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讲　中国文人的命运[1]

走过二十年

说是走进历史深处，实际上只是表明一种愿望。人们要真正走进历史的深处，恐怕是非常难的。你以为走了进去，但实际上仅仅是在门口转了一圈又离开了。不过，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应该是尽我们每个人的所能，走进历史的真实所在。

历史的领域是非常宽阔的。一个人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他的了解和描述。

二十年前，我参加高考，进入上海复旦大学，回顾自己二十年走过的路，对于我来讲，本身恰恰也具有一种历史感。为怀念母校，我曾写过一篇小文章《复旦这杯酒》。自己二十年来做学术或者是写作的过程，是从复旦大学开始的。我非常怀念二十年前那个开始的时代。

二十年前我非常幸运地成为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学生。所有过去积重难返的问题，各种各样历史的疑案冤案，包括历史的一些课题，在1978年的上半年，随着真理标准的讨论而进入我们的视野，进入我们这个时代。未来中国的经济改革也好，思想解放也好，也都是从1978年的上半年开始的。我非常幸运地成为与这个时代同步行进的年轻人，二十年来所有的一切，不管是努力也好，成功也好，也都是与这二十年中国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记得我刚到大学的时候，我们还没有新教材，上课都是随时在调整之中。1978年我们上党史课，这个星期讲彭德怀是反党集团，第二个星期就公布彭德怀平反的消息。时代的大起大落，时代的变幻，把历史的所有问题一下子都摆在我们这些二十一二岁年龄的学生面前。现在回过来再想，从大学一开始，历史的机遇就以它特有的方式摆在了我们这些对历史感兴趣的年轻人的面前。回顾自己写作的过程，我想这二十年的思想界的发展、文化界的发展、历史学方面的包括文学方面的发展，都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我个人的一些思考，也是随着和现代文人的不断接触、逐渐了解而发展的。

我在大学二年级开始做巴金研究，结识了中文系资料室的老师贾植芳先生，他便是我后来写的《文坛悲歌——胡风集团冤案始末》里的一个重要人物。他当时刚刚从劳动改造状态下解放出来，回到中文系做图书资料管理员，还没有得到平反。我和同学陈思和开始对巴金的研究，便在贾先生的指导下做了一些资料的整理，开始接触现代史上的作家。大学毕业之后，到了北京，我开始在《北京晚报》做文艺记者，这样就更有机会在北京和一些当年还依然健在的现代文人有了接触，譬如沈从文、萧乾、萧军、艾青、冰心这样一批作家。通过了解，我渐渐地对他们的历史产生了很大的兴趣，这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个原因就是在“文革”期间书是读得很少的。我小学还没毕业“文革”就开始了，然后就下乡，等于没读什么书。开始读他们的作品就发现教科书上的东西是非常苍白的，而读他们的东西，就感觉到三十年代那个时代是那么诱人，那么让你向往。是什么原因？是哪些东西？这样就渐渐和他们接触。和老人谈话，从他们身上总是能学到很多东西，感受到很多东西。

有这样的总体接触之后，我就有个初步的想法，五六十年代不断的政治运动之后，再包括一些错误的做法，我们这一代人和巴金那个时代的人，甚至再往前，和鲁迅那个时代的情况是非常有隔膜的。也就是说“五四”时代所形成的优秀的、比较有意义的传统的东西，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文化界，渐渐地消失了。而这些东西，通过和他们的接触，你可以想象，比如说谈到三十年代怎么办刊物，或者怎么组稿，或者是报纸上怎么进行讨论，作家之间处于什么关系。了解多了之后，就觉得有很多东西对认识当代中国的一些缺陷、弊病，是可以作为参照的。这就促使我想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化界的发展和文人的发展应该走什么样的路，应该怎么和“五四”时代有一个好的链接。五六十年代之后，大量的学者或者作家失去了很多东西，这些东西只能通过过去的作品和过去的报刊来感受和了解，譬如那时存在的作家间的自由平等的竞争或者自由平等的讨论，或者是创作上的自由精神。而这些，我们这一代或者再上面一代是比较欠缺的。至于他们对传统的了解和东西文化在碰撞中应该怎么结合，这样一种学贯中西的传统，实际上也是丧失了。这样一些感性的认识和了解，促使我在描写一个个人的命运的时候，想把一些思考写得又感性又理性，而且能够尽量比较深入地思考我们这一代年青的知识分子所处的位置。

这就是我开始接触这一代人的最初过程。开始是写《萧乾传》，1988年写《胡风集团冤案始末》，再接下来写《沈从文与丁玲》，写《沧桑看云》专栏，然后就是关于周扬的一系列访问。实际上都是想借这种传记或者随笔的形式，比较好的表述方式，比较有文学性的方式，把自己的思考表达得更有血有肉一些。这就是我的大致创作过程和一些想法形成的过程。

历史的怪圈

接触中国的现代史，尤其是“五四”以来的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我有一个很明显的感觉，就是由于中国的文学和政治的关系，由于中国三十年代以来的变化、战争和后来的政治运动的关系，使得文人之间、文人和政治之间，有了相当大的理解上的难度。也就是说复杂性也许远远超出了一般民族的文化现状。我自己有时候也感到很困惑，这复杂性怎么去理解，怎么去考虑？非常的棘手。比如说写《胡风集团冤案始末》，就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胡风牵扯的是目前为止中国最大的文字狱，它原本仅仅是作家间的个人矛盾和宗派情绪，而结果呢，被上升到政治批判的高度，牵涉到几千人，怎么来理解？而且在整个过程中，从四十年代的讨论批判，一直到五十年代、七十年代，甚至到现在为止，因为这样一个历史的恩恩怨怨，而影响到整个左翼文艺的发展，影响到作家之间创作才能的正常发挥。要把它很有条理地理清楚，也不是特别容易，因为在相关的当事人之间，往往关系是错综复杂的。

我最早接触“胡风分子”是1980年在上海，因为贾植芳的关系，他是胡风集团的主要成员，通过他的介绍，认识上海的一些胡风集团有影响的作家，比如耿庸、何满子、王戎等这样一批人。到了北京之后，我又认识了胡风、路翎、牛汉、绿原，还有武汉的曾卓。从他们身上我感觉到，他们有一些大家认为偏激的方面，但是从做人来讲，我感觉他们在人格上有很值得尊重的地方。因为经常和他们在一起谈话、聊天，或者有时候一起吃饭，感到他们都是性情中人。这样一批知识分子，为什么会受到那么大的打击？而他们在和周扬的矛盾冲突中，到底处在什么样的位置？他们的做法有哪些是个人性格造成的，哪些是环境造成的，哪些是政治压力造成的？

同样，周扬也是。我到北京，因为工作采访的关系，也听过周扬做报告，有时候也采访，包括张光年、林默涵，属于整胡风的一派人，也和他们有比较多的接触。在这些人身上，比如说像张光年这些当年直接参与专案小组的，整理材料的，甚至包括舒芜先生本人，我也有一些接触。在认识和接触不同的人之后，再反过来理解这个历史事件，就有个好处，就是有时候能提供很多的资料。我采访了一百多个人，做了很多的记录。

了解当时事件发展的一些过程和每个人的遭遇，这不难，你可以请他们谈，可以了解，有时候可以到实地去考察，这都可以做到。但难就难在你怎么样透过这些事实从历史的高度看这个事件。譬如我本人和贾先生的关系，他是我的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有师生之谊，这种关系会不会影响到对事情做一个客观的描述？中央广播电台的记者在采访我时曾问到这个问题。他说，因为你和他们比较熟，和周扬不太熟，那么写作这个东西，会不会使你偏向某一方？这对自己从理论上讲是一个课题，就是怎么认识历史的复杂性。在写作的具体的过程中，就是下笔写作的时候，是为了你所敬重的老师这一派，或者叫这一边来写作呢，还是为了历史而写作，为了把历史真实呈现在今天的读者甚至未来的读者面前呢。

当时我是比较犹豫的，1986年写了一部分，1987年反复思考，然后毁掉，1988年重新来写。写的过程中我就想，应该是按照题目所讲“走进历史的深处”，而不是应该走到老师的深处。我想这其实是一个关键性的、本质的区别。所谓走到历史的深处，我的理解就是写胡风集团，就应该对历史负责，不能成为简单的“文革”之后为某些受害者鸣冤叫屈——当然这是应该的，应该为受害者鸣冤，应该为受害者求得公正的态度，公正的描述。但同时呢？更应该把历史的内在的东西，在历史的错综复杂的冲突过程之中，把知识分子或者文人本身的矛盾性客观地描述出来。

在进行这样一个比较系统的深入了解之后，而且超越他们上一代人本身的宗派情绪、宗派矛盾的局限之外，来看他们当年的一些行为，我发现在中国当代历史上，也就是在左翼文学的发展过程之中，无论胡风这一派也好，还是周扬这一派也好，实际上他们在不断变化的政治运动中，都处在一种被动的、自我消耗的过程之中。也就是我在书里所说的“怪圈”。什么“怪圈”呢？就是今天这一批人在批判胡风，而反过来到了1957年之后，又有大量的批判胡风的人也和胡风分子一样被打成右派。到“文革”初期，包括周扬本人在内，也同时被打成了右派。1955年胡风被关进了秦城监狱，1965年刚刚放出来，当年批准逮捕胡风的罗瑞卿也被关进了秦城监狱，而后来周扬、夏衍这些人也都被关进了秦城监狱。同一个监狱成了中国历史的缩影，这个缩影只有在知识分子、文人和作家身上体现得那么强烈。这就是一种历史的反差，仅仅局限在某一个历史的环节，局限在某一个人的具体观点上的对或错，仅仅局限于这种细节的话，就很难把历史的震撼性，把历史和人物命运的悲剧性强化出来。这个场景，当年不同的位置、不同的命运，到了最后，又在一个同样的地点重演，这就给了我们很多思考：这样一批作家，他们本应该是在自己领域地创造性发挥才华，丰富知识，然后有所发展，对中国文化有所丰富。但恰恰又是不断地批判，不断地政治的消耗，使他们没有把本应该做的东西做好，而做了很多不应该做的事情。

举一个例子。在写作的过程中，我写到五十年代初对《武训传》的批判，主要是批判夏衍，他当时在上海做宣传部部长，是分管电影的，所以批判《武训传》实际上是对夏衍有所批评。这时受胡风影响的一些作家，都写了很多直接批判夏衍的文章，甚至对后来保护夏衍也表示不满。但是仅仅两三年之后，大量的批判又落在了他们的身上。作家间的这种自我消耗，自我矛盾，在他们这一代人身上，也就是说在我们之前那几代人身上表现得非常强烈。《文坛悲歌》是我第一次自认为写得比较满意的东西，或者说自己觉得花了很大的气力来写的东西，加深了我对知识分子的、作家的这种矛盾的认识。这部作品，如果从1980年认识贾先生、开始认识上海的许多“胡风分子”算的话，前前后后用了七、八年的时间。七、八年的时间，实际上是在随着中国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还有各种各样的变化过程来加深对事情本身的认识。

谜团难解——反胡风、肃反与反右

从做资料工作的角度来说，写作《胡风集团冤案始末》是一次很好的锻炼。刚开始在大学研究巴金时，第一项工作是做巴金年谱的编辑和资料搜集，因为那时中国所有的资料都没有。“文革”刚刚结束，大学里也没有资料，都是一篇篇要找，到上海图书馆、上海藏书楼查一些东西，暑假回到武汉，再找一些资料，然后托人在香港再找一些资料，当时的功夫是下在资料搜集上了。现在回头一想，资料搜集对自己认识历史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前提。也就是说，没有大量的资料的搜集，是很难对历史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把握的。在认识胡风集团事件的过程中，资料的搜集花了很大的气力。在没有资料之前，我开始也是想，周扬真坏，等于是利用自己的职权，利用自己的宗派体系，把胡风，把这么多有名的作家打入冷宫，甚至使他们受到迫害，受到监禁。等看到大量的资料之后，有些问题就不是那么简单，不仅仅是个人恩怨在起作用，而是有很多个人之外的因素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包括毛泽东所起的作用，周恩来所起的作用，周扬所起的作用，到底怎么划分？这个过程中，胡风集团案件本身，和大的政治运动的关系，都会使人产生一些新的认识。但是这个认识必须建立在大量的史料之上。

到现在为止，我一直觉得有两个谜很难解开，虽然我已经完成了这本书的写作，去年又做了补充，把一些新发现的毛泽东的批示、毛泽东的信件、周恩来的批示、周扬的信，又重新补充到1988年发表的《文坛悲歌》里，放到文集里面去。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很多问题没有认识清楚，还很难解答，一个问题是周扬在胡风事件上，他个人的宗派情结和个人品格的东西到底起什么作用。因为从大致情形分析上讲，周扬和胡风从鲁迅时代开始就有很多矛盾，1949年之后，周扬成了文艺界的重要领导人，不断地批判胡风的文艺思想。但是要说周扬到了后来想把胡风作为反革命分子并且关到监狱里几十年，这从逻辑上分析是不大可能的，周扬不大可能想到后来会发展到那一步。

但是有一个很要害的问题，就是舒芜提供的胡风给他的信，也就是1955年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一批材料。最早这批材料是舒芜整理好交出来之后，定在5月11日的《文艺报》上发表，已经排出了清样。这是周扬当时都安排好的。发表之后再由《人民日报》进行转载。当时对胡风的批判是由习仲勋和周恩来具体过问的，但是在清样出来之后，周扬并没有交给周恩来，他直接拿到毛泽东那儿去，毛泽东看完之后就当即决定不要在《文艺报》发表，而是在《人民日报》发表，并把题目改成《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现在难以理解，而且也值得分析的就是，第一，为什么周扬直接拿到毛泽东那儿去，动机是什么？这值得分析。但目前没有原始材料，他本人也不在世。第二，他交给毛泽东之后，毛泽东具体是怎么谈的？为什么要来那么大的一个转折，把一个纯粹的思想批判一下子提升到反党集团的程度，最后逮捕抓人。这个问题中周扬到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这可能永远是一个谜，也可能某一天会有一些历史档案出来，那时候恐怕才能算真正地走到历史深处。我认为胡风事件的真正转折点是把校样送到毛泽东那儿之后，最后被定为反党集团的。这是一个很关键的细节，而这个细节是目前为止我自己也不可能了解到的。

第二点就是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和1955年下半年开始的全国肃反运动，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从时间上看，潘汉年、胡风相继被捕。关于胡风的材料1955年5月13日公布，5月16日开始，胡风集团几十个人，在全国各地陆续被捕。然后紧接着批胡风的文章连篇累牍地铺开。6月初发表社论，全国开展肃清反革命的运动，肃反就在下半年在全国展开。到现在为止这也是应该思考的一个问题，究竟是潘汉年事件和胡风事件的发生促使了毛泽东决定在全国肃反，还是毛泽东早就有要做肃反运动的计划和想法，然后拿胡风集团作契机，从文化界开始。这两者之间谁是主谁是次，谁是起因谁是结果，都耐人寻味，值得思考，值得认识。如果说是因为胡风事件加深了毛泽东对现实的忧虑，对生活中还有大量的与国民党政权有关系的知识分子的恐惧，必须进行一些清理，那么就说明胡风事件本身的严重性使他产生一种警惕性，然后决定在全国各地进行肃反，这就说明胡风事件处在一个主要的位置，事件的严重性足以引起政治家的警觉和认识。这是一个原因。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早就准备要发起这样一个大的运动，恰好周扬拿来校样，提供了一个契机，让毛泽东作决定，就是拿胡风集团做先声。潘汉年虽然是被捕了，但是潘汉年开始只是一个孤立事件，潘汉年被捕和胡风被捕是同一个消息。一个来自北京，一个来自上海；一个党内，一个党外。潘汉年的事情仅仅作为一个党内的问题，没有进一步能证明党内有潜伏的特务、潜伏的内奸，而胡风问题就扩展到更大领域。这就说明毛泽东有肃反的意图，胡风集团的事件仅仅作为一个借口而已。这两者的分析，到目前为止，我还不能判断哪一个是主要的，哪一个是次要的。有了大量的史料之后，才能提供一种思考的空间，因为很多史料是互相引证，有时又是互相矛盾的，这实际上就是拓展思维的一种路子，就是说怎么样把问题想得更深一些。

肃反运动我们现在基本上还没进行一个很深入的了解。肃反牵涉的领域是非常广的，牵涉到几十万人。我认为，恰恰是1955年的反胡风和肃反导致了1957年大鸣大放中大量知识分子起来发泄不满，或者是对于一些教条主义、官僚主义的做法进行批评，结果又导致了大量右派分子的产生。有了这些认识之后，我就觉得在中国当代史上，1955年是关键的一年，它的意义不仅仅在于知识分子，在于作家，而是在于历史的演变，历史形成的变化。

如果没有1955年，很可能1957年大鸣大放的规模和内容就会有所变化。我最近在写关于黄苗子、郁风夫妇的传记，刚刚完成，写“二流堂”中的吴祖光、丁聪、黄苗子、郁风、金山、张瑞芳、盛家伦，到张光宇、张正宇这样一批漫画家，他们从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五十年代的命运变化。实际上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就是因为在1955年受到冲击，到了大鸣大放的时候，便出来为胡风集团的一些人打抱不平，认为当年的处理是过分的。结果，一些人又成了右派。因此，可以说，没有1955年的历史事件，1957年很多人的命运就会是另外一回事。吴祖光、丁聪、黄苗子，包括聂绀弩，这批知识分子1957年的一些错误罪证里面，其中一条都是为胡风集团鸣冤叫屈，这是他们一个重要的内容。我所了解的，很多都是这个问题，包括一些当年的右派大学生。

有了这些认识，就不会把一个简单的、单独的事件孤立地看，而应该把它和前后历史的渊源联系起来，做一个历史的全方位的全面的认识。有了这种全面的把握，对于历史的认识才能够更加接近历史的事实。

当然不是说我所了解的和我所想的就一定是唯一的解释，只能说是建立在我自己所了解的史料基础上的一种我目前所能达到的自认为是真正属于历史本来面目的东西。我想历史学家是有这种理论的。包括写传记，每个人写的人物，包括所描述的事件，当然有个人主观的色彩在里面，不可能说他写的那个人物就完全是这一种形态，很可能有多种形态，每个人了解的可能都不一样。

历史场景中的周扬

写完胡风就一直想接下来写周扬，因为周扬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人物，他在三十年代初和鲁迅的矛盾一直发展到后来和冯雪峰、胡风、丁玲的矛盾，贯穿了半个世纪中国左翼文艺运动。同时，他自己的思想演变，比如说去延安之前在左联时期的状况，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之后，鲁艺时代，然后到1949年之后，“文革”前十七年的状态，到“文革”后的自我忏悔和人道主义异化时候的周扬，都是有他的变化，是不同的。我想写周扬，已经准备了十年，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写出他的传，为什么？越了解越觉得难写。同样一个时间，同样的在“文革”后的自我反省，给人的印象是不一样的。比如他的自我忏悔。他感觉到自己过去整了很多人，感到很痛苦，一讲话就哭，有些作家也都很原谅他。但同样这个时候，又有另外一些人认为他的忏悔是虚伪的。同样的时候，不同的人士说话绝对不一样。所以我现在就先做了一些与不同的人谈周扬，我想用这种方式可能比自己现在匆匆忙忙地来写，能给所有关心历史人物的读者更大一些的思考空间。

我做了一些采访。从夏衍开始，到林默涵，到王元化，到王若水，到他同时代一起工作的，包括龚育之，包括于光远，然后再往下，受过他打击的，比如说胡风的夫人梅志，丁玲的丈夫陈明，包括周扬前妻的两个儿子。很多事实都是通过采访才能了解到的，而且一了解之后，才知道周扬这个人并不是原来所想的那么简单，或者仅仅是一个反面的形象，或者是一个正面的形象，或者是一个悲剧的人物，或者是一个喜剧的人物，都很难概括。越是这样，越是觉得这个人物太难写，但是越是这样难写，就越对你有诱惑。

我还是愿意把周扬的题目做下去。我自己觉得，在二十世纪写完胡风之后，能够比周扬更有分量的，能够通过一个人物反映中国一个时代的并不多。他1989年去世。他的一生贯穿了整个左翼文艺运动过程。从1985年作家代表大会之前，一直上溯到左联时代，这样一个长达五十年的过程。他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人物，他是一个中心，围绕他能够写出来很多政治上的、文化上的、文学的、人际关系的东西，各方面都可以通过他呈现出来。

面临历史的复杂性，或者复杂的历史之中，个人的行为，个人的言行，个人的举动，甚至个人和政治家之间的种种关系，怎么来梳理得更清楚一些，这绝对是一个挑战，有着很大的困难。我前两年写过关于冯雪峰的文章，写关于夏衍的文章，写丁玲的文章，实际上也都在为写周扬做准备。如果把他周围的很多人认识得深一些，跟他有关的人了解得更多一些，写得更多一些，可能对周扬本人的认识也会更深一些。

比如说采访夏衍，夏衍就谈到周扬刚从日本回来时，在左联时代，其实是非常风流倜傥，穿着西服，歌舞厅、酒吧、咖啡馆经常去，看电影、跳舞，是非常潇洒，非常活泼的。到了延安之后，等他们1949年在上海重新见面时，他就感觉出周扬已经有所变化了，和朋友之间已经没有什么更多的话可说了，也比较拘谨。再往后，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就基本上把自己关在一个小天地里，和下级永远是一种上级对下级的态度，内心的东西没有和朋友讲。张光年的回忆也谈到这个问题，张光年在他领导下工作，也是周扬非常欣赏的一个助手。但是张光年也觉得，第一，周扬没有生活情趣；第二，没有朋友，没有真正可以谈心的朋友。而周扬的早年恰恰不是这样的。这种变化和革命的关系，和毛泽东之间的关系，和政治政策之间的关系，个人性格和政治之间的关系，到底又是怎样相互影响、相互变化的，这又是可以分析的。

从周扬本身来讲，他到了晚年人道主义异化，然后受到批判作了检讨之后，坐在家里看电视，一坐几个小时，一句话没有，只是和他的夫人苏灵扬坐在一起发点牢骚，而他自己不和任何人讲，这对他后来整个病情的变化，肯定是有直接联系的。假如他愿意找朋友谈谈心，发泄发泄不满，可能也不会一下子就病倒。像这些因素，像这些细节，可以帮助我们做一些分析和了解。

鲁迅与毛泽东

我想到鲁迅。

关于鲁迅，我过去一直觉得困惑不解的就是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是非常高的，1936年鲁迅去世之后，把鲁迅称为“伟大的革命家、文学家、思想家，中国民族的脊梁”，评价非常之高。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很实际的历史事实是什么呢？恰恰是鲁迅晚年最不满的、成为鲁迅对立面的周扬，后来成为毛泽东在文艺界的重要领导人，最信任的领导人。而和鲁迅关系好的，比如说冯雪峰、胡风，然后再就是萧军，受牵连的丁玲这样一些人，又一个个地被打倒，被抓起来。这个现象，我无法解释。问题是对鲁迅的评价那么高，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恰恰是和鲁迅关系好的人反倒没受到重用，而和鲁迅矛盾很深的人，比如周扬，在后来都受到重用。为什么？过去一直很难理解这些东西，当然也很难找到最有说服力的材料，只能根据现象来分析。

《新文学史料》曾发表了一批史料。1936年冯雪峰受毛泽东、中央的委托，从陕北到了上海，找鲁迅，围绕着冯雪峰的这些信件和文件、电报，使人找到和发现了一个理解的窗口，或者一个理解的钥匙。

周扬和鲁迅、冯雪峰的矛盾，关键的一点就是冯雪峰1936年到了上海之后，没有先找周扬和夏衍，而是去找了鲁迅，这后来就成了冯雪峰的一个错误。一直到“文革”后，冯雪峰去世之后，夏衍的回忆录里仍然对冯雪峰不可原谅的一点就是：我们是地下共产党，一直在很艰难的白色恐怖下坚持革命，但冯雪峰受中央委托到了上海之后，你没有找我们，却是首先去找了鲁迅，而且是通过胡风，这是他们不能够接受的。

我看了那些新发表的材料，发现冯雪峰1936年到了上海之后，给中央汇报了情况，当时中央周恩来、张闻天几个书记处的成员，联合给冯雪峰有一封信。信里肯定了冯雪峰到上海之后的工作，然后对鲁迅对中央红军的关心表示感激，认为冯雪峰做的工作是对的。也讲到了周扬他们，说他们的行为是错误的。也就是说冯雪峰当时确实是代表中央的精神、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和鲁迅取得联系。

但是在1936年鲁迅去世之后，情况就开始发生了变化。鲁迅去世，接着周扬等一些上海的地下工作者都到了延安，这个时候，冯雪峰收到的信件和电报意思就开始有变化了。说现在不断有人从上海来，对你的一些工作表示了不满。从表面上看好像是反映情况，对冯雪峰的工作有所不满，但是我想从中国的政治、中国的历史来讲，往往不能停留在表面文件上的理解，而是应该越过文件从背后看。变化为什么那么大？再结合后来为什么周扬在延安受到重用，而冯雪峰没受到重用，可以找出不少蛛的批判，这是鲁迅精神的本质，包括杂文的形态，但后来我们在发展中实际上是名存实亡了。

丝马迹。

当然有许多原因。冯雪峰当时从上海回到浙江，没有到延安去，这是一个表面现象。根据后来几十年的变化，我认为，毛泽东和鲁迅之间的关系，不应简单地从评价上来看，而应从历史后来发展的关系上看。

1936年鲁迅的去世，作为理论上、抽象上的肯定是非常高的。毛泽东是伟大的政治家，而政治家关注的是现实政治的操作和现实政治的发展。现实政治的发展也就是革命需要两面旗帜，一个是军事，一个是文化。这个时候鲁迅的去世就决定了鲁迅在现实革命发展中的作用分量要相应地减少，这是第一点。所以很快就把郭沫若树立为文化的另一面旗帜，为什么树？因为现实应用中，现实的发展中，需要一个文化的旗帜，鲁迅这个旗帜已经不在了，需要有人来代表。鲁迅在那个时候作为现实中政治家眼中的分量开始减少，这种情况下，现实中操作的需要就远远要大于精神上、思想上抽象的肯定，所以一方面抽象上的肯定很高，实际操作中就是另外一种东西。

鲁迅去世前后中央给冯雪峰的电报、文件的口气的变化，我认为是一个关键。所以我就这样写，周扬为什么会受到重用，而冯雪峰没有受到重用，后来往下发展，鲁迅最本质的东西，我们在后来并没有继承，这是我的观点。胡风在性格上是鲁迅性格的一个侧面，鲁迅对民主形式的看法，鲁迅对“五四”的肯定，鲁迅对知识分子地位的肯定，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这是鲁迅精神的本质，包括杂文的形态，但后来我们在发展中实际上是名存实亡了。到了“文革”期间，更使鲁迅成了一个偶像。我那时候很小，但我记得那时候除毛主席语录之外就是鲁迅语录，一说什么就是鲁迅，连计划生育鲁迅当年都怎么说了。什么都把鲁迅拿出来，鲁迅成了一个高不可攀的圣人，而实际上鲁迅最有生命力的、最值得我们发扬光大的东西，在现实生活中，在我们的文学创作中，是没有的。

所以看历史的某一个环节，某一个瞬间发生的变化，眼睛只盯着它是不行的，你还得看周围的变化，反过来再看这个点所起的作用，可能能看得更明白一点。对鲁迅的评价，对和鲁迅有矛盾的人的关系的变化，你才能得出一个符合历史事实的、合乎逻辑分析的结论来。

描述吴晗及其他

关于认识吴晗的问题。

从吴晗的结局来讲，应该是充满同情的，应该完全用一种同情的笔调写，因为毕竟他最后的遭遇是非常凄惨的，他的妻子和女儿都死了，最后就剩下一个儿子，他们一家完全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如果仅仅是就历史的悲剧人物的同情来写，也能写出很好的文章——我是说很好的作家能够写出很好的文章。但是作为写历史人物的来讲，把他放在历史的环境下，仅仅这一面是不够的。在看到吴晗的一些有关资料后，再看他一生的整个过程，就觉得他性格的发展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他的命运值得你去同情，但是在写他一生的时候，也还应该尽量客观，也就是说要把他的复杂性写出来。

从吴晗来讲，他三十年代上中国公学，等于是胡适培养起来的学生，胡适在他的一生发展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本来吴晗最早是想研究早期历史的，战国时代、秦汉时代，计划研究这样早的历史，而胡适给他回信说，你应该研究明清时代的，因为明清的资料很多，研究起来每个题目可以做得小一些。在这种情况下吴晗就写了关于东厂特务考等一系列明代历史的研究、考证，最重要的当然是《朱元璋传》，当时在史学界也是影响很大的。

后来，吴晗成了民盟的创始人，毛泽东又接见他，肯定他，同时又指出他写朱元璋的某些不对，他就开始修改《朱元璋传》。他以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身份出现，所以一方面在史学界，他成为贯彻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重要领导人，同时他自己的思想也开始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这变化就表现在修改《朱元璋传》过程中，实际上是在修改他自己的思想，他的才华、他的学识、他个人独立思考的东西慢慢地减少了。作为一个史学家来讲，他的变化是很值得我们现在研究历史或者关注历史的人汲取教训。一个史学家，你研究历史，就应该有你历史的见解，应该有个人的独立思考的东西，这是一个史学家最重要的。没有自己的见解，人云亦云，或者根据政治的需要不断修改，这是非常要命的，非常值得警惕的缺陷。

吴晗写《海瑞罢官》，大家认为就是影射文学，因为在“文革”中批判是影射文学，为彭德怀翻案或者是为彭德怀讲话，但实际上他的创作过程也不是那么回事。1959年初，毛泽东号召全党都要学海瑞，胡乔木就找到吴晗，希望他能写文章，因为他是研究明史的专家嘛，吴晗就开始写了《论海瑞骂皇帝》、《论海瑞》，接下来就写了《海瑞罢官》。发表《论海瑞》的时候，恰好又传来庐山会议彭德怀的事情，毛泽东讲了要学真海瑞，不要学假海瑞，所以吴晗发表文章时又加一个注，特意批判新的机会主义分子。《海瑞罢官》的创作过程本身实际上是一种遵命写作，也就是按照上面旨意而写的东西，并不是真正有意识地作为知识分子在三年自然灾害和大跃进之后对历史、对现实的思考、分析、反映。恰恰是这样的人，到了文革之后，又受到这样一种命运，这样一种悲惨的结局。这之间，从个人身上应该总结的教训，从历史学家或者知识分子来讲，也有值得总结的东西。

所以我在写吴晗的过程中，就觉得如果仅仅是从一个方面来写是不够的，必须写出他的历史局限性，必须写出他的思想变化。甚至包括老舍，也有这个问题。老舍在“文革”中受迫害自杀，但恰恰老舍是在五十年代最积极地配合党的政策的作家。萧乾跟我谈过，说五十年代每年国庆、五一都要搞大的游行，文艺界的方阵都是几千人，走在前边的总有两、三个领队的，领队之一肯定就有老舍。他其实一直都是很革命的，从《龙须沟》、《西望长安》，包括配合大跃进写的一些东西，实际上一直配合党的政策在创作。到“文革”时遇到批斗而自杀，他自杀的时候到底是一种什么心态？我写的时候，就想，如果从老北京人的讲面子，觉得挨打呀或者受到侮辱是难以承受的，这也可以是一个层面，就是人格受到侮辱。但是还应该有更深的东西，应该有一种困惑，有一种痛苦，这痛苦实际上是对自己的，应该想想自己历次运动那么积极地表现，那么积极地批判人家，最终到这种境地，他应该有一种自我反省的成分在里面。如果没有这样一种东西，那么老舍死的悲剧意义就单薄了。有了这样一种东西，他的死就更厚重，更有历史的悲剧性。

我觉得写这些人物，应该尽量地走到他们内心深处去，有的东西在没有史料的情况下，只能靠我们自己的认识、我们自己的理解去分析、去归纳，有的不一定很准确，但可能是符合我们年轻的九十年代的学者、九十年代的作家、九十年代的人的特点来看那个时代的悲剧。怎么样从他们身上汲取教训，然后避免发生类似的情形，我想这就是我为什么对历史感兴趣，而要研究这些人的命运的最初的动机，我现在也仍然把它作为推动自己创作的重要因素。

记录生活，记录历史

1997年10月，在张家界开过一个传记文学研讨会，那次会上我主要谈了关于传记文学创作和出版前景的分析。我觉得作为一种非虚构文学，传记文学在中国的起步是比较晚的，尤其是作为传记来讲。在中国，传记和回忆录这种形式的东西是比较少的。“五四”时代之后，随着西方文学的影响，传记和回忆录开始有所发展，像郭沫若的自传，像沈从文自传，开始出现，到了五十年代、六十年代，这样的作品越来越少。那个时候个人的东西都消融在集体之中，个人的色彩都消失了，个人的位置、个人的命运当然也在集体的范围中失去了每个人应该有的东西，所以传记和回忆录是很少的。这种情况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有所变化，到了九十年代以至现在是越来越多了。在国际上按照西方出版界的惯例，非虚构文学作品在任何国家都是在畅销书排行榜前列的，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在中国，前景也是非常可观的。我在最近五年期间，自己写作过程中，编了一系列丛书，也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这样一种考虑。

我们对二十世纪到底怎么看？二十世纪中，每个中国人个人命运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到底有多少空白的地方，有多少是教科书和官样文章中所没有的？二十一世纪的人怎么看？就像我们现在看晚清时代，要看晚清时代的中国是怎么个情况，苦于很多的回忆录是没有的，所以我就觉得在自己创作过程中，首先得多这样一些思路和了解。因此就从上海远东出版社“火凤凰文库”开始，一直到最近我为河南人民出版社编的一套“沧桑文丛”，我主要是考虑要把大量民间的回忆录或者是民间的人物传记通过这样的形式出版出来。有的人物可能是重要人物，有的人物可能不重要，但他经历的那个事件是重要的，有的可能事件也不重要，人物也不重要，但是他本身留下的历史资料是能够帮助我们认识那个时代的。

