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信息

本书纸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2012年7月出版

作者授权湛庐文化（Cheers Publishing）作全世界（除港澳台地区）电子版发行（限简体中文）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书名：你以为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吗Ⅱ：大论战中常见的思维陷阱

著者：（英）朱利安·巴吉尼

字数：198000

电子书定价：24.99美元

推荐序 相同的世界，不同的头脑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系副教授 张绍刚

小时候最让人头疼的功课，就是要做一种名为“鸡兔同笼”的数学题，我每每困惑于为什么要把鸡和兔放进一个笼子里，它们长得是那么不一样，明眼人一眼就可以看出来各有几只，为什么还要让我们绞尽脑汁地算？

长大后，听到了一个俗语“鸡同鸭讲”，才知道这个世界最远的距离不是鸡和兔的距离，而是鸡和鸭的距离。比鸡兔同笼更难的是，鸡和鸭的腿数还是一样的，这要是放在一块儿，打死谁都算不出来。

鸡和鸭最大的相处难题，不是腿数上的区别，而是在相同的世界里却使用着不同的头脑在思考。《不一样的卡梅拉》里，连绵的阴雨天会让一只骄傲的公鸡因为早上打鸣呼唤不出太阳而自信心全无，但是鸭子们以为这是它们人生最好的境遇。

关键是，谁都没错，全对，你说这是不是让一旁要为“阴雨天到底好还是不好”这道问答题给出标准答案的评委们抓狂？

朱利安·巴吉尼在《你以为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吗？2》中说：“将所有事物都简单归类，看起来就像是人们对乱糟糟的现实世界的一种病态反抗。”所以，不是鸡和鸭的问题，是一群拥有着鸡和鸭的脑子但偏偏以人的形态生活着的动物们的问题。

不幸的是，我们都是其中的成员。

这是一本能够让我冷静思考的书，因为书中解释了2012年初关于我的一个电视节目所引起的争议，这些解释不是告诉我谁是对的，而是在告诉我为什么一个原本并不具有那些意义的事情会被阐释出那么多的意义，以及众多的意义为什么沸沸扬扬地在一次又一次的传播过程中不断地被笃定。

如果说还有一些疑问和不解，这本书给了我很多答案。

比如，“我们似乎常常被看似智慧实则错误的格言警句所蛊惑，作家、诗人、知识分子都擅长此道”。当下实在是网络公共知识分子迭出的年代，而他们最擅长的就是引用进而生产大量乍一听相当入耳本质上就是正确废话的语录体的句子，如“生活永远没有逗号”。它们禁不起细想，想想一定是哪儿也不挨着哪儿，但是铿锵有力的节奏让你以为细想就是对发言者的侮辱。

比如，“如果一个人不能相信或者无法想象某件事情是真的，那么基于这样的理由，他就可以认为这件事情是假的”。在争议中，有资深同行质疑我的节目在进行专门的戏剧化设计，还有人时至今日仍然肯定地说是我们自己在炒作。我曾经为此愤怒，并且放言“谁说我造假就说明谁一直存着一颗造假的心”；现在我知道自己错了，因为发议论的人是真诚地不相信我的节目是真的，而已。

比如，“当一个政党提出自己观点的时候，实际上根本不在意自己提出的究竟是什么，而只是试图在民众心目中形成一种印象”。很多年以前，我很不理解在台湾地区的电视新闻中经常出现的立委们开会打架挠脸扯头发的场景，特别是男的对女的大打出手的样子很是不堪。问台湾地区的电视同行此行为何解，答：“用这种方式让人记住，时间长了，反正就是被记住了，至于最初被记住的理由，因为时间过去太久，反倒想不起来了。”这个貌似很荒谬的形象建立方法，居然常年被使用着。我的节目在一片争论中，有人也被记住了，现在再问，他可能真想不起来自己当初究竟说了些什么。

鸡根本同鸭讲不清，所以也没必要非说清了不可。

但是，无论是鸡还是鸭，知道对方是怎么想的，总是一件快乐和释然的事情。

朱利安·巴吉尼的“你以为”系列著作能让鸡鸭们释然。

中文版序

欣闻湛庐文化已将本书与《你以为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吗？》翻译成中文，还会在不久的将来出版这个系列的第三本，我倍感荣幸。这三本书在许多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但是却共享着一个重要特征，即它们都试图帮助、鼓励、启发读者在思考时更仔细、更严格，当然也更得当。

我坚信，改进人们思维方式的努力，是我的研究所基于的西方哲学传统对人类文明的主要贡献。当人们想起哲学时，通常集中在哲学的具体结果上，即理解世界的不同方式。有时候，它们细微而各自独立，针对的是世界的特定部分；而有时候，则 是完整而全面的世界观。问题在于，哲学家有别于科学家，他们并没有会聚在理解世界的唯一正途上。更糟的是，哲学家所采取的观点，似乎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己思考时身处的时间与空间。例如，儒学的发源地中国就与休谟所在的英国有很大的区别，与萨特所在的法国也有着明显的差异。

话说回来，虽然全世界的哲学家不仅在结论上不同，在精密的理论与方法上也有差别，但是在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上，他们却彼此相似。我的意思是，他们都致力于将人类理性运用到最佳状态，以达到最好的思维理解水平。因此，哲学家们在一些重要问题上达成了共识，比如将人类理性看做是一件难以操作的思维工具。这使得哲学家们倾向于不仅对其他人的哲学观点保持适当的怀疑，就连自己的也不放过。

怀疑主义一旦过度，就会变得有害。哲学家认识到，大多数人不但会过度怀疑，同样也会缺少怀疑。因此，人们思想中潜在的怀疑是需要适时调整的。

在我看来，这种极端观点与休谟的“温和的怀疑论”相结合，就使得学习这些哲学家的思维习惯与方法变得非常有用。在《你以为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吗？》一书中，我试图证明思维方法的重要性，以及它为什么重要。而这一点在本书中尤为突出，我希望读者能掌握各种应对方法，以辨别出各类逻辑谬误中的欺骗与混淆。当然，我也不想让读者沉溺于使用这种思维上的能力去探测些乏味无聊的东西。读者也必须认识到自己所具备的判别能力，考察自己是否因扭曲了事实与证据而相信了想要相信的——却不是应该相信的。

虽然我的工作基于西方哲学的传统，但是我并不想在这里对某些思维技巧或理论大加赞赏。实际上，在西方传统中，哲学并不独占所有的智慧。好的思维需要从其他学科中获益，尤其是心理学，它能让我们了解很多思维认知中的系统性偏差。只有当放弃“哲学能自动地带给你最好的思想”这种想法时，它才能帮助我们拥有更好的思维能力。实际上，这种幻觉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当你过分确信自己的理性时，也是自己的理性能力开始衰退之际。

因此，我恳请中国读者带着自己的疑问来阅读本书，希望你们能在我表述正确的地方有所收获。不过，如果你还能指出我在哪里犯了错，那么你可能会更有收获。

朱利安·巴吉尼

英国布里斯托尔，2012年5月

前言

正确地做事很简单：只要消除了所有的错误，一切都会变得完美。这话放到任何技术活儿上都有效，思想和论辩也是如此。对于希望保持思维清晰的人，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戒掉有可能会影响理性思维的谬误与困惑。问题是，这样的谬误与困惑实在太多，无论是从乐观的还是悲观的角度看，人类都不是天生的逻辑学家。

本书列举了一些错得离谱的论证：其中大部分是靠不住的推理，小部分是思维习惯、思维模式与思维的偏差，还有些是自身完美却没有被合理使用的论证。本书并不是教科书，我列出的论证有些是重叠的，逻辑学家会将其视为同类拙劣思想的不同变体。所有我列举出来的错误论证，都是我们在现实世界中用过的，而且我对这些例子的编目方式，不仅与哲学教授不同，也不完全遵从批判性思维。做这种比较是为了启发读者去探索我描述的那些论证之间的异与同。

所有例子都来自于现实生活，它们反映出了近些年被大力宣传的非理性问题，主要是针对环境保护、替代医学、宗教、堕胎、安乐死、贫穷等问题的讨论。其中也有少量非常严肃的例子，比如量子绵羊诗人、幸运鸭和来自外星的神祈。

最初构思这本书的时候，我将它设想成摧毁歪理邪说的攻击性武器。读者能自行装备此武器，寻找并处理能够在任何地方找到的逻辑矛盾。然而，鉴于已经有其他人参与到这种福音式的任务中，我便做了重新考虑。我坚信，好的思维并不是“拥有合适的装备”，而是带有质询的提问，以及怀疑却不世故的态度。过度信任是理性最大的敌人之一，多数危险都出自其中。

因此，我试图使用最清楚的批判性思维原则解决可能出现的难题。每篇文章的结尾，我都给出了一系列问题、可供联想的事件或者一项任务，帮助读者进行深度思考，希望他们放下书本之后，还能在思想上有所回味。

这样一本书很容易给读者带来一种印象——貌似理性与非理性之间有一条清晰的分界线，而实际上并非如此。和我另外的几本书一样，本书只想作为更好的推理起点，而不是终极论断。

- 引言 一只中了彩票的鸭子

- Chapter 1 鸡同鸭讲——我说事实，你谈看法

- 1.我就是不相信它

- 2.做无规律运动的绵羊

- 3.不那么精彩的语录体

- 4.占星术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 5.为什么50%的人不相信进化论

- 6.谁说吸烟能致命

- 7.上帝不骑驯鹿

- 8.管好你家的约翰逊

- Chapter 2 鸭烂嘴巴硬——我强辩，我生存

- 1.布莱尔不卖军火，小布什也会卖

- 2.用iPod的贫困儿童

- 3.支持小布什，还是恐怖分子

- 4.被强奸是自食其果吗

- 5.英雄主义与人道主义

- 6.你应当长到两米四

- 7.在太阳升起的时候吃饱

- 8.男扮女装与女扮男装

- 9.如果我当时知道

- 10.不断上升的最低失业率

- 11.人类生来就有罪

- 12.向血汗工厂感恩

- Chapter 3 鸭声鸡斗——你方唱罢我登场

- 1.自来水是用来浇花的

- 2.伊丽莎白二世其实是一只蜥蜴

- 3.我没有和莱温斯基发生性关系

- 4.我知道上帝的思想

- 5.不可能的飞行器

- 6.堕胎不关红衣主教的事

- 7.中庸不需要申请

- 8.把所有的东西扭成一团

- 9.抱怨太多的女人

- 10.大气碳层的臭氧空洞

- Chapter 4 鸭唇不对马嘴——我说东来，你说西

- 1.吃奶酪的投降猴子

- 2.吃掉你家的转基因食品

- 3.在100%不含脂肪的纸张上印刷

- 4.如果不是全坏，那肯定是全好

- 5.古老的东西都是好的

- 6.偷窥狂的特许令

- 7.这本书什么都没教给我

- Chapter 5 指鸭为马——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吗

- 1.希拉里的外衣与乳沟

- 2.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 3.胎儿是一团细胞还是一个人

- 4.牛奶是奶牛的

- 5.发放紧急避孕药的言外之意

- 6.听莫扎特的人不会抢老太太

- 7.地球上到处都是外星人

- 8.同稻草人的论争

- 9.用波斯语把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

- Chapter 6 鸭假虎威——看谁比我更冠冕堂皇

- 1.情调音乐暗示的魔力

- 2.谁发动了伊拉克战争

- 3.希特勒是个素食主义者

- 4.人们有权挖掘猛犸象化石吗

- 5.禁止开车与安全

- 6.不和弗洛伊德叔叔说话就是忠于父亲

- 7.巧克力比接吻更能获得满足感

- 8.二氧化碳排放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9.癌症死亡率下降和谁有关

- 10.两天内录制的最伟大唱片

- Chapter 7 鸭子忧天——我不吓你我吓谁

- 1.2020欧洲末日

- 2.成功者与失败者的数量

- 3.卖淫只是一种临时过渡

- 4.总统都使用核威慑来维持和平

- 5.可怕的都不可能是真实的

- 6.汉堡包海洛因

- 7.能够相信转基因食品的安全保证吗

- 8.美国难道也是恐怖主义

- Chapter 8 掩耳盗鸭——好事归我，坏事归你

- 1.抛100次硬币正面朝上的概率

- 2.成为杀人犯纯属偶然

- 3.咖啡灌肠法攻克了癌症

- 4.强奸是天然的生物现象

- 5.戴安娜早就预见了致命的车祸

- 6.我就知道他们会这么说

- 7.与“漏洞先生”不谋而合

- 8.单亲家庭背负的骂名

- 9.找不到的武器

- 10.该死的谎言与统计数据

- 11.牛津大学有多大

- 结语 最后一句话

- 致谢

- 译者后记

引言 一只中了彩票的鸭子

【后此谬误】

主人告诉我们，这是一只能带来好运的鸭子，如果摸摸它，买彩票时就会有好彩头。

——马丁·弗罗斯特（Martyn Frost），《太阳报》

当马丁·弗罗斯特的妻子告诉他，他们中了将近一百万英镑的乐透彩时，弗罗斯特激动得号啕大哭。他们成功的秘诀何在？这对夫妻之前在曼彻斯特郡怀特菲尔德的唐廊餐厅抚摸了一只能带来好运的纸鸭子。果不其然，第二天，他们中奖了。

弗罗斯特认为确实是这只鸭子给他带来了好运气，这种说法听起来似乎没法让人信服。不过，因为做了一些迷信的事而获得了好运气——这种情况的确会让很多人心有所动。

举例来说，苏莱曼·艾哈迈德相信，因为买了一个幸运的手机号码，才“给他带来这么多令人难以置信的好运气”。新闻报道上提到的有关他后来命运唯一的具体变化是：“他被那些渴望与他约会的女人们锲而不舍地追求着”，而这些女人中没有一个能站出来回应此评论。与这个号码相关的最幸运的事情似乎是，艾哈迈德过去一度打算加点钱把这个号码卖掉，然后去买不动产。

我们假定自从买了这个手机号码之后，艾哈迈德确实有一段时间好运连连，但这能证明此号码真的有什么神奇功能吗？马丁·弗罗斯特中了彩票，就能证明他摸过的是一只会给人带来好运的纸鸭子吗？不能。两个例子的答案都是否定的。这其中的原因再简单不过：有这样想法的人犯了一个被称为“后此谬误”的常见错误。

下面说说这种错误的运行过程。想想“如果X，那么Y”这种假设条件句，例如，“如果这是一个幸运的数字，那么拥有它将会给我带来好运”。假定艾哈迈德在买了这个号码之后确实交了好运，那么他会很自然地认为假设从句中的后半句话是真实可信的——“这是一个幸运数字”。但它不是，这是因为只有当此号码是幸运号码的时候，他才能交到好运。当然还有其他原因能解释他的幸运。我们大多数人都认为，运气是随机分布的，在任何既定时刻，你都有机会交到好运。因此随后到来的好运并不能永远证明一定是前面的原因导致了后面的结果。

在其他例子中，这种错误更容易识别。想象一下我们正在观看一场足球比赛，我说：“如果我挠挠腿，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内会进一个球。”然后我真挠了腿，并且真的进了一个球，估计没几个人会觉得是因为我挠腿导致了进球。

当然，这种巧合毕竟很少见，但是人们稍作发挥就会上了后此谬误的当——他们会抢在其他事情之前，先将功劳归结到因果力量上。许多迷信行为就是以这种方式开始的。比如有人戴了顶帽子去看首场比赛，结果那天他们的球队赢了。从这天起，这顶帽子就成了他们的幸运帽。

同样让人惊讶的是，人们还会对此增加更多离谱的解释。举例来说，既然艾哈迈德当初是基于这个手机号码的宗教意义才花了5000英镑去购买的，那么在他买下这个号码时，很难说与他的宗教信仰完全无关。中奖后艾哈迈德说这个号码让他“更关注”自己的宗教信仰时，他似乎混淆了原因与结果。坚信幸运号码会带来好运，无疑会给艾哈迈德带来一定的自信，然后这个号码就被解释成帮助他在把妹以及其他生活领域更加成功的原因。

电话号码与鸭子的例子也许看上去很好笑，但在其他时候，我们自己会犯多少次“后此谬误”呢？假设你吃了某种药，你的病随后有了好转，难道这真的表明一定是这个药起作用了吗？当你说某件坏事不会发生，但是它却发生了，这能说明你万不该“试探命运”吗？如果某人在变得非常虔诚之后犯下了万恶的罪行，这能说明宗教必然导致极端主义吗？

Chapter 1 鸡同鸭讲——我说事实，你谈看法

1.我就是不相信它

【诉诸无知】

没有谁能在神志正常的状态下遨游太空时，身处无边无尽、无所不在的黑暗中，却无视这种经验中的灵性体验，更不消说怀疑上帝的存在了。

——尤金·塞尔南（Eugene Cernan），《月球上最后一人》

但凡神志正常的人读了塞尔南的著作，一定不会怀疑美国宇航局对宇航员们进行过高级的修辞学训练。仅仅在一句话里面，塞尔南硬是能打出三记含含糊糊但却极富说服力的重拳。这话里透出一种情绪化的、带有人身攻击性质的辱骂——谁不同意我，那他就是神志不正常！他还带着点权威的口吻，以及一种“我到过太空，哥们儿你可没有，所以你最好相信我的话”的态度。从本质上讲，这种方式可以称为“诉诸无知”。

诉诸无知的逻辑本质是这样的：如果一个人不能相信或者无法想象某件事情是真的，那么基于这个理由，他就可以认为这件事情是假的。反过来，如果他不能相信或者无法想象某件事情是假的，那么他就可以认为它是真的。

在上面所举的例子中，当塞尔南遨游太空时，他实在无法相信宇宙的背后并没有某种灵性空间（spiritual dimension）或者神的存在。他这番话潜藏着一个隐含的论证过程：他在探索太空时无法否认上帝的存在，而且任何一个正常人都不能否认这一点，所以，上帝的确存在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塞尔南的那番话，说白了就是这意思。他让你也无法否认上帝的存在，因为如果你否认了，就等于宣告自己不正常。但这只是一个混杂着辱骂的独断，它并不能更进一步推动该论证。

这种糟糕的论证经常出现，一旦我们将其结构梳理清晰，它的缺陷就会变得更加一目了然。通过想象去判断某物“是或不是如此这般”，是我们人类的无能，但这本身并不能成为我们认为某物“不是或是如此这般”的理由。有些真实存在的事物就是超出人类想象能力之外的。即使我们对某些体验具有强烈的信念，这也并不意味着这些信念就是真理的可靠基础。

即便塞尔南所言不虚，神志正常的人在这一特定时刻确实不会否认上帝的存在，但这也只能说明人类的轻信程度，而不能证明是这种特定经验迫使我们相信上帝存在。

有太多事例与此雷同，人们总是轻率地倚重于自己的想象界限。虽然我本人无法凿实地观想出从单细胞进化到人类的过程，但是这种想象力上的无能并不能作为否认人类进化过程的某种理由。更直白点说，当我观看电锯活人的魔术时，即使看不出其中的秘诀，但是我也不会蠢到真会相信那个人被锯成了两半。

然而，尽管“诉诸无知”这种逻辑谬误看起来简直是一种思想上的草率，但其要害却是一个令人不自在的真理：人类理性存在根本限制。在理性的论证中，你总会有一个合理的争论点，让你只能将事物理解为“如此这般”。例如，如果我给出数字以及加法规则，你只能得出1+1=2；如果你还算不出来，我还可以再解释一遍。有时候关于运算的道理就这样是明确地、不容置疑地出现在你的脑海中。同样，如果我向你展示关于地心引力的实验，在某些步骤上你也只能是“我知道了”。

某人神志清醒时探索宇宙而否认上帝的存在，或是某人神志清醒时计算“1+1”却否认结果是2，这之间有何区别？不是有这样的人吗，神的观念对他们来说是如此真实，以致他们无法抗拒，就像无法否认自己心智的存在一样。“我们不能否认它”并不能证明“它是真的”。如果人们接受这一说法，会对世间的一切都持怀疑态度吗？

2.做无规律运动的绵羊

【伪科学】

我决定以绵羊为媒介，通过诗歌的方式，去探索随机性以及量子力学的其他法则。

——瓦莱丽·劳斯（Valerie Laws），艺术家、诗人

要嘲讽当代艺术实在是太容易了，那种反刍类哺乳动物居然也被用作当代艺术的材料。瓦莱丽·劳斯牵来一群绵羊，在每只羊的背上用颜料喷涂一个单词，凑成17个音节，与一首日本传统俳句的字数相等。这一举动的创意在于，羊群马上会自己重新挤成一团，但是在它们每次站立不动的瞬间，就创作出了一首新的诗歌。

我相信有很多人能领会她创作这种“羔羊体”抑扬格五音步诗歌（lambic pentameter）的快乐，但是这与量子力学有什么关系呢？量子理论是在次原子的层次上，揭示宇宙中最细微的成分是如何构造出这个世界的。那种认为羊群在田野里悠游时也“遵循”着量子理论的想法，只能让你一脑袋糨糊。

“量子力学是物理学的一个分支，许多人认为它难以理解，因为量子力学看起来好像与常识相违背”，在通过实例证明自己的观点之前，劳斯指出，“随机性与不确定性是宇宙形成方式的核心，这一点与依靠规则生活的人类极为不同。”

劳斯似乎懂得一些与量子力学相关的时髦术语，比如随机性与不确定性，就好像这些术语是量子力学的专属名词。不过量子力学所讨论的不确定性是指电子的动量与位置不能被同时测量到，但是我们在确定羊的动量与位置上并不存在任何困难。那群羊凑成的诗歌可能是随机的，但是随机性并不是量子力学所独有的法则。随机性，至少从字面表述上看，也同样出现在物理学其他领域。

所有的科学都有可能以同样的方式被滥用，但是那些流行的假量子理论听起来更打动人。举例来说，坊间有许多关于“量子知觉”的谈论，即运用量子理论解释知觉。当然还是有很多很严肃的研究，比如罗杰·彭罗斯（Roger Penrose）就声称知觉难题的答案将从量子理论得来。但是绝大部分关于这一主题的“文献”只是推测与一种可疑类比的结合，例如丹娜·左哈尔（Danah Zohar）在《量子自我》（The Quantum Self）中，猜测量子的波/粒二象性和身体与精神之间的双重性有某种对应关系：粒子与身体相对应，两者都是具体的；而波比较抽象，与精神非常相似。这种类比，加上一定程度的猜测，导致了她将“知觉”解释成大脑中以量子状态存在的精神与物质的结合。但几乎所有物理学家都认为左哈尔宣称的这种能解释知觉的量子状态——玻色爱因斯坦凝聚态，完全不可能存在于像大脑那样温暖潮湿的地方。

量子力学艰涩而难于理解，因此人们似乎倾向于认为，那些同样高深莫测的东西都能或多或少被视为一种量子现象，但这根本就是驴唇不对马嘴。正如心理学家苏珊·布莱克莫尔（Susan Blackmore）在某次会议提交的一篇论文中，就使用量子理论解释知觉这一问题所说的那样：“它们不能解释知觉。它们只是使知觉量子化。”

对量子理论的这种错误使用，也是一种错误的论证方式，即用一个神秘取代另一个神秘，好像这样就是对前一个神秘做出了解释。我怀疑，是否某些非常流行的观念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举例来说，凌驾于我们的理解力之上，作为第一推动力而存在的神秘上帝，是否能够解释造物的秘密呢？就像解释事物时存在对科学的误用一样，在用宗教解释科学所不能解答的难题时，是否也存在着对宗教本身的误用呢？

3.不那么精彩的语录体

【空洞的假智慧】

穷人卖毒品，所以他们买得起耐克；富人卖耐克，所以他们买得起毒品。

——弗雷德里克·贝格伯德（Frédéric Beigbeder），《9.99镑》

在严肃的社会圈子里，有一种普遍的哀叹，感慨我们正生活在“语录体”[1]时代中，审慎的论点被零注意力的一代用速射式修辞所取代。简短尖锐、令人印象深刻的表述就是王道。

虽然语录体很多时候只是词汇滥用而非基于实际的描述，但如果你赞成简洁与印象深刻的表达方式，这些东西突然间就不再是语录，而是格言或者“珍珠般的智慧”。从文学作品中、电影里、舞台上引出的佳句通常如此。为了强调这些格言与语录体的共同属性，我们称其为“智慧语录体”[2]。

颇具反讽意味的是，正是那些对语录体的浅薄不屑一顾的人，常常会对同样空洞（如果不是更空洞的话）的“智慧语录体”深信不疑。例如，从弗雷德里克·贝格伯德的小说《9.99镑》（￡9.99）中，就可以看到这一点。有一位评论者认为，该书提供了一个绝佳的例子，以证明一个出类拔萃的作者是如何令人醍醐灌顶的。但是，这一智慧语录体却经不起最随意的检验。

不能否认有些穷人通过卖毒品以满足其更多的商品消费，而有些在跨国公司工作的高级白领却是瘾君子。但是上面这一智慧语录体暗含了更多的东西——关于消费毒品的恶性循环：富人创造了穷人对于消费商品的需求，从而赚取毒资；与此相反，穷人提供毒品以获得消费品。因此，资本主义就有了一种自存机制，这种机制使得穷人永远受穷，富人始终地位牢固。这并不是对事实细微或者是深刻的描写，也无助于理解瘾君子与贩毒者、跨国集团与穷人之间的复杂关系。

更进步一说，难道说穷人大部分都贩毒吗？虽然毒贩子大都是贫苦出身，但是实际上这些人后来都富得流油。他们的很多毒品实际上卖给了穷人，正是毒瘾使得穷人一贫如洗。但是，关于“贫穷者受到他们已经脱贫的同类的剥削”这一观点，对于知识分子群体而言，不如“贫穷源自于公司老板的贪婪所犯的罪恶”这种说法那么有吸引力。

剥去“智慧语录体”中无意义的一面，我们就能获得这样的观点：穷人渴望获得物质商品这一点不言而喻，而这种愿望部分是由于商品生产者的推波助澜形成的；此外，还有很多富人嗑药。这真没有留下多少让人印象深刻的地方。

我们可以把这个例子与一个善意的语录体相比较：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过去喜欢说“没有责任就没有权利”。这个语录体说得太简单化了——例如，新生儿就只有权利而不需承担责任。即使是把这种明显的特例抛诸脑后，我们也可以更郑重其事地对此进行讨论。如果我们在一个社会中享有权利的话，那就意味着人们有责任来维持或是不侵犯这些权利。权利的普遍存在，并不必然伴随着责任。

在关于评论的争论中，无论是被嘲笑的语录体还是雄辩有力、广受推崇的智慧语录体，最终都是空洞的。我们似乎常被看似智慧实则错误的格言警句所蛊惑，作家、诗人、知识分子都擅长此道。即便我们已不为政客的语录体所动，这两类语录体的实际优势也很少能完全体现出来。

有多少智慧的谚语真是智慧的？想想一些经久不衰的古语：“不经磨难的人生缺乏意义”，“没有上帝，一切都不可思议”，“有备无患”。这些俗语是真实深刻的洞见吗？或者仅仅是些让人迷恋其中的语录体而已？

4.占星术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确信偏见】

某天，一位名叫查尔斯·约翰·夸脱的灵媒告诉乔纳森·卡涅尔，说他将来会创作出为上百万人所阅读的占星术专栏。

——戴维·史密斯（David Smith），《观察家》

你能相信吗？多年之后，乔纳森·卡涅尔（Jonathan Canier）真的写出了为数百万人所阅读的占星专栏！顺带说一句，卡涅尔的预言给“致力于微妙地传播偏执的报纸”增色不少。

夸脱那不可思议的准确预测是否让你印象深刻呢？让我也来试试：如果你已经是占星术的信徒，你的答案将是“确实”；如果你不是，你的答案将是“没有”；如果你是不可知论者，你可能会发现有那么几分可信。

我说对了没？尽管不是因为我会什么巫术，但说得也八九不离十吧。其实，我只是知道这种被称为“确信偏见”的心理学效应。它关系到我们如何过滤掉大量支持或反对的各种理论与假设证据，从而使那些支持我们已然相信的理论或假设的证据更强有力，或者比否定它们的证据更明显。实际上，我们可能会更进一步，很少注意甚至根本不注意那些否定性的证据，而是将注意力几乎全部集中在那些支持我们早先已经确信的看法的证据上。

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那么多人会被灵媒和占星术士的话所打动。如果我们倾向于相信超自然，那么会更容易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灵媒对过去或现在已经做出准确判断的事例上。这些事例又再次“证实”了我们的信仰——灵媒们真的了解某种超越物理世界之上的知识源泉，至少超越了科学可解释的范畴。

然而，如果我们不相信超自然，那么就会将注意力集中到其他预言落空或灵媒出错的例子上。举例而言，阅读关于乔纳森·卡涅尔的文章——暂且把对这个故事真假的怀疑放在一边——我们会觉得这个准确的预言算不得什么，因为那位灵媒可能还说过许多没有成真的预言。

所以，很清楚的是，站在此争论两边的人都会成为确信偏见的牺牲品。此外，在这一案例中，确信偏见对相信者比对怀疑者更有效也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这是因为，如果我们完全中立地看证据，就会发现，对于每个表面看来占星术士预言成真的事例，都有许多预言落空的事例相伴。在更多的情况下，很多预言都模棱两可，总是可以从某个角度发现它们的合理性。确信偏见有可能引导相信者犯错误，因为在证据的天平上堆积着对占星术真实性的否认。只有通过选择证据来适应他们的信仰，才有可能得出关于占星术有效的结论。

确信偏见同样影响着政治言论。一旦使布莱尔和小布什相信伊拉克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他们就会在支持他们立场的证据上比那些挑战该立场的证据投入更多的比重。可以肯定这就是确信偏见的一个典型例子。他们有可能试图保持思路开阔，然而，一旦你忠实于那些自己视若真理的东西，要想毫无偏见地评估所有证据就会变得很难。

另一方面，那些相信小布什和布莱尔被纯粹的个人动机所驱动的人，会更多地被支持自己观点的证据所打动，而较少注意那些表明“他们即使犯了错误也是出于真诚”的证据。关于小布什与布莱尔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事上是否说了谎，或者是否犯了错的具有争议性的问题，在各自所依据的“清楚的”证据面前，亦变成了一目了然的事件。当此情形发生时，所有的负面证据皆消失不见。

确信偏见是良性思维的真正障碍，但又不同于某些推理错误，它很难被彻底根除。你在哪些问题上最倾向于确信偏见？你是愿意支持有机食品的主张胜过反对，还是相反？对于我们破坏或者未破坏地球的证据，哪个让你更警觉？你是不是更愿意指出那些表明你孩子非常有天赋的征兆，远胜过那些表明他非常平庸的证据？

5.为什么50%的人不相信进化论

【不确定性论点】

本教材提到了进化论。进化论是一个有争议的理论，有些科学家将其视为对一切有生命的东西，如植物、动物以及人类起源的科学解释。当地球上最早出现生命时，人类还未诞生。所以，任何关于生命起源的学说，都只能被视为理论，而非事实。

——亚拉巴马州教育委员会写在所有生物教材上的警示，1996—2001

在美国学校教授进化论一直都是很有争议的。在1935年的“斯科普猴子诉讼案”（Scopes Monkey Trial）[3]中，一名田纳西州的教师因教授进化论而被判违反了被称为《巴特勒法案》（Butler Act）的州法规，并因此获刑。这一法规直到1967年才被撤销。翌年，最高法院判定阿肯色州一部类似的法律违背了美国宪法第一次修正案。2005年，美国联邦区级法院督办宾夕法尼亚州中部法院裁定“智能设计论”[4]不属于科学课程。类似的争议仍然在吵嚷不断。

大多数科学家面对这些事都感到绝望，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当证明进化论正确的科学证据呈现压倒性趋势的时候，还有这么多人抵制它。然而抵制进化论的，并非只有美国人。一项由BBC《地平线》（Horizon）节目发起的民意调查发现：仅有48%的英国人相信进化论是描述生命起源与发展的最佳理论；22%的人更倾向于上帝创世说；17%的人相信智能设计论。

有很多原因导致进化论很难被接受，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宣称进化论“只是理论，而非事实”的说法打动了很多人。

进化论确实是理论，我们也不能确定它就是对的。但非要争的话，那就要承认其实没什么东西能让我们肯定。也许我们不是行走在地球上的人类，而是半人马座阿尔法星（Alpha Centauri）上的一个现实虚拟器的蜥蜴，被地球上拥有自然生命的幻觉所养活。这种说法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为我们也不能百分百肯定自己没有被此类或不计其数的其他幻想所欺骗。

如果我们在学校里只教授百分百肯定的事实，那根本就没什么东西可教了；取而代之的是，我们仅仅教授那些具有压倒性证据证明其正确的东西。这里所谓的“事实”并非是铁打的，而是找不到合理怀疑的依据，或者是压倒其的可能性。

亚拉巴马州教育委员会围绕着进化论的不确定性大做文章。它本当宣称，在没有像“创世说”或“智能设计论”这样可供替代选择的情况下，该理论不能确定被教授——这样说会显得更加尊重知识。这种教学方法并非史无前例：例如，通常历史教师就要让学生意识到，对于真实的历史事件，其实存在着各种纷争的版本。

然而，这种说法也站不住脚，因为几乎所有的科学家都认同进化论的证据与其他无数没有争议的科学假想的证据一样坚实。虽然对于进化究竟如何发生还存在盲区，但是地球上的生命确实经历了进化，这和其他科学学说一样是可以肯定的。

因此，主席团决定仅仅求助于“事实/理论”的划分方法（好像这种方法和这个理论紧密相连一样），同时对该理论存在的“争议”做出附加说明——这是大众的做法，而不是那些真正理解该理论的专家的做法。科学争议围绕在进化如何发生的细节上，而非是否存在进化上。

人们似乎认为不确定性总需要被否决。其实，必然性只是一个程度问题——当程度较轻的时候，你不需要总是停止判断。一般而言，只要对那些不可能发生但又有可能发现这个判断错了的事物保持开放的头脑，这就足够了。正确的思维不需要对我们信念中的不确定性过于在意，也不需要停留在一种虚假的安全感上。

少量比例的不确定性或许不需用不可知论来支持，但是当事情变得很不清楚的时候，停止做判断真的就是最好的选择吗？因为“上帝不存在”不能被确定，一个人就要成为不可知论者吗？因为不敢保证我们死后会发生什么，所以对于此后地球上是否还有生命就可以不置可否吗？因为“9·11”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可能有错误，我们就要撤销他们的报告吗？对于“不确定性足以让我们停止判断”的这种说法，你又有多确定呢？

6.谁说吸烟能致命

【质疑真理】

科学方法无法证明吸烟是肺癌产生的原因。肺癌的原因至今未明。

——帝国烟草公司（Imperial Tobacco）官方文件

当你质疑某人的论点，并要求他对此“进行证明”时，这看起来是一个公平的挑战。按照通常的理解，这就是我们把握事物的方式。问题在于，一个充足的“证据”几乎总是给不合理的质疑留下了空间。

对确定性的追寻至少能追溯到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明确表示，最高形式的知识是关于确定性以及永恒不变的真理。绝对的确定性从此成为很多哲学家的目标。

然而，今天很少有人会认为在大多数的人类知识领域中获得绝对的确定性是可能的。大卫·休谟对于“事实问题”与“观念关系”所做的区分在这点上非常有用。观念关系包括了数学、逻辑以及完全由定义构造的命题；事实问题则包括了关于现实世界的所有真理。休谟指出，我们不能通过严格的演绎方法——就像在数学中使用的那样，来建立现实的真相。进而言之，过去的经历提供了这些真相的证据，这些证据在逻辑上并非滴水不漏，但足以让我们做出判断。

我们来看一个关于水的沸点的简单例子。从逻辑上说，水在100℃时沸腾并非来自于以往的事实（这当然会受到水的杂质及气压的影响），也不意味着水必然会在100℃时沸腾。但这无关紧要，因为现实世界并非是按照严格的逻辑演绎方式建立起来的。或者说，这种现实是通过概括，从过去的经验中获得的。正如史蒂芬·杰伊·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所说：“在科学中，‘事实'仅仅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确认保留临时同意的意见'。我假设明天苹果开始往天上飞，但是物理课堂可能不是说这番话的恰当场合。”

任何事实都能受到质疑，这是显而易见的。对于那些非常确定的真理，我们一旦接触到具有压倒性证据的事实，而这些事实又不足够的时候，问题就会变得模糊。例如吸烟与肺癌的关系，虽然有证据表明吸烟就是导致肺癌的主要原因，但是对那些要求更高标准证据的怀疑论者，还是留有可能的余地去宣称目前尚未找到恰当的科学证据——因为并非所有的其他解释都已经被排除了，所以吸烟可能根本就不是导致肺癌的主因。

我们不要被以上的诡辩所迷惑。“其他的解释也具有逻辑上的可能性”这一事实，只是转移话题（red herring）而已。科学有时候是会出错，这并不是新鲜事：科学从本性来说就是难免犯错的。要求科学不犯错，就违背了亚里士多德明智的戒律——对事物精度的要求不要超出它本身。像伏特加酒的行家一样，真理的追寻者不能等待100%的证据，我们必须允许少量的不确定性的存在。只有存在合理怀疑，才能使我们对之前的结论产生动摇，但绝不是随便什么质疑都会使我们对结论动摇。

