，不如等等。摄影师拿着机器去了马路对面，这是我们一贯的工作风格，不想浪费时间，也作好最坏的打算。

这次很快，五分钟之后，一个穿着白色衬衣的四十岁左右的人开着一辆白色的车子来到门口。一下车，他就对着站在车边的哈迈德，指着马路对面的摄影师大喊大叫。从他的身体语言，我猜出了大概的意思，那就是不要拍。当然，摄影师和我不会理会他。在我们的理解中，既然不能够在你的私人地盘拍摄，那么我到校园外的公共场合，拍摄哪里，那是我的采访自由。

看到对方越讲越大声，甚至要对哈迈德动手的样子，我下车和他理论。对方正眼也不看我一眼，继续向马路对面的摄影师招手，意思让他过来。哈迈德说，是要我们一起去办公室，接受盘问。

最后，哈迈德和这个凶神恶煞的类似主管的人物开车去了办公室。十分钟之后，哈迈德带着这个人开车回到校门口，对方脸上的凶恶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茫然的诚惶诚恐。

“他要向你们道歉。”哈迈德告诉我们，因为我们对那个男人伸出来的手，不知道如何回应。

握完手，等大家上了车，哈迈德开始告诉我们在办公室里面发生的事情：“经理原来是我伯父的朋友，所以，没事了。那个人还啰啰嗦嗦讲我们，结果被经理一句话挡回来。”

“经理怎么知道谁是你的伯父？”我很好奇。

“因为这张证件。”哈迈德在前些日子申请了一张军人证，虽然写明是志愿者，但是可以随身携带武器，“他知道了谁是我的爷爷。”

哈迈德的爷爷，是目前过渡政府的最高军事领导人，也因为这样，哈迈德才非常容易地拿到了这张军人证。

“为什么看证件就知道谁是你的爷爷？”

“你看，”哈迈德指着证件上的一串阿拉伯字，“这是我父亲的名字，哈里法，这代表我们家族。”

看到我明白了为什么，哈迈德叹了口气：“我爷爷让我不到紧急时刻，不要拿出这张证件，因为不想让别人对我有特殊对待。所以我总是出示这张证件。”他指指另外一张新闻中心发出的翻译证，“但是这次算是紧急情况。”

“我知道这样不好，卡扎菲就是这个样子。问题是还是有很多人，用卡扎菲时代的方法做事情。”

我回想起白衣人最后那种诚惶诚恐的表情，可以想象到，在这个国家，只要有特权，是可以如何的畅通无阻，而一般的民众是如何的惧怕得罪了这些特权阶层。

没有拍成校园，对我来说，没有太大影响，因为之前已经采访了几个这所大学的教授、学者。

第一天到酒店，在电梯口，看到一张英文的通知：“利比亚第一次民意调查结果记者会。”看了一下时间，可惜，已经错过。通知上标注，进行民意调查的，是尼里尤斯大学民意调查中心。

大学的民意调查机构，一般来说，往往要比那些商业性的调查机构来得更加独立和严谨。不过在利比亚，很好奇民意在政府决策中，到底可以有多大的影响力。

班加西的出租车司机讲过这样一个笑话：“卡扎菲向他的部长布置任务，去调查一下，如果我要把所有的利比亚人都杀了，大家是否同意？”过了几天，他的部长向他报告，“百分之一百的民众表示，同意您的决定，他们只有一个疑问，到底是他们自己把自己吊死，还是等待您来执行？”

很快，有了第二次民意调查结果。上次是关于是否接受利比亚分裂成东西两部分，结果是一面倒的反对。这次调查的话题，是关于是否接受外国地面部队。调查的城市除了上次的六个东部城市之外，增加了一个已经被反对派控制的西部城市米苏拉塔。结果比上次复杂得多，因为这涉及到外国地面部队的规模，他们所从事的任务等等。

记者会上，纽约时报的记者关心的问题是，这个民意调查是否得到过渡政府的资助？对方回答，完全独立，因为希望能够通过独立与科学的方法，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值得信赖的民意。

“民意调查，在过去我们也做过一些，但是主要集中在经济民生。”在市中心的一座大楼里面，我采访了法特，这个研究中心里面最年轻的学者。“比如，离婚的平均年龄。如果涉及到贪污腐败，以及其他批评政府的政治课题，就不可以了。”

“会有怎样的后果？”

“我们都很清楚，很可能会被抓起来。尽管这样，我们还是偷偷地做了一些，只是绝对不能像现在这样，有这么多的选项，也不能有任何的结论。”

“那么被访者，现在和过去有分别吗？”

“有很大的分别。这次很明显感受到被访者的参与性很强，调查起来容易得多了。”最新的这次民调，他们调查了2700个被访者，六成多的被访者回答了问题。

“那么作为学者，现在和过去的分别呢？”

“自由多了，终于可以放开提问，也可以放心地根据结果来做出我们自己的分析了，这在过去是不可以的。而且，终于可以涉及到那些非常重要的政治议题了。”

“是不是希望未来，学术界可以在政治生活中发挥更大影响？”

“当然，我们希望利用我们的专业知识和独立的角色，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参考意见。”

他们接下来的课题，是调查民众的政治倾向。这个课题，对民众来说，是第一次审视自己，对这些学者来说，同样也是第一次，因为在过去，只有政府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分。

告别的时候，法特告诉我，他在中国大陆和香港都有不少朋友。

“那么他们会在电视上看到你的。”而且我相信，他的朋友们听到他的这些话，一定会为他感到高兴。

准时赶回酒店，为的是看奥巴马的中东政策演讲。让摄影师去拍摄当地人看电视的情况，兜了一圈，结果发现，没有太多人关心。电视机屏幕里面，奥巴马在那里声情并茂地演讲，这里的人们喝着咖啡，聊着天，而平时，当电视播放前线战况的时候，人们总是会暂停聊天，专注地看着电视机。

这就是现实。这里的人们只知道，这是他们自己的革命，和奥巴马无关，虽然他们也知道，利比亚还需要美国的实质支持，因为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到现在也不愿下台，并且仍然掌握着兵力和财力的卡扎菲，过渡政府和反对卡扎菲的人们，需要国际社会的支持，才能够支撑下去。

2009年，奥巴马在埃及开罗发表他的第一份中东政策讲话。他说，他听到人民的诉求，他们要自己选出领导人来，他们要在国家生活中发出声音。但是，两年过去了，直到半年前开始的中东北非变革，从中也看不到奥巴马政府站在了阿拉伯人民一边。

当埃及民众站在解放广场的时候，美国还在犹豫，如果劝说穆巴拉克下台，是否会导致美国少了一个坚定的同盟；当也门总统萨利赫一次次推翻自己的诺言的时候，美国也在犹豫，也门是不是会被宗教极端主义绑架；当巴林的什叶派遭到镇压的时候，美国一直没有发出一点声音，一方面担心是伊朗在背后挑拨，另一方面也顾忌得罪沙特以及巴林这两个盟国；即便是利比亚，美国也把指挥权交给了北约；而叙利亚，直到演讲前一天，美国才宣布对总统阿萨德进行经济制裁。所有的这些让人相信，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美国会站在统治者一边。就连不少统治者也这样相信，并且决定和人民对赌一把。

不得不承认，不管是希拉里的开场白，还是奥巴马的演讲，那一个个小人物的故事，那一句句普通民众的心声，确实是打动人心的。所有这些，都是希望能够让阿拉伯世界那些走上街头的人们相信，正如奥巴马在演讲中所说：“我们站在突尼斯小贩一边，而不是站在权力一边。”希望大家能够相信，美国不会因为短期的利益受损，而忽略了阿拉伯世界正在发生的一个根本性的长期的改变。也显示美国终于看清楚了，这场阿拉伯的革命，不是某个团体、某种宗教的力量，而是来自于人民对于幸福、自由以及尊严的追求。

如果说，奥巴马对突尼斯、埃及的讲述充满了理想主义的色彩，那么，当他谈到以色列以及巴勒斯坦问题的时候则是现实的。他提出了美国的最新立场，根据1967年和平条约划定的国界线来进行谈判。他提醒双方，国际社会已经厌倦了周而复始的斡旋，以色列要看到巴勒斯坦人民建国的必然性，巴勒斯坦呢，当哈马斯和法塔赫签署了和平协议，成为政府的一部分，如果依然不承认以色列是一个国家，那就无法展开以巴对话。

奥巴马说：“美国和以色列是朋友，正因为是朋友，所以要和朋友说实话。”面对这种苦口婆心的表述，如果对方真的是朋友，即便初听起来逆耳，至少也会慢慢回味。

当阿拉伯世界发生改变，而这些改变来自个体的时候，政权需要通过改革接受这种改变，不同国家也需要通过外交政策的改变来面对这种改变。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明天访问美国，不知道这对朋友，当他们从白宫走出来共同面对媒体的时候，会有怎样的表情？

Day 30 不受欢迎的美国

反对派志愿者学习如何使用武器

来到班加西已经是第三十天了。

每天早上到楼下餐厅吃早饭，总能看到新鲜的面孔。不同的媒体，来了又走，走了又来。一些有实力的媒体，则是每隔差不多两个星期，就更换在这里的工作人员。

好处是，可以让记者对这个地方保持新鲜感；坏处是，因为缺乏持续的了解，每当刚刚要看得深入一点点的时候，就离开了。

每个星期，总有那么几个下午，会有一批示威者站在特贝斯蒂酒店门口，因为他们知道这家酒店里面同样住了很多国际媒体。而且，特贝斯蒂门口的大道是示威的最佳地点，不像我们住的乌祖酒店，门口正好是一座高架桥。这些示威者总是希望用枪声，甚至是一两声炮声，来表达自己的信心。每当这些声音密集响起的时候，那些紧张地跑到酒店落地玻璃窗前看个究竟，并且不停地问周围的人发生了什么事情的记者，一定是刚到不久的新人。

三十天了，酒店的早餐没有任何变化，就连摆放的次序也没有变动过，而我已经有了自己的早餐食谱：之前一天在餐厅吃午饭时打包的米饭，泡点热水，加上罐头吞拿鱼，以及两个蛋白。说实话，这里的米饭做得非常好吃，厨师会在米饭里面撒上一点点盐或者是香料。我还会泡上一杯绿茶。酒店只提供立顿红茶，我的立顿绿茶也是从当地超级市场买来的自带食品。一次，看到我拿着自备的饭盒在为米饭加热水，一个法国来的韩国同行禁不住感叹：“没有什么比得上中国菜啊。”

同事也是一样，每天早上的菜单，是之前一天在餐厅吃饭打包回来的埃及面包，然后用酒店餐厅的吞拿鱼和白煮蛋自制成吞拿鱼色拉，夹在埃及面包里面。我们吃午饭的餐厅，那个埃及服务员早已熟悉了我们的习惯，每次离开前会主动给我们打包，有时候我们点的午餐没有包括米饭，他也会从厨房包一盒白饭给我带走。