比如1998年出版的“沧桑文丛”，有一本是邵燕祥的《人生败笔》。“火凤凰”里曾经出过他一本《沉船》，那是他关于1957年的回忆录，这本《人生败笔》不是回忆录，完全是他在“文革”期间被批判时的批判会发言、自己的检讨和小组批判会的记录。一个人批判他，你不应该这样，另外一个人说你不应该怎么做，然后自己出来表态，完全是原始记录的整理。巴老一直在强调建立“文革”博物馆，实际上我们要做大量具体的工作，不仅仅是资料的搜集工作，而是一个认识的过程。所以《人生败笔》从内容上看是那个时代变态的环境下的个人记录，另外从文体研究上，当时也有这样一种文章，这样一种语言。

第二套还有一本就是三十年代有名的女作家袁昌英的女儿1948年留学美国时写给她的恋人的信，从1946年到1948年的情书。这不是猎奇，而是关于四十年代国统区大学生的状况，他们那个时代留学美国的女大学生的状况，他们对祖国发生的一些情况的认识和了解，当时对问题的看法是什么样的。如果没有这些史料的挖掘和整理出版，二十一世纪的人再看我们这个时代，很可能就有很多欠缺。所以整理、出版、写这样的书是相辅相成的。我觉得非虚构文学大量的整理出版是未来的几年，甚至二十一世纪中国出版界最引人注意的领域。

当然，现在有些明星的自传，像《日子》，像宋世雄，也是一种类型，这跟国外一样，是明星的传记，明星的回忆录。戴安娜一去世，马上关于戴安娜的传记就畅销，这是一种。当然还有大量的历史人物的传记重新再进行研究，比如关于伍尔夫夫人的传记就有许多种，关于王尔德的传记也是几十种，不断地出现。但是每个人的视角不一样，新发现的材料也不一样。像关于沈从文，关于萧乾，关于巴金，关于鲁迅，会有很多种传记出现，甚至关于一些政治人物，关于毛泽东，关于周恩来，关于胡乔木，也可能有很多种，还有大量的现在中国的政治家，也进入了这个领域。比如汪东兴的回忆录，汪东兴的日记，我们过去难以想象有这样的人来写回忆录，但是这样的人已经意识到了他们所经历的时代，他们个人所起的作用。当然有些人的回忆不一定是非常准确、非常真实的，因为它都不可避免的带有个人色彩，比如不利于自己的细节他略而不谈，这个可能性是有的，对自己有利的写得多一点。但不管怎么样，大量的政治家、政治人物的回忆录、日记和信件的出版，也是未来出版的一个热点，也是未来非常重要的。

一些退休的或者老干部都可能写自己的回忆录，比如说第一辑《沧桑文丛》里有个作者何金铭，我在接到书稿之前，并不知道这个人是谁，是湖南的朱正先生推荐的，这是他小学同学，后来到了陕西，“文革”发生的时候，他在团中央，是中层干部。这本书实际上他写的是“文革”中的团中央。但在这个故事中又写了个人在运动中的一些思想的变化，通过“五七”干校的反思，历史的总结，反映那个时代的中层干部、普通干部的一些思考。里面也写了“文革”一开始胡耀邦怎么挨斗，他怎么到胡耀邦家里去看他，后来和胡耀邦关在一个牛棚里面，胡耀邦又怎么挨斗，又是怎么检讨，他写了这样的东西。但是我没突出这个副标题，当然我想编这样一个书，重要的是让大家对这样的内容不仅仅局限于现在报纸上摘录的热点，不是简单的谁跟谁闹矛盾了，要在提供大量史料的基础上，给读者和未来的人一个思考。是让他思考，而不是仅仅让他猎奇，猎奇只是一个部分，我想猎奇可能是不可少的，如果没有猎奇，没有有趣味的东西，大家不读，就不可能去思考，但仅仅是有趣味、有热点还不够。

从我个人来说，我还是想写表面上看题目很不讨好的东西，有些人物现在的年轻人不一定很关心的。比如说写瞿秋白，写田汉，这样一系列人物，甚至包括郁风、黄苗子，“二流堂”这样的历史事件，肯定对很多普通读者不是特别有吸引力，但是我觉得，第一，自己兴趣在这儿；第二，这是能给人以思考的东西。

思考会让人永远年轻的。

[1]1998年2月郑州越秀学术讲座的讲演。

第2讲　巴金——云与火的景象[1]

主持人傅光明：我们从前天开始，昨天，再加上今天，三天，是给巴金祝寿的活动。现在我们还可以看到，大厅里依然悬挂着“把心交给读者——巴金文学作品音乐朗诵会”的字样。今天是这个活动的最后一天，而今天恰恰是巴金先生的生日，非常特殊，他今天是九十八岁华诞，实岁是九十七，九十八岁是虚岁。我提议，我们先用热烈的掌声祝福远在上海华东医院颐养天年、静心养病的巴金先生生日快乐。

我们今天请来的演讲人是李辉先生，他是一个著名的传记文学作家，《人民日报》的高级记者，同巴金先生的私交也很好，他的第一本书是和他的大学同学陈思和写的《巴金论稿》，这个待会儿他演讲的时候会提到。这些年李辉勤奋笔耕，写了非常多的文化人，从巴金开始，萧乾、周扬、胡风。像《大象人物聚焦丛书》，书店里卖得很好，已经出了八本。图文并茂、写得非常棒、非常有思想性、非常有文化内涵。他在写巴金这本书的时候，书名叫《云与火的景象》，正好是他今天演讲的题目。

对巴金，我们都知道，他从一个满怀无政府主义理想的激情少年，到写出《家》的成熟中年人，再到经历“文革”，晚年敢于通过自我否定、自我忏悔再反思“文革”，提倡说真话，他这一生的历程，某种程度上，也折射出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亮点。

像巴金这样一个大作家，他所经历的风雨沧桑本身就是我们上个世纪的一部文化简史。这个经历就交织出一个云与火的景象。下面让我们以掌声欢迎李辉先生演讲“巴金——云与火的景象”。

今天非常寒冷，在寒冷的日子，在现代文学馆，作巴金的这样一个演讲，我心里是非常热的。我这是第二次到现代文学馆演讲。大概是五六年前，在西三环老馆的时候做过一次关于老舍先生的演讲，我不知道今天在座的有没有当时听老馆里演讲的朋友。从借的一个房子，到这样很壮观的一个新馆，一直是和巴金的名字连在一起的。今天在这样一个馆来做一个关于巴金先生的演讲，我想是非常合适的，只是由我自己本人来讲还不是最好的人选。我曾经向傅光明先生推荐，我说北京还有一些比我研究得更有成果、更有见解的一些评论家、一些作家，他们比我更合适。但是他们说可能我最年轻，经得起冻。所以我就过来了。我这个人不是特别擅长演讲，可能讲的过程中，有些表述也不太准确。另外，我的普通话也不标准，有不太合适的地方，请大家原谅。

关于巴金，我想从几个方面谈谈我二十年来研究巴金、接触巴金和写巴金的一些体会。第一部分想谈谈我最初的对巴金的一些研究、接触和当时对巴金研究的一些现状。第二部分我想谈谈巴金的一些性格和他创作的关系。第三部分谈谈关于他对家庭，对这个“家”观念的一个演变。我们过去所理解的，看的就是《家》、《春》、《秋》，就是这个反叛家庭的。而实际上巴金的家庭观念是很重的。从《家》，然后到《憩园》，到《寒夜》，这样一种小说中的家庭观念的一种演变，和他自己本身对家庭生活的温馨的一种追求、一种热爱。我最后重点还是想谈谈巴金的《随想录》。

因为我们知道，如果巴金没晚年的《随想录》，巴金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不可能有现在这么高，可以这么坦率地说。那么就是他三四十年代的一些成就，也就停留在《家》、《春》、《秋》那个高度了，而没有他晚年的这个《随想录》这样一个高峰的话，他的地位就要低于现在。至于《随想录》所包含的那些重要的思想的价值，他对当代文化的影响和他自己为什么能够达到这样一个高度，他和同时代的一些作家相比，他的特点和他的突出的地方到底在什么地方，这是我想谈到的。

最后比较大的篇幅要放在他对“文革”的反思，他思想深度价值，从这个角度谈一谈。

从巴金开始感受一个时代

现在我谈第一部分。

非常坦率地说，我是在1977年冬季参加高考，然后上大学，我们这个年龄的中学教育基本上是个空白。我是1966年“文革”开始读小学二三年级，然后到1974年高中毕业下乡。这段时间上课的时间很少。由于我家在乡下，在县城里面的父母也不是知识分子，周围也很少有知识分子，“文革”中一些书几乎是看不到的，对巴金的印象是非常非常淡薄，可以说就是没有。他的作品我去上大学之前，那时看到《家》，之外，没有看过别的。进了大学之后，为什么产生对巴金研究的一种愿望？我们知道1978年的上半年是中国“文革”之后思想最活跃的一个时期，从《光明日报》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开始，然后大量平反冤假错案，大部分都是从1978年、1979年开始的。整个1978年的教育，学校是非常活跃、开放的一种环境。

我们从一年级上文学史，开始看图书馆大量的图书，感觉就好像进了一个宝库。每天早上，大家都是，尤其是住校的同学，早上很早就吃完了早饭到图书馆排队、占座位，因为那时候图书馆的座位少，学生的学习热情也很高，要排队，排成一百多人的长队占位子。就看到好多过去想看没有看到的，或者过去根本不知道的一些作家的作品。

巴金的作品就是看得比较多的，通过和老师的一些接触，老师的一些引导，在思想解放中，对巴金的认识开始有一种兴趣。兴趣就是当时我们看到了一些旧报纸、旧刊物。巴金当年文化思想影响是那么大，但是评价，尤其是1949年以后的评价一直是不高的，而且批判大于肯定。我产生一种心理，我们到底怎样看历史上的作家。在大学二年级——1979年就确定这种想法，把巴金的作品系统研究一下。当时我有一个同学陈思和，现在是教育界、文学评论界非常有影响的一个人物，现在是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博士生导师。他比我要长两岁，他在这方面的知识、见解都比我高得多，所以在他的帮助下，我们俩开始做巴金研究。我觉得这是个非常好的建议，因为我在大学一年级，是懵懵懂懂一个状态，或者说就是一个眼花缭乱的状态。因为刚进大学时，我们没有教材，所有课程设置都是临时性的。这种自由选择的空间是非常大的。上课也是非常自由的，老师和学生可以随便地自由讨论。老师在上面讲，学生可以随时举手提问和老师辩论。

老三届同学，他们和大学老师不一样，有他们自己的见解，所以课堂的气氛非常活跃。这种情况下使我们这些来自农村县一级的外地的同学，还有一些阅读面比较小的这样一些同学能够有一种自由选择。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就确定了对巴金的研究，正好当时教育部交给复旦大学中文系一个任务，就是编巴金的研究专集。

当时现代文学研究刚刚起步，在王瑶先生和唐弢先生主持下，编选现代作家研究资料丛书。一个作家编一本，自己谈自己和一些资料。中文系就接受了这个任务，当时主持这个任务的是贾植芳先生。他因为胡风问题，1955年开始入狱，一直到“文革”之后才开始工作。就是这样一个文人、一个老教授，在他领导下，复旦中文系的资料室和我们几个年轻的学生就开始做巴金资料的整理工作。

整理巴金资料过程中，也是巴金开始发表《随想录》的时期。我想我自己是比较幸运的，正好是在中国历史发生转折的这样一个历史时期走进大学的，而又是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开始巴金研究的。巴金开始发表《随想录》，巴金研究开始受到重视，大学又遇到贾植芳这样一个德高望重、过去被认为是一个反革命分子的文人领导我们来做，所以这一切都是机遇。正好我自己赶上了，所以我觉得我非常的幸运，后来一切研究的发展和写作的发展都和1978年、1979年在复旦遇到这样一种机会是分不开的。

中国五十年代、六十年代谈现代作家的评论文章，有不少人不看最初的版本的，不看那个三十年代、四十年代这个作品最初的版本的。研究巴金的一些长篇论文，也是根据五十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巴金文集》来写的。而那个文集是经过巴金本人删改的，或经过出版社筛选的，并不能反映巴金最初创作的状况。

还有一个问题是由于巴金本人思想实际和创作实际，很多被认为不合时宜的作品，以及不合时宜的一些思想说法，是不能见之于文字的。他是个无政府主义的狂热信仰者，他在十五六岁就参加无政府主义组织，印小报，后来写文章。虽然他在1921、1922年也写诗，当时给《晨报》、给上海的《时事新报》写诗、给成都的《草堂》杂志也写一些小诗。但他的兴趣并不在文学，是在政治运动上，他的这些无政府主义，就是后来被马克思、列宁否定的无政府主义。在这样一个状态下，他的一些真正的谈政治思想方面的文章在1949年之后是看不到的，有的我们只能看到批判他的无政府主义。但他当时是怎样谈论无政府主义的，无政府主义揭示的理想、信仰，或者他阅读的大量的俄罗斯的作品原状，对他的创作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其实我们当时并不是很了解的。

就是在这样思想活动很活跃的环境中，接触到巴金这样一个人物，我们觉得非常有诱惑力。开始只想到是一种资料的发现。资料的发现，对一个研究者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过去不太重视这方面的问题，包括现在好多就是这样的，写评论文章，或者写一些理论文章呀，喜欢高谈阔论，喜欢引进某一个新思想流派的理论，而忽略了资料的收集、整理，以及形成观点的过程，而这种过程对一个研究者，或者是对写作者都是非常重要的。

巴金的研究，我们首先是从资料入手的。我们查了二十年代以来巴金发表在一些报刊上的文章，包括二十年代年轻的巴金批评郭沫若的文章，包括他和阿英——当时阿英是属于左翼作家——争论的文章，以及一系列他对列宁、斯大林的批判，对当时俄罗斯苏维埃政权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批判。二十年代，这些文章大量发表在一些无政府主义报刊上，这样查阅是要花费很大工夫。我后来才想到，这个查阅过程实际上是让我们这些人接触历史、触摸历史的最好的一种方式。因为这种方式促使我自己对历史的兴趣越来越浓厚了，包括后来，到现在为止，有人说你看那么多历史资料也不觉得枯燥无味吗？恰恰相反，我每次看老的报纸、老的刊物，就觉得兴奋，一连看几个小时，我觉得很有味道。

我最近做两个事情，就是看老的资料。一个是《良友》，最近我推荐三联书店出版一本关于《良友》回忆录，《良友》是三四十年代最有影响的画报。《良友》画报的成就，它的图文并茂的形式是领世界之先的。它的创刊早于美国的《生活》周刊10年，过去我们对它是忽略的。因为到1949年后这个刊物基本上就消亡了。《良友》第四任主编马国亮先生现在还活着，在美国，九十二岁，他通过人找到我，把他的一本关于《良友》回忆录送给我，让我帮助他联系出版。我看完后，非常兴奋，然后我找到三联书店，极力推荐这本书，现在三联书店作了非常漂亮的开本。版式都做好了，通过范用先生找到《良友》画报的最初的一套完整的刊物，用了大概几百张图片。参看《良友》，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我要写一些介绍《良友》的文章，我就觉得我们现在做得很多的一些图文并茂的书，包括对上海文化的介绍，包括西北风情考察，所有我们现有出版物所涉及的题目，当年在《良友》画报上都出现过，比如谈上海的茶楼，谈上海的大饭店，谈西北的妇女的头饰、服装，当时都在《良友》上出现过，而且做得非常好。

我还有一个工作是，建议浦熙修的女儿做一个关于她母亲的一本书。前两天也拿来一本浦熙修惟一的一本日记。

大家知道浦熙修是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五十年代中国最有名的女记者之一，写了大量的、有影响的新闻报道，而她也是1957年成了右派。浦熙修有三姐妹，其中一个妹妹是彭德怀的夫人。那是1962～1967年之间的日记，散记的，虽然不多，但是我昨天晚上就看了4个小时，看完之后，我就觉得，她的日记是反映浦熙修这个人物，她虽然陷入逆境，但是又想对历史有所交代，她当时在六十年代专门负责文史资料的编辑工作，找到大量像当时的梁漱溟呀，当时的一批的老人谈历史的回忆，都是六十年代的。如果没有浦熙修的工作，许多政协文史资料就出现不了。

史料并不是枯燥的，我觉得史料对于我来讲，就像身边的生活一样，那么有引力，那么有感染力。所以当时研究，就看了《申报》，还有当时的《现代》杂志、《文学季刊》、《小说月报》，甚至还有一些发行量很小的、无政府主义的小的刊物，包括有的朋友从美国复印来的美国一些刊物上的复印件，因为当时中国的图书馆借东西是很难的，是要开证明的。

在上海，从复旦骑自行车一个多小时到徐家汇的图书馆，看一些旧的报刊，看了报刊以后，就觉得巴金这个人是非常复杂的一个人物。千万不能用单一、固定的一种眼光看一个作家。巴金的研究史，是随着他的创作一开始出现就在文坛有所反响。他是1927年在巴黎写出《灭亡》的。当时在巴黎他就把小说寄回到国内，由叶圣陶先生替他发表在《小说月报》上。巴金很快就在上海文坛产生了影响。

回到国内之后，他就继续写小说，但是我们知道巴金的研究引起重视，是人们认为他是个安那其主义者，也就是无政府主义者。三十年代以来巴金引起注意，是谈他的无政府主义理想和创作之间的关系。到四十年代，比较有影响的是在中国的一个传教士，写了一本《巴金的生活和创作》。这本书主要侧重于从基督教的教义这个角度谈巴金，也谈到了巴金家庭观念的一种变化，从《家》到后来的《寒夜》的变化过程，在四十年代出版了中文版。五十年代以后，对巴金的评价就基本不是系统的，1950年曾经有关于巴金的长篇评论，也就是主要肯定他的民主性。1959年，当时发起批评巴金的讨论，讨论主要是以大学的在校学生为主，批判巴金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主要是批判性质的一种讨论。

“文革”期间，巴金作品是大毒草，巴金作为文坛黑线人物的主要成员之一被揪斗，然后和所有的知识分子一样，到牛棚里去劳动、改造。一直到1973年才开始重新回到家中，翻译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

“文革”结束以后，我们的很有影响的一篇文章是发表在《文学评论》上，1978年发表。那时候因为急于给巴金拨乱反正，也要给巴金平反，写了一篇文章强调巴金是一个民主主义、革命民主主义者，回避了他真实的无政府主义者这个问题。我们在这个研究过程中，发现对巴金问题，不能回避那个历史的实际。历史是什么情况，我们不能回避，我们不能说为了替巴金说话，就把他拔高，或者说因为不适合我们现在社会的思想就把它回避，这不是一个客观认知的态度。

当时最早看完资料之后，我和陈思和先生在《文学评论》上发表第一篇关于巴金的文章，认为巴金他受到无政府主义影响。但当时我们还不像后来那样放得开，还是认为他的无政府主义中有些民主因素，还是谈这种关系，总而言之，从那时，开始了对巴金的研究。

开始几年的起步是这样的，我们与巴金没有直接接触过。我现在后悔，如果在大学四年，那会儿我就能够采访巴金，那会儿他身体还很好，那肯定能谈出很好的东西。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一直到快毕业的时候，我们才第一次去看望巴金，那时我们已经发表过好几篇关于巴金的文章了。

后来也采访过许多文化界的名人，还写了很多稿子，但真正第一次去见一个大作家还是1981年去见巴金。但我见到巴金，也没有觉得紧张、觉得拘束。一直觉得读他的作品有一种很亲近的感觉，所以见到他也是觉得很亲近。老头儿当时七十几岁，正是写《随想录》的高峰时候。

他私下谈话还是比较放得开的，他说有些东西你们不要发表，是关于无政府主义问题，“文革”刚刚结束，谈“文革”就说到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也就是无政府状态。他说那不是一回事，他只说那不是一回事。

他讲他当年对无政府主义的理解，与后来我们社会上对无政府主义的界定，不是同一个概念。他具体也没讲，他说只是找一个靶子，找一个借口。从那儿以后，我对巴金的接触也就多些。我到了北京以后，他每次到北京，到现代文学馆看地点、参加两会，我都去看他，到上海每次也都去看他，做一些访问。和他谈沈从文，谈关于“文革”的状况，谈他嘉兴李家祠堂的关系，这个我在后面慢慢谈。

在这个接触过程和对作品的研究过程中，发现巴金确实是一个充满激情的人。这个充满激情，仅仅是体现在文字中。生活中，跟他接触，他是一个话不多的人，因为那时他年纪大。我想肯定和壮年时代的巴金不一样，老年时的巴金，话不多，他还是比较平和的一种状态。

第一次接触之后，我们系统研究巴金的工作更深入了，这就是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巴金论稿》。我们当时进行分工，就是各自选一个题目，写完再交换修改、补充。讨论巴金与无政府主义的关系；巴金与法国民主主义的关系；巴金的人道主义思想；论巴金的恐怖主义；巴金的文学观；巴金的风格演变等这样的一些题目。到北京工作，分到《北京晚报》做了五六年的文化记者和副刊编辑。但是我一直不能忘情于现代文学研究，当时我到《晚报》工作，是非常不安心的。

我后来回想，我留在新闻单位也对了。因为我这种性格，要真正到了文学所做研究，或到大学做老师，可能还不如在报社这样更适合我。

因为虽然我喜欢看旧资料呀，看这个东西呀，其实也喜欢跟人接触，新闻记者这个行业是最好的和人接触的职业。同时，我因为研究巴金这个关系，到了北京之后，我做文艺采访，就有意识地和现代的作家建立联系。最开始就是巴金这个生活圈，因为研究巴金，首先就是萧乾、冰心、沈从文这几个和巴金要好的朋友，因此1982年分到北京之后，就与这些老作家进行联系。

同时还要提到我在大学时的老师贾植芳先生。因为他是胡风集团主要成员之一，判刑入狱的胡风分子不多，他是其中之一。我到北京之后，通过贾先生的关系就和胡风这批文人的文化圈建立联系，像胡风、路翎、牛汉、绿原先生。这样从我个人来讲，现在回想，我到北京后来工作的发展，是要得益于上海和复旦这样两个文化圈，一个是巴金的文化圈，一个是胡风的文化圈——也就是贾植芳先生的文化圈。这两个文化圈，对我在《北京晚报》工作来说，我觉得还是很有帮助的，包括后来我到《人民日报》的文艺部副刊工作，也是有帮助的。

我到《北京晚报》之后，先找到萧乾先生，后来又找到冰心先生。我请他们给《北京晚报》写文章，这就是通过工作关系，或者说是假公济私和公私结合把工作开展了，我觉得还是挺好的，现在叫双赢。1985年，发表了萧乾的几组文章，一组是《北京城杂忆》，当时影响非常大。还有《欧战杂忆》，谈欧洲“二战”。这都是萧乾先生开的专栏。然后也请冰心先生开过专栏。

我编晚报副刊时，做过一个专栏叫《居京琐记》，我当时定的宗旨就是请当时在北京六十岁以上的文人谈自己身边的事。所以我就借这个工作关系，找到大量的作家。一方面去约稿，一方面采访记录他们谈巴金的事情和萧乾的事情。因为当时写了巴金以后，又写《萧乾传》，就这样与当时冯至、卞之琳、楼适夷、丁玲、冰心、聂绀弩、骆宾基，都是当时在北京七十岁左右的这样一大批老一代的文化人，建立了联系。这是我刚刚到北京之后建立的联系，通过这关系，一方面给我的报纸带来了很多稿子，我觉得对得起晚报，同时我通过他们了解到现代许多文化史上一些重要细节，一些人物。譬如卞之琳先生，也是话不多，但他是跟巴金三十年代在北京同李健吾、曹禺他们几个人编《文学季刊》和《水星》的。曹禺的《雷雨》就是巴金当年在那儿决定发表的。所以请卞先生写文章，同时请他谈对巴金的印象。

这样，就把大学里面这样一种学术研究的工作，扩展成一种报社里的编辑记者的工作，这也是一个小记者小编辑去跟他们交往的过程。在编专栏的过程中，我自己还搞了一个作家近况这样的栏目，一周发一张照片。那时拿一个小的傻瓜机，就是看萧军呀，胡风呀，拍一张照片，然后写一段关于他们的近况介绍，这样就把新闻工作、副刊工作和研究工作结合在一起。领导也满意，你自己也很高兴，这样就把这个事情一直做了下来。我了解到在这些老的文化人里、在这同时代的作家里，他们对巴金有一种崇敬。接触到这么多的老作家，没有一个人说过巴金的一句不好的话。文坛是是非最多的地方，但对巴金的非议，或对巴金批评的话，几乎是很少的。不管这个人的观点是左中右，在巴金做人上，是很少听到对他的非议的。

性格可以完全不同。沈从文先生讲到他们当年一起写作的事情，那时他刚刚和张兆和结婚。先在青岛，后来到北京，住在北京达子营胡同，在西城一带。那时巴金还没有结婚，巴金到北京来，住到沈从文家。他们两人一见面就吵架。为什么吵呢？因为两人文学观是不一样的。沈从文先生是强调节制的，他说你不能是无节制的悲哀、无节制的落泪呀，或者这种敞开胸怀，文学是要讲节制的。

而巴金是个一气呵成的作家，尤其在三十年代，还没有结婚，写《爱情三部曲》这个时候，是非常的矛盾、非常的痛苦的。所以我们读巴金三十年代写的《中年的悲哀》，还有他写的《电椅集》的序呀，都能感受到他非常想成为革命家，并不想成为作家的矛盾痛苦。他和沈从文的文学观、文学方法、写作方式都不一样。沈从文说巴金一天能写几千字、上万字，沈从文在房间里写《湘行散记》，巴金在外面写《爱情三部曲》。虽然争吵，但是还是好朋友，所以与巴金关系最好的人中沈从文算一个，然后是曹禺、冰心。

这些人对巴金的看法，都是一致的，因为他是真挚的，非常值得信赖的人。“文革”期间，巴金遇到困难的时候，萧珊去世，北京有人一到了上海，都要想方设法能够找到巴金，看望巴金。像胡风先生，像梅志，他们对巴金也是非常尊重、非常感激的。虽然在1955年反胡风的过程中，巴金也写过批判路翎的文章，批判胡风的文章，但是无论胡风和梅志，他们都对巴金很好，觉得他是个好人、是个很好的人、值得信赖的朋友。

所以我就想，一个作家，他不仅仅靠作品，更靠人格来赢得敬重。我们知道，作为一个作家，作为一个文人，有些时候写的作品很好，你很崇拜他，或者是他写得非常漂亮，也非常有见解，也非常有思想。但有时候这个人生活中是非常不容易打交道的，甚至这个人是非常讨厌的一个人。这种情况太多了，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

巴金这个人，做人和作品是统一的。所以他能成为一面旗帜，绝对不是人为拔高的，不像过去，非要通过政府行为，或者政团的、政党的行为，把某一个人作为一面旗帜树起来。而巴金没有人树他，他就是靠一个文学知识分子的良知，靠他的作品、靠他的人格来体现的。所以在《北京晚报》工作这几年，包括后来在《人民日报》工作这些年和一些老的文化人接触，通过和他们的交谈，进一步加深了对巴金的理解。巴金确实是一个有理想，同时是一个很真诚的、有良知的知识分子。

我想讲我自己的经历，实际上也是我对巴金了解的不断深入、不断理解的这样一个过程。同时通过对巴金的理解，实际上是自己对历史理解的加深。因为对现代史的了解，就不仅仅限于巴金一个个体，或者不限于他的小说，不限于他的散文，而是他所活动的那个时代。我后来对这个时代产生兴趣，应该说一半是巴金对我的影响，巴金的人格对我的影响。

我记得写完巴金之后，写萧乾先生，然后写《胡风集团冤案始末》，实际上也是受巴金的《随想录》对“文革”反思的影响而做的一种工作。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前面说过，从1978、1979年读巴金的《随想录》，一直读到我走上工作，然后在工作中还在读，因为《随想录》一直在发表。《随想录》所贯穿的是对“文革”的反思，这是他的主线。而且巴金的思路，不仅仅限于“文革”，他的文章已经扩展到五十年代，包括反胡风运动，他也写到了。我在1987年开始写作，1988年写完关于胡风集团冤案，我想也是响应巴金的号召，作一个对历史的梳理、对历史的反思。通过写胡风也想到、也看到他们这一代的知识分子走过来是多么不容易。这样反过来对巴金的理解会更深一步，或者更真实一些。

一直到现在为止，我整个的研究过程是和巴金一直紧密相关的，包括今年刚刚出版的《巴金画册》，这是我做的一套人物的画传。上面许多人是我过去在《收获》上的那个“沧桑看云”写的一些人物，然后把它扩展，增加了一些新的人物。比如王世襄呀、丁聪呀、黄永玉呀这样一些人物。巴金这本我想是做了一个新的形式，至于思考，应该说是上溯到二十年前吧，应该说是1979年、1980年那个年代。时间过得很快，没想到研究巴金已经二十年了。

巴金的忧郁与矛盾

第一部分想告诉大家，我作为一个读者、作为一个年轻的读者，接触巴金、研究巴金的感受和自己工作中的一些体会；巴金他是怎样进入我的事业，和他对我的一些启发。

现在我想讲第二个问题，讲巴金的性格，巴金的忧郁。就像我的文章中讲的《云与火的景象》，巴金的忧郁从三十年代起是人们公认的，那么他这种忧郁到底对他的创作有哪些影响，也就是说他的忧郁和他的性格的矛盾，是一种什么状况？现实和理想的矛盾，爱与恨的矛盾，激情和冷静之间的关系，这样一些东西怎样在他的作品中体现，或者在他一生中是怎么形成的？

巴金的忧郁，从他谈自己童年的生活中就能够感受出来。许多著名的小说中，我觉得最有忧郁情调的、我最喜欢的是他的《春天里的秋天》。我不知道在座的是否读过。作为一个中篇，《春天里的秋天》是非常伤感的。而且是特别适合他的性格，他性格的那种感觉。他特别喜欢《如歌的行板》，柴可夫斯基的那种音乐，那种感情。

为什么他选择翻译屠格涅夫的作品特别多，他们有这种性格上或风格上的接近。我想巴金他也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他对死亡很敏感，他在回忆中讲，在童年他看见母亲杀一只公鸡，他就为这只鸡感到很痛苦。另外，巴金他爱做梦，《随想录》写他老年做梦是非常多的。你看很多篇都是做梦，梦见谁，梦见谁……梦见……但有些时候是心有余悸。但我想他写的这些梦是他真实做了这个梦，而不像有时候作家故意写他梦见谁，一看就知道是编的、是故意做文章，把文章做得好一些。

巴金三十年代写文章也写到好多梦。巴金的作品阳刚粗犷的东西少一些，他靠激情打动青年读者。在三十年代，如果你没有这种忧郁感，没有这种伤感，或者说没有这种多情的东西的话，打动不了年轻的读者。所以这些对死亡的敏感也好，对梦的敏感也好，随着他的情绪发展。他是一个比较容易激动的人，就是性格上的这种敏感，加重了他对一个事物的反应，也就是条件反射。

比如三十年代，沈从文先生也谈过，巴金特别不喜欢听别人对他的作品的批评。这个不喜欢，不是说他说人家不该批评他，而是一遇到情况，他一定要出来辩解、出来解释，他的这种敏感程度要超过其他作家。比如有人批评他是眼泪文学，你怎么老写伤感的东西，让人老掉眼泪，你这个眼泪的文学是没有价值的。那么他一定会出来解释、辩解。有人认为他是空洞地喊安那其口号，我们读他的《爱情三部曲》长序，全是在申辩，在不断地申辩。一个作家不断地申辩与喜欢不断地敞开自己的胸怀，他肯定是一个比较敏感的、比较情绪化的作家。而这种东西恰恰形成了巴金创作的一种优势、一种风格。它容易打动人，读巴金的《家》、《春》、《秋》，一个个的故事，像梅表姐、像蕙表姐，像鸣凤的死，他所有的描写，都是有一种忧郁的情绪在里面。这一点其实和他生活中所追求的恰恰相反。

他生活中所追求的是一种能够抗争的人，他所喜欢的俄罗斯民意党的那些女革命家，为了理想敢于去献身、敢于去坐牢，所以他翻译了妃格念尔的《狱中二十年》，最早他写的也都是介绍俄罗斯女革命家和无政府主义者的作品。他所欣赏和评价最高的是革命家。但这是一个表象，而他本身按他所解释的他是一个软弱者。我想这是容易理解的，有时候我们自己做不到的事情，是最愿意去张扬的、去赞美的。巴金的性格，他的忧郁性、他的敏感是促使他成为作家的内在因素、内在影响。

我前面简单提到巴金他是在十五六岁读了克鲁泡特金、读了《夜未央》、读了一些无政府主义的作品，所以他就向往这种没有压迫、每个人都有面包、每个人都有自由的社会。受这个影响，他在“五四”运动期间参加了无政府主义小组的活动，然后又借他大哥商场的楼上去做编辑室，去做一些事情，他很热情地投入无政府主义的活动。

他的理想就是想做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家。当时的无政府主义有很多派别，而他二十岁左右时，就写了很多文章，系统地介绍俄罗斯的革命家，法国的还有西班牙的，反正他是非常热衷的。

1927年他到法国去留学，并不是真要去求学、留学的。当时世界上无政府主义中心是在巴黎。十月革命之后，一部分俄罗斯无政府主义者也流亡到欧洲。

巴金实际上是想去革命的，想去当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想和海外的无政府主义者建立联系。有个研究巴金的日本专家山口守，他这几年重点就是去欧洲和美国的图书馆查资料。查什么资料呢？因为他是研究无政府主义和巴金的关系的，他查的都是当年巴金和高德曼以及当时世界上几个比较有名的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英文通信，好像还有法文的。他都查到了。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一个大学里查到的。《灭亡》里有他与意大利的两个无政府主义者：一个是凡宰地，一个是萨特，他们互相的通信，英文原件，都查到了，然后又翻译成中文。这几年他都在做这个工作。巴金在国内就已经具有世界意识了，他就已经和海外的、欧洲的和在美国的无政府主义者用英文通信，讨论问题。

