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病了吗?
Author: 张鸣
Date: 2011-11-24
Publisher: 中央编译出版社

目　录

一、高校真相

今天的高校真相

教育部一统大学

中国“世界一流大学”有氧运动

大学不仅仅是官家的事

大学不是斗兽场

大学里的马屁风

被迫变成“托儿”的北大

大学为什么会堕落得这么快？

高校“大跃进”的困局与危境

曾经有过的高教“大跃进”

二、评审时代

学术不是自家园子里的菜

惩办“学术汉奸”？

看人下菜的学术期刊

垃圾生产机器的动力分析

心照不宣的造假游戏背后

犹抱琵琶半遮面

大学的评审时代

有关大学教育一点小事的三问

三、大楼事业

夺农民的地，大学有份

中国大学的大楼事业

北大菜市场和清华写字楼

作为“包工头”的校长们

戴着旧式乌纱帽的教育产业

高校不破产，账单谁付？

四、抄袭生活

学界抄袭日常化之后

文抄公病案的中国特色

学术民主与学者的厚脸皮

学校的面子和学术的里子

学者幸福的抄袭生活

五、学官与教授

官僚级别是校长脖子上的灵通宝玉

清华校长被“恶搞”之后

校长的权力来自哪儿？

大学校长的最大过失是什么？

撼山易，撼官难，撼动学官难上难

学官的教授头衔

为何名师变名官？

责任心从大学老师开始

如此淘汰制，有不如无

没有文化的大学教授

权力傲慢下的贱教授

教授治校与教授当官

大学教师的13级官僚金字塔

奴才主管的威风

弟子服其劳

臣记者与臣教授

失掉底线，教授与娼妓同

致一个法盲的法学院院长

北大法学院的“计件民工”不高兴

教授算老几？

是谁把教授变成了这样？

六、考试问题

保研的灰箱

道德品质怎么考？

教材一统为哪般？

公考的漩涡与铁笼

给研究生招生解套

标准答案化生存

标语牌式的诚信

北大：大学乎，太学乎

自主招生的黑箱

争状元

高考改革的一个思路

回首高考恢复30年

七、学业与就业

吃了亏还乐的大学生

我们要什么样的本科教育？

大学的专业不能按职业来设置

这样的大学培养模式，如何创业？

研究生不是抻面

研究生教育不是就业的筐

外表光鲜的研究生教育内溃性危机

八、救救孩子

幼儿园的条子学

京城天价幼儿园的背后

“破烂儿老师”之痛

学生告老师事件的升级

找不着北的师生关系

毕业生之于母校的荣与耻

谁能保住教师的职业声誉？

关于先跑教师

“万世师表”是金的？

“无所谓”一族

将看管进行到底

干卿底事

教育部与集体舞

韩寒的影响力

绿豆风潮

大学生传销与中国特色的“成功文化”

他们为什么喜欢郭敬明？

失败教育和愤青养成

四个职高辍学生的暴虐

他们为什么向弱小的孩子行凶

长生不老的羽翼

让孩子做点事

过分的爱

载不动这许多爱的大学生

九、相关往事

废科举：百年之痒与百年之羞

私塾消失背后的黑洞

历史在大学转了一个圈

武夫军汉办大学

同文馆的成就

作者简介　张鸣，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畅销书作家。浙江上虞人，1957年生，长在中国的“北极”北大荒。做过农工、兽医。主要著作有《武夫治国梦》、《乡土心路八十年》、《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等，以及历史文化随笔《中国人为什么看不起中国人》、《历史的坏脾气》、《历史的底稿》、《无所畏与无所谓》等。

中国教育病了吗？

张鸣　著

全国百佳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教育病了吗？/张鸣著．—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11

ISBN 978-7-5117-1046-8

Ⅰ．①中…Ⅱ．①张…Ⅲ．①教育研究-中国-文集　Ⅳ．①G5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04823号

中国教育病了吗？

出版人　：和　龑

责任编辑：冯　章

特约编辑：萧　虹

策　　划：博爱天使

版式设计：姜晓宁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5号鸿儒大厦B座（100044）

电　　话：（010）52612345（总编室）　（010）52612351（编辑部）

（010）66161011（团购部）　（010）66130345（网络销售）

（010）66130345（发行部）　（010）66509618（读者服务部）

网　　址：http://www.cctpbook.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三河祥达印装厂

开　　本：787×1092毫米　1/16

字　　数：160千字

印　　张：22

版　　次：2011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35.00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

一、高校真相

今天的高校真相

学术行政化和大学衙门化造成的危害，已经有目共睹，在这里，我主要想讲一讲这“两化”对学生的戕害。

本来，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大学教育，就存在一个从苏式的专才模式到比较现代的通才教育模式的转型问题，从教材、教法、培养模式诸方面，面临改革的巨大压力。一方面要接受新东西，一方面结合中国国情加以试验，摸索自己的道路。在经过多年封闭，加上“文革”破坏之后，应该说，局面相当困难。经过各方的努力，中国的高等教育，在学术转型和教学方式的变革方面，都出现了一些好的苗头，有了初步与国际学界接轨的迹象。

然而，恰是在这个转型的关键时刻，由于中央政府，主要是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高调介入，大量政府资金的投入，在资金投入过程伴随着行政控制的空前强化，在所谓数字化管理的名目下，高校被迅速地拖入了评审学术、数字学术和大学结构衙门化的泥潭，居然强行依靠大量贷款，大幅度提高学费，开始全国高校大跃进。其中学生由于处于衙门结构的最底层，因此所受到的荼毒最烈。

首先，学生成了唐僧肉，而且是人人都可以去啃而且啃得到的唐僧肉。按道理，既然学生交了高额的学费，那么，学校里的一切服务就不应该再收费了，然而事实恰恰相反，自从对学生高收费以后，高校里，凡是涉及学生的事务，原本不收费的，现在都要收费了，原本收得少的，现在加倍了，小到打印个成绩单、复印个节目表，大到学生证、校园卡，一个成本不足两元的校园卡，能收到五十元。补考要收费，后来嫌收得少，干脆取消补考，强令考试不合格的学生重修，交高额的重修费。由国家下拨的学生实习费、论文打印费等等，能拖就拖，能减就减，能赖就赖。连学校的后勤部门，也向学生伸手，电费原来全免，现在要自己付费，学校食堂享受国家的免税待遇，但服务质量，却每况愈下，各个学校虽说程度不同，但饭菜的质低价高的趋势却势不可当。更令人不解的是，饭菜质量差，却不允许学生不吃，如果学生发动“罢餐”，那么领头的人，肯定要被严厉处分。

其次，学生成了廉价甚至免费的劳动力。学校的管理人员和老师，都可以随意支使学生，干这个干那个，甚至强迫学生帮老师做家务（真正出于学生自愿的不算），稍有不满，就将被打入另册，学习期间别想有好果子吃。带研究生的教授们，纷纷把自己的博士和硕士生当成劳工，为自己做课题，从老师变成了老板。工科课题费高，还能付给点微薄的酬金，人文社会科学则往往分文不给，免费尽义务。很多教授从社会上以市场化的价格拉来动辄上千万的大课题，全让学生干，自己安享99％以上的课题费，以及相关的荣誉和知识产权。学生中流传着一句话：能干的学生和不能干的学生都毕不了业，不能干的，老板不喜欢，自然毕不了业；能干的，老板喜欢，但要他长时间地付出，轻易不能放走，也毕不了业。

其三，学生被培养成奴才或者愤青。人的大学生涯，本是求知欲特别旺盛、自主意识形成的过程，也是产生各种歧见、异见，形成不良习行的时期，加之一代代独生子女的登台，他们所受的家庭教育和中小学教育多少有点变形，心理不健康学生的比例，大有增加的趋势，更加重了大学教育的负担，需要学校加倍努力，小心应付才是。然而，事实恰恰相反，由于大学衙门化过程中，官场文化的大面积深度复制，在教师变成学官的下属的同时，学生则成了下属的下属，奴才的奴才。学校的各种管理，越来越严格细致，但要求只有一个，就是让学生听话，说的对要听，说的不对也要听，还不给学生任何解释，理解要服从，不理解也要服从，从来没有想过给学生哪怕一丁点自治的机会。老师的要求，合理不合理，都要服从，老师讲的东西，对与不对，都要照办，否则，考试不及格。在这种权力的高压下，学生的心理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更加严重，听话的变成了奴才，不听话的，变成了愤青。

更为严重的问题是，由于学术行政化和大学衙门化的高调推行，使得教师的素质急剧恶化。在行政化、衙门化的各种管理和评价体系中，只有听话、自甘做奴才的教师，才能得到正面的激励，分到领导剩下的一杯羹，而真正做学问的、坚守自己人格的教师，则不是被迫离开，就是被边缘化，因此，部分教师的个人操守和职业道德，越来越劣质化。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坏事教授们做不出来了。原本怀着崇敬心情进入大学殿堂的学子们，突然发现自己的老师，有着各种耀人头衔的老师们，居然都是这样的货色，渔利渔色，贪污腐败，侵占学生的成果，公开造假，甚至剽窃。心中原本尚存的一点具有正面价值的东西，迅速崩解，人格遭扭曲，心灵被玷污，本来纯洁的孩子，很快就会变得道德沦丧，没有责任心，什么都无所谓。

教师的身教靠不住，言教也大有问题。在教育行政部门数字化管理的目标体系面前，教师只能为完成数字而挣扎，或者取巧造假，教学认真的教师，得不到任何正面的激励，反而面临下岗、转岗的威胁。整个学校，最为马虎和将就的部分，就是教学。尽管教育部三令五申，教授必须给本科生上课，但由于考核指标重所谓的科研，轻教学的结果，到目前为止，教育部的要求依然官样文章，没有多少人把它当真。事实上，教学，越来越被教师视为可有可无的鸡肋，越来越得不到重视，随便缺课，请研究生代课，即使上课，也信口侃山，随意对付。面对现代化迅速发展的形势，学校没有精力、也不鼓励教师改善教学、变革教学方法、优化教材。教材的编写，变成了各个学校老师评职称、连带敛财的机会，教学方法的改革，仅仅蜗居在师范大学狭小的领域，其他学校，基本上无人操这个心。文科的学生，不知道如何查资料，不懂怎样检索信息，更不知道如何分析信息，归纳整理。强调动手能力的工科教学，实习部分往往被减了又减，甚至变成纸上谈兵。都说大学生就业难，但目前大学生的培养，基本上还没有脱离文凭教育的范围，这样的学生，根本无法适应社会和市场的需要。

当然，我所说的，虽然是一种普遍现象，在各个学校的表现形式，恶化的深度是不同的，对于某些学校而言，还保存有一点传统，恶化的速度还不那么快，人们似乎还能忍受，但是，无论南北东西，哪个大学，其实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无论条件怎样，传统有无，学术行政化和大学衙门化的趋势都在加速，今天比昨天糟，明天肯定比今天糟。

教育部一统大学

我的11位来自安徽的同仁，给新上任的教育部长写了一封公开信，问我们的新部长，该如何解答钱学森逝世之前念兹再三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看来，跟钱老有同样疑问的人，还真有几个。

其实，钱学森问题，有点类似小沈阳的口头禅——“为什么呢？”发问者自己肚子里是有答案的——因为我们的学校，没有培养杰出人才的机制。当然，如果再追问下去，直白一点说，就是我们的学校不像学校，倒更像衙门。至少，我们现在的大学，是比衙门还要衙门的所在。这种地方，可以出数字，比如招了多少学生，本科、硕士、博士都翻了几番，大楼新盖了多少，最新的设备进了几许，还可以催出大量的国内核心期刊和国外SCI论文，以及车载斗量的课题。可惜，就是培养不出像钱老那样的杰出人才，也产生不出具有高度原创性的研究成果。不仅没有杰出人才，而且离杰出两个字渐行渐远。唯一可以吹的，就是数目字上的光辉。

造成今天这种局面，无疑教育部要负很大的责任。从某种意义上说，今天大学衙门化、行政化和官僚化的泛滥的困局，其实是教育部挟大笔的项目投资，凭借行政权力砸出来的。一边是胡萝卜，一边是大棒，听话，跟着教育部的指挥棒走，就给胡萝卜，反之就给大棒。环顾整个中国，唯有科学院管的中科大敢不买教育部的账，别的大学，即使像北大清华这样的巨无霸，也只能乖乖地服从命令听指挥。

我的11位同仁，之所以给新任教育部长写信，无疑是期待新部长改弦更张，让教育回归教育的本源，不再过分迷信行政权力，迷信压力体系，迷信垄断性产业化的威力。让教育家来办学，按教育的规律来办，不要继续让学术成为行政权力的婢女，把校园从官僚的衙门，回归成教授和学生的园地。让朱清时这样的校长，真正办几个规划中的深圳南方科技大学那样的学校，别让所有的大学都是一个模样，所有大事都由教育部一手抓起来，害得中国好像只有一所大学——教育部大学，各地的大学都是分校。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些年来，当教育部成了行政化的头羊的时候，各个大学都在跟着走，各个大学的校长院长们，都纷纷在自己的那块领地修建衙门，顺理成章地把教授打成了衙役，在行政化的道路上，跑的甚至比教育部还要快。几乎没有听说有哪个校长有过哪怕微弱的抵制，包括现在一些似乎很敢言的校长。

同样，我们的大学教授，虽然有些人肚子里有点不高兴，私下里会有几句腹诽的话，但是，也没有多少抵制。很多人，尤其是那些所谓的大牌教授，似乎还乐在其中，很是享受行政化的好处。好处真是不小，大笔的项目资金，大把的课题，大堆的走穴讲课费，还加上学校里一顶又一顶的官帽子，奖励，荣誉，光环。从事教育的人，眼睁睁看着行政化将自己从事的行业毁掉，不仅不心痛，而且还高兴。这些年，如果全国的大牌教授都能发出自己声音，一起抵制这场行政化的运动，而不是参与运动，做优秀运动员，我想，可能局面还不至于到今天这个地步。

所以，在我看来，回答钱学森问题，所有在教育领域里的人，官员、校长、教授，甚至包括学生都有份。在我看来，如果每个人都能答好自己那份答卷，钱学森的问题，是有解的。

中国“世界一流大学”有氧运动

就跟像点样的城市就要建设国际化大都市一样，在中国，稍微像点样子的大学，就有雄心，把自己建设成世界一流大学。

按说，凡是所谓世界一流，必须得跟世界上同类的东西比较才行，拿尺子量一量，然后说谁是一流，谁是二流，谁是三流。不，咱中国人建设的世界一流大学，往往比较注重中国特色，不喜欢跟人比。看来很喜欢艺术界的那个口号，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只是，这种口号，一般只适用于不同的文化类型之间的比较，如果同一种玩意，是不能这样说的。比如我们不好说拉二胡的一定比弹钢琴的低等，但同样是拉二胡的，还是得有个比较，才能分成一流二流，不能关起门来，拉得比锯木头还难听，却非说自家一流，谁不服，就跟谁急。

现在中国大学的档次，是靠一系列教育行政部门制定的评估指标来决定的，有多少硕士点、博士点，多少一级学科、重点学科、重点学科研究基地、国家级精品课、精品教材等等。每个大学校长，对外介绍自己学校的时候，这一系列名目，是必须罗列的。可惜的是，这套名堂，其中的内容，国内的外行不明白，国外的内行也弄不明白，字都认识，就是不知道里面是什么货色，甚至解释都解释不清楚。人们实在难以理解，什么叫一级学科、重点学科？有一级为什么没有二级、三级？有重点为什么没有非重点？老师上课，本是自家的功课，靠这个挣钱养家的，本质上跟清洁工扫大街没有什么不同，怎么会有的课就成了精品课，而且还分国家级、省部级？

其实呢，这种名堂，说玄也玄，说简单也简单。无论名词有多么混乱，或者说玄妙，说白了就是我们的教育主管部门，为在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创造出来的评价体系。所有的名目，从硕士点到重点学科研究基地，对于每个学校而言，都意味刺刀见红的争夺，是否能拥有这些名堂，表面上看评审专家，实际上组织评审的教育行政部门，更为关键，只要组织者想要谁上，总会有办法让它上，过于不配合的专家，下次评审十有八九就会从评审组中消失掉。

建设世界一流，制定一些指标，激励大家步步攀升，倒也不是没有道理，只是既然争的是世界一流，所谓的指标，理所当然应该有点“世界性”，应该有世界性的同行来参与评审，否则，我们怎么好说我们争的是世界一流呢？然而，我们的大学，一个个具有世界雄心的大学，在竞争世界一流大学的时候，实际上却是在关起门来，自己跟自己玩。等于教育部在自家的园子里搭了一个台子，上面有很多台阶，告诉各个大学，你们按我的指令一阶一阶往上爬吧，爬到顶儿，就是世界一流了。似乎是在说，世界大学教育的顶峰，就在教育部老爷们搭的这个台子的顶上。

当然，更可能的是，在国外的教育界同行看来，这个中国大学拼了命在攀爬的台子，更像是一种侏儒变莫名其妙戏法的舞台，跟高等教育没有什么关系。只是，马戏团里的侏儒演的把戏，还多少有点娱乐性，可供大家开心一笑，可是我们大学的这种把戏，观众看起来实在费解，既然看不懂，也就没有人看了。

于是，中国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就基本上变成了一场官僚和学术官僚自编自演、自娱自乐的有氧健身运动。这个过程，甚至都比不上很为媒体诟病的国际化大都市的运动，因为这种运动，各个城市至少在建五星级宾馆、城市广场和立交桥的时候，还要参照一下世界标准，不能说自己定个标准，自己说了算，比如人家的马路汽车走中间，行人走两边，我非倒过来，把人行道划在路中间。

当然，这个世界上，凡是当家作主的人，没有傻子，一场自娱自乐的有氧运动，不只是为了操练者得到快感，更多的是为了行政部门的利益，因为这样一来，在不间断地评审和评估过程中，大学就变成了行政权力的金字塔，处于塔尖的教育部的老爷们，到底能从这个塔尖的位置得到多少好处、多少荣光，显然不是任何一个擅长统计分析的学者利用软件和高级的计算机所能算出来的。

大学不仅仅是官家的事

大学办不好，大家都冲着主管部门叫，主管部门头皮也硬，就死死顶住，你说不好，我就说好，就是好呀，就是好。看来双方都认为，办大学，就是政府的事，套用一个吴思喜欢用的词，官家的事。

其实大学如果仅仅由官家来办，十有八九是办不好的，过去，现在，中国，外国，都是如此。大学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国家不办不行，但仅仅由国家来办，也不行。只由国家办的大学，时间一长，就变成了官家在办，把大学办成了衙门，如果是市场经济的大环境，还会加上国家垄断公司的名头。老百姓的孩子想上学，只此一家，别无分店，所谓的选择，也只是在公立大学的圈子里选，筷子里面拔旗杆。

官家办的大学，命里注定，要变成衙门兼垄断公司。门虽然不怎么难进，但脸难看，事难办，多花钱是肯定的。大家都有跟衙门和垄断大国企打交道的经验，不用我说，怎么回事都知道。

官家大学看起来很威风，不可一世，其实很脆弱。前一段，香港的几个大学开始在内地招生，真正给奖学金的名额少得可怜，但却引起我们几个顶尖大学的恐慌，说是把状元都拉走了。试想，如果去发达国家上大学的费用不是那么高，仅仅比国内大学高上两三倍，奖学金也不那么难拿的话，用脚投票的人，估计要多到不可计数。可以肯定，我们的大学校长马上就会出来大声疾呼关上国门，别让孩子跑了。

前些年，我一直呼吁大学的自我改革，多少改点衙门化、官僚化、行政化的毛病，一时半会儿改不掉，改点是点，让大学里的人和外面盼望的家长们，有点盼头。可是，你越是呼吁，越是抨击，人家干得越欢。像本科评估这样的恶政，举国上下除了教育部请的评估专家，一致反对，声讨之声遍于朝野，但人家却顶风上，照评不误。显然，让在衙门化、官僚化和行政化中得到好处的官僚们自我改革，等于要求人家自断其臂、引刀自宫，而在呼吁者，等于是与虎谋皮。因此，目前大学的改革，只有在外部压力之下才有可能。而这个外部压力，来自于开放。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成就巨大。但在很大程度上，改革的成绩，得益于开放，可以说，没有开放，就没有改革。就经济领域而言，如果不是实行市场经济，引进外资，开放民资，市场经济体系就无从建立，今天的经济成就也谈不上。开放，不仅意味着外部世界的信息和资源的进入，而且意味着竞争机制的引入，没有竞争就没有压力，没有压力，内部改革就缺乏动力。这一点，不仅近年改革开放的历史是这样，更早的历史也是如此。举例说，中国现代城市的市政管理体系，不是靠某些先进人士从国外抄来条文建立的，而是一点点比照租界的做法，一点点照着学来的。当年上海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景观，这边租界干什么，很快华界就跟着做，连规章制度，也比着来，你修马路，我也修马路，你建公厕，我也建公厕，你定交通规则，我也跟着，反正老外也不追究知识产权。

我们现在都承认三十年代中国的大学办得好，那时候大学实际上是三足鼎立，国立、私立和教会大学并立存在。大家比着来，谁要是办不好，学生用脚投票，就得垮台。因此，国立的北大，半国立的清华（因有美国退还庚款的支持），私立的南开，以及教会办的燕京、辅仁、圣约翰，都相当有水准，得到世界认可。因此，现在的大学改革，相关部门如果要想推动的话，只需要开放这个领域即可，一边开放民资，不能再加限制，不能让民办大学仅仅是拾遗补阙、做高等教育的小商小贩，一边开放外资，让外资进来办大学。如果担心局面混乱，可以制定严格的法律，加以管理，我们的行政部门，不早就在提倡依法行政了吗？开放，就跟教育部提供了一个依法行政的机会，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直接管制一切，连小学生跳什么舞、唱什么歌都要管。

大学不是斗兽场

眼下的教育界，是个出新闻的地方，几天没新闻，被艳照门抢了风头，大家都憋得慌。这不，先是有教授开博骂大街，然后是教育部让中小学生学唱样板戏，北师大珠海分校更是神勇，居然开演全武行，一位国际传媒设计学院的教师，莫名其妙地被十几位学校的保安围殴，打得头破血流。

据挨打的教师讲，他之所以挨打，是因为对学院前院长被半途解聘表示不满，因而被现在负责的副院长召来保安痛打。此前，这位院长被解聘的事，已经闹得沸沸扬扬。

这件事真相如何，还有待调查，但这位挨打的教师在学校的办公处突然被打，打人者又是学校的一群保安，以情理论，不应该是保安自己的动议。一般来讲，学校的保安，实际上都是外来的农民，跟教师地位相差悬殊，平时生活基本上没有交集，不大可能有什么非得动手的过节，退一万步说，就算两下有仇，保安也不至于纠集一群人在校内动手。因此，打人的指使者，很有可能是校内这位教师的仇家。不言而喻，之所以在大学校园里、光天化日之下演出全武行，很有可能是教师之间或者确切地说是教师和领导之间的矛盾所致。好在，这些保安都在，调查出真相，并不难。

在外人看来，大学是个知识分子待的地方，是个文质彬彬的所在，即使有纠纷，大概也会文质彬彬地讲道理。乍一听到有人骂街，有人打破头，未免有点不习惯，媒体知道了，也大惊小怪，只当发现了人咬狗。其实，我们的大学，早就变了质，大学教授们，包括那些顶着各种长的头衔的大牌教授们，根本就不知道学术讨论是怎么回事，不晓得心平气和是何种品德，更遑论用讨论的方式解决内部事务。由校长、院长、系主任到一般教师，属于直线的行政阶梯，上面怎么说，下面怎么做就是。过去说，军人以服从为天职，现在我们的大学，是学者以服从为天职。任何决策，没有讨论，更没有表决，有不同意见怎么吧？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碰上个把脾气倔，吵起架来，最后，文明一点的法律解决，想不起来文明的，上演全武行，也不稀罕，至少圈里人听了不稀罕。

我从前说过，大学像衙门，其实不全面，大学不仅像衙门，还像商场，商人所在的场。大学里的各个院系，都是利益丛集的所在，当个头，利益大得不得了。发达国家大学里的院长、系主任，都是为教授服务的，没人乐意干，一般只好大家轮换。但是在我们这里，一个位置，大家争破头，打出脑浆子。越是那些热门专业，跟国外合作办学的专业，利益就越大，争的就越是激烈。北师大珠海分校的国际传媒设计学院，恰好就是这样一个利益特别大的地方，其中的国际合作生，每年学费将近两万。

如果仅仅是衙门，大学的官僚也就是官僚而已，当官就得守官的规矩，矛盾再大，公开开打，怎么也过不去；然而，大学又是商场，在商场上，纠纷一起，文明一点的斥诸法律，粗野的就开打，甚至报复杀人，也不算稀罕。其实，如果仅仅是商场，打人的事还不一定这样明目张胆，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学已经变成了角斗场，全武行已经开演，好戏在后头呢。

我们的大学，至少一部分，已经变成了这个样子。看来，大学里的瘤子，该动手术了，但愿，它是良性的。

大学里的马屁风

按人们一般的想法，大学里理应是最不该流行马屁的地方。可惜，这样的想法，已经严重过时。讲两个我亲眼所见的小事，让大家看看我们的所谓大学，教授们拍马屁已经拍到了什么地步。

第一件事，早在五六年前，我参加一个学校的会议，与会者都是教授，还有一个学校的副校长。照例是副校长先讲，在副校长讲完之后，每个教授发言，第一句话都要这样说——正如某某校长所说（学校跟官场一样，对副职照例按正职称呼，副校长一律称校长，如果正校长也在场，就称之为“大校长”）——我很奇怪，难道说在场的教授都同意副校长的意见？这样的话，又何必再说呢。

第二件事，某著名高校校长提倡国学，发表一篇文章，上面把“赓续”写成了“脊续”，有人较真（当然这也很无聊），给提了出来。没想到捅了马蜂窝，这所大学的中文系教授出来，写了一篇四千余字的文章，论证“脊续”的正确性。我仔细拜读了文章，从头读到尾，发现“脊”还是脊，“续”还是续，两个根本没联上。本来，天下写字，就算生而知之的天才，也没有不错的道理。一个字错了，到底是自家手误，还是排版者的手误还不清楚，就算写者一时糊涂，也没什么大不了。校长也是人，是人就会有错，怎么校长错了一个字，就会有教授出来论证错的也是对的，真咄咄怪事。更奇妙的是，从那以后，在这所学校范围内，我居然又看到了若干次“脊续”的用法。意思告诉人们，我们校长就是对，就是对，不对也对。赓续见鬼，脊续万岁。好在中国挺大的，会写字的人不少，印刷品也不少，一个大学再有势力，也难以让赓续消失，脊续长存。当年武则天以女皇之尊，造了若干前所未有的字，强行推行，到现在，好像只剩下一个她名字的“瞾”还有人依稀记得，其他的都灰飞烟灭了。我就不信，一个校长加上若干教授，就能让“脊续”活下去。

说实在的，这样的马屁，本质上只能是“彰君之丑”，让原本无所谓的一点小小的瑕疵，变成众人瞩目的羞耻。但也反过来证明，我们现在的大学，风气已经败坏到了什么地步。在历史上，我只听说乾隆给灵隐寺题字，一个繁体的灵字上面的雨字头写大了，下面的不好写了，大臣们灵机一动拍马屁，说干脆写成“云林禅寺”最好，于是灵隐寺就变成云林禅寺了。现代的例子，好像只有某大诗人在解读领袖诗词的时候，出现过类似的情形。当然，这样的事，台湾也有，台湾前“教育部”长杜正胜身上就发生过。这个历史教授出身的人，居然在陈水扁错用典故，把“罄竹难书”当成褒义词来用的时候，出面证明陈水扁用得不错。

马屁无法绝种，但如果在官场和商场，人们对自己上司和老板，如此这般地拍，也就罢了。可是，我们的大学里，作为知识分子的教授，居然也这样拍，而且拍得比官场和商场那些利禄之徒更有水平，更让人受用，能写出几千字的文章，把明明白白的错字，说成正确，而且正确无比，这样的马屁，这样的教授，我们说什么好呢？我看还是无语吧。

被迫变成“托儿”的北大

在北大的简介上，北大自称是中国最好的大学。虽然有点不大谦虚，却也差不太多。毕竟，在中国的境内，敢说超过北大的大学，好像还没有。所以，尽管近年来北大惹来的非议颇多，总断不了有事让人说三道四，每每有人感慨，北大滑坡得厉害。但是，旅游车还照样一车车开进北大，大多数的学生，还是以能上北大为荣。多数的学者，北大能招他进来，只要条件差不多，还是乐意应命的，尽管进来之后，该骂街，还会骂街。

最好玩的是，北大还总是扮演某些人“托儿”的角色，虽然自己未必全然心甘情愿。有教授进北大校园上了一节课，尽管只是进修班的，课毕，在黑板上写上几个大字：在北大讲课，然后让人在大字旁给他照张相。有教授偶尔被不知北大的哪个小社团，请去做了一次讲座（注意：这样的事很多，有时候，连读了几行《论语》的保安，也会被请的），然后逢人便讲，兄弟在北大讲座的时候如何如何。

跟北大内外众多的公司相比，这些教授不过是玩闹的小巫。这些公司说起来跟北大没什么关系，但只要能挤进北大周围的写字楼，最好是产权属于北大的写字楼，大抵就会跟挂着北大招牌的什么中心有了那么点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接下来就挂着北大的招牌办班招生，原先是经济、管理和法律，现在连国学也能骗钱了，孙子兵法自不消说，连孔子、老子据说学了都能挣大钱，好像还听说过一个什么从历史看管理的班。虽然这两年清华这样的班办得日见其火，大有后来居上之势，但讲牌子之老、名目之广，还是不如北大。

如果有人较真，细查起来，这些班没一个是北大官方办的。但这些挂北大招牌的班，北大却也从不认真查一查，取缔就更谈不上。任由这些江湖草台班子打着北大的招牌招生，大家一起玩暧昧。更有意思的是，招来的学生，尽管最后发现讲课的人，并非招生简章上开列的北大大牌教授，也很少有人会像前一段清华类似进修班的某学员那样，较真打官司。学员们要的，无非是一个在北大进修的经历，正门进不来，这样旁门左道挤进来，也将就了，反正很多人都是官家出钱，自己也不亏什么。

连名满天下的上海余大师在宣布封笔多日之后，再做冯妇，重新出书，居然也跟北大有了瓜葛，书名赫然：《问学余秋雨——与北大学生谈中国文化》。打开一看，原来不过是余大师在凤凰卫视《秋雨时分》的那点文化唠叨。依稀记得曾经看过一眼这节目，好像记得下面没观众来的，怎么会变成北大学生问学于他了？凤凰的节目，兴许也会有北大人在看，但似乎没有哪个节目是北大学生的专场，看来，这回，不仅北大，连北大的学生，都成了余大师新书的托儿。不知余大师新书版税收入中，北大学子能分点成否？

不管怎么说，北大之所以总是做托儿，无论被迫还是半推半就，还是因为北大尚有利用的价值。但如此不爱惜自己的名声，任由一干公司和名人胡乱糟蹋，频繁给人当托儿，说明北大的确离大学越来越远，迅速地滑向学店。那点可利用的价值，照这样用下去，很快就剩不下多少了。

大学为什么会堕落得这么快？

官场上从来不乏马屁精，但是也总有不拍马的人。什么时候不拍马的官员少了，少到一定程度，那么这个官场多半要出问题，成窝烂掉的可能性极大。

在古代，官员的任免，自家的顶头上司说了不全算，县太爷下面都是吏，六房书吏，世代在当地打杂的，一般不受县太爷的任免，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书吏却不流，待在衙门里送往迎来。再下面是衙役，属于贱民，供站班跑腿之用，也是衙门里现成的，县太爷一般也只是用，不操心他们的人事调动。至于县太爷，都是考试得售，或者捐班买得，由中央政府（吏部）统一派下来的，他们的上司，对下属，可以参劾，但不能任免，参劾，也得有确切的证据，加上上司和下属平常各驻各地，见面不多，纵然有心拍马，机会也不多，所以，官场马屁一时半会还上不了档次。

今日一个县里，除了十几二十个县级干部（里面还包含基本上无权的两套班子），一个县委一把手，对县里所有干部的职业生涯而言，都具有生杀予夺的意义。即便是县长、副书记，如果跟一把手搞不好关系，上面一般都会给一把手面子，让他走人。一个县，吃官饭的，数以千计，这么多人的命运掌握在一个人手里，说谁行，谁就行，不行也行，说谁不行，谁就不行，行也不行，想让一把手不喜欢拍马，难，想让大家不拍马，更难。但是，尽管如此，在任何地方，即便是官场风气特别差的地方，还是会存在若干不拍马，或者不太喜欢拍马的干部。

按道理，做官的人，喜欢马屁精的概率很高，能爬到某个高位，多半不是傻子，都知道拍马屁者往往动机不纯，甚至别有用心，一个把持不住，弄不好被对方忽悠了，也大有可能。不过，人之所以为人，都是有弱点的，最大的弱点，莫过于喜欢被奉承，换句话说，被拍的感觉，爽！尤其是在拍技日益提高、谀词日渐丰富的今天，拍和被拍的双方，实际上都达到了一种通体舒畅、毛孔尽张、酣畅淋漓的境界。一日没有小妞唱小曲就不能下饭的官员，同样也不能离开下属的马屁。所以，一位县委书记说过，用人，至少得用三分之一拍马屁的，否则，咱做官图什么？

但是，大权在握的一把手，在享受吹拍之福之余，还有政绩的压力。中国现阶段的现代化，是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作为火车头拉动的现代化，政府除了管政府的事，更多的要参与经济活动，甚至主要长官都亲身投入市场，做广告，推介本地产品。在各种政绩考核指标中，GDP的指标，具有核心价值的意义。因此，我们的政府，成了世界上事务最繁忙的政府，不仅有彼此间的公务私务的往来、文牍成灾、公文旅行、名目繁多的礼仪活动，还有大量实务性工作，虽然这种工作有些很不必要，属于对市场的不适当管理和干预，但就工作本身而言，却是真刀实枪，附带业绩指标的。政绩指标的背后，是上级，是决定一把手命运、荣辱升降的上级机关或者上级领导。

既然有具体的业绩指标，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就类似于公司，多少要讲求一点效率，因此，就得有人给它干活。用不着仔细考察就会发现，几乎每个机关，都有少数几个能干的，这些能干的人，支撑了几乎整个机关的业务。但是，这些人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就是或多或少都有点争议，在组织人事部门那里，属于不能重用、又不能不用的一类人。要问起来，组织部门可以有一大堆说法，比如骄傲自满，目无组织，不守纪律，不拘小节等等，总之毛病很多，比任何人都多，但实际上，他们最大的毛病，就是不拍马屁，或者不习惯拍马屁。上级为了政绩，为了指标考核，不得不容忍他们，但是只能用他们干活，不能让他们掌权，所以，一般都是副职正用、小官大用，反正是活儿他们干，荣誉领导或者别人拿，还美其名曰，接受荣誉的考验。能干的人，多少有点才气，有点个性，不乐拍马，往往是个性和才气使之然，对于领导重使而不重用的做法，难免有牢骚，于是加重了领导的不悦。

领导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如果政绩管理的目标体系发生变化，可以掺水造假而较少受到惩罚，那么领导的忍耐度就更加有限，不仅不能容许顶撞、当众发牢骚，而且连腹诽也能明察于秋毫。更进一步，他们已经越来越见不得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有人不拍马了。政绩管理体系造假度越高，领导对不拍马的现象的容忍度就越低，如果某些领域的所谓政绩管理体系，原本就是这个领域的领导们自己杜撰出来的，本身不含多少硬通货，那么，在这个领域，领导就更加容不得下属不拍马，现在的高等教育，就是这样一个领域。

现在高校的排名竞争，主要看它们在教育部的考核体系中的位置，而这个位置，主要取决于你的核心期刊发表数量，课题数量、级别，博士点、硕士点数量，一级学科数量，重点学科数量，重点学科基地数量，进没进211，是否985高校等等，谁的数量多，谁就档次高。这些指标，发表量和课题数，似乎看起来有点“干货”，其实在知情人眼里，也是“水货”，因为这些课题和发表的论文，99％以上，不仅对学术知识增量没有任何贡献，对国计民生，也毫无用处。至于其他的指标，不过是中国人编出来糊弄中国人的玩意，同样一个学科，你的就是一级，我就不是，你的是重点，我的就不是，学科凭什么有级？给学科分出级别，也只有官本位的中国人才能想出来，很像是马三立的相声，逗你玩。

本来，学生的培养，理应是高校的硬指标，学生出息与否，出路好坏，有无学术成就，原本可以作为衡量学校好坏高低的标准，但是，目前的中国，还没有走出文凭时代，人们对大学的需求，还有很大的虚的成分，加之学生毕业之后怎么样存在相对的滞后期，因此，至少到目前为止，社会上还没有以学生这种“出产”来衡量大学的好坏的意识，因此大学可以安稳地关起门来玩虚的，自娱自乐。目前高校权重最大的学生培养指标，是看一个学校有多少获得全国博士百优论文的数量，可是百优论文怎么评出来的呢？依旧是学术官僚们自己的事，跟所有类似的评审没有两样。所以，这样的培养指标，也依旧是马三立的相声，逗你玩。

因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原本最不应该有官气的大学，衙门化推进速度如此之快，官本位意识如此流行，在社会上似乎还有点名气的教授们，为了一个处长、副处长打得头破血流，各级学官们，官架子摆得十足，手里不仅权力大了，而且可以支配的资金也多了，先要求听话，继而接受拍马，不听话、不拍马、认真作学问，那么就什么都没有，迅速边缘化，再不就自己走人。教授，在他们眼里，不仅成了下属，而且成了差役、奴才，到了这个步天地，教授们自然无师自通，拍起来了，开始还有点扭捏，很快就运用自如，有如神助。无论任何场合，开会只要座中有领导，教授们自然会让领导先说，无论领导懂还是不懂，领导说完了，教授们再说的时候，都会自觉重复领导讲话精神，言必称“正如某某领导所说”，领导听了，舒服，而且自得，时间一长，觉得自己什么都懂。教授都有专业知识，社会科学的教授，大多熟知制度主义的理性选择理论，按理性选择原则，拍马屁的投入小，收益高，不拍的反之，所以人们理应趋向拍才是。其实，官场中人，虽然不谙这样的洋理论，但操作起来，也没有不明白的，谁都知道以小博大的便宜，都知道人在屋檐下做人的道理，所以，大趋势，向着拍马的方向前进，早觉悟者，早得济。

虚假的政绩，不仅催生出虚伪的人际关系，而且催生出虚胖的学校，于是大学扩张再扩张，比师资扩张快的是建筑，比建筑更快的是各种“点”和基地，比谁都快的是“科研成果”的数量，这些数量，转化为新的政绩，再催生更高、更大、更快的高等教育。周而复始，循环升级，几年功夫，中国大学的毛入学率，就增加了十几个百分点，在校学生总量，居世界第一。在中国，谁敢说教育是个慢功细活？我们不仅有跃进的速度，更有跃进的气度和胆量。

当一个社会，知识分子成堆的大学，风气堕落得居然比官场还快的时候，是可怕的。当一个社会，官场上除了上级之外，没有任何人或者机制，可以制约一把手的权力的时候，更可怕。如果连上级的制约，都没有了硬指标可供操作，指标不过是可以相互哄骗的游戏时，尤其可怕。马屁，仅仅是个副产品而已。

高校“大跃进”的困局与危境

现在的中国大学，至少从规模上，已经达到历史的顶峰。中国的在校大学生数量，已经从1998年的340万，达到2374余万，过几个月，相信还会有大幅度的增长；毛入学率，从1998年的9.8％陡然升为22％，平均每年增加20％，我们已经拥有世界最多的大学生，而且是在8年内创造的奇迹。同期的中国的GDP增长，平均不到10％，许多经济学家已经在叫过热，而飞速扩张的高等教育，已经不能用过热来形容，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高校“大跃进”。

凡是大跃进，必然蕴含着危机。1958年的在全民“大跃进”的同时，高教也跟着大跃进，那场跃进，就当时而言，危害也是相当大的，多招了一些工农兵学员，学生出面编了一些垃圾教材，正规大学有几个月不能正常上课，教学秩序遭到了很大的破坏，但是跟今天的“大跃进”相比，委实小巫见大巫。

今天这场高校“大跃进”，虽然表面的繁荣还在维持，但已经蕴含了一场波及广泛、内容深刻的危机，到爆发之时，整个社会都会为此巨大的代价，造成无可估量的社会震动。

高校的“大跃进”起于上世纪90年代后半。跟上世纪的“大跃进”不一样，这是一场完全由行政力量拉动的跃进，教育部是跃进的发动机和火车头。211和985工程的提出和施行，标志着高校“大跃进”的启动。所谓211工程，即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大学和一批重点学科。此工程在“九五”计划期间实行，在实行期间，1998年又推行了所谓的985工程，由于是在1998年月提出的，所以叫985工程，这个工程在211的基础上，选择一部分大学，给予重点支持，到目前为止已经有两批，前后38所高校入选。211工程的资金183亿，而985工程的资金仅第一期就达140亿。211和985工程，实际上就是用资金的高投入，在短时间内催生一批世界一流的大学，事实上就是“大跃进”。

211和985启动后，地方上随即跟进，那些不能入选的高校，在地方财政的支持下，自筹资金，投入跃进高潮。

与此同时，高校的合并也达到高峰，为了做大做强，各地高校开始盲目并校，有些地方，比如长春和杭州，几乎把全城高校全部合并，只剩下一所超级大学。长春当地民间流传一句话：当年吉大（吉林大学）在长春，今天长春在吉大。在合并浪潮中，一些地方的大专和中专学校，甚至非学历教育学校也乘机搭车合并，升级为本科。

在跃进期间，为了弥补规模扩张造成的资金短缺，大学的学费开始猛涨，从每年几百元，涨到几千元，而随即到来的大规模扩招，使得学费收入相当可观，在此基础上，部分高校甚至开始大规模借贷，今天困扰人们的大学贷款债务问题，就是这期间形成的。

一

高校“大跃进”式的扩张，最大的恶果是加速了高校行政化的过程。

原来高校就有行政导向的问题，1952年院系调整，苏式高等教育体系的推行，高校已经成为国家行政事业单位，行政化不言而喻。但是，改革开放以来，高校体系开始从苏式的专才培养向国际通行的通才教育转化，在这个过程中，行政化的趋向大为缓解，教育部资源有限，对高校的控制很弱，高校里的行政化的问题，主要体现为机关干部和教师之间的矛盾，而在多数高校，机关干部并不占优势，做机关干部的，往往更乐于转成教师。而且，高校里的行政干部，逐渐被有学历有职称的人取代，学校还鼓励教师双肩挑，由具有教师岗位的人，出面担当学校的行政部门负责人。

但是，由于211和985工程的启动，教育部掌握了数百亿资金的分配权，而且工程本身就要有一系列行政操控措施，使得教育部加强行政控制顺理成章。教育部直属的重点高校，为了争取部里掌握的资源，竞相讨好教育部。在这个过程中，教育部对直属高校的控制力逐渐增强，不仅通过各种名目的评审，将高校牢牢捆在自己的战车上，而且掌握了高校的部分高级干部的人事权。教育部为了满足高校负责人的级别欲，借着建设所谓世界一流大学的热潮，推动部分顶尖高校行政级别升级，将12所大学升为副部级（现在副部级大学据说已达29所），实际上等于教育部为自己的司局级干部，找了几十个副部级岗位，这些年来，直接从教育部空降下来的重点大学校长、副校长，越来越多。

在行政化的过程中，评审是最有效的工具和最大的绳索。从刚刚在两会上炒得很热的本科评估上人们可以知道，这种来自教育行政部门的评估意味着什么，评估不合格，等于丧失办学资格，对于一般高校而言，属于生死存亡的问题，所以，才会有那么大规模的造假、隆重的接待和群众运动式的迎接。类似的评审，还有硕士点、博士点、一级学科、重点学科、重点学科研究基地，这些五花八门、外国人不懂、中国人外行也不懂的名堂，都是教育行政部门主导的，通过了，意味学校的档次上去了，通不过，就意味学校不够档次。而且，评上了不能一劳永逸，还需经过定期的检查评比，不合格就拿下，换上别个。

由于部属顶尖大学的示范效应，更由于各种评审的拉动作用，行政化浪潮很快就席卷了全国所有高校。差的地方院校追求升级，中专升大专，大专升本科，本科则追求上硕士点和博士点，同时，大学开始推行三级架构，即大学下属学院，学院下属系，将原来的系合并、或者不合并升为学院，原来的教研室升格为系，所有的人，行政级别不动，但名义上都升了一级。

同时，由于高校“大跃进”中各种名目的资金流向高校，学校和学院两级实体单位，有了更多可供支配的资金，因此，权力大增，985高校，一个不大的学院，院长手里可以支配的资金能达到上千万，资金分配基本上由长官说了算，学院里的教师，如果想要分一杯羹，只能讨他的好，因此，学院领导对学院教师的支配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跟当年基本上没有多少资源的系主任，不可同日而语。同样，学校的校长，连同学校行政部门的负责人，也因此权力而陡然增加，这就是为什么大学教授纷纷争当处长副处长的原因。

教育部和国务院相应的学术评审机构，则成为各个高校竞相争夺的对象，如果能在国务院学科评议组占个位置，说明这个学校“实力”很大，在各种评审中，有很大的发言权。凡是进了这些机构的教授，在各自的学校都当然是级别最高的教授，说话极有分量。

有钱在手的权力，含金量足，威力巨大，虽然学校里的各种“长”，原本都是教授，但是加了“长”的教授，官架子摆起来，一样吓人。一个小小的学院，居然开起会来要设主席台，台上按照官阶大小排座次，第一首长先说，第二首长次说，无论这种是行政性质的、还是学术性质的，在这个意义上，学校已经成了衙门。

不仅如此，在整个的官方学术体系中，只认官，不认学，某个学科的评审，上面只找那些在某几个顶尖高校当院长的人，似乎谁做了院长，谁就是学科的当然带头人。这样一来，学科的评审，就掌握在几个学官手里，哪个学校想要上什么“点”，评什么奖，评一级学科，重点学科，拿多少课题，都得看这些人的脸色。这些人，自然形成一个联盟，相互交换好处，互相推荐自己人拿奖、拿课题，互惠互利，甚至，他们还定期聚会，联络感情，毫无忌讳。

二

由各种评审指挥棒驱使的行政化、衙门化的大学，一个直接的结果是败坏了学风，使各种形式的学术腐败，肆无忌惮地浮出水面。严格地说，中国的大学并没有我们所谓的大学精神，对于大学的求真求实、自由探索、社会担当等国际通行的品格，实际上即使在高校“大跃进”之前，大学中人也没有共识，但是，至少那时还作为精英教育的大学，多少还存在一些普遍的道义感，对社会也有某种责任感。然而“大跃进”无情地破坏了这一切。

各种评审的指标体系，主要是以科研为导向的，比如核心期刊论文数量、国际SCI论文数量、国家级课题数量、省部级课题数量、课题经费总量等等。关于教学培养方面，最有分量的指标是所谓的博士论文百优数量（即每个学科每年评一百个国家级优秀论文），实际上也是科研指标。在教育行政部门看来，争世界一流大学，主要是看科研成果，所以指标体系以科研为主。可是，中国高校的这种指标体系，只有SCI还勉强有点国际性，而且也并非国际通行的衡量体系，其他的指标，实际上只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自娱自乐。

中国所谓的学术核心期刊，其学术品质，原本就需要测定，但是，在各个高校发疯追求论文数量的情况下，南京大学带头发明了硬性规定研究生发表核心期刊论文作为毕业前提条件的方法，用“土法炼钢”的方式，人为拉高学校的论文发表数量，各个学校纷纷跟进，使这种本质上违法的行为，成为高校的新惯例。研究生做不出论文，就买，不仅买论文，而且买版面，各个学术期刊，因此出卖版面，蔚成风气，进一步败坏了学术期刊的质量。现在的状况是，跟中国有全世界最多的大学生相匹配，中国也有世界上最大的论文发表量，但科研竞争力却呈逐年下降的趋势。

核心期刊和论文发表如此，所谓的课题也如此。由于国家和省部级课题的选题方向，就是由几个顶极高校的学官确定的，因此，其学术性很成问题。至少就我所了解的政治和历史方面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导向，就没有多少学术性，倒更像是宣传。而且课题的获得，跟学官的位置、调动资源的多少有关，往往官越大，课题就越多，当然也就越没有时间做（这是假定他们都有学问的前提下），只能让学生做，因此研究生们就成了导师的打工仔、廉价劳动力，这样的课题，能有什么质量，可想而知。中国国家级的课题质量差，已经不是秘密了，90％以上的课题，毫无用处。

这样一种基本上属于自娱自乐的评价指标体系，却使得所有的大学为之竞折腰，前面讲过逼研究生“土法炼钢”的增产方式，实际上，学校的教师，在定期的考评面前，也必须拿出东西来凑数，否则就会下岗。当然，如果产量高，也有奖励，尤其是在所谓A级B级刊物上发文章，奖金甚为可观（这个类别，居然有《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这样一来，所有的教师，都必须围着考核指标转，以增产为第一需要。大家都在忙于争课题、跑项目、出文章，一本又一本的学术著作问世，形成了科研论著出版高峰和读者阅读量下降共存的奇特景观。

在这种科研成果的增产竞赛中，学风极其浮躁。从老师到学生，大家只想着早出、快出、多出成果，大量粗制滥造的所谓成果因之大量问世，简单重复，低水平重复，甚至充斥大量的常识性错误。同时，抄袭、做假、侵占他人（主要是学生）成果等学术偷窃和腐败行为流行，有些学校，越是所谓的大腕学者，越可能犯这种在国际上看来是学者致命伤的错误，因为附他名下的东西太多。由于对考评体系的特别在意，这些大腕的类似错误，往往得不到处理，因为如果一旦处理，不仅自暴家丑，而且可能丧生附生在大腕身上的评审资格，就算一个顶极高校，也不能无视这种损失。因为现阶段中国大学的地位考评，一是看学术权力（占有评审成员的数量和等级），二是看学术数量，而前者更为重要。

在国际上，教授学者，声誉是高于生命的，一旦一个教授学者的声誉有了问题，他的职业生涯就完结了，意味着他的余生，只能靠从事低级劳动为活。然而在中国，对于教授学者而言，权位和金钱是第一位的，声誉出现问题，哪怕是特别明显的问题，只要你能动用各种关系，将之摆平就行，丢人不要紧，但不能丢位置。至于对真理探索的欲望、人的良知、社会的担当、对学生的责任心，已经在相当多地位很高的教授那里找不到丝毫的痕迹了。

教授如此，学生就不用说了，高校“大跃进”这些年，是学生考试抄袭最严重的阶段，也是学生论文质量最差的阶段，网络普及之后，网络成了相当数量的学生各种论文的发祥地，连帮导师做的课题，也从里面搬，这也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大牌教授犯抄袭错误的原因。大学这些年，最大的问题是在教学生做人方面的失败，在老师的榜样面前，有的学生甚至丧失了起码的责任心，起码的道义感。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在大学奉行的是奴才式的管理，干部管老师务必使之奴才化，要的就是听话，而这种奴才管理，转化到学生那里，则变成奴才教育和管理的双管齐下，结果是桀骜者变成了愤青，温顺者变成了下一代的奴才。国家和社会对大学培养独立人格、创造性人才的期望，在现实中已经南辕北辙。

三

高校“大跃进”，最大的危害，是给社会和国家制造巨大潜在的社会危机。大学的扩招和学费的翻倍增加，固然有政府拉动消费的初衷，但是从根本上，还是“大跃进”的需要。“大跃进”如果本身不能给大学带来现实的利益，仅凭教育行政部门的行政力量的推动，是难以奏效的。“大跃进”的好处不仅来自上面的拨款，而且还有下面的创收，在学校规模一定的情况下，招的学生越多，收益就越大。正因为如此，“大跃进”前一个只招3000人的学校，跃进之后，居然可以招到30000人。而且，各个高校还非常热衷于研究生的收费改革，将研究生的收费面扩至最大。

大学收费激增最大的，其实并不仅仅在于让某些农村的贫寒子弟上不起学，或者逼死了多少家长，而在于大多数普通百姓倾家荡产、债台高筑供子弟上完大学之后，居然找不到工作。近年以来，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连清华、北大、人大这样的大学，也出现了较大程度的毕业生就业问题。具体统计各种研究有很多，但就我视线所及，我所服务的大学，有的专业，今年的本科应届毕业生到现在为止，一个签约的都没有，有的专业，即使找到了工作，也大多是靠父母的关系。同时，大家忽视的一个现象是，现在大学的现状，越是农村的孩子，越上不了好大学，越是档次低的大学，收费反而越高（包括隐形的），但是就业前景却异乎寻常地差，而这些地方，恰是农村和城市贫困居民孩子的去处。这就意味着，恰是那些砸锅卖铁供养大学生的家庭，最后的回报很可能是零，血本无归。