科斯塔咖啡的服务员也是一样，看到我们进来，就会主动地把电视机调到半岛电视台英文频道，因为我们住的酒店使用的还是旧式的接收器，只有三个英文新闻频道，CNN、BBC，和欧洲新闻电视台。对于这些电视台来说，中东的新闻毕竟只是他们报道的国际新闻中的一部分，所以这些日子，篇幅越来越少，甚至没有。也因为这样，我们习惯了去科斯塔，一边喝咖啡，一边看半岛国际频道，在他们的新闻节目中，利比亚也好，叙利亚也好，依然占据着不小的篇幅。

从酒店的房间望出去，正好是那座立交桥，和刚来的时候相比，桥面上通过的车辆多了很多，这两个多星期，多了大型货柜车，它们通过桥面的时候，传出轰隆隆的声音。

第一次去当地的超级市场，那是我们刚到班加西的时候，门口也就停着四五辆车，而现在，每次去，找车位都需要花点时间，特别是去超级市场对面的那家意大利餐厅，居然要等位了。

不过，如果没有特别的新闻采访，上午的时间很难打发。吃早饭的时候遇到相识的同行，尤其是那些刚刚来到这里的，总是会感叹“好闷”。没有突发新闻，没有官方的记者会，如果对当地不了解，或者因为之前自己的同事已经做了很多当地的新闻，那么这些后来乍到者的烦恼很是自然。我都开始为下星期来接替我的同事担心，如果情况持续这种僵局，对于当地人来说，只不过是一天天过的日子，但是对于记者来说，新闻到底在哪里？

做午餐生意的餐厅还是不多，即便有也要到一两点钟才开门，算了一下，也就是三四家，当然是因为多了像我们这样的外国记者，还有各种在当地的国际组织以及政府代表。我们去的那家意大利餐厅，他们每天都要准备三四十份外卖，最多的一次准备了八十份，都是送到当地的外资公司，那个埃及服务员告诉我，应该是一家巴西公司，那已经是三个星期前的事情。

看来，并不是所有的外资公司都把人撤离了，加上这些日子，应该回来了不少。除了原本的生意，当然还有新的商机。坐在酒店大堂吃早餐，就听到自己左边的三个人，正在谈一笔关于购买通信器材的生意，买家当然是当地人，正在努力推销的则是两个英国口音的白人，他们努力让这个当地人相信，印度的公司提供的价格可能便宜，但是要考虑到效率问题。

“他们的官僚作风，你应该是知道的，我们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只要签了合约，就可以保证落实。”

星期五的日子更难打发，因为这是穆斯林的休息天。还好，下午可以去高等法院广场看看。因为这是伊斯兰的主麻日，除了去自己家附近的清真寺，更多人会选择去高等法院前的广场。今天去的时候比前几次晚了半个小时，结果我们的车已经不能够开到广场附近了，因为马路已经被车停满了。就在我们绕路的时候，才发现，车子已经停到距离广场至少有五分钟车程的地方。

警察们对于这种人潮管理的技巧也在不断提高，因为这次他们设计了单向行车措施，避免车子拥堵马路。检查也更严格，除了后备箱，还要看车底，自然还有每个人的背包。

我们特地算好了时间，快六点才到达玛纳咖啡店，这家的卡布奇诺是我们到现在为止，喝过的最出色的，只不过他们开门的时间实在太晚，也就很少有机会可以顺路去喝上一杯。只是，很可惜，也许是因为星期五休息的关系，还真的不开门做生意。

这里的一些商店很有个性，比如玛纳隔壁的那家叫做库朵的炸鸡店，虽然七点钟开门，但想要吃到他们家的炸鸡，一定要等到八点多，才会有第一盘出炉。吸取了第一次去等太久的经验，第二次，我们特地八点十五分才到门口，不过，依然要等不少时间，因为，前面排队的人太多，我们需要等第二批慢慢出炉。

奥巴马和内塔尼亚胡的会面，比原定的时间延长了两个小时。看两个人面对记者的身体语言，就知道这次会谈一点也不融洽，尽管两个人都用婉转的语言来表述分歧，特别是奥巴马。

内塔尼亚胡更像是在给奥巴马上课，这让人觉得惊讶，因为实在是很不给奥巴马面子。

在白宫举行的双边会谈，有几种采访方式。一种是不允许记者采访，只会事后由白宫向媒体发放一张照片。内塔尼亚胡上次对白宫的访问，就是用的这种方法。白宫记者猜测，那是奥巴马为了惩罚对方，故意把会面搞得非常低调。还有一种方式，则是会谈开始前的拍照秀，时间从一分钟到几分钟不等。双方领导人会说一些客气的开场白，给媒体一些画面而已。大家也明白，既然是在会谈前，自然不会有任何实质性的表达。第三种就是这次，会谈之后双方直接面对媒体，不是所有的媒体都可以进去拍摄，因为空间有限，白宫会采取组合的方式，美国、访问国各自分配一些名额。我抽中过一次，那次香港有两个名额，一个摄影师，一个记者。当然，记者的责任不是提问，而是拿着话筒收音。那次是布什和温家宝的会面。每次看到镜头前那个壁炉，就会想到那次亲眼看到的这个会谈的地方，很小，很普通，如果不是因为坐在那里的两个人，简陋得甚至可以用残旧来形容。

在第三种方式中，双方的表述等于是会面的总结性发言，通常会比较简洁，让媒体知道谈了什么，以及自己的立场和原则。内塔尼亚胡的表述方法，让人感觉有些倚老卖老，不过他和奥巴马的关系本身就不密切，这样的表现也算不上令人意外。

内塔尼亚胡会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虽然奥巴马说，这显示了两国的朋友关系，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看，这样的安排，内塔尼亚胡显然是在奥巴马的背后做手脚。星期天，奥巴马要在一个重要的亲以色列游说组织——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AIPAC）发表演说，能不能够说服这些以色列的坚定支持者们，想必很难。

而一系列后续显示，这依然还是奥巴马的美好愿望。内塔尼亚胡说不，哈马斯也在内塔尼亚胡之后表达不会承认以色列的存在。和平谈判看上去遥遥无期，如果没有谁愿意做出一些让步的话。

还有一个话题，尽管提到的媒体不算太多，那就是奥巴马的战争公约权力今天到期了。这个权力，是指美国总统可以不通过国会而动用武力，但是只有六十天。从美国宣布加入对利比亚的军事行动到今天，正好六十天。两个美国参议员表示，会向高等法院状告美国总统。

当然，不管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有不理会过期而继续使用武力的先例。而这一次，即便告上法庭，白宫也有解释的理由，就是这次的军事行动其实是由北约执行的，作为美国总统的奥巴马算不上向外国动用武力。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宣布停止行动，然后第二天再重新开始，这样又可以有六十天。

白宫说，不会停止，也就是说，不会理会是不是过期这个问题。两个参议员很较真，他们认为，美国总统带头违宪，对于这个国家是非常危险的事情，而且也显得轻视国会议员。不过他们也承认，响应他们的国会议员很少。准确地说，不是很少，而是到现在为止，还是只有他们两个人。

美国政府的决策，受到国会的制约，制约与平衡是美国引以为傲的一种制度设计，而在不少阿拉伯人的眼中，这正是美国的弱点，也是奥巴马讲得好听却做不到的主要原因。就好像希拉里代表美国政府，答应会把冻结的利比亚政府的资产转移给过渡政府，但是因为需要经过法定程序，获得参议员的通过，因此政府是有心无力，想快也快不了。特别是当过渡政府代表在国会听证会上介绍过渡政府的需求的时候，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主席就没有出席，使得这个由民主党议员凯利提出，也获得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支持的议案，不会走得特别快。

也因为国会议员作为被游说对象的传统，以色列可以这样的强硬，因为他们有着一批很有能力的游说团体在华盛顿。而这种游说文化，也让不少阿拉伯人并不信任美国。

一个来自巴勒斯坦的女孩，在CNN上说：“为何以巴和谈，要由奥巴马来告诉我们怎样做？好像白宫是在以色利以及巴勒斯坦之上的。这是我们自己的事情。”

虽然奥巴马终于决定站在阿拉伯人民这一边，也看到了这次的阿拉伯之春和美国没有任何关系，他还是高估了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力。虽然美国的软实力对这里的人们依然影响重大，但是不管是民间，还是政府，都认定自己的事情要由自己来决定如何处理，不管这样的决定是好还是坏。

就在奥巴马点名要也门总统萨利赫下台之后，今天，萨那还是举行了万人集会。在这些支持者面前，他呼吁提早选举，而不是他之前曾经答应的下台。在叙利亚，民众继续上街，政府继续开枪，对阿萨德来说，美国的制裁和压力都比不上他稳固自己的政权重要。同样在利比亚，就在奥巴马讲话之后，卡扎菲在国营电视台露面，也算是一种宣示。发言人库萨说：

“不是美国人决定领袖是否下台，而是利比亚人民。”

Day 31 真假难辨的时刻

班加西街头的志愿者们

早上看到同事从的黎波里发给我的邮件，询问我一件事情：

“求证一件事情，两天前的晚上，这边电视台说班加西八个居民区升起了绿色卡扎菲国旗，还有很多人打电话到西边，说愿意和卡扎菲在一起。结果，的黎波里的人疯狂了，到处庆祝对空鸣枪。我想是不可能的，你那边是不是根本没有听说？”

“这已经不是新鲜事情了，”我告诉她，“班加西的人现在都懒得搭理这些了。”

就在三个多星期前，当我刚刚到班加西不久的时候，利比亚国营电视台就用过去班加西游行支持卡扎菲的画面告诉民众说，卡扎菲在反对派的大本营同样也有支持者，结果在班加西，人们拿着反对卡扎菲的标语旗帜走上街头，用行动表达立场。

当然，这样的呼应，在我看来，并没有太大的效果，因为西部的民众，很多人没有办法看到东部民众的这场集会，尤其是的黎波里，卫星天线接收受到控制，国营电视台成为唯一的消息来源。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收到同事类似的询问，她没有到过东边，对于班加西，只能够通过媒体来进行了解，就好像我对现在的的黎波里的了解那样，只能够通过BBC和CNN驻当地的记者，还有就是自己的同事。也因为这样，发现不同的记者，差别就是巨大，同样的一个采访场面，有的可以从里面发现问题和疑问，有的却是照单全收。

对于班加西，在我没有到来之前，我并不关心，只是有一些零星的印象，都是来自媒体以及同行的描述：很混乱，有基地分子，反对派是乌合之众。准备来班加西之前，才开始认真地搜集资料，看了很多在当地的独立记者以及学者的博客，中东以及西方媒体的新闻报道，发现自己原本的印象是多么的错误。当然，即便这样，我也不想快速地下结论。我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观察，来判断这里的反对派们。

说起反对派，似乎是一小撮人，这也是很多人对反对派的定义和印象，却忘记了从班加西开始的反抗是没有组织性的，也因为这样，反对派变成了一个广义的民众的称号，颠覆了我们固有的认为反政府行动一定是由一些团体，或者一小撮人组织起来的观念，因为这里走上街头的人民，一开始就没有组织，就是自发的。

今天是西班牙马德里广场示威的第六天，也是非法集会的一天，因为根据西班牙的法律，在投票日前，不能够有任何的街头示威活动。但是，这二万多人并没有离开。一开始的时候，只是少数来自各地的互不相识的年轻人，受到埃及民众的鼓舞，通过社交网络的呼吁来到这里。这是新的形式的街头运动方式，也许有那么一个人或者一批人，可以被称为组织者，因为毕竟需要有一个人带头提出一个建议，但是呼应的人的多少，是不是可以成为真正的行动，却不是提出建议的人可以控制和预期的。对于马德里的这些年轻人，国际媒体一开始并不关心，直到昨天，广场上的人越来越多，于是成了头条新闻。