巴金首先是到马赛，然后到巴黎，就是要和欧洲的无政府主义者建立一种联系。在这过程中，他为什么开始进行写作？就在他走之前，正是1927年大革命。他是1927年年初走的，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是国共合作，那时无政府主义也是一支力量。当他在巴黎的时候，就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国民党背离了孙中山的路线，开始清党。一场大屠杀运动，给远在巴黎的巴金产生了很大影响。他所信仰的无政府主义一套东西，在中国、在现实中是行不通的。这就加重了他的矛盾，他本来想成为一个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家，甚至这些运动的参与者。而这些东西在中国来讲，它的影响越来越小了，而不大可能发挥作用。这种情况下，我想他对文学的内在喜爱，注定他不能成为一个社会活动家，而要成为一个作家。

他在巴黎写《灭亡》，在笔记本上写。在卢梭的像前，他倾吐他对人类的悲哀和对中国命运的一种悲哀情绪。而这种情绪就是他创作的动机。《灭亡》，就是在这样一种状况下写出来的。《灭亡》在国内发表。巴金回到国内之后，才知道他的作品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想《灭亡》产生的影响，实际是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中国的革命进入低潮这种情况有关。《灭亡》里的杜大心是采取恐怖行动而牺牲的这样一个革命者，是巴金所赞美的，但同时他也是很矛盾的，这种行为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巴金所写的《爱情三部曲》和“恐怖主义”与我们现在所谈的本·拉登是两个概念。虽然他有时写的行为都是恐怖行为。这个问题讨论起来很复杂，因为无政府主义有一派是主张采取恐怖手段的，巴金对这个恐怖手段，理论上他不同意。但他又认为某种情况下，在一个革命者不能实现目的的情况下，他也可以采取恐怖行为。对这样一些革命家他也是同情和赞美的。

我们把话回溯到沙皇俄罗斯时代和欧洲十九世纪末，恐怖暗杀行为是一个普遍的反对政府运动的一种手段，汪精卫就暗杀过清朝的摄政王，像孙中山的革命也好，像无政府主义俄罗斯的民意党也好，他们都是以暗杀为主要手段的。因为革命都是一种弱势的，就像现在讲的弱势群体，就连群体都算不上。就是说一小部分的革命者，他需要推翻政权、推翻这个沙俄、推翻这个清朝，他不能够组织大量军队进行一种对抗，他只能采取这个方式。像俄罗斯，就挖地洞，挖进皇宫，挖过去然后埋炸药，然后炸。巴金翻译的许多东西都是写这种故事的。

二十年代，在创作《灭亡》之前，巴金大量的工作是翻译，写人物介绍，像写女英雄索菲亚、妃格念尔这些二十世纪初在世界政坛上影响很大的人物。他歌颂的都是这类民意党人。俄罗斯无政府主义发展到民意党，到了巴枯宁，就比较主张暴力手段了。

巴金还翻译了《俄国民主运动史话》，就是谈无政府主义的发展史，一直到民意党到最后暗杀。像俄罗斯大的事件，都是跟暗杀沙皇有关。中国接受无政府主义也好，不接受无政府主义也好，也是采取暗杀手段的。鲁迅当年不也是被安排一个任务，让他去暗杀清朝一个官员，他拒绝了吗？所以巴金当时所讲的恐怖手段，就是无政府主义恐怖手段，是一种对当权者、清朝和沙皇的反抗。

巴金在作品中所赞美的东西，他向往的东西，他自己并没做到。在现实中他恰恰又是软弱的一种性格。这种情况下，他在文学里面才真正找到发泄的渠道。文学写作恰恰是把一个人理想的东西、或者梦想的东西，他不能实现的，转移到别人来体现。读巴金早期的一些作品《爱情三部曲》、《灭亡》、《新生》等，可以明显地看到，他在生活中不能做到的，他希望作品中的那些人能做到。但是他的性格又影响到他作品中的一些人物去做时又不是慷慨就义，而是在一种瞻前顾后，一种非常矛盾的状态下完成的。这就是一个作家的气质影响着他的作品，有些作家，他要写慷慨就义，如果他个人充满阳刚之气，那么他写出来的作品就会和巴金完全不一样。

巴金回到国内后，《灭亡》已轰动了文坛，然后他又一发而不可收，写了《新生》，接着又写《爱情三部曲》，然后同时又写了《家》，就是这样很痛苦地成为了一个作家。巴金一生讲，我不是一个文学家。巴金绝对不是自谦。因为他确实不愿意做一个文学家，他愿意做一个革命家。现实没有提供这种可能，或者他的这种浪漫的气质，让他选择了一种不可能实现的信仰，这种革命信仰，是无政府主义的。无政府主义在任何国家，都是没有实现的可能性，虽然它的理想是很美妙的。

过去讲无政府主义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对抗的，其实它也属于空想社会主义。因为从理想的描述来讲，无政府主义对理想的描述和马克思对理想的描述基本上是一样的，像没有了国家，就像马克思所讲的，每个人自由选择职业，我今天愿意在这儿开图书馆，明天愿意开出租车，毫无问题。就是说每个人都可以自由选择，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工作。这种理想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描述都是一样的，和马克思主义当年在空想的层面上的理想都是一样的。巴金追求的就是空想的社会主义，这也容易带来误解。八十年代周扬、胡乔木讲过，巴金其实他早就是共产党人了。

不同的是对无产阶级专政上的看法。无政府主义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应该的，是应该采取无政府手段，应该用无政府的方式，自由的方式，而专政是不行的。所以最后克鲁泡特金和列宁之间最大的矛盾就是在于对待无产阶级专政的态度。

无政府主义者认为，一个国家，一个阶级有一个政党，一个政党有一个委员会，一个委员会有一个主席，那么最终还是跟过去一样，一个人说了算。无政府主义者对列宁的批判集中在无产阶级专政批判上，而巴金早年就受到这个影响，他在二十年代写的文章中，都是直接批判苏维埃的。1949年后巴金为什么要唯唯诺诺？为什么感到害怕？这与他早年的批判文章是有关系的。

巴金在现实中不能实现理想后，成为了作家，这恰恰是中国文坛的一种幸运，为什么呢？从鲁迅、茅盾、老舍到沈从文，包括张爱玲，没有一个人的性格像巴金这样的，没有一个人有巴金这样一种思想形成的过程和转变的过程。就是说从社会政治运动转到文学这个过程都不一样的，这所有的东西形成了巴金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我后面还要谈到，在后来的《随想录》里面，是有内在的联系的。而这种内在联系决定了巴金不同于任何一个同时代的作家。而在“文革”之后，他在反思的程度上高于同时代的一些作家，包括他的一些朋友，为什么？在这里，我们来探讨一下其内在的联系。

巴金成为一个作家后，他认为自己走错了路。我怎么成为了作家呢？我是最不愿意成为作家的，作家是最无用的，文学是最无用的。只有革命那种东西，理论那种东西最重要。所以他在写《爱情三部曲》、写《家》的同时还在做他的工作，就是参与无政府主义运动，翻译大量的克鲁泡特金的文集，这么厚，一本本地翻。1930年除了创作外，他重要的活动实际都是和无政府主义有关的。比如他参与创办文化生活出版社，而文化生活出版社几位创始人，一个吴朗西，一个伍禅，包括巴金都是无政府主义者。出版社运作的方式，都是按照无产政府主义的方式，就是每个人不要一分钱，都把自己的钱投进去。然后出书，然后卖，除了文学以外，还出与无政府主义有关的作品。像克鲁泡特金的全集，这里面还包括巴金翻译的《面包与自由》。后来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商务印书馆重新出版的，包括克鲁泡特金的《我的自传》，都是曾在三十年代出版的。还请了一位朱洗，他是一个生物学家，他也翻译了克鲁泡特金的作品，然后让巴金写序。像这些活动，都是巴金仍然没有忘情于无政府主义理论的表现。

所以巴金一直是两部分工作都在做。巴金的作品《爱情三部曲》，包括《春天里的秋天》，他都是以福建为背景。上两个礼拜，在福建召开了巴金第六届国际研讨会，为什么是在福建开？巴金跟福建有什么关系？巴金与福建的关系就是与无政府主义的关系，为什么呢？当时的无政府主义已经没有什么影响了，只有一小批人转入办教育了，而教育的重点基地就在泉州——黎明中学。翻译家陆蠡这样一些人，都是当时的教员。巴金去福建，实际上就是看他的同志们在做什么。通过他们了解到这些人在做教育的工作情况，了解当时无政府主义的武装区的情况。当然有小说虚构的成分在里面，比如他写到一些无政府主义者怎么和土匪打，怎么攻占县城，他是听当时黎明中学同志们讲的一些故事，然后和俄罗斯生活糅在一起写的这些小说。

在三十年代，巴金每次去都感觉到这些同志们之间充满着温馨的友谊，是敞开胸怀的，是他所追求的一种人生理想。因为无政府主义强调人与人之间是互相信任的、友谊的。这是当时巴金追求的。所以他就到福建、到黎明中学、到泉州那些地方，去参观呀，去跟他们住。他说到了那个地方，才感觉到了家，这不是一种夸张的表述，而是他确实感到是到了家。

那时候巴金还没有结婚，还在写小说，还是对无政府主义不能忘情。他通过这样一些接触，加深了对无政府主义的理解，这种理解是：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他就慢慢地从政治上的一种理想退缩到人的自我完善、道德理想方面。巴金办出版社不以盈利为目的。在抗战期间，他看到一些朋友的好文章，就自己把它编辑出版，抗战之后看到这些人，再把稿费和书给人家。巴金这种人格和他早期信仰无政府主义是密切相关的。他是在有意识地追求道德的自我完善，他这种道德的完善是基于一种思想和信仰在支撑着他，而不是简单的道德完善。

有人说巴金的作品过于喋喋不休地说教，这与他早年的理论家身份是有关的，因为理论是搞宣传的，宣传是要反复地把理论让人去接受。拼命地讲，反反复复地讲，这也是一个影响的因素，包括《随想录》里他对某一问题反复地讲，一方面他看重它，一方面他已经形成把主张通过文字的形式让读者能够接受的特点。

这是一个很强烈的功利目的，或者说是形成了一种习惯。这不是文风的问题，不是他对文字失去了控制力的问题。社会活动家、思想家和作家的结合的这么一种身份，形成他的文风的特点。所以我想，巴金性格的矛盾在他的创作上体现得非常突出。

巴金的家庭观念

下面我想要讲第三部分，实际上也就是第二个问题的延续，就是巴金的家庭观念的一种变化。我们知道，虽然《灭亡》作为处女作产生很大影响，但是巴金后来在文学史上的成就，《家》肯定是首当其冲的，真正奠定他在文坛上无可替代的地位的是他的《家》。我们从来谈《家》都强调了他对家的一种反叛，包括他自己也讲他对封建大家庭是希望很快抛到后面去，毫不犹豫地离开了家，包括二十年代求学离开成都到南京，后来到上海，再到巴黎，他都认为是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家。

他对家的反封建意识是非常强的，因为有了《家》这样一个长销不衰的作品，让我们读者了解到封建大家庭的状况。但是实际上巴金《家》中的夸张成分是很大的。巴金生活中的家并不是像他所写的小说那么矛盾突出，为什么？因为巴金家里没有发生那么多的悲惨事情。后来一些研究巴金的专家都在探讨这个问题。我想这个问题我们完全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谈。《家》是独立的文学作品，把它和巴金放在一起来看又是一种角度。

巴金写《家》的时候，他除了自己已经有那么多亲身经历外，肯定还有大量虚构的东西。研究者进行考证时，一定要考证生活中哪个人就是《家》里面的某些人。这个会有相对的对应关系，像他大哥就是觉新这个形象的来源。原型是可以这样，但实际上他已经有好些虚构的成分，甚至他对《家》的批判的强烈性，对《家》的黑暗的揭露，都是已经夸张了的东西，都是接受无政府主义影响后，受到国外一些理论和一些作品的影响。因为无政府主义理论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否定家庭，共产主义到最后也是没有家庭的。无政府主义者是没有家庭、不结婚的。所以巴金结婚很晚，与此也是很有关系的。巴金跟萧珊谈恋爱，谈了八年，1944年结婚他就已经快四十岁了。在中国，那个时代四十岁结婚，等于是相当相当晚了，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无政府主义者都不结婚，主张独身。

我认识国外的一位研究巴金的专家，真正信仰无政府主义，到现在还是独身。我是研究者，不是无政府主义者，所以没有独身。

巴金对家的仇恨，一方面来自他从小对封建家庭的感受。比如那个高老太爷，肯定有他的爷爷呀或者父亲的影子在里面。但是，生活中的巴金的家庭和《家》里面的家庭是不一样的。我认为他之所以对《家》里面的家庭批判得那么厉害，就是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影响，觉得应该走出家庭，要革命。觉慧在《家》里面，最初版本中挂的是克鲁泡特金的像，并不是列宁的像。

所以觉慧是要以无政府主义青年的这种姿态走出家庭，他当然要否定家庭，要把家庭丑的一面、黑暗的一面写到极致。这就是巴金写《家》的一个内在动机，而生活中对家，其实巴金是非常留恋的。

《家》里关于高老太爷弥留之际的那个场面，过去文学史里面是批判的，认为这是巴金的败笔，因为他不是一个革命者，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以他写高老太爷之死有那种伤感的情调。但这恰恰是一个优秀作家的体现，即便是他有一种理想、一种理论的指导，但当他真真正正进入文学创作时，还是他的生活制约着他的情感，对那些人，他不能说我恨你。虽然说我要恨你，但不能说我恨你，或者说我实在不敢说出我恨你，我觉得是这么几个层次的感情在里面起作用。

巴金在《家》里面写到鸣凤之死，也写到一些家庭的悲剧，但他从《家》到《春》到《秋》，到《春》和《秋》之后这种对家庭留恋的东西越来越重。发展到抗战的《憩园》，还包括《寒夜》，我们就可以发现巴金30年代创作的激情的东西，已经退到第二位了，而流露出一种相对哀伤的东西。《憩园》中哀伤的东西更多一些。到了《寒夜》，他实际上对家庭观念已发生了变化，这个时候他不再简单地否定家庭。《憩园》里面那个杨家少爷，他就不是叛逆者，他拼命地维护他的家庭。《寒夜》中的汪文宣，那个婆婆，也是要维护一个家庭。最后汪文宣的离走，巴金是用一种比较冷静的笔调来写的，而不是作为一个叛逆者。

巴金理想中的家庭，实际上是一种温馨的关系，所以他对高老太爷的家长作风是批判的，他说如果是一种互爱的家庭，那是很好的。你看他回忆童年的生活，强调母亲对他的爱，母亲对佣人的爱，那些互相爱的关系。包括他后来《随想录》里写到，他回忆他的大哥，回忆他的二哥这样一些文章，你都能感到一种对亲情的留恋。

巴金自己恰恰是非常愿意和家人在一起，所以他在五十年代以后，到现在为止，妹妹、侄女、儿子、女儿，组成了一个大家庭，永远在一起生活。实际上他是一个很看重家庭的人。他和萧珊结婚以后，对萧珊的感情很深，后来，写出《怀念萧珊》。他对妻子的感情，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人之间的关系，而是他对家庭伦理观的一种追求。这和他早年的绝对否定家庭和绝对独身，是起了一个质的变化。我想就是当抗战爆发之后，他这种革命的理想都是他的负担。从五十年代一直到现在，一般的家庭是很难达到的，而巴金却是能够达到的。我们想这可能是矛盾，年轻时很反对家到了晚年又回到家，其实也就是一个在年轻时的二十岁青年他对社会的反叛，对家庭的反叛。到了中年之后，慢慢又回到了家。这个我觉得也是比较顺理成章的，尤其是巴金这样一个人，他对家庭有一种影响力，和家的关系是非常接近的。

巴金，他不光是喜欢家庭，而且他对早年生活的李家也是非常留恋的，至少是有感情的。巴金在他的文章里面提到，他的祖籍是浙江嘉兴，他的曾祖是从浙江嘉兴到四川的。巴金1923年从四川出来之后，到了上海的第一件事，就是和他二哥一起到嘉兴去拜谒李家祠堂。去了好几次，而且还带了钱，因为李家祠堂是一直有人看守，他留下钱付工钱和维修。过了一年，第二年又去，又去那个李家祠堂寻根，一方面他反对家庭，但同时他又对李家祠堂李家家庭非常重视。这就是一个真实的巴金。

几年前我到医院去看他，因为我正好从嘉兴回来，我到嘉兴，去参观茅盾故居，丰子恺故居，然后到上海。到了上海之后，我就跟他谈，我去了嘉兴，那一次谈了一个多小时，断断续续都是谈我的嘉兴之行的情况。我一说我到嘉兴，他就能够清楚地讲，哪个祠堂在哪条街几号，记忆非常好。他能记得清清楚楚，那时候他已经九十二三岁了，这是为什么？这个老人对家庭观念看得非常重的。他对寻根这条线非常重视，我想这是个传统的。中国人的传统内在地影响着这一代作家，虽然他反叛性很强，他是接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作家，但他又是从小生活在四川这样一个环境，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面，这种东西也是内在地制约着他。所以他到了晚年之后写了很多关于这个家庭的回忆文章，他离不开他的家，离不开他的家乡。

浙江《嘉兴日报》前不久编排了一整版，就做了一个大标题，说嘉兴该做做巴金的文章了，说巴金是我们嘉兴的，他们邀请下届巴金研讨会到嘉兴来，就是也看重了巴金。那天我跟李小林通电话，听说要重建李家祠堂，李小林坚决反对，这事是巴金不准的事情。但是说巴金同意在嘉兴建一个巴金图书馆，然后，巴金要把他的一些书，捐给嘉兴图书馆。就是说，虽然他成长跟嘉兴没有关系，但是他对嘉兴是有感情的，为什么？就是中国传统的寻根观念，在老一辈的文人中间，几乎没有人能够放弃的。不像我们，老实说，不像我们现在这一代，再下一代，对父亲一代的情况都不了解。

虽然巴金的思想和他的作品，都是西方影响占多数，但是回到家庭这个概念里面，从背叛家庭，到回到家庭，到对家庭的留恋，对理想家庭关系的向往和他自己的身体力行地追求，我想是可以看出他的思想脉络的。

历史反思与《随想录》

最后一点，我想讲一讲关于巴金的“文革”反思的意义，也就是《随想录》的意义。我前面讲过，当我们开始做巴金研究的时候，是巴金1978年开始写《随想录》的时候。我觉得巴金是1979年开始进入一个高潮期。1978年写的一些文章，还有人云亦云的痕迹在，对历史的反思没有进入一个自觉的阶段。包括他写郭沫若，都还是客套的话比较多一些。而到《谈＜望乡＞》，包括后来到《谈骗子》，关于“文革”的反思，就成了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我前面讲巴金同时代作家里面，经过“文革”之后，活跃在文坛的作家比较多，当时还健在的年纪比较大的，比他年纪大一点的有冰心，有夏衍，比他年轻点的有萧乾，有柯灵，有很多吧，甚至还有比他更年轻的作家。为什么只有巴金用《随想录》奠定了对“文革”反思的一个丰碑，而别的人没有做到呢？冰心晚年的文章对教育呼吁，也对“文革”有过批判，但对“文革”反思不是系统的。这一点巴金是超过冰心的。萧乾也对“文革”进行批判，但他不像巴金一样，把自己放进去。而巴金把反思，自我解剖紧紧联系在一起，而且巴金第一个提出了对“文革”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这个命题。

我们每个人对“文革”的产生，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且巴金是最早把这个反思领域从“文革”推前到五十年代，所以他对反右中，对反胡风，甚至在此之前，他写的一些他认为是落井下石的文章，他认为这构成一个整体。他反思我们知识分子作家，为什么失去了自我，为什么失去了独立思考？《随想录》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讲真话和独立思考，这一点不是虚的。这两年，有些青年评论家或有些青年的杂文家，对巴金的东西提出了批评。你那个《随想录》对“文革”的思考太浅了，你并没有讲“文革”发生的渊源关系，对“文革”并没有从政治上、哲学上进行总结。写这些文章的有我的朋友，有些是研究“文革”的专家。我就给他讲，巴金他是个作家，他是从个人的角度来谈“文革”的，他提出这个命题是个道德命题，这个道德命题，是知识分子做人的东西。而这个东西，我觉得是非常根本的问题。至于“文革”产生的政治因素，是你们专家研究的事。

“文革”为什么产生？它和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的关系，毛泽东和中央委员会运作的关系，“四人帮”的作用关系，这是历史学家的研究责任，而不是一个作家的责任。一个作家他能够提出把这种个体体验提升到道德反思、自我忏悔这样一个高度，就已经是非常得不容易。而且有的杂文作家讲巴金的文章，八十年代发表的一些文章，现在看看没有什么新东西，很简单，就是说了几句要否定“文革”，没有说到别的东西。

我说这有一个问题，就是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环境。我们现在可以坐到这样一个文学馆讲这些话，我可以坐在这儿演讲。那么二十几年前，你就不可能，因为那个时候根本没有文学馆这个地点和环境。年轻一点的可能不知道，八十年代初关于“文革”的否定是有很多交锋的。新闻媒体或者出版界，哪些题目可以谈，甚至经常是有限制的。而巴金的《随想录》能够基本上完整发表，是得益于香港《大公报》。如果不在香港《大公报》，他的《随想录》肯定早就夭折了。

在这种环境下，有些题目是不能谈的。而巴金能够写出来，因为他当时写的时候就是：我有话就要说，我就先写出来。恰恰有香港《大公报》，相对来讲，它宽容得多。而且，《大公报》的副刊编辑潘际穅先生，是巴金的老朋友，是很好的一个编辑家。

上届开巴金研讨会，潘先生从美国回来，我特意把他请到湖北去，作了一个关于《随想录》发表过程的演讲。他讲了当时很多故事，有一次巴金的文章已经上版了，最后文字没有，只出现一个标题，叫《鹰之歌》。说这篇文章不能见报，只出了一个标题。这也是前所未有的，但这在香港可以做。所以，我们必须放在八十年代当时的文化环境下来看巴金，谈这个问题。而不能说，我站在二十一世纪了，要求二十年前的人跟我现在有一样的看法。这是对人非常苛求的，包括甚至对老舍先生，还有对很多五十年代的一些作家，他们为什么要写检讨？他为什么要配合形势？如果我们孤立地看，我当然觉得他不配合当时的形势写，很好，是吧？或者他当时不写检讨，那是非常伟大的。是吧？有张志新这样的英雄，为什么老舍、曹禺、萧乾、巴金你们都写检讨？那么多人都写，包括一些学者啊，费孝通啊他们都写，为什么要写？

现在年轻一代，比我还年轻的一代，他还不能理解，他谈一种理想的人格的构造，或者强调独立思考，但是又不能脱离当时的实际，也不能脱离一个作家的具体的实际。当时对新社会的一种热情，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有被迫的，有主动的，有不得已而为之的。但是有些人他不可以拒绝，尤其像巴金这样有历史旧账的。所以《随想录》的产生，巴金的历史贡献，我们到今天来看，就得联系当时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的实际和当时的中国文化的环境。而即使到了今天，我们反过来再看，他的很多见解，很多的命题，依然有他的生命力，依然能够感动我们。

为什么？因为很多问题并没有解决，巴金当年所谈到的很多话，我们现在还有人继续讲，或者说甚至讲得还不如巴金那么直接。这就是环境制约人的问题，对吧？所以巴金的成就在《随想录》里面。他写的《十年一梦》讲的就是十年，就是对“文革”的批判，事实上是反复讲。他说我每天做梦，他说我有一次就梦到萧珊，不止一次梦到萧珊，这意味有个人感情，同时还有一种他对“文革”的余悸，或者“文革”留下的噩梦。

那么，巴金的《随想录》在当代的这个文化市场的意义，我想是不言自明的。我们可以讲以巴金你的身份应该说得更多，甚至说得更高、更深。但是这是一种要求，是一种希望。并不能因为一个希望他没有做到，你就否定他已经说出来的东西。而已经说出来的东西，我认为，在今天来看，仍然有它的价值。因为我们对“文革”的反思，对“文革”的批判，远远没有结束。不管多少年之后，“文革”也是一个人类史的东西。

所以，巴金第一个在文章里面提到“文革”是整个人类的灾难，而不仅仅是中华民族的。我觉得这是个很重要的命题。第二个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都有对“文革”反思的责任。为什么？我们每个人，甚至说每个人的做法，使“文革”能够产生。我觉得他并不是为当权者，为制造“文革”的人开脱罪责。有这样一个名言，就是有什么样的民族，才能有什么样的政府，什么样的国家。什么样的社会才能够产生这样一个“文革”？如果我们当时都是独立思考，我们当年都不是人云亦云，都不是落井下石，不是做一些违反良心的事情的话，那么，这个“文革”的产生恐怕就不会是当年的那种状况。

我想巴金谈论这个问题，也是非常深的。而且他恰恰体现了一个作家的个体的这种意义。就是他从自我解剖入手，如果不是自我解剖，就是学者了，就是研究者了，也就是文史专家了。从“宫廷”的逸闻，从党内矛盾，一直到社会运作开始，那是另外的事。研究者不能苛求一个七十几岁、八十岁的老人，以那种方式反思“文革”。他从个人的角度思考，恰恰是非常合适的，从这一点来讲，他就高于他的同时代的人，我前面讲的那些作家，他高于他们。而且我认为，巴金在“文革”反思上，是一面旗帜，影响到他的朋友们，影响到冰心，影响到萧乾，影响到一批同时代的作家。

1986年，我请冰心写一个序。当时我在晚报编辑部做了一个征文，叫做“难忘一事”。当时因为“文革”刚好结束十年，很多人记忆犹新，所以收到大概一万多封来稿，百分之七十都是谈“文革”中的一件事情。我们刚发了十篇，就不让发了，后来我们就改成发四十年代的、三十年代的抗战之类的文章了，谈“文革”的不让发了。我觉得很不甘心，觉得这个东西是很难得的。所以，我就把其中的大概有一千封信，用个纸箱子全留下来了，一直留到现在。当时我就编了一本专门谈“文革”的书，叫做《滴血的童心——孩子心中的“文革”》，专门选了“文革”开始时，作者们是小学生、中学生这样一批人。有的是去批斗田汉的，有的是抄了吴晗家的，有的是看见胡耀邦在台上挨斗的。全是这种故事。我去请冰心写序，冰心就非常赞同、同意写，几天之后，就给我寄来了。

她在序中讲，刚刚看到巴金发表的《十年一梦》的文章，就是说巴金的文章对他的老大姐——冰心这样的人都在产生着影响，何况是对一些中年的作家。而相反，我觉得当时的一些中年作家，反右过来的作家，他们对“文革”的反思，还没有达到巴金的这种程度。他们很多人就是仅仅停留在讲自己的冤案啊，或者这个程度、这个层面上，而没有超过一种个人的恩怨，去谈一些民族的事情、知识分子这个阶层的问题，而巴金做到了。

巴金为什么能做到？我想就是和他早年的这种无政府主义的思想非常有关系的。为什么呢？前面讲到过，巴金虽然后来政治理想已经破灭，或者是觉得这是不可实现的幻想，但他是在追求道德的完善，在寻求一种友谊和人品。他非常强调这一点。然而他在“文革”结束才发现：我早年所追求的东西，所强调的，为什么在十七年、“文革”之前，这二十多年，全忘了呢？我怎么会在这儿做一些违心的事情呢？这是个痛苦。

为什么我强调巴金的痛苦，巴金的痛苦是在这儿。就是晚年的痛苦在于他发现自己走的弯路，早年的理想，早年对于道德的追求，到了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没有了。他失去了自我。他就讲，没有了自己。就是我当年，我当年那些朋友们对理想那么献身，那么帮助朋友，为什么我现在做不到呢？有些人是我的朋友，我认识他们，我了解他们，我认为他不是反革命，但是我为什么还要写文章跟着一起表态呢？这种痛苦只有有他那种经历的人，才有这种痛苦。胡风、巴金、黄源这几个人是鲁迅当年身边几个最好的，就是鲁迅最器重的几个青年作家。我知道胡风不可能是反革命，为什么我写这个批判文章？路翎我根本就不认识啊，我为什么要对批判他的《洼地上的战役》表态啊？

所以我们只有了解了巴金的早年的思想行程之后，才能体会他的痛苦，这种痛苦就像火。一般人说错算了。啊，我当时好像不该批判你的，话也就到此为止。但巴金的性格，和他的这个思想形成的过程，使他对这东西每天不能放弃，每天都得想。所以这种痛苦，这种想法促使他写成了《随想录》里面那么多对自己的一种叩问，怀念老舍也好，怀念胡风也好，怀念很多朋友的文章，全是在反思自己。为什么没有帮朋友？朋友遇难之时，我没有帮人家，而且我还写表态文章。这是他痛苦的一个因素。

还有一个就是，我这个人比较喜欢去潘家园，收集一些历史资料，也认识一些摊主，关系也不错。潘家园出现一批关于严文井的材料，其中有一份：1967年的6月28日，中国作协去搞外调，要巴金写严文井的交代材料。我想简单地把这个材料说一下。当时每个作家对外调要交代很多情况，我念几段，可以反映出作家当时的状况，也可以看出巴金和别人还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不是那种落井下石的，而且也不是那种盲目揭发的，为了保护自己，就拼命把屎盆子尿盆子往人家头上扣的那种人。下面我念一下。

关于严文井，1952年3月我参加文联创作组去朝鲜，严文井和林默涵都是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他们管我们学习的事，直到3月9日，把我们送上车为止。有一年，严文井从湛江到上海，对我大大称赞湛江风景好，建设好。1963年11月，我们同访日本，一行四十几天，只有最后写鉴定时他讲出要冰心在政治学习上要多努力的话。平时，他最喜欢开玩笑，有一次，讲了一个挖苦山西人的故事，几乎使马烽发起脾气来，当时在饭桌上还有日本翻译，我也感到为难。后来，他告诉我，他和冰心同车出去，常常在车上开玩笑，那个翻译（是个左派）提过意见，以后要注意。这说明他做外事工作，太不突出政治了。特别是在我们访问的后一段时期，日本方面接待负责人白土吾夫对严文井说过，他得到消息，日本右派要暗杀中国代表团，让我们小心。他还是那样爱开玩笑，可见，他在尖锐的政治斗争面前，还是麻痹大意。

这就是他的交待。还有最后一段，讲的就是1966年亚非紧急会议期间的事情。

亚非作家紧急会议闭幕后，他陪柬埔寨作家代表团访问上海，并乘专机送他们到广州由深圳出境。这次对待柬埔寨代表团特别客气，甚至礼节隆重，这事情应当由领导小组负责，但是严文井对柬埔寨代表团也是百般迁就。这个团从团长郑璜起没有一个不是大右派，大资产阶级，而且在会议上表现不好。从武汉起就派一架专机给他们，离开广州，还送重礼。严文井不但无意见，反而因为客人满意而满意，而得意，这说明他做外事工作完全丢了主题的思想。巴金，1967年6月28日。

这种材料，每个作家当年要写很多很多的。从这些材料来讲，我自己觉得他是捡芝麻丢西瓜，就是他没有无限上纲。但是就是这样的检讨，对于巴金来讲，他也是很痛苦的。我觉得和他的表态文章一样，一个作家，他不去写文章，不去写小说，而要写这种东西。他很熟悉的平常大家在一起很好的人，你必须交代，你不交代不行呀。这就是他对“文革”的反思的直接起因，他有自己的感受的。

还有一封信是李小林提供的，信是1972年6月22日写的，当时，萧珊病重，巴金在干校里面劳动，给上面打了个报告，要求发补助。1949年之后，他是作家中惟一一个不要国家工资的人，一直是靠稿费生活。“文革”中他的经济来源中断了，只有萧珊在工作。

报告：我爱人萧珊，近年多病，本年五月下半月起，病倒在床，发烧在摄氏38度左右，有时超过39度。曾到医院挂急诊号，并不断看中医，服中药，两天前，还到地段医院拍过片子，尚未查出病源。几天中热度始终不退，现在一面继续服中药，一面还准备继续进行检查，需要医药费较多，全从生活费中挪用，今后开支相当困难，拟请补发医药费壹佰元。以便继续给萧珊治病，这一要求希望得到批准。文化系统直属四连连部巴金1972年6月22日。

这就是一个非常有成就的作家在“文革”中的遭遇。从这两份东西，一个是交代材料，一个是报告，可以看出，“文革”对一个人的心灵的伤害非常沉重，不是过来人是不会体会到的。而我们现在的年轻人，恰恰要通革”反思，包括文学的研究，包括对他的创作的一些认识。

过与他们的接触，通过他们的作品，去认识历史，因为不对“文革”进行深刻的反思，中国肯定是没希望的。

巴金所提倡的“文革博物馆”虽然在中国来讲，目前是不可能建立的，但是我们可以做大量的工作，文字的工作，包括思想的工作，包括我们对巴金的尊重，包括我们今天在座的，我用演讲的方式，大家用交流的方式，表示对巴金的一种尊重，对巴金先生生日的祝贺。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把巴金开拓的思路，他没做完的，我们继续做下去。

我再补充一下，像类似于“文革”这种材料，巴金手里面是非常多的。两年前，那时巴金还能讲话。我知道，八十年代还给他一摞“文革”中的交代，他锁在抽屉里。我说你那个东西，是不是整理出来？他说我不敢看，我不敢看。锁在一个抽屉里，自从放进去之后，十几年，都没开过。他说等以后再说，我说先整理出来，至少先写一个序。第二天我又去，我问他：你考虑得怎么样？他说你性子怎么那么急。我说你性子不是比我还急吗？然后他说，我想想看吧。很快，他就病重了，很难由他自己来整理。我觉得那是对巴金的研究，对描写巴金，很重要的一个资料来源。