对此，教育部的辩解是，即使不上大学，这些人仍然可能失业。当然，此话有理，不过，不上大学，不付出如此大的血本失业，跟上了大学、付出巨大成本之后的失业，对于学生和对孩子寄予巨大希望的家庭来说，是根本不同的，在后者，他们对社会的挫折感会陡然增加不知多少倍。一个没有上大学的农村孩子，会比较坦然地选择进城找一份出力气的工作，但是大学毕业之后，能够做这样坦然选择的人，将不会很多，大学教育，已经剥夺了他们做一个简单劳动者的心理承受力。

教育部的另一个解释，是说现在的大学已经成为普通教育，所以，大学生毕业就是应做一个普通劳动者。而且不断有消息传来，说是大学生做了搓澡工，当了棒棒（搬运工），回家卖糖葫芦等等，当然，我们不能说大学生不能做这些简单劳动的工作，但是，如果大学生，包括一部分研究生毕业从事的工作基本上跟民工没有什么区别，那么中国的大学还能办下去吗？现在中国的城乡已经在流行新的读书无用论，很多孩子甚至连中学都不愿意上了，真不知道，按教育部现在的说法，如何应对这股潮流？

从另一个方面说，现在的大学生就业，跟大学教学培养的现状也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前，外国人很看不起中国的大学，认为我们没有大学的理念，充其量不过是职业技术学校。但是，那时的大学，即使作为职业技术学校，也存在着知识老化、陈旧、跟社会和生产脱节的问题。但是由于改革之初，国家和社会知识人奇缺，而且国家对文凭高度重视，大学生就业，用不着接受社会的检验，这些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被遮避了。开放三十年，在跟西方的交往中，中国的大学在方法、理论诸方面引进了很多东西，知识体系单一化的状况有所改善，但是，在学生素质培养方面，进步有限，而且教学尤其是本科教学，严重缺乏就业意识，原本还存在的实习环节，因为经费的问题，无论理工农医文，全部被削弱，很多学校甚至成为一种形式。教学，尤其是本科教学，对于大学的评价体系上的竞争，对于大学能否上档次，对教师的职称晋升，课题的取得，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关系，从学校到教师，自然就不重视。教育部虽然三令五申，强调大牌教授上本科的课，但是又落实了多少呢？教师上课糊弄，让自己的研究生代课，已经不是个别现象了。现在正在进行的教育部主持的本科评估，看起来好像是在重视本科教学，但检查的项目，却落实在大纲之有无、教案是否完备、教学检查有无进行、考试是否分了期中和期末、平时有无作业、考试有无标准答案等上面，这些形式和程式化的东西，即便是全部做的中规中矩，是否就意味着大学教学做好了，我想不是。1930至40年代的中国大学，越是有水平的教授，讲课越不规矩，讲文学史的，一个学期只讲了一个《庄子·天下篇》的也有，很多人甚至拒绝留作业，拒绝判卷，但是那时代的几十所顶尖大学，却是国际公认的中国最好的大学。

更何况，就连这样的检查评估，也往往流于形式，由于评估有事先的通报，给被评估者留好了充分的准备时间，结果各个学校普遍造假，甚至发动师生假期不休息，将所有的记录修改、重做一遍，届时评估的时候，评估专家只要被伺候好了，自然心领神会，不会煞风景。这样的评估，我怀疑不过是教育行政部门将大学不断地束缚在自己战车上的一种手段，跟本科教学没有多少关系。

“大跃进”之中的大学，是个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所在，有了点洋理论，但无法教学生做学问，上课糊弄，教不会学生怎样做事；扩招等于注水参假，教学实习各个环节都偷工减料，即使在职业教育方面，比跃进前还要差。

这样的大学教学培养，既不能教会学生做人，也不能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做事的基本素质。最严重的问题是，毕业生严重缺乏责任心，这是令用人单位普遍头痛的问题。事实上，一方面，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一方面，用人单位，尤其是那些民营企业和外企，又往往找不到合适的人。

四

眼下，高等教育，已经成为民生三大难题之一。高校“大跃进”引发的危机，并不局限在教育领域，已经隐含着整个社会的危机，不仅影响到国家的科技文化进步、国家的竞争力，影响到国家产业的转型，而且隐含了社会的动荡，随着就业的困局扩大，大学毕业生失业比例增加，现在据说已达70％，每年抛到社会上的几百万的失业学生，对社会意味着什么，不用说大家都明白。

高校“大跃进”，本质上是一种在不改革体制的条件下，靠注入大量资金，在短时间内使大学上档次，甚至打造几个世界一流大学的设计以及这种设计的实施。用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的话来说，就是相当于给没有改制的国企，注入大量资金，以期实现经济奇迹。当然，只要钱足够多，奇迹倒也不是完全不能发生，可惜只能是形式上的奇迹，既没效率，更谈不上品质，甚至会败坏已有的品质。

果然，现在的大学，只有规模的扩张、楼堂馆所的兴建，而实质品质的提升根本没有，甚至还在下降。原有的行政导向，在资金的扶助下，如虎添翼，形成了垄断权力和垄断公司畸形结合的怪胎，这个怪胎，将原体制的弊病统统发挥到了极致。

从某种意义上讲，现在的高校“大跃进”，具有某些洋跃进的味道。因为这个跃进，号称是在学美国。因为美国的大学是普通教育，我们也得是普通教育，不能再是精英教育。但是人们似乎忘了美国的大学教育，从精英教育到普通教育，花了多少年，目前的国力和教育水平跟我们相比是如何，而我们却在仅仅八年时间，就完成了美国化。现在中国有种很奇怪的现象，一方面，拼命排斥美国化，但是另一方面，很多改革都以美国为尺度，无论多么荒谬的事情，只要说一句，美国也是这样的，就万事大吉。

其实，在这种美国化的洋跃进背后，是国家的好大喜功和部门利益冲动的奇妙结合。国家虽然得到了一点虚荣——学生数量第一，论文数量第一，也在短时间内拉动了一点内需，但真正捞到好处的，却是教育行政部门。虽说眼下是个部门利益扩张的年代，但是没有任何一个部门，能够如此大规模肆无忌惮地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而不受到遏制，让自己势力范围的所有单位，都乖乖地听命，也没有任何一个中央的部委，可以掌握几十个副部级的职位，以至于教育部的每一个司长，都有担任实职的副部级首长的机会。“大跃进”一旦既成事实，国家似乎只能随之起舞，直至水枯鱼烂为止，即使到了这个地步，烂摊子不管多烂，也只能由国家出面收拾。

曾经有过的高教“大跃进”

“大跃进”是国人在20世纪继义和团之后，鼓捣出来的又一件震惊世界的大事。就当时而言，的确是充分地发挥了国人敢想敢干的创造精神，人们说话做事的胆量，似乎自盘古开天地以来，从来就没这么大过。“大跃进”很热闹，内容也挺多，人们一般记得比较牢的：是人民公社，大炼钢铁，亩产万斤乃至几十上百万斤，公共食堂加吃饭不要钱。高校的“大跃进”，人们回想起来，似乎也就是搭炉子炼钢、上街轰麻雀。

其实，在那时，有关高等教育自身的跃进也是同样不让他人专美于前，跟土高炉炼钢铁一样，同样充满了刺激和荒诞。

1958年夏天，在中国土地上，突然之间冒出了数不清的大学，仅仅比后来的土高炉少一点。始终走，不，狂奔在全国前面的河南省，先是一个地区办一个大学，后来一个县一个，一个公社一个，那个被伟人称赞说是跃进规划像一首诗的河北徐水县，不仅办起了一个拥有12个系的综合大学，而且县下每个公社都有一个红专大学。这种大学是怎么办的呢？徐水，还有山西平遥的综合大学，是把原来县里的中学挂上大学的牌子，中学的老师变教授，再配上些老农，算是土专家，教室原封不动，只是原来的教研组变成了系。

比起县里的大学，公社更有热闹看，当时河南遂平卫星人民公社的红专综合大学是上过报的典型，不可不专门介绍。卫星公社的这个大学有10个系，共有学员529人，这10个系分别是：1．政治系，主要学习党的政策和基本知识；2．工业系，学习炼钢铁和机械和电气，学生主要集中工业区（炼钢铁的土高炉所在）和拖拉机站；3．农业系，学习农业基本知识，怎么种高产作物。4．财会系，学习财务管理；5．文艺系，学习歌曲、戏剧、音乐，自编自演，在学习之余，要上田头演出；6．卫生系，学习卫生保健和防疫以及接生知识。7．科学技术研究系，学习气象、土壤、作物栽培、病虫害防治、品种杂交，据说经常搞一些震惊中外的试验；8．林业系，学习苗圃管理、果木杂交；9．文化系，所有各系的人员都是文化系的学员，按照各自的程度分为高小、初中班，大概专门为红专大学的学员补习文化课的；10．政法系，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和政法文件，据说是专门培养各个生产队公安干部的。

这个大学的校舍，就是社员腾出来的民房，学生都是各个生产队选拔出来的成份好、觉悟高的青年，教授（原话如此）按他们的话来说是土洋结合，土的教授可能连字都不识几个，但是群众推举出来的能人，所谓的洋教授，就是原来的小学教师。上课，土教授有讲不出来的时候，那就由洋教授讲，土教授在旁边操作，叫做土洋结合。这个大学据报道还很有成绩，工业系的不少人学会了开拖拉机、锅驼机，文艺系的编了很多快板、快书、相声和戏剧，什么“排山倒海”、“幸福灯”、“姑娘们的心”、“跃进老大娘”等等，政治系的当然错不了，学会了怎么“拔白旗”（“大跃进”时的术语，指批判或者扫除对跃进有抵触情绪的人和事），最为显赫的是科学技术研究系，人家打破书本教条，一亩芝麻上100斤化肥（极限是30斤），据说亩产达到1000多斤（对芝麻而言，相当于稻米的亩产万斤），而且还搞了许多不可思议的嫁接，比如槐草接在稻子上、红芋接在南瓜上、蓖麻接在芝麻上等等。

农村的土大学如此，城里的洋大学也有异曲同工之妙。著名的武汉大学，跃进不让他校，物理系1958年猛然由原来的三个专业，增加到九个专业，有的新专业连一个教师都没有，就找来某个出身好又特别红的学生当教研组长（当时学习好是要被批判的），教师没有先空着，有的专业连名称都没有弄清楚，就“先办起来再说”。

那时候甚至连正规大学的科研成果，都跟土大学非常相似，多快好省，既攀高峰，又放卫星，有多大胆，就有多大产。北京大学中文系一群学生（加上青年教师），花了仅35天，就写出一部78万字的《中国文学史》。据报道，著名学者王瑶等写两年都没有写出来，意思这些学生和青年教师比王瑶强20倍不止；生物系40天编出一本《河北省植物志》，同样据报道，说是法国大科学家拉马克编跟河北差不多大的法国的植物志，用了十多年，意思他们比拉马克强100倍不止。北大放了卫星，其他学校当然也不甘落后，北师大编出了100万字的《中国文学史》（比着放卫星的味道出来了），还编了100万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讲义》和《苏联文学史讲义》。中国人民大学弄出了一部100多万字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据说，这部书加进了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下限写到1958年，把大炼钢铁都写进去了。新闻系写出了《中国军事报刊史》、《中国出版事业史》、《中国广播事业史》。清华大学几个月内，编出各种教材与专著作95部，其中《水工概论》、《农田水利工程》、《水利工程测量》、《工程水文学》、《水工测量及模型试验》是10天工夫就写出来的。最了不起要属武汉大学物理系，人家成立了一个攻关小组，要在短时间内破除“旧”的物理体系，把从牛顿到爱因斯坦的所有定理、公式一扫而光，在几周内“建立世界一流的具有武大独特风格的新物理体系”。需要指出的是，这期间，由学生参与产生出来的大量“科研论文”，也陆续地发在了今天仍列在“核心期刊”名录上的学术刊物上（其实，即使今天各高校写校史的时候，统计成果也未必就把这些货色剔出去了），用今天的话来说，科研成果的数量实现了飞跃。

历史是面镜子，时常可以从里面照见我们现在的自己。如果看了40多年前的高教“大跃进”的种种感到荒唐的话，那么想想今天我们的所做所为，其实没有什么资格嘲笑我们的前辈。当年徐水和平遥把中学升格办大学，和我们今天中专升大专、大专升本科、本科竞相办“研究性大学”（大家的升级，也就是有关领导一句话的事），其实也就是五十步一百步的区别。如果说，当年武汉大学用学生当教研组长，跟遂平卫星公社社办大学土洋“教授”并举，是五十步一百步的话，那么，今天我们有不少大学只有一个学过法学的本科生敢办法学院，没有一个计算机人才能办计算机专业，跟卫星公社大学比，顶多也就是四十步和一百步的差别。今天由南京大学首创、研究生必须交出在核心刊物上的N篇（因各校规定不同）论文才能毕业的做法，本质上跟当年发动学生群众著书写论文没什么不同，无非是催生本校的成果数量；效果也差不多，都激化了科研生产的粗制滥造（今天还有一个副产品：催化了学术期刊的腐败，产生了大量有偿稿件）。

当年的武汉大学在“大跃进”过后，检讨自己的时候说，“在这种战线长、任务重、指标高、要求急的情况下，只得采取一压（批评、加压力）、二抄（写论文时东抄西抄）、三挤（挤数字）的办法”。而我们今天的高校，尤其是重点大学，动静其实比当年还大，竞相上专业、补学科、办学院（缺人文的补人文，缺理工的补理工）、合并超级大校、争一级学科、争博士点、争基地、进211、上项目（人文社科的课题都越做越大，越来越无病呻吟，资金上亿）、各种名目的评比、有资格的则定出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的目标。这一连串越来越急的大动作，怎么说都摆不脱“战线长、任务重、指标高、要求急”的影子。各个学校用量化管理、物质甚至职业杠杆压出来的科研成果，有多少是抄的，只有天知道，即使不抄，有多少是低水平重复，更是只有天知道。说到底，各个学校的科研成果数字，还是少不了“挤”的因素。只有一点是跟前辈们有所不同的，就是现在的“大跃进”极大地催化了学术的腐败，这种腐败，甚至不是指前段时间炒得很热的抄袭事件，而是直接和间接的权钱交易，这种交易，已经飞速跃进到了赤裸裸的地步。

自从世界进入现代化（或者说西化）的发展语境以来，处在后面的学了一阵前面的之后，就想着怎么赶上和超越，这是人之常情，其实没什么不对，至少可以理解。只是幻想通过某种特别的方式（比如发动群众），跨过必要的发展过程，一下子挤到前面去，多少有点做梦的味道，尤其对于一个让别人拉得比较远、差距过于大的国家，定出这种豪迈的计划，做出迈大步之状，则难免让外面的人感觉局中人像是发了疯。世界上有人发疯，其实没什么奇怪，只是发得太大，形成了风潮和运动，就奇怪了，更何况同样的疯要发两次（也可能是N次），则未免骇人听闻了。从前是“大跃进”，现在是“跨越式发展”，至少从形式上看，其白日梦的浑沌和疯狂度其实是一样的。

然而，不一样的地方也挺多，除了愈演愈烈的学术腐败之外，最大的不同是，其实大多数身在其中的人都知道自己实际上在干什么，他们完全知道自己学校跟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私下里把争基地、上项目的活动称为“编故事骗钱”，内容怎么样没人在意，只要故事编好了，基地呀，博士点呀，项目呀就来了，当然钱也就来了。在他们看来，如果你不争，别人也会争，中国一流的大学不争，好事就全让二流三流的拿去了，与其人家上还不如我们上，钱与其让王八蛋糟践，不如我们糟践。大家全都心知肚明，清醒得到了南极冰川上，却不约而同地较着劲干着当年昏热状态下才干的“大跃进”。

说穿了，奥秘在于，凡是“大跃进”，就容易产生数字式的繁荣，面上看起来特有光彩，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容易出政绩，就像大炼钢铁可以使极度落后的中国几个月就凭借遍地开花的土高炉，生产出几千万吨钢铁（尽管大部分都成了废物，堆在田间），实现了超英赶美一样，过去和现在的高校“大跃进”也可以实现规模的迅速扩张、科研成果的极度增长。我们可以合并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大学，可以生产出世界上最多的博士，甚至可以炮制出世界上最多的科研论文。跟当年的领导人一度误把这种虚假的繁荣当真实不同，我们现在的局中人，从头到尾，所要的就是这种虚假的繁荣，因为不仅领导者面上好看，而且在这繁荣的背后，有着实实在在的利益。当年的法国国王路易十五言道，死后管他洪水涛天；今天人们想到，下一任管他天塌地陷。美籍华人学者黄仁宇说中国总是不能实现数目字上的管理，但却想不到，他们其实是可以实现数目字上的繁荣的。老百姓讲话，数字出官。

一个伟人说过，历史常常重复两次，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笑剧。信夫！

（本文有关高校大跃进的材料，主要来源于当年的《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内部参考》。）

二、评审时代

学术不是自家园子里的菜

媒体爆料，《商场现代化》刊物，凭借核心期刊的名义收版面费，敛财上千万。其实，随便问一个硕士研究生，这样的事还是新闻吗？在中国的土地上，自从大学发明了让学生土法炼钢、炮制论文以增加学校的发表量的高招以来，有哪个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生没有交过版面费呢？过去穷得叮当响的学术期刊编辑部，突然之间，就抖了起来，编辑们待遇大大改善了。明码标价的收费有，我就看过这样的价目表，一论刊物名望，二论文章长短，按尺码收费，一丝不苟。暗中收费的也有，为了多发文章，大学的各个学术机构，不惜降尊纡贵，巴结学术期刊，尤其是社科院所属的所谓一级学刊，有什么头衔，都可以奉上什么头衔。主编副主编神气活现，纷纷进入大学当上了兼职博导，分享课题经费，出去开会，顺便旅游。

同样，媒体也爆料，徐州师大和××政法大学申请博士点失败，教授们如丧考妣，一个声言罢教，一个要求行政复议，网上议论纷纷。其实，这对于业内人士而言，也不是新闻。争夺博士点的战争，已经打了好多年了，硝烟弥漫，银弹纷飞，早在两年前，一个地方院校的副校长，就跟我说，为了争博士点，把胃都喝坏了。

这些年来，大学的领导人，拼命奋斗的，不就是这些玩意吗？什么博士点，一级学科，重点学科，重点学科研究基地，先争后保，争到了欢天喜地，争不到哭天抢地。

这两件事，都跟中国的大学有关，如果大学不逼学生发文章（不发不让毕业），就不会有那么多学术期刊大收版面费，但是，如果大学不争博士点之类的东西，就不用比赛发表数量，两件事构成了头尾相衔的链条。归根结底，行政主导的大学，所谓的档次，标志就是行政系统赐予的这些博士点，一级学科、重点学科、重点学科研究基地，就像一个人，地位高低，全靠华丽的衣服撑着一样。

这样的竞争，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属于中国教育的特色。可是，将这特色的油彩刮去，里面露出来的，却多是虚假的货色，不仅所谓核心的期刊的发表是买卖交易，就连期刊本身的评定，也充满了交易，用这样发表量堆积起来的各种硕士点、博士点和某某学科，研究基地，里面不仅文章是空的，连耗费大量国家资财的课题，也是空的。自然科学我不了解情况，人文社科的国家课题，有多少是有用的？

大学一直以来，都处在超级的亢奋之中，大家都拼命要升级，职业教育的中专技校，有点本事的，都升了大专，原来的大专，升了本科，进了本科，就想着有硕士点，有了硕士点，就想博士点，连博士点都有了，就琢磨某某学科，重点学科研究基地，有了一个就想两个、三个，越多越好。原来的职业教育被废掉了，因为好一点的职业学校都升格了，变成本科中的垃圾，原来的本科，乃至研究生教育也废掉了，因为大家一起虚胖，什么都顾不得，全体力争虚胖，肿得越高，学校的档次就越高。

这是一个外界看不懂的中国式游戏，国外的外行不懂，内行也不懂，如果有哪个高手能在短时间内把我们如此的名堂，如此的争夺，给老外解释清楚，无论如何都是天才。只是，在这种游戏中，我们的学术也随之变成了自己园子里的菜，自产自销，决不出口，跟国际学术没有了关系。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中国教育最大的贡献，就是在中国确立了西方的学科体系和大学教育模式。在新文化运动之前，中国虽然有大学，但名不副实，哲学和史学乃至文学，基本是混在一起的，讲中国哲学，得从三坟五典讲起，讲到周公，学期就结束了，别说孔子，连老子都还没出现呢。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的大学，出现了群星灿烂的局面，今天令我们自豪的西南联大，能在战时昆明的草棚子里办成世界一流，最终得归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

然而，可悲的是，近百年之后的今天，大学不仅背离了五四引进西方的大学传统，而且背弃了自己多年奋斗得来的传统，不追求大学内涵，只追求大学的形式，那种外在的，被行政系统强行赋予的形式，所有人都在追求那些“点”、某某学科、基地，好像没了这些，大学就没了魂似的。试问，自从现代大学体系兴起以来，有哪个国家的博士点是由政府的行政体系决定的呢？又有哪个国家有过我们这样的某某学科、某某基地呢？即使是官办学术，官办教育，也得是学术中人来决定教育和学术的形式和内涵，不能由官方机构来决定，官方机构决定的学术和教育，只能是贴在衙门表皮上的油彩，好看固然是好看，但一点用都没有。今日大学的种种乱象，教育质量低劣，学术造假成风，归根结底，是因为我们的大学活动，已经变成了一个封闭园子里的自娱自乐的游戏，我们的学术，已经变成自家园子里一种蔬菜，跟外界没有了多少关系。

惩办“学术汉奸”？

祥和之时总不免有杀伐之声，火气大的人，动不动就喜欢动杀机。有来自全国最高学术机构的政协委员，声言提议人大制定《惩治汉奸言论法》，说是某些学者，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歪曲历史，为八国联军侵华历史，尤其是日本侵华历史翻案，所以，必须以法律手段，加以严惩云云。

笔者在近代史界混迹多年，至今尚未出界，耳濡目染，从未听说国内这个界里有谁翻过这样的案，如果说是日本学者，倒是大有人在，不过，中国立法，好像也严惩不到人家头上，所以，某委员所要严惩的，估计还是某些他看不上眼的国内学者。这些学者，所有的罪过，不过是没有按照某委员所喜欢的一些调子来研究而已。大家只能在这个调子底下，在狭小的框子内从事研究，出了框子，就算大逆不道，不仅要开展学术大批判，而且要立法严惩，必欲将之抓进班房而后快。这个问题，我想只要还是个学者，或者自称是个学者，都不会认同的。但是，我们这位具有研究员、教授和国家最高学术机构学术委员头衔的某委员，却一个吐沫一个钉，这样说出来了，看来，中国的学者称谓，有的需要改称“学罚”或者“学惩”了。

历史研究，是要讲材料、讲证据的，传统史学家，比之为老吏断狱，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像法官断案，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不同意人家的论证，哪怕恨得牙根痒痒，也只能拿出证据来驳，口气再恶，也不能出学术讨论的范围，就算你真的认为人家是所谓的“学术汉奸”，也得拿出证据来，否则，就是漫骂、人身攻击和大批判。这样的大批判，无论声势有多大，嗓门有多高，终归无济于事。更何况，现在某委员已经没有办法像“文革”时那样，操办一台群众大会，把他痛恨的学者揪到台上去，戴上高帽子，批倒批臭，再踏上一万只脚，所以，在骂街之余，只好求助于法律了，而法律又没有以学术研究治罪的条款，于是《惩治汉奸言论法》的提议，就这样问世了。

帝国主义侵华的历史，是已经发生过的客观事实，但是这个客观事实，必须加以认真的研究，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地弄清楚历史原貌，认真客观地探讨事件发生的原因、历史背景，而不是声讨一通帝国主义、痛骂一顿侵略罪行就完了，像以色列对待犹太大屠杀历史那样，详细到每个所能找到的殉难者。定个调子大骂，过去不是，现在不是，将来也不是研究。最起码的，学术研究，必须让人说话，动辄扣帽子，打棍子，甚至捉将官里去，研究是无法进行的。学术研究，动不动就道德审判，甚至法律审判，上纲上线，这么大的火气，最后当心烧了自己的屁股。

但愿，某委员不要变成学术杀手，其所在最高学术机构，不要变成学术惩戒院，否则，中国的学术真是没救了。

看人下菜的学术期刊

辽大副校长抄袭案，查出一个雷锋来。我刚刚写了一篇文字调侃，就有记者跟我说，没准，人家助人为乐是真的，因为很多学术期刊，就是认人不认文，公开宣称，我这个档次的刊物，副教授以下写的文章，无论写得多好，就是不登，登了掉档次，而且，据说登了无名小辈的文章，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转载的可能性也是很小的，而转载率是目前评价学术期刊的一个重要指标。这样的学术期刊有没有？当然有。各个期刊程度不一，有的是专门辟出版面，给所谓的大牌学者留着，非大牌，写得再好也上不去，有的则像记者说的那样，整个刊物都只对大牌开放。

大牌的大，重要不是学术地位高，而是职位高，这在中国学界是一个特色，官大学问大，官大学术地位自然高。当然，这些官大的学者，有一些的确是学而优则仕，因学问不错，上头奖励一个官职，尽管当官之后，忙于开会和行政事务，没有多少时间看书做研究了，但毕竟曾经肚里有过货，但是，大量的学官，尤其是在著名大学和学术机构里的学官，其实原本就没什么学问，但只要坐在那个位置上，学问也就跟着好起来了。

但是，无论何种的学官，校长还是院长，的确都太忙了，一天有无数的事等着，会要开，饭要吃，鉴定要做，演说要讲，因此，写文章的时间无论如何都挤不出来，挤出时间，也挤不出思路，所以，文章得有人代劳。代笔者写出来，学官大笔一挥，修改一下，据说也一样点铁成金，画龙点睛，即使成不了金，也不像龙，但只要有了学官的大名，只要这学官的地位足够有分量，期刊一般都是要给面子的。当然，代笔的人，也不白代，署不上第一，第二第三总有份。也确实有学生或者下属，看着第二第三的排名上，乐意奉献，至少，自家的名字可以在一些顶级学术期刊上露个脸，否则，即使在不怎么样的刊物发一篇，也需交数目不小的版面费。

况且，现在的大学，博士生毕业需要两篇核心期刊论文，否则连答辩都不允许，而年轻的教师，则有每年的科研考核，完成不了指标，别说别想评职称，就是现在的地位也保不住。做奉献，背后有动力。

学术期刊如此势利眼，背后其实有利益的驱动。不是说我们的学术期刊编辑统统没有学术眼光，但利益的诱惑，的确是难以抵敌的。这多少跟我们现行学术期刊评价体系有关，学术期刊跟大学一样，需要定期评比，而评比的尺度，一是专家评价，二是转载率。眼下学术体系的专家，基本上被学官垄断，无论何种评比和评审，基本上都是学官的业务，就冲这个，期刊都得罪不起专家，也就是学官，地位越高的学官，就越是得罪不起，定期发点这些学官的文章，看在文章的面子，一旦评比碰上了，也会高抬贵手的。

其次，现在一些著名的学术文摘，大抵也有地位优先的习惯，小人物的东西，即使转，概率也低。两下加起来，你说，让我们的学术期刊怎么办呢？

因此，我们的学官，该学雷锋的时候，还是学吧，只是，以后留点神，别帮文抄公的忙，如果一旦不留神帮了，及时处理，别露出来，天下太平。

垃圾生产机器的动力分析

命题作文要我谈“知识生产机器”，委实是强人所为。当下，笔者所服务的高等教育界，满眼看去，净是些制造垃圾的机器和这些机器造出来的垃圾，久而久之，入鲍鱼之肆不闻其臭，不仅鼻子都习惯了，连眼睛都麻木了。

眼下，人文社会科学界有“三多”，文章多、专著多、课题多。老师、学生、海龟和土鳖，大家一起忙活，一眼望去，真是郁郁葱葱，繁荣得很。不过，这个景象，就跟阎锡山时代，山西的某知县为了应付老阎的绿化工作检查，满山插树枝一样，当时看着养眼，过后就都被老百姓捡去当柴烧了，不，确切地说，我们这些成果是要被收废品的捡去送到造纸厂化纸浆的，比插的树枝本钱更大，利用价值也稍高一点。

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是没有人特意制造垃圾的，垃圾实际上是生活和生产的特殊排泄物。如果有人故意制造垃圾的话，那么我们首先要问的是他的动机是什么？是谁在后面提供给这种机器做这种无用之物的动力？显然，除了极个别特别自恋的人之外，绝大多数学术垃圾的制造者其实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但是大家知道了还要埋头从事这种“中国制造”，原因其实只有一个：这是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的提倡甚至要求。

我们的高等院校，几乎所有的评估指标，都跟所谓的科研成果挂钩。尽管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据说已经是海归当家，但所拿出来的评估体系，却基本上是自说自话的封闭体系，科研成果只看数量不看质量，而且基本上由教育行政部门主导。只要有了数量，那么学校就可以从教育行政部门得到各种好处，不仅博士点、硕士点、一级学科等等标志学校“档次”的东西，需要科研成果数量来支撑，还有一些由我们的学官们自己炮制出来的名堂，什么重点学科啦，学科研究基地啦，精品课程啦等等，评上评下，除了必要的“攻关”之外，也主要看学校的成果数量。各个高校对教师制订各种考核指标，甚至逼着研究生必须在“核心期刊”上发文章，大搞土法炼钢，小土群遍地开花，主要就是为了拼数量。

当然，也许有人会说，大家看重数量，可能是由于学术成果的质量不好评定。不过，我们的学官们对数量的偏好，其实一点都不是由于学术成果质量评估的困难。从根上说，是他们对学术垃圾情有独钟。不信的话，大家可以看一看高校的人文社会科学课题，尤其是重大课题，那些在211、985工程名下动辄资金上百万的课题，有多少是意识形态的宣传，有多少是大而空的无病呻吟，不是“世界”就是“全球”，非“战略”即“规划”，这些东西当然都是各个学校的教授和研究人员编出来的，但只有这样的东西，才入得了学官的法眼，否则，就通不过。

不明就里的人，乍一进中国的教育界，估计多半会疯掉，他怎么也不会明白，为什么一方面有那么多农村的儿童因贫困上不了学，儿童的义务教育还要依赖海内外的善款，一方面政府却大把大把地向高校撒钱，一个精品课，要给50万，一个人文课题上千万，上亿，甚至十数亿，而且做的都是无用功。

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学界垃圾生产的动力源，就是有关的行政部门。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中央政府手里的钱越多，这种动力就越是强大，目前，已经强大到了可以吞噬一切的地步。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国家的人文社会科学界，功用是非常明确的。由于真理是已经给定的，所以大家能做的主要是介绍和阐释真理，可是给定的真理相当明晰，所以，介绍和阐释的工作量必然有限，所以实际上大家做的事情，主要是阐释和解释上面的方针政策，由于方针政策总是变，害得学者也只好跟着变来变去，很是影响形象；好在我们这个学界还有另外一项功能，那就是教化，这个功能很古老，自董仲舒时代就已经开始施展，但在新中国，已经古为今用、旧瓶装新酒了，为了这个功能，人文社会科学所有的学科，教材都是按照几个既定的真理式的口号编写的，一大批人类灵魂工程师，与其说是在传授知识，不如说是在灌输教条；人文社会科学的第三项功能是做匕首和投枪，打击或者反击敌人。按道理说，匕首和投枪原是领袖对文艺的要求，可是因为敌人比较狡猾，经常借学术和理论来攻击我们，如果一色用文艺来反击，不符合兵来将挡、水来土囤的原则，所以，学界有用武之地了。笔者曾经混迹于近代史学界，为了饭碗计，弄过一段义和团研究。当我回顾和爬梳建国以来的义和团研究论文的时候，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有好长时间，我们的学者写文章的时候比较喜欢用的一个符号是惊叹号，比较喜欢用的一句话是“是可忍，孰不可忍”，比较喜欢攻击的一个对象是美国。由此悟到，原来我们的学者其实不是在做研究，而是在舞刀弄棒，或者是放土铳，既对着境外的反动势力，也对着身边的赫鲁晓夫（其实是自己不小心说错了话的同事）。

当然，后来世界变了，中国也变了。意识形态的诚信不知怎么逐渐褪了色，人们再阐释真理或者解释政策的时候，在进行教化的时候，更多的是为了自己的饭碗，为了自家头上那教授的头衔，和这个头衔给他们带来的荣耀和光辉。至于匕首、投枪加土铳，就更是没有多少用武之地了，因为大家都咸与维新，与时俱进，对内对外都不搞运动了，自然带惊叹号的学术大批判就发动不起来了。当然，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也在变，不仅长官土鳖换海龟，而且思想之跃进，令人目不暇接。学官们手中有权，口袋里有钱，脚开始不着地，在现代化的大路上实行跨越式发展。最明显的是大家突然之间对“大”字感了兴趣（把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一度很流行的舒马赫的《小是美好的》都忘了），竞相跳起了大字舞，在实行了大扩张、大升级之后，高校又实现了大合并，一个大城市，十几个高校合并在一起，大学生见面用不着问是哪个学校的，只问是哪个校区的就行了。当大字舞跳进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时候，我们发现，大课题、大项目连同大手笔出现了。风气所及，刚回国的海归们也迅速地被感染，跟着一起大吹肥皂泡、跳大字舞，一个豆腐块的介绍文章可以说成是专论，没有出版的论文可以吹成是专著，研究人员变成了研究员，会员变成了院士，甚至敢到人民大会堂开庆祝会（有了海归的加入，学界的舞姿果然更加优美，带了洋味了）。到了这个时候，愚钝如笔者才发现，不知什么时候，我们“知识生产”的功能，悄悄地变了，从传统的阐释、教化和战斗，变成了制造热闹，而且是大热闹。

热闹不是胡闹，热闹对于当下的政治局面的确是有用的。热闹是用数字和一堆成果堆出来的，我们刻薄一点说人家是垃圾，但人家自己完全可以自我辩解说就是科研成果。有数字有成果就意味着事业的繁荣，数字出官，标志着学官的政绩，可以让他们在每年的总结上，洋洋洒洒地列出一大堆比去年、比上任更多的成就来，更可以让他们升官。正因为如此，所以不管对这种现代版的高等教育“大跃进”，学者们有多少意见，教育行政部门还是好官照做，跃进依旧。

不过，现实政治上的道理，尽管有理，也往往是短见的。1958年的全民的“大跃进”，其实也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以粮为纲和以钢为纲，对于一个落后国家来说，并没有什么大错，快速地在中国建设一个人间的天堂，其实也是非常诱人的一件事情，况且，当年的亩产万斤和土法炼钢，都是得到大科学家证实的事情。可是，结果呢，却饿死了人。今天如果我们继续生产这些毫无知识增量、甚至根本不叫知识的科研成果，而且由国家机器倡导，加大投入诱导，最后，人是饿不死了，但饿死的是学术。

我所服务的单位，负责科研的领导是个很有学术信念的学者，但是不幸的是，按照现在的学术评价体系，他每年要奖励的年轻人中，恰是那些根本不做学问的人，而真正埋下头来做学问的人，受的都是惩罚。他告诉我，每年的年终总结要发奖的时候，他都像吃了苍蝇似的。其实，这位仁兄的不快是小事，严重的是，如果这种局面还在继续下去，我担心我们这些所谓的学者最终都会变成苍蝇，只有恶心别人的份了。

心照不宣的造假游戏背后

大学老师领着学生造假，说起来挺像人咬狗，但在我们中国，早就不是新闻，我们大学生出身的媒体从业者们，两年前就知道了。一般来说，造假，都是单位内部的事，尽量知道的人越少越好，便于保密。大学造假，虽然也是学校内部的事，据说也很忌讳外人知道，可是，造假的动静太大，涉及人员太多，开大会小会层层动员，就差没用大喇叭把造假的事喊出来，因此，想让大家不知道都难。

造假是为了迎接高校的本科评估。显然，评估检查什么，各个高校事先都知道，虽然按道理检查的是已经发生过的，但是学校为了过关或者得优，从前做的不够的，要补，做错了的，要改，没有做的，要做。因此，教学计划没有的，要补，座谈会没开过的，要补，教学改革没做的，也要补，学生作业没有的，补，实习报告没有的，补，试卷改得不合格的，重改，如果连试卷出的就不符合标准，那么老师就得带领学生给已经毕业的学生重新答卷，最惨的是缺学年和毕业论文的，老师不仅带领学生要重做，而且要逐步填写进度表、论文周记和撰写英文提要。有的学校甚至规定，如果哪个教师负责的造假工作不达标，就按严重教学事故论处。有的学校，为了给评估专家留下一个好印象，甚至连校园的气氛都造假，专家进校之后，校园里树荫下、街椅上，从前卿卿我我的恋人突然人间蒸发，一律换上了捧书苦读的莘莘学子。

造假不稀罕，稀罕的是，多数大学造假造得都相当粗糙，相当拙劣，几年前的试卷，几年前的论文、实习报告，纸张和字迹都是簇新的（据说现在已经有大学学习古董贩子，把假货用药水加以熏蒸，这是后话），评估专家都是久在大学里混的人，按说一眼就能看穿（其实不用专家也一样看得清楚），可是，这么多学校评估下来，硬是就没有什么西洋景被拆穿过。造假的和看假的，彼此心照不宣，好像在玩着逗你玩的游戏。评估的结果，大体上也跟预定好了似的，凡是名牌大学，一律为优秀，差一点的，就是良好，不及格的，就是几所职业学校。一般院校，把专家伺候得再好，想拿优也难；专家就是再不满意，也很难把名牌评成良好以下。

既然如此，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干嘛闹得大学鸡飞狗跳，老师半年乃至一年什么都干不了，累得精疲力竭，带领学生一起作假，不惟斯文扫地，而且令学校多年的思想政治工作、道德教育毁于一旦呢？当然，也有为评估辩解者说，这样可以让学生早点适应社会，如果此说当真，我们的大学最好应该开一门讲骗术的课，作为学生的必修课程，从监狱里请些个中高手，来当兼职教授。

显然，评估之意，并非真的本科教学检查，无非借此强化教育行政部门对大学的控制，虽然教育行政部门不可能是所有大学的主管部门，但是有了评估，以及类似的各种评审检查，任你哪个大学，都得乖乖地跟着我的指挥棒走，我出一招，无论多么荒唐，大学都得跟着折腾，其实被评估的大学也知道，一所全日制的大学（职业学校除外），无论办得怎样不堪，不大可能真的被枪毙（这样的话，会引起另外的麻烦）。大家卖力气地造假迎评，无非是要得一个过得去的分数，就像现在许多评比一样，你好我好大家好，凡是参评的，就是优秀，优秀上面再加一二三等奖，最佳者，一般都是好几个。

如果说，其他的评审，比如硕士点、博士点、一级学科、重点学科之类，像是定期扔出一些骨头让大家来争抢，那么，本科评估，则是一种强化行政主导的“杀人游戏”，人是不可能真的被杀掉的，但紧张的气氛却会出来，在紧张中，大家不知不觉就范听话，疲在其中，也乐在其中。当然，也顺便把前阶段各个大学“大跃进”粗制滥造的痕迹抹掉了，回过头来可以跟那些不知趣的批评者算账——谁说我跃进来着？

诚然，目前高校教学状况如此之差，本科教学评估应该做，但是，这个工作只能由社会上中立的（甚至可以请国外的机构）调查机构来做，而不应由教育主管部门来包办。目前这样大张旗鼓、声势浩大的行政主导的评估，说得难听一点，只能是一种基于权力技术的扰害。

犹抱琵琶半遮面

教育部在自己的官方网站上表示，今后对于研究性大学，即进入211和985工程系列的大学，会大幅度精简各种评估和检查活动。教育部一向强项，尽管批评声铺天盖地，对正在展开的本科教学评估，更是骂声一片，但是，叫骂由您叫骂，好官我自为之，该干什么还干什么，评估硬是在滚滚骂声中前进。现在多少有了点表示，很是难得。

自上个世纪末，一轮新的高校“大跃进”高调进行以来，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力大增，各种评估检查也随之增加，闹得大学几无宁日，不胜其扰。平心而论，这些评估和检查，有相当数量是没有必要的，纯属扰学，但是其中有一些，比如最为人诟病的本科评估，和不那么有人反感的硕士点和博士点的评估检查，其实是有必要的。我们看到，自高校扩招以来，社会公认大学整体教学质量下降，本科、研究生（硕士和博士）都下降，很多学校，包括所谓的211和985大学，对教学的糊弄、教学培养环节的忽略和应付，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但是问题是，由教育部负责的评估检查，能遏制这种现象吗？

首先，从已经进行的本科评估来看，各校几乎普遍存在着造假应付的现象，作假技术含量很低，新的纸张，新的笔迹，不用专家，正常人用眼一看就能识破，但是，评估的专家们，有谁点破过这个玄机呢？凡是所谓的正规大学，尽管全力迎评，小心伺候，但目标其实就是要专家给他们评一个优，因为及格是必然能拿到的，差不多就是良。从专家的评估来看，好像他们并不热衷于纠正本科教学中的问题，只是大致地走下过场，再得一点好处。整个评估下来，只有那些刚刚挂上本科招牌、在行内被视为野鸡大学的学校，才被示出黄牌，其他的大学，都安然平稳渡过，皆大欢喜。

其次，此次进行的本科评估，就检查项目和内容而言，重点是在检查教学的程序，强调教学的规范，对于一个大学教师，即使他的教学所有环节都无懈可击，考试成绩都呈正态分布，有标准的教学大纲和教案，但依然不能说明他教学的水平高，陈旧的内容、空乏的思想、枯燥的讲授，都可以是百分之百合乎标准的教学。实际上，这种评估检查，并不能起到真正提高本科教学质量的作用，反过来，还有可能进一步扼杀教师创新的热情，教师的个性和创造力，将大学教育引导到刻板的教条、僵化的程序化道路上去。至于各大学在迎评过程中上下动员、一起造假，大搞政治运动，会给学校和学生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已经有许多精彩的评论，在此就不多说了。

事实上，对学校进行的评估检查，理应由第三方，社会上成熟的非官方的评审机构来做，它们与大学没有统属关系，没有利害纠纷，这样才能做到公正，起到纠正偏差的作用。像现在这样，由教育部成立专门以评估检查为任的中心，不仅增加了编制，使机构膨胀，而且强化了大学的行政化、衙门化色彩。实际上，定期的评估，无非就是让大学更加听话，说的不好听一点，就是把大学通过评估检查这种绳索，牢牢地捆绑在教育行政部门的战车上，这样的评估，哪怕只有一次，都是多余而且有害的。纠正自己错失，是政府部门的职责，要纠正，就彻底一点，不要犹抱琵琶半遮面。

大学的评审时代

现在的大学，已经进入“评审时代”。博士点、硕士点、一级学科、重点学科、重点学科研究基地，以及各种项目的评审，已经进入常规状态，到时间就来了，高校里，大家分田分地真忙，分到的，要保住胜利果实，没分到的，要运动到让自己分到，大队人马出动，大笔的钱财撒出。至于本科评估，则更像是一场政治运动，为了迎接教育部的评估，各个大学上下齐动员，老师不放假，学生帮造假，到处大标语：掀起迎评促建新高潮！

各种评审，无一例外都是行政主导。虽然，从表面上看，评审专家都是教授、研究员，但这些人的选拔，全凭教育部的主张，选拔的标准，不是看这个人是否在学术上有何造诣，而是看他是否是官，比如各个重点大学的相关学院的院长，更关键的是，要看这个人是否听话，如果有某人在某次评审中不那么听招呼，那么下次评审，就不找他了。姑且不论这种评审是否必要，比如什么叫做“一级学科”？什么叫做“重点学科”？为什么要有“重点学科研究基地”？为什么同样一个学科，比如政治学，凭什么你的学校的政治学就是一级学科，我的学校的政治学就不是，你的学校的就是重点学科，我的就不是？天底下政治学只有一个，中国和外国，只有一个，怎么学科到了中国，非要分出高下等级来？这种中国特色的高校评审，只有中国专家明白，外国专家都不明白，当然我辈一般教师就更不明白了。

但是，有些评审，至少从字面上看，我们还是明白的，而且以为如果非要评的话，我们有资格参与。每年的例行先进评选，现在还在进行，优秀教师一年一年评出来，院级、校级、省部级，乃至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三八红旗手。只是评选已经成了走过场，领导看上谁，谁就当便是，有的单位，甚至连群众评议的过场都不走，好像也没出什么乱子。除了这些老名堂之外，新名目也在涌现，比如精品课、精品教材、名师（国家级和省部级）、教育部优秀青年教师、跨世纪人才、新世纪人才等等。这些新名堂，背后往往带着巨大的物质利益，比如如果哪个教师的课入选精品课，那么就可以得到三十万的资助，当上教育部优秀青年教师，也有三十万。可是奇怪的是，这些涉及教学的评选，学生不能参与，教师也不能参与，往往等到评完了，大海报贴出来，优胜者的名片上多添了一行字，大家才恍然大悟，原来我们身边又出来一个“牛人”。

一个教师，教好课，是应尽的义务，是本分，评先进已属多余，更何况什么名师、精品。在还存在数量不小的失学儿童的情况下，这种高调的评奖，大笔的赏赐，则显得格外不协调。就算非评比不可，那也得听听学生的意见、老师的意见，因为他们才真正知道哪个老师教得好，怎么可以领导关起门来一鼓捣，就定了呢？事实上，在很多情况下，只要相关领导自己符合评选条件，最后评出来，多半是他自己。高校的各种评审，从学术评审到项目评审，再到教师评优，对教育，对学术，甚至对教师行业本身，只有摧残，没有帮助，更谈不上促进。这种官本位的评审，不仅不能奖优，反而加速劣币驱逐良币的过程，完成逆向淘汰。高校里，凡是老实做学问的人，在这种评审中，不是落荒而逃，就是自我放逐，迅速边缘化，让那些即使原来有点学问也没有时间继续做的学官们，占据学科主流，占据各种官方的平台，年复一年地炮制出大批量重复而平庸的“科研成果”，其中还不乏造假和抄袭之作。在这场评审的狂欢中，只有两个优胜者，一个是那些学官们，他们的头衔越来越长，荣誉的级别越来越高，科研经费越来越多；还有一个就是教育管理部门，它们成功地利用越来越名目繁多的评审，把大学捆在了部属政治的战车上，老老实实，一步一趋。输的是国家，输的是教师，输得最惨的是付出了青春和金钱的学生和他们的家长们。

有关大学教育一点小事的三问

眼下，似乎很多人都讨厌大学行政化，我的校长还在国际论坛上，高调反对大学行政化，提倡教授治校。

但是，有一个校长们垂手之劳就可以办到的事，就是没人办。

在大学里的人都知道，无论按现行教育法规的哪一条，都找不到依据，可以强令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生）发表核心期刊论文才能毕业的。但是，几乎所有的学校，都这样规定。

大家也都知道，学校之所以这样做，无非是担心在教育部的考评体系中，发表量这一项落了后。于是命令学生土法炼钢，靠小土群提高指标。大家更知道，这种行为导致了核心期刊加速腐化，纷纷不管论文质量大收版面费，同时也催生了学生论文的抄袭、造假和大幅度的低水平重复，连带教师也是如此。这是当今学术腐败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我身在中国人民大学，先从自己学校问起。

第一问，问人民大学研究生院院长。人大的师生反映，自打您就任研究生院院长之后，对于博士生发表核心期刊论文的问题，要求得特别严格。从前还可以用两篇非核心期刊论文顶替，现在则一点通融都不行。到底是何道理？你作为研究生院院长，凭哪条法律或者规定可以这样做？你在做教授的时候，估计也感同身受，知道学生的苦处，怎么一当官就变脸？你知不知道，现在一篇核心期刊的论文，已经要价4000余元，这对于一个来自农村的学生，意味着什么？

第二问，问人民大学校长。你曾经多次对现行大学体制发问，赢得了敢言之名，也曾对着媒体，宣称人大可以不要求博士生非发文章才能毕业。可是，至今人大变本加厉，博士生不发两篇核心期刊论文，连答辩资格都没有。这个情况，你知道吗？如果知道，是否打算兑现承诺？

第三问，问新任教育部长。你也做过大学教授，带过博士生，现在应该还在带。你应该知道这种逼学生发论文的命令有什么样的危害。比起其他教育的问题，这个小事最好解决，只消你下令取消大学考评中的发表量数量指标，各个学校就不会这样疯狂热衷于“土法炼钢”了。你能伸出一个小手指头，做一下吗？据说你也来自农村，你更应该知道，那些贫寒的学生，凑一篇核心期刊4000元的钱，能有多么地难。

如果连这点小事都不能做，那么大话就别说，大事也就不用做了。

三、大楼事业

夺农民的地，大学有份

燕山大学为了扩张，2003年征用了几千亩农民的土地。有些村庄农民的地几乎被征光，每亩地只付给农民6万元。征地的时候，土地的用途是教育用地，4年后，这些土地的一部分被以商品住宅用地卖出，每亩地高达130万。

姑且不论这样的土地变更（从教育用地变成商品住宅用地）是否合法。如此贱价征用高价卖出，中间差价居然高达20倍，这样的盘剥，无论如何都显得狠了一点，明摆着是欺负农民嘛。据报道，失去土地的农民，现在生活状况艰辛，当年的征地款，已经差不多花光，度日如年。

当然，像这样的盘剥，全国各地都有。不仅农民的耕地可能被扩张的城市吞噬，连他们的住宅，也可能面临被拆迁的命运。虽然宪法上规定农村的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但在现实中，农村的土地，却不能进入市场，必须得由政府征用，征用之后，由政府卖出。燕山大学的事例告诉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大学也扮演了一个非常不光彩的角色。等于是政府和大学合谋，剥夺了大片农民的土地，肥了自己，坑了农民。

燕山大学的理由，是他们要还债。因为大学的扩招，大兴土木，欠下了大笔的贷款，所以必须得靠卖地来偿还。同样的事情，浙江大学已经做过了，由此类推，应该还有其他的大学，估计也这样做了。这样做，大学的债是还上了，但实际上用的却是农民的钱，用他们和政府合谋从农民手里抢来的土地换来的钱，替大学还扩招的冤枉账。

大学扩招，原本就是一种弊政。凭什么要规模只有1万人的燕山大学，在几年之内扩招到5万人呢？在这个世界上，有哪个国家办大学，是这样疯狂注水的呢？这样做了之后，不仅造成大学的教学质量大幅度下降，耽误了大批求学的农家子弟，而且居然造成大批农民失地，把原来属于农民的土地，以极低的价格拿过来，然后再高价卖出去。里里外外，所有的单，都让农民为他们买。走遍天涯，哪里有这样的道理。天理何在？人心何在？

从前，我批评高校“大跃进”，还只知道这个跃进，坑害了学生，坑害了学术，也坑害了大学，现在才知道，在这疯狂扩招背后，还有成村的失地农民的血和泪。被坑得最惨的，原来是农民。大学从来都是人类的良心所在，是人类的良知所在，承载着人类美好的价值。但是，今天，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大学居然沦落为盘剥和掠夺农民的帮凶！这样的大学，即使建上几百所，又有什么意义呢？

中国大学的大楼事业

梅贻琦关于大师和大楼的名言，现今已经被人们说滥了。这句话的意思很清楚，是说大学关键要有大师，而不在于有没有大楼。这话人家不仅说了，而且用实践证实了。当年西南联大的大师们，就是在草屋平房里，培养出迄今为止依然令国人感到骄傲的大师，他们中的一些人，现在还活着。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尽管当今中国学界，并不见得只有学人和媒体推崇梅贻琦先生，大学校长私心向往者，也不是一个两个，但是，我们现在的大学，却难觅大师的踪影，几个原先据说很有大师相的苗子，不知怎么就是长不起来。一说大师，人们只好拿几个老一辈的长寿者（在旧中国受的教育者）打哈哈，不厌其烦地让老人家发挥余热。从南到北，无论哪个大学，都一个模样，只有大楼没有大师，这些年，大学可以骄人的业绩，正像陈平原说的那样，也就是盖大楼了。

盖大楼当然也是事业，有的大学并不讳言这一点，甚至自豪地称之为我们的大师大楼事业。应该说，在多少年教学设施短缺、教学和科研条件较差的情况下，校长们能筹来款项，把大楼盖起来，让教学和科研条件有所改善，也是一件不小的好事，虽然有些大学楼盖得奢华了一点，建了太多的校园五星级酒店，过于豪华的体育馆，以及大而无当、却又很费钱的大校门。但总的说来，中国大学的教学条件，比起十年前，的确改善了很多，这的确是个成就。