同事的每次询问都让我提醒自己，在看着这个地方，以及通过媒体看的黎波里的时候，尽量不要被一些固有的印象阻碍了自己的判断，尤其不要急于进行判断。但是，有一些基本事实还是有助于进行判断的：的黎波里的记者们不能够自由采访，的黎波里的记者们在采访的过程中总是会遇到一些支持卡扎菲的民众，虽然我无法判断他们是不是发自内心。在一个没有集会自由的地方，突然出现这样的人群，总是让人觉得可疑，就好像刚刚过去的巴勒斯坦受难日，过去十多年都不被叙利亚政府允许出现在戈兰高地的巴勒斯坦难民，居然那天可以在那里集会，甚至钻过铁丝网，而叙利亚方面不进行干涉。这至少说明一点，叙利亚政府不再阻拦。

同样的用一些基本事实来进行判断，在班加西这个反对派的大本营，我还是相信会有程度不同的支持卡扎菲的人。我同样相信，在这里的环境下，这些人不敢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虽然他们未必会像的黎波里公开表示反对卡扎菲的人那样，被抓或者消失，但是即便他们没有实际的行动，只是口头的表述也会遭到周边人的痛骂。不过，我不相信在班加西这里，过渡政府会对这些人采用私刑，因为毕竟聚集的媒体太多，大家每天都在发愁如何发现新闻点，而这些媒体和过渡政府自己的媒体不同，不是宣传工具，因此，一旦利比亚政府通过国营电视台有怎样的指控或者描述，在这里可以非常容易地进行独立的核实。

就好像前两天，国营电视台报道说，北约原本要袭击军舰，但是打偏了，打到了旁边的游艇，的黎波里的记者们没有办法进行独立核实，因为不被允许去现场拍摄。很快，北约展示了空袭这些军舰的影片，也很快，的黎波里的记者们被安排去拍摄被炸毁的这些军舰，这次政府的解释又改变了，表示这些军舰不是北约说的去投放水雷的，而是护航舰，但是对于记者询问的能不能够展示出航记录，则避而不答。

我可以想象，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下，虽然可以上网，也可以对外进行联络，但是毕竟和这个城市没有一种实质性的接触，而这种接触是必须随机地和这个城市的民众进行交谈，所以我总是会去这个城市的不同地方随便走走，或者在街头截车，就是为了避免对这个地方的了解过于依赖我的司机和翻译，因为他们讲述的，带着他们的思维痕迹，以及他们的判断。

今天去科斯塔，进来两对男女，惹得我不断偷看他们，因为两个女孩是亚洲人。从她们的长相还有装扮，我的判断是菲律宾人，竖起耳朵偷听了一下他们的对话，语气娇嗲夸张，有浓重的菲律宾口音，在香港实在听得太多。

这两对男女没有坐在一起，而是分别坐在两张桌子前，动作都非常的亲昵，男孩子搂着女孩的肩膀。

哈迈德也忍不住看了他们好几眼：“奇怪的人。也许是男女朋友吧。”虽然也见过不少年轻情侣在这个咖啡馆出现，却是第一次看到这样亲热的动作，特别是在这个穆斯林国家，更是显得很扎眼。

我闪过一下和他们搭讪的念头，因为很想知道这两个菲律宾女孩到底是做什么的，毕竟，在这个地方看到的外国人，不是记者，就是国际组织的工作人员，或是一些外资公司的职员。

最后，还是忍住了，因为当我的眼神和她们接触的时候，她们显得并不友善。这同样也是奇怪的，在这个地方遇到的任何一个人，只要目光相遇，相互总是会用微笑来打招呼。虽然没有满足我的好奇八卦心理，但是至少说明，这里开始歌舞升平了。

终于有了那个德尔纳的巴勒斯坦男孩的消息，他写了一封邮件给我：

亲爱的闾丘：

很高兴认识你，很抱歉这样晚给你回邮件。我使用的上网服务，我无法控制可以上网的时间。谢谢你帮助我的女朋友找到了我。她讲了好多次，你是一个怎样的人。她说她尝试过很多其他人来帮她，但是你却是唯一一个帮助了她的人。

我必须向你道歉，因为错过了和你见面的机会。那天我把我的电话留在了家里面，我的姐姐看到有打入的电话，就把电话关机了。真的非常的可惜。

我的女朋友告诉我，你写了一篇文章，而在互联网上，很多人认为我爱她没有她爱我那样多。哈哈，不是这样的。我爱她甚于一切。她是一个坚强的女孩，有着美丽的心灵。我相信，她是真主赐给我的礼物。

如果你需要任何帮助，一定不要客气，打电话给我，我一定会尽力帮助你们。我的女朋友说，你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我会祈祷真主保佑你们，让你们在利比亚，还有你的人生中的其他地方平安。请保重，也感谢你为我们，以及利比亚所做的一切。

我有些感动，因为他对女孩的描述，和女孩之前对他的描述，有着一种相似之处，让人觉得这两个年轻人属于同样类型，至少他们都很看重一个人的内心。

在我的文章刊登之后，看到很多网友的评论，大多数是祝福，也有一些人有着和我一样的担忧，担心女孩子是不是过于的一厢情愿，甚至有人认定她遇人不淑。

也因为这样，这个女孩在看完了那些评论之后，发了邮件给我，讲述她是如何看待她的这段感情，讲述她的信心来自哪里。而这封邮件，应该是这个女孩，希望让我相信她所讲的一切。

其实，我是否相信并不重要，这段感情最终会是怎样的结果，当然在于两个当事人。

我忽然想到了那两个菲律宾女子，或许也是因为爱情的力量，让她们回到这里，看望分开了至少两三个月的男友，也因为离别，所以他们在公开场合的表现，会这样的旁若无人。

这场冲突，应该会有很多这样的分离，异国的，或者是他乡的，也许还会有因为变成了敌我阵营而分手的。

和解，这是在班加西这个地方，人们总是在强调的一点。如果在街头问路人，怎样看卡扎菲的那些士兵，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告诉我：“责任在卡扎菲，他们只是执行命令，他们很多时候是被欺骗的。”

一个被反对派俘虏的政府军士兵告诉BBC记者，他们上前线的时候，上司告诉他们，是去打基地分子，但是到了前线才发现，原来让他们打的是自己人。

这样的问题，在记者会上，也经常被利比亚当地的媒体提起，我想是因为我们这些外来者，不会想得如此仔细。

一个班加西的记者问过渡政府发言人：“曾经在国营电视台工作的媒体人，解放之后，他们是否还是可以继续在媒体工作？如果他们的专业水平足够的话。”

“如果他们现在选择依然在国营电视台工作，那么他们必须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不过，我们是言论自由的社会，谁都可以自己办媒体，如果愿意的话。”

类似的问题，之前过渡政府也回答过很多次，他们总是用这样一种说法：

“一个卡扎菲的官员，手上曾经沾染过人民鲜血的话，那么他一定要接受人民的审判。”

但是，每次我都会想这样一个问题：如何界定有没有沾染鲜血呢？除了那些直接下令的人可以清晰地界定，那些从犯呢？那些在体制内不得不执行指令的执行者呢？也因为这些问题，未来的利比亚人内部的和解，会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我们经常讨论一个问题，如果知道这个体制是错的，人却在体制内，离开会有风险，或者根本没有离开这样一个选项，怎么办？

过去，我会觉得，尽忠职守是值得尊重的品质，但是现在，我想人总是需要为自己设定底线的，不是要求每个人都要成为体制的反抗者，或者烈士，但是可以选择一种不合作、不配合的方法，或者，最低限度，不要刻意地去做得完美。

就好像在柏林墙倒下之后，德国法官在审判一名守卫柏林墙的士兵的时候所说的那样，“你不能够选择不开枪，但是你可以选择打不准。”

看了一下同事今天在的黎波里的活动安排，又去拍摄被北约炸毁的政府大楼，谴责北约造成了平民伤亡，但是同事质疑，为何无法采访受伤的民众。

这次的安排和之前的采访安排比较，显得没有那样用心，不知道是这些新闻官员的故意敷衍，还是已经有些乱了阵脚，没有了心情。

这些还在的黎波里努力工作的官员，他们此刻的心情才是最五味杂陈的，尤其是那些能够毫无障碍地获得信息的人，他们的处境要比那些无法获得完整信息的人来得更加复杂，因为凭借他们的智商和能力，他们清楚地知道现实环境，他们所要做的，就是是否陪着卡扎菲赌上这一把。

Day 32 欧盟的到访

到访的欧盟官员

早上去高等法院门前的广场，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委员兼欧盟副主席阿什顿马上会抵达班加西访问。

这样的日程安排，和一个月前美国参议员麦凯恩的行程一样，毕竟高等法院门口的广场，在这里的人们心目中，有着埃及解放广场一样的位置。

一个月前进出过的这个广场，现在要经过安检。广场靠近海边的帐篷已经变得空空荡荡，一个月前还有不少人在里面举行展览，或者发表演讲。但是，现在，上午十点钟，安静得几乎没有一点声音。这个城市还没有睡醒，商店是不会在这个时候开门做生意的，只有广场附近的咖啡店已经开门，一些人坐在街边，拿着蒸馏咖啡，看着大海。

远处传来警车声，以为车队到了。开过来两辆白色吉普车，其中一辆在大家面前来了一个急转弯刹车，刺耳的轮胎声让人差点以为发生了什么意外。当然，这样的声音对我来说，也同样已经习惯，每天在酒店的窗外，或者穿过餐厅的大门，我一直想不明白，这里的人开车为什么喜欢这个样子。

从吉普车上下来几个警察，还有三条警犬。刚才的急刹车，不知道有没有把这些警犬转晕，影响它们的灵敏程度。不过广场上也没有什么需要它们，除了警察自己的车，一目了然。

不管怎样，一个月下来，有了像样的警察制服，有了安保程序。大楼顶上的狙击手，站在蓝天下，拿着枪，表情严肃地在屋顶边上来回走动。

很好奇，怎么没有当地民众？上次麦凯恩来，至少还安排了一些拿着美国国旗的利比亚人在现场高呼口号。

阿什顿的车队终于到了，围着她的安保人员，全部穿着有欧盟标志的防弹衣，包括两名随团的记者。也就是在她下车的一刻，从我们后面出来了一批民众，人不多，也就是十多个，他们没有拿欧盟的旗帜，倒是高等法院屋顶上特别挂起了大大的一幅，让这个广场又增加了一种不同的旗帜。

他们全部是上了年纪的男性。一个驻着拐杖的老者，顽强地挤进人群，对着阿什顿高喊：“欢迎到利比亚！”

整个过程持续了五分钟左右，阿什顿被簇拥上了车。那些欢迎的民众，也就是一转眼，已经从我们的眼前消失，不知道去了广场的哪个角落，或者哪栋大楼里面。

阿什顿这次来，主要是为欧盟在利比亚的办事处揭幕。虽然她没有直接说欧盟支持过渡政府，只是对这些认真思考和规划利比亚未来的人表示敬意，但是选择把办事处放在班加西，正如她所说的，为的是证明对利比亚人的支持，不单单是口头，而是有实际行动。