然而，这种说法还有另一面。虽然证据不足时我们不必放弃之前的判断；但是必须牢记：即使是最广为接受的科学事实，也有可能被最终证明是错误的。例如，科学哲学家哈索克·张（Hasok Change）[5]就讨论过，水的沸点如何在杂质和气压之外还受到盛装容器种类的影响。显然，很多工程师都对此了然于胸，然而大多数人对于“水的沸点是100℃”仍深信不疑。所以，一方面我们不能随意质疑，推翻之前的判断；另一方面，我们又要对于新证据持开放态度，这些新证据也许将推翻我们最坚信不疑的信念。但是，在过分的怀疑主义和过度确信之间找到平衡点，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重温怀疑论有助于我们认识到，缺乏绝对的确定性是一种通则而非特例。试着挑出任何一个你较为确信的信念，然后问问自己还有哪些方面不能使你确信它一定是真的，想想哪些理由能表明它有可能是假的。这种练习或许比较费神，但它能帮助你用一种平衡的方法加强对不确定性的认识。

7.上帝不骑驯鹿

【丧失要点】

道金斯经常把对上帝的信仰与小孩对圣诞老人或是牙仙的迷信进行比较，认为一旦我们成熟就不再如此。但是这种类比是有缺陷的。有多少人是从成年开始相信圣诞老人呢？

——阿利斯特·麦格拉斯（Alister McGrath），神学家

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并不是无神论者的官方发言人；对于有神论者而言，他也不是特例。有很多书是直接针对他的畅销书《上帝的迷思》（The God Delusion）而出版的，但是道金斯把那些书的作者称为“跳蚤”——源自叶芝的诗句：“难道狗会因为身上的跳蚤而获得奖赏吗？”

阿利斯特·麦格拉斯就是这些“跳蚤”中的一员，他的书《道金斯的迷思》（The Dawkins Delusion）在《上帝的迷思》面市仅仅4个月之后出版。麦格拉斯并非不是老学究，但是当他寻章摘句地批评道金斯著作中的普遍性错误时，仍完全没有切中其某些论点的要害。

道金斯并不是第一个把对上帝的信仰与对圣诞老人、牙仙、面条怪等虚构事物的迷信进行比较的人。对于道金斯来说，运用类比的方法是一个典型的修辞上的弱点，因为它比较容易取悦于无神论者，而信徒和倾向信仰的人则会认为这种方法比较浅薄且具有侵犯性。然而，麦格拉斯的回应与道金斯的著作相比，则具有更显而易见的逻辑缺陷。

任何通过类比表达观点，重要的是判别哪些部分是与类比相关的。例如，当罗伯特·伯恩斯（Robert Burns）写下“我的爱是一朵红红的玫瑰”时，他并不是说爱是长在土里、需要浇水、插在花瓶中看起来很漂亮的玫瑰花。同样，说对上帝的信仰像对圣诞老人的一样，也不是说上帝只对小孩有意义，更不是说上帝有匹叫鲁道夫的驯鹿。道金斯进行类比的重点在于信仰的证据基础。道金斯认为，上帝像圣诞老人和牙仙一样，有些人对此深信不疑，但是从未有证据表明他们是存在的。他之所以故意使用了一些我们知道并不存在的事物作为例子，因为他想强调，上帝与这些儿童幻想中的人物相比并没有更多的证据表明其存在。

这种论点也可以被挑战：也许你认为的确有证据表明犹太—基督教的上帝是存在的。但如果你坚持的是一些类比中不相干的方面，那么这个论点就根本没有被触及。麦格拉斯就是这么做的。他认为这个类比是错误的，因为人们是成年以后才开始信上帝的，而只有小孩相信圣诞老人。这简直风马牛不相及。道金斯的论点和人们什么时候开始信仰没有关系，他的论点全是关于证据的。

以我的经验来看，人们经常会不明类比的要义。他们常常假设你在比较论点的所有要素，而实际上你只是想指出某一方面的共同之处。还有一些其他的方式也不能切中要害（如一种被正式称作“论证谬误”的错误）。例如，在关于堕胎的辩论中，“堕胎合法化”的赞成者通常是通过诉求母亲的生育权来回应对胎儿状况的讨论。如果对堕胎的反对是基于“堕胎等同于谋杀”的论点，那么讨论母亲的生育权又于事何补呢？只有讨论堕胎到底是不是谋杀，才是对此论点的回应；而讨论生育权通常只是变换了主题，根本就没有切中要点。

“鸡同鸭讲”的讨论随处可见，因为我们容易习惯于从一个特定的习惯视角讨论与自己相关的事情。从不同视角出发考虑问题的能力，需要丰富的想象力。例如，当我们称“无谓”的杀戮时，难道不是忽略了杀戮者的感受吗？如果有人仅仅因为个人自由而为安乐死辩护，难道不是没有明白宣称这种方式将会造成更多的死亡吗？我们经常抓不住问题的关键，难道不是因为我们习惯于假设一切早已了然于胸？

8.管好你家的约翰逊

【语境误解】

先生，为什么你找不出一个愿意离开伦敦的知识分子呢？

是的，先生。当一个人对伦敦感到厌倦的时候，他其实是对生活感到厌倦，因为伦敦能满足你对生活的全部渴求。

——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

约翰逊博士多次赞颂伦敦，就好像它是一条已然确立的真理——表明对英国首都极度厌倦，就是承认对生活彻底绝望。不过即便约翰逊所说的那些话都是对的，对于愿意附和这句话的真理性以抒发对伦敦之热爱的人来说，也还是遗留着许多问题。其中最明显的是，这个观点已经过时200年了。1801年，博斯韦尔（James Boswell）的《塞缪尔·约翰逊的一生》（Life of Samuel Johnson）发表十年之后，伦敦的人口总数是90万；2002年则达到740万。要不是尚有许多历史建筑被保留下来，约翰逊可能都认不出今天的伦敦了，更别说是用什么方式来评判伦敦是不是世界上最适合生活的城市了。

而且，对这段话的上下文稍稍核实就会发现，它表达的甚至根本都不是约翰逊对伦敦生活的总体性赞扬，他说的只不过是“知识分子”的生活。当然，那时候知识分子就意味着安逸的中产阶级，并且一定是男性而非女性。在这个高级圈子之外的人，聪明也好，不聪明也罢，对伦敦感到厌倦可能并不是因为对生活感到厌倦，而是出于对更美好生活的渴望。

想想看理查德·施瓦茨（Richard Schwartz）在《约翰逊时代的伦敦日常生活》（Daily Life in Johnson's London）中的描写：“茅舍和窝棚十分普遍。许多穷人在肮脏的房屋内挤成一团。相当多的城市居民生活和工作在地平面以下。”即便是身处约翰逊所在的时代，也有大量合理的理由对伦敦感到厌倦。

在这个例子中，对语境的漠不关心通常不会招致反对。这些语录呈现的是作者自己的生活，却被人们草率地用来简明扼要地表达一种普遍的观点。我自己就曾脱离语境地引用叶芝的诗句“好人缺乏信念，坏人则狂热到极点”，来赞美信仰的匮乏，但是叶芝在原诗中实际上是哀悼信仰的匮乏。同样，当人们拿约翰逊的话出来显摆的时候，他们无非是借用一些比自己说得更好的言语来表达他们的感受。然而，当我们拿某样东西作为权威去评判，同时去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时，忽视语境就是不可原谅的。

另一个忽视语境的突出例子，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在1848年《共产党宣言》中的断言：“无产者失去的只是锁链。”即便是最守旧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不得不承认，基于工人阶级的现况与150多年前的巨大差别，如果认为这句话还是真实可信的，就要给出证据。一个人不能妄想某一条在特定的历史时刻与地点做出的断言，仅仅因为经年的反复使用就能变成真理。

大多数人都有自己最喜欢引用的名人名言，我们随处使用它来表达并评价自己的信念。但是你最后一次回到原文出处，核实作者真正的意图，是什么时候呢？试想一下：你可能会发现，那些你认为清楚而坚实的观念实际上并不那么明确，而是比你所认为的更加有趣。

[1] 语录体（soundbite），是电子媒体中的用语，指政治人物在采访中用短短几句话发表一个掷地有声的意见，并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也就是“简短而精悍的话语”。本文中用“语录体”作解。——编者注

[2] 智慧语录体（wisebite），为作者巴吉尼根据“soundbite”自行延伸发明的复合词。——编者注

[3] 美国法律中的著名诉讼案之一，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此处1935年疑似为1925年之误。——译者注。

[4] 智能设计论又称外星神创论，是一种认为地球上的生命是由外星种族创造的古代宗教观点，而这些外星种族被人类供奉为上帝。——编者注。

[5] 原文为Hasok Change，疑为Hasok Chang（哈索克·张）之误。哈索克·张是著名科学哲学家，主要理论为“补充科学”，此例可参见其关于“认识迭代”的研究。——译者注

Chapter 2 鸭烂嘴巴硬——我强辩，我生存

1.布莱尔不卖军火，小布什也会卖

【非我即你】

如果我们想停止在该国进行防御性武器交易，那么我们确实可以做到。但是这样做带来的结果只能是在我们停止生产的当口，又有其他国家立马开始对其售卖曾经由我们提供的此类武器。

——托尼·布莱尔

我们曾经多少次听到过人们使用类似的辩论对策，为自己那些道德含义模糊的行为辩护？这其中的逻辑一目了然：我的行为也许会产生一个你反对的结果。但是如果我不做，别人也可能会做，那么同样的结果还是会出现。这样的话，你批评我的所作所为就没必要了，因为这并不会阻止你所反对的结果的发生。

后果主义的道德理论认为，一个行为如果产生了很坏的结果，那么这个行为就是错的；如果产生的是好的结果，那么就是正确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一个行为仅仅因为别人也可能会这样做而变得正确。

如果这种说法的错误足够明显，那么为什么它还会对我们有一种奇怪的吸引力呢？原因之一就在于十足的一厢情愿与自私自利的结合。当做某事会给我们带来损失或使我们有所得时，大多数人会经常使用或者听到这类辩解，因为纯粹的自利会使我们倾向于使用任何看起来使自己的行为倾向合理的借口。

第二种解释相对温和。对行为的道德评估，从某种程度上受制于它们如何有益于使世界变得更美好，这是很自然或许也是很正确的想法。因此从某种意义上，不断追问“如果我这样做或者不这样做世界是否会变得更美好”，是很正确的。但是要回答这一问题，不仅需要设想我们自己的行为与他人行为相结合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同样还需要设想我们对行为结果究竟有何贡献。很有可能我克制了某些不好的行为，但结果并不会使世界变得更美好；然而如果是我，而不是其他人，做出了坏的事情，那么所发生的一切责任都应当由我来承担，我不会因为别人也有可能这么做而推卸自己的责任。事实是，我做了，就必须因此承受谴责。

这也是我们通常对他人做出道德评判的方式。举个例子来说，设想你的一伙朋友铁了心计划去杀死某人，而你完全没法劝服他们。难道因为无论如何总会有人扣动扳机，所以当你自愿去协助他们杀人的时候就变得没什么罪责？这种想法确实够荒唐。

就军火买卖这件事来说，“就算英国人不做，别的国家也会做”——这并不是很充分的正当理由。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军火买卖本身是否合理。这有点像魔术师把我们的注意力从手上的小动作转移到别处，这种辩解也是这样。

此类托辞很少被我们严肃对待，尤其是当防止某些人做坏事或是作为拒绝接受犹太人的理由时——无数被当局所镇压的人在死亡集中营内被折磨、强暴，甚至被杀害。那些涉及施行暴行的个人，当时的情况也许确实是出于“如果他们不做的话别人也会这样做”，但是他们的行为并不因此而变得可以原谅。对于那些被迫施行恐怖行为与自己被惩罚（甚至是被杀害）之间做出抉择的人们，确实很令人同情。这种同情使我们在审判那些做错事的人们时更加宽容，但是这些因素并不能使罪行本身变得正确。

声称“你做某件错事更好，因为别人做的话可能会造成更坏的结果”，这并不是很好的辩护词。例如，如果要在合法地提供高纯度海洛因，与由那些并不在意是否会造成污染的罪犯们来提供毒品之间做出选择，应该选哪个呢？在那种声称“如果我不做，别人也会做”，甚至后果更严重的辩解中，是不是至少还有一丁点有意义的东西呢？

2.用iPod的贫困儿童

【公平的规定】

政府可能已经考虑收回关于2010—2011年远景目标的全心承诺，对此我们深表忧虑。不能实现该目标，意味着有意识地选择延长数以万计的儿童身处贫困状态的时间。此举若非必然如此，万不可取。

——英国国会下议院财政政策委员会

英国政府曾经制定了雄心勃勃的目标，力图在2010年将贫困儿童数量减少一半，到2020年彻底根除该问题。自这一誓言制定之日起，60万贫困儿童已经被成功解救出来。但是这种状况在2005年6月曾一度出现严重倒退，多达20万的儿童重返窘境。将家庭开支计算在内，约瑟夫·朗特里基金会（Joseph Rowntree Foundation）推算出在2005年，每三个儿童中就有一个仍身处贫困线以下。

但是，“贫困儿童”到底该如何定义呢？就官方而言，它被定义为“在收入少于社会中等水平60%以下的家庭中生活的儿童”。我确信目前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儿童确实很穷困，并且社会应当尽其所能地帮助他们改善。但我的困惑在于，根据这种对贫困的定义，在数十年的时间内，有可能会出现吃得好，住得好，听着iPod播放器，拿着手机，看着卫星电视的“贫困儿童”。只要他们的家庭收入少于平均数，我们就必须说他们很“贫穷”。

更荒唐的是，按照这种定义来衡量，实际上减少贫困儿童数量的最佳办法，就是降低平均收入，并且保持社会上最贫困者的数量。那么即使整个社会所有成员的平均收入都在绝对值上恶化，只要最贫穷者的生活标准稍微下降，就很少有人能达到官方定义的贫困线。这在逻辑上是可行的。

一旦我们不再按照自然、有机的方式使用语言，而是粗暴严格地规定应该如何使用某些特定的术语，就会出现以上那种胡言乱语。这种情况难以避免，尤其是涉及政府的时候，原因在于，为了提供一贯制的标准，政府需要严格定义他们所使用的术语。但这也可能造成怪诞的后果，例如，《麦克弗森报告》（Macpherson Report）在判定黑人青年斯蒂芬·劳伦斯（Stephen Lawrence）被谋杀之后，实施的一项问卷调查的结果——“种族事件”应该被定义为“任何被受害人或其他民众理解为含有种族主义成分的事件”。这就意味着，如果你打了我，而我认为你存在某种种族主义动机，那么这一事件就可以成为种族事件，哪怕种族主义与此事毫不相关。

凡是我们想要的，都能做出相应规定：如果在乎真相，就需要知道该规定是不是公平。但是，官方定义在定位“事实”时，却丝毫不考虑现实。

这种定义贫穷的方式表明：就事论事地讲，贫穷永远不能被根除。最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关于贫困儿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将其定义为“家庭收入少于全国中等水平50%者”）的数据表明，即使位列全球最发达的20个国家之一，同时也是世界排名第三的最平等国家——瑞士，也存在着约占全国儿童总数的2.6%的贫困儿童，这是全世界的最低数据。即使瑞士人已经拥有享受健康、长寿、富足的生活所需要的一切，按照这种定义，总会有一些儿童属于贫困者。

有些人认为，无论我们变得多么富有，不平等将永远是个社会问题。这有可能是对的。但是接着话茬往下说什么少于中等收入的60%你就是贫穷的，这就未必总是准确了。

许多引人注目的论断都基于不可靠的定义。因此，不能仅仅根据所选择的含义对事物归类，这点非常重要。例如，按照欧盟当前的规定，那些可以保存几个月的肉类也算是“新鲜食物”，这说得通吗？更严重的是，根据联合国难民署关于“难民”的定义，许多因为不堪再三被强暴而逃离自己国家的妇女就不能归为难民，只因为强奸不属于政治迫害。这正当吗？关于“无家可归者”的定义同样存在争议：许多人认为它只适用于那些露宿街头的人，但是一些只有临时住所的人通常也属于“无家可归”。那么，到底哪些人才真正算是无家可归者呢？

3.支持小布什，还是恐怖分子

【错误的二分法】

每个国家都必须马上做出决定：要么站在我们这边，要么站在恐怖分子那边。

——小布什

乍看起来，小布什在2001年世贸大厦受袭之后迅速做出这个鲁莽的声明，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错误的二分法：事实上，当存在多种选择，却只给出两个选项时，就好像表示它们已经穷尽了所有可能性。对于小布什提供的选项，至少还有一个很明显的选择，那就是在反对恐怖主义的同时，也反对美国人最擅长的这种处理恐怖主义的方式。如果一个人或者一个国家采取这种政策，那就既不是站在小布什一边，也不是站在恐怖分子一边了。

很简单？其实不是。首先，往好了说，小布什的这番话并非表明这个选择如此绝对。他补充道，“从今天开始，任何庇护恐怖主义的国家都将被美国视为敌人。”这表明只要不“站在我们这边”就是默许恐怖分子的行为，而不仅仅是不支持美国的政策。实际上，当小布什在几周之后在粉碎了恐怖分子的资金支持并重复这种二分法的时候，其中传达的信息再次表明：对恐怖主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行为，将被视为在美国反恐怖主义战争中反对美国本身。

可是，为什么小布什不选择其他有针对性的语言，而是重复同样的话呢？答案可能是：作为对事实的描述，这个二分法是错误的；但是作为对美国政府意图的描述，它又传递出了清楚的信息。小布什不是在描绘共识的逻辑，而是在颁布最后通牒：通过将所有不和自己保持一致的国家通通视为与美国作对——不管这些国家自己是否真的认为和美国一致。这个错误的二分法被美国人弄成了真的，难怪许多欧洲人指责布什政府恃强凌弱。

错误的二分法是一种很棒的简化方法。它将一个问题所有的复杂性抛诸脑后，只给出两种选择——非此即彼。作为一种修辞学上的伎俩，这很普遍，并不仅限于二分法。譬如说，在基督教福音派的作品中就经常使用到错误的二分法：他们称耶稣为上帝之子，那么他必然传递真理，不管是真是假。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耶稣是个骗子或者疯子，因此他肯定是在传递着真理。

不用多说，问题在于这些选项并没有穷尽所有可能性。耶稣或许没有说过任何诸如此类的东西——四福音书有可能是不可信的。他还有可能是意指某种更具隐喻性质的东西，毕竟在《创世纪》(6:1-2)中说：“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了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类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如此说来，很显然对于《圣经》的信徒而言，神的儿子并不是耶稣独有的殊荣。因此，实际的选项远远超过这三种。

不过，我们可能很容易过于热衷彻底铲除这种逻辑毛病。如果对于这种错误的二分法太过严苛，就可能会失去很多伟大的格言。“生活要么是一场伟大的冒险，要么什么也不是”——语出海伦·凯勒（Helen Keller）。嗯，虽然实际并非如此，但是我能理解她的意思，并且这话说得很在理。安东尼·罗宾斯（Anthony Robbins）的格言与此相似：“生活中你需要的不是灵感就是绝望。”马克斯·勒纳（Max Lerner）说得更好：“人类将要么学会像兄弟一样活着，要么像野兽一样死去。”这句话即便从字面上讲是错的，但仍然很有说服力。

所有这些都使我想起另一个错误的二分法：我们要么每次说话都严格遵循逻辑，要么用修辞与含糊不清将真理与理性一起扫地出门。

你认为下面这些是错误的二分法呢，还是我们必须做出的艰难抉择：要么更安全，要么更自由；要么放慢经济发展，要么更严重地破坏环境；要么忠贞，要么放浪；要么奉行素食主义，要么做一个残忍的肉食者。

4.被强奸是自食其果吗

【道德责任】

美军和英军在阿布格莱布监狱对伊拉克囚犯所施的暴行，招致了对在伊美国人的报复性反应。强奸和酷刑的照片……迫使阿布·穆萨卜·扎卡维（Abu Musab al-Zarqawi）的组织手刃了一个美国公民。

——埃及《华夫脱报》

2004年3月7日，美国公民尼克·伯格（Nick Berg）在伊拉克被一个名为安萨尔（Muntada al-Ansar）的团体残酷地斩首。我们之所以得知此事件，是因为这一团体拍摄了行刑的整个过程，并且把视频放到了网络上。

谁要为伯格的死负责？这个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很好回答：安萨尔。然而，这一团体却把罪责归于美国政府，他们宣称伯格被屠杀的真正原因，是阿布格莱布监狱对犯人的虐待。他们在声明中说：“你们需牢记，在阿布格莱布或是其他任何地方的男人和女人的尊严，只能通过鲜血和灵魂来偿还。除了棺材之外你们将一无所获。”

有些人似乎很吃这一套。埃及的《华夫脱报》（Al-Wafd）进而放言，是阿布格莱布事件迫使该团体处死伯格。这令人不寒而栗，为什么“手刃”体现的是一种尊严，而对伯格的谋杀却毫无尊严可言——他的头是被小刀缓慢割下来的。

用这种思维方式来确定谁需要负责并不罕见。在“9·11”之后，很多人指出或是暗示，这是美国为其在中东的行为而自食其果。

在这种论点背后，是简单的事实陈述。如果美国的外交政策有所不同，那么“9·11”就不会发生；如果阿布格莱布事件没有发生，那么尼克·伯格就不会被处决。因此，美国政府至少要为这两件事情承担部分责任。

我们需要更进一步的分析，因为当说某人或是某物需要“负责”、“受责备”时，至少有两种不同的意思。其中一种是道德中立的。例如，我们可以把一场车祸的“责任”归结为一条松了的皮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皮带能被起诉。这个意义上的“负责任”，仅仅意味着某物是关键性的原因。同样，一个女人夜里单独走在危险的街区时被强奸，把责任归结为她自身的鲁莽，也仅仅意味着鲁莽是事件发生的关键性原因。她并非自食其果，而且不需要因为被强奸而承担任何道德上的罪责。

所以，即使我们承认美国在中东的行动是尼克·伯格和“9·11”事件的部分原因，也不能必然得出美国在道德上需要受到遣责的结论。确定一件事情的关键原因，并不能自动地得出道德上的责任。例如，尼克·伯格的父亲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节目（CBS）说，他的儿子是犹太人，穿着一件带流苏的、并带有宗教色彩的衣服，“如果要问为什么他们会杀害我的儿子，我猜也许是因为他们想抢夺他的衣服”。从这里得出的结论是，如果尼克·伯格不是犹太人，他就有可能不被处死。如果这是实情，是不是意味着他的犹太人身份需要因此接受道德上的诘问？这当然是荒谬的，我们不会对先赋性原因进行道德指责。

在道德意义上对某事负责，必须是因为某人确有恶行，其造成的伤害同时也是一个道德上的合理回应；或是某人明知可能引起严重后果却仍然恣行无忌。

摧毁双子大楼和谋杀尼克·伯格是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合理反应吗？如果不是（我们当然会这么认为），那么是由于美国的国际政策才导致了这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无理反应吗？如果是这样，那么政府需要为此承担多少道德责任呢？

5.英雄主义与人道主义

【推理的盲点】

不要叫我英雄。我只是在完成自己的工作。

——伊恩·布莱克（Iain Black），火车司机

我们通常认为“我只是在完成自己的工作”是一个糟糕的论点，因为这种说法在过去常被用来开脱不可推卸的罪责。所有的残酷行为都可以用这句话来辩护，虽然人们在这些事件中确实别无选择。但是，你通常并不会被要求做一件使自己变得令人讨厌的工作，即便你曾经被雇用去做这些事。在死板地执行程序与灵活权变之间，通常还是会有选择的余地。你并不会经常被要求去切断一个老年人的供电系统，把小孩从他们父母身边带走，或是因为某人莫须有的罪名而开除他。

此外，这种不好的论点也不仅仅用在为无知与犯错的开脱上，有时我们也会为了完全崇高的目标来运用它。伊恩·布莱克的例子正是如此，他是2007年11月23日那天，伦敦至格拉斯哥铁路坎布里亚郡路段的出轨列车的驾驶员。

这一事故的发生是因为系统连接点的错误，与列车驾驶员无关。在事故中，有1人死亡，另有22人受伤，伤亡数字如果不是因为布莱克的英勇表现还将升高：布莱克在火车出轨后还在控制室中让火车保持全刹车状态半公里远，他的这一行为救了很多人的命。事后他花了三个半月的时间待在医院里，直到我写这篇文章时还没有痊愈。

毫无疑问，布莱克堪称英雄，但他拒不接受这一称号，他认为：“我只是做了所有列车驾驶员都会做的事，并且这只是下意识的行为。”

救火队员、士兵、警官和救生员经常拒绝承认他们的行为是英雄主义的。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对的。发生灾难后，社会需要树立英雄以提升士气，抵消灾难所导致的士气消沉。在这个时候，某些只是简单地做了他们平日受训所做之事的人，被渲染得似乎神乎其神。

然而，事实上人们经常做超出常规的事情。他们并非只是完成了本职工作，有些的确是超出了工作职责范围。报道说他们为人道主义的使命所激发，这实际上是实至名归的。

当伊恩·布莱克说他仅仅是下意识的反应时，他的说法属于第二类错误。这个说法潜在的假设是，如果我们在行动之前没有进行过深思熟虑，那么就不需对此承担责任。这是一个有质疑的前提。如亚里士多德所言，行善就是培养好习惯。慷慨的人常常不需要经过仔细考虑就给某人提供财物，仅仅因为他在性格中已具备了这种好品质，从而促使他表现慷慨。勇敢也是一样。一个经过培养而具有勇敢品质的人，能够无畏地行事，而无须事先费力去激发起勇气。

运动则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能够说明真实的优点是如何在无意识间手把手地传递。拥有良好技巧的优秀足球运动员，他们经常不假思索地就做出了完美的动作。人们常说“瞬间的决定”，但是通常更准确的表达应该是，根本没有什么有意识的决定。能立刻做出下意识动作的运动员被认为比那些需要通过反复考虑过才做出相同动作的运动员要更好。

我们同样不会接受把不假思索行动的本质作为犯错的借口。如果某人拳击他人，或者追打小孩，并且用自动反应作为他行为的理由，那么这会被认为这是拙劣的辩护。如果我们可以责备人们的自动反应行为，那么也应该乐意赞美这些自动反应行为。

从更广阔的角度看伊恩·布莱克的例子，它说明了糟糕的论点有时仅仅只是一个开端。哲学和批判性的思维使我们看到人们推理中的盲点，而人们通常意识不到这种盲点在决定其思维方式时起到了多大的作用。

你或者你亲近的人，是否常常会把自己的行为、言论归结为角色与身份呢？每一位父母都会做同样的事情吗？如果这是你工作的一部分，你真的会立刻做那些自己不喜欢或不赞成的事情吗？你是否有时会像你认为的天主教徒、穆斯林、无神论者、社会主义者或者是保守主义者那样行事，而不去问自己是否实际上是被要求这样做的？

6.你应当长到两米四

【应当的逻辑】

1998年，自从阿肯色州琼斯伯勒校园枪击事件造成四名学生和一名老师死亡之后，政客、教会领袖以及社区的普通居民们表示，这种事情绝不允许再次发生。

——BBC在线新闻

“应当包含能够”，这一原则通常被认为起源于伊曼纽尔·康德，不过他实际上从没说过任何这样简练的话。这个原则本身非常好理解：“我们应当去做某事”这句话没有任何意义，除非我们确实能做到。这种说法等于是废话，就像说“你应当长到两米四那么高”或者“你应当在午餐时间铲除世界性贫困问题”一样，是很荒谬的，因为这其中任何一件事都不可能实现。你怎么能对不可能实现的事情负有责任呢？

这一原则的逻辑足够清楚明白，却经常被忽视。人们总是要求政客去做超出他们权限的事情，或者要求运动员超水平发挥。例如，在英国，许多人认为世界最伟大的女子长跑运动员葆拉·拉德克利夫（Paula Radcliffe）“本应该”在雅典奥运会上表现得更好一点，但她却在两场比赛中都退出了。看起来人们似乎从没认真地想过拉德克利夫已经竭尽其所能的这种可能性。

葆拉·拉德克利夫的例子颇富教益，因为即便“应当包含能够”这一原则在理论上如水晶般清晰，但在现实世界中，我们对“不可能”可以做多种理解，其中有些理解甚至更宽泛。拉德克利夫不可能在一个小时内完成马拉松比赛——不是“逻辑上”不可能，而是“物理上”不可能。在日常对话中，即便没有任何物理或逻辑上的原因阻挠我们做某事，我们说此事“实际上”不可能也是非常合情合理的。如果拼尽全力的话，拉德克利夫应该能完成比赛，那么要求她应该完成比赛的想法是错误的吗？因为期望她做到这一点并不是非理性或者非现实的，所以她不是完全不可能做到的。

这看起来似乎是将“应当包含可能”的范围扩展得太大了。我们从逻辑上的不能过渡到物理上的不能，最后又落到实际上的不能——在此处，这一“实际的”概念是模糊的。关于将这一原则描述成核心概念的附属或者延伸，而不是它的必然结果，这当然是非常正确的。不过，我认为我们的确需要类似的什么东西，来使得该原则在用思维判断真实世界的时候确实有效。

想想看，诸如希望琼斯伯勒校园枪杀事件“绝不允许再次发生”这样的例子，这显然根本不是任何社会都能在现实中保证做到的。在美国这样的国家，禁止所有枪支并非政治上可行的选择；即便你真的做到了，任何政府也都无法实现保证社会上不再出现任何违法活动。那么，问题就会转移到“校园的安保永远不可能像机场那样严格”这个理由上。

由此可见，关于“应当包含能够”这一原则有两种看法。其中一种看法的旨趣在于责任与逻辑或物理上的可能性之间的关联，这种看法应该是没什么争议的。不过更有趣也更有用、更具争议也更不确定的另一种看法是：我们不能说，人们应当去做他们实际上根本无法做到的事情。

哲学家西蒙·克里奇利（Simon Critchley）曾经说过：事实上，“应当”蕴涵着“不能”。他的意思是，一个正确的高要求的美德，总是比我们能做到的要求得更多。基督教神学对此的洞察是：我们注定达不到我们实际应该去做的。这是一个有趣的观点。但是如果它是对的，那么在许多现实的例子中（比如与政治有关的例子），我们真的不应该要求那些不能够做到的事情吗？或者我们最好的选择，是停止在那些必然不符合要求的人群中间寻求不可能？

7.在太阳升起的时候吃饱

【错误的归纳】

如果不是浪费30亿美元在那些没能保护美国人或者西班牙人的身份证上——这也会削弱英国人的权利与自由，而是再多加1万警力和一支分布在边界的军队，则会更好地扼制犯罪和恐怖活动。

——马修·泰勒（Matthew Taylor），自由民主党主席

伯特兰·罗素曾经讲过关于一个土耳其人的故事：这个人注意到每当太阳初升时就会有人送东西给他吃，于是便总结出“我总是在太阳升起的时候吃饱”这条普遍原则。因此在圣诞节的早晨，当他将被拧断脖子而不是被灌满食物的那一刻，他感到非常震惊。

这个故事的教育意义在于：虽然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将对未来的期望建立在既有的经验之上，但是往日的表现并不能保证未来的所得。

我们如何能根据过去的经验可靠地推论出有关现在和将来的事实——这是“归纳问题”，它已经困扰了哲学家们几个世纪。不过即便这个深刻的难题还没有被解决，出于实践的需要，我们还是可以根据过去得出一个没有保证的结论。

马修·泰勒对身份证的反对，就可以视为此类一个不正当的推论。他指出身份证没能阻止恐怖分子在纽约和马德里的袭击，得出的结论是这个计划花费的资金若是用在“更多的警力和一只边防部队”上面，应该能更好地确保安全并打击犯罪。

对于辩论，没什么能比老掉牙的故事：“我奶奶每天抽20支烟，却活到101岁”更好。那又怎样呢？没人说过如果你抽烟，你就铁定会因为这个习惯死掉，只是说抽烟将会更大地增加你早死的概率。没有哪个大烟枪敢说这话一定是错的。当然，还有许多别的方式能提高你长寿的概率。可是也有这样的特例：一个人不抽烟、少喝酒，每天都去运动，体重也不超标，却在32岁的时候因为心脏病而死亡。

关于“9·11”，纽约人确实没有受到强制办理身份证的保护，那是因为美国人没有身份证。在马德里，身份证也没有能阻止恐怖袭击。即便是在他们最热情洋溢的宣言中，也没说身份证是打击恐怖主义的预防措施。就像那个携带了身份证却在2004年3月被杀害的健康的西班牙人，证明了本该起到安保作用的身份证并没有任何效果。

当你觉得我们在这点上没什么大分歧的时候，认为“身份证能起到作用”的错误就是复合的。它在西班牙不起作用的时候，没准在英国或许有用，因为两国情况完全不同。

许多事物能在“它在此时此地没作用”与“它在彼时彼地不起作用”之间造成很大裂缝，其中之一就是：在这两个例子中，“它”可能并不一样——或至少充分相似。第二点在于，此时此地的环境可能在某些方面与彼时彼地不同。第三点是，一个旨在提高或降低某事发生的可能性的标准，即便在特殊的情况下它未能阻止或者引起事情的发生，那它也是“奏效”的。比如心脏除颤器即便是没能拯救某些人的生命，但它仍是有用的。

尽管如此，为了对将来的事有所了解，我们必须用某种方式对过去的经验进行总结吗？没有什么事是会必然伴随西班牙事件而来，这是对的，但是他们的经验是否能给英国的辩论提供些什么吗？当然可以，方法在于将过去的经验按比例分摊到与之相关的当前环境中。就严格意义而言，没有任何事紧随过去发生的事情而发生，但是将它们一股脑儿全都忘记也是愚蠢的。

在许多复杂的案例中，思考清楚哪些东西有可能是从别的地方或者别的时间学来的，这并不容易。美国人可以从斯堪的那维亚人的社会模式[1]中学到多少？这两种文化什么时候开始有区别？更新世时期古人的行为，真的能告诉我们当今人类的本性吗？如果将领们及政客们学习过伊拉克的历史，美国及其盟友的对伊侵占就会更成功吗？

8.男扮女装与女扮男装

【彼此彼此】

女形（onnagata，歌舞伎剧团中男扮女装的演员）通过宣称女演员的女性特质太强反而无法抓住其本质，从而为自己长期垄断扮演女性角色的行为做辩护。

——理查德·艾尔（Richard Eyre），戏剧与电影导演

回首那些统治阶级过去常常用于为自己对他人的压迫所做的辩护，他们的论证总是异常浅薄。除非我们打算说过去的人们实在比现在愚蠢得多，不然最能解释这些论证都那么乏味的原因，就是人们用以表达的对信念支持的理由，通常与他们坚持这些信念的真正原因毫不相干。似乎我们非常善于让自己相信那些最没道理的偏见的合理性一面。

女形的这个推理就是特权被赋予伪理性外表的显著事例。这种将女性排除在歌舞伎剧院之外的辩解如果真实有效的话，似乎同样可以推导出男性不应该扮演男角。只有让男性扮演女角、女性扮演男角才能显示出这种辩护的一致性来，而不应该是仅由男性扮演所有角色。

这种反对男性扮演女角的理由，是“彼此彼此”的一般形态：你也一样。它能够通过将人们所做的批评或者反对意见套用在他们自己身上，从而识别出许多错误的论证过程。在本文所举的这个例子中，女形反对女性扮演女角的理由对男性扮演男角同样有效。

然而，这个做法并没有像它乍看起来的那样明显有力，原因有两个：首先，通常所谓的缺乏一致性——这个做法所依赖的条件——可能会需要一些论证过程。在女形的例子中，就可以辩解为：事实上我还没有证明这个原则能最终转而反对他们自己。比如说，我没有考虑到女形认为女性接近女性化的程度比男性接近男性化的程度更高。这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若是果真如此的话（我要承认，很难看出来它究竟怎么可能），那么女性不能饰演女性就确实拥有了一个男性不适于饰演男性的理由。

尽管如此，“彼此彼此”这一招至少会强迫我们直面那些显而易见的矛盾。对于女性来说，如果她们非常乐于合理维护自己的行为，那么要么就不得不接受这一矛盾存在，要么就对它根本不是矛盾做出解释。无论是选择哪一种，我们都能更进一步接近问题的核心。

“彼此彼此”的第二个难题在于，它并不是一种识别哪些原则与论证实际上是错误的手段。比如说，假定我们确定女形存在不一致性的问题，那么这能意味着他们说女性太接近女性特质反而不能抓住其本质是错误的吗？或是他们说得有道理，但必须同样接受男性因太接近男性特质也不能抓住其本质的观点呢？

有两种办法可选：放弃会导致矛盾的原则，或是坚持该原则，并接受另外一条可以消除矛盾的原则。“彼此彼此”无法完全告诉我们究竟哪种选择更加合理。

下次你将一个批评反手用来对付你的批评者的时候，问问你自己，是否你们两个或者你们中的一个会很不舒服。比如说，如果你被告知你的汽车排放了太多的二氧化碳，你反过来指责他们一年一度的假期航班也排放了那么多的二氧化碳，那么这能使你自己摆脱困境，抑或是说明你的指责者也需要改变？仅仅因为其他人没有像他们应该做到的那样始终诚实，就能免除我们自己的虚伪吗？如果我们发现自己也犯有错误论证的问题，这就能减小他人苍白推理的错误程度吗？