今天庆贺巴金高寿，我觉得我们应该用一种最好的方式，一方面祝他健康；另一方面，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把他想做的事情继续做下去，这包括“文革”反思，包括文学的研究，包括对他的创作的一些认识。作为一个巴金研究者，或作为一个传记作家，我想我会尽自己的力量，我也希望更多的读者能够参与，延伸成一个整体的文化的反思，历史的反思。我拉拉杂杂讲了这么多，虽然不成系统，但都是我真实的想法。这方面我也是像巴金先生说的那样，要说真话，虽然说的不一定对，但至少是真的，很高兴和大家交流，谢谢大家。

答问

傅先生：从李辉的讲座当中，我们看到他一肚子关于现代文学作家的掌故的故事，两个半小时，他只能零星地给我们讲一点，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我们可以去看李辉的《沧桑看云》系列，去看《李辉文集》，《是是非非说周扬》，《沈从文与丁玲》，《萧乾传》等等，我们可以去看李辉给我们展现的那种现代文人的丰富的、复杂的、深刻的内心世界。

问：你好！李先生，谢谢你的演讲，我对巴金的《随想录》非常感兴趣。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你接触巴金先生和他在《随想录》中对自己的剖析，最重要的，你认为最深刻的，他提出那些问题，他有没有给过你答案？答案是什么？特别是关于他自己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巴金先生希望建立一个“文革”博物馆，成为反“文革”的一个先锋，他把这些都揭露出来。我最担心的就是，这是一件很丑陋的事情，世界史上都很少有这件事情，如果把这些事情揭露出来的话，我们会不会有勇气来面对世界人民的指责，因为如果把它揭露出来的话，个个民族都可能会戳中国人的脊梁骨，我们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我想知道巴金老人有没有想到过这个问题，他是怎么来考虑的？就这两个问题，非常感谢。

答：第一个，我想我可能在前面已经大致都谈到了，他对自我的剖析，他提出一些问题，很难说有答案，我想他最重要的就是提出这个思考。因为有些问题提出来本身就是答案。他的自我解剖，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文革”为什么会发生，我想这个应该是他的思考。至于为什么有这种责任，这种现象是怎么产生的，我们要展开谈，展开谈应该是研究者的，或者是更年轻一代的工作。我在想五十年代以来，这种思想变化是怎么形成的？作家们为什么要写自传，而这种自传基本上都是自我否定的一种方式。很多，萧乾写过，巴金写过，估计所有人都写过，没有知识分子不写的。

《随笔》去年第六期，有一篇沙叶新的文章，专门研究中国历史的这个检讨的形成，所以我想这个《随想录》它不是给我们提供答案，而是给我们提供一种标尺。这个答案很可能是我们自己去做，很可能是不一样的答案，我想这都不要紧，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第二点，是关于“文革”博物馆人们面对的问题，尽管是很难面对。“文革”博物馆是巴金的建议，我想一个民族，它不能面对这个丑恶的东西，是没有希望的。我们中华民族，应该是健全的，我想德国建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博物馆，并不影响德国民族往前走，而更能够避免历史悲剧的发生。当时，萧乾也比较早地提出建“文革”博物馆，是写在当时一篇文章中的。他正好到德国访问奥斯维辛博物馆，他在信里面谈到这个事情，能不能给中国也建立这样一个博物馆呢？

这就是说，那一代知识分子，还是比较能够面对的，因为他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史料的东西、书信的东西，他并不是说我们每个民族都要有自己的这种错误的东西，如果我们能够面对的话，恰恰证明我们的民族有希望，是有信心的，是一个自信的民族。就像如果鲁迅在，鲁迅肯定敢面对，鲁迅不是说过中华民族应该是有自信心的民族吗？它不是一个针对个人的东西，而恰恰是我们民族。

为什么在这么短短的时间内，那么多人狂热地做那么多不该做的事情，大学没有了，中学也不需要考试了，老师们都回家，回原籍了，知识都不行了，这是哪个国家都不可能发生的。虽然说和那种希特勒大屠杀是不一样的东西，但这种对知识的、对人的伤害，是非常惨痛的。我们现在确实很难想像，冰心六十几岁去插秧，你难以想像吧，身体那么弱。并不是说六十几岁不能插秧，我认为，我如果不上大学，“文革”不结束，我是种茶的，我开荒，一直开荒开到六十几岁，没问题。冰心本身是一个作家，是一个大学教授，她的工作就是创作，就是翻译。甚至钱钟书这种人你怎么忍心让他去放牛，去放羊，对不对？

我想，“文革”不是一个简单武斗的问题，而是我们整个民族出现了很多问题，这些问题有很大的史料价值，有些进入了一个民族的精神，这些东西背后有很多悲惨的故事，而这个东西对我们民族是有很大伤害的。所以我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权，对每一个人的这种权利都应重视，我们这个民族在发展，包括进入WTO，对中国发展是非常好的，这些都是历史的进步，而这些进步是我们二十年以前，想都不会想到的事情。

所以，我想这个“文革”博物馆，不是单纯揭露丑陋，而是一个展示，让人们能够知道“文革”，让一代代人能够思考，让我们每个人能够更完善，使我们的生活更合理。世界上绝对没有完美的东西，每个国家都有每个国家的问题。我认为对“文革”反思最终能够找到更适合中华民族生存的一种路径，避免这种灾难再发生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现在，尤其年轻人，认为“文革”挺好玩的，现在还要考试，那时就不上课，也不考试，也不用增加那么多负担。这也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我觉得我们的思想，不进入到一个巴金所达到的那种独立思考的方式，即使我们现在建一百个馆，它的陈列架和巴金的初衷也是不同的。所以，有时候我认为重要的变化就是每个人要有思想，而巴金先生为我们开了一个好头。

问：对于巴金这样的老作家，我是非常崇拜的。我想知道，在“文革”当中，像巴金这样的老人，痛苦程度到底有多大？

答：关于“文革”中知识分子的状况，我想这方面的书比较多，像文学馆舒乙先生的父亲老舍他在“文革”中也自杀了，像“文革”中田汉先生在监狱中去世，这种事很多很多。我们现在大家很熟悉的老的作家，包括翻译家傅雷先生，很多了，“文革”中去世的，“文革”中自杀的，甚至被打死的也有，病重的得不到治疗的。有人说，知识分子自己写文章，谈自己的遭遇，其实“文革”中我们工人农民的遭遇更苦，当然也是这样的。

我现在讲巴金的伟大，我不轻易用这个词的，他的伟大就在于他把“文革”的问题看作是全民族的责任，全民族每个家庭都经历的事情，连国家主席刘少奇都躲不过。所以我想，这不是个人的问题，也不只是一个群体，是全民族的灾难，如果稍微浏览一下一些作品，一些回忆录，都能看到这方面的东西。大的悲剧里面，当然每个人扮演的角色不一样，每个人承受的东西也不一样，这是肯定的。

问：非常感谢从这个研究的角度介绍巴金，我听过以后，有这样一个感觉，就是你研究巴金这么多，从你研究的过程中，你现在觉得巴金他还有信仰吗，他的信仰是什么？我觉得老说他是无政府主义者，前人都一直认定的，你好像说不是那么回事，那么他的信仰，就从你研究的角度，现在他的信仰是什么？

答：我想，这个问题比较难回答，巴金的信仰，我认为他到老和早年的信仰有所不同，因为信仰有很多层次的，有政治信仰，有道德信仰。他的理想不矛盾，一个是没有强权，没有专制，有自由的信仰；还有一个就是做人的信仰。我想我们不能简单地说理想。谈到人生的信仰，人为什么要活着，这个信仰就是要正直地活着，要讲真话，所有的内涵都在强调信仰的内容，这个信仰就是要真实地对人，要有理想，个人要融入民族的群体之中，我想这是他的一个信仰。但不是简单地说我早年是无政府主义，要搞无政府，中国不能有政府。到了这个年龄，已经不是这种阶段所要谈的问题了，而是另外一种更普遍的人性的信仰的东西在里面。我是这样理解的。

问：我想请问你，你用的题目是“云与火的景象”，那么请问云和火这两个意象跟巴金先生的作品或者他的思想的关系到底是什么？你为什么会选择这个题目呢？

答：我自己写文章吧，有时候标题要稍微新一点。云是他的忧郁，我把忧郁痛苦作为他的云。火是他的热情，巴金的作品是以感情感动人的。所以我对云和火是这样理解的，云和火是一种意象性的东西，云代表他的性格忧郁性和痛苦，火是他因忧郁和痛苦而产生的热情。

其实有时候也很难，写文章吧，有时稍微有个人表述的特点，所以不是很准确，因为这个文章不是一个学术性的文章，论巴金的痛苦与创作的关系。我想写成随笔，找一个虚的表述，这个有利有弊，有利能够形象一点，弊就是那个包容量和界定性是不确定的。

问：记得你说巴金的笔名，早期他崇拜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就用了巴和金。我想问一下，你这么多年的研究是不是这样？另外你还对胡风先生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巴金的一些回忆录我们没有见过对胡风有什么评价，当时胡风左倾还有知识分子的主观能动性吧，他的这些价值都是在八十年代才发现，有关胡风在晚年，因为什么，坐了十几年的监狱？好像最后，精神已经不太好，他没有留下一些回忆录之类的东西。所以我想问一下巴金和他的关系以及胡风晚年的一些情况，请你简单说一下。

答：关于巴金这个笔名，巴金讲是因为在巴黎，有一位中国留学生姓巴，后来加了一个“金”，他认为与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没有关系。从我个人来讲，我更倾向于后者，是有关系的。因为当时起笔名是有讲究的，像茅盾他起“茅盾”，就是因为1920年大革命后矛盾状态下，他叫茅盾。而巴金和他的信仰是有关系的，但是因为中国长期以来，无政府主义名声不是很好，后来包括国际上无政府主义是和恐怖主义相等同的，老是给政府添麻烦。我想巴金的笔名和这些也有关系的，巴金解释什么？我们解释什么？并存。我是这样理解的。

第二个问题，就是巴金和胡风的问题，我想这个题目比较大，我用了8年时间采访过很多人，采访人的难度比较大，那本《胡风集团冤案始末》对关于胡风的遭遇，历史的形成和文坛的关系，以及巴金，里面都写到过，大概有三十几万字。我只能简单地说说。巴金和胡风是三十年代在鲁迅身边的，鲁迅最信任胡风和冯雪峰，同时，和左联保持距离，和周扬他们保持距离，有胡风、萧乾、黄源、巴金这样一批人，所以胡风和其他的一些作家，应该属于鲁迅旗帜下的一批作家。当时有两派，一派是周扬的一派提出的口号，一派是鲁迅的一派，而巴金和胡风他们是属于鲁迅他们这一派的。1955年胡风被打倒之后，巴金出来写批判胡风的文章，我想他是有痛苦的，读巴金怀念胡风的那篇文章，我想可以认识得多一点。我的回答今天到此结束。

傅光明：虽然“文革”博物馆到现在还没有建立，也可以说遥遥无期。是不是指日可待，我们心里也没数。好在我们今天能够坐在文学馆里反思“文革”，我想某种程度上也已经是历史的进步和我们本身的幸运了。我讲一段小趣话，大家当故事听，是真实的故事。李辉先生提到，巴金先生成家很晚，但是他给家里带来了温馨和稳定，冰心先生有两个好老弟，巴金是一个，比她小4岁，萧乾是一个，比她小10岁，他们的关系都非常好，私人的情谊有六七十年。冰心对巴金有一个特别好的评价，就说这个老弟用情专一，她最看重巴金的这一点。巴金的夫人萧珊是在“文革”当中遭迫害致死，“文革”之后巴金先生写了至情的怀念文章《怀念萧珊》。那个时候，文坛有人说巴金先生要再婚了，谣言传到冰心先生的耳朵里。冰心先生说，以我对巴金的了解，他不可能再婚。过了一段时间谣言不攻自破了。巴金先生心里只有萧珊，也没有再婚的念头，可见冰心先生对巴金先生的了解是非常深的。

另外一个，萧乾先生比她小10岁，这位老弟结婚四次，交的女朋友就更多，到了冰心先生的文章里，跟我也有过一次聊天，曾经说到，萧乾这个老弟，在感情上，总是跌跌撞撞。她说萧乾到我这儿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或者说每次总带给我的一个信息是：大姐，我又离了。

李辉先生的演讲带给我们沉重的思考，“文革”，我们民族这么大的一个劫难，今天好像只是在知识界进行着不断的反思，民间或者是中小学生对“文革”可能不大知道了。

今天到我们这里来听演讲的，我看年龄低的非常少，还是中老年人比较多一些，大概有切身的这种理解和感受吧。我想巴金先生的《随想录》之所以被立为新文学史的丰碑，其意义也在这里。他敢于忏悔，他是从一个会为了一只待宰的鸡而流泪的忧郁、敏感的少年，成为了一个用他的血与火的热情写出了《家》的作家，再到晚年敢于说真话的精神世界的战士。我觉得巴金的人格魅力足以成为我们的楷模。现在环顾周边，有很多的作家呀，青少年呀，良知和人格怎样了呢？我常常很痛苦，我感觉好多人的人格被金钱买了去，好多人的良知让狗给叼走了，什么时候还能回来，不知道。不能说我们加入了WTO，就让对“文革”的反思和历史形态的一些东西淹没在世界的经济共享之下，我觉得这也并不是我们民族的一件幸事。李辉先生刚才也谈到了，一个不懂得反思历史、不懂得思考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所以在这一点上呢，我们共同等待“文革”博物馆建成那一天的早日来到。

[1]2001年11月25日在北京现代文学馆的讲演。

第3讲　百年沈从文[1]

随着时间的发展，纪念一个作家或者一个政治家或者历史人物百年的活动，从去年开始好像是越来越多了。昨天碰到一个文学界的朋友，他就说：“其实对沈先生生前的待遇不太公平，就是对他的评价，在我们的文学史上和媒体的报道上，一直也是受到冷落的。包括他去世的消息，也就是当时在很早的《文艺报》上有一点点的一个小消息，而大部分是在很多天之后才有一个篇幅的报道，这对沈先生是不公平的。像他百年的时候，应该有一个隆重的纪念会，有关的部门对他做一个历史的评价。”我说：“那没有必要，像文学馆搞展览的方式和演讲的方式，很多沈从文的喜爱者自动发起的对他的一种怀念，对他的一种纪念，这对沈从文先生这样的人来讲，是最好的一种纪念方式。而不需要别的那种很正规的或者大腕，在人民大会堂开一个很隆重的大会纪念他，那反倒是违背他本人的愿望和他的特点。”

今年的下半年起，沈从文的纪念实际上很早在民间的发起就有声有色。前不久，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网易上知道有一个沈从文论坛，大概已经有好几年了。论坛发起了一个网民的征文，我也把我很好奇的这篇文章作为征文传去了。有些征文写得非常漂亮，非常好，我非常感动。一个真正伟大的作家，他的生命力就在于他是不是扎根在民间读者的心中。

从那些网民的征文和最近一段时间报纸上发表的一些文章，可以看出沈从文是不需要那种外在的宣传，也不需要那种好像人为的或者是那种很高规格的去定位，他就靠他的作品不断地感染人，而且是自发的形式。有几个比较喜欢沈从文的，甚至我估计是湘西的一些人，他们自己在网易进行讨论。这些人，把大部分时间投入到对沈从文个人的身上，这和我们做文化工作的，包括大学做教授、做研究的，作为一种终身的职业还不太一样。他们是业余的，扫描很多沈从文的照片、沈从文著作的封面，还有一些感想都贴在了网上。这种方式，我觉得对沈先生来讲，是一种非常好的纪念方式。

一个天才的自信

我们现在纪念沈从文先生，实际上和他自己本身在三十年代，甚至到六十年代对他自己的认识是吻合的。最近两年曾经看到一篇文章，讲到沈从文先生在他的小说选集，大概是“文革”后期结束之后，认为自己的作品已经过时了，或者是对自己的文学作品不看好，反倒看好自己的文物研究工作。

根据我读他的家书和当年一些作品的序，和他一生走过的路，我认为这不是沈先生说的真心话。他一直认为自己的文学是最重要的，而他的文学成就是无人替代的。第一部分就是想强调他天才的自信，我认为沈先生是有自信心的，而这个自信是与他的天分密切相关的。

他在1934年回湘西的路上给张兆和的信里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

我想印个选集了。因为我看了一下自己的文章，说句公平话，我实在是比某些时下所谓作家高一筹的。我的工作行将超越一切而上。我的作品会比这些人的作品更传得久，播得远。我没有办法拒绝。我不骄傲，可是我的选集的印行，却可以使些读者对于我作品取精摘尤得到一个印象。

到1956年，已经相差二十多年了，这时候沈从文先生已经远离文坛，没有从事文学写作了。当时，他也认为自己的笔跟不上时代了，恐怕就是不适应那个时代，这是他的一些认识，包括他在思想改造运动之后发表的一个关于对自我批判的文章里也有些解剖。但是他在1956年12月10日回长沙、回故乡，又一次回凤凰山的路上给张兆和的信里还是这样说的：

我每晚除看《三里湾》也看看《湘行散记》，觉得《湘行散记》作者究竟还是一个会写文章的作者。这么一只好手笔，听他隐姓埋名，真不是一个办法。但是用什么办法就会让他再来舞动手中一支笔？简直是一种谜，不大好猜。可惜可惜！这正犹如我们对曹子建一样，怀疑“怎么不多写几首好诗”一样，不大明白他当时思想情况，生活情况，更重要还是社会情况。看看曹子建集传，还可以知道当时有许多人望风承旨，把他攻击得不成个样子，他就带着几个老弱残丁，迁来徙去，终于死去。曹雪芹则干脆穷死。都只四十多岁！《湘行散记》作者真是幸运，年逾半百，犹精神健壮，家有一乌金墨玉之宝，遐迩知名（这里犹有人大大道及）！或者文必穷而后工，因不穷而埋没无闻？又或有他故。

这时沈先生和曹雪芹一样，也是四十多岁。这是一个天才的自信。我认为沈从文创作的黄金时代是在1934年前后，那个时候有《边城》，又有《湘行散记》，到《从文自传》，包括《记丁玲》、《记胡也频》，这前后都是1933年、1934年这个时间。他是充满自信的。但到了五十年代，1956年在家书里边，他仍然有这种看法，而且把自己和曹雪芹、和曹子建进行比较，发出历史的感慨，他肯定是对自己有感慨才会这样的。我认为像沈先生这样的人，他不可能在离开文坛之后，贬低文学这些东西，那不是沈从文，所以我认为沈从文他对自信一直是充满着连续性的，是一直自信的。包括到了七十年代，他在干校时给萧乾写的两封信里也谈到对文学的一种理解，包括他对自己的工艺美术研究结束之后转而写诗。当时，他已经写了不少诗，认为对旧体诗的有一种新的探索，有些自己的想法，他要打通这个“文白”，就是文言文和白话文之间的关系，把它打通，然后做自己的探索，而且他认为他很自信，他说：“我自认为我在十几岁的时候，已经有过这方面的训练，而且可以做的。”

所以总的从这么大的历史跨度来看，沈先生这种人并不是我们简单所想，他是个自甘寂寞，或者认为自己是那种简单平和的一个人。他确实是对自己充满自信的，如果不是一个充满自信的人，他不可能做出非常重要的文化贡献。这就是我所理解的他的自信。

他的自信，对这种天才的自信正是这样体现出来的。

在二十年代，沈从文从湘西一个边远的小镇到了北京。大家知道，湘西凤凰在当时是交通很偏僻的地方，作为二十一岁的他只身到了北京，而且执着的在一个很阴冷的房间里，流着鼻血坚持写作，这除了一种对文学的迷恋和爱之外，我想还有一种是对自己充满信心。如果不充满信心的话，“我早知不是这块料不做这个事情”，他不可能这样。从沈从文先生能够一个人只身离开家乡，到北京来做这样长期的努力，这个还是有关系的。他刚刚发表作品是1924年初，实际上到1924年底是一个转折，那个时候，他给郁达夫写信，郁达夫先生到他住的地方去看他，然后为他而写的《致一个青年的公开状》，就为他这种文学青年的命运打抱不平。从1925年开始发表一些作品，到1925年底，他得到了徐志摩的欣赏，开始转变在北京的处境。他在1925年前，林宰平在信里把他称为“天才少年”。到了1928年，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阿丽斯中国游记》由《新月》杂志连载，当时新月书店写的这本书的广告，有这么两句：“《阿丽斯中国游记》是近年来中国小说界极可珍贵的大创作，著者的天才在这里显露的非常鲜明，他的手腕儿在这里运用得非常灵敏。”也是强调了他的天才。

我想我们理解的天才，文学界的天才和政治上理解的天才，是该有所区别的。《新月》杂志和“新月派”是二十年代的徐志摩和闻一多这一批留学欧美回来的知识分子和作家办的刊物及形成的一个文学派别。据说，沈从文的第一本书是由徐志摩设计的封面。徐志摩和新月派的一些诗人、作家，他们对沈从文一开始就非常感兴趣，非常欣赏，赞赏他的天才。我们从沈从文后来文化的发展方向上也可以看出来，靠着他身上的才气或者天才，他是让那些学院派的高级知识分子非常佩服的。

沈从文先生是一个只上了几年私塾的湘西的小知识分子，一个读书人，他完全是靠自学，靠自己对生活的感受，对艺术的敏感，取得文学的成就。三十年代，胡适聘请沈从文到上海的中国公学担任教授，这在今天来说也是难以想象的。很难想象说，能把一个连中学都没上的小说家，或者散文家，聘到某一个大学去做国文系的教授。而胡适之所以选他，同意聘请他，因为是徐志摩的推荐。因为他们相信徐志摩这些人对一个人的判断，对一个文学和艺术鉴赏的标准和判断。

三十年代初到北京之后，沈从文又成为当时的“京派沙龙”的核心人物。一般来讲“京派沙龙”是以林徽因的“太太的沙龙”而形成，有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梁宗岱，朱光潜，包括年轻一代的萧乾、何其芳、卞之琳等。沈从文关系密切的有徐志摩、闻一多这样一批人，还有梁思成、梁宗岱、朱光潜都是从国外回来的，如果把周作人也包括在内，他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他们都受过非常严格的、正规的文学训练、知识训练和学术训练。而沈从文不是。沈从文恰恰是在这个“京派沙龙”里面成为一个重要成员，一个重镇。

沈从文当时接手编天津《大公报》的文学副刊，它就成了京派沙龙的主要阵地，前面讲的他们这些人的主要作品，重要的作品都是在《大公报》副刊上发表的。沈从文和这些人在一起，如果是简单的一个小说家，只是一个湘西的人写湘西的生活，他就不可能以一个乡土作家的简单、单一的身份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员，他一定是有他的综合性文化的修养和他艺术的一种价值，让这些大学教授们佩服。像梁宗岱是研究美术史，研究美学，朱光潜研究德国的美学。梁宗岱留学法国，梁思成林徽因留学美国，他们的知识结构和沈先生的文化背景、生活背景完全是不同的。但恰恰是在这一点，他们之间有一种默契。而这种默契是靠他自己身上对生活的一种人性的理解和艺术的手段，这是让他们感到佩服的。而这恰恰是让沈先生能够永远感到自信的一个原因。

这样一种文学的自信，和他这种乡下人的性格，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二部分：

这一位乡下人

沈从文天才的自信，在他的性格上就能表现出来。他并不是逆来顺受，或者是简单的自甘寂寞，或者是一个很平和的、对文学上没有太大奢望的一个作家。恰恰相反，从二十年代开始走上文坛的时候开始，他就表现出一个乡下人对整个文坛挑战的一种姿态。

这里我就要岔开谈一下，作为一个湘西人，为什么能够以他这样一种新的姿态，在文坛上引起广泛的关注。我们知道，他家乡凤凰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专著比较多。凤凰是苗族、土家族和汉族交界的地方。尤其在清代以来，汉族对苗族的镇压以及苗族的反抗一直是不间断的。而凤凰作为重镇，它也不断有汉人迁徙过去，也是作为以军队的方式过去的。沈从文的祖父是个从武的，后来也做过官到贵州，据说也是军人出身。在凤凰有个传统，对军人或者能够善于打仗的，他们是非常崇拜的，那么沈先生他们家，一开始并没想到，会出现这么一个文化人。

我在1989年第一次到凤凰去。当时，沈从文的弟妹罗兰女士——他的弟弟沈荃的夫人，当时还健在，我做过比较长的访问，回来后就写过一个报告文学《破碎的将军梦》。我主要是写他弟弟的命运。沈家一直希望沈家的男子是打仗的，当将军的，并不希望是从事文学的。包括沈先生十几岁出去也是到地方武装，也是到部队里面。他的弟弟从黄埔军校毕业后一直是在部队里，做到少将。最后，当然是一个悲剧的命运，在五十年代初，当时湘西剿匪，他被地方政府错误地镇压。1989年我回来为什么没有写沈从文，反倒写他的弟弟，就想从他弟弟的命运角度来反思沈从文的成功，或者他走的道路，注定要成为他们沈家的骄傲。讲这一点，还想说明，在凤凰这个地方，历来是以能够打仗，会打仗而引为骄傲的。虽然他们也有文官，但文化的地位没有军队、军事、武装的地位高。恰恰是这样一种氛围，就使湘西人有一种侠义、好斗的性格。

湘西人性格中的这些特点，我认为沈先生身上是存在着的。好斗性，倔强，一种从来就不轻言失败的那种秉性。这种性格就该让它存在着。在长期的不断的历史变化之中，能够让他一贯执着地进行文化创作，这一点我觉得不是单纯的性格因素，而是一种意志战胜性格，使他能够完成后来的文学的、学术的成就。他这个湘西人的性格，这种不平和的性格，或者说不安分的性格，使他在成为一个文学青年转成一个真正作家之后，就体现出来了。

比如刚开始，1928年沈从文和丁玲、胡也频创办《红黑》、《人间》杂志，他们想冲破文坛名作家的控制，想自己闯天下。所以在《红黑》杂志创刊时，他们几个便选定“红黑”来作刊名。胡也频是福建人，沈从文和丁玲是湖南人。《红黑》发刊词的解释就是：“我们取用红黑为本刊的名称，只是根据于湖南湘西的一句土话。例如‘红黑要吃饭的！’这一句土话中的红黑，便是‘横直’意思，‘左右’意思，‘无论怎样都得’意思。这意义，是再显明没有了。因为对于这句‘红黑都得吃饭的’土话感到切身之感，我们便把这‘红黑’作为本刊的名称。”

湘西话里的横竖怎么样，实际上就是舍出去的，并不是取那种红色革命黑色反革命这种概念。横竖不管怎么着，我们都是要干的。这种性格，是沈从文性格的一个根底，我认准的事情，我都要去干。从他一开始走上文坛，《红黑》就打出这个旗号，应该说体现了沈从文的性格。因为后来的发展，胡也频和丁玲走上革命的路了，是左翼的，很快就掌握了左翼文艺，而沈从文恰恰被认为和左翼文艺相对，或者说他对丁玲他们从事左联的上街游行的活动是反对的。他认为，一个作家就应该写作，这一点放在后面讲。

我认为他不是平和的性格是有一些根据的，比如：在三十年代的文坛，沈从文是非常活跃的，是东打一枪，西放一炮的人，他并不是埋头写作。他写小说、社会评论、文化评论，他发表了很多意见，他是没有精神负担的，能够敢于这样说。他对上海左翼文艺的批评，对上海的商业性实足的海派文艺的批评，引发了当时三十年代很有名的京派和海派的论争，包括后来“抗战无关论”、“反差不多论”，四十年代抗战后期的“第三条道路”等一些意见。他发表不少文章，他的观点并不局限于文学和艺术，他对很多社会的东西都发表了意见。

有一次我和汪曾祺谈沈先生，他就讲：“他就是爱管闲事。”

沈从文先生是在“五四”时代这么一种大的文化背景下形成的这种性格，“五四”时代的一个特点，就是一种思想的、精神的自由状态，个性张扬的时代，再加上他们湘西人的性格，这样使得沈先生在走向文坛之后，能够不管你的地位高低，不管你的成就高低，都敢于发表自己的个人看法。这种性格，我认为也是一以贯之的。当他于五十年代、六十年代进入文物的学术研究工作之后，他也还是有这种特点的。

我第一次有幸见到沈先生是1982年的夏天，我刚刚大学毕业，从上海复旦大学毕业，分到《北京晚报》，是文艺记者，负责采访文学、艺术、音乐、舞蹈、电影、电视，按现在讲也是最早的“娱记”之一。去文联采访，当时在一个小组会上，在沈先生发言之前，是个音乐家慷慨激昂地大骂当时乌兰牧骑：“居然用上了电子琴，而电子琴是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腐朽的文化代表，怎么能用电子琴呢？乌兰牧骑就应该用马头琴啊！他怎么能用电子琴呢？”这番批评，给我印象非常深。

然后就是沈先生发言，是谈文物的。他非常气愤地发表意见，批评历史博物馆。他说，在文物界，外行领导内行。看最近几期的《文汇读书周报》，还有《北京青年报》，发表一些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写的交代，他从五十年代开始，就对文物界的外行领导内行深恶痛绝，所以他的发言是非常尖锐的。1982年时他已经是八十岁的人了，但是他发言时非常激动，他说：“这种人怎么能领导文物？”按照一般人来认为他是很温和的，是不怎么张扬的。他的外表是很文静的样子，平常接触也是很平和的。但一谈到问题，他非常激动，而且非常敢于讲话。

这就是三十、四十年代真正的沈从文。我们仔细看他三十年代的那些作品，包括他的散文里面的，不仅仅是我们印象中的《边城》的东西或《湘行散记》里面的东西，其实还有大量的阳刚之气。各种议论，对社会的批判、对文化的批判，非常之多。包括在“京派”、“海派”的争论中，“反差不多主义”的论证中，那些言论都是非常有锋芒的、有战斗性的风格。为什么讲他的性格不平和呢？从小他就是个不平和的人，就是一个调皮的人。他逃学，喜欢跟一些人打架，到河边去玩，和一些小流氓、小混混在一起玩得很开心，概括起来，他自己强调他是乡下人，他永远是一个乡下人，哪怕他和京派文人们天天在一起，和马思聪一块听音乐，和梁思成一块聊天，但他还是写文章强调，我是一个乡下人。他一直在强调他身上的野性。

“野性”这个词，并不是个贬义词，野性实际上是种自然状态，这个自然不是指大自然，而是指顺其自然的意思，是一种人性的不加任何雕琢的东西。他喜欢这种东西，人性的东西。

有什么话，就说什么话。有什么意见，就发表什么意见。在“五四”时代形成的那种环境中，是可以这样做的。当时的整个文学论争，文学派别都是非常独立的，也非常自由的这种形式。

沈从文在1956年回湘西的路上，像当年一样还是不断地给张兆和写信，描述途中所见所闻。他从凤凰回来时路过常德，有一段话非常有意思：“过常德时还过麻阳街，探探乡亲，几个老麻阳婆守在一个狗庄馆上摆烟酒小摊。”那个庄馆就是小饭馆。“有43只狗腿挂在屋梁上”。北方人不是太清楚，我是湖北人，像我们湖北和湖南一带腌的腊肉，从头一年的冬天到第二年的秋天。就靠这种薰，挂在屋梁上。“柜前陈列着六、七个酒坛。”这时沈先生说：“可惜，看不见武松、浪里白条一流的人，到这个铺中来。”这是1956年写的信，他那时回到家乡，这种野性的情绪，一下子就被激活了，他喜欢那种流浪，一直在奔波的生活，对很安稳的生活很寂寞的生活，他不适应的。他这种东西，还是和他早年的心态是相通的。这才是沈从文活生生的性格，他这种不安分还在“红黑”中认准一个理不变。他有很执着的一面，很倔强的一面。

很倔强的一面，在他和鲁迅的关系上也表现出来了。

沈从文与鲁迅的关系，因时间较长、历史的跨度比较长，这里不讲很详细，大致的情况讲一讲。

美国汉学家金介甫认为，中国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作家，鲁迅之后就应该是沈从文。这个话，早在八十年代，汪曾祺先生就说过，他在文章里也写过，在采访中我问：“你认为在文学史上，沈从文处在一个什么地位？”汪曾祺就说：“除了鲁迅还有更高呢？”他用这种话说，他是限定在小说的创作，文学的创作。现代史上至少这两个都是最伟大的作家。他们没有见过面，两个人一直有深深的误会，或者是有过节。这个过节一直没解开。但这个过节开始发生时，是一个非常偶然的事件。

1923年沈从文到了北京，1925年认识了胡也频，通过胡也频认识了丁玲，三个人都很要好。在这之间发生了“鲁迅误会事件”，我在写《沈从文与丁玲》一书时，曾讲述过这样一段故事。

当时鲁迅非常有名，在北京地位很高。经常有些人假冒女学生给他写信。就像当时有一位用欧阳兰这个女性的名字给鲁迅写信，希望得到他的帮助。这时丁玲也给鲁迅写了封信，信中说：“我是从湖南来的，我现在需要帮助，希望能得到你的指点吧！”鲁迅收到信，看后，那时正好发生欧阳兰事件，觉得怎么又有这样的信，丁玲我又不认识。当时旁边有孙伏园，编副刊的，就说：“哎，这个字体好像认识，像休芸芸的字。”当时沈从文给《民众文艺》写文章的笔名叫休芸芸。因沈从文的字，不是龙飞凤舞的，有点女性的那种特点的很秀气的字。孙伏园当时就说：“休芸芸是男的，不是女的。”