办事处就在当地唯一的一家五星级酒店的二楼，很小的一个会议室，不过门口欧盟的标志非常醒目。就在这个办事处设立之前，欧盟委员会下面的人道委员会已经在三个星期前来到了班加西，为欧盟属下的成员国在利比亚进行的人道援助工作进行协调。

除了和全国过渡委员会的成员见面，阿什顿还和这里的年轻人见面，这些年轻人是来自不同媒体的代表。也就是短短三个月，班加西的报纸已经有了五十五家，每天坐在车上，街头报贩叫卖的都是不同的刊物，看得人眼花缭乱。

这些报纸有的非常简单，未必超过十篇文章和报道，印刷质量也参差不齐。但是，这些从来没有办过报纸的年轻人，却可以在短时间之内，依靠志愿者，依靠热情，做出这些算得上有板有眼的报纸，这无疑透露出他们的潜力。也因为这样，当阿什顿讲起这些利比亚的年轻人的时候，看得出来，她在他们的身上看到了这个国家的希望。

今天，马德里广场的示威已经进入到第七天，虽然违反了选前禁令，还是有数千人用这样的方式来进行表达。这些自发地出现在马德里的年轻人，也感染了西班牙其他地方的人，至少在巴塞罗那，人们也走上了街头。

电视屏幕里面的马德里广场，早晨醒来，有的人打扫卫生，有的人在广场的厨房里面为大家准备早餐，还有人把蔬菜园也搬到了广场。警车在广场周边戒备，但是警察们显得非常的轻松，他们和示威者保持距离，互不影响。

今天的投票如期举行。政府显然明白，虽然这些人违反了法律，但是这个时候的任何驱赶行动，只会导致人们更多的不满，对于执政党来说不会有任何好处。当然，示威者也明白，只有和平的示威，才更加具有力量。

广场上，一些年轻人告诉采访的记者们，他们不支持政府，也不支持反对党，因为这两大党派虽然说得好听，但都只不过是为了争取他们手中的选票，并没有真正聆听年轻人的心声。他们呼吁改革，呼吁选民们支持一些小的政党，改变西班牙目前这种两大政党控制所有政府政策的局面。

在利比亚，和当地人聊起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大部分人会告诉我说，和卡扎菲比，他是一个好人。他在埃及民众的眼中是一个独裁者，而在利比亚人眼中，他没有下令军队开枪，他最后选择自己下台，虽然他知道要面临法律制裁。

当然，在埃及年轻人的眼中，西班牙的年轻人值得羡慕，因为他们生活在民主国家，他们对政府不满意的时候，可以用自己手里面的选票把不满表达出来。

看到西班牙的年轻人走上街头，有些中国网民认为，这就证明了民主的不成功。在他们的眼中，民主应该是一副万能药，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

对于这些人来说，马德里广场的年轻人正在给他们上一堂民主课：民主就是保护小部分的权利，民主就是要让不同的意见有渠道可以表达。而如何利用民主制度，政府和走上街头的人越是成熟，这个机制就可以运行得更加有效。比如到今天为止，克制的西班牙政府，和克制的年轻示威者们。

利比亚人拿起武器，那是因为卡扎菲选择把枪对准了自己的人民。但是，街头运动不该演变成暴力行为。看看今天，同样是反对政府的示威，格鲁吉亚演变成了街头冲突，作为组织者的反对派就会面临缺乏正当性的指责，并且要承受后果。

人们选择走上街头，有意识的违法，是为了向政府施加压力。而这种压力，除了街头行动本身，舆论也非常重要。在很多地方，一些人选择极端行为，媒体也有一定的责任。比如香港，很多时候是一些团体相信，如果不这样的话，媒体不会关心，而如果不能够成为新闻，就无法制造噪音。但是，只要是这些人的诉求确实是需要媒体关注的议题，确实是存在的问题，为何不能够在这些人和平地走上街头的时候，或者在这些人还没有走上街头的时候，媒体就率先看到这些问题，并且向政府施加压力呢？

其实，马德里的集会，从一开始，到现在变成国际新闻，绝大部分媒体的反应是迟钝的。这一点更要敬佩这些走上马德里广场的人，因为不管是否有媒体曝光，他们都是那样的坚持和团结，让人数一点点地增加，看不到有离开的痕迹，而对政府以及反对党的压力，也随着天数，以及人数，在不断增加。

奥巴马今天在亲以色列的游说团体AIPAC发表演说，解释美国对以巴问题的看法。外界原本以为他的演讲会引发不少嘘声，但是没有想到，从头到尾，甚至是一些产生争议的地方，也赢得了热烈的掌声。而掌声次数多到连同事也觉得好奇：“鼓掌文化不是中国才有的吗？”

就在今天，内塔尼亚胡发表声音，表示愿意和奥巴马一起，为以巴和平而努力。既然以色列一直认为自己是区内唯一一个民主国家，那么对于内塔尼亚胡来说，就会面临和奥巴马一样的处境，会有支持者，也会有反对者。如果支持者只是集中在强硬的右翼的话，对于内塔尼亚胡来说，他就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情况，如何争取更多的人在选举中支持自己，过于的鹰派，是不是在以色列也已经不合时宜？

这些掌声对于奥巴马来说，当然是现在最需要的。因为国会议员的态度，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台下的这些游说者们的态度。和上个星期四的演讲相比，这一次面对国内听众的讲话更加直接，他谈到了自己的连任，他说他知道少做少错，但是既然认定是应该要做的，就不应该为了今后的选举而选择一条相对容易走和保险一点的道路。

不管奥巴马的动机到底如何，我认同他讲的一点：这次的阿拉伯之春，对以巴来说，带来的是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如果以巴的领导人们，因为缺乏眼光和胸怀而错过了，那么以巴和平会再拖几个世纪，而这样的拖延，对于以巴的民众来说，都不公平。

说到拖延，今天的也门显得富有戏剧性。

原本应该在今天签署协议，宣布三十天后下台的也门总统萨利赫，到现在也没有人知道他到底签字了没有。因为准备去总统府向他施加压力，让他签署协议的外国大使们，被总统的支持者们围困在使馆里面出不去，英美大使，甚至要也门政府出动直升机，把他们解救出来。

也门的局势就像一部长篇电视连续剧，主角当然是也门总统萨利赫。根据协议内容，只要他签字，三十天之内下台，就不会在下台之后接受任何审讯，他的掌握军权的儿子则会在六十天后下台，也门会在六十天后举行大选。

就在之前，萨利赫已经同意签字，但是事到临头反悔。这一次，他的诚意到底有多少，也因为突然出现的这个戏剧性的场面，让人很是疑惑。现在的问题是，没有人知道总统府内发生了什么，因为只有也门的国营电视台在场。

夏天就要到了，我们住的酒店开始给每个房间装空调，之前的中央空调早就没有了制冷功能。也因为这样，这些天的电钻声音，让自己好像生活在建筑工地。还好这里都是中午十二点左右才开工。

采访完回到酒店，下了车，同事抬头看到我的房间的露台上伸出了一条管子：“完了，他们应该在你的房间装空调。”同事们已经有了惨痛的经历，房间因为这样的工程被搞得一团糟，地上、床上，还有桌子上，全部铺满了灰尘。找不到服务员，只能够自己来善后。

走到房门大开的房间，地上铺满了工具，两个工人正站在那里，津津有味地看电视。看到走进房间的我，他们显得有些错愕，而我看着两个陌生男人站在我的房间里面，顿时有一种自己私密的空间被人侵占的愤怒。

不过，我的愤怒和不满不知道如何发泄，因为两个人都不会英文。冲到酒店大堂，只有一个前台服务员。

“你们为何不提早通知我？这样我可以把私人物品放好。你们懂不懂尊重客人的隐私？尤其是到女性的房间？”

对方连声说对不起，和我一起回到我的房间，很认真地问我：“他们还有十分钟就可以完成，还是让他们一个小时之后回来？”

看着他们诚恳的模样，我彻底绝望了。我知道，这个地方是没有人在乎我的不满的，甚至不明白我的不满来自何处。在他们看来，他们在为我做一件天大的好事情，装空调，谁不喜欢夏天能有一部清凉的空调呢？却忘记了至少应该提前知会一下，我这个付了钱的，这个房间的临时主人。

Day 33 美国人的到访

访问班加西的美国助理国务卿

和欧盟记者会的一片混乱相比，美国助理国务卿费尔特曼的这场记者会，明显要整洁有序得多。

首先，是讲台上的话筒。在他进场之前，终于有人整理了一下堆积如山的话筒，确保他的脸不会被面前的话筒挡到。阿什顿的记者会，一支巨大的绒毛收音话筒，把矮小的女主人公的脸遮挡了一半。

其次，是台下的记者。这场记者会，坐在台下的几乎都是记者。美国方面规定，一定要佩戴记者证，终于少了很多来凑热闹的当地人，以及那些翻译们。虽然场面没有之前看上去那样热闹，却显得专业很多。

当然，还有那些摄影机，不再是杂乱无章地插在座位和座位之间，遮挡了一半的听众。工作人员坚持，摄影机要么放在后排，要么放在走廊，总之，要让所有的记者，都能够在主席台的视线范围之内。

坐在第一排的美国记者，没有人举手，因为他们一早已经开了小灶，有了小范围的采访机会，只不过担心自己错过自己没有想到的角度，才在台下听其他国家同行们的提问。

自然还是离不开为何不承认过渡政府的唯一合法性，对于这一点，费尔特曼说，这样的问题其实忽略了很重要的一点现实，美国早就终止了和的黎波里的外交来往。在利比亚驻联合国以及美国大使分别转向了反对派之后，美国没有再让利比亚政府派出新的大使，而美国在的黎波里的使馆也已经关闭，也就是说，美国和的黎波里早就断绝了外交上的往来，而同样这样做的，还包括欧盟，以及土耳其和其他的一些阿拉伯国家。

同一时间，和其他国家一样，美国和班加西的全国过渡委员会保持对话，因为这些成员被视为合法的代言人，代表利比亚人民来进行对话。就连过渡政府到现在，也没有称自己是利比亚的合法政府，这是为了避免被卡扎菲指责他们分裂国家。他们一直强调，他们只是代表了利比亚人民，而且还不完整，因为毕竟一些西部城市还在卡扎菲的控制当中。

虽然美国强调，卡扎非已经失去了统治的合法性，但是美国同样没有制定一个期限。在利比亚问题上，美国显然很明白自己的角色，毕竟这场冲突的起源和发展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属于利比亚民众自己的选择，尽管卡扎菲到现在，继续把美国当成带头殖民侵略利比亚的敌人。

其实，在卡扎菲的问题上，作为北约成员，态度最不坚决的正是美国，他们是很不情愿地加入北约军事行动的。在一开始的时候，担心没有了卡扎菲的利比亚会成为恐怖分子横行的地方，之后则不愿意再介入一场新的战争。阿富汗和伊拉克的经验，让奥巴马政府很清楚，一不小心就会陷入一个泥潭，而美国已经负担不起。