9.如果我当时知道

【事后合理化】

如果我当时知道现在才知道的这些事情，我就不会给那个议案投票了。

——迈克尔·霍华德（Michael Howard），英国保守党领袖

如果我那时知道这个，我绝不会投票支持这场战争。

——约翰·爱德华兹（John Edwards），英国议员

如果我当时知道现在知道的这些事情，我就不会赞成那个方法。

——哈丽雅特·哈曼（Harriet Harman），英国工党副主席

2003年，许多政客与时事评论员都支持入侵伊拉克，而现在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为自己当初的选择感到懊悔。入侵很顺利，但之后却是漫长、血腥的战斗。事后回想起来，很多人都觉得他们似乎下错了赌注。

在一个大问题上承认自己犯错是很难的事情。更难的是，在付出高昂的生命代价之后，还有人坚持认为是对的。因此，可以理解为什么这么多人试图回到从前。幸运的是，他们已经找到了一条出路：人们已经知道，当初表明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情报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意味着约翰·爱德华兹、哈丽雅特·哈曼与迈克尔·霍华德这样的人现在能够说，如果他们得到的情报准确无误，他们绝不会支持入侵伊拉克。他们被误导了，因此尽管他们已经支持了一场不明智的军事冒险，你也不能因为这个去责备他们。

这种违反现存事实的历史假设问题在于，人们无法知道这种假设是否准确。我们不仅无法知道人们说的是不是真话；而且假设他们是诚实的，大多数人也都会说，他们当初也可能这么做，否则就不会知道究竟是不是这种情况。但我们只能根据既定事实来判断，而非嘴上所说的“如果……我就会……”。

这些不能证明的假设常常是伪造的。人们宁可把错误事后合理化，也不愿真心实意地解释他们所做的事情。“事后合理化”是当错误地描述了实际发生的事情之后，将其合理化的一种方式。体育报道中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在解释比赛结果的时候，运气这个东西常常被轻描淡写，而其他一些较少偶然的因素则被抬得很高。例如，1999年曼联队拜仁慕尼黑的欧洲冠军联赛决赛中，曼联几乎以1-0全场落后。但不可思议的是，曼联在三分钟的加时赛中连进两球获得冠军。评论员克莱夫·泰德斯利对第一个进球的反应是高呼拜仁慕尼黑队“胜券在握”，但在做终场报道时，他谈论曼联队获胜的口气就好像他们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一样。其实，曼联的胜利取决于队员们求胜的决心与运气。

在赞成出兵攻打伊拉克这个更为严肃的案例中，要指出爱德华兹、哈曼与霍华德中的哪一位（如果有的话）是在做事后论证，这有点不现实。但至少可以肯定，那些声称如果当时知道就会采取不同行动的人是在自掘坟墓。在战争酝酿期，萨达姆拥有所谓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只是那些赞成入侵的人列举的一个因素，而官方的理由是萨达姆未能遵从联合国的决议，他没有配合联合国的武器核查工作。这是一个罕有异议的事实，但是事后回想起来，许多人现在仍坚持认为，关键因素就是有关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断言。霍华德等人强调这个原因，并非因为它是促使他们做出开战决定的关键因素，而是因为这是唯一一个可以使他们摆脱责任的理由。这难道不是件很讽刺的事情吗？

既然事后合理化能帮助人们接受关于过去那些让人不安的事实真相，我们当然乐于采用。但是，在回顾当初的决定时，我们能诚实地说自己“心中一向只有他人的利益”吗？当我们说自己“做了那时候能做的最好的决定”时，我们真的是在试图努力找出哪个决定才是最好的吗？难道就不能更诚实一点，站出来说：有时候我们因为错误的原因犯了错，但本来是能够而且应该做得更好的？

10.不断上升的最低失业率

【回归谬误】

尽管失业率仍然很高，但这已经是近七年来最低的了，而且我们的人民已创造了将近一千三百万个新岗位。

——罗纳德·里根

人们对里根经济学的批评从未停止过，但在1987年里根发表他的国情咨文讲话时，失业率在他的任期内降到了七年来的最低值。难道他确实做了正确的事情吗？

也许是的。但是，仅凭数据并不能证明这一点。1982年，里根上任一年后，美国的失业率达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最高值9.7%。这个数字还将继续攀升，然而，那些迟早（也许很快）会来临的转机出现了，失业率开始下降。这种情况源自统计学家所谓的“向均数回归”：当你测量某物，发现它的数值已达到最高点，那么再次测量它时，你很可能会发现它的数值又将趋于正常。因此，当失业率确实开始再次下降时，这是里根的政策所致还是另有其他原因呢？就历史标准而论，1987年里根治理下的6.2%的失业率仍然是很高的。里根卸任那年，在新政权准备对此大展拳脚之前，失业率开始再次上升。

因此，“我们的人民创造了将近一千三百万个新岗位”的断言至少可以说是不可靠的。可能事实的确如此，但是，这种情况也可能属于回归谬误：你认为在一个循环周期达到峰值时采取的行为，导致了数据的回落。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患了感冒，你就需要吃药。感冒通常是主动消失的，并不存在什么治愈不治愈。但是，往往当人们觉察到自己身体不舒服时，就开始吃药，当他们觉得身体好点了，就认为是药起了作用。除了最严重的疾病，几乎所有的病症都是类似的情况（患病，吃药，然后好转）。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很多人会极其信赖那些实际上不会起作用的治疗方法。

此类谬误使得抑郁症药物的疗效评估变得非常困难。这些病人常常只有在身体状况非常糟糕的时候才会去看医生或治疗专家。考虑到他们的身体已经不可能更糟，且大多数人又没有自杀的念头，经过几个月的治疗之后，绝大部分人都会觉得病情有所好转。那么，如果疗法或药物真的起作用了，我们又应该怎么解释呢？说法有很多种，但是你必须非常小心。

向均数回归不是某种声称一切事情最后都会达到均衡的怪异法则。有时，周期的峰值只是保持上升，就像1980年初撒切尔夫人（保守党政府）治理下的失业率一样。此前在工党执政时，失业率几乎达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最高值5%，人们觉得太糟糕了。但是，失业率在后几年一直攀升，到1986年，失业率超过了10%。

在里根的案例里，人们很难知道，即使里根不曾高调实施他的经济政策，美国的失业率是否仍会继续攀升。又如，因为“有升必有降”，所以假设人们对全球变暖的恐惧可以大打折扣，这将是非常愚蠢的。向均数回归严格来讲只是在揭示一种可能性：任何事情都不能以此为基础去预测或解释。

对回归谬误需保持警惕，实质上就是在不知什么原因导致某物上升到最高值或从最高值跌落时候，都不要妄下结论。我们需要逐个分析案例，在此基础上得出某人的行动是否为真正原因。

有没有人会因为《辛普森一家》这个电视剧拍了九季，所以觉得它比较烂呢？或者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没有人能保持此剧在第四季到第八季这个黄金时期所表现出来的优秀水准？美国军方应该为伊拉克起起落落的暴力事件负多大责任呢？在这两个例子中，自然意义上的回归或者有意的行为都不能完全地解释所发生的一切，但其实两者都起到了作用，不是吗？在这两个例子中，它们的重要性又分别是多少呢？

11.人类生来就有罪

【解释的逻辑】

《圣经》诗篇作者（大卫王）对他自己所说的那句话也同样适用于我们：“我确实生来就有罪，在娘胎之中就已经有了罪。”（诗篇51：5）我们的罪证之一就是，我们并不想以神的方式生活，我们正在违背他以及他的意志。你还能以其他的方式解释世上的罪恶吗？

——比利·格雷厄姆（Billy Graham），牧师

一个糟糕的解释还不如根本不解释？如果你的咖啡杯似乎毫无缘由地破碎了，有人可能猜想，这个杯子自然地获得了意识，因为它认识到自己的存在毫无意义因此自杀了。在出现下一个更好的解释之前，接受这个说法就是明智的吗？

显然，某些解释还不如不解释。然而，人类似乎对生活中无法解释的事情总觉得不舒服。我们甚至说有些事情本身就“需要解释”，但是实际上只是我们自己在这样要求。

不然怎么解释人们总喜欢问“除此之外你还能如何解释”呢？问这样的问题，使得责任从提出主张的人那里转移到了接受或拒斥这一主张的人那里。提出主张的人不是为他的立场提供证据或论据，而是要求评价其观点的人要么提供更好的解释，要么保持缄默。但这一责任的转移是不合理的。如果你提出一个解释，你就有责任表明它是一个好的解释，而我没有责任提供一个更好的解释。即便我反对你的解释，也不意味着我需要给出一个更好的解释。同样，如果某人写了一首蹩脚的诗，他也没有理由来证明你写的更糟糕。

这一行为经常被那些观点对于局外人来说很奇怪的人所采用。比如，超自然现象的信仰者能够接受非理性的解释，因为他们认为这些解释是揭示各种神秘现象的唯一途径。在缺乏好解释的情况下，他们只能满足于各类疯狂的解释。

比利·格雷厄姆对这一伎俩的使用在几个方面都很有趣，他非常娴熟地将可接受的合理观念与某些更符合教义的观点混在一起。我们在某种程度上生来就具有先天的才能或者自私作恶的倾向，这一观念已被广泛接受，但他将这一观念与神和罪恶分离的概念放在一起。所以当他问我们除此之外还能怎样解释世上的罪恶时，最明显的一个回答——人类的本质不是善的——就已经是他的答案的一部分了。实际上，它迫使许多人在某种程度上同意他的观点，并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这些回答根本就没有别的解释可以替代。

当然，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会询问是否存在其他合理的解释。重要的是这一要求的动机，它可能纯粹是出于对答案的探寻：我很困惑，只能做出这个相当蹩脚的解释，而我确实意识到还有更好的解释。但是真正的目的，往往是使缺乏替代性的解释成为接受现有蹩脚解释的理由。

然而，你可能记得福尔摩斯曾说过一些与之相关的话：一旦你排除了所有其他的可能性，剩下的这个解释无论多么不可信都是正确的。但只有当我们真正排除了所有其他可能性时，这句话才可能是对的。问题是，我们往往只排除了我们偶然能够想到的那些可能性。

我们不可能总是悬置判断，在我们看来是合理的唯一解释或做法有时候是稀奇古怪的。如果发生了可疑的凶杀案，而你能想到的唯一解释便是你的搭档是凶手，难道你只能这样想吗？“你还能有其他的解释吗？”——这一问题有时候会使我们想到：“我还能做些别的什么吗？”在这些情境下，不管纯理性的反思能带给我们什么启发，糟糕的解释都比没有解释好吗？

12.向血汗工厂感恩

【聊胜于无】

虽然一些“血汗”工厂的环境非常残酷，但人们还是自己选择去那里工作。专家们指出，那是因为一份糟糕的工作总是聊胜于无。

——美国国家政策分析中心（NCPA）

血汗工厂让我们对穿在身上的衣服感到很不舒服。我们了解到那些工厂通常位于发展中国家，非常可怕。我们甚至可能怀疑自己是不是像现代奴隶主一样，享受着大批劳工在我们自己绝不会接受的恶劣环境中辛苦煎熬而生产出的劳动成果。

因此，当某些人抛出这么一个观点，认为我们其实一点也没必要感到不舒服，那可是相当具有诱惑力的。如果这种论调还说出了一些真的东西，那就更妙了。

这一观点来自于美国国家政策分析中心，它的目标是“发展与促进私有经济，凭借竞争实力、私营企业的创新精神解决相关问题”。那些不熟悉新自由市场理论的正统学说也许要纳闷，像这样一个机构究竟有什么要说的。不过，有关NCPA的论调，需要通过它的价值而不是来源来做出判断。

至于那些血汗工厂的工人“是不是自愿去那里工作”的讨论暂且搁在一边，集中的主要问题是：“一份糟糕的工作总是聊胜于无”。这种观点声称，如果拒绝购买来自于血汗工厂的产品，那么我们所关注的那些工人会处境更糟。

这种观点来头不小，引用得最多的是露西·马丁内斯-蒙特（Lucy Martinez-Mont）发表在《华尔街日报》上的文章“血汗工厂总比没有工厂好”。她在文中声称，“禁止进口童工制造商品会减少就业机会，增加劳动力成本，导致从穷国撤厂以及增加债务。富国则会对第三世界国家造成妨碍，并剥夺一个穷孩子对美好未来的任何希望。”

马丁内斯-蒙特所说的是事实。问题是，由此能得出什么结论呢？显然不能就此推论说，我们可以继续购买童工产品并且免受惩罚，就像许多（但不是全部）这种观点的支持者所希望你相信的那样。

这么说的理由是，我们可以做的选择不仅仅是维持现状，以及禁止进口这些产品。几乎所有的“公平贸易”运动者都非常清楚这一点。比如加工工厂团结网络（Maquila Solidarity Network）所建议的：“不提倡全面抵制童工生产的产品”。这种认为完全撤出或什么都不留下的做法，也会损害那些他们希望帮助的人的立场。而英国道德贸易组织的基本准则禁止“招募新的童工”，并强调“公司应该制定或参与以下方案并为之作出贡献，即如果发现有任何雇用童工的情况，则务必让她或他参与素质教育，并一直持续到成年”。

这一点很简单。恶劣的工作条件的确可能聊胜于无，但这并不能证明我们应当支持恶劣的工作条件。另一种选择不应该是无所作为，而是要让事情变得更好。

不能因为垃圾食品比没有食物要好，就认为那些喂小孩吃垃圾食品的父母可以免受批评，因为他们还有“提供更好的食物”这一选择。如果你能做得更好，那么“聊胜于无”就不能成为理由。

倘若真的被迫在“不好”以及“没有”之间做出选择，哪个会更糟？下面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由于敌人利用无辜百姓做人体盾牌，那么发动一场军事袭击将无法避免平民伤亡；若取消袭击，敌人又可能继续发动致命攻击而导致更多平民丧命。这岂不是一个做些可怕的事情好过什么都不做的真实例子？

[1] 斯堪的那维亚模式，指包括丹麦、芬兰、挪威、瑞典在内的北欧国家，在当代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表现出很大的共性，从而形成的一种社会模式。——编者注

Chapter 3 鸭声鸡斗——你方唱罢我登场

1.自来水是用来浇花的

【事半功倍】

每天饮用三升左右的纯净水，对身体健康大有裨益。

——埃玛·米切尔（Emma Mitchell），《卫报》

多年以来，“自然保健理疗师”埃玛·米切尔每周都会在《卫报》的专栏里向人们提供如何使生活更健康的建议。米切尔通常都讲得挺有道理，她关于多喝水的建议也与大多数健康专家的意见一致。但是，对米切尔而言，没用H_2O这样的词语仅仅是因为她已经附带了限定修饰词“已净化”。她声称，“过滤有助于剔除毒素。”

她有可能是对的，但是我总怀疑纯净水对健康的重大意义：人们之所以为了自己的健康将水净化，是不是类似于期望每周运动91分钟就能比运动90分钟活得更久一点？

英国饮用水考察团显然和我的理解一样。他们坚决主张“英格兰和威尔士所有公共供应的自来水都是可以安全饮用的，无须在家庭中安装额外的处理器以作为保障健康的手段”。他们还声称对各类农药含量的严格控制意味着“额外的过滤器是没必要的”。一份近期的报告显示，99.96%的抽检水样本都符合法定标准，并且没有任何一份样本中存在健康风险。

消费者协会也在一份报告中总结到：自来水，无论是否过滤，一般都比瓶装水口感更好，而且没有水源存在不安全的细菌含量。

在美国，自来水的品质似乎更具变数。但即便是为了更高品质的自来水而奋斗的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Natural Resources Defence Council），也认为过滤水是没有必要的。

过滤水对健康的益处并不明显，因此即便是过滤水生产商也不会着重强调它对健康的意义。例如英国市场的领军企业保利他（Brita）将市场营销的重点放在其产品作为过滤水在口感上的改良。保利他公开承认它的容器无法彻底消除硝酸盐，为了打消公众的疑虑，他们还强调“供水公司必须遵照欧共体水质管理章程设定的标准来执行”。但是，如果这些标准能够适用于过滤器不能移除的物质，那么它们对过滤器能够移除的物质肯定也很靠谱。

因此，当自来水完全合乎标准的时候，某人将自身健康归功于不怕麻烦地过滤自来水，这就有点儿不合情理了。不幸的是，这种不合情理的事情在生活中十分普遍。比如，我们通常很不善于估量风险，往往对那些并不重要的或者超出我们掌控能力之外的事情操心过头，却忽视了真正能影响到寿命长短与生活质量的基本要点——饮食和运动。偏执于诸如“饮用水可能激起那些使你英年早逝的压力”等问题，这就有点颇具讽刺意味了。

可以论证的是，这不仅仅是一个因过于理性谨慎造成的错误，而是道德错误。在十数亿人口缺乏安全饮用水，每十五秒钟就有一个儿童因与水相关的疾病而夭折的情况下，担心因饮用未过滤的水或食用含有极微量农药残留的水果，而产生对健康微不足道的风险——这看上去好像是道德上极端自恋的短视行径。这就是自从见到东非小孩背着塑胶桶走好几里地去取水，就迫使我在羞愧中扔掉净水过滤器的原因。但是当我发现未经过滤的水的确口感不好之后，很快又将过滤器重新装上了。这说明即使出于某个原因导致某事可能是错误的，但总有可能存在另一个原因而使得这件事变得正确）。

要指出论辩双方谁更事半功倍，并不总是那么容易。哪一方更加缺乏远见呢？是那些环保主义者夸张麻烦的公义主张，还是反对凡事皆求环保、假装虔诚的生态斗士呢？伪科学比过分依赖科学的问题更严重，还是反之亦然？

2.伊丽莎白二世其实是一只蜥蜴

【有权表达】

我的观点是，王子拥有充分的权利就他感兴趣的事物发表自己的看法。

——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2008年伦敦市长候选人

戴维·艾克（David Icke）曾经是20世纪80年代英国最著名的体育播音员之一，后来他有了一系列的“通灵”经历。在英国收视率最高的谈话类节目《奥根》（Wogan）中，他宣称自己是上帝之子，并预言英国即将发生洪水和地震。于是他马上变成了一个受到嘲笑的人物。不过，戴维随即触底反弹，出版了很多书，并做了大量访谈以发表他奇特的世界观。他最为臭名昭著的观点是：世界正被一个由爬虫类的类人机器人所组成的群体所控制，这个群体叫做“光明会”[1]，其成员包括小布什、伊丽莎白二世以及克里斯·克里斯托弗森（美国艺术家）等。

艾克确信他“有权表达自己的观点”，但是，这在现实中意味着什么呢？例如，在艾克开始胡言乱语之后，绿党停止了他作为发言人在公共场所表达党派主张的权利。艾克被封口了吗？如果他有权表达自己的观点，他是否也被规定不能表达某些东西？总而言之，我们认为，如果在一个国家被规定不能说某些反对性的观点，那么这个国家就没有真正的自由。

然而，我们太过于相信“有权表达自己的观点”，以为这是压倒一切其他考虑因素的尚方宝剑，事实上这种态度明显是有问题的。

首先，某种情况下，表达某种观点将会产生切实的不利后果。例如一个愤怒的暴民说他的怨愤是由印度教徒引起的（事实并非如此），这会使无辜者受到伤害。而发表其他带有种族主义或性别歧视的言论，例如宣称某些少数族裔智力较低或较为懒惰，会影响人们雇用该少数族裔的概率。在这种情形下，强调“有权表达自己的观点”是不管用的：言辞会对事实产生影响，因此表达观点需谨慎。

其次，“有权表达自己的观点”的事实，并不意味着你的观点比其他人更明智。这一点在英国常被误解。牛津大学联盟决定为极右的英国国家党领导人尼克·格里芬（Nick Griffin）和修正主义历史学家戴维·欧文（David Irving）举办一场辩论，这引起了争议。很多人认为，联盟的决定是一种耻辱，会引发可预见的后果，没有人能在自由社会中被禁止言论。这种说法并未切中要害：没人想封住格里芬或者埃尔文的口。正如《经济学人》做出的代表主流的简洁评论：“他们有权表达自己，但他们没有特权在牛津表达。”

查尔斯王子时常在争议性问题上发表言论，比如要求更多替代疗法（如顺势疗法），禁止麦当劳，呼吁保留传统建筑。他也得到了保守主义政客鲍里斯·约翰逊的坚决支持。查尔斯王子有权表达自己，但是作为一个无须选举的王位继承人，他的观点将比其他人受到更多的关注。而实际上王子没有任何权力，仅仅是因为偶然的出身才赋予了他更多的影响力。

在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度下，皇室被限制对政治进行干涉（除非迫不得已）。因此，查尔斯就公共政策的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就是不恰当的。他有时是否超出了宪法赋予他的角色，并且滥用了因其地位所带来的优势？如果是这样，他表达观点的权利就是无所限制地利用一切机会去发表自己的意见。

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允许多元化的观点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课题。

虽然没有人被赋予一项特殊的权利，去使用一个平台表达非正统观点，但若是没有这样的平台，那么我们将万马齐喑。因此，问题就变成了“何时、何地提出非同寻常的冒犯性观点是合适的”？大众媒体如何既能避免不负责任地扭曲事实，又不会仅成为现存观点的应声虫？

3.我没有和莱温斯基发生性关系

【不完全事实】

我没有和莱温斯基女士发生性关系。

——比尔·克林顿

假设一个来自保守家庭的十七岁男孩体验了口交、相互手淫，但没有插入性性交的经验。当父母问他：“你是处男吗？”他回答“是的”。但当他的朋友问“你是处男吗？”，他又回答“当然不是！”这其中只有一个答案是正确的，又或者两个回答都具有误导性。

当克林顿面对摄像机，说他与莫妮卡·莱温斯基没有发生性关系时，他就像这个男孩回答“处男”的问题一样。听他讲话的人们想知道他们是否有一般意义上的亲密性行为时，他选择将“性关系”作为“完全性交”的一个委婉解释。他是在通过术语的模糊性来表达一个不完全事实：这一陈述在文字上可以被视为是真实的，但它遮蔽了其他重要的相关事实。

不完全或部分事实本身不仅是可以接受的，也是绝对必要的。说出事件的全部真相将会是一个沉重的负担，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需要知道应当省略些什么，也需要知道应当保留些什么。只有在对某些细节的隐瞒导致一个人所说的话产生了误导性时，才会产生问题。律师们则用一个短语“假声明”（或“虚伪的提示”）有效地表达出这一点：你讲的话事实上是正确的，但它暗示了一个谎言。一个非常熟悉的例子是：虽然丈夫宣称他昨晚没有和别的女人在一起，但他很清楚他们前天晚上在一起。

在克林顿的案例中，我们可以迅速识破这个不完全事实。但托尼·布莱尔在2002年9月24日对英国议会所做的声明呢？

英国情报局档案表明：伊拉克拥有生化武器，萨达姆仍在继续生产这些武器。他在目前的军事计划中准备使用这些生化武器，并且它们在45分钟之内就能激活。计划对象还包括了反对他的什叶派穆斯林。他正积极努力地试图获得核武器能力。

英国政府和首相布莱尔对臭名昭著的“45分钟”作了强有力的辩护，认为它是对英国情报局当时所做预测的准确陈述。但是在我看来，它更像是一个不完全事实。能够在45分钟内激活的武器是相对较小的生化武器，不可能具有大规模的杀伤性——这已经在争论中成为主导观点。实际上，这是包括议会成员在内的情报与安全委员会已经得出的结论，虽然它使得布莱尔免受撒谎的指控，但其真实含义是：“本结论指涉的是战场上的生化军火装备及其运输，而非其他形式的生化攻击。这一点应当在档案中得到强调。”

不完全事实其实利用了“说谎”与“不说出事实”之间的差别。一个人什么也不说或者说出虚假的事情，都可以不讲出事实本身。但是我们很难为这样一个观点辩护：说谎在道德上比不完全事实更坏。实际上，由于说谎并不总是错误的（比如在某些常见的例子中，说谎可以保护一个无辜的人免受潜在的谋杀），因此关键在于说谎的意图和后果。一个不完全事实的意图和后果与谎言一样，可能是好的或坏的，邪恶或高尚的。

然而，从修辞学上看，不完全事实可能比谎言更有力。因为不完全事实总归是事实，可以找到可信的证据来支持它们；人们对它们的陈述也可能是出于真诚和信服——只要说话的人能够使自己确信这不是谎言，那么它们实际上也是可行的。

很难想象一个没有不完全事实的世界。想想看，为了避免假声明的暗示，我们需要明确所有未说出口的附加条件：减脂（仍然含有高脂肪）；我爱你（但不是以你希望的那种方式）；你的衬衫颜色很好（但款式很糟糕）。善意的谎言和恶意的不完全事实之间仅有一步之遥，它会在哪里跌倒呢？

4.我知道上帝的思想

【对事不对人】

我之所以能够忍受欧文那伦敦城中最令人反感的口臭，因为是他让我有机会接近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人物和相关资料。

——马克斯·黑斯廷斯（Max Hastings），《卫报》

这可能是一个所有人都熟悉的场景：有两个人正争执不休，其中一个被另一个给惹恼了。正在这时，占上风的那个人说了些非常巧妙的话，而另一个却接不上话，于是他会反击道：“我就知道像你这样的傻×会说这样的话。”（在×部分填入你想骂人的话。）

这是人身攻击的典型事例。人身攻击并不凸显争吵的实质，而是反映出了争论中的双方。在人身攻击的时候，任何争吵的人都会明显缺乏理性，但是通常又都相当有趣。

马克斯·黑斯廷斯关于历史学家戴维·欧文[2]的评价是一个特例，他说这些话其实是为了替欧文辩护。黑斯廷斯说，作为一个大屠杀的否认者，欧文的所有错误为历史学家们提供了重要信息。黑斯廷斯已经表示：“没有哪一位严肃的二战历史学家能把欧文的书从自己的参考书目中删去。”那他为什么还要羞辱欧文呢？

欧文与上流社会格格不入，因此黑斯廷斯可能认为，若以粗鲁的方式对待他，或许能表明他在某种程度上认同欧文的某些历史研究，但绝不是对他本人的认可。这一策略可以达到的效果是在黑斯廷斯尖刻的奚落后，没人会认为他不认可欧文。这是一个修辞技巧上的小花招，但它并没有告诉我们欧文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任何价值。

然而，我们不应该意气用事，因为有力的侮辱不仅仅是从个人角度出发的人身攻击。的确，最狠的伤口也伤得最深。想想威廉·福克纳对欧内斯特·海明威的评论：“他在写作时从没用过那些需要查字典的生僻字。”这肯定是侮辱，但仅仅是人身攻击吗？根本不是。福克纳只是在尝试告诉我们海明威作品的缺点，而不是针对他本人。这么说的证据是：在允许略微夸张的情况下，福克纳的说法是经得起考验的，我们可以问问自己这算不算是海明威作品中的缺点。相反，不管戴维·欧文是否真的有口臭，都丝毫不能改变他对历史事件的研究事实。

另一个有意思的例子来自于牧师伊恩·佩斯利，他嘲讽了黛博拉·罗斯，那个大胆要求他证实自己了解上帝思想的记者。佩斯利在某次会议上说道：“今天，一个笨女孩问我是怎么知道上帝的想法的，我告诉她，我之所以知道上帝的思想，是因为它写在《圣经》上了。”有趣的是，他确实回答了罗斯的问题——“写在《圣经》上了”。但是佩斯利说她提出的是“愚蠢的问题”具有人身攻击性，而且这一评论也先发制人地使得后续报道失去了合理性。例如，他自认为对《圣经》的解读比教皇更好，或是他如何能够确认《圣经》就是上帝的话。

不过黛博拉·罗斯笑到了最后：她对于采访的精彩描写，使得佩斯利看上去就是蠢人一个。如果人身攻击是邪恶且不合理的，就很容易事与愿违。

如果羞辱纯粹针对个人，并且包含了某些构成合理论据的严厉批评，就不那么好判断它是不是人身攻击了。你怎么看待伊丽莎白·鲍恩关于奥尔德斯·赫胥黎[3]的“聪明人的笨主意”的描述呢？或是戈尔·维达尔关于安迪·沃霍尔[4]是“唯一一个智商为60的天才”的定论？玛米·范多伦对于沃伦·比蒂[5]的尖酸评价，说“他是那种会死在自己武器之下的男人”又怎么样呢？这些仅仅是对人不对事的人身攻击，还是富含智慧的羞辱？

5.不可能的飞行器

【没有合理解释】

如果你是研究医学或药物学的，你就会清楚“顺势疗法”并不起作用。

——埃查德·厄恩斯特（Edzard Ernst），替代医学教授

1895年，英国皇家学会主席开尔文勋爵（Lord Kelvin）宣称，“重于空气的飞行器是不可能存在的。”开尔文勋爵是他那个时代（或许也是所有时代）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他改进了绝对温度的测量方法，并且是第一条横跨大西洋电缆的幕后军师，他可真是大无畏的先驱。然而话又说回来，如果胆子不大，他也可能一事无成——虽然大多数情况下他是对的，但偶尔也会错得离谱。

开尔文关于飞机的著名言论，经常被那些乐观地宣称“一切皆有可能”的人所引用。但是我们应当看到这是一个事实：某些被认为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已经被证明并非绝对不能做到。

想知道开尔文如何得到他的结论，借助一点小小的推理，我们可以推测出：他根本就没有去研究比空气重的飞行器怎样才能飞行。想象不出飞行器应该如何飞，他就下了不能飞的结论。而小鸟都比空气重这一事实，应该是此推理值得推敲的第一条线索。但事情往往只有在事后回顾时才会明朗起来。

如果开尔文走向误区的原因具有代表性，它应该提醒我们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对某一事件缺乏可信的解释，并不能成为认为它不可能发生的充分理由。目前的科学研究总是不完整的，如果我们的构想总是局限在目前已了解的科学框架之内，那势必会排除某些最终会被证明是可能的东西。

这就是那些关于顺势疗法的反对论点至今没有说服我的原因——尽管埃查德·厄恩斯特反复申明这种方法无效。他们所提出的理由是：顺势疗法中药物活性成分的浓度是如此之低，以至于根本就不能产生任何影响，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在许多治疗案例中，压根儿就没有任何原物质的分子存留下来，所以这些“药物”从化学角度而言仅仅是水而已。

这或许确实能解释为什么顺势疗法不起作用。我在这里声明：并没有可靠的科学证据证明它有效。然而，认为它不起作用的理由不应该基于“什么是可能的”，以及“什么是不可能的”这样一个假设。更确切地说，顺势疗法是否有效，必须由其表现来判断。反对它的理由应该建立在它不产生任何疗效的基础上。在确定它不产生任何疗效后，才能由此而完全合理地解释它失败的原因在于浓度未达标。因此关于顺势疗法不起作用的解释与事先就裁定它无效是不同的。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我们在医疗实践中完全可能碰到这样的案例——尽管我们不知道疗效产生的原因，但研究表明它们确实起了作用。更何况，那些提供这些疗法的人还可能会做出更接近科学的解释。但无论如何，如果它们起作用，那就是起作用，所面临的挑战只是发现它们以什么样的方式在起作用。

在顺势疗法这个例子中，这一论点尤其有害，因为它对应该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造成了不必要的障碍。当人们说它没有效果时，顺势疗法论者就胡扯什么“水的记忆”，还学会了援引量子理论作为一种可能的解释。这让它听起来相当之高科技，相当之前沿，似乎是一个替代顽固保守的传统医学的不错选择。但是，这些说法全都跑题了：无数的双盲试验表明顺势疗法不起作用。因此，关于它机理作用的争论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科学地理解“什么是不可能”在对证据进行评估时没有任何用处。不寻常的主张需要不寻常的证据。如果某个东西与我们所知的科学完全相悖，那么对它高度怀疑则是非常合理的。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只是要留一个心眼，既不要封闭得一成不变，又不要开放得异想天开。不过，达到那种特殊的平衡并非易事。

我们应该给那些认为不可能发生又确实发生了的事情起一个名字，我提议以幽麦·德奥达托（Eumir Deodato）演奏的乡村爵士乐《燕尾蚬蝶》（Deodata）来命名。想随意编制一个有关燕尾蚬蝶的名单是很容易的，但是否有更严肃的？安慰剂就是明显的例子。传统医学认同安慰剂的疗效，但没有人真正知道它究竟是如何起作用的。其他医疗干预是不是也是“燕尾蚬蝶”？是否有某些明显古怪、另类或新生的实践活动能够以违背理性的方式发生呢？

6.堕胎不关红衣主教的事

【谁说了算】

这不关他的事。如果一位苏格兰妇女要堕胎，应该取决于她和她的医生。

——蒂姆·斯特里特（Tim Street），苏格兰家庭计划协会主任

红衣主教基斯·奥布赖恩（Keith O'Brein）不是那种喜欢对堕胎委婉表示反对的天主教徒。在某次以“一天的生活”为主题的年度天主教布道会上，他声称，“让我们在社会中建立一代不愿参与屠杀的医护人员”。奥布赖恩作为苏格兰天主教教会领袖，声称是“在同情与真理伪装下的谎言与谬误”，给予了1967年所通过的《堕胎法》“仅在特殊情况下才不生效”的保证。

如果你曾协助别人堕胎、给别人堕胎或自己堕过胎，那么你将受到苛刻的指责——因为本质上你是一个谋杀者。“这不关他的事。”当蒂姆·斯特里特这位苏格兰家庭计划协会主任回应奥布赖恩的观点时，你几乎可以感受到他的愤怒。但他错了。

在关于堕胎的争论中，斯特里特的主张由来已久：“如果一位苏格兰妇女要堕胎，应该取决于她和她的医生。”这种主张背后的总原则是：人生抉择仅仅与决定者以及执行所需的帮助者有关。

此说法过于笼统了，原因有几个。

第一，以堕胎为例，它只是回避了问题，因为反堕胎者认为出生婴儿的权益未得到充分考虑。对斯特里特的支持者而言，主张“堕胎只与孕妇与医生有关”，就如同声称“谋杀仅仅是刺客与主谋的一场交易”一样令人发指。

第二，即便我们认为旁观者无权置喙，但人们有权去推进公共态度与律法的形成，这却是不争的事实，“只有受某事件直接影响的人才有权发表看法”并非我们通常所遵循的政策。如果某个政府在决定如何补助失业者的时候仅仅咨询失业者的意见，或是打仗时仅仅咨询军队的意见，那将是非常愚蠢的。当然，认真听取局内人的意见也是应该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切都应该取决于他们自己。

第三，人们至少有权对与他们无直接关系的事情表达看法。没有人会认为只有那些被偷窃的人才有权对偷窃发表看法，或者认为航空业是否包括在碳排放交易范畴，只有飞行员才有发言权。

然而有时人们倾向于认为，只有那些拥有第一手经验的人才有权表达看法，似乎觉得“除非你亲身经历，否则便不能了解自己所说的东西”。也许是这样吧，但是“除非你已经体验过才能知道某件事物的感觉”，这只有在同义重复的层面上才说得通。就像我不必吸食海洛因，也知道这东西会给你带来什么后果——尽管我没有亲自体验过。事实上，正是由于我们拥有这样的知识，才能避免生活中许多潜在的灾难。

第四，认为教会领袖不应该就道德问题表达看法，这简直是天方夜谭。我并不认同天主教的大部分教义，但是我知道提供道德指导（即使是错的）是一个天主教牧师的核心工作。一个普通人，若不是自己身陷其中，面对道德困境时或许应保持缄默，但宗教领袖与伦理学家肯定不应在此列。

如果从这篇令人迷惑的长篇大论中提取出具有建设性的一点，那就是我们应该分别给知识、专长以及经验应有的重视。而通常我们是否能够做到这一点还值得怀疑。

在公开论战中，谁的意见应该最具权威性？宗教领袖算不算真正意义上的道德权威？当政府制定刑罚政策的时候，是否只需要询问犯罪学家就足够了？进行商业调控的时候，是否给予了工商企业过度的发言权？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参与社会辩论，是否应该给予某些言论更多的关注呢？

7.中庸不需要申请

【扭曲平衡】

一段时间以来，乐施会（Oxfam）与基督救助会给捐赠者提供了机会，让他们能为第三世界的农场动物提供捐助……不是每个人都认为这是个好主意：安德鲁·泰勒（Andrew Tyler）就是其中的一个，他是动物援助组织的负责人；还有简·莫约（Jane Moyo），行动救援组织的发言人。

——詹姆斯·诺蒂（James Naughtie），《今日》节目

电台或者电视节目的调研人员时常会联系我，让我担任某些话题辩论节目的潜在供稿人。通常情况下，稍微谈过几句之后就不了了之了。但是，为什么我不适合参加节目，其中的原因大多是交给我自己去琢磨的。就像一位调研员明确指出而其他人也有所暗示的那样——我的观点并不极端。

这让我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辩论中的“均衡”通常首先意味着辩论双方具有同等陈述各自意见的机会；其次，辩论双方都使用最尖锐的言辞。但是，这就真的呈现出一幅均衡的画面了吗？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确实能够呈现出所谓的均衡，因为它有两个平等且对立的观点。但是，争取均衡的观点无疑是要显示辩论的公正性。我不大相信这种方法能够达到目标。