但是，大学毕竟是大学，现在中国的大学，虽然有房子有地，有大机关和大后勤，要管自己一亩三分地里所有人的吃喝拉撒，甚至生老病死，但是，大学不是一个城市，更不是一个建筑公司，从本质上讲，大学，是不能把盖大楼当成自己的事业的。换句话说，大学者，只能是有大师的事业，只要有大师，有没有大楼，都是大学。

如果把1889年设立京师大学堂作为中国大学的起点的话，一百多年的大学史，曲曲折折，到了西南联大的时代，已经走出来一条自己的路。然而，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一刀切地改成苏式教育体制，二十几年下来，中国大学教育几十年的积累，被挥霍殆尽。改革开放以来，大家有共识，从苏式专才教育改成美式的通识教育，本身蕴含着大学的回归。只是，在百废待兴的基础上的回归，本身要求的是力度非常大的改革，贴近教育本质的改革，简单地说，只有改革，针对教育体系的改革，才会有我们今天念兹在兹的“大师事业”。

显然，追寻大师事业，大学有两个大关必须得过：第一关，大学要从单位体制里走出来。所谓单位体制中的单位，就是一个在都市里半封闭的村庄（还有围墙），村里的人，吃喝拉撒、生老病死都得管，有车队、食堂、医院、中小学，甚至派出所，校长俨然小国之君。这一关，目前只过了一半，而且是一小半，大学依然有摆脱不了的后勤集团，这个集团，不仅是自己的包袱、学生的怨府，而且在学校有着非常大的发言权，实际上影响和左右着学校的政治。第二关，实现从官僚机构中的出走，逐步实现大学自治、教授治校。现在的大学就像一个政府机关，所有的党政妇群工机关一应俱全，运转按机关规则和潜规则来，校长就是一个行政官员，不仅机关干部，连教授都是他的下属，乃至他的士兵。这一关，现在的大学不仅没有过去，而且大有向后转的趋势，大学的官僚化行政化变本加厉，愈演愈烈。上世纪90年代起，由“211”和“985”工程兴起的高校大跃进，本质上，就是一场强化大学的官僚体制、靠官僚挟带大量投资运作的大学扩张运动，里面唯一的所谓现代因素，是引入了公司管理的量化考评制度，把现代公司制度的某些因素，畸形地嫁接到大学这个衙门上，这种制度嫁接，使得我们的大学，显得更加荒谬和不伦不类。

现在的大学校长和书记，尽管百分之百都实现了高知化，不是教授也是研究员，但是，他们职务实际的外在价值，却是跟所谓的校长完全不相干的三个东西：一是都市里的村庄的村长，属于旧体制下什么都管的村长，或者叫大队书记；一是官僚行政链条中的一个环节，负责上传下达；一是国有垄断公司的老总，独占国家资源，却干不出多少效益。这三种角色，离一个大学应有的目标，都很远，很远。从某种意义上说，只要我们的大学负责人没有办法摆脱这三种角色，那么，他们能做的，大概也就只能是盖几栋大楼，甚至可以说，比起其他的事来说，他们最有效、最不浪费、最不遭人恨的事业，就是盖大楼了。

北大菜市场和清华写字楼

北大近来很神气，据说在《泰晤士报》的大学排行上，名次很是靠前，已经超过了东京大学。不过，北大的学生却有一点小小的不愉快，因为他们美丽的校园里，不时地传出叫卖声，而且未名湖畔，每到休息日，就挤满了各式各样的轿车，北大的情侣们，如果不赶早的话，已经无法在湖边找到谈情说爱的所在。用北大学生的话来说就是，三角地成了菜市场，未名湖成了中关村人民公园。奇怪的是，大家都知道，北大校园是有围墙而且有保安的，有的时候，北大的学生出入，还会遭到盘查，那么，那些卖红薯的和那些不卖的轿车，是怎么进来的呢？

红薯进校园是要有点关系，只要跟校卫队或者后勤部门认识个把人就行，而轿车就更方便，只要车足够好，大抵可以长驱直入，如果肯给面子在大门口站一站，多半是问路：“光华怎么走？”或者“网球场在哪儿？”凡是在这种时候，门卫一般都受宠若惊地跑前跑后，详加指点。如果正好赶上旁边有位没带学生证而被拦在门外的学生，大抵是要怒火万丈的，不过时间长了，学生们说他们早就不生气了，碰上这种事，他们一般是笑。

北大的神气，其实比不过清华，都说是“大清帝国北大荒”，北大荒不荒，事态并不明朗，但“大清帝国”却是真实的存在，而且发展壮大。作为教书匠，如果有幸到清华同行们的办公室转转，多半是要受刺激的，相比之下，我们活脱脱是进了大观园的刘姥姥。其实这不过是清华的小菜，到了清华的东门一带，才知道“大清帝国”的确是大，那里大半的地皮，是最近几年清华吃进来的，包括一条马路。这里，一座座顶级豪华的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巨大的钛金属结构和有色玻璃耀花了路人的眼睛，一问，都是商用写字楼。看来，同样是铜臭熏天，北大只能将校园对商人开放，而且杂芜其类，连小商小贩都混将进来，清华却粗手大笔，一上来就是招商引资的大动作，豪华的写字楼，再配上清华的金字招牌（有这个招牌就会让人以为是高科技，凡在清华园开的买卖，都会让人有此联想），非巨商大贾不能问津。

世界上许多大学都花商人的银子，有的大学甚至就是商人兴办的，但是，出了钱的商人，除了在自己捐赠的大楼上留下名字之外，好像没有听说有谁能在大学里横冲直撞，更不消说出头露面了。即使这些人出现在自己花了大钱的学校里，人们也不会多看他们一眼，除非他们本人是歌星或者影星。

如果中国的大学是座金字塔的话，北大和清华，就是金字塔顶尖的两颗明珠，新中国成立后，任何时代，两校的声望都是别的学校所不能望其项背的，在今天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大跃进中，更是获得了政府的大量的资助，从此把其他学校彻底打入二流的境地，彻底消除了它们希冀取而代之的妄想。然而，我们在这两个明珠校园里所看到的，却不是对学问的尊敬，而是对阿堵物的礼拜，在经过了十亿人民九亿商的热潮之后，中国大学的重商时代终于到来了。外面的人比较刻薄，他们称我们的学校为“学店”。

不过，我们的学店都是官商，做的都是没有本钱的买卖。清华把公共马路收进了校园，大概不会问问当地的老百姓同意与否，学校的地皮用来盖写字楼，是否符合这块地皮原本的用途，大概老百姓也不会知道。得来这些寸土寸金的地皮，付费了没有，所付是否所值，谁也不知道。那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交了高额学费在两校读书的学子们，当然更没有权力过问这些地皮的用途，就跟他们不知道学校为什么把最好的设备和教授都用来办各种名目的大款班一样，尽管这样做，肯定会挤占本该由这些学生享用的教学资源。

在今天的社会，教授的地位似乎比从前高了一点，但真正受尊敬的只是那些有钱的同僚，那些显学的教授最吃香，一动口，一出手，就财源滚滚，其他人自然也不甘落后，能干什么就干什么，在北京的高校里，教师有兼职的有多少？自己办公司的有多少？数也数不清。最冷清的文史哲专业，除了拼命跟旅游、跟宗教挂钩之外，现在也开始办大款班，大概是要教给大款们怎样用国学捞钱。

眼下，教授们的操守越来越遭到质疑，做文抄公的人日见其多，名头日见其大，教授生活上不检点的事情曝光的也不少。有些人很是愤愤，说是败坏了教师的形象，有辱斯文，其实，如果大家把学校当学店，把教授视同商人，那么就不会大惊小怪了。我们的商人，早就这么做过了，而且做的比教授更加出色，否则，中国的知识产权问题，怎么会这么严重。

形势比人强，面对向钱看、重效益、善做秀的教育大跃进，我们无可奈何。唯一的希望是，给那些还有心读书的学生和老师，留一张平静的书桌，行吗？

作为“包工头”的校长们

新疆地方政府，用政府财政偿还新疆几所大学还不起的贷款，消息传来，网上一片哗然，人们质疑，凭什么用纳税人的钱，替学校还债？为什么没有人为此负责任？大学负债居高不下，早就不是新闻了，事实上没有负债的大学很少。大学的负债，估计多半要像新疆那样，最终由政府出头解决，就像大学贷款时想的那样，反正政府不能让大学破产，早晚得出手还贷。

大学负债，据教育部门自己讲，是因为国家教育投入不足，而大学又要扩展，于是只好靠自己贷款解决。就目前来看，大学的贷款，多半跟前一阶段大学的迅速扩招有关，8年之内，大学在校生容量，扩张了将近十倍，一些地方学校，原来招3千人的，现在则能招到3万人。这样的扩招，当然得大规模建设，于是扩招、贷款、盖大楼，成了当下大学的三部曲。我们的大学事业，这些年最可称道的功业，就是盖大楼，几乎所有的大学，都有新建成的大楼，还有很多学校，正在建设中，看上去像一个巨大的建筑工地。

有地方教育界人士告诉我，现在岂止大学在搞建设，中学小学也在建设，校长就像包工头，学校最大的事，就是盖大楼，修操场。似乎一夜之间，中国的教育界，变成了建筑业，教育的事业，就是各种名目的建筑事业。

学校的大楼事业，源于扩招，当初不该搞“大跃进”，一下子招那么多人。但是，现在人已经招进来了，只能将错就错，徐图补救，盖大楼似乎也算是补救的一种方式，毕竟，没有校舍，怎么把这些学生装进来呢？如此说来，大学贷款，贷了款还不上，也是无奈之举。但问题是，在现实中，我们看到的并非无奈，而是一种建设的热情。

对于错误的扩招（目前教育部门依然不认账），真正的补救，应该是紧急刹车，然后强化教学各个环节的改进，至少保障大学教育质量不要迅速滑坡，校舍当然要建，实用就行，在建校舍的同时，重点应该放在教学上。但是，我们看到的是，各个大学纷纷在大兴土木，搞宏大建筑，高、大、洋，一个校门，居然要花几百上千万，甚至有些学校趁机修建一些规格很高的写字楼，对外出租。反过来，学校的教学，倒得不到起码的重视，文科自不必说，很多学校把功夫都花在了专业设置上，什么专业花哨、听起来热门，就设置什么专业，不管自己学校有没有这个能力胜任。连工科学校，也一直在滑坡，一些工科大学的同仁告诉我，现在的工科，已经变成了“文科”，是纸上的工科，大部分的实习环节，根本解决不了，只好像文科一样，放羊，让学生自己找门路实习，结果大多数学生找不到，就作弊，找关系填一个实习证明交差，学校心照不宣。文科学生按道理，也应该有实习环节，没有扎实的实习，也缺了培养环节，但相比较而言，实习对工科至关重要的，从来大学的工科专业，动手能力是非常关键的能力，没有大量的实习，动手能力根本谈不上，甚至学生对机器工业起码的感性知识都没有，这样的工科学生，无论其成绩如何，有什么用呢？都说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这样的毕业生，有谁敢用呢？

不管大兴土木的背后有无腐败的因素，是不是盖大楼才有大好处，不客气地说，我们现在的校长们，已经变成了大楼事业的体现者，跟一些地方政府的官员一样，他们的政绩和事业，都体现在很扎眼的建筑上，而且只要地面建筑，不要地下建筑，越辉煌，他们事业就越耀眼。正因为如此，大学的负债，才会愈演愈烈，越背越重，辉煌记在自己的账上，债务，由纳税人来背。

戴着旧式乌纱帽的教育产业

大学盲目贷款的问题，前一段媒体嚷过一阵，因为目前中国大学巨无霸之一的吉林大学，跳出来说自己还不上贷款了。然而媒体嚷归嚷，在教育部吱唔了一通之后，也就悄无声息了。然而，这次国家发改委又出来说，据人民银行统计，截至2005年底，全国高校贷款余额达2001亿。也就是说，作为理论上没有创造产值和还贷能力的大学，目前欠债2001亿。

显然，发改委的表态，表明问题很严重，因为另据北京大学的一项研究报告指出，截至2005年底，央属的76所高校贷款总额已高达336亿元，校均贷款额4.4亿元，平均年度增幅达到76％，而这76所高校的总收入是656.66亿，校均收入达到8.64亿元，也就是说现有的贷款规模已经相当于这部分高校收入的51.1％。同时，全国政协也在7月初发布报告称全国高校负债总额达2500亿，且有扩大趋势。

我们知道，尽管架子拉得很大，楼盖得很豪华，但其实目前高校的经费都很紧张，能做到收支平衡，已经很不错了，如果收入的半数需要用于还贷，无论如何是是无法应付的，连日常开支都不能保证，换言之，我们的大学，有相当一部分，已经陷入债务危机，而且达到了举步维艰的地步。

此前银行热衷于向大学放贷，其实是看中了大学两大“优点”，一是扩招的学生和高额的学费，二是大学毕竟是政府的，政府不可能看着它还不起钱不管，也就是说，对大学放贷，有很大保险系数。而大学对贷款欣然笑纳，其实也是基于这两点，不过，银行看重的是前一点，而大学更多的是倚仗后一点，即指望最后政府为它们买单。

教育部曾经为大学贷款辩护，说那是因为大学需要扩张，而政府又没有提供扩张的足额经费，因此不得已而为之。但是问题是，大学凭什么这样大规模扩张？我们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发展中国家，凭什么向美国看齐，在几年之内，让大学从精英教育变成平民教育，几乎像气吹一样，就拥有了世界上最多的在校学生？就算贷来的经费可以解决学校扩张的硬件问题，但是学校的软件能因为经费的增加而骤然改善吗？

鲁迅先生说过，他那时代的教育当局，其实不是在办教育，而是在办当局。毕竟时代变了，我们现在的教育部门，不仅在办当局，而且利用当局在办产业。可惜的是，它们办的产业，不是市场化的产业，而是官帽子产业。一方面资源垄断，非官帽子别想进来，就是硬挤进来，也让你长不大；一方面官僚化操作，大学体制一点不动，而且官僚化程度还有所加强，连学术和教学，都渗入了官僚化衙门化的因素，官大学问大，官大教书好，不仅官本位盛行，而且一切行政化操作。

虽然说，教育部和所有的大学，对教育产业化一口否定，但是在实际的操作中，却是在把学校当产业来经营，一个时间内学费的疯长，拼命地扩招，动辄扩大规模数倍乃至十倍，为的就是多收点银子。只是，这种产业化，是畸形的，是戴着旧式乌纱帽的官办产业，它们比国有垄断企业还要过分，因为即使是国有垄断企业，也多少要考虑一点市场的问题，而我们的教育产业，却根本不管市场，一门心思就想怎么把学生弄进来，多多益善，学生就业困难，就玩猫腻，用毕业证逼学生制造假接受单位，伪造就业率骗上面。当然，大学的上面，也比较好骗。

大学的债务危机，背后是大学的危机，大学体制的危机，无论从哪个角度上说，目前大学的体制，是世界乃至中国历史上最差的体制。

整个学界，已经抄得昏天黑地。不信下点功夫，把这些年全国的所谓核心期刊的文章统统查一遍，看看有多少抄袭雷同，比例肯定相当惊人。

漫天的抄袭，源于我们学界的体制，没有惩罚抄袭的制度，却有激励抄袭的机制。教育部成立学风道德委员会，成立之后什么事也不做，连装样子都不装一个。

高校不破产，账单谁付？

教育部的新闻发言人是个出新闻的所在，不发言则已，一发言肯定轰动。这回，新闻发言人又说话了，对于舆论担心高校会不会因高达2000多亿的贷款还不上而导致破产的说法，发言人予以了驳斥，表示他不认同这种说法。他还表示，中国的高等教育招生规模人数是世界之最，在国家投入不足的情况下，高校贷款促进了高校的发展。言外之意，高校的贷款一是不得已，二是有益的。

当然，发言人的话，还是有几分可信的，我们相信，高校，或者说大多数背负高额贷款的高校，是不可能破产的。答案很简单，公众和当初贷款的高校，都相信，这个账，国家早晚会背，也不得不背。

高校贷款，原本就是一个非常暧昧的事情，高校又不是企业，没有赢利（除了极个别有赢利的校办企业之外），凭什么借的尽管借，放的大胆放？有的高校，比如吉林大学，一个学校，就达30亿。难道大家认为高校可以靠自己的力量还贷？难道高校收取的学费，除了支付自己的运行成本，还有盈余？甚至很大的盈余，可供支付巨额的贷款利息？不错，高校贷款，并没有被人带回家去（中间有无腐败还很难说），的确促进了学校的发展，各个高校，都建起来很多大楼。尽管在高校语境里，当年清华校长梅贻琦的“大楼”“大师”名言，大家耳熟能详，但大家却只冲着大楼下功夫。尽管这种大楼事业的发展，里面包含了不少夸张的成分，比如有些学校特别巍峨的校门，特别铺张的办公楼，但我们必须承认，高校毕竟发展了，至少规模得到了超常的扩张，不仅楼多了，楼里的人也多了。据统计，中国的在校大学生数量，已经从1998年的340万，达到2374余万，毛入学率，从1998年的9.8％陡然升为22％，平均每年增加20％，的确，我们已经拥有世界最多的大学生，而且是在8年内创造的奇迹。

是个人都知道，高校不是企业，教育不是经济，不能靠简单往里砸钱的办法，迅速扩张，扩大产出。世界名校耶鲁大学的校长说过，如果把耶鲁的学生数量增加一倍，那么学校得花三十年功夫，才能恢复现有的水平。也许，老美无法理解我们的发展速度，更无法理解我们的发展雄心，但是，无论如何，高校的发展，也不能比我们的经济发展速度还快，从1998年，到2006年，中国GDP的增长，平均不到10％，怎么高校的在校学生会每年平均增长20％？

我们这些从事教育的人一直认为，世界上的高等教育发展规律，只有一个，教育不像政府和军队，可以下个命令改变一切，也不像企业，多投入，添条生产线，就可以高产出，教育就是慢工细活，百年树人，质量第一。我们实在不能理解，为什么世界上只有中国有这样的高速度，如此赶英超美，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些年来，眼见得许多高校为扩招而贷款盖楼，贷了款，多招学生还贷，周而复始，没完没了，实在还不上，不是像浙江大学那样卖地，就是像吉林大学那样宣布无力还贷，最后，还是得国家背着，纳税人背着。

付出了如此巨大代价的国家和纳税人，如果能够得到合格的大学生，倒也值得，但是，每个毕业生，每个家长，甚至每个用人单位都知道，在这高校“大跃进”的几年里，学生的质量下降到了什么地步。

从某种意义上说，仅仅为高校背账，还不是国家所要付出的主要部分，大量掏空了家底、读完大学却要失业的学生，其挫折感是没有读大学前的许多倍，其背后蕴含的社会不安定因素，恐怕，谁也难以精确估量。高校，其实有比破产更重要、更严峻的事情，那就是高校的“大跃进”，而高校的贷款，实际上是为这列超速飞驰的列车添了燃料。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部的发言人，没有起码的反躬自省，实在说不过去。

四、抄袭生活

学界抄袭日常化之后

两位来自湖南高校的教授，在《经济评论》上的一篇论文，跟此前北大另一位教授编写的教材的某个章节相似度奇高，高到95％。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据记者报道，抄袭者之一，还是个院长，目前正在抓论文抄袭现象。（2月8日，人民网）

说实在的，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已经没有任何新闻价值了。比两位地位低的人在抄，比两位地位高得多的人，校长、院士之类，也在抄。真是应了那句民间的老话，天下文章一大抄。整个学界，已经抄得昏天黑地。不信下点功夫，把这些年全国的所谓核心期刊的文章统统查一遍，看看有多少抄袭雷同，比例肯定相当惊人。

就因为这无所不在的抄袭，就因为抄袭者尽是些大人物，我们的学界还发明了好些震惊世界的新名词和说法，比如，“不适当引用”、“引用不规范”、“过度引用”、“引用常识不算抄袭”等等，等等。抄了人家，既不加引号，也不加注释，算是“引用不规范”；如果一篇文章50％以上都是抄人家的，那就是“过度引用”，但即使“过度”，也得加上注释吧？不用，反正查出来了就叫过度，不查出来，过度都没有；一个教授和学生合写的著作，被发现抄了另外一本书，苦主打官司，法庭发现的确有大量的雷同，怎么办呢？判决李鬼胜诉，因为抄的部分，虽然多，但都是常识，常识不算抄。为尊者讳，在咱们国家，走到哪里都天经地义。

漫天的抄袭，源于我们学界的体制。咱们的体制，没有惩罚抄袭的制度，却有激励抄袭的机制。教育部成立学风道德委员会，成立之后什么事也不做，连装样子都不装一个。但各个高校的评比，却建立在论文的数量上，一是国外SCI论文发表量，一是国内核心期刊发表量。教育部的大笔的资源，都是通过各种名目和项目下达的。有了发表量，就可以评博士点、一级学科、重点学科、重点学科研究基地。拿下这些名目，拿得越多，学校的档次就越高。所以，各个高校纷纷掀起一场又一场大炼“论文”和课题的运动。对教师，则量化考核，奖金激励，教师成了养鸡场下蛋的母鸡，只要快下多下，不管蛋里是否掺假，有没有三聚氰胺。教师的文章不够数，就逼学生写，研究生不交若干篇核心期刊论文，就不让毕业，跟当年大炼钢铁的时候发动群众土法炼钢一样。连教授的论文质量都保障不了，学生在短短的三年之内写出的东西，可想而知。但发表不成问题，核心期刊给钱就行。于是，顺便把中国的学术期刊，也给腐化掉了。

世界各国，哪怕一些第三世界的小国，那里的学界也是最在乎脸面的。学界抄袭人人喊打，就是因为如果人家的学者被发现有这样的事，几乎注定要身败名裂，从此别在学界混了。但是，我们的学界，却偏偏没有这样的事。抄袭即使被人家当场拿住，学校方面最严厉的处置，也无非是拿掉行政职务，或者暂时停招博士一年之类挠痒痒似的处理，文抄公们，该干什么，还干什么，教授照做，课题照拿，照样在人前人五人六的，连抹一下脸、装几天孙子都不用，跟没事一样。如果抄袭的人，恰好在学校的地位很高，那么连行政职务都不会被拿掉，学校甚至会全力地保他。

就这样，在我们这个神奇的土地上，抄袭变成了学界的家常便饭，变成了学者的日常行为。确实热闹，确实高产，但这样下去，世界学界是不是还会带我们玩，可就难说了。

文抄公病案的中国特色

眼下，教授抄袭，成了网上的一景，隔三岔五，就会有个教授被曝光。做文抄公的教授们，名头是越来越响，地位越来越高，当然，抗曝光的能力也越来越强了，多数人选择一声不响，做没事状，硬着头皮顶住，据说只要顶三五个月，风声一过，就什么事也没有了，揭发由他揭发，教授我自为之。当然也有勇的，主动出击，动用各种资源阻止事态扩大，更凶的是倒打一耙，把揭发者告上法庭，而且能够胜诉。其实，不管硬抗还是软顶，太极拳、回马枪和倒打钉耙玩得多么娴熟，自家做的那点事，无论如何都抹不白，网上大家看得都很清楚。

虽然抹不白，但做文抄公的教授们，其实肚子里也有苦衷。细论起来，抄袭应该分为“外抄派”和“内抄派”两大派系。抄外国人或者台湾人的东西，属于外抄派，该派又分上中下三等，一等的东一点，西一点，广泛撒网，综合归纳，次一等的，则逮着一个顺眼的，全部挖来，最下者则连抄都懒得抄，干脆将文章的外国作者换个名字，就变自己家的。不过这种抄法，上中两档，其实并非现在的发明，以前也有，在中国现代的历史上，那些先知先觉之辈，早就这么抄过，远的不讲，1980年代，这种事就层出不穷，当时我们以为是先进得眼晕的货色，后来一看，原来人家外国人早说过。只是现在出国的人多了，懂外文的人更多了，网上查询又那么便利，而且有那么些好事之徒有闲心死抠，一点点地比对，所以被揭出来的也就多了；内抄派主要是抄自己人的，似乎比外抄派更等而下之，一点爱国心都没有，其实不然，内抄派的诸公，有很多其实有点冤。他们的抄袭，往往是被弟子所累，是弟子们抄了，做成文章或者著作，教授来挂名，结果东窗事发，教授丢人现眼。但是实际上这种事情，在中国的学界，本是司空见惯寻常事，教授们如此做者多矣，有的说是自己出思想，弟子操刀，有的干脆连思想都懒得出，只要弟子有了好货色，就要挂名，当然也有弟子为了好发表，主动邀老师挂名的，总的来说，无论文章还是著作，凡是弟子和老师一起署名的，多半是弟子的作品，当然弟子如果做文抄公的话，那么老师难免要吃哑巴亏。只是稍前一点的弟子们抄袭得少，被发现的概率也小，眼下弟子们抄袭得多，被发现的概率也大，所以看起来好像满地都是学术腐败似的。

其实，在某些老教授看起来，在学生的著述前面挂名，本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一点都没不好意思，常常很坦然地在公开场合说出来，看那意思，好像还是一种荣耀。他们曾经经历过一个视署名发表为资产阶级名利思想的时代，在那个时代，许多文章是领导出思想、大家攒出来的，如果要署名的话，也是署个化名，也有的时候需要署真名，看需要，多半是署某个名头大的人的名，有的时候，署了名的人，其实连文章看都没有看过。无论在哪种情况下，真正操刀写稿的人（有不少是学生），都只好做无名英雄了。正因为如此，前阶段某个参加过“文革”中著名写作班子的文化大师，才可以拍着胸脯说：你们可以找，看哪个大批判文章是我写的！

有人也许会说，那时候学者写的东西，往往不属于学术，现在不一样了，不能类比的。其实，那时的学术跟非学术固然不分，而现在我们很多核心期刊发的东西，跟那时也没有什么两样，各个单位在统计学术成果的时候，题目为“如何搞好……”“坚决贯彻……”一类的文章，不也都堂而皇之地算在内吗？抄袭的教授们，搞人文社会科学的最多，而这个领域，其实并没有真的分清什么是学术，什么是宣传。

毋庸讳言，我们的现代学术，是在跟西方学识体系接轨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最需要接轨的，就是人家的学术规范，而所谓学术规范最核心的内容，就是不能抄袭，这个内容，其实跟我们古已有之的常识是一致的。可惜的是，我们在接轨中，恰在这个核心问题上含糊其词，不敢，也不愿意较真。但同时却有胆量掀起大学教育的大跃进，师生齐上阵，土法炼钢，炮制论文和著作，力求在数目字上打造世界一流大学，设置了名目繁多的目标管理指标，硬是逼出一个学术大繁荣来。在这种情况下，被逼为娼者有之，半推半就者有之，投怀送抱者亦有之，反正条条大路通罗马，怎一个抄字了得！

如果学界同仁继续沿着这条“大跃进”的路走，不，跑下去的话，估计投怀送抱者的比例将会大大增加，等到大家都抄的时候，抄就不是丢人的事了，到了那时，也许我们的网上就该讨论抄袭的技巧了。

学术民主与学者的厚脸皮

西南交大对学术不端开刀，博士论文有抄袭的副校长黄庆博士头衔和研究生导师被取消。虽然说，这种处理还留了一个尾巴，黄的副校长和教授头衔，还都完好地保留着。但就目前而言，已属中国高校处理学术不端涉及层面最高而且最严厉的一次“开铡”了。半个博士论文都是抄出来的广州中医药大学的校长，论文抄袭却全部推到第二工作者身上的辽宁大学副校长，迄今仍高官照做，无论学校还是教育行政部门，一丝处分的意思都没有。

但是，即使这个令人多少有点振奋的开铡，从报道看，似乎也是困难重重。2007年学校学术委员会接到举报，就开始调查，直到最近，经过学校的学术道德委员会和校学术委员会反复审议，一层层地表决，严格程序，才以多数票通过了处理决议。

其实，现在学界大人物的抄袭案，包括副校长大人黄庆在内，都属于小儿可为的佳作，直接把人家的东西照搬过来，连掩饰的功夫都懒得做。用葛剑雄先生的话来说，这样的抄袭，连中学生都一眼能识别出来。但是，何以查证起来这么难呢？广州中医药大学校长大人的抄袭，有关部门从2007年查起，到今天也没有结果。西南交大也从2007年查起，总算有了结果，但仍需要两个委员会神情严肃地层层表决。试想，如果表决没有通过，那么是不是这样连中学生都能认证的抄袭，就算拉倒了呢？你还别说，有的学校，还真的就有在表决时一半对一半、最后不了了之的事情。

学界现在盛传一个名词，叫学术民主，曾令北大的罗志田教授大惑不解。眼下西南交大这点事，就是学术民主的典范。明明抄了，民主一下，多数说抄了，才是抄了，如果多数不通过，抄了也等于没抄。普天之下，唯有中国才有这样的稀罕事。幸亏西南交大的表决，符合了常识，如果反着，那么人们看到的，就不是一件振奋人心的消息，而又是一个笑话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学校方面如此慎重地履行民主程序，是因为凡是涉案的大人物，几乎没有认账的。就算被当场拿获，白纸黑字，能抵赖，抵赖，不能抵赖，也抵赖，不是把责任推到学生那里，就是找各种理由，说自己的抄袭，不算抄袭。而且很多学校也为此发明了诸多新名词，诸如“引证不规范”啦，“相似度高”啦，“抄袭常识不算抄”啦。即使西南交大这样处理了，副校长大人依然在会上公然抵赖，连连呼冤。这样的事情，即使被人告到法庭上，有办法的人依然可以通过关系，让李鬼打败李逵。

实际上，中国学界学术不端最大的问题，不是抄袭成风，而是学者的厚脸皮。在国外，无论来头有多大，学者一旦被披露有抄袭行为，哪怕只抄了两行，根本用不着什么教授委员会（相当于我们的学术委员会）投票，自己就赶紧夹皮包走人。抵赖，赖着不走，几乎是不可能的。1949年之前，清华大学的教授委员会每年开会，但保存至今的会议记录从来没有处理哪个教授抄袭事件的，如果真的有的话，一经发现，人已经走了，不会给你开会处理的机会。即使抄袭者，那个年代的人，也要脸，断然不会肆无忌惮地抄，被拿住了，还要理直气壮地喊冤，跟被窃的苦主打官司。

学者脸皮太厚，尤其是握有学术大权的学官脸皮厚，是目前学术风气大坏的重要原因。个中的道理是，按目前的制度，学官只要厚着脸皮挺住，多半就没事。这样的事情，已经不是一个半个了。学官手里的权力，从来不是吃素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西南交大黄副校长喊冤，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人家抄了没事，为什么我抄就有事？

学校的面子和学术的里子

2008年，中国的学术不轨和腐败没有好转，不仅没有好转，似乎还有恶化的迹象。教育部组成学术道德委员会，一年多来，一件案件没有清查，各大学的腐败和不轨行为，像添足了燃料的火车，轰轰隆隆地向前开。唯一的阻碍是媒体的曝光，但是对付媒体，大学似乎比各级政府还有办法，越是名牌大学，越是有办法，学生多，路子广，只要学校当局肯出马，差不多都会马到功成。一位资深的媒体人告诉我，有的时候揭露的稿子都已经发排了，结果学校方面连夜运作，硬是能把稿子撤下来。与此同时，这一年，各个大学对于敢于披露内部腐败的“内鬼”，也加大了处理力度，许多把揭露材料寄给我的大学同仁，我这边还没来得及声援，那边就已经结束，当事人的下场都很糟，如果揭露的对象是学校有权有势的人，那么下场就更惨，揭弊者反遭解聘的故事，一个接一个演出着，连学校内部争权夺利、内部斗争揭出来的学术不轨现象，也令我们的大学非常恼火，干脆来个各打五十大板，全部停职。

这一年来，各个大学对于自己学校的面子，看得更重了。但是，学校维护面子的方式，不是力求遏制学术腐败和不轨，釜底抽薪，而是争取把丑事捂起来，捂得越严越好，露出风声不怕，恶心事明白地摆在那里也不怕，只要媒体没有报道，权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你美，我美，大家都美，美得跟西施似的，一点疤都没有。就是有脓疮，也只能烂在里头——内部解决，如果万一烂出来了，必须说成鲜若桃花，比花还鲜艳。学校的宣传部门，既是学校的防火墙，又是救火队，总而言之，严防死守，务必要保住学校的面子。

这样追求面子，本质上是因为大学根本没有能力遏制学术的腐败和不轨，抓抓小讲师和副教授当然可以，但是，真的开始动真格的了，发现真正的腐败大块头，往往是自己学校里的大人物，一连串的抄袭事件，都是大教授做的案。当然，多数的大教授并没有自己亲自做文抄公，直接下手的往往是他们的学生。教授的课题学生做，教授的文章学生写，辛苦劳动的学生，既没有名，又没有利，不抄待何？抄了之后，顶名的却是署名在前、甚至唯一署名的教授。东窗事发，但学校却处理不了，非但处理不了，而且还要出面替教授遮掩。道理很简单，这些大牌教授，在教育部各种评审体系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一旦被处理，这些位置也没了，朝里无人，以后学校再要评什么争什么，可就难了。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来自发达国家用课题费招研究生的制度惯例，到了中国，就变成了学生替老师打工挣钱做廉价劳动力的变种，工科的教授课题费高，老师挣大钱，文科的教授课题费低，老师挣小钱。而抄袭、低水平重复的所谓成果，就这样一个接一个地出笼了。不过，不要紧，只要没有被人揭开，里面的东西无论多么恶心，都会给学校加分，学校自然面子上就有光。

学校有了面子，学术的里子可就惨了。一位名教授涉嫌抄袭，在他和所在学校强力的运作下，苦主的官司居然败诉，法官的理由是说，教授抄的都是常识。可是，连常识都抄的大牌教授，应该叫什么呢？这样的胜诉，比败了还丢人。当然，丢的不仅仅是教授一个人的人，而是整个大学的人，大学里学术的人。我们的大学，再出来跟国际上同行交流，还有人拿你当回事吗？

学者幸福的抄袭生活

在中国，做学者是幸福的，别的人做了扒手，如果被抓住，多半要治罪，再轻也得拘留几天才能放出来，但是学者没事，偷了人家的成果，即使被有关当局抓个正着，处罚最重的，无非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有的甚至举都不举，为尊者讳，连学术扒手的大名，都舍不得报出来，其心慈手软如此，真是具有中国特色。

日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监督委员会公布了15起抄袭、剽窃等科研不端行为，有两起点出了抄袭者的名字，一个是武汉大学的艾勇，一个是中国民航大学的张连顺。其他13起，均隐去作案者的名讳和单位，据说这样可以“发挥警示教育作用”云云。即便那两个被示众的教授，到目前为止，其单位也没有对其做任何处理。也就是说，所有的学术扒手们，都教授照当、学者照做。

其实，自然科学委员会的做法，应该说是比较严厉的了，在人文社科领域，抄袭剽窃这种事情，无论当场被拿，还是苦主告上有关单位，甚至媒体披露，扒手们多半逍遥自在，苦主连个单位公告都求而不得，不仅教授照当、学者照做，如果人家碰巧是领导，不仅乌纱帽无恙，还可能亲自抓“端正学风工作”，义正辞严地批评歪风邪气。如果苦主气不过，想打官司，好，来吧，还不知道谁输谁赢呢？李鬼告倒了李逵，也不是没有过。

国际上对这类问题的处理惯例，我不想细说了，但凡叫个学者教授，只要被人发现哪怕有一丁点抄袭问题，那么这辈子的职业生涯就算完了，无论这个人有多么好的资质，多么广阔的学术前景。

以学术为业者，声誉高于一切，不仅仅是因为学者道德自律较为严格，更重要的是如果一旦犯禁，则身败名裂，从此不能翻身，严重的还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

中国的学者教授，这样的幸福生活是哪里来的？难道我们的科研管理部门不知道学术不端是学术发展的致命伤吗？在学术交流和学术信息如此通畅的今天，我想，这些道理，大家都明白，连老百姓都知道，偷人家东西不好，何况学者乎？但是问题是，被揭露出来的扒手，往往都是各个大学和科研单位的大人物，一旦严肃处理，就等于公开承认自己的学校或者单位出了丑闻。这年头，人要脸，树要皮，有哪个领导乐意自己家有丑闻呢？于是调查调查，研究研究，事情拖下去，被查者也明白个中玄机，硬着头皮顶住，拖上三五个月，万事大吉，再出来露面，嘴一抹，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

单位不乐意查处学术弊案，更为深层的原因，是我们这个教育和科研体制，一般来说，各个学校和研究单位这些大牌教授和研究人员，都在各自行业中的科研评审机构或者相应评审机制中，有相应的位置，这些人出了事，一旦被处理，则意味着本单位在相应的评审机构和机制中，缺了人选。朝里无人不好说话，以后相应的评审，本单位科研项目的获得，都受到影响，而跟这些评审相关的各项指标，恰是各个学校和研究机构领导最在意的，说是命门，或者贾宝玉脖子上的灵通宝玉也不为过，因为在国家正式的地位排序中，这些东西，才是决定一个单位地位的关键。

正因为如此，没有任何一个单位乐意自己的教授做了案被揭露，如果是媒体揭，还可以通过关系去疏通或者封杀，如果是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揭，虽说很致命，但依然可以通过各种关系，施加压力，力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至少别指名道姓。当然，也就别指望这些单位会查处这些弊案，他们只希望，时间可以淡化一切，等到时过境迁，一切照旧。中国很奇怪，学者的生活和研究环境并不宽松，但是作科犯奸的环境却相当宽松，越是大牌学者，就越是宽松。学者幸福，学术遭殃。

我们现在的学界，没有一个公认的学术标准，也没有形成一个学术共同体，学者没有职业道德，更没有学术荣誉感。很多教授，甚至是名牌大学的教授，自己都不知道学术为何物，在社会科学领域，大量政治宣传的东西，也被当成学术发表，公然排列在学校的学术成果中。有的教授虽然知道什么叫学术，但对于各种学术不端行为，从抄袭到腐败，满不在乎，出了问题，学校为了面子，也不会深究。

在这种情况下，研究生教育，实际上已经走到一条死胡同里。都知道研究生素质下降，但为了应付社会舆论压力，还只能在强化入口上打主意，越是规范化入学考试，研究生培养水平就越是下降。走出这个死胡同，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切实整顿学术秩序，给学者以自主权，靠学者的自身力量，来建立学术标准，维护学术道德，严肃学术纪律，把那些混事的、舞弊的、抄袭的、凭借自身权力侵吞他人成果的所谓教授学者，统统清除出去，第一步，要让学者有廉耻，重建自身的学术荣誉。

五、学官与教授

官僚级别是校长脖子上的灵通宝玉

这些天我有点兴奋，喊了这么多年的反大学行政化，终于连官方都认账了，虽然有点琵琶半抱，但毕竟也提要去行政化了。有提议说，要逐步取消大学的行政级别。可是，且慢，高兴得别太早。

大学里的大大小小的领导们，有谁希望取消行政级别呢？我看没几个。不仅现任领导不高兴，就连有希望接班的候补官儿们，也不高兴。尽管大学里号称学院的单位，无非就是一个处级，跟七品芝麻官一个档次。但是有级别，还是比没级别要强。这两日，我们看到了两位重量级的副部级大学校长的发言，感觉很有意思。

一位是北大校长，他承认大学校长不应该有行政级别，但是，却酸酸地告诉人们，一旦取消了校长的行政级别，他们会有什么样的恶劣待遇，开会坐在最后，某些文件也看不到了，跟党委的关系也不好处了。还有句话他没说，就是飞机坐不了头等舱，小轿车也不好配备了。还有一位是我的校长，人大校长，他比较爽快，直截了当地反对目前取消大学的行政级别，认为在社会上普遍官本位的情况下，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是贬低了教育。

我们必须承认两位校长的话是有道理的。的确，在官本位作为价值标准的社会，如果单单大学取消了行政级别，那么社会上的一些人肯定会因此看不起大学。我们的官场，也会因此在一段时间内，不知道怎样跟大学接轨，各个职能部门，也不知道如何对学校的相应部门下指令、发文件。我们若干副部级的校长，也的确会从此丧失了好些特权，比如像北大校长说的那样，开会要坐在后面了。

但是，我想两位校长应该都明白，官本位并不是一个值得提倡的现象。而作为思想和学术园地的大学，盛行官本位，分为世界独一无二的副部级大学、局级大学、副局级大学，绝非是一种可以拿到国际上夸口的中国特色。就像我们不能说社会上都混蛋，我们必须也混蛋一样，作为大学，理所当然，该有点担当。凡是不好的事情、不好的现象，就应该改革。如果连大学的行政级别都去不掉，我们还奢谈什么去行政化？平时谈起大学，什么知识的圣地、思想的园田，话里话外，透着大学应该跟社会不一样，怎么一谈到去大学的行政级别，就必须跟社会、跟官场保持一致，人家不变，我们就不能变呢？如果所有的行业都这样想，那么任何的改革都没戏。大家互相摽着，要坏一起坏，混蛋一起混蛋。即使像有象牙塔之称的大学，也依然坚持混下去，什么时候变，人家变了我们才变，否则，我们就等于被贬低了。

民国时候的中国大学，好像也没有行政级别。如果国立大学有的话，那么私立大学肯定是没有的。但好像没有谁因此而看不起它们的校长们，比如辅仁大学的陈垣、南开大学的张伯苓。抗战期间，在陪都重庆，两个政府部长，一个共产党的周恩来，一个国民党的张道藩，在大庭广众之下，给校长张伯苓抬轿子，当时传为佳话。当时的大学校长可以靠办教育办的好赢得社会的尊重，为什么我们现在就不行？世界上那么多大学，那么多著名的大学，它们的校长，都没有行政级别，难道人们就因此看不起他们了吗？包括中国人在内，一提起哈佛、耶鲁大学的校长，还不是照样肃然起敬吗？一个堂堂的校长，北大的周先生还是院士，人大的纪先生据说也是一级教授，难道只能靠开会坐在什么位置上，出门能不能坐上奥迪，有没有人前呼后拥，坐飞机是否非要坐头等舱，或者说，是不是副部级，来显示自己的尊严吗？但愿，我们的校长不是大观园里的贾宝玉，行政级别不是他们脖子上的灵通宝玉，须臾不可分离。

清华校长被“恶搞”之后

清华是中国高校金字塔顶尖的明珠，其跟IT有关的专业据说全国第一，但这挡不住它的校内网被黑客恶搞：校内新闻的头条，被人换上了一篇说是清华校长批评现行教育体制的文章。说实在的，这篇文章除了那句“现在的大学教育就是往学生脑子里灌屎”有些不雅之外，其他部分说得都挺不错的，句句在理。当然，也正因为“灌屎”的不雅，让我最初看见这条网上消息时，颇有疑虑，感觉这消息有假。但心中也有那么一丝遗憾：多么希望它是真的。

当然，假的真不了。清华为此很生气，马上表示“强烈的愤慨和谴责”，我猜（注意，是以小人之心猜度）校方担心后果很严重。试想，这种大胆批评现行教育体制的言论，如果有关部门因此对清华校长哪怕有那么一丁点怀疑，也许会有人要睡不着觉了。否则，为什么要如此强烈地愤慨呢？黑客没有在网上刷黄色和反动的内容，也没有诬陷什么人的清白，相反，自从这篇文章问世后，几天之内，清华和清华校长的声望，在网上大幅攀升。

正像一些网上评论说的那样，清华此番的“愤慨和谴责”，其姿态比黑客还低了一截，也可以说，前面恶搞，远不及后面的谴责，令人不堪。

不过，实在也没法对我们国家的宝贝蛋清华大学，过分苛责。当今之世，有哪个大学校长不怕上级呢？俗话说，不怕官，就怕管，人家又是官，又能管，身在屋檐下，又特别在乎这个副部级的职位，怎么能不怕，怎么敢不怕？如果人们发现有哪个校长发飙对教育行政部门的做法有所批评了，烦劳回身去查一查，多半此公快要退休了。在我们现在的体制下，哪怕是名牌大学的校长，具有教授、院士身份的校长，如果要想说点真话，也得等到快退休或者退休以后才有可能。

怕官，怕管，不仅有乌纱帽的原因，还有所在学校整体生存发展的因素。据某些著名大学的有关人士透露，其实这些学校对教育主管部门的一些举措，也很不以为然，比如本科评估，但却不能抵制，因为不听话的后果非常严重，首先，大笔大笔的项目经费拿不到了——哪怕你这个学校是中国第一，但得罪了上级机关，人家要想毁你，照毁不误，该给你的经费，就是不给你，你又能怎样？其次，问题更严重——此后官方的大学排名，也许就会因此而下滑，这估计是铁定的事。圈内人都知道，只要主管部门不再向某个学校倾斜，这个学校的各种指标都会出现麻烦，不管实质上滑坡不滑坡，但在官方评价体系里，肯定会大幅度下降。我们的大学，除了极少数拾遗补阙、档次很低的民办高校，全都属于公办大学，虽然花的也是纳税人的银子，但纳税人基本上不能过问，哪个管，就哪个说了算。俗话说，吃人的嘴短，现在不仅是嘴短的问题，而是断奶的严峻，因为我们的大学，无论怎么奔世界一流，其实骨子里都是断不了奶的婴儿，一日离了奶嘴，就受不了，要出人命的。

正因为如此，教育体制到了今天天人共愤的地步，却很少会有体制内的人士出来说上两句，如果哪个不识趣的冒失鬼说了，所有人都会愤怒地瞪着你，让你遗臭学校，永远翻不过身来。大家都闷声平安地过日子，靠下去，什么时候水枯鱼烂，再说。如果有冒失的黑客闯进来，破坏了校园内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及时把它删掉，再表示强烈的愤慨就是，从此，至少在清华园里，天下太平——阿门！

校长的权力来自哪儿？

大学校长是从哪儿来的？这个问题一直在我们这里不是个问题，还用问吗？上级任命嘛。重点大学校长换届，新校长都属于空降部队，什么时候换、换谁，学校里的教授基本无权过问。虽然说，按规矩，组织部门得走一走群众路线，征询一下若干教授的意见，但大家都心知肚明，那就是形式，别当真，也没有把你的意见当真。所以当时法大的教授说，闭门家中坐，校长天上来。

这个不是问题的问题，现在有人质疑了，发问者是政协委员邵鸿。邵鸿在两会上发言批评大学行政化，提议大学民主管理，实行民主遴选校长。

也许有人会说，上级任命的校长，也都是专家教授，有些还是院士，他们当校长，就等于是专家治校、教授治校。可是，政治学常识告诉我们，跟掌权者的身份比较起来，权力的来源往往是决定一切的，权力来源于上级，则听命于上级，来源于民众，即使不能完全听命于民众，至少要顾及民众的意见。大学的主体是教师和学生，教授治校，不等于某一个教授当了校长，哪怕他是名教授也是如此，关键在于众多的教授是否认可他。如果他坐上校长的椅子，跟学校里的教授没有任何关系，那么实际上他就不可能代表教授，而只代表任命他的上级。

说起来，大家都知道，大学教育是个专业性很强的领域，相关的学术更是属于专家和教授的事情，不是官大学问必然大，也不是官大就自然会办教育，必须尊重教育和学术的自身规律，大学得大学来办，不是教育行政部门来办。可惜的是，我们现在大学的现状，恰是教育行政部门在办大学，不是大学办大学。大学第一等级的重大事务，比如校长书记的遴选，办学方向的确定，专业设置，办学层次和主要框架，即能否招硕士博士，有多少博士点、硕士点，多少重点学科、一级学科等等，是由行政主管部门决定的。次一档次的重大事务，院系的结构，机关主管部门的领导岗位，各专业内部的调整，学校的招生等等，是由行政部门任命的校长书记决定的。最后剩下杂事，由各个学院的院长副院长，加上几个部门的头头来办。

那么教授干什么呢？教授就是教书和带学生的，当然，还得弄点科研成果（我们称之为工分）好让学校面上有光，主要是在教育行政部门主导的各种评审中，占据一个有利的地位。由于大学发现了“土法炼钢”的妙处，逼研究生交出两篇核心期刊论文才能毕业，因此，只要能多招研究生，教授在这方面的用处已经不那么大了，大学的科研方向，重点转向了逼教授申请课题，无论这些课题有用没用，是否属于学术，只要有课题，尤其是重大课题，就是好教授，否则，就不合格。

显然，如果教授仅仅是干活听喝的，那么，大学能否按教育规律来办，学术是否回归学术本身，就得全靠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的领导来操心了。显然，从世界各国到目前为止的经验来看，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如果非要坚持让他们来完成，那么他们大概也只能把大学拖入行政化的轨道，把大学办成衙门，或者衙门加垄断公司。这种大学，能教出什么样的学生，能出产什么样的学术，可想而知。这种大学，也只能在封闭而垄断的环境下才能生存，只要有外部的冲击，就会惊慌失措。前一段，几个香港的大学在大陆招了几百人，就令我们大学的巨无霸北大清华慌了手脚，不惜以高额奖学金拉住所谓的“状元”。如果我们境内真出现几所按大学自治、教授治校和学术自由原则办的大学，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些赫赫有名的大学，校园里还能留住人吗？

那么，给教授一点民主权利，以民主方式遴选校长，会不会导致大学的混乱呢？显然不会。很多农村村委会实行村民选举，村党支部实行两票制，事实证明，并没有造成农村的混乱和失控。大学里的教授，素质应该不比农民低，实行一点民主，让教授公推校长，党员公推书记，有何不可？如果公推出来的人，做了违反党规国法事，既可由民主形式给他推下去，也可以通过跟上级主管部门事先的约定，由上级罢免重选。我们现在有些人总是担心如果在大学里实行民主，会因此导致培养革命接班人的阵地丧失，其实，就目前这个体制，已经是乱象丛生，危机四伏，层出不穷的学术腐败，已经到了难以遏制的地步，师生关系大幅度恶化，学生在教室公开杀教师的事都已经出现了。无论怎样掩饰，大学的思想教育课基本上起不到任何作用，阵地早就失守。失守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现有的大学体制根本无法给予教师和学生信心，教师无非是大学的差役，而学生则是过客。

尽管教育法规定了大学自治的内容，大学的教代会和学术委员会也有相应的职责，但是在实际上，这些机构仅仅是摆设，有的学校连摆设都够不上。教育行政部门掌握了太多的资金，利用手中的权力操控资金的发放，使得大学都被无声地拴在了自己的战车上，揽到了太多的权力，也背上了过多的包袱，连学校怎样教、研究生录取的分数线，都要由教育行政部门来定。有人批评大学的本科评估是造假，其实不是，那是作戏，造假无非是作戏必要的化妆，往深一点说，其实也不是作戏，而是要驱动大学的同质化，最后导致所有的大学，都一个样子。因此有人讽刺说，中国只有一个大学，那就是教育行政部门，它是总校，别的大学，包括北大清华，都是分校。

真的不知道，我们的教育部门，背这样大的包袱，执行如此不可能的任务，还要走多久，要知道，权力越大，骂名也越重。

大学校长的最大过失是什么？

大学的事，网上总是特别给予关注，这不，武汉大学常务副校长和书记因基建工程涉嫌受贿被逮，又上了各大网站的头条。其实，大学副校长一级的人物，因工程受贿，早就不是新闻了。暴露出来的自不必说，没暴露出来的，想必还会有。大学是象牙塔，大约是上上个世纪的事了，现在的大学，社会上能出什么事，它也就能出什么事。这两位常务一级的校头能上网站头条，大概沾了武汉大学这个重点大学的光。

不过，虽说是社会上能有什么坏事，大学就有什么，但大学毕竟跟一般的机关不一样，它是办学的，具有特殊的目的和要求。但是，现在好像人们对管理大学的人，却并不做这样的要求。遴选校长书记的时候，就不大考虑他们在教学管理上的资历和经验。到了任上，不出金钱上的问题，一般都拿不下来。上级纪检部门对大学的监督管理，几乎跟一般机关一样，钱上不出错，就什么错也没有。迄今为此，栽了跟头的大学负责人，几乎个个都因为贪污受贿，而且多半栽在基建工程上，其概率跟机关干部一样。

大学是干什么的？老百姓都知道，大学是培养人才的地方，是出科研成果的所在。学术是大学的灵魂，毁掉了学术，大学也就不叫大学了。学生是大学的主产品，学风不良，学生培养不好，大学就成了废品站。显然，作为一所大学的管理者，最大的过失其实不是把钱揣错了口袋。贪污受贿固然也很可恶，但大学里最大的过失，却不是贪污受贿，而是把学校的教育搞得一团糟，是把学术当儿戏，最终毁坏了大学之所以为大学的根本。换言之，眼下接二连三传出来的大学丑闻，大学的校长副校长抄袭或者涉嫌抄袭，带头败坏大学的学术基础，才是大学最大的罪过。