也因为这样，把美国看成是幕后玩家，实在是太抬举美国了。这一点我一直想不通，为何有些人，总是对利比亚内部的力量选择视而不见？或许，还是因为缺乏资讯，人们凭借着来自有限媒体的有限信息，来做出自己的判断。也可能是因为固有的思维模式，一旦有这样反政府的事情发生，一定是受到了外国势力的教唆和怂恿，而这个外国势力一定是美国，因为从小接受的教育，就告诉大家，要警惕美国。

当然，这同样也是很好笑的，因为负责把警惕美国的观念传授给大众的人们，如果从他们个人的生活选择来看，看不出来他们会认为美国有怎样的不好，相反，他们把自己的子女送到美国，把自己的家人送到美国，甚至准备好了有一天，自己也会去这个地方。至于那些真心相信美国是黑手的人们，则往往是那些没有能力送自己的子女去美国，自己也没有能力去的那群人。

去了班加西的批发市场，这里百分之九十的产品是中国制造，从机电到纺织，还有电器。早上一坐上出租车，司机就给我看他刚买的黑莓手机，不过很粗糙，看到我皱着眉头研究的样子，他笑着指着放在车头的包装盒：“made in china，cheap，fake.”原来是山寨产品。

这里的山寨产品很多，哈迈德的阿玛尼太阳镜，街头女孩头上裹着的百宝丽头巾，都是中国产品。

虽然没有生意，但是这些批发商们还是开门营业。他们告诉我，法国还有丹麦的航运公司恢复海运了，昨天就有五百多个滞留在欧洲的货柜送到了班加西。

“很快就会好起来的。”一个专门卖各种灯泡的店主对我说，“卡扎菲走了，一切都要重新建设，生意会比去年更好的。”而去年，他告诉我，他的营业额是八百万美元。

在批发市场二楼，接待我的是轮胎公司的老板纳萨，他的轮胎批发生意占了整个利比亚市场的七成，而他的轮胎来源百分之八十来自中国。看了一下他的合作伙伴，有青岛的，四川的。

他的办公室里面有一个工厂模型，这是他准备在班加西开设的轮胎生产厂。刚刚拿到执照，冲突开始了，一切都停顿下来，原本准备和中国的机械供应商签的合约也搁置了。

“现在的问题是，银行还没有全部营业，所以投资需要等待一段时间。也许下个月，应该就会好的。我想让你告诉中国人，可以回到这里了，班加西这里很安全，我们欢迎中国人。”

不过等待中国人的到来，自然比不上主动出击。昨天组织游行的伊桑告诉我，他已经准备6月中去中国进货。

“我会去广州，现在海运已经开始慢慢恢复，我要尽早订货。”

马路上的车越来越多了，尤其是和一个月前，我们刚刚到这个城市的时候相比。虽然大部分的路口没有警察，但是还算相互礼让。

“你知道吗？以前卡扎菲的时候，每天有很多车祸。开车的人，只要一遇到红灯，就会焦急地摁喇叭。你看现在，大家都很自觉地守秩序。”伊桑很骄傲地站在走廊上，指着楼下马路上的车龙。

“因为你们现在有一个共同的敌人，所以团结。”

“你说得对，所以我们想得更多的是卡扎菲下台之后。”

“或许，你们比埃及还有突尼斯要好的地方在于，你们从空白开始，没有已经形成的利益集团，没有政党之争。”其实不是或许，我很相信，这是一个既定事实。这里的人们，他们从零开始学习和建设，加上有石油作为经济后盾，问题显然没有埃及那样复杂。

今天，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以及他的两个儿子遭到刑事起诉，为死去的那些示威者负责。这个指控，最高刑罚可以是死刑。就在昨天，因为杀害了十八名示威者，一个警察被判死刑。

有些人认为，是不是应该学习南非，用和解而不是清算的方法。这听上去似乎有些道理。但是，仔细想一想，却是在混淆概念。南非的和解，针对的不是政权和平民，而是不同的种族。

今天是最后一天晚上可以有时间外出，明天要和同事进行交接。我和我的同事们，毫不犹豫地决定，要去玛纳喝最后一杯卡布奇诺，要去库朵吃最后一次美式炸鸡。

一个多星期的晚上没有外出，迪拜大街更加热闹了。年轻男孩三五成群，站在街边聊天打发时间；女孩子则三三两两，在一间连着一间的时装店、婚纱店里面进进出出。十几岁的男孩子骑着自行车，把人行道当成自行车跑道你追我赶。马路两旁停满了车，让两车道的大街变成了三车道。

库朵里面多了好几张亚洲面孔。听他们聊天，说的是菲律宾语。想起前两天在咖啡馆碰到的菲律宾女孩，看来外劳们也开始返回这个城市，埃及人，孟加拉国人，还有这些菲律宾人。

这些天看了太多的演讲，奥巴马从国务院到AIPAC再到爱尔兰，内塔尼亚胡从AIPAC到美国国会。忽然发现，鼓掌并不是中国特色。美国人，还有爱尔兰人，都比中国听众要投入得多。

内塔尼亚胡今天在国会的演讲，议员们起立鼓掌，我已经数不清有多少次了。哈迈德对着电视机，很不理解地问：“为了以色列，这些美国议员为何要这样做？”

我告诉他，当美国人夸奖你的时候，千万不要当真，因为是他们的一种习惯，一种基本礼貌，没有太大的意义，未必代表对方真的认同。

不过内塔尼亚胡一定很满意，听到这样多的掌声，至少会为他这次美国之行挣回很多面子。

说老实话，我对这个以色利的总理越来越反感。他在国会演讲中谈到以色列的阿拉伯人享受到的自由的时候，那种优越感让人很不舒服。就算以色列已经拥有了这种民主，也不能成为以色列就比其他中东国家优越的理由。对于那些还没有享受到民主和自由的人们，应该给予更大的同情，而不是显得高高在上的样子。以色列的阿拉伯人享有的自由，不是政府给的，是他们自己争取来的，因为他们也是这个国家走到今天的一分子。有今天这样的以色列，是因为有着这样追求的以色列人，当中包括了这些阿拉伯人。

周边中东国家出现的变革，是让以色列更加倾向保守，右翼抬头，还是相反，我很好奇。同时，我又很不了解，因为一直都没有时间去了解过这个国家的现在，特别是这个国家的民众本身，到底有怎样的同和不同，在以巴和平问题上到底有怎样的分歧。同样的，巴勒斯坦人，尤其是年轻的一代，对于以色列到底抱着怎样的态度？到底有多少人是像哈马斯那样的强硬？

晚上回到酒店，一个四十岁左右的东方男子从电梯里面走出来，穿着黑色西装，头发整齐地梳向后面，很明显，一定不是记者。

现在这个城市，东方人实在不多，除了中国和日本记者，还有就是那些刚刚回来的菲律宾人。但是，这个东方男子和菲律宾人的外形多少有些不同。很好奇，他到底来自哪个国家？是商人，还是外交官？或者明天，我在班加西的最后一天，可以想办法满足自己的好奇心。

Day 34 战乱中的受害者

班加西街头的女装店

对于俄罗斯和班加西过渡委员会终于有了对话，还真的有些半信半疑，直到坐在过渡政府副总理厄萨维的对面，听到他亲口证实，只能够感叹：俄罗斯很狡猾。从强硬到不理不睬，然后抛出橄榄枝，一脚踏两船，很会耍外交手腕。不管怎样，没有任何损失，还两边都不得罪。

奥巴马和卡梅伦在伦敦共同会见记者。奥巴马说，不要想象会有一群超人瞬间就把问题解决，但是卡扎菲是一定要下台走人的，对他的压力只会不断增加，不会减弱。卡梅伦也强调，虽然联合国1973决议不包括要让卡扎菲下台，但是这已经是一个不会改变的目标，国际社会的努力，就是要让利比亚人民可以为自己的未来作主。

利比亚是不可能回到从前了，即便的黎波里会持续一段时间在卡扎菲的手上，但是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卡扎菲时代的结束，只不过是时间长短的问题。

班加西的港口恢复交收了，从埃及过来的货柜车也开始一辆辆地进入市区。明白过渡政府希望和中国政府对话的焦急心情，毕竟在东部，不少大型项目都是中国公司承建的，如果这些公司能够在这个时候选择回来，并且重新开工，其实就是对过渡政府最大的支持。

一些外资公司开始这样做了，但没有哪个公司的项目比得上中国承接的那些那样巨大。想象一下，如果班加西市郊的楼房工地又开始变得热火朝天的话，就业，未来，太多的希望可以装载在里面。当然，这只不过是想象而已，毕竟这些中国企业都是国有企业，它们的回归与否完全意味着中国政府的选择。但是，如果转换一种思维，既然政府不愿意直接出面，它们的回归也算是一种间接的表态。

在酒店大堂，终于看到了萨格瓦，班加西的一名心理医生。在过去两个多月，她一直在做一项调查，就是到底有多少利比亚女性遭到了强暴，卡扎菲有没有让手下把有组织的强暴当成武器。

刚到班加西的时候，很多当地人这样控诉卡扎菲，说他鼓励那些雇佣兵强奸东部城市的妇女，因为这样可以让这些家庭的男性害怕，不敢和卡扎菲作对。

这样的指控听上去有些匪夷所思，虽然在非洲发生内乱的国家，士兵集体强奸妇女确实存在，但是在利比亚这样一个伊斯兰国家，而且经济文化水平都要比那些非洲国家高很多，很难想象会有这种灭绝人性的事情发生，总觉得这是反对派的夸大。当人们太痛恨一个人的时候，很容易夸大或者传播一些耸人听闻的事情，并且深信不疑。

也因为这样，当不同的当地人告诉我，卡扎菲给这些武装人员发避孕套、伟哥的时候，甚至会产生一些反感，很想告诉他们，如果情节过于离奇，反而会对卡扎菲有利，因为会有人选择不相信。

但是，冲入外国记者会现场的女子奥贝迪的遭遇，让我开始反问自己，是不是认为不合情理的行为就一定不存在？也看了一些的黎波里民众写的博客，女性被强奸的并不是只有奥贝迪一个人。受害者通常是住在当地的来自东部城市的女性，因为她们被视为心存二心，是不忠诚的人。还有就是那些来自周边非洲国家的外劳，当她们的主人逃避冲突离开之后，她们成为被攻击的对象。

我一直想做关于这个话题的新闻，但是很难，奥贝迪人在多哈。看到那些外国同行特地飞到多哈采访她，很是羡慕。这是一个勇敢的女性，她选择告诉大家真相，虽然她要为此付出代价。我总觉得，真正的新闻，就是这些一个又一个人的故事，他们在这种冲突中的遭遇，他们的处境。

CNN采访了萨格瓦，这才知道，原来国际刑事法庭表示，要知道卡扎菲有没有进行有组织的强奸，很多证据正是来自她的调查。

终于在最后一天，联系上了萨格瓦，她听说我来自中国，很爽快地答应了。

“我知道很多中国人支持卡扎菲，我要让他们知道，卡扎菲对利比亚人做了太多不好的事情。”