首先，有时候问题恰好不像这种方法所暗示的那样富有争议性。科学上的观点很少能分成非此即彼的两个阵营，但是这种常见的均衡辩论却能给人造成这种错误的印象。

在其他场合，如果让两个有着对立、固定观点的人来讨论问题，事情的真相往往会被扭曲。尽管如此，有些时候激起一场富有挑战性的辩论仍是值得的。但是，在这个《今日》节目的例子中，我认为他们所选择的嘉宾可不怎么具有启发性：动物援助组织完全不关注那些出于人类需要而存在的动物，而行动救援组织则提供机会赞助农场动物。在第三世界赞助农场动物是不是合乎道德呢？猜猜他们会分别采取什么立场。

问题在于，大多数议题只有在双方各执一辞时才真正变得明确起来。与其讨论议题的复杂性，还不如在两个对立的观点中来回交锋，这种辩论才会让人收获颇多。

而如果辩论双方都采取极端强硬立场的辩论，那么就会在那些极具敏感性的问题上造成很大的危险性。譬如伯明翰剧院（Birmingham Repertory Theatre）决定取消戏剧《耻辱》（Behzti）的上演，因为锡克人（Sikhs）发现剧中有在锡克寺庙发生强奸事件的场面，他们觉得被冒犯了，因而发起粗暴的抗议。英国国家世俗协会（National Secular Society）的埃文·哈里斯（Evan Harris）和锡克人权小组的负责人贾斯德·雷博士（Jasdev Rai）在《今日》节目中讨论了此事件。无论是他们采取的立场，还是所提供的论据支持，都在意料之中。糟糕的是，它将一个辩论弄得好像他们在基本原则上存在根本冲突，这更加深了锡克团体与大多数人之间的鸿沟。然而，实际上两个阵营中的大多数人可能有很多地方看法一致，掩盖这个事实无疑会加剧两个团体之间或团体内部的紧张关系。

就这一点而言，《今日》节目并不是罪魁祸首。可以说，在人们能听到更多其他独立意见的大杂烩中，我选择的这些例子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但是在一般情况下，媒体需征求两个平等且对立的观点，这几乎是一个必须始终遵循的原则。所有这些讨论的累积效应呈现出一幅以对抗性冲突和巨大鸿沟为主的社会面貌，而大多数人所具有的共识与温和的中间立场则无人代表。因此，争取均衡的努力实际上并没有反映出场外真正的观点均衡。

当然，如果我们在另一条道上走得太远——每一次讨论都秉持适度原则，这也不是什么进步。要获得辩手的适当均衡，就需要知道这的确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当你在熟悉的媒体上看到辩论如何进行的时候，你认为他们真的接近适当的均衡吗？试着聆听或观看你最喜欢的新闻节目，比平时更认真地听听里面那些人提出的意见，想想看他们有多少次试图达到均衡并且准确地表达出了意见？又有多少次歪曲了真相呢？

8.把所有的东西扭成一团

【虚假简化】

今天的医疗手法，和它从属的更广义的文化领域一样，教育人们去认识自己的位置。所有这一切换来的是对认可与肯定半信半疑的祈求。

——弗兰克·富里迪（Frank Furedi），《治疗文化》

人类喜欢分类的习惯，通常都得不到什么好评。我们知道要避免刻板印象，就不要对人分门别类加以划分。将所有事物都简单归类，这看起来就像是人们对乱糟糟的现实世界的一种病态反抗。

但是一种对个别事物都有命名，却没有词语来将它们归类的语言，是不能够帮助人们表达世界本来意义的。而科学和哲学都能更好地为事物归类，这通常也意味着创造出更新更好的定义来。当所有事物被分成四种元素的时候，是一种进步；当化学将事物分成117种元素组成了元素周期表的时候，这又是一种进步。

用尽可能多的种类将世界精确地划分出来，是我们为之奋斗的理想，但是极少有人能成功而有效地做到这一点。当我们犯错的时候，我们倾向于在此事上尽量少犯错，而不是更多。此外，我们还特别倾向于向双重结构靠拢。譬如说，我们谈论着互补而传统的医学，如此一来，就将灵气疗法（Reiki）的荒谬和经过临床实验的圣约翰草（St John's wort）糅合在一起。又如，仇恨外国人的人（Xenophobes）涉及原住民与移民，即便是在美国与英国这样的国家，但几乎没有任何人能列出一条纯粹的本土界限。甚至当我们将种类扩至三个的时候，还是相当不够用——比如英国政府将食品标注为红灯、黄灯、绿灯来概括其营养价值的荒唐尝试。

在社会学家弗兰克·富里迪称之为“治疗文化”的批评中，他曾做出了一些可疑的糅合。关于情绪专断如何侵蚀个人自立，并导致病态化的不快乐，富里迪说了有许多有趣又有价值的东西。但是当他用同一把刷子抹黑所有形式的治疗时，这就给他的论证帮了倒忙。在他的著作《治疗文化》（Therapy Culture）的最后部分，富里迪没有试图区分不同形式的治疗，只是用一种我们称之为“虚假简化”的方式谈论着治疗。他告诉我们，治疗是帮助人们认清自己的位置，并给予认可与肯定。

这些话对某些疗法而言可能是对的：譬如精神分析就曾被指控通过一个漫无止境的治疗，使得治疗师暗示他比患者本人更了解他自己，并与患者保持在一种长期依附关系中。当然还有很多形式的治疗被明确地设计成尽快帮助患者从痛苦中摆脱出来。同样，虽然有一些心理辅导仅仅是验证患者的情绪，但最好的心理治疗则是向患者提出挑战，以改变他们看待自己的角度，并为处理问题的方式提供更多可能性。

富里迪肯定知道这些，但是他简单地一笔带过来表述他的论点，并将这些区别掩饰起来。这种简化有时候是良性或是不可避免的。比如，我前面在谈论精神分析的时候，我将更宽泛的观点运用到弗洛伊德式分析、荣格式分析、克莱因学派分析、拉康式分析，以及其他为数众多的精神分析门派上，这就犯了虚假简化的毛病。但是在富里迪的例子中，我认为将治疗方法说得好像是巨石一块是没必要并且不准确的。

通常，在概括是必要的或者灾难性的情况下，就需要做出判断。离开适当的范畴，我们只能谈具体细节；但范畴过大的时候，就会产生谬误。

对于那些我们知道它实际包含很多种类的复杂事物，何时用单数形式谈论它们才是可接受的呢？如果可以，那么对基督教、伊斯兰教、恐怖主义、慈善家、政客、电视真人秀、印象派画家、商业银行家、英国式价值观、纽约人等做出一个大的判断是否可行呢？当你做出这样的判断时，是公平合理还是太过简单呢？

9.抱怨太多的女人

【动机猜测】

持进化论观点的作家发现对他们的理论进行公共监督很有威胁，这提示我，在他们的理智姿态中隐藏着某些不牢靠的东西——它们终将大白天下，无法遮掩。

——菲利普·约翰逊（Phillip E.Johnson），智能设计论者

尽管对于如何从根本上获知他人的心智仍是个哲学难题，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却很善于了解他人的精神状态。大多数人都发现厌烦、恼怒或者诱惑力这样的情绪感受很难去掩饰，通常只需一眼看去就能侦测到某人的心情。

不过，弗洛伊德最令人遗憾的遗产之一，就是他似乎使很多人明白，与自己的焦虑相比，我们却能够更好地评判他人的情绪。我们的潜意识对自己藏而不宣，但是他人对此却能看得透彻。

关于如何对他人动机做出笼统判断，有一组粗糙的流行心理学原则可加以应用，“否认的反比例推理原则”是其中之一。这个原则又被称为“抱怨太多的女人原则”，它指出：一个人越是否认某件事，这件事就越有可能是真的。比方说，就好像每个在校的青春期男生都觉得自己什么都懂；或是一个人越是发誓赌咒否认自己是同性恋，他就越有可能就是同性恋。

另一条类似的原则是“憎恶与恐惧相等原则”，又被称为“害怕偏执反应原则”。这条原则认为：一个人越是声称憎恨某事，他越有可能真的很害怕这件事。我们一般情况下并不善于运用这条原则，直到变成拿不到学位证仍自以为是的大学生。

还有就是缺乏安全感时的“傲慢自大原则”，又被称为“外强中干原则”。这条原则指出，若一个人看起来过度自信，那么他肯定是在补偿一种根深蒂固的不安全感。它的受益者就是那些傲慢自大、掠夺成性的人。

所有这些伪原则的问题就在于：它们都是胡扯。当然也会存在这样的特例：当一个举止比海明威更具男子气的男人极度夸张地否认自己是同性恋，并在单身汉聚会中声称讨厌“伪娘”，那么他有可能实际上只是在强忍自己对其他男人的性欲；同时他也有可能是一个偏执的、大男子主义的同性恋恐惧症患者。很多人抱怨某些东西不是真的，是因为他们自己觉得它不是真的，但上面这个例子中的真相对他们应该很有意义。我讨厌伯爵红茶，但是我并不怕它。有些人看上去非常傲慢，恰恰是因为他们内心对任何事情都没有把握。

这本来应该是很明显的了。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仍然发现人们会在所谓的理性辩论中继续使用上述愚蠢的心理学原则来支持自己的观点。智能设计论者菲利普·约翰逊对“进化论作家”的强烈反对就是一例：他非常聪明地将他们的抵抗描述成感觉被“威胁”，这个词已经暗示出他们的反应不是理性的而是心理学上的自卫。他接着指出，那些大喊大叫地反对智能设计论的言论，源于“推理论中隐藏着的不安全感”，这就是在用精神分析学家的术语来对待理性的辩论。

如果我们将这种分析运用到分析者本人身上，则会质疑约翰逊对他自己观点的正确性（还有合理性）为何如此肯定，以至于他不可能理解人们完全有可能用充分的理性以及科学背景知识而非情绪化的论点来反对他。这可能是对的，但是也可能不对。如果想要批评他，我们应该只是指出他玩这种分析的招数太老套，并且与这个利害相关的严肃议题全不搭界。猜测他行为中潜意识的心理动机或隐藏的理智上的不安全感可能很有趣，也非常能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是这么做既没什么意义，也与判断其言论中的合理性毫不相干。

虽然我们现在看起来都好像是业余精神分析学家，但也许是该检查下我们使用这些方法的时候有多狡猾或多粗糙了。问问你自己试图猜测别人行为与信念背后的心理动机的频率，然后想一想，这些猜测是否真的有正当的理由。你或许会因此更加了解自己。

10.大气碳层的臭氧空洞

【模糊边界】

空调的使用加剧了全球变暖，现在已经影响到南极和美国南部各州。它正在使臭氧层空洞成为现实，并将这个地区酷热的夏风吹遍全球。

——迈克尔·穆尔（Michael Moore）

臭氧层损耗与全球变暖并非是两个完全不相关的问题，它们都可以看做是人类对环境的破坏性影响的例子。许多破坏臭氧层的化学物质同时也是温室气体，但是它们之间的关系并非像我们时常设想的那样紧密。

臭氧层损耗主要是由氟利昂（CFCs）引起的，其主要影响是提高抵达地球表面的紫外线B（UV-B）的辐射量。另一方面，全球变暖被认为至少部分是像二氧化碳和甲烷这样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增加的后果，并且导致地球的温度升高。

这个事实未能阻止包括环保运动者在内的大多数人有意无意地模糊二者之间的区别。比如在论战中，迈克尔·穆尔似乎就混淆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并将臭氧层损耗视为全球变暖的重要原因。但事实并非如此（就算二者之间存在偶然联系，这种联系也是以另外一种方式而存在：全球变暖加剧了臭氧层损耗）。穆尔模糊了区分这两个问题的边界。

理解任何问题，你都需要做出清晰、精确的重要鉴别。如果模糊了争论的边界，你就无法做到这一点。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有时候仅仅是出于无知。因为我们懒惰地假设这两个相似的热门问题是相同的。人类是“认知上的吝啬鬼”，当我们可以侥幸只思考一件事情时，就不会同时思考两件事。这大概可以解释为什么太多的人（虽然现在少了一些）认为吸食大麻和注射海洛因在本质上是相同的行为。遵循诸如“可以使用合法的药品，就不能使用非法的药品”这样的规则，要比大规模地审查各种不同的药品，并分析它们的效果、成瘾性以及与犯罪性质之间的关系，甚至各种药品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简单得多。

但有时候模糊边界的原因更可能是蓄意的，使问题模糊化可能是一个有效的修辞手法或争论策略。比如，在环保运动者的例子中，如果臭氧层损耗与全球变暖在人们的观念中是相互关联的，那么就只存在一个清晰单一的焦点，而不是一个由诸多模糊的相关问题组成的复杂网络了。

反恐战争与同伊拉克的冲突之间的边界通常也被模糊化了。这二者之间的任何联系都是间接的，更可能与长期的战略目标相关，而不是战术性地对本·拉登及其支持者的追捕。虽然这两场战争之间具有某些联系，但如果人们将伊拉克战争看做是反恐战的一个简单延伸，那么这将对美国人和英国人产生巨大帮助。因此对边界的模糊，是有意用来提高对伊拉克战争公开支持的手段。

有时候，指控一个对手处于模糊边界，这一指控本身就可能是一个修辞上的把戏。一些问题实际上很复杂，拒绝以一种简单原子式的方式来讨论这些问题是明智的表现，而非圆滑的思维方式。臭氧层损耗与全球变暖，反恐战争与海湾战争，软毒品与硬毒品——所有类似的问题都可以被分离，但这就意味着我们把它们联系起来是不正确的吗？

[1] 光明会（Illuminati），又称“光照派”或“光照帮”，是启蒙运动时期的一个秘密组织。该组织被认为试图用阴谋在幕后控制全世界。——编者注

[2] 英国历史学家戴维·欧文（David Irving）因发表否认纳粹大屠杀的言论，于2005年在奥地利维也纳被判处3年监禁。——编者注

[3] 伊丽莎白·鲍恩（Elizabeth Bowen），英国女作家，其早期小说以机智和嘲弄著称。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著名英国作家。——编者注

[4] 戈尔·维达尔（Gore Vidal），美国作家，经常对政治进行犀利评论。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20世纪艺术界最有名的人物之一，波普艺术的倡导者和领袖。——编者注

[5] 玛米·范多伦（Mamie Van Doren），20世纪50年代美国演员，以扮演性感角色著称。沃伦·比蒂（Warren Beatty），美国知名演员、导演。——编者注

Chapter 4 鸭唇不对马嘴——我说东来，你说西

1.吃奶酪的投降猴子

【断章取义】

我的立场是，无论结果如何，法国都将投否决票。

——雅克·希拉克，法国总统

当《辛普森一家》（The Simpsons）中的守门人威利称呼法国人为“吃奶酪的投降猴子”[1]时，那只是一种恶搞，并不是真心嘲弄法国人。但是许多美国人和英国人却因为不满法国对待萨达姆·侯赛因的立场，所以特别喜欢引用这句话。

这不仅仅是因为法国反对伊拉克战争——许多国家都反对，还在于法国人这种表达反对意见的方式。那些持批评意见的评论家将法国描绘成非理性的反战者，最重要的证据是法国总统希拉克在一次电视采访中声称：“无论结果如何”，法国都将行使其否决权，并反对联合国对伊问题上的任何“其他”决议（实际上，唐宁街[2]列举了包括1441号决议在内的十条早先决议，指责伊拉克并未严格遵守相关决议）。希拉克的这席言论使得英国和美国大动肝火——这些证据表明法国听不进任何合理的意见。唐宁街称法国的立场是“恶毒的”，而英国外交大臣杰克·斯特劳斯（Jack Straws）则宣称这一立场更有可能引发战争。

但是，希拉克只是断章取义的牺牲品，他完整的原话是：“我的立场是，无论结果如何，法国将投反对票。因为我们认为今晚并没有充足的理由，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去发动一场战争，比如解除伊拉克的武装。”

这句话里最关键的词是“今晚”。更重要的是，这段言论之前的访谈很显然都是在一系列不同的假定情况——比如联合国安理会就新决议超过九票形成多数或者没有超过九票的情况下，法国将如何投票（如果当晚确实有投票的话）。因此“无论结果如何”，清楚地表明它的实际意思是：无论其他安理会成员国将如何投票；而“今晚”一词则暗示出法国的立场并不是完全不可改变的。

实际上，希拉克并未明确排除使用武力。“法国并不是持反战主义观点的国家”，他说，法国“并不从原则上拒绝使用武力，只是法国认为战争应该是进程中万不得已的选择”。

然而，通过对希拉克那番话断章取义的引用——挑出一个短语，甚至是整个句子——他就被描绘成一个宣称在任何情况下都坚决反对使用武力的人，换句话说，他就是一只吃奶酪的投降猴子。

在不损害原意的情况下必不可少地引用短小的选段或者词句，这与断章取义是不可相互混淆的。如果非要这样看问题，那么凡是没有将原始演讲全部重印出来，或者将整部著作再印一遍的做法，都可能被指责为断章取义，这样的话，那么本书每章的引子都属于断章取义。“断章取义”这个词含有误导的意思，因此，如果一个引用并没有曲解说话人的原意，那么就不能被指责为断章取义。

在某些领域中是否存在因断章取义而被曲解的问题，这一直是热议的话题。举个例子来说，许多遵循《圣经》或《古兰经》的人声称，经书中的某些特定篇章看起来容易引起道德反感，但是这仅仅因为对这些篇章的引用使其剥离了原文的语境。但另一些反对者则指出这些经文的含义就是它们字面的意思。

“你们不要想我来时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10：34-36）耶稣在《马太福音》中的这些言词是否存在歧义呢？这是对经文的断章取义还是恰恰揭示出了启示本身呢？

2.吃掉你家的转基因食品

【无前提推论】

迄今为止，又有一个（英国）专家小组在本周指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转基因食品进军商业种植会比方便食品对人类健康更有危害。因此欧洲人没有任何理由不吃美国人早已大量食用的转基因食品。

——《经济学人》

从广义上讲，大多数错误的论证都是缺乏前提的推论的变种：做了结论，但是文不对题。在与英国国会议员托尼·本（Tony Benn）的会晤中，萨达姆·侯赛因把自己表现得像个天才的无前提推论大师。在这次简短的交流中，他使用“因此”多达六次，每次都是在直接地给出一个无前提推论，或者做出一个寡淡的自我证明结论的时候（譬如“因此我们正面临着一个危险的处境”）。还有一个更好的例子：

那些人，还有其他人，一直是在告诉我们各界美国政府——尤其是眼下这个政府的作为，那就是——想要控制世界需要先控制石油。因此，消灭伊拉克是控制石油的首要前提。

关于无前提推论，最重要的在于，造成问题的不尽然并非是所作出论断的真假与否，而是前提与结论之间究竟有什么关联。例如，如果我说“我喜欢奶酪，因此今天是星期二”，那么这绝对是一个无前提推论，因为“今天是星期二”这个事实并不伴随“我喜欢吃奶酪”这个事实而来，但是“今天是星期二”和“我喜欢吃奶酪”这两者仍然可能是真实的。与此相似的是，萨达姆做出了一个无前提推论：它既不能证明美国不想控制整个世界的石油，也不能证明他们未将摧毁伊拉克作为实现这个目标的手段；只不过后者并不是前者的必然结果。然而人们看起来确实喜欢在文章中遍布“因此”与“所以”，也不管这些词前后的论断之间是否有逻辑关联。

在《经济学人》的这个无前提推论中，“没有理由不吃转基因食物”，并不是由一个英国专家小组得出“转基因食品可以安全食用”这一结论的必然结果。许多人出于与健康无关的原因抵触转基因食品，比如他们宣称转基因食品威胁到生物多样性，并对农产品企业造成压力，又或者是出于对我们尚未确知的大规模推广转基因作物可能带来的长期影响的恐慌。

能够作为《经济学人》辩护词的是，报刊文章并不是具备定义明晰的前提与结论的正式论证。大多数新闻式的争论都只是盖然性推理，即建立在不明确，通常是假定的前提之上的。

不需要太费力深究就可以确定前面所引用的《经济学人》那句话中盖然式推理的本性。那句“迄今为止，又有一个（英国）专家小组在本周指出”——表明我们需要假定此前提，即已经有大量关于转基因食品健康风险的研究，足够我们从中得出结论，更何况所有的研究都指向相同的结果。同样，结论也留有余地。我们需要将“欧洲人没有任何理由不吃美国人早已大量食用的转基因食品”理解为没有“健康方面的原因”，因为只有这样才合乎这段话的语境。

一旦我们接受这些若有所指的事实，无前提推理就消失了。大量的研究——足够到我们相信其结论——表明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因此确实可以得出没有什么合理的健康方面的原因不吃转基因食品。既然《经济学人》很为自己论证的明晰而自豪，我也就不必为抓住它这个罕见的失误而良心不安了。

除了那些为了在迂腐的逻辑学家中获得领袖地位而写的文章，要指出其他文章中的错误论证过程就有点太容易了。本书中有时是不是也仅仅根据缺乏前提与假设而错误地指认了无前提假设呢？这些前提与假设只要你用心去查看的话，有可能是明显暗含了的。只要它们弄清楚了省略的论证过程的本性，那么有多少我描述的错误论证能够被修正呢？我交给读者诸君来做评判。

3.在100%不含脂肪的纸张上印刷

【可疑的优点】

我们希望我们的雇员能提供最好的服务……为了更好地实现这一点，你需要在第一份职业中实现这一承诺，而不是在做第二份的时候。

——美国阿姆斯特朗国际公司的广告

在格雷厄姆伙计（Graham Fellows）的漫画版形象中，创作歌手约翰·夏特奥斯（John Shuttleworth）正在赞美一种著名的运动饮料。他说：“它是等渗的（isotonic），不会污染环境”。

正如夏特奥斯所表现的那样，在陈词滥调的背后都存在着商家精明的观察。和大多数人相似，夏特奥斯很容易就被厂家和广告商对产品的宣传所打动，即使他不太明白广告词的内容。但只要把某件商品的优点提出来，就足够打动人心。

在这个例子中，夏特奥斯误解了所谓的“优点”。但是在其他场合，如果强有力的、具有说服力的信念权威宣称某种商品具有优点，即便这种优点根本不存在，人们也容易接受。这种伎俩，在提出一个正确但并不相干的宣言以标榜商品的优点时最有效。

其中的经典案例，就是在食品广告中使用的“非脂肪含量超过95%”或者类似表述。这种说法符合事实，但是它想表达的意思实际是商品更健康，或者这是减肥人群更佳选择。然而，很多这类低脂食品实际上都包含了糖和其他成分，这与它们所替代的常脂成分富含同等的热量。非脂肪含量超过95%的事实，根本就不是一个必然的优点，虽然它经常会成为吸引顾客的一个卖点。

一旦你对此保持警惕，超市货架上以及广告牌上的例子就接踵而至。例如为什么包含瓜拉那[3]的东西就是好的呢？如果含量达不到所要求的那个标准会有用吗？如此保证是否具有实际意义？在价钱相应提高的情况下，为什么某些商品更新、更大的包装要更好？在以前的塑料包装也足以保鲜的情况下，为什么谷物类商品在金属包装中更让人喜欢呢？

美国阿姆斯特朗国际公司的广告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他们将清晰地阐明“招聘初次就业的人员”的原因视为公司的一个优势，并把自己惹人怀疑的本性表露无遗。“我们一般不雇用有其他行业从业经历的人，或者是通过跳槽来获得管理职位的人”，他们如是说。为什么不呢？根本就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人们在第一份职业中比第二份职业中更爱岗敬业。实际上，很多人以第一份职业为跳板，而如果他们想要谋得第二份职业则需要更敬业的态度。并且，有过其他职业经历的人，也会有更丰富的经验进行管理。表面看来，这一雇用方针是一个优点，但实际上没有说明任何事，并且似乎也没有任何经验证据能够支撑其论点。

而这种可疑优点的表述竟能大行其道，大概是因为我们希望尽量少做认知判断的惰性使然。我们倾向于判断“真”或“伪”，而不习惯于“这一说法关于事实的部分是真的，但是它关于优点的推论部分不是真的”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后者要求我们区分事实性的内容和评价性的推论，但这在我们的目光无意扫过一条广告或是一个产品包装袋时，需要完成的认知任务太繁复了。之所以这么做，不是因为我们愚笨，而仅仅是因为我们处于商业信息的狂轰滥炸中，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把这些信息从我们的大脑中过滤清楚。

很少有人在购物时还能保持精神上的敏锐度。下次去超市，你不妨尝试着辨认包装和货架上宣传语的可疑优点。如果你这么做了的话，就会把更多产品从你的购物计划中划去，而不是把这些杂货全都丢进篮子里。

4.如果不是全坏，那肯定是全好

【部分防御≠支持】

在上周的《卫报》中，赫赫有名的哲人朱立安·巴吉尼声称:与表面现象相反，新工党关于身份证的计划应该是个被左翼拥护的点子。

——尼克·科恩（Nick Cohen），《观察家》

坏的争辩举动源于读者，也源于作者。当读者就是作者本人时，结果就会是公然歪曲某人的立场。这一点也会让未被准确描绘的一方非常厌恶。

到现在，我已经数次置身于这类事件当中，一种模式似乎正在形成：人们反复地将对某事的部分防御看成是全力支持。如果对X或Y似乎没什么可说的，别人也不见得能给出更好的评价，那么出于对平衡的需要，你会认为X或Y是一件好事。

例如，在广受尊敬的“曲木”博客（Crooked Timber）上，某人对我为“蝴蝶与车轮”网站“失误”系列所写的栏目抨击道：“所有的争论，都被作家们喧嚣的政治立场所侵蚀。”他接下来所说的内容属实，但“根据巴吉尼”那段则完全不是我说的。似乎他在某个特定的点看到了我在为布莱尔辩护，还批判了他的对手，因此他主观臆断为我支持布莱尔。这是一个将部分防御视为全力支持的典型例子。

尼克·科恩犯了同样的错误。在《卫报》的一篇报道中，我尝试参与关于英国强制性身份证的争论，其源于政府的“干预”可能限制自由的忧虑。讨论忽略了政府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达到何种程度时，能增强行动自由的问题。

不论此争论是好是坏，我并没有推荐身份证。我只是说：我怀疑这一举措不会“在增强我们安全从事业务的积极自由方面获得足够的回报”，而且形容这个计划是“半吊子”。但是我似乎说得不够清楚，关于对内政大臣大卫·布伦基特的部分防御并从他的论证中看到了某些功绩，这个观点马上被误视为拥护他和其举措。

科恩可能是故意恶作剧。毕竟，他把我描述为一个“赫赫有名的哲人”是圈内的讽刺笑话。（在一次“公开民主”网站的交流中，他曾经用过这个词，当我纠正他时，他“坦率道歉”说：“我收回这仅此一次的诋毁，并保证不再这么说了”。）

我怀疑人们轻易混淆了部分防御和权力支持，是因为想要把世界分成清楚对立的阵营——“我们”和“他们”。如果你倾向于这种想法，那么部分防御看上去会像某人着实相信的标志和信号。在这样一个二元世界里，对于我来说承认布莱尔或是布伦基特有道理，就是承认我私下是一个专断的布莱尔主义者。或许我真是，但是我描述的部分防御并没有表明这一点，因为对于这些人的政治反对者来说，我同样是部分防御，但实际上我不可能私下是所有人的支持者。

争论的某些部分似乎很容易陷入两极化。在美国，某人表达对巴勒斯坦人自治权利的支持就经常被贴上反犹太分子的标签。难道不是这样吗？与此同时，在英国，不完全赞同以色列政策就会被贴上新犹太复国主义的标签。

这类错误是相当普遍的。在尝试纠正他人之外，我们也应该问问自己：我们通过摘引他人的论据，从而直接跳至自己的结论，这到底在何种程度上反映了更宽泛的信念？

大部分人都发现他们很难从自己不认同的人身上找到优点，所以，时不时地尝试去留意你强烈反对的观点，看看它们是否有哪些值得你真正赞成的优点。你会发现这很难做到，而且在同理心的作用下，你还有可能从这一练习中感觉到发自肺腑的情感抵触。

5.古老的东西都是好的

【过时谬误】

如果我们不行动，如果我们变得沉默，政府会肆意地用有毒的谎言替代历代的教导。我们对于永恒的天然药物、食物和草药进行的培育进化，凝聚了人类数千年的智慧，但在缺乏远见与贪婪的重压之下，它们将被毁于一旦。

——朱迪·丹奇夫人（Dame Judi Dench），演员

如果你不想被医疗工业的巨轮压扁，这就是朱迪·丹奇夫人告诉你应该做的：反对《食品法典》（Codex Alimentarius）——它是世贸组织用来解决贸易争端的一项关于食品安全的国际协定，被用以控制食品供应和草药销售。显然这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它不但降低了我们的“健康自由”，而且让我们依赖于有危险的现代药物。

当决定是否关注朱迪·丹奇夫人的药物号召时，有一件事是理智的人不应该做的，即轻易掉入“一种治疗或医学实践进行了长时间，就能够证明其有效性”的误区。

丹奇夫人对治疗方法的历史年代的呼吁仿佛是某种建议——她提到了“历代的教导”，“永恒的天然药物”和“数千年的智慧”。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法典的反对者们主要想保护的东西之一就是维生素药片，一项20世纪的发明。

它应该恰恰能够证明：“这么做已经有好几个世纪了，因此它肯定是好的”——这是一种简单又不合理的推论。一种治疗方法的悠久历史也是其可疑的原因：几个世纪以前，我们完全不知道人体是如何运转的，而且人们通常死于在现在被视为微恙的疾病。若是说如此不发达的生物学和药物学文明是很多有效治疗方法的源头，则有些令人难以置信。

的确，我们对于古老治疗的钟爱也是相当有选择性的。例如放血疗法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5世纪，甚至可能源于医药之父希波克拉底：它以不足信的原理为基础，即人类的身体需要在四种基本体液之间维持平衡，包括血液、黏液质、黄胆汁和黑胆汁。像很多恐怖的古老处方一样，在误用它们而导致了包括华盛顿总统在内的很多人的死亡之后，它们被理所当然地托付给了历史（甚至包括朱迪·丹奇夫人）。

那么，究竟是哪一点让古老智慧这么有吸引力呢？当它涉及东方的做法时，一个肯定的理由是：在西方社会里，东方被神话化了。像中国、印度这样的地方，都被视为是“神圣的”，仿佛那里的人们不像西方人那样是由血肉组成的。

一个更合理的原因，是那些治疗方法已经被“尝试和测试过了”。如果某些事情已经持续了几个世纪，其中则必定有非比寻常的元素。这一说法直觉上貌似合理。但是，按照这一逻辑，妇女的不平等和被奴役也理应如此。

当然，走截然相反的路，完全相信古老智慧或是认为只有现代医学才有意义，这都是不合理的。很多草药都被证明有疗效，尽管有一些现代药物可能更有效。然而，关键在于它们被认为这种有效性是经过了检验的，而不仅仅是因为它们古老，并且以某种方式被历史尝试和检测过。

为了区别“古老智慧”和“过时谬误”，你不能对任一方有偏见。陈旧的观念总会因为好或坏的理由坚持下去。为什么婚姻制度能如此持久？为什么女人至今无法上升到职业最高点？为什么许多现世人文主义者坚信上帝不会死？为什么人类仍然在吃肉？是不是对婚姻、两性不平等、信仰和食肉性的坚持，也是对古老智慧的一种反映，才使得它们在人类社会中存在了数百年？我们应该像对待放血疗法、政治迫害和封建制度一样，把它们也扔进历史的垃圾堆里吗？

6.偷窥狂的特许令

【无辜者无畏】

如果某政府对这件事生气，那么他应对自己市民的可恶行径而愤恨。

——琳恩·韦尔（Lynne Weil），前美国国务院新闻发言人

由于反犹太主义明显高涨的警示——欧洲尤甚，美国国会在2003年决定对该态势加以监控，从而命令国务院“启动对全世界各国政府对待犹太公民待遇的评估”。

然而一些国家反对这一举措，但美国国务院新闻发言人琳恩·韦尔争辩说，任何政府都没有适当的理由去拒绝这一报告。实际上，她是指：如果一个国家不存在反犹太主义的严重问题，那么报告中的内容就没什么好反对的；但是如果他们真的存在这一问题，那么他们应该关注的不是报告内容而是问题本身。反犹太主义国家理所当然没有任何担心的必要。

这是非常流行的“无辜者无畏”辩证法的一个版本。无论何时，只要权威们希望采取新措施，以增强安保的名义加强监视或限制自由，他们就会这么说。例如，某人要求搜查你的行李，但你不同意这种侵犯隐私的行为，可是你被告知：如果你是无辜的，你就没有理由反对。那么你到底在隐藏什么？

这一争论是一种特殊的二分法：你只有或此或彼的选择。要么你有罪，所以罪行将被揭露；要么你是无辜的，在这种情况下没什么可被揭发的，你也不需要担心什么。总之，你没有正当的理由去担忧。就像所有错误的二分法一样，它的问题在于：在两个非此即彼的供选项之外，至少还应有一个其他的选择。

在“无辜者无畏”的情况中，一般情况下合理的反驳是：我们的反对与我们有罪或是无辜没有任何关联，只与我们的隐私权有关。试想我们在自己的卧室起床之后干什么都没什么好羞愧的，但是大多数人仍然不想有人在旁边看着。如果潜在的偷窥者只是说：“为什么不让我们看？难道你做了不该做的事？”——那么此类偷窥也不是什么严重的事件。然而，“无辜者无畏”一般只是为了转移注意力，与我们有没有做错事的事实无关。

同样，琳恩·韦尔的争论也是在转移注意力。外国政府反对的不是对隐私的侵犯，在他们眼中，对反犹太主义的重点聚焦是对其他歧视的反对。美国国务院的外交家们警告说，这些举措会表现出美国政府有偏袒之嫌：相比其他形式的歧视和镇压，它们对反犹太主义的关注要更多，也许也更加广泛。这是不是一个有力论证无疑是另一件事，然而，既然这是官方之所以对反犹太主义加以关注的依据，琳恩·韦尔的回应明显没有抓住重点。除了生活在一种具有侵扰性、不公正的政策统治之下这一点，无辜者恐惧的是并没有什么被指明。

除非“无辜者无畏”真正的寓意是“无辜者的恐惧是无事实根据的”，它才能作为一种合理的观点来使用。区别虽微妙但却相当重要。例如，在英国引入身份证的争论由来已久，部分反对者主要是对人们的资料将如何使用怀有疑虑。如果这些担心是没有事实依据的，那么无辜者也就没有必要担心什么，更无须解释其相关性。

你可能会担心某个互联网的社交网站会将你的资料透露给其他人；法律若是允许未经起诉便可以对恐怖分子嫌疑人予以拘留，则会给警察过大的职权；你知道高速摄像机能够有效追踪你在国内的行踪。在这些情况下，无辜者可能真不需要担心会有什么坏事发生在自己身上。但是，这是不是就意味着无辜者的担心毫无事实根据，而且无须考虑呢？

7.这本书什么都没教给我

【选择语言】

今年将有17份房产被兑换成现金。这只是三千例像艾米、海利、约翰、斯蒂芬这样被剥夺了童年生活的儿童中的一部分，而童年生活是我们大多数人所期盼的。

——金·卡奇赛德（Kim Catcheside），BBC社会新闻记者

当需要指证修辞手法上的小花招时，语言学家和逻辑学家一样好使。句子结构上的细微变化，就能明显地改变话语的重心。

语言最重要的作用之一，就在于传递出事情的相关信息：是谁，做了什么。就连小孩子都能立马分辨清楚，同其他会惹祸的话语相比，下面这种说法获得免责的机会更高：在可以说“玩具坏了”的时候，为什么要说“我弄坏了玩具”呢？

我们可以用其他的表述方式来转换对一个行为或事件的现有说法。例如，“我觉得受到了侮辱”是对我们情感的中立表述，而“你侮辱了我”则肯定地指出这种感觉的原因与他人有关。如果你觉得被冒犯主要是因为自己内心的不安全感或过度敏感所致，而并非他人有意或无意的行为造成的，那么后面那种说法可能会引起误会。

在BBC针对为失去家庭的儿童设置的特殊基金所拍摄的节目中，金·卡奇赛德用一种似乎靠不住的方式来组织她的材料。她本希望合理地指出，不论如何赞美这项新政府资金举措将起到什么作用，都不会改变绝大多数生活在这种状态之下的人们的生活。但是她用了一种非常奇怪的方式来描绘这些人的困境，说他们会“被我们大多数人所期望的机会所抛弃”。假使她说过这些人“没有获得”这些机会，对于那些需要对此负责的人而言，或者如果真的需要有人对此负责的话，她的评论就是中立的。但是说他们“被抛弃”，则明显暗示有人主动地从他们那里扣压了机会，这给人一种其中有猫腻的感觉，同时还让人觉得应该有人对此负责。

你可能觉得她说得很对，但显然这是一种对这种处境带有政治意味的看法：你不会期望一份BBC报道能够采用不偏不倚的角度。当然这个例子也不能说明不存在中立的表述方式。

我们也可以用更抽象的术语来解读这些句子，这样的话，前面提到的儿童无论是被命运还是被机会所“抛弃”，都可能是这句话里的意思。但是媒体的含义并不是一些额外选项，或者是过于热情的阐释：它的意思就在语法里。如果不打算拥有负责任的媒体，我们就没必要使用此类机构。