可是，奇怪的是，这样的事情，尽管也一样引起网上的公愤，但涉事者却大多毫发无损，迄今为止，只有一个倒霉的西南交大的副校长被拿掉了博士学位，官位据说还没有动——人家是教育部管的干部。其他人都好官照做，趾高气扬。

造成这种奇怪现状的症结，在于我们的国家似乎到现在为止，还是把大学看成一个一般性的事业单位，或者是教育领域的一级行政机关。上级管理部门，对大学的考核管理，基本上还是按机关的要求来的。即便是教育主管部门，对于自己直属的大学，也依旧按照机关管理的思路来管。似乎没有人在意大学校长的教育管理能力，任命的时候，也没有这一项的要求。校长的好坏，跟这方面的能力也没有多大的关系。反正教育部把什么事都管了，各个校长看摊就是。最重要的，是不犯错。什么叫犯错？第一是不听话，第二是错拿钱。只要不犯这两条，好官就可以一直做下去，做到退休，即使到了退休年龄，也可以通融。实在民怨大了，也可以换个学校接着做。反过来，如果不听话，那么位置就悬，实在拿不掉你，到了退休年龄，马上给你办手续，一天都不耽搁。

因此，我们的大学校长，可以平庸，可以混事，也可以抄袭，可以造假，只要没乱拿钱，都可以无灾无害地做下去。可是，这样的校长，还是校长吗？

撼山易，撼官难，撼动学官难上难

广州中医药大学赖文、吴丽丽两位教授举报她们的校长博士论文抄袭之事，在去年我就知道了。两位举报者，其中的吴丽丽，就是经校长授意的操刀抄袭者。抄袭的对象恰是自己的学生、现在已经留校任教的一位青年教师。两篇博士论文的相似度高达近50％，不仅主体内容、试验数据、导言、论文摘要高度一致，甚至连两者的错别字都错得一样。这种按葛剑雄的说法，连中学生都能一眼认定的抄袭，两位举报人，居然经历了漫长的举报过程，自2007年起，她们先后报到学校、广东省教育纪工委、广东省纪委，居然一直没有下文。等到我知道此事的时候，她们已经对按正常渠道解决问题感到绝望，打算诉诸社会公开，讨个说法。虽然我完全相信她们举报的真实性，但当时我能做的，只是将她们的情况，转给某些在人们看来比较有担当的媒体，但是，据反馈回来的消息，这些媒体，明显是得到了有关部门的关照，不敢曝光。

事情得以见天日，要感谢葛剑雄先生，身为政协常委的他，在今年的两会上，当着政府副总理和教育部长的面，把事情捅了出来，随后又在凤凰卫视的锵锵三人行节目中将之曝光。可是，尽管如此，直到今天，中青报记者的采访问世，我才知道，原来广州中医药大学的校长，那位公然的抄袭者，居然至今巍然不动，而且还封了举报者的信箱，对着记者，理直气壮地大骂举报者造谣。真是，撼山易，撼官难，撼动学官难上难。（见6月18日中青报）

这种简单到了中学生都能一眼辨别的抄袭案，为什么处理起来这么难？世界各国国情不同，但学术标准都是一样的，雷同就是雷同，走到天边，有任何理由，学术都不允许雷同，何况这么大面积的雷同，无论用什么说辞，都解释不了这种雷同。如果这种规模的雷同都不算抄袭，那么这个世界上还有抄袭这回事吗？我想，这个明白无误的事实，接到举报的各级机构，其实都清楚。但是，事情一旦涉及一个校长，情况就不一样了。

在当今中国学界，有权有势的学官，出事的太多了，但是，只要不涉及钱财腐败，基本上都能安然度过，即使打上法庭，法院也会判他们胜诉。像广东中医药大学校长这样的案子，首先涉嫌抄袭，证据确凿，而且指使本校青年教授操办，涉嫌以权谋私，标准的学术腐败。这样的事情，居然引不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即使在两会上曝光，也无济于事。除了顾及校长的地位和权势，以及相关的奔走运作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在有关部门看来，似乎只有涉及钱财的腐败，才是腐败，才能去面对，而这种抄袭之类的事情，似乎是些性质轻微的小事。

其实，作为大学这种学术机构的负责人，正好倒过来，钱财的腐败是比较轻微的罪过，而抄袭和学术侵占这样的腐败，才真正是大事，头等重要的大事。因为，这种腐败，从根子上毁坏了大学的基本。大学校长执法犯法，动摇自己事业的根基，这种罪过，难道不比贪污几个钱财要大到不可以道里计吗？

行文如此，我真的很佩服赖文和吴丽丽两位同行，她们为了真相，为了公道，也为了追求学术的正当性，顶着千钧的压力，坚持了两年，如果是换了我，我真的不知道，我能不能坚持这么久。

学官的教授头衔

现在的大学像衙门，衙门里自然盛产学官。学官有两种，一种是学而优则仕，先做教授后做领导（当然也有不少学并不优，被上级看上了，也就“仕”了），领导与教授双肩挑；还有一种是仕而优则学，做领导做到妙处，学衔自然会送上来，先做领导后做教授，同样是领导与教授双肩挑（注意：“双肩挑”已经是大学里的一个专有名词，在此特地借来一用）。不仅学校的院系负责人如此，连学校的党政行政官员也如此。

建国以来，虽然屡次反官僚主义，但中国的行政体系依然是世界上官僚气和文牍化最严重的制度。无论什么样的精英，只要进入其中，大多被文山会海淹没。怎么可以想象，有人一边担任着各种名目的“长”，开着没完没了的会，提交着源源不断的报告，同时却可以在某个甚至某几个学科领域的研究中深入耕耘，做出着卓越的成就？

可是事实是，凡是学官，学问就做得好，官越大，学问就越是做得好。这决不是讽刺，不信的话，可以到教育部的相关网站上去查，看看各个学校的学术带头人、学术骨干，有几个没有官衔的。北京某些高校带有处长衔的教授，据说已经做到了大师的级别。事实上，这些学官们近些年来，著作是越来越多，因为他们课题多、经费多，出席各种国际学术会议的机会多，抛头露面的时候更多。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些人已经垄断了高校学术资源的绝大部分，掌握了最大的学术发言权。对他们，想说不好都难。

这就是教授们想要带“长”的原因，因为即使是一个副处长，其争取资源的能力也会因此而提高若干倍。尽管带上“长”之后，资源有了，时间却没了，看书的心情都不见了，可是学术地位却会见风看涨，各种学术头衔都会纷纷落到你的头上。自然而然地，连你自己也觉得自己像个大师了。某海归回国后，担任某高校副校长，研究时间锐减，但学术地位却陡升，高到甚至连他自己都吃惊的地步。

教授带上“长”会有如许大的好处，那么说明“长”的威力和价值要远远高于教授，而且两者之间的差距还在扩大中。开放之初，我们听说是助教类同于科长，讲师类同于处长，副教授类同于副局，到后来，助教排不上了，讲师类同科长，副教授类同副处，教授类同处长。同时期，虽然职称“毛”了很多，但官阶滥得更厉害，相比之下，还是教师贬值得更多些。过去有一则民间传说，说是唐朝的卢杞，曾遇仙人，仙人给他两个选择，一是上天做神仙，一是做人间富贵宰相。他开始说选择做神仙，等到仙人将要离开时，他又忙不迭地改口：人间宰相，人间宰相！我们的教授们，虽然在开始的时候选择了学术，但骨子里跟传说中的卢大人没什么两样。

可是话又说回来，既然教授都要巴结着带个“长”，那么已经是“长”的人，如果反过来要做教授，岂不是更容易？事实也是如此。无论这个“长”是多么地“不学有术”，无论这个“长”上不上课，或者能不能上课，只要他带“长”，而且还握有一定的实权，那么，各个院系还真就得买账，评职称的时候还就不敢不给人家评，不仅要评，而且还要给一级教授，因为一来人家的名额往往是从上面戴帽下来的，二来人家手中有权，教授们还指望着人家从指头缝里给自己漏点好处下来。三来嘛，今日之教授，见到领导，无论如何，膝盖总是有点直不起来。

请国家领导人到高校做做院长的事情，近来少了，但部长、市长、书记做兼职教授、甚至带博士生的事情，正方兴未艾。学校眼里看到的，恰是官员手中权力所能给学校带来的好处，而教授们乐于捧场，也正是期待着人家指头缝里漏下的余沥。

反过来，掌握着实权的官员喜欢戴一顶教授的帽子，关键是看上了这顶帽子在社会上还有的一些光环。这种光环是在老百姓眼里的。不管怎么样，我们这个民族还是保留了一些对知识的尊重，老百姓总是善良地相信教授这种职业还是知识的象征，就像古代相信举人进士是知识的象征一样。如果这种信任也丢了，那么大家还能信什么呢？社会的基本价值估计也就剩不下多少了。在这个世界上，很少有国家轻易地向政界和商界开放学衔的，除非个中人自己放弃原来的政商地位，进入学界。如果有大学随便把教授的头衔送人，那么它一定是野鸡大学，而野鸡大学的教授，事实上没有人会要的。中国历代统治者尽管可以买官鬻爵，开捐班，但却从来不卖进士捐举人。因为他们知道，学衔是国家的名器，名器不能滥。一旦连进士举人都可以拿钱买，甚至凭借权力获得，那么整个社会离崩盘就不远了。

为何名师变名官？

教育部第五届国家教学名师评出，人们发现，名单上的人，九成左右是有官衔的，校级领导就占了两成。其实，这种状况，已经大体延续了五届。当然，这样的好事，也不是教育界独享的。好像现在各级人民代表，也大多是官员。很多的奖项，如果仔细查起来，就会发现，获奖者，也差不多尽是各行各业的领导。

我们的领导很辛苦，公务繁忙而且公而忘私，各种奖项、荣誉多拿点，也理所应当。但是，好像我记得各种奖项和荣誉，包括人大代表，都应该是各个单位群众评选出来的才对。就是说，至少从理论上，老百姓要投票的。如果群众心甘情愿把领导选上去，那没什么话说。

可是，似乎这样的选举，并不存在。人大代表的选举，无论真假，至少还有投票的程序。高校的国家名师评比，连续五届，各个大学的教师不知道怎么评的，至于更有发言权的学生，更是没资格过问。所有的名师，都是教育部和各个学校有关部门捏咕出来的。整个过程漫说不公开、透明，各个大学的师生连知道都不知道。最后端出来，关心此事者才恍然大悟，哦，原来我们学校某某领导成了名师了。还好，还是评名师，没有评大师，否则，我们大学里的大师，就太多而且太不为人知了。

一个学校里出来的教学名师，这个名师的同事不知道，他教过的学生也不知道，只消各个学校的有关部门上报名单，然后教育部的有关部门组织专家评一下，最后有关部门综合拿捏，名师就问世了。如果这叫做“评”，那也只是有关部门关起门来的钦点。这样的评选，评出这样多的学官来，一点都不奇怪。

现在真是个赢者通吃的时代。官员，包括学校里的学官，资源多、权力大、收入高（尤其是工资收入外的灰色部分），还是不能让他们满足，连荣誉也不肯放点给老百姓。好像一个单位的苦活累活，都是领导亲自干的，群众都在旁边看着。为了保证通吃，教育部居然能设计出这样绝妙的评选方式，还居然是评选教学名师，好像一个教师教学的好坏，只有从来没进过课堂的有关部门才知道，而教师的同事和学生，都不知道。

眼下对民意似乎重视了起来，媒体的强调似乎很多。什么事，经网上嚷嚷起来，事情也许就会起变化。可是，很多有关部门办起事来，似乎却依然关着门自说自话。前几天给汉字整形，虽然荒唐，但至少还是说是征求意见，没有最后拍板。可是眼下这名师评选，关门评选，一评就评了五届。从第一届我就提出了质疑，可是没有人理会。在有关部门那里，道理算什么，民意又算什么，想都没想去要考虑一下。民意，根本就不在人家设计评选的方案里面。

责任心从大学老师开始

眼下，部分大学生毕业找不到工作，毕业即失业。反过来，其实用人单位，也找不到合适的大学生，挑十个人，往往一个满意的都没有，好不容易找了一个，用起来也不顺手。用人单位对现在大学生最不满意的地方，是责任心差，油瓶倒了，绝对不扶一下，一项任务交下去，几天没动静，跟没事一样，一点都不急。其次，是动手能力弱，稍微复杂一点的事就不会干了，动不动就说，我没学过，不会。

动手能力弱，是个大学教育的老问题，牵扯到大学的教学和科研体制，我将另文说起，这里只谈责任心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是个老问题，学生还没上大学，不好的基础就已经打下了。我们的中小学甚至幼儿园，显然没有把责任心的培养提上日程，我们的家长，似乎只求孩子学习成绩上去了就行，其他的一概不管，甚至孩子操心一点班级的事、帮助一下同学，有的家长还有不高兴。不过，毕竟大学四年（读研者更长）是学生一生离开家长、独立生活的转折，所以大学教育，对培养其责任心，还是非常关键的。

现在的大学教育，看起来虽然复杂，但实质上就是两个字：一个“管”字，一个“灌”字。（现在的本科评估，说是检查本科教育，实际上也不过是在这两个字上做文章。）管就是看管，把学生从思想到身体都管起来。在思想上，除了既定和给定的真理之外，别的只能作为参考，只许按照一种模式去思考，不能胡思乱想，尤其是不能对老师教的正确思想有所怀疑。行为上，则走路、吃饭、上课、睡觉都有人管，或者说归人管，吃饭听大师傅的，睡觉听楼长的，不管食堂的伙食多差，自己不吃可以，但大家一起不吃，就是犯上作乱。团委、学生会、各个院系领导、辅导员、班主任，再加后勤保卫部门，多管齐下，怎一个“管”字了得！就是不让学生学会自己管理自己。

除了“管”，还有一个“灌”，大学的教学，就是灌。老师上课念讲义，学生记笔记，考试学生背笔记，逃课的学生，只要考前借来别人的笔记背一下，就能过关，所以，考试前夕，最为忙碌的地方是复印店，那里昼夜兼程地在复印各种各样的听课笔记。从前人文社科的课程在灌，现在据说理工科也在开始推行灌溉作业，试验和实习的内容不是压缩了，就是变形，总之是“君子动口不动手”，学兽医的，据说解剖课，开始是解剖牛马，然后变成了猪羊，最后一律小白鼠，还得好几个人分一个。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不让学生学会自己思考、自己动手。

当然，这样的管与灌，肯定是管也管不好，灌也灌不进去。越管，乱子越多，越灌，学生忘得越快。最后只能是得过且过，只要学生不出事，出事也别跳楼，少惹麻烦，学校管了，灌了，也就完了。

这样的教育，别的不知道，至少责任心是不会有了，最好的学生也不过是看起来乖而已，而且很可能只是当着老师的面才乖。多年的集体主义教育，既教成了集体行动主义，也教成了集体依赖主义，有群威群胆，却没有个人行动的勇气；有集体的依赖，却没有集体的公心；有集体的面子，却没有集体的事业，互相包庇做坏事易，互助帮助做好事难。最讲集体主义的国度，培养出来的大学生，往往最缺乏集体意识，最喜欢做的事，往往是尔虞我诈，互相拆台。

这种教育，也许最大的问题在于教别人的人，自己就没有责任心。学校的老师和管理人员，固步自封者有之，玩世不恭者有之，就是罕见为学生负责的。上课糊弄的越来越多，有的老师，甚至一学期下来，几乎全是请人代课，本人什么样，学生都不知道。越是名牌大学，越是热门专业，老师就越是能糊弄，有点本事的都在外面兼职、走穴，剩下坚持上课的，往往是些中年女教师，很多热门专业的学生抱怨，四年书读下来，连一个男老师都没有见过。本科生最倒霉，因为见不到大牌教授，研究生也好不那里去，因为大牌教授都在忙着做大课题，那里有名有利。课题也罕有认真做的，大教授申请下来课题之后，多半成了学生和青年教师的事，大头的课题费自己拿，变成了教授家家常日用的开支，剩下点零头给学生，一块钱当十块钱用。负责一点的还胡乱指导一下，不负责的连指导都懒得做，弄成什么算什么，反正最后都能结项。老师糊弄，当然学生也糊弄，现在被揭出来层出不穷的名教授抄袭案，很多其实是学生抄的，他们把老师委托给他们的课题，再次委托给电脑和网络了。

大学教育是培养学生独立人格的过程，是激发学生潜能的过程，一句话，是培养人的过程。要想实现这个过程，我们做教师的，首先自己要像个人，做一点真正的学术研究，说一点真正负责任的话，做一点对得起自己、也对得起学生的事。古人云，身教重于言教，实在是太对了。

如此淘汰制，有不如无

继吉林大学之后，湖北某高校也取消了几个博导的资格，据说是因为考核不合格。鉴于中国高校实际上是把博导视为教授之上的一种“职称”，所以，博导资格的取消，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这几个教授被降了一级。

跟美国教授终身制不同，现在的中国的大学，一直跃跃欲试着向公司靠拢，实行教授竞争上岗、考核不合格下岗制度。前些年北大的改革，大体就是这种思路，现在一些学校小打小闹的探头探脑、向人们昭示的货色，就是这种所谓的淘汰制。

现在的教授应不应该淘汰？在目前的情况下，我认为是应该的。因为我们的教授，不合格的南郭先生太多。即使在一些所谓的211重点大学，甚至金字塔顶尖的几个大学里，根本不知道学术为何物的教授，也不在少数，写文章一提笔，就是社论。这样的事情并不少见：某些带博士的教授，他学生写的论文，凡是他看上通过的，外面的人就通不过，凡是外面人说好的，他又通不过。这样的导师，这样的教授，当然应该淘汰。另外，我们现在的高校，职称结构几乎都是倒金字塔，教授多于副教授，副教授多于讲师，大家都挤在高处，很不合理，所以，教授应该淘汰下去一些。

可是，在目前的情况下，怎么淘汰呢？按照现在的高校评价体系，诸如核心期刊论文数、课题数、课题等级等等，能让人心服吗？不用说别的，就拿现在各个高校公认最权威的学术期刊《中国社会科学》来说，那上面现在不也发一些根本没有学术味的官样文章了吗？让人怎么能相信，在这种期刊上发的文章，学术质量一定就高？至于其他的刊物，收赞助费，出增刊的比比皆是，怎么能说，在上面发了文章，就算做了学问。课题的情况更糟，学界几乎都明白，我们的国家、省部级课题，有多少学术的含量，有多少是凑出来的。不用说别的，就说每年的课题指南，怎么看都不像学术的语言。在这种指标体系下，考核的结果是很难说的。某年人大的考核，社会学不合格的名单上居然有郑也夫，尽管郑是学界公认的顶尖人物。那年我们系也有两个很出色的教授，因为没有课题考核不合格，最后是科研处开恩，才算过关。

事实上，目前的评价体系，对那些不老实做学问、善于钻营的人反倒有利，这些人没有起码的学术信念，什么时髦做什么，什么能发表做什么，文章的发表量、争取来的课题数肯定多。我就见过这样的人，他摸清了中国的学术期刊，每个时期都会有一个宣传重点，无论如何都要出一两篇跟重点有关的文章来应景，所以他就跟着重点走，写一些应景文章乱投，兴以德治国，就写以德治国，兴依法治国，就写依法治国，发稿率自然很高，于是他不用花钱，就有了很多核心期刊的文章。这样的人，在现在的评价体系中，很得意，因为得分高，而那些老实人，老老实实做学问，一两年下来，很可能一篇文章也发不了，考核自然就不合格。

这些年，评职称比较顺利的，晋升速度快的，往往是那些与时俱进的弄潮儿，而那些老实人，一般来说，只有向隅的份。因此，在目前的评价体系下面，如果讲淘汰的话，那么，很可能是逆淘汰，将真正做学问的人淘汰出局。这个局面，只要大规模实行淘汰制，十有八九是这个结果，那些已经晋升为教授的少数还算能做点学问的漏网之鱼，被考核的铁扫帚，从金字塔顶端扫下来，剩下的，都是这个体系的骄子。

从本质上讲，大学是不应该在副教授以上的层次上实行淘汰制的，因为不如此，不足以保障教授的学术自由。但是，现在的中国却处在一个两难的境地，不淘汰吧，垃圾太多，淘汰吧，很可能垃圾更多。所以，鉴于目前的高校状况，还是不要淘汰为好，当务之急，是改善评价体系，营造学术氛围，让中国学界早日出现学术共同体，但愿，掌控高校大权的人们，能有这个自觉。

没有文化的大学教授

外面来的政要到著名的大学做演讲，在现代社会，是普通的事情。中国的几所顶尖大学，也是总有这样的热闹，不惟学校的学子莫名兴奋，有的时候连社会上不相干的人，也一并跟着竖起耳朵、瞪大眼睛。一般来说，这种事情本是相互贴金、宾主同乐的好事，客人不至于上门说坏话，主人也断不会让客人下不了台，最后皆大欢喜，上演大结局。可是，前一段来自台湾的几位贵宾的造访，却惹出了一点不大不小的尴尬，面对台湾客人的礼物，我们的校长和教授，不大不小地出了一点纰漏，不是不认识字，就是说错了话。尽管事后有人拼命地弥缝，但在众目睽睽之下，面子其实是挽不回来了。北大的校长虽然没有出错，但在客人不带讲稿、妙语连珠的演讲比照下，好像也没占什么便宜。

当然，我们可以辩解说，我们的几位校长教授，没有一个是人文学科出身的，出点纰漏很正常。可是，来访的几位客人也没有学人文出身的，为什么人家就不出错呢？其实，用不着掖着藏着，我们的大学教授只有专业素养，缺乏文化素养，早已是不争的事实。

自然科学的教授不必说了，除了少数人之外，能把中国话写通了已经很不错了。很多教授家里，除了点专业杂志之外，基本见不到“闲书”，对于他们来说，中国文化的概念，似乎只有小学、中学学的那点残留的知识。至于外国文化吗，也许好一点，但估计也就是出国听到和看到的那点东西。人文社会科学的教授情况似乎更糟，如果说，自然科学的教授像匠人的话，那么人文社会科学的教授就像是手艺不太精、或者没有什么手艺的匠人。也就是说，在专业素养远远赶不上自然科学学者的同时，文化素养也不见得好。我们的社会科学译著普遍地生硬，翻译质量差，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这一代学这个东西的学人（主要是教授们）文字功底太薄所致，西学不能亨，中学又不通，只好生搬硬造，强人就我，甚至把原来很生动流畅的文章也译得磕磕绊绊，令人读了难受而后已。至于在研究中用各种玄妙的术语把文章弄得深不可测，用意固然是想借此吓唬编辑和读者，但另一方面不过是掩饰自己文字无能的招数。文史哲的教授，按道理应该有文化素质，可是，他们的情况也不怎么样，学历史的，治宋史的不知道唐史，学清史的不了解明史，不光不了解，有时候连上段下段历史的ABC都不甚了了。专业尚且如此，如果让他们弄弄文，则更谈不上，不仅谈不上，如果有圈内的人写点随笔散文，大家还会嘲笑他不务正业。正因为如此，我们国家的历史文学作品只好让文学家包办，结果办得无论什么东西都像戏说。我们弄文学的教授，多数既不会作诗（律诗），也不会填词，甚至连日本和韩国的同行都不如，更不用说跟台湾的同行比了。

当然，这种状况并不赖我们，我们这一代学人，无论大小，其实只受过两种教育，一是专业，二是政治。李申科的幽灵依然在控制着我们：苏维埃制度下没有人，只有一些蛋白质，我们按照社会主义的需要，将他们培养成工程师、医生、拖拉机手……从本科读到博士研究生，我们只在一小块土地上挖土，对于哪怕周边的土地，我们连看一眼都觉得是罪过。我们不知道，其实一些基本的中外经典，是无论哪个专业都需要读的。严格说来，人家没有，我们自己也没有把自己当做人来培养，自觉和不自觉地当自己是颗国家机器上的螺丝钉。

不过，我们又必须为这种状况负责。现在学界的中坚，基本上已经四五十岁，通才教育，也已经嚷了二十年。据说林肯说过，人过四十就应该对自己的相貌负责。如果此话当真，我们至少应该为自己的学识负责。为什么过去这么长时间了，我们的文化素养依然阙如？为什么一到跟外面的学者交际的时候，我们的教授往往谈吐粗俗，语言干瘪，唯一的擅长是讲黄段子，连比较精彩的黄段子也不是教授们制造的！

中国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高等教育，曾经培养出一批大师级的人物（尽管大多开花结果在异域他乡），而今天的高等教育，条件不知道比当年好了多少倍，却连个大师的影子都没有见到。当今作为学术中坚的一代人，应该反省了。

记得晚明的张岱讲过一个士子由于没有学问，在夜航船上被和尚看不起的故事——由于士子没学问，满嘴胡说，和尚要伸伸脚，放肆一点躺着。所以，张岱告诫学人，千万不要让和尚随便伸脚。今天，即使是为了不让台湾的政客看不起，我们也应该给自己补补课——勿令政客伸脚！拜托！

权力傲慢下的贱教授

北大医学部某研究所要求教授轮流值班做门卫，据该所办公室的一位负责人说，“教授只是一个职称，不是什么特殊人物，即使是特殊人物也要和其他员工一视同仁。”这样平等观，真是绝妙好辞，是的，一个学校，教授跟扫地和看门的员工，的确应该是平等的，但不意味着教授就应该去做门卫和扫地的工作，如果这样的“平等”成立，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求门卫和扫地的进实验室、进教室呢？进一步，教授不是特殊人物，那么领导，包括这位办公室的负责人，是不是更应该扫地和做门卫呢？

中国的大学，教授已经相当贱了，在学校发的各种表格里，教授跟扫地和做饭的人一样，属于教职工，或者员工。在住房改革之前，分房子的时候，教授绝对竞争不过做饭的大师傅，至于小车班的司机，更是难以望其项背。当年我们学校的一位负责人多次说过，学校的三大支柱，一是机关干部，二是后勤人员，第三才是教师。在另外一些人眼里，学校最重要的是干部和后勤人员，一个是领导，一个是经济基础，教授当然不能没有，但是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教授却有的是，实在不行，找个有学历的，给他个职称就结了。即使在社会上看起来教授还相当风光的今天，一个所谓的大牌教授，到了校领导面前，还不是大气都不敢出？

一直研究高等教育的熊丙奇教授告诉我一个故事，1950年前后，当时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长也就是后来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邀请该校著名物理学教授Rabi作演讲。Rabi是1944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艾森豪威尔在开场白中客气地说：“在众多雇员（Employee）里，你能够获得那么重要的奖项，学校以此为荣。”但是Rabi回敬说：“尊敬的校长，我是这个学校的教授，你才是学校的雇员。”其实，这样的事情，在过去的中国也有，民国时的大学，从来没有人认为教授是学校的员工，教授的聘书，都是校长亲自恭恭敬敬送上门的，周作人先生从日本留学归来，蔡元培先生一次次登门拜访，请他来北大教书。反过来，如果哪个教授觉得学校有所不敬，那么转身就走，连招呼都不打。那个时候，中国有很多牛教授，因此才教出来很多牛学生，至今让我们感慨不已。

教授牛不起来，是因为学校已经变成了衙门。我曾经说过，现在大学，很像一个县衙，校长是县太爷，说一不二，谁见了都怕，机关干部是六房书吏，跟县太爷分享一点权力，而教授则是三班衙役，跟扫地看门的一样，都是从事贱业的贱民，只要混进机关干部队伍，弄个处长副处长干干，才会有点出息。而学生则处在最低层，属于交粮纳赋的百姓，好在他们只不过临时在这里交粮纳赋而已，而教授则在一个单位，差不多要干一辈子。在大学里，不仅校长、院长和系主任是教授的领导，连机关里的一个小科长，也一样以领导自居，说起话来颐使气指。

从来没有听过世界上有哪个国家，即使在非洲，让教授值班做门卫的，如果这是中国特色，那么实在“特”得也出格了。这样的出格之举，出了格还理直气壮，无非是权力的傲慢，衙门里特有的权力傲慢，除了领导之外，所有的人，无非都是奴才，让你做什么，就得做什么，在权力面前，教授算个屁，不过一介有职称的杂役而已。

教授治校与教授当官

北师大珠海分校，不久前曾因学校保安打教授出过名，不过，换了校长之后，据说情况大有改观，知情者告诉我，现在的面貌，跟几个月前大有不同，正气在上升。虽然我一向对高校的事抱悲观态度，但关于北师大珠海分校，还是乐见其向好的方向转变。好像为了证实这一点，有朋友给我转来了最新关于珠海分校的消息，说是新上台的校长，决定把学校的16个正副处长职位，公开向全社会招聘，鼓励教师担任行政干部。

这个消息，让我想起前几天中国人民大学也有类似的事情，公开招聘两位副校长，看条件，也是向教授倾斜。我相信，无论是北师大珠海分校的处长，还是人民大学的副校长，最后落实下来，估计都是些顶着教授副教授头衔的人。我也相信，这种招聘，绝对是对教师释放的善意，至少是给部分教师一点权力。

学而优则仕，是中国的老套。奖励学有成就的人，最好的方式，就是请他们做官，他们也就欣然就道，君不见，深圳一个处长职位，就有40教授在抢。说实在的，现在的大学里，没有学衔的行政干部，即使有，已经很少了，双肩挑的干部，既是领导也是教授者，比比皆是。人大和北师大珠海分校的做法，要说新，只是在公开招聘这一点上。

可是问题是，中国大学的问题，不在于是否教授做上了校长和处长的椅子，而是教授治校。眼下农民尚可自己投票选村长，但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的大学教师，却连个系主任都没有权力选。教工大会也好，学术委员会也好，都是空的，还没有一所大学有教授评议会这样的机构，据说浙大的光华法学院要成立，但不知道是否真的有权。

我曾经多次呼吁，大学自治、教授治校和学术自由，这是大学能否办好的前提。不是说实行这三条，大学一定能办好，但不实行，则根本没戏。其中，直接关系到教师位置的，就是教授治校。所谓教授治校，决不是赏他们一些官位和官衔，而是让他们作为一个整体，对学校的大政方针，具有发言权和决策权。教授做了行政官员，屁股决定脑袋，无论有多少才学，都是一个官员而已，根本不可能改变学校的官僚化的面目，正相反，恰是会起到败坏整个学校学风的作用。这种拿官职作为教授奖励的做法，实际上是告诉社会，行政官员的地位要高于教授，搞行政，要比搞研究搞教学更有出息。

记得民国时期，傅斯年做中央研究院某所的所长，一位院士跟他讲，我认为，做研究人员是一流人才，做管理人员是三流人才。傅斯年非常认同这话，当即表示，他就是三流人才。可是，现在我们的社会，一流的博士，都进了政府机关，真不知道政府机关要博士做什么。二流的，才流向高校当老师，而这些人做好了，学而优则仕，才有机会被选拔为学校的行政官员（据说，学校的官，含金量比政府的差多了）。我可能有点杞人之忧，真不知道这样下去，中国大学的学术会怎么样，难道真的像某些很自负的双肩挑学官说的那样，越是做了行政，学术做得越好？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中国今后在科学技术方面赶超世界先进的任务，大可不必下到大学和学术单位，直接由行政机关挑起来就行了。

大学教师的13级官僚金字塔

此番教育部给大学教师定级，鄙人恭逢其盛——我所在的学校已经定完。具体有多少级，当时我不清楚，后来见报道，才知道从讲师到教授，一共13级，盛哉！

定级的时候，多少有点神秘，上面通知文件不下发，老师们自己到办公室来看，看完决定自己申报哪一级别，然后交由什么机构审批我就不太清楚了。当时我问通知我的人，教授一共有几级？最低的是哪级教授？回答说一共四级，最低的是四级教授。我说那好，我也不去看什么文件了，就报四级。

虽然没有具体看文件，但是评级的标准还是知道一点的，因为周围同事都在议论，在早，上面也发过一个表格让大家添，说是为了定级做准备的。定级首先是年限，年限越长，级别越高，其次是官职，什么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非名校学官和特资深的老教授不可）、重点学科研究基地主任等等，再就是科研成果，要在学校规定的A类和B类刊物上发多少文章（这类刊物的名录上有《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有没有承担国家重大科研课题（这种课题又是非学官莫属），有过没有得过国家级的大奖。从这些标准来看，我自报四级，一点都不冤。

其实，标准倒在其次，关键的问题是，为什么要给大学教师们定这样繁复的级别？难道真像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说的那样，是为了拉开档次、避免教授吃大锅饭吗？一向喜欢拿美国说事的教育部，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偏偏不学美国，那里的大学教师，一般只有三级，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

作为一个由学者组成、做的是教学和研究的行业，里面的人分成13个级别，让大家一级一级地爬，而且爬上去爬不上去的标准，是由教育行政部门制定的，真的很有必要吗？我们的当权者，真的没有其他方式来激励教师上进了吗？其实，就算标准非常合适，评级非常合理，这种成千上万大学教师爬金字塔的景观，已经很是搞笑了。令我想起下乡调查的时候，一个乡镇干部对我说的话，现在，在乡镇，一个副乡（镇）长，想做到乡镇书记，得经过四级的攀爬，副乡（镇）长，副书记，乡（镇）长，书记，一般要耗上六七年到八九年，十几二十几年也没准，甚至可能熬不上去。

我们的官僚体制就是这样，金字塔，塔级越分越细，而且还不像西方的文官制度，只要不犯错误，靠年头就会一级一级上去，在这里，只要你参加攀爬，就得奋斗、挣扎，能否上得去，要看你的“表现”。现在我们的大学里的这座金字塔，几乎完全是从我们现行行政体系中复制下来的，至少基本原则，精神是一模一样，同样是塔级细分，而且晋升并不是按服务年限自然调高，你得“表现”，按上头规定的标准“表现”。

这样一来，大锅饭是没有了，但金字塔出来了，大部分的饭，都搬到了塔的上部开小灶去也。造塔和控制塔模样的，是我们的教育行政官员。只要教师们认这个账，肯去攀爬（多数人其实没有其他选择），至少对领导就得恭敬点，对领导制定的规则，也没办法说三道四。只是，在评级过程中，有人可能会打起来，有辱斯文。这让我想起新中国历史曾经发生过的事情，1952年院系调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原本大学积蓄了不少怨气，结果上级给教师定级了，教授分一、二、三级，马上，平时心高气傲的教授们自己打起来了，凭什么他一级我二级？凭什么我一级，连某某也是一级？战斗的结果是，知识分子在之后的运动中，更乐于自相残杀，让运动的温度升的更高，被激起残杀的人和旁观者，讥为狗咬狗。

历史的好玩之处，就在于隔一段时间，就会把从前演过的戏，重演一遍，因为大家都健忘，没法子。

奴才主管的威风

这些天，有两个名牌大学教授对学生耍威风的事件，被曝了光。其中有一位我还认识，名头很大。这样的事情，对我这个圈内人来说，可以说一点都不稀罕，教授对学生动粗口，破口大骂，甚至拳脚相加，早就不是什么新闻了。说实在的，尽管教授在社会上还有点虚名，但在大学里，其实并没有什么地位，连开车和做饭的师傅，都不大会把教授当个菜，进机关办事，低声下气地说上三遍，不一定会有人理的，除非你的教授头衔上，还有着什么长、书记或者主任之类的官衔。

不过，再熊、再窝囊的教授，对于学生，还是蛮有优势的，特别是正在上你课的学生或者你的研究生。就像我曾经说过的那样，现在的大学就像一个县衙门，校长书记是说一不二的县太爷，而机关干部是六房书吏，教授则是三班衙役，虽说大老爷见了觉得你贱，但对于百姓，还是有威风可耍，而现在的学生就是交粮纳赋的百姓。一门课及格与否，基本上老师说了算，老师上了讲堂，讲得不好，甚至满口胡柴，学生基本上没有什么反制的办法，虽然现在也时兴学生给老师打分，但唯有学生集体行动，才可能制裁某个老师，但是眼下学生的集体行动，往往是犯大忌的事，风险极大，所以，学生对老师的评分记录，绝大多数都是优，少数几个良，出现一个中，简直就是白乌鸦。至于教授所带的研究生，基本上等于家生奴才，要你扁就扁，要你圆就圆，课题全做，家务活全包，有的，还占色上的便宜，敢说个不字，毕业就有麻烦。

当然，虽然理论上教授对于学生的学业，有生杀予夺之权，但实际上这种权力的达摩克勒斯之剑，很少真的落下来，只是现在的学生，都学得很乖，他们大概知道自己对于学校，只是过客，求学，为的就是个功名，很少有人会为了一时之忿，甘冒功名丢掉的风险，因此，凡是有求于教授的学生，对于教授耍耍威风，一般的战略选择，就是忍，一忍、二忍、三忍，于是有的教授就变成了满口脏话的暴君。

不消说，眼下的大学，虽然知识分子成堆，但却是中国最没有民主的地方，教授漫说选校长，连院长、系主任都没有资格选，对学校的事务，也基本上没有什么发言权，在制度的操作层面，只有听喝的份，无条件执行一个又一个从上面下来的指令，哪怕这种指令荒唐透顶，比如像最近迎接本科评估的种种造假命令，也得无条件执行。应该说，近十年以来，由于高教体系钱比较多（无论是上面下拨的，还是贷款来的），资源丰厚，学官们的权力得金钱之助，如虎添翼，而教授们为了争取分一杯羹，自然也就格外温顺，很多教授，甚至所谓的大牌教授，对领导都恭顺得有如孙子，因此，有人刻毒地名之曰：教授宠物化。开会的时候，如果有领导在，绝对要恭请领导先讲，领导讲完，大家一开口就是：正如某某领导所说。

奇怪的是，恭顺的教授，在领导面前，已经变成了奴才或者宠物，但是当他们面对学生的时候，就感觉自己是奴才的主管，那个威风，比主子还要大。同一个人，在领导面前点头如同鸡啄米，转过脸来，就像是坐在龙椅上的皇帝。

客观地说，现在的师生关系，已经很难用中国传统的套路来要求了，教师只是一种职业，不再是伦理关系中的一环，所谓天地君亲师五达尊之一。学生也不大可能指望教师传道授业解惑，成为人生的导师，但是，至少，做教师的，要把自己当人，把学生也当人，彼此可以平等地交流和交往，别自己在领导那里不是人，转身也不把自己的学生当人，一门心思创造性地发挥奴才主管的管人才能和管人威风。

教授们，扪心自问，不觉得自己可怜吗？

弟子服其劳

北大医学部女教授，在自家的医院，做一个骨科小手术，站着进去，躺着出来，被几个没有行医资格的学生送了命。另据新京报记者在事发之后暗访，在出事的北大第一医院，这样无照行医的学生还有不少，甚至堂而皇之在门诊部问诊。（11月4日，《新京报》）

其实，据各方面的反映，各大医院这样的事很多，尤其是像北大第一医院这样的医学部附属医院，里面的医生大多是医学部的教授，拥有使不完的学生。平时让学生顶班，自己出去公干（为公乎为私乎说不清），据说已经成了家常便饭。笔者为数不多的几次去这种医院就诊，挂的是专家教授号，结果看病的却是二十几岁的博士生。

只是北大第一医院这回干得比较离谱，连自家教授的手术都敢让没有资质的学生上手，出了事胡乱抢救，直到把人弄死，还乱改病例，胆子也忒大了点。不过话说回来，如果自家的教授都享受这待遇，外面的人会怎么样？平头百姓会怎样？可想而知。

当然，也不能单怪医学院的教授，别的学校的教授，尤其是公务和私务都特别繁忙的大牌教授，这样的做法也一样普遍。一门挂名大牌教授的课，大牌能上一次，讲个绪论已经不错了，剩下的课，都是他的研究生在上。大牌挂名的课题，资金越是多，大牌就越是没时间做，全部的活计，都是他众多的学生在忙活。各个大学，纷纷为这样的大牌大开绿灯，别人招生名额有限，但大牌无限，多多益善。学生多，课题也就做得多，经费多，成果多，学校脸上有光。有的理工科学生告诉我，甚至有的教授申来的课题，自己根本就不懂，但不要紧，手底下的学生肯定有懂的，只要能申下来，肯定最后会出成果，找几个哥们一评审，不是国内领先就是国内先进。

这样下去，我担心以后大牌教授，除了亲自吃饭和亲自如厕之外，其他的事都不能亲自了。

有学生真是个好事，子曰，师有事，弟子服其劳。没想到今天的教授真会活学活用，看来普及国学还是有好处，于丹教授功不可没。不过以后千万要注意，在医自己人的时候，还是要老师自己出手好一点，免得麻烦。

可是，如果国内这么多大专家大教授，大部分的业务，从科研到教学，都是学生在代劳，消息传出去，好说不好听，老百姓未免会腹诽的。尤其是医学教授，看病事关人命，老是让没有经验的学生拿人练手，练手的时候老师连在旁指导都不肯，未免太拿人命不当回事了。无怪乎现在医患矛盾这样尖锐，病人或者病人家属，动辄要跟医生白刀子进，红刀子出。虽然不能说都有道理，至少有的地方，医生这边，肯定有责任。

能带学生的医生，有教授头衔的医生，都是医生中的翘楚。不仅自己悬壶济世，而且要培养下一代新人。如果我们的医学教授都这样不负责任，该自己做的事也弟子服其劳，那么，这种风气做派肯定是会传代的。不知道这样下去，我们国家的医风会变成什么样子？所以，当前当务之急，是整顿大学，包括医学院的学风，学风糟糕，医风自然好不了。再不整顿，我怕像北大第一医院这样的名牌大医院，以后死的人，就不仅仅是躺在手术台上的患者了。

臣记者与臣教授

洪宪帝制的时候，北京有位记者表现积极，对袁世凯自称“臣记者”，被媒体传为笑谈，帝制还没有结束，臣记者就已经混不下去了，只好夹起皮包走人。后来历史的大势所趋，任谁也做不成皇帝了，中国近代以来出现的新职业，诸如记者、律师、作家之类，庶几得以幸免加盖“臣”的印记，稀里糊涂过了几十年。

然而皇帝这个东西，废除其名号容易，要真的将之从国人的心里和文化里消灭，却难上加难。在没有皇帝的天地里，很可能皇帝更多了，遍地都是。大小是个头，感觉上就觉得自己像皇帝，于是像皇帝一样做事。于是有人惊呼：上级皇帝化，下级奴才化。在这“两化”的浪潮里，媒体的“臣记者”是否重出江湖我不知道，但教授像“臣”或者说像奴才的却委实不少。

我们最后一个王朝是满人的，在满清王朝里，只有满人才可以自称奴才，而汉人只能称臣，奴才和臣有自己人非自己人的分别。如此说的话，那么我们今天的教授，也可以分称臣教授和奴才教授，属于领导自己人圈里的，是奴才，圈外的是臣。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过，现在在大学像衙门，其实我说错了，大学本来就是衙门，不是“像”！而自从国家的教育行政部门财大气粗、加强管制能力之后，大学变得比衙门还衙门。大学衙门的表征不仅仅是它的机关多、官多，而且教授争官做，主要是所谓的教学和科研单位，也完全按行政级别分三六九等，所有事情，包括学术上的事情，一律行政领导说了算，所谓的学术委员会，不过是漂亮的摆设，就连这个摆设，都是首长在办公会上决定的。跟别的衙门一样，大学衙门也有一套官场文化，这种官场文化跟别个衙门的也没有两样，一言以蔽之，两个字：听话。听话两个字里面有学问，是木然地听，还是积极主动地听，甚至带着服从的满足感、幸福感去听，效果是不同的，虽然很可能当面听话背后骂娘，但表面的柔顺却是领导之所以为领导所共同追求的东西。

有幸的是，我们的教授，经过多年的训练和考验之后，基本上都能很自觉地认同这种文化，上之所是必是之，所非必非之。开会的时候，无论这种会是学术还是非学术的，只要领导讲了话，大家后来的发言，如果不是对领导讲话的学习体会的话，每个人在开始必然要征引领导的话——正如某某领导所说。平时开会，就是领导发号施令的机会，大领导占最多的时间，其次二领导，三领导……先虚后实，布置任务，点名这个做那个，那个做这个，所有的人，哪怕你是再大牌的教授，只有听喝的份。无论要做的事情关系到谁，大家只有做的义务，至于建议，基本上没有安排提的机会，如果有哪个不识相的还想发表点不同意见，简直就是大逆不道了。

中国这个地方很有意思，最讲民主的地方是农村，因为那里有村民定期的选举，最不讲民主的地方是大学，哪怕就是讲民主理论的所在，在实际生活中却丁点民主也没有，只要坐在了领导的椅子上，任你是谁，不知不觉就成了皇帝，别说民主，就连听不同意见的雅量都没有，谁要是在公开场合说了点和领导不一致的话，那么领导不马上训斥你一顿，已经是给你面子了。

说到这里，也许有人会说，听话有什么不好？至少这样的教授不会胡来，守规矩。然而，事实恰恰相反。眼下，仅就揭露出来的事实而言，我们的教授们已经没有不敢做的坏事了，贪污受贿的有，做奸商的有，欺诈的有，嫖娼的有，至于抄袭作假，更是教授们的专利事业，别的人想干，还干不了那么专业。以至于大众过去对这个职业的那点期待，已经变成了失望乃至绝望，网上在排列五大或者十大恶心职业的时候，教师都赫然在列。

没有操守，不讲廉耻，我们的领导和大众一起摇头叹息，在学校里，教授大体上已经被视为“贼”或者准贼，讲课有人监督、巡查，考试出题要圈禁，判卷要有人看着，还别说对教授不尊重，就这么看着，招生贿赂还层出不穷呢。是谁让我们的教授这么没脸没皮没羞没臊呢？是我们的衙门。

既然教授早就成了臣教授或者奴才教授，不仅没有尊严，而且没有人格，怎么会有羞恶之心？换言之，一个奴才，要脸干嘛？人要是没了廉耻，没有起码的羞恶之心，那么什么恶心事不能做呢？我们这些听话的教授，现在越来越令我们的领导感到头痛了，领导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些教授的胡来，原本就是他们自己所提倡的文化培养出来的恶之花，反而在面对这些令他们头痛的恶果的时候，进一步强化这种官场文化，好让部下这些臣教授、奴才教授们听话些，再听话些，殊不知，越是这些身段柔软、面容温顺、一点尊严都没有的教授们，才更容易出事，一出就出大事。

当年，某记者称臣的时候，同行都笑，现在，遍地都是臣教授，同行没人笑了，但是网民在笑，大众在笑，我们自己的学生也在笑。其实，做教授的，如果还有人味的话，还是偷偷地哭一次吧，就哭一次，哭一哭，都混成教授了，怎么在领导面前，连个人都不像了。

失掉底线，教授与娼妓同

一位在国外有教职、短期在国内讲学的法学教授，一天跟我聊起来。说是感觉国内学界最不可思议的事，是国内一些名牌大学的著名法学教授，在酒桌上经常公开宣称自己在做违法的事，比如怎样去捞一个犯法的人，如何行贿那个法官等等。他说，一个以教授法律为业的人，怎么能公然践踏自己的事业？而且做起来丝毫不避人，也就是没有任何羞耻感。

显然，这位海外回来的人，实在是离国情过于远了。他不知道，这样的事情，在中国的大学，一点都不稀罕。教法律的人做违法的事，做得越成功，在圈里威望就越高，比如捞人捞得多，把死刑改成无期，把重罪变成轻罪，甚至无罪释放。不是靠做律师辩护做得好，而是里面有人，有学生做法官，说明此教授本事大，手眼通天。同样，教金融证的教授，做幕后交易；教伦理学的，乱搞女学生；教政治学的，提倡幕后交易，鼓吹厚黑，都属于这一类，教什么败坏什么，没有起码的专业道德底线。

毫无疑问，大学教授都属于专业人士，没有专业底线的专业人士，等于是对自己所学的专业，没有起码的尊重，更谈不上喜欢和敬畏。说实在的，我们的某些大学教授，不仅没有专业底线，连职业道德都找不到，用放大镜都找不到。即使在所谓名牌大学里，抄袭作假的有多少，侵占学生成果的有多少，粗制滥造的又有多少？实在是车载斗量，不可胜数。某些大牌教授，被官方奖励为校长、副校长的人，也照抄不误，被人发现了，就赖到学生头上。或者公然宣称，揭露者是破坏团结，败坏学校声誉，动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打击报复。

既没有专业底线也没有职业道德的教授，实际上并没有把自己在别人看来还相当神圣的职业当回事。他们只是在活着而已，没有专业，也没有职业。

无论什么专业的教授，什么学校的教授，很多人在一起的时候，谈话的主题，根本没有学术，但共同语言却很多，无非是炒股，捞钱，女人，黄段子。如果哪天某个话题跟学术沾点边了，那一定是在说如何弄课题，所谓编故事骗钱，最后还是钱。

说教授是教课的，很多大牌教授根本不上课，大部分的课，都是自家的研究生来代授，他们只对外出走穴捞钱感兴趣；说教授是做研究的，他们的课题，也是研究生代做，论文，研究生代写，他们只对招官员招大款做博士感兴趣。以至于有的学生说，现在的教授，招学生，要一个有权的，一个有钱的，一个作陪的。

说不好听的，这样的教授，实际上就是娼妓。严格地说，比娼妓还不如。古代的娼家自不必说，人家还讲究个职业道德、专业底线，至少，做妓女的，还要会唱点小曲，高级的，还懂点琴棋书画。

造成今天这种局面的原因，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我们今天的大学，实际上就是衙门，历史上最坏的衙门，带着点垄断公司味道，却无需有切实政绩的衙门。这样的衙门，风气败坏起来，是很容易到达疯狂的境界的。原来受人尊敬的教授，就这样成了衙役，成了娼妓，甚至比衙役和娼妓还不如的东西。

不是所有的教授都变得如此糟糕。但凡是变成衙役和娼妓的教授，活得都最滋润，也最得意。中国大学要想好，唯一的出路，就是把这样怪异的衙门砸了。

致一个法盲的法学院院长

××政法大学的副教授××这学期被停课了。按照中国大学的惯例，教师被停课，被视为一种处罚，背后的理由理应是此教师不能胜任，或者出了什么差错。因此，在执行处罚之时，必须走一个程序，起码事先会被领导找去谈话。但是，××不仅事先没人找谈话，甚至至今没有被告知，连一纸书面的通知都没有。也就是说，作为一个教师，他完全不知道自己为何会被停课。这一切，出在政法大学法学院里，决策者，自然是这个学院的院长先生。

教师这种职业，教书是本分，也是教师的权利。做教师的，无端被剥夺上课的权利，不仅是一种简单的惩罚，更是一种对其能力和尊严的侮辱。××是政法大学深受学生喜爱的教师，学生中的口碑相当好，学院历年的考评，成绩也十分出色，借用一句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的话，他绝对是个优秀的老师。这样的老师，被停课，难道连知晓一下原因的权利都没有吗？

现在的大学，就是一个衙门，哪个学校都一样。我原来以为，一个主要以传授法学为主的大学，多少应该好一点。哪知道，那里居然更糟。当年我的院长一手遮天，评职称，他想让谁上，就让谁上。但至少还要走程序，经过学院的职称评审委员会通过。人民大学的国际关系学院自从我来，还没有停过谁的课，但是别的学院有教师被停过的，停课之前，也都找被停课老师谈过话。虽然，在我看来，目前的停课处罚，多数都罚其非罪。真正课上得不好，既不负责任，又无学识，学生反应很大的老师，几乎很少被停课。我相信，像法学院院长这样霸道处罚教师的事，在中国高校里，还不多见，至少我是第一次听说。

一所大学，一所政法大学，教师的权利居然得不到丝毫保障，教师的尊严也得不到起码的尊重。他们的职业命运，甚至他们的饭碗，居然一介学官就可以决定，做出这样的决定，无需开一个党委会，一个学院的办公会议，一个人就可以说了算。这样的大学，如果是衙门的话，也是一种最专制、最恶劣的衙门。大学的行政化暴戾到如此地步，这样的事情居然就发生在北京，发生在连教育行政部门都要去行政化的时刻，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当然，我实在不知道，这样的法学院，有这样所作所为跟法盲一样无知，像城管一样的霸道的院长，能教出什么样的法律人才来？这样的院长，考虑到他的行政级别（这种级别是绝对不能撼动的），最合适的位置，我认为应该是法大所在昌平区的城管大队大队长。

毫无疑问，大学教授都属于专业人士，没有专业底线的专业人士，等于是对自己所学的专业，没有起码的尊重，更谈不上喜欢和敬畏。说实在的，我们的某些大学教授，不仅没有专业底线，连职业道德都找不到，用放大镜都找不到。即使在所谓名牌大学里，抄袭作假的有多少，侵占学生成果的有多少，粗制滥造的又有多少？实在是车载斗量，不可胜数。某些大牌教授，被官方奖励为校长、副校长的人，也照抄不误，被人发现了，就赖到学生头上。或者公然宣称，揭露者是破坏团结，败坏学校声誉，动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打击报复。