萨格瓦的调查源自一个电话，这个电话是她的一个病人的母亲从艾季达比耶打过来的。那是三月下旬，这个城市刚刚被反对派从政府军那里抢夺过来。这个母亲向她哭诉，她遭到了政府军的强暴，她不知道应该告诉谁，因为在这个国家，女性被强奸会成为家族永久的耻辱，她们可能会被抛弃，甚至可能会被亲人杀害，荣誉杀害（honor killing），为了保持家族的声誉。她找到萨格瓦，是因为她一直是这个母亲的孩子的心理医生，她们相识了很久。于是，她成为了这个母亲最信得过的人。

之后，电话一个接着一个，当然还有从的黎波里传出来的奥贝迪的事情。这让萨格瓦决定去做调查，她想知道，到底有多少女性有这样的遭遇。

她去了五六个城市，还去了埃及、突尼斯边境的难民营，发出了七万多份问卷。为了避免过于敏感，这些问卷设计成心理健康咨询，询问被访者的心情，包括是否焦虑，是否觉得孩子很吵闹等，直到最后才询问被访者，有没有遭遇过强暴，以及被谁强暴。

“我收回了一万五千份问卷，二百五十个人填上了有。有的还在问卷的后面写下她们的故事。”萨格瓦把问卷反过来，好几张的后面写着长短不一的阿拉伯文。

“我不知道该怎样办，我现在觉得自己透不过气。”萨格瓦翻译成英文给我听。

“这就是她们现在的状态。她们有的人，被五六个士兵绑架，关上四五天，然后会被扔到沙漠，有的被绑架到卡车上。她们的经历，常人无法想象。”

“她们怎样确定，一定是卡扎菲的人干的？”

“听口音。在我们这里，住在一个区域的人都是认识的。她们可以从口音，还有这些人对她们说的话，知道她们是卡扎菲的人。这些人里面还有很多来自非洲的雇佣兵。他们都是五六个人一组，而且他们在强暴这些妇女的时候，都戴上避孕套。”

“这些妇女，她们的家人对她们是怎样的态度？”

“她们当中有的人，是被这些人当着她们的孩子，或者她们父母的面强暴的。她们的家人都不愿意谈起这些，即便承认，也要求我一定要保密。”

在回收了问卷，发现有二百五十个女性承认遭到强暴之后，萨格瓦开始用面谈的方式进行身份确认。到现在为止，她确认了一百四十多个。

“但是问题在于，她们不愿意面对媒体，也不愿意出庭作证。她们可以和我谈，但是不想被任何别的人知道。就算我去面谈，在难民营，她们总是很小心，不想让周围的人知道我们在谈什么。有的妇女把自己的遭遇告诉了丈夫，结果被抛弃，现在很惨，生活无助。她们是受害者。战争的受害者，总是妇女和孩子，大家都会同情她们的。”

因为酒店大堂过于嘈杂，我把萨格瓦约在了楼上做访问，一个年轻的女孩跟着她一起进了电梯。

“这是我的女儿，十九岁，正在读大学。”这才发现，母女俩长得非常相似，特别是高耸的鼻子。

“楼上不能上网。”我看到她的手里拿着电脑，担心她会觉得听我们的访问很闷。

“她害怕一个人留在大堂。”萨格瓦帮她的女儿解释，“因为我现在做的事情，很多时候让她不敢一个人在外面。”

“你现在面对的压力是不是很大？”过去一个月的努力，让我明白，虽然很多人把奥贝迪当成英雄，但是这毕竟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太多人并不是愿意公开谈论，即便这可以使人看清楚卡扎菲是一个怎样的人。

“确实，有支持的，有反对的。但是我想，如果我不为这些女性做些事情，不为她们说话，那我和卡扎菲对待她们就没有两样。需要让全世界知道她们遭受了什么，卡扎菲和他的人用强奸作为武器，这是违反人性的行为。”

萨格瓦的故事，是我在班加西写的最后一条新闻。这让我觉得很幸运，因为这是我很久就想做的话题，终于在我离开前完成了。我想让更多的人知道萨格瓦和奥贝迪，让更多的人和我一样开始明白，很多时候，我们无法相信的时候，不会因为我们的不相信，真相就会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就好像把强暴作为战争武器，其实不是新鲜事情，在九十年代的前南斯拉夫战争中，塞族士兵就把强暴作为种族清洗的武器，而在苏丹，联合国也谴责过政府武装的这种行为。对于一些人来说，女性维持着家庭以及社会的稳定，摧毁她们，可以更快速地摧毁家庭、社群乃至社会。

尽管等待了差不多一个月，直到有人愿意在镜头面前讲述，才做成了这条新闻，依然还是有些担心，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条新闻还不够完整，因为没有被控诉方的回应，虽然加上了利比亚政府的回应，表示欢迎国际刑事法庭到利比亚进行调查，但是还是不够平衡。我和CNN的女同行讨论这个问题，她也采访了萨格瓦，她也有同样的担心。

不过，就在同一天，BBC的记者在米苏拉塔采访了两名卡扎菲的政府军士兵，他们讲述了自己如何被上司强迫，强暴米苏拉塔的妇女，每一次，会得到五元第纳尔，也就是差不多三十元人民币的报酬。当然，BBC的记者也有我们同样的担心，这只是一方的讲述。还好，当所有的这些报道加在一起的时候，人们自然可以自己去进行判断。

最后一顿在班加西的午餐，很可惜，端上来的菜式居然没有保持平时的水准。也好，如果这顿饭过于完美，会留下太多的想念。

终于看到哈迈德的太太，娇小美丽。看着穿着黑色长袍，包着头巾的她，有些无法把她和芝加哥大学的毕业生联系在一起。有的时候会想，其实读大学对有些女孩子来说，只不过是增加一些人生体验而已，因为最后，做家庭主妇才是最理想的归宿。

哈迈德递给我一个黑色胶袋，里面是两瓶蛋黄酱，让我转交给同事。原因一定是今天中午，他看到酷爱蛋黄酱的同事，对着桌上的蛋黄酱那种依依不舍的样子。这个牌子，在香港从来都没有看到过，而他一直觉得遗憾，在当地的超级市场找不到大包装可以带回香港。

同事拿到蛋黄酱，开心得跳了起来，他觉得不可思议：

“是哈迈德给我的吗？”

换成是我，也会有同样的表情，因为谁也没有和他提过要买蛋黄酱，同事也只是在饭桌上用广东话表达他的遗憾。很多事情和语言没有关系，有没有心才更重要。

在乌祖酒店的最后一晚。

房间里面装上了新的空调，不过还没有接上电源，而我也没有机会来享受这个新空调了，也没有机会看到这个城市迎接一个新的开始。

但是，在过去的一个多月，这个城市，还有城市里面的人们，每天都在让这个城市发生一些改变，身在其中，自然感觉不会那样深切，因为一点一点的改变而显得不知不觉。

离开了一个多月的同事重返班加西，他用过来人的身份告诉第一次来到这里的同伴：“酒店房间是没有人打扫的，最多一个星期一次；这个城市是看不到年轻女孩的；这个地方晚上找不到东西吃，准备好每天晚上吃方便面吧……”

我和将要离开的同事实在忍不住：

“他说的这些都不准确，千万不要相信他的经验。至少，年轻女孩到处都是，酒店大堂，吃饭的餐厅，晚上七点过后的迪拜大街，还有科斯塔，不仅年轻，还很漂亮。”

Day 35 告别班加西

享受自由空气的利比亚孩子

凌晨五点，我们坐上了离开班加西的车。哈迈德特地为这次长途旅行做了准备，车窗装上了遮光板，皮卡后面装上了绳网：

“到了埃及要小心，车子停在边上，行李放在后面，那些埃及人是可能随手牵羊的。”

五点钟，天已经亮得差不多了。路上只有我们一辆车，经过不同的街区，忽然发现那样陌生。

“你来过的。”面对我的疑惑，哈迈德提醒我。

“是吗？”我依然将信将疑，直到看到标志性建筑出现在眼前，“哦，确实来过。”

也许是因为马路上没有车显得宽阔了，也许是因为这段时间班加西确实变得干净整齐了，也许是因为自己要离开这个呆了一个多月的城市了。

沿途的检查站，比我们从埃及边境过来的时候少了一些，守卫的人有了统一的制服。虽然有的因为八卦，会检查一下我们的记者证，但是大部分时候只要向他们微笑摆手，就会挥手让我们通过。

为了争取时间，我们和来的时候一样穿越沙漠，幸运的是没有遇到沙尘暴，倒是遇到几场来得急去得快的大雨。看着车穿过黑色的云区，然后开进蓝天和阳光下面，就好像真的可以和天空的云彩赛跑似的。

因为要把我们送到亚历山大，哈迈德在利比亚边境要申请一些文件，包括通行证，还有汽车保险证明。

“多少钱？”

“不用钱，到了埃及那边才付钱。你们看着吧，到时候可复杂了，我不知道要花多长时间过埃及关卡。他们总是向你要钱，要钱。”

看来接下来过关，会是一个考验耐心的过程，因为哈迈德的眉头，从离开利比亚边境大门开始，就一直皱了起来。

“没有关系，我们来的时候已经见识过了。”来的时候的印象，已经让我们有足够的心理准备。

第一关是一个士兵，他和哈迈德叽里咕噜说了几句，哈迈德从脚底下拿出一瓶矿泉水递给对方，对方挥手放行。

“你为什么要给他水？”看着那个士兵的笑脸，差点以为哈迈德是否遇到了相识的人。

“他问我要钱，我说我没有埃及钱，我问他，给他水要不要。”

“一瓶水就可以打发？”

“他们就是要从你身上拿点东西才觉得满足，不管是钱还是别的。看着吧，这才刚刚开始。”

确实是刚刚开始。

过入境处，填完表，哈迈德把我们的护照递进窗口，入境处的关员把他的护照留了下来，把我们三本交给了哈迈德。

“跟我走，要找长官签字，外国人都是这样。”哈迈德犹豫了一下，因为他有些担心自己留在窗口的护照，但是还是决定先把我们带到办公室去。

我们认识那个办公室，我们离境的时候，也是先要去那个办公室让那个官员签字。敲门进去，官员正和其他几个人坐在那里，抽着烟，开会的样子，虽然听不懂，但是看哈迈德点头退出房间，关上门，显然是让我们等一会儿。

“你去拿你的护照，这里我们自己来处理。”我从哈迈德手里面接过护照，因为我很不放心，他留在窗口那里的护照会不会被弄丢。

等了十分钟，还是没有动静。

我忍不住敲门，只是推不开那扇门。

就在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时候，背后钻出来一个年轻男孩，刚才看到他送咖啡进去的，他什么也不说，伸手问我要护照。我犹豫了几秒钟，还是递给了他。

他门也不敲地进去，然后出来，关门，转身离去，还是一句话不说。我倒是不担心，因为护照不可能自己飞走。

过了五分钟，他又从我们背后出现，推门进去，几秒钟后拿着护照出来，一边跳起眉毛对我微笑，一边把护照塞回了我的手上，似乎是在笑我刚才的一丝犹豫，那跳起的眉毛好像在说：“怎么样，还是要靠我解决问题。”