同样，如果有一个负责任的媒体，我们也不应该掩盖事实。而今有句用得很多的话就是用来掩盖事实的——“没什么事发生”。我们可能很热情地谈论安排一个周末的老朋友聚会，却从没着手实现。也许有人会问我们，“你计划好的那个周末都发生了些什么？”——“没什么事发生”，我们答道，仿佛应该出现的事情没有出现，而且这与我们自己的不善组织毫无关联。尽管社会事件不会“就那么发生了”，但它们好像能出于自己的意志当“没发生”一样。

媒体的那些暗示会深深地嵌入我们的语言。因此，如果想准确地说出是何人导致何事，就需要小心地选择措辞。

下面这些我们经常听到的话有多准确或有多少误导性呢？“我发现自己置身在一个脱衣舞俱乐部”，“是她让我这么做的”，“十位平民在空袭中丧生”，“速食让我发胖”，“这本书什么都没教给我”。表述同一个事物有不同的方法，它们会或多或少准确吗？

[1] 原文为Cheese-eating surrender monkeys，典出美国动画片《辛普森一家》1995年4月30日的剧集。因为法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已经投降德国，但是仍然靠英美等国的援助进行反抗运动，所以剧中人物有此嘲讽。——译者注

[2] 唐宁街历来都是英国重要内阁官员的官邸，此处借指首相或首相办公室。——编者注

[3] 瓜拉那（Guarana）是一种原产于南美的植物，其减肥效果也和其天然咖啡因有关系，它也是通过控制食欲并一定程度的提高能量代谢来减肥。——译者注

Chapter 5 指鸭为马——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吗

1.希拉里的外衣与乳沟

【巧妙的破坏】

克林顿夫人穿着咖啡色的便装及蓝绿色的T恤，戴着一件绿色首饰走进房中，对着一群钢铁工人大讲“专业知识”。

——贾森·霍洛威茨（Jason Horowitz），《纽约观察报》

请原谅我讲句俏皮话，衣服不是无关紧要的东西。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甚至进而宣称“在最宽泛的意义上……一个男人的自我就是他可以将自己命名成他的所有的总和”，包括“他的衣着”。可见我们穿什么衣服具有重大的意义。

政治家们深知衣服的符号学含义，并且通常会很仔细地考虑着装问题，因此评论家对他们的衣着选择发表意见并非毫无道理。举例说，当希拉里·克林顿这样经验丰富的政治家在2007年7月露着乳沟出现在参议院时，可以肯定她是有意而为之的，并且让媒体准确地猜测到了她究竟是什么意图。绝大多数人的结论是：她在试图强调自己的女性特质。

仅仅依据贾森·霍洛威茨提到的关于克林顿夫人会见钢铁工人时的衣着做出推论有点言之过早，也许他只是指出她精心修饰的外表与那些蓝领工人之间的差距。不过，一般而言，我们很清楚为什么有些人的衣着比起其他人受到更多关注：因为缺少Y染色体。[1]譬如说，我在网上搜索关键词“希拉里·克林顿穿什么”，结果有1170页的相关信息；而“巴拉克·奥巴马穿什么”就只有167页，其中大部分还是关于一幅他戴着伊斯兰教徒的头巾、穿着长袍的漫画。记者们可能会反复地提到一个女人的衣着，然而对一个身处同样职位的男性，他们就不会这么做。

如果把这个事提出来，许多人（包括部分女性）既不会注意也不会太在意。他们也许会说，那可能是因为男人们看起来穿的都一样——穿西装打领带，而女性则呈现出多样性的美来，并因此而引人注目。这么说可能确实有点道理。不过在与眼下的故事毫不相干的时候，去描绘那位被质询的女人穿的是什么衣服，则起到了巧妙地破坏其严肃性的效果。这种抱怨也是言之有理的，通过给予她的穿着些许重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转移其言辞的重要性。

对待或谈论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差别还有许多别的方式。比如年轻的女人通常被说成是“女孩”，而和她相同年纪的男性却不会被称为“男孩”。女性可能更多地将权力同否定性的词汇——比如“冷酷”，联系起来；男人就不是这样，他们几乎总是将权力视为好东西。

关注这个话题很容易被误认为是小题大做，也许将它类比为积沙成塔更为合适。每一个微小的事例，就好像是一颗小沙粒，其自身实在是微不足道。但是无数同类事例累积起来形成的效果，就好像足够多的小沙粒形成的沙塔。无可置疑的是，我们周围的确存在无数例这样的小事。想想我在文章开头引用的那句威廉·詹姆斯的话：他说的不是一个人的自我，而是“男人的自我”。如果男性构成了人类的典范，女性就不可避免地被贬低到次要位置。

语言与行为上的细微差别巧妙地破坏了特定的社会团体，这种说法如今好像只能找到更少而非更多支持者。原因之一是，在以不易察觉的偏见逐渐累积的基础上，对论据形成了一个合理的怀疑。我们可能会问，怎么能确定是语言使用上的细微差别造成了如此之大的后果呢？我怎么能肯定，评论一个女人的衣着，就是巧妙地实现了我所说的那些目的呢？就算是你觉得我是对的，类似的话就不能用来支持不那么合理的判断吗？我们是不是要避免说“害群之马”（black sheep）、“黑市”（black market）、“勒索”（blackmail），因为它巧妙地强化了“沾上黑色（black）就没好事”这种感觉呢？

2.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愿意与不愿意】

如果部长们不得不随军出征，我们下个星期就将打道回府。

——马丁·萨缪尔（Martin Samuel），《泰晤士报》记者

孔夫子的道德金律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许多和平主义者与素食主义者的道德金律似乎是“己所不欲亲为者，勿施于人”。

这是一条非常流行的道德格言。反战人士痛斥鹰派份子们从不亲自上战场，也不直接接触敌军；反对死刑的人会质问那些持相反观点的人相同的问题，问他们是否准备好去亲手为他人注射致死的毒针；反对堕胎的人使用被打掉胎儿的图片，主张只有在保证我们自己远离这种行为的时候，才能继续支持堕胎。他们所传递出来的信息全都是这样：如果你自己做不到这件事，那么当你对那些代表你做到了此事的人说“这么做没关系”的时候，你就是个伪君子。

这种说辞中不可小视的修辞力量并没有任何理性论证的支持。在一个行为本身的正确或错误与否和一个人有没有能力去做这个事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把“支持或反对”，“愿意或不愿意”之间所有可能的四种组合方式全都考虑进来，就会很容易看清这一点：

1.如果某人愿意实施某行为，则该行为错误。

2.如果某人愿意实施某行为，则该行为正确。

3.如果某人不愿意实施某行为，则该行为正确。

4.如果某人不愿意实施某行为，则该行为错误。

上面第一和第三条明显毫无意义，第二条的错误也很清楚。反对堕胎的人把那些将胎儿取出的人视为邪恶，而不是视为一个挑战他们价值观的人。鸽派也同样这么去看待那些持枪的鹰派，就好像死刑的反对者把反方看做刽子手。如果某人愿意执行某行为的意愿就是他道德水准的某种表征，那么这一切就太令人震惊了。

我们还没讨论到的第四条——“不愿意实施某行为”，它被认为背后具有某种道德判断。到目前为止，能解释这种情况的只有心理学的理论，即我们倾向于做那些让自己觉得无趣的事。但是，从什么时候起无趣成了可靠的道德晴雨表呢？很多人都会在解剖尸体前退缩，但这也没有使尸体解剖变得不道德啊。大多数人都会觉得杀害别人是件很不好的事，即便是为了营救他人的英雄主义行为而将自己置身于巨大的生命危险中，那也不爽——这其实都只是我们自己的问题，而不是在那些不能做的事情上存在道德问题。既然我们不愿或不能做某事并不会使它变成不好的事情，同时在相信某事正确时也没有亲自去做的意愿，这就没什么虚伪可言了。

实际上，普通人在某种行为面前的退缩，常常是此行为需要巨大道德勇气的标志。但是没听过什么人说：“我认为，如果你没有准备好试图上天下地去营救自己，那么当机会来临的时候你最好别想着去占便宜”，或者“我不能理解那些救助贫困的第三世界国家的人，因为那些穷人自己都没准备走出来，没准备自己帮自己。”在这些说法中，荒唐一目了然，其中的逻辑和前面例子中的素食主义者、反对死刑与战争的人完全一样：你自己不愿或不能做某事，就是你不应该支持某事的标志。

我猜这些运动这么受欢迎的原因在于：如果他们支持的事情在现实中令人不快的话，那么要求人们用某种方式去对抗这些事情就是有道理的。要求某人想象一下实际地去做那些他们支持的事情，这也是将思想集中在这些事情的危险性上的一种方法。这有助于道德审议，而不是得出结论的简便途径。

你不愿或不能面对的事情是否有什么不好的含义呢？如果你支持死刑，你是否完全地意识到它将导致一个人的死亡，有时甚至是枉死者？如果你是个肉食者或者只喝牛奶，那么对于动物必须死亡以便得到你需要的肉类或者奶制品的事实，你是否有所忌惮呢？如果你赞成选择性生育，又是否认识到堕胎中被杀死的到底是什么呢？你对于这些问题的情感反应，或许不来自道德直觉，但是它们是否给你了那么一点点启发？如果有，又是什么呢？

3.胎儿是一团细胞还是一个人

【灰色区域】

我将在我体内孕育的生命称之为“宝宝”，因为我想要这个孩子。如果我不想要，我就会把他设想成仅仅是一团细胞，那么杀死他就没什么问题。东西还是同一个东西。决定他生死的关键，在于我怎么看待他。这让我看起来有点儿非理性，甚至可能是不道德的。

——米兰达·索耶（Mirada Sawyer），《观察家》记者

抱怨生命中充满灰色区域，这是很常见的事情，但是人们更喜欢用非黑即白的方式来进行思考。然而，奇怪的是，这种思维方式经常是旨在提倡理性与逻辑，好像尽可能地想清楚才是最应该做的事情。这让人们忘记了下面这个简单的真理：虽然有许多哲学家曾尝试开创出比自然许可程度更清楚的概念划分，但是好的思想应该帮助而不是阻碍我们穿越生命旅程中的那些模糊的领域。

就说记者米兰达·索耶吧，当面对孕检测试呈阳性，思考自己该如何应对时，她好像就被某种认识的迷雾所笼罩。通过写下怀孕如何改变了自己对堕胎的看法，索耶表明自己的确感到了困惑，而之前她是毫不含糊地支持人工流产的。她这些烦恼的核心，属于典型的充满期待的母亲对子宫中究竟是什么东西的关注：它只是细胞的聚合体，还是人类的胎儿？索耶觉得这没有答案：我们选择怎么称呼它，它就是什么。但它同时也是令人不安的，因为主张杀死胎儿和杀死细胞之间的区别只是语义学上的事情。

对此最寻常的回应，是从哪个点开始区分，怀孕是从细胞的聚合体逐渐变成胎儿的。但是难题在于，从任何临界点的确认看起来都是武断专横的。难怪反对堕胎的人坚持使用它“始终是胎儿”的方式，试图清除这一令人不满的暧昧，而不是求诸概念。

在我看来，反对堕胎的人和索耶都犯了一个基本的错误，那就是如果认为在这两种状态或概念之间没有一个坚固的界限，那么这两者之间就没有真正的区别，所以我们最好是划分出一个界限来。将这种想法诉诸本例中的人类细胞与胎儿，索耶的结论是因为缺乏意义明确的划分从而留给我们道德上的困惑；而反对堕胎的人则声称应该放弃这种明确的划分，代之以概念上唯一的人类生命范畴。

无论堕胎牵涉到怎样的伦理问题，这两种立场背后的推理方式都是有严重问题的。语言和逻辑在描述那些模糊的本质界限时是有困难，但是无论是承认存在此类界限，还是承认这些界限划分出了巨大的差别，都是毫无意义的，这点应该很明显。色彩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按照一个谱系排列所有颜色，你会发现在红色变成橘色或绿蓝色之间并没有一个决定性的拐点；而在橘色与红色或绿色与蓝色之间，则有明显而重要的临界点。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在它们之间划出一条明显的分界线来。

同样，那些声称在胚胎只是细胞还没有形成真正的人类，并与其完全成为人类之间存在真实划分的人，也无法驳斥通过观察不能指出从哪一个点开始前者会变成后者的事实。缺乏清楚确定的界限并不是存在真实区别的论据。

因此，清晰的思维能帮助我们理解生命中灰色领域的本质，而不是否定这些领域的存在。抵制含混不清，更多是出于心理学而非逻辑的层面。例如，有时候我们很难明确是将武装分子描绘成恐怖主义还是自由战士为好。与试图习惯不确定性相比，否定差异性的丰富含义则更具诱惑力。这点非常适合那些给所有抵抗组织贴上恐怖分子标签的官方人士，还有那些声称与自由战士在道德上等值的恐怖分子。

你觉得不做画线标记而保持区分是否容易呢？你能接受在合法买卖与无情资本主义之间的差异吗？或者是积极的慈善与破坏性的怜悯？还是正义的武装干涉与非法的、不道德的武装侵略？甚至是合法的性试验与有害的性变态行为？

4.牛奶是奶牛的

【起因谬误】

奶牛的奶生来是给小奶牛吃的。这帮助我们解释了为什么人们会对某些食物产生不良反应，并且能够引发各种各样的健康问题，如鼻塞、鼻窦炎、湿疹、哮喘等。

——约翰·布利法（John Briffa）博士，《食物观察家月刊》

有趣的是，一种食品越常见，它就越有可能被健康时尚人士妖魔化——小麦、牛奶还有茶是坏食物，但黑麦、羊奶与草药却是好食物。我觉得这里面有些不大对头，不过，并不是这个原因引起了我对布利法指控牛奶的强烈兴趣。他犯的是一个很常见的错误，从某物本源的事实一下子得出一个关于这些事物当前用途或本性的结论。

根据布利法的逻辑，鸡腿生来是为了帮助鸡站立与行走的，难道这就意味着我们在吃鸡腿的时候要万分谨慎，因为鸡腿不是生来给人吃的？健康食品店里最受欢迎的另一种食品——蜂蜜——又如何呢？蜂蜜“生来”就属于蜜蜂，可不是给人吃的。鸡蛋也一样，它们“生来”就是未来的小鸡，而不是煎蛋。即使我们允许自己泛泛地谈论某些事物“生来”本性如何，但是很显然，它并不能揭示这些东西的全部用途。

这个观点既简单又显而易见：某些东西并不是作为人类食物而进化的事实，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不应该吃它。其实，如果我们只吃那些毫无疑问生来就是给人吃的食物——那么一旦我们停止吃母乳肯定就会饿死。

有些东西，其现在的性质与本源事实毫不相关，这种情况很常见。考察有些单词的词源往往非常有趣，但是这些词目前的用法却与之毫无关系。譬如，“Generous”起源于拉丁文“generosus”，意思是“贵族出身”；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而今我们说某个人很慷慨则暗示了他的家庭背景。正如物体的用途会改变，词语的意义也会发生改变。因此，知道某物的原始用途或意义，并不能告诉我们其目前的用途或意义是什么。

这并不是说一个词语的来历永远都是毫不相干的。举例来说，水这种东西我们始终都称之为“水”，它的分子式是H_2O。如果我们发现别的东西很像水，但是它实际上不是H_2O，那么这个东西也就不可能是水。“水”的例子属于索尔·克里普克（Saul Kripke）所谓的“严格指示词”：即词语的含义固定在它们被首次命名的特殊事物或物质上。即便如此，我们对水的本质的理解已经随着时间的改变而改变了，水的含义已经不再被那些前科学时期首次命名时的概念所约束。

诉诸起源有着强大的修辞力量，尤其是在指出一些观点萌发于何处的时候。如果一个观点或实践的起源能够追溯到纳粹、军方、农业企业或帝国主义，它马上就会丧失对大众的吸引力；同样，如果某物起源于“自然界”、本土地区或社会正义运动，它立刻就能获得大众的信任。尽管某个思想或实践的来历也许能告诉我们它现在的价值，但是某物的来历则不需要承载这样的功能。纳粹早期反对抽烟，在这点上，他们是对的。

当然，我们也不能总是忽视起源。面对来源各不相同的众多观点，如果我们不利用那些能够确定什么观点值得严肃对待的可靠资源，就会因缺乏过滤器而淹没在资讯的海洋中。

至少我们也需要在“它来自何处”这个基础上去质疑某个想法。如果一个自由市场智囊团指出自由市场是个好东西，那么我们至少要质疑这个研究报告的客观性。话说回来，这个研究的成立与否，也要建立在它自身的价值基础上。

审查通常的信息来源，并核查我们是否将这些信息分配到了正确的信任级别中——这是一个值得去做的练习吗？我们最容易相信的信息有哪些，被我们迅速摒弃的信息又有哪些？设想如果有个局外人在旁边观察你，他们会认为你对信息来源可靠性的反应太过天真或是存有偏见吗？

5.发放紧急避孕药的言外之意

【信息传达错误】

给16岁以上的女孩发放紧急避孕药，这个举动在宣传安全性行为这点上传递出了错误的信息，它只会让“性交能传播疾病”这种目前流行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

——利亚姆·福克斯博士（Dr.Lianm Fox），影子健康大臣[2]

英国是少女意外怀孕与青少年家长人数最多的欧洲国家之一。当然，如果这些小笨蛋们能停止做爱，这种情况就会马上改变。但是，提倡禁欲不仅在道德上有问题（不只是因为大多数成年人并不反对婚外性行为），而且也是无效之举。牛津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诸如“银戒指”（Silver Ring Thing）这样的美国禁欲计划就无法降低感染性病的概率或是阻止无保护措施的性行为。另一项刊载在《青少年健康》（Journal of Adolescent Health）杂志上的研究表明，承诺禁欲的男孩采取肛交的可能性是未承诺禁欲男孩的四倍。

以上两种选择传递出这样的信息：如果你做爱了，它应该是“安全的”（不要产生做爱无风险的假象）；那些没有使用安全套或者安全套破裂的人还能享受到提供紧急避孕的便利。英国政府提倡后一种措施，目的在于为那些没有医生处方或是父母不同意发生性行为的16岁以上的女孩提供“紧急避孕”措施。政府的这种倡导受到了家庭计划专家和家庭医生的欢迎。

当然，反对节育以及堕胎的团体不会喜欢这项政策。如果你真的相信紧急避孕药导致堕胎，以及“堕胎就是谋杀”这种观点，你显然不会希望社会能容忍其中任何一项实践。但是，保守党健康发言人利亚姆·福克斯的说法，采用了一个不能圆融的论证方式——他声称这种方法会“传递错误的信息”。

在自由度更大的律法被提出来的时候，人们常常会用上这个论点。当大麻从B级重新分配到不需严格管制的C级时，你就听到过不少这样的说法——有人声称这么做会让人们觉得大麻是安全的，但实际上它仍然很危险。

显然，这种解读并不是官方原意。公开提倡把大麻重新分类的完整意思是让人们知道，政府认为大麻并不像安非他明一样危险，但在大范围的分类中，大麻与克他命（ketamine）及Y-羟基丁丙酯（GHB）的危险性是一样的。如果愿意，人们可以解读出更多的言外之意，但是其中没有一条是原文的本意。

同样，更方便地获取紧急避孕药并没有传递出什么信息，只是说人们普遍认为这是一种在道德上可行的，并且能够协助处理意外怀孕的方法。为什么要把这些信息理解成“孩子，有风险的性爱是好的”，而不能理解成“我们决定为那些第一次做爱而没有采取安全措施的小笨蛋们提供更多帮助”呢？如果人们更容易从这种法规中提取错误的结论，你就可以发送明显的信息来反驳它们。把大麻重新分类会发生什么，这仍是一个有待商榷的问题。重新分类两年之后，内政大臣查尔斯·克拉克（Charles Clark）断定有必要发起一场宣传运动以警告人们某些药物的危险性，但是，他拒绝把药物分类恢复原样。这似乎是表明，药物分类的变动是正确的，但人们却从中解读出了错误的信息。不过，这两件事情不一定非得互相牵扯在一起。

有些法规就是传递信息的。一个臭名昭著的例子便是英国宪法第28条（Section 28），这条法规是由保守党制定的，并于2003年被废除（英格兰在2000年就废除它了）——此法规禁止地方当局宣传同性恋。当局从来没有依据这一条款成功起诉过案例，不过这不是重点：这条法规主要是象征意义上的，它“传达的信息”是地方议会不应过分支持同性恋权利。废除该修正案也因此成为抑制所谓的“恐同症”的象征。

所以，尽管人们时常声称一些措施传达了它们不需传达的信息，但有时政治法令的要点就是象征性的。当有人因反对某些东西而传递了错误的信息，我们首先要问的是：“是否它真的传递了什么信息”，然后再决定是否需要对此加以改动。

无论我们喜欢与否，许多法案都能传递出信息。但是，至于这些信息是什么，人们可以发表不同意见。难道父母允许自己的孩子在家里吸烟就表明他们不能阻止孩子的行为，并且他们即使不同意也要尊重孩子的选择吗？或者表明他们对孩子的自我毁灭行为没有多大感觉？难道继续帮助一个总是把事情搞砸的亲戚就表明对他的无条件支持？或者表明这些亲戚从来不必为他们的行为承担全部责任？

6.听莫扎特的人不会抢老太太

【关联与因果】

艺术有它自己的社会价值。瞧瞧在皇家阿尔伯特大厅上演逍遥音乐会的夜晚，有几个来听音乐会的人会在回家的路上抢劫老太太？没几个——因为他们有更重要的事情去操心。

——普鲁内拉·斯凯尔斯（Prunella Scales），演员

任何一个从古典音乐现场回家的人，确实都不太可能沿途抢劫别人，但是这个人或许比社会上的普通人更有可能在第二天从他们公司贪污钱财。我们能够由此得出听莫扎特让你不大可能抢劫老太太，但是更有可能搞财务诈骗吗？

这样的结论最好也就是被视为“幼稚”，最坏则是直截了当的荒唐。这个问题来自对关联和因果的简单混淆。

举例来说，习惯性地食用车前草的英国人更有可能习惯性地食用山药，这就意味着吃车前草会导致人们吃山药吗？当然不是。能解释这两者之间关联性的其实是另一个因素：车前草和山药都是加勒比海地区日常饮食中的主要成分。来自一个具有加勒比族人血统的家庭才是起因，是它解释了食用两种食材之间的关联性。

同样，古典音乐会的听众更有可能是中产阶级，这也是真的。这个社会阶层的人不会轻易去抢劫，但是事实上更有可能进行公司诈骗。只有这些关于社会地位的事实根据，才能解释逍遥音乐会的听众中没有抢劫犯的原因，而不是音乐具备任何道德净化的品质。纵然音乐确实能对听众的道德有影响，但要点在于，减少犯罪和聆听咏叹调之间仅有的那点联系不足以表明音乐能够做到这一点。

关联的存在暗示我们两件事物之间有可能存在一个因果联系，就好像上述的两个例子中那样。但是即便指出了这种关系，我们通常仍会觉得一无所获。太阳落山也许能同时说明一朵花的闭合和公园大门被守门人落锁，但这两件事仍然是由两种不同的机制导致的，它们之间并没有深层的联系。与此相似，9点钟出站的火车与9点钟开播的电台新闻快报同时启动（恩，可能不是在英国铁路上），但是说两者都源于时间到了9点钟，这显然就错了：把时间作为原因，通常是错误的。仅仅共有一个很普通的起因，并不能为这两件事之间提供一个因果联系。

从相互关联到因果关系之间的跳跃对我们而言似乎很自然，也许像大卫·休谟所主张的那样：一系列有规律的关联性最终是存在因果性的唯一证据。他的主张走得更远，认为因果性无非是一种例外——其实并不怎么相关。但即便是休谟也会同意并非所有的关联都指向同一个原因。

报纸上满篇关于联系的报道，都暗示其存在着一些因果联系。比如说，在下面这些在英国媒体上报道过的研究结果中，你能推断出哪些因果关系来？逃课的学生比其他学生吸毒的概率高出5倍；经历海湾战争的退伍士兵比其他男女士兵的疾病报告多出2倍。你可以很容易看出这些关联所推论出的特定因果关系来，但是有其他更好的解释吗？

7.地球上到处都是外星人

【逻辑一致】

诸神并不是诞生于人类过于活跃的想象力之上的超自然存在，而是在地球上到处都有留下痕迹的外星人。

——埃里克·冯·丹尼肯（Erich Von Daniken），《诸神的战车》作者

当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曾着了魔一般地读过埃里克·冯·丹尼肯的《诸神的战车》（Chariots of the Gods）。在远古时代，外星人曾到访地球，留下了他们的工艺品，并与人类杂交繁衍——这是书中令人瞠目结舌的假说。他声称，分布在秘鲁的纳斯卡（Nazca）是宇宙飞船的起落跑道，而外星人的介入则解释了那些不可思议的工程技术，诸如巨石阵和伟大的金字塔。诸神从外太空而来的故事可不是远古神话，而是关于外星人到访的文字传说。

冯·丹尼肯的26部著作累计卖出超过6000万册。不过，他的理论并没有作为学术成果在学术性场合被严肃对待：他说的那些太没有价值。可是为什么他的理论又让如此多的普通读者颇为信服呢？

尽管证据比较薄弱，但是冯·丹尼肯的理论有两个特征使它颇具说服力。首先，这个理论很大程度上能与事实相配合。你可能觉得这是对它的赞许，但是的确许多古怪的学说都能与之相配。比如说，谷歌（Google）计划将要控制整个世界的数据，这种说法符合众所周知的事实：有很多人在谷歌提交供了自己的私人资料；谷歌支配了网络搜索；谷歌的文档业务远不止是储存了数百万的文件，它实际上提供了“一个世界性的、非排他性的、免除专利使用费的执照，出于显示、分配和提升谷歌服务的目的，按照谷歌的服务条款去复制、改编、修订、公布以及传播这些内容”。很可怕，是吧？

问题在于，配合事实并不等于很好地解释了这些事实。如果我的猫不见了，根据冯·丹尼肯的理论，说这只猫是猫里面的基督，已经升至猫猫天堂，这能配合事实，但是并不是对事实的最好解释。不过，当一个解释看起来能配合很多事实的时候，我们轻易就被折服了，冯·丹尼肯毋庸置疑地做到了这一点。

其次，冯·丹尼肯的观点是内在一致的。他带着令人钦佩的彻底性制定出了他的理论，所以该理论的所有部分都按照一种条理清楚的方式彼此协调。就好像与事实相配合，这一点通常再次被人们认为是对一个理论的赞许。但是逻辑一致只是一个理论能被严肃对待的最低要求，一个好的理论应该做到的要比这多得多：它需要比与之竞争的其他理论更细致地解释现象。但若是认定外星人的访问从生物学及文化的角度推动了人类的进化，那就太过夸张、太过猜测；相比与之竞争的假设——即“人类就是一路笨拙地靠着自己而来”，则会造成更多的新问题。

有时候，一个逻辑上一致并且能配合事实的理论招人怀疑，原因是它解释得太多。比如说，肯尼迪被刺案的官方说法中满是各种各样的漏洞，而许多阴谋论都承诺能够解释其中的内幕。这不但不能被认为是这些理论可信度的标志，反而指示出相反的一面：如果我们把自己局限在已经知道的事情上，那么通常都会期待未了结的部分。

我们应该学会不要仅仅被一致性所打动。最好的解释不只因其有内在的连贯性，还因为它们可以被验证，它们有预言的力量，以及它们不仅能与案例中相关的事实相配合，而且能够解答其他已知的事实。

神义论试图使人间存在的巨大惨状以及人类遭受的苦痛与全能、博爱的上帝相互协调。我认为它通常能够很成功地表明这两种事物之间没有逻辑矛盾，但是神义论没有能够符合所有属于健全理论的标准，不是吗？因为你无法测试它们。它的预言能力以及解释能力很弱，因为没有一个信仰仁慈上帝的人真的会期望他允许折磨、轮奸、海啸或是肉腐性疾病。并且地球上已知的那些可怕的灾难，不是更能符合上帝不存在或者对此漠不关心这种解释吗？关于仁慈上帝的假说，是我们有关逻辑一致最极端的胡扯吗？

8.同稻草人的论争

【稻草人谬误】

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建立在这样一种价值之上：利润的最大化。而诸如人类尊严、共同责任（团结）、环境的可持续性等其他价值，一旦它们束缚了潜在的利益，便会被无情摒弃。

——娜奥米·克莱恩（Naomi Klein），《拒绝名牌》

自由市场的资本家，都是肮脏、贪婪的家伙。我怀疑，如果你持有的价值观不是利润最大化，你就不会支持他们；相反，你会加入反资本主义的行列，看重的则是人的尊严、团结和环境的可持续性。

如果克莱恩对资本主义道德优势的看法过于简单，那是因为事实确实如此。当你看清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真正面目时，问题就变得清楚了。

自由市场经济理论本身确实并非价值中立，一切都取决于经济活动者在这一市场中如何行动。人们可能完全以价格来主导他们的购买决定，但是他们也同样能够以对环境和人的影响来指导这些决定。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迫使人们抛弃除了利润之外的所有价值。比如，平价咖啡销售的增长，受到了价值关注消费者群的市场需求的驱动。

克莱恩所说的“资本主义”并非西方民主国家的资本主义。在西方民主国家，存在着各种限制潜在利润、考虑其他价值的机制，其中最明显的是：竞争法、最低工资保障、健康与安全条例、税收与环境法规。

那么，她所攻击的靶子究竟是什么呢？她的评论其实是对这一问题的回应：消费者如何能够做出合乎道德的购买决定。因此，它显然是在谈论实际存在的资本主义，而非可能存在的资本主义。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利润压倒一切的观点经不起任何推敲。

克莱恩的论证是一个典型的“稻草人谬误”：虽然她攻击的是现实的、本质上为资本主义的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的经济制度，但实际上她批评的并不是真实的资本主义；相反，她将资本主义漫画化，并以之为靶子加以攻击。但随后对这种漫画式的资本主义赢取的胜利，却被她看成是针对真实资本主义的。

一般说来，当你把一个不充分或被歪曲的论点及立场当做实际上充分和准确的论点及观点时，就会出现稻草人谬误。这一观点本身就是有缺陷的，即使它实际上并没有受到正确的批评。

虽然带有稻草人色彩的歪曲可能是故意而为之的，但通常它们仅仅反映出我们没有努力去理解对手的观点。为什么如此呢？如果我们把不充分或不一致的观点都归因于他人，那么我们自己承诺的优点似乎就很明显；但如果承认对手所说的值得探讨，那么我们自己的观点似乎也就不那么无懈可击了，而且我们的对手也并非显然和魔鬼站在一边。

对“稻草人”盛行的另一个解释是：如果驳倒了一个论点，我们就会觉得自己的观点得到了证明，即使我们的胜利是建立在打败了一个衰弱对手的基础上所取得的。我们忘记了，合理争论的目标并不是为了取胜，而是为了赢得真理。当我们和一个稻草人搏斗时，几乎是不可能获得真理的。

有时候很难看出争论中的哪一方或者整个争论是否犯了稻草人谬误。比如，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通常被指责攻击了某个稻草人版本的宗教（此宗教被描绘成非理性的、仅存在于神话文本中的信仰），而道金斯也经常被他的对手变成“稻草人”。玛丽·米奇利（Mary Midgley）对道金斯关于“自私的基因”的理论作了著名的批评：“基因不可能是自私的或无私的，就像原子不可能有妒忌心、大象不可能是抽象的，或者饼干是目的论者一样”。但道金斯承认基因不具有动机——因为那根本不是他的“自私的基因”理论所要表达的意思。那么围绕道金斯展开的争论中，究竟谁是真正的稻草人呢？

9.用波斯语把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

【言外之意】

内贾德并没有说他将从地图上抹去以色列，因为波斯并没有这样的成语。

——胡安·科尔（Juan Cole），密歇根大学历史学教授

2005年10月，伊朗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发表了中东近代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演说之一。在德黑兰名为“没有犹太复国主义的世界”会议中，他扬言“必须把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这一言论被认为是伊朗政府危险好战的本性流露，并对当地的稳定造成了威胁。

但内贾德所说的真的是那个意思吗？一些波斯专家强调这本应有更为准确的翻译，即“占领耶路撒冷的政权必将从历史上消失（vanish from the page of time）。”而且这句话应该被看成一个预言，而不是一个威胁。因为它暗指阿亚图拉·哈梅内伊（Ayatollah Khomeini）所用的一个习语，表示如同以前巴列维国王对伊朗的统治被推翻一样，以色列目前政权的垮台最终也不可避免。“从地图上抹去”这样的翻译，据说是一种伎俩，是为了给企图对伊朗采取强硬措施的美国鹰派作辩护。

如果这是真的，那么为什么对内贾德这一言论的所有官方翻译，包括他自己网站上的引用，指的都是“抹除”以色列？《纽约时报》援引了两位能使用伊朗语和英语的伊朗人的观点，他们认为“抹去”或“抹掉”比“消失”更为准确，因为波斯动词是灵活多变的。

你给弄糊涂了吧？应该是的。这场辩论生动地说明了，单纯依靠生硬的语法与死板的逻辑是无法进行合理推理的。上世纪欧洲哲学的一个重大贡献，大概就是洞察到如果要了解事情真相，就必须注意发言时的社会状况，而不是仅仅是字面的意思。

而作为一个知情者，你如何去理解内贾德讲话的真正指向？密切关注他的原话可能有所帮助，但仅仅进行准确的字面翻译仍是不够的。针对他的演讲，我将指出以下几个明显的事实：第一，当时内贾德演讲的听众系极端的反以色列分子，他们已准备好接收支持他们反对以色列合法性的任何信息；第二，内贾德援引了哈梅内伊，而后者的组织经常呼吁消灭以色列；第三，演讲是在很多人呼吁华盛顿对伊拉克采取行动这一时期进行的，许多美国人已经准备好尽可能从负面含义去理解内贾德的讲话；第四就是他的原话，即无论你怎么理解，虽然它没有直接威胁伊朗将对以色列采取行动，但很明显支持了以色列的敌人，这当中有许多人属于暴力分子，并且其中有些人是受伊朗资助的。

把所有的事实加起来，可知内贾德的话并非只是针对所有政府面临必然命运时而说的无心之言。但人们对这一事件的反应强度，也已不能单用其言辞的本质来解释了：大家都在寻找内贾德关于以色列极端观点的证据，而他似乎也非常乐意给这些人他们想要的。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实。（我必须指出的是，科尔教授也因为他的翻译而卷入了一场公开的口水战，而他也并未向我谏言说准确的翻译就能理清一切。）

内贾德的演说酿成了重大的国际风波。而在许多细节方面，人们也经常辩称重要的不是某人说话的内容，而是他说话的态度以及当时的情景。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我说弗雷德是一个好人而你却嗤之以鼻，虽然你什么都没说，但如果你声称“我从未说过弗雷德不好”，那就是非常荒谬的。交流并非像单纯的说话那么简单。

语言需要理解其言外之意，但对一个人的言论进行过度诠释也是危险的。如果在指代一个性别不确定的人时只采用男性代词，他[原文如此]是否真的存在性别歧视呢？什么时候，拒绝置评成了愧疚的信号而不是出于保护隐私这一合理的愿望呢？理解某个人的话，牵强附会是不是比仅仅从字面上去理解更危险？

[1] 意思是“她们是女人”。——译者注

[2] 影子大臣属于影子内阁，指实行多党制的国家中不执政的政党。他们会给当任内阁施加种种压力并专挑其毛病和缺点进行抨击。——编者注

Chapter 6 鸭假虎威——看谁比我更冠冕堂皇

1.情调音乐暗示的魔力

【嘘狗策略】

你在想我们所想的东西吗？

——英国保守党2005年竞选宣传口号

对于那些倾向于认为选举是由辩论说了算，而且舆论会随着理性探讨而发生转移的人来说，大选是一个醍醐灌顶的时刻。合理的论证对于竞选的成败影响甚微，貌似起到更多作用的，还是各种各样的候选人带给大众的总体印象。这也是为什么所有主要的政党无可非议地在意自己形象的原因。

当一个政党提出自己观点的时候，实际上他根本不在意自己提出的究竟是什么，而只是试图在民众心目中形成一种印象。你很难准确地找出这其中有什么理性上的错误。事实上，就像英国保守党2005年那样，一个真正好的竞选活动将会使用言之无物却又无可辩驳的陈词滥调。想一想他们的部分口号：“学校里的小小处罚有什么关系？”怎么，当然没什么关系啦。

“对移民做出限制不是种族主义？”当然不是种族主义啦。“为什么政治家不能更有责任感？”问得好！

竞选是一场战争，所用的都是完全正确的口号。当这样的标语和口号被选出来，并且用正确的方式组合在一起的时候，与这些单个元素迥然不同的总体性印象就被营造出来，花招也就出在这里。只要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说出来，每一个言论或每句口号，都有助于创造出“情调音乐”的音符。

好几个保守党竞选活动所使用的情调音乐的主题都是非常鲜明并容易记住的，其中一个就是“恐惧”。保守党领袖迈克尔·霍华德（Michael Howard）在自己的政党发布威尔士宣言时说，“我要让犯罪分子们——而不是那些奉公守法的民众——带着恐惧感回首往事。并且我很慎重地用到这个词——恐惧。”这一手玩得漂亮。霍华德说的是要让罪犯们害怕被抓，谁会反对这个呢？但是恐惧是他周而复始的主题，这就难免令别人做出这样的总结：他真正的目的是通过反复弹奏这个音符，以便在选民中营造出一种缺乏安全感的气氛，造成保守党将会降低这种不安全感的印象。