鲁迅当然很生气，然后在给孙伏园的信里用很尖刻的语言，讽刺了休芸芸（信就不在这儿念了）。在鲁迅日记里，鲁迅书信中都有记载。用一些比较尖刻的语言，对沈从文进行了挖苦。但事又不凑巧。丁玲有过回忆，和鲁迅有关系的一个编辑荆有麟也有回忆，在时间上有所区别，但是同样的事情。丁玲的回忆是：“听人说：鲁迅收到我信的时候，荆有麟正在他的身边。荆有麟说这信是沈从文化名写的，他一眼就认出沈从文的笔迹。”沈从文的稿子都是钢笔在布纹纸上写的蝇头小楷，所以鲁迅当时就很生气。这时又传来一件事情，胡也频又来拜访鲁迅。当时胡也频正好追丁玲，在热恋之中，丁玲也不理会，又跑回湖南了。胡也频也是在编一个文学副刊，另一个认识鲁迅的人就带着他去拜见鲁迅。因为胡也频对丁玲热恋，他就印了名片，先送进去，要见鲁迅，名片上印着“丁玲的弟弟”。所以鲁迅一下子更生气了。前面刚来个丁玲的信是假的，现在又来个名片是丁玲的弟弟。这不是合伙开涮我吗？这两件事，都使鲁迅在给朋友的信里，对沈从文讽刺、挖苦得非常厉害。鲁迅给朋友的信，很快也就传开了。1980年金介甫访问沈从文时说：“当时鲁迅与你的事，你是否知道？”沈从文说：“当时就知道了，很快就知道了。”这就使沈从文对鲁迅有情绪，双方的误会，就成为他们后来一直没有见面的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后来鲁迅很快就知道了实情，知道冤枉了沈从文，他说，看到丁玲真有其人，在北京也混不下，也很艰难的，大概回到家乡去了。但是他没有对休芸芸表示歉意的话。这就更加深了沈从文的愤愤不平。

发展到了三十年代京派、海派论争，这是沈从文引起的，批评当时在上海的左翼作家。举一个例子。如沈从文在1931年胡也频去世之后，写《记胡也频》，当时在上海《时报》上连载。开始连载的题目叫《诗人和小说家》。非常巧的是，《时报》连载沈从文的《诗人和小说家》的同时，还有一个连载是巴金的《激流》。这也是文坛上的佳话吧。一个副刊上，同时连载他们两个人的作品。在《记胡也频》里，沈从文第一次谈到鲁迅误会的事件，他不提名地说了这么一句：“同时丁玲女士，又继续了这一方法，用同一式样的纸，写同一式样的字，所以有一次丁玲女士，给人的信，被另一个自命聪明的人看来，还以为是我的造作。”这时候的批评就涉及鲁迅了。这个版本是1932年6月初的版本，上海光华书店出版的。1984年花城出版社出版《沈从文文集》时，删掉了两段。其中有一段就涉及鲁迅。

当时沈从文在文章中是这么写的：“用一个泼辣无赖精神，继承了革命文学的骂人兴味，有名为鲁迅负责的《萌芽》，这刊物事实上的编者为蓬子，同他们俩人都熟习。”姚蓬子是姚文元的父亲，是左联的，跟鲁迅编左联的刊物叫《萌芽》。沈从文虽然后来也写过正面的评价鲁迅的文章。但在鲁迅1936年去世之前他们没有见面，按说是应该有机会见面。因为巴金可以成为桥梁，他和鲁迅关系很好，同时跟沈从文非常好，这是一个桥梁，应该有机会见面的。他们的作品都在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过，但是两个伟大作家没有见过面。

后来又进一步恶化的原因，就是政治的趋向和政治的立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沈从文是新月派，还有徐志摩，包括北京的京派文人，这都属于鲁迅所批判的，同时也是左翼文艺所批判的文化圈，而沈从文是徐志摩特别欣赏的。鲁迅从政治的态度，从社会的立场上、各方面来讲，对这些京派文人，包括新月派，当然是批评的。

不过，沈从文和鲁迅的这种矛盾，不能简单地说是政治上的一个区分而造成的，我认为从个人性格上来讲，双方性格的因素，应该说是他们误会产生的一个根本原因，从一开始就形成的。因为鲁迅也是从来不让人的一个人，他对一些不喜欢的东西，挖苦是很犀利的。

沈从文同样，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湘西人“红黑”，我怕惟呀。他也是不怕的，他觉得我们湘西人认准的事情，我绝对不会去改变的。所以他对鲁迅的态度，在很长时间里也是有距离、有成见的，但这个成见的产生，是丁玲、胡也频的事情引起的。

鲁迅的伟大在于，尽管在京派、海派论争时他对沈从文的一些观点进行了很严厉的批评，但在他谈到三十年代中国最好的小说家的时候，写得最好的小说家里还提到了沈从文的名字。这就是鲁迅的伟大。

我感受到沈先生从历史，包括现实接触到他这种性格的不安分，还是很多的。我建议大家看一下1961年他写的《抽象的抒情》这篇文章。他在1961年时已经远离文坛了，远离生活的中心地带很长时间了。但他在这篇文章里谈了很多在今天看来非常有真知灼见的一些内容，既有思想，而且有激情。包括他对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专制和个人精神自由的关系，他谈了很多。他前面用很优美的语言谈了一些文学艺术，但后边实际上是历史的思考。1961年写的当时没有发表。当然也不可能发表。但是文风和思考与三十年代是很相近的。

1989年我去凤凰时，听1982年接待过他的亲戚讲了一些他最后一次回凤凰的故事。其中说：沈先生提出早上要去早市看看。他执意要到菜市场去看看，人家说：“你年纪这么大，菜市场那么挤，身体挤坏怎么办”。他说：“哎！挤一挤才有意思。”那次是黄苗子，黄永玉陪着他一块去的。大家犟不过他，他非要去，第二天还是带他去了，不要旁边人扶他，一个人跟小商贩们挤来挤去。到处看，到处转。

他每次回到凤凰时，就特别和平常不一样。刚才举的他在三十年代、五十年代写的信，谈到充满自信的事，都是他在回到湖南家乡时的过程中写的。往往他到了湘西，到了家乡，才能找到最初的那种感觉。这种感觉就是与生俱来的那种自信和一种不安分的成分。寻找离奇的感觉，很调皮的性格，很顽皮的东西，很活跃的东西，都在这些细节中能够体现出来。

从前面讲的部分来看，他这种天才的自信和他的性格的不安分是相辅相成的。正因为他充满着自信，所以他才能够按照自己的理解，去生活，去创作，去发表自己对世间万物的看法。也同时正因为他有这种不安分的表现，所以他才能创造出好作品。那些作品反过来验证了他是一个真正的文学天才、一个文化的天才。

答问

女士问：李老师好，沈从文所生活的那个时代，是我们社会非常黑暗的时代，鲁迅又在那个时代毅然弃医从文，从思想上救治我们的国民，沈先生给我们展示的是一幅非常美的应该说与这个社会不期相隔的画面，有些评论家说：“沈从文的文章，社会意义不是特别强。”不知道你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李辉：首先，我觉得教科书上的概念，有时需要辨析。我们过去上历史课，往往是简单的新和旧，黑暗和光明，是和非的概念。实际上，一个社会是错综复杂的。就像我们讲现在是小康社会，很富裕，但也还有大量的地区的孩子上不了学，需要我们去捐助希望工程。实际上一个社会总是多样状况共存的，鲁迅弃医从文是为了救国，沈从文的作品中间，也贯穿着很多对国家的关心，对祖国的爱，这是肯定的。一个作品，让你感觉到是否真实反映了时代，我想，对那个时代评判和历史阶段，是个非常复杂的东西。不是简单从黑暗和光明来评判的。我对那些简单的教科书的东西，比较反对。

说他的作品“好像看不出什么社会意义”，这恐怕就是沈从文的成功。因为，他不是单纯地写一个作品，今天工人下岗就写下岗，明天腐败，我就写反腐败。他对文学的理解，认为文学是写人性的。人性是在任何时代，任何背景下都存在的。人存在一天，他就有性，人性，兽性。动物有兽性，人有人性。人性和兽性之间，人的身上是否有兽性，这些东西都很复杂的。

他写的“湘行”，是一种美的过滤，这种过滤是有他个人的情感在里面的，是他对人性的理解。他也写了很多他认为的不公正的事情，或不人道的东西，或有些违反我们人性的东西，他是从这个角度理解的。我建议你，思考问题，尽量摆脱一些简单的政治术语去思考，尤其是对一个作家，要从一个作家的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人性价值和其它方面来看这并不是排斥一个作家的社会意义。沈从文用这种方式，体现了现代中国的生活的丰富性，社会的丰富性，人性的丰富性，这才是一个社会永远不变的东西。

沈从文讲过生活就像水，像河一样。河里面绝对是丰富多样的，绝对不会说水就是矿泉水，或纯净水。它实际上是一个混合的东西，很难用一个简单的术语把它划分。我是这个意见。

傅先生：我的一个朋友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沈从文与诺贝尔文学奖的关系”。我想好多朋友都很关心这个问题，因为中国作家到现在还没有一个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2002年12月26日，第1362期《文学报》上选载了一位瑞典学院院士的一段话：“沈从文曾两次进入诺贝尔文学奖终审名单”，他还强调：“如果1988年沈从文不离世，他会在当年10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您认为确有此事吗？您能顺便谈一下沈从文和诺贝尔文学奖的关系吗？

李先生：这是属实的。我在1992年第一次到瑞典，去斯德哥尔摩大两年，甚至多活几个月，我认为他肯定会获诺贝尔文学奖。

学访问，做过一次关于沈从文的演讲，是马悦然先生来参加，后来我们多次见面。前不久，我曾出过一本海外游记，其中有一篇：《与马悦然谈中国文学》。其中他也谈到：如果1988年沈从文不去世的话，诺贝尔文学奖非常有可能在那年就是他。他不能说肯定得，因为诺贝尔评奖在结果没宣布之前，哪个评委都不能说谁肯定能得到。

我想文学奖的评奖有多种因素，一个是当年沈从文的重要作品《边城》，还有散文已经译成了瑞典文了，而且马悦然先生是最早翻译沈从文作品的瑞典人，他的分量也是很大的。在“文革”之后，沈从文1980年到美国去演讲，反响也很强烈，随后，翻译出版他的作品很多。在美国、在瑞典及欧洲、在日本，沈从文的影响都很大。还有一个因素可能获诺贝尔奖，沈从文在很长时间里不为中国主流社会所承认的，这也使他在海外会更加引起关注。“文革”结束后，他重新引起读者注意。他的书在1980年之后大量开始出版，而1980年以前基本没出版。我在上大学时课堂上很少提沈从文，当时王瑶的文学史、田仲济的文学史，都是批评他的。他的作品1953年正式下通知不让出版，都销毁了。1957年后才出了个选集。而港、台的研究者对沈从文的评价是非常高的，包括美国的一些学术专著里对他的地位评价都很高。1987、1988年沈从文连续两年入选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名单。这几年的中国是最引起西方关注的，包括邓小平上《时代》周刊封面。对一个国家引起关注，有各方面因素，都可以让评委们对中国的一个作家投赞同的票。

另外瑞典人非常喜欢沈从文的作品，因为沈从文那种天人合一的自然美的东西和瑞典人的审美观是很接近的。1988年他没有得诺贝尔奖是非常遗憾的。我认为二十世纪，鲁迅去世比较早，沈从文如果是多活一、两年，甚至多活几个月，我认为他肯定会获诺贝尔文学奖。他得这个奖，会让更多人感到高兴，感到骄傲，因为在二十世纪的作家中，他的作品确实有综合的文学成就，探索性非常强，有非常超前的地方。但他没得到奖，也不影响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傅先生：上一个百年，中国作家在诺贝尔的领奖席上空缺了，看看新世纪如何？当然，诺贝尔文学奖，绝对不会是唯一的一个评判中国作家艺术成就高下的标准。照余光忠先生的说法：“那只是十八个瑞典老头儿的事情”。但是作为中国作家来说，没有获得诺贝尔奖也确实非常遗憾。这有一个朋友提问：作为一个艺术性的作家，需要一种敏感，要情感丰富，但要作为一个男人，写人性的作家，又需要一种高度冷静来看世态人情，你认为如何处理好情感与高度的问题。

李先生：这个问题与沈从文有关系吗？我想还是谈沈从文吧！沈从文还是比较有节制的，他在追求张兆和时还是很固执的，那种湘西人的坚韧，还是很强。同时他对女性充满着热爱，或是他对美的东西是感兴趣的，女性的美也是他艺术创作的灵感。理性、灵感和激情怎样结合，是要具体分析吧。

女士问：鲁迅的不安定，与沈从文的不安定比较，这两个作家有什么区别？

李先生：这个问题以前没想过，倒是挺有意思的。那种悲愤的东西更多些，鲁迅眼睛中的人和事，比沈从文更激烈。我认为他有时偏激的一面更多些，沈从文更个人化一些，更艺术化一些。鲁迅的不安分是对中国历史看得更透，他有时有点儿不被周围人理解，那种东西要多一些。因为我从来没思考过这个问题，很难用简单的几句话讲好这个问题。

男士问：李先生，我看过您一篇文章中提到：萧乾先生与沈从文先生晚年也有一段误会，但我没看清楚产生的原因，您能说说这事吗？

李先生：这事不是十分、二十分钟能讲完的事情，因为傅先生在萧乾去世之后，写过一篇关于萧乾与沈从文晚年时矛盾的文章。萧乾非常感激沈从文的知遇之恩，他的第一篇小说就是沈从文在《大公报》上发表的。沈从文与萧乾的矛盾，包括沈从文的家里人，首先对萧乾产生意见比较早的是对他抛弃第一个妻子的不满，他们有看法。当时在1939年西南联大时，萧乾的妻子“小树叶”和巴金后来的夫人萧珊，翻译《呼啸山庄》的杨苡经常在一起，这几个人后来都对萧乾有意见。因为他自己跑到香港要跟“小树叶”王树藏离婚，这个问题引起他们对他不满。每个人的性格、作风也不太一样。从萧乾来讲，他从小是个孤儿，从小没有母爱，十岁左右就开始一个人闯荡，所以他的自我保护的意识要比别人更多一些。这种情况，在中国这种复杂的政治运动之中，就会让一种人性的负面东西不自觉地表现出来。1957年，萧乾被打为右派分子。沈先生也不是圣人，我们也不能把什么人太神化。沈从文对萧乾开始有些距离感，但并不影响来往。我觉得他们之间并不是有不可逾越的障碍，往往是由于一些小事所产生的矛盾。萧乾告诉过我，“文革”后期，他给沈从文写了一封长信，并且要再去见他。而沈从文和张兆和都谢绝了，所以他觉得这也是很遗憾的事。

在1988年4月，我最后一次见沈从文时，我开玩笑说：“萧乾要来看你，你还赶他吗？”他想了一会儿说：“他来看我，我赶他干什么？”回家后，我就给萧乾先生打了个电话，告诉他这个事，萧先生也很高兴。然后还写信告诉了巴金。因为巴金很关心这件事（他们三个人是好朋友）。然后我到贵阳出差了。当时约好，等我出差回来和萧乾一起去看沈先生。等两周后我出差回来，沈先生就去世了。后来巴金给萧乾的信，张兆和给我写信，也都谈到，他们虽然没有见面，实际上他们都知道了，这个结都解开了，也和好了。具体的矛盾很复杂。我想应该写这么几本书，如：鲁迅与沈从文。沈从文与鲁迅为什么会发生矛盾，他们矛盾的过程，以及从中反映出文化史上一些什么东西。另外，沈从文和萧乾。很多题目要深入去研究。

沈从文和丁玲，我是用了一年多的时间，看到沈从文的《记丁玲》，《记胡也频》。一个字一个字对照看，把他在《国闻周报》发表的原作，和八十年代《沈从文文集》对照，看他改了哪些东西，删掉哪些东西，为什么要删掉。哪些是当时国民党图书审查造成的，哪些是因为沈从文后来觉得不合适改的。校勘中我看到了有几百处删掉了，大约出书比刊物原作要少三万多字。这要做很多细致的工作，要采访周边很多人，有很多不同的说法。就是这样我还有很多问题没谈到，没弄清楚。如沈从文和丁玲，他们矛盾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我写了这本书，到现在我也不明白。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中，在政治漩涡中的各自的倾向，对他们做出创作中的一些影响，只能从这个角度谈。

我写了十几年的作品，写人的传记，不是特别愿意写别人的隐私。有些隐私是可以作为玩笑、生活中的谈料。除非作品中这个细节和他的创作有直接的影响，不谈这个细节这个作品就无法解释。在这种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我才会用这个隐私的东西来引证这个作品，说明这个作家的性格，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刚才讲，鲁迅为什么和沈从文发生矛盾，这个小的细节你必须要写。其它的能不写的就不写了。

沈从文、萧乾各自写了优秀的著作，需要探讨他们的矛盾和冲突如何影响了整个创作的，我想我李辉要谈的是这样的东西。沈从文写《记丁玲》，《记胡也频》，两个那么好的作品在，你不探讨他们俩的恩怨过程，就没法解释这些作品的内容。因为这样才下功夫。一般情况下，对隐私的东西，我尽量都避而远之，知道多了，有时也不好。

傅先生：在沈从文和萧乾的恩怨问题上，李辉没写的东西，我给写出来了，我在几年前写过一篇一万多字的文章，写了萧乾和沈从文的恩怨题目叫：《萧乾和沈从文：师生到陌路》。当然我也说了，里边的材料来自萧乾一方面的，由他口述的，还有一些文字的材料，包括1971年、1972年，沈从文在干校期间，写给萧乾的书信。但是沈从文先生那边怎么说，我也不知道，这也是搞史料研究，搞文学研究，一个很困惑的地方，这也是李辉特聪明的地方。他避而远之了，他不谈了。但李辉又特别有缘、有福分、他有非常多的忘年交老人朋友，巴金、萧乾、沈从文，黄永玉等等，甚至周扬。这些老年人的晚年，跟李辉述说了非常多的、真实的、现代文化的故事，李辉把这些故事，变成他自己思想的东西给传达出来，我想他在这方面做了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工作，也有人误解他，有些人说：“李辉别的本事没有，光会和老人聊天，陪老年人解闷儿。”那么，李辉索性就以这个《和老人聊天》为名，他要出一本书。把他好些年来，跟老年人的交往，跟他们聊天，聊天背后的故事等等，都写出来。这个会是一部非常棒的作品。

男士问：李老师，我想问一下，你想过没有，如果沈从文在解放以后，1949年或1950年去了台湾，会不会写出更好的佳作。在台湾你知道这个时代是完全不同的一种体制，还有个问题，当初为什么他要留下。或许这个问题有点尖锐，我想要了解一个人，应该从他的各个方面去了解他。

李先生：你提的问题并不尖锐，我觉得很实在。他为什么会留下，我们想不能因为他后来受到冷落，或受到批评，他就一定是台湾国民党所欢迎的。因为沈从文从来并不是一个政治的参与者，他是永远在议论政治，永远在关注政治，但他从来没有参与过政治。他是一个职业的作家和教授，这是一点，他自己讲：“我是一个乡下人。”他是用一个乡下人，一个文化人，一个作家的眼光，看中国社会的变化。在他眼里，政治的概念并不清楚的。我认为他虽然关注政治，他是不懂政治的，至少不懂我们中国历史的、现实的政治。在他的作品里，国共两党，这个“党”的概念并不强，他所强调的是政治对生活的影响问题。如果他是很懂政治的运作、关系、矛盾的话，就不是沈从文了。他就不会发表那种意见，一看解放战争马上要打，还会谈一些“要反对内战，不要有屠杀”的话，他是从那个角度谈的。他完全是从战争不管哪方面打赢，都是对人的生命的残害这个角度考虑的。不是从我们所听到的两党内战的角度。

他的作品，后来我们大陆禁，台湾也禁。他的最早被禁的作品，就是国民党禁的。我研究沈从文的《记丁玲》，就是国民党图书审查委员会审查的。《国闻周报》发表之后，有明显的不让见诸文字的部分，全在出书时被删掉。删掉的几万字是1936年出《记丁玲》单行本时删掉的。正因为他不属于任何一个政治固定的派别，他用他个人的眼光在看，所以他的作品，一度在台湾也是被禁的。他早期的作品《长河》，看材料介绍，被删的部分是因为国民党政府反对。他在《长河》里写了国民党军队镇压他们湘西的苗人。所以他是从暴力和人性的关系的角度，一直在观察这个事情。换句话说，第一，他没去台湾，首先肯定的。如果去成，他会不会写什么东西，那就很难说了。如果按照禁止他的作品，他在台湾照样也不一定能写。很可能过一段也能写，我们只能做一个合理的想象或判断。既然没有发生，我就没法谈这个事情。如果他到了台湾，可能还没在大陆做那么好的文物研究，所有出土的很多东西，他是根据新的出土的实物进行服饰研究的。而这些东西，大陆的文化，实物的东西，要超过台湾。这样回答，不知对不对。我想，去不去台湾，对沈从文毫不重要。我只强调这一点。

傅先生：解放前，萧乾从文学的影响，甚至政治观念的影响来说，都是受他这个文学师傅沈从文的影响很深的，刚才李辉讲，萧乾和沈从文都是从超阶级、超政治的观点，来认识战争，他不管哪方正义，哪方非正义，只要是战争，他觉得就是屠毒，伤害的，就是毁坏生命的，他从这个角度来探讨。我想，我会在一个合适的时候，给大家讲讲萧乾。

男士问：你在讲座中，一直谈到沈从文的艺术，他的艺术到底是什么？文学、美术和音乐，都在艺术范畴之内，读一篇文章，可能一年、两年，它的情节都会忘记，但是他给你心灵的感觉，他的思想是不会抹灭的。就是他的艺术到底是什么，我看林风眠的画，听音乐、听民歌，他给人的感触都是特别深的，能让你热泪盈眶。沈从文的艺术价值到底是什么，您能否具体地说一下。

李先生：我上午讲得太具体了，抽象的东西太少了。你听音乐，能让你热泪盈眶，这就是艺术。这说不清楚就是艺术，读了这个作品之后，过多年之后，你还在想这个作品，这就是艺术。艺术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感染，它直接的功能就是感染。就像你，找女朋友，你说句话，女朋友忘不了，这就是你谈恋爱有艺术。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呀。沈从文也一样，艺术的东西，就很难讲。如音乐好听就是好。有时用一具体的概念，把一个很空洞的东西表述出来。宗教艺术它就靠宗教的音乐影响宗教信仰，那你说他的宗教的歌曲或音乐，艺术在哪儿？它感染你，信教了，它的艺术成功了。沈从文的东西要细看，你看完他的作品，觉得他的语言的表述、节奏，让你在读的时候有很沉静，很舒服的感觉。这就是艺术，又空洞，又不空洞。你感觉到又舒服、又刺激，那都是艺术的某一个方面的功能。

女士问：李老师好，刚才您在讲座当中提到的更多的是沈先生的个人创作。那沈先生是幸运的，因为他有一个能包容他，近乎孩童般放纵他的人，就是张兆和。无论沈先生的命运有怎样的不确定性，张兆和都能始终如一的耐心、安静地等他回来，有人说他们的爱情是粗布棉袄式的。我想问一下，在沈先生精神有些失常时，他和张兆和之间心灵上有很大的距离时他们之间的关系。

李先生：我刚才讲了，我特别不喜欢谈个人家里的事，当然有时不说也不行。我认为沈从文和张兆和他们一生的婚姻和爱情，从整体来讲是一个非常美丽的故事。这是肯定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沈从文和张兆和，应该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家庭背景的人。沈从文是个野性十足的湘西人，而张兆和是个大家闺秀，这样一个文化背景，包括他们张允和、张充和几姐妹，都是文化修养相当高的，一个是昆曲专家，一个是中国的书法文物专家，张兆和本身也是文化修养相当高。她当年曾经写过小说，出过小说集。张兆和的家书，也写得非常漂亮，文字也非常好，她的文学修养也是非常高的。这一点，他们俩应该是互补的。他们两人之间，也不能说没有矛盾，一辈子也不可能没矛盾的。我的《从文家书》编好之后，请张兆和写了一篇后记，后记里有这么几句话。这几句话更能说明她和沈从文的关系，或者精神上的沟通。

她说：“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理解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了，现在明白了。”

我只摘了一段，几百字的后记写得非常好。黄永玉曾经想把这后记刻成石碑，竖在沈从文的墓地上。

我想这个很难用一、两句话能讲清楚。九十年代，我跟张兆和谈过很多次，最早的计划想做一本书《与张兆和谈沈从文》。我做了一个小笔记本，已经记了不少了。但后来因为手头忙别的事，这个事情就一直没做。为什么没做呢？因为方方面面，涉及到的人，做起来也很费劲，有些事情不好讲。他们沈家有个很好的传统习惯，就是不愿意太张扬，知道了就行了，没必要非要见诸文字，或者把它整理出来。

他们的思想倾向互相之间有不同的一面，对生活的看法，对文学。对沈从文的文学成就张兆和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是决定性作用。没有张兆和，可以说就没有《湘行散记》，没有《边城》，包括《从文家书》等等。张兆和也是一个不张扬的、很有文学修养的人，在五十年代也是一个比较革命的编辑。前天我去看她，她的孙女说：前几天，张兆和带过的学生有几个人结伴去看她，为纪念沈从文去送花篮。看见了张兆和，那些学生回忆了很多当时张兆和开导他们，怎么革命呀，进步呀！她孙女说：“没想到当年奶奶还这么革命呢！”在那个时代下，这种不同的社会生活的认识，可能互相会有些影响，或者是互相产生一些作用。至于到底有些什么影响，要进一步探讨，深入到那个时代。后来他去土改，包括后来他决定写张兆和的堂兄的故事，应该说张兆和对沈从文文学的影响一直是存在的。还有她帮他改信，改文字。有一封信中张兆和就告诉沈从文说：“你这个字，老是用错，我给你改过多少次，你还是用错。”她指出的就是不规范的用法。这应该说是一对相知相爱的，而且是互相帮助的一个美丽的婚姻吧。虽然中间会有一些矛盾或风波，但最终没有影响他们婚姻，他们一生就这样一起走过来了。在沈先生受冷落时，她也一直在一起。在沈从文去世之后，举全家之力编沈先生的遗稿、整理书信、出他的全集。张兆和一直在为沈从文做很重要的工作，做到现在九十岁，她是一位值得敬佩的老人。

[1]2002年12月在北京现代文学馆的演讲。

第4讲　为什么沈从文曾经受到冷落[1]

1

今天我想谈谈沈从文的创作，这个题目与瑞典是有关联的。因为在演讲中，首先我会谈到瑞典读者对沈从文的喜爱，还会比较一下沈从文与瑞典人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的认识。自然，沈从文本身的人生道路，我想大家也是会有兴趣的。

非常感谢罗多弼教授给我这样一个演讲机会，在这里就中国文学的问题同大家交换意见。对大家的光临，我深感荣幸。我得特别感谢马悦然先生夫妇的光临，昨天下午在他的家中，我度过了非常愉快的时刻。

我之所以要特别提到马悦然先生，不仅因他是一位有影响的汉学家，曾是这个系的系主任，而且正是因为他对沈从文作品的翻译，才使我在中国能够有机会第一次感受到瑞典人对沈从文的喜爱，更使我在未到这里之前，和这里的人民就有一种心灵上的沟通。

我第一次和瑞典人接触恰恰是在沈从文的家乡——他在作品中出色描写过的湘西。那是1989年的春天。一个夜晚，我在凤凰县城一个露天剧场看地方戏曲演出，我发现周围还有一些外国游客。他们就是来自瑞典哥德堡的旅游者。他们都读过马悦然先生翻译的《边城》，读过其他汉学家翻译的沈从文的另外一些湘西散文，他们的导游就是其中的一位翻译者。他们到这里来的旅游项目，不是西安，不是北京，而是在湘西“走沈从文走过的路”。他们去了《边城》中的那个渡口——茶峒，去了沈从文当年奔波过的保靖、王村、常德等地。

虽然长途跋涉和旅游条件比较艰苦，但二十来个哥德堡人仍然兴趣盎然。他们大多是上了年纪的人，却毫无倦意，对舞台上的演出颇为欣赏。他们是我第一次认识的瑞典人，从他们身上我第一次直接感受到沈从文作品的世界性魅力。

我几天前刚刚从中国来到这里，罗多弼先生从机场接我到他家的途中，停车走进纳卡地区的一个商业中心购买食物。中心里有一个图书馆，我信步走过去，在靠近门口的一个书架上，我没有想到，居然第一眼就看到了马悦然先生的译本《边城》。这也许就是一种缘分吧。我问一位管理员，有人借这书看吗？她说放在这个架子上的书都是出借率较高的书。对于初到瑞典的我，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作为一个也十分喜爱沈从文作品的中国人，我感到了一种快乐。

2

沈从文的名字对于大家想必不会陌生，他的作品已经在许多国家翻译出版，以他为题目进行研究工作的汉学家也为数不少。我认识的第一个汉学家、美国华盛顿大学的金介甫先生（Jeffrey C.Kinkley）的博士论文就是一本关于沈从文的评传，这本书已经在中国翻译出版，并受到欢迎，目前已经再版，发行量达到一万多册。

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沈从文的创作有着特殊的贡献。他从偏僻的湘西来到北京、上海等大都市，他由一个没有受过系统教育的流浪士兵，成为一个富有成就的作家。这个过程，这个过程包含的意义，本身就构成了一部人生戏剧。他的生存环境，他的特殊经历，加上他自己具有艺术家气质的个性，使他带着独特的眼光看待世界，看待文学，从而在中国文坛上形成了他自己的特点。他的作品的风格是多样性的，所反映的生活内容和人物，也是多样的，但在人们看来，最为成功的也最有影响的是他关于湘西的文学。目前，翻译介绍到瑞典的正是这类作品。

沈从文的这类作品，集中表现出他的人生理想，从那些人与自然交融一起的生活场景，我们可以看到他所欣赏、所追求的理想境界，是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在大自然中力求保持人的平和、淳朴、自然的天性。不是没有人生冲突，不是没有社会谴责，只不过在他的笔下，更突出生活在湘西这一特殊区域的人所具备的可爱性格。应该说沈从文具有非常出色的艺术敏感，在本质上我看他更属于理想主义者。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来说，他追求的正是“天人合一”的理想。在他看来，他与自然不是对立的，也不是隔离的，而是相亲相近，互为一体。他把人与自然相和谐这一理想，完美地表现在他的湘西文学中。他写人物，也描写风景，但不是作为技巧的安排，而是两者互为依存，我们看到的是人的风景，风景的人。当我们回味他的作品时，整个艺术化了的湘西，就作为一个人与自然并存的完整世界展现在我们面前。

沈从文承认他的所有艺术才华和艺术感觉，全来自山山水水，从大自然那里他可以体会生命的丰富与伟大，找到一种爱与美的情感，这就像寻找一种伟大的宗教一样。当然，应该说明一下，沈从文不信教，不是基督教徒，也不是佛教徒。

下面他所写的几段文字，从不同侧面反映出他对自然与人和谐关系的特殊认识，也可以说明他的艺术特点：

给夫人张兆和的信：

自然使一切皆生存于美丽里……

《从文自传》：

我感情流动而不凝固，一派清波给予我的影响实在不小。我幼小时较美丽的生活，大部分都同水不能分离。我的学校可以说是在水边的。我认识美，学会思索，水对我有极大的关系。同上：

我就是个不想明白道理却永远为现象所倾心的人。我看一切，却不并把那个社会价值搀加进去，估定我的爱憎。我不愿问价钱多少来为百物作一个好坏批评，却愿意考察它在我官觉上使我愉快不愉快的分量。我永远不厌倦的是“看”一切，宇宙万汇在动作中，在静止中，在我印象里，我都能抓住它的最美丽与最调和的风度，但我的爱好显然却不能同一般的目的相合。我不明白一切同人类生活相联接时的美恶，换句话说，就是我不大能领会伦理的美。接近人生时，我永远是个艺术家的感情，却绝不是所谓道德君子的感情。

《幽僻的陈庄》题记：

用各种官能向自然捕捉各种声音、颜色同气味，向社会中注意各种人事。脱去一切陈腐的拘束，学会把一支笔运用自然，在执笔时且如何训练一个人的耳朵、鼻子、眼睛，在现实里以至于在回忆同想像里驰骋，把各样官能同时并用，来产生一个作品。《断虹》引言：

我这个故事给人的印象，也将不免近于一种风景画集成。人虽在这个背景中凸出，但终无法从与自然分离，有些篇章中，且把人缩小到极不重要的一点上，听其逐渐全部消失于自然中。我将用这个小小作品，作为一家人寓居云南乡间八年，所得于阳光空气和水泉的答谢。

《水云——我怎么创作故事，故事怎么创造我》：

我一面让和暖的阳光烘炙肩背手足，取得生命所需要的热和力。一面却用这片大海教育我，淘深了我的生命。时间长，次数多，天与树与海的形色气味，便静静的溶解到了我绝对单独的灵魂里。我虽寂寞却不悲伤。因为从默会遐想中，感觉到生命智慧和力量。心脏跳跃节奏中，即俨然有形式完美韵律清新的诗歌，和调子柔软而充满青春纪念的音乐。

对于一切景物，到我单独默会它们本身的存在和宇宙微妙关系时，也无一不感觉到生命的庄严。一种由生物的美与爱有所启示，在沉静中生长的宗教情绪，无可归纳，我因之一部分生命，竟完全消失在对于一切自然的皈依中。这种简单的情感，很可能是一切生物在生命和谐时所同具的，且必然是比较高级生物所不能少的。然而人若保有这种情感时，却产生了伟大的宗教，或一切形式精美而情感深致的艺术品。对于我呢，我什么也不写，亦不说。我的一切官能似乎在一种崭新教育中，经验了些极纤细微妙的感觉。

沈从文的这些思想，我想对于瑞典人应该是比较容易理解的。而且我相信，正是因为沈从文具有这样一种带有人类共性的感情和思想，瑞典的译者和读者，才会对他产生兴趣。

从一些关于瑞典生活和文学的介绍中，我了解到瑞典人对大自然有着深厚的爱，喜欢土地，喜欢到山和水的怀抱里敞开情怀。特别是瑞典人崇尚平和安静，其性格也保持着淳朴。我想，这些特点，对于读过沈从文作品的人来说，是不会感到陌生的。