正因为如此，教育体制到了今天天人共愤的地步，却很少会有体制内的人士出来说上两句，如果哪个不识趣的冒失鬼说了，所有人都会愤怒地瞪着你，让你遗臭学校，永远翻不过身来。大家都闷声平安地过日子，靠下去，什么时候水枯鱼烂，再说。

北大法学院的“计件民工”不高兴

北大法学院实行绩效工资制，教授计件挣钱，其中核心期刊文章份额最大。如果一个教授一年没发核心期刊文章，同时课又不多的话，很可能挣的比刚毕业的办公室人员还少。一群教授，不高兴了。（2月4日，《新京报》）

早就知道学校要实行绩效工资制，中学已经叫苦连天，一线教师工资不升反降，只便宜了坐办公室的领导。现在，这把刀终于砍到了大学教授头上。北大法学院，仅仅是个开头，教授们的好日子，还刚刚开始。

所谓绩效工资，名义上是让人多干活，多劳多得。但是，由于领导和一线教师两种算法，而且绩效的考核，掌握在领导手里，所以，最终绩效成了领导给自己加钱，也给自己增权的利器。放在大学，实际上也跟中学一样，所有的学校无非衙门，推行绩效工资，领导乐了，教授哭了。只有一些不正经做学问，但却可以拼命发文章的人，比如黑龙江大学那位三年发了几百篇SCI文章的天才，才会兴高采烈。学界谁不知道所谓的核心期刊是怎么回事，即使社科院的所谓A类B类期刊，烂到什么程度，人人心知肚明。现在，中国学者居然在国际上发文章，都可以批量生产，或者批量造假。不计质量，拿这样的发表量来说事，来算教授的绩效，进而克扣工资，不是把真正做学问的人逼走，就是逼良为娼，鼓励大家成为生产劣质鸡蛋的母鸡，大学就真成了养鸡场。

话说回来，北大法学院的做法，其实也可以理解，现在整个大学体系的评估体系，就是看SCI和核心期刊的发表量。这方面数字多，像白菜一样码得高，得分就高，可以评重点学科、一级学科、重点学科研究基地，教育行政部门那边来的资源就多。自上世纪90年代后期高校大跃进启动，以行政主导大学产业化，在学校里引入企业管理的模式，计件工制度早就有了雏形，现在实现绩效工资，不过是将之进一步完善而已。这种衙门＋养鸡场模式，就是中国现在大学的现状。这样的现状，虽说教不出合格的学生，学术也不见踪影，但数字却绝对可以催出来。要什么数字有什么数字，用不了多久，中国的大学，在各个方面的数字都会世界第一，只是离科研创新渐行渐远而已。

这样的大学，里面的办公室工作人员地位比较高，当然充分合理。我早就感觉，在大学里，最重要的人，不是教师，而是办公室人员，即所谓的管理人员，管理人员最关键的当然是领导。教室里只要有人上课，管他谁上，都没问题，反正教好教坏，学生也不敢罢课。但是，如果办公室没人了，领导没了，没人去上级机关开会了，学校就等于不存在了。眼下，大学里的课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上的，专业的基础，学术的积累，统统没有用。君不见，有多少大学，一个学法律的教师都没有，就敢上法律专业，把教材买回来，照本宣科就是。至于核心期刊文章，是可以买的，教师自己不买，学校可以买，反正现在有钱。既然有没有名教授、真正做学问的人，学校的数字也不会受影响，那么谁会在意教授呢？

其实我早就建议，在目前的体制下，大学的教授尽可以虚拟化，一边由教育部统一组织录些标准课，然后各个学校播放，一边由学校组织工作人员从社会上的论文公司购买论文专著，统一组织发表便是。这样一来，至少北大法学院的风潮，就可以彻底消除了。顺便，咱又在世界上创一个新的第一。

教授算老几？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就政协委会邵鸿先生批评大学行政化的问题采访了我，问的问题很有限定性，可以理解，媒体大概不敢把这个问题挑得太明白，害怕我的过激言论，影响了某些人的情绪。

现在大学有病，病得不轻。其病，不仅仅是行政化，还是行政主导的垄断公司化，这才是真正可怕之处。现在的大学，不，全国的学校，其实只有一所，那就是教育部大学，所有的学校，无论大小，都是分部、支部、支支部。连中小学的课程设置，教什么，课间操跳什么舞，跑步跑多少米，教育部都要管。大学的毕业证由教育部统一发，研究生录取分数线，教育部定，哪个学校该上博士点，依然教育部说了算。大学有行政级别，副部级和局级，凡是副部级的大学，校长都是空降部队，正如何兵教授说的那样，闭门家中坐，校长天上来。农村里村民至少还可以选村长，大学教授对于谁来当校长，连问都没有问起——教授算老几？连系主任你都没资格选。

这样的大学，是个挣钱的机器，学官们谁不说扩招好哇，一个几千人规模的大学，变成几万人，从前一年学费几百，变成几千，个别特殊专业，打个幌子说是跟国外联合办学，就是可以收到几万，谁说钱不好花呢？谁说教育部不提倡产业化？它提倡的是垄断性的产业化，全国上下，只此一家，别无分店，教育部大学。民营的大学，只限制在职高层次，外面的人想进来办学，连门都没有。全国的老百姓，想上学吗？只能上我们这里来，除非你有本事出国。中国这么大，人口这么多，市场只消继续垄断下去，我们这天字第一号的教育部大学，不愁没有生意。

这样的天字号大学，根本不承认教育有自己的规律、学术有自己的规则。有权就有一切，学校就是个衙门，三六九等，带长为大，教授不带长，放屁都不响，官大学问必然大，因为评价所有人的学术的大权，掌握在他们手上。微观上，教师评职称，教授爬级别，都得领导说了算。学术委员会，评审委员会，当然有，但无非长官们的咨询机构，或者说秘书机构，如果有个别委员吃错了药，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那么，对不起，下次你就出局了。宏观上，课题的评审，学校什么一级学科、重点学科研究基地，加上博士点硕士点的评审，都是学校和教育部长官的事，几乎所有的评审委员，都带长。实在不带长的，那是年纪太大，在单位早过了退休年龄，挂不上长了。

在大学里做教师，光上好课不行，得完成计件工分，完不成就不聘你了。说一个研究项目做几年不出成果可以没人追究，那是极少数特牛的教授、有院士头衔者的事，剩下的人都得忙工分。无论课题多么荒唐，多么没用，但想要在学校里出人头地，就得争，争上争不上，还要看你跟握有评审大权的领导关系怎样，至于争了课题，真正的学术被挤掉了，那没办法。现在大学里，真正坚持做学问，那只有一条路可走边缘化，边缘到什么程度，职称不要，工资最低，所有人都看不起。现在盛行的就是课题学术、应景学术、评审学术，说破大天，就是教育部的面子学术。因此，有这样多的学术腐败，抄袭，不轨，一点都不希罕，教授无非是长官的奴才，做奴才的要完成任务，给长官长脸，自己的脸就只好不要了，不要脸的人，何事不可为？为了也白为，不炒热到白热化，犯事者根本得不到处理。

把学生教成什么样子，有人操心吗？有，教育部有评估。有人批评，评估就是造假，错。评估是作戏，作戏总得让人化妆嘛。其实，评估的核心，是大学教育的同质化，不管你什么大学，最后都像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教学、实习，都一个模子，连卷子怎么批，都全国一个样，最后再统一教材，统一教案，统一教法，那么，今后教育部大学就不用聘教授了，刻些光盘，弄点软件，统一播放就行。那时候，我们的大学，就只剩下官和兵，老爷和差役。

大学的病能治吗？能。唯一的办法是开放，就像当年经济领域的开放一样，打破国有一统天下。天下公理，大学想办好，三个前提必须遵循：大学自治，教授治校，学术自由。如果在这块土地上真的出现了这样的大学，那么我们的垄断公司生意就有危险了，不改，学生就跑光了。

我们的大学有病。

我们的大学有病，而且病得不轻，早就不是什么新闻了。大学毕业找不着工作，毕业即失业，近来大有蔓延之势，连我们大学中的巨无霸北大的学生都有卖肉和串糖葫芦的，遑论其余？有消息说有大学毕业生重上中专回炉，其实也不用大惊小怪，该来的，早晚会来。值得庆幸的是，这些学生居然有中专给他们回炉，看来，不是所有的中专技校都随着大学起舞，一并大跃进，虚火上升，浑身浮肿。

现在我们的大学，实际上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上不能教会学生做学问（尤其是做大学问），下也不能使学生具有基本的生活和工作基本素质。学生毕业后，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这其中很关键的，是我们的“学”出了毛病。

我一直在说，我们的大学是衙门，但这个衙门跟从前的衙门不一样，领导不仅有权，而且都是教授。为人诟病的大学的行政导向，不是说机关干部专了教学的老师的政，而是教学单位本身，甚至教师这个群体，也已经行政化了。几乎所有的教学单位的首长，都是当然的“学术带头人”，这些带头人，有的固然属于学而优则仕，学而有成做了官的，但也不乏学而不优则仕，然后仕而优则学（变成教授），最后杀个回马枪，也成了学术带头人。无论哪一部分人，在现在的行政导向面前，在纷纭的行政以及各种露脸的事务面前，即使那些素质还不错的，都做不了多少学问了，何况那些本来就是混事的。

然而，奇怪的是，带头人们越是忙于行政事务，科研成果反而越多，遍地开花，既懂国际事务，也懂国内政治，马列主义和西方理论都明白，十个指头弹十架钢琴，个个乱响，真是不服不行。当然，这些成果到底是谁做出来的，明眼人一看便知。官大学问大，在现在的中国学界，是一个“铁律”，官大资源就多，手里捏着年轻教师和学生的身家性命，谁敢不为他卖命呢？

在这样的带头人带领下，即使没有“计划学术”、“数字学术”、“课题学术”，大学里的学术也好不了。甘愿做奴隶的人们在为首长打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则逃到社会上兼职挣钱，有心做学问的人，成了大学里的边缘群体，茕茕孑立，日落西山。

没有了“学”的大学，教学、科研、学生实习和论文指导，就没了实在的内容。没有理论，没有文化，更没有经验，学生如果碰巧学出来了，那也是人家自己练的，跟学校关系不大。

大学无学的另一种表现，是大学并不知道大学是做什么的。这一点，大学的主管部门不懂，在它们看来，抓大学的教学质量，就是强化来自它们的行政监督和管理，这种监管，目的是为了让大学的教学“规矩”一点，最好的结果也不过是使大学变成中学（目前正在进行的本科评估就是如此），实际情况连这一点都达不到。同样，大学里的人（主要是领导）也不懂，在他们眼里，两个事情最重要，一是政绩，二是学校的规模档次。而所谓的政绩，则是跟数字学术、课题学术密切相关的，有了这些东西，再加上点公关的手段，学校的规模档次自然就上去了，所以，两件事实际上是一件事。现在的大学，大家都很忙，但大学要教什么，怎么教，其实没人操心。

对于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现在大学方面唯一的对策，似乎是强化自己职业教育的色彩，把大学办成职业技术学院，跟中专技校竞争。那些本来就不具备大学资格、在扩招潮中混水摸鱼上来的所谓大学自不必说，就是那些重点名牌大学，人文学科（文、史、哲）和部分的社会科学基本学科（社会学、政治学）一直处于萎缩状态，人文学科甚至到了要依赖办国学大款班，贩卖传统的经商处世之道来维持。大家根本忘记了，恰是这些学科，才是大学的基本。其实，所谓的大学（尤其是本科阶段），主要是培养学生基本素质的，即培养学生做人、做事的基本功的。具有这样基本素质的学生，只要花上很短的时间，学上一两门技能，从事任何工作都不成问题。但是，现在的大学，教学生做人，似乎仅仅是所谓的思想道德品质课的事情，而做事的教育，则基本上提不上日程，教师只管教，学生只管应付，四年下来，多数人的感觉是什么都没有学到。老师对自己教的东西，如何化为学生做人做事的本领，一直不甚了了，对自己教的学问既没有吃透，更谈不上联系社会的实际，半高不低的空中楼阁，教出来的学生，只能是上不上，下不下。

在老百姓付出巨大的成本之后，再让他们的孩子失业，包括再付出成本去中专回炉，不仅不人道，而且蕴含着巨大的风险，要想消除这个风险，唯一的途径，是治一治大学的病，大学的病，其病在学。

是谁把教授变成了这样？

这些年，高校已经变成了社会的三大民生难题，沦为学生和家长以及社会舆论的众矢之的，从前清望之职的大学教授，已经在社会十大恶心行业上排行靠前。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们到底怎么啦？是谁把我们变成了这样？一个个家长拿出来自己的家底，花费几万到十几万供养一个大学生，四年、七年乃至十年下来，我们把他们培养成了什么样子？现在社会上对大学生诟病很多，说他们犬儒，不负责任，没有公德，没有廉耻，甚至卖淫嫖娼，坦然指责他们的，就有大学的教授和领导，有没有人反躬自问一下，自己有没有责任？

大学的官僚化、衙门化，已经把教师变成了奴才。奴才的确听话，但奴才也不会有道德，更不会有责任心，所以，西方的教授，名誉高于生命、而我们的教授，官衔高于生命，金钱高于生命，学术腐败、学术偷窃，乃至社会上能有的肮脏事业，都能干，都敢干，而且一般不会遭到惩罚。奴才教出来的，也只能是奴才，领导要教授听喝，教授就要求学生也听喝，不管我们做的对还是错，说的是胡说八道，还是至理名言。更何况，我们还有庞大的学生管理机构，足够把所有的学生的棱角磨平、个性扼杀，如果有个别实在收拾不下，开除就是。最后，保证绝大多数学生，到毕业的时候，个个世故有余，油滑过剩，骗人有术，但就是干事不行，创造力全无。家长怎么办？这个国家怎么办？谁能告诉我？

我们自己做的孽，要自己收拾。教授，拿出良心来，面对我们的学生，和他们含辛茹苦的家长。

六、考试问题

保研的灰箱

这两天，北大经济学院出事了，有人发帖，声言两位学习成绩垫底而且有挂科（成绩不及格）的学生，只因为是官宦子弟，父亲跟北大某权要有交情，得以保研，即保送攻读研究生。接下来，北大经济学院出面辟谣，说是帖子上说的两名学生没有挂科，学院所为，完全符合规定云云。可是，经过好事者人肉搜索，两位的父亲的情况，确如帖子所说，是东北某地政府要员。至于两位成绩如何，由于北大学生成绩保密，搜是搜不出来，而北大经济学院，看来似乎也没有将之公开以释疑的意思。所以，尽管网上吵翻了天，事情究竟如何，还是一个谜。

其实，不仅北大保研的事成谜，其他大学保研过程，也谜团重重。最混沌的部分，就是所谓的工作保研。北大经济学院这两位引起争议的学生，恰恰就是这种暖昧的工作保研。此外，还有所谓艺保（艺术特长生保研）、社保（社会工作保研，比如支教后读研）、国保（做国防生保研）等名目，每个里面水都挺深的。之所以水深，就是因为正常保研的标准，在这些名目里，都不适用。甚至可以说，这种名堂的保研，根本就没有什么成绩标准，上面想让谁上，就可以上。到底怎么回事，不是个中人，估计很难弄清。最要命的是，学校的有关部门，也根本无意公开保研者的资料，想让人说里面没猫腻，都有点困难。

中国的高等教育，读硕士研究生跟美国不一样。除去某些专业硕士之外，美国的硕士研究生是读博的一个台阶，只要想拿，就可以拿，拿了硕士之后，并不意味着社会一定高看你一眼。但是，我们中国的硕士，是一个实在的学历阶梯，一般来说，硕士的社会评价要高于本科，在政府机关，两者还有工资差别。因此，自从恢复研究生考试以来，考研在多数年景，都是一个竞争相当激烈的准高考。重点大学拥有给予部分优秀学生保送读研的特权，因此保研的竞争，也相当激烈。正常的保研，各个学校大体上按分数排，高分则取，于是，分不够的人，就走工保等门路。可以说，自从有了这么些名堂的特别保研之后，保研，在事实上已经变质了。

当然，按分保研，也未必合理。比较合理的保研，应该分数和教授推荐相结合，让学者在这个过程中说了算，因为教授才能了解那些学生真正具有的学术潜力。但是考虑到中国的国情，学者也未必能一秉大公。在没有学术共同体的情况下，学者舞弊，基本上都不可能受到相应的惩罚。而且在学术行政化日益严重的今天，学者的脸面也不值钱，社会上有的坏事他们都能做出来。因此，按分数保研，也不失为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就像高考按分投档一样，虽然未必真正公平，但总比权钱交易强得多。

因此，北大经济学院，若要真的想止谤，消灭内外的流言，唯一的途径是彻底停止各种不合规矩的保研。实在要保，也得公开所有候选人的资料，让学院的师生公开品评，或者投票。如果不这样做，继续使保研过程保持灰箱状态——说完全不知道吧，还知道一点，至少，被保者的情况，他们的同学是瞒不住的，说知道吧，什么资料也不公开，为什么这几个人被保，也没有个说明——这不明摆着，就是让人非议呢嘛。

道德品质怎么考？

今年的研究生考试，已经进入阅卷阶段，开学之后，笔试合格的考生，即将陆续接受复试。有消息说，今年的研究生复试，首先要测试考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思想政治素质这一项好说，虽然笔试已经考过，复试再考一遍就是，无非就是麻烦点，但道德品质怎么考？怎样让完全是陌生人的老师，在几十分钟内判断出考生道德品质的优劣（考生比较多的学校，估计还没有这么长的时间），我想，对于每个复试老师来说，都是难题。

老师问什么问题呢？抽象的伦理学的道德知识？还是具体的共产主义道德或者人际道德问答？如果是前者，那么等于说无论理工农医、人文社科，各科的研究生考生一律加试一门伦理学，加试当然也无不可，但问题是，伦理学考得好，不等于真的道德优良，有的时候，很可能恰恰相反。如果问具体的道德问题，比如怎么跟同学相处，公车上是否该给老人让座，碰到坏人是否该见义勇为等等，更考不出名堂，因为连幼儿园的小孩，都知道这些问题的标准答案是什么，只要考生不想落榜，是注定不会答错的。答对了又怎么样？还是跟他们实际的道德品质状况没有关系。

当然，说没有关系也不完全对，多少有点关系，只是负面的关系，这样考的结果，至少对一部分考生来说，无非是鼓励他们撒谎说瞎话。事实上，只要是考试，考生无论心里实际想的是什么，甚至本身根本不信这一套，但是考试的时候，都会按照社会通行的标准答案来回答的，因为每个参加考试的人，都想要被录取。可是，一个测试考生道德品质的考试，测试的结果却是让人撒谎（尽管可能只是一部分人），已经构成悖论了。

如果说我们不这样考，我们要考出他们是否诚实，只要诚实，即使答案不标准，也可以通过，那么我们怎样判断考生是否诚实？是不是像韩非子那样，设置一些圈套，让考生去钻？如果这样的话，是否这样的考试本身就有违道德？更进一步说，我们怎样安顿我们思想品德课上讲的那些标准？按照这些标准回答的考生，我们这些老师怎么敢就判断人家答的不对头？反过来，如果一个考生足够地诚实，敢在复试的时候宣称自己不信奉道德，那么复试的老师们是否有足够的勇气因此而淘汰他？这样做的结果，是否合法？考官有没有权力因此而剥夺一个公民受教育的权利？

由于有这么多的无法破解的难题，所以，我敢断定，研究生复试道德品质考试，最后的结果只能是走过场，变成一幅应付上面的彩旗，插上以后，告诉上面，我们重视了！

当然，重视的结果，不仅考生连带着老师们，道德品质都进一步下滑，因为大家又一次集体做了回假。

教材一统为哪般？

高校的政治课教学，一向是老大难，除了极个别经常跑题同时具有几分说书才能的教师的课之外，只要不点名，学生跑光光，如果点名，则十有八九，课堂成了自修兼休息室，用功一点的看外语，写别科的作业、看别科的书，不用功的则睡觉、看小说，看到激动时喊出声来、睡觉睡到鼾声一片的，一点都不稀罕。

现在政治课要改革了，门类减少，这是好事，免得彼此重复，学生负担重。只是，如何解决政治课课堂效果不佳的问题，看来办法不多。政治课教材统一编写，对于效果不佳的病，在我看来，只能添乱，使之病上加病。

据说，此次教材的统一编写，是为了改变当前政治课教材政出多门、水平不高的现状，因此集中了全国理论界的权威人士，打造精品，从教材优化入手，根本扭转学生对政治课兴趣不高的现状，因此，不仅教材编得下功夫，质量可靠，而且印制精美，事实是这样吗？

别的不知道，但是就现在已经印发的中国近现代史教材而言，情况却并不妙。没错，这个教材，编写的时候是费了很大的力气，但是编出来的产品，却不敢恭维。虽然，目前国内近现代史研究的高手，一个也没有进编写组，但是如果编写者能够虚心一点，心胸开阔一点，倒也不至于编得太差，可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全国统编教材，据说最权威的本子，却是一个语言乏味、观念陈旧、叙事错乱的货色，全然不顾改革以来近现代史学界在历史研究方面的努力，根本不考虑史学界已经取得的成果，在几个重大历史事件上，顽固地囿于旧说——那些完全不能自圆其说的旧说。这样的旧说，以干瘪、说教味道很重的党八股语言叙述出来，说是能让学生们喜欢，我是不信，编写者自己信吗？

时代已经变了，在今天这个网络时代，想要借助统一教材、标准答案式的灌输，进而统一思想，显然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因为信息的来源和渠道的多样性格局已经形成，无论谁都没有这样的力量彻底遏制这种多样性，推开的窗户和打开的门，再也不可能重新关上，信息封闭，虽然还有人在做，但收效甚微。眼下编统一教材的人们，虽然未必是学术高手，但却都是身居高位的学界中人，能混到这个地位，一般来说，都有点非凡的本事，至少都是明白人。我不相信他们不明白我都明白的道理，也并非如孔老夫子那样，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顶着潮流硬上，他们其实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据可靠消息，我刚才提到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出版社一开印就是500万册，在现在的中国，这绝对是一个天文数字，超过了任何一本畅销书多少倍。对出版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这个印数意味着什么，背后的利益有多少。这还不算由此带来的相关效益，比如以后考研、政治课的辅导、辅导材料的编制，等等。

有人说，现在的中国，任何改革，背后都有经济利益的驱动，此次政治课改革，至少从表面看，似乎印证了这个说法，像是一次编统编教材的人驱逐各校自己编教材人的大行动，课程效果如何，学生喜不喜欢，其实，不过是用来说话的由头，原本没人在意。

公考的漩涡与铁笼

一个做了村官的大学生，因公务员考试失败，疯了，到处打砸乡亲的东西，父母无奈，将他关进铁笼（3月18日，现代快报）。这样的悲剧，有其特殊性，一个内向的农村孩子，进入村官这个狭窄的通道，考不上公务员，似乎没有任何前途可言，因此，考试的失败，很可能是致命的打击。就事论事，我们可以考虑改进目前的大学生村官制度，不要把做村官看成进入仕途的一个台阶，而仅仅是一种生活和职业的阅历。

但是，这个悲剧的背后，显然还有更多的内涵。

众所周知，眼下大学生就业，出现了热度异常的公务员热。当年说高考是千军万马走独木桥，现在高考这个独木桥已经变成了通途大路，但公务员考试成了独木桥，千军万马挤着过。一个毕业班，不参加公务员考试的人，屈指可数，几成怪人。不消说，公务员已经当仁不让地成为当今大学生的首选职业，前面提到的那位疯掉的大学生，其实只是这千军万马大军中的一个。

按道理说，在中国，现代教育跟古代教育的最大分别，就是现代教育是面向社会的，培养出来的人，是为了在社会中就业，进而增益整个社会的知识含量和现代性。而古代的教育，是跟科举制度捆绑在一起的，读书就是为了做官，社会上基本上没有针对除了做官以外行业的职业教育。在隋唐实行科举之初，社会上还存在着一些职业学校，比如学算数的、学医的、学兽医的等等，但是，随着科举的推行，很快这些职业性的学校，就被边缘化，最终消亡。社会各个行业，入门者只能通过师傅带徒弟的方式传授技艺。道理很简单，韦伯说过，在古代中国，官员是收入最稳定、地位最显赫的职业。这个职业，引天下英雄，尽入彀中，从而窒息了古代科学技术乃至工商技能的发展。

清末实行教育改革，废科举兴学堂，尽管倒脏水倒掉了小宝宝，把考试选官制度也给废了，但把教育从面向官府，改成面向社会，这个大方向却并不错。自那时以来，新教育为中国的社会转型，培养了无数的工程师、农艺师、医生、律师、记者、会计……虽然当官一直都是一个比较诱人的出路，但毕竟学校里最优秀的人，并不都会进入仕途。就在前些年，一项社会调查表明，在大学生眼里，最有前途的职业，还不是官员。

风水轮流转，世界是平的，但却总在循环打转。谁也不会想到，一百多年的新式教育发展到今天，人们的价值观又转了回去。奇怪吗？一点都不。现在的社会，已经完全回到了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古代中国的状况，做官是最稳定、最显赫的职业。姑且不说那些腐败问题，不说那些灰色收入，就是从最合法的角度，当今之世，有哪种职业的待遇，以及职业所带来的荣耀感，能超过官员呢？就算在机关里做司机，医疗保障和退休的待遇也比企业的高级工程师好上许多，如斯，焉能不让人如痴如醉？即使在大学里，学生耳濡目染，教授带长和不带长的巨大差别，亲眼目睹学校里官员的专横独行，饱尝有权就有一切的官场逻辑。连学校搞校庆，都无一例外是做官的人最受欢迎，那些被奉为学生楷模的，都是高官。这样的学校，学生毕业之后，不追求权力，怎么可能？

但是，无论官员地位有多么显赫，收入有多么丰厚，维系这个世界运行和发展的，并不是官员。除非我们想回到中世纪，就不能让仕途的漩涡吞噬掉自己的学校教育，吞噬掉所有最优秀的人才。一句话，学校教育，不能被关进官本位的铁笼子里。

给研究生招生解套

北大是万众瞩目的所在，有点事就是大事。今年北大宣布，研究生保送比例平均再提高7％，这样一来北大一半以上的研究生，都将出自本校。消息传开，舆论大哗。

其实，作为一个大学教师，我能理解北大这样做的心情。事实上，我们学校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论考试，往往外校生，尤其是那些不知名的学校来的考生，要比本校生考得好，但是一复试问题就出来了，考的好的学生书看得却不多，连本专业的一些基本著作都没看过，他们只是把教材和复习材料看得精熟，而且外语和政治尤其是政治考得好。这样的学生，在日后的学习过程中，往往很长时间进入不了状态，甚至难以适应研究性学习的课堂教学。

因此，据我所知，凡是名牌大学，都喜欢招自己本校的学生，北大此举，不过是将平时的喜欢，变成了制度性的规定。虽然这种暗中的喜欢以及明确的规定，自有其道理，但是，必须承认，这种做法，对其他学校，尤其是那些一般学院特别希望通过考研来“改换门庭”的学生来说，是一种不公平。没有让这些人和北大的学生站在一个起跑线上竞争，事实上承认了北大自己的学生，更容易得到自己学校的青睐。但是我相信，北大的这种规定，就目前而言，对自己学校的研究生教育质量，是有好处的，至少他们的初衷，并非是公然实行校际岐视。

其实，我们现在的研究生招生状况是相当令人堪忧的，随着大学的大规模扩招，质量下降，社会上把研究生视为“过去的本科”。随着研究生招生力度的加大，招生腐败日益增加，各种糗事层出不穷。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普遍对学校和教授丧失了信任，很多考生落榜，尤其是那些初试分比较高的考生落榜，首先想到的就是“招生舞弊”四个字，网上许多类似的招生事件，其实未必都是导师作弊，但大家众口一词，百口莫辩。北大这种公开增加自己学生比例之举，估计也会被视为另一种形式的舞弊。

教育行政部门面对如此的压力，采取的办法是加大行政监控的力度，尽量使研究生（目前还是硕士阶段）考试高考化。试卷糊名，统一判卷，老师圈禁，甚至统一出题，试题给出标准答案，等等，而且这种趋势大有蔓延之势，估计不久的将来，博士生考试也会在很大程度上高考化。事实上，这种方式的考试，只能有利于那些不看书，从大一开始就一心复习考研的人。把研究生考试，变成另一个层面的高考，等于是消解掉研究生教育最后一点“研究性”。

事实上，在研究生层次，尤其是博士阶段，如果非要有入学考试的话，考试应该是更加个性化的，理所应当赋予学校和导师更大的权力，真正实现学校和导师自主招生，招他们认为应该招的人，不用各种规范化的考试来挡三挡四。无论是外校，还是本校生，一个尺度，单一的学术尺度，无论外校还是本校，研究生的大门，只对爱读书的人敞开。问题是，这样自主之后，学生毕业的出口，一定要严，硕士作为博士的一个台阶（职业硕士除外），不用写论文，但博士资格考试，博士论文答辩，一定要严格把关，绝不能像现在这样，只要考试进了门，最后都能出去，博士资格考试和论文答辩，变成互捧臭脚的师生联欢。能做到宽进严出，关键在于，所有带学生的教授，要有这样的自律：有不像样的博士论文从自己手下溜过，意味着耻辱，等于变相的学术不端。

然而，我们现在的学界，没有一个公认的学术标准，也没有形成一个学术共同体，学者没有职业道德，更没有学术荣誉感。很多教授，甚至是名牌大学的教授，自己都不知道学术为何物，在社会科学领域，大量政治宜传的东西，也被当成学术发表，公然排列在学校的学术成果中。有的教授虽然知道什么叫学术，但对于各种学术不端行为，从抄袭到腐败，满不在乎，出了问题，学校为了面子，也不会深究。

在这种情况下，研究生教育，实际上已经走到一条死胡同里。都知道研究生素质下降，但为了应付社会舆论压力，还只能在强化入口上打主意，越是规范化入学考试，研究生培养水平就越是下降。走出这个死胡同，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切实整顿学术秩序，给学者以自主权，靠学者的自身力量，来建立学术标准，维护学术道德，严肃学术纪律，把那些混事的、舞弊的、抄袭的、凭借自身权力侵吞他人成果的所谓教授学者，统统清除出去，第一步，要让学者有廉耻，重建自身的学术荣誉。

中国的大学，走过了百多年的历史，曾经，我们的大学已经走出了文凭时代，这个出走，是以蔡元培北大的改革为标志的，可是到今天，我们居然又转了回来。奇怪的是，在已经早就不包分配的情况下，学生对于学校的要求，还只是文凭，而学校方面对于教会学生如何适应社会需要，也没有多少改进，甚至感受不到改进的压力。社会对于大学的期待，好像就是一个盖章发文凭、戴方帽子的所在。

标准答案化生存

标准答案，是我们中国做教师最熟悉的东西，从小学、中学到大学，不仅要按标准答案判作业，判考卷，而且还要把标准答案精神灌输给学生，让他们牢记，学习就是向标准答案看齐，别的一切免谈。不知从什么开始，我们的教育决策者认为，这个世界的所有问题，都存在有唯一的标准答案，而这些答案就存在于我们的教科书和与之配套的教学参考书的编写者的脑袋里，当然，他们已经无私地把这些答案贡献在了他们编写的教材里，然后融化在教师的血液里，再然后由教师之手，融化在所有学生的血液中，我们伟大的教育过程就算大功告成。

如果因此认为标准答案仅仅存在于学校的学科里，那就错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需要标准答案，而且还真的就有标准答案。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人很少能见到外国人，凡是外国人，尤其是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外国人有可能去的地方，上级都会发下一种标准答案，如果哪个倒霉的真的碰上了“鬼子”，而且被问到这些问题，就按标准回答，如果对方不按预设的问题问的时候，也有标准答案，四个字：无可奉告。

如果有人认为，标准答案仅仅是用来对付洋鬼子的，那又错了。事实上，在那个时代，很多关于国家、社会、人生、家庭、婚姻的大道理，都有标准答案，在正式的场合，多数被获准站起来回答的人，差不多都可以回答得大致不错，连口吻都相去无几。当然有些头脑不灵的农民兄弟，死活教不会，背不下来，则另当别论。实际上，应付外宾的下发标准答案，无非是一种特殊情况的补充答案。

说起来，中国最早主张生活标准答案化的人，应该算墨子，他似乎很讨厌“一人一议，十人十议”的状态，追求一个人说了、大家跟着的境界。可惜，此老和他的门徒，从来没有掌权当家，顶多帮人守守城池什么的，因此这么好的主张怎么也实行不了。法家的干将们一度很吃香，但是他们干脆取消了老百姓回答问题的权力，让所有人都必须傻痴痴地听君主一个人说，即使说错也不算错，无所谓对与错。而儒家则从始至终处于答案不统一的状态，从孔老夫子开始，一个问题，初一十五不一样，比如说仁，既说仁者爱人，又说，克己复礼为仁。幸好没过多长时间就被尊为至圣先师，从此没人敢追问到底老人家为什么前后不一，只好各自关起门来暗中揣摩，因此，总免不了彼此吵架，吵到不可开交，就告到皇帝那里，武力解决，你死我活。只有轮到农民出身的皇帝朱元璋当家了，才定出标准答案，所有人，以朱熹说的为准，但却仅限于考试，考完了试，大家想乱说，还是免不了私下乱说，直说到非圣刺孔而后止。等到满族人进了关，诸事认真起来，时不时来场文字狱，才吓得士大夫自己把嘴巴封上，转身埋头去搞考据。但老百姓说话，依旧各说各的，胡言乱语，在所难免，民间小知识分子，各逞才能，民间戏曲，不仅对皇帝常常大不敬，而且对圣人也不那么礼貌，出格的话比比皆是，一抓一大把。当官的，也只好睁眼闭眼，总之，能做到如《红楼梦》里贾母说的那样，大格不错也就谢天谢地了。

真正开启标准答案黄金时代的，是抗战时期。抗战时期的国家统帅是蒋介石，国家危难时分，蒋委员长认为国家意志要统一，因此主张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大力度进行标准答案建设，可惜，总也没人买账，令人头痛的异党异说取缔不了，一干自由派知识分子，还要说东道西，连资本家都不安份，组织星期五聚餐会，对国事指指点点。

墨子所希望的标准答案化生存，前提是人世间出现超凡的圣贤，人们按圣贤指点的去做、去说，大家省心省事，天下太平。后来的标准答案，不仅有圣贤，而且有圣贤的思想，这种思想，标志着真理，既然真理已经存在于世间，那么人们能做的，就是按真理指引的方向前进便是，为了方便人们行进，哲学家们，或者某些秀才，只需要将真理剪切或者说浓缩成一些简明扼要的标准答案，无论什么人，学习的任务，就是把这些答案背熟记牢，自然真理在握，可以战天斗地，斗人，斗那些不肯在真理面前俯首帖耳的人。只是，跟墨子的理想比起来，省心是省心，但事好像一点也不省。

今天，标准答案乖了一点，回到了学校里，回到了某些特定的地方，比如天下第一村的华西村，在那里，村民回答记者的问题，基本上都是一个模子。但是，说不定什么时候，我们可爱而且可畏的标准答案，就会从学校里从天下第一村里溜达出来。

标语牌式的诚信

据报道，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为防止学生作弊，又有新招，考生须签诚信保证书，方准进场。此举引起了一点小小的争议，某些考生对此感到不解。其实，这种招数，已经在若干大学实行过了，无论什么考试，学生只要进场，首先填的不是学号姓名，而是考试诚信保证。

填了保证书就能保证考生行为诚信？不知道，反正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这种诚信保证书的效用，对于考生来说，不过是多了一道并不十分麻烦的手续而已，作弊者自作，不作弊者自不作，在保证书上签的那个名，几乎没有任何影响。也没有听说签了保证书之后，学生作弊，处罚要比没签订的时候重。

但是，为什么我们的教育部门，却要如此卖力地推广这种“杜绝”作弊的方式呢？道理很简单，他们是当局，当局做事，自有当局的道理。君不见，凡是上级布置一个重要工作，下级政府除了开会传达布置之外，往往要在当地的显要位置，刷上若干大标语，写上认真贯彻、坚决执行之类的豪言壮语。现在时代多少有些进步，有的地方大标语不再刷在墙上，而是改挂横幅了，但标语还是标语，凡是表示要抓一个事情，必须得有标语。标语挂出来，工作是不是抓了干了，那两说，但至少向上级表述了一种姿态：喳，我们对上级的指示很重视，工作已经布置下去。上级嘛，至少面子上，已经可以过得去了。久而久之，当局发现这样的表态分量需要加重，因为有些不识趣的上级领导有些不满足了，于是，标语上往往出现“真抓实干”这样的字样，类似于从前众多王麻子剪刀铺争正统，在自家的店铺招牌上加上“真”、“真真”、“真真真”。

大学里眼下的诚信保证书，说白了就是这样一种标语。大学生考试作弊泛滥，是地球人都知道的事情，英语四六级考试自然也不能例外，几乎每年都有丑闻曝出。影响不好，上级领导不高兴，主管部门要抓，怎么办？最方便的事，是弄个标语，毕竟是高等学府，挂横幅缺乏创意，于是，诚信保证书来也。估计不久的将来，保证书上肯定还要加上修饰的定语，比如严肃、认真之类。

从古至今，考试不能作弊，本是天经地义，连不识字的农民都知道。考场纪律，学校规定，一直都写得明明白白，每场考试，监考老师都得当堂宣读，现有的法规，已经足够了，根本没有必要再脱裤子放屁，多道手续，之所以遏制不住作弊之风，很关键的一点，是教育部门和我们的老师出了问题。

的确，现在大学里作弊之风遍吹，很多学生，对考试作弊，已经丧失了起码的羞耻感，作弊成功，不仅不遮掩，反而加以炫耀，作弊，已经没有了任何的心理障碍。为什么？这是因为我们做老师的乃至我们的教育部门就经常作弊，而且带领学生一起做，远的不说，就说还在进行中的本科评估，不就是这样吗？学生考试打小抄，还偷偷摸摸，可是我们有些大牌教授，抄起别人的文章来，大模大样，被揭发出来，还有脸跟人家打官司，关键是，这样的教授，在学校里，得不到任何处罚，教授照做，学官照当，学生照带，课题照拿，大奖照评。

这样的学校，这样的教授，出些考试作弊的学生，奇怪吗？我们可怜的当局，应对之道，大概也只能挂个标语。

北大：大学乎，太学乎

这年头，北大是个出新闻的地方，一方面大家盯得紧，一方面人家自己也喜欢露脸。这不，有消息传出，北大自主招生，基本的条件之一是孝道，凡不孝顺父母的孩子，不能被北大录取。

已经有些日子了，国学复兴，儒学复兴，连带着儒教、孔教一并都复兴起来，祭孔变成国家庆典，孔子立像高耸入云，以孔孟为中心的中华文化城，听说也要兴建了。已经有人在提倡小学生读经，而且有人在实践，也许，过不了多久，某部门真的会推出一个方案，小学教材就改成四书了。

这样的儒学或者儒教的复兴，能否让中国的传统文化真的兴盛起来，我是不抱希望的，但却可以立竿见影地有些成果，比如生出国学的若干热闹，仿造《道藏》编出一套《儒藏》，再就是入学标准加入孝道云云。

孝顺父母不是个坏事，但说“孝道”就比较麻烦。古今的孝，大有不同。古代才有孝道，所谓的孝道，是绝对而且单向的道德标准，是人之为人的基本尺度。孝道，要求人子，绝对服从父母。古代的法律，“忤逆不孝”，是十恶不赦之罪，但凡人子，被父母或者其他长辈送官告曰忤逆，无论事实怎样，都是死罪。父母打死儿女，不过是轻罪，反过来，哪怕是挨打不过逃跑，父母在追逐中跌倒，伤或者死，儿子都会因此而判死刑。

自从清末新政以来，中国开始步入现代国家，法律体系进行改革，孝道在法律上的绝对标准就开始松动。后来从北大发起的新文化运动，虽说未必像批评者说的那样，“覆孔孟，铲伦常”，但“打倒孔家店”，推翻旧伦理、旧道德，却是目标之一。从那以后，孝依然是国人的道德条目，但已经从绝对单向的生存尺度，变成了普通道德。在法律上，父杀子，一样有罪，在日常生活里，子要孝，但父也须慈，子女跟父母顶嘴，乃至吵架，不再像过去那样是一种罪过。在今天，只要不是对父母态度十分恶劣，比如弃养或者打骂，人们一般不会说子女不孝。反过来，说谁孝顺，也不必再如二十四孝那样，赤身喂蚊，卧冰求鲤，郭巨埋儿，或者如老莱子一般，七十多岁成天穿儿童服装，弄个摇鼓东讨父母的欢喜。

所以，在孝仅仅是普通道德的情况下，要求人们行孝，无非跟遵守其他公共道德一样，没有必要单独拿出来说事，就算中国人特殊，看重传统，可以把孝突出一点，但也不一定要高到哪里去，因为在其他民族那里，也都有要求孝顺父母的内容，圣经的“十诫”，不也有这一条吗？因此，在入学条件里，单单拿出孝道来说事，如果不是别有用心，似乎没有必要。现在公认不孝的孩子，其实跟打架斗殴耍流氓没多大的区别，任何学校如果知道了，都不会乐意要的。但是作为一个现代的教育机构，却还真的不能因此而拒绝人家入学，严格地来讲，只要法律上没有证明此人有罪，需要刑求入狱，学校就没有权力剥夺他的教育权利，道德上有缺失的孩子，也需要教育，甚至可以说更需要教育。

北大自主招生，作为特殊人才的选拔，排除有劣迹者，可以理解，但是单把孝道拿出来说事，还是不合适的。特别这个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以五四作为自己生日的大学（真的考证出来，绝对不可能是5月4号），做出这样的举措，实在具有讽刺意味。人们不禁要问，北大是大学乎，太学乎？如果是太学，当然没得说，孝道当先，理所当然。但是先得把学校的招牌上的“大”字，添上一个点才合适。

自主招生的黑箱

有消息说，清华、上海交大等五所大学，自主招生部分实行联合招考。媒体很兴奋，似乎抓着了大鱼，认为这是高考改革的尝试。

其实呢，这五校联合招考，仅仅限于自主招生那5％的范围之内，即便如此联合的部分，也只有共同基础部分，面试还是各搞各的；如果说此举节省考生的费用，那也相当有限，只省下一门课的考试费用，参加完清华的面试，若要去上海交大，还是得去趟上海。

当然，如果能把这种自主招生联考的模式，用来取代高考，的确是有意义的。只不过，这样的做法，民国时期早就有大学做过了，而且做得比现在这五校联合还要好。如果真要改革，学学民国就行，用不着费心费力搞什么古已有之的创新。

不过，就目前重点大学自主招生这个话题，我们倒是可以说点别的。当下重点大学5％的自主招生名额，来自于教育部的恩赐，据说是让这些大学借此招一点具有特色的考生，满足一下这些学校保持“特色”的需要。但事实上，这块自主招生自留地，很多学校招生过程并不透明，实际上成为学校有关部门权钱交易的一种机会。

由于自主招生可以大幅度降低分数，很多原本考不上这些大学的考生家长，就可以借机打通关节，让自家孩子以特长生的身份，进入这些大学。很多学校，自主招生实际上是个黑箱，至少也是灰箱，因此，交易也就容易发生。在一些学校，自主招生要花钱成了公开的秘密，不仅花钱，还得有人。

首先，什么是特长的学生，是言人人殊，没有一个起码的标准。最早，特长生专指文艺和体育两个方面，招来的学生，不会打球赛跑，就得能吹拉弹唱。现在特长的范围似乎无限扩大了，参加过航模比赛，会写诗，都叫特长。有钱的家长，花钱给孩子出本小说，出本诗集，都算有特长。即使根本无从查对这些小说和诗歌到底是谁写的，也算。

其次，特长生招考的过程，往往不透明，谁能过关，能被淘汰，学校的有权者往往有很大的操控能力。笔者就听到过很多故事，说是某人花了钱没有找对人，结果最后一关被淘汰，某人找对了人，结果尽管面试结果不好，依然过关等等。说的有鼻子有眼，有名有姓。笔者不是纪检人员，没有侦查案件的权力，也无力查个究竟。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自主招生肯定存在标准不统一、过程不透明、难以服人的问题。每年几所重中之重的大学自主招生，都会引起网上的非议。这种招生，即使在这些特招人注目的大学，尚且存在争议，至于那些人们不注意的学校，就更有问题了。

这些大学如果真的要进行自主招生的改革，首先要改的，我以为不是什么联合招考，而是自身的公开公正和透明。

争状元

年年高考，状元都是个重大话题，状元热的背后，是名校的状元争夺战，这两年，由于有香港的大学来凑热闹，所以，争夺战打得特厉害，硝烟四起。财大气粗如北大清华者，大笔大笔地往外扔钱，争夺战变成了砸钱的游戏。有消息说，有一年重庆的状元，在名校的你争我夺之下，居然面临着无校可上的尴尬境地。

由于科举遗风，所谓的状元，一直受到人们的追捧，原本各省文理科各有状元一名，后来发展到各市，甚至各县都嚷嚷自己的“状元”，状元一出，众山皆小，政府表彰，媒体热捧，企业赞助，每年都会唱一段热闹非凡的“状元戏”。各个名校，也对状元青眼有加，拼命延揽，以至于到今天，成千上万的诱饵高悬，甚至派人做工作，大力动员，北大和清华都有非挖到状元而后止的雄心壮志。

状元真的就有那么大的价值吗？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历史上的状元，尽管仕途的大门对他们而言，开得比别个要大，但真正出息的并不多，成为名臣的，更是屈指可数。考试本来就有很大的偶然性，在很多情况下，一时的排名高低，根本不说明任何问题，考得好，未必都有真才实学，如果考试内容不合理，那么考分的高低，就更难客观地衡量一个人的水平，更谈不上学识了。一般来讲，从古至今的所谓状元，固然多为个中翘楚，但绝不意味着他必然就是“天下第一”，历史告诉我们，状元本身就是考试排名中排在第一的人，其自身并没有特殊的价值，更不一定比排名靠前的一群人具备比较多的含金量。有兴趣的完全可以做这样一个研究，看看到底社会的成功者们，有多少是“科名高第”。

我相信，作为中国大学金字塔塔尖的北大清华诸公，完全明白我所讲的道理，他们到处抢状元，说白了，跟教育无关，无非是在争口闲气，借以维护自家学界“老大”的地位。从前，在香港的大学没有加入争夺之时，各省的状元，差不多非清华即北大，要争，也是这俩牛校之间在争，但是，由于近年香港的大学也来插上一脚，状元大有走失的危险，媒体又上来凑热闹，使劲嚷嚷北大清华优势不再，结果，人们就看到了这样一个场景。

其实，从恢复高考不久，争取状元，就成为大学之间争地位的一种方式，随着国家对北大清华高额投入，其他大学在地位上不再有可能跟这俩牛校比拼，因此录取状元，就成了这俩牛校的专利，一种展示自己“牛气”的标志，争夺在它们之间展开，谁争的状元多，谁就更牛一点，别个谁也不能染指，然而，现在居然有了竞争者，而且竞争力相当强劲，牛校，感到了危机。有危机感，是好事，总比硬撑着当阿Q强，但是，香港几个名牌大学对北大清华构成的竞争，关键不在于给的奖学金多少，而是人家的学术自由，人家的教学质量，人家的国际化，人家的图书资料，我们的牛校不在这些个方面去竞争，反而争着跟人家比给钱多，这样比下去，不惟竞争变成了收买，最终是比不过人家的。

香港大学的存在，只是一面距离我们很近的镜子，它们的招生容量有限，不可能真的把我们的好学生挖空，但是这面镜子的存在，却照出了我们毛病，我们的丑陋，如果我们不改正我们的毛病，洗掉自家脸上的脏，反而用更脏的手段回应，那我们真的没救了。

高考改革的一个思路

每年六月，高考都是全国的中心话题，从街谈巷议，到报纸电台电视台，褒贬不一。尤其是作文，无论怎么出题，大家都是一个嘲骂。高考改革，专家早就议论纷纷，个别省区还进行了改革尝试，但是，迄今为止，成效甚微，都知道高考必须改，否则素质教育、创新教育，无从谈起，但是到底怎么改，莫衷一是。

显然，以今天的高等教育规模，恢复建国前各个高校、或者若干高校联合自行出题考试的路子上去，是不可能的，主要的障碍在技术上，以今天如此大的招生规模，各个学校自主招生考试，成本太大。此前上海复旦和交大进行的招生考试改革，虽然在方向上是对的，但方法上却大有问题，这种各校自主、面试录取的考试形式，显然只能适用于上海本地的考生，对于上海以外的考生来说，基本上不可行，很难想象全国各地所有报考复旦和交大的考生全部涌到上海，考完之后再大批离去，而其中的大部分人根本没有机会。如果由学校派出人员到各地面试，那么即使仅仅在地级市设点，学校的成本大到不可接受的地步，也依然远远不能满足考生的要求，因为还有大批的县和乡镇考生要付出额外的旅费和住宿费用，这对于来自农村的考生，尤其不公平。

同样，采用美国那种以高中成绩为主、参考老师推荐意见的录取方式，至少在目前的中国，也不可行。当下中国诚信氛围的缺失，已经达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前些年某些重点大学曾经实行文史哲班招部分的保送生的办法，但就其现状而言，作弊之严重，已经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以至于难以为继。

事实上，在高校招生问题上，留给我们施展拳脚的空间很小，我们既要确保高等学校的入学有一个可信的程序，不至于后门开得比前门还大，从而确保老百姓对入学选拔有起码的信心（这一点，目前的高考制度是能做到的），同时，我们又必须改革，不能让高考变成中国教育的指挥棒。这样的话，事实上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保留现有的考试机构，让这些机构依然担负组织高校入学考试的职责，但是考题由各个高校来出，考卷也由高校自己判。

可以这样来做：每年的考试依然统一组织，统一时间，但考期可以延长，比如一个月。现存的考试机构依然可以发挥作用，统一将各个高校的考题，按学校的档次，分成若干等级，考试的时候，考生可以根据自己的状况，自由选择参加哪几个学校的考试，可以纵向参加几个学校的考试，也可以横向参加几个同档次学校的考试，这样就基本上避免了一考定终身、一选志愿也定终身的弊端。这样改的另一个比较明显的好处是，让高校有了自主权，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出题考试和判卷，选择自己想要的学生。如果学校喜欢数学好的，那么它可以在分数分配上，向数学倾斜，如果学校喜欢语文好的，也可以同样办理，学校喜欢应用文，可以出应用文来考，甚至学校可以考学生的动手能力，把做手工或者装配机械作为考试科目，这样，社会上很多偏科以及有特殊爱好和才能的学生，就有了受正规大学、甚至是重点大学教育的机会。

当然，这种改革最大的好处在于，由于出题从内容到形式的五花八门、百花齐放，中学教学就跟不上了，当然也就不用跟了，这样就把中学乃至小学教学从应试的魔掌中解放出来，要想提高升学率，唯一的法门就是提高学生的素质，如是，素质教育才能真的提上日程。

这样改的唯一难题，就是增加了高校的工作量，也增加了高校的诚信考验，高校要自己组织出题，组织判卷，还要保证公平公正。其实，这也不算什么难题，高校的老师，本职的工作的一部分，就是出题判卷，工作的应有之义，就是要保证公平公正，现在愈演愈烈的考试作弊现象，本来就不是正常的，理应加以大力扭转。如果学校自己有困难，可以找社会机构来帮助监督，现在施之于考试出题判卷人员的措施，亦可以用在高校的出题判卷老师身上。

回首高考恢复30年

对于我们这些1977、1978年考上大学的人来说，当年的恢复高考，如同久旱遇到了甘霖，一个当年看起来似乎很仓促的决定，改变了我们，也改变了中国。从某种意义上说，当年的改革，起步的时候，并没有多少新东西，不过是恢复秩序和恢复常识，用当时一句时髦的话说，就是拨乱反正。因此，高考的恢复，可以说是改革的开始。