所以在谈论“控制移民数量”、“不守规矩的学生”、“问题医院”的时候，恐惧这个词始终如影随形。渐渐的，造成的印象是我们应该害怕，非常害怕，尤其是怕那些和我们不同的人，譬如吉卜赛人和精神病人。但就所有这些议题中的个别情况而言，那些言论还是没有什么错误的。“对移民做出限制并不是种族主义。”确实如此。

我曾集中精力研究过保守党2005年的竞选活动，但是如今所有的政党都在玩同样的游戏。他们正在用的诡计，我坚信是最有力的修辞上的花招之一，尤其是因为它很难被归结为“逻辑错误”或“在推理中耍诈”。那些竞选口号甚至很难证实说它真有那么个意思，因为它们全都是关乎印象的营造，而不是发表意见。谁将这个情调音乐解释得不适宜，就可以被称之为无非是弄错了调调——我的看法可能被说成是仅仅反映出了我的偏见。

然而，众所周知，保守党用的是所谓的“嘘狗”技巧（dog whistle），意思是那些话传递出的信息只有有此预期的听众才能听见。整个策略不仅依赖外显的信息，还依赖这样一个隐含的说法：那些没有实际地说出来的事情并不能被否认。反对者关注的余地只有探查那些隐含的信息究竟是什么。

随着市场的逐渐老练成熟，这种“嘘狗策略”将变得愈发昌盛。仔细看仔细听，你也许能分辨出来。

在你已经购置的产品中，有多少是你真的有理由认为它们是很好的呢？你能很诚实地说自己没有被商场人员精心打造的整体印象所打动过吗？环顾你的房子，看看你的橱柜、衣柜，甚至是你的车子里面，你被商场情调音乐的节奏摆布到了何种程度呢？

2.谁发动了伊拉克战争

【民主本质】

虽然大多数民众总是反对战争，但是这一点却未能通过他们推选出来的议员们反映出来。政府在用一种明目张胆的非民主方式行事。

——布赖恩·伊诺（Brian Eno），音乐家

2003年，音乐家戴蒙·阿尔伯恩（Damon Albarn）就英国政府在参与伊拉克战争问题上似乎无可挽回的趋势发表了评论。他说，“我不认为政府真正像民主制那样征询了我们的意见。”不管怎么说，战争继续进行。回首2007年，布赖恩·伊诺又做出了大致相同的评论。你尽管称我为愤世嫉俗的人吧，不过当两个摇滚歌手意见一致的时候，我总觉得有点不对劲。

难道阿尔伯恩和伊诺错了吗？在入侵伊拉克的酝酿阶段，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民众反对发动对伊战争。那么违抗英国人民的意愿而发动一场战争就是大大的不民主，这难道不对吗？

这种说法其实在许多方面存在瑕疵。假设不以“民主的谬误”，即“大多数人的意见总是对的”这一观点为前提，那么认为信念成真或者落空，将基于有多少人相信它——这是很荒唐的。

在大多数人批评英国卷入第二次伊拉克战争属于反民主的时候，这种粗浅的错误显然不是他们脑中所想的。然而，只要认识到公众意见也可能是错的，这立马就会暴露出认为“战争侮辱了民主制”的其他言论同样存在的缺点。

举个例子来说，一个人可以接受“大多数人可能是错的”这种观点，却不由分说地坚持认为：不管是好是坏，无论结果如何，民主制国家必须听从大多数人的意见。那么这就混淆了民主制与简单的多数主义。民主制是一种最高权力归属于人民，但是通过一套代理系统来实行的政府制度；与之相反，一个简单的多数主义体制就意味着政府永远遵照多数人的意愿来办事。

大多数民主国家都不采用多数主义。如果英国执行的是多数主义路线，那么猎狐运动在很久以前就会被禁止，死刑将永远不会被废除。换句话说，英国就会变成一个杀人更多，杀动物更少的国家。

多数主义不是西方国家偏爱的体系，因其部分出于对少数派的保护，部分在于大多数人经常是错误的。英国人，就像其他的西方民族，运行的是一种代议制民主模式。在这种制度下，议会成员作为代理人被选举出来，代表选举人做出决定，而不是委派去实施选举人告诉他们的任何事情。议员们每四到五年一届，根据考量其总体水平而被选举出来。

因此若是国会在任期内从事了违背大多数人意愿的行为，就不能称之为“反民主制”。这种极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正是民主代议制与多数主义政权的区别。此届英国国会，由人民选举产生，做出了参战的决定，其国会成员将在下次选举时继续当选，或者被人民投票否决。这才是民主制度的实践典范。

公众的意见，在任何情况下，极少会一成不变。2003年2月的一项电话采访民意调查显示，仅仅29%的英国民众支持对伊拉克的战争。到了4月中旬，随着巴格达的陷落，支持率跃升到63%。英国调查机构“民治”（YouGov）的一项长期调查显示，直到12月之前，战争的支持率远比反对率高。直至2004年5月，反对战争才成为民众稳固的定论。这显示出了公众意见有多么反复易变，这也是为什么真正的民主制政府不能也不应该总是听从民众意见的另一个原因。

以上种种，引发了关于民主本质的深刻讨论。如果接受这些说法，我们无疑也必须接受“民主制不是在任何既定时间内都照着民众的任何要求来做”这一观点。那么什么才是政客们的决定与普遍意愿之间的恰当链接呢？选举也许给予了人们表达他们观点的权力，但是这果真不意味着选出来的政府已被授权在两场选举之间可以做任何事情吗？在政府领导人民与遵从人民意愿之间，何为恰当的均衡呢？

3.希特勒是个素食主义者

【牵连犯罪】

这条路通向优生学，德国的历史告诉我们它将把我们带向何处。我们已经在这条路上了：自从堕胎法案通过以来，加之以性别和基因为基础的胚胎选择，所带来的不就是600万婴儿的生命被终结在母亲的子宫里吗？

——红衣主教科马克·墨菲·奥康纳（Cormac Murphy-O'Connor）

考虑到红衣主教科马克·墨菲·奥康纳是一位罗马天主教徒，那么他反对堕胎就一点也不奇怪了。但是，他把堕胎与纳粹的优生计划相提并论（他已经说过好几次了），这还是有些令人惊讶。在上述引文中，他甚至把提到的“600万条生命”与大屠杀放在一起类比。

然而，在优生与堕胎（话说回来，这是两码事）以及纳粹暴行之间，我们如何能看出某种相同的道德价值，红衣主教并未给出令人信服的理由，亦或并不需要理由。仅仅通过在他所憎恶的堕胎实践与纳粹主义之间建立某种联系，奥康纳便成功地暗示出了“牵连犯罪”：即把两件没有必然联系的事物放到一起，希望其中一个的污名会玷污另一个。

同样的计谋还可以运用到一系列数量惊人的信仰与实践当中去。纳粹热衷于生态、森林、群众集会、强制性体育课与健康保持，如果你本人反对其中任何一项，那么下次你要想使自己的批评更有说服力，就可以不着痕迹地把它与纳粹的政策联系在一起。比如，你想吃丁字牛排，却被素食主义者弄得不胜烦扰，那么只要让批评你的人知道希特勒也是不吃肉的就行了。

牵连犯罪的问题在于，它不能说明被批评对象到底错在哪里。某些坏人喜欢、支持或做过某事的事实并不构成批评。假如魔鬼曾经恋爱过，那么恋爱就是一件坏事吗？难道因为《我的奋斗》（希特勒自传）也是书，所有的书籍就都要被查封吗？难道因为奉行极左政策的前柬埔寨领导人波尔布特教过历史与地理，所以我们就不能教了吗？当然不是。没有什么东西仅仅因为罪恶的手触碰过它就会变成坏的或错的。如果它是不正当的，你应该说明它为什么不正当，而不是采取含沙射影的方式使它看上去是不正当的。

牵连犯罪的使用方式还可以更巧妙。举例来说，2002年，媒体大肆报道了克林特·伊斯特伍德（Clint Eastwood）起诉一名传记作家的事，诉讼的缘由是这位作家把伊斯特伍德写成了一个打老婆的男人、战场懦夫与无神论者。我觉得这个记者给出是一种非常奇怪的并列，没有人说过无神论与打老婆或懦弱是同等罪过。但是，在这三者的随意结合中，至少有什么东西让人觉得不安。同样的句子中，如果把打老婆、懦弱、犹太人三者组合在一起，会不会有人觉得被冒犯了呢？我们真的相信这里没有人在暗示做个犹太人是件倒霉事吗？

牵连犯罪之所以能起作用，这是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似乎直接或间接地接受了这个格言——“通过你结交的人，就能看出你是个什么人”；而且，即便它常常被夸大，这里面也确实有一些智慧的因子。如果一个想法或实践被证明在坏人中间大受欢迎，它至少值得我们退一步想想其中是不是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但是，即便怀疑需要缓和，需要我们远离毫无根据的偏见，由牵连而引起的怀疑与犯罪都是两码事。

由牵连而引起的怀疑在什么时候是恰当的呢？为什么英国这么多重要的环保主义者——如乔治·蒙比奥特（George Monbiot，著名保守党成员的儿子，曾就读于公立学校以及牛津大学）、乔纳森·波利特（Jonathon Porritt，伊顿公学）、扎克·戈德史密斯（Zac Goldsmith，伊顿公学）、查尔斯王子及梅尔切特爵士（Lord Melchett）——都来自上层阶级，这么问合理吗？对那些环保运动的极端保守主义者而言，这是一条好线索吗，抑或只是一个奇特的社会学事件？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允许绿与蓝之间的单纯联系影响到我们对它们之间关系的思考？过早下结论太轻率了，但是，我们一定会忽视当中的关联吗？

4.人们有权挖掘猛犸象化石吗

【打权利牌】

我们有什么权利去摸去闻一只在地底下休眠了一万年的动物？

——戴维·安德森（David G.Anderson），人类学家

美国的《世界人权宣言》已经成为一份准宗教文件，是衡量一个国家正义程度的基准。关注人权的非政府机构（比如国际特赦组织）几乎都无可厚非，因为他们很明显是在保卫正义，而民主的政府则担负着被视为侵害公民“不可让渡的”权利的风险来颁布法律法规。

在公共领域，关于权利的论述是非常强大的。但是理智点讲，权利没达到要求普遍尊重的地步。哲学家和社会改革家杰里米·本瑟姆（Jeremy Bentham）有句名言：“自然权利只不过是句废话：自然的不受时效限制的权利，就是华丽的胡言，踩着高跷的废话。”自从建立普遍共识之后，许多人都主张权利不是法律的道德基础，而是法律的产物；法律的道德基础则来自于完全不同的其他事物。

无论一个人是否接受广义上的功利主义，“权利是什么”并不清楚明显——这点倒是很清楚明显。权利从何而来？我们确实具有哪些权利？生命的权利是什么？何种生物才能拥有它？工作的权利是否限定国家有责任提供一份工作？言论自由是否包括发布仇恨言论？诸如此类的复杂性经常被修辞上的“打权利牌”一扫而空。

做这等事最强悍的方式是问：“你有什么权利去做……”它将被质问的人置于不利地位，看起来非要有一个答案不可。但是我们真的必须要做答吗？一般而言，我们不会要求特定的权利去实现某些特定的行为。某人要求我们指出凭借着哪项权利才能吹口哨、用厕所或者在火车上看报纸，这实际上是在问一些非常奇怪的问题。我们通常都具有做任何我们想要做的事情的权利，只要没有违反法律或者没侵害到其他人不受干涉的权利就行。

作为人类学家戴维·安德森论辩武库的一部分，他反问我们有什么权利去挖掘猛犸象的遗骸。在这个问题摘引的上下文中，安德森详细描绘了在西伯利亚土生土长的鄂温克族人有趣的传统、仪式、神话（虽然他可能觉得用“神话”这个词太主观）。他点出了在试图染指猛犸象遗骸的科学家和鄂温克族人之间的冲突：因为鄂温克族人只允许别人带走“自己出现”的遗骸；即便可以拿走这些遗骸，也必须留下一个礼物作为回报。

关于不能挖掘猛犸象的遗骸，可能有很多原因——比如出于敬意或者请求人们不要去冒犯它——但是对那些已表明出于何种权利将它们挖掘出来的人来说，这些理由都不在考虑之内。至于“死了的猛犸象拥有不被打扰的权利”，这显然是将权利的概念延伸得太远，这个案例也与鄂温克族人有免受干扰的权利无关。正如约翰·斯图尔特·米尔（John Stuart Mill）所主张的，如果这种情况成立，我们将不得不禁止任何人觉得有所冒犯的任何事情。我们唯一需要的权利，就是法律允许我们挖掘并带走找到的东西。

不正当地要求人们根据某项权利去行动，这从修辞学上讲很有力，因此要求使用一项权利来证明自己的行为正当也会很有效。当人们谴责政府在人工受孕上欠缺对他们的支持——因为人们有生育的权利；他们也应当被允许传播种族主义或恐同症的观点——因为他们也有言论自由的权利；甚至没有必要加强对枪支的控制——因为美国人有携带武器的权利。唤起一种看起来不客观的权利，去证明有争议的行为路线的合法性，这是件很容易的事情。

你关于权利的理念有多正确呢？你拥有获得一份工作的权利吗？如果有，别人是否也具有确保你的权利被实现的责任呢？你是否有权延伸你的观点以便让更多人听取呢？你是否拥有支持难民在你的国家受到庇护的权利呢？哪些权利你认为是伴随责任而来的呢？

5.禁止开车与安全

【预防原则】

预防原则意味着：如果你不确定结果是什么，尤其是在结果有可能很糟的情况下，那么在获取进一步的证据之前最好不要轻举妄动。

——英国皇家保护鸟类协会新闻发言人

“预防原则”盛行于所有的语境中，就好像这是一种简单明了的、所有人都能理解并且使用的观念。实际上，人们对这一原则的使用方式五花八门，其中一些含混不清甚至是误导。

在上面举出的例子中，这个原则就变成了：如果结果不能确定并且有可能非常糟糕，则不可轻举妄动，待到更多的证据出现之后再说。哪怕是一个简单的决定——比如说，远距离驾驶都具有不确定性，并有可能会发生致命的后果（在英国车祸是最常见的死因），难道“直到出现更多的证据”之前，我们就不要开车了？

这显然很荒谬。在驾驶这个例子中，我们需要足够的证据以便做出好的选择。当这一原则被引入到关于转基因作物的讨论中，情况则大不相同。英国皇家保护鸟类协会的观点是，“在田野实验之前，未曾对转基因作物会产生何种影响进行过足够的实验室测试”。严格说来，这一原则可以如下解读：如果结果没有确定而且有可能很糟糕，不要轻举妄动，直到有充足的证据，才能够做出一个深思熟虑的选择。

那么关键问题就变成了“什么是足够的证据”？可信的答案是“足够进行合适风险评估的证据”。风险评估被用来作为期待的结果与为达到目的而采取的行动所带来的风险之间的权衡。现在我们就可以用一种连贯的方式来表述预防原则：在你得到建立在足够证据基础上的有效风险分析之前，千万不要进行一个结果有可能很糟的行动。这么说就抓住了皇家鸟类保护协会新闻发言人想表达的精髓。

这一切清楚地表明，运用预防原则需要与风险评估相结合。这并不等于说存在风险与不确定性就是不行动的理由，因为风险分析是关于如何应对不确定性的——有确定性的地方就被认为没有风险。因此这个原则就不是一种厌恶风险的总括政策。同样，如果预防原则仅仅等同于说“如无必要，切勿冒险”，这也不过是老生常谈罢了。

不幸的是，皇家保护鸟类协会这种相当模糊的表述方式，与通常对该原则的使用方式更为接近。请思考以下两条由报纸提供的有关预防原则的定义：

“不要使用任何新技术，除非你确信它是安全的。”

“你不能去做任何未经证明是安全的事情。”

这些要求都太高了。有证据、有保障，就有可能没有风险。但是正如我们看到的，预防原则不能预先避免所有的风险，因为这些预防原则的版本要我们证明的东西太难达到——不能有任何伤害。按照这个标准行使根本就不可能。

看看预防原则的观念在现实中是如何被使用的，我敢打赌，你将看到它有缺陷的这一面。误用预防原则带来的最大问题，在于它使人们忽视了我们通常都在信息不充分和有风险的状况下做出决定的事实；相反，它提供了一种幻象，似乎我们能够避免去做不能确定为安全的事。

你怎么看待以下这些援引预防原则的例子呢？——英国安全事务局呼吁把未经起诉的恐怖分子嫌疑人的拘留天数从28天增至56天；诺贝尔和平奖委员在给阿尔·戈尔（Al Gore）的颁奖辞中，使用预防原则以强调为气侯变化而采取行动的重要性；欧洲刑警组织和欧洲毒品与毒瘾控制中心在一份报告中使用预防原则，来支持他们禁止一种合法兴奋剂药品BZP[1]的请求。所有这些都是明智的预防措施还是过度的风险预防呢？

6.不和弗洛伊德叔叔说话就是忠于父亲

【忠诚与正义】

爱国的美国人都应该响应总统的请求。

——丹尼斯·哈斯泰特（Dennis Hastert），前白宫发言人

在2000年，美国众议院计划通过一项决议，把1915—1923年间土耳其境内150万亚美尼亚人的被杀害事件描绘成“种族灭绝”。但土耳其政府仍坚持亚美尼亚发生的事情绝非种族灭绝，因为在土耳其人和亚美尼亚人的冲突中，双方互有死伤，并没有系统的、中央指令的杀害行为。这一主题在土耳其是如此敏感——作家奥尔罕·帕慕克（Orhan Pamuk）仅仅说了句“100万亚美尼亚人和3万库尔德人曾在土耳其被杀死”，就被起诉。

当美国众议院试图重新正式认识这场种族灭绝时，安卡拉官方对此做出了有力回应。它威胁说，如果这一议案被通过，美国将招致一系列报复行径，其中包括不允许从土耳其空军基地起飞到伊拉克执行任务的美军飞机着陆，并撤销一个与美国军火商达成的价值45亿美元的合同。

这足够让众议院三思而后行。但是，国会发言人丹尼斯·哈斯泰特大打爱国牌，请求否决这一议案。这个手段也未免太低级了些。

首先，一个爱国的美国人有大把的理由继续期盼通过这一议案。这位爱国者也许会认为安卡拉色厉内荏：在同年的早些时候，当法国全国议会准备着手重新认识这一种族灭绝时，土耳其也曾威胁过法国，但是当法国人真做了以后，也没发生什么事。你同样可以认为，撤销一个没有说假话的议案与第一修正案的精神不符，第一修正案保障了美国人表达观点的自由。美国宣称拥有免于他国暴政的自由，那么为什么现在它要因为另一个主权国家的施压而屈服呢？

打忠诚牌同样改变了游戏的规则。一旦你开始说某些事是不忠实的，你就会把一切都混为一谈。想想看一个家庭中的例子：你的父亲不跟弗洛伊德叔叔说话，但是你却和叔叔相处融洽，因此哪怕你觉得父亲确实受了委屈，你也不会认为与弗洛伊德叔叔说话就是不忠于家庭的行为。而且，你会觉得如果有人仅仅通过其他人的评价就完全不与某人交往，这是不成熟的表现。然而，如果你的父亲坚持认为你跟弗洛伊德叔叔说话就是不忠于他，那么他的话从某种程度就使你和叔叔的交往真的变成了对父亲的不忠。于是你被迫选择忠诚的对象，但在他这么说之前，这事本与忠诚无关。

在爱国主义的例子中，情况更加复杂。因为没有具体的对象，即使是总统也不能代表整个国家说话。如果你的领导说你与他观点不一致就是不爱国，其他人常常能告诉他事实并非如此。但是，如果大多数的国民因爱国而集会，但持不同政见者拒绝参与，那么他们就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不忠于祖国。

从合理的角度来看，我们能得出以下观点：呼吁忠诚性——不管是对国家、家庭、部落还是其他，最大的问题在于：他们避开了对于事件性质本身的严肃讨论。当忠诚与否根本无关紧要时，我们却被迫通过讨论哪些是忠诚的哪些是不忠诚的，从而代替了对真相与谎言的讨论。美军预备役士兵乔·达比（Joe Darby）揭发他全副武装的战友在阿布格莱布监狱的所作所为，无疑是不忠于战友，但是他却做了最正确的事。同样，如果你曾经不得不在对家庭忠诚与因近亲的暴力行为而报警之间做出痛苦抉择，我希望你的选择是将忠诚让位给正义。

忠诚很少是不可分割的。一个爱国者的忠诚是对政府，对人民，还是对那些他认为属于国家利益和价值的东西而言呢？体现对家庭的忠诚，是否有时也会要求你对玷污家庭名节的某些个体成员不忠呢？在工作中，你首先要忠于你的小组，部门，上级，还是你的公司呢？

7.巧克力比接吻更能获得满足感

【何人得益】

朋友被别人从我们身边偷走了，因为他们能从这些人的消失中获益。

——卡罗尔·萨乐（Carol Sarler），《时代周刊》

和很多人一样，我有大把的朋友。广义上的朋友包括这样一些人：从虚拟世界的好友到认识但很久没见的人，从职业上的同事到完全的陌生人。然而，当说起真心好友，也就是定期见面、互诉衷肠、相处愉悦的这些人时，我们的情况就会变得糟糕很多。《美国社会学评论》上的文章表明，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我们的亲密朋友圈子缩小到了以前的1/3那么大。

想想《时代周刊》上对此提供的答案。卡罗尔·萨乐做出了一个触目惊心的结论，她把罪责归咎为：“蓬勃发展的无情无义的咨询业”鼓励我们和顾问而非朋友交谈。

她是通过提出一个简单的问题“何人得益”，从而得出这一“不可避免的结论”的。此中的逻辑在于，如果我们有更少的朋友则对顾问们有利，所以我们就可以合理地得出结论：正是咨询业的兴旺导致了朋友的减少。

我知道记者的职业使命就在于提供不同的观点，但是这种言论明显超出了行业职责的要求。但是，萨乐并不是唯一对“何人获益”这一问题信心过度的人。解码这个秘密，会导致各种各样的信念与实践。

例如，吉尔（AA Gill）认为，质疑谁能从环境变化中获益是有“帮助”的。他的答案是，“很明显，挖井采油的、拥有发电站的、提倡新的发动机计划的，都能通过高呼全球危机获益”。然而，问题很容易就转回来了：可以从中牟利的这一“人造的”全球危机，是真实迫切的危机吗？勒德分子（Luddites）、环保主义者、悲观主义者、替代能源的供应商、独立报纸的老板——基本上总是这些人告诉我们这一严峻的形势，例如我们所处的世界正步入人间地狱。每种观点总是会使某些人受益，但是不管怎么说都会有一些真相存在。

我们相信通过提问“何人获益”能够直接发现真相，这特别明显地体现在对美国国际政策的一些极左派分析中。宣称美国的行动仅由美国资本家（而非美国人民）的利益所决定的，这种论调随处可见，以至于很多人误认为这种假设就是事实。“何人获益”的问题可以被用来以利益来解释美国所有的世界性事务。所以，如果在伊拉克进展缓慢，那是因为这对美国的资本家有利，资本家希望打一场花费更大的持久战；如果在伊拉克进展顺利，同样符合资本家的利益，资本家希望有稳定的国际环境以维护其利益。实际上，这对事情本身没有任何解释力，因为无论发生了什么，都能够预先得知其受益方。

提出“何人获益”这一问题的目标是好的，而且时常会把我们引向真相。例如，英国媒体最近报道了一项研究，表明吃巧克力比接吻能获得更强的满足感。谁能从这种奇谈怪论中获益？当然是巧克力厂家。谁是这项研究的幕后推手？你自己能猜到答案。但是，我们仍要对此保持警惕，即便已经知道谁能从中获益。提出“何人获益”这一问题也不过是引起一种猜疑，这是一个好问题，但不是一个关于真相的万能钥匙。

哪些由“何人获益”这一问题引发的疑问能够指引我们发现真相，哪些则将一无所获？“避孕套能阻止性病传播”这一理念是否对避孕套商家有利？旅行的愿望是否对航空公司有利？对体型的焦虑是否有利于美容业？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对一切事情都要忧心忡忡？

8.二氧化碳排放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达成平衡】

在使人们能够外出旅行与承担我们的环境责任之间，我们已经达成了平衡。

——阿利斯泰尔·达林（Alistair Darling），英国运输部长

“让我们理智一点吧！”这的确是一个没有人会反对的提议。谁会建议不讲道理呢？但问题是，这个提议非常含糊，它的主要作用是使说这句话的人看起来像一个讲道理的人。

“达成平衡”是一个同样含糊、老套的做法。没有人会说，“我认为在审查证据时应当力争不平衡。”只要存在着互竞的论点或一系列赞成与反对的意见，就需要对它们进行平衡。这种做法是思考事情所必需的方式：达成平衡不是理性思考所能避免的副作用。

因此谈论达成平衡是毫无疑义的，除非它解释了必须达到怎样的平衡，以及为什么要做此平衡。但人们在使用这一短语时，很少会这么做，实际上，人们只是将它作为一个表面的决策辩护，以避免做出艰难的选择。

英国运输部长阿利斯泰尔·达林在接受安德鲁·玛尔（Andrew Marr）的访谈时就是如此。后者提出的棘手问题是：我们如何才能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同时，对经济增长产生尽可能小的影响。“在使人们能够外出旅行与承担我们的环境责任之间，我们已经达成了平衡”，这根本就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它仅仅重申了要求正确答案的问题。真正的回答应当是这样的，“为了承担我们的环境责任，我们必须限制人们的旅行”，或者“为了使人们能够自由旅行，我们在环境目标上做一些让步是值得的。”但这两种回答都要求我们赞成某种令人不悦的东西。因此，讲讲“达成平衡”这样的话，会显得更安全一些，即便说“这个问题是个两难的抉择”可能会更准确。

实际上，当需要对优先做的事情进行大幅度的调整时，谈平衡更能让人放心一些。在环境问题上，情况可能是：我们不能仅仅希望维持当前的碳消耗水平。按那种分析，会促进这样一个理念：以某种方式使我们能够在抑制气候改变的当务之急，与维持我们过去适应的许多习惯和实践之间进行平衡——这是错误而且危险的。

哎，“我们必须达成平衡”——这似乎是回答所有关于环境政策的刁钻问题的套话。比如，在上议院，当来自奥尔德姆的工党成员洛德·戴维斯（Lord Davies）被问及一个旨在减少飞机碳排放的新税种，如何与批准在斯坦斯特德机场增建飞机跑道的决策保持一致时，他的回答依然是，“我们必须在我们的环境目标之间达成平衡”。

更糟糕的是，平衡表面的合理性使我们无法看清这样一个事实：有时候，我们的一些关注需要压倒另一些关注。想想我们被告知的——需要在安全与公民自由之间进行平衡。概括地说，这一主张有合理之处；但在某些具体政策领域中，正确的平衡可能意味着要将天平完全倾向某一边。比如，在国家安全与未经审讯就将嫌疑人监禁数年之久之间，可以说就不需要达到任何平衡——后者完全不应当发生。当天平完全倾向某一边时，根本就不需要达成平衡。

许多争论归根结底是因为艰难的选择，而“平衡说”可以避免这一点。比如，关于流产的道德标准真的是母亲与胎儿之间的权利平衡吗？国家公共医疗服务应当在提供临床检验程序与其他补充治疗之间进行平衡吗？我们必须平衡顽固的种族主义分子与其他人之间的观点吗？

9.癌症死亡率下降和谁有关

【居功的效果】

今年，我们庆祝欧盟成立十五周年。对此我们深感自豪，因为它给这片饱受战争磨难的大陆带来了和平、繁荣和团结。

——贾斯·曼努埃尔·巴罗索（Jase Manuel Barroso），前欧盟委员会主席

你期望政府给你带来什么？除了和平与繁荣，你不能要求太多，不是吗？好吧，根据欧盟主席的说法，这就是欧盟给它的每个成员国带来的好处。那么，让我们为欧盟欢呼三声？

先别急。自从欧盟成立之后，上世纪饱受战争苦难的成员国之间确实再没有爆发过战争，欧洲也确实比欧盟成立之前要富有很多。但是欧盟就欧洲和平与繁荣的原因这一说法，比起上述两个事实，还需要更多的证据。

请仔细考虑一下。例如，有很多除欧盟以外的欧洲国家，在和平与繁荣两方面均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特别是挪威，不但人均GDP高居世界第二，而且常年高居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排行榜榜首，成为了世界最适宜居住的国家。谁能断言，如果没有欧盟的存在，其他欧盟国家就不会取得类似的成就？

政客们喜欢将好的功劳归于自己，就像他们喜欢推脱做了错事的指责一样。在这一点上，他们也是普通人。例如，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在2003年工党年度大会上的演说中自豪地提到：在政府的关注下，癌症死亡率得以下降。但是他并没有指出，发达国家以癌症死亡率呈长期下降趋势而闻名于世，而且英国9%的下降率仅为欧洲的平均值。所以布莱尔政府的最佳表现也只是平均水平而已，而且可以说，布莱尔政府并没有在延长这一趋势的过程中采取任何直接举措。

作为一种夸夸其谈的行为，居功能起到很好的效果，部分是因为人类本能地认为世界按照因果循环来运转，这也是我们做的一件好事。但是这么做的坏处就是，我们轻易地把那些没有因果关系事物误解成互为因果。在某些政权制度下获得的成功，很容易被误认为是由制度带来的。

以此方式失实地将功劳（或责备）归于自己，在政治领域是不受限制的。想想以下的假性因果论断：“自从我们结婚之后，你的事业如日中天，而我却停滞不前。”或是：“自从我担任这家企业的经理以来，没有发生过一起死亡事故。”或是：“曾在1999年8月至2001年4月间的六届大满贯赛事中凭借泰特利斯装备五次夺冠的人，在改用了耐克的高尔夫球棒后，在最近的七届大满贯比赛中仅获得了两次冠军，而且最近五次都没有夺冠。这个人就是老虎伍兹。”最后这一则评论产生于老虎伍兹的低谷时期，那时他正在耐克俱乐部中努力找回曾经的巅峰状态。能不能简单地把伍兹的成功归结于耐克或是泰特利斯的装备呢？或者说老虎伍兹就是一个状态跌宕起伏的杰出运动员？

照这样，那我可以肯定：如果这本书畅销，是因为我高超的写作能力和辛勤付出；如果卖得很惨，那就是出版商的错。

就像人们不当地将功劳归于自己一样，因果不明也会导致一些人得不到应有的赏识。托尼·布莱尔也许把一些不属于自己的成就写到了自己名下，但是评论家们会因此否认他的实际功绩吗？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杰出主席还是仅仅因为他是个幸运儿呢？有没有任何可能性来确定人们应该获得多少功劳呢？还是因为机会的影响因素过大，以至于不能做出有意义的评判呢？

10.两天内录制的最伟大唱片

【混淆事实】

设想一下，如果列出一个有史以来100张最伟大唱片的名单，你会发现所有的这些专辑都是在两天之内录制的。

——杰克·怀特（Jack White），白色条纹乐队

设想一下？这是二十一世纪！当你有了Google以后，为什么还要设想？一项关于“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唱片”的研究，将把你引向《滚石》杂志的读者调查，其中你会发现相当经典的歌曲，例如《佩珀军士》，《OK计算机》，《月亮的暗面》和《注意点儿，宝贝》。位于调查表首位的，是披头士乐队的《左轮手枪》——你一定觉得很熟悉吧？这首歌经常出现在众多此类调查的榜首。对于音乐家和作曲家来说，总会有某个专辑做得很好，例如沙滩男孩的《宠物之声》，它一直是民众的最爱。

不过《左轮手枪》不是在两天内录制的，事实上，它的录制时间超过了八个星期。又如《佩珀军士》，很多人认为它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专辑，因其创新性地运用了大量电子技术，并在录音室中混音制作而成。仅是《宠物之声》的背景伴奏部分，布莱恩·威尔逊（Brian Wilson）就花了4个月录制。而《月亮的暗面》的录制时间是从1972年6月到1973年7月。《OK计算机》则花了数月的时间录制，并延续了两三年。需要我继续吗？杰克·怀特完全错了。

混淆事实是一种基本的错误，也被视为是恶劣的辩论方式。然而，它很可能是最常见最易犯的逻辑失误。戈培尔（Goebbels）说：“如果你撒了弥天大谎，并不断地重复它，人们最终会相信。”同样，他也可能会说：如果你大胆自信地陈述一个谎言，人们显然会愿意承认你所说的。顺便提一句，这是在法庭上太过依赖目击证人的“老大难问题”。心理学实验已证明，目击证人大多会对他们的记忆过于自信，因此他们的记忆也最有可能被采信，但它也是最不可能准确的。

似乎除非我们有特别原因怀疑断言的真伪，否则我们就会认为它是正确的。确实，很难去怀疑我们听到的所有无法断定真伪的事。“无罪假定”是允许我们避开长久的停滞与疑问，继续生活的原则。

然而，大胆断言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它能够使我们接受那些只需简短的反应就知道是错误的事。你只需对被称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唱片”考虑片刻，马上就会认识到很少会有唱片在几天之内录制好。但是面对自信的断言，我们通常不做思考，只是接受。

当话题比前100名的专辑更加严肃时，我们就会更加谨慎——这样的想法也不应该拿来安慰自己。我们通常不加判断地接受人们所说的事，特别是面对我们敬佩或者支持的那些人时，这就好比我们毫无根据地误解批评家的论断。

只要事情听上去貌似有理，又没有特别的理由去怀疑，通常我们都会认为它是真的。按照这些原则操作，通常会奏效，也为我们节省了很多时间和不必要的麻烦。例如，你知道我之前关于目击者证词可靠性的论断是否正确？如果不正确，你有没有去怀疑或是核实它呢？投入一定量的信任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不管慎重与否，它使得人们很容易钻了对简单断言不质疑倾向的空子。

英国卡迪夫大学（Cardiff University）的研究者最近察看了英国几份重要报纸上的2000个新闻故事，发现其中80%的报道全部、大部分或是部分以二手材料为依据，而其中仅有12%的重要事实被核实过。尝试一下，你自己正在做一个不那么科学的研究版本，然后选出一天，查问每一个你听到或是读到的事实论断，不管你是否真的相信它的真实性。我打赌，答案通常会是否定的，而且这个任务也会让你精疲力竭。

[1] 通用名为N-卞基哌嗪，简称BZP，英文名N-Benzylpiperazine，是一种没有临床治疗效果的医药中间体，在我国的《2008年兴奋剂目录》中列“刺激剂（含精神药品）品种”管理。——译者注

Chapter 7 鸭子忧天——我不吓你我吓谁

1.2020欧洲末日

【附加条件】

最近五角大楼向小布什报告：气候变化将导致人类灭亡。

——《观察家》新闻标题

我们期望报纸标题稍微夸大他们要报道的事件，至少在英国是这样。但是在这起发生于2004年的特例中，事情却正如这则标题所暗示的那般戏剧化。表面上看起来，一份五角大楼的报告警告说：“到2020年，随着英国陷入西伯利亚气候，大多数欧洲城市将被淹没在海平面之下。”

在一大批由这篇文章引起的“关键性发现”中，我们还找到这样了的文字：“2007年，由于一系列强力风暴对海岸线的冲击，导致荷兰大部分国土不再适宜居住，而像海牙这样的城市将被迫舍弃。”

嗯，2007年来了又去，海牙还在那儿呢。那么五角大楼的报告哪儿出错了呢？哪都没错，因为这些东西根本就不是很肯定的预测。当然，这些话只是预言了全球气候变暖将导致的极端结果中的一部分。所有这些警示都被压制起来，以致事实上很难看到。

在列举征兆说明为什么人们认为这些结果可能会出现时，这篇文章本当使用显著的条件语式，诸如“也许”、“可能”、“或许”。然而事实上，它却大量地使用了将来时——“核战争，特大干旱，饥荒，大范围的武装暴乱将在全球范围内爆发”，或者是引用现在的实例——“暴乱与国内纷争撕裂着印度和印度尼西亚。”通过这种遣词造句的方式，此类事件被描述成了千真万确的预言，而不仅仅是众多可能性中的一种。

这些话中零星散布着几个“可能”，但肯定陈述句的动词形式远远多过它们。事实上，你需要小心查看，才能确认这份被质疑的报告处理的只是各种可能性，而不是言之凿凿的预言。在这份评论中，最清楚地说明它有问题例证在于，根据这篇报道，“一场即将到来的灾难性气候变化是‘貌似合理'的”。说这些结果“貌似合理”，与说“可以断定”或者说“非常可能会发生”有着天壤之别——“可以断定”这个词，在这篇文章中还有别的地方用到过，将那些似是而非的东西描述成“调查发现”，这肯定是一种误导。

这篇文章是个极端的例子，但是在附加说明或限定性条件这些用以保证其话语更准确的东西中，存在一些细微难辨的错误，都是很普遍的。

有时候，缺乏限定性条件究竟是错误还是仅为风格上的简明，仍存在一定争议。例如，一篇刊登在《卫报》上的文章中有这样一句话，“米那可·土库（Mynak Tulku），是一位能力超强的转世喇嘛，也是神灵在新技术方面的非官方大使。”如果这句话改写成“被认为是一位能力超强的转世喇嘛”，可能会更加准确。但是值得商榷的是，可以假设存在这样的说明：我们都知道，他是不是真的转世灵通，这是见仁见智的事情。在这篇文章的特定语境中，我认为缺少附加说明，要归咎于对不丹佛教信仰未加反思的全盘接受，但是我这种说法有可能会被视为诡辩。