来瑞典之前，我读过一本书，从那里面我对瑞典作家对自然的感受有了进一步了解。这本书就是195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拉格维斯特（Par Lagerkvist）的诗集《黄昏土地》（Evening Land）。这是一本英译本，译者则是美籍英国诗人奥登（W.H.Auden）。我对诗中所表现出的宗教情感，缺乏理解，但诗人徘徊于大自然万物之间的思索和感悟，多少能使我感到一些深沉和忧郁。大诗人笔下，星辰、森林、河水，一切一切，都是精美的意象，与他的生命紧紧交融在一起。诗人面对的不是单纯的个人，而是整个宇宙，整个人类的情感，奥登的翻译是出色的，大概只有他这样也具备宗教情感的杰出诗人，才能完美地再现拉格维斯特的诗意。

从这本译本的序言中我得知，在瑞典文学中，“自然”一直是诗人们所热衷的主题。从瑞典文学开始成熟的十七世纪至今，围绕自然与人而展开的探索，是极为重要的文学内容。可惜由于语言的障碍，我无法对这方面做更深入的了解。不过在同一序言中，还有奥登翻译的另外五位瑞典诗人的五首诗，其中伦德克维斯特（Arthur Lundkvist）的《树木之爱》（A Love of Wood）把自然与人类生命作为一个相交融的整体来描述。

在诗人看来，“树木即是时间”，“树木比人包含着更浓缩的时间”。他所说的“美丽只能来自树木，生命的延续只能来自树木”，可以同沈从文所说的话相比较：“自然使一切生存于美丽里”；“我因之一部分生命竟完全消失在对于一切自然的皈依中”。

《树林之爱》最后四句写到：

最终我将溶进树木，

在嘴中在喉间感觉树木，

感觉到树木把我拥抱

那么执著，安稳，直到永远。

这种感觉，这种思想，属于瑞典诗人，也属于沈从文。

3

最后我想谈沈从文为什么在中国有很长一段时间受到冷落。

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差不多三十年时间里，沈从文一直没有进行文学创作，对他的文学成就，评论界也一直避而不谈，在文学史中更没有他的名字。这是极不正常的现象。当然，这不仅仅局限于他一个人，而是这一时代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同他一样，在“五四”新文学中产生重要影响的作家，如徐志摩、梁实秋、胡适、林语堂、周作人等这些与沈从文关系密切的人，差不多都为人遗忘了。发生这样的事情，有着复杂的历史、政治、文学诸方面的原因，今天不可能详细分析。

沈从文受到冷落的原因很多。譬如从当时受肯定的文学潮流来说，当代中国提倡文学从无产阶级立场出发反映工农兵，应该大力塑造革命英雄人物形象，语言也强调大众化通俗化，沈从文的文学追求与之完全不同，他的作品和许多相同类型的“五四”时代的作品，自然而然受到新时代的冷落。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这话看来有些道理。

但是具体到沈从文本人，他受到冷落也有不同于别人的原因。这就是从三十年代起，他一直与左翼文艺界存在矛盾，他的作品、文学观、社会观，早在1949年以前就时常受到左翼文艺界的批评，而他也从未放弃自己的观点，对左翼文艺界有过种种批评。当新时代开始后，作为胡适、徐志摩扶植起来的沈从文，受到冷落显然顺理成章。

在三十年代，左翼文艺界组织作家参加社会政治活动，主张作品应该有政治宣传功能时，沈从文却根据自己对文学的理想，强调作家应该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

1943年在给中国另一个现代派作家施蛰存的信中，他说：“中国似乎还需要一群能埋头写小说的人，目前同政治离得稍远一点，有主张也把政治放在作品里，不放在作品以外的东西上，这种作品所主张的所解释的，一定比杂论影响来得大来得远。”

除此之外，沈从文还十分强调描写人性，而人性却是左翼文艺界猛烈批评的对象。1936年，他在《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中写到：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他说：“我只想造希腊小店。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

从这一思想出发而创作的作品，显然要受到左翼作家批评。1931年3月，当时还属于左翼文艺界的批评家韩侍桁，发表《一个空虚的作者》，对沈从文的作品进行严厉而无情的批评。他说：“但是，一个在思想上，在生活上有着较深的根底的，对于文艺的要求是超过了一切的趣味——更不用说低级的趣味——而具有真实的鉴赏和判断的眼和心的人，看了他的作品，不仅厌恶他作品中的人物，而甚至对于那作者的本身发生反感，唾弃这位作者的创作的态度。……他所写的材料无论描写得多么细致，对于社会的进展与对于个人在社会上的责任的认识，是毫无启示的；并且就是从美的观点看，它们也不能发展出美的外形或给读者以美的感觉。”

即使到了1979年，沈从文开始重新受到重视，对他的评价仍然很低。这时出版的田仲济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说：“总的看来，沈从文的作品反映的生活面很广阔但不深厚，思想意境不高。他创作的数量极多，惟其多，则不免给人空虚浮泛感。”

总的来说，左翼文化界对沈从文的批判，多年来或重或轻一直没有停止过。以前的论争大多局限于文艺观点的分歧，但1946年后，随着国共两党内乱的爆发，因为沈从文发表一些被共产党人视为错误、反动的文章，对他的批判就自然而然变得愈加激烈。

沈从文并不像通常所讲，仅仅是一个性格淡泊、甘于寂寞、成日埋头于文学作品的创作之中的人。他也有一颗不安分的灵魂，在文学之外，他时常也沉溺于对芸芸众生大千世界的思考。这种思考，总是深深地带有他特殊的对抽象人生的忧虑，并且由于个人色彩太深而至于不合时宜。

他甚至太固执而又单纯，太看重他作为一个作家，一个来自湘西的“乡下人”的身份，他谈论政治，但又未必深刻了解中国的政治，从人性角度谈论政治和社会，更容易引起误解而招致反驳。或者，他有些像唐·吉诃德，常常轻率地发表一些反映他的艺术家的天性但又不可避免招惹麻烦的意见，向许多风车挑战。三十年代因他而发生的关于“京派海派”的争论，抗战时期“与抗战无关”的争论……左翼文化界与他积怨甚深，虽然只局限于文艺方面。

1946年之后，情况发生了重要变化。

沈从文在1946年冬季，先后发表《＜文学周刊＞编者言》、《从现实学习》等文章，马上引起了左翼文化界对他的严厉批评。

在这些文章中，沈从文一方面继续坚持他的文艺观，强调作家就应该埋头于创作，以实绩来显示文学的伟大；另一方面，他对正在中国大地上进行的内战大发议论，他想超越政党，作为一个个体对战争发表意见。崇尚人性的他，认为内战是“数十万同胞在国内各处的自相残杀”，对生命的消失，他感到悲哀和忧虑。于是，作为一个文人，一个崇尚“知识和理性”的“乡下人”，他对战争双方都予以贬斥：

国家既落在被一群富有童心的伟人玩火情形中，大烧小烧都在人意料中。历史上玩火者的结果，虽常常烧死他人时也同时焚烧了自己，可是目前的人凡有武力武器的都不会那么用古鉴今。所以烧到后来，很可能什么都会变成一堆灰。……因为在目前局势中，在政治高于一切的情况中，凡用武力推销主义寄食于上层统治的人物，都说是为人民，事实上在朝在野却毫无对人民的爱和同情。在企图化干戈为玉帛调停声中，凡为此而奔走的各党各派，也都说是代表群众，仔细分析，却除了知道他们目前在奔走，将来即作国府委员，有几个人在近三年，真正为群众做了些什么事？又曾经用他的工作，在社会上有以己见？在事实上，真正丰饶了人民的情感，提高了人民的觉醒，就还是国内几个有思想，有热情，有成就的作家。

沈从文的本意虽然是强调不能迷信武力能够治国平天下，但在复杂的历史现状中，他的书生之见，无疑会被视为“历史的反动”。他显然捅了一个马蜂窝！

沈从文的文章1946年11月在《大公报》发表，第二年2月，左翼作家林默涵在《新华日报》上以杂文《“清高”和“寂寞”》予以批判。更集中激烈的批判，在1948年3月香港出版的《大众文艺丛刊》上展开。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对当时国统区出现的“第三条道路”的政治思潮批判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批判沈从文的文章中，最著名的便是郭沫若的杂文《斥反动文艺》。这篇文章集中批判沈从文、朱光潜、萧乾三个“代表人物”。郭沫若在文章中对朱光潜、沈从文、萧乾做了犀利的批评，他用蓝、红、黄、白、黑几种色彩来勾画他们的政治面貌。其中，“红”专指沈从文。郭沫若写道：

什么是红？我在这儿只想说桃红色的红。作文字上的裸体画，甚至写文字上的春宫，如沈从文的《摘星录》、《看云录》，及某些“作家”自鸣得意的新式《金瓶梅》，尽管他们有着怎样的借口，说屈原的离骚咏美人香草，索罗门的雅歌也作女体的颂扬，但他们存心不良，意在蛊惑读者，软化人们的斗争情绪，是毫无疑问的。特别是沈从文，他一直是有意识的作为反对派而活动着。在抗日初期全民族对日寇争生死存亡的时候，他高唱着“与抗战无关”论；在抗战后期作家们加强团结，争取民主的时候，他又喊出“反对作家从政”；今天人民正“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也正是凤凰毁灭自己，从火中再生的时候，他又装起一个悲天悯人的面孔，谥之为：“民族自杀的悲剧”，把我们的爱国青年学生斥之为“比醉人酒徒还难招架的冲撞大群中小猴儿心性的十万道童”，而企图在“报纸副刊”上进行其和革命游离的新第三方面，所谓“第四组织”。这些话见所作《一种希望》，登在去年十月二十一日的《益世报》。这位看云摘星的风流小生，你看他的抱负多大，他不是存心要做一个摩登文素臣吗？

郭沫若把沈从文等划归到反人民势力的御用文人行列：

今天是人民革命势力与反人民革命势力作短兵相接的时候。反人民的势力既动员了一切的御用文艺来全面“戡乱”，人民的势力当然有权利来斥责一切的御用文艺为反动。但我们并不想不分轻重，不论主从，而给以全面的打击。我们今天的主要的对象是蓝色的，黑色的，桃红色的这一批“作家”。他们的文艺政策（伪装白色，利用黄色等包含在内），文艺理论，文艺作品，我们是要毫不容情地举行大反攻的。

批判是无情的，言词也格外激烈。这次对沈从文的批判，就决定了他在1949年必然会受到冷落。1949年春天，在日渐严重的精神恍惚状态下，一天，他甚至选择了自杀，用小刀割破手臂上的血管。

沈从文被救活之后，仿佛经历了灵魂的洗涤，获得了对人生的重新认识。他不得不熄灭了对文学的热情，转而研究古文物，在历史博物馆、故宫的高墙大院里与沉寂的生命相伴，为发掘祖国文化遗产继续工作。后来他编著出版《中国古代服饰》，该书被认为具为很高学术价值。

在六十年代爆发的“文化大革命”中，同当时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包括一些曾经批评过他的左翼作家——沈从文被迫放下古代服饰研究工作，在农村的干校劳动。随后回到北京，在极其艰难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下，继续他的文物研究工作。

从八十年代起，沈从文受冷落的不正常现象终于开始改变。虽然每当文化界发生波折时，他仍然会受到一些人的抨击或影射，但总体来说，他受冷落的现象已成为过去，他的作品为出版社争相出版，有些成为畅销书，拥有大量读者。他的十二卷文集已经多次出版，全集也在计划出版之中。他的文学风格，受到一些年轻作家的注意，并受到影响。他的创作成就，他在中国“五四”新文学中的地位，也开始得到比较公正的评价。

经过一番历史风云之后，人们终于认识到了沈从文的价值。许多中国人为拥有他这样的一个具有世界性影响的作家而高兴，而自豪。

补记：在做完这次演讲之后，我在哥德堡参加一次宴会，有几位在座的瑞典人正好到过凤凰。其中一位退休的中学校长，还特地带来他在湘西拍摄的照片。照片上有他在沈从文故居前的留影，有种种风土人情的记录。顿时我感到一种亲切。于是，在远离中国的地方，我们共同的话题是凤凰，是沈从文的《边城》。还有那些青石板小巷，那些吊脚楼的清澈的溪水。

[1]1992年4月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东亚系的演讲。

第5讲　开放或封闭：中国文学的选择[1]

今天演讲的题目为“开放或封闭：中国文学的选择”。这可能是一个较为宽泛的题目。当然，谈这个具体内容时，仍然会涉及我阐明的思想：只有开放的文学，才能发展，才能真正繁荣。而且我还想尽可能地为大家勾画出中国文学自“五四”以来在如何选择开放或封闭方面的历史轮廓。

1

二十世纪的世界，不同国家的文学与经济、政治一样，已经不再可能相互处在隔绝的状态寻求自身的发展。整个世界的文化，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冲撞、影响、交融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个民族的文化，又以一种新的方式保持其本身特点，于丰富多彩的世界中，拥有自己的色彩和声音。

开放并不意味着丧失自己，借鉴和学习，更不是否定自己，而是根据历史发展和人类生活的新状况，找到更适合于文学发展和丰富的道路。

在交通工具通讯手段不断现代化的今天，二十世纪的文学，在开放自己、发展自己方面有了更为便利的条件。距离、语言等等过去具有制约性的因素，变得不再那么重要。

然而，交通、通讯的现代化，并不一定意味着人们就能选择开放。当我们回顾中国从二十年代的“五四”新文学形成至今所走过的七十年历史，就会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思想的开放，心灵的开放，远比交流工具的现代化更为重要。

对于中国，瑞典无疑是遥远的国度。但在今天，从北京到斯德哥尔摩，在空中只需要八个小时的飞行。即使在没有直航的五六十年代，往返两国的时间，也是不多的。但是，如果回到七十年前，从中国来到这里就颇为费时了。

在当时中国“五四”新文学形成的年代，这种交通上的限制，却没有使中国的作家们忽视遥远的瑞典的文学，相反，当时对瑞典文学的介绍，是非常及时非常广泛的。特别是我们应该看到这一点，同英国、美国、德国、法国、俄罗斯等国相比，瑞典毕竟是一个小国，在整个西方文学中，它仅仅是一个很小的组成部分。正是他们的努力，瑞典文学在七十年前就为中国人所熟悉，在中国文坛闪烁着它的光彩。它和其他国家的文学一起，对于中国新文学的形成和发展，对于丰富中国作家的思想和才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今天，我们回顾历史时，应该感谢那些前辈们的努力，感谢他们的贡献，并深深钦佩他们开放的精神和心灵。

研究“五四”时期外国文学对中国新文学的影响，这些年已成为我们学术界的一个重要课题。在经过客观深入的研究之后，评论家们得出相似的结论，这就是：对外国文学的广泛介绍和借鉴，才使“五四”新文学具有崭新面貌。在当时文坛产生重要影响的作家，几乎都受到过外国作家的影响。

五四作家具有开放意识，在于他们对新时代充满信心，对本身充满信心。他们不是盲目地迷信外国文学，也不是把传统视为不可侵犯的领域，而是立足于创造。凡是有利建设新文学的一切外国文学思潮、理论、作品，都敢于大胆地介绍到中国，这里没有任何人为的禁区。

鲁迅先生的一段话，集中表现出五四作家的这种开放精神：“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

另外一位五四著名作家茅盾也这样明确地说：“介绍世界文学给中国，是一件超出于仅止于介绍的工作。我们知道，在一个大转变的开端，至少总有许多外来的鼓激与影响。希腊、罗马作品的介绍，开始了欧洲的文艺复兴。同样的，在如今的中国文学史的大转变期内，外来的鼓激与影响，天然是不可少的。”

与鲁迅类似精神的作家，构成了五四作家的主体。他们具有博大的胸怀，思想敏锐，知识渊博，是朝气勃勃的一代。

2

在国外留过学和在国内精通外语的作家，是这代人的主体，正是这样的经历和修养，使得他们有能力有条件有勇气面对整个世界，开始他们创造性的工作。这些作家大致可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留学欧洲与美国。如最早提出实行白话文和建立新文学的主将之一的胡适，其文学主张，明显受到他在美国留学期间所接受的文艺思潮的影响。这类作家中比较著名的还有闻一多、冰心、梁实秋、徐志摩、洪深、巴金、朱光潜等。

第二部分留学于日本。他们以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为代表。他们各自以小说、散文、新诗的杰出成就，使新文学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准。这些作家还包括田汉、夏衍、胡风、张天翼等。

第三部分虽然开始没有到国外留学，但自幼接受了良好的外语教育，对外国文学有广泛深入的了解和研究，在创作上也有意识接受外国文学的影响。在这方面比较突出的是茅盾，他在五四时期积极介绍外国文学方面，作出了显著成绩。其他应该提到的还有曹禺、施蛰存、萧乾等。

虽然早在1917年白话文运动兴起前后，对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就已经出现，但系统的、有意识的介绍，则是从1919年伴随着新文学的诞生而开始的。五四作家一开始进行这种工作的目的就十分明确，这就是借助外国文学来推动中国新文学的建设。1921年1月1日《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一号上发表的《改革宣言》，便明确地指出这一点。这个刊物是由刚刚成立不久的文学研究会主持的，编辑是茅盾。

《改革宣言》指出：

同人认为西洋文学变迁之过程有急需介绍与国人之必要；同人以为，研究文学哲理介绍文学流派虽为刻不容缓之事，而移译西欧名著使读者得见某派面目之一斑，不起空中楼阁之憾，尤为重要；同人以为今日谈革新文学非徒事模仿西洋而已，实将创造中国之新文艺，对世界尽贡献之责任；夫将欲取远大规模尽贡献之责任，则预备研究，愈博愈广，结果愈佳，即不论如何相反之主义咸有研究之必要。故对于为艺术的艺术与为人生的艺术，两无所袒，必将忠实介绍，以为研究材料。

出于这样的考虑，五四作家对外国文学的介绍是非常广泛的，瑞典文学的情况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介绍到中国。

根据目前我所了解的资料，比较多地介绍瑞典文学是从1920年开始的。有一点还需要加以说明，北欧文学或斯堪的纳维亚文学，常常被作为一个整体介绍，瑞典文学的内容有时也就包容其中了。

1920年1月1日，《小说月报》发表茅盾的《我对于介绍西洋文学的意见》，他说：

一年以来，注意新文艺的人渐渐多了。北欧的文学向来极没有人谈起的，近来几乎人人晓得了。……我见现在有许多新文学，包有很好的理想和观察，却因艺术手段不高，便觉得减色，所以我相信该先从这一方面着手。……（用一年时间介绍）写实派自然派的文学却浩如烟海，我们要急就……然同仁皆极尊重自由的创造精神者也。

为了帮助中国作家了解那些有很高艺术成就的作品，茅盾提供一个作品名单，供他们读书选择。第一部分并列举了十五位作家的三十七部作品，其中北欧作家列在前三位：

1.Bjornson, Newly Married Couple, A Gauntlet

2.Strindberg, At the Edge of the Sea, Miss julie, The Father

3.Ibsen, League of Youth

这里与易卜生、比昂松并列的瑞典伟大作家斯特林堡，在中国有着重要影响，对他的介绍也最多。在这篇文章中，茅盾指出：“Strindberg是个艺术手段极高的人，他是个成功的写实派。”

1921年4月，第四号《小说月报》发表雁冰（茅盾）翻译的斯特林堡的小说《人间世历史之一片》（据英国V.S.Howard英译重译）。雁冰说：Strindberg所著短篇小说最有名者是《结婚集》，此篇不包括在内。他认为，《结婚集》中的作品几乎都是鼓吹调子。

他这样评论说：

本来Strindberg思想是时时刻刻变换的，便是《结婚集》的前部各篇与后部各篇也不一致。‘思想只是人生经验的反对，跟着经验变的’，这是S常说的话。从《红屋》、《结婚集》、《父》来看，S是个自然派的小说家。但他的《梦曲》和《大道》等作却又是象征的和神秘的作品了。

两年后，茅盾对斯特林堡作了进一步的介绍，将他放在世界文坛的范围中予以评述。他在一篇文章中说：

斯忒林褒格不但在瑞典是惟一大文豪，即以全世界而言，在或一视察点——在他的病态心理的描写——看来，也是惟一的大文豪；近代文豪对于病态心理的描写能深入而浅出者，惟俄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yevsky）差堪与斯忒林褒格并肩。现代著名的心理分析家佛洛得（Freud）很赞美斯忒林褒格对于变态心理之分析的研究，竟自谓他的心理分析学的理论从斯忒林褒格的著作里得了不少的帮助，可见斯忒林褒格的真价了。

1927年6月，《小说月报》发表的《Strindberg与妇人》（文坛逸话），介绍他的爱情生活对他的创作的影响。文中说：

看他的作品，我们知道他有率真强烈的情感，然而结婚生活的快活，他终于不能享受。结果他被追逐到那极端憎恶妇人的世界里。他一生所作的四十几篇戏曲，差不多是描写性欲的争斗，两性的不安，与憎恶女性的。

在所有瑞典作家中，斯特林堡的作品在当时是被翻译的最多的。译者除茅盾外，还有胡适等。他的戏剧、小说、自传等，都先后被翻译出版。如《史特林堡戏剧》（张毓桂译）、《爱情的面包——北欧小说名著》（胡适等译）、《死的舞蹈》（吴半云译）、《父亲》（黄逢美译）、《男子之悲剧》（危之译）、《爱情的面包》（姚蓬子译）等。

另一个被突出介绍的瑞典作家是海登斯塔姆（Verner von Heidens-tam）。

茅盾的弟弟沈泽民是海登斯塔姆作品的主要译者。1923年4月《小说月报》第一次发表他翻译的散文诗《没有恒心的人》。1923年3月，《小说月报》集中发表海登斯塔姆的十二首诗，同时发表沈泽民的长篇论文《瑞典现代大诗人Heidenstam》。如此集中突出地介绍某一个瑞典作家，这在中国还是第一次。随后于1925年沈泽民出版《瑞典诗人赫滕斯顿》一书。

除沈泽民之外，其他一些中国作家，也有文章对海登斯塔姆作过介绍。茅盾将他称为“瑞典现代最大的诗人，是个反对写实主义悲观主义的诗人。两本小说，极端提倡浪漫的理想主义。”（1923年）二十年代中国有一本被认为最有影响的世界文学史——郑振铎的《文学大纲》，书中也这样谈到海登斯塔姆：

他是第一个对弥漫于瑞典文坛的写实主义下攻击的诗人。他方由南方回来，他的想像里深染上埃及的以及东方的色彩，他的第一册诗集《进香与漫游》（Pilgrimage and Wandering）他的《阿丽纳士》（Hans Alienus）是用散文写的史诗，共三部分，叙的是各时代各地方对于美的追求。以后他又转笔去写小说与杂记，其题材大都取之于瑞典史的英雄时代。……他的人民与自然的描写，乃是吉卜林（Kipling）的同类，他的人物表现出瑞典国民之无畏的体力与恳切的理想主义之联合的。

被认为享有世界声誉的瑞典长篇童话《骑鹅旅行记》，至今在中国仍拥有许多读者，而它早在二十年代，就已经被陆续翻译成中文，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读者。通过这部作品，中国读者了解到瑞典的自然和人民，了解具有人类普遍意义的人性美，同时熟悉了它的作者拉格洛夫（Selma Lagerlof）。这部作品，连同丹麦作家安徒生的童话一起，对中国童话创作的发展，起到了一定影响。郑振铎在他的《文学大纲》中对这部童话给予了很高评价，他认为它如一本把读本和地理联合在一处的教科书一样，但其成就却极其伟大，“连童话大家安徒生恐也要为其飘逸之叙写所吸引”。

在二十年代，拉格洛夫的名字就时常被中国作家提到，一些刊物相继发表她的作品译文。人们不仅高度赞扬她的这部伟大童话，而且还注意介绍这位当时仍健在的作家的创作近况。譬如，二十年代初，拉格洛夫刚刚出版她的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集，1923年，茅盾就撰文予以介绍和评述。这充分证明，中国当时对瑞典文坛的了解，是非常及时的，是与现实同步的：

这一册完全描写她的童年，章法和她的第一部杰作《Gosta Berling’s Saga》一样，是一串短篇小说，但是她的文章的风格和从前不同，从前的文章犹如迸跳的流泉，日光斜射其飞溅的水珠而幻成七彩，这是她的色；乱石激之而成为琤琮细碎的调子，这是她的声音。现在她的回忆录的风格却像大江的洪流，似乎是静穆的，然而潜藏着无限的活力，似乎是平凡的，然而实是伟大而无所不包。

在五四时代被翻译介绍过的瑞典作家还有苏特尔倍格（Hjalmar Sǒderberg）、佛罗亭（Gustaf Frǒding）、雷德贝里（Viktor Rydberg）等。

苏特尔倍格的作品翻译不多，但当时也有介绍。1921年，茅盾就曾翻译过他的一篇短篇小说，在译后记里，茅盾比较透彻地概括了他的创作特点。在我所见到的对瑞典作家创作的评论中，我觉得这一篇写得最为精彩。茅盾写道：

苏特尔倍格的妙处就在他的眼光是确实无伪的，他有从微事中发挥出大道理的本事，他的描写的手法是纯全的自然注意，日常生活内遇见的种种小事，一到他的笔下，就没有一件是太平淡了或太肤浅了，他都可以借这一件事来深深地表现了他所见的人生的毫无意义。他的悲观，他的否定一切，诚然是从他的孤僻而自私的见解出发的，——他的脾气是既不喜活动又不能慷慨的。但是，他的悲观主义很能为热中的人下一个当头棒喝。这是他对现代思想界的贡献。

茅盾后来对苏特尔倍格仍有介绍，对他的讽刺才能有高度评价：

苏氏是一个冷眼狠手的讽刺家；他对于那被命运所玩弄的人生，愤愤的咒骂，他觉得人生永远是昏沉黑暗，人与人间的隔膜，永远是无法避免的。他以为要避免这些烦恼，惟有不去苦思解决办法。（1923年）

我没有发现对佛罗亭作品的翻译，但也有文章介绍到。一篇《瑞典大诗人Gustaf Froding的十年忌》中这样说到他：

这样一个大诗人当时很轰动本国人以及无数外国人，却不曾达到中国文坛上，实是非常可叹的一件事。所以我如今特为介绍一下，以为他十年忌的纪念……他的弦歌也便是他最出色当行的著作。他弦歌的体裁也就是最本色的，是环境生活与个人特性合一的结果。……由以上所述，可知佛罗亭的诗，第一期是偏重客观写实。第二期的是偏重主观写实，究竟两者之中哪一种更重要，这是不容易下断语的。据一般评论家的意见。还是他第一期的著作更重要些；他的艺术之花在第一期中是正在盛开啊！

除了文学创作之外，瑞典连同北欧其他国家的神话，也成为中国文坛研究介绍的内容。1930年出版过茅盾《北欧神话ABC》一书。在1928年8月，《小说月报》上发表沈玄英的《希腊神话与北欧神话》文章中，便从下面几个内容来做相互比较：1，相异与相同；2，开天辟地及神之始源；3，宇宙观；4，自然界的现象；5，宙斯和奥定；6，人和创造；7，命运之神和Norns；8，弗利茄与Juno；9，音乐与文艺的神话；10，Thor和希腊诸神；11，星月和猎神；12，洪水的故事及其他……

在分析之后作者认为：

这些，就是南北欧神话中可以比较的最显著的几点。我们可以看出来，在大的轮廓上，这两个民族的幻想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希腊的各色各样的神，在北欧有相当者，并且甚至他们的性格和行动也有极显著的相似，如上文所举，这足够证明他们的神话时代的心理状况正复相同，而所有的一些相异的地方又很明白的是受了地形气候的影响；至于生活经验不同引起的神话上的歧异，在希腊与北欧反倒不及其他民族那样较著了。

从以上的介绍我们不难看出，七十年前在那种交通条件下，中国文坛对瑞典文学是毫不陌生的。我之所以如此不厌其烦地列举这些资料，就在于在今天看来，它们虽然简短，但却显得多么珍贵。它们不仅记录了中国作家与瑞典文学的友谊，更体现出中国作家开放的精神。

3

比起俄罗斯文学、法国文学来，瑞典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当然是微乎其微，至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研究者能够举出一两位直接受到斯特林堡或拉格洛夫影响的五四作家。但是，重要的不在这里，而是要看到这种积极的交流，这种毫无限制的“引进”，正是那个时代文学精神的标志。

没有明确的相互影响的实例，并不意味着这些介绍是空白无力的。我们应该看到的是正是大量类似的对西方各国文学的介绍，形成了当时整个中国文坛的氛围，才使中国新文学能够从一开始就立足于二十世纪，面向整个世界。

后来新文学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大量中国作家对外国文学有意识的学习和借鉴，促成了中国新文学的迅猛发展，在三十年代达到一个历史高峰。那些在五四时代成长起来的作家，用他们各自杰出的创作，向世界展示出中国文学崭新的面貌和辉煌的成就。

令人遗憾的是，在五十年代后的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开放的大门被关闭了，中国文学同世界的联系，再也没有当年那种密切了。在特殊的岁月里，虽然仍不时有对西方文学的介绍，但偏重于十九世纪以前的文学名著，对于世界文学正发生的种种变化，要么是简单化片面化甚至歪曲的批评，要么仅仅是局限于苏联等国文学的翻译。

和世界的距离无形之中拉开了。交通更加发达、通讯更加便利的时代，对西方文学的了解反倒更加迟缓了。

在这种情况下，对瑞典文学的介绍、翻译自然也受到了影响。除了斯特林堡和拉格洛夫的作品还偶有出版外，瑞典新一代的文学，几乎没有被介绍到中国。这一历史的遗憾，在八十年代中国开始进入改革开放时代之后，才得以改变。

这个由开放变为封闭、再由封闭变为开放的历史，也许可以用斯特林堡的作品《红房间》的翻译出版过程来做说明。

斯特林堡的长篇小说《红房间》，早在1962年就由译者译完，并交出版社发排，准备出版。但随后陆续不断发生的文化批判、政治运动，使小说的出版不得不中断。将近二十年后，在1981年搁置许久的这部瑞典小说才得以出版。译者由此而产生的感受，交糅着悲哀和深沉。他这样写道：

于是我想，与其画蛇添足，倒不如在开头写点经过，说明历史的云烟也曾在这本书上掠过，说明宏观世界与微观世界原属一体，即使小至一本书，它的命运也和国家的兴败，人民的哀乐紧紧联系着的。

今天的中国人民已经从历史恶梦中醒来，他们已经清醒认识到不能再把自己封闭在人为的小天地里，而应向世界敞开胸怀，把自己真正作为二十世纪的一个组成部分。封闭没有出路，开放才能发展，这几乎已成为整个民族的共识。

文学也是如此。那种片面地歪曲地对待西方文学的现象，现在已经不再在文坛占据主导地位。虽然这些年来，围绕着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介绍展开过激烈争论，也有过一些曲折和风波，但从整体来说，从趋势来看，开放的大门已经不可能再关上，谁也不可能再让中国文学重新走五六十年代狭窄的路。新一代的作家，继承了五四作家的优良传统，而且在很多方面显得更成熟，他们清楚知道，只有具备开放的心灵，才能拥有辉煌的未来。这样的一代人，这样的思想，就决定了历史的走向，文学的走向。

随着开放步伐的行进，中国文坛对瑞典文学的翻译介经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

斯特林堡的作品被集中出版，而且发行量很大。《戏剧选》1981年，六千三百册；《红房间》1981年，十万册；《女仆的儿子》1982年，三万六千册。拉格洛夫的《骑鹅旅行记》也再度出版。

新的变化在于，一些瑞典二十世纪的作品，陆续被介绍到中国。

1986年Par Lagerkvist的长篇小说《巴拉巴》（BARABBAS）出版；1987年由北岛翻译的《北欧现代诗选》出版，其中收入十二位瑞典诗人的作品，这些诗人中包括Par Lagerkvist等。1990年Tomas Transtromer的诗集《绿树和天空》出版。另外，当代瑞典最有影响的童话作家Astrid Lindgren的作品，好几种都被翻译出版。瑞典著名电影大师Ingmar Bergman的电影剧本，也翻译出版。

应该强调指出的是，现在精通瑞典文的翻译家开始出现，这就改变了五四时代主要通过英译本的渠道介绍瑞典文学的状况。这显然是一个重大的变化。

被不幸的历史拉开的距离又缩短了。

我还很高兴地了解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目前在瑞典也开始得到介绍和翻译。对于中国文坛来说，这也是历史进步的一个标志。

人类本来是一个整体。文学作为人类精神的一种结晶，伟大的优秀的作品，本来就应该属于整个世界。这便是我作出的这番历史回顾后的结论。

[1]1992年5月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东亚系的演讲。

第6讲　红卫兵行为分析[1]

本人将重点围绕1963年、1964年《人民教育》杂志发起的对“母爱教育”的批判，来谈谈“文革”前中国教育与红卫兵行为方式的渊源关系。

1

1966年5月下旬，北京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等校的一些学生，成立“红卫兵”、“红旗战斗小组”等群众组织，在校内开展批判活动。6月、7月，首都一些学校学生纷纷效仿。7月28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写信给毛泽东，并寄去《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再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两张大字报。8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热烈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消息传出，首都中等学校、高等学校普遍建立起冠以“毛泽东思想”“毛泽东主义”等各种名称的红卫兵组织。

毛泽东在8月18日首次检阅红卫兵之后，红卫兵组织迅即遍及全国。

史无前例的红色风暴顿时冲击着整个中国。

1966年5月在北京开始兴起的红卫兵运动，对中国政治、文化、社会产生巨大的冲击。在红卫兵运动高潮时，从大学、中学甚至到小学，不同年龄层次的学生，都不同程度表现出疯狂的领袖崇拜热情和野蛮的人性。对干部、老师、知识分子、名人进行抄家、揪斗、殴打，采用各种惨不忍睹的手段。如用图钉往老师脸上钉等。因此，不少“文革”研究者认为，红卫兵运动乃至“文革”，是人的兽性大暴露。