谢过这个男孩，再回到入境大厅，把护照和有了批示的表格交给窗口的入境处关员。

“签证呢？”对方翻看着我们的护照。

“香港护照，免签的。”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听了进去，因为他的电话响了。

就在他接电话的时候，我们后面开始出现了一条长龙，大家很不耐烦地看着这个打电话的官员。没有人出声投诉，包括排在第一个的我，因为上次的经验告诉我，他是绝对不会为了工作而缩短聊电话的时间的。这个时候，除了电话里面的声音，其他的都是不存在的，他听不到，看不见。

放下电话，他不再多问，在我们的护照上盖下了入境章，然后从一个小窗口塞给相邻的同事，那个同事负责把入境卡上的资料输入电脑，输入之后才会把护照交给持有人。

他的桌上堆着很多护照，不断有其他的官员进去，把一些护照放在最前面，原来做这样的手续也可以插队。还好，他一直在处理我们的三本护照。

看到哈迈德，询问他拿回护照没有，他很生气：“拿回来了，居然要我给钱，不然就不给我。”

我想也不是不给，就是会把这本护照永远放在排队输入资料的那堆护照的最下面，心情好的时候才会处理。

“我不喜欢这样，这是你的工作，为何要额外收钱。”哈迈德拿着护照，依然愤愤不平。

接下来，哈迈德要为他的车子办理过关手续。

“这是最艰难的一部分，你看，那么多车在等着办手续。”哈迈德指着车窗外，停放在办公楼前的车，有十多辆。

“要花多长时间？”我看了看手表，我的理想计划，是在天黑前赶到亚历山大。

“看那个人，”哈迈德指着一个黑瘦的年轻人，“他会帮我去办。”

“给他多少钱？”

“一百块埃及钱。”相当于一百二十元人民币。

“他保证行吗？”那个年轻人看上去过于老实，不像是那种擅长做这种事情的人。这样的人我见的多了，相当于中国的黄牛。

“我跟他说了，如果在限定时间里面办不下来，我就不给钱。你看他多卖力。”哈迈德显得很得意。

半个小时之后，这个年轻人拿着一块埃及的车牌走过来，看来搞定了。不过，如何把这块车牌挂到哈迈德的车上，两个人显得很头痛。

最后，这个年轻人找来一块石头，拿起哈迈德卸下的螺丝钉，开始凿孔。我和我的同事们都觉得，这是不可能成功的事情。但是，也就十几分钟之后，他拿起这块薄薄的车牌，完成了这道工序。

终于可以上路了。不过，哈迈德还是显得心事重重。

“接下来，就是一道道的关卡了。”

他没有说错，从边境开始，接下来的二百公里的车程，算了一下，我们经过了十个关卡，有的只是很随意地站着几个军人，有的则有坦克车驻守，而对于来自利比亚的车则查得非常严格，我们的行李全部都要打开。

“他们怕我们利比亚人带武器。”哈迈德在出境前，特别兜到边境城市，把他车上的斧头还有匕首放在了亲戚那边。

听新来的同行说，开罗机场有了新的规定，防弹背心已经不能够携带入境，而每家媒体机构都有被海关扣押器材的经历。大家得出的一致结论和哈迈德差不多：“他们就是为了赚钱。”

一个国家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所有的事情最后都可以用钱来解决，而事实证明也确实如此的话，这当然不是好事情，因为这证明这个国家存在问题。

在美国、日本入关，都会检查得非常严格，特别是美国，但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谁尝试用贿赂官员的方法来解决问题，不单单是没有想过，而且还会害怕用这样的方法。同样的，熟悉香港法律的人们都会知道，在香港，不管对方收还是不收，这样做的人已经犯了法。

官员索贿，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埃及的这些官员，至少他们还算客气。几年前的俄罗斯，海关关员或者是警察，索贿显得理直气壮。他们已经不是刁难，或者是给人脸色这样简单，而是干脆动用手中的权力。当然，一不小心，自己就成为了罪犯。

还有更加直接的，之前去刚果（金）采访，在过关的时候，官员干脆伸手到同事的钱包里面拿钱。其实，只要对他们稍微严厉一点，让他们知道不允许这样做，他们倒也不敢像俄罗斯或者中亚国家那样，陷害你一把，甚至连刁难都不会，典型的欺软怕硬型。也许，只是因为国家太穷，想顺手捞些外快而已，还没有到那种把权力当作生财工具的程度。

从距亚历山大二百公里开始，沿海的地方开始出现一些住宅区，或者是度假村。这些建筑孤零零地出现在公路靠近地中海的那一边，公路的另一边则是荒凉的戈壁。

这样的景象持续了大约一百公里，接下来，不管是公路的左边还是右边，建筑群一个接着一个，大部分是别墅区，还可以看到购物中心，以及那些熟悉的商户名称：必胜客，汇丰银行。不过，大部分还在兴建之中，即便是造好的，也看不到有人居住的痕迹。

公路边上的巨型广告牌，描绘着这个被称为北岸区的未来：“一切都在改变中。”或者，是那些在中国大小城市都会看到的房地产广告：“海边的豪华生活。”

“哈迈德，其实我真的觉得，这样的房子应该是出现在利比亚的，那里的海滩比这里还要漂亮。”

我一直这样想的，除了从班加西延伸向埃及这边的那段海岸线，更主要的还有气候，以及沿着海岸线的高原，这样的景观和希腊非常接近，而且高山也阻挡了来自撒哈拉沙漠的沙尘暴。埃及这边，虽然海岸线同样很长，但是另外一边只有一望无际的戈壁荒野，无法阻挡来自沙漠的沙尘暴。

还有，利比亚的石油，让这个国家有着埃及无法比拟的财富。但是，如果比较两个国家的城市，差别却如此的大。利比亚人应该过上更好的日子，享受更美好的城市生活。

“卡扎菲走了，我们就会这个样子的。”哈迈德看着海边的那片地中海风格的别墅，“我们早就应该这个样子的。”

快要进入亚历山大，最先看到的是24小时营业的麦当劳。在利比亚是没有这些快餐店的。不过，如果想吃炸鸡，只要看到快餐店的招牌上写着KFC就可以了，虽然这个国家并不存在肯德基。

“快看肯德基的广告。”我指着迎面而来的巨型广告牌，“好像还是库朵的好吃一些。”

哈迈德紧张地开着他的皮卡，在车龙里面钻来钻去。

“天哪，好紧张，那些车子，一会儿从这里，一会儿从哪里，就会钻出来。”

虽然这样说，哈迈德显然开始卖弄他的车技。原本三车道的马路，早就变成了六车道，我无法想象如果开车的是自己，如何能够在这条车龙里面，保持自己前进的方向。

交通警察早就习惯了这一切，站在马路中央，并不理会眼前的这片混乱，其实也不需要理会，因为车龙并没有因为这样而堵塞在马路上，依然在向前移动着，虽然在我看来，险象环生，总觉得我们的车不是要蹭到右边或者左边的车，就是要撞到前面的车尾。

“明天是星期五，去开罗应该不会塞车，不过因为解放广场有集会，所以，你们还是早点出发去机场，保险一点。”前台服务员细心地提醒我们。

坐在酒店的露台，眼前是毫无遮挡的地中海。这原本应该是这个地方的旅游旺季，但是，从露台看出去，大部分房间的灯都没有打开。刚刚公布的数字，来埃及的游客，比去年同期减少了二百多万。

这是埃及革命付出的代价，同样的，还有停滞不前的经济，那些沿途看到的停工项目，很多是因为投资者正在接受调查，因为他们和前总统穆巴拉克有很好的私人关系。问题在于，如果私交不好，就不可能进行这些地产项目。

这是一次重新洗牌，还是为未来营造一个公开公平的投资环境，现在下结论，似乎还太早。

Day 36 埃及的解放广场

亚历山大的清晨

一觉醒来，进入开罗市区了。从亚历山大到开罗机场，司机特地选择了穿越市中心的路线，因为我们想要去解放广场看看。

一直对开罗的印象不佳，不管是建筑还是市容，但是眼前的开罗，却是那样的安静和整洁。特别是进入歌剧院的那条路，葱郁的大树连接出一条林荫道，让这个城市也有了一种适合行走的感觉。

也许是因为在班加西呆了一个多月的关系。2001年从喀布尔离开，一下飞机，进入伊斯兰堡市中心，原本觉得有些荒凉的这个城市，忽然变得像个大城市的样子了，更不要说一天之后到了迪拜机场，我和我的同事们就像到了天堂，尽管我们没有谁知道天堂是什么模样，至少如果我们各自想象的话，会有太大的差异。

星期五的关系，车辆少了很多，不再是两个车道变成四个车道的场景，畅通的交通就像眼前这个宁静的城市一样，让人很不习惯。

经过十月六号桥，这座桥的名字，在埃及革命的时候，出现的频率很高，因为不管是警方还是示威者，要进入解放广场，这几乎是必经之路。也因为这样，示威者之间的对峙，和警方之间的对峙，军方的戒备，都是在这座桥远离广场的一边进行。

上了桥，抬头可以看到开罗的国家博物馆。和其他地方的博物馆不同的是，从外表上来看，这家博物馆更像是一座办公大楼。五年前参观过一次，里面的陈列很简单，但是一件件的展品足以让参观者好好地回顾一次埃及的历史。只是，很可惜，大楼的外表已经被烟熏黑了，而博物馆内的展品，在经过了抢劫之后，也已经不复完整。

司机在高架桥上把车停了下来，从这个位置可以清楚地看到解放广场。广场上的人已经密密麻麻。就在高架桥下，人们正从不同的地方走来，向广场方向走去。

这场集会，和后穆巴拉克时代的集会一样，诉求不再是只有一个，而是变得多元。各种团体，各种人群，在广场上表达各自不同的诉求。对于最早鼓动民众走上街头，要求穆巴拉克下台的一些年轻人来说，他们这次的诉求很简单，那就是要求军方尽快制定选举的细则，停止用军事法庭审讯平民。

“如果说，一个星期前你问我如何看军方，我会说他们很好，因为他们没有在示威中向民众开枪。但是现在，我会非常担心，担心他们成为下一个穆巴拉克。”一批“四月六日青年运动”的年轻人在CNN上讲述他们的担忧。

即便是宣布参加总统选举的候选人，前阿拉伯联盟秘书长穆萨，以及前国际原子能秘书长巴拉迪，都对接下来如何做显得有些迷茫。因为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宣布选举的细则，比如如何竞选，可以怎样进行拉票活动，到底哪一天进行选举。

“希望很快吧。”司机是亚历山大人，他说，当人们走上解放广场的时候，亚历山大的人们也在街头呼应。

“我想应该是穆萨的可能性大一点吧，毕竟我们埃及人对他熟悉一些。”

穆萨和巴拉迪曾经是同事，都在埃及外交部工作过，不过很快，两个人走了不同的路径。穆萨曾经担任过埃及的外交部长，也因为这样，一些批评者认为穆萨和穆巴拉克的关系过于密切。对于这一点，穆萨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为自己辩解，他说，自己之所以离开埃及政府，就是因为和穆巴拉克政见不和。

比较穆萨和巴拉迪的风格，差异很明显。穆萨要显得世故很多，也因为这样，他才能够在阿拉伯联盟中平衡各种关系的同时，还有不错的口碑。而长期在国际组织工作的巴拉迪，表达则要直接得多。这两种不同的风格，很显然，会吸引不同年龄和诉求的选民。