回首当年，整个社会对高考的痴迷，今天回想起来，依旧令人激动。不过，过了30年之后，回头再看，就会发现，恢复高考所引起的巨大反响和产生的巨大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此前十年“文革”造成的秩序过于混乱所赐。当一个社会上大学的人可以有文盲，而且这些上大学的人不仅上学，还要管大学、改大学的时候，这个社会的高等教育就连起码的秩序也谈不上，因此牵动整个教育体系，都处于混乱状态，学校没有考试，没办法正常上课。社会没有正常的上升阶梯，年轻人，尤其是那些优秀的年轻人没有奔头，整个社会，蕴藏着巨大的隐患和不安。恢复高考，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使混乱多年的教育体系安定下来，走向正轨，人心安定，多年压抑的能量得以喷发，为后来的一系列改革，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在一个长期混乱和无序的社会状况下，任何一种有助于改善社会状况的举措，都会产生超过这个举措本身的效应，此前的状况越糟，由此引发的连带效应就越大，实际上，不是这个举措有多么高明，而是此前的社会状况过于糟糕。新中国的统一高考制度，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传统社会科举的部分的复活。通过国家统一考试的形式，对每个考上的人，赋予国家预备干部的身份，统一考试的内容，不仅强调意识形态的一致性，而且其他科目，也有“标准答案”式的趋向。这种高考制度，好处是重建了国家政权与社会精英之间的制度性联系，通过一种为中国社会广泛认可的方式，定期将社会精英吸纳到国家政权中来，对于以国家政权为中心的秩序建设，有着极大的好处。这种高考制度，对于当时推行的苏式专才高等教育，也是适应的。应该说，在“文革”前的十几年中，高考制度，对于当年的国家建设、新的工业化城市化运动，起了很大的作用。

当然，在今天看来，这种高考制度的弊病也是显而易见的，在全球化时代需要通才的时代，高考制度，将中小学变成了自己的附庸，使得整个中小学教育体系，都在围着高考的指挥棒转，使得素质教育无从谈起，通才教育，自然也就无从谈起。从某种意义上说，统一的考试，统一的试题，对学生的创造性，已经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放大了“标准答案”式教育的危害，使得学生头脑僵化，思维固化，人格弱化。多年的程式化高考，连作文都形成几种固定的模式，造成现在的中小学生，不知道什么是好文字，只知道什么是在考试中可以拿高分的文字。

应该说，30年后，高考的改革已经提到议事日程。当今的高等教育，早已从当年的面向政府，转向面向社会，政府已经无力包下所有的大学毕业生，只能让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投向社会，因此，高等教育的改革，第一位的就是如何使自己的教育适应社会的需要，而作为高等教育的入口，高考必须适应素质教育的改革，也就是说，进入大学的中学生们，不一定博闻强记，掌握大量标准答案，而一定要思维活跃，有一定的创造性。因为社会越往前走，对于教育世界性的要求越高，对创造性的要求也越高，要想在新的时代，使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首先便要求自己的国民具有创造性。

可悲的是，改革30年，教育的改革举步为艰，高等教育甚至还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大跃进”，幻想在不改变体制的前提下，靠大量资金的投入，在短时间内打造出几十上百所世界一流大学来。在这个“大跃进”的热潮中，原本早就应该启动的高考改革，被一拖再拖，使其病上加病，积重难返，甚至造成了大学的衙门化和高考弊端相连接的错综复杂的局面，使高考改革，平白增加了难度。

七、学业与就业

吃了亏还乐的大学生

大学不好好教学生，早就不是新闻了，一轮又一轮的扩招热，使得大学像注了脏水的猪肉，不仅虚胖，而且变质，领导和老师，一起糊弄学生，不仅教学质量大幅度下降，而且培养环节偷工减料，开闸放水。

但是有意思的是，相当多的学生，对此似乎很是享受。老师糊弄不要紧，只要考试的时候让他们顺利混过关，就欢欣鼓舞，一个星期甚至三天写出一部硕士论文，指导教授扫上一眼就放行，欢欣鼓舞。博士研究生资格考试，国外要列几十本书，大考几十小时，我们有些学校有些专业，可以让学生自己出题，然后再问问在学校和导师指导下有什么体会，结果考试变成了一场师生相互吹捧的茶叙，大家一起欢欣鼓舞。

这些被放水放出来的学生，每当谈及过关的故事，其欣然之态可掬，好像拣了大便宜似的。反过来，他们往往嘲笑那些经过一点奋斗才过关的学生，笑这些人傻，说这些人的导师混帐。

虽说说起教育产业化大家都不同意，但是现在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产业化的意味相当浓。节节高涨的学费（现在研究生已经开始收费改革，还不算原来就存在的大量的自费生），使得上学已经近乎一种消费，而且是高消费，一个大学生，四年下来，至少也要花费五到六万。家长勒紧裤带，掏光家底，甚至债台高筑给学校付费，让子弟来学知识，学本事，本质上这是一种交易行为，学生和家长付费来购买学校的服务。老师糊弄，学生轻松过关，本质上属于学校的服务缩水，甚至干脆等于付给消费者一钱不值的假冒伪劣产品，可是结果消费者还挺高兴，认为自己捡了便宜，岂不咄咄怪事！怪事是大量存在的现实，也是我们高等教育的悲哀。

在一部分学生来说，上大学只不过是父母的意志，学本来就是给父母上的，学好学坏，跟他没有多少关系，只要能混过关，不挂科（考不及格），应付得了父母就足够了。对于另一部分学生，尤其是那些研究生层次的学生来说，他们原本就没有打算在学校里学什么东西，上学其实就是冲文凭来的，能够轻轻松松不费力气拿到硕士或者博士的方帽子，期间自己该干什么干什么，岂不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情？在他们看来，社会上要的就是这个文凭，尤其是所谓的名牌大学的文凭，有这个敲门砖，就可以敲开富贵荣华之门，至少他们就获得了敲开富贵之门的资格。他们付费搭功夫，就是为了换个文凭，这个过程越是轻松，他们就越合算。出于这种心理，当然没有人乐意下功夫读书，做学问，如果老师这么要求他们，等于是难为人，糟蹋了他们的钱。

我们的社会还太浮躁，用人对文凭和学历比对真才实学更为看重，有真学问的人，如果没有相应的文凭，对于多数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而言，连进门面试的机会都没有。社会上比较诱人的工作单位，要想进去的话，一看文凭二靠人，文凭是个入门证，能不能最终被接受，关键看有没有人，而且这个人硬不硬（来头大小），帮忙的力度大小。人之有无，一看爹妈本事，二看关系走得是否对路，但是文凭就只能靠学校了，所以，出现那么多一心只打算混文凭的学生，一点都不奇怪。对他们来说，混一个文凭，就像双轨制的时候，从政府买个批文一样。

当然，也有这样的可能，人们实际上对从学校和教师那里得到真知识和本领，根本就没有指望过，学生即使认真学，老师也教不了他们什么东西。事实上，尽管很多学生在学校的时候，对老师很恭敬，但在骨子里，他们是看不起老师的，因为这些人既没有学问，也没有像他们一样，有点邪路的本事在社会上混。

事实当然也是如此，我们现在大学里有如此多的教授和博导（稍微好点的大学都是倒挂，教员中教授最多），细细考察起来，能有多少是合格的呢？我们有世界上最多的科研成果，核心期刊的文章，不用仔细考察，粗粗翻阅一遍，能有多少有价值的呢？所有的人都心知肚明，教的和学的，在相互的糊弄中，痛并快乐着。

我们的官僚体制就是这样，金字塔，塔级越分越细，而且还不像西方的文官制度，只要不犯错误，靠年头就会一级一级上去，在这里，只要你参加攀爬，就得奋斗，挣扎，能否上得去，要看你的“表现”。现在我们的大学里的这座金字塔，几乎完全是从我们现行行政体系中复制下来的，至少基本原则、精神是一模一样，同样是塔级细分，而且晋升并不是按服务年限自然调高，你得“表现”，按上头规定的标准“表现”。

但是，无论官员地位有多么显赫，收入有多么丰厚，维系这个世界运行和发展的，并不是官员。除非我们想回到中世纪，就不能让仕途的漩涡吞噬掉自己的学校教育，吞噬掉所有最优秀的人才。一句话，学校教育，不能被关进官本位的铁笼子里。

我们要什么样的本科教育？

北京的高校都在忙一件事，迎接本科评估。为了能在即将到来评估中顺利过关，各个学校先自行检查，查出问题，然后针对性地进行准备，也就是人们所说的造假，假试卷、假论文、假实习报告、假听课记录……圈内的话叫做“补”，把一切没有的、不合格的补上。据说，仅就学校的自查而言，本科教学所暴露出来的问题还相当严重，主要集中在教师对考试和判卷的随意上，比如考卷上没有小分，卷面成绩与成绩表不符，考试出题随意，难以涵盖教材内容等等（当然，这些问题，一般都出现在文科领域）。

显然，按照目前的教学规则，这些都属于违规甚至严重违规的行为。但是，据笔者多年的高校教学经历，目前高校本科教学比这些还严重的问题还有很多，比如说教学内容教条和陈旧，教学形式的僵化以及有点名气的教授不给本科生上课，即使上课，也经常找研究生对付等等。这些问题，在“教”的一端就一塌糊涂，至于“学”和“考”就更不用提了。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北大，有很多教授在考试上也很马虎，看学生的花名册打分的也不在少数，1号给60分，2号给61分，依此类推，给到80分打住，然后再给60分、61分。但是谁敢说那时的北大本科教学不好？关键是人家教书教得好，有内容，有研究。那些根本不屑于判卷的教授们，个个都学富五车，对自己所教所讲，素有专攻，有些人讲课，记录下来稍加整理就是著作，是真正的、不可复制的原创性著作。

所以说，本科教学，真正的问题不是考试，也不是目前本科评估重点检查的教学程序上的种种问题，而是教学本身。考试本来就是教学的附属品，而不是教学的目的。凡是从事过文科教学的人都知道，通过考试，其实是很难发现学生的优劣的，真正有才华的学生，只能通过教学过程中的问难与切磋，通过师生对疑难问题的共同探求才能发现。学生真正在乎的，也恰是老师能教给他们什么。如果一个大学教师，按照几十年不变的统编教材（很多教材即使号称新编，其实也是旧货色），中规中矩地讲授，甲乙丙丁，ABCD，一点出格的地方都没有，大纲规范，讲义规范，教学进度严格合理，最后考试也是中规中矩，判卷登分，一丁点差错也没有，但给学生的知识量却基本等于零（学生也不乐意听，因为考前看看书就足以应付了），这样的教学，能算是合格的大学本科教学吗？

然而，以今天的本科教学规则以及目前的教学评估而言，恰是这样的教学才是合格的，甚至是优秀的，因为在所有评估的指标里，只有这样的教学，才能放在最优的评价一栏里面。事实上，现行的本科教学规则和管理，跟现在进行的评估是配套的，原义就是要把教学各个环节管得越死越好，每门课要有大纲，有教案，要填写教学进度表，每个步骤都要有检查，有记录，连考试出题，老师怎么打分都要检查，实际上是将教学环节分解为一个个的量化过程，实行全程监控。只是由于教学管理部门的官僚主义和教师的惰性，这些监管的指标才没有真正实现，才需要在评估前临时抱佛脚的恶“补”，即大规模造假。

问题是，我们到底要什么？我们的本科教育，到底要走向何方？如果我们要的仅仅是一个规范的教学过程，一个规范的教学形式，一个合乎规矩的教学内容，那么，尽可以由教育部来组织整合各门课程的统编教材，根据教材编写教学软件，上课的时候，由技术人员在各个教室里放就是了，考试也完全可以做到机器操作，机器判卷，教师基本上可以不用了。如此，最规范，只要系统没有问题，可以做到没有任何差错。如果再形成全国高校的联网，安置统一的监控设备，教育部就可以直接控制一切，除了设备维护人员，连校长都可以省了。

显然，这样是不行的，因为我们的大学，教的是人，不是机器。人只能用人来培养，大学教师是人，人要有知识，有学养，有研究，也要有个性，充分发挥教师的个性，才能赋予学生以创造性，否则教出来的学生，只是中规中矩的呆子。大学如果真的要想搞好本科教学，其实只要做好一件事就行了，那就是保证教书的人都是人才，而且这些人只要做了这份工作，就必须站在讲台上，不能动不动就去做第二职业，走穴，开公司（对于那些所谓的热门专业尤其要管得严），至于教师怎么教，怎么考，本是教师的自主权。学校如果认为某个教师不行，解聘他就是，完全用不着一头扎到本该由教师自己负责的一亩三分地上，替人家当家作主，更用不着由教育部来一竿子插到底。这样做的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使我们的本科教育，丧失创造性。

现在，国家一直在强调创新性，可是教育如果丧失了创造性，整个国家的创新从何而来呢？

大学的专业不能按职业来设置

媒体上说，沈阳大学设置了信访专业。据《新京报》记者了解，沈阳大学设置这个专业，是沈阳市委书记的建议，因为沈阳有较大的信访压力。

其实，业内都知道，在目前的体制下，专业设置，绝非大学所能决定的。所谓的信访专业，无非是在法学专业下面，设一个信访的专业方向，在最后两年分流。其实，这样的事，早在几年前，中国人民大学就已经做过了，同样是在一个民主党派的人大副委员长的强力推动下，人大的政治学专业下面，添加了一个政党专业方向，据说毕业生可以进民主党派工作。还有一个说法是，这个专业方向的设置，是因为这位出身民主促进会的国家领导人，很恼火人们老是将他的党派，跟台湾的民进党弄混。

当然，民主党派的领导力度其实远没有一个计划单列市的市委书记那么大，人大之所以听信他的说词，开设这个专业方向，除了内部有人积极策动外，很大程度上诱惑于学生的就业。然而，这个专业设置四年，毕业生也有了两届，但一个进民主党派工作的学生也没有（但愿以后能有一个）。跟政党专业（实际上是民主党派）一样，信访专业也是一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大学本科专业，开设这样的专业，除了老师不知道怎样教以外，连我们的主管部门，都不知道怎样安排课程、制定教学计划，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老师是民主党派专业出身的，也没有人学过信访专业。

什么专业火就办什么专业，是现阶段中国大学的特色。前阶段，计算机、会计、法学和新闻专业火，结果什么学校都办这几个专业，有条件上，没条件也上。由于会计、法学和新闻（或者传媒）专业对硬件的要求比较低，因此上专业的势头就更加凶猛，到今天，这几个专业的毕业生，已经满大街走了，找工作严重困难。

这样的赶时髦，毕竟这样的专业，世界上别的国家也有，虽然多了点，滥了点，但大面上，还说得过去。现在大学已经开始设置别的国家没有的专业了，虽然听起来荒唐点，其实有它的道理，到目前为止，整个社会，尤其是政府机关，基本上对大学的理解，就是职业技术学校，专业就跟中药铺里排列整齐的药盒子，当归就是当归，熟地就是熟地，盒子上写的什么，似乎就应该到什么岗位上去工作。因此，很多官员都感到不解，为什么大学的专业跟社会上的各种行业不完全对应？如果社会上有三百六十行，大学就设置三百六十个专业，有一千行，就设置一千种专业，毕业时一一对应，那该多省事，多为地方政治和经济发展着想啊。以政府机关为例，如果设置人事组织、宣传、统战、信访、工会、妇联等等这样的专业，政府在挑人的时候，会有多方便。

可惜，中国办大学，不是在自家园子里种菜，这是一个跟国际接轨的事业，严格来讲，大学本科的专业设置，无非是标志一个大体上的专业方向，并不意味着学了某个专业的学生，就一定会是这个专业的专家，着眼点在于学生的素质培养，同时在最后两年，给学生规定一个大致的方向。学生可以继续深造，研究某方面的学术，攻读博士，也可以读一个更具体的专业硕士，更多的是直接进入就业市场，但是，对于就业的学生而言，他们能否被用人单位录用，最关键的是他们的综合素质，而非他们的专业。

大学不是职业技术学校，至少，世界上的教育家们有这样的共识，如果我们非要遵从长官意志，按社会或者政府部门来设置专业，最好还是先把大门口大学的牌子摘下来，免得中国以外的人知道了，笑话咱们。

这样的大学培养模式，如何创业？

眼下，大学生就业难，广东传来的信息，迄今为止，90％左右的应届毕业生还没找到工作，形势不容乐观。因此，大学生创业的呼声再次响起，《南方周末》还为此做了专题。

大学生能不能不投身劳动就业市场，毕业自己当老板、自主创业？理论上当然可以，而且，也的确有少数人成功了。这样的人，名校有，不起眼的职高出身者，也有。不过，就目前的毕业生状况，这样的创业，对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而言，还只能是一个可望不可即的梦。

有人批评，说现在的大学，还是精英培养模式，培养出来的大学生眼高手低，因此难以创业，越是名牌大学的学生越是如此，在适应市场需求方面，甚至赶不上职高的学生。但是我要说，其实，眼下的大学，无论名牌、非名牌还是职高，培养出来的学生，绝大多数，如果不是某些人禀赋异常，有特别的机遇的话，别说自主创业，连市场就业都是有困难的，不是眼高手低，而是既无眼界，也没有动手能力。眼不高的职高学生，其实就业能力并不强，多数职高超高的就业率，是人都知道是怎么制造出来的。在大学生就业持续困难的情况下，如果有哪个职高毕业生出息特好，那么肯定会被学生挤爆大门，可惜，这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

改革三十年，大学是最应该改革的领域，但是，这种改革并没有发生，学校的外观改了不少，学校大了，高楼多了，长官也多了，长官和老师的工资都多了，课题费也多了，发表的文章更多了。但是，计划经济模式的教学培养模式却没有变，岂止没有变，还往糟了变了许多。许多学校，依旧是老师讲学生听的灌输式教学，有一点讨论课，基本上都放羊，只有少数的教师，才能改变一点教学方式，但并不受到学校的鼓励。原本的实习环节，文科基本放羊回家，工科也大大缩减，甚至干脆让学生自己找地方实习。很多工科教授说，我们现在培养的是黑板上的工科学生。这样的培养教学，基本上没有脱出“标准答案”式的培养窠臼，别说教会学生开动脑筋、培养创造性思维，连起码的质疑、起码的提问都不会。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怎么能适应市场的需要呢？义乌职高鼓励学生开网店，应该算是一种商业化的实习，其思路值得称许，但是，仅仅有这样层次的实习，显然还是远远不够的。应该说，即使在商业化程度如此高的浙江义乌，合格而且资金充裕的职高，也不存在。

这种状况，不是所谓的从精英教育转变为普通教育的必然结果。其实，无论精英教育也好，普通教育也好，起码得给学生一点基本的知识、基本的技能，更好一点的话，还得培养学生一点创造意识、一点眼界、一点前瞻性，这样的学生才谈得上创业，才能适应目前全球化的市场需要。发达国家的大学，有普通教育，也有精英教育，但是人家的教育都强调创造性，都有切实的实习，更重要的是，都能给学生以就业的便利，也就是说，上过大学的人，要比不上大学的人更容易就业一些。可是我们呢？无论顶尖的名牌，还是低端的职高，就业一样，创业不过个别现象而已。事实上，这些年来，我们的大学，包括不断向欧美国家输送毕业生的顶尖名牌大学，既没有培养出高端人才，也没有培养出市场需要的普通技术人才和职业的白领。进入就业市场并站住脚的人，大多都是在职场上经历了艰苦的再培训过程，大学给他们的东西，实在太少、太可怜了。

实际上，我多次呼吁过，我们的大学，长远看，需要改革，短期解决学生就业，当务之急是补课，对暂时就不了业的学生集中起来进行职业培训，从职业道德、责任心、职业技能开始补起，不收学费，国家重点投入。亡羊补牢，庶几可以缓解危机。

研究生不是抻面

自打改革开放，中国恢复研究生教育以来，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期，一直都是三年。若干年前，突然变成了两年。说是学美国学的，教育部一个令，一下子大部分学校的硕士研究生，都改成了两年。可是据报道，广州一些高校，最近又把研究生学制改了回来，变成了三年。（9月27日，《信息时报》）

其实，自打恢复研究生招生以来，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基本上还有前苏联的影子，所谓硕士研究生，略等于前苏联的副博士。也就是说，我们的硕士研究生，是当专业人员来培养的。事实上，最初十几年，就是有大批的硕士生毕业直接走上研究和高教岗位。从苏式改成美式，初衷当然不坏。但是美式的教育，硕士是分成专业和研究两类的，专业硕士不需要研究能力，直接就业。而研究型的硕士，则不过是攻读博士的一个台阶，原本不需要特别加以分别的。所以，美式教育的硕士，是无需写毕业论文的。也就是说，什么类型的研究生教育，需要一整套的教育模式，要改，整体上都得改。

可是，我们的改革，却只改了中间一段，还改得不彻底，美式身子里拖着苏式的阑尾。仅仅是把硕士分成了专业和研究两类，所谓研究型的硕士，依然要写毕业论文，而且多数读硕士的人，根本不想读博士。导师的思路、培养方式，甚至教学方案，都跟三年制的一样。学生忙完了课程，所剩的时间无几，论文不抄袭，已经阿弥陀佛。但是，硕士论文的评议书上，还居然明白标出“创新之处”的栏目，真是天知道，怎么让这些人创新。

研究生教育，不是面店里的抻面，要长就长，要短就短。但是，在我们的教育行政当局那里，所有的教育形式，都是抻面，需要短时，就切上一刀，需要长时，就抻上一抻。当年说要短，一不论证，二不讨论，三不跟学生商量，上来就是一刀。现在又需要改回去了，抻一抻也就结了。显然，我们现在的高等教育，无论本科还是研究生，没有人把教育当教育来办。任何层次的教育，无非是行政当局的一种命令，可以随意改变，要长则长，要短则短。当年要短的时候，也没有好好研究一下美式研究生教育的特点，研究一下中国的国情，怎么改才能震动最小、效果最佳，一下子，就改了。大概以为把三年改成两年，少一年的消耗，无论如何都是好事，符合多快好省的原则，所以，各个大学，无不乐于响应。结果，实行几年之后，外界评价不高，学生就业成了问题，于是再改回来。

从根本上讲，中国的教育，尤其是研究生教育，基本上是衙门加学店的思路。从改革之草率，就可以看出，有关当局根本没把教书育人当回事，他们跟面店一样，无非是在抻面。不同的是，面店的老板，要迎合顾客，而我们垄断式的教育，根本无需看学生和学生家长的脸色，自己想怎样，就怎样。有本事，就出国念去。

说良心话，如果我们的研究生教育，还就是目前这个样子，上下玩忽，草率应付，任意“改革”，视学生的前途为草芥，其实两年和三年区别不大。学生入学，无非是要一个硕士的方帽子，能两年拿一个，总比三年更合算一点。

笨蛋，研究生教育，关键不是年头，而是把教育当教育来办。

研究生教育不是就业的筐

教育部和发改委联合下发通知，2009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将比上年增长5％左右。扩招将涉及一向只招在职生的专业硕士、工商管理硕士专业学位（MBA）、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MPA）、工程硕士（ME）、法律硕士（J. M）、会计硕士（MPACC）等。

扩招的直接原因，显然是当前困难的经济形势下的就业压力。今年大学毕业生610多万，加上数目不详、保守估计也有100万的往届毕业生，压力之大，可想而知。按理说，在出现暂时性经济危机的时候，国家出面，把就不了业的大学生集中起来进行职业培训，也不失为一种合理的选择。尤其在这些年大学生无论从职业道德、责任心和职业技能都大幅度退化的状况下，这种培训，对于中国人才培养的补救，绝对是必要的。

但是，我们应该明白，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并非始自今日，在好些年前就出现了，在三四年前，连一向出路很好的人大学生，都已经开始出现工作难找的问题，而且愈演愈烈，别的学校，自不必说。从本质上讲，大学生就业难，跟今天的金融危机，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只是被这个危机所带来的经济萎缩加剧了而已。大学生就业难局，问题出在大学自己：盲目的扩招，迅速扩展的官僚化、行政化，培养模式的长期僵化，学校的责任心下降等等。前些年，一方面大学生毕业就业难，一方面企业却抱怨找不到合适的员工，显然，首先的问题是大学自己有病。

客观地说，大学的病，在相当大程度上，跟政府的推力有关，作为政府工程的高校“大跃进”，来自政府方面的拉动内需的需要等等，现在又来了一个扩招研究生，缓解就业压力。这种来自外部的推力，等于是将大学当成了解决暂时困难的筐，出了事，有困难，就把难事装进筐里放一放再说。做出这样决策的人似乎忘记了，大学本是国家的一个重要事业，这个事业的成败利钝，直接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前途，关系到发展的后劲，而这个事业不是一个什么都可以盛的筐，有自己的规律，有自己的规范和要求，不是说大就可以大，说扩招就可以扩展的。

前一阶段的扩招，不仅是本科的问题，研究生一样大幅度增加，也一样素质下降、就业困难。即将到来的扩招，无疑会加剧恶化目前已经不堪的研究生教育，加速冲击已经非常脆弱的研究生培养模式，即使一些扩招不太严重的顶尖大学，也一样难以幸免，使得前一段大学的病，迅速蔓延到所有高校领域。严重点说，现在需要的治病，带来的却是扩大病灶，这样做的结果，也许会导致大学今后治疗自身疾病的可能性丧失殆尽。更何况，此番扩招，居然扩招到了专业硕士头上，这种本该招有工作经验者的专业研究生，如果因此而进入大量没有工作经历的本科生，那么直接毁掉的是这种专业硕士的声誉。

从根本上讲，靠扩招研究生减缓大学生就业压力，无非是将眼前的危机延后，延后以后怎么办？如果经济形势在两年以后仍不好转，难道让他们再读下去吗？网上调侃，说是应该在博士之后设壮士，壮士之后设圣斗士，最后设烈士学位。回应这种调侃，类似的主意，好像已经有政协委员提出来了，就是所谓的学士后和硕士后。其实，在历史上，还真出现过这样密集排列的“学位”，比如太平天国，就设信士、秀士、贤士、俊士、杰士、博士、约士、达士。武科，还真有“壮士”这一级别。可惜，迄今为止，没有人认为这种排列是值得继承的优良传统。

唐人聂夷中《咏田家》诗云：“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为了暂时的困难，破坏长久的事业，这样的傻事，还是别做的好。

外表光鲜的研究生教育内溃性危机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与新浪网新闻中心曾联合开展了一项调查，共有7730人参与，其中在读或已毕业研究生4865人。调查显示，52.9％的人认为现在读硕士研究生不值；读过研的受访者中，35.6％的人表示后悔。对于这个调查结果，我们的教育主管部门和大学教授们，不会感到舒服，当然他们可以祭起采样、统计、回归之类的科学大旗，质疑其可靠性，甚至由有关部门出面，弄一个针锋相对的调查，给自己遮一下丑，但是，如果这些人拿出良心来，扪心自问，应该知道，这个结果是真实的，实际的研究生教育状况，只能比这更糟。由于研究生教育的大头在高校，因此，下面我主要谈大学。

其实，无论从数据还是从大学的现场看，现在的大学研究生教育，相当亮丽光鲜，人数众多，几年就翻了几番，2006年在校研究生数量已达110.5万，比上年的97.9万，增加了12.88％，就这还是在考研热降温的前提下的结果，跟本科生规模一样，我们已经拥有世界上最多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而且学校的大楼盖得都很漂亮、很宏伟，楼里的设备，也相当先进，就连某些社会科学的学科，也建起了实验室、计算机室，像我所在的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居然还有模拟联合国辩论的专有试验室，据说，进去一看，里面一堆的设备和耳机，不知道是不是装上了同声传译机器。

漂亮的大楼和先进的设备。但是里面受教育的研究生，却怨声载道，感到满意的人少。中青报和新浪网的调查，忘了一项，即追问那些对研究生教育感到满意的人，他们的受教育的动机，其实，在这些人中间，绝大部分人是压根就没打算通过这个阶段的学习得到什么的，他们接受研究生阶段的教育，无非是为了得到一个文凭。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大学乃至研究生教育，最对只求文凭者的口味，这些人相当多属于在职生，没有毕业找工作的问题，对他们来说，读研，就是为自己镀层金，以便于今后的升迁，由于他们在职，甚至学习期间也不脱产，因此，教育环节越是马虎、便于通过，就越是有利。

但对于按正常程序考上来、期望在研究生学习阶段更上一层楼的学生而言，研究生教育，很难令他们满意，不仅不满意，甚至在私下议论和网上论坛的匿名发言中，充斥了对学校和导师的怨恨。

研究生教育的现状，首先跟这几年大学的“大跃进”有关。众所周知的事实是，自1998年以来，经过几年跨越式的发展，中国的大学在校生规模，已经实现了赶英超美，登上了世界第一的最高位。这种教育行政部门赖以自豪的速度，也有研究生教育的贡献。据统计，1998年，全国研究生在校生数量为72508，到2004年，已达819804，年增幅达26.62％，一些经济不发达地区，比如西部一些高校，2006年的研究生扩招，达到40％。

数字出干部，这是中国特色政绩观的特色表现。对于高等教育而言，尤其突出。只是，这里的数字，仅仅是数量。而研究生招生的数量，又是大学当局最喜欢的数字之一，因为这个数字，不仅代表着学校的规模，还标志着学校的档次，标志着学校在整个的官方大学排行榜上的位置。几乎任何一个大学的负责人，在对外介绍自己大学的时候，都会如数家珍地列举自己的学校有多少个博士点、多少个硕士点、多少个一级学科（表明可以自己设置博士点）、多少个重点学科（表明可以增加可以带博士的教授名额），他们不仅在国内如此炫耀，到了国外也这样夸耀，全然不担心人家笑话，说明这些“点”以及相关的研究生数量的多寡，作为一种政绩观念，已经深入我们的大学当家人的骨髓。同样，对于那些档次低一些的大学而言，有硕士点是上了一个台阶的标志，如果连博士点都有了，那么学校的校长，大可以告慰自己的祖宗了，下一步，就该争取一级学科和重点学科了，有了这个资格，或者说上了这个台阶，就可以放手大招特招研究生了，也意味着，学校里所有的教授，在名片上都可以印上“博士生导师”五个字，这在中国大学里，意味着最高的荣誉。

如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各个大学如此痴迷于各种“点”和一级学科和重点学科的评审，每到评审时节，大家各显神通，“跑部钱进”，甚至上级下死命令，不惜代价，也要拿到。害得教育部每年强调要严控审批博士点和硕士点，但是“点”还是不可遏制地增加。也就是说，各个学校，对于研究生扩招，甚至比本专科学生的扩招，还要有积极性。学校和老师有积极性，学生在一段时间内，也很有积极性，由于扩招，本科生太多，社会评价贬值，于是大家升一级，竞相考研，对于很多人来说，实际上是把研究生当成了过去的本科。

研究生数量以每年25％以上的增幅增加，即使学校的基础很好，也难以承受，更何况，我们的大学经过“文革”的长期破坏，在大幅度扩招之前，还没有恢复元气，而扩招带来的大学合并、盲目扩张等结构性问题，事实上又加重了大学的内伤，即便没有目前高校系统那种华而不实的指标评价体系，大学都很难保证研究生教育的质量。然而，各个大学竞相拼指标的恶性竞争，把80％以上的精力，都投放到争课题、争项目、争博士点、硕士点、一级学科和重点学科以及重点学科研究基地上面，研究生的教学培养，各个大学基本上处于无为而治的状态，随意性很强。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的研究生培养，制度化程度就不高，我们现在基本上是所谓的严进宽出制，只要考进来，差不多都能毕业，而且是按学制时间毕业，博士生三年，硕士生三年或者两年，如果哪个导师胆敢给他的学生论文枪毙了的话，多半会引起轩然大波，即便只是让学生延期毕业，学校方面也不鼓励，博士生只要过了三年，学校就不再提供住宿。在西方发达国家，博士生资格考试，一般要布置上百本书，在这些书中随意出题，考试要经过几个环节，一考要经过十几个小时，考出来，学生就像脱层皮，然而，在我们这里的某些学校，这个取得博士候选人资格的关键环节，几乎变成师生之间互相吹捧的联欢，学生一点压力都没有。硕士研究生有的学校两年，有的学校三年，但是无论两年三年，都要求交论文，三年制的学生交论文，时间还勉强够，两年制也交，明显时间不够，但学校也没有相应的对策，反正都得走程序，论文质量保证不了，就没有人管了。最可恶的是，几乎每个大学，都要求研究生（有的只要求博士生）毕业之前，要交两篇核心期刊论文，否则不许答辩，在如此短短时间内（一般都是两三年），即使是学术上很有积累的人，写出合格的论文，也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何况这些学生，多数是学术上的新手，写不出来，就只好抄，学术期刊为了迎合学生的这种需要，也大开方便之门，收费发表，只要交足了钱，就能发表，期刊个个养得肥肥的。其实，学校的这种无理要求，无非是发动群众“土法炼钢”，利用学生增加本学校的发表数量。

不用问，研究生教育出问题，带研究生的导师，责任也相当大。说起来，我们的大学都在鼓吹培养大师，但是实际上大家只热衷于盖大楼，别说大师，连中师、小师也没有。严格地说，现在合格的导师很少，多半属于这样几种类型：一是老板型，学生招进来，就给他当雇工；一是放羊型，学生招进来，不闻不问，到毕业也见不到几面；一是护犊型，对学生不错，只是学业上的指导有限，不许别人批评自己的学生，论文无论好坏，都不能说。当然，也存在综合型的，即上述毛病都有者。事实上，世界上任何一个大学，都不可能在如此短短时间内，培养出能够适应我们扩招需求的导师来，除非我们大规模引进，把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大学掏空。

严酷的现实是，现在的大学体制，凡是认真老实做学问的人，往往被边缘化，活跃在上面的教授们，即使从前做过学问，现在也不做了，出国多，开会多，成果也多，但垃圾更多。

毫不夸张地说，现在大学教育，包括研究生教育，已经处在信用破产的边缘，只是因为国人的多数没有这个条件，去用脚投票，但是多数的研究生，在心里和嘴上已经给我们的高等教育，投了否定票。

八、救救孩子

幼儿园的条子学

这年头养孩子难，养了孩子，孩子入托更难。南京一所幼儿园招生，众多家长连夜排队。但是排也没用。这所只招80人的幼儿园，收到打招呼的条子就达800张。写条子的，不是领导就是关系单位，都惹不起，求得着。但是个个都答应也不可能。据说，写条子的领导也心知肚明，所以条子用什么笔写，大有讲究，用铅笔写的，必办，钢笔则两可，圆珠笔则不用办。

即使没有这样玄机暗伏的讲究，接条子的一方自然会按照写条子人对自己的重要性，一一区分，排好顺序。

在中国，有自己特色的条子文化，求条子，写条子，接条子，办条子，一条龙，里面的名堂大得不得了。各种玄机、场合、讲究，复杂得足以开一门课，不，成立一个学科，就叫条子学吧。如果哪个大学的MPA课程里加上这门课，绝对受欢迎。

条子流行的所在，大抵是资源稀缺的地方。按理，一个幼儿园，不该是条子成堆的地方，因为从历史上看，一个人小时候上什么幼儿园，甚至上不上幼儿园，跟后来的发展关系不太大。说不好听的，现在人们耳熟能详的名人，有几个是从幼儿园出来的呢？幼儿园成为抢手货，尤其是所谓好的公办幼儿园成为抢手货，还是近几年的事。

这些年，突然兴起了一种说法，说是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所以，幼儿的早期教育要抓紧。这种似是而非的说法，逼得孩子的父母们，恨不得一受孕，孩子还在卵子和精子状态时，就开始“胎教”。孩子出生，更是高度紧张，高度焦虑，一定要给孩子找个好的幼儿园不可。

其实，这种说法根本就是胡说八道。如果非要拿赛跑做比喻，人生顶多也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根本不是百米短跑，完全没有必要在所谓起跑线上较劲。《三字经》上都说过，“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计”。这个苏老泉，就是苏洵，苏东坡的父亲，中国历史著名的“三苏”之首。人家二十七岁才发愤读书，不仅起跑线上溜了号，中途也没有影，最后不也成名成家，连带着培养出来两个大文豪，苏轼和苏辙。所以，所谓起跑线一说，纯属忽悠。

这个忽悠，跟赵本山卖拐一样，有着商业目的。目的就是推销所谓双语幼儿园、艺术幼儿园这种高价园。由于幼儿园有教育的因素，但又不属于义务教育范围，所以，有空子可钻。而现今普遍的独生子女，家长只能赢不能输的心态，又提供了这种接受忽悠的可能，人为地造成了一种幼儿园恐慌。于是，大量的私立高价幼儿园应运而生，好一点的公立幼儿园，也成了抢手货，而且变相地以赞助费的方式收高价。

但是，奇怪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教育部门却对这种甚嚣尘上的忽悠置若罔闻，不出澄清。对雨后春笋般的天价幼儿园，听之任之，暗中鼓励。一方面对好的公立幼儿园变相收费并不采取措施制止（但是利用特权，保证自己和跟自己有密切关系的人的孩子，可以平价进这些幼儿园），另一方面听任一所又一所一般性的公立幼儿园倒闭，由高价私立幼儿园取而代之。造成还能存活的公立幼儿园成为稀缺资源，逼得家长如果实在上不起私立高价园，就只好多掏点钱（赞助费），进公立园，导致幼儿教育整体涨价，涨的幅度还挺大。

不是说在幼儿教育领域，私营资本就不能进入。但是，跟一般行业不一样，幼儿教育毕竟还是教育，具有公共事业的性质，幼儿教育也是一种公共产品，提供者理应考虑其公共性和福利性。私营资本的进入，需要政府的严格监管，需要设置比较高的门槛，断不能让这个领域成为资本谋利的天堂。如果这个天堂是在政府有意削减公立园的基础上，人为地制造资源稀缺打造的，那就更不应该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行为，是一种隐性的犯罪。

京城天价幼儿园的背后

京城居，大不易。不仅百物腾贵，而且孩子连幼儿园都上不起。据统计，京城私立幼儿园均价每人每月3000到4000元，这意味着一个三口之家，如果月收入在6000元左右，就得将收入的一半以上都送给幼儿园，再加上孩子的其他费用，剩下的钱，孩子的爹妈连吃饭都困难。这还是均价，事实上，每年交10万元的幼儿园，比比皆是，除了个别大款，即使高级白领也相当肉痛。但是，在“说什么也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的口号蛊惑下，但凡有点能力，咬牙甚至借贷，也要把孩子送到最好的幼儿园。

口号仅仅是广告，跟所有的商业广告一样，只是掏人口袋的诱惑而已。事实上，儿童的培养，根本无法类比田径比赛，基本上不存在所谓起跑线上的竞争。把知识学习的竞争引入幼儿园，从学龄前就开始，不仅数学、语文、外语提前开课，而且琴棋书画一起上，说白了无非是摧残儿童，让孩子早早地丧失童年而已。不知道提出这样口号的人，能否举出例子来，说明哪个世界级的大师，是这样催熟催出来的？

商家挖空心思提出口号，制造商机，从来如此，有数码时说数码，有纳米时说纳米，有什么奇怪。

但奇怪的是政府部门的缺位。商家忽悠人时，政府部门加上有关专家，从来不出来说话，多半选择不作为，更反而为商家的造势大开绿灯，各种论坛、研讨会，一个接一个，专家无论懂与不懂，都昧着良心，论证所谓早期教育的必要（在其他领域也如此办理），政府有关部门见了，就当没看到。

仅仅如果装没看到也好，事实上，京城每个天价幼儿园，能够进驻居民小区，都要经过有关部门的层层审批，为什么偏偏让这样打着双语教学、高密度培养的幼儿园进来？而且灌输烈度越来越高（至少从宣传上看是如此），入园儿童负担越来越重，难道审批者审批的时候，一个教育专家、儿童心理学家都不咨询吗？难道审批者不清楚这些私立幼儿园，根本不是在做教育，而是在经商牟利吗？现在，谁要是拿到一个好的小区的进入证，等于是开了一个没有任何风险的金矿，在巨大利益诱惑下，审批的竞争已经白热化，据说，惟有来头大的人，才能搞定。

按道理，学前教育也是一种公益事业。但是中国目前的教育法，对此没有明确的规定，不像义务教育阶段的小学和中学，即使有天价贵族学校，由于公立学校的普遍存在，尚不足以对一般平民子弟上学构成威胁。

在学前领域，商家钻法律的空子，而政府部门也乐得退出，放弃责任。在天价幼儿园高歌猛进的同时，原来政府办的公立幼儿园一个接一个地关停，街道宁可将场地收回，出租给人办公司，也坚决不办幼儿园。结果，北京逐渐变成天价幼儿园的一统江山，已经站稳脚跟的这些幼儿园，结成价格联盟，反正只此一家，别无分店，要么就别让孩子上幼儿园，要上就是这个价。在独生子女的时代，在商家已经将什么起跑线理论炒热的情况下，有哪个家长敢冒让孩子“输掉”的风险，将孩子留在家里呢？于是，家长们含泪忍痛，也得伸出脖子让人去宰。

中国的事情很奇怪，凡是有利益但完全可以由市场来调节的地方，说是民进国退，实际上却是国进民退，反过来，需要办公益的地方，需要社会责任的地方，却事实上是民进国退，政府退到完全不作为只在家里审批的高尚境界，闭门家中坐，利从天上来。乐了办园的商家，乐了关门自保的政府，却唯独苦了孩子。

“破烂儿老师”之痛

从报上获悉，安徽定远的乡村代课教师费海芬，捡破烂资助自己所教班中的贫困学生的故事，心里很不是滋味。

没错，我们国家还不富裕，但是还不至于让农村的孩子上不起学，如果我们的“父母官”们，把盖豪华办公大楼的钱，省下哪怕一丁点，这些孩子的课本费，也用不着靠一个代课老师捡破烂来维持。

在这个世界上，硬是有人喜欢这样对比鲜明的拼图：一边是金碧辉煌的大楼，一边是低矮破烂的校舍；一边是成千累万的公款消费，一边是几元钱课本费的尴尬拮据。在这幅拼图中，一个代课老师手里的破烂，不知是悲情呢，还是反讽？

更悲情的是，这样的老师，就要被清退了。要说，清退农村的代课老师，也不是没有道理，因为，这些代课老师多半没有学历、不符合教师的条件，而且眼下毕业的师范和非师范类的大学生又这样多，“更新换代”，看来没有什么不对。

问题是，当初招代课老师的时候，是因为要救农村学校的急，因为农村学校，没有人肯去教书，公办教师不够用，学生又不能不上课，于是，几十上百万的民办代课教师，就这样走上了教师岗位，有的一干就是几十年。民办代课教师，虽然干的是教师的职业，但在身份上，却依然是农民，很多人每年只拿一点可怜的补贴，在某些地区，也许待遇要比周围的务农的人稍好一点，但是一般都比不上外出打工的人。他们之所以坚持在这个岗位上，一是因为已经习惯这种生活，二是出于对学生的爱。

没错，很多代课教师，由于条件所限，的确文化水平不高。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些年来，这些代课教师，为了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或者俗一点，为了有个学历，大多都做出了自己所能做出的最大努力。他们自己掏钱去培训，上函授、电大，我们故事的主人费海芬，上过中师，也上过电大，目前因为没有钱，上不下去了。他们掏空了家底，去挣一个又一个的证，让我们各级教育学院挣了不少培训费。可是，我们的教师资格，水涨船高，小学老师从中等师范资格，变成了大专，民办代课教师吃苦受累耗干家产，还是赶不上，最终只能面临被清退回家的命运。

我们的媒体上，已经报道了很多像费海芬这样富有爱心的代课教师的故事，他们让我们感动，也让我们心酸，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他们做了那么多，几十年如一日，得到的最终回报，居然是清退，一个已经做了几十年教师的人，清退回家之后，他们还能做什么呢？他们还会做什么呢？我们的政府，需要他们的时候，就把他们找来了，不需要的时候，他们就成了多余的人。如果说改革需要过河拆桥，需要卸磨杀驴，那么被拆和被杀的，为什么总是这些最弱势最无辜的人？

对比党政机构，那里在改革过程中，也存在着类似没有学历，文化水平不高的人，但是，这些人上学、培训多半可以得到公家的补助，而且很快就拿到了各种文凭，只要干部级别足够大、职权足够多，从初中生变硕士、博士，也不是没有可能，为什么党政机构中人可以如此方便地“知识化”，从无清退之虞，而代课教师，则非要一刀切，被一脚踢开？

几十年老师做下来，他们的爱心，他们的经验，都是一笔不可多得的财富，在当今的中国，这样的财富，说实在很稀缺。我们的教育主管部门，对这些人，应该有个说法，即使非清退不可，也要对他们这几十年的辛劳，有所补偿。

学生告老师事件的升级

最近，××政法大学的杨老师有点烦，他被他的学生告到公安局，说他是反革命，而公安局已经立案。这样的严重的罪名，严重的事态，无非是他在讲课的时候，批评了中国文化，而且语涉政府。

这年头，学生告老师，从来不是个新鲜事，老师上课稍有不慎，被哪个学生一个小报告打上去，过两天，学校就要找你谈话了。但直接将老师告到局子里，而且居然能让公安局立案侦办，好像还很少听说。

学生能不能告老师？当然可以。现在的老师，早就没了师道尊严，如果老师触犯了法律，做了类似收受贿赂、占女学生便宜的事，学生当然可以告，而且应该告。

可惜，纵观海内，学生告老师，还真的就不是这些事。我所在的人民大学一位著名的金融学教授，涉嫌股市内幕交易，还是外面的股民嚷出来的，学生，即便炒股的学生也一声不响。看来，我们的学生，对于教授们真刀实枪的不法之举，都有较强的免疫能力，见怪不怪，就是喜欢让怪自己去败，打死也不说。同样，对于那些内容陈旧、言语乏味、听了不惟没有任何收获、纯属浪费时间的老师，这些学生也相当有忍耐力，从来不想想这些老师才真的侵害了他们的权益，既浪费他们的时间，也浪费他们的金钱（学费）。反过来，一些学生的政治觉悟倒真是高，对老师的言论，严格把关，告了又告，这不，学生告老师的一幕，眼看就升级了。

大概这些学生和立案的有关部门，忘记了××政法大学是一所大学，被人告发的老师，是在课堂上讲课，大学本应有学术自由这回事的，即便有些人心里对学术自由不以为然，但面上总得讲究一下。学生认为老师课上讲得不对，当然可以讨论，也应该鼓励学生讨论，甚至当场批评老师的观点，都无不可。比如老师批评政府，批评中国文化，你可以捍卫政府，捍卫文化，怎样捍卫都没问题，但因观点的不同，把老师告到公安局，道理何在？而公安局竟然为此立案，难道从此以后，大学的学术观点问题，要由警察来断吗？

我们曾经有过一个全民互告的时代，儿子告老子，妻子告丈夫，有密告，有明告，或者批判大会上当众揭发的。据说，这是对反革命分子最有威摄力的震撼，只要被批判者在家里甚至夫妻间床上讲的那点事被揭发出来，人的防线就一下子崩溃了。当然，也有很多人尚未变成反革命，经过觉悟特高的同事、同学、邻居，也包括学生和家人的告发，最终变成反革命的。

这样的全民互告，并没有因为“文革”的结束而告终。我刚到人民大学，担任一个本科班的班主任的时候，领导告诉我，一定要在班里培养一些积极分子，让他们随时把班里同学的情况定期向你汇报，学生积极分子能汇报什么呢？无非是谁讲了什么话。据说，这是一种约定俗成的学生管理方式。我想，大概就是这种管理方式，最终引导我们的学生把老师告到了局子里。

我本来以为，“文革”结束以后，中国人因言而获罪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只要不公然煽动推翻政府，学术上有些不同意见，不会再惹上官司。现在，我发现我实在太乐观了，完全低估了传统管理模式对学生和老师的影响力，即使在讲究和谐的今天，在一个人们已经习惯了互相敌视、互相告发的文化环境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有可能。

找不着北的师生关系

在中国谈师生关系，是一个糊涂的话题，不说还好，一说就乱，因为大家心目中的师生，大抵不是一回事。当年在乡下替人代课，有的农民会对你说，这孩子调皮捣乱，你就往死里打，打不死就行。然后再对我的学生说，老师就是父母，不听话揍你没的说。显然，在这些农民心目中，还有过去天地君亲师的影子，有意无意，把师生看成五伦中的一伦了。

其实，在古代社会（明清为例），老师也分档次，有些档次的所谓老师，没有人真的把他们当伦理关系中的老师来看的，比如那些本身就没多少文化，只能教村里孩子识几个字的三家村学究，说起来也是老师，但大家都不会认真地把这种老师当回事，学生跟老师开个玩笑，搞点恶作剧，也没多大关系。但是那些能够给学生开讲，教学生开笔作文，而且讲得不错的，就不一样了，如果这些老师本身还有功名，是个举人或者秀才，那就更得学生高看一眼，日后学生发迹，这些人就是蒙师（启蒙老师）。

更进一步，如果学生考上了秀才，继续求学，无论进书院还是自投名师，这段生涯里的老师，一般就具有相当固定的意义了，属于授业老师，严格地讲，韩愈《师说》里的“传道授业解惑之师”，就是这些人。当然，最具法定价值的老师，是科举途中为你判卷而且最终录取你的那几位，无论房师还是座师，都是一个人生命真正具有伦理意义上的老师，一辈子都不能背弃，否则不仅会背上千古骂名，而且很可能被治罪，有的人，老师死了还要守制（辞官不做，结庐守墓）。

在古代社会，所谓的师生，实际上是师弟（老师和徒弟），无论讲课，还是平时相处，大抵一对一。

现代化在中国的体现，开初最主要的就是兴学堂，所谓学堂，就是西式学校。西式学校的教育方式，是开教室上大课，师生之间不是一对一的关系，加上洋鬼子不懂什么叫五伦，老师自然也不把自己当五达尊（中国有学堂之初，无论教会学校还是官办学堂，都有很多来自东西洋的老师），因此，师弟开始变成师生。有刻薄者，如马一浮就说，西式学校，等于商号公司，计钟授课，铃响辄止，有若买卖，交易而退，各不相干。

其实，即便西式学校，个中的师生，面目也不尽相同，上完课各不相干者固然有之，但是师生关系密切、犹若师徒者也大有人在，吃在老师家、住在老师家者有之，拜师行跪拜大礼者，也有所闻。特别有福或者无奈的，老师看上了，就作主把女儿嫁给学生的事，也不少见。

1949年以后，师生关系又是一变。一方面，当老师的要思想改造，文化批判，老是搁在台上不是检讨就是挨批，师道之尊固然谈不上，欲求各不相干，也不可得。一方面，另一种国外的教育模式苏联模式的引进，教师作为某种理念的灌输者，具有更多的工具性，离传统“师”的身份，距离更远。

好在，这种日子终于结束了，似乎一切又回到了我们这个民族现代化的起点，只是，凡是在历史上走过的，都留下来自己的痕迹，有些人幻想着回到古代，重建师弟关系，老师对学生的关心不多，可老师的架子不小，一摆就像皇帝或者老子。还有些人遵循西方式的不相干主义，上完课走人，学生是谁，想要什么，全然没有干系，即便是研究生和导师之间，一年到头也见不到一次面。有个高校里的经典笑话，说是某导师在一次学术会上，认识一个学生，发现他头脑清楚，思维敏捷，还特别乖巧，于是建议说，你报考我的博士吧！不承想该学生回答，我就是您的博士生呀！其实，这不是笑话，而是实事。

当然，如果师生关系特别商业化和功利化的，老师则对学生特别巴结，比如高校办的各种挣钱的班，比如高官来读博士等等。

同时，前苏联式的工具模式，也没有拍屁股走人，眼下正如火如荼进行的本科评估，无非是检查各个高校的教师，是否严格按照程序，把知识或者真理或者标准答案，合乎标准地灌输给学生。这样一来，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世界，方寸大乱，就跪而言，有学生跪老师的，也有老师跪学生的。

如果说上面有什么导向的话，那么一方面是工具主义，鼓励教师做工具，不仅中小学力行灌输，连大学本科，甚至研究生博士阶段的教育，都中学化，或者叫灌输化，把导师的自主性降低到最低。一方面则是老板主义，鼓励导师当老板，学生给导师打工，导师给学生发工资，不仅理工科如此，人文社科也如此，导师拿不到课题，给学生发不了工资，就别带学生。前一种模式，师生是漏斗和瓶子之间的关系，后者则是老板和打工仔的关系。真正能让学生尊敬的，教师的学问和责任心，在这两种关系里，基本上是没有的，好像也不需要。

毕业生之于母校的荣与耻

除非一天学没上过的文盲，差不多是个人就有母校。母校虽然不及母亲对一个人来的重要，但在人的一生中，影响绝对非同小可。人的社会化过程，有多半是在各个层次的母校中完成的。就像一般人都觉得学生时代的人际关系比较单纯一样，母校对于自己的学生，不应有人情冷暖、人面高低；学生对于母校，按道理，也应该是不嫌母丑、不嫌家贫。这其中，母校的人，都是从事教育事业的，理所应当做得更好一点。

凡是毕业出去的，做得好，固然可喜，可以引以为荣，但做得不好，比较潦倒，甚至犯了错误的，也犯不着引以为耻。只要在这个学校里学习过，而且毕了业，就说明这个学生已经完成了学业，没有犯什么大不了的错误，是个合格的学生，作为母校的领导和老师，严格说来，只有引学生的成就为荣的份，而没有以什么学生为耻的资格。从某种意义上说，毕业出去的学生之耻，就是母校老师之耻，我们可以为那些犯了错的学生感到难过，但绝对没有资格大咧咧地放言哪个学生是我们学校的耻辱。