为什么只有十几岁的红卫兵们，会突然间表现出这种野蛮行为？1995年，我曾在一篇关于红卫兵的文章中这样写过：

从年龄上看，红卫兵中的大学生或者中学生，大都成长于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之后。在开始接受教育的年龄，此起彼伏的政治斗争、世界风云变幻，便构成了他们历史性格孕育、生长、定型的背景。……在他们的眼睛里，父辈的生存方式，从来离不开批判、斗争、革命，社会生活中，人之间来不得半点温存——那简直是不可取的奢侈，更不能允许毫无政治原则的妥协——那绝对是必须抛弃的软弱和政治上的不坚定。从此，人细腻而丰富的情感，渐渐变得简单而粗俗，阶级斗争的目光和心理状态，把生活万象，把他们的性格，也笼罩上你死我活的热衷斗争的阴影。（1996年《残缺的窗栏板》）

究其原因，“文革”前几年在中国各类学校开展的政治教育中，批判所谓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和人性论，强调阶级和阶级斗争，强调学生的战斗性和反抗精神，对少年儿童的性格和思维方式的形成，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结果，红卫兵运动兴起初期，野蛮行为大行其道，兽性被当成革命造反行为，被看作是“做革命接班人”的最好表现。

3

在谈及1963年对“母爱教育”的批判之前，有必要先对1949年中国教育体系的构成做简略描述。

在1949年之前的现代中国教育，学校大致分为公立学校、私立学校、教会学校三大类。这些学校各自有自己的教学方式、教材、教师构成。考试、招生相对独立运行，教师的聘用也是比较自由的，流动的。

1952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年之后，以上情况开始改变。1952年9月10日，教育部发出指示：决定自1952年下半年至1954年，将全国私立中小学全部由政府接办。在此前后，教会学校也相继停办，一些著名的高等教会学校，在高等学校院系调整被合并至其他公立高校。如北京的辅仁大学被停办，燕京大学合并于北京大学，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停办，其文科调整至复旦大学。据1953年10月11日中国政务院颁发的本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方案称，至1953年底，一般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工作基本完成。

因此，自1953年起，中国的学校基本上均属于公立性质，也就是说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每个教育层次和环节，都由政府统一管理，实施统一的教育方针、教育思想，这为党和政府加强对学校的领导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强调政治教育成为“文革”前中国各类学校的首要任务。

从1950年批判电影《武训传》开始，到1954年批判胡适、1955年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1957年反右运动，以及1957年10月高等学校学生中掀起的红专大辩论高潮，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教育界的突出政治的气氛越来越浓，无论小学、中学还是大学，文化知识的学习，不再放在突出的、首要的位置，相反，配合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成了教育的重点。

1962年，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二中全会上突出强调阶级和阶级斗争，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从此时开始，中国的学校对学生的教育便愈加政治化，对所谓资产阶级的人性论的批判，也就从文艺领域延伸到教育界。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人民教育》杂志在1963年发起了对“母爱教育”的批判。

4

1963年5月，《江苏教育》发表《育苗人》一文，介绍南京师范学院附小教师斯霞精心培育学生的事迹。后将此文改写为《斯霞和孩子》，发表在5月30日《人民日报》上。这两篇文章都强调教师要以“爱心”爱“童心”，儿童“不但需要老师的爱，还需要母爱”，教师“像一个辛勤的园丁”，“给我们的幼苗带来温暖的阳光，甘甜的雨露”。

10月，《人民教育》在同期刊物上发表《我们必须和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划清界限》、《从用“童心”爱“童心”说起》、《谁说教育战线无战事？》三篇文章。这组文章以讨论“母爱教育”为题，认为所谓“母爱教育”就是资产阶级教育家早就提倡过的“爱的教育”。说它涉及教育有没有阶级性，要不要无产阶级方向，要不要对孩子进行阶级教育，要不要在孩子思想上打下阶级烙印。随后，围绕着这些问题，在教育界掀起了一场关于“母爱教育”的讨论和批判。

《人民教育》是由教育部主办的刊物，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代表教育部的声音。

在《我们必须和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划清界线》一文中，作者认为：

学校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而不是像园丁在苗圃里随意地培育着幼苗、花朵。

从这一观点出发，作者认为，对学生应该实施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爱憎教育，而不是人道主义的母爱教育。他说：

“不能用所谓的母爱，泛泛的爱来爱孩子和教育孩子。爱和憎总是有阶级性的。”

“要以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来武装儿童，要他们起来反对一起剥削和压迫，要他们憎恨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憎恨阶级敌人，而热爱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

在《从用“童心”爱“童心”说起》一文中，作者认为：我们拒绝以“童心”爱“童心”的说法，因为它会引导我们陷在“人性爱”的污泥之中，会把我们领上“为教育而教育”的歧途。但是，应该肯定：人民教师要热爱儿童。这种“爱”，是从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发出来的，是体现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的精神的，是爱国主义的表现。因为这种“爱”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它就服务于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不是脱离而是紧密结合现实的阶级斗争，以无产阶级的思想品德教育儿童，不要尽领着孩子们“为小白兔的病痛而流出同情的眼泪”，需要培养下一代敢于和剥削阶级影响作斗争的精神。

《谁说教育战线无战事？》的作者这样指出：

阶级教育是思想教育的核心。我认为，从孩子懂得要区分好人和坏人开始，就要适应他们的理解能力对他们进行阶级教育。离开了阶级教育这个核心，什么教育学生守纪律、有礼貌、团结友爱、不骄傲等等，都可以变成资产阶级教育，和资产阶级教育没有区别。

《人民教育》发表这三篇文章后，据编者称，在几个月时间里，编辑部收到近千件来稿来信，多数赞成这些文章的论点。将近一年后，1964年10月，《人民教育》发表关于这次围绕“母爱教育”的讨论发表综述，再次强调：

“我们的教育工作是阶级斗争的武器，学校教育不能脱离当前的阶级斗争。”

“是为了革命而爱孩子，不是为爱孩子而爱孩子。”

“同伟大的无产阶级的爱比较起来，母爱只能是渺小的，而决不是什么伟大的。”

5

从以上的叙述不难看出，针对少年儿童的母爱教育而展开的批判，突出了对学生们阶级斗争观念的灌输，把普遍存在的人性爱的教育，扭曲为憎恨教育。这样，便使得不同年龄层次的学生在接受教育时，容易接受所谓无产阶级的伟大的爱、革命的爱，而漠视人与人之间的日常生活的爱，在校园里，尤其漠视师生之间的爱。

革命、政治、阶级斗争成了他们成长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思想内容，所谓无产阶级的伟大的爱、革命的爱，进而具体体现为对毛主席的爱。于是，对毛主席和革命的态度，便成了这些学生们爱与憎的唯一评判标准，日常生活的爱的情感也渐渐被视为奢侈的、不应该拥有的情感。

在谈到对母爱教育的批判的同时，还必须注意到当时中国正在兴起“学雷锋运动”。从雷锋个人来讲，本身是道德上的一个楷模，时刻想到别人，为大家做好事，这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是值得推崇的美德。但我觉得，如果从当年的历史背景来看，从后来形成的红卫兵群体的特征来看，从个人崇拜愈演愈烈的事实来看，也许在毛泽东本人，开展学雷锋活动关心的不只是道德范畴。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是在学雷锋之后形成的。大跃进、人民公社，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在党内受到了很大的压力，其他人对毛泽东是批评的。毛泽东借助林彪在部队的影响开展学雷锋活动，这个背景今天我们是不能忽略的，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一代学生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为“文革”的爆发打下了基础。

对于雷锋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做一颗螺丝钉、做好事的道德形象，他的负面是不动脑筋，是纯粹工具论的具体体现；另外一种解释是林彪的题词：“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把雷锋变成对阶级敌人仇恨，对毛主席无比忠诚的形象。这种忠诚只是对毛的，甚至都不是对党的。我们“文革”开始之初，苏联的《真理报》发表文章，说红卫兵是与沙皇的红侍卫一样，是最高元首的私人部队。

正是在这样一种教育氛围中，十几岁的学生们开始形成红卫兵的情感模式。同情心不再被肯定，善良不再被肯定，相反，无情被当作革命的坚定性，野蛮被看作革命者应有的勇敢。当这样一种情感和道德观形成之后，他们顺理成章地走到了造反的前列，成了最为狂热、无情、野蛮的一代青年，成了“文革”爆发初期的叱咤风云的一代，成了这场革命的工具。

这样的红卫兵，不会意识到他们所做的一切是违反人性的。因为在他们形成的观念中，只有革命的情感才是崇高的、才是值得肯定的。

由此可见，当我们探讨红卫兵运动兴起的原因时，应该注意到从小学教育开始所发生的对母爱教育的批判，注意到红卫兵的人性扭曲，绝非完成于一夜之间。

[1]2002年1月在日本京都“六十年代世界青年运动的回顾与研究”研讨会上的讲演。

第7讲　《读书》与启蒙时光[1]

主持人（万圣书店总经理刘苏里）：今天下午是一个阳光娇媚的下午，阳光非常好，人们心情容易好。但是回忆起启蒙时光，我们可能会有另外一种心境，我们从图片、手稿、当时的签名的原件，我们能感受到一种历史的沧桑，还是有很多感慨的。

今天在座有很多朋友也是从那个时候跟《读书》成长过来的。

我再多说一句，整个展览以及活动，沈昌文先生一直在幕后指点我们，因为大家知道《读书》杂志，特别是启蒙时代的《读书》杂志也是跟沈公整个工作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下面大家欢迎沈公。

沈昌文：我是《读书》杂志的老兵，1980年进的《读书》杂志，当时四五十岁。有各位老前辈支持，勉强把这个杂志好歹办下来了。

《读书》杂志当年全靠一些老前辈，这些老前辈的大名待会儿陈列里面有的。我们陆续会请一些老先生来给大家讲一讲当年的故事，当年如何奋斗。当年《读书》杂志起来都是一些老前辈的支持的人，都是出版界的高官，因为文化大革命被打入牛棚，刚从牛棚里放出来等等，后来他们都担任重要的工作了。比如二陈，陈翰伯先生是当年出版界的最高领导，1985年他逝世，始终是最高领导。陈原先先生不但是出版界的，而且是国家语言委员会的主任，也是最高领导人。很多老人对《读书》有兴趣，做了一阵另有重用了，所以具体工作都让我这个小辈来做了。我是小半拉子，我当年是他们的秘书，我做过他们很多人的秘书，包括陈翰伯、陈原，我是他们的秘书，我是管给他们修铅笔，准备纸张，发言的时候做技术等等小秘书的事。

可是有一位老人最奇怪，从《读书》创刊一直到今天，今天都连我都退休了（兄弟今天已经74岁了，已经退休多年了，已经是下岗职工了），可是还有一位老先生始终坚持直到最近一期的《读书》，他为《读书》不断地贡献自己的力量，而且不求闻达，做《读书》的最平凡的事情，就是丁聪老先生。他老先生不仅使每期《读书》大家都看到有画，而且有一件事情你想都想不到，在座是不是有管出版，懂出版的？版面是他画的，画版式是他画的，那是非常平凡的活动，这篇文章占两面半，占三面等等，加一个标题是横排、竖排等等这些都是我们丁老前辈亲手办的，他今年八十九岁了，还在亲手办这个事情。丁老对《读书》实在是感情深厚。

另外一位，就是李辉先生。李辉先生也是一直支持《读书》杂志工作的，而且他现在还在继续关注。今天特别请两位来跟各位见面。

下面请李辉先生演讲。

一

前天挺突然的接到约请，我觉得我不是很合适来谈《读书》的一个人，因为我不是一个骨干作者，虽然也在《读书》发表过一些文章，但不属于《读书》的主要作者。苏里先生说，你还是来吧，因为你是《读书》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

这话打动了我。我想，应该说我从《读书》创刊到现在一直是它的目击者。我从来觉得我自己不够当一个现在很强调的民间思想家或者是学问家。我说我不是思想家，我也不是学问家。我的职业是记者，我从小很向往就是作一个记者，我要是能做好目击者或者忠实记载者，我就完成我这一辈子的使命。我现在说“我这一辈子”还比较早，尤其在丁老面前。

启蒙时代问世的一个刊物，它发展到今天，而今天的时代又被说成是后启蒙时代或者后现代。这种术语我不管它了，我就讲我所经历的当年《读书》产生的时代。那个时代和现在这个时代已经显得很遥远。过去我们经常讲到“文革”，或者讲到抗战，“八年抗战”，“文革前十七年”和“文革十年”，我们都觉得这个时间段很长。当我们自己走过来之后就发现，实际上这个十年、十五年的时间段过得都是很快的。从我本人来讲，1979年《读书》创刊的时候我正好在上海复旦大学念二年级，现在一转眼二十几年了。我最早在《读书》发表文章大概是在1989年，现在一转眼也十五年了。

时间确实过得很快，就像我在《和老人聊天》一书中说的。我经常和老人在一起，他们都是九十几、八十几，他们老把我当成小孩看，自己有时候觉得自己很小。但事实上在报社一排辈分，其实我是“文革”后最早一届的大学生。我是1977年的冬天参加高考，1978年1月份进入上海复旦，现在也年近半百，今年本命年也是48岁了。我想其实时间真是过得很快，在我年近半百时来谈《读书》，我也有点像老人怀旧的感觉了。

我想就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来讲讲《读书》。讲我自己高考上大学之后经历的一些情况，讲《读书》创刊的历史背景，比我年纪大或者跟我年纪相当的人知道这些情况，再年轻一点不一定知道了。

我1982年到了北京之后，在《北京晚报》当记者几年，后来在《人民日报》做记者和文艺版副刊的编辑，那个时候“《读书》日”经常去参加，还有一些沙龙的活动也参加。还有，后来我和《读书》杂志社几位健在的老先生都有比较多的来往，而且帮他们做文字整理工作，像冯亦代先生的许多日记都是我帮他整理的，像丁先生帮他做一些电视片。我还写过一些文章，包括促成沈先生的《阁楼人语》出版。我和《读书》是这样一种特殊的联系。

“文革”后恢复的第一届高考是1977年的12月，我的准考证，我上大学的复旦大学的通知书，夹在第一本从家乡带出来的地图册里面，一直留到现在，印象很深。1978年对中国非常重要的事件就是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真理标准的讨论才是真正“文革”结束后的一个转折点。在这之前，基本上是“两个凡是”这样的观点占统治地位。1978年的真理标准讨论，在学校当时是轰动很大的，和北京的西单民主墙一样，当时复旦校园到处都是大字报，这是当时思潮的积极影响。真理标准讨论之后才开始一系列政治上的平反。在1978年之后，右派的平反和胡风冤案等等这样一些冤假错案的平反，还有刘少奇、彭德怀，包括薄一波等人的“六十一人案”的判错案件，等于是1978、1979、1980这三年是中国整个民族精神和民族解除枷锁的关键三年，而这三年恰恰是《读书》从筹办到创刊，到它为读者所接受的三年。这三年正好又是我在大学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1981年底就毕业了。

我想思潮影响不用多说，因为我们多年是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阶段，对中国的知识分子迫害，对生产力限制，种种这些东西都是在“文革”结束之后才有可能把它来一个扭转。应该说，1978、1979年精神上感觉到最为舒畅的应该说是知识分子，因为从1955年的反胡风到1957年反右，在中国受到打击最大的是知识分子，五十几万的，还有受牵连的何止百万、千万，这样一批大量的知识分子在1978年后得到平反，这个时候对新时代的追求就是愿望非常强烈。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像陈翰伯先生、陈原先先生这样五四时代培养的一批传统知识分子，他们走到了时代的前列。包括一些重要的作家，比如巴金先生等，也都是在经过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很多文章都是那个时候发表得比较多的。

我们当时在学校还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就是没有书读的时期，我一来到这里，就注意到画板上张挂的华君武先生画的排队买书的漫画，我们在复旦1978年都经历这个阶段。我记得我们1978年2月份进校，才开始见到出版一些新的名著。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绿封面的《外国短篇小说选》的上卷，当时有消息说在学校里的新华书店卖，书店很小，从半夜二三点开始大家都去排队，一直排到至少有二三百人，就是为了等一本书。

举这个例子是要说明，那个时候从一个无书可读的一个时代，到《读书》号召读书无禁区的变化，也就是不到一年的时间。当时我们一是排队买书，半夜起来排队买书；一是每天的早中晚有三次抢着到图书馆排队，占座位。那个时候学校图书馆的座位不多，像我们那一届基本上是老三届居多，我在班上算年龄不是很小的，多年没有读过书的，而且觉得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在这种情绪感染下都是想多看书。图书馆位置不够，怎么办？我们五六个人一个宿舍的，今天你负责到图书馆排队，明天他负责，在图书馆门开之前大家也是排很长队，从大厅一直排到外面的马路上，一排就是几十、一百人，排进去之后把书包一扔，三个位置占好了。

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当时没有书可看，我们现在书太多了，看不过来，这个变化是非常大的。那种情况下《读书》的创刊，提出来读书无禁区，对我们当时在学校读书的人来讲非常有震撼力和号召力。我们进入大学的时候还没有教材，“文革”后期的教材，作废了，有的文学史也不是像样的。当时我们上一天的课，下个礼拜才把下个礼拜的课印出来，作为提纲，我们学党史的时候还要讲刘少奇，因为他没有平反，还要讲彭德怀，还要批判，老师也很为难，以批判的语言谈到刘少奇。第二个星期中央文件给他们平反了，教科书又要改。我们那个时候是没有教科书的年代，也没有书读的年代！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老先生，以陈翰伯、陈原先生为首的这一代老先生，创办了《读书》，应该说他们是我们中国当代应该重视的一批老先生。

二

最近北京《新京报》创刊之后，他们做了一个栏目叫“文化名人之后”谈他的父辈，他们选择一些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很重要的文化人，由他们的后代，像朱光潜的孩子、像沈从文的孩子这些人来谈他们长辈。五四时代的精神脉搏，后来基本上衰微了。到“真理标准讨论”之后实际上才开始和“五四”的精神，和“五四”那一代人恢复了一种联系。而这种联系靠一批老的知识分子做排头兵，做先导，做呼唤，呼唤的一个载体就是《读书》。我想，看《读书》的产生，应该放在这样一个历史阶段，而不仅仅是一个1978、1979年单独的一件事，要把它再看得更远。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凝望雪峰》，他作为鲁迅的好朋友，后来成了右派，一直是不得志。我们仔细看毛主席一方面评价鲁迅，但鲁迅所做的一切基本上在延安都消失了。“五四时代”成长起来的一批优秀的知识分子，后来不少都是右派，或者“文革”中受到冲击。到了1978、1979年之后，是他们重新出来，站在时代前面给我们推出一个《读书》杂志，给我们提出来一个“读书无禁区”的口号，这个口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下一个划时代的意义的口号是什么？很难说。从我这个年龄，比我年轻的，三十岁、二十岁的对老知识分子不太理解，实际上他们现在都是受益者。没有当年老知识分子给我们在前面以他们的生命和大好年华做代价，不会有我们现在年轻人这么丰富的状态，有这么多的书可以看。我们不能割断历史。而我们过去中国吃亏永远吃亏在割断历史，永远吃亏在我们高高兴兴看我们眼前的事情，把过去的事情忘了。我们老一代的知识分子他们本身也有很多缺点，不可能没有缺点，我们本身有很多缺点，他们也有。像冯亦代先生，我整理他的一本当“右派”后的日记《悔余日录》，认为自己非常落后，他写到的人全是用批判的眼光看，认为自己真是对不起党，自己错了。

我们看他的日记，我们能因为这个瞧不起他们，或者贬损他们吗？我说不，这些老先生他们能够活下来，在那种情况下看书，翻译，用他们的精神，给我们提供一个新的天地，这对我们年轻一代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我非常感激老一代的知识分子，“五四”培养起来的知识分子，从他们身上，我们感受到“五四”，而且接受到他们的提出一些解放思想和一些学术见解的影响。

说到学术和思想的见解，前面讲了我们经历了一个无书可读的年代。还有另外一个状况，就是当1978、1979年思想解放的大门一开，又一种新的情况，当时在校园出现，就是从过去的启蒙主义的思想、人道主义的思想，再早文艺复兴的东西，还有后来弗洛伊德的文学，很多我们不准谈的西方思潮，在半年之内全部涌到校园，眼花缭乱。确实，我们过去很多东西被阉割、封闭，不让谈，到1978、1979年很多年轻老师开一些新的课，讲一些新的知识，其实，说新也不完全是，有很多知识在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四十年代都已经介绍到国内来了，像萧乾先生1946年就大量介绍过意识流的作品，但后来这个流派慢慢作为反动的、腐朽的资产阶级学说不让介绍了。

到了1978、1979年之后大量的西方的观点、西方的学术、思想，包括像《读书》八十年代初最早介绍新的思潮，也是在一两年中全部推到中国来。这种情况下我们又需要导师，我所谓需要导师并不是大家没有选择的能力，而是在外来的思潮越来越多、学术越来越多的情况下，我们也还需要一些有学问的人给我们来上课。这种上课不是课堂上老师板着面孔，一是一、二是二的上课，还是要有娓娓动人的叙述和介绍。这种情况下《读书》上的文章应运而生，这对我们年轻学子在文风上影响也是潜移默化的。

1982年我到北京工作，分到《北京晚报》做文化记者。当时我们《北京晚报》跑文化两个记者，我是负责电影、音乐、舞蹈、文学和出版，跑的面比较广，同时因为在大学也写一些现代文学方面的论文，所以就和《读书》一些编辑也有一些交往。

那时候，《读书》编辑部就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楼里面，五十年代的旧楼，“《读书》日”最早不是在咖啡厅，我记得在一个会议室摆一圈书，每个月全国各地出版社把自己最新的书提供给《读书》杂志，然后《读书》杂志把它摆在桌子上，很大一圈。不少老先生也去，我们北京一些年轻记者也去。大家看，哪个作者看重哪本书，有可能看，或者有可能写，你就把书拿走。

后来“《读书》日”搬到了咖啡厅，在东四路口的一个咖啡厅。大家去了之后，不同的人在一起谈不同的话题，有的时候有一个集中的主题，有的时候根本就没有，给大家提供一个见面的机会，这样一直到八十年代末，坚持得比较频繁，九十年代相对少一些，偶尔有一些，不是很频繁了。

我到了北京跟《读书》的联系主要还是从跟一些老先生的联系开始对《读书》有所了解。我最早在《读书》上写文章，是写的关于周扬的文章《摇荡的秋千》。陆续大约发表十几篇吧。

从我个人感受来讲，他们提出“读书无禁区”这样一种理念、口号之后，他们身体力行做这方面的工作，从沈先生的《阁楼人语》书里面可以大致了解到历史的变化脉络。

三

九十年代初到现在，中国发生了很大变化，和当年《读书》创刊的时代背景应该讲完全不一样，但是我想《读书》很多精神应该还是延续到今天的，尤其对于我们这一代的知识分子，还有再年轻的。实际上，我们都是从《读书》创刊这个时代走过来的，或者是《读书》所创造的文化精神的受益者。最早创刊《读书》一个口号，是要做成一个政治、思想的文化的读物。我们现在从网上议论应该讲，好像重点是把它放在文风角度上谈得更多一些的是《读书》的文体。我想这实际上也是不矛盾的，一个就是我们看《读书》，因为在八十年代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刊物，比如像文学上《文汇月刊》，对过去的历史进行一些梳理和回忆。还有广州的《随笔》杂志，侧重于文人的随笔，批判性的东西、回忆性的散文更多一些。北京还有个新闻时政与文艺结合的刊物《新观察》。

《读书》一直延续到今天。虽然它也是政治思想的文化读物，但是它把文化这个观念，或者文化这个理念，文化这种氛围做得非常足。文化是一种无所不包的东西，虽然有政治，有思想，有股份制改造的文章，也包括董乐山介绍美国一些文章，我认为都是政治分量是很大的。但是这些人又是文化人，而且沈先生他们作为编辑来讲，他们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巧，所以他们又介绍了政治、思想这方面的一些观点，同时这些文章本身，是有很高的审美性的，是有文化的味道的。

很多人的文章，在当时来讲又有见解，又有文化，不是那种很实的，不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读书》上一些文章，甚至对有些观点作者本人的理解也不是很深刻，找不到一种深入浅出的表达方式。《读书》当时的文章给我感觉是深入浅出，所以它有文化叙述委婉、含蓄的韵味在里面，另外它有很多闲笔，好像文章一开头，或者文章的结尾，好像是王顾左右而言他，其实有内容在。文章的高低，就看你有没有韵味，你有没有表达思想的能力，而《读书》当年的不少作者，他们文章非常有影响的，他们的文章本身绝对不是现在论文式的压缩或者仅限于观点的一种生硬阐述。好的作者，把他的见解和读书的感受融在一起，这种文章，介绍政治观点也好，经济学的观点也好，历史学的观点也好，它都不是单一的冲击力，它是综合性的。

所以，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读书》，给我们创造了那个时代的很好的思想载体。我们现在应该研究这个历史阶段，好在《读书》当年的这些手稿、信件都保留下来了。从历史的价值来讲，这些原稿有很重要的价值，同时，现在从文物收藏的角度来看，也是很好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

我们看展览，看当前一些作者的手稿，感受与简单地看一本书和听一些人的回忆是不一样的。我看最近一个刊物发表文章置疑历史宜粗不宜细这个说法，认为研究历史还是要从细入手。我很赞同。我们老喜欢大的命题。当然大的命题有的时候也需要，比如我们讲到历史，我们讲到启蒙时代，“启蒙时光”本身是一个大的命题，是一个大的题目。但是一个大的历史命题，或者当代命题也好，它是要靠大量的细节来填充的。如果我们对于细节都遗忘了，对细节我们都想不起的话，我们对大的历史命题的认识绝对会是一个虚假的认识，或者是一个不正确的认识。你比如像我们谈到“文革”，海外研究那么多，中国民间研究那么多，一个大的历史阶段，需要更多的细节来帮助我们了解和研究。

《读书》发展也是这样，《读书》二十年、三十年发展过来，它也是靠它很多细节来填充的，所以这些展览很多东西，很多文章过去我们都是看的刊物，再看原稿感觉确实不一样。

还要谈到关于细节问题，因为这几年我在做一个工作，我在做关于美国的《时代》杂志和中国的关系一个课题。《时代》也是刊物，跟《读书》一样。一个重要的刊物的重要性，就在于当时间流逝之后，再反过来看它这个刊物上所发表的文章，能不能被我们当代的人和后代的人不断来重复它，不断提起它和研究它。我选择的题目是《时代》杂志上的中国封面人物，从1924年第一次出现开始，到1997年邓小平逝世，中国大概有五十人次在《时代》封面上出现，这个跨度有七十年。到去年关于SARS封面，不是政治家封面，是群众一个封面。过去是政治家的，从吴佩孚、蒋介石、冯玉祥、毛泽东、周恩来，一直发展到林彪、江青、邓小平等。

研究这样一个大的时间跨度，看当年外国的刊物怎么介绍中国人物的，为什么选择这个人物，他选择这个人物的时候中国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还有哪些人物，按照我们观点应该上封面他没有上，为什么？孙中山去世他没上，我觉得很奇怪，这也是刊物的细节，这样的研究可以帮助我理解这个世纪。

我想《读书》是需要有研究的，我前些日子看到报纸上发消息，现在大学里面的博士在做刊物研究，研究《人民文学》、《文艺报》，有的人专门研究《文艺报》的评论员文章，把一个刊物作为博士生的课题来研究，这是大学研究的拓展。我想《读书》杂志非常值得研究，而且研究不一定非得是完整的研究，从创刊到当代，其实每一年刊物它也值得研究。

前几年我到瑞典隆德大学，一位博士研究阎锡山时代山西一个县的政权的变化。我们这里，动不动后现代，动不动跨世纪，我们很多学问为什么不做得更具体、更扎实一些？我在想，这次关于早期《读书》的展览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机会。《读书》某些手稿，某篇文章，甚至关于《读书》创刊号本身，创刊的前前后后，创刊号上出现这些编辑和作者，这些人的来龙去脉，后来的命运发展，我觉得完全可以做成一本书非常棒的、1979年中国断代史类型的一本书。

来参观《读书》的展览，参加万科和万圣联手举办的这么好的一个活动，我很荣幸地应邀来讲一下“《读书》和启蒙时光”。至于我个人我就不讲了。如果这个展览能够让更多的读书人，更多的做学问的学生，能够找一些好的角度来做文章，应该说非常有功劳了。

[1]2004年8月在北京万圣书店的讲演。

第8讲　黄永玉：潇洒八十[1]

黄先生已经不是第一次在香港举办个展了。香港对于他的一生艺术的发展有着特别意义。他一生中的第一次展览就是在香港举办的，那是在1947年，五十七年前，将近六十年了，几乎一个甲子。当年年轻的二十三岁的小伙子黄永玉，今天已是整整八十的老人了。今天，在香港，八十岁的黄永玉再次举办个人画展，和五十七年前的第一次的画展正好是一次美妙的衔接，为他风雨坎坷中走过来的这些岁月，为他为艺术探索付出的艰辛努力，提供了最好的证明，也给我们认识他的人生，认识他的艺术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我不知道在座的有哪位先生有幸参观了他的第一次画展，在一张当年的照片上，我们可以看到他当年风华正茂的模样。

三十年代起主编《良友》画报的马国亮先生，比黄永玉年长十几岁，在1947年黄永玉在香港举办画展之前，他就已经从《大公报》、《文汇报》上熟悉了黄永玉的木刻。他这样回忆：

报上经常发现有署名黄永玉的木刻，多半是少数民族题材，富有民间情调的作品。构图严谨、线条流畅。我喜欢这些作品，我把它都剪贴下来。我认识许多木刻家，例如和鲁迅先生一起拍过照的我都认识。只有这个黄永玉，我从未听说过。不久报上刊出他的画展消息。我按址前往参观。有人给我介绍这位木刻家。我意外地发现，他竟是这样年轻，和他成熟的作品很不相称。

这是马先生在八十年代的回忆，提到他第一次参观黄永玉先生在香港画展的印象。

当年的黄永玉只有二十三四岁（他是1924年出生的），到现在已经是八十岁了，半个世纪过去了，他的艺术作品有非常大的变化，很丰富。他当年的作品主要只有木刻。很幸运，我是在一个月前，在大陆有一个买旧书的网叫孔夫子网，我在网上买到一本1947年的一本老杂志，叫《人世间》，这是丁聪、冯亦代和马国亮先生编辑出版的。这里面正好有当年黄先生发表的木刻作品，这就是黄永玉当年在刊物上发表的最早的作品，当时主要作品都是这种风格。黄先生的艺术是从木刻开始的，而到了八十岁的时候，在香港再次举行他的八十艺展，大家会惊奇地发现他的艺术门类竟是如此的多，从木刻发展到中国画、油画、雕塑、漫画等等，另外，还有文学上的一些创作。

他的一生非常潇洒。那么，从明天起，我们在展览上会有另外一种发现，八十高龄的黄永玉自然很成熟了，但他还是显得很年轻，他的艺术还有着青春的活泼。

永远的漂泊者

黄永玉先生1924年出生在湖南湘西凤凰，十二岁就离开了家乡，他的前半生主要是在漂泊之中。我第一次和黄先生回到他的家乡是1989年的春天。从长沙开车到常德，再到张家界，再到吉首，然后到凤凰县，一路上听他讲了很多当年离开湖南到江西福建流浪的故事。到了凤凰后，黄先生的弟弟给我讲过一个故事，说是黄先生的母亲告诉他的。当时黄先生是在常德出生的，出生几个月之后就随着父母回湘西。在路上，坐船，当时他的父母都是老师，算是有钱人。有土匪要打劫，黄先生的父母赶快把黄永玉放在一个大树洞里藏起来，但是不敢让他出声。土匪追来之后，就问船夫，他的母亲说往另一个方向去了。如果这时黄永玉要是发出声音来的话，他们很可能会来绑票。黄永玉很乖地躲在洞里面，几个月的小孩没有出声。土匪走了之后，母亲才把他抱了出来。

这个故事对于黄永玉先生是有象征意义的。他一出生，就在一个混乱的背景下生存着。但是从小他都是自己在主宰着。我是这样理解他的。不管中国的局势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他总在把握自己的命运。从后来的发展也都可以看出来。无论是从他抗战时的流浪也好，到1945年、1946年内战之后又到香港，又到台湾，又被迫逃离台湾跑到香港，然后到1953年离开香港回到大陆，经过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尤其在“文革”期间，挨打、被批判，然后又到干校里边去劳动改造，到七十年代刚刚出来可以画画的时候，又批判他的“猫头鹰”是攻击社会主义。然后到八十年代生活相对稳定，但后来又经过1989年的政治风波的变化，他离开北京，到香港，然后又到意大利。他的一生总是在不断地漂泊着。漂泊对艺术家来讲应该说是一条很好的道路。这里并不是说艺术家都要去漂泊，但艺术家没有这样的一种经历的话，就不会有很多新鲜的感受。我想这个问题要回到中国的五四运动文化的变化，从五四运动以来一个很大的变化是青年人离开家庭，从巴金的《家》里我们就可以看出，觉新是一个不能离开家庭的人，觉慧要离开家庭，背叛家庭。五四运动最大的是个性解放、婚姻自由和反对家长制。1919年之后，青年离开父母、离开家庭。有的是家庭的原因，不得不离开；有的完全是自己的选择。萧乾先生曾经在1927年离开北京，漂泊到汕头。萧乾先生是中国的一位有名的作家，记者，也是沈从文的学生，和黄永玉先生也是很熟的。他曾经写过这么一段话，是他在1927年流亡到广东之后，在汕头教书，和一个女学生谈恋爱，后来根据恋爱的故事写过一个小说叫《梦之谷》，在文学史上是很有影响的。当年香港的一位文学史家司马长风先生的文学史把它列入抒情小说中的代表作之一。后来在大陆也拍出了电视剧。他流亡到汕头后写过很多日记。这些日记没有出版，八十年代我的第一本文学传记写的是萧乾，萧乾先生曾把日记给我看过。我整理了一些他的日记，其中有一段专门谈到五四青年漂泊的一个特性。萧乾先生在日记本上是这样写的：