一路上，同事担心机场会很混乱，因为他在埃及民众开始走上广场的时候去过一次，那次的经历让他难以忘记：过海关的时候被扣留了，查到了他们携带的摄影器材，于是被遣返出境。

“那次，机场人多得要命，停车场上都搭起了帐篷，全部都是要离开这个国家的外国人。”一想起那天，同事就会不断地建议我们，还是早一些到机场为妙。

“不会吧，要走的人都走了，要来的人现在都还没有来，看看最新的旅游数字，很差呀。”我对同事的担心有些不以为然。根据手头的资料，现在的埃及面临着游客数量的大幅下滑，就连商业活动，特别是外来投资，都几乎陷入了停顿，也就是说，国际商务旅客在机场也会减少很多。

我没有猜错，机场空荡荡的，不管是航空公司柜台，还是出境的地方，都不需要排队。

“差别太大了。”同事显然对这个机场感觉相当陌生，“那个时候，印象里面不是这个样子的。”

电视机里面，一直在直播解放广场的人群，不过，人们看上去并不激动，人数也不算太多。对于埃及人来说，穆巴拉克下台之后，更多的开始考虑如何继续生活的问题，但是经济状况并不理想，一些厂商因为没有资金运转，抛下还没有支付工资的工人们跑路了，一些商家则因为过去和政府关系密切的问题，正在遭到调查，生意自然而然地受到影响。

先是美国政府宣布提供经济援助，再是八国峰会邀请埃及以及突尼斯参加会议，讨论如何帮助这两个国家恢复经济。对这两个国家来说，确实也是亟需帮助。只有在经济上尽快地恢复，才能够让这两个国家的政府和民众，专心于民主化道路的进程。

埃及和突尼斯的民众，如果和利比亚民众比较的话，他们还算是幸运的，因为他们的领导人，一个下台，一个出走，让这两个国家的民众不需要经历武装冲突。和埃及的司机聊起穆巴拉克，告诉他，在很多利比亚人心目中，穆巴拉克算是不错的人，因为参照系是卡扎菲。

“那当然，”司机哈哈大笑，“卡扎菲就是个疯子。所以，他不会自己下台的。”这样的判断，在利比亚也听到很多。

就在今天，也门首都萨那爆发了枪战，这是预料之中的。

当民众走上街头三个月之后，也门总统萨利赫一次次的反悔，对于反对派来说，那就是断绝了走政治解决的路径。当进行斡旋的海湾国家都表示撒手不管之后，反对派只能依靠自己。这个时候，对于街头的民众，萨利赫如果依然采取宽容的态度，局势也只是会持续下去而已。但是，如果有一方终于忍耐不住，选择用武力的方式，也门就有陷入内战的可能。而今天的枪击，则是反对派为了保护自己的负责人不被政府拘捕。

萨利赫迟迟不下台，和卡扎菲还有不同，他不是对自己超级自信，而是为了自己以及自己的家族。看到穆巴拉克下台之后所发生的一切，对于萨利赫来说，这是一个他一定要避免发生的结局，而要避免发生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不惜一切代价捍卫自己的统治地位，还有一个就是进行谈判，为自己争到最有利的条件。只是，到今天为止，他对谈判所取得的共识还是不满意，不放心。因为权力一旦交出，那么他曾经拥有的保护伞、豁免权就会荡然无存，他和他的家族，在法律面前，就不再享有特权。

在多哈转机，这里的机场还没有完工，不过和我第一次，应该是2001年来的时候，机场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更不要说这个城市。

2001年的时候，只有为数不多的两三家酒店，我们这些采访世贸部长级会议的记者们只能够住在为亚运会而兴建的运动员村里面。我还记得，吃饭的话，大家要去帐篷里面，因为没有足够大的餐厅。

整个城市，准确地说，是整个国家，除了那几家酒店，空空荡荡的，一眼看出去都是荒漠。现在，这个地方高楼林立，曾经的喜来登酒店早已经被新建的四季酒店盖过了风头。除了一片片的住宅区，还有美术馆、购物中心。因为天气炎热的关系，这里的购物中心就是一个庞大的室内城市，如果去过拉斯维加斯和澳门的威尼斯人酒店，除了没有冈多拉以及唱歌的船夫，这里的其他设计几乎一模一样，空间还要更大一些。

商场里面的女性，虽然穿着黑色长袍，但是她们的手袋都是不同的名牌，长袍也是欧洲的那几个品牌。

这个国家的富裕，是因为地下的天然气资源，还有石油。而国家的富裕，能够让当地的民众分享到，加上政府管理的相对宽松，让这个地方在过去十年中快速地发展起来。

现在，这里除了富有，还有一个让人们记住的地方，那就是拥有了一家不单单在阿拉伯世界，而且在全世界都具有影响力的媒体——半岛电视台。虽然这是一个在中东地区都是小得不能再小的国家，但是因为这家媒体，它成了中东地区不可忽略的国家。

在利比亚问题上，卡塔尔率先承认反对派，并且提供军事训练员、石油以及金钱援助。在利比亚东部，到处可以看到飘扬的卡塔尔旗帜，人们对卡塔尔心存感激。应该说，只要是反对卡扎菲的利比亚人，都对卡塔尔心存感激。

但是，这并不仅仅是卡塔尔想要做的，打开CNN、BBC，可以看到，有不少节目都是和一个叫做卡塔尔基金会的合作，就连今年巴塞罗纳球队的球衣上，也印上了卡塔尔基金会的标志。作为一个富裕的国家，他们不单单把钱花在国内，也把钱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投资到了国际社会。他们的一个广告让人印象深刻，那是一个个中东的年轻人，他们有着自己的理想，自己的特长，在卡尔塔基金会的帮助下，他们有了发展和发挥的机会。这些事情，曾经是欧美国家的基金会才会拥有的大手笔，而现在，也可以属于中东地区。

十年前的中东阿拉伯世界，和十年之后有着太大的差别。伴随着卫星电视和网络成长的年轻人开始进入社会公共生活，而同样伴随着卫星电视和网络成长的中年人则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这些人的观念和视野，他们对于自己权利的注重，他们对于个人生活的要求，他们对于未来的想象，与他们的上一辈是完全不同的。即便是宗教，他们中的大部分，不再依靠现成的诠释，而是有了自己的思考和理解。

正是因为他们成为了社会的大多数，才有了今天的觉醒，才有了在阿拉伯世界出现的这场变革。

我不喜欢用革命这个词，因为革命往往并不意味着社会的向前发展，很多时候甚至会倒退，如果革命带来的依然是权力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上的话。

六十年代的时候，阿拉伯世界迎来过一场革命，但是那场革命的最终结果，大多数人依然被排斥在权力之外，也因为这样，那场革命并没有为阿拉伯世界带来根本性的变革。而这一次，和六十年代不同的地方在于，这次并不是少数人或者某个政党所领导，这一次是自发的自下而上的真正的群众性运动，也因为这样，这一次的变革，基础非常牢固。

虽然在这次变革中，看不到独立的英雄，但是，这个时代不正是不需要英雄的时代吗？每个人的一举一动，汇聚成为一个广义的英雄，推动社会进行变革，让社会能够真正向前。

虽然这个变革以及向前会承受很多的痛苦，就好像今天的埃及还有突尼斯，人们需要承受经济停滞的阵痛，但是因为只是阵痛，只要走对了方向，那么总比在一个坏的制度下煎熬要好。

即便在很多人的眼中，埃及的现在并不理想，但是对于埃及人来说，是不是大部分人想要回到从前？巴拉迪说，现在一定比过去要好，关键是如何让未来更好。这句话放在很多国家身上都适用，突尼斯、利比亚，还有反对派依然在坚持着的也门。

Epilogue 后记

追访麦凯恩的闾丘

落笔写后记的时候，算一下，利比亚的战火已经燃烧了六个月了。

时间真快，而人们对于利比亚的关注程度，在被其他一个又一个的热点所转移之后，这些天又开始重新燃起，因为反对派攻入了的黎波里。

搜索今天最新的消息，卡扎菲不知所踪，三十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目前被困在Rixos酒店，用记者们自己的话来说，可以把自己形容成人质，因为门口还有卡扎菲的军人以及支持卡扎菲的志愿者把守，他们离不开酒店。

而根据这些记者的报道，从三天前开始，先是卡扎菲的家人，然后是高官和他们的家属们，最后是陪伴和看守记者的翻译们，都从酒店里面消失了。

这两天接到不少媒体的电话，问我如何看待这个急转直下的局势。对我来说，一点也不突然，因为这一天，总是会到来，只不过是时间长短的问题，而五个月前，当我在班加西的时候，一名反对派的官员就对我说过，他估计需要至少半年，才能够打到的黎波里，现在回头来看，他预测得相当准确。

其实的黎波里外国记者们的处境，和2003年的巴格达极为相似，城市被包围了，大家都成为事实上的人肉盾牌。而不同的地方在于，2003年的巴格达，萨达姆从来都没有派士兵把守酒店，记者们一直是可以在城市里面自由走动的，只不过不能够自由采访而已。也因为这样，当巴格达被美军保卫的时候，驻守在酒店内的外国记者，可以到市中心，到机场，去查看真实的战况。而这次，酒店变成了相对最为安全的地方。

就在一个月前，收到一个曾经在的黎波里中资石油公司工作的朋友的来信，他说，“我们公司在的黎波里的经理部被军队占了。我们的车都被征用去打仗了，就连SABAHA那边的两个沙漠项目的上百辆车都被征用了。营房车也拉走打仗去了。”

而就在五月份，他给我的信里面还说，沙漠项目还有当地雇员看管，一切还算正常。

这从侧面证明了反对派之前的指控，卡扎菲的军队开始使用民用设施以及民用车辆。而说到中国，不管是反对派还是利比亚政府的代表，都先后访问了北京。而中国红十字会的救援物资，也已经在不久前，直飞班加西。

为了胜利，不管是利比亚政府还是反对派，除了战场上的较量，同样也一直在进行舆论战，只不过一方完全开放，一方在用组织管理的方式。不管怎样，记者们都面对一个同样的问题，如何确保看到和听到的这些内容的真实性。

和一个从的黎波里归来的同行聊天，回想起一场场被组织的现场拍摄，她笑着摇头：“实在是水平太低，居然那些血滴成了一个个规则的圆形，谁都知道那是布置出来的现场。”

我说：“其实会不会是人家故意留下的破绽？也许是消极抗命。”

离开班加西，到现在为止，依然有太多的问号。

到底是不是有雇佣军？虽然其他媒体曾拍摄到，我也见过当地人手机里面的录像，但是因为无法采访到个案，我只能够放弃这样的报道。到底是不是有大批女性被强奸？因为我采访过的女医生之后又说，她已经失去了和所有受害者的联系。

很多时候，夸大苦难，也是一种争取关注和同情的方法，因为这个世界，对于苦难见得太多，同情心的标准，越来越高。

只是，有太多的事情，需要时间，才能给出真相。但是不管怎样，不会改变反对派反抗暴力的合法性。

还有，见到那个重庆女孩了。当和平来临，女孩终于可以靠自己来握住幸福了吧。

2011年8月22日于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