在“转世喇嘛”这样模棱两可的案例和“明年开始全球灾难”这样极端的案例之间，存在着许多附加说明全无或者被淡化的事例。作为作家，我们需要确保自己囊括了所有能够保证我们的话语正确无误的附加说明，而且还不能假定读者会乐意接受它们。作为读者，我们需要意识到许多作家并不会像上面所说的那样警觉，因此需要留意那些隐蔽或者缺失的限定性条件的情况。

“指出附加条件”是指你在读任何报纸或公告时玩的小游戏。你只需要留意那些引人注目的声明，一般情况下它们会出现在标题里，然后看某人需要花多少时间才能揭示出让它们不再那么乍眼的限定性条件。如果找不到，上网去试着找找看；如果你还找不到，恭喜你！你碰到了绝无仅有的真正不可思议的故事。玩上几次，你就会认识到大多数新闻故事究竟有多夸夸其辞。

在本书中找出这样的错误没人会给你颁奖，但是你可能会享受那种查找的过程，特别是在你已经成功地找出了几例的时候。

2.成功者与失败者的数量

【零和博弈】

对应于每个成功者，都会有相应的失败者，这与技能、投资以及你有多受欢迎无关。

——尼尔·科林斯（Neil Collins），《每日电讯报》

像每个“不劳而获文化”的反对者一样，尼尔·科林斯似乎相信这一切不仅是真的，而且具有道德上的迫切性；也就是说，他认为有些人、有些地方需要为所有现存的美好事物付出代价。科林斯评论了英国政府的“婴儿债券”计划，政府为这个计划拨出了很大一笔款子，投入了为每个孩子开设的投资基金。在他们将来过生日的时候，政府也许还将增加投入，而且孩子的亲属也可以每年最多向该基金贡献1000英镑[1]。来自穷人家庭的婴儿与来自富裕家庭的同龄人相比，他们能从政府手中获得更多的资金。这一计划背后的设想是：在一个人的成年生活开始时，一笔资金能够对其未来的成功或失败产生影响。

怀疑论者对这一计划颇有疑惑，不仅是因其微不足道的总量——政府投入没有超过500镑，这笔钱根本就不足以帮助一个18岁的孩子叩开成功之门。似乎最能激怒科林斯的在于他的这一信念：即使这一计划会使一些人变得更好，但总有一些人要为此付出代价。这意味着从整体来看，它根本无济于事——也就是说，政府解决了一些人的问题，但问题又在另一些人身上出现了。

但是，真的是每个赢家必然对应着相应的输家吗？不管你是如何来理解这一假定的常识，它看起来都站不住脚。

这是否意味着在一个社会中的财富总量是确定不变的，某些人收入的增加一定伴随着其他人收入的减少？很显然，事实并非如此，因为世界变得越来越富有，我们很容易就能找到怎样才能让世界变富裕的方法：发现新能源或者是更为有效地利用现有能源都能增加世界的财富量。所以，在一个只能生产食物和砖头的原始社会中（他们的财富也只能用这种商品来计量），如果他们学会如何更有效地种地和烧砖，整个社会将会变得更富裕。于是，这个社会将有更大的房子、更多的食物，并且没有失败者。

这是不是意味着政府增加的每笔投入都必然有与之相匹配的税金增长，或是其他支出的削减呢？也不一定。政府支出的增长当然来自于税收额。如果经济增长的速度大于通货膨胀，在税率相同的情况下，政府支出就会有实际的增长——因为蛋糕更大了，所以政府就能分得更多。这就是为什么与直觉相反，有时候降低税率反而使得整体税额有所增长的原因。

更模糊地说，这是不是意味着，如果有人获益了，必然有人以某种方式付出代价，即使这种益处或代价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财务状况呢？同样，我们也没有理由认为这是对的。例如，有一些方式迫使犯人重新回到社会，因为他们要花掉由纳税人所贡献的国家财富，所以犯人改造计划将有利于犯人、纳税人和社会整体。

每一个成功者必然伴有失败者这一原则是站不住脚的：有些情境下，我们可以把双方的合作称做双赢。但困难在于，我们如何把这种双赢博弈与零和博弈区分开？就像网球比赛就只能有一个获胜者一样。

互联网是否提供了一个平台，在那里每个人能够得到适合他们自己的音乐或思想？或者，互联网与现实生活没有区别，都意味着在有限的时间与资源下，只有少数人才能成为胜利者？难道“公平贸易咖啡”不是意味着“你能享用更多的咖啡，而生产者获取更多的利益”吗？这里面又有何人、在何时为此付出了代价呢？

3.卖淫只是一种临时过渡

【知情同意】

在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如果你能为一个美国的跨国公司工作，那么你将获得8倍以上平均工资的收入。这说明了人们为什么会对这样的工作趋之若鹜。

——约翰·诺伯格（Johan Norberg），《为全球资本主义辩护》

你曾为全世界被剥削的人们担忧过吗？或许你多虑了。当然，与奴隶制不同，每当提及性工作人员、血汗工厂的劳工、挨枪子的士兵、清洁厕所的保洁员时，你就会告诉自己：没有人强迫他们这么做——这是他们自己的选择。

有一个关键性的概念就是“知情同意”。如果有人因被骗而从事卖淫，或事先被告知他们这行能获得高收入而实际上所得微薄，这又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如果他们在充分知道自己要做的是什么事情时，仍然选择了这份职业，那么不管这份工作多么危险和令人不快，难道我们不应该认为这仅仅是他们自己的理性选择，而不必去过度担忧他们的困境吗？

因此，这是一个令人心安的说法。如果这种说法是有效的，那么我们的良心将得到安宁。但是，这种只要是经过自身同意就万事大吉的观点，具备以下缺陷。

第一，人们有时选择糟糕的事物，是因为他们别无选择。卖淫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我很肯定，对一些妇女而言，卖淫并非最后的选择，而是一种临时过渡；但是在很多实例中，妇女是因为绝望导致卖淫。

第二，某些不好的事物对某人而言是可能的最佳选择。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为什么不能有更好的选择或者是付出更少的代价呢？例如，在发展中国家，工厂管理者通常不给工人足够的时间大小便，拒绝给他们水喝，并且不按照当地法律规定的程序或者是健康安全的程序操作。这类例子不胜枚举。为什么在这样恶劣的情况下工作，仍然是当地人的最佳选择？如果西方消费者花费稍高的价格就能解决这些难题，又为什么不这么做呢？

约翰·诺伯格指出与发展中国家进行贸易能获得很多相关利益，但是他太过强调美国的跨国公司是香馍馍，好像人们需要排着队等着加入这些跨国公司。但是当人们迫切需要满足生存必需品时，他们又会排队等待任何事物。当诺伯格说：“如果对越南的工人也需要支付同美国人一样的工资时，雇主将对他们毫无兴趣”——他同样是在转移话题（red herring）。这并非是在血汗工厂和西方的工资、环境标准之间做出选择；而是在获得一份体面的工作和不菲的收入，与在恶劣条件下长期工作而收入仅能勉强糊口之间做出选择。

对于“知情同意”的讨论，还需要涉及人们做出主动放弃相关权利这一决定的具体情境，即他们是不是在被充分告知所有风险，并已经清楚理解自身利益的情况下做出的决定。这在医药领域最为常见——比如，在人们需要同意用药或动手术时。但是，我们有多少自由能够真正拒绝呢？医生比你知道得更多，所以你能够不相信他的判断吗？如果后果很严重，医院就不能简单地说是因为经得了你的许可就将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

这是实情，做出个人选择和其他任何人无关，但是这个选择需要在真正知情的前提下做出，而非出于被迫。还有，人们接下来对待你的方式，必须与你所期待的一样公正。

我们能够真诚地说，“知情同意”符合性工作人员、血汗工厂的劳工、挨枪子的士兵或者是打扫厕所的保洁员的实际情况吗？如果不能这么说，那么谁需要为这种剥削负直接责任？你有义务去追究你购买的商品是不是在非公正的环境下制造出来的吗？

4.总统都使用核威慑来维持和平

【假设性问题】

我不打算回答假设性的问题。

——希拉里·克林顿

奈杰尔·沃伯顿（Nigel Warburton）将“拒绝回答假设性的问题”称为“政治家的回答”。他有很好的理由，因为这种办法已经成为全世界的政治家逃避问题的最佳手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政治家的幕后团队在为“如果你选我，我将如此那般”这一假设的基础进行努力时，政治家本人却热衷于回避假设性的问题。如果他们真的认为他们不应当回答假设性的问题，那么当他们获得权力时，也会对自己的承诺避而不谈。

虽然一个问题是假设性的，这并不能作为拒绝回答它的理由，但人们还是认为有时候对之保持沉默是明智的。你必须权衡不同结果的可能性以及它们的严重后果，从而认定在一个案例中称其“船到桥头自然直”是否暴露出前瞻性的严重缺乏（一旦萨达姆被推翻后，在伊拉克如何行动的计划就是这一范畴明显的例子），又或者是对智力的审慎保护（比如，当你在概率为一百四十万分之一的情况下中了彩票，该如何去避税）。

另外，环境的改变也要考虑进来。当不可预见的事件可以改变行动最佳路线的运行结果时，仍然死守着同一套行为程序可能是不明智的。例如，在伊拉克战争之前，布莱尔频频回避这一问题：如果没有支持针对伊拉克的军事行为的联合国第二次决议，他将怎么做。在这一例子中，联合国的决议存在与否只是导致他最终决定的一系列因素之一。随着事态每天的变化，除非你认为没有联合国支持的军事行为在所有情况下都是不正当的（你将反对北约组织在前南斯拉夫的行为，以及英国对塞拉利昂的干涉），否则布莱尔不可能预见到最终的权衡与决议；又或者即便联合国不支持，他也早已考虑到了。

但我们要注意，联合国的支持并不是假设性的问题，这一点很重要。这其中还存在许多其他的可变因素，即使没有联合国的决议供布莱尔依托，但事实上也不止这一种假设方案可以借鉴——任何其他的情形都可能导致这一结果，这些情境并非都可以预见，而且所有情境都需要根据它们自身的价值来评判。只有当你认为联合国的决议是绝对需要的，这才能使所有不同情形在至关重要的某个方面是相同的，假设性的问题才能够被回答。

那么希拉里·克林顿的案例又如何呢？她的竞选对手巴拉克·奥巴马说，“我认为在任何情形下，我们使用核武器都是极度错误的。”当被问及她是否同意这一意见时，她拒绝回答，并说，“我不打算回答假设性的问题。”这一辩护本身没有说服力，她的补充解释倒更有意义些。“总统在讨论是否使用核武器的问题上，应当时刻保持谨慎，”她说，“冷战以来，诸位总统都使用核威慑来维持和平。我认为任何一位总统，在考虑是否使用核武器的问题上都不应当发表绝对的声明。”

这个故事的寓意是：虽然假设性的问题通常能够并应当得到回答，但有时候对之保持沉默会更有道理。我们必须根据事情的具体情形来判断，不存在通用的规则来决定它们是否需要回答。

对于某些假设性问题，你是否认为试图对之进行回答就是轻率呢？如果你发现同伴欺骗了你，如果你因为某些原因不能工作，如果你查出你的父亲并非亲生父亲，你将如何做呢？如果你在回答这些问题时说“这要取决于”，那么你就能够明白有时候政治家的回答并非总是无耻的逃避。

5.可怕的都不可能是真实的

【自我欺骗】

只有上帝存在，生活才有目标。因此现代人的困境实在可怕。

——威廉·莱恩·克雷格（William Lane Craig），神学家

许多事情并不令人愉悦，但这不意味着它们就不真实——这个事实真的是这个世界的悲哀。我们都明白这一点，凡是明理的成年人都不会接受这样一个一般性的原则：一件事物令人厌恶，就意味着它不是真实的。但是不管这么做有多么糟糕，人们都有可能会这么认为，并且事实上他们就是这么做的。

“事物的可憎”这一事实通常被用作认定它不属实的证据，而不是用作它是事实的证据。比如在2007年，英国媒体跟踪报道了女童玛德琳·麦卡恩（Madeleine McCann）的失踪事件。据称这个三岁女孩在葡萄牙阳光海滩的度假公寓被拐骗了，不久她的父母成为这一案件的嫌疑人。虽然英国每年都有数十起儿童失踪案件，但这一事件还是引起了媒体与英国公众的极大兴趣。就麦卡恩夫妇有罪还是无辜而言，每个人似乎都有自己的看法。

然而，这些判断都不过是推测，因为没有人知道完全的事实真相。但这并没有妨碍《每日邮报》的专栏作家艾莉森·皮尔逊（Allison Pearson）发表她的观点：“麦卡恩夫妇遭受指控的行为只有极度冷血、邪恶的人才做得出来，我拒绝相信他们有罪，除非发现了令人信服的证据。”

皮尔逊并没有说被指控行为的可怕就意味着这一行为不可能发生，但是她还是有些偏激了。一些父母有时确实会虐待或谋杀自己的孩子——这种事情是可怕的，但这并不能作为充分的理由使我们相信它不会发生。麦卡恩夫妇是官方的嫌疑犯，因此他们行凶的可能性不容置疑。当然，在被证明有罪之前，他们仍是无辜的。考虑到这个事情本身是否值得这么做，我也不认为他们会这么做。但我不能理解的是，控罪的可怕如何能够支持他们无罪的事实。

神学家威廉·克雷格使用了一个同样可疑的论证思路，他用“没有上帝的生活的荒谬性”进一步证明了上帝的存在。如果他所说的“荒谬性”是一种逻辑上的证据，那么这个论证就可能是有效的。但这并不是他的意思（至少在我引用时并非此语境）。他所谈论的荒谬性类似于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所主张的：没有上帝的生活是荒谬的，但我们不得不这样生活。这种论断的荒谬之处在于其毫无意义。

但那又怎样呢？也许生活本身就是没有意义的。如果生活是没有意义的（我认为无神论并不必然导致这一悲观主义的结论），这或许会给你一个理由去希望上帝的存在，但这并不是你认为上帝真实存在的理由。有时候可怕的事情恰恰是真实的；而实际上，可怕的事情往往是真实的。

然而，我们通常不愿意相信可怕的事情是真实的，这使我们陷入各种自我欺骗之中。例如，我们不愿相信配偶有了外遇，所以有意忽视他们有外遇的各种证据；我们不愿相信至亲好友犯下了令人发指的罪行，因此许多人都在摄像机前声称被指控有罪的人“绝不会做那种事情”。

艾略特曾经说过一句名言：“人类不能承受太多的真实”。我们不能期望人们总是无所畏惧地面对事实真相，虽然我们可以怀有这种英雄主义的抱负。或许，可怕的是人们不能接受可怕之事，但他们有时确实不能接受，这也是事实。我们应当如何去对抗人性中这一不好的事实呢？

可以说，几种主要的哲学理论已经被证明是不受欢迎的，这主要是因为它们枯燥无味，而不是因为它们论证无力。这就引起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如果我们所想的是真实的，是否就是可怕的呢？真的这么糟糕吗？相信人类缺乏终极的自由意志，这很可怕吗？我们的思想并不会在实际意义上导致我们的行为，我们能够接受这一点吗？如果没有客观的道德价值观，社会的传统礼仪将会终结吗？

6.汉堡包海洛因

【类比争论】

对很多人来说，一成不变的快餐饮食几乎和对海洛因的毒瘾或对尼古丁的烟瘾一样有害并且难以抗拒。

——约翰·班茨哈夫（John Banzhaf），律师及法学教授

已经有不少针对快餐店的批评，指控它们要对那些食用其产品多年而导致肥胖的顾客的身体疾病负责。尽管许多人认为这是个玩笑，但一些集体诉讼已经取得了胜利。

在约翰·班茨哈夫开始与快餐公司对抗之前，他曾是“大烟草”（big tobacco）起诉团的成员之一。当时人们同样嘲讽这一举动，但是在1998年，《总和解协议》（The Master Settlement Agreement）见证了美国主要烟草公司同意在25年中支付2460亿美元以处理美国各州的诉讼案。

大烟草案的成功，让人们疑惑针对垃圾食品的诉讼是否与之相似。两个案件中都指控商家把健康警示从产品上去除的举动危害了公众健康，这使得他们可能要对那些健康受损的人进行赔偿。

从法律的角度看来，烟草诉讼创下的先例让快餐企业主们想要主动效仿。但这两个案件真的类似吗？

在争论中作以类比，是确定普遍逻辑结构的一种合理方式。可以说，反对烟草业和快餐业的争论有其共通点，即：

1.如果制造商掩盖了产品可能引发的危害，那么它对因产品导致的任何危害都负有责任。

2.X掩盖了产品可能导致的危害。

3.因此X对于产品造成的任何危害都负有责任。

如果（1）是正确的，则X可以替代任何能够使（2）正确的事物，而且会得出结论（3）。按照这一方法，两种争论的确类似。事实上，它们符合一种基本的逻辑形式：

如果P那么Q

据此

当P成立，Q即成立

然而，反对烟草业和快餐业的争论具有相同的结构，本质上并不有趣。我们需要知道的是争论的内容是否类似，而不仅仅是形式，即快餐业是否具有与烟草公司同样掩盖健康的行为？

这就是类比可能失效的原因。首先，如果你抽烟，那么你遭受的任何伤害都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你吃快餐，那么危害只源于暴饮暴食。对于烟草公司来说，他们的产品对健康有本质损害，这一点很早以前就非常清楚了。现在烟草公司在烟盒上放置的广告警告——“请负责任地使用我们的产品”——就显得非常可笑。但是，快餐就像酒精，适度享用是没有伤害的。

让我们更加苛刻地看待这一争论：在烟草案中，掩饰手段似乎很明显；但在快餐案中，则很难证明有如此严重的欺骗。健康饮食的成分在很早以前就已经被充分认识，因此，证实顾客自行选择快餐的摄取量是可能的，而吸烟则却并非如此。

类比争论可以很有言论威力，但重要的是应当质疑相似物是否足够接近到能够证明由此得出结论的程度。

你怎么看待类似争论？例如，对动物的“物种歧视”与种族歧视或性别歧视相似吗？固执的无神论者是否和原教旨主义者、或以上帝的名义主张杀戮的宗教狂热分子一样？假乳房是不是和日光浴的小麦肤色一样？每个例子中相似的成分到底是什么，相似点又有多接近？

7.能够相信转基因食品的安全保证吗

【怀疑态度】

为什么还要相信政客和政府科学家的话？在一切发生之后，能够对官方关于转基因食品所谓的“安全保证”有任何信心吗？

——《每日邮报》

2007年12月，《邮报》刊发了一份道歉声明，并对“两个男人实施欺诈和失信交易”的失实报道进行了赔偿，具体金额没有透露。同年8月，《邮报》赔偿了超过4.5万英镑的诉讼经费，并刊登了对一名印度锡克教警官的道歉声明，因为《邮报》之前诬陷他有种族偏见。在6月，《邮报》因诬陷某人是5300万劫案的犯罪策划人而刊登道歉声明，同样支付了赔偿。在同一个月内，《邮报》又支付了5000英镑的诽谤赔偿金给一位工党的国会议员，因为诬陷他对一位保安破口大骂。最糟糕的是，它曾经对我的书给予过好评。其实我还能继续。所以我要问你：为什么还要继续相信《每日邮报》和《星期天邮报》所说的话？

对《邮报》所说的话持保留态度，有很多好的理由，但他们曾经犯错的事实，并不足以让它们完全失信。报纸每天都会刊发一堆的故事，大都来自于忙碌且易犯错的记者们。出错在所难免——这是个很好理由，让你不要简单地认为从报纸上看到的都是真实的；但是采取彻底玩世不恭的态度，这又不是个充分的理由。

然而，《邮报》对他人比对自己要更严厉一些。菲利普斯报告（Phillips Report）深入调查了2000年英国对疯牛病危机的处理，该报告出版之后又被《邮报》的社论加以引用，并指出菲利普斯报告的突出错误使得人们很难再相信政府或是科学家。

事实上，菲利普斯报告主要是批评官僚主义的拖拉以及政治上的处理失误，导致未能成功制止危机的传播，而不是指责科学家们。疯牛病政策背后的科学依据有其固有的不确定性，但它取决于政客和公务员进行的以证据为基础的风险评估。

似乎有充足的事例可以说明，科学要么是出错，要么是让人们感到困惑：例如，镇静剂等药物灾难性的副作用，关于健康饮食的矛盾报告，利用DNA证据错判而不认罪的人，冰箱中的氯氟烃、含铅汽油等技术都被证明有破坏性等等。

尽管未能从错误中吸取教训是科学的错误，但不能把它们摆在首位。科学通过试验和错误向前发展，任何结论的证据都是缓慢建立的。一项研究仅靠自身并不能证明酒对你的心脏有好处，或是吸烟会要了你的命。科学报告往往不强调这一点，但媒体喜欢报道最新研究，仿佛它比真实情况更加可靠。然而不幸的是，为了吸引公众的关注和资金，目前太多的科学家参与了媒体的把戏。所以某一个被证明是错误或者与其他研究相冲突的科学发现，会让许多公众会觉得科学本身是混乱的。

一旦科学界达成了广泛共识，这些共识往往是正确的，那么这对于我们的好处也是巨大的。有时药物具有不安全性，但正是由于那些因无法预知的副作用而遭受过痛苦的人，才推动了药物的发展并使得成千上万的人活了下来并且身体健康。

如果信任就是盲目的信仰，那么我们理所应当怀疑那些表明自己容易犯错的人，无论是在媒体还是科学界。但是我们的怀疑态度应该是有分寸的，因为人们往往会把过往的错误作为不相信任何科学或者媒体言论的理由。

那么，怀疑态度达到什么程度才是恰当的呢？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具体情况。没有了信任，社会不可能建立起来；但是如果轻易给予太多的信任，你肯定会失望的。

笛卡尔说过：“要谨慎，绝不要完全相信那些曾经欺骗过我们的人。”即使他是正确的，对于那些不是百分之百可靠的人，我们应该给予他们多少信任呢？如果你发现自己的伴侣有一段长期的私情，你还应该再相信他吗？某些专家，诸如经济学家，就比生物学家一类的其他人更不可信吗？让一把手术刀在你身上肆意妄为之前，想知道有多少人曾经死于此刀之下，难道不合理吗？

8.美国难道也是恐怖主义

【偶殊谬误】

这些天，美国的常规导弹不断地朝费卢杰和其他人口稠密的城市发射，打得那里鸡犬不留。如果说“恐怖主义”这个词有什么新的应用，那就非此产业化国家的恐怖主义莫属了。

——约翰·皮尔格（John Pilger），新闻记者

在舆论上，没有哪个国家能比美国更两极分化。对许多人而言，它似乎是最民主最自由的国家；而对另一些人而言，它是霸权国家，是新殖民帝国，是当今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持第二种观点的人通常试图打破“美国是一种良性力量”这样的错觉，理由是美国在行动上与它经常谴责的流氓政府与恐怖组织没什么区别。

这种观点最流行的一个变种是将美国的军事行动与恐怖袭击相提并论。约翰·皮尔格，一个美国外交政策的激烈反对者，当他声称美国发动战争的方式使其成为罪行累累的国家恐怖主义时，所持的正是这一论调。皮尔格列举了为什么这样说的几个理由，但他的理由之一——“由于美国的轰炸造成了平民伤亡，这当属恐怖行为”——似乎站不住脚。

这种观点犯了一个简单的错误：偶殊谬误，它是指将一个普遍的法则运用到某一个事例中，而这个事例又恰好是一个例外。比如我说我喜欢猫。但如果说由于毕勾沃斯先生是一只猫，我就会喜欢他，那也许是不对的，因为毕勾沃斯先生实际上是一个讨厌的家伙。同样，我不能因为恶棍会造成我的疼痛，就推断牙医也是一个恶棍。

的确，恐怖分子是滥杀无辜，但仅仅因为美国也做了明知会导致平民伤亡的战事就断定它是恐怖主义国家，那就扯得太远了。按照这种逻辑，通用汽车公司也应该是一个恐怖主义公司，因为它制造出了明知会导致无数无辜民众伤亡的东西——汽车。

我们通常认为，恐怖分子不仅仅是杀害平民，而是他们把杀害平民作为一个战略目标去积极实现。如果你要给美国政府贴上恐怖分子的标签，那你必须论证，当美军向费卢杰发射导弹时，其意图就是大规模地屠杀平民。

那显然不是美国军方的意图。美军的目的是击溃叛军，但由于这些武装分子与平民混在一起，所以无法做到既剿除武装分子又不滥杀无辜。所以，不论你想通过什么方式攻击美国政府，他们显然不是以屠杀无辜平民为战略目标的。而这正是皮尔格所主张的，因为他描述轰炸费卢杰平民事件时用到“谋杀”——这个词意味着蓄意杀害。

军事袭击与恐怖活动在动机方面的区别显而易见，因此将两者混为一谈的确令人感到震惊。基地组织从来不假装说“9·11”事件是一次军事攻击，只是因为攻击目标掩蔽在平民之中而造成了不幸——其意图显然纯粹在于屠杀平民。然而，即便部分美军的作战单元是针对平民，但很显然那并不是美国的政策。

当然，关于在平民聚集地发动军事袭击还有其他指责，但我的言论并非为任何具体的军事行动做辩护。我所说的一切都是围绕这样一个观点：不能因为都存在杀害平民的行为，就简单地将攻击部队与恐怖分子混为一谈。

为避免这一谬误，在将一般性的陈述推及某一点时，必须注意加以限定。比如在本例中，恐怖活动不但有杀害平民的行为，而且还将其作为战略目标。一旦我们养成了时刻牢记“所有规则都有例外”的习惯，那么这种限定就显得自然而然了。如果你总是喜欢新鲜食品胜过冷冻食品；如果你从不相信政客；如果你总坚持权力使人腐败；如果你总认为替代医学是无稽之谈；如果你总觉得良好的推理永远胜过直觉——那你要注意了，一般来说你或许是对的，但总会有碰到例外的时候。

“绝对不要说‘绝不'”是一句格言，如果真是如此，你应该绝不说“绝不”。与另一句不那么押韵的格言“总是避免说‘总是'”一样，虽然带着一点夸张，但却是个很好的忠告。想想那些包含有类似“所有”、“全无”以及“每一个”等词语的绝对性信念，它们就真的没有例外吗？如果是这样，它们又是什么呢？

[1] “婴儿债券”又称儿童信托基金（CTF），是英国政府2005年开始推行的一项儿童福利储蓄计划，具体做法是：婴儿出生时，政府将给予其500英镑，在孩子5岁、11岁和16岁时再分别给予100英镑。家长可以每年向该基金最高投入1200英镑（并不是文章中所说的1000英镑），孩子年满18周岁之后就可以支取。——译者注

Chapter 8 掩耳盗鸭——好事归我，坏事归你

1.抛100次硬币正面朝上的概率

【赌徒谬论】

他应该赢得这场胜利。

——戴蒙·哈克，《纽约时报》

当人们在体育比赛、赌博或者日常生活中，说他们“应该赢得这场胜利”的时候，往往只是在传递一种发自绝望的希望。然而有时候人们仍然相信，这句话从字面的含义上讲，他们的运气应该会改变。

人们的想法（通常是模糊而非明确）从长远来看，自然使万物归于平衡，所以就近期一系列按一个方向发展的结果，通常需要往另一个方向发展的结果来平衡。否则，世界就会陷入混乱。

流行网络会告诉你全国性彩票中奖数字出现的概率，这也许是人们思考此类问题最明显的证据。只有当人们相信过去的概率可以对未来的可能性提供某种指引的时候，才说得通他们访问这些网站的原因。

有时候人们相信这种说法是因为一些迷信，但是有时候他们是对随机事件的可能性抱有一种被称为“赌徒谬误”的误解。以抛硬币为例。正面朝上和背面朝上的机会是50:50，这就意味着，如果你抛100次，有可能正面朝上的次数会和背面朝上的次数一样多——但是这并不是说你确保有50次正面朝上，50次背面朝上。因为每次将这个硬币抛起来都是一个独立的事件，并不会影响上次或下次的抛掷：就算已经抛出50次背面朝上了，自然界也不会“知道”下次该出现正面了；反之亦然。

这一错误的另一个来源是对小概率事件的误解。譬如连续10次抛出正面朝上的概率是1:1024。假定说我们已经连续将一个硬币抛了9次，每次都是正面朝上，人们自然会觉得既然连续出现10次很不可能，所以下次抛起的时候，背面朝上的概率肯定会比正面朝上更大。错了。这次抛起硬币之前那难以置信的连续9次正面朝上（1:512的概率），其实并不会影响第十次抛掷的结果。确实属于小概率的事件都已经发生了，从第10次抛掷的起点开始，正面朝上的概率是50:50而非1:1024——因为和其他硬币一样，它只取决于一次抛掷。这是很公平的博弈。

虽然猜测过去的随机事件会影响将来发生之事的结果，这是很简单明了的谬误，但是你很可能会振振有词地将连续发生的小概率事件视为它根本不是随机事件的证据。例如，假设一个硬币已经连续9次抛出正面朝上，根据你对“它并非随机事件”的猜测，第10次抛掷，你很可能仍会将赌注下在正面朝上。如果你能理解只连续出现一面这种小概率事件本身并不表明抛掷是不公平的，你前面那种做法就非常的合理。偶尔的发生——这正是小概率事件的本性。

权威人士们热衷于“应该赢得这场胜利”这样的说辞。戴蒙·哈克（Damon Hack）在预测雷蒂夫·古森将赢得2006年高尔夫公开赛的时候用到它；特纳体育的波比·卡拉培特也判定欧洲应该获得联赛胜利。结果呢，古森在第14轮的时候就结束了比赛，落后冠军美国人老虎伍兹11杆。高尔夫确实是一项很难以预料的赛事，为了对这两个人公平起见，怎么说呢，在这种情境下，“应该赢得这场胜利”并不总是赌徒谬论的例证，而只是表达了一种信念：如果一个队或者一个选手表现得非常好，他们迟早有机会获得胜利。下次当你听到有人说结果应当如此的时候，在假定他们想法错误之前，先问问自己他们为什么要这么说。

下面有个问题，你可以问问自己或其他人，看看你们在多大程度上受制于赌徒谬误。杰克和吉姆投掷一枚没作弊的硬币，按20次一组来打赌。杰克认为前面投掷的结果将会影响到后面的。吉姆读过关于赌徒谬误的文章，知道这是不正确的。谁更有可能在赌局中赢得多些呢？杰克还是吉姆？

本节问题之答案：没有谁更有可能赢，因为每次扔硬币都是50%的概率。吉姆对正面或反面进行的随机选择同杰克的概率是一样的。不论是否存在着某种模式，都不能改变其概率。

2.成为杀人犯纯属偶然

【加强限制】

我不是酒后驾车者：这事纯属偶然。

——基思·弗洛伊德（Keith Floyd），名厨

玛丽恩之前从未唱过歌。有一天在酒吧的卡拉OK里，她勇敢地登上舞台，放开嗓子唱了一首高难度的惠特尼·休斯顿的歌，结果受到了观众们的热烈欢迎。“我不知道你竟然是一个卡拉OK歌手，”一个听众对她说。

“我不是歌手，这次唱得好纯属偶然，”玛丽恩回答说。

杰夫是个让人印象深刻的酒鬼。当他回到家时，看到自己讨厌的妻子正喝得醉醺醺的，还在用一种席琳·迪翁也会妒忌的声线唱着“我心永恒”。一怒之下，杰夫抄起菜刀就把妻子杀害了。在法庭上，杰夫说：“我不是谋杀犯，这事纯属偶然。”

那么你需要做几次才能成为这方面的行家呢？譬如，想要成为一个歌手、作家、画家或者演员，你需要唱、写、画或者表演无数次才行。但是，如果你只杀了一次人、侵犯了别人一次、发现或参观了一个地方，你就成了杀人犯、征服者、发现者或游客。

这个规则因行为的变化而不同，不能完全形式化。想想什么是赢家吧：有时候赢一次就足够了，例如1966年，英格兰足球队凭借唯一的一场胜利成为世界杯冠军。但是在其他情境里，我们常常用“赢家”这个词来形容某个反复获胜的人。很多时候，赢家这个词到底适用哪个语境，还是一件不清不楚的事。

当然，语言有很多时候都是这样，词语的确切含义也在发生变化。我们有时利用这种情况来把事情往好的方面解释，基思·弗洛伊德的案子肯定就是这样的。当基思身体里的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量的三倍半时，他还在开车，最终导致自己迎头撞上一条狭窄的乡村小巷，所幸没有人严重受伤。

这会使基思成为酒后驾车者吗？这要看这种事更像是“杀人犯”还是“歌手”而定。语境意味着用法上的自由，但总的来说，“酒后驾车者”肯定更接近“杀人犯”（当然，这是语言学而非道德层面的）。如果某人只违反了一次就被判酒后驾驶，他们就可以被称为“被定了罪的酒后驾车者”。

但是，尽管感到“羞愧”和“尴尬”，基思还是不愿意把自己看成是酒后驾车者，于是他改变了这个词的含义，让这个词的含义变得更狭窄，以至于“酒后驾车者”这个词也就不再适用于他。

这种改动被称为“加强限制的再定义”，它是一种常见的使抵赖成为可能的方法。最常见的例子也许发生在人们否认自己欺骗过他人的时候，通常而言，他们通过强调构成欺骗的必要条件是因其目的导致的。目的因此被定义得过于狭窄，以至于即便可以轻松预知误会即将产生，而当事人对此仍无动于衷的情况下，他还可以抵赖说没有骗人——因为那并不是当事人明确、唯一、具体的意图。

当有必要对语言进行公开修订的时候，加强限制的再定义就是合理的。例如，也许有人会说“哲学家”这个名词的使用变得太宽泛，所以现在各种各样的人都可以被称为哲学家，也不管这些人的原创哲学思维质量如何。那么我们应该试图矫正加强限制的再定义，并在这个过程中剥夺给其贴标签的权利吗？加强限制的再定义通常是一种偷偷摸摸的修辞行为，但是我们有时的确需要更多这样的方式。

如果开列一个加强限制再定义的潜在候选者名单，那么单子上的词语与短语可以列到很长。我建议从“健康饮酒”、“舞台银幕上的明星”、“畅销书作家”、“危机”、“配料”、“必看的电视剧”与“基本的阅读”开始考察。也许最坏的词是“著名”——伫立在昏暗酒吧外面的店面招牌上都会写着“我们著名的星期天烧烤”。问问自己，哪些词会列在你的名单上呢？

3.咖啡灌肠法攻克了癌症

【回避问题】

达德利·波拉克（Dudley Poplak）给了查尔斯王子一本名叫《治疗良机——我战胜了癌症》（A Time to Heal:My Triumph over Cancer）的书，这本书记述了贝娅塔·毕晓普（Beata Bishop）如何在过去23年来遵从严格的饮食制度，并与恶性黑色素瘤作斗争的故事。

——乔·雷维尔（Jo Revill），《观察家》

贝娅塔·毕晓普“严格的饮食制度”是指格尔森疗法（Gerson Therapy），这种疗法不使用药物治疗癌症，而是用咖啡灌肠和果汁。许多著名的医学专家如查尔斯王子[1]、室内设计师达德利·波拉克以及教育家鲍德温爵士都支持这种疗法。当然，他们的说法比美国癌症协会的主张更有影响力，虽然后者曾提醒人们这种疗法可能存在风险。

再说格尔森疗法本身也是有争议的，因此人们对这种疗法应当谨慎。但是，大众倒霉就倒霉在查尔斯王子利用了他的威望来支持这个疗法，此番举动顺理成章地“激怒了医疗部门”。

科学的健康问题报告是重要的，因为人们常常从他们觉得可信的报纸上得到信息，并以此为基础作出重大抉择。乔·雷维尔通常很谨慎，即便如此，她在报道毕晓普“遵从严格的饮食制度”从而“战胜”癌症的时候，还是犯了错误。乔的报道回避了事实：它恰好肯定了被质疑之物。乔·雷维尔本来应该说毕晓普在遵从饮食制度期间身体有了好转。事实表明毕晓普身体的好转只是一个时间上的巧合，而不是因为两者之间有着因果联系。

尽管我的更正看起来有点迂腐，但它至关重要，因为雷维尔行文的风格暗示了至少在某个时刻，这个疗法起作用了。这就意味着对该疗法的争议转变成了对该疗法起作用的频率以及可靠程度的讨论，而真正值得关注的问题本来应该是这个疗法是否真的有效果。

回避问题的实质（假定我们要讨论这个问题），往往是由于随意使用语言造成的。当我们在需要使用更中性的词语时，却使用了那些“成功类”词语，于是这种情况就出现了。例如，我们学习过法语，但又没有完全掌握这门语言，然后就说自己“学会了”法语；当冷战自然而然地在罗纳德·里根总统的任期内结束，之后共和党人却说是里根“赢得”了冷战的胜利；某项军事报复收效甚微，但仍然说这是一场“有效的”袭击。当我们学习、获胜或者报复，是行动让我们有所收获，但是这类成功不包含在学习、报复或者拥有武力这样的事实当中。不正当地使用成功类词汇的错误与回避问题并不一样，但是，它常常意味着出现了回避问题的现象，就好像人们错误地承认毕晓普用格尔森疗法“战胜了”癌症一样。