近代中国青年一种很好的现象，就是以漂泊为快乐，把一向认为‘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的观念已经扫除。在作品里常见到什么《流浪》啊，《漂泊记》啊，这是可乐观的现象。惟愿有正大的趋势。

这是萧乾在二十三岁时在广东写的一段话。那一代的青年把漂泊作为一种快乐，一种认识世界，认识未来的方式。黄永玉先生就选择了一种漂泊的方式。他十二岁就离开了家乡。沈从文先生是他表叔，沈从文先生也是十几岁就离开了凤凰，在湘西地方武装中当文书，其实也还是一种流浪漂泊的生活。到二十岁就离开家乡到了北京，1949年以前沈从文先生也一直是在漂泊的，在漂泊中他写出了对湘西凤凰的那种深刻印象的作品。黄永玉在十几年之后，1937年他也离开了家乡。当时离开凤凰，一是五四时代中国许多知识分子有漂泊的一种愿望和一种时尚，同时又有湘西凤凰的一种传统，因为湘西凤凰是一个少数民族和汉族交界的地方，他们也是出外漂泊，出外闯天下。在漂泊过程中，黄永玉先生开始了他的认识人生的一个方式，同时也开始了他的艺术探求。黄永玉先生先到江西，后来抗战爆发是在福建厦门的集美学校。集美学校从厦门抗战，日本人进攻厦门后就搬到了山里面——安溪。在那里开始学习木刻。黄永玉先生一生走过很多地方，包括厦门，安溪、仙游、江西，再到上海。

在漂泊中黄永玉先生的性格开始体现出来。什么性格呢？我认为他的漂泊不仅是生活变化的一种不断的选择，也是他艺术上开始形成一种选择。他从来不安稳于一种艺术方式。这是我理解他漂泊的双重意义。明后天的展览我们就可以看出八十年来他的整个艺术的变化是多么的丰富多彩。最早是木刻，然后到五十年代，之后是中国画，然后是油画、雕塑这样的一种发展过程。而在中国画、油画中本身的形式也是在不断地变化。从漂泊的意义上来讲，他和沈从文先生是有所不同的。他们同样是湘西出来的两代人，但他们有区别。沈从文先生一生对文学充满执著的追求，二十岁之后相对地来说，对性格的形成和修养已经固定，沈从文的性格就像水一样，有一种外表的温和和内在的坚决。黄先生的江湖气要超过沈先生。

这一点，从文学作品中也可以看出来，沈从文先生传统的东西和古典的东西文字上可能要多一些；黄永玉先生这种对艺术的敏感性和做人的风格，野性的东西要比沈从文多。沈从文作品三十年代写湘西用一种很抽象美来回忆湘西生活。而黄永玉先生在他早年时他没有把回忆停留在一种纯粹审美的阶段，而是在不断地刺激和发展。从这一点上来讲，我认为他和沈从文先生是有所不同的。他的漂泊是以一种更调皮、更活泼、更张狂的一种性格来面向社会的。他的漂泊的意义和性格的形成和沈从文先生是有所不同的。而这种东西一直延续到他的晚年。沈从文先生在四十年代之前的时候，还是有他不安分的一面。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平和，或者不安分》，因为我们从八十年代之后对沈从文先生的评价基本上是选择他的一种文人的那种安于寂寞，和他的比较温和的一面。汪曾祺先生对他的评价就是强调这样一种性格。四十年代之前沈从文先生还是有湘西人那种倔强、和他不安分一面。但到1949年之后，基本上是以一种很平和的态度来面对社会对他的一些压力。而黄永玉先生，我认为到现在他和早年的性格还是基本相同的，无非是外界有什么变化之后，或因地位发生变化之后，有不同的表现形态，但骨子里面还是一样的。

黄永玉先生自己也谈到了，他说到沈从文：

他不像我，我永远学不像他。我有时用很大的感情去痛恨一些混蛋。沈从文是非分明，但更多的是容忍和原谅。所以他能写那么多的小说，我不行。愤怒起来，连稿子也撕了，扔在地上，践踏也不解气。

前几年我写过一本关于黄永玉的画传，叫《走在这个世界上》。我当时写这个名字时，现在看，我觉得这个名字比较平淡，但放在他身上我觉得还是比较合适的。因为他一生都走在这个世界上，而且现在还在走着。有很多的画家、艺术家在功成名就之后，基本上就放弃了一种探索，而黄永玉先生还像年轻人一样富有朝气，那种超脱的、野性的东西永远存在于他的身上。这是我对他性格的一个总体的理解。

这个12岁开始漂泊的‘浪荡汉子’，还在向前走着。面前的世界很大，很丰富，也很艰难。他还能像以往一样走得那么潇洒，那么充满自信吗？他还会继续把惊喜再度放在世人面前吗？

这是我几年前所写的文章的结尾。五年之后，他在画画上又有新的想法，后天的展览我们就可以看到他是否把新的惊喜放到了我们的面前。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

此生悠悠故乡情

第二个题目我想从他家乡的情感来谈一些想法。我是1985年前后认识黄先生的，从那时开始，他每年都要回湘西凤凰。他告诉我他回去之后很快乐。他说我的家乡太好了，太美了。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想法，都是认为自己的家乡是最好的。后来因为读过沈从文先生很多写湘西的作品，《湘西散记》也好，《边城》也好，《萧萧》小说也好，对湘西是有一种很美的印象。又读了黄先生写的《太阳下的风景》，关于沈从文的一个长篇回忆文章，也写到了家乡。但只有亲自和他回到湘西之后，多去几次之后，我才会感觉到他对家乡的感情是多么深地影响着他对人世的一些看法，和对艺术的一些想法。如果是喜欢文学的人，在沈从文和黄永玉两代人不同的文字中，湘西给我们的是一种很单纯的美，但她是充满活力的。

黄永玉先生文章里边讲他小的时候上学经常逃学。因为街上有许多丰富的东西吸引着他，比如说扎风筝的，画花的，画年画的，做小手工艺品的，包括庙啊，山上的树啊，他都觉得很有艺术的味道，包括凤凰城的水——沱江，他也认为是非常美的。这些东西对黄永玉这个从小非常敏感的艺术家来讲，是从最本质上影响着一个人的艺术感觉和情感。最早去他家乡时，白杨柳旧居的木板上还留着他几岁时画得很简单的年谱的画，写着：“要画画，拿笔来。”

他从小很喜欢画。画得很简单，但从民间艺术上他会感受到很多东西。我想他作为一个十二岁就离开家乡的人，多少年之后，他对家乡依然有一种浓厚的兴趣，说明家乡有一种特殊的吸引他的东西。吸引他的是什么呢，我一直考虑过这个问题。因为曾经也有记者向我采访提问，他离开家乡之后，他怎么会对家乡有那么深的感情，回忆得那么丰富，那么生动。我想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家乡确实有很多丰富东西让他难忘；一个是十二岁离开家乡之后，外界的一些变化和外界的世故让他更加认为自己家乡对他影响更深更刺激，两者结合起来，他是对家乡有一种特殊感情。有人也问是不是因为他在外边画画画不下去了，然后回到家乡，想想家乡的故事，和老人聊聊天，再离开家乡回到北京画画。这个问题不是这么简单。对于一个人来讲，尤其是一个艺术家来讲，童年的记忆和少年的记忆不是以时间的长短来计算的。不是说时间越长，对家乡的印象越深，或影响越大。不完全是这样的。鲁迅也好，郁达夫也好，很多大的作家和艺术家，往往甚至几年的童年家乡的记忆就能够影响他的一生。我是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他对家乡的一种热爱。我们看他很多的画，画上写的题跋，很多内容和家乡有关。他流浪了那么多地方，虽然也写了一些文章，比如他流浪到福建，也写了泉州，再到江西，这些都是十二岁之后的一些生活的经历，而这些东西都没有成为他回忆的最美好的部分。相反，我们看他画了很多的素描、国画，到了意大利之后又把欧洲与家乡比较，他所有的东西都是十二岁之前的记忆是最丰富的。

少数民族当时的一些庙会，最土的、最民间的东西，这些东西影响了他对色彩的选择和形式的选择。他最早画的是木刻，他开始学木刻时，他很本能地选择了苗族、土家族的东西。中国木刻的诞生是和革命联系在一起的，三十年代的木刻家以抗战为主题，以西方现实的东西为主题的木刻是最多的，而且影响是最大的。而黄永玉一开始木刻的创作，他的注意力不是他身边现实的批判的东西，虽然他也画抗战，但最多的恰恰是十二岁以前在家乡看到的苗族的东西。像马国亮先生回忆1947年黄永玉第一次在香港办展览的作品，都是木刻的作品，而当时的艺术家、评论家、观众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少数民族的题材。

黄永玉从小的生活影响他一生的艺术道路。家乡的意义不是一种简单的，一种温馨，一种父爱、一种母爱，或是别的东西，恰恰可以在黄永玉身上影响他艺术的选择。从一开始，他对文化的兴趣就十分浓厚。我是从这个方面来理解黄永玉先生与家乡的关系。

我们还可以看到，黄永玉不仅在艺术上和家乡有联系之外，当他自己成名之后，他和家乡依然是一种割不断分不开的关系。八十年代初他为家乡的开发做了很大的工作。吉首酒厂当年只有十几人的小酒厂，很困难。黄永玉先生把自己设计的中国第一套猴票（1980年）所得的报酬全部支援给酒厂。这个厂发展起来，做的湘泉酒，后来发展为酒鬼酒。黄永玉又凭借自己在北京的人际关系，帮忙推销酒鬼酒。一个很不起眼的酒发展到现在中国很有名的湘泉酒、酒鬼酒。从艺术的角度讲，他是在回报家乡。

凤凰在十几年前是一个交通很不方便、落后的小城。黄永玉根据自己多年在外的经验，对凤凰的旅游提了很多有建设性的建议。现在凤凰城里没有电线杆，所有的电线都埋在地下。在中国，像一个县城，有这种便于旅游的改进，是很少有的。中国很多古城，现代的和古代的东西并存，是一种不协调的存在。经过黄永玉先生的建议，把自己记忆中的湘西过去传统的东西和他对西方的了解相结合。过去凤凰有一座虹桥，桥上还有店铺。但在五十年代修公路时，把上面一层拆了。这座桥我是当年从沈从文先生散文里看到的。沈从文自传里写得很生动。我第一次去就只有石桥，店铺都没有了。黄永玉建议他们家乡这座桥应该恢复原样，根据自己的记忆，画了张图纸。现在凤凰根据这张图，重新修了。黄永玉先生亲自写对联。现在这座虹桥和沙湾的那潭水，构成了凤凰景点最美丽的地方。

家乡和他的关系是一种相互的影响。黄永玉说，家乡哺育我，我要用艺术来回报家乡。他是家乡一个不可缺少的人。到现在为止，他还是把家乡作为自己最根本的东西。他在家乡盖了房子，每年的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凤凰。从去年开始他又画了很多幅画，也是在家乡画的。看到这些画的专家也都认为他在色彩和构图上也有新的变化。而这些东西都是在家乡进一步发展的。他和家乡的关系是永远的。中国也好，世界也好，很多真正好的艺术家，都是和家乡紧密相联的。

有一些照片要展示给大家看。这张照片是我春节时到凤凰时照的，沈从文先生的墓地。这句话是沈从文在他的文章中写到的：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这是黄永玉先生为沈从文墓地写的墓碑。这可以体现出他们对家乡的一种特殊的感情。年轻时要出去闯天下，到老还是回故乡。这是沈从文先生一种壮志未酬的感觉。成功也好，不成功也好，家乡始终是他最后的归宿。我是从这方面理解的。黄先生为沈从文先生墓碑上选上这么一段话，我觉得非常生动，非常有概括性，既能概括沈从文先生，也能概括黄永玉先生和家乡的一种特殊的情感。

性情中人

我曾经说过，如果要给黄永玉先生写一个传记的话，是给自己一个最大的挑战。为什么这样讲，有很多因素。一个是我个人艺术的修养是不行的，写一个艺术家比写一个文学家更难。我在大学学的是中文系。我是“文革”后第一批恢复高考的大学生，在农村插队三年之后，1977年参加高考进入大学，我学的是文学。文学我觉得还敢把握，从文字到文字，从小说、散文，通过文字的东西认识作家，我觉得自己的把握还比较大。过去写沈从文，后来写萧乾先生，包括写《胡风集团冤案始末》，这都是纯文学界的人物，我觉得自己把握比较大。而写一个艺术家，对自己的艺术要求更高一些。但这还不是一个根本的原因。最根本的原因是黄永玉先生他的一生充满着变数。艺术的变化是很大的，每几年侧重于某一个艺术方面的探求，包括他的雕塑、漫画，包括文学的作品，一会儿是散文，一会儿是诗歌，一会儿是小说，而且还有长篇小说，这种变化是非常丰富的。这就要求你对传主的文学和艺术修养至少要有一个大致的理解和把握。另外，他和外界社会的变化，这个时段，中国艺术发生了什么变化，在这之间，是什么情况。三十年代中国木刻运动的变化，这个多少我还能了解，还能看出黄永玉先生与众不同的地方。而其他一些国画也好，不同派别之间，黄永玉的画处在一个什么位置，要讲到恰到好处是很难的。

同时黄永玉先生的性格也是有变数的。黄先生的变和中国时代的变化又是紧密联系在一起。因而要对他所经历的时代的特点有一个很深入的了解。抗战期间，1946～1947年从上海到香港，然后又到台湾，在台湾又是被通缉，上了黑名单而逃跑的。而这段时间他过去的回忆不是很清晰。最近他回忆当时到台湾去可能是执行地下党的什么任务。我也不太清楚，他回忆得不是很清楚。

到了香港之后，他和当时的左翼文化人是很密切的，当时在香港有徐迟、冯亦代、丁聪、潘汉年、夏衍，这都是很熟的人。这些人在1949年都回到大陆参加第一次文代会。我就问他，你当时为什么没有回来。他说我当时是可以回来，不知怎么又让我留下了。我说为什么让你留下来，他也没有说清楚。最近有一次聊天中他说：“我现在想留下来可能是让我监督某个人，可能是和台湾的某个人接触。”我问他是不是和情报有关，他说也不完全是。他那时二十几岁也不是很清楚的。我想他是用这种模棱两可的问答来掩饰什么，或者当时他真的不清楚。那个时候他的记忆不是很清楚。

他一生中还有很多的谜团还不是很清楚。西方写一个人的传记对原始资料非常重视，比如日记、档案、书信，这些东西是写一个著名的作家必不可少的准备。如果我们对一个作家、艺术家缺少原始的资料和档案，只能根据他自己的自述和回忆来写的话，很可能这个传记写得不是客观的，不是准确的，也不是丰富的。这些年也在为这个准备，我陆陆续续收集了一些有关的书信，目前也收集了上百封，有几万字，不同年代，主要是五十年代的书信，也不是很多。日记我从来没看到过。在台湾的活动，在香港的活动，包括后来“文革”期间的活动，最好有一些第一手的资料。

譬如“文革”期间他在“五七”干校劳动，七十年代批黑画的事件。这段时间我有比较充分的资料，因为这些年我一直在注意收集这方面的档案。在北京有一个很有名的地摊叫潘家园，经常可以买到一些流失出来的历史档案，我正好买到一批关于1973年批黑画的档案，这是当年主持批黑画的文化部的一个负责人，1977年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让他交代批黑画这个过程。那里面就提到了黄永玉、李苦禅、李可染这样一批当年受批判的画家。这个画当时江青是怎么说的，姚文元是怎么布置的，文化部怎么组织的，写了些什么文章，他都回忆得很清楚。像这个问题，写到1973年怎么批黑画，我就比较容易了，而过去的一些比较难。我想还要进一步的搜集，找不同的人来回忆。

我们写人物传记，特别容易只简单地根据一个人的回忆来写传记。我们中国大陆现在出了很多的传记，自述的成分多一点，而缺少多方位的了解。我八十年代最大的愿望就是想写一本周扬传。周扬是鲁迅时代的一个人物，后来是文艺界的最高领导，但也是档案很难找，同时人物很复杂。我先找了不同的人谈周扬。有周扬的朋友，周扬的同事，也有周扬整过的人，也有和周扬矛盾很深的人。我找过夏衍先生，这是当年和周扬关系很不错的人，还有像冰心先生、巴金先生。还有一些他整过的人，周扬整过胡风，像胡风的夫人，整过丁玲，我找过丁玲的丈夫，像这样一些不同的人，后来先出了一本《是是非非说周扬》。在谈话的过程中，我发现同样的事件，同样一个人物，不同人的回忆肯定是不一样，这样带给我写人物传记一个很大的困惑。你选择什么样的说法，要从不同的说法里面进行归纳。黄先生的变化丰富，写这样的传记，作为我来讲，需要非常深入的了解，把能反映他人生变化和性格特征的东西挖掘出来。这方面的挖掘要建立在各方面的渠道和方式上，包括个人的回忆，亲友的回忆，包括同时代人的回忆，甚至反面人的回忆，这样对一个人会是立体的、丰富的描述。

在十几年的认识过程中，从性格把握来说，我对黄永玉先生还是有所了解的。我觉得他是一个性情中人。我们在现实社会中要做到性情中人是很难的。恰恰黄永玉在这方面保持他的纯粹，能按照自己的性格来处理一些关系。哪怕他有很好的关系，是多年的朋友，他也能够拍案而起，与其绝交。这个我是亲眼看到过的。有些时候人际关系很难说是大的是是非非，往往是小的事情。而这种小的是是非非的判断和决定，恰恰能反映他对问题的看法和他的性格的特点。

与一个人的矛盾很难用好和坏来评判。甚至包括人的性格有时很难用好和坏来评判。他在记者面前从不给记者留面子。记者如果提的是形式主义的问题或是大逆不道的问题，他会一句话把你顶回去。两个月前我曾经带一个北京的记者去做他的专访，记者一坐下来就问：你认为你一生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按说一般的作者、名人在接受采访时会顺着问题往下回答，会说我最大的特点什么什么，或说我就是性情中人。但黄永玉说：这个问题太大了，我不能回答！一句话说把你给顶回去了。还有中央台的记者拍他的记录片，去他家。我不知道香港是怎样的，反正大陆的记者经常是很主观，认为自己是电视台的，可以调动被拍对象。比如说：“黄永玉先生，你坐到那儿好不好？”然后让黄先生把沙发挪一下，从拍摄角度来讲，可能需要镜头的选择、画面的构成。而黄先生一听就会不高兴，就说：“不行！我家的东西一件都不能动，要拍你们就跟着我拍，我不能随着你们走，而是你们随着我来拍。”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有时对方会下不了台。

我想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他现在名气很大，这是一个原因。你们爱拍不拍，反正有的是人拍。我想这也是一个因素。但最大的因素是他不希望你来左右他。我可以左右你，但你不能左右我。从性格方面来讲，从年轻到老应该都是这个特点。而这个特点来讲，也是一个艺术家所特有的，他是不管后果的。

对于黄先生来说，也有理性的一面，也有世故的一面。他有一段话讲得很精彩：“对人要世故，对己要天真。”我觉得这句话非常好。他能总结这么一句话，本身里面既有世故的成分在里面，也有天真的性情在里面。在这个世界上，总的来说以我为主，我黄永玉走在这个世界上，是按照我的原则来处理事情的。天真也好，世故也好，我是根据我对这件事的判断，对周围环境的判断来决定我的处世方式。这种方式我认为也是不能用好和坏作标准的。有的时候和一些好的朋友，多年的好朋友，有很深的友谊的，甚至几十年很好友谊的，仅仅为了一件事情，拍案而起，再也不来往了。一方面讲性情得到挥发，挥洒自己的性情，爱怎么来就怎么来；另一方面，对他自己来讲，也可能是一种遗憾。

有的时候他会说：哎呀！我们这一生很多的好的老人都错过了。两个人在一起喝喝茶、聊聊天多好啊！我体会他虽然说一些比他老的人，像李可染、李苦禅这样一些老一代的人，我想他对自己周围一些好的朋友关系最后中断也会有一些遗憾，但他绝对不会说我做错了。因为他认为自己当时就是这样判断的，可能这个判断是一个性情的判断，而不是理性的判断。我在一篇文章里写道：“这是一个让人爱又让人恨的黄永玉。”如果人人都说好，那他的性格没有棱角，没有特点之后，那也不是黄永玉了。

我觉得性情对黄永玉先生来说，是一把双刃剑，挥舞得好，能够劈荆斩棘，开辟一个前程；稍有偏差，就会伤到自己。这个我想是很有可能的，这恰恰是他非常吸引我的一面。为什么呢？因为艺术家的性格越是有这种多变性，他越能让人对一个人物的了解，对时代的了解更深入、更丰富。我有时会想，这样的一个事物，如果发生在别人身上会是什么样，或者别人身上有没有可能发生这种事。要这样的话，我们对一个时代的认识会是多层面的。

从一生所遇到的坎坷来讲，黄永玉先生他和同时代的作家和艺术来讲，还没有别人受的苦多，譬如像这次也来到香港参加画展开幕的黄苗子和郁风夫妇。黄苗子也是香港人，三十年代初离开香港到上海去，一个很有名的书法家。黄苗子和郁风夫妇他们的经历来讲，他们的坎坷，他们的丰富性更超过黄永玉。黄苗子1957年被打成右派，和吴祖光等一批有名的作家、画家、艺术家到北大荒去伐木，在冰天雪地里开荒；“文革”期间又在秦城监狱关了六、七年。从这种经历来讲，黄永玉没有经历过。但他也有被挨斗，被打得流血，下放到一个很小很小的地方。生活也很艰难。但受难的程度上，还没有黄苗子郁风等人大。

但为什么我又觉得他是一个很特殊的人物呢？因为他的性格和他的艺术的多变性、丰富性。另外他的漂泊的地点也有很大的不同，如果写好一个传记的话，通过他的十二岁离开时的凤凰然后到福建、江西、上海，然后到台湾香港，再回到北京，1989年之后又到香港，再到意大利，再回到大陆，又从北京回到凤凰，这是一条容量丰富的人生线路。从时间上来讲，是八十年来中国革命和文化变革的一个很大的线索。从空间上来讲，一个人的身上展现出中国知识分子生活的性格和成就，同时又是对中国这些年的变化的一个非常深刻的表现。

讲到传记和人物的关系，从黄先生的关系来讲，无论谁来写，都是一个挑战。这个挑战是多重性的。一个是他不同时代的丰富内容，这个是要花时间来了解的，因为他有自己丰富的变化。如果能够把握好他的性格，能够很客观地、深入地了解中国的社会的历史变化，把重大的历史阶段的事件能够客观地、丰富地写出来的话，那肯定是一个很好的传记。但这个作品完成得怎么样，这是另外的一个话题。不管怎样，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这个人物在他同时代艺术家中是与众不同的，而这个与众不同又纳入了中国这样大的历史变革之中，他能反映出中国二十世纪整个中国的知识分子的性格的形成和变化。

艺术精灵在飞舞

这部分讲到的内容前面也提到过。我想对于黄先生来讲，他后来的成就不管有多大，和任何艺术家一样，最让他兴奋和高兴的，一定是他第一次作品发表的时候。他第一次发表作品是在集美学校的时候，那时是在抗战期间，他是依据老师们给的一个讲义，关于创作木刻的书，成立了一个木刻协会。当时集美因为抗战，从厦门搬到了安溪，学校在一个孔庙里面。当时他的木刻作品发表在当地的一家报纸上，而且还有稿费。对于第一次发表作品，后来他有个很生动的回忆，讲他当年拿到稿费时的心情：

不管多少，反正给我以很大震动。不怕见笑，甚至我约了几位铁哥儿们一起才敢上的邮局。我要他们在门口等着，一旦出事别撒开我跑了。

我心跳不止，递上了汇款单、图章和学生证。里头的老家伙慢吞吞，好像要断气的神气，又咳嗽，又吐痰，又拿一块垃圾似的手巾擦鼻子，休息喘气，这老狗日真的给了我一叠钱：“你数数！”

那还用说！老子会轻易放过你？

数完钱，昂然走出邮局。那帮家伙一个个居然都健在，一拥而上，其实不一拥而上也没什么大不了！一哄而散也没什么大不了！不就是上邮局取钱吗？

请大家到中正街粥铺一人一碗牡蛎稀饭，多加胡椒多加葱姜，吃得大家像群打败了的强盗。

这就是黄永玉回忆他第一次拿到木刻作品的稿费时的情景。

关于稿费还有一段趣事。抗战之后，在上海黄永玉也曾经发表过木刻作品，发表在当时郁风女士办的报纸上，郁风还定购了一幅画，拿走了，但忘记了给稿费。后来黄永玉先生写文章回忆，他约了一个朋友从上海坐火车到南京，因为当时黄苗子住在南京，是国民党财政部的高官。到黄苗子家要稿费，因没见过郁风面，说要找她要稿费。进门之后报名说是黄永玉，这时郁风从楼上下来，还穿着睡衣，像官太太的样子，说你就是黄永玉啊……稿费呢？稿费还没给呢，我是来要稿费的。就这样他和黄苗子夫妇认识了，后来成了好朋友，一直到现在。所以说，作为一个艺术家，不管他后来的变化有多大，他的市场多么大，对他来讲，第一步是最重要的，印象是最深的，甚至很可能后来再高的价格也好，也未必有当年第一次走上艺术道路时，这些人给他的帮助所留下的印象深。比如他经常回忆到臧克家先生，说臧克家先生是一个多好的人啊，当时他在香港，生活很贫困，臧克家先生是有名的诗人，也办刊物。当时他预支稿费，把钱给黄永玉，让他去生活。就这样的事情，黄永玉会经常回忆臧克家先生，黄苗子郁风夫妇，包括最早发表作品的编辑。我想这对一个艺术家来讲，都有这样一种过程，他最初的感激会永远影响他一生。所以他和黄苗子和郁风夫妇的友谊一直延续到现在。最早能认识到他的艺术价值，这样的人是他的知音，这是艺术家一个很难得的机遇。

黄永玉聊天时经常会说到：我这个人的八字不错。这个说得很形象。我想确实是这样，一方面他很刻苦，很用功，到现在为止，他已八十岁了，能够站在那儿写题跋，画画几个小时，看很多的书。有些人也很刻苦，但艺术天赋和机遇有时也很重要。有那么好的朋友出现在他身边，从不认识到认识，非常欣赏他的作品，而在他很年轻时，他的地位就能和年纪比他大得多的画家相提并论。1953年黄先生回北京时也就三十来岁，当了中央美院的副教授。而当时和他一起在中央美院当教授的，都是像李可染等比他大好多的艺术家。去年他曾经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一本书——《比我老的老头》，写的都是一些回忆文章，写李可染、张正宇、聂绀弩等，包括写沈从文的，这样一些比他年纪大的老人。在大陆非常受欢迎，这本书卖得非常好，已卖了六七万本。他感激这些老人对他的关爱。

一般来说，他的性格中有这种江湖义气，同时他身上有很重要的艺术感染力，有艺术才华。在这一点上我还是想拿他的表叔沈从文来作比较。沈从文也非常刻苦，他也是机遇很好，遇到第一个为沈从文说话的人就是郁达夫。大约1923年吧，当时沈从文在北京已一年多，很艰苦地在租来的公寓里写小说，经常冻得要命，有时流着鼻血但还在写。但作品寄出后没有发表。这时他给郁达夫写了一封信，郁达夫就到他所住的公寓里来看他。看到一个从湘西来的二十几岁小伙子，房间里没有火炉，就披着一件破棉袄在写着。郁达夫回去后第二天就写了一篇长文——《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发表了，为这样的一些人进行呼吁。在这样的一种情形下，人们开始注意沈从文。1923年在《晨报》副刊上开始发表他的文章。而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变化，是徐志摩欣赏沈从文的作品，徐志摩把原来沈从文发表过的作品又重新在《京报》副刊上发表，而且评点沈从文是个少有的天才。从那之后，沈从文时来运转，开始进入文坛，受到徐志摩、胡适、周作人等人的欣赏。他和一批留学欧美的作家、艺术家、诗人在一起，成了京派沙龙的一个成员。沈从文凭他这种才华，赢得了一批作家和高级知识分子的欣赏。

在这一点上，黄永玉也有他的特征。他没有上过正规学校，他不掩饰、也不回避这一点。参加集美的同学聚会，他的同班同学有一百来个，人家问你班上怎么有那么多同学。他说我三年留了五次级，第一个学期都留级，所以同学很多。他算学历可能中学都没毕业，从绘画来讲他也是业余的，也没有上过专业的学校，完全靠自学。木刻也是业余的，木刻在中国过去的美术界不属于很重要的艺术门类，它的地位比油画和中国画低。所有的艺术门类都是他自学而来的。他就是这样一个艺术家，却赢来了他周边的很多的正规的、不论是专科学校毕业的、还是欧美回来的艺术家对他的欣赏和厚爱。这个原因是什么呢？还是因为他作品中洋溢着的艺术的特点。与别人相比，他没有进过正规的学校，但他在不断地画，不断地看。这是一个艺术家最重要的素质。我们常说大学中文系是培养不出作家的，因为作家要从生活中来。艺术也有这一特点。

当然我们不能排除正规高等学院也能培养出很多有成就的艺术家。黄永玉先生是靠自己的刻苦和艺术的天赋，成就了一个大家。他对家乡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而这种感情恰恰是一个艺术的成分。他对童年的回忆，我认为他实际上加进了很多艺术家的成分在里面。艺术家的回忆和普通人的回忆是不一样的。我认为他对家乡的回忆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那种美是主观的色彩，包括他对一些故事的叙述，我认为可能都有一些文学和艺术性的成分在里面。这是和他天生的艺术特点，和后来对艺术门类的悟性、研究是分不开的。从黄永玉先生来讲，他在艺术天赋的发挥上到了极致。有些艺术家也有天赋，但他一直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接合点，或者找不到一个触发点，得不到自己的发挥。就像很多人一样，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他可能不适合做记者，但他偏偏做了记者；不适合做画家，但他偏偏做了画家。做了也不一定说他不能出作品，但他永远在一个界线上，很难再上一层。就像我们内地有很多电视节目主持人，他很可能不适合做这个，但他做了这个，他能够临时做一下，但很难再上到一个层次去。而黄永玉先生他能够把自己艺术的天分找到一个很好的突破口，而有了这种突破口，才有了不断升华的可能性。

我想除了天赋之外，还有他成名之后不断地丰富和积累。黄永玉先生在中国的画家里面，我认为他看书是最多的。他的记忆力也非常好。我们在聊天时，我们忽略的是细节。而他对细节的渲染非常详细。他到现在每次回到北京后，他都要去书店，自己买很多书，而且买来的书他都看。他的记忆力也非常好。我们聊天时，他是所有人里边最会讲笑话的人，也是最会讲故事的人。很多的名著，像我们做文学本行的也都看过，比如《安娜·卡列尼娜》《巴黎圣母院》，我们讲整个大的背景，人物性格的塑造，而我们忽略的是细节。黄永玉先生他的回忆，从来没有明确的时间，但他对细节的渲染非常生动。这就是他与众不同的地方，而这一点对一个画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他讲他后天的补充就是读书，他到现在什么书都读。前几个月他买了一本关于延安时代共产国际的日记，看当时延安时代和苏联的关系，像这种书只有研究近代史的人感兴趣。史书他喜欢看的是《世说新语》，所以他的文字里边经常有《世说新语》的那种味道。他家里的任何地方都摆着书，而且他都看。当代的作品他也看。他非常欣赏王朔，非常欣赏王朔语言的机智。而机智恰恰是黄永玉先生本身的一个特点。

别的我不多说，就讲讲他的题跋。黄永玉先生在中国画的题跋的写作上是超过很多画家的。中国的画和西方的油画不一样，中国传统的画是非常重视题跋的。黄永玉先生不光在油画上，所有的画上都写题跋。题跋有时一写就是一两千字。题跋里面恰恰体现我前面所讲的三个特点，一个是漂泊性，一个是他对家乡的情感，还有一个是细节部分。他的很多画并不是为了展览才画，有的画是送给朋友的，或者是自己兴趣所来，在题跋里敢骂敢喊。有一个很简单的，有一幅叫作《梦之花》，就一句话：“昨晚梦到此花。”这幅画画的是梦中景象。还有很系统的题跋，对一个人物，一个事件的解释。我收集过他一幅《下棋》，他从小时看到家乡人下象棋，一直到“五七干校”下象棋，一个长卷，画了很多人下象棋。画完之后，就写题跋，一写写了两千字。从小的时候怎么下棋，“五七干校”怎么下棋，又想到“五七干校”的生活。晚上没有尿壶，要找尿壶，又画了个尿壶。又讲尿壶的故事和掌故，讲鸦片战争之后，当时中国人恨英国人，在广东曾经做尿壶，尿壶上面还特地刻上英国国王的名字，以此来表示对英国的蔑视和不尊敬。像这样一个题跋实际上体现了他的知识面的广和生活的一种乐趣，所以题跋体现这种特点非常充分。看黄先生画的时候一定不能错过题跋。还有很多水浒人物题跋，都是很精彩的，都是对作品的一种特殊认识，同时也有自己人生的体验。题跋还是要自己阅读比较好。

总而言之，我讲了自己这十几年和黄永玉先生接触的一个大致过程和对黄先生的一种认识和看法，这个看法是我个人的一种感受，不是研究性的体会，主要是凭直觉，远远谈不上学术性，也有不妥的地方。不管怎么样，从我自己的感受来说，他这种潇洒的人生，对一个艺术家来讲，是非常难得的。他能够潇洒地走到今天，而且心情非常好，每天绘画不止，每天还在聊天，每天在说笑话，每天在讲故事。他一直用他的艺术的创作和自己人生的道路在演绎着更多新的故事，让我们看他充满变数的人生是什么样。我们中国的艺术界，因为有黄永玉的文学作品，有他的绘画，有他的社会活动，构成了一个非常精彩的画卷。而我们有了他，我们生活才快乐，生活才充满乐趣，也充满着变数。

[1]2004年12月23日在香港艺术馆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