毕业时是个合格的学生，不等于毕业出去诸事遂顺、无灾无害过下去。人是会变的，毕业时的老实孩子，在社会上混迹多时，也许可能变成一个违法犯罪分子，毕业时的成绩不怎么样的学生，很可能出去以后，混得相当好。更为可能的是，某些看上去事业很辉煌的毕业生，亿万富翁，说不定哪天破了产，一贫如洗，某些政坛高官，声名显赫，一个马失前蹄，突然之间变成了腐败分子，从九天之上，堕入九地之下。这些上天入地的变化，母校实际上都是无能为力的，混得好的学生，可以说自己的成就都归功于母校的栽培，但母校的老师，自己不能跟着这样沾沾自喜，否则此人突然混不好了，跌入十八层地狱，那老师是不是也该分担一点责任？

所以说，现在的学校，尤其是学生最后走向社会的台阶——大学，不能太势利，对于能给自己学校带来荣誉、资金和各种资源著名校友，引以为荣固然可以，学校的领导和老师也是人，谁不喜欢往自己脸上贴金呢。校庆聚会，毕业生返校，给著名校友一点优待，加点荣光，捧上一捧，也无可厚非，谁让这些人给母校做贡献了呢？投桃报李，人之常情。可是，千万不能动辄说哪个毕业生是我们的耻辱，人家要问，你们凭什么呢？如果你们觉得此人早就不怎么样，那么当年你们为什么让他毕业？

最近，我们著名的××大学的毕业生里，出了两个知名人士，一个是地震时自己先逃的范美忠，一个是著名的金融大亨、国家开发银行的副行长王益。前一个，他的母校的领导，已经放出话来，说是引以为耻，后一个，多少年来一直都是北大的光荣，现在，此公出事了，母校的领导什么也没有说，我看，什么也别说最好，而且连前面说的，也应该收回来。做事，像一个老师的样子，别让自己的学生寒心。

谁能保住教师的职业声誉？

一年一度的教师节又快到了，照例，媒体上该教师露露脸了。这些年来，教师的声誉不佳，每况愈下。网上流传的几份十大恶心职业排行榜，榜榜都有教师的大名。为了挽回教师的声誉，有关部门出面，用数据说话，说现在教师职业还很吃香，有很多人争着做。显然，这种说法没有说服力。当今之世，只要含金量足够，什么职业都有人争。税务部门人人骂，但一个职位上万人竞争。连打出威风的城管，都一样有人抢着做。过去听了让人害怕的殡葬行业，由于收益好，现在据说也成了热门。

按道理说，虽然说这些年教师这个行业出的坏事不少，社会上能有的坏事，几乎没有落下的，但是如果细究起来，其实教师中败类干的坏事，并不比其他行业的人干得更多。只是同样一件事，比如正事不做挣外快，别的行业做了，大家无所谓，但教师做了，人们就很痛恨（补课）；色狼哪儿都有，但如果教师堆里出了色狼，人们就会炸窝。

没错，自古以来，人们对教师的职业期待，就是比其他职业高。古代五达尊：天地君亲师，师占一位。今天则称人类灵魂工程师，高尚得了不得。别的行业可以没有职业道德，教师不兴没有。不仅公众这样想，连政府也这样想。否则，三百六十行，干嘛非得给教师弄个节呢？

然而，可悲的是，教师这职业头上的荣光，正在褪去。不惟教师有这样的认识，社会上实际上也是这样看的。无论哪种行业，在很多人眼里，无非就是可以用来交换的筹码。什么职业办什么事，医生可以走后门让人入院，交警可以出了事之后通融，税务人员可以让你少缴税，连剧场看门的，都可以让朋友免费入场。教师用什么来跟人交换呢？只能是人们一向视为神圣的职业道德。从有教无类，到有教有类，从一碗水端平，到一碗水端不平，从恪尽职守，到为钱努力。学生，自然也就从教育对象，变成为教师牟利的对象。别的行业利用职权能做的，教师，尤其是那些有职衔的教师或者教授们，也就都能做了。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上其他人，尤其是家长们，这些原本对教师职业有特别高期待的人，实际上起了非常大的催化作用。碰到入学、上学、转学或者改专业这样的事，走后门、说项、贿赂就都来了。连送孩子上大学，那些自以为有权势的家长，也都纷纷走关系，走不上关系的，就直接给班主任塞钱。

更关键的是，我们的教育，是一项高度行政化的事业。而管理这个事业的行政部门官员，对教师，其实是当差役来看的。所谓尊师重教，只是教师节那天的事，过了这天，教师就是可以随意支使的差役。大学可以为上面来评估的小秘书，纡尊降贵；中小学也自然要对教育行政部门的官员，摆队欢迎，大冬天的，不惜让女学生穿着裙子。

一个被主管部门官员奴视的职业，想不蜕变，可能吗？说实在的，现在恪守职业道德的教师不是没有，比起那些无所不为的败类来，还是要多一些的。可是，教育行业变成衙门的结果是，越是努力做的人，越是没有好下场，逢迎拍马、背后无所不为者，反而能飞黄腾达。这是自古以来衙门或者说官场颠扑不破的铁律。在这种结构性的逆向激励下，若想守住教师职业的声誉，不啻缘木求鱼。

关于先跑教师

地震到来，教师丢下课堂里的学生，自己先跑出来，然后又在自己的博客里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这样的行为，无论你信仰什么，都是可耻的。公然宣称连自己的母亲都不会救，尤其可耻。

的确，这位教师教的学生，不是几岁的孩子，他们有腿，可以自己跑，但是，他们毕竟没有社会经验，很可能遇事慌乱，逃生的时候，老师的组织是非常必要的，如果说先逃算是所谓的本能反应的话，那么逃出来以后，就应该回去救人。

教师是一个具有较高责任的职业，这责任跟教师的尊严和脸面密切相关。既然选择了做教师，那么就要对学生负责。平时如此，生死关头，尤其如此。我也是一个教师，我相信我在这种时候，能做到尽职尽责，因为，对我来说，尊严和脸面，比我的生命更重要。换句话说，我丢不起这个人！

真是咄咄怪事，当今之世，就是有那么多当教师的，什么都在乎，就是不在乎自己的尊严和脸面，什么都不能丢，就是可以丢人。丢了人，还或者拼命遮掩，或者以各种名堂来给自己找借口，在丢掉脸面的脑袋上涂上一层白灰，可悲！

“万世师表”是金的？

老师这厢收礼，已非一日矣。大学生送礼，中学生送礼，小学照此办理，现在连幼儿园家长也忙着送礼，不送，自己家孩子都不答应，因为大家都送，有个不送的，就算老师不给小鞋穿，自己浑身都不自在。

既然大家都送，那些有特殊需要的，就得加码，否则所求肯定不遂。就像晚清捐官，虽然明码标价，但捐的人多了，真要想坐在官椅子上，还得加钱。

这样一来水涨船高，礼金看涨，为人师表者，不亦乐乎。

送礼成了潮流，就意味着商机。每逢高考完了，大学录取之际，各地饭店酒楼，纷纷推出各种档次的谢师宴，教师节到了，各个商家推出谢师礼品。这不，报上说，今年教师节，有商家打造了纯金的微型牌匾，上书四个大字：万世师表。据说，还是康熙皇帝的手笔。

中国的送礼之风，从来都跟商家的商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收礼只收脑白金”的小打小闹，到古董字画市场的畸形繁荣，无不透着商家的机巧。时代变了，商家造礼的本事也与时俱进，老辈人只听说有专门的礼品匣子，里面装若干块点心，逢年过节，东家送西家，西家送东家。如果想来点大个的，就得专门定制，金佛、金牛、金老鼠之类，大抵也就是专门送几个高官，普及不得的。过去商家制作礼品，大众化的玩意，是便于人们走亲访友、礼尚往来，高精尖的则是供少数人特别攻关，根本比不得今天的商家，居然动辄机械化成批生产，要什么有什么，连你心里还没想明白的，都替你造出来了。

不过，制作纯金的“万世师表”牌匾，专供教师节送礼，还是令人感觉实在太有才了。这四个字是当年康熙送给孔夫子的，孔夫子的传记我也看了若干种，没听说他老人家变着法逼弟子送过礼呀。我不知道，如果收礼的老师尚有一丝良知，面对着“万世师表”四个字，该做何想？做老师的人，难道不知道这样的收金收银，是有愧师德的事吗？师德既亏，如何做“表”？硬要做的话，也许要在“表”字上加一个女字偏旁还合适些。

古代的老师也收礼，但主要是束脩，是以礼的形式送给老师的薪水。学生倒是也有逢年过节给老师送礼的，但多半出于对老师恪守师德，安贫乐道的一种尊敬，除非老师本身就是高官，送礼的背后，才有若干猫腻。但凡以师道为担当的老师，断然不可能接受蕴含有贿赂之意的礼，为其如此，方可称为“师表”。

纯金的“万世师表”问世，背后是师德和师道的普遍坠落。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当老师的还可以讽刺一下收礼的官员，现在，终于轮到老师收礼了，收礼的规模之大，已经引起了商家的关注，还为此制作了专门的礼品，我们的师德，终于和从前老师们所不耻的官德站在同一水平线上了。我们是该庆贺呢，还该凭吊？

我曾经多次说过，教师的道德滑坡，跟教育体制的官僚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把大学、中学、小学甚至幼儿园都办成衙门，把老师视同奴才，听话则有钱、有官、有课题，还可以出国进修，不听话则什么都没有，让你根本待不住。满以为教师都听话了，什么事都好办了，可惜，听话的奴才，什么都好，就是不要脸皮，什么缺德事都敢做。是呀，古往今来，谁听说过奴才讲究道德的呢？从来的奴才，利用自己手里操办事情的机会为自己牟利，天经地义。老师手里有什么？可以管学生，开小灶，拉偏架，穿小鞋，给分数，在这上面动动脑筋，送给老师的各种名目的邪礼，就这样发生发展，乃至发扬光大了。

“无所谓”一族

教了大半辈子的书，自我感觉，对学生还是有一套的。无论多么顽劣、多么不上进的学生，只要本人肯花功夫，三寸舌下，对方多少都会有点触动，可是近来，我的自信有点动摇了。已经有些日子了，总是能碰到这样的学生，自打入学起，所有的课都不上，图书馆也没有他的影子，如果是沉迷于网络游戏，倒是情有可原，因为那个电子海洛因，染上就难以自拔，可是有些人其实也不迷电子游戏，也就是在网上逛逛，在网下晃晃，没有兴趣，没有爱好，挨老师批评，无所谓，考试不及格，无所谓，学校要他退学，也无所谓，反正这个学，是父母要他上的。

这样的学生，令我们这些当老师最头痛的是没法劝。任你十面埋伏，八方进攻，你几路来，他只一路去，以不变应万变，临之以师威没有用，人家脑子里根本没有师道这根弦，退学都不怕，还怕什么？动之以情也不灵，人家根本就不跟你讲交情，好像这些人没有交朋友的欲望。晓之以理更没门，无论是大道理、小道理，一概滴水不进。民族的前途、国家的命运就不必说了，就说他自己，自己的前途，未来的命运，连个大学文凭都混不下来，以后怎么办？能否对得起辛辛苦苦把自己养大的爹娘，一旦退学了，你的爹妈该多么伤心等等，没有用。连比较自私的激励方式，告诉他不学习就不能超过别人，出人头地，都没用。最后老师求他了：你好歹把大学上完行不行？可是再看人家，还是无动于衷。

开始，我以为是我们这些老师跟学生之间出现了代沟，两代人的价值观不同，后来发现不是，这些学生，根本没有价值观，他们已经麻木了。

在我们这些“只生一个好”的家庭里，父母、连带着父母的父母，在面对孩子的时候，从开始心理多少就有点不正常，因为他们折损不起，失败不起，甚至连点挫折都经不起。仿佛历史赋予他们的使命只有八个字：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于是，我们的独生子女，就变成了我们某些家长的试验田，拼命地投入，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只求孩子学习好，别的什么就都不在乎（某些更有野心的家长，还期望孩子有更多的才能，如音乐、绘画等等）。可怜天下父母心，他们为了孩子，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事业、金钱、爱情，甚至自己的生命和幸福，他们为孩子做一切事情，但是就是不让孩子自己做一点事情，他们为孩子安排一切，就是不让孩子为自己哪怕做一次主。

我们相信，家长都是爱孩子的，爱得无以复加，甚至催人泪下。但是我们家长，似乎从来没有把自己的孩子当人，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孩子，是有自己大脑、有自我意识、有自我意志的人，似乎孩子的意志根本不需要尊重，也不需要考虑。仿佛大人替他们安排了一起，做好了一切，他们只消按照大人安排的道路走就是了，前途一定是光明的。

于是，在我们的孩子心里，责任没有了，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他们只知道别人为他们做事，却从不想自己也需要为别人做点什么。而且这一切是那么的天经地义，理所当然，如果一旦有一天父母做得稍微少了一点，那几乎就是大逆不道了。更严重的问题是，这样培养大的孩子，有些人的大脑已经不会思考，顶多还能考试，因为他们不需要考虑除学习之外的任何问题，怎样做事，怎样生活，怎样跟人交往，这一切，几乎都成了空白。

非常可贵的是，我们的学校，对家长的动作，也相当配合。全然忘却了学校教育人培养人的职责，从学生入学那天起，就瞄准着高考前进，日复一日地将学生培养成考试机器。这样做，一对得起家长，二对得起学校，三可以完成或者超额完成教育行政部门的指标。

就这样，我们社会，首先冒出了连起码的初中教育都完成不了的“啃老族”，这些人属于“觉悟”比较早的无所谓分子，没教育，没技能，没工作，吃爹啃妈，都无所谓。那些还算听话，在爹妈的看护督促下上了大学的，一旦没了爹妈的照看和督促，没有了中学接二连三的阶段性考试和排名，于是就自己给自己放羊了。

现在我们的大学，显然没有做好准备应付这样的无所谓一族。对学校来说，那些心理有问题、动辄跳楼的学生，要更令人担忧些，因为每出一个自杀的学生，学校都会平添很多麻烦。其实，那些能自杀的人，虽然心理有问题，但至少还有点羞耻心，如果我们能够及时发现，尽早做工作，很可能最终能成为有用之才。那些无所谓的一族倒更可虑些，因为他们油盐不进，批评也罢，激励也罢，都不起作用，教育者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办法，这样的学生却越来越多。

怎么办？我们的父母和老师们！

将看管进行到底

眼下的大学，是个出新闻的地方，先是不知什么人，在网上公布了不知什么大学宿舍楼下满地保险套的景观照，然后陆续传出学校加强管理的消息，比如加强宿舍门卫、女生宿舍安装摄像头，再到即使是男生宿舍，不同宿舍的人也不许进入。有的学校男女生之间相互串门，得持有院系的介绍信，恋人之间的约会，如果想在宿舍内进行的话，得事先开好介绍信，如果有急事，电话又不通，就只好在楼下扯开喉咙喊。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我们的社会，在上者有着看管的喜好，过去是人盯人防守，现在有了摄像头，就到处安，连人不小心提裤子、挖鼻孔都摄了进去。为了让我们的大学生的生活更加检点一点，也为了防止扒手们的浑水摸鱼，管理者的看管，眼下似乎已经到了极点，总不至于在宿舍周围安上电网、在大门口装上铁门、再架上机枪吧。

管理的效果怎样？即使戒备森严几如监狱，但有哪个学校敢拍胸脯说自己的学生宿舍管理好了？没有。真是人没少添，钱没少花，设备没少加，心更是没少操，看来趋势是越管，事越多，学生越是不满。

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管理者，好像都是牧人出身，脑子里只有看管这一个思路。不管面对什么人、什么事，都得看着，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一眼看不到，就出事儿。出了点事，首先想到的就是加派人手严防死守，制定规章严格限制，恨不得辖区所有的人，都按一个动作走路，一个动作作息，只准待在自己的房间里，连串门聊天，都要卡死禁止。他们似乎不知道，他们所要管理的是人，一些活生生的人，而且是正处在青春年少的大学生，李零先生早就说过，大学不是养鸡场。

在现代社会，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必须有自治，也就是一个社区的人们，自己管理自己。一来，政府能力有限，管不了那么多，即使有心，也无力，因为所需要支出的成本太高。二来，社区的居住者是公民，是纳税人，他们需要通过自我的管理，进而演练参与公共管理的能力。一般的居民社区如此，大学也是如此。在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大学学生宿舍都是学生自治的，进到宿舍区，几乎看不到管理人员，顶多看见几个清洁工，还是学生自治机构雇的，有的大学，连卫生都由学生自己打扫。这些大学生宿舍问题多吗？变成罪恶的渊薮了吗？我想，每一个不怀偏见的人，都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应该说，至少，这些大学的学生宿舍，比我们现在那些布满管理人员、到处安装监视器的宿舍，问题要少得多。

也许，有的大学管理者会说，我们不是不让学生自治，试过了，不行。的确我们有的大学试过了，但效果似乎不好。但是，我们忘了，凡是实行学生自治的大学，有一个共性，就是人家的管理，都是服务，而且是态度很好的服务。而我们的管理，在原本意义上，其实也是服务，但是大家却不约而同地把服务变成了高高在上的“管理”——管人，压人，制服人。

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的大学管理者，包括那些本身是教授的负责人员，往往有一种奴视学生的倾向，即有意无意地把学生当奴隶或者奴才看，动辄喝三吆四，给脸色，挖苦人，训斥人，成为家常便饭。学生来找，办个事情，能办不能办，先说不能。甚至有时明明是自己没有理，犯了规，还要对学生强横，一点起码的道理都不讲。学生只能忍气吞声，逆来顺受，稍有抵牾，就可能遭到严酷的报复。学生都是千辛万苦考上来的，谁也不敢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所以，能忍就都忍了。

大学是培养人的地方，培养人，不仅仅是教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自我管理的能力。但是我们的大学，却在刻意培养奴才，在横暴地行使所谓管理者权力的同时，在学生心里种下暴戾的种子，在老师面前不敢造次，就在网上、在家里发泄，以后当了官，再对下属发泄。显然，无论是听话的奴才，还是网上的暴民，都不可能真正实现自我管理的自治，因为，我们的所谓管理，所谓教育，已经把学生的作为人的尊严阉割了，这种尊严，才是人能自我管理和约束的出发点。

大学生的自我管理，大学生宿舍的自治，不是一个简单的学生管好自己、少让学校操心的问题，严格说来，这是学生培养的一部分，而且是很重要的一部分。那些离开家门、进入大学的学生，只有通过老生带新生，传统代代传，亲自实践自我的管理和约束，才能真正成人。如果一个大学，连博士生都需要楼长盯防、监视器24小时开通的“管理”，那么，我们培养出来的人，只能是奴才加少爷的怪胎，什么都不会干，什么都敢干，有人看管的情况下“乖”的不得了，没人看管的时候则无法无天。

这样的人，到了社会上，如果不及时改弦更张的话，只能是刁民、臣民，或者臣和奸臣。

干卿底事

民国初年，曾经有一度中国的女学生很为自己的头发发愁，如果有谁把头发剪短，就会遭到学校的处罚，一般都是开除。理由据说是有伤风化。为什么剪了头发就有伤风化？不知道。现在想来，主要是某些掌权的大人物看不顺眼。头发风波过去不久，大人物又围绕女学生的裙子以及上衣纠缠不已，说是不能露出胳膊和小腿。某些地方的大人物，比如山东的韩复榘，还派执法队上街，盘查穿衣不合他意的女学生。

虽然说，在改革之初，还有机关对女士的发式服装有诸多要求，比如说烫发的人不能进等等，但是，我以为，到了21世纪的今天，已经不会有这样的事情了。可惜，现实社会总是能及时地击碎我的想当然。

禅城实验高中有32个高三的女学生被退学，原因仅仅是因为她们留了长发，不符合学校的规定（9月24日，《广州日报》）。看看网上这条新闻的后面相关新闻，原来这样的事情，在其他地方也有发生。很多地方的女学生为了她们的头发遭遇处罚。

我以为，一个人留什么样的头发，大体只跟自己的兴趣有关。只要不把自己变成怪诞的朋克，学校里似乎没有权力干涉，除非你是一所军校。其实，即使打扮成朋克，跟别人也没什么关系。我的头发长在我的脑袋上，干别人什么事呢？

然而，在这个世界上，总是有那么些大人物，横竖要看人不顺眼。不是穿衣穿得不对，就是头发长了或者短了。都说“吹皱一池春水，干卿底事”，但对于某些人来说，还就是干他的事，不仅干他的事，还要横插一刀来管。不许这样，不许那样，说白了，就是为了让这个世界变得让自己看了更顺眼，或者说为了自己的感觉，横加干涉别人的自由、别人的生活。

当然，这些大人物一旦有了权，事情就比较可怕，比如做了校长，就有权制定校规，让女孩子统统留自己看了顺眼的发式。可是这样的校规，其实既不合法，也不合情。严重一点说，是干涉了人的基本权利。别说这些高三女生已经成年，即使不成年，学校也没权力这样干涉人家的自由。

多少年来，中国的年轻人，尤其是女孩子，特别容易遭遇来自某些大人物的管束和制裁。尽管这种管束和制裁，每每有特别冠冕堂皇的道德借口，比如有伤风化，比如加强青少年道德约束等等。但说到底，无非是这些大人物看不顺眼，而这个不顺眼，则是某种阴暗心理的折射。看起来是为了管束年轻人，不让她们变坏，其实就是九斤老太，总是感觉今不如昔。既然今不如昔，那么自己有权，就要折腾一下年轻人，好显示一下自己莫须有的优越。

在这种管束中，被管束者，实际上是被看成“物”，根本不是人。她们的人格，她们的爱好，根本没有人在意。奇怪的是，这样的事，居然总是发生在教育界。不知道这些所谓的教育者，到底是打算把学生培养成人格健全的人，还是听话的羔羊？我想，很多校长，肯定特别喜欢后者。

学生也是人，是需要被尊重的人。很难想象，一所随意摆弄学生，无视学生起码尊严和选择的学校，能培养出健全的公民、合格的人才来。

教育部与集体舞

自教育部提倡中学生跳集体舞以来，网上一片指责声，教育部出面澄清，说是他们没有硬性规定各个学校必须跳，只是提倡而已。但是这个提倡，已经很见成效。有报道说，有的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已经提出要把跳不跳集体舞，作为能否评三好生的一个条件。

我一直很担心，担心教育部的官员们有一天会被累死。天底下哪里有这样一个政府部门，需要管这么多的人——上亿的学生和上千万的教师以及上百万的教育行政人员，大事小事天下事，事事操心，连学生课间做什么活动，作操还是跳舞，跳舞跳什么舞都要管到，一声令下，全国上亿人景从。

没错，现在学生的体质下降，是应该加强锻炼，但是是否提倡大课间，课间锻炼到底该作操还是跑步，抑或还是跳舞，这些本来就不应该是教育部来操心的事，如果教育部连这种事都管的话，那还要学校校长和教师干什么呢？难道这些校长和教师，只配做教育部全国一盘棋里的棋子，教育部拨一下，他们动一动？

说实在的，现在学校的问题，包括学生体质每况愈下，多少都跟目前这种体制上的大一统有关，上面一个意志贯彻下来，不分地区差异，不管学校情况，一个政策一刀切，在某些地方也许刚合适，在另外的地方则荒唐得一塌糊涂。关键是这种一刀切的政策，各个地方不执行还不行，这些年举国重视教育，结果是教育部大扩权，从一个业务指导部门一跃成为全国教育的掌门人，动辄一票否决，谁不听也不行。学生体质差的问题，跟多年来高考指挥棒下的应试教育有着密切的关系，只要文化课考得好，哪管眼镜瓶底般儿厚，身板如豆芽菜似的薄？因为自上而下的考核指标，学生身体一项，从来都是软而又软，当不得真，而基于文化课成绩的升学率，才是重中之重。教育部若要从根本上改善学生的体质，理所当然应该从改变应试体制入手，而最要紧的，是改革高考制度，而不是装模作样、越俎代庖地提倡什么跳集体舞。

办教育，要靠各个学校的教师和学生来办，也要靠各个地方的民众和政府来办，各个地方，各个学校，各有各的优势，各有各的情况，发挥各自的积极性，前提是要尊重各自的自主性。不能设想，教育部变成一个“总校”，全国各个学校，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它的分支，总校是全国学校的大脑，是神经中枢，所有的指令，都必须从这个大脑和中枢发出，一旦大脑出了问题，全国教育系统，全部瘫痪。不幸的是，现在的趋势，正在向这个方向走，教育部不辞劳苦地利用各种机会、各种手段，将全国的学校绑在自己的战车上，全不管自己能不能拉得动。

跳还是不跳集体舞，原本不是一个问题，但是举国上下都跳舞，而且跳的都是一种舞，才变成了一个问题，一个足以让教育变质的大问题。

韩寒的影响力

影响力是个眼下时髦的词儿，提到一个人，不说权势，不说财富，只说影响力。这样的提法，多半出自媒体。媒体是要争眼球的，而能否争来眼球，关键是有没有吸引力。同样，一个人，如果说他有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是看他的吸引力。当然，在这个世界上，吸引力可以通过金钱和权势换来，就像开两会的时候，记者往往也会围着部长和大富翁们转一样。娱界的明星，也可以通过自己的演技和姿色，获得某种影响力。但是，如果一个人，无权无势，也没什么姿色，不凭演技，仅仅是一介平民，一张嘴，就会有万众关注，写一篇博文，马上会传遍世界，有几百上千万的点击率，这样的人，实在是太有影响力了。不消说，在中国，这个人就是韩寒。美国《时代周刊》评选全球最具影响力人士候选名单，韩寒入选，委实名至实归。网上的消息告诉我，韩寒的票数一直在上升中。

当然，细说起来，中国像韩寒这样具有影响力的人，似乎不止韩寒一个。李宇春和郭敬明，也有一大堆粉丝。新浪的博客排行榜上，前几位都是一些炒股人士，他们的博客点击率，比韩寒还高。但是，我们看到，李宇春和郭敬明，从来不就公共话题发言，而且他们的粉丝，也大体上是特定年龄段的人群，这些人，在社会上发言权不大。不像韩寒的拥趸，老少皆有，而且在社会上，声音很大。至于那些炒股博客，基本上谈不上影响力，只能算是炒股这个特定领域圈内的事儿，出了这个圈，就什么都不是了。我曾经说过，就公共事务而言，别说官方，就是整个知识界，其影响力加起来都不及一个韩寒。

韩寒说话，胆子很大，虽然在用词上也有所考究，但似乎只要他想到而且想说的，就没有不敢说的。不怕打压，也不怕拍砖。像我们这些经过“文革”的人，无论怎样，都会有些怕。怕什么呢？说不好，但就是怕。说话办事，瞻前顾后。偶尔火压不住了，话说的猛了点，就心里一阵悸动，后怕的要死。经过政治运动的人，有一种深入骨髓的恐惧，这也难怪。但是，作为80后的韩寒，显然没有这样的顾虑。他们往往是做了之后，再想那些后面的零碎，即使存在现实的威胁，他们的反应，也跟我们这些年龄大的人不一样。

韩寒对于这个体制来说，是一个标准的异类。天不管，地不收，连中学都没读完。自己凭一双手，杀将出来。单单靠赛车，就活得好好的。如果凭他的影响力，文字也可以卖大价钱。他是一个完全独立于现行体制的人，一个市场里游泳的健将，但又不像市场的经营者，需要对管理者折腰。他无需睬任何人，无论这个人是官员还是资本家。即使在市场，也是资本家求他，不是他求资本家。他就是朝廷之外的山寨，齐天大圣的杏黄旗高高竖起，但朝廷却找不到这个山寨违法的痕迹。若要收编，体制内各方人士想尽办法，无计可施。因为他什么都不要，什么也不在乎。一般知识界人士所难以抗拒的金钱、名誉、官衔，甚至“大师”的头衔，他一概视如弊屣。若要打压吧，他也没犯到什么，影响又这么大，光凭吓唬，也吓唬不住。所以，只好由着他无法无天，自生自长。

自古以来，牢笼士人，无非刀和名利。不怎么怕刀，也不要名和利，那你就有了某种自由，别的人所没有的自由。这种自由，会使得一个人的才华，得到超常的发挥。无疑，韩寒是个才华横溢的青年，其聪明和敏锐，超乎常人。但是，中国之大，这样的年轻人其实应该有很多，但是，我们的教育，我们这个社会不正常的社会化过程，却压制毁掉了绝大多数。顺从学校教育的，变成了头脑僵化的乖孩子，不顺从的，变成了自暴自弃、没有受过教育的废人。而韩寒是幸运的，他有一个通情达理的父亲，有一个有书的家庭环境。在他反抗学校教化的时候，并没有沦为没有受教育的街头混混。他用他自己的方式，完成了自己的教育，学会了用自己的眼睛看书、看世界，在这个常识被遮蔽的时代，体悟到了常识的魅力。而改革后形成的市场经济社会，又给了他自我谋生的可能性。从这点上说，他又是幸运的，如果他这样的人生在改革前，如果不死，大概只能待在监狱里。

中国理所应当该有千千万万个韩寒，但是，我们却只有一个。我们这个国家缺乏创造力，甚至缺乏青春活力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这个社会是个官气弥漫的闷罐，官僚程式，窒息了整个社会，让年轻人呼吸几难。但愿，韩寒的影响力，能给让我们在这个密闭的罐子上，挖开一个小孔。

绿豆风潮

向来不起眼的绿豆，突然狂涨，不是因为绿豆产地遭了灾，出产不足，仅仅是因为出了一个人，名叫张悟本，倡导食疗养生，具体说，就是绿豆养生。吃绿豆，喝绿豆汤，据说还有长茄子，就能把吃出来的病，都给吃没了。所以，大家疯狂地买绿豆，一个原本不稀罕的小杂粮，就上了天。

张悟本来头很大，据说有来头很硬的文凭，卫生部的专家，还有中医世家的来历。只是这种来头，往往经不起“人肉”，一搜，发现此公什么都不是，就是一平常人。但是，这个人很聪明，不像曾经被大作家捧出来的胡“名医”，治什么病都是芒硝，虎狼之药，身板不行的，吃了兴许就翘了，会惹出官司。人家张悟本，先说是食疗，但食疗居然也可以门诊，挂号的，已经排到了2012年，一个号，要2000元，比那些中医大专家身价还高。食疗的“药”也好，就是绿豆，吃多了也就是肚子胀，无论如何吃不死人。让人想起《红楼梦》里王道士的疗妒汤，甜甜的，好吃，反正吃不死。

当然，张悟本后面，有高人做推手。但奇怪的是，这样一个一点都不神秘的局，居然有这么多人陷进去出不来，硬是傻傻地给人家送钱。想起“文革”中的打鸡血，后来的红茶菌、甩手疗法，再后来的气功热，也就释然了。我们这个民族，就是喜欢起哄，喜欢信这些歪门邪道，如果这种玩意经过一个巧舌如簧的鼓吹者吹出来，再跟养生有点联系，想不热都难。

说起来，多少年国家都很重视科学。科学几乎成了最终的价值判断，如果说某事科学，就意味着一路顺风，绝对正确而且靠谱，反之，就是垃圾。但奇怪的是到今天，普通民众不仅没有具备起码的日常科学理性，连常识都没有。当年迷信胡名医的芒硝，还可以说是不大了解，现在一个绿豆就能治百病，居然也有人信。绿豆谁没吃过？夏天喝绿豆汤，不是常事吗？治什么病了？这都信，你说还能有什么忽悠，让人不信呢？

三人成虎的事，在中国很容易成气候，如果恰巧有那么点需要，比如养生，又赶上看病难，凡是跟去病健身有关的忽悠，就特别容易入耳。三下两下，就成一股风潮，人人如痴若狂。当然，这样的民众，对于某些谣言，也特别听得进去，一有风吹草动，大家就慌慌的。

这些年来，我们的教育失败，不仅孩子没有教好，成人的社会教育，也都冲着文凭去。科学常识，早就被丢在了十万八千里之外。大家不信科学，信邪说，越邪越信。而我们的专家，也总是被有关部门用来做托儿，在媒体上说一些根本不靠谱，甚至前后矛盾的说词。时间一长，没了信誉，害得真正的专家，也没人信了。结果，给各种各样的野心家和骗子空出了地方，让他们大展拳脚。“人傻，钱多”最招骗子，但其实信骗子的普通民众，没有多少钱。他们其实很可怜，往往仅有的一点积蓄，都被人骗得精光，但是，下次有事，还上当。一次当上下来，落得两手空空，病还是病。

显然，中国需要科学教育，需要理性教育，从清末民初开始，很多有志之士就通过各种途径，对民众进行科学、民主、理性的启蒙，这个工作，看来还需要继续做下去。

大学生传销与中国特色的“成功文化”

报载，南京有33所高校的834名大学生身陷传销，很多人甚至在案子破了之后，依然执迷不悟，居然要凑钱给传销头子请律师，好让他出来领着他们创业，真令人大跌眼镜。

按道理，大学生应该具有起码的法律意识和起码的理性判断，轻而易举地相信了传销头子的鬼话，被创业的神话俘虏，居然投身一个被无数案例证明是搭钱毁人的违法事业里，直到案件被破获，依旧不能醒来，实在令人啼笑皆非。在这里，我们大学教育要负责，而我们的社会文化，尤其是前阶段流行的成功文化，也与此有很大的关联。

我们知道，凡是传销，都要经过所谓培训。所谓的培训，实际上就是洗脑。此番大学生传销案的报道说，身陷传销的女大学生，经过培训，居然可以当众脱光衣服演讲，毫无羞涩。因为传销头子说了，要想成功，做人就要卑鄙无耻，而且坦然地做到卑鄙无耻。看过几张传销培训的光碟，那种集体的张扬叫嚣，疯魔的仪式，人盯人的“互相帮助”，总觉得在某些公开场合也见到过。哦，我总算想起来了，原来前一阶段那种成功学的讲座，也是这样的。想必大家记得，曾几何时，来自台湾、香港乃至西方国家的某些成功学大师，纷纷登陆，一份薄薄的讲义，卖到上千元，听一次大师的讲座，也要上千，如果参加大师主办一个短期培训班，那可了不得，不花上万元、乃至几万十几万，根本想都别想。

费用如此昂贵的培训，讲些什么呢？在形式上，跟传销几乎一模一样，叫嚣铺张，但讲的内容稍有不同，有一些西方管理学的术语，还随时会征引一些所谓国外管理学、成功学（有这样一个“学”吗？）的语录。但核心内容，就是中国古已有之的四个字：厚黑，权谋。说白了，就是用某些半土不洋的术语，把传销头子给上当者洗脑的心得和阴谋诡计，包装起来，绕着弯子说出来。所谓成功学的培训，就是通过集体喧嚣，大声叫喊，加上一对一的催逼，把人的羞耻心彻底打掉，据说，这样成功就指日可待了。

其实，引进的所谓成功学，所讲的那点玩意，中国在更早些时候已经流行多时。权谋者，有“孙子兵法”，有“三十六计”，洋的抄日本货，连漫画都现成的，土的可以翻祖宗的，只要加以改进，什么商战谋略、政战谋略外加泡妞谋略，据说连泡妞三十六计都写出来了，什么死缠烂打、没羞没臊、唾面自干全成篇目。厚黑学，据说起于民国的李宗吾，说是古今成大事的人，一要脸皮厚，二要心肠黑，现成的样板就是《三国演义》上的刘备和曹操。当初本是老先生的愤激之言，不想后世居然被人奉为圭臬，发扬成“学”。厚黑与权谋结合，变成厚黑权谋，黑到没有底。真要是实行起来，漫说人类的伦理道德，就是人之为人的起码底线，最可怜的羞耻感，孟子所谓的人之四端，也自然随之荡然无存。

我们的社会，不仅有这样的“成功文化”，而且有这种文化的成功实践。不惟商场上如此，官场上也如此，无耻，而且无耻到毫无顾忌、没有底线的人，却往往官运亨通，事业发达。他们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第一次也许是嘲讽，第二次就变成了艳羡，第三次，则变成了歌颂。受这种文化熏陶的大学生们，尤其是那些家境贫寒、急于成功摆脱困苦命运的大学生来说，传销的洗脑，无非是将平时耳濡目染的一些术语包装的“成功说教”，变成赤裸裸的口号而已，直截了当，震撼人心，因此而上当着迷，何怪之有？

他们为什么喜欢郭敬明？

有人说，文学已经死了，但作家却还在。只是，领风骚的人物，已经换了一代新人。最耀眼的两颗星，一个是韩寒，一个是郭敬明。虽然由于比较有公共心肠，媒体比较喜欢捧韩寒，但真正的胜利者似乎应该是郭敬明。他的新小说《小时代2.0》，一上市，就卖了120万册。全国第一销售量，让一向在韩寒的讥笑面前保持低调的郭敬明有了底气，开始回击韩寒，意思是说韩寒的书销量，根本不值一提。现在的作家，唯有他一个人可以突破他自己。

不错，尽管韩寒的名声好，媒体追捧的多，但如果论读者众多，还真就不及郭敬明。即使博客点击率，虽然韩寒多一点，但郭敬明也不差。可以说，当今年轻一代的阅读，是被郭敬明和他同路的新锐作家统治的，韩寒只是一个异数。

毋庸讳言，作为一个写字为生的人，我个人完全无法认同郭敬明流的作品。在我看来，郭敬明的文字固然有些怪，但整个作品空洞、乏味，甚至无聊，无非是一些纤巧的文字加上无病呻吟的故事和爱情。有位日语专业的80后青年告诉我，郭敬明的有些小说，构思像日本的漫画。作为这一流系的作家，似乎并不在乎这样的“借鉴”。可是，即使真的是抄袭，他的读者却并不在乎这一点，不管别人怎样说，他们就是喜欢郭敬明。要知道，粉丝是没有道德感的，只要粉上了，就不顾一切。

当然，必须承认，跟歌星影星不同，郭敬明不是靠自身的形象让人粉的。粉他的人，还就是真心喜欢他的作品，这也是郭敬明本人赖以自豪的。但是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凡是喜欢他的人，凡属古今中外的名著都不看的，也看不上眼，就只喜欢他一个。还有人的口味，比郭敬明流还低，连所谓的种马小说，也有大批的热爱者。

当然不可能全世界古今中外，只有一个郭敬明文字好，其他人都是垃圾。所以，事实只能相反，欣赏郭敬明的年轻人，实际上并不懂得什么文字是美的，什么作品是有内涵的，他们的欣赏已经被毒化了。谁毒化的呢？当然是我们的教育。

我们的教育有识字，有考试，但却没有欣赏。语文课本课文的选择，总也摆不脱意识形态的阴影，偶尔选上的好作品，也在课堂讲授中的中心思想、段落大意、句子解析这样的千刀万剐中，变成了剁碎放久了的肉馅，只有令人作呕的份了。民国时代赏心悦目的国文（即今天的语文课）课，在今天变成了学生的梦魇。而所有崇高的价值和理想都在政治化的操弄下，变成了令人生畏的高头讲章，让学生从心里往外反感。眼下，连爱国都要教育部组织起来统一去爱，给祖国拜年，程序都给设计好了，全国一致。有思想，有个性的孩子，从小学开始就不受欢迎，不是被驯化，就只能遭淘汰。多数的家长，为了让孩子在应试教育中赢得先机，都主动地配合学校和老师，扼杀孩子的兴趣，不许孩子看与考试无关的课外书，家长和学校合力把孩子往考试的独木桥上赶。现在的孩子，让他们掏心窝子讲，没有几个真心喜欢所学的课程，尤其不喜欢跟作文和阅读相关的课程。

说实在的，韩寒只是一个有个性而且聪明的年轻人，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国，韩寒这样的人应该有1000万，但是，却被我们的教育扼杀掉了9999999个。被扼杀的韩寒们，被驯化的韩寒们，如果碰上郭敬明这样的作品，完全跟课堂上一本正经的讲授相反，不崇高、不正经、无意义，还有点新奇、纤巧，怎么能不喜欢呢？无意义有什么关系？他们被灌输的意义，也实在太多了。

从前看过一幅漫画，一个画展，所有的画都是斜放的，看的人只好斜着看，出来之后，人依旧斜着，正不过来了。就像喜欢郭敬明的年轻人，再好的作品放在面前，都不会有感觉的，他们已经不知道什么叫美，什么叫思想，什么叫个性了。

失败教育和愤青养成

尽管写博客净挨愤青的骂，但是作为一个在学校里教书的孩子头，心里对愤青还是满同情的。道理很简单，因为我们的学校，甚至还包括幼儿园，无论哪一个层次，都是愤青的养成所，骂我的人，也许就是我教过的学生，作法自毙，有什么好抱怨的呢。

眼下讲成功、怎样成功的书最热销，书商起名叫励志书，各种正规和非正规的教育，稍微有点想法的，都说自己是成功教育，只是他们所谓的成功，就是学科考试狭窄的单行道。励志书能不能让人成功，我不知道，因为没功夫看，人活到50出头，还没有成功，估计看什么也白费，所以不耽误那个功夫。但是所谓的成功教育，在我看来，其实把它们大头冲下，倒过来，称之为失败教育，也许更合适。

从小学甚至从幼儿园开始，孩子们每天必去的地方，就成了战场，考试、排名次，成为激励学生上进的法宝。老师和家长反复对学生灌输，不，轰炸的一个道理，就是那个上两个世纪严复从达尔文的咬狗——赫胥黎老先生那里搬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落后就意味着挨打，落后就是失败者。一句老话，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虽然老师们不大好意思劝失败者干脆跳楼算了，省得浪费国家的粮食，但每次批评差生，也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于是，凡是成绩不好的学生，在背后都会被视为垃圾生，档次不够的学校，被视为垃圾学校，凡是被视为垃圾，自己也觉得没什么上进希望的学生，自己也自暴自弃，因此，凡是所谓垃圾学校，或者职业中学的学生，课堂纪律一般都一塌糊涂，老师糊弄，学生自己也糊弄。老师在课堂上挨揍，甚至被杀，都不算稀罕事，当然，碰到比较彪悍的老师，打学生，也是寻常事。

进化论式的竞争，是没有止境的，从幼儿园一直到博士研究生，竞争都在进行。每个层次有每个层次的失败者，而且每个层次，成功者都是少数，纵然是天资很好，也很会考试的学生，也没准会有马失前蹄的时候，最后爬到塔尖的所谓成功者，大概只有极个别的诸如什么“哈佛女孩某某某”，才配说自己成功了。于是，整个的教育过程，在金字塔的每个阶梯，都布满了失败者，绝大多数人都感到的是挫折，都很沮丧，更没有人会感到快乐。

毋庸置疑，这样的教育，就是失败的教育，或者说是制造失败者的教育，绝大多数人在这个非常艰苦、非常乏味的过程中，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只是遗憾和挫折感。这种感觉，往往会一直带到他进入社会，自然，这样的感觉，尤其是那些在教育的中小学阶段就倍感挫折的人，长成之后，想不变成愤青都难。

愤青的养成，除了我们这些无师自通坚信进化论的老师和家长的努力之外，还有我们整个教育体系的冷漠，教育过程缺乏爱意，惩诫和漠然每每如冬天般的严酷，刺伤着每个受教育者的心灵。这样的心灵，如果在进入社会之后，再被无所不在的权力傲慢凌辱一番，受点挫折，那么，愤青就会愤得厉害、青得更厉害，过了多少年，都长不大。

学校是培养人的，培养人格健全、能自食其力的人，并不是成名成家者的摇篮，如果“让孩子都成为精英”的理想，变成了切实的教育目标，学校无疑只能制造大批失败者。任何社会，精英都是少数，而没有进入那少数精英行列的人，不见得就非得心怀郁闷地活着，一个扫大街的清洁工，不见得看见教授就非得自惭形秽，进哈佛商学院的人，不见得就比学厨子更得意，只要学的人自己乐意，感觉良好。学校不能在培养少数精英的同时，大批量地向社会吐出心怀怨忿的失败者，这样的学校，这样的教育，从本质上就是一种失败教育。

四个职高辍学生的暴虐

听到四个未成年人虐杀妇女的消息，本来已经相当麻木的我，还是感到了震惊。他们跟受害人无冤无仇，甚至不相识，仅仅是为了好玩。

我了解到，这四个未成年人，都是从职业高中辍学的，不乐意上班工作，成天在大街和网吧里游荡。

现在我们义务教育后的中学教育体系，实际上分成三个等级。第一等级是重点中学，进到那里的学生，是比较有希望的上大学、上好大学的，那些重中之重的名校学生，不仅是上大学，而且要上名牌大学，甚至直接得到奖学金出国，被欧美国家不错的大学录取。但是能上这些中学的，不是分考得高，就是家里有钱，有路子；第二等是普通中学，这里的学生除了极个别的尖子之外，一般只能上一般的大学，甚至选择大专，有一部分学生注定要被淘汰。这里的学生，不仅自己是竞争失败者，也意味着家长也是社会竞争中的落伍之辈；第三等级就是职业高中，这类学校，属于培养面对社会的技术人才的，但是，在大学生就业尚且不好的情况下，除了极个别的学校外，多数状况不佳，被认为是差生积聚地，学生毕业后的前景黯淡，学生自暴自弃。这四个孩子辍学了，其实没辍学的孩子，境况也未必能好多少，前阶段那个在课堂上辱师事件，就是这类学校里发生的。

任何国家的教育都存在事实上的等级，即使在美国，私立中学和公立中学之间，也存在着差异，上了大学之后，等级差距就更大，社区学院和顶尖的哈佛、耶鲁，差距也不可以以道里计。教育结构的差距，是竞争的产物，从本质上说，有利于社会的进步，但是，这种差距，并不意味着在竞争中落后、处于等级底端的教育，就必定是失败者的教育，并不意味着进入这个层次，就丧失了人的基本尊严和荣誉感。美国社区学院里的学生，一样会感觉自己很优秀，很独特。

然而，现在我们实际实行的教育理念，却是这样的：从小学开始，学校和教师，就不断地灌输“上进”意识，糟糕的是这种所谓的“上进”，是通过不断地贬斥低端的教育层次实现的，职业高中和它们的学生，无可避免地要成为小学和初中阶段的反面教材，老师会通过公开地训诫和对尖子生的优待，告诉学生，只要在竞争中落了下风，那么就意味着变成了垃圾，被社会所唾弃。

而不幸的是，我们的家长们，也在有意无意地迎合这一观念，不断加以强化，尤其是那些比较有知识的家长，更是如此。媒体则通过对高考的渲染，对高考状元的鼓吹，放大这种“竞争意识”的社会效应，以至于成为一种社会思潮。

在这种情景下，连进入一般中学的学生，都会觉得自己是失败者，更何况职高学生！我们的职业高中，除了极个别的之外，多是出产自暴自弃的大本营，那里的教师，对自己的学生没有信心，教书，不过是为了混一碗饭；那里的学生，没有自信，没有自尊，没有荣誉感，有些甚至没有了起码的人类同情心，起码的道德底线。如果再受到一些网络暴力色情游戏的影响（应该说，这种东西的影响，也是相当大的，甚至有点像毒品，中毒上瘾），那么能做出什么事情来，真的无法预料。这四个辍学的未成年人，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这种教育体制的极端性成果，他们害人，自己也是受害者。

教育的本质，是激发人的潜能，是将未成年人，培养成一个具有正常思维、正常道德和基本技能的人的过程。这里最关键的，是要养成人的基本尊严，竞争的失败不意味着尊严的丧失，智商低不意味着道德水准低，接受低端教育，一样可以有自己的成就，有自己的尊严，有自己的满足，世界这么大，不是只有精英，才可以有资本骄傲自豪，普通人也一样可以有自己足以自豪的东西。

我们的教育体系很奇怪，一方面，宣布大学已经跟美国一样，从精英教育变成了普通教育，但是另一方面，却每日每时在各个层次强化精英意识，一种戕害普通人的精英意识，只承认少数的竞争胜利者，鄙夷多数的平常人，甚至在教育过程中，剥夺了他们起码的自尊。当年，鲁迅喊救救孩子，那是要从旧伦理旧道德中拯救孩子，而我们今天，面对这样无故虐杀妇女的未成年人，依然要喊救救孩子，但是，我们要从哪里把孩子救出来呢？能救出来吗？

现在大学有病，病得不轻，病入膏育，癌细胞严重扩散。

其病，不仅仅是行政化，还是行政主导的垄断公司化，这才是真正可怕之处。现在的大学，不，全国的学校，其实只有一所，那就是教育部大学，所有的学校，无论大小，都是分部、支部、支支部。连中小学的课程设置，教什么，课间操跳什么舞，跑步跑多少米，教育部都要管。大学的毕业证由教育部统一发，研究生录取分数线，教育部定，哪个学校该上博士点，依然教育部说了算。大学有行政级别，副部级和局级，凡是副部级的大学，校长都是空降部队，闭门家中坐，校长天上来。农村里村民至少还可以选村长，大学教授对于谁来当校长，连问都没有问起——教授算老几？连系主任你都没资格选。

他们为什么向弱小的孩子行凶

自从福建南平校园血案之后，一连串针对孩子的血案在江苏、广西、汉中发生，甚至首善之区的北京，警方也宣称阻止了7起类似的案件。这些校园（包括幼儿园）血案，多为社会泄愤性质的案件。凶嫌显然多为抱着必死的决心来实施犯罪的，通过公开杀害幼童报复社会。毋庸置疑，南平事件起了某种示范作用，唤起了某些凶徒的行凶意念。连串发生对孩子下手的公开性示威性的凶案，史上罕见，令人震惊且百思不得其解。

福建地方出于迅速抚平事端的考虑，很快将南平事件的凶犯郑民生绳之于法，我们因此失去了仔细研究案件的机会，面对接下来发生的凶案，其原因到底为何，大体上只能推测。

当然，无可否认，现在社会上的确存在着无所不在的戾气，各种社会矛盾尖锐，官民矛盾、贫富差距以及各种社会纠纷——经济纠纷、校园纠纷和医患纠纷等等纷至沓来，而且越来越激化。这些矛盾和纠纷，往往缺乏一个合适的出口。司法失效现象，愈发严重，找行政机关解决，又受阻于截访，传统社会原来有的社会调解机制，现在也基本丧失。问题无从解决，纠纷无从调解，在这种情况下，戾气只会愈积愈浓烈，一有机会，就爆发出来。

另一方面，我们的社会，也缺乏一种能抚平人们不平之气的文化。现行的意识形态导向的文化，实际上已经失效。儒家文化近来虽经倡导，但并未深入底层社会。而底层社会原有的宗教信仰，也呈零落之态，从前对人们行为有规劝作用的积德行善、因果报应、地狱恐惧等观念，也不复存在。这种状况，往往会使得那些原本性格暴虐之辈，在丧失底线趋于极端之际，缺少一个刹车的机制。

但是，即便如此也难以解释，以往的类似事件当事人报复泄愤的对象指向成人、指向强力机关，这些人为什么要选择无辜的孩子下手？换言之，他们为何不学杨佳，非要学郑民生？保护幼小，是生物的本能，这些人的行为，不仅突破了人类的底线，而且禽兽不如。他们怎么会走到这一步呢？

其实，道理也很简单，处于底层的人们，在受到权力和强力侵害的时候，是很容易被侵害行为及其背后的观念所毒害的，他们遭侵害而生起的报复心思，往往会更加怨毒，如果没有化解的途径，久而久之，他们自己就变成了既是受害者也是中毒人。由于他们非常弱势，报复强力者往往没那个本事，即使自己不打算活了，想干出一番“轰动”的事来，引起社会的注意，就想到选择更弱的孩子下手。

所以，要想根本遏制这类案件的发生，加强校园、幼儿园的保护无疑是必要的。但是，仅仅加强防堵，是远远不够的。况且，防堵所需要的成本，随着形势的严峻，会越来越大，大到一定程度，总不能满世界都是武警和警察。当前首要的任务，是要让司法能够起到应有的作用，当然，做到这一点，前提就是司法要独立。一个不独立的司法，听命于党政机关的司法，就是一个无效的司法。无效的司法带来的社会问题，是人们对于法律解决的绝望。

河南商丘赵作海无端被屈打成招，当成杀人凶犯入狱，在监狱里11年，居然根本不想上诉，可见这种绝望之深。当这种绝望开始弥漫之际，完全无视底线的泄愤报复拼命事件也就一个一个地来了。