“回避问题”与“温和地承认这个案例是成功的”之间有什么不同？难道因为我不能完全排除其他原因，就只能说饮酒会伤害酒鬼的肝脏？直到现在，许多人都不会同意“百忧解（Prozac）缓解了某人的忧郁症”，这就是在回避问题，但是2008年发表的一项研究却质疑现代抗抑郁药根本没有用处，尽管很多重症案例已经表明它确实有点效果。除非我们准备不厌其烦地对我们所说的话附加源源不断的补充条款，否则是不是难免要在某些时刻不得不回避问题呢？

4.强奸是天然的生物现象

【解释与辩护】

这些事实看起来似乎有些古怪，然而如果把强奸视为一种天然的、生物学上的现象，是人类进化过程中传承下来的产物时，这些事实便可以理解。

——进化生物学家兰迪·桑希尔（Randy Thornhill）与进化人类学家克雷格·帕尔默（Craig Palmer）

兰迪·桑希尔与克雷格·帕尔默合著的《强奸的自然历史——生物学基础上的性强迫》（A Natural History of Rape:Biological Bases of Sexual Coercion），是近年来最具争议的学术著作之一。桑希尔与帕尔默认为，解释强奸本身以及其普遍性的原因，有助于人们将强奸视为一种男性的进化生殖策略，而非纯粹的对女性的侮辱、支配或不正当淫乐的暴力行为。

桑希尔与帕尔默相信他们这种理论能更好地解释关于强奸的许多其他令人费解的经验事实（如前面提到的“古怪”事实），如“绝大多数强奸受害者都是处于生育年龄的女性”，“在许多文化中，强奸被视为对受害者丈夫的犯罪”，“强奸不仅发生在人类中，它还发生在其他各种各样的动物中”。

许多人谴责桑希尔与帕尔默是在为强奸辩护——通过声称强奸是“天然的”，不知怎么的就将强奸变成了一种道德上可接受的事情。作为回应，这两个作者指出“解释”与“辩护”不是同一回事。

例如，为一桩谋杀案定罪需要确认动机，即作案的目的与时机，这些事实归在一起就能解释谋杀；但是，这些事实显然不是在为谋杀辩护，恰恰相反：这种解释是为了惩罚犯罪之人。

人们有时肯定会觉得这些解释减轻了对某些事件的谴责之情。例如，我们常常被告知，绝大部分的虐童犯都有自虐行为。在某种意义上，这种解释就会不可避免地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应该像同情他的受害者一样同情施虐者。

即便如此，这种说法还存在着一个致命的缺陷：解释或许能让我们更加同情犯罪者，但它不能让犯罪者的恶行减轻半分。桑希尔与帕尔默的论证也许让人们不再乐观地相信把强奸从社会中根除是可行的，但他们的论证无论如何也没有减轻此种罪行的严重性。此外，不同文化对强奸的标准具有的极大差异，以及绝大多数被强奸者都是女性的事实，都表明我们没有理由对任何一个强奸犯从轻发落。

如果进化心理学加剧了这种不平等，那么它更应该归咎于心理学而不是逻辑学。因为人们事实上没法轻易地分辨“解释”与“辩护”，这或许是因为人们认为许多行为的解释表明了事情本来就是那个样子的，因此我们不能妄想去改变它们。如果男人来自火星而女人来自金星，那么企图改变金星人与火星人的作风岂不是太荒唐了？

如果一种关于人类行为的解释真的表明人性不可改变，那么这个论断就有可能是对的；但是，这不能说明对行为的解释如何奏效。事实上，我们知道性别角色的变化非常大。例如，斯堪的纳维亚人成功地让男人和女人共同分担家务与抚养孩子的工作，而这些工作在传统上是由女人来做的。一些解释至多表明性别限制是可塑的，解释不能合理化那些我们明知自己不是被迫去做的行为。

如果可能，关于什么是“自然的”知识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我们的社会政策？例如，假设男人大脑的可变性比女人大脑更广泛，这就意味着男人有可能为社会提供更多的人才，但也有可能提供更多的蠢材。如果这是真的，我们是否应该更正我们期望男人和女人在社会最高层各占一半的想法？或者为这种情况找出其他的理由？

5.戴安娜早就预见了致命的车祸

【预测能力】

戴安娜“早就预见到了致命的车祸”。

——《伦敦旗帜晚报》头版头条

后知之明也许是件好事情，不过先见之明就更厉害。遗憾的是，人们只有在事后才能有“先见之明”。

当人们宣称自己“预见”了某些东西的时候，他们一般是以下两种意思之一：他们对于未来有真实的了解，或者他们能在事情发生之前就知道。虽然许多人宣称自己具备这种预见能力，但是实际上没人能真正做到。我对此确信无疑的原因在于，在排除合理怀疑的基础上，很容易建立起真正的远见。所有所谓的先知本应信誓旦旦地做出比靠碰运气或比专家更精准的预言，但是没一个人做到过，哪怕是稍微接近的都没有。即便是像诺查丹玛斯（Nostradamus）这样著名的预言家，也做过一些荒唐可笑、含糊其辞的预言。

对于“预见”这个词的另一种主要用法与此类似：虽然我们并不真的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是我们用先知般的语言表示出自己很有信心。这可不是一种有趣而夸张的预言方式。

不过，当说到某事结果成真的时候，我们很有可能会脱口而出，说自己确实预见到了结果。“我早就告诉你了！”我们会用一个表示所说的事情在发生之前就已经被预先确定的动词方式来描述它。

这是一种对历史的重新书写，它曾被用来描述戴安娜王妃某次关于车祸的怪异言论。在名为“戴安娜‘早就预见到了致命的车祸'”的头版头条文章中，《伦敦旗帜晚报》（London Evening Standard）的记者称戴安娜在一份手写便条中提到“他们正在我的车里策划‘一场意外'，包括刹车失灵和车头严重损坏，为查尔斯的再娶扫清道路。”

你可能觉得用“预见”这个动词没什么坏处，但是戴安娜的案例是我们为什么对这些事不抱乐观的绝好例证。她认为以某种方式得知将要发生事情的这个想法，已被用于支持某些阴谋论。这并不仅仅是错误意义上的确定性在误导“预见”这个词的使用，同时也高估了她的担忧与此后发生之事的实际契合度。刹车失灵是她唯一提到的细节，但这并不是使她丧命的真正原因。更严重的是，该信的全文稍后公之于众，表明她实际上写的是:“我丈夫正在我的车里策划‘一场意外'，刹车失灵或在车头做一些严重的破坏，为他迎娶提姬扫清道路。卡米拉无非是个幌子，我们都不折不扣地被这个男人耍了。”但是查尔斯并没有迎娶提姬（哈里王子的保姆），而是娶了卡米拉。戴安娜的预见到此为止。

即便是戴安娜真的说中了，把她的预言当做先见之明仍然是不准确的。一个预言或者一个暗示都不是真知，即便是将要发生的事实也不能使它们变成真知。例如我预测下周足球比赛的结果，有很大可能是我说对了一部分，但是事后说我的预测可以被划分在完全猜错和准确预见之间就不对了。

令人沮丧的是，当有人预测成功后，人们貌似很快会归功于他的预见能力，也不管这些人是否曾在很多其他事情上预测错了。占星术士和饱学之士同样指望着过去的成功预测，以此作为曾被其他人否认的预见证据。

如果你发现自己掌控着一个数量较大的群体，下面这件事你可以试试：要求所有人都站起来，努力集中注意力，试着让他们去猜你扔出的一个硬币将会是正面朝上还是背面朝上。然后将硬币扔出去，宣布结果，并要求所有猜错的人都坐下。反复地实验，直到最后只有一两个人站着为止。做得好——你已经找到你的灵媒了！我曾在50~100的个人群体中做过这个实验，结果有些人有段时间连续猜中数次，就好像偶然的好运气是可以预测的，并不需要灵力来解释这个结果一样。那些猜对的人总会觉得怪怪的，似乎我们会情不自禁地相信正确的猜测象征着某种神秘的预见能力。

6.我就知道他们会这么说

【免错申明】

罗曼蒂克的爱情凌驾在其他所有关系之上，也许因为爱是一种对现实的超越。这当然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欺骗，因为爱不可持久。如果有谁认为爱能持久，那他一定是在撒谎。

——艾玛·汤普森（Emma Thompson），演员

自从古希腊诞生以来，哲学就对达到确定性这一目标孜孜以求。哲学通常反映了普通人力求使事物明确的愿望。这一愿望可以通过采信那些对错误具有免疫力的信念，从而在心理上得到满足，即使在逻辑上是行不通的。

汤普森对于罗曼蒂克之爱的论断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她相信爱不是持久的。问题在于，当然有些人会认为爱是持久的。如果真有人持相反观点，汤普森则使用以下格言：“告诉你罗曼蒂克之爱能持久的人在撒谎”。如此一来，便没有其他人的观点能成为反对她的证据：如果你和她观点一致，那么你增强了她的证据；如果你不同意，那说明你是个骗子，这也符合她的理论。从头到尾，汤普森都将获得胜利，你则一败涂地。

如果你像汤普森一样坚定，那么所有显而易见的反例都能化解。例如张三与李四终身相守，言谈举止浓情蜜意，但是汤普森的内心仍坚信他们不是真爱，或者他们所说的“爱”不是真正的罗曼蒂克之爱。（顺便说一句，汤普森认为罗曼蒂克的爱不持久也许是对的，正是她的理论，排除了困扰我的反例。）

习惯上，这种申明被称为“不可证伪”，意思是没有什么证据能表明其不成立。让-保罗·萨特似乎使用了与之类似的不可证伪的论断，他认为所有人都感到痛苦；如果有些人没有感到痛苦，则是因为“他们仅仅是伪装成不痛苦，或者是在逃避痛苦而已”。这意味着，没有人能成为这一理论的反例。缺乏明显的痛苦总是可以作为“伪装”或是“逃避”的结果，并通过解释被消除掉。

人们通常不是故意使用不可证伪的论断以使他们自身免于犯错误；相反，大多数此类断言，恰恰说明他们确信无疑。没有反例的事实，通常是作为某理论为真的良好理由。但是，有时没有反例是由于论断方式本身造成的，这就像在一个官司中，只有那些和起诉相符的证据才被接受。通过这种操纵伎俩，所有的证据都向一边倒也就不足为奇了。

免错申明在阴谋论中尤为明显，因为所有表面上的反证都能被视为支持阴谋论证据。例如“9·11”事件的官方委员就被看成是阴谋的一部分，所以它提交的任何证据都可以被忽略。“我就知道他们会这么说的”——这就能使无论多么明显的反例都被驳回。

即使我们不被阴谋论所吸引，这种思维方式也是如此普遍。我见过天主教徒拒绝承认不信教者也能过上满意的生活，因为他们有一个根本性的信念，即每个人在内心深处都会因远离天主而痛苦，不管他们自己知道还是不知道这一点。同样的，很多无神论者拒绝承认某些教徒具备外显的理智，是因为他们认为任何有信仰的人都存在非理性的幻想。似乎我们情不自禁地把自己最有信心的判断用免于犯错的方式提出，如果你说你并非如此，那么我确信你在说谎、你很愚蠢或者你在抵赖。中标！

你难道从未以“我就知道他们会这么说的”这种方式来驳斥可能的相反例证，并维持观点本身的正确性吗？我们对自己最追根究底的问题之一就是：什么现实证据能使我修正自己最坚定的信念？如果你想不到可帮你修正信念的现实证据，那么你有可能已经固化在这一观点中，即使它可能是错的。

7.与“漏洞先生”不谋而合

【合法与道德】

我没有做任何错事。我没有违反任何法律。我没有破坏任何议会的规则。

——唐·迪莱（Tom Delay），美国共和党议员

2005年，得克萨斯大陪审团决定调查共和党议员唐·迪莱因资助政治运动，与人合谋违反德州选举法一案。迪莱否认了这一指控，并指出指控他的人有其政治动机：此项政治资助调查由德州特拉维斯县法官罗尼·厄尔（Ronnie Earle）主持，他是位民主党人士。作为前多数党的领导人，迪莱自2006年就没有再次参选，直到这篇文章写作之前他仍在等待审判结果。

迪莱犯了错吗？现在下结论还言之过早，我们必须等待审判结果。

但是，审判结果真的很重要吗？这就要看你问的是什么。来看看我们上面列举的迪莱的自白，它究竟是三个独立的声明还是一个声明的三个部分？

它应该是三个声明。第一个是“我没有做任何错事”。这是一个道德声明，而道德性与合法性是两个不同的东西，有时候非法的事物在道德上却是正确的。比如说罗萨·帕克丝拒不接受蒙哥马利的种族隔离法，坚持坐在白人专座上。这是一个反例，说明有时候法律不一定是好的，就像种族歧视。

所以，当迪莱说“我没有违反任何法律”时，他说的是与“没犯错”不同的事。与此类似，“我没有破坏任何议会的规则”是第三个声明，因为议会自有规则，在道德、法律范围内仍可能违反议会的原则。

我不是迪莱肚子里的蛔虫，也许他真的想要做三个独立的专声明，而且我确信他将分别为其中每一个而辩护。但是另外一种合理的解读方式，也许不会把这三个方面分割来看。很多人听到他所说的话，就假定他关于“没有违反任何法律、规则”的论断是证明了他的第一个论断——“没有做错任何事”。在一个电视访问中，对迪莱的引用就转录成了：“我没有做任何错事：我没有违反任何法律，也没有破坏任何议会的规则。”在引用规定、法律来为自己的道德行为进行辩护的时候，人们通常会这么说。然而，这并不是一个可行的推理方式。

对这个一般技巧最为尖酸的评价就是：人们试图躲在法律的后面。有些人则更诚实一些，他们放弃了任何“合法辩护就是道德辩护”的伪装。在英国，有个律师叫尼克·弗里曼，以善于打车祸官司而出名，因为他常常能使那些很富有的主顾免于罪罚，人送绰号“漏洞先生”。弗里曼从未违心地宣布他任何一个主顾都没有做错事。在打赢了某个关于酒后驾驶的官司之后，他说：“毫无疑问，司机超速了。”如果那些主顾宣称他们因免于法律制裁而去证明他们没有犯错，这种说法无疑是存在谬误的。

更宽容的是，走上法庭有时成了有力洗刷公众罪名的唯一方式。例如，《达·芬奇密码》的作者丹·布朗，被《圣血与圣杯》的两个作者指控剽窃。最终丹·布朗赢了官司。但是从严格意义上说，这只意味着他在法律上没被抓住把柄，而不意味着他在道德上没有犯错。可是，自从布朗以唯一可用的方式为自己成功辩护以来，你就需要有更好的理由继续对他进行怀疑。但在很多时候，当判断一个人是对是错时，法律是我们不得不使用的所有依据。

何时把法律与道德按其逻辑上原本的样子进行区分才是合理的呢？坚称被无罪释放的辛普森做了错事，这样做公平吗？怎么看待拉贝·奥斯曼（Rabei Osman）呢？作为被指控的马德里爆炸案主谋，他也被当庭释放。或者，怎么看待英国国家党的领袖尼克·格里芬（Nick Griffin）呢？他分明在煽动种族仇恨。法律上的无罪，并没有赋予他们道德上的豁免；但至少是在公共生活中，我们有时需要以前者代表后者，不是吗？

8.单亲家庭背负的骂名

【数据分解】

专业犯罪学书籍在暴力犯罪的真正根源上达成了令人惊讶的共识：家庭的破裂与社区的稳定性。这两点最深层的根源在于缺乏稳定的婚姻。

——帕特里克·法甘（Patrick F.Fagan），《暴力犯罪的真正根源》

那些社会保守主义人士经常宣称证明“婚姻的作用”的证据无可争议。但是，即使是没有理由去怀疑法甘等人引用的统计数据的精确性，他们的结论仍然是错误的，因为他们没有考虑到统计学家所说的数据分解：把统计数据分解成它们的组成部分。

统计数据的确有规律地表明婚姻与很多事物方面有关联，无论是从社会的角度还是个人的角度都是如此。与此类似，离婚与单亲也和很多种疾病有关联，而未婚父母的子女更有可能吸毒、犯罪、辍学、离婚和经历其他那些你永远不愿自己孩子沾边的讨厌事。

麻烦在于，大多数此类调查只以非常粗略的类别来归纳他们的调查结果：已婚、同居、离婚、单亲。这意味着这些结果将会符合法甘所信奉的相反的假设：并不是只要结婚就对人们有益，关键在于长期承诺的关系。我们将在婚姻群体中找到比同居群体中更多的这种类型的关系，仅仅因为所有的婚姻至少在理论上是一种长期的承诺（不管这一承诺有没有实现），同居则无需如此。由此可见，很有可能并非是婚姻构成了法甘所珍视的社会利益的条件，婚姻仅仅是最寻常可见的社会信号，它表明了达到这一价值所必须具备的承诺关系。

实际上，法甘自己详尽的分析结果里完全包含了这种理解。他认为青少年犯罪的初步原因包括：没有父母，缺乏母爱，父母不和，缺乏父亲的监督管教，被父母抛弃，虐待或是忽略，父母本身犯罪。很明显，这其中没有任何一个因素与父母的婚姻状况有必然联系，而同居者可以避免以上所有问题，已婚夫妇却可能符合其中的绝大部分。

并非“统计数据常常需要解释”这一现实造成了问题，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我们能区分对未来没有承诺的同居者和相守一生却只是缺了交换戒指的伴侣，那么理解起来就会更容易。我们回过头来看婚姻，将会发现：婚姻既有可能是强烈稳定的两性关系，也可能对配偶双方而言都是家庭灾难。然后，我们就能更好的判断婚姻是否真的是一个首要因素，或者只是事关承诺这一方面甚至是其他什么。

我们常常被分解的统计数据所包围，因此很难准确地知道这些数据究竟意味着什么。其实免于被欺骗的关键就在于不断地问自己：在每项调查中人们是以什么方式分组的？这种分组是否掩盖了其他可能更说明问题的区分？

数据分解能回答以下问题吗？——素食主义者更长寿是因为他们吃素，还是因为他们与统称为肉食主义者的那部分人相比，通常更具健康意识？有信仰这一事实能否解释为什么一些教会学校能够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我们需要查看学校生源的社会背景吗？学哲学的人比其他人更有可能在毕业6个月后还没就业，这是因为他们学的专业是哲学还是因为这一学科吸引的净是些游手好闲者呢？

9.找不到的武器

【举出反证】

要知道，国际原子能机构已经着手并完成一项详尽的调查，还搜查了很多可疑地点。在他们声称无法驳斥伊朗正在进行秘密计划传言的同时，我们也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能够继续断言或怀疑伊朗正在这么做——你怎样才能举出反证呢？

——斯科特·里特（Scott Ritter），前联合国驻伊朗武器检查员

近些年，一些评论家认为美国正准备像曾经对待伊拉克那样对待伊朗。在联合国就伊拉克武器问题进行检查之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的检查似乎是在重复历史。联合国的检查人员正在完成一个难以成功任务——举出反证：萨达姆·侯赛因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完成这一辩护是不可能的，美国及其盟国绝不会承认找到了他们所需要的停止入侵的证据。同样，国际原子能机构需要证明伊朗没有核武计划，但这同样无法举出反证，所以美国将找到另一个军事袭击的借口。

前联合国武器检查员斯科特·里特表达了自己对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疑惑，他问道，“怎样才能举出反证呢？”这个华丽问题的潜台词就是“你没法证明”。但是，我们看看里特接下来是怎么说的，“伊朗问题的核心和你在伊拉克模式中看到的一样：美国对联合国安全法庭施压，也对萨达姆提出了同样的要求，萨达姆必须证明自己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计划。事情的真相是，萨达姆在1991年就终止了这一计划，因此不存在这样的计划。但是，不管伊拉克政权怎么举证，它都达不到美国的要求。”

这一答复中有些地方非常奇特。里特的主要观点是，要求某人举出反证是很荒唐的。他已经清楚地说过，1991年“萨达姆已经终止”了他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所以，里特本人接受了至少一个反证：萨达姆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同样的紧张局面——如果不是直接矛盾的话，也能在整个反战运动中找到。在指出“要求伊拉克提供反证（它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荒唐之后，将这个反证作为事实，如今已成为质疑战争的理由。之前无法证明的事，此刻却假设已经被证实。

所有这些，都表明了人们在提供反证的时候是多么混乱。实际上，举出反证非常简单。如果我说我的杯子里没有酒，那么用眼睛看一看就能确定事实，不需要任何犹豫，因为没有证据表明有酒就是没有酒的证据。在法律上，同样有一条假定，即没有证据表明有罪的情况下就是无罪的。或许找不到证据能够证明我没有杀死穆斯塔德，但是也没有证据证明我杀了他，于是这就被认为是我没有杀他的充分证据。

将缺乏证据作为一个正面证据的理由很简单：因为要提供一个没有任何疑问的反证常常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需要对不完美的证据心满意足——它的不完美就在于证据的缺失，并且在认为能找到证据的地方却没有找到证据。

因此，有罪认定和无罪辩护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在极端的情况下，就像空冰箱一样：在冰箱里找不到比萨就证明比萨不在冰箱。在其他情况下，你找不到证据可能是因为没有进行正确的搜索。介于这两种情况之间，在没有找到证据的情况下，判断某事有多大可能性，就像我们认为的那样，这是一个问题。所以，“缺乏证据”所具有的意义也应视情况而定。

没有证据表明UFO在内华达州降落。没有证据表明罗纳德·里根亲自过问了伊朗门事件（Iran/Contra Scandal）[2]。凶手没有留下任何证据。没有任何明确证据表明上帝存在。——你能从这些没有证据的事情中，得出什么样的结论？

10.该死的谎言与统计数据

【数据滥用】

几年前，NSPCC（英国防止儿童暴力协会）询问了上千人，以了解他们是否在12岁之前受到过身体接触的性虐待。16%的女性和7%的男性受访者表示他们有过这样的经历。这是未成年人总数的1/9。结论就是，英国如今有100万孩子正在遭受虐待。

——马克·伊斯顿（Mark Easton），BBC家庭事务记者

精确的统计数据就是事实，而且就数字本身而言，它们从不说谎。但是，作为最黑暗的欺骗之源，统计数据的名声并不好，这一点还没有被完全揭示出来。确凿的数据常常蒙蔽我们，使我们忽视数据想要说明但实际上未经证实的事实。

马克·伊斯顿从统计数据中提炼出的关于儿童虐待的精简结论，是一个不正确使用数据的典范。这个在全国顶级广播新闻中得出的结论令人触目惊心：“英国如今有100万的儿童正在遭受虐待”。你本希望BBC的顶级评论员会根据事实本身得出结论，如果可以的话。

面对任何统计数据，第一个问题就是：数据的来源是什么？这些数据来自哪里？为了使我们相信，伊斯顿说这些数据来自于NSPCC（英国防止儿童暴力协会）的一项调查。这就要引起我们的警醒：一个本身就是以保护人们以避免某事为目的的组织，却让人觉得它能从中获取到利益。因此，我建议应对此持有适当的怀疑。

接下来的问题是：通过何种方法论获得这些数据呢？NSPCC通过询问成年人有没有在童年时遭受虐待而获得相关数据，这是一种获知是否发生过虐待的准确方式吗？似乎不是。但是，即使真的很准确，这其中还有一个明显的问题：这项调查只能告诉我们过去发生的虐待，现在的情况与过去的情况或许迥然有别。在英国，像NSPCC及儿童热线（childline）这样的慈善机构，它们以通过鼓励儿童报告自己遭受了虐待，并且夸大虐待的发生率而获得成功。如果虐待的实际发生率比这个数字要低一些，也没什么奇怪的。

所以，我们有很多的理由谨慎对待这些数据。但是，紧接着伊斯顿得出了他的结论：“英国现在有100万孩子正在遭受虐待”——从调查中并不能得出这个结论。除了把关于过去的调查与目前的结论相混淆之外，这项调查并没有表明在某个特定的时间有16%的女性和7%的男性受到了身体上的虐待。更进一步说，这项数据表明的是在童年时期任何阶段所发生的虐待。通过这项研究来表明如此严重的虐待问题存在于此时此刻，这是不负责任的煽情。

因此，伊斯顿在报告统计数据时的简短总结包含着至少三个寻常可见的错误：没有提醒我们注意数据的来源；将在一种情境中获得的数据应用到另一情境中；通过数据简单地做出了一个毫无道理可言的结论。

还有很多其他滥用数据的方式。例如，数年前《卫报》上有一篇报道宣称，“出版业缺乏文化多样性”，因为“只有”13%的从业人员来自少数族裔群体。这篇报道并没有提到，在当时英国的总人口中，少数族裔仅仅占到了8%左右。通常都是如此，统计数据看起来能自圆其说，而实际上却需要必要的比较与解释。

接下来的这些数据能自圆其说吗？——有工作的妈妈比全职妈妈更快乐，无论这些上班的妈妈每天工作多久；差不多有1/3的苏格兰人认为，有时他们有很合理的理由对少数族裔报以成见；人们从宽带供应商那里获得技术支持的平均时间为17分钟；与其他国家相比，英国的孩子在学校里的不安全感更强烈。你认为你真的明白这些说法的意义吗？或者这只是在没有充足原因的情况下做了一些假说？这些数据撒谎了吗？还是我们没有足够仔细地阅读过它们？

11.牛津大学有多大

【范畴错误】

“基地组织”并不存在的言论使我陷入了麻烦，但这样的组织确实并不存在。

——彼得·希钦斯（Peter Hitchens），《星期日邮报》

知识分子从未热衷于反恐战争，这是有很好的理由的。然而，合理的怀疑论使得某些知识分子过于草率地摒弃了英美政府所作的断言。他们经常指责这两国政府夸大了恐怖主义的威胁；但在马德里和伦敦遭到恐怖袭击时，这同一伙人又宣称这些袭击是不可避免的。

其中一个怀疑论的观点认为基地组织甚至不存在。但它意味着什么呢？这是说，基地组织并非单一的、统一指挥的、全球性的恐怖组织，纽约、马德里和伦敦所遭受的攻击也不都是由本·拉登及其团队策划和指挥的。或者说，是一些与本·拉登组织没有直接联系的独立恐怖分子自行组织了这些袭击案件。

然而，据此断言基地组织不存在就过于草率了，这就如同我们不能说二战时期的法国反抗组织和意大利游击队不存在一样。这些抵抗运动可能没有紧密、高度统一的严格等级结构。实际上，地方组织通常必须在不同程度上独立活动，但他们的共同目标以及对某种领导力的认可，意味着这两种运动组织具有同一性。

当然，语言可能会产生一定的误导，让人误认为我们使用单称名词，就必定存在与其对应的单一、离散的实体。但逻辑和语言并不要求我们谈论的任何一个单一实体都是简单同一的客体。你同样可以说，你的爱是不真实的，除非它具有确定的重量和尺寸。

哲学家吉尔伯特·赖尔（Gilbert Ryle）主张，这种错误的假设是一种典型的“范畴错误”。当我们将某种事物看做好像是另一种事物，从而错误地理解其本质时，就是犯了范畴错误。他所列举的一个最为生动的例子是：一个旅行者希望参观牛津大学，因此当他看到大学里的数十个学院和图书馆时就很困惑。他预想的“牛津大学”只是一个单一的建筑物，却未意识到它实际上是其所有组成部分的总和。

那么，这种基地组织存在吗？彼得·希钦斯在否定它的存在时，受到了贾森·伯克（Jason Burke）那本广受赞扬的《基地组织：极端伊斯兰教的真实故事》（Al Qaeda:The True Story of Radical Islam）的影响。然而，伯克这本书并非在讲他相信某种不存在的东西，而是从一个评论者的角度出发去表达他的真实观点：我们所理解的基地组织并不存在，但它是恐怖主义的一个“公式化系统”。这明显不只是希钦斯对诸多“通过一个共同的意识形态，模糊地联系在一起的”群体的描述。

那么如何避免范畴错误呢？或许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牢记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的一句格言：“任何事物都是其所是，而不会成为别的事物。”

要想有力地论证某人犯了范畴错误，你应当能够解释这个被错误描述的实体究竟属于何种范畴。你不能只说：“它不是那种东西”，而是应该说出它实际上到底是什么东西。比如说，某些神学家抱怨科学主义的无神论者犯了范畴错误，因为他们主张，如果天主教的圣餐变体论教义是正确的，那么圣餐上的酒就会变成血。“基督的血”与普通的血不属于同一范畴，但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它属于什么范畴呢？用那个范畴谈论“血”有意义吗？

[1] 查尔斯王子是著名的替代医学支持者，曾亲身体验过灌肠排毒法，并热衷有机食品。作者在这里将他归入“医学专家”一类，意含讽刺。后面提到的这几位人物，也都不是医学界人士。——译者注

[2] 伊朗门事件，指1986年因美国向伊朗秘密出售武器一事被揭露，从而造成里根政府严重政治危机的事件。——编者注

结语 最后一句话

【合理自信】

我们认为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呢，是明智与理性的守护者？在这本书里，我试图详细介绍一些错误但通常又具有说服力的论据与论点。但这是否意味着我自己的论据就完美了呢？如果的确如此，那么这是一种合理的自信，还是极端的自大呢？

事实上，我也可能会犯那些自己在书中所列出的诸项错误。在这几页里，我甚至已经犯了其中（或其他）的几条。但这并非宿命地承认我们谁也不比其他人更理性或者更始终如一，应该说，这是在提醒我们追求崇高目标——比如真理与美德——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并注定有错误相随。然而，一旦有人开始觉得自己站在天使的那一方，就很容易认为自己已经长出了翅膀，结果就会导致自满优势：坚信自己是“完美”或“理性”的，因此不可能有错误或薄弱的推理。一旦某人开始相信这一点，或将它作为一个不自觉的假设，他就面临着成为自己原本所反对的那种恶劣、愚昧之人的危险。

可悲的是，我已经看到这种事发生在一些训练有素的哲学家身上——他们想当然地认为自己具有他人无法企及的批判性思考能力，却并未正确地利用这一点。有时候，他们走入了被我称之为“谬论之谬误”的误区——这是由于他们可以识别争论中所出现的错误逻辑形式，并认为能够因此立刻驳倒对手。

下面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一个哲学家嘲笑了《柳叶刀》杂志（Lancet）的编辑理查德·霍顿（Richard Horton）博士，因为他决定撤销发表安德鲁·韦克菲尔德（Andrew Wakefield）某篇具有争议性的文章。在那篇文章里，韦克菲尔德认为麻腮风三联疫苗与忧郁症之间存在相关性，而霍顿给出的理由是：文章所涉及的相关研究经费未经披露，并且其来源与韦克菲尔德本人有利益冲突。

这个哲学家认为霍顿犯了“起源谬误”，即一种信念的价值必须根据它本身而非其起源来判断。然而在这种情况下，简单地从批判性思维教科书中搬用此原则并盲目地加以运用则是错误的。“实验者偏见”是科学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因此全面披露由何人资助并安排这一研究，无疑非常重要。这一点其实应该不难看出，但是哲学家在甄别推理错误上的过度自信，却导致了自己的盲目。

如果试图避免陷入过度自信，我们需要牢记两点：第一点很简单，就是保持警惕。永远不要假定自己的论点是合理的，并且要不断审视自己的推理是否有草率的痕迹；第二点则是要认识到智慧与愚蠢、严密与薄弱的论证之间其实只有一线之隔。

还有一点必须承认，那就是：即使是最理性的观点也不可能完全摒弃辞藻修饰。其实这样也没什么不妥之处。别的不说，如果总是不偏不倚、一本正经的话，文章就会显得干巴巴的。在我们所读或所写的东西里，很难完全没有任何修辞因素。修辞能让一个严谨的论据更加令人信服，更愿意让人遵循；只有在企图以花言巧语去掩盖推理上的薄弱时，修辞才会成为一个问题。

尽管如此，修辞还是不同于理性的论证。因此，那些希望变得更加理性的人，不但要牢记自己也会难免犯错，而且要当心如果太过热衷于驳倒对手，自己就有可能不自觉地用到一些劝说的伎俩。

我希望本书将有助于你对那些能够让错误论证变得令人信服的各种方法产生更强的警惕之心。当然，在现实生活中运用的时候，你没必要把这么一大堆谬误条目都记下来，而是要养成一种良好的习惯，即经常对我们读到或听到的东西进行严格质疑。如果这样做了，薄弱的论证自然无可遁形，同时我们也会成为一个更好的思想者——即使仍然是不完美的。

致谢

本书来自我在“蝴蝶与车轮”网站（Butterflies and Wheels.com）“失误”（Bad Moves）系列中的文章。感谢杰里米·斯坦格卢姆（Jeremy Stangeroom）和奥菲莉娅·本森（Ophelia Benson）提供给我这个机会，并为这些专栏文章提供了批判性的意见。本书摘录自这些系列文章，所有错误与不恰当均由我本人全权负责。

感谢格兰塔出版公司（Granta）的乔治·米勒（George Miller），他在离任前将本书委托给了新编辑——萨拉·霍洛韦（Sara Holloway），感谢萨拉的接手。还要感谢贝拉·库尼亚（Bela Cunha）、胡里奥·菲尔南迪斯（Julio Ferrandis）、布里吉坦·麦克劳德（Brigid Macleod）、林德赛·帕特森（Lindsay Paterson）、安吉丽娜·罗斯（Angela Rose）、普鲁·罗南森（Pru Rowlandson）、克里斯蒂娜·罗（Christine Lo）、萨拉·威斯利（Sarah Wasley）等。

最后，感谢安东尼娅（Antonia），她帮助我排除了本书创作的这几个月中所有可能遇到的困难。

译者后记

朱利安·巴吉尼是英国著名的“哲普作家”，擅长以一个例子为切入点，譬如一个小故事或者是一段话，通过细致的分析，揭示出其中包含的逻辑问题，从而指出我们在思维上需要更正的缺点。本书就是一本非常能体现他这种著作风格的作品。在这本书中，巴吉尼从一段通常是比较“雷人”的引文入手，先指出“雷点”所在，然后做出普遍的引申，深入浅出地将一个可能只有逻辑学家或者语言学家才能准确觉察出来的问题呈现在我们面前。他并不在书中明确给出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法，只是揭示一种思维上的现象，并引发我们自己去思考。这种方法颇有点苏格拉底“精神助产术”的风采。

我们常常说，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生活中同样并不缺少思维上的缺陷，也不缺少对这种缺陷的意识，我们通常都能感觉到别人的话语或者文章中的逻辑毛病，但是我们对这些毛病通常只是私下里嘲笑一下，或者在网络上集体“围观”，很少有人能将这些问题收集起来，分门别类，加以细致的分析，最后明确指出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有什么办法能加以解决。这告诉我们：生活中缺少的，是像巴吉尼这样的有心人。现在我们已经有了自己的科普作家，甚至有了“百家讲坛”这样的文化普及类电视节目和图书，我们不缺少了解各种知识的途径。但是，有了各种知识却未必就有了能够很好地运用这些知识的思维能力。

坦率地讲，在翻译这本作品之前，我并没有阅读“哲普作品”的经历。正是在这本书中，我看到了一些似曾相识的东西，使我意识到可能这样的图书正是我们最缺乏的读物。虽然不能指望通过阅读一本书就改正掉自己所有的思维毛病，但是以他人的思维错误为镜，能使我们真实地意识到自己潜在的思维瑕疵。阅读本书，任何人都可能有所启发，不管你的专业是哲学还是其他学科。谁能保证自己说的话总是完美无缺呢？有缺点并不为过，但是不能发现自己的缺点，不能改正自己的缺点，或者不尝试去弥补自己的缺点，这就可谓“朽木不可雕也”。

《你以为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吗？2》是一本好书，但是我却无法自信地说我的翻译完全准确地传递出了作者的文采。巴吉尼有着一种英国绅士的幽默感，他的很多句子暗含着一种反讽的乐趣，但是在转译成中文的过程中，这种语言上的乐趣难免有所流失，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另外，作为“哲普作品”，这本书并不是那么通俗，很多地方经常有点“弯弯绕”，为了不给阅读造成困难，我在“意译”与“直译”之间颇费了些踌躇。译稿完成之后，也请了几位不同专业背景的朋友做了试读，尽量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希望能更好地将这本书呈现在读者面前。

在翻译过程中，考虑到做出注释可能会有助于读者对文章的理解，我有选择性地做出了解释。还有很多名词读者可能也会觉得陌生，但是考虑到并不影响阅读，所以只是给出了英文原文，并没有做出解释，有心的读者可以自己根据我们提供的原文查询。

最后，非常感谢本书编辑对我的信任与支持，没有她们一次次地允许我延迟交稿日期，我很难想象自己能在日常工作之余完成这部译著。在翻译过程中，我的妻子刘小敏，朋友赵永刚博士、梁亮博士、戚干舞先生、熊郁女士等人给予了直接的帮助，非常感谢他们。周淮安、黄群爱、乔丹、陈驹、肖妍、王新等朋友试读过部分译稿，并提出了宝贵的意见，他们的智慧也被吸纳进译稿之中。当然，这些朋友的援手并不表示他们对书稿中的错漏负有责任，如果读者诸君有“拍砖”的需要，请直接拍到我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