长生不老的羽翼

报纸上说，放暑假了，家里有小学生的家长很烦愁，说是孩子小，没人管，放在家里不放心，在网上求助孩子托管。报纸上还说，孩子考上了北大，有家长要在学校周围租房陪读。

这样的事，其实不用看报，我们每个人的周围就有。

这个世界变化真快，记得我们上小学的时候，无论寒假暑假，家长从来不担心我们干嘛去，如果有哪个家长如此这般操心一回，估计得被大人外加孩子们笑死。小时候上学绝对没人送，再远，也得自己想法自己去。可是现在，家长送孩子上学，已经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几乎没有见过家长送到学校的，都是自己托运行李自己上车来的，好像没听说过谁丢了。可是现在每逢新生入学，不仅父母亲会来，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外加七姑八姨都要来，弄得学校周围的旅店个个爆满，有的家长还得睡学校的操场。当然，我们那时候更没听说过有哪个家长会来陪读，如果真有哪个家长动了这个念头，估计大家肯定会认为他疯了。

我承认，现在的风气有点不好，治安有点不良，骗子多了，犯罪的多了。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我们的孩子，也娇嫩得太多。孩子的精神哺乳期被人为地拖得很长很长，即使孩子想断奶，但大人反而不许。我们的家长恨不得变成长着翅膀的长生不老的老母鸡，永远可以把孩子拢在自己的羽翼之下。

想必，我们这个年龄的家长，都看过日本电影《狐狸的故事》，知道作为动物，是怎样设法使自己的孩子独立生活的。作为动物的本能，小动物初长成时，不肯分别的是这些小东西，作母亲的，反而要下狠心，逼它们离开。人也一样，断奶的时候，哭着喊着闹的，是孩子，母亲反而要狠心弃之不顾。显然，这是一种有利于幼子成长发育并且独立生活的本能。

人是万物之灵，可以把这种本能，总结上升为教育学的教程，也可以无视这种本能，随着自己的性子，放纵自己的所谓爱心，跟孩子死缠到底，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上怕摔了，依他们的心情，恨不得自家的孩子就此变成贾宝玉脖子上那块玉，时时刻刻都跟自己不分离。包办孩子成长道路上的所有事务，解决孩子碰上的所有困难。

为人之父，我能理解在一对夫妻一个孩的大环境下，我们的父爱母爱在喷涌出来的时候，有多么的汹涌而且持久。但我不知道我们的家长想过没有，这样可怕的爱，施加在孩子身上，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也许，对于好孩子来说，这样过于洋溢的爱，是一种负担，他们在心里会觉得，这辈子无论如何也报答不了父母给自己的爱。对于不怎么好的孩子，也许就是一种毒害，让他们误以为躺在父母的怀抱里，凡事指使父母，是天经地义的公理。

最严峻的问题，其实是《狐狸的故事》里那个老狐狸提出来的，按生物学规律，做父母的，正常应该死在子女的前面，子女无论情愿与否，早晚得要自己独立生活。做父母的如此死缠着子女，为他们包办一切，无论孩子贤与不肖，一概窒息其自立能力，让他们在精神上久久不能断奶，“一旦山陵崩塌”，父母珍爱的宝贝靠谁去呢？到那时，依赖养成，意志已衰，而且年岁已大，四顾茫然，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当初的爱，现在变成了害。

生活要有理性，为人父母尤其要有理性。很多父母在寻求教育孩子的良方，其实这个良方，就在你自己的身上，你的本能就闪烁着理性的光芒，只是这种光芒，已经被我们自身的毛病给遮避得太久了。

让孩子做点事

眼下，从事教育，是个挨骂的行业。当然，学生没教好，学校当然要负责任，有关部门第一个要挨板子，其次就是老师。不过，以我这个老师看来，家长的屁股也不能放过。

我上课一直要求让学生给我倒茶，算是他们敬师的一点小小的表示。几十年都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最近却惹出来一点故事。一次，茶端上来了，我一看，茶叶居然放在了保温杯上面的网罩上面，也就是说，茶叶跟水是分开的。第二次，换了一个班级，换了一个同学来做这个事。茶端上来之后，我发现茶杯里一丝茶叶也没有，但我的茶叶罐给灌满了水。说明一下，这种轶事，都是大三的本科学生的杰作。

现在我们的家长，对于孩子的教育，抓得很紧。但对他们来说，教育似乎只有功课一件事。只要孩子功课好，成绩上去了，万事皆休。开明一点的，还能允许孩子看点课外书，让孩子跟同学玩玩。严格的，则恨不得把孩子变成学习的机器。当然，很多家长也特别热衷把自家的孩子打造成“贵族”，学琴，学画，学围棋，学奥数，反正一点不让孩子闲着，有空就赶着学，不惜血本。

正如给孩子一些玩的时间是必要的一样，让孩子做点事，做点家务，料理自己的事，也是必要的。我们在批评学校是把学生当机器来培养，但我们的家长，其实也是在把自己的孩子当成了机器人，只知道花钱买软件往里输入程序，让他们变成神通广大的奥特曼。

不消说，孩子都是人，我们必须当人来培养，当人来尊重。孩子的培养，责任心的养成是相当关键的。现在的就业市场，广投简历而不中的大学生们，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用人单位痛感他们没有责任心。知识的多寡，能力的大小，都可以通过岗位培训弥补，但责任心的缺失，却是一个根深蒂固的痼疾，一时半会儿很难医治。责任心的缺失，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家长根本不让孩子做事。什么事都不让做，什么选择也不用做，连考大学、报学校、选择专业，都是家长包下来的，孩子只有听命的份。至于那些业余学习，更是家长的绝对意志，很少有人会问孩子是否乐意。

试想，如果一个孩子在成长过程中，连穿什么衣服、什么袜子、洗不洗澡、跟谁玩、选择什么业余爱好，所有关于自己的事情，都自己做不了主，什么也不用做，一切都由家长做好了，饭来张口，衣来伸手，那么，他们就丧失了所有选择的机会，也就不会辨别、不会选择了。一不知道什么人值得交往，二不知道事物的分别，三不知道如何做一些日常事物，二十岁的人了，连倒茶这种事都不会做。这样，责任心也就无从确立了，因为他们从来无需负责。这样的孩子，如果听话，学习还不错，还可以考进大学，如果不听话，就只能在家啃老了。当然，我们从小学到中学的教育，标准答案式的教育模式，也强化了学生只知道接受既成结论、不会质疑、不会思考的倾向。其核心的弊病，说白了，也是不知道如何选择和辨别。

当然，即使进了大学，这个倾向也难以扭转。大学也不鼓励学生做事，不教他们如何做事。劳动课基本上没有了，因为怕出事。军训也大幅度缩短，也是怕出事。从前每年的植树造林，现在也不做了，据说也是怕出事。实习也没有了，放羊回家，让家长造一个假的证明拿回来，就算实习过了。总之，独生子女的一代，在学校期间出点事，学校承受不起，所以，什么都不让学生做了。学生在家里时，是放在保温瓶里的，现在还继续放在保温瓶里。

就这样，大学新生，都是家长和亲友团送来的，万一走失，已经成年的学生，是会像三岁孩子那样痛哭流涕的。上了大学，固然有些学生随着年龄的长大，聪明了一点，会自己做点事，成熟几分。但相当多的人，上了四年大学，还是中学生模样，连衣服都是定期寄回家洗的。好些老板告诉我，用了现在的大学生，让他去买个东西，不是买不到，就是买到之后不打车回不到公司，不派人去接，人家就在那里哭。

是啊，保温瓶里养到最后，还是得出来。出来之后，面对这个复杂而纷乱的世界，这些稚嫩到极致的花朵，该怎样开放呢？任何一个家长，都陪不了他们一辈子，可是，在培养过程中，谁想过这个？

过分的爱

这年头，北大和清华招事儿。刚刚云南考上清华的考生包机来京报到引起网上一片议论，又来了一张送孩子到清华上学的学生家长露宿清华操场的照片，引发了更多的议论。那些包机报到的清华学子们，身边一定有家长陪着，只是能包得起飞机的家长，自有星级宾馆住就是。其实，这种事情，跟清华没有多少关系，北京的哪个高校，只要在外地招生，报到之日，就会有这种事情发生——新生由家长陪伴前来报到。就目前而言，仅由父母一方陪伴的已经是少数，一般都是父母双至，甚至爷爷奶奶、七姑八姨组成一个“亲友团”，一同前来，报到时，鞍前马后，替新生办理打点一切。有的家长送来之后往往意犹未尽，干脆辞掉工作，在学校附近租房子住下来，长期陪读。必须说明的是，我们这些家长的爱心行动，跟家境的贫富没有关系，他们有钱要陪，没钱露宿操场、打工挣钱也要陪。

没错，这些家长们的确很感人，他们的行为，让“可怜天下父母心”这几个字，有了最生动的注脚。不过，作为一个教师，我想到的是事情的另一面：为什么父母非要送新生来报到？难道我们这些已经成年的年轻人，真的连上学报到这点事，都要由家长来包办吗？在我的记忆中，家长护送甚至陪读这种事情，在恢复高考之初几乎是没有的，在20世纪80年代也相当少见，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这种事情就越来越多，显然，我们的孩子越来越娇嫩，家长也越来越不放心了。

可以理解，现在上大学的孩子，绝大多数是独生子女，面对一个独苗，家长多少都有点心理不正常，生怕一不小心折了，老本都没了，所以孩子无论长到多大，都有点像是老母鸡翅膀下生着茸毛的小鸡，恨不得总拿翅膀罩着，稍一离开视线，就慌得不行。也正因为只有一个，所以，个个家长都望子成龙，眼下城里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班”能够生意兴隆，我们的孩子们之所以如此辛苦、连个星期天都过不成，很大程度上跟家长们的望子成龙心态有关。为了让孩子成龙，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别的事情就都别干了，一门心思学习，逮什么学什么，人家孩子学什么咱们学什么，家务活自不消说，沾都不用沾，有的家长连孩子跟他们的同龄人交往游戏也加以限制，更谈不上正确地教孩子为人处世了。害得我们很多孩子从钢琴到书法什么都会，就是不懂得起码的做人的道理。

一边是望子成龙的强烈渴望，一边是老母鸡护小鸡似的行为，如此，能培养出“龙”来吗？否。很多孩子在这种特别的呵护和催逼下，在中学阶段就已经“自废武功”，连大学都上不了，早早地变成“啃老”一族，日复一日地伤着钟爱他们的父母的心。那些有幸学了一点音乐美术，而且能够考上大学的孩子，前景似乎也并不那么好。眼见得，大学生一届比一届自理能力差，宿舍里的值日扫地这样的小事情，居然成为大问题，学生的做事能力也日见其弱，一点小事都做不了，自己还无所谓。有心理问题的学生越来越多，许多人根本无法与人沟通，终日把自己封闭起来，泡在网上，没黑没夜地打游戏。很多学生入学之后，根本不考虑自己的前途和学业，甚至把所有的课全部逃掉，不及格甚至开除，对他们来说都无所谓，因为他们的大学，本来就是给家长上的。更为可怕的是，凡是这样的学生，老师无论用什么办法都劝不了，软的不理，硬的不吃，开除就开除，回家就回家。即使是某些学习比较好的学生，心理素质之脆弱，也相当惊人，受一点挫折，就如同山崩海啸，为此而自杀的，也时有所闻。

其实，我们的家长平心静气地想一想就能明白，恰是由于我们只有一个孩子，反而更要把他培养成人，不能有大出息，至少让他们能自立，否则则意味着自己和家庭的整个的失败。我们的家长都想着要自己家孩子出息，也都知道今后的社会是个竞争的社会，但很少有人知道，要想要孩子在竞争中立足，关键是要培养他们自立的素质和精神，这种精神养成得越早，今后孩子的竞争能力就越强。那些在家长陪同和护卫下学的技艺，除了个别天赋奇佳者外，反倒没有多大用处。而家长的过度呵护，包括千里护送新生报到、长期陪读，恰是害了孩子，而且害得很严重。即便是那些学习不错、比较懂事、学业也有成就的孩子，面对家长的如此“厚爱”，私下说起来，也无不感到有很大的压力，生怕自己有一点闪失，有一点过错，辜负了家长。

没有父母不心疼孩子，也没有父母不希望孩子成才，但是，我们的父母这种过分的爱，已经成为孩子的负担、孩子的毒药。在此，我倒想说一句，可怜天下孩子！

载不动这许多爱的大学生

一个大学新生报到，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加上七姑八舅七个人送到学校，行李满满十个大箱子。看来，这个庞大的亲友团加上十个大箱子，不仅会造成学校周边旅店的紧张，而且还促进周边的租房业务。学校的宿舍，无论如何是装不下这些行李的。

这种状况，已经持续了很多年了，愈演愈烈。1996年我第一次做新生班主任，一个班40多人，居然不劳家长送的学生，只有一位。现在，恐怕一千个学生里，连一个这样的白乌鸦也找不到了。有钱的家长送，没钱的家长也送。来到学校，住不起旅馆，就睡在学校的操场上。而且一送，就是一个亲友团，能来的都来。到了学校，拉住班主任或者学校管学生的干部，交待了再交待。过分的还直接塞钱，生怕自家的宝贝在学校受了委屈。

按现在的学制，上大学的人，大多数都是满18岁的成年人了。然而，这些成年人，却像幼儿园孩子一样被大人对待。对于他们的家长来说，让自己18岁的孩子自己坐火车或者飞机去学校报道，简直是件令人恐怖的事情，光担心，就能让自己担心死。有的家长更过分，孩子上了大学，自己工作也不做了，辞职来到学校所在城市，租个房子蹲守在大学旁边，给孩子当保姆加保镖。

任何一种高级一点的动物，都知道到时候把自己成年的孩子赶出去，让它们适应环境，自己学会生存的本领。可是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确切地说是我们中国的父母，却忘记了这个本能。他们似乎不知道这样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无论自己多么心疼自己的孩子，早晚得让他们单飞，独立应付这个世界。因为绝大多数父母都不可能陪子女一辈子。记得改革开放之初，引进日本电影《狐狸的故事》，曾经引发中国人好一阵的感慨。其实，多数家长是明白这个道理的。但是，独生子女的现状，让我们的家长昏了头，像老母鸡一样，总是想把自己的子女拢在自己的翅膀下面，能拢多长时间，就拢多长时间。

显然，这样的父母之爱，是一种溺爱和滥爱，是对自己孩子的严重不负责任。负载着这样沉重之爱的大学生，能够正常发育生长吗？漫说会养成娇生惯养的习惯，就是心理也不会正常。在这种爱浸泡下长起来的孩子，经不得事，一点小事都要哭哭啼啼找家长，一点挫折都会让他们想不开。他们也不会做选择，做决断，什么事都得家长给他们拿主意。如果家长一时找不到，就全靠老师，或者同学。实际上，这些年来，我们痛诋80后、90后两代人的种种毛病，其实，这些毛病，多半来自他们的家长，来自家长无微不至的关爱。虽然说，这样一些延迟了长大时间的孩子们，今后未必一无所成，但他们成长的过程，势必因为前阶段的家长溺爱，而多受很多苦。

爱之足以害之。古人的古训，未必家长们都不知道。但是，他们该溺爱还是溺爱，生怕离开自己半步，已经成年的孩子就会掉到井里。从根本上讲，我们的家长这种爱，是对成年子女一种最大的不尊重，不放心他们的能力，不尊重他们的选择，甚至不给他们选择的机会。很明显，在中国的文化里，这样的尊重，没有传统。有的倒是家长对子女的无原则干预，这样的传统，加上独生子女这种状况的刺激，我们的大学生，命里注定，要躺在父母怀里的时间要长得多。如果因此而废掉，那也没办法。

九、相关往事

废科举：百年之痒与百年之羞

百年前，存在了1400年的科举制度，经当时的重臣张之洞、袁世凯、岑春煊、端方等人一撺掇，几年前一手埋葬了戊戌变法、被人视为顽固派首领的西太后下了一纸诏书，就这么完了。

顺手翻了一下当时也算是小名人、而且对时政颇为热心的郑孝胥的日记，1905年这年，关于废科举，居然一字未提。戊戌变法时废八股引起的轩然大波，此时已经消失在了爪哇国里，知识界看起来已经安然接受这个在我们看来几乎是翻天覆地的改变。

这个被美籍华人、著名学者许倬云称之为中国文化三原色之一的科举制，居然完结得这么无声无息、波澜不惊，不仅令今天的我们不解，而且让当时有点了解中国的外国人看了，惊奇之余，未免有点盲目乐观，《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居然由此推理说：既然“中国能够不激起任何骚动便废除了建立那么久的科举制度，中国就能实现无论多么激烈的改革”。（《清末民初政情内幕》）

莫理循没有明白，废科举这项看起来最具现代性的制度变革，虽然似乎表现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的热忱，其实背后却有古已有之的老套路在起作用。如果没有这种老套路，科举即使不可避免地会被废除，也断不会如此迅速，更不会如此的朝野一致。

古代的中国人在政治上有个习惯，只要国家出了问题，无论这个问题是出在经济上，还是军事上、制度上，甚至干脆就是皇帝自己家里有了麻烦，大家在找原因的时候，板子往往都打士的头上，打在士风或者学风上，而最终又都反映在选举（官吏选拔）上，自从秦汉创制以来，这种局面就形成了。选举制度的几次重大改革，比如从察举到九品中正，从九品中正到科举考试，以及中间小的变革，如察举从四科到唯经义是举，科举考试内容从诗赋变八股的标准化演进等等，无一不是这种找原因然后大批判的结果。大抵自秦汉以来，皇帝必须依赖金字塔式的官僚体系管理帝国，大小官吏等于是皇帝开工资的雇员，形成了实际上的“半公司”架构，无论是追求效率还是讲求稳定，都只能落在官吏身上，官吏的素质和能力，成为后来我们所谓的“人治”的重中之重，这样一来，选举就成了王朝政治的“纲”，每次出了问题，大家就指望“纲举目张”，一抓就灵。

晚清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在应变方面的成绩不佳，选举制度自然难逃板子，自明末以来对八股制艺的批判声，随着中国跟西方打交道中的一连串败绩，越来越高。当然，一般说来，这种批判的内容大抵是老生常谈，无非是说科举考试将人们束缚在八股制艺的牢笼之中，不能很好地选拔人才，以至于中国事事不如人，本质上跟明末士人类似的呼声没有多少区别。不过，跟以往不同的是，此时的批判，随着人们对西方的了解日益深入，很快手上就有了批判的参照——西方的学校制度。西方的节节胜利，使得这种参照更加光彩照人，很具有说服力。事实上，正是义和团运动这种归向传统的抗争的彻底失败，不仅导致原本戊戌以来对变革的反对声销声匿迹，而且引发了改革的紧迫感，才使得废科举如此顺利。这里，人们不仅听到了“破”的呼声，而且看到了“立”的榜样，目标当然是向西方学习。这意味着，在中国历史上，选举制度的变革，第一次有了来自别种文化的资源，而且是特别有诱惑力的资源。

然而，我们的先进知识分子所引进的西方参照，在事实上跟科举制度并不对应，至少不完全对应。严格来讲，我们的科举主要是一种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制度，属于选官制度，虽然随着科举的推行，学校制度（官学）日益和科举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成为科举制度事实上的附庸，在明清两朝，甚至官学的入学考试，被人们看成科举的第一个台阶——进学成为生员（秀才）。但科举毕竟不等于学校制度，因为它事实上什么都不教。不过，由于科举创制的时候，引述古义（周礼所谓的学校制度）所造成的先天误会，以及国人天生不善分类的思维方式，因此，那个时候的人们，即使是最西化的先进分子，根本意识不到自己在分类学上这种看起来不起眼的失误，从一开始就拿西方的学校制度来类比科举，一直比到科举废除还意犹未尽。

其实，尽管清朝官学是跟科举捆绑在一起的，但恰是因为这种捆绑，反而使得官学逐渐退化，到了晚清时节，官学实际上已经成了一段可有可无的阑尾。虽说各个府、州、县都有学校，房屋设备齐全，但这种学校基本上是不开课的，逐渐甚至连起码的考试也成了形式。进学的实际意义，除了获得参加进一步考试的资格外，主要是为了拥有一种初等缙绅的身份，可以有某种官方赋予的特权，并得到民间的尊重，跟学校学习几乎没有任何关系。人们真正学东西的所在，其实是私学（各种名目的私塾），真正的老师，也是私学的教书先生（尽管，在那个时代，人们一般对自己真正的授业老师并不重视，而却将那些在考试中录取自己的所谓的房师和座师当成老师。这是一种人际关系的扭曲，目的无非是结成官场上的人脉）。所以，实际上，西方学校制度的对应物应该是中国的私学体系，而不是科举制度。晚清新政时大家众口一词的“废科举，兴学堂”，按理应是“废私塾，兴学堂”才是。虽然，废科举后，私塾也走向式微，但那是废除科举的副作用导致的。

古代中国被人称为“选举社会”，选拔官员的制度在社会中的重要性可想而知。事实上，无论是早先的察举，还是后来的科举，都既是社会精英上升的阶梯，也是政府联系士人的桥梁，更是使社会围绕着政府旋转的磁石。科举的金字塔的最顶层是进士，其次是举人，再其次是秀才，秀才之外，还有人数众多的童生。从进士到童生，台阶虽然只有四层，可上层和下层，人数比例可达到了一比十几、数十万。科举制度就是这样牢牢地将社会上绝大多数精英和预备精英，都固定在了政府的轨道上，用《儒林外史》里马二先生的话来说，孔夫子到了今日，也一样要赶考。自元朝以来，官方将朱熹编定的《四书》定为考试范围，将朱熹的注释作为标准答案，无非是将原来科举所有的制度上的政府与士人的联系，加上一道忠诚的锁链而已。

科举制度在古代社会的作用，还体现在这个制度对日常生活的塑造上。定期的科举考试不仅滋生和激活了古代的印刷出版业，产生了一批居住在城市里，专门编制、评点“考试复习资料”为生的读书人，也刺激了乡村的私学的发展，为读书人提供了一个比较宽口径的谋生饭碗，使得中国的古代社会有了惊人的识字率。更重要的是，这个制度塑造了大批的读书人“应考——谋生”的生活模式，即所谓“耕——读”的模式（许多乡村的读书人，都是一边教书，一边复习准备考试，一边种地）。这种模式不仅给了读书人还算体面的生活，而且为乡村礼俗生活提供了“礼教”的资源，维持了乡村世界的秩序。很多人之所以生命不息、考试不止，不仅仅出于他们对仕途的迷恋，而且还是因为他们其实没有办法摆脱这种生活模式。

在科举废除的时候，虽然来自西方的“大门口的陌生人”已经进得门来几十年，在政治上，业已成功地将中国拉进了西方的世界体系，但在社会生活上，除了少数的沿海口岸城市外，这些外来者却并没有给中国带来更为深刻的变化。换言之，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读书人，尽管已经进入20世纪，依然还是按着古老步调，演着生老病死、吃喝拉撒的“旧戏”。那些沿海城市，虽然也逐渐有了记者、律师、银行职员之类的现代职业，但由于过于稀缺，一时也难以满足新式教育的学堂毕业生、以及留学生们的需要。在科举废除前，虽然学校教育大有起色，各色学堂办了不少，但新教育的出口，多半也要指望政府的洋务部门。而西方教会办的新式学校，毕业生如果不设法留洋的话，只有留在教会内部消化。事实上，直到科举废除，在学堂里读书的人们，多半是脚踩两只船，一边学着声光化电和ABCD，一边复习着八股文，背诵子曰诗云，随时准备参加科举考试，当年进了江南水师学堂的鲁迅兄弟的例子就很典型。周作人后来回忆，在科举废除前夕，在学堂读书的他，仍然受家里人的催促，要他回去参加秀才考试，“当时家里的人，大概还觉得当水手不及做秀才的正路，或者由于本家文童的力劝，也未可知；而同时在学堂本身也存在有着这样的空气，这是很奇妙的，虽然是办着学堂，实际却还是提倡科举，即如我们同班丁东生告假去应院试（秀才考试的最后一关——笔者注），进了秀才，总办还特别挂虎头牌，褒奖他一番呢。”（《知堂回想录》）不管社会舆论对科举的态度如何，在周氏昆仲和其他类似处境的读书人来说，脚踏两只船，无非是多一条发达晋升的途径而已。

其实，废科举并非没有反弹，也不是没有引发不满情绪。科举之废，对于身处风气已开的江南地区的周氏昆仲来说，可能只是在科举的那条船上收回了脚而已，但对于像蒋廷黻这种地处偏僻的湖南邵阳乡下的读书人来说，事情就要麻烦得多，由此带来的苦恼也多得多，他们的家长不得不为此烦恼，而且付出更多的金钱，以便把他送到省城里上学堂。还有很多人，连学堂都进不了，只好投奔新军，做当时很为人所看不起的“粮子”（过去对士兵的称呼）。显然，他们这些人在改革过程中，是没有声音的，至少，他们的声音没有那些上层的读书人那么大，由于没有那些救国求新的大道理，他们即使发了声，也没有人听，自己的底气就不足。他们的境遇甚至可能还不如一些农民。我们知道，在清末新政期间，很多地方都出现了“烧先生”“打学堂”的农民风潮，农民借这种看似非常落后愚昧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兴办学堂的不满。这种风潮被记录下来，总算留下一点民间有关废科举的声音。

对于已经成年的人来说，生活模式和生活轨道的改变，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即使改变后有出路都是如此，更何况无出路。国外史学界已经证实了由废科举导致的士人与朝廷的传统联系的中断，跟辛亥革命之间的关系。其实，给士人带来更大惶恐和不安的是生活状态的改变和混乱。这种惶恐和不安，可能才是最后压倒清朝政府骡子脊梁的一根稻草。我们都承认，新军是革命的主力，但武昌的新军士兵到底有多少是真的明白了革命的道理才造反的？有多少是由于生活的不满而发泄愤怒？抑或两者兼二有之，各种的比例各占多少，现在我们是无法弄清了。据当时还算个领袖人物的仇鳌讲，其实那时候就连他满脑子想的也不过是排满，对于民主共和并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应该说至少有一部分人，其实不过是借着更西化、更具现代性的口号主张，发泄了他们原本对现代性意义上改革的不满。

民国建立之后，人们逐渐明白了，考试取官，作为制度形式而言，至少在那个时代，谈不上腐朽落后，当时的西方国家大多处于政党分肥的文官制度状态，现代西方的文官考试制度，是后来才建立的，而且据说是受了中国古代科举考试的启发。事实上，后来的民国政府，考试作为一权独立出来，表明国人已经注意到了这个传统资源的重要性，而且，学校不再和选官考试捆绑在一起。应该说，民国的教育，比较成功地将教育和选官分离开了。到此，按道理说，意识到这一点之后，蒙在科举头面上的百年之羞理应去掉了吧？可是，没有，科举还是没有真的从当年的恶运中走出来，每每谈及现实的教育问题，科举还是挨骂，至少作为一个坏背景在挨骂。而且，在计划体制下，科举居然以一种非常特殊的形式复活了。不仅科举复活，而且当年的科举制度下选官和学校制度不分的老病再次复发。现在的高考，怎么看还都像是科举的变种，不仅形式像，而且考试内容也充斥了八股味道。凡是高考及第者，一律转户口粮食关系，毕业就是“国家干部”，好像是23级（虽然比进士出来就是七品差了点，但考虑到大学的名额比当年进士及第不知多了多少倍，所以也说得过去了）。虽然号称是最革命、最先进的教育，但主旨却是跟当年确定朱注为不可动摇的标准一样，是一种给定结论（真理）式的教育，无论什么学科、什么问题，都有标准答案甚至是唯一的标准答案（甚至在今天，研究生考试，都必须将标准答案出好，以备教育行政部门检查，如果检查中发现老师判卷有不符合标准答案的地方，就要按事故处理）。当年是科举考试的内容成为学校（私学）教育指导，而今天同样的指导也发生在高考和中学教育之间。不仅科举复活，而且我们的学校以及相关的教育机构，也有复古的迹象。学校基本上变成了衙门，而教师有官阶和官身，但没有权力、薪水微薄而且寒酸，现在也差不多。过去是学官管着教师，现在依然，过去是学生看重学官而不看重教师，现在依然。虽然，改革已经有了30年历史，但由于教育体制的改革滞后，整体局面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观。虽然大学毕业生不再天然具有“国家干部”的身份，但学校和高考运行机制和内容，却是青山依旧、恶水照流。更要命的是，正像当年没有弄清楚病灶所在就贸然下刀子一样，现在改革的方案，也一样存在着打算倒脏水连小宝宝甚至澡盆也一并扔掉的现象。

实际上，科举的复活，是以一种扭曲的形式嫁接在我们的制度上，科举中最陈腐和选官的内容，被决然地按在了高等教育体制上，而干部选拔（选官）制度，却跟科举没有了关系。传统就是这样以错位的方式被继承了下来，结果是我们的高等教育和干部选拔制度，变得历史上空前的糟糕。我们一方面没有办法改掉高考像科举的毛病，更没有办法改掉教育按给定式形式灌输的弊病，同时也没有办法真正通过考试来选拔干部，例行的公务员的考试，到目前为止，仅仅是干部选拔制度的一个小小的补充。

废科举这件事已经过去了整整一百年，科举蒙羞了一百年，它留下的伤痕也让我们痒了一百年。在这期间，西方的学说我们不知引进了多少，知识更是添加到了不知爆炸了几回的地步，可是，我们的智慧好像还在原地打转，甚至还有点退步。当年现代性的变革骨子里是传统的套路，今天却也海棠依旧，甚至并没有红肥绿瘦。一百年了，觉得自己走了很远，走来走去，才发现其实还在古人的迷局中没有绕出来，甚至更糟。

私塾消失背后的黑洞

自从2002年我首先在《书城》上介绍了湖南平江的私塾之后，引起了各方的关注，大小媒体蜂拥而至，据说相关的讨论会也开了几次．在这个小小的热闹中，大家对平江私塾的论说，自然是七嘴八舌，说什么的都有，视私塾为“落后的教育形式”的官方言论固然令我不喜，对私塾一味的颂扬同样也使人胃口不爽。

令我想不到的是，2003年年底，我在香港访学的时候，一位到平江做节目的中央台记者电话告诉我，平江最后一个私塾随着岁末一块儿关门了。回来后，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位记者做的短片，这个解说词大体上是从我文章里扒的记录片，向世人宣告：中国从孔夫子开始的、延续了几千年的私塾教育，终于落幕了。

其实，平江最后一所私塾的关门，并不是中国私塾教育的终结，这个终结原本要早得多，大体是在清末新政废科举兴学堂时装入棺材，1922年白话文定为官方教材之后，钉上棺盖，及到新中国成立后，基本上已经入土为安了。我和妻子在平江发现的东西，严格来说，只能算是私塾教育在特殊环境下的残存的活化石，它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生物体上的意义，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已经等于消亡了。

平江私塾的最后消失，虽然比我的预期要早了一些，但也在情理之中，在汹涌到来的现代化浪潮中，跟全国其他地方一样，平江的山乡也是正在消亡中的农村。在我调查的当时，就已经感觉到，平江农村使私塾赖以残存的文化环境正在逐步破坏，成年人长年到广东打工的越来越多，当年的一位受访者在赠给我几首诗之后，就来信要求我替他在北京找工作。与此同时，人们的礼俗需要也在向时尚“进化”，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即使没有官方不合作甚至压制的态度，私塾也不可能长久地生存下去。

尽管如此，平江私塾的发现，对于中国的学界依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平江私塾的存在，事实上揭示了西方所谓的大渠道教育（学校教育）跟农村日常生活以及民俗环境的关系。

在传统的中国农村社会，虽然理论上有官学和私学之分，但真正起教育作用的只有私学。官学设在城里不说，而且基本上没有什么教学活动，官学对于农村社会的意义只是通过其学生（生员）体现的，对于农民来说，进了官学就等于跨进了科举的门槛，官学实际上等于是古代社会选官制度的一部分，所以，真正意义上的学校教育，是由各种名目的私学实现的，其中，私塾是最常见和普通的部分。

在接触平江私塾之前，我一直认为，由于戏曲说唱等小渠道教育，农民喜闻乐见，有寓教于娱的作用，所以理应是农村社会教育的主角，农民的意识构成，主要来源于这些说说唱唱的东西，所以，对于农村而言，小渠道教育的价值理应更重要。因此，在我论述传统农村教育的时候，给了小渠道更多的笔墨，对于乡村的学校，只是一带而过，然而，平江的私塾纠正了我的偏颇。

中国的农村，事实上是个礼俗的社会，以养生和送死为核心的人生礼仪活动，实际上构成了农村日常生活的骨架。对于局外人来说，婚丧嫁娶、拜寿上坟、年节祭祀无非是些繁复的仪式和吃喝热闹，但处在传统农村环境中的人，如果离开了这种仪式，日常生活就没有了灵魂，甚至可以说生活就没有了意义。一方面，传统社会的农民离不开礼仪活动，可另一方面，在那个时代，这些礼仪活动程序之繁复、讲究之复杂，又是普通农民所无法掌握的。所以，私塾教育除了文字和道德知识的传授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传授礼仪，即平江人所谓的“学应酬”，学生不仅要跟老师学习各种礼仪活动的仪式程序，还要跟随老师掺和婚丧嫁娶，现场实习主持仪式（主礼）。所以，传统的礼仪从内容到形式的传承，事实上是通过私塾来实现的。

在所有具有传授礼仪职能的私塾中，少数能够完成学业的人，无论能否进入官学，踏上科举的阶梯，都成为事实上的乡村之“儒”（儒的本义就是主礼者），能够熟悉和主持礼仪，不惟受人尊重，而且能多得一份收入（当然，有功名的人更具有主持礼仪的资格，只是身份太高的人，比如举人老爷，不大可能受如此的辛苦，一般只是象征性地过过手，比如“点主”，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真正的主持者还是那些没有身份的“儒”和穷秀才）。而多数只识了几个字半途而废的农民，也因多少了解一点礼仪知识，而成为礼仪活动很能配合的一群。

据统计，在传统时代，农村中男性成员，上过私塾的人比率是相当高的，可以达到50％左右（参见E. S. 罗斯基的研究和李景汉的定县调查），有这样大的一群人很懂行的配合，任何复杂的礼仪活动都可以顺利地展开。

我在许多地方收罗旧书时，都收集到了一些线装和手抄的“礼仪书”和“称谓录”之类的东西，礼仪书上把婚丧嫁娶各种礼仪形式的程序、步骤都讲得十分清楚，关于丧礼，不仅有仪式程序，还有各种挽联的写法，甚至我还见到过一本手抄的《写包本子》，是专门介绍如何写上坟的“红包”（纸钱袋）的，里面，针对不同的对象，有不同的写法。这些东西，据说已经传了几辈、十几辈子（从其破旧的程度也可以看出），看来，农民很早就把礼仪从儒家典籍中简化出来，变为切实可行的教程。

“礼”在农村社会的意义，很大程度上在于秩序的建构和维持。农民固然可以从乡间戏剧说唱中知道什么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仰慕忠臣义士、义夫节妇，但却只有在不断的礼仪演练中，才可能明了什么是大小尊卑、昭穆远近，学会怎么样进退有据、行止有节甚至礼让恭谦。从某种意义上讲，煞有介事的礼仪气氛和一板一眼的礼仪程序，是乡民学会服从秩序的最好老师，而演礼导致的肌肉记忆，远比言者谆谆的说教更有效。也可以说，乡村社会的秩序，主要是靠礼仪活动的展开来维持的。也许，这就是为什么自孔子以来，儒家学说的内涵经过了许多次的转换，但“礼”依然是其核心内容的原因。

实际上，私塾的其他教学内容，也跟“礼”不无关系。对儒家经典的学习掌握，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学习“礼”的内涵，而文字的训练，比如“对对子”的练习，在乡下的功用就是写对联，对联不仅用在年节，而且用于相互往来、吊死贺生。从这个意义上，上学才真的能实现“知书达礼”。

因此，我们说，私塾教育和乡村社会的日常生活是密切相关的，属于一个有机的整体，私塾和乡村社会的乡绅一样，具有牵一发动全身的地位，私塾教育的缺位，从长期来看，不仅会导致农村识字率的下降，而且会使乡村社会的既有秩序出现紊乱。

显然，清末新政以来的教育改革，对农村社会产生的影响，事实上超过了学者们所能给出的估量。传统私塾教育的迅速衰落和乡村精英的流失，背后是农村日常生活的失常和礼俗秩序的紊乱，在军阀混战的大背景配合下，最后只能导致乡村暴力化倾向的泛滥，对中国的未来政治走向产生了导向性的影响。当然，任何后发现代化的国家，现代化的过程总要付出代价，也许有人会说，乡村的衰败，就是现代化不可避免的成本。然而，清末以来教育改革的成本，并没有在乡村的迅速败落面前停止支付，所谓新旧教育嬗变所蕴涵的文化尴尬，实际上一直折磨着国人直到今天。

晚清以来，传统和现代的二元对立日益凸显，传统就意味旧，意味着落后，现代则代表着新，代表着进步，体现着进化的方向，只要是现代的，就意味着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和行动上的可行性。更可悲的是，作为被西方逼上现代化路径的中国人，我们几乎忘记了在所谓的传统和现代的二元话语中，事实上隐藏着的中西文化冲突的命题。西方的传统和现代命题和我们的并不是一回事，他们的传统与现代是一个脉络里的延续，现代里也包含传统的东西，现代对于传统，更多的不是背反，而是扬弃，甚至现代性的启蒙，也可以借复古的名义进行。但是，到了中国的语境里，事情则发生了变化，传统意味着中国，而现代则等于是西方，现代化的过程，不管我们有无自觉，事实上都饱含有以西方替代中国的意义。以汉语教学为例，在基本上放弃了拉丁化的尝试后，绝大多数教和被教的人，其实并没有意识到我们的教学实际上还是一个“以夷变夏”的过程。其实，自《马氏文通》以来，汉语一直在被主谓宾、定补状的语法体系所阉割着，被名词、动词、形容词的分别肢解着。从小老师就告诉我们，王安石的名句“春风又绿江南岸”之所以有名，是因为他把形容词“绿”当作动词用。长大了才知道，其实汉语原来根本就没有这种动词形容词的分别，所有的语法概念，不过是人们借来以来切割，不，凌迟汉语的西方语言学的手术刀。当然，跟所有的手术刀一样，凡是叫这个名字的东西，都意味着“科学”，因此具有无法抵御的魔力。

更耐人寻味的是，从白话文的改革到汉语拉丁化的尝试，主导者莫不以平民主义为圭臬，据说把“引车卖浆者流”的语言引入书面文字，不仅可以把文言的死文字变活，而且还可以提高平民的识字能力。然而，在改革实践中，真正落实到纸面上的文字，则流为各种形式的欧化语式，长句子加倒装只是比较露骨的一种，而较为活泼的散文体则比较隐蔽。

而落到教育层面（白话文的提倡，没有经过几场像样的战役，就在提倡尊孔读经的北洋政府首肯下，在全国中小学推行，1922年北洋政府宣布废除所有的文言文语文教材，代之以白话文），白话文的教学，并没有获得提倡者预期的效果，使平民的语言学习更加便捷容易、书面的文字能力得到迅速的提高。美籍华人学者唐德刚说，他在私塾的时候已经读了《文选》和《通鉴》这样的大部头，转入小学却要大念特念《早晨和雄鸡》：“喔喔喔，白月照黑屋……”这种“喔喔喔”的语文教育，固然背后有西方教育学和心理学的支撑，但喔不出名堂是肯定的，身为学者，吃文字饭的唐先生，他用中文写作的功夫，估计十有八九不来自这些“喔喔喔”。今天，语文教学效率低下的问题，已经成为教育界和网上议论的话柄，九年、甚至十几二十年教不出能写流畅母语文字学生的现象，并不是个别的事例。然而，我们的教育部门，其实对此并不真的在意，因为，说到底，现在衡量国家教育的现代化程度的指标，跟学生汉语程度的高低没有多少关系。

尽管私塾因师资和生源的差异，教学效果不一，但在汉语教育上的功效，却是不容否认的事实，这说明，传统的学校教育方式，应该有其合乎汉语规律的成分，尽管它很土，很不现代。

不仅如此，私塾还告诉我们，对于中国人来说，语言的学习，并不只是个文字的识别掌握和训练的问题，汉语教育，原本就和中国文化的母体息息相关，当中国文化的命运沦落到被逐渐边缘化地步的时候，学生对汉语的掌握不可能好，甚至，对汉语本身都不会太在意。

眼下，高考的英语已经和汉语语文一样，达到150分的水平，意味着在中国的中小学里，英语的学习的时间和力度都要超过汉语。教育部所提倡的英语教学，正在成为时髦，中国的现代化，终于迎来了它的双语时代（其实是英语偏重的时代），也许，过不了多久，我们就会像香港一样，学生会写汉语不多了，人人说话都夹杂着一个又一个的英语单词。西方人说，所谓的中国人，不是一个种族的概念，而是一个文化的概念，不知道按这个说法，到那时候，这个世界还有中国人没有？

私塾的消亡，暴露的是一个巨大的文化黑洞，里面伸手不见五指，但正吞噬着一切。

2004年4月11日深夜

历史在大学转了一个圈

我曾经说过，历史的好玩之处在于，它不见得总是推陈出新，而是经常旧戏重演，演员虽然变了，但戏的内容却依然如故，有的时候连戏名都换了，曲牌也不讲究，乱七八糟，但是细听听，还是那个老调子，连台步都按老规矩走得一板一眼。

按道理，旧戏重演，靠的是演员一辈辈地心口相传，过去唱戏的师傅，除了教徒弟唱念做打，就是口授几出戏，肚子里的戏越多，师傅就越值钱。但是，历史上的旧戏重演，却没有师徒相授，可一样传得真、演得像，看来，咱们中国人的历史，背后有一个老是重复的大脚本。

蔡元培先生以北大知名，北大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蔡先生回忆说，在他接掌北大之前，京师大学堂的遗风犹存，学生在学校，不是为了求学，“只要年限满后，可以得到一张毕业文凭。教员是自己不用功的，把第一次的讲义，照样印出来，按期分散给学生，在讲坛上读一遍，学生觉得没有趣味，或瞌睡，或看看杂书，下课时，把讲义带回去，堆在书架上。等到学期、学年或毕业考试，教员认真的，学生就拼命的连夜阅读讲义，只要把考试对付过去，就永远不再去翻一翻了。要是教员通融一点，学生就先期要求教员告知他要出的题目，至少要求表示一个出题的范围；教员为避免学生的怀恨与顾全自身的体面起见，往往把题目或范围告知他们了。”学生的另一个毛病是，专门研究学术的教员，并不见得受欢迎，“考试严格一点，他们就借个话头反对他，虽罢课也在所不惜。若是一位在政府有地位的人来兼课，虽时时请假，他们还是欢迎得很，因为毕业后可以有阔老师做靠山。”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前蔡元培时代的大学，是前清衙门转来的，清朝的大臣，奉旨办学，办的就是官学，京师大学堂原来只招进士，科举停办，大家都把大学堂当成翰林院，毕业生就是翰林。以至于有个大学究陈汉章，大学堂请他去教书他不干，非要去做学生，为的就是日后可以做“翰林”。因此，习惯上，学生被称为老爷，而监督（校长）及教员都被称为中堂或大人。

不幸的是，北大已经庆祝过自己110岁诞辰了，我们大学里的学习景象，居然跟前蔡元培时代的北大如此相像。教师一份讲义打天下，通吃多少年，纸黄页烂不肯换，倒是可以评节约标兵。比那时进步的是，老师不发讲义，要靠学生当堂记笔记。学生们平时不烧香，考前磨着老师要考试范围，老师不肯给的，临阵磨枪，狂背笔记，上课缺课多的，则借同学笔记复印完了再背。老师肯通融的，则师生皆大欢喜，掌声雷动。对于相当多的学生而言，最好的老师，就是那些上课不负责、考试宽容放水的老师，他们不在乎学到了什么，只在乎那张毕业文凭。连当年学生对教师的态度，都在重演，认真负责而且有点学术水平的老师，不见得真受学生欢迎，而那些在政府里身居高位，或者曾经身居高位的人，无论在学校里做兼职也罢，来挂名也行，都无一例外地受到热捧，哪个学校那些兼职的博导们，都有最多的人报考，得以厕身高官或者曾经高官的门墙之内，不仅在“毕业后可以有阔老师做靠山”，而且毕业的当口，就有若许进入仕途的便利。官大学问大，不仅在大学体系内是颠扑不破的铁律，也得到相当一部分学生的认可。稍有不同的是，学生不再是老爷，他们已经变成了听话的良民和不听话的刁民，老师类似于三班衙役，而管理人员则是六房书吏，我们的校长和院长，则是不折不扣的大人，青天大老爷。

中国的大学，走过了百多年的历史，曾经，我们的大学已经走出了文凭时代，这个出走，是以蔡元培北大的改革为标志的，可是到今天，我们居然又转了回来。奇怪的是，在已经早就不包分配的情况下，学生对于学校的要求，还只是文凭，而学校方面对于教学学生如何适应社会需要，也没有多少改进，甚至感受不到改进的压力。社会对于大学的期待，好像就是一个盖章发文凭、戴方帽子的所在。

西方总是在嘲笑我们历史的循环论，但是，中国的历史还就是总是在转圈，转一个，又一个，什么时候，我们能从这圈里走出来，而且永远不再钻进去呢？

武夫军汉办大学

大家都知道，北洋时期是武夫军汉当家，这些武夫军汉我们平常管他们叫军阀。在现代中国，凡是被称为“阀”的，都带有贬义，军阀尤甚，所以一提起军阀，人们脑海里立刻冒出来的，就是些专横跋扈的军人，打砸抢，吃饭不给钱，抢女学生做小老婆，随便杀人，等等。当然，这么干的军人不是没有，打起仗来，尤其是打了败仗之后，干得比这过份的也不少。但是如果用这些行为来概括所有的军阀和军阀所有的行为，好像也不合适。

北洋时期，媒体骂军阀，骂也就骂了，最大的惩罚是派人封了报馆，往往是这边封，那边又开了；抓记者枪毙，那是北洋末期，胡子出身的张大帅当家时候的事。大学里，教授们爱讲什么讲什么，当局如果想派进个校长去，教授如果不同意，任谁也没辙，武夫们居然就是不敢派兵护送强行进入。更有意思的是，某些武夫军汉，居然自己办大学，比如唐继尧办了东陆大学（即后来的云南大学），张学良办东北大学，连布贩子出身的曹锟，也办了一所大学——保定的河北大学。

唐继尧和张学良，都是喝过墨水的人，出过洋，见识过，有点闲钱，办个大学，不奇怪，曹锟一个粗人，虽说也上北洋速成军事学堂，但那是混出来的，在家乡，人送外号曹三傻子，而且，他所在的直系，一向钱紧，居然也有兴致办大学。

曹三傻子办的大学，不是军校，而是一所综合性大学，在原保定农业专门学校基础上扩建而成，那一年，是著名的1919年，那年，曹锟在做直隶督军。督军是一省的天，但在这所大学里，教授是天。

曹锟出钱，管事，但是，办大学，靠教授。进学校来，如孔夫子进太庙，每事问，问谁？问教授。他经常说，自己就是一个推车卖布的老粗，什么都不懂，大学得靠教授。只要他在学校，就经常在教授休息室候着，对下课的教授嘘寒问暖。大暑天，在教室外面看见教授讲课讲得满面流汗，就命令校工上课的时候送毛巾到课堂上，给教授们擦汗，后来干脆往教室里装了铁柜，放冰块降温。每逢发工资的时候，曹锟都嘱咐行政人员把大洋用红纸包好，用托盘托着，举案齐眉式地送给教授。

河北大学的教授工资，要比北京的一些大学稍低，但对于物价比北京低得多的保定，一个月二三百大洋的工资，已属天价，曹锟的副官们，能拿到零头，已经要念佛了。但是这样的工资，曹锟居然感到有些歉疚，看见教授在用显微镜做试验，居然说，你们这样用脑子，每月那点钱，抵不上你们的血汗呢。

这位粗鲁的军汉，对学生要粗一点，文化低、词少的曹督军曹大帅，偏爱给学生训话，每训必强调尊重教授，说这些教授都是我辛辛苦苦请来的，如果谁敢对教授不礼貌，就要谁的脑袋。然而，没有哪个教授把所谓的学生不礼貌行为，告诉曹锟，因此，也没有谁真的掉了脑袋。

事实上，对曹锟这种人来说，办大学，跟比较开通的财主在家里办私塾的心态差不多，无论布贩子出身的曹锟怎么开明，怎么喜欢附庸风雅，他办大学，也只是给他的家乡办一个大个大私塾，教授，都是他为家乡父老请来的“西席”。对教授的尊敬、厚供给，就如同一心希望子孙争气的乡下财主，自己舍不得吃，也要让老师食有鱼，起居有礼。而且学生不听话，也都放任老师去责罚，如果老师为此告状，学生多半要挨一顿揍。这样的财主，这样的事情，在过去的时代，每个好一点的乡村教师，都会遇到。

曹锟其实根本不明白什么叫学术自由，什么叫教授治校，连什么叫做现代的大学，他都没有见过，他熟悉的，只是怎样管大兵，立正稍息，齐步走，奖就是大洋、升官，罚就是军棍、禁闭和砍头。但是他没用军队的一套来办大学、管大学，尽管他也在大学里安排了一些昔日的副官马弁，但是这些人，都成了伺候教授的跑腿，连曹大帅都对教授一说话三点头，他手下的这些小军汉们，还不只有听喝的份？

形势比人强，那时的大学，全中国都这么办，武夫军汉来办，自然也得这么办，不这么办，就不叫大学。看来，谁来办大学并不重要，即便是一个大学问家来办大学，赶上一个大学不叫大学的年代，也只能办成衙门，反过来，武夫军汉，赶上合适的时候，也能办出一个像样的大学来。

同文馆的成就

1862年，北京出现了中国第一所国立的教西洋文字的学校，名叫同文馆。

这所学校，教洋文的教师一概都是外国人（后来教西学的也大部分是外国人），一句中国话都不会说，上课绝对的“情景教学”。学生初进馆，每月3两银子的补贴，以后陆续增加，最多可以达到每月12两，当时一个七品的翰林，每年俸禄不过45两。不仅补贴可观，而且管吃管住，除了衣服之外什么都管发，据进过馆里读书的著名戏剧理论家齐如山回忆，馆里的学生每六人一桌，每餐四大盘、六大碗，有鱼有肉有海鲜，夏天还有一个大海碗，放着水果莲藕什么的，冬天海碗改成火锅，什锦锅、白肉锅和羊肉锅任选。如果这些你都不乐意吃，那么可以另外随便点菜，如果学生来了客人，也可以随便要菜，一个子都不用花。就这样，同文馆的学生还动不动就嫌伙食不好，摔碗砸碟闹罢餐。

同文馆开始的时候设英、法、俄文三馆，随后又加了德文馆，分前馆后馆（高年级和低年级），后馆比照西方的中学，前馆比照西方的专科，学制八年，从小皇帝同治登基开始办（1862），一口气办了20年，转眼到了光绪年间，俄国人总是借勘界的机会，蚕食中国的领土，跟俄国人交涉成了大问题，总理衙门想起了同文馆，于是到馆里找人才。一下子从俄文馆找来了七八个学生，一个俄文学了13年，其余的也学了7年，结果呢，没有一个懂俄文的，成绩最好的一个刚刚能把俄文字母念上来，其余的连字母最多也不过认识一半。

原来这所西式的国立高等外语专科学校，虽然设施好、待遇优，但师资可是一般般，有学问的西方人，在那个时候根本没有人乐意来中国教书，即使有乐意来的，中国的官僚机构也请不到，结果是一群粗通文墨，甚至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老外混了进来，其中不乏下级军官和士兵，自己连象样的文章都读不通，上课只好呀呀呜。好在从学校负责人到学生，对外国的事情什么都不知道，只要判定人家是洋人，也就可以了。师资差，管理更差，同文馆从开办那天起，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衙门，管理大臣外加提调、帮提调以及一群办事人员，除了公文往来，就是面上的安排，只要学校开张，课堂有人，其他的什么也不管，也管不了（还好，还没有假装懂行）。

同文馆的毕业生，最出息最有名的一个，是齐如山，此人帮助梅兰芳策划了京剧的改革，使梅走向了世界。他在戏剧上的造诣，也许跟在同文馆上学，待遇过好，课程太松，有时间有精力和闲钱去泡戏院有点关系。

最后说一句，京师大学堂开办后，同文馆的大部分呀呀呜的外国教授，都进了大学堂，直到蔡元培时代才恨恨地走人。

（全稿完）

《中国教育病了吗？》从中国教育现状入手，对当前教育体制、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中存在的种种弊端和相关问题，进行了理性的批评。张鸣教授行文深入浅出，观点犀利，观察问题真切深刻，针砭时弊痛快淋漓。他的博学与明辨，为深陷教育误区的教育工作者和广大家长，对反思教育的缺陷，改正教育的弊端，寻找教育的出路，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出品人　：和